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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 正文 第一章 在太行山下的小小村子里规划了共和国外交方略 （1）大兵围北平时，毛泽东与王稼祥论定都，伍修权收缴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的电台，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入城式中，坦克、大炮的钢铁洪流特意浩浩荡荡驶过东交民巷 <strong>1949年元月上旬——2月3日，西柏坡——北平</strong> 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论首都定在何处 一座座低矮的农舍，黄褐色的土墙，屋前的石磨，院角靠着的犁耙，村前的土地庙，路边的柏树林子，清清的滹沱河从村南静静地流过。这就是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不足百户的小山村。 或许你不会想到，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指挥了举世震惊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蒋军大部分主力兵团；你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里规划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蓝图。 这个村子就是西柏坡。 1949年年初的一天，初春温暖的阳光照着这个村子。尽管毛泽东是在天亮的时辰才上床睡觉，但这天他一反中午才起床的惯例，很早就起来了，等于没睡什么觉。思维的过度活跃，使他没法入睡。他穿着与士兵们一样的棉衣、棉裤，棉衣肘部打着两块补丁。他出屋站在院里那张石磨旁吸烟。 毛泽东确实难以入睡。 昨晚他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四野林彪的复电，指示如何对待在北平被我军团团围住的傅作义部队的有关问题；同时，他兴奋地想到，我军不仅会解放天津、北平，而且很快就会直逼南京、上海了！接着，他又起草给淮海前线邓小平、粟裕的复电，指示他们要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对渡江作战预做几项准备工作…… 他怎能不兴奋，打败蒋介石要比原来估计的时间大为提前了。建国的诸多大事，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下子就摆在他的议事日程上了！ 毛泽东刚才嘱人去请王稼祥，他是想与博学通史的王稼祥讨论一下新中国首都选在哪里好。 王稼祥很快就走进院里来了。经过长年的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仍保持着文质彬彬的书生气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对王稼祥是甚有好感的，也很欣赏王的才气横溢。 毛泽东将放在石磨盘上的烟盒递了过去，待王稼祥点着了烟，他就说：“我想着事就睡不着了，有件事特意向你讨教。” 王稼祥说：“主席太谦虚了。” 因为当时王稼祥担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兼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他就从城市工作谈起了。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夺取一座又一座城市，我是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就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 王稼祥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下大批工商业，为我们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做好准备，打下基础。” 在两支香烟的氤氲烟气中，毛泽东笑着说：“今天先不谈这个，我是想听你关于另一个问题的意见。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设在哪里？定都在何处？这几个晚上我都在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然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眼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对定都细作分析，说：“现在国民党的政府在南京，南京又称金陵，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着，又点着一支烟。 王稼祥继续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了。现在不是秦皇汉武的农耕时代了，今天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在东部沿海和江南。以此来看，古城西安也是不合适的。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能改变的，加之交通与黄河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充当首都的地位。” 毛泽东插话问：“为什么你觉得北平合适呢？” 王稼祥说：“为什么我会认为最理想的首都是北平呢？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也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于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是，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罢，笑了起来，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连英国路透社记者都判断我们可能要定都北平。如此看来，我们的首都就选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们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北平周围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晋察冀、冀热辽都是老根据地，进退方便，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毛泽东说到兴奋时，又收住情绪转而说：“不过，北平城现在还在傅作义手里哩。要是傅将军和平交出北平城，他就立功了！” 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王稼祥离开西柏坡之前，毛泽东又找他去谈话。 毛泽东说：“会议开完，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就要离开东北局了。” 王稼祥问：“有什么任务？” 他望着对方，他是很了解王稼祥的。王稼祥是安徽才子，入党不久就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担任过中央党报总编辑，当过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完全可以胜任中宣部部长；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代，他任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稼祥就曾任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又去莫斯科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能说俄语…… 毛泽东说：“有两个工作，中央想让你去做。一个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个是首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两个工作都很重要，都适合你来做，看你愿意做哪一个？” 王稼祥有点犹豫，就说：“这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 毛泽东笑了，叮嘱说：“好。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中央进北平后就要宣布了。” 在离开西柏坡前，王稼祥还是选择了首任驻苏大使一职。 毛泽东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那天，王稼祥谈完对定都的想法后就告辞了。毛泽东径自走出院子，来到村旁那片柏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一个警卫在他后面跟着，保持着一段距离。 马上就要进北平了。元旦那天，预定要担任北平市首任人民市长的叶剑英已在河北某地宣布成立了北平军管会，准备了进城接收的干部队伍。毛泽东还想着自己离开北平将近30个年头了。他对北平很有感情，他就是在北平接受1919年那场“五四”运动大潮的洗礼的。他想到了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北海……还有他住过的鼓楼后街豆腐池胡同9号、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尤其是在吉安东夹道那狭小的民房里，他和蔡和森、罗章龙等七八个人挤住在一起，合盖大被子，笑说着谁的脚丫子臭。他还想到牺牲了的李大钊，正是在李大钊的热情帮助下，自己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北平最好是不要打，最好是和平解放。能实现和平解放吗？傅作义是有两下子的。去年8月，担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还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从北平、保定直袭西柏坡，行动迅猛，气焰嚣张。当时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附近，形势很是危急。他只好唱了一出“空城计”，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令电台全文广播，幽默地指名警告傅作义：你北平如此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十八师守着，你到底还要不要？一纸文章将傅作义吓退了。 他想着想着，下意识地挥了一下手。跟在后面不远的警卫以为他要喝水，快步赶了上来，递上水壶。他并没有招呼要喝水，但还是笑着接过水壶来仰脖喝了一大口。 从树林里回到住处，等着他的又是一批各地新来的电报。其中有一份聂荣臻发来的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聂荣臻认为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尽可能争取和平解放。聂荣臻与傅作义是战场上的老对手了，一个是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绥的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相互交手多年，知己知彼。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路之时，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将军有爱国的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大义。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搞得不错。当时，在北平前线还有林彪。林彪则认为：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不大可能不战而降，搞和平解决，弄不好会松懈我军斗志，到头来还得靠打，贻误时间。 毛泽东看了聂的电报后，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当日，毛泽东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并指示平津前线总指挥部：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财产和安全也有保障。 他还和周恩来说，我们进入大城市后，除了接收旧政权、治安、粮食供应、货币金融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与外国人、外国政府打交道的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他还说：“在北平解放后，我们即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到时要决定外交政策。” 两人由此还谈起一个多月以前，解放沈阳后，伍修权去收缴旧美国领事馆电台而与美国人进行的一场较量。 伍修权收缴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的电台 战斗还没有结束，一辆军用吉普车就冒着硝烟往沈阳城里赶去。 1948年11月2日，东北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城里还在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伍修权和陶铸两人刚刚会合，就乘着吉普车穿越我军阵地，直奔市区。当时，陈云被任命为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陶铸为副主任，伍修权兼沈阳卫戍司令，陶铸兼任卫戍区政委。伍修权在军调部工作时就来过沈阳，道路很熟，两人乘着吉普车穿街过巷，赶往我军已占领并做临时指挥部的太和旅社去。也真是太险了，他们在半路上就被众多的国民党部队拦住了，幸好人家是要联系起义，才没有出意外。伍修权和陶铸商量，只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接受他们起义，以免背上包袱，妨碍行动。事后，周恩来转告他俩，毛泽东曾爱护地批评说，作为指挥员，怎么能直接闯到前线去送死？ 伍修权因为在马歇尔调停时的军调部与美国人打过交道，于是就在军管会中分工兼管外事。他很快就掌握了沈阳有关涉外的情况，并部署采取相应的措施。 沈阳是东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还在沈阳解放之前，随着国共对东北的激烈争夺，加上东北涉及苏联、日本的复杂背景，中共有关方面就注意到，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是沈阳地区最大的外国领事馆，是美国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情报点，近年来进行着非法情报活动。经调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或美国军方情报部门的特工。例如，“领事”胡贝德就曾在戴笠的重庆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担任过特务教官。按照当时的国际法，领事馆没有无线电发报权，但这些领事馆却以与本国政府联络需要等为理由，拥有了许多无线电台，国民党政府也予以认可。这其中相当多的电台是在从事与外交身份不相符的间谍活动。随着解放军在东北战场的捷报频传，东北各地建立了人民政权，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活动也就更加猖獗，不少电台转入地下，搜集、传递解放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直接威胁人民政权的安全。 沈阳军管会按照中央既定的方针，首先宣布不承认外国原驻沈阳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地位，并在请示中央后就着手采取措施，取消这些领事馆原来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其中一项就是要求各国原驻沈阳的领事馆交出他们所拥有的电台。 11月16日，沈阳市军管会发布命令，要求各外国驻沈旧领事馆接到命令后在36小时内交出所拥有的电台。 英、法等国原领事馆回话说，他们没有电台。美国原领事馆承认拥有电台，但拒绝交出来。 11月18日下午，伍修权在军管会召见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命令其将领事馆拥有的所有电台交出。 沃德一听伍修权说完，就说：“领事馆使用的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未经美国国务院准许，本人无权交出。”这个大胡子总领事想了想又说，“再说，电台交出后，我们就无法同外界联系了。” 伍修权再次申明了人民政权对外国原驻华人员的政策后，驳斥了沃德称“要经国务院批准”的狡辩。谈到对方的对外联络问题，他表示说：“你们的重要电报经我方审查批准后，可以由新华社代发。” 沃德说：“副主任先生，我们仍然不能交出电台。” 伍修权不客气地警告说：“如果你拒绝交出的话，我们将派人去取。” 沃德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们的事。” 沃德回到三经路38号的原领事馆，当即草拟了一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的抗议信，当晚派人送至市军管会，对军管会接收电台的行动表示抗议。抗议信中称：“美国领事馆虽然无力反对军管会将电台取走，但必须对此事表示抗议。因电台系美国政府财产，所有保管及使用权利为总领事一人负责。” 当晚，伍修权看了沃德呈来的这份貌似强硬的抗议信后，不由得淡然一笑，立刻识破了这个美国人的雕虫小技。对方采取强硬态度，想吓唬人民政权，阻止军管会没收电台。如果军管会强行进入领事馆没收电台，美方就会在国际社会上大造舆论，攻击解放区政权“进入领事馆检查，强行取走美国财产”。 在沃德的抗议面前，军管会如何行动？由于这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后第一次与西方大国原领事馆作这种较量，当天深夜，伍修权就以沈阳军管会的名义请示中央。同时，他还派出人员对美国原领事馆进行了监控，以防其将电台转移。 11月20日，中央电复沈阳市军管会，给予指示： 美领拒不点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领馆检查及强取美国政府财产的两种借口。我之对策应立于主动，首先向其声明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并无外交关系，旧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美国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往来。如旧领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之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馆停止电台联络，交出电台由我封存保管，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馆人员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如该旧领馆人员仍拒绝交出，我们即施行全馆检查。 在接到中央电示当天下午1时，沈阳市军管会及公安局立即部署行动，进入美国原领事馆内收缴电台。 军管会及公安人员进入原领事馆后，检查人员首先向沃德本人递交了沈阳市军管会的检查通知。其内容是： 径启者，旧美国总领事馆之无线电台，先生既拒绝本会第1号公函命令，于36小时内交出，又硬拒绝本会伍副主任口头通知交出，显系故意违抗本会命令。兹为保证本会第2号公函命令之确切执行，特派人前来接管该项电台之全部机件、全部零件与发动机。并因先生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往来，并切实遵守与此项措施有关之本会一切命令。 沃德接过军管会的通知书仔细看了好几遍，尽管他竭力在检查人员面前表现得镇静自若，但他神色的紧张与那连鬓胡子的抖动还是泄露了内心的惊慌与胆怯。这个前天还在伍修权面前很嚣张的美国人，一看军管会不怕威胁、动真格的了，只好老老实实带着公安人员前往装有电台的各个房间。 收缴工作从下午1点开始，直至当晚11点结束，共收缴无线电收发报机9台，其中有7台是便携式的；此外，还有几台发电机、手摇马达和其他一些辅助设备。即使是一个领事馆需要对外联络，也远远用不着数量如此多的电台，显然他们使用这些电台从事的是并不光彩的活动。后来破获的间谍案证明，这里是美国东北间谍网的一个指挥点。 面对如此多的电台设备，沃德自知理亏，脸色发青，整个人都显得蔫了。 当着沃德的面，公安人员将收发报机等逐件清点，写了一式两份收据给沃德，让他在收据上签字。同时，公安人员要求他写一份材料，保证旧领事馆范围内再也没有无线电台，这个范围包括原领事馆、总领事住宅和原领事馆旁边的“美孚商行”的一个院子；并证明军管会除接收电台及相关设备外，没有动原领事馆内任何其他物品。 沃德在收据上签了字。在写保证材料时，他声明说，“美孚商行”内虽有领事人员居住，但该院子系私有财产，不属于原领事馆所有，他本人无权作保，坚持不肯保证该院内没有电台。 沃德虽懂一点中国话，但可见其对中国有名的成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典故并不知晓。他的这一说法，当即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怀疑。在办理完收缴手续、离开旧领事馆后，公安部门立刻就部署了对“美孚商行”的暗中监控。 检查人员在离开前，对沃德宣布了对其抗拒军管会命令的惩罚：除了勤杂人员可以在我方监控下上街采购日常用品、买菜外，其余人员不得随意离开各自的住处（沃德的住宅、原领事馆与旁边的美孚商行），其余人员即包括沃德与其下属原领事馆人员。 根据查获的事实，沈阳军管会完全有理由将沃德等人驱逐出境。沃德对此是十分担心的，就是获知此情况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很担心。因而，沃德没有对军管会的惩罚提出抗议。 收缴电台的次日夜里，美国特工佐佐木弘经、伯彦苍、吴人杰三人分别落网被捕。公安人员又当场缴获了美式收发报机6部、发电机3台、密码本16个，还有间谍工作计划书、指示信、美国“t．S．”间谍组织情况及人员履历表，还有28份情报底稿和40多份各种地图、图表。军管会从佐佐木弘经等特工的供词中，获取了美国原领事馆从事间谍活的证据。后来，美国原驻沈阳领事馆全体外籍人员被沈阳人民法院宣判驱逐出境。 我们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几天后，在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一天晚饭后，毛泽东经过机要科的门前，发现机要科的两个小战士坐在石头上，膝盖上垫着小木板，正低着头用铅笔练字。他认识这两个小鬼，那是不久前的事了。一天上午，他被附近的吵闹声吵醒了他有点恼火，起床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机要科两个年轻的新战士打闹着玩，后来不知怎么就当真了，于是吵闹起来。队长批评他们吵醒了毛主席，当中有一个就哭了鼻子。他见他们年纪那么小，又是新战士，还不懂规矩，他的气就消了。 他问那哭鼻子小战士的姓名。身旁有个战士说：“他的绰号叫‘富农’。” 他幽默地说：“别哭了，我也是‘富农’，我跟你搭伙，好不好？”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哭鼻子的小战士也破涕为笑。 然后，他就问起他们的姓名、籍贯、为什么当兵、读过书没有、读了几年等。他对队长和战士们说：“你们文化不高，有时间不要打闹着玩，要学认字。告诉机要科长，给你们买一刀纸，发给大家学写字。” 此刻，见两个战士认真地在学写字，他很满意，就问那个曾哭鼻子的战士：“‘富农’伙计，你学了文化干什么？” 小战士回答：“学好文化，将来开一部铁牛回家乡耕地。” “那叫拖拉机。”他笑了，又问另一个小战士，“你呢？” 另一个说道：“我爷爷是义和团的拳师，当年给八国联军杀害了，我……要给爷爷报仇。” 他一听到八国联军，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伸手拿过小战士写的歪歪扭扭的字看了看，动了感情地说：“我们进了北平，就送你们去读书！” 一提起八国联军，他就会联想起洋鬼子的烧杀掳掠、洋枪队屠杀义和团和中国老百姓，就会想起他们在北京洗劫故宫，就会想起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同英、美、日、德等11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天安门东侧的东交民巷地区划归各国。从此，各国在此修兵营、造碉堡、设银行、成立警察署，东交民巷成为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北京的老巢。“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们就曾高呼着“打倒列强”的口号到东交民巷游行示威。他当年在北京时，也特地与邓中夏、罗宗翰、彭璜等热血青年去过东交民巷，看着那些外国军旗、碉堡、枪眼、外国士兵和警察，他们的热血都曾冲上了脑门……此后，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也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让东交民巷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中国为所欲为。 新中国要结束中国人民屈辱的历史，外交要另起炉灶，要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清扫出去！ 早在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发出过一份《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那是针对罗斯福总统让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考虑援助中共抗战而作出的指示，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出的外交工作指示。文件申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 而在北平临解放的时候要制定的外交政策，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方略。 如果说1949年以前制定外交政策的任务对于中共还不是十分现实和紧迫的话，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城执政的现实则使这一任务变得刻不容缓了。事实上，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反攻中占领了一些城市，特别是年底解放了东北大城市沈阳后，在给西柏坡发来的请示电报中，就有关于如何处理外国人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以及外资开办的工厂、矿山、商店，甚至外国领事馆和外国银行的问题，这就开始提出了制定若干具体对外政策的要求。当时，中央发布过《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但那只是一些临时的办法和规定。 于是，1949年新年刚过的元月6日至8日，在太行山东麓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和任务，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也对政治局的战友们谈到了有关外交政策的想法，也就是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对大家说：“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候会感觉比打仗还难。”他在讲话中强调，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他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处于变化之中，在人民解放军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这个月的19日，亲自掌握着中共外交政策的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稿中，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如下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元月20日，是天津解放的第三天，北平也即将和平解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电，指出：“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元月22日入夜不久，毛泽东接到平津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报告傅作义终于宣布接受我方提出的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方案，并向其所属的北平守军作出了《关于全城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城内20多万守军陆续向城外开拔。毛泽东批准了前线指挥部提出的我军举行盛大入城式、特意经过东交民巷的请示。事后，据王炳南回忆，毛泽东曾指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要经过美国领事馆门前。 坦克、大炮的队伍特意驶过东交民巷 元月31日，农历大年初四，四十一军军政委莫文骅奉平津前线指挥部电令，率一二一师作为首支入城部队，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与原在城内执勤的傅作义部队接防。进城部队一入西直门，立即受到从各处拥出来的北平市民、学生的热烈欢迎。有的北平市民说，尽管是大年初四，但今天才算真正地过年了！ 接受了前线指挥部一项特殊任务的东北野战军特种兵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苏进，这一天不事声张，另从永定门入城。 他所肩负的任务是负责进城勘察预定于2月3日举行的隆重入城式的经过路线。前几天，他已经与有关人员在地图上进行细致、周密的研究，选择好了入城游行路线。在接防部队进城前，他已经派出一个炮团团长与一个装甲团团长先期进城，重点勘察了东交民巷的道路状况。1月31日这天，苏进带领5个人，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卡，全线勘察入城式游行路线，看看沿途能否经过车炮、坦克。他们由永定门进城，经天桥、前门大街，经过预定前线指挥部首长和北平市领导人检阅主席台所在的前门箭楼，不走天安门，经东交民巷到东单、东四，到西四、西单、宣武门，最后由广安门出城，返回南苑驻地。 在此之前，在南苑机场进行的入城式的军容检查和队形训练，也告完成。从元月2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与华北野战军所属的装甲团、摩托化炮兵团、战车团、高炮团除执行任务的团队之外，都奉命开往南苑机场集中训练十余天。刚从前线作战下来的车炮、坦克满身是黑泥巴，经过连夜刷洗，所有装备都焕然一新。战士们身上的棉衣因为经过天津前线十几个昼夜的浴血奋战，被血水、汗水、污泥浸透过多次，有的油黑发亮，有的破烂不堪；因此，搞好个人卫生，也成为训练期间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部队白天紧张地训练队形，夜间检修擦拭车辆大炮，或是生火洗烤棉衣、补衣服，官兵们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嘴里讲的，心里想的，都是参加入城式，一定要把人民军队的雄姿展现在北平市民面前，一定要让驻扎在东交民巷的帝国主义分子看一看人民军队的威风。 2月3日，北风劲吹，天气很冷，但北平人民的热情很高，一大早，从永定门直到前门大街上，人山人海。10时整，4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入城式开始了。在红旗下前导的军乐队不断高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接着就是坦克、装甲部队，再接着是炮兵、骑兵、步兵。美国造的坦克、美国造的大道奇车拖着美国造的大炮，战士们都武装着缴获过来的美式装备，在当时可算得上是现代化的装备了。 在前门大街上，坦克、装甲车被欢迎的群众围了起来。学生们爬上坦克车去贴标语。标语用完了，就用笔在炮筒、装甲车板上写。最后，连战士们刚洗干净的棉军衣上也写了标语：“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学生们争着往车上挤，争先恐后地与战士们握手，挤不上的就围着坦克、大炮扭秧歌。 后来，苏进在《回忆北平入城式》一文中，对当时穿过东交民巷的情景作了如下记述—— 钢铁洪流般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浩浩荡荡地通过了东交民巷。这个自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盘踞的使馆区，今天，中国的军队和人民第一次在这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自由出入。我们的游行队伍见到，美、英等国领事馆门窗紧闭，里面的人躲在玻璃窗后偷偷向外看，有的还偷偷地拍照。看到帝国主义者们的丑态，我们认识到总指挥部决定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穿越而过的行动实在太英明了，它真正起到了向帝国主义分子们示威的作用。钢铁的队伍隆隆驶过使馆区，大煞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帝国主义者们看到，他们送给蒋介石军队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先进武器，已经交到人民解放军的手中。我军用这些武器，解放了东北，解放了天津、北平，还要解放全中国！ （2）三大战役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重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从积极支持，变为坚决抛弃，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党要美国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也不愿将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英、法等国纷纷效仿 深夜北平传来的信息触动了司徒雷登大使复杂的心绪 已经是半夜了，南京西康路甲1号，美国驻华大使馆院子看上去十分寂静。路灯映照着使馆那铜铸的大门。门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刚刚换岗，在月夜树影中的这栋雅致洋楼里，好几个房间的窗户都还透着灯光。在有要紧事的时候，美国使馆也需晚上工作，因为在南京是晚上的时辰，而大洋彼岸的首都华盛顿正好是上班的时候。目前这些日子，中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对美国驻华大使来说，要紧事非常多。 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迈着急促的步子，走进了当中那间最大的办公室。一个鬓发雪白、慈眉善目的老人正在伏案写东西。他放下笔，接过年轻人递过来的电报。年轻人告诉他一份是上海来的，一份是北平来的。老人匆匆看过上海总领事齐艾思的电报，见没有重要事，就放下了。但在看过北平总领事柯乐布的电报后，他的神态骤然变得很严峻了。 这个老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他在皮靠椅上坐不住了，拿着电报走到沙发前坐下。从他已经佝偻了的身子与缓步行走的姿态，可看出他至少是70岁出头的年纪了。年轻人帮他拧亮了沙发旁的灯。他又展开电报看了一遍。 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于元月31日开进北平接防以来，他天天都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北平总领事馆方面的消息。去年在共军占领的沈阳，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就报告说，解放区中共政府已声明，他们不承认原总领事馆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取的一切权利，对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可以保护其居住安全。紧接着，沈阳军管会又收缴了总领事馆馆内的多部电台，引起了一场收缴电台风波…… 中共进驻北平已经四天了，处在市中心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还算平静地度过了这几天。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布发来的报告说，中共军队进城后，也来到东交民巷，接管了日本原领事馆和德国原领事馆作为军管会的有关机关，只见穿军装的官员与接管城市的地方干部在那里进进出出。柯乐布报告说，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意外，只是解放军刚进城那天，有人在领事馆的围墙外贴了几张关于“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解放全中国”之类的标语。 司徒雷登在北平生活多年，东交民巷是他常去的地方，极为熟悉。读了柯乐布的报告后，他觉得，中共接管东交民巷的日、德领事馆也算是正常之事，这两个“二战”战败国的领事馆早就给蒋介石政权接管了，他们只是从傅作义的手里接过来而已。 但是，2月3日这天晚上，柯乐布发来的电报报告了两则重要的情况： 其一，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署发布的《布告》中有这样的条款：原驻北平的各国领事馆及其中人员不能再享受外交人员待遇，而只是作为居住在北平的普通侨民。这个《布告》在大街上张贴，在电台里反复广播。 其二，今日上午，北平举行了隆重的中共部队入城式，入城游行的部队没有经过北平例行集会的天安门，而是专门从外国领事馆区东交民巷穿过。美方人员在窗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共入城游行部队都经过了美国总领事馆的大门口，队伍中的坦克、装甲车、大炮几乎全是崭新的美式装备。据说入城的官兵们常爱说的俏皮话称这些美国装备都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特别供给的。 他反复揣摩柯乐布这封电报传达的信息。第一条，说明了中共领导人不买美国人的账，共军占领沈阳时也是这么宣布的。他初次获知时感到很惊愕，觉得难以接受，曾想到要提抗议，后来细一想人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美国方面也无可奈何；因为至今美国政府与中共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中共与国民党政权是死对头，人家当然不把原来的美国外交官当作外交人员；可是这次还没有听说中共在北平采取类似在沈阳拘捕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使他在茫然与遗憾中稍许有一点安慰。第二条，中共军队已经用几乎全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并挖苦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他内心的痛楚。 他还想起1月16日晚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他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在天津的美国人不幸地看到，几乎全部用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部队攻占了天津。据悉，那些武器和装备都是共军在东北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这些武器和装备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的力量…… 近一段时期，随着中共从东北至长江以北的节节胜利，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几天前，他见到相识已久的中国著名的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这个吴贻芳是中国巾帼精英，是中国第一个女子大学校长，早年在美国留学，几年前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们喝咖啡聊天时，她就直言不讳地问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好端端地当着大学校长，为什么要来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驻华大使？另一个问题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支持这个臭名远扬的蒋介石呢？ 马歇尔突然要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使他大吃一惊 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有着独特的经历与独特的性格。 他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能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他熟读中国经史百家的国粹，在美国人当中，算是一个罕见的中国通了。他经常在嘴边挂着三句关于中国的话： “我爱美国，也爱中国。” “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他11岁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受家庭的宗教氛围影响，进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他在神学院毕业后，被封为牧师，奉派在华盛顿的第一长老会堂。两年后，在与其表妹艾琳女士结婚后，受南长老会派遣来中国做传教士，这年他26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应美利坚合众国际通讯社的邀请，担任驻南京的特约记者，开始留意和收集有关南京政府的情况，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并且由此结识孙中山、蔡孑民、王儒堂等政界人物。1915年因家事留美期间，他曾应威尔逊总统邀请到白宫汇报中国的情况。由此开始，他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触。1918年底，他受教会的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1919年1月31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 客观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因在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燕京大学而蜚声海内外。办校的经费，是他亲自奔波在中美两国，向政要、军阀、富豪、金融家、企业巨头等人物募集来的。他看中了北京西郊海淀的一片土地做校址，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这块地的业主陕西督军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了6万块光洋就买下了这200多亩土地。有一次，他去找军阀孙传芳。孙传芳不知这个洋人的来意，只给了他100块钱，后来得知他是要办学校，就派人送去两万块。他还设法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的教育基金、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教育津贴中搞到了办校的资金。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请来执教的都是海内外有名的教授，而且给他们以很高的待遇。他把学校环境办得很中国化：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庙宇式的大学校门，宝塔式的校用水塔，校园内还有亭阁、古钟、石碑等园林建筑。他还要求学生们熟读孔孟之学。 他对师生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十分关心。每聘到一位新教师，他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入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都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里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刊物《燕大友声》曾这样描述过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九一八”事变时，他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还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 由于他的声誉日渐升高，罗斯福就任新总统后曾召见他，咨询中国问题，想了解除了战争之外，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中国。 在当时，中国人并不简单地将他看做是美国长老会派来的传教士，而是将他作为一个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的教育家来看待。在素有尊师传统的中国，人们对他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就更多了一分尊敬。而美国政府又把他当作熟悉中国社会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通”来看待。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声望很高的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派遣来中国调停。马歇尔的调停政策在本质上仍没有脱开“扶蒋反共”的窠臼，决定了其调停工作屡屡碰钉子。1946年7月间，马歇尔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向杜鲁门总统提名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至于陷入死胡同。 当马歇尔突然派人送来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真是大吃一惊！ 尽管他舍不得苦心经营的燕京大学，但他本人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人，他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理该服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要，加上提名人又是在美国普遍受人尊敬的马歇尔将军，他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帮助马歇尔一起促进国共的政治谈判。 司徒雷登辞去校长职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美国充满矛盾陷入泥潭的对华政策中，充当了一个悲剧角色。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从积极支持，变为坚决抛弃 司徒雷登因创办燕京大学，与当时好些中国官员交朋友打交道。他在早期结识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颜惠庆、陕西督军陈树藩、山西军阀阎锡山，后来又与孙传芳、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父子以及其他在华北地区的党政要人相识。他还与“基督将军”冯玉祥过从甚密，也和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常有来往。 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来往最多的大概便是蒋介石了。 他是通过孔祥熙的关系结识蒋介石的。在政治倾向上，他是偏向于蒋介石的。他说他很崇敬“委员长和那位能干的夫人”，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每次回美国期间，他都呼吁美国政府给蒋政权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因而他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就两次上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商谈。 他曾以大使的身份明确地说：“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化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危险，也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带来影响。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只好继续给予支持（蒋政权），以便帮助中国解决内乱问题。” 这就表明他在解决国共纷争时一屁股坐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有时，他虽然也说几句督促国民党实行改革的话，但更多的是不断地帮蒋介石说情，呼吁美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当时，经过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已经深知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因而在援助时也强调，只有国民政府实行富有成效的改革，清除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弊病，才能使美国的援助具有意义。但蒋介石在乞求美援时，只是口头上承诺“要改革，国民政府一定要改革”而已。于是，美援不断来，改革却总未见踪影，实在不得已，就搞一点小修小补的表面文章，以作应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使美国当权者痛苦的“黑圈”：美国需要扶持蒋介石政府以维护其在华的利益，而扶持一个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政府又使美国威信丧失、遭受谴责；美国意欲对蒋政权大声棒喝，施加压力，使其实施改革，但又担心共产党与民主进步力量借此推波助澜，反而加速蒋政权的崩溃。美国这种进退两难的政策，使司徒雷登执行起来就感到尴尬与无奈。 但是，局势发展得太快了！解放军从1947年夏天发动战略反攻，至如今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援源源不断，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消灭。美国人援助蒋军的这些现代化装备，很顺利地就“转运”到了中共部队那里。中共的军队如虎添翼，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军有的高级将领甚至埋怨说：依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与其说是援助与装备蒋介石的部队，还不如说是援助与装备中共的部队！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援助蒋介石已经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对于他曾经崇敬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感到此时的国民党领导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以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较之过去更加有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在此前后，他还公开地在南京进行倒蒋活动。 11月下旬，蒋介石派宋美龄飞去美国面见杜鲁门总统恳求援助，杜鲁门摆出一副冷面孔说：“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步步进逼要蒋介石下台。12月中旬，蒋介石抱着一丝幻想派张群前往美国使馆探询美国人对其去留的态度，司徒雷登明确地答复说：“我所接触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委员长作为停止战争的一个重大障碍，应当从他现在的权威地位引退。而中国人民所想的和所要的是形成我们政策的因素。” 蒋介石已经内外交困、心劳力瘁，无法撑持这个分崩离析、濒临覆灭的局势了。于是，蒋介石找李宗仁商榷，打算自己下野，让李宗仁代理总统。 司徒雷登的美国驻华使馆为何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 1月18日，南京的天空阴云低垂，刮着北风，天气特别冷。 司徒雷登一早就离开使馆外出办事，并有意识在大街上兜了一圈。这天，南京的报纸已经详加报道平津战场“本月16日国军在天津狠歼共‘匪’军队后进行战略转移”、“华北国军固守北平、重创自东北流窜入关之林彪‘匪’部”之类的消息。据司徒雷登了解，南京市民已经看懂了这些报道的含义，就是说：东北的解放军主力已经入关进入华北，天津失守、北平将告失守。随着华北两个最大的城市被共军占领，再加上一个多星期前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杜聿明集团在淮河流域已被全歼，那么，长江以北以及南京很快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他在街头感觉到一般市民情绪很平静，在沉默中蕴含着期望，而南京政府的官员却面露仓皇之色，熟人之间见面问起的已经是怎么安排后事了。他的消息是很灵通的，这几天他已经了解到南京政府正在考虑迁往广州，蒋介石也有可能在近几天宣告下野。鉴于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后已经迫近南京，国民党政府想阻止解放军渡江，争取形成与中共隔江而治的局面。 他刚回到使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已经派官员送来函件，照会美国驻南京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办公，要求美国使馆与其他各国使馆随同搬迁。不一会儿，司徒雷登就接到了英国大使、法国大使先后打来的电话，说次日要来与他商议对策。 第二天，英、法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匆匆来到美国使馆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他们就中国当前局势及对策、就中共政府的承认等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 当时，司徒雷登已经得到国内的通知，美国政府决策部门正在酝酿重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去年九十月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在乔治·凯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题为《重新审查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PPS39）的文件，已经在论证之中。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与财力供蒋介石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美国要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就是当时通俗而形象的说法，美国希望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但在这份文件正式获得批准以前，美国还在进行其注定要失败的阻挠中国革命的活动。在1949年新年刚过，中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中取得胜利之后，在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才正式批准了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使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NSC34）。 新年一过，国民政府吁请美、苏、英、法四大国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美国已经决定要调整对华政策，因此，对国民党政府要求出面调停反应极其冷淡。1月13日，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英、法两国也与美国采取了一致的拒绝出面调停的态度。这颇使苏联感到意外，因为苏联原以为这次国民党政府要求外国调停进行新的国共和谈，是美国人策动的花招。苏联是在1月17日才由外交部告诉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苏联政府无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调停请求。 19日这天，英、法等国大使落座寒暄几句之后，早已经有所准备的司徒雷登就对英、法等国同行说：“国民党要和是投降，要战亦无法，我们美国只好暂时观变，留在南京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以后再作决定。” 法国大使麦里耶不无担心地问：“共军攻入南京后，会不会对我们采取过激行动？” 司徒雷登说：“人家肯定不会将我们当作高贵的客人而给予隆重的款待了，但我想，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交官也不至于采取太过分的行动。” 英国大使斯蒂文说：“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共政府从农村进入大城市以后，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他们经磋商后认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便可利用这个机会，同中共进行讨价还价，从中获得实惠。英、法等国大使表示愿意与司徒雷登采取一致的行动，每一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或其他随员随同国民政府南下，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观察形势变化。这些国家的大使经请示本国政府，都获准仍然留在南京，以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司徒雷登在经国务院批准后，派路易斯·克拉克代办带几个人随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去广州，一面维持与蒋的关系，一面与各种“反蒋分子”接触。 到了最后，除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去了广州而将参赞史巴耶夫留在南京外，其他各国的驻华大使都仍滞留在南京城内。 正文 第二章 渡江前夜，英国兵舰闯入长江 （3）渡江前夕发生重大外交事件：在长江肇事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与渡江部队发生猛烈炮战而受创，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英舰事件，作出“均可轰击”指示，举世关注长江，英国首相艾德礼竟然说英舰有权在中国内河航行，前首相丘吉尔叫嚷要动用航空母舰报复 <strong>1949年4月21、22日，三江营——香山——伦敦</strong> 康矛召说，长江和我有缘分，让我遇上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 炮三团年轻的康矛召政委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场与闯入长江的英国军舰的炮战，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使他在建国后步入外交界，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后来回首往事，他笑着说，我长在长江边上，19岁那年在长江边参加革命，赶上了渡江战役，又在长江上遇到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 他所在的三野八兵团炮三团，在参加了淮海战役后，于4月间奉命赶至长江以北，部署在扬州东南20公里处的三江营一带，准备掩护步兵渡江。这一带港湾很多，大运河就在扬州和镇江之间穿过长江，是强渡长江的有利起航地，而对岸的一大片沙洲又是理想的登陆场。4月18日，团部率一连（有日式105榴弹炮3门）和七连（有日式野战炮3门）进驻三江营阵地，做渡江前的最后准备。 由于他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前线记者，抗战期间还在山东根据地兼任《山东画报》主编，爱上了摄影。为了拍摄渡江作战的历史镜头，他特地从扬州城的照相馆里买好了胶卷，检查好了随身的照相机。这部照相机为新中国的外交史留下了几张特别珍贵的有关“紫石英号”事件的照片，成为中国人民结束大英帝国“炮舰外交”给中国造成百年屈辱历史终结的见证。 当时，第二、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百万大军沿西起鄱阳湖、东至江阴要塞的千里长江北岸，积极准备渡江作战。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谈判，也在北平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于4月15日送达南京政府，等待它于4月20日以前作出答复。 4月20日这天，康矛召和团长李安邦到扬州参加八兵团司令部召集的作战会议。上午9时许，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正在讲话，突然从三江营方向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炮声。不久就接到炮三团电话报告：一艘挂米字旗的英国军舰由西向东闯入我军防区，朝我军阵地方向驶来，我军向其鸣炮警告，令其停止前进；英舰不顾警告，强行溯江上驶，我左翼炮位给予炮击，英舰上的六门炮向我还击，双方展开猛烈炮战。英舰中弹30余发，挂起白旗驶向南岸，停靠在我阵地西南约7000米处。这艘英国军舰就是“紫石英号”。 “我们原来曾想美国军舰可能阻挠我军渡江，没想到先出场的竟然是英国？！”陈司令员在命令向总前委报告之前，有点怀疑地问康矛召，“你们的观测员能准确地识别英国和美国的旗帜吗？” 康矛召肯定地回答：“能。为了对付外国军舰，我们已经组织指挥员和观测员认真进行过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 陈司令员说：“我们也要注意提防这外国军舰是否有诈，有无可能是国民党军舰挂上外国旗帜伪装的，兵不厌诈啊！” 原来，在去年11月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时，国民党江北50多万精锐部队被解放军二野、三野部队分割包围，有全军覆灭之势。南京政府文武官员，人心浮动，有如惊弓之鸟。此时，美、英、法、加政府先后派遣军舰驻泊南京，名义说是“护侨”，实有对面临倾覆的南京政府表示扶持的姿态。1949年1月上中旬，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和精锐师团，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及武汉等重要城市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在二野、三野渡江兵团抵达长江北岸以后，面对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复杂局面，总前委曾经特别部署了指挥员与炮兵观测员等有关人员学习了中央有关涉外工作的指示，并进行了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 在炮战中，龟缩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炮兵也曾经来凑热闹，向解放军阵地开炮轰击，给英国军舰以火力支援。 在“紫石英号”升起白旗后，解放军炮兵停止了炮击。 “紫石英号”见解放军不打炮了，就赶紧掉转船头，向长江南岸国民党军队阵地的方向仓皇而逃，慌慌忙忙之中，在泊近南岸时，因江水太浅，军舰中弹后航向失控而搁浅。在炮战之中，舰长斯金勒少校伤重身亡。 素来爱面子的英国人觉得刚才挂白旗狼狈逃跑的样子，实在是丢了堂堂英国皇家海军的脸；于是，不久，它又降下了白旗，升起了米字旗。密切监视该舰的炮三团，又开始了炮击，成排的炮弹在军舰四周炸开。 “紫石英号”吃不住炮轰，只好再次升起白旗。此时，军舰距解放军阵地有七八千米远，加上江上烟雾弥漫，英国人惟恐解放军观察不到而继续开炮，索性连着升起了三面白旗。 解放军这才停止了炮击，不少水手就弃舰登上南岸，爬上路过的火车逃往南京。连目睹的国民党士兵也说，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的官兵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狼狈不堪地逃窜。 毛泽东下令：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炮声没停歇多久，下午1时半，另一艘英国军舰“伴侣号”闻讯后从上游疾驶而下，赶来增援“紫石英号”。“伴侣号”三次接近“紫石英号”，又被解放军炮火轰开。“紫石英号”用无线电劝“伴侣号”尽早离开，免得吃大亏。“伴侣号”连续中弹5发后，全速驶离火网，接着又沿北岸上驶，利用我野炮阵地死角，击毁我炮三团七连的长管野炮两门。它继续上驶时遭到炮三团一连的榴弹炮的迎头痛击，中弹累累，又被迫掉头逃向下游。 这天傍晚，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拒绝北平和平协定，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于次日即21日强渡长江。康矛召与李安邦团长从扬州回到三江营后，亲自到观察哨用高倍望远镜观察搁浅的英舰，细细察看是真英舰还是假英舰。通过观察，其指挥台、尾炮座和其他中弹的洞口均清晰可见。舰舷系有英国国旗，编号是F116，只是舰名看不清楚。估计该舰是在指挥台中弹后航向失控而泊近南岸的。 天黑以后，江面漆黑而平静。受伤的“紫石英号”熄灭了所有的灯火。晚9点以后，“伴侣号”又趁夜色的掩护再度驶近三江营江面，靠上“紫石英号”，将这艘受重创的军舰拖出搁浅地区，在三江营以西的峡江口停泊下来。 此时，眼看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而英舰停泊的位置对我步兵渡江和登陆非常不利。为保证渡江战役顺利进行，上级命令炮三团一定要将英舰从现在停泊的位置赶走。 炮三团正准备开火时，只听得天空一阵马达声，一架英国海军水上飞机飞临江面。飞机盘旋片刻后，降落在“紫石英号”另一侧的水面。后来才知道，这架飞机给“紫石英号”送来给养和新舰长。在关键的时候军舰不能没有舰长，英方就临时抓差命英国驻华使馆海军副武官克仁斯少校担任。当晚，克仁斯少校正在南京应邀参加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宴席，据说他入席后，刚摘下白手套，还来不及端起酒杯，就被急召离席，仓仓促促地上飞机赴任了。 英军的水上飞机刚刚停落水面，我炮三团的大炮就开始轰击。水上飞机不敢久留，匆匆卸了人与货，在炮弹炸起的水柱中慌忙飞走了。 在猛烈的炮轰当中，又有8发炮弹击中“紫石英号”，溅起冲天火光。如果当时解放军有穿甲弹的话，该舰早已被击沉报销了。“伴侣号”舰长罗伯逊中校也被炮弹片击伤。多年后，康矛召成为新中国驻外大使，他从英国的出版物中得知，有一发炮弹从吃水线下射入“紫石英号”的弹药舱，但没有爆炸。这枚75野炮弹头后来被陈列在英国一家博物馆内。 解放军炮轰一阵之后，正逢江水涨潮，“紫石英号”趁机仓皇逃窜，一时也不知去向。 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得到两舰受创的报告后，连夜由舰队副司令梅登海军中将乘坐“伦敦号”旗舰，并率领“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驰援。“紫石英号”排水量1500吨，有4英寸大炮6门、小炮8门；“伴侣号”排水量1700吨，有4.5英寸大炮6门、小炮10门。而“伦敦号”已是排水量7000吨的巡洋舰，舰上有6英寸巨炮9门之多。 这天拂晓之前，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复粟裕、张震并告渡江前线总前委的电报—— 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 4月21日清晨，英军舰队驶过当时还被国民党军占据的江阴要塞，进窥解放军控制的江面。舰上的巨炮齐指江北岸，气势汹汹。早已待命的三野特纵炮一团当即向英军舰队鸣炮示警。英舰自恃甲坚炮重，不仅置警告于不顾，反而向解放军阵地开火。于是，渡江部队沿江炮兵多炮齐发，霎时间，炮声震耳欲聋，英舰纷纷中弹，冒起滚滚浓烟。一发美制105榴弹击中“伦敦号”的司令塔，舰长卡扎勒负伤，梅登中将的洁白制服也被弹片撕破。梅登中将眼见占不了便宜，只得掉转船头，带着累累弹痕驶向上海。 4月21日黄昏，渡江战役开始，千里长江上万船齐发，万炮齐轰，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直捣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一直至大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的4月26日，炮三团根据中央指示，沿长江南岸搜索，才在谏壁以西两里处的江面发现了伤痕累累的“紫石英号”英舰。 重创英舰“紫石英号”导致的事件，成为人民军队气势磅礴的渡江战役前后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外交插曲。 扬子江的炮声轰动世界、震撼英伦三岛 英国舰队进犯长江受创，这炮声轰动了世界！ 在世界海洋上向来威风凛凛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被中共渡江部队炮火击溃，顿时成为当时国际新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一个焦点。路透社4月21日发自纽约的综合报道称：共军在扬子江炮轰4艘英国军舰，在美国引起了轰动。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伤亡之惨重感到震惊，所有的纽约报纸均以特大号字体发表了这条新闻。 当时外电对解放军炮兵极其准确的命中率普遍感到惊讶。合众社记者高乐在上海采访被击伤的“伴侣号”时，引用了一位旁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评语称：“简直像在进行示范表演！” 据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4月22日引自英国海军当局发布的英舰伤亡情况称：“紫石英号”死亡17人，重伤20人，60人泅水登岸后从常州乘火车抵沪；“伴侣号”死亡10人，受伤12人；“伦敦号”死亡15人，受伤13人；“黑天鹅号”7人负伤。后来，英国海军当局又称：另有103名官兵“失踪”。 炮声更震撼了英伦三岛，引起了英国公众对政府的强烈批评。英国报刊指责英舰“介入共军的渡江”行动，质问：“英国海军有何权利在中国内河航行？”有的报刊慨叹：“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时代的浪涛席卷而去了……” 英国官方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矛盾的。最初，官方只是笼统含糊地宣布，“紫石英号”被“敌对”的炮火击伤，连炮弹来自长江的哪一岸也未指明。4月21日，英国驻华大使斯蒂文向记者否认他已向北平中共当局提出抗议，只说中共“沿江部队未接获所期望的命令以停止对这些英舰的炮击”。4月23日，英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尤德前往浦口，欲与解放军接洽而未果。 4月23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发表声明，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他还造谣说，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前首相丘吉尔甚至要求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远东去……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则诡称，皇家军舰留在南京、上海有利于供应、无线电通讯和护侨等等。 （4）毛泽东弄清楚了对方确是英舰后，即给总前委指示，“予以营救便利”，以李涛将军名义起草发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首次向世界公开传达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另起炉灶”的重要信息，《李涛将军声明》发出后，威斯敏斯特官里爆发了激烈辩论 <strong>1949年4月21日——30日，北平香山——伦敦</strong> 朱老总给毛泽东送来英国原总领事写的信 4月21日夜里，百万大军发起总攻。横渡长江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平西郊香山，最紧张最繁忙的地方要算静宜园里了。 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也就是作战局），就设在静宜园里那些小楼与平房里。屋里几乎连续地响着频繁的收发报的电键敲击声，打破了园里的寂静。屋顶有多杆天线伸向天空。多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不断地收到天空中传来的千里渡江前线的战况，由密码员译出送到一间大屋子里。墙上悬挂着军用大地图，参谋工作人员围着一张大桌子，他们把二、三野各路渡江部队的战况进展（哪里已经占领了敌南岸的阵地，哪里部队突破登岸插入纵深，哪里刚刚开始登船……以最快的速度不断标绘成显示图，或刻蜡板用油墨和油光纸印出来，分送中央五大书记和军委首长。然后，他们又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最新的指示迅即发至渡江前线各野战军司令部。 21日黄昏以后，作战部第一局得到首批部队突破长江天险的消息，静宜园里呈现出一片兴奋与喜悦的气氛。从长江前线传来捷报：由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谭震林集团首次从中段地区强渡，数千只木船在100公里的江面上突破敌舰拦截，向南疾进，突破敌南岸鲁港至铜陵段滩头阵地，登陆成功，续向纵深发展。军委首长们都格外高兴。这天晚上，朱德总司令来过这里，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周恩来也从中南海勤政殿来过两次电话。 这天晚上，不知怎么连作战部李涛部长的笑脸上都沾上了一小片油墨。第二天，周恩来看到了带有油墨香的突破长江天险的战况报告，很高兴地对李涛说：“不久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这战绩统计报告呈送范围扩大了。你考虑一下，作一个计划，要搞铅印的，图文并茂。” 这天，渡江前线总前委发来的电报称20日午间两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的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被击沉，一被击伤。此时，军委作战部还无法确认三江营那两艘被我军炮火重创的敌舰是外国军舰，以为是国民党军舰打的英国旗号。 因此，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的电报指示：“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 这天深夜，设在北京饭店的中央办事机构收到了英国原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送来的一封给朱德总司令的信；当时，我方接信人员声明，只当对方是居住在北平的一个外国侨民才能接受其交来的这封信。该信内容是，“请即为惠予颁发最急迫之命令致沿扬子江之贵方部队，以保证三艘军舰之安全”，并请求对“损坏船只之营救工作予以各种方便”。 这封信连夜由专人从城里送至当时香山饭店北面的来青轩朱老总的住处。 朱德看了信，才知长江三江营口岸被重创的两艘兵舰确实是外舰，是英国的军舰。朱德立即将此信派人急送至双清别墅给毛泽东。这时已是夜里2时许，也就是22日凌晨2时许。 一直高度密切关注着渡江前线战况的毛泽东，为谭震林部首先登岸成功兴奋不已，刚刚以军委的名义给总前委发报，祝贺谭震林部渡江胜利及同意渡江后的作战部署。他接到朱老总派人送来的英国总领事的信，得知入侵我三野防区的均为英国军舰后，即于拂晓3时许，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总前委的指示电—— 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一）兹将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来函一件转你们； （二）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 （三）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英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不要攻击他们。 当以上这封指示电刚刚发出，临近拂晓5时，渡江前线粟（裕）、张（震）发来电报说：东集团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三等三个军全部，三十一军一部，二十军两个师，已于江阴附近过江。十兵团指挥所也已过江。 几乎同时，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出电报称：“共军渡江是在半夜开始的。由于要害地点守军的叛变、最高统帅部意见分歧和空军未能给予有效的支持，共产党简直可笑地一下子就渡过了长江。” 《李涛将军声明》首次公开传达了新中国外交政策“另起炉灶”的重要信息 渡江战役自20日午夜中部集团部队从安庆、芜湖之间登船首渡开始，至21、22日那三天三夜，在香山双清别墅里的毛泽东几乎没有睡觉。 尽管是4月下旬了，夜里香山的气温仍然很低，屋内供暖条件又差，加上他长时间伏案工作，他的腿和手都是凉的。下半夜，卫士李家骥给他添衣服，看见他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心里很难过，劝他休息，睡一会觉再工作。 他笑着说：“不行啊，前方战士们正在乘着木船过长江哪。今天该办的事不办，明天还是要我办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晚一分钟，我们白区的老百姓就不知要遭多少罪。” 在22日这个晚上，他除了为中央军委给前线草拟了多份电报之外，还亲自为新华社写了“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0时电”与“22日22时电”两篇重要新闻稿《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向全世界报道解放军胜利打过长江的千字消息。概括力很强，影响很大。 紧接着，他又执笔以“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4时电”的名义，就英国军舰进犯解放军防区，写了一篇新闻述评《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 该文一开篇就说： 在镇江江阴段的渡江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曾于20日及21日战胜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大队军舰的联合进攻。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极大注意。 毛泽东在文中叙述了事情经过之后，评述说： 由于这一次向敌舰作战胜利，方才将敌舰阻我渡江之计划打破，21日下午方得大举渡江。当我军和上述五艘敌舰作战时，江中尚泊有几艘敌舰和上述五舰相距不远，亦参加战斗，惟畏我炮火，不甚积极。直到21日夜间，我军还以为上述各舰都是国民党的军舰。到了22日，从各方面搜集情报，方才知道上述诸舰中，竟有四艘是英国军舰。四艘英舰中，有三艘在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大概是逃往上海。另一艘英舰现搁浅于镇江附近不远的江中，要待我军占领镇江后才能将详细情形查清楚。在和上述诸舰作战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阵地和武器被毁一部。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 23日白天，在新华社送来的内部参考上看到了西方各大报与通讯社关于长江上英舰事件的报道后，当晚，毛泽东又为英舰的处置问题，起草了致总前委的电报—— 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英舰事件，现已震动世界各地。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揭载。请粟、张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在英伦三岛上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各方面反映传到北平，毛泽东看了译载这些反映的参考材料，曾对朱德、周恩来说：“丘吉尔张牙舞爪的，真是个战争贩子。我们不能沉默，有必要发表一个声明。” 毛泽东联想起丘吉尔三年前（1946年）的3月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故乡密苏里州所作的冷战“铁幕”演说，联想起去年5月间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成了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今年2月下旬，该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国民海军。3月19日，毛泽东在准备离开西柏坡前来北平时，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出动了多架重型轰炸机，将该舰炸沉于辽东湾的葫芦岛附近，他得知后十分愤慨。3月24日，他在来北平途中到达保定的时候，曾和朱老总一起复电“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和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嘉勉…… 4月30日，毛泽东写这个声明时，考虑到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他就以李涛将军名义，亲自起草了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声明。痛斥了丘吉尔关于“武力报复”的疯狂叫嚣，驳斥了艾德礼首相英国“有权开军舰驶入长江”的谬论及其所造“解放军要‘紫石英号’英舰帮助渡江”之无耻谣言，而后，严正地声明： 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李涛将军是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他受毛泽东委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身份发表了这份声明。4月30日，声明一经新华社发出，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大报纷纷报道和转载，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它向全世界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外来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此外，它首次公开地向世界传递了新中国外交政策方面“另起炉灶”的重要信息。 《李涛将军声明》发出后，威斯敏斯特宫里爆发了激烈辩论 那个时代的伦敦还有雾。本来雾天大多出在冬季，可是1949年5月初，已经是夏初了，有一两天伦敦城里竟然也笼罩着一层不小的雾霭，这可有点气候反常了。 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关于英舰闯入长江事件的声明，在雾伦敦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泰晤士河西岸那座威斯敏斯特宫里爆发了激烈的辩论。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古时是国王的宫殿，现代为英国议会所在地，是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虽说这个宫殿式建筑占地不小，房间也有一千多间，但是重要的议事大厅却实在不大，每当辩论重大事件或是重要投票的日子，这个长方形的议事大厅就人满为患了。 5月5日下午，这个议事大厅里又人满为患了。英国下院围绕这一事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直进行到晚间上半夜。当时，议员们将“紫石英号”事件称为“长江事件”。 国会议员、海军中将泰勒在辩论中说：“你不能走到那些已经摆脱腐朽与帝国主义枷锁而正在奋勇前进的人们面前说：‘……我们将派遣一个使者与你们建立联系。’他将会通知你，我们要你们做什么。” 很多有影响的议员对4月26日艾德礼首相所谓“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执行和平使命”的声明进行了反驳；对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的狂言和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关于英舰留在南京的诡辩，展开了争辩。 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后任英国首相）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已经为1943年在重庆签订的中英新约所废除；至于说到国民党政府的同意，而事实是该政府警告过我们：“往后实行那项承诺是有困难的。”舆论界也表示怀疑：“国民党的承诺怎么会被中共所接受？” 议员们批评政府不该把军舰留在长江。议员罗伯兹批评说，政府几个月前给了国民党一些军舰，说“这些军舰无疑是要用于内战”。他追溯历史背景说：“一百多年来，英国军舰常常卷入中国事件之中，在中国的领水向中国人作战，到处激起中国人的激愤。”如今“在共军强渡长江的巨大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几小时，政府又批准两艘军舰在长江内上行下驶，这显然容易激起待命渡江的共军的愤怒。” 一些议员驳斥派遣航空母舰为无稽之谈。维耶特议员说，“空中掩护也是荒谬的”，这种办法今天行不通了。“过去由于中国缺乏团结，而我们又有武器上的优势，所以一艘炮舰就能在不小的地区内把中国人吓得手足无措，但现在不能再这样做了。” 麦克米伦概括说，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 盖莱奇议员对英国报刊电台舆论把长江事件归咎于共产党炮手表示异议，他向国会提出质问说：“倘若当年一艘亲希特勒国家的战舰，在我们预定的攻击日（指当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应当把它打得粉碎吗？” 英国下院的辩论还广泛地涉及了英国对华政策的问题，如对未来新中国的承认、香港问题、英国在华长远利益、英中贸易、英国在华资产等问题，还涉及了对中国局势发展的估计和对策等。由于议员们的党派背景不同，观点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对于英舰冒着介入中国内战之险而闯入长江航道的问题上，大多数议员都不赞同或者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政府缺乏远见。 （5）毛泽东指示冲突由双方就地解决，并说：由袁伢子主持谈判，那当然好，毛泽东就如何对待黄浦江外的外国兵舰作了“五条指示”，谈判由镇江前线指挥部与“紫石英号”英舰直接进行，英方一直竭力推脱谈判，反而问：袁将军是毛泽东授权的吗？ <strong>1949年4月26日——5月31日，镇江前线地区</strong> 康矛召与“紫石英号”英舰代表首次接触 胜利渡过长江后，主力部队按原计划在南岸向纵深发展。枪炮声已经渐渐远去。炮三团是4月26日才奉命渡过长江参与研处“紫石英号”英舰问题的。 过江后的当天下午，康矛召带着一支搜索分队沿着长江南岸寻找。该舰在4月20日晚间的第二次炮轰中已经不知下落了。 4月20日当晚，英国原驻南京大使馆甚为慌乱，这是在中国内河上横行了近百年的皇家海军从未遇到过的事情。英国原驻华大使施蒂文指令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与中共部队总部交涉，中共方面不接受其总领事的身份。 4月21日，英国原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只好以普通侨民的身份给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予营救。 4月23日，在南京城解放的当天，枪声还没有完全停息，施蒂文又派原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尤德连夜渡江，赶往浦口，希望同解放军指挥机关取得联系，以便尽快商谈停战及救助“紫石英号”受伤水手事宜。当时，浦口并不是解放军主攻方向，尤德只见到了渡江作战的战斗部队，没有找到有权受理此事的部门与人员，只得空手返回南京。尤德曾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的访问。上海《字林西报》转引路透社的报道称：尤德先生为了获取停火射击而使受伤船员能够得到救助，在今天大清早就自愿前往长江北岸共军军部接头。尤德先生仓促出行，只穿着一件海军衫，只带了一把牙刷和50块中国银元。他计划北行先朝向国民党军战线，然后再于第二天黎明时间跨人共军区域。 4月24日，渡江前线总前委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给炮三团下达命令：要迅速查明“紫石英号”的位置和现状，详报与英舰作战的情况，并指示“要医治其伤员，不侮辱其船员”，“亦不必俘虏该船”。 康矛召一行，在长江南岸溯江而上，往南京方向而去。经过一番寻找，终于在谏壁以西二里处发现了停泊在江水中的“紫石英号”。 康矛召立即让懂英语的参谋晓尧向江中的军舰喊话：叫对方派人过来联系。 在喊话时，康矛召拿出照相机对军舰拍照。从留下至今的照片看，该舰已经伤痕累累，舰体已经明显地歪倒而向一旁倾斜。舰船高高的桅杆上悬挂着白旗。在标着“F116”的船头上，一根小旗杆上挂着一面米字英国旗。 在拍照时，他发现“紫石英号”甲板上有人影晃动，随即放下一只破损的小舢板，一名上尉带着几名水手向岸边划来。 战士把这几个英国官兵带到康矛召的身前。他们的神色都有些惶恐不安，不知道共产党要对他们如何处置。那个上尉向康矛召行了礼，自我介绍为海军上尉傅立门。 康矛召向对方询问了一些情况后，向傅立门表示：一、英舰擅自侵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炮击我军阵地，造成我军伤亡252人，大量村舍被毁，英方应对此暴行负完全责任；二、英舰应向我军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与中国人民敌对的行为；三、我军保留向英国要求赔偿损失、严惩凶手的一切权利；四、“紫石英号”停在目前位置，不得移动，否则将被认为是继续挑衅而予击沉。 傅立门表示：已经身亡的舰长斯金勒少校应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该舰现不移动，请求勿再炮击；赔偿问题须经由英国政府及其代表谈判解决。 康矛召回到团部，即将这次接触与所了解到的“紫石英号”英舰的情况向兵团及总前委作了报告。 军委指示，由前线司令部与“紫石英号”英舰直接谈判 新中国成立不久，袁仲贤将军就以新中国驻印度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身份出使新德里。不久，他曾在印度首都见到了“二战”中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蒙巴顿勋爵的夫人埃德温娜。这位夫人在英国与印度都很有身份，她对袁仲贤意味深长地说，战后英国在国际上处境也有困难，因为英国要应付“一个幼稚、莽撞、不成熟的美国”。她的话隐含有英国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委婉批评，并为英国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开脱。但她承认，在中国内战期间，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进入长江的做法是不对的。据当时在袁仲贤大使身边工作的裴默农说：“因为当年袁仲贤将军是我方参加‘紫石英号’谈判的当事人之一，蒙巴顿夫人的这番话算是通过与这一事件的直接有关者所作的非正式道歉吧。” 袁仲贤将军的经历是很不平常的。 他是湖南长沙人，1924年入党，毛泽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在军校担任中共学员支部书记。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渡江战役前后，他任三野第八兵团政委、南京警备司令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暨华东军区参谋长。 在“紫石英号”英舰事件发生后，他是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南京警备司令兼政委的任上被指定为中方谈判代表的。当总前委上报由袁仲贤做谈判代表时，毛泽东看了函电后就说：由袁伢子主持谈判，那当然好，我知道他。 4月30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发布后，英国政府研究了数天后，于5月5日这天，同时采取了两项行动—— 英国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潘以安奉命来到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既不就“紫石英号”事件道歉，也不承认其错误侵入解放军防区的事实，只是称： 英国海军当局拟将现时停泊镇江、正接近扬子江南岸之“紫石英号”迅速驶离至中国境外之港口，以便做必要之修理，而使此舰能恢复适宜航行。此舰吃水线之上下部均损坏甚剧，如不能使其早日驶进船坞，恐将不能航行。因之，希望人民解放军谅解能准许保护此舰平安通过，使其驶离中国领水为荷。 同日，英国政府国防大臣亚历山大煞有介事地在下议院宣布，英国派往香港的第一批援军——皇家陆军一个营和皇家炮兵的一个野战团、皇家工兵的一个野战中队将于近日从英国本土出发。名义上说是援助香港，实际上是欲借此对人民解放军实施威胁，以达到让解放军让步的目的。 潘以安走后，南京市军管会立即就与英国人谈判事宜向中央军委请示。 中央军委很快就回电指示： 关于“紫石英号”军舰的交涉事宜，我们应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与该舰负责人进行直接谈判，如南京大使馆有人从中参与，我们只承认其以个人资格商谈救护该舰伤亡人员。如涉及该舰的责任与行动，我们应坚持与“紫石英号”直接谈判。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总前委与中共南京市委决定以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委派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将军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为谈判代表，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为谈判对手。初步拟定的谈判目标是，要求英国人承认它首先开炮，并就此道歉；如果英国人做到了，便可由解放军押解“紫石英号”舰出境，然后再继续谈判惩办凶手和赔偿问题。 5月18日，袁仲贤司令员为正式授权康矛召上校代表他执行谈判，致函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员布朗特海军上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将军兹正式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康矛召上校代表本人与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司令正式授权之代表举行谈判，解决英国海军军舰1949年4月20日侵入中国内河长江一案，并授权康矛召上校对于前述谈判获进一步之协议文件，代表本人签字。 同时，康矛召以炮三团政治委员的身份通知“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上校三点事项：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海军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 二、余已受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指挥部指派为上项谈判之代表。因此余要求4月20日肇事之英国军舰所属舰队长官指派该当事军舰舰长或该舰队之适当军官，担任英国舰队方面之代表举行此项谈判。 三、并请贵方所指派之代表与本人联络，以便交换贵我两方代表证件，规定时间与地点及开始此项谈判。 英国海军曾经在大英帝国兴盛时代称霸世界海洋，并自诩皇家海军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虽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已经有所衰弱，但是要英国皇家海军参加一次涉及其错误和责任的谈判，它总还是不心甘情愿的。 英方竭力推脱谈判，只想让军舰溜走了事 5月23日，就在第三野战军对被包围的上海市发起总攻的时候，“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从军舰乘舢板登岸，要求向镇江前线司令袁仲贤将军亲交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的一份电函。 袁仲贤接到报告后，同意接见克仁斯少校。 当时，上海解放在即，上海黄浦江外停泊着好几个国家的军舰，因前面已产生“紫石英号”英舰事件，三野负责人粟裕、张震曾经向中央发电请示对黄浦江外的外国军舰如何处置。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袁仲贤也接到了总前委特别转来的这份重要电报，作为他处理“紫石英号”英舰的重要文件依据。他反复看了几遍，觉得中央军委的电报来得很及时，使他更便于掌握与英国方面谈判的分寸。 毛泽东起草的这份电报内容如下——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 （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5月24日，炮三团股长戴国良陪同克仁斯少校来到镇江前线司令部，拜见袁仲贤将军和康矛召政委。克仁斯当面向袁仲贤将军递交了布朗特将军的信。 袁仲贤接过信后，问道：“你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吗？” 克仁斯说：“将军阁下，所有的意思都在信里写明白了。” 布朗特在信中称—— 一、“紫石英偶然事件”的讨论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决定在“紫石英号”舰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作关于4月20日不幸事件的责任问题的任何讨论。 二、不予“紫石英号”安全航行的惟一理由可能是它的移动影响到军事行动或者可能使舰艇陷入危险。出于任何其他理由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最好是将“紫石英号”向下游航行之事在有关海陆军司令官之间来解决。 三、我请求准许“紫石英号”安全通过所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地方而下驶。 四、我授权克仁斯少校解释此函中任何需要解释之点并安排该舰之安全航行。 袁将军听翻译将信译完后，用严肃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英军少校，像是探究自诩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为什么竟然当面撒谎呢？所谓南京方面正在进行“高级外交谈判”，真是子虚乌有。一个英国海军上将，怎么也会认为如此欺骗的谎言再加上武力威胁，就可以让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妥协，放走肇事的“紫石英号”？ 袁仲贤朝这个英国少校轻蔑地一笑，当即指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 克仁斯却想避开此问题，反而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此项讨论此刻已在南京进行中。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号’安全撤离长江的问题？” 袁仲贤明确地说：“所谓在南京已开始的外交谈判完全不确，因为中国人民政府此时与英国政府尚无外交关系。谈判只有在我们这儿进行的惟一的一个。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 克仁斯仍旧支支吾吾地在说着布朗特来函的内容。 袁仲贤此时站起身了，临走前他再次告诉克仁斯：“关于英舰所应履行的责任问题，你可以在此与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商谈，其他问题不必与我谈。” 克仁斯见袁仲贤准备离开，忙站起来追问道：“袁将军何时允许‘紫石英号’驶离长江？如蒙允许，我们随时可以撤离。” 袁仲贤说：“在英舰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以前，我批准我的代表康上校与英舰方面讨论其安全撤离之措施。” 袁仲贤说罢，朝门口走去。 克仁斯忙致谢，显得甚为尴尬。 接下来，克仁斯与康矛召继续谈判。两人激烈交锋，各不相让。康矛召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列举了“紫石英号”及其他肇事英舰曾武装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造成解放军伤亡252人、解放区人民之巨大损失的事实，要求英国舰队之代表履行下述责任： 一、承认英国军舰的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 二、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肇事地点人民所受之损失； 三、我方准备在贵方履行上述之责任后，即与贵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移出长江之办法； 四、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请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最后，关于两名参加侵犯行为的受伤的英国水兵，中方为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给予治疗和较优的营养与衣服，并允许他俩返回“紫石英号”，康矛召让克仁斯立即办理正式的交接手续。克仁斯表示感谢。 5月27日和31日，克仁斯又接连转来布朗特上将给袁仲贤的电函，诡称“紫石英号”系执行“和平使命”而被炮火击伤，其他英舰系前往救援，因而“英国诸舰对此事件是没有责任的”。 克仁斯问：袁将军是否是由毛泽东、朱德授权的？ 5月31日，康矛召在江边的东窑头村约见克仁斯。双方进行了交锋。 康矛召首先说：“英方将责任问题的谈判与‘紫石英号’的撤离分为两件事，试图逃避责任，这将是徒劳与无效的。我必须再次申明，必须在‘紫石英号’履行责任后，中方才可以考虑它的离去问题。” 克仁斯又扯起皮来：“在布朗特上将的信函中已经说明，我无权讨论责任问题。” 康矛召问克仁斯：“我愿知道布朗特上将两次函电中所谓此事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和‘最不幸的结果’等用语，作何解释？我是否可以解释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种威胁？” 克仁斯马上说：“不。这绝无威胁的含意。” 康矛召问：“你说不含威胁的意思，这段话又怎么解释？” 克仁斯说：“布朗特海军上将把这段话解释为：此举将引起国际上相当的非议，并危及英中人民间存在的友谊，全不涉及威胁问题。” 康矛召立即正告对方，说：“是的，像英国兵舰侵入中国内河并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严重的事件，一定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全世界凡是有正义感的和平人民，包括英国人民在内，一定非常重视此事。在此，我要声明我们的立场，并请阁下注意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被威胁的。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三年来与强大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作战，并赢得胜利，中国人民是有力量而不为任何威胁所屈服的。” 克仁斯再次否认他们有威胁之意，并表示说：“布朗特上将对此事件深感遗憾。” 康矛召当即表示说：“布朗特没有提到英舰的侵犯行为和应负的责任，仅仅表示遗憾是很不够的。” 克仁斯又说：“现在首先要说的，就是不管这件事最后结果如何，必须在一个高级的范围去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布朗特上将在信中说我无权来讨论全部的责任问题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此事要由我们的大使或总司令向南京或上海或北平来处理的原因。” 克仁斯为什么谈及上海？因为在三天前。即5月27日，上海已为人民解放军解放。 康矛召反驳说：“在正常时期，这样的事件是可以交外交范围来处理的。中国人民现在还没有和贵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一事件只可由当事的双方各秉其上级的指示解决。” 克仁斯此时又提出另一个问题：“袁仲贤将军是否由毛泽东、朱德或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直接授权的？要点是，袁仲贤将军所说的每一个意思，是否都可以被当作代表毛泽东、朱德或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意见？” 康矛召坚定地说：“袁将军有权处理该事件的一切事项。” 克仁斯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贵方是否可以考虑，由我方派一位高级军官乘飞机来镇江，留在这里同解放军讨论整个事件的责任问题，而让‘紫石英号’舰先行离去？” 康矛召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英舰必须先履行责任，然后才能放行，这点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双方经过你来我往多次交锋，谈判没有什么进展，陷入了僵持状况。 在这天分手前，康矛召指出：“我受命为镇江前线司令的代表已近一月，而布朗特上将迄今尚未指派他的代表，从何表示英方的诚意呢？” 克仁斯说：“英国驻华海军武官董纳逊海军上校就是英国海军的代表。” 康矛召就说：“这就需要让布朗特上将来信确认董纳逊海军上校作为英国远东舰队代表的身份。” 克仁斯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此后，英方始终未派出正式谈判代表。 关于炮三团政委康矛召当时被授予上校军衔而作为袁仲贤将军的代表出面谈判，这在所有的史料中都是一致的。但是，关于“紫石英号”接任舰长克仁斯，有的材料说其身份是上校，有的又说其是少校。因为康矛召在回忆录中说其是少校，伦敦出版的有关史料中也说其原是英国驻华海军武官董纳逊上校的少校副官，在“紫石英号”舰长在事件中阵亡后奉命接任该舰舰长。 （6）陈毅一口回绝英国方面：这扇门一定不能开，中央批示作出适当让步，以避免作长期僵持，英方同意认错，接着又出尔反尔，“紫石英号”强行逃跑 <strong>1949年6月20日——7月30日，镇江——南京——崇明岛</strong> 陈毅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说：这扇门一定不能开！ 克仁斯对康矛召说，高级的外交谈判已经由英国驻华大使或舰队总司令在南京、上海或者北平方面进行。这除了是谎言之外，也仅仅是英方的一厢情愿而已。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国民党留给上海的烂摊子是什么样的呢？ 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上海吃半个月，仓储的煤只够全市居民烧一个礼拜；而且，蒋介石利用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中国与外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就被完全切断了。当时中国还是“洋油”时代，进口的汽油、柴油立即断绝了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以及许多已经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的消耗，停工的纱厂从五家发展到一百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就将大部分停电。另外，大量外销的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工商界许多人惊慌了，已有人跑香港、台湾，还有人准备走…… 正如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上海怎么办？” 英国人认为时机来了！这时是他们逼迫中共在“紫石英号”事件上让步的绝好机会。在英国人看来，上海经济的基础是对外贸易，而美蒋的海上封锁使上海的对外贸易中断了，上海将无法生存。由此，他们断定，中共新政权是脱离不了在上海涉足已久的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 在上海的英国商人纷纷出面了。他们向中方说，可以用他们的商船帮运棉花到上海，但要解放军释放“紫石英号”，由他们的军舰为商船护航到吴淞口。英国上海信昌洋行经理来到了上海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表示说，如果人民解放军能够放行“紫石英号”的话，英国商人愿意为上海的经济恢复提供贷款，并扩大在上海的工厂。 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负责人当场答复说，经济贸易往来不能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必须与其他问题分开，英方必须承认“紫石英号”侵入中国内河的犯罪行径，必须向中方道歉。 更有上海工商界某个有身份人士被英国人说得心动了，出面跑到市政府来做陈毅市长的工作。 陈毅听了，瞪了这人一眼，几乎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了。陈毅说：“这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想打开我们的缺口。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四川万县、南京下关，中国老百姓死了成千上万，他们又到我们水域里来耀武扬威，让外国军舰自由出入，还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对不能开！不能接受这种变相的侵略！” 英国首相驻重庆的私人代表魏亚特，是英国皇家陆军的一位将军，抗战期间担任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与周恩来认识，曾有过来往。这次，魏亚特将军在南京穿上西装便服出面，于6月6日请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转交一封致周恩来的私人信件。信中声称： 英舰“紫石英号”如承阁下设法放行，则在本国内将发生极良好之反响，忝在旧交，谨为建议，谅勿以唐突见责为幸。 7月25日，澳大利亚原驻华大使欧甫时受英国原驻南京大使施蒂文的委托，来到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以私人身份拜访黄华处长。 一见面，欧甫时就声明自己所谈的都是个人想法。他说起英国各方对此事件十分焦虑，外交大臣贝文和驻华大使施蒂文对事件久拖不决也感到非常头痛，担心由此下去会影响英中关系。此外，还说到“紫石英号”吨位轻、船小人多，暑热天气已到，很容易疾病流行，希望事件能尽快了结。 这位说客接着又说，英方让克仁斯出面谈判，看来克仁斯不太胜任；所以，如果改由英国前驻华使馆海军武官董纳逊上校为英方代表，移至南京谈判，一定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当时，30多岁的黄华已是中共党内与外国人打过多年交道的外事干部，由中央派来南京军管会出任外事处长，主持接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各国原驻中国使节宣布中共中央的建交原则。他听了对方说的话，很快就洞察了英国人的想法。“紫石英号”事件已经发生三个月了，英国人一方面想尽快使事情了结，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坚持它原来的立场，拒不承认其军舰侵入中国内河；而现在想改派谈判代表的目的，无非是想改变谈判的性质，造成中方对其原驻华外交代表事实上的承认。 对此，黄华阐述了中方的基本立场，并明确地声明：中英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必须由双方当事代表在镇江谈判解决，不能考虑移到南京谈判。 中央批准总前委意见，中方作出适当让步 渡过长江后，人民解放军挥师南进，还有半个中国需要解放。在遍地废墟的旧中国土地上，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要做。当时，中央军委和总前委都认为，不宜在“紫石英号”事件的谈判中僵持太久，中方准备在英方认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 据康矛召在有关该事件的回忆文章《轰动一时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中记述—— 英国海军远东舰队虽然在长江上军事失利，在谈判桌上理亏，但要它向我道歉和赔偿也确非易事。当时我军正乘胜南进，解放全国，千头万绪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因此，总前委认为“不宜在这种表现为军事性的谈判中长期僵持”。报经中央批准，我方决定作出一定让步，但坚持英方必须首先认错。 毛泽东在6月中旬同意在谈判中作适当让步后，6月23日，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的一份关于长江口已经布放了水雷的谣言的电报指示的第四条中，专门规定了对“紫石英号”的具体方针。这份电报中说—— 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让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6月20日，袁仲贤将军在镇江约见克仁斯少校，郑重对其表示：如果布朗特将军派出的代表确能尊重事实，承认英舰未经许可而闯入我内河和我军前线地带的基本错误，则我方也可以考虑将放行“紫石英号”，与要求道歉和赔偿问题分开解决。 6月22日，袁将军又向克仁斯表明，如果英方同意前述方案，即可在正式换文后，放行“紫石英号”。换文内容包括：英方承认基本错误；我方允许“紫石英号”驶离；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谈判解决。 6月24日，克仁斯送来布朗特致袁仲贤司令备忘录称：英方表示欢迎袁将军之提议，并希望由此达成双方同意互表遗憾而迅速放行“紫石英号”之基础。袁仲贤对此表示，中方没有什么要向英方表示遗憾之处。 6月26日，克仁斯又送来布朗特25日致袁仲贤的亲收电函，其内容包括：一、请求正式照准“紫石英号”安全下驶；二、承认“紫石英号”未获同意而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前线地带；三、深信阁下对造成双方伤亡将备感本人之深切遗憾；四、本照会不妨碍双方以后继续谈判。本人谨向阁下保证英国方面将不反对举行此项谈判。 一个星期后，克仁斯少校又从停泊在江面上的“紫石英号”军舰上岸来求见康矛召，征询中方对布朗特6月25日电函的意见，并表示还可稍作文字上的改动。康矛召表示，需见到布朗特签署的授权他负责此种磋商的正式文件后，才能进行正式谈判；但在这之前，双方可就此交换意见。 于是，克仁斯提出，中方可否接受如下的说法：“我承认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及其他三艘肇事英舰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可，进入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地带，是英方在长江事件上的基本错误。” 康矛召应克仁斯的要求，提出了中方要求的用语：布朗特海军上将“承认‘紫石英号’及其他三艘肇事英舰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可，擅自侵入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是英方的基本错误。” 克仁斯提出说：“‘侵入’（INVADE）是有意引起战争的意思，例如说是侵犯主权。是否可以把我在上面所说的‘进入’（ENtER）这一词改换为‘侵及’（INFRINGE）呢？” 至此，康矛召觉得这次谈判已是带有实质性的谈判了，双方的意见也似乎接近了。因而，康矛召表示说：“这个用词问题，我们可以在下次商定。” 英方同意认错，紧接着又出尔反尔 布朗特上将在接到袁仲贤将军致其的备忘录后，于7月11日回电，对中方的提议表示欢迎。电文称： 一、据闻，阁下已准备允许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之安全驶离长江，余甚感欣慰，今余特正式请求此项之照准。 二、余承认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之未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而进入其前线地带，以致引起误会。 三、此电不影响日后吾等上级当局可能举行之任何调查和谈判，余向阁下保证，英方对于该长江事件任何有关情形之商谈，将不反对。 克仁斯在向康矛召递交此回电时声称：“布朗特上将的这个回电，是我方坚定不移的最后文件。” 康矛召立即给予反驳：“布朗特将军的回电中，既未提四艘英国军舰均进入解放军前线地带，也没有承认英方的基本错误，只说是‘以致引起误会’；这只说明了贵方从上次谈判商定的立场上后退了。” 克仁斯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当日，袁仲贤与康矛召进行了分析，判断可能是由于克仁斯既是使馆的海军副武官，又是远东舰队所属“紫石英号”的舰长，必须接受使馆和远东舰队司令部的双重领导；他的前后矛盾，反映了他的两个上级在处置此事上的意见分歧。 7月14日，关于释放“紫石英号”英舰，中央回电指示说： 目前正发展着若干矛盾，如果英国方面有意于解决“紫石英号”问题，则只要他们肯以书面承认未得我方许可径行进入或开入中国内河及战区的错误，并保证“紫石英号”开走后仍继续进行有关道歉和赔偿的谈判。我们即可让“紫石英号”开走。如果英国方面无意于正式承认错误，则必须准备阻止其强行逃走，我们应以炮兵阻其行驶。只要“紫石英号”肯停驶待命，我们即不应继续炮击，而令其开回原地。只有“紫石英号”在我开炮后仍然抗命逃走，警告不听，方可继续并加重炮击，但亦不应主观上先有击沉的决定，而应以能阻止其逃走为一切部署的目标。 于是，双方又继续进行谈判。 7月下旬，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中方获悉英国派了驱逐舰“黑天鹅号”在长江口活动，有伺机潜入长江劫走“紫石英号”或配合该舰逃走的迹象。南京市委致电中共中央，请示相应的防范措施。 据康矛召回忆：本来，我方最高当局是准备让“紫石英号”逃走的，并向沿江各高级指挥员下过命令：如果“紫石英号”舰逃走，我沿江部队可佯装不知，不予截拦，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现在英方又要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任其恣意妄为。最高指挥部当即撤销了“不予截拦”的命令，重新指令：如英舰溯江来劫“紫石英”舰，或“紫石英”舰擅自逃走，定予坚决打击。但要求有关部队在打击“紫石英”舰时，也“不要以击沉为目的”，“如英舰受伤停驶，我方即可停火，令其驶回原处停泊，以便继续谈判”。 “紫石英号”强行傍依我客轮乘黑夜逃跑 7月30日，夏至过后天气特别热。当晚已经快10点钟了，屋里还很热，康矛召正在军区招待所院子的树下乘凉，准备晚一点去见袁仲贤，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是奉在南京的袁仲贤司令的召唤从镇江来南京的。本来，进入下旬后，谈判已沉寂了好几天了。28日，克仁斯又上岸来要求见面，转来了布朗特致袁仲贤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换文稿作附件，并称如袁将军同意其将授权克仁斯代为签署。 布朗特所提出的方案文稿内容如下—— （一）余兹要求准许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 （二）余认为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于1949年4月20日进入前线地带为招致误会之基本因素。皇家军舰“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亦均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同意而进入前线地带。 （三）双方上级当局今后要求进行任何调查或谈判，英国方面皆不反对。本人同意，如任何一方要求进行此项讨论时，均可包括长江事件之任何问题。在此事件中，皇家军舰“紫石英号”、“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曾牵涉在内。 在对方这个方案中，仍然将原来在谈判中承认的“基本错误”变更为“招致误会之基本因素”。布朗特还显得很有“诚意”地提出，如不能基于此电达成协议，他“愿在阁下同意及妥善之手续下乘驱逐舰一艘上溯扬子江”，还煞有介事地请求同意其派一架飞机将授权书送往南京云云。当时，康矛召就敏感地感觉到这些过分“恳切”的言辞中隐含着花招。 为此，袁仲贤召他到南京来商讨对布朗特提案的对策。就在康矛召乘凉的时候，传来了急电：晚上9点，船头一直朝上游停泊的“紫石英”舰，乘我“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停泊处顺江驶往上海之际，立即起锚掉转船头，紧紧尾随在客轮后面逃跑；还模仿该客轮挂起了红黄蓝各色桅灯，进行伪装。看来，英舰窥伺已久，早已做好逃跑的准备。 在康矛召得到消息时，“紫石英号”舰已尾随着客轮顺江而下。原来，所谓的“提案”、“愿亲自来协商”等等，统统都是骗局，是用来掩护“紫石英号”潜逃而施放的烟雾。 我军在岸边的监视哨发现“紫石英号”舰潜逃，立即通知了二十五军驻大港炮兵部队。 晚9时50分，大港炮兵部队发现两艘轮船顺江而来，因为天黑，一时无法判定哪艘是“紫石英号”。为判明敌舰，岸上炮兵立即先朝天空发射了一颗红色信号弹，并朝航向前方打了一炮以示警告，命轮船靠岸。 “紫石英号”见状，立即熄灭了舰上全部灯火，并加足马力追赶“江陵解放号”客轮。我炮兵部队由此判明了敌舰，南北两岸炮兵一齐开火。“紫石英号”一边开炮还击，一边赶上客轮，强行傍靠在客轮的左侧，以客轮为屏障，继续逃窜。 在激烈的炮战中，江面的夜幕为炮火所映红。 此时，“江陵解放号”客轮不幸为炮火误中下沉，乘客伤亡惨重。“紫石英号”随即甩开客轮，继续东逃。逃窜中又遭到我龟山炮兵及沿岸步兵战防炮的射击，多处中弹。在接近江阴要塞时，该舰停机熄灯顺江而下。 当时因台风袭来江水猛涨，我江阴炮兵阵地被迫移往高处，未能发现“紫石英号”漂流而过。该舰逃过江阴后，因机件发生故障，慌忙驶进在南通附近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天生港停下修理和喘息，约有两个小时。 这时，天色已明，“紫石英号”舰离开天生港后，仓皇逃窜，竟将摆渡木船拦腰撞断，乘客纷纷落水，非死即伤。该舰在临近上海时，利用涨水时机，避开吴淞口航道，迳从崇明岛北面的水面逃出了长江口。 尽管“紫石英号”逃跑了，有关该舰事件的百日谈判也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但是，长江上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与英国皇家军舰受重创后狼狈逃出长江口的事实，却使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历史正在掀开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炮舰政策”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长江上的炮声使英国及其他曾在旧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西方国家得到警示：它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必须考虑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同时，也向全世界昭示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树立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巨人站起来了的崭新形象。 1979年，在“紫石英号”事件过去40个年头后，英国根据档案法解密而开放了这一事件的有关档案。一位英国作家阅读了档案后评论道：当时中共的首要问题是尽快结束内战，统一和重建中国，一切外交问题都是次要的。当时的情况也表明，中共十分希望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如果中共方面并不珍惜与英国的关系，他们大可一早就把“紫石英号”击成碎片，或者强行登舰了。中方在处理“紫石英号”英舰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诚意和克制。在中英双方接触与谈判期间，袁仲贤将军还下令，有关部队要为“紫石英号”舰上的船员提供种种方便。部队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曾将舰上受伤的水兵送到医院治疗，好几次为该舰运送邮件和必需品，并允许该舰从南京获得英国海军所储油料60吨。如果没有这批油料，“紫石英号”是怎么也逃不脱的。 正文 第三章 发生在渡江后的中美外交较量 （7）毛泽东说反其道而行之，让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跟“老校长”打交道，一队士兵清晨进入美国大使的住宅，一筹莫展的司徒雷登一听说黄华的名字，就高兴起来了 <strong>1949年4月25日以后，北平一天津一南京</strong> 毛泽东说，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伏案工作太久，砚台上的墨汁也干了，他感到有些累了。 在卫士给他研墨的时候，他放下毛笔，站起身。他想要出去散步，去看看香山上树枝头绽出的新绿。这时秘书送来了急件，他问是什么内容。秘书说，周恩来转来的司徒雷登授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写来的信。 他说这不急，先放在桌面上吧。 这是4月中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小院门，这趟走得稍远一点。昨天他曾看见山上只有几棵树绽出了新绿，今天已有好大一片树林的枝头都绽出了绿芽，显出勃勃生机。他看着眼前这些绿意，遥想南方。在长江岸边，树早就绿了，花也开了，我百万大军等候在江北岸，只等一声号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当他散步回到办公室，才拿起这位名气不小的美国驻华大使给周恩来捎来的信。这是香港的中共办事处用电报的形式转来的。信是写给周恩来、邓颖超的。在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这位司徒雷登与马歇尔将军一起，跟周恩来、邓颖超打的交道较多，就老给他俩写信。这已经是第三封了，前两封是在西柏坡的时候收到的。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内容，想跟中共建立联系。 他想着他见过司徒雷登。那是在抗战刚胜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先是在蒋介石的宴会上，此公那时还不是大使，还只是大家所称道的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初次见面，他曾对司徒雷登寒暄说：“现在在延安有不少你的学生喽。” 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 来延安参加革命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个在中国辛勤办教育的美国老人都有所赞誉。说司徒雷登校长不仅传授知识，还跟学生一起上街进行抗日游行，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在重庆为他当英文翻译的龚澎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于是，毛泽东同意在红岩村设午宴款待这个美国人。他觉得这位美国老人确实算是个中国通，吃饭的时候，不用龚澎做翻译，司徒雷登说的是杭州话，他说的是湘潭话，两人说的都是中国方言。司徒雷登说，在燕京大学有的师生也讲湖南话，他凑合着能听得懂。毛泽东说自己素来对教师很尊重，年轻求学时自己读的是师范学校，志愿也是当老师。他俩从教育谈到时局，都希望战后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让所有的中国青少年都有书读。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出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请这位老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在陕北冷眼观看此事，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位校长出身的美国大使上任伊始就往庐山上跑，说明此公的屁股是整个地坐在蒋介石一边的。 1948年秋冬，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司徒雷登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位美国大使开始给周恩来写信。大使很会动脑筋，递信走的是一条特别的香港渠道，通过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时与中共高层领导关系甚佳的谢伟思来传信。谢伟思曾经因所谓“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无实据而释放出来后，安排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副武官。司徒雷登给周恩来的信都通过谢伟思，在香港转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乔冠华。 司徒雷登这些信，也是毛泽东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微妙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来信总归是来信，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美方想与不断取得胜利的中共建立联系。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不走，也带动除苏联外的各国使馆滞留南京时，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了。他当然了解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过与我们接触，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从援蒋反共，到拒绝国民党要其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再到要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不说是一点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这一天的深夜，周恩来从北平城里回到香山后，来双清别墅向他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渡江在即，南京很快就要解放，在国民党政府经营了多年的首都，有国民党的外交部要接管，有众多留了下来没有迁去广州的原外国使馆及外交官们，特别是这个美国大使已经数次发出了要与我们联系的信息，需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市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他问：“你考虑派谁去好？” 周恩来早已考虑过了：“我看黄华就合适。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后来又跟剑英到北平军调处跟美国人打交道，再说嘛……” 他插话问：“你看中了黄华与司徒校长的师生关系？” 周恩来说：“这个大使校长说过要通过师生关系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师生关系去对他做工作。” 他笑了：“好嘛，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周恩来又说：“弼时同志也想调黄华到青年团中央工作。” 他想了想，说：“青年团需要干部，但外事干部更缺。接管南京，影响中外，特别是要跟云集南京的好些外国人打交道。你跟弼时同志打个招呼吧。另外，对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中央要考虑及时发一个文件，要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的安全。” 这就决定了正在担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黄华，立即准备去南京，天津的外事处工作改由章文晋负责。 4月23日傍晚，三野三十五军攻破南京城防，占领了南京。 4月23日，总前委、华东局开始从合肥向南京移动。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率领的接收机关也赶往南京。此时，中共中央给总前委、华东局致电，专门为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体的八条指示—— 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张（震）： 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问题，特作如下指示： （一）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登记。 （二）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登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贻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不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三）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使用一辆汽车。 （四）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外出。 （七）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刘晓南下。 中央 四月二十五日 在中央的上述文件中，委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是八条中的重要一条。 正要调往团中央的黄华又被改派往南京 4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前门车站月台上，欢送人群呼喊着、挥动着手臂，火车鸣响了一声长长的汽笛后缓缓地驶动了。有好几节车厢坐满了身穿灰布军装的南下工作队员。队员们主要是从各部队、各部门抽调的干部组成，有的刚刚参加了接管北平、天津的工作，也有一些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将紧随着渡江前线的大军南下，参与接收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的崭新、重要、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车厢中坐着一个30多岁的干部，他身上的军装更显洁净、齐整。他就是黄华。 车厢中其他南下同行在热烈的气氛中谈着话，讨论着即将面对的新生活或是回想着有意思的往事，他却在独自回想着最近以来人生命运的变化。 今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从中央外事小组奉调到天津市军管会担任外事处主任，这次4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之前，他就被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看中了。他有从事青年工作运动的一段难得的经历：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党后，担任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做组织工作，从1938年起，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1940年还担任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0年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叶剑英的秘书。任弼时觉得他是块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养做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于是，就确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提名他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找他谈了话，说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任弼时说，组织要调他到团中央工作。他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使他焦虑的是，那天开幕式后，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因高血压复发，病倒在讲台上，后来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替读完报告。 青年团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英雄和模范，也有来自敌后的党、团工作者和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香山接见了全体代表。 那天，周恩来对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让你去南京组建军管会外事处，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他对周恩来说明了日前弼时同志要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情况。周恩来说，好的，弼时那里，我会去跟他商量的。 就这样，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队一起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将见到当年学生时代的老校长了。1946年初，他刚到北平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长见过面。但他考虑着这次“师生见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老校长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所传授知识的大学，他也不仅是来自冀南靠近豫北那个叫做磁县的穷地方的学生，他代表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南下工作队所乘的火车要经停天津，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调动也是像军事行动一样。他在停车的短暂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处取来行李。 后来他在回忆录里用这样的文字作了记述—— ……我在天津东站下车，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仓促取来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车南下。因火车不能直达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换汽车到达南京。 进城部队为找住处进入美国大使的住宅 4月25日，几乎就在中共中央给总前委与华东局发出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问题的“八条指示”电的同时，在南京发生了一件解放军战士进入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事件。 这天清晨，攻入南京城里的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的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信员等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进入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进来了，猛吃一惊，骤然色变，一改向来笑眯眯的形象，暴跳如雷地用中国话叫道：“你们到美国大使馆干什么？” 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如此粗暴，胸中便涌现出帝国主义分子多次入侵中国、割地赔款、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气得嘴唇颤抖，脸色发青，也就以牙还牙，愤怒斥责：“你凶什么！这所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终将要回到人民的手中。” 幸亏营教导员王怀晋及时赶来，缓和了事态。当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他是这样记述的—— 是日早晨6点40分，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促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音高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物什，并表示这里的一切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不过没有搜他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由于西方报纸电台的渲染，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些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听闻后，变得提心吊胆，担心安全没有保障。可是过了数天，不但没有发生进入外国使馆之事，他们还看到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对人态度和蔼，不拿老百姓东西，还有为居民做好事的，这一风波才渐渐过去了。 经验丰富的司徒雷登明白，根据中共占据天津、北平的做法，在南京也不会承认美国驻华使馆与他这个驻华大使，只会将他作“普通侨民”看待。他当然不会甘心，他想借“入宅”之事顺藤摸瓜，同中共进行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于是，他通过口头及书面形式向南京市军管会提出抗议。 当美国使馆的抗议照会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后，市政府以两国无外交关系为理由，把照会退了回去，并根据中央指示向其宣布：人民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人民政府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但在军管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之中外人员住宅进行检查和盘问。 司徒雷登碰了一个钉子，但跟中共进行接触的心思仍很强烈，因而对“入宅”之事也不再纠缠。英、法等国的大使受到中方的冷落也很为焦急，每两三天都要找司徒雷登会晤一次。英国大使施蒂文要比司徒雷登更多了一层担心，他极为忧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会在解放上海后直取广州而威胁香港，因而也更想摸中共的底牌。 司徒雷登经过“入宅”事件后，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使馆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他觉得自己负有“特殊使命”，一方面密切关注着军管会接管南京以后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四处联络想通过在华的老关系探听中共的外交底牌。 他急于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说：“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听从事实的地方当局代表所作的安排和指点。” 尽管解放军曾在入城第二天进入他的住宅，但他经过几天观察，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贪婪相比，他不能不有所感慨，也对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顿生畏意。 在他感到一筹莫展、无可奈何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一天下午，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从外面回来，给他带来一个使他兴奋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遣黄华来南京出任外侨事务处主任，说是专门为了与留在南京的外国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他感到兴奋的是，黄华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而且还和傅泾波是同班同学。他早就听去过延安的美国军官与记者说起，在延安受到了黄华的接待。他高兴地对傅泾波说：“你看，机会来了嘛！要是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傅泾波说：“依我看，黄华也会像龚澎一样，能通到中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那里去的。” （8）掌毛泽东亲自握着在南京的中美接触（之一）：南京刚解放外交上连出乱子，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考虑和他们建交，毛泽东给黄华很具体的指示与司徒谈话，不要过分热情，少说自己意见，讲意见应根据李涛声明 <strong>1949年4月28日——5月10日，北平——南京</strong> 关于部队进入司徒雷登住宅，毛泽东说，不注意要出大乱子 他吃惊了。 在发出中央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工作八条指示的同时，三十五军部队为号房子竟号到司徒雷登的屋里去了！ 他想起了接收北平的情景。入城部队的坦克、大炮等要特地穿过东交民巷的外国领事馆区，按部队的说法是要煞一煞帝国主义的威风，叶剑英市长专门给中央打了报告。入城部队还规定了不能进入民房的严格纪律。他来到北平后听到了北平老百姓很好的反映。我们的部队刚进城，正赶上数九寒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接防西直门、德胜门等城门楼的部队官兵，夜里都是盖着一床难御寒的棉被，挤睡在老百姓家屋檐下、门道里。老百姓知道了，很感动，打开门请进屋睡，他们都不肯。这就是打了很多胜仗的四十一军。 他还想起这支英雄部队要离京南下了，战士们提出好不容易打到京城，很想看一次京剧再离开。他听叶剑英说，对战士的要求，军党委反复讨论了好几次，觉得战士们打起仗来，出生入死，执行纪律，严格认真；提出看京剧的要求，是并不过分的。人民军队不能看霸王戏，何况城外还有几十万部队；这个军党委说，要看戏，得花钱买票啊！ 他很感兴趣地问：“两万多人看戏，买票钱从哪里来？” 叶剑英告诉他：“人家军党委心一横，从历年积蓄下来的‘家底’中，拿出了好几根金条哪。” 他感动了，几乎掉了眼泪。 他曾擦着泪许愿说，他就是再忙也要抽时间进城去看望这支部队。 部队要奉调离京南下了，那两天他确实太忙了，抽不开身进城；部队集中在中山公园里等着与中央首长见面，他只得请朱老总代表他进城去问候部队。一想起此事他就心存遗憾…… 按原来中央批准的计划，接管南京的任务是由陈赓四兵团担任的。由于敌人撤得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南京即将解放，而陈赓兵团尚在安徽望江至江西湖口地段，如向南京转进，至少需半个月。于是，总前委就确定由陈（士榘）袁（仲贤）八兵团派两个军担任。攻进南京的吴化文军长率领的三十五军，是去年秋天济南战役时起义的，老底子是冯玉祥旧部国民党九十六军。要建立起我军的革命传统，还需要时间。 4月25日当天晚上，“美国之音”在新闻报道中加以渲染地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英国BBC电台与其他西方电台也广播了类似的报道。 4月26日深夜，他在等周恩来到双清别墅来。周恩来一进屋，他先问的是另一件事，说：“你后来告诉张文白了没有，我们半天就过江了。” 原来，4月20日黄昏国共和谈最后签字的期限到了，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渡江就要开始了，你看我们渡过去要多长时间？” 熟悉国民党部队江防内情的张治中，思索了片刻说：“宁、沪、杭地区国军有40多万军队。防线已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的配合，依我看，你们没有五至七天的时间是过不了江的。” 周恩来微微一笑，就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与张治中握手告别了。渡江战役也就开始了。周恩来当晚通宵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给毛泽东打电话时说了此事。 现在毛泽东还记着这事，周恩来说：“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要通了文白房间的电话，告诉他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经于今天凌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芜湖、铜陵、贵池一线渡江成功了。他吃惊地‘噢’了片刻后说：怪不得你不让我回南京了。我又对他说：占领浦口的我军要通了南京电信局的电话，接线生说，他们（指国民党政府）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 毛泽东笑了，接过话头说：“我看，接收的任务不比攻占的任务次要啊。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接收的问题。” 当晚，他与周恩来等研究了在南京的外事工作，还研究了接收上海市的有关问题，并于当晚给上海发出了有关指示。他对总前委强调说：“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就在这个深夜，也就是4月27日凌晨4时，就三十五军进占南京后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25日）擅自派兵进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两天以后，南京方面在外事上又冒出了一个问题。 “入宅”事件被西方媒体过分渲染，有人不请示中央就下令让南京电报局停止接受外国记者向海外发新闻电，但有的记者还是通过大使馆的电台，将所写的新闻发了出去。此事也在西方报刊电台中有了反映。此种做法也是违背了4月25日中央所发的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工作的八条指示的。八条指示中的第四条说：“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南京方面，短短几天时间内在外交政策上又出乱子，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经过摸情况，很快就找到了原因：问题不是出在基层干部和战士身上，而是有的高级领导是靠“口头指示”来往下传达中央有关政策和指示的，这就挂一漏万了，没有来开会的就不知道，而只有到会的少数人知道。中央的重要政策和指示就不能贯彻到连队去了。 这种状况必须扭转！ 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各局各委电，指出： 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的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 在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给中央发来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的报告收到后，毛泽东阅后即加了一段评语，又发电给总前委、华东局“请你们转发华野、中野，各军、师以资警惕”。毛泽东在这段电报评语中写道：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反，则除检查该军工作作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反。 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正在准备接收上海的陈毅，接到中央有关指示后，在制定《入城守则》时，陈毅严格地强调说：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 对此，有些负责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 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总前委讨论了《入城守则》，一致肯定“不入民宅”的规定很有必要。 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连说了四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三野九兵团的二十七军、二十三军及二军夜里攻入上海市区，上海居民晨起开门发现解放军官兵全部露宿街头，对中外舆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在上海的外交官与外国侨民甚为惊讶，连“美国之音”也不得不作了报道。 三野官兵露宿上海南京路人行道上的照片、纪录片，就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镜头。据说，英军的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元帅看了这样的镜头后，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了，有这样睡人行道精神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黄华与傅泾波第一次见面后，就向毛泽东与党中央请示 黄华一路行色匆匆，随南下工作队乘火车赶到合肥。正赶上原来设在合肥的总前委和华东局搬家迁往南京，他立即搭上了汽车，赶到了南京。 当时南京刚刚解放，情况十分复杂。他到军管会报了到，刚放下行李，就没日没夜地忙了起来。先根据周恩来交代的任务，组建外事处，开始工作。外事处就设在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办公楼里。他一方面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处理遗留的档案；一方面做留在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和侨民工作。 他一到南京，就听说了有关司徒雷登的事。 美方向市军管会申述滞留在南京的理由，说是司徒雷登的专机坏了，需要时间修理，飞机现停在明故宫机场。我方问要修多久，回答说需要修理约四个星期即一个月左右，我方同意了。 黄华一听就明白，这显然是一种借口而已。还有就是发生了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司徒雷登住处的事件，引起了一些原外国使节的不安。 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即4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时给南京发来指示： ……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野战军以下，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 他立即召集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若干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这时，他已经获知司徒雷登急于与他见面。5月6日，老同学傅泾波就要求先与他见面，黄华以有事而推托了。经报告了南京市委领导同意之后，约定了第二天与傅泾波见面。 5月7日，在中山路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会客室里，两个燕京大学的老同学见面了。黄华穿的仍然是灰布军装，傅泾波却是西装领带皮鞋。在刚解放的南京，这两人虽是过去同班的老同学，从不同的衣装上就可以看出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世界。 傅泾波一进屋里，就主动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先寒暄叙旧谈同窗苦读之谊，黄华显得不冷也不热，话也不多，尽量让对方多说。在与傅泾波接触之前，因为得到了中央的有关指示，他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4月28日，南京军管会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与美国建交的原则问题的指示电。这份指示电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电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够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另一方，傅泾波早就与司徒雷登反复琢磨怎么与黄华对话。 司徒雷登知道，共产党对自己是很有意见的，毛泽东已经公开点过其名了。那是这年的2月15日，毛泽东揭露司徒雷登在贩卖国民党“和平”阴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形象而辛辣地写道：“……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为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毛泽东对于司徒雷登一手玩弄“和平”、一手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甚为鄙视，称其是搬起“和平攻势”的石头，最后打在自己的脚上了。 这对老同学寒暄后言归正题时，傅泾波按司徒雷登面授的意思，一上来就在黄华面前先为司徒雷登申辩，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倾倒出来：一年多来，司徒雷登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了。司徒雷登是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的，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也不熟悉，又加上马歇尔备受国民党包围，乃铸成错误，致使调停国共冲突失败，马氏被调回国。 傅泾波说：“因此，我们是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的。” 黄华只是听着，没有作出什么表示。 傅泾波又按司徒雷登的授意，主动谈起了《中美商约》。傅说：“司徒大使说，中美两国之间，过去所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加以修改。” 司徒雷登知道中共方面对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极为愤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全称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那是蒋介石为了博得美国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打败中共，在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按这个条约的内容，美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在中国居住、旅行、经商、购置土地及产业，美国商品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船舶、物资、人员可以自由通过中国领土、领水等等。此条约签订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该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耻。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布命令，将签约的11月4日定为国耻日。 司徒雷登让傅泾波主动提出修改《中美商约》，一方面是做贼心虚，另一方面也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妄图诱使新生的人民政权与美国政府发生官方关系。 黄华也只是听着，没有就此表态。 傅泾波继续为司徒雷登说好语：“此次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迁往广州，他却决定留在南京不走，目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同中共方面接触，建立联系，这点已经获得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他得知你来到南京的消息非常高兴，很盼望与你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可由你定。” 黄华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神色，仍是一张平静的脸。 “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较换一个新人好一些。”傅泾波向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想继续当大使，及与中共方面办交涉的愿望，并特别强调司徒雷登的诚意说：“司徒雷登为了促进中美外交关系，便按下贵军进入其私宅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黄华回答的声音虽平和，分量却不轻。他说：“美国援蒋政策造成中国人民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嘛，考虑以后再说。” 谈话结束，傅泾波有点悻悻然地离开了。 黄华立即将这次谈话的情况以南京市委名义电告中央并报华东局，请示下一步的做法。 亲自掌握着这次南京中美接触的毛泽东，同意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目的是让黄华去摸一摸美国政府的底。并觉得5月6日黄华对傅泾波谈话中有的说法不妥当，需给予指正。 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该电指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准备以私人身份到司徒雷登住处与其见面。 （9）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在南京的中美接触（之二）：第一次见面，黄华以私人身份上门去看司徒雷登，第二次见面，“师生间”唇枪舌剑，气氛有点紧张，中央同意以民间渠道邀请司徒雷登来北平 <strong>1949年5月——6月间，北平——南京</strong> 黄华以私人身份上门去与司徒雷登作第一次见面 傅泾波去军管会与黄华见面回来，说黄华没有马上答应与司徒雷登见面，司徒雷登听了未免感到失望、茫然与纳闷。司徒雷登有好几天闷闷不乐。据说，他曾经常如此喃喃自语：“几年前，黄华到北平军调部任职，我们都还见了面。这次怎么就不提见面的事啦？” 正在这时，黄华登门来访，说是以私人身份见面。这又有点出乎他的意想之外。他是提出自己去军管会见黄的，现在黄主动上门来看他。他想：私人身份，或是官方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见面接触，而且私人身份表明此人还承认是他的学生嘛，有何不好？ 两人见面寒暄过后，因刚发生过解放军入宅事件，黄华就问起战士进屋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先问此事也符合黄华外侨处长的身份。 他说起此事，故意显得很有风度，很平静地说起那天一大早，有几个年轻的战士进屋来了，他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看一看，态度还算好等等。当然也没有说他自己当时暴跳如雷。 黄华当即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之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国侨民，我们自将保护其安全，请他放心。 司徒雷登接着就说了一番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给美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带来威胁的冷战言论，然后就自诩自己是要为和平作努力的，他留在南京就是为了在美国政府与新中国之间建立新关系方面做一些事情，说他“乐意逗留一段时间，以表明美国人民对全中国人民幸福的关注”。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 黄华对司徒的共产主义威胁论给予了批驳，谈到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但是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 司徒雷登却提出了几个所谓的标准，作为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其二，新政权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他弦外有音地说：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美国及其他国家只能等一等。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新中国承认西方帝国主义过去在华的既得殖民利益和种种特权。他还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经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给人民政府。 当时，解放军攻占上海的战役已经打响，黄华就说：这些粮食、棉花物资我们当然要直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我们不接收美国的物资。 司徒雷登说起美国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使黄华想起在山东青岛的美国驻军。美国在青岛的海军舰只及陆战队是日本投降后进驻的，国共内战爆发后，驻青岛美军帮助蒋军进攻山东解放区，并运送粮食、军火与蒋军部队至华北、东北，成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帮凶。当时，解放军即将攻占上海，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以武力扬言说：假如必要的话，他将由青岛派遣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保护侨民”。当时，毛泽东和中央都将美国可能的干涉视作一大危险！中央对于渡江南下及进占上海都是将美国出兵干涉考虑在内的。 于是，黄华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这个敏感问题，说：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该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司徒雷登却强词夺理地辩护说：美国的驻军是“由于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期间，美国侨民的生命需要保护”云云，但答应将此意见转告有关方面。 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之后，司徒雷登感觉到自己有了“面子”，立即利用会见的事做起文章来。此次的见面，尽管黄华声明了是私人性质的会面，但他还是通过种种渠道四处放风，夸耀他已经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为这次会面涂上了一层官方的色彩，以此提高他在外交界的身价。傅泾波也借此帮他的忙，竟在外面散布谣言说周恩来给司徒雷登带来了亲笔信等等。 司徒雷登也就乘机要挟英法等各国使馆，在同中共的交往上，一定要跟他采取一致的行动。他还心存幻想，如果美国承认新中国，他还可以稳坐在美国驻华大使的椅子上。 各国使节对司徒雷登放的风声不明底细，纷纷要求与黄华处长见面。 根据这个情况，南京市委决定，由黄华出面召集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开会，再次申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以及对待原各国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具体政策，并回答了各国使节及外交人员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黄华邀请了加拿大临时代办朗宁做英语翻译。朗宁出生于湖北襄樊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中国话讲得很好。 黄华与司徒的第二次会面，气氛坦率而紧张 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南京外事处进行第二次会面。 在黄华与司徒雷登第一次见面后没多久，司徒雷登曾通过傅泾波与黄华联系，表示他准备在7月初回美国，希望回国前能再与黄华见一次面。为司徒雷登返美问题，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及华东局写了报告。在此期间，解放军三野部队发动的上海战役，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胜利结束，上海于5月27日解放。 6月2日，驻青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军舰被迫撤离，青岛获得了解放。 在美军撤离青岛的第二天，即6月3日，毛泽东同意了黄华与司徒再次会面，并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还在复电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接到中央指示后，黄华即安排了6月6日在外事处接待室的这次会面。据司徒雷登记载说：“黄华邀请我喝茶。在场的只有林克（黄华的助手，燕京大学校友）和傅泾波。”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首先提出其要去上海与回美国的问题。他说，他准备于6月中旬带傅泾波去上海一趟，目的是向在上海的美国商人和教会人士介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又说，如果外交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他打算7月初就返回美国。 黄华就告诉他：关于去上海与回美国的事，你可以以普通外国侨民的身份来外事处申请。 司徒雷登果然像中共中央判断的，谈到了对日和约及台湾问题。他说：开罗会议罗斯福曾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对日和会因种种原因，特别是美苏误解迟未召开，何时召开无法肯定。 黄华告诉他：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被日本侵占后，中国人民从未承认，也从未停止过斗争，而且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对日和约另生枝节。 然后，话题转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黄华说：新中国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今天，美国的援助仍然在继续运往台湾。以美国同国民党流亡政府现在的关系，乃是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也表明美国缺少同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 司徒雷登申辩说：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而仅仅派代表去广州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果今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别处，美国代表不会随往。但是，目前新的中央政府还没有成立，没有承认对象。且国共各占领一部分地区，按国际法，美国还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关系。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故采取被动态度，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而这个政府也证明了愿意并有力量担负其国际义务时，问题自然解决。至于美援问题，现在所运来的，为国会去年通过而未运来的，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 黄华告诉他：据我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李涛将军的声明已表明我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仍继续为美国辩护，但其言论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致使他显得甚为窘迫尴尬。最后只好拿出燕京大学的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来收场。当时世界处于冷战时代，加上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十分猖獗，司徒雷登是极为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而在谈话临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说：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他还说，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出来协助亦有好处。 傅泾波补充说，中美关系获得解决，可以成为改善苏美关系的跳板。 这又引起会面结束前的唇枪舌剑。 黄华说，我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 司徒雷登又说，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他并声明，他以个人身份，希望中共今后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政府。 黄华当即驳斥说，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许外人干涉。 傅泾波又提出说，中国究竟是先工业化抑或先共产化？ 黄华即告诉说，你提得不对，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且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第二次会面的气氛显得比上一次要紧张。事后，司徒雷登曾评述说：“会谈是坦率的，几乎不时越出中国人的一般礼节。但两人对我十分友好，并以各种不拘小节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友好态度。”但他又说，他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 司徒雷登提出要去北平见周恩来 司徒雷登本人早就想来一次北平之行，若能在北平见到周恩来或者最高领导人，他回华盛顿进行活动就更有政治筹码。 6月初，他接到美国原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和国务院发来的绝密电报后，就更想去北平一次。过去他每年6月24日的生日都是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的，于是，他想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他写了一封信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表达了今年仍然像往常一样回燕大过生日的意向，但不知中共北平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过生日是借口，见周恩来才是目的。 为了北上之事，司徒雷登很快又派傅泾波去见黄华。 6月8日，傅泾波再来外事处找黄华。 两人见面后，傅泾波对黄华说，前天谈话回去后，司徒雷登与他研究认为，美国现在很难就与新中国的关系作出正式的表示，美国国内决策层在对华问题上意见不一致，需要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后努力。司徒雷登将6月6日再次会面的情形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副国务卿魏伯复电，希望他返美之前最好能赴北平与周恩来见一次面，以获知中共最高层的意见。还说魏伯是艾奇逊国务卿最得力的副手，艾奇逊出访时，就由魏伯代理国务卿，其意见当然很重要。为此，司徒雷登希望首先知道中共中央更高级方面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意见和态度，这样他回美国之后讲话才会有分量。 傅泾波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 他们当时还并不知道在南京进行的这种会面，就是毛泽东亲自掌握的。黄华告诉他说，什么话都可以谈，不必有顾虑。 傅泾波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近日接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若能在返美前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大，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返美活动将更有力量，要我代为转达。傅泾波又说，今年华北遭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署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能有帮助。 黄华婉言给予拒绝说，美国对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至今并无正式表示，我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的要求不会得到回答，而且战役之后，交通尚未恢复，旅途也不方便。 黄华把傅泾波所谈的情况，就向中央作了汇报。 中央考虑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目前正处在进行调整的左右矛盾之中，让司徒雷登到北平，使其了解我们的基本原则立场和对外方针政策也不无益处，因此就指示南京市委，同意其北上。但考虑到中央既定的原则，觉得通过非官方联系为好。因过去司徒雷登有每年6月24日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便安排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作民间邀请。 6月16日，陆志韦校长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英文邀请函请他访问燕京大学。信中说，陆志韦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司徒雷登接到信后十分高兴。高兴了一会儿之后，他细一想，又感到这种私人式的间接答复不知可靠与否。他有点吃不准中共高层是否真的批准他的北行计划。 正在这时候，他又从另外一条渠道得到令他更为高兴的消息。北平朋友捎信告诉他，黄华就是因为他而被中共高层派到南京来的，还说毛泽东最近还表示，司徒雷登在北平会受到老朋友的欢迎…… 由于两条都是非官方渠道的消息，他觉得极需从官方渠道得到证实。 他赶快又派傅泾波去找黄华。6月27日，傅泾波拿着陆志韦给司徒的那封英文信到了外事处。傅泾波将信给黄华看。傅对黄华说，司徒雷登看了此信，不知是何意，希望黄华能往北平去电问一问。 （10）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在南京的中美接触（之三）：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将军做中间人，捎信给毛泽东，老谋深算的司徒雷登提出要乘美军飞机前往北平，中央指示，可挂一卧车，派兵护送前来，杜鲁门几经犹豫，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北行报告 <strong>1949年6月间——7月1日，南京——北平——华盛顿</strong> 司徒雷登家里来了一位上海客人 西康路原美国大使馆的铜铸大门关闭着。院墙外，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守卫。 他来到了这里，经过与守卫的解放军战士交涉后，给使馆的门卫递交了名片，等候着通报。在发生解放军进入的事件后，加上美国驻华使馆不被人民政府所承认，这儿已是门虽设而常关，来往进出的人已经不多了。 他60岁了，动作敏捷，精神饱满，尽管戴了副黑框眼镜，穿的是西装，但外人一眼就可判断这是一位有将军气质、经历不凡的军人。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南京街头，与他身后过往的行人相比，他的西装革履还是比较显眼的。 他就是具有原国民党部队上将军衔的陈铭枢先生。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他可是一个有名的大人物。他曾经是蒋介石的红人，曾两次担任过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要职，也代理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是北伐名将，所率领的部队打过很有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胜仗。他主持过著名的淞沪抗战，英勇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就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后因反蒋而被迫卸职出洋，回国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福建事变失败后到了香港，与李济深一起，参与了组织暗杀蒋介石的活动，还给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提供经费。后来他隐居山野，研究佛学。抗战后期又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奋起，在重庆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抗战胜利后，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一起组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他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民革成立后，他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秘密策反的第二战线工作。这次解放南京的吴化文军长率领的三十五军，就是他参与策反的国民党九十六军起义过来的。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还进行了策反浙江陈仪、湖南程潜的起义工作。 他与司徒雷登是老相识了。司徒当校长筹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担任炙手可热的京沪卫戍总司令，司徒也找过他，他给司徒推荐过有钱人。最近的来往是去年（1948年）的春天，蒋介石已经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厌恶，美国企图在中国扶植“第三势力”、推动“自由主义”运动时，司徒雷登就想起了反蒋的陈铭枢。司徒曾让傅泾波去上海找到他，希望他出面参加，但被他婉言拒绝。这年年底，国民党嫡系主力集团在徐州战场被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包围，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战后中国组建民用航空公司发了财的陈纳德，准备重组飞虎队介入中国内战，企图为国民党部队解围。陈铭枢获知此事，立即找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商量对策，决定由陈出面找司徒雷登设法阻止此事。陈铭枢找到司徒雷登，对其说：“中国大陆的事情，美国就不必再插手了。何况蒋介石已是强弩之末，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是无可救药的了，陈纳德何必多此一举哪？再说，你司徒大使也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将来中美建交时，好做个搭桥人。我陈某人到时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当时陈纳德航空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上海，曾为被困太原的阎锡山空投物资，已被中共警告，华盛顿当局也担心陈纳德再组织什么“志愿队”介入，导致苏联人也组织“志愿队”介入，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陈铭枢这一说，司徒雷登当然也表示赞同。当时，陈铭枢慨然允诺可以在中共方面为他说话，在司徒雷登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上海解放前，陈铭枢秘密隐居在上海做极为危险的策反工作，难免走漏了风声，成为蒋介石下手令要逮捕的对象。虽然朋友们劝他避居到香港去，他仍然没有中止在上海的秘密工作。上海解放后，他才欣喜地抛头露面，还接到了通知，要他去北平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的工作，与各方人士共商新中国成立的国家大计。他正在忙于结束手头工作、准备赴北平时，接到了司徒雷登传来的信息，邀他在赴北平之前去南京见面，托他在美国与中共之间传递信息。 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于6月15日左右召开，他就在6月10日从上海乘火车赶到了南京。 司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到了很高兴，亲自到院门口来迎接。 两人一见面就寒暄起来。陈铭枢性格耿直，说话爽快：“听说当兵的都闯进你大使馆里来了？我可在上海亲眼看见他们官兵都睡在洋灰路面上，不入民宅，秋毫无犯。我带兵的时候就没能做到这一点。” 司徒雷登以为他不相信，就说：“他们确实是闯进我的卧室里来呀。” 陈铭枢说：“告诉你，攻南京的这个部队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军呀，造反过来的，学解放军还没有学到家。” 司徒雷登点着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陈铭枢笑着又说：“现在不是秘密了。不瞒你说，当时我为策反就找过这个军的吴军长谈过几次话哪。” 司徒雷登高兴了：“怪不得可以去北平参加重要会议，可以帮我与中共传话了……” 司徒还向他问了上海的情况，说近日准备去一趟上海。 这天，司徒雷登与陈铭枢一直交谈了整整四个钟头。 在陈铭枢来南京之前，司徒雷登让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四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他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国民政府时代的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他嘱托陈铭枢将这些文件转交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以下五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者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这五条意见表明了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恐惧心理，流露出他对中共的蔑视和对中国的救世主观点。他自以为他的这五条意见提得很好，刚柔相济，甚为得体。 中央指示，司徒来北平非我方邀请，不许乘美机来 傅泾波在6月27日为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找了黄华后，第二天，黄华去司徒雷登住处，通知他说：已经得到北平复电，准许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领导人晤面事也有可能安排。 司徒雷登从官方渠道证实了中共当局对他北上之行的态度，又惊又喜。中共当局准许他到燕京大学一行，在他看来，是中共当局希望他北上，希望同美国发展关系；他还进一步想象，只要他坚持下去，也许中共会向美国妥协。他头脑有点发热，想借眼前这个机会摆摆 架子，抬高自己的身价。 于是，他又通过傅泾波传话过来，说自己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美国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恐怕来不及了；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已决定将此事报告艾奇逊国务卿，由艾奇逊国务卿来拍板定夺。 在谈话当中，傅泾波透露出司徒雷登想要中共方面主动向他发出邀请的企图，并说他担心在没有完全修复的铁路线上旅行，对“一个老弱的人”来说是个负担，想乘坐美军飞机飞往北平。傅说，大使馆武官还有一架双引擎的美军运输机停在南京，过去常用做司徒雷登的专机，等修好了就可以使用。黄华婉言说，飞机北去要穿过好些高射炮阵地，下达适当命令至少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且总要冒些风险。 黄华及时将司徒雷登的情况电告中央。 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来电报，针对司徒雷登希望我方发邀请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具体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就在这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长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杜鲁门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 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去北平的计划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变得犹豫起来。 他在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北平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给艾奇逊国务卿致电报告，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先撒了个谎，谎报说中共方面做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像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消了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对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的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之后，华盛顿当局感到非常恼火。他们认为，此时如果派人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不仅不会给美国政府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会给人以为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还会大大提高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到南京外事处来找黄华说，艾奇逊国务卿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傅泾波还说，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黄华听了，很平静地作了回答：去北平的事情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而准许他去燕大访问的，至于去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定。 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怎样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络？ 黄华告诉说：没办法联络，而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司徒雷登得到黄华的回答后，感到灰溜溜的，越想越觉得懊恼，北平之行是去不成了，他自作主张费尽心思去张罗，却落得一个令他自己尴尬的结果。但他还有点不甘心，他还想等一等去北平的陈铭枢即将带回来的消息。 6月24日，一个叫周雨康（译音）的人从北平返回，从陈铭枢那儿带来消息，说黄华是因为他而被派到南京来的，说毛表示他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还说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为此，司徒雷登曾经发电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得到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因而，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他将在7月12日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陈会晤后，他将立即返回华盛顿。 正文 第四章 毛泽东决策外交实行“一边倒” （11）毛泽东要陈铭枢给司徒雷登捎话，张治中主张在外交策略上苏美并重，毛泽东说要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泽东作出决策，明确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strong>1949年6月15日——6月30日，香山——中南海</strong> 毛泽东要司徒雷登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小车驶出逶迤的山道，在进北平城的马路上扬起了尘土。他真还有点舍不得这儿，回头望了望青峰叠翠的香山。他乘坐的这辆黑色防弹小轿车，是陈毅让三野部队从山东运来的战利品，据说是去年在济南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的座车。 6月15日下午，他离开双清别墅，到中南海去开会。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这天晚上7时30分在勤政殿开幕，会要开一段时间。他除了参加开会，还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代表见面、谈话，洽商建国大事。他就只好住在勤政殿旁边的丰泽园了。往常他进城去，只是午间在丰泽园里休息而已。 从3月25日到北平，党中央驻在香山，他掐指算来，只差10天就满三个月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形势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接着又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的中心城市，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南前线乘胜追击。新政协筹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形势发展虽快，但局面却极为错综复杂。2月初，斯大林虽然派了米高扬来访问西柏坡，同我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大使那些天正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搬家迁往广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发来电报，劝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轻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国干涉。在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都加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宣传报道，但苏联政府随即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开始谈判，罗申大使仍继续留在广州。 他对此是不满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后，他满含激情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就隐有所指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还曾提起渡江前的这些往事。 与此同时，还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但是，根据这些新情况，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充分考虑在内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4月28日，他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这样，就发生了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个原美国驻华大使。 因此，在准备今晚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稿时，他写了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后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上海来的陈铭枢捎来了司徒雷登的材料时，他就特别嘱咐这位与司徒有来往的陈铭枢先生，捎话给司徒雷登先生，请其认真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想起了对张治中说的，要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6月下旬的一天，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他送走了陈铭枢之后，已是深夜。 他详细看了陈铭枢捎来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拟的五点意见和所附的四份文件。总的印象是，还是帝国主义的腔调，还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还是蔑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他进而联想起南京市委发来的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见面谈话时所说的：只有在新中国不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容忍和接受。 每到深夜，他的思维就特别活跃，司徒的这些材料，更使他想得很多很深。 他想起了张治中。 他在这次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两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在酝酿和讨论国号的时候，为广泛征求意见，他以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勤政殿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了。他让工作人员把筹委会上的专家们的意见介绍给与会各位，然后，他代表中央提出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征询大家意见。 这时，张治中说有不同的意见。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呢？我提议去掉那两个字，不如干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听了，觉得张的话颇有道理，“共和”者，其含义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政治制度，的确也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于是，他在会上建议大家采用。经过众人反复讨论，终于决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采用这个国名。 他很器重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字文白，曾三到延安，在重庆谈判中，张让出官邸给他住，又负责护送他回延安。张治中有学问，有头脑，善思考，读过很多书。他曾劝一个青年读书，说人家国民党的张治中年轻的时候还读了十年线装书哪。这次国共和谈夭折，他就对周恩来说，文白先生要走的话，可以送去香港或者兰州（当时张治中还任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地区行政长官）。后来，张治中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也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北平来了。他很欢迎张治中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他想起了和谈期间，4月8日，他曾请张治中来香山见面谈话。那次，连谈话带吃饭进行了三个钟头。张治中胸怀坦荡，对国家大事有话直说，就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张治中在国民党中被认为是左派，是主张国民党在联美之外，也要联苏联共的。此时，张治中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除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之外，在对外方针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就是长期以来推行一条亲美的一面倒政策。因而，张主张，今后新中国要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他问张治中，具体怎么解释？ 张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单就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如果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珍视这一点。” 他已经听周恩来谈过张治中这些观点了，这次他是亲自听张治中面述。这些观点使他很感兴趣。 张治中在4月8日这次见面中，对新中国的对外方针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据张治中当年的秘书余湛邦在回忆文章《“一边倒”争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记述，“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作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该文回忆说： 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二）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三）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四）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得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和刺激的做法。 他听了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各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作解答。解答完后，他还笑着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毛泽东作出决策：“一边倒”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为热闹了。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掌国家大权，窃国大盗袁世凯据为大总统府策划复辟称帝，李宗仁把这儿当作国民党北平行辕。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欢聚一堂、谈论议决国事的，都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这儿已是人民的中南海了。 于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住下，也渐渐安下心来了。此时，占据他心中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制定的，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他所敬重的张表老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他“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为此，他分别对张治中、张澜等都郑重地说过：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专门答复你以及和你具有同样观点的人。 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后，中共中央是有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在此期间他所高度关注着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基本摸清了美国的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了驻军外，未作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他们不理解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向他们乞求。他们一再预言：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我们对他们的嘘声恐吓轻蔑不置，上海回到人民怀抱，人民有能力治理好上海。他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因而，5月29日，他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他曾经愤怒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即所谓门户开放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 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与此同时，在渡江胜利后，特别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苏联对华的弹性政策遂告结束。苏联态度的转变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就建国工作、技术援助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6月24日下午6时，他给胡乔木写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请你好好安排时间，并注意抽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胡乔木的稿子写出后他没有决定用，他自己重写了一篇，这就是毛泽东原来对张治中、张澜说过要写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这篇文章说：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12）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来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息，北平之行未遂，司徒雷登又不愿意去广州见蒋介石，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权”离境，感到甚为丢脸 毛泽东说，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 7月9日中午刚过，火车刚抵达南京，陈铭枢出站后，就急匆匆地赶往司徒雷登的住处。陈铭枢是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返回上海途中来到南京的。两人一见面，就切人正题谈了起来。 陈铭枢问道：“你怎么要返回美国啦？怎么不去北平啦？” “华盛顿最高当局没有批准我的北平之行。”司徒雷登只是这么告诉他，却很急切地问，“你见到了毛和周，情况怎样？” 陈铭枢告诉他：新政协筹备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当场就递交了你给他们的五点意见和四份文件。两天后，就安排了在毛泽东的住处见面。我还见了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毛所住的丰泽园见面，很简朴。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些书。毛说刚从香山搬来，在这里住不惯。毛说欢迎你回到燕大来看一看，称道你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还说没有什么瞒美国的，只是希望美国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政策。 司徒雷登反问道：毛泽东不是在一个多星期前发表的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鲜明地肯定地表达了与苏联团结一致的政策吗？这种态度已经比以前的那篇《新民主主义论》更加明确了，中共要与苏联更紧密地站在一起，确信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妥协。 陈铭枢问司徒读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了吗？“毛私下告诉我，请我转告你，要你读一读他6月20日作的这个讲话。”司徒说当然研读了。 陈铭枢认为司徒雷登对中共“一边倒”的方针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作了错误的理解。陈铭枢对司徒说，毛是很关心中美关系的，你和我有一次会晤谈阻止陈纳德介入中国内战，毛至今仍然能够准确地说出去年我俩谈话的日期。 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谈话结束时，司徒雷登要求陈铭枢将他们的谈话写一份备忘录，便于他带回美国去。陈铭枢答应了。第二天，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结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直接答复。 这份备忘录是陈铭枢的夫人罗海沙为陈作的，当时罗海沙正在南京郊区，为陈铭枢管理过去为掩护反蒋秘密活动而置办的一个农场。 在备忘录中，陈铭枢向司徒雷登介绍自己对毛泽东的印象： 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至毛泽东，下至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的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对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的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并对他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关于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陈铭枢请司徒雷登先生注意到，毛泽东6月20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所作讲话中阐述的中共外交政策原则立场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的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作了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同时，周恩来还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陈铭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对“一边倒”作了准确的说明：“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依赖别人。 陈铭枢对司徒雷登解释说：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两者是有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政治“发展路线”也允许有所不同。陈并转述毛泽东的话说：“在政治上，必须严格；在经济上，可以互相迁就。”陈对司徒强调了毛泽东所说的原则，就是要求美国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停止援蒋。 陈铭枢经过这一番奔走，已经感到美国虽说要等“尘埃落定”后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但此时尚无决心也不可能与国民党断绝关系，与中共的立场相距甚远。次年春天，陈铭枢的堂侄去美国，陈还托其给司徒雷登捎去一封亲笔信，提及“眼前中美建交为时尚早”。这已是后话。 7月10日，陈铭枢走后，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阅读研究着这份备忘录和两个附件。文件里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使他得到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 这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看着这些材料，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沮丧。 北平之行未遂，司徒又不愿意去广州见蒋介石 7月15日清晨，司徒雷登刚刚醒来，还处于睡眼惺忪状态时，床头收音机里的“美国之音”播了一则新闻，称蒋介石刚从菲律宾访问回到台南，又于昨日飞抵广州，与代总统李宗仁会晤。他想起了日前电台还广播说，蒋介石在菲律宾的碧瑶与菲国总统季里诺举行了会谈，商讨组织一个名称叫“太平洋公约”的太平洋地区反共联盟之事，该“公约”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操纵用以封锁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当时有舆论泄露说，蒋介石飞去菲律宾是企图安排在台湾岛也守不住时的后事，去菲律宾组织流亡的国民党政府…… 这条蒋介石到广州的消息顿时使他清醒了。他嘀咕着说：“不行。我不能去广州。我怎能去广州见蒋介石呢？” 原来，在他准备动身回国时，杜鲁门总统对国务院作了指示：让司徒大使离开南京后要访问广州。几天前，杜鲁门对艾奇逊国务卿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 总统的指示又不能不执行，但他很担心中共方面知道他去广州，会对他自己有所不利。他这几天一直处于一种十分矛盾苦恼的心绪之中。 一听到蒋介石到达广州的消息，他便果断地决定：广州也不去了！ 15日当天，他为不去广州事致电艾奇逊国务卿说，委员长已抵达广州，“我想他会逗留几天。设想我访问广州（如果我按期启程），正好与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利的猜测和曲解会随之产生。对此如能避免则应予以避免。使公众舆论相信此时委员长和我访问广州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无疑会认为，我的撤离计划不那么简单，并从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也不大会相信，我们在广州同时出现是巧合。” 由于华盛顿方面迟迟没有对他不去广州的报告复电同意，而动身离开南京的日期就要到了，他十分焦急，7月18日，再次致电艾奇逊国务卿：“我在拒绝北平之行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做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艾奇逊报请杜鲁门总统点头后，批准了司徒雷登不去广州的报告。司徒雷登这才松了一口气。 司徒雷登不再享受“外交特权”离境，感到甚为丢脸 在前几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颐指气使，随意出入境，说走就走，说来就来，海关与边检人员都对其毕恭毕敬，不敢盘查过问，他享受惯了“外交特权”。这次办理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有关手续的时候，按照艾奇逊国务卿的指令，司徒雷登向南京外事处提出了申请，请求7月中下旬乘美国运输机离境回国。外事处答复他，准许他按一般侨民办理完相应的手续后离境。6月间，他已经无可奈何地按照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申请办理过一次上海之行。 按照人民政府当时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一般外国侨民申请出境，必须要找两家实力雄厚的担保商号，由商号填具保单，保证该离境外侨没有任何未了结的债务，没有拖欠税金，也没有悬而未结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等等，同时对外侨在离开中国前的任何非法行为负责。另外，按规定，外侨出境所携带的行李也必须接受检查。 司徒雷登虽说对人民政府的这一外事政策已经知道，但他却以为，“不会要求我个人及随行人员做这种事，因为我们都是使馆人员”。因而，当其申办出境时，外事处按政策对他提出了这个要求，他感到有损大使尊严，丢了脸面。 他在向华盛顿方面反映情况、寻求对策时，一面派傅泾波找黄华交涉，一面也悄悄联系担保。他让人探询在南京的地方银行及与使馆有签约关系的中间人，以确定他们愿否为他的随行人员及机组人员担保，经过了24小时，都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他又赶快征询美国索康尼吸尘设备公司、加州得克萨斯公司等商号作保。黄华曾叫傅泾波转达说，司徒本人可以不要求“担保商号”，但需“某个朋友个人担保”。司徒曾经向国务院报告说：“我想黄自己会作为我的担保人签字。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项担保。” 7月15日，美国国务院急电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担保，称司徒雷登是美国政府任命的驻中国大使，虽不被中共方面承认，但就美国而言，仍然具有大使的身份等等，电函并训斥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接触中表现软弱。 司徒雷登接到此电函后，即叫傅泾波去外事处找黄华。傅泾波说，司徒雷登希望获得谅解，他留在南京是出于友好，返回美国也是为中美关系努力，如能免去担保和检查，不胜感激。 当时，还有一些国家的原大使、公使也存在着类似司徒雷登一样的出境手续方面的问题。根据这些具体情况，考虑到这些大使、公使仍被本国视为是国家的代表，南京市委经研究向中共中央建议，可以对这些人给予一定的便利，免除其觅保手续，允许一件手提行李免检，对“使馆”其他人员仍按原规定办理。 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同意了南京市委的意见。 于是，南京外事处对司徒雷登此次返国采取了免除觅保、检查的手续，其随行人员由原美国使馆留下的人担保，傅泾波由两个私商担保。为出境的事已连续数日焦虑不安的司徒雷登听说后，真是如释重负，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了。 原美国使馆空军武官邓宁上校和运输机机长也来到军管会外事处，说飞机已经修好，要求办理专机离境事宜。 此事还伴随着一个小插曲。本来，南京市委考虑到傅泾波这个人的以往表现情况，曾向中央建议不允许他离境，免得他到美国后随意招摇撞骗，惹是生非，对新中国产生不良影响。但中央复电指示，让黄华在其离境前与其谈话，给予警告即可，谅其无非是个小角色，也掀不起什么大浪。南京军管会不承认傅泾波原来所持有的“国府”所发的护照，就以南京市军管会名义为其特制了一本蓝布面烫银字的普通护照。 黄华遵照中央指示，在傅泾波跟随司徒雷登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中，对他作了警告。傅泾波为了达到出境的目的，满口应允，显得唯唯诺诺。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理出境手续，又到外事处找黄华见面谈了一次话。黄华在《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一文中，作了记述： 司徒雷登问我对美国今后对华政策有何希望。我告诉他现在谈不到希望你们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他具有对我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发展情形再谈。”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和支持，故没有责任。他对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评论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解放后我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 我回答说，我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和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 8月2日清早，南京明故宫机场还沐浴着一层淡淡的白雾，一架有美国标志的C——47型双引擎运输机马达轰鸣，螺旋桨高速运转，刚被助手搀扶上舷梯的司徒雷登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外面，不知他是朝这块中国土地还是朝送行的人摆了摆手。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在中国最后的结局。舷梯收起了，舱门关上了。飞机拉起机头，腾上天空，往东朝太平洋方向飞去。 今天来审视与回顾这段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刚刚解放的南京，表面上是原燕京大学老校长与其在中共方面里的学生的“师生见面”，而经档案解密后真是“水落石出”，原来都是中美双方最高首脑亲自掌握的外交接触，双方只是想摸底而已，尤其是美国方面还没有任何政策方面的准备。在当时的冷战风云笼罩全世界的时代里，司徒雷登是不容易实现他所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的，即使当时他能够侥幸到北平，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中美联系的门户从此关闭了。 直至20余年后，代替司徒雷登秘密飞赴北京的，已经是现在中国老百姓众所周知的那个有名的大鼻子博士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了。 （13）艾奇逊用杜鲁门的话为写作白皮书定调子：“蒋介石是一匹劣马”，司徒雷登对白皮书披露的内容极为震惊，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被人遗忘了，留下遗嘱要将周恩来送的明代瓷瓶送回中国，并想将骨灰葬在燕京大学校园里 <strong>1949年8月5日——12月底，华盛顿</strong> 艾奇逊给写白皮书定了调子 银幕上放映的是一部英国题材的好莱坞故事影片。出现了一组男女主人公乘坐那种老式马车响着铃铛徜徉在雾伦敦街头的镜头。当镜头强调拉车的是一匹毛色油亮的良种好马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悄悄对坐在身旁的夫人爱丽丝低声说：“我想起了一件急事，出去打个电话就回来。” 这个离开放映场去打电话的男子，就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他50多岁，衣冠楚楚，很有英国绅士的外貌与风度。他是英国移民的后代，祖先到美国后艰苦创业，小有成绩，父亲是一名典型的英国基督教主教，家庭灌输的多是英国传统教育。他出任国务卿后，尽管公务很忙，仍喜欢挤时间与全家大小去电影院里看诸如、《魂断蓝桥》之类的英国题材影片。 这天虽是周末，他在看电影时仍想着令他头痛的中国问题。刚才他在银幕上看到拉车的英国良种马，突然联想起年初连任总统的杜鲁门写给国会领袖范登堡的一封信里一句极为形象的话：“远东的局势一向古里古怪，就像一场赛马中的情景——我们选择了一匹劣马，那就是中国局势发展的情况。” 这几天他正为白皮书的问题困扰着。 杜鲁门从病逝的罗斯福那里接过总统职务后，给了蒋介石大笔美元、大量军事装备，还派去了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可蒋介石还是连连惨败，更是频频要求美国加大援助的力度。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关注的重要问题，争论越来越激烈，并成为反对派攻击杜鲁门总统的靶子。一些国会议员说杜鲁门总统在对华问题上全错了。指责政府先错在二战结束时就不应提出什么让共产党人进入联合政府的主意，后又错在马歇尔离开中国后没有全力帮助蒋介石打败毛泽东。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就建议总统发表一个说明书，说清事实的真相。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说这是个好建议，但她父亲杜鲁门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样做会加速蒋介石的垮台。 1949年初，杜鲁门连任总统后，艾奇逊受命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他就更感受到中国如何使总统头痛了。他性格古板冷酷，老练多变。在感受到中国局势发生重大转机后，他觉得美国要重新确定对华政策。当51名参议员上书总统要审查中国问题时，他代替总统向议员们解释说，无论有没有美国的指导和援助，都无法挽救腐败无能的蒋政权。他年轻时获得过耶鲁大学文学学士的学位，说起话来颇有文学色彩，他形象地比喻说： “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来了，在飞扬的尘土降落之前，人们是无法看清它的损失的程度的。” 于是，第二天的传媒便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称为“等尘埃落定”政策。艾奇逊又赶紧向新闻界解释，他这句话不是用来描述一项政策的，而是说“我们对形势没有能力看得很远”。他承认无论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处了，这就成了战后美国外交史上有名的“等尘埃落定”政策。 他对总统说：“国会和新闻界对我们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主要是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过去马歇尔将军一直不愿将事实全盘托出，是因为担心损害委员长日益衰落的命运。现在国民党已经接近垮台，今后美国不必再支持中国大陆上的政权。”他建议总统就近五年来美中关系写一个详细的报告，以便在国民党倒台时作为政府的白皮书发表。 这次杜鲁门同意了，指示他尽快写出白皮书，然后交给自己审阅。 所谓白皮书，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议会等权力机构为某项重大问题正式发表的报告书或文件，封面各有惯用的颜色，白色的叫白皮书，蓝色的叫蓝皮书。美国政府惯用白皮书。 艾奇逊立即付诸行动，物色了一批富有学识和专长的精英组成一个写作班子，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工作。精英们已经为怎么写白皮书讨论过两次了，有人觉得如果写的内容是为杜鲁门总统近几年对华政策作叙述、解释和辩护的话，将使总统和政府显得太尴尬与被动。 那么，怎么写这本白皮书呢？以什么作基本内容呢？ 这次与家人看电影，由英国良种马的镜头联想到蒋介石是一匹劣马，全力描绘蒋介石这匹马之“劣”，就是这份白皮书的基本内容。他很高兴，中断了看电影，出来打电话给主持写作小组的巴特沃斯先生，为这本白皮书定了基调。 白皮书写好后，还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发表。 在司徒雷登来电报告其离开中国的日期后的7月29日，白皮书送交杜鲁门总统审阅。杜鲁门很快就看了，写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像卖假药的人须强调所卖的是真药一样，总统在声明中强调：“此时发表这份坦率和翔实的报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对中国和整个远东的政策将有以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 美国国务院选择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三天之后的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7月30日就对华关系问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美国政府这份白皮书的正文分八章，洋洋万言，并有233个附件，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期间，美国制定与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其中大量披露了有关国民党如何腐败、堕落和无能的材料，借此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主要是国民党的无能，从而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错误洗刷和辩护。它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美国的任何新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美国人将所有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卸给国民党，但却没有解释和提出“美国政策被蒋缠住不放的原因和补救方法”，也没有作出必要的历史反省。 艾奇逊国务卿在其信中沮丧而坦率地承认：“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之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美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他并说，这份白皮书“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 那个时候，在这本有名的白皮书发布的前后，在美国政坛上流传着一则笑话。因为美国名字叫“约翰”的人不少，华盛顿就有人曾经把美国扶持的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四个“约翰”——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费正清和“约翰”（蒋）·介石。其中，谢伟思与戴维斯是主张往延安派美军观察组及援助中共的外交官，费正清是在对华问题上说话比较客观公允的有名汉学家，也有外交官的头衔；第四个“约翰”，就是蒋介石了，因为“蒋”与“约翰”的发音近似。有一次，在堂堂国会辩论对华政策问题的时候，有人在发言中一本正经地说起了它，惹得相互对立的两党议员们顿时都哄堂大笑不止。 其实，“四个约翰”的笑话，极为形象地概括了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洋洋万言的内容。 司徒雷登对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极为震惊 他被安排住进华盛顿附近的一个不显眼的饭店里。 他独自呆在饭店的客房里，空荡荡的，除了听收音机、看报纸，就是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回忆往事了，所回忆的几乎都是有关中国的人和事。他父亲去世后已经葬在杭州。他有一个儿子在华盛顿附近的温彻斯特当牧师，偶尔来探视，也有国民党政权驻美大使顾维钧或是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等来寻访，才打破难耐的孤独与寂寞。过去他每次回国述职，作为美国驻华大使，行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八呼九拥，频频奔走，出席各种活动，与新闻界、国会议员、银行家、企业家等各界人物会面，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呼吁、张罗援助，那个时候好热闹矣。现在怎么啦？ 他无非是个被丢失了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 他心里在寻思：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做？ 司徒雷登乘飞机离开南京后，经冲绳、夏威夷，回到美国、在冲绳的时候，他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但国务院闻讯后立即说他多嘴，他这一讲话没能在美国国内传媒上发表。他刚刚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来接机的人迅速从机场接至国务院。美国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建议他离开华盛顿十天半月，待总统和国务卿接见后就去隐居数月，要闭门不出，不要接见不必要见的来访者，避免同新闻界和公众接触。这使他感到很懊丧，离开中国时就是灰溜溜的，回到了自己报效的国务院却似乎被人视作犯了错误的人员。不久，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接见了他，听他汇报了中国的局势，也并没有明说他有什么错，只说他在华甚为操劳，年事已高，此次回来要好好休息。 之后，他就被安排住进这个僻静的饭店，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司徒雷登对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是不赞成的。 当他最初听说国务院要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时，“心中就十分不安”，等他见到了篇幅特别长的正式文本后，他“不但深感不安，而且极为震惊”。因为在他看来，“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像这份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那样，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他一口气将白皮书全文看到底，越看越感到惊诧不已。书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应该属于绝密性质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从南京的大使馆里发回的报告。这些秘密谈话、机密情报以及属高度机密范畴的使馆的主张、建议和计划，使他越看越感到恼火与惊骇不安。因为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使他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之中，他还担心会给那些提供情况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真不明白，艾奇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务院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影响呢？ 司徒雷登一眼就看出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所起的作用： 它是要告诉全世界，依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人已在“内战”中失败了。它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白皮书声称，美国政府对那些“不幸的后果”没有任何责任。它暗示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长，又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近几年出任关键的美国驻华大使，亲身体会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弊端与复杂矛盾，极为熟悉内幕真相，因而不赞同美国国务院如此对待国民党政府，将在中国失败的一切责任统统都推给国民党政府。有时，他也将这种不同的观点表露出来了。于是，他就免不了越来越受到华盛顿当局的冷遇。 后来，他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与新泽西州拉维斯中央长老会作了两次演讲，但讲稿都须经国务院审阅、删改和批准。这种做法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实际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讲话。 10月间，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专家会议，来研究对策。参加开会的有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及研究或熟悉远东事务的专家，当时还有美国驻华大使头衔的司徒雷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大多数美国官员与专家都认为国民党政权完蛋了，美国不应再去关注它的命运，有的人甚至提出将这个包袱甩掉。与会者除了谴责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外，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共产党的新政权的问题。 司徒雷登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国民政府有种种弱点和缺点，但那个政府毕竟是在美国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过革命的热情建立起来的。这些年来，它一直受到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共产党的攻击；在国外，又遭到别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外交上的压力和武装侵犯。它从未有过和平与安定的时期，无法去考虑改革与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这样发表与白皮书相悖的观点，就更加受到冷遇了。1950年年底，朝鲜战争爆发半年后，美国国务院通知司徒雷登，他被不定期地重派到国务院。但他已经不想再参与政府的工作了。他在美国没有一个家，就在华盛顿西北部远离闹市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住了下来。 从1949年底开始，他的心脑血管相继栓塞，中风偏瘫。晚年时，他并没有什么私人积蓄，幸而靠“义子”傅泾波的一家悉心照料他，他的儿子也只是偶尔来看一看。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辞去了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从此在家一边养病，一边闭门写书，几年后，出版了一本《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司徒雷登1962年9月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享年86岁。 他临终之前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帮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当年在南京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瓷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在司徒雷登去世将近十年时，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中美关系之门打开了。1973年，傅泾波应周恩来的邀请回到祖国，住了10个月。 1986年3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口述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三个月完成。 1988年5月，傅泾波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瓷瓶送回中国，现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傅泾波也于同年10月去世。司徒雷登的骨灰终未能安眠在他苦心办起来的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持有偏见与反对的态度，弃教从政，最终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变成一个悲剧的角色，真是悲矣哉！要是他不被杜鲁门和艾奇逊看中，不在中国社会大转折时期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没有成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在中国的代理人，那么，正像有的人说的，他的一生将享有著名教育家的美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14）毛泽东连续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新华社社论，批驳美国白皮书，毛泽东读了民建发言人针对白皮书的声明，连连叫好，当天就写信给胡乔木和黄炎培 毛泽东连续写五篇批驳美国白皮书的社论 8月5日这天，有两件事使毛泽东觉得重要。一件事就是长沙起义，另一件事就是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第一件事，程潜、陈明仁于昨日在长沙通电起义，他很高兴地说：“这样，家乡湖南省基本可以和平解放，免遭战火。真是幸事！” 此外，程潜是孙中山的老部下，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陈明仁又是以反共著称很能打仗的蒋介石嫡系将领；程、陈起义将可以分化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国民党，促进尽快解放全中国。因此，他日前同意对陈明仁将军既往不咎，陈还可在解放军中任兵团司令。这天，他与中央军委也破例地同意程、陈两人提出成立的冠以国民党名义的两个临时机构：一个是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和陈明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第二件事，参考消息上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有关报道只是简述了其内容，特别强调的是1944——1949年的中美关系，也说了白皮书篇幅很长，附件很多。 他觉得这边刚得到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报告，那边国务院就发此中美关系长文，说明人家是早有预谋的，这不能不引起他高度的警觉与关注。他立即对自己的政治秘书兼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说，尽快获得此件，全文翻译。 当时的资讯尚没有现在发达，加上中国还处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待新华社拿到美国报纸发表的白皮书全文，英文部组织了数名翻译以最快速度翻译成中文，已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写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8月13日，毛泽东对此事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在新中国建立时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嘴脸、教育全中国人民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摘要评介。” 毛泽东亲自执笔写了连续五篇评论美国白皮书的文章。在写文章期间，他又写信给胡乔木说，请找清末中国和美国订立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为写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时参考。 8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二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8月28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三篇社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四篇社论《“友谊”，还是侵略？》； 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他写的第五篇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在新华社所发表的六篇评论白皮书的社论中，就有五篇是毛泽东写的。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文笔犀利、淋漓酣畅地写道：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入，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乌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读了一篇评白皮书的好文章，连连叫好，马上写了两封信 8月24日这天，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上午了。昨天深夜，除研究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和分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东北局等几封电报。然后，他准备着手写第三篇评白皮书的社论，刚写了几行，天已经亮了。他只好搁下笔上床睡觉。 醒来时，当天的《人民日报》已经与几份该阅处的文件摆在书桌上了，新报纸还散发着油墨香。他打开报纸一看，一篇针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文章有着很醒目的标题《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署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北平发言人。该文是针对美国白皮书如下观点而发表的严正声明。白皮书中说到把中国这块大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身上，艾奇逊还说，“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艾奇逊是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等，视作“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好呀，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美国白皮书的回答。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很有说服力！ 他先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民建发言人在这篇声明中说： 谢谢美帝的提醒，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警惕，但有一点，我要答告美帝不可的，白皮书上所提的“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就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吧，抱歉得很，如果把他们当作对象，那美帝也将多犯一次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从它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一开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受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后者的危害尤其严重。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黯淡的一页，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在帝国主义者的高压下，一部分资产阶级动摇了，变成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在经济上进行了某些程度的斗争。这就是经过考验、比较纯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历程是艰苦的，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后几年为例吧，几乎保全了“民族”，就有丧失“资产”的危险。可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改造了、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它也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过来。今后怎么样？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订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会大大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对于整个世界和新中国的方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应该也不会认错的。 毛泽东在处理了一些急事后，还了解到这个声明是民主建国会70岁出头的主任委员黄炎培老先生亲自执笔写的，而且是主动写的，并非报社专门约稿。黄任老70高龄，还能写出如此思想敏锐、见地深刻的好文章，他获知后更为高兴了！ 他不禁想起黄炎培老先生来。 黄炎培，字任之，人称他“黄任老”，是个老同盟会员。抗战胜利后，组织了民族资本家云集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但黄自己既不是资本家，也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生清贫、两袖清风的著名教育家。人们称道黄炎培在资本家群体中打滚，自身却清贫如洗，既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又具高风亮节，无论在资本家圈子里或是社会上，都很受人尊敬。 1945年初夏，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团结，黄炎培与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和黄炎培握手时就有意笑着说：“黄任老，我们20多年不见了呀！”当时黄大为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哪。 他这才告诉黄：25年前，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市的江苏教育会欢迎美国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那听演说的一大群学生中就有我呀！ 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以后常说：当时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这次黄炎培应邀来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冒着很大生命危险。他听说黄炎培是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暗杀黑名单上的“一号人物”。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黄炎培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化装潜离上海，辗转经香港来北平。到达北平当天是3月25日，即到西苑机场参加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毛泽东征尘未洗，就在颐和园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聚。 第二天晚上，他又在香山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 见面寒暄时，他对刚落座的黄炎培说：“黄任老，昨天我搬进来之前，探雷器在这间屋里还探出一颗炸弹。” 黄露出惊讶神色：“主席的安全可……” 他笑着说：“你放心，现在安全了。听说你七拐八弯，历尽艰险才逃出上海。” 黄告诉他自己脱险的经过：经过地下党吴克坚他们智谋巧安排，上月中旬，他大事张扬发出请柬，在家大宴宾客三天。而自己与夫人在当天说到永安公司购物，特务尾追着他们的汽车。他们下车，从公司前门进，即从边门出来，登上了预留的另一辆车，夜里住在女儿家。次日一早化装从外滩登轮潜离上海赴香港，为防特务追查未宿房舱而宿在地下党安排的大副舱内。 他笑着说：我今天就是专为你设宴压惊嘛。 笑着寒暄过后，两人纵谈时局，细商建国大事，直至午夜。 随后，他还几次邀请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商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想罢这些，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接到他的信后，十分兴奋，立刻就给他写了回信，“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26日，他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该信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年过70的黄炎培，本来一生是拒绝做官的，北洋政府两次发布其担任政府教育总长的任命，都被他拒绝了。建国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劝说下，他终于“出山”，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开国时政务院的四位副总理之一。 正文 第五章 刘少奇率中共秘密使团从大连起飞 （15）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瑞金苏维埃的主席嘛，刘少奇率团坐的苏联专机刚从大连起飞，发生了故障，又从天上下来了，为防走漏消息，塔斯社发了一则新闻称高岗率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strong>1949年5月，北平——大连——莫斯科</strong> 天刚黑时，一辆专列悄然驶出北平市郊的清华园小站 6月21日这天深夜，准确地说是6月22日凌晨1点，一辆老式蒸汽火车头拉着有数节车厢的列车从市郊的清华园火车站悄悄地出发了。选择偏僻的清华园车站，选择深夜出发，就是为了保密。北平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美蒋特务还十分活跃，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是要求高度保密的。清华园火车站是个废弃了的小站，基本不用。当初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北平时，李克农就是看中了这个远离市区的小站，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这里下车，经颐和园去香山的。 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还有王稼祥、戈宝权、邓力群和翻译师哲等。刘少奇上车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上次我们来北平时乘坐的是慈禧太后的专列，这次又是谁的专列？代表团乘火车到有苏联驻军的旅顺后，将转乘苏军的飞机去苏联。 陪同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的还有苏联专家组长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因汽车事故来晚了。火车原定21日夜里10时整出发，因等候科瓦廖夫，出发比预定时间晚了三个钟头。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斯大林的联络员阿洛夫和米大夫也搬至香山。没几天，曾跟随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也奉莫斯科之命从东北来到北平，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里。科瓦廖夫是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是东北中长铁路的苏方负责人，来到北平后，就成了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科瓦廖夫觉得住在北平城里，与在西郊香山的中共中央联系来往不方便，就提出要中方在香山给其修整一套住处。 4月间，科瓦廖夫就搬到了香山的一个山沟里，这就与住在香山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机会多了。在这个时候，科瓦廖夫使用阿洛夫掌握的无线电台，不断向莫斯科报告情况。 这些在香山的苏联人的情况，毛泽东都是知道的。 科瓦廖夫刚住进香山，就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要拜见毛泽东。 在此之前，斯大林刚刚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报。该电报除了谈及对未来新中国的建议，也在电报第七部分，在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作了评估后指出：美英军队在解放军“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了”，建议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 对于未来新中国的建议，毛泽东觉得是可以很好地考虑的；他亦准备在渡过长江以后，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请教建国的诸多问题。但对斯大林关于渡江南下的态度，他是不以为然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天傍晚时分，他在双清别墅接见了这两个苏联人。 宾主在客厅坐下后，茶也端了上来。齐赫文斯基作了自我介绍后，首先祝贺中共和解放军已经取得的胜利，以及前线捷报频传的进展。接着，齐赫文斯基请毛泽东给他们俩介绍我军各个战场的情况，即我军的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前景的评价。齐赫文斯基问：“如果在许可的条件下，能否将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方针说明一下，同时也把敌人的情况和处境作一些分析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想知道，敌人还能支持多久？” 因为有斯大林的电报作背景，毛泽东的回答就很有针对性。据师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记述：毛主席说话不多，他极其辽阔、抽象地介绍和说明了一般的形势，但明确、肯定地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很快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的任务。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者不出现意料不到的复杂的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但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什么特殊的意外。” 齐赫文斯基问：“主席指的是什么特殊的意外？” 毛泽东说：“例如说，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烟台登陆，也不允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兵舰也撤离了烟台。至于其他港口，如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可以说，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完全可以说，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说的这番话今晚就会由阿洛夫的电台传到斯大林那里去。 据师哲回忆录记述：在香山期间，毛、刘、周、朱还多次同科瓦廖夫见面、谈话。其中毛主席、刘少奇同科瓦廖夫谈的次数较多，涉及内容也较广泛，主要是介绍、解释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或新出现的某些情况，帮助他了解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使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意义，以及若干重大政策都有所了解和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谈话中，毛主席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与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是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 代表团离开北平这天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了科瓦廖夫，并同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据师哲记述，谈话主要内容有三：其一，关于胜利渡江之后解放战争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迂回的，但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其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其三，中国革命要走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是需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是这两条。 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出国走远路，会辛苦的，不过你也顺便可以同家人团聚一番，也是一次好机会。最后，毛泽东还问科瓦廖夫个人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问题。会见结束后，科瓦廖夫乘车出了中南海，车子走到东四拐弯处出了车祸，撞倒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轧伤了骑车人的腰腿，只好停下来处理，让中南海的人将青年送去医院处理伤势。这就耽误了几个钟头。 临行前，毛泽东交给刘少奇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谈到建国日期、成立政府之事，毛泽东还对刘少奇说，成立政府的事还是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的苏维埃主席嘛，当时做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哪！ 火车到沈阳时，代表团另外一个成员高岗上了车。代表团成员中，高岗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中央委员并已确定为首任驻苏大使。作为保密的措施之一，在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后，在莫斯科与沈阳都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 刘少奇想起吃黑面包的往事，未免有些激动…… 飞机刚起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就受惊了！ 这架苏军的道格拉斯型螺旋桨飞机刚从旅顺的机场起飞不久，中共代表团成员们就发现机上的苏联保卫人员显得异常紧张，在机舱里来回奔忙。刚在空中飞了一个多钟头，飞机就缓缓降落了。下来一看，还是刚才起飞的旅顺机场。苏方安全人员这才说：刚才升空后机器发生了故障，为了安全而返回原机场检修待命。 据随团去苏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写《在珍贵的往事里》记述：在飞机场休息室里，我们有些不安。刘少奇问王稼祥：飞机为什么发生故障？是苏联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嘛。王稼祥思索后回答说：“我想不会是政治原因。” 飞机修好后，重新起飞。由于国内战争正在进行，为防意外，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由于这种飞机没有密封舱，航行时忽高忽低，舱内有时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冷气打湿了衣服，有的人都因此感冒了。 现在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只有七八个钟头的航程。当年，刘少奇率领的这个中共高级代表团在路上走了五天，飞机经停数次，6月26日中午时分，终于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中王稼祥因要出任驻苏大使，所以带了夫人朱仲丽。朱本身是医生，还可以为代表团做保健医生。此次是秘密访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刚生了女儿平平，不便出行。 这次刘少奇代表毛泽东秘访苏联，是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初步确定的，具体时间当时未有落实。后来因为渡江战役进行得很迅速，他访苏的时间要比原来预料的要早。 3月下旬，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入香山。刚刚安顿下来，在军调部时是王光美上级的叶剑英笑着告诉刘少奇，他进城当北平市长后，就给王光美家里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光美已经结了婚。王光美的父亲不知女婿“刘少奇”是什么人，就跑到西单商场书摊上买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小册子上说，少奇外号“小诸葛”，是湖南人，这就是王光美父母对女婿所知道的全部情况了。 刘少奇听了笑得挺开心。他也只来得及去光美家里看一下老人，就赶去天津了。 他带着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于4月10日去天津做城市管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在天津的工作深入进行时，5月10日，毛泽东的秘书长叶子龙打电话给王光美，说主席要找少奇有要事，请他速回北平。原来，毛泽东经与斯大林电报往返，已经确定少奇近期访苏，要他速回做准备。他回来后，为准备与斯大林会谈，他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撰写了报告提纲。临行前，王光美还陪他去王府井大街买鞋、衣物等出国用品。 在旅途中，刘少奇曾对代表团成员们说：我第一次来莫斯科是28年前，我们这群青年人中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我们从上海乘船到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越过前线才到达红军控制的伯力。那时候新生的苏维埃到处是战争的创伤，我们坐的火车很简陋，由于缺煤，火车头靠木柴生火做动力，路轨状况很差，经常要停下来参加修路，或者上山砍运木柴，有时还遇到土匪袭击。火车就这样开开停停。那次，我们是3月份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已经是初夏6月了。在路上整整走了三个月哟。那次，我们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听了列宁作报告。我们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一批学员。那时候的日子真艰苦，每天只有一块手掌大的黑面包，分三顿切着吃。真饿啊，走上四层楼的课堂都因饿得腿软要休息几次。晚上太冷，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但是我们意志坚定，战胜了困难。那次新年晚会，我虽然没有演过戏，也和萧劲光一起上台，为大家表演节目……他还想到在苏联可以见到有十年没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他俩是在抗战期间来苏联读书的。 当飞机飞抵莫斯科上空时，刘少奇从机窗俯瞰着莫斯科城市的景色，想起了往事未免有些激动。 下飞机后，受到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人的欢迎。代表团被安置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8号公寓。这个公寓是沙皇时代某大资本家为一个走红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住宅，十月革命后被没收改造成了苏共中央的招待所。 关于刘少奇这次出访日期及与斯大林会见的次数，一些回忆录及文章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说刘少奇是7月2日从北平出发，经七八天旅程才到达莫斯科。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刘少奇年谱》及前苏联解密档案记载的都是6月21日从北平启程，6月26日到达莫斯科。有的回忆文章说，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有五六次，前苏联档案记载的有三次，即6月27日、7月11日、7月27日。 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之间，自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20年来，几乎没有过正式会谈，没有过直接交换意见会谈的机会，更多的只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大量的电报往返而已，双方确实需要沟通和了解。这次刘少奇代表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谈。毛泽东对此次会谈极为重视，临行前还对刘少奇强调说：你此行肩负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利用这次高层访问的机会，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要取得苏方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理解，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6）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之一）：谈成了新中国的第一笔3亿美元贷款，斯大林提醒不要拖延进军新疆，说到高兴时许诺要提供“最新式的歼击机”，很快又删掉了“最”字，毛泽东及时调整了西北作战的部署，布置了“打马”战役 <strong>1949年6月26日——27日，莫斯科——北平</strong> 首次见面就谈贷款，毛泽东说过年利率太低了 刘少奇与斯大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到达的次日，即6月27日晚上11时至12时进行的。据师哲的回忆，地点安排在斯大林的市郊别墅孔策沃。苏方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中方还有高岗和王稼祥。 双方握手互致问候，斯大林首先对毛泽东的健康表示友好的祝愿。刘少奇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当即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在此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寒暄过后，刘少奇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早在这年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从1949年度起连续三年的过渡期内，每年获得本息1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帮助新中国消除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双方最近在电报往返中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斯大林从来没有遇到过受贷方竟然嫌利息太低的事，因而笑着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曾经表示，对于这笔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他又说，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给中国贷款的年利率低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他们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定，你们中国还在打仗，战争的创伤也很重，经济持续恶化。我们当然要给予优惠条件，提供大一点的帮助。 说到这里，斯大林还开玩笑地说：“当然，要是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说，苏方经研究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年利率1%分为5年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 可以说，这是在战争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所获得的第一笔经济贷款。 斯大林一高兴，许诺给最新歼击机，后来还是去掉了“最”字 第一次见面，着重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急需的军事援助。 斯大林听说了蒋介石军队撤退时在长江口布下水雷，对刚解放的上海进行封锁，于是，就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 斯大林由于担英国人插手新疆事务，影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边境，就提出了解放军不要拖延进军新疆，以免引起英国的趁机干预，煽动起新疆和附近国家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他强调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刘少奇说，中国西北地域辽阔，在西北的马步芳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斯大林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好对付，只要有炮，摧毁他们是轻而易举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用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后来，在下一次会谈后招待观看电影时，当银幕上出现奔驰的骑兵部队时，斯大林又提起了新疆马步芳的话题。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骑兵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骑兵目标太大，最怕飞机袭击，一打就散。 刘少奇就提出能否提供飞机将部队空运到新疆去，这样解放军部队可及早进入新疆地区。 斯大林说，由于新疆没有大机场降落大型运输机，空运部队还没有办法，但如果派战斗机帮助打马步芳骑兵，就比较简单，只要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开始可以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再交由中国飞行员驾驶。 在第一次会见时，斯大林还问刘少奇，中共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海军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军舰？ 刘少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大部分吨位大些的舰只，无论是商用或军用，不是国民党撤走了，就是炸沉了。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打捞沉船。 斯大林说，我们要给予帮助，一个是要帮助你们建立自己的舰队，中国要有自己的舰队；另一个是帮助打捞那些沉船，并帮助修好这些船。 刘少奇提出，希望苏联帮助建立莫斯科至北平的空中航线。 斯大林在谈到帮助建立这条航线问题时，又主动提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备修理厂，一旦你们能自己生产歼击机，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自己的航空飞行人员了。话说到高兴时，他又当场提出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的建议。他很爽快地说，你们不论是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歼击机，还是要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 据金牛在《百年潮》杂志中发表的《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一文转引的前苏联解密档案说： 斯大林对这次谈话的结果相当满意，许诺也非常爽快，以致有的许诺多少有点说走了嘴，比如关于“最新型的歼击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最新型的米格-15歼击机，并正在开始装备部队。说要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就是意味着应向中国提供米格-15歼击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随后审定谈话纪要时，斯大林又不得不把“最新型的歼击机”中的那个“最”字划掉了。也就是说，苏联至多只能向中国提供米格-9。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实战证明米格-9比不上美国的歼击机时，斯大林才把这个决定改了过来。 由于第一次见面商谈的是一些急于解决的问题，在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少奇郑重地提议：希望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 斯大林明确地表示赞同，并同意让中共代表团有几天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他说，到时候，苏联方面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在斯大林提、出意见后，毛泽东立即调整西北部署，强化了“打马”战役 刘少奇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情况的电报，与李克农那里送来的一份最新《敌情动态》，几乎同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 斯大林所说的那些及时进军新疆的话引起他的关注，《敌情动态》中的一则情报更是引起他的思考。情报称，广州的“国府”面临渡江后解放军的渐渐迫近，又在酝酿搬迁，一些亲蒋人士主张迁往台北，但代总统李宗仁当然不愿迁往蒋介石已经张罗好的台湾，决定“国府”不能离开大陆，要迁往成都。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除了考虑建立新中国政权的大事，经常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不断谈话协商外，更是将相当的精力放在指挥前线各战场最后歼灭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上。当时，在胜利渡江与占领南京、上海后，前线战场的重点打击目标就是华南的白崇禧集团、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两马”。除对白崇禧、胡宗南极为重视之外，他对这西北“两马”也并不轻视。西北“两马”，是指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他当然忘不了，十多年前，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向新疆挺进时就吃过这些“马家军”的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些保存完好的指挥各野战军作战部署的大量电报，大都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珍贵电报。从6月26日、27日两天的电报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奥妙的变化。 6月26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电报是部署主力兵团包围胡宗南部队歼灭之，对两马采取的是钳制措施，还特别提醒对“两马”不要轻敌，不然要吃亏。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详示： 据悉，马步芳、马鸿逵各部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宗南各部必同时向宝鸡、凤县撤退。你们应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军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马步芳、马鸿逵，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事），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缺乏对付两马的经验。 在接到刘少奇发来的关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谈话内容的电报后，对于斯大林所提出“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建议，毛泽东是十分重视的；加上李克农送来的关于“国府”要逃出广州的情报，使他在24小时内对原来部署的西北作战计划作了调整。 毛泽东马上为第一野战军当前战役和整个进军的部署致电彭德怀，调整并加强了对马作战，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这个部署后来他形象化地称为“打马战役”，西进以“取得油源”。 他在6月27日详示： 为使伪府放心迁渝而不迁台，为使胡宗南不致早日入川，你们似暂不拟去占汉中，让胡军再占几个月为有利。你们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鸡、凤翔、泾川、平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看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责可按照二中全会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以取得油源为极端重要任务。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应和二野占领黔渝相配合，宁可稍晚而不可太早。 后来，在“打马”战役进行中，为尽早解决进军新疆问题，毛泽东又同意刘少奇意见，让随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邓力群从苏联携带电台先期进入新疆伊犁，以便在新疆与北平党中央及西进的王震兵团建立迅速的联络。他又数次找张治中谈争取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让张治中通过邓力群在伊犁的电台，给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领导人陶峙岳、包尔汉转送有关电报。 （17）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之二）：刘少奇给斯大林与苏共中央准备了一个介绍情况的报告，斯大林对这个报告连说“好”与“对”，并强调说不允许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台湾应能提早去占领 刘少奇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时，说用三四天准备一个书面报告，实际上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因为期间还有一个向国内汇报的问题。 在准备这份书面报告期间，刘少奇于7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次日，接到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形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7月4日，这份有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交给苏共中央、斯大林。 这份书面报告第一部分，标题为“中国目前的形势”。文中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基本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从军事形势看，今年夏秋两季即可解放华南、西南各省与西北部分省份，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方能去占领。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去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如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可大为提早。” “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充分地加以估计了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应付得当的话，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是有可能不敢来尝试的。”国民党残余力量肃清得越快，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就越困难。从目前情况来看，斯大林所担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可能不会发生。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文中说，中国将在今年8月份召开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联合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和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新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并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要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它包括了愿意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内。报告中认为，“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关于外交政策”。新中国将实行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平等互惠地与各国贸易通商的外交原则；新中国将集中精力先搞好国内的事情，不急于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希望苏联与东欧新民主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第四部分的标题是“关于苏中关系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毫不隐讳地谈到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1945年间国民党政权与苏联政府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在新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时，“对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处理方式不外下列三种： 其一，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原有条约，不加修改； 其二，重新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其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准备在以后适当的时机重新签订。 报告问：“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接着，报告说在民主党派、学生及工人中，有人提到苏军在旅顺驻兵、运走东北机器等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 刘少奇还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和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报告还说道：“毛泽东同志希望拜会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来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来拜会。他来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7月6日，刘少奇还就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党、政府、群众组织等的结构和相互关系，学习经济计划与管理，学习文化教育有关制度等内容。此外，信中还谈到将斯大林在第一次会见中所说的派苏联专家、建苏中航线、帮建飞机修理厂、训练海军干部、帮助打捞沉船等问题的具体化。 信中还谈到毛泽东来电完全赞成提早占领新疆，并嘱希望苏方提供关于新疆情况的材料和将苏联空军的帮助具体化。 斯大林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好些内容连连称“对” 在苏军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军事演习的纪录片放过以后，接着放映的是一部“二战”时期的资料片，有一组镜头里有骑兵部队在战斗机追逐扫射下溃败，在飞机的低空俯冲下战马受惊，狂奔乱跑…… 这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里，夜很深了，已经是7月12日的凌晨了，斯大林仍兴致很高地陪同刘少奇观看电影，还亲自作讲解。看电影的活动是在当晚刘少奇与斯大林第二次见面后特别安排的。这天晚上斯大林情绪很高，当晚所放映的四部资料片都是斯大林亲自点的。据苏方有关人士事后回忆说，斯大林表现出如此热情和高兴，这在最近还是少有的。 刘少奇所写的7月4日的书面报告和7月6日的信交给苏方后，斯大林与刘少奇的第二次见面安排在7月10日晚间10时举行。当时，刘少奇一行应邀到斯大林在孔策沃附近的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出席。双方互作介绍。斯大林很高兴地介绍了与会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与红军领导人，还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去海滨休养了，到会的人不全。因中方报告中涉及军事问题，还请了几位红军领导人参加。 在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背景下，斯大林和苏共高层领导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毛泽东等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甚至在他们眼中被蒙上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年年初，他派米高扬去见毛泽东，中共中央还在华北平原西部的偏僻山沟里。听了米高扬回来后的汇报，也还没有改变他原来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印象。他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俄国布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一支比较强大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而已，翻译成中国的俗语就是“山大王”。即使在解放军解放了天津、北平，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后，他还是低估了中共的实力，就是红军军官出身的驻华大使罗申也判断人民解放军仅靠木船，是无法渡过有军舰与飞机协同地面部队守卫的长江天堑的。 因此，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胜利渡江、并迅速占领南京和上海的消息传来，不能不使他极为震惊！ 他及时调整了对华政策： 一、迅速从广州召回驻华大使罗申； 二、迅速与毛泽东电商安排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三、及时与毛泽东电商中方曾向米高扬提过的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要求。 刘少奇的报告使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这才认识到毛泽东、刘少奇等这些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布加乔夫式的农民领袖，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 应该说，斯大林对刘少奇这份报告是甚为满意的。他在好些地方画了着重线，在有的地方他还写了“好”或者“对”。他赞许地批了“好”和“对”的内容约有十五处，例如：新中国在反帝斗争中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不急于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希望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承认；对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重新审查、分别处理的原则；关于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关于平等互惠与外国通商贸易，首先是发展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斯大林谈话，苏共政治局其他人发言甚少，因而显得十分严肃。中共方面，主要是刘少奇对斯大林看了报告后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 在开始正式谈话时，斯大林首先就书面报告中他不甚明了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海军中有无自己的军官？空军中有无自己的飞行员？各省有没有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政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怎么样？又问什么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 刘少奇对斯大林这些问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解释。 然后，斯大林就书面报告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 斯大林首先谈中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的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而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那些国家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在对日作战时并未投降日本，战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以取得美国的援助，但由于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了卖国的中美通商及航海条约，有损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而反对蒋介石和美国。中共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合作的政策，这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时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私人资本家的企业，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点上，中国不应学俄国。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就要制定一种对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贸易垄断是困难的。 在谈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时，斯大林说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中共引用他在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在刘少奇答复中央政府的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的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的问题之后，斯大林还说：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 关于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几项外交原则是对的。关于是否要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早日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他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但是，他强调不要把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搞僵了，目前不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 对于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关于《中苏条约》，他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斯大林认为，中方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 在谈到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斯大林针对报告中的一段话，特别强调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个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密切两党的联系，是对的，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一种联系。 最后，他关心地问中共代表团住得是不是舒适。他还问道：“你们怎么没有女同志参加？听说莫斯科住着两个中国女同志！下次我们愿意邀请她们也来。”他所说的两个女同志，就是指当时在莫斯科的江青及随团来的朱仲丽。 会议结束时，夜已深了，斯大林还没有疲倦的感觉，挥了挥手说：我今晚还要请你们看电影。 （18）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之三）：斯大林说，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向了东方，斯大林问，我们是不是曾经妨碍了你们？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否定了苏联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 <strong>1949年7月27日——8月中旬，莫斯科</strong> 斯大林说，我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奉承我也觉得厌烦 这个别墅很大，庭院中有高大青翠的林木，有花园、菜园、果园、鱼池、小型运动场（主要有滚木球、攻木城等）。他亲自引刘少奇观赏全园景色，特别参观了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番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几个钟头。工作人员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 参观完毕，宾主回到大厅里进餐。那天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格外地亲切、和谐。 以上就是翻译师哲记述7月27日那天斯大林在家里款待刘少奇的情景。 在晚年那些岁月，斯大林几乎都是住在莫斯科近郊的这个别墅里。别墅四周是五米高的两道围墙。别墅离克里姆林官约有半小时的汽车行驶路程。师哲将这个别墅的名字翻译成孔策沃。 宴会是在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的。江青和朱仲丽也应邀参加了。 斯大林用目光扫过中共代表团所有出席的成员，很感慨地说：你们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相互问好后就坐入席，宾主们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阵轻松谐趣的话。 马林科夫悄声建议江青给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了开怀大笑，其他人也一起来碰杯共饮。斯大林一饮而尽后，说：“我的健康，竟然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抬高我了吧！” 然后，他也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知道得比你们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大了。” 刘少奇马上说：“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受过不少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了准备。” 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作自我批评，使人吃惊 斯大林听了很敏感，立即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他发给毛泽东要毛必须去重庆会蒋介石的那封电报，他当然不知道毛泽东接到那封电报发了很大的火，还称斯大林“不准革命”。他因而带着歉意地对刘少奇说：“我们是不是扰乱和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很有礼貌地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还是到重庆去了，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当时立即就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 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 刘少奇回答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最后甚为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对话转引自刘少奇记录的“1949年7月27日与斯大林的谈话”。 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其回忆录里对斯大林这段谈话，还有这样详细的记述： 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提出过批评意见。 这次会见是一边用餐一边谈话的。气氛热情洋溢，友好诚挚。斯大林向中方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斯大林再次谈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以作为上次谈话意犹未尽的补充。他说：“上次我们谈话时，共同的意见是暂时保留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但这一点，你们不要宣布，不要对帝国主义这样说，相反，应该告诉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很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是要收回的。”他还建议说，“有时，你们甚至要组织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某些袭击，以恐吓帝国主义者。如此，你们可以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取很多对于你们的让步。他们想要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就要付出代价，包括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贷款等等。总之，无论如何要记住：在你们和这些政治扒手与强盗打交道时，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用对待诚实人的办法对待帝国主义者。” 关于解放台湾、新中国成立时间等问题 当谈到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时，高岗问：“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斯大林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我认为这不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东欧各新民主国家与中国有根本不同的情况，因而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至少，中国有两点就与东欧不同。一是中国是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远未解除，因此，中国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东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跟着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的，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共在反帝斗争中需要与他们合作。因为有这两点不同，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与东欧国家一样的政策。”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很重视的，这次他对刘少奇访苏，除了战略上的协调外，还确定了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基础和范围。在此前提下，他也尽量满足了中共与新中国对于援助的要求。他许诺并亲自过问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修建铁路、创办军事学院、提供军用飞机和培训飞行技术人员，进行情报合作、提供军事装备等。没过几年他去世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开始降温，其援助的格局与情况，就与他在世时甚不相同了。 不过，在是否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特别谨慎。他否定了苏联海空军直接参加战斗的可能性。他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他说，要是这样做，“俄国人民也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 当获知苏联不可能提供海空支援后，毛泽东立即通过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表示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提议，希望苏联帮助提供作战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因而，在7月27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同意斯大林对解放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中共中央要求提供作战飞机、派遣专家和中方向苏联派一专门代表团的建议，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帮助中共代表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负责组建空军的刘亚楼将军很快就带着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赶来莫斯科。从解放台湾的时间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准备在一年的时间内组建空军的战斗部队。在8月13日，即刘少奇临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空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进行专题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在会谈中，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作了解释，为什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他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 关于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间问题，至今史学研究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成立时间由原定1950年元旦提前为1949年10月1日，是受斯大林对刘少奇谈话的影响；另一种看法认为，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而独立自主决定的，与斯大林的提议无关。 但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关心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记述说： 在交谈中斯大林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因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 刘少奇答：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放和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950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请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以上的谈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且我们立即向中共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刘少奇、王稼祥及时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后，毛泽东7月31日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刘少奇可先回国，留王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军、海军两校事完毕，待8月中旬或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再去苏联；同意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 经国内批准后，戈宝权以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名义进行活动。我们的机要通讯人员已在莫斯科开始工作，7月底，中共代表团的通讯联络工作就不再由苏军的电台与北平毛泽东身边的阿洛夫医生的电台担任。这次带去莫斯科的机要通讯班子，不仅为中共代表团建立了同北平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络，而且也同新疆地方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8月14日，在离开莫斯科回国的当天，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王稼祥留莫斯科，代表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待8月下旬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后来，王稼祥出任首任驻苏大使，徐介藩、戈宝权担任大使馆的参赞，其他机要通讯人员都留在使馆工作。在王稼祥正式到任前，由戈宝权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正文 第七章 共和国组建外交部 （24）早在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的马背上，周恩来就指示及早储备未来新中国外交人才，在战争环境下，周恩来向外事组提出了培养外事干部的“三三制”，周恩来主持召开外交部第一次会议 他想起了从军委外事组、中央外事组到共和国外交部…… 吃罢午饭后，离开会不到十分钟了。他将头靠在沙发背上，稍稍闭了一下眼睛。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怎么睡觉了。幸好他当时身体好。 那一年，他真是年富力强，精力特别旺盛，刚五十一岁。开国总理的担子就够重的了，还兼着另起炉灶的新中国外交部部长。昨天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务院党组正副书记和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分党组书记的名单，他担任政务院党组书记，也同时兼任外交部党组书记。 政府这一摊，是接过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的现有班子，再从东北及各地抽调人员加以充实。华北人民政府，从小到大，近两年已经管理着华北五省地区。政府的管理，已经从多年来的解放区人民政府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也培养了一批政府工作干部。 相比较来说，外交工作，对新中国来说，几乎都是全新的从头开始。新中国宣告成立，在世界各国重新研究与调整其对华政策的时候，新中国也加紧进行与各种类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的束缚，新中国外交无先例可循。新中国准备正式登上国际外交舞台，我们要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部，我们要创建一支新中国的外交人员队伍，我们要培养新中国新型的外交作风。 这是11月3日中午，等一会中午一点正，他召集了外交部的主要领导同志来他这里开会。这是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会议。 他虽说是闭上了眼睛想休息片刻，却并没有入睡，关于外交战线的思绪萦绕在他的脑海中，越想越是兴奋。 他想起了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怎么开始的。 在二次大战后期，我国抗日战争打得正艰苦，日军正在国统区的华中、华南战场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日益在抗日斗争中方展壮大，抗战的实力不断增强。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蒙骗宣传，使发生在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现状很难为国内外广大人们所了解。在德国法西斯即将被歼灭的时候，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国英国政府，已经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向太平洋战场，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实力，他们想他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他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和国统区，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了，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先是1944年6月，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接着，8月间，美军观察组也到达延安。 他觉得，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 8月15日，经毛泽东修改的《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指出：由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到来，国民党当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骗国内外舆论已经困难了。他在8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在这些初期的外交工作中，他已经迫切地感到人手不够，他更想到了未来，想到了抗战胜利后的新中国，他曾在延安，就曾往重庆给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写信，信中强调：“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悉英语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叶剑英任组长，杨尚昆协助。外事组人员有徐大年、柯柏年、黄华、陈家康、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还接待了美国特使马歇尔、赫尔利等，并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军调执行部我方的外事工作，取得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重要经验。那时候，在军调部也锻炼了一批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干部，象李克农、伍修权、耿彪、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党中央从延安撤出，中央许多单位东渡黄河转移至山西省，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在战争炮火中成立的，其中人员包括原从重庆迁至南京、后又撤回延安的南方局外事组全体人员，有王炳南、章文晋、吴青、陈浩等，还有从北平军调部中的我方外事工作人员黄华、刘华峰、王朴、王光美等。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由这些人员为主组成的。1947年间，他当时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的成立活动，宣布了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解放区的外交工作。当时归中央外事组领导的机构，有由乔冠华、龚澎、张颖等组成的驻香港办事处，在哈尔滨也有外事机构，还有一个与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络的由董必武牵头的解放区救济总署。 他将头靠在这沙发上，说是想睡一会觉，真是越想就越睡不着了…… 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共和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7年下半年起，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他随同毛泽东，在马背上转战陕北，在指挥着各战场战役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全国胜利的曙光，一直关心着外交事业，已经在筹划未来共和国的外交兰图。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干部，于是，他于1947年7月、11月，两次写信给具体领导外事组工作的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加强调研工作，加强政治和外文学习。为了在战争环境下培养这批干部，他向外事组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 他在1947年7月12日写给王炳南的信中，就指示说： 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这种“三三制”，是在培养和锻炼外事干部队伍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外事干部参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干部锻炼其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让外事干部熟悉国情民情，因为不了解国情民情就根本无法向对方介绍自己，也无法正确地执行政策。同时，他要求外事干部了解和研究工作对象，他要求外事组尽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调研材料，他亲自出了些题目，要求外事组、香港及哈尔滨的同志分别承担一些调研任务，指示外事组要着重研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因而，即使在西柏坡的山沟里，中央五大书记的手中，都备有外事组编写提供的《美国手册》。 他还特别想到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收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由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建国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共和国外交战线首批年轻的基层干部…… 屋外有了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与思考。 他听得清那些脚步声忽然停住或变缓了，他还听清了李克农的安徽腔悄声地说：“等等再进，让总理多睡一会。” 他睁开了眼睛，抬起了头，还站了起来，朗声说：“同志们进来呀，我没有睡。等着你们呐。”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外交部第一次会议 与会者进屋来了，都很高兴，很兴奋。要知道，11月3日正午一时正，在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 到会的是外交部的李克农、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龚澎、赖亚力、杨刚等。王炳南说：还有阎宝航、伍修权、章汉夫等同志在准备交接工作，或者正在来北平的路上。 周恩来很热情地逐一问起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会议讨论了外交部科长以上的干部配备，讨论确定了外交部各司的排列次序为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与情报司，另有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排列在后，还有办公厅。用王炳南的话说，最早的外交部就是“六司两委一厅”。 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部领导、办公厅和当时设立的各司、委员会等负责人联合办公。各司负责人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正式通过任命。 会议讨论决定设顾问及专门委员，聘请有关专家何思敬、周鲠生、钱瑞升，及原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梅汝为专门委员。 会议决定了11月8日在外交部正式地址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挂起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牌子 高大的西式门楼，方石砌基的砖墙，院中那气派的具有米色大柱子的欧式洋楼，在东单地区胡同里那些中式王爷府和四合院的群落中，是独具特色的。据说，这可算是北京城里第一幢欧洲式的建筑。是满清政府为了迎接德国皇室威廉二世来访，耗费了巨额的金银建造的，是美国人设计，英国人施工，好些材料是用船从欧洲运来的。这个欧式建筑经过岁月的风雨，已不复存在。现在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的世界知识出版社门市部门堂的两根米色西洋大柱子，算是残留至今的遗迹了。 当时，同在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幢三层红色木结构的中式建筑，还保留至今，如今是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这就是建国之初，周恩来出任第一任外交部长的共和国外交部办公楼。 当年这洋建筑建好不久，满清政府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从东堂子胡同，搬迁来这里。李鸿章、曾纪泽、郭崇焘、张荫桓等使外大臣，都在这里任职。1912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成立时，其外交部就设在这里。这条比胡同稍宽一点的街，从此就叫外交部街。刚进北平时，华北人民政府向军管会要了这个地方作办公楼。 建国前，中央外事组进入北平时是接收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办事处，那是东交民巷中旧日本领事馆的几间房，还有日式横移门、榻榻米，当然不适合常驻。有一次，刚进城的北平市长叶剑英兴之所至地说：我看将来不妨选南河沿大街一号的翠明庄作外交部办公的地方。 叶剑英看中翠明庄也是有原因的，。这儿也是有瓦檐的高墙围着的院子，绿瓦尖顶飞檐的三层中式青砖楼房，是1946年间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中共代表团团长就是叶剑英，当时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包围与监视之下，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带领好些工作人员就驻在这里，机要科与电台就设在这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北平人看来，这是一个神秘的院落。在那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翠明庄功不可没。北平解放时，它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接收作为中组部的招待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是以华北人民政府的班子为基础组建的，就刚刚需搬出外交部街三十一号，周恩来与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商量，觉得新中国的外交部不妨设在这里。 这此之前，为挑选外交部的地址，王炳南曾经陪着周恩来去看过备选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原日本驻北平总领事馆等地方，都各有利弊，最后还是决定选在外交部街三十一号这个地方。 一次，在怀仁堂开会的间隙，毛泽东见到在重庆给自己作秘书的王炳南，就问王：“你知道顾维钧吗？” 王炳南说：“知道。我从德国留学回西安时，顾维钧正担任着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期间，在巴黎和会上，那些首席代表都临事推诿，一度失踪，不见了人影，年轻的顾维钧挺身而起，为山东国土，义正辞严，痛斥强权政治，一鸣惊人，其爱国热忱，很得五四青年们敬佩。当时，我在北平与热血青年们一同到过他当时所任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就在你现在办公的地方。” （25）周恩来说：在我的任内外交部不得盖新的大楼，在几张拼起来的旧桌子作的主席台上，宣布了新中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周恩来首先拿着花名册依次点名，周恩来作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strong>1949年11月8日晚上，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strong> 周恩来说：在我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 11月8日入夜后，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那座中式三层办公楼里灯光明亮。他乘坐的那辆老式雪佛莱驶入院子，在楼前停下。他走下车来，精采奕奕，仍然穿着开国大典时那身米黄卡几布中山装。 他在李克农、王炳南等的指引下，走进了二楼上他在外交部的办公室。房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西侧有门连着外间的大会客室，可用来接待外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办公室靠南是一整排西式窗子，窗旁安放着一张红木雕花大办公桌，四张红木太师椅，一套沙发，贴墙是四个红木雕花书橱，熟悉周恩来工作、读书习惯爱好的王炳南已经挑选了有关的线装书、中外有关外交书、外交史与国际问题的著作放置在书橱里。 他打开了书橱门，看了一眼所准备的书籍，然后转过身来，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他问道：“没有我在西花厅的办公室大，却要比那边阔气。我说过要因陋就简的，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豪华？” 李克农笑了：“总理，这是旧物利用，我们无须添置新的。这些红木古董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 王炳南接着说：“你看，椅子刻的双龙戏珠的图案，手工精致。以前是官僚大臣们享用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啦。” 周恩来看了看，说：“是呀，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刻得很精细讲究，形象也栩栩如生。旧物利用，这就好。” 他再扫视了一下整个办公室，联想到最近一些政府部门大量购房，添置家当，有的甚至高价抢购，引起北京房价猛涨一事。他今天白天还在政务院的一个会议上，批评一些部门，刚刚进城，刚刚建国，百废待兴，还需要艰苦奋斗的时候，有人就扔了我们的老传统了。他在这会上特别强调了政务院近日刚发出的通令：凡需购房，均需向政务院呈报房屋情况和价目，经特定机关审批始得购买，否则以违法论。 他又望了望在座的新任命副部长李克农和办公室主任王炳南等，郑重而又严肃地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 李克农、王炳南都一致表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理。 “你们将花名册给我看看。等一会大会上我还要点一点名。”周恩来说。王炳南把早已准备好的外交部花名册递上。周恩来细翻了一遍，“世界上有二百多个国家，我们外交部才二百出头的人员，是远不够用的。我们进一步充实外交部，必须挑选那些绝对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立场的人，绝不能有半点马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 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中央关于解决外交干部缺乏问题的有关途径。他说：“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几个来源：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 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逐个点名 晚上八时正，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陪同下走进二楼会议大厅时，外交部队全体同志起立，热烈地鼓掌。 周恩来很高兴挥手点头，看着这支刚刚组建而生气勃勃的新中国外交队伍，脸上洋溢着十分兴奋而喜悦的笑容。 在由几张旧桌子拼在一起组成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 周恩来站起来，先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处。” 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而寂静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有点茫然的尴尬。 他却说：“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任上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为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 会场又变得轻松起来。 他坐了下来，打开了花名册，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 周恩来顺着花名册的顺序，从前到后，依次点名，从司长到科员。 “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已经举行了开馆升旗仪式了。” 他又点李克农。坐在他身旁嘴上留短须的李克农应了。 他说：“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他转身对李说：“三年前，你在北平军调部任我方秘书长，就在军统局特务的监视下作外事工作。” 点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作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 他又点到王炳南，说：“办公厅主任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在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 “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 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瑞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精于日文，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 点到乔冠华。戴着眼镜、个子修长的乔冠华站起来了。 他招呼乔坐下。他问：“你家里，早几辈都是秀才吧？” 乔冠华答说：“祖父以上几代都是，只是父亲这代断了档。” 他笑说：“所以他就读书特别发奋，在清华大学苦读黑格尔的哲学，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又攻读康德的哲学，在德国杜宾根大学又以研究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我们这儿还有外国博士学位的吗？” “有。”龚澎站起来说，“我们司副科长浦三同志，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有人鼓掌） 他有点惊诧地说：“哦，我们外交部真有不少人才呀！浦三同志多大了？哪里人？” 浦三站起来说：“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一九二三年生。” “江浙多才子，我就不行啦。”他说着，又问，“你英文一定很好啦？将来可以大显身手。” 浦三说：“英文马马虎虎能用吧。” “你就不要谦虚了。我们不行了，岁数大了。做外交工作的，都要学习外语，已经会的要提高，不会的从头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他说到此，又想起继续点名，“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他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夫人。（有笑声）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在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去人家还是这么叫。” 大家都齐声说：“她是我们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他说：“不。还有一位。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同志是我们国际司的副司长。” “董越千同志，我们这幢楼前不久还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办公楼，越千同志原是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他在北京大学学的英语，抗战期间，接待过八路军的美国朋友卡尔逊，担任过白求恩大夫的翻译，军调部中共参谋长办公室主任，北平解放后，担任中央外事组新闻处长。他现在担任我们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任国际司司长。” “宦乡，这是笔名还是原名？”他问。 “是原名，也是笔名。” “我们都读过宦乡同志好些有见地的文章。他长期以来在新闻战线工作，抗战后，在上海担任《文汇报》主笔，天津解放了又出任天津《进步日报》总编辑。在我国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担任筹备组副秘书长，现在担任我们西欧非洲司司长。” “柯柏年是美洲澳洲司司长。柏年同志是我党老党员了，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抗战期间在延安参加了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参与接待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研究处长。” “赖亚力同志是部里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处处长。抗战期间，他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任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五年考取资源委员会经济官员赴美国实习，后来参加纽约《华侨日报》工作，还担任去美国的冯将军的秘书，去年与冯将军一行离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上个月被选为中苏友协副总干事兼秘书主任。” 周恩来将到会的同志一个个都点到了。点名之间，可见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对于手下的干部情况极为熟悉，遇到不熟的情况，他还询问一下；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会场常激起笑声，气氛显得轻松、活跃、热烈、团结。 点名过后，王炳南宣布外交部成立大会开始。 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 当本世纪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种种惊涛骇浪，真正作为东方的巨人而屹立于世界之林，五星红旗飘扬在五大洲二百多个驻在国使领馆上空的时候，我们来回顾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仍会感到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而特别亲切！ 简朴的会场，庄严的时刻。 那个晚上，点名过后，王炳南先作开场白： “今天到会的有一百七十多人，是外交部的全班人马。外交部的建部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上顺利完成了任务。有了办公地点，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今天的其他单位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部长、李副部长等的直接领导之下，我们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现在请周部长给我们讲话。” 热烈的掌声过后，周恩来开始讲话。他说：“每一个机关都要开一个成立大会，我们也不例外，这也算是形式主义吧。” 他的话一下又把大家逗笑了。 接着，他掏出一张写了提纲的纸条，放在桌面上，就侃侃说开来了： 开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与打算。我们外行人办外交，对外交这一门学问是没有的；外语学校的同志主要的是学习外文，其他的少数干部虽说是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验加以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 外交部成立以后，我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座的大半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里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若干学生斗争经验，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到光荣，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 会场上真是寂静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讲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有的人刷刷地作记录。 他继续说着： 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年义和团盲目排外的教训，另一个是最近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包瑞德前来华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办事，被我们的同志莽撞行动，强令写下对我反美宣传画的意见。 他谆谆不倦地教诲说： 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热情是可贵的，然而它的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则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 他还细细叮嘱在座的同志们说： 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打“文仗”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需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点很重要。 周恩来讲话之后，李克农副部长也作了简短的讲话：我今天只讲三句话。一是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外交工作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二是要积极学习，学好《共同纲领》上的外交政策；三是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区别好人民的颂扬和帝国主义的捧场。 最后，周恩来接过李克农的学习话题，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议： 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学习方面的。我们的同志大部分是才工作不久，外交的知识和一般的社会知识都不够，因此要紧的是学习，每星期至少要有几个小时学习。我们在工作中固然是学习，但是在学习中也要学习。我们对于旧的外交人员给它一个整体的否定，但是在旧外交系统中个别有经验的外交人员，如刘泽荣先生，以及巴黎起义的外交人员如凌其翰先生，我们还是应当尊重他们的。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材料，我们还是要学习。因此我提议，在我们的外交机构中，要建立起新的学习制度。 王炳南宣布散会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后来收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一书中，以“新中国的外交”为题，作为该书的第一篇。 这个成立大会，使与会者都感到很兴奋，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从此迈开了自己的步伐。 （26）终于在武汉偏僻狭小的胡同里找到伍修权，在南京阅兵时，袁仲贤突然接到了调令，粟裕对姬鹏飞说：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你黄镇净碰上了新鲜事：设计军旗、拍摄电影、去当大使，耿飙驾着军用吉普来报到，邓小平对王幼平说：我们三个只去一个不行，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几乎都是将军 <strong>1949年秋冬—1950年初，全国各地—北京</strong> 周恩来打电报给伍修权：要不要派飞机来接？ 那时候，从东北出关的部队都打到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了。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了。已经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想到，自己从1925年离开家乡武汉就没有回过家，在完成了警戒和护卫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通过东北全境的任务后，经东北军区负责人高岗批准，他就乘火车回武汉探亲，走的时候，连警卫员都没带。那是1949年12月后半月的时候。 他家原来住的地方已经在战乱中连房子都没有了。他好不容易才在武昌一个偏僻狭小的叫做戈甲营的小巷里，找到了亲人，几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住着他的全家人。当年亲自到汉口码头上送他投身革命的父亲已经去世，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也战乱中先后去世，还留下老五、老六和最小的弟弟，他们都靠以自己的劳动汗水换取的一淀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他回忆说，母亲对于儿子出去二十四年没有回家，杳无音讯，现在一下子出现在自己面前，离别是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重逢时已经是四十开外的壮年人，她真是老泪纵横，惊喜万分！ 在有些人看来，他当的官不小，这次回家，没有去住什么政府招待所，就在自己家里，陪着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同睡在一张破木床上，每天吃着母亲和亲人亲手做的粗茶淡饭，只觉得无比的香甜甘美。每日每夜同亲人们有说不尽的往事，诉不完的别情！ 他才住了个把星期，一天，在武汉的中南军区司令部急匆匆派人寻至戈甲营，在小破平房里找到了他，送来了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报。通知他立即赶到北京去，执行新任务。总理在电报上还问：要不要派飞机来接？ 他赶快通过中南军区电复周总理：我马上搭火车去北京，抓紧时间是来得及的。就这样，他席不暇暖，又一次告别了家乡和亲人。 到了北京，去中南海向周恩来总理报到。周总理才交待了任务：今后调外交部工作，过几天就随我到莫斯科去，会同正在苏联的毛主席进行中苏会谈，你俄文熟练，协助我作一些具体事情。立即准备，很快就出发。调动手续以后从苏联回来再办。他连在东北军区的工作都来不及交代。 在这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只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消息在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布。 时间太紧迫了，他什么准备都来不及做。他就跑到前门外的估衣店里，临时买了几件现成的衣服。他这才脱下了穿了二十几年的军装，换上了西服和大衣，还买到了一顶高高的黑皮筒帽子。 伍修权将军就是这样走上了新中国的外交战线。1950年1月10日，他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又一批访苏代表团，去莫斯科与毛泽东会合。 从苏联回来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受命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初登国际舞台，控诉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 开国大典那天，在南京刚刚阅完兵，袁仲贤就接到了赴京调令 秋雨绵绵之中，美式十轮大卡车牵引的野战炮纵队驶过了，装甲车、坦克车组成的纵队开国来了。随后，是群众的游行庆祝队伍。广场上的群众欢呼着。人海旗浪在广场上激荡…… 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在南京的中心广场上，也在举行阅兵式。刚取得渡江战役胜利不久的人民解放军精锐之师，在前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广场上雄纠纠地行进。南京市军民在欢呼喜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主持准备这次庆祝开国大典的阅兵活动的三野参谋长兼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很是兴奋和激动。他与华东局第一书记、二野政委邓小平，二野司令员、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等领导人一起，站在检阅台的的中心。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对刘伯承等说：“今天真值得我们高兴啊！在过去蒋介石检阅蒋家军的地方，我们在检阅埋葬蒋家王朝的人民军队。” 在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在向游行的军民挥手的时候，他已经心驰神往，在幢憬新中国的未来。他并没有想过自已要从军队中改行，自从年轻时读广州黄埔军校、后来又参加南昌起义以来，他就与戎马生涯为伍，他现在在检阅台上向往着新中国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他曾经想过将来老了，还可以到军事院校任教…… 可是，就在这庆祝活动结束的时候，刘伯承司令员笑着向他走来。邓小平也笑着向他招了招手，就先离开了。 他俩笑什么？他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然，刘伯承将他拉至检阅台的一旁，并没有坐下，站着说话。 “仲贤，中央刚才来了调令，小平同志让我特地通知你，要你从速赶往北京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他着急地问。 “通知没有说。当然是革命的需要哟，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国家有许多事要做呵！”刘伯承望着他，取下眼镜擦了擦，又有点惋惜地补充说，“我们刚刚会合共事，可惜又要分道扬镳了。” 当晚，他在作紧急赴京的准备时，他心里有一个预感，他依稀感到这个调令似乎与大军渡江攻克南京时自己曾负责处理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闯入长江事件有关，但他没有想到今后有好几个国庆节要在海外渡过，也不知道将在新的“战场”上将如何战斗；但是，他感到踏实的是，他又将在敬爱的严师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使他对未来的所要担负的使命充满了信心。 整整一年后，1950年10月1日，袁仲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在新德里的大使馆里，主持举行了隆重的国庆招待会，印度总理尼赫鲁破例前来出席。 他回想起一年前的绵绵秋雨中，在南京阅兵的情景，觉得这一年他的人生道路的变化太大了…… 粟裕对姬鹏飞说：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在那个时候，人们就亲切地称他为“吉洛将军”。 他原来名叫姬鸿，又叫吉洛。他到外交部是周恩来点的将。后来，周恩来在西花厅单独接见他的时候，对他说：吉洛将军，声名遐迩，现在名字改过来了，很响亮，很好嘛。 他是不愿意来做外交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这年他三十九岁了。他说青年人才改行，中年人就不兴改行了。他是山西临猗人，所干的最早的的“行”该算是“医”了。他很年轻时去西安当盐行学徒，没干多久就转了行，去一个陆军医院当看护，一干就是好些年，兴趣来了，还跟着学医。经过几年后，由看护升为军医。1931年参加了有名的宁都起义，成了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5月入党。在红军里也还是干“医”这一行，历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医处处长、红五军团卫生部部长、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到陕北以后，还是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抗战爆发后，前方需要干部，组织上要他转行了去做政治工作，长期医疗工作形成的做事谨慎、细致、绵密的风格，也适合做对象同样是人的政治工作。 1938年后，他历任新四军司令部后方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委员、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抗战后期，任新四军第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一师三旅兼苏中军区第四分区政委、中共苏中区第四地委书记，苏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政委、中共苏中区委书记。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委、苏北兵团副政委。在建国前后，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渡江战役之中，第七兵团是最早的渡江的三野谭震林集团的两个主力兵团之一，第七兵团在姚家沟渡过长江后，奉命急速东进，切断宁杭公路，于5月3日解放风景名城杭州。 杭州解放后，姬鹏飞担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与杭州警备区副政委。建国后，他是向往着为未来新中国的卫生医疗事业有所贡献。但，1949年11月间，突然接到了中央调令，让他立即赴京去外交部报到，使他大觉意外，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部门。他说，要是叫我到卫生部报到，我绝不会感到吃惊。怎么能干外交呢？外国话都不懂。 他和夫人许寒冰去上海，找了老上级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希望能够不去。 粟裕对他说：“吉洛将军，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呵。再说，这是国家外交工作的需要。” 他就决定服从组织需要了。离开上海之前，粟裕还请他夫妇俩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件大衣，给他夫人买了一身衣料。 他这就来了。当时路上还不安全，他和夫人许寒冰带领一个警卫排告别第七兵团立即动身。 原定他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后因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他奉命改任驻民主德国（东德）大使衔使团长，于1950年10月12日递交了国书。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大权仍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因而外国大使都使用外交使团团长称谓。1953年11月，苏联军管会撤消后，外交机构遂改称大使馆，使团长即改称特命全权大使。这样，姬鹏飞又作为新中国驻民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再次向威廉·皮克总统递交国书。他在一个任期内，向同一个总统递交两次国书，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特殊的、仅有的。 他从民主德国回国后，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港澳办主任等职。他过去从医形成的细致、绵密、谨慎的风格，对他掌握外交艺术，成为杰出的外交家不无益处。 晚年忆及往事，有朋友对他笑说：不愿干外交的最后还成了外交部长！ 你黄镇净碰上了新鲜事：设计军旗、拍摄电影、去当大使 开国这一年，久经沙场征战的黄镇将军所作的事，与别的将军有所不同，另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年底知道他要调外交堡的时候，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今年老兄你干的净是“特殊”的新鲜事：设计军旗、拍摄电影、去当大使！ 当时，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属的第一研究室作主任，刘少奇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们随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在西柏坡附近的村子，因为他懂美术，受命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设计，还列席了七届二中全会。他带领着一个班子，在选择和审定各种各样的军旗与军徽的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是从中原、华北、东北三大军区和中直、军直等单位与个人寄来的或是送来的，作者其中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干部战士，也有部队高级指挥员。连威名赫赫的刘伯承司令员也设计了一幅军旗图案，派人给送来了。爱好绘画的黄镇自己也设计了一幅。 中央从西柏坡迁至香山时，他属于跟随解放军总部第一批进驻香山的。经过两次精选以后，最后挑出了十三幅军旗图案、四种军徽图案呈送中央五大书记审定。毛泽东看了后，指示说：军旗上要有“八一”两字。于是，黄镇按指示自己动手设计，还联系了东单的一家裁缝店加工制作，最后摆在香山的总政附近的一个广场里摆开，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来审定。毛泽东等一边审看，一边听周恩来介绍设计、制作经过，就将样式定了下来，决定于1949年6月15日启用。黄镇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中央军委颁布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命令》，以“新华社北平6月15日电”的形式向全国公布。《命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7月间，他又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9月间，斯大林派了电影摄制组来拍摄新中国成立的纪录片，拍摄开国大典，这些苏联拍摄人员保管胶片不善，不幸失火烧了底片，本书在前面已有记述。事后，中央决定与苏联合作拍摄这部纪录片，黄镇作为总政治部的代表，担任该片的顾问，刘少奇亲自为拍这部影片写了介绍信，介绍中苏两国人员组成的摄制组到上海、南京一带拍摄。黄镇也免不了跟大导演去为拍片奔波。 开国大典后，解放军总政治部要逐渐恢复原建制。1948年时总政还在山西时的机构很精简，下面没有其他部门，只有第一、第二两个研究室，黄镇领导的第一研究室管组织、人事，第二研究室管宣传教育。进北平后，这些战时作法已经不适应形势了，总政工作多了，面也广了，已经制订了政治工作条例、党委工作条例和干部管理制度瞪。这年冬天，黄镇受命带领了一批干部筹备组建总政下属的总干部部。 正在忙碌时，中央来了调令，要调黄镇朱霖夫妇去外交部报到。接到调令当天晚上，朱霖听了有意见：“你去国外作外交官吧，反正我要在国内干工作。” 黄镇说：“你不去怎么行？我岂不成光杆大使了？” 她仍然想不通：“我要去找领导谈。” 他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思想不通也得先去报到。” 好在都在北京城里，他们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大包袱、两箱子书，还有五个孩子从总政到外交部来报到了。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又搬到新华饭店。全家人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和席梦思。朱霖还是不通。 次日，调外交部的将军们都来了，袁仲贤、姬鹏飞、耿飙、翰念龙等，一见面都乐了，都是命运相同的战友。当时，还宣布了黄镇是调干班的支部书记。他笑着指指朱霖说：“我当支部书记也没办法，做不通‘人家’的思想工作。” 袁仲贤就对朱霖说：“你不要生气。我们办外交，依我看都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将来，我们男的穿上西装革履，是演戏；你们女的，穿上旗袍、高跟着鞋，拎着个小包包，也是演戏。” 朱霖被袁仲贤给说笑了。 半年多后，1950年7月，黄镇带着手下连朱霖在内的六个外交官，乘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出发了。他们要在莫斯科转车，前往布达佩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来，又成了驻雅加达、驻巴黎、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成为中国杰出的外交家。 在北京，耿飙自已驾着军用吉普车找到了外交部 他在路口踩了刹车，让东单大街上的有轨电车“当当当”地响着驶过，他才驾着自已的美式吉普从协和医院往东，找到了外交部。 在这批将军当中，只有他是亲自驾着军用吉普来报到的。 新疆和平解放，大西北的革命战争基本结束了，1950年元旦也刚过，他就在十九兵团驻地接到中央的调令，令他即赴北京去外交部报到。他当时担任着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他刚拿到李志民政委递给的调令时，感到十分意外。杨得志司令员与李志民政委就一个人一句地对他做思想工作：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 “枪杆子重要，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 “扳着指头数，我们兵团的干部，也只有你最合适搞外交了。” “你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交道很有一套，周总理记着你呐。” 杨得志知道他爱开着那辆缴获的美式吉普，平时，他就经常开着它到各军军部和部队基层去办事。为了表示兵团的盛意，杨司令员就提出说：“我和政委商量了，告诉后勤部让你将那辆吉普车带走，算是兵团的一点心意。” 他考虑到外交部刚建不久，车辆和司机都缺乏，自己带车去可以减轻机关的负担，所以就表示接受了。 刚报到不久，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对他说：“在这批首任驻外大使的将军中，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他听了很是惊诧。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周恩来看他很惊讶，便问，“你知道联合国这个组织吗？” 那时，他确实知之不多，就据实答道：“我还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 周恩来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就说：“董老是当时三名中国代表之一。” 不久，因新中国进入联大的问题当时还难于解决，耿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于1950年9月抵达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就任。在任期内，他还与当时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交上了朋友。后来，促成了哈马舍尔德1955年元月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会晤，使其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王幼平最不想干，却成了新中国任职时间最长、出使国最多的大使 至今已进入建国的第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人打破他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创造的“三十来年外交生涯、驻使七个国家、其中四次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记录。 有人统计过，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任职时间最长、出使国家最多的驻外大使，就属王幼平将军了。在他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先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和苏联等七国大使，其中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与马来西亚四国为首任大使。 但是，在当时奉命调外交部的诸多将军中，王幼平却是最不愿意干外交，最不愿意当大使的。 新中国宣告成立时，他在二野第五兵团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山东桓台县人，有山东汉子的倔劲。五兵团是二野刘、邓属下的主力兵团，当时正集结潜伏在湘西邵阳地区待命好一段时候了。10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四野进军广西，二野进军大西南。当时，中央还指示让第五兵团的第十八军作好进军西藏的准备。那时，他听说后还打了报告给刘、邓首长，要求与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一起进军西藏。这次，中央要求第五兵团指挥部从邵阳地区率所属第十六、十七与十八军三个军，加上第三兵团第十军，共四个主力军的兵力，在第五兵团杨勇司令员与苏振华政委的指挥下，以突然动作经芷江西进，进入湘黔边境，并要求11月15日攻占贵阳。 就在部队出发的时候，兵团收到中央“调王幼平星夜来京”的电报。 王幼平接令即动身，辞别了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乘坐吉普车与西进部队反方向奔驰。在路途中，随着吉普车颠波着，他心里在想，是不是上级同意他参加进军西藏，先到北京谈话？细细一琢磨，又不象要去西藏。他心里好不踏实。赶到长沙，听说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离京即将到此，他于是就住下等候。次日清晨，他赶早去见刘、邓首长，首长们正在吃早饭。 寒喧过后，他就问：“调我去北京干啥？” 邓小平与刘伯承交换了一下眼光，就回答：“搞外交。出国当大使。” 他就坦率地说：“我可干不了。” 邓小平说：“我看你干外交还可以嘛。” 他赶忙说：“我不愿出国当大使。请收回成命吧。我请求入藏的报告首长可看到了吗？恳请邓政委批准我和张国华军长一起率第十八军进藏。” 邓小平干脆说：“你要求入藏的报告已经看到了，晚啦！中央点名调我们三个兵团的政治部主任去当大使，三兵团阎洪彦、四兵团刘志坚和五兵团的你。阎要求不去，中央已同意。调三个人，只去一个，向中央交代不了。” 当时在座的宋任穷幽默地插话：“你搞外交还可以，就是邋遢点。” 他懂得，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只好告别首长，换乘火车赶赴北京报到。然而，他一向认为自己不适合驻外大使的职位，每次国国休假、述职，他都要去中组部请求调动工作。他每次表示不愿再干了，但每次接着又被派出去。这样一下来，他就反复去了七个国家当大使。最后，在他六十九岁那年，还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他晚年回忆说：“我至今为自己未能进军西藏而感到非常遗憾！” 那次告别部队赶到北京后，经过培训学习，他于1950年8月，率领一班人到达布加勒斯特，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中，将军占了绝大多数 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十五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被人们泛称为将军大使。除了从地方干部中调来的姚仲明、吉雅泰、冯铉及著名作家巴人（王任叔）以外，其他的大使都是将军。 除了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介绍了的多名将军以外，新中国首批派往国外的各种使节还有如下的人员： 北京人，当年五十岁，黄埔军军学校五期步兵科肄业，历任红军团长、师长，抗战时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出任大使前，任人民解放军辽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并任东北军政大学及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湖南省长沙市人，当年四十三岁，黄埔军校肄业，参加过秋收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团长、师长、参谋长、代军长等。出任大使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三野的兵团副司令员、第三十二军军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1950年9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湖南省常宁县人，当年四十三岁，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红军团长、师参谋长，抗战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出任大使前担任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北平警备副司令，后来还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员。 1950年7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贵州省仁怀县人，当年41岁，早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先后在新四军任旅与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师政委、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底调至外交部前，任三野第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1950年底奉命往朝鲜，领导志愿军的战俘管理工作。1951年9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湖北省大冶人，当年三十六岁，十五岁参加红军，早年在红军中从事电讯工作，参加了长征，抗战中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调入外交部前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二分局局长，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兼政委。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广西东兰县人，壮族，当年三十六岁，十五岁参加红七军，参加了长征，在红军中任团长，抗战中任新四军旅长、旅政政委、副师长、师长，解放战争中任纵队司令，1949年冬调外交部前，任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政委。 原拟派往联合国任代表。中越建交后，1950年初赴越南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 江西南康县人，当年四十一岁，历任红军军长、师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战中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的三五八旅政委，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后任太原警备司令，接着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1950年初赴越南任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代表。1954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浙江省奉化人，当年四十九岁，著名作家巴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从事反法西斯抗日活动，调至外交部前，在中央统战部任副处长。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山东省东阿人，当年三十五岁，抗战中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在延安任中央党校文教主任兼秘书科长，抗战胜利后，任烟台市市长、潍坊市长，1950年初调外交部之前，任济南市市长兼市委第一副书记。 1950年8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内蒙古默特旗人，蒙古族，当年四十八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回绥远开辟工作，1929年到莫斯看东方大学学习， 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天津、内蒙、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展华侨工作，1946年回国后，担任中共内蒙古呼纳盟盟委书记。1950年初调外交部。 1950年7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江苏省武进县人，当年三十五岁，青年时代从事工人运动，参加领导过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1933年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40年到延安后，任中央社会部情报室主任，担任国际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1950年初调外交部前，任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 1950年12月，中国瑞士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首任公使。 （27）培训大使就从住饭店开始了，“夫人”与“太太”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派邓颖超来看望，将军们从窗户洞眼后观摩毛泽东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毛泽东对将军大使们笑着说，你们出去都不会跑掉，我们放心 培训大使就从住饭店开始了…… 将军们到外交部报到后，周恩来让外交部办公厅给物色了一个饭店，就是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让大家连家眷一起集中住下，开始举办当大使的培训班。别看这些都是威名赫赫、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兵团级也好、军级也好，长期以来都是睡老乡见的门板上、炕上，地上、窑洞里，或者镇头村旁的庙宇中，有时甚至青纱帐里。因而，当时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就曾说，将军们首先适应住城里饭店也是一种培训。 在解放初的北平城里，除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排列下来就数得上新华饭店了。据耿飙在回忆录里说：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特别是睡在弹簧床上，整个身体好象陷在“坑”里，翻个身要花很大的力气，还上下颤动，害得人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稳。但是，我们知道，对这些自己必须习惯起来，自在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习惯。 黄镇翻来复去睡不着，后来干脆将被褥铺到地板上睡，早上起来放回床上才开门。这个睡法延续了多年。 培训班在外交部街三十一号的老礼堂上课，请了国内的学者专家如何思敬、王铁崖等给大家讲国际法。 外交部举行了外交文书展览，为他们展出了照会、国书、会谈纪要、备忘录、双边协议……等等各式各样的外交文书格式样品。 还请了毛岸英给大家讲在苏联留学的所见所闻与各种体会。也请了苏联大使驻华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大使驻华埃夫朗科等，给大家上课，由毛岸英担任翻译。那时候，实际上担任越南驻华使节的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化名姓蔡，会讲中国话。 培训班还组织了参观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还集中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最有意思的是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人员讲外交礼节了。 胡济邦是去过许多国家的女记者，曾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作三秘，是地下党。她回国后就参加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筹建工作。阎宝航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后原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抗战时加入了地下党，曾任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是个“外事通”，长期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调来外交部之前，他在东北人民政府任秘书长。 胡济邦、阎宝航还领这一群大使夫妇去北京饭店学摆刀弄叉吃西餐，怎么摆台，安排主人客人的位置。 阎宝航抖着餐巾铺在胸前示范时，说：“平时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 吃西餐时，大家手忙脚乱的，有的使出了汗，就慨叹说：“这小小刀叉，真比使用三八大盖还费劲。” 阎宝航又结合礼仪给大家说笑话：有一次，李鸿章在巴黎一家有名的饭店请客，吃完饭，就按旧中国官场的客气话，对客人们说：“饭菜不好，招待不周，请多多原谅。” 饭店老板听了，就对李鸿章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饭菜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说不好？今天来吃饭的都是巴黎有身份的人士，你这一说，以后我这家饭店怎么开呀？” 这天，大使们穿了新的中山装，夫人们穿的旗袍或者连衣裙。夫人们穿了这些，自以为很漂亮，但胡济邦过来检查，说这个人的内裤太长，露在旗袍外面不雅观，说那个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礼貌；还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擦口红、抹一点粉。 朱霖听了生气了，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干吧！我不想做这样的工作。” 有的夫人也附和着，很有情绪。 邓颖超来培训班给女同志们讲做“夫人”与“太太” 有天晚上，住在饭店的培训班的女同志们，确实火了！ 她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这些天来压抑着的不满情绪爆发了。会上，大家慷慨激昂，满腹牢骚都抖了出来，坚决反对当夫人、太太！ 原来，这天在培训班上，部里有个领导来讲话时提到，女同志到使馆后，就不要做什么工作了，学习外文，配合外交官做好外交工作，参加对外活动就可以了；在外交场合，称你们为夫人，华侨叫你们太太，你们也不要忌讳，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国际的惯例，苏联也如此。 这天晚上，她们吵成一团，有的还为此吵着要离婚，有的要求返回部队。大家都说跟男同志到外交部是倒了大霉，坚决反对当夫人、太太！大家一致推选朱霖（黄镇的夫人）和王珍（韩念龙的夫人）作代表，向上反映情况。 她俩到外交部要求周外长接见，说得声泪俱下。部领导接见了她们，表示一定把她们的意见向周总理转达。 周恩来获悉后，很快就派邓颖超来看望培训班的女同志们。朱霖在其悼念邓大姐的回忆文章《一个女外交人员的良师益友》中，作了有关记述： 第三天，周总理就派邓大姐到学习班来看望我们。邓大姐说，恩来同志派她来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大家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女同志也一样。你们是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和旧中国的外交人员不同。男女同志都应安心工作和学习，争取当优秀的外交战士。听到这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邓大姐特别讲到，在驻外使领馆，人手少，任务重，事情多，你们出去后一定不要闹名誉地位，要根据工作需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把工作做好。 那天，邓颖超来到培训班，还用现身说法，举例来教育她们。 她说，她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办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她太太，还闹过笑话。有一次，电话铃响了，人家说要找周太太，她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回答说，我们这儿没有周太太；但放下电话才想到，人家找的就是自己呀。后来，电话又来了，找的还是周太太，她就应了。 她还说，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你太太就太太吧，叫你夫人就夫人吧，不要忌讳。在外交场合，夫人、太太地位高，因为你是高级外交官的夫人、太太。人家一般不给外交官讲的话，却给夫人、太太讲，认为枕边话可以影响丈夫。她说，他过去在中共代表团，对外是代表，在内部也兼做其他工作，例如：打算盘做会计，刻蜡板作抄写；你们出去以后，环境特殊，使领馆工作人员少，什么工作都要做。 邓大姐还要求大家，出国后要保持党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勤俭为本，要想到出去以后就是新中国的代表。 邓大姐一番话，使大家思想一下子都通了。 通过窗纸的洞眼，观看外国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 透过窗户纸的小窟隆，他们在观摩庄严肃穆的勤政殿里，外国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的礼仪。他们早就盼望着观看这个礼仪了，因为毛泽东一直在苏联访问和会谈，尽管有的外国大使已经到京了，也还安排不上呈递国书的正式仪式。 这天是1950年3月10日下午，那是毛泽东刚刚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几天之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安排他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几个小房里，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提奥多拉·鲁登科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不让我们这些将军大使将纸窟窿捅的太大，说在外面殿堂里看见这儿有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使用铅笔戳个小洞洞。据耿飙回忆，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以小见大”嘛。 黄镇将军等胆子大，就到小屋外去，藏身在红木屏风后去要看个清楚。 仪式结束后，这些即将出国当大使的将军们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 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 他们讨论得出了两点共识：其一、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我们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走的步子、站立位置、呈递的姿势等。有人就建议何不趁热打铁，当场就来演习演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里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预演起来。 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了，看见大家热情很高，一面点头表示赞许，一面又笑着说：“你们演习是必要的，但我要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每个国家呈递国书的礼仪规定，都各不相同。你们上任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请教，取得他们的帮助和配合。” 周恩来停了片刻，笑着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将军们都喜出望外，格外兴高采烈。 毛泽东接见大使们说：你们出去不会跑掉，我们放心 周恩来领着大家走进来，在大厅里的毛泽东就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跟大家逐一寒喧握手。跟认识的就说几句风趣的话，有几位他不熟，握手时就听周恩来在旁边介绍。 毛泽东先与走在前面的耿彪握手时说：“哦，老乡来了！长征过甘肃时，我在你那里吃过酸甜苦辣咸的五味西瓜，在延安还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可是，今天我这里没有五味西瓜和酒席招待你们，只有白水一杯。” 接着，他又问黄镇：“你原来那个黄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说：“我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他听了又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周恩来介绍到袁仲贤时，说：“他是黄埔一期的，陈赓的同学呐。” 毛泽东端详着袁将军，连声说：“认得，认得，许久没见面了。袁伢子，原来是老乡呀！”原来，早年是毛泽东介绍袁仲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等大家都坐下来后，他先环视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听说你们不久就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 耿飙在晚年写的《耿飙回忆录》里，对毛泽东接见十大使的讲话内容，作了如下的记述：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大使（当然这首批中应包括已去苏联的王稼祥同志），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是我们历来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 这时，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周总理点点头，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说，当大使的能懂外语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你们在使馆，可以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边干边学嘛。 我们都表示赞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 毛主席幽默地说，我刚才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 周总理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毛泽东说这“不会跑掉”的话，是当时新闻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 在接见中，毛泽东还很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 周恩来点头说：“同意。” 接见快结束时，周恩来补充说，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正文 第八章 一号专列驶往莫斯科 （28）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一号专列，敌特密谋下毒手，毛泽东此行冒着极大的危险和风险，斯大林推翻了过去的承诺，决定暂不改变旧的中苏条约，见过斯大林之后，毛泽东闷闷不乐 <strong>1949年12月6日—12月下旬，北京—莫斯科</strong> 毛泽东终于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一号专列 毛泽东终于开始了酝酿已久的访苏之行。 当毛泽东一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不知道，在此行最重要即签订一个新中苏条约的问题上，斯大林已经改变了主意。这就是导致这次毛泽东离国时间很长，谈判很有艰辛、波折的缘故。 他乘坐的一号专列是于1949年12月6日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的。他只带了陈伯达、师哲、叶子龙等不多的随行人员。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 本书前面曾经记述过，毛泽东近两年来多次希望访苏，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成行。现在刚宣布建国，在工作头绪极多、担子很重、百废待兴的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出国访问，可见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按中共中央所讨论决定的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就中苏两党、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但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谈判与签订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本来，在1949年初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迫的时候，苏方就已经主动提出过愿意废除与国民党政府签的那个旧约。在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也当着刘少奇的面，又一次明确表示：原有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等新政府建立之后，毛泽东即可来苏联解决这个问题。真是夜长梦多，由于斯大林决定在修订条约问题上改变主意。因而，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按过去约定的再次提出访问苏联，苏方回答得并不是很爽快。 11月5日，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在北京的联络员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他想要去莫斯科的愿望。12月下旬是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与苏联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将前往莫斯科，他希望12月份去访问，可使访问更具有公开性。斯大林没有很快答复。 由于过去几次都曾受到斯大林的婉拒，这次，毛泽东就从多种渠道将愿望表达得强烈一些。 三天之后，11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问苏联。11月9日，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刚刚递交国书的中国首任 驻苏大使王稼祥，电文说：“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去拜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访苏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 经过这一连串催促之后，11月12日，苏联终于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七十岁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赴莫斯科访问。同日，毛泽东就给斯大林电报，电报中说：“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与我一道同去。” 毛泽东此行冒着极大的危险和风险 在开国之初，新秩序正在废墟与混乱之中整顿与建立。各个已经解放的城镇里有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乡村山野里有被击溃的国民党部队的残兵和土匪在横行，尤其是专列要经过的东北地区，治安还极不稳定，土匪特务很活跃。毛泽东之行冒着极大的危险。 他这次出访尽管是保密的，但潜伏的北平的特务还是刺探获得了情报，解放军的反特监听台截获了敌特从北平发往台北保密局的重要情报。敌人的阴谋阻挠不了毛泽东的这次访问。毛泽东看到关于这份情报的报告后，在上面批写了：“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访问按原计划进行。 李克农据情报分析，台湾已与大陆潜伏特务联系上了，有两种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一个就是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一带伺机下手；另一个就是，台湾已派特务潜入苏联，在苏联境内寻找下手机会。为此，中央采取了安全措施，专列上带中央警卫团两个连的精干卫队和毛泽东警卫班的七名精干卫士，护送至满洲里边境。另外，中央动用了三个军的部队，从北京至满洲里的铁路沿线分兵站岗，尽管毛泽东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但中央决议，照样执行。进入苏联境内后，毛泽东的安全是苏联的克格勃、国家卫队负责，苏联的一切活动，应该是安全的。但代表团内部也制定了有关的安全纪律。到莫斯科后，陈伯达触犯安全纪律，独自一人离团出去了一天，也没有报告请假，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李克农在国内领导着安全部门破获了两路企图谋害毛主席的特务。其一，破获了发出毛泽东访苏情报的上校特务，缴获了隐藏在北京南池子的敌特秘密电台；其二，在哈尔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一带阴谋炸火车的特务组织。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有人称为“一号专列”，实际的车号是“9004号”。这是一辆美国为蒋介石制造的专列，是渡江战役后在杭州一带缴获的战利品。专列车厢内部很漂亮，内设有办公室、卧室、客厅、卫生间，还有秘书室，工作人员室。客厅很宽敞，摆有大桌子、沙发，可以开会。但这部专列是为蒋介石在南方巡行的需要定造的，在东北冰天雪地的严寒天气里就经受不住检验，车里的暖气经不住酷冷，就给冻坏了，车厢外壳欠厚，保暖不佳。这样在疾驰中就显得特别冷，车厢内有时气温只有摄氏零下十五度。毛泽东在途中都感冒了。毛泽东忍不住就发了感慨，对随车的铁道部长滕代远说： “你铁道部长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看来你们对美国货都还没有搞明白，还有点迷信洋货！我准备冻成冰棍了。” 至于说到他要冒的风险，他也是深知的。 从中苏两党的来往中，他对苏联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是有体会的。抗战胜利，斯大林压他去重庆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去苏联，既要去苏联去争取对新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又要从苏联那里收回因旧的中苏条约而失去的中国的主权和权益。这就有可能触犯斯大林，从而使中苏新关系受到冲击，甚至导致决裂。上次刘少奇访问苏联，斯大林尽管承认旧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没有很明确表示修改的态度。有等毛泽东来再说的不明确的说法。可是，当时，斯大林对刘少奇访苏很是热情，并作了给新中国援助的承诺，这将增加了毛泽东去明确提出签新约的难度。 斯大林推翻了过去的承诺，决定暂不改变旧的中苏条约 他从来只是怕热，想不到莫斯科的冬天如此之冷，摄氏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加上呼啸的北风，要比陕北的冬天冷得多。即使主人是安排了他乘坐的专列在中午十二时整到达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因为气候酷冷，也令人难以适应，车站上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结束了。斯大林也没有去车站迎接。 这天是12月16日，他在路上走了整整10天。 从毛泽东在车站所作的书面演讲中，他是预感到签约谈判是有难度的。他在简短的演讲中，就专门说到这样一段关于条约的话：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跟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在市郊的叫做“姐妹河别墅”的原战时斯大林别墅住下。下午六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作了会见。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斯大林羡慕毛泽东很年轻。两人开始会谈不久，话题就接触到了中苏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十分谨慎而话外有音地问及：“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也不肯挑明，语意朦胧地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嘛既应该好吃，也应该好看。” 师哲翻译出来后，斯大林与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目瞪口呆。后来，才搞清楚是协商搞一个协议，毛泽东并提出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斯大林只准备与毛泽东签一个一般的联合协议和声明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毛泽东内心所指的是签一个正式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时代的旧约。 据双方档案记录表明，在此次会见中，斯大林向毛泽东表示：1945年签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订的，而雅尔塔协议包括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得到的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问题，要变动经过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就有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法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而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斯大林就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考虑后，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毛泽东听了很觉得吃惊和意外，就说：“照顾雅尔塔协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意义了。” 斯大林解释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斯大林在当面提出苏联困难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提出变通的办法：撤出在旅顺的驻军，以便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却做到了”，使民族资产阶级心服口服。 斯大林还说：“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其意见是中苏双方先签一个声明，“周外长就不必飞来了。” 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为难了。因为在出发前，中共中央商定的方案，一方面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的平等互助条约，另一方面却并不急于要求苏军撤出旅顺，因为中国的海军尚在组建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防。现在，斯大林提出的两点意见，正好与中共中央的想法相反。 突然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毛泽东斟酌片刻说：“考虑到苏联在签订条约上有困难，我们有必要采取最适合共同利益的做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但是，目前这个时候不应当修改条约，也不应当匆忙地从旅顺港撤退军队。” 大约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的为难，就说：“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样一种办法，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来。” 随后，两国首脑还讨论了有关苏联的贷款、援建空中运输线和海军建设的问题。在谈到海军的时候，考虑到上次刘少奇直接提出过援助解放台湾的问题，当时斯大林表示不愿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这次毛泽东想退而求其次，就间接而委婉地提出说：“国民党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空军和海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的将领提议，要求苏联援助，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和秘密军事特遣舰队，以便尽快夺取台湾。” 斯大林说：不排除这种形式援助的可能性，但最主要考虑的是不要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如果是派参谋和教官，随时可以提供，至于其他形式，则要仔细考虑。斯大林还提出：中国可否考虑挑选一批伞兵把他们空投到台湾去，来组织岛上的起义。这样进攻起来理由更充足一些。 两天后，从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对第一次与斯大林的会谈并不十分满意。关于打算签约遇到的新情况，他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一下，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 据当时苏联的记载说，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毛泽东“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一直闷闷不乐”。 （29）谈签新条约受阻，毛泽东对苏联人拍桌子、大发脾气，英国一家通讯社说毛泽东已给软禁，事情却出现了转机，斯大林与毛泽东隔阂消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签订了，毛泽东后来说，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strong>1949年12月下旬—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strong> 为什么毛泽东对苏联人大发脾气 在八年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回忆起第一次去莫斯科时的情景，说起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自己的心情。他说，你们觉得我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在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后至1950年元旦的那些天，他对汪东兴说：“现在我在外国，外事不多，主要是在办国内的事。” 他还让王稼祥大使给他借来一套，说趁有空再看一遍。 那些天最能表明他思想活动的，就是在吃过晚饭的闲暇中，以提问的方式向跟随他的工作人员、卫士等考问国际形势了。据汪东兴的回忆，他问过这样一些问题—— 他问：“德国法西斯何年何月何日向苏联发动进攻？” 陈秉承答：“1941年6月22日凌晨。” 他问：“德国无条件投降又是何年何月何日？” 叶子龙答：“1945年5月8日。” 他问：“二战期间，德黑兰会议什么时候开的？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了一些什么问题？” 汪东兴作了回答。他补充说：“基本答对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争取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国法西斯。事实上，第二战场比会议商定的时间推迟了八个月才打响。” 他又问：“二战期间，雅尔塔会议是什么时间召开的？哪些人参加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沉默片刻后，还是汪东兴答：“1945年2月4日开会。与会的有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三大国外长。会议内容是讨论最后击败德军的军事计划，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的问题。” 他说：“也是基本答对。”他补充说：“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内容是讲欧战结束后，苏联在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问题。” 至于这些条件是什么？他没有对大家详加阐述。 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连他最爱看的也没能看下去。他想的还是条约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导致的旧中苏条约问题，是怎么用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代替旧约的问题。 当时，如果他的莫斯科之行不能顺利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他所受到的压力将是很大的！ 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政府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什么友好条约，在他来莫斯科之前，对这个旧条约仔细作了研究，这个旧的条约，完全可以说，名曰“友好同盟”，实为不平等条约！斯大林过去也承认过这是不平等条约。 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雅尔塔会议和所签订的《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会议，只有美苏英三大国的领袖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三个大人物参加，讨论的是对日作战的问题，涉及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如苏联要求外蒙古维持现状、要求获得旅顺港及获得通往大连的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经营权益，另外就是苏联同时也要获得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代价。对于这样内容的重要会议，却将当时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的中国排斥在外。《雅尔塔协定》是个秘密协定，斯大林和罗斯福达成口头协议，等苏联将二十五个师的兵力调至远东后，罗斯福才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同时开始中苏谈判，签订中苏条约。实际上，这是苏美之间的一场交易。在当时的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为领袖的政府统一中国，这就是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后，对毛泽东施加压力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原因。 但毛泽东也尚能辩证地看待当年签订旧中苏条约的问题，因为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并且苏联也借此能够迅速装备赶至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对于壮大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无论怎么说，不平等旧中苏条约是要废除的，他要克服困难，尽最大的努力签订一个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2月21日，在参加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回到住处，他收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来的电报：政治局开会作了研究，大家赞成如果苏联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一个声明就算了，恩来去莫斯科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 但是，刚刚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却不能用签订新条约来代替国民党时代的旧条约来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无论对提出“一边倒”的他，或是中共中央，都将有很大的影响。 他还不放弃，他还要争取！ 12月24日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后，毛泽东再次感受到了失望。 他接到刘少奇21日的电复后，考虑到预定12月24日还要与斯大林再会谈一次，他于22日一早就把柯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让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这些协定的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磋商，暂不签字，以后再履行签字的事。他对柯瓦廖夫强调说，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定夺。 他在多年后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他说：“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中苏条约），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斯大林）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曾指出：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热情接待，但是还不如少奇同志访苏时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之外，无事可做。这是国际交往中的罕见现象，从中苏刚建交后世界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进行历史性会晤这一角度来看，就更耐人寻味，不可思议了。 外电说毛泽东已给软禁，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事前的转机出现在新年元旦这天。 这天，毛泽东已经向来祝贺新年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示，想准备提前回国了。据前苏联档案称，就在这天，斯大林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一份材料。毛泽东启封一看，原来是斯大林起草的一份“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斯大林在这份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明确地写道：毛泽东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莫斯科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斯大林采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其已经准备与毛泽东讨论新条约的态度。 为什么斯大林会又改变了主意呐？ 当时，其他国家的元首和党的领导人在参加了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诞辰庆祝活动后，都发纷纷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毛泽东留在莫斯科又无任何消息，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12月底，先是英国的一家通讯社捕风捉影地说：什么坚持民族独立的毛泽东给斯大林软禁起来云云，其他的西方报刊也纷纷转载或报道。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 正好在这时，印度继缅甸之后，于12月30日宣布承认新中国，印、缅原属英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从中意识到英美之间的对华政策有差异，如果中苏签订新条约，在原签《雅尔塔协定》的美苏英三大国中，英美就不致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了。 毛泽东坚持签订新中苏条约的态度和西方舆论的压力，以及苏方过去已作承诺现在又变卦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不能不使斯大林重作考虑，意识到不与毛泽东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 斯大林迅速作出新决定：同意毛泽东重新签订中苏条约的要求，还为周恩来来莫斯科作新条约谈判作了安排。 在看到斯大林起草的答记者问之后，毛泽东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第二天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1月3日发表在《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的“答塔斯社记者问”。 但也有中国研究者认为这份《答记者问》其中那些话语是毛泽东自已的。我国外交部的邱静就曾在其为《党的文献》杂志撰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中说： 在这篇访问记中，毛泽东有意披露他这次访苏的目的和不派拖延、坚持重新订新约的决心。 当天晚上八时，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奉斯大林之命来毛泽东住处，询问他关于对签订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当场担任翻译的师哲在回忆录中作了记述： 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主席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由于是否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而引起的隔阂与不愉快，就消除了。 当晚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走后，毛泽东连夜往北京给中央发了两封电报，报告情况。他在当晚十一时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一开头就写道：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从电报中透露出他欣喜的心情跃然纸上。 第二天，他又像往常一样，恢复直接向斯大林通报有关情况和提出援助要求了。他这天一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并附上了前几天北京早就发来了的几份电报，除了通报有关印度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以及美国人企图控制台湾军政大权的消息以外，还特别提出请求斯大林派水电专家前往遭到破坏的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进行调查和处置。 接着1月6日和9日，他在会见苏方人员时，也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他要签订新条约是不得已的考虑。他解释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了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行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跨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而对于苏方对修约存在的顾虑，他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对苏方人员肯定地说：“对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受到重视。”中国将会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 在1月2日晚、3日晨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向中央通报了在签订中苏条约上的进展后，在中央的布署下，首先在北京布署了于1月6日开始的征用东交民巷原外国兵营的行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签订了中苏友合同盟条约，“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关于征用外国兵营的情形，我们将在下一卷中记述。 斯大林与毛泽东隔阂消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签订了 1月1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时外电评论说，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政府代表团，它包括了新政府一些主要部门的要员。 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3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三次会谈，主要就是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谈判之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的配合很默契。至今可以从当时的会谈记录中体现出来。 我们不妨摘引一段会谈记录：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既然希望两国繁荣，那么就不能排出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两个缔约大国要求联合国承担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约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向条约中应该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对在国际上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这时，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以及后来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的谈判中，就很少再发生相持不下、出现僵局的情况。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协商与交涉总的来说都比较顺利。比如旧条约中规定苏方租借旅顺港三十年的问题、大连的管理问题，苏方都相当痛快地表示愿意放弃。反而倒是毛泽东提出，如今新中国海军尚未建立，不如以旅顺口作为中苏军事合作的基地，以大连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至于在讨论到一些具体条款时，尚有一些谈不拢，据一些中苏关系史界的研究专家认为：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苏方过于纠缠于既得利益，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观念；其二，在建国初期，中国党的领导人对于国内舆论的反映极为敏感，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但是，这些已经不碍大局了。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在今天以历史的眼光来回头审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间，虽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尽管现在来看少数条款还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和利益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了主权和利益经条约的形式规定在不长的时间内完全收回，而且条约的平等性质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地位和威望，也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能力。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新的中苏条约的缔结，对于保障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当时复杂尖锐斗争激烈的历史环境中的国家安全，对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对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可以说，毛泽东在开国之初的马拉松式的莫斯科之行，总算达到了最佳的预期目标，收获是巨大的。他为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利益，通过坚持正确的策略和坚韧不懈的努力，促使斯大林最终被迫同意在废旧约、订新约的主要问题上作了让步。毛泽东完成了所肩负的重要而艰难的使命。 毛泽东后来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中苏条约、中长路等，我们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 另一次，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就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正文 第九章 首都“打扫”东交民巷 （30）新中国不允许有外国“驻兵权”，东交民巷，浓缩着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屈辱史，在毛泽东访苏的同时，中共中央布署收回东交民巷的帝国主义兵营 东交民巷，浓缩着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屈辱史 还在刚进北平城的初期，有一次毛泽东问北平市长叶剑英：“你知不知道，你那个亲戚曾纪泽过去住在东交民巷？” 还在延安住窑洞的时代，叶剑英与曾国藩的玄侄孙女曾宪植刚结婚不久，来到延安。毛泽东就曾经向叶剑英谈起过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说他是清朝很能干的使外大臣，出使过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在谈判中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了新疆的伊犁地区。 这次在北平，毛泽东告诉叶剑英，北平史志上记载着曾袭侯纪泽住宅在东交民巷的马可波罗路（台基厂）内柴火栏路，说是马可波罗来华时住在这条路。毛泽东还说，那个时候，曾宅附近的清朝有名的大学士徐桐，在其住宅门口题写了一副很精彩的对联，当时整个京城都为之传诵。 徐桐这副对联云：“望洋兴叹，与鬼为邻”。 当时，东交民巷虽说有了洋人使馆洋行之类，但更多的还是满清政府的各种 衙门及王官显宦的宅府。有通中文的洋人看了对联，而无可柰何；曾有洋人出高价购买徐宅，徐某人不为银钱所动，就是不卖。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搞庚子和议，这些宅府都给洋人强行圈占了。 东交民巷，浓缩着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屈辱史。 东交民巷原名东交米巷，在正阳门内东沿，至崇文门内马路西。南有水关出入，巷内有御河之水横流其间，巷子两头设有栅栏，每天夜里关闭，清早开启。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儿是从南方运大米至北京的集散地，从运河运来的大米就从这儿上岸。南方的糯米在北方被称为江米，由此，这条大米集散的胡同就被称为江米巷，前门以东，就叫东江米巷。 江米巷这一带临近皇宫紫禁城，明清皇朝有的政府衙门五部六院都设在此。吴三桂的府第也设在东江米巷的东口。后来，从明朝周边国家来的朝贡的使臣，还有国外的工匠、艺人，以及赴国子监读书的留学生等，这些外来人日益增多。为此，明朝廷就在京城为这些外国人建一些接待馆舍，礼部所属的会同南馆就建在东江米巷御河中桥一带。至康熙年间，沙俄获准在东江米巷御河桥西边建造了一座俄罗斯馆，作为接待俄国使节与商人的馆舍，这就是东江米巷成为外国使馆区的开始。这座俄国馆舍成为使馆，是1885年沙俄通过与满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取得驻华公使权之后。从这开始，英、法、德、美等国纷纷根据各种强签的条约，在东江米巷地区设立使馆，与清朝的政府衙门及王公府宅混杂一起，并嫌“米”字太俗，东江米巷从此改名东交民巷。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八国籍口组织联军，攻入北京。 1901年9月7日，满清政府与英、美、日、德、法、比、奥、俄、西、意、荷等十一国公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将东交民巷周围一千多亩地划归各国。除了赔偿六亿三千三百十五万银元，及在山海关、大沽、天津等地至北京的交通线驻兵之外，并在第七条中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各使馆管理。中国民人不准在界内居住。（各国）亦可自行防守。” 于是，原东交民巷内的政府衙门与王公府第全部被迫迁出，而为列强所侵占。连不在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和比利时公使馆，也迁进了这个巷内。这里名符其实地成了北京城内的“独立王国”。各国在此大兴土木，扩大区域，并在与中国街交界处构筑外墙，挖掘外壕沟，并以原有的南墙为依托，在东、西、北三面另筑起高厚的城墙，墙上设置炮台、碉堡和枪眼，并配备了机关枪和速射炮等轻重武器。巷子两端原有的栅栏被拆除了，改成了厚厚的铁板门，一旦有事可以紧闭铁门，以防备遭到进攻。铁门由外国警察看守。这个区域还完全属于各公使馆警察权之下，由外国警察执行巡逻，制定了使馆区自已的警察条例，满清的警察不得过问。 使馆区也开办了多家外国银行，计有汇丰银行（英国）、华俄道胜银行（中俄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德华银行（德国）及东方汇理银行（法国）等，后来又挤进来花旗银行（美国）。以上银行军接受满清政府官金之存款，并向中国人发放贷款。 各国公使馆为防御而配备的守卫兵有炮、工、布各种兵种，共两千人，经常驻守防线，以防发生事变。各国兵营内屯积了许多武器和弹药。驻兵权就是那个条约规定的。兵营也就是那时兴建留下来的。 东交民巷内，到处可见西方各国军旗高高飘扬，外国官兵趾高气扬。 中国的门户就是这样被打开了，中国人民和大地忍受着奇耻大辱。 北京的城墙，如果能保存至今，要比如今可以看到的西安的城墙巍峨壮观得多！笔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末年了，我们只能看见诸如德胜门、正阳门这一两座重修而仅存的雄伟城门了。近来，北京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向居民征集散落于民间的城墙墙砖之际，我们该回忆这段痛苦的历史。 上溯至世纪之初，1901年秋冬间的一天，在英军的刺刀和枪口的监护下，英国人用了炸药，轰然一声巨响，炸开了北京城西南的一段城墙。本来北京的城墙都是完好无缺的，英军利用这次事变，以其军队的威力强行拆毁了北京城墙，除兵管原有的京津路外，新铺设了一条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通行天坛东南的城墙，至东便门，再沿内城墙通至紧邻东交民巷的正阳门，在正阳门设终点站。这就是正阳门车站。北京城墙遭破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月6日，在御河桥二号布署的“打扫”东交民巷的行动 在北洋政府时代，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领馆照样享受各种特权。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各国驻华使馆随即南迁。东交民巷的使馆大多改为领事馆，但其中的美国兵营、英军兵营、比利时兵营、意大利兵营、法国兵营、荷兰兵营、到国兵营、日本兵营等等兵营依旧用种种借口和方式保留了下来。有的兵营虽然不再驻兵，但却将土地非法出租，谋取利益。本来，旧沙俄兵营驻有步骑兵一百多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沙俄时代的在华特权，苏联驻华使馆先是将兵营改为民房出租，称为“苏联大院”，后来又改为苏联外交官宿舍。 1941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同美英进行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及治外法权的交涉，但进展不大。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一方面看到战局进入最艰难时期，另一方面看到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略位置的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中国举国上下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美英经磋商后，迫不得已于1942年10月9日同时宣布放弃在华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 但美英两国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迟迟不愿完全放弃其在华的特权。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除了将战败国日本、意大利的兵营收回之外，其他兵营照旧在外国人手里。国民党政府名义上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使馆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名义上是要接收使领馆区的管理，实际上却软弱之极，不敢触及美英等帝国主义的特权。 到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时候，东交民巷的各兵营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中，这个领事馆区仍然是国中之国。 这就不难理解，在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北平入城式的时候，毛泽东要特别批准让我们威武的军队游行穿过东交民巷。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场面，曾使忍受过旧社会的屈辱的老北平人，至今每每想起人民军队的坦克隆隆驶过东交民巷的情景，都还会热血沸腾…… 叶剑英在人民政协会后南下，由聂荣臻出任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在布署执行毛泽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时，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特权和影响时，聂荣臻就曾很形象地在一次会议上说，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中央人民政府组建基本就绪，毛泽东出访苏联谈判废除旧的国民党时代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基本成为定局的时候，就立即开始清理过去时代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各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了！ 1950年新年刚开始，1月2日深夜毛泽东连续从莫斯科给中央发来两封电报，通告取得了与苏联签订新条约的重要进展。 1月6日，中央按既定的布署，开始实施“打扫”东交民巷的行动：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征用美、英、法、荷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兵营。具体行动由北京始军管会出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北京市公安局外侨管理科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逆产清管局联合负责。 征用兵营行动的调查研究工作早已经在1949年11、12月间完成。 这些西方帝国仍然占据的兵营概况如下： ——美国兵营原为清朝的四译馆和东城察院，与原美国总领事馆紧相邻，占地约三十多亩面积。建营之初，驻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约150名左右。在美国的有关记载里，记述着美国海军陆战对在1900年八国联军冲进北京的战斗中如何“勇敢”地通过玉带河的水闸冲进了内城。二次大战中，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参战以后，日本人查封占用了美国兵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遭到日本人囚禁。抗战胜利后，本来美国兵营应该从日本人的占据下回到中国人手里；可是，美国兵卷土重来，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不敢据理力争。1947年初，随着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军调部撤消，这年三月间，驻在这个兵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撤走了。美国兵撤走后，美国领事馆的一部分搬进了兵营办公。 ——台基厂三条街北面约三十多亩地面全是法国兵营。在中国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前夕，法国尚有700多名士兵驻在这里，后来逐步撤往越南。1947年法国人又回到这个兵营来，办了一个“汉学研究院”，没有什么汉学活动，主要是要占住这块地皮。 ——德国兵营建于庚子后，在东交民巷东头，原系广成木厂和附近的民房地基。占地比美、法兵营略小。一次大战德国战败，被迫将兵营的一部分让给了荷兰，其余部分办起了一所德语学校。 ——英国兵营北对长安街、西对兵部街，筑有高墙堡垒炮台。 1950年1月6日下午，在北京市军管会所在的东交民巷的御河桥二号院内，在环境幽雅的北楼里，会议厅里正在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这是军管会召开的对征用兵营行动的最后布署会议。与会的人员都佩着有红五星的军管会证章，脸上都透着临战前的严肃与兴奋，因为他们都意识到是由他们亲手执行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这次爱国行动。 对此行动，军管会主任聂荣臻曾经说过： 现在既不是满清时代的中国，也不是仰承美国鼻息予取予求的国民党卖国贼统治的中国，而是握有充分独立主权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为非为恶攫取侵略特权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他们在梦中去回味过去那段甜蜜的日子吧。我们只有义务来执行中国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却决无义务来执行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 这次开会的地点是颇有意思的。开会的所在的楼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是日本驻中国的总领事馆，它的南邻是日本兵营，北邻是意大利兵营。据说，一次大战后，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的卖国“二十一条”就是在这座北楼签字的。北平解放前傅作义曾将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一度设在这里。 会上制定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即分成四个小组，每组四个人，两个人负责交涉，一个交涉，一个摄影，先通知对方交出兵营，如果对方拒绝执行的话，即施行强制征用。 下午的会议一结束，行动就开始了！ （31）原美国领事看了军管会《布告》，要召开原驻北平各国领事的秘密会议，原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又揭下来了，英国前领事向中方转呈美国的公函，碰了一个客气的硬钉子 军管会在东交民巷贴出征用帝国主义兵营的《布告》 1月6日这天上午，邮差送一个邮包来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提了意见：“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你们美国人的邮件上怎么还写着‘寄往北平’？你们要通知发件人，打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已经改为名‘北京’，已经不是国民党时代用‘北平’了。要不，寄不到我们就概不负责。” 埃德蒙·柯乐布早就给国务院远东科，给转寄邮件的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打过招呼了，可是对方仍然顽固地使用“北平”，而不愿使用“北京”。 这天上午，他还得到消息，英国不顾华盛顿方面的阻拦和反对，已经于上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过不久之后，与他们同在东交民巷的国民党时代的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就会改为英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了。 上午这两件事都使他感到懊丧与发冷。 年头下雪之后，融雪的这几天，天气也格外的冷。虽然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里烧的暖气是好暖和的，在客厅里还烧起了壁炉。但柯乐布还是从心里冒出了冷意。他知道，这种从心里感觉到的冷意不是靠室内的暖气能消融的。这种冷意不是冬至、圣诞后，进入中国人说的数九寒天才有的。从去年春节过后解放军进北平，那美式的坦克装甲车大炮装臂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游行队伍，特意威风凛凛地穿过东交民巷，特意从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经过，他就感到一种透心的冷意。 从那天开始，整个的1949年他都感觉到这种冷意。以前的外交特权都没有了，当局没有干涉他使用电台，却限制了他的旅行。炎夏的时候，以前可以随意去慈禧太后的避暑山庄，或是去北戴河海滨，现在连西山香山都不能去了，最远只能去到燕京大学校园。共产党还中止了美国新闻处的活动。出门车辆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有的车辆只好停在车库里闲着。他不得不因此解雇了一些中国雇员。为此，地方法庭还向法院控告他解雇员工的帝国主义行径，当时不准律师开业，他不得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后来，回国后，他曾经自嘲地对人说：在法庭上，他凭自已三寸不烂之舌而免遭定罪，这就是在难忘的1949年在北京的一次唯一的胜利…… 1月6日下午接近黄昏时分在围墙外发生的事，更使他感到发冷。 这天下午，有几个军制服的干部来到了领馆外面。大门紧闭着。他们没有叫门卫，也没有按门铃，只是迳直在大门旁的围墙上张贴了一张布告。据门卫报告说：“这几个穿军装的干部模样的人，都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证章。” 他问：“他们带了武器没有？” 门卫摇了摇头：“没有。” 他预感到这是军管会下的逐客令，就立即派人去察看，布告上写的是什么？ 军管会的布告上赫然写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布字第十五号） 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 二、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 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予征用。 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关防（印） 主任 聂荣臻 一九五零年一月六日 在军管会的人走了以后，他跑出门去将此中文布告的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布告文字不多，对他这个在中国待了二十几年的中国通来说，读它不是难事。看过之后，他有点庆幸自己前几天刚将放在旧兵营楼里的电台搬回到领事馆的院子里来。因为华盛顿那边的要人经常在对公众的讲话中，不断说到美国绝不会承认共产党中国，这样，北京当局的逐客令迟早都会到来。这不就说来就来了吗。 虽说这一天迟早会发生，但看了军管会的公告，他又很不甘心。 他回到办公室，真是气极败坏。他曾经被司徒雷登大使誉为“美国所有驻华外交官中最有学者风度的一个”，此时已顾不得风度了。他大声张罗叫人将布告抄回来，翻译成英文，去的人步子有点不紧不慢，竟然被他厉声训斥：“你还不给我快点，今晚要赶快发回华盛顿去。” 然后，他拿起了电话。东交民巷地区，除美国领事馆外，还有英、法、意、比、荷另外五国领事馆。 电话打了一遍，马上了解到其他的领事馆的墙上都贴了这个布告。但是，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不久，又有穿军装的人去揭了下来。他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英国上午宣布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刚刚传到了北京；于是，当局就派人将贴在英国领事馆外的布告取消了。 英国总领事包士敦在电话显得很平静地说：“中英两国和好了，他们就自当例外了。” 柯乐布从另外四国接电话的领事的声音听出来，都很惶恐不安。法国领事还问柯乐布：“你说，七天之后，他们会不合动武？” 他也感到有点紧张，就问武官包瑞德：“上校，你说七天后，人家会不会动武。” 包瑞德在延安住过，对共产党的感性经验多，就说：“看样子人家是先礼后兵，但还不至于动武。” 他说：“你知道吗，在满清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这里被义和团围攻，都烧成废墟了。现在这些楼房，都是八国联军打来以后重建的。” 包瑞德想了想：“我看毛泽东、朱德不是义和团，没有那种激烈的排洋情绪，只是对我们总是支持蒋介石很有意见而已。” 柯乐布在北平的西方外交官里甚有影响，他邀请其他几国领事明天到美国领事馆来秘密商量对策。给别的领事馆打完电话，他还觉得不踏实，就又打电话邀了一两个中国老朋友连夜来商量对策。 原英国领事馆墙上的布告贴上去，又揭下来了 从后来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即美国参议院编的《美国与中国1949—1950：关于复交与承认问题》可查出，早在1949年10月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已经将一份备忘录送交美国方面，通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准备承认北京政府。但是英国政府在决定后没有马上付诸实施，除了美国立即表示反对和阻挠之外，当时还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承认新中国，英国尚需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英国早已准备承认新中国，在1949年11月间批准了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进行修缮房子的事情上也表现出来，英国人是准备在北京作长期打算，要巩固这个在北京的前哨阵地了。英方先作修缮的就是隔壁的英国兵营，正式动土木开始修缮，是于12月间开始进行的。 1950年1月6日这天下午，原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刚刚去中国外交部交送了贝文外交大臣关于宣布承认新中国的电函，回到原领事馆，刚刚在沙发上坐下，心情正比较轻松。他正为自己的国家政府已经承认他所驻在的国家而高兴时，就传来消息说，军管会在门外张贴了布告及布告大致的含意。他的情绪骤变，轻松与高兴顿时烟消云散，变得极为紧张与惊慌。他觉得太难以理解了，立即派人出门外去察看布告。此时，他在办公室里惊惶得坐立不安。 包士敦虽说是驻北平的总领事，却不是一个中国通，不谙中文。他要找领事馆雇用的中国职员，已下班回家了。他虽说明白军管会布告的内容，却不知道天它的准确条文。他气得脸都发青了，脑门上青筋暴露，大发雷霆在大骂：“婊子养的，我房子刚快修缮好，钱都白花了！给我都停工！” 正在此时，出门去察看的人回屋里来了，向他报告说：门旁贴的布告又被军管会来的人揭走了！ 他听了感到愕然不解，赶快又指派一个助手跑去看看美、法国、荷兰的领事馆和兵营前有没有布告。 助手旋即回来报告：人家门前的布告都还在。 他情绪又变了！他顿时又高兴地说：“北京军管会终于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了。中英和好了。他们当然要揭掉布告了。我们的修缮工程不能停工。” 包士敦又想错了。 其实，军管会奉命揭下原英国领事馆前的布告，并不表示中国政府对英国兵营放弃征用，而只是策略上的暂缓征用而已。按照原定计划，英国兵营也在此次军管会征用之列，由于当天接到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的新情况，周恩来经请示刘少奇，中央决定此次暂缓征用英国兵营。 对于以后征用英国兵营的事宜，由于随着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中英建交谈判即将展开，中央决定待英国代办来北京谈论建交时，再提出要他们让出兵营，若不肯让出，再实行征用。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于1月17日致电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作报告： 美荷法兵营已征用，英国兵营因已发生外交关系，拟待英代办来北京后用谈判办法要他们让出，如不让，那时再征用之。 英国前领事向中方转呈美国的公函，碰了一个客气的硬钉子 北京的冬日天亮得晚，大约这几个有关国家的领事昨晚都没法安睡，1月7日一大早，天都还没有全亮，他们都已经心事重重地云集在原美国领事馆的会客室里碰头，参加由原美国领事柯乐布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了。 与会的除柯乐布外，有英国原领事包士敦，法国原领事伯亚乐、比利时原领事马兰阁、意大利原领事梅尔凯和荷兰原领事费渊。 柯乐布充当领头羊的角色，故作镇定，给大家打气说，希望众原领事务必采取有致行动，抵制军管会的命令。但是，在座的同行们都信心不足，情绪甚为沮丧，对柯乐布的提议反映消极。其中有人还底气不足、不伦不类地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们到底在人家的地盘上。 包士敦只是礼貌式地来开会，坐了片刻则以英方没有接到军管会正式通知为借口，就提前告辞走了。 尽管他们还在密谋对策，军管会又向美、法、荷、德四国原领事发出五0七号命令，命令四国原领事馆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向军管会腾交前美、法、荷兵营，不得延误。 1月8日，柯乐布再次打电话请各位去开会研商对五0七号命令的谋略。但只有法、意两国原领事来参加，其他的人就不予置理的。 两次开会，说是一起商量对策，实际上都是柯乐布要求别人都按他的意见统一行动。会后，柯乐布就紧急行动，起草了一封致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这封信无非重申1901年9月7日的《辛丑条约》的第七条条文，说美国政府有使用这些土地和房产的权利；并说此项权利业经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国民政府所签的条约予以重申，因而要求北京军管会“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权利之行动”。 他匆匆忙忙写好此信后，看了一遍，又觉得写给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合适，就又将致信聂荣臻修改为周恩来外长。 1月9日清早，柯乐布就将此信送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外事处收到这封信后，指出中美间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布作为普通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表明态度，就将他的这封信退了回去。 柯乐布当然不甘心，经请示了美国国务院后，再写了一封信函，电请国务院让正在进行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人出面帮忙接洽，递交此信函。伦敦方面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以后，答应指示其驻北京的原总领事包士敦出面从中斡旋，转交柯乐布的信函。 在北京市军管会布告所限定的七天的最后一天，也即1月13日，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应包士敦的请求，当日下午在外交部会客室与其会晤。高来含请求见面的理由是谈有关建交的事宜，见面坐定之后，先只谈了与中英建交谈判的几个小事情，然后再露出了真实目的，事先声明说：“我是受英国政府之命，在有一个问题上作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作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含义。” 他说罢，就将柯乐布的信函呈递给宦乡。趁着宦乡正在拆的时机，他又接着使用典型的外交辞令表达意思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对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是希望中国政府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并无加以忽视之意思。” 宦乡一听就明白，不等阅信，即说：“包士敦先生，我必须向你指出：军管会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去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进。” 宦乡说至此，就先将柯乐布的信函稍作过目，接着说道：“你也该知道，柯乐布只是居住的北京的一个普通侨民，我们不承认他有任何资格和权利来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来作发言。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又没有任何外交关系，所以，对柯乐布代表美国政府托你转来的表达美国意见的这封公函，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有当面退回的权利。我之所以不当面退还给你，是因为中英刚开始建立关系，我个人不愿意给你难堪，等一会儿我再叫人退回给你。” 包士敦听了宦乡这番颇有份量的客气话，觉得有点尴尬，连忙说：“感谢宦司长给我个人的这种优待。” 告辞出来，从外交部乘车驶回东交民巷的路上，包士敦越想心情约是沉重。宦乡尽管没有挑明，他也从话中听出来了：别说是美国兵营，就是英国兵营迟早也要交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半年多以前长江上的“紫石英”号英舰受炮击的事件，已经显示了中国新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决心非常坚定，英国方面对此决心没有足够的估计。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在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含糊的。 他意识到，明天就是第八天了，军管会就要采取接收兵营行动了，当然一时也还不会马上触及英国的兵营，但也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他回到领事馆，除了马上打电话回复柯乐布，更需要赶快给南京的“大使馆”去电，报告刚才所发生的情况，便于及早采取对策。 他刚刚回到馆里，秘书告诉他：柯乐布先生已经来过两次电话了。 （32）毛泽东亲自批准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兵营小组出动了，在严寒之中，原总领事柯乐布忙得只穿一件衬衣，指挥属下腾出美国兵营，柯乐布回美国后受忠诚委员会严格审查，蒙受不白之冤 <strong>1950年1月14日—4月15日，北京—天津—美国</strong> 毛泽东亲自批准贯彻征用命令 这一天，风很大，天气很冷。寒风吹着他们一张张庄重严肃的脸。他们都穿着黄军装，有的戴正帽檐，有的将佩带的军管会的红五星证章擦亮，负责照相的装好了胶卷，再一次检查照相机。他们将分组行动去执行征用兵营命令，每组虽说只有四个人：两个军管会代表，一个联络员，一名摄影师；可是，他们都意识到身后是五亿中国人民和新生的共和国。 军管会负责代表知道了，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昨天亲自批准了今天的征用行动。他们都感到无上的荣光。 昨天，经过原英国领事包士敦转呈的美国政府信函，宦乡一看，信中竟然使用威协的口吻，扬言要撤走所有驻华外交官员。宦乡阅后，着人迅速抄下，一面将原件退还包士敦，一面很快就经请示部领导将抄件送到了中南海。 美国政府发出了威协，此事极为重要，刘少奇迅即将此件加写了意见后速电发莫斯科，请示毛泽东： 毛主席： 北京征用外国兵营事，文告已公布，并以命令通知前法、美、荷领馆限寒（韵目代日，十四日）交出。现前美领馆已得美国训令称：“美国政府按照一九四三年中美条约之条项，对于交付坐落于美国总领事署院以西之斜坡地，并无异议，且可承诺而协商该楼房之赔偿问题。但如征用命令对于总领事署院内之任何部分实施，美国政府认为该行动，侵犯其权利，且推断除将其中国所有公署关闭，而将其驻中国之政府官员全数由中国撤退，别无他法。”按此训令中所述斜坡地，原即前使馆区公用地，为美所强占，而其总领属一部人员办公地址，却正系兵营地址。我拟于寒贯彻征用命令，因此可能引起美国撤退所有在华之残存旧领馆，望即指示。 刘少奇一月十三日一时 毛泽东接电后，在一个小时后，即从莫斯科回电刘少奇： 同意一月十三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1月14日上午九时正，集合在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军管会院里的执行征用人员，按原定计划分对美、法、荷三组出动了。 来到靠东交民巷靠北边的原美国领事馆的军管会代表是李幻山和谭志超，带着联络员、摄影师。 他们来到的时间是九点四十分，按响了门铃。门卫见是军管会来人，即作了通报。首先露面的是穿着美军上校军服的武官包瑞德，闪出楼门看了一下，又进去将柯乐布叫出来。 包瑞德向柯乐布报告说：人家只来了四个人，除了领头的腰带上配有左轮手枪之外，没有武器，只是其中有人携带了照相机。 柯乐布原来因紧张而绷得很紧的脸这才有所松弛。 昨天下午，包士敦将转递美国信函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他了，还说看来连他们英国兵营恐怕也难保要被征用。他这才觉得大势不好了，美国国务院的威协只能吓得住蒋介石，毛泽东可不会听从。这回，军管会要来硬的了。晚上，他和包瑞德等商量许久，当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们设想解放军会荷枪实弹、大兵压境式的强行接收，甚至还可能把坦克也开来壮声势。他们已经在考虑个人不要吃眼前亏就行了。掌握中国成语很多的包瑞德说：“明天的情况，可能可以用得着一句中国成语——‘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没有料到，军管会没有来什么荷枪实弹的队伍，就来了三、四个人；柯乐布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走出来了。 一见面，李幻山语调不高却很严肃地问：“你就是柯乐布先生吗？我是北京市军管会派来的代表。” 李幻山就向对方宣布他们是奉军管会之命，前来接管原美国兵营。 柯乐布强作镇定地听着，待李幻山说罢，他就板起脸抗议说：“此房地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发生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美国政府要撤走所有在华的美国驻华人员来表示抗议，我要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李幻山很严肃地对柯乐布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市军管会去说。现在来执行任务，你先给我带路，去察看原来的美国兵营。” 原来，按照事先反复研究，设想了遇到几种情况的应对办法。按既定的方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 柯乐布只好一边抗议，一边带路，通过院墙的一个侧门，来到了与原领事馆紧隔着一道墙的原美国兵营。 对于柯乐布又重复着说一遍的抗议，李幻山厉声对他说：“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征用命令的。” 李幻山等在院子里巡视了一遍，发现院子里堆放的物品动都没有动，根本没有撤离的迹象，让摄影师拍了几张照片，并提出了警告道：“看来，柯乐布先生似乎有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柯先生自己负完全责任。” 柯乐布只好应允在一天之内将原兵营内堆放的物品清理出来搬走，交出这块地方。这样，李幻山答应说：“可以给你们一天时间。” 李幻山等军管会代表走后，柯乐布亲自上阵指挥着一班人员在兵营院子里忙忙碌碌，开始搬运东西。 据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报告：隐约可以看到，在如此严寒之中，柯乐布脱去外衣，只穿一件衬衣在指挥搬运，可见繁忙之程度。 这天征用行动在顺利进行，对美、法、荷三国旧兵营的征用行动与下午四时全部结束。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当地人民政府征用收回。帝国主义利用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驻兵权”，终于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把它们彻底、干净地清除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得知很高兴，在1月17日刚从列宁格勒访问回来，就给刘少奇发的电报中说：采取征用北京外国兵营的行动，“可使外国尊重中国，而不敢轻视中国”。 1月18日，他又在给刘少奇的另一封电报中说：“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柯乐布回美国后蒙受不白之冤 1950年4月10日，柯乐布最后关闭了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这年他已经五十来岁了。 他悻悻然地经天津回国。在天津办理出关手续时，经海关检查扣留了他想携带出境的中国珍本古籍25本、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50件。 他回国不久，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共浪潮，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追查国务院中通共的驻华外交官。他和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几个驻中国的外交官，都受到了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审查和迫害，蒙受了冤案。 1951年6月间，美国国务院的忠诚审查委员会给了柯乐布一张具体指控清单。清单中开列了多种“通共”的罪行的指控，并都标明有“证据确凿”的字样。清单中有这样的内容： 1、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中国汉口与共产党人有交往； 2、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以赞同的态度看待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 3、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在中国北平，有明显的“粉红色”倾向； 4、在三十年代初期，对某些共产主义原则有明显的偏爱； 5、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 6、一九四0年，在中国上海，百分之百的亲共； 7、同下述各类人有（或有过）密切的和惯常的交往：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符拉基米尔·米基耶夫、克劳德·巴斯…… 以上说的都是所谓“证据确凿”的，他被迫去翻那些发黄的旧报纸写材料，也被迫交出了自己的日记。当然，他为此写了好些文字来进行解释。 这份指控清单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尚待证实”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指控他1949年在北平担任总领事期间，在“维护美国的权利和财产不受共产党人侵害方面不力”。 据说，当时新中国中央新闻记录片厂的摄影师拍了一段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降期仪式的记录片，镜头中有中美双方有关人员在场。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在离开北平的总领事馆时，“将每个房间的钥匙都插在锁眼里，并事先降下了国旗，拒绝在共产党提供的移交房产声明上签字”等等。 大约这段记录片与这段文字给人留下了把柄。 他只好在给审查委员会的解释中说，北京记录片里“降旗仪式中的柯乐布，不知道是谁扮演的”。他自己并解释说，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他在维护美国权利和资财上只是“太缺乏灵活性了”。 他曾经请同时期在北平的武官包瑞德上校作证，看他（柯乐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物。包瑞德虽说已经比他提前两个月，于1950年2月间离开北京回国，当然无法参加总领事馆的降旗仪式，就对审查委员会作证说： “我一向认为他可靠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 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柯乐布先生，一个曾经尽忠职守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经过了使他战战兢兢而为期半年多的审查，终于在1951年底得到了一件圣诞礼物：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忠诚，但是委员会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须离开驻外处这个国务院的重要机构。 正文 第要十章 毛泽东说：建交要经过谈判 （33）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缅甸首先承认新中国，毛泽东在莫斯科确定了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缅甸虽先承认新中国，但建交却被印度抢了先 <strong>1949年12月16日——1950年6月8日，北京——莫斯科——仰光</strong> 缅甸，我们南边的近邻首先发来承认电 山间铜铃响走出了驮货的马帮。善良而充满人性的盗马贼。穿紧身无领小衫与色彩鲜艳长筒裙的美丽妇女。在欢笑声中将穿着缅甸民族服装的周恩来、陈毅，从头至脚都淋湿的喜庆泼水节……。 这些都是一般中国人眼中的缅甸。 在面对西方大国封锁的五十年代，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开辟了从昆明飞往仰光的缅甸渠道，当时有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好些政府与民间代表团是从这条渠道出访世界各地的。 我国著名作家艾芜关于在缅甸山地流浪生活的小说《南行记》，从解放前就畅销至解放后，至九十年代又拍成电影还很红火。 有一个著名的云南诗人就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缅甸，我们的近邻； 缅甸，我们的亲邻…… 新中国开国大典过后那几天，以苏联首先承认新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浪潮过去以后，非社会主义国家（即民族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的又一次浪潮，是从1950年元旦前后开始的。 首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缅甸。 1949年12月16日，缅甸联邦政府外交政府伊·蒙给周恩来外长发来电报。电报说： 缅甸联邦政府业已收到阁下于十月一日函送我国驻南京大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十月一日发表的公告，并表感谢。缅甸联邦政府相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人民所拥护，并因中缅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兹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与使节之交换。 周恩来在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时，缅甸来了电报 12月16日这一天，政务会议后，周恩来回到办公室不久，就收到了缅甸外交部长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发给他的，通知他说缅甸联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据他的判断，随着缅甸之后，将有一批民族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会承认新中国，并将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他迅速读了这份刚刚译好送来的电报，还来不及打印，所译的中文还是手写的，写得虽然不工整，但字迹是清楚的。他读着读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想，要是这封电报再早半天来到，他就可以在刚刚开的政务会议上给部长与委员们报告了。 他方才在怀仁堂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向委员们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来，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承认了我国，有的已经派出了大使，呈交了国书，有的大使正在派出之中。他还说到，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法国现在搞两面政策，美国还不会承认我国，估计明年的外交形势要比今年更为复杂。这这次政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任命了外交部的主要司局长：王炳南为办公厅主任，伍修权为苏联东欧司司长，沈瑞先（夏衍）为亚洲司司长，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美洲澳洲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和情报司司长龚澎等。会上也正式通过了任命周恩来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 他再读了一遍电报，细细一想，对刚在1948年1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缅甸，此次首先承认新中国，他也并不觉得意外。 当时，缅甸首先承认我国，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中国与缅甸两国是关系很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缅甸北部地区与我们云南省的关系尤为密切。近代缅甸和中国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着相似的命运。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世纪末，缅甸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云南人民和清军中的一些下层军官的同情和支持。云南腾越都司的副将李文秀，曾亲率部属数百人去支援缅甸抗英，在孟拱之战中壮烈牺牲。在几次抗英斗争失败后，缅甸的一些王公、土司头人退入云南，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缅甸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萨耶山起义，起义队伍中也有一些缅甸华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艾芜就是其中之一。艾芜因真实地报道了这一历事件，被缅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 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得到缅甸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同盟会领导人章太炎，1907年在东京组织“亚洲和亲会”，也有缅甸革命志士参加。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1908年4月在仰光成立，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孙中山先生和缅甸反英斗争的著名领导人吴欧德马之间交往密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吴欧德马亲自到中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抗战初期，中缅两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修建了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头几年，成为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对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起过十分重要作用。 他还回忆起，在日本侵略缅甸后，缅甸的一些民族民主革命志士也来到中国。1943年春天，激进的“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人德钦登佩密带着印度共产党为其写给中共中央与他的介绍信，来到重庆。他和宋庆龄都先后会见了德钦登佩密。登佩密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深为敬佩，他因此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英译本赠送给这位缅甸客人。登佩密回国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论抗日游击战一书，后来曾在缅共和“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干部中散发。二战结束后，英国卷土重来，缅甸民族解放运动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中共与缅共曾就缅甸反英斗争交换过意见。1945年夏天，中共中央委员邓发在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而经过加尔各答时，会见了当时已任缅共总书记的德钦登佩密。邓发对登佩密说，周恩来问候你，并说英帝国主义是非常狡猾的，缅甸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准备武装斗争。 其二，在历史上英国兼并了整个缅甸后，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从国家关系上说，实际上是统治缅甸的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侵占缅甸后，把其侵略矛头直指云南省，利用滇缅边界没有明确协议，大肆入侵，蚕食了中国大片领土。这样，由于英国侵略造成的滇缅边界领土问题，遗留至1948年缅甸独立时仍然存在。在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国民党残余集团尚占领着西南各省，胡宗南集团扬言“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美国国会也有人叫喊着动用美国的力量“支持蒋介石在西南站稳”的说法。过去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也叫喊“重返云南”以帮助蒋介石强化西南，组织反攻。缅甸当局觉得自己国土与国民党占据的云南省相邻，因而表态承认新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及至从11月1日始，解放军在发动广西作战歼灭白崇禧集团的同时，发动了大西南战役，且进军神速，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12月7日，在广西境内歼灭尚有一定力量的白崇禧集团；12月9日，昆明通电和平起义而解放了；12月10日，一直在西南督阵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与政府诸要员仓皇飞往台湾。刚独立不久的缅甸政府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滇缅边界尚未有明确协议，如果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追击逃窜至缅北山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而进入缅甸，问题就极为复杂了。（后来，五十年代中期，缅甸吴努总理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的时候，就坦率地表示了这种忧虑。1960年，中缅两国政府友好地立约解决了滇缅边界问题，这已是后话。） 他经与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研究了缅方的立场后，需将这拟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向赴苏访问的毛泽东报告。他已经从驻苏使馆发来的报告获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也正好在12月16日这一天抵达莫斯科，王稼祥提前去离莫斯科二百多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 12月18日，他起草了以刘少奇与他的名义发给毛泽东的报告。 同日，他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复电给缅甸联邦政府伊·蒙外长：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阁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来电关于缅甸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我现在通知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贵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换使节。 毛泽东在莫斯科确定了今后“经过谈判建交”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在路上走了整整十天。当他与12日16日到达莫斯科的时候，从国内发来的电报和文件已经有厚厚的一大叠了。刚住进下榻的住处，不顾旅途的劳累，首先披阅的就是这些文件。 这些电报使他越看越高兴，在他在路上的这十天中，国内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在大西南仅剩的国民党部队的三大集团中，一下子给吃掉了两个，一个是顽固的白崇禧集团，另一个是嫡系的宋希廉集团，就剩下了胡宗南集团了。重庆解放了，昆明起义了，还剩下胡宗南据守的成都，也将指日可下。新疆和平解放后，我军六万部队正在克服恶劣的气候与环境的困难，正在陆续进入新疆。蒋介石在西南呆不住了，只好逃到台湾那个岛上去了…… 他想着，住下来后，除了与苏方的会谈，他需要考虑的是进军西藏和攻占海南岛、台湾岛的布署了。 住下两天后，刘少奇、周恩来发来了关于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电报，这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要与新中国建交，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他深层的思考。 对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在国际上的承认问题，西方是有传统的国际惯例的。一种是所谓“构成说”。该种说法认为，一个新国家的出现和或新政府的成立，只有得到所谓“国际承认”，才能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这是西方列强为了垄断国际事务、维护殖民帝国的既得利益而形成的。这完全是强权政治，新中国是不买此帐的。 另一种主张，是所谓“宣告说”。它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一旦事实上存在，也就是法律上存在，“承认”只是宣告这种存在的事实。只要两国政府开始互相致电承认对方，也就是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与前者相比，后者显然较为合理。但是，新中国也不能完全照办。前数月间，对于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这么办了。往后就需另作考虑。 新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但蒋介石还妄图盘踞与经营隔着一道海峡的台湾岛，从前不久三野叶飞兵团所部进攻金门岛之战失利来看，横渡过海峡攻占台湾，困难还不小，还需作更为充分的准备。他在开国大典发出建国公告后，从各种国家反馈来的情况看，很多国家还没有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有的在观望，有的虽然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暗地里仍然在支持国民国残余政权，甚至有的人正在企图泡制“两个中国”的阴谋。 特别引起他警觉的，是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蒋介石政权被驱赶出中国大陆了，但仍然窃据着中国的联合国与安理会的席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所确立的新中国外交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这里面就规定了“与之谈判”，经过谈判而建交，先谈判，后建交，才能确保新中国外交政策在与外国建交时得到贯彻。 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后，12月19日给刘少奇、周恩来作了电示： 少奇、恩来同志： 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毛泽东十二月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电报，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基本原则和做法。这一原则，具有深远的意义，一直沿用至今。对于后来新中国所进行的建交谈判中，确保一个中国的原则，排除各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满足我方三个先决条件： 一、必须先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 二、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三、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今后在此前提下，先谈判，后建交。 在接到毛泽东这个重要电报后，周恩来外长于12月21日再次致电缅甸联邦政府伊·蒙外长： 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周恩来外长第二份电报发出后，好几天都没有得到缅甸方面的答复，未免使人纳闷。一直至12月26日缅甸原驻南京大使馆派人到南京军管会外事处来，中方才搞清楚了其中的缘故。原来，周恩来外长12月21日的电报是用中文电码拍发的，仰光的外交部一时无法译出，缅方也很着急，其原在北京没有领事机构，只好指令其驻南京的原使馆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询问，提出希望外事处提供一本中文电码本。 缅甸虽先承认新中国，但建交却被印度抢了先 三个星期以后，1950年1月18日，缅甸新任的外交部长藻昆卓复电周恩来外长：“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着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证实外交关系已完全断绝。” 同时，缅甸联邦政府决定，派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驻昆明总领事吴辟先生为缅方谈判代表，前往北京同中方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当时昆明和西南刚解放，有的地方尚在剿灭国民党流窜的残兵，交通尚未恢复。吴辟就需解放军派部队护送上路，先至上海。 三个月后，吴辟带着秘书藻文等随员经上海，乘火车于4月26日抵达北京。4月29日开始两国建交谈判。谈判由吴辟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进行。 在谈判中，中方提出缅甸联邦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中国的一切财产取何态度，请缅方明确告知。 缅方的答复如下：第一，除前中国大使馆外，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缅甸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随即撤消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原馆员被认为是普通侨民。第二，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与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 中方对缅方答复表示满意。接着双方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为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缅方提名原驻南京大使吴敏登为首任驻华大使。双方均表同意。经双方商定，于1950年6月8日建交。 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千方百计地企图封锁与包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时候，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这给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良好的印象和影响，对中缅友谊向来是十分重视的。 但缅甸的代表来谈判要比印度晚了一步，使它成为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印度之后，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34）缅甸的率先承认中国的行动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尼赫鲁坐不住了，尼赫鲁指示印方代表雁谒森尽快前往北京谈判，中国与印度的建交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继缅甸、印度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浪潮 <strong>1949年12月30日——1950年4月1日，新德里——北京</strong> 缅甸的行动使正在犹豫不决的尼赫鲁坐不住了 对于承认新中国，他从一开始就犹豫不决。 他在抗战期间去过中国，对旧中国的文化与现状有深刻的印象。他一直在高度地关注着在喜玛拉雅山那边的这个东方古国最近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占领了南京、上海，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他特别指示过助手们要将各种渠道所获得关于新中国的材料，要及时送给他过目，不得延误。 他知道中国与印度建交的份量，中国与印度同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也刚获得独立，两国是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命运。要是中国与印度发出一种共同的声音，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要令人刮目相看，不可小视！早在四十年代，他就曾有过与中国结成联盟的想法，向往着使“亚洲用一个声音说话”。 他作为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特别重视得力的原驻华大使潘尼迦从南京使馆里所发来的报告，潘尼迦是个作家，对于在苦难的废墟中新生的人民中国有着敏锐的感受。最近以来，他每次都要很仔细地阅读驻南京使馆发来的报告。有时，也批给政府有关官员阅读。 他也很注意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宣布成立后，在印度国土上的反响。印度共产党与印度社会共和党等的热烈反映，给北京发去的祝贺电；西孟加拉邦职工大会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大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原驻华大使潘尼迦就曾向他建议早日承认新中国，但是总督拉贾戈帕拉查里与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帕特尔等相当大一部分文职官员不赞成过早承认新中国，主张暂缓一些日子。他觉得，政府内这些不赞成的人除了受了亲西方的院外集团的影响外，也受新中国建国后从舆论上透露出的一些对印度的看法有意见。例如，北京的《人民日报》就刊登过毛泽东答谢印共总书记兰那地夫祝贺新中国成立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 反对立即承认新中国的这些印度领导人认为：我们被中国领导人视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极为不快。 当时上海还有一家杂志直接点名批评尼赫鲁，称其“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但是，经过争论，还是主张早日与新中国建交的意见占了上风。正在此时，12月16日，同样与中国相邻的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尼赫鲁就坐不住了。 尼赫鲁指示印方代表雁谒森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由贾瓦拉哈尔·尼赫鲁主持的国大党政府经过短暂的犹豫，紧接缅甸联邦政府之后，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与蒋介石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承认新中国。当天，尼赫鲁总理以外交部长的名义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深信中印两国自古以来的友谊，将因此而更加加强，同时将巩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次日，12月31日，前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奉命来到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送达一份公函，函中称印度政府已通知中国国民党集团与印度停止一切外交关系。 1950年1月4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复电尼赫鲁外长，表示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并望印度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 1月16日，尼赫鲁外长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印度将指派原印度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为临时代表，就北京与新德里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程序事宜与中方谈判，“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 印方这种先建交派大使后谈判的要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指示的“先谈判、后建交”的方针的。联系到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承认新中国，但正在交涉先建交、后谈判的问题，中方看出了尼赫鲁的来电有替英国人投石问路的意思。为此，周恩来请示了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刘少奇特别作了批示： 这是英国政府要印度来试探的。英国政府很怕我们提出“重要问题”来谈，故胡阶森（英方任命的谈判代表）不敢来，而要印度先来。因此，应该比较客气地答复印度，说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同意雁谒森先生即来北京就两国设立外交使团以及设立领事馆等事宜进行谈判。 在印度发出承认新中国的电报之后，新德里还有人说东道西，尼赫鲁就在人民院的一次辩论会上说：“这不是一个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承认、鉴别和对待的问题。” 尼赫鲁早就想要使印度作一个一等强国，而不是“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因而，他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并成为一个能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要在世界上说话有份量，如果没有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有无可能与印度站在一起并支持印度呢？ 他经过冷静地分析后，认为是可能的。 首先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这决定了中国在反帝反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印度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立场。另外，他觉得新中国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主张实现共产主义的；但他觉得中国有与苏联不同的地方，中国具有东方民族的鲜明特征。他甚至觉得，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到头来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外来共产主义结构予以融合、消化和吸收，然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它将具有亚洲东方文化的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色彩。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早日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友好关系，还包含着想千方百计维护和保持从英国殖那里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殖民遗产和种种特权。 尼赫鲁在接到周恩来外长再次发去的同意雁谒森来京谈判的复电后，授权前驻南京大使馆代办雁谒森代表印方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并指示其尽快前往北京谈判。 中印两国建交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当缅甸代表吴辟还远在昆明作准备的时候，印度谈判代表雁谒森已于2月13日从南京乘火车到达北京，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科长韩叙等到前门车站迎接。 雁谒森代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谈判于1950年2月22日在北京开始了。 在这一个时期，在北京进行的新中国与外国的建交谈判，大都是由章汉夫代表中方进行的。同印度代表的谈判，成为新中国建交谈判的第一例。 在见面的寒喧过后，先由雁谒森宣读了印度政府任命其为印方谈判代表的声明。随后，章汉夫根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批准的既定方针，就两国建交问题向雁谒森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印度政府将其对于现在的国民党反动残余之各种机构及中国在印的一切资财所持的态度如何，明确告之。其次，二月七日，当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将苏联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开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议案付诸表决时，印度代表竟投弃权票。印度代表的此种举动实际上是表示印度政府继续承认经社理事会中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合法性，而拒绝我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所派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印度政府对此问题应加以澄清。 3月1日，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时，印度代表雁谒森向章汉夫副部长宣读了印度政府的答复： 一、印度政府并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任何组织，他们是个别的中国人士，可能曾为国民党服务，或同情国民党。他们居留印度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承认他们是国民党代表，他们根据国际法享受普通避难权利。中国政府在印度的财产和资金，印度政府自然认为已经属于他们所承认的政府了。 二、印度政府驻经社理事会的代表团对于开除国民党代表的建议投弃权票，是因为印度代表团觉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此，安理会较经社理事会更有权利来采取决定。中国政府无疑地知道，印度政府对于在安理会中提出同样的决议，会投赞成票。印度政府的意见是：中国人民政府应该参加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活动。 中方对印方的答复表示满意。双方商定3月15日开始进行交换使节问题的磋商。 在接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中，中方提出了派出袁仲贤将军担任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印方提出了由原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潘尼迦先生出任印度首任驻新中国大使。 潘尼迦先生是个学者与作家，戴着一副金丝细架眼镜，留着山羊胡子，颇有学者风度。他著有《印度简史》等书，对历史上中印关系与交流往来很感兴趣，深得尼赫鲁总理的赏识。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他留在南京不走。后来，印度的右翼报刊上有一幅漫画，讽刺他全身涂着红漆站在南京的马路上看解放军打着腰鼓进城。他是向政府力主尽快承认新中国的。在部务会议上，周恩来说，潘尼迦先生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决定同意印方的任命。潘尼迦大使上任后，周恩来指示要多做他的工作。后来外交部根据他的爱好，同意并安排他到敦煌和麦积山等内地名胜古迹去参观，使他对新中国很有好感，在促进中印关系上起了良好的作用。 双方交换大使的问题解决后，两国商定于1950年4月1日建交。 继缅甸、印度之后，又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浪潮 在缅甸、印度宣布承认新中国后，世界上又掀起了一个新中国的浪潮。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有十五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国，其中1月7日、9日，每天都有两个国家宣布承认新中国，连西方大国之一的英国也迫不及待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承认新中国。 在1949年12月中旬至1950年1月中旬的一个月内，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的顺序如下： 12月16日——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2月30日——印度共和国； 1月5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月6日——大北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 1月7日——锡兰自治领（即后来的：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1月7日——挪威王国； 1月9日——以色列国； 1月9日——丹麦王国； 1月11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1月12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1月13日——芬兰共和国； 1月14日——瑞典王国； 1月15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月17日——瑞士联邦。 （35）新年伊始，英国继巴基斯坦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毛泽东亲自过问与英国的建交谈判，1月20日凌晨，毛泽东接连发出两封有关中英建交谈判的电报 <strong>1950年1月6日——2月8日，北京——莫斯科</strong> 大雪纷飞，新年一开始，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 北京在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的前后，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当时北京的屋顶、界巷、树上，一片白雪皑皑。老北京们都在说，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雪了。瑞雪兆丰年，是中国的老谚语，说明人们将下大雪视为吉祥之兆。有的市民就说，这场大雪，是老天送给新中国的礼物。 在东单外交部街三十一号院子里，新中国外交部的领导与干部们都出到院子里及街上扫雪。有人开玩笑地说：下雪能多长庄稼，能不能多建交呀？也有人答说：当然能。 果然1950年元月份，就出现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首先是1月5日，巴基斯坦来电承认新中国。 次日，1月6日下午，外交部办公楼里就来了两个黄头发、兰眼睛的欧洲人。这是在东交民巷英国原驻北平领事馆的领事包士敦与其随员，他们是前来拜会的。他们乘坐的小汽车在从东单拐进外交部街的时候，驶过一段结了冰的路面而打滑了，差点出车祸。接待英国人的是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与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双方寒喧问了新年好后，包士敦抱怨雪下得太大。 包士敦拿出了函件，说明了此次拜会的来意：“我奉命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先生给周恩来将军的照会面交。这是英文本，中文译本尚未收到，收到后再送致将军阁下。” 包士敦宣读了欧内斯特·贝文外长给周恩来外长的照会： 兹请阁下查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以业经完成其对于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产生之形势的研究，且察悉中央人民政府已有效控制中国绝大部分之领土，今日业已承认此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 照此情形，联合王国政府响应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公告，愿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已准备与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之前，经指定胡阶森君为临时代办。本人请阁下接受胡阶森君为代办，就该员本职与其洽办公务，并给予该员及其馆员以及英国大使馆档案自南京迁往北京所需之一切便利为荷。 读完照会后，包士敦说：“这个电报已于今日八时在伦敦发布，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早给回音，由我转交英国政府。” 他还接着说：“鄙人还有几点要声明的。第一点，英国政府于送此电报的同时，声明取消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并把此项声明已送至国民党驻伦敦大使馆。第二点，英国政府意指派现在在南京的原英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胡阶森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将由他来北京与中国政府商谈指派大使及其他事项。希望中国政府能在交通方面给胡一行以方便。第三，他本人已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参赞，在胡到来之前，负责与人民政府接洽一切事务。另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予胡阶森以及英国所有驻华使、领馆以外交待遇。” 包士敦说完这番话，王炳南表示将会把英方的意思转报给周恩来外长，然后再通知他给予答复。 中国政府在研究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后，根据既定的建交原则，周恩来在1月10日凌晨乘火车赴莫斯科之前，于1月9日以外长身份复电给英国外长欧内斯特·贝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阁下所指定为临时代办的胡阶森先生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派来北京就贵我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当给予胡阶森先生及其随员以及档案自南京迁来北京所需之一切便利。 于是，英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毛泽东亲自过问与英国的建交谈判 他只在列宁格勒住了两个晚上，参观了一个白天，就赶回莫斯科来了。他是1月17日回到莫斯科的。这一天是中国的春节。当时的电讯条件还不好，据师哲记述，毛泽东回来后，即与正在来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通电话，“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就约定改天再通话。他在列宁格勒逗留时间很短暂，也与电讯不畅、难以掌握国内情况有关。 他一回到莫斯科，刘少奇从国内发来的多份电报已经在等待他。 毛泽东在首次访问苏联期间，除了与苏联人的会谈之外，从他发回国内的电报中就可以发现，他着重抓的就是渡海作战布署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了。 渡海作战除了攻占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屿，主要是解放台湾。他给四野林彪的电报对于征集进攻海南岛所需的大机船数量、与岛上冯白驹部队的配合、对岛上敌军的秘密策反，甚至批准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等，他给三野粟裕关于调部队演习海战、加强训练登陆台湾的伞兵部队、进攻舟山岛的准备工作等，都有具体的电示。 同时，他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关于与缅甸建交、与越南建交、关于否认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地位、我国派出联大代表团人选、中印谈判、中英谈判及征用外国兵营等，都有详细的电报指示。 他从刘少奇1月17日发出的一封关于征用美英兵营进展的电报中，获知英国已委派胡阶森代办来京谈判中英两国建交问题。 刘少奇在这份电报中说： 现英代办胡阶森不敢来北京，因恐我们提出香港问题及英在中国其他特权问题和他们谈判。我现保留兵营问题准备胡阶森一到即提出此问题来谈。现英国正用各种方法并要尼赫鲁向我们试探我们是否即刻要提出以上各项问题来谈，在他们没有探明以前胡阶森是不敢来北京的。 他阅后，立即感到对此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与过问。 关于与英国谈判建交的问题，他感觉到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他相应的联想与思考。如果说，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承认新中国是肯定的事，那么象中国周边的缅甸、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很快承认新中国是可以预料的事，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二号大国英国也这样快承认新中国，多少有点出乎人们意料。 但仔细想来，这是英国的在华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根本态度，在本质上是与美国一致的。但是，英国由于其本身的利害冲突，使它在对华政策上不能与美国亦步亦趋。中国是英国的传统投资市场，它的资本从鸦片战争至今上百年来，几乎渗透到了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此外，英国对香港前途极为担心，香港是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是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是英国远东战略战线中最重要的核心。如果中国武力收回香港，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英国人已经在“紫石英”号军舰事件中感受到了新中国人民政权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坚定性。这使它不能不慎重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他很想到在即将与英国进行的建交谈判中，有两个重要原则问题。 第一，就是新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问题。英国刚刚在1月6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但几天后，1月10日，当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提出驱逐国民党残余集团的代表时，英国代表贾德干竟附和美国代表意见，表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出为时过早”。1月13日，当苏联代表的上述提案在安理会中付诸表决时，英国代表竟投了弃权票。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英国拒绝接受中国人民合法政府所派的代表，这将是两国建交的巨大障碍。 第二，英国的香港当局对国民党集团驻港各种机构在港中国国家资财的态度问题。他不能不联想到去年冬天影响很大的“两航起义”所余下在港飞机的事情。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撤逃前，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及其主要资财运抵香港。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十一架飞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宣布两航职工全体起义。11月12日，他曾经给他们致电表示祝贺，希望他们“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周恩来总理也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两航滞留在香港的七十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要求港英当局予以归还。这个问题也需在谈判中要求英方澄清的。 1月18日，他即在一封给刘少奇的回电中指示： 英国代办胡阶森到京时我们提出些什么问题和他谈，请中央约外交部人员讨论一下，规定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写成书面文件，并事先告我为盼。 在尼赫鲁为英国探路，想要试探改变中国“先谈判、后建交”的作法时，刘少奇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发来了尼赫鲁1月16日给周恩来外长的电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答复。当时周恩来尚在来莫斯科的旅途中。 刘少奇给毛泽东所发来的电文如下： 十七日接尼赫鲁来电，主文如下： “接到由雁谒森转来阁下的电文并表示谢意。本人以为贵我双方最近的互换电信，构成了印度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双方间对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对于这一同意应该立即采取步骤，以期付诸实现。本人相信这个意见是阁下可以接受的，因为唯有本着此基础，才能进行有效的谈判。我们本着这个谅解，所以指派了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雁谒森先生将处于一种有关在北京与新德里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的谈判地位。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本人相信阁下政府是同意这个步骤的，且赞同此谅解的。然后我们将训令雁谒森及其办公处迁往北京。” 对此，如何答复？请告。 1月20日凌晨，毛泽东接连发出两封有关中英建交谈判的电报 毛泽东在接到上述这刘少奇发来的这封电报后，即于1月20日凌晨一时答复如下： 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责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入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拖一下的时间请你和李克农商定之。 英国想将与新中国的谈判建交与中印谈判建交搅在一起进行，他识破了英国人的用心，也看穿了英国人心虚胆怯。因而，他向刘少奇电示将中英谈判“拖一下”，与中印两国建交谈论分开来对待，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1月20日凌晨一时的电报发出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在天亮的时候，即凌晨七时，以追加了一封给刘少奇的关于答复尼赫鲁电文的电报，请刘少奇将中方与印方、中方与英方来往电三份电报全文发来莫斯科。 毛泽东的追加电文如下： 今早一时电谅达。复尼赫鲁电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项复文即是对英国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复文的样本。请令外交部写一草稿电告我们看一下，此项复文迟数天发出并不要紧。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又我和英国来往电全文亦请发来。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这些指示，掌握了对与英国及与印度谈判的区别，因而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的当天，当外交部送来有关印度方面提出宴请我方人员一事的请示时，刘少奇就写了这样的批复： 炳南复，可作礼节上来往。对印度人民应表示友好态度。 2月8日，将近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毛泽东，再次就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上要解决的先决问题作出指示： 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取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等等，看胡阶森如何答复。 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从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可见他对中英两国建交谈判的重视。 （36）胡阶森在横渡长江的轮渡上，不能不想起了“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在安理会投票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印度赞成，英国投弃权票，中英建交谈判遇到巨大障碍而搁浅 <strong>1950年2月——5月，南京——纽约——北京</strong> 胡阶森在横渡长江的轮渡上，想起了“紫石英”号军舰事件…… 虽是早春二月了，江面的冷风还透着刺骨的寒意，吹在脸上，却使他觉得很清醒。 火车驶离玄武湖旁的南京站，很快就到了长江边。火车驶上了江上的铁壳轮渡的时候，胡阶森早已离开车厢了，就靠着船栏杆随船横渡长江。此次，当地人民政府奉北京方面的指示为他提供了方便，不仅提供了乘火车的方便，还特许他从上海挑了三个自己人来到原驻南京使馆将那些积累已久的档案打包装箱，便于运去北京。 眺望着从西面滚滚倾流而下的长江，想起半年多以前在离这儿不远处发生的“紫石英”号军舰事件，未免使他预感此行的谈判将是很艰辛的。 他作为商务公使，却受命代表英国政府去北京与新中国的代表谈判两国建交事宜，此时他的心情确是极为复杂的。他想过推辞，想提出要伦敦考虑让驻北京的总领事或其他外交官就近承担这项任务。但伦敦方面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人家说你是驻华使、领馆里最名符其实的“中国通”，跟新中国谈判的最佳人选非你莫属。他只好衔命而行。 在英国的外交官当中，他确实也自诩是个“中国通”。辛亥革命不久，他刚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中国，至今快六十五岁了，他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能讲很流畅的中国话，还懂一点方言。他最早是担任翻译，作翻译时见过包括孙中山、袁世凯、段琪瑞等在内的诸多名人，后来在南京任公使，更是直接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打交道。他还担任过英国驻上海、天津、汉口、哈尔滨等地领事馆的副领事、商务秘书，英国上海混合法庭陪审员，女皇驻香港贸易特派员，熬至1947年六十出头了，终于被任命为英国驻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他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是够广泛的。可以说，除了跟共产党人打交道不多之外，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算很深的。 由于近几年他是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公使，更是深切了解大英帝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有多大。他参与了英国外交部在1949年初所作的统计，英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24亿英镑。他与在中国的许多英国商人的观点一样，是极力主张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不久前，在华最大的英国汇丰财团还跟他打招呼，表示汇丰的一切业务不准备撤离中国，还利用其掌握的喉舌上海《字林西报》表示对中共的友好态度，还提出了一个包括给新政权贷款100万英镑在内的所谓“中英经济合作计划”。他很赞同一个有名的英国议员的观点：“倘若我们不准备同共产党中国友好，我们就会丢掉：首先是在华的全部贸易；第二，会丢掉香港；第三，丢掉马来西亚；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还跟一些英国商人私下里交换过意见，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在华的利益一直受到美国的冲击，使最早闯进中国来的英国人利益受到损害，却无可柰何。如今在美国《白皮书》事件后中美关系日臻恶化，美国商家与资本只好夹起皮包走之，纷纷退出中国大陆；这对英国人来说，岂不正是天赐良机。向来精明的英国人当然不会放过如此好的机会。 虽说英国已于1月6日宣布承认新中国，但伦敦的外交部和胡阶森本人都对即将进行的谈判心中没有底，因而甚感担忧。因为周恩来外长给贝文外交大臣的复电，并没有因循双方承认就算建交的国际惯例，而是要英方派人去北京进行建交谈判。再说，他与外交部对中共方面在谈判中会提出什么问题，确实心中无数，因为中英之间麻烦不少，远的诸如香港、九龙问题、西藏问题，近的如两航起义的七十余架飞机问题，《人民日报》上反映强烈的英国代表在联大安理会没有投票接纳新中国的问题，最近中国收回在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问题，等等。英国政府方面十分担心中方无意接受英国之承认，主张先建交、后谈判。英国人向来讲面子，担心谈不成，会使大英帝国在国际社会大为丢脸。 因而，英国方面找了印度帮忙，尼赫鲁也就于1月16日给周恩来去电，提出“双方互派大使后，再行谈判一切重要事宜”。英方也于同一日通过原驻北京总领事向中方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对印度的答复是，中印之间“在过去没有存在需要在两国互派大使之前进行谈判的重要事宜”，故印方代表雁谒森可即来北京谈判设立使馆事宜。中方对英方的答复虽说与给印方的答复不同，但也十分奥妙：“中英两国外长的换文表明了双方政府对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胡代办可来北京“谈判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与程序的事宜”。 经管这个答复没有中方与给印度的答复那么理想，但中方的答复中有了“同意建立外交关系”的说法，这就使胡阶森感到比较踏实了。他心中还在琢磨，中方不知是什么原因特意安排了他与雁谒森乘同一部火车前去北京…… 这时，正在他所站的栏杆附近的雁谒森笑着招呼：“我的英国朋友，轮渡快靠岸了。咱们上岸吧。” 登岸后，他们回到车厢。火车的速度显然加快了。 望着车窗外后掠而去的中国村镇田野的景色，他还在想着自己的使命。 由于他对旧中国深为了解，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是感到很失望的。他和留在南京、上海的英国外交官与商人们，对进城的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是表示赞赏的。他也感受到，新中国对美国与英国的政策是有所区别的。将要在北京与他具体谈判的外交部长章汉夫，在上海解放后出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曾在召见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柯钦时说，人民政府对原外国在华外交及领事机构不予承认，但是，人民政府希望同外国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上海市长陈毅还接见了英国上海商会会长凯瑟克，这就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在上海的美国人就没有得到这种礼遇。他还注意到，1949年10月间，毛泽东主席曾电贺在伦敦召开的英国—中国会议时表示：“中国人民欢迎加强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 因此，他也在想，中英之间尽管有种种麻烦，经过谈判达到某种一致而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安理会投票驱逐蒋介石的代表时，印度赞成，英国弃权 就在中英建交谈判开始之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蒋介石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明确强调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根据其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由蒋廷黻所率领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一切权利。 但美国国务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反对新中国的合法政府取代蒋介石集团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政策，决定在安理会讨论新中国的席位时，就纠集其盟友一起投票反对。 赖伊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在美国的指使下，以电码有误，需要复核为借口，拖延时间并密谋策划阻挠的办法。11月18日，赖伊才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所以不能在会员中散发电文副本。根据联合国的惯例，只能将这个电报列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而已。 在第四次联大期间，周恩来又致电当届联大主席菲律宾人罗慕洛，坚决否定“中国国民政府”所派遣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罗慕洛表示，中国人民政府的要求必须经过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审查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这个时候，苏联及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美国则力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双方互不相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苏联代表团维辛斯基团长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声称苏联绝不承认由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团代表中国。而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则公开发表声明，声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为美国及其他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所承认，因此对新中国的要求不予理睬。 进入1950年，中国华南、西南地区已经解放，新疆也已和平解放，新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大陆，中国大地上百废俱兴，政通人和。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出席了第四届联大后，从纽约回到莫斯科，于1月6日深夜去市郊别墅看望毛泽东，这天白天，英国刚在伦敦宣布承认新中国并同时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断交。维辛斯基与毛泽东，谈起了去年底在联大驱逐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的这场斗争。双方商定，继续进行这场在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毛泽东准备让新中国外交部给联合国安理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则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作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 于是，毛泽东即为此于1月7日上午六时致电还在北京的周恩来并中共中央，“请你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并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接着，毛泽东又于当天下午十二时亲自动笔拟就了周恩来外交部长致联合国声明的电报，发给刘少奇、周恩来。 周恩来于动身赴苏前，即于1月8日以外长名义发出了致联合国的声明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及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冀朝鼎为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孟用潜为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这一些举措表明了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 为支持新中国提出的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要求，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表示支持中国1月8日电文的提案，建议安理会开除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苏联代表还声明，在蒋介石集团未被开除出安全理事会之前，苏联将不再参加安理会工作。对此，美国代表则诡称辩说：苏联认为蒋介石集团代表权无效是因为苏联不承认蒋介石政权；相反，美国政府反对驱逐蒋的代表，也是因为它承认蒋政权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美国政府依然确认蒋政府代表权有效。苏联代表马立克立即反驳说：对一个政府的外交承认或不承认，并不是支持其在联合国机构中有无代表权的决定因素。马立克要求立即驱逐蒋政府的代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代表既不代表中国人民，也不代表中国。 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对苏联的提案进行表决，其结果是印度、苏联、南斯拉夫赞成，美国、古巴、埃及、法国、厄瓜多尔和台湾反对，英国和挪威弃权。这样，在美国操纵下，苏联提案遭到否决。 印度与英国是两个刚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对苏联的提案，印度投赞成票，英国投弃权票。 中英建交谈判遇到巨大障碍而搁浅 2月13日，英方代办胡阶森与印方代表雁谒森一行从南京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受到外交部办公厅交际科韩叙科长的迎接。 2月17日，胡阶森按外交惯例到新中国外交部作了礼节性拜访。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与胡阶森在东楼会客室里会见。 双方问好之后，胡阶森说：“我此次来北京，是奉英国政府之命，就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问题进行磋商。我在北京，也只有这一个使命。”他又表示说，“我原以为我们两国外长换文后，就等于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才知道，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对此想法有不同。” 宦乡对他说：“待中方确定了正式谈判日期后，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 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3月2日进行的。谈判的地点在外交部的会客室。胡阶森带着原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及秘书班以安参加谈判。 中方主谈人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还有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西欧非洲司第一科科长姚周杰和交际科长韩叙在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批准的谈判方案，没有提及当时正在处理之中的收回英国兵营问题，章汉夫宣读了中国政府要求英方给予澄清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就是英国代表对待新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的代表权问题，另一个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资财问题。 章汉夫在所宣读的发言中，列举了在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中国及周恩来外长1月9日复文同意与英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所发生的事实： 1月10日，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苏联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1950年1月8日致联合国声明而提议不承认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之资格并加以驱逐时，英国代表贾德干先生竟然附和美国代表意见，表示说“中国代表权的提出为时尚早”。 1月13日，当上项苏联提案在联大安理会付诸表决时，英国代表贾德干先生竟然投了弃权票。 在其后的联合国其他组织中，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在表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时，英国代表亦采取了同样的投弃权票。 章汉夫接着宣读道：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对此一问题应该加以澄清，并应以实际行动表示英国政府已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完全断绝外交来往及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诚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在建立中英两国外交关系上，此一问题为不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 其次，英国政府对于现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究持如何态度，亦望英国政府明确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此项问题亦属英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究竟已否完全断绝关系之问题。 章汉夫宣读完毕后，胡阶森稍作思考，就说：“阁下所提的两个问题相当复杂，牵涉到国际法与国际惯例问题，我不是法律专家，没有资格回答，自当转达达英王陛下政府请其答复。但是，依我个人的意见觉得：一、在联合国的问题上，决不能由一国单方面行动而解决，必须由数大国联合行动解决；二、关于国民党在港资财问题，英国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刻起，就不承认前国民党在英国领土尚可保有任何资财。” 章汉夫说：“希望英国政府就所提问题早日予以答复。” 两个星期后，3月17日，双方进行第二次谈判。见面后，胡阶森说已经得到英国政府指示，对上次谈判中中方所提及的两个问题，作了口头声明。 对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英方如此答复： 当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于开除国民党在安全理事会之代表权问题放弃表决权时，该项行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代表，或者反对人民政府代表之表示。该项放弃表决之决定，系因当时无可能达成一多数之决定而采取之。（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总之，英国政府一旦于联合国各机构内之多数会员国对人民政府参加事愿为投赞成票同时，自当欢迎人民政府代表等出席各该机构。 关于中国在英境内资财问题，英方答复： 英国法律上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现对中国国家财产有权执行管理，而尚因他人仍保有，并于要求时拒绝交出任何该项财产，以致中央人民政府不能实际获得对该项财产之掌握及管理，行政当局不能解决该项纠纷而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诉诸法院。 中国政府对于英方的回答很不满意。经外交部研究了相应的对策，并上报中央批准。5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在外交部召见胡阶森，宣读了中国政府的答复。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对英国政府的解释，“认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所属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能满意”。要求英国政府对于与国民党残余集团断交及与新中国建交应表现出确有诚意。 章汉夫宣读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和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行动上究竟是否真正已与国民党反动残余断绝外交关系及是否真正对中央人民政府持友好态度。 关于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资财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声明： 对于这些财产，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置，决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损害、扣留、转移和干涉。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产权及财产处置权，应受到英国政府的尊重。 英国在与新中国建交的基本立场不但没有改变，相反，变得更不友好。在章汉夫向胡阶森宣读中国政府声明的第二天，5月9日，英国政府下令香港法院扣留了两航起义而滞留在香港的七十一架飞机。 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概述了中英建交谈判的全过程以及谈判被搁置的原因和责任，对于英国政府言行不一及极不友好态度给予斥责。发言人说： 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在表示此种愿望之后，又在事实上一再表现对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并未完全断绝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对这种言行不符之中心问题，再进一步予以澄清，实属完全必要。 5月25日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有文章批评英国政府说： 如果英国第一次提出承认北京时就采取了更多的措施的话，那么，推迟互派大使的责任就主要归结于北京了。 至此，中英建交谈判搁浅。 次月，6月间，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当局将驻香港英军的一个旅派往朝鲜参战，并宣布将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交由驻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随后，港英当局还实行了对中国内地的封锁，还由英国枢密院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将两航起义后留港的七十一架飞机改判给陈纳德。港英当局还纵容国民党特务机关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港进行反对新中国的特务阴谋活动。 至此，中英建交谈判完全终止。 但中英双方的联系没有完全中断。英方曾三度更换谈判代表，而且一直逗留在北京，以为英国在华利益及香港九龙地位服务，并在中国保留一个前哨阵地。中方也给予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待遇，保持中英关系不致完全断绝，但对英国代表的活动给予一定的限制。 朝鲜停战后，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首相艾登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以“半建交”方式建立了中英两国代办级的外交关系。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于当年间赴伦敦，出任新中国驻英代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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