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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天使》 正文 引子 <small>献给埃米·罗森堡和贾内尔·加西亚：奇迹会发生在相信它们的身上。</small> <small>同时，也将此书献给我的小天使——我的第一位孙女——雷切尔，愿你的人生之旅平坦、通达。</small>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环绕着达拉斯希尔街浸礼会教堂的参天的槭树，树叶已被季节染成了褐色。冈萨雷斯一家像往常一样来晚了，停车处早被占满，他们不得不把那辆已用了十年之久的福特牌旧车停在街边。 他坐在汽车后座上，眼睛死死地盯着狭长的、闪闪发光的铬合金车门框。 其实，他并没在看它，而是穿透它，进入到它的内部。昨天，他用拇指触摸过它，这会儿，他被自己的指印给迷住了，指印的外部模糊不清，而中间却亮得耀眼。在他的脑子里，指印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正如他接触到或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别的东西一样。他看见了一个大湖，湖面冻得结结实实的，湖的四周是厚厚的积雪。头顶的天空灰蒙蒙的，乌云翻滚，刺骨的寒风吹过冰面，预示着大雪还会从天而降。湖畔不见一个人。在他的幻想世界中，从来没有人。 他的耳朵被噪音所充塞。他感到他的两颊因此而鼓荡。在前排座位上，他的父母正手忙脚乱地寻找他们的祈祷书，生怕走进教堂时仪式已经开始。 “罗茜，”他母亲在说话，“赶紧，把雷蒙拖出车来，我们快迟到了！” 马多娜·冈萨雷斯是一位瘦瘦、黑黑的妇女，似乎总是匆匆忙忙的，总是迟到，并且总是忧心忡忡的。她不许别人再叫她马多娜，包括她的丈夫。 自从两年前与罗马天主教会决裂以后，她便请求别人叫她多娜。她跟别人说，她不喜欢“马多娜”这个名字的含义，听上去天主教的气息太重。多娜现在是一名浸礼会教徒。 罗茜绕到后座的车门旁，透过车窗注视着她的哥哥。她比十三岁的哥哥小两岁，然而她显得要小得多，也孩子气的多。她那赤褐色的肌肤泛出温暖、健康的光泽，并且，一如她母亲，她也瘦削而好动。她抓住车门把手，望着她哥哥的脸，那落寞的眼神，那目不转睛的样子，叹了口气。为什么他不跟她谈谈呢？为什么他要把所有事都憋在心里？为什么他不能跟她一样，每天去上学，哪怕跟她一块儿走到公共汽车站？ 自从记事起，罗茜就一直向她父母提出这些问题。 “雷蒙德病了。” 她母亲总是这么回答。对罗茜来说，这实在不好理解。她哥哥身体健壮，发育良好，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相形之下，罗茜反倒显得瘦小而娇弱。 他从不咳嗽，或在卫生间呕吐。他从不发烧，也不像罗茜一样，去年因为出水痘而留下疤痕。可雷蒙德确乎有病。罗茜也知道他有病。他的病出在脑子里。 “出来，雷蒙德！”罗茜轻声说，抓住他的手往外拉。可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汽车门框。 她随即举起空着的那只手在他的眼前晃动，试图以此来吸引他的视线。有时，这么做管用，他的眼神会追随她的手，身体随之移动。可今天却不起作用。她探过身子，抓住他的手拼命往外拉。 “妈妈，”她叫道，稚嫩的声音里透出灰心与烦恼，“我没办法，他一动都不动。” 罗伯特·冈萨雷斯站在驾驶座的车门旁，双臂耷拉着，脸上一副漠然的表情，他的妻子则跑到后座的车门旁，试图将她儿子拉出车门外。像往常一样，她的眼神搜寻着她的丈夫，而后眯成一条缝，仿佛在说：为什么你不来帮帮我？接着，她竭尽全力拉扯雷蒙德的胳膊。 “快出来！我们快迟到了！你不想上主日学校吗？你可以画画。你也知道，你是多么喜欢画画。” 他没吭声。她也不指望得到回答。每当她试图跟他们的儿子交流时，她丈夫总是用这种眼神瞧着她。他早就放弃了。 湖泊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消失，就像幻灯片从投影里闪过一般。他很快发现另一个画面：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翠绿中掺杂着些可可色。他徜徉在色彩的世界，双唇微启，露出笑容，恍若感到那温暖的褐色似与自己的肌肤相接，而那苍翠欲滴的绿色则如溪水淙淙，悦耳动听。接着，他的眼睛瞪大了，呼吸加快，有什么声音刺激着他的耳膜。可他听不见它们。 “雷蒙德！”他母亲叫道。 这会儿，她加大了声音。她力图把他拉出来，可他仿佛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他的脑袋往后仰，目不转睛地盯着枝叶繁茂的槭树。 树枝上栖息着一只蓝色的小鸟。他一生中从没见过如此可爱、如此迷人、如此湛蓝的东西。小鸟悠然自得地停在枝头，令人奇怪的是，它丝毫不受树下的人们的干扰。他让这份蓝色包裹住自己，就像寒冷的冬日拥衾而坐。蓦地，蓝色变幻为各种颜色，闪烁不定。绿色奔腾着，起伏着，褐色悸动着，蓝色则随着小鸟“啾”的一声飞离枝头而颤粟着。 “罗伯特，帮帮我！”他母亲恳求道。这会儿，她丈夫有了反应，慢吞吞地从车前绕过来，抱住他儿子的腰部。罗伯特是位壮实的男人，在贝金斯搬运公司当家具搬运工，靠力气挣钱。他长得像那种小猎犬，狭长脸，一副悲苦的样子，褐色的大眼珠子像两枚铜铃镶嵌在无表情的脸上。他像扛一袋土豆似的挟起他的儿子，朝教堂走去。 其他教徒纷纷朝教堂赶来。出于窘迫，他低垂着眼把儿子平放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便顾自走开了。 罗伯特完成了他的工作，做了他妻子要他做的事。他力所能及的也就尽于此了。他曾经盼望着有个儿子能帮着他挑起家庭的担子，正像他自己十三岁时所做的那样；一个你可以跟他畅怀大笑、谈论男人之间才谈的一些事情的儿子。有时，在不眠的夜晚，他简直难以相信这怪物真的是他的儿子。偶而有一次，他甚至走得更远，怀疑他妻子曾对他不忠。 罗茜穿着她最好的衣服，一条饰有红腰带的白裙子，平时舍不得穿，只在礼拜天才被允许上身。这身衣服现在显然太小了，她得到它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作为礼物，是前来看望雷蒙德的社会工作者送给她的。她那瘦骨嶙峋的腿在不断增长。用力扯了扯裙子的饰边。她拖着脚跟在她母亲和雷蒙德的后面，她父亲早就走在头里。他们将雷蒙德留在主日学校的教室；罗茜则要进教堂去。就她自己的意愿来说，她宁可呆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可她母亲却坚持要她去听传道士布道。那里才是奇迹发生的地方，她母亲总是这么对她说。如果奇迹会发生，那么，就应该发生在教堂里，发生在祈祷之时。 罗茜喜欢他们从前所去的教堂，喜欢那股熏香的气味，喜欢牧师穿的长袍，喜欢双手合什走到祭坛去领受圣餐。就在她满怀自豪与幸福地接受她的第一次圣餐之后，她母亲突然决定加入浸礼会。 一天，她让罗茜和她父亲坐下，告诉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我祈祷啊祈祷，”她对他们说，泪水哗哗地淌过她的两颊，“恳求上帝为雷蒙德显示奇迹。恳求牧师为奇迹的出现而祈祷。可他们却对我说我得接受现实——这正是上帝的意愿。我没法接受这点，”说到这里，她的头一扬，脸上的泪水渐渐干了。 “我没法接受这是上帝的意愿，也就是说，上帝要我的孩子永远这样。” 一周之后，一位由社会服务机构推荐的医生对雷蒙德的病作出诊断，给了它一个这家人从来未听过的名称：孤独症。罗茜发不好这个词的音。她父亲摇摇头，他儿子不对劲，这就是他知道的。至于名称，没什么意义。可她母亲却深信他儿子是着了魔——只有通过亲近宗教人士，通过祈祷，才能使她儿子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相信，她对罗茜和她的父亲说，如果他们为奇迹而祈祷，那么，奇迹可能就会发生。到这个教堂来的人相信奇迹，他们还相信魔鬼和魔鬼的力量足以毁灭无辜的生灵。在教堂的围墙内，雷蒙德的母亲相信她会发现上帝，上帝会治愈雷蒙德。 将雷蒙德留在主日学校的班上后，罗茜和她母亲朝教堂走去。她母亲喜欢坐在前排。她父亲的任务就是为她们占位置。一位教堂执事迎面走来，朝他们点点头，他身旁还跟着位外表古怪的年轻女士。马多娜·冈萨雷斯停住脚，打量着这位女士。有一秒钟工夫，她的目光与那位女子相遇，她打了个哆嗦，裹紧身子，将罗茜的手握得更紧。在这之前她从没见过这位女士。她现在已经认识来教堂的大多数人，因为她试图参加所有的活动：周三祈祷会，祭坛人组织的自由聚谈，周五上午专为恢复健康举行的聚会。她甚至学会了如何祈祷奇迹。她被告知，不应乞求奇迹，而要感谢上帝，就当奇迹已经发生似的。这样可以使她坚定信念，并显示她对上帝的忠诚，怀特萨伊德牧师如是说。 就在罗茜拉着她走向通往教堂的大门时，教堂的管风琴已经在演奏赞美诗，多娜的眼睛仍未离开那位年轻女子和教堂执事。这位女士的穿着上教堂显然不得体，甚至跟她的年龄也不相符。上身穿着一件海军蓝的胸前印有“加州天使”字样的t恤，下身着一条牛仔裤，脚上趿拉着一双卧室里穿的拖鞋，这位女子看上去跟每个礼拜天来教堂的那些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和鞋子、背着她们最好的包的妇女和姑娘极为不同。这女子一头明亮的红发在她的脸庞四周闪耀着，仿佛她正迎风而立。那张脸，美得摄人心魄。多娜目不转睛地望着，看见女子的嘴唇在动，可她说得太轻、太快，没法听清她在说什么。 她的皮肤细腻而嫩红，没有皱纹，也没有斑点；她的眼睛是碧绿的，既不是蓝绿色，也不是灰绿或淡褐色，而是那种纯净、不带一点儿杂质的绿。 她那明净的前额露出一个V型发尖，发尖正对着头路。多娜想，那发尖就像一个箭头，指示着那张秀丽的脸上的其它部分。她的鼻子挺直而小巧，鼻端如削，正是有时使得盎格鲁人显得傲慢自大、高人一等的那种鼻子。她的嘴唇呈淡粉色，就像她脸上的肤色，曲线优美，状若玫瑰。高高的颧骨越发衬得她的脸轮廓分明，而她的下巴额上还长着一个可爱的小酒窝。 “妈妈，”罗茜恳求道，使劲拉住她母亲的手，“我听见传道士已经在布道了，我们进去时每个人都会朝我们看。求你了！”马多娜从那位女子身上掉开视线，跟着女儿走进了教堂。 走进主日学校的教室，将那位女子安顿在一张孩子坐的小椅子上后，米勒执事将鲁滨逊夫人拉出教室。 “她是谁？”教师问道，胸脯鼓起，以为米勒执事带了位新教师来。 “她没告诉我她的名字，”米勒执事说，“她刚从街上进来，有人发现她在教堂里游来荡去。她说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她想见孩子。” “你干吗将她留在这儿？”鲁滨逊夫人能听见教室里孩子们的笑声和吵闹声。她得在乱成一锅粥之前回到教室。鲁滨逊夫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约摸六十七八岁了。作为一名退休教师，她在希尔街浸礼会教堂开设的主日学校任教已有十五个年头以上，从来没有误过一个礼拜天。 “瞧她的穿着！我以为把她带进教堂不是个好主意。她也许是从精神病院或诸如此类的地方跑出来的。她的思维不连贯，说来说去无非是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她也搞不清为什么到这里来，然后就一直央求我带她去看孩子。” “好吧，”鲁滨逊夫人说道，叹了口气，手扶着教室门，“也许她喝醉了。不管怎样，她有多大？她看上去那么年轻。我们为什么不报警？”米勒执事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瘦高个，脸色苍白，一身黑衣，六十九岁的老头看上去就像一位殡仪员。 “这是教堂，米尔德丽德。如果一个人在需要帮助时不能来这里，那她能去哪儿？”米勒执事说。 “你给她钱了吗？” “是的，”他说，用手撸了撸稀疏的头发，“她说她不要钱。她只想跟孩子们呆一会儿。” 鲁滨逊夫人双臂抱胸，向米勒执事投以一瞥，每当遇上靠不住的孩子，她便用这种眼光看他们。 “可如果她神志不稳定，显然不应该跟孩子们呆在一起。这说不过去，鲍勃。让她离开这里！带她到别的什么地方！” “你可以看住她，米尔德丽德。她能做什么？她看上去并无恶意，只是走丢了，神志不清。我从她的呼吸里没有闻到酒精的味儿。” “哦，好吧。” 她打住话头。教室里的喧哗声越来越大。米尔德丽德·鲁滨逊边走进教室，边嘀咕：“这下好，我没法让他们安静下来了。” 她走进教室的头一件事是大声地拍掌，想以此使孩子们安静下来。她瞥了一眼那个年轻女子，看到了她眼里那茫然的神情，随即掉转视线。就让她坐在那儿吧，她心想。她不是个精神病医生。她不知道该跟精神紊乱的人说些什么，并对米勒执事打乱她的日常工作深为不满。 “围成一圈，”她命令孩子们，“现在是讲故事的时间。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乔纳的故事。” “乔纳和鲸，”一个蹲坐在前排地板上的小男孩嘁嘁喳喳地说，显然喜欢这个故事。 那女子坐在教室的后排，紧挨着雷蒙德·冈萨雷斯。物以类聚，米尔德丽德·鲁滨逊心想。男孩伸长脖子，歪着脑袋在研究糊墙纸上的图案，双掌不停地画着小圆圈。她期待着那女子也这么做：盯着糊墙纸看。她看上去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双眼红肿，仿佛在哭。米尔德丽德怎么也无法将视线从她脚上穿的那双滑稽的拖鞋，身上的棒球衫，以及那头浓密、野性的红发上移开。在达拉斯，正常人不会这么穿着打扮，尤其是在上教堂、进入上帝的所在时。 “好，”她说着，打开小小的圣经故事书，开始朗读，“乔纳……”不一会儿，她就进入了故事里，忘了那个女子的存在。孩子们的眼睛都望着她。 米尔德丽德读这个故事已经不下数百遍，可她从不厌倦。 雷蒙德望着那女子，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和那女子突然置身于洁白柔软的棉花堆里；仿佛教室里只有他们俩。就在这时，一个孩子发出一声尖叫。这叫声既不令人害怕，也没有令人不快，相反，天衣无缝地融入一首只有雷蒙德才能听见的小夜曲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音符。他的呼吸一进一出，鼻孔因之一张一翕，仿佛一件乐器，与熟悉的心跳声交织在一起。可今天心跳的节奏跟往常不一样。雷蒙德对自己的心跳声是太清楚了。它是惟一永远不变的声音，总是可以辨认出。 他屏住呼吸，倾听着，试图发现有何异样。于是，他听到了它。他的心脏在一跳之后紧接着又会一跳，仿佛某人紧随他身后，沿着他的脚印走在鹅卵石路上。雷蒙德变得警觉起来，发现这种感觉很不自在。 谁也不能进入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从来不可能。但当他本能地想退却时，那女子的一头红发吸引了他。松软而亮泽的发卷是如此的轻盈，如此的飘逸，像红色的轻云浮在她的头际。随着注意力的集中，他的瞳孔放大，看见一组缤纷、跳跃的色彩。那女子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正对着他，感到她眼里的绿色浸染了他。不知怎么的，他仿佛能意会似的。他看到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灵魂，他想要啜饮它，触摸它，嗅吸它，拥有它。她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完美。他的嘴唇在颤抖，他张大嘴，又合拢。 此时，他的心跳特别强烈，不再听见那突兀的第二声心跳。他从来未有过这种感觉，无比的快乐积蕴在胸口，沸腾着，激荡着，生出一股巨大的冲力迫使他用言语、行动来表达。 他将视线转向天花板，可他没有看到水渍，也没有看到用以采光的脏玻璃上粘着的死苍蝇，他瞧见了一幅幅壮丽的景象和动人心魄的画面，使他想永远瞧着它们，观察它们，并增添新的景象。可突然，他的视力受了损伤，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色彩渐渐退去，变得暗淡。有什么不对劲，他悲哀地想，一颗孤独的泪珠溢出眼眶，沿着他的面颊滚落。他看见了参差的裂缝，那些景象就在他的眼前毁灭、沉寂。细腻的工笔画被加了浓彩重笔，又沾染了灰尘污物，一度精妙绝伦的画面被生生糟蹋了。此时，各种色彩愈益明亮，明亮得刺目，灼伤了他的眼睛，使他不得不移开视线。 快读到乔纳如何被鲸鱼吞下肚那段时，米尔德丽德·鲁滨逊瞧了一眼跟雷蒙德坐在地板上的那个女子。令她吃惊的是，她似乎听见他们俩在交谈。 雷蒙德的眼睛没在看那奇怪的女子，可他的嘴唇在动，好像在说什么。米尔德丽德从座位上跳起来，不管故事讲了一半，也不理会那些正在听故事的孩子们，径直穿过地板朝那女子和男孩走去。她使劲推了推滑落到鼻梁上的眼镜，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她知道雷蒙德·冈萨雷斯是个孤独症患者。在她记忆中，她所听到过他发出的声音无非是咕哝和呻吟。他从不说话，眼神从不跟他人交接。从各种迹象来看，别人跟他说话时，他根本没在听。 “他在说话，”她说，仿佛上帝降临，显现了一个奇迹，“我听见他在说话。他刚才不是在说话吗，他说什么来着？”那红发女子没理会老教师，仿佛被那男孩给催眠了。她探过身子，抓起一把蜡笔和一张白纸。目瞪口呆的教师看见那女子开始用蜡笔在纸上画画。 雷蒙德的脑袋晃到左边又晃到右边，就是不看他的新伙伴，嘴里也没再发出声音。 “求您了，”老教师请求道，“再跟他说说话。他刚才说了些什么，不是吗？他从来没说过话。” 那女子自己也像个孩子，定眼看着教师，而后收回视线，继续在纸上画画，涂上明亮的色彩。教师的心陡然一沉。她一定是弄错了。那女子显然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或有些精神错乱，那男孩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她回到这会儿已经乱成一团的孩子们中间，暗自想：下礼拜得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视力与听力。 背过身，米尔德丽德又听见了跟刚才一样的声音。这回，绝对没错。她不但听到了肯定是那男孩发出的声音，还看见他直视着那女子的眼睛。他离她的脸不过几英寸。教师又迅速回到两人的身旁，双手撑地，跪在地上。她听到的着实让她吃惊不小。 “我叫米盖朗琪罗。” 男孩告诉那女子，口齿清晰。他从她的手里抢过蜡笔，开始画起圆圈来，大圈套着小圈。几秒钟后，他递给那位女子一支蜡笔，她便在圆圈内涂上红色，接着是蓝色，绿色，每当她涂完一种颜色，便伸手从男孩手里接过另一种颜色的蜡笔，就好像外科医生从助手手里接过手术刀。老教师心中一懔，也不插话，惟恐打断了眼前所发生的奇迹。在她漫长的教师生涯中，她曾见过别的患孤独症的孩子。她对雷蒙德所存在的障碍是太清楚了，深知其几乎无可救药。 “喏，”他说着从自己的小手指上摘下一只状似南瓜的桔黄色塑料戒指，递给那女子。 那女子自然地接过南瓜形戒指，并敏捷地从她自己手指上退下一只戒指戴在雷蒙德的手指上。漫不经心地戴上南瓜戒指后，她又继续给圆圈着色。 雷蒙德灿然一笑，嘴角露出白色的唾沫。 “我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那女子说着，抬起眼极为温柔地与他对视了一眼，视线随即又落回纸上，“可我得走了。” 老教师仍跪在他俩身旁，眼见那女子站起身，掸掸裤子，走出了主日学校的教室。 老教师的目光从那女子转到雷蒙德的身上。在教室的另一头，孩子们闹成一团，相互追逐着、尖叫着。 “雷蒙德，”她开口道，“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能听懂吗？你说话了。感谢上帝！你真的说话了，是吗？” “是的，”他平静地说，注视着她的眼睛。 “哦，雷蒙德！”老教师激动地叫道，“你能说话了。你能听见了。” 很少有，即使有的话，孤独症患者能直视别人的眼睛。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米尔德丽德心想，一桩非凡之举。它毫不亚于一个奇迹，尤其是它发生在教堂，在上帝的殿堂，在她的主日学校的教室里。 突然，她看见了雷蒙德小手指上所带的戒指。那好像是件真正的珠宝： 一只小巧的镶有碎钻的红宝石戒指。老教师的心跳加快。不管怎样，她不能让这孩子留下这么贵重的东西。她站起身，小心地从雷蒙德手指上退下戒指，去找那位女子。 “我马上就回来，”她对他说，“接着画画，我去找你的父母。” 那女子已经走了。老教师找遍了整个教堂，也没找着她。手里紧紧地攥着戒指，她找到了冈萨雷斯夫妇、牧师和几位教堂执事，坚持要他们随着她去教室观看奇迹。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雷蒙德进步显著。他能说话了：开头只说几个单词组成的不连贯的句子，接着便能说含有动词和形容词的复杂的句子。他还画画，由画圆圈到画生活中的景物：树木、云彩、青草和鲜花。由蜡笔到用彩色粉笔。粉笔是由教徒捐赠的。他以细腻传神的笔触，通过明暗的色彩变化，画出了许多风光秀丽的田园画。画上的景致，几乎是超现实的，有一种超自然的、令人窒息的美。教会、学校、冈萨雷斯一家、他们的朋友及其家庭都为之惊叹不已。 由于没法找到那位女子，归还戒指，大家都觉得它属于雷蒙德。既然她将戒指给了雷蒙德，它就应该归他。起先还有人建议将戒指卖了，所得的钱用于支付雷蒙德的学杂费和将来的治疗费。冈萨雷斯夫妇拒绝了。就像圣母玛丽亚显灵一样，他们开始想象那陌生女子就是一位上帝的使者。戒指便是神灵曾经显现的物证。 教会和教徒，甚至连米尔德丽德·鲁滨逊，尽管对雷蒙德的进步和康复欣喜万分，很快就将整个事件当作孤独症本身的未知特征对待，以为雷蒙德只是突然好转而已。 他每天都戴着那只戒指，上学去戴着，洗澡时戴着，睡觉时戴着。为了防止戒指滑落，他家里人在戒指的背面结结实实地缠了好多道棉线。就像着了魔似的，雷蒙德画啊，画啊，几乎没有间歇。 到第二年末，他的阅读和写作差不多能跟上同年级孩子的水平了。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他的进步显著。不过，与他在艺术方面的突飞猛进相比，他的语言和数学等课目的进步要慢多了。 雷蒙德受到了赞扬，尽管只是在某个小小的方面。他的许多奇异的作品被装入玻璃镜框挂在学校的墙上和各个教室里，作品的右下角有他与众不同的潦草的签名。 十八岁时，雷蒙德获得了享有盛誉的威拉德艺术学院的奖学金。那只红宝石戒指已经被扩大，以适合他那日渐粗大的手指。雷蒙德仍然须臾不离地戴在手上。起初，他声称他根本不记得那女子，也记不得他给过她桔黄色的南瓜形戒指。可几年之后，她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他的画作中。 雷蒙德不再画风景，画起了人物。他一遍又一遍所画的，是一个穿着“加州天使”t恤的红发女郎。 正文 第一章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傍晚：位于圣安娜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学的走廊上空空荡荡的，一种异样的寂静取代了学生们成群结队、乱哄哄地冲出校门时的喧哗声。学校的保卫人员亚当·伦纳德站在大门旁，耐心地等待着最后一位老师离开教学楼。 亚当是一位健壮的男子，约摸二十八九岁年纪，目前正在读夜大学，准备有朝一日也成为一名教师。当他看见一位纤细、娇弱的红发女子朝大门走来时，他挺直腰板，并迅速捋了捋头发。他知道她已经结婚，他这么做并不是想引起她的注意。 可托伊·约翰逊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使她区别于其他教师。不但学生们为她的魅力和使命感所吸引，几乎与她接触过的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点。她的出现使亚当感到有种莫名的力量，驱策他站得更挺、更直，不自觉地露出微笑，对学生们说话更温和、更耐心。她的出现一方面使他振作；另一方面又使他感到不安，似乎他和别的人一样，做得还不够。 他用眼角扫了她一眼，只见她边与一位同事聊天，边慢慢地走近，一头亮泽的红发随意地披散着，大朵的发卷不时飘拂到她的面庞上。她使他想起了图画书上的某个人物，就是他小时候他母亲常为他买的那种图画书。她没有化妆，她的面貌是如此的柔和、娇弱，看上去就像是铅笔画的素描，能轻易擦去。对亚当来说，托伊·约翰逊既美得难以置信，又平庸得令人生厌。 当她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她的脸是那么的光彩照人，绿色的眼睛像两个碧绿的深潭，格外的清澈、明亮。可当孩子们走开后，她就似乎变成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年轻女人，一个你一眼看过之后随即便会忘记的女人。 “今天没人带枪吧？”在与她的同事西尔维娅·戈尔茨坦一道经过大门时，托伊跟亚当打招呼。学校里的人有时笑话这两位女人之间的亲密友谊，因为她们俩外貌的反差是如此之大。托伊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嗓音柔和、委婉，而西尔维娅矮胖、黝黑，心直口快，操着一口响亮、刺耳的纽约口音。 托伊身着一条朴素的长过膝盖的布裙，听说是她自己做的；而她的朋友西尔维娅则服饰时髦：考究的上衣，长裤，平头皮鞋，显见是一套出自名设计师之手的时装。她们俩在一起是如此的不般配。 “没有，今天没人带枪。” 亚当回答道，报托伊以微笑，“不过，明天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 西尔维娅脱口而出。 “那次有个孩子躲在街对面的公寓里的差点朝我们开枪，你在吗？”她顿了一下，用手指了指，“他就站在那儿，在那幢公寓的二楼。你也知道，在那个小阳台上。警察说他手持一支AR—15来复冲锋枪，枪口正对着学校大门。” 保卫人员摇了摇头，用一条粗铁链拴住门把手，上了锁，“我到这儿才六个月。没碰上这事。不过，男盥洗室发生用刀捅人的事件时我在。” “明天见，亚当。” 托伊突兀地说，猛地拉住女友的胳膊，拖着她离开了那儿。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托伊边朝停车处走，边责问道。 “做什么？”西尔维娅反问道。 “你知道的，”托伊停住嘴，用手挡住刺目的太阳光，“总是谈些消极的事情。” 相对于她的身高来说，西尔维娅显然大大超重了，大多数赘肉堆集在身体的中部，一头直直的黑发在脑后挽了个髻，使她的脸看上去更鼓胀。最近两年她的上唇还长出了淡淡的胡髭。 “好吧，可那并不见得事情就不发生。” 她说着，多肉的脸皱成一团，“你想说什么？” “光这么说说什么也解决不了，”托伊认真地说，“只会产生消极作用。我以为，如果你总说这些坏事，就好像你希望它们发生似的。” 西尔维娅猛地张开手臂，而后任双手拍落在屁股上。 “消极作用，嗯？”她语气中带着讥讽。 “那么用冲锋枪指着某人就不消极了？放我一回吧，托伊。你生活在乌托邦，可这是一个战区。” “他们都是些孩子，”托伊毫不放松，“他们只是孩子，西尔维娅。孩子们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得适应他们所处的任何环境，要不然，他们就没法活下去。” “好，”西尔维娅回敬道，“你要我们怎么做？给他们统统发一支枪或别的什么，好让他们来瞄准我们？”顿了一下，咂了咂嘴，“不管怎样吧，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有了。” “这不是真的，”托伊不想让西尔维娅的话扰乱自己。她自打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起读书时就认识了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一家在她还在读高中时就移到了西海岸。托伊最终说服她两年前从郊区的一所异常清静的学校调到杰弗逊中学。她深知她的朋友是一位好人，也是一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 可她不像托伊那样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教室里瞪着她的大多是黑面孔，其中不少含有敌意或会惹麻烦。 “我们得给他们以爱，”托伊接着说，“向他们表明我们关心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接受他们。别忘了，对街那个被捕的学生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了解他。他所做的无非是拿起了一支属于他父亲的枪。他只是吊儿郎当而已，而现在却给逮起来，关在少教所里了。” 她顿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父亲才是真正该受惩罚的人，是他把那支枪带进家门，也许他正出外抢劫某人，而他儿子却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吊儿郎当？”西尔维娅吃了一惊，“好吧，原谅我，可我不以为用冲锋枪指着某人的脑袋只是吊儿郎当。” “你瞧，”托伊立即说，“这正是我想说的。孩子们会玩在他们家中发现的任何东西。这些孩子跟枪一起长大，与枪生活在一起，因此他们——”西尔维娅打断了托伊，一脸决绝的神情，“你不用多说了，托伊。我已经提出了调动的申请。” 托伊垂下眼，半晌无言。一阵微风蓦地吹过，吹起了她的印花布裙的裙边，可她全然没注意到。她的膝盖上有擦伤的痕迹，那是这礼拜早些时候一群学生突然将她撞倒在人行道上所留下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西尔维娅哀诉道，她的脸由于沮丧而涨红，“我早就知道你会使我产生负疚感。” 接着，她的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八度：“我在这儿没法再呆下去，知道吗？我也试过，可不管用。我想教书，托伊。我想教那些从正常的家庭出来、有学习能力的正常孩子。我不想做一个看守、狱卒。我不想在闲暇时间把自己锁在教室里、战战惊惊地害怕某个恶棍会强奸我或毙了我。” 眼见她朋友仍是一脸失望的表情，她又火上浇油：“我不想整天到晚听叽里呱拉的外国话。这是在美国，你知道。这儿有一半孩子甚至不会说英语。他们是西班牙人、越南人、海地人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论。” “你可以什么使你幸福就做什么，”托伊慢慢地抬起眼睛温和地说，“可孩子们喜欢你，西尔维娅，尽管他们并不总是表露出来。你跟他们处得不错。你可以在这里开辟新局面。” 西尔维娅将手指插进头发，扯了扯。当她松开手时，手指上绕着一绺头发。 “瞧瞧！”她叫道，手在托伊的脸前挥舞着，“我并不想将头发扯下来，它是自己掉的。如果我再在这个臭洞里呆一个月，我就会变成秃头。肥胖和离婚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要是我成了秃头，那我就永远别想找到男人。” 托伊想到她朋友没了头发的样子，不禁大笑。西尔维娅也跟着大笑，刚才的紧张空气一扫而光。 “我得走了，”几分钟后她说，“今天下午我得去看玛吉。” 西尔维娅变得严肃起来：“她怎么样？”托伊作了个起伏的手势：“你也知道，她正在好转。不过，化疗后身子很虚弱，没法回到学校上课。跟你说吧，要是通过最后一轮治疗，好转之前白血病复发，我可真说不准她能否挺过去。” “你还在接济这一家子？”托伊脸色苍白，后退几步，朝她的“大众”车走去。 “稍微给点儿。” 她不自然地说，对话题转到这上面多少有些忸怩。 “斯蒂芬知道吗？”托伊走到她的车旁，打开车锁，弯身钻了进去。 “明儿见。” 她从车窗中探出脑袋说。 “那么说，他并不知道。” 西尔维娅说着，皱起眉头。 托伊发动了引擎，朝她朋友挥挥手，想让她的朋友从车窗旁走开，她好上路。 “你犯了个错误，”西尔维娅告诫道，竖起一只手指在托伊面前摆了摆，就好像托伊是她的某个学生似的。 “他早晚会发现的，托伊。要是我跟那么一位英俊的医生结了婚，我不会干任何会危害我们之间关系的事。” “你瞧，”托伊提高噪门，跟她平时的嗓门比起来，近乎在喊，“你得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而我也得做我心里觉得要做的事。” 话音刚落，她将车倒退了几米，迫使另一位女人不得不闪开。 “离婚可不是好玩的事，”西尔维娅追着开车远去的托伊嚷道，“相信我，你不会觉得它有趣。” 托伊驾驶着她的“大众”车过了几个街区，来到多拉多街，她将车停在一所拉毛水泥粉刷的住宅前。住宅显得有些寒酸，油漆斑驳，院子里杂草丛生。一位小个子西班牙妇女推着一辆装有杂货的婴儿车经过她的身旁。有几辆车座极低的汽车沿街开过来。从车窗内传出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托伊奇怪的是，这个地方何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快。圣安娜市座落在奥兰治县境内，离迪斯尼乐园不过几英里。从前，这里占优势的是白人和清教徒。如今的情形已完全不复如此。占统治地位的是西班牙文化。但由越南人和韩国人构成的亚洲社团也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船民，逃离了故土前来寻求他们的美国梦。托伊小时候，快车道上不像今天那样有“小西贡”这样的标志物存在。 她正要跨出车门朝那所房子走去，突然西尔维娅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她一时不知所措，把头伏在方向盘上。她知道她朋友的忠告是对的。斯蒂芬禁止她再给罗伯茨一家钱。他说，那家人的父亲不干活，他不想再抚养另一位男人的孩子。尤其是因为他和托伊无法生育他们自己的孩子。她曾试着解释这一家的悲惨处境——如果父亲有固定工作，这一家人就再也领不到州政府的救济金，就没法支付玛吉的医疗费。而母亲的情形比父亲的更糟糕。由于患风湿性关节炎而被困在轮椅上。她丈夫争辩说，我们有自己的帐单要付，并提醒她他上医学院期间所欠下的巨额债务，都得彻底付清。她丈夫现在有了自己的外科诊所，就托伊所知，他每月所挣的钱不少。为什么他不能用其中的一些钱去帮助处于绝境中的人们？几个月前，她丈夫买了一辆崭新的“梅塞德斯”。当他要为托伊也买一辆新车时，她委婉地拒绝了。她那用了十年的“大众”车还跑得好好的，她对他说。孩子们在挨饿。她宁肯摒弃在他觉得不可抵挡的新皮革的香味，继续开她那辆旧车。 托伊无法理解她丈夫在别人要帮助时的吝啬态度。他总提到的那笔贷款已经拖了十年以上尚未付清。为什么他们不能等段时间再还？她平时居家过日子从不挥霍浪费，所买的都是生活必须品：食物、衣料、遮阳篷。她只求这一切能增添希望。为一个垂死的孩子，为将来，也为别人的仍不得不呆在家中的孩子。但愿他们能度过困厄。 抬起头，托伊通过反光镜瞥了眼自己的形象，只见镜中的女人面无血色，扭歪着脸，几乎都认不出那就是自己。也许他们是对的？她是一位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她只图帮助别人，却任自己的生活从指缝中溜走？她能就此罢手吗？她摇摇头，算是对自己的问题的回答。西尔维娅可以调到另一所学校，只要她愿意甚至可以放弃教职。但托伊却别无选择。有某种力量牵引着她，某种她朋友无法理解的、而她亦无法使自己与之分享的东西。 这种神秘的现象第一次发生在托伊读高中二年级时，她突然得了重病。 刚开始时，她父母以为她得了感冒。可到半夜时，病情加剧，父母慌忙把她送到当地医院的急救室，医师诊断她患的是心包炎，即位于心脏周围的液囊发炎。送到医院仅仅几秒钟后，托伊就转成了心脏病。她母亲断定那天要不是在医院，在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下她肯定活不过来了。可托伊对自己的病却很少这么想。对托伊来说，她之所以生病有特殊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从此永远改变了她的生活。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从生理上来说她死了。可她却感到从不曾如此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她感到自己与树，与风，与大地，与宇宙融为一体，仿佛自己就是整个宇宙的一分子。 就打那时起，她明白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孩子必将成为她终身的事业。 正当医师们忙于救她时，托伊却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坐满孩子的房间里。一位特别的孩子走近她，跟她说话。她记得那孩子为孤独和痛苦所包围，无法逃脱。不过，在梦境结束之前，托伊感到它是那样的美丽，孕育着无穷的希望，令人敬畏，令她永志不忘，并愿意用她的余生去再次寻觅它。她不知道那男孩是谁，但她深信自己以某种方式帮助了他。 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托伊这次不寻常的旅行却不乏确凿的证据——她记得清清楚楚：在梦中她将那只父母在她十六岁生日时送给她的戒指给了那个男孩。作为回报，她醒过来时戴着一只塑料戒指，就是人们有时在盒装麦片内会发现的那种。这件不值钱的小玩意随即成了她最宝贵的财富。在阴霾的日子里，托伊会躲在卫生间，从她放香波和别的个人用品的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那只戒指，戴在手上，并静静地等待着。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期待着被重新带回那一刻。对托伊来说，这只小小的戒指好像一只从天上掉下来的护身符。她将它带回，从濒死的边缘将它带回。 它一定具有某种意义，某种神秘的内涵。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将它带回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将它带回。但她知道戴着它会使她感到镇定、安宁。每当她摘下桔黄色的塑料南瓜戒指，将它放回隐蔽处，便是她准备与这世界再度奋战之时。 她父母当然只能从低层次上理解她的这番奇遇，为他们的爱女绝境逢生而欣喜万分。他们坚持认为他们送给她的那只戒指不过是在混乱中丢失了，甚至可能就是在她刚送进医院时被急救室的救护人员摘下的。但托伊明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她到医院时，她病得厉害，他们立即把她交到等候在那里的医师手上。她敢肯定戒指一直戴在手上，正如她敢肯定那天晚上发生了某些不可思议的事，某些她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仔细考察那次濒临死亡的体验及有关的现象，试图将发生在她身上的偶然事件推到一个深层次，可她所看到的文章和第一人称叙述的报道或者声称看见了基督显圣，或称看见了长长的隧道，或称看见了万丈光芒，还有的人则称他们看见了死去的亲人和所爱的人。 而托伊看到的只是孩子的脸。 从纷繁的思绪中收回神，托伊打开车门，穿过人行道朝大门走去。这天是月中，托伊深知这意味着从月初起攒下来的帐单已到最后的期限。如果明天之前再不付房租，这家人就会被赶出门。那样的话，叫一个垂危的孩子在污秽、拥挤，充斥着精神病人和醉鬼的公共避难所里如何活？一次，托伊把有好几个孩子的一家安置在避难所，随后痛苦地得知最小的男孩惨遭一个老头的骚扰。她决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在玛吉或她的兄弟姐妹身上。命运对这一家已经够残酷的了，他们需要一线转机，而她发现这惟一的转机就寄托在自己身上。 在敲门前，她打开手提包，查了查她的支票簿，埋怨自己怎么没到银行去一趟。如果她再开支票，斯蒂芬就会发觉。她应该改用现金。合上皮夹，她心头掠过一丝阴影，明白自己已经作出决定，便毅然举手敲门。如果斯蒂芬将一辆新“梅塞德斯”看得比人的生命还重，那末，他完全可能为了一个亮丽的模特儿而折价出卖她。 她可以为他改变发型，甚至可以为了与他的医生同事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那些时髦的聚会而任由他替她买花哨的服饰，但她不能改变她内心的东西。 托伊赶在丈夫之前回到家，小心地脱下鞋子放在门口的小垫子上，随即冲进厨房去准备晚餐。斯蒂芬坚持用黑白两色来装饰房子。她脚下这块毛绒地毯很难保养。赤着脚走过起居室，她瞧见锃亮的黑色表面上都是灰，思忖着在她丈夫回家之前是否要搞好卫生。有时，当她真的对他很气恼时，她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将白色的地毯泼满墨汁，再拿把雕刻刀在黑色的家具上乱刻一气。她抗议过。她希望她的家就像一个家——一个温暖、舒适的所在，而不是一个无菌、禁忌重重的地方。她喜欢一些随意收集到的小摆设、温馨的盆景和色彩绚丽的图画。而斯蒂芬受不了零乱，更讨厌明亮的色彩。她想要一条小狗，可斯蒂芬却说那对白色的地毯将会是一场灾难。 有时，她简直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一间手术室里。 在纯白色的厨房里，托伊将几只土豆搁在案板上开始削起来。可她的思绪又回到玛吉和她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尽管那女孩表现得挺顽强，病情有所减轻，可她仍然极为虚弱、消瘦，无法起床。今天，她说出了她的恐惧，跟托伊谈到了死，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 “你会好起来的，”托伊坐在她睡的双人床的边沿上，不住地劝道，“你不会死的，玛吉。你会战胜病魔，拥有美好的人生。” “我不这么想，”她轻声说，“我感到它了，你知道，我知道它正等在门口。” 孩子挨近托伊的脸，声音低得近乎于耳语。 “有时在晚上，”她接着说，“当大家都睡着的时候，我在床上望过去，我敢肯定我能看见它。它看上去像一个巨大、丑陋的阴影，就站在那儿瞪着我。” “你瞧，那都是因为你害怕所致，”托伊柔声安慰道，“那不是死神，玛吉。死是美丽的、神奇的、无痛苦的。你不是看到了吗？人生是如此艰难，死是对我们的一种报偿。” “这些我都知道，”女孩微弱地回答道，“你以前也这么跟我说过。可我不相信。” 她停住嘴，两眼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转回到托伊身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也许，这应该是件圣诞礼物，可我想现在就送给你。” “先收着吧，”托伊说，“我宁愿在圣诞节早上跟你一起打开它。你知道我会来这儿的。去年我就在这儿，不是吗？”女孩的嘴瘪了瘪，摇了摇头。她不想告诉托伊她在想什么：她熬不到圣诞节那天了，到那天一切都将结束。 “别那么想，”托伊连忙说，温柔地抚摩着她瘦瘦的胳臂。 “我没告诉过你有天晚上我梦见了什么吗？我梦见你身披白色的婚纱，漂亮极了。听着，玛吉，”她接着说，“你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新娘。” 女孩舔了舔干燥、皲裂的嘴唇，当她再度开口时，声音里已带喘息，“把礼物取出来。就在柜子上。” 想到这里，托伊放下手中的小刀，搁在厨房的台子上，走进卧室，打开女孩送给她的小包裹，轻轻地抚摸着里面的东西。玛吉送给她的是一件印有“加州天使”字样的棒球衫，跟她生病那天晚上穿的t恤一模一样。后者是她的一位男朋友带她去看棒球赛时买给她的，托伊后来就拿它当睡衣。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她心想，玛吉竟然会送给她同样的t恤。当然，她对自己说，那不是女孩自己买的，是女孩的一位亲戚送给她的礼物，她又转送给了托伊。突然，她决定穿上它。于是，她脱下身上的衣服，挂在橱里，然后套上那件t恤，又蹬上一条退了色的牛仔裤。赤着脚回到厨房，她想起了被送到医院的那天晚上所穿的拖鞋，希望它们还在。那种卧室里穿的拖鞋确实很滑稽，又大、又蠢，制作成动物模样。她那双的样子像企鹅。她决定下礼拜给玛吉买一双，玛吉一定会很开心，而此时此刻，一笑值千金。她得鼓起女孩的精神，驱散她对死神的恐惧。 “怎么样？”斯蒂芬在门口说，“晚餐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托伊欢快地说，迎上前去拥抱他。尽管托伊身高五英尺八，可她丈夫的身高超过六英尺三，裹住了她。他身材瘦长而结实，像个运动员，黑眼睛，黑头发，英俊的脸上永远是一副自信的神情。她嗅吸着他刚刮过胡子的脸上的麝香味儿，把头埋在他的胸前轻轻挨擦着：“今天过得怎么样，宝贝儿？累吗？” “别问了，”他生硬地说，推开她，从脖子上拽下领带，“还记得我三个月前做的那例胆囊手术吗？唉，那蠢女人告我治疗不当。我救了她的命，可她却只担心她身穿比基尼是什么样子。她认为那条疤太大了。” “对不起，”托伊说道，温柔地吻着他的前额，“会没事儿的。法庭对这类诉讼有多头疼，这你知道。” 但她也明白确实有担心的理由。每次斯蒂芬被起诉，他要支付的治疗不当的保险费就提高，而近来他接触过的每个病人都想要起诉。 “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大概半个钟头后。” 她说着，返身将土豆倒进锅里去煮，竭力不去理会他脸上烦恼的表情。他俩刚认识时，斯蒂芬还是位实习医生，约会时他总给托伊讲笑话，使她笑个不住。他们坐在那儿，谈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谈如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侃就是好几个钟头。如今，他们几乎不再交谈。但托伊深知做一名外科医生的不易。哪怕你做得再成功，人们也总是不以为然，这些年来，斯蒂芬变得紧张、刻板。她曾经爱过的无忧无虑的年轻男人已不复存在。现在，她的丈夫变得苛求、粗暴，在家里就好像在手术室里一样发号施令。他似乎再也无法放松。即使在他们做爱时，她都能感觉到贯穿他体内的紧张。 “你知道，我喜欢在六点钟吃饭，”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得在上床前消化吃下的东西。这个要求过分吗？” “不，斯蒂芬，”托伊说着，点燃炉子，准备烧菜，“我刚回家。放学后我还得办些事。” “什么事？”他问。 “一些小差使，”她撒了个谎。接着，她满脸生辉地说：“嗨，要是你饿了，我可以为你做份快餐。” “我不要吃快餐。” 他断然拒绝道，话音刚落，人消失在门口。 大约十分钟后，他回来了：“今天发生了一桩异常的事。你认识一个叫雷切尔·麦古芬的人吗？”托伊呆住了。雷切尔·麦古芬是玛吉的婶婶，由她替罗伯茨一家兑换支票，因为这家人在银行里没有帐户。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睃巡着。 “什么问题？”接着，她咯咯地笑道：“我还以为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无关紧要的谈话呢。我没想到这是一场审讯。” “别这样！”他放大嗓门，“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女人？银行今天下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称她试图兑换一张我们的面值六百元的支票。我跟他们说支票是伪造的。” 托伊手中的擦碗布掉在地板上：“什么？你怎么能那么做？他们也许会逮捕她。天哪，斯蒂芬，支票是我给她的。她没有伪造。” 她往墙式电话机旁走去，想打电话给罗伯茨家，对这场误会表示歉意，但愿银行没有报案，可她丈夫挡住了她的去路。 “谁都休想，”他怒不可遏地说，“我是说谁都休想拿走我的钱，除非我同意。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托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你要开支票给她？我有权知道，我现在就想知道。” 托伊的上唇在颤抖，脸色白得跟她身后的墙一般。她憎恶争吵。每当她与斯蒂芬发生口角时，她便走出房间，呆在卧室里直到他平静下来。她很少提高嗓门，讨厌任何形式的摩擦。可这是一场她无法逃避的战斗，彻底解决的时机到了。 “那并不全都是你的钱，”她迎着他严厉的目光说，“我也在挣钱。你今天设法在你那宝贵的银行帐户上保住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玛吉一家免遭无家可归的厄运。可你毁了这一切，不是吗？”他双手乱舞，“我早该知道，”他说，“又是这该死的罗伯茨一家。你难道就不明白他们是在利用你，托伊？你怎么就那么幼稚？”她站稳脚跟，挺直身子：“你怎么能那么麻木不仁？” “我恨这个！”他咆哮道，他呼出的热气喷到了她脸上，“我禁止你再给这些人一分钱！你管做饭，搞卫生，我来管这个家里的钱。我们结婚时我就告诉过你该这样。” 托伊大踏步走到炉子旁，熄灭了火。在她明白过来前，他会不知不觉地走向“大男子主义”。托伊感到这正像心理学家们所说，人们会竭力仿效其父母，而不管其父母是好是坏。斯蒂芬的父亲也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以铁腕来治理他的家庭。尽管斯蒂芬也曾经反对过他父亲的清规戒律和家长作风，却不由自主地以同样的方式来治理他自己的家庭。 托伊抓起她的手提包，夺路而走。 “你想到哪儿去？”他嚷道。 “我得重新给他们开一张支票，他们的房租今天晚上必须付。他们已经得了逐客令。” “那是他们的事，跟你无关。” 他说，跟在她后面到了大门口。 “跟每个人都有关。” 托伊回过身面对着他，“当一个孩子病了，需要帮助时，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你是个医生，斯蒂芬，我还以为你懂得这点呢！”他扭住她的胳膊，疼得她停止了脚步，“你走出这个门，托伊……我……就别回来！”蓦地，她感到自己仿佛是茧中的蚕蛹，被死一般的寂静所包裹。斯蒂芬早些时候已经把起居室的电视打开了，可她全然听不见。街上车流如织，可她置若罔闻。她所能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心跳声。如耳语般，她低声说：“你此话当真？”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气咻咻地说，“我不可能成为这整个城市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他开始在她面前踱来踱去。 “我今天一大早就进了手术室，谁知道我今天晚上就不用出诊？我辛辛苦苦地挣钱。那些人……他们懒惰……游手好闲。他们想搭便车。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现状：一些人指望着别人养活他们。好啦，”说到这里，他鼓起胸脯，向她吼道：“他们别想从我的银行帐户得到任何免费的享受，别想再利用我妻子。我受够了！”他停止踱步，镇定下来，瞅了瞅他妻子脸上灰心的神情。托伊每每总是回心转意，他心想，自信地以为问题已经解决。 “你不明白吗？”他恢复了平静的声调，“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孩子的缘故，你都有点儿精神变态。就像你老是跟我谈到的那些古怪的梦，你想象自己把孩子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啦，我以为就是歇斯底里的一种表现。我想，你需要治疗。” 斯蒂芬一开设自己的诊所，便声言要开始生儿育女。可托伊却不怀孕。 他丈夫肯定她没有不育的身体障碍。她做过测试、检查，甚至忍受了手术探测，都没有查出毛病。斯蒂芬也检查过，同样没有毛病。他的精子数量正常。 他们得等，最终会怀上孩子，专家如是说。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我们吃饭去吧，”斯蒂芬说道，往厨房走去，“我饿了。” 走到房门口，他停住脚，回转身，等着托伊跟在后面。大门仍然开着，风将几片树叶吹落在进门的大理石通道上，给屋内带来了一丝寒意。 正文 第二章 托伊又给罗伯茨一家送去了一张支票，到九点钟时，已经坐在西尔维娅·戈尔茨坦的起居室里。西尔维娅住在密森维乔，从圣安娜开车往南约半小时的路程。托伊则住在拉格纳海滩，离学校才几英里，住在周围的人相对比较富裕。托伊家的房子是专门设计建造的。而她朋友住的那一带的所有房子都是千篇一律的式样，价格低廉。但托伊在西尔维娅家里却总感觉挺自在的。尽管房间里乱七八糟，几乎所有的表面上都堆满了照片。几只暹罗猫懒洋洋地蜷伏在它们愿意呆的地方，一只西尔维娅唤作西蒙的黑猫就蹲踞在她头旁的椅背上。 “我不能撇手不管，”托伊说，泪水顺着她的两颊滑落，“我不能让玛吉去避难所。也许她只剩下几个月的日子了。我该怎样让她挺过去呢？” “为什么他们不把她送进医院？”西尔维娅问。 “因为她的病情有所缓和，而作为一名医疗照顾方案的受惠者，他们不会让她进急救室，除非她的白血病在急性发作期。” “我明白了。” 西尔维娅慢悠悠地说。她双手棒着一杯滚烫的咖啡，坐在托伊对面的皮躺椅上，身穿一件黑色的圆领运动衫，脚着网球鞋。当时她正准备出门到体育馆去，突然托伊泪流满面地出现在她面前，跟她说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好吧，你想没想过那家伙是对的？”她接着说，“不光是玛吉的事，托伊，你也知道。我眼见你天天从这你称之为手袋的塑料破玩意儿里掏出钱来像给糖果一样给孩子们。瞧瞧你自己，上帝知道你这双黑色的平底鞋穿了有多少年。真的，我想你从上大学时就开始穿了吧。” “我并不只是给他们钱，”托伊辩解道，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我给他们钱是为了让他们买衣服、鞋子之类他们上学的必需品。” 西尔维娅的身子朝前探了探，将咖啡放在桌子边沿上。 “什么样的衣服？这是在加利福尼亚，托伊。没有人在这儿会冻僵。我是说，这不是地上积雪两英尺厚的爱达荷。” 说到这里，她嘻嘻地笑起来，双下巴抵在了胸口，“你前几天给杰萨斯·弗南德兹钱了吧？他是不是跑到你这儿来哭着说需要一件冬衣？”托伊温顺地点了点头，双手合拢放在腿上。 “好吧，下次你见着他时，瞧瞧他买了什么。他买了件皮茄克，女人哪！如果是一件棉布外套或便宜的茄克我还能理解，但没有人会‘需要’一件皮茄克。他是个歹徒，托伊。他利用了你。” “他十二岁了，”托伊说，“也许这件皮茄克使他感到自己不同寻常。也许这样他就不会为了得到皮茄克而抢劫或杀害别的孩子。” 西尔维娅摇了摇头，“不错。你打算跟斯蒂芬怎么样？还回家吗？” “不，”托伊坚决地说，“他不要我。今天晚上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他明确地说了这几个字吗？”西尔维娅问，侧过头盯着托伊。 “他说了‘托伊，我不要你’吗？” “不完全如此。” “我不像你那么想，”西尔维娅说。她认为托伊过分夸大了事态的严重性。 “你看，托伊，你们刚拌过嘴。回家去，勾引勾引他或做点别的什么。这一套对西德尼总是挺管用的。” 她看了看托伊的脸色，补充道：“好吧，也许并不那么管用。他跟我离了婚。” 于是，她放声大笑，震得屋内的物件仿佛都在轻轻地晃动。 “高兴了吧，嗯？我今天下午只是在开玩笑。即使你离了婚，你还会找到另外的男人。你美得跟画儿似的，还有，你那么苗条。这可是最打紧的，宝贝儿。那两根你称之为腿的小细棍总是会把男人招惹过来。” “我不想再找男人。” 托伊说，她站起身，走进卫生间，返回来时拿了几张卫生纸擤鼻子，而后，接着说：“说实在的，这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我只是想做某些重要的事，某些要紧的事。” “我这儿有纸巾，你瞧，”西尔维娅说，“你不必用卫生纸。” 托伊瞪大眼睛：“卫生纸又薄又便宜，干吗要浪费纸？每次你用纸巾时，又一棵树倒下了。” “哇，”西尔维娅有意转动眼珠，“我不知道这点。你是说，他们用树作原料来生产纸巾？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托伊皱了皱鼻子，随即“扑哧”一笑，“你是个活宝，西尔维娅。” “那么，”她说，“你准备跟我呆在一起吗？是这么打算吗？”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西尔维娅说。接着，她的脸变得生动起来，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有个好主意。你干吗不跟我一起到纽约参加我侄子的受诫仪式？星期二教区里开会，我们有两天空闲，所以如果我们明天晚上走，我们可以一直在纽约呆好几天。那一定会是趟有趣的旅行。你可以见到我的兄弟和他妻子，我的侄子和侄女们。也就是星期六我们不得自由，那天是受诫仪式举行的日子。” “我以为你跟路易丝一块儿去呢。” 托伊说。登上飞机，飞到某个地方的想法突然似乎充满了吸引力。 “她今天打退堂鼓了，说她得了感冒，但我知道她在撒谎。那个她追求了六个月的牙科医生终于邀请她出去，因此她打消了旅行的念头。” 西尔维娅停下来，啜了一口咖啡，“差点儿令我发疯，你知道。我们已经订好了票，是不能退的。我敢打赌她愿意低价卖给你。” “我去。” 托伊热切地说，心想旅行正是她所需要的。离开几天，可以给她自己和斯蒂芬彼此一个考虑的时间，好好儿地想一想。 西尔维娅一把抱住小妇人，将她举离了沙发。托伊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让她继续抱着她。她太累了，精疲力竭。 “我爱你，”她对西尔维娅说，“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我也是。” 西尔维娅说着，像对小孩似的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脑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孩子，老西尔维娅懂得怎样寻开心。就让那个跟你结婚的自负的家伙坐在那儿想想他是个多么讨厌的人吧。等你回来时，他会求你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托伊试探着问。 “可以打赌，”西尔维娅说着，将她抱得更紧，“世界上有谁能离开一个像你一样的天使？这个男人一定疯了。” 她将托伊推开了一点，打量着她的衣着，脸上浮起开朗的笑容，“嗨，你甚至还穿着一件‘天使’t恤。好啦，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准备流汗吧！你害得我误了做体操。现在，你得跟着我绕着街区跑五圈，否则我不会饶过你。” “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托伊说着，破涕为笑。 “就像西德尼所做的——换个地方，挣上一百万，然后装做从来不认识我。” 她拖住托伊的胳膊，“快点，该去跑步了！”已经深夜了，扎伊还没睡着。两个女人摸着黑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 “还记得吗？我们上学时经常如此。” 西尔维娅说，使劲儿地嚼着土豆片。 “想吃吗？”她说着，把纸袋递给托伊。 “我不饿。” “你从来不饿。怎么？你认为你节食就能替这个世界省下食物或什么吗？有时，我想想你真是个大傻瓜，你知道。” 她将剩下的半袋土豆片扔在一边，对自己的贪食深自痛恨，“你是我惟一信任的瘦子。瘦的人都怪怪的。他们不像胖子那样容易激动。我小时候比现在还胖。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断定学校里所有带弹簧刀的孩子都是从火星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见鬼，我家里的人都胖。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胖。” 托伊慢不经心地说，她的思绪飘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她自己的孩提时代，“我跟你说过我从前常扮作修女的事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也记不清了。我想大概是我十三岁时。” “你怎么扮作修女呢？你是说，你虔诚地祈祷？”西尔维娅抿着嘴笑道，“你走到哪儿，就把赞美诗唱到哪儿？嘿，已经跟我说过了。” “不是，我模仿修女的打扮来着。我拿床单裹住头，用一根绳子系着披在身上。我脖子上还常挂一个很大的铁十字架，那是我花一块钱在一家汽车修理厂买来的。” “你从来没跟我说起过你父母是天主教徒。” 西尔维娅说着，又抓过盛土豆片的纸袋，扔了一把土豆片进嘴里，大声地嚼着。意志就这么薄弱，她心里想，不知吃土豆片的同时跑步是否会有所帮助。 “他们不是天主教徒，”托伊回答道，“我父亲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一生中只去过一次教堂。那还是因为某人举行婚礼。我不知道我父母信奉什么。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 “你父母看到你打扮得像个修女是怎么想的？他们没觉得有点儿奇怪吗？”尽管西尔维娅也觉得不当，但她还是加了一句：“也许那时他们就应该给你泼冷水，你就会变得正常了。你知道的，就是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自私、冷漠。” “噢，”托伊回想起了那天她母亲回家看到她那副临时凑合的打扮时的情景，“他们不知道。我总是在家里没人时才这么做。只有一天，我母亲出乎意料地回家，让她给撞见了，她还以为我化装成过万圣节的样子呢。” “为什么你要打扮成修女呢？我可绝对没想化装成一个犹太教教士。” “我怎么知道？”托伊回答道，拂开贴到脖子上的头发。屋里又闷又潮。 西尔维娅从来不给房间通风。她断定要是打开窗户，有人就会从窗户爬进来，乘她熟睡时杀了她。 “那会儿我还是个孩子。这只是一种幻想，就像男孩装扮成消防队员一样的道理。在我们家街角有一座天主教堂，那会儿修女们还是老式的打扮，我常躲在灌木丛中偷看她们。” 两人陷入了沉默。托伊的心绪不久又转到了她童年的另一些回忆上。那会儿，她是一个快乐、野气的小女孩，整天跑啊，跳啊，不知疲倦。八岁时，她决定效仿马戏团的走钢丝者，于是在秋千架上绑了一根晒衣绳，双脚踩在绳子上，张开双手以保持平衡，可绳子“啪”的一声断了，她摔断了胳膊。 那只是一连串受伤的一桩：骨折，隆起大包，磕出乌青，扭伤胳膊等。她母亲称她为假小子。她父亲则更甚，给她起了个绰号“罗伊”。 “我们给你取错了名字，小老虎，”母亲总是这么对她说，“我们应该给你取罗伊，而不是托伊。” 叫这鲁莽、毛糙的小女孩为托伊真是名不符实。如果说她像什么玩具的话，那么，也决不会像一个洋娃娃，而像一只旋转的陀螺。 有一年的圣诞节，她母亲到救世军那儿买了一堆别人丢弃的各式戏装。 每天晚饭后托伊总是穿上其中某一套为她父母表演，或跳踢蹋舞，或模仿芭蕾的舞步。他们没法供她去上辅导课。她父亲是一位邮递员，母亲不工作，在家里操持家务，因而很少有余钱。托伊不知道还有上辅导课这一事，一个人真的可以学着做这等出乎自然的事。 但在她十三岁生日前后，情形开始发生变化。托伊变得文静、内向。她母亲认定这只是青春期的缘故。她懂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再穿着那些可笑的戏装在起居室跳来跳去不合适。一旦做完家庭作业，托伊便退到她的房间，或看书，或就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默想。最后，她那沉思默想的习惯延伸到了学校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到读高中的那年生病时，她至多不过是个B等学生。然而，在经历了医院那番体验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使自己的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 “你认为我有些潜在的精神变态，就因为我曾经喜欢装扮成修女？”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托伊问。 “不，”西尔维娅半闭着眼说，那袋土豆片已经被一扫而光。 “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好吗？我想我们需要上床睡一会儿。天哪，我摄入了太多的盐份，我觉得自己胖得简直像一艘软式小飞艇似的，可以漂游到纽约。” 托伊没理会她，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斯蒂芬不是个坏人，他只是养成了外科医生的坏脾性：以为他是上帝，可以支配我，像对下等人似的待我。每当我跟他谈起我感兴趣的事，他总是心不在焉地走开。” 西尔维娅将手伸进杯中的冰水里，而后抽出手来，轻轻地拍拍自己的脸以保持清醒：“对此你是什么感觉？” “我不喜欢这样，”托伊说，“没有人会喜欢。” “那么，我猜你们的婚姻完了。” 西尔维娅决然地宣布。在困得失去知觉前她头重脚轻地往卧室冲去。 仿佛刚拔掉四颗牙似的，托伊垂头丧气，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无言地跟在她朋友后面，沿着黑暗的过道走进客房，脸朝下“噗”地倒在床上。 为什么她要跑出来？她从来没有抛弃斯蒂芬离家出走过，不管他们吵得有多厉害。托伊不愿意怒气冲冲地上床，总是勉强自己跟斯蒂芬和解，即使这么做意味着向她丈夫让步。人生苦短，没有时间留给愤怒，她总是这么对自己说。在每一相互关系中，某个人总是不得不妥协，默认另一方的要求。 她不在乎这个人是她，只要斯蒂芬不来干涉她想做的事。 但今天晚上不同，西尔维娅是对的。不仅仅是因为玛吉·罗伯茨和对慈善事业的热衷。斯蒂芬提到梦的事，使托伊感到将它们告诉他是多么傻。她早该明白这点，可那人是她的丈夫。一个人怎么能跟某个吓得她不敢与之分享其内心的想法、其梦境的人结婚？她总认为袒露心迹、分享秘密正是她结婚的目的。但显然，她丈夫并不同意这点。 是由于他提到了梦，她变得怒不可遏吗？托伊问自己。每当她将梦说给斯蒂芬听，这类梦就不再出现。她已经至少有六个月不做这样的梦了，而她是多么渴望品尝它们所带给她的极乐的感觉，那种因救了某个孩子的命而获得的快慰。她知道那只是梦，是幻想，或妄想，如斯蒂芬所说的。她从不曾竭力向他表明那些梦是真的，只不过跟他说说它们所带给她的愉快而已。 由于那些梦境不再，她因而怪斯蒂芬吗？某种程度上，她是否认为告诉他坏了魔法？ 隐约可见屋角的电话机，但托伊不想给她丈夫打电话，就算她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孩子气，那样天真，那样傻气，她也毫不在乎。她巴望奇迹能够发生，那些神秘的梦重现，但愿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闭上眼睛，她试图回忆其中一个梦的某些细节，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她又巴望自己能够做个新的梦。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不但没有做梦，连丝毫睡意都没有。 暗中只听得一颗心“怦怦怦”地直跳。 最后，她主意已定。她将跟西尔维娅一起去纽约，换个心境，重新开创新生活。她要去拯救所有身处困境的儿童，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个。如果世上真的有奇迹，有神灵，她将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她已经在尘世的浅水中趟了太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她将再次出离。她以前就这么做过，她对自己说，她可以再这么做。 然而，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从她的面颊滑落。她蜷缩成一团，心中充满了痛苦和对自己的厌恶。他们说得对——她是一个傻瓜，一个怪人，一个梦想家。一个理智的、头脑健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她怎么会认为光凭她一个人就能使这世界变样？正如斯蒂芬总是对她说的那样，在芸芸众生中她充其量不过像一条逆流而上的小鱼。 随即，她又想起了那些孩子，那些没有食物，无家可归，没有父母关心、爱抚的孩子；那些像小玛吉·罗伯茨一样身患可怕的绝症，正在遭受痛苦折磨的孩子。透过屋内的阴影，她能看见他们那充满深情的眼睛正注视着她，在向她恳求。而在灵魂深处，她能听见他们那微弱的哭喊。她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新闻报道上出现过的面孔——在惨无人道的暴力案件中丧生的孩子的脸。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怎么能坐视世界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之中而无动于衷？ 她没有发疯，她得出结论。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倒是有病。这么一想，托伊终于释然，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沉沉的、甜美的梦乡。 正文 第三章 弗朗西斯·希尔伯恩是个瘦高个，浑身上下没有一寸脂肪。他自视为艺术界的缔造者，是使许多年轻人从不为人知的无名小卒到举世公认的艺术家的引路人。约摸四十五岁左右的年纪，希尔伯恩穿着一身黑：黑衬衫、黑裤子，一条窄窄的黑色丝绸领带。他的头发一度是浅褐色的，几年前，他将它们几乎漂成了白色。他架着一副金属框眼镜，左耳上戴着一克拉的钻石耳饰。 几年前，希尔伯恩在达拉斯学院发现了还是个学生的雷蒙德·冈萨雷斯，便竭力怂恿这个年轻人到纽约定居，这样他可以监督他的工作，修正他的举止，改善他的技巧。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希尔伯恩计划的那般如意，这会儿他正站在他为雷蒙德租的阁楼里，向他发出最后通牒。 “我从没说过你可以无限期地住在这儿，”经纪人说，一双眼睛打量着挂在墙上的油画，“我们的协议上订的是你可以住到首次画展举行之时。告诉我，在你手上只有十五幅一模一样的油画的情况下，叫我怎么举办一个画展？”雷蒙德怔怔地望着虚空出神，没有回答。 “得啦，”希尔伯恩一脸愠怒的表情。两年来，他忍受了雷蒙德的阴郁情绪和恒久的沉默。他弄不清这个人到底哪儿出了毛病。如果他再不立即回心转意，希尔伯恩决定洗手不干了。 “也许你聋了？”他大声说，“我问你话可是有一会儿了？”还是没有回音。 “我给你三天时间，”希尔伯恩断然地说，“如果你还创作不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至少开始一个新的题材的创作，你就得自己去找一间工作室。我另有一位法国的艺术家要来。” 雷蒙德没想如果希尔伯恩强迫他搬出阁楼，他上哪儿去，怎么生活的问题。黝黑、清秀、眼神捉摸不定的年轻人盯着地板，心里在想那位女人，她那明亮的红发和光彩照人的绿眼睛。他能看见她那温柔、圣洁的面庞，那天她趴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一手托着脑袋，一手拿着一支绿色的蜡笔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雷蒙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必须找到她。 她彻底俘获了他的心。她的形象出现在他如今的每一幅画中。不管他开头想画什么，最后他画的总是她的脸，她的头发，她的眼睛。他与她相识这一人生中的非常事件，以及他对她的着迷，窒息了他的创造力，妨碍了他的事业。 就在希尔伯恩与他擦肩而过时，他瞧见黑光一闪，并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水味。 “那么，雷蒙德，”希尔伯恩说，“你想出一个新名字了吗？只要你再画哪怕一件新作品给我，我下个月就给你办画展，不过我还认为你需要另外取个名字。雷蒙德·冈萨雷斯这个名字太正经，太普通了。你需要有个异乎寻常的、带有神秘味道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 “黑。” 雷蒙德说，巴望此人早点走，好让他重新回到冥想中。 “不错，”希尔伯恩说，捻弄着耳饰的尾端，使得那粒钻石转个不停。 瞅见雷蒙德的眼睛一眨不眨地追随着闪烁的钻石，希尔伯恩立即停止手上的小动作。他了解他相中的人。雷蒙德喜欢有反光的东西，也喜欢旋转的东西。 希尔伯恩曾经见过他为某样毫不起眼的东西所着魔，躲进他自己的世界，连着好几个星期都不说不动。 “好，”他大声说，想以此吸引雷蒙德的注意力，“不过，得有两个字。你总不能叫你自己‘黑’吧。” “石头，”雷蒙德凝视着希尔伯恩的耳饰说，“黑石头。” “嗬！”希尔伯恩撮着肉感的大嘴说，“黑石头，嗯？我喜欢这名字。听上去真不赖，就像印第安人的名字。神秘、刺激、吸引人。” “我得干活了。” 雷蒙德轻轻地说。 “当然，石头。” 希尔伯恩满意地笑了。妙极了！他们短短的谈话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雷蒙德已经跃跃欲试地想开始创作新作品。而对他来说推销“黑石头”当然比推销“雷蒙德·冈萨雷斯”要容易得多。 “从今天起，你就是黑石头了。在你的新作上就这么属名。” 他盯着雷蒙德看了足有好几秒钟，而后朝门口走去。 “你画好了就打电话给我，”临走他又扔出句话，“记住了，三天时间。” 希尔伯恩一走，雷蒙德就抓起他的外套，冲下楼到了街上。那名字不错，他心想，尽管他并不知道他的名字跟那些购买他的作品的人有什么关系。不过，这名字含有象征意义。对雷蒙德来说，它象征着他被困在一块黑色的石头里，无法动弹。石头是用玻璃做的，他成了玻璃的一部分。但他无法触及到外界。那个女人出现之前他所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人类，只有色彩和图案。 他瞥了一眼手表，惊慌起来，加快了步伐。已经三点钟了，他得赶在四点之前上班。在外套里面，雷蒙德穿着工作衣——黑裤子和白衬衫，长长的直发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以符合卫生准则。他不在乎在餐厅做收拾桌面的低级侍应生，尽管要是能够，他更愿意整天呆在阁楼里作画。谁也不会来烦扰他，一个低级侍应生是不可能和顾客直接接触的。 几分钟后，他到了西街，瞅见了“达尔菲芳餐馆”的招牌。他匆匆踏进大门，朝餐馆后部走去。挂好外套，打过上班卡，他系上围裙。 “你叫什么名字？”就在他走进餐馆的正厅，准备收拾桌子时，一个黑头发的姑娘问他。 “哦，”他不自然地说，“我只是个低级侍应生。那边那个女的是个侍者，也许她可以帮助你。” “哦，是吗？”她冲他笑笑，“好啦，我也是个侍者。” 她指指她的制服，奇怪这位清秀的小伙子怎么就没有注意到。 “这是我第一天来这儿上班。” 她顿了一下，伸出手准备同他握手，“萨拉·门德尔斯，”她接着说，“你是——”语词像砖块一样向他砸来，他的脑袋疼得像要裂开似的。她在说什么？ 为什么他听不懂她的话？有时，他的病几乎令他发狂。有些日子，他毫不费劲就能听懂别人的话，在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颇为顺当。接下来就是另外的日子——在那些日子，他感到如此迷惑，跟人们是如此的疏远，以致他简直想死。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还是走开的好，他对自己说。这是他在这种时候惟一可做的事。 这当儿，一阵独特的、淡淡的香味刮进了他的鼻孔，闻上去像是巧克力，又像是柠檬味儿，若即若离。他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萨拉以及她周围。绿色！雷蒙德喜欢散发绿色调的人。绿色意味着宽厚、清新、友善。他在主日学校遇见那位女人那天，他分明看见她被绿色的祥云所笼罩。但这个姑娘显然不是他那位神秘女人，尽管他不知哪儿有点像她。只见她一头缎子般光滑柔软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散在背上，双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但脸上其它部分，包括眼睛都未加修饰。相貌出众！他注意到：她脚上穿的是一双橡皮底、系带的黑靴子，这可不是一个侍者常穿的鞋。 他笑了，目光掠过她会说话的双唇，搜索着她的眼睛，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也是绿的。祖母绿般的绿，动人心魄的绿。他认识这样的眼睛，认识这样的绿。跟大多数人或许不值得交流，但雷蒙德热切地渴望跟面前的这位姑娘交流。 在他目不转睛的注视下，萨拉·门德尔斯将飘散到脸前的黑头发掠到一只耳朵背后，正要走开，却发现雷蒙德在模仿她的举止。为了证实自己没有搞错，她边搓手边注视着他，眼瞅着他又重复了一遍她的动作。尽管她发现他富有魅力，萨拉现在明白一定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要那样做？”她突然问。看他茫然地望着她，她加上一句，“你也知道，模仿我的姿势？” “我不知道。” 他尖声说，显然不像他自己的嗓音，而是在尽量模仿她的嗓音。 “你能说话吗？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雷蒙德，”他操着跟刚才同样的女声说，接着又迷惘地摇摇头。 “不，是石头。” 他叹了口气，羞愧地垂下头，“对不起。” “嘿，”她拍拍他的臂膀，微笑着说，“别不好意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雷蒙德这个名字。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叫你雷蒙德。石头这个名字怪怪的，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要这么说，听上去就像你是块顽石或别的什么似的。” 在他开口说什么之前，她扭身招待顾客去了。他的心陡地一沉。他还是头一回发现一个真正吸引他的人，可却无法与她交流。 接着，他心想：这丝毫无益。他怎么向她解释？他怎么告诉她有时他得借助别人的手势和声音才能开口说话。不去管医学人员的看法，他知道多数孤独症患者确乎具有语言能力。可他们的语言由口哨、咕哝、哼哼及各种叫不出名堂的声音所构成，难以为常人所理解。当人们说话时，在雷蒙德听来，那只不过是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而没有什么含义。就像一个人身处异国他乡，他得将人们那些生疏的词汇、奇怪的声音翻译成他自己所懂的语汇。但许多时候，只有当他假装成说话人，仿效他或她的声音和身体语言时，他才能完成“翻译”工作。 雷蒙德热切地盯着那位皮肤微黑的俊俏姑娘。有一种直觉告诉他：她与别的人都不一样。他曾接触过不少姑娘，并学会了享受性爱所带来的肉体快感。但他发现自己无法与她们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尽管弗朗西斯要他另外寻找题材，他怎么也无法让手中的画笔去画好些姑娘。她们太单调，她们的脸太平板，她们的气味令人反胃，她们的声音刺耳尖厉。尽管她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还年轻，可却虚度人生，比她们的实际年龄要苍老。她们的头发闪耀着人造的光泽。她们的眼睛黯淡无光。那些留宿过一夜的则不可避免地会对那个他画个不休的人产生荒谬的嫉妒。 “这女人是谁？”她们不断地这么问，“她是你的女友，是吗？你为什么不画我？你为什么总画她？”过不了多久，她们就离开了。在多数时候，他看到她们走暗暗高兴。他的世界里很难容下她们，她们跟他纯粹的肉体接触令他烦恼，使他无法工作。 近来他选择了独处，但独处时间越久，他便越想那位神秘的女子。 经过了那么多年，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他竭力想使之变得清晰，却明白那只是徒劳而已。很难将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与他母亲、米勒执事和老鲁滨逊夫人跟他说的区别开来。他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他在主日学校时的老师已经辞世。米勒执事则早已过世多年。这样，这世界上还记得那个日子的就只剩下雷蒙德和他一家了。 但，有什么东西确实发生了。而那一奇异事件中的枝枝节节则深深地植根于年轻艺术家的脑海中。 “那就像一根银线进入了我的世界，”他反复地对他母亲说，每当他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强迫她听他重复那个故事，“我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玻璃世界。那根银线不知怎么地穿过玻璃而入。我瞧见它蜿蜒曲折地绕着我，便试图抓住它。那根线穿过我的身体，就好像一根纱线穿过针眼似的。一点儿都不痛。起初我有些害怕，你知道的，就在我刚看见它到我身边——穿过玻璃跟我在一起时。当它离去时，将我的一部分也带出去了。仿佛发生了裂变似的，我突然就到了玻璃的外面。喧嚣声，各种各样的色彩、气味和感受纷至沓来，淹没了我。这就是我看见她的脸时的情景，一切都改变了。” 在来纽约后的两年里，他将他那微薄的收入中的大部分都化在寻找那位红发女子身上了。他对自己是如此苛刻，以致于他一度好几天不吃东西。 那个戒指是她曾经存在过的惟一的物证。这戒指并没什么不寻常：一克拉重的红宝石戒指，四周镶了二十粒小碎钻。他所雇的私家侦探替他追踪戒指的来源，最后追到了“威斯曼珠宝店”。那是一家本部在以色列、在各地有连锁店的大珠宝店。然而，他带回来的消息却不乐观。他们制作的一模一样的戒指有上百个，销往世界各地，无法辨认买主。 “为什么他们不以红宝石为线索，看看是谁切割的？”雷蒙德恳求道，“每个珠宝切割匠都有独特的风格。” “这没错，”侦探说，“可‘威尔曼’的所有珠宝都切割成同一样式。他们的切割匠都是由同一师傅教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所谈的是一颗一克拉重的宝石，而不是那颗举世闻名的‘希望之星’，你不可能四处追踪。随它去吧，老弟。好好过你的日子。海里有的是鱼，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雷蒙德瞧见有张桌子的客人已经吃完了色拉，赶紧跑过去收拾盘子。可他的思绪还停留在那位女子和戒指上。每个人都劝他忘了那只戒指，忘了那位女子，忘了整个事件。 他忘不了。他在水中沉浮挣扎时，是她救了他。她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创造物。在他的周围，触目可见的是暴力和绝望，警笛整夜在尖叫，电视上的新闻报道充斥着血淋淋的恐怖场面，以致于前不久的某一天他忍无可忍抓起一只灯泡打碎了屏幕。她是一把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雷蒙德必须找到她。只要她存在，一切就有希望，未来就有希望。 她一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一股醉人的香味，是从萨拉·门德尔斯身上散发出来的。她手托着一只沉重的托盘，与他擦身而过，“三号桌需要收拾。” 她说得很快，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要画你。” 雷蒙德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哦，是吗？”她讥讽地说，以为他有那种画别人身体的怪癖，“你想画我的全身？是这样吧？什么颜色？”雷蒙德感到胸腹一阵愉快的颤栗，适才的紧张烟消云散。他可以和她沟通，由表及里。他断定：他能画她。他凝视她越久，便发现她跟那位女子越像。 “绿色。” 他傻兮兮地回答道。 萨拉毫不费力地将沉重的托盘举过头顶，闲着的那只手搁在髋部，重新打量着雷蒙德·冈萨雷斯。她早该知道，她对自己说。他并非头脑迟钝或有精神病，他只不过是又一个傻里傻气的艺术家而已。在此以前，她曾跟一打令人头疼的演员一起做过卑贱的工作，与这些人合作过。正如她常跟她的朋友说的那样——在餐馆工作也不错，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男人。雷蒙德极为俊秀。就她的了解，他也许真的很有天赋：“你是个艺术家，是吗？” “是的，”雷蒙德说，“你愿意为我摆姿势吗？” “也许吧，”她说着，朝他眨眨眼睛，“不过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先收拾桌子。” 尽管丈夫没在身旁，托伊睡得很香。她已经习惯了他不在。常常，半夜三更他会被叫到医院去。大约六点左右，她醒了，从地板上拾起她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小的黑皮书。那是一本圣公会的祈祷书，是她有一天路过大教堂瞧它的彩色玻璃窗时买的。现在，每天早晨醒来后，她总是念上其中几句，但这都是在斯蒂芬离家去上班后才做。跟她父亲一样，斯蒂芬也是个不可知论者。然而，托伊却为宗教所吸引，对之充满好奇。她不能什么都不信地过一辈子。仅仅触摸祈祷书便使她感到安心，尽管她也搞不清她究竟相信什么。她之所以跟西尔维娅提到她童年当修女的梦想，可能与她新近得到的这本祈祷书有关。 念了几句祈祷文后，托伊将书放回手提包，走到盥洗室去淋浴、洗头。 然而，托伊并没有马上淋浴，而是站在镜子前端详着镜中的自己。透过镜子，她相信此时此刻只要她盯着镜子看一段长时间，她便可以透过镜子，看见那另一面。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威胁着她的婚姻，她的生存。她一直是如此的幸福，如此满足，如此安宁。就在她的高中和大学的同窗好友纷纷陷入成绩退步、男友移情别恋、对未来忧心忡忡等苦恼中时，托伊幸而不在其列。她一直是大家注目的中心，活得潇洒、泰然。除了童年时因淘气而惹出的事件以及那一次重病之外，她没生过比感冒更重的病，并且每次至多不过几天。 她害怕吗？她并不怎么害怕。她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害怕死亡。那回在医院的经历完全消除了她对死亡的恐惧。就像她试图告诉玛吉的那样，死无疑是最后一个谜，是所有奇遇中最为神秘的。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她从医学角度已经死亡之时，她既没有感到痛苦，也没有感到恐惧。想到玛吉·罗伯茨，她真希望她能分享她的体验。她决定下一次见到她时，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贫穷对她来说也不像对她丈夫一般可怕。她知道，渴望富裕和受到社会的尊重是他活着的原动力。如果他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如果某人批评他的工作，甚至就连一位女人抱怨斯蒂芬给她留了一道难看的疤这样的小事，也会使他勃然大怒，他会一连几个星期在家里绷着个脸，弄得托伊的日子不好过。 对托伊来说，钱并不重要。她不在乎自己住在那儿，穿得怎么样，开什么汽车。只要头上有屋顶，桌子上有食物，她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说害怕什么，她心想，那就是哪天早晨醒来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尽，而自己所索取的超过了所付出的。 托伊喜欢设想自己最终离开地球时，这个星球会跟她出生时一样美好。 她虔诚地节约用水。她所开的是耗油很少的车子。哪怕气温高达华氏100度，托伊为了省电也不肯开空调。甚至在去食品杂货店时，她也是背自己做的购物袋。一身衣服总要穿好几次，她才肯洗。 她如此热忱地保护环境并为了她的学生而作出许多牺牲，但却有时感到没什么意义。那样她渴望已久的东西——孩子——总是得不到。在她死后会有人记得她吗？她会在这世界上遗留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使她感到没有虚度此生吗？ 她打开水龙头，开始沐浴，但只淋了几秒钟，她就关掉水龙头，往头发上抹洗发香波。接着，她又打开水龙头，一边迅速冲洗头发上的香波，一边对自己说，她至今为止所体验的惟一真正的创伤就是她目前所经历的。而除了跟斯蒂芬的纠葛，她感觉挺好，就像平素一样感到幸福、安全、热爱人生。 难道她真的像她丈夫所说的，或者像西尔维娅昨天夜里话中所隐含的那样，需要治疗吗？ 洗完澡，托伊揩干身子，用毛巾裹住湿发，决定一穿好衣服就给斯蒂芬打电话。看见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的“加州天使”t恤和牛仔裤，她意识到她只能穿着它们去学校。她总不能穿西尔维娅的衣服。 再说，她心想，斯帝芬一定会担心她，这可不好。看了看钟，她发现已经快七点钟了。隔壁房间里，西尔维娅的闹钟正在嘀铃铃地响，托伊不想让她大声叫她。这会儿斯蒂芬应该离开手术室回到办公室，准备看病人。 “能跟他说话吗？”她问接待员，“是我，托伊。” “他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那女人回答道，“不过我可以叫他一声。” 要是在平常，托伊一定会婉言谢绝。她不喜欢在她丈夫工作时打断他。 她要跟他说的通常是些日常琐事，可以回头再说。 “那么，请你叫他一声，卡伦，”她说，“我等着。” 几分钟后，电话里又传来那女人的声音：“我……我不知该说什么，他不想跟你说话。也许今天早上他的工作不顺心，你得呆会儿再打。你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有时，当事情不顺心时他就会喜怒无常。” “我不这么认为，”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气还没消，想要惩罚一下她昨天夜里出走的举动，恢复他的控制。 “你瞧，卡伦，我恨把你也卷进来，但我还是得求你捎话给他。告诉斯蒂芬我要离开几天，我爱他，我会想念他的。不过我觉得我们彼此需要分开一些时候。” 她顿了一下，喘了口气。把这种个人问题透露给外人是件难堪的事，可她丈夫逼得她别无选择，“你能替我转告他吗？多谢你了。正如你可能猜测的那样，我们俩之间现在有点麻烦。” “当然可以，”那女人说，“你没事儿吧，托伊？我能做点什么吗？” “没事儿，”托伊回答道，“我挺好，谢谢你。” 搁下电话，托伊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想到自己的婚姻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不由黯然。今天午休时，她得到那所房子里拿些东西。 就在这时，西蒙悄悄地跑进屋，跳上她的膝头。她抱起大肥猫举到自己的脸前。 “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这么一只毛绒绒的大家伙，”她说道，拿自己的脸挨擦着黑猫的皮毛，“你不会在乎我化多少钱，是吗，西蒙？”西尔维娅庞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只见她披头散发，睡眼惺松的，嘴里不住地打哈欠。 “别逗了，”她对托伊说，“西蒙跟任何别的男性没什么两样。他宁可你把所有钱都给动物保护组织。” “好吧，西蒙，”她冲那猫爱恋地说，“我能处理好跟动物保护组织的事。” 接着她转而对西尔维娅笑道：“只要他不要‘梅赛德斯’，他就是我的好小伙子。” “我好像听见你在跟斯蒂芬通话？”托伊摇摇头，将猫放在尚未整理的床中央。 “他不肯跟我说话，不过我已经让他的接待员转告他我要离开几天。” “感谢上帝，”西尔维娅夸张地说，“我还以为你会径自回他那儿去，置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到纽约去。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 她顿了一下，热切地注视着托伊，“如果你现在回去，他决不会让你按自己的意愿过日子。现在是坚持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托伊，向他表明你是认真的。” 托伊点点头，她暗自下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所有权利。哪怕为此而最终付出离婚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尽管离婚是可憎的。她了解她丈夫，他会为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个铜板跟她斤斤计较。就在西尔维娅到厨房去煮咖啡时，托伊对着梳妆镜理着乱蓬蓬的头发，目光转向海军蓝t恤的图案。 “加州天使”，她心想，望着t恤胸口饰有光环的大大的A字。遗憾的是那只是一支棒球队，她悲哀地想。此时此刻她真巴望着能出现几个天使。 接着，她瞥了一眼镜中的人影，将梳子放回到梳妆台上。她必须面对离婚这一现实，诸如求助于天使、神灵只是幻想而已。托伊明白没有什么天使。 如果天使真的存在，他们就决不会任由事情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 整个漫长的黑夜，雷蒙德一直醒着，要么盯着天花板；要么走到窗户边，坐在窗沿上，边抽烟，边想心事。四点钟时，他开始作画，先是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挥毫泼墨，随即揉成一团扔到一边，改为用炭笔勾画。只用寥寥数笔，他便完成了脸部的素描，这是第一张那个神秘的红发女子之外的脸。初升的太阳透过阁楼的窗户照进来，给画上的脸镀迷惘的金光。在晨曦中，他发现了萨拉·门德尔斯前一天晚上给他的纸条，纸条上有她的电话号码。 “请给我叫一下萨拉。” 他对话筒里的女人说。 “别挂，我想她还在睡觉。” 几分钟后，话筒里传来一个瞌睡懵懂的声音：“喂，我是萨拉。” “雷蒙德·冈萨雷斯，”他说，“刚才接电话的是你母亲吗？” “噢，”她大笑，从声音里很显然地能听出她的兴奋，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给她来电话，“不是，是我的一位同屋。” “你昨天晚上说过你肯给我摆姿势，我想见你。” “真的？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 “就现在，你能到我的阁楼来吗？” “我……我不知道。在哪儿？” “在特里比克。” 他说。 “我不知道。” 她说，有点儿紧张。她对这个男人还不怎么了解。尽管他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但他古怪、阴郁，而且这么一大早就打电话给她，使她害怕。当一个人过于急切时，就无疑给对方敲响了警钟。 “或许我还是不来的好，”她说，“为什么我们不先相互了解？” “坐计程车来，我会付钱的。” “真的？” “真的。” 话筒里一片沉默，她在考虑。最后，她作出了决定。一个人只能活一次，要想找个英俊的单身男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吧，等一下，我去拿一支笔，记一下地址。” 没过多久，当蜂音器响起时，雷蒙德冲下楼，付了计程车费。然后，两人站在那里等电梯。为了不想让她闻到楼梯井里发出的混杂着的尿和秽物的臭味，雷蒙德让她乘电梯到四楼他的阁楼。尽管他平常避免坐电梯，他不喜欢跟别人挨得那么近。 “你住在哪儿？” “王后区。” 她轻轻地说，有点儿紧张，“我与另外一位姑娘合租了一所房子。这样我们才付得起房租。” “是这样。” 电梯门正好对着他所住的阁楼。 “棒极了！”她径直走到房间中央，在原地转了几圈。墙上挂满了画布，有的上面画着栩栩如生的肖像，有的还是空白的。她走近一幅画前，细细地端详着。他的风格与她所见过的任何画都不同。尽管从远处看画上的女子似乎是三维的，呼之欲出。但走近了，萨拉发现画上的人是由无数细小的、各种颜色的小圆点组成，就跟镶嵌画似的。看久了，她发现那些色彩似乎在画布上活动、旋转，就跟有生命似的。这使她想起了生物课时，透过显微镜观察细胞结构的情景。 她被迷住了，侧过头，试图揣磨出他作画的意图：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她意识到自己离得太近了点，后退了几步，发现画中的女子看上去仿佛长着翅膀似的。可那女子跟萨拉所见过的天使一点都不像，她越看越觉得他并不有意想画翅膀。那些煞费苦心调和的圆点和色彩就跟光似的，映得画中的那女子光彩照人。 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萨拉于是瞧见了一块用铁链悬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木板。一开始，她还以为它是一个电子装置，布满木板的五彩缤纷的小圈是标度盘。然而走近了细看，她发现那实际上是块巨大的调色板。她猜测，他这么做是想调出各种色彩任何可能的细微变化。调色板下的地板上放着一管管现成的颜料，调色板上的色彩却是异乎寻常、极富想象力的。 随后，她看见了画架上的画，就是他一大早开始画的那幅。前一天穿在她脚上的那双笨重的黑靴子不见了，代之以一双黑色的芭蕾舞鞋。她像个蹒跚学步的幼儿似的一步步走进那幅画，仿佛对自己所要见到的东西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画。画上只是一张脸的轮廓，此外就是几根粗略的线条，表明他所设想的身体的运动。 “她是谁？是你的模特吗？”萨拉问。 “是的。” 雷蒙德答道，情不自禁地走到她身后，任由自己的双手做它们想做的事。它们在寻找她的腰，想要触摸她的衣裳，感受她身上散发出的温暖的气息，“那是你，萨拉。至少等我完成时她会是你。现在她只是一个幽灵，一个影子。不久她会活生生的了。” 萨拉掩住自己的嘴，斜靠在他身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干什么，意识到自己这会儿正在抚摸他，他所呼出的热气喷在她的脖颈上，他身上发出的那种混杂着颜料、松香、汗液的强烈气息令她心醉神迷。她吮吸着，心跳加快。他在画她！跟她有过约会的多数男人都是些傲慢的家伙，给她留下的无非是不快的回忆。而这个男人，可能跟那些男人不同，想永远留住她的印象。 “我太荣幸了。” 她说，“我做梦都没想到……”萨拉身着黄绿色的印花上衣，黑裤子。雷蒙德深信他能闻到她衣服上的印花的气息。绿，黄，青草与南瓜。长满青苔的池塘和盛开着向日葵的田野，梵高的向日葵。它们现在也是他的，他心想。 “别离开我！”他说。 她有着与他的天使同样的眼睛。她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气息与色彩，它们就像一个光环盘旋在她的头顶。 “她是一位天使。你长得像她。也许你也是位天使。” 雷蒙德说道。 “不完全是这样。” 她说，避开他的眼睛，暗想他现在的神情颇为奇怪。 她以前也听到过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称呼叫她，但从来没有人称她为天使：“你有香槟、葡萄酒、或啤酒吗？”尽管那会儿才上午十点来钟，他没说什么。对雷蒙德来说，白天与黑夜没有什么分别，除了光之外。那是因为他需要借助光来作画，“我没有香槟，”他说，“不过我有瓶葡萄酒。” 他穿过房间往冰箱走去，在与她擦身而过时，他的肌肤、他的衣服、他的头发上现在都沾染了她的气息。所有她的气息混杂在一体，于是，他即刻了解了她。绿，她闻上去是绿色的。 在地板上找着了两只玻璃杯，他往两只杯中倒满葡萄酒，递给她一杯。 然后他就静静地站着，看着她喝酒，看着泡沫沾满了她的双唇。她今天抹的口红不是红色的，而是赤褐色的。 “为什么光是嘴唇？”他问。 “什么？”她没听明白。 “为什么你只抹口红？” “噢，”她说，“为什么不呢？我喜欢我的眼睛的自然颜色。” “我也喜欢你的眼睛，”雷蒙德说，“很漂亮。” “真的？”她说，粉红色的舌尖迅即舔了舔下唇，舔掉了嘴边的酒沫。 “你不喜欢你的嘴唇吗？” “不像眼睛那么喜欢。” 她伸长双臂，递过杯子。他离她有几步，背靠在墙上。见她递过杯子，他俯身替她倒满酒，随即又恢复了先前的姿势。他在观察她，被她迷住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嗨，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谈谈你自己，你成为艺术家多久了？” “一辈子了。你漂亮多久了？”她羞涩地一笑：“一辈子。” 他没察觉自己的脚挪动，也没看见她朝他移动。但他们碰在了一起，他的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 “我可以抚摸你吗？” “这是不是跟请我跳舞有点儿像？” “可能吧。” 他双臂环住她的腰，将她拉近他，并把自己的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她的头发黑亮、浓密、湿润、光滑，使他想起了他母亲的头发。不过，他母亲的头发是褐色的，而萨拉的头发则是黑色的。 “你父亲是东方人吗？”他问，在白种人中从没有见过她这样的头发。 “他是阿根廷人。我母亲家则来自英国。” “我父母是墨西哥人。” “拉丁人，”她说着，咂咂嘴，“我们都是拉丁人。这可能有些麻烦，你懂吗？”这种谈话已经使他厌烦了。他再也不想听到她或自己的嗓音，或任何诸如此类的声音，但环绕着她盘旋的色彩激发着他。他推开她，转身走到画架前，拿起画笔。她没有动。当他眯缝着眼盯着她，而后画笔在悬空的调色板上轻涂时，萨拉的头朝后仰，摆出一个迷人的姿势。 时间在流逝，阁楼里静悄悄的，只有街上传来汽车喇叭声、人们的喧哗声、以及他的闹钟的“嘀嗒”声。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她动了动。她说，她的脚站麻了。他放下手中的画笔，凝视着眼前的画，立即明白它很棒，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画中的人幽雅、美丽，身材苗条，小巧而坚挺的乳房在薄薄的黄绿色衣裳下若隐若现。 “你打算把它叫作什么？”她问，声音回荡在大房间里。 “我……我不知道。” 他结结巴巴地说，突然感到烦恼不安：魔法被她的声音给破坏了。他的脸由于厌恶而扭曲，画笔在调色板上蘸了蘸，而后气急败坏地在刚完成的油画上横七竖八地乱涂一气，将他精心创作的肖像涂得面目全非。他不能画眼前这个女人。她不是他的天使。她跟别的女人没什么不同，是一个令人恶心、令人讨厌的多嘴的家伙。使这么个人不朽，究竟有何意义？像她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 “为什么你要那么做？”萨拉紧张地问，不再摆姿势，走到那幅画跟前，“这下，它毁了。它是那么美，而我站了那么长时间。”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挥舞着双手：“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让我一个人呆着。” 雷蒙德朝她咆哮道，为了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模仿着她的动作，用假嗓说话，“那是我的作品，不是你的。我想要毁了它，就毁了它。” “你怎么回事？”她给搞糊涂了，“为什么你要模仿我？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可笑。还有，你干吗那么激动？”她朝他走去，但半道上却停住了脚，她看见了他眼睛里阴郁的神情，“我是说，我了解艺术家的脾气，不过，你不觉得你做得过分了吗？” “回家去，萨拉·门德尔斯，”他说，眼里的神色是决绝的、冷漠的，“这里没你的事，我所在的地方是你决不可能进入的。” 说完，他将画笔扔在地板上，脸冲下趴在床上，胸中交织着极度的失望与愤怒。 “你疯了！”萨拉嚷道，“你不是艺术家，你是个疯子！”雷蒙德没有动，也没有吭声。他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在那里，他感到安全、有保障；在那里，毫不费力地可以生存；在那里，用不着相互交流。 很快，那天在主日学校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在心底里呼唤那位走进他生活的美丽天使，恳求她来到他的面前，帮助他，再一次为他指路。连着几个星期，他感到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洞。那个玻璃的囚牢在向他招手，使他无力抗拒。跟疾病作战，成为他无法了解的那个世界的一分子，这对他来说太艰难了。那个世界仿佛是为魔鬼而存在的，无法容忍他这样的人。 萨拉站在那里，望着床上的他，迷惑地摇摇头。有好几次她注视着那幅画，竭力想从中找出自己的残存的影子。但除了糊里糊涂的一片，什么都找不到。这个古怪的年轻男人把她带进他的生活，而后一把将她抹去了，勾销了。这个人太不可测、太可怕。她的目光再度投向那幅画，他毁的仿佛不仅仅是画，而是她本人。透过那些触目惊心的叉叉杠杠，萨拉看出了无比的愤怒与苦痛。她犯了个错误，她不该来这儿。不过，这个错误至少不是不可纠正的。她急不可耐地抓起手提包，离开了那儿，留下他与病魔孤身奋战。 正文 第四章 托伊并没有照原来的计划在午餐时间里回家去取她的东西。去纽约的班机要到晚上七点钟才起飞，她可以等下午放学后再回去，半道上还能去看看她的父母。她得跟他们说一声她要去纽约，要不然她母亲会往她家打电话，着急的。 汤姆和埃塞尔·梅耶斯在圣琼开普斯特拉诺有个朴素的家。圣琼开普斯特拉诺是个古雅的小城，离西尔维娅所住的密森维乔开车只一会儿的路程。 可小城与密森维乔大不相同，没有后者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化的购物街。小城就像过去时代的遗迹。西班牙传教士所建的教堂的塔尖在蔚蓝的天空下巍然耸立，就像一座灯塔，岁岁年年为回归的燕子指路，吸引着无数乘巴士、开私家车或坐火车蜂涌而至的观光客，火车站就位于这历史性的里程碑的街对面。这里没有摩天大楼，位于主要大道上的商店不是西班牙风味的就是西部风味的，基本上以出售与教堂有关的什物与纪念品为生。店铺的橱窗里悬挂着手绘的商品标记，招引着门前过往的人们。 提起梅耶斯家，无人不晓。就许多方面来说，梅耶斯家对本地人就跟教堂对于旅游者一样出名。他们家紧挨着铁路，院子很特别。托伊总不知道乘快速列车经过她家门前的旅客是怎么想的，这院子在他们眼里像什么，也许像游乐园的后院或日托托儿所吧。院子乱七八糟的，许多人会觉得它不甚雅观（有一口假井；一座假桥架在子乌虚有的溪流上；真人大小的天使石雕。） 木制的城堡和手刻的野鸭群散落在院子四周；树枝上挂着漆成五颜六色的鸟舍，就跟灯笼似的。 将车拐到私家车道上，停好，托伊意识到自己已经全然忘了院子里的天使石像。这真有趣，她心想。有时某样东西看久了，你就忘了它的存在。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周围邻居的孩子都取笑她，说她住在公墓里。这些孩子还赌咒发誓，说她父母是旧货商。他们这些话是冲着天使雕像说的，她这么想着，钻出她的“大众”车，关上车门。当他们家在原先属于墓地的主干道的另一侧新修了一条私家车道后，她父亲租了一辆卡车，卖掉了一些废弃的石像。跟托伊一样，他不喜欢把东西丢进垃圾堆，哪怕是眼下用不着的东西。 怪不得她要装扮成修女，她心想，释然地笑了。离教堂才一个街区之遥，动辄在石雕天使的注视之下，当然也就很容易养成这么个癖好。 她没有进前门，因为她看见她母亲正在院子里，弯着腰拔除一座石像基座周围的杂草。 “妈妈！”她叫道，打开篱笆门走进院子，“你会累断腰的，干吗不用我给你买的除草机。” “噢，”她母亲直起身，除下园艺手套，满脸是汗。 “我喜欢干园艺，它使我放松。我讨厌除草机的噪声。” 她顿了一下，打量着女儿的脸色：“你怎么样，孩子？真是意外之喜，我们还以为要到下星期才能见着你呢。” 托伊望着她母亲疲倦的眼神，这双眼睛跟她的是那么像。她走上前，投进她母亲的怀里。尽管快七十岁的人了，她母亲依然苗条而富有魅力，只是头发已经变得雪白，脸上爬起了深深的皱纹：“我挺好，妈妈。爸爸上哪儿了？” “还能上哪儿？”她母亲耸耸肩，被阳光刺得眯起眼，“在他的工作间。自从退休后，他就跟发疯似的在那儿大干特干。他坚持说他能卖掉他做的东西，可我却没那么有把握。” “这没什么关系，是吗？”托伊说，“只要他喜欢就行了。” 自从她记事以来，她父亲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化在木工活上，制作儿童积木和鸟舍，其中的大部分现在都散落在院子四周。他最近的计划是成为一名玩具制作者，于是乎，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呆在车库他的小工作间里，煞费苦心地制作火车、轿车、卡车和别的孩子爱玩的东西，然后上漆。这个圣诞节，他说他要在门口竖块牌子，卖掉这些玩具，以此来补贴他的退休收入。 趁她母亲进屋去做鲜柠檬茶之际，托伊前去跟她的父亲说说话。刚开始，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她父亲在一块方木头上忙乎，小心地将它刨光。 虽然他的年纪并不比她母亲大，但由于一辈子都在辛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暴露在户外，天天在直晒的阳光下递送邮件，艰苦岁月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皮肤糙得跟皮革似的，疤痕累累，那是由于得了皮肤癌性病变，切除后留下的。可他的头发依然乌黑，只有零星的几根灰发，并且，他健壮得就跟只有他一半岁数的人似的。 “打算用它做什么？”托伊轻声问。 “一个玩具。” 他回答道，头也没抬。 “你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喝柠檬茶吗？”她试探着问。 “也许过一会儿吧。” 他说。 托伊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他父亲说“不”的方式，他的工作比跟女儿闲谈更要紧。她知道他爱她，可他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人，呆在他的工作间里远比呆在屋里快活。他从不曾用言语或动作表露他的爱意。托伊有时想：那是由于他那么多年来一直独自工作的缘故，每天肩背着邮袋穿梭在大街小巷，对着自己吹吹口哨或哼哼小调。 “我要出去几天，”她说，“我来这儿就是跟你们说一声的。” 有好一会儿功夫，他背对着她继续刨他的木板，木屑就跟土豆皮似的掉落在地上。最后他低声说：“这挺好。斯蒂芬一起去吗？”他怎么知道的？托伊真想转过身跑回她的汽车去。尽管这么些年来他们交流极少，可她父亲却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她碰上了麻烦。她敢肯定，通过某种奇怪的方式他能觉察到。当她还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她看见她朋友的盘子里还剩了块红肠面包，那是她童年时最喜欢吃的食物，她就把它吃了。可立竿见影，肚子就疼得厉害，她赶紧冲到饮用喷泉那儿。红色的泡沫从她嘴里呕出，滴得衣服上到处都是，收拾干净后，她又吞了一片儿童驱虫药下去。 在午餐室众目睽睽之下，小托伊满脸羞愧。那天放学，走出学校时，她还觉得恶心，并因同学们的嘲笑和奚落而感到刺痛。就在这时，她看见父亲的邮车停在校门前，她父亲正等着她。她父亲从不擅离职守到她学校来。不知怎么的，他就知道了。 “不。” 托伊说，觉得现在还不是告诉他有关她的婚姻的困境的时候。 她父母是如此的为她骄傲。如果她和斯蒂芬真的离婚，托伊明白他们会失望的。 “斯蒂芬走不开，爸爸。我和西尔维娅一起去。再说，就去五天。我们打算去纽约，我还从来没去过纽约呢。” “大城市，”他说，这会儿转过身来看着她的眼睛，“你最好还是小心点，托伊。在这种城市有许多坏人。为什么你不等过了这段时间跟你丈夫一起去？”托伊皱了皱眉头：“那样，我也许得等一辈子，爸爸。你知道斯蒂芬离开他的手术室是什么感觉。” 瞧见他脸上关切的神色，她于是勉强一笑，“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我完全能够照顾自己。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你知道。” “我知道。” 他慢悠悠地说，但托伊能看出来他仍然不放心，“你感觉怎么样？最近没有去检查过？” “挺好。” 托伊有意强调说，“再说，我嫁的是一位医生，爸爸。我每年都去检查身体，还用不着付钱。” 他的注意力转回到那块木板上。托伊感到有股强烈的冲动，想走上前去抱住他，告诉他她爱他，告诉他他是位好父亲，好得不能再好了。但她做不到。岁月在他们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宽得使她无法逾越。她站在那里望着他，又过了好几分钟，这才走出去看她母亲。 五个小时的飞行是件累人的事儿。接着，托伊和西尔维娅还得从行李处提出衣箱，排队等候计程车。 托伊身着灰绿色的套装，卡腰的短上衣，衬出玲珑的曲线，看上去前所未有的俏丽。她的一头红色的卷发清爽而亮泽，蓬蓬松松地随意在肩头跳跃着。她的目光清澈而充满期待，除了有点儿累以外，她的兴致很好。离开斯蒂芬真的并没有那么糟糕。她已经一个人过了整整一天一夜，甚至还穿越了大半个国家。没有他，她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没有人利用她，抢劫她，或把她的最后一个铜板骗走，如斯蒂芬所预言的那样。 “我没想到这么晚坐计程车还要排队。” 托伊气喘吁吁地说，眼瞅着排在前面的六七个人，“旅馆离这儿有多远？” “噢，”西尔维娅说，“我们现在在纽威克，旅馆在曼哈顿。如果交通不是太拥挤的话，用不了一小时我们就能到那儿。” 接着，她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你是不是呼吸困难，托伊？你看上去那么苍白。” “哦，没有。” 托伊忙说，拂开脸上的发丝，露出笑容，“我感觉好极了，只是不习惯提东西。看来我得加强锻炼。” 她们终于排到了队伍前头，坐上了计程车。西尔维娅让司机把她们送到中央公园南边，靠近第六大街的戈赛姆旅馆。 “那是个很棒的旅馆，”她热切地对托伊说，“呆会儿你看到就知道了。就在中央公园的对面，跟普雷扎同一个街区。我替我们搞到了周末折扣，不过，周一和周二我们得多付点钱。” 托伊在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她拿了信用卡，可手头没几个现金。她只有给西尔维娅支票以付旅馆费，但愿银行里还剩有钱兑现支票。不过，西尔维娅说她不在乎。她已经为托伊付了机票钱，只要最终她把钱还给她就行了。 虽则她的预算也挺紧，但几星期的费用她还承担得起。 在西尔维娅跟计程车司机插科打诨时，托伊盯着窗外，迷惑于进入市区时沿途所见到的景象：车水马龙，高楼耸立。有一会儿，她感到精疲力竭，便头靠在车窗上，想打个盹。可四周是如此喧闹、嘈杂，计程车停停开开，颠簸个不停。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警报器尖叫着。人们相互咒骂，将手伸出窗外对别的司机打榧子。托伊想象中的曼哈顿跟洛杉矶差不多，现在不由得惊诧这两个城市的气氛如此不同。尽管庞大、嘈杂、肮脏，曼哈顿充满了活力与生机，而洛杉矶则似乎总处于昏昏欲睡中。 “这里现在几点？”托伊问。 西尔维娅瞥了一眼手表：“我的表还是加利福尼亚时间，不过也就晚三个小时，所以现在这里差不多快两点了。” 托伊张大嘴：“两点？真的凌晨两点了吗？街上还有那么多人。” “这是个不夜城。” 西尔维娅说着，转过头去朝她的朋友笑笑，“这也是我留恋住在这儿的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买到你想要的咸牛肉三明治。你饿了吗？我们可以上沃尔夫熟食店去，它就在旅馆楼下。” 托伊只是瞧了瞧她。她无法想象深更半夜，一整个咸牛肉三明治怎么消化。 “我累坏了。” 她说，“不过要是你想去，我陪你去。” 西尔维娅低头瞥了瞥自己粗壮的大腿，叹口气。 “不，”她说，“咸牛肉也许是我所需要的最后一样东西。” 几分钟后，她们在旅馆门口停下车，让旅馆的侍者替她们提着行李，一起走了进去。西尔维娅直奔登记台：“我要一间大房间，两张大床。” “两张大床的房间一间都没有了，”登记台值班职员说，“只有一张床的房间。” “你说什么？”西尔维娅嚷道，“我特地告诉我的旅行代理人我们要两张床。” “对不起，”他礼貌地说，“可我们今晚已经客满了。市区有个会议。” 西尔维娅走过去跟托伊商量。其实没什么可商量的。半夜三更的，出去再找一家旅馆是不明智的。经过这么漫长的一天，两个女人都感到累得够呛，便随着侍者乘电梯到了二十九层。 房间跟西尔维娅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侍者打开门，放下行李后，她立即朝他冲过去。 “这房间根本俯瞰不到中央公园。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旅馆里最差的房间？天哪！”说到这里，她注视着窄小的浴室，“这简直是陷阱！与其住这种糟糕透顶的房间，我还不如住到我哥哥布鲁克林的家中呢。” “西尔维娅，”托伊把她拉进浴室，“他只是个侍者，旅馆又不是他开的。让这个可怜的人走吧！”她朋友仍然怒气未消。 “你不了解这个城市，托伊。” 说着，她双手叉腰，“要是他们以为你好糊弄，他们就会坑你。哼，他们别想坑我。我不是乡巴佬，我是在这个破地方长大的。” “我们还是先睡一会儿吧，”托伊平静地说，“等明天再来处理这事。” 西尔维娅不情愿地给侍者一笔小费，那人赶紧跑走了。接着，她揭开床罩，心想：两人睡在一张床上，真不知怎么睡？“但愿我不会滚到你身上，把你压成烙饼。” 她对托伊说，“如果你识相的话，最好整夜蜷缩在角落里。” “没问题。” 托伊大笑，“该担心的还是你。斯蒂芬说我会说梦话。” “哦，真的？”西尔维娅挑起眉毛。 “你想说就尽管说吧，这倒是件怪有意思的事。” 她俩轮流进浴室漱洗毕便上了床。西尔维娅穿了件棉质长睡衣，胸前印了只猫的图案。托伊赶在斯蒂芬回家之前到那所房子里取过东西，由于匆忙，忘了拿她的睡衣，只好穿着印有“加州天使”的t恤和一条黑色的长裤睡觉。 托伊关掉了床头灯，让卫生间的灯继续亮着。 “无论如何，”西尔维娅困倦地对托伊说，“早上别叫醒我，我累极了，我觉得我能睡上三天三夜。计划是这样的——我们睡到十一点左右或再迟点。那样，我们就能把时差调整过来。” 蜷缩在大床的一角，托伊感到一阵难言的孤独，真希望睡在身边的人是斯蒂芬。但头挨着松软的枕头没多久，过度的劳累便使她进入了梦乡。 她行走在旷野上，茂密的杂草盖过她的脚踝，擦伤了她的膝盖。在她的身后，是一群儿童。她领着他们到了某个地方，就像带她班上的学生去野营似的。 “快点！”托伊走到队伍的后面，催促孩子们加快速度。在离他们才几英尺远的地方，一场炼狱般的大火正在熊熊燃烧，浓烟滚滚，热浪逼人。几星火花被风吹落在托伊的脚边，立即引燃了干燥的蓬草。孩子们被浓烟熏得直呛，她尖叫着让他们快跑。 就在这时，一个男孩绊了一跤，摔倒在地上。火焰像一条毒蛇穿过干草，在他的周围燃烧。他被困在火中，哭叫着妈妈。 托伊瞧了一眼前面的孩子，转身朝那男孩跑去。火舌已经舔到了他，他的运动服上都是火。他那因惊惧而发出的哀哭已经变成了痛苦的号叫，空气中一股人肉的糊味。托伊喘息着，拼命奔跑着，恨不得越过火焰，飞到那男孩的身旁。终于到了男孩的身边，她一把抱起他，竭力用自己的上身挡住他，转身冲出火墙。一脱离火海，托伊就把男孩放在地上，自己扑在他上面，他身上的灼热烙着她，使她也感到了疼痛。 在他们身后，大火仍在肆虐，正朝他们这个方向逼近，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那男孩的眼睁开了，却不动弹，也不哭喊。重新抱起他，托伊开始奔跑，火舌已经咬住了她的脚跟。浓烟熏得她又是咳嗽，又是流泪。除了远处的小黑点，这会儿她什么都看不清了，那些小黑点是孩子们的背影。 “你会没事的。” 她边跑，边气喘吁吁地对那男孩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要妈咪！”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哀求，细小而微弱的声音透过一片混乱与嘈杂清晰可闻。就在前面，扎伊看见了救火车与救护车，一群人围在一起，望着，等待着。她朝救护车跑去。一个皮肤黝黑、穿着厚厚的上衣的人迎向她，从她怀里接过受伤的男孩。 “这是你的孩子吗？”他问。 “不是。” 托伊回答道。 “你没事吧？” “没事儿。” 托伊说，“你得找到他的母亲，也许她就在人群中。” “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那消防队员抱起男孩，托伊随着他一块儿往救护车跑去。他边喘息，边低头问那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兄弟？” “贾森……贾森·卡明斯。” 那消防队员开始大声吆喝，叫医务人员赶紧来帮忙。两位救护人员一前一后，扛着装有器械的钢制大箱子和担架朝他们跑来。在几秒钟里，他们给那男孩带上了氧气罩，并检查了他的伤势。 “他没有生命危险，用不着脱掉他的运动衣，让烧伤科去处理吧。” 托伊被夹在急救人员中间，她朝男孩俯下身：“贾森，现在一切都好了。你已经脱离危险了，他们去找你妈咪去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痛楚的眼神与她的眼神相遇，他的嘴唇在面罩里嗫嚅着。托伊得把腰弯得更低才能听清他的话：“我害怕。我疼得很厉害。我疼得太厉害了，叫不出声来。” 托伊轻轻地吻着他被烟熏得黑黑的前额，她那冰凉的唇抵着他的肌肤。 “你听说过小机车把玩具拉上山的故事吗？”托伊期待着，可那男孩不作声，“‘我想我能。我想我能。’于是，小机车说：‘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她从他眼里看到了肯定的神色。那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被灌录成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小唱片。托伊小时候就曾听过一遍又一遍。 “贾森，你就是那小机车。要不断地对自己说：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告诉自己：我知道我能战胜伤痛，恢复健康，我能做到这点！” “我们得把他带走了，小姐。” 救护人员说着，准备抬起担架。 “你能恢复健康的，贾森！”托伊坚定地说，“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来，贾森，说说看！” 他们抬起他，男孩的嘴唇在面罩里嚅动：“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 他的目光转向一边，竭力搜寻着那位救他的女人，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正文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托伊嘴里咕哝着：“快跑！快点！别停下来！”西尔维娅哼哼着，睁开眼睛，瞥了一下托伊，看看她是否醒了。意识到她只是在说梦话，西尔维娅悄悄地滑下床，上了一趟卫生间。等她回来时，只见托伊仰卧着，胳膊伸到了她那一侧，使得西尔维娅没法再睡。她不想弄醒她，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继续睡觉，没别的什么事可做，而要想睡，只能挪开她的胳膊。 她先是抬起托伊的一条胳膊，搁在她的胸前。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地方躺下来，她只得把她推到一边。托伊睡得可真沉。她心想。在西尔维娅推她时，她没有睡到一边，身子又滚了回来，脸冲下趴在那里。西尔维娅爬上床，等待着，以为托伊会调整姿势，好睡得舒服点。可托伊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摊着胳膊，脸埋在枕头里。西尔维娅不安起来。她们一起上大学时，她见过她睡觉，如果她没记错的话，托伊睡觉挺文气。 有些不对劲。 “托伊！”她低声唤道。 没有回答。 西尔维娅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肋骨，希望能使她翻个身而不弄醒她，可托伊仍然没有反应。她不能让她继续这样睡下去，会窒息的。 “托伊！”她又唤道，这回声音大了一点，“醒醒！你得翻过身来！”还是没有动静。 西尔维娅从床上坐起来，推推她的肩膀。当托伊还是没有反应时，她开始心慌起来，一把抓起她的胳膊，量她的脉膊。 “啊，天哪！”她断定她已经没有脉膊，尖叫起来。她迅速将托伊的身子转过来仰躺着，将她的头搁在自己的胸前。没有反应。接着，她侧过脸想试试托伊还有没有呼吸。没有热气喷到她脸上。她抓过床头的电话，拨通总机，朝接线员嚷道：“叫辆救护车来！快点！我朋友没有呼吸了。我想她的心跳停止了！”西尔维娅深深地吸了口气，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集中注意力，回忆如何做人工呼吸。 “坚持，宝贝儿！”她说，声音有些发抖，脸上冒出了汗珠。 “求求你，上帝，别让她死去！我一定得做对，千万不能出错！”她的手指在托伊的胸部摸索着，总算找到了胸骨，于是，她开始用力挤压。第一步完成后，她嘴对着托伊的嘴开始往里吹气。她竭力不去想所发生的一切，把注意力集中在回忆所学过的有关知识上。这不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对自己说。要不然，她会不知所措，该做的都不会做。 也不知过了多久，西尔维娅终于听到走廊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她再一次将嘴对着托伊的嘴，突然感到托伊是在自己呼吸。将头再度移到托伊的胸口，她听到了“怦”、“怦”、“怦”的心跳声。 “感谢上帝！”她不由自主地说。接着，莫名其妙地，她开始用希伯莱语急促地祈祷。 就在这时，门开了，两位救护人员带着一只盛有急救器械的钢制大箱子冲进来，旅馆经理留在走廊上没有进来。两人中，一位皮肤黝黑、个子高高的；另一位则肤色白皙，个头较矮，一头金发披散着，盖过了耳根。 “她的心脏现在跳了，”西尔维娅激动地说，“我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他们赶到躺在床上的托伊跟前，那位黑发男人拉起她的t恤，把听筒放在那儿仔细听着。 “她的脉膊虽然微弱但挺稳定，”他说，“你敢肯定她得的是心脏病吗？” “我想是的。” 西尔维娅说，突然变得没有把握起来，“我听了，但什么都没听见，而且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她没有呼吸。” 她顿了一下，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晚上早些时候我们在机场提行李时她就有些气急。” 那位金发男子已经打开了一个小包，准备给托伊进行静脉滴注。就在他将注射器递给他的同伴，戳入托伊的静脉之后，他随即用对讲机跟医院联系，简单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在两个男人围着托伊忙乎之时，西尔维娅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踱到房间的另一侧。 “她以前生过什么病吗？”其中一位男人问。 “我想没有。” 西尔维娅说。接着，她想起了托伊跟她说过的她在读高中时生病的事；“有一次，她心脏附近染过病毒，不过那是快十年前的事了。” 救护人员在书写板上记下了西尔维娅所提供的信息。接着，他们打开担架两人合力将托伊抬上去。就在这时，托伊的一只胳膊滑落到了一边。西尔维娅瞧见她的手心又红又肿。 “她的手！”她叫出声来，“瞧她的手！”那两人停住了，其中一个人小心地拿起托伊的手，仔细检查着。 “看上去像是烧伤的，”黑发男子说，“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 西尔维娅摇摇头，沮丧地噘着嘴，“她根本就没离开过房间，怎么会被烧成这样的？莫名其妙！”她拉开抽屉，又到卫生间翻来翻去，“这是不吸烟房间，连一盒火柴都没有。” “你的推测跟我的一样。” 黑发男人说着。点点头，两人用力，又把担架抬起来。 当他们把托伊抬出房间时，西尔维娅变得歇斯底里。眼看着她的朋友如此虚弱，连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怕自己永远见不着托伊。 “你们要把她送到哪里？”她问，眼里噙着泪水。 “罗斯福医院，”黑发男人回答道，担架从门口穿过，“阿姆斯特丹大街五十九号。” “我会去那儿的。” 西尔维娅边说边匆匆更衣。 眩目的灯光和浓烈的消毒药水味刺得托伊睁开眼睛，她随即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适才的梦境尚记忆犹新。 “好了，你总算醒了，”金发碧眼的俏护士低头望着她说，“我去叫医生。” “我在什么地方？”托伊虚弱地问道，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到这里，竭力想将刚才的梦境理出个头绪来。 “你在罗斯福医院的观察室。” 护士告诉她，“不过，既然你的情况已趋于稳定，我想医生会把你转到心脏病科的普通病房去的。” 托伊还想说什么，可那位护士已经离开了。几分钟后，一位个头高高、皮肤黝黑、相貌堂堂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身着考究的褐色西服。 “我是埃斯特班医师，”他说话略带有一点口音，边说边走到床沿边，“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托伊踌躇了一下，回答道，“我为什么来这儿？” “你心脏病突然发作，是被救护车送来的。我是这儿的心脏病医师，医院打电话叫我来看看你。” “我跟一个人在一起的。” 托伊说，怎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他说什么。 他瞧见自己的手臂上插着针头，与挂在床头的药水瓶相连，并感到有什么粘乎乎的、令人讨厌的东西贴在她的胸口。侧过头，她看见了监视器。原来她身上接着心电图描记器，还能听到机器发出的“嘟嘟嘟”的声音。 “一位妇女，我的朋友。她在哪儿？” “如果你指的是戈尔茨坦女士，”埃斯特班医生说，“我想她还在等候室。” “哦。” 托伊说着，闭上眼睛，恨不得重新回到梦中，这样她便能见到那位男孩，确定他平安无事。就像她做的所有的梦一样，这个梦那么真实，跟现实中的事似的。她深深吸了口气，还能闻到她身上残留的浓烟味儿。 “你能告诉我们你手上的这些烧伤是怎么搞的吗？”医师问。 蓦地，托伊感到左手发木，抬起来一看，上面缠着绷带。她的另一只手也钻心似的疼。可却没有缠绷带，布满了水泡。就跟戒指的事一样，她心想。 她已经从梦中带回了什么，她心中一阵欢欣。 “我的心跳停止了吗？”她问医师，一双绿眼睛分外的明亮，“你刚才说过心脏病突然发作什么吗？”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戈尔茨坦女士声称你在旅馆的房间里心脏病突发。她为你做了人工呼吸，很可能这才救了你的命。”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已经安排了一系列检查。等检查结束后，你就可以换到普通病房去。在我们断定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之前，你还是继续呆在观察室妥当。” “我不想做任何检查，”托伊厌烦地说，“我现在好好的。我要走。” 埃斯特班医师沉下脸：“这是愚蠢的。你的病情很重，约翰逊夫人。你当然明白这点。你朋友说你曾经得过心包炎。那次的病很可能对你的心脏造成了损害。所以才会发生今天的事件。我们已经通知你丈夫，我知道他也是一位医师，他现在正从加利福尼亚往这儿赶。” 斯蒂芬！托伊对他们未经她的同意叫他来极为生气。她到纽约的头一天就进了医院这一事实本身只能证明他的观点——那就是，他妻子是一位娇弱、幼稚的妇女，自己不能照顾自己。 “我不想见我的丈夫，”托伊边说边试着想坐起来，“我要出去。” 医师轻轻地把她推回到床上：“别这样，约翰逊夫人。你是在自寻烦恼，毫无理由地将事情搞复杂。在我们做出适当的诊断，看看这次发作是否又给你的心脏造成了损害之前，我决不能让你走。” 托伊掉过头，知道再争执下去也没有用。眼前这人是一位医生，跟斯蒂芬没有什么两样。他不可能理解那个梦所带给托伊的欢乐。他也不可能理解托伊暗中以为是个奇迹的事件，只会将它纳入到狭隘的科学范畴，而这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 过了很长时间，托伊才转回头，望着那位医师说：“能让我的朋友进来吗？” “只能呆一会儿。” 他回答道，“他们马上就要来给你测试。等我一知道结果，我就会告诉你。” 那位医师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西尔维娅走了进来。她看上去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充血的眼睛里满是关切之色。她冲到托伊的床前吻着她的前额：“今天早上你可真的把我吓坏了。兄弟，瞧瞧，就这么着开始度假，嗯？”托伊朝她笑笑。 “我好了，”她说。接着，她的眼里充满感激：“医师说是你救了我，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西尔维娅骄傲地挺起胸脯。有好几次，她在紧急情况下惊慌失措，做错了事。大约在六个月前，她的一位学生在做实验时，不小心被锯齿状的铝片划破了手，伤得不轻。西尔维娅试着用止血带止住流血。遗憾的是，由于她过于慌乱，止血带抽得过紧，把他手臂上的皮肤都勒破了。那回她沮丧透了，发誓以后再也不替人急救。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记得，没弄错。” 过了几分钟，她对托伊说，“我的意思是，我上人工呼吸课至少是六年前的事儿，此后又从来也没温习过。” “你是个英雄。” 托伊说，此时此刻，她比任何时候都迷人。只见她的一头秀发散落在脸庞周围的枕头上，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般澄澈，如丝绸一般光滑、半透明。 西尔维娅兴奋得脸都红了。她到底又碰上了一次危急的事件。而这一回，她没有表现得跟个白痴似的。不过，几秒钟后，她便转而关切地问道：“你手上那些烧伤怎么弄的？你夜里离开过房间还是怎么的？真是怪事，托伊，我一向睡觉很惊醒的，可夜里我没听到你离开过房间呀。我敢肯定你一直跟我一起睡在床上。” “发生了某些事。” 托伊说着，迅速拔掉手臂上的针头，由于刺痛，身子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 “住手！”西尔维娅惊恐地叫道，双目圆睁，“你不能拔掉它。他们在给你治疗，托伊。现在我得去叫护士再给你插回去。” 托伊坐起身，脱掉病号服，低头去扯胸口上的吸杯：“把我的衣服拿来。我们在斯蒂芬来这儿前回到旅馆。” 西尔维娅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我要去叫护士来，”她生硬地说，“你不能像没事儿似的起床走出去。该死，托伊，你差点儿死掉！” “我是死了，”托伊说，嘴角露出顽皮的笑容，“如果我的心跳停止，从医学上说我已经死了。是不是这样？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你便死了。” 西尔维娅摊开双手：“那么说，你只是从医学上说死了。这有什么分别？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起床离开这儿。” 托伊摇摇头，“你不会明白的，西尔维娅。我这会儿没法向你解释，回头我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你。” 接着，她凝视着她朋友的眼睛，看出她是多么的不安。 “我们一走出这里，我就告诉你，行吗？我保证。” 西尔维娅叉开腿，双臂抱胸，挑战似的望着她：“现在就告诉我，我不会让你走的。托伊。要是斯蒂芬来了，发现我让你结帐离开了医院，他会对我大发雷霆的。” “所以说你不该打电话告诉他。” 托伊说着，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快点，把我的衣服拿来。” 西尔维娅一动不动：“回到床上去，托伊。” 托伊没理她，在床脚边一只塑料袋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几秒钟的时间，她就穿好了衣服，只差鞋子了。 “我的鞋在哪儿？”西尔维娅耸耸肩，她朋友的举动使她由焦急转为烦恼。托伊一向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西尔维娅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这样。 “你不是自己走进来的，托伊，”她语气中带有讥讽，“你是用担架抬进来的。” 接着，她噘着嘴，怒气冲冲地说：“失去知觉，还记得吗？”托伊这会儿已经穿上了棒球衫，黑裤子，准备离开，也不管脚上有没有穿鞋子。 “你是走呢，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你上哪儿去？”西尔维娅问，“回旅馆，我希望。求你了，托伊，答应我你只是回旅馆去。” “是啊，当然。” 托伊说：“我还能上哪儿去？怎么，你不跟我一起去？”西尔维娅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是傍晚了。她在旅馆打电话给斯蒂芬时，他说乘下一班飞机离开洛杉矶，再从机场直接来医院。托伊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让西尔维娅等在外面，直到心脏病专家来了后才作检查。 “斯蒂芬马上就到了，”她对托伊说，“也许我该留在这儿等他来。要不然，这家伙走进来，发现人已经走了，会暴跳如雷。” “随你的便。” 托伊说着，耸耸肩。她刚要走，又在门口停住了脚：“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西尔维娅。只是……只是我不能留在这儿。请你理解。” “我试试吧。” 西尔维娅说完，一屁股坐在病床上，接着，身子朝前倾，双手抱住头伏在膝盖上。 当一位赤着脚，身着印有“加州天使”的t恤衫，有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的女子在医院的走廊上匆匆与人擦肩而过时，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托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对人们的注视并不在意。 那些梦终于又回来了，她明白她的祈祷有了回音。正如以前所猜测的那样，那些梦之所以不光顾，或许就是由于斯蒂芬的缘故，她对自己说。他是个铁石心肠、好挖苦人的家伙，对任何他不能分门别类或透过显微镜观察的东西都不信。托伊感到手心阵阵刺痛。然而，她不但没有觉得痛苦，反而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欢欣。让他设法去解释这个吧，她这么想着，走出医院的大门，踏入潮湿、阴冷的空气中。 她抬头望望天空，只见阴云密布，风雨欲来。抱紧双臂以驱散寒意，她沿街走去，时时提防着人行道上的碎玻璃。街上的人群不断越过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穿着雨衣，或带着雨具，所有人看上去似乎都匆匆忙忙的。 托伊搞不清楚自己到了哪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不然，她一定会踩着什么东西，划破脚的。 这个城市的景致与声光纷至沓来，充斥她的耳目。但这没使她感到厌烦。 她还能闻到从街角飘来的炒栗子和热狗的香味。即使是从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也不那么令人讨厌。托伊瞥了一眼，不知怎么的，想起了黎明时分，迷蒙的薄雾浮于宁静的池塘的情景。 在又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托伊怔怔地望着那些高楼，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她瞧见了一块巨大的霓红灯广告牌——“沃尔夫”。这个名字像一记钟声，唤醒了她的记忆。她随即想起前一天夜里在出租车上西尔维娅跟她提到过这个餐馆，还说它离她们所住的旅馆没多远。她停住脚，望着橱窗。由于不久就是万圣节，橱窗里装饰着巨大的金黄色的南瓜、鲜艳的红辣椒和一串串的谷穗，透出一派节日的气氛。托伊的嗓子发干，又冷又湿，有点儿头晕。 雨越下越大，托伊决定进餐馆去，看看能否喝杯热咖啡暖暖身子。然后，再问问去旅馆的方向。 托伊赤着脚，羞怯地等到一大群商人进餐馆后，才跟在他们后面悄然溜进门，紧跟着他们走到餐馆的后半部，迅速在头张空座上坐下来。 当计程车在罗斯福医院的大门口前停下时，斯蒂芬·约翰逊睁开眼睛。 还在洛杉矶时间凌晨三点他就被叫起来去做一例急性阑尾切除术。他刚回到家里，准备补睡几小时，西尔维娅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他有关托伊的消息。 又是疲倦，又是愤怒，他烦躁得几乎发疯。此外，还混杂着一丝内疚。 他不该拒绝跟托伊谈话，让她跟那个傻里傻气的西尔维娅·戈尔茨坦去了另一个城市。尽管她跟托伊是多年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西尔维娅。首先，这个女人又矮又胖，至少超重二十到三十磅，他看不上连自己的身体都照料不好的人。再者，她说话带着那种鼻音很重的布鲁克林口音，也不合他的口味，令他厌烦。还有，她老是怂恿托伊做些蠢事。 他递给计程车司机几张钞票，下了车。他决定：一旦他确信他妻子得到了适当的治疗，他要跟她的这位最要好的伙伴明确地、好好地聊一聊，向她说明真相，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责备自己早几年前就该做此事。不然，托伊也许不会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 即使现在，他也无法断定，无法从医学角度正确地解释为什么他二十九岁、身体健康的妻子怎么会突然得心脏病。他知道她得过心包炎，不过，在他们想要个孩子时，托伊做过多次检查，包括彻底的心脏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发现，一切正常。 在住院处登记完，打听到了托伊所住的楼层，他往电梯走去。 “我是约翰逊医师，”在护士办公室，他对护士说，“我来看我妻子，托伊·约翰逊。” 那护士在花名册上查到了托伊的名字：“746房间，在右边。” 斯蒂芬奇怪托伊怎么没在观察室，大概是他们觉得她没有生命危险，而把她转到了普通病房吧。这是个好迹象。找到了房间，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托伊不在。一定是他们带她做检查去了，他心想。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拿起话筒给他办公室打电话。 “不，不，不，”他在电话里朝他的秘书吼道，同时一把扯下领带扔在床上，“我不要亨利克做那例手术。他是个夸夸其谈、浮而不实的讨厌的家伙。上次他开刀的那个人死了。让比尔·格兰特替我。” 挂断电话，斯蒂芬心想：托伊挑了最糟糕的一个星期生病，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这周每天都有安排。大多数日程都是不能变动的。斯蒂芬去年跟他的合伙人解除了合约，所以现在他只能靠信誉，靠他的朋友在他不在的这几天替他。然而，他的多数朋友就跟他一样，每天的手术排得满满的。要他们替他做手术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托伊可以旅行，他决定今晚就带她乘飞机回去。要是她的情况稳定，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她还要继续呆在纽约。 等了好几分钟还不见她回来，他走回到护士办公室。 “对不起，”他对刚才那位护士说，“我妻子这会儿一定是在做检查。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带她回来？或者请你告诉我，她的主治医师在哪儿？我想跟他谈谈。” “噢，”她说，“埃斯特班医师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至于你妻子——”她翻了翻托伊的病历表，“我没看到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埃斯特班医师用铅笔标了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可他离开医院前都画掉了。” “她没在病房里。” 斯蒂芬粗声粗气地说。 “你肯定吗？你走对房间了吗？746房间？” “当然，”他说，“我认得数字，你知道。” 她没理会他的讽刺。整天跟医师呆在一起，她习惯了：“再瞧瞧，也许她散步去了。” 斯蒂芬瞪了她一眼，拖着脚沿着走廊往回走。托伊还是没在病房里。几分钟后，他再次来到护士办公室，气得直跳：“瞧，”他边说边拍着佛米卡台子，“她没在病房里，也没在走廊上。你们怎么会把我妻子弄丢的，你们这些白痴！你们一定是把她转到别的什么地方，而谁也没记下来。给交换台打个电话，也许他们知道她在哪个房间。” 那女人赶紧拎起电话，打电话给医院的交换台。几秒钟后，她望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医师说：“那是她的房间，再去瞧瞧。” “让埃斯特班医师到这儿来！我要跟他谈谈。试着通过广播找找她，要是她在医院的哪个地方走丢了，会听到的。” “没问题，约翰逊医师。” 那女人爽快地答应道。斯蒂芬刚回到病房，广播里就传来了寻人启事。这肯定会起作用，他心想。又等了十分钟，他困倦得实在支持不住，便爬上他妻子的病床，倒头就睡。 “约翰逊医师？”一位男子的声音，“对不起，你是斯蒂芬·约翰逊医师吗？”斯蒂芬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揉揉眼睛。 有好一会儿，他没回过神来：“你是谁？” “里卡多·埃斯特班。我是这儿的心脏病医师。” “我妻子呢？” “我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得知我妻子得了心脏病，我乘头班飞机从洛杉矶赶到这儿。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们把她搞丢了。我能不发疯？这是一场噩梦吗？” “我很遗憾，”埃斯特班说，“她是在这儿的，可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据我看，她走出医院回旅馆去了。护士说她朋友一走进去看她，监视器就乱了套，而后她就不见了。” 斯蒂芬脸涨得通红，轻蔑地说：“你说的是西尔维娅·戈尔茨坦，我敢保证。我早就该知道，这个女人是灾星。” “好吧，”埃斯特班慢条斯理地说，“据观察室的护士说，戈尔茨坦女士在你妻子走后还在这里呆了段时间。也许她是在等你来？而后才决定也回旅馆。” “什么旅馆？”斯蒂芬问，站起身从椅子上抓起他的上衣和领带。 “我不清楚，”医师回答道，“你干吗不到住院处去查一下？他们一定有这方面的信息。据我所知，你妻子是在旅馆里突然得了心脏病。那位西尔维娅女士为她做了人工呼吸。要不你妻子这会儿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斯蒂芬第一次感到惊慌。这可不是疯疯颠颠的西尔维娅在跟他说他妻子曾濒临死亡的边缘，说话的是一位他的同僚。 “你在心电图上看到了什么？”斯蒂芬发疯似的问，“你给她做了什么检查？结果怎么样？” “冷静点！”埃斯特班医师说着，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我相信她会好起来的。她坚决要求出院，不肯做检查，所以我们也就没做成。不过，既然她有心包炎的历史，惟一的办法是让她住院彻底地做一次检查。我还想在她出院后让她佩戴一个便携式心脏监视器，这样，我们可以长期对她进行跟踪监测。” 他顿了一下，“你到门房查过吗？也许她在登记簿上留下了旅馆的名字。” “整个这件事阴错阳差，不是吗？”斯蒂芬说，在埃斯特班给门房打电话时，他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埃斯特班缓缓地摇摇头，轻轻地把话筒搁在原位。 “我该怎么办？我的业务会给弄成一团糟，我妻子不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却跟着一位神经兮兮的女人在这个讨厌的城市到处乱跑。”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妻子会露面的。既然登记处没有旅馆的名字，你可以在她的病房里等她，万一她回来呢。” “她怎么会突然得了心脏病的？”斯蒂芬朝另一位医师吼道，“出了什么事？” “我不清楚。说实话，这事颇为奇怪。他们一把她送进来，我们就给她戴上了心电图描记器。毫无心搏过速或诸如此类的心率不规则的迹象。我这会儿能告诉你的惟一的事是她的心脏病是自发的。她是否背地里用过什么麻醉品？也许是可卡因或别的兴奋剂？这正是我今天上午想要做的检查之一。我想做一个化学测试。” “荒唐！”斯蒂芬脸色如此苍白，着上去他倒像个病人似的，“我妻子坚决反对吸毒，即使是在大学时代她也从来没吸过毒。相信我，她没有服用麻醉剂。” 埃斯特班摇摇头：“很遗憾，我无可奉告。” 斯蒂芬盯着对方的眼睛有好一会儿，而后冲出房间找她妻子去了。 “你想要点什么吗？”一位男侍者问托伊，眼里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她坐在餐馆后部的一个车厢式座位上，怔怔地直视前方。 “噢……对不起，”她说，“你说什么？” “这是餐馆，女士，不是避难所。你要么要点儿什么，不然就走。” “我要一杯咖啡。” “哼！”他双手在系在腰间的白围裙里擦了擦。收拾了邻桌的几个盘子后，他走到柜台旁，开始与收银员窃窃私语：“来了一个小时了，没穿鞋子，穿着滑稽，几乎像个捡破烂的女人。” 收银员约摸有五十八九岁，一头桔黄色的头发，显然是为了遮盖灰发染的，高踞在柜台后的一把高脚凳上。 “要我叫警察吗？”她嘴里正嚼着一大块口香糖，这时发出响亮的咂嘴声。她边说边伸长脖子朝餐厅后部看。 “没穿鞋，嗯？看上去就像个乞丐。” “我们再等着看看她有没有现钱，我没看见她拿钱袋。” “让她滚出去！顾客不喜欢进餐时旁边坐着这类臭气熏天的下贱女人。她没钱。” 街头的流浪汉往往逛进餐馆，点了食物，等付帐时就想溜走了事。 托伊听到了杯盘碰撞声和人们的说话声，却置若罔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梦中的形象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使她搞不清孰是梦，孰是现实。 埃斯特班医师、医院，以及前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模糊，仿佛不是真实的，而那个小男孩以及田野上的孩子们则真实得就跟面前的桌子一样。那侍者又走过来，一脸怒容，将咖啡杯“啪”地放在桌上，一旁是一张帐单。 “要我替你去付吗？”他双手叉腰，问道。 “哦，”她说着，拍拍旁边的座位，自觉跟个十足的白痴似的。她当然没带钱包。她一直在想什么？“不，谢谢，”她礼貌地说，“我走的时候会付的。” 她刚捧起咖啡杯，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她感到双手就像在火上烤一般。她得等到咖啡凉了，再端起来喝。 “嗨，女士！”大约五分钟后，身旁响起了一个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友好的男声：“对不起，你现在得跟我走。” 托伊转过头，看见一位警官站在那里，头上戴的帽子微微朝后倾斜。他也许高不过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一头浓密的黑发。要不是唇上留了一撮整齐的小胡子，托伊心想，这张脸活脱一张她母亲常常提到的娃娃脸。尽管晒得黑黑的，他的皮肤看上去光滑、细腻。他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当他望着你时，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 “我做了什么，警官？”托伊轻声问。 “这儿的店主告你无事生非。” 他走近她，抓住托伊的胳膊，把她拉离座位。 “请等等，”托伊恳求道，餐馆里别的客人都把目光转向她。 “我知道，我穿得不得体。我是在医院里，所以没穿鞋子。我走进这儿时没想到没带钱包，可我住的旅馆就在这条街上，我可以去取钱来。” 说完，她低下头，又是羞愧又是沮丧。他会仅仅为了一杯咖啡把她投入监狱吗？蓦地，纽约似乎不再是个熙熙攘攘、充满活力与人性的城市。失落与屈辱快把她压倒了。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官，或那个这会儿正站在角落冲她假笑的卑劣的侍者。还因为在这拥挤的餐馆吃饭的所有客人投来的不屑的目光。托伊意识到他们都把她当成了一个神经病或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乞丐。 “好的，女士，”那位警官耐心地说，“还是站起来吧，我不会伤害你或怎么样的。” 站起身，托伊明白所有人都会看见她那脏脏兮兮的赤脚。她感到平生没有遭遇过的奇耻大辱。斯蒂芬是对的，她心想。他一直是对的。是她头脑不正常，有严重的毛病。 “谁能告诉我戈塞姆旅馆怎么走？”托伊问，“你用不着逮捕我，我去取钱。我保证，我住的旅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只是我记不得它的方位。” 那位警官凑近托伊的脸低声说：“我们还是出去吧，好吗？我不会逮捕你的，女士。你瞧，我已经替你付了帐单，可餐馆方要你离开，所以我们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托伊木然地站着，任由那位警官抓起她的胳膊护着她走出了餐馆。她的头由于羞愧而低着。经过那位侍者身旁时，那警官扔出一句话：“你们这些家伙还欠我一块钱呢，托尼。给我留一份乳酪牛肉饼，一盘炒杂碎。五分钟后就回来。” 走出饭馆后，那位警官继续盘问托伊。在谈话的当儿，他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托伊。人们川流不息地经过他们身旁，人人都行色匆匆，很少有人朝他们看。 “你住的是哪家医院？是贝尔弗吗？” “我想不是的。” 托伊说。她感到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哭。只要有一滴眼泪掉下来，就会使她仅有的骄傲荡然无存；“我能肯定是罗斯福医院，可我不想回那儿。你只要告诉我，我住的旅馆怎么走就行了。” “好的，”他说，眼里露出疑虑之色，“要是我给你叫辆车，答应我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接着，他的脸色和缓下来，亲切地朝她笑笑：“这不是个最安全的地方，一位正派的女士可以孤身一人到处乱跑。人们在这儿都不多逗留。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托伊顺从地说，依然低着头，望着人行道上的地砖。一手仍拉着托伊的胳膊，那位警官走了几步，突然吹响了他的哨子，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托伊转过头想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嘎”的一声停在了路边的红圈内。四周触目所见的只有混凝土、砖块和钢筋，在曼哈顿没有篙草丛生的旷野。托伊明白不管那一切显得多么的真实，只是在做梦，只是她的想象，是她心智迷失所致。斯蒂芬一直警告她的一切都发生了。 他总说她会遇到麻烦，会做傻事，受到伤害。她的双手阵阵抽痛。她看了看，于是瞧见了左手上的绷带。她的右手掌心和好几只手指的皮肤都烧伤了，伤口红肿发炎，渗出了血水。这一定是如西尔维娅所猜测的，是她梦游时出了旅馆，不知怎么把自己弄伤的，她心想。也许是她走到大楼的底层或哪儿，不小心手触到了暖气管所致。 头都没抬，托伊任由警官领着走到停在路旁的警车。接着，她感到她的手按在她的头上，免得她撞着了车门，顺势将她推进了汽车后座。立刻，她的恐惧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她安全了。她知道不管他们把她领到什么地方，那一定是她该去的地方。她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但她能直觉到这一点。仿佛她能读懂那年轻警官的心思，而他竭力在消除她的疑虑。 越看，她越觉得他像那个旷野上的小男孩。 “送她到罗斯福医院，”他对另一位警官说，关上后座的门。 “把她一直送到里面，别只开到路边就停车。要不，她又会跑出来的，明白吗？” “她是个精神病吗？”坐在前排的警官问，透过后视镜打量着托伊。 “不，”先前那位警官说，笑着朝后座上的托伊眨了眨眼，“她是位特殊的女士。她跟我是好伙伴。你怎么能那么说？你是什么，伯尼，一个白痴？你没瞧见吗，她是一位天使，就写在她t恤上呢。写着她是一位加州天使。到曼哈顿帮助我们这些家伙。” “现在正是晚餐时间，克雷默，”另一位警官抱怨着，并不觉得他朋友说的有多有趣，“我正要下班，给我弄点吃的！” “我能自己走，”托伊透过将她与前排隔开的金属网说，“你们不必浪费时间，警官。你们只要指出我所住的旅馆的方向就行了。” 坐在车里的警官跟倚在车窗上的警官都没理会她。 “嗨！伯尼，替我好好照看她，”后者说，“我会替你叫晚餐的。对了，你想吃什么？要托尼给留一份牛肉饼吗？” “不要，”坐在车里的警官说，舔了舔嘴唇。 “给我要一份五香牛肉和黑麦面包，一盘甘蓝色拉，一瓶樱桃汽水，再给我要点新鲜的泡菜，不是那种他们放在桌子上的泡菜。” 一说完，他便发动引警，汽车“嗖”地蹿了出去。托伊猛地往后一仰，撞在后座上，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前往罗斯福医院。尽管身处如此尴尬的境地，她还是不由得暗自好笑。她到这个城市时坐的是计程车。接着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这会儿坐的则是一辆警车。惟一尚待尝试的是地铁。这一天过得如此丰富多彩，她心想，她应该入选这周的《纽约客》。 正文 第六章 餐馆里拥挤而嘈杂。星期五晚上是餐馆里最忙碌的晚上之一。端着沉重的托盘在闷热的厨房与餐厅之间来回穿梭，萨拉已经汗水涔涔。 她的目光不时地转向门口，而后瞧瞧腕上的手表。已经过了五点，雷蒙德·冈萨雷斯还没来上班。助理经理气得脸色铁青，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等侍应生。现在萨拉和其他女侍者在完成本职之外不得不收拾桌面。这意味着整个流动的速度要慢于平日，而纽约人喜欢一切都是快节奏的。 坐下来大约三十秒钟后，他们便期望有东西上桌。面包、泡菜、水，任何东西。 “嘿，叫你呢，”一位身着褐色皮茄克的粗鲁男人在萨拉匆匆经过他身边到另一张桌子去时朝她吼道，“我已经等了十五分钟了。你什么时候才来理我？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明白吗？” “对不起，”萨拉马上说，“等我把这份点菜单送进去，我就回来。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儿缺人手。” 雷蒙德会丢掉饭碗的，萨拉断定。尽管他只是个收拾桌面的低级侍应生，饭碗也并不那么好找。并且，她怀疑他除了他那份艺术天份外，别的技能有限。 她责备自己不该离开他。她走出阁楼时怒气冲冲，不胜烦恼，可她的愤怒随即转为担忧。两年前，她的弟弟自杀了，使全家深受打击。可跟别的家庭不一样，萨拉把责任都统统揽到自己肩上。为什么她事先没有看出任何征兆？他俩之间最为亲密，而他哥哥跟他们的父母和家里其他人之间则关系或者疏远，或者紧张。她还记得他悬梁自尽的前一天晚上脸上那无助而绝望的神色，猛然意识到这天早些时候她在雷蒙德眼里看到的正是同样的表情。 早些时候因他还不来上班，已经草草记下雷蒙德的电话号码，趁再次进厨房时，萨拉掏出一个二角五分的分币投入厕所间外的投币电话。回头扫了一眼，肯定助理经理没在，她迅速拨通了号码。电话铃至少响了十到十二次后，她才将话筒搁回叉簧，比先前更害怕了。雷蒙德没来上班，电话又没人接，他很可能死了。她弟弟死了三天后，尸体才在他那无电梯的、位于五楼的污秽的房间里被发现。跟雷蒙德一样，她弟弟自视为艺术家，一位诗人，当他的梦想破灭后，贫困和绝望使他越走越远。 萨拉永远忘不了葬礼后走进他的公寓去整理他那点可怜的遗物时的情景——满房间可怕的尸臭。如果雷蒙德已经决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也许无法阻止他这么做，正如别人不止一次告诉她的那样。但她完全可以打个电话，瞧瞧他怎么样了。至少，要是他死了，她可以早点发现他的遗体。 萨拉驱使自己更卖力地接受点菜，满足顾客的要求，害怕自己如果不替雷蒙德做点什么，她会在有人乞求帮助时，又一次视而不见。她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她相信某种力量，相信人生自有其安排。也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她对自己说，她正接受考验。她已经痛失她弟弟。与一个像雷蒙德这样的人相遇也许正是一个证明她不会再让类似的失误再重犯的机会。 等到餐馆里暂时清闲了点，出现了几张空桌，她立即走近助理经理。 “我不舒服，”她说着，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我想我设法顶到下班了。” 那人愤怒到极点，像个疯子似的朝她破口大骂：“别对我装出这副病态，妞！回去工作！你会被解雇的！要么去工作，要么滚回街头那个低级的‘伯尼’饭馆当女招待去吧！”助理经理是个臃肿的希腊人，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腆着个大肚子。 萨拉眼睛眯成一条缝，瞧着他：“什么？你要我吐到顾客身上吗？”她走前一步，离他更近，捧住小腹，张大嘴，作出一副马上要呕吐的样子，“我想我这会儿就快吐到你身上了。” 助理经理跳了几步，怒目圆睁：“滚出去，婊子！竟敢吐到我身上，你被开除了！我这可是刚上身的崭新衬衫。” 萨拉立即转身，冲去拿她的手提包和外衣。她得走着去雷蒙德位于特里比克的寓所，至少得化一刻钟。 托伊手上缠着绷带，胳膊上打着吊针，躺在病床上。当那位警官把她送进急救室时，他们检查了烧伤，担心伤口会感染。由于疼痛不已，她这次决定接受他们的治疗。餐馆那一幕在一天里发生一次已经够了。她不再觉得呆在一个安全、温暖的地方是件不幸的事。 就在这时，她一抬头，瞧见了门口的斯蒂芬和西尔维娅。 “天哪，托伊，”斯蒂芬叫道，他的脸由于焦虑而扭曲。 “你没事儿吧？我们都快急疯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医院？” “我不知道。” 托伊虚弱地说，他的出现使房间里有一股压抑的气氛，尤其是因为她倒在床上，得仰视他。他看上去如此高大，如此富有权威，眼里的神色如此吓人。她竭力想坐起来，而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手没法动。她倒回枕头上。斯蒂芬俯下身亲吻她的面颊。 托伊朝西尔维娅看看，可后者却一声不吭。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托伊斯蒂芬已经叱责过她，或许还责备过她不该怂恿托伊作这次旅行。 瞧见他俩都站在那里盯着她，好像她跟一个外星人似的，托伊的目光转向西尔维娅。 “我和斯蒂芬有几句话想单独谈谈，你不介意吧？”她说，“已经够给你惹麻烦的了，没有理由再把你卷入其中。” “没问题。” 西尔维娅说，立即转身离开了房间。接着，又从门口伸回脑袋，添了一句：“我就在门外，如果你需要我，就叫一声。” 托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像决堤似的“哗哗”地流过她的面颊。到了舒适而安全的所在，她反倒感到迷惑，突然悲从中来。从现在起，他们会随时随地强迫她做更多的检查。更多的针剂、X射线、奇怪的机器在等着她，还有像白垩似的药水，她得咽下。最终他们会告诉她什么呢？她的心脏碎了？她快要死了？ 瞧见她丈夫板着脸注视着她，她只希望死神快点降临。 “好了，”瞧见她脸上的泪珠，他的声音软下来。意识到她的手没法动，斯蒂芬从床头柜上拿起一张纸巾，替她擦眼泪，“别哭！我们马上会搞清楚的。我在这儿呢，等他们说你能旅行了，我们就飞回家去。” “是那场火，”她抽泣着语无伦次地说，“我在那里。我跟许多孩子在旷野上，其中一个小男孩……” “你在说什么，托伊？”斯蒂芬说着，侧过脑袋，“就等一分钟，行吗？我去查查你的病历表。” 她丈夫一个箭步冲了出去，门在他身后来回晃动。没过一会儿，他就返回来了：“你手上的烧伤没那么糟糕，大多数是二度烧伤，只是左手掌上有一处一度烧伤。他们会给你用抗生素防止感染。病历表上写着他们已经给你打了止痛针。这是否管点用？” “是的。” 托伊头昏眼花地回答道。止痛针不但使得她神志恍惚，思维不连贯，而且还使她特别想说话。既然这会儿房间里有人，“我怎么了？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头上？” “我不知道。” 斯蒂芬说，“哪儿的旷野？你这些烧伤是怎么弄的？西尔维娅认为你整夜都在床上。你一个人自己到街上去的吗？真是这样，那又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旷野，”托伊说着，眨眨眼睛，像是在脑子里竭力重现那梦境，“但我想是一所学校起了火。可能有十五到二十个孩子，没有大人。一个闪电引燃了野草，那孩子的衬衫上也粘上了火。我不得不冲进火中去救他。我一定就是这样烧伤的。” “这儿附近压根就没什么旷野。” 斯蒂芬不相信地说，“你是在曼哈顿，托伊。” 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你可能是在中央公园吧？”她的目光在房间里睃巡着，萎靡不振地说：“也许吧。” “可中央公园没有学校，据我所知。那里有个溜冰场，可能会有孩子。” 托伊只是望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相信什么。就在这时，埃斯特班医师进了房间，走近床前。他朝斯蒂芬点点头，便开始测托伊的脉搏，检查冰袋和静脉滴注。接着，他低头朝托伊笑笑：“止痛针是不是使疼痛减轻了些？” “是的，”托伊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要回家。” “很快，”他说，瞥了一眼斯蒂芬，“也许我们该出去了？”两人一起出了房间，斯蒂芬背靠在墙上。西尔维娅正坐在凳子上等，看见他们，便走了过来，听他们说些什么。 “她刚才告诉我她在火灾现场，”斯蒂芬对另一位医师说，“火灾是在某地的旷野上。她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有孩子。这就是她说的被烧伤的缘故。” “我知道，”埃斯特班医师说，眼瞅着地上，“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给消防队打了电话。他们说今天早上惟一的火灾发生在勃朗克斯一套公寓里。里面没人居住。你认为她会莫明奇妙地一直走到勃朗克斯，进入那幢楼，也许还是在睡眠状态下？” “我怎么知道？”斯蒂芬粗声粗气地说，“这一切都是活见鬼。首先是她心跳停止，接着又突然发现手烧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狠狠地扫了西尔维娅一眼，意思仿佛在说：她知道，可她隐瞒了真相，故意刁难他。 在旅馆里，他失去冷静，对她大发雷霆。但他拒绝道歉。 “我发誓，斯蒂芬，”西尔维娅紧张地说，“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都上了床，我醒来时听到她在说话。我还以为她在说梦话。她好像是在说：‘快跑’！原话我记不确切了。” 埃斯特班一边考虑，一边用细长的手指摩擦着鼻子：“我有个想法。许多街头流浪的人在垃圾箱里点火以取暖。你妻子在睡眠状态下，或在恍惚中可能会把手搁到火上，就是这样烧伤的。也可能她不小心手触到了火才熄灭没几分钟的滚烫的垃圾筒。” 斯蒂芬觉得埃斯特班的说法有道理。比他妻子所说的什么学校起火啦，旷野上的孩子啦等等更有道理，尤其是据消防队称没这么一起意外事件。不过现在搞清楚他妻子是怎么烧伤的不如搞清她怎么得了心脏病更重要。 “我什么时候才能带她回洛杉矶？我有一个手术，你也知道，”斯蒂芬转过头望着病房门，“至少我曾预约了一个手术。” “不会超过几天。现在马上带她回去是不明智的。飞机要飞五个小时，要是她在飞机上心脏病再度发作怎么办？还有那些烧伤，用抗生素也需要一个完整的疗程。” “如果你对她的心脏如此担心，”斯蒂芬对那位医师说，他的眼神尖刻而带有指责的意味，“那你为什么这会儿不给她戴上心脏监测器？” “这样吧，”西尔维娅插进来说，对斯蒂芬·约翰逊憋着一肚子火：“我走了，行吗？既然你在这儿，托伊也用不着我，我只会挡你的道。” “那样，对我来说再好不过。” 斯蒂芬轻蔑地说，看着西尔维娅再次进入托伊的病房，跟她告别。 西尔维娅走到托伊的床前，拂开她脸上的发丝。 “心肝，”她柔声说，“我告诉斯蒂芬我要走了，不过如果你需要我留下来，我就不走。” “你上哪儿去？”托伊问。 “噢，我侄子的受诫仪式就定在明天上午，所以我估计我今天晚上会在布鲁克林我哥哥家过夜，把旅馆的帐结了。我会叫旅馆里把你的行李锁好，回头可以让斯蒂芬去取。” 她顿了一下，又继续说：“等埃斯特班医师给他一句话，斯蒂芬就会带你回加利福尼亚。按他早些时候跟我说的，你们可能明天上午走。” “我把你的旅行给毁了，不是吗？”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不起，西尔维娅。” “嗨，”西尔维娅勉强一笑，“别担心这个！好好休息。我们完全可以下次再到什么地方去旅行。” “我该怎么办呢？”托伊问，“你也知道，是关于斯蒂芬。我搞不清自己是否愿意跟他回加利福尼亚。” 西尔维娅摇摇头：“我不能卷进这里面，托伊。我的意思是，我绝对没有拉你出来旅行以破坏你们的婚姻的想法。” “但这不光是因为斯蒂芬，”托伊激动地说，“有些事还没完，西尔维娅。我敢肯定我在火灾现场。我记得，我试图救那个孩子……一个小男孩。那一定是真的。要不然，我怎么会被烧伤？” “但愿我知道答案，扎伊。” 西尔维娅说着，俯身吻了吻托伊的前额。 接着，她拿出一张纸，留在病床旁的桌子上，“这是我哥哥在布鲁克林的家里的电话。如果需要我，给我打电话，好吗？”西尔维娅正要走，斯蒂芬走进了房间。她走到他跟前，伸出手指在他的胸脯上轻轻地叩了几下。 “你最好对她好一点，伙计，”她一字一顿地说，“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娶的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士。” 接着，她回头瞥了托伊一眼，走出了病房。 萨拉揿了雷蒙德所住的阁楼的蜂音器，却没有回音。她走回人行道上，注视着楼窗和金属的安全梯。阁楼的窗户开着。她能看见窗帘随着微风轻轻晃动。但此时正下着雨，她怕自己会从安全梯上滑下来。最后，她还是手脚并用，开始往上爬。 爬到窗户边，她伸进脑袋叫道：“雷蒙德，是我，萨拉。我进来了，行吗？”等眼睛适应了阁楼的黑暗，她能看见一个人躺在床上，她的腹部一阵抽搐，心跳加速。她断定他死了。迅速从窗户爬进房间，她冲到床前：“雷蒙德，你没事吧？你病了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动不动，眼睛睁着，但对一切视而不见，头微微侧向一边。她摇摇他的肩膀，但他仍然拒绝跟她说话，好像她这个人不存在似的。然而，她看见他胸脯一起一伏，知道他没事儿，心里一阵释然。 暗影绕着她舞蹈，丑陋而令人生畏。外面，下午的阵雨已转为倾盆大雨。 随着一声石破天惊的雷声，急越的雨滴打在窗户上。几秒钟后，一道眩目的闪电将阁楼照得雪亮，显露出惊心动魄、超乎现实的一幕：空荡荡的房间中央是一张大床，卧着一位孤独的男人。他嘴里发出低低的呻吟，挂在房间四周的画上的人像静静地注视着，所有的肖像都是同一张面孔。其中一张几年前画的真人般大小的油画就在床后倚墙放着，就像一块床头板似的。画上是一位天使，伸展着巨大的双翼昂首向前，仿佛要从画中飞出来安慰下面躺着的这位男人。天使的头发是那种耀眼的火红色，并呈现出细微的阴影变化，身穿一件海军蓝的t恤，胸前饰有棒球队的名称“加州天使”。 “你对我很恼火，我知道。” 萨拉柔声说，在床脚坐下，“你没来上班，我很担心。我们今天上午不欢而散，我很遗憾。” 床上的人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纹丝不动。萨拉伸出手在他的脸前晃了晃，可他仍然既不动弹，也不开口。 “雷蒙德，”她说，“请跟我谈谈，让我做你的朋友。我想帮助你。也许今天上午的表现不像如此，但我真的是那么想的。” 毫无动静。 萨拉环顾着房间，不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走到洗涤槽那儿，她将一块擦盘子的毛巾在水笼头下浸湿，回转身给他擦了把脸。 “好啦，”她说，对自己颇为满意，“这样是否感觉好一点？”见他仍然没有反应，她上床跟他睡在一起，双臂从背后环住他，将他抱得紧紧的，希望这样能使他得到安全感。她就跟他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等待着他跟她说话。她决定不管过多长时间，她将等下去。 到了夜里十点钟，萨拉放弃了努力。阁楼里一片漆黑，雷蒙德不说，不动，没有以任何方式跟她交流。他差不多跟处于昏迷状态似的，萨拉不知该不该叫辆救护车或带他去看医生。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她在厨房里找到了黄页号簿。正当她找电话号码时，她看见他慢慢从床上坐起，仿佛什么事儿都没有似的，随随便便地进了卫生间。萨拉急忙放下手中的电话号码簿，跟在他后面。 他背对着她，往便池里撒尿。 “你现在打算跟我谈谈吗？”她说，“天哪，我还以为你会对自己干傻事。我吓得要死。你为什么不来上班？”拉好裤子上的拉链，雷蒙德转身越过她走出了卫生间，眼里一副茫然的神情。接着，他在房间的一角蹲下，手指在地板上画圈。 “行啦，”萨拉说着，跺跺脚，决定换个策略试试，“你没生病，你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那我走了。” 转过身，她往门口走去，以为雷蒙德会拦住她。然而，他没有。走到门口，她回过头来望着他，双脚再也无法挪动。 萨拉冲向他，双膝着地，抱住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她温柔地说，“但我不会撇下你，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现在我要出去买些食物。一旦你吃下去，你就会感觉好得多。” 萨拉离开阁楼去为他买吃的，回头扫了他一眼。这个男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的心。蓦地，她感到一阵骇怕，比雷蒙德可能自杀，像她弟弟一样结束生命还要可怕。二十四岁的萨拉·门德尔斯处于飘摇中。一年前，她还是长岛大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爱情不顺心和对她弟弟自杀的自责击溃了她，她辍了学。她一度跌入低谷，在一家廉价餐馆当女招待，与父母住在一起，常为一些琐事而发生口角，一家过着悲惨的生活。自从找到了新工作，又搬到了王后区，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萨拉对人生燃起了新的希望，打算等秋季重返学校。然而，重返学校现在似乎不像几天前一样显得那么重要。 如果她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这点她深信不疑，那么她明白她现在遇到了新问题，一个不但会使她上学的计划而且会使她对人生的整个设计轻易出轨的问题。 萨拉陷入了爱河。 托伊在休憩。斯蒂芬坐在一张靠近病床的椅子上看报。他已经订了明天返回洛杉矶的机票。他打算带托伊回家，然后继续做检查。斯蒂斯准备亲自研究有关疑难杂症的医学书籍。可能的话，甚至跟美国医疗协会联系，请求他们帮助。决不能再让他们碰到托伊的心脏自发停跳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没人会救活她的地方。 “我口渴。” 托伊说着，睁开双眼。 斯蒂芬起身从病床旁的一把壶里为她倒了一些冰水：“你感觉怎么样？你睡得挺香。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了。” “挺好。” 她说，将水一饮而尽，竭力不让它溢出流到下巴上，“只是，我想用自己的手。我觉得如此无助。” “我明白，托伊。这正是我所以来这儿的原因。你饿吗？他们给你端来了饭菜，我叫他们端走了。我想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儿好。你想吃的话，我可以到咖啡店给你买三明治。” “不要。” 托伊摇摇头。她一点食欲都没有。她只想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她的生活。她脑子里全是在那家餐馆遇到的屈辱的场面。所有人都盯着她，取笑她，好像她是一个街头的乞丐。任何人只要经历过这么一天，她对自己说，他们就会更同情处于困境中的无家可归者。 “想要看报吗？”斯蒂芬问，“我可以在你背后垫一只枕头，给你翻报纸。” 接着，他抬头看见了电视机，“也许看电视更方便些。” 他拿起她床边的摇控器，“啪”地打开电视机，随即调到了有线新闻网，想看看有没有洛杉矶当地的新闻。 斯蒂芬眼瞅着电视，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托伊的胳膊。托伊虽也盯着屏幕，但心不在焉。电视的声音很低，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幢大楼起火的情景。 人们在旷野上，抢救人员俯身于一位小男孩。斯蒂芬的目光从电视上移开去找摇控器，提高音量。他看到了令他感兴趣的东西。至于为何感兴趣，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大火吞没了位于堪萨斯乡村的这所木结构的校舍。有三位教师遇难，一位小男孩在衣服起火后被一位不知名的女士救到安全处。火灾调查人员到了事故现场，指出大火可能是一位小孩玩火柴引起的。十九位孩子幸免于难，没有严重受伤。至于背部和胸部严重烧伤的小贾森·卡明斯现住在托比克的卫理公会医院，情况趋于稳定。他母亲……”斯蒂芬听到这儿，看了看托伊。只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半张着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怎么样？你疼吗？” “瞧，”托伊说，“那大火，那场合，那些孩子。还有那个男孩。” 斯蒂芬的视线转回电视上，边听边看。这会儿，屏幕上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向记者说什么。 “卡明斯太太，那位救你儿子的女人是谁？警方发现她的身份了吗？” “没有，”卡明斯太太边说边扭着手，“她在那儿，接着就消失了。她救了我儿子的命。” 她直接对着镜头说：“如果你在什么地方，”一滴眼泪溢出她的眼眶，淌过她红润的面颊，“我要谢谢你。贾森在念叨你。他一直哭着要他的天使。请跟我们所住的医院联系。我们万分感谢。” 那女人的脸消失了。新闻播音员开始播另一条新闻。斯蒂芬关掉电视机，转向她妻子，“托伊，这是在堪萨斯。没听见他们说吗？不可能是同一场火灾。你是在曼哈顿。你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城市吗？” “我在那里，”托伊断然说，“你不相信我，是吗？” “不相信，”他说，心想没有理由放过这类妄想，“也没有人会相信你。宝贝儿，如果你继续这样说，他们一定会以为你头脑有问题。还是理智一点吧。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你人在纽约的同时却要说自己在堪萨斯，不是精神错乱是什么。” 他低头瞧着自己的双手，“埃斯特班医师对你怎么烧伤有种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你是由于碰到了一只刚被一些街头的乞丐点燃过的垃圾桶才不知不觉烫伤的。” 托伊慢慢地摇摇头，像个刚被母亲斥责过的孩子一样噘着嘴。 斯蒂芬突然火冒三丈，站起身，一脚把椅子踹到床边。托伊跳起来，差点把挂在架子上的盐水瓶带翻在地。 “别说这种愚蠢的话，这会儿马上住嘴！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绽露，“你要是病了，就病了。但我不能忍受我妻子说话像个疯子似的，说自己在不可能在的地方。你听见了吗？收起这类话！控制住自己！”托伊把头转向墙壁，竭力想让自己闭目塞听，不去理会他的声音，他那愤怒的表情，轻蔑的眼神。 “对不起，”他粗声粗气地说。 “你知道我不善于应付这类情况。” 接着，他大步走出房间，房门在他身后“砰”地合上了。 正文 第七章 她丈夫离开后，托伊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房门。她以为她丈夫只是出去冷静一下，为自己大发脾气，对她说那样的话感到不好意思。但三十分钟过去了。托伊明白他不会再回来了，也许一去就不复返了。他丈夫也许改了机票，赶下一趟航班飞回洛杉矶。 那位像打机关枪似的说笑话、把她逗得捧腹大笑的年轻的实习医师已消失了。甚至连他跟她做爱的方式也变了，动作粗暴，草草了事。似乎他觉得他们只是在打发日子，机械地活着，等着各自大限的来临。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越来越苛刻，处事轻率而很少道歉。 你先哭一场吧，托伊对自己说，允许自己暂时沉溺于自我怜悯，像个孩子似的伤心地抽泣，双脚在被子底下乱蹬。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她头上？ 眼瞅着自己的婚姻走向崩溃，一切都变了形，走了样。对此该如何解释呢？ 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该往何处走，向谁寻求帮助。瞅见桌子末端的电话机，她想给父母打电话。仅仅是听听她母亲的声音也是一种安慰，也会使她感觉好一点。她可以跟他们住一段时间，直到她把事情处理好。继而一想，不行。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有着自己的生活，听到她病了会使他们着急，而又无能为力。 她脑子里又浮现出刚才电视里的镜头。她知道她在火灾现场，知道她将那个孩子救离了火海。她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贾森·卡明斯。她在脑子里搜索着他所住的那家医院的名字。想起来了，是托比克的卫理公会医院。托伊顾不得手疼，拎起电话急切地想证明她所知道的是真实的。从长途电话接线员那里得到医院的电话号码，她便让她替她拨到医院，然后等待着。 “我是长途。请给我接贾森·卡明斯的病房。” 她对医院总机说。 “请稍等。” 几分钟后，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卡明斯太太吗？”托伊问。 “是的。” “卡明斯太太，你不认识我，我是今天上午跟你儿子一起在旷野上的那女人。他怎么样了？” “贾森，”那女人激动地对她儿子说，“是她，贾森。是那位女人。” 接着，她转而对托伊说：“你救了我儿子的命。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嗯……我得去赶飞机。” 托伊说，除此之外，她不知该怎么说，“贾森的烧伤怎么样？” “医师说他的情况很好。要是不感染的话，我们下星期就可以带他回家。一开头，他们断定他需要植皮，不过现在他们说他会好起来的。他会留下一些疤，但不会太可怕。” “感谢上帝！”托伊说。 “是啊，我们是要感谢上帝，”那女人说，接着，她的声音放低了，“我们还要感谢你。跟你说吧，我当时一直在祈祷啊祈祷。他们不让我们靠近学校。而我肯定贾森在里面，被大火烧着了。” 她停了一会儿，托伊能听见她在哭泣。 “跟贾森说说话吧，”她边吸鼻子，边说，“他想跟你说话。天哪，他是如此可爱！他断定你是他的守护天使。” 这话使得托伊“腾”地从床上跳起来：“他记得我穿着什么衣服吗？”托伊等着她跟那位男孩说话。 “很遗憾，”那位女人回过来说，“我猜他可能光顾着害怕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不提这事儿。” 托伊赶紧说。 “上帝保佑你！”那女人继续说，“我们可能永远碰不到你，但我们会永远为你祝福。噢，”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 “托伊·约翰逊。” “多好听的名字！好极了，我让你跟贾森谈谈。” 电话里传来一个小小的、虚弱的声音：“你好！” “贾森，”托伊说，“你在那里表现得怎么样，小伙子？你妈咪说你下星期就能回家。瞧，我跟你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疼，”他说，“他们给我吃了药，可我还是疼得厉害。” “我知道，贾森。可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会挺过去的。” “给我讲讲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小机车的故事。” 托伊心潮澎湃。是的，上帝存在着。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如何奇怪和难以置信，托伊现在肯定那不仅仅是梦。脑子里回味着那件事，她感到自己如沐春风，精神为之一振。手不再抽痛，整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力充沛。她似乎能听见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鸟儿婉转的歌唱和孩子们欢快的笑声，闻到春花芬芳的气息。她觉得自己好像才十七岁——与宇宙间每一个生物、每一个物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融为一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病房。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她感到安全，自己没有被遗弃。 是的，她对自己说，干裂的嘴唇绽开无限欢欣的微笑。奇迹确乎发生了。 她一直为此而祈祷，终于有了结果。她以死换回了某些东西，某些也许有力量改变世界的东西。 她带回了奇迹。 这天夜里十点钟，斯蒂芬满面笑容，手捧着一大束鲜花，轻快地走进门。 托伊正靠在床上吃一碗巧克力布丁。 “首先，你还生我的气吗？”他说，在门口停住脚，笑容从他脸上退去，“如果你还生气，我就不进来了。” 托伊抬头看看他，目光又转回到碗里的布丁上。 “好，我明白了。” 斯蒂芬说着，刚想把手中的鲜花扔到地板上，转而一想，还是镇定下来，再作一次尝试，“瞧，我在旅馆租了个房间，睡了会儿觉，感觉好多了。事情是有过不愉快，我想是由于我过度劳累的缘故。” “那好，”托伊边吃布丁，“你可以进来。” 她丈夫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她当他没有在房间似的，继续吃她的布丁。 “以沉默相待，嗯？” “不，我在吃东西。” “对不起，托伊，真的。我是个傻瓜。不过你了解我，有时我就是控制不住。” “也许你该去看看心理医师，”托伊不客气地说，“控制一下你的怒火。你会得某种情绪紊乱症的。自己还不知道。” “别这么说，托伊。要么接受我的道歉，要么叫我走。你自己决定吧。” 移开托盘，托伊深深地吸了口气，而后目光转向他：“我在堪萨斯火灾的现场，斯蒂芬。我不知道我怎么到的那里，可我确实在那儿。” 瞧了瞧丈夫的脸色，她举起双手。在跟贾森·卡明斯谈话之后，她已经拆除了绷带。 “你的手，你为什么把纱布拆掉？” “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好了。” 她兴奋地嚷道。烧伤处约略呈淡红色，但令人惊异的是，差不多已彻底痊愈。既没有水疱，皮肉也不焦黑。 “看上去好了。” 他漫不经心地说。接着，他低下头，瞪大眼睛仔细瞧了瞧。 “真的好了，棒极了！”他说，“噢，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来治疗烧伤的，真不可思议！”他放下她的手，望着她的眼睛，“既然你恢复得这么好，我估计我们明天就可以走了。” “我哪儿都不想去，”托伊说，“至少在你不愿意听我开诚布公地跟你说之前不打算走。你准备听我谈吗？”她丈夫耸耸肩。 “好，”托伊说，于是她像炒豆子似的一口气激动地说下去。 “我给那个小男孩的医院打过电话，就是电视上所说的那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贾森·卡明斯。你猜怎么的，斯蒂芬？他还记得我。” 托伊顿了一下，想看看斯蒂芬的反应，而后接着说：“明白吗，斯蒂芬？他甚至还称我为天使，也许是因为我穿着那件t恤的缘故。” “什么t恤？”斯蒂芬问，心想片刻间她的故事越来越玄了。 托伊撩起病号服，露出里面所穿的玛吉·罗伯茨给她的t恤。她脱去病号服：“你瞧，他看见了t恤上的字和光环。这就是他之所以认为我是一个天使的原因。” “荒谬！”他说。 “不，斯蒂芬，”托伊辩护道，“这跟我其它的梦不一样，与我上高中时心跳停止那一次更像。我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真的在那儿。头一次有桔黄色的南瓜戒指，这一次有那个男孩为证。这孩子记得我。他甚至还记得我给她讲的故事。” 她转向他，朝他笑道：“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凭实据，斯蒂芬，真凭实据。” 托伊不由自主地继续往下说，向她丈夫透露了更多的东西，比她想要说的多得多。 “瞧，我总想，这些梦不仅仅是梦，它们有特别的意义。那些孩子，以及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所谓濒死的体验，你也知道，因为我的心跳停止了。后来，我看了些有关的灵魂和超验的书籍，以为自己的体验跟这差不多。我总是回避宗教和上帝，因为它看上去如此牵强。但斯蒂芬，你没见吗，也许天使和奇迹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呢？我们知道什么？天使可能无处不在。其中一些甚至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极为普通的人。甚至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岂非一大乐事？”她停住话头，大笑。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认为这整个想法妙极了！”她丈夫手捧着脑袋，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他妻子的一席话把他惊呆了。 从手指缝望着托伊，他试图再一次劝说她。 “你不可能身在纽约州的同时，分身到堪萨斯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闻里说火灾发生在上午八点，也就是纽约时间十点。我看了你的病历，托伊，你心脏病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正好是十点，所以你不可能在堪萨斯。” 接着，他有了另外的一个想法。 “可能我在时间的推算上有误。他们说火灾发生在八点，但我不能完全肯定。如果火灾发生的时间还要迟一些，我猜你可能在从医院失踪的那段时间飞到堪萨斯，因为你出去了好几个小时。火灾后，你又登上飞机飞回来。” 他停住嘴，“啪”地靠在椅子上，意识到即使这种假设也是站不住脚的。托伊去向不明有几个小时，但路上交通拥挤，他怀疑她能否设法赶到机场，在短短的时间里飞到堪萨斯又赶回来。他想相信她，安抚她，只是这个假设太荒谬了。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托伊说，“但我还是在那里。我没有编造火灾和那个男孩的事。那都是真实的。” 她顿了一下，挥动双臂做了个飞行动作。 “嗨，也许我就是展翅飞到堪萨斯的。” 说到这里，托伊“格格”地笑起来。这一想法挺妙，挺自然。过去几天里的种种重压似乎一扫而空，她没法让自己止住笑声。斯蒂芬瞪着她。 “我知道，”她说，爆发出又一阵笑声。 “我就像多萝茜在《山猫奇才》中一样，飞到了堪萨斯。瞧，也是同样的飓风，还有……” “这并不好笑，托伊，”斯蒂芬沉着脸说，“整个这件事都不好笑。” “可这确实好笑，斯蒂芬，”她强调说，“也许这并不好笑，但挺有趣。它令人激动！它是一个奇迹！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活力！当我在电话里跟那孩子说话，他说他记得我时，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我是多么的快乐。” 他一手托着脑袋，说：“你弄错了，托伊。你的手是被垃圾筒烫坏的。你喋喋不休地谈到的那个男孩受了伤，用了麻醉剂止疼，他跟你所说的一切无非是在麻醉状态下胡说八道。” 托伊毫不妥协。 “不，是你弄错了。此事非比寻常，不同凡响。跟我有关的事不可跟他人同日而语。我负有使命，仁慈的使命。此外，还能怎样？我做的所有那些梦，每一个梦都有孩子，处于这样那样的困境。我使情形变了样，”她自豪地说，眼里燃烧着热情的火焰，“我感觉妙极了！仿佛我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最终得到了证实，仿佛我一辈子寻求的就是这个。” 斯蒂芬望着他妻子，好像他才头一次见到她，好像她是个素不相识的人。 瞧她眼里那狂热的神情，瞧她说话那种着魔般的方式！“你是个理智的、聪明的人，托伊，怎么说是位教师，”他说，“你怎么能接受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东西？”托伊靠回枕头，慢慢转过头望着他。他越争辩，他在房间里呆的时间越长，她便越觉得她的精力和快乐在消退。 “我怎么能不接受呢？我别无选择。” “那么，你怎么会突然心脏病发作的？这跟你那荒谬的假设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吗？”托伊叹了口气，“我也不太清楚。我没考虑过这个。你怎么知道每次我做这样的梦时就没发心脏病呢？这妙极了，你明白吗？这意味着我所做过的所有这些梦都是真实的。” 她的眉毛往上挑，“我做过许多梦，斯蒂芬，比你所知道的多得多。这意味着我也许已经帮助了许多的孩子。假如我能设法多做些这样的梦。那么我就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斯蒂芬挥舞着双手：“对，没错。就像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乘风飞去，将人们从燃烧的房子里撤出来。接下来怎么样呢？你附回体内，复活了吗？嘿，托伊，也许你是个鬼魅。想到过这点吗？”他决不会接纳她的，托伊心想，决不会接受他无法看个黑白分明的东西。 她的倾吐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只会使得他更深信她是癔病患者。 想到这里，托伊明白自己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她彻底屈服，任由斯蒂芬拖着她从一个诊所到另一个诊所，在那里，他们会系统地对她的身体和头脑进行解剖，直到他们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将某种要命的疾病硬套到她头上。要么，她自己挺起来。 她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她要么相信自己死了或病了，要么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在主宰着她的生活。作为一个梦想家，一个乐观主义者，托伊选择了后者。 “跟你说吧，”她说，躺回床上，“你回加利福尼亚，继续开你的诊所，过你井井有条的生活。我留在纽约。” 他张大嘴，所有的血往脸上涌：“你是说你想离婚。” “差不多，”托伊说，目光在房间里睃巡着，心“怦怦”直跳。她感到自己似乎喘不过气来，就像越过雷池，再也无法回到原地。话从她嘴里像一股细细的急流喷涌出来：“我想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不是离婚，是试着分居。” “就因为我不肯附和你那愚蠢的幻想，你准备抛弃我们拥有的一切？你在学校的教书工作怎么办？你也准备一走了之吗？” “不完全如此，”托伊说，意识到他所说的确实是个问题，“不过，我可以请几个星期的假。甚至我也许会在这儿找到一所更需要我的学校。谁知道呢？我得去需要我的地方。也许我上这儿来就因为这是我该来的地方。你知道，就像有种力量在指引我。” 托伊想起了玛吉·罗伯茨，这孩子是如何依赖她。她得继续给这个家庭寄钱，她心想。要是她决定留在东海岸，她将每个月或差不多时间去看她父母和玛吉一次。 他转身走了。托伊屏住呼吸。她想叫他回来，要他抱住她，相信她，爱她。他应该跟她有同样的感受：越是惊叹和敬畏，便越有种宁静和幸福的快乐感。世界在她面前展开，日常的束缚不复存在。 可他走了，那样也好，她心想。在他们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托伊变得无足轻重，她自己的欲望和想法屈服于他丈夫的压力之下。只有他的事业才是重要的，才不断受到关注。只有他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在购买了豪华住宅后，又添了昂贵的轿车。以至他的自我膨胀到了如此的地步，就像一个注满了水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不能将之剖开、检查、观察的东西。他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治病救人者。对斯蒂芬来说，他梦寐以求的就止于此。 托伊把被子抱在胸口，羞怯地笑了。不管发生什么，显然跟她丈夫无关。 她知道这不对，但她无法否认她的满足感。人们有自己的选择，她丈夫坚持他的玩世不恭，就如同他死抱住钱财不放一样。托伊一直以为她丈夫是个明智的人，但现在她开始怀疑起来。他明智在哪里？那么多的牺牲才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一位治病救人者，换来的却是这么些年来的辛苦工作和紧张焦虑，而对奇迹则掉头不顾。 萨拉对雷蒙德的关切与时俱增。她做了通心粉和色拉，但令他进食的惟一办法是喂他。他不看她，也不跟她说话。但他似乎知道她在。喂他吃吧，她让他像个小孩似的回到床上。于是，他便呆呆地坐在那儿，空漠地注视着前方。 萨拉心想：是时候了。虽则已经晚了，她该回家去，但她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回头发现他已经自杀。就她所知，他可能是得了什么病，甚至可能是瘤。既然他让她喂他吃东西，牵着他上床下床，她决定给他穿好衣服，带他进电梯。到了楼下，她立即拦住一辆计程车，送他去医院。她已经想好去哪儿，就是几年前她被一辆车撞伤去过的那家医院。纽约的某些医院远远不尽如人意，但在这家医院——萨拉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治疗。她决定带雷蒙德去罗斯福医院。 托伊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她怎么也无法将白天所发生的事件从脑子里驱除出去。 夜间值班的护士走进来，量了她的脉搏、呼吸、体温和血压等。 “你要安眠药吗？”她问托伊，“我可以查一查你的病历，看看埃斯特班医师有没有给你开。” “不要，”托伊说，“我没事儿。” 护士的身影在门口一消失，托伊就再一次闭上眼睛试着入睡。她巴望着再被送到什么地方。但她有种预感，只要她还呆在医院里，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科学的王国，她心想，与未知的王国一定是敌对的。怎么会不是呢？ 只要她还被扣押在敌人的营垒，任何奇迹就不会发生。她蓦然睁开眼睛，身体发僵。不仅如此，她心想，她还在浪费时间。还有事情等着她去做，还有地方等着她去，还有生命等着她去拯救。 主意已定，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脱下病号服。斯蒂芬已经取来她的行李，托伊找了条舒适干净的裤子穿上，又在t恤外面套了件宽松的白毛衣。 穿戴完毕，她走进盥洗室，梳了梳头，洒了些香水，而后对镜自笑。她看上去没病，挺好，她心想。也许有点儿苍白，但这她可以化妆。她从行李中掏出化妆盒，拿起一支她很少用的旧唇膏，瞬即，她的双唇便娇红欲滴。熄灭电灯，拍拍手上的灰尘，她检查了一遍房间，断定没什么东西落下，于是，她手提行李箱，肩背短途旅行包，走出房间朝门厅走去。 “你上哪儿？”还是刚才的那位护士，站在柜台后问道。她是个娇小的金发女子，一双富于表情的蓝色的大眼睛，一张文静的脸。 “我想出院。” “你不能这样做，没得到医师的同意不能出院。” “我不这么认为，”托伊说着，严厉地看了那姑娘一眼，“这不是监狱。” “但……你得付清钱。” 托伊记得在手提包里看见过她的支票簿：“我会在那儿停一下，把帐结清的。告诉埃斯特班医师，就说我谢谢他。” 电梯门开了，托伊走了进去，心里还在想：但愿她的保验能支付大部分住院费。她不知道在他俩共同的支票帐户上还剩下多少钱。没有了斯蒂芬，她还是需要钱活下去的。今天晚上她还可以住在旅馆，但明天得去找一套公寓。斯蒂芬也许肯配合，电汇给她一些钱，也可能一意孤行，如所有的律师劝他们的面临离婚的当事人的那样：管牢财产，冻结存款，取消信用卡。电梯门开了，托伊来到门厅，沉浸在思绪中。她了解斯蒂芬，她得做好心理准备：他会是个难缠的对手。星期一上午头一件事，她得找到他们开户的那家银行的本地支行，提部分款子。她也许生活在边缘地带，但她身上的一部分却不得不植根于现实，跟她丈夫打交道。 她随着指示牌前往住院处，“噔噔噔”地拐过一道道楼梯，一会儿往这儿拐，一会儿往那边拐，把她都给拐晕了。她就像掉在迷宫里。最后，她发现自己到了急诊室。 “对不起，”她说，将行李箱放在台子上，“我在找住院处。” 一位黑头发的漂亮姑娘走到她的身旁，她的脸由于焦虑而皱成一团。 “我现在就去那儿，”她对托伊说，“你愿意跟我去吗？” “当然。” 托伊说。 那姑娘朝她勉强笑道：“我叫萨拉·门德尔斯。你叫什么名字？” “噢，”托伊说，“托伊·约翰逊。” “你住院吗？” “不，”托伊回答道，“出院，谢天谢地。” “恭喜你。你生什么病住院？” “我意外地烧伤了手。” 托伊回答道，心想这比告诉她实情要简单得多。 “这太糟糕了！”萨拉抬头看了看门口的牌子，走了进去。托伊紧跟在她后面。里面用墙隔出一间狭长的小室，都是人。 “我想我们得等一会儿。想不到这么晚了。他们还如此忙。” “唉，这是在纽约。” 托伊对那年轻姑娘说，“你住在这儿？” “是啊，”她说着，在等候室拣了个座位坐下，“喔，不是在曼哈顿。我住在王后区。你呢？” “加利福尼亚，不过我正在考虑搬到纽约住。” “为什么？我真想住到加利福尼亚。你住在海滩边吗？” “是的，我们就住在海滩边。” “听上去多诱人！” “没那么回事。” 托伊说完笑了。所有人都总是这么想，以为那里的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迎面可以碰上电影明星，点缀着海滩的尽是俊男美女。 萨拉没在听。她整个人都滑进座位里，手捂着眼睛，细长的脚叉开前伸，姿势不甚雅观。托伊突然意识到这姑娘在哭：“怎么了？我连你为什么来这儿都没问。你病了吗？要我替你叫护士来吗？” “不，”萨拉吸着鼻子说，在手提包里找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涕，“不是我，是我朋友。他……他不太好。” “你知道他生什么病吗？” “不知道，不过他们在给他检查。急诊室的医师似乎认为是精神病，也许他是对的，但他们准备检查他是否有脑瘤以确诊。” 萨拉顿了一下，用手背擦了擦脸：“我害怕极了。我怕我不该带他来这儿。要是他们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托伊背靠在椅子上，心想萨拉·门德尔斯也许是对的。要是她让斯蒂芬继续下去，托伊心想，那么她自己可能也会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手拿一张纸，从住院处走出，迅速下楼去了。 “我想你可以进去了，”她对萨拉说，“那位女人刚走，肯定有一位收费员空着。” “哦，你先吧。” “不，”托伊说，“还是你先。” “好吧，”萨拉说着，凝视着托伊的脸，“很高兴遇见你。愿你万事如意。” 她正要走开，蓦地愣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托伊的脸。 “你……你看上去那么面熟。我在哪儿见过你。我……我们碰到过吗？你在电视上或什么地方出现过吗？” “天哪，没有。” 托伊说着，“格格”地笑了。人们以为只要你住在加利福尼亚，你就会跟电影业有关。 “不过，我老听别人这么说。我想，是因为我长着那么张脸，人们总以为他们在哪儿见过我。” 那姑娘仍然没动窝，一双眼睛好像胶着在了托伊脸上：“我知道我见过你。你是那么面熟。你的红发，你的眼睛，还有你的嘴。” 她微微摇了摇头，像是要澄清什么，仿佛她看见了什么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接着，她的眼睛一亮：“你是那个模特，肯定是！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是雷蒙德的模特！” “谁是雷蒙德？”托伊问，那姑娘此刻是如此兴奋。 “我朋友。他是位艺术家，你的脸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画中。那一定是你，只能是你。” “对不起，”托伊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摆姿势让人画过。正如我所说的，我长着一张寻常的脸。人们老把我跟别人的什么人搞混。你还是快进去吧，不然会被别人抢先的。” “等一下，”萨拉不为托伊的话所动，认真地说。首先，眼前这位女人的相貌绝非寻常，一双流光溢彩的大眼睛，一头松软飘逸的红发，清丽脱俗，优雅迷人。 “雷蒙德说你是位天使。我想你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打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不停地画你。” 于是，她记起了她为什么来这里，想到那个她带到急诊室的沉默、忧伤的男子，她的脸黯淡了下来。 “你得去看看他。他要是见到了你，”萨拉恳求道，几乎想跪在托伊的面前求她，“也许会振作起来。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显然很在乎你。他这些年来一直在画你。他家人不在这里。他是那么孤独，我现在就带你去。” “不，”托伊摇摇头，“我不去。真的，我不认识你的男朋友。” “求求你了！”萨拉依然恳求道，“他其实还不是我的男友。他跟我一起在一家餐馆工作。但他是个特殊的人，极有天赋。他这会儿正处于可怕的境地。” 这时，有几个人走进来，托伊羞得脸都红了。她这会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不能再卷入别人的麻烦。正如老话所说，人贵在自知。蓦地，她对于她新近发现的神圣使命的热忱显得可笑而不现实。她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斯蒂芬，他这会儿在哪儿呢，也许已经回洛杉矶去了吧，要是她没对他说过那番蠢话，该有多好！每个人不时会有古怪的想法，但他们不会荒唐得将之付诸实施。 要是那年轻姑娘再不进去，托伊决定，她自己进去。她站起身说：“我得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有信心，你知道的。” 托伊走进住院处，在车厢式座位上坐下，等着收费员在计算机上打进数字，调出她的帐户。 “国债，嗯？”当那女人在打印机上打印收费单时，托伊问。托伊以为这打印机永远不会停下来了。当那女人终于从打印机上撕下收费单时，她手里拿的纸看上去有五六页。 “没那么糟糕，”收费员说，“你的保险支付了其中大部分，还差五百美元。” 托伊打开支票簿，开始签支票。开完支票，她查了一下登记表，看看收支情况。登记表上写着还剩一千一百美元，但她搞不清这些钱是不是还在。 斯蒂芬在她走后可能开过支票。即使他没开过，如果她决定住下来，付清住院费后剩下的六百美元也不够她租一套公寓。她得再弄些钱，打电话给他们存钱的银行，试着取些钱，或电汇给她。 “好了，”托伊说着，将支票递给办事员，而后伸出胳膊，以便让那女人从她腕上取下塑料的住院牌：“把我放了吧。” 托伊将收据放进手提包，朝出口处走去。萨拉正坐在另一个位置上，托伊走过她身旁时，她一把抓住了托伊的胳膊。 “喏，”她将一张纸条硬塞进托伊手里，“这是雷蒙德所住的阁楼的电话和地址，我还写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等你在这里找到地方住下，安顿好以后，请打电话。即使没别的事，你可以来看看画。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跟他的模特有多像。” “那很好，”托伊说，将纸跟收据一起装进手提包。 “祝你好运！” “是啊，”萨拉低声说，“我需要好运气。” 正文 第八章 托伊住进了出院后看见的头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叫蒙特洛斯，就是前一天斯蒂芬向她提到的他住过的那家。进房间后，她脱去衣服，换上浴衣，唤客房侍者给她送一桶水，一只火腿三明治。但等东西送到时，她已累得不想吃了。 周六上午醒来时，她已恢复精神，兴致很好。她刚想给住在布鲁克林的西尔维娅打电话，告诉她她所知道的有关堪萨斯火灾的消息。但随即便犹豫了。跟斯蒂芬一样，西尔维娅也是个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者，虽则是个好人但玩世不恭。不过，另一方面来看，她对自己说，不管是西尔维娅还是斯蒂芬，也许并不比大多数人头脑来得更封闭。如果没有证据，谁也不会相信她的故事，而一个小孩的模模糊糊的回忆不足为凭。斯蒂芬已经证明了这点。 他们会说，孩子受了伤，又受了惊吓，记不清他那天所见到的真实情景。一切只是场误会，是他认错了人。 正如她在上大学时准备论文那样，托伊意识到必须将她所发现的材料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作为证据。这样，即使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玩世不恭者也无可争辩。 拿出一叠纸，托伊试图记下事情的发生经过。首先，她必须驳斥斯蒂芬的理论，说什么她也许是坐飞机去堪萨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是找到一位目击证人，证明她从医院里出去那段时间里见过她。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她才能进入下一步。 她拎起话筒，给那家餐馆打电话，描述了那个侍者的特征，想着大概能从他那里得到一张书面证明。 “听上去像托尼·希尔德戈，”电话里传来一个粗哑的女声，“托尼这会儿不在。他的班头要从午餐时间开始。” “我明白了，”托伊赶紧说，惟恐那女人挂断电话，“那我在那里时你们叫来的那个警官呢？我是那个没穿鞋子的女人。你知道的，就是付不起咖啡钱的那个，还记得吗？” “嘿，女士，要了食物而付不起钱的人很多。” “那位警官呢？”托伊毫不气馁，“我敢肯定他常去那儿。我想他姓克雷默。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乔伊？”那女人“咯咯”笑道。 “你说是乔伊·克雷默？他不是真正的警官。不管怎么说，不是纽约警局的。他在交通局工作。” “乔伊·克雷默是个好人，怪人，”那女人说，“想起来，他可真是个乐善好施者。你瞧，每当我们这儿来了乞丐，没地方可去，我们就叫乔伊来。他说他不介意。他甚至把名片分发给了这一带的所有商家。只要我们打电话叫他，他马上就会赶过来，把问题替我们解决了。而那些正式的警官，咳，他们才不会为这类事儿操心呢。” “你知道怎么才能找着他吗？”托伊问，从电话里她能听到背景传来的现金出纳机的响声和一个粗嗓门。 “瞧，女士，”那女人仓促地说，“我这儿还有事呢。” 说完，她立刻挂断了电话。 托伊给搞糊涂了。她一直以为那人是位正式的警官，但她随即想起许多部门的人也穿制服。她查到交通局的电话号码，接线员给她转到了星期六还开着的惟一的一间办公室——管工作安排的督察办公室。 “我找一个叫乔伊·克雷默的人，”她说，“他是你们这儿的一位工作人员。我有急事找他，我是他加利福尼亚的一位亲戚。” “等一会儿。” 那人说，几分钟后，他又拿起了电话，“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儿有姓科恩威尔的，有姓克雷默西的，有姓凯曼的，有姓克德威尔的，对了，有一个叫查尔斯·克雷默的，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不，”托伊说，“他的名字叫乔伊。” “哦，”那人说，“我在这儿干了有十年了。我所听到过的惟一一个叫乔伊·克雷默的人死了。那可真是个能干的家伙呀，告诉你。” “他死了？”托伊迷惑地说，“一定是有些误会，前两天我还见过他呢。大家都知道他，他在空余时间里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也知道，诸如此类的事。” 那人笑出声来：“真有趣，但听上去就像是老乔伊，愿他安息。他总是给人家钱或别的什么东西。正如我所说的，他是个极为正直的家伙。但听着，女士，我敢保证这不会是同一个乔伊·克雷默。瞧，一个疯子在火车上突然狂暴地向人群开枪，乔伊想制止他，但那人开枪打死了他。你听说过这回事吗？所有的报纸都登了。” “没有，”托伊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是二三年前的事吧。确切时间我也记不住了。” 托伊谢了那人，怎么也对不起来，比先前更糊涂了。但纽约是一个大都市，她提醒自己，那家餐馆收银员搞错名字也是完全可能的。 托伊洗了个澡，穿戴好之后，决定出去透透新鲜空气。等到十二点左右，再到那家熟食店去看看能不能从那侍者手里得到一份书面陈述。 几分钟后，托伊走出旅馆，踏进早晨清爽的空气里。她沿着大街往前走着，突然，她感到有人拍了一下她的肩头。 “我想那是你，”一位男人的声音，“嗨，你怎么样？”她转过头，呆住了。站在她面前，离她所住旅馆才不过几步远的正是那位神秘的乔伊·克雷默。他看上去跟她昨天在餐馆见到他时一模一样，穿着制服，帽子戴得微微有些靠后，俊秀的脸上挂着开朗、友好的微笑。直到这时，托伊才看见他衣袖上所戴的“交通局”的臂章。 “我真不敢相信是你，”她说，“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怎么会认为我在找你？”他说，“是你找到了我。” “不，”托伊摇了摇头，“你不明白，我刚给交通局打过电话找你。他们说从没听说过你。他们所知道的惟一的乔伊·克雷默已经死了。” 他“噗”地笑出声来：“你怎么想，我看上去像个死人吗？” “当然不。” 托伊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瞧，”他说，“我的全名叫查尔斯·约瑟夫·克雷默，但也叫乔伊。那个管工作安排的老家伙总是把我和我的堂兄搞混。” “就是被杀的那位？”托伊问。 “唔。” 乔伊说，“真不幸，是吧？这家伙还有家有室的呢。” 他察看着托伊的神色，而后说：“你要干什么？干吗找我？”她怎么向他解释呢？“你能给我几分钟吗？”她问，“你对我那么好，我想请你吃午餐。” “好吧，我显然无法拒绝这样的邀请。” 他说着，朝她眨眨眼睛，然后，他走近一步，挽起托伊的胳膊，两人一起沿着大街继续朝前走去。 女侍者手里拿着簿子，站在餐桌旁。她从耳朵背后取下铅笔，望着托伊： “你想要什么，甜心？” “一个报复，”托伊说着，跟乔伊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格格”地笑道：“不过，你们要是没有的话，我想你可以给我来一份烤牛肉三明治。” 在来餐馆的路上，托伊试着向她的新朋友解释她为什么要找他。最初她想随便编一个理由，然而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他是一位如此愉快的谈话对象，如此的友好，如此的善解人意。在她明白过来以前，她已经把她如何心跳停止，堪萨斯火灾，那位男孩，她与斯蒂芬之间的纠葛以及他如何拒绝她等等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接着，她还追溯到头一次事件，向他诉说了她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见到那个阴郁的男孩的情景。她甚至告诉了他那个男孩送她的南瓜戒指，她在急诊室醒来时如何发现手上戴着它的事。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并不那么古怪，”他说，“我的意思是，尽管这样的事很不寻常，但我相信。”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好像他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奇迹和诸如此类的事。嗨，法国的那个地方怎么样？那地方叫什么来着？洛德斯还是什么？好啦，你去那儿吧。那个地方一直有奇迹发生。” “不过，这还是有点区别的。” 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的。” 乔伊背靠在座位上，摘下帽子，挠了挠他那浓密的黑发。 “听我说，我有个主意。” 他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电视台的人？就是那些拍摄火灾的人。要是你真的在那里，我敢打赌他们摄下的录像里会有你。要是你能搞到，那你就有了真凭实据。我精明吧？告诉你，乔伊可不是笨蛋。” “你说得对，”托伊兴奋地说，身子朝前倾了倾，“这主意妙极了！高明，真的！如果他们有火灾的录像，也许其中会有我的镜头。惟一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把录像给我？” “撒个谎，”乔伊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眼里露出调皮的神色。 “可别把我想得太坏哦！我并不认为撒谎是正当的。但是，难道一切都非得有个理由吗？照我看来，没什么真正的坏事，只有坏人。比方说吧，要是你撒谎伤害了某个人，那么，我们要说这是不对的。但这是两码事。好了，就跟他们说你在这个城市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你想对火灾作补充报道，需要那盘录像。” 就在这时，女侍者又走了过来，把他们的食物放在桌子上。托伊文雅地咬了一口她的烤牛肉三明治，而乔伊则一口就把他的午餐——一只夹有填料和酸果的火鸡三明治咬去了一大半。托伊停下来不吃了，伸出手越过桌子碰了他的手一下。 “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她对他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谢你。” 他嘴里正含着满嘴的食物，口齿不清地说：“嗨，你是我的天使，记得吗？你那天穿的那件t恤上哪儿去了？” “噢，”托伊说，“还在，放在旅馆里了。” “那你为什么不穿？”他指指她的绿色套装，摇摇头说：“你穿那件t恤看上去真漂亮。” “哦，真的吗？”她顽皮地说。 “真的。” 他说着，报她以愉快的微笑。 “你肯定？”她说。 “你觉得我这身套装还不如那件便宜的棒球衫？这可是我最好的出客衣服之一。” “是的，”他说，“我喜欢那件t恤。恨不得自己也弄一件，说真的。” “告诉你吧，”托伊说，“你所说的正是我想听的，我保证给你弄一件，怎么样？”乔伊从桌上拿起一根牙签，剔着牙齿，一会儿剔这边，一会儿剔那边。 “那太好了，”他慢吞吞地说，“说话算数。” 在餐馆门口与乔伊分了手，手提包里装着他亲笔写的证明，托伊走在回旅馆的路上，打算一到旅馆的房间，就按他所建议的那样，给电视台打电话。 她明白要得到确凿的证据，接下来得做什么。她想暴跳，想高叫，这不是一个天使所该做的！但如果她真的是个天使，托伊知道她跟此前所有别的天使都不一样。如果有“临时天使”一说，自己就是了。她决定把这天使的事业带进二十一世纪。而乔伊·克雷默就是那个向她指明她该怎么做的人。 通过媒体！ 如果人们以为飞碟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好奇心，托伊心想，那么，且看他们风闻这个故事后会怎么样吧。 萨拉睡在雷蒙德病床旁的一张帆布床上，当他们送早饭来时，她醒了，试图跟他交谈，让他吃东西。但他只是漠然地望着她，好像没她这个人似的。 没别的办法，她只得喂他，就跟昨天在他的阁楼时一样。每隔一会儿他便嘟囔着什么，但她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吃到一半，雷蒙德扭过头去，不肯再转回头来。萨拉便把剩下的早餐自己吃了。昨天夜里他们告诉她，医师今天上午会来。她一直注意着门。终于，门开了。 留着短短的黄头发和一撮小胡子，罗伯特·埃文斯通医师看上去比雷蒙德和萨拉大不了多少。这位年轻的医师也许是精力过于充沛，也许是由于咖啡因的作用飘飘然的，说话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至于萨拉只得不断地请求他重复所说的话。 “我完全理解你所说的，埃文斯通医师，”等他终于结束有关孤独症的专题论述后，萨拉说，“但你怎么知道他得的就是这病呢？” “我们在他的皮夹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家里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往他的克萨斯的家里打了电话。他母亲非常吃惊以为他挺好呢，没想到他又旧病复发。” “她准备来这儿吗？”萨拉问，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跟他呆在一起。 “这会儿她不能来，”医师回答道，“似乎她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手头捉襟见肘。” 那位年轻的医师的目光一会儿投向眼前这位生气勃勃的年轻姑娘，一会儿又转到他病人那阴沉、抑郁的脸上，来回打量着两人。两人看上去极不般配。 “如果你想带他回家的话，可以带他回家。” 他最后说。 “你说什么？”萨拉的嘴张大了，“就这副样子？你总得做点什么，让他改变这副状态。” “我无能为力。我可以给他开些药。它们会有效果，但我怀疑。他身体没毛病，只是患了孤独病，表现出孤独症的明显症状。” “可他自己甚至连饭都不会吃，衣服都不会穿，话都不会说，”萨拉争辩道，“他怎么活？”那位年轻的医师露出迷惑的表情：“你不是他妻子吗？” “不是，”萨拉双臂抱胸，“我是他女朋友。” 那位医师迅速打开雷蒙德的病历，翻看着：“自己一个人住，嗯？” “是的，”萨拉说，“他是位艺术家。他在特里比克有间阁楼。” 那医师走到雷蒙德跟前，坐了下来：“你今天怎么样，雷蒙德？你准备从这儿出去吗？跟我们说说，伙计。告诉我们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就在这时，他们都转过头来。雷蒙德说了句什么。两人屏住呼吸听着。 他又在咕哝了，只见他的嘴唇在动。萨拉凑近他的耳朵听着。 “我的天使，”他低声说，“我要我的天使。” “我在这里，宝贝儿，”萨拉说，“我在这里。” 那位医师将雷蒙德的病历表搁在腿上，急切地想把他的话说完：“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他转到精神病医院，直到他的病情好转，生活能够自理为止；要么你对他担负全部责任。至于精神病医院，由于他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所以只能去州里设的医院。私人设的很贵。” 他顿了一下，喘了口气，“由你自己定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一张出院单，你今天上午就可以带他回家。” “就这么办吧。” 萨拉决心已定，双臂紧紧抱住雷蒙德的头，他的头就抵在她的胸脯上。他称她为天使。她现在怎么还能一走了之？“你打定主意了？”那医师问，“我不愿意看到你带着这家伙离开这里，没过几天却发现他走到大街上被一辆大卡车压在车轮底下或什么的。在他好转前，得有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他呆在一起。你绝对肯定你能应付如此麻烦的事？”萨拉死死地盯着那医师有好一会儿，而后才调转目光凝视着雷蒙德的脸，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柔和。他就像个孩子，如此无助，如此迷惘。她怎么忍心让他们把他扔到精神病医院这样可怕的地方？她知道她这么做过于轻率，她所承担的超过了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只是，她设法不这么做。 “那么，”那医师说，“接下来做什么？你要我这就开出院单吗？” “是的，”萨拉坚定地说，“我会照顾他。该怎么做确切的我也不知道，但只要他需要我，我保证不会离开他。” 托伊脱掉鞋子，躺在旅馆的床上打电话。刚才回旅馆前，她在一家文具店停了一下，进去买了些螺簧笔记本，这会儿正摊得满床都是。突然，对方说了句什么，托伊情不自禁地叫道：“棒极了！你们有录像带，那男孩与那位红发女人在一起，对吗？你们真的有。” “是啊，我们有。你刚才说你在哪个电视台？” “纽约KRP。” 托伊但愿真的没有这么一家电视台。这几个字母是突然从她脑子里跳出来的：“听着，连夜通过联邦的特快专递把它寄给我。我把旅馆的地址告诉你。” “喂，这带子归所有。你家伙要的话，得拿钱买。” “多少钱？” “见鬼，我不知道。它对你来说值什么？”我的生命，托伊心想：“我给你二百美元。” 他大笑：“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用它来炮制一条轰动的新闻？也许那天我们遗漏了什么，你们想抢先发布。” “求你了，”托伊恳求道，“我新到电视台工作，这只是个有关英雄行为的平常故事。人们的兴趣不是太大，你们不会重播的。帮帮忙吧，偷偷地给我复制一份，我会把支票寄给你。没有人会知道的。” 他仔细考虑了好一会儿，还是上了钩。 “杰夫·麦克唐纳。今天就把支票寄出来。你要是不寄，我会来找你。” “没问题，”托伊说，急忙把旅馆的地址告诉了他。 “联邦特快专递，记住了？”她补充道，“一定要连夜寄出。” 接着，她想起了明天是星期天，而联邦特快专递星期天是不送的。 “瞧，我改变主意了。还是用航空邮件寄过来吧，要不，我明天就拿不到了。已经到了最后期限，我明天之前必须拿到它。” “行行行。” 他说完，“砰”地撂下了电话。 由于钱包瘪瘪的，托伊没什么事儿可做。星期六晚上她仍然呆在房间里看电视，晚餐是让侍者送来的。好几次，她试着给布鲁克林西尔维娅哥哥家打电话，想跟她联络，可电话没人接，于是她便在机子上留了个口信。 星期天上午，她起得很晚。接着，她出去溜达着看橱窗看到傍晚才回来。 一进旅馆门，她便冲到服务台去看从堪萨斯寄过来的录像带有没有到。 旅馆职员告诉她还没有。与其上楼闷在小房间里，她心想，还不如在楼下等，便在一张沙发上坐下，不经意地翻看着一本杂志。每隔几分钟，她便瞧瞧腕上的手表。大约五点左右，她瞧见一位身穿制服，衬衫和帽子上印有爱默生空运公司字样的男人走进门厅。她跳起身几乎跟他撞个满怀。 “托伊·约翰逊。应该有我的包裹。” “稍等片刻，”他说着，查了查名单。 “不错，有你的。在这儿签一下名，拿走吧。” 托伊草草地签了名，一把抓过包裹抱在胸前，几乎是小跑着朝电梯冲去。 一到房间，她便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将录像带塞进盒式录像机。就是它了，她对自己说。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如果录像带里有她，她就走在了通向光辉的道路上。 她连坐都没坐下，就那么站在电视机前，眼睛盯着屏幕。显然，当火灾发生时，教师们曾经疏散孩子，让他们等在前面的草坪上。然而，他们对火灾的厉害程度严重估计不足，三位教师又返身进了那幢大楼，也许是想抢救仪器、财产，也许只是想查看一下，确定里面没有孩子了。他们刚进去，煤气大爆炸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在这儿：一群孩子奔跑着穿过旷野。然而镜头太远了，托伊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个黑影。但穿过旷野的一群人中有一个比其他人都要高。托伊屏住呼吸，蓦地，摄影师的镜头迅速移向那个高个子，来了个大特写，托伊心中再也没有一线疑问：她看到的正是她自己的形象。 她的心跳加速。屏幕上的她是如此鲜明，抱着小贾森·卡明斯跑过旷野，火焰吞啮着她的脚跟。她瞧见自己将那孩子交给消防队员；瞧着自己跟在他边上跑着，而后双膝着地，俯身在他跟前。镜头又对着她的脸部来了个特写。 托伊从自己嘴唇嚅动中能看出自己正在说什么：“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欢乐，绕着旅馆房间就像一列火车似的跑起来。 接下来是播音员的声音，屏幕上不再有她的形象。她停住脚，谛听着。 “你刚才瞧见的那位跟贾森·卡明斯在一起的女人在拍摄刚结束便突然消失了。男孩的家人急切地想找着她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要不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从火海中救出，孩子极可能在这次灾难中丧生。” 揿了一下倒带键，托伊跳上床将录像带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她和斯蒂芬怎么会错过了报道的这部分呢？一定是他们打开电视机前刚播放完。她刚想倒过去放第三次，突然害怕录像机里的录像带会断掉，便赶紧揿了停止键。 她从录像机里退出录像带，拿在手里仔细看着：它是如此的轻，如此的小，然而这可是她自己的命运啊！ 将录像带抱在胸前，她跑出房间，乘电梯到了门厅，冲到服务台：“我想要一只保险箱，行吗？” “当然行，”服务台的职员说，“先把这张卡片填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托伊在卡片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而后环顾了一下她周围等在柜台旁的人们。要是有人从她手里把录像带抢走怎么办？那样，她便又回到了原地。不过，她对自己说，当然谁也不知道这带子里有什么内容，它有什么意义，不光是对她，而且是对整个世界。 “跟我来。” 那职员说，领着她走到柜台后的一间上锁的小房间，“你要多大的箱子？” “大点的。” 托伊说，眼里燃烧着火焰。 “这个够大吗？”他拉出一只很大的金属箱子。 “还有更大的吗？”托伊问。 这回他拉出一只巨大的保险箱。托伊眼睛一亮：“这个就行。” 等他一走，托伊便虔诚地将黑色的盒带放进箱子。它看上去就像被湮没了似的，她心想，但不会太久的。这是她的第一件证据。但愿还会有更多。 关上保险箱，她拔下钥匙，小心地放进手提包的夹层。接着，她走到旅馆的大门口，让门口的仆役替她叫了一辆计程车。 “去哪儿？”计程车司机问，汽车已经驶离了人行道，引擎“吧哒吧哒”地响着，就像一匹奔蹄的赛马，只等一声令下便将如离弦之箭跃出栅门。 “沃尔夫熟食店，”她说，已经记下了那条街的地址，“第六大街五十七号。” 计程车歪歪斜斜地前进，越过了三辆汽车，而后司机一踩油门，计程车轰鸣着驶过街道，在头一个红灯前停住。 “小伙子，”托伊说，“你在哪儿学的驾驶？花了五百美元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拿的执照？”计程车司机大笑：“没那么远，女士。嫌震得慌你可以步行。好了，你家在哪里？” “四海为家，”托伊妙语连珠，“头枕在哪儿的屋檐下，哪儿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了。” 几分钟后，他说，并把车开到路边。 车一停，托伊便透过玻璃橱窗往餐馆里面张望。接着，她走到餐馆大门旁的沿街铺面前，掏出连镜小粉盒，检查了一下口红，拢了拢头发。这不光是为了取证，她心想，还事关个人尊严。 她的目光朝右边一瞥，瞧见一个无家可归者身上盖着一块硬纸板睡在凹形的角落里。至少，现在还没下雪，她心想，再过一两个月，这些可怜的人会冻僵的。 “你要一个车厢座还是一张桌子？”坐在高脚凳上的那个桔黄色头发的女人问。 “都不要，”托伊干脆地说，“我想跟你们这里的一位雇员谈谈。他个挺高，面貌丑陋，脸上有麻点。” “嗨，托尼，”她大声叫道，“有人找你。” 托尼正端着一托盘东西走向一张桌子。看到托伊，他眨眨眼睛，但没停下脚步。托伊等在收款台旁。她并不以为他认出了她。要认出她不是件易事。 她身穿她最好的套装，脚上蹬着她最好的皮鞋，手里拎的是她惟一体面的手袋。显然，她跟上次判若两人。 “你想要什么？”托尼在他返身上厨房时说，“嗨，我认得你吧？你是山姆老婆，对吗？” “不，”她说，逼视着他的眼睛，“我星期五来过这里，就坐在那后面的车厢座上。我穿着一件蓝色的t恤，没穿鞋子。现在记起来了吧？” “不错，”他说着，上下打量着她，“你提起这事，我想起来了。” 托伊说：“瞧，那天发生的事我很抱歉。我生病住在医院里，我想我是迷了路。承蒙你的好意，叫那位英俊的交警来帮助我。” 她嘴里说着奉承话，心里则有股冲动，说来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她恨不得拿脚后跟往他的脚背上狠狠踩两脚。这家伙是个超级混蛋！要是他母亲躺在路中间，他也会驱车从她身上辗过去。 “因此，”她说着，眨了眨睫毛，“我要给你一笔小费。” 钱就攥在她手心里，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托伊前一天用信用卡预支了二百美元现钞。她伸手将钞票递给他。 “嘿，谢谢。” 他接过钱插进口袋，转身准备走开。 托伊一把拉住他的衣袖：“我要你帮点小忙。” “噢，当我人还在你们餐馆时，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我中了彩票。嘘，”她说，“别到处传播。你知道的，也许有人会抢劫我或试图跟踪到我家里。”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纽约人精明得很，他们不会轻易上当。 “中了彩票，嗯？”他说着，咂咂嘴，把指关节摁得“劈啪”响，“中了多少？” “很多，”托伊走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我要你做的只是桩小事，就跟给学校写一张请假条那么简单。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写下那天我的样子，穿着什么衣服，坐在哪儿，以及你如何叫那位交警把我带走等。当然，时间是最主要的，你记得那会儿是几点，对吗？”看他眼里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她赶紧提醒了一句：“那会儿是五点多一点，对吗？” “不错，好像是那个时间。我这么做能得多少好处？你为什么要这么张条子？”贪得无厌的家伙！托伊心想。她刚给了他一张百元大钞，只为他把她赶到街头。而现在这无耻的家伙居然还想得到更多。 “我需要它是因为我没能及时认领彩票。谢天谢地，总算没人抢在我前面去冒领。我解释了我的情况，但由于那天我一整天都没在医院，正如你肯定知道的，我需要有点什么来证明我之所以没赶上的原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在他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才不关心这个故事呢，他所关心的只是钱。 “再给你一百，”托伊说，“但你现在得马上写。这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不想回头再来取。” “没问题，心肝，”他说，“我会写得包你满意。只要给我一张纸就行了。” “给你，”托伊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笔记本递给他。 “我就喝一杯咖啡，你要在这段时间内写好。” 将那侍者的书面证明装进手提包，托伊走出餐馆，踏进夜晚的寒风里。 她正要穿过大街，打听回旅馆的方向，却站在街角不动了，沉浸在思绪中。 她手头的证据够充分吗？她真的会走进某家报社或电视台披露她掌握的材料吗？她已经做了她当初打算做的事。有关堪萨斯发生火灾那天自己的行踪，她差不多每分每秒都了如指掌，而且她还有那盘录像带来证明她就是救那个孩子的人。此外，甚至那孩子自己也站在她这边。尽管如此，她仍然吃不准下一步她该怎么办。她真想把这一切都扔在一边，跟西尔维娅一起乘预订的星期二的航班回洛杉矶。她惦记着小玛吉·罗伯茨，也挂念着学校里所有期待着她的学生们。当他们迈进教室，却得知她没回来，他们会作何感想？ 她的目光顺着大街张望着，瞥见了一片葱绿，那是中央公园。于是，她决定回旅馆前，到公园散会儿步，领略一番暮色中的中央公园的景致。一进公园，她就惊诧于它的巨大。就在这里，在这庞大的城市的中心，竟然隐藏着这么一片净土：树木，池塘，小径，灌木丛，溜冰场，组成了一道道怡人的风景。这时，她听见马蹄声，回头一看，一辆四轮马车擦身而过。赶车人一拉缰绳，马车停住了。 “想乘吗？”那人说。 “多少钱？”托伊问，为马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所吸引。那马似乎知道她在欣赏它，嗅及它身上的气息，昂首奋蹄，作势欲发。 “这个，今晚生意清淡，我正要回家。这样吧，我给你个低价，六十五美元绕公园一圈。” 头戴高帽、身穿燕尾服，那人看上去希奇古怪的，但他的眼睛跟她所见过的街头的骗子没什么两样。 “对不起。” 托伊说着，转身走开了。她当然不能挥霍六十五美元为坐一趟四轮马车。 马车又赶上她：“好吧，就算五十吧，但只对你一个人，而且是因为天晚了。” “三十，一个子也不能再添。” 托伊坚决地说，“说真的，不是我不想给你钱，我只是不想浪费。” “现金？” “不，”托伊说，“我只能给你支票。” 那赶车人盯着她看了好久，下不定决心，而后似乎被她给征服了：“上来吧，你赢了。” 托伊一爬上马车坐定，立即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她早些时候曾经想象过这个城市的景象：淑女们头戴各式美丽的帽子，优雅地坐在马车里驶过街道。清理马粪远比净化空气来得容易，她心想，真希望时光倒流！ 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托伊现在是独自一人。而独自坐在四轮马车里并不是桩十分有趣的事。她想起了斯蒂芬，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她突然希望他现在就坐在她身旁，她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她想起了他们刚结婚时所有那些倾心的长谈，以及斯蒂芬逗她乐的方式。他怎么就丧失了他的幽默感，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托伊还记得他对医学的激情和对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憧憬。 “那就像成了上帝，”做完第一例手术回家的那天夜里他这么告诉她。 “当你切开某人的身体时，仿佛你就成了上帝的延伸。你成为他的手，他的眼睛。那感觉真是妙极了，托伊！它使我惊叹于生命的神奇，使我感到自己成了这整个错踪复杂的过程的一部分。” 唉，托伊心想，近来她没从斯蒂芬那里听到任何关于上帝和生命的神奇之类的话。这些日子她丈夫似乎把他的病人仅仅视为商品，他的事业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他挣了多少钱而不是他挽救了多少生命。一个人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厉害！她毫不怀疑，她丈夫丧失的不仅是幽默感，某种意义上还有他的良知。 随着马蹄轻轻拍打沥清路面的“嘚嘚”声，马车缓缓地向前滚动。托伊拉过赶车人给她的羊毛披风盖在身上，闭上眼睛。 不一会儿，她就感到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胸口有一种奇怪的紧缩感。但她既不感到疼痛，也不感到恐惧。相反，她感到一种无比宁静。 接着，她听到了隐约的呜咽声，像是孩子的哭声，似乎从某个黑暗的深处呼唤着她。 正文 第九章 托伊在公园里走着，穿过潮湿的草地。 天已经黑了，她有些害怕。不知怎么的，她就走丢了，找不着大路了。 经过一片树林，她瞧见远处有一巨大、朦胧的黑影，便朝那个方向走去，心想那是一幢楼或什么建筑物。等她走近一看，却是孩子玩的旋转木马。她停住脚，月光下那些彩色的木马栩栩如生，她不禁看得有些呆了。接着，她听到了树叶的“沙沙”声音和另一种奇怪的声音，但她听不清后者来自何方。 她屏住呼吸，谛听着，听上去像是一个孩子的哭声。她绕着旋转木马跑了一圈，却发现那声音更微弱了。搞不清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最后托伊索性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侧耳聆听着。 又听见了，声音细弱、压抑，听上去分明像一个孩子的啜泣。托伊走两步，又停下来听一听，绕着旋转木马打转转，每次都扩大一点“包围圈”的范围。在右方，离旋转木马大约八九英尺远，她发现声音比较大。双膝跪地，托伊爬行着，摸索着，但还是什么都没找到。蓦地，她愣住了，清晰地听到了那声音，一种奇怪的回声，仿佛来自井底。 接着，她看见了它——一个直径大约十八英寸的地洞。洞旁边有一块金属的盖板，托伊立即想到那洞可能跟排水沟相连。把头伸进洞口，托伊清楚地听见了那声音，几乎不像是人发出的，而像低低的嗥叫。 她又一次愣住了，心想那可能是只狗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甚至还可能是一只患有狂犬病的狗，一度是某个家庭的宠物，由主人牵着招摇过市，而今已不再得主人的欢心。不管有没有狂犬病，这都会使一条狗变得凶狠。她当然不想把手伸进去，自找倒霉。 接着，她又听见了那声音。与其说像嗥叫，这声音还不如说像刺耳的呻吟。她从洞口缩回脑袋，抬头环顾着四周的树林和绿叶。中央公园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她对自己说。那可能是只浣熊，一只松鼠，甚至还可能是只猫头鹰。那古怪的声音依旧不断传来。再接着托伊听到似乎哽住的“咯咯”声，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有人在那儿吗？”她朝凿井里喊道，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救救我！”那声音细小、嘶哑。 是真的听到了那声音，还是她的耳朵出了毛病？托伊问自己。这时，刮来一阵猛烈的东风。她能听见远处的警笛声和汽车喇叭声。一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划过。也许，那只是她的幻觉，以为那声音是从地洞里发出来的。 “喂，”她又喊道，“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大点声！” “救救我，”那细小的声音哭叫道，“求你了，我要妈咪！”托伊伸手朝井底摸了摸，手碰到了似乎跟井相连的什么金属玩意儿。背过身子，她手攀住井沿，下半身钻进井里，双脚在井壁上试探着。如果她没弄错的话，她心想，先前她手碰到的那玩意儿是供人上下的金属梯子。 托伊脚踩在金属梯子上，往井里更深入了一步。现在，她能清楚地听见那是一个人的声音，并且肯定是一个孩子。 “我下来了，宝贝儿。” 她说，“坚持住，等我下来救你。” 越往下深入，托伊便感到身子越局促。尽管洞口的直径似乎有十八英寸，那梯子使得井里面要小好几英寸。要不是托伊身材苗条，她明白自己恐怕都钻不进去。井壁紧贴着她的身体，使她感到一种幽闭的恐怖和惊慌。但是，那孩子又在啜泣了，她的呼吸是如此的吃力，每呼吸一下就好像有人在拉锯似的，当托伊快到达底部时，似乎能听见流水声，她慌起来，怕孩子会被淹死。 “你在水里吗？”她大声叫唤道。 “是的，”那声音说，“救救我！我出不去，我得吃药。” “好的，放松！我来了！”托伊说。井底黑黑的，她什么都看不清，但她知道她已经接近那孩子了。 孩子似乎就在她下面。 “我把手伸下来够你，”托伊说，“你看见了，就抓住。” 托伊靠在井壁上，但井壁太窄了，她无法伸长胳膊去够那孩子。她吸了口气，竭力把自己缩得跟一只球似的，手伸向黑暗。 “我伸下来了，”她说，“你能看见吗？” “看不见。” 那声音说。 托伊的手像钟摆似的来回挥舞着，希冀能引起那孩子的注意。终于，她感到一只滑腻的小手拂过她的手掌，而后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指。 “别松开，要不我会找不着你的，”托伊说，“你叫什么名字？” “露茜。” 她虚弱地回答。 “好，露茜，”托伊镇静地说，“我这就沿着梯子往上走，把你拉上去。你要找准梯子的踏脚。” “我……我快要掉下去了。” 那孩子的呼吸更粗、更吃力。她恳求道： “求求你，把我救出去。我喘不过气。我……我哮喘发作了。” “坚持住！”托伊说，边凭借着空着的那只手往上爬，边猛地一拽孩子的手。由于靠一手支撑全身的重量，那一侧的肌肉生生的疼，但托伊顾不得这一切。孩子病了，在发哮喘。她得送她去医院。 “你找着踏脚了吗？”她问。 “我想是的。” “好，我们接着往上爬。” 托伊说完，再度使劲地一拽孩子的手，又登上梯子的一级。 “我……我站不住了，”那孩子说完，身子一软，吊在托伊的手上。 托伊拼命地拉住孩子。尽管那孩子并不重，但托伊自己体重极轻，地球引力使得那孩子对托伊来说沉得跟一块石头似的。她想爬到孩子的下面，将孩子扛在肩膀上，可井太窄了，没法这么做。 “露茜，”她说，“你得帮帮我。你准备再试一次吗？”没有回答。 托伊的心脏剧烈跳动，不是由于吃力，而是由于恐惧。孩子昏过去了，她心想，也许是由于缺氧的缘故。肯定是，谁知道这可怜的小东西被困在冰冷的排水沟里有多长时间了。饥饿，脱水，都可能致使她昏迷。 托伊的动作更慢了，竭力不让金属梯子擦伤失去知觉的孩子。每往上攀登一级，托伊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由于用力过度，她的胳膊此时开始颤抖，她真怕自己抓不住，孩子会掉回洞底。底下可能是水道，也可能是阴沟，还可能是地下井。要是这会儿她任由孩子掉下去，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托伊明白孩子八成会淹死。 终于，托伊看见了一星光亮，她意识到自己成功了。自己先钻出洞，而后她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拉了出来。尽管满脸污泥，托伊还是能估摸出孩子的年龄在八九岁。她原以为她还要大一点，因为她说话简明扼要，颇为得体。 就在这时，一缕月光透过树丛照在孩子身上，托伊看得更清楚了，只见这蓬头散发、满身是泥的小女孩似乎穿着一身连衫裤，外罩一件白色的长袖上衣。 她脚上是一双式样别致的皮鞋，白色的短袜刚及脚踝，袜口饰有花边。托伊还看见她满头的卷发上缠了不少落叶和小细枝，嘴唇发青。 她是因为大脑缺氧导致昏迷的，托伊意识到。她立即站起身，抱起软绵绵的孩子拔腿飞跑。跑着跑着，托伊一个趔趄，绊倒在一株盘根错节的大树上，身体失去重心，一屁股坐在厚厚的落叶上。自身和孩子的重量，加上一股冲力，使托伊像坐在雪撬上似的滑下山坡。 滚势一减，托伊赶紧起身手脚并用地爬上山坡，去抱那孩子，累得她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就在这时，那小女孩的眼睛睁开了。 “坚持住，露茜，”托伊对她说，“我们快到了。” “我要妈咪，”那孩子边说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和咳嗽，“我要我妈咪。我不跟陌生人说话。” “这没错，”托伊耐心地说，“可我想帮助你。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他们把我带到这儿。他们逼着我来。他们把我从主日学校带了出来。” “谁把你带出来的？”托伊问。 “坏人，”孩子说，眼里闪过惊恐之色，小小的身体抖得厉害。 托伊把孩子搂在怀里，边说边摇晃着她。 “哦，宝贝儿，”她说着，摸摸她的头和背，“我马上带你去看医生，把病都治好。现在一切都没事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突然，那孩子又是打又是踢，想要挣脱她的怀抱，呼吸比先前更急、更粗。托伊温柔但牢牢地抱住她的小身子。 “我在这儿。谁也不会来伤害你，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 “不，”孩子尖叫道，“让我走。你跟那些坏人一样会伤害我的。” “瞧，”托伊试图再次抱起她，并晓之以理，“我是一名教师。你知道，一位教师决不会伤害你的。我要带你回家，帮你找到你父母。” 眼见孩子依旧不停地挣扎，托伊换了种说法：“我是你的守护天使，怎么样？你听说过守护天使吗？宝贝儿？他们是当你陷入困境时上帝派来帮助你的天使。这意味着我有神奇的力量，能使一切转危为安。你只要相信我就行了。你能做到吗，嗯？”小女孩望着托伊的眼睛，点点头，没说话。托伊于是又抱起她朝前走。 她一边走一边爱恋地安慰着女孩，给她唱歌，直到再次走出那长满青草的小山丘。但孩子在托伊怀里却无法放松，由于呼吸急迫而胸口一起一伏的。 托伊不知怎样才能走出公园，而怀里的孩子却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她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走下去，她们会离公园出口越来越远的。 她轻轻地把孩子放在草地上。她们得有个计划，得找准方向。 “宝贝儿，”她对小女孩说，“请告诉我有关坏人的事。” “坏人……他们来了……我跟我妈咪一起上教堂，他们把我从主日学校带走了。可我妈咪没在那儿，我在操场上玩。他们……他们抱住我，把我带走了，所以我找不着我妈咪。” “他们伤害你了吗？”托伊感到一阵恐惧。孩子被绑架了，就从教堂的院子里。她也许被强暴，被凌辱了。谁知道她惨遭了什么样的暴行。 “他们……偷了我的衬裤……我撒了尿。我忍不住，”她哭道。 “于是，他们打我……踢我……把我扔进了那个洞里。” “他们偷了你的衬裤后，”托伊慢慢地说，“摸你那里了吗？有没有放什么东西进你里面？还做了什么别的伤害你的事？”小女孩摇摇头，呼吸急迫。 突然，小女孩的身体往草地上一倒，小腹隆起，全身发僵。她又开始拼命地尖叫。 “别，”托伊说，“别叫，你没事，我在这儿。” 她又抱起女孩往前走，竭力想透过树丛发现建筑物什么的，以便认出出公园的路。最后，她到了一块空地上，似乎听到了汽车驶过的尖啸声。几秒钟后，她看见了大街，不禁喜出望外——终于得救了。好几辆黄色的计程车飞驰而过，都有客人。托伊走到马路边，想拦一辆过路车，但谁也不停。几分钟后，来了一辆黑色的长身高级轿车，托伊挡住它的去路，挥舞着空着的那只手。司机摇下车窗，伸出脑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故了吗？” “是的，”托伊说，几乎栽倒在车门旁，怀里仍抱着那孩子，“我们得送她去医院。她在一家教堂的院子里被绑架了，绑架者把她扔进了一个排水沟。” “把她放在后座，”那人说着，走到后面替她打开车门，“你是她母亲吗？” “不是，”托伊边说边弯腰轻轻地将小女孩放在豪华的天鹅绒座位上。 “我们马上就带你去看医生，宝贝儿，”她对她说，“你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 托伊的目光越过女孩的头顶。蓦地看到一个老头坐在一角。他探过身子想说什么，露茜抢在他前面说话了。 “你真漂亮！”她对托伊说，双臂仍紧紧地箍着托伊的脖子。 “守护天使是不是就像童话里的公主？你真的是一位天使吗？” “我试着做，”托伊边说边微笑着亲亲她的前额。接着，她没理阴影中的那人，迅速转过头对司机说：“带我们去最近的医院。” 托伊手伸向车门把手，想关紧车门，突然，眼前一黑，身子往下沉，往下沉，仿佛被吸入了太空。 托伊接下来所记得的便是白色的、炫目的灯光。这灯光是如此的亮，亮得刺眼，刺得她睁开双眼又赶紧合上。她听到“嘟嘟嘟嘟”和“滴答滴答”的声音，只觉得冷，冷得厉害，双臂一阵刺痛。强睁开眼睛，她看见铁栏杆，有那么一小会儿，她还以为自己在监狱里。 “欢迎回来。” 一位身穿上过浆的白色护士服的女人说。 “我在哪儿？”托伊说着，激动地环顾着房间。 “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罗斯福医院。你是被救护车从中央公园送到这儿的。你失去知觉有一会儿了。” “那小女孩在哪儿？她好吗？找到她父母了吗？” “什么小女孩？”那护士说，惊讶地睁大眼睛，“他们把你送进来时，没人跟你在一起呀。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了？” “护士长打电话给埃斯特班医师了，”那护士说，“我去看看他到没到。你前两天在这里住过，是吗？我记得你。” 那护士走了出去，但托伊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她。她还能看见台子和坐在台子后面的几个护士，她们边监视一排一闪一闪的屏幕，边交谈着什么。托伊的两只胳膊上都插着针头，通过管子与挂在架子上的输液瓶相连。她一只手慢慢移到胸口，摸到了心电图描记器。她又成了重点护理的对象。她真想大叫。她又被这该死的机器给捆住了，她得去找那孩子，弄清楚她到底受到了什么伤害，现在是否平安。 门“砰”地开了，埃斯特班医师走了进来。 “约翰逊夫人，”他注视着她，一双黑眼睛充满了同情，“你醒来了，我很高兴。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到冷，”托伊说，“我想出去。” “我会让护士给你拿一条毯子来的。你的血压还很低。” 他顿了一下继续往下说，语调严肃而关切，“你的心脏病又发了。我很同情。据我们所知，你是在中央公园的一辆马车里昏过去的。驾车人发现后，试图把你救醒过来。当无济于事时，他便打电话给急救中心。正当他们开始给你做人工呼吸时，你的心脏又自动恢复了跳动，幸好他们在你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你出院时缴费的收据，所以把你送回了这里，医院的人往我家里打了电话。” “有个小女孩跟我在一起，她被绑架了。请你了解一下她怎么样，行吗？”埃斯特班医师凝视着托伊的眼睛。接着，他放下床栏杆，坐在床沿上： “听我说，约翰逊夫人，没有什么小女孩。你是独自一人坐在马车上。警察担心发生了什么刑事案件，颇为仔细地讯问了那个驾车人。他说他看见你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漫步，便拉你乘他的马车。你坐上了马车，过了一阵子，他听见有动静，回头一看，见你低着头，一开始他以为你睡着了。于是，他继续赶车，因为这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许多人在马车上都会打瞌睡。接着，他听见背后‘咕咚’一声，便又回过头。这回他瞧见你从座位上滑落，倒在马车踏板上，不省人事。” 托伊拼命摇头。她记得坐在马车上，但她还记得跟那女孩在一起。这回可能跟以前一样，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她就不知怎么的被派去帮助孩子了。 “我得离开这儿。我得去看看那女孩是否平安。我答应她的。” “别，”他说，“别再这么做！我已经打电话给你丈夫。他深为忧虑。” 肯定会这样的，托伊痛苦地想。他也许还为她在精神病院预订了房间。 “我没事，埃斯特班医师，”托伊说，“我要出院，你可以把这些管子从我胳膊上、还有这描记器从我胸口拿掉。你要是不拿，我自己来。” 托伊试着想坐起身。埃斯特班医师轻轻地把她推回床上。 “我们可以把你留在这儿，”他说，眼里闪过一丝威胁的神色，“请别仅仅为了救你的命而把我们送上法庭，受到法律的制裁。” 托伊脸色发青。她明白他在说什么。有斯蒂芬的协助，他们可以把她拖到法庭，宣布她无行为能力。于是，他们就可以对她为所欲为，拿她当实验室的老鼠似的，检查呀，探测呀，观察呀，从而得到心理满足。 埃斯特班医师看出了她的苦恼。他还从她眼里看到了决然的神色。 “我们就快接近答案了，”他对她说，“如果你现在离开，不让我们替你治疗，你极可能会死。只是个时间问题。” “你说你快接近答案了，”托伊尖锐地说，“怎么个接近法？” “我想这是一种并发症，”他说，“这正是你的病很难诊断的原因之一。当你生心包炎时，你的心肌极可能受到了削弱。一次事件之后，还不足以立即发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虚弱会越来越明显。” 他停住嘴，盯着托伊：“你能听懂我的话吗？你得明白你的病情的严重性，这很重要。” “接着说。” 托伊说。 “我几乎可以肯定你患有一种罕见的神经紊乱症。它介于睡眠窒息症和嗜眠症之间。你听说过睡眠窒息症吗？”托伊摇摇头。 “好吧，”埃斯特班医师解释道，“这种病在患者睡着时会导致呼吸暂停。症状持续仅仅几秒，但极为危险。而患嗜眠症的人呼吸不停止。他们只是不合时宜地入睡，有时一天中会睡着好多、好多次。在大多数情况下睡前没有先兆，并且在他们醒来后，很少意识到自己睡着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谈话、开会等等时会打盹。”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正要解释这点，”他说，“不知怎么的，你的大脑向心脏发送电脉冲，致使心跳突然停止。接着，过了一小会儿后，还是由于这同样的电脉冲的激发，你的心脏又恢复跳动。但我们尚没弄清楚这种情形隔多长时间会发生一次，每次的情形是否总是相同。尽管今晚你的心脏显然是自发恢复跳动的，但我们吃不准以后是否还会如此。如果我们不管的话，下次再发生这种情形……”他掉过视线，“还要我多说吗？” “你的意思是我会死去。” “是的，约翰逊夫人，这正是我要说的。不过，我正在跟别的专家商讨此事，我想我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我们想给你装一个起搏器。这只是个相当简单的手术，而我差不多能肯定它能防止问题的发生。” “那样，我的心脏就不会再停跳了，对吗？”托伊问。 “正是这样。” 埃斯特班医师朝她微笑着说。 托伊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要装。” 埃斯特班医师的脸绷紧了：“别这样，约翰逊夫人，我只是试着向你解释你的病情有多严重。为什么你宁可冒着生命危险，而不肯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 “我没法解释，”她说，“再说，你也不会相信我。只要告诉我一件事。斯蒂芬来吗？”他避开她的问题：“要我替你接通他的电话，你自己跟他说吗？” “不，”托伊说，断定她丈夫现在正在途中。她得在他到这里之前离开医院。他肯定会坚持要他做手术，那样一来，那些梦就不会再来了。她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她明白事情一定会这样。如果说她冒生命危险只能再救仅仅一个孩子，那么她得考虑考虑是否值得冒这个危险。 “我现在就想离开。” 埃斯特班医师沉着脸，他的耐心正在渐渐失去：“我已经安排你明天做手术。再者，我向你丈夫保证——”托伊霍地坐起身，一把拔掉了胸口的心电图描记器。然后，她正视着那位医师：“埃斯特班医师，我丈夫和我已经分居，而我是一个成年人，能够自主地作出决断。我不会在手术单上签字，你只是在浪费时间。” 尽管沮丧，埃斯特班医师还是决定跟她讲道理：“你丈夫是一位医师。我相信你知道起搏器的作用。它会调节你的心跳。一旦安装了起搏器，你就不会再发生问题了。你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只要住一星期，你就可以出院。” 托伊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目光再度转向他。 “不！”她大声说，几乎是在叫喊。她有一种强烈冲动：离开这个医院，离开这个房间，摆脱她丈夫和埃斯特班医师。不管在公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都得弄清楚，她得去找那女孩，得如她曾经答应的那样，保证她平安无事。托伊记得最后一个情景是她将她放在一辆长身的黑色的轿车后座上。她搞不清那司机是谁，他在什么地方把女孩接走的。甚至，他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绑架者，而托伊却像个傻瓜似的把孩子交给他。 “如果这是你的最后决定，”埃斯特班医师说，“那我除了尊重你的决定外，别无选择。但我得告诉你，你作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你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风华正茂，毫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一个简单的手术。” 说完，他转身离开房间。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瞥了托伊一眼：“等我下次再见到你时，约翰逊夫人，也许你就没法走了。” “为什么？是因为我丈夫会把我锁起来吗？” “不，是因为你死了。” 话音刚落，他便无声息地走出了门口。 托伊望见他走进护士办公室，摇了摇头，等着护士把她的病历递给他。 在草草扫了几眼后，他便把病历表摔在台子上，消失在楼梯口。 亚特兰大这年的秋天反常的暖和，但在带空调的新闻间里却凉嗖嗖的。 三十五岁的杰夫·麦克唐纳，一位从《洛杉矶时报》新调到有线新闻网的记者，正在新闻编辑室值夜班。这时，他的顶头上司斯坦·菲尔德走到他的桌子旁站住了。斯坦五十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他个头不高，并微有些秃顶，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喜欢穿白衬衫和背带裤，工作时老是撸起袖子。麦克唐纳离开《洛杉矶时报》是因他想改行转向电视。 “瞧瞧这个，麦克，”菲尔德说，“是我昏了头，还是我们确实见过这个女子？我是说，最近，可能就是前几天。” 麦克唐纳带上眼镜，扫了一眼那张纸：“这是从哪儿来的？纽约局？” “你说对了。看上去就像刚从波提切利的画中走出。光瞧这图片还没有完整印象，好好看看这描述：红发，绿眼，肌肤胜雪。” 麦克唐纳意识到自己所看的是一张计算机合成的素描。那张脸美得摄人心魄：精致的五官，高高的颧骨，线条柔和的嘴唇。 “你知道吗，”麦克唐纳说，“我想你也许是对的。她看上去挺面熟的。相貌惊人，你不这么认为吗？”他为她的头发所吸引，发卷纷纷从脸庞飘向脑后，似欲从画中走出，乘风飞去，以免被人们逮住：“你手头还有别的什么？” “一位八岁女孩今天早上从曼哈顿一所教堂的院子里被两个男子绑架，一会儿前才找到。那两人显然试图强暴她，然后把她丢进了一条排水沟。州参议员罗伯特·魏斯巴思和他的司机看见这位女人抱着这孩子从中央公园里奔出，便刹住了车。这女孩正患着哮喘。” 菲尔德停住嘴。他的儿子曾经得过哮喘，到十二岁时才好。但那之前是一段多么漫长艰苦的岁月啊。记不清楚有多少个夜晚，他被儿子那急迫、粗重的呼吸所惊醒，夜不成寐。 “惊吓和寒冷的污水的刺激，使小东西得了感冒，引起哮喘严重发作，处境危急。倘若不是这位女人发现她，她很可能死了。” 菲尔德明白这一切。每次他儿子得了感冒，便会逐步升级为肺炎。哮喘使得支气管发炎红肿，导致肺部积液，极为危险。 菲尔德继续说：“这位女人将孩子放进轿车后，便消失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你不这么认为吗？一位乐善好施者，不求图报，做完了好事后便销声匿迹。我喜欢这种味道。” “等一下，”麦克唐纳边说边举起双手，接着，他像个疯子似的在办公桌上的那堆纸中翻找着。 “孩子，漂亮的女英雄不见了。几天前也有这么一则报道。来自堪萨斯。我们有剪报。” 终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UPI关于那场学校火灾的报道。 “找到了。” 他挥舞着手中的复印件说。 “你找到了什么？”菲尔德问，越过麦克唐纳的肩膀朝下望。 “没什么，”麦克唐纳开玩笑说，双手遮住那张纸，“要是我把这拼到一起，这就是我的了，对吗？你得答应我不把它拿走给别人。我近来所捡的不过都是些残渣。” 菲尔德捧腹大笑，拍了拍另一个人的背：“你们这些狡猾的白小子以为你们可以到亚特兰大来，得寸进尺。小子，你到这儿来是想发迹吧？”麦克唐纳确实挺喜欢菲尔德。不仅如此，麦克唐纳还尊敬他。他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别叫我小子，”他说，试图装得一本正经，“你竟敢称一位白人为小子，我要告你，老兄！这是歧视！”菲尔德再次哈哈大笑。接着，他突然收住笑声：“给你五秒钟，麦克唐纳。” 那位年轻些的记者在椅子里转了个身，迅速把那篇文章递给菲尔德。接着，他转回原位，双手相握搁在后脖颈上，脸上露出洋洋自得的表情：“听上去就像你的波提切利，是吧。” “嗯，没错，是像。” 菲尔德说着，舔舔嘴唇，“没有照片吗？” “没照片，老兄。不过，正如我所说的，我想我们有她的胶片。” 麦克唐纳只觉得胃里直翻酸水。他复制了录像带，将它卖给了纽约的一家电视台。 这会儿他的感觉就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两者是同一个人，而菲尔德想将两件事凑到一起，给他的无名英雄搞一个特别节目，那么杰夫有可能第一次获得露脸的机会。可要是被纽约的那家电视台抢了先，他便万事休矣！ “好，”菲尔德平静地说。尽管没有表露出来，但斯坦·菲尔德内心挺激动。而他可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那么多年过去了，经他手报道的故事太多了，他连眉毛都不曾动一动。但突然出现了一位如此美貌的女英雄，救了孩子却悄然隐退。嘿，这或许值得他为之激动，他对自己说。 “赶紧把这整理核实一下，”他对麦克唐纳说，转身回他的办公室，“我们还等什么？” 正文 第十章 “乌拉！”萨拉从厨房跳出，在房间中央转了个圈，停在雷蒙德跟前凝视着他：“你在想什么？” 萨拉一头黑色的秀发现在染成了火红色。她看上去几乎跟那幅油画中的人一模一样。她走近一步，抚摸着雷蒙德的脸庞，并微微侧过头，以便他能看清她：“你没见吗？现在我就是那位你总画的女人，那个你挚爱的女人。可我就在这儿，雷蒙德，而她不在。” 就像一幅抽象的肖像，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雷蒙德只看见她的头发，她的脸，她的眼睛。 他激动万分。他的天使终于找到了他。他热泪盈眶。他现在安全了。快乐和欢欣流淌过他的全身，在他的体内激荡，传递到了他的大脑。他转身冲到房间的角落，回过身来时手上拿着一本素描簿和一盒蜡笔模样的东西。他在地板上坐下，紧紧抓住萨拉的手拉她坐在他身旁。接着，他从盒子里仔细地挑出一支蜡笔递给她。 “喏，”他的声音低低的，像个孩子，“你可以用绿的。” 萨拉望着他，只见他趴在地板上，开始在一张纸上画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她，接着撕下一张纸并将它铺在地板上给她用。 萨拉按他的意图，同他面对面地趴在地板上。就像幼稚园里的两个孩子似的，他俩画呀，上色呀。雷蒙德在大圈里面画着小圈。萨拉不知该画什么，于是便照着雷蒙德画。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望着她，笑了。 萨拉满脸喜色地回望着他，心想他正在突破的前夜。一定是这样，她这么想着，竭力不让她的关切在脸上流露出来，免得破坏这一刻。前一天，那个该死的弗朗西斯·希尔伯恩拖着另外一位艺术家突然出现在阁楼，坚持要雷蒙德在几天之内把阁楼腾出来，否则他将合法地驱逐他。萨拉恳求他，但毫无作用。她已经开始收拾雷蒙德的东西，想搬到她在王后区的寓所。但她怀疑跟她同室的人是否能容忍她把一个男人带进门同住。尤其还是这么一个既麻烦、又古怪的男人。 但她别无选择。萨拉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雷蒙德·冈萨雷斯，爱得如此深，以至她已经牺牲了她的工作。靠她微薄的积蓄——她勤勉地工作攒下来的、准备秋季重返校园的钱生活着。她不在乎。自从出院单独跟他在一起，围绕着她的皆是他想象中的带翼的天使，她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某种以前从不曾注意到的东西。当雷蒙德睡着或一个人望着虚空呆呆地出神时，萨拉从孩提时算起第一次作祈祷。她虔诚地、热烈地祈祷，求上帝拯救这位男子，使他恢复正常，好教他继续作画，并在有一天成为她丈夫。 当他令人感动地又递过一支蜡笔时，萨拉温柔地抚摸着他的手，有一种触电般的感觉。 “有一天你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家，”她预言说，她心里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你的画将挂在所有的博物馆，每个人都想见你。” 雷蒙德抬起头，喃喃地说：“米盖朗琪罗。” “是的，雷蒙德，”萨拉含笑对他说，“就像米盖朗琪罗一样。” 在亚特兰大总部的新闻编辑室里，一副忙忙碌碌的景象。整面墙上镶嵌着一排排彩色的监控器，印象机正往外吐拷贝，电话机则刺耳地响个不停。他们派出了一个远征组前往怀俄明，那里，一群宗教狂热者已经躲藏了一个月以上；有人打电话威胁要炸帝国大厦；而在洛杉矶则发生了肢解年轻妇女，并将其肢体扔在人家的草坪上的恶性案件。 工作一如往常。 杰夫·麦克唐纳对着他的笔记本沉思着，委决不下关于那个行善者的报道该如何着手处理。这一事件有极大的潜力可挖。但他们制作的节目得触动人们的神经。杰夫知道犯罪实录一类的节目极受欢迎，但菲尔德却想把它搞成完全带人情味的东西。 有关堪萨斯事件的最新进展给了杰夫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消防调查人员已经得出结论，火是故意放的而不是由于孩子玩火柴不小心引起的。有人将浸透了汽油的破布扔进了看门人贮藏了易燃烧液体的地窑。现在他们不能不认为那个神秘的女人就是纵火犯。如果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为什么她要在救完那个男孩后突然失踪？人人都喜欢当英雄，获得人们的啧啧称赞。并且，纵火犯往往在犯罪现场溜达，欣赏自己的杰作。她救了那个男孩并不表明什么。大多数纵火犯并不希望人们死。他们是些疯子。他们看到熊熊的火焰便兴奋莫名。 托比克消防部门及其调查人员对这神秘的女人有几句简短的结论，而他们是不会考虑给她发勋章的。 但曼哈顿的情形稍有不同。由于此案刚发生，且曼哈顿当局的运转速度较慢，他们尚未掌握全部细节。不过，受害者，那个八岁、脸蛋像苹果一般的女孩，主意铁定，坚持说是两个男人将她从教堂的操场绑架，试图强暴她。 她撒了尿，撒得其中一人满手都是，那两人大为懊丧，把她扔进了排水沟。 她正是侦探们梦想得到的证人：聪明、早熟，愿意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并且记忆力过人。她一再对他们说：不，那个女人不是那两人的同伙，她跟绑架事件毫无牵连。她是上天派来拯救她的守护天使。 但纽约警局和联邦调查局可不像女孩一样轻信。尽管他们不像他们堪萨斯的同仁们那样将那女人作为嫌疑犯积极搜索，但他们也没有排除那女人参与绑架案的可能性。他们假设是那女人想要一个孩子，雇佣了那两名男子绑架那女孩，接着指示他们将那女孩扔进排水沟，她再去救她。当那女孩哮喘发作，几乎停止呼吸时，那女人慌了，决定丢弃她，于是把她扔给了她看见的第一个人，随即逃离了现场。 杰夫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这假设说得通。没孩子的女人想要孩子却生不出，有一天在操场上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他决定要得到她。她雇佣了几个流氓去绑架她，心想她可以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到某个地方，使她忘却过去的生活。这种事情从前并不是没发生过。 他手里掌握着材料的那个人是一位英雄，一位圣徒，一位乐善好施者？ 还是一位危险的绑架儿童的罪犯？他低头注视着通过胶片冲洗出来的那女人的相片，不知答案在哪里。但肯定是同一个人，他几乎能肯定这点。两个案件都牵涉到儿童。堪萨斯的纵火案也许是精心策划，想在放火后绑架孩子，知道起火后一定会有一场混乱。当她瞧见密密麻麻的记者和摄像机，明白自己的计划失败。于是，她乘飞机到了纽约，策划了第二起案件。 杰夫坐直身子，擦了擦眼睛。他该午夜时下班。但他现在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他已经得知纽约并没有什么KRP电视台，他要追踪那个他将录像带的拷贝出售给了的那个女人。一位节目编排人甚至冲他大笑。 “你听说过辛辛那提的KRP吗？”他们奚落他说，“那是不久以前播放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里的，你这个傻瓜。不是真的。有人在同你开玩笑。” 不仅如此，在电视剧里，那虚构的KRP是一家电台而不是电视台。杰夫将也许能改变他前途的那盘录像带卖给了子虚乌有的电视台。 他的手指碰了碰他办公室桌上的一张纸：爱默生航空公司发货单，曼哈顿蒙特洛斯旅馆，托伊·约翰逊收。接着，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记事本，抽出那张支票。如果说今晚有什么事让他感觉尚好一点的话，那就是他还没去把支票兑成现金，钱还在银行里。支票左上角正是他需要的可以使他把那盘录像带索要回来的线索：斯蒂芬·约翰逊医师及其夫人，他们的地址，电话号码。不仅如此，显然是为了减少每次开支票时写身份证号码的麻烦，支票上还印有夫妇俩的驾驶执照号码。 “太方便了！”他说着，拎起话筒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 “瞧，”大约半小时后，他对斯坦·菲尔德说，“那位神秘英雄的故事现在越闹越大，越来越有意思。不过，如果我们要想这节目播送出去合时尚，我得去做些实地调查。我们在幕后坐得太久了，那女人却会朝前走，或被拘捕。那样故事会变得庸俗。” 麦克唐纳站在菲尔德乱七八糟的办公桌前。玻璃门后面，整个新闻编辑室的情景一目了然，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更糟糕的是有人会抢在我们头里。” “我明白了，”菲尔德思忖着说，“你要多长时间？” “也就几天，我想我可以列一个制作计划。我得飞到纽约，去要一些有关的胶片，以便使我们有足够的材料扩充成一个半小时的节目。” 菲尔德眯起眼睛：“什么胶片？”菲尔德的嗅觉真灵敏，麦克唐纳心想。此人能从五英里以外嗅出谎言。 但麦克唐纳是在离洛杉矶市南区不远的地方长大的。他早就有所准备。他要为他投身这次孤注一掷的使命付出高昂的报酬。 “瞧，都在我脑袋里装着呢。我们要把这整个节目搞得有声有色，风风光光，连你都难以置信。会见她所救的孩子，走访感激不已的家人，还有那位参议员和他的司机。然后，插入其它类似的英雄事迹，使得整个节目成为历史杰出英雄的礼赞。我甚至想，如果我搞到足够的材料，我们可以拍成一个一小时的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我一直在想取什么样的标题，如《无名女侠》之类。你知道，就是照仁慈的天使这个思路。” 菲尔德的下巴几乎抵到胸口，眼睛瞟着那年轻人。麦克唐纳介绍自己的情况时总喜欢简明扼要，菲尔德从没见过他如此唠叨。 “我以为你想从反方面来做这个节目。你那天不是这么对我说的吗？” “噢，”麦克唐纳说，“如果你想把她作为一个嫌疑犯，抢劫儿童的神经错乱的恶魔，你肯定会这么干。堪萨斯州的警察和纽约警局会很乐意向我们提供素材。他们这会儿正在寻找线索。将这公诸于众……” “不，”菲尔德若有所思地说，“充塞这块大陆的蹩脚演员已经够多了。你不认为人们不时需要某些使他们感到美好的东西吗？不光如此，我还认为媒介有义务提供这些东西。” 麦克唐纳笑了。他对菲尔德的鉴定没错：一位上了年岁的新闻记者，不知怎么地，已经丧失了对暴力和血腥的欣赏口味。 “很高兴我们观点一致，”麦克唐纳点点头说，“那么，你怎么说？我去订机票吗？”菲尔德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透过玻璃注视着新闻编辑室：“给你三天时间。把东西带回来。还有，别大手大脚。三百美元以上的旅馆套房不准住。” “谢谢，”麦克唐纳滔滔不绝地说，“你不会遗憾的，斯坦。这节目一定会引起轰动。我们会得艾美奖。” 菲尔德畅怀大笑。麦克唐纳俯身在办公桌上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卖弄地转了个身，走了出去。 菲尔德所不知情的那一切并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一旦麦克唐纳将那盘录像带拿回手里，并证实它没播出过，他便打算把这位神秘的英雄装点成出没于街头的穷凶极恶的罪犯。菲尔德也许已经丧失对血腥的口味，但杰夫·麦克唐纳当然还没有。你要在新闻这一行混，却留下一个婆婆妈妈的污点，那你还不如趁早收拾铺盖滚蛋。 迅速穿过新闻编辑室朝他的办公桌走去，麦克唐纳边走边环顾四周，暗自笑了。哪天，坐在玻璃门后面，占据一张大办公桌和舒适的座椅的那个人，也许会是他，这个忙忙碌碌的世界就是他的小帝国。 “会的！”他在心里说，挥舞了一下拳头，“噗”地在他的椅子上坐下。天赐良机，麦克唐纳深信自己会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只有一个小问题，但没有他麦克唐纳应付不了的事情。他拎起话筒，给航空公司打电话：“你们有一小时后去纽约的飞机吗？什么飞机都成。喷气飞机，运输机，随便。只要把我送到那儿就行，越快越好。” 托伊走在从罗斯福医院回旅馆的路上。她又是累，又是困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惑。几天来为宗教热情所鼓舞，而现在她感觉就好像有人忘了给她充电。她浑身酸痛，惦念她的家，她的玫瑰丛，她的小汽车。她惦念那浩瀚的海洋，拍岸的惊涛，以及那股咸咸的海水味。她惦念她的学生们。但所有人中她最惦记的还是玛吉·罗伯茨。在过去的两年里，她似乎成了女孩的母亲，尽管她的生母也爱她，尽可能地为她做一切。但当一个孩子得了重病时，托伊明白再多的爱，再多的鼓励也是不够的。反过来，玛吉也成了托伊一直想要的女儿。 现在就别想这个了，她对自己说。自己的身体不行，就无法帮助玛吉。 科学再一次战胜了精神，她痛苦地想。埃斯特班医师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一大堆疑难杂症上显示出一些奇迹。他们会把她切开，“啪”地塞进一个起搏器，于是托伊·约翰逊就会像一只蒂姆克斯表一样继续跳动。这会儿托伊吃不准她是否想让她的心脏继续跳动。那只是个多余的零件。什么真正的心呀，诗人之心呀，浪漫之心呀，都是瞎扯，没这类东西。这个念头刚从她脑子里闪过，托伊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她的项链。这坠有心形小盒的项链是斯蒂芬送给她的，是托伊的心爱之物之一，小盒中装有她自己与斯蒂芬的相片，是在他们结婚那天照的，一开始她以为它在衬衫里面，接着，她意识到它已经不在她的脖子上。她知道自己没摘下来过。她从不摘下来。她决定给医院打电话，看看他们在把她推进急救室时有没有取下来过。 走到旅馆，看门人朝他点点头。托伊也朝他点点头，低头匆匆走进门厅。 就在她经过登记台时，一位职员叫住了她。 “对不起，约翰逊夫人，”那人礼貌地说，“经理要求你把旅馆费付了。” “我把信用卡给你了，”托伊说，“就记在我的信用卡上吧。” “你的信用卡一点儿都没用。我们昨天查过了，它已经被取消了。如果你想继续住在这儿，经理要你把帐结了，然后给我们一笔押金。” 托伊脸变得煞白。她对斯蒂芬的估计是对的。 “我……欠多少？” “让我查一查，”他说着，把她的帐户打入计算机终端，“你今天上午叫过客房服务或从迷你酒吧取过东西吗？” “没有。” 托伊摇摇头说。 “那么，你现在欠五百五十三美元。” “这怎么可能呢？”托伊辩解道，“我才住了两晚上。” “这个嘛，”他说，“房间的住宿费是每天一百五十美元，而你丈夫也在我们这儿要过一间房间。既然你的信用卡被取消，我们当然也就无法收回那笔钱。” 在把帐单递给托伊前他看了一下：“另外，还有一笔是客房的服务费。” 她感到自己就跟白痴似的。她从一开始就估计到情况会这样，斯蒂芬会取消信用卡，冻结银行帐户，然而她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她皮夹里大概还有二十到三十美元钱，此外，再没有别的钱了。 “我会给你们支票。” 她说着，打开手提包取她的支票簿。 “在这种情况下，”那职员抱歉地说，“我怕经理坚持要求付现金。” 托伊将支票簿放回手提包的底部，取出皮夹，掏出所有皱皱巴巴的零钱，放在台子上。接着，她把皮夹扔在一边，开始数那堆零钱。 “我还有近四十美元。我保证这整个儿是个误会。” 托伊说得很快，“把这四十美元先拿着，明天上午头一件事，我就让我的开户银行电汇一些钱来。” 在那职员开口再说什么之前，托伊转身朝电梯走去。他们明天会把她赶出房间吗？她吃不准。但此时此刻，财经危机跟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斯蒂芬此刻也许正在来这个城市的飞机上，来逼她做手术。 托伊必须面对现实，而那种超自然的力量似乎遥远得无可企及。她的钱用完了，面临离婚，不仅如此，还突然发现等着她的竟是一张手术台。 她的纽约冒险之旅很快就将“嘎”的一声戛然而止，随之结束的还有她作为奇迹撒播者的短暂生涯。 看到她住的房间的房门，她走进去后就站在那里，沉浸在万千思绪中。 才二十九岁，她就需要一架机器使她的心脏跳动，免得死去。如果她让他们给她做手术，那么一件陌生的异物就会永久地留在体内，他们也许还会给她装人造心脏，人造灵魂。于是，他们便可以将她跟计算机连接在一起，运用人工智能使她吐出数据。 又一次伸手摸了摸脖子，她在一张小写字台坐下，给医院急救室打电话，在通报了自己是谁后，她说：“我的项链在你们那儿吗？” “没有，”护士说，“你离开时我们把你的所有东西都还给你了。” “可我的项链上有一个纯金的心形小盒，”托伊还不死心，“一定是在你们那儿。” “我很遗憾，但我们对那类东西极为小心。也许是你记错了，当时没戴。” 托伊谢过那女人，挂断电话。平常，她对自己的财产并不在乎，但这东西对她来说有某种意义。这小金盒是斯蒂芬给她的订婚礼物。他们那时是多么的幸福！ 托伊翻遍了化妆盒和行李，还没找到项链，她脑子里突然闪过就在她晕过去前公园里那个小姑娘搂住她脖子的情景。她想来想去，只有那孩子可能把手伸到她脖子上，摘走项链。好啦，什么斯蒂芬呀，小金盒呀，都到此为止吧，她心想。看来，她什么都保不住——她的珠宝，丈夫，乃至健全的心智。倒在床上，她祈求一切都完结。她就这样的呆着，决不离开旅馆。最终她的心脏又会停止跳动，不会再有人来救活她。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不想理睬它，用枕头捂住耳朵。除了斯蒂芬，还可能是西尔维娅，没有别的人会打电话给她，而她跟他们俩都无话可说。西尔维娅只会劝她去做手术。最终，托伊还是忍不住，拎起话筒。 “喂，是托伊·约翰逊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是乔伊。还记得吗，你的哥儿们，乔伊·克雷默？” “噢，”托伊，“你怎么样？” “我挺好，”她说，除此之外，她不知该说什么。 “好，那么，干吗不下楼到门厅来？有位不速之客在等你呢。” “你在这儿？”她诧异道。已经挺晚了，都过了十二点了。 “没错，”他说，“你下来还是怎么的？” “我不知道，”托伊说，“也许不吧。” “为什么不？你又没别的事可做。” “太晚了，”托伊说，“再说，我早些时候感到不太舒服。我想我还是呆在床上吧，不过谢谢你。” 她刚要挂断电话，却听见对方又说了些别的。 “喂，快下来吧！”他催促道，“你没生病。你只是跟意气不投的人混在一起的缘故。乔伊马上给你买一杯香喷喷的咖啡，也许还给你买鸡汤什么的。那样一来，你的感觉就会妙极了。” 托伊不由自主地笑了。 “你喝醉了吧，”她说，“不过你得等几分钟，等我把衣服穿上。我已经上床了。” “胡说，”他说，“穿上我喜欢的那件t恤噢。” 乔伊说话都不连贯了。托伊照他说的，套上棒球衫和牛仔裤，前去门厅跟他碰头。 乔伊身穿工装裤和方格短袖衬衫，外加一件鲜艳的尼龙风衣。他个头不算高，但在托伊看来。他是她所见过的最可爱、最有魅力的男人。他正在给值夜班的职员讲什么故事，逗得他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他一看见托伊，便走上来，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将她揽向自己。 “这是我的天使，”他对那帮职员说，自豪地微笑着，“她可非同一般，不是吗？” “我不知道旅馆的餐厅是否还开着，”一离开服务台，托伊便对他说，“不过我们可以去酒吧，就在那儿。” 乔伊回头看了看，摇摇头。 “我知道沿街有家黑店，”他说，“这家黑店一杯白开水会要我们五个美元。” “噢，”托伊说，“太晚了，我以为我们就在这里喝杯咖啡呢。” “你担什么心？”乔伊歪着头笑嘻嘻地说。 “怕被劫还是怎么的？你跟乔伊闲逛时什么都不用怕。” 乔伊挽着托伊的胳膊，两人一同踏进夜色中。气温已经下降到了华氏50度，空气清新得很，托伊发现在夜色中漫步竟是桩颇为惬意的事。街头霓虹灯闪烁，这个城市依然繁华，依然喧闹。可以听见附近的夜总会正在演奏萨克斯管，音色纯净、柔美，溶入夜空中。 “这就是了。” 乔伊说着，推开一家昏暗的酒吧的门，站到一旁让托伊先进去。 要走到酒吧后部就好比在婚礼上想要穿过宾客的行列。乔伊几乎认识踞坐在高脚凳上的每一个人。也几乎认识酒吧里的每一个人。 “嗨，乔伊！”的招呼此起彼伏，每次他都停住脚，微笑着，跟对方击一下掌，或拍拍对方的背，“老婆孩子好吧？”在问候了对方后总不忘加上一句，“见见我的漂亮天使，她不一般吧？”从酒吧招待手里接过两杯咖啡，乔伊将咖啡端到一张靠后的桌子上，“这儿是不是太吵？”他问托伊，“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没想到今晚这么拥挤，好多家伙才下班。” 托伊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你是说所有这些人都是警官或巡警？”在她看来，他们都如此平凡，如此普通。他们使她想起了她父亲那边的亲戚。大多数人比乔伊大许多，挺着肚子，叼着香烟，要是他们跟任何人搏斗的话，看上去可能会随时发心脏病。但他们对她微笑，跟她握手，使她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洛杉矶，她印象中的警官都跟古罗马斗士似的，警服下仍可看出其发达的肌肉，裸露的皮肤在阳光下呈古铜色，闪闪发光。他们从来不笑，从来不。而在这里，在纽约，情形显然有点不同。 “坐在那儿的都是墨菲家族的人，”乔伊指指，“保尔·墨菲上尉，下星期就该退休了。坐在他边上的是他的女婿亨利·梅特兰德，挨着他的是墨菲的儿子比利，干这行两年多了。” 酒吧里还有一个人，正在低头喝一杯苹果酒：“噢，还有，那边那个人是斯努帕。这家伙是全国最他妈棒的侦探。没什么老斯努帕解决不了的案子。” 托伊低着头看着桌子：“我也许不该来。我很沮丧。” “我也是，”乔伊说着，转喜为悲，“我妈就是去年的今天死的。” “哦，”托伊说，“对不起。你一定很爱她吧。” “是啊。” 他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凝视着自己的咖啡杯，沉浸在悲伤中。 接着，他端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回桌子：“上个月我女朋友也抛弃了我，这会使一个人感觉糟透了。” 托伊觉得她也该喝咖啡，虽则她担心咖啡因会使她睡不着觉。 “她为什么抛弃你？” “你也知道，就因为工作，晚上总没空。她喜欢出去。再者，她认为我不会挣钱。” “我结婚了。” 托伊脱口而出。 “结婚了，哦？”乔伊说，“对。没错。我记起来了。可你丈夫对待你的方式不对。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是吗？” “事实上，我们分居了。” 托伊话一说出口，便后悔。她不想给他造成错觉，使他认为她对他有那种意思。但乔伊·克雷默自有其吸引人之处。在他那个阶层他算得上一表人才：黑头发，好看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富有光泽的皮肤，上唇一抹短髭。虽则他不是位斗士，但他还没有长出啤酒肚，并且，他还拥有一张总是在你需要时出现在你面前的男人的脸：管道工，电工，救护人员，消防队员。 “你那老头现在在哪儿？”他问托伊。 “他回洛杉矶去了，不过我想他会回来接我。” “你还要呆多久？” “我不知道，”托伊说，“我也许得动手术。如果我决定让他们替我做，我可能回洛杉矶做。” 乔伊的眉毛往上挑：“什么手术？”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 托伊边说边拂开脸上的发丝，又啜了一口咖啡，“你住在哪儿？” “布鲁克林。去过布鲁克林吗？” “没有。” “来了就什么都别错过。跟我谈谈手术的事。” “我不想谈，”托伊说，“正如我刚才说的，问题不严重。” 乔伊的脸变得激动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愁眉苦脸。这会儿，她还看出了一种隐约的愤怒，正在他周围燃烧。他边说肩膀边抽搐着。 “哦，不，他们也是这么告诉我妈的。只是一个小手术。上午来，我们让你睡一觉，下午就可以回家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吗？知道我母亲死于什么吗？一个糟糕透顶的白内障手术？”乔伊顿了一下，摇摇头，“他们使她睡着了，很好。她就没再醒过来，永远地睡着了。” 托伊望着他，却看不清他的脸。她所看见的只是一张张开的嘴，两排整齐的牙齿，以及他说话时伸进、吐出的粉红色的舌头。他们也会让她永远地睡着吗？“怎么回事？是她对麻醉有不良反应吗？” “我想你可以这么叫。她死了。” 这时，他的另一只肩膀也开始抽搐，“每当我想起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我就几乎发疯。” 托伊此时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相信我，我并不想做这手术，乔伊，可他们跟我说如果我不做的话会死掉。所以我也许最终会屈服。” 乔伊在桌子旁蹲下，上身前倾，胳膊肘朝外撇。 “我看你特顺眼，”他说，“别让他们做你不想做的事。就因为他们是医生这点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明白他们在干些什么。相信我，要是有人把子弹打进老乔伊身上，我会拿把镊子自己拔出来。别把我送进医院。” 托伊喝干了杯中的咖啡，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乔伊·克雷默。接着，她朝他嫣然一笑。 “我欣赏你的观点，”她对他说，“非常欣赏。” “哦，真的？”他笑着说，“有人对你说过你下巴颏上那酒窝有多迷人吗？” “有啊，”托伊头一甩，大笑，“那么，有人告诉过你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吗？” “人家总这么说。” 他说。 “嗨，墨菲，”他叫道，“告诉我的天使我是个棒小伙子，她还不信呢。” “住嘴，克雷默，”那老头开玩笑说，“总是在街头勾搭那些下流的女人。小子，你哪天会得脏病的。把你那尖尖的小脑袋瓜里的某颗螺丝拧松点儿。你这狂热的行善者！” “我可以为那个而活。” 托伊很快说。接着，她又补充道：“顺便，我想问你件事。你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究竟做了什么？在沃尔夫餐馆，他们告诉我你把名片给了本地的商家，要是无家可归者或街头的乞丐进店，你就自告奋勇地前去处理。” “喔，那个呀，”乔伊说，“没什么。我所做的只是给他们找间房，给他们些钱买吃的和其它东西，也许再给他们一点额外的帮助使他们活下去，直到他们能够自己摆脱困境。” 他停住话头，凝视着托伊的眼睛，“你见过冻伤的人吗？” “没有，”她说，“我无法相信。” “哦，天冷下来时你跟我到隧道里去看看，你会见着许多。刚开头看上去没那么厉害，然而，弄到后来却不得不截肢。一天晚上我把一个家伙拉出来，送进了医院，等我再次见到时，他的双腿都没了。” “那你怎么负担得起呢？”托伊问，想起了她自己试图帮助那些贫困的家庭时遇到的问题。接着，她记起乔伊尚未结婚，事情就容易多了。 他涨红了脸，局促不安起来。 “我化费不多，瞧，”他最后说，“我自己没租房子。我睡在我叔叔家的沙发上，每个月给他们一点点钱。” 他的肩膀又开始抽动：“在我看来，总得有人做这事。总不能让人们挨饿受冻。” “听上去我们有许多共通之处，”托伊说，“我尽我所能去做。虽然做的并不多，但使我感到很愉快。” “无家可归的人吗？”乔伊问。 “你还是小心点，”他告诫道，“这不是你这样的女士该插手的事。瞧，他们中有些人脑子不正常，会干某些蠢事。不久前的一天夜里，嗯，有个蠢货踢了我的肚子一脚。不过，没什么恶意，只是神经有毛病。” “噢，我不跟无家可归者打交道，”她告诉他，“我只是试着帮助那些贫困的家庭和我任教那个学校的孩子。” “那就好。” 他如释重负地说，“这么说，你帮助孩子们？我敢打赌，你一定干得很出色。” 他想了会儿，接着说：“没错，我想象得出。孩子们会喜欢你，会喜欢你的眼睛，你那漂亮的红头发。” 托伊激动地凝视着他。他俩真像，她心想，两颗不约而同地在失望之河中逆流而上的灵魂。不过，她的新朋友说得对。帮助孩子是她所擅长的。跟有精神病和无家可归的人打交道则是乔伊这样的男人的事，尤其在纽约这么个乱嘈嘈的城市。 “我们走吧。” 乔伊最后说，扔了几张钞票在桌子上。走到酒吧前部，他停住脚，指着托伊的胸口：“看见她t恤上的字了吗？” “看见了，”他们唤做斯努帕的那个侦探说，他伏在桌上，醉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那又怎么样？” “这不是任何别的天使，斯努帕。她是我的加州天使。瞧仔细了！”托伊和乔伊一离开酒吧，斯努帕便高声大笑：“嘿，你们知道什么，克雷默给他自己找了个天使。我也要找我的天使去了。” 说完，他抬起脚，摇摇晃晃地出了酒吧。 杰夫走到蒙特洛斯旅馆的登记台，询问托伊·约翰逊的房间号。 “约翰逊夫人这会儿不在，”旅馆职员说，“你要留个口信吗？” “不，”麦克唐纳说，“你们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那人眯起眼睛打量着记者：“我们不盯客人的梢。” “噢，对对对。” 麦克唐纳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的记者证。 “我是，有线新闻网的。你能描述一下约翰逊夫人的特征吗？这很要紧。” “哦，”他说，“约翰逊夫人相当漂亮。一头长长的红发，绿眼睛，还有，我想……”那职员停住话头，伏在台子上。那记者没等他说完，就朝门厅那一头挂在墙上的电话机奔去。 一听到红头发，麦克唐纳便明白了。一切都解开了：谎称那家子乌虚有的电视台打电话，那女人之所以那么急切地想得到录像带。麦克唐纳扔了几个硬币进投币电话，拨完了号后便迅速挂断了电话。一秒钟后，他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通上了话。 “你们跟警察一起在调查堪萨斯案件，那个焚烧学校的女嫌疑犯，是吧？”麦克唐纳停住嘴，看了看身后，继续说：“好，要是你们马上派几个人到蒙特洛斯旅馆来，我想你们会逮住嫌疑犯的。” 正文 第十一章 离旅馆大约还有一个街区，乔伊在地铁站入口停住脚，急着想跳上地铁回布鲁克林：“你肯定你一个人走回去没事吗？嘿，也许我还是陪你回去的好。” “不用，我不会有事的，”托伊坚持说，“才一个街区远，路上又亮得很。回家去吧！真的挺迟了。要是我们再磨蹭，太阳都该升起了。” “好吧，”他边说边双手举过头顶，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什么时候再见着你？” “不知道。” 托伊说。 “我会见着你的，”他说，“别担心。乔伊要是喜欢上了某个人，他就总能见着。你只要打打榧子就行了，”他说着，哈哈大笑，自己打了个榧子：“接下来你也知道，我就会站在你面前。” 托伊见他要走，不觉黯然神伤，怕她再也见不着他。尽管他们认识才不久，她越来越喜欢他。他有一颗仁慈的心，而这极为难得。 “自己多保重，”她说，“在帮助别人时，要小心，别让任何人踢你！” “你也一样，”他答道，“别让那些家伙给你造成任何麻烦。你有我的名片，对吗？任何人要是找你的麻烦——” “我不会有事的。” 托伊说着靠近他，轻轻地在他面颊上印了一吻。 “走吧，”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长长的道别总是使我流泪。” 乔伊的身影在地铁站门口一消失，托伊便朝回旅馆的方向走去。刚走进旅馆门厅，她瞧见周围站着好几个身穿黑雨衣、脸色阴沉的男人。 “托伊·约翰逊？”其中一人问。 “是的。” 托伊说。 “联邦调查局，”他说着掏出一枚徽章在她面前一晃，“我们有逮捕证逮捕你。” 他的同伴立即抓住托伊的双手，扭到背后。 “什么？怎么回事？”托伊几欲发狂。接着，她听到了那声音，不是别的，是“咔嚓”的手铐声。 “不，天哪，”这会儿她惊慌起来，“我什么也没干，我发誓。” 一定是因为开支票的事，托伊心想。斯蒂芬冻结了银行帐户，她的所有支票均遭拒付。可联邦调查局，还有这手铐是怎么回事？ 突然，她眼前一闪，刺眼的强光使她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接着她听到“卡嗒”、“卡嗒”的相机快门声。 联邦调查局的人试图把她拉走。她又踢又叫：“指控我什么？我犯了什么罪，告诉我，这是发疯！”与此同时，照相机镜头仍对准她的脸，拍个不停。 “你被捕是因为三桩一级谋杀案，还有纵火。你有权保持沉默，”那个特工顿了一下，继续说：“你有权在审讯期间委托律师辩护。如果你没有律师……”托伊没在听。在他继续宣读她的权利时，照相机继续“卡嗒卡嗒”响个不停。她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她被那人所说的“谋杀”二字给惊呆了。她的心脏狂跳，她以为自己会晕倒在地。 双手被铐在背后，低垂着头，仍然穿着那件海军蓝棒球衫和牛仔裤，特工们几乎是拖着她往外走。她感到一阵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褐色的汽车，还感到特工们所穿的衣服那粗糙的纤维摩擦着她的双臂。 “托伊，”有个声音在叫她，“瞧这儿！”她抬起头，以为某个熟人在叫她，前来这里救她，就发生的一切向特工们解释：她怎么可能因谋杀罪而被逮捕。但她看见的只是一个单腿跪地的男人，手拿着照相机不住地在按快门。 “好，就站在那儿，”他说，“好极了！”在他身后还有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摄像机。托伊知道那是电视摄像机。另一个人现在正在指挥他，朝他大喊：“她就要上车了。一定要拍一个她脸部的特写！”托伊想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脸，但它们被铐在背后。她垂下头，下巴抵在了胸口。接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打开车门，按下她的头，把她推进汽车后座。 车启动后，托伊转过头望着人行道上的记者、摄影师和旁观者。他们都是来看她的。她幻想过这一时刻：新闻界的人聚集一堂，听她讲述她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啧啧称奇，醒目的标题出现在报纸上。在她的幻想中，她是被派遣来给予人们希望，恢复他们对奇迹的信仰的。她撩开死亡的面纱，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然而，她的梦距离被指控谋杀而被逮捕的现实竟是如此的遥远。 托伊继续望着人们，直到他们渐渐后退，消失。 “那么，你怎么认为？”特工里基·布列格斯边透过单面玻璃注视着那女人边说。 “有罪。” 保尔·戴维德逊说。 布列格斯来回摩擦着下巴，近一天一夜没刮胡子了，胡子茬隐隐发痒。 他和他的同伴早晨五点钟便开始他们这天的工作了，参加一起大规模的打击毒品案。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两人都精疲力尽。 “我不知道，整个案件太牵强了。她在堪萨斯放了火，救了孩子，还得在当天乘飞机返回纽约。接着，她得挑选她想要抢的孩子，并雇用两个暴徒去抢。太荒唐了，如果你问我的话。尤其是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 “喂，”戴维德逊说，“我没跟你说我知道她是怎么干的。我只是认为她有罪。” “她丈夫说什么？” “他倒是一个很正直的家伙，如果你问我的话。他说我们一定是发疯了。他今天晚上飞过来，说是要请大律师为她辩护。” 布列格斯凑近玻璃，呼出的哈气在玻璃上形成了一个圆圈。只见托伊坐在一张长桌旁，呆呆地出神。她看上去那么瘦小，那么娇弱，心力交瘁。有一会儿，布列格斯感到一阵同情。望着她的脸，你会不由自主地被打动，解除武装。他耸耸肩，为什么这样一位迷人的女子，又嫁给了一位杰出的医生，要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为了得到孩子，当然，但仍然令人费解。三位教师在火灾中丧生，还不算露茜·潘达格拉斯在中央公园里所经历的磨难。 戴维德逊走到他旁边：“检察官不在，但他明天会来这里。” 布列格斯望着他：“我还是我刚才的想法。要审讯她吗？” “你确信？”戴维德逊说。 门开了，两个男人走了进来，就是逮捕她的那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托伊试图咽一口口水，但她的喉咙太干了。他们现在要对她做什么？她心中一点数都没有。将她单独关禁闭？把她吊在椽木上？“约翰逊夫人，我想我们还没正式介绍过吧。这是戴维德逊特工，我是布列格斯特工。你要点什么：汽水，香烟，还是吃的？” “汽水。” 托伊勉强说。布列格斯站起身，走出房间取汽水。戴维德逊朝托伊露出愉快、轻松的表情，意思是说：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你和我，不必心烦意乱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明白对你的指控吗？” “不。” 托伊说。 “你要我告诉你吗？” “是的。” “我们逮捕你的逮捕令是托比克县高级法院签发的。托比克听上去耳熟吗？” “是的，”托伊说，“火灾，对吗？”戴维德逊感到他的胃一阵翻腾。入场券已经在手。 接下来他得趁火打铁，好好地露一手：“你当时在那里，是吗？” “是的。” 托伊回答道，眼睛没离开过这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那么说，”他慢吞吞地说，不想造成什么差错：“你离开了位于曼哈顿的旅馆，飞到堪萨斯，去了那个学校。对吗？” “不对。” 这时，布列格斯回转来了，将汽水递给托伊。 “这可口可乐行吗，但愿如此。” 他礼貌地说。约摸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里基·布列格斯长着一张稚嫩的孩子脸。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理得整整齐齐，他的眼睛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灰色。他是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戴维德逊则相反，身高超过六英尺五，活像个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他有着跟托伊差不多颜色的头发，上星期刚庆祝完他四十岁的生日。托伊举起可口可乐拉罐，几乎一口气喝了大半罐，然后，将拉罐放在桌子上。戴维德逊会意地与布列格斯交换了一下眼神，继续说：“那么说你在堪萨斯，但没去学校。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托伊说，“我去了学校，你知道的。我就是救了那个男孩的女人，这胶片上有。我在电视台上看到了。” 布列格斯插嘴说：“我们不想造成误会，约翰逊夫人。正如你可以看到的，我们对这次会见没有录音。我们只是想弄清事实。” “好，”托伊说，“我也一样。” “你救了那个男孩？” “是的。” 布列格斯现在接过了球。戴维德逊坐回椅子上，让那年轻人去对付。 “你是怎么去堪萨斯的？” “我不知道。” 布列格斯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她的脸，她的身体语言。除了嘴角微微有些颤抖，她相当平静。布列格斯继续说：“在去堪萨斯前你在哪儿？在纽约，这是你说的？” “开始我跟我朋友西尔维娅·戈尔茨坦住在戈赛姆旅馆。如果你们要查证这点的话，我有她的电话号码。接着，我被一辆救护车送进了罗斯福医院。” “火灾发生的那天，对吗？那是星期五上午，对吗？” “对。” “你是说你整天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正是这样。” 托伊热切地说，“如果你们让我回去，我甚至能拿出好几个见到过我的人的书面证言。” “什么人？”布列格斯问。 “噢，”托伊慢慢说，“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去了一家餐馆。我没带钱包，没法付咖啡钱，于是他们叫来了一个巡警，他让另一个警官开车送我回的医院。” “回到前面，”他说，“火灾是上午发生的，不是下午。” “我知道，”托伊说，“但我想把整天的行踪都说一说。只要想一想，如果我乘飞机去的堪萨斯，我得飞回来。我要向所有人表明我没这么做。” “我明白了。那么医院允许你出院了吗？” “不完全如此，”托伊说。接着，她喝完剩余的可口可乐，将空罐搁回桌上：“堪萨斯火灾发生那会儿我正心脏病发作。你只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布列格斯和戴维德逊都竖起耳朵听着。 “你是说你的心跳停止了？”戴维德逊问。 “是的，”托伊说，“但他们把我救活了。我生了一种病，心脏时不时会停跳。这很难解释。” “我相信。” 戴维德逊假笑着说，“瞧，我不明白你试图告诉我们什么，发生火灾时你不可能在堪萨斯，却又承认在，然后又告诉我们你有一整天都在曼哈顿的证据。” 托伊挑战似的望着他：“我是这么做的。” “你做了什么？”布列格斯厉声问。 “就是我刚才告诉你们的。” 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仿佛在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他们的嫌疑犯。 她在跟他们兜圈子，浪费他们的时间。她一定是头脑有毛病或极端自私，布列格斯心想。显然，她不但以为她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认为她可以拿这愚蠢的故事来糊弄他们。 “你在精神病院呆过吗？”他问。如果这还不足以使她放规矩一点，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从来没有。” 托伊说，先瞧瞧这个男人，又瞧瞧那个。戴维德逊按捺不住了：“让我来告诉你，约翰逊夫人——或托伊。你介意我这样叫你吗？” “是的。” 这会儿情形变得越来越敌对了，戴维德逊心想。如果说她早些时候曾经害怕过、迷惑过，那么坐在面前的这个女人现在正变得机警、自制。她完全清楚她在说什么，做什么。 “我来告诉你，托伊，”他有意把她的名字念得重一点，“那场火灾中有三位教师丧生。当局认定这是故意纵火。他们断定是你放火，利用火灾迫使孩子们离开教室，目的在于绑架其中某个孩子。” 托伊来回摩娑着胸口：“绑架孩子？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从不伤害孩子。” “你有孩子吗？”布列格斯明知故问。约翰逊医师已经告诉他们事实。 “没有。” 托伊说，仍为戴维德逊的话所震惊。 “但你想要个孩子，是吗？” “当然，”托伊说，“但就因为你没有孩子，而去绑架一个孩子，一定是疯了。” “而你无法得到孩子，因为你生不出孩子，对吗？”托伊没有回答。她觉得这类问题属于个人私事，告诉别人不合适。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戴维德逊说，起身走到托伊面前。 “是的，我听见了。没有医学上的根据证明我不能怀孕。我没有不育症。” “但你看过产科医师。” “是的。” 托伊说，奇怪他们怎么会得知这所有的情况。在他们要指控她犯罪的情况下，斯蒂芬当然不会告诉他们任何消息，她对自己说。他一向机敏。托伊想：他们在虚张声势，恰好歪打正着。 “我明白了，”布列格斯说，“你丈夫说你有极为古怪的幻想。这是真的吗？”托伊低头瞧着自己的手。那么说，斯蒂芬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她早该知道。她这辈子从没感到自己如此弱小，如此被人瞧不起。瞒是瞒不住的。 最后还会被人家知道。 “是的，”她低着头说，心里仿佛被狠狠剜了一刀，“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它们是幻想，而我丈夫这么认为。” “约翰逊夫人，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跟你讨论一下。昨天，一个小女孩在操场上被绑架，扔进了排水沟。你见过这女孩吗？跟堪萨斯的案件一样，你参与这起犯罪了吗？这是你想偷的另一个孩子吗？”托伊激动地探过身：“她好吗？露茜好吗？”布列格斯竖起眉毛：“那么说，你确实认识这个孩子？”托伊一怔。她丈夫或许像个傻瓜一样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可她不会。 这都是无端指控。 “在我的律师到来前，你们别再问我任何问题。” 托伊说。 那两人站起身，会见结束了。 星期一上午九点钟，托伊被关进了女子拘留所。前一天夜里她一点儿都没睡，整个人精疲力竭，以至她担心自己会垮掉。 前一天夜里她一直呆在审讯室，就坐在那里，眼瞅着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两个特工在四点左右结束会见走后，没再回来。 有一刻，托伊曾冲到单面玻璃旁，她知道他们在那儿，在监视她，但没有人来带她出去。最后，她索性随他们去。这是警察们玩弄的一种伎俩，她心想。 他们让她单独坐在那儿，直到她神经错乱，招供一切。但她不会承认她没干过的事。 在拘留所，搜身后，他们发给她一叠衣服，一块浴巾，喝令她洗一个澡，除去身上可能带有的虱子。托伊抱着衣服和毛巾，走在一个女看守的后面，穿过牢房的通道。铁栏杆“嘎拉嘎拉”地响个不停，女犯们扒着栏杆，打量着新来的犯人。其中一人发出狼一样的尖嗥，托伊转过头。 女看守抓住托伊的胳膊，拖着她快步往前走。 “这儿有一些极为粗鲁的泼妇，约翰逊，你最好小心一点。这些人会把像你这样的一个小娃娃剁成肉馅。” 她说罢大笑，对自己一语双关颇为得意。这可怜的女人会吃苦头的，毫无疑问。 托伊抬头望着这位岁数已经不小的女人。她个头很高，至少有五英尺十，看上去好像能应付到她这儿的任何事似的。她身穿短袖制服，露出结实、跟男人一样肌肉发达的胳膊，脸上的皮肤粗糙得跟皮革一样。在监狱里工作超过十五年，桑迪·霍金斯看上去就像其中的一名犯人。 “这是你的牢房。” 她说完，停住脚，对着步话机说：“打开西六十三号。” 几秒钟后，金属门自动打开了。 托伊走了进去。里面有个女人正在铺位上看一本平装书。托伊正要跟她说什么，却听见金属门“咣当”一声合上了。将衣服和毛巾扔在地板上，托伊走到铁栏杆旁，往外张望，手伸出栏杆像是要抓住宝贵的生命。幽闭恐怖和慌乱朝她袭来，这么站着，她心想，她便能看到走廊，看到外面。 “把你的东西捡起来，一刻钟后他们要来查牢房。你会被告发的。” 托伊没动。她无法迫使自己转身面对几英尺远的牢墙，面对她被监禁在这狭小的空间，跟一个陌生人关在一起的现实。她的脸盘小，她拼命想把脸挤过栏杆，总算下巴和鼻子伸出去了，却仍然无法看到走廊的尽头。要是她能看见外面就好了，托伊心想。只要能看见通向外面的大门，她便仍抱有希望：就这样站着，直到什么人把她救出去。 “离栏杆远点，”同室的犯人说，此时她就站在托伊的身旁。她扯住托伊的t恤，把她拉离了几英寸，“要是霍金斯或别的看守走过来，她们会用警棍击你的鼻子。” “哦。” 托伊垂下眼睛，愁肠百结。她慢慢抬起眼睛，望着那女人。她比托伊大不了多少，一头及肩的黑发，发型美观，手上涂着指甲油，脸部精心化过妆，仿佛准备上街似的。尽管超重十到十五英磅，她仍然颇为迷人。 看上去她像拉丁裔，但很难说。 “我叫邦妮·梅多扎，”她说着，握住托伊软软绵绵的手。 “你叫什么？” “托妮，”托伊随口说，怕用真名会引起她们的取笑，“托妮·约翰逊。” “好，托妮·约翰逊，把你的衣服捡起来放到一边。” 托伊照她的话做了，发现在她的铺位旁有只开架的小壁橱。她瞥了一眼牢房那头邦妮的铺位，瞧见她将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搁在同样的壁橱上。壁橱里还放着夹在塑料相柜里的相片，至少一打各色的指甲油，以及满满一盒化妆品。托伊奇怪在这么个地方，她还有心思打扮。 “你进来是为的什么？”邦妮问。这会儿她正坐在铺位上，补指甲油。 “谋杀。” 托伊说完，咽了一口唾沫，等着瞧另一个女人吃惊的脸色。 “我也是，”她说，“你被起诉了吗？” “还没有，”托伊说，“联邦调查局根据从堪萨斯过来的逮捕令逮捕了我。” 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他们同时还准备指控我绑架。” 另一个女人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见鬼，你就是那个绑架儿童的。我早该认出来了。今天早晨的新闻里有你。” 托伊感到天旋地转，几乎晕过去。她上了新闻？他们把她称为绑架儿童犯？她扶住床栏杆，竭力稳住自己，“我什么坏事都没做，我没绑架孩子。” “哦，对，”邦妮讥讽地说，“你只是在放火烧了学校，烧死了三名教师后，企图带走她们，这算不得坏。那掉到中央公园井里或沟里的那个小女孩呢，他们说你还企图绑架她。” 托伊脸色苍白：“我没有放火烧那所学校。我只是救了那个小男孩，我发誓。而那小女孩孤零零地被扔在那里，我只是把她救了出来，没有绑架她。” “嗨，姑娘，”邦妮说，“你用不着说服我。留着去说服法官吧。” “他们接下来会对我怎么样？”托伊一手捂住胸口。 “见鬼，我怎么知道？”邦妮边说边将指甲油放回盒子，“不过，我知道你会被带到堪萨斯去。他们现在也许在签发引渡令。” “去堪萨斯？为什么？”邦妮的眼神仿佛在说她的脑子有毛病：“你去过哪儿？他们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发生在堪萨斯的案件而在纽约州审判你？这叫做司法管辖，宝贝儿。” 托伊一下倒在铺位上，呆呆地出神。要是他们把她移送去堪萨斯，她就什么人都没了，在这儿，至少还有个乔伊·克雷默。她要打电话给他。他是她最有力的见证人。他能证明她在曼哈顿，不在犯罪现场。接着，她想起了她父母。他们看到新闻了吗？看见他们惟一的女儿被铐走？她母亲有心脏病。想到这儿，泪水从托伊的面颊上滚落。 “别哭，”邦妮粗暴地说，“这一点儿用都没有。” 托伊走过去拿起其中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照片：“这是你的小姑娘吗？” “给我，”邦妮说着，从托伊手里抢过相框，几乎哭出来，“别碰这个，碰都不许碰！” “她几岁了？” “她下星期该满七岁了。” 托伊感到全身的血往脸上涌，孩子死了：邦妮在这儿就是被控谋杀。她能谋杀自己的亲生孩子吗？“怎么回事？” “他杀了她，”邦妮泪如泉涌。 “他杀了我的宝贝。” 托伊朝那黑发女人试探性地走了几步，见她没有回避，便挨着她坐在她铺位上。 “谁杀了她，邦妮？” “我的前夫。” “于是你杀了这人？”邦妮用胳膊擦了擦泪：“你以为我杀了谁？伊斯特·本尼？”两小时后，桑迪·霍金斯出现在牢房前。 “有客人，约翰逊，”她边说边等着牢门打开，“我们走。” 托伊正躺在铺位上休息。她站起身，走出牢房，深深地吸了口自由的空气。 “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丈夫？还是我的律师？” “走，约翰逊！”桑迪生硬地说。他们经过一道上锁的大门，到了拘留所的另一区。 最后，桑迪在一间房前停住脚，在她那巨大的钥匙串中找出一把钥匙，打开门，将托伊推了进去。一位穿制服的男子站起身：“我是美国执法局的希尔法警。你是托伊·约翰逊吗？” “是的，”她说，“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来看我的人？” “我可以肯定，姑娘。” 托伊在桌子旁坐下。那法警依旧站着，从后屁股兜里掏出一张卷起来的纸：“托伊·约翰逊，根据美国政府的授权，我认定你依托比克高级法院的请求被捕。你被指控犯有三起谋杀罪，还犯有故意纵火以及危害儿童的重罪。你听明白了吗？” “不，”托伊说，她的整个身子由于恐惧而颤抖。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噩梦。它还要持续多久？他们还要对她做什么？ 那法警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我没问你是否理解你为什么被指控，我也没问你有罪还是无辜。你所要做的，约翰逊夫人，只须口头表示你知道了你因这些指控而被正式逮捕，也就是说你知道了刚才向你透露的这些情况。” “可这是什么意思？”托伊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现在就要把我带往堪萨斯？” “这儿还有一张逮捕令，约翰逊夫人。纽约当局准备起诉你图谋绑架。由于你人在纽约州，他们会以这些罪名起诉你，接着堪萨斯再引渡你。所有这些无非是说，如果纽约当局以某些原因撤回起诉释放你，你还会落到堪萨斯当局手里。” 托伊吓得脑袋都木了：“你是说，即使纽约人说我可以走了，我还会被关着。” “正是如此。”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不是律师，”那法警说，“而且我们严禁向被告提供任何法律帮助。” 他望着她，脸色和缓下来。她长着一张如此和善的脸，如此美丽的红发。除了略大几岁，她长得就像他的小妹妹。 托伊的心脏“怦” “怦” “怦”地撞击着胸骨。她毫不怀疑，要是瞧一瞧的话，她能看见自己的心脏就在皮肤下跳动。她的双手紧紧地扣住自己的大腿，以至指关节都发白了。她明白没有人会来救她，她将永远出不了这个地方。就算出了这个地方，等着她的只是另一个监狱，另外的铁栅栏。即使她最终被宣布无罪，那也得化上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跟两个州的官僚体制及其烦琐拖沓的诉讼程序打交道。 “就这样。” 那法警说完，“砰砰啪啪”地打门。有人来开门让他出去，扔下托伊一个人等在房间里。 正文 第十二章 迈尔斯·斯潘塞的律师事务所位于麦迪逊大街59号，占据了摩天大楼的整个第十层。尽管这是迈尔斯的事务所，他手下还有十五名律师，大多数刚从法学院毕业，所有人都憧憬着有朝一日成为合伙人。但迈尔斯不喜欢合伙人。一旦这些新手经过风浪不再晕船，学会了如何处理一件案子，所作所为看上去像个律师，他便跳槽到了别处。那些留下来的永远是老样子。 跟迈尔斯一起工作就好像处于飓风的风眼里。他所代理的，什么人都有：黑手党成员，警察杀手，强奸犯，骚扰儿童者，毒品贩子等等，任何人，只要他付得起钱。而只要案子能胜诉，他无所顾及。 “受害者”这个词在他的词汇表里是没有位置的。他将所有的受害者视为失败者，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活该因他们的懦弱而遭受惩罚。 由于没有合伙人，他便可以将大部分利润归为己有。与他寄到海外的银行帐户上的巨额数目相比，他付给他那些年轻律师的钱可谓菲薄。在迈尔斯看来，他们其实应该为有幸从最好的律师这里学到本事而付他学费。 但钱不再是这位五十八岁、短小精悍的律师的主要追求。他喜欢的是从荣耀中获得乐趣。他喜欢看到自己出现在晚间新闻中，喜欢坐下来边喝咖啡边翻早报，看到自己的眼睛在屏幕中正瞪着自己。 然而，近来他发现，注视着自己的那张脸已不再年轻。迈尔斯的妻子去年死于癌症，最近他对死考虑得很多：不知她妻子现在在何方，是否真有来世这回事？他不许他妻子要孩了，因为他觉得在他紧张的生活中没有孩子的容身之地。随着年岁的渐大，她不免空虚，为此她至死没有原谅他。近来，迈尔斯终于明白他牺牲了什么。他现在剩下一个人了。没有人到家里来，在他心情不好或累了一天后，没人关心他。法律界的许多人在佩服他的本事的同时，暗地里认为他是一个冷酷、唯利是图的家伙。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他利用了数不清的无辜者，他明白他将永远也无法摆脱他们因此所遭受的苦难和悲伤的阴影。现在，他天天问自己：他会遭到报应吗？真的有末日审判吗？ 他是否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迈尔斯·斯潘塞面临着他自己的死罪。在大庭广众之中为自己辩护将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可这位声名鹊起的大律师却感到无话可辩。对冷酷和贪婪的指控，没什么可为之辩护。他没有过悲惨的童年，也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他想跟对待所有案子那样对付它，惟一的办法就是理智地、现实地面对它，那样他才有可能像以往一样胜诉，他心想。自信固然重要，但他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临界点，需要日月星辰为他作证。他得找到这个突破口，免得晚了。他这辈子一直站在人家背后。为什么他不能进入来世呢？ 大步走向会议室，迈尔斯将案卷往桌子上一搁，注视着聚在他面前的脸孔：“我们开始吗？你们都看过材料了吗？” “嗯，我们都看过了。” 菲利普·康纳斯说。他跟迈尔斯五年了。 “那么，”迈尔斯背靠在会议桌上首的皮椅里说，“我们该不该受理？” “这是件怪案，迈尔斯，”康纳斯的眉毛往上挑，“怪极了。我的意思是，不管谁受理这个案件，都得准备打持久战。” “这点我意识到了，”迈尔斯说，“但我们能赢吗？他们掌握了什么？我们又从中看到了什么？”康纳斯打开他桌子上的案卷。这案卷跟迈尔斯的以及桌上所有的案卷都是一样的。 “托伊·约翰逊声称堪萨斯火灾发生时，她在纽约恰好心脏病发作。她还说另一个孩子从中央公园获救时，她又一次心脏病发作被送进罗斯福医院的急诊室。我今天上午跟她丈夫谈过。他从机场打电话给我，说堪萨斯火灾那天她住在医院里，但当天下午失踪了几个小时。医院证实她是个病人，而且他们坚持托伊·约翰逊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医院，是由一位纽约警局的警官送回来的。” “好极了，”迈尔斯说，“这不是无懈可击的不在现场的证据，是什么？”康纳斯抬起头，擦了擦眼睛。他一整夜都在研究这案卷，试图找出所有的机关和陷阱：“纽约警局没有任何接送过一个叫托伊·约翰逊的人或别的什么人到罗斯福医院的记录。向医院取证，他们所知道的只是约翰逊夫人是由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护送到急诊室的。” “我明白，”迈尔斯说，“可他们坚持说她在医院，她的心跳停止。要是她在医院，她怎么可能在堪萨斯。” “这个，”康纳斯脸上露出气恼的表情，“甚至她自己也承认她在堪萨斯。她跟她丈夫说她在堪萨斯。她跟埃斯特班医师说她在堪萨斯。我还可以向你保证她跟逮捕她的特工也说她在堪萨斯。她只能持同一口径，说她在犯罪现场。我们总不能对我们的证人的证言的可靠性提出异议。” “我们可以，如果她因精神障碍无行为能力的话。” 迈尔斯以权威的口吻说，“我们可以以她无行为能力为由中止刑事诉讼程序，送她到精神病医院，让他们直接对她的记忆力作出鉴定。接着，我们再把她带到法庭，使她获得释放。要么如此，不然我们决不让她承认在现场。” “让我来告诉你，迈尔斯，”康纳斯说，“这个女人恰恰符合绑架儿童犯的特征。她没有孩子，而又拼命想要一个。据她的丈夫说，他们做过所有检查，看过产科医师，想尽了办法。她一直表现出行为反常。她的形象就出现在堪萨斯纵火案现场的录像里。我们怎么还能赢这个案子呢？” “你看过录像吗？”迈尔斯问。由于他们尚没有受理这案件，大多数证据还无法接触到。 “所有人都看到了，”康纳斯说着，看看迈尔斯，仿佛在说：过去的十二小时你上哪儿去了？“今天早晨播了长达三十分钟的新闻专题。我以为你看了。他们有那场火灾的剪辑，还有特写，迈尔斯。接下来，还放了她被捕的镜头。是同一个人，任何人都看出是同一个人。” 迈尔斯没赶上早间新闻：“你录了吗？” “当然。” 康纳斯说。 “我呆会儿看看。” 他的目光在房间内扫视了一遍，“这么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录像？”百分之六十的人点点头，其余人则摇摇头。迈尔斯问他们：“我们该受理这桩案子吗？” “我投反对票，”康纳斯说着，将手放在合拢的案卷上，他觉得他们该适可而止。接着，他总结道：“所指控的这种罪令人反感，迈尔斯。并且，这也是我所见过的最错踪复杂的案件。我说的是那三起一级谋杀案。也许会判死刑。加之绑架的指控，你会把我们好几年都捆在这个案件上。” “嗯，”迈尔斯思忖着，“可它不是耸人听闻吗？”康纳斯愁眉苦脸，掉过视线。屋内的其他人纷纷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都明白该案触目惊心，尤其是那些从录像上看到托伊·约翰逊身穿“加州天使”t恤被押上警车的情景的人。 安·鲁宾斯基开口了，大家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她约摸三十五岁年纪，婚后不久才上的法学院。她机敏而又能言善辩，是斯潘塞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安将她褐色的直发挽了一个法国式的发髻，身穿两件套的海军蓝套装。 衣领上饰有花边。 “这是一个大好机会，迈尔斯，”她说，身子前倾，以便能看见他，“在这件案子上我完全不赞同菲力的看法。这类案件公众极感兴趣。而且我想你会使这位女人获得澄清的，没问题。显然，这里有误会。在堪萨斯肯定有个跟她像得要命的人。想想吧，当你救了这位可怜而无辜的女人，使她免于坐牢，会有多好！她是那么的漂亮、迷人、优雅。天哪，她身穿一件带有光环的t恤，满脸无辜的神情，似欲展翅飞去。” “你看这个了吗？”迈尔斯将一份《纽约邮报》推过桌子。头版便登着托伊的相片，标题是《天使还是绑架儿童的罪犯？》。 会议桌四周一阵嘁嘁私语。康纳斯瞪着鲁宾斯基。迈尔斯将他的座椅移正，说道：“我已经决定受理该案。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们不把她移送到堪萨斯，我们都干。她当时在医院里，”他的眼镜滑落到了鼻梁上，此时他像变了个人，精神焕发，“派个人到拘留所去，使她签字同意提供病历。看看他们对她进行了什么治疗，她如果旅行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再看看我们能否把她转移到医院。她的健康状况可能也是我们能把她留在州里的一个理由。再派个人去医院，看看是否有人知道警察在哪儿让她搭上车的。我们得找到那个送她回医院的警官。” 迈尔斯停住嘴，呷了一口咖啡，把卷宗搁到一旁，开始在一本黄色的拍纸簿上列提纲。 “安，找一位专家来研究那盘录像带。” “噢，我忘了告诉你当她抱着那个孩子从中央公园里奔出来时搭的是谁的车。” 她激动地说。 “谁？”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州的参议员罗伯特·魏斯巴思。” “有人跟他谈过吗？”迈尔斯问，对这一进展大为激动，“他当时怎么想？”安·鲁宾斯基仰头大笑：“他什么也没想。他的司机告诉警察说这位可爱的参议员喝得烂醉如泥。在那个女人从车上消失后，他开始像个白痴似的唠叨，只有给他服镇静剂。” “你说‘消失’，”迈尔斯紧张地问，“究竟是什么意思？” “是那样，”鲁宾斯基说，“她本来在车里，接着就不见了。我今天早上会见那位司机，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从后视镜里看见那位女人在那儿，接着便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说，她打开车门，下了车，对吗？”迈尔斯眯起眼睛，手指玩弄着登有托伊相片的那份报纸的边沿，“这有什么奇怪的？” “她消失了，迈尔斯。” 鲁宾斯基又重复了一遍，“魏斯巴思和他的司机都坚持说她没开车门，却下了车。据他们说，车门是开着的。她俯身在跟那孩子说话，突然就不见了。我无法作更多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让我们现实地面对此事，人们不可能突然消失，看来显然是那位女人乘他们没看见，猫下腰从车里溜走了。” 迈尔斯·斯潘塞一手重重地按在报纸上，低下头，眼里只看见托伊的形象和“天使”二字。标题上的其它字正好被他的手给遮住了。他脸部的肌肉变得僵硬，默默地盯着那张照片有好一会儿，房间里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接着，他站起身，拿起桌上的那份报纸，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会议室。 “救人啊！救人啊！”邦妮·曼多扎透过铁栅栏尖叫道，“她停止呼吸了！”接着，她跑回倒在地板上的那躯体，将头伏在胸口，想听听是否还有心跳。 “噢，天哪，”邦妮嚷道，“她死了！她的心脏没在跳。救人啊，快来救人啊！”托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仰躺在肮脏的漆布地板上。邦妮俯身朝着她，不知所措。一分钟前她们还坐在床沿上谈托伊的案子，接着，托伊脸上一僵，倒在地板上，在她昏过去前一直保持着这一表情。 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其他犯人们吵成一团，把头抵着铁栅栏，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女犯将一面小镜伸出栅栏想借此窥察走廊那头发生的情况。 桑迪·霍金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牢房的门一打开，她一把推开邦妮·曼多扎，将一只手指按在托伊的脖子上。 “做人工呼吸，”她朝对讲机喊道，“叫一辆救护车和担架来。给我找几个帮手。快！”她将对讲机朝铺位上一扔，俯下身，手按在托伊的胸部摸索着找她的胸骨。找到后，她便开始挤压托伊的胸部：“怎么回事？” “她好好的，”邦妮说，“突然就倒在了地板上。” 桑迪俯身朝托伊的嘴里输送氧气。透过眼角的余光，她看见另一位女看守也来了。 “救护车正在路上，”那女人告诉她，同时伸手抓住邦妮按她坐下。 “要我来替你吗？” “不用。” 桑迪边说边在托伊的胸部又挤压了一下，决心要把她救过来。桑迪在她长长的职业身涯中，替许多人做过人工呼吸。当她嘴对嘴把她的呼吸传送给她们时，她们不再是罪犯，不再是陌生人。这是桑迪的职责。 “他们会带担架来吗？”在再次对着托伊的嘴吹气前她大声问。 答案马上就有了。两个男人抬着担架冲进牢房。另一位看守将邦妮带了出去，好腾出地方给他们。 那两个男人站在一旁，望着。 “我们不能停止做人工呼吸，”桑迪一面挤压着托伊的胸部一面说，“把她抬到担架上，我跟你们一起走。” 那两人照她的话做，抬起托伊沿着走廊飞奔。桑迪跟在他们旁边，继续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每隔几秒钟他们就停一停，放下担架，让桑迪挤压扎伊的胸部，等他们抬起担架前进时，桑迪再接着给托伊吹气。 穿过大门，进入监狱分区，又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他们终于到了外面。 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车的后门开着。拘留所里虽然有一个医务室，但无法处理这样的重病，要是犯人真的死了，他们希望她死在大墙外。不然，在统计表上看起来不好看。 救护车的红灯闪烁着，警报器尖叫着，载着托伊呼啸而去。桑迪·霍金斯蹲在路边，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好几位看守也赶到了，其中一位搂住桑迪。 “我没救活她”，桑迪哑着嗓子说，“我努力了！我努力了！上帝呀，我是怎样的努力！” “你是了不起的！”另一个女人安慰道。 “不错，”桑迪说着抬起头。 “可够吗？”托伊走在狭长的鹅卵石路上。路边是鲜花盛开的田野，芬芳、甜美的气息是如此的醉人，托伊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远远地，她瞧见身穿桃红色礼服的玛吉·罗伯茨，礼服是用最华贵的缎子做的，饰有白色的蕾丝。 她的腰部系着一根宽宽的缎带，头上则是白缎子的蝴蝶结。托伊手搭在眉沿上，瞧着，玛吉就站在太阳底下，周身沐浴在温暖的、金色的阳光里，幸福地笑着。走近了一些，托伊看见一顶巨大的白色帐篷，在微风吹动下起伏着。 人们的欢声笑语随风飘荡。听上去像是生日聚会或进行婚礼。 就在托伊走得更近，能够看到玛吉的脸时，她看见玛吉正向她招手，鼓励她加入庆祝的行列。接着，就像突然降临一样，梦境突然消失了。托伊所记得的最后一幕是玛吉伸出手，她正要去握。 睁开眼睛，托伊看见的不是玛吉·罗伯茨，而是埃斯特班医师，一位穿警服的男人，一群白衣的护士。更令她吃惊的，还有她父母那饱经风霜的脸。 她闭上眼睛，任黑暗再次带走她。那个穿警服的男人想必是来带她回拘留所的。她无法忍受这个。 接着，她听到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唤着她的名字，“托伊，醒醒！托伊，我是斯蒂芬。你听见了吗？你父母在这儿。” 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她应不出。不知什么东西拖着她往下沉，扼住了她。 “托伊，亲爱的，”黑暗中响起了她母亲的声音，“哦，我的宝贝，我的乖宝贝。跟我说话呀，托伊。你要是能听见就捏一下我的手。” 托伊感到了她自己的存在，她的身份，但她无法回答，无法捏她母亲的手。她没有手，没有嗓子。她的身体似乎变成了一团旋转的微粒，混入一堆泡沫翻滚的大杂烩中，消散在宇宙空间。 “托伊，乖乖，”这深沉、痛楚的声音，是她父亲的，“快醒醒，亲爱的。我的小斗士呢，我的小托伊在哪里？”胸口好像被戳了一刀，一阵疼痛，托伊发出呻吟。接着，她睁开眼睛，看到了埃斯特班医师的脸。 “她有知觉了，”他转过头对旁边围着的那圈人说，随即又低头望着托伊。 “你感觉怎么样？”为什么他们老这么问？托伊心想，再一次闭上眼睛。由于胸口疼痛，她痛苦地呻吟着。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同一个医院，同一位医师，同样的不相识的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难道他们不觉得他们在玩旋转木马游戏吗，这一切他们以前不是都经历过吗？ “约翰逊夫人，”埃斯特班医师继续说，“我知道你现在能听见我的话。如果你无法开口，就听着。你做了手术。你现在在罗斯福医院的康复病房。我们放入了一个起搏器。一切都进行得很不错。” 过了片刻，托伊睁开眼睛，望着她父母。就在他们身后，她看见了斯蒂芬：“他们放入起搏器了？” “是的，宝贝儿，他们放了。” 她母亲说，“你就会好起来的。以后不会再有麻烦了。” 托伊深情地凝视着她母亲的脸。她曾经那么美，但现在她老了，脸上满是皱纹。托伊的目光落在她淡褐色的眼睛上，那里面满是慈爱和理解：“你为什么让他们那么做，妈妈？” “噢，托伊，我们没别的选择。你差点儿死。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病了？”说到这里，她母亲突然用手捂住嘴，眼里满是泪水，“我们从电视上不得不看到……我们的宝贝托伊被逮捕。” 她父亲俯身亲吻她的脸。他的呼吸中带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味。 “你又抽烟了，爸爸？”托伊说。 “不错。” 他说。 现在，逼近她的是斯蒂芬那张宽大的脸，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托伊扭头避开他：“出去！你没权利让他们宰割我，把什么机器放入我体内。” “我别无选择，托伊，”他粗声说，“你要么动手术，要么死。你让我怎么办？” “让我死好了。” 她说。 几分钟后，她听见他在房间的一角对她父母低声说：“我没法劝她，这三四个月来一直如此。” 托伊说的是真心话。她想死，准备好了死。等她一好，那个穿警服的人就会带她回拘留所。所有人都鄙视她，认为她是个绑架儿童的罪犯和疯子。 她无法救任何人，她心想。她连她自己都救不了。 西尔维娅几天来一直试着往旅馆给托伊打电话，但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由于关切，她曾给罗斯福医院打过几次电话，高兴地得知托伊不住在医院了。这是个好兆头，她对自己说。 星期二早晨，等她哥哥已经上班后她才起床，心里想着：不知道她朋友是否还在曼哈顿，要是还在，她今天是否乘预订的班机跟她一起回去？她在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在桌子旁坐下看晨报。 “谢谢，艾贝。” 她自语道，从台子上的盒子里抓起一个炸面饼圈，咬了一大口。 当她看见报纸的标题和托伊的脸正对视着她时，惊得嘴里的食物都吐了出来。 “天哪，”她叫道，“被捕？托伊因为谋杀罪而被逮捕。” 西尔维娅的头在转。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到底在胡扯什么？她迅速浏览了一遍那篇报道，心想这是她所碰到过的最为希奇古怪的事。可那真的是托伊，身穿那件滑稽的棒球衫，看上去光彩照人。 冲到电话机旁，她开始拨电话。她得设法搞清楚他们现在把她弄到哪儿去了。 萨拉又累又邋遢。这倒不是工作过度的缘故，因为她这几天来几乎没离开过阁楼。她是由于精神上太疲惫了。她悲哀地意识到她与这位饱受折磨的年轻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已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如果雷蒙德的状况不能很快的改善，他们将不得不腾出阁楼，萨拉真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如果她不工作，他们就没钱，而雷蒙德这副样子，除了跑出去买东西，她当然不能扔下他一个人超过几分钟。在思维不连贯的状态下，他会逛出去把自己弄成重伤的。 萨拉明白她将不得不让他们把他送进某家医院。她显然无法承担这样的重负，徒然浪费时间。 雷蒙德的情形有所改善，但也就那么一点点。他仍然沉默不语，即便是在他警醒时，他的行为也是孩子气的、古怪的。他似乎被困在对生命中的那一天的无休止的幻想中了，这就是他见到那个神秘的红发女人的那一天。一天夜里，他的神志特别清醒，他用杂乱无章、萨拉听不太明白的语言向她讲述那天发生的故事。但在他讲述时，她一直激动不已。从他嘴里发出的每一个单词好像都来自天国。 打开《纽约时报》，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突然，她透不过气来。 “是她！”她朝雷蒙德尖叫道。他正身穿睡衣坐桌子旁，摇晃着脑袋。萨拉把报纸往他面前一塞，绕过桌子站到他的身旁。 “瞧，雷蒙德，”她激动地说，“是你的天使！你认出她了吗？天哪，她甚至穿着跟画上一模一样的t恤！瞧，雷蒙德！快瞧！”见到他没有反应，萨拉摆动他的脑袋好让他看见报纸。接着，她把报纸举到他的鼻子底下。 “你一定得看，”她嚷道，“你看不见吗？是她，雷蒙德，是我在医院里碰到的那个女人。是你的天使。” 他的双臂垂在身体的两侧，但萨拉看见他的右手一张一合地在动，接着，她听见他的脚在桌子底下发出响声。 “她正处在危难之中，雷蒙德，”她大声说，想让他听见，并祈愿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奇迹。 “你的天使正处在危难中，她需要你。你眼看着他们把她投入监狱吗？你不试着去帮助她吗？她不是帮过你吗？”《纽约时报》登着托伊的同一张照片，但报道内容有很大差异。远不像《邮报》那样富有煽动性，《时报》只是客观地报道了托伊被控试图绑架儿童。尽管萨拉不太了解这位女人，但她心里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雷蒙德的神秘女人怎么可能是个罪犯呢？ 萨拉探过身子，注视着雷蒙德的眼睛。她看见他的眼珠子来回转动。接着，她突然明白过来他正在干什么，不禁百感交集。 雷蒙德是在看报纸。 他确实在看那篇报道。萨拉站在那儿，一动都不动，惟恐她一动会使他分心。五至十分钟后，他抬起头。 雷蒙德的双唇撮成“零”状，有那么一会儿，萨拉搞不清他是准备开口说话呢，还是只不过跟她耍孩子气。但他没有避开眼睛，继续凝视着她，嘴唇微微在颤抖。终于，单词发了出来。 “是的，”他说，阴郁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你……你发现了她。” 就在这时，萨拉听见电话铃响。她想不睬却又怕铃声会使雷蒙德心烦。 她拎起电话，朝电话里吼道：“你想怎么样？”她从那油滑的声音里已听出是弗朗西斯·希尔伯恩。 “噢，”他说，“你一定是那位照顾我们的雷蒙德的可爱的姑娘吧。对不起，宝贝儿，我忘了你的名字。” “我们的雷蒙德？”萨拉觉得滑稽，她将电话线拉长到了厨房，这样雷蒙德就听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你打算把他赶到街上，还记得吗？那天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 “不，”希尔伯恩说，“你一定是误会了。我为什么要撵走我最有天赋的主顾呢？雷蒙德·冈萨雷斯是个天才。” 他顿了一下，继续连珠炮似的往下说，声音里透出兴奋：“不过，我们别再叫他雷蒙德了。不，不，亲爱的。我们必须永远把他跟‘黑石头’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宣传时所用的名字。” 萨拉迷惑不解。接着，她用眼角扫了一眼雷蒙德，却看见了那张真人般大小的肖像，就是展翅欲飞的那张。当然了，她对自己说。既然雷蒙德创作的主人公出了名，媒介一窝风似的围绕着她，希尔伯恩无疑会利用这点剥削雷蒙德的成果，为自己牟利。 “我明白了，”萨拉慢吞吞地说，“我猜你看了《时报》的那篇报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希尔伯恩辩解道，“不过你瞧，我这就派司机来取雷蒙德的画，以便这星期举办画展。一定要捆扎好，让他全都拿来。” “雷蒙德的画不卖。” 萨拉说。 “你在说什么？”希尔伯恩气急败坏地说。 “不管怎么说，你以为你是谁？它们当然是要卖的。他是个艺术家，他得把画卖了买吃的，你这愚蠢的女人，而我是他的经纪人。你算老几？不过是他在街头捡的小婊子。” “也许吧，”萨拉说，打定主意，不为他的侮辱所动，“可我现在是阁楼里的一员，希尔伯恩，现实占有，败一胜九。所以我要是你，我就不浪费时间派人来这儿，因为我不会让他们进门的。” “我……我要驱逐你，”希尔伯恩咆哮道。 “我要把你送上法庭。阁楼和那里面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你想耍什么把戏？” “可是，你不占有雷蒙德，”她说，“并且，你也不占有他的画。” 说完，她“砰”地撂下话筒，满意地笑了。 当她走出厨房时，雷蒙德已不再默默地坐在桌子旁。他将一大块画布铺在画架上，像个正常人那样在作画：俯身，立起，挥笔。萨拉走近一看，呆住了。随着他手中的画笔在画布上轻捷地跳跃，火红色头发的天使的淡淡轮廓已经活生生地呈现在她面前。 正文 第十三章 当托伊再次睁开眼睛时，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房间，一位护士正在给她号脉，量血压，测体温。 “挺好，”她说，“想吃早饭吗？” “不，”托伊说，“让我一个人呆着。我只想睡觉。” 埃塞尔·梅耶斯突然出现在她床前，那护士不见了，“早晨好，甜心。你休息得好吗？” “还有谁在？”托伊问，她没看见别的什么人，但还是要确证一下。她不想看见斯蒂芬。现在不，永远不。 “好吧，没人，宝贝儿。你瞧，”她母亲说着，举起一塑料袋，“所有这些信都是给你的。” “你说什么？” “它们都是你的崇拜者来的。还有，托伊，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小孩、老人，说的是同样的话。” “说什么？说我是个绑架儿童的罪犯，罪该万死。” “不，”她母亲摇摇头，将塑料袋放在地板上，“当然，我没有每封信都看。我没时间，可托伊，在我看过的所有信中，人们都认为他们见过你，认为你以某种方式帮助了他们。” 托伊惊住了。这一定又是她的疯狂的幻想。所不同的只是这回当她穿过半阴影区时，她母亲伴在她身边。 “喏，”她母亲说着，把一封信举到她面前，“我给你念。这个小女孩住在日本。她这封信是通过‘西部联盟’寄到的。她一定很聪明，因为她的英文写得极好。‘亲爱的天使’”——托伊的母亲停下来从眼镜上方瞥了一眼托伊——“叫得有多甜！她称你为天使。好吧，我们继续。‘我在我们家旁边的小河里玩，突然一失足掉下去爬不出来了。你来了，把我拉了出来。你身穿有个大大的A字和一圈光环的运动衫，是那么的美！我妈妈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肯定淹死了。我爱你，天使小姐！密子。’你在想什么，托伊？这不是很可人意吗？”托伊没作声，她沉浸在回忆中。她记起了什么，一个黑头发的小姑娘，长着她所见过的最完美的手和脚，小河，奇异的房子，一切都似乎近在眼前。 她是什么时候做的这梦？她问自己。记不起来了。太多了——这样的梦，天真无邪的孩子。 “你要我再给你念一封吗？”她母亲问。 托伊心里热乎乎、甜丝丝的，既平静而又不平静。她欠起身，靠在枕头上，望着她母亲。 “我爱你，妈妈，”她说，“不管发生什么，我爱你，永远爱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我也爱你，宝贝儿，”她说，“可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你要我再给你念一封信吗？它们是如此甜蜜，如此逗人爱，会使你感觉好起来。” 托伊打量着她母亲慈详的脸。她不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写信给她女儿吗？她不想知道为什么她女儿会因为谋杀罪而被起诉吗？她是不是一点儿都不关心她女儿可能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 她母亲此刻正俯身在翻捡那些信。 “把它们都念一遍。” 托伊说。 “什么？你说都念一遍？所有这些信？哦，天哪有这么多！这么许多信，都来自可爱的孩子。” “把它们都念一遍，妈妈。我们又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她母亲笑了，从袋子里拿出满满一把信：“这正是我所想的，亲爱的。” 星期二下午，就在迈尔斯·斯潘塞的司机将车停在罗斯福医院前面时，至少有五十人聚集在路边，许多人手里举着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的是：“释放天使！”有几个人的标语牌更为特别，不但将他的当事人与天使而且与加州天使联系在一起。就在迈尔斯斜着眼睛透过他的高级轿车的有色玻璃窗向外张望时，他意识到这些人只是被一个电视节目，几条新闻短片和报纸上的几篇文章引来的。这一切真是难以置信。不过，当然，这是在曼哈顿，他自鸣得意地对自己说。每个角落都有疯子。 他刚钻出车子，一个长须飘飘的男人就朝他袭来，差点把他打倒在地，“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现在他们又试图关押他的天使。” 迈尔斯打跑了他，手在衣服上擦了擦，而后朝医院走去。在登记后，他挤过长长的队伍才到前面。 “我要见托伊·约翰逊。” “你以及这世上余下的人，”那女人说，她满头银发，看上去像个Brillopad，身穿粉白相间的志愿者制服。 他回头环顾了一下排着长队的人们：“所有这些人都是等着见托伊·约翰逊的？” “他们是这么说的。但你见不着她。谁也见不着她。她被看守着。她是个犯人，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迈尔斯说，“我是她的律师，我必须见她。这很紧急。” 她盯着他。 “别骗我，”她叹了口气，“我这一天都忙坏了。” 迈尔斯笑了。她使他想起了他母亲。 “喏。” 他说着，把他的名片“啪”地搁在台子上。 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矮胖、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的女人拎着一只小提箱走向他，满脸激动的神情。 “我听见你说你是托伊·约翰逊的律师，”她气喘吁吁地说，“你带我去见她。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好几个小时了。我随时得去赶飞机。” “对不起。” 他说着，厌恶地看了西尔维娅一眼，转身走开。 “不，”她叫道，“我得见她，告诉她我等着。看看她是否有办法让他们同意我进去。” 迈尔斯回头瞟了一眼，但没停下脚步。西尔维娅又嚷了一句，他没听清她在说什么。 “什么？”他有些烦这个古怪的女人胡搅蛮缠。 “告诉她我爱她，”西尔维娅说，“求求你，告诉她我为她祈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迈尔斯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便站在了托伊所住的病房门口。他跟站岗的警官说了说，接着，打开房门走了进去，紧张得就跟他参加律师考试那天似的。 “约翰逊夫人，”他说着，淡淡地笑了笑，“我是你的律师迈尔斯·斯潘塞。” 他吃惊地张大嘴：床上的那个女人如此娇小，如此像个孩子。她的一头红发披散在枕头上，脸上没有化妆，一双眼睛似乎能看穿他。蓦地，他感到一丝寒意，从床边后退了几步。 “这是我母亲埃塞尔·梅耶斯。” “很高兴见到您。” 他说着，用力握了握她那瘦骨嶙嶙的手，而后目光转回托伊身上，“噢，我有一些好消息。我敢说这是一天来头一桩好消息，嗯？”托伊和她母亲都没作声，只是望着他。两人的脸上都含着隐隐的笑意。 “我们设法追查到了交通局的克雷默警官，他证实了你的话，火灾那天他见过你。” “这不是很好吗，托伊？”她母亲边说边抚摸着她的胳膊。 “这是不是说他们会放了我？” “噢，不完全如此。我的意思是，得过上些天。因为你的病情，我们设法把有关引渡的听审延到星期四进行。医院保证说到那时你会好的。我们正在跟堪萨斯当局联系，他们会派人来取克雷默警官和医院全体人员的书面证词。他们还要等他们的人对那盘录像带剪辑作出报告。” “什么报告？”托伊问，此刻，她正握着她母亲的手。 “他们的有关专家将对录像上的那女人和你被捕那天拍摄的录像进行比较。如果两者对不上，那么案子就结了。” “纽约的案件怎么样？” “哦，”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那些指控尚悬而未决。不过，我很有信心，我们可以根据那孩子的证词推翻有关的正式指控。我打算下星期将她作为证人。她的证词会相当有说服力。” “露茜？”托伊问，绿眼睛一亮，“她好吗？我一直在为她担心。” “她挺好。” 迈尔斯踌躇了一下说，他怎么也无法将自己的眼睛从托伊脸上移开。她身上有某种特别的东西，他心想。 “约翰逊夫人，”他热切地望着她说，“能否请你母亲离开房间几分钟，这样我们可以讨论你的案子。” “为什么？”托伊问，“你可以随便说。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我，好吧，坦白地说，我想问你几个个人问题。” “哦，真的？”托伊说着，怀疑地看了看他，“什么样的问题？” “这一切令人好奇，”他说着，走到窗前，俯视着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人群。要么是他看花了眼，人群的数目比他刚到时多了一倍。就是现在，新的人或从计程车，或从自己的车里钻出来，不断地汇入人群。 “那些人为什么站在那里？”他不加思考地说，“他们当然不信天使，是吗？那是荒唐的！”托伊会意地与她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为什么是荒唐的？” “好吧，你也知道，”迈尔斯背着身子说，眼睛仍然盯着下面的人群，“天使只是幻想、民间的传说。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天使并不存在。” “你读过《圣经》吗？”托伊问他。 迈尔斯转过身，面对着她：“我当然读过。” “可你不信，对吗？”律师的脸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仿佛病了。 “我不想回答这问题。” 他怒气冲冲地说。 托伊是个凭直觉行事的人，她的直觉告诉她不喜欢此人。他身上有种东西拒斥着她，尽管她也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突然，她瞧见了它。从他体内发出一种怪异的红光，仿佛他正站在炼狱里。托伊立即明白了那是什么，是损人利己，玩世不恭，贪婪和恶毒。此人关心她的命运并不比他关心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更甚。 他关心的整个儿是他自己。 走近床前，迈尔斯·斯潘塞张嘴想说什么，随即又闭上了。过了片刻，他试着再次提起话头。 “要是你……知道什么……我，嗯，我想……”他像是想不起自己想要说什么。 托伊从床上坐起身：“我只能给你提个建议。你说你读过《圣经》，对吗？你是这样说的吧？” “嗯，我是读过的，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哦，”他稍微放松了点，但笑起来还是很紧张的样子，“是我小时候。” 她压根没碰过他，但迈尔斯·斯潘塞还是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仿佛挨了一巴掌似的。什么她都知道，他对自己说。此时此刻，他完全相信他所代理的这位女人是个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创造物。他是如此肯定这点，以至于他觉得自己会举着标语牌，加入街上的人群。 她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以前从没人看到过的地方——看到了那个瘦小、羞怯的男孩，父亲是宾夕法尼亚一个乡镇上的卫理会牧师。他父亲布道时的形象浮现在他脑海里，他甚至感觉到他那时总捧在手里的那本羊皮纸《圣经》的柔软的质感。每个星期天听完他父亲的布道，他总是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像他父亲那样成为一名牧师，拥有自己的教徒。 “你读过《圣经》了吗？”在他上床前，他父亲总是这么问他。有时迈尔斯会读他父亲指定的章节，接着便忘了读过的内容。 “那你最好再读一遍。” 他父亲会这么说。 他那时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关怀别人。这些都上哪儿去了？他怎么丢的呢？ 是的，托伊明白他想了解什么，他需要什么，以拯救他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地狱，他心想。并且，她知道他这辈子从未曾如此迫切地想了解更多。这个能同时出现在两地的飘渺的精灵究竟是什么人？一个鼓舞所有这些人的创造物？她来自何方，又准备去向何方？ 她什么都明白，但她显然不会告诉他。不知怎么，她看穿了他的内心，发现他毫无价值。 几分钟后，当这位律师拖着脚走出病房时，门口的守卫抬起头，几乎把出来的这个人与先前进去的那个人视作两人。刚才进去的那个人仪态高贵，昂首挺胸，一脸威严、庄重的表情。而现在沿着走廊踽踽独行的这个人却弯腰曲背，灰头灰脑，只是机械地抬脚往前走。那警官打开病房门，想看看是否还有什么人在里面：“一切都正常吧？” “是的，”托伊的母亲礼貌地说，“你的工作做得挺好，警官。” 那人的头缩了回去后，托伊的母亲举起一封信：“开始下一封，宝贝儿？哎呀，这封信是从亚里桑那来的。” 晚上，母亲走后，托伊正要睡着，门突然猛地开了，西尔维娅冲了进来。 “嘘——”她回头朝门口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我是个护士，瞧！这是我得以进来的惟一办法。” 托伊望着她的朋友，忍不住大笑。只见西尔维娅脑袋顶着缀有红十字的小巧的护士帽，脖子上挂着一只小小的听诊器，身穿白罩衫和大约小两号的白裤子。 “那是塑料的吗？”托伊“格格”笑着，手指听诊器。 “不错。” 西尔维娅说着，拿起听诊器放在托伊的前额。 “没事，那里面没什么东西。” 几秒钟后她说，逗得托伊又“格格”大笑。 “这帽子是你从哪儿搞到的？”托伊终于止住笑，问道，“是从一位矮小的护士那儿偷来的还是怎么的？” “噢，这个？”西尔维娅朝托伊咧咧嘴笑道，“他们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去买了一套孩子过万圣节的道具。由于没有适合我穿的衣服，我穿了自己的白罩衫，接着在廉价商品店找到了这裤子。” 她停住嘴，扭扭屁股，“有点紧，唔？” “也就稍微紧一点。” 托伊说着，扭过头去又笑了。 “见鬼！”西尔维娅说着，用力扯了扯两腿分叉处。 “这是折价处理的，我还以为拣了个大便宜呢。” 说到这里，西尔维娅的脸色转归正经，在托伊的床沿上坐下，“我误了飞机。” “怎么回事？”托伊关切地问，“你明天得回到学校。由于我的事，得有人——” “怎么回事？”西尔维娅摇摇头嚷道，“我最好的朋友住在医院，警察指控她谋杀。我怎么能不担心，嗯？你怎么想的？我就这样回家，把你撇到脑后？” “我没事，”托伊说，“真的，西尔维娅。我挺好。他们给我装了个起搏器，所以问题应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要你回去，我要你代我去看看玛吉。我前两天梦见她了，我很担心。” “哦，是吗？”西尔维娅眯起眼睛望着托伊，“那警察这头呢？我刚到那儿去作过证，可他们极为粗鲁，托伊。他们深信你做了那些可怕的事。” “他们无法证明，”托伊立即说，“堪萨斯火灾那会儿我正心脏病发作。你跟我在一起，记得吗？你跟他们说了，是吗？” “我当然告诉他们了，”西尔维娅说，“可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认定我在撒谎，想包庇你。” 西尔维娅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我一直在想啊想，却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报纸上说有一段你救那男孩的录像。而整个事情正如你所说的：火灾，学校，甚至还有那旷野。怎么会这样呢？”托伊只是耸耸肩，一脸顽皮的神情。 西尔维娅深深地吸了口气。 “哦，天哪，”她大声说，“我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好像你是一个凡人似的，可你不是，你真的到过那儿，是吗？”托伊点点头。 西尔维娅跳起身，把托伊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双目因惊异而圆睁。 “我明白了，”她说，“这就是奇迹。我只是无法相信你是我的朋友，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人会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爱你，西尔维娅，”托伊头抵着她的胸前喃喃地说。这会儿，西尔维娅正搂住她的脖子，几乎把她勒死，当她终于放开她，托伊抬起头：“如果你调到另一所学校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西尔维娅双手叉腰：“你在说什么？调动？谁说调动来着？我从来没有想离开杰弗逊。” 她摇摇头，“我那么说只是开开玩笑。” “不，你不是开玩笑。” 托伊毫不放松。 “是的，我是开玩笑，”西尔维娅争辩道，“我爱杰弗逊。我爱跟那些孩子们在一起。他们需要我，我怎么会要求调动呢？” “他们确实需要你，”托伊说，“他们需要持积极的人生观和幽默感的人。” 她笑了笑，补充道：“在杰弗逊有许多意外事件，而你擅长做人工呼吸。” 西尔维娅挺起胸脯，心中充满自豪：“我做得不错，是吗？我以为我会惊慌失措呢。” “你做得棒极了，”托伊认真地说，“我欠你一条命，西尔维娅。我说的是真的。” 看到她朋友掉下了眼泪，托伊感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 “快走吧，”她催促西尔维娅，“要是你现在走，你还能赶今晚的飞机回去。” “可我不能离开你。” 西尔维娅抽泣道。 “走！”托伊比先前更坚决地说，“快走，西尔维娅！学校里需要你。我们不能两人都不在。你必须回去！” “我要你知道我相信你，”她握住托伊的手，低声说：“我老是想，你是位天使，我是说，不是真的天使，而是善良得足以进入他们的行列。现在，所有这些人也知道了，这很好，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人！”托伊探过身子，亲吻她的前额。西尔维娅站起身准备离开，却又犹犹豫豫的。走到门口，她停住脚回头望着托伊，脸上一副迷惑的表情。 “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再是个犹太教徒。” “我不这么认为，西尔维娅。” 托伊勉强笑道，“为什么你会说这种傻话？” “噢，如果你是位天使，而我相信你是位天使，”她沉思着说，“我搞不清，整个这件事似乎不太合乎犹太教。” “瞧，”托伊热切地说，“我没法解释我是怎么回事。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相信这艘船有人掌舵，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有特殊安排，西尔维娅。我不认为我们是犹太教徒或摩门教徒或信奉别的什么宗教是个真正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完全懂，”西尔维娅眼里闪过一丝坚定的神色，“我明白我要回到那所学校，成为一名那些孩子所见过的最最棒的老师。” 没等托伊说什么，西尔维娅转身消失在门口。 第二天早晨，托伊告诉她母亲她想见斯蒂芬。就在她母亲沿着走廊去叫他时，埃斯特班医师顺道进来告诉托伊他明天只能让她出院回拘留所去。 “我很遗憾，”他说，“但我尽了全力。他们将让你住他们的医务室，可……” “我明白，”托伊说，“我要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等他一离开，托伊推开床上的托盘，试着梳了梳头，又抹了点口红。她不想让斯蒂芬看见她无精打彩的，她要让他看到她挺好。 这天下午，斯蒂芬站在他妻子床边。在他到之前，托伊已经被允许下床，在警卫的监视下在过道里走动。这会儿，她穿着浴衣，背靠着枕头坐在床上。 他板着脸，冷淡地说：“你要我来，我来了。到底有什么事？” “我在旅馆的保箱里寄存了一些东西。你结帐回家时，请替我取出来。有盘录像带，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但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好好保管。可能很重要。” 她停住嘴，递给他一样东西，“这是钥匙。” “这就是你叫我来的原因吗？”他愤怒地说，“怎么？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知名人士，而我是你的跟班吗？” “我已经下决心离婚，斯蒂芬。” 托伊自己也吃了一惊，她终于把这话说了出来。她竭力保持镇定，低沉地说：“我知道你这几年来一直不快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是说，我试图照你所要求我的一切去做。我猜不是那么回事。” 他一言不发地望着她，目光黯淡而疏远。 “我不会使你倾家荡产或怎么样，”托伊继续说，“你可以继续拥有房子、汽车，一切。只要给我足够的钱付律师费和开始新的生活就行了。” “打算干什么？”托伊没有回答他。多说也无益。心心相印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要你知道我真的爱过你，”她温柔地说，“跟你结婚那段时光，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日子。” 他的脸色和缓下来，拖着脚在漆布地上来回走着：“我依然爱你，托伊，可我想你已经不再爱我了。仿佛我近来所做的或所说的一切都错了。” “我从来没说过。” 托伊边说边找寻着他的眼睛。 “这个，从你的行动上都表露出来了。我的意思是，我只担心你的健康。我知道会发生可怕的事。当然，我从没想到你会因谋杀而被逮捕。要是你不像个傻子似的出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应该呆在家里，呆在属于你的地方。” “听听，你刚才说的话！”托伊立即说，“想一想吧，斯蒂芬，你把我当成了一个低能儿对待。”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托伊，你错了。我认为你太脆弱了，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太善良了。我只是害怕，你知道的，害怕有人会伤害你。” 他说到这里，哽住了，满眼含泪，不得不停住嘴，“你付出了那么多，什么也没有剩下。你一定是恨我想要保护你？” “不，”托伊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没怪你。我明白，斯蒂芬。真的，我明白。” “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婚？”泪水从托伊的脸上“哗哗”地往下流： “我只知道是时候了。” 她伸手去够纸巾。 “什么是时候了？”他问道。 “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 她低声说。 “我明白了，”他生硬地说，“那么我想我们就要分手了。” “我想是的。” 托伊悲伤地说，“不过，你能抱抱我吗？就几分钟。我只想让你抱抱我。” 斯蒂芬走过来，挨着他妻子在床沿上坐下。 接着，他将她苗条的身子拥在怀里。 “事情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他低声说，“我竭力给你一切。我们有美丽的房子，漂亮的衣服和崭新的汽车。” “是的，斯蒂芬，”托伊柔声说，“可你却没给我所需要的一样东西。” 他的脸因极度苦恼而扭曲：“告诉我那样你需要而我没给你的东西！告诉我！” “你不相信我。” 在她丈夫将她推到床上的当儿，托伊扭过头去。等她转回头时，却看见门已经合上了，斯蒂芬走了。紧接着的这一天，他们将托伊转到了拘留所的医务室。下午，她被允许见客。坐在小小的会见室里，仍然穿着睡衣和拖鞋，托伊打量着杰夫·麦克唐纳：“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走上银屏，”他说，“把你刚才跟我说的一切告诉世人。你怎么心脏病发作，怎么做那些梦。这些梦怎么就成了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我们的观众遍及世界。我们准备制作一个九十分钟的特别节目，在黄金时间播放。” 那位记者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就他所知，眼前这位女人是一个危险的罪犯或至少是一个疯子，公众却不想听这点。就像或其它愚蠢的科幻片一样，他们愿意相信她是位天使，于是菲尔德和的其他头面人物决定让他们如愿以偿。公众要看有关杀手的连续剧，就给他们播放。他们想要天使，天使也有了。他的感觉就好像屁股被螫了一下。他干的是一项爆炸性的侦破工作，他们却硬要把它变成庸俗的新闻报道。 “不，”托伊说，“我不能。首先，我是在监狱。” “这不是个问题，”他不耐烦地说，“我已经跟看守说过了，我们就在这里拍你的这部分节目。” “我不知道。” 托伊说。她记得此人，记得他在她被捕那天跟摄影师在一起。就是他要她转过身来好让他们抓拍她的脸。而现在他却坐在这里要她上全国性的电视台。 “瞧，”麦克唐纳说着，探过身，“这是你的一个机会，向世界表明你是谁，并从你的角度讲述你的故事。” 他顿了一下，“这是你证明你无辜的好机会。如果这些案件不审判，谁知道你有罪还是无罪。” 托伊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她将永远是个绑架儿童、放火焚烧满是孩子的校舍的罪犯。不管她到底做了什么，这阴影将永远笼罩在她头上。 托伊不知道她是否会失去工作，要是真的失去，别的学校的董事会会不会雇她。 “好吧，”她最后说，“就这么办。” “妙极了！”麦克唐纳说着，站起身握住她的手，“我们会作好充分准备。也许明天拍，你行吗？” “我想没什么问题，”托伊说，“我得做什么？” “只须如实回答问题。” “好的，”托伊点点头，接着又想到了什么：“我要我母亲在场。” 麦克唐纳皱皱眉头。每个人都会提出要求。至少，她没有像所有别的人那样要钱。他深知，如果他们不抢先报道，别的电视台、电影厂都会争着购买电视、电影的拍摄权。这阵子，她是全国最大的新闻。不管这女人要什么，她都能得到。 “我们看看能否安排。” 他说。 次日早晨，桑迪·霍金斯来上班时，有二百多人聚集在监狱前，人人手里都举着“释放天使”的牌子。纽约警察局已迅速派来警察监视人群。 “他们在那儿呆了有多久了？”桑迪问监视亭的警官。 “一整夜了。他们举着蜡烛站在那儿。” “天哪，”她说，“他们一定是听到消息今天这里要拍录像。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想上电视。” “你见过那些人吗？”那位男警官说，从他的哨位盯着街对面。没等桑迪回答，他紧接着说：“有孩子、老人和妇女，每个人都打破了正常生活来到那里。你认识那个穿黑雨衣的人吗？那是魏斯巴思参议员。他是最晚加入人潮的。” “我不认识，”桑迪说，手上拿了杯咖啡透过玻璃往外张望。 “他站在那里干什么？” “我敢打赌从见着她的那一刻起，他便丧失了对酒精的兴趣。他好像已经跟酗酒奋战了好几年了，他的肝不好。你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了吗？所有的报纸上都登着。觉得她救了他的命之类。这是不是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不错，”桑迪说，声音里透出讥讽，“整个儿神经病。事情就是这样。” 那警官转过椅子，望着高大壮健的女看守，“你能带我进去见她吗？” “见谁？”桑迪心不在焉地问，她怎么也无法将目光从街对面的人群移开。 “你知道的。” 他忸怩地说。 她摇摇头：“你，泽勃？你现在也信那女人了？” “我没说我相信她。我只是说我想见见她。谁知道呢，也许她有几分像天使。要是她真的是，我想证实一下并许三个愿。” 说完他笑笑，但看得出来，这笑很勉强。他是认真的。 “我想你头脑有点儿混乱，泽勃。天使不会兑现你许的三个愿。” 桑迪说，心想她已经听得够了，便站起身走出监狱去值她的班。 “那是妖怪，傻瓜。” 萨拉把所有的报刊杂志上登的有关托伊·约翰逊的每一则报道都看了，而后再给雷蒙德看。他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清醒。他已经跟她说过好几回话，并重新开始作画。他的眼神不再涣散，而是越来越机敏。跟他并排坐在阁楼的地板上，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和一块吃了一半的比萨饼。萨拉开口说：“我们得做些什么，雷蒙德，她会被移送到堪萨斯，因谋杀罪受到审判。明天就是听审的日子。” 她顿了一下，打量着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打电话到医院和监狱，可他们不让我跟她说话。” 地板上摊满了报纸，雷蒙德随手捡起一张。 “瞧！”他指着其中一篇报道上配的一张照片。 “我知道，”萨拉越过他的肩膀望着他手指的那张照片，“这是她在堪萨斯所救的男孩。” “我们打电话给他。” 雷蒙德说，目光狂乱地在房间内搜寻着。 “打电话给那个男孩？他受了伤，雷蒙德。他能做什么？” “他能告诉法庭究竟是怎么回事。” 萨拉搔搔头，思忖着。他的建议并不算太牵强。要是他们能说服贾森·卡明斯飞到纽约参加明天托伊的听审会，他们也许就不会把她引渡到堪萨斯了。如果有什么人能向当局证明托伊没有伤害或绑架孩子的企图，那这人当然应该是被她所救的这孩子，她心想。 “你也许说到了点子上，”萨拉对雷蒙德说，“给我一张纸，我看看能否跟那孩子在托比克的父母联系上。” “不，”雷蒙德坚决地说，站起身俯视着萨拉，“这事我得自己做。” 正文 第十四章 星期四早晨，托伊让人把那套灰绿色的套装给她，她好穿着上法庭。她紧张而害怕。托伊知道听审本身并不是正式的审判程序，但它是通向后者的第一步，因而它本身就够令人害怕的。 跟其他几位女犯人一起坐车到达法院后，托伊被押着经过一道弯弯曲曲的走廊和楼梯到了候审庭。她一进去，立即引起了一场骚动，许多人都起立鼓掌，仿佛她走上的是舞台似的。她看见迈尔斯·斯潘塞直挺挺地站在辩护席旁，接着又在人海中望见了她父母熟悉的脸，斯蒂芬就坐在他们边上的侧廊上。她在人群中搜寻着，以为会看到乔伊·克雷默，可他显然不在场。她母亲朝她笑笑，挥挥手。斯蒂芬则看上去颇为尴尬，很不自在。 “肃静！”安东尼奥·瓦莱利奥法官环顾着法庭，举起手中的小木槌“当”地敲了一下：“我说了，肃静，人们！再有人吵闹，法庭将把他清除出去。” 例行手续毕，迈尔斯·斯潘塞起身跟法官打招呼：“我们想传唤几个证人出庭，阁下。” “证人？”上了岁数的法官说，“你是什么意思，律师？这是一个有关引渡的听审。我们今天所要决定的只是这位女人是否应该被引渡给堪萨斯州当局。” “这个我知道。” 迈尔斯干脆利索地说，“但我的当事人被指控犯了穷凶极恶的罪行，三桩独立的命案。我想我能向你证明她没犯这些罪，堪萨斯州对她的指控毫无根据，致使我的当事人被不当拘留。约翰逊夫人有心脏病，阁下，刚刚做过手术。把她移送到另一个州的羁押机关将是对正义的亵渎。” “我反对，法官阁下，”地区检察官说，“这是极为不正常的。” 瓦莱利奥法官一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在一张纸上涂抹着什么。最后，他抬起头宣布他的意见：“我想，本案不同寻常，我们也许得打破常规，斯潘塞先生，我同意你传唤你的证人。只是尽量简短些，这个案子结束后我们还安排了另一个案子的听审。” “辩护方传唤雷蒙德·冈萨雷斯。” 斯潘塞大声说。 随着一个黑黑的青年男子沿着侧廊走到证人席，旁听席上顿时鸦雀无声。托伊伸长脖子环顾四周，随即一怔。他看上去挺面熟，但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她跟迈尔斯说了句什么，但这位律师显得有些紧张，局促不安的，没有留意她的话。 “事情不好办，”他对托伊说。 “他是个孤独症患者，几乎无法交流，可他女朋友坚持说他能作证。” 雷蒙德身穿整洁的黑茄克，里面是白色的棉衬衫，下身是一条褐色的呢绒裤。他的长发用一根橡皮筋束在脑后。在证人席上就位，看见法庭上黑压压的人，他脸色发白，害怕地低下头。可他手心里却紧紧地攥着托伊多年前给他的那只镶有碎钻的红宝石戒指。由于捏得太紧了，戒指嵌进了他的肉里。 等他宣誓完毕，斯潘塞开始发问。 “你第一次见到被告是什么时候？”雷蒙德眼睛盯着前方，一点都不带结巴地回答道：“我十三岁时。” “在什么地方？” “在达拉斯一个主日学校的教室里。” “我明白了，”斯潘塞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雷蒙德缓慢而费劲地讲述了他的故事。法庭上一阵静默。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时刻。萨拉带来一张托伊的真人般大小的画像，画中的托伊像一个天使展翅飞进法庭。萨拉将画挂在墙上让大家看。谁都能认出画中的女人身上穿的“加州天使”t恤跟托伊被捕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并且，画中人跟托伊的相象也是有目共睹的。栩栩如生的画像打动着每一个人，在雷蒙德作证的当儿，大多数人的眼睛依旧盯在画上，使得他能较为轻松地表达自己。 尽管雷蒙德寻觅已久，这些年来一直不能自己地画啊画的那位女人就站在他面前，他可以从各种角度尽情地欣赏她，但他被一大堆人给包围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气味、讨厌的颜色在他头脑中盘旋。然而他坚持着。看一眼托伊便使他感到坚强和自信。真的是她！她就在那儿！没什么能伤害他！ 他讲述了由于患孤独症，他如何感到自己被关在一座玻璃监狱里，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位女人又是如何不知怎么的使他获得了自由。他以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嗓音，认定托伊是一位神奇的人，是上天在他需要时派来的天使。 知道她是真实的，他坚持说，这给了他以重新生活，继续绘画，以及像现在这样跟他们说话的力量。她在地球上的存在表明这世界还有希望，未来还有希望。 “完了。” 斯潘塞在雷蒙德说完后紧接着说。雷蒙德的故事颇为触动人们的心弦，他心想，并给法庭带来了一些戏剧性，但对于澄清目前对托伊的指控却无多大作用。 就在雷蒙德走下证人席时，法庭的后门开了，闹哄哄地出现了一群人。 他们当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是坐在轮椅里由一个相貌平平、穿紫红色毛线衫和黑裤子的女人推进来的。雷蒙德冲过侧廊去迎接他们，而后回过头对迈尔斯·斯潘塞说：“他来了！”他的目光瞟向托伊，随即又回到律师身上。 托伊胸中一阵激荡，望着那黑黑的年轻艺术家的脸，残存在记忆里的那天在达拉斯的片断又闪现在她脑海里。她记得急救室的值班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为她忙乎时，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尽管后来她被告知得了心脏病。仿佛她一直站在房间的一角望着所发生的一切。她记得自己蹒跚地进了教堂，正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去那里，接着便看见了他的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而是那时的样子。跟所有人一样，他曾经是个孩子，而这会儿站在几步远的地方的他却是个完全成熟的男人。 “不可思议，”斯潘塞说，“我会传唤他作为下一个证人。露茜来了吗？” “来了。” 雷蒙德说。 背后，法官正在敲他的小木槌，急切地想让听审继续进行。雷蒙德走了出去，托伊的目光转向斯潘塞。 “我得跟他谈谈，”她激动地说，“听审结束后，你得想法让他来见我。”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 斯潘塞凑近托伊，紧张地低声说。 托伊不客气地看了他一眼：“可我相信只要你下决心去做，你就能安排成。你是个重要人物，不是吗？我请求你作为一个朋友帮我一次忙。” 律师全身血都往脸上涌，他点点头说：“好的，不管任何事，只要你提出，我当然尽力。我会跟法官说的。” 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想什么，不觉说了出来，“如果我必须做的话，我还不如贿赂看守。” “好的，”托伊说着，拍了拍他的胳膊，“我真的很感激。” 斯潘塞低头望着胳膊上托伊碰过的地方，仿佛她仅仅这么一碰就使他有种触电般的感觉。他似乎完全忘了听审这回事，转过身激动地对托伊说：“我是个好人。我的意思是，我曾经是个好人。当然，我会以某种方式改过自新的。你知道，在我死之前。” 此时，法官嚷了起来，斯潘塞终于大声说：“我们传唤贾森·卡明斯，阁下。” 贾森·卡明斯被推到证人席上。他恢复得不错，但仍然很虚弱，无法自己行走，他的左臂仍缠着绷带。飞到纽约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恳求他父母带他来。雷蒙德一打电话，小男孩就决定来，谁也阻止不住他。雷蒙德究竟跟这孩子说了什么，谁也无从知道。 “她没想伤害我，”省却了第一轮询问，贾森直截了当地说。 “我身上着了火，她扑在我身上，这才将火扑灭，瞧，要不我全身都会被烧坏的。这就是我怎么知道她是位天使的原因。” “她跟你说过她是谁吗，为什么去那儿？” “先生，”小男孩说，“我当时身上着了火，在这种时候，很难记住什么。” “好吧，”斯潘塞说，“关于那天你还记得什么？” “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小男孩热切地说。 “那是个关于蓝色的小机车努力将一堆玩具拉上山的故事。瞧，故事是这样的：我想我能，我想我能。于是小机车说：‘我知道我能，我知道我能。’”贾森停下来，做了个手势，接着说：“噗，噗。这是鸣笛声，”说完他撮起嘴发出一声尖尖的叫声。旁听的人爆发出一阵大笑。再接着，他开始学机车发出“嚓嘎嚓嘎”声。 “你可以下来了，贾森。” 斯潘塞不耐烦地说。他能感到自己的名声正从手指缝中悄悄地滑走。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法庭上提供过证据。这是一场闹剧、杂耍。法官朝律师皱皱眉头：“斯潘塞先生，这孩子很招人喜欢，姑且承认，但他的证词对本案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也许我们现在应该趁时间尚未耗尽，抓紧解决引渡的问题。” “还有一位证人，”斯潘塞抗议道。法官直瞪他，他赶紧补充一句：“我向你保证我会尽量简短。” 法官叹了一口气，最终点点头。 “我们传唤露茜·潘达格拉丝，阁下。” 托伊一听到露茜的名字，猛地扭头四下张望，急切地想见她。用不着她等多久，一位漂亮的小姑娘飞快地穿过侧廊跳进托伊的怀里。她的椅子被带翻，撞在她身后的法官席上，法警不得不将椅子扶正。露茜的双手摩娑着托伊的脸和头发，然后开始吻她。湿热的吻印在托伊的鼻尖上，前额上，以及下巴上长有酒窝的位置。 “我美丽的天使！”她说着，轻轻地拍拍托伊的头顶。 “对不起，阁下，”斯潘塞抱歉地说，“正如您所看到的，证人对我的当事人极为依恋。” “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吗，斯潘塞先生？”法官严厉地说。露茜从托伊怀里爬下，将自己的蓝裙子拉拉直。她的一头金色的卷发扎着一个与裙子相配的饰有飘带的蓝缎子蝴蝶结。挺直腰杆，她朝证人席走去，敏捷地坐下。 “你几岁了？”斯潘塞问。 “九岁，”露茜清脆地回答，“但我参加了盖特计划。这就是说我比跟我同样岁数的大多数孩子要懂得多。” “你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是盖特计划吗？” “一个为有天赋的孩子设立的计划。” “我明白了，”斯潘塞说，“你能告诉法庭你是怎么跟约翰逊夫人发生接触的吗？” “好的，”她说，“但我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露茜伸长脖子张望着，等看到法官，她朝他咧嘴一笑。 “既然他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她说，“我就不能问一个吗？”法官朝她和蔼地笑笑：“我想你一定有正当的理由，年轻女士，问吧。” “瞧，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决定将矛头直接对准法官，“那坏人怎么能走进教堂将我带走？那是教堂，是星期天。这不对劲，你知道？” “是不对劲，宝贝儿，”法官温和地说，“这确实不对劲。这就是你的问题吗？” “差不多吧，”她说，“要是坏人不在这儿受到你的惩罚，为什么我的天使在这儿？你是不是准备把我的天使打发走，让坏人继续伤害像我这样的孩子？这是不太明智的。我以为法官都应该很明智。” 法官嗯嗯呃呃的，想不出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朝她笑笑。 “斯潘塞先生，”他笑嘻嘻地说，“我打算让你来办这个案子。这案子我处理不了。” 法庭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回法官没管。他正暗暗地乐呢。 笑闹声平息后，迈尔斯·斯潘塞让他的证人将星期天所发生的事件的经过回顾了一遍，竭力略去犯罪活动的具体细节，以免陷入尴尬，而将大量的提问放在露茜·潘达格拉丝与托伊在中央公园一起度过的那段时间上。接着，地区检察官站起身问法官他是否能诘问她。 “好了，在约翰逊夫人将你放在州参议员的轿车后座之后，她上哪儿去了？”检察官问。 “她走了，”她说着，伸出下巴，“她有别的事要做。当你身为一位守护天使时，瞧，你不只要照看一个孩子，而是有一大帮。” “我来问你，露茜，”他继续说，“你是一位极聪明的小姑娘。为什么一位试图救你的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呢？她怎么知道你是否平安，车里的人会不会送你去医院？要是约翰逊夫人真的关心你，她为什么不跟你一起去医院？” “她用不着去，”露茜自信地说，“她知道我会平安无事。你没听见我的话吗？她是位天使。天使们无所不知。” “让我们把注意集中在她如何离开汽车那一刻。她伏倒在汽车底板上，爬出车门，是吗？这样就没有人能看见她，对吗？只有犯了罪担心被逮捕的人才会这样逃走。” 检察官望着法官。他想强调这点：在逃跑的过程中，托伊的行为像一个罪犯，离圣人相去甚远。 露茜低头望着自己的手，目光落在手心里的那把托伊的心形锁上。她打开锁，正如她已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观察着托伊和斯蒂芬身着结婚盛装的微型相片。接着，她朝旁听席上望去，在人群中发现了斯蒂芬的脸。 “露茜，”地方检察官说，“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听见了，”她说，“我正在想呢。瞧，她没像你所说的那么做。她只是走了。我正搂着她的脖子，接着她的脖子就不在那儿了。” “这怎么可能呢？”检察官说，“约翰逊夫人是隐形人还是什么？”他大笑，但旁听席上似乎谁也没觉得他的话有多好笑。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露茜·潘达格拉丝。这可是个他们刚刚亲耳听到的真实故事。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出现在两地？一个人怎么能在心脏病发作、生理上已经死亡之时跑到任何地方？至此为止，这些疑问在法庭上一直被小心回避着。 “不，真蠢！”露茜瞪着地区检察官，“她不是隐形人，她是位天使。” “你试着抱住她了吗？” “你不了解天使，”露茜坚决地说，小鼻子一皱，有了主意，“天使们帮助你，但他们并不替你做所有的事。一旦他们做了他们必须做的，相信你已经安全时，他们便飞走了。” “凭借他们的翅膀，对吗？”检察官嘲讽说，“也许就像一只蝴蝶？露茜，你认为约翰逊夫人是一只蝴蝶吗？她就在这儿。她有翅膀吗？”小姑娘用脚踢了踢前面的台子，脸涨得通红。 “你想使我显得很傻，”她气愤地说，“我不傻，我很聪明。你才是个傻瓜。我敢说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总是把蝴蝶捉来关在坛子里。呸！这真卑鄙！真令人恶心！”于是，她的怒气消了，又露出灿烂的微笑，“不过，我并不担心，”她边说边捋了捋飘到脸上的头发，“因为你永远都抓不住一位天使。抓不住的。” 说到这里，她摇摇头，“不管你多强大，怎么拼命努力，你也办不到。所以还是别试了。” “完了。” 检察官说完，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巴不得自己从来没盘问过她。 露茜从证人席上走下，冲法官微笑着，而后沿着侧廊走去。当经过斯蒂芬的座位时，她停住脚。 “喏，”她将那把金锁递给他。 “你把心丢了，我捡到了。” 斯蒂芬望着她递给他的东西，立即认出这是托伊的。锁背后还刻着他们结婚的日期。 “你哪儿弄到的？”他厉声说，“这是我妻子的。” “里面有你的照片，”她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她正在听房间那头某个人说话。接着，她回头瞥了一眼托伊：“她要你保存它。” “她跟你这么说的吗？”他惊奇地问。 “不完全是，”她又回头看了托伊一眼：“瞧，她现在不需要一颗心，而你却正需要。” 斯蒂芬坐在那儿，一脸惊愕的表情，他完全清楚这小小的孩子是在斥责他。露茜一甩金色的卷发，径自走出了法庭。 法官要迈尔斯·斯潘塞靠近法官席：“我听说有一盘这位女人在堪萨斯火灾现场的录像带？这是真的吗？你有那盘录像带的复制件吗？” “没有，阁下，”斯潘塞说，“我的意思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从电视台搞到一盘复制件，可是原版在犯罪实验室不小心毁了。这是他们今天早晨通知我的。” “那么说，”法官慢条斯里地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你的当事人到过堪萨斯，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住在这个城市的一家医院。” “对。” 迈尔斯说。 “好，”法官说，“你们被赦免了。” 迈尔斯刚坐下，法官就开腔了。 “这不是正式审判，”他重复先前的话。 “我们今天所要决定的是被告是否应该让渡给堪萨斯当局。斯潘塞先生，我要说你的证人都相当可信，尽管他们还是孩子。” 他顿了一下，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瞥了一眼雷蒙德所画的托伊的肖像。 “我不懂有关天使的事，或一个人如何能同时出现在两地。也许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解释，而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我所知道的是这些孩子令人信服地证实约翰逊夫人的意图是正当的，毫无犯罪特征。” 他瞥了一眼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的地区检察官。 “有时候，所发生的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律师。而作为一名法官，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我偶尔只能根据直觉来作出裁定。州参议员魏斯巴思是一位杰出的、备受尊敬的人。他今天早晨打电话给我，愿意证明这位女人是无辜的。在他这个地位的人，甘冒名誉受影响的危险，肯为一个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陌生人作证，这不是常有的事。我不认为堪萨斯当局的指控有确凿的证据。他们最有力的证人，贾森·卡明斯，刚才证实约翰逊夫人是清白的。” 他顿了一下，作了个深呼吸，而后宣布他的裁定：“引渡托伊·约翰逊至堪萨斯的请求特此予以驳回。” 说罢，他敲了一下小木槌，朝托伊微微一笑，立即退席。 听到法官的裁定，托伊因自己获释而欣喜若狂。旁听的人们发疯似地鼓掌、欢呼，记者和摄影师则拼命往前挤，想对她进行采访，拍摄。 斯潘塞试着向托伊解释裁定是什么意思，以及有关她的案件的其它特点。法官基本上压下了所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他不能强迫堪萨斯当局撤回指控，但他有权驳回他们将托伊引渡到堪萨斯的要求。他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把问题提交到一个更高的法院，要么等着托伊的身体进入他们的管辖范围。 纽约当局正积极追踪诱拐露茜·潘达格拉丝一案中的那两名男嫌疑犯，决定不指控扎伊。 “我明白了，”托伊说，“我真会被释放吗？”他微笑着点点头，对自己的表现深感满意。 “谢谢你，”托伊兴奋地嚷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法警于是告诉她还得过好几个小时官方的正式文书才能制作完毕，在此期间她还得回拘留所。 “等一会儿，别急着带她走！”法警刚要带托伊出法庭，斯潘塞请求道。 法警耸耸肩，耐心地等着，并将涌上前来的一群记者和想表示祝贺的人拦在栅栏处。 “我已经决定退回给我的律师费，”斯潘塞对托伊说，“我不想拿你的钱。” “那好啊，”托伊朝他微笑着说，“可付你钱的是我的丈夫，不是我。把钱还给他吧。” 斯潘塞打量着斯蒂芬，而后目光转向托伊。 “也许我还是把钱捐给慈善团体为好，”他轻轻地说，“这就是说，除非你有更好的建议。” 托伊拍拍他的胳膊，轻声回答道：“你正在明白过来。” 接着，她又有了个主意，她打开手袋，掏出一张纸。 “这是一些我试图帮助的贫困家庭的名字和地址。你何不把钱寄给他们？由于我马上要离婚了，我现在可能没钱帮助他们了。” “当然，”斯潘塞立即说，“你还有什么要说？随便什么。” “随便什么？你说随便什么吗？”托伊“格格”笑着，轻轻地合拢双掌，好像他们在玩一个游戏：“你干吗不加些你自己的钱呢？” “可以，当然可以，”他脱口而出，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现在让雷蒙德·冈萨雷斯来见你应该没问题，我这就去安排。你会记得我吗？你能替我说句话吗？” “那要看情况了。” 托伊说，搞不清他要她为谁说情，不过心想这没关系。 “你是什么意思？”斯潘塞瞅见法警正再次朝托伊走来，急切地说：“快，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 “那要看你愿意添上多少钱了。” 说完，托伊转身朝旁观者微笑着挥挥手。于是，法警押着她走出法庭，听审正式结束。 托伊被带到法庭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被押解回拘留所。她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接着便看见皮肤黑黑的艺术家就站在面前。她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问，可不知怎么的，一时倒都想不起来了。 “坐吧。” 她柔声说。雷蒙德一动不动地站着，充满爱意地凝视着她的脸：“你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托伊笑了：“哦，你可是不一样了。你长高了有一英尺，还英俊了许多。” “这是因为我是凡人。” “相信我，”托伊说着，眉毛往上挑，“我也是凡人。如此平凡，事实上，我差点儿余生在监狱中度过。很可怕，嗯？”雷蒙德摇摇头：“你不知道你救了我的一生。你是我的救星。在那天你出现在我面前之前，我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 托伊有些不好意思。她走过去拉起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雷蒙德，不比我所知道的在堪萨斯发生的事情更多。我想只要结果是积极的，我们不必担心细节。” 她拉着他坐到小桌旁的椅子上，自己也坐了下来。雷蒙德伸出手，摊开手掌：“你还记得这戒指吗？” “我的戒指，”托伊激动地叫道：“我真不敢相信它在你这儿。我也有你的戒指，你知道的，可放在我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了。” “拿去吧，”他说，“它是你的。” “不，”托伊说着，合拢他的手掌：“我不要，我把它给你了。我从来不把东西给了别人然后又拿回来。再说，你给了我更为珍贵的东西。你给了我你的南瓜戒指。你记得吗？” “记得，”雷蒙德垂下眼睛，“可那只是个一文不值的小玩意儿。” 托伊越过桌子，抬起他的下巴，直视着他的眼睛：“它对你来说并非一文不值，是吗？你把那戒指看得很珍贵，不是吗？”雷蒙德想起那塑料戒指如何成为他最珍视的财产，不禁笑出声来。他父母从不给他买玩具，断定他只会弄坏它们。八岁那年，他在一只麦片盒的底部发现了那只戒指，便走到哪儿都带着它。他带着那塑料片足有五年之久。 “是桔黄色的，”他说，“我一直喜欢桔黄色。” “好啦，”托伊说，“在许多方面上你是我的救星。那只桔黄色的戒指有一种魔力，雷蒙德。每当我情绪低落或遇到麻烦时，我就会带上它，几乎马上我的感觉就会好起来。” 托伊深深地叹息一声，“你不知道我带过它多少次，”接着，她灵机一动：“哪天也许你会碰上生活中遇到麻烦或感到困惑的人。如果你真的碰上，就把戒指给他，并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他听。这样，我们的经历就会传给下一个人。”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人。”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一个女人，她很美，心地跟你一样善良。可是她不喜欢别的人。” “萨拉？”扎伊问，“我在医院碰见过她。那好极了，雷蒙德。” “是啊，”雷蒙德说，“我得作画，你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 “因为旧画已经退色，”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没有新的取代。” 托伊不解，但她没追问他。她只知道这人身上有某种永恒的东西。他懂得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他没意识到这点，但托伊断定他懂得一切，可能远比她知道的多。 就在这时，监狱的看守来了，告诉他们接托伊回监狱的汽车已经到了。 雷蒙德瞥了一眼自己的脚，并拢双脚，接着张开双臂将托伊紧紧地拥在怀里。 他嗅吸着她那清新的发香，腾出一只手，用手指轻柔地触摸她脸部的轮廓。 “别离开我，”他的嗓子因激动而有些暗哑，“谁知道我还能不能见到你？”托伊脱出身来，亲吻他的面颊：“你不再需要我了，雷蒙德。你有你的工作，有萨拉。你还要什么？” “我们得走了。” 看守不耐烦地说。 “再者，”托伊赶紧补充一句，“你有所有我的那些画像。我看见法庭上的那张了。画得好极了！” “我留不了多久，”雷蒙德耸耸肩，“每个人都想来买。” “嗨，”托伊高兴地说，“那就再画。或者，也许你现在该画另外一个人了。” 于是，她朝他笑笑，走出门去。 在办理释放手续期间，他们将托伊拘留在监狱的医务室。桑迪·霍金斯从门口伸进脑袋，“祝贺你！”她说着，递给托伊一只装有她的东西的口袋。 “谢谢，”托伊说，“这岂不是太好了？我就要释放了。” “一个叫杰夫·麦克唐纳的新闻记者打过电话，”霍金斯告诉托伊，“他说等文书一办好，他们就派一辆高级轿车来接你。既然你已获释，他们想在电视台作实况播送。” “好的，”托伊真希望自己从未答应过上电视，“不过，要是到时车不到，我就不等了。” 那女人想起了人们彻夜不眠聚集在监狱前的情景。他们一定会把她抢走，撕成碎片。 “他们这会儿就派车来。噢，你父亲也在这儿。他想跟你道别，我想他是要回洛杉矶。要我带他进来吗？” “当然。” 托伊说。她环顾着屋内。虽然有好几张病床，但一张都没人住。他们可以私下交谈。 当他父亲走进来时，托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他。他径直走向她，张开双臂搂住她，这使她不免感到意外，因为他从不流露深情。 “我爱你，爸爸！”她贴在他的胸口喃喃地说。 他脱开身，有些不好意思：“托伊……我……自从你病了我想了很多。我怕我对你来说不是个很好的父亲。” “瞎扯！”托伊真诚地说：“爸爸，你是一位好父亲。” “我没能给你很多，我从没挣足够的钱。” 现在轮到托伊感到不好意思了。她从没看见过他父亲这样，如此伤感： “你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爸爸。好啦，我们坐下吧。”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两把钢折椅上。他父亲上半个身子伏在膝盖上，拍了拍自己的衬衣口袋，想摸出一支烟。接着，他的双手落在大腿上。他知道在一个医疗机构里是不能抽烟的。 “我记得你还是个小姑娘时，常喜欢穿那些戏装。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东西。” “不错，”托伊说，甜美的回忆盘旋在她脑海，“你还记得那次我从秋千架上摔下来，把胳膊都摔断的事吗？就在你和妈妈带我去看马戏之后，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他说，“我开车送你去的医院，记得吧？你的胳膊都摔弯了，我当时还怕你无法复原呢。” “总是你开车送我去医院，爸爸。我总是不是摔断了这跟骨头就是那根。” 他轻声笑了。接着，他再度变得严肃：“我知道你和斯蒂芬快破裂了。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不喜欢他。他老是瞧不起你母亲和我。把我们当贫穷的白人对待。就因为他父亲是个医生并不见得他教出来的孩子比我教出来的强。” “你说得完全对，爸爸。别为斯蒂芬心烦了，他看不起所有人。不过，你从没告诉我你不喜欢他。我以为你和母亲都喜欢他呢。” “你从没问过。” 他俩都笑了。 “好啦，”他说着站起身，“我想我该走了，要不会误了飞机的。你母亲对这上电视的事兴奋得不得了。没见过她这么激动。” 托伊陪他到门口，揿了揿蜂音器，而后跟他一起等着看守来。 “我可能会留在纽约，”她脱口而出，“不回洛杉矶了。” “哦，”汤姆·梅耶斯说，“那好，宝贝儿。反正妈妈和我现在见到你的次数并不那么多。跟你说吧，我们就当你还住在那儿，我们还像从前一样不常常去看你。只要你觉得一个人离你很近，平安无事，用不着非得看见这人的身体。” 托伊对她父亲对人生的实际态度报以微笑。接着，她碰碰她父亲的手： “不管我住在哪儿，我的心永远跟你们贴在一起，爸爸。” “噢，”他说，“我想我得跟你说。你认识给你画那些像的那位艺术家吗？” “你是说雷蒙德·冈萨雷斯？” “没错，我想这是他的名字。收音机里刚才说下星期他要将这些画大拍卖。一位著名的艺术商品人就在法庭里跟他签了约。世界各地的人都将赶来。” 她父亲顿了一下，用手擦了擦下巴。 “我也想要一幅，你知道的，”他笑着躲躲闪闪地说，“你认为他会替我画一幅吗？我不敢肯定我买得起。收音机里似乎说要好多钱。” “我相信他会的，爸爸，”托伊柔声说，“你只要跟他说就行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看守在敲门。她父亲刚要去拧门把手，但停住了，双脚在地板上挪动着。 “我……” “什么事，爸爸？”托伊见他欲言又止，脸上一副她从未见过的表情。 “我爱你，托伊。这些年我可能没对你说过，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说。只是我想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托伊说，害怕自己会哭出来。 他俯身亲吻她的面颊。接着走了出去。看守在他身后锁上门。托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被幸福所淹没。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听到他父亲亲口说他爱她。 托伊洗了个头，洗了个澡，用他们发给她的多功能剃刀刮了腿。她还想化妆，但她的包里一点化妆品都没有。电视台要求她穿那件海军蓝的“天使”t恤。她在行李袋的底部找到了它，穿在罩衫外面。过几天，她得把它洗一下，她心想。 梳洗穿戴完毕，她坐在床沿上等待着。蓦地，她感到一阵眩晕和恶心，眼前直冒金星。她感到自己马上就会昏过去，正要叫护士，随即想到这么做的后果，又得到医院去一遭。决不！托伊用手捂住胸口装起搏器的位置，那儿，那部小机器正“嘀嗒嘀嗒”不停地运作。镇静下来！她对自己说。这一定是怯场的缘故。几分钟后，那种感觉过去了，托伊深感欣慰。 “你的车来了，文书也准备好了。” 桑迪·霍金斯一进门便说。 “嘿，女士，这么说你就要从这鬼地方出去了！” “但愿如此。” 托伊说。接着，她停住脚：“他们告诉我那天是你为我做的人工呼吸，我还没谢你呢。” “哪里话，”桑迪不好意思地掉开视线，“这是我的本职。” “你很称职，桑迪。” “好啦，你也没那么严重。” 桑迪手搭在托伊背后，两人一起走出了房间。 她俩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朝监狱的后部走去。大楼的一边有一排窗户。 桑迪走过去，托伊跟在她身后。 “看见那里的那些人了吗？”她对托伊说。 “他们都是等你的。我想这是你的本职：使所有的这些人感觉良好，抱着梦想，可以这么说吧？”托伊惊讶地摇摇头。接着，她随桑迪到了后门，等着出去。接下来的事便是她钻进轿车的后座。不少犯人脸贴在窗户上朝她挥手。托伊摇下车窗，伸出头，朝后挥手。 轿车没停在电视台前。那里另有一番喧闹的场面。汹涌的人潮不断地冲击着警察组成的人墙。 在司机将车开进电视台后部一个封闭的停车处的过程中，托伊透过车窗的有色玻璃望着人群。停稳车后，司机先下车打开车门，让托伊出来。此时，她的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她真的能行吗？真的要上全国性的电视台吗？ 一位身穿黑色短裙、肤色微黑的时髦女子在后门迎接她，引她穿过一道走廊。 “你还有几分钟时间化妆。” 她瞥了一眼托伊的衣着，随即掉开目光，对托伊按他们的要求穿着那件t恤挺满意。 “我这就送你到绿房子去。那里面有一个电视监控器，有咖啡和果汁，请随便喝。” “我母亲呢？”托伊说，“我跟他们说拍摄时要我母亲在场。她怎么不在？” “我想她是在化妆。” 那姑娘说，“我去替你找她。” 托伊在一把红的维尼纶沙发上坐下，随手拿了本杂志。她想不通他们为什么管这房间叫绿房间。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绿色的。她刚翻开杂志，乔伊·克雷默出现在门口。 “乔伊？”托伊叫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是怎么进来的？” “哦，”他说，“乔伊能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你怎么样，小家伙？” “妙极了。” 她嘴里虽这么说，但实则感到并不那么妙。就在她试图定睛看乔伊的脸时，她的眼前又开始冒金星：“我想我怯场的厉害。小子，我原以为这挺容易的，其实却不。” “没什么事是容易的。” 乔伊蹦出句话。接着，他改了主意：“好吧，也有些事相当容易。你可以不上电视，你也知道。” “我知道，”托伊说，“可我答应他们了。我从不食言。” “现在的情形不同，”乔伊说着，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你用不着证明什么。相信你的人会相信你，不相信你的人照样不会相信你。何不让乔伊带你去喝杯香喷喷的咖啡？”他轻叩自己的手腕。 “嘿，你指望这些电视台的人什么呢？” “可我不能一走了之，”托伊说，“我母亲还在这儿呢。” “不错，可那又怎么样？她是你母亲，她会理解的。让她上电视，给他们讲讲你。你知道，一个像你一样的大明星需要有个人打前站。等你好好地休整一下，一切都平息下去之后，你要是决定还上电视，你可以回来。” 托伊此刻正紧靠着乔伊，她低语道：“你是说，我可以就这样走出门？”乔伊笑了： “是啊，你想吗？” “真的？”托伊轻声说。这会儿她感到更难受了。她不想上电视，展示自己。 “嘿，我们是走还是怎么的？”乔伊边说边站起身朝她微笑着。接着，他从兜里掏出钢笔，连同一本杂志一起递给她：“撕张纸给你妈妈留个条。然后我们就赶紧走。” 托伊写的是：“妈妈，对不起，让你替我担当这份差使。祝你愉快！我跟乔伊一块儿走了。我爱你！回头见。” 她刚要署名，随即想到了什么，又添了几个字，最后草草地在纸的末端签上名字。 “你又加了句什么？”乔伊问，他一直越过她的肩膀在看。 “祝你演出成功！”托伊说，“妈妈一直想当演员。除了我谁都不知道。甚至我爸爸也不知道。” “哦，是吗？好啦，梦想成真。” 当准备穿过走廊时，托伊倚在乔伊身上说：“要是有人看见我们怎么办？” “谁也不会看见我们。你顾虑太多了。就让乔伊领着你走，好吗？我有计划，瞧。乔伊总是有条不紊的。” 他猛地拉开电视台后部那厚重的钢门，两人像两个贼似的蹑手蹑脚地出了后门，一边还笑嘻嘻地互相做鬼脸。乔伊不想到人群周围去，于是他们朝一条僻静的街道走去。 “喏，我的车停在那边，”他跟托伊说，“对不起，没地方停车，人太多了。” 托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蓦地瞧见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就跟在旧金山可以见到的那种山坡一样：“我们得走到那儿吗？” “怕了？”乔伊说着耸耸肩，“我开的不是高级轿车，托伊。那只是辆普通的车，得停在普通的停车场。我今天甚至没值勤，我之所以穿上制服只是为了溜进去看你。” “对不起。” 她赶上他，一边爬坡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汗珠从她脸上、脖子上、双乳之间滚落，“我表现得娇里娇气的，是吗？我只是感到不太舒服。” “不太远了，”乔伊说，“还能再走一段吗？”托伊停住脚，用手撑住腰，喘不过气来。接着，她感到一阵疼痛，不由得皱起眉： “我走不动了，乔伊。” “嘿，要我背你吗？”托伊望着他。 “不，”她最后说，“可要是我没装起搏器的话，我发誓我该心脏病发作了。” 他大笑： “你没什么心脏病，你只是心烦意乱而已。你闲坐得太久了，你得回去工作。” 现在托伊能看见坡顶了：“你的车就停在坡顶上吗？” “是啊，”乔伊说，“我告诉过你了。” “如果你对我撒谎，乔伊·克雷默，”托伊坚决地说，“我会一脚把你踢下去。” “什么，我撒谎？”他说，这回才真的放声大笑，“只有几步了，快！你能爬上。别让我把你看扁了。” 只有几步了，托伊对自己说，气喘吁吁。只要再走几步，她就可以坐下来好好歇歇，缓过气。她停了一下，回过头朝下看。难怪她喘不过气来。她仿佛站在埃非尔士峰顶上。 脚下，远远地，她看见人群还在那儿等。她把他们扔在那儿，自己爬到这儿来真的对吗？他们支持过她，相信过她，而她却一走了之。唉，托伊叹了口气，扭头去看乔伊。 再有最后一步就到坡顶了。乔伊已经站在那里，向她招手，一脸傻笑。 “好啦”她站在他身旁，扭头去看他的脸。她感到自己就像个刚跑完马拉松的长跑运动员。疼痛消失了，她感到无比的轻松。 “瞧！”乔伊叫道。 她慢慢地转过头，一阵怡人的微风扑面而来。她感到太阳照在她的脸上，暖洋洋的，风儿将她的长发从后颈吹起。接着，太阳就从她的头顶越过，托伊心中充满敬畏。在她脚下是一道道神奇的景致，仿佛她正乘坐在一架飞机上。屋舍、大楼显得那么渺小。接着，她看到了一些类似院子里的游泳池一样的东西，随即意识到她看到的正是湖泊、河流与海洋。 整个世界呈现在她的脚下，那壮观的景象令人窒息。 乔伊激动地指点着：“那是大本钟。还有，瞧，那是艾菲尔铁塔。就在那儿，是金字塔。” 托伊微笑着，那微笑直入她内心深处。 “原来你早有安排。” 她说。 “噢，不错，”乔伊说着，朝她眨眨眼睛，“我只是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普通家伙。不过，在车的事上我是向你撤了个小谎，我得承认。但我不是头儿。我只是个兵。” 托伊望着他，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她瞧见他的警服就像玩具兵穿的制服一样，浅蓝色中泛红，上衣钉着黄铜钮扣。他使她想起了那天去看她父亲时，在他的工作间里看到的她父亲所雕刻的木头兵。 有那么一会儿，她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又一个梦，又一个幻想。 “乔伊，除非我又在做梦，那下面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曼哈顿。这就是说你是一位天使，而不是一个兵。” “噢，”乔伊说，“我们现在不使用翅膀了。人们对我们不虔诚。瞧，那曾经像一场搏斗，而如今则更像一场战争。头儿驾驶的是一只逆风行驶的大船。他将它称之为他的军队。” 乔伊停住嘴，掏出一只微型对讲机，举到嘴边：“是的，我看见了。洛杉矶，对吗？好的，我马上带人去。我明白，我明白。我是有点儿忙不过来。” 乔伊转向托伊说：“这不久就是你的领地。最近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有点儿缺人手。没有足够的优秀人选申请这工作。” 托伊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了下面的一个小角落。 “你得到了一点锻炼，托伊，你将为我们去管加利福尼亚。头儿一直为此深为烦恼，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土地，也是他的杰作之一。” 乔伊仍然注视着那片土地，托伊能看见连绵的沙滩，蔚蓝的海水波光粼粼，棕榈树在微风中娑娑起舞。接着，景致变了，托伊看见一条长长的、锯齿状的裂缝，意识到那是圣安德利斯大断层。 “如果情形不迅速好转，”乔伊悲哀地说，“头儿可能会真的发怒。” 说到这儿，他马上又补充一句：“不过现在好了，你会干得很出色的，托伊。你会趁现在还不是太晚之前将这些人引上正道。” 他们回到坡顶，沿着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路往前走，托伊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路边鲜花盛开，芬芳而美丽，令托伊心旷神怡。 “我们上哪儿去？” “我们去食堂。我们不是无休止地工作的，你也知道。今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有个舞会。” 托伊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头儿会在吗？” “不，”乔伊说，扬起眉毛，“他全部时间都在工作。做头儿的就这样。” 远处有顶巨大的白色的帷帐，在微风中起伏着。帐外，天空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托伊能看见四处走动的人们，听到和谐的音乐。乔伊的眼珠是湛蓝的，而托伊的则是碧绿的。 两人相互凝视着，目光交接在一起，就像初次见面似的。接着，他挽起托伊的胳膊，两人继续朝帐篷走去。 “那里的所有那些人怎么样？”托伊问，“他们会相信我吗？” “头儿对这类事有他的策略。” 托伊好奇地问：“什么样的策略？”乔伊不语先笑，他的肩膀由于紧张而抽动着，“噢，你知道，头儿处理事情有他自己的方式。” 托伊这下真的动了好奇心：“快，乔伊，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策略！” “很简单，”乔伊说，“头儿喜欢让它们像个谜。” “像个谜？”托伊心想，这听上去未免太轻率、太无情。 “噢，”乔伊答道，“其实他不这么叫，这只是我的解释。” “他称为什么？” “信任，”乔伊满面笑容地说。接着，他扭头看着远处，有个人正沿着鹅卵石路朝他们走来。 “喔，你以为是什么？瞧，那是谁？”托伊呆住了，惊奇地睁大眼睛。玛吉·罗伯茨身穿桃红色的裙子正朝她走来。一看见托伊，她立即冲过来扑进她的怀里。托伊赶紧搂住那孩子。 “噢，玛吉，”她说着，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你看上去那么漂亮，那么健康，那么幸福！” “你来了，”玛吉激动地叫道，“你终于来了。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对了，这真是个难缠的家伙，”看到玛吉和托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乔伊笑着对托伊说，“一直就不让我安宁，催着我去接你，而我忙得要命，你也知道。” 他竖起一根手指，对玛吉摇摇头：“告诉你吧，纽约是个难管的州。等你有了自己的领地，小姑娘，你就明白了。” 他的话音刚落，托伊听见欢快的喇叭声，蓦地瞧见众天使聚在帐篷下，笑语盈盈。他们中有黑皮肤的，也有白皮肤的；有高的，也有矮的；有的是孩子，有的是成年人。他们没有翅膀，没有光环，但托伊瞧见每一位天使的周身都环绕着美丽的色彩，并能感到他们无比的友爱。 乔伊笔挺地站在众天使前，这会儿浑身上下哪儿都像个士兵。在他对面，玛吉也持同样的姿势，笑嘻嘻地将托伊推到明亮的中心。喇叭声再次响起，众天使向新来的加州天使致意，欢迎她正式加入他们的行列。 正文 致致谢 这本书今天能够出版，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代理人，PMA公司文学和电影部的彼得·米勒，仅仅在某天晚上听我讲述这个故事之后，便表示了很大的热情；我的编辑和极为特殊的朋友，达顿出版公司的米切尔拉·汉密尔顿，建议我的天使是一位教师，并对本书写作的每一步都给予了支持。感谢我的丈夫杰里·罗森伯格，他在我日夜投身于写作时，担负起了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等责任。感谢PMA的珍妮·罗伯逊给我的不断支持和忠告。感谢我亲爱的母亲拉维恩·泰勒，是她第一个将我带到了天使的世界。感谢圣安娜威拉德中学的教师芭芭拉·金，本书的主人公托伊·约翰逊的灵感来源于她；还有威拉德中学的所有学生，他们使我确信：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们都将勇往直前。当然，我必须感谢鼓舞我创作出这一故事的天国的主宰。接下来，我要感谢雷比·伯纳德·金，是他提出了在我们教堂中开设学校的计划，使我认识到自己可以做点不同寻常的事。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一个在最近三年来与我过从甚密的名叫贾内尔·加西亚的女孩。贾内尔身患一种被称为MMA的罕见的疾病，是迄今患此绝症的年龄最大的幸存者。一天，当她的病情严重、不得不躺倒在床上时，我给她和她的小妹妹内蒂讲了这个故事，得到的是因惊喜而发出的灿烂的微笑。从这天起，我下决心要让付印，并相信那字里行间隐藏着一种魔力——当然，这不是我的，而是贾内尔的。在她的房间里，在她的家中，在她所到之处，天使们总是无所不在，帮助她与病魔作斗争。我应该指出：她做得好极了，尽管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意味着一场斗争。因了她的顽强和勇敢，因了她充满爱心的家庭和朋友，因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因了天使的帮助，我相信贾内尔的生活会过得丰富、充实。 我为自己拥有如此幸福的家庭而深感庆幸：福雷斯特和珍妮，切斯利和杰米，霍伊特、艾米和南西·贝恩。此外，还有许多人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努力。亚历克斯·坎贝尔，我的发言人和助手；伊莱尼·克劳斯特，我的发行人，还有彼得·梅耶、马文·布朗、朱迪·考特德、玛丽安·帕兰波、利奥尼达·卡皮克、阿诺德·杜林、阿历克斯·霍尔兹、丽莎·约翰逊、尼尔·斯图尔特，以及美国企鹅出版公司的全体人员，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和大力支持。 对我未曾谋面的读者们，我要谢谢你们跟我一起作这短暂的旅行，并希望你们觉得不虚此行。看多了黑暗的一面，我愿意看看光明的一面以继续前行。我们也许会身处失望之中，但难道就因此而丧失对未来的希望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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