旧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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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山河》

正文序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中国历史我读得很少。当然最主要是由于懒散，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脸谱式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知道刀尔登不过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这个份儿上当然不易，但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绵延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这种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的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2011年11月于北京

正文鸿罹

清初的唐甄著过一本《潜书》，里面有篇《室语》，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他和家人围桌进食。唐甄说，这鱼味鲜，买时一定是活鱼。家人说，倒也不是，但买时鱼刚死未久，又天寒，所以新鲜。唐甄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连声哀叹。家人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一直有些心事，今天吃这鱼，忽然想起来，所以感叹。

他的心事，原来是一篇见解。其中的一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唐甄的名言。但他通篇意思和那鱼一样，并不十分新鲜，不过是将孟子的主张，用狠劲重说一遍。他以鱼为喻，把暴政杀人的事说了半天，家人听后，这鱼是吃不下去了。

唐甄可谓执著。便在今天，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朋友小聚，本来打算说些闲话的，其中的一位，忽然提起时政，于是桌上的风向便转，由轻松变为激烈，由愉快变成沉郁，多么杀风景！但喜欢这类话题的，又认为只谈闲篇，是言不及义，慢慢地，便有了一种隔阂。

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感兴趣的读者，不知会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

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其中包括艺术家、诗人、旅行家，多一半对如何“致太平”，有一肚子主张，而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最大，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想出了什么呢？

我知道许多读者，在读古代的子书时，会产生厌倦之感，因为说来说去，总是一套话，看一种尚觉新鲜，看了两千年里的书，便会想，为什么不换些话题、换种想法呢？但若了解这些著作的背景，便知作者也是有所不得已。

唐代长安城，有个叫张干的莽汉，把狠话刺在两条胳臂上，左臂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是“死不畏阎罗王”。死后的事先放下，在活着的时候，看来，权力是最可担心的事了。古代的思想者也是如此，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

我们看到，连画家、诗人，也或明或暗地发表政见，一个读书人，如果真的缄口不谈国事，反倒要被认为没有心肝，特别是在激荡时期。那么，这么多出色的头脑，有这样的讨论气氛，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没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思想体系呢？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同类思考的话，他们的工作，甚至构不成思想的基础。

原因之一，自然是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没办法凭空想出“古怪”来。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意料之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中国古代虽有专制，远非完美，但在这一点上，已有其大概。

但在这一点上，谁忍心批评前人呢？同情人民，难道不高贵？反抗压迫，难道不勇敢？有些事情，虽知其不可，也不得不为，何况谁又能预知可与不可？当强权渗透一切时，谁又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脱出权力的议程来反对权力？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不知不觉中，牺牲了学术前程。他们的头脑，若用在他处，当有更大的作为，但若真那样，他们的良心又将不安，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两难。明清之交的顾炎武，不少遗民对他是有一些腹诽的，因为他总是若即若离，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学问也没扔，就连四处观览，口头上说是为了兴复之计，其实也是在追逐自己对舆地学的兴趣。我以前是不喜欢顾炎武的这种态度的，现在想来，又觉得有些道理。

唐甄在另一篇《潜存》中，讲自己“四十以来，其志强，其气锐，虽知无用于世，而犹不绝于顾望，及其困于远游，厄于人事，凶岁食糠粞，奴仆离散，志气销亡，乃喟然而叹曰，莫我知也夫”。他描述的不是他一个人，比如在顾炎武的时代，许多人放弃了日常的幸福，只为了反抗那当反抗的。我们赞美他们的顽强，又不得不感叹强权之强，有出乎我们意料者。

正文摸——烟——兔

这一篇是闲谈，没有专门的话题。

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和旧史沾点儿边的专栏，便误以为我真懂历史，问道：明末流民造反，天下流血，或可以明政残暴、仇恨山积来解释；唐政没那么糟糕，为什么唐末暴动的杀戮也那么惨呢？我哪里答得出，只好含混地说，也许各代都是那么乱杀的，只是有的记录多些，有的缺记了。

人感知世界，最重要的手段是视觉和触觉（我国人也可能认为味觉最重要，另议），即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略，如人的感情。有句话叫“闹情绪”，一个“闹”字，似乎在说对方耍小孩子脾气，买根冰棍哄一哄，或竟不用哄，过一会儿就好了。不妨想象情绪是发光的，一旦激荡出来，绝不会平白消失。那我们站在高处，就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情绪地图，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哪里的情绪是粉色，哪里又是黄色的——情绪是会变化的，不满会积为愤怒，愤怒不得出路，会变成仇恨。仇恨是什么颜色的呢？假设是蓝色的，崇祯皇帝登到高处，看见天下一片蓝，当知不妙，改而更张，也未可知，不过那时多半已经晚了。仇恨不像愤怒那样有一个要求，仇恨是种状态，是对任何事情愤怒的状态。崇祯这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没人满意，也许他为自己计，正该一如其旧，因为如果他在愤怒中倒台，肯定要被骂为昏君，而在无明确目标的仇恨中亡国，大家忙着厮打，倒不大冲着他来了。

我的那位朋友，在读明代几位最杰出的遗民的文章。他说，这几位，头脑都是极出色的，对于旧政的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为什么一旦试图“立万世法”，就又绕回去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一个故事，不妨说给你听。

那是一件真事，曾登在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有一家人，把农药洒到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将粘到农药的上层面粉掸掉，用剩下的“好面”做了一锅馒头。这一来全家进了医院，当家的男人死了。农妇哀定后，想馒头用面多，故有危险，如用来包饺子，想必无事。吃饺子后，全家又进了医院，死了一个女儿。农妇再也不敢吃这面粉了，便拿它喂牛。不用说，又把牛毒死了。

这个故事又悲惨，又好笑。与其批评农妇的愚蠢，不如哀怜她的贫困。思想的贫困也是如此，再杰出的头脑，也没办法超出经验（包括为自己所知的他人经验），凭空想出什么来。古代每一次改朝易代，都发生一回大规模的“反思”，但想来说去，必至毒死牛而后已，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的朋友欣然道，现在好了，有全人类的经验可供使用，若是起王、顾、黄诸人于地下，想必是极出色的导师。我说也许吧，不过使用别人的经验，不会那么顺畅，你说的几位，王夫之、顾炎武会如何则难说，黄宗羲就未必喜欢，说不定他会纠缠于体用之辨呢。朋友说，我不同意你的话，人见到好的，便知其为好的，这一点连咱们平凡的人都能做到，何况那些聪明绝顶的人？我摇头说，要是那么容易，早就好了。前一阵子纪念辛亥百年，出了好多文章和书，我也跟着读了一点，读到一些激烈的人，没过几年，一转而为另一种主张，开始讲国情，辨时化，不知是今是昨非，还是今非昨是。我便想，人的意见，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以后再学新知，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去；有的人言高论深，令人佩服，偶尔在一件小事上，说出的话吓你一跳，借用鲁迅打过的一个比方，皮袍下露出一个小衣角，便可知马褂始终贴身穿着，迟早要回到本色上。

朋友道，你这议论未免太苛，人固然不能尽弃早年所学，但去旧更新，例子很多，岂能一概而论？我说，是的，我只是想起了一点事情，故有此论，其实择善而行，执中以论，原不必以新旧为念，只是人要清楚自己到底在主张什么，竟是意外地困难，这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所以知道。朋友说，说起这个，我想到一个故事，讲给你听。

我的朋友说，有位教师，一直把“免”字读成兔子的“兔”。这天讲拼音课，遇到“免”字，向学生拼道：“摸——烟——兔。”

是的，还是兔。

正文李贽的自由

一直想说几句，一直不知如何说的一位人物——李贽。

李贽的书，胡乱读过一点点，每回掩卷之后，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主张？他是专唱反调的人，作风凌厉，令人佩服，一旦正面说话，似乎又无甚高论。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讨论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李贽为重要一环。确实，哪怕是在最好的监狱里，李贽也是最坏的囚犯：“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纵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

这是李贽很有名的一段话。他的这个脾气，我是顶喜欢的。我又想，如有机会见到李贽，不妨问他一句：您老不喜欢被人管，我们都是知道的，那么，您喜欢管人吗？之所以想问，是因为对他的想法，实在没有把握。比如李贽赞美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他还夸过朱元璋是“千万古一帝”，咱们就当他是明代臣民，不得不然，但他怎么会喜欢秦始皇呢？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使扶苏嗣位，便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

李贽厌恶当世儒生，儒生是骂秦始皇的——始皇坑过儒，李贽便对秦始皇生出知己之感——我开始想，如果李贽在明朝管文化，怕也未必高明。他不是说过，焚书令“大是英雄之言”，坑儒是“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吗？

说到自由，我这个年纪的人的“自由观”，可以追溯到《反对自由主义》，里面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我现在记得有“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还有一条，是“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那时的人写总结，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缺点，就胡乱加上一条云“有时犯自由主义的错误”，盖这错误在当时不算严重，故都用它挡箭。我亦如此，时间久了，觉得无缘无故，每年都要踩这主义几脚，以至于有些同情了。

“自由”一词，现在的用法是混乱的。在古代，曾经简单，系“由自”、一决于己意的意思，“威福自由”、“取予自由”等，盖用在大人物身上，权柄他移，自己做不了主，便大呼不自由。大概是唐代的诗人，给了“自由”一词新义，如杜甫的“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韩愈的“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这个境界，有点像郭象说的“自快得意，悦豫而行”，和我们今天说的“自由”，是不是有些接近呢？

不一定，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些喜欢任情适志的诗人，打算怎么实现它。退出或半退出社会，是古代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出路，但既行不通，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关系不大，如果仍留在社会里，他们想怎么获得自由呢？至少李贽是没细想过的。他若有幸生在秦朝，“本府本县公祖父母”会少管他吗？或者他别有打算？我们喜欢的，是“我的越多，你的也就越多”的自由；还有一种，也占着这词儿的，是“我的越多，你的就越少”的自由，李贽会倾向于哪一种呢？

个人的自由，必得向社会中寻，正如社会的成功，必得着落到个人身上。李贽抱怨他身受的管束，谁不是如此呢，但人们日常感受到的拘束，是不自由的原因吗？也未必。欧克肖特说得好，自由来自于缺乏压倒性的权力集中：“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因为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允许有无限的权力——没有领袖、派别、政党或‘阶级’，没有多数，没有政府、教会、社团、贸易或专业协会或工会可以这样。”（张汝伦译文）

卢梭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未免有些娇气，想当女婿，又想不要丈母娘——其实，只要这些枷锁，没有一种是绝对的，人尚可是自由的。李贽感受到的压迫，根源并非在批评他的道学家，而在于他喜欢的秦始皇，他是认错人了。

前面说到年幼时的某种经验，又想起李贽的一段话——与本文主旨无关，却既然想起，便舍不得不引用一下。他说从前自己的脑子省着不用，“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影，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话可以拿来自诫至老。

正文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

“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是赫尔岑的一句著名谶言。我没有读过它所处的文章，又查不实这句话的上下文，但我想，无论上下文如何，无论将“成吉思汗”作为暴政之象征是否符合史实，这个短语都是意味深长的。

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多把成吉思汗当成暴君的代表，赫尔岑是俄罗斯人，想必更倾向于这种评价。成吉思汗杀人如麻，但中国人更熟悉的，是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印象又是一种了。

曾有朋友拿一个荒唐的老问题来问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说，春秋吧。他说，那个太古了，换一个。我认真地想了想，说，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着天热，将一顶汉奸的帽子劈头罩来。我说您别急，听我一一道来：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睢景臣写高祖还乡，“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膛。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这种反皇权的曲儿，还有更多的嘲谑、谩骂且语涉政治的作品，在元代遍地皆是，换个朝代您试试？蒙古人对文事不太留意，懒得管你说三道四。就算是有人管，你是愿意对方深通文墨、心思细密呢，还是愿意对方“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呢？

元代赋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学。许多文人，没了正统的出身之路，颇有牢骚，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这些人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书无用，难道不强过读书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贤，去做那郎君领袖、烟霞状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窝蜂地去做官讲道，官也没做好，道也没讲好，先把个活泼泼的曲儿剧儿失传了。

百年蒙元，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有野蛮的军管，区别种姓，以聚敛为头等大事；另一方面，那又是中国最少意识形态控制的朝代。蒙人粗暴但并不苛细，管理漫无章法，几近于“你把钱粮交来，剩下的事不要来烦我”。魏源说元政“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稍嫌溢美，但明初君臣认为元朝以宽纵失天下，确实合着两三分实情，并非只是先为暴政之容。如元代没有完整的法律，后来吏治又坏，狱讼几无道理可言，但并不以残杀为事，连死刑也拖着不执行，至于“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这和明代的血腥，相去就很远了。

蒙元官方，并不是真心想放松控制，说到底，他们是没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控制社会的能力有限。

专制也是个技术活儿，古代的君主，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心有余”也说得不对，没有电报机之类以启之，他们无法凭空生出许多后世才有的豪情壮志。明代加强专制，大不了是建立国家警察、厂卫之类，侦缉天下，又能怎么样？扒在人家的窗外偷听，虽然吓人，效率却低，除非天下人一半入了厂卫，否则能力平平。

那么，假设“成吉思汗”（在赫尔岑的象征用法上）有了电报机，有了火轮船和铁路，会怎么样？有了热兵器、原子弹，会怎么样？有了蜂窝电话和互联网，又会怎么样？赫尔岑虽有预感，实情会如何，他是不知道的——还是那句老话，当然，咱们也不知道，但咱们可以想象，比如若干年后，地球上又有“成吉思汗”，拥有各种新技术，那将会带来怎样一种沦肌浃髓的快感呀！而反抗那崭新的“成吉思汗”，又将是全新的题目，旧有的经验怕是有一半都会失去效用的。

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可怕。我看过些反乌托邦小说，或科幻电影之类，对里边的渲染，不是很有同感。再新的技术，顶多让“老大哥”无所不在，但那并不能实现完美的控制。完美的控制，需要完美的、被权利彻底腐化的人民，令人人都是“老大哥”，人人互相迫害，传递不幸，“成吉思汗”才得乘隙宰制无余。电报机之类，固有助焉，毕竟只是工具，代替不了那根本的工作。

正文怎么办

古代的一大政治神话，是以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天下”为何物，已经很暧昧了；“人心”云云，更是一笔糊涂账。《过秦论》之前，这个神话最孜孜不倦的宣传家则是孟子。孟子最爱讲的道理，就是仁者无敌，民意即天意。但真的是这样吗？所谓民意，真的天然地就能把自己表达为一种政治力量吗？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在庶民同任何先进的思想隔离开的时代，孟子的想法也不算错。他又说过，“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谁是这样的人呢？陈涉、吴广？他们虽有可能是思想的矮子，确乎是行动的巨人。不过我们也知道，他们什么也没改变。

庶民如此，士呢？先秦真正从个人立场思考“怎么办”问题的，是庄子和屈原。我们又知道，庄子是以“惹不起躲得起”为主张的，屈原倒是秉道直行，行到了汨罗江里。孟子也提到过个人方案，不外乎“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养吾浩然之气”之类，是失败的另一种说法。

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说起孟子，常会联想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过两篇以“怎么办”为题的文章（原题比“怎么办”要多一两个字，为了行文方便，一概称之为《怎么办》）。在第一篇《怎么办》里，他把自己行善的失败经历，总结为“先制造穷人，再去帮助他们”。发现这一点后，他在乡下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已经失败了，“科学和艺术界的人什么都不缝”，所以科学是骗局，艺术无聊而又腐化心灵——听起来像什么？《老子》。是的。托尔斯泰的额外希望，是女性教养出一个个小耶稣来——“是的，妇女，母亲们，人类的救赎，在她们手中”。我对托尔斯泰和女性都是万分尊敬的，但读到这最后一句，无法不觉得托尔斯泰的这次思考是失败的。

在行动者的眼中，托尔斯泰更是完全的婆婆妈妈。在托尔斯泰的《怎么办》前后，有两部更著名的《怎么办？》，一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部是列宁写的。列宁的著作，按要求，中国人都该熟悉的，不用多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一部用良知和理性写的小说，在后世，被称为激进主义的“圣经”。我上中学时，很崇拜里边的拉赫梅托夫，为了写这篇文章，三十年后重读车氏的《怎么办？》，心里却在嘀咕，幸亏这个魔鬼是虚构的。

“怎么办”的问题，真的那么难吗？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人，真的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这个问题吗？托尔斯泰的第二篇《怎么办》，冥想让位于实际的思考，然后他得出了一个以为是最后的答案：你不该想象自己作为什么群体的成员或代表必须做什么事，而应该作为一个人，按其本性，去做那个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我有点喜欢这个答案，尤其甚于喜欢那类深远的谋划。但我们的本性是纯一的，只能引导出一种行动吗？如果不相信托尔斯泰相信的永恒法则又怎么办？

托尔斯泰曾给辜鸿铭写过一封公开的回信，里边有对中国人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不要用改良或更激烈的方式去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应该按照本性做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暴力，“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会自然消亡”；第二个建议，是不服从政府，不执行官吏的命令，不去协助奴役和掠夺，“道”就会把自由降到人间。这两条建议，在我们看来，是彼此冲突的；如果托尔斯泰觉得不冲突，只说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罗斯别有国情。另外，我们大概也不会同意托尔斯泰对本性的看法。

托尔斯泰和孟子都是善良的人。我喜欢托尔斯泰的从个人立场考虑问题，我也喜欢孟子的道德勇气。但“怎么办”的问题，他们都没给出满意的答案。也许，广告说的是对的，Just do it，因为，它有可能切中我们本来就一直在用生活一遍遍回答的问题。

正文鲋人

还要说几句嵇康。清代的赵翼说：“东汉士大夫以气节相尚，故各奋死与之拄，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至唐则仅有一刘对策，恳切言之。明则刘瑾时，仅有韩文、蒋钦等数人；魏忠贤时，仅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等数人，其余干儿义子建生祠，颂九千岁者，且遍于缙绅，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赵翼是在借宦官事发牢骚。而所谓世变，或士风之变，方面甚多，不是“气节”二字所能概括。从两汉的昂扬，到魏晋的消沉，再到后世的重施脂粉，再作冯妇，在世面上得意的士人，被束缚在局中，实亦颇有失意之处，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

嵇康被杀，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但朝野有力之人，为什么没一个出面救援？一大原因，自是党锢以来，诛戮过盛，士气摧折，自顾不暇。仅仅如此吗？再从司马氏的方面看，嵇康对政权的威胁很小，而名气极大，以小故诛杀有大名的嵇康，司马氏就没有顾忌吗？莫非他们预先知道，此举并不会遇到强烈的反对？

嵇康临终写的《幽愤》，颇有自责之语，似乎不类他的性格，以致后世有人怀疑这首诗是伪作。但嵇康还能说什么呢？“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嵇康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不过是“不和你们一起玩了”，又招了谁，惹了谁？他隐约觉得四周的敌意，又非之无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与其责人，不如责己。

司马氏杀嵇康，也算是为民除害吧。不要说与时贤相比，便在竹林中，嵇康也是个特出之人，他的特出，是要收回自决权，不论是哲学上的、伦理上的，还是个人实际事务上的。这一倾向，固然不只出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他的个性如此强大，便脱离了背景，也足可观，对那些做不到像他那样仅以个性就能立身的人来说，嵇康之讨厌，就不用说了。对嵇康的反感，仿佛暗流，在背景中嗡嗡有声，若要证实，人人一副与己无干的表情。这是一种人格对另一种人格的怨恨，是对道德威胁的自然反应，一定要到嵇康死后，大家才能重又以他的知己自命。

嵇康要怨，就怨一种人格吧——或一个人，这个人，在礼法松动之际，发现自己比先前自由了些。但这自由的用处，似只是增加烦恼，因为他不喜欢多歧，只担心亡羊，手脚松脱，立时无措，不知向何处去，也不想往别处去，可以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顿觉无力，可以发表主张，才知无话可说，羡慕别人个性的丰富多彩，又怕他们脱笼而逝，把自己甩在后面。多了些机会，眼看着别人抢先用了，想来想去，还是宁可相濡以沫，怕就怕别人游于江湖，把他剩在涸辙里。

这个人——姑称之为鲋人，我们都很熟悉。几个人出行，鲋人如果走在前面，一步一回头，走在后面，步步紧跟，离别人稍远了些，就要害怕，见到好看的，他一个人是无法欣赏的，一定吆喝别人——这种合群的性格，也很可爱，而且为愿意做领袖的人所喜。鲋人作为个人，总是失意，所以迟早联合在强者的麾下，把自己的事务，重又提交给强者，替他做主，替他发表意见，尽管他往往相信那确是他自己的意见。在强者之下，鲋人需要的是一个平坦的社会，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别人和他一样，任何多样性，都让他头晕。

任何以公意为公理的制度设计，都含有的一个假定，是以为多数人有能力并从而愿意决定自己的事务。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者的比例过大，民意就不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而是另一种奇怪的东西。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有的要挣脱束缚，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那是最令鲋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了。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不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能力——理应有，但没有培养出来，或甫一露头，就被吓回去了。鲋人是处境使然，对此是施以援助，还是加以利用，也算是不同制度的明显分别。

说回到嵇康——扯得太远，已经说不回去了。最近经常下笔一千六百言，离题三万二千里，这是要向读者道歉的。

正文无名英雄

有个朋友，让我写一写明代的朱燮元。我说他有什么好写，不过是在苏州民变中，有人请发兵镇压，他说了一句“兵，所以御外寇者也”，不肯派兵而已，他别的事迹，后来带兵打仗之类，我又不清楚。朋友说，那你便写写苏州民变。我摇笔写道，孙隆到江南刮地皮，日常吃用之物，无不有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这天，有个卖瓜的老头儿，刚进了城，就被收走几只瓜，充做税费，卖掉瓜，买了四升米，又被收走一升。老头儿便哭，税官便打他——写到这里，掷笔道，你这个人，心眼很坏，怎么叫我写这个。朋友又说，那便写第二次苏州民变，如周顺昌，难道不值得写吗？

我说，周顺昌事，牵涉过广，仓促不易立论。他最感人的事，是在狱中受刑前后，但若写这一节，又勾起桩老心事，写不成篇。我偶尔读点旧史，常觉有什么事情阙如，细想来，无数英雄好汉，不舍得留下名字，致令历史与人情隔阂。便说这周顺昌，还有同他一起的杨涟、魏大中诸人，在狱中受种种酷刑，你我之辈，连描写的勇气都没有，那下手之人，豪勇大逾常人，但名字不传，心事不传，多么可惜。

将自己委身于人，一大好处，是道德上不用自决，十分省心。比如一个孩子在吃一块肉，我若劈面抢来，未免不好意思，若有上司一声令下，夺了就走，心安理得。但我想不通的是，自古以来，无数事件中，留下姓名的，都是许显纯那样的发令之人，这些出手之辈，壮举有时比发令人的还要可歌可泣，且亦问心无愧，为什么不肯努力留下名字呢？

不妨想象，一位好汉回到家中，内掌柜的接物递水，又问可有什么新鲜事。此人或道：“去东市买了一块狗肉，老婆子，拿到凉快处收好；又张老五要搬家，少不得送些物事，在家里翻翻，有什么用不上的，明天给送去。对了，差点忘记，你可知道有个叫嵇康的家伙？老子今天砍了他的头。”媳妇道：“啊呀，这可是大事，你快讲讲，一会儿见街坊，我好说与他们听。”好汉道：“法场四边，上千人围着看——那嵇康一向傲慢得很，听说他写的诗文，好多人争着读，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虽不认字，一刀下去，也没见他脖子比别人粗些。”媳妇道：“如此英雄勾当，将来儿子长大，可得告诉他。”好汉道：“岂止儿子，要让咱们后人，一代代传下去，都知道祖宗当年多么了得——最好花点钱，请个写字先生，做篇文章，也好流传，将来刻在咱的墓碑上，多么风光！”

再来想象，另一位好汉活到七八十岁，听子孙说起“扬州十日”之事，道：“过来，都过来，你们说的那事，爷爷却是亲历——岂止亲历，爷爷亲手砍死了十好几人，里边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任他什么人，见到爷爷，无不鬼哭狼嚎。有个女人跑得倒快，硬是让爷爷追到了井里，跑得慢的，一刀两段，多么痛快！”子孙中或有人道：“这个似乎略微有伤阴骘，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他老人家大怒道：“放屁！长官下的令，与我有什么干系？阴骘阳骘，自有旁人承当，爷爷才不要管。爷爷一辈子最得意的事，若由着你们这些糊涂心思，岂不要埋没起来？这是咱家的荣耀，务必记牢，代代相传，让几百年后的人都知道，老张家出过这么一个英雄好汉。”

我觉得这样的想象合情合理，可是似乎没有在实际中发生。不免奇怪，无数好汉，为什么不将自己的事迹，细细说给子孙，令其代代相传？不但史书里没有，家谱里也没有。清初有一出戏叫《清忠谱》，正是记周顺昌事，里边那个“恼得咱家心性发，拿到京中活打杀”的解差，没有名字；“闪开，闪开！让咱走路！（将皮鞭乱打下）”的二皂，没有名字；“整备着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闩、红绣鞋、披麻火烙、铜包木棍”的小监，没有名字；最后那“将囊套生头，推生仆地，挽绳背拽介”的一丑一净两位好汉，也没名字——作者李玉，未免太轻视这些角色，给人家起个名字，能费多少事？

历史上所有事件中，都有这些人的身影，作用丝毫不比大人物小。我们姑且认为，他们事迹之不传，是因无人作传吧。那好，如今教育普及，网络发达，人人皆可为作者，唯盼自今以后，无数为王前驱的好汉，把自己的事迹说将开来，令四邻皆知、天下皆知，庶可免于不得不做无名英雄！

正文亚战争

顾炎武的高见之一，是在里，谈起三国正始年间的风俗，有感而发的。那段话很有名，但我还是抄一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其实正始时代，哪里有那么糟糕。政治黑暗一些，礼教堕落一些，不过尔尔，社会的功能并未丧失，离政治远些的人，生活未见得受很大影响，正始人对自己的时代，评价也不如顾炎武之低。大约每个朝代，一到权力腐化，牵连整个社会，才有人破口骂将起来，以为礼崩乐坏，大家活不了啦，不要说晋衰宋弊，便是盛如汉唐，也前有王符，后有罗隐，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容得很是不堪。王符说东汉，工则欺民取贿，商则惑民取产，学问之士，好语虚无，赋颂之徒，竞陈诬罔，列士则交游结党，偷世窃名，居官则奸谄取媚，挠法便佞。咱们听听，这还有好人吗？罗隐说晚唐，“风讹俗败之初，辙乱旗奔之际，讲学则卫刀削树，论文则嬴火烧文，家家无相保之心，处处有自媒之口”，咱们听听，这日子还能过吗？

但咱们知道，古代中国，不管乱到什么程度，本来的风俗、基础的人伦，一直顽固地保存。在小的单元上，自治的能力仍在，一旦平定下来，社会重建，不费很大的劲，就回到原来的模样。能造成最大破坏的，一个是军队，一个是饥荒，这两件事，一是强权本身，一是强权使然，所带来的乱世，为古人最可怕的记忆；这记忆，也常为强权所利用，威胁大家：你们要是不听话，别怪我让你们回到乱世里。

顾炎武是乱世过来的人。他所谓的亡天下，一半是说正始，一半是说自己的经历。明清易代，人民遭际之惨，目所共睹，但只用几十年的时间，令遗民生气的是，大家好了伤疤忘了疼——此处要问的是，这伤疤是如何好的？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强力来势汹汹，比如当时半野蛮的满洲人吧，而一旦在传统中行动，总要受到一些驯服。要是摆脱了传统的约束，摆脱了一切约束呢？幸运的是，在清代这种情况并没出现。对清代批评得最厉害的，不是遗民，而是十九世纪的龚自珍。按他的形容，他的时代是“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他甚至恶狠狠地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咱们听听，连小人都不合标准了，岂不是人伦尽丧，礼教云亡？但咱们知道，鲁迅写过一个九斤老太，那样的人物，在民初并不算少。咱们也知道，二十世纪初的改革家，头痛的事之一就是风俗改易，良是为难，似乎可以推论，民国初年的风俗，和晚清比没什么大的变化，而咱们又知道，好多的人，直到现在还说，民初的风情，比后来敦厚得多。

所以我说，顾炎武也好，龚自珍也好，未免危言耸听。他们并没经过真正的社会分裂，当然啦，咱们更没经过，不过咱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思路，想象一下，进一步的瓦解会是什么样。那大概是每个人、每个集团，都发出战斗的呐喊，武人出门带枪，文人上街带刀，家家门前，都恨不得挖个壕沟；上有横行之势，下有横眉之人，公战与私斗，全不可分，打人必打脸，骂人必揭短，随便找出一个话题，都恨不得用决斗来解决，随便找出四五个陌生人，至少有两个，彼此不共戴天；偶有结合，一定是利益所驱，一有冲突，那便是不可调和的，话要说死，事要做彻，君子无量，丈夫有毒。一言不合，咬牙瞪眼；一事不合，磨刀擦剑；一人犯错，万人喊杀；人人只懂一个手段，那就是最粗暴的手段，你视我如无物，我视你如寇仇，你抢我的饭碗，我偷你的床单，我有机会欺负你，一定不留余地，你有机会报复我，自然赶尽杀绝，得势必骄横，失势必切齿，而不管你我是什么人，都至少有七八位，在家里睡不着觉，算计着让咱们倒大霉呢。此之谓不战之战、不乱之乱，或借用一个时髦的造词法，叫做亚战争。

正文三星期

编辑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孔子已死了好些年。中一些后来有争议的话，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友不如己者”等，倘孔子有机会亲自审阅，会不会有所删改，或添补上下文，或竟加上自注，“这是说他，不是说你”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诗中名句“不须放屁”，倘若失去了全部上下文，变成孤零零的一句，后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许误解为永恒的立法而去照办。其实不是的，前面有土豆牛肉，后面还有天地翻覆呢。

今天要说的，是“无友不如己者”这一句。古人对这句，争议最多，因为从字面上看，圣人似乎有点势利，而且，情理上也不通，若都遵从这一原则，谁还有朋友呢？你要同他做朋友的，他势必不同你做朋友，除非两个人互为镜像，那也太稀罕了。

所以很多注家，曲为之解，向高深处揣摩圣意。其实，像朱熹那样老老实实地做字面解，就很好。如果还觉得难以接受，不妨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一种感叹，“唉，无友不如己者啊”，而非事先的命令。再进一步，还可以联系孔子讨论个人与群体之关系的一些话，“群而不党”、“周而不比”之类，或知他的难处。

“无友不如己者。”对一个讲原则到死硬、六亲不认的人来说，孔子这句话并无用处。他可以随便交友，随便加入集体，不用担心自己的原则受到威胁——不过，这样的人交不到朋友，也没哪个集体要他。绝大多数人，正常的人，都要柔软一些。人情有所不能止，连孔子也主张父子相隐呢，何况集群（准确地说是集群主义）对成员的改造力，远大于亲友所能。孔子还说过一句话，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若给里的话按深刻程度排个名，这句话可以排到前三位。

比如说，我有三大道德信条：不杀人、不偷窃、不骗人。

我还有个朋友。我还是个村民。我还有个国籍。

第一个星期，我的这位朋友杀了一个人。朋友者，数斯疏矣。我的朋友没那么多，所以亲密，亲密到我心中暗恨被杀者，甚于恨我的杀人狂朋友，“他要不是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引用一些格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啦，“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啊，“这都是命”呀，以及“人固有一死”、“其情可悯”、“他是个孝子”等等，来同别人辩论。辩论到最后，我把我的信条改掉了一个，改为杀人并不一定不好。

第二个星期，一辆过路汽车在我们村口抛锚，村民把车上的东西偷了个精光。消息传到外面，难免有议论。作为村民，而且是村民副小组长，我只能向着乡亲；就是到了法院，我也要作证说，那辆汽车，开来的时候就只有个铁壳子。对于外面的批评，我找出新道理，“别人也偷过我们的”啦，“谁知道他那些东西来路正不正”啊，“劫富济贫”呀，以及“你们村也一样”、“谁说是你的，你叫一声它答应吗”、“窃国者侯，我偷一点怎么了”等等。辩论到最后，我把信条又改掉了一个，改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

第三个星期，我们国家出了些骗子，骗到了全世界——顺便说一句，我那个国家叫希里花斯，这类事，确实偶尔出一点，不过不妨碍我成为坚定的爱国者，谁要是说希里花斯的人不好，那就和说我一样，因为在我们这里，我的全是国家的，依理，国家的也全是我的。我固然可以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在辩论中，这个道理还嫌弱，要说服自己，得有更强大的逻辑，比如“欺骗是智慧”啦，“社会就是愚肉智取”啊，“你的国家难道就没骗子”呀，以及“你祖宗骗过我祖宗”、“你国的东西都是偷我的，我骗一点回来怎么啦”、“希里花斯的事用不着你多嘴”、“你说是骗，我偏说不是骗，凭什么一定是你说得对”、“你对我们有成见，所以你的话我一句也不要听”、“为什么小题大做，是不是别有用心”等等。辩论到最后，我把最后一个信条也改掉了，改为诈骗就是爱国。

瞧，才三个星期，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正文一网不捞鱼

互联网初兴的时候，有老先生担心：如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获得随便什么知识，长此以往，岂不要天下无渔民，弄得咱们没有皮皮虾吃？我宽慰他老人家说：才不会呢，有一些人，就算不上学，没互联网，一有机会，也要弃渔而农林牧副之，这种不安本业的人，原不必对他有什么指望；然而另一些，就像戏里萧桂英唱的，生在渔家，长在渔家，从里到外，一副渔家打扮，知识越多，越是不改其志，又何劳担心？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假设我们原来相信天圆地方，大地又由乌龟驮着，后来有新说，称地为星球，接受这种知识，并不困难，毕竟谁也不是乌龟的亲朋故旧，没必要维护它的声望。但假如这新说是我不喜的人提倡，又假如我是某种集群主义者，一向以为自己所属的集体天下第一，只有别人欠它的，没有它欠别人的，那么，要接受这新说，就难免闷闷不乐，难免要去证明你说的虽然不算错，但多半是抄我的，或者本地情况特殊，偏偏就是方的等等。

这里做例子的，还只是表层的观念，纠缠固结在后面的，还有更深的。经常，知识越少的人，越是融通，而有些学富一两车、七八车的人，接触的新知越多，性子越乖戾。

说到这里，想起个古老的命题。《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朱子解释说，一旦知道了哪个好、哪个不好，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

真是这样吗？用不着康德，咱们也能看得出，那可不一定。比朱子还早的程颐就说了，“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其另有古怪主张，且不管他，单论这句话，是比朱子清明的。价值观越到核心，越不被事实撼动，这一点千古不易。后来的王学，从此申发开来——但不要欢呼，因为王学仍然要贯通心物，却在另一个方向上，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发挥，就是万物之理。

这个道理说到极致，就是明儒刘宗周的名言：“只此一心，自然能方能圆，能平能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平者中衡，直者中绳，四者立而天下之道冒是矣。”通俗地说，就是如果心意足够端正，什么物理化学、航天入地，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打心眼里汩汩流出。

说到这里，我们会觉得，还是朱子亲切些。清代的大学者戴震，是朱学的一位继承者，在朱学的通和不通两个方面，都是好例子。在学者盛出的乾嘉时代，戴震以其渊博，称得上是头一号巨子，除了古典学问，他还通晓西洋历算，朱子定义的格物致知，他是实践者。

戴震用功最深的数学著作，是《勾股割圆记》。此书比前人如梅文鼎的著作，在数学上并无新意，那么，他的工夫用在了什么地方呢？他把一套三角学，用古词和仿古的词，改造成了本土的算经。假如戴震不是不很老实，而是很不老实的话，他完全可以声称这是本埋没多年的古书，因为他这本伪经，造得确实很像。

为什么做这种事？戴震相信三角学是西洋人从中国偷去的，他相信中国的勾股术内含着整套三角学，而他要把它推演出来——以戴震的聪明，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信心和事实相忤，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在“以勾股御三角”时，全是抄用对方？

致知与诚意之间，到了要害处，仍然打不通，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承认事实，既是最容易的，又是最难的。我上网看新闻，就有选择，比如我不喜欢月亮国，一看标题里有“月亮”，干脆就不打开。估计再过几年，我就会相信世界上并无月亮，那是别人瞎编的，挂个灯来骗我的。

接受事实是美德，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美德。或许区别只在于，不同的价值观，包含的处理事实的方法不一样。另外，有的价值观，核心隐藏得很深，有的则到处是核心，举动便致命，所以防线漫长，雷池广大，未免令人手足无措矣。

不管怎样，宽带再宽，也通不过人心的窒塞。拿勾股定理举例，你告诉小学生，商高不过是伪托的人名，《周髀算经》并没给出证明，小学生很容易接受，但你对上过大学的我讲这样的话，我非得和你拼了他的老命不可。

正文至今犹忆鲍敬言

坑儒易，埋葬思想难。压迫本身便是一种记录，证明曾有异端，令人恼火。现在的中年人，都有印象的，是小时候，从各种批判文集中，觇知还有那么多奇怪的人，想些奇怪的事。学术机构里的人，有图书馆可用，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孔孟的观点，要等到“评法批儒”才有机会了解。设想“文革”果然进行到底，孔孟的书销毁无遗，后人还可通过批判文章，了解他们的想法。正如孟子力拒许行，许行的观点竟赖《孟子》以传。

我们知道鲍敬言这个人和他的观点，也是通过其对手——晋朝的葛洪——写的一篇《诘鲍》。葛洪，有人把他归入道家，其实应属儒之好神仙术者，身在江海，心系组织，碰上有碍名教的事，比名教中人还要痛心疾首。比如鲍敬言在那里大放厥词，“不闲尺纸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的责任人无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葛洪，只好越俎代庖，痛心而长慨了。

鲍敬言代表的，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政治国家的概念，所以他的主张，是以无君论的面貌出现的。儒家说君主是天意所命，鲍敬言说，那不过是想做君主的人瞎编的话。他的出发点也不新鲜，和几位先秦诸子一样，不过是认为人的原始状态才是最好的，大家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如击壤老人所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为使这种状态成立，他必须设想连自然界也对人类十分友好，“疾厉不流，民获考终”，连饿虎也不伤人。

这个论辩的基础，是很可疑的。葛洪的反驳也有力。葛洪说古人一旦走出草昧，必有所争：“人与人争草莱之利，家与家讼巢窟之地，上无治枉之官，下有重类之党，则私斗过于公战，木石锐于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绎络，久而无君，噍类尽矣。”

这很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且葛洪和霍布斯一样，都不认为人类有可能通过合作的自治逃离混乱。葛洪没有推演，便直接跳到君权上，缺少逻辑力量。这是中国古典思想家的特点。

但葛洪对老庄学派回到原始的反驳，确是不易之论。他认为，古时的人生无栋宇，死无殡葬，川无舟楫，陆无车马，特别是，得一点儿病，就不治而死，怎么能是幸福的呢？今天让你住回到洞穴，死则抛尸野地，出行则徒步负载，遇水就游过去，有病不治，你愿意吗？如今一边用着电灯电脑，一边发表反文明高论的人，真可读读葛洪的意见。

但要反驳鲍敬言对政府的批判，葛洪的锋芒就失掉了。鲍敬言的态度之严厉，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说，君臣既立，各种花样必然滋生，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就算是号称清省，那些政治神话中的茅茨土阶、濯裘布被之类，亦不过“盗跖分财，取少为让”。各种检查核准，与其说是禁止坏事，不如说是官吏借之来做坏事，军力本是靖难的，却成了发难的工具。

他还说，桀纣这些人，若只是寻常匹夫，性格再凶恶，也做不成那些坏事。细民便有所争，不过小小，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却是最大的灾祸：“孰与王赫斯怒，陈师鞠野，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僵尸则动以万计，流血则漂橹丹野……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

葛洪的辩解，不过是说有贤君，有暴君，不该把暴君做的事，怪罪到制度上面。这一辩解之所以无力，在于回避了国家政治的本性；而鲍敬言虽然没有去分析权力的性质，但他的断言里，已埋有对一切政府形式的怀疑。秩序是需要的，但秩序是否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或永远通过这一形式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思想家没有继续思考，继续论辩，是可惜的。

好的思想者还需要一个好对手。儒家形势上强盛，理论上却幼稚，把批判者也拖入低水平思考。加上缺少必要的思想工具，虽在现实中受着更大的刺激，这些思想者中间，也没有产生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这是可惜者二。

正文躲不起

作为思想体系，儒家最让人想不通的，还不是对物理世界缺少兴趣，而是对生死问题没有自己的解释，或者附和风俗，或者是采自佛道。当年孔子（最近听说，他老人家的游迹，已经到了天安门了）被问及这个问题，拿“未知生，焉知死”的话来搪塞——其实孔子不会浮浅如此，或别有想法，不便宣布，也未可知。后世儒家，注意力一直放在现世，皇帝喜欢他们，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在他们的体系里，没有天神一类会威胁到皇帝的至高无上，至于自然的“天”、“气”之类，无论揉圆捏扁，都容易摆布。

但这个问题，人们又怎能不去想？神仙家的长生之说，说到底是很鄙陋的，有时看到智者，如嵇康，也被它迷住，不免要感叹思考是多么依赖工具，若不先利其器，再出色的头脑，竟也想不远。在“竹林七贤”里边，嵇康是最有哲人气质的，我们看他辨析一些问题时，分擘清晰，绝非那些胡乱打几个比方，一团锦被劈头罩下，便得胜还朝的人士可比。他是怎么选中了长生久视之说，作为自己的出路呢？不知道。他的同志，同样纠缠于生死问题的阮籍，就不相信神仙。

后来人们说嵇康愤世嫉俗，是有一点误解的。他不是愤世嫉俗，是本来不在意世俗，不是狂者，是狷者。他有一首诗说：“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对世务的兴趣如此之少，等闲的事激不起他的嫉愤。在他看来，世上的事都是外累，能躲便躲，躲不过就虚与委蛇，“奉法循理，不世网，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我不惹你们，你们也别太管我。那时政局凶险，本来长生难求，不死药难买，神仙也不太好找，若平白惹来杀身之祸，岂不冤枉？

嵇康给儿子写的诫条，叮嘱细密，如对长官，既不要疏远，也不要太亲密。疏远，容易得罪长官，亲密，同僚又要不高兴；又要尽量避免和长官单独相处，不然，长官处罚谁了，人家会疑心你暗中说坏话。又如大家在一起喝酒，有人争吵，便当离开，免得给牵涉到是非之中。这些都是他奉行的自全之道，听起来很庸俗，他却是别有怀抱。

但人的个性太难克制！嵇康自己说“世故纷纭，弃之八成”，那么，还有两成弃不掉。他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书里，表示佩服外不殊俗、内不失正的达人——不愿失正，说明嵇康的道德观，是他没办法从身上挖掉的。再加上他的简慢、高傲，无论怎样小心，不喜欢他的人还是很多，只是平时不说。

他不是不知道。“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他一再表示泽雉虽饥，不愿园林，但有心人总觉得这是他的伪装，他越说，人家越觉得他是阴谋家。他不能像传说中的鸾凤，躲到昆仑山顶上去，而人情万端，便是降心顺俗，又哪里都能照顾过来？何况万一长生不得，先把短生过得很痛苦，岂不是亏本的买卖？恭默周慎一个月，总得有一天纵情肆志；游心玄机，也得找朋友喝喝酒，换换心情。嵇康过着两栖生活，勉强得烦了，每隔一段时间，小小地发作一下。他以为既远离政治，便偶尔得罪一两个人，也不至于害身，不料碍眼是百祸之源，而政治笼罩一切，不是你想躲就躲得过的。

嵇康下狱后，想必摇头苦笑吧。有个成语叫“事与愿违”，便出自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本想顺流无愆，偏偏顺出了祸事，他怪罪自己还是不够小心，但一位诗人、哲学家，还要怎么小心，大家才满意呢？有嵇子之志的，或是有别的兴趣，对世务不太关心的，还有很多人，有的横死了，有的受很多气，有的一生平安。人们评论起这些事情来，总是说和个性相关，好像那是他们自己的错。被动物园里的老虎咬了，要怪自己不小心，但若老虎就在大家中间，择人而噬，未被咬到的，难道要觉得被咬的是活该？或许权力的凶狠早把人们吓倒，所以后世人咏到嵇康，每说他不小心，诸如“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李白嵚崎历落，嵇康潦倒粗疏”、“子元兄弟何为者，自是嵇康处世疏”之类。

嵇康曾说，“苟必有终极，彭聃不足多”，那么，活三十九岁同活三百九十岁，也没有本质的不同。但长生对他来说，至少给人一些多余的时间来发现真相。他后来发现了，比他希望的要早许多。如果他也这么想，未必不是安慰。

正文匹夫不可夺志

沈遴奇名气本来不大，幸有郑寒村写的一篇墓志铭，记他数事，常被史家拿来解释明遗民在大清的心态。其中一件，是沈遴奇喜欢预言天下大乱。有一次宿在别人家，半夜里忽然跃起，大叫大嚷，说兵打来了，炮声震天，战船蔽江而下。左邻右舍惊醒，还以为来了强盗，乱作一团，沈先生早已就枕酣睡。原来是一场梦。

南宋亡于蒙元后，宋朝的遗民自然也盼恢复，心情却不像明遗民那样焦愤。谢皋羽《登西台恸哭记》是曾收在语文课本里的名篇，但明之顽民如阎尔梅的哭，悲痛绝望竟远有过于谢氏。一开始还盼着王命一到，义师蜂起；再后来又盼清政苛暴，打起愚民；到最后士气不可恃，民气不可恃，天运不可恃，真的如盲人夜行。王夫之先生曾焦急地说，再过五十年，故老之存百不及一，大家都习惯了新朝，事无指望，所以有志之士，急争其时。然而未过五十年，他已改为期待天地之气，五百年一复了。

幻想是这些人的精神食粮。明末人民的穷困有目共睹，但在遗民看来，康熙朝的民生，困苦尤过明末。扬州人范荃在词里说：“忆六十年前，儿童嬉戏，绕遍荼蘼架，说与旁人都不信。”意思是过去的太平景象，现在已经不再了。遗民诗文强调民困，里边的指望自不消说。然而人们甘为太平犬，用王夫之的话说，只知“求食，求匹偶，求安居”，只要有口饭吃，沈遴奇等期待的天下大乱，怎么会有呢？

郑寒村说，沈遴奇好乱如此，并不是他老人家心眼不好，而是别有怀抱，“非常情计虑所可窥较”。又记沈遴奇每赴山陬海曲，见些奇奇怪怪的人，回来便张大其事，曲曲折折地讲给同志听。郑寒村回忆，他小的时候，沈遴奇常到他父亲家来，说这些事。他父亲明知说的都是想象中语，不是实情，还是喜欢听，一听就高兴。

出游，在遗民那里有丰富的意味。遗民游天下，除了阴结豪士，还要观览形胜，以为一种军事准备，或搜集幻想的食粮。这与他们爱谈侠说剑，习骑射、兵法，甚至道术，自然是受同一种心理的驱使。沈遴奇在外面的时间还算少的，好多人漂泊数十年，敝裘风雨，疲马关山，直到热心再也维持不下去，“冰霜满地，壮心无处堪热”。

几十年，真的会发生许多变化。当年一同起誓的书生，有多少翩翩刷羽，徙巢新树，剩下几个冥顽的人，也只有骂的力气了。故国衣冠，过去耸动群情，现在只惹人笑，以为小丑；使酒骂座，过去无人敢忤，现在连请也不请你了。海上的消息全是空言，山中的义士只是寇盗，回眼一看，当年灯下，几人还在，果然事异人非，身心俱枯槁矣。

生计是那种等你想起来要考虑时，往往已经晚了的事。并非人人都有冒辟疆的买山钱、顾宁人的治生术，或傅青主的大药方，许多遗民最后真是穷饿而死。“易堂九子”中的曾灿，曾是豪气万丈的人，等到老了，方觉凄凉，晚上看书，想的只是做天地间奇男子；一到白天，衣食乱心，竟无松口气的时候，老而无所，终年困顿，想买块田养老，无钱无计，“如跛鳖之登昆仑，何日乃遂”。

郑寒村的墓志铭，还写到沈遴奇的贫老伶仃之状，“衣零履绽，肩癯发秋”。在众人眼里，不过又一个疯疯癫癫的老穷鬼。遗民并不都是名士，沈遴奇还有字画文章，还有墓志铭，不知多少人，坟头也没有一个。最可怜的，是既无地位也无家财的下层读书人，还有普通平民，打铁的、卖面的、裁衣服的，他们怀了一肚皮不入时的见识，四处碰壁，最后澌灭无闻，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虽然如此，读明清史，前面的纷攘令人烦，后面的沉闷更令人烦，唯有易代的时代，一批人的志气，可歌可叹。如果一切只能以事功论，这些人的牺牲自然无谓，万一事竟有非以成败计者，则顽民的倔犟精神，为有明一代最好的遗产。黄宗羲曾说：“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如不扣住字面理解，他的道理，我是同意的。

明之遗民，要反清复明，在今天看来，明与清又有多大分别？要内夏外夷，在今天看来，夷与夏又有多大分别？但如果把那个时代的东西拣去，剩下的，不属于单一时代的，就是那最好的东西了；我们也就看到了反抗者的真正身份，看到个人的意志，竟有如此力量，能令山河改道的威权，竟也无以夺之。

正文悖入悖出

一位朋友有个好职业，工程师，有个坏兴趣，读旧史。他读得比每个人都认真，每月总有几天，要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弄得自己没办法快活。近日读明末史事，又不高兴起来，因为他是心软的人，读到那些杀戮、破坏，各种野蛮残忍的事情，便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转而认为，暴民难成大事，造反不是出路。我劝他说，读书的人，喜欢站得高，看得远，把自己想象为社会的计划者，若放下这身段，也许会少些麻烦，对自己或对他人。是否支持或反对某一种事，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出于自己原本的道德立场，甚至出于情绪或利益，也比出于某种高远的目的，要可靠些。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忙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记载越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涉、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兵变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天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种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

正文贾谊吊屈原

谬托知己的好处，是能令死者不寂寞。屈原行吟泽畔，只有一位打鱼老头同他说话，怀沙之后，汨罗江水，笑纳春泪，洞庭湖鱼，餍饫角黍，都是托了他的福。往来凭吊的，把江岸踏平，特别是未仕的士子，去官的官员，羁旅的旅者，失恋的恋人，胸怀大志的志士，不杀伯仁的仁人，或失意而后，或得意之前，国而将去不去，家之半出半入，自以怀瑾握瑜，不得展示；于是一临清江，浪浪沾襟，乃知与屈老先生志同道合，命兼运齐，纵非灵均转世，也是三闾托身，免不了要作两首哀远的诗，赋一篇伤近的文，方才转悲为喜，怀金而去。

那么贾谊呢？在《史记》里，他与屈原合传；吊屈原的文赋里，他写的一篇最有名。屈原的精神传人，看来非他莫属了。刚要献上这顶高帽，又有些踌躇，想到《史记》里的《日者列传》，写贾谊访问长安肆中的一位高人，听他讲了些个天上地下的事，觉得很有道理，便问道：“我看先生的形貌，听先生的讲论，真是当世未见啊。但您如真有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住这样的破房子，从事这样的贱业？”此言一出，被对方大大嘲笑一番。看来，汉代有一些人，是把贾谊归于俗流的。

后人又争论贾谊到底属法家还是属儒家。其实荀子之后，法儒成了一家。贾谊的老师是李斯的学生，而李斯是荀子的弟子。李斯是被归于法家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是一位图穷匕见的儒者。李斯告辞荀子时，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这和忧道不忧贫的孔子，差距有点儿大。不过这差距暂时只在道德品格上，而李斯的帝王术多拐几个弯儿，未必不能上溯到孔子那里。儒家一半是人格的理论，一半就是君人的理论，像孟子这样的儒者，能够不把自己的学术，仨瓜俩枣地卖给君主，全在道德约束；但就像李斯说的，恶衣恶食地力学守道，毕竟非士之情，孔门七十二高弟，也只有一个颜渊，大多数人还是向往富贵的，而且无可厚非。再说，一种君人的理论，同君主做生意是迟早的事。好在战国时，君主不止一位，士人尚有活动手脚的余地。

这只是贾谊临时的想法，他一生的事业与此相反，全在研究如何加强中央集权。他最大的见解就是反封建，第一个提出，诸侯王的势力是对帝制的最大威胁，比后来的主父偃、晁错都要早。和战国士人不同，贾谊心中只有一位天子，没有国王，他建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时，正做着长沙王太傅呢。汉文帝有意给淮南复国，贾谊立刻上疏谏劝，果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同样是高洁的人，贾谊和屈原的区别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有很多。其中一点是，屈原在其位而谋其政，他是楚国的贵族，承担着对家族、国家的义务；贾谊，和其他儒者一样，强以天下为己任。心怀天下，本只是道德和智力上的好品质，说来说去，便成了义务，又成了权力。屈原若只是一位清洁的君子、受谗的直臣，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粽子吃。除了感叹遭遇，他还有对生活的普遍思考，对世界的美丽想象，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赞颂。若把贾谊的《吊屈原赋》同《离骚》并读，把《鸟赋》同《天问》并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人，与一个向往伟大的人。

贾谊是个美好的人。他的品格，在帝王心中、眼里是儒者的典范，先皇帝之痛哭而痛哭，先皇帝之流涕而流涕，先皇帝之长叹息而长叹息。汉代的诸侯国，承战国余风，是多种学术的藏身地，等到被铲平或削弱，把宝押在皇帝一方的儒术独大。贾谊虽然早逝，在地下得知自己的计策最终为帝王所用，应该做鬼也幸福吧。

古代许多儒者，本性应是学者。如果所学的只有政治这一门功课，从政的身份就有些不尴不尬。本来该是副业的，成了主业，进则无以异夫犬羊，退则没有别的知识可以追逐，除了种花、喝茶、读邸抄，向乡下人讲讲国家大事。学帝王术的，就更只剩一条路，因为只有一个买家，别人就是想买，也买不起，用不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买家，自然奔走趋奉，稍微有点脾气的，便要不遇，要流眼泪，吊屈原了。

正文数典忘祖

古代神话中的角色，往往越是晚出，事迹越丰富。比如女娲，在《楚辞》和中出现时，还是平凡的神魔，到了《淮南子》，乃有补天的故事，到《风俗通》，就抟土造人了。神话本是文明初期的传说，但中国文人痛感于古史阙如，往往攘臂造之，这样，神话也就有了第二春。

我对古史最早的印象，来源之一是一本叫《路史》的书，宋代人写的。我小时偶尔得见，三句话懂不了半句，但连猜带蒙，依稀知道原来天地初开之后，有天皇、地皇、人皇，以下种种，各有名号次第，一点不乱的，看着心里欢喜，何况是竖排，自然是边读边点头。现在呢，知道这本书一多半是胡说八道。

上了中学，知道进化论，知道元谋人、蓝田人、周口店北京人，是我们的远祖。与此相关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形成了一整套观念，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自始至终在这块土地上进化、繁衍。可惜当代生物学尚不能推论其余，不然我会坚信，和我有最早的血缘和基因关系（即使是想象中的）的那个真核细胞，就孕育在家乡的水洼里（那里在若干亿年前曾是海洋）；那条引发后面好多故事的鱼，就是从渤海的什么地方上岸的；也许各地的古猿是分别悟到了拇指的妙用，但和我有关系的那一只，发生这一伟大的启蒙，一定是在河北的什么地方。我们——在其最广的意义上——一直在本地宁静地进化，不曾受外部世界的干扰，也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

这套观念证明，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目前和过去做的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虽然我们未能证明所有的人，都起源于我们如今称之为中国的地理区域，但至少证明，我们在进化上从未依赖他人，从未有外界的因；我们是自己的果，我们一直独立于外界，如果我们决定继续独行，那也是有理可据的。那时的我，像一只躺在岩石上晒太阳的蜥蜴，他相信他和这块石头，是在宇宙之初一起创造的；如果你过去对他说，下来走走吧，他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他认为，你一定是在觊觎他的石头，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块石头，而全世界的所有生物，只有一个生活目标，那就是占有这块石头，哪怕是在它旁边靠一会儿也好。想往这块石头，是他们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他们在森林里唧唧喳喳，都是在商量和石头有关的坏主意。

一套观念像一栋房子，偶尔从下面抽去一两块砖，未必导致崩溃，但毕竟是令人不快的。我不是唯一的人，在知道两河以及古埃及的文明比我们早的那一天，心里要多不痛快有多不痛快。幸好我听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几十年如一日在忙一件事，就是挖掘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文明其实至少有一万年那么久；而我们的历史学者，也在积攒本领，总有一天能够修改文明的定义，使别的文明干脆就不存在了。我初次听说线粒体夏娃的事情时，也是那样的不痛快。那是一个朋友向我讲的，他越讲越高兴，我越听越生气，心里闪过好几种恶念，都是和怎么把他害死有关的。

多数时候，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相反，按照看法选择事实。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坚持明确或隐约知道其为错的东西，而不觉得难为情，相反，倒佩服自己的坚定。瞧，我是多么勇敢呀，我在二十一世纪还坚信大地是驮在大象的背上。所以，有时候，问题的关键，变成了是否决定做一个比过去稍好一点的人——如果不是，就作好准备，允许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越来越多的新事实抵牾，掉头闭眼，到最后离世界的主流越来越远，骄傲而气愤地独处；如果是，那意味着要打开心胸，承认错误，让对科学的信心压倒自尊心，意味着不仅仅允许接受把驮负大地的大象修正为海龟或鲸鱼或巨人，还允许接受“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这样一种崭新的事实。

所以，现在我来想象远古的事情，和三十多年前完全不同了。是的，那些元谋人、蓝田人、周口店人，他们不是我们的祖先。多令人伤心啊，但还是把眼泪擦一擦吧，别忘了，真正的祖先也许正恼怒地盯着我们看呢。连孔子也不主张非其鬼而祭之，我们是如此敬重圣训的一群人，难道不该听他这句话吗？

正文诗礼发冢

晋代学者皇甫谧最主张薄葬。他曾自订葬制，希望自己死后当天就埋掉，选不毛之地，挖一个卧榻大小的坑，不设棺椁，裹以粗席，把土一填了事。至于随葬品，平生之物一概不要，除了一本《孝经》。

假若天不佑善人佑考古，如此简薄的皇甫谧墓忽然在明年发现了，要不要发掘呢？当然要，有《孝经》呀，正可与现存的西晋写本残卷对照。何况皇甫谧带到墓里去的很可能是《古文孝经》，而《古文孝经》流传中间失踪过一阵子，可疑的身世，几可一掘而定，想一想就令人兴奋，如此好东西，怎么舍得不挖出来？

皇甫谧主张薄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怕人挖。他吩咐家人把他的墓填土至与地平，再把原先的旧草铺好，除去痕迹，最好连家人下次来也找不到。这样的仔细，已不太像是埋葬死者，而介于军人埋雷与海盗藏宝之间。

薄葬派的两位祖师，是墨子和庄子。墨子论薄葬，举了五大理由，而没有提及盗墓，庄子就大讲盗墓故事，这让我们猜测，掘墓蔚然成风，大概在战国早期。春秋时也有掘墓的，但都是政治原因，战国时铁器逐渐普及，老百姓不懂政治，只想发财，挖起国君的墓来，兴致盎然，以至《吕氏春秋》里说，“无不亡之国，无不发之墓”。

帝王的陵墓防护严密，但贼之为贼，在于难防，如汉文、汉武，刚刚埋好，就有人去太岁头上动土。那些大陵，小贼辛苦一夜，只如跳蚤在牛身上叮一下，若说大发掘，还得大将军。在曹操之后，西晋的陵墓毁于刘曜、石虎，东晋的毁于侯景，唐陵有温韬，宋陵有刘豫，明有李自成，清有孙殿英。在曹操之前，东汉的帝陵让董卓、吕布挖了，西汉的让赤眉挖了，秦始皇的陵墓，遇到的则是项羽。

曹操倡薄葬，也是不得已。从曹操的诗文看，生死之事，始终萦怀，嘴硬时会在白天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心软时难免在晚上想“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边要丧事从简，一边又希望别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他的心事，只有自己知道了。

这位曹操，挖过别人的墓。陈琳骂他亲临指挥挖梁孝王的墓，又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可能有点夸张，但总是有影的事。汉末黄巾、董卓乱后，诸陵无不发掘，骸骨抛散，有不堪言者。这样的乱世，再起什么高封大殿，无异于发邀请信。

问题是，曹操的遗愿，他的后人执行得如何？曹操的大儿子曹丕，给自己安排的后事更加从简，而且采取措施，防备后人有所变更。曹丕纵不能完全遵从父亲的遗令，相去也不会远，曹操的薄葬，应当是实现了。

只是以曹操的身份，总有无法简省处。比如曹操墓按东汉制度，墓上有祭祀用的寝殿，后来曹丕觉得太惹眼，把殿屋拆除了。祭殿没了，基础或当有迹可寻，既曾有殿，墓的规模也可以想见。这么大的一个墓，要从世人眼皮下藏起来，实不容易。一种可能是，曹操墓“因高为基”，也就是曹丕墓的“因山为体”，把墓隐藏在山势中，封土虽厚，也无突凸。时间一长，就找不到了。曹丕墓不是也没找到吗？一种可能是，在乱世被人胡乱挖过了，盗墓贼或不详其主名，或不欲张大其事，证物流散，曹操墓也就消失了。

实际上，历代屡有盗曹墓的传说。特别是三国评话听多了的，讨厌曹操，恨不得把他挖出来暴尸，所以也有胡乱挖一挖，便宣称掘了曹操的墓，以图快意者。然而可信的却没有。帝王陵墓受人关注者，莫过于曹操，这么多贼惦记着，也没找到，直把反曹派气得骂他“生前欺天，死后欺人”。

第三种可能，便是今天正在挖的，确是曹操墓。葬者，藏也，古人埋古人，前面说过，有如藏宝的。曹操墓是大宝藏，所以按规矩，先有藏宝图（《鲁潜墓志》）出世，循着图这么一找，再狡猾的曹公，也只好向用经济思想武装起来的当代人服输。

曹操墓，若按史书的记载，可用于历史解释的资料，几乎没有什么。但此人太机智，未免令人不服气，试想一代代这么多人，若斗不过一个人的心眼，邺下阿瞒，将窃笑于地下。所以，曹操墓是一定要找到的，也迟早会找到的，说不定，能找到好几个呢。

正文黄帝的子孙

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确信真有黄帝这个人或部族。上古传说中从大禹到尧舜，再到五帝三皇，再到这个氏那个氏，再到女娲和盘古，这些不同体系里的巨人，从古史的迷雾中露出头颅，各有各的笑容。我猜想，先民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打猎，一个是生小先民，再一个就是讲故事了。在有文字之前，能传下一些故事，已为极难，我们应当感谢他们，至于其人之有无、长短，是红是白，在东在西，倒不必证实，也无可证实。

但我对黄帝独有信心。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黄色的事情情有所钟，或对任何带“帝”字样的东西五体投地，甚至也不是受到了伟大的《夏商周年表》的鼓舞，尽管那种鼓舞，我在别的地方已经享用十年了。我相信黄帝，因为我相信有黄帝的子孙。按照常理，有子必有父，有孙必有祖，再卓越的人，也该没有例外的。

话说五帝之后，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商周之时，黄帝的子孙，郁郁不得志，只好潜伏在民间。甲骨文里不提黄帝，也还罢了，我们看周代最早的典籍，如《尚书》和，不曾有一个字道及黄帝，和《春秋》也是这样，只有《左传》提过黄帝的名字一两次，但轻描淡写，假装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看来古人也有嫉妒之心，大家商量好了，一同装聋作哑，来伤害黄帝苗裔的感情。

风水轮流转。战国时代言论开放，出版自由，饱受压制的黄帝后人终于大放异彩。“五德终始说”出，黄帝恢复了正位，他老人家的姓氏、居里、事迹、寿数、葬地，一一被发现；还有许多发明，小如打井、生火，大如历法、音乐，本来被人偷去专利的，这时也正本归源。一般的老百姓，慢慢地也就归化了，如司马迁写《史记》，阴险地说，“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但他毕竟还是本着大戴《礼记》，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战国到汉代，是黄帝子孙扬眉吐气之时，关于黄帝的各种记述，一一插到了典籍里面，因为很显然，那是以前弄丢的。本来只剩一条虚影的黄帝，渐渐血肉丰满，到了三国及更后一点的时候，越发高大健壮，无愧于半神半人的身份。

这时非我族类便来捣乱，中原那些非嫡系的人，也一起叛变。此后一千多年，黄帝重又蒙尘，人们虽都知道黄帝，也都顺水推舟地承袭汉代的成说，但在心里，对黄帝是不重视的。唐宋的意识形态里，黄帝的地位不出族谱，只有道士多讲黄帝，又不是用一种很尊重的方式。黄帝的子孙，只好再一次卧薪尝胆，啃啮手指，等待复兴的机会。

中间出了一位王夫之。从头脑看，王夫之不像是黄帝子孙，但他多半是黄家女婿。他有一本痛心疾首的著作，叫《黄书》，定义了夷夏之“夏”，取黄帝为华夏文明之祖。清末的几位新派巨子，纷纷看重王夫之，如章太炎推他是民族主义之师，谭嗣同更是说三代以后无可读之书，如果有，那就是《明夷待访录》和《黄书》了。

二十世纪初年，黄帝终于复辟。在东京的革命党首倡用黄帝纪年，黄帝像纷纷见于报刊，黄帝的新谥，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或“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等。用黄帝子孙刘师培的话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

和后来的倾向于国家主义不同，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是倾向于种族主义的。梁启超是黄帝子孙中的另一位佼佼者，他心目中的战场，先是在满汉之间，后又在亚欧之间。在他看来，拥有“富于自治”、“冒险独立”、“思想发达”、“民人众多”四大优势的中国人，至少应带领着黄种人与白种人共宰世界。那时是受进化论、近代人类学的影响。现在呢，大家当然不那么说了，可能也不那么想了。

辛亥前后，风起云涌，正是黄帝子孙期待已久的大时刻。转眼一百年过去了，黄帝子孙，繁衍旺盛，已成第一大望族。还有更多的人如我者，虽非黄帝后裔，也早拜服，以攀亲为荣。或觉为难者，是人皆自称黄帝嫡系后人。谁真谁假呢？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多聊一会儿天，多读他几篇文章，你就可以从某种独特的逻辑中，辨识出古老的血统。

正文知其不可而想之

按一些人的逻辑，司马迁是汉奸。因为他不喜欢本朝的政治，而不爱政府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汉奸，何况他又是汉代人。

这位汉奸老先生，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看他记田单，传刺客，其心竟不可问。只是大乱之后，记载阙失，他的心事，往往托寄非人。《刺客列传》中，专诸、豫让、聂政，不过是被雇用的死士，看不出别的高明来。如果荆轲之辈再多些，这几位该是进不了《刺客列传》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没办法，他只得在本朝寻几位豪侠来充数。其中朱家藏活亡命，尚有可称处，另两位剧孟、郭解，黑社会头领而已。难怪后来有人说，看不懂司马迁写这些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侠？重信义？轻死生？振乏济困？这些都是道德涂饰；要说核心，还是韩非子看得最清楚：“侠以武犯禁。”侠一定是法外之徒，护法的王朝、马汉不是侠，曹植诗里的幽并游侠，要“捐躯赴国难”，高尚诚高尚矣，也不是侠，而是当兵的。侠何以有别于盗呢？大约盗是起于肚皮的不得饱满，侠是起于正义的不得实现，尽管他所谓的正义，可能是褊狭的一己私见，甚至未必是正义，但毕竟有所秉持，和李逵的“排头价砍去”有些区别。

韩非子把侠列为五蠹之一，是有道理的。私刑与公法，总是一进一退，一个法制社会，岂能容忍民间的打打杀杀。但法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往往刺激立法者扩大干涉，去实现法的专制。韩非子的理想社会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这种社会只实现了一半，就让司马迁受不了了。

一个根本问题是，如果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有什么解决办法？自然是要求助于法律制度，在古代就是告状，拦轿，找清官。如果告状被打屁股，拦轿被踢屁股，清官虽有，却在开会，一时找不到，怎么办呢？第二个办法，就是忍耐。实际上，成熟的法制社会，公民多能忍耐他所认为的不公平，因为他对法制的信心足够强，不会因一两件事而丧失。司马迁受刑，心里是不服气的。他选择的是忍耐，把怨气留在《史记》里发酵。一部《史记》，写得最有情感的，是那些失败者，其中委曲，如他在自序里说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种郁结，来自无所逃于王化的处境。不是有隐士吗？先不说隐士不是人人做得起的，就说真想隐藏吧，去哪里呢？晋代的释道恒说：“林野萧条，每有寇盗之患；城傍入出，动婴交游之讥。处身非所，则招风尘之累；婆娑田里，则犯人间之论。二三无可，进退维谷。宇宙虽旷，莫知所。”我们从政治学中得到的教诲之一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是没有自由人的。古人有此感而无此想，先贤的个人自由观念，大多是出世的、非社会的，并不指向共同自由。侠客被幻想为自由的，但如果大家都是侠客呢？立刻就互相摩擦，以人人缺胳臂少腿收场。

肆意陈欲是自由吗？古人认为是。“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谁要是给我气受，就拿刀去砍，毕竟痛快呀。古人喜欢谈论侠客，一种说法是，幻想被侠客解救。但更多幻想的，可能还是自己做侠客，高来高去，刀枪不入，从此不受气，如有余裕，帮帮别人，自我评价由此高矣，名声由此建矣，岂不快哉。早期的侠客不一定有武勇，后来的侠客观念与神仙思想合流，本领就很大了，我们看唐代小说里的大侠，有的已近乎地仙。这反映了古人对自由的幻想，那幻想的核心是安全，免于欺凌与侮辱，也免于被捉去砍头。幻想是美好的，可惜的是，它与社会建设关系很小。

实际上，便是在相当成熟的法制社会里，也可以想象出有几种处境，人不得不拿起凶器来保卫自己。只会作极端想的人会幸灾乐祸地说，瞧，法制社会也不过如此，好像除了并不存在的两极，广大的中间现实就是一团糊涂，分不出黑白。清人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种可怕的见解。但如果连读三天古书，见到这句话，就不觉得可怕了，因为你正习惯着那种暴力环境。

正文救星魏忠贤

年轻时初读明史，最喜天启、崇祯二朝史事。为什么？热闹呀，阉党和东林，坏人和好人，打得鲜血淋漓，看得热血沸腾，涕泗横流（我那时喜欢躺着看书）。及稍长，转而最厌恶这段史事。为什么？其争很激烈，其所争很琐屑，所谓一文钱打破头者是也。

魏忠贤是个很坏很坏的人。有人认为他的坏，一部分是手术后遗症，应予同情。我的同情心没那么富余，留给亲友用，犹患屡空，怎么也不会分给魏忠贤这种人。但看明末士人之骂魏忠贤，并不觉得痛快，反觉滑稽。因为两个小偷吵架，难有庄严。比如魏忠贤的第一大恶，是专权，但他所专擅之权，哪里来的？不是魏忠贤自己搜罗而来，他没有那本事，他只是从皇权和阁部之权篡取而来；既云篡取，意味着那权力早已在那里了，而此权力的定义，其合法化，其日常护理，都是士人的功劳。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秦汉之后，当皇帝比先前容易多了，要做的只是集合一大堆军队，打得人人没话。至于制度，有现成的摆在那里，公权早已会聚，人民早已驯服，所缺只一提领者而已。此权不专于魏忠贤，便专于他人之手，对庶民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儒生许诺给人民的是小康社会，即孟子描述过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小康社会，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只在后一项，因为政府的功能之一，是“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以备无常。至于乐岁终身饱，农民自己不会，要你教吗？

中国的政治制度定型于汉武时代，到了明代后期，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已经极为成熟。明末生活号称奢侈，其实下层贫民，比起一两千年前的祖先，一点儿家产也没有多。农夫工女，日夜操作，仅以糊口，一遇事情，唯有举债，年景稍差，难免釜甑生尘。这场景又是孟子已说过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是最富同情心的长者，他追问过一个令他极伤心的问题：“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东林，以及两千年里无数忠臣烈士，口口声声，要为苍生请命，好像天下苍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饿不死，最高的心愿就是少缴两斗租米，最远的出路就是寿终正寝，最美的理想就是子子孙孙皆如我。我们现在知道，人民逃此困境，一赖善工，二赖善政。善工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如能有此，哪怕政治依旧恶浊，虎狼牙缝里剩下的，也够过活，也可以号称小康了，尽管和先贤的小康之义完全不同。可惜这种进步所需的整套思想和知识体系，早因思想钳制，被防患于未然了。那么善政呢？褫夺自由的政治，能好到哪里去，我们在历史中见识过了。

东林也有得势之时。一旦得势，援朋引类，满朝忠义，正气滚滚，威风凛凛。然而所主张者，不过是尊经重道，要将老调子念完。与人斗时精神百倍，做起事来丝毫不见特殊之处，遇到边事这样的麻烦，更是只有束手长叹。所以徐光启曾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徐光启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大家在一条船上，党争者，就是左舷和右舷的人不和，拼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现在仔细想来，他的喻义也不正确。应该是，两边的人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不想翻船。如果可以拟人地说，那样的一种制度，把恶人作为自己的保护壳，一旦失败，便把责任推到恶人身上，以使人们的愤怒，不致射向自己。

在另一方面，美德也是装饰物。东林一些人士的勇敢、气节，毫无疑问，令人赞叹，难怪从江之南到河之北，到处都有老百姓为之欢喜，为之哭泣，为之拥堵街巷，围攻圣使；还有拼了性命要劫狱的。一方面，高尚的品格，确实感动人；另一方面，人们也该想想，朝里那些事，和大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有点关系的是，好人毕竟会做好事，稍去残杀，略纾民困。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这些行为，徒令恶贯不致满盈，是谓以一世笑，易万世哭。

至于魏忠贤，便没有他，东林也会找出另一个来，以自圆其说，以自济其乏，以自解其无聊。

正文菜刀公孙弘

儒生做丞相，汉武帝时的公孙弘是第一人。可惜他的名声不太好，《史记》里说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意思是说他笑面虎，白天嘻嘻哈哈，晚上盘算别人。大家又说他希世用事，持禄保身，国家大事，毫无建树；还说他以“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太虚伪。

别的也还罢了。要知道古代中国，是圣人立的法度，完完美美的；然而十年一小乱，百年一大乱，千年一混乱者，都是因为没听公孙弘的意见。这个伟大的意见是什么呢？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献计，“禁民毋得挟弓弩”。

禁挟弓弩只是第一步。所谓病去如抽丝，由弓弩而短兵，一点点地禁掉，直到赤手空拳。这是公孙弘的创见。以前秦始皇的销天下之兵，只是假装太平，秦末之乱，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子，哪里缺兵器？所以说秦始皇虽似有所悟，却模模糊糊，倒是后来的王莽，禁弓弩，废刀钱，不无公孙弘的遗意，只是已经晚了。

汉代乐府诗，有一首“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云云，去干什么？一定不是好事。无衣无米，为什么不和长上说？官长爱民如子，哪有不救济的？动不动就拔刀子，这样的乱民，便盛世也难免有几个。但如果他家里没有刀剑，拔了半天，顶多拔出一对老拳，为害就小得多了。汉末黄巾之乱，号称有神通，都是假的，真和官兵放起对来，还得使刀抡枪。假如只有符水，没有刀枪，谁还怕他们，念念《孝经》，就能隔河而定。

可惜公孙弘的意见，竟为吾丘寿王所沮：“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他的意思是弭盗之方，要从上面想办法，而不要禁民挟弓弩。这便是书呆子的想法了。您想啊，是两千石好管呢，还是良民好管？吾丘寿王不懂这个道理，颠倒难易，驳下了公孙弘的高见，耽误大事。他的另一个意思，是百姓没有武器，遇事不能自卫。这就更不对了，打强盗要官兵，打官兵要强盗。普通人应付这些事，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才是以弱胜强之术。

百兵之中，刀最是凶器。曹操当年要起兵，与工匠一起制卑手刀。卑手刀是一种短刀，但曹操说，“能小复能大”，可谓刀短意长。所以铸不必欧冶干将，饰不必玉环金错，利不必断犀截鸿，只要是刀，便是国之利器，不能随便给人。马融铭刀，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说的是大人物才配得上用刀，庶民日常，不该用刀。上有刀斧，下有刀俎，这就够了。至于中间，无论是杨恽的大刀，陈的小刀，还是铅刀、书刀、容刀、鸾刀、瓦刀、菜刀、三尖两刃刀或青龙偃月刀，都在该禁之列。须知以药刀之钝，陈叔陵还用来砍太子哥哥的后颈呢。

如今，虽然太平盛世，上拟三代，但桀骜不驯的人也是有的。我等受过这么多年教育的人，先长上之忧而忧，正该倡议禁刀，且防微杜渐，要从菜刀始。这是一件大事，为此，我从今不叫刀尔登，改叫菜尔登，都是愿意的。

为什么要首禁菜刀呢？古语有云：“日中必，操刀必割。”说的是人手里拿着刀子，难免要割来割去。割什么？人心不可恃，谁能保证大家只是砍瓜切菜呢？纵只在厨房磨刀霍霍，又岂是太平之音？况如里的石秀，杀人似砍瓜切菜，这等凶恶的手艺，说不定就是在厨下练的。

现在虽有管制刀具之说，但标准太松，易为人所乘。如认定管制刀具，有一条是刀尖角度小于六十度。菜刀便是钻了这个空子。须知菜刀者，外示端方，内藏深刻，正像公孙弘一样。看着方头方脑，木朴无华，真砍起人来，厉害得很。看新闻里伤人的，以菜刀最多，哪有不让人义愤的？

反对者或说，禁用菜刀，于民不便。此亦宋人不禁畲刀之意，但持此论者，不要忘了宋江、方腊就出在宋代。纵然小有不便，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吃肉事小，治安事大。况如今各种切丝、切片、切条、切块的工具，或电动或手动，琳琅满目，何必非得用凶形恶相的菜刀呢？至于屠宰，可以电死、勒死、淹死、冲死、撞死、踢死、毒死、熏死，或竟劝其自杀，何必非得用血淋淋的刀呢？

正文恶之华

的作者，通常称之为兰陵笑笑生的，到底是谁，没办法知道了。被疑为作者的，越来越多。明代嘉靖、万历间的大名士，陆续给添到黄名单里的，已有好几十位，过些年或将逾百。在当时，写书的人自然是不想暴露身份，但到了今天，假如这几十位才子于地下发现成了一本德高望重的名著，多半纷纷自称作者，打起著作权官司，也未可知。

是的，写得好。今天的评论家，说它现实主义、新小说、揭露文学等，明清的读者，也竞相发现书中的微言大义。袁宏道说它讽喻，沈德符说它指斥时事，人们哄然响应。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想看书里的秽笔，就好比《花花公子》里自有严肃文字，但订《花花公子》的人，有几个是冲那严肃文字去的？

不管是谁写了，他和别的古典作者都有些不同。我们甚至猜不出，除了想讲故事，还有什么冲动，驱使他写这么长的一本书；我们也无法断定他在写书的时候，感受的是哪一种乐趣。书里没几个好人的，在名著里，还有清代的和。伟大的写了好些污浊的文人，而作者自己的眼睛是清的，才看那些人不好，何况书里也有一批干净的人，使我们知道，吴敬梓对制度虽无信心，对人性尚有信心。不那么伟大的，里边的好人比中的还少，但作者意在谴责，而非指为世界应有之貌。何况写的是官场，写的是整个社会；里是腐败，里是糜烂；在破口大骂，是赋百讽一。李宝嘉有一肚子不平之气，兰陵笑笑生是边缘的犬儒。我们在里读到的，是污秽的生活，丑恶的人，一个蝇营狗苟的世界。这种丑恶，并非衬出于某种美好的背景，事实上，它更像鲍鱼之肆里养的一盆黑花。我们仍在认为那样的生活是丑恶的，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是有德之人，残存的一点道德观，尽管不足以使我们做起事来更加高尚，却恰够评价他人。

兰陵笑笑生残存的一点信心，竟是来自佛教。不过，这信心如此勉强而稀薄，像是糊在书皮上的泥巴。写了不少僧尼和道士，除了一两个，不是贪财，就是好色，没一点出家人的分寸，见了武大郎的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和这么多故事相比，偶尔讲几句天理循环，在最后一回安排些果报，是多么无力。

明代后来的社会堕落，人或归咎于政治，或归咎于王学及其他。其实，名教何须罪人。古老的世界观，天人合一，内部就包含着道德责任的豁免。您想啊，人在世界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独立地位，没有使命，没有目的，对个人来说，那还管什么？顺时应势就是了。这种哲学的意味，一开始并不明显，随着哲人思考的深入，大家生活得长久，迟早要水落石出，晚明也许只是适逢其时而已。

佛教提供了另一种道德生活的动机。但又讲色空，如《维摩诘经》所说：“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潘金莲说：“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这便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今世的态度。人生无意义，并不令人不想活，如唐人王维诗里说，“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先活着，不着急，至于后世，有许多办法可以拯救呢。西门庆说的“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只是其中一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兰陵笑笑生的为人。他读过书，做过官，再回到家乡当绅士，阅尽人世百态，看到的只是三毒，对三教都失去了信心。书中加入那么多秽黩文字，既是兴趣所钟，又像是在说，让这个世界更脏些吧——多半不是这个意思，多半他自己便喜欢堕落的生活，甚至觉得物质的堕落，是对精神桎梏的一种反抗呢。无论他是谁，兰陵笑笑生对改变社会已毫无兴趣，也毫无端倪，这种态度，和他的前辈，先秦至汉唐诸子的康健作风，有多么大的距离，而他正是那些他们的嫡系后代。

正文一日快活

北齐权臣和士开，曾经劝皇帝多玩乐，少操心国事，说：“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

奸臣说的话，当然是错的。但在那个时代，从正统的立场出发，要批倒批臭和士开，也不似想的那么容易。因为一旦话说到尽头，和士开只要轻轻一句，就能把正统人士噎住。他需要说的只是：人死万事休。

正统的老祖宗孔子，不愿谈生死问题。他老人家也重丧葬，也谈一点鬼神，那只是对习俗的让步，而非哲学的立场。孔子对死亡的哲学立场，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有的话，也许是不可知论吧。幽明永隔，死生在孔子那里是悬而未决的事，而他的后学如此之懒，这个问题就一直那么悬着。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既是正确的生活态度，也是对问题的一个搪塞。生活中的问题尚难以穷知，死的事，自然可以无限期地推后了。所以儒家对生死的讨论，止于死前的瞬间，无论是成仁，还是取义，是把死亡当做价值问题来处理。他们喜欢谈的是不朽，这不朽并不涉及灵魂，只是声名的不朽，也就是道家人士讽刺的“死后之余荣”。

道家是从儒家内部成长出来的，和儒家一样，都不太相信鬼神之说。道家的齐死生，大意就是说生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死也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丧失意义。儒家死生观的内在迷惑，在道家这里更明显，因为道家喜欢琢磨终极问题；这一琢磨，难免要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例子，是他们一边说“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一边又要长生久视。

道家说得高妙，但要做起来，无比之难。那些宣称物我两忘、不知生死之别的，在我看来，或者是幻想者，或者是受了药物的影响。我在酒喝多了，或者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也曾有过些奇思妙想，可惜神志恢复之后，依然俗物。

上古传下来的风俗，是信鬼神的。成长在风俗之中的古人，要彻底地不信邪，并不容易。但儒学内在地是一种无神论，当它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强之后，对身后事毫不操心的人士，层出不穷。慕俗的，一旦日暮途穷，就要倒行逆施；向雅的，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世。如和士开者，只是其中之一。比和士开小不了几岁的颜之推说：“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说得很好，但为什么呀？经不起追问。

古代普通人的生死观是本糊涂账，风俗持此，朝廷持彼，教书先生又有自己的主张；和尚这么说，道士那么说，谁的话也不敢不听。家里有鬼，山上有神，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进庙烧香，入观求签，还有几百个杂神，都得磕头，宜乎古人之半月板容易受伤也。既有勇气又有脑筋的，直起膝盖，什么也不信，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不信了，其中的不道德者，难免与和士开一样，“一日快活敌千年”。

儒家，至少在用道德感强行部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苦恼，道家不受这限制，便有人主张：“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这是《列子》中的名言，和士开说的话，不过是它的翻版。

《列子》中还讲，“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其实，身后的毁誉，并不是黑黑白白的事。和士开之死，是他做坏事太多，得罪了好多人，最后这些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小政变，把他杀掉了。我最近在乡下见到和士开的墓志，述及他的死，是这么说的：

“而天临恍惚，神听廖寂，未极忠贞之福，遽见朝野之悲。……天子辍县罢膳，永悼于怀，褒贤笃终，礼超恒数。”

这墓志也讲了一点他祖上的事。从这篇墓志，以及几十年前出土的和士开叔祖的墓志来看，这一家子完全就是一门忠烈。墓志都是讲好话的，不足为怪，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古人顾及身后事的一大动机，是在家族之中。祭祖的传统，要比祭圣人的传统持久，便在“文革”当中，好多人还在偷偷供给祖先血食，至于圣子有没有猪头肉吃，倒无人过问了。

要是家族感也消失了呢？对和士开这样的人，如何教化，如何劝善呢？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如果道德的基础只能向社会中寻，必有在人心中失效的时候。我们无法统计，在某个时代，有多少人完全挣脱了美德的羁束，只是因为不得已才遵守一点社会规范；我们只知道，儒家后来也意识到理论的失效，转而求助于人的自省，相当于在说：我讲的，你自然是不信，但你可以反诸内心，看看是不是有一点良知在那里呀。

也许有，也许没有，就看从哪儿找了。

正文性格决定命运

刘备死后，诸葛亮一心一意地在成都替刘氏看家。不到五年，他就坐不住了。如果允许对古人的心思胡乱猜度的话，我会想，诸葛亮不计成败地北伐，一大原因，是要回避皇帝刘禅。刘禅对诸葛亮又敬又怕，敬也罢了，这位相父智逾周公，自己的德才，怎么掂量也不及成王，能不“严惮之”？诸葛亮坐成都，刘禅吃也不敢吃，玩也不敢玩，束手束脚，着实没什么风光。诸葛亮自己也别扭，做臣子的令皇帝怕，岂是长久的事？虽然眼下君臣情笃，但日久天长，必生龃龉，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不如离得远些，君臣两便。

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进驻汉中。从此，到七年后病逝五丈原，他再也没有回过成都。其五次北伐，七番用兵，岂能撼动曹魏？这一点，以他的智力，不会看不出来。所谓尽人事以听天命，天命如何，诸葛亮心知肚明，那么剩下的，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在公而言，不愿效公孙述之坐以待毙；在私而言，要以死于王事为自己的结局。

那么，回到那个老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不赶下刘禅，自己当皇帝？刘备临死的时候，已说过“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遗命在耳，诸葛亮此时“夺了鸟位”，也可以说是“奉旨篡汉”，有何不可？诸葛亮虽然忠诚，并不愚蠢，如果事皆可行，区区一个“忠”字挡不住他。那么，不可行的是什么呢？

诸葛亮清楚，自己不是当皇帝的材料。我们看他的《诫子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云云，知他的性格，多内省而自敛。这样的人，当当丞相是可以的，要做开国皇帝，就差得远了。

皇帝并不像咱们想的那么少。从秦始皇开始算，中国称过帝的人，可能成千上万，特别是在乱世，夥涉为王者，遍地都是。只是绝大多数，顶多算山大王，或山皇帝。最寒酸的一位，只有两个臣民，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大将军。文武夹辅着，这个皇帝去讨正宫娘娘，半路上被人捉起，国祚不永，亦云悲哉。

这么多皇帝，分为两种，一种是继承人，一种是创基人。普通人生而不是现成皇帝的子侄，要创造幸福，只有靠自己。其中很要紧的，是胸有大志。当年刘邦去咸阳公干，看见始皇的排场，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始皇南巡的威风，对他叔叔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陈胜，年轻时在田里做工，便怀鸿鹄之志。他有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在是帝制时代的最强音。

刘备之有大志，从一点上就看得出来：他自称是汉朝的宗室。诸葛亮呢？从小就没这种志向，等到做了丞相，有了大权，现要立志，来不及了。

仅有志向还不够。要做开国皇帝，最要紧的素质，是性格中的某种因素。比如刘邦的时代，大家平起平坐，你是枭雄，我也是枭雄，凭什么你不听我的，我倒要听你的？刘邦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盛气凌人，当亭长时，对属吏“无所不狎侮”，当上了王公，待人更是无礼，呼喝下属如小儿。人性的弱点，是屈服于强者，投靠于强者。而强者的强，并不总是在智力和势力的意义上，多数时候，还是性格决定命运。陈胜称王，而吴广为假王，二人的高下，只在性格。和刘邦一同起事的，还有萧何、曹参，这二人论才论德，都比刘邦高，而一为主上，一为臣下，就是气势之别。

社会学家有研究，人们说话，一部分是在交流信息，另一部分，是在控制与接受控制。普通人说话办事，多少总要为对方着想一下，真正的强人，从无这种忌讳。他们知道，只有自己多占一步，才谈得上让别人让步，而所谓皇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对他让步。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可能曾有那么一个阶段，领袖是力气大或岁数大的人，而自从政治权力一出现——一开始是神权，社会就被那种性格的强者领导了。

比刘邦更好的一个例子是朱元璋。刘邦为人大度，是个不错的领袖。朱元璋凶狡猜忌，然而为开国皇帝，他性格的强悍，实有过于刘邦。我们看他，只识得几百个字，就随意论衡文事，评点诗文，上达圣贤，下及群臣，仅此一项，便可知道他的自信，非常人所及。你可以叫它勇气，也可以叫它厚颜无耻。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当了皇帝。

诸葛亮，自然也是性格上的强者，但还不够强；能驾驭人，但心有顾忌，而未能全心投入驾驭人的快乐中去。所以他当不了皇帝。

宋儒程颐曾有高论，说不是高祖用张良，而是张良用高祖。这个是儒生自解的话——虽说互相为用，但论其始末，怎么也是皇帝用臣下，臣下为皇帝所用。但程颐又说，高祖与群臣，只是以力相胜，力强者居上。这个就说得很好。人在社会中的力量，手足居末，头脑居次，性格居首；所以第一要务，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驾驭他们。能驾驭几百个，就可以纵横一方；如能驾驭亿万个，那么，恭喜陛下。

正文知所炯戒

清代官经，最上心法是“多磕头，少说话”。所谓少说话，是连奉承话也不要胡乱多讲，因为人主和平民一样，也每用屁股思考，不妨把拍马屁想象为拍人家的脑袋，便知当慎之又慎了。明代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视父亲的陵寝，路过河南。时在河南做官的胡瓒宗写了一首迎驾的颂诗，若干年后被人告发，几乎兴成大狱。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湘竹英皇泪不磨”，用的是舜帝南巡的典，来恭维嘉靖。但胡瓒宗忘了，舜帝南巡，死在苍梧之野，就没回来呀，嘉靖说他诅咒，难道冤枉他了吗？

胡瓒宗也算是有些学问的人，稍一马虎，换来四十大板，寻常的顺民，当知戒惕。写颂诗谀文，实有风险，应该留给有学问的人去做。雍正时的大官邹汝鲁，写《河清颂》，用了《尚书》里的典，不料雍正不喜反怒，几乎杀掉邹汝鲁，逼得他只好承认“臣实不曾读过《尚书》”。没读过《尚书》，你写什么《河清颂》呀！那时不像现在，学者谀时颂圣，出了纰漏，顶多大家笑一场。古代人际关系紧密，对方的屁股不舒服，你的屁股便有血肉横飞之虞。

那么，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政策，是否遇到两难呢？一方面，要尽量把教育限制为训练；另一方面，又需要顺民的表态。我想，古人有自己的解决之道，便是强调社会分工，或叫“本分”。人们各依身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恭顺。识字不多的人，本分是望尘舞拜，至于写诗弄文，最好想也不要想。

王肇基是直隶平乡县人，念过两本书，做过几种杂役，后来带着母亲和妻子，流寓在山西介休，生计无着，很是愁闷。乾隆十六年，他生出个主意，到衙门献了一首恭颂皇太后万寿的诗联，不想惹下大祸。他这首诗作得俚鄙不堪，也还罢了，后面又附了些话，被定为“妄议国家事务”，下在狱里。

可怜王肇基，老老实实地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如何敢有一字讪谤？实是我一腔忠心，要求皇帝用我，故将此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

乾隆下谕严审王肇基，原是以为他和另一个要案有瓜葛。审来审去，并无别情，不过是一个赤胆忠心的愚民，乾隆便失去了兴趣。那么，对这样一个人，如何处分呢？

文字狱，并不只冲着文人。乾隆年间的文字狱，罹祸者中间，有算命的、卖药的、种菜的、抬轿的、开酒馆的、开裱褙店的，还有五个和尚、十多个疯汉，这些人，在案件中占的比例还很不小。下层平民总数虽多，其中产生的诗文却极少，和文人相比，千不及一；虽然无法作精确的计算，大致可以推知，他们弄诗作文的风险，实较文人为高。

但有时候，对主上的感激涕零之心，难以遏止，要有额外的表达，才能尽兴。王肇基案的两年之后，有江西人刘震宇，写了一本《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并献上他自己想出来的缉捕逆犯的方略，被定为妄议国家定制，处斩。一年后，福建人李冠春投献《济时十策》，处斩。又一年后，山东杨淮震献《霹雳神策》，被革去生员，杖责四十。又一年后，直隶人刘德照写了篇风水论文，原想到京师献上，半路被捕，凌迟处死。乾隆南巡，浙江人林志功献词，被流放黑龙江；章知邺献诗册，先是充军，后又处死。

纪晓岚去福建主持考试，那里有一个老童生叫邓文亮，作了一篇《戒淫说》，及若干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字，呈递给纪晓岚，后得死罪。又有安徽武生李超海，写了本《武生立品集》呈献学臣衙门，斩立决。直隶人王上献媚书，反被处死；智天豹献《本朝万年书》，要“见得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结果“从宽斩决”等等。

这些人纷纷献颂，有的是仰邀恩典，有的只是一腔忠诚之意，憋得难受，恨不得剖心以示。比如王珣，家里旧藏有一副对联，“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不过是俗句子，偏他便想出，“这清字，就是大兴大清国的意思”，至于孝友，“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总之，这副对联自己是不能用了，得献给皇帝御用。这样的好人，皇帝怎么会舍得处死呢？

也没什么舍不得的，此之谓清理顺民队伍。看来古代教育，还是有不发达之处，特别是造就了一些半通不通之人，一举一动，往往不得体。理想的状况，是或者全通，或者一窍不通，各不逾矩才好。因此，古代也本应另有一种顺民教育，普及到人。不要以为做顺民只要缴税和磕头；如要做得好，还需特别的训练，只念念三百千是不够的。

说回到王肇基。山西巡抚在折子里说他像是疯癫之人，不知有无帮他脱罪之意。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似觉无趣。此案发于八月初九，至九月初三，王肇基被押至省城街头，当众杖毙，“俾愚众知所炯戒”。

正文寓禁于征

毁灭知识的乐趣，可能仅次于，甚至更强于获得知识的乐趣。人类出一个阿基米德，不知要攒多少好运气；要杀死一个，只需兵士之一击。有印刷术之前，古书都是抄本，能聚几百卷，便谓书城；东汉皇家聚书六千车，既是举国之力，又是多少代人的心血，至董卓乱后，王充收捡残卷，只得七十车。那些书烧的烧、扔的扔，或马踏为泥，或兵士取用，大者做帷盖，小的便做了包裹。

隋代牛弘，曾说书有五厄。第一厄是秦皇焚书，第二厄是王莽垮台后的长安之陷，第三便是董卓、郭李之乱，第四是永嘉之乱，第五是西魏攻破江陵。这千年里，图书遭难，不可胜计，牛弘说的五厄，只是其最著者。上古图书，经过一次次扫荡，百不存一，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就这一小部分，还有三成是伪书，三成是辑逸，只言片语而已。

牛弘以后，书的运气并未好转。牛弘劝隋帝搜访图籍，隋朝的几个皇帝，也是这么做的。待到隋亡之际，王世充把东都几十万卷书，用船运上长安，在三门峡翻船，全部漂没。以后每过些年，国家大乱一次，图书也跟着被洗劫一次，或为灰烬，或为尘泥，百年收藏，只要一次兵燹，就澌灭无遗了。

秦皇焚书，意在钳制思想；乱民或军士烧书，不过以其易燃，烧起来痛快，或少数人怨恨上层社会，恨及书册，也是有的。还有一种烧书人，本是爱书的，如朱淑真死后，她的父母把她的遗稿一把火烧光。朱淑真的父亲也是读书人，他烧女儿的诗稿，大概是以为女儿读书长见识，反而使自己郁郁不乐，这也算是伤痛过深吧。

又如梁朝曾遇侯景之乱，秘省图书被烧光了，但文德殿的书保存下来。萧绎把这些书运到江陵，又陆续收罗，至有图书十四万卷。到西魏军攻破江陵，萧绎把十四万卷书一把火烧光，说，读书太多，才有今日，所以要烧掉。梁元帝萧绎写过很多书，算是大文人，这样一个读书人，居然焚书，是将知识视为私有，虽然可怜，更是可恶。那么，太平盛世，有没有烧书的呢？有，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乾隆焚书了。乾隆的心术，在康熙和雍正之间，深沉不如康熙，狡险则远过于雍正。他也算是读书人了，但皇帝的读书，往往和你我不同，切不要一见皇帝爱书，就引为同调，那是危险的事。

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征书。那时，已经有过好多起文字狱，谁也不愿送货上门。乾隆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四库开馆后，下诏打消人们的顾虑，说得既诚恳又动人：“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这些话，本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现在皇帝说了出来，人们感动得掉眼泪。士民欢欣，踊跃献书，不到一年，数以万计。乾隆一看书征得差不多了，便变了脸，下禁书令，要各省将有违碍字义的书，“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特别是明代私人著述，笔墨妄议的最多，“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不仅检查已经呈献的书，还要各省到民间查缴违碍之书，有敢不缴的，治以藏匿之罪。

皇帝再三督责，各省雷厉风行。已经献过书的，最先倒霉，然后是书店和众所周知的藏书之家，都被检查。不只图书，就连碑刻，只要有违碍字样的，能改刻的就改刻，改刻不尽的就磨毁。这场禁书运动进行了十几年，一共销毁图书三千余种，十几万部。中国民间藏书，从古以来，没有被扫荡得这么彻底的，秦皇做不到，战争也做不到。

奇怪的是，在后人眼中，一套《四库全书》，竟成了乾隆的功绩。我们没听说哪一本书，是亏了四库才得流传，只知道几千种书，在修四库时被销毁了。四库藏在阁中，读书人见不到，故没听说哪个读书人利用过四库，只听说乾隆说话不算数，本来搜求图书时许诺发还，却没有发还，致使民间的一些珍贵藏书，从此不见阳光二百年。

章太炎的《哀焚书》，痛骂乾隆之余，又说焚书终不能保固江山，而只是得意于一时，斧柯之伐，其则不远，早晚还是要结账的。总的来说，章太炎是对的，但若说焚书无用，也不尽然。每一次焚书，都对人的头脑产生着影响。就拿发明“寓禁于征”的乾隆来说吧，他至今的名声还好得很，这便是焚书的功效之一了。

正文恨无王陵母

古人的道德冲突，往往表现为范畴冲突。如忠孝仁义，各具美妙，总有互相操戈的时候。如果父亲命儿子做害生不仁的事，儿子怎么办？东汉延笃曾写过一篇《仁孝论》，认为孝在仁先，孔子不是说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国曹植，则认为孝近仁远，各存功用，孝而能仁，斯为极美。这些话说来说去，都是糊涂账，好在古人对这个冲突不怎么在意，常规的处理，都是以孝为先，仁不仁的，居其次焉。在今人看来，这有些不能接受，比如希特勒建集中营，然后声称“都是我爸爸让我干的”，一点原谅也得不到。但古人先孝后仁，有他们的理由，那时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必须维护，而仁的规范并不清晰，大家说得虽多，其实不怎么在意。

真正的烦恼，是忠孝的冲突。东汉袁淮说：“夫仁者爱人，施于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这是一个标准的表述，但遇到事情，全然无用。三国时的徐庶本是刘备的谋士，荆州一战，他的母亲落在曹军手中。此时的徐庶，心乱如麻，便把“忠孝同源论”念上十遍，也无用处。在这种处境里，心肠硬的，无往而不利，去刘归曹是孝，弃亲保主是忠，怎么都有道理，怎么都是自己的对；心肠软些的，方觉两难，投曹是不忠，弃亲是不孝，怎么都没道理，怎么都是错——范畴冲突之所以肤浅，也在这里。

但还是接着说范畴冲突。东汉时，邛崃有个九折阪，是极险的道路。又先后有两个益州刺史，一个叫王阳，一个叫王尊。王阳走到这里，说：“我是父母生养的，为什么总来犯这种风险呢？”后竟托病辞职。王尊走到这里，对车夫说：“走！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行路小事，两人都要扯到忠孝大义上，可见这个论题在当时的重要。

古人说忠孝，爱道王陵事。王陵是刘邦的部下。刘、项相争，项羽拘留王陵的母亲，想要挟王陵背汉归楚。王陵的母亲要成就儿子的前程，竟伏剑自杀。这样一件惨事，竟千年传为美谈，令人怀疑，古代的忠臣，至少有一半，偷偷地羡慕王陵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遇到问题自己解决，不给儿子添麻烦。

还会有别的运气。东汉初的邳彤也遇到这种事，母亲被人劫持在信都。他哭着对来使说：“事君者不得顾家，家里的事我是管不了啦。”万幸的是，另有人攻下信都，邳彤的母亲活了下来。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故事，一个好人不顾另一个好人的死活，另一个好人总也死不了。

古代忠孝的难题，令许多人为难，但在其中，只有高尚的人才真觉得痛苦。其他人的为难，在于世议。

项羽也拘留过刘邦的父亲，刘邦不在乎。既没有刘邦的勇气，也没有王陵或邳彤的运气的人呢？赵苞的母亲被鲜卑人劫持了，赵苞不顾私亲，结果母亲被杀。曹操和吕布打仗，手下有一个叫靳允的县令，母亲被吕布捉住。靳允不敢叛离，流涕守城。

这个问题后有另一个分支。两晋以降，佛教盛行，那么，出家为沙门的人，不奉养父母，不给父母生孙子，算不算不孝呢？佛教徒孙绰反难道，有那么多忠不顾家的人，都名垂青史，你们怎么不以不孝为他们的罪过呢？出家人“令逝没者得福报以生天”，是孝的高境界，且若有兄弟在家，奉养不废，岂不两美？释慧远则说：“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出家人“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尽管弃家离亲，也谈不上不孝。

佛教徒要协接世俗，只能作此论。无论如何，范畴是粗疏的，若只在范畴里考虑问题，往往没活路。春秋时代的齐国，田常杀死国君，然后要国人盟誓，不盟者，处死全家。有个叫石他的人，进退两难，最后只好“进盟，以免父母，退伏剑，以死其君”。石他在死前感叹：“呜呼！生乱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义，悲夫！”

古人的痛苦，是没有把道德责任和意志的自由、行为的能力联系起来。王导有名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王导暗中倾害周伯仁，周伯仁的死，他是有责任的。但抛开史实，仅就这句话的字面而言，描述了一种典型处境。一个人对能力之外的事，有道德上的豁免（更不用说八竿子之外的所谓间接责任，那是头脑混乱的产物）。徐庶如果选择留在刘营，也是没有错误的，如果曹操杀死他的母亲，那是曹操的罪过，徐庶不用负责。

但责任之外，还有感情。所以说“君子可欺之以方”，如果是刘邦那样的强人，劫持其父母，什么用也没有。忠孝、公私、君父等，看起来两不能下，却有滑不留手的解决办法，既能令一些人左右两难，也能令另一些人左右逢源。

正文胡化

西晋时的江统，作过一篇《徙戎论》，倡议把早已迁入关中的外族人赶走，理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意思是，这些移民，难免会受欺负，又难免会生怨气，又难免要造反，所以不如尽早迁还，以防变生肘腋。

江统也算有远见的了，可惜他的移民政策并不现实。外族人进入北方生活，并不都是“非法移民”；东汉以后，政府将各族内迁，以强我弱彼，是公行的政策。特别是三国战乱，中原人死伤太多，便征发外族人当兵打仗，或当劳力，一时间，大量异言异服的人拥入。据江统估算，北方人中，戎狄居半。这个计算必有夸张，但那时的北方，汉胡杂处，自是事实。要把这么多胡人赶走，已无可能。况且就血统而言，并无一种纯粹的华夏。对这种局面，不安的是胡人。汉人不担心被胡化，胡人则担心被汉化。强弱文化相遇，自居为弱的一方，才会警惕万分，步步相拒。当时北方胡人的汉化，已无可阻挡，但其中的保守者，特别是激进的保守者，还在拼命抗拒全盘汉化，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事。

其中的羯胡，是抵制汉化最甚的。石勒小时候，并州闹饥荒，刺史司马腾掠拿万户羯胡，两人一枷，卖到山东，来贴补军费。石勒就在被掠者中间，所以，都说他后来仇视汉人，与童年经历有关。不过，羯族入附前较他族更不开化，与中原文化差异大，其恐惧汉化，非自石勒始。无论如何，羯胡对汉人格外残暴，杀俘、杀妇孺之类的事，干了很多。野蛮人本来不知道自己是野蛮的，一旦与文明人相遇，忽有发现，立刻以野蛮为武器，往往自致覆亡。

冉闵灭胡，是当时的大事件。在他的号令下，邺城一带的汉人纷起杀戮胡人，史称死者二十余万。羯族是中亚人种，高鼻深目多须，这次屠杀中，有些人只是鼻子大些、胡子多些，或头发发黄，也被杀死了。

自古以来，无论是制度还是人性，我们并不缺少恶，缺少的只是实现。

冉闵十来岁时给石勒的儿子石虎当义子，羯胡对汉人做过的事情，他也都参与过。若说他二十年后民族感情忽然迸发，虽有可能，毕竟难信。他争夺皇位，为求必胜，借用民力，是高明的办法。那时北方汉人对羯胡的残暴怨恨刺骨，冉闵能利用民族仇恨达成己志，算是一个先行者。

这件事中很可探讨的，是人民的角色。设想你是这些汉人中间的一个，有什么事情阻止你不去杀羯人呢？你恨羯人，你受过他们的苦，你的亲人受过害，而且这一次，不管你对他们做什么，都不需要自己负责。那好吧。也许对面那个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会想，谁知道他以前杀没杀过汉人，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杀自己呢？也许对面的是孩子，你会想，谁知道他的父亲不是凶手，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成长为凶手呢？杀人似乎是最需要道德核准的事，此刻也不需要确定的理由了。或者你什么也不用想，作为弱者，好不容易有了杀人的机会，还想什么呢？

事实上，统治者不但喜欢降低人民的智力，也喜欢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准，尽管他们常标榜以德治天下。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驱使为恶，用利益，用危险，用激情，用随便什么东西。人类历史中横死的弱者，几乎全部是被同类杀死的。人们屠戮异己的同类，也就承认了一些理由，同样的理由，也将被用来屠戮他们。许多理由，只因为涉及更大的范围，就好像据有了人伦上的更高地位，人们一直轻易地接受这些东西，也一直被训练着如此。他们成群结队地干这干那，自以为转移了责任，但这种虚假的安慰，早晚要剥掉。那时候，一直鼓动、吹捧你的人，不见了踪影，而最后的审判是逐个的——如果你不信这一套，还可换个说法，每一个人都得独自死去。

文明与野蛮接触，落后的一方，就文化制度而言，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也许可以短暂地凭借武力，企图将文明摧毁到和他们同一水平，不曾也无法有长期的成功。无数的蛮族就这样消失了，或者说，变成了我们中的成员，只留下些文化上的印记，一半是在旅游公司的手册上。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影响的话，那便是，每一次激烈的冲突，野蛮的一方，会把文明向堕落拖一小步，就像在冉闵诛胡的事件中，汉人被胡化了——这样说对胡人不太公平。

正文愚昧也是力量

陈德刺嘉庆案，朝廷不欲张扬其事，所以留下来的史料不多，不过，已经足够令人既悲且笑了。

陈德是典型的城市贫民。他的父母，是一个叫松年的满人家里的奴仆。松年到山东青州海防上做小官，陈德一家跟去。到他三十来岁时，父母已都死了，他在山东找不到差事，回到京城，投靠堂姐过活。十年之内，他跟过工部的员外郎、侍卫，兵部的笔帖式，内务府的包衣，香山的窑头，长了些见识，至少知道了宫里的路径。

嘉庆七年，四十六岁的陈德正在一个叫孟明的人家里当厨役，月钱一吊。他的妻子张氏头一年死了，棺材钱还是孟家帮他出的。秋天，他的岳母跌成瘫子。到了十二月，堂姐也死掉，陈德向东家支了一年的工钱，把姐姐敛埋了。这以后，他的精神渐渐不好，时常喝酒，在院子里唱歌，又哭又笑。孟家怕他滋事，便把他辞掉。

这时已是嘉庆八年。陈德失了差事，日子更加艰难。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十五岁，在别处做雇工；小的十三岁。陈德离开孟家后，先到外甥家住了些日子，着实不便。二月十六日，他搬到东华门外小甜水井，在一个老相识叫黄五福的人家里借住。他生计无着，衣服也典当尽了，越发愁闷，本来是老实的人，居然暴躁起来。有一天到茶馆喝了壶酒，和邻座的陌生人闲谈各处出产，那个人说氆氇产在台湾，陈德说产在西藏。为这件小事，陈德便拿出小刀子，要刺那人，幸好被黄五福拦下。黄五福说，你这么闹事，让我怎么留你住。陈德发怒，说我总要干件硬事，扎死一个两抵，扎死两个就便宜了一个，扎死四五个，就便宜了好几个。黄五福害怕，回家让母亲以切菜为名，诓出陈德的刀来，但陈德并不肯借。

陈德自有自己的“大清梦”。嘉庆三年的时候，他便做过一个梦，梦见在一座无水的桥下躺着，忽然有人拉他上桥。他到了桥上，身上就穿着茧绸蟒袍，看着像个知府，可惜醒得早，未及赴任。他还抽过五次签，也都得的是好话。其实，当官云云，他不可能认真去幻想，前举的两个例子，大概是审官要发掘他的不臣之心，硬挤出来的。这类贫民的幻想，还是过好日子。所谓好日子，就是有吃有穿有棺材板，少受些气；如果能雇得起一两个佣人，也给别人受些气，就更好了。陈德的梦想，估计不过如此。但到四十七岁的岁数上，他忽然觉得走进了死胡同。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正是春分。陈德起了个早，叫上大儿子，一同出门。大儿子本在别人家做工，两天前，陈德找个话头叫他过来，意思是多看他两眼。进了东安门，陈德寻一个酒铺，喝了半碗绍兴酒、半碗木瓜酒，就带着儿子进了东华门，从西夹道绕到神武门内。他对儿子说，我就要寻死了，你不要来认尸。儿子还没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嘉庆的驾便到了。

嘉庆从圆明园回宫，穿过神武门，将入顺贞门，陈德从西厢房南山墙后面突出。陈德本来想弄一把腰刀，但买不起，就拿着自己的小刀子，上前犯驾。当时嘉庆的随从不下百人，大半是侍卫，却被陈德刺伤多人。大家呆若木鸡，只有亲王绵恩出面阻拦，又有五个人帮忙，总算把陈德拿下。嘉庆自然大怒，说你们这帮人，或是我的亲戚，或是我的臣子，怎么好意思袖手旁观呢？

嘉庆原欲穷究陈德的主使、同谋、党羽，但什么也审不出来，看起来，陈德就是个普通的愚民。嘉庆无奈地说：“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犬噬人，原无主使，鸱鸮食母，岂有同谋？……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由此看来，嘉庆还是有些见识的，而且他性子比他的父祖温和些，若是这事发生在雍乾时代，株连的人就会非常多。

多年后，有人认为陈德和天理教有勾连，他的犯驾，似有政治意图。但那种联系，并不确实。清当局对这种事，没有更多办法，只能尽量严处。按清律，大逆者凌迟处死，子孙十六岁以上的皆斩，十五岁以下的为奴。陈德的儿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但“枭獍逆种，岂可复留人世？即照年已及岁律，一并骈斩，以快人心而伸众忿”。这样，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处死了。

此案并无深意，只是一个故事，一个铤而走险者的故事。陈德当天出门，在街上见人垫道，方知道嘉庆要回宫；又听说嘉庆要进神武门，这才临时起意，不然，他的受害者大概会是街上的什么人，而这个本来平淡的故事，就更无出奇之处了。

正文以己之恶，成人之美

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愤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么都情有可原。他自己纵容自己，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舆论，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当年汉朝对郅支单于确有不公道的地方，而郅支袭杀汉使，只是使后人对他的身死国灭，少了许多同情。匈奴雄强的时候，很少做鬼鬼祟祟的事；一旦势衰气沮，体面全无，其羁留苏武，不知对自己有哪方面的好处，倒是成就了苏武的名节。

宋蒙之间，使节往来，本来也正常。南宋自从联蒙灭金，自毁屏藩，立时觉到北风之寒，又谋河南不成，老羞成怒，此后看到蒙古使臣，心境大变。大臣真德秀说，自古两国交兵，使臣不绝，纵使蒙古人侵犯我国，若有使者，还是要以礼相待。这番议论，才符合大国之体。而不久之后，宋蒙交兵，蒙古又派使者来，南宋便拒于国门之外了。以后对北使时拒时延，莫衷一是。蒙古使臣中，有一个叫月里麻思的，因为言语冲突，被囚禁在长沙三十六年，最后死在那里。蒙古人报复，也把一个宋使扣了七年。忽必烈当上大汗后，宋蒙关系才有所缓和，他派郝经出使南宋，想罢兵修好。

郝经是北方的理学名儒，他的学术，是汉人之学；他的出身，当算是金朝遗民。他给忽必烈办事，并无不安，因为在他看来，道统高于皇统，只要能行中国之道，当皇帝的是汉是夷，没什么分别。“中国而既亡矣，岂必中国之人而后善治哉？”这种议论，放在后世，必给戴上几顶帽子，但那时虽有华夷的大防，国家概念和现代的还很不一样。在郝经，夷夏之别更多的是文化的，而不是民族或国家的，他相信自己的出仕，符合用夏变夷的大道，“传正脉于异俗”。何况，他没做过一天宋朝的子民。

南宋听说郝经要来议和，在朝廷上讨论，最后主战的倾向占上风。南宋丞相贾似道命令地方将领把郝经扣留在真州（现在的江苏仪征）军营，这一扣就是十六年。

蒙古人南侵的野心，未必因一纸和议而打消，便是不扣留郝经，宋蒙之战也难避免。不过在南宋方面，此时与蒙人议和，尽管束不住北方的马蹄，但也不会束住自己的手脚，何必落人口实？把这样一位名儒扣留起来，于大局何补？当时南宋的军队和蒙军交手，拼命的少，逃命的多，转而疗羞于一个书生，貌勇实怯。或者说是为了振奋民气，则当时能够振奋民气的举措，该做不做的，不知凡几，文也不做，武也不做，倒来做这种不明不白的勾当。后世的“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方针，大概在南宋可以找到出处。

有形势的弱者，有心理的弱者。有形势虽弱，其志不惰的，也有心中先慌了，举措无不失宜。北宋军事上经常失利，不废大国之体，到了南宋，国土尚辽阔，做事却小气起来。这固是积累所至，也得怪肉食者多不通实务，临时的见解，往往要向下寻找；而民间的主意，激愤之气可用，于大局上，就鲜有贡献了。

有见识的自然也有，只是难得大用。贾似道颇有吏才，对大局一向懵然。他专权四十年，朝中的意见，可想而知。胜国遗民，喜欢吹捧激进派，指责温和派，似乎只要一力拼杀，大局可挽，但南宋和明朝的灭亡，却是激进派的责任最重。南宋的遗民痛骂贾似道偾事误国，却忘了他常有激烈的举措，拘留郝经便是一项。文天祥说他羁使开衅是兵连祸结之始，也不算很冤枉他。

当时甚至有议论要杀掉郝经，以为他血统上是汉人，道统上是儒术，却替蒙古人做事。幸好持这种意见的人没几个，因为南宋，虽然颟顸，毕竟高明于后来的一些朝代。贾似道想迫使郝经背蒙归汉，用的办法，竟和当年匈奴人对待苏武的差不多，给他住极小的屋子，派人在四周日夜巡逻，梆子敲得当当响。他的随从精神崩溃，互相斗殴，死了好几个人。郝经每月给宋方写信，全如石沉大海，虽是郁闷至极，一直不肯低头。后来有人拿他和苏武相比。这种比较，真是宋人的耻辱。

苏武鸿雁传书，只是传说，郝经则确曾把蜡书系在雁腿上，居然传到了蒙古人那里。尽管身份尴尬，他在后世的名声很不错，这同他的经历，同南宋人对他的虐待有关。他的理学，也没什么出奇之处，不过理学家的所学，往往影响行为，这一点和诗人不同。贾似道就是一个诗人，有句云“灯色难禁雨，秋声不离山。明朝分手后，俗事不相关”，何等清脱，做起事来，却蛮不是那码事儿。

正文莫入冤谷

陈胜、吴广，说过一句中学生都熟悉的话：“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按秦律，征发的兵士若不能克期到达戍地，都得处死。那么，假如九百戍卒中，没有陈、吴这样的人呢？他们或许会逃亡，或许，而且更为可能的，会赶到戍地去领死。

这个判断，是否违反常识？老话说“除死无大事”，难道以死博生，不更符合常识？且看另一种例子。

秦国东征，最强硬的敌人是赵国。先败给赵奢，又败给廉颇，秦兵为之丧气。十几年后，为了争夺上党，两国再次开战。最后，赵军被困在长平的狭谷中。秦王亲赴河内，动员军民；十五岁以上的男丁，都征发到长平一带，阻断赵军的救援。关东的大国，尽作壁观，谁也不出援兵。赵军被围一个多月，粮尽力穷，只好投降。这四十万降卒，秦将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龄幼小的，遣回赵国以宣示秦威。

这便是我们熟知的长平之役。后人疑惑的是，坑杀四十万之众，如何能够得志？这不像秦皇坑儒。一是几百人，一是几十万；一是儒生，一是军人。当时秦军临阵之数，也不如降卒之多，难道这些人就不反抗吗？史书对坑卒的过程没有记载，只说白起“诈而尽坑之”。但就算是骗入死地，总不能骗得赵卒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活埋了吧？

所以，有人或怀疑降卒并没有那么多，或以为当时必有搏斗，而史书失记。但史无明文或暗示的事，我们只能当它没有发生，不然就无史学可言了。而别的例子告诉我们，一夜坑杀四十万众，不但可能，且不很难。

另一个坑卒的大人物，是项羽。项羽先是坑杀了二十万投降的秦军，后来又坑杀襄城等地的军民。如果坑杀是非常困难的事，他当会考虑别种屠杀方式，之所以后来屡次坑杀，大概是因为易于得手吧。

有一次，项羽攻下外黄，恼恨当地人的抵抗，命令全城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到城东集合，准备尽坑杀之。这场屠杀，后被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拦下了。而究其本末，项羽下这样的命令，是知道人们必会服从的。可以想象，外黄人尽管知道是赴死，还是会去城东的；且人之将死，言行俱善，多半还会很讲风度，扶老携幼的，算是活得困窘，死得从容。

反抗还需要个性，赴死只需一种态度；反抗还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的。

道理之一，坑杀要得手，被坑的人一定要多，活埋一个人是很难的，坑杀十万人，就容易多了。这个道理，以前讲过了，不多述。道理之二，是反抗往往比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气，特别是当反抗需要挺身而出、赴死只需跟随众人的时候。

稍微运用一下想象力，便可知道降众被坑杀的场面。人人都在等待奇迹或幸运降临自己，等待领袖从别处出现。这是一群被命运感压垮的人，绝望压过了恐惧，幻想又压过了绝望，最后唯一留给他们的“幸运”——按他们的理解——是与众偕死，而且做伴儿的还不少呢。坑卒只是极端的例子，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每每允许自己做下各种或愚或恶的事，只要能对自己解释一句“这又不是我自己”。

当年小孩劝住项羽的理由，是如果杀降，以后便没人投降了。三国时的何晏，也力论白起坑卒这样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因为人们一旦知道必死，就不会俯首就死了。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坑卒之类的事情，确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

唐人议论白起事，曾说“周王漂杵，致天之罚；白起诛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邮之戮，还属武安”。意思是周武王伐商，也杀了许多人，但那是恭行天罚；而白起杀降，是自己擅作主张，所以周朝享祚七百年，而白起终被赐死在杜邮。这个就是为君上讳，而胡说八道了。白起的坑卒，既是自己的主意，也合秦王的心意。范雎献给秦昭王的方略之一，是不要仅“攻其地”，还要“攻其人”。如白起者，正是执行这一方针。

残忍如白起，坑杀四十万人后，心中还是有些不安。他以后一直不愿意同赵国作战，或许有回避内心冲突之意。最后他被秦王赐死，死前说，我坑杀了数十万赵国降卒，也是该死啊。他死后，诸侯置酒相贺，那时的人已视白起为凶神，甚至传说他的眼珠不会转动，和正常人不一样。而长平，从此成为非常有名的地方。山西高平，多有丹水、冤谷一类的地名，亦是后人同悲之意。李贺曾在长平捡到箭头，写了一首诗，有句“虫栖雁病芦笋红，回风送客吹阴火”，最是写照。

正文纣之不善

对咒骂的研究，不知心理学界又有什么新进展。按老传统，专擅咒骂的，是中年以上的女性，以为弱者的武器。这些年有了网络，才知新一代小伙子骂起人来，须眉不让巾帼，污秽尤远过之，未免为两千年中没有过的新局面。

辨不清名物的原始人，相信咒骂可以对敌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到了周武王伐商的时候，大家都是文明人了，宁愿打得你死我活，而不冀咒骂之为功。武王之骂纣王，不是临阵高呼，而是在之前的誓师会上，对自己人说的。这是一种政治活动的模式，先动口后动手，先在道德上诋毁对方，自己后面的举动，就变成恭行天罚，无往而无不义了。

武王声讨纣的罪过，综合起来有三：一是听信妇人之言，二是不敬宗法，三是任用奸人。周商战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献，只是简略的记录，而且多是后人重写过的。武王指责过的纣王的不端，可能还要多一些，不过也必不像后来的传说那样丰富。周以西土小邦，篡主中原，对政权合法性的解释，一直以天命为言。老天抛弃殷商，就是因为商纣王的恶行，所以把纣王骂得越狠，周朝越有光彩。到了周代后期，能想象得到的一切人类罪孽，纣王收罗一全。有些行为，明明是周朝才发明的，发明后有些不好意思，也推在纣王身上。纣王确实失德，比如他的残酷，就算不像传统中的那样可怕，也是一定的。这是个残暴的国王，只是残暴未必是亡国的原因，那个年代的大酋长们，有哪个是不残暴的？周武王本人，亲手从纣王的尸体上砍下头来，挂在旗子上，“手污于血，不盥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若按屈原《天问》中的说法，他毁辱敌尸的行为，就连周公看了也皱眉呢。

《淮南子》里说周文王怕纣王疑心，故为自污之行，“筑灵台，相女童”之类。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事实，以及一种解释。或许《淮南子》所记不真，又或许文王颇有荒淫之行，后人便替他如此开脱。文王是心思极深的人。周人觊觎中原，经营多年。他们的文明程度不及商人，但相差也不远，所欠只是规模。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商朝的每一个政治错误，都被周人利用来收拾人心。即使如此，天下归心的事，并不曾像周汉儒生所说的那样发生过。这一点，我们看武王伐商，只有八个小国相随，或看周人得胜后，立刻远征四方，灭国九十九，服国六百余，便可知道。周汉儒生把商周战争描述成道德战争，把周军描述成仁义之师，自有他们的用意，只是离事实去得也远了。

武王骂纣王，虽是政治斗争，也是风俗使然。利益之争，关乎情势，未必关乎善恶。

牧野之战，死伤极重，见诸文献，孟子却不相信，说：“尽信，则不如无。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便是今天说的《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里边记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是维护周朝政治神话最力，也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人，他认为仁者无敌，哪里用得着动刀动枪？所以他对《武成》，只信其中的几条，别的都不信。那么大的战争，怎么会不大流血？后来有传说，原来商人一看仁者之师前来，就都倒戈，“为王前驱”了。至于纣王之死，同样按周人编的传说，或为自焚，或为倒戈的乱兵所杀，总之周人的手是干净的。

周人为什么要洗净自己的手呢？他们以小食大，起初的兵力不足以制四方，而开创了一种政治传统，于夸耀武功的同时，示天下以仁。周人信天，在他们的信仰中，天是善恶主，周人自命为天兵，无法不是仁义之师。被这样的仁义之师打败，只能算你倒霉，而且是双重的倒霉，不但军事上失利，道德上也被毁灭了。毕竟，和天兵天将做对头，本身就是罪孽。

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他的事情，甲骨文中零星有几条，别的只见于周汉的文献了。他的老祖宗，当年打败夏人后，也把夏的最后一个君主，描述为极不堪的人。几百年后，这种命运落到纣王的身上，也可以算是悖入悖出。只是，我们见到的关于夏桀的传说，是周代过滤后的，商人所述，原未必如此。至于一种风俗，是以有体面的对手为体面，如遇到道德败坏的对手，心里会不舒服，就是获胜，也少了几分荣誉感；另一种风俗，是以为对手越不体面，自己越体面，把对手说得十分不堪，自己立刻获得道德上的豁免权，什么事都可以做，而心安理得了。其尤甚者，在路上遇到牛粪，必大叫大嚷，召来人众，然后历数牛粪之罪，拔剑斫之，还自以为是在以天下为己任。

正文自己靠不住

教育的不平等，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让人人都受教育，一种是让人人都不受教育。第二个办法闻着馊，做起来却容易些，而且记性好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不曾施行过。处于中间的，还有一种办法，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中，陶冶出精神的平等；只是在中国的传统中，并无高于人的别一种精神存在——“天”早先还有点高，后来也和人“合一”了。那么，明儒倡导的精神平等和师心自用，分别也很小了。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很严厉，说他们是小人之无忌惮者，即一群无知无识之人在瞎搞。泰州学派的创立人王艮主张安身先于安天下，黄宗羲便认为这样的主张，给临难苟免开了后门。后来甚至有一种见解，以为明朝亡于内部的人心离散，人心离散应该由王学负责；而泰州学派，作为王学中的极端，格外地不得辞其咎。

泰州学派中的韩贞是江苏兴化人，家中几代人都以烧砖窑为业。韩贞小时候爱念书，但没有机会。他十五岁失怙，四年后又丧母，没牵挂了，这才跑出去求学，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樵夫出身。窑工向樵夫问学，近乎一团糊涂，后来这位老师便引荐他到王艮那里。韩贞年纪既轻，穿得又破，人家听讲，他在外面扫地，如此扫了几年，终得王艮欢心，学成而归了。韩贞回到家中，穿戴着王艮送的深衣高冠，众人看了都笑，以为一个烧窑的，装束得儒不儒道不道，多半是失心疯了；便是想冒充学里的相公，也没有这么打扮的。韩贞不为所动，在乡间传授泰州之学。他天天高谈阔论，不治产业，日子过得很窘，曾穷到把房子也卖掉，而不以为苦。

韩贞以弘道化俗为己任，渐渐地，跟随者有上千人之多，声势耸动州县。到了秋闲，坐着小船，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聚徒讲学，弦诵之声洋溢江浦，十分动人。他的思想，从王艮处来，大致总是教人觉悟，悟到自己也可以成贤做圣，用不着读书，甚至也用不着思索，只需正视本心，一切便好。有一个老汉，问韩贞什么是良心，韩贞让他脱衣服。老汉脱到只剩一条裤子，不好意思地说，实在不能再脱了。韩贞说，这便是良心了。

便是达到圣人的境界，有了心物交融的无上感觉，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教主，还是有心慌处。

这一套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的祖师爷王阳明曾见乡农吵架，一个骂对方无天理，一个骂对方欺心。王阳明说，听，他们在讲学呢，又是天理又是心的，非讲学而何？王艮更进一步，说“百姓日用是道”。比如端起茶来，送到口中，而不会送向鼻孔；放下茶杯，放到盏中，而不会掷在地上，这便是道了。莫里哀笔下有个土财主，某日忽聆大道，喜不自胜：“这就是散文！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假如我是明代的一个乡下人，听到王艮或韩贞讲的道理，大概也有这种欢喜。原来做圣贤并不需要做一身长袍穿起，也不用进学，做大老官，甚至不需要研读大册子上的“死老汉语”，果然“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力气”。

有了这入门知识，容易做到的，是不再以为那些大人物有什么了不起；不容易做到的，是让自己也了不起起来。一旦启发良知，江鱼可以化龙，野老可以成圣，只是成圣之后，照旧担粪灌园，岂不气闷？那么，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或者说，精神平等之后，如何导向社会上的平等呢？若按韩贞的解释，一旦悟得天机，别的事可以不用管了，“且饮三杯欢喜酒，不争一个皱眉钱”。比如他自己，把房子卖了，也不沮丧，高高兴兴地吟道：“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

高妙是高妙的，普通人很难做到。毕竟，就是欢喜酒，也得拿皱眉钱去换。泰州学派的其他人，并不都像韩贞这么退让，如何心隐等人，结社自济，算是解决社会平等问题的一种试验。韩贞也在乡下力行互助，但规模小，不济得什么事，只换来个“东海贤人”的牌匾，和他的初衷差得远了。王学的致命处，在于证得良知、本心归仁之后，又怎么样？何况外面的社会，不会因此发生一点变化呢。王门后学，都喜欢招聚徒众，大约是聚在一起，彼此支持，精神便安定一些，一旦离散，未免惶惶然。

明朝自有其不得不亡处，王学的影响，至多是使其亡得难看些。但王学在中国社会中加强了一种潜流，一有机会，便会涌动一次。论其好处，是撒了一点儿精神上求自立的种子；论其不好处，便是对秩序的厌恶了。耿定向曾说：“何天非我，何地非我，何我非天地哉？”这种豪气，降落到当年的革命青年或今天的土财主那里，便有了我们都听说过的各种古怪故事。

正文一毛

孟子把力辟杨、墨作为一生的大事业。一方面，有想法而无体系的人，每需要辩论的对手，来澄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看稷下学宫的巨子，半是后世所谓的道家者流，便知当时异见的流行程度，已令正人君子忍无可忍。“异见”是从孟子的立场上说，他看到孔子的智慧被无知无识的人们冷落，杨、墨之言反倒充盈天下，气得死去活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为了和杨、墨作战，孟子把门槛锯掉一寸，说只要批评杨、墨，就算是投名状，立刻入伙，成为圣人之徒。

杨朱著名的主张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听到这一句，不只孟子，就是普通人，也难免动了肝火。您想啊，我们都时刻准备着给别人好处，又时刻指望着从别人那里得点好处，若按杨朱的主张，又向哪里放惠，又从哪里得济？杨朱的一派，后人总结其为“贵生重己”，重己便轻物，贵生便不以事功为意。他以为人的生命是自己的，并且，他是无灵论者，认为生命只有一次。那么，这唯一的东西，无论是财富、权力，都不值得拿来交换；因为那些事情，会伤身害性，如果交换，相当于砍头求帽——这显然是极端的主张，与常识不符。常识是，生命就是生活，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平衡，尽管不完美，却不能火冒三丈地执其一端，追求利益不等同于交易生命，而让渡一些自由往往是必要的。

杨朱的话，实在是有感而发。比如他把追求利益当成伤害本性的事，就和当时的局面有关。战国诸子所持观点不同，但没有一个人认为当时的社会状态可以接受。成千上万的学者，不约而同，从各个方向围攻社会，有点令人吃惊。近代政治学家曾想象集中的权力出现之前是什么样子，在人各自为生、彼此之间尚无任何协议的时候。先秦的一些学者则宣布那种状态——如果真曾有过——简直就是理想世界。这种想法，从现实倒推而来，本身是幼稚的，但杨朱和其他许多人，没有儒者那种经济的壮志，又怕多歧亡羊，惹不起躲得起，似乎是最简单的选择。当时两大学派——法和儒，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管理民众，使之为国家所用，一个要临之以威，一个要贿之以仁，杨朱这批人则只唱反调，专门研究不为大人君子所用的理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就是一种反调。法家说，你给君主出力，君主给你好处，杨朱摇头；儒者说，只要你归仁，就能摊上一个好皇帝，过上又高尚又幸福的生活，杨朱也摇头。像一个拗孩子，打定主意不做一件事，给他糖也不要，给他果也不要，你把全世界给他，他也不要。人或称之为“极端个人主义”，有点误解。杨朱主张的价值，在于它是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生发点，不在于实际的方针。人的生命属于自己，是最简单也最经常被忘掉的道理，因为有那么多力量致力于让大家想不起这个道理，而且总是成功——看看战国诸子，谁笑到最后？

孟子以为杨朱的主张，使人无异于禽兽。如果把杨朱主义当成社会理论，孟子是对的。至于背后的道理，孟子装做看不见，本来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忽视那个道理。在另一方向上，韩非则直接地说杨朱这种人该杀，因为就算是一匹上等好马，赶他他不肯向前，勒他他不肯停步，让他往东他往西，留着有什么用？倒把别的马都教坏了。君主悬设良田美宅、高爵厚禄，就是要换得人们去给他拼命，杨朱轻物重生，怎会给官家拼命？如果尊礼这样的人，大家都学坏了。

韩非也说得不错。同属杨朱一派的，有一个叫子华子的人，认为“迫生不如死”。“迫生”就是悲苦的生活，听说旧社会人多悲苦，按子华子的主张，岂不要视死如归？看来，杨朱的主张，无论如何不能化为治术，即便没有儒法的交攻，也迟早式微。它的影子，倒也存在，却变成了另一种姿态。和杨朱主张接近的，还有一个叫詹何的人，有人问他如果一个人身在江海，心存魏阙，那可怎么办。他答以重生，重生则轻利。那人又说，如果实在做不到，老是惦记着名利呢？他说，如果实在约束不住自己，就一点也不要约束，尽管放纵，怎么舒服怎么来，才是不害生。中国式的享乐主义有一千种道理，这是其中之一。

后世的人，一想起来就批评杨朱的“一毛论”，说给他天下他都不换，太自利了。其实，童话里说，森林里有许多光溜溜的动物在行走，很不体面。它们的毛，并不是一起拿去换天下了，而都是一根一根地给拔走的。

正文游刃

南朝颜延之写过组诗《五君咏》，歌咏“竹林七贤”中的五人，而把山涛和王戎排除在外。山涛和王戎都做到大官，位列三公；其中山涛圆滑，王戎贪吝，颜延之认为这二人不配与嵇阮为伍。

作《竹林名士传》的袁宏对山涛的评语中，有一句是“游刃一世”，最是中肯。庄子写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的刀行走于骨肉之际，与物无碍，貌合神离，所以刀刃不伤，逍遥自在。按庄子本意，这种“游刃”是出世之道。但若事有不获已，化而为入世之道，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山涛执掌吏部时，每次用人，一定要先密启，窥探皇帝的心意，然后拣皇帝中意的人选公奏。别人这么做，至少得落个“巧宦”的坏名声，而时人对山涛的评价，都说他识量高迈，洒脱旷远。又有一个县令遍贿朝臣，给山涛送了一百斤丝。山涛并不拒绝，因为那样做不够和光同尘。山涛收下礼物，挂在梁下。后来事发，朝廷调查到山涛时，丝已被虫子咬了，而尘封如故。山涛既未得罪大家，还落了个清廉的名声。嵇康说山涛“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就是这种本领了。

七贤对都有心得，最得心法的，看来还是山涛。庄子早讲过，当年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名气太大——哪怕是闭门在家修行，也可能威胁到政权对人心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这一政权已宣称自己是道德领袖时。对这种盛名之累，嵇阮之辈自然心里明白，也时常讨论；但能言之不一定能知之，能知之不一定能行之，能行之，也不一定能像山涛那样做得好。

嵇康之死，当时是大事件，太学生好几千人抗议，终于无效。嵇康是曹家的女婿，司马氏要代魏，先得剪除曹氏的羽翼。嵇康早已知道自己身处险地，所以作风上、诗文中，常表白自己无意于政治。那时政情险恶，名士少有全者。嵇康已尽量小心了。他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虽然做不到，但王戎说与他相知二十年，没见过他喜怒形于色，便有些夸张，嵇康的自制，也可见一斑了。山涛投靠司马氏，知道些风声，荐嵇康出来做官，有帮他免祸的意思，不料竟速其死。嵇康何尝不清楚他的好意，但如《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所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嵇康的绝交书，他明骂山涛，暗里为他开脱，算是回报，关于自己，一再表示只是“性情问题”。他讲了“七不堪二不可”，共是九患；然而避重就轻，在司马氏看来，更显得居心叵测，因为他既不肯投靠，立场是明明白白的，仅一封信又怎么可以蒙混过关？

嵇康和山涛之间，绝不如信中所说的“偶与足下相知”，而是相知颇深。嵇康对山涛又是敬重，又对他的“无所不堪”有些牢骚。他比山涛和阮籍都小了十几岁，在三人中是小老弟，发发脾气，山涛不会见怪。嵇康顾影之时，山涛定是很难受的；而等到山阳旧友或老或死，他一个人徘徊垆下时，又不知如何叹息。嵇康临死时说，有山涛在，儿子不孤矣。后来山涛果然照顾嵇绍，并荐他做了官。山涛就是这样面面俱到，是谓“达人”。

山涛，嵇、阮，钟会，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当然并不止这三种）。就山涛而言，如何判断他是吏隐，还是巧宦？内直外曲，如何证明？既然与时俯仰，又何以见得心存事外？人心隔肚皮，这些问题，本没什么一定的答案，而且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人怎么做，而在于其不得不做处，不论他怎么做。王戎说山涛如“浑金璞玉”，尽管常识告诉我们，浑金非金，璞玉非玉，我们还是宁愿相信王戎的意见。全身远祸，是七贤的共识，自己做不到的，未必不情愿别人做到。我们看嵇康的《家诫》，叮嘱细密，可推而知道他并不经常率性而行，而是一直舍小图大，对世俗多作让步，想保住自己的大志；至于不免于刑戮，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他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嵇康希望儿子做一个“保守的好人”，坚守志向的程度，要与全身远祸的能力相配。和他一起的，阮籍也不愿意儿子像自己一样放达。

颜延之则写过一篇《庭诰》，更加完备，所说的不过是游刃之道，而他自己本和七贤大致是一路的人。到后世，庄子的哲学，渐渐被儒士处理为与时舒卷的理论，其尤下者，用为一切的辩词，便是昧利苟得，良心上也没什么过不去。因为他令自己相信自己另有襟期，竟能不受现实事务的牵制。这种裁决，当然要比照他所信奉的价值观，但立法在人、执法在己，中间可以做手脚处，比比皆是了。

正文秀才，奴才，董其昌

谁说书生文弱？明代后期的江南书生，文武都不输人。学官下来考察，以前是屏息执敬，唱名序坐，后来则大呼小叫，寻朋唤友，任意座次。据一个叫伍袁萃的人回忆，如果有人得罪诸生，无论是官长还是乡绅，立遭群起而攻，文则编故事来骂人，武则攘袖出拳，显示一下南方之强。还有更厉害的，市井之人相争，常威胁说“我雇秀才打汝”——这些有趣的景象，时人以为是世道人心之一大变。

为什么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江南？原因之一，是那时的江南商业发达，读书人要吃饭，已不必全指望田亩和官场；既然谁家的银子都是白的，仕途的笼络力量，虽仍居首，已非独大。考取生员，便已减免赋役，此后能中举固好，不能登仕，也有很多活路。

万历四十年元宵节，泾县几个童生去某颜乡绅家看戏，发生冲突，一个童生被殴死。仅一天时间，周围五县的童生便发动起来，围攻颜家，把家财抢得精光。类似的事件，自万历中叶以降，接连发生，以至于有人认为，古之所谓“士农工商”四民，如今只余三民，士子汲汲于利，无异于商人。

当然，他们仍是士人。江南文风最盛，士林的一些变化，往往于此地始。比如王学带来的道德松懈，对江南的影响，就比对北方的影响大些。但如能抛开道德的眼光去看，风气的这种变化，也不很坏。读书人敢以下凌上，靠的是人多，“事关一人，乃倡通学，事关本学，乃联各学”，遂成地方政治中的一大力量。

不妨以董其昌的家难为例。“字如其人”之类的话，是完全靠不住的，但如果没有万历四十四年的事件，董其昌的名誉，也不会像后来那样不佳。那时他告病在家，优游林下，顺便大发其财。董其昌白手起家，至家产极为可观，既不来自做官的收入，也不尽靠字画所得，主要的源头，还是大批的“投靠”（明代赋税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现象）。投靠来的人员，便是“家人”。在势家，往往为豪奴悍仆，专恣横行，聚敛多方。

先是董其昌的儿子与人争夺使女。董家势压乡里，舆情早已不服，事情一出，便有读书人编出唱本，“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云云，丑诋董家，在闾巷流传。事情传到董其昌耳中，他又羞又怒，怀疑唱本是出自亲戚范昶之手，逼他来对质。范昶受了委屈，回家十来天就气死了。范妻上董家叫骂，又被董家的悍仆把范家的使女痛殴凌辱一番。

范昶父子都是秀才，此事便在读书人中激起公愤。一郡生员为范家鸣不平，先是向官府控告，继而飞章传檄，遍及大街小巷，连街上的小孩子也在唱“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三县一卫的百姓齐来华亭，拥挤于道路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无从强压。而董其昌的儿子和豪仆们不知进退，又从“打行”雇人，把守家宅，更激人怒。董家遂被焚抢，三处住宅烧为白地，家产一空，董其昌一生搜集的字画也成灰烬。

董其昌事后力主把账归到诸生头上，不是没有道理。诸生事前有鼓噪之功，事后连状讼冤，以舆论相抗，使得此事不了了之。一篇冤状里说的“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几百年之后，还有人拿它来评价董其昌，可见得罪多士，自古便是做不得之事。有人为董其昌分辩说，他儿子及奴仆的胡作非为，他未必知悉。无论如何，既为家长，算在他账上，也不算怎么冤枉。何况董其昌虚名虽高，但在朝政中并无多大势力。后来的钱谦益，鱼肉乡里细民的程度，只在董其昌之上，不在其下；但他外有东林党的支持，内有曹太监之助，便有告讦，也搬不动他。东林党还有力量把钱谦益的名誉洗刷得干干净净，假如没有降清一节，钱谦益的名声定然比董其昌高出一大截。

历代都有名士，而以晚明的名士最阔气。谁家也没有聚宝盆，钱从何来？从一方面说，四民混然，而士风先于世风而下，将是非、骨气弃在一边，追势逐利，纵情声色；从另一方面说，千年礼法，从内部发展出自己的破坏者，读书人有从彀中逃出之势，逃亡中的混乱也是难免。只是数十年后，新朝新政旧心肠，徒有晚明之颓唐，而无其锐利，也无其方向了。

据说董其昌经此一变，字也写得好了，画也画得好了，不知是否。现在流传的他的字画，真少伪多，也难用来分析。我想那多半是臆测之言，就如同人们喜欢将作品与艺术家的经历连在一起——那种联系定然是有的，也定然不在我们通常以为的模式中。

正文移羞做怒

某个美丽的傍晚，一位钻研心理学的朋友，占据着我最好的一把椅子，沐浴着唯一一束阳光，冥想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发问：“假如你做了太监，会怎么样？”我激动地把他从椅子上赶开——这便是常人的反应。对这类问题，我们必须反应激烈，最好是带些愤怒，以表明身心不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那个大不韪的问题沾一点儿边。特别是在我们中国，阉宦等于邪僻和奸恶；不是不能够举出些好宦官的例子，但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有一百个反例，来说明肢体的残缺会导致人性的残缺，尽管这一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证明过。

本篇想说刘瑾。但刘瑾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明代的太监中，论凶狡他不及魏忠贤，权力不如王振，深沉不如冯保，差有一技之长者，就是捞小钱，报小仇。人说宦官爱财，未必是一定之论，不过刘瑾确是有些钱癖的。刚开始收贿时，不过以几百两为望。有一个叫刘宇的人，一次送他一万两，刘瑾大为惊喜，说“刘先生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后胃口颇开，但聚敛之术似乎只有贿赂一方，所得终于有限。

刘瑾爱作威福。受廷杖者去衣，是他的首创，乃有杖死者；不过究其本意，着重处在于羞辱而不在杀人。明代的大太监中，刘瑾远不算最残暴者，很少杀人，如方良永之不揖、刘玉之劾，处罚不过是撤职或罚米。刘瑾也没什么大志，军国大事都糊涂，“知州改御史”之类的事倒做了一些。他的获死，罪名是谋反，当是张永、杨一清等人怕他死灰复燃，捏造出来以置他于死地的。

刘瑾恨翰林，恨御史，这种仇恨不难理解。读书人也憎恨他们。但宦官上应天象，也是读书人的发明。天市垣的中心是帝座，周围有众星屏藩，其中便有四颗星辰叫“宦者”。既然取之天象，虽然可憎，也是不能少的。自东汉以后，痛骂宦官，又英雄又稳当。中上阶层的人，极端看不起这些刑余之人，说了无数难听的话，以为他们“奸心素笃，憎爱移易”，是变态的小人；然后又没有一个人主张废除宦官制度，就连骂宦官最烈的黄宗羲，也只说宦官可留几十人，不能再多。

阉人不是中国独有，在亚述，在印度，在古埃及，直至后来的拜占庭，都有宦者的身影。只是在这些地方，宦者既不怎么显眼，也不特别地为人痛恨或厌恶。也有掌大权的宦者，如东罗马帝国的克里萨菲乌斯，做过狄奥多西二世的首相；以及更早的巴葛阿斯，那是被亚历山大大帝亲吻过的。这些人士的政治作为，不大能看出和他们的生理有关，社会也不怎么难于接受；即便在容易夸张的文学当中，从泰伦斯到莎士比亚，也没有我们这里常见的大惊小怪的因素。

刘瑾最可述的，是他的被凌迟处死。据监刑官回忆，头一天例该剐三百五十七刀，从胸膛两侧割起，初下刀时尚有血出，再割则无血。十刀一停歇，一吆喝，这样割到晚上，押回宛平县寄监，此时刘瑾不仅活着，还能吃粥两碗。次日再刑，刘瑾发说宫中不该外传的秘事，行刑者便堵上他的嘴，赶紧将他割死了。

刘瑾得势时，谈不上“权倾朝野”。在内不过是“八虎”之一，在外有不少附和他的大臣，实分其势，其中乖戾的焦芳、傲慢的张彩，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又有一位大名士李东阳，名不在阉党，却最得刘瑾敬爱。文学之臣和宦官亲密，自刘瑾时候始。前面说过刘瑾的权力不及王振，但当年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此之谓共同罪恶。没有人喜欢攀结宦官，但，何况声名或许还有办法可想。张居正便是例子。在宦官一方，权力只是假象，一旦皇帝变了心意，“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

明代宦者少则好几千，多则十万，如刘瑾者，前后数十百人而已，“奸心素笃”云云，至少得不到统计学的支持。至于宦官的心事，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过的，一个是宦官往往重视乡谊（如刘瑾是陕西人，便把陕西的“高考”名额提高许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缘故；另一个是宦官喜欢穿好衣服，虽是夏日，也包裹严整。老北京有一句话，说人夏天穿得太多，叫做“练当太监”，便是为此。

正文吴三桂的信

吴三桂与李自成翻脸时，给被拘在北京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绝义书”，指责吴襄“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韦孝宽是北朝时的名将，平原指的是三国时的祢衡。信中提到的另几个人，徐庶为了母亲弃刘投曹，王陵、赵苞则相反。项羽将王陵的母亲请到军中，想把王陵招来，王母则暗托使者告诉王陵不要以己为意。赵苞守郡，鲜卑人捉到他的母亲，推到军前，赵苞认为为臣之义，不得顾私恩，拒绝鲜卑人的要挟。

人一多，时间一长，什么样的典型都不会少。不论做什么事，总不愁找不到先例，以给自己开脱。只是“大义灭亲”这种事，做则不妨，但调子一定要唱准，该哭就要哭，该呕血就要呕血，而且，只能以大义为辞，怎么好以灭亲为期？信虽是记室写的，但必定句句是吴三桂的授意，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父亲身上，难免枭獍之讥，丑话说在前面，可谓殊不知体。

人或问：吴三桂连老父都可以不顾，怎么会为了陈圆圆“冲冠一怒”呢？其实，吴三桂决意兴兵时，更是顾不得陈圆圆了。事后吴襄全家都被处死，陈圆圆能活下来，只因为那时她已不被当成吴家的人。吴三桂本来是决定投降李自成的，从山海关率兵南来，走到沙河驿（在今河北迁安），遇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证实了他以前风闻的一些消息——“家里还好吧？”“依法没收了。”“我父没事吧？”“依法逮捕了。”“那个人（陈圆圆）呢？”“依法夺去了。”

三问三答后，吴三桂暴跳如雷，立刻北返，决意与李闯为敌。他的愤怒并非全为陈圆圆，不过，陈圆圆也确实是他的心爱之人。闯军进京后，吴三桂在十天内给吴襄写了六封信，封封提到陈圆圆，超过对父亲的关心。

第一信劝吴襄出逃，“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第二信让吴襄归降自保，并打听“陈妾安否，甚为念”。吴襄曾有意让陈圆圆骑马自投山海关，吴三桂听说，在第三信中发急道“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唯此事实不放心”。

吴三桂一怒北归，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唯恐传闻失实，他又给吴襄写了两信。这第四信最长，不妨全文录之：“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掠去，呜呼哀哉！今生不能复见。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问讯。”

吴三桂这种人，对女性的态度，现代人已不易捉摸。最稳便的办法，是承认当事人自己的说法，尽量少下裁断。中国的传统，是最喜对别人的事下裁断，依据是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一张价格表，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但人心九窍，世事万绪，颇有不能为表格所尽者；何况义务表之外，还有对后果的衡量呢。价值冲突的永恒，大概不会在爱情之下；至于黑白分明，那是官方文告和九流小说里才有的事情。

如果我们承认吴三桂对陈圆圆确实爱如生命，又怎么样？公利高于私利，国事重于家事，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但这种观念，实来自后果的考察，而非推理得来。自古的习惯是把它当做义务规定下来，而没有逻辑结构的义务主义，招来的冲突自然多了去啦。吴三桂是个自利的人，但自利本身是很难责备的。他对明王朝的义务，他对家庭的义务，未必就如后人所想的那么容易取舍。须知古代的家庭观，关系着社会的根本，实在是动摇不得，如历代帝王虽都想拿忠压倒孝，没一个能完全成功的。

作出吴三桂那种选择的，代不乏人，只是很少像他惹出那样大的麻烦。吴三桂一家与满人世代为敌，最后却引辫子兵入关，至多尔衮背盟之后，又一味畏葸，受封平西王，自己也把头发剃了。他自己是想学申包胥的，但假如秦国复楚之后，顺便加以吞并，申包胥也就成吴三桂了，而那并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宋室南渡之后，华夷之防，较前代严得多了，到了吴三桂的时候，申包胥已全不可学。吴三桂是武人，他的幕中怕也没有通晓古今之变的人来劝一劝他。

何况中间还夹杂着爱情呢。爱情是美好的，但在价值观里，专事捣乱——这是对现代人而言，古代是不怎么拿爱情当一回事的。

正文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

王莽篡汉，几乎开创“恶劣的先例”。本来，士人也罢，儒生也罢，在权力中的角色，至多为辅弼，为师保，大如孔子，也不过人称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强仕而死，或另投贤君，或退守其身，哪儿有图穷匕见，自己要做皇帝的，岂不破坏了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说，后儒之喜欢骂王莽，也不无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轻时，时人有个评价，说此人“敢为激发之行”。什么是激发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务活动中人家宴请，虽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旧例，鱼贯而往；偏偏有一个人不肯去，弄得别人不舒服，他也不管，这便是敢为激发之行了。这类人，按古代的说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诈大伪之徒。王莽呢？哪样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俭，和家族的风气太不一致，似乎巧伪，但在他而言，既非发乎性情，也不是从小立志骗人，只是读经走火入魔，真想以身为天下率。

虽然出身权势之家，但在政治活动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当皇帝，一半是迷醉权力，一半还是因为攒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负，施展不开，看着刘家的政治不耐烦，忍不住赤膊上阵，先是想当周公，后来就要当尧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当时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着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众望所归。

官天下就是把帝位传给贤人，家天下就是传给儿子。五帝在三王之前，按越古越好的理论，自然优越于夏商周，而为儒家的理想社会。这种禅代理论，后世是不大有人提的，而在西汉，还是儒学中的普遍观念。王莽当皇帝，在西汉儒生看来，也算不上怎么大逆不道。

王莽初掌大权，给儒生大做好事，广修学校，增加儒生做官的机会，还在长安“为学者筑舍万区”。很快天下的儒生骚动起来，以为于私则高官立至，于公则大同可期。几次征召之下，各地的学者成千成千地奔赴长安，还有更多自费前来的，共襄盛举，唯恐人后。尤其弹冠相庆的，是古文学派的儒生。西汉后期今文学派得势，古文学派在野；王莽兼学今古，但后来尊奉古文经学。古文学者果然给他贡献了许多方略，大者如按《周礼》对社会大动干戈，小者如修明堂，也按《考工记》的说法，修成四室五向。

王莽筑明堂、辟雍，本是工匠役夫的事，偏有太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他平毁傅丁二后的陵墓，又有许多读书人亲执畚锸。两件大工程，都是二十天便成。王莽拒受新野县封田，全国有四五十万人上书请愿，要加封王莽，宫门前连着好几天都有众人聚集，有点像静坐示威，直到王莽得到九锡之赏。这些事情，固然有出于王莽的布置，但与后世如魏忠贤事等大不一样，舆论确实站在王莽一边，而舆论从来是由士人控制的。

当时的名儒多和王莽交好，著名的有刘歆、扬雄、桓谭，还有平晏、马宫、唐林、薛方等辈。他能当上皇帝，内靠家族势力，外靠的便是儒士。当皇帝后，他一板一眼，按照儒家思想，托古改制。他的改革，在今天看来，大多荒唐，但没一样是他的发明，都来自经书。有些举措（如改官名、地名、人名，甚至匈奴名），只是让人笑话；有些如公田口井（土地国有）、五均六（工商国营），望似不那么可笑，恰弄得天下沸腾。而做这一切，本来是要直奔大同的，那是儒家社会理想的旨归。

新莽末，起来造反的，是农民、商人、吏员和刘氏宗族，儒生只是在大势已去后才投奔新主。东汉以下，王莽的名声可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王莽篡汉和改制，对儒家是尴尬事。大家痛骂新莽，而对理想的破产缄口不提。此后的儒学，转为以价值观为核心、以个人理想为补充的看守主义，不再有什么社会理想，故得以在这次破产中存活下来；当然，从此也脱却了激进的色彩，不再有什么高调可唱。

王莽确实不是个好领袖。他固然很有政治手腕，但在别的方面，又顽固又迷信，能愚蠢时绝不做一点聪明事。此人唯一的好处是敢于任事，又很有探索精神，比如他实验人力飞行，又主持解剖人体。尽管是解剖别人，让别人去摔死，仍不失为有些好奇之心。至于胡适说他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自是有所误解，以童子言为智者语了。

正文果然名教罪人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诗文，在“出事”之前很有声名。他和年羹尧是同年，但并无特别的私交。年大将军凯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颂诗，这是官场风俗，人都如此的。后来年羹尧奉旨自杀，雍正担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讥，乃大兴株连。雍正的脾气是，如果一件事自觉心虚，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办，以示理直气壮。钱名世倒霉，也给扯了进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尽知。通常，是以为他的某几句颂诗，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尧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还有的是；况且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再谨慎的诗作也禁不起鸡蛋里挑骨头。还有一种说法，以为是钱名世的人缘不好，所以成了软柿子；但他的名声大坏，是在诗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说，雍正选中钱名世来做反面榜样。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钱名世骂得龙血喷头，还别出心裁，御笔题写了一块大匾，曰“名教罪人”，挂在钱名世家屋门。为了防止钱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进知县，隔三差五去钱家检视。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发明，颇为后人继承。如清廷摧残士气，一开始只会用暴力，以后渐渐深入灵魂。雍、乾两位皇帝，自己就是半个文人，知道何者为耻，何者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杀钱名世，显得仁心宽大；而对对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为“虽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试想钱家老少，出入于这样一块匾额之下，几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这就叫心刑。

雍正很会用裹胁之术。钱名世革职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为诗文，“记其劣迹，以警顽邪”。既然小说可以谋反，诗歌当然也可批判。奉诏作诗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怪尔颜何厚，偏偏谄媚词”等，痛骂钱名世无耻，颂扬皇帝宽大。雍正把这些诗，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集，发给各省学校，让天下人都知道有一个无耻的钱名世。

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学，奉上官样文章。据说最工的两句为陈万策所写：“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但今传本《名教罪人》里，陈万策的诗中并没有这两句，可知只是传言——碰到这种事，谁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没见到有哪个人格外地雕词炼句，也没见哪个人把这次写的声讨诗收到自己的诗集中，因为这些人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

在这三百八十五人之外，也有作诗不用心或不忍心的，各被惩处。有一家姓陈的，父子三人在京为官。两个儿子作诗不称旨，被撤了职；父亲的诗有句云“负涂一豕玷儒绅”，骂钱名世是猪，便合格了，进入《名教罪人》合集。原来此事是一次政治考试，要人人过关。只要一写，就如同交了一次投名状。单单是为了减轻罪恶感，这样一个最小的动机，就足够让大家纷而诋毁钱名世。

万斯同编明史，曾以钱名世为助手。万斯同死去，在京中的遗书流散，多为轻薄所窃。忽然，人都说是钱名世拿了去。并无证据的事，传来传去成了铁案。又剽窃一事，在有清一代，如戴震之窃赵一清，毕沅之窃邵晋涵，人多缄口不提，或者曲为之辩；而万斯同的《明史稿》本为王鸿绪攘去，世人却相信无端的传说，把钱名世也编排在里面，指为剽窃了万斯同的《三王纪》。这就叫人居下流，众恶归焉。

人落到钱名世这种地步，所有的恶行都会被揭发，所有的嫌疑都会被当成事实，换上等闲的人，早已是体无完肤。钱名世被传说的恶行，翻来覆去，不过两三件，可知此人，多半竟是格外端谨之士。有些事，早晚是要轮到自己的。大诗人方苞，因《南山集》案下过狱的，这次在骂钱名世“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查嗣庭，五个月后就将被拿问，第二年就死于狱中的，此刻还在讽刺钱名世“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翰林院检讨谢济世，此次诗称“自古奸谀终败露”，几年后因为注《大学》得罪，在刑场被赦，吓得半死。

《名教罪人》这部奇特的诗集，按作者及其后人的心意，原是恨不得它早早失传的，但毕竟还是存下来一种本子，让我们今天能够见到某种文体的祖宗。至于钱名世，诗集已经不传。他的诗如今能见到的不多，大半存于《江左十五子诗选》中。有一首《题〈放鹇图〉》，里边有两句云“予食呼名就掌驯，此生长傍谪仙人”，好像那被驯的鸟还挺高兴。

正文生命在于运动

历代文祸，元朝最少。元人不耐文章，虽说“质胜文则野”，对文人来说，倒是多些活路。因为元代的中原人士一来思念前朝，二来进身无望，所作诗文，怨声一片，若赶上前宋后明，不知会生出多少事端。

镇江人梁栋，宋末进士，入元后以遗民自任，躲在茅山当假道士。梁栋本来与一个叫莫仑的人相好，后来生了嫌隙，跑到官府那里告莫仑诗文谤讪。公报私仇之外，还出卖行业秘密，很是可恶。元官审了些日子，问不出所以然，把莫仑释放。这位梁栋，后来自己也被道士告发，罪名同样是“谤讪”，同样也被无罪开释。

元政自有其宽和之处，让人想起党进的“对韩信说我”，虽然无赖，不无粗朴可亲。今之俗谚有云：就怕流氓有文化。一有文化，就要看书，写书编书的人，可就要倒霉了。或还可补一句：最怕文化不多不少，半通不通，不足以通情达理，恰为为恶之助。朱元璋本来是文盲，自打龙飞，加紧学习，以便文武双全。这一来可苦了别人。人家写文章，如果用上“则”、“寿”、“生”、“取法”等词语，就有可能被他杀死，因为其分别谐音“贼”、“兽”、“僧”、“去发”也。某文官教人写字，习字帖用了篇杜甫的诗，头一句是：“舍下笋穿壁”。朱元璋睁开龙眼瞧去，认出笋便是竹，竹朱同音，“穿壁”云云，似在讽刺他为穿窬之盗。后来他寻个由头，把这人杀了。一初和尚是有名的高僧，被朱元璋召进京，献诗一首，内云“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怒道，你不想见我，还嫌我法网太密，又把和尚杀了。

朱元璋是精神有毛病的人，不足为例。今天要说的是弘历，或乾隆。乾隆是清朝最大的文学爱好者，活到八十八岁，写了四万四千多首诗。清代文字狱，以乾隆年间为最烈。早期的一个大案子，是《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的这部诗集，平平淡淡，落在乾隆眼中，看出五六十个破绽。“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是特意南北对举，暗寓贬斥；“清浊”或“浊清”谤及本朝；“裘人”是从《诗经·都人士》里套出的一个典，也成了讥刺满人。胡中藻曾在诗中述及荣聆圣训的经历，有一句为“下眼训平夷”，意思是说皇帝自上视下，乾隆却认为这是在说他眼光低下，狗眼看人低，是可忍孰不可忍。胡中藻被斩立决。

乾隆当了六十年皇帝，发生诗文之狱一百三十多起。每一年写诗五百首，办两件文字狱，而如此长寿，果然是生命在于运动。语又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这么一位皇帝，一时间朝野告讦成风，竟以罗织人罪为邀宠的捷径，或陷人的深阱。湖北黄梅有一个叫石卓槐的书生，穷极无聊，把自己的诗稿刻成一集，还冒名已故的名人沈德潜，给自己做了篇吹嘘的序文。几年后得罪了一个人，那人便把他的诗集告发，说是逆书；且“作序”的沈德潜，因《一柱楼诗》案的牵连，已被夺谥毁碑。石卓槐是乡下人，爱名慕势是有的，若论反逆，从何谈起？而且他的诗稿，经深文周纳后，最“悖逆”的，也不过是“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之类的大路话。这么件没来由的案子，从知府到总督，办得虎虎有声，最后石卓槐被凌迟处死，妻小没为奴隶。

最有名的文字陷阱，便是“清”、“明”二字。这两字实在常用，避无可避，皇帝也说不用避。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无事则罢，有事谁也禁不起挑剔。有一个老汉叫高治清，因编书被捉见官去，官员一听这名字，已觉得此人必是反逆无疑，何况他编的书里，有“桥畔月来清见底”、“一色文明接远天”这样的诗句，非反清复明而何？幸好此时乾隆已老，有意放松文网，看到报上来的这个案子，佯怒道：“各省察办禁书若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似乎已忘了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隋炀帝弑父，才会认为薛道衡赞美文帝是在暗中讽刺自己；武则天杀子，才会一读李贤的《黄瓜台辞》而震怒。元人马上抢得天下，以为理所应当，心中坦然，没兴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骂自己。满人接受了汉人的合法性理论，便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说的“小人常戚戚”，此之谓也。

儿童游戏有“官兵捉贼”。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内心深处，仍然贼性不改，不待人说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来，以强盗自任，也算是怪脾气。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稳，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狱也渐渐地少了，只是这时的文人，也渐渐地无聊了。

正文卿本贼人

水浒故事的流传有两个系统。咱们熟悉的，属于文人改造过的、适合出版、于世道人心暂无大碍的系统。不过，便是这本的读者，对那批好汉或逃犯，有自己心目中的座次，和书中的座次大不一样。鲁智深名列中品，读者倒喜欢。卢俊义是坐主席台的人，而读者不买账。

自古已如此。明代有一种马吊牌（麻将的前身），大牌上印着二十名水浒好汉的像，头牌自然是宋江，值万万贯；其次武松，千万贯，其下又有三阮、鲁智深等，各值百万至数十万贯；而大刀关胜，靠关公的老面子，忝居其列，只标三万贯。卢俊义贼气不足，图像上不得马吊。那么宋江呢？在流行的版本中，宋江并无什么英雄之举，难得出手，只杀了个女人。他为什么仍值万万贯？一个原因是，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不像在书中那样首鼠两端。

鲁迅曾说中国社会有“水浒气”。这种气可作两种理解。第一种是爱幻想。受累或受气之余，花几文钱，听说书先生口若悬河，什么武松打虎、李逵杀人，神飞意驰半个时辰，施施然而归，晚饭也合口些。需要说明的是，对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幻想有什么好汉来解救自己，而是幻想自己做好汉，如阿Q的自己革命，先杀小D，后杀王胡，抢元宝和宁式床，和吴妈困觉，“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小人物的最高幻想，大致如此。至于“解民倒悬”云，是历代逐鹿者编造出来的，而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便是宋三郎来，恐怕作风更像李逵，排头价砍将过来，你还来不及叫一声“我是阶级兄弟”，头已落地。在历史上，宋江便是这么个强梁，他若是真的心怀仁义，早已下场如王伦，而来不及做故事的主角，呼保义而天罡星了。

“水浒气”的第二种，是随时可以为贼，在道德观上，并无障碍。匪首上法场，万人同观，快意之余，兼复嫉妒，哪怕自己也遭过他抢。远的事情，细节不能尽知，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事，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这种价值观，与官方的自然冲突，所以历代禁刊，禁演水浒戏。晚明左懋第指为“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始为游手之人，终为穿窬劫掠之盗，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为之祟也。”

这就夸大了。先有梁山泊，后有。书中阮小五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金圣叹评论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圣叹之意，便是人们常说的“官逼民反”。但中国的罗宾汉如此之多，罗宾汉的叫好者如此之多，简单一句“官逼民反”，已不能解释。老话叫“少不读水浒”，意思是少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所斗为何？真宋江的事迹流传不多，大致和别的盗匪无异，剽掠而已。小的盗匪，攻村掠寨；大的盗匪，冲州撞府，都是在打粮草，最大的要夺天下，化为官府。这种以暴力为优先手段的“水浒气”，为官民所共享。所以，使宋江心向朝阙，最后大家欢喜，共做同志。文人“以天下为狗任”，往往多事；历代改写或续写的，不下数十种，都是应时之作。比如民国时的几种续作，多写宋江抗金，官匪同赴国难的故事。公法退而私刑进，礼失而求诸野；但国难当头，诉诸盗匪，也是够有想象力的。

宋江再怎么说，也是个贼。只是贼与英雄，在老价值观里，不过是一线之别，在官方而言，只差着合法性；在民间，只需要有一点点理由。有了这点理由，便可大大方方地杀人放火，而以“凶猛为好汉，悖逆为奇能”了。至于以为这种力量，对官府有什么牵制，令其有所忌惮，实在只是帝制下的幻想。

写巨盗或妙贼的好莱坞电影，一向好看，可见人往往而有贼心。女性找丈夫，不妨先问问是否爱看，若是酷爱，婚后一定要严加看管。顺便说一句，宋江杀惜的情节，不是没来由的。里类似的故事最多，除了阎婆惜，还有潘金莲、王婆、潘巧云、李瑞兰，以及别的好几个，最后都被好汉“咔嚓”一声杀掉。的价值观大抵如是，而这并不是文人加工后的结果，在民间一系，有凶狠过于此者。所以，鲜有女性读者，一来没资本做英雄，二来兔死狐悲。

正文以师为吏

对秦始皇以及秦朝的政治，汉朝人斥之以“暴”——暴则暴矣，不过哪个王朝又不暴呢？在历史中，秦始皇的才略和武功，一直被赞颂；他的制度，一直被批评；他的焚书坑儒，一直被咒骂。我是“反秦派”，对秦朝的政治绝不喜欢；不过有时又想，如果秦朝的统治能够延续一两百年，在某些方面，说不定是好事。

秦朝成于集权，亡于集权。区别在于秦国小而天下大。古代的生活，现代人已不易想象。自有电报以来，此岸的消息传到彼岸，以分秒计，而在过去，至多不过是马匹的奔速。人的神经传导，快时可至每秒钟一百多米，想象一下这个速度如果降到每秒一厘米或更少，菜刀割到手指，等你察觉时，菜已下锅，炒得半熟，欲救手指而来不及矣。

秦汉这么大的古代帝国，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根本运转不动。地方的官员，则需有责任心地自主行动，否则出了变故，不敢做主，一定误事。秦兵之强，足够扫荡关东，但陈吴之辈造反时，面对的只是手足无措、互无救应的地方官。这与后来的社会很不相同。后世地方官，多“以天下为狗任”；纵遇意外，律令所不及的，也另有一套规则，也就是圣人之法，可以遵从。有时天下大乱，连皇帝都死了，地方上还在抵抗，或连寨自保，或治兵勤王，如百足之虫，每一节都有小的中枢。

这些“忠义之士”是哪儿来的呢？自汉朝以后，朝代或有更替，制度大抵一样。原因有一个，作为社会领袖的地主，在汉朝被“儒化”。任何政权，都得靠这个阶层来施行管理，官僚从士人中来，士人从地主中来。这一批人的政治理想不变，中国也不变。

本来，关东六国的士人，半独立于行政之外。他们的出身五花八门，收入来源各自不同。中间的许多人，自然要加入行政体系，不过加入的道路，并无一定之轨。到汉朝就不一样了。汉武的“独尊儒术”只是句口号，厉害的是那以后的官吏选拔制度。做官要考试，考的是儒学，时间一长，土财主就被改造。皇朝需要士绅的合作，士绅需要权力以保障他们的地位，儒家的价值观果然适宜这种结合。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代复一代，儒学传家，举止皆在其中。

如果秦政得以延续，他们和地主迟早也是要合作的，只是这一合同的文本，未必就由儒生书写。那么，不但百家争鸣或可复活，而后世那种士就是官、官就是士的状态，或可避免——当然，历史不接受假设，这里只是说着玩。

或说，儒家有很多高明的地方，提倡道德生活，维系传统，最有力焉。但有几种不足，第一是政治上的法古。每朝每代，用不了一两百年，往往天下糜烂，在儒家看来，只是因为对他们的政治主张遵从得不够，而从来没认真想过改变主张。

另外，儒家对物理世界的知识几乎没有兴趣，对灵魂问题也不大关心。我们知道，有两种事物，最值得也最能促使人动脑筋，一个是广不可测的世界，一个是深不可及的内心。孔子的智慧，在清人看来，仍历历如新，因为这一知识体系，大抵不出人伦世界。士人是国家的脑筋，他们不动，就没得动了。

读书人治理社会，对社会或许不错，对读书人自己就不太妙，长久来看，对谁都不妙。秦朝以吏为师，自然浮浅，后来以师为吏，遗患更大。秦皇统一，对六国士人颇不信任，甚至焚书坑儒，汉初的读书人，提起秦政，无不切齿。从汉朝开始，读书人自然是混得不错了，食在其中，禄在其中，而创造的能力，则不知到哪里去了。创造是种传统，古代特异之士不是没有，但太少了，不足以前后相继，更别提相对切磋。

如只从前景来看，秦不如六国，汉不如秦，后面的朝代，出入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都不如汉。秦始皇自己是不懂制度的，任用的谋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眼光。不过此类事情本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能设计出来的反是拙劣之物。

秦的暴政，打破了读书人干禄的常式，反倒可能促出一批自作主张者。不用担心读书人会消失，知识越是珍贵，就有越多的人热爱它，秦皇用最简单的办法去清除知识对集权的威胁，并无成功可能，至多使读书人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而这听起来简直像个好消息。

正文彼此即是非

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吴三桂在清代的名声何以如此不堪？若说是因为引满洲兵入关，则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马不说驴脸长；若说是因为造反，而以遗民自任的人，也在骂吴三桂。我想，清初的人，尽管已输诚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这一老习惯，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儿不自在的。这种不安，自己对自己都不会承认，其表现，大概也只在痛骂吴三桂之类的事情上。

吴三桂倡乱的时候，耿精忠在福建响应。翰林院编修李光地回家探亲，陷在福建。耿精忠知道他的名气，派人招他来福州做官。耿精忠的官，李光地是不敢做的，但也不敢坚拒，只好去福州应付一下。在福州，他遇见了境遇相同的陈梦雷。陈梦雷也是福建人，与李光地是同榜进士，而且一起在翰林院做编修，关系自然亲密。

这时陈梦雷已经被迫入了耿精忠的幕。两人在陈家多次密议，到底商量些什么，后来各有各的说辞，无法证实。可知的大概是由陈梦雷在福州虚与委蛇，李光地则回乡隐遁，设法通消息于朝廷，以为后路。接下来的一年里，两人遣家人往来商议，第二年，李光地写了一封效忠信，封在蜡丸里，让仆人送交清方。这篇上疏，李光地只署自己的名字，种下了后面的是非。三藩乱平，李光地因此疏升为侍读学士，陈梦雷名列逆案，免死流放到关外。陈梦雷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自己阙名蜡疏，入案后李光地又不曾给他分辩，暴跳如雷，便写了封公开信，把此事向朝野公布。

这便是“蜡丸案”的约略。中间种种细节，两人的说法，简直没一样是相同的。我辈后人，不好遽定谁是谁非，便在当时，也难以求证，毕竟是暗室之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天地又不说话，则只好听他们两个吵。但舆论却是一边倒，只有亲友门生为李光地辩护。此外朝野一词，都说他卖友求荣，种种不对。靠着康熙的保护，李光地在官场终能屹立不倒，但他的声名从此也糟糕得很。到了大学者全祖望也来痛诋的时候，一顶“伪道学”的帽子，李光地算是稳稳地戴定。

那时的舆论很严厉，如果谁有一点儿丑闻，大家一拥而上，深揭猛批，尽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发现别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擞。李光地自己是词臣出身，也没做过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见容于清议，他后来回想，总以为是政敌从中挑拨，其实还是自己做错了事，且赶上一个不容错的时代。

其实，要为李光地辩护，与其否认整件事情，不如解释一下他的性格。上疏时没有署陈梦雷的名字，或是一时私心，至于不主动解救陈梦雷，或可解释为新进学士，不敢在皇帝面前张嘴。李光地自己若能坦承其过，也不至于越陷越深，且终生被环伺着，一有小辫子就有许多手抢上来抓。

哪些是人性的弱点，哪些是邪恶，那时的人并不去分别。事实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学，就想消灭人性的弱点，甚至逼人为善。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着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李光地本来信行王阳明的学说，后来阿附皇帝的心意，改宗程朱。程朱学说中的道德哲学部分，是一种压迫理论，所以李光地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是上疏搭救过陈梦雷的，只是并不很主动，连疏也是别人代草的，在同时代人眼中，这就是恶，而且做得太晚，近于引西江之水，以济涸辙之鲋。这类严厉的态度，李光地自己也有，当然是在别人的事情上。他的日记，详详细细地记了些别人的丑闻，虽然把语气克制得不那么幸灾乐祸，仍然是辞若有憾，心实喜之。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

正文此一时彼一时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夙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一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拥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抒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阿尔泰山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胜可脱于人口，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朝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正文世风越俗，雅人过得越好

前面有文章曾经提到，齐国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是的，战国年间的齐人，名声并不很好。从吕尚建国那一天起，齐就以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发家的秘诀；进而有管仲的改革，降低关税，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站，有了这些方便，熙熙攘攘的逐利者，自然归之如流水了。商贸使齐国富饶，也使它受非议。

除了反感齐国的庸俗，各国还担心齐国成为道德堕落的带头人。孔子对管仲，就持复杂的态度。毕竟，物质太像是容易引导出物质主义——不管怎么样，在邻国嫉妒的注视下，齐国从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慢慢变成了东方唯一的大国。在苏秦以及他人的描述中，临淄在籍的民户为七万，若平均以每家五口之数，就有三十五万人口；加上众多的外国人，这个城市的日常成员可能有四十万至五十万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百年前的欧洲人，也都觉得美国是俗气冲天的土财主。但如管仲所说，“国多财则远者来”，欧洲大学里的顶尖人才，很快就纷纷渡海了。

临淄城内的面积只有六十平方华里，拥挤而热闹，道路上车轮挤撞，行人摩肩接踵。市民喜爱享乐，尽管时有禁令，锦绣制成的漂亮衣服依然流行。更流行的是音乐，人多有技能，或吹竽鼓瑟，或击筑弹琴。赌博也风行，有斗鸡和赛狗会。另外一些今已失传的游戏，如六博和一种古代足球，也为临淄人所爱。作为天下商贾的居停主人，临淄人富裕，因而也志向高扬。奢靡不是他们唯一的特征，在出土的战国文物中，齐器最为精致，证明了对细节的关心是如何从日常生活的乐趣中发展而出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稷下。中国有过若干辉煌时代，但称得上伟大的，首推稷下时代。开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几页《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个世纪的创造抵得上二十个世纪的因循。

和稷下同一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园请到亚里士多德来讲学，得以繁盛一时。吕克昂学园设在第奥恰勒斯城门前，相似的是，稷下学宫建立在临淄西南方的稷门之外，某条要道的路边。两千多年前的官道野径，为泥泞、尘土和冰雪交替覆盖，士兵、外交人员、商贾、犯人风尘仆仆地经过。

与别处不同的是，此处，路边的农人还能看到许多学子，或乘木轮车，或踏麻鞋，从四方赶来。淳于髡、孟轲、田骈、环渊、鲁仲连，名声不那么响的彭蒙、季真、王斗、田巴……还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中，空前绝后地辐辏至一个几平方公里大的区域。

建立学宫和厚待学士，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的目的，希望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齐国的政治助手。除此之外，对学术的喜爱确实也是田氏的家族传统。厚养学士几乎成了父子祖孙间的竞赛，学术领袖可以得到豪华的住宅、高额的津贴，其来有隆重的迎接，其去有丰富的馈赠。

他们被赐以上大夫的官号，但只享受其禄米，并不需要在职位上工作，也不承担任何具体事务之责。有官无守，有言无责，论政不合也不被加罪。这种情形非常独特。当时的诸国，虽都有养士之风，却没有一个国家像齐国这样胸怀宽广。

齐国从中获得了什么回报呢？它曾一度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声誉，一些学士或在政治或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卓越，或给这个国家许多建议。但战争消灭了余裕，新的秩序根本来不及产生。齐秦之间的诸国，很难说对两个国家中的哪一个更仇恨一些。即便按人之常情，嫉妒也要占恐惧的上风。最后，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最后胜利者，是一个野蛮国家，而不是齐国。

后人对齐国的命运多加讽刺，因为齐国的政治状况恶化时，自由的学者像候鸟一样离开。这种作风在战国时属正常，被广泛接受，却不会为大一统社会鼓励；更何况稷下学者思想的幅度，早已超出专制帝王所能容忍的范围，后者从秦国尚可学到一点儿经验，而只好视齐国为教训。

战国时代在后代屡遭正统人士批评，但后代成员的创造力，只在社会结构崩溃时才偶尔焕发一次。这一点，以及稷下学宫的兴盛与齐国之最终不免于灭亡，真是一个讽刺——不过不是对齐国的讽刺。

正文生女必强撼

欧阳修给谢希孟的诗写序，其中有一句说她“不幸为女子”，如果给女性主义者读到，欧阳公又要有麻烦了。但欧阳修并非失言，只是在说实话。古代，女性一直有些倒霉，而若论倒大霉，则是从宋朝开始。

宋代理学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强且深远——早期的理学三巨头中，程颐不用说，有名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张载曾作，第一句话便是“妇道之常，顺唯厥正”；周敦颐则说，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家，而“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就是说，要使天下太平，必须从软柿子开始捏。

在北宋，事情还来不及像后来那么糟。改嫁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尚有些保障，而社会的风尚也还开通。宋代多才女，说明了一些事情，因为在古代，读书写诗是社会处境的一种标志。像名臣王安石，家中女性的处境就不错，她们都写诗，他夫人会写“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他妹妹会写“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他女儿会写“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他侄女会写“不缘燕子穿帘幕，春来春去那得知”。

宋代有两个谢希孟。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女诗人。另一位在南宋，是男性。这位男谢希孟有些意思，曾说“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大概是贾宝玉的先声。但这种话只好算是愤激之言，不足以证明其真实的立场。

另一位出言愤激的，是本篇主角，晚清的汪士铎。他的狷急狂傲，本来也普通，但他死后，有人刊印了他的《乙丙日记》，终于把大家吓了一跳。

《乙丙日记》对女性所发的议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汪士铎认为女人数量太多，是世乱之由。所以他的主张之一竟是——“推广溺女之法”。家有两女，赋税加倍。而穷人家，干脆不允许生养女儿。汪士铎并没有疯。他身后的名声，也不是疯子所能冀求的——现在，好多人说他是“中国的马尔萨斯”呢。

他还对女性的长寿愤愤不平。他说男子理该活到六十岁，活到五十岁，只算夭折；活到七十，是有福气；而女性呢？活到二十岁，就是正寿，三十曰“甚”——已经活得太久了。接下来，四十曰变，五十曰殃，六十曰魅。活到七十八十呢？妖怪。

在对汪士铎愤怒前，不妨再看看他对身边女性的实际感情。汪士铎幼年家贫，他曾回忆，母亲在夏天常吃放坏了的食物；到冬天，手肤皲裂如碎瓷。母亲一生劳瘁，“此士铎所最痛心而不忍一涉想者也，呜呼奈之何哉”。

主张“家有两女倍其赋”的汪士铎自己倒生过五个女儿。他的长女淑芹，在洪杨之乱中投水死，年二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汪所论的二十岁“正寿”。然而，“虽曰正命，然自为人父者，思之则不能为悲也”。他最钟爱的二女儿淑苹，嫁的人家不好，只活到二十二岁，实死于夫家的虐待。他在日记里颇有痛心之言：“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米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

“爱莫能助”四字，可概括汪士铎对女儿的感受。对女儿的爱怜，对社会和自己的厌憎，日夜煎熬，竟使他移怒于弱者。

再看他的妻子。汪士铎的第一个妻子老实温顺，有时汪士铎不讲道理，她“亦淡然置之”，似乎是汪士铎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她重病时，因为要省钱给女儿办嫁妆，舍不得求医问药，遂至不起。汪士铎多年后才说：“此余之深悔者也。”

因为无子，汪士铎续娶了一位年轻太太，而她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前任的反面。二人天天吵架，汪士铎嘴上吵不过，手上打不过，只好偷偷在文字中泄愤，说她种种凶悍，“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诅咒她“死于凌迟之国法”，或“死于拼命之骗人”。

憎恨汪士铎的人或许要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了。这位悍妻，大概刺激出了《乙丙日记》中一些可骇的主张。不过，汪士铎的人口主张，终究不是什么严肃的社会理论。他看到了人口问题，但他的学术背景，使他没有可能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只好故为狂怪之言，聊泄心头之闷。他是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古代士大夫对女性的态度，没有一人是不矛盾的。

汪士铎有两句诗，最可玩味：“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我读过的愤世之言，当属这两句最尖刻。

正文制造小人

阮大铖本来是东林党人，也曾名列《点将录》，绰号“没遮拦”。有人评他的毛病是器量褊浅，“几微得失见于颜面，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但在性格上，这只是缺陷，并非邪恶。那么，他是怎么进入《明史》的奸臣传，成为舆论公敌的呢？

一半的原因，是他本人热衷权势，行径往往卑污；另一半的原因，他的对手左右着舆论，这种舆论笼罩下的史书，自然不会说阮大铖什么好话。

阮大铖与东林党人交恶，起于一个官位的争夺。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出缺，东林党要人左光斗通知正在家泡病号的阮大铖速速来京递补。但东林党的另两位领袖更属意于魏大中。与阮大铖相比，魏大中更忠于党务，人品清正，社会关系单纯，不像阮大铖那样交际过广，随便和什么人都有说有笑。

这件事也许可以通过坦白的磋商解决，但阮大铖兴冲冲赶到京城时，东林党当事的人认为哄骗他一下也未尝不可。便把出缺的实情隐藏，说了些东拉西扯的话。已知实情的阮大铖藏起心中的恼恨，以假意报虚情，暗中交结魏忠贤的外甥，使自己得到了吏科都给事中的要职。几年里，还有些别的事情发生。但阮大铖后来名列逆案，种根于此。

阮大铖是个官迷。他说，宁可终生无子，不可一日无官。他本是出色的诗人和戏曲家，在文字和音乐上有双重的才能。废居期间，他写了两千首诗、十一部传奇。有名的《春灯迷》和《燕子笺》都是这时候的作品。可惜，他非想当官不可。

阮大铖降清后，有件事情颇可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在行军路上，他每晚到清将帐中聊大天儿，一直聊到对方实在支持不住，鼾声大起，他才作罢。天刚亮他又来了，折腾完一个再换一个，人人不堪其苦——他确实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另一方面，中国正统的好人主义，擅长干两种事：一种是逼娼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阮大铖与东林交恶，仕途断绝，好生后悔。此后一直想办法与东林拉关系，但东林，特别是后来的复社人物，不给他机会，而且声讨愈力，争相毁阮以博高名。

举小事看。阮大铖在家里请周钟等人吃饭，周钟的弟弟后至，一语不合，就推翻饭桌，砸坏坐椅，而周钟并不觉得需要为他弟弟的行为说句道歉的话。

举中事看。崇祯十四年，东林再推周延儒出任首辅，需要一大笔活动经费（给司礼太监的贿金），中间阮大铖出了一万金。东林既肯用他的钱，然后继续压制他，阮觉得投效无门了。

举大事看。阮大铖寓在南京写诗编戏，按说不碍别人的什么事。崇祯十一年，来考试的社局中人在南京玩得开心之余，听说阮大胡子过得颇逍遥自在，愤恨起来，撰《留都防乱公揭》，以集体的力量来驱逐他。痛打落水狗是既英雄又稳当的事，正是明末人所擅长。

虽然仇怨已如此之深，弘光朝间阮大铖复出后，一开始并不是东林的大敌。他的野心原本有限，不过欲得一方面之专，牛皮闪闪小放一光彩耳。而东林死力相争，必欲去阮，劲头远在抗清之上。阮大铖固非志节之士，既然流芳路塞，竟尔遗臭心甘。在他的反噬下，东林党遭受重创，而弘光之偏安，也由于内部的争斗，终至崩溃。

明亡后，也有东林人士检讨当年对阮大铖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但这类检讨并非主流，主流仍是“捉坏蛋”运动。主流的观念是，国之兴亡取决于治国者的道德水平，刘宗周说“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要把坏蛋都捉出来，天下自然大治。黄宗羲则说“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天生的不共戴天。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观念，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不受怀疑。

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西谚有云：e t e the player。（对事不对人。）我们的传统恰恰相反。

进一步说，失败有时也是目标。这话听着虽怪，偶尔也是实情。东林党中后期的一些作为，从某种逻辑上说，望似并不愿取得实际的政治成效，倒像是巴不得被镇压，以轰轰烈烈的失败而结束。如果东林党全面接管政治，丝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崇祯朝已可验证这一点，泛道德主义的破产，当无可逃避。失诸朝而得诸野，唯有政局的失败，才能维系教义的稳固；何况悲剧给人机会成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是喜剧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正文人心唯危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

但对有些人来说，什么事情都会演成让人诧异的形态。

明代中叶的大臣焦芳，对江西人的愤怒，几至常情难以测度。焦芳因为党附太监刘瑾，在明代名声很不好。其实，他的劣迹并不丰富，只是性格褊急狭隘，每生一点儿恨意，便存在心里任其酝酿。他日常专以说江西人的坏话为乐，曾裁减江西的乡试名额。主修孝宗实录，则对江西籍的大臣任意丑诋，还举前朝名臣如王安石、吴澄的例子，说他们败乱国政，结论是不能“滥用江西人”。

通常以为，焦芳受过江西籍阁臣的气，故移怒于全省。但官场中的摩擦，本是顶普通的事情，何至如此？此人大概与人交往有一点儿障碍，积累下许多怨恨，江西云云，不过适得其会，易于发泄耳。明代人原本喜欢说江西人的坏话，中有段对话：一位说，那人这么蹊跷，肯定是江西人；另一位说，他虽然确是江西人，但并不蹊跷——可见江西人常被戴上“蹊跷”的帽子。

那时江西人善做生意，在农业社会，这已足够成为嫉恨的理由了。远在更古的时候，齐地的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楚王曾当着晏子的面讽刺齐人善盗，悻悻之意，溢于言外；直到南北朝的时候，仍有人詈骂齐地风俗浅薄，专慕荣利，给齐地士子起外号叫“慕势诸郎”，甚至流传一个“怀砖”的故事。说太守初上任，齐地的百姓怀里揣着一块砖来磕头奉承（砖触地会很响），等到太守卸任，又“怀砖”而来，这次是来砸他。这种故事，一听就是编派的。

明代一位首辅李贤，说江西人把河南人的钱都弄光了。另一个叫王士性的人，说江西商人善做无本生意，“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意思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空手套白狼”。农业社会对商人的最初反应，便是如此。

南北之争是老话头。元明之后，这一争论本来已近平复。热闹的时候是在北宋，太祖赵匡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令不得用南人为宰相。这一离奇的政策施行了两朝，直到宋真宗时王钦若入相，才告终结。但那时分歧仍然存在，有名的寇准，便一直排挤南人。他试图压抑晏殊，理由只是晏殊是江西人；又曾在真宗面前敲边鼓，挤掉了一位南方人当状元的机会，下朝后扬扬得意地说：“又为北方人争得一状元。”北宋前期，北方状元二十四人，南方状元七人，便有地域歧视的成分在，而不能据此认为那时北方人的书念得更好。

寇准的扬扬得意，与焦芳的欣欣自喜，是很不一样的笑容。宋人平和，南北之纷纭从未构成祸端，或引出激烈可骇的言论。后来，大家一股脑儿跑到江南避难，更是不要提了。真正的南北之争，出在东晋至隋这么一个长长的时代里，因其牵扯了政权、文化、士族、民族诸多方面，利益相涉，表现得格外激烈。

一次著名的辩论，发生在公元五二九年。主辩的双方，一是南梁的使臣陈庆之，一是北魏的大夫杨元慎。陈庆之在酒席间说到北方是蛮夷猾夏，正统还是在南方政权，引出杨元慎一大篇演说。杨元慎第一攻击南方的风土，说那里气候潮湿，多生虫蚊，人皆断发文身，舟行水息；第二攻击南方的口音；第三攻击南方的政治，举刘劭、山阴公主等为例，以证其荒暴。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时两千年也学不会这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正文皇帝也有可爱的

旧史中有趣的事不多，一旦遇到，哪里舍得再板起脸来读？如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若观其政，自然要皱眉头，若论其人，只好微笑。贪玩的年轻皇帝，代有其人，但花样百出如他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前无古人，只成立一半。南朝刘宋的后废帝刘昱，在某些方面，可算明武宗的先鞭。单看这位小皇帝最后一天的日程，便知道他的作风：先是微行出北湖，随从张五儿的马掉到湖里去了，刘昱大怒，自己动手把那匹马刺死，又屠割来出气。接下来在一个叫蛮冈的地方比赛跳远，然后闯到一所尼庵去，详情不明。晚上，去新安寺偷狗，到昙度道人那里把狗煮来喝酒。夜里回宫，饮酒至大醉，遂在醉梦中被人杀死了。

正德有刘昱的滑稽，但没有他的残暴。正德脾气是不错的，被人冒犯了，从不大生气。在明朝，这样好性子的皇帝可没几位。他的性格，只是童心太盛，做太子时，贪玩的名声已经远播；等十五岁上做了皇帝，更觉手脚伸展。

正德的故事流传很多，只说他三件事。第一件是热爱旅游，起先是在京城微服出行，时常单骑远出，把附近的景致玩遍之后，又要出远门。在近处逸游，臣下尚要唠叨不休，每一出格，谏疏雪片般飞来，哪里能够容他到远处乱跑？正德便琢磨偷偷溜掉。某年的八月初一，他起个大早，带上亲信，徒步出宫，溜出德胜门，一路北行。走得累了，在路上雇了大车，奔向昌平。群臣上朝，等了小半日，知道皇帝失踪，飞马来追，在沙河将他赶上。正德不听劝阻，继续北上，在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执剑挡回。在宫中装了几天老实后，他又一次溜掉，这次计划周详，又赶上张钦出巡在外，正德顺利地闯出居庸关，玩到第二年才回来。

从这次开始，他在外面的日子多，在京里的日子少。常年住在宣府，号称“家里”，臣子请旨，只好去宣化。便回京时，他也不回宫，住在豹房，那是他登基的第二年，在西华门内造的大宅子，留做逃避之用。

第二件是爱打仗。有一次蒙古的小王子犯边，正巧他在山西阳和，不畏反喜，自将兵迎战。小王子之来，只是例行骚扰，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合在一起不足百人，但毕竟让正德过了回瘾。

几年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德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欢喜不胜。理所当然，他要御驾亲征。这一次他师出有名，群臣自然是无话可劝。可惜刚走到涿州，消息传来，叛乱已被王阳明等平定。正德好不扫兴，便压下捷报，继续“南征”。他想让王阳明把捉到手的叛王朱宸濠释放回鄱阳湖，由他自己率兵，再战一场。

我们时常听说什么人拿什么事为儿戏。像正德这样，能拿所有的事为儿戏的，包括造反这样的大事，哪里还有第二人？

王阳明好不容易捉到朱宸濠，放是不肯放的。后来君臣妥协，在南京把朱宸濠放到一个大广场中，正德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全盔全甲，威风凛凛，动手把朱宸濠再捉了一遍，捆绑起来，自己向自己献俘。可怜朱宸濠，造了一回反，倒被捉了两次。

第三件事也匪夷所思。他“南征”到扬州时，不知听了什么人的主意，下令禁止民间宰猪养猪——“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既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

正德属猪，又姓朱，所以要禁止养猪。此令一出，天下骚扰。大臣杨廷和后来上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请免禁杀猪疏》。正德的禁令，与此疏对读，更显有趣。

正德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是有意为之。他的一些极端举动，如放着皇帝不做而要做将军、公爵、法王，如他听到直谏，会假装要举刀自刎，以此撒赖，如他亲自做强盗去抢人——一半出自童心，一半出自烦闷；一半出自性格，一半出自观念。

他的臣下显然完全无法理解这位君主的心思。杨廷和只好叹气：“事不经，名不正，言不顺，一至于此，自古及今，从来未有。”群臣只好继续拿大义来劝皇帝，而没有意识到皇帝恰恰是被大义和责任逼反。既然做不到尽去人欲，尽守祖训，尽合大义，索性破罐子破摔，还落得个响儿。

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正文放纵的权利

历史爱好者喜欢的一个题目是：“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自己在想象中的身份。要是想当皇帝，清朝最适合你；要是做农民，哪个朝代都差不多。文人喜欢宋朝，士兵怀念晚唐或五代。如果想当宦官呢？这不太像个好志愿，不过，万一真有人心怀这样的抱负，我建议他回到明朝。

对女性来说呢？不知道。

也许春秋时代是个选择。我喜欢春秋，那时天下未定，不仅是在政治上，而是在一切方面，包括种种观念和风俗，所以机会显得很多，像只又圆又光滑的蛋，包孕得如此之好，你想不到以后会孵化出什么。春秋的另一个好处，是那时的人讲究体面。哪怕是在最残酷的事务——战争中，都客客气气的。宣战一方总会辞令优美地说：对不起，我要打您了。另一方也同样优美地说：我不得不还手，抱歉得很。

对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不如后来那样暴跳如雷般地过敏。夏姬的事是很好的例子。这位中国的海伦出身于郑国的公室，她的第一个丈夫年轻时就死了，第二任丈夫、陈国的御叔，在她生下一个儿子后也去世了。若干年后，放肆的夏姬和陈灵公私通，大臣孔宁和仪行父也是她公开的情夫。这三个人四处宣扬，欣欣得意。有一次在夏家饮酒，陈灵公对仪行父说，你看徵舒，长得多么像你呀。仪行父说，也像您呀。这个下流的玩笑使夏姬的儿子徵舒再也不堪其辱，埋伏下箭士，在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

这只是故事的开头。徵舒自立为陈侯。一直想扩张的楚国借机主持正义，攻破陈国，杀死徵舒，顺便把夏姬掳到楚国。楚庄王想自己娶夏姬为妻，屈巫进谏说：您不能这么做。您召集诸侯伐陈，名义是声讨罪恶。如果娶了夏姬，人们就会以为，你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是想得到夏姬……后面还有一篇大道理。楚庄王只好作罢。

楚国的上卿子反也想娶夏姬，屈巫又劝阻说：“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她先克死了两任丈夫，后又害死了陈灵公和她自己的儿子。你何苦要自陷于那样的危险？”

子反也被吓退了。最后，不怕死的襄老娶到了夏姬。第二年，晋楚间发生了著名的邲之战，襄老战死。

屈巫一直是正言正行的人。没有证据说明他此前的议论是竞争的策略，好让自己能娶到夏姬。肯定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多半是他见到了夏姬，便被征服。襄老死后，襄老的儿子居然还想把夏姬娶过来。屈巫坐不住了，把自己那一番大道理抛诸脑后，派人给夏姬送信说：你先返回郑国，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屈巫使了种种巧妙手段，哄过了楚王，终于娶到了夏姬。这位从前的“祸水论”者，从前的直臣拂士，便这样向爱情投降。

史籍不曾描述夏姬倾倒众生的容色，人们只好去想象。后世的正人君子想象之后嘘一口气，着手攻击夏姬。说她“殆误楚庄，败乱巫臣”，是“祸水论”的老调。而在春秋时期，夏姬的名声虽然不好，也绝不曾坏到人人攻之，要她替世道人心负责的地步。在春秋人眼里，她是一个多情而放纵的美丽女人，如此而已。

春秋人对许多后世视为比天还大的事情，都持松弛的态度。战国时还有这样的遗风。楚攻韩，韩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向韩国的使者解释秦国无力救援，是这样说的：“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脸皮薄的也有。孔子见南子便是有名的故事。其实，逾礼的事孔子是不会做的，南子虽然名声不好，但求见孔子，也只是致敬之意，当时，君夫人会见外臣，是常见的事。但子路竟然生疑，而孔子也指天划日地发誓。到了后儒那里，对此事看得比孔子还重，腾口辩说不甘人后，本来挺干净的一件事，让他们越描越黑。

私通不是好事情。但它确实也标志着女性的社会处境。中的下层妇女可以自由恋爱，《左传》中公卿大夫相当多地私通，说明那时的女性尚有社交的机会。到了后世，私通几乎只发生于社会的两端：平民与皇族。前者迫于生计，没办法把女人关在屋子里；后者拥有特别的权势，可越轨而不受追究。在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私通的事情极为罕见，因为这些家庭的女性与外界隔离。女性的放纵终于被镇压下去了；男性的放纵则越发得没有检束，当然，他们的放纵，不外乎通过买卖与抢夺这两种形式来实现。

正文打严嵩

少时看《打严嵩》，见白脸红裤的老头，被邹应龙连骗带打，微觉可怜。立刻正心回意，想这严嵩是坏人，就是该打。他在戏里不是唱嘛：“起下了谋朝篡位心，私造九龙冠一顶。”谋朝篡位呀，这还了得。我虽然不是皇帝，听着也很气愤。何况他还“卖国”呢。后来念了几本书，知道严嵩倒也不曾卖国。但本地流行整体论：整体决定部分，“本质”决定各种“非本质”的东西。整个儿的严嵩既然是坏人，那么，各种坏事，他就算没做，大概也想要做的。这么一想，再听马连良的“你这卖国奸贼”，叫起好来就流畅了。

为严嵩分辩的，从明朝到现在，一直有人。我们知道，这类文章，尤其在当代，立论颇难，要经过大量的转转折折，虽然，但是，不过，尽管，等等，写的人累，看的人也出汗。有部写严嵩的书，写来写去，严嵩成了大好人。作者本心未必如此，但不如此则无法立论，在整体论的道德法庭上容不下有罪辩护，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你说吧。比如，帮严嵩辩护的，常提出一条：严嵩一生无二色，只有一位欧阳太太。但在严嵩留下来的文字或言论中，找不到证据能说明他反对妾媵制度，是男女平等的先驱。那么，他的不置姬妾，只好算是人情使然，和思想或道德无干。

或说严嵩的诗境界不错，人当不会很卑污。是的，翻开《钤山堂集》，写心志的如“元无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或“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尘里望山间”；写山游的如“傍花吟驻棹，扫石坐传卮”或“不饮杯中物，其如山色何”，都显得胸襟冲淡，不像是专心致志于利禄者。

但古代的文臣，多喜欢写诗，喜欢表达出世之志、田园之想。这种若离若弃、不离不弃的姿态，乃是自我安慰，行卑而标高，便似有通向良知的后门。言行、知行不必一致，必不一致，已成传统，不自严嵩始，不随严嵩终。我们看山水诗的宗师、南朝的谢灵运，诗篇何等高妙，再看他的行事，和诗大不相符。原来早在那时，诗歌，在许多人那里，已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如洗手的水。

严嵩谈不上有多好，但确实也谈不上有多坏。这个人做官的秘诀，是小心敬慎，柔媚取容。嘉靖皇帝太难伺候，好恶无常，威福自操。严嵩很惧怕嘉靖，伴着这位君主，常如临深履薄，哪里还敢窃弄威柄。他在国政上无主张无抱负，只知奉承嘉靖；然而，这样的大臣，各朝各代，要占总数的一大半，落得“奸相”名声的人可不多。

严嵩活着的时候，名声远不像后世那么坏，我们看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皆出于应酬。那么，后来他怎么就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这涉及两个人、一种观念。

一种观念是泛德论，以为道德冲突乃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捉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反过来说，因为“捉坏蛋”运动太蓬勃，所以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不能没有替罪羊。

两个人是徐阶和王世贞。徐阶是严嵩的政敌，心机深刻。他后来主修世宗实录，多所篡改。这些改动，当然不会有利于严嵩。王世贞是十分有名的著作家。他的父亲王杼任蓟辽总督，因边事被嘉靖处死。王世贞既愧且恨，不敢恨皇帝，便移怒于严嵩。王世贞给严嵩写的传记，极尽诋斥，而这篇传记，便是《明史·严嵩传》所本。这样一来，严嵩的名声好得了吗？

成文史总要操纵我们的判断。不仅如此，又有士林主导下的民间舆论。相传影射严世蕃的是王世贞写的；这只是传说，但专骂严嵩的戏曲《鸣凤记》，确是王世贞或其门人写的。发展到后来，在各种故事中，严嵩成了方便的反角。沈炼的死与严嵩没有关系，但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脍炙人口。传说严嵩构陷王杼，和《清明上河图》有关，这只是故事，而从这故事生发出来的《一捧雪》流传至今。其他如《飞丸记》、《玉丸记》，直到今天的《五女拜寿》、《打严嵩》。

《打严嵩》还要继续唱下去。谁在乎？我对严嵩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自己，还有多少地方，是无知无识中被人操纵着的？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许多时候，罗马确实只长一个脖子。

正文凡忠忠必愚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化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不足道了。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之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的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阴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性，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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