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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底山西煤老板》 第一章 煤之殇，晋之殇 先练几句“行话” 这是一个晋东南典型的山区小镇，夕阳西下，山风轻拂，群山环绕在它的周围，默默呵护着这里的繁华与宁静。 四锁和小李是小学同学，同学见同学，话正投机。 村后不远处的煤矿周围土地里生长的庄稼，往往是连年颗粒无收； 在农村，农民手里有了钱，自然要建房修舍，改善生活环境。于是，村里的新房多了起来。 “你大声点，又不费电！” “山下就是（新兴）矿。” 拉绳的：坑下运煤通道高低不平，上坡下坡是常有的事。拉工要完成运煤任务，必须利用卷扬机通过挂在车轴上的钢丝绳，帮助拉工“上行”，每“上行”一趟，就要专门有人把钢丝绳挂钩拉下去，为运煤车下一次“上行”做好准备，这就是“拉绳的”。 墙：从规格、作用和档次上看，“墙”要比“挡风的”还“挡风”。一般地，“墙”是不会主动找煤老板的，煤老板必须通过“对缝的”找到“墙”，通过多次行贿或赠送“干股”，“墙”与煤老板形成“利益共同体”，有了“墙”，煤老板不仅有了在煤炭市场上炫耀的资本，还可以排挤竞争对手，操控煤炭市场，甚至渗入当地政府部门的行政生活。 曾几何时，资源大省山西在“一煤独大”的发展思维主导下，时至今日，其经济重心仍没突破“地下”。 村山子身下的煤矿工人在坑下放炮开采时，地面村民家里灶台上的锅碗瓢盆、墙壁门窗震得山响； 随着国际国内能源经济形势变化，煤炭产业的“市场含金量”节节攀升。煤炭一度成了名符其实的“黑色黄金”，加之市场需求关系的日趋紧张，更加刺激了煤炭产业的发展。 而以往清晨在房前屋后叽叽喳喳的鸟儿现在也不知去向，只有山风送来拉煤车奔跑穿梭的轰鸣声…… 在今天，山西的煤炭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挖煤、炼焦、运煤、卖煤等产业链条节点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以煤炭为生。 推坡的：坑下辅助工种之一。由于坑下地势复杂，拉工要完成运煤任务，必须有人在煤车后推车，帮助拉工前进，这就是“推坡”，俗称“推坡的”。 团村，晋东南山区的一个行政村。 然而，人要生存，总得有饭吃。 拉工：坑下主要工种之一。这些人用坑下专用人力车把挖工挖出的煤炭运送到指定地点。由于矿井内空气潮湿，地下水渗浸，路面凹凸不平，泥泞异常，加上长期碾行，坑下地面岩石上的车辙已下陷近15厘米，拉工在坑下拉一车500斤的“炭”负重前进非常困难，每车煤炭是按体积计算的，4车为一吨。 “干炭”就是煤块中混杂石质成份，无法充分燃烧的煤炭。 “这是‘黑狗子’杨秀英”，小李认识他。 当人们把煤炭和矿难联系在一起时…… 对本地山西人来讲，生活中再也看不到绿色，耳畔再也听不见久违多年的清晨时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矿车：在地面煤场和坑下采煤区之间运送煤炭的专用“工具车”。矿车一般是两到三节如火车车厢一样联结在一起。 他仔细一看，原来正是四锁，只见他挑着一担猪粪，边走边哼着小调。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煤”字。 作为一名始终关注山西的作者，此时此刻，我感慨万千。 小李说，干这一行最重要的是“力气大”，因为一袋炭百十斤重，一般要走好几里山路，有时一晚上跑几十趟。 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只有一部分山西人一天天地富了起来。 在国际上，煤炭储量最大的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南非和波兰。 小路东边，是一片种红薯的向阳坡地。 小李知道，这块地是他初中同学四锁家的。 细炭：“细”，就是“细粮”的“细”，细炭就是质量优良的“炭”。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周边曾有二十多处“黑口子”，据村长介绍说，全村登记在册的近400个壮年劳力几乎全部在附近煤矿下窑谋生。 此后，在林林总总的史料中，关于煤的记载屡见不鲜。在中国古代著名神话地理史书中，就有大量篇幅介绍“煤”，称为“石涅”，并载明其性能、产地。到了魏晋时期，人们仍称煤为“石墨”、“石炭”等，并对煤的成分和功用开始进一步关注。在此后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则科学、系统地对煤进行分类，并指明煤的块径质地和产地分布等详细信息。再后来，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中首次使用“煤”这一名称。 “细炭”是当地人对优质煤碳的别称。 他说一个“黑狗子”曾告诉他晚上偷煤的“经验”，说如果你在晚上“摸”到煤块上有又软又滑的“稀泥”，那就马上扔掉——这不是“稀泥”是人屎！ 有时，这些偷来的炭在他们家里实在放不下，就拉到县城里去卖。 “这是个在坑下干重活的（拉的），最起码是个拉工或挖工。”小李指着一大坨又粗又黑又干的大便说道。 众所周知，煤炭作为一种能源，对于国计民生十分重要。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山西几近疯狂的“一些人”恨不得一下子把地下掏空，然后都换作大把大把的金钱。 这时，远处走来一个与小李年纪相仿的小伙。 据资料记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煤的国家。早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懂得采煤技术，并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生火取暖和烧水煮饭。而到了在汉唐时代，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手工煤炭业，同时，煤在冶铸金属（利用热能）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再后来，在辽宁新乐6200年前城市建筑群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用于装饰佩物作用的煤制工艺品。这对于探讨和研究我国开始用煤做燃料的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记得一则科普资料曾这样介绍煤： 这，就是山西人面临的窘迫现状。 用专家的话说，“由此导致了整体经济结构的‘非均衡性’发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发现，去村北三里外挑水的年轻人在水井边沿慢慢排起了长队； 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一方面山西煤炭经济“不均衡性”发展，一方面在产煤区出现数以万计的“煤炭富翁”。 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评估，世界上的煤炭总储量共有107529亿吨，其中“硬煤”有81300亿吨，“褐煤”有26229亿吨。 下到山脚平坦处，一排矿工宿舍挡住了去路，在屋后一个偏僻处的草丛中，我们看见一盘盘一砣砣的大便一字排开。 村民房前屋后曾经翠绿挺拔的大白杨如今已是“灰头土脸”，雨过天晴时，才能辨别出原来的颜色； “嗯，还没有四锁的。”小李环顾四周，不无遗憾地说。 “嘘，你他妈小声点！”杨秀英习惯性地左右回顾，给小李来了一句“行话”。 他说，随着煤炭市场的进一步繁荣，一个“新兴”行业诞生了：在煤矿周围的村庄里，一些人不劳而获，专门趁黑夜在炭场偷盗煤炭，当地人称他们为“黑狗子”。 于是乎，在中国“煤海”——山西，这块黄土高原边缘的沟沟峁峁里一时间出现了无数大小不一的“黑洞洞”，这就是被称为“白口子”（就是各种开采手续齐全的中小型煤矿）和“黑口子”（开采手续不全的小型煤矿），随之而来的是乌黑炫亮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地面，接着再用汽车、拖拉机、火车、轮船日夜不停地把它们运走。 但是，自己脚下的煤还是要挖的，而且必须得挖，因为，如果你不去，也许就会换成其他人，而守着脚下这个能换来金钱的金窝窝，自然也不用背井离乡、拖家带口地外出打工。 “这是‘黑狗子’的车。” “刚起来啊？” 原来，在矿井深处的采掘工作现场，一般是没有供工人“方便”的地方，大家要解决“问题”，根本不可能坑上坑下来回跑，因为这样既浪费时间又误工夫，还不如干脆就地“解决”，然后掺进煤堆随矿车运到地面炭场。 然而，在不经意间，当历史的指针回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时，当地人的“煤运”在这里拐了个弯。 山西人对于煤有十分复杂的感情。 还有，这些人挑选煤炭的功夫更绝，能在黑暗中根据份量轻重、煤质软硬“摸”出“细炭”还是“干炭”。 因为有了它，老百姓就能活，而没有了它，那就得千方百计去找它，否则，人们就没法活。总而言之离开它是万万不行的。 到了镇口，正好赶上当地农村的“会”。 康城，距太原城东南三百里产煤区里的一个偏僻小镇。 用当地人的话说，如果在家种地，也只能是填饱肚子，但要日常开销，他们就只能在村子附近煤矿挖煤挣钱。 一般地，在一个生产组合“单元”中，一个挖工所挖出的煤炭可供一个拉工拉运，二人工作强度、劳动量基本相当。 几年后，人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推矿车的：坑上地面辅助运“炭”工种之一。通过矿车把矿井下工人生产的“炭”运送到地面煤场，操作矿车装卸煤炭的工种就是“推矿车的”。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外出打工农民的队伍中，人们总是难见山西人的身影。 记工员：坑下主要工种之一。主要记录各工种在煤炭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工作量，用以计算矿工工资酬金的依据，同时，还监督拉工运煤车是否足量。从事这一工种的记录人员必须是煤老板的亲信或亲戚，要求他们始终站在煤老板的立场上工作。 我说：“看见了！” 他依次指着那些一字排开、一尺来高的粪堆告诉我： 当人们把贫穷和山西联系在一起时…… 作为化石燃料，煤炭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分布地域最广的一种。 煤是一种固体燃料，它属于可燃性有机岩的一类。它是由一定地质年代生长的繁茂植物在适宜的地质环境中，逐渐堆积成厚层，并埋在水底或泥沙中，经过漫长地质年代的天然“煤化作用”而形成的，俗称“煤炭”。 在当地曾流行这样一句话，说“山西人出门时，一眼望不见自家烟筒时就要回家”，这一方面印证了山西人的“恋家”秉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煤炭产业对山西人日常生活的现实影响。 挖工：又称“煤窝手”、“挖窝的”，这是坑下主要工种之一。在小型煤矿，煤炭的采掘都是以人工方式进行的。“煤窝手”挖煤的主要工具是“煤镐”。 众所周知，在中国诸多省市区行列中，山西是一个地域狭窄、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的西部“小字辈”级省份。 窑：就是煤矿，在当地又称“煤窑”，这是山西人对煤矿的俗称。 只见街道两边摆满了小吃摊位，卖凉粉的、卖麻花的、卖烧饼的到处都是。蒸的煮的炸的，汤汤水水还挺香的，用竹杆和木棍挑起的篷布一顶接一顶。 “这是三锁的（坟堆）。” 第一章 煤之殇，晋之殇 地面诸侯，地下战国 坐火车继续南下，低矮灰青的小山不时映入眼帘。铁路跟前，宽阔的河床里，有一条小溪，曲折蜿蜒，自北而南地悄悄流淌。 这就是山西人的母亲河——汾河。由于上游水源干涸，致使这条曾经的“河”变成如今的“溪”。 下车后，再继续往西，地势从平原到山区逐渐变化。离开康城，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胜利、团村和阴家庄等几个地方，翻过一座山塬，天已经黑了，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们看见身边山脚下的炼焦炉日夜不停地燃烧着，远处，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的火光，一山又一山，一岭又一岭。 在夜色的掩衬下，我们在数十里外的山上就可以清晰看到远处山势的走向以及或在山坳或在山顶的村庄轮廓。 在这时，我们不用手电就能看清楚脚下凹凸不平的山路。 采掘业在山西的发展，使得这里贫穷的山区变成能下“金蛋”的“金窝窝”。 如今，腰包鼓起来的“山区人”让“平原人”刮目相看，山里人也一改过去贫穷自鄙、气短畏光的形象。 刘家村，山西产煤山区中的一个小村落，紧贴在一座山梁上，这几年，这里的人在村子附近的山上开始挖煤。 据小李介绍，八十年代初，当时他还在上小学，对煤矿的印象来自另一个山角上的属于“生产大队”的村办煤矿。 那时煤矿也算有钱的部门，矿上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只能收一个山西电视台。当时电视台正播放风靡一时的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小李说他每晚放学后，拿上玉米饽饽和伙伴们跑几十里山路到村北的矿上看电视。 当时他就有个梦想，自己何时能在这里上班挖煤，因为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视。 山里的煤炭，似乎只为山里人手刨肩扛这种原始的采掘方式而存在。从地质条件来分析，这个地区非常适合中小型煤矿开采作业，因为国有大型机械化采煤设备在这里根本施不开拳脚，这就给了这里的中小煤矿机会。 社会在发展，一些掌握煤炭开采知识，又有工作经验，并且和公社干部熟悉的人开始尝试承包煤矿生产、销售等环节性工序。 小心翼翼地淘得第一桶金后，他们变得大胆起来。 要包，就要全面承包！ 要干，干脆自己单干！ 至此，中国版图上第一批煤老板的雏形浮出水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承包到单干，人们逐渐尝到财富的“香味”。 在这批“致富劳模”的带动下，恰似一夜梦中初醒，一时间，人们开始翻山越岭地找煤。 一时间，你在山北脚下挖，我在山南半腰里掏，你在这一带的山圪岇岇上找，我就在对面山梁上的沟沟岔岔里摸。 当时的情景是：漫山遍野都是人，山尖地角都是人，人们都在从事同一个动作：挖！ 一时间，你挤我我挤你，你占了我的地方，我抢了你的位置，纠纷不断，互偷设备，互欺互骗。你人多势众，我就托关系、找靠山，为了抢地盘，甚至出手武斗，打架流血…… 在地下，同样的争斗仍在继续。由于这里煤层浅，要挖到煤很容易。矿井之间距离不到200米，相邻很近的矿工常常是同在一个煤层面采挖，在“黑色的黄金”面前，欲望主宰的人性就暴露无遗：贪婪！还是贪婪！ 为了多出一点煤炭，煤老板就千方百计地优化生产配置，有的则一天24小时，要求矿工三班倒，机械设备开足马力，没日没夜地运转。 与此同时，在采掘工作面的争抢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互派“间谍”打听建议采掘路线，随后，在坑下开始针对性地先围抢堵截。 我们可以想象，望着眼前堆成像小山似的黑煤，因双方斗智斗勇而身心疲惫的煤老板此时此刻该有何感想？ 煤也，福兮！祸兮！ 用一句饱含经典哲理且非常贴切的话来形容当下山西与煤炭的关系，当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名言了。 这是当地今天的现实：一边是地方煤炭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边是付出的巨大的环保代价。 有人问，煤炭产业的发展究竟让山西得到了什么？微薄的财政收入是否能弥补巨大的环保代价？ 有人干脆惊呼：山西有煤，喜耶？悲耶？ 2005年春的山西省，延续着2004年异于往年的热度。 这中间，一则令人振奋的数据则佐证着这样的现实：从山西省有关部门传来消息，由于能源紧缺，山西省GDP增幅14.1%。官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山西在中部六省中发展得最快。” 这就意味着山西经济从此步入快车道，山西人离富日子不远了。 然而，挖煤所带来的“痛”却绝对性地“比下”煤炭涨价带来的富，也就是说，山西人尝不到煤炭经济的甜果，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环保代价。 这，也许从山西省开始挖煤的第一天起已经注定。 今天，山西的污染也开始被外界关注。 煤污之祸，祸及全球。 在这里，我们先讲这样“两件小事”： 早在2007年初，国家有关机构曾组织专家学者专门研究“山西省北中部大气污染物中距离输送对北京的影响”课题。结果在完成的报告中显示：山西北中部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向北京输送大气污染物的输送通道。 山西省的污染究竟严重到何种地步？ 记得在2007年全国“两会”举行前，山西省一位政府高官在“中部六省崛起”记者招待会上，被媒体问及该问题，他坦率地说：“山西的污染仍然是全国第一！” 这其中，有据可查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在2004年发布的全国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山西省有五个城市“入榜”。其中，临汾、阳泉和大同是所有被“点名”城市中污染程度“最严重”的。而山西省另外几个地级市之所以未列入这个污染排行榜，是因当地“没有大气监测系统”。假如这套“系统”有的话，由此产生的“监测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山西之污，污省污国”的“国咒”由此而来。 再说第二件“小事”。 2005年3月，山西省一位高官在全省环保工作会议上告诉与会人员，前几天，他在会见前来与山西合作开发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项目的挪威大使时，他当时不解地问对方，为什么挪威会对山西的污染感兴趣？ 对方的回答让这位官员大惊： “因为山西的污染通过大气污染能够漂流到挪威！” 这，难道不应是“山西之累，累及全球！”的“球咒”？！ 环污之痛，“痛”有几分？ 在一些人的心中，环保工作是个概数，污染状况也是个概数。 但在这里，我们却有一组数据： 在山西省与挪威共同完成的大气污染防治总体规划项目中，山西省有关部门对本省的大气污染损失进行了测算，以2000年为基准年，山西省“大气污染损失”指标项的最终计算数值为80.97亿元。 环污之痛，痛在源头。 山西省一位环保专家指出：“煤炭挖掘过程造成的影响也是一项重要的污染。”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2004年全省境内26条主要河流中63.2%的河流断流。 而在同期，山西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 另外，由于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区和塌陷区使全省地下水每年损失10多亿吨，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专家指出：“一般认为，每生产一吨焦炭，要生产煤气400立方米左右。而一半的（机焦炉自用50%）煤气会白白排放。” 这是来自山西省环保权威部门的报告：目前全世界在用的“机焦炉”，是1904年由德国完成的三段式焦炉，它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污染。而且最要命的是，使用这种焦炉强致癌物质——苯并芘排放量很大！ 数据是恐怖的，现实是残酷的。 据山西省环境科学科研机构监测表明，苯并芘在山西已形成大范围的污染。如果按照2003年山西省焦炭产量1亿吨计算，山西省产生的苯并芘要将近200吨。 而造成这种污染，与当产煤区流行的煤炭粗加工产业模式是密不可分的。 山西一位环保干部说，我们要解决的就是煤炼焦后的煤气转化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煤炭炼制成焦炭，要产生大量的煤气。而在山西大部分地方的小煤矿，多数是用土法炼焦工艺技术。也就是说，这种“山西”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全部露天排放，它像阳光，像空气，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发肤。 第二章 第三只眼透视山西“煤现象” 天塌地陷乌烟瘴气皆为煤 在邢家村南三里地的小山坡上，两孔窑洞孤零零地向远处“瞪着眼”。 原来，这是窑洞的主人在后面村里盖了砖砌窑洞房，如今已搬进新家。 一年来，这两孔窑洞一直闲置着，又过了几年，附近一家煤矿开口生产后，才住进来几位在山脚下煤矿当矿工的工人。 再后来，这一带的煤矿渐渐多了起来，星星点点地围扎在山下，目标自然是眼前这座山里石头下面埋藏的煤炭。 煤老板为了抢占煤炭资源，在坑内围追堵截，煤老板要求工人就近吃住下，因为这便于工人们24小时三班倒，日夜不停地抢挖煤炭。 一位老矿工对此不无忧虑：“这样下去，这座山就要被挖塌了。” 果不其然，最近发生的一场事故验证了他的预言。 这天清晨，工人老王和几位上夜班回来的工友怎么也找不到自己住的那两孔窑洞，正在纳闷。 忽然一声巨响，村后整个小山被抹去半边，山坡上的窑洞难逃噩运，万幸的是，老王和几位上夜班的工友正好不在家。 不过，让老王万分惋惜的是，自己前几天刚刚花3块6买回的唯一一件“家用电器”一只手电筒掖在被子里，在这次事故中，成了被子的“殉葬品”。 山被掏空了自然会塌，这是小孩都明白的道理。 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煤炭生产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采空区塌陷。 煤被挖走，留下了一个个“空山”。 位于煤矿采空区上的村庄，村民们往往要承受地面塌陷、滑坡、浅层地下水疏干等地质灾害的威胁，这些甚至已严重危及到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采煤带来的不仅有财富，还有灾难。 这，就是山西产煤区的现实。 于是，在山西南部的一些村庄里的，常有这样的令人恐怖的情景：耕地下陷、房屋裂缝、水源枯竭、道路阻断。 据当地人介绍，无论新建的房屋还是陈旧的土窑，一道道宽宽窄窄的裂缝遍布四壁，七八根柱子顶在窑里临时撑着窑顶，院里门外好端端地就陷下去一片片凹地。 危房，严重困扰着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居的村民。 随着数十年煤炭资源的大量持续开采，煤炭工业在创造了当地经济辉煌的同时，也正在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生产生活环境逐年恶化。 于是，当地产煤山区的农村里出现了这样的“一景”：矿在村下，村在矿中，而“歪鼻子斜眼”的危房和断壁遍地都是。滥采滥挖导致的空陷区随时危害着这里的百姓，而生产煤焦带来的污染则祸及全国，其损害程度更是触目惊心。 秋天到了，在靠近一座煤矿炼焦炉的红薯地里，王福清老人一边低头自言自语地咒骂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镢头，顺着洒满烟灰的藤蔓挖出地里的红薯，他身后是一堆又小又干的红薯。 “你看看，一年到头这几个炼焦炉这么烤着，我家种的这二亩红薯能有好收成吗？” 他顺手在地里抓了一把黄土，说：“你摸摸这土的温度，庄稼能活吗？” 王老汉刚才骂的就是这座煤矿。 远远望去，矿井口机器轰鸣，一辆辆矿车在坑口进进出出，来回向煤炭场运送坑下生产的煤炭，就像一只只勤劳的蜜蜂，好一派繁忙的景象。 离开炭厂一公里处，就是煤炭下游初级加工区——炼焦区，依山而建的八支焦炉争先恐后地朝天狂吐着烟尘，整个地面都是暖暖的。 “煤焦不分家”。 这个原因很简单，由于煤炭市场的过分火热带动了焦炭市场价格的一路飙升。 作为煤炭加工产业的下游产品，焦炭市场价格已远远超过煤炭，于是，小煤矿在生产煤炭时，煤老板则“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不会放过炼焦这块“肥肉”，当然，这里的炼焦工艺是粗放式土法加工技术，对环境的污染相当大。 第二章 第三只眼透视山西“煤现象” 住了几十年的穷窑洞里挖出了优质煤 这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山。 山脚下一块堰地靠垅边的向阳处，是一座煤矿的出炭坑口。 和其它地方的状况一样，在坑下工人的辛勤劳作下，这只“口”正日夜不停地往地面“吐”着乌黑的煤炭。 紧挨矿井不远处，是数间用石灰泥抹的窑洞，在当地算是非常考究了。 洞内墙壁平滑无痕，整个洞体方正圆润，干爽宜人，一看就能发现这是一位“业内”行家的“经典杰作”。 “洞主”叫李福来，他家祖上是专门给人家打窑洞的。 窑洞，是山西人根据自然环境和条件，随着山形土质而挖制的“洞式”房屋。 当然，这种房屋的最大缺点就是采光不足。但优点更明显：冬暖夏凉。其次是打窑洞“工程”建设成本低廉。如果看中一片土崖，按当时的工钱算，出几斗粮食，再等一两个月后，一间用白灰泥浆熨抹平整的窑洞就成型了。接着再“凉醒”几天，就可住人。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在这个黄土的海洋，黄土的世界里，纯朴愚钝的先人们默默应和着上古洪荒的自然造化。山西人住窑洞，也印证了先人“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从人类初期的迎风而庐、掘地为穴，到后来的依山而居、挖洞为窑，无不得益于脚下这块藏风聚气的传说中的“息壤”——黄土高原。 如今，在以李老头为代表的山西人心中，浑厚深蕴的黄色文化和用之不竭的黄土资源为在这里世代生活的先人提供了丰富的建筑想象和居住创意，也就是说，黄土文明已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里。 在今天，这一带还有不少人居住在窑洞里，当然随着建材和工艺的改进，人们对窑洞内涵和形式已做了不少改进。 有的人用当地烧制的砖头砌“窑”洞，有的人用钢筋水泥和预制板搭建“平顶窑”。 据李老头讲，到他这一辈时，已没人再找他们打窑了。也就是说，自己的祖传手艺，到他这一代为止。面对自己身后的四个儿子，他只好仰天祈祷：“‘老道没儿子——自个儿早作打算’，你们兄弟几个赶快另找别的活路吧！” 有道是岁月不居，风水轮回。 八十年代初，就在李老头家所住的小山脚下，一下子冒出了十几家私人的“黑口子”小煤矿。 这座毫不起眼的小山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后来常有人手里提着镢头漫山遍野又刨又挖。 在当地，挖煤不叫“挖”，而是叫做“请”。 在李老头的精神世界里，“请炭”，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再后来，山下出煤了，兜里有钱了。于是，人们便拖家带口搬到村后塬上居住，把为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山西人挡风遮雨的土窑洞留在山下。 “山下的煤老板能在土里刨煤，我为什么不能在土窑洞里试试？” 这天李老头的三儿子突发奇想，于是在自家土窑洞壁上“请”了起来。 估摸有三丈远时，他遇见一层石头层页，越过石头层再往后“请”，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黑乌乌的煤层页直逼鼻尖！ 第二章 第三只眼透视山西“煤现象” 山西有多少煤老板？ 在人们心中，山西煤老板就是财富的化身，是富人的代名词。 那么，山西有多少煤老板？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煤老板”这个名词的含义和概念，否则手提镢头在地上挖出个坑坑的农民就当上了“煤老板”。如此定义，三千万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农夫都是“煤老板”。 身价千万的煤老板王有才的创业经历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煤老板“王千万”是要家庄有名的“财主”。“王千万”真名叫王有才。当地人们叫他“王千万”，主要是表达了人们对财富的向往和对他本人的嫉羡。 “他父亲叫王清德，是个老实人，祖祖辈辈种地为生。他家原来那个穷啊，不说别的，就是耗子钻进他家转了三圈都饿着肚子走了。”“王千万”一位远房表叔说。 1980年，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煤炭市场逐渐升温，王有才和别人一样也开始争先恐后地在村后的山上挖洞找煤。 也算他命好，这天，在村后山脚石头缝里，他用力往里挖，估摸三四丈深，他吃完随身带的干粮，休息一会儿，然后起来继续挖。不料，一镢下去，黑漆漆、油光光的煤炭突然在他眼前“冒”了出来。 然而，奇迹发生了！ 挖到后来，他慢慢感到事情不妙：越往下挖，“好煤”越少，倒是被当地人称作“干炭”的黑色石头越来越多。 从“煤老板”的定义来考察，这时的王有才，还不能算是“煤老板”。 穷苦的日子还在继续。 幸运终于在一年后的秋天来了，有了上次干活的经验，他又在一处靠近公路的小山脚下边挖出了乌黑的煤。 有道是，“人要发了财，财神爷爷都挡不住”。 由于他挖的坑口位置交通便利，煤质又好，几个月后，当地专门投资开矿的老板找上门来，和他谈合作开采，双方话里套话，最终“一句定江山”。 当然，这是不用向政府报批申请任何手续的。 一年后他拿到了1000万元的经营利润。 “王千万”，终于“实至名归”。 再后来，他们又有了1号坑口、2号坑口、3号坑口……这个数字可以延伸到10！ 两年后，两人开始“分家”，二人商定，10处煤矿一人一半。 这时的“王千万”，屁股下的“金銮座驾”换成了价值上千万的劳斯莱斯，自己则穿上了上万元一身的“行头”，这与他旁边衣缕破旧的矿工和身后光秃秃的荒山极不谐调。也就是说，这时的“王千万”，就必须要算是名符其实的“山西煤老板”了。 至此，关于山西煤老板的数量还是没有答案。即使有人可以从当地政府那里得到“大概”数据，这个数字还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政府本身也不清楚，比如像“王千万”这样的煤老板，他的煤矿本来就没向上报批，他一不“领饷”，二不“当差”，他是天高皇帝远，自由自在的“笑傲江湖”！ 如果以煤矿坑口数量为准来计算的话，我们得出的结论还是不准。像“王千万”这样的老板，不知在当地要有多少。据了解，在山西，拥有十处以上采煤坑口的煤老板非常多，再确切地讲，只有一处采煤坑口的煤老板倒是非常少的。 第三章 迷失在黑暗世界里的灰色幽灵 矿工：人固有一死，要么死于坑下，要么死于炕上 公元1994年4月30日，当地县属国营煤矿康家洼煤矿中，年龄最大的老矿工张有财在自家祖屋的正炕上“寿终正寝”。 这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十五，按当地风俗，正好是死者“驾鹤西游”的“黄道吉日”。 老矿工张有财五世同堂，一生节俭，在当地公私煤炭采掘界有极高的技术权威和人脉影响。如今张老头两腿一蹬，两眼一闭，52岁的儿子张得锁本想哭哭啼啼给爹办丧事，后来再经当地的风水爷爷一算，说五世同堂，家中如遇殇殁，无须披麻戴孝，须“正事反做”，必须办成风风光光的“喜事”。 提起张有财，上年纪的老人都说两个字：“瓷”、“憨”。 “瓷”这个字在当地方言中的解释是“实在”、“老实”的意思。 和他同龄的王老汉还讲了一个关于他俩吃饭点菜单的趣事： 张有财小时家贫，没念过几天书，后来到煤矿挖煤，一次他和王老汉两人去一家小饭馆吃饭，服务员送上菜单，王老汉知道他不识字，就故意逗他，让他点菜。 其实张有财老头还是认得几个“洋码码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阿拉伯数字。局促一番，张老头用粗黑的手指快速指在菜单上菜名标题后，慢慢落在价格栏上。他的理解是，这些菜名价格越少越小的，俩人吃的菜也肯定是饭店里最便宜的。 自小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张有财，凭借自己特有的“瓷”和“憨”，硬是跟着当年的老矿长，从无到有，把这个当年全县国营煤矿战线上的“红旗”撑起50年，最后由于“工作表现”好，被县长特批“转正”为“吃国供的”。 张有财在矿上的工作岗位是安全工。这个工种并不要求有多么高深的文化知识，只需丰富的坑下挖掘经验，懂得煤炭开采常识，这样一干几十年，他和老矿长成了莫逆之交。而他也挺争气，连续三十年，都是矿上“先进工作者”，这在康家洼煤矿几十年建矿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事。 1980年，年过60的张有财从煤矿退休。 其实早在五年前，他就被列入退休名单，但矿上一再挽留，这一拖又是五年。 如今，自己年纪大了，他常常回忆起往事。 夕阳西下的时候，张有财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康家洼煤矿对面的小山坡上，想自己那些死去的或还活着的工友。他回想自己在坑下工作的一生，不知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揪心裂胆的可怕场面：冒顶、塌方、渗水、瓦斯爆炸……那些刚才还和他有说有笑的工友，一瞬间变成阴阳两隔。世界变化快，眼前的人都来去匆匆，而他对这一切却有话没处说，这给他带来无尽的困惑和惆怅。后来，由于张有财采掘技术好，坑下施工经验丰富，近几年，附近中小煤矿老板常常开车来请他去“看”一下，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张有财总是感叹岁月不饶人，随着自己年龄逐渐增长，他把生死界限看得很模糊，阴间阳世仅隔一门。他认为人是不会无怨无故死的，只要行善，死即是生，而违天伦，生就是死，阴阳生死一轮回，如此循环往复。在他来看，人的生死就这么简单，有时两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一闭，不睁，一生就过去了。 张有财认为，人的死有几种方式，儿孙满堂寿终正寝，死后就是“弱鬼”，而一旦在坑下遇矿难丢下一家老小而走，死后就是“硬鬼”。这时，无论“弱鬼”还是“硬鬼”，到了阴间都要往“超生门”门口挤，这时，“弱鬼”是挤不过“硬鬼”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倒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和那些在坑下做鬼的工友们一起，下坑就没有机会再“上来”。 去年底，儿子给张有财张罗做了一副上好的柏木棺材，油漆工上油描彩时，张有财整天围着它转，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 咋还不死？他无比惆怅。 终于，“天随人愿”，在给一家煤矿下坑指导时，遇上塌方事故，他走得安然，没有痛苦，从坑下直接抬进棺材，搞完仪式后，直接入土。 第三章 迷失在黑暗世界里的灰色幽灵 父子四人苦干半年挣回一个媳妇 公元一九九九年农历正月初六，也就是春节刚过“破五”的第一天，要家庄身子下的东风煤矿老板张保宝正着手张罗着给老爹过77岁大寿，特意花高价从城里请来戏班子，煤矿工人继续放假三天。 而在通往煤矿的羊肠小道上，老挖工刘老七，正心事重重地赶路。 早饭过后，他赶快安排老伴在家喂猪出圈，自己则一边扛着煤镐铁锹，一边啃着窝窝头赶着去村后煤矿上班。 今年，他的心事很重，就是再苦再累，父子四人也一定要花半年时间挣钱给年过三十的三儿子三柱子把媳妇娶过门。 这几天，他一直在琢磨：听媒人说，女方这回要的彩礼很重。 刘老七知道，现在这世道，人家女方看他家穷，儿子多，未来的“亲家”为了让自己的姑娘“过门”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就在“过门”前，干脆一次性向男方把彩礼“要到位”。 再说人家也是估摸着他家三柱子年龄大了，在要家庄，这个年龄的“小伙子”再过个七八年，有的都当“爷爷”了。 “三十没儿半辈空”，这是祖训，刘老七懂这道理，儿子这么大还没“交待”，实在是他这个当爹的罪过。 刘老七这个着急啊！ 三柱娘更是整天花空心思给儿子做好衣服，让儿子“抖”起来，还和老头子商量，咬牙花了3300元买回一台与他家光景不相称的大彩电。 用他娘的话说，自己舍不得看，将来让人家上门说媒的人和女方来他家“蹿门”时再“看”。 其实三柱子这些年倒也提过几个，但都没谈成，这也不能全怪他。 比如最近这个女的离过三次婚，结果一看他家条件，就把脸吊成了一座“长白山”，回去后跟同伴说：“哼，我本来不想嫁给他，但我看他那个穷家，我就可怜可怜他一回，谈谈吧！” “我操你八辈祖宗的祖宗！你他妈‘可怜’我，你就不可怜可怜你先前那‘三位’啊！”三柱子听到这句话后在同伴面前气得破口大骂。 “去我家‘蹿门’那天，她身上那个臊腥臭啊，实在让人受不了，见面那天，那个傻货给身上喷了估计有二斤香水，你跟她说话，就闻着她像偷喝了二斤羊尿似的。” “那个长相，要是谁见过她不说她丑的话，谁就没吃过猪肉！大高个，大脸盘子，重眉毛，大眼睛黑灿灿的。她要是有胡子，那就跟张飞似的！” 同伴们听后哈哈大笑。 经过这一回，三柱子对自己的婚姻问题看得木然了，甚至是自暴自弃，听天由命。 年底，有媒人上门找他爹张罗他的婚事，老头子自然高兴，但三柱子倒很平静。据三柱子说，双方在彩礼数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送上1万元，再由媒人拉走他们那条大灰驴“成交”。 如今世道变了，刘老头清楚地记得，当年老大提亲时，女方要的是“两转一响”，就是车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再到了老二，女方的条件更高——“三金四银一冒烟”。在当地，人们都知道，这“三金”是指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四银”就是银戒指、银项链、银耳环、银手镯。“一冒烟”就是摩托。到了老三，媒人给男方提的条件更离谱：所有的东西统一以人民币结算，实在凑不够钱，他只好让媒人把和自己一起犁地多年的大灰驴拉走抵钱。和土地一样，牲口也是农民的命根子，如今人家要拉走大灰驴，这不是“朝鲜人过年——要了我的狗命嘛！” 男女成亲日子定下的当晚，刘老汉没说一句话，他知道，这是老刘家最后一桩喜事，一定要闹得风光一点，排场一点。 于是，刘老汉老两口就商议安排老大老二兄弟俩先凑点钱做喜事“铺底”，回头在老三喜事上就可以再收“喜礼”钱。 在当地，红白喜事要风光摆谱，就是要“动人”，除了亲戚朋友外，再告知乡里坊间，请大家都来，村里街坊来人“吃席”时，自然要掏喜礼钱，据当地“行情”，现在的标准是30~50，姑姑舅舅等同代至亲出的钱更多。 如果不“动人”，就意味着这一家只在至亲至戚的挚友圈子内“小打小闹”，也就是小范围搞个仪式，这样一来，收的“喜礼”也不多。 还记得是在二十几年前，也就是三柱子小时侯，当时农村村民很穷，有时连送“喜礼”的钱都掏不出，有的只好送粮食来抵“喜礼”。三柱子爹自己就曾在邻居喜事上给人家喜事上送过六斤玉米。 如今仔细算起来，自从刘家老二娶亲后的近二十年中，他刘老头印象中在人家喜丧事上送的“喜丧礼”也算不少。 这回在老三的喜事上也该“收一收”了，他想。 喜日定在下月初六，三柱子给伙伴们透露了一个秘密：不是自己着急办喜事，而是他老娘辛苦两年喂的那头猪太肥了，不杀实在不行了。 到了三柱子成亲这天，为了图个热闹，在他家房顶上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播放的内容除了流行歌曲就是晋南地区流行的蒲剧。 听了三柱子的故事，几位参加婚礼的初中同学兼伴郎私下议论，说晚上闹洞房一定要把爱财如命的新娘戏弄一番，给三柱子出口恶气，否则那大把彩礼就是肉包子打狗，更可气的是他爹还给人家倒贴了一头毛驴，晚上至少要捞回那头驴钱！ 当地农村的闹洞房风俗一直以野蛮著称，常有洞房之夜新娘被戏弄得大哭大闹，羞愤交加的娘家和夫家人为此打起架来。 男方伙伴们商议，为了治治女方要钱的礼数和“道道”，干脆就来硬的，就不信几个大小伙子斗不过一个弱女子。 当晚，在一个大红喜字前，婚礼司仪手扶在一张油腻腻的桌子上大声唱道： “新郎新娘入席，结婚典礼开始！” 人们鼓掌欢叫。 “一拜天地！” 三柱子夫妻一起向红喜字鞠躬。 “二拜高堂！” 两人一起跪下磕头。 “第三项，夫妻对拜！” 两人面向对方，故意不动，这时新郎新娘同时被身边伴郎摁了几下下头。 “第四项，入洞房！” 新郎新娘在大家的拥簇下进入了新房。 在当地，闹洞房的大部分都是新郎的同学或关系不错的朋友。 在举行闹洞房仪式前，先要选出闹洞房“总指挥”、“民俗仪式总顾问”和监督新郎新娘的“执法队”等。首先是选出闹洞房“总指挥”。其次是“仪式总顾问”，负责各种闹洞房仪式的指导工作。第三是“执法队”，在总指挥和总顾问的指导下，监督新郎新娘完成仪式。第四是“监督队”，就是监督新郎新娘完成动作的质量如何。 分工完毕，仪式开始： 第一项，是“赶毡”：就是让女方平躺下，把小手绢平铺在身上，由男方俯下身子在女方身上蹭手绢，一直要把手绢蹭卷起来。 第二项，“过磅”即女方躺下，男方压在她身上，总指挥问女方：“多少斤？” 女方则随便说个数字，比如5斤、10000斤……惹得大伙嬉笑不止。 第三项，掏“麻雀”：把手绢从女方左腿裤管塞进去，经腹部从右腿裤管掏出来。 总的说来，这次闹洞房还是比较文明的，女方仅仅哭过二次，大家还是给了三柱子面子。 第三章 迷失在黑暗世界里的灰色幽灵 矿工生活：“四块石头夹一块肉”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 脑畔顶上的日头仿佛被“三九”后的霜打了似的，有气无力地躺在西边天上，一场大雪下过多日，大地山川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洁白的残雪还悄悄躲在枝梢的叶背上。 在山脚处一个石头缝里，工人们正在挥汗如雨地干着。 这是一个石头的世界，石头的海洋。 这里的石质极其坚硬，需要工人用最原始的钢钎凿，用铁锤敲。 施工工人要做的是在石壁上按煤老板的要求挖出一个宽3米、高两米的“大洞”。 走进约十来米深而且四周不立一根坑木的石洞里，满目尽是龇牙列嘴的石头，一种发自内心里的恐惧由然而生，不禁让人心悸窒息。 煤矿工人不挖煤，为啥要凿石块？ 原来，有煤矿开采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进入煤层前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是煤矿工人日常作业内容。 这道工序在当地叫做“过垅”。 在当地的山上，如果发现一个新的储煤层，那么当地专门“看山”的“老把式”会根据山势走向和山体石质结构，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里面煤层位置、煤炭储量，一般跃过几米或几十米的石头层，就能找到其它更优质的煤层。 在山西产煤区的山系中，煤层和石头层是轮流交替出现的，就是“你夹在我中间”，或者“我挤在你怀里”。 当一层煤挖光后，就要寻找新的煤源，而上一层或下一层的煤层就是理想目标，这就要穿过煤层与煤层之间的岩石层，找到新煤层，这个工作就是“过垅”。 在当地煤矿中的所有工种里，干这项工作的“辛苦度”和“危险度”是最高的。 首先，由于煤层之间的石质非常坚硬，工人只能人工施工，这时候，坑内爆破就派上用场了。 具体操作时，工人先要举起重达上百斤的老式钻岩机，这种老式设备机器一旦通电，机器强大的震动波会让操作者撕心裂胆般地难受，这时千万不能松手，否则钻岩工程就会前功尽弃。 如今，现在条件好的煤矿已用上又轻快、又高效的进口货。 在具体作业时，工人们根据爆破力学原理和施工经验，需要从不同角度打眼填充炸药，矿工们把这些千奇百怪的样式形象地称为“掏心炮”、“天地炮”、“子母炮”、“菜花炮”、“高粱炮”、“削山炮”…… 这样一来，在石层内爆破虽然对工人施工有一些帮助，但在部分特殊地段，效果却甚微，尤其是要考虑到爆破对周围地质结构产生的影响，所以，从坑内预防因石头松动而造成的坍塌因素考量，权衡利弊得失后，工人们还是选择了人工施工作业。 按照当“过垅行规”，尽管工人在坑内施工，落石和塌方事故常有发生，但石洞内是根本用不着坑木支架的。这是由于煤层中间的这种岩石结构很复杂，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有“情况”，比如塌方、“冒顶”等情况，坑木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而这时的工人只能听天由命。 当然，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岩石受外力影响，如钢凿、铁锤的反复敲击，坑内爆破工程的进行，都会使得坑内岩石松动滑落，加上坑下爆破产生震动波的影响，所以常有意外情况发生。 在当地的煤矿中，这个工种是一个极其普通而平凡的“寻常活”，矿工工作面临的“危险性”和“辛苦性”由此可见一斑。用一位矿工的话说，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 这项工作，是一般煤矿上经常要做的事。这也就是说，“过垅”已融入煤矿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尽管这项工作有危险，但由于煤老板开价高，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能多挣些钱，总是有工人愿意来干。 塌方袭来，他挥斧向自己被埋的左腿砍去…… 六十刚出头的孙得福老汉正拖着一条残腿，坐在自家炕上，无限惆怅地望着窗外的风景。 孙老头干了一辈子矿井的坑下“安全工”，是村子附近大小近百座煤矿和“采掘业界”里公认的“一等一”的坑下“看窑的”。 这下可好了，一向死要面子的他，错过了挣钱的机会不说，还搭上了一条腿，更伤心的是自己“一等一”的“牌子”彻底倒了。 一个月前坑下发生冒顶事故时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目，让他在惊悸之余又增添了几多懊丧。 在当地，煤矿出煤方式有井式和坡式两种。 孙老头所在的煤矿采用的是一个有近千米远长的“长坡式”出煤坑口。 那天，他和平时一样，下井前先在坑口蹲下，抽了一袋旱烟，然后把始终不离手的小板斧别在腰里，抬腿往坑下走去。 进入采煤区，他先检查了昨天的坑下支架情况后，又在矿工作业现场确定了支架位置，然后让徒弟们把坑木抬来，量了一下从顶板到地面的距离后，接着再确定需要截取坑木的尺寸。 紧接着，他抽出斧头，放在长木旁边，往手上吐了一口浓痰沫，双手一搓，随即挥斧向坑木砍去，仅仅三斧，碗口粗的坑木已“身首异处”。 随即他又向砍下一小截木材，一会儿，一堆木头楔子就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旁边。 下一道工序是“上架”。 在支坑木时，他故意把坑木多截了两寸，这样便于把略短稍小的坑木立起来，接着再在坑木和顶板之间插入木楔子，这样一则扩大受力面积，二则便于坑木着力。 其实，干这一行对孙老汉来讲，简直是“轻车熟路”。 多年的繁重劳作，练就了他过人的臂力和听力。在坑下，只要他竖起耳朵一听，就知道哪个地方有“毛病”；只要他板斧一挥，一副结实的支架就会竖起在“毛病”处。 孙老汉所在的煤窑，是当地一座民间资本中小型煤矿。 在山西，国有大型煤矿和民间小型煤矿的安全措施是不一样的，前者在坑下的支架用料是钢柱，用机械液压顶举支顶的，这样一来，人家“国字号”煤矿坑下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而后者由于在资金、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先天不足，一些煤老板往往贯彻的是“省钱第一”原则，即一切施工尽量“零投入”。用煤老板的话说，就是“能将就就将就，可支可不支架的地方尽量不支，实在不行的话，就用人力支起几截坑木。”这就是中小煤矿事故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国有煤矿的原因。 孙老头在这座煤矿坑下已经干了几十个年头了，尽管煤矿的工人来了一茬又走了一茬，但凭借他的好人缘和丰富的坑下安全经验，他总是能把他自己和年轻的工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近近的。对大伙工人们来说，在坑下和孙老汉在一起，就是和安全在一起，因为这样他们心中就有了底，孙老汉仿佛成了平安的“象征”。所以坑下年轻的拉工和挖工都愿意和他在一起。 当然，年轻工人们愿意和他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张嘴就有一串串乡土俚语和顺口溜，这给工人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平添了一丝难得的乐趣。而孙老汉也不会让大家失望，他的人格魅力、人生阅历和坑下支架经验，每一道工序、每一次决定和选择，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和他在一起工作，就是一种愉快的享受，这就是工作的艺术。 当然，老孙头的从容和干练，和多年的坑下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经历了太多惊心动魄的场景，那些被砸的、被埋的、被淹的；那些活着的、死去的和伤残的工友的形象常常萦绕在心头，太多的生死决择让他在一瞬间感受阴阳两重天的悲喜人生。 在经过采掘巷道时，一块小石头的掉落引起了他的注意。凭他多年的坑下经验，他判断这个地方将要“出事”。 果不其然，几秒钟后，拳头大的石块纷纷落下，他再抬头看时，青色的石头顶板已缓缓裂开。 不好！ 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正准备转身逃跑时，忽然从侧面倒挤下来的煤炭死死压住了他的左腿。 这时，远处传来巨大的巨石坍塌声，前方碗口粗的坑木支架噼里啪啦地撕裂开来，头顶的石块还在往下落。 老孙头再次拼命拔腿欲逃，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逃生的欲望和信念让他想起了老安全工讲的“蜥蜴断尾求生术”，他迅速地抽出斧头，向自己的左腿砍去，随即拖着一条血流如注的左腿向坑口爬去…… 第三章 迷失在黑暗世界里的灰色幽灵 焦炉工：满面煤黑烟火色，两鬓灰黑十指墨 “头顶三十八，脚踩一百八。” 这是大沟煤矿炼焦厂工人在夏日工作环境的形象概括。 每天头上顶着38℃的高温，脚下踩的则是温度高达180℃的炼焦炉。 连日高温，更让工人们备尝艰辛。 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搭在李开明裸露的肩膀上。 他正在坡顶操作“绞车”，电闸一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便从这台简陋的“卷扬机器”里传出。 这是一种靠机械拉力的牵引往焦炉送煤末的人力车的动力设备。 在他身后，是一座刚出完焦炭的空炉，空空如也的大炉坑比太阳还热。站在炉边，令人窒息的热浪扑面而来。 从头到脚，浑身是煤灰的李开明来自山东，是这座煤矿的“炼焦队长”。在这座煤矿，他已干了十个多年头。手下的“队员”，大都是从老家带来的表弟表兄、叔伯侄子等亲友。 他们在煤矿干的是另一个工种，也属于矿工，但名字还要改一下——焦炉工。煤老板一般会根据他们每只焦炭炉的焦炭产量来结算工钱。 这几年由于各地焦炭市场持续火爆，焦炭价格一路攀升，煤老板当然不会放弃煤炭初加工的产品市场。可以说，在山西众多的煤矿生产的“产品”中90%以上都是“自产自销”。 这是一座煤矿与煤炭生产“配套”的“再加工”场所。 在距离煤场往东南方向500米远的半山坡上，顺着山势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只当地流行的土法炼焦炉。 所谓焦炉，实际上就是在底部铺设一些纵横交错与外部相通的着火通道的大坑。一般地，这种焦炉一次可生产一百多吨焦炭。 具体工序是，先在煤场中间安装一台大型煤炭粉碎机，把煤块粉碎成煤炭粉末，这就是生产焦炭的“原料”。然后，工人用人力车通过“绞车”把煤末运到炼焦炉，由于在路上要经过一个近百米的坡道，所以煤老板就在坡顶处安装一台“绞车”。这实际上是一台“卷扬机”，一头把钢丝绳固定在卷筒上，另一头用铁钩钩住运送煤末的人力车，在“绞车”机械拉力的作用下，通过人工控制车子的方向，一车车煤末就被填装在焦炭炉中。 当然，把煤末运到炼焦炉边后，如何倾倒，其力度、方向、角度和空间虚实等在实际操作中都大有学问。这都有炼焦“老把式”在现场指导，因为焦炉底部都装有引燃材料，如果稍不注意，煤末就会把引燃材料“淹死”，就必须要把煤末掏出，重新装填。 煤末装好后，接着就是“点炉”，有的地方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成功，就把引燃材料在柴油中蘸一蘸，这样燃烧更充分。 焦炉点火后，焦炉师傅就要带几个徒弟日夜不停地守在焦炉旁边，小心翼翼地伺弄“着火点”。 这个工作叫“看炉”，需要吃喝拉撒住都不能离开焦炉半步。 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几米高的火焰就会在焦炉周围燃烧。 浓浓黑烟携带着硫、碳以及各种未充分燃烧的化学物质自由自在地漂浮在空中，最后“大摇大摆”地进入大气层。 这时，天是热的，地是烤的，空气是燥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都受不了，何况百米以外地里的庄稼？ 199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令取缔、关停的十五种重污染小企业。其中包括：小造纸、小制革、小染料、土炼焦（采用“坑式”、“萍乡式”、“天地罐”和“敞开式”等落后方式），但在这里，“天高皇帝远”，绝大部分煤老板为了少花钱还依旧是我行我素。 这时，如果旁边十几只焦炉同时点炉，煤末燃烧时产生的“火苗阵”所发出的光，人们在煤矿周围三五里远的山路在夜间都能看清，晚上下班的工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常常是不用手电就能看到地面的情况。 半个月后，就要浇炉了。 这道工序最易烫伤人。 这时，十几台抽水机同时工作，工人手握水管，在旁边向焦炉里面的着火处浇喷湿水。 近500℃高温炉膛内突然涌入清水，水中的氢氧分子瞬间被分解，反而成了高温焦炭炉的“助燃剂”，灼热的气浪裹携着烟灰粉尘，弥漫了整个大地。 接着是封炉，用细土严严地覆盖在焦炭炉上方，一周后，工人在带有50℃以上余温的焦炭炉中一块一块地挖出成型的焦炭。 以一个产量在二十吨标准的焦炉来计算，烧制一炉焦炭需要燃烧半个月，再加上浇炉、封炉、出炉过程中要用二十多天，还有焦炉维修、补砌所用的时间，整个“焦循环”需要用一个半月。 第四章 关于矿工命运再思考 “胜利村，瘸子跛子多半村” 这是山西西部山区的一个热闹小镇的集会。 每逢单日，四邻八乡的人们都来这里“赶会”。 在当地，村民常常利用这个机会购买日用品和农用品，也常有三三两两的在这里“下窑的”的外地人，在下班后顾不上洗漱，就满脸乌黑地来“赶会”买些日常生活用品。 而来来往往的人们对他们这种滑稽形象已熟视无睹，在一个刀削面摊位前，一张张乌黑的脸与洁白的刀削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仿佛是当地乡村集市上的“一景”。 在小戏台身后一个热闹处，十几个钉鞋的摊位一字儿排开，摊主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李红宝就是其中一位。他胸脯前挂着黑色的厚皮裙子，一条右假肢腿放在身边，旁边是一地花花绿绿的钉鞋皮料。 李红宝今年21岁，家住镇南的8里的杨树塬，去年初中毕业后，他就到村后的大沟煤矿找活儿。矿上的“老头”见了他后，先让他在坑下“推坡”。一年后，他“升任”坑下拉工，按当时的工资标准，他一个班下来能挣近15元钱。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很不错的经济收入了。 孩子大了，这在旧社会早已到了成家立业、顶门立户的年龄，红宝爹娘商量把孩子在煤矿挣的钱留着，到娶媳妇时再用。 不去煤矿干活时，红宝娘就要刻意把儿子打扮打扮，把原来肩膀和膝盖有补丁的衣服全部换成当时流行的黄棕色“将军装”。 这年清明节刚过，李老汉就提着好烟好酒，挨门蹿户在邻里坊间走了一遍，给儿子托媒提亲。今年开春，李老汉又到集市上花20元钱买回来一头小猪，让老伴好好喂养，等秋收后给儿子办喜事用。不久，就有媒人上门来“说亲”，老李家赶快打扮儿子和女方“见面”，再后来，给了女方8000元彩礼钱。接下来是定“良辰吉日”，媒人拿着男女双方的属相生肖和生辰八字，掐指一算，再与双方亲家商量，最后把日子定在秋后的九月初九。 幸福生活就在前头，老李家人人欢喜，正在憧憬美好生活的李红宝更是干劲百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天，他在坑下上班，突然遇到坑下塌方，腰椎被巨石砸伤，导致下肢瘫痪，右侧股骨头砸碎，只好截肢。 老年残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未婚先残是不幸的人生。 悲痛至极的老两口拿出女方退回的彩礼钱给儿子买了一台钉鞋机。 这，对年方20的李红宝来说，也算是一条活路。 对于李红宝的不幸遭遇，老村长甚是可惜：“一个好劳力糟蹋了！” 然而，当地在坑下“被糟蹋”的何止是一个好劳力？ 由于煤炭市场在山西的一路走红，这个行业已成为当地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最大“用户”。据了解，在山西农村地区，90%以上的青年农民都在煤矿当过工人。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传统，在当地，每到七八月份，正是学样学生放暑假的时间，一些青年学生到矿上干“推坡的”的活，用于交下学期的学费。每个班下来能挣两块五。 由于年迈体衰，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只能在坑上干一些辅助性的工种，而坑下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因此，这一群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坑下突发事故中的受害者。 而这些人一旦在坑下“出事”，他们只能选择在集市上给人钉鞋挣钱，度过下半生，这也只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于是当地就有“胜利村，瘸子跛子多半村”的说法。 当然，虽然这句话有失偏颇，但在这里，随处可见的年轻残疾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四章 关于矿工命运再思考 矿工工钱，如此“血腥” 这是极其平常的一幕： 早上8点，准备进坑挖煤的工人身着窑衣，在矿灯充电房门口排成一队计领矿灯，每人手拿一个硕大的充气气球，分外显眼。 一位矿工说，千万别小看大家手中这只不起眼的气球，这在坑下就是挖煤工人的“救命球”。 原来，由于坑下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人常常感觉力不从心，头昏脑胀，这时赶紧到地面透透气，感觉就会好点。 其实，他们不明白，煤矿工人在坑下干活时出现的这种反应，是长期在坑下一个密闭环境里劳作时缺氧所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这时煤老板就要在坑下施工现场为工人配置制氧机，但煤老板为了省钱，硬是不愿意出钱买。工人只好用土办法，在进坑干活前，先用嘴吹圆气球，到坑下干活时，如果感到不适就赶紧用气球放点气体，吸上一口气。 当地矿工根据煤层高低一般分为“四尺炭”、“六尺炭”和“丈二炭”。 工人使用“救命球”的时机，一般是在低于“四尺炭”的煤层环境中，而这里的煤质，恰恰整座矿山中煤质是最好的。 一开始，在1.5米左右高的地方，工人还可以站着挖。 后来，到了1米左右的层高处，工人只好蹲下挖煤。 再后来，到了70多厘米处，就得跪下挖。 再后来，到了尺把厚处，工人只能躺下挖。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煤层厚度越来越薄。 工人们实在干不下去了。但由于这里的煤质好，可以卖好价钱，煤老板干脆以每吨加价1元钱让工人们继续干。 这时，一尺来厚的煤层夹在两页近一米厚的石头层中间，常常是挖工侧身进去挖出了煤，但运煤车进不去。 没办法，他们只好把绳子绑在腰间，四肢着地，爬行向前，嘴衔矿灯头，用小筐把煤炭拉出来再装煤上车。 在如此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状态下，工人们累了晕了就赶快躺下，吸吸气，小心翼翼地恢复体力。 眼前，是一个石的天，石的地，石的世界。 四周，是黑黑的煤炭无言相对。 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黑白，在这里颠倒了。 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就是山西沟沟峁峁中数以万计、无名无姓的“黑口子”之一。 没有人会知道，在拥有十二亿生命的茫茫人海中，只有他们，一群不知名姓的穷苦矿工，这样一群无奈的生灵还在为生命的延续而艰难前行。 有道是，“人生命运沉浮泪，命途多舛谁把持”。 生为生，死为生，生死人生，滋味谁人能知？ 知情人说，在这座煤矿，外省来打工的矿工多是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贫穷地区。其中大多是家庭贫穷且人小身轻的四川人。 在这个煤矿，坑下工人干活时都要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由于工作面大量渗水，坑道泥泞异常，进出人员都必须穿雨鞋，他们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所以能领到一双不漏水的雨鞋已成为工人最大的奢望了。 在坑下，拉工是最费力气的工种，一次要拉近300公斤的运煤车，同时还要在二三十度的坡路上抢时间、赶速度，这时就要有人辅助拉工拉煤，于是就出现了另一个新生行业：“推坡的”。 这些，还算不上辛苦劳累。用一位矿工的话说，在坑下，最危险、最辛苦的活要数“回采”这个活，这和“过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者的区别在于： 首先，“回采”作业的施工时机。当一座煤矿的采煤层几乎接近枯竭极限时，也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尽一切可能挖出煤炭，“回采”完毕，煤矿报废。所以实施“回采”作业时，要求工人在坑下同一煤层迂回反复抢煤炭，能抢多少是多少。 其次，“回采”作业的施工方式。这时必须要两人一组，而且要求必须手脚麻利、反应灵敏，施工时，一人埋头拼命挖，能挖一锹是一锹。另一人两手抓住对方腰带，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坑下危险情况出现的“蛛丝马迹”，一旦发现有“情况”，两人马上按事先设定的线路“蹿之夭夭”。 一般地，坑下所有的事故100%都有可能在“回采”时发生，比如在抢坑木时，在取掉支架的瞬间，就会有“顶板”塌落。 再如采掘坑道，坑下“老头”以前为了坑下施工安全，严禁挖工私自加宽，因为向前掘进挖煤要比在坑道壁上挖更难一些，这将导致坑道大面积没支架支撑煤层顶板，大大增加了坑道塌方的可能。但“回采”要求最大程度地在坑道加宽采煤，也就是说，在实施回采作业时，煤炭产是和突发事故的“发生指数”是“齐头并进”的。 再次，“回采”时对工人要求眼疾手快、反应灵敏、经验丰富。 当然，工人用生命“回采”出来的煤炭，煤老板是要付出高价的——当地的行情是每挖一吨煤炭可增加2元。 第四章 关于矿工命运再思考 心酸：白发人送黑发人 世代单传的老郝家最近遭遇不幸：郝老汉的宝贝孙子小光在村西五里的大沟煤矿坑下干活时“出事”了！ 在农村，“煤矿出事”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出了人命”，也就是指当地常常发生的矿工在坑下“非正常”死亡。 听说是小光在坑下当拉工时遇到了塌方。 一时间，郝家小院呼天抢地，乱作一团，自觉愧对祖先的郝老汉，颤巍巍地摸着躺在坑上的孙子的头。 “断后”之悲与失亲之痛，让郝老汉老泪纵横，痛不欲生。 伤心之余的他，叫人抬出今年初夏儿子给自己打的上好柏木棺材。 据邻居讲，小光是郝家世世代代仅有的一个“秀才”，正在上高二的他，极有希望考上大学，为郝家光宗耀祖。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小光这孩子非常懂事，今年学校刚放暑假，他就赶快和另一位同学到煤矿当工人干活，准备为下学期挣些学费。 煤老板则不问如今学生求职必须的“门槛”——工作经验，而是来者不拒。由于小光个儿高膀壮，煤老板就安排他干“拉工”。煤老板说：“这个工种挣钱多，孩子上学要花钱，用得着。”但另外一层意思他却没说，就是拉工虽然挣钱多，但有经验的矿工都明白，坑下事故80%都发生在拉工身上。 小光的棺材入土这天，老泪纵横的郝老汉站在孙子的坟前痛不欲生，捶胸顿足，硬是把一根拐杖锉成几段。 过完“三七”，就有人来上他家来“配阴婚”。 在当地，民间有一种“配阴婚”的习俗：未婚青壮年去世，家人就必须要为他找一个适龄的女性死者，以便让自己的亲人在阴间也能“过日子”。这就催生了又一个职业——“阴婚媒人”。 据了解，最近几年，这一带的煤矿老“出事”，这个行当很红火。这主要是与当地频繁矿难的残酷现实分不开。 在配婚时，跟在阳间一样，男方首先要付给女方“彩礼”。价钱多少由双方亲人商定，听说当时双方和媒人说好的是1500元，可过了几天，人家又上门改了口，说女方原来是个大学生，要加500元，否则就要另许邻村一位刚在坑下“出事”的“初中生”。 郝家想了想，只好应允媒人的要求：儿子在阴间娶上个大学生“媳妇”，也算是对老郝家的一丝难得的“慰藉”。 少年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当地，如果上年纪的老人去世，膝下的子子孙孙就必须大操大办，请“响起”，唱大戏，请电视台拍录像，然后选个吉日良辰，风风光光地安葬。 如果是未成年或者是未婚青年不幸死去，则丧事仪式必须一切从简从略，甚至不用搞任何仪式，快速安葬。 这几年，当地由于煤矿坑下事故频发，工人伤亡很大，而这部分人正好是附近农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据了解，在郝家村，80%以上的青壮年曾经在煤矿干过活，有50%以上的人一直从事坑下工种，下煤窑挣钱已成为当地青年农民的首选就业渠道。这也是山西农村的一个客观现实：当地农村大量的农村生产力已从“地面”转移到了“地下”，成为煤老板源源不断、用之不竭的“发财动力”。而一旦坑下发生事故，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农村壮劳力。 第四章 关于矿工命运再思考 矿工：贫穷比矿难更可怕 这是一座煤矿的矿工宿舍。 20多平方米的砖石砌成的工人宿舍内，摆放了十多张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床。 油光漆亮的棉被团在坑上，散发余温的灶台上，烘焙着两只潮湿的布鞋垫。 四周墙壁上，挂满了矿工的安全帽、窑衣，工人们为了防止老鼠捣乱，把半袋面粉和吃剩的玉米饽饽也挂上墙壁。 在回答“要钱还是要命”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题时，一位矿工给出的答案颇有哲理性：“不要钱，我们还哪来命活？所以，我们只能要钱。” 在命和钱之间，他们首先选择的是钱，因为如果有了钱，他们就能买到延续生命的食物，就可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窘迫生活。 钱，只有真正经历过贫穷的人，才能对这个东西有切肤剜心的感受。 “世界上杀伤力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贫穷。”这是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在1965年联合国“饥饿与贫困”问题的专门会议上演讲时发出的肺腑之言。 而对山西下煤窑的煤矿工人来说，贫穷，似乎比矿难更可怕。 生活贫穷，毫无疑问是可怕的，否则煤矿工人们就不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改善生活现状。而在权利上的贫困，对山西煤矿工人来说，则是更致命的。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存在贫困，强势的一方就会很自然地采取更为便利的手段来对另一方施加影响，贫穷也就成为弱势一方难以摆脱的宿命。这就形成一个可怕的循环：有的人因贫穷之累而经受“权益被绑架”之困，因“权益被绑架”而更趋贫穷，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 而对于这些坑下煤矿工人来说，“贫穷”就是一把锐利无比的刀子，它总是时时刻刻高高地挂在煤矿工人的脖子上。 至此，让他们在时时命悬一线的地下黑暗处回答“要钱还是要命”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题时，他们一定会本能地说出那些所谓专家学者们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的“真理”。 其实，我们认为，他们缺的不是（对贫穷与金钱）的感受，而是缺乏表达这种感受的能力。 试想，假如他们有了这种“能力”，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除了卖命挖煤之外还有其它生路的无数条路径；假如他们有了这种“能力”，他们在当今世上“危险指数”最高的行业中所得到的“安全保证”也许更胜过一顶薄薄的“安全帽”。 而取得这种“能力”的前提，正是他们最致命、最缺少的“文化”。 一位业界人士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文化程度对这些煤矿工人在坑下的自我安全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进一步指出，从目前国内煤矿坑下发生大小事故的因素分析，文化程度高的工人的安全感明显好于文化程度低的工人。 事实上，矿工文化程度越低，他们对问题的认识能力越有限，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坑下施工安全培训的难度越大，培训效果越差，这就致安全意识越难“贯彻落实”。 “其实，挖煤固然比其他工作风险要大，但只要安全生产工作真正得到落实，我们矿工理性回答应该是‘要钱，更要命’！”一位有多年坑下采掘经验的“老煤矿”不无感慨地说。其言外之意是当坑下矿工有了一定的安全意识，“要钱还是要命”也许就不再是摆在矿工们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第五章 东西板南北叉：走在煤之道 矿工“上班”：“人未咽气先‘入土’” 在山西农村，人死后一般都是土葬。在生活中，大家忌讳一个“死”字，而用一句“没（mo）了”来代表。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话遇到“死”这个字时，往往就用“入土”两个字来绕上几个弯代替这个意思。 要家庄一带的煤矿的煤层，都在黄土下面的砂石层里，煤老板要组织工人挖煤，就要先“刮开”黄土层过“石垅”，然后才能取到煤。矿工要进矿挖煤时，人们就开玩笑说：“入土去啦？” 太阳长出了一丈高，树上的麻雀不时飞到窗棱上啄叼粮食。 三十出头的高富成还在西边的偏窑洞里蒙头大睡。 被子外面露着一双黑不溜秋的大脚丫，从坑下带回来的煤泥原封不动地搭在大脚丫指缝里。炕墙脚下，两只疲惫不堪的大雨鞋横七竖八地躺着。 一个月来，东风煤矿的煤老板安排坑下矿工开始“回采”。 这对一座煤矿来说，意味着“寿终正寝”。 一般地，当一座煤矿正常开采数十年后，坑下某层煤炭储量接近枯竭，其开采价值接近零。这时，按正常矿井生产规律，就要重金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矿工在坑下实施“回采”了。 “在煤矿干我们这行的，在坑下挖煤现场发生事故是常有的事，所以死伤总是在所难免的，只是看谁的运气好不好的问题。”老矿工李来生说。 他是一位曾在三座煤矿干过收尾“回采”工作的“油条级”矿工。 “来矿里工作时间长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儿煤，多挣点儿钱。”李来生的“同行”李生民说。 这几天，高富成坑下一直在加班，凌晨5点时分，疲惫不堪的他下班回来后，顾不上洗脸洗脚，倒头便睡。 中午时分，他醒来了。 蓬头垢面的他看了看窗外，前面不远处就是他家的秋田，面黄肌瘦的玉米在正午贼毒贼毒的太阳下无精打采地晃着。 如果老天长眼，遇到风调雨顺的好时节，自己再勤快一点，高富成这块玉米地今年能为他创收1000多元钱。但一想到外面的头顶无遮无挡，在忍受着地面热浪“烘焙”的同时，还要顶受太阳的毒晒，他就有点胆怯了。 “在煤矿每个月能挣两千元，再遇上‘过垅’和‘回采’等‘肥活’，这当然是在矿上坑下挖煤赚钱要比务农来得快。” 谁不怕死？其实，工人们一样也都怕死，但就算井下“回采”风险再大，但只要能换来养家糊口的钱也在所不惜。当然，干不干活儿也得听老板的。再说井下发生事故是经常的。 其实，这个账他们还是算得明白的。 在一些产煤山区的挖煤工人当中，就流行这么一句辛酸“流行语”，说的是“坑下回采三天，赶上地里种田一垧”。 有时，这人也怪，人们常说，“人干哪行，性随哪行”。 一位碾转8座煤矿，在坑下挖了几十年煤的老矿工说，坑下“入土”的活干习惯了，就不想再干“地上”的农活了。 高富成就是这样，十来年的煤矿坑下“拉龄”，他早已习惯了每天几小时在坑下汗流浃背和揪心裂胆。身心皆苦的时间毕竟短暂，再苦再累，牙一咬腿一蹬就过去了。 再说，他们在煤矿“入土”一天，胜过地上一月的收入，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有了钱，想吃啥还怕买不来？” 第五章 东西板南北叉：走在煤之道 “坑下石头认人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山西省内煤矿矿难事故总是和矿工死亡联系在一起。只要有矿难事故，似乎就必然会有死亡事件。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事故”和“矿难”的概念。 在山西，当地人是会把这二者严格区分的，按照当地人的理解，以上二者都是“在特定环境下突然发生的特定事件”。他们认为，凡是在煤矿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大小事情，如坑下经常发生的“机械故障”、“生产停电”、“钢丝绳断掉”等都算“事故”。这些常发生的“事故”有大有小，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而“矿难”则是“事故”的一种，是最高等级的“事故”。于是，在当地就有了“矿难矿难，无矿不难”和“‘矿’‘难’不分家”的流行说法。 在山西遍地都是中小煤矿，而矿难则如影随形，可以说，没有哪一座煤矿没有发生过坑下“事故”。请注意，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事故”。 其实，在当地发生“事故”的不仅仅是煤矿。 这一带的人大部分都去“打滚”挣钱。“打滚”就是在山上挖一种在当地盛产的铁矿石，这种矿石的颜色呈黄褐青色，像铁锈一样。一般地，挖掘这种矿石的小洞并不深，一般几十米，最多近百米即可。 矿石挖出后，就可以拉到山下卖钱。 相对在煤矿挖煤来讲，“打滚”工作所面临的事故风险更大。因为在煤层上面的“顶板”是一种异常坚硬的石层“拱顶”，而在“滚窝子”洞的“洞板”部分，则是松软的土石层。在煤矿的采掘工作现场，坑下负责安全的专业安全工会根据顶板情况用坑木支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事故发生的可能。但是，“滚窝子”洞里就没有这种措施。所以，从一定角度讲，“滚窝子”和煤矿相比，其发生“事故”的概率要高得多，因而伤亡的人数更多。在“滚窝子”发生的“事故”，我们可以称为“滚难”。 按一般常理来说，“滚难”要比“矿难”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一些，所以就更应该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常在各类新闻媒体上见过“矿难”，但时至今日，还不曾看过“滚难”在媒体上露面。其实，在当地，“滚老板”比“煤老板”挣的钱还要多。但一些煤老板们在有了钱之后，恃富欺世，吃喝嫖赌，炫富比阔，自然会招来社会大众的“同仇敌忾”。所以说，截至目前，当地煤矿的“矿难”要比“滚窝子”的“滚难”更有“名气”。 尽管如此，当地人对矿难事故的看法，却不尽然。 徐宝林，这位三十多岁的坑下当拉工的“老把式”已有近十年的坑下“拉龄”，他对矿难事故的看法代表了众多当地矿工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矿难“事故”并不是很可怕，可怕的是在这种灾害面前的全然不知。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认识一种事物，我们首先要熟悉它、了解它、然后才能去掌握它，利用它。在这个过程中，聪明的矿工就会千方百计研究分析这种事情的发生，做到“先知先觉”，“未雨绸缪”，进而科学规避，聪明脱逃。 在当地的一些产煤区中，就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坑下的石头认人哩！”其意思是说，熟悉坑下塌方问题的人是绝对不会“吃这个亏”的，而一旦事故发生，完全不熟悉坑下防护规律的外地人就会首当其冲。 在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矿难的可怕时，祖祖辈辈生活在煤矿边上的当地人，却义无反顾地走进矿井，这似乎能说明什么。 第六章 血淋淋的财富积累，血淋淋的“黑口子” 煤老板：“黑口子”是这样“黑”成的 “口子”是当地人对无证无照的私人煤矿的称呼，“黑口子”是外地人甚至是媒体对证照不齐的私人煤矿的别称。 有人曾经把“黑整”、“黑干”、“黑挖”、“黑钱”这些“关键词”总结成了“煤老板”发迹的“四大黑招”。这种“招招不离‘黑’”的说法一方面印证着行业本身的颜色特征和人们思想情感的表达，一方面也把在财富面前的人性弱点显露得尖刻无比。 田家湾二坑原是一家合法煤矿，在煤矿整顿中，由于通风系统等条件不合格，没有通过验收，被列为关闭煤矿。这期间，前承包人李福来心乱如麻。这位被当地人尊为“李千万”的煤老板，这几天一直为自己的“财路”被切断而懊丧不已。 2003年12月，该煤矿关闭后，一条狡猾的妙计，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他知道，煤老板要发财，首先得正常生产，而要正常生产的前提是必须有“挡风的”或再大一点的“墙”来保护自己。 但这一切对他来讲，又面临极大的风险：一方面，这些“挡风的”和“墙”，究竟能不能“揽下他这个‘活’”，也就是在当前的大时事、大环境下，能否保证自己的财路畅通？ 另一方面，那些巧舌如簧的“对缝的”在拿到他付出的巨额“黑钱”后能否帮你找到管用的“挡风的”和“墙”。依他的经验来判断，这帮人会不会把煤老板给的钱和那些“挡风的”七三开，甚至“独吞”？人心叵测啊。 其实，他心里明白，这年头，高高在上的“阎王爷爷”好伺候，但下面具体管事的“小鬼”才真正难缠。他明白，此时此刻，与其“病急乱投医”式地去找“墙”，还不如花点心思结交一些行事方便的“小鬼”，兴许还管用，而这一招，经事实证明，也是最管用、最有效的方法。但如何才能找到这些“小鬼”呢？ 你政府不是不让我私自开矿吗？我就专门狂挖滥采，让你们这些管事的“小鬼”上门来找我，我再用“苦肉计”和巨额贿款与你“结交”。 于是，他心生一计——“专干亏心事，就等你‘小鬼’深更半夜来敲我的门！” 随后，他开始利用原来的井筒等设施，在原来的地方非法采煤。 2004年3月，他的煤矿再次被国土部门查处。在被没收了生产设备后，还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劳动检查”和“保证书”：保证在3天之内遣散民工，并撤走所有煤矿施工设备。 然而两个月后，他却再次打开井筒进行生产。之后，国土资源部门对该处实施了第二次炸毁。到当年4月，他在晚上非法生产过程中，被公安部门当场查获施工用炸药47公斤、雷管200多枚等物品，因此被刑事拘留。身困公堂的李宝来这时急忙赶快拿出自己屡试不爽的“独门绝招”——送钱！ 这一招果然灵，付出30万“罚款”后，他得以“保释”回家。 田家湾二坑在面临一次次被关停命运后，“李老板”和“执法队长”成了“熟人”，在以后的“交往”过程中他和“执法队长”打过几次麻将，总计“输”了100万。 此后，二人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实，这时的李福来心里已有了盘算。 原来，在他所采掘的煤层上，还有另一家实力大于他的煤矿，为了抢夺煤炭资源，整垮对手，他使出了江湖黑道上惯用的黑招——借刀杀人。 不久，对方因“检查”不合格，“暂停施工”。 有了“保护伞”的“撑荫遮凉”，李福来更加肆无忌惮。 这不，当地的一些基层煤炭行业的管理工作人员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黑口子”和煤老板恶行的恐惧和担忧。 “我们不敢查。”一位乡干部很无奈地说。 这位乡干部解释：“‘黑口子’是当地人对非法矿井的简称，好多‘黑口子’，我们其实都知道谁是后台老板，但不敢查……” 据了解，仅仅在胜利村东15里处的山脚下，就有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黑口子”100多处。 一年来，这些小煤矿常常事故不断，自然会招来国内外众多媒体的争相采访。 “我们乡镇干部最可怜，哪能管得了‘黑口子’，这些‘黑口子’都是公检法等实权部门的人开的，谁能惹得起？” 第六章 血淋淋的财富积累，血淋淋的“黑口子” 父子三人半年挣回五十万 农历六月十五这天，胜利村村南的王福清老汉一家是“喜鹊登枝，财神敲门”。 他们父子四人花半年时间打出的采煤“口子”，被两个操南方口音的外地投资人相中，双方以四十万元价钱成交。 王老汉今年六十有二，祖上给人家打窑洞为生，如今到了他这一代，自己已在窑土堆里“滚”了三四十年。 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际能源市场异常火爆，山西煤炭业也“水涨船高”，借势升温。 凭借自己几十年来给人家挖窑洞时练出的“看山”本事，他“看”好山脚下一处地方，就发挥自己的强项——挖！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当他们父子几人挖到近百米深的洞底时，乌黑油亮的煤炭层赫然出现在他们的鼻尖眼前！ 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父子几人释然而泣。 石头缝里“见了煤”，犹如半夜捡到一颗夜明珠。而有了煤，就意味着他们父子几人有了支配自己人生命运的金银财宝。父子三人欣喜之余，又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如果要大规模开采，就要投入近百万资金。 正当王福清老汉为钱发愁时，这天下午，有两个南方人找上门来，要求买下他们这个可以现成的开采“口子”。 王老汉和儿子商量后，说可以谈谈。 此后一连三天，这两个人在坑口附近一直转悠，对煤质、产量、交通、给排水、电力等等开采因素进行详细考察。 其实王老汉不想卖这个“口子”。不过，他知道，如果自己干的话，将会在资金上面临很大的压力，再说老三结婚还要花钱，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而此时如果卖掉“口子”，就解决了自家的燃眉之急，再说自己只要有一身力气，在老家这样的“口子”应有尽有。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再说这两个买“口子”的人也是个内行，他们要求把“口子”价格压到四十万，但当时没得到王老汉的同意。 当双方的谈判在价格上进入了胶着状态时，他们看了坑下煤层后表示，开采不多久就要“过垅”。而这项工程则必须要一些“挖功”一流的矿工来担当，这也正是王老汉父子的“强项”。 这天，他们两人来到王老汉家里最后表态说，坑下“过垅”工程到时优先考虑以十万元承包费和王氏父子“合作”。 这时的王老汉再也拖不起了，因为他未来的亲家一连三次催他赶快把女儿娶过门，他手头缺的正是这笔钱。 就这样，“生意”成交了。 于是，对方把“过垅”工程的工钱预付一半给他们。 交钱的日子定在农历八月十五，双方交易地点在坑口外。 “一手交钱一手交坑”。拿到现金后，王老汉让三个儿子把窑衣穿上，分别把钱塞进裤裆里，等天黑后才分别回到家中。 其实在当地，经常有人专门做卖“口子”的生意，而且为数不少，王氏父子把宝贵的时间和力气花在“过垅”工程上，实在划不来。 第六章 血淋淋的财富积累，血淋淋的“黑口子” “黑口子”，“口”均一命 刘家庄，一个坐落在小山腰上的小村庄。 站在村口第一家窑洞顶上，放眼向南望去，在四周是延绵不绝的山脉，它不同于江南山峰的奇、秀，也没有北方大山的俊、朗，它庞大而不失丰腴，低矮而不失气度。远远望去，就好象是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的大肚，或者是一个智者的额头。 目之所及，整个视野均被密密麻麻的小“口子”覆盖。 远远望去，仿佛是一张张吃人的虎口，又似一眼眼埋人的墓穴。 “黑口子”，在这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就是国内媒体和官方表态中所说的那种开采手续的各种证照、资质不全的“非法煤矿”。“黑口子”的第二层意思，我们可以按照当地人的“称谓”来理解，就是指刚刚挖出煤的“黑洞”（还不是‘矿’）。但在生活中，简称叫“口子”的人还是很多。 当地人在寻找地下煤层时，从地面往下会挖掘出“小洞”，这种刚刚见到煤层，但还不具备大规模开采条件的“洞”，当地人就给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名曰“口子”。山西大多数的中小煤矿，都是从“口子”这一环节过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当地每一座煤矿的“开采史”，都是矿工们在地下石头缝中经历了生与死“洗礼”的历史。 好在煤矿不忌讳生死，往往是这个坑位刚死了一位“挖工”，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煤老板就赶快组织矿工清理完现场，随后就有人提着镐头来前任矿工挖煤的原位上“继承遗志”。接着煤老板按当地“行规”给矿工家属一笔抚养费（一般地，因坑下事故每导致死亡一人，死亡矿工家属每户可得三万元）。 “黑口子”在当地出现的过程，也是不断有矿工为之付出生命的过程。 下煤窑、挖“黑口子”有极大的风险，这一点当地人谁都知道。但是没办法，这是由山西当地特有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扒土取煤时往往要通过松软的黄土进入煤石层找到煤，假如是开采一个中小型煤矿，这个距离需要数百米甚至近千米（特指“‘坡式’坑口”型煤矿）。 在这个过程中，长长的黑洞里面用坑木支架是不多的，这在无形中就增加了矿工伤亡的概率，而在没有见到煤层前，对煤老板来说，“挖洞”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开销、投入的回收都是未知数。 有道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煤老板在此时此刻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付出”与“回报”。用坑木支架，当然是要花钱买，这笔钱煤老板自然不会白白预先支付，去打水漂。这样一来，坑洞坍塌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吃人的‘口子’，一天到晚在里面钻，哪个‘口子’里不埋人？一个‘口子’一条命还是算少的啦。”当地农民说。 “当然”，他说，“一个‘口子’一条命也许言过其实，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矿难，矿难，无矿不难’的残酷现实。” 也许不用多久，“无矿不难”的事实就会在每个煤矿上演，也就是说，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第六章 血淋淋的财富积累，血淋淋的“黑口子” 财富的积累：血淋淋，肉麻麻 人人想发财，发财人人想。 当你置身于一个让地能生金的风水“坎位”时！ 当你伸手承接了一个能让天上掉馅饼的“时运”时！ 这又有谁能说得清在命运机缘与财富时空的“交汇处”存在的偶然与必然、侥幸与笃定“二八”开的人生宿命？ 这一切，只有煤老板的传奇经历能解释得清。 山西是我国久负盛名的煤炭大省，山西人一直有靠煤吃煤、靠炭吃炭的“传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煤炭市场进入另一番境况，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煤炭产能过剩，煤炭市场几近萧条。 这时，一些小煤矿老板利用国家在煤炭领域管理方面的“政策缝隙”，在煤炭行业管理和税费政策管理方面打出“时间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发家致富伟业”以“超低成本”式的手段和捷径上奠定了发展基础。 后来，国际煤炭市场逐渐升温，黑黑的、毫不起眼的煤，价格直线上升。而由于煤老板的开采成本基本上不上升或上升得幅度很少，所以煤老板们满心欢喜地迎来“事业”的“春天”。于是，在山西，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 当然，除了市场因素之外，还有其它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了煤老板的“奇迹产生”。总括起来，煤炭老板的财富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山西煤炭产业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对市场调控的“政策性机遇”。 山西煤老板现象首先是市场现象。换言之，山西煤老板的状况与煤炭市场息息相关。如果煤炭市场火热，煤老板的财富就“水涨船高”，反之亦然。在此过程中，煤老板完成了创业里程碑的第一桶金，有的通过政府部门的亲友开始涉足乡镇、村办煤矿的承包经营；有的在深山老沟里挖土开山，接着乌油油的煤炭源源不断地在屁股后被运出，反正天高皇帝远，根本不用在政府办理各种手续。 其次，是当地以付出惨痛的损失为代价为煤老板“低成本”发家提供了必要条件。 我们这里说的“低成本”，就是指小煤矿开采，能捞一把是一把，煤老板根本不考虑长远，多是掠夺式开采。这主要表现在资源回收率低，生态资源“可逆性恢复”几尽丧失。河流干枯、地面塌陷、房屋开裂、山体滑坡等等频繁发生，由此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破坏。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破坏了资源，给后续开采造成困难，这也就意味着砸了后人的饭碗。有人这样评价这种现象：小煤矿是“富了矿主，苦了百姓，伤了资源，没了未来”。如今的现实是，山西煤炭资源附存的先天条件虽然非常好，但山西煤炭利用的“普世价值观”却尚未形成。如此一来，实在是难为了自然万物和皇天后土的“恩宠”。 再一个就是当地矿工为煤老板“低成本”创业付出了廉价的生命代价。 小煤矿的矿工都是农民工，他们的工资低廉，福利基本为零，劳动环境恶劣，死伤累累，即使不死不伤，健康的损害和透支也令人悲悯。 可以说，煤老板手中的煤是带血的煤。煤老板腰包里的利润也是带血的利润，他们的财富大厦是建立在农民矿工痛苦的血汗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其三，是煤炭业在市场上取得的“高投资”和“高回报”，为煤老板积累下了“血淋淋、肉麻麻”的私人财富。 煤老板的暴富发家，是在以巨额资金投入巨利行业的双“巨”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从这一点来考查，煤老板在“入对行”的前提下，再投入本钱，在“行助人，人旺行”的“路径致富”模式下完成了个人聚富。可见，这些煤炭富豪的财富，不是来自高科技，也不是源自商业产品通过市场流通这一经济规律。因此，正如一位山西社科专家所言，山西煤炭富豪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代表先进文化，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历史现象。 其四，是各地管理部门由于自身管理不足而存在的种种漏洞，这为煤老板“低成本”发家提供了必要条件。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当私欲与腐败相遇时，在一些地方，总是有这样的场景：一边是黑口子“轰轰烈烈”地“大跃进”的场面，一边是“有关部门”走马灯似地“整改验收”。 有道是，“神仙一打盹儿，小鬼乱施法。”然而，正是这一“盹儿”，才造就了一些寻机择食的“地耗”们有可乘之机去打“洞”。殊不知，一个“会钻营”，另一个是“善投机”，这二者正是一些煤老板们在煤炭市场上“纵横江湖”的“天生强项”。 其五，是煤老板自身的客观条件成就了其“低成本”致富“伟业”。 文化不高胆大过天，有财有产没责任心。在一定环境条件下，这些先天不足反而成了这些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所谓“无知者无畏”，这些煤老板能吃苦、胆子大、敢冒险、会钻营、善投机，甚至还在必要时能够足够冷酷等，这一切都是煤老板成为富豪的必要条件。 第六章 血淋淋的财富积累，血淋淋的“黑口子” 上阵父子兵，挖煤亲兄弟 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一直是一个“难攻克的碉堡”。 个中缘由，自然可以列举出千百条，但基于山西农村现状情况，往往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主观思想观念。直到今天，在当地“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当地，年轻人结婚生育，不生个“带把的”来“顶门立户”誓不置休，否则就是愧对祖先。 二是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 在今天，中国部分农村虽然已实现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把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依靠人工劳作，凭借“人海战术”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仍是中国当前“三农”的主体现状。 记得在民间有句谚语，说的是“无酒不成席”。 但在山西农村，人们总是以“无儿不成家”这句话与“无酒不成席”在“真理度”和“表达力”方面相互佐证。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在田间挑水施肥、锄草垅田、收割庄稼物等“力气活”都要靠青壮劳力完成。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是每到收割季节需要“硬劳力”时，“没劳力户”往往要付出随行就市的“劳力费”，雇人干活。 再有，在农村，村民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单门绝户”的人家在基本瘫痪的乡村秩序环境下，面对“村霸村痞”以及族姓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往往倍感无奈。而“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人多力量大”等中国农村老百姓纯朴而现实的“生存法则”始终主宰着他们的生活现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农村的工作既复杂又简单，有些道理根本没必要说透，否则，你就是“秀才遇到兵”。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一生行事尊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一话粗理正、土味十足的“农式理论”。 就说在李家东头大槐树下的李福林父子吧。年近六旬的李老汉当了一辈子坑下“老头”，坑下各行各业他样样精通，据说当地矿工在坑下都怕他。用工人的话说，“在坑下，他的话比矿长都管用”。 后来到了1990年春，他又带领三个儿子在村西4里地的煤矿当了“老头”，继续干上了“入土”的坑下活儿。在平时，他们父子互相之间说话时还是脏话连篇，话里话外常常夹带“球里巴几”，骂骂咧咧。这一直成为村里人的“笑资”。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父子四个，两对“二杆子”！ 在大沟煤矿，能够像李“老头”这样做“大事”的人，在要家庄却不多。工人上班一天三班倒，他就和煤老板商量，要求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承包煤矿上的煤炭和焦炭的生产。当时和煤老板谈好的价格是每生产一吨煤炭可提成3元，每生产一吨焦炭可提成5元。煤矿上的生产工序非常复杂，李老汉因为“人多势众”，如果他能如愿承包，他就可以把自己众多的儿子们轮流分配到各个环节，监督生产。 这真应了那句话：“上阵父子兵，挖煤亲兄弟。” 山西煤矿劳动治安秩序的复杂形势，已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关注，这是由煤矿生产规律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客观现实决定的。 矿区生产环境，是一个全国各地年轻人聚集的世界。基于各自思想素质、生活习惯和脾气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冲突时常发生，互相之间打架斗殴、拉帮结伙的情况很正常。 有道是，“横的不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老汉率领这三个“虎门豹子”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煤老板的忙，成为维持煤矿正常生产秩序的“地下警察”。如此一来，李氏父子也渐渐地成了这里名符其实的“镇矿老大”。 事实上，在山西的一些煤矿上，一般都有像李氏父子这样以“兄弟连党”和“父子帮”式的因特殊关系而结成的特殊关系和组织的存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煤老板的智慧，在自己的既得权力不被“架空”和财富收入稳定增长之间恰到好处地准确拿捏。 第六章 血淋淋的财富积累，血淋淋的“黑口子” 瞅准机会狂挖狠捞，一有风声拼命外逃 “这是一群瞅准机会吸食人血的‘鹰头花蚊’，一旦发现头顶下落的苍蝇拍，它（他）们就会携款拼命外逃。”一位曾在山西采访小煤矿现状的记者这样评价煤老板。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记者的职业才华，仅用短短二三十字，山西煤老板贪婪成性、自私自利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的确，在山西煤政经济环境下，山西煤老板会钻营、善投机。 “他们瞅准机会像蚊子一样吸食人血，把一座座‘藏风聚气’的‘灵山金沟’掏空吸干，一旦‘风声’紧，则迅速携款逃跑，把一个千孔百疮的穷山恶水留给当地百姓。”一们业界人士如此评价煤老板。 至此，有人不禁要问，这些煤老板如此胆大妄为、逆天而行的底气到底来自何方？ 答案很简单。 一方面，煤老板有如此恃富欺世的胆量，是来自其本身“井底之蛙式”的思维和妄自尊大的“夜郎式”自负。 另一方面，是当地“黑金”煤政生态环境“无意”放纵之故，它好像一个饱受梅淋之毒侵害的子宫，在受到山河失序、纲常颠倒的“乱伦”之后生下的“怪胎”。 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煤老板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关系网这时就要起作用了。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山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人家早已把当地一些“一手遮天”的“有关部门”打点好了，下来“检查”时顶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后就是“大张旗鼓”地“整顿”，再以“罚款”收场。 有人说，一个地区的“社会生态”的“事实成型”，更主要的是一种“地区式”“潜规则”的逐渐“客观成型”。 这种“潜规则”的“规则力”甚至会成为影响当地人的日常行为，比如，这些煤老板都是本地人，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用当地人的话说，大家乡里乡亲的，人不亲土还要亲，而真是要让你去“举报”，谁也抹不开这个面子。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去哪里“举报”？ 这就是典型的“反潜规则”。 一旦煤矿坑下发生了矿工工伤事故，受伤矿工亲属们只能看老板心情的好坏来“领”到煤老板给的“医疗费”。 这些身无分文、手无寸铁，始终处于生死线上的弱势人群哪个能拖得起？ 于是他们在万般无奈下只能按当地的“潜规则”去“请领”亲人的“医疗费”了。 第七章 悲情审视山西新闻“话语权”之失 煤老板打死记者的启示 煤老板“正式宣告”与记者“交恶”，大概应该发生在2007年1月份的轰动全国的“山西煤老板打死记者案”。 《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和同事常汉文出门去一座煤矿采访时，也许就是走的一条“不归路”。当因自己的记者证上没有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印章而被对方认定是“假记者”时，他们的命运此时也就完全交给煤老板了。 有媒体说，当时对方纠集多人对他们进行轮番殴打，后来经法医鉴定，兰成长系被他人用钝物多次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煤老板何以打死记者？ 这道理很简单，对煤老板来说，对记者是又恨又怕，恨的是，“你如果曝光我，也就意味着你把我的财路切断了。” 恨的是，由于这家煤矿本来就是一家“黑口子”（有关部门事后调查的认定结果），如果被媒体报道，这位“煤老板”就会变成“没老板”。 所以，我就“收拾”（当然不是打死）你。 至此，“黑口子”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据知情人说，“黑口子”在当地的“客观”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而事实上，据知情人说，当地矿难事故频发与大量无证小煤矿的存在直接相关。小煤矿的“事实存在”，当然是在“利益占有”密切相关，在只顾赚钱的煤老板眼里，矿工的生命尊严和存在价值已让位于乌黑的煤炭了。 而一些“黑口子”能够顺利开工，还有一些曾被关闭的小煤矿在躲过了“一阵风”之后又继续“死灰复燃”，个中缘由与当地一些部门官员的暗中保护有关。这也正是“问题”小煤矿继续“问题”下去的根本原因。 在一些地方，往往是等“整顿风头”一过，这些非法小煤矿又是一派“热火朝天”场面，这已成当地“一景”。 我们知道，老板“天生”对“新闻记者”的“惧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心虚胆怯”、“心里有鬼”的具体表现。 如果你的煤矿是“白口子”，自己也能合法经营，守法纳税，身正不怕影子斜，正大光明挣钱，何惧“记者”来“曝光”？ 对“记者”来说，你违法开“黑口子”发财，你肥得流油，所以我忌妒，所以我就得“红眼病”，反正“路见财宝，见者有份”。这时，一些所谓的“新闻记者”，早已把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准则和新闻采访纪律抛到了九霄云外。 实际上，就凭这类“记者”的能耐，他们所在媒介的“曝光”的“爆炸力”也非常有限，其中心思想无非就是一个字：钱。所谓的“曝光”只不过是借各自媒体之势“扯虎皮拉大旗”来“忽悠”一下这些一辈子不出家门，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煤老板”。这也反映了中国新闻业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尴尬现状。 在目前国内新闻从业队伍中，的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分子，对一些基层的“问题”煤矿和个别经营者频繁进行敲诈勒索，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新闻采访权利当成为自己敛财的工具。还有一些势利之徒看到了人民记者身上的光环和当记者的“好处”，干脆就专职冒充记者去“问题”企业“采访”，以满足个人私欲。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一幕：一旦煤矿发生事故，那些人跑得比政府部门还快。 一位业界知情人道出了一个判定“真假记者”的“指标”：一般来说，凡是一见面就开口问煤老板要钱的多是“假记者”，真正的记者是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的，他们主要是为无偿新闻的“客观事实”而来，而不是为新闻的“有偿化”而来。 第七章 悲情审视山西新闻“话语权”之失 煤老板与“老记”的江湖恩怨 在一些媒体记者眼里，山西煤老板是一个腰缠万贯、挥金如土、举止粗鲁、形象比较负面的“财富群体”。而当如此诸多的“新闻点”汇集于煤老板一身，因此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法则自然而然会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一开始，作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农民，记者的“形象”在这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大无比”。煤老板最初对媒体还是尊敬几分，但随着双方打交道的机会增多，新闻记者在煤老板心目中的“崇高指数”却在急剧锐减。 一位煤老板曾这样给记者回忆自己的暴富历程：在创业进程中的负命冒险“指数”和掘富收获始终贯串在“三七开”的万幸与侥幸之中。 他当初进入煤炭行业，正属全国能源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当初干这一行，实在是生活无着而被“逼上梁山”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想到挖煤能“发大财”、“发横财”，他们只是想和当地煤老板一样来“养家糊口”，甚至有的是“二小子”遇上“愣小子”，双方斗嘴发了“二杆子”脾气索性要“赌上一把”，把那些没有人敢承包的煤矿接下来。 也许是命运造化弄人，几乎一夜之间，形势就判若霄壤，一个穷因潦倒的饥饿汉变成了财大气粗的富翁。不经意间当了一回“有钱人”，煤老板的“社会关注度”自然要比普通人多些。 煤老板这一人生传奇，自然会成为这些新闻记者“下笔千言”的宝贵“素材”，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一则关于煤老板创业的“正面新闻报道”。 当然，作为一名社会中的人，煤老板还有普遍人的爱面子、爱炫耀、攀比斗富心理。他们在日常行为举止上的“虚荣高调”和“过度张扬”，招致众人嫉妒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以及一些煤老板只顾自己发财，不顾百姓生活，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等“不善之举”，从而引发不少社会矛盾，他们自然就成了形成新的社会热点、焦点。 当煤老板这些弱点逐渐被社会广为诟病，并被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媒体“无限放大”之后，山西煤老板被“妖魔化”的舆论基础就“完美成型”。 有道是，“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何况很多事都有确凿的证据在！因此，有人说，煤老板“妖魔化”除了一定的社会因素外，更为主要的就是煤老板们自己！ 一个群体一旦被“妖魔化”，难免动辄得咎，甚至他们偶有善举也不会被关注！ 比如向汶川灾区捐款，其实煤老板们捐出的数额很大，但有一些媒体眼中，山西煤老板的形象仍然是“见利忘义”、“贪婪无比”和“自私自利”的“道德矮子”。 第七章 悲情审视山西新闻“话语权”之失 不正常的匪性：“化缘”与霸王采访 这是吕梁西部产煤山区一座中型煤矿，几天前由于坑下发生了塌方事故，被砸坏的矿车东倒西歪地蜷缩在坑口煤场的一个角落。 这几天，煤老板李放生一边安顿受伤职工家属，一边组织工人恢复煤炭生产。 这时，在坑口对面山坡上，有两位从衣着打扮判断就不是本地人的小伙子正手持变焦相机，不时抓拍镜头。 第二天，还是这两位年轻小伙，找到李放生并出示《中国xx报》的“记者证”，要求“采访”对方。 “你们煤矿非法生产，事情很严重，我们准备对一些‘典型事件’进行曝光。如果不想被我们‘曝光’的话，你们出些‘采访费’就行了。” 接着留下联系电话。 这是一起典型的假记者在山西敲诈煤老板的案例。 据了解，一般地，来山西产煤区的“记者”都是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出现的。 对他们来说，这样一方面可以相互“壮胆”、相互照应，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彼此“心知肚明”。另一方面，二人在勒索煤老板的过程中可以相互打掩护，一黑一白，一硬一软，恰到时机“唱双簧”，总之，目的只有一个——要钱。 一位知情人说，这一带开矿的大多数煤老板都接受过这两人的“采访”，但令人奇怪的是每次他们都能得逞，而煤老板则是“哑巴吃黄连”，花钱消灾，图个安宁。 如此“匪性化缘”，如此“霸王采访”，一些没见过世面的煤老板面对这样的“采访”，自知理亏，六神无主，只好“束手就擒”，乖乖地给对方奉上“消灾钱”。 于是当地往往有了这样“一景”：“进山打面的，下山开奥迪。” 煤老板被敲诈，这也是人皆知的事实，而往返于崎岖山路上开车运煤的司机在这些人眼里也一样可以“榨几桶油水”，则鲜为人知。 山西是产煤大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辆汽车沿着省际公路向外省运煤。这些车辆或因超载理应被罚，或因执法人员的不当执法无辜被罚，也有正常交纳的费用，一车煤运出总是需要一定的开支。于是这些假记者就瞄上了送煤车，或者对执法人员的“问题”以“媒体曝光”为名进行恐吓，或者拿出假记者证、假摄像机蒙骗当事人，借机送煤车过卡。 据知情人说，按当地“规矩”，把一车煤护送到省界，一般的行规是：收取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走镖费”。 然而，和另一类“同行”相比，这类“记者”的“法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随着时间推移，“另一类记者”已不满足于“寻找索钱——发现问题——要挟曝光——索钱”式的“小打小闹”，而是有意识地“自编自创”一些非法期刊进行规模化敛财，且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组织化和规模化的倾向。 目前最“得劲”的手法是擅自盗用正规国家报刊刊号，自行出版、发行刊物，名称多为《中国xx》、《xx中国》、《中国xx企业管理》、《中国xx排行榜》等能唬人的“国”字号“大刊”，反正名称越大越好，因为这样就能“镇住”煤老板，从而便于要钱。 据一名私营企业主反映，有一名假记者拿着摄像机在他的企业“照”了半天，说“问题很严重”，但又不说什么“问题”，只说要“向上反映”，要“公开曝光”。 这些人从不主动问对方要钱，而是千方百计地让你自己主动送钱，要说，这也是“道行高深”的假记者的一种“境界”。 当然，一旦上级有关部门查起来，这些人则一走了之，大唱空城计：反正我就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你随便没收吧，所挣的钱已提前转移。 再说“山高皇帝远”，政府管理部门鞭长莫及，据当地一位乡宣传干部说，近十几年还没碰见过“检查的”。 第八章 煤老板：如此恃富！何堪欺天 山西煤老板有多少钱？ 在中国，“山西煤老板”一直是一个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特殊“神秘群体”。他们的财富生活，他们的财富支配，他们的精神世界或心路历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山西煤老板有多少钱？ 一位熟悉煤老板财富内幕的知情者难为情地说，这个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换句话说，这个简单的问题却有一个复杂的答案。 首先，你千万别认为这些煤老板会“自报财富”，面对中国人固有的藏富心态和整个社会仇富环境的现实，这些煤老板会把你想知道的秘密永远带进棺材，埋进坟墓。 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尝试用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这些群体的身边人，如煤老板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老婆孩子以及业务伙伴等来“曲线”调查。 我们要特别强调，良好的提问是满意的答案的基础，比如，提出“山西煤老板有多少钱？”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复杂，因为煤老板的财富资产结构组成非常复杂。而假如换成“山西煤老板有多少资产？”也许更容易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他们的投资领域问题。 在淘得第一桶金后，煤老板们就会考虑从单一投资领域转向多态投资领域。从目前来看，大部分煤老板基本上在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从采煤业到洗煤业和炼焦业以及深加工业。 再有，煤老板的跨行业发展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如商贸物流、高速公路、商业百货、物业房产、旅游开发、宾馆酒店、饮品酒水等，都有他们的身影。 其次，他们的财富流通计算时间需要时刻节点，如有的煤老板，可能现在身无分文，因为他刚刚把自己的财富投入一个新商业项目开发。其实这很正常，和所有投资者一样，煤老板在拥有一定财富的基础上，再追求财富最大化，千方百计地使财富增值。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停地让财富的雪球滚动，从而不停地追加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在这种财富动态积累的状态下，是不会静态地让位于统计要求的。 其三，就是煤老板的私有财富计算方法问题。这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财富类型规格属性的统计口径。如在一定的国家经济环境条件下，他们拥有的证券基金、股票期货有折算，各类投资实体价值的计算等。另一个是财富数量的计算方法，如投资收益的此消彼长、在途资金与未达帐项、应收应付款项、生产工具和固定资产的折旧磨损等。 而当问题变为“山西煤老板有多少资产？”时，这个问题还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得到答案。 在这里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来寻找答案。 “要问那些‘煤鳖’的钱有多少，你看看他们的‘五子’生活。” 说话的是一位当地人，他把“煤老板”这个词换成了“煤鳖”。 他所说的“五子”是指煤老板的妻子、用的车子、住的房子、养的孩子、脖子下的肚子。 先说车子，在山西，一位煤老板的汽车一个月内连换五部，已不是新闻，宝马——奔驰——劳斯莱斯——保时捷——悍马！这都是些每部身价从百万到千万的“金车”！ 再说房子，在中国，巨额房产消费支出往往让一般大众望而却步，而期房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购房者的付款压力。然而在北京，期房和现房在山西煤老板面前遭到不同的命运：有人看见煤老板提着装满现金的麻袋整栋整栋买现房。 这种“两现”式的“扫楼豪客”非山西煤老板莫属。 然后是孩子。 在山西煤老板心中，自己的孩子就是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自家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必须出国“留学”，什么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只要是还在地球的国家，就是花个百万千万也要“溜”上一趟。 因为这样一方面煤老板可以弥补一下自己贫寒出生的人生遗憾，另一方面也想表达对下一代的“舐犊之爱”。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互相攀比，仿佛是谁没把子女送去“留洋”，谁就没资格当煤老板。 我们再说煤老板的妻子。自古以来，女人一直是成功男人的最爱。从皇帝的三千后宫到地方诸候的妻妾成群，无不释放着人类的天性之律。 当然，这一切的“现实存在”是建立在拥有强大的财力后盾作基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女人的质地品性也“与时俱进”：大学生、洋妞、处女、时尚模特、影视演员、歌星明星等等。由此导致煤老板的“护花”成本直线上升，于是，煤老板动辄要付出成百上千的费用来维系他的二奶三奶四五六七奶……。 最后，再说煤老板脖子下的肚子。 “这年头，人家（指煤老板）啥没吃过，天上会飞的、地上会爬的、水里会游的，总而言之，除了人屎和毒药不吃，啥没吃过？”一位饭店老板说。“一顿饭下来，三万五万的不在话下，唉，人家这一餐啊，抵得上俺们老家十头老母牛钱！”一位来自农村凭借超凡厨艺多年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大厨”则这么说。 山西煤老板的钱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第八章 煤老板：如此恃富！何堪欺天 富，富得生疮流脓 煤老板王成生这两天心情有点不爽。 上周二去澳门赌钱输掉300万不说，自己原来在县城遇到的“红颜知己”李美瑰，计划这两天离开山西回东北老家，再也不“回来”，时间就定在昨天。 王老板本来计划最后送她一程。谁曾想他赌性大发，竟鬼使神差地和朋友跑到澳门去“倒霉”。 “倒霉”是他们“交际圈”中的“行话”。 当时他脑门子发热，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想当年，这风情万种的“小妖精”曾经那么让他着迷。如今，这位仗义豪爽、敢爱敢恨的“野蛮女友”却要离他而去。毕竟“一夜夫妻百日恩”，这让他心里产生了几许留恋和内疚。回想起自己和李美瑰交往的这几年，他没少给过她钱，但这对王老板来说，一个“情”字似乎比钱更值钱。 今年二十六岁的李美瑰是一家叫“春宵”的美容院的“高级主管”，在她身上，有着东北女孩的“天然韵味”：人高马大但不失丰满匀称，是那种让男人看了第一眼就会产生欲望的丰韵胚子。那双勾魂蚀骨的丹凤眼下，再配上一张能说会道的性感巧嘴，举手投足间，这些天造地设的性感器官各自散发着诱人的“性息”。 记得十多年前，在这一带山区里开始出现了成千上百的煤矿，站在路边，就会看见各种型号的运煤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有道是，“煤兴百业兴”。 当一大批煤老板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时，煤炭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其它产业的发展，整个县域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时，他所在的这座县城文化馆周围的门面房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名字暧昧、灯光朦胧、昼伏夜出的“美容院”。这些女孩，来自东北、四川、陕西等全国各地，她们特殊的装束和打扮仿佛向富裕起来的煤老板传递着一种莫名的信息。王老板和李美瑰就是在这里认识的。 自小失去双亲的他，对李美瑰身上独具的“熟女”气质非常着迷，一来二去，二人几年缠绵，王老板累计送给李美瑰不下三十万。 李美瑰呢，也有自知之明：她深知自己所拥有的只是稍纵即逝的青春美貌，没了这张脸，也就意味着她没了一切。所以她就给王成生表态：“我的地位很明确，我不希望你把我‘扶正’，只希望你别忘记我，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家庭。”而让王老板感动的，正是她的这番表白和态度。 这种女人，既有柔情，又不粘人，更让人着迷的是，在她身上，王老板似乎找到一种久违的女性与母性交融的温情，而从此以后，他对四五十岁以上的“熟女”产生了一种变态的爱好和追求。 有道是，“饱暖思淫欲”。 有了钱，“生活质量”自然得“水涨船高”！ 如今对他来说，钱不是问题，他有的是钱。 听说在日本，尤其是在东京，有好多“熟女宅”，专门为年轻男子解决生理、心理方面的“服务”，他产生了赴日“考察”的想法。 通过银行，他兑换了70万的人民币共计一千万日元，然后来到了日本东京。 在五光十色、广告牌林立的东京街头，并没看见满街都是向他热情打招呼的、挤眉弄眼的“东洋熟女”。映入他眼帘的是满眼都是行色匆匆的俊男美女，走走停停的汽车，两者汇成了川流不息的“都市河流”。 仔细寻找，李老板才在众多广告牌中发现了星零的一些“熟女宅”、“晚间水月”、“秋叶”之类名称的单套房屋。 这才是他心仪已久的地方。 后来，他才了解到，那种被称做“秋叶”的房屋相对比较文雅，没有什么“色情意味”。在当地，这种“高素质”的场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屋内的主人有权“谢绝”你入内。这种房屋内的女主人也许相貌平平，但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们往往阅历丰富、谈吐不俗、善解人意，而且略通中国的琴棋书画。这里主要注重文化思想、情感人生、艺术花卉等方面的沟通交流，出卖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 接待李老板的是一位来自鹿儿岛的50岁的妇女，她戴着近视镜，是个儒雅的知识型女性。她不仅爱看书，还略懂中国书法，像老师家长那般亲切地和来访的青年交谈，并提供直接的性服务。一向我行我素、行事粗鲁的他，这时在异国他乡也入乡随俗，变得“懂事”了。 此后一连几天，他忘乎所以地钻在熟女窝里，终于如愿以偿，在付出大把日元后，心满意足地启程回国。 从东京回到太原，正赶上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搞煤老板专场，展示的都是劳斯莱斯、法拉利、林肯等国际名车，而李老板三年前买的老款劳斯莱斯在自己的“同行”圈子里已“略显落伍”。 他牙一咬，再花一千万，为了面子，把汽车“升级换代”！ 车牌号码是他的一个心病。 一年多来，他千方百计地想挂一个带“串8”的“吉祥号”，但一直没能如愿，后来通过一个“号贩子”牵线，他以一个“8”字二十万的价格，买到4个连续“8”字的“吉祥号”。 此后几天，他春风得意，好不自在。 一阔脸就变，一富胆就壮？ “一阔脸就变”。 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 如今，煤老板们的这“一阔”，不仅腰包鼓起来了，人也变样了。 君不见，原本一个忠厚老实、勤劳致富的“好后生”，在挣了一些钱后，突然间变成一个大手大脚、大吃大喝、肥头大耳的“富贵老爷”。 记得有一则资料说，在历史上的炫富故事中，最出名的要算是南北朝时期大富豪王恺与石崇二人之间的摆阔比赛。史料记载，当时“王恺用饴糖刷锅，石崇用蜡烛当纸烧，王恺用赤石脂沫墙，石崇就用香料涂壁。”一时间，比阔之风在刘梁王朝中的权贵中间盛行起来，他们沉迷于争豪斗富，比阔摆谱，于是奢靡之风加快了刘梁王朝的灭亡。 如今，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比阔遗风”在社会上还有市场。 不是吗？人们从煤老板消费起来比阔斗气，生活方式争先奢侈摆谱的行为中感到了王、石之行阴魂不散。而在今天，当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刚走向富裕的煤老板，演绎成了“斗阔摆谱”的“传奇”时，不得不让人感到某种悲哀。 众所周知，这些人在各自人生命途中稀里糊涂地赶上了一次“致富机会”，接着“瞎猫撞上死耗子”“发了横财”。 于是，在“乍富还贫”的尴尬中，他们只好千方百计借助“挥金如土”的“现世表演”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美化”自己的“形象”，来得到自己心灵深处的一时“满足”，换回一种无言的“社会价值自尊”。 殊不知，他们这种“小人得志”式的行迹最终会慢慢葬送自己。 一富胆就壮。 是啊，“苦孩子”的穷苦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往日平和的心态变得变态疯狂，纯真朴实的欲望换成贪性婪德。 一夜暴富，他们也许还没法适应眼前现实的这一切，今日之“煤老板”还未从昔日之“没老板”窘迫卑谦的思维里回过神来。 有钱了。 腰直了。 煤老板现在“胆壮底气足，气足腰杆直”了。 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煤老板的“恃富壮胆”，还与他们身边的“拥趸者”有关。 在这些“对缝的”和“军师”们的“精心帮衬”下，这些煤老板得以用钱开路，进而“见世面，开眼界”，他们得以左右逢源于官场、市场，错误地迷失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海市蜃楼”中，从而“官场如意”，“市场得意”，陶醉在用泡沫筑就的“财富宫殿”里。 这些富起来的穷孩子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却在穷性与富德之间迷情乱性。 至此，“小人得志”式的心态暴露无遗。 穷怕了还是富疯了？ 在国际国内能源经济大环境下，山西煤炭产业的“蓬勃发展”，成就了一些产煤区“沾煤皆富”的特殊经济现象。 在当地“一煤独大”思维的主导下，这些地方的政经工作一切围绕“煤事”开展。在这种“一黑遮天下”发展理念的主导下，当地煤炭产业链上催生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级的煤老板。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山西，还是那个山西。 但这并不妨碍生长煤老板“息壤”的“生殖力”，当地人脚下的黄土能生金，一镢刨下去，乌油油、黑亮亮的煤炭拿到市场上就能换得大把金钱。 家住吕梁的王老板以前家里穷得连1毛3的盐都买不起，每次吃碗面条都要想半天。而如今，他也成了拥有“成麻袋”“成麻袋”的金钱（注：引用对方原话），这位老板终于成了当下现实社会中的“有钱一族”了。面对自己“成堆的财富”，一种乍富还穷后的心态开始折磨着他。 “你说有了钱后，我不好好花怎么对得起老天爷？” 在他们心中，一旦有了钱，就应该暴殄天物、奢财侈物地独自享受，而不承担富人的社会责任，好像如果不这样，反倒对不起老天，如果不这样，就是“罪过”。 这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富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下子有了钱之后，不知该如何处置。加之他们以前太穷，所以希望通过大量消费来显示他们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山西社科院经济所一位学者说。 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实际生活中，最能体现煤老板“存在价值”的，莫过于他们在房产方面的畸形消费，比如说在房产方面的消费吧，常常是“一买一整层”，“一买一整栋”。 “我们（这样大手笔消费）是有些报复、斗气的消费心理吧，因为我们曾经穷怕了。”有个煤炭老板如此分析自己。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煤炭老板们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番境况。当时，山西煤炭业持续低迷，煤矿经营日渐维艰。每到逢年过节，外出躲债则成了煤老板的“必修功课”。用当地煤老板圈里流行的“行话”说这是“躲煤”。记得当时有人曾开玩笑说这句话还真的很“吉利”，因为这不是人们以前说的“倒霉”，而是“躲霉”。而另外一句煤炭行业圈子内的传言则道出了煤老板们当初创业起家的辛酸：“谁家有了煤矿，那么他家里就倒了‘霉’运。”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定凶吉”。 开煤矿让煤老板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但假如没有这座日后为自己日进斗金的“金口”，他们也就不可能经历过最痛苦的生死煎熬，然后骤然暴富。也就是说，他们都“集体性”经历了地狱与天堂的两重世界，都经受过强烈的身心刺激。 经历了这么一场“灵魂洗礼”，经历了无数次刻骨铭心的失败与挫折，他们开始变得世故圆滑，左右逢源，开始逢人说人话，遇鬼讲鬼话。 用他们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想握有金钱，你就得学会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所以你就只能拿钱撒气。” 第八章 煤老板：如此恃富！何堪欺天 越富越吝啬，低调自私的“铁公鸡” 山西煤老板有钱，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他们越有钱，就越小气，这就是所谓的“越富越吝啬”。 1998年8月，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麻小忠在吕梁山区家中忐忑不安地度完一个假期后，一纸来自四川省成都某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飞到他的手中，这着实让麻小忠父子兴奋了一阵。 是啊，儿子十年寒窗，一朝成名，如今跳出农门在即，老麻此时此刻不由自主地慷慨万千。 然而，兴奋之余，老麻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面对近万元的学费，老麻暗下决心，自己就是倾家荡产也要给儿子凑钱。 但眼开学在即，儿子的学费还是没着落。 老麻这个愁啊！ 没钱，只好去亲友处借，这时，一个财神亲戚进入了他的视野，这就是他在当地号称千万富翁的亲侄子麻建军。 说到这个麻建军，也够可怜的。他8岁丧父，是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三个艰难度日。据邻居介绍，他们孤儿寡母是在人家老麻兄弟四个的共同周济下熬过来的。 在小麻26岁那年，正好赶上席卷山西全省的个体煤老板“打口子”热潮，用村里人的话说，这小子就是“命好”，这回麻老板挣了一大笔钱，据说到今天他的财产至少在4千万以上。 按理说，老麻兄弟是有恩于小麻母子的，再加上他们之间叔侄的这层关系，那就是“亲上加亲”、“恩上加恩”。再说，儿子“中举”，这是给我们麻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啊！想到这里，老麻的眉头舒张了，心里有数了。 第二天，他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拿着儿子的大学入学通知书，到百里之外的临汾城里高高兴兴地找自己的侄儿。 然而，麻“老板”的态度让麻老汉意想不到。 在听完“生意赔了”、“投资失误”等理由之后，小麻又假惺惺地递来2000元，说让侄子在学校开销用。 看到这情景，老麻欲哭无泪：“我的侄啊，你堂弟连人家学校的大门都进不去，还哪里有什么资格在学校‘开销’！” 失望至极的麻老汉望着自己曾经亲手带大的侄儿，再<u>.９９ｌｉb?</u>看看那一叠红红的现金，一语不发，摇摇头，拉着儿子，走了。 在老麻父子含泪走出他家小院大门上时，麻建军的媳妇正好开一辆红色宝马回家来，这已是他家的第六辆“座驾”。 据了解，在山西，类似老麻家这样因富生恨、为财断情的事情常有发生。在这些煤老板心中，当亲情遇到财富时，他们总是把财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当然，像老麻这样“文明募捐”的还为数不多，在当地人们听到的更多是兄弟父子间为财产分割有异议，从而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煤炭价格还相当便宜，据一位“炒矿人”回忆说，当时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就可以买到一个“煤矿口子”。 有意思的是，在当地这些煤矿的经营者无一例外都是家族型结构，要么是“父子帮”，要么是“兄弟党”。但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积累，他们内部经常为财而争，甚至兄弟内讧，同室操戈。父子对簿公堂等事件也很多。 亲人变仇人，昨天还是炕上亲冤家，今天已成路中陌生人。 “唉，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啊！”胜利村一位老教师不无感慨地说。 在当地，煤老板为钱伤情的事情经常有之，而在创业挣钱的时候，这些煤老板也照样是当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当地一位老矿工说，由于当初煤炭价格低廉，因此初期的煤老板们为了维持煤矿正常经营，不得不到处举债，甚至克扣矿工工资来维持生计。当地就曾出现过好几起因为煤老板不给矿工发薪水，而导致当地矿工三番五次找煤老板进行报复的事件。 2003年下半年，是很多煤老板事业时运的“分水岭”。山西煤老板这种“一夜暴富”的神奇故事在吕梁一带轮番开始轮番“上演”。 煤老板传奇故事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当地山区产煤县一位姓毕的亿万富翁。此人并非当地人，前几年从四川来到这里倒卖风雪衣，赚到钱后便开始在运煤铁路专线包工，随着资产的积累，他着手经营煤矿。六年后，由于国家能源紧俏，煤价开始上扬，毕老板的煤矿生意渐渐开始好转，到2005年已跻身亿万富翁行列。 当地人普遍认为，只要是个“煤老板”，最起码你的标准必须是“百万富翁”。煤老板中“亿级”的也不在少数。 细究个体煤炭生产经营者短期暴富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煤老板对国家资源的无偿或低价占有，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另一方面是煤老板根本没有承担足够的社会和生态成本，有相当一部分甚至不能足额按国家规定的缴纳税款。 在当地，煤老板们偷税、逃税和漏税的情形已成普遍现象，这在行业圈子内已经一度成为彼此公开的“秘密”。 长此以往，一些煤老板不以逃税、漏税为耻，反以逃税、漏税为荣。在一些人心中，谁“成功”逃税漏税，谁就是“有本事”的人，这种“致富理念”曾在当地风靡一时。他们非常崇尚那种“逃税、漏税”的人，总是认为这是人家有“能耐”的标志。 如今这种自私自利的“铁公鸡”行为，早已为现代社会所不齿。但遗憾的是，关于煤老板逃税、漏税这一问题在有关部门那里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此，业界人员也大倒苦水，这主要是煤老板的聚财渠道复杂所致。如销售煤炭时，有的单位是以银行转帐方式支付，有的干脆在煤矿炭场堆前蹲下“现场点钞”，这样一来，税务部门对煤老板的财务状况就无法掌握，从而导致税源流失。 第九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一） 系列调查1：煤老板夜生活调查 “夜生活”是山西煤老板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煤老板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拟从涵盖煤老板全部生活的“商务公关”、“娱乐休闲”和“亲情天伦”这三大指标课目着手开始。 我们先说“商务公关”： 在这项的调查中，有90%以上的煤老板对“夜生活”的问题回答是“交际应酬”。 经调查，这些“交际应酬”的主要内容为“宴请吃喝”。仅仅有10%的煤老板是解决煤炭经营过程中的事情，比如“研究生产”、“采购设备”、“煤炭销路”等等。 在回答“你从‘夜生活’中得到了什么？”问题时，50%的人认为通过“夜生活”可以使自己的“事业成功”，有20%的煤老板认为自己“一天下来，紧张情绪得到放松”，20%忘掉生活不如意，另有10%的人是认为从中得到了“某种刺激”。 在回答“假如没有‘夜生活’，你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时，60%的煤老板认为“对自己的事业影响很大”，30%的煤老板认为这将会“让自己的生活失去滋味”，另有20%的煤老板认为这对自己“无所谓”。 我们再接着深入调查，发现这些持“无所谓”态度的煤老板几乎100%都是在偏僻山区里“小打小闹”的那些“谢顶”型和“绝顶”型的煤老板（关于此类型煤老板分析详见本书第十九章《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中《煤政治经济下的社会各阶层分析》一节内容）。 这一调查结论也同样反映了这样一种现实：那些做强做大的煤老板，其“事业飞轮”要“转得快”，更需要“夜生活”这样的“润滑剂”，所以这些人对“夜生活”是相当的“情有独钟”。个中缘由，当然是因为它“对自己的事业影响很大”。 在回答“你认为‘夜生活’对你的事业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时，有80%的煤老板认为“这是一个人社会交际能力的标志，所以影响很大”。有20%的认为这是紧张工作之余后的“调剂生活”。 在“亲情天伦”调查项中，有95%的煤老板的“晚饭”是在外面进行“商务公关”时吃，只有5%的人在家吃。在这项调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约占总人数的5%）的煤老板在回答“你平常与家人沟通交流吗？”问题时，给出了“肯定”答案。 “有时一天下来，我们感觉到心烦意乱，身心疲惫，但一些必要的应酬还必须得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一位煤老板不无感慨地解释，言语间透露出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据调查，有70%的煤老板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出去“应酬”的。 在回答“与家人关系”的问题时，40%的煤老板认为“得不到温暖”。其余的则认为这是“面子上的事”，其言外之意是“得过且过”。 那么，煤老板“一天下来，心情如何”呢？有60%的煤老板感到“空虚”，40%的煤老板感到“郁闷”、“烦燥”。 总之，“夜生活”之于煤老板，是这一群体事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盐”，是天生互相关联的，对此他们是又爱又恨。 第九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一） 系列调查2：煤老板消费调查 山西煤老板的消费生活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拟从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消费”、“家庭消费”、“房产消费”、“休闲旅游消费”和“收藏消费”几个方面来展开调查。 <h3>煤老板日常生活消费</h3> 这主要是指他们平常每天的吃喝消费。 “我有时真的很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天工作压力大不说，还在这个地方呼吸污浊不堪的空气。” 一位煤老板不无担忧地说。 “就说吃的东西吧，那些经过一道道精细加工的‘山珍海味’到我们口里之前，谁能保证每一道工序百分之百的卫生？在农村，我们上辈的老人八九十甚至上百岁的多的是，这都是一辈子在饥寒交迫中吃粗茶淡饭和辛勤劳作中过来的，现在，城市人六十来岁死了倒是正常的。” 另一位煤老板把自己的生活“比喻”得更“形象”： “我们就像一头刚进城的饿猪，在五颜六色的城市垃圾堆里整日拱翻那些又臭又腐的垃圾食物，照此下去，‘猪’能健康吗？我们也不想每天去吃那些珍馐佳肴，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调查显示，100%的煤老板去豪华饭店吃饭是为了生意应酬，而且90%的人是每天如此。长期进食大鱼大肉等高热量、高脂肪食物，据了解，已有85%以上的煤老板的身体状况已开始走下坡路，这其中，有70%的人身材超胖，80%的煤老板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h3>煤老板房产消费</h3> 在今天，生活中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已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奢望，在一定条件下，拥有住房数量的多少已成为衡量其主人财富多寡的“标准”。 这对煤老板也不例外，拥有数套，或者数十套，甚至上百套住房的煤老板大有人在，这与另一些不以“数量论英雄”而是以“质量论英雄”的煤老板来说，也是“小巫见大巫”：纵有田舍千间，也比不过豪宅一隅。 这也就是说，在住房的品质与档次方面的消费状况与“硬度”已成为衡量煤老板消费生活品质的“主要指标”。 从房产类别来看，有60%的煤老板购买了高档别墅。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实，昔日破窑洞里吃饭睡觉的穷小子，在几十年后，已成了造价千万的花园洋房的主人。他们向世人展示炫耀自己的“锦衣玉食”，而对自己曾经苦涩的少年讳莫如深。 从购房用途来考察，选择购房目的是“自用”的煤老板有80%以上，只有20%的煤老板和南方“炒房客”一样是选“投资”。由此可见，通过炒房致富的方式已不被山西煤老板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种招式在他们心目中是“小儿科”使然。 从购房地区来看，约有20%的煤老板选国外度假胜地作为自己生活中的“行宫”或“陪都”，另外，东南亚、香港和南洋地区也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踪影。 总体来看，大部分（约有80%）的山西煤老板还是选择在国内置业，其中高达80%的煤老板把首都北京作为首选置业地区，究其原因，这大概是他们思维意识中对北京浓郁的“天子脚下”有特殊情结密切关联。 在“购房支出”项中，30%的煤老板消费在500-1000万元以上，剩下的，几乎100%的煤老板消费额都在400万以上。 <h3>煤老板个人消费</h3> 目前社会上对这个项目关注度最高，这一部分消费是煤老板消费生活的主题，也是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焦点之一。 在当初的致富梦想变成现实后，在暴富心态主宰下的个人私欲急剧膨胀，接踵而来的是报复性、疯狂性、颠覆性的消费。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凡是涉及煤老板的个人物品，如手表、皮带、手机、香烟、墨镜、皮鞋等，都无不浸透着奢侈的元素。 “要消费，就要最好的。”这种只认“牌子”不顾“袋子”的消费观念在煤老板群体中占100%。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煤老板都持这种“凭价壮胆”的消费心理。 在回答“你认为名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中，有70%的煤老板认为这样就显得自己“生活有品位”，“能最大程度得到社会的尊重”；有30%的煤老板认为在社交场合“显得自己有身份、有地位”，“不会被人家瞧不起”。 在回答“品牌对你生活的影响”的问题中，有90%的煤老板认为“这样就不会让人瞧不起自己”，另有10%的煤老板认为这样“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回答这一问题的言外之意，当然是想在一个“以貌取人”的现实社会中，凭借百万雄资博得的“貌”为自己的“宏伟事业”而“鸣锣开道”。 在“用在服装（西装）消费数额”的问题中，有60%以上的煤老板消费一套服装在20000以上。 第九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一） 系列调查3：煤老板汽车消费调查 在山西煤老板的生活中，最能体现其“身份和地位”的东西莫过于两样：一“动”（跑动）、一“静”（静止不动）。 这里说的一“动”，就是跑动的汽车；而一“静”，就是“不动产”，再进一步解释就是住的房子。这二者也可以说涵盖了相当一部分煤老板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部分群体的“生活观”。 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产就不必说了，我们下面要重点就山西煤老板在汽车消费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我们先说汽车价位，据调查，有70%以上的煤老板在汽车消费方面达500万以上。在为人低调与报复性炫富消费这一矛盾心态之下，汽车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群体复杂而又矛盾的情感表达。在煤老板汽车消费“队列”中，依汽车品牌及市场价格排名在前三名的汽车如下： 布加迪（布加迪威龙16.4）2500万 劳斯莱斯（幻影6.7元首级）1888万 迈巴赫（迈巴赫62）900万 在回答“你们了解品牌汽车吗？”的问题中，有80%的煤老板不了解。另外有相当一大部分的煤老板，是通过攀比而知的，“看人家开啥品牌车，自己也去买”。 看来，斗气攀比和盲目消费已成这一群体消费初衷的主要原因。 在“购车用途”一项中，80%是“为面子”，10%的对象表示是“送礼”，10%表示是“办事”。其中有10%的调查对象是“不知道品牌性能，反正就是挑最贵的”。这就是说，汽车最基本的“自然功用”，在当下煤政经济环境下，在煤老板心目中已被“挪作它用”。 在“付款方式”方面，有40%的煤老板是直接用现金付款。 在生活中，“付现金”似乎正成为煤老板强势消费的“不二选择”，因为，这样也许更能让人通过“沉甸甸”的现钞来感受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人格尊严的“分量”，感受到一种“有钱人”的“豪爽与气派”。 在“购车地点”项的问题中，80%的人回答是在外地，20%的煤老板回答是在本地消费。在外地的购车者中，有70%的人选北京，20%的人选太原，10%的煤老板选地级城市。 在“换车频率”项中，10%的人使用满一年或不到一年买新换旧，20%的人使用满两年就买新车，70%的人使用满三年以上开始换新车。 在“汽车消费类型调”查项中，选择“山地越野”型（如国际知名品牌悍马类汽车）的人约有70%。据了解，这种车由于“马力大”、“动力强”而倍受山西煤老板欢迎。另外，由于山西山路多，煤老板常常要翻山越岭外出办事，屁股下必须要有既能“入得厅堂”，又能“下得山路”的“座驾”，而悍马汽车正好满足了这一群体的现实需求。 在“拥有汽车数量”项中，100%的煤老板拥有不只一辆汽车。 随着财富增加，煤老板的生活需求就得再上一个档次，对于豪车，他们分工明确：有专门用于谈生意的“商务专用车”，有专门用于“度假泡妞”的“休闲车”等。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调查中，正宗“国”字号汽车如“红旗”映入我们视野，一些客户对“一汽红旗旗舰”情有独钟。据了解，这些车主均是年过六旬以上。个中缘由，也许都是对那个时代记忆和轿车本身的品牌含义有特殊情结的“怀旧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近年来，“国”字号情结一直是这部分人的最爱。喜好这种座驾的消费者100%的都是60岁以上的客户，再进一步了解，发现在这一群体中，有40%的认为“红旗”车“牌子硬、经典、豪华、有品位、空间大、大气”。 第九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一） 系列调查4：山西煤老板形象调查 山西煤老板总是和财富联系在一起，总是和“傻大黑粗”联系在一起，总是和“土老帽”联在一起，这是人们对山西煤老板的印象。 在我们历时一年，针对“山西煤老板形象”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以下是一些对这个群体“评价率”最高的“关键词”：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唯财是命、恃富欺贫、冷漠无情、没文化、土老帽、善钻营、会投机、没涵养。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山西煤老板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山西煤老板”，或者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是“山西煤老板”。 在回答“如何看待社会对你们的评价”时，有30%的煤老板认为“不全面”，有60%的煤老板认为这是社会对山西煤老板“有偏见”，有10%的煤老板的态度是“破罐子破摔——无所谓”。 这就是说，煤老板群体总体上对外界评论是持反感态度的，从以上调查看，100%的煤老板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持“冷色”态度。 在回答“煤老板这个称呼对你们的事业有什么影响”问题时，有40%的煤老板认为有“负面作用”，60%的煤老板认为“不影响”。 在回答“假如有来生，你们还当煤老板吗”这个问题时，有40%的煤老板表示“不想再当”，有40%的煤老板表示“看情况”，只有20%的煤老板表示自己“还想当”。 看来，“煤老板”头上这顶“皇冠”，并不是人人向往的“九五之尊”。因为从以上调查来看，有80%的人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不肯定”回答。 在回答“你认为社会对煤老板负面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时，有30%的煤老板认为是“贪婪”，有30%的煤老板认为是“矿难”，有40%的煤老板认为是“没公益心”。 我们知道，“贪婪”、“矿难”和“没公益心”这些都是当前在社会大众广为诟病的负面“关键词”，从他们的“回答中心主题”看，这一群体似乎还有某种“自知之明”。 在回答“你认为当煤老板幸福吗？”这个问题时，有40%的煤老板认为是“幸福”，有50%的煤老板认为是“不幸福”，有10%的煤老板拒绝回答。 应该说，这些拒绝回答的煤老板说的是大实话，殊不知，人人都说皇帝好当，但在万人之上的感觉难免会有“孤家寡人”的无言痛苦。君不见，自古以来，“富人短寿”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有钱人的紧张、焦虑、困惑、苦楚的心情谁能理解？ 在回答“你认为社会对煤老板负面印象根源是仇富吗？”这个问题时，有40%的煤老板认为是“酸葡萄心理”，有4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这是煤老板恃富欺世惹人怨恨造成的”，有20%的煤老板认为“自己挣钱自己消费，理所当然。” 作为山西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群体，山西煤老板的市场经营思维和水平不容否认。换而言之，作为一名商人，他们是合格的，因为他们的经商智慧也是经过市场洗礼而“百炼成钢”的。 这说明，一方面，他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拥有过人的商业智慧，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有一直不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煤老板们因“怕名声不好”而一直不敢承当“煤老板”这一名号，也许能说明什么。 在生活中，他们的言行招来社会各界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而在创业路上付出的艰辛和苦衷却在世人几乎“一面倒”的声讨中全部“归零”，更谈不上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尊重。 在媒体面前，山西煤老板身上有着永远有挖不完的“新闻点”，从这个角度讲，“山西煤老板形象”的“树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媒体来“完成”的，在这方面，媒体可谓是“功不可没”。 还有，在产煤区特殊的政经环境下，煤老板尴尬的经济地位与特殊的行业身份，在某种程度扮演了现代版的“窦娥”。在某些时候，煤老板是“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是“地方GDP贡献的功臣。”而面对屡禁不止的矿难，煤老板的“经济贡献”就被描绘成“带血的GDP”。 煤老板之伤心，用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就是肖邦，也弹不出他们的悲伤！ 当然，煤老板的作用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他们是一些部门或人的灰色收入来源，换而言之也就是“黑金”之源。 第十章 煤炭大省参与的“三国资源演义” 为抢地盘，两个“师长”“作战” 资源就意味着财富，资源就意味着金钱。而谁拥有资源，就意味着谁拥有发家致富的本钱。 对煤老板来说，在遍地是煤炭的山西，“地下到处是黄金，谁捡到归谁。”而从煤炭储藏的特点来看，煤老板们要在同一煤层里“捡”煤，就难免发生争抢，结果造成了今天“地面占山头，地下抢煤层”的局面。 山西是我国第一产煤、输煤和出口的大省及能源重化工基地，这里的煤炭资源优势得天独厚，不仅储量大、分布广、品种全，而且质量优、易开采。 在山西省内，气煤、肥煤、焦煤、瘦煤、无烟煤、贫煤、长焰煤、弱粘结煤、褐煤这9大市场抢手的煤炭品种一样不少。 而李家坡所处的山系，正是焦煤集中区。 焦煤是炼焦用煤主要原料，其结焦性和粘结性最佳。 据一位在李家坡开办煤矿的煤老板说，用这里的煤炭做原料炼成焦炭后，送到交易市场上后以其良好的性价比受客户欢迎。 这也印证了专家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晋字牌”煤炭特有的“三低两高一强”（低硫、低灰、低磷、高发热量、高挥发分、粘结性强）的性能，一直被业界津津乐道。 一位业内行家做出这样的评价：李家坡地区焦煤所产焦炭块度大、裂纹少、抗碎强度大、抗磨性好，实为炼焦用煤之珍品。因为利用这里产的焦煤，经过深加工后，可得到上好的焦油、焦炉气。而焦油和焦炉气可作为燃料，还能提炼数十种化工产品。所产焦炭为特优焦炭，被一些客户列为“山西产煤区地源保护”对象。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山西的煤炭市场正处于“肃整”前的“非常状态”。 当时上至省城达显，下至商贾名流，凡是与当地一些官员能沾上亲缘关系的，都在这里占有一处“根据地”。 在李家坡对面的山跟前，有两座相距不过500米距离的煤矿。 这一带所挖出的煤，就是在煤炭市场上号称“煤中之花”的焦煤。这里出产的煤炭，在市场上一直是抢手货。 据了解，当时在这里就有两个由部队经营的当地煤矿。 据李家坡村民说，李家坡身下的两处煤矿的矿主，都有“来头”，一个是县长的大姐夫，一个是书记的表弟，都是来自部队的“师长”。 捡石成金，掘地为宝。 有限的资源现状和无限的淘金欲望“辩证不统一”。在这种现实困境下，两家煤矿早已或明或暗地展开了竞争。 为了在同一煤层抢夺煤炭资源，两个矿主在坑下你争我抢，由此一来，双方在地下的“战争”已趋白热化。 对此，李家坡一位村民不无担忧地说：“俺们不怕天啊不怕地，就怕人家两个师长在咱们村里搞不好，擦火‘作战’，这咱大伙可受不了。” 第十章 煤炭大省参与的“三国资源演义” 产业“托拉斯”搅浑山西煤政风云 时间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当时山西煤炭市场持续火暴，很多人都把煤矿坑井当作会吐钞票的“金口”，把投资煤炭产业看成是一本万利的“好项目”。这时，一大批身陷“投资饥渴”的国内外投资财团和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山西。在“内资”与“外资”市场角力博弈的背景下，一个新兴的“先进”行业阶层应运而生了，这就是“炒矿者”。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活跃在山西产煤区的“炒矿者”惯用的手法，一般是花巨资先购进一些有“潜力”的煤矿。这里说的“潜力”型煤矿，主要就是指“黑口子”。一般地，因为乡镇或者村办煤矿普遍“不正规”，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炒矿者“吃”进之后，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造，比如办理更为完善的采矿手续、改善煤矿开采条件、扩产等，然后再将其转手给他人。经过他们这么一“炒”，实际上是把一座煤矿由“黑”到“白”的“再漂洗”或“再加工”。于是，市场上就多了一座“出手价”可能会翻一番甚至更多的“煤矿”。 “‘炒矿’使煤炭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这是因为煤矿的法定代表人更换频繁，前任的投资者为了在任期内达到利润最大化，矿主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疯狂采矿，再以极低的回采率终结一座煤矿的寿命。”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这种现象。 在这个行当内，“炒矿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不会轻易接手一个“熟矿”，而更多的是青睐开采能力尚缺的“生矿”。 “熟矿”是当地人对“手续齐全”、“管理规范”的煤矿的别称（这种煤矿都经过矿主成规模化的系统性开采）。一般地，这种煤矿是在“原主人”手上已被人“吃干榨尽”的“剩饭残渣”，在煤炭市场上是“没人要”的。 实际上，上一任矿主留下正规煤矿，基本相当于报废的煤矿了，重新整理要花非常大的代价。山西省对新煤矿审批严格，相当于不可能有新煤矿获批，投资者们只能在以前已获批的煤矿中寻找机会。 而“生矿”的命运则相反。“生矿”一般主要是指“黑口子”。由于这类矿主在资金、技术方面的“先天不足”，导致开采能力有限。在一座储煤量丰富的矿山面前，煤老板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在一块金元宝上啃了个“小豁豁”。这就意味着山体根基尚未动摇，而“炒矿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至于把一座“黑口子”的“颜色”由“黑”漂“白”，那正是神通广大的“炒矿者”的“天生强项”。 在这里，我们关注山西煤矿市场现状的同时，也要提及另一个与之相关的群体，那就是来自浙江的“温州炒煤团”。 山西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称，目前在山西的温州煤商有500多人，但有人估计实际可能在5000人左右。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温州炒煤团”在山西发家致富的诸多传奇经历，一直在不断地在坊间被人们传诵着。 干几年服装生意，手头略有积蓄，在朋友或者老乡的“引荐”下，到山西购买煤矿，进行运作。一般情况下，投资一两千万元，两三年就能收回。 这是温州投资者赴晋淘金的“通用轨迹”。 据山西官方资料，截止2009年上半年期间，山西有各类煤矿近四千座，矿井近五千个，在这些矿井当中，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占到70%。而温州商人承包的矿井，基本产量都在9万吨以下。 这一类煤矿，在轰轰烈烈的“晋煤大整合”中生死未卜，前途渺茫。 继续干下去，还是及时转向调头？在他们眼里，这些昔日为自己挣来滚滚金元的“金窝窝”，如今已成为葬送自己财富梦想的泥潭。 这对于已从口袋里掏出成千上亿资金的温州老板，实在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选择。 第十章 煤炭大省参与的“三国资源演义” 探营利益集团的“资源属地” 山西是煤炭大省。纵贯山西全境的太行、吕梁两大山脉由南而北蜿蜒而立，统领着大小不一的千山万壑，在这些大山下面，蕴藏着羡煞国人的煤炭。 正所谓“山即为煤，煤即为山。” 在山西煤老板眼中，这些他们跟前的大山，并非外人所想象的“大山”。 “一般地，这里（产煤山区）的每一座山里面，都有可以挖出煤炭的可能。” 这是当地一位专门“看山”的大师曾说过的话。 这些山，在煤老板来看，就是“沾满灰尘的金山”。因为它的“肚子”里盛满了“黑色的金子”——煤。如此丰富的资源，一位熟悉当地市场的人说，决非任何人都可以开采。 在这个金山煤海的世界里，一个通过各自实力影响后形成的“利益集团”正在当煤区纷纷划分出各自的“资源属地”。 有了利益的产生，就有了冲突发生的可能，而这种冲突发展的最终结局，就是各方通过反复在市场角力与博弈，再达到某种“力量的均衡”。这种特殊的“均衡”状态，是各种力量在“均衡”与“不均衡”博弈中达到的此消彼长的临界“状态”，是一种在外力“均衡抑制”下达到的“静止状态”。上文中，在当地形成的“资源属地”就是一个简单例子。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些煤老板就开始寻求各自的“利益保护”，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他们有了一层“牢靠保险”的外衣。 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煤老板在私挖滥采时更是肆无忌惮，甚至有恃无恐，以至于部分基层煤监部门把这类“官煤勾结”型“口子”列为“地雷”型煤矿。 在一些地方，有了“口子”的存在，就有“护口相关者”的影子。 记得在一次会上，时任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说出了另外一个数字：一个非法煤矿要生存，有七八个保护伞不足为奇，全省这么多非法矿可能涉及上万名干部。 有业内人士指出，代省长的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是最准确的，因为，他依据的是在册的非法煤矿数字。 那么，当地产煤区究竟有多少个“黑口子”，谁也无法一口说出个准确数字。 第十章 煤炭大省参与的“三国资源演义” 抢煤有功，矿工每人领赏500 在山西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谚：“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先生放了学，学生回了乡。” 腊月二十三刚过，学校就给学生放假，当地煤矿也给工人放假，让大家回家过年。 要家庄东的大兴煤矿老板刘金宝这几天正给工人发工资，但据说只发80%，原因是销售煤炭的钱在煤矿的银行帐户上“还没到帐”。 其实，这是刘老板故意给工人说谎，他心里有个小算盘：自己好不容易用一年时间把这些外地人培训成熟练工，到年底决不能让这些工人流失。怎么才能让这些工人不走呢？ 他知道，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用钱把他们拴住。 第二天晚上，他请矿上两个带班“老头”，还有坑下抽水电工、安全工等几个人“煤矿骨干”在县城一家饭店吃饭。 在席间，谈到煤炭产量问题时，“老头”说：“矿工在坑下常常和邻近煤矿的大巷‘通贯’，也就说人家老是在咱们前面抢煤源，咱们也得想办法在前面截住他们。” 电工二石头就说，“年后我去找人，最好是敢打敢拼敢干的，我们组织一个‘敢死队’，我就不信咱们还抢不过他们。哼！” 几天后，也就是到了除夕这天，人们一家老小都忙里忙外置办年货。 二石头外出打醋时，“顺路”来到他的“好哥们”三楞子家。 三楞子是当地有名的“村痞”，好打架的名声在十里八乡无人不晓。 进门时，他看见三楞子嘴里叼着一支烟，手里拿着一截残余的烟屁股，一边在墨汁瓶里蘸一蘸，一边在红纸上“画圈圈”。 三楞子解释说，大过年的不愿意求人写“对子”。 “咱没文化，自己在家里随便画画。实在不行，在纸上画几个圈也行，反正红红的贴在墙上有点年味就行了。” 他还接着说，去年他家的对子就是他写的，邻居张大娘来他家看后连连夸他的字“花花绿绿的，写得真好”，临出门时最后又来一句“就是不认识”，这让心存得意的他又接着郁闷起来。 二石头接过三楞子递来的“公主香烟”。这种香烟由于价格低廉、“味道重”，在当地农村里非常流行，大部分农民嘴里都清一色叼的都是这种香烟。 二石头说明来意后，让正在为年后挣钱门道发愁的三楞子激动万分。 年后初五那天，老板刘金宝在县城为他的“抢煤敢死队”作最后的“饯行”。 席间，夜班“老头”说，从我的经验看，坑下抢煤要的就是速度，巷道越窄越快，根本不用立支架，只要赶在对方前面，并成功堵截，按坑下“规矩”，这块煤层区就是我们的。 二石头急呼呼地问刘金宝：“在坑下掘进时，如果我们和他们的坑道‘通贯’后，我们的人能‘出手’么？” 刘金宝先递来一支“蝴蝶泉”香烟，这种烟在当地售价为每包四毛五，在当地农民心目中，有身份的人才抽这种“高档烟”，然后他说：“咱要讲理讲法，必要时‘吓唬吓唬’也行。” 三楞子说：“哼！要是法律不管，我早把他们打死了！” 为了安抚大家，老板刘金宝先给抢煤“队员”每人发三天工资，合计500元，随后“队员”们把酒瓶别在腰间，人手分到一包“蝴蝶泉”香烟，在三楞子的带领下，向煤矿坑下进发。 第十章 煤炭大省参与的“三国资源演义” “土著”矿工与“移民”矿工的血腥博弈 在山西，产煤区的“本地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下窑的”矿工统一称为“流窜人”。这个称谓在一般语境中就有含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一种“鄙视”、“瞧不起”等含有歧视的意思。还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这种“特殊称谓”，基本上就是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称大陆来客为“表叔”或“北佬”一样。 这些人中，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和安徽四省的工人居多，另外，甘肃、宁夏、河北和东北的人也不少。 在往年，这些本地“土著”和外来“移民”由于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但几大群体的相处总体上还算融洽。 现在来山西“下窑的”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了，原来的人为生活所困，很多人出来是一门心思出门想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处事稳重，为人随和，能够尽快适应山西人的生活。 “比如，山西人爱面食，他们在家是吃米饭长大的，他们就尽量和山西人一起吃面。有意思的是，山西人在吃‘捞面’时，要把面条和菜水搅匀，他们可不这样吃，而是把面和菜在碗里分开，用筷子夹一口面，再夹一筷子菜。” 今年53岁的本地老矿工王福娃，至今还怀念当年和那些憨厚纯朴的外地矿工们在“村大队煤矿”融洽相处的岁月。 他说的“以前”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当时山西煤炭业还不是很火，“本地人”也在不经意间接纳融入他们生活的“外地人”。应该说，外地矿工这种与人为善的处世原则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很快赢得了本地人的认可。 现在算来，和王福娃相处的这些“外地人”，就应该算是第一代“移民矿工”了。这些人为生活所迫，不惜千里万里跑到山西吃苦挖煤挣钱，确切地说，他们才是真正地来山西“闯荡江湖”的人。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山西煤炭产业“红火”起来了，在到山西的挖煤大军中，多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这应该算是第二代‘外地人’了！”王福娃分析认为。 “但是，在今天，我们对眼前这批‘外地人’在我们村里的所作所为却不敢恭维。”祖祖辈辈住在煤矿对面山腰上的村民张保才无奈地说，“这些年轻人租我家的房子不给钱不说，还偷我地里种的西葫芦。这不，我家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前几天就被人家炖了。我去找他们论理，人家还要抬脚踹我，这和原来在我这儿住的那个‘老山东’根本不是一号人嘛！唉！” 据张老汉说，村子东头有一眼水井，由于附近几座煤矿日夜不停地挖煤，把地下水源挖断。原来经过一夜滀养，井水就能漫到井口沿壁，可如今只能滀到“少半井”，于是村民每天早上的“功课”就是“排队挑水”。但这些人来了之后，不仅随意插队，迂回排挤本地人，甚至有时自己挑走了井里的清水不说，还故意把水搅浑。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些人上夜班回来后在院子里整夜说笑打闹，这让本来“人老觉少”的张老汉痛苦不堪。 而事实上，在这场外地“移民”矿工和本地“土著”矿工的艰难“博弈”过程中，前者凭“强势”往往占有“上风”。 原因之一，是这些“移民”多是心高气盛的年轻人，相互之间都沾亲带故，关系盘根错节。他们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拉朋友，来山西“打天下”的，他们又有打架斗殴的“身体本钱”，所以，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他们很“抱团”。 原因之二，大凡产煤区煤矿所在地，多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这一带多是地方治安管理的“真空区”。地方警力对此多是“鞭长莫及”，而一个小村子里一下有几百年轻人瞬间“进村”，于是，调戏女人、打架斗殴都是常事，这会给当地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这一带基本上是“零治安”。 原因之三，是这些人身份背景复杂，个人修养参差不齐。据了解，当地政府曾配合陕西警方抓住多名在逃杀人犯。而在今天，让本地人感到后怕的，是这些人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这样的“负命之徒”。 “我们就是这样心惊胆颤地过日子。”张老汉说。 为此，当地村民曾多次和收容这些外地“移民”的煤老板交涉，希望他不要让这些“外来矿工”祸害当地人。 但煤老板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总是充耳不闻，整日住在城里用电话“遥控”，一有“风声”，马上通知让这些人回家“避风”，等“风平浪静”后，再电话“招工”。 第十章 煤炭大省参与的“三国资源演义” 资源储备，准备好了吗 “山西的煤总有一天会被挖空的”，一位关注山西经济的专家不无担忧。 他进一步指出：“山西应该构建煤炭资源战略储备体系。” 早在2008年2月初，全国电煤最为紧张的时候，中央领导亲赴山西采煤现场，强调山西电煤生产要“保安全、保生产、保发运”，山西上下随即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加紧生产。 然而，不惜代价保电煤，也让山西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据资料显示，山西为保电煤而压缩货运以及高利润煤种的生产，再加上其他各项救灾开支，保守估计支出在数亿元以上。这一切也给山西政府敲响警钟，就山西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山西进行必要的煤炭资源储备，势在必行！ 此后，有专家学者联手给地方部门建言，强调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以制度和能力建设入手，构建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储备体系。 的确如此，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也就是“重化工业”阶段。在此期间，正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础性能源如石油、煤炭等依赖程度更高的“关键转型期”。而众所周知，煤炭不仅是目前我们山西经济的“生命钱”，而且也是我国实现“大国崛起”战略大梦的“基础性”能源。这也就是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仍将处于“主体地位”。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加速，城乡一体化逐步推进，一场全国性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逐步展开，国家对钢、电等重化工产品需求将大幅增加。这在客观上就加重了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产业身上的“担子”。基于以上诸多战略因素考量此，全面、科学而“与时俱进”地建立国家煤炭战略储备，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正是我们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所以说，加快我国煤炭资源储备，势在必行！ 事实证明，从国家综合发展考虑，国家安全固然很重要，而在世界能源经济大背景下的今天，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更为重要。 那么，中国呢？ 有专家认为，从国家层面看，中国现在已有了石油战略储备，但是占国内能源消费70%的煤炭，更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储备规划。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假如中国没有煤炭战略储备，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还是非常脆弱的。 就目前中国能源形势现状，我们首先可以认定，煤炭在山西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地位还是不会变，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山西之于煤炭，就像鱼儿之与水一样“彼此不分”。 这就是说，煤炭战略储备不仅是山西的事，而且是国家的事。 有专家认为，实施国家资源战略储备要突出资源战略储备，要着眼于增强国际资源的“话语权”和价格“影响力”；着眼于资源交易的“谈判力”；着眼于应对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的“综合力”。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宏观经济和国家利益层面来谋划。 这样，从山西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人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对河东煤田的主焦煤进行战略储备，限量开采，用他们的观点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河东煤田有全球最好的主焦煤，这一地区的储量占全国主焦煤的54%。 另一方面，从战略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煤炭“能源阀门”紧紧握住，进而为国家经济发展大格局贡献力量。 第十一章 煤海“激荡”下的河山之痛 夜走“摇船路” 傍晚时分，我和要家庄小学老师小李一起走到胜利村。 在路边一个几乎被煤尘覆盖的写有“小卖店”的木板招牌前，他停下，跺了跺脚面上的尘土说：“等一下，我买包烟。” 一进门，我们看见小屋里物件杂什摆得到处都是，柜台桌椅上面布满厚厚一层灰，整个屋里看不见一个人。 小李不慌不忙，扯高嗓门喊道：“有人偷东西了！” 这时忽然从柜台后面站起一个人：蓬头垢面，眉毛、胡子、头发、上衣都是灰尘，手里拿着发出微光的手电，瞪着一对惊愕的眼睛，问道：“哪儿哪儿？” 小李哈哈大笑，然后说：“九哥，买包‘公主’烟。” 被戏弄的老板一边取烟一边骂道：“你小子马上给我土豆子搬家——滚球子！” “九哥，你瞧你那样，咋把自己整得不孕不育的，咋把这商店里弄成这个熊样？”小李笑着说。 “唉，别提了，这窝狗日的‘旮旯里的’可把人祸害惨了，这不，我正顺着这些饼干渣渣子找这般驴操的货！” 他这里说的“旮旯里的”是当地坊间流行的地道“土话”，“隐喻暗指”的是老鼠。 据小李说，这个小卖店老板真名叫王得胜，他父亲因为患高血压得脑溢血死了。王得胜这儿经常有来下棋的村民，半夜不睡，有人就说这里是大伙的“俱乐部”。王得胜爱热闹，喜欢和大伙儿一起找乐子。这些年，村里农民文化生活匮乏，有了小卖店这个“场效应”，每天晚上，大伙儿没事的话，饭后都准时来此“报到”。 如今他自己也得了高血压，每天小心翼翼地按医院大夫指导，必须“早睡早起”，“好好休息”。王得胜得病后，他就立了个规矩：每天九点半前，必须关门，人送外号“九点半”，所以小李刚才叫他“九哥”。 出门后，我们继续朝东走，在满是灰尘的路边，我们不时看见车身标有“红旋风”字样的拉煤车从身边飞驰而过。 小李说，当地的拉煤车大部分都是国产车，这种车外观虽笨拙，但由于“有劲”、“拉得多”、“跑得快”，所以很受当地煤老板欢迎。 再一种车，就是刚才过去的“红旋风”，由于天长日久在煤灰世界里穿梭，“红旋风”的风采很难让人看清，人们常常形象地称它为“黑旋风”。 为了突出载重车的实用功能，国内一些汽车厂家，针对山西煤炭市场现状，推开出一种性能高端、配置齐全、突出运输功能的“专用车”，其美名曰“运煤王”。 再往前走，空气中的灰尘似乎少了一些，但眼前的路况越来越糟：在整条路上，足有一尺深的大坑一个挨着一个。 也怪，这个坑的大小和距离仿佛是人为设计好了似的，都是有规律地分布在路面。 “深更半夜的，谁要是走在路上，说不准还能把人的腰扭坏，人家美国有个纽约市，咱们山西有条‘扭腰’路。”小李无奈地说。 这时，天刚黑，但由于路边尘土弥目，给人的感觉是夜晚提前来到了。 借着车灯，我看见路两边是高出路面有半尺多厚的由煤末和粉尘交织的“驼土”混合物。 “这是天长日久被车轮挤压的结果。”小李蹲下，一边用半截树枝翻了翻路边的土堆，一边说道。 我们二人一会儿在柏油铺成的“平路”上“上坡”，一会儿“跳高”，一会儿“跳远”。 远处山坡上，不时有运煤车爬上爬下，有的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平地处歇歇，有的则还慢慢地向前挪，气喘吁吁地瞪着大眼，在灰尘弥漫的天空下若隐若现。 第十一章 煤海“激荡”下的河山之痛 呻吟的汾河 汾河，山西人民的母亲河，在山西大地上汤汤流淌了几千年，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三晋儿女。 当地每位上了年纪的人，都一定记得50年代的那首老歌《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有一句歌词——“汾河流水哗啦啦”。这组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一河清水欢笑、翻波流淌的诗意景象。 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把自己心中最美丽的诗意想象，赋予这条在山西省境内全长710公里的“黄河第二大支流”。 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河流一直承载着社会文明的“集聚”作用。汾河也不例外，汾河流域曾是山西省工业集中，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其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分别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6％和农业总产值的64％。 而到了近几年，河流的“集聚”效应，在其下游临汾段表现得尤为明显。 有资料显示，在这一段的河流两侧，基本上集中了临汾地区近90%的人口和80%以上的工业企业。 是啊，有了水，就能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 然而，今天的汾河，却成了“臭水河”。 这对沿岸居民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因水得祸”。 由于汾河流域上游地区长期以来侧重发展粗放型的资源加工型工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汾河受到严重污染。 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目前，沿岸工矿企业向汾河排放废水的企业数量就有上千家。这些企业用的是清澈甘甜的汾水，排出的却是“五毒俱全”的污水。 清水可以滋养身体，可以发展生产，而从企业的排水管道流出的污水却能毒害生命，毒化环境。 这个简单的化学常识，沿河生产企业主不是不知道，可在实际生活中却在个人私欲之心的驱使下，干着损人利己的事情，以最无惧、最无忌的肆意来挑衅现代社会文明价值观的“价值底线”！ 当地一位环保工作者说，这些污水的成分，主要是工业污水和居民生活污水。 经过化学检验分析，此水质中化学耗氧量和氨氮以及挥发酚含量等主要指标均超过地面水最低标准3～40倍。这也就是说，部分河段的水已失去了灌溉功能。 同时，河水污染使沿河人民的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这其中，受害最深的当属汾河两岸祖辈劳作的农民。种庄稼主要靠汾河水，水被污染了，庄稼就得减产一大半，而勉强能“开花结果”的，还是没人敢吃。 地处汾河西岸的吴村镇，村民们利用靠近汾河的优势，近几年开垦了近千亩耕地，然而，这些耕地的灌溉用水却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五类水标准。 在部分河段，人们仅凭个人感官就能感觉到这里的河水又黑又臭。当地一位村民说，刮风时，住在几公里之外山坡上的居民都能闻到汾河水的臭味。 而我们通过观察在山西的一些产煤区，夸张地说，就是“有泉皆枯，有河皆污”，这成了当地“水环境”的真实写照。 没了水的滋养，庄稼还咋活？老百姓咋活？ 至此，我不禁后悔在前文开头部分还自豪地说汾河“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三晋儿女”。 至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那些一边听着汾河的呻吟，一边高喊“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当事者进行彻底地鄙夷！ 第十一章 煤海“激荡”下的河山之痛 临汾：百万移动“吸尘器” 临汾，晋东南历史名城。据史书上说，5000年前尧帝曾在此建都，史上明君尧帝让位于舜的美丽传说就发生在这里。 临汾，晋东南工业重镇。当年曾因GDP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一跃晋升山西GDP产值排名“第二”的“光荣榜”。 悠久的历史传说与强劲的经济发展交相辉映，缔造着这座城市的辉煌与荣耀。 但如今，临汾市却因为辖区环境污染而“勇夺”全国“倒数第一”的“黑帽子”。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 二十多年前，临汾曾因环境优美被国人誉为“花果城”，而到如今，还是这座城市，却被媒体称做“不适合人类居住。” 短短几年，临汾的城市“知名度指数”仿佛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知道，从科学常识分析，凡居住在“严重污染”的地区，无异于对这里的居住者宣判了死判。专家指出，污染对人体的损害，如果不以立即中毒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就可能以癌症、肺部感染和“痴呆症”等形式表现出来。 此时，临汾的环境问题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点关照”。 据了解，从2003年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重点监测城市以来，临汾已经连续三年（2003—2005）名列中国内地严重城市污染前三名之一。 今天，当一些善良的临汾人还陶醉在“花果城”的骄傲和自豪时，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这座以尧帝而闻名几千年的“天下第一都”，在短短的几年内竟变为“中国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城市。这着实让每一位关注临汾的人不胜唏嘘。 细究临汾污染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是“先天”因素。这主要是说，临汾城市地理位置“风水不佳”。目前看，临汾城污染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这经久不散的大雾。 专家分析，先天地形缺陷铸成了临汾“环污短板”：临汾市区地处于两山夹一沟的临汾盆地，这种地形非常不利于空气流通。污染盆地内一年的静风率是48%，当地产生的污染物根本不容易扩散出去。 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整个临汾市区就像罩在一个热锅下，而由地面漂浮起来的大气污染物“产多少就能聚积多少”。 另一方面，临汾污染原因还有“后天”因素。 专家认为，首先是这一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临汾污染源是煤焦企业生产时所产生的大量烟尘颗粒及化学物质，对此，有专家对此定性为“结构性污染”。另外，再加上当地居民日常餐饮产生的烟煤污染，这正是促成了临汾市“夺取”污染“黑帽殊荣”的原因。 其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亟待提高，当地在环保设施产业投入方面尚有“欠帐”。还有，由于临汾城区内一些地段的路面被破坏得相当严重，这样往往会造成车流过后的“二次扬尘”，从而引发“次生污染”。 可以说，这种“后天”因素与“先天”因素对临汾城污染的“贡献率”的比例是“二八”开的。 这种“后天”因素说白了就是“人为”。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是真理，当我们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疯狂地肆意索取时，殊不知，我们这正是自掘坟墓！ 而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这里的人被媒体戏称为“活吸尘器”。 据了解，临汾市有400万在册人口，考虑人口流动因素，至少有340万常住“在吸（被污染的空气）人口”。 我们就此可以肯定，临汾有百万移动“吸尘器”。 第十二章 撕破魔装：一个煤老板生活的真实还原 煤老板：一样的黑，不一样的“命” 煤炭是“山西地理标志”特产。 自从它离地“出土”的那一天起，它的市场前途与化学价值就和它地面上主人的“财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目前来看，山西打入国际煤炭市场的产品大致分为动力煤、焦煤和无烟煤几种。这些不同类型的煤炭由于品性各异，因而分布在不同地区： 在山西省产煤区内的大同市、朔州市和忻州市等一带的产煤市县，出土的“地理标志特产”就是这种“动力煤”。在市场上，这种“动力煤”又被业界俗称为“电煤”。顾名思义，这种煤“天生”就只适合发电企业生产电力时使用。 而在太原市、吕梁市、晋中市和临汾市等地，这些地方的“地理标志特产”是焦煤。由于这种煤的“粘结度高”、“结焦性强”，一上市就成了市场上抢手的炼焦“专用煤”。 在山西南部的晋城市、长治市和北部的阳泉市等地出产的是无烟煤，这种煤是现代化工工业的理想原材料。 不同的煤种有不同的用途，在煤炭深加工和使用上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钱”景。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出产的煤炭根据其煤质和性能的不同，那么，它在市场上的“待遇”就会有所不同。而这些煤炭的“主人”，也就是这些山西煤老板，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所以说他们的“人生命运”和“事业前途”则“随‘煤’而安”。 我们先说电煤业的状况。 目前，国家对火电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再加上这一行业是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以相对来说，由于生产力水平、组织管理能力等因素互相影响制约，此类煤炭在市场运营交易的利润就稳定一些。 我们再说焦煤业。 炼焦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炼焦技术很早就被民间掌握，而且干这一行的投资也不大，因此“准入门槛”很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乡镇企业最红火的时候，焦煤主产区已经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全民炼焦”的盛况，炼焦成为这一地区乡镇企业和公私实体的“主营业务”。 而焦煤产区的煤老板们，多为集煤炭开采和炼焦为一体，逐渐形成了以“煤→焦→铁一体化”为核心的产业链。 产业链的延伸，不仅有效化解了企业经营中的风险，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利润渠道，使得一些煤老板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由“煤老板”向“煤炭大王”的过渡。 煤，一块黑黑的“天然物质”。当它的“物理功能”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演变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市场属性”时，它将的市场“钱”景将会注定与它的主人的人生命途和市场造化紧密联系地一起。 换句话说，煤老板在一样的黑煤炭面前，有着不一样的“命”。 第十二章 撕破魔装：一个煤老板生活的真实还原 盘点煤老板十大致命弱点 煤老板是人不是神。 他们一样有世间凡人的喜怒哀乐。 在人性的弱点伴随着社会进程“与时俱进”时，同时也会在每个人的发迹之路和人生轨迹上演绎出各自的“人生际遇”。 在煤老板“圈”里，同行之间互相戏谑对方的“糗事”，别人的生理和性格缺陷往往成为大家取乐的“笑资”。以下是煤老板的十大致命弱点： 第一，文化低。 这是所有煤老板的“标准个性”，有资料显示，80%的山西煤老板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20%的在小学以上初中以下。 煤老板在自己的致富实践中丝毫不屑于受教育的程度、知识学问的熏陶以及性情操行的修养等圣人祖训和社会价值理念的“人生校正”，眼前一袋袋“大团结”堆的“金山”，似乎就是最好的佐证。 第二，背景杂。 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份背景和地位总是与社会“尊重度”和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纵观山西煤老板的成功规律，我们发现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有的人要么发迹于达官世家，在其家族社会影响力作用下，一路打通各社会关节，然后开山取煤。而有的人则发韧于财大气粗的商贾名门，随即步步为“金”，以金钱开路，接着是“打点”好“进山”各个环节，最终“功成名就”。 “英雄不问出身”，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煤老板们在各自发迹之路上艰难跋涉，个中甘苦辛酸不言自知。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通向各自人生事业成功的顶峰上，“功成名就”的煤老板们终归还是“殊途同归”。 第三，身份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尴尬的身份成为煤老板在社会特定的阶层中永远的痛。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如果用财富拥有的“度”这个指标来考量，他们只能算是浑身沾满煤灰的“致富劳模”。但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更谈不上“社会影响度”和“大众尊重度”。这种社会身份的尴尬和社会地位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他们。 第四，目光短。 “只顾眼前利益，不问身后世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些煤老板只关心自己煤矿所在山塬的储煤情况以及煤炭生产技术能力和市场行情，而不关心山塬周围开采煤矿局势。 这种在事业上的“短视”行为，往往会让人们把山西煤老板大悲大喜的创业传奇和自私自利的“土财主”形象联系在一起。 第五，创业艰。 贫穷总是和苦难联系在一起。 煤老板低贱的身份便利了他们在事业发展的路上不停地挖掘创业元素和寻找创业伙伴，这样付出的代价要比常人多得多。 在“山穷水复疑无路”处，煤老板使出“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毅力，最终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于是，有人总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他们有钱后，就开始“暴殄天物”式的“报复性”消费，这种“小人得志”的心态，正是在经历了创业之艰后矛盾而复杂的心情的体现。 第六，根基浅。 煤老板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平民家庭，其祖上是目不识丁的农夫，他们没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们就是靠荒山野岭中的粗茶淡饭延续了一条贱命，他们就是野岭荒山里的清汤寡水滋养的一颗“小树”。 他们出身贫寒，地位低贱，没有显赫的身世，在政界、财经界等社会上层没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和人脉资源”，事业上没有“贵人相助”。所以说，他们要创业，必须也只能白手起家。 第七，起步晚。 “事业的春天姗姗来迟”，几乎是所有煤老板的“普遍命运”，造成如今煤老板这种“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通用命运”。 我们知道，事业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创业者内因条件，有创业环境的客观外因和资源，有创业者的“战略思维”，还有“战术层面”的“方法技巧”等等。 总而言之，“中年发迹，老年发财”就是当代煤老板的真实写照。 第八，才学疏。 一般地，文化程度总是与事业成败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情况下，二者关系是朝正比方向发展的，但唯独开办煤矿这一行例外。在某种情况下，文化程度甚至与煤老板的“事业”成反比。因为截止目前，我们还没看到一位“研究生级煤老板”或者“教授级煤老板”。 对此，一位地方官员认为，开煤矿要“胆子大”，要“不怕事儿”。但在目前中国社会，文化越高越“胆小”。也就是说，“胆子要大”这正是煤老板“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由于所处环境特殊，煤老板无法享受公正的教育资源，这种“先天性小儿麻痹症”，恰恰让煤老板“歪打正着”。 你没有文化，但你能吃苦，你不懂学问，但你肯钻研，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些煤老板的“宏图伟业”。 第九，出身贱。 “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但我有权决定我的人生。” 这是一位煤老板的“至理名言”。 在一般人看来，身份的卑贱，总会伴随一个人的人生命途，这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生生死死，总会与你相伴。 据了解，大多数煤老板在功成名就后的社会交往中，对自己的出生背景总是讳莫如深。因为如果说出实情，他们就会觉得低人一等。 这就是说，“出身贱”这一伤痛“DNA”，将永远伴随着他矛盾而复杂的一生。 第十，家境寒。 俗话说“寒门出急子”，这句话说的是，正因为山西煤老板生在“卑贱寒门”，所以他们才能“知耻而后勇”，于是就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志气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家境贫寒，是煤老板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没有富亲帮衬，没有贵戚相助，煤老板们的这一“短处”也成就了他们今天的“辉煌”事业。 第十一，见识短。 煤老板的事业总是和大山连在一起，他们的命运总是和坑下的黑暗连在一起。 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就会无时不刻地局限着他们的创业思维的境界，他们没有长远的人生事业规划，当然就不能说他们见过“世面”，只能说他们“见识短”。 第十二章 撕破魔装：一个煤老板生活的真实还原 有钱人终成眷属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佳偶天成”的完美婚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门当户对”。 在一些产煤山区，我们不妨把千古绝句“有情人终成眷属”换成能“如实”反映煤老板生活现实的“有钱人终成眷属”。这似乎反映了山西煤老板子女婚姻“潜规则”的某种“现实”。在他们眼里，子女的婚姻大事不仅变成了自己炫富斗富的“工具”，而且成为自己在生意场上的“交易砝码”。 1980年7月28号这天，也就是农历六月初六，按阴阳五行、八卦易经推算，这是嫁娶栽种、动土修庙的好日子。 这天，山西南部某县东南山区的要家庄人欢马叫，山欢水笑，煤老板王成生家“双喜临门”，24岁的老大光光和23岁的老二亮亮今天同时成亲。 年过半百的王老头今天格外高兴，两个宝贝儿子今天就可以为王家“顶门立户”了。 “人家有钱有势，普通百姓哪能一家同时张罗两场婚事？” 当地村民心怀忌羡地窃窃私语。 王老板的财力和在社会上的人脉势力可见一斑。 其实，两个儿子的婚事能一起赶在“六六”，归根到底还是在王老头和两位亲家长达半年的婚事交易中的“攻防算计”上。王老板的这两位亲家，就是当地煤炭界里赫赫有名“二陈”，陈锁记、陈旺才，这二人原是村里的远房族兄弟。当然，这二位的财力、势力要比王老板略逊一些，而王老板则是当地真正的“王”。 导致双方长达半年之久的“拉锯战”式的“婚姻谈判”的原因，主要还是在男方给女方家的“彩礼”的数目上。对方索要的是一座尚未开采的“口子”，王老板只肯给一个正在开采的煤矿，双方就为此事谈不拢，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儿子的婚期一拖再拖。 精明的陈老板这时并不急。其实，在“二亲家”陈老板看来，两个未来女婿家财万贯却有些毛病：不仅人奇黑无比，而且还是个“对对眼”。你跟他说话时，必须紧盯着他的嘴，不能被他的眼睛欺骗——他在“看”别人的脸时，其实目标就是你。 前几天，陈家又对外放出风声，说邻县的一位比王家更有财势的焦老板托人和陈家提亲，双方正议这件事。 王老板这时忍不住了，于是双方又进行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为了能让儿子的婚期赶上“六六”（六月初六），他把牙一咬：“大小”亲家，每家一处“煤口子”，这种“煤口子”是当地人对已探明矿产，但尚未开山挖煤的“口子”的称谓。 这就意味着王老板的两位亲家，每家得到一座“金山”，而他得到的陪嫁是每家一套采煤设备。 两个儿子的婚事，王老头计划是这样安排的，六月初五这天，先在家宴请姑嫂姨姐、表兄姨弟等“三亲六姑”。 第二天也就是“正日子”，王老头要在县委招待所宴请乡县政界、煤焦业同僚。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活留名”，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对一辈子死要面子的王老头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据说，当天王老板为了陪一些“重要客人”，总共喝进肚里的酒不下二斤上好汾酒，喝到最后就一个人爬在桌子底下呼呼大睡了。 第十三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二） 系列调查：煤老板文化程度调查 在胜利村，煤老板赵海龙一般不用“赵海龙”这个名字，当地人喜欢叫他“队长”，他虽然不情愿让人用这个“职务”称呼他，但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乡亲朋友面前，他也只好无奈地接受。 提起“队长”这个称呼，有一段有辱赵海龙智商的“典故”。 1962年，已在小学四年级当了三年“留级生”的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班里有史以来最专职的“看火的”。 在当地，各学校学生冬季取暖，常常在各班级教室里生“地炉子”，利用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烧煤取暖。这个“司炉员”就是被同学们称为“看火的”。干这一职位首先要求是男生，学习成绩不佳，但又热心班级工作，因为每天晚上他要风雨无阻地“封火”。 而赵海龙正是这一岗位的最佳人选，留级三年，“看火”三年。 “我们学校的典故轶事他都知道，新来的老师都向他打听以前学校的内幕。” 他一位同学打趣他。 至于学习成绩，更是让父母头疼不已，上课听写10个生字，他就能错13个字，因为除了那10个字写错外，还要加上自己的名字：“赵海龙”，因为平均每个字少了几笔，他写成了“走每尤”。 如果写错一个字，老师就要用红笔在上面打个大大的“×”，当时，他的作业本上满纸都是“×”。老师生气地说：“满纸是‘柴禾’，你可以当咱们班的砍柴大队长了。” 第十五章撕破魔装——一个煤老板生活的真实还原（4） 从此以后，“队长”一词就和他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赵海龙“没文化”，这符合当地煤老板的“统一标准”。 据调查，当地有“高小”文化的煤老板占60%，关于这个“文凭”的“含金量”，有人说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文化程度，这是60年代国家关于农村教育规划中一个教育水平、文化层次的界定，从知识水平角度来讲，“高小”要低于今天的小学。 据调查，在这些煤老板群体中，30%的人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二者合计，90%的煤老板的文化程度在“高小”和小学层次，只有10%的人有初中以上文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煤老板数为零。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奇异有趣的现象，就是煤老板的财富积累与其文化知识水平成反比，这一现象值得有关专家和学者关注。 在我们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是一个唯一不要文凭的高收入行业。 我们可以大概总结煤老板几大特征。 第一，文化不高胆子大。 文化程度不高是煤老板的主要特征。文化知识的缺乏是他们人生路途的“短板”，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他们的事业加分，在拼事业时常常无所顾忌，自然一马当先，这也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 第二，敢于冒险没底气。 在山西，挖煤找煤本身就是一种赌博游戏，敢于冒险，善于冒险，只看成功，不计后果。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当地的环境和当地社会世事造就煤老板的辉煌，也成就了煤老板的人生。 第三，经验老到善钻营。 这个时代出生的人，在经历时代风云、社会变革和人情变迁历练之后，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成为真正的“煤老鼠”。 第十三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二） 系列调查：煤老板婚姻状况调查 煤老板的私人生活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他们的婚姻家庭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婚姻是人生大事。对婚姻家庭的态度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人的“生活原则”和“人生价值取向”。 我们通过用年龄分组指标对煤老板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考察。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把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煤老板称之为“中年”阶段的煤老板，这一年龄阶段的被调查者约占山西煤老板总数的60%。年龄在50岁~60岁以上的煤老板，我们称之为“老年”阶段型的调查对象煤老板，约占山西煤老板总数的40%。 其中，“老年”阶段的煤老板婚姻状况相对稳定，全部是“结发”的原配。这一阶段的煤老板，多数是在经历创业风雨之后事业有成，眼前子女成群、儿孙满堂，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这可以用一句当地农村流传的“少年夫妻老来伴”来解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个人情感方面不想再“折腾”，他们愿意与相濡以沫的老伴走到人生的最后。 而“中年”阶段的煤老板的情况就“差一些”。 据调查，有30%的煤老板在社会上有“二奶”。“二奶”也就是他们包养的情妇，这与其“一夜暴富”的现实写照和奢侈糜乱的空虚心态相吻合。 另外，在针对这一群体的“婚姻次数”的专题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年”阶段的煤老板中有30%的人属于“二婚”或“三婚”。 他们经过人生打拼，事业前景风光无限，在外整日周旋于俊男靓妹之间，回家后却要与“黄脸婆”过着枯燥无味的日子。外面花花世界千般诱惑，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作用下，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选择后者，这些被选择的对象多为年轻漂亮的未婚城市女人。这些年轻女性有文化，又接受过高等教育，自小生活在大城市里，见过大世面，浑身充满青春活力，对新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一阶层的女性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煤老板吃“天鹅肉”的畸形虚荣心态。于是在他们圈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养雏”风气，并且互相攀比，“交流经验”。 从另一角度来说，这表明精力充沛的山西煤老板们一直在努力追求多元时尚的“精神”生活，他们有极不甘于现状的“图变”愿望，并希望能改变自身先天不足的传统现状。 在“中年”阶段的煤老板中，有90%的煤老板承认有过对妻子“不忠”的行为。 这说明，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他们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 也许，他们还没有具备当富人的资格，于是在原始欲望的支配下满足内心的空虚与焦虑，发生嫖娼、找情人等行为。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在煤老板拥有财富资源后的“初级阶段”。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部分人最大的特点是在传统世俗的压力下“喜新不厌旧”或者“攘外必先安内”。 总体来讲，山西煤老板，这一特殊群体在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上趋向传统保守。力防“后院起火”下的“家和万事兴”理念一直在主导着他们的生活。 第十三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二） 系列调查：煤老板生活调查 在中国，煤矿生产场所可以说是最不安全的工作场所，而煤老板们也自称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群。 的确，他们越界开采、违规施工，导致坑下事故频发，工人死伤无数，用“良心”来换取黑心钱，自然难睡安稳觉。 张进军，小学文化，今年49岁。 1985年下半年，在他承包了一家小型国有煤矿，发了一笔小财后，他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座驾”——嘉陵·70型摩托车。他回忆说，这种交通工具在当时的购买价是4600元，这在当地一般老百姓眼中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据他说当时买这辆摩托的用途是去县城里给矿上采购设备，如生产用的三角带、保险丝、电钻和电闸施工生产物料等。 当年人们至今还记得，那几年，他总是这座煤矿上“最忙的人”，常常是不分昼夜，只要坑下设备出现故障，需要采购零件，他就得马上从被窝里钻起来，发动摩托，翻山越岭“完成任务”，成了一个十足的“采购员”。 也许有人会说，张老板其实没必要如此“事必躬亲”，因为这样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干脆派一个人去买不就得了嘛！ 不行，这在“一贯小气”的张进军看来，凡是煤矿上花钱的事，他必须事必“躬亲”，因为别人花钱他不放心。 有时晚上睡觉，他总是无缘无故地在梦中常常惊醒，因为他梦见坑下设备出现故障，或者梦见发生了事故。后来，随着国内煤炭市场大环境逐渐好转，张老板这种“事必躬亲”的日子只过了三年，很快就过上了相当富足的生活。 今天，如果你问他，如今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赚够了钱转行。” 因为干这一行，用他的话说，实在太“令人胆战心惊”了。 其实，更令张老板“胆战心惊”的，还是他在“胆战心惊”之后的“胆战心惊”。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淘得第一桶金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一番“胆战心惊”，而面临乍富还穷后的困惑，他对自己的前程和未来却更加“胆战心惊”。 这些煤老板们大多是“土包子”农民出身，他们涉煤之初无非是实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纯朴而现实的愿望。但当梦寐以求的金钱到手后，在乍富还穷的困惑和迷茫中，他们在贪婪之心的驱使下逐渐把当初的“生活愿望”抛却，为自己描绘了更加绚丽的“财富宏图”。 和大多数煤老板一样，张进军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较良好的教育，于是，他千方百计把妻儿送到北京居住。他的个人生活又回归到“单身”般的自由，再加上自己拥有花不完的钱，于是生活变得没有任何节制。 煤老板们在物质上的暴富，以及特殊的“北京情结”，在某种情况下代表了他们某种精神上的“贫困”。而用金钱和物质来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也成为了煤老板们在欲望和虚荣构绘的世界里的“自我修炼”。 当然，张进军后面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按一般人有钱后的生活轨迹发生的，发生“艳遇”—发妻大闹—他出钱“后院”救火，然后“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第十三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二） 系列调查：煤老板创业成本调查 煤老板拥有成千累万的财富，他们富可齐天，他们富可敌国。 那么，他们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在今天，他们的创业成本和发迹之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身”。 山西西部产煤山区的王必林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煤老板。 提起他的小煤矿创业之初，走路略瘸的煤老板王必林至今仍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数九寒天，天寒地冻，他要在茫茫荒山野岭中的石头缝里，穿过几十米厚的砂石层寻找煤层。他和雇来的工人们开山凿石，再接着一篓一篓用给牲口送料的筐子往洞口背运土石。那个冷啊，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初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再后来，见到“煤线”，再后来见到“矸炭”，当时他穷，没钱拉照明电线，更不敢奢望能有一根“动力电源”。他只能点上煤油灯在黑灯瞎火的世界里肩扛背背，如果坑下“顶板”比较高的话，就由工人一担一担地往洞口挑煤炭。 如果“顶板”太低，他们只好学“狗拉爬犁”：工人四肢爬地，双肩套上绳子，屁股后面挂上“专用”煤筐，煤筐底部有四个小轮子。在往前爬行的同时，工人嘴衔铁丝，为了省下蜡烛钱，就在下面吊着照明煤油灯，油灯四周顶部用白麻纸围住，以防被阴风吹灭，顶部再用纸盖住，以防烟火直接熏烤面部。工人常常是爬行三十多米就休息一下，因为这样烟熏火燎的，谁都受不了。 再往后，随着掘进工作面的逐渐前移，煤层“顶板”高度逐渐增高，有的地方达到两米多高。 这时当地人就想到用家中饲养的畜生牲口来代替人力在坑下拉煤车，于是，就出现一个新的“行业”：“坑下拉牲口的”，一个班下来能挣20~30元，牲口水料自备。 很快，附近村里的牛、驴、马、骡子都被人们牵来挣钱，一时间，狭窄的坑下成了农村集市的“骡马大会”。一个班下来，这些特殊的“矿工”和坑下的挖煤工人一样头脸鼻腔布满煤屑垢痂。 这是煤老板的小煤矿在“创业初期”的大概情况，由于生产力基本是“原始为主”，所以这期间煤老板花钱是不多的。总的来说，雇用工人的工资、饭钱、烟钱，施工用的钢钎、大钢锤和炸药，还有坑下“拉牲口的”等都要花钱，累计下来，大概要支出10万左右。这个数目，如果再往前推5年，考虑当时的社会物价因素，也许会变成5万。 再后来，在今天，一些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为了更快、更直接地赚得金钱，干脆“掐头去尾”——直接出钱“买口子”。 “买口子”就是购买已找到煤层且开采产量有一定规模的坑口，价格由买卖双方根据煤炭质量、储量、坑下施工条件、煤炭运输状况以及坑品手续情况等诸多因素综合评估，最后议定出买卖双方都认可的价钱。 据了解，这种“现炒现卖”的“买口子”行为，由于“吃货快”、“来钱快”、“出手快”，在当地一些产煤区煤矿市场上已成为一种趋势。于是，在这一市场环境中，也就派生了一个新生行业——专门寻找煤层，然后出售坑口子，当地人称“卖口子的”。 第十三章 关于煤老板的零距离再调查（二） 系列调查：煤老板创业模式调查 煤老板能有今天，成功路上各有千秋。 有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在对煤老板创业模式的调查中，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自我奋斗”型。 挖煤掏土是山西人的“祖传绝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晋东南山沟里漫山遍野的都是左肩扛煤镐，右肩挎干粮袋的“找煤队”。 五十出头的王社清在当了一辈子煤矿“老头”，早年先在当时的公社办的煤矿，后来到县办国营煤矿，再后来又到当地私人承包的小煤矿。就这样，他在当地产煤山区坑下犄角旮旯里一钻就是几十年，天长日久，他对当地煤层分布、地质水文了如指掌。用一位和他同龄的老矿工的话说就是，“人家都成‘精’了，他磕磕碰碰一辈子没有给儿孙攒下啥，只落下一肚子‘煤经’”。 后来国家允许农民“单干”。他赶快把三个儿子带上，上山找“口子”，不出半年，当地煤储量最大的“口子”在他手里被挖开。没过几天，他们就以50万的价格卖掉，父子四人又接着干。短短四年，他们已有800万进帐，第五年，王老汉又挖出了一个，这一回，他不想出手卖掉了，他要自己当老板。 第二种，“公权借租”型。 刘成生是刘家庄大队支书，当时国家对煤炭市场刚刚开放。 当年刘家庄村办煤矿正红火的时候，刘成生就赶紧给镇上打报告，说是要“搞活农村经济”，自己要“带头”，随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刘家庄煤矿的老板。 第三种，市场“买办”型。 这是煤老板在事业初期的成功捷径，其核心理念是在充分研究和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利用第三方资金，通过煤矿市场的经营运作来谋取事业空间。 煤矿经营初期，“黑口子”买卖市场异常火暴，且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卖的只管卖，买的先买下，运营一段时间，择机倒卖，再后来出现了周旋于买卖“口子”之间的“经纪人群体”。 这其中一部分人专门为煤矿投资商人在“黑口子”市场购买坑口，长此以往，他们也“转型”为煤老板了。只是一般情况下没几个这样的幸运儿。 第四种，“树下乘凉”型。 有道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在煤炭经营过程中，一些人依托姻缘亲情关系为事业发展核心纽带，在创业路上取得了长足发展。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煤老板在政府部门的亲戚关照下，取得运营煤矿的关键岗位。比如团结村的煤老板康玉宁，就是在他当时在镇上当副书记的舅舅的关照下，才当上团结村的煤老板的。一开始他只是以承包人身份出现的，再后来通过资本运作和矿权组合，才“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个体煤老板。 另外一种是一些煤老板在事业起步初期的“一穷二白”阶段，在资金、设备、技术方面得到另一位当煤老板的亲戚资助。如胜利村煤老板赵成功，初中毕业一直在家种地，接着娶妻生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后来，山西民间兴起挖煤潮，他一个开矿多年且成功运作的大舅哥实在没精力管理自己旗下多处煤矿，只好把他请出来，“揠苗助长”式地把他培养成“煤老板”。 于是，赵成功终于“成功”地当上了煤老板。 第十四章 煤老板：我为鱼肉 谁操刀俎 煤老板被敲诈，找谁去喊冤？ 在一般人心目中，煤老板日进斗金，腰缠万贯，所以人们常常把他们和财富联系在一些。 在本书前面第七章《悲情审视山西新闻“话语权”之失》，我们已经深入探讨了假记者勒索煤老板这一社会现象。当然，假记者固然应该打击，但是，只要煤矿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瞒，就永远存在假记者“发财”的“土壤”。对于这些假记者的行为，地方政府往往报之以“运动”式的清理行动。 有人说，这样做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避过这阵风头，又出现了一批大发其财的“假记者”群体。 在人们关注“假记者”现象的同时，煤老板被一些不良矿工敲诈索钱的事件也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高危行业的煤炭生产业，矿工伤亡事件不可避免时有发生，以致煤老板与矿工亲属常常为此纠纷不断。为此，国家在对死亡矿工亲属赔付标准上统一“铁规”：一旦发生事故，除了对死亡职工给予每人不低于20万元的赔偿外，每死亡1人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100万元的罚款，死亡3人则关闭煤矿。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利民政策，倒成了一些当地“假记者”和无德矿工们联合敲诈煤老板的“尚方宝剑”。 这笔数十万的抚恤赔偿金，对这些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煤矿工人来说，就好像一个天文数字，而这些人正是看中这笔数目不菲的“现钱”，于是在煤老板身上打起了主意。 这是山西西部一个产煤山区县。在这里，有来自四川、河南、山东、安徽、陕西、贵州等贫困地区的外来矿工。其中，来自河南、四川和山东的矿工最多。他们中间好多人长年在山西下煤窑，对当地风土人情、煤老板“底细”非常熟悉，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些“外地人”已成“老山西”了。 时间长了，挥土如金的煤老板自然落入他们布下的圈套：他们事先在当地小镇上把一个长期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骗到煤矿坑下，几个人就用煤块残忍砸死，再现杀掉几只鸡，取鸡血伪造事故现场，然后装模作样向煤老板报告。同时他们在老家安排一个适龄妇女到矿上，以死者“家属”名义在煤老板办公室嚎啕痛哭、大闹不止，并做出要与煤老板“同归于尽”模样，或者住在煤老板家的意图。 这时，“假记者”以“正义者”的身份出现了，反复威胁煤老板要向媒体“曝光”，自知“理亏”的煤老板此时只好妥协。 至此，二十万到手，“敲诈大戏”完美收场。 第十四章 煤老板：我为鱼肉 谁操刀俎 人人争贴消灾“护财符” 煤老板有钱，这是尽人皆知的。可这一切都是在经历了在煤炭“江湖”上“水与火”的“洗礼”，这是人尽不知的。 一夜暴富后，他们心里反而不安，以至整日担惊受怕，惶惶然然，这种莫名的恐惧一直伴随着他的财富生活。 古语有云：“学而优则仕”，可在如今，就山西煤老板现实而言，更确切的说，应该改为“商而优则仕”。在取得财富之后，煤老板往往又想在政治上捞取个“功名”，向社会讨要个“名份”。因为这样就可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排挤对手，更不惧一些打着各种幌子，以要钱为目的而伸过来的“咸手”。更为关键的是，用这顶花钱“捐”来的官帽再回过头来“反哺”自己的生意，这种争贴消灾“护财符”的现象在山西煤老板中普遍存在。 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地区，常有人千方百计花钱向政府“公关”，然后再摇身一变，不费吹灰之力在钱财“辅佐”下成为地方“人大代表”，真是羡煞旁人。 最值得人深思的是，这些“乡长助理”的“文化程度”实在不敢恭维。也算这些煤老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在自己的“文化程度”一栏特意留下空白，没有描述。 知情人说：“这些人就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一升！” 在一些地方，有的乡镇政府为了加快地方经济建设，号召或暗示当地煤老板，只要出钱出物，就可戴上有象征意义上的“官帽”。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中国商人在经济生活中虽然能取得一定的“地位”，但他们在政治层面上的“地位”还很低。有人说，他们最害怕被别人瞧不起，尤其是那些暴富起来的人，从内心里更加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而当他们头上戴有“乡长助理”这个帽子时，其失衡的社会价值心态才得以稍稍“校正”。 不过，也有人认为，煤老板们千方百计地舍财折产，以求当上梦寐以求的“乡长助理”，不仅仅是为了得个“名份”。因为这些煤老板们一旦沾上了这点“官”气，不仅自己在心里觉得敞亮了，腰杆子更硬了，胸脯更挺了，而且有了趾高气扬的资本，他们也就更有了鏖战商场而战无不胜的自信与自负了。 我们知道，煤老板作为一个特殊的财富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本来就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而再戴上一顶“官帽”，自然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把什么“村长助理”、“乡长助理”和“镇长助理”，把“帽子”当成了一种给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的“奖赏”，这着实是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煤老板一点也不傻，但他们也倍感无奈，因为戴上了这顶“官帽”，实际上就是得到了一贴“辟邪消灾”的“护财符”。 第十四章 煤老板：我为鱼肉 谁操刀俎 煤老板式生存之“‘墙’（潜）规则” 山西煤老板有钱，这是事实。但生活在一个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社会中，煤老板因为拥有巨额财富而被摆在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公敌”，这也是事实。我们这里说的“整个社会”阶层，是一种“泛指”，就是说包括民间，也包括个别组织或政府中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在这“整个社会”阶层面前，煤老板总是被动地当起“唐僧”。 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必然会有利益的算计。在获利欲望的驱使下，山西煤老板纷纷“出手”，意在找一堵能为自己煤炭经营事业“挡风遮雨”的坚实“靠墙”。 在煤炭行业，煤老板为了正常经营，常常需要找一些能出面摆平各种关系的“人物”，这就是当地所谓的“挡风的”。再后来，另一个既能充当“挡风的”的角色，为煤老板的经营“保驾护航”，又给煤老板的生意事业“布云施雨”的神秘职业出现了。 这就是“墙”。 顾名思义，“墙”的功能和用处要比“挡风的”级别和功用高得多。 在煤老板心中，所谓的“墙”的“条件”如下： 第一、能对当地整个社会层面中的政治、经济生活环境里拥有绝对控制权者。 第二、能够完全支配当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正常工作。 第三、对政府信息资源和行政功能拥有绝对掌控权。 第四、在处理煤老板取得矿产资源、开采权利等事项中起到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协助煤老板在煤矿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法律纠纷中“强行取胜”。 在当地经济环境条件下，煤老板当然想找“墙”，因为这对煤老板来说，有了“墙”也就意味着有了一切。另一方面，“墙”从自我社会价值角度客观考量，也会一直留意对方的出现。 一般地，双方“成交”的结果不外两种： 第一种，“一事一款”。煤老板只为一事“出手”，如某专项检查验收未通过，煤老板拿不到“证”，这时他们往往就会去找“墙”，通过一次性付款来“摆平”。这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多的。 第二种，“多事多款”。这和第一种“一事一款”的“一锤子买卖”式的交易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的“合作”是长期的。这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形式最易“翻船”，据了解，当地有关部门公布的与商业贿赂相关案件中，有80%属于这类。 在与“墙”的“两厢情愿”式的交易中，大部分煤老板往往采用让对方以“入干股”的形式与“墙”“合作”。“入干股”就是“墙”以自己拥有或可控制的政治权力“入股”，参与煤矿的组织生产、市场销售等整个经济活动，然后在年终“分红”。 煤老板找“墙”，必须要有关系特殊的“熟人”的牵线才行，因为这样对“墙”来讲，才“可靠”、“保险”。 当然，在这场交易中，煤老板往往是被动群体。 因为能为煤老板解决问题，且一个地区内能为煤老板在“咸手”如林的社会中开创一条“太平御道”的“墙”少之又少，或者说只有一堵，而煤老板千千万万，你不出钱，有人会出，你出得多，我出得比你还多。 但即使是这样，煤老板“上当受骗”，成百上千万的打水漂，人家收钱不办事，自己亏心畏胆做了“凯子”和“冤大头”的人有的是。 第十四章 煤老板：我为鱼肉 谁操刀俎 工商所长一年打麻将“赢”回煤老板600万 “不怕地，不怕天，就怕‘阎所长’叫你打麻将。” 这是山西西部山区某县煤老板圈内流传的“顺口溜”。 上文所说的“阎所长”本不姓“阎”，而是姓严，是指煤矿所在地平利乡工商所所长严旺业，由于大家对他万分憎恶，就叫他“阎王爷”，久而久之，大家就把“杨所长”就叫成了“阎所长”。 据当地煤老板介绍，此人五十出头，生性好赌，然而，正是他的赌性太重，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早已迁职升官，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如今到了五十多岁的年龄，他还是个“正科级”。 一开始几年，他还清廉勤政，积极上进，后来眼看升职无望，干脆破罐子破摔，不思进取，把工商所长这个岗位当摇钱树，趁机敛财。 如今，提起“阎所长”，当地煤老板无人不恨，无人不骂。丰富的社会阅历，再加上大半辈子官场生涯，把他历练成在圆滑世故中渗着几分阴毒。搜刮煤老板钱财，他自有一套“看家本领”。每年不仅在工商登记、企业注册方面高额收取煤老板钱财，还巧设名目繁多的“检查”、“验收”费。 用煤老板的话说，他很精明但很“清廉”，从不问煤老板开口要钱，但熟悉他的煤老板并未敢松气，令他们心惊胆战的就是叫你“打麻将”。 聪明的煤老板知道这是一局“鸿门宴”，只好硬着头皮“逢叫必到”，进而“逢打必‘输’”，一场下来不“输”个十万八万的，那就不叫陪人家“阎王爷”打麻将。而目前的现实是，平利乡的煤老板们必须要在这个“阎王爷”面前轮流“过堂”。 为了打理好自己的“二亩三分地”，杨所长可谓费尽心机，利用工作之便，他根据煤炭企业登记注册资金的多少和自己的实际考察，把煤老板“科学”分类： 这是指“省县纳税重点”类客户，这类煤老板财大气粗，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善于钻营投机的他不仅笑脸相迎，而且登门大献殷勤。 因为这样就显得自己的工作如何做得好，服务如何周到，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事业上作“贡献”，从而有了向上表功的资本。在历次人事调整中他才得以“稳如泰山”。 对于这类煤老板，他深知自己“庙小法弱”，所以就没敢伸手。 <strong>二、中小私营煤矿（有“墙”型）</strong> 对于这类煤老板，“阎所长”深知人家身后“靠墙”的份量，和那些有权有势的“墙”相比，他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人家踩死的蚂蚁，所以，他还是不敢伸手。 <strong>三、中小私营煤矿（无“墙”型）</strong> 这类煤老板的特点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但没有上面的“墙”佑护。据他观察，这类煤老板比较听话而且胆子小，只要胡乱编个收费名目，连惊带哄，就能让他们乖乖送上门来， 他把这类煤老板列为“必打型”，也就是他发财致富的“重点对象”，是他发展的重点。 这类煤老板的特点是胆大话粗，随性而遇，认哄不认法，这曾经的确让他“有点烦”。但他们“交手”几个回合后，经验老到的“阎所长”拿出战无不胜的法招——哄中有吓，哄骗结合。 根据以上分类，他把煤老板分为“固定必打”型、“轮流替换备用打”型和“不定期随机打”型几种。 “‘阎所长’定期叫你打麻将，人家说话都带‘法’哩！你要知道人家手中有权，想罚就罚，想查就查。”煤老板李锁贵无奈地说。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一看，马上露出鄙夷的神色，把电话放一边，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说：“唉，‘阎王爷’又叫我打麻将，我今年已经‘输’给他70万，他妈的，这是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白眼狼’！” “这个‘工商管理’就是‘管理管理，只管不理’，这就是典型的变相索贿，杀富自肥！我们十多个朋友（煤老板）一年下来平均每人要‘输’给他60万。”一位煤老板满腹心酸地自嘲。 每人60万，十人就是600万。 “阎王爷”，名符其实啊！ 第十四章 煤老板：我为鱼肉 谁操刀俎 不怕县长发脾气，就怕村长发“痞气”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这么多行业中，对土地属性依附程度最高的，当数建筑施工和矿产采掘两大行业。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行业“命中注定”要与地方上的“土地爷”愉快或不愉快地交往下去。 在山西煤老板的群体中，大约有近两成以上是“外来户”，据了解，这些煤老板大多是当地村里以地下煤炭资源为“卖点”，“招商引资”进晋的。 在谈及与寺刘村里的“合资”经历，来自江苏连云港市的煤老板王生生一提此事就“满腹辛酸”，“苦水‘滔滔’”。 王老板说，他们是1987年和池上村合资开办煤矿的，当时他们双方谈的是他们以生产大队所有土地和附近山塬下的煤炭资源为股份入伙，动力电、生活用水用电由地方供给，交通道路由地方维护，他们先期注资180万，用于矿山设备采购和组织、维持坑下采煤生产，当年生产利润双方各半。 他们这个煤矿，总计要有近五千工人，设计年产煤近百万吨，这在当时也算数一数二的大矿。 为了维护矿上治安，村里成立了‘联防队’专门维护矿区治安。“联防队员”工资经费由矿上支付，此后村上分得利润以每年递减12%，双方合同签约期为30年。 第一年，双方合作得还算可以，再后来，就不行了。 他们和村上的‘恶交’，是由村长小舅子拉煤引起的。 1989年春节前，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打扫庭院，人们纷纷为年关忙得不亦乐乎。 有天傍晚，村长小舅子开着货车来到矿上，说要拉一车煤，煤钱先“赊帐”，其实，大家也明白，将来要是把这帐清了，就到了“猴年马月了”。当时销售部新员工不认识他，坚决不让他拉。由此，王老板得罪了村长，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返，噩运开始了。 不久，先是来了两位副村长，说村里经费紧张，要求以后给村里党政两班子共16位干部开像“联防队员”一样的“工资”。 接下来，又来人说村里要搞“新农村建设”要购买两套篮球架，请矿上“赞助”。 再后来，学校过冬要烧炭了，又来人要求“支持”。 不久，镇长老父去世，这在当地算是大事，各村各乡的头头脑脑各部门全部到齐“应卯点阵”，当时他们所在的村是个穷村，村里没钱，但这些村干部为了应付门面，非要把他们拉上“算一拨”，意思是让他们出钱为他们撑面子。 矿上工人生活用电一直是按国家关于生活用电标准收费，后来人家一改规矩：全部按动力用电标准收费。这样一来，每月近百万的收入都归谁的腰包？谁也不知道。 这还算是“文要”，接着是“武拿”。 再说这个“联防队”，这是一群标准的痞性难改，横行乡里，平日依靠敲诈勒索、欺压百姓为生的“二百五”。 让这样的人搞“联防”，等于是引狼入室，苦不堪言。这些人先是借治安之名殴打矿工，甚至到再后来煤矿老板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如把炸药从屋顶烟囱吊入室内炉膛，幸亏那天王老板一伙人在外面开会没有回来，不然就要出了人命。而用刀扎汽车轮胎，挖土断路则是常有的事。 说到这些伤心事，王老板不胜唏嘘。 与王老板同是“招商引资”进晋的李为民也有一肚子苦水。 在他进晋那一年，山西煤矿事故接连发生，煤矿安检部门领导在山西走了一趟又一趟，在矿难事故发生后，国家在煤矿给工人赔付标准方面规定每位受害矿工家属获领20万元补助。这对一个上百矿工的小型煤矿的煤老板来说，意味着将要付出近两千万的代价。 这条规定深入矿工人心，这意味着他们今后将不会再为工伤赔付与煤老板磨破嘴、跑断腿。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竟成为矿工敲诈煤老板的“尚方宝剑”。 李老板所经营的是一座有近千工人的中型煤矿，在上世纪末，山西煤炭形势还处于低谷，用他的话说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当地年轻后生都有个“规矩”：小学或中学毕业后，先在当地煤矿干一些“学生活”，这叫“预备就业”，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干，就留在煤矿干活。时间一久，就出现了一批对煤矿和煤老板生活颇有“研究”的“老油条”型矿工。这天，一位“军师”给大家出谋划策：在坑下悄悄砸坏矿车等施工工具，点燃一些废轮胎和坑木造成瓦斯爆炸场面，四处奔告，谎称坑下发生“大面积冒顶”，有“上百人死于坑下”。 李老板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慌了神，瘫在床上，坑下死百人，自己不仅面临牢狱之灾，还要赔付近两千万元。 思来想后，还是脚底抹油——溜吧！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一问：谁是“执法”的“霸王”？ 偷偷摸摸挣“票子”，提心吊胆过日子。 这是煤老板李国民的生活写照。 前几天，他刚刚掏了三万送走县“新农村建设执法检查团”，这又接到乡里来电，说乡“计划生育执法队”下午就到。 他知道，这些人名为“检查执法”，实则是强行收费。 “唉，真是倒霉透顶了，碰上这些人，没辙。”李老板一脸无奈。 对此，有人指出，一些地方部门这种动辄“霸王执法”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庸政”的思维作祟。 而导致某些地方官“庸政”行为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自身的执法权力“自我”放大。社会学家认为，当权力只有受到约束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如今，在这些“执法者”的身上，广大普通群众似乎看不到他们手中的“执法权力”受到的“某种约束”。也许，他们一直未意识到这一点，张口闭口就说自己是“执法人员”，动辄对煤老板“涸泽而渔式”地“收费”。 其实，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蝇“违法”煤老板并不归他们管理，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人员实际上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执法者把自身权力“擅自放大”，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些部门执法意识的“错位”。而面对这些部门动辄向以煤老板为代表的财富阶层实行“霸王执法”，当地政府也难辞其咎。 我们知道，在现代行政学的视野内，“行政主体”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掌者”。这也就是说，作为政府部门，在具体生活中，你必须依法行政，必须依法“积极作为”。 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作为和不作为”，这不再是泛化的道德义务责任，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假如执法者未能依法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我们就可以认为，其实质上就是被动地“滥用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的这种“行政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形象，最终导致了政府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严重脱节。 在今天，由于地方政府一些职能部门在“依职行政”的过程中发生的渎职、失职和推诿拖延等“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导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象，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煤老板常被一些“执法部门”拉去“轮流过堂”就是一个例子。 对此，有人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将政府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明确列为行政监察机关受理公众投诉的重点。同时，将“行政不作为”的责任统一归到国家赔偿责任中去，并及时对具体担责的公务人员给予相应的惩戒。 由此一来，“霸王执法”有望变成“人性执法”。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二问：说“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底气何来？ “如今，政府里管我们的部门越来越多。这么说吧，除了哪家死了人办丧事臂上戴黑袖圈的以外，凡是戴红袖套的，都来管过我们。除了邮电局送信的，凡是头戴大盖帽的，都来管过我们。”说话的是一位山西煤老板。 他所说的“管”，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在他们身上“罚过款”或者是收过“管理费”。 “最可气的是，人家在你跟前伸手问你要钱时还理直气壮的，张口闭口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从煤老板的角度看，这些“人”代表的是“执法部门”，自己有不少事情得求他们。如果人家暗示或者干脆直接伸手要钱，而煤老板故意“不灵性”，“不给面子”，那岂不是自找麻烦，吃不了兜着走吗？ 一些部门往往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小团体的行政腐败福利，不仅仅为“五斗米折腰”，甚至还丧尽了良知和理性。 一些煤老板尽管小心翼翼地和人家打交道，但往往一不小心，还是把人家得罪了。比如，人家派出所就不给你批卖坑下爆破炸药，工商部门就是给你拖延核发执照等。 众所周知，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必定会导致权力的腐败。 总之，如果这些行政执法机关该作为时不作为，而不该作为时却乱作为，那么无论是煤炭行业，还是其它行业，仍然可以继续肆意蚕食我们公正公平的社会底线。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彻底铲除权力和利益互相勾结的土壤，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把“执法经济”蜕变为“执罚经济”这一现象。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三问：为何总是老板钻空子，政府补漏子？ 在外人看来，山西煤老板就是财富的象征。在山西老百姓来看，这些煤老板则成了会投机、善钻营的代名词。 的确，这些煤老板在财富积累方面的智商不可低估。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在攫取煤炭资源的手段和方式花样百出。比如在政府部门手里少批多占，在矿难面前瞒上欺下，在一些产煤区就有相当一部分小煤矿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在同一片采掘区，煤老板私采滥挖，争夺煤炭资源，由此而引发的地表塌陷、水源断涸等毁灭性环境破坏的事故层出不穷。 针对煤老板这种行为，当地政府都曾纷纷出台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如煤炭监察、土地巡察等。但对政府这些行为，煤老板自有应招。有道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遇到政策关卡，实在过不去，就“绕着走”。这种“曲线致富”的招式在一定条件下还真是“屡试不爽”。 令人可笑的是，煤老板这种“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投机本性和“阎王爷打盹，小鬼乱施法”式的钻营把戏用过后，总是以政府部门“严肃处理、追究责任”式的“事后诸葛亮”来“谢幕”。 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当某一事件上总是不停地循环上演“老板钻空子，政府补漏子”时，这就意味着当地政府的行政能力出了问题。 有人认为，地方政府这种“补漏子”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懒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作风腐败”。 我们不妨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官员死后见到阎王，自称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水，不收一分钱，自认无愧。 不料，阎王却训斥道：“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杯水不饮，不更胜公乎？” 官员辩解：“某虽无功，亦无罪。” 阎王又言：“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繁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这是在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故事对一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代庸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今天，在一些地方，也确实有这样一些庸官：他们无真抓实干之心，却有敷衍了事之行，他们思想庸俗、不务公事，工作时心浮气躁、无心作为，总是一味怕事、避事。 老百姓对这种“上班迟到，下班早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深恶痛绝。 这些人，工作懒散、不思进取，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问题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可为恶的“作风腐败”。 这些人，他们拿着人民的俸禄，却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民众的呼声置若罔闻，对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拖再拖。如此浑浑噩噩守摊子、混日子，如此碌碌无为不作为。 因为“庸官”的“不作为”，以致当地总是轮番上演“老板钻空子，政府补漏子”的滑稽闹剧。 因为“庸官”的“不作为”，以致他们为官几年后，所在地却“山河依旧”，从而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 因为“庸官”的“不作为”，以致其治辖地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依旧贫穷，社会发展原地踏步。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四问：说“晋官难当”背后的悲哀是什么？ 2008年9月8日，山西临汾市襄汾县一矿业公司下属选矿厂发生重大溃坝事故。据官方公布消息，在这次事故中，有260多人付出了生命。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山西诸多官员均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系统性问责”。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 据媒体报道说，在走出山西官场后，一些官员在去任时曾留下一句“晋官难当”的难尽之辞。 这一年，一些地方人事岗位长期空缺，有消息说山西省官方正在物色临汾市党政高层的最佳人选。不过，据一位熟悉山西官场的人透露，对于到山西产煤区为官主政一职，“好多人都婉言推辞”。 究其个中原因，大概是山西煤政经济特殊“语境”下透出“晋官难当”的无奈使然吧。所以说，从某种角度和特定意义去权衡考量，说“晋官难当”还是有些道理的。 摆在山西省目前的现实是，仅仅在短短三年时间之内，临汾市则换四任市长。 众所周知，煤炭工业成就了临汾的辉煌，丰富的煤炭资源也成就了当地中小煤矿“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繁荣”局面。更重要的是，煤炭工业也圆了煤老板的发财梦想。 专家指出：“在有利益形成的角落，就有可能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具体经济生活中，由于某种利益所趋，煤老板往往寻求与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 这就是“官煤勾结”的典型表现。 据调查，在被有关部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大部分跟“煤”有关。如当地一个贪腐案中，涉案官员就多达14名，而煤老板就有50名之多，这只是被披露的当地“官商勾结”的“冰山一角”。其结果是“人丢乌纱帽，身进班房中”。 难怪山西的父母官发出“晋官难当”的感叹。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五问：“治煤”，非要让矿工生活“一切归零”？ 1993年8月22日这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初五，按当地风水先生推算，这天正好是农村“动土”、“搬家”的好日子。 家住要家庄村南的王福来老汉，一大清早起来就忙得不亦乐乎，两个儿子和老伴在他的指挥下，把家什物件装满两驴车，离开山上塬坡，朝脚下的老房子走去。 这天和他们同时搬家的还有其它五户村民。 据了解，这些村民从生活条件较好的塬上搬回老房子住，主要是由村后煤矿发生事故后，政府有关部门在当地推行全面“禁煤”而引起的。 山西产煤，山西人祖祖辈辈以挖煤为业，以挖煤为生。也就是说，挖煤，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 要家庄地处晋南产煤带中心位置，由于这一带煤层埋藏较浅，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能在“房前屋后”和“灶台箱底”很容易挖出煤炭。 当地农民开始是自己挖一点用，后来就用机动三轮车拉着卖，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农忙务农，农闲挖煤”的“民间特色产业”。 一位村民说，要家庄人掀起在村后土塬上盖新房的“热潮”，主要是在一年前开始的。当时国际煤炭市场持续火暴，一直在矿上当工人的要家庄村民的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借势升温。 有钱了，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就高了。 在村后山顶上有一片方圆几十公里的平原，当地人叫塬，这里地势平坦，用当地人的话说，这叫一马平川，是理想的居住生息之地。在当地农民看来，那里“好修路”、“好走路”和“交通方便”。 于是，富裕后的要家庄人在短短两年内就在塬上置业安家，而丝毫不介意高额的水费电费等日常生活开销。 还有，人们在塬上盖房子修路，就要占用大片大片的庄稼农田，这就意味着粮食的减产将要给他们的生活“去分”。但这对他们来说并无大碍，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挖煤挣回的钱比为此造成的损失多得多。 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的要家庄人为当初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 2006年腊月，村北的“羊蹄掌煤矿”发生了坑下塌方事故，170人死亡，惊动了上至中央和省里，下至乡里和村里。 “那时候县里和乡里的领导轮番往村里跑，小轿车、吉普车和警车停了半塬，附近山头进出村的路口都被身穿制服的人把守。”一位瞧热闹的村民说。 随后，关于山西矿难事故的新闻铺天盖地地传来。 再后来，一场在全省范围内拉网式的“全面禁煤”运动展开，要家庄附近的煤矿也无一幸免。 煤矿停了，村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一些凭借下煤窑收入生活的人家，顿时陷入了困顿，王老汉原来指望两个儿子下煤窑挣钱后，先盖新房再娶媳妇的梦想化成泡影。 三个月后，王福来一家人合计，决定搬回山脚下的老房子，这主要是因为在那里生活开销小，距离村子不到一里路有一眼甜水井，至于烧的，村后山上的树林是村民取之不尽的柴禾“宝库”，当然，照明问题也是要考虑的，但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问题，可以点煤油灯呗！ 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地方发展大计的核心百姓草根民生，这与政府治煤之初衷，是否有些“本末倒置”？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六问：矿难，何以承受生命之痛？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人类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并使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而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 我们再说美国，美国原本是一片蛮荒之地，但依靠煤的力量，它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摇身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超级强国。 所以，无论从深远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在塑造美国权力结构方面，煤炭工业都功不可没。 这是一块经大自然亿万年天造地设和集日月精华修炼而成的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把其本身特具的“物理功用”上升为“政治功能”，足见它对今天的人类生活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这种“特殊物质”就是煤。 煤，黑不溜秋，毫不起眼，外带污渍，肮脏丑陋。 而对于这种物质的生产者——煤矿工人，不用说，这在很多人眼里，或多或少带着点儿“天生歧视”。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不受人“待见”的特殊行业的“现实存在”，却推动了并继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今天，也有人把煤炭与中国未来相提并论，甚至建议国务院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可以考虑设立统一管理煤炭行业的专门部门机构，以进一步加强煤炭行业管理，进而改变国家在当前煤炭行业管理中出现的“多头管理”、“九龙治煤”的混乱局面，从而把重视煤炭产业地位落到实处，保障煤炭行业的安全生产。 可以认定，这一“建议”背后的现实语境是中国煤炭工业在管理方面的不尽人意。 于是，就有媒体说，我们生产煤炭的过程，就是在我们鞋底下面，千米之深的挖煤工人兄弟们的伤口在滴血的过程。 有道是，“矿难矿难，无矿不难”。 人们用这句辛酸俚语来诠释当下煤矿工人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付出的伤亡惨状。 最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2007年12月7日临汾市洪洞县新窑煤矿的爆炸事故，据媒体报道，这起事故导致105名矿工遇难。 105人！这是一组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甚至有人说，这就是相当于一架民航波音飞机从天上掉了下来啊。 矿难猛于虎！ 而类似这样的矿难，在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当我们把视野投向全世界，得到的数字也许更“新鲜”。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矿井事故中死亡人数占世界同类死亡人数的80%。 而支撑这一数据的前提是：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我国煤矿事故中死亡6027人，再仔细演算一下，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辛酸答案：平均每天要“牺牲”至少16名矿工。 截至这一年时点的数据，我国一年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而2004年产煤百万吨的死亡率是3.07，“居世界第一位”，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 我们在这里无意和大家玩数字游戏，更不想哗众取宠、耸人听闻。 但有些事，有些理，想必用数字描述更科学、更贴切更具说服力。 有专家分析，当中国GDP增长率达到或大于5%这一界点时，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死亡人数指数随之增加2.2%；当GDP增长率超过7%时，这种同步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 放眼世界，在全球诸多产煤大国中，有资料说我国目前产煤每百万吨死亡率为4，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00倍！ 据媒体估算，近年我国平均每7.4天就会发生一起特大煤矿事故，每年就有7000多人在中国采矿业的爆炸、透水、塌方和其它事故中丧生，这一数字占世界矿难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居全球之冠。 尽管矿难事故接连不断，地方政府也在随后紧急处置，但其结果还是不尽人意，有时这一边的问题刚刚解决，另一边同样的问题又再度上演。 这足以使无数的矿工们对眼前未知但也许会马上降临的灾难“习惯性”地产生了“审丑疲劳”，让所有的关注矿难的旁观者开始“视觉麻木”。 久而久之，一种可怕的“集体性麻木”就在煤炭行业向整个社会蔓延。 仔细分析一下矿难原因，可以发现“同类”事故频发的大多是小煤矿，这些煤老板又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小煤矿之小之微，才得以被社会和政府的“忽略”，而这一切，只能以成千上万的矿工生命为代价换来。 记得一部电视剧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错就错在把良心丢了，把人命看得比煤块还不如。我们以前也是穷人啊。现在青山塌了，大树倒了，我们的末日到了。” 此言发人深省。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七问：假如煤失去颜色，我们的生活会是啥样 大自然似乎格外垂爱山西，把占全国1／3的优质煤炭储量都放在了这个共和国核心位置的中部小省。 于是山西在中国诸多省区发展模式中形成独特的“80”现象：一个是山西形成了典型的单一经济结构——煤和煤副产品加工占了山西经济成分的80％，另一个是山西煤还占全国煤炭外销量的80％。 有人统计了一下，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就有26个用的煤是“山西牌”煤。 所以，有人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山西煤炭一感冒，全国经济都要跟着咳嗽。”这在今天能源经济时代“语境”下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 不能否认，山西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不能否认，在今天，煤炭之于中国，是何等重要。 不能否认，在今天，煤炭之于山西，是何等必要。 不能否认，在今天，煤炭之于我们，是何等需要。 我们不妨把一块煤炭放在世界能源经济大时代的背景下来评价，你就会发现，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又黑又脏”的“神秘物质”，会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关注。 有人说，一个没有煤的国家，就不会有一个“煤”好“煤”天，就没有步向未来的得劲动力。 有人说，一个没有煤的民族，就不会过上一个“煤”好生活，就没有迈向明天的强大力量。 而有了煤燃烧的热，就有了驱动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有了煤燃烧的光，就能照亮一个民族前行的路程。 在山西，凡是产煤的地区，经济都相对“发达”，而没有煤资源的地区，则是另一番相反景象。 有这样一则资料，说有人曾形象地把吕梁地区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被称做中坚板块的离石、柳林、孝义等县市，个中缘由是因为这里有资源，可挖煤，可采矿。 这一地区的“南北5县”没有矿产资源，人口占全地区的38％，财政收入不到全地区的7％，是吕梁的“经济不发达”地区。 而在有资源的地方，在一部分矿主迅速富裕起来的同时，他们在发展自身实体（煤炭业）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比重。 这就是山西特有的“煤炭倒吸效应”。 因为山西有煤，于是煤工业对山西经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同时它又给山西带来了“后患无穷”。 山西一位官员说，山西要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能源。而事实上，山西省提供的煤炭比重在全国占1/4还多；在此现实下的另一个“事实”是，各个省煤炭的需求70%是来自于山西。 在这里，我们斗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煤，山西将会怎样？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八问：百姓仇富还是恨腐？ 记得是2008年，一条关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准备买轿车的消息在各大媒体传开，一时间，全国各大媒体相关评价铺天盖地而来。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这些评议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式的正面支持。其中一位网友的话语给人印象颇深，他对这位“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的“杂交水稻之父”的评价是：“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 袁先生为人随和，热心公益，他长期凭着对科研事业的执着与追求，以及不事张扬、低调处事的为人之道赢得了国人的敬仰和尊崇。而在今天，袁先生在“草根缘份”上的“人格际遇”恐怕会叫中国的富人们艳羡不已。君不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的富人在通往财富天堂的道路上，却遇到了太多“仇富”的冷眼、忌羡与责难。而当在回味起自己曾经“胆战心惊”的创富心路历程，这些富人们至今还常常是“心有余悸”。 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当下的中国富人如何在“富”与“人”二者之间能否和谐“因果相长”的现实严峻问题。 有人说，无论在经济发达的西欧诸国，还是在一个被东方文明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当富人首先要学会做“人”。这由此让人想起了温总理一次在广东考察时，曾讲一句“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的话。 诚哉斯言！ 温总理把富人的“社会义务”和“企业家”的“道德底线”之间的辩证关系阐述得如此精辟，这是在为把尚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富人们的心头阴霾“拨云见日”。 我们知道，一个人心思富、人心奔富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而一个仇富恨富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在现代社会当中，“人心思富”，也许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天性”使然，而社会大众的“追富之行”更是理所当然。百姓大众在对待富人问题上还是产生了许多困惑。 比如，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他们致富是凭借“特殊渠道和资源”甚至不惜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这理所当然应当受到全社会的集体“仇富”。于是，老百姓自然是一看到富翁被逮捕，就纷纷痛恨得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曾经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更多的是“仇腐”心理，而不是一味盲目的“仇富”心理。此话言之有理。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人人“谈富色变”，或者人人“嫉富如仇”，那么，在“财富很凶猛”的畸形思维“语境”下，我们的未来将不可想象！ 总之，专家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两个“富问题”严格区分，并加以正确引导，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个人人崇富、人人追富、人人尚富的“待富思维”，这才是我们应该倡导和推崇的。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九问：寸心不端何济苍苍？ 这是明朝户部尚书刘戬亮写的诗句。 从这首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刘尚书”作为一名国家“高级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准则和政治价值取向。这与我们当下倡导的“三个代表”理论和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某种角度上的重合。在他看来，“鞠躬尽瘁”、“为政清廉”正是当政者的“为政准则”。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寸心端不愧苍苍”这一句诗演化为“寸心不端何济苍苍？” 在一个世风淳朴、政治清明的历史时期，“为政清廉”正是代表了一种自古以来为官执政者的政治价值取向。 孔子早就说过：“政者，正也。”一个“正”字，就充分阐释了一个为人为官当政的处世准则，在“正大光明”的巨大牌匾下，一个大大的“正”字闪烁着“人格”与“官格”的道德光辉。 “寸心不端何济苍苍？” 这就提醒一些为政者在其位时常扪心自问，并时时刻刻、事事物物“三省吾身”。 我们认为，这位“刘尚书”写出这句诗，其核心意义就是要强调自己的“寸心”之“端”。 我们认为，“端”，是一种社会责任；“端”，更是一种人格自律；更是一种人性道德操守的自我矫正。 而在当今时代，我们大力倡导“为政清廉”，应当赋予其新时代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为政者个人要做到“为政清廉”，成为人民群众拥戴、信任、嘉许的公仆，必须从思想道德素质方向“自我修行”。我们认为，这种“自我修行”，实际上就是人们常提及的自省、自重、自警、自砺的处事准则，是慎独、慎微、慎思、慎行、慎欲的道德操守。 尤其要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民公仆”要怀“方寸‘端’心”，为人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光明正大；在其位，要“在其职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更要崇尚公平正义，倡导公道正派，践行诚实守信等等。 总之，要以百姓民生之“需”，来“端”已寸心，“端”已德行。 这是一个求盛民族与时俱进的时代呼唤，这更是一个图强之邦对民强国富的民生呼唤。这与当下一些“父母官”一边食民俸禄，一边榨民油血，以自己肖小之隅“不端之心”揣度普天之世，把个人贪欲凌驾于人民头上。殊不知，无论手中权柄有多少，这都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父母官必须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负责，把自己的言行德责自觉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寸心不端何济苍苍？” 这是一句简单平凡的古代“诗句”，更是一句震聋发馈的“座右铭”。 时至今日，听来仍然铿锵有力，也就是说，它已成为跨越时空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为官真理”。 我们认为，这才是今天的当政者为人、为官、为政理当把握的精髓之处。 如若你的“不端之心”不能“济苍苍”，那么，你就趁早“土豆子搬家——挪地儿。” 第十五章 “黑金”经济下的煤焦问政 十问：煤老板是山西经济的救星还是克星？ 煤老板因山西而得财，“山西”因煤老板而扬名。 在一些外省人眼中，中部无名小省山西不仅拥有中国“煤海”之美誉，还是一个“久负盛名”的“煤老板之乡”。 是啊，一个人口只有3400万的贫困小省，竟然产生了一大批拥有“亿”级财富的煤老板。难怪曾有人把“煤老板”称为继煤炭、老陈醋和汾酒之后的第四大“山西特产”。 对此，就有人发问，说山西富豪多起来，山西经济是不是就“水涨船高”了呢？ 答案显然不是。 要强调的是，我们作出如此结论，是基于煤老板对山西经济现实作用和山西的人文思潮、精神意识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来考量的。 我们知道，山西省虽然是“煤炭大省”，但也不是每个县或市都产煤。而要想形成山西经济的整体“带动效应”，单靠区区少数几个有钱人，是无法对其产生积极作用的。 从目前资料，我们知道，山西省有3400万人口，其中能成为煤炭富豪的，如九牛之一毛，加上煤炭富豪的家属等直接受惠于之的人口，最多也就是如“九牛二毛”。总之，这只能算是山西省总人口的零头的零头。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些有钱的煤炭富豪“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白了就是人在山西挣钱，却跑到省外消费，从而导致了山西大量资金被转移。 有权威媒体曾经报道，山西煤炭富豪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购置房地产，每年转移资金不下百亿元人民币，连同其它渠道，估计这部分人每年要向山西省外转移资金数千亿元人民币。 而同时，煤老板对山西煤炭资源的破坏和对山西人民生活环境的污染反而成了对山西经济最“现实的作用”。对此，曾有山西人这样评价这些煤老板：“资源浪费和破坏，是侵占未来的利益，是自断后路，也是抢子孙后代的饭，或者说是断子孙后代的路。”也有专家指出，如今，山西早已是不折不扣的污染大省，环境污染给山西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造成极大地痛苦和伤害，同时也束缚了山西经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再分析一下“煤老板现象”对山西的人文思潮、精神意识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煤老板奢侈消费与山西百姓的穷困形成对比。 当煤老板在省外挥金如土时，他的身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大量的山西普通百姓还在遭受着病痛贫穷的折磨。 而挖煤导致的生态破坏，如在耕地减收甚至绝收的情况下，医疗费用逐步增加，导致当地群众的生活成本大大增加，群众在收入减少的同时负担加重，等等。 如此现实的穷富阶层两极分化，严重削弱了群众生活的信心。 其次，煤老板的“低学历”、“非正常”式的暴富“实践”与当今社会崇尚的学习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煤老板的文化程度之低，这是人尽皆知的。而煤老板们一夜暴富的传奇神话，则让人大跌眼镜。这一切都说明，煤老板在山西煤炭经济环境下的低学历暴富“实践”，实在与当今社会倡导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世界观、财富观格格不入。 高学历人才，几乎不可能，至少是很难成为煤炭富豪，因为这些高学历人才一般不具备走在“煤之道”的个人条件。 还有，煤老板的发家史总是与地方官员的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些地方，官煤勾结、“黑金”现象盛行，这也让多少无辜的山西人在“道德考卷”和“省籍形象力”方面得了个“不及格”，从而劣化了山西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 在当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每次发生矿难，几乎都是这种官商勾结利益网络的一次“大起底”。这个残酷的现实自然与山西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山西富豪多起来，山西经济是不是就‘水涨船高’了呢”这个问题进行否定回答。 至此，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煤老板是山西经济的救星还是克星”这个问题进行悲观地回答。 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重压下的“治庸”逻辑 “坑下‘轰隆’一声响，地面倒下一大片。” 这是山西煤炭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先是矿难频发，接着在上级“问责风暴”的劲吹下，最后是被“一捋到底”的相关官员纷纷倒下。这就好比“雷声过后暴雨到”这条铁定的“自然规律”一样。难怪有人曾发出“晋官难当”奈何感言。 是啊，在山西为民难，在山西做官更难。甚至有人说，在今天，近在地面的山西父母官所承受的“官场压力”，要远大于挖煤工人所面临的“职业压力”。 事实上，在这里，这个官民同受的“压力”之源共同指向就是遍布当地产煤山区的“煤矿坑下生产安全”。 这在一些地方把“GDP”奉为仕途升迁的“政绩”的大背景下，煤矿生产安全问题的“政治功能”似乎比“GDP”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几年来，中央乃至山西针对地方官员在煤矿安全生产上的各种“问责”一直未曾停止。而在基层，这种“问责”则让地方官员颇感胆寒，用山西某产煤大市的一位干部说的话就是自己“每天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安全方面压力太大了，在一些地方，官员都不想分管这项工作。” 山西一位产煤山区的小县县长甚至说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 事实上，在山西，各种形式的“排查”和涉及煤炭行业各领域的“专项整治”有时几乎可以说是“连续不断”。 据了解，在一些地方正强行推行“问责前置”，大意就是就算没发生事故，但是如果查出有隐患，一样要处理。 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从“金三角”治毒看山西“治煤” 山西产煤，山西人祖祖辈辈靠挖煤为生，但现在摆在山西人面前的现实是：一方面是矿难频发，矿毁人亡；一方面是政府彻底禁煤，使得山西矿工人亡家毁，生活无着。 这难免让人想起流传在山西矿工中间那句“人固有一死，要么被（坑下的石头）砸死，要么被饿死”的辛酸“流行语”。 在他们看来，煤矿今天“出事”，明天清理现场，后天就有矿工扛着煤镐走到坑下“继续上班”去为死者“继承遗志”。在当地，人们对这种“矿难天天有，事故日日发”的生活已司空见惯。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识和气魄”，所以就了这厢事故后矿工家属的呼天喊地的哭泣，那厢就有人义无反顾地奔赴煤矿的场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去煤矿挖煤，纵使面临的是“九死一生”，但其结果总是“九死”中还有“一生”的可能性。 “但如果政府彻底禁煤，就意味着把这些祖祖辈辈靠煤吃饭的山西人的饭碗砸掉，没了活路”一位当地老矿工无奈地说。 是啊，禁煤，并非一“禁”了之这么简单。 专家也认为，山西“治煤”，绝对不能一禁了之，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面临着一个复杂而残酷的现实。 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倚赖，所以煤炭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由此让人想到举世闻名的“金三角”治毒。 “金三角（Golden triangle）”是指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因这一地区盛产鸦片等毒品，使这里一度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源头产地，从而使得“金三角”闻名于世。 国际社会认为，“金三角”禁毒，势在必行，但又不能一禁了之，科学的治理方法是，在“堵”的同时，还要注重“疏”。其中，最主要的是考虑到当地“后毒品经济”的社会发展，要寻找新型经济发展着力点，核心是以此为生的当地百姓的生活不受“金三角”禁毒影响。 据了解，近几年来，包括中国国家禁毒委员在内的国际社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如在当地种植区大力推进以经济民生作物替代罂粟为核心的“除源工作”。 为此，中国政府已累计投资近五亿元人民币帮助缅甸、老挝开展罂粟替代发展，还为禁种烟民提供了大量粮食和药品援助，帮助他们改种甘蔗、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当地种烟民的生计困难。 如今，国际社会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改善移民生活就是最好的“禁毒”。 有媒体报道说，为了促进当地经济，政府又提出要全面开发佤邦旅游产业的思路。比如在佤邦第二特区政府有效实施了禁毒承诺的前提下，引入国际投资，依托“金三角”100多年的鸦片史、战争史，以“金三角探秘”为切入点，积极发展旅游经济。 在这一思路下，他们提出佤邦旅游做到独特性和唯一性，就需要系统整合金三角毒品历史、毒枭争霸历史、丛林战争三大元素，充分展示原生态的罂粟种植，鸦片与海洛因提炼，生产过程与吸食过程，罂粟等非毒品功能与文化，毒品贩运等独具特色的内容，故事化演绎毒枭争霸的战争场景，合理整合民俗文化的表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真正“概念化”的“金三角旅游区”。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当然不是把山西“禁煤”工作与“金三角”治毒相提并论。但这种政府与地方联手，因地制宜、科学现实的“治毒”态度和思路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比如，在山西文化旅游中引入山西煤炭开采史元素，建设“中国能源（煤炭）地质博物馆”、“中国煤矿生态博物馆”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难旋涡成就官场“百慕大” 时间进入2005年。 这一年，在当地各种政府文件里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有人把2005年称为山西的“问责年”。 记得还是这一年开始，山西产煤区坑下矿难事故频频发生，受此影响，诸多地方官员因此相继被“问”倒在地。据了解，在几年来，山西因煤矿安全问题而在问责风暴中被“问”倒在地的地方官员多达近百人。于是，“晋官难当”的传言由此而起。 一块深埋地下的黑煤，竟然决定着地面煤官的仕途官运，这似乎是山西煤政经济社会的基本“标志特征”。 山西大同市政府一位公务员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细究起来，引发这场影响官员仕途前程的问责风暴源头对山西人来说，正是煤炭生产过程中早已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矿难。 我们在此不妨以“煤炭大市”临汾为例。 临汾的传统支柱产业是煤、焦、铁，在矿业秩序混乱时，当地大规模的采掘所留下的隐患非常多，所以出现事故的“概率”就要高于其它地方。所以，相对来说，在这里为官的“风险系数”就要大。 至此，面对地方官因安全事故被“问”倒在地的现实，人们开始更多地理性思考：难道煤炭生产与安全事故真的是一对无法拆分的“孪生兄弟”吗？ 有人说，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倚赖，所以说，山西煤，还是要挖，这是必须的。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 “从事情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某些领导‘运气’不好，但应该说是某些领导工作失职才导致这种悲剧式结局。”山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分析认为。 这位专家一语中的。从历次煤矿事故发生原因分析，关于“管理缺位”，“措施不当”，“意识不强”等诸多事故之“果”共同指向“人为”之“因”。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一个规律：矿难频发，地方官难辞其咎。 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铁心“治庸” 有这么一个故事： 河北某县赵氏家族的赵温考取了举人，另一严氏家族的严必开眼热，就想让儿子老三也去考，可老三对此不感兴趣。 他问教书先生王仁：“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 王仁回答：“（若你）中举之后，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可以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就有人开锣喝道。” 做官，就是为自己聚钱敛财，从而发家致富；再就是可以抖官老爷的威风，欺压百姓。 今天，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以及人生价值观的嬗变，这些“中了举人”的父母官，已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而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时代诉求，更是他们对人民大众的“庄严承诺”。然而，令人寒心的是，这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在一些地方干部心中却轻如鸿毛。 但一块黑黑的煤，既可成为这些地方干部向世人炫耀的“政绩”，也可成为他们人生事业的“坟墓”。 对此，有人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它简直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把许多地方煤官吞噬，成为了山西官场的“百慕大”。 2007年，一个对临汾来说是意义非同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山西官场的“百慕大”效应在这里得到“完美演绎”，临汾先后成为一批官员“落马”的“滑铁卢”。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问责狂飙”中，这座城市的官员们都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揪心煎熬”。 这其中，有的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之便利，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等手段为自己牟取巨额私利，也有的在管理煤炭领域的资源整合、关闭和保留煤矿等过程中收受贿赂。 这些以一己之利去慷国家之慨的行为的“父母官”此时此刻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声鹤唳。更重要的是，地方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与执政能力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严峻的“考验”！ 如今，摆在临汾人民面前的是一大串“问题”：腐败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发展问题。 “问问”之音声声急，“题题”之难切切迫。 首先就是要涤荡官场的这股“庸风”，就是要让一些只能“滥竽充数”不能真抓实干的“东郭先生”呆不下去，让一些“一问说能行，二问说没法，三问不说话”的庸官销声匿迹。 “现在在临汾为官实属不易，清廉是根本，工作作风还得过硬。”临汾某官员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执政者旗帜鲜明地开展这场“运动”，这不仅仅是对我们30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其他有为官员最大的保护。 在许多人看来，政府部门倡导的“深入开展煤焦领域的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的“运动”，正成为临汾市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而打造一支廉洁、高效、务实的干部队伍，正是临汾“突围”的根本之策。 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煤政风云下的“问责风暴” 与“雷曼破产”为标志的华尔街金融风暴相比，发生在山西临汾的“9·8”襄汾溃坝事故等引发的山西问责风暴同样令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震撼，它同样影响和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和生活。 据媒体报道，发生在襄汾县的这次特大溃坝事故，致使276人死难。 黯然消失的数百条鲜活生命留下了各自不同的多舛命途，聚成了一组触目惊心的“罗马数字”，它与死伤人员家属呼天抢地的揪心哀号，共同汇集成了一声共同的悲情呼唤：问责！问责！ 首先是山西省检察机关对襄汾溃坝事故负有责任的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董事长、矿业公司选矿厂厂长、副厂长等5人，以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当地公检机关批捕。另有7名犯罪嫌疑人仍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紧接着，是一批与本案相关的涉嫌渎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检察机关立案提堂，送进了“班房”，据了解，就有22名之多。 至此，有人似乎以为这场“问责风暴”应该“顺利收尾”。但万万没想到，一场更为激烈的“问责狂飙”以万钧之力扫向山西高层。于是，“有的被免，有的被撤，有的被抓”。 对在山西为官者而言，世间可以回答的“问题”有千千万万，但唯独无法“回答”“行政问责”这一“问”，以致这一“问”成为好多人仕途迈不过去的“坎”。 有业界人士认为，随着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官场问责将会更为严厉。“问责制”的出现，让官员不仅掌握了权力，同时也面临着被“问”倒在地的风险。 所谓“人民公仆”最大的职能就是对一方百姓负“民生责”。其最大的工作就是“抓住不落实的事，倒查不落实的人，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不落实的事”。如果这些为官者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按照既定的程序把他们“问”倒在地，或者“问倒下课”。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常把“行政问责制”等同理解为“引咎辞职”，其实二者从本质意义上来讲还是稍有区别的。 有关资料的解释是这样的： “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责”分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类，只有这二者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对被“问”对象形成有效绝对的制约。 “引咎辞职”，是指政治官员（指政治选举和政治任命的官员）而非一般文职人员的一种自责行为。 所谓自责，是指政治官员对其履职情况和其言行进行自我评价，认为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或言行违背民意，而自我发动的“责任追究”。 自责的方式通常有道歉和引咎辞职两种。 道歉是政治官员就自己不良的履职情况或言行公开地向公众道歉，争取公众的宽恕；引咎辞职是自责的最严厉形式，政治官员的不称职行为或严重违背民意的行为，通过道歉也难以取得公众的谅解，只有提出辞职。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按规定，要求官员引咎辞职，应当有一套明确而科学系统的制度化规范，未来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起码要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 这就是说，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 第一种情况是，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还有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第三种情况是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责和引咎辞职仅仅是一种手段，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治”，也就是通过对事故后的问责起到警醒和预防的作用。但专家认为更应该关注事故的“防”，也就是真正从过程上、根源上预防事故的发生，而不是通过事故产生结果后的“问责”方式来“预防”。 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煤炭大省的矿难重负与治理之困 煤炭储量丰富曾是山西人的骄傲，但是，这一行业的安全和经济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同时也让山西人感受到了空前的舆论声讨和道德价值观的压力。 这个压力不仅仅来自于中国处于整个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还来自山西处于整个中国经济产业链的中的“低端的低端”。 “低端”的位置总是让人有“老末”的“心理过节”。 “低端”的感觉更让人看到煤炭大省的矿难重负。 事实上，长期以来，这种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让山西伤痕累累。 而山西在“一煤独大”思维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尴尬遭遇，着实让山西人始料不及。 但这一切谁又能料到？ 时至今日，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扼制矿难”竟然成为山西煤炭经济生活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沉重的“发展命题”。 长期以来，山西煤炭业在“生产挂帅”、“生产压倒一切”的思想引导下，形成“唯生产论”呈“一边倒”的形势，这种“只顾低头拉车”的“唯拉车论”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山西整体经济呈“结构性倾斜”。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挖煤造成的生态欠帐问题日益严重。有人说，我们“头顶上没了蓝，天脚底下少了碧水”，看来，要实现“碧水蓝天”宏伟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资料显示，山西每挖1吨煤就要损耗2.48吨的水资源。照此计算，每年挖5亿吨煤，约使12亿立方的水资源受到破坏。在今天，山西省城太原市的地下水水位已到千米以下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当地一些矿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由于过度采煤，曾经山清水秀之地满目疮痍，河道干涸，林木枯死，山体开裂。 如今，这种经济“发展代价病”在山西遍地都是。 有资料显示，目前，当地严重地质灾害的区域达2940平方公里以上，每年新增加的沉陷区面积约94平方公里。同时，采煤生产对地表植被、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影响，导致矿区水土流失和生态衰退问题严重。 当然，山西之煤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人说，今天的“山西”尚能指望煤，那么，“后‘山西’”咋办？“后‘后山西’”咋办？ 对此，有识之士无不忧虑：山西走了一条与市场经济背向的发展道路，走入了“资源魔咒”——一个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将不能带给这个国家和地区“好运”。用非洲人的话说就是：“上帝在赐给一个地方丰富的资源的同时也附带上了一个咒语，它将诅咒这个地方的人得不到好运。” 放眼世界，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任何依据，国际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腐败、冲突、新生儿死亡率和扫盲率方面，资源拥有国要比那些资源匮乏的国家差得多。而在非洲，刚果、苏丹、安哥拉等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走向衰败。 专家认为，山西如果要彻底地进行结构调整，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至少需要相同的时间甚至更长。当然，这还是在“手段得当”、“方法得当”和“措施得当”的前提下。 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 也许有人说，山西转型需要时间，需要空间。可就山西的现实来看，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对解决山西问题的“法码权重”和“性质权重”在论资排序上就要倒过来：首先是“空间”，然后排后的才是“时间”。 我们在这里把山西转型的“空间”放在首要位置，是基于它本身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状态”，在这一层面上，有经济问题，有体制问题，更有与之有重大关联的“吏治问题”。所以，对今天的山西来说，狭小的“转型空间”似乎要比“明日复明日”式“时间”的“重要度”还重要上几个量级。 我们就说“吏治问题”吧，记得前文中曾有一句话：“地下‘轰隆’一声响，地上倒下一大片。”于是，有人就会问，山西有情况，换将是良策？ 山西省社科院一位学者认为，“更迭官员”只是一种“事后警戒”，不是“良方”。 记得有一些地方官曾在私下窃议，说在山西为官，长期以来一直被外界称之为坐在“火山口”上，而主管安全生产的官员则被称为“在鸡蛋上跳舞”。这真是应了山西目前一种现实：问责风暴愈刮愈烈，山西政界“树欲静而风不止”。 仔细分析，过去几年里，在山西省范围内被“行政问责”的多是地方主政官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9月8日，山西临汾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溃坝，由此“成全”了山西地方政界在三年内，“限时速换”四任省长的“完美传奇”，这在共和国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但是无论如何，山西省的“高层更迭”，事发地官员的重新任免消息频频，这是山西政坛当前的一个现实。对此，有外界这样评述，说这样“频繁”的人事更迭似乎对山西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的“持续性”势必会产生一些影响。 也有人评论认为，山西作为煤矿大省，尽管中央行政问责“戒尺”更严，但如不采取“釜底抽薪”式的“对症下药”，而期待从“风暴”走向“常态”，那么，安全问题恐怕会与我们善良的愿望所违。 今天，当我们心存一切美好希望，并且把这种希望朝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时，我们真切希望能看到一个摆脱矿难重负后，面向未来昂首阔步的“煤炭大省”。 我们真切希望能看到一个整体迈进政治清明与社会和谐的经济大省。 第十七章 欺贫与仇富：贫富阶层的和谐博弈 他们很有钱，但我们鄙视他们！ 1981年12月4日这天，正好是当地民间婚丧嫁娶的“黄道吉日”。 这天，青源山山脚下，在新安煤矿上班的矿工发现，原来每天早上8点准时守在矿井口的李矿长这时却没了踪影。 原来，这天正好是新安煤矿邻近的东山煤矿的王老板的儿子娶亲。 整个汾源山区大大小小100多座煤矿的煤老板不约而同地都来贺喜，而当地工人则照常上班。 有道是，“穷人社会人踩人，富人社会人捧人”。在当地的一些产煤矿区，事实上已形成了以当地煤老板们为代表的“富人阶层”和以矿工为代表的“贫困阶层”。这些煤老板们在组织生产、销售市场和货品调运等方面互相“通气”、互相帮扶。久而久之，这种在生产资源配置和市场信息方面的互利共享的基础上就结形成了一个“潜规则”式的“煤老板联盟”。 而与这样一个财富阶层崛起相伴的是，其周围百姓大众生活越来越贫穷。 有了贫富差距，“仇富”的种子必会生根发芽。 而贫富阶层的极端对立，将会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负面的影响。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我们国家有数位富豪倒在血泊中： 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 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正在不断地拉大，由此滋生的草根“杀富泄恨”事件接二连三地在一些富人身上轮番上演。 年收入不足两千元的贫困者，与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亿万富翁共处于一片蓝天下，这就是当地产煤区众生相面对的现实。这也许就是当下“中国式”的“贫富现状”吧。 针对当前社会贫富差距已经过大的情况，有人认为，当前民间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现象已成为我国继续推进改革伟业的“绊脚石”。 至此，有专家指出，在我国当前的贫富收入差距已经接近了国际上认定的贫富冲突的“警戒线”。这时，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危及社会稳定，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甚至趋于平均化的社会，难道就代表一个分配合理和进步的社会吗？ 可以肯定，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居民，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恐怕无人真正愿意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而回到当初普遍贫困的年代去。 事实上，在今天，在全社会形成的“全民奔富、全民思富、全民追富”现象，已成为当前国人与时俱进的本能追求。而面对社会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现象，在对待以煤老板为代表的富人阶层，矿工群体的心态是异常复杂和矛盾的。 在胜利村旁边的一座煤矿，曾发生这样一件事：说这个煤老板在外省花了近五百万买回来一辆豪华车，他原本想开回煤矿在工人面前炫耀一番，结果在进山路上掉入数百米山沟中，造成车毁人亡。 车毁了，还可以再买，人死了，就没法再活过来了。 如今，他们的煤老板不在了，煤矿也就不存在，而煤矿没有了，那么还要工人干啥？ 后来老板家属急忙出大钱找工人帮忙抬车抬人，结果工人一听说自己的老板遇难，便四散出走，一躲了之。 第十七章 欺贫与仇富：贫富阶层的和谐博弈 患贫不安与患寡不均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这是摘自《论语·季氏》中的一句话。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其中最易被大众认可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家庭、国家的领导者，不怕财物少而只怕分配不均匀，不怕贫穷而只怕不安宁不稳定。 为什么这样呢？ 其原因就是：由于分配均匀就不会有人怨恨贫穷，和气融融就不会显得物资匮乏，安宁稳定就没有家破国亡的危险。可见，如果社会分配不均，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富人和穷人，就会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现象。 如今，“贫富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上民间热议的焦点。 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演绎了一幕又一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无不是在“均贫富”的政治呼声中交替更迭。 历朝历代的民主思想者为之呼吁、为之呐喊，仁人志士们都把“均贫富”的美好理想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孔老夫子当年曾关注的“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依然伴随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有人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首先是政策均衡性问题。“政策均衡”的反面就是“不均衡”，而“不均衡”的政策必定是有“漏洞”的政策，比如当下一些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收入，或者腐败性收入，这实质就是让这部分人钻了政策的空子。 其次，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诸多不利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说的，比如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税赋政策调整等。 再次，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与“反平衡”此消彼长、角力博弈的过程，如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和“政治性”发展差别（如“行政中心城市”与“非行政中心城市”的“差别性发展待遇”），等等。 最后，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地方各级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收，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保障其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等。 今天，当我们把当前这种“贫富差距现象”还原为经济问题时，却发现我国资产千万以上的富翁已达345万多人，这其中有亿万富翁1万多人，百万富翁人群更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法则”日益明显，也就是说，80%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到了20%的富人手中。也就是说，“均贫富”依然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国计民生重大的问题。 至此，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把当前社会存在“贫富差距”现象从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 就山西经济现状来看，社会不满的焦点就是像煤老板这样的富人拿得太多，像煤矿工人这样的穷人拿得太少。 专家分析认为，这说明问题根源还是出在煤老板与工人两个群体的收入无法合理地在“初次分配”环节取得平衡。 由此看来，公平合理地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应该就是熨平贫富鸿沟的“绿色拉链”。 显然，政府应该把“公贫富”的思维重点放到初次分配环节。同时，为了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就应该“立法制律”，通过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来保证“社会公平”。 第十七章 欺贫与仇富：贫富阶层的和谐博弈 社会资源失衡必定导致社会秩序失衡 社会资源失衡，是指在各种社会因素互相作用和影响下导致整体不平衡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存在，是不利社会和谐发展的。 有人说，社会资源失衡是一种“病”，是一种社会“病症”。这种“病症”的出现，会让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迅速从健康走向死亡。 从目前来看，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不均），地区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不协调等，都可以导致社会资源失衡。 社会资源失衡的危害非常大，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的影响更是致命的。 首先，社会资源失衡容易导致“喝汤的忌妒吃肉的”的现象发生。由于人们取得社会资源的不同，导致民众生活“旱涝不均”，进而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性”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其次，社会资源失衡容易导致生产资源配置无序，出现开车的“一抓一把”，修车的“一把抓一”的局面。这就是说，生产资源配置无序会使得社会生产要素组织难以“有效统筹”，从而影响了生产力的稳步提高。 第三，社会资源失衡还容易导致生产关系要素在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调节失效”。 这里所讲的“全过程”就是指，在生产关系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所发生的“调节失效”，这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混乱无序，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而造成社会资源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地区发展方向出现偏差。 我们知道，拥有社会资源配置权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由于地方主政者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思路和理念上发生了偏差，比如一些地方主政官在发展思路上，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为中心。 这样就会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局限于一个区区“项目经理”，其最终导致的发展结果是“偏”之又“偏”。 第二种，社会各阶层自身社会权益诉求的“天然”不平等。 “权益”的失衡必然导致“权利”的失衡，而权利的失衡必然导致对话权利的失衡。 比如，在当地一些煤矿，煤炭生产的组织者和煤矿生产产品或者生产成果的支配者，都只能是煤老板。 对矿工和煤老板来说，一个是“马仔”，一个是“老板”，这种由权利的失衡导致对话地位的不平等，就能说明问题。因为煤矿工人与煤老板的“对话地位”的丧失，所以煤矿工与煤老板的“对话”基础地位也就会一同丧失。这也就是说，煤矿工人已没有和煤老板“谈判”的“地位”，甚至连和煤老板“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权利失衡最终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形成了以煤老板为代表的富人强势群体和以贫穷矿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两大社会集团，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性失衡”，由此导致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向畸形病态社会的“合理进化”。 我们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中，阻止权利失衡必须要用国家强制力来规范，这样才不会导致社会资源失衡。这里所讲的“国家强制力”，就是通过运用平衡法律关系的法律框架来理性、科学、务实的推进社会管理。 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强调采用“杀富济贫”、“杀富安贫”等非理性过激行为。 我们认为，一个对富人的权利理直气壮地给予保护的社会，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这样，在以上这个“保护”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两个阶层间的“高水平均衡”。 社会各方利益能够达到的这种“动态均衡”，是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没有这种博弈，没有对这种博弈的制度化保障，利益均衡是不可能出现的。 第十八章 贫富不相安，谁之悲哀？ “黑金”社会里的“成熟”的子民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山西的人均GDP排在全国25名以后，可山西的世界顶级豪华车却排在全国的前列。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有媒体曾这样说，当煤老板们在北京一次购买一栋房子并且“一把清”的时候，他所在的家乡却每年都要发生数起煤难，使成百上千的矿工成为坑下冤魂。 而成就煤老板们的财富“梦想”的，就是一种在当前煤政机制和市场条件下严重错位下的“黑金”经济环境。 这与数理化公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道理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每生产1吨煤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就能为煤老板们赚来数百元纯利润时，他们拥有的财富大厦会何等雄伟！ 至此，当地煤政经济生活中的“黑金”现象开始悄悄浮出水面，从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我们在关注“黑金”现象的同时，首先还得认识这种现象的另一种版本：“官商勾结”。 有专家说，官商勾结自古有之，它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者心中，再没有比“官商勾结”这种形式和手段更容易积累财富的了。在一些产煤区，这种“官商勾结”的“乳名”又叫“官煤勾结”。 “长期以来，我国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大多数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偿划拨给煤炭生产部门开采。如今，虽然现在矿产资源实行有偿使用，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先开采后交费’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降低了进入开采业的‘入行’门槛。” 一位长期研究山西经济现象的专家说。 于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煤老板们在这个“低成本洼地”里完成了“速成致富”，就有了实现自己“高收入”发财梦想的可能。 这意味着，谁拥有资源，谁就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有了钱，事业就要有更大的发展，自己的小煤矿就要有个“名份”，于是煤老板们都会想法设法取得证照，而这时手中掌握相关权力的地方官员必然成为他们“寻租”的对象。 果不其然，煤老板烧的这一炷“香”还真“显灵”了。 也许是“天规仙律”的“法力”太弱，于是这些难耐寂寞的“神仙”，开始下界“思凡”了？ 在当地，这些下界“思凡”的不是神，而是我们的“父母官”。 由于相关监督缺位或监督不到位，一些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员得财后违心违德地对煤老板们言听计从，把党和政府给予的权力“私有化”了。 从对矿难频发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我们似乎不难得到答案：许多煤矿矿主之所以敢于违规经营，不顾安全地超负荷生产，乃是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地方官员在暗中支持。 在当地，这些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矿主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不少政府官员甚至直接在煤矿拥有股份。 有了官员撑腰，煤老板就有了恃富欺世的戾气。 于是，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他们不惜牺牲矿工的生命，也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 在具体经济生活中，“官”、“商”二者“各取所需”，“权”、“钱”二者“互通有无”，这就是所谓的“黑金效应”。“黑金效应”的明显表现，就是煤炭财富与政府行政资源的“互补联姻”，由此导致煤老板在生产过程中铤而走险，恣意妄为。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他们对于煤老板的违规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的还为煤老板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公然姑息、纵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不法者的“事实帮凶”。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国家在行业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与漏洞，正是“官煤勾结”的滋生之源。 事实证明，“官煤勾结”的情况的“自然”出现，必然为“黑金经济现象”的“客观成型”提供了某种“催化作用”。同时，由于“黑金”现象的出现，必定会导致社会中一定范围内的群体组织思维和行为的“整体异化”。这种“整体异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个人或集体的财富欲望得到急剧膨胀和社会价值观的“绝对扭曲与变形”。 一切向钱看，一切向财靠。 人人以钻营投机、巧取豪夺为荣，人人以行特权事、以结交权贵为能，由此引发社会贫富不均、公共道德观沦丧，人生价值观扭曲。 让人揪心，让人郁闷。 当人们对这种“乱世乱象”状态下的“浮世绘”产生了极度的“审丑疲劳”后，就出现了一代“黑金”社会里的“成熟”民众。在当地，老百姓对煤老板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说不上“仇富”，更说不上“忌富”，更多的是一种漠然和麻木。 老百姓对身边这些富人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在具体行事时，大家各行其道。你挖你的，我挖我的，我不“仇”你，你不欺我，脚下的、眼前的煤炭有的是，你挖我也挖，大家一起来，如此“成熟”国民成就了一个“万帮盛世”的社会。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山西式悲哀”。 第十八章 贫富不相安，谁之悲哀？ 悲情审视失衡的社会价值观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30年时间，也许只能算得上是“弹指一挥间”。 而这短短“30年时间”，正是中国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黄金时机”。在这短短30年时间，我们完成了一个苦难民族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时代浪潮中的华丽转身。 今天，当我们满怀喜悦地收获改革开放的成果时，却发现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这就是我们正面临的严峻的社会失衡问题。 专家认为，社会失衡问题核心之一就是“内需问题”。 长期以来，“内需问题”一直牵动中国当政者的神经，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曾让地方各级政府倍感头痛。 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的一直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西方发达国家。专家指出，这种“一‘出’独大”的发展模式，往往就会使得国家经济整体发展始终处于高等级“风险指数”状态下。 至此，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当西方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唇亡齿寒。当内需还没有充分调动时，生产力就会严重过剩，就引发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焦点之一，就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由此波及的是“贫富差距过大”。 短短30年内，中国人民富裕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但另一种现象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社会财富开始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经济学家常说的“二八”效应：就是中国80%的财富被20%的人所掌控，颇令人深思。 与数以亿计财富积累的山西煤老板相比，国企高管的数千万年薪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普通农民的几千块年收入与臣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之一粟”。 社会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各地政府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而施行教育、医疗、住房、国企、税收号称“擎天五柱”的大改革，则正是基于此的考量。 这些问题的焦点之二，就是涉及大众百姓的“大民生”问题。 吃、喝、拉、撒、睡、住、行，民生大众问题事无巨细，都是天大的事。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大众“看病难”，“看病贵”，“买房更难”的“高成本生活”现实，老百姓总是为此而“病不起”、“老不起”、“生不起”、“住不起”。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没人敢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消费。就说“住”的问题吧，动辄上百万元一套的房子，这与老百姓微薄的收入极不相称，如此一来，民众对生活信心指数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的焦点之三，就是坑蒙拐骗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 由于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同、社会身份不同，其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就有所不同。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山西，由于煤炭经营门槛低，行业管理不到位，因而使这里成为煤老板“低成本”创业致富的“理想天地”，由此产生了一批凭借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优势”取得国家煤炭资源而为己谋利的煤老板。 兜里有钱，腰板就直了，行事走世的底气就足了。 我可以私挖煤炭，当然更可以草菅人命，因为我可以通过自身掌握的“避难资源”成功得到社会的“豁免”。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低成本”犯罪现实案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无规则”“游戏样本”，由此折射出现一种失衡的社会价值观。 第十八章 贫富不相安，谁之悲哀？ 叹富不均还是恨天不公？ 追求财富是人的自然本性。 追求平等是人的社会属性需要。 早在几年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出警告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曾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这一呼吁表明，中国在过去20年经济迅速增长所伴生的分配不均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据了解，这个问题也被视为中国决策者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而时至今日，在UNDP公布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持续上升。 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一种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点上财富分配均衡状况的一种“温度指标”。 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 “基尼系数”，又称为“坚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它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它的计算公式为：G=1+∑YiPi-2∑（∑Pi）′Yi 上式中，G代表基尼系数，Yi代表第i组人口总收入占全部人口总收入的比例，Pi代表第i组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Pi）′表示累计到第i组的人口总数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重。 据专家解读，如果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 在这里，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克服了其它方法的不足，所以它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的方法。这一方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据专家分析，如果按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估计的话，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从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分析，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达到0.45，而这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一国潜在社会动乱的“门槛性指标”。 这是“UNDP报告”对当前中国问题作出的最终“终结性”的“定论”。 最后，UNDP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在决策者中间，就如何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并计划在中国各省市开展推介活动。 至此，中国的贫富问题已浮出水面。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叹富不均”还是“恨天不公”，这是个问题“很严重”。 让我们先来看这几个“关键字”：“天下为公”！ 这句话出自《礼记·礼运》。 相关原文是这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天下为公”表现的是一种人人平等、自由美好的政治理想。 在我国历史上，有太多的仁人志士们都曾将“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理想来追求。 还记得孔圣人和他的弟子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这倒也是，他老人家虽然身后地位尊崇，但生前却“寡”。有道是，命里无官，囊中无财，布衣陋巷颠沛流离，心存宏愿难展青云之志。 这就是我们的圣人，“先天下之穷而穷，后天下之富而富”的“孔圣”。 第十八章 贫富不相安，谁之悲哀？ “仇富”，促进社会前进的动力？ 广东深圳，一个豪华酒店楼顶端的旋转餐厅，一位山西煤老板正在给他儿子举办着费用高达千万的豪华婚礼。如果站在餐厅窗前远眺，你会看到高楼林立的香港在大山间静静地露出一角。 而远在千里的山西，在产煤区一个偏僻的贫穷山村，矿工王秋田正为儿子年后两千元的上学学费而愁眉不展。 在王秋田家西头不远处就是给煤老板带来财富的煤矿。 一边是煤老板的极尽奢华，一边是矿工的贫困交加，这一切清晰地勾勒出了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明显“曲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在点中国的“炮”：注意，中国的“贫富之差”快要“越线”了。 纵观今天的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渐加剧，即将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国内各界的共同关注。对此，有关专家进一步指出，假如我们没有处理好与日俱增的贫富之差问题的话，那么，“后果很严重”。 另有学者认为，我们社会大众“不应该有仇富心理”，而是应该追求发展效率，进而适当拉大社会收入差距，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穷人也在富人堆里站起来”。 仔细想来，他这种观点也颇有新意。事实上，追求发展效率，适当拉大收入差距，这也是我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收获的基本经验。但他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今社会上的富人何以被“仇”？而穷人又为何如此“仇富”？ 对此，有人就认为，所谓“仇富”，仅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而“社会不公”才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根”。应当肯定，如果没有平等起点的公正和机会，社会资源仍为富人垄断，则难免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尴尬局面。 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穷人对富人之“仇”，“仇”的是那些通过“绑架公共权力”而进入市场并从中获得高收入，进而成为“有钱人”的人。 如在当地产煤区存在的“官煤勾结”就是一例。这些“煤官”以其自身所掌握的“特殊话语权”为工具，用非正常手段，通过“设租”、“寻租”获得高的收入，从而为自己攫取大量财富。 值得欣慰的是，在今天，中国普通百姓已从不满社会“分配不均”转向“分配不公”。这也象征着社会公众对政治是非的认识和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更趋理性和科学。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人们对富人的“仇富”态度，变成了对社会现象的“仇腐”。也就是说，民众所仇者实非“富”，乃是“社会不公”也。 当然，我们可以肯定这样一条“经济规律”的“事实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在经济因素下产生的收入差距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而事实上，对于那些通过正当劳动、合法经营而成功的“致富者”，日趋“理性成熟”的百姓大众并非没有承受能力。 穷人尚且有“穷性”，我们别无他论。而富人更应该有“富德”：作为富人，你要明白，你的财富取之于社会，作为富人的“社会责任”就会“迫使”你应该用（或者必须用）你的财富回馈于社会，否则，你也许会永远站在社会大众的对立面。 但从另一角度来讲，我们要让富人自觉给穷人“让富”，必须有个“让富”的环境。 专家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在建立一种公平、有序、合理、合法的“和谐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制定法律把富人们的“让富”热情变成实实在在的社会事业。同时，政府还要教育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学会承担富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 由此来看，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玩火”，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将会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阻滞社会的发展。 反之过来，如果我们处理好了“贫富差距”问题，缓和了社会矛盾，达到“贫富和谐”，则会促进社会发展。 总之，当社会上有了“贫富一家亲”，进而在此基础上，把“仇富”之恨化为“崇富”之行，这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 第十九章 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 煤政治经济下的山西社会十大阶层分析 社会要发展，民众要生活。 煤老板开煤矿挣大钱，矿工下煤窑养家糊口。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芸芸众生在各自人生路上行走。 在煤政经济下“水到渠成”，形成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和“圈文化”，维持着一台“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 本节中我们将对煤政治经济下的山西社会各阶层分析： 第一层次：这主要是指那些拥有行政资源的阶层（政府官员层）。 这一层面分三个阶层： 一、“垂直利益”阶层：这是某一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最高层，他们拥有地方行政生活中绝对政策资源和行政权力，如当地行政首长，也叫“一把手”，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支配某个行业或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这个阶层极有可能形成“墙”。 二、“绝对利益”阶层：这是指地方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这些部门不仅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力，而是拥有行业发展方向和政策方针的决策制定权。一句话，就是既可制定行业的“游戏规则”，又是游戏的参与者，说到底是维护行业秩序的“片警”。 三、“相对利益”阶层：这是指地方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力，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通过本身职务权威和政府背景的“权威力”和“影响力”为自己谋得个人利益，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人家说话都带着法哩。”这个阶层极易形成“挡风的”。 第二层次：这一层次主要是指拥有煤炭流通特权阶层（煤老板）。 这一层面又分四个阶层： 一、“粉顶”煤老板：这里我们没有用“红顶”这个词，这是为了有别于历史上的“红顶商人”。 这个阶层是煤老板阶层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一方面与政府关系密切却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热心公益，比如为敬老院送衣送裤，修庙筑路，其形象角色成了现代版的“开明绅士”。当然，他们换来的是政府方面一有“风吹草动”，这些政策信息最先让他们拥有，也就是说，他们是当地“墙”阶层最大的“买家”。 二、“黑顶”煤老板：这个阶层煤老板产业已成一定规模，他们与政府平时不结交，但在关键时候就用钱“开路”。比如上级要“检查验收”，他们就与有关执行主体部门“干脆利索”地一次性“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这种“刀下见菜”式的思维一直主宰着他们的经济生活。这个阶层是“挡风的”最忠实的“客户”。 三、“谢顶”煤老板：这个阶层的煤老板最倒霉。他们拥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以及财富基础，最大的特征是在政府层面“没关系”、“没后门”。一旦遇到“风头”，他们则首当其冲，被罚被抓。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挣不了几个钱，却一年到头在外躲”。这个阶层的“黑色献金”大都流入“挡风的”之腰包。 四、“绝顶”煤老板：严格意义上讲，这个阶层的从业者不能叫“煤老板”，这相当于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在的“自留地”。 山西煤炭多，以至于当地农民在自家灶台下都可以挖出优质煤炭。煤炭挖出后，他们就雇用村民，蚂蚁搬家式地堆放在院子里，这个过程完全不用现代采掘设备，工人手刨肩扛，或牛拉骡驮，是典型的人力施工，还处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这个阶层的“受罚度”指数仅在“谢顶”煤老板以下。 第三层次：这主要是指煤矿工人阶层。 这一层面又分三个阶层： 一、“沾腥带荤”型：这部分工人家在农村，一没文化，二缺财力，但他们与煤老板关系亲近，或与政府官员有亲缘关系。煤老板常常利用这部分人的“政府资源”而另眼相待。如果煤老板在政府层面有棘手的事情要办理，常常让这部分人“走亲戚”摆平。 二、族亲姻缘型阶层：这里说的亲缘关系，一方面是指与煤老板有亲缘关系，另一方面是指与矿内某一生产环节的负责人（如“老头”）有亲缘关系。在具体生产过程中，这部分群体可优先干“活轻钱多”的肥差。作为煤老板的“自己人”，他们都被安插在关键岗位，如坑下记工员、煤场售煤员、设备采购员等。 最明显的是在与矿内某一生产环节的负责人（如“老头”）有亲缘关系时，往往最先被重用的是“老头”的儿子、族侄族孙，如此一来，煤矿上“父子党”、“兄弟帮”就出现了。 三、“力”“益”相关型阶层：我们可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力”是指力气，“益”是指个体利益，这个阶层最大的特点是与煤老板和坑下工头不沾亲带故，没有亲缘影响力，最大的特征是“没权有力”、“没钱有力”。“力气”是这个群体唯一支配的财富，他们凭借自身力气在煤矿上挣钱，然后养家糊口。 第十九章 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 解码山西官场的“黑色”收入 “宁脱官帽，绝不撤资。”这是一些地方煤官被上级要求从煤矿中撤出入股资金后这么私下表态。 官帽与金钱孰轻孰重，他们心里自然明白。一顶“货真价实”的官帽在和撤资与否的博弈中却占了下风，这对他们的“钱”程影响几何？那么，他们的“黑色”收入是如何来的？ 我们不妨把山西官场的“黑色”收入换个“肤色”，姑且叫“灰色收入”，因为提出这个概念，才能从研究社会现象的角度出发，更能准确完整地描述出这一现象的本性和特质。 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要统计一个人的收入状况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这种收入取得的渠道较多，结构组成很复杂。我们提出“解码”山西官场的“黑色”收入，但现实中也只能做一个宏观分析。 地方“官场”的第一种“收入”是指“公职型收入”。这种“收入”的另一种解读就是一些权力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利用政府资源和自身职务影响力偷偷摸摸地经商。 比如这些人尽量利用一些公家的办公条件（如通讯条件、场地占用和官方活动接待渠道等）大谈生意，这样一来，如果生意做成功了，那么钱就会塞进自己腰包。假如生意没有做成，那么一切隐形的开销费用自然在公家，而自己分毫未损。 地方“官场”的第二种“收入”是指“兼职型收入”。官员“兼职”在实际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在一些地方，常常有煤矿聘请“县长兼职顾问”、“乡长兼职矿长”的现象。一些知情人说，这些人一年四季不到矿上“兼职”一天，却按期领取大把大把的“顾问费”、“兼职费”。 地方“官场”的第三种“收入”是“中介型收入”。这主要是指游走在产煤区煤老板间的“挡风的”，这一行从业者大多油嘴滑舌、尖酸刻薄、世故老到，他们常常利用自己政府背景和人脉资源游离于煤老板和政府之间。 他们既不是“中间人”，也不是“经纪人”，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群体存在于当下煤政经济背景下的“事实”。反正这一群体是对煤老板事业“有用”的人，也是一群靠煤老板取得收入的人。 地方“官场”的第四种“收入”是指“馈赠型收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国人馈赠的方式多，对象也多，以前是赠物，后来干脆直接赠钱。众所周知，钱是君子羞于出口的东西，于是有人换了一个“雅名”，统称“红包”，如煤矿开业、周年庆典时给相关领导的“车马费”，一些专职穿梭于检查评比会、研讨会、现场会的领导手中的“会务费”等。 第十九章 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 “负面报道”与“负面作用”的“辩证不统一” 在当地产煤区，突发矿难接连不断，坑下事故频频爆发，以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凡是贴有“山西”标签的“新闻”都会成为全国媒体期刊的“王牌头条”。于是，有人称之为中国媒介环境下的“山西现象”。由此让人联想到在此前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在全国掀起“洛阳纸贵”的效应，着实让山西在全国人民面前真正“火”了一把。 如今，铺天盖地的关于“山西”的“负面报道”，着实让一些山西人私下无不为“山西”蒙羞。 不过，也有人会问：山西为什么负面新闻不断？在这里，人们所说的“负面新闻”，也就是“批评性报道”。用新闻界的“行话”来说，所谓“批评性报道”是“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工作失误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曝光。”而在国内一些媒体上，总会时不时地出现的关于山西的“批评性报道”，这当然会对“山西”产生一些影响。 对此，有人认为，这就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其实，仔细分析这些“负面影响”，不妨换个角度思考问题，认为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比如，媒体对山西洪洞县的“黑砖窑”案进行曝光后，山西各级党政部门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依法依纪查找工作漏洞，千方百计弥补不足，从而进一步改进工作。 据了解，“黑砖窑事件”发生后，山西出动4万多人次警力进行地毯式排查，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非法用工”，近四百人得到解救，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维护。 由此可见，“负面新闻”功不可没。 当然，我们知道，人人都喜欢褒奖之词，没有人欢迎自己被人“揭短”，如果碰上这么一回，谁心里也不舒坦。 对一些地方官员而言，都喜欢自己主政所辖的地方上多出一些“正面新闻”，而对“负面新闻”敬而远之。这种对“负面新闻”的“憎恶”与对“正面新闻”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父母官的虚荣心有关。 其实，我们只要去掉虚荣心和面子，“负面新闻”不失为一种“醒世振纲”的“警醒教材”，不失为一剂治病救命的“苦口良药”。 第十九章 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 以矿难的名义审视“市场失衡”与“政府失灵” 矿难事故接连不断，矿工伤亡怵目惊心。 这是一些地方与疯狂挖煤相伴生的“恶性症候”。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这些发生矿难的煤矿，大多是生产与安全状况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些甚至是国家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关闭的。尽管国家在相关法规制定以及落实方面比以前完善了很多，但在一些地方，非法开采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有人说，这些煤老板之所以仍然顶风违法开采，大多是与地方上包括从拥有行业管理“审批权”到拥有生产安全监督权的各级官员“交”上“朋友”有关。 我们知道，矿难发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但是纵观近年来许多矿难发生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总体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煤炭行业的“市场失衡”，一方面是地方管理的“政府失灵”。 目前来看，“市场失衡”，似乎不难理解。 还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某种条件下，当有利润可图时，资本家就会不惜代价，甚至铤而走险。” 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快速推进，国家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对资源的依赖和需求不断升级，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石油、煤炭等“硬性资源”的市场前景一路看涨。市场的火热，必然带动趋利者如云。 对于煤炭从业者来说，他们想的是如何在煤炭市场上“如愿以偿”。于是，不少惟利是图的煤老板就想起了歪主意，在寻得“保护伞”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违法违规操作，从而导致矿难不断发生。而在同时，由于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备，致使地方上一些职能部门常常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煤老板的“低成本”致富创造了必要条件。 还有，我国农业边际效益几乎为零，甚至是负数，农业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这些为了养家糊口、孩子上学，从全国各地贫穷地区来山西下煤窑的贫困农民，明知挖煤有生命危险，但为生活所迫，仍然义无反顾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煤老板的“零投入”发迹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这就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症状”，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导致了其在社会经济环境下的“角色错位”。这其中最明显特征就是，政府部门本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一个有效、公正的经济市场中的“第三方”执行者。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却成为利益相关方，某些官员打着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招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去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后给社会提供的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公共祸害”。 当市场需要政府部门“强行”干预采掘业时，一些意志薄弱的政府官员自然就成为一些不法煤老板的寻租对象。这些领导收到煤老板的“好处”后，就对煤老板的违法行为暗中支持，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违法行为往往是“无意”放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煤矿曾被关闭后，“风头”一过，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尽快“恢复生产”，理由是这样可为当地经济“多作贡献”。结果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区区“政绩”和一己私利，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些不法经营者得到巨额非法收入，而个别官员得到“鱼饵式”的钱财。 第十九章 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 比“炫富”更可怕的是“媚富” “炫富”是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这个词的意思是在“报复”、“复仇”心态驱使下向社会展示、炫耀自己的财产、财富。我们用今天的时代价值观解读就是指一种在“复仇心态”驱使下产生的“非正常”式的“晒富”行为。 “媚富”一词的意思，有关工具书上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以社会地位、衣冠相貌、钱财多寡取人，进而傍富贱贫，趋利附势的行为。这种人对社会地位和财富超乎寻常地看重，并对和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交往感到羞耻，他谄媚上级，注重表象，瞧不起那些不如自己的人。 总之，我们认为，“炫富”也好，“媚富”也罢，都是当前社会上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但相比之下，“媚富”比“炫富”更可怕。 据媒体报道，几年前，曾有数十位拥有亿万资产的南方某省民营企业老总齐聚清华经管学院，开始接受为期10天的“封闭式脱产学习”。有消息说，这个“培训班”共安排12天课，但其“学费”竟然高达42万元，有人说，这笔“学费”均由当地政府出资。 据了解，当地政府的初衷是把针对该省只有初中以下学历的民营企业家文化程度偏低这一现实，通过统一“培训学习”，达到“把这些人的文化层次提高一步”。对此，有人不禁纳闷，短短12天的培训能让一个人的学识“速成”？ 有道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对于学问知识的追求过程，往往花费的不止是一个甚至是多个“十年寒窗”。 有诗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众所周知，知识是需要天长日久慢慢积累的，而这种所谓的“揠苗助长”式的“培训学习”，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有人说，政府给这些富豪“买单”，更多的是一种“媚富”思维在作崇。 人要媚富失人格，政府媚富则失“政格”。 而政府媚富，主要是用“名”在富人面前“献媚讨乖”。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开始琢磨在市场经济下大搞“创收”，只要出钱，你就能得到心仪已久的“政治名分”，而当地官员对这一做法的初衷和理由更“富丽堂皇”，还其美名曰：“为地方经济作贡献。”在一些地方，就有富人出了钱就能当上了“地方人大代表”，有的甚至当上了“乡长助理”。 专家指出，这实际上是被这些富人的钱财绑架了。对此，也有人认为，这给我们刚刚开始的民主法制建设添加了一定成分的“杂质”。也就是说，这是给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设置了障碍。 我们看到，在国家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全体社会公民都在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去。 而一些地方上的党政主政官不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投入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伟大事业中去，而是千方百计地去迎合着那些所谓的“有钱富人”们“得寸进尺”的个人需求和永无止境的“政治贪欲”。 如此一来，“人格”与“政格”，“均不可得”。 第十九章 能源经济下的非正常思维 “宁不当官决不撤股”昭示煤政之弊 <small>有什么样的逻辑，就有什么样的思维，</small> <small>有什么样的底气，就有什么样的狂言。</small> “宁不当官决不撤股。” 这是一些地方煤官在上级要求从煤老板经营的煤矿中撤出入股资金后的私下表态。 发出如此荒诞的戾气之辞，这实在是让人惆怅之至。 大言不惭， 大耻不羞。 悲夫！悲夫！ 这是一个铁定的“规律”：几乎每一次次矿难，都“几乎”与“官煤勾结”或“权钱交易”脱不了干系。 不是吗？请看，那些昨天还是被上级下令在“停产整顿”的煤矿，今天就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大跃进”。而一些地方官员在利益因素驱使下为煤老板不法行为大开“绿灯”。有的甚至铤而走险为这些人投怀送暖，为这些不法煤老板充当“保护伞”，或者甘当这些人他们非法“大业”的“马前卒”。于是，当“权”与“钱”在一个“非正常”交易环境中双方“各取所需”而顺利“结姻”时，一个矿难频频的灾祸就来了。 对此，一位国家主管部门官员曾这样怒斥：“矿主发财，矿工遇难，政府埋单，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而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些地方“官煤勾结”现象的客观存在在当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一些矿产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当地群众对这种“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的现象看来早已司空见惯。 更有甚者，个别市、县级党员领导干部与当地煤老板整日称兄道弟，这种由“黑金”利益结成的江湖气息十分浓厚，甚至出现一些为曾经的“结义兄弟”而“两肋插刀”的滑稽闹剧，在具体行事时，他们彼此“照应”，双方结成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如一丘之貉，沆瀣一气。 二者“义气”之“真诚”，双方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而面对中央三令五申的撤资令，一些地方煤官竟然口出“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戾气狂言。 这实在让人惆怅，实在让人郁闷。 某些地方“煤官”发出“宁不当官决不撤资”的狂言论调的背后，反映出了在这个“权钱交易”链上，一个既得利益同盟所发出的“共同声音”。同时，也说明发出这一些口吐狂言者心虚胆颤下的垂死挣扎。 财与权，二者最好兼得，因为有财就意味着有了权，有了权，则可以攫取到更多的财，这是那些发出狂言的“煤官”的真情表露。 而既怕丢官，又怕失财，则是他们惶惶心虚的真实心态。 这时，他们只不过是在犹豫不决，徘徊观望，甚至心存侥幸。 要知道他们这种蚍蜉撼大树式的思维幻觉无非是螳臂挡车！ 第二十章 关于山西“煤现象”的限时诘问 遏止矿难：要“当头炮”还是要“马后炮”？ 2009年2月22日凌晨2时，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入井工人436人，其中340人及时升井，井下被困96人。后经调查，此次事故造成77人遇难…… 又是矿难，又是伤亡。 今天，这些新闻的“关注度”在大众视野中已渐渐趋于“关注疲劳”，其新闻的“刺激度”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再“激”起人们的“揪心指数”。 我们知道，水、火、冒顶、瓦斯与煤尘，是危害煤矿安全生产的五大“恶魔”，而这其中瓦斯当然是“主角”。于是，在当地一些产煤山区，总是会有这样的场景：每次坑下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总是伴随着数条地下生命的消亡。 据了解，在当地发生死亡3人以上的煤矿事故中，瓦斯事故的比例接近70%，死亡10人以上的煤矿事故中，瓦斯事故达到90%以上。专家指出，在我国产煤区所发生的煤矿瓦斯事故，不仅发生的频率高，而且数量多。更为可怕的是其产生的危害也大，容易造成群死群伤，对煤矿安全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而严重的负面影响。 有媒体说，就是这家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屯兰煤矿，在此前曾因良好安全生产纪录而被业界广泛好评。然而，这个矿最大的特点是“高瓦斯”，据了解，每分钟有183立方米瓦斯涌出来。据悉，这家煤矿又投巨资，将燃煤锅炉改造成瓦斯锅炉，每年可节约燃煤1万吨。这种变“害”为“宝”的科学发展理念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在业界吸引了不少全国同行不远万里，前来观摩学习。然而，在辉煌的成绩面前，事故总是择机而至。 如今，不约而至的矿难悲剧，还是在这样一个“安全生产模范”的煤矿发生了。 有道是，“‘乌金’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这次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留给我们一些反思： 首先，必要的安全装备，是预防瓦斯爆炸事故的基础和保障。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应积极推广使用“四项通风安全装备”（瓦斯报警仪、便携式瓦检仪、移动式瓦斯抽放泵站、对旅式局部通风机），保证监测监控系统有效覆盖高瓦斯矿井的每个采掘工作面、每一条巷道和硐室。 其次，人的因素则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证明，每次矿难的发生之“果”，总能找到事故发生之主“因”——“人为之故”。每当发生重大矿难，悲愤的人们总是呼吁要依法严厉惩罚失职、渎职者。这是有关部门对当地多起事故发生的原因的“认真总结”：机电管理混乱、现场管理混乱、技术管理混乱……但殊不知，造成如今这一连串的“管理混乱”之果，最终必定会共同指向一个“人为”之因。 其三，相关管理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增强“服务”职能。这就是说，上级管理部门不能只做查处矿难的“消防队”，更应该做预防矿难的“服务员”。对此，有人就形象地称之为“遏止矿难，我们宁要‘当头炮’，而不要‘马后炮’”。 “当头炮”和“马后炮”在中国象棋谱中是两种杀伤力极强的招数，可攻可守，是棋局攻防中的制胜法宝。在现实生活中，“马后炮”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泛指事情发生后的自圆其说，被引申演绎为“事后诸葛亮”。 我们认为，当煤矿发生矿难事故后，有关部门事后的“调查”、“处理”、“警示”、“教育”等“亡羊补牢”式的措施固然必要，但为何没有在事先介入其中，并进行必要的评估和监督？ 总之，煤矿安全是天大的事，只要是可能对矿工业产生影响特别是重大影响的工程和行为，有关部门都应该预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还应该全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 遏止矿难，我们自然得要“当头炮”，而少用“马后炮”！ 第二十章 关于山西“煤现象”的限时诘问 “撤资令”：会不会“三鼓而竭”？ 煤老板办企业，招来一堆“皆为利来”的“官股”。 这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和“官煤勾结”。 为杜绝这类丑恶现象，国务院曾发出了《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 这一“通知”的核心精神是“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从煤矿撤资退股。” 然而，面对国务院“撤资令”规定的“最后期限”，一些地方的相关官员竟在这个“期限”上打起了主意，他们一而再地把这一“期限”“延长”。 据了解，这些地方官员的理由居然是“各地接到清理纠正通知的时间有早有晚，进度也不一。” 这就是典型的“有禁不止”。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官对上级决定更是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正象人们说的那样，他们总是能够“说起理来头头是道，应付上级的办法一套接一套”。 这就是典型的“墙头草，顺风倒”。 这就是典型的“油条佬，‘佬’油条”。 这实在是令人愤怒！ 煤政之弊，由此可见一斑。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两军交战在即，古人尚且明白“一鼓而振，二鼓而衰，三鼓而竭”之理。 我们更应该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一鼓而振”，与那些敢于抗命中央的狂妄者斗争！ 第二十章 关于山西“煤现象”的限时诘问 煤老板：宽容社会生下的“怪胎”？ 矿难事故接连不断，“检查总结”连篇累牍。 从近年来发生的煤矿重特大事故的例子中，人们不难得出“一些煤矿老板的心太黑”的结论。 其中，谎报瞒报煤矿事故的案例数不胜数：在晋西某地，当坑下发生事故时，煤老板不是组织抢救工人，而是卷钱逃逸。由于煤矿相关资料不全，加之矿方有人破坏了调度牌、转移家属，给核定人数工作带来严重困难。而与此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却少之又少，显示出管理部门在这方面能力的无奈和苍白。就算把煤老板抓住，法律也没规定一定要拿煤老板给遇难矿工抵命。于是，愤怒的人们一致定论：煤老板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历的“阵痛”期时而派生出的一种社会“怪胎”！ 提起煤老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山西。 山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有人说，富庶的山西硬是让这些“不肖败家子”拿着钱把山西折腾得“‘山’不成‘山’，‘西’不成‘西’”，结果让山西人守着“金山”当了讨饭的乞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山西煤老板，上天的佑护让他在曾经家徒四壁的小屋里挖出了煤炭，日进斗金，再摇身一变成了富翁。 对山西煤老板本人来说，老娘辛苦怀胎十月，然后把这么一个生命送到世上这个煤窝子里，让他们成为这里的主人，拥有脚下这堆拿出去就能换来金钱的“石头”。 在他们看来，反正资源是国家的，赚的钱是自己的。 这也许应了流传在坊间的那句“小鱼小虾要是发了水财，龙王爷爷也挡不住”的民谚。 是命运？是机遇？没人能说得清。 记得山西一位安监干部说，煤矿事故的发生总是与煤矿在“劳动组织、安全管理严重混乱，再加上有关负责人存在恶劣的瞒报谎报行为”等多因素作用下发生的。于是，一些煤老板甚至在事故发生后，不是赶快在第一时间内采取补救措施，而是赶快毁尸灭迹，仿造现场，还将被困矿工家属转移至邻省。 如此漠视矿工生命尊严，如此公然向国家法律、社会公共道德和政府权威挑战，这实在是让人震惊，实在是让人愤怒！ 当然，煤老板胆敢如此逆天而行，也与身边一些人的献媚纵容和盲目壮胆脱不了干系。 今天，在山西产煤区，煤老板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已销声匿迹。 对此，善良的人们也许天真地认为“天下太平”了。其实，这并非煤老板“自觉守法”经营，而是在山西煤炭整合高压政策的强势作用下，迫于人民群众的正义举报，他们才不敢如此“造次”。 第二十章 关于山西“煤现象”的限时诘问 “杀”了山西煤老板未必能“灭”了矿难 “矿难矿难，无矿不难”。 这是在山西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矿难不分家”式的现实逻辑困境。 近年，山西省启动的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煤炭兼并重组行动，这一政策涉及省内全部所有国有、民营、私人煤炭企业。 用业界人士的话说，“其力度之大，其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 对此，外界有的称之为“晋煤大整合”，有的称之为“晋煤新政”。 而我们在这里所讲的“矿难”的“矿”，正是指那些在山西省煤炭产业的这次重大“变脸”中的共同指向——占当地矿井总数八成以上的由煤老板投资经营的中小煤矿。 2009年，这是山西人生活中极其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山西省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下称“10号文”）下发。 紧接着，有关部门《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相继出台。 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部看似平常的普通地方法规，但它对山西经济发展却有深远的影响和划时代的意义。有人说，“晋煤大整合”是大事，事关山西的明天和未来，其现实作用和深刻意义对山西省政府来讲不言而喻。对此，也有人把这次举世瞩目的“晋煤大整合”称为山西煤炭工业发展路上“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 因为它的出现，山西煤炭经济乾坤得以重新厘定。 因为它的出现，煤老板人生事业命途也许会从此改变。 对山西来讲，煤炭工业就是其经济发展的命脉，而作出决定山西未来和命运的“晋煤大整合”鸿图大略，则向世人昭示着山西省政府志在逆水行舟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勇气。 因此说，山西煤炭兼并重组的强势推进必须是“势在必行”，山西煤炭经济局面的改变必须是“势在必行”！而山西省政府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作出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共同指向的“整合理念”就是“重典治世”。 这时，有人就会问，山西此次推行的“晋煤大整合”，是否意味着“杀”了山西煤老板也能同时“灭”了矿难？ 这个看似简单问题似乎没有简单的答案。 国际国内煤炭生产经验告诉我们，以一般生产规律而言，越是煤炭产业集中度高，工人死亡率就越低。 而山西此次“晋煤大整合”之目的就是一个关键字“整”，而这似乎也暗含了山西当政者施政理念中的某种特殊意义。 山西省政府一位官员表示，“晋煤大整合”的核心就是“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优化经济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灭”了煤老板的同时，也就可以向“灭”矿难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十章 关于山西“煤现象”的限时诘问 瓦斯燃爆：是“偶燃”还是“必燃”？ 多年来，瓦斯一直是令各国政府头疼的引发煤矿事故的“元凶”。 在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伴其左右，在此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煤矿瓦斯爆炸都一直在进行着各种试验研究。 然而到了今天，在开采区预防矿井瓦斯爆炸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瓦斯是一种主要成分为甲烷（Ch4）的有机气体，一遇到火源，会立即燃爆，这是一个客观现象。 在强大的“治瓦”工程面前，人类也许无能为力。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在规避与瓦斯的“正面冲突”方面，我们人类自有无穷无尽的“四两拨千斤”式的智慧“战胜”它。 专家指出，依人类目前的力量，只要坚持“先抽（瓦斯）后采（煤炭）”的原则，就可以大大降低事故的发生。 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而在一些生产管理混乱，安保措施不到位的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绝非简单的“偶燃”，而是事实上的“必燃”！ 说是“必燃”，一方面，主要就是指一些煤矿在预防瓦斯方面的资金投入、安全技术和具体措施等安保工作不到位，安全基础薄弱。这在客观上就导致了瓦斯的“必燃”。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煤炭市场低迷，煤矿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多数急于转型谋生的煤矿在安全投入方面不是很“热心”，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安全给煤炭生产无条件“让路”，由此导致了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欠账太多”。 在这里，“严重不足，欠账太多”是指有的矿井甚至在新采区延深时没有能力开拓回风巷道。这种现象在一些小煤矿尤为常见，一般地，当坑下施工挖掘需要在大巷道上再采掘支巷工作面时，煤老板往往会花钱雇人在地面挖掘一条与坑下煤炭采掘面的巷道相连的通道，这就是“风口”。如果不这么做，在坑下采掘面生产现场很难形成“回风系统”的条件下，一旦与瓦斯相遇，则“必燃”之祸就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生产和“防突”工作之间的矛盾显得非常突出，而实施“防突”技术措施没有足够的抽（排）放瓦斯时间，有的煤矿贯彻“先抽后采”的力度不够，很难实现“抽、掘、采”协调发展。 说是“必燃”，另一方面，由于受市场影响，部分地方煤矿安全意识不强，在具体工作中重生产了轻“防突”，重生产，现象，而不顾突出灾害因素对生产能力的限制而超能力组织生产、突击生产，对安全生产构成重大威胁。 说是“必燃”，政府的安全监管不到位，也是事故发生的诱因之一。 政府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没能尽职履行煤矿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监管“不作为”，正是预防矿井瓦斯爆炸事故发生的关键因素。 如此多的“必燃”，“燃”在一起，瓦斯岂有不“燃”之理？ 第二十章 关于山西“煤现象”的限时诘问 小煤矿给今天的山西带来什么？ 小煤矿是山西煤老板的财富之源。 小煤矿也是名副其实的“山西之痛”。 那么，小煤矿给今天的山西带来什么？这种“山西式的疼痛”主要“痛”在何处？ 首先，小煤矿的无序蔓延，使得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危害附加值”的“危害指数”时时刻刻地“与时俱升”。 山西是中国久负盛名的煤炭大省，涉煤产业是山西经济的“命脉”，而小煤矿的无序发展，则严重地阻碍了山西煤炭产业的宏观开发战略的实现。 我们这里有一组小煤矿对山西煤炭资源破坏程度的“量化资料”：小煤矿资源回采率只有20%左右。这意味着每采1吨煤要破坏和浪费4吨资源，按中小煤矿年产3.5亿吨煤计算，每年要破坏和浪费约14亿吨的宝贵煤炭资源。 同时，小煤矿对山西省的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不可逆转性”地破坏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有专家指出，近30年来，山西全省因粗放采煤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接近4000亿元人民币。于是，我们看到，在小煤矿“遍地开花”的地方，山西人曾经引以自豪的美丽的家园与河山已经变成另一副“山空泉枯”的“愁容”。 其次，小煤矿的发展，使得国家税费资源严重流失，社会收入分配极度悬殊，贫富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大量小煤矿和非法“黑口子”的“合理”地、“事实”地“存在”，使管理部门很难准确掌握全省煤炭生主产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大计。 那么，这个“严重”有多“重”？ 我们从山西省煤炭和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来看，近两年，每年有1.5亿吨左右的“黑煤”逃脱了国家的监管。参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每吨煤近百元的税费负担计算，仅此一项，全省每年流失税费达一百亿元以上。当缴而不缴的钱就是落在煤老板口袋里的“意外之财”。更为可怕的是，一种“不以偷税为耻，反以逃税为荣”的畸形社会价值理念正在煤老板的圈内形成。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笔钱财流入山西煤老板的口袋，更是助长了这个群体“为富不尊、恃富欺世”的“小人得志”式的德性。 一边是他们的花天酒地、暴殄天物，一边是贫穷的矿工仍挣扎在生死线上，从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悬殊，贫富阶层严重对立。 其三，小煤矿乱挖滥采，导致了一次死伤数百人“量级”的重大矿难频发，由此给人的印象是煤炭行业几乎成了“夺命产业”。 由于在资金、技术和开采能力方面的“先天不足”，煤老板从个人掘取财富的角度出发，就会尽量在煤矿安全方面少投入或不投入，从而导致小煤矿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后天“发育不良”，甚至衍生出了矿难频发的“小儿麻痹症”。 而安全生产问题在“国有”大煤矿却是另一番状况。 山西煤监局对近两年国有大矿与地方小矿的产量和百万吨死亡率进行比较，发现地方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3.8倍，而乡镇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则高达国有重点煤矿的11.3倍。这就是说，而小煤矿产1吨煤要付出十倍于大矿的生命代价。 其四，小煤矿的“过山车经济”效应对山西经济祸害无穷。 “过山车经济”现象是一个不健康的“经济症状”。这种症状在山西煤炭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个中缘由，除了市场需求严重下降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山西省煤炭企业是鱼龙混杂。于是，就出现了“小姐丫环同台唱戏”的现象。据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参与市场行为的煤矿主体多达五六千个，个别人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于是这些市场参与方就在内部展开了无原则的杀价砍价。 有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一些小煤矿之所以有参与市场杀价的底气，是因为它们凭着原始粗放开采的极低成本和偷税漏税的行为，以严重低于市场均价售煤，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煤炭市场交易秩序。这就是说，小煤矿的存在，使山西丧失了煤炭产业的“市场话语权”。 众所周知，山西省每年煤炭出省销量约占全国省际间煤炭净调出量的四分之三，按一般常理，假如从“市场贡献”来“论功行赏”的话，山西的煤炭业在市场上也应该有“四分之三”的“市场话语权”。 但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山西煤炭产业集中度低、生产和销售环节混乱无序，从而使得山西煤炭业陷入“产煤贡献率越大，市场话语权越来越小”的尴尬境地。 第二十一章 在现实与未来中的完美迷茫 煤老板：唏嘘声中谢幕 这是一个没有喝彩的舞台。 这是一台没有掌声的大戏。 这台大戏的“主角”就是山西煤老板。 当山西省政府强势推行的“晋煤大整合”的大戏正如火如荼地演绎着时，曾被社会极大关注的煤老板却在“唏嘘声”中黯然下台。 从登台发迹到悲壮谢幕，山西煤老板的人生命途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从2001年开始，国际国内煤炭市场由历史低谷逐渐走向复苏，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的民间资本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一时间，国内大量民营资本涌入煤炭行业，数以万计的投资客如过江之鲫涌向政府初次开放的山西煤炭市场。于是，煤炭市场的“海水”短时间内急剧“膨胀沸腾”，接着是身价过亿的煤老板群体“横空出世”、“炫目亮相”。 几年后，山西省政府颁布了一个重新厘定山西煤炭产业乾坤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而与之相呼应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相继出台了围绕同一主题的多套政策。其“频率”之高，其“份量”之重，实属罕见。 在此前的2007年，山西省政府曾出台文件鼓励国有煤炭集团重组、合并，以提高全省煤炭产业集中度。紧接着，2008年9月，政府又出台相关规定。 对此，业界曾有人这样评论：这是山西省自2003年技术改革、2005年产权改革后的又一次煤炭领域的产业“革命”。 穷则变，变则通。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相继打出，足见政府的良苦用心。 如今，在政府的整合“新政”面前，煤老板只有选择悲壮道别。 “企业一旦完成重组，我将彻底退出煤炭市场。人家这个（‘晋煤大整合’）趋势浩浩荡荡，社会发展势不可挡，唉！”一位已被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列入整合计划的民企老板说。 据了解，一些被列入整合范围的民间煤矿企业老板们目前大多持观望态度，也有一部分煤老板已选择套现离去。 是活是死，这是个问题。 但选择离开还是不离开，却不是个情不情愿的问题。 有道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说得多好。 我们认为，要做到“自知”，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这一点是很难的。 当理性被某种欲望主宰后，人的思维就会变得极端疯狂和偏激。 一些煤老板当初“养家糊口”的“小日子”目标一旦实现后，就是开始“蹬鼻子上脸”实现自己曾经“不可想象”的“财富理想”，进而再向“财富幻想”进军。 而一些“洞明世事”的煤老板在政府的整合“新政”大形势前已“急流勇退”，自我“觉醒”，主动退出。 与这部分煤老板最终“殊途同归”的，是那些一开始就被列入“整合”范围的小煤矿老板们主选择套现离去。 用一些人的话说，早知今日要离开，何必当初挤进来？ 敢情！ 第二十一章 在现实与未来中的完美迷茫 煤老板：在巷道迷宫中寻找出口 举国关注的“晋煤大整合”推行得如火如荼。在政府令“大限”面前，风光不再的煤老板在此时有何思？有何为？ 在人们心目中，“山西煤老板”这个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环境下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名词，似乎有更深一层的“特殊贬义”情结在里头。 有人说，“山西煤老板”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在山西这个大舞台上，煤老板留下了悲壮的身影。 对此，有人为之幸灾乐祸，也有人为之喊冤叫屈。 “实际上，随着（煤炭产业）政策不断变化，我们的生意也是起起伏伏，不容易啊。”阳泉的煤老板李则义自嘲地说。 事实上，在今天，山西煤老板们都已纷纷开始无奈地想着自己的后路。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几年前赚的钱投向何方？ 我们知道，在当前经济社会中，基金、股票、房地产和黄金，这四大行业，是当前中国目前最热门的“投资洼地”。这其中，房地产业由于“成本不高”而且“来钱快”，使得这一行业成了当下众多市场投资人关注的焦点。那么，是不是部分媒体说的“山西煤老板就进京调研楼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山西帮’”？ 其实不是。 据了解，“山西煤老板”确实曾进京“买房置业”，据知情人说，那是以“消费者”而不是“投资商”的身份“进京”入市的。这也就是说，这些山西煤老板买房大多数是以自住房产为主，并未发生大批量地炒卖房产等投资行为。 对此，曾有一篇报道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说山西人把房子当“老婆”，其它比如南方人则是把房子当“小姐”。其大意就是“老婆”是“自用享受”的，而“小姐”则是用来“投资挣钱”的。 另外，医药行业也是一些煤老板曾考虑的方向。这个行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利润稳定，经营风险小，企业发展平稳。干这一行要求投资者耐住性子，收心敛性，把心态放好，千万不能急躁。 一位熟悉制药行业的山西煤老板至今还为自己当初的“投资迟钝”懊丧不已。他说他当初做煤炭生意，就认识了一位做药的老板，当时这家山西出身的药业公司在市场上才开始起步。后来各自在事业轨迹上前进，结果“人家在市场上杀得越来越顺”，他则随着煤炭市场的起伏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用他的话来说：“咱这做煤的，除了干老本行，其他的实在是不懂。用当下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咱没有‘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就是被市场经济‘完全彻底’地抛弃了。” 如今，随着山西省这场轰轰烈烈的“晋煤大整合”运动的深入，煤老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迷茫。 生财之路成了“死胡同”。 财路被断，今后咋活？ 据专家估计，这一次山西煤老板的变现资金至少将达数千亿元，如何让这笔救命钱再圆昔日的发财梦？干老本行，还是转行？ 据山西一个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经济机构调查，目前，在撤离的数千亿元资本中，仅有29亿元回头再次投入煤炭行业。 那么，煤老板们的钱准备投向哪里？ 第二十一章 在现实与未来中的完美迷茫 迷茫中的无奈：“白粉价”买矿，“白菜价”卖矿 “晋煤大整合”正在掀起新一轮的高推进高潮。 这场“运动”正在全速推进，座落在三晋大地产煤区沟沟岔岔里的小煤矿将从此“改名换姓”。 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这些小煤矿昔日的老主人——煤老板是在极不情愿中与未来的“新矿主”进行“交易”的。 按照山西省有关政府部门提供的“整合时间表”，预计到2010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业数量将会“减少95%”。针对这场由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主导的“晋煤大整合”，有的人说是“交易”也罢，有的人说是“整编”也罢。总之，小煤矿的命运一样都面临着“被转变”。 而煤老板面临的只有几种选择，要么直接出售给国有集团，要么以矿作价入股国有集团以及联合重组地方煤炭集团。 显然，“2·28”成了决定煤老板们事业生命的“劫数门”。 山西省在“煤炭企业重组方案”中已明确作了“2·28厘定”： “新的企业被兼并重组的煤矿规定，凡是在2006年2月28日之后，向国家已交纳资源价款的，兼并重组后的新企业，要退还该企业剩余资源量的价款，并按照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 “在2006年2月28日之前，向国家已交纳资源价款的，重组后的新企业，在退还剩余资源量价款的同时，按照原价款标准的100%给予经济补偿。” 方案里在最后为煤老板安排了“去路”： “除了直接经济补偿之外，被兼并的煤炭企业，也可以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企业在新组建企业的股份。” 但是我们从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是，煤老板对政府的这个“补偿条款”，基本上是“反应平平”。对于煤老板而言，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这也就是说，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煤矿卖个好价钱。 “2·28”——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阴阳门”！ 无论如何，煤老板们在此时此刻，必须得抽出一支决定自己命运的“生死签”。 其实，早在此之前，一些消息灵通的煤老板们当时对政府的意图已有所“察觉”。目前在市场上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些穿梭于煤老板子圈里的“炒矿者”的“生意”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这些曾经出手大方的“老客户”如今都不敢像以往那样盲目“吃货”，随之而来的是，大家都想在最后关头甩掉手头的煤矿，以避免“被动整合”的命运。如今，一些煤矿现在显然已成了“货主们”的“烫手山芋”，再无民间资本敢于接手。 据业内知情人说，此时的“炒矿者”已没了踪影。 水火无情，市场更是如此。 人生际遇在世事纷繁的红尘造化中顿成天壤之别，昔日市场的“宝贝疙瘩”成了今日煤老板手中的“烫手山芋”。 针对这一现象，在当地煤老板圈内就流出一句话：这些“日吐万金”的煤矿在煤老板手中，是以“白粉价”买入，再以“白菜价”卖出。 第二十一章 在现实与未来中的完美迷茫 产业结构调整是煤老板的“末班车”？ “晋煤要整合”，“整”势惊天，不“整”不行！ 煤企要转型，形势逼人，不转不“型”！ 但如何“整”？如何“转”？ 如果我们把山西省政府推行的“晋煤大整合”比做一趟班车，那么，这趟车，也许就是山西煤老板人生事业命途的“末班车”。 如果赶不上这趟“车”，煤老板还能干啥？煤老板又能干啥？ 事实将会证明，这趟“班车”驶过后，“山西煤老板”这个语义复杂的称呼或许就此“石落深潭”，成为描述一个逝去时代的“历史名词”。 往远处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风云，让同住地球村的我们感到丝丝寒意。在这场危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大我”之变，与山西“小我”之应变的“因果”哲理。在这一“变”面前，也许我们无能为力，但要化解这一“变”，我们则有无尽的智慧和法宝，那就是“应变”！ “应”，是一种胆略。 “应”，更是一种策略。 基于此，山西省这次“出重手”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是势在必行，是“必须的”。这对宏观经济如此，对煤炭经济同样如此。 专家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为山西的煤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首先，目前的煤价相对稳定，企业短期内应该不会遇到大的经营风险。也许有人认为，这正是飓风到来之前处于“台风眼”中的“短暂平静”，但是，我们更相信我们的“山西式”的智慧，我们会能动地“应变”一切不利因素，我们会理性地整合“天”、“地”、“人”三势应和的积极因素，更多争取自我发展的有利机会。 其次，煤炭企业面临国内相对友好的“利是性”信贷因素。 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尽管信贷可能收紧，但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收紧的程度很可能较为有限。 其三，煤炭企业经过一段埋藏的“队伍整修”和“蓄精养锐”，已具备了一定的“再发展”的“元气与实力”。 众所周知，经过了前几年的“恢复性”发展，煤炭企业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一定的人才储备，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种种迹象表明，山西的煤炭企业已具备了“整体跃升”的条件，已磨砺收获了在发展煤与非煤产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出世”与“入世”的智慧。 最后，“晋煤要整合”是大势所趋，也是大市所需。 从经济规律来分析，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提高管理水平、吸引更多人才等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要时刻与市场保持“同步”，并与时俱进地主动进行“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则是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之，对于传统的煤炭企业，要想实现煤炭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在“转换经营机制、调整煤炭产业结构，而且更需要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上练苦功、苦练功、下功夫。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转变观念，深挖内潜，面向市场，真正使企业走上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所以说，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山西煤炭产业必须要“与时俱进”，更要“与‘市’同行”。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以睿智之目和明智之心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未雨绸缪，及时调整转型策略。 要强调的是，这句话，对于今天的煤老板也同样适用。 在淘得第一桶金后，在山西煤政经济环境下，他们完成了自己人生事业的财富积累，并谋划自己的未来之路。这时，煤老板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以“自我”主动之“变”与山西之“因变”相“合拍”。 所以说，煤老板搭上“晋煤大整合”这趟“末班车”，实在是明智之举。 第二十一章 在现实与未来中的完美迷茫 调查：煤老板钟情哪些行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从事采掘生产领域初端位置的“矿老板”们都要面临一个复杂而现实的课题。 这就是由目前简单的采掘冶炼产业向更高一层的“精密加工制造”甚至是“系统集成”方向演进并转型的问题。 放眼人类社会文明史，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此，有人认为，山西“煤老板”双脚踏上的这条转型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多种因素的合力影响下，煤老板走上了艰难的“漂白”之路。这在有些人看来，煤老板的这种“漂白”不仅是一种对自行业属性的“漂白”，更是一种对其人格身份和创业理念的“漂白”。然而，这一“漂”，对煤老板来说，又何止是一个“三点水”再加一个“票”字这样简单？！ 经营过企业的人大多有切身体会：在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由于掌握了资源、成熟技术和上下游人脉关系，常常如鱼得水。而一旦被迫放弃原有的“本能性”的“自然”的优势，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就要面对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尴尬现实。也就是说，煤老板可能要在这个过程中付出大量的“学费”，甚至经历无数次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方能逐步“摸清门道”。这时一些“走错方向”的企业甚至可能就此夭折。 那么，这些煤老板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在哪里？ 山西南部一个产煤大市的政府官员透露当地一些煤老板们的行踪：“一部分人在澳门赌钱，或者是去‘新马泰’。” “大敌”当前，还有心去“贪玩”？ 就单纯从煤老板投资方向看，一位知情人透露：除了去澳门赌博，更多民营煤矿业主考虑将资金投向交通业、房地产业，一部分人投资交通、房产以及陕北的石油气田等领域。 据了解，山西一省内高速公路项目即有多名煤老板投资建设。 除此之外，一些煤老板也加入“走西口”的行列。据悉，他们将目光集中在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等西部省区的资源领域，瞄准的还是煤炭、石油等能源产业。 而另一些煤老板甚至把目光投向国外，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他们手握的‘超级游资’迈出国门漂洋万里变成了‘外资’”。据了解，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和南非、纳米比亚以及澳大利亚等富藏金矿的地区，都有煤老板们光顾的身影。用当地官方的话说，这些来自中国的“老外”，已成为当地社会中日益壮大的“外商”队伍中的“新兴主力”。 另一方面，有的则“摇身一变”投身文化媒体等行业。 “文化，同样是一个暴利领域。投资文化，10年之后的投资回报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一位在文化领域初尝甜头的煤老板说。 这位煤老板说得对，其实，山西最出名的“招牌”远非“煤”，还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北岳恒山、悬空寺、王家大院、太原双塔寺等，都是极具市场潜力的项目。 另外，由于高科技投资方向明确，产出效益非常可观，所以这一领域成了大多数煤老板最青睐的首选目标。“将来最好的投资方向，只能是环保、高科技、节能减排项目。这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大方向。”一位煤老板说。 第二十二章 风口浪尖上的艰难转身 煤老板“下岗”警示录 山西省实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其核心要义就是“强身瘦体”和“培气筑基”。在这场“整合”中，煤老板历史性黯然“下岗”，这对山西省整个煤政运作体制和能源经济战略规划格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有人说，这也涉及煤老板身份定位问题、煤老板与政府、煤老板与煤老板、民营企业与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其间或明或暗的角力将在这扇“整合门”前“各就各位”。 所以，我们认为，从某个角度来分析，山西煤老板的转型之路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问题。 对此，有专家曾指出，山西煤老板“历史性”地“退出舞台”，“系统性”地“下岗”，其社会的警示意义已超越这件事的本身。 首先，终止“小煤窑”，这实际上是让国家资源“零损失”。终止“小煤窑”的言外之意就是要重新修正以往那种煤老板一人发财，却要普通民众和子孙万代承受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荒唐逻辑。 其次，煤老板对山西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在人们心中，他们是拒绝承担社会责任，肆意践踏社会道德准则和普世价值观，挑衅民众尊严的“典型代表者”。他们这种草菅人命、恃富欺世、暴殄天物的逆天之行，不仅糟践了自己，还给“山西”的脸上“抹了黑”。所以说，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从另一个角度为山西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三，这次“晋煤大整合”，这也是对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次“科举考试”。 有专家认为，政府现在全面整治煤炭的生产经营格局，付出的停产损失最小，机会成本最小，一旦市场好转，山西的煤炭产业就会以全新的面貌站上“行业高端”。 而审时度势，依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判研、宏观调控，并与时俱进，科学决策，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正是一个独具“科学发展观”的政府的必然所为。 其四，政府的角色定位得以重新厘定。 长期以来，小煤矿与政府在市场角力博弈一直伴随着煤老板“一路成长”，双方“恩怨情仇”始终纠缠不清。这就好比一个看似平静的煤炭市场下面其实隐藏着的“重重暗流”，而小煤矿黑黑的矿井坑口，正是这种暗流之“源”，它一方面败坏了环境，另一方面荼毒了百姓，更重要的是，它也腐蚀了当地的“政治生态”。 而通过这次整合，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实现了清晰切割，其面临的政治责任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匡正”。 一切为了更好的发展，一切为了更好的成功。 政府的角色定位得以更加清晰、科学，在摆脱利益桎梏之后，已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 第二十二章 风口浪尖上的艰难转身 小煤窑：“重典”之下的“急行军” “重组”声，“兼并”声，“声声”入耳。 “座谈会”，“签约会”，“会会”关己。 “晋煤大整合”雷霆狂飙惊天动地，在匆忙中“应整”的数千万山西煤老板一时风声鹤唳。 面对国有大矿的强势“整编”，一些煤老板的心态异常复杂，一下子和自己日夜相伴的“挣钱伙计”就此永诀，心中实在惆怅不已。 从目前“整合”双方“博力”的核心焦点来看，“价格问题”一直是双方你来我往反复“拉锯”的“制高点”。这对腰缠万贯的煤老板来讲，在他们身上如九牛一毛的煤矿价格“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煤矿“作价太少”。 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小煤矿新旧“主人”双方的“意向性框架协议”才“大致”签订完，但是真正从“意向”转变成“行动”的，还是少数。 在这个大背景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场景： 眼看“整合”大限将至，各地基层政府部门的官员个个如临大敌，绷紧神经，不敢丝毫松懈。于是，煤炭管理部门几乎天天派人“下基层”。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地毯式”或“掘地三尺式”地去“找”煤老板。 而在另外一个场合，一些被“找”来的煤老板相继被“送”到由工商、税务、土地、金融、国资、发改等部门以及一些“国”字号大矿的代表组成的“签约厅”里“进行签约”。如有“异动”，相关部门则随时随地奉命“执法”。 而对一些“国”字号大矿来讲，猛然一下子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管理人员，这也许应了那句“好事多磨”的哲言。 有道是，“一流企业挖人才，二流企业招人才”。 面临这种“人才真空”的局面，这些大矿的人力资源部门，就开足马力全员四处当“猎头”，从亲友圈、业界圈，从政界到企业界，到处“挖”人才。再后来，由于岗位缺口太大，于是这些企业就开始在媒体刊登消息，紧急招聘“职业矿长”。 而煤老板们，则怀着或赌或游或考察等不同目的远赴广东、海南、云南和香港、澳门、南亚等地，然后又怀着同一个目的从四面八方心急火燎地飞回山西，带着未尽的“游兴”和旅行的疲惫，开始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行色匆匆地每天穿梭在各个宾馆酒店，挨个儿与银行、评估、投资、法律等各色人士会面。腰间的手机响个不停，会议室的窗台下、墙角处到处留下了私语窃窃。走廊通道尽头，不时有人蹲在地上拿计算器焦急地演算什么。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到处是“弹棉花的”，意思就是“三两棉花一张弓——弹（谈）了再弹（谈）”。 “反正现在是‘全民皆谈’，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从大厅谈到角落……” 一些煤老板也只能出“下下策”：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至连当地企业都不能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 价格问题是煤老板最关心的，为了不泄露“商业机密”，有的煤老板干脆把农贸集市“骡马大会”上交易双方式：为了不影响定双方在价上在价格上的“决策”，于是纷纷使出买卖骡马惯有的“土招”：双手搭在毛巾下“掐手指”。 第二十二章 风口浪尖上的艰难转身 山西的“别称”煤老板：还会回来吗？ 有人说，今天的山西的“别称”有两个。 这就好比山西农村小孩要叫两个名字一样：一个是“乳名”，如“牛娃”、“狗剩”等，意思是“丑娃好养”，一个是走进学校或长大成人后社交需要用的“大名”。 而山西的“别称”就是“污染大省”。 时至今日，一个“污染大省”的“大名”让一些正直的山西人着实为之蒙羞，以至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事实上，让山西戴上这顶“污染大省”帽子的，正是这些山西众多的小煤窑。总体来看，山西省推行的“晋煤大整合”，业界始终是持赞成的态度。 如今，随着山西启动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煤炭整合”，“千夫所指”的小煤矿的矿主煤老板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近几年，社会对一夜暴富的煤老板的看法总体来讲是负面居多。而全国的煤老板又主要集中在山西，于是连带损及山西的形象。 有人曾作过这样一个恰当比喻，说“煤老板”现象之于“山西形象”，就好比“非典病毒”之于健康肌体一样。其言下之意，是把煤比做一场闻之色变的“瘟疫”。总之，在我们看来，说是“非典病毒”也罢，说是“瘟疫”也罢，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在今天，当山西省政府吹响“晋煤大整合”的“集结号”时，煤老板的华丽人生即将悲剧谢幕。 此时此刻，我们心中是庆幸，是释然，是惆怅，还是五味杂陈？ 遥想当初，出自穷苦人家的煤老板从一个勤劳致富的“好后生”，慢慢“进化”成一个集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冷漠麻木和投机钻营于一身的“社会怪胎”。 这实在耐人寻味。 今天，煤老板已成了为富不仁的“负面道德典范”，成了社会大众口诛笔伐的“标靶”。 此时此刻，一些善良的人已开始为自己当初沉浸在煤老板粉饰的“繁荣山西经济”、“山西GPD增长‘重要力量’”的“温水效应”中而心存“自豪”，而悔懊不已。 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所行动，在山西经济快车形势“一片大好”时，猛然醒悟，当机立断，紧急刹车，调整方向。 而要作出“当机立断”的抉择，我们得拿出何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当健康肌体受到“非典病毒”的侵害时，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毫不犹豫地坚决剜掉！至此，诸多对山西不利的“果”就会共同指向对山西不利的“因”——山西煤老板。 值得庆幸的是，山西煤政山河在正本清源的“晋煤大整合”的浪潮涤荡下，煤老板也将在山西经济历史舞台上消亡。 有人不禁会问，煤老板还会回来吗？或者，走了“煤老板”，是否又会来个“铁老板”、“林老板”或“水老板”？ 我们要认真反思“山西煤老板”现象，而千万不能“挨打后不记仇”，这才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二十三章 转型，不转“不行” 转型：方向是个问题，思路更是个问题 在当下媒体报道中，与“山西煤老板”这个关键词一样高频出现的，就是“转型”这二个字。 几年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安监总局等12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整顿关闭工作意见的通知》，以及国家安监总局等11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范煤炭资源整合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在2007年年末淘汰年生产能力在3万吨以下的煤矿矿井。”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山西省7个部门随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山西省煤矿整合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也明确规定：“在2007年年末淘汰年生产能力在3万吨以下的煤矿矿井。” 这意味着，分布在山西沟沟岔岔数以万计的“3万吨”级小煤矿将在以上“明确规定”面前成为“死娃娃”。 刘生文所拥有的黄家岭煤矿就属于国家政策中“明确规定”之列。他回忆起自己刚接到关闭通知的时候，心里确实是有点想不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配合国家有关政策。 回想起得知煤矿即将被关闭的那一刹那，刘生文至今仍有心犹未甘的丝丝酸楚。 矿井就是自己的命根子。 几年来，刘生文把自己最美好的财富梦想都寄托在这里。 回想创业初期，在荒郊野外的山脚下，头顶着凛冽寒风，在坑下又挖又背，饿了就啃几口从家里带来的干粮。 再后来，他的“口子里”虽然“见了炭”，但只能勉强能出几吨煤。但由于当时国内市场不景气，他的“煤运”还是没有改变。 随着国际能源形势进一步好转，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从2000年开始，他的煤矿才有了起色。如今，他所在的煤矿虽然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整改扩能，他所经营的煤矿年产量还是没有突破“3万吨”。不过，那时的“3万吨”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反而为他的宏图伟业“佐胆”。 然而，正当刘生文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之时，国家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开始实施决定这些小煤矿生死命运的政策。 如今，随着山西省这场轰轰烈烈的“煤企整合”运动的深入，刘老板怀揣亿万资金再搏一把的梦想也随之落地。 没有了煤，刘生文的日子还咋过？ 目前，在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和应对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部分煤老板纷纷从涉“黑”产业中脱身上岸“漂白”。 不难看出，在山西，除了煤炭产业之外，新的产业“投资饥渴”机会出现了。 手里有钱，这当然是件好事；而让钱生钱，就不一定是件好事：有专家指出，这次“整合”行动中被“整”出的大笔资金，一下子在相对“均衡”的市场上突然“冒出”，再瞬间投向某一行业，这对该行业的“冲击度”来说，将是非常严重的。 于是，山西有关部门正在下大力气培育新产业，并积极引导“外流煤资”二次投资方向，寻找和探索非煤产业的新出路。 就在不久前，山西某金融机构对山西省10个地市2624户企业进行了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企业中，20％以上的企业已转型或正在计划转型。 据其公布的结果，转型方向为现代农业、生态养殖、商贸服务、房地产、教育、文化、金融和旅游等八大行业。 其实，煤老板转型，政府方面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山西省政府也在不久前出台了《关于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我省鼓励类投资领域的意见》。这则《意见》的核心精神就是鼓励民间资本逐步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 看来，煤老板转型之路，方向是个问题，思路更是个问题。 第二十三章 转型，不转“不行” 离开煤，煤老板还能当“老板”吗？ 山西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 这句“因煤而兴”背后的“潜台词”是山西人长期以来曾以自己的“角色存在”而引以为傲。 这是一句意味深远的话语，也是一行经坊间智慧集体加工成“经典名言”。 它听来能让每一位普普通通的山西人心里“解气”，更会让那些“山西煤老板”平添几分自我“炫耀”的“底气”。 而发出“也因煤而痛”的尴尬痛楚，则是来自于山西在中国整个煤炭产业链的“低端角色”。在这种“低端角色”的思维主导下，山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一煤独大”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如今经济产业结构畸形失调的严峻后果。 更为可怕的是，山西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失衡”环境下，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表露无遗。 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残酷现实：在“一煤独大”发展思维主导下的“单一经济模式”，让曾经陶醉在“夜郎”式“小自我”思维下的山西吃尽了苦头，进而导致山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大潮中很难独善其身。 如在2008年，国际煤焦价格在站上历史高位后突然掉头“跳水”，由此导致了山西煤炭产业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同时，山西全省2008年的GDP也由上半年的增长12.6%降至全年的8.3%。先是“领涨”，再接着“领跌”，这种“一哭一笑”、“一惊一乍”的“小孩面孔”状况着实曾让人万般费解。要培养“增长力”，更要强化“抗跌性”，这是教训。 其实，由此而得的“教训”还不止这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山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曾以GDP年均增速10.1%，高于全国年均增速0.3个百分点傲世而立。而高强度的开采留给山西的是更为可怕的后果：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 对此，有人在深思，没有了煤，山西怎么办？ 而眼前的现实是，“山西就是有煤，山西怎么办？” 此时，在全球大环境下形成的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使山西当政者开始重新思索能源型产业转型。 随后，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台。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一位专家称之为“山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在他看来，这个“规划”并不是简单的“合并重组”，而是着眼于山西煤炭行业的整体产业优化升级考量。 对于转型，山西的主政者似乎决心更加坚定。 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王君均在不同场合表示：“煤，不是山西的全部。山西必须转型，宁可慢，不能乱。” 是啊，“煤，不是山西的全部”，但煤老板的“全部”却只能是煤。 面对未来，“山西必须转型”，而众多的山西煤老板都只能走这条路。 要么“转身”，涉足其他相对生疏的行业，要么“退隐江湖”，慢慢享受自己当初“挖”来的财富。 当然，我们知道，“1”这个数字并不起眼，但如果后面有若干个“0”，那就不得了。反过来，如果若干个“0”的前面没有那个不起眼的“1”，充其量还是个“0”。 同样道理，没有了“煤”，“煤老板”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二十三章 转型，不转“不行” 老板“变脸”：留下问号一串 煤炭大省劲吹“整合”狂飙，其最终目的是数千“小煤窑”将会统一“换主”，进而使得一大批山西“煤老板”也从台前隐退到台后。 目前，在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和应对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煤老板的命运和前程引起了各界广泛的关注。手握重金和多重产业要素的“煤老板”，在抉择人生命途的关键时刻，是选择做创业的英雄，还是选择做守财的富人？对此，也有人看得更深、更远：山西煤老板的转型之路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问题。 从目前来看，山西煤老板的转型，给世人留下了诸多的问号。 问号之一，就是“小煤窑”统一“换主”后能否让矿难“失踪”？ 大家都知道，“小煤窑”因生产方式落后、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生产规划不符合产业政策甚至违规开采等问题，其身上背负着“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草菅人命、腐蚀干部”等累累之“罪”，因此成为社会各界“口诛笔伐”的共同对象。 而来自政府的消息，“兼并重组”后，山西煤炭产业结构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企业主体将换成开采经验更丰富，抗市场风险能力更强，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实力集团，使得山西煤炭产业在强体的基础上变得“瘦而强”、“小而精”，也就是说，如此一来，虽然还不能让矿难“失踪”，但在一定程度上将会缓解或减少事故的发生。 问号之二，这些民间资本退出以后如何合理分流？ 据估算，这些被“整”出的民间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多达数千亿。对此，曾有业界人士认为，这笔巨资如果无序无章地流向何种行业，其产生的经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涉及到下一个关键问题。在煤炭资源整合及企业转型过程中，民间资本如何合理分流？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的关键“作为”就显得尤其重要，这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讨论。 问号之三，在“民资”退市“分流”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从目前来自政府的消息看，以下思路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就是“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或合作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合理分流”（全面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具体思路：各级政府财政性建设资金一律向民间投资开放，同时严格落实民间投资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其次，要在金融服务方面大做文章。具体就是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培育村镇银行等新型组织，鼓励金融机构实行信贷方式创新，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组建民间投资担保公司，帮助民营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积极发展股权交易市场，促进民营企业股权交易，拓宽融资渠道。 问号之四，就是如何让民企“巨轮”平稳“软着陆”？ “晋煤大整合”，山西地方政府首要考虑的就是“稳”字当头，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各种因素须反复权衡，须考虑周全，做到科学决策、科学发展。“（‘晋煤大整合’）如果过急过快，一些企业一转就死。”这句话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在考察山西民营企业后就转型问题发表的观点。 龙永图同时进一步指出，“（‘晋煤大整合’）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水到渠成地转移，但这就需要我们对市场有个理性的判研，如果过急、过快，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一转就死，这个教训一定要记住。”他认为，经过多年的市场发展，当地一些企业已与周边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场”，而它一旦离开了这个环境，离开了那个“场”，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市场规律是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慢慢形成的，而不是靠在某种势力的“影响”下“速成”而得的。 问号之五，就是过去人们广为诟病的国有企业的“僵化体制”是否会在整合后的新企业出现？ 新企业之所以“新”，是因为它的股权是多元化结构，以资产为纽带而构建，这完全有别于过去国有企业的“新型”体制机制。 而过去人们印象中“体制僵化”的“老国企”形象，早已悄悄退出“江湖”，取而代之的“新企业”将推行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进行经营管理，这就意味着以往小煤矿管理随意、安监漏洞百出的现象有望得到改善。所以说，这不是简单的国企吞并民企或者“大鱼吃小鱼”，而是传统煤炭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主导下的“被进化”。 问号之六，就是这次“整合”能否遏制“官煤勾结”带来的严重后果？ “地下‘轰隆’一声响，地面倒下一大片。” 这是本书中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句话。 是的，山西产煤区矿难频发，不仅与当地安全管理和监督有关，还与“煤老板”同地方官员之间的“利益交换”有密切关系。 我们知道，过去的“官煤勾结”，是因为小煤矿证照不全、安全生产不达标或不符合产业政策，一些“煤老板”为了逃避监管而牟取暴利，总想寻求权力“保护伞”。 如今“小煤窑”不存在了，行业的门槛儿提高了，也就是说不是有钱就能开煤矿了，过去“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也就断了。 当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煤老板”退出“江湖”，不等于腐败就会消失，依附于资源领域的权力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由此看来，反腐败的斗争和法制建设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 第二十三章 转型，不转“不行” 煤老板“转型路”：“山高”、“水深”、“坡急” “有钱没文化，有心胆没能力。”这是即将进行“产业转型”的山西煤老板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煤老板在“转型路”上的现状：山高、水深、坡急。 “当你手中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当你面临众多‘可行’但却很陌生的项目而无从抉择时，你就会理解到我们的苦衷。”一位煤老板说。这由此让人想到这样一则古代寓言，其大意是说，从前，有一头饥饿的毛驴为吃左右两堆草而犹豫不决以至饿死在路边。事实上，在今天，煤老板面临的也许并不是“吃草”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找草”的严峻现实。 从目前可“转”行业来看，“转”入涉农行业，是当前一些煤老板的首选。其原因是由于这个行业投资规模可大可小，投资项目“丰俭由人”，行业准入门槛低，不过，在专家来看，从“煤老板”到“农老板”，这中间似乎还有一条不小的鸿沟。 山西是中国知名杂粮大省，畜牧产业兴旺发达，林果产业前景广阔，这个特色鲜明的朝阳行业为山西发展“农”字号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市场保障。然而，在这一前景广阔的“朝阳行业”背景下，山西农业产业的“成绩”却乏善可陈。 据山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统计显示：2008年山西省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3836家，资产规模达到439亿元。其中投资亿元以上的25家，规模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足600家，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小规模企业占大多数。 而据另一份资料：山西农业产业投入产出效益更是不尽人意。与国内相关行业相比，山西省进行农产品加工业的龙头企业规模小、布局散，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能力还不够强。 这充分说明，面对国际国内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山西农业在“上规模、上档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一旦进入“农行”后，煤老板们将要走的这条“转型路”，也许正是一条“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路”。 从煤老板的角度来看，煤老板要“软着陆”式的顺利转型，就必须要有一个友好互动的“转型环境”，它包括人性化的政策措施、灵活多样的税费管理、科学合理准确的产业导向和可持续成长的市场产业链群。 这一切，说到底，就是要求我们在政府、企业和市场等多方找到一个“合力点”。 我们先说政府的功能定位角色： 在此前，山西省委、省政府曾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设计划纲要》（草案）并报请中央批准。由此，开启了一个对山西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能源基地建设时代。而在这一次“晋煤大整合”中，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引导“煤资转型”的政策措施。 制定政策高瞻远瞩，服务企业热忱贴心。 从管理角色向服务定位转变，这是给煤老板转型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 这个道理很简单，“晋煤大整合”的最终目的不是把某个产业“一味做大”后就放着不管，而是需要培育一个各市场要素“友好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这样才能带动一个区域产业经济的集体振兴。 再回过头来说企业： 煤炭作为特殊稀缺商品，不需要营销，事实上煤老板很少知道自己的煤卖给谁，反正你挖出来，自然会有人给钱拉走。 这种“商业训练场”的“缺课”现象，将成为煤老板们二次转型的“现实劣势”。 我们姑且把煤老板的“运作团队”放在市场经济中，在现代企业商业竞争环境中你追我赶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人才引进的困难成为束缚一些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没有高素质人才，企业在发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突破人才引进瓶颈，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进而“强筋健骨”，增强抗衡市场风浪能力，才能让他们构建信息服务、人才培育、创业辅导、市场开拓、技术开发、管理咨询等市场体系建设，带动一个产业的振兴。 第二十三章 转型，不转“不行” 转型：“机会”是个问题，“际遇”更是个问题 机遇，是“机会”和“际遇”的结合。 在机会面前，不同的市场抉择，造就了煤老板不同的商途之道和人生际遇。 目前，“晋煤大整合”如火如荼地有序推进。 山西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洗牌机遇，断然终结“小煤矿”时代，科学决策，大踏步推进“山西大煤炭经济”。而对于“被终结”的对象——煤老板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转型”这两个字对他们的人生际遇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了。这些被“转”出来的煤老板该朝哪里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打着各自怀里的“小九九”。 眼下的现实是，山西数千名“煤老板”一部分将从煤炭经营的“前台”隐退，成为煤炭经营企业的“幕后股东”或“隐形股东”，而另一部分煤老板，则从此在“煤炭江湖”上“金盆洗手”，与曾经快意恩仇的煤炭江湖道别，进入新的产业领域。 一个特殊社会变革环境下，个中的焦虑、迷茫、困惑、失意、郁闷和伤感，这是非煤老板体会不到的。 今天，当我们再次把“转型”这个动词赋予煤老板这个命途多舛的特殊社会群体时，似乎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2008年以前，国际国内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煤炭大省凭借天赋宝地，乘“煤”“腾飞”。这时，一部分煤老板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于是赶快“见好就收”，在煤炭“金潮”中急流勇退，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这种明智的“自觉转型”，我们姑且称作“主动转型”。 日子继续往下过，有些人的人生“好梦”是“好”了，还想再“好”，而有些人则是见“好”就收。 有道是，“月盈必亏，物极必反。”中国老祖先的这句哲理名言，历经千年而述之弥真。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这些“主动转型”的“智者型”煤老板，在一些“后来者被转型”煤老板来看，只能用一个字来表示：高，实在是高！ 而当“后来者型”煤老板们还在继续把自己的发财美梦沉浸在一个普天下之一派“歌舞升平”的“大同浮世绘”中的时候，随着2008年的到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 一时间，日月无光，山河失序，乾坤倒转！ 在这种市场倒逼机制下，山西省政府果断出手，发动起一场摧枯拉朽的“晋煤大整合”狂飙，大量煤老板被迫集体转型。我们在此称之为“被动转型”。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煤老板的“主动转型”和“被动转型”时，我们就能看到，由于各自对人生命途和事业运程的理解与追求不同，于上就出现了“一刹移魂变古今，万世复劫天犹在”感慨一幕。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各自人生命途上“参悟修行”的“道行”有深有浅，从而造就了煤老板在“转型”过程中有了“主动”和“被动”两种不同命运的结局。 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是以积极主动、睿敏理性的“眼光”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知”，把自己融入风起云涌的伟大社会变革之中，进而能动地、积极地对接时代造就的“人生际遇”，进而“自我改造”、“自我觉醒”。 而另一种则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之外，当一个时代大潮中的旁观者，被动地、消极地审视这个世界，始终看不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生不息，看不到“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欣欣向荣。 要知道，这种“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式的思维最终将会葬送自己。 第二十三章 转型，不转“不行” 晋煤转型“软着陆”？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科学游戏”。 一个循环经济“示意模型”特别显眼。 “原煤——洗选——精煤——炼焦炭——炼钢——化工产品——废水——洒水灭尘、灌溉绿地……” 其中，在用焦炭来炼钢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可以生产数十种精细化工产品。在第二环节，也就是洗选精煤的同时，可产出煤矸石、中煤，进而可以燃烧发电。而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等用来制砖，从坑下抽出的煤层气接着还可以发电，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处理后，再继续被回收用来洒水灭尘、灌溉绿地…… 当科学技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有机嫁接时，科学家在实验室演绎的科学“游戏”将会变成三晋大地改天换地的“科学利器”。 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这正是山西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梦想：把资源“吃干榨尽”！ 至此，一个叫做“循环经济”的关键词，映入人们的视野。 山西推行“晋煤大整合”的战略举措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于是，在坊间地头，在庙堂山野，人们言“‘循环经济’必言山西”。 “循环经济”的概念解释是这样的： 它又称“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其核心要义是： 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通过在自然生态系统环境下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在通过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从而最终实现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这正是当下我们推崇的“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而当地把“煤产业链条”正在进一步拉长，把“煤生产”科技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正是这一理念的科学践行。比如，各生产环节的产品将会“物归其用”：煤矸石用来发电，粉煤灰用来制砖，回收的焦油用来制粗苯。而给人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在这样一个煤的加工和再加工生产过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煤”的身影。 当科学发展理念成为统领思想风暴的先锋，它必将会在人们的理性践行中迸发出无穷的进取之力。 至此，在当地，一批以“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循环生产、产业循环组合”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园区初具规模。也就是说，这里已形成“煤炭——电力——建材”、“煤炭——焦炭——化工”两条循环经济产业链。 在现代化煤炭企业未来的科学规划中，矿区的生产过程将会达到“烟囱不冒烟”，“锅炉不冒火”的状态。 用专家的话来说，山西煤炭产业的“软着陆”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眼前这种久违的“绿色”转型。 至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通过一代的山西建设者的不懈努力，昔日脏、乱、破、败的煤矿景观将会变成“矿区像花园”；昔日在危机四伏的采煤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将会实现“矿工像白领”的美好愿景。 至此，还可以再想象，山西经济的“煤”好“煤”天就在前方。 第二十四章 煤政风云下的山西谋略 煤企“闹革命”，山西要变天？ “晋煤大整合”，煤企“闹革命”。 中国最大规模的煤企即将重组，曾被社会广为关注的“煤老板”从此将不再姓“煤”。 有人用“减肥瘦身”来评价这次“整合”。 这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山西煤炭工业“瘦体”了：压减比例60%。总体一看，数量是少了，这在中国普通人以往凡事皆“多、快、大、好”的美好心愿背景下似乎成了“憾事”。但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价，正如小品演员潘长江的那句“名言”——“浓缩的都是精华”。这也同时意味着山西煤炭产业更“强壮”了：保留矿井将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坑下生产力将得到极大提高，山西煤炭工业的产业的“素质力”将更加“硬”。 而这一切，都是在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的思路下进行的。 事实也证明，这场轰轰烈烈的“晋煤大整合”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 有时，我们总是常常在想，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时总是“有奈无奈”，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某一方面有“缺陷”，但你定会有另一方面的强项。 就山西目前情况来说，假如没有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倒逼，假如没有煤老板的“仗煤欺天”，假如没有小煤矿“祸世乱纲”，从而让“山西”也跟着“陪座”…… 这一连串的“假如”，其最终共同的指向只有一个结果：山西，该要出手了！ 孔老夫子有句“名言”：“知耻近乎勇。” 这话出自《礼记·中庸》。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知道羞耻时就接近勇敢了。”而当我们孔老先生这句话放在当前山西煤政形势背景下时，这样一来，我们反而应该感谢上文中的系列“假如”。 而山西省煤炭部门一位负责人说的“假如”更加精彩： 假如我们不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不实现煤炭工业转型发展，那么全省的经济转型发展、再现“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美景就无从谈起。 假如我们不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不切实提高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能力，那么全省的安全发展就缺乏可靠的保障。 假如不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不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源收益分配过分向私人矿主倾斜的不合理格局，不加快解决“四矿”问题，那么全省的和谐发展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这一连串的“假如”，最终共同指向唯一的结果：就是煤企“闹革命”，山西要“解放”！ 的确，煤企“闹革命”，是需要山西人拿出“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决心。 一位业界人士说，如此大规模的煤企重组，意味着山西要“变天”了。 业界人士认为，这个“变”的“第一症候”就是，山西省近年在煤炭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明确地在传递一个信息，煤矿行业新的“维新革命”开始了。一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一切都将在“开天一斧”下“清浊自归”，让“失序世事”变为“秩序世事”，回位到一个寰清澄宇的新天地。 “变”的“第二症候”是山西省煤矿整合，不仅影响着山西财政大势，还挽救了矿工生命——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将减少74%。 从整体看，山西财政大势将会随着这次“整合”开始“心电图”式的震动，但我们更应看到，这是以今日“之少”，博取明日“之多”，以今日之“损”，换得明日之“得”。当然，这次“整合”后，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将减少74%，这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干“行善积德”的好事。 “变”的“第三症候”是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后，山西省各级政府的财政和民生事业也将得到进一步地改善。专家认为，这对山西财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产量增加带来的收入上，也就是说，兼并重组后，煤炭产量的增加将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变”的“第四症候”是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后，煤炭产业经济循环的科学发展理念才得以充分实现。 是的，山西要“科学发展”，山西要“理性发展”，山西更要“循环发展”，山西还要“可持续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两个核心关键词：“发展”。而终结小煤矿，正是实现这种“发展”的必然前提。 “变”的“第五症候”是通过“兼并、重组和整合”，山西省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据山西省煤炭部门的一位官员说，到2011年，山西省矿井采区回采率薄煤层要达到85%以上，中厚煤层达到80%以上，厚煤层达到75%以上，同时，原煤洗选加工率达到70%，煤层气（瓦斯）抽采量达到70亿立方米，利用率达到50%。 专家认为，这个水平就基本达到了我国先进的资源利用水平。 “变”的“第六症候”是，这次兼并重组整合志在把山西煤炭“拳头”握紧，形成实力，志在“统一口令”，利于山西对外“整体发声”，更利于整体提升山西的对外形象。 总之，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因煤而兴”，山西人的未来更应该“应煤而变”。 第二十四章 煤政风云下的山西谋略 民间投资热的冷思考 轰轰烈烈的“晋煤大整合”掀起了新一轮的推进高潮，数千亿民间资金正汹涌而来，市场“投资饥渴”正在严重影响着手握重金的煤老板的生存决策。 而面对汹涌澎湃的山西民间投资“海啸”，如何科学合理地引导这股民间投资热潮，则是摆在政府与民间、民企与国企等各方面前的一个紧迫的话题。 在这股投资执潮中，我们有如下“冷思考”： 首先，“晋煤大整合”后，民间资金合理流向是一个全新的经济课题，政府应首先当好“引导角色”。我们知道，这次“整合”后，大批煤老板将撤出煤焦领域，其身后随行的数量庞大的山西民间资本会形成“外溢效应”。对此，社会各方都不敢怠慢，政府方面的态度更是谨慎有加。 有消息说，山西地方政府在对山西民间资本退出煤焦领域的出路问题上曾用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进行调研讨论，才拿出了这则公开的《意见》。 要注意的是，山西地方出台的这则《意见》，是“有法可依”的，因为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曾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具体就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而山西省也出台的相关政策，就是把发改委的意见具体化了：可以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或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推行PPP（公私合作）、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等投资运营形式，进而引导民间资本全面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其次，以往民营资本在市场上“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特殊待遇”将会改变。 当煤老板们退出煤炭行业后，也就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资本了。而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无论进入哪个领域，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行业准入门槛的问题。在“国资”面前，“民资”就显得“理亏气短”，成了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抱养娃娃”。所以，当煤老板们这次试图转型时，能否公平享受“国民待遇”显得尤为重要。 其三，煤炭产业转型不能“走急弯”，民间投资也应符合经济客观规律，千万不能急，要“稳且较快”。 山西煤老板手握巨资，却在产业转型方向这一“大是大非”上容易迷失方向。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狭窄，政府在投资门槛、土地供应、环境容量、金融支持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四，民间投资应量力而行，“看米下锅”，“因资”、“因己”、“因市”而行。这句话，是说给那些“常有好高骛远之意，而无脚踏实地之行”的企业和煤老板们说的。 项目投资随意性强，企业发展凭借感觉行事，靠经验发展。这是一种与现代企业经营发展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行为，这就是长期以来，煤老板在煤炭领域发展形成的“暴利惯性”的负作用影响下的“思维模式”。 从长远来看，他们这种所谓的“思维模式”对自己人生事业道路的影响是致命的，这说明他们还没有摆正自己在市场经济定位中的角色。 种种迹象表明，面对新一轮民间投资的汹涌波涛，政府在思考，煤老板也在思考。 第二十四章 煤政风云下的山西谋略 晋煤整合，当防“五舍四入” 山西省对小煤矿的集中“收编”工作又遇到了新的瓶颈。 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引用“收编”这个词，之前也曾考虑用过“招安”或者“整合”两个词，但经过慎重权衡，还是认为在这样的事件影响和文字语境背景下，用“收编”似乎更贴切。 上文所说的“瓶颈”，在这里就是指“由于补偿标准与煤老板心理价位相差太大”，从而影响了这次整改工作。 那么，上文中所说的“价位相差太大”，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个现成的案例：山西吕梁一座政府估价1亿的煤矿，煤老板的要价却高达7个亿。双方谈判期许多不靠谱，自然难以形成一个“谈判基础”。 这也同时给我们一个提醒：对小煤矿“一刀切”式的“收编”举动的最终效果如何，却不得不面临一个“山西式”的现实考验，而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 毋庸置疑，山西许多小煤矿长期掠夺式地开采给煤老板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滚滚财源。煤老板因“煤”得财，但是，同时也给当地的环境造成“系统性的破坏”。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山西人民却无法与煤老板一样享受到“因煤而富”的“福利” 就另一方面看，从山西煤政体制深层次原因来分析，煤老板在经营煤矿时采取“涸泽而渔”式的滥采私挖，实则对自己事业前途没信心所致，也是煤矿拥有权的不确定性预期所导致的。 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共同促进下，这种“能赚一把就是一把”的侥幸心态一直伴随着煤老板的人生命途。 比如，有一个最为典型的现实例证：据一些媒体报道，很多山西煤老板在暴富之后，大多都会远离山西这块“是非之地”，选择去京津沪港大手笔买房置业，并将子女户口迁移至省外或境外。 这就是说，煤老板在靠挖煤暴富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把生养自己的家乡当作自己的人生归宿，没有把煤矿开采作为延续香火的永续事业。 假如煤老板的民营煤矿可以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和渠道而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稳定拥有，那么，他们自然会倾向于踏实稳健地经营，而不会心气浮躁地恃富欺世，并一门心思致力于让其所掌控的资源尽可能得到优化配置和“长久拥治”。 这样的市场结果显然并不符合相关部门的初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通过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厘定评判的确难以精准，比如，山西煤炭兼并重组过程中出现的“阴阳合同”就是一个例证。 总之，我们认为，针对中小煤矿的“整改”固然值得鼓励，但是，执行措施的“建模设计”方面的不足却有可能让政策的“硬度感”大打折扣。 这也就是说，如何在“行政监管”与“市场竞争”之间获得一种“动态平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第二十四章 煤政风云下的山西谋略 山西战略调整支柱产业的智慧考量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考量，实质上就是一个各种市场要素进行优胜劣汰、优化重组的过程。 目前，由于市场低迷、经营困难，这为我们专心致志苦练“整合内功”，重新理清思路，进而调整方向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从国际大环境看，国际能源原材料市场萎缩，收益水平下降，降低了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的阻力与成本。同时，也减弱了企业的短期趋利冲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煤炭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留下了一定的“回旋转身空间”。 在山西产业经济格局中，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四大行业一直是支撑山西经济发展的“传统支柱产业”。于是，有专家形象地称为山西经济的四大“护法金刚”。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然而，时至今日，客观地讲，这四大“金刚”对山西经济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局势的风云变幻，四大“金刚”的“经济法力”似乎已力不从心。由此产生的种种经济弊病已显露出来。从山西经济全局考察，四大“护法金刚”似乎更有“退位让贤”之必要。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曾指出，山西GDP曾一度是负数，这在全国来讲，大概是排到各省的最后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答案很明确，用专家的话说，就是长期以来山西在“一煤独大”发展思维主导下的产业结构模式导致的。 有资料显示，多年来，山西经济高度依靠煤、焦、铁、电四大支柱产业，其比重已占到山西工业总产值的80%到90%，单一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经济规律明显“尿不到一壶”，其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致命缺陷。这种“缺陷”首先表现在支柱产业单一，产业市场各要素之间相互“嫁接衍性”和“互补性”太差所致。这对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是致命的。 另外，由于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这很容易导致在产业经济大环境下的“近亲交配”。 实际上，山西四个支柱产业要说也不算少，但是他们是一个类型的，这对山西经济的影响“敏感度”非常明显。近年来，山西开始着力推进安全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并适时择机促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事实证明，高瞻远瞩站在行业高端，立足未来推行“晋煤整合”，审时度势调整山西经济发展方向，走出“四大支柱产业”思维，寻找更大的空间，这已经成为山西未来发展的必然之路。 综上所述，山西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整合势在必行。 另外，在这场意义重大“运动”中，当事各方不仅要有“大势意识”、“大局意识”，还要有“危机意识”。 我们在这里强调“危机意识”，就要求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可见，山西未来发展必然之路是走出煤炭产业。走出去，寻找更大空间，已成为山西未来发展的必然之路。 这，也印证着山西战略调整支柱产业的智慧考量。 第二十四章 煤政风云下的山西谋略 “晋煤大整合”风云下的山西“软着陆” 2009年10月，从山西煤炭管理部门传来消息，说山西朔州19家民营集团首批领到崭新的《采矿证》，这标志着山西全省大规模生产煤矿换证工作已开始“破冰”。随后又从政府部门得到消息，山西煤炭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的签订率达到90%，主体接管到位率达到71%。 对此，有专家认为，对于“晋煤大整合”这一复杂工程而言，从“签约”到“换证”，这无疑是一个实质性的飞跃。也有人说，这是晋煤整合重组后结出的第一颗“果实”，这标志着山西经济从“腾空”状态到“无损伤落地”时的平稳性“软着陆”状态。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山西省煤炭行业小、散、乱的现状，制约了山西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对全国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来自社会各界要求山西求变图新的强烈呼声，则汇成了普天下之民意所向。 所以有专家认为，说山西省这次下大决心推进煤炭资源整合，是顺乎民心之举，这对于山西省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全国煤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是有益的。 “软着陆”，其标志之一就是山西推行的“晋煤大整合”是国际大势、潮流所向，而非区区一隅之国或省可逆转。 据相关资料，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行业生产集中度非常低，中国十大煤炭龙头企业产量可能才占煤炭总产量百分之三十几的比重。而放眼世界，我们则远远低于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同是煤炭大国的产业集中度。形势所逼，我们必须要加快国家煤炭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这也正是我们国家的煤炭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大背景下的形势所“必”。 “软着陆”，其标志之二就是，随着“晋煤大整合”的正确推进，煤炭工业主体多元化、企业现代化、发展集约化的办矿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这也说明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与煤矿兼并重组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从目前看，这一效果也正日益显现。 另一方面，“晋煤大整合”实际上是为中国煤炭工业发展“试水探路”。 有人说，如果山西煤矿不全面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那全国煤矿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建设一流的矿井，实现机械化和现代化，为全国煤炭行业带了好头，对此，国际国内各方面专家对山西省的这项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软着陆”，其标志之三就是，政府的操作灵活，人性决策，为“晋煤大整合”的成功推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决定性作用。 专家认为，资源整合与兼并重组实际上是个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在整合过程中必然牵涉到重组双方、当地政府及群众等多方利益。 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时候，山西省官方有两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既要充分考虑采矿资源价款的退还和补偿问题，也要求合理解决地方利益和新农村建设投入、公益事业发展等问题。 另一方面，此次对整合主体的选择是根据煤炭行业高危、资源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并从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对国有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和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两者都可以成为整合主体，唯一的门槛儿就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优劣。 另外，从整合后的格局看，国有、民营和混合所有制的比例分别为19%、28%和53%，达到了“主体多元、先进生产力整合落后生产力”的目的，也同时进一步践行了“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协商协调依法有序，积极和谐推进”的客观初衷。 以上种种积极迹象表明，举世瞩目的“晋煤大整合”风云在山西已经“软着陆”。 第二十四章 煤政风云下的山西谋略 共同迎接山西“大矿时代”的到来 有人说，山西煤炭业几乎是中国煤炭产业的代名词。 有人说，山西煤炭业就是我国煤炭工业的“缩影”。 而在能源大省山西推行的这场举国关注的“晋煤大整合”行动中，山西又被推到国际能源经济大潮的“风口浪尖”。 于是，山西的一举一动备受业界关注。 近日传来消息，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和中煤进出口集团企业分别与大同市的27户煤企，签订了兼并重组协议。 对此，就曾有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山西推行“晋煤大整合”又向“大煤炭经济”转型进入迈出“关键的一步”。 专家认为，“晋煤大整合”，关键是一个“整”字，这不仅是山西众多煤企“名份”之变化，更是一次发展理念之革命，不仅是客观市场之被动变化，更是人的主观思路之主动图新。 从国际先进工业国能源产业发展规律看，煤炭业作为高危行业和资源、资本密集型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以大企业为主、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发展的路子。 有专家说，山西推行的“晋煤大整合”的目标一旦实现，则意味着这个“中国煤海王国”的煤炭工业集约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放眼全球，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工业先进国家和地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先说远在太平洋西岸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目前年产煤10亿吨左右，其中4家国有大公司占70%。再说澳大利亚，澳国年产煤近4亿吨，其中5家大公司占71%。最后说亚洲新兴发展国家印度，印度年产煤45亿吨，而占国内总产能90%份额的只有1家“国”字号公司。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能源经济脉络，不难读出一个产业发展的“关键词”：“集约”！“集约”！还是“集约”！ 从词性角度来考查，“集约”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词，但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条件下，“集约”的背后却隐含着某种与时俱进、屡战屡胜的“商业智慧”。 与上面几国相比而言，我们山西煤炭工业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也就是说，提高山西煤炭生产集约化发展水平迫在眉睫。 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一方面，由于生产工艺和装备技术原始落后，致使山西煤炭生产力水平一直无法向上突破。另一方面，由于煤炭市场生产主体素质各异，再与混乱不堪的行业管理结姻，一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小煤矿”群体组成一个看似“艳丽”，实则“化脓”出水的“繁荣市场”。 一只体质羸弱的老虎必自然不会发出震山雄吼，只会痛苦地呻吟。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无法整体“发声”，或者“贝分”不高的残酷现实时，相信无论是哪一位山西人，心中都会有这种感受，那就是两个字：痛心！ 这一切充分说明，通过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实现山西省煤炭产业发展水平的跨越式提升，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环顾全球，国外的工业化过程已经走了400多年，莫非山西省的煤炭工业也必须要等到二三百年后再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以致永远在相对落后的状况中停留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这里，我们提出否定这个“答案”背后的底气，是源自我们对山西当政者的决心和恒心。 我们在这里强调“决心”二字，就是要求当事者使出“破釜沉舟”勇气和“长痛不如短痛”的“丈夫血性”。而强调“恒心”，就是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做这件事。 而对山西省煤炭工业而言，如果不紧不慢，放任其自然演进，其实质就是放任落后粗放发展模式长期存在。 当然，个别煤老板可能会暂时为此要支付些转型成本，一些地方的利益会受影响，但是，我们算帐要算大帐，假如不这样，全山西省要为此支付多少资源、生态、环境甚至生命代价。 我们观局要观大局，扎实深入地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是天大的事，各种相关因素轻急缓重不辩自明。 我们审势更要审大势，即便是从单纯的经济成本看，按部就班的结果只能是“落后产能年年淘汰年年有”。假如把我们放在百舸争流、万帆竞发的全球能源经济大背景下，也许每个山西人都会有些许感受。 有道是，“良药必苦口，重生须浴火”。 我们知道，新生命的诞生总是伴随着母体的阵痛。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而推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必定要经历揪心也阵痛。但须明白，钝刀子割肉更痛苦，必须当机立断！ 最后，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就是要把采掘业从我国目前“最危险的行业”名单逐渐淡出，向本质安全型行业迈进，取而代之的是能在国际市场上抗击大风大浪的煤炭“航母”。 总之，不重组整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没有找到最重要的着力点！ 不重组整合，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就只能是美好的向往！ 不重组整合，煤炭工业的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由煤炭大省向煤炭强省的转变，就只能是一种愿望！不重组整合，就无法向3400万人民交待，就无法向山西的未来交代！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他们的命运要如何改变？ 提起“杨把式”，胜利镇西部山区里数十座煤矿的煤老板和工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把式”是当地人对掌握一定的坑下安全开采技术工人的别称。 我们这里说是煤矿“技术”，实际上就是指挖煤工人多年在坑下与大大小小的事故打交道后的“经验总结”。“把式”的工作，就是在坑下进行采煤作业过程中，专门负责整个生产区巷道及各个开采点的安全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工人上班时，要求负责坑下作业区安全的专门人员日夜来回地仔细巡查，其具体就是根据现场空气温度、湿度、渗水流向、顶板受力倾斜方向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安装支架或指导工人安全转移撤离，这项工作又称“安全工”。其所谓的“安全知识”在书本上是没有的，完全凭借“安全工”多年的坑下工作经验，所以当地人说“越老越吃香”，说的就是这项工作。 年轻时默默无闻，老年时名声远扬。 年过六旬的杨成锁，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就跟大人在坑下钻，耳闻目睹无数大小事故，加之自己机警过人，慢慢在这一行中脱颖而出，如今满面沧桑的他装了一肚子取之不尽的“煤经”。 后来，国家煤炭市场放开，在杨家山村民眼前，星星点点的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望着如蚂蚁搬家似的运煤车队在山路上扬尘而去，一位老矿工说：“要变天了。” 这位老人说的“变天”，其实对老杨这样的“把式”来讲是件“好事”。 在杨家山身后的山沟里，就有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数十座煤矿。 老杨始终认为，有煤矿的地方就要有煤矿，有煤矿的地方就要生产煤炭，而生产煤炭就离不开能够让坑下让矿工逢凶化吉的“煤矿安全工”。 像老杨这样的“权威专家”自然会成为村子附近煤老板家的座上宾，甚至有的煤老板为了把他挖到手，而不惜开出高于同行工资数倍的优厚待遇。 如今，他已成为周围煤矿的煤老板争先聘请的“红人”。 其实，这时的老杨心里明白，不管世道如何变，煤矿坑下安全工的工作性质不会变。他坚信“坑下安全把式”就是个“金饭碗”，再说这一行干久了，自然会感到轻松不少。 于是他把当初不肯跟他学坑下安全技术而外出学木匠的儿子叫回来，希望自己的“行业衣钵”能有后续香火，掌握这门坑下不可或缺的“专门工种”，进入“高收入”行业。 在当地一些煤矿里，常常有这种现象，父亲是“又刁又毒”的好窝手（挖煤工种之一），儿子一定是一等一的好拉工，于是就出现了“父子档”、“兄弟帮”的现象。 其实这时的老杨，还是未能明白，自己的这一举动，却与下一代的愿望背道而驰，儿子的初衷是走出深山煤矿，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改变自身命运。 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当人们把这一“宿命规则”用在注释“矿工的后代还是矿工，矿工生生世世永远是矿工”的“世袭”现实时，我们也要追问一句：“他们的命运要如何改变？”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煤老板“兼”村长，考验富人当政 在山西产煤山区，如果你问当地农民，你们村最有钱的煤老板是谁？他们大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俺们村长！” 据了解，在当地，这种由煤老板“兼任”农村干部的现象非常普遍。 如今，这种“富人当政”的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 我们知道，中国农村的富人在经济上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人，相对其他村民来讲，他们掌握着相对丰厚的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不仅以物质财富或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可以通过在此基础上构建形成的特殊的、政治的、经济的人缘“影响力”。换句话说，也就是发挥着“富太阳”的“余辉”。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越高，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富人介入地方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有的地方是煤老板“兼”村长，而另一些地方的煤老板当“人大代表”等。如今，农村富人当政问题在山西农村的发展趋势也日趋明显。 那么，煤老板“兼”村长，对农村建设是利还是弊？ 有人认为，农村富人当政，有其一定的现实优势。其论据是，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因素对农村的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假如让这些农村富人当政，一方面能够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富人往往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加速乡村社会的“进化”和变革，由此可以看出，“影响力”就是“决定力”。 还有，煤老板“兼任”村长后，其特有的“致富能力”就会逐渐转化为领导村民发展乡村经济的“执政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新的执政思维会推进农村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进而维护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当然，也有人认为，农村富人当政会带来一定的弊端与缺陷。 这种“弊端与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加剧了农村各种社会资源的“非正常”集中，从而导致了百姓大众在各种利益诉求上的“人微言轻”，进而在一般民众中间产生了消极抵触情绪，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在一般情况下，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占有较多的经济资源，进而能够在经济活动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也就是说，这种“主动权”和“话语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整个农村的“民主思维”。同时，也因此导致了对于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的村民群体的“权益削弱”，这对乡村政治的民主建设同样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这种“弊端与缺陷”主要表现在一些富人“兼”村长后，在政治上得到了满足后，就放松了自己，比如，在具体工作中，不思进取，进而发展到刚愎自用，甚至到了无原则地耍封建家长派头。这对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必会产生绝对的负面影响。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山西有多少煤矿工人？ 在当地产煤山区，各种类型的小“口子”很多。 在要家庄身后的东风煤矿坑口，每到早中晚上下班时间，就能看见一脸煤黑、汗流浃背、密密麻麻的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煤矿工人。用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就是“把该挣的钱挣回来了，今天老子活够本了”。 在村口，迎面而来是替换他们的刚刚吃饱喝足、满面红光、摩拳擦掌“等着挣今天的命钱”的下一班工人，这已成当地寻常生活中的“一景”。 那么，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矿工人？ 遗憾的是至今尚无确切的官方数据。 从目前现实看，山西煤矿工人的身份很复杂，具体统计也困难。 山西煤炭开采历史非常悠久。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宋朝时期，山西就有开采煤炭的史料记载，到了明清越发兴盛。 今天，煤炭工业在山西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挖煤已成为山西人日常生活主题中的“主题”。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山西人由此“推而广之”，也就是祖祖辈辈、子子孙孙“依山吃煤”。 以杨家村为例，这个村常住人口近千人。在当地，男孩女孩初中或小学毕业后就不再上学，女孩在家跟着大人学做“女红”待嫁，男孩则跟随父兄到煤矿下煤窑挣钱，接着盖房修院，然后继续攒钱，为日后娶亲成家用。 我们再回到山西煤矿工人“身份”问题，这又分本地工人和外来工人两部分。 在本地工人群体中，几乎100%的都是来自煤矿所在地的村子和附近邻村的农民。这些青壮劳力在农村耕种季节在土地上的身份是“农民”。而到了农闲时间，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在父兄带领下到村子附近的煤矿上挖煤挣钱，这时他们的身份就是“矿工”。这种“农工一家亲”的特殊现象，反映出了山西悠久的煤炭经济特征和特定的“煤文化”形成的历史现实。据了解，这部分人在村里除了老人、妇女和小孩以外，其数量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在外地工人群体中，从省籍方面考察，基本上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如西部的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中部的安徽省、江苏省、江西省、河南省、华东的山东省和北部的河北省和东北地区的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的都有。 这其中，河南、山东和四川、安徽四省的工人最多，到山西挖煤的历史也最长。 从工人身份考察，有家庭贫困者，有跟随亲戚朋友外出见世面者，有做生意赔本落难在此者，有在老家打架斗殴吃官司者，有杀人放火负命在逃者。 总而言之，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走到山西聚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谋生挣钱。 在近几年，这一群体在山西煤矿工人队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就以刘家庄为例，据这个村的村长说，目前这个村90%以上的村民都在村后塬上盖了新房，搬进新家的村民们把一座“陈年老村”留在屁股后。 每年冬天农闲的时候，正是煤矿的用工高峰，外地来下窑的矿工就租住在煤矿跟前的刘家庄，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成了房东。到了附近煤矿上下班时分，就有成群结队的“村民”进出村口。 有人估计这些人大概在700左右。 而要统计山西有多少煤矿工人数量，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如下两种方法估算山西煤矿工人数量。 方法一：以矿推算。也就是说在满足煤矿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各工种岗位必需配备矿工人数的总和，再根据官方公布的山西煤矿数量，来计算出山西矿工总数。 首先，我们可以取得山西煤矿数量的数据，据官方公布资料显示，山西煤矿数量是“4389座”。其次，我们以年产百万吨煤炭的中小型煤矿为例，一般地，这样规模的煤矿平均所需矿工为1000多人，再与煤矿总数4389计算，可以得出山西有四百多万煤矿工人的结果。 方法二：“人口比例法”。 依前文资料，假如我们把在农闲季节挖煤的青壮年农民也算矿工的话，杨家村近千人口中应该有四分之一比例的“矿工”，再根据官方提供的山西省总人口数，其四分之一应该是800多万。 要说明的是，用这两种方法统计，其计算结果肯定不一致，因为山西煤矿工人的界定和统计是很复杂的，这当然有统计因素的“不确定性”，比如，我们上文提及的“人口比例法”其前提是山西“全省总人口”全部划为“农村人”，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的。实际上山西城市居民数量在全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这与山西煤矿工人数量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山西矿工能挣多少钱？ 山西煤老板富得生疮，富得流脓。 在一般人印象中，整日在煤老板身边转悠，山西煤矿工人的收入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是外界对山西煤矿工人的“合理推断”。 的确，与这些“恃富欺天”的山西煤老板相比，山西煤矿工人天长日久地在煤老板身上“沾荤带腥”，自然而然也应该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但是，我们的调查结果让人吃惊不已，煤矿工人依旧在温饱线上挣扎。 以下是在八十年代山西煤炭市场放开初期某煤矿工人岗位“工资表”： 一、坑下生产区 推坡的2.5元/班 拉绳的2.5元/班 安全工4元/班 抽水的4元/班 挖工3元/吨 拉工3元/吨 修巷道的2.5元/班 坑下开绞车的2.5元/班 电工4元/班 二、地面生产区 坑上开绞车的2.5元/班 坑上推矿车的2.5元/班 三、煤炭再加工区（炼焦炭队） 粉煤组4元/班 运输组3元/班 安炉大师傅5元/班 装炉上料的3元/班 出炉焦的3元/班 装车的3元/班 四、辅助服务区 烧澡堂水的25元/天 矿工灶干厨的2元/天（包吃包住） 记工的4元/班 卖炭的50元/月（这是一个肥差，一般由老板亲信担任，虽然待遇低，但极有私下偷偷收取售煤款项的机会） 修补车胎的2.5元/天 我们还可以再列出与这个收入相比的当地参考价：当地一所中学老师的工资是每月430元。农贸市场的猪肉价是每市斤3.6元。 从以上数字来看，当地矿工实际上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 当然，随着国内煤炭市场的逐步开放，矿工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生产方式逐渐改进，生产力得以提高。比如在坑下拉煤工人由原来的人工蛮力推助前进，改为由老牛、骡子、马匹等牲口替代，一般一头牲口一个班的“工资”是20元。 当然，挖煤工的生产方式也“与时俱进”，比如，原来“出炭”主要是靠人工一镐一镐地刨挖，现在坑下爆破已是寻常事，挖煤工把“掏心炮”、“天地炮”、“端山炮”和“通天炮”运用得“得心应手”。 原来是上一个班，挖煤工就要从始至终不停地挥镐刨挖，现在是“一炮定一班”，“一班开一炮”，总体算下来，挖煤工一个班下来，也能挣一百多元。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矿工：下煤窑就是挣袋“面粉钱” 王家庄村东头的李玉成老汉就是据当地有名的“老炼焦把式”。 近几年，由于煤焦业一路强势发展，对当地环境破坏日渐严重，山不长草，地不产粮，当地农民生活陷入困顿，只好在附近煤矿“下窑”。 李老汉育有一子五女，在农村联产承包制政策实行前，像他这样“挣工分的劳力少，吃口粮的嘴巴多”的“大户人家”一直是生产队里有名的短款户。后来生产队按人头分地时，他家8口人分得16亩地，过了几年，唯一的儿子尚未初中毕业，膝下几个女儿给他留下大片土地后各自出嫁。此时的王老汉，心中不禁私下窃喜，当初在生产队凭人头为他家分得土地的女儿如今成了别人家的人。于是，自家这近20亩的土地就由自己和唯一的儿子耕种。 遗憾的是这些地大部分都在村边几座煤矿炼焦厂周围。 一开始他还没留意，到后来他才渐渐发现，自己种下的庄稼在周围炼焦炉整日的烟熏火燎下几尽年年绝收。 后来，人们干脆不种地了，致使大面积土地撂荒。 没了地，全家人的口粮都由各家青年、壮劳力下煤窑挣钱买面买菜过日子。 在当地，一袋“洋面”（50斤装小麦面粉）的价格是55元，而一个好劳力上天班能挣4~5元，如果全月出勤，也就能挣两袋“洋面”，还不包括买菜钱在内。 矿工们先在煤矿干活，月底不领工资，“领”几袋面粉，面粉钱从工资中抵扣，也就是说，矿工下煤窑就是挣袋面粉钱，否则就没法生活。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青年矿工是当今山西最大的政治 山西地方经济的核心是煤炭实体。 山西农民的生活主体就是靠在煤矿当矿工挣来的收入，煤矿则成了他们财富理想和生活信念的源泉，也就是说，下煤窑成了他们为生存而取得收入的唯一渠道。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上世纪40年左右出生的山西农民已渐渐老去，他们已从山西矿工队伍中慢慢退出。 在今天，取而代之的是“70后”乃至“80后”的新一代农民（矿工），再为当地的“矿工队伍”中注入“新鲜血液”。在今天，这些青年矿工已成为山西煤矿工人的主体，这是客观存在于我们眼前的事实。仔细观察这一代人，我们发现，相对于上一代，这些青年人有思想、有文化。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憧憬，他们既热情奔放，又不循规蹈矩。 当我们把他们放在山西未来的发展坐标上，以历史和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评价这一群体时，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青年矿工才是当今山西农村最大的政治！ 当我们把这一群体放在中国政治思维和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在当前中国农村整体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我们耳边会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一个发出自己政治诉求的特殊群体的声音。 也许，他们的声音还很小，也许他们的力量还不大，但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依这条规律而来的，这是事实；他们还没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事实。不过，他们却要面临种种残酷的现实问题： 首先，由于文化程度不高，社会阅历尚浅，人生价值观尚未形成，因而他们最容易拿“上层社会”与“乡村社会”盲目做比较，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就导致了他们社会价值观的畸形裂变。 其次，在中小规模煤矿当矿工使他们的发财梦想和自身人生价值无法实现，同时，生活来源不稳定使他们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预期和长远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尚缺信心，而在对比自己身边的煤老板的奢侈与自己生活的窘迫后，他们游离于自身的“客观窘况”与眼前的“贫富不均”的残酷现实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这部分群体的人生理念。 这一切的一切，让他们痛苦万分却又倍感无奈。作为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一直生活在处于变化和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的夹缝里。当他们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位置摆在社会的“对立面”。久而久之，这一群体很有可能发展成一支不稳定的社会力量。 至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彻底改变对这一群体政治诉求的“忽略意识”，那么，这一群体很有可能发展成威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 第二十五章 关于矿工命运与农民问题的理性思辨 “四农问题”比“三农问题”更复杂 “农村”、“农业”、“农民”是当前中国政界、学界关注多年的涉“农”话题，也这就是人们所讲的“三农问题”。而在山西社会发展实践中，我们发现除了“三农”外，还应该再加一“农”，就是农民工（矿工）。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我们眼前的“四农问题”远比当前国人关注的“三农问题”复杂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对“四农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起步，而农民工（矿工）则是我国改革开放背景的“新生群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我国社会在特定的“转型期”的特殊产物。 可以肯定，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已不能忽略他们农民工（矿工）存在，他们已成为社会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在中国经济一日千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这些农民工（矿工）的生活现状依然没太大改变。 为了生活，他们携妻带子，跨过万水千山，不辞劳苦地到异地他乡去打工挣钱，然后养家糊口。 在吊塔林立的施工现场有他们的身影，在机器轰鸣的车间有他们的面孔，在地下狭小的采煤坑道中有他们的汗水。 在打工的过程中，他们时刻要面临无尽的思乡痛苦，工钱被扣，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遭到无情的人格侮辱。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和重视，同时应组织力量深入研究农民工（矿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其权益保障问题。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把农民工（矿工）问题作为我国所面临的“四农”问题之一。 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于1999年初成立了一个《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专门就“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分层发展变化”进行专题研究。 按照当初课题规划，他们对山西省进行重点考察，先后多次组织力量对山西省范围内的大同市、临汾市等地市以及一批产煤产区的厂矿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录等大量调查资料。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他们把我国新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状况集中概括为“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这样一个结构图式——一个呈“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图式。 从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图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产业工人阶层（国有煤矿）”居于第八阶层（倒数第三层），“农民工阶层（矿工）”居于第九阶层（倒数第二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居于第十阶层（最底层）。 这就是说，无论是从他们实际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来讲，都毫无悬念地处于弱势社会群体阶层，很明显，农民工阶层（矿工）处在了这个社会“金字塔”阶层结构图式的最底层。“最底层”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身份意识”的“末位”情结。 而农民工身份地位的低下导致了自身社会权益的丧失，如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政治权益在实际生活中屡遭侵害，或者是劳动者的社会权益在实际中得不到保障，自身社会权益的丧失导致了生活信心的丧失，从而会形成一支不稳定的社会力量。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四农问题”比“三农问题”更复杂，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此。 第二十六章 穷性与富德：暴富阶层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新时期财富观”应有的时代特征 财富观，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财富取舍的基本态度。 新时期财富观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断形成并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是被不断地赋于“崭新的时代内涵”；其次，它有着“深层的时代内容和蕴意”。 总的来说，新时期财富观有以下时代特征： 首先，从聚富手段和方式来看，这要求人们对“财富”的取得必须是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 我们这里说的“公平合理”，通俗地讲，就是“手段正确”、“方式得当”和“利己不损人”，其核心要义是“取财有道”。 这里所讲的“道”，就是强调取得财富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取得财富的“时机”、“机遇”的“公平性”。也就是说，要在“利己利人”的前提下谋求财富的积累。 我们知道，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商业准则最大的特征是“双赢互利”。事实证明，在这种人人欢喜、彼此“双赢”的“交易准则”普而广之下，市场交易各方才自愿拿出各自的“交易物”，以一物之“小溪”，融入万物之“海洋”，成就了今天的市场繁荣。 有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很明显，求利是商人的本性，如果有利可图，那么，在通往财富的商途大道上则是一番何等的景象。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利已”的同时，绝对不能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 我们这里所讲的“公平合理”，就是强调要求谋求财富者要通过合理的方式、正当的渠道取得财富。 我们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比如当下的煤老板，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或者越界开采或者越层私挖，这种为了个人暂时利益，而忽视他人（或公众）利益，强调自身利益，而忽略他人（或公众）利益，只顾自己而损害国家宝贵资源的行为就与新时期的财富观格格不入。 其次，从聚集财富的基本准则来看，“新时期财富观”首选强调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它不认同“金钱至上”，反而特别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和“社会责任”。 以传统财富观来理解，有人认为，财富的数量代表了某个拥有者的“个人社会价值”，但在今天，“新时期财富观”则认为，金钱的数量并不能完全体现一个人的“个人社会价值”。 相反，对一名财富拥有者个人来说，你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度”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等“无形资产”，会越来越有逐步取代以往由金钱的数量对“整体财富”的“代表度”的趋势。 放眼当今世界，但凡做大做强的，在国际上“知名度”、“品牌度”越响越亮的大企业，无不一手抓企业的“经营利润”，一手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正是这种倡导企业最基本道德准则——社会责任的做法，才成就了它们今天的辉煌。世界500强企业之一的美国默克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曾说：“默克的第一目的是用医学上的创新造福人类，赚取丰厚的利润只是圆满完成使命的附带结果。” “妙手聚财富，铁肩担道义。” 这正是在“新时期财富观”的道德准则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现代企业家的人格魅力。 我们崇尚“以诚待人，以诚待客，以义促利，义利兼顾”。 这就要求我们要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业务关系，这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高尚品格，这也使企业的价值追求得到提高，其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第二十六章 穷性与富德：暴富阶层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关于当代财富观的“哲学”反思 在当下社会中，财富已成为人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获取社会地位和人格尊重的象征。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基本规则确立，人们对财富的概念内涵和精神实质也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赋予了财富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科学内涵，也刷新了我们对财富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收获了关于财富问题的科学追问和理性反思。 反思之一：“财富原罪”心结下的“小偷”行为——藏富。 在我国，有钱人藏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众所周知，财富收入状况对中国富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隐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把钱塞在屋檐墙脚，塞在犄角旮旯里，藏着掖着，说什么也不能暴露。 如果用现代“财富观”的标准来评判，我们认为，“藏富”实际上并不是一种不正确的财富观。专家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把自己的财富悄悄隐藏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富人的“社会责任”的行为。因为按当下“新财富观”的标准来解读，就是当你有更多的财富时，就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的富人们在当下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关于“富人责任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就是说，作为富人，你的“责任”就是要为社会多作贡献。 另外，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当个人的“小财富之小溪”汇入社会的“大财富之河”，并在大社会的“财富海洋”里“合理流动”时，就会对社会的不断发展产生良性的影响，将会为全社会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并最终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而藏富、守富只会使财富的流动趋于停滞，使贫富分化更为悬殊，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我们“共同富裕”的伟大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反思之二：“小人得志”式的报复心态——炫富。 炫富与藏富正好相反，二者的目的意图形成鲜明对比，“炫富”的意思是一些富人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家多么富有，从而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大肆的夸耀。 一桌的“豪宴”36万元，一组“吉祥汽车号码”上百万，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频频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头条”。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产生“炫富”行为，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行为、能力和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一旦“事业成功”后，一些“成功得财”的人在“奴才当主子”、“马仔变老板”等“小人得志”式的报复社会心态驱使下，就会产生了“炫富”这种极端行为。 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富人越来越多的当今时代，富人们应该树立积极健康并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现代财富观。具体来讲，就是要勇于承担社会道义，热心公益事业，做一个既富裕又不乏同情心，诚实守信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富豪”。这更应该成为用现代财富观武装起来的“新兴富人”的推崇和效仿。 反思之三：“酸葡萄”心迹下的“公平”追问——仇富。 在中国，来自民间的“仇视”、“鄙夷”富人的文化传统悠其久之。 一方面是财富拥有者的“为富不仁”，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均贫富”的呐喊。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为富不仁”的故事比比皆是，而“杀富济贫”者却往往被视为英雄。 据国内一知名调查机构调查，在回答“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富人通过正当手段致富”这个问题时，有九成以止的被调查对象持否定怀疑的态度。 在回答“富人的钱，‘干净’吗？”这一问题时，持有疑问的调查对象还是占了九成半。 看来，中国富人的“形象力”在普通大众心中还是不“硬”。 而在今天，随着一个个中国“问题”富豪的暴露，又似乎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论这个问题。他研究归纳认为，中国的民间巨富，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 这自然会给社会公众产生“仇富”行为的一个合理的理由。 有人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在“酸葡萄”心理作用下的“公平”追问。 反思之四：和谐社会下的“财富品质”——崇富。 何谓“财富品质”？ “财富品质”就是财富的真正社会价值。 这个“社会价值”的内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与财富本身有关，也就是说，财富越多，其社会价值的“体现性”越大；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还与财富创造者个人的道德品行、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关系。 以现代财富观来看，当今中国（尤其是西方）绝大多数拥有“财富品质”的“富人”身上都存在着极为可贵的“财富责任”。 这道理很简单，当你拥有“财富品质”时，你就会“自然地”、“主动地”承担起一个富人应有的“财富责任”。至此，我们可以认定，一个拥有“财富品质”的富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一个拥有“财富品质”的富人林立的时代一定也是一个伟大进步的时代。 今天，当社会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社会个体的“幸福指数”不断升高时，我们认为，在全社会主动创造出一种对财富恰当的尊敬和推崇的观念，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软文化建设”的题中之意。 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当日渐增多的富人通过自我“觉悟修炼”而拥有“财富品质”时，当日渐增多的富人利用其影响力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品质”变为“财富责任”时，一个全民“思富”、全民“崇富”、全民追富的和谐社会就会完美成型。 这样的话，在一个竞争环境下，每个人都能和富人们一起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合理地竞逐财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人会去“仇富”。 当然，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社会环境的改善，富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地“藏富”了，另一方面，那种广为社会诟病的“炫富”的行为也将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和抵制。 这样，一个“人人追富”、“人人奔富”、“人人崇富”的“财富氛围”就会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友好环境”相得益彰，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 第二十六章 穷性与富德：暴富阶层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财富价值观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良性互动的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和谐”的财富价值观，是一个时代内涵非常丰富的价值观体系。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如何提高全民财富境界，都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来关注的问题。 我们认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倡导的财富价值观体系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全体公民的“自我和谐”，其次是“社会和谐”，再次是“与自然和谐”，以上这三者是有机的、统一的和体系化的，它们一起构成了“和谐社会”所倡导的财富价值观体系。 从另一角度看，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何“理性待富”。 这就是说，我们富裕之后，如何对待财富，如何驾御财富，如何实现从“物质之富”到“精神之富”的过渡？ 在这里，“理性”二字不仅仅是一个财富“理解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财富“世界观”和“普世观”的问题。 “理性待富”，首先要明白财富是什么？财富绝不仅仅是金钱，也不单单指某种特定的“物质”，而某种无形的精神因素也越来越多地被包含在其中。也就是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财富的“数量”去计算，而是用思想的“深度”去来衡量。 其次，我们倡导“理性待富”，就是强调不仅要理性对待“财富”本身，还要强调理性对待拥有“财富”者本人。如果我们用“理性待富”的原则去衡量一个人或企业家的“价值”，就会考虑到这个“价值”的“社会责任度”。在这里，其所拥有的财富规模大小和财富多少已无所谓，而在于他有没有“财富责任心”，也就是为社会承担了多少责任，则是其“价值”的核心体现。 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千万富翁掏出二百元扔给路边的乞丐，而另一位以收破烂为生的老人拿出一百元给地震灾区穷困儿童，这二人所得到的社会“评价财富”是不一样的。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真正珍惜、尊重财富，只有拥有积极进取和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动力和踏实努力，以及拥有内心的真正的道义信念与责任品格，才能算“理性待富”。 第二，如何理性“对待富人这一阶层”。 “仇富”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产生这种情况的背景是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而不是“不均”。 一个和谐社会当然需要一种“成熟”的“仇富”心态。 不可否认，在当下社会，弱势群体与富人群体还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一来，我们说由此产生的“仇富”意识还大有市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能发现，这种“仇富”实际上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对社会上所有富人“整体仇视”。第二种，是一些依不法手段取得的不义之财者的“个别仇视”。 我们认为，第一种的“整体仇视”，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思维，我们反而对第二种“个别仇视”者给以同情，因为这是在对富人聚财手段的“不法性”与“合法性”作出鉴别后的“个别仇视”。但是，我们对那些依靠自己辛勤劳动而致富的“富人”们，不能存在丝毫“仇富”心理，而是要学会并去尊重那些最大限度创造社会价值并承担社会责任（如创造就业机会）的富人们。所以我们只有学会包容和尊重，学会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财富和别人的财富，才能显示出自身价值精神的“成熟度”。 当然，对于那些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的所谓问题富豪，我们则不但要“仇”，还要从道义和道德方面鄙视和谴责他们，更要号召全社会的力量来打击他们。 最后，和谐的财富价值观要求我们“贫富和谐”。 贫富分化则社会倒退，贫富和谐则社会进步。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所有成绩的取得跟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分不开这归根到底是改革给全国人们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实际利益。我们要看到利益因素永远是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可能爆发点”和社会和谐的“可能平衡点”。而要实现真正的“贫富和谐”目标，就必须要处理好（或者正确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利益”关系。 所以说，我们既不能因为要照顾社会弱势阶层，而回过头去搞平均主义，同时又不能因为要强调效率，而任凭富裕强势阶层“突进”式崛起而激化社会矛盾。我们既要反对对弱势阶层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漠心理”，又要反对极端偏激的“仇富心理”，进从而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等手段来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平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至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富人和普通人都成熟起来，都拥有成熟的财富价值观，都既在物质上富有，又在精神上富有。 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算进入了一个文明、和谐、理性与智慧的“大同世界”，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能以一个“积极自信”、“进取自强”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诚如是，我们的“和谐社会”才会最终建成。 当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穷人在富人堆里站起来的时候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实现则指日可待，所有中国人才真正无愧于一个“大国国民”的称号。 第二十七章 哲学解读财富观的“价值普世”法则 重温《论语》的财富观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他又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流传至今的是集中记载孔子思想言论的权威著作，是代表孔子思想的经典。一直以来，财富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儒家学说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东方民族世代奉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圭臬”。 我们不妨也从中来管窥孔子的财富观。 在中有这样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有媒体学者这样解释这句话，说一个国家如果是“有道”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却“混”的很差，“没钱”、“没社会地位”，那么你应该感到“羞耻”，因为这说明你或者懒惰，或者无能。在这里，上文说的“道”，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秩序是公平的，是真正按能分配的，官员都是廉洁奉公”的“理想社会状态”。 而如果一个国家是“无道”的，而这个时候你却“混”得很好，就是你“不仅有钱”，而且还有“社会地位”，那么你就更应该感到“羞耻”，因为这说明你取得的“财富和地位”是“来路不正”的，也就是这些财富和地位都是在这个“无道”社会中的“不义之得”。这里的“无道”，说的就是指“社会秩序严重不平等，财富是按权势分配，官员腐败成风。” 在中国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全国上下都在“人人思富，人人奔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我们看来，孔子在看待财富的问题上是持一种中肯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他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已经是大大超越了其所处历史环境的思想范畴，这或许能给处身现代社会的我们不少启迪。 另外，对于取得财富的手段上，他在《论语·里仁》中也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在社会中，获取财富、追求财富是人人皆有之常情。在求富的过程中，只要手段和方法得当，合理合法，那么我们就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对于那些通过非法渠道和方式取得财富的人，整个社会就应谴责他们，我们也要疏远他们。 这与我们倡导的新时期财富观完全吻合。 同时他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他的意思是说，“如能致富，哪怕是赶车，我也干；如不能，则随我所好。”这句话，代表了孔子主张经商求富的思想。孔子主张，为了求富，象执鞭这样微贱的工作也不排斥，可见，孔子反对的是不正当的富贵和不合“道义”、“不守信用”的行为，并不反对可富、可贵本身。是啊，求富之心人皆有之，掘富之累人皆有之。这，正是一位走上圣人神坛后的凡夫俗子说的大实话。 此外，孔子对待财富又进行了反面思考，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说此话的背景语境的原文是这样的：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因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温而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文中大（tai）宰是一种官名，又叫“太宰”，其职责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 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 太宰向子贡问：“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 子贡说：“既然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当然也就会让他多才多艺。” 孔子听到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小的时候贫穷，所以学会了不少技艺。一般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艺吗？那是不会的。”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他从小家里穷，吃了很多苦，在经历众多磨难后才能懂得很多人世间的真理。我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这比那些书上的教条规定和经验之谈不知要实用多少，而相比之下，那些从小生活条件好、不知愁滋味的人会有像我这样知道这么多道理的吗？毫无疑问，不会太多的。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人小的时候艰难困苦，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做，自己努力，所以不仅多才多艺，生活能力强，而且懂得人情世故，长大后多能有所作为。 我们知道，贫穷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贫穷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多的不幸，让很多人灰心丧气。 但老夫子却告诉我们，人，不怕穷，就怕志短。 由此，我们不得不在此有感而发：贫穷让我们更加懂得挫折与辛酸所带来的价值，它也是我们人生命途中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至此，在当今举国上下“全民思富”，“全民追富”的大背景下，关注，学研之风再聚热潮。 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凡人的孔丘，还是作为圣人的“孔子”，财富问题在他的精神世界与思想体系中都占据特殊位置。 我们相信，人们在致富之路上遇到的“财富之惑”，似乎在这里已找到了答案。 第二十七章 哲学解读财富观的“价值普世”法则 探寻中国富豪的“中国式”成长轨迹 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进二十一世纪的大门，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今天，一股清新的追富、创富、崇富风尚正在一些社会阶层形成，这已成为一个支撑社会向前发展的经济动力和思想理念。 如今，这种理念成了当今中国人工作生活的动力之源和主流方向。 放眼当今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在一个发达成熟的社会，总会有一个神秘的富豪阶层相伴。比如在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就有一个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颇具规模的富豪群体。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个神秘群体正浮出水面——“中国富豪群”，探寻这个群体的“发达轨迹”，我们总会有些许启发收获。 解读当前中国富豪们的创富之路，自然应该从他们的财富原始积累开始考察。从目前看，中国富豪发家史，几乎绝大多数人的发家均得益于利用了国家的政策，比如“改革开放”、“三来一补”等机会。至今仍有人认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政策性机遇”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从目前看，这一系列的政策机会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价格”机会。 在经济生活中，这部分人对政府根据市场变化而对价格机制进行调整时带来的机会很敏感，并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知道，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初期，与百姓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产品的定价机制最先“试水”。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轻工业产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当时一批从事轻工业产品制造及流通领域的经营者，通过相对简单的商品批零方式迅速获取财富，淘得第一桶金。另外，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不经意间”推行的“价格双轨制”政策，也为一些人的暴富“大业”推波助澜。 第二类是“体制”机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向前推进的关键阶段，这部分人很好地利用了国家在产权制度领域实施改革措施时带来的机会。产权制度的“变”与“改”，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势所趋，这一“变”一“改”，其中的政策性商业机会多多。在民资、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国家经济生活的过程中，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相继出现，接着是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在中国经济大家庭中“初露尖尖角”。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企业家型”的富豪。 第三类是“分配”机会。 这就是指国家和政府在对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政策变化中带来的机会。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这种“分配”，是指在“合理”、“公道”的基础上的“分配”。我国宪法曾明确规定，人人享有参与社会合理分配的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分配的合理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但事实上，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在劳动成果的分配方面有失偏颇，导致了社会分配政策的“门缝效应”，其结果是让一些人钻了“富缝”。 做富人，先要学会做“人” 先来看这么一个故事： 说在宋朝，有一位叫庞蕴居士的大富豪，一生靠放高利贷积累了巨额财富。 有一天，他在后槽听到家中养的马、牛、驴在互相诉说，称因前生借了庞蕴的银子无力归还，死后变成牲畜前来“还债”。 庞蕴大惊，认为自己积聚财富是一种逼人变牛、马、驴还债的罪恶，遂幡然醒悟，赶紧决定将家中仆妇全部发钱遣散，后槽所养牛、马、驴放归山野让其过自由生活。接着再将家中全部金银珠宝装在十几条大海船上沉入海中，不让这些钱财再“害人”。而他自己则带上老妻和子女寄居陋屋，靠自己的手艺，每日编筐织篱，然后再让他的女儿灵兆，拿到集市上去卖，一家人靠赚些零钱过着清苦困顿的生活。 故事最后结局为庞蕴一家都上天“超升”了，还称他们全家原先就是“星宿下凡”，庞蕴原是“上界宾陀罗尊者”，他妻子是执“幡罗刹女”，儿子凤毛是“善才童子”，女儿灵兆则是“观音菩萨”。 这是元朝时剧作家刘君锡，写的一出叫做《庞居士误放来生债》的杂剧的情节。这部杂剧在反映了古人的“因果宿命论”“封建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纯朴而原始的“现实财富观”。 是的，在一定条件下，财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财富可以让你堂堂正正地做人，也可让你“做牛做马”。这说明，对财富的把持，实质上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把持，财富既可以让你“得道超升”，也可以让你“作孽下地狱”。而今天，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是一道摆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富人面前的“必答题”。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就是：你是“为富若仁”，还是“为富不仁”？假如你“为富若仁”，便应该济贫救世，散财行善，关心穷人，关怀民生，这样的富人才是真正的“为富若仁”。记得名震全球的美国大富豪比尔·盖茨曾宣布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无偿捐献给社会，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现代版的“富仁（人）”形象。而假如你“为富不仁”，那就另当别论。 有人认为，在当今社会，“财富观”问题在当代中国的富豪阶层也并没有“和谐形成”。 君不见，一些人有钱后，暴殄天物，生活奢侈，最后耗尽家产，搭了身家性命不说，还留下终身骂名。 而另一些人则把钱财全部传给子女，而不予社会一名一文，让儿孙们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王孙”般的生活，以圆自己“财富一世”、“财富二世”乃至世世代代“万‘世’无疆”的财富美梦。 而像比尔·盖茨这样将财产既不留给子女，既不吃喝玩乐，也不狂赌嗜吸（毒）般地“消费”，更不会转移“国外”，而是全部贡献给社会慈善事业的行为，这在当今社会环境中，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社会财富观的问题。 我们认为，“聚财要有方”，“散财更有道”，这才是当今社会推崇的新时期财富观，比尔·盖茨的壮举，就反映了当下我们倡导的财富观。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他不认为辛苦创造财富是为了自己，而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他的财富虽然归于自己名下，用他的话说，他自己是“上帝安排‘看管财富的人’”。 财富聚之于社会，最终又全部回归于社会。这种“先私后公”，而不追求“自拥”财富的“私有终极”，正体现着“比尔·盖茨式”的时代富人特有的“财富德行”。 我们认为，不把财富看做是永远的财富的“私有终极”，让它源之于社会，归之于社会，这应该是现代社会最正确、也是最先进的财富观。 可以肯定，用这种“财富观”武装起来的富人，一定会明白，做富人，必须要先学会做“人”。 第二十七章 哲学解读财富观的“价值普世”法则 富而不慈必然富而不强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昔日还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今朝已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个体业主。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昨天还是生活无保障的下岗职工，今天已是一个颇有几文钱的“小老板”。 在人心思富、人心奔富的今天，谁都有一个美好的“致富”梦想。 有钱了，一些人确实有钱了。 然而他们在有钱之后却还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在“乍富还贫”的背后，与时代潮流相悖的财富道德文化滞后带来的污垢，在污染着我们的环境。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富人之“贫”，就是指有钱人“富而不慈”。 历史已经证明，“富而不慈”必然“富而不强”。 “富而不慈”的表现之一就是“富而无德”。 “德”是一种大势之后的内敛，“德”是一种大富之后的俭朴，是一种大贵之后的低调。也就是说，“德”，表现的是一种在“以天为宗，以道为门”这一精神理念下主导的对大自然的纯朴敬畏观；表现的是一种在“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为核心的“和谐价值观”倡导下的“普世哲学”。 以今天的财富观来看，我们认为，俭朴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富有也不是罪过，因为许多高尚的行为举止往往还要靠金钱来支持。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一个人不论是俭朴还是富有，关键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格品行，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我们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操行；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这是一位社会学家针对当下中国人尚待“修正”的“财富观”发表的“盛世危言”。 这位专家认为，一个拥有财富越多的人，就意味着他肩负的社会责任越重，这就要求他更要培养自己的道德和品格，更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完善自我。 “富而不慈”的另一种表现为“富而不贵”。“富贵这两个字，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 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不久前接受中央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谈的一番话。 他认为，衡量财富的准则，在于“内心的富贵”。而真正的“富贵”是要懂得用自己的财富，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尽一点义务和责任。 有道是，“富翁易得，贵族难求”。 在生活中，我们赚几个钱当上个富翁也许并没有多难，但要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当一位精神贵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难归难，但我们千万要记住，“富而不贵”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正如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要难。” 这是因为，社会对富人的精神道德要求似乎比穷人要严格了许多。 我们可以肯定，依靠“非正常手段”而暴富起来的素质低下者一定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如此富而不贵的人，为富不仁的人，可以认定，他们积累起来的财富还会很快散尽，甚至给他们带来灾祸。 富而不慈必然富而不强。 这是真理。 第二十八章 善念的修炼：煤老板尚需财富“启蒙” 煤老板财富观的畸变与失衡 山西煤老板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富人群体，我们肯定他们在山西经济发展方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为体现在这个群体身上的财富“伦理缺位”的现象而反思。 我们认为，这反映在一群体身体身上的财富“伦理缺位”，主要体现在他们“不仁而富”和“为富不仁”上。 我们先说“不仁而富”。 这主要是指一个人聚财的“手段”和“渠道”上，即不是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和起点上通过自身努力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这是一种“不仁而富”式的“伦理缺位”。这部分“不仁而富”者通过不遵守社会共同推崇的公共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等方式方法达到了“富起来”的目的。比如煤老板通过行贿政府有关部门取得煤矿开采手续，不采用安全生产措施而强迫工人挖煤，为自己赚得巨额财富。这就是标准的“不仁而富”式的“伦理缺位”。 再有一种，就是他们利用政策法规的漏洞和缺陷，利用民众与政府、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置他人和社会利益于不顾，非道德地敛财。比如，一些煤老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绞尽脑汁钻政策空子，窃取社会资源、偷逃国税，或借改制之名掠夺公共财产等。 这些“不仁而富”者的不断增加，就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它扰乱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公共竞争的原则，另一方面，它严重败坏了整个煤老板群体在民众中的“道义认同”，甚至引发贫困群体对整个富人群体的否定、愤怒甚至是极端行为。 以“伦理缺失”的畸形财富观之“因”，必将会导致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整体失衡之“果”，这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恃富欺世”。“恃富欺世”实则是一种不健康的财富观，这实则是持富者的“道德观”、“人生观”和“生活观”被财富彻底“绑架”了。在日常生活中，少数煤老板凭借巨额财富的“优越感”和“优越”的社会“地位”，骄横跋扈、仗富横行，漠视他人的尊严和利益，由此引发的贫富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频频出现。 这使得人们对煤老板“为富不仁”的印象更加深刻，也充分反映了部分煤老板群体财富伦理观念的缺位，甚至是畸形虚空。 这种“畸形虚空”主要表现在他们对自己财富支配的态度上，最明显的标志是这部分富人在消费时缺乏一种冷静和理智。用他们的观念来理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财富是自己赚的，如何消费则可以随心所欲”。但其奢侈消费却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而败坏了社会风气，甚至侵犯了他人的“尊严”和“社会利益”。所以一味沉溺满足于个人奢靡消费，而不愿承担富人的社会责任，这便是典型的对他人和社会的“为富不仁”。 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文明的进步是在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享受财富中实现的，而为了实现财富赋予人类幸福和发展的目的，必须使民众形成健康的财富观念。 煤老板应向比尔·盖茨学习什么？ “我们决定不会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说这番话的，是美国“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先生。 这是他宣布退出微软日常管理工作，不再“染指”相关事务后，对于自己财产去向向世人作出的“最后交待”。 比尔·盖茨1975年创办微软，不到20年即于1994年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之首。此后多年，一直如此，这使他成为全球一个时代的求财者梦想的“财富象征”。 那么，煤老板应向比尔·盖茨学习什么？ 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学习他作为一个大富之人的“社会责任感”。 有道是，“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 让自己曾取之于社会的财富，再“回归”于社会，这，就是一个大富之人的大善义举。 盖茨把自己个人的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财富文明之“沧海”，这，正是一个大富之人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 今天，这位“最值得尊敬的富翁”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财富观”课，也让全球（尤其是中国煤老板）富人们接受了一次巨大的心灵洗礼。因此在“财聚财散”这一指向上，我们应该向比尔·盖茨学习：“聚财要有道，散财更要有德。”而“散财有德”，就是说这是一种善举，他推崇的是一种慈善文化。 其次，应该学习比尔·盖茨对子女的财富教育观。 尽管煤老板们的“财富崛起”一直为社会关注，而其对自己子女的财富教育观的教育则饱受世人非议。 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些人的“富二代”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富人先辈们就为他们用金砖银梯“开山铺路”，在他们看来，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个人财富为子孙享用不尽。 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子女心中的“富爸爸”，他是如何对待“子女教育”问题的。 大富翁比尔·盖茨不仅对财富有着超凡的认识，更对父爱有着超凡脱俗的理解。他不想把自己身上“重负如山”的“金山银海”放在下一代身上，而是千方百计地让他的下一代远离“腐银铜臭”。从他的角度思考，传给下一代的是一张洁净无暇的“白纸”，因为这样就可以让后代们以超脱世尘的心态来画最美最新的“图画”。 如此以全副身家换取了孩子成长的快乐，谁能说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第二十八章 善念的修炼：煤老板尚需财富“启蒙” 财富面前，煤老板还需“补课” 山西煤老板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媒体的“头条主角”的“核心关键词”。 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有煤老板炫富斗富的新闻，也有煤老板被杀的新闻。这说明，煤老板在这种扭曲的财富“伦理思维”下发生的“恃富欺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前社会的阶层间的“断裂强度”。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山西煤老板”式的社会窘境。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群体至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财富伦理准则和市场伦理价值观。 有人说，也许是财富的取得太突然，以至于这个“新富阶层”还远没有培养起对“财富”的正确“理解观”。 “只有当人们普遍能心怀感激与敬畏地对待财富，用正当合理的手段创造财富，以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财富时，一个社会才会具有与现代文明相称的财富伦理水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才成为可能。”这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财富伦理学说”的一段话。 可是反观当下，这些山西煤老板一掷千金、恃富欺世的行为已为社会大众所不齿。 当社会的道德标尺失去“准星”时，被扭曲的财富观就会加深了社会阶层的断裂，其结果是社会的财富伦理资源已经流失怠尽，其后果可能是社会断裂程度进一步恶化。 至此，我们认为，摆在煤老板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如何学会当一个富人？” 在一些人看来，有钱了，就算是“富人”。 其实不然，按照新时期财富观标准，真正的“富人”不仅在物质上“富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钱”，而真正的“富人”更是无形的，是在其精神上的“富有”。 在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在鼓励他们追求财富享受的同时，更倡导他们作为“富人”的“社会责任”的“富有”。这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是集责任、道义与公平正义于一体的时代精神偶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发展地、辩证地、能动地践行新时代财富观的社会道德典范。换言之，富人不但是金钱上的物质贵族，还要有精神上的提升，成为“精神贵族”。 至此，我们认为，这才是一个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富人”。 记得有一首小诗写的好： <small>当您拥有一杯水时，您可以独自享受；</small> <small>当您拥有一桶水时，您可以偷着享受；</small> <small>当您拥有一河水时，您必须和世人共同享受。</small> <small>你“富而不慈”，当然会为社会大众所不齿。</small> <small>但假如你“为富不仁”，人们自然会“忍无可忍”。</small> 这是中国人遵循的道德底线。 我们切记。 如果今天的山西煤老板要想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成为金钱、精神的“完美贵族”，还真得好好地“补补课”。 晋商之魂，魂兮归来！ 第二十九章 追梦扑朔迷离的晋商魂魄 晋商之魅：新时代下大解“晋商精神” 在中国封建帝制千年历史的“末端节口”，出现了两个朝代：明、清，这是两个特殊的时期，它“埋头翘尾”地匍匐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一头沐浴着商业资本经济的曙光初霁，一头还在刀耕火种的泥潭之中步履维艰。 我们之所以“浓墨重彩”地关注这一特殊的时期，就是因为在这一风起云涌的时代坐标上，诞生了一个震古烁今、惊世骇俗的商业传奇！ 犹如眼前蓦地竖起一座高峰！ 它同样从我们脚下的地平线拔地而起！ 越过天穹苍茫的天际线，一个商业巅峰之群蜿蜒而来！ 这是一个特殊的商业群体。 他们终生商贾，执着坚忍。 他们栉风沐雨，披荆斩棘。 他们心诚志坚，顽强跋涉于千年崎岖商道。 他们负命从业，通体传递万千不朽的商魂。 他们把寂寞藏进乌云的缝隙，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他们用坚守的信仰传递着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商业精神。 他们用执着的追求雕刻着一个时代薪火相传的文化图腾。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晋商！ 今天，山西以举省之力，现在在能源经济的风口浪尖上艰难转身，强力推行“晋煤大整合”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将穿越历史时空，跨越时代意识藩篱，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来“大解”人们心仪久违的“晋商精神”。 晋商，就是指“山西商人”。 晋商，曾在明清时期驰骋商海内外数百年，足迹遍天下。 在今天，山西商人的这种“执业信念”被国内外学者誉为“晋商精神”。那么，什么是“晋商精神”？“晋商精神”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我们认为，晋商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 极其强烈的进取之心，极其强烈的开拓之志。 这是山西商人“行商立业”的基本“特质”。 “夫天下之攘攘也而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君天事商，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这种“在商言商”的执业精神，正是一代晋商称雄百年鏖战商场，纵横天下威震亚欧的精神“核动力”。 从另一角度分析，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源于在商言商的立业理念。这与他们倡导的“以商为基，以商为本，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的人生准则是相吻合的。他们认为，在商言商，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 记得英国一位经济学家对晋商的评价更为精彩：“中国晋商的商业智慧，将会让每一位中国财神心惊胆战！” 晋商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二，就是执着坚忍的敬业精神。 “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这正是儒家哲学对中国“敬文化”的思想注释。儒家学说主张，人在一生中应始终怀有一颗“恭敬心”，要求我们在行为上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在这里，“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而在晋商从业人生中最明显的“事业表达”就是“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化解在具体“行为化上”，就是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 这是一家普通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部分字句： “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 “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 字字千钧！ 句句如雷！ 一种执着坚忍的敬业精神，始终贯穿其间。 一种内方外圆的身体力行，始终贯穿其间。 敬业精神的另一种科学解读就是勤奋刻苦，诚信经商。 勤奋自新，不断进步，这为晋商精魂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否定自我，薪火相传，延续百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 而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 另一方面，讲诚信，则是晋商安身立命于商海江湖的“生命线”。 诚中有真，诚中有成。 他们深知诚实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深知诚信是商人的操守底线。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信用。 我们知道，信用是维持人类商业行为特殊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信用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任何社会里，信用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说，信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经济运行的平台，而晋商在这方面的作为堪称典范。 有人曾对晋商作出这样的评价： 在当今商海市潮，他们实为“身入财利之场而不污，守信耐劳，淳厚信义”，曾被视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典范”。他们视商誉为事业之“命根”，在晋商的商业生活中，他们坚持信誉第一，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从不冒险取巧。 我们认为，在当今社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做“禅解”。 一个“诚”字，就是事业成功的“通行证”。 而晋商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凭借这个“诚”字，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版图，在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仍保留这样的钢心铁志，并使之成为桑梓后辈世代薪火相传的“社会遗传密码”。 晋商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三，就是“相与”互助的群体精神。 “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能从晋商那里获得“相与”的“待遇”，晋商在与人结交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不是老实人，哪怕利润再大也拒绝与之交往，而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决不中途绝交。 实践证明，晋商的“相与”观念在其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对“关圣”的共同精神崇奉，以会馆的方式维系互相之间的沟通联系，同时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利益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一个和谐共生的商帮群体。 事实上，在风起云涌的商海，这种由民间“商群草根”在各自的“商业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以“商帮群体”关系，在维护晋商的“整体利益”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当时经济环境看，随着晋商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晋商“商帮群体”的“事实成型”，则促进了晋商从“家族化”经营到“企业集团化”运作的逐渐“进化成型”。在“商帮群体”的“事实成型”的基础上，出现了“联号制”和“股份制”等现代新型商业管理机制，形成新的“业缘”群体组织。 所谓“联号制”，就是由一个大商号派生出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关系，这些大小商号通过“联号制”形式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 而他们推行的“股份制”，则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因商”、“因时”而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分配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资料说，这种先进的商业管理模式远远早于西方诸国。 这在我们大力引进国际先进商业管理技术的今天，晋商，这个在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商业群体，以自己商业实践所创造的东方智慧与崇洋语境下所谓的“先进管理”相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将其“比下”。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第二十九章 追梦扑朔迷离的晋商魂魄 晋商之困：煤老板能否入“晋商”之“族谱” 晋商群体的商业智慧精奥细微。 晋商群体的执业精神广博丰富。 今天，有人把煤老板列为“新晋商”，当人们为晋商“后继有人”而高兴时，也令人深思。不错，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煤老板的“聚财速度”已大大超出往日的晋商老祖宗。但在晋商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极不发达，然而，正是这种几近原始的生活，周而复始地磨炼着这个群体的心性和信仰，于是，在今天，人们记住了晋商，记住了晋商的辉煌，甚至都记住了那个时代。那么，有人把煤老板列为“新晋商”，把煤老板写入晋商“族谱”，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首先，令人深思的是“煤老板现象”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近几年来，有关山西煤老板的新闻上国内外媒体“头条”频率之高，已是寻常事，而频繁发生的矿难，又使“黑心矿主”成为煤老板的代名词。 在这期间，“晋商”，这个始于宋元、称雄明清500年的中国商业史上独特的商业群体正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同时，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话剧《立秋》等“山西元素”的文化产品受到市场热捧，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以“诚实守信、义利并举”为核心内涵的晋商文化的深情呼唤。 如今，世事变迁，在“晋商”这个词正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或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的背景下，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新晋商”的“社会属性”应该如何准确定义和界定？对于“煤商”这一新崛起的群体，公众和社会舆论应如何理性地对待？ 我们认为，给煤老板冠以“新晋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晋商”的帽子不是随意可以戴的。 君不见，在当下风起云涌的“经济建设运动”中，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造“商”运动，但事实上，在造“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充斥得更多的功利主义“思维”，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和获取眼前微薄的商业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利于社会造就真正的当代“商人阶层”。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要慎重权衡。 科学地讲，至少在目前，山西煤老板还不能被称为“新晋商”。因为历史上的晋商是一个阶层，是一个群体，是一个集企业与企业家一体化的社会群体。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他们展现了一种企业与企业家的“人格”。而反过来再来考察如今的煤老板，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形成这样一个群体、阶层的影子。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和他们的企业身上缺失“商业精神”。正是在这种“商业精神”之光的照耀下，才能让世人感受到可贵可尊的“商人人格”和“商人灵魂”。 其次，令人深思的是煤老板的奢侈浪费行为，与体现在昔日晋商老祖宗的节俭诚信、崇商济世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们知道，人类是有社会属性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也不例外。每一个人只有融入社会，才能获得幸福与快乐。而要获得这种“幸福与快乐”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融入这个社会，也让这个社会来认同你。那么，这些所谓的“新晋商”有何所作所为？ 记得国内一家权威媒体曾就“山西煤老板现象”一连作了以“豪奢之风何时了”、“官煤勾结何时了”和“矿难事故何时休”为主题的系列报道，在国内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 这一切，也许就能说明某个问题。 其三，令人深思的是，如果把煤老板列为“新晋商”，把煤老板写入晋商“族谱”，那么，百年山西晋商的“经”，就有被“念歪”之虞。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煤老板能把晋商在商言商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普世思想贯穿到自己的商业行为和心智素养之中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煤老板能把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和一个商业群体所特具的精神气质—一个博大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完美传承并发扬光大吗？ 这一切，我们的山西煤老板能担当得起吗？ 第二十九章 追梦扑朔迷离的晋商魂魄 晋商之惑：游离于富豪和晋商之间的煤老板 “富豪”一词，在《汉语成语大词典》中的详细解释是：“指有钱有势的家族、人家或人”，或者是“富裕豪华；富贵豪华”。而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富豪”则是指有相当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但在社会责任、公平道义方面的所作所为却乏善可陈的人。总之，就是“有钱没素质”的那种。 今天，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普遍“语境”下，晋商已从一个普通的“生意群体”上升为一种特具时代意义的“商业精神”，其精神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初始的具体实义。 在回答煤老板是不是“新晋商”这一严肃问题时，有人给出了否定答案，理由是他们实难抗“晋商”之大纛。于是有人只好把煤老板归类于“富豪”之列。明确地讲，这里已含有一种鄙视之意，用他们的话说，这是给煤老板“对号入座”。 究其缘由，盖因富豪身上所谓的“DNA”基因特征，与煤老板独具的天赋秉性“一脉相承”。这其中，最明显、最具本质的一点就是：有钱没素质。而有人牵强附会把煤老板归入“新晋商”，在此我们不敢苟同，尚有保留意见。 首先，此“新晋商”与彼晋商在各自面临的历史环境下同样事业“成功”，但其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不一样。 确切地讲，山西煤老板发达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他们真正积累起巨额的资本只是几年间的事，这主要获益于那个阶段煤炭价格的异常飙升。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外部客观因素的“积极”变化的条件基础上“侥幸”取得的，并不是通过个人主观努力而成功的。 换句话说，煤老板这是在偶然与必然“七三”开的基础上，促成了他们在人生事业上的“成功”。而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地发扬了锐意进取、克己勤勉、执着敬业的“晋商精神”。 而在今天，这次由政府主导的“山西煤炭重组”，又转瞬间阻断了煤老板们的“致富路径”，主要原因是，山西此次的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就目前的现实，没有几个煤老板能达到要求。 此次“整合”，也许意味着煤老板真正地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对于“晋商现象”，我们应以发展的、能动的和科学的视界来认识和判研。 在历史上，末期晋商固守传统经营陈规，排斥新生事物，对风险投资避而远之，从而最终没有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成功转型。有媒体曾列举这样一个例子：19世纪70年代后，也就是晚清时期，当时山西北部的娘子关外大办洋务，招商集股兴办实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当时的“晋商”却“依旧规避在清廷的卵翼之下，热衷于求田问舍、窖藏金银和官款汇兑”。在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的“惯性”作用下，导致了他们向实业资本转型迟缓，从而错失了向前发展良机。 成于不断创新，败于思故守旧。 这是晋商百年“商道”的“得”与“失”。 由此可见，此“晋商”，并非我们今天晋人引以为荣的彼“晋商”。 今天的山西煤老板，也似乎正在丰厚的资源面前，和山西省长期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定位”中，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思维路径”的“惯性依赖”。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年来，山西民营煤炭企业通过挖煤、运煤和炼焦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已经在国家的产业调控和环保政策面前遇到了严峻考验。 今天，尽管山西省政府大张旗鼓地在推进“转型”工作，煤老板能否如人所愿摆脱这种路径依赖怪圈，很多人仍然在观望之中。 而把煤老板划入此“晋商”之列，也许正是这些人的本意。 第二十九章 追梦扑朔迷离的晋商魂魄 晋商之哀：做富人都不会，做哪里来的新晋商？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实，那些曾经一度很风光的山西煤矿老板们，在今天遭遇了全中国各行各业的富裕人群需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 如何重塑富人的社会形象？ 一脚踩在财富的“金山银岭”，一脚踩在社会形象的“地狱门厅”，他们在成为“财富巨人”的同时，却先变成社会道德的“矮子”。 这，就是山西煤老板在今天面临的现实窘境。 这，难道仅是一个煤老板群体的悲哀？ 在当今社会，求富之心、追富之行人人有之，但在现实环境中，一个看似简单的“圆富之梦”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 有人认为，让国人产生对煤老板形象广为诟病的心态根源主要在于煤老板自身的原因。这用当下一种时髦的观点解释，也有一些是源自一种“文化”、“科技”对“非文化”、“非科技”的某种鄙视。 道理很简单，因为在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是知识界和舆论界。当媒体和大众将目光聚焦于矿难和个别煤商的挥霍无度，而忽视山西众多小煤矿的社会贡献时，势必会形成煤老板陷入“众口铄金”、有口难辩的境地。 而在今天，当有人再把煤老板尊为“新晋商”时，立刻就有“连做富人都不会，做哪里来的新晋商”的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而来。 那么，富裕之后的煤老板在今天如何做富人？ 我们知道，煤老板为人们不齿的一个共同诟病就是“为富不尊”。在我们看来，煤老板之所以为世人所“不尊”，这主要表现在今天煤老板所获得的一个社会待遇就是“为人忌羡”。确切地说，当然这不是对煤老板人格本身的尊重和羡慕，而是对他们致富“运气”的羡慕。 事实的确是这样，山西煤老板的富裕，是社会给予他们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走向迷失。 那么，雄霸天下五百余年的晋商为何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敬仰？ 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始终把“诚信”、“勤奋”、“克己”、“责任”这些受人尊敬的字眼和创业要义一直贯穿在他们的商途大道。 煤老板今天究竟如何做富人？ 我们认为，做富人，就是要求你在人格精神和普世道义环境下具备道义公德心和责任心意识，应得到的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这，也许正是中国富人向天下人讨要的“名份”。 而事实上，他们所在乎的这种“名份”，正是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在财富面前不被迷惑，不被“失性”的前提下得到的。也就是说，这好像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在经多年修行后，在抵制世间万般诱惑时自然表露出的“定力”和“操行”。 “为当地百姓做点事情，哪怕钱再少，也要把自己为当地做事的真心拿出来，你就会得到乡亲们的认同和信赖。”这是一位煤老板历时一年多给村里修路搭桥得到乡亲们赞誉后发出的感概。 有道是，“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而关注社会，关爱弱者，以责任的名义，把一已之微力融入托举社会大厦的如林巨擎，并且得到应有的“名分”，这是何等的人生快事啊！ 总之，学会做富人，学会做新时代的“煤老板”，把咱老祖宗晋商的优秀传统多学学，会益处多多的。 第三十章 煤老板相望于江湖 晋商之疑：此“晋商”，彼“晋商”，精神能否薪火相传？ “山西煤老板”，是人们对在山西煤炭生产和经营领域中获得利益者的一个笼统的称呼。至此，有人会产生如此疑问，在此“晋商”彼“晋商”之间，晋商精神能否“薪火相传”？在这样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面前，我们该如何作答？ 还有人认为，不应该把此“晋商”和彼“晋商”混为关联，因为这样很容易让人用道德缺失的标准来评价煤老板们。甚至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山西煤老板们已成了疯狂攫取国家煤炭资源的“暴发户”，而不是令人尊敬的“企业家”。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晋商在自己的商业生活中曾以勤俭质朴闻名于天下，记得清时曾有学者评价晋商“质朴淳厚，有古陶唐之风”。史书上也称赞他们：“辽奉蒙俄六百城，金银财宝四合围。” 据史料记载，过去的晋商，总是把上百个城市赚来的银子，拿出一笔回报乡里。 在今天的山西人心目中，昨天的晋商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自豪和荣耀。而在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晋商”，却靠挖自己家里（地下）的煤炭一夜暴富后，将大把的资金扔到了外面。当矿工们带着他们的血汗钱回到了甘肃、四川时，煤老板们却怀揣着带血的钞票来北京、上海肆意挥霍，花天酒地。而千千万万的山西人民得到的，仅仅是眼前这块“千疮百孔”的穷山枯水。 如今，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 一个是将外省甚至是外国挣来的钱，反哺投资到乡里故土。 另一个是把疯狂采挖桑梓故乡的煤炭资源后挣来的巨额金钱，大把大把、一分不剩地“投资”到外地！ 这，就是晋商和“新晋商”的“本质”区别。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年的晋商，财雄天下，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辛苦，是阳光财富，所以他们敢在乡梓面前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相比之下，现在所谓的“新晋商”暴富天下，在他们的金山银谷里，却流淌着数以千计的穷困矿工的血汗。由此而来的环境污染年复一年地祸害着曾经生养自己的父老乡亲。 至此，关于“久违多年的晋商精神能否薪火相传？”的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回答，山西煤老板发达的历史其实并不长。 他们真正积累起巨额的资本只是十几年间的事。 沧海横流，短短十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这能和史书称赞“称雄华夏数百年，纵横欧亚数万里”的“大晋商”相提并论吗！ 第三十章 煤老板相望于江湖 晋商之思：煤老板应向“老祖宗”学什么？ 2005年8月，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关注晋商的人记住的时刻，山西省新晋商联合会发布了《新晋商宣言》。 宣言中指出：遵循“诚信、勤奋、进取、敬业”理念，传承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之精神。 百年默默无言行商路，一朝铿铿蓄势齐发声。 这就是我们的晋商，他们身上通体流淌着一代商魂的优秀品质。 这就是我们的晋商，他们身后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 基于此，晋商屹立商界数百年长兴不衰就不会不是一个“神话”。这不仅是世世代代山西人的骄傲，更是今天山西所有为商者汲取不尽的精神财富。那么，作为备受争议的“新晋商”山西煤老板，该向老祖宗学些什么？ 我们认为，煤老板首先应学习晋商老祖宗们在从商过程中推崇“诚信务实”、“义利并举”的行商准则。 诚信是做人的道德底线，诚信是晋商傲立商海的“生命线”。 以求真之心，求诚信之实，在商业生活中，他们节俭勤奋，明理诚信。 在具体经营中，他们强调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进而实现以诚取信，诚中求“成”，致力于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促进商业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在具体商业生活中，他们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强调对客户要讲信义，对自己的伙计更要讲信义，只有以诚为本，才能长久获利。这正是晋商的立身信条。 其次，煤老板应学习晋商老祖宗们在商言商、勇于开拓的进取之志。 在商必须言商，这是自古以来，一名合格的商人在风起云涌的商海中安身立业的基本前提。 在商必须言商，就是要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具体就是“干一行，专一行；干一行，精一行”。 在商必须言商，这里要强调两个字：“必须”。这既可以理解为基于商业环境所要求，也可以理解为从业者职业责任与事业使命共同促成的“言商”的“必须性”。 在商必须言商，就是积极倡导商业经营的传承与超越，革故鼎新，勇于超越，在商业经营中不断自我否定，进而构建新晋商的商业文化，力图提升晋商国际竞争能力。这也正是他们“妙手聚财富，铁肩担道义”新时期“商人价值观”典范的完美体现。 在商必须言商，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矢志于商途，不忘进取之志，他们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并遵循“诚信、勤奋、进取、敬业”之理念，以弘扬、光大晋商精神为已任。 其三，煤老板应学习晋商老祖宗们韬光养晦，执着坚忍，从容迈步世界经济舞台的远见和雄心。 遥想当年，那些晋商的老祖宗们，跨越千山万水，跋涉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把生意做大做强，称雄商界。他们笃信“诚实守信、义利并举”的儒商精神，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用诚信义利铸就了成为明清晋商光耀千秋的金字招牌。 煤老板更应学习他们畅行于瞬息万变的商业市场，在经营活动中深谋略，通权变，更善于审时度势，以非凡的胆识和兼容并包的气魄，融四海之新知，汇八方之信息，并在此过程中汲取先进商业思想，进而以时代商业先锋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 其四，煤老板应学习晋商老祖宗们倡导在市场上既竞争又合作的立商、富商思想。 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们制定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国际化竞争战略，使得团队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进而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这正是晋商在风起云涌的商海大潮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的生存妙招。 而最能体现晋商商业经营管理科学性的，就是他们创造了一种符合当今商业界争先推崇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股份制，这已在晋商身上萌芽、生根、落地，并正确践行。 今天，我们仔细观察晋商的发达史，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晋商老祖宗们在市场中倡导竞争合作、科学管理的立商、富商思想之博大与精深。 最后，煤老板应学习晋商老祖宗们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济世道义。 有道是，“君子理财，取之有方，散之有道”。 我们认为，此正为晋商行走商道之首要旨意。 依晋商的行事规矩，他们必须用辛苦挣来的钱财，经常参加各种社会善捐活动，时常周济桑梓乡亲和身边的穷苦百姓。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们：“胸怀民族大义，心系人民福祉，振兴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而他们这种倡导财富“取之于社会，又回归于社会”的价值观和普世观，则会让其人性道德之光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为晋商事业生命的持续发展和永继经营提供了无坚不摧的道义保障。他们由此让我们后人充分领略那种千年易过山高水长而人性难变的“晋商之魅”。 而在这时，就会让人想到在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那句古老的法谚：“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 此言此行，让人深思。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即使博大精深的晋商精神在历史背景和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住在地球任何一端的世人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更何况要“向晋商老祖宗学习”的山西煤老板！ 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许多山西煤老板有钱了，发财了，看似成功了。 但一时的成功，并不代表一生的成功。 有道是，“岁月不居，忽焉已至”。 人生区区几十年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 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曾把华夏东方商业文明推向极致，这也是我们后世子孙得以“侥幸”荫享的一份荣光。 从这个角度讲，煤老板要学的还有很多。 第三十章 煤老板相望于江湖 “煤老板现象”的时代解读 这是在一个具有特殊意义语境下的“时代语汇”。 这是在一定条件背景下人们对一个群体的“特殊称谓”。 山西煤老板！ 反思“山西煤老板现象”，有人就发出这样的疑问：煤老板给山西带来了什么？ 煤老板给山西带来的是喜欤？ 煤老板给山西带来的是悲欤？ 煤老板的小煤矿给山西带来的环境污染是众所周知的，有人说，但凡煤老板出没之处，必是“山空水污”之地。 实际上，煤老板的小煤矿对山西环境的危害还不止这些。遍布山西产煤区大地上一眼眼“黑洞”，这仿佛成了一张张吃人的老虎嘴，难怪有人发出“进了小煤矿，就是进了埋人的棺”的唏嘘。 事实上，有资料统计，山西80%以上的矿难事故均发生在小煤矿，也就是说，小煤矿是山西省矿难频发的事故“渊薮”。 反思“山西煤老板现象”，有人就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何煤老板往往总是被贴有“山西”标签？这个问题用另一个提问版本来问就是：为何山西盛产煤老板？而提及山西，我们几乎条件反射想到煤，想到矿难和血腥，想到一次次因为矿难而引发的“官场地震”。有人说，煤老板是山西社会变革、各方社会“阶层版块”在利益调整的缝隙中生长的“蒿草”。 我们认为，山西“生产”煤老板，是诸多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山西的现实情况看，山西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其整体经济结构历来就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体，其主要特征是：一、三产比重低，二产比重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序幕次第拉开，在国家“有水快流”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山西煤炭工业酝酿着大变革。这为“煤老板”的“事实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策荫护”。 其次，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煤炭“三量”（储量、质量、产量）在中国诸多省区中一直独领风骚，比如在山西产煤区，一些农民在自家土窑洞里就可以挖出优质煤。 这就是说，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煤老板的“现实产生”提供了关键的“催生条件”。 其三，煤炭业作为“原始粗放式”生产的“力气型”行业，而非对投入产出、成本效益、市场生产技术和经营风险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技术型”行业。 这就是说，极低的“行业门槛”和相对宽松的“行业准入制”，为煤老板的“成功创业”提供了必要的“入行条件”。 其四，地方黑金经济环境为煤老板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生存土壤，明明知道小煤矿会污染环境，明明知道小煤矿会滋生矿难，明明知道小煤矿会腐蚀干部，为何小煤矿在地方政府的“整治打击”下却“愈挫愈勇”？ 我们认为，这与一些地方部门只顾眼前小利而看不到长远收益的短视行为，进而发展到对煤老板的纵容和姑息不无关系。 这为煤老板事业的“不断壮大”提供了关键的“非正常保证”。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山西诸多受伤之“果”，只能共同指向“山西煤老板”之“因”。 不经意间，煤老板正在以悲壮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在山西省煤炭行业中，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整合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大势已去，大限将至。 煤老板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这已成不可容改变的事实。 作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生命非常短暂。 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仅仅是一朵朵小浪花。他们从形成到消亡，只有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煤老板”并非天然就是一个贬义词，但在一定特定意义的语境下，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现实解读”。 在这个“偏正结构”的词语中，“老板”是大家熟悉的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非常光鲜的一个词汇，而“煤”，则是一个具有一定物理特性的天然物质。当二者结合在一起，出现在能源经济大背景下中国煤政风云漩涡中的“煤海”山西时，这个称谓就会在这样一个政经生态严重破坏、矿难事故频频报警、贫富阶层对立分化的共同语境下，被赋予特定的含义。 命运总是这般地捉弄人。 昔日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穷苦汉”，今天已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土财主”。 昔日还是一个勤劳致富的“庄稼人”，今天已成为一个不事稼穑的“有钱人”。 昔日还是一个善良憨厚的“好后生”，今天已成为一个冷漠独断的“暴发户大富豪”。 当人们在愤怒煤老板如此炫富挥霍的同时，更愤怒其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冷血，以及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和饕餮贪性。 作为富甲一方的隐秘群体，山西煤老板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人们会问，他们建立起来的“黑金帝国”将会如何演变？在成千上万个“黑口子”兴衰的背后，是什么造就了煤老板们的共同宿命？当自己的人生命运由于经济地位低下而无法自主时，他们只能选择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当自己的人生命运因今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能够自主主宰时，在“晋煤大整合”的狂飙中，煤老板却抽中了一支“下下签”。 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试图从他们的出身以及所处社会阶层去分析，煤老板“十年修炼”，然后“快速成‘精’”（不是成“仙”），是时代选择了他们，还是他们挑定了时代？ 据调查，山西大多数煤老板出身贫寒，书读的也少，很小就出来闯荡世界，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正式工作），那时候有稳定收入的人（比如在当时被农村人称为“干工作的”或“吃国供的”的城里人），是不会成为煤老板的。但正是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他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未来押在一场看不到希望的赌博上。所以他们选择的，都是那种随遇而安、比较“殷实”的生活。 然而正是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经济话语权的丧失，再加上文化知识的贫乏，造就了煤老板们“无知者无畏”的“现实秉性”。 于是，他们会选择义无反顾地去一冒风险，放开手脚，赌上一把。 反正如果输了，他们大不了再回到从前，还是一无所有，反正地球照转日照升。 但如果赢了，那就不是“同日而语”。 最后，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煤老板，可能大家看见的只是他们生活中非常光鲜的一面：名车、美女、豪宅……却不曾看见在这风光背后付出的艰辛：数九寒天，在荒山野岭中叩石垦壤；炎炎夏日，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石头缝中刨挖掏疏，汗流浃背。而且，在他们开始创业的时候，煤炭行业根本不属于什么暴利行业，大多数煤老板在那个时候都是债台高筑。每逢过年过节，他们都是在外躲债逃难，后来市场风云变幻，煤炭行业突然风生水起，这些煤老板才得以“马仔翻身变老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今天，煤老板的炫富行为一直被社会媒体广为关注，反映在媒体上的多半是一些“负面新闻”。 笔者在接触了不少的煤老板后认为，对于煤老板不能一概而论，那些进行奢侈消费甚至是畸形消费的群体毕竟是少数，其实一些煤老板在内心上还是比较“小气”的，也是继承了几百年来晋商中“老西儿”比较“抠”的一面。 事实上，这些煤老板出生贫寒，在他们骨子里散发着一种“穷性”的本能。虽然他们花钱大手大脚，但是在本质上，心中还是抹不掉对过去那种贫苦日子的酸楚情结。 今天，煤老板即将悲壮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根本选择，也就是说，这与山西“煤老板现象”的现实窘境是完全分不开的。 路，还得走下去。 我们不妨在送煤老板一程的路上，给他们说几句“贴心话”： 首先，煤老板自己要遵纪守法，恭俭勤勉，谦虚谨慎。依法行事，守法做人，恭从处世，这是一个人（或有钱人）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 至此，我们可以对山西煤老板在政府这次“煤炭整合”下的人生事业命途最后“定个调”： 有道是，“大事之后必有大悟”。 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不只是一次命运的改变，更是一场灵魂与精神的“洗礼”。 再次，饮水思源，常有反哺之心。 有钱后，要及时回报乡邻，煤老板的财富取之于桑梓就应反哺桑梓。俗话说，“小羊羔吃奶眼望着娘”。煤老板能有今天，就应饮水思源，常思生养之恩，并尽其所能回报乡邻乡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这和晋商老祖宗们多年商界打拼得到财富后又投资乡里的行为是一致的。 其三，要教育子女学会低调做人，低调处世。 在这里，“低调”的意思是“平凡”、“普通”，就是“平民化”，就是要有敦厚朴实平民品质，要有吃苦耐劳的平凡品格。其实，低调做人，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是一种韧性的技巧，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有道是，“良贾深藏才若虚，君子盛德貌若愚”。慢慢地，我们也许会明白低调做人，其实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基本素质，也是一个人成就大业的基础。 煤老板在教育子女学会“平民化”做人的同时，还要教育他们认认真真学好置家守业的本领。煤老板的发家创业不易，等家大业大了，就需要后人继承和发扬，就必须有人才。在这里“后继有人”这句话，应该改为“后继有‘才’”。同样，挣钱难，出人头地更难。不少人辛辛苦苦创业起家，但后代是个“花花公子”、“败家子”等“纨绔一族”之类，则必然家道衰落，逃不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这是《庄子·大宗师》中的名言。 其中，“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一句，说的是：“泉水干涸了，两条鱼都暴露在湖底的干泥里等死，只能吐出一点水泡来相互湿润对方，延续生命。” 这时的两条鱼不是用死亡来相互表达“忠诚和友爱”，而是怀念当初能遨游在大江大湖中，“即使彼此谁都不认识谁”的日子。 而“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一句，则是说：“与其我们去夸尧舜禹好，说夏桀商纣不好，不如把他们的是非都忘掉，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化在大道里。” 那么什么是“大道”呢？ 日月运行，天理地道，四时更替，社会变迁，大千世界春秋交替，万事万物岁序更叠的本来规律就是“大道”。 请注意以下这句话： “是非功过让历史的‘大道’评说。” 山西因煤而兴，山西也因煤而困。 今天，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山西当政者革故鼎新，破旧立新，大力推出煤企“整改”，有人说这是山西省的当政者顺应时代需求，“替天行道”，这是山西千千万万父老乡亲的民生呼唤，是一个时代复兴的责任呼唤。 曾记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君不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有道是，“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时代潮流不可阻挡，而对煤老板来说，应认清历史潮流，顺应时代发展，没必要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用“刻舟求剑”式的思维去留恋往日的辉煌，用“守株待兔”式的侥幸再等下一次机遇的光顾，更不能妄自菲薄，自我轻贱。 我们在这里把“相忘于江湖”这句话，演化为“相望于江湖”，送给山西煤老板。 一路珍重，山西煤老板！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煤老板的“帝王”生活 多莉跪倒在王大力面前，哭着说：都是他！是他强迫我！他来这里的第一天就没安好心。他每次来，都要纠缠我。我拒绝他，他就打我，你看我这胳膊！ 没有人会知道的，再说是我出的钱。 眼前的这几进房子和故宫真是别无二致，光那富丽堂皇的门楼就够让人震撼的了！家里家外长工好几个，男男女女一大堆。有护院的，有做饭的，有烧茶炉的，有当保姆的，还有专门喂狗的饲养员。 另外，他也怕回“家”，怕看到不该看到的事情。他在北京的三个80后小情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个个都是精力旺盛，他平均每月一次的垂幸，根本满足不了她们饥饿的身体。 王大力这次到皇城根儿来，一是要约会女主播，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要见见首长秘书。他听说国务院任命的山西新领导最近就要走马上任，这位儒雅的铁腕领导要对山西煤矿重新洗牌：调整格局，进行煤改。 起得早，他就看电视台的这档早新闻节目。 私生子只比多莉小一岁，也难怪。 王大力担心自己的那两座煤矿会在这次煤改中落马，特地来北京打点打点。 五年前王大力回老家给死去的老娘上坟，正巧在坟场碰上了同样来上坟的王秘书。 怪不得每次干那事她都要灭灯，原来是因为这个。 他关上电视，去了游乐中心。他需要放松，养精蓄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梦中情人的到来。 这导致了他纵欲无度。 他习惯了她们的任性、不听话。 一到院子，王秘书就愣住了。他怀疑自己不是置身于穷苦的小山村，而是来到了北京故宫！ 这个唇红齿白的女主播太性感了。 嗷。那看样子你确实是很有钱。还是当煤老板好啊。 王秘书问王大力：你现在还常在老家住吗？ 王大力原谅了她，但再也不愿意见到她。 所以王大力到别墅垂幸多莉时一般都要避开周末，但有一次，他在北京结束应酬心血来潮去了多莉的别墅。还没进门，就感觉出不太对劲。等他打开门，就看见了多莉和私生子那不堪入目的一幕。 王大力笑笑：还可以吧。感谢政策好，能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有钱挣，挣了钱还能光明正大地享受，搁以前谁敢啊，都是藏着掖着的，生怕给人知道了。记得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会儿，谁家阔就整谁。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虽然不太关心节目的内容，但刚才梦中情人播报的这段消息还是让王大力禁不住把耳朵竖了起来。 王大力知道这不仅仅是自己年龄渐大的缘故，更主要的是煤矿上的那些烂事根本无法让他睡得安稳。 一出来就不一样了，王大力在北京的坐骑是凯迪拉克。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而且在北京和那些头面人物打交道的时候，离开了这些显摆的“外包装”还真不好办事。 王秘书没有推辞，他端着微微凸起的肚子迈着碎步来到王大力家。 嗯。他老行动不便呢，我得多找几个人伺候他。 一想起这事来，王大力就头疼。 和私生子也失去了联系。 王大力说好，就叫和谐路，这个时髦，还是您站的高度高。 时至今天，他阅过的女人不说有一个营，也有一个连了吧。 首长秘书也是苏北人，是王大力的小老乡，也姓王。 王秘书摇摇头：不要叫首长路，叫和谐路。 他本来打算要将人体模特长期包养，甚至想到了结婚生子。 为了一定达到撂倒女主播的目的，王大力他特地包了一个总统套房。他希望今天晚上，就能在这里和魂牵梦萦的女主播颠鸾倒凤。 妈的，个别暴富起来的山西佬就是没水平，有俩臭钱就到处瞎掰乎！烧什么熊包！王大力最看不上那些没素质的“同事”。 私生子住校，除了周末，一般也不回别墅里来。 不是王大力不想睡，是他根本睡不着。 为了不让它提前“歇菜”，王大力不得不经常在自己鳄鱼皮包里装一点“肾宝”、“龟龄集”、“六味地黄丸”等壮阳补肾的药，以备不时之需，随时随地做到“它好我也好”。 私生子倒不怕他，很冷静地提上裤子，跑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早不来晚不来。 王大力对人体模特多莉很有感觉，一见到她那光洁美妙的身体欲望就迅速膨胀。 王秘书摆摆手，表示不愿意听他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王大力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死死地看着女主播那俊美的红唇，它在吐葡萄皮似的上下翻滚。 在这方面，煤老板王大力很能想得开： “当时销售小姐只轻轻说了一句‘请别乱摸’，这位山西人就变得暴跳如雷，当即大骂‘别他妈小瞧人，我就买这一款，而且要现货，要3辆一样的’，说完扭头就走。当时销售小姐还以为这人精神不正常。 王秘书摇摇头：那太招摇了，你不怕，我还怕呢。官场不同生意场啊，寸步陷阱啊。 见首长秘书重要，但在王大力这里，和女主播约会也很重要。 这次的巧遇，让他俩联系上了。 有钱就得赶紧享受。 王大力在北京有豪宅，但他回北京从来不去住。与豪宅相比，他更喜欢住总统套房。总统套房更能让他找到男人的感觉。 自己好歹都是奔五的人了，人家可是80后的小姑娘，水灵灵粉嫩嫩的。就许自己到处播种，就不许人家偶尔收稻？没有道理嘛。 那时候王大力不像现在这么疲软，偶尔还能来一回霸王强上弓。 要说有钱，他王大力比他们多得多，但他从来不这样低水平地到处显摆。作为一个在山西煤矿摸爬滚打了近三十年的苏北人，王大力很注意在公众场合保持自己的低调形象。 多莉伸出自己的胳膊，那上面伤痕累累。 王大力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她，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纵欲过度的后果是裤裆里的家伙越来越趋向于“下岗”。 他对这个节目本身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个漂亮的女主播。 后来他又看中了天安门的黄金环境，但那里不可能开发别墅。于是，他盯上了一个新开发的普通住宅楼盘。 见首长秘书是为了煤矿发展，和女主播约会是为了裤裆雄起。事业发展和裤裆雄起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王秘书出去几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来村里祭奠亡人、寻根问祖。在村里老人们的眼里，王秘书和他都是小山村的骄傲，一个是在京城闯荡的红顶大官，一个是山西发迹的超级富豪。 这个举动让王秘书很感动，也很受用。他拍拍王大力的肩膀，连说几个好好好。 在山西他要注意保持低调，但在外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王大力点点头：那条路我早就想修了，我这就安排工程队，等这条路修好了，就算在你名下，你给题个字，就叫做首长路，如何？ 所以，王大力打算先把女主播这道美女大餐给“享受”了，然后再去拿下那个首长小老乡。 矿上的狗一看见他在矿区转来转去就来气，想不通他哪来的那么多精力。矿区旁边的鸡都是先听到他的脚步，才从鸡舍里探出脑袋来打鸣。 那是他在北京包下的第一个小情妇，名字叫多莉，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人体模特。 说到底，他辛辛苦苦经营煤矿不就是要自己的人生快乐一点嘛。他这人打小时候就没有太大的志向，总认为人生几十年，有钱赶紧花。他比较认同小沈阳在春节晚会上说的那句话：人这一生说短暂可短暂了，一闭眼一睁眼，一天过去了；一闭眼不睁眼，一辈子过去了。人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当然赵本山说得也有道理：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没死呢，钱没了。对他来讲这个可能性不大，为啥？他的钱太多了。 王大力低声说：我也给首长在村里盖这么一个院子吧，您就把这儿当作您的“行宫”得了，来老家上坟的时候也能多呆上几天。钱不成问题，我来出。 一个月不到，王大力给村里修通了路，也修通了和首长秘书接触的“便道”。 王大力气疯了，野狼一样咆哮起来。莉转身看见他狰狞变形的脸，吓得浑身筛糠打哆嗦。 因一时一地环境心情的不同，他对于美女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以前撒尿时，尿线又直又硬，尿在矿山上能砸个坑。现在好了，连弧线都没了，哩哩啦啦的，半天都甩不完。 王大力在山西的坐骑只是普通的国产越野车，如果不是因为矿区的路难走，他恨不得就弄一辆桑塔纳，这样看上去更低调。 那以后，他再也没去过那栋别墅。 但有一件事却深深刺痛了他。 他考虑在北京买房，就得买“一环”以内的房子！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圈，半径在三公里以内，否则不买！这里多热闹啊，开窗就能看见长安街，那多好！而且要买就买一个单元，均价4万元一平米！顺便给亲戚朋友也买了，这样在北京闲着没事时，好歹也能凑一桌人打麻将。 王大力主动给王秘书的祖坟烧了两刀冥纸，他还对王秘书说，以前我不知道，今天知道了，以后你要是没时间回老家，老人我就替你“孝敬”了。 这样吧，你若有心，就给村里修条路吧，把村里通往外界的那条泥路铺上柏油，也算是你为村里做了一件善事。王秘书说。 就你爹一个人住？王秘书皱紧眉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花了大价钱。 虽然他和那些煤老板一样过着皇帝般奢华的生活。 这次到北京来，就是为了在今天晚上能一睹这位女主播美如天仙的芳容。 王大力摇摇头：我不住，我爹住。 他睡得比狗晚，却起得比鸡早。 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思想工作做到这个份上，他对于情人出轨，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作不知道。 他怀疑那根本不是他的种。 王大力五年前就在北京置办了三套最顶级的别墅，由于北京有规定，四环以内别墅用地一律不批，他的这些豪华奢侈的别墅都在四环以外，很安静。他不习惯别墅太过寂静的环境，随手就给了他那三个可人的小情人。 这是在当地。 “没想过了一会儿，这人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两个提着皮箱的人。等皮箱打开，在场的人全愣住了，里面全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现金。从这以后，只要是带有山西口音的人买车，销售代表必会热情以待。” 小姑娘多莉一副清纯可人的青春模样。 王大力之所以把女主播约在下榻的酒店，目的很明显，就是想一次就把她OK了。 自从成为一夜暴富的煤老板，王大力就几乎再也没睡过一次囫囵觉。 “据《北京晨报》消息：在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山西人买宝马的故事已经成为培训销售人员的经典案例。去年举行的一次大型汽车交易展览会上，一位操着山西方言、相貌平常、穿戴破旧的中年人，从展览一开始便出现在会场，但就是不买，东看看西瞅瞅，最后上到展台想摸一辆新款宝马时，被销售小姐拦下。 对于王大力来说，这双红唇充满了巨大的挑逗感。 他知道这有难度，但他也相信金钱的魅力。他特别推崇伟大领袖的那句名言：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二百万撂倒美女主播 王大力很少和明星大腕打交道。倒不是他没有机会，主要是他自认为自己和那些人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他知道有许多发了迹的煤老板喜欢和当红的女明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以与她们为伍和把她们弄上床为荣。 在一次的煤老板的聚会上，几个黑头黑脸的家伙互相吹牛逼，说自己睡过当红的某某某，为了让大家相信，他们还说出了许多细节，拿女明星乳头上的痣和屁股上的胎记作证明。 几个家伙比来比去，最后一相互印证，敢情他们翻来覆去睡的都是同样几个女明星。 王大力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不能盲目地和那些一线女明星上床，你以为自己吃了一碗刚出锅的山珍海味，其实是别人早吃剩过的！ 王大力想想就恶心。 相对来说，女主播倒还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与那些一线女明星比起来，她们的容貌气质往往更胜一筹。 奶奶的，与其花大价钱去玩什么当红一线女明星，还不如找个没人叮的女主播。好歹干净啊。 为了实现与梦中情人的相会，王大力几乎可以说是下了血本。 女主播不像那些当红女明星，大小都有个经纪公司，只有你肯出钱，没有经纪公司办不成的事，可以说，经纪公司就是女明星的老鸨母。这也许就是现如今的当红女明星行情变得比较滥的主要原因。 找不到牵线的经纪公司，没有中间人，就无法和女主播谈价钱。这就等于是有行情没市场，供需不对等，无法交易。又不能直接去找本人，那样最麻烦，也最没品位，成功率肯定低。 你一个粗人，虽说不缺人民币，但毕竟是在煤堆里摸爬滚打的人，浑身上下都有股煤味儿。人家一朵水嫩嫩的鲜花，凭啥往你身上插？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不一定非要掉到你的头上是不？ 所以，想摘花，必须下点不怕挨刺的苦功夫。 费了好大劲，王大力终于找到一个和女主播熟识的中间人，通过他和女主播接上了头。 离与女主播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 王大力开始紧张。 他频繁地去厕所撤尿。 尿完了他笑自己：妈的，都快五十的人了，经过那么多女人，想不到为了一个女主播，竟激动紧张到如此地步。真他妈丢人现眼啊！ 打开窗户，做了几个深呼吸。王大力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自嘲：到底不是能干大事的人，你看人家那些大领导，见什么人都满不在乎。自己虽然有了钱，腰板是可以挺直了，但这骨子里还是农民呢。 王大力担心：等会儿见到女主播，我不至于会“稍息”吧。 他努力指挥了一下裤裆里的玩意儿，还行，有点感觉。 如果等会儿真不行了，那可就丢人丢到家了！ 门铃响了两声。 王大力心里咯噔一下，美女“大餐”来了！ 王大力极力装作镇静地去开门。 是服务员，蛮漂亮的一个姑娘。 她推进来一辆餐车，上面满满当当地放着法式素菜和泰国水果。 王大力从中问人那里得知：女主播特别喜欢吃这两样东西。 王大力没好气地问服务员：怎么现在才送来，我点了老半天了！ 服务员嫣然一笑：刚空运来的，要洗一洗。 王大力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他看看手腕上的劳力士，约定的时间到了，女主播还没露面。她不会不来了吧？王大力有些担心。 闷头想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可能，他给了中间人五十万呢，那小子拍着胸脯说保证让他见到人的！ 几分钟后，门铃再次响起。 王大力长舒一口气，她终于来了！ 一见到女主播，王大力才知道，自己刚才真是瞎担心：女主播太漂亮了，是个男人见了都得立马“立正”。 女主播笑吟吟地站在门口： 你好，是王先生吧？我是主播盈盈。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口音比苏北老家的玉米秸都甜！ 王大力大手一挥： 请进来，我恭候半天了。 王大力尽量拽一些文雅的词儿。 他暗暗在心里嘀咕：怎么看上去没有电视上好看呢？尤其是眼角，怎么有几颗模糊的暗痧？ 以前听人说电视上播新闻的那几个光鲜女人一卸妆都像是小老太太，他当时还不相信。现在看来，那可能都是真的。 虽说比电视上差点，但女主播的美丽还是很光彩照人。 王大力请她在餐桌落座。 他亲自打开了一瓶千年红，给她斟酒。 为了说话方便，他提前支走了套房的服务员。 女主播摆摆手： 谢谢。我不喝红酒。 王大力一愣： 那我们来点白的？ 那更不行。 那就少来点红酒吧，不醉人的。 还是不喝酒了吧，我们聊聊天。 女主播笑着坚持。 王大力心里不乐意，但没表现在脸上，心里暗骂女主播不给面子。他仍旧堆出一副笑脸：说实话，我崇拜你都好几年了，今天终于见到了真人，你就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女主播见他说得诚恳，做出一副万般无奈的样子来，点点头说： 那就来一小杯吧，我不胜酒力，再说还要保护嗓子呢。 酒过三巡。 王大力打开了话匣子。 他滔滔不绝地说，女主播保持沉默。 一瓶红酒见底，王大力来了胆量。 他慢腾腾从身后的包里甩出一捆现金，对女主播说： 我给你三十万，你脱给我看怎么样？ 女主播像是早有准备，轻轻摇摇头，眼睛里掠过一丝轻蔑的神情。王大力捕捉到这个眼神，心里想，看来眼前这个美女盈盈胃口不小啊。他在心底冷笑：不管你胃口有多大，只要你有价，就好办！他不急不慢地说： 我给你五十万。如何？ 女主播犹豫了一下，仍旧摇摇头。 王大力从她似笑非笑的表情看出来，他的目的就要达到了，吃下眼前的这顿“大餐”，无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他笑笑：那就一百万。 女主播愕然，然后微微点点头。显然，王大力这个数日超过了她的预期，她以为他还会说出八十万来，没想到直接说出了一百万。这是她目前最好的行情。遇上了一个冤大头，值了。 王大力笑笑。女主播的心思他多少能猜出一点。这个价钱，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对于他来说，这点钱，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想吃“大餐”，就得下血本。 女主播四下里看看，确信没有第三者在场。她离开饭桌，一件一件慢慢脱着。 这是2008年的夏天，奥运会刚刚开过，北京天气还有点儿闷热。女主播穿得本来就不多，裙子一脱下来，王大力就看见了粉红色的内裤和胸罩。在一片洁白中，这颜色特别显眼。 真是一片大好河山呢。 王大力看得眼都直了。他在心里说，这钱花得不冤枉啊！一百万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真值！他激动不已地脱口而出：我给你一百二十万 女主播态度坚决地打断他：不可能！她从地上抓起裙子，故意做出要重新穿上的样子。她的动作很慢。 王大力从她的表情和动作判断，她是在故意吊自己的胃口。无论怎么说，他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他笑嘻嘻地说：我出一百五十万！ 女主播仍旧做出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来，摇摇头，继续穿衣服。她的神情告诉王大力，无限风光即将展现在自己的面前。女主播像是故意挑逗似的，轻启红唇，幽幽地说：你知道，我不卖身！你给再多的钱也没用。我们的身体…… 没等女主播说完，王大力财大气粗地一挥手：我出二百万！ 王大力知道，这个价位在目前的行情里是一个极限，女主播没理由拒绝。 果然，女主播对他笑笑，停止脱衣服的动作：早说嘛，人家脱了穿穿了脱的，好麻烦。 这挑逗威力巨大，王大力哪受得了这个，他饿虎扑食般把女主播扑倒在厚厚的绒毯上。 忙乱中女主播不忘提醒煤老板王大力：那咱说好啊，就一晚。天一亮就走人。 不消说，这一晚，王大力肯定是雄性勃发。他和女主播折腾了大半夜，直到把包里的那些壮阳特效药用了个一干二净。 女主播离开总统套房的时候，路都不会走了。 王大力劝她说，太晚了，就别回去了。 女主播有气无力地说，不行，明天早上还要直播节目呢。 和王大力睡过以后，她说话的口气明显温柔多了。 看样子，她对王大力的表现还算满意。 说不定还会有第二次？如果那样的话，这钱花得可太值了。王大力洋洋得意地自我总结。 看着女主播步履蹒跚地离开总统套房，他在心里说，这年头，女主播也不容易啊。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八百万玩转首长秘书 撂倒了女主播，煤老板王大力算是了了一桩多年的大心事。他心里明白，这种难得一见的美味儿，是可遇不可求的。虽然他仍然可以花大价钱再次把女主播弄到手，但那味道肯定与这次是不一样的。 尝过就尝过了，过把瘾就行。 当然如果是女主播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另当别论了。 王大力下一个要撂倒的是首长秘书。相对于女主播，这个可能更难，更需要智慧。女主播那边他可以拿钱上。首长秘书这边光钱还不行，还得需要脑子。好在已经提前修好了便道。这就好比他和王秘书之间架设了一个红色电话，随打随通。 他想从王秘书那里弄清楚，这次山西主政者是不是要玩真的。如果是真的，他必须提前准备好应对措施。 按照内部风声，这次煤改动作很大。据说煤改文件草稿已经出来了，正在上报中央研究。文件规定像王大力这样的煤矿，必须兼并给国有大型煤矿。如此一来，他王大力就失去了两个聚宝盆。那哪是煤矿啊，分明就是印钞机，每天给他进账几十万呢！ 这样的肥肉，割给谁他都舍不得。 要想不割肉，就得舍得下本钱。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让磨推鬼。在煤老板王大力眼里，在中国，只要有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 对于一般人来讲，见首长秘书和见首长一样难。 有些看官不懂咱们中国的国情，以为不就一秘书吗？有啥难见的。可首长秘书和普通秘书是不一样的。说首长秘书的权力比首长大，你可能不相信。但你肯定听说过中国官场上的太子党，其权力和能耐大过天。其实这秘书帮和太子党差不了多少，几乎一样神通广大。 如果说首长日理万机，那首长秘书至少要日理一万零一机。为啥，因为秘书要事事想在首长的前面。首长要讲话，秘书得提前准备好讲话稿；首长要下去检查，秘书得提前做好协调工作；首长要约会，秘书得提前布置地点和保镖。你说，他能不比首长多理一机吗？ 既然秘书的权力比首长大，拿下了首长秘书就等于拿下了首长。 王大力很清楚，自己拿下王秘书就等于拿下了一个大保护伞，不说在山西随便开矿，就是他把煤挖到了天安门城楼底下，那也没有人敢拦着他！ 所以，花二十万在村里修条柏油路根本不算什么。与得到的实惠相比，那点投资真是可怜到家了。 这次来北京之前，他又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悄悄把王秘书的祖坟给修了修。这个事情不能张扬，他知道这种事情也用不着张扬。只要王秘书一个人知道就行了。 修祖坟的师傅告诉他，王秘书的祖坟风水好得很，经过这么一修整，那是好上加好。 这次见秘书，王大力可不止准备了这些，他还准备了一张空额支票。 王大力拨通了王秘书的电话，是王秘书的秘书接听的，他很客气地对王大力说领导正在陪首长吃饭，现在没空接电话，等会儿他会给您回去过。 放下电话，王大力心说到底是首长秘书啊，这派头就是不一样。 一会儿，王秘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领导晚上到您住的饭店去找您。 王大力愣住了：我没给他说过我住在哪个饭店啊，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转念一想，他似乎又明白了什么，看来，在首都没有什么可以瞒过首长的，只要他想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都别想逃过他的法眼。 王秘书没说几点到，王大力只好老老实实呆在总统套房里干等。 他打开电视，这个时间不会有女主播的节目。 王大力倒是很想看看，经过一夜奋战以后的女主播还能不能像往常那样播新闻。 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王秘书还没露面。 王大力有些急，拿起电话想再打给他。想想不妥，又放下了。 实在无聊，给女主播发短信。 她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了一个手机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暗示。王大力由此推断：他和女主播之间，也许还有未了情。 他给女主播发：知道牙疼、女人怀孕和萝卜烂在地里的共同特点吗？ 过了一会儿，女主播给他回：低级！都是虫子惹得祸，谁不知道。 王大力大笑：不止是因为虫子，还都因为拔晚了！ 女主播再也没理他。 过了半天她回过来一个笑脸：昨晚你都加保险了，对吧？ 王大力有意捉弄她：这年头哪有什么完全保险的事啊，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我可不敢保证啊 这次，女主播真不搭理他了。 十二点整，王秘书到了。 他一个人，神神秘秘的，进来以后到处东张西望。 王大力说，请放心，这屋没别人。 就怕隔墙有耳啊。王秘书还是不大放心。 这可是总统套房。 我知道，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今天来，没带司机，知道你有事，不然不会到北京来找我 是有事，不然哪敢打搅你啊。我这次来给你带了点东西。 王大力说着拿出一张签好名的支票。 王秘书扫了一眼，看到金额那一栏空着。 这个你自己填上吧，你要是嫌麻烦，我可以交给你指定的其他人。王大力笑着说。 这个见外了不是。你拿回去再给乡亲们修条路吧。王秘书推辞。 路修好了，很宽，够用的了。祖坟也弄好了，我找风水先生看了，你家那风水，没法子再好了。你有空回去看看，如果乡亲们需要办其他的事，修桥也好，盖小学校也好，只要你发话，我就以你的名义给他们办。 好。你办事爽快，是咱苏北人的性格。 这个我放你包里了。王大力把支票塞进王秘书的手包。 王秘书装作没看见，径自坐到旁边的沙发上，掏出一盒熊猫烟，递给王大力。王大力本来不想抽，但怕拒了首长的面子，况且又是小熊猫，中央首长抽的，尝尝也不错。 这烟好，比黄鹤楼都强。王大力吸了一大口，很陶醉的样子。 你要是喜欢，我回头让人给你送几箱来。 这可是首长们才能吸的。 首长才不抽烟呢，你以为还是毛主席那会儿，武将出身，都是烟鬼。现在的首长从不吸烟。吸烟有害健康。都给我们这些人吸了，我们熬夜写稿子，不吸烟不行。这烟我那里多了，都是首长们特批的，正愁吸不完呢。 那好那好。王大力一个劲儿点头如捣蒜。 说正事儿吧。你找我是不是因为山西煤矿改革的事儿？ 王秘书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王大力点点头，你真是料事如神。我想知道这次煤改到底会改到什么程度？我那两座煤矿还能不能保住？ 嗯。这次地方上是下了决心了。中央也支持。不改不行了，死人太多了，那些从地底下弄出来的煤块块带血，首长们坐不住啊。每次看到内部安全生产简报上的那些矿工死亡数字，他们都很担心百姓会起来闹事。再说那些小煤矿胆子也太大了点，超标太厉害了，死了人也不上报。败露以后还连累地方官员，他们本来都干得好好的，一个个都因此不明不白地下马了。这事搁谁谁急啊。地方要改革，要把风险转嫁给国有煤矿，思路是对的，所以中央很支持。 王秘书给王大力交了底。 那我们这些人就没办法了吗？王大力不甘心。 你的煤矿年产多少吨？ 50万。 太低了。肯定在被兼并之列。那草稿我看过，地方上决心大，年产低于90万的一律兼并。中央领导原则上同意这个做法。 那咋办？ 提高生产量啊。 咋提高？ 你是煤老板，你问我？ 就没别的办法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想让我给山西方面打招呼是吧，告诉你这次恐怕没用。别说我，就是首长，也不会这样做。这次改革一定不留后患。王秘书说着做出一个咔嚓的动作。 听了这话，王大力一脸的茫然和无奈，他愣了一下说： 总得有啥法子吧。 要么提高产量，要么找个靠山，找棵大树好乘凉嘛。王秘书点拨他。 那得上供。 上供能上多少？那些大树都是国有的，什么是国有？国有国有，你有我有。我想这些你心里都清楚，国家现在这么富，哪个国有企业手里缺钱，他们怎么会在乎你这点供钱。在乎你这点钱的是个别人，你给他上供就行了。 这话说得也是。 王大力说那我回去抓紧办。 也不急，现在文件还处于讨论修改阶段，我们出台文件的效率你也清楚，不经过充分酝酿是不会拿出来的，酝酿以后还要和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代表通气呢。我估摸着这个文件的效力要真正发挥出来，还得大半年。你趁这个机会，赶紧生产，这可是最后的掘金机遇啊，要抓住。 王大力点点头： 明白了，我明天就回山西。有你这番话，我心里敞亮多了。 王秘书起身，拍拍他的肩膀： 我回去了。等“大树”找好了，你给我说一下，我给你关照关照。在山西，我能说上话的熟人还有不少。 那好。我开车送你。 不用了，你们山西煤老板的车号，太招摇了，全北京的人都知道。还是我自己走。 王秘书瘦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在酒店走廊深处。 此时，北京的夜色渐浓。 北京的夜啊，静悄悄。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谁动了煤老板的饭碗 从北京回山西的路上，王大力浮想联翩。 王秘书把这次山西煤改的底儿都给他交了，看来，这次山西的主政者是要来真的。以前也咋呼过几次改革改革的，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光打雷没下雨。作为在山西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煤老板，王大力十分清楚山西煤改有多难。 凡是改革都会涉及到既得利益者，山西煤改要动摇一大批煤老板的既得利益，这些人都是下过刀山火海的人，个个都是猴精猴精的，和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修炼过的孙猴子差不到哪里去。他们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几个靠山，如果没有这些，他们怎么能在山西站住脚？ 在山西，哪个煤老板不是根深叶茂？这里面的利益链太多太长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改革势必要牺牲掉这部分人的利益，你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肯定要阻挠改革。这个是一定的。 都说煤老板有钱，是，这是事实。 煤老板花天酒地，一掷千金。这也是事实。 他们在北京的王府饭店、国贸酒店，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天鹅宾馆等五星级宾馆，常年包住。吃饭一桌饭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在家里吃腻了，就到北京、上海、广州；在国内吃腻了，就到国外，什么新马泰，什么美洲欧洲，只管飞。他们的主菜已经不是什么鲍鱼鱼翅，而是日本神户的雪花牛柳。 据说这种牛都是“喝着牛奶，听着音乐，由主人每天按摩长大的”，肉质鲜嫩，入口消融，营养丰富。 他们玩女人，小姐玩够了，就玩少女。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一招就是十几个。 山西的歌厅在全国最有名，仅仅在太原，全市大大小小的歌厅足有上万家。而煤老板，是这些歌厅、桑拿的常客。 其他的什么洗浴中心、洗脚屋、歌舞厅、发廊就更不要说了。没有这些煤老板，这些所谓的第三产业根本就不会如此生意兴隆。 王大力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山西某领导心血来潮，准备抓一批卖淫嫖娼者，歌厅的小姐纷纷取款潜逃。哪里想到，银行告急——银行的存款一天竟被提走一个多亿！ 由此可见，这些在山西从事无烟工业的人也是可以给山西带来大税收的！ 你说，没有钱，煤老板能做到这些吗？能这样潇洒吗？ 你要改革，就得动他们的饭碗，你动他们的饭碗，他们哪能答应？就是他们能答应，他们背后的那些“黑手”也不会答应啊。 王大力看看窗外，一辆辆劳斯莱斯疾驰而过。车头那宽大的金属格栅，以及“欢乐女神”的经典车标，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这都是山西煤老板的车。 在北京到山西的高速路上，疯狂飙着的大多都是他们的车。与那些煤老板比起来，自己的这辆凯迪拉克，早就该退居二线了。 王大力很清楚，在山西，最不缺的就是名车好车，尽管山西的路是全国最差劲的，但在这些路上奔跑的车子确是最好的。世界上最新最好的车，在山西都能看到。 有人说，站在太原的主街上，每驶过五辆汽车，就有一辆价值超过五十万元的名车，每驶过二十辆车，就有一辆宝马或奔驰。 那些不熟悉煤老板生活的记者在媒体上瞎咋呼，什么煤老板都喜欢悍马路虎呀，山西路不好，必须坐越野车啊，这都是瞎扯蛋。 真正的煤老板是不喜欢悍马的，那些开着悍马的人，大多都是跟着真正的煤老板打工的！最多可以算得上是个煤矿的小头目。 在王大力眼里，真正的煤老板只有两类人，那就是煤矿的投资人和他们的后台，也就是那些“黑手”们。 他自己目前勉强可以算是属于投资人，这个角色是近几年才刚刚转换过来的，以前他也是亲自在矿上督管矿工，和他们一样风里来雨里去。 那是以前，现在他知道真正的煤老板应该是潇洒走世界的，是不用成天在煤堆里摸爬滚打的。 现在，他的两个矿各有一个矿长，矿上的一些小事，他都交给他们去对付，除了涉及到人命关天和煤矿发展的大事，他一般也不去下面过问。 他要做的就是保持手机二十四小时通畅，随时听取他们的汇报。 现在看，他做潇洒甩手掌柜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久了。山西要煤改，如果运作得不好，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势必要跟着遭殃。 王大力的车子一进山西地界，灰尘就立即扑面而来。车子还没驶进他的煤矿所在地，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就落满了一层厚厚的煤尘。为了不挡住视线，不得不频繁启用雨刷。 采煤是高污染的行业，高利润必然带来高污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些年山西靠着煤炭资源，国民生产总值连年往上窜。现在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喜欢出政绩，而衡量政绩的一大指标就是GDP。 山西的主政者到中央去开会，一提到这个GDP就很有底气，为啥？还不是靠着这些黑金撑腰打气。 只要不提煤矿事故和绿色经济，山西的官员走到哪里，腰杆都是挺得绷直绷直的。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王大力看来，无论是什么观，归根结底仍然强调要发展，发展靠什么，对于山西来讲，就得靠煤炭。 尽管只有小学文化，王大力在判断政策风向上却是很有一套的。 正是靠着这个判断风向的能力，他才一步步发迹到现在。 王大力很善于吸收新观点和搜集新信息。他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资料，山西全省国土面积15.6万平方公里，含煤面积就达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十还多。截止到2003年底，山西省查明的保有煤炭资源储量2652.84亿吨，占全国查明保有资源储量10210.56亿吨的26％，位居全国之首。 2004年山西煤炭总产量为49297万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195593万吨的25.2％，依然位居全国之首。 山西处处有黑金啊！ 而且，从历史上看，山西的发展几乎都是依靠能源，主要靠煤炭。可以说，一部山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山西煤矿的开采史。 山西省形成规模煤炭开采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 清代中、后期，官府鼓励开办煤矿，当时的煤矿数量及煤炭产量逐渐增多，甚至因此形成了许多人口聚集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大同市左云县店湾镇西沟村等村庄，就是因为在明末清初挖煤的人不断聚居此地而形成的。 到了民国初期及中期，山西原煤开采的矿点及产量有所增加，然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煤矿工业发展受限。 这个时期，山西开始进入商业采煤时期。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悍然进入山西。同年，山西被日军攻陷。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山西制造了一段惨痛的中国煤炭开采的血泪史。 为了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在山西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很多矿工仅仅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就被活活扔进大大小小的“万人坑”和炼人炉。 王大力看过有关资料，在此期间，仅仅在山西大同，日本侵略者掠夺煤炭就达1418万吨，杀害矿工6万多人。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一声浑厚苍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湖南口音，山西所有煤矿相继收归国有。 在“改革开放”之前，乡、村一级都不允许开办煤矿。“改革放开”以后，山西省的煤炭开采才渐渐形成规模。 从1982年开始，中央对山西的政策改为“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以前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私人小煤窑，一夜之间在山西遍地开花。 到了1990年，山西普遍出现了“私开矿”，非法煤窑呈泛滥之势。正是在这时候，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开始进入山西淘金。 他们很快就挖到了第一桶黑金，有了这第一桶金子，才有了他们现在挥金如土的万丈豪情。 王大力认为，所有的煤老板都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 邓小平真是英明伟大。 这是王大力逢人便讲的话。 没有这位伟人，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私人开矿的好政策，没有好政策就没有现在遍地风流的煤老板。 想想看，如果当初不打开国门，让资本主义进来，我们就是现在的朝鲜人民，饿着肚子还在那里喊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呢。 这个是煤老板存在的大环境。 大环境重要，小环境也不可忽视。大环境决定煤老板的生死，小环境也能决定煤老板的存亡。 所谓小环境，就是山西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各级主政者。没有他们，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也不会发展到今天。 现在，他们要动煤老板的饭碗，其难度可想而知。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改革自有改革的理由 有难度也得改。 这是主政山西者下的最后决心。 凡是改革都得涉及到一系列的利益格局再调整，这次山西煤改当然也不例外。 把煤矿重新国有化，这看起来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实际上却是顺应了官方的意志。 有人把这次改革形象地概括为“国进民退”，事实上不是“国进”“民退”的问题，而是“国有”“民无”的问题。 当然，改革者自有改革的理由，动饭碗者自有动饭碗的动机。依王大力并不专业的头脑分析，山西即将开始的煤改所提出的改革理由并不充分。 一是煤炭资源理应国有。 主政者认为地下的资源本来就应该属于国家所有，现在只不过把属于国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 这个提法有些倒退，站不住脚。 试想社会主义中国的哪个东西不是属于国家所有？矿产、土地、林业、海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尔之滨莫非王臣。 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国家改革开放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包产到户、林业资源产权明晰、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等等都可以推倒重来。 这样的话，岂不是否定了这些改革的成果？岂不是逆人心而行？ 所以，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的我现在就要拿回去的小孩子思维来进行煤改，其理由并不让人心服口服。最起码，不能让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心服口服。 二是频发矿难，必须遏制。 但问题是国有了就没有矿难了吗？换一句话说，矿难和国有私有的关系存在必然联系吗？ 国有煤矿矿难不断的事实证明，煤矿国有化未必就能减少矿难。 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对2006年1月到8月全国21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煤矿事故的统计发现，国有煤矿竟然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三。 可见矿难并不青睐私有，死神也不畏惧国有。 矿难与煤矿企业的规模及所有制形式之间没有直接对等的关系，国有化并不能必然减少煤矿生产事故的发生。 有不少人认为现在的矿难之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并不是因为矿难比过去增加了，而是媒体对现在矿难的曝光率比过去频繁了。 以前发生了矿难还能捂着盖着，现在不行了，一个手机短信，网站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就能把消息迅速传播出去，也就是说媒体的监督力量增强了。 就算这样的说法有道理。那么，煤矿国有化是不是就可以更能加强媒体外部监管的力度呢？ 恰好相反，现实中大型国有煤矿企业更容易利用其影响力禁止媒体报道，尤其是发生小型事故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给人留下了小煤矿容易出矿难的印象。 煤矿在国有化之后，可能更会恶化来自媒体的外部监管。 三是污染严重。 山西这几年的污染的确很严重。 如果要回答山西以煤炭开发支撑GDP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的话，污染恐怕是其中最合适的一个答案。 王大力一般很少呆在自己的矿区，为啥？ 不是他不想呆，无论是发迹前还是发迹后，他感觉生活最充实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在自己的煤场。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那堆上天的煤炭，一看到为自己掘金的矿工们，他心里就感觉特别踏实。 离开了煤矿，即便是住着总统套房，搂着如花似玉的女人，他也照样睡不着。几十年了，他和那些黑金已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了。 离开了那些煤灰，他王大力就不是王大力了。 但是现在，特别是这两年，矿区周围多了密密麻麻的坑口以后，他一会儿都不想在矿上呆了，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煤尘，污染太严重了。 在这里，上午九点能见到太阳就是好的。 放眼望去，这里的太阳都是灰黄色的，像是苏北老家不小心被腌过了的鸭蛋，黑黄黑黄。 矿区周围到处都是黑灰色，房顶、栏杆、车上、道路两旁，都是煤灰。在这个地方呆上一天，伸出手来都是黑乎乎的。 晚上睡觉前洗脸，必须接满一脸盆的开水。水少了，根本洗不干净。那用过的水，甚至可以直接当油泥烧了。 去矿区的路上，煤灰甚至可以没过王大力的脚跟。 路边的庄稼地更是灰黑一片，所有的庄稼都披上了一层黑衣。 地里连一个活物都找不到，以前这里还有野兔子出没，现在连一只蚂蚱都没有了。 它们已经无法在这里生存。 住在这里的人，一大早打开窗户就闻得到刺鼻的煤烟味。 尽管如此，矿区周围的老百姓仍然很感激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因为有他们在，我们才有钱赚！”他们说。 矿区路上，运煤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都是快要报废的车和没有任何牌照的车。这些车被当地人称为黑车，正是这些黑车在从事煤炭运输。 为了获取最大利益，王大力这样的煤老板都愿意用这种车搞运输，把挖出的煤运出去。 这些黑车大部分是早已经报废的圆头解放卡车。 这些“上了岁数”的汽车，车身油漆斑驳脱落，“一磕一磕”地在盘山公路上缓慢前行。 王大力有时候会突发奇想：如果有一天要拍电影，这些卡车甚至可以直接拉去拍解放战争的电影场面。 细心的人还会发现，在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队伍中，许多车没有任何牌照，而挂牌的车里，有近三分之一挂的是外地牌照。 这个显然是为了逃避养路费。 挂外地的牌子可以少缴不少过路钱，山西的养路费比内蒙古等外省份高得多得多。 像王大力这样熟悉行情的煤老板，都采取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省钱。 省钱的另外一个法子就是超载，这在煤炭运输行业，几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通往矿区的山间公路上，到处都是装满了煤炭的加长重型运煤拖挂卡车，缓慢前行。 为了多装煤，很多卡车都进行了改装，一般都用的是特制钢板，再把车箱加高许多。超载的重量往往是核定载重的一半或者一倍。 这些超载的重车下坡时，一段路开过以后刹车片有时候就会因为过热而失灵。 很多重型卡车都用水管一路向刹车片滴水降温，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矿区下山的路都湿漉漉的。 超载的卡车一踩刹车，随着“噗嗤噗嗤”的刹车声，轮胎间就会冒起一阵阵水汽，迅速向四周弥漫。 因为超载和路况不佳，公路两旁，掉了许多煤渣，附近有许多农民专门在路边以铲煤渣赚钱为生。 一般来讲，两个人搭伙，一天至少能铲三四吨，依照现在煤渣行情，一吨煤渣就能卖60元，对于农民来说，这一天的收入已经是很可观了。 这就是当地人为什么要感谢煤老板的原因。 他们的生活逻辑很简单：谁给他们带来挣钱的机会他们就感谢谁，在生活的压力下，哪管什么污染不污染。 长期在矿区生活的人，脸色都呈现出灰黑色，吐出的都是带着煤渣子煤味的浓痰。 在这些人身上，经常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说完蛋了就完蛋了。这也是王大力不愿呆在矿区的一个原因。 据说有一家医院曾经解剖过一位矿工的尸体，他的心肺几乎都是黑色的，那黑色绝不是劣质烟叶所致，而是煤灰煤尘。 由此，污染当然可以作为改革者的最好理由。 但污染也是不分国有民有的，在不解决根本问题之前，在矿区，污染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顽疾。 在山西，想实现绿色GDP真是比登天还难。 但在王大力看来，改革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最根本的是改革可以转移矿难的责任，保住某些官员头上的乌纱。 自从中央出台官员行政问责制以来，每遇矿难山西必有一批官员下马。 正如王秘书在给王大力面授机宜时所说的那样，本来做得好好的官员，悠哉乐哉地指点江山之际，突然运气不佳碰到矿难，说下来就下来了，这搁谁都会感觉有点冤。 这次煤改，如果顺利，可以成功地把矿难的责任转嫁给国有企业，撤职可以，你撤企业老总好了，我做我的官。 对这些官员来说，煤改更大的好处是在转嫁责任的同时，还可以保住不断上升的GDP。 对他们来说，国有企业就有这一点好处，国有国有，你有我有。 这真是至理名言。 王大力明白，不管这次改革成功与否，不管最终的改革方案何时出台，自己的煤矿早晚都会被“大树”兼并。 王大力决心赶紧落实王秘书的建议，利用文件还未正式出台的这段时间，抓紧提高出煤产量，把该赚到的钱赚到手，大捞最后的一笔黑金。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煤老板赚大钱的逻辑 煤老板赚的是国家的钱，吃的是子孙的饭，吸的是工人的血。 这话说得一点儿都不错。 几十年的煤老板生涯让王大力对此深有体会。 地底下煤炭那都是国家的，他王大力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挖出来，这赚的当然是国家的钱； 他把这些属于国家同时也是属于子孙后代的东西据为已有，吃的当然是子孙的饭： 要想把地底下的东西弄上来，必须依靠矿工，没有矿工，他无法做挥金如土的煤老板，吸的当然是工人的血。 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人。 十三亿人口要生存，十三亿张嘴要吃饭。 到处都是人力资源，遍地都是劳动力。 尽管山西矿难不断，但来深山矿区里找工赚钱的人仍然源源不断，死去矿工的空缺很快就会被新人补充上来。 地下有的是煤，地上有的是人。这就是煤老板赚钱的逻辑。 王大力用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用山西当地人，实在要用也是用做保安或者其他地面工作。 他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最喜欢用外地人员。这些外地人一般来自河北、河南、内蒙古、安徽、甘肃等地。 所有在山西发展的外地煤老板差不多都有这个规矩，其背后的用意不言而喻，一方面是出了事好处理，另外，外地人不会随意暴露煤矿的秘密——如超采，成本问题等。 在山西，小煤矿乱挖乱采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王大力刚开矿的时候，手头上还有一张图纸，后来他根本不看这个了，干脆就扔掉。 “图纸是在地上看的，到了地下，谁也分不清了，挖到哪里算哪里。” 对于乱挖乱采，王大力已经习以为常乎。 在矿权改革前，山西的煤炭回采率仅在30％～40％，其中乡镇矿通常只有10％～15％，也就是说每采出10吨～15吨原煤就丢掉了85吨～90吨。 煤老板们只挖最好的煤，质量差的煤就不挖了，地下挖得四通八达的，好像迷宫一样，很容易造成通风的困难。 为什么每当矿难发生后的抢救过程中，有的煤矿总是拿不出地质图和井下结构图？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拿出来也没用，结构图和实际地形根本都对不上。 超采的好处显而易见。 一是产量提高了，利润相应地就高了。 二是煤矿缴税都是按照核定产量缴纳的，超产部分都属于逃税，那可是个无底的大黑洞啊。 有这样的便宜可占，谁不占？不占那是傻子！ 王大力经营的这两个煤矿，一个名叫半拉子矿，一个名叫郎当矿。前一个是他从一个村长的手里转包过来的，当时已经被开采得面目全非，所以才叫半拉子矿。 不过，王大力和技术人员一起下去勘探过，这个半拉子矿尽管被破坏得厉害，但煤层厚，煤质好，至少可以再挖五六年。他以便宜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价格把这个半拉子矿转包了过来，马上改良了设备，招兵买马，挖上来的果然都是好煤。后一个矿一开始也是一个村办煤矿，村子名叫郎当，矿也就叫了郎当矿。 由于几个村干部只知道利用煤矿中饱私囊，干起事来吊儿郎当，村民们不满，起来惹事。村干部只好转手给了王大力。 这两个煤矿离得不远，都位于深山腹部，属于同一个乡政府的地盘。 王大力用手里的资金盘活了两个矿的生产，雇了两个信得过的从大矿退休的老技术人员当了矿长。 他一个人落得清闲，在吃喝玩乐中收钱。 无论山西要不要煤改，他都得把主要精力放到郎当矿上面。 半拉子矿已经开采了五年了，估计到煤改文件出台时，地底下的煤也开采得差不多了，实在不行，交就交了。 但郎当矿还很有潜力，以现在的开采规模，至少还可以再干十年。 王大力准备再投入资金改良设备，加紧生产，在煤改前再大捞上那么一笔。等到煤改了，再想办法提高开采量，不行，就找棵“大树”靠着。 他从北京回来，马不停蹄直奔郎当矿。 负责给王大力看管这个矿的人叫王老蒯，是王大力从苏北老家带来山西的本家，跟着他在山西闯了二十年了。他对王大力忠心耿耿，把郎当矿照料得井井有条。 当然王大力也没有亏待他，给他的年薪都是六位数以上。 王大力的车一进郎当矿的大门，王老蒯就看到了。 他嘴里叼着一个大烟袋，背着手不慌不忙地迎上前。 王大力一看见他脸上的笑容，就知道这个月的产量已经提前完成了。他拍拍王老蒯的肩膀，递给他一袋子烟叶： 这是我从北京给你带来的，抽抽，是不是咱苏北的味道？ 王大力知道王老蒯来山西这么多年，还是习惯抽苏北的这种老旱烟。 王老蒯掂掂口袋的重量，笑笑：谢谢老哥，去趟北京还想着我。你有些日子没来了，矿上没什么大事，我也就没给你打电话。 嗯。不打电话最好。我一看见你的号码就头大，生怕矿上有什么事。我知道一般没什么大事你是不打我电话的。 王大力边说边跟着王老蒯往坑口走，他每次来矿上，都是先看看坑口，坑口正常了，那说明生产秩序就正常。 然后再去看看煤仓，从煤仓堆的高矮，就能知道这个月的销售行情。 看完了这些，王大力才跟着王老蒯去了简陋的办公房。 办公房一溜八间，紧挨着矿工的宿舍。 房子表面上和矿工宿舍一样破烂不堪，但里面的设备可不一样。 破陋的外表里面是豪华的办公桌椅，真皮沙发，高清电视，带无线上网卡的笔记本电脑。 那些现代化的设备一个不差。 屋子里开着大功率的空调，和外面的潮热比起来，这里仿佛就是个出风口。 王大力在真皮沙发上坐下来。 王老蒯给他的茶杯添满了水。 然后自己不慌不忙地装上一袋子旱烟，慢腾腾地抽了一口，连声对王大力说： 奶奶的，有劲有劲，是纯正的苏北老烟味儿。 王大力笑笑，吹吹茶杯口的热气，吸溜着喝了一小口，放下，笑着问：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按照老规矩吧，我先汇报吧，汇报完你再安排任务。 王老蒯咳嗽两声。 这是一个开场白，每次王大力到矿上来，两人都是这样，一坐下来，就谈正事，王老蒯先谈，他后说。 因为矿工不多，好管理，王大力就没在郎当矿设副矿长，一切工作都是王老蒯一个人做，这么多年了，他最信任王老蒯。 王老蒯不紧不慢地说： 前天，狗日的张大头又来了，又从矿上拿走了2万块，说是给他娘治什么怪病。 张大头是郎当村的村长，以前郎当矿的矿长，王大力就是从他手上把郎当矿转包过来的。嗯，你给他了吧？ 从王大力的语气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儿。 给他了，不给他他就说村民最近情绪不好，说什么老有人想到矿上来闹事，要不是他给挡着，早就来了。 王老蒯叹了口气。 给他就好了，这种人就是贪钱。 也太贪了，前段时间他儿子结婚，刚给过他2万。 还有啥事？ 镇长昨天打来电话，说是上边下了个文件，要整改，让咱们有个准备。他下周要陪县上几个部门的头头来检查。 有这事？王大力皱了皱眉头： 孙县长没给我说啊，他没说带几个人来？ 没有。就说要来。 王老蒯抽了一口烟。 哦。那就多准备一点吧，一人给5万。 行。我下午就让李会计去银行提钱。其实你可以不理会他们，有孙县长那边给咱罩着，几个部门的屌人你管他个球啊。 王老蒯有些愤愤不平。 王大力笑笑： 咱不差那个钱。这样的事儿都是小事，小事咱不值得给孙县长添麻烦，是吧？ 那是那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没有了。你说吧。 王老蒯挪挪屁股，放了一个响屁。放完还不好意思地笑笑。 王大力清清嗓子，说我这次去北京，收获很大。咱们得加紧生产啊，好日子可能不长了。 你是说风向要变了，是吧？ 王老蒯很机灵。 王大力点点头。 我就知道这帮龟孙子要变政策，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不知道，不会太长，要抓紧，实在不行，就多招人，三班倒。 行。这没问题。人多的是，这两天来矿上找工的人太多了。 我们不要当地人。 王大力口气坚决。 这个我知道。而且更不能要那些互相沾亲带故的人，这样的人来找工，一律请退。 王老蒯补充说。 这个为啥？ 王大力有些不明白：沾亲带故的怎么了？不是更好吗？ 不好。我刚刚听说一件事，是旁边一个矿上发生的。 他们录用了三个新矿工，其中两个说是堂兄弟。三个人在一个工作面掘进，结果煤层坍塌，把弟弟给砸死了。他们没办法，赔了好几万。 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煤层坍塌，是他们在井下故意制造死亡事故。那个被砸死的人和领取赔偿金的人也不是什么堂兄弟关系，而是被骗过来打工的。 有这样黑心的矿工，咱们得提防着。 王老蒯似乎心有余悸。 王大力点点头：听说过黑心煤老板，怎么还有黑心矿工？ 他几年前在半拉子矿经历过个别矿工冒领在矿难中死亡的矿工尸体的事情。 那个矿工的死纯粹是个意外，是个河南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到山西来挖煤。为了能多赚些钱，他下矿的时候怀里都是揣着两个馒头，干完一个班，吃两个馒头，接着再干下一个班。 这样时间长了，把自己累倒了，死在作业面上。王大力按照矿难的标准，补偿了他2万块钱。 因为不是矿上的责任，他没按照惯例立即把矿工尸体火化灭掉证据。而是让人通知矿工家属来领尸体，等了几天没什么动静。 后来一个矿工说他认识家属，可以把钱和尸体带回去。王大力为了早点处理完这个事，赶紧恢复生产，也没仔细盘问，让那个矿工把尸体背走了。 几天以后，一个矿工告诉他在离矿区不远的山沟里看到了那具尸体，他这才知道了真相。 他估计，那个冒领尸体的矿工带着钱去另一个煤矿打工了。 他从此对矿工的态度变得更加严厉了。 附录 黑金帝国的陨落 不被炸被死也被毒死了 如果说人命有价的话，矿工的命可能最不值钱。在王大力眼里，矿工只是为他赚钱的机器，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物。他只要付钱，想怎么使唤他们就怎么使唤他们。在王大力看来，拿钱买命，天经地义。 他也是从最底层过来的，当过五年的矿工，知道矿工的命贱。煤老板每赚一分钱，里面就有矿工的一半血汗。在山西小煤矿，没有哪个煤老板不压榨矿工的，好一点的无非工钱给的多一点，但再多也有一个底线，不超过创造价值的百分之一。 为了加快生产，王大力嘱咐王老蒯，新录用的矿工可以快速上岗，时间来不及，必要的培训也可以免掉，给他们简单讲讲下井的注意事项就可以了。 王老蒯说好，这样也节省成本。再说有些矿工都是老油子了，自个儿拿命也不当回事儿。 他咳嗽了两声，看到王大力不相信的眼神，继续说：一些矿工明知道瓦斯浓度高遇到明火，会引起爆炸，他们还是带着香烟下井。他们把香烟夹在头发里，或者藏在三轮车里，偷偷地带到井下去抽。不让带火机，他们就拿出废弃的雷管线、矿灯电线进行点火。 有这样的事儿？ 王大力皱了皱眉头。 多了。我自己就看见过好几回。我们不管他，该讲的都讲过了，每次下井，我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的，没用。 实在不行就扣他们工资！以前不是没扣过，扣工钱效果最好。 王大力狠狠地跺跺脚：不然，出了人命，老子还要赔他个好几万呢，划不来！ 嗯。以前扣过，一个月只发一半的工钱，后来他们不是闹事吗，有几个还一气之下去了别的矿，我们没办法，就不再扣了。 王老蒯叹了口气： 这帮兔崽子，不好对付啊。 王大力不吱声，闷头喝茶。 闷了一会儿，他说，从明天开始，严格实行三班倒，歇人不歇机器，鼓励连续作战，工作量提前完成者可以考虑发全工资。工作量完不成，不发工资！另外，再出台一个举措，下井者工作必须达到8个小时以上，出工才算有效。提前出井，视同没有出工！ 王老蒯笑笑，嘴上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在心里暗想王大力这招怪狠，那些在井下磨洋工的人这次肯定没辙了。 王老蒯去落实王大力的讲话精神去了。他手底下还有两个小兵，分别是负责生产安全的耿三和负责后勤供应的蒋大。负责矿上财务的李会计不归他管，会计直接对王大力负责。这几乎是所有小煤矿的惯例，一把手掌握财政，放心。 耿三这会儿到井下去了，蒋大躲在厨房，正和厨房的张老妹黏糊。张老妹是本地人，是个中年寡妇。 当初她到矿上找活，王大力无论如何不答应。对于煤矿，女人是忌讳。后来蒋大看她实在可怜，家里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他给王大力求情，说厨房缺个做饭的，可以让她试试。 王大力给他一个面子，把张老妹留下了。 从此，张老妹对蒋大充满了好感，蒋大又是个喜欢和女人黏糊的人，两人明里暗里好上了。大家都是过来人，男女之间那点事，都看得淡了。 蒋大看到王老蒯，从厨房的桌子上拿过一个猪蹄，老远就喊：老王老王，刚出锅的猪蹄，你最喜欢，我正要给你送去！ 王老蒯笑笑，问张老妹：一共煮了几个？ 张老妹有些诧异地回答：四个，你们几个一人一个。筐里还有几个生的。 平时王老蒯是不过问厨房的事情的，听他这么猛然一问，张老妹和蒋大都有些不太习惯。 那恐怕不够，老板来了，他也喜欢吃这个。 王老蒯把黄溜溜的猪蹄放回筐里。 蒋大说，那我就不吃了。你们一人一个。正好。 再煮几个吧，厨房不差这个钱。 王老蒯笑笑，老板说了，让咱们加快生产，后勤服务工作也要跟上嘛，矿工伙食的质量咱不管，至少咱们几个得提高提高，你说是吧？ 蒋大点点头，对张老妹说，赶紧再煮几个，拿出你的绝活来，要煮得色香味俱全，不要像你人一样，色香味一个都没有。 见蒋大开自己的玩笑，张老妹也不理他，闷头收拾猪蹄。 王老蒯嘿嘿笑。 煤矿是男人的世界，难得见到女人。大家都爱开张老妹的玩笑，有时候不把她看作女人，只当和自己一样是爷们儿。 王老蒯笑完了说，老板难得留在矿上吃一次，老妹是得把绝活都拿出来。 这边说着话，耿三从井下上来，直奔厨房。看样子是饿过了头，进来就拿起一个热馒头，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吞，边吞边断断续续地说： 到下面走了一圈，又冷又饿。 王老蒯笑笑，你挖两筐煤，保管你浑身是汗。 耿三吃完了馒头，又看到了猪蹄。伸手就摸了一个，啪嗒啪嗒啃了两口。 张老妹刚想说他，蒋大说让这家伙先吃吧，看样子是真饿了。反正咱一会儿还得煮。 王老蒯拍拍耿三的肩膀，生产要提速了，咱们还得招人。 耿三说，那好办，天天都有来找工的。今天招进来，明儿个就能下井挖煤。 王老蒯点点头，那好。 几个人在厨房说着话的空儿，看见王大力背着手在到处巡视，样子看上去像个大领导。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领地，是他的一个小王国，他就是这里的国王。 作为国王，他一方面要发号施令，另一方面要盘算收成。收成上去了，大家都高兴，上不去，他得想法子。这年头，小煤窑的国王也不好当。尤其这两年，盯住小煤窑的人多了，要应付的场面也大了。 这才多长时间，王老蒯就发现王大力的头上有了白发。 钱多也烧手啊。 天一上黑影，看着第二班的矿工倒完班，王大力和王老蒯他们几个人坐到办公室里，吸溜吸溜地啃猪蹄。 猪蹄香气四溢。 张老妹的手艺的确不错。 王老蒯怕矿工们闻到猪蹄的香味，把门关得严严的。 一个猪蹄没啃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 王大力一愣，他第一个反应是矿难：不会是井下出事了吧？ 王老蒯也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声响，他对王大力说可能是哪个鳖犊子在井下掘进放炮呢，刚买的这批雷管威力太大，动静也大。 王大力不放心，看看耿三。 有着几十年井下安全经验的耿三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放下猪蹄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是瓦斯，瓦斯爆炸了！ 一听到是瓦斯爆炸，王大力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没有像耿三那样慌慌张张地往外跑。而是异常镇静地啃完猪蹄，用牙签剔完了牙，慢腾腾地走出去。 凭着几十年的煤矿经验，王大力十分清楚井下瓦斯爆炸的威力。一般来说，瓦斯超过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监控系统会自动报警。瓦斯浓度在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六之间，遇火便会爆炸。 难道是井下的监控系统出了问题？ 井口边刚刚倒班上来的矿工正手忙脚乱地到处跑，边跑边喊： 井下爆炸了！刚刚下去的十几个兄弟惨了！赶快救人啊！ 耿三指挥两个矿工下去看看情况，那两个人你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想下去。耿三急了，自己坐上咔嚓机（升降机）向下降去。哪里想到，又一声闷响传来，他乘坐的那架咔嚓机被随之而来的又一次冲击波崩上了天，哐当一声落在不远处。 王老蒯以为耿三也完蛋了，跑过去看，耿三灰头灰脸地从升降机里爬出来，这家伙竟然没事。 耿三的额头上被咔嚓机磕出一个血坑，他顾不上包扎，朝井口的人群喊，赶快想办法救人呢。 一个矿工满身是血地从井口窜了出来，到处乱跑，谁也拦不住他，嘴里一直喊着：快跑快跑赶快跑—— 王老蒯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制服，大声朝他喊： 底下还有几个人活着？ 他看看周围，确信自己已经逃了出来，干嚎了两声，说底下还有十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还有几个活着。我是被瓦斯冲击波顶出来的，其他的人不被炸死也被毒死了！ 蒋大拿出手机试着拨了一个矿工的号码，电话打通了，但没有人接。 由于爆炸时没有摧毁手机信号，仍然有电的手机在矿井深处默默接收着地面打来的电话，直到耗光全部电量。 底下的人恐怕没救了。蒋大低着嗓子对王大力说。 王大力淡定地点点头，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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