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夜晚 - xp1024.com
《黑色夜晚》


正文 滴水

《滴水》是我首次发表的短篇小说，尽管它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但对我而言极具伤感的价值。1968年在宾州我开始写作，然而那时的毕业课程、学生教育以及我关于约翰·巴里课题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都延缓了那部长篇小说的进展。我毕业之后搬迁至依阿华城，小说也随之延宕更甚，因为在那里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书、备课、参加学生讨论会、全校教员会议以及作为依阿华大学美国文学专业助理教授的其他职责上了。

1971年的夏天，我终于完成了那个长篇小说。然而我并没有感到筋疲力尽，相反我进发出活力，立即着手写出你将读到的这个短篇。它是为数不多的在我梦中构思并完成的短篇小说之一。当我梦醒时，我冲向打字机，坐在那里一气呵成。

那年秋天，我们全家住在乡间一所房子里——那是我母亲的旧宅，也是我诞生之处。我故地重游时，却发现那个村庄一切都没有改变，感触良多。

然而有变化的却是我年龄见长，看它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的感觉仿佛是同一个我横跨现在和过去，立即产生了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子汉的念头。一次返乡的感觉竟如此怪异，如此紧张，如此动摇不定，使我激起重新干活的念头，想尽力把房子粉刷一下，为五金仓库费点心思，把圆筒形粮囤移到正面。那两根支撑着下垂的露台的立柱显出岁月的烙印，那些来自老人公寓的脸色蜡黄的老翁老妪将到此闲坐、晃晃悠悠或观景。他们看上去就像我孩提时代所见一样显老，立柱的木头和那个露台均已遍体裂痕。

当我干活时竟忘却了时光流逝，一直干到薄暮降临，我方才启程走很长一段路回家。白天一直很暖和，可是现在身着单衫的我感到一股凉意，刚走出半英里便迎头遇上阵雨，被迫离开石子路去一棵树下避雨，那棵树的叶子已经变成黄褐色了。雨越来越大，变成暴风雨，如丝如线的雨水斜斜地飘在我身上，淋得我像落汤鸡。我束紧那只帆布袋的收口处，以便保护我的油画及美术器材，并决定跑开。我的袜子像浸透水的海绵吸在鞋里，极不舒服。

我终于跑到了通向房子和谷仓的那条小胡同。

我母亲昔日独处的房子和牛舍现已改变了模样，歪歪扭扭、风化腐蚀得认不出来，梁柱墙缝扭曲变形，一片斑驳，就是那种土灰色也不如我孩提时代所见那么鲜明。这个地方使我母亲日渐衰老，她与房子共度沧桑，相伴到老。这也是我与家人来此居住的原因，是为了重振家业。记得有一次我以为能说服母亲搬走，然而她活了65岁，其中有50年就在这儿度过，她坚持说将在此度过余生，她只有这所房子了。

当我从房子旁边匆匆经过时，雨越下越大，我发现厨房里的灯亮着，已到吃晚饭时候，我迟到了。房子与牛舍相连，与房子形成L形的那条通道和小地基的连接处有一堆堵塞物。我一直走过的入口就在L形的交会处，当我进门时已跑得透不过气来，衣服粘在身上又湿又冷。通向牛舍的门在我左面，通向厨房的门在正前方。在我右面沿阶梯而下是地下室，我听见里面有滴水声。

“梅格，很抱歉我来晚了。”我大声对我妻子说，一边放下沾满水珠的帆布包，推开厨房门。里面空无一人，桌子上也没有饭菜，炉灶上空荡荡的。只见天花板上那盏60瓦灯泡发出昏黄的光，而我的老妈却喜欢100瓦灯光的亮度。她过去常说60瓦灯泡使她想起烛光摇曳的夜晚。

“梅格。”我又喊道，仍然无人应答。我想她们大概睡熟了。随着暮色降临，一场暴风雨的乌云使她们停止活动，便躺下打个盹儿，等待我归来时将其唤醒。

滴水声绵绵不绝。虽然房子已经很陈旧，谷仓长期废弃，屋顶有些损毁，但我并不认为它如此欠缺保养。或许是暴雨十分猛烈，导致雨水渗进地下室的窗户，慢慢地漏下去，淅淅沥沥滴在陈旧的石头地面上。我打开通往地下室廊道的灯，向右走下那段磨损而吱嘎作响的木头阶梯，到了向左拐通往地下室地面余下的一段，这才发现根本没有滴水。只看见牛奶，到处都是牛奶：椽子上、墙上，包括地面的石头上都滴着薄薄的一层牛奶，聚成斑斑点点与尘埃相间，形成沟槽，从一边到另一边，无处不有。

我想，也许是我的孩子萨拉干的淘气事。在我幼年时，我父亲为我制作过一幢很大的木头玩具房。萨拉一直对它很着迷。现在它的蓝色油漆已经龟裂剥落了。她拖着玩具房从地下室远处那个角落，走到屋中央。这里原先有着从柳条贮存柜里拿来的游戏用具、玩具士兵和积木，我的女儿就在地上玩耍。可是现在这些东西上都被牛奶覆盖了，包括玩具房、柳条柜、散乱的玩具，牛奶从房椽条上滴下，淅沥不断。

她为何要这么做？我暗自寻思。她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牛奶？她脑子里转的什么念头要干这种事？“萨拉！”我喊道，“梅格！”此时我很生气。我登上阶梯走到厨房。

“萨拉！”我大叫。心想她将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干净，还要罚她在本周余下的几天关禁闭。

我穿过厨房，又走过起居室，经过那些装上花朵样图案布套的椅子和沙发——打我是个小男孩时起就熟悉这些东西，现在却已退了色。又经过几幅我画的油画——那些我母亲挂在墙上的，画有农场和树林、色彩鲜艳的那几幅旧作是我小学时画的；画有城镇的暗褐色的几幅新作，其色调仿佛是老照片。我一步跨两级台阶冲向卧室，湿鞋踩在台阶上铺设的松软、磨损的地毯上，我的手在细滑光润的枫木扶手上掠过。

走到了楼梯顶，我猛冲进厅堂，发现萨拉的房门洞开，里面黑沉沉的。

我打开电灯，她不在床上，一直不在。缎子床罩没有弄皱，敞开的窗口不断飘进雨水，刮进来的风很清新凉爽。我顿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忐忑不安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天色昏暗，雨意空漾。我这时感到饥肠辘辘。她们身在何处？难道都到我母亲的屋里去了？不。当我站在通向母亲房间那扇洞开的门口时，在昏黄的灯光下只见母亲在房内，她那瘦小的身躯横陈在床上。

“妈妈，”我说，正想加上一句“梅格和萨拉在哪儿”，但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我母亲的一只鞋已脱去，另一只斜挂在脚上，鞋上都沾着污泥。她的棉质连衣裙上有鲜血，连衣裙被撕破。她那脆弱的头发披散着，脸上有血迹。她磕破的嘴唇大大张开。

我惊愕得许久说不出话来。“我的上帝，妈妈。”我终于吃力地说道，话语好像溪流奔涌出来一般。我伸手欲摇醒她，但我见她双眼睁开，死死盯住天花板，虽然还活着却视而不见，每呼吸一次都很吃力，简直是气若游丝。

“妈妈，出了什么事了？是谁对您下的毒手？梅格和萨拉上哪儿去了？”

可是她没有理睬我，只是看着天花板。

“看在上帝的面上，妈妈，回答我！看着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毫无动静。她的眼睛根本看不见。在喘息之间她就像一尊雕像。

我的脑子几乎要颠狂了，混乱不堪，矛盾百出。我必须找到梅格和萨拉，她们一定在某个地方，也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殴打，说不定打得更惨。

快找到她们，但在啥地方呢？我又不能离开。一旦她意识恢复，很可能变得歇斯底里、惊恐万分和遍体疼痛。她躺在床上说不定会气绝身亡。

在她房内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显示她曾经拿起某个物件跟袭击者抗争。事情肯定发生在别的地方，然后她从那儿爬到这儿。旋即我看见地板上的血迹，从楼梯延续到厅堂的一条血印。是谁下的毒手？他在哪里？谁会殴打一个头发灰白、满脸皱纹、患有关节炎的老妇人？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他为何要干这种勾当？我能想像出母亲与他搏斗时那种关节炎引起的痛苦。

也许他还在这所房子内，在等着我呢。

原先在我腹中那种空洞的难受，此时变成恐惧、灼热和搏动。在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之前，我处于狂暴状态，紧握一根我母亲常放在床边的备用手杖，打开房内的电灯，逐个拉开衣橱的门用手杖往里捅。我口中一面咒骂着，一面在那些退色的衣衫问乱捣。

没人躲在床下，没人躲在门后，没有人。

我用那种方式搜查遍了楼上的房间，提心吊胆，时不时地提防着背后，抓住手杖往衣橱里、床底下、门背后使劲打，那种力量足以敲碎脑壳。

“梅格！萨拉！”

没有应答。在这个吸音效果很好的房间内，甚至连回声也听不见。

这所房子没有屋顶阁楼，在头顶屋檐下只有一个供电线水管等通过的狭小出口，而很久以前已经封堵上了。没有被人拆开的迹象，没人从那儿爬上屋顶。

我飞速冲下楼梯，探寻母亲在地毯上留下的血迹的走向，想像着当她爬行时的痛苦。我又搜查了楼下的房间，彻头彻尾地绝望了。在正面的橱柜里，在沙发和椅子后面，在窗帘背后，一无所获。

没有人。

我锁上前门，惟恐等候在风雨中的他尾随我进来。我不忘拉开所有的窗帘和遮盖布，惟恐他躲在后面窥视我。雨点不断地敲击着窗户。

我一次又一次喊着梅格和萨拉的名字。警方……我母亲……医生……我抓起正面楼梯边墙上的一部老式电话，心情恐慌地听着，生怕他在室外将电话线割断。可是话筒中只有蜂音，嗡嗡作响。我要打电话报警，在身边在周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警方说他们即将到来，还有一位医生随行。他们还叫我呆在原地别动。

但我不能照办，必须找到梅格和萨拉。我知道她们没在那个滴着牛奶的地下室里——因为整个地下室一目了然。在那个周六之前，我们已将地下室的各种箱子、桶以及瓶罐搁架统统清理出去，只留下我童年用过的东西。

还有楼梯底下，起先我忘了看楼梯底下。此刻我飞奔而下，心存畏惧地站在牛奶里，所见到的只有蜘蛛网，是我们清理后重新织成的。我抬头望着我第一次通过的那道侧门，仿佛通过望远镜看去，我的目光落在门把手上。

它似乎有点令人担心，我惴惴不安地看着，生怕入侵者从那儿破门而入。我曾特地锁上它，包括通往牛舍的门。

随后我寻思：假如梅格和萨拉不在这所房子里，她们就有可能在牛舍内。但我又不敢独自去打开牛舍的门并且走进去——他肯定也在那儿。不是在雨中，而是在牛舍内的隐蔽处。在牛舍内没有电灯。

可是为何有牛奶？是他干的事，牛奶又从何而来？要么是萨拉以前干的事？不，牛奶非常新鲜，泼洒在那里的时间不久。那么是他？他为什么干这事？他是谁？是个流浪汉，还是从某个监狱出来的逃犯？要么是精神病人？不会，最近的精神病院离此也相当远，至少在100英里外的城镇里。要么他来自邻近的农场。

我知道这些疑问会耽误战机，会使我迟疑不进入牛舍。但我必须走进去。我从厨房的抽屉里取出手电筒，打开通向牛舍的门，强迫自己迅速走进牛舍，一手拿着手杖，另一只手拧亮电筒。里面听上去寂静无声——一些马具、黄油搅拌器、脱脂器、脱粒机等，均显得黯然且铁锈斑斑，布满蛛网，肮脏不堪。朽木和碎干草的霉臭味、雨水清新的潮气都穿透墙缝冒了出来。

我用手电向墙角照去，侧身对着牛舍，听见木板叽嘎的响声。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惊恐。我还记得在孩提时代，那些牛在牛舍里等着我父亲给它们挤奶的情景；这间牛舍曾用木板加固、补好漏洞，以便里面暖和些。

当时这间牛舍与正房没有相连的门，因为我父亲不想让母亲在烧饭时闻到牲畜气味。

当我更走近牛舍时，用手电往墙壁上扫，使手电光呈线形穿透我面前的黑暗。我此时回忆起某年深秋，雪来得很早，到次日清晨积雪已有4英尺厚，漫天风雪静悄悄。我父亲外出到牛舍去挤奶，再也没有回家吃午饭或晚饭。电话线被风雪损毁，无法求助，我和母亲通宵等候着，不能穿过暴风雪找到去路，只好坐听寒风呼啸。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令人目眩，我们出门在雪中跋涉。最后发现那些奶牛在牛舍里苦不堪言，没有挤过奶。我的父亲已气绝身亡，在旁边的牧场与牛舍之间的雪地里，冻成了一座石像。他一定没料到自己会在暴风雪中送命。

在雪地中有一只狐狸嗅着我父亲的尸体，他的面孔已有些破损，使他在躺着参加葬礼之前不得不被装入棺材。几天后，积雪消融、寒流离去，牛舍的庭院里留下大量泥浆，这才让人觉得秋天又回来了。此时我母亲请人将正房与牛舍连接处的那扇门装上。我父亲早就应该在他腰上拴一根绳子，另一头与房子固定住，这样即可带领他返回，以免迷路。当然，他懂得足够多。

不过当时他喜欢那样，一直抢时间干活……那时我才10岁。

就这样，我边想边顺着手电光往阴森的牛舍里望去，惟恐在阴影堆里发现某个人——梅格、萨拉或者入侵者。想起我和母亲如何搜寻父亲，而现今我又是如何搜寻妻女；再想一想这个家一度多么温暖而令人愉快，和父亲闲聊，帮他挤牛奶，青草和新谷的香甜味，与牛粪味截然不同的香甜味——我一直喜爱的东西，也是我父母无法理解的东西。我很清楚，如果我不联想起这些良辰美景，只被万一我发现什么的恐惧所控制，我将会发疯。我祈求上帝保佑她们未遭杀害。

他对她们母女俩做了什么？强暴一个5岁的小女孩，把她撕碎。独自一人流血不止，有可能让她送命。

接着，我听见母亲在呼唤我。我顿感宽慰，不由自主地离开牛舍，奔向她那里。我确实也想找到梅格和萨拉，尽力抢救她俩。但是我更迫切去母亲那儿，心想她将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再告诉我到哪儿去找妻女。这就是我决定离开的原因。此时我挥舞手电，照亮四周，还得防备背后，撤退到门口，顺手将门锁上。

在楼上，我母亲僵直地坐在床上。我要强迫她回答问题，摇动她的身体，迫使她帮帮我。但是我明白，那样做只会更加吓坏她，促使她头脑迟钝，导致我掏不出什么话。

“妈妈，”我对她轻声说，温存地抚摸着她。“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语气中明显含有急躁。“是谁干的？梅格和萨拉在哪儿？”

她对我微笑着，对我出现带来的安全感而宽慰。她仍然不能回答。

“妈妈，求求您了，”我说，“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多么糟糕。但您必须尽力帮忙。我得知道她们在哪儿，才能找到她们。”

她终于开口道：“玩具娃娃。”

这话使我打了个寒战。“什么玩具娃娃，妈妈？是不是有个男人带着玩具娃娃来这儿了？他想干什么？你的意思是他看上去像个玩具娃娃？还是戴着玩偶式的面具？”

我有太多的问题，而她能做的一切就是眨眼睛。

“求求您，妈妈。你必须尽最大努力告诉我，梅格和萨拉在什么地方。”

“玩具娃娃。”她又说。

这时我第一次有了大祸临头的预感——即见到萨拉的缎子床罩没有弄皱的场景，现在我开始理解了，又不想承认现实，又恐惧这一场景。

“对，妈妈，是玩具娃娃。”我说道，心里却不承认我的猜想。“求求您，妈妈。梅格和萨拉在哪儿？”

“你现在是长大成人的孩子啦，你必须停止像孩子般的嬉戏。你的父亲，没了他在这所房子里，你得成为一个男子汉，你得勇敢些。”

“不，妈妈。”我心如刀绞。

“现在有好多事要做，比任何孩子应该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你必须接受上帝选定带他离开我们的现实，现在你就是能帮我忙的男子汉了。”

“不，妈妈。”

“现今你是男子汉了，你得把儿童时代的东西丢掉。”

我泪如泉涌，只能强挺身子，虚脱地斜靠在门框边上，泪水从脸颊滴在衬衫上，先前滴湿之处尚未干时又被泪水浸湿。我擦去眼泪，又见母亲伸手向我微笑。我沿着门厅朝后退去，磕磕碰碰地走下楼梯，穿过厨房走到地下室，踩着牛奶到了玩具房子跟前。这才发现萨拉身体蜷缩被塞在里面。在柳条橱内发现了梅格。那些玩具没有放在地面供萨拉玩耍，而是被人从柳条橱中取出以便将梅格装入。她们母女的肚皮被剖开，体内塞满电锯木屑，她们的眼珠子朝上翻，就像玩具娃娃的眼睛。

警察正在不停地拍打着侧门，说明他们的身份，可是我却无力让其进来。他们只得破门而入，俯视着我，一边用手拂去雨衣上的水。

“牛奶。”我喃喃自语。

警察们并不理解，我只好强站在牛奶中，静听雨水倾泻在窗上的声音。与此同时他们跑到玩具房子和柳条橱跟前，看见了里面装的东西。随后又上楼到我母亲房内，旋即归来。于是我再次对他们说：“牛奶。”但他们仍然弄不清我的意思。

“那老妇人杀害了她们，这可以肯定。”有一个警察说，“可我并不明白牛奶是什么意思。”

只是当他们在路边跟邻居们交谈，并获悉老太太怎样去他们哪儿索取许多罐牛奶，坚持说她要亲自弄上车，她搬运这些牛奶非常辛苦。

只是当他们在牛舍的一个栏圈内发现大量空罐和一把刀时，我才费力地说：“牛奶，鲜血。你们要知道有许多血迹。她需要毁灭证据，因此用牛奶来冲洗血迹，把它冲干净，又重新开办牛奶厂。你们明白了吧，有大量的血迹。”

那年秋天，我们全家住在乡间一所房子里——那是我母亲的旧宅，也是我诞生之处。

我故地重游时，却发现那个村庄一切都没有改变，感触良多。然而有变化的却是我年龄见长，看它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的感觉仿佛是同一个我横跨现在和过去，立即产生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子汉的念头。

正文 合伙人

在接下来的10年间，我专攻长篇小说。1971年完成之后，我又写了几部不同风格的长篇小说，包括追捕小说、非超自然恐怖小说《图腾》、西方历史小说《晨操列队》。与此同时，我继续致力于教学。这样便没有时间写作短篇。或许因精力不济，每当我坐定试图写短篇，总感力不从心。1981年，随着《合伙人》一文的完成而终于打破了这种困境。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一位大学四年级学生为谋职而担忧，结果证明他做得出类拔萃。不过我着力思考的是毕业生为找到一份工作到底能做出怎样的努力。

这当然很残酷，可又没有其他办法。麦肯齐花费数月之久考虑是否有其他选择。他企图并购合伙人，但是多兰拒绝了，不过并非彻底拒绝。多兰第一次回应是一笑了之，还说：“我不会使你满意的。”当麦肯齐死缠不放时，多兰的第二次回应是：“没问题，我让你收买了。不过要价是100万美元。”他倒不如提10美元算了。麦肯齐当然无法筹集百万美元，哪怕是一半或四分之一。而且他知道多兰也心知肚明。

这事怪典型的。既然多兰没有跟他分道扬镳，麦肯齐就无法道声：“再见。”假如麦肯齐买辆汽车，多兰就买辆更大更豪华的。正如火上浇油，多兰嗜好自吹自擂。要是麦肯齐带上老婆儿女去百慕大度假，多兰则会向他吹嘘说：百慕大哪能与马萨特兰相提并论，他可带老婆孩子去过那两人时常争论不休。他们俩各自喜爱不同的足球队，品尝的食物也大相径庭（一个羊排，另一个咸牛肉）。每当麦肯齐拿起高尔夫球杆，他的伙伴便突然玩起网球，并指出高尔夫不过玩玩而已，而网球还多一种锻炼的功能。然而多兰即便拥有他所吹嘘的健身活动，却体重超标。麦肯齐则衣冠楚楚，而多兰常对麦肯齐的假发说三道四。

说起来也不太可能，一位苏格兰人试图跟一位爱尔兰人做生意，麦肯齐应该懂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协调。开始时，他们是竞争对手，每一方都企图在建筑工程上压倒对方，结果双方都赔了钱。因此他们形成了合伙关系。团结一致要比他们各自为政更为成功。但他们仍然试图凌驾于对方之上。一方会想方设法获取更大利益，另一方则会有被挑战的感觉——便会机关算尽加倍获取。他们通过在混凝土中掺过多的沙石、安装低等级的管道和劣质绝缘材料来降低成本。他们为应付爱尔兰标准协会做假账。

“麦肯齐一多兰公司”。哦，他们俩合作得不错。不过两人都受不了在一起谈话。他们试图划分工作范围来解决难题——即麦肯齐管理办公室，而多兰到现场解决问题。有一段时间，这种做法起了作用。但他们最终总得坐在一起商量事情。虽然见面次数少了，却积累在一起，加剧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恼怒。

更糟的是，他们的老婆居然成了好朋友。两个女人经常组织户外烧烤和游泳聚会。在这些联欢活动中，两个男人不敢争吵。如果他们吵架，在聚会后就会听到老婆这样说：“我讨厌那个家伙。在办公室他让我心烦，聚会时还让我恶心。”

“你好好听着，”麦肯齐的老婆说，“维基·多兰是我的朋友，我不愿让你这种孩子气的古怪毁掉我们的友谊。今晚我就在睡椅上过夜了。”

因此两个男人只得缩紧脖子，望着远方出神；要么就盯着高脚酒杯看（一个喝的是苏格兰酒，另一个是爱尔兰酒）。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正在交流着新的菜谱。

最后引起麻烦的是多兰开始发出恐吓：“如果有人检举你做假账，政府部门将会采取什么举措？”

麦肯齐回击道：“你那个低等级的管道和混凝土中超量的沙石又怎么处理呢？你要为那个负责。”

“法官罚我的款就完了，”多兰迅速答道，“至于爱尔兰标准协会嘛，就没那么简单了。如果税务官知道你做两本账，就会把你关进大牢，那我就不必再看你那丑陋的嘴脸。”

麦肯齐怒视着多兰，确信已别无选择。虽然他尽力去做正确的事，但他的合伙人并不买账。对方甚至想把他送进监狱，在生意上取而代之。已经没有周旋的余地，这是一场自卫战。

那个男人等候在动物园关猴子的铁笼跟前。这是个又高又瘦、表情友善的人，年纪颇轻，金发碧眼。他穿一套合体的健身运动服，口中嚼着花生米。

喷水池边上，麦肯齐一边弯腰喝水，一边打量着周围。时值周末，阳光普照的正午，动物园里游客如织。人们坐在长凳上，大口咀嚼三明治。有些人在铁笼子之间闲逛，一些孩子和妈妈以及老年人在玩跳棋。麦肯齐听得见街头手摇风琴师尖细的音乐声、人们的窃窃私语、唠叨声和嘈杂声。他很高兴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抹去嘴边的水珠，向铁笼那里走去。

“史密斯先生吗？”麦肯齐问道。

那人没有转身，继续嚼着花生米。麦肯齐担心认错了人。毕竟动物园内人来人往，其他人也有穿健身服的。再说，不管报纸上怎么说，要找到愿意做这份工作的人选亦非易事。麦肯齐在有所进展之前，曾用几天时间出没于下层社会的酒吧中摸情况。有一次某人以为他是警探，便威胁说要打断他的双腿。但百元大钞是最好的通行证，他终于在付费电话中和目标接上了头。

他本想自己动手的，但毕竟需要不在现场的证明，再说，他很坦率地承认，自己没这胆量。

眼下他已犯了个错误，没有找到人。显而易见，约见的这个人已判定这次会晤纯属圈套，并不打算现身。正当麦肯齐欲移步离去时，那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转身对他打招呼了。

“嘿，等一下，鲍勃。”

麦肯齐吃惊地看着他：“史密斯先生吗？”

“叫我约翰吧，”年轻人的微笑很灿烂。他递上手中的食品袋，“吃点花生吗，鲍勃？”

“不了，我不想——”

“边说边吃。”年轻人拿着食品袋的样子和蔼可亲。

麦肯齐便拿了一颗花生，但吃起来索然无味。

“放心吧，是我。放松点，活跃点。你不介意我叫你鲍勃吧？”

“只要咱们把事搞定。你长得不像我期待的模样。”

年轻人赞同地点点头。“你所期待的人，大概是身穿紧身衣，脸上有疤痕的家伙吧。”

“哦，不，但是——”

“相反，你见到一个看上去应该是做冲浪运动的年轻人。我猜得一点不错吧？你很失望。”他同情地皱着眉头，“然而不能看表面现象。你会相信我是学经济专业的吗？尽管我很努力，仍找不到工作，因此现在就干这一行了。”

“你是说你并不专业？”

“放松些，鲍勃。我没有这么说。我有能力办好我的事。别烦恼。你看见那些猴子了吗？”

“没……你想说……”

“看看它们。”

麦肯齐迷惑不解地转过身，看见树上有只猴子正在玩弄其生殖器。

“不，我指的不是那只猴子。鲍勃，看这个。”

年轻人扔过去几粒花生，所有的猴子一哄而上，你抢我夺。

“明白了吧，就和我们人类一样。我们也在哄抢花生米。”

“噢，我相信这很有趣，不过——”

“好吧，你不耐烦了。我正努力营造友善气氛，但没人领情。”年轻人叹息道，“那么你的难题何在，鲍勃？”

“我的合作伙伴。”

“他偷了你们的共同财产？”

“不”。

“那他戏弄你的老婆？”

“不。”

那年轻人点点头：“鲍勃，我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

“当然。这十分简单。我称之为‘婚姻综合症’。”

“什么？”

“就像婚配一样，你讨厌你的合伙人，但他又不同意离婚。”

“不可思议。”

“我说错了吗？”

“你说得对，你确实明白了。”

年轻人耸耸肩，然后朝那只仍在玩弄生殖器的猴子扔了颗花生米。

“鲍勃，我已看透一切。我的专业就是研究人类本性。因此你不必介意我怎么行事。”

“只要……”

“一次偶然事故。十分精确。我们在电话中商议此事时，你开过价。”

“一万元。”

“先付一半，将来再付一半。带钱了吗？”

“在我口袋里。”

“不，现在别给我。走到那边去，把信封放入那个废物箱。几秒钟后，我会走过去把这只空袋子塞进去。我离开时，会把那只信封带走。”

“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多兰。”

“详情描述与钱放在一起了吗？”

“如你所愿。”

“那么别担心，鲍勃。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嗨，等一下。我没得到任何保证——”

“敲诈勒索？你怕我敲你竹杠？鲍勃，我真的对你感到惊讶。那不是做生意的样子。”

多兰离开了五金店。那天下午阳光灼热炫目，他抹了一把眉头的汗水，眯着眼望去，有个人坐在他的小型货车里。

那是一个青年男子，正在吃爆玉米花。他金发碧眼，一表人才，穿一套健身服。

“昏头了——”多兰大踏步走过停车场，来到货车旁，猛然拉开车门。

“嗨，兄弟，你在我的车子——”

那小伙子转过脸来，脸上的微笑消除了他的怒气：“你好，帕特，想要来点爆玉米花么？”

多兰愣愣地张开口，汗珠从前额滴下。“什么？”

“看你大汗淋漓的样子，你需要补充盐分，帕特。来吃点爆玉米花吧。”

多兰的下巴变得僵硬了：“出来。”

“什么？”

“在我动手前快滚出来。”

小伙子失望地叹口气，用力拉开健身服上衣的拉链，亮出跨肩枪套里鼓鼓囊囊的一把大号左轮手枪。

多兰感到胃往下坠。他刹时间面色苍白，张大了嘴，蹒跚着往后退。

“干什么——”

“现在放松点，帕特。”

“瞧，兄弟，我身上只有20美元。”

“你还不明白。爬上来坐在这儿，我们说几句话。”

多兰惊恐地瞄着周围，好像无人注意到他。他寻思着此刻是否应该逃跑。

“别想溜，帕特。”

多兰遂放弃了逃跑的念头，迅速爬进货车驾驶室。他吃起小伙子递给他的爆玉米花，但品尝不出咸味。汗水浸湿的衬衫粘在座位上，他一直斜眼望着那件健身服里面凸出的物体。

“帕特，事情是这样的，”小伙子对他说，“有人要我宰了你。”

多兰吓了一跳，结果头撞上驾驶室的顶板：“什么？”

“你的合伙人雇我杀你，你的脑袋价值一万美金。”

“如果你认为这是开玩笑——”

“我认为这是一笔交易，帕特。他付了五千元定金。你想看看？”

“那是在发疯。”

“帕特，但愿你没说过那句话。”

多兰软了下来。小伙子伸手到健身服里掏东西。

“不，等一下！等等，我不是那个意思！”

“帕特，我只想把你合伙人的字条让你看看。这儿，你能辨认出他的笔迹。”

多兰瞥了一眼那张字条：“这是我的名字和地址。”

“还有对你和你的习性的描述。明白了吧，他想要你死得仿佛是一场偶然事故。”

多兰终于认识到这并非是开玩笑。一阵暴怒使他胸口发闷，满脸涨红。

“那个肮脏的杂种！见鬼，他以为自己聪明绝顶！他总是抱怨我！”

“别发脾气，帕特。”

“他总套着那头假发，老想出卖我，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帕特，我明白了。这就像你们两个结婚了，而你要让他遭罪。”

“你他妈的说得太好了，我就是要他遭罪。我忍了20年了！现在他认为能杀了我，霸占我的份额？这个卑鄙的、龌龊的——”

“鲍勃，恐怕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麦肯齐差一点洒了他的苏格兰酒。他转过身来。那小伙子站在他身旁，在吧台边嚼着爆玉米花。

“别告诉我你搞砸了！”麦肯齐由于恐惧而双眼圆睁。他扫视着周围，好像惟恐有人来逮捕他。

“鲍勃，我还没机会开头呢。”小伙子剔着他的牙缝。

“我的天，发生了什么事？”

“差点磕掉颗牙。这些玉米粒没有都爆开，我应该投诉——”

“我指的是多兰的事！”

“把你的嗓音放低点，鲍勃。我知道你在说多兰的事。无人会关心谁磕掉一颗牙。人们只顾自己，这是个耻辱。你相信竞争吗？”

“你说什么？”

“你支持自由竞争，那个让这个国家辉煌的准则吗？”

麦肯齐觉得双膝发软，赶紧抓住吧台。“支持。”他虚弱地嗫嚅道。

“那么你会同情我的处境。当我去见你的合伙人时——”

“噢，我的天，你告诉他啦！”

“鲍勃，我无法随随便便杀了他，不让他有讨价还价的机会。那不是美国人的方式。”

麦肯齐开始簌簌发抖。“讨价还价？什么讨价还价？”

“别激动，鲍勃。我们设想过他付钱给我以求太平。但是你还会派别的人干。因此我们的最终决定是——他出钱让我过来杀了你。他出双倍的价钱，先给一万美元，把你解决后再付一万。”

“这不可能！”

“可他就这么干了，鲍勃。别以为我在开玩笑。你肯定见过他的脸色，我的意思是说他真动怒了。”

“你接受了我的开价！你同意的！”

“口头协议没有约束力。无论如何，你是在卖方市场。我出卖的东西物超所值。”

“你是个骗子！”

小伙子显出痛苦的神情：“很抱歉你这样想。”

“不，等着，别走。我不是那个意思。”

“鲍勃，你伤了我的感情。”

“我表示道歉。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每次我一想起那个家伙——”

“我能理解，鲍勃。我原谅你。”

“帕特，你永远也猜不到鲍勃所干的事。”在一个栏杆那儿，多兰浑身发抖。他正在观看那些赛马轰隆隆地奔向终点线。他转过身来，发现那个小伙子站在他身边，嚼着热狗。

“你不是想说你告诉他了吧？”

“帕特，我不得不这么做。公平就是对等。他对我俩的协议出了双倍价钱。现在给两万美元，事成后再给两万。”

“那么你来我这儿，要抬高价钱？”

“马匹进入冲刺跑道！”赛场广播员大喊道。

“现在通货膨胀，帕特。我们没法活了。”小伙子擦去嘴唇上的芥末。

“你以为我很蠢？”多兰问道。

年轻人皱起了眉头。

“我是个傻瓜？”名兰又说道。

“你说什么，帕特？”

“假如我付更多的钱，你会去告诉他，然后他将付出更多。接着你又回来找我，我再多给点。然后……我受够了！我不付钱了！”

“态度好点，帕特。真高兴见到你。”

“等一下。”

“为什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当然不对劲！你会杀了我！”

“噢，选择权在你手里。”

“获胜者是——”赛场广播员又大叫起来。

赛马疾风惊雷般地跑过，驯马师们站起来想放慢其速度。尘土飞扬在人群的头上。

“真该死，我会付钱给你。”多兰咕哝着说，“这次就把事办了。我无法入睡，日渐消瘦，已经患了胃溃疡。”

“帕特，赛马已结束。你可下过注？”

“我押6号马取胜。”

“一匹劣等赛马，帕特。要是你早点请教我，我会指点你押3号马。”

“你永远猜不到帕特干了些啥，鲍勃。”

“你永远猜不到鲍勃干了些啥，帕特。”

多兰走到麦肯齐身边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叹了口气，然后坐在公园的长凳上。

“你谋划让他来杀我。”多兰说。

麦肯齐面容憔悴，答道：“你并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多兰摊开双手：“自卫。”

“那么你用‘爱尔兰标准协会’条文来攻击我时，我应该缩回去哕？”

“那只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我会赔上身家性命。”

“嗨，我也同样得搭上。”

“我们遇到麻烦了。”

他俩直点头，用面包渣喂着鸽子。

“我一直在想，”多兰说，“我能想到的惟一答案是——”

“——是咱俩将不得不杀了他。”

“惟一的办法。”

“否则的话他会把咱俩的血榨千。”

“要是我们雇佣别人杀他，那个人可能出同样的鬼点子。”

“我们要团结一心做成此事。那样的话，你归罪不到我的头上。”

“反过来也是一样。”

“怎么啦？难道你不信任我？”

他们俩怒目相对。

“你好，鲍勃。阴谋诡计商量得如何啦，帕特？”那个小伙子站在他们的写字台背后微笑道。他一面大嚼着墨西哥煎玉米卷，一面在翻阅他们的工作记录。

“你在搞什么鬼？”

“他声称你们在等他。”秘书说。

“没关系，我们会处理这事的。”

“快把门关上。”

他们直瞪瞪地望着他。

“嗨，伙计们，我已经审查过你们的记录了，简直是一团糟。这里是水泥缺斤短两，那儿是劣质绝缘材料。我真弄不懂，伙计们。我们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呢。”

一滴玉米卷汁水落在记录册上。

“我们？”

“当然啦，现在我们都是合伙人了。”

“合伙人？”

“我拿了你们给的钱，就用来投资了。”

“投在哪里？”

“买了保险。你们可记得我说过自己是经济专业出身？我确认那个副业并不适合我，于是找了位专家。现在大学毕业生所被迫干的事，无非是一份工作。”

“专家？”

“一个杀手。如果你们俩决意要弄死我，你们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麦肯齐感到胸口剧痛，多兰的胃溃疡发作。

“因此我们成了合作伙伴。这儿，我甚至还制作了一些卡片。”

他递了一张过来，卡片的边缘沾了一块玉米卷的油渍。

上面有如下字样：“麦肯齐—多兰—史密斯公司”，在其底部是“合伙人”。

正文 隐藏的笑声

有关房子的最后一篇小说《隐藏的笑声》与同一年发表——1981年。自从在大学里学修现代诗歌课程起，我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t·S·艾略特的《四重奏》，特别是第一节《焚毁的诺顿》，它有一种诡异的来自冥界的音调，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当我与家人第一次来到依阿华市，住在一幢牧场式的平房里，地方虽小却很温馨，但最终还是住不下了。不过。纵然我们搬到另一个城区更大的房子里，也经常驾车回到往昔的社区，在那儿小憩，回味我们曾住过六年的那座房子带来的联想。它代表着我们大学毕业后的青年时代。我们怀着联翩浮想，想到初涉人世的兴奋与艰难。我曾想像在正常的情况下，对一座房子寄予足够的热爱，不知一个人是否会对它产生一种神秘的联想，而与其他一切事物毫无关系。我难以忘怀的那座亲切的房子，将在这篇故事中描写出来。

在艾略特的一首诗里，大概是《焚毁的诺顿》，有一行是描写听不见的音乐和树叶下人头攒动的孩子们，隐藏着兴奋，包含着笑声。我已感受过那种音乐，几乎能见到孩子们的身影，虽然不在树叶里，是在我曾经居住过的一座房子里，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现今我想到的“我”就是“他”，想到他怎样转过身来见到她朝他走来。她一脸的迷惑。“我们卖掉的那座房子里有件怪事。”她对他说，“所有的邻居都说，屋里有孩子们的笑声。”

真是怪事。当他们搬走时，他明明上了锁，此外他们这个街区小孩很少，这些小孩都身份不明。“我想，我最好去看一看。”她说道。你看，她有一把钥匙，以防新主人来接管之前这段时间发生什么麻烦事。而且她很爱那座房子，自从嫁过来就一直住在里边，因此她打算回去最后看一眼。他认为她不应该去，但又无法说服她。他正在一些书架上翻阅图书，他只是告诉她自己要等着听那种笑声，他知道这是他的想像。于是她走了，那是最后一次看到她。

一切都发生在那天早晨。他将午饭时间推迟，在家等候她。实在等不及了，他便自己吃起来，心想她此时正在老街区看望一些朋友。他们这种婚姻状况，毕竟双方都觉得自由轻松，所以他并不担心。到了黄昏时分，又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她仍然没回来，此刻他开始着急起来。做完饭让孩子们吃过之后，他开始打电话，但在老街区没有人见过她，至少从午饭时起就没有人见过她。

他从电话中获悉，她的确去检查过他们那座房子，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什么都没发现。又如他预料的那样，她还去拜访了一些朋友。午饭后她又返回旧宅，只为了最后再看一眼。而老街区的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不过她的汽车依然停放在那儿的私人车道上，她肯定和别的朋友在一起。然而，当他打了更多的电话，得知没有人见过她，他便忐忑不安了。他寻思，也许她的车子出了点毛病，随后离去。不过，当时她应该会打电话给他的。

这些情况都确定无疑。他雇了个人临时照看孩子，然后驱车前往旧宅。

那座房子面貌如故。哦，草长高些了，灌木丛需要适当修剪。除了这一点以外，窗户外有些灰尘，看上去仿佛他们仍然住在里面。他站在围栏边仔细观察这个地方，感到一种怀念：怀念他的青年时代，怀念他和她刚开始谈恋爱的日子。别搞错，这地方并不起眼。噢，只是尚可接受而已，没别的了。一座牧场式的平房，右面有一棵茂盛的枫树，左面有一棵长不高的李子树，中间突伸出来的是门廊。那就是他们称之为低收入者的住房，当时只有那些雄心勃勃、有积蓄的人才买得起。从那时起，世事有了许多变化，他有了更多的钱，有了更多错综复杂的情况。他站在那儿痴痴地望着，回，忆起过去的岁月和早年的天真无邪，心中不免感到温馨。

他迈步走向那座房子，门当然是锁着的。这确实像她的性格。她感到房子的一切对她都很亲切，以至于她离家时总要把门锁好。不过他也有一把钥匙，于是他打开锁进了门。光光的墙壁和地板产生了回音。他们自己动手做的橱柜，涂上清漆的硬木地板，这些都迅速勾起一系列的回忆——他们俩刚结婚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他等着，侧耳细听。“宝贝儿？”但他确实并不认为会有回应。他穿过起居室走到厨房，寻找她来过这里的一切蛛丝马迹。然而，厨房还是原有的模样，于是他顺着楼梯下到地下室，心想也许她跌下去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打开地下室的门往下望去，下面的水泥地寂静无声。他几乎不再往下走了，但他明白应当彻底查看。因此他查看起地下室，甚至查看炉子、洗衣机和烘干机的背后——这些物件连同房子一起已经卖掉。他又朝维护管道里面望了望。随后，他来到楼上，检查储藏室、两问卧室和那问小浴室，但未能发现她的任何踪迹。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几乎要走回前门了，突然想到还有个阁楼。不知什么原因，他感到身上一凉。

起先他并不在意。当时他认为她没有任何理由爬到阁楼上去。他差不多就要离开旧宅了，但又决心彻底查看。他知道，若不去检查阁楼，他心里很快就会不得安宁。于是他回到走廊，走到天花板的活络门下面。他伸出手去，抓住那环形拉手，往下一拉，一架折叠式楼梯滑下来直达地面。他静待了一会儿。

阁楼上面有“咕——咕——咕”鸽子般的叫声，一声连着一声，微弱而轻柔，听上去很像笑声。他猜想这可能就是人们曾听见过的笑声。确切地说，不是哈哈大笑，而更像格格的傻笑。又是一串“咕——咕——咕”的声音，随即停止。

当然，或许一些乌儿不知怎么飞进阁楼，它们听见动静便静下来。她有可能爬上去看看，也许受了伤。他后来才想到，如果她在阁楼上的话，那扇活络门就会开着。他只知道需要上去看看，而且要快。于是他快速爬上去，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只见绝缘材料、蜘蛛网和电线。既没有她的踪迹，也没有乌儿和笑声，都没有。闷人的、不新鲜的空气中充满了霉味。他查看每一个角落，大汗淋漓，仍然未见她的踪迹。他爬上去四处搜寻，首先应该寻找一下灰尘上的脚印之类——他想到这点时已为时过晚。现在有他在房椽之间跪行留下的污迹，他无法判断在他之前是否有人来过。他一面倾听咕咕声，一面寻求解释。他的汗水越淌越多，受不了了。他慢慢退出来，离开了。

来到户外，他感到大惑不解。他再次去问邻居们。她曾和一个男人说过话。有位邻居回忆起来这件事。不过，大家都十分肯定，她返回旧宅时孤身一人。他又走回去寻找。然后，他问邻居可否借用一下电话。他在电话中又询问了别的朋友，还给医院打电话，又凭着一时冲动打电话报警。可惜均无济于事，仍没有她的踪影。既然不存在她出事的任何迹象，他知道警方不会出动。“只要给她点时间，她会自己回来的。”

他离开邻居家，返回老宅。不过，这次回来时他仔细观察暗淡夕阳中的宅屋。他隐约听见一种声音，不，若有若无，是听觉以外的某种东西，比声音更玄的东西，从老宅里飘来。他踏上一级台阶，那声音平息下来。过了一会儿，那声音再度升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强。他几乎伸手可及，听上去清晰可辨。他继续朝老宅走去。此时传来一种乐声——看不见，又听不清，细小轻柔，欢快飘渺，时远时近。当他走到门口，又听见那种“咕——咕——咕”的声音，没错，他听见了笑声，孩子们的欢笑声。他冲进房内，整个房子黑沉沉的，空无一人。笑声停止了，尽管那儿根本不存在什么笑声。那只不过是他头脑里的幻觉。

然而，从那时起他多次听见这种声音。他经常回去，只是站着等着，让那种声音再度响起。就这样他再度拥有了座房子。他和孩子们一起住在那儿，但孩子们已记不起妈妈了。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留下的记忆寥寥无几。现在他再问孩子们，他们都听不见那种笑声了。

答案在哪里？警方开始怀疑是他杀害了她，但找不到尸体，而且他已经设法让警方相信他的清白。他难得跟她口角，似乎一直很喜欢她。他没有别的女人，也没有骗保险金之类的作案动机。现在他仍然常常在琢磨。带着这种兼有“我”和“他”两者合一的心理倾向，无论是过去和现在，他或许具有双重人格。他可能杀了她，但又像个局外人似的。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尽管他无法找到杀她的理由。

好吧，她被人绑架了。却又有没一张勒索的字条，并且他的大脑经受不住这样的想法——不留任何字条的绑架者，会把她怎么样。一想到妻子孤立无助他就会颤抖，并希望有一天她将回到他身边。他甚至还希望她是离家出走，虽然这种想法通常是令人痛苦的，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远不如初恋时那么美好；希望人家看到的某个男人是她的地下情人，带她去过更好的生活了。

他企盼，他悲伤，在他经常的空虚中，想像她实际上和他在一起，一直在他身边；想像她从未远离过他，现在又回来了。

那么她去哪儿了？他问自己，答案即是——回到她纯真无邪的少女时代去了。

他的想法是荒唐的，纵然是一种自我安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甚至可以通过选择滑落进去；现在她在更佳的时间和空间与笑声为伴；有时他在孩子们的笑声中能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她也在做着游戏，或者只是在一边欣赏，让他再次领悟艾略特的那些诗句，“可能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我的话随着笑声一起回荡。

正文 打字机

十年间写了四部小说，我并不多产。那些多产作家是否都有什么秘密武器，比如说一台特殊的打字机，来增加其产量呢？以下这个掺杂着黑色幽默的故事，描写了作者的妒忌。虽然此后也有几篇短的，这个故事比我以前的小说篇幅要长，表现出一种倾向——从此以后，你多半会觉得是在读中篇小说。本篇涉及到许多文化背景，如特鲁曼·卡波特、约翰尼·卡森和《明天》的剧本等，现在看来已过时，但是当我试图以现代内容加以替换时，小说却写不下去了。起初我甚感迷惑，后来终于意识到为什么必须加进特鲁曼和约翰尼这样的人物。该小说与1983年十分吻合，它就是在那年出版的。

总之，如果定要现代的话，雕琢痕迹就太明显了。埃里克感到一阵刺痛，仿佛他触摸到一个漏电的开关或是踩到一条蛇。

他觉得皮肤冰凉，浑身战栗。

他一直在找一把餐椅。他那把旧餐椅——这个“旧”字用得相当准确——事实上，是他惟一的餐椅，昨天晚上已经毁了，被一个醉醺醺的体格壮硕的女诗人压成了碎片——她当时身体失去平衡，倒在了椅子上。坦率地说，“女诗人”一词对她而言实为溢美之辞。在埃里克的格林威治聚会上，这个商业味十足的女人，罗德·麦克库思，以她的几句歪诗——“我听见你的目光，我看见你的声音”，为那些猫啊、雨啊、海港灯光作赋，侮辱了全体宾客。“真糟糕。”埃里克暗自叫苦，窘迫之下还得奉承。

他的文学沙龙毕竟是有档次的，他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地铁快报》刚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诞生之后》，他对此标题的一语双关含义是十分得意的。他还为《乡村精神》杂志撰写月度专栏文章，评论超小说和后现代超现实主义作品。所以当这位“女诗人”不请自来现身于他的沙龙时，埃里克几乎下了逐客令。但她是《乡村精神》杂志编辑带来的，所以埃里克出于策略需要以及为了保持他的月度专栏，还是牺牲了他的标准。当那女人干巴巴地朗诵诗作而诱发咳嗽有所停顿时，埃里克马上从那个地板上的破坐垫上站了起来，朗读起他的短篇小说《猫粪》。稍后他目瞪口呆地凝视着那把惟一的餐椅残骸时，才意识到降低标准是大错特错了。

废品店离他家有一个街区，就在纽约大学附近。“废品”店真是名副其实。大学生们从那个干瘪店主那儿购买床铺和桌子。不过有时埃里克能在废品杂物堆里捡些便宜货，事实上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写小说赚的钱少得可怜，他依靠在电影院外面卖卖t恤衫和从母亲那儿讨点施舍过活。

那个炎热而潮湿的下午，埃里克走进废品店。

“有没有适合你的东西？”满脸皱纹的店主问道。

埃里克满头大汗离得远远地说：“也许有，我只是随便看看。”

“那就随意吧，朋友。”那老头儿吧嗒着一支半英寸长的香烟，熏得黄黄的指甲需要修剪了。他斜眼看着一张赛马成绩表。

这屋子又长又窄，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废旧物品。这儿，在写字台上有面破损的镜子；那儿，有一个沾满灰尘的褥垫。当阳光照射到废品店里面时，埃里克摸索出一点门道了。

他用手摸摸一张脏兮兮的咖啡桌，它的几条腿已脱臼，安放在一个中间裂了缝的沙发上面。桌面上是肮脏的泡沫，刺鼻的臭气直冲鼻腔，真是一塌糊涂。

有厨房餐桌，甚至还看到一个肮脏的厨房洗涤盆，可是埃里克没发现餐椅。

他鼓起勇气来到迷宫最远的角落，被一根电灯线绊了个跟斗，狠狠地摔倒在一张水迹斑斑的梳妆台上。他拍拍身上的灰尘，眉毛上粘着蜘蛛网痒痒的。他面前是一堆落满灰尘的《解放》、《矿工》和《星期六晚邮报》等旧报刊，阴影里隐隐约约有个低矮、臃肿、笨重的物体。他一看那玩艺儿就发起抖来，好像摸到了蜘蛛窝，或者像听见骷髅散架的声音似的。

那东西太破相了，很倒他的胃口。所有那些圆形把手、长条形包边、装饰物、横杆之类的都堆在一起。它们能派什么用处呢？只是一堆缺乏鉴赏力的大杂烩，仿佛其主人为了装饰需要，便把这些多余的金属件黏合在一块儿。纯属某个狂热的机械师的艺术想像。真是莫名其妙，埃里克心想。这玩意儿肯定重达100磅。谁会用这个庞然大物打字呢？但他开始联想起来：波德莱尔的、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亚兹莱。对了，“黄杂志”。

他有了灵感。一台丑陋的打字机！尽管皮肤有些刺痛，他笑了起来。他想像着朋友们会怎样欣赏他的杰作。他要告诉他们他决心承袭波德莱尔的传统，成为一名颓废派艺术家。他会出人意料，用一台邪恶的打字机打出一部邪恶的小说来。他也许能开创一种流派。

“这个怪物要多少钱？”埃里克漫不经心地问。

“呃？什么？”那个废品店主的目光从赛马成绩表上转了过来。

“这台破机器，这台残缺不全的打字机。”

“噢，是那个，”那老头的皮肤带着菜色，头发看上去就像粘上了埃里克的蜘蛛网。“你指的是那个价值连城、不可替代的老古董？”

“不，我指的是这件歪七扭八的垃圾货。”

老头儿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冷冷地对他点点头：“40元。”

“40元？但它是垃圾货！10元！”

“40元。它不是垃圾货，伙计。这是做买卖。那个笨重的东西在我手里已有20多年了。虽然我不应该买下它，但是它包装得好极了，主人也不同意打开包装。20年时间，就算1年出2元钱占用地方。我真是慷慨大方，应该要价100元的。大佬儿，我恨死那玩意儿了。”

“那么帮你拿走，你应该付我钱。”

“我应该乐善好施，不过我不干。40元，今天就这个价，而且只对你，蚀本大甩卖。明天就涨到50元。”

埃里克个子高挑，一表人才，却又瘦得皮包骨。一位艺术家应该看上去像苦行僧，他对自己说，尽管事实是他别无选择。他的消瘦并不完全是苦行修炼造成的，而是忍饥挨饿的结果。他发现艺术不值钱，如果你说出真相，那就得不到回报。他怎么能指望这个社会制度鼓励说公正话呢！他住的公寓仅有一个街区远，但现在却好像长达一英里。他扛着买来的东西往回走，瘦弱的身体不堪重负。打字机的键盘顶着他的肋骨，控制杆直捣腋窝，双膝被压弯，手腕被勒得生疼。埃里克暗自寻思：全能的主啊，我为啥要买这东西？它何止100磅重，简直重达1吨！而且丑陋不堪！哦，天老爷，这玩意儿太丑了！在白天耀眼的阳光照射下，它看上去更糟糕。如果废品店老板开着电灯，他的顾客就能看清他们买的是啥玩意儿了。他心想：我真是个傻瓜，应该回去讨还我的钱。但在那老头儿柜台的后面，有一张告示。他曾用手指着上面的字句：“售出货物概不退换。”

埃里克热汗涔涔地踏上溅满乌粪的公寓台阶。说它是“经济房”更为确切。破裂的前门上安着把破锁；室内剥落的灰浆晃晃悠悠地从天花板垂下来；墙上的油漆均已龟裂剥落。地板隆起；楼梯倾斜；连扶手也东倒西歪。

屋里一股子卷心菜气味、刺鼻的洋葱味，还有令人恶心的尿臊气。

他爬上楼梯，陈旧的木板在脚下进裂弯曲，他很担心它们由于承受不了他的负重而突然断裂。三楼，四楼，他觉得比登上埃佛勒斯峰更艰难。一群穿宽松裤的青少年——他猜想是些强奸犯、盗车贼和拦路抢劫者——离开公寓时对他发出窃笑。楼梯上一个醉鬼瞪大血红的双眼，似乎以为埃里克扛着个酒精桶。

他终于跌跌撞撞地爬上七楼，差点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他双腿摇晃着走进门厅，却立刻叹了口气，并非因为负重而是出自他眼前的情景。

一个男子正气愤地敲着埃里克的房门：他就是房东，“铁屁股蛋”西蒙斯。这个绰号其实很不贴切，因为他走路时，两瓣屁股就像两大堆果冻在晃荡。他腆着个啤酒肚，脸上胡子拉碴的，嘴唇像爬着两条蠕虫。

埃里克在门厅里刹住脚步时，差点失手让打字机给掉下。他把头一缩，转身向楼梯口走去。

西蒙斯又敲起门来，然后愤慨地转过他那大屁股，一眼看到猎物正在门厅里。“啊哈，你在那儿。”他翘起手指作枪口瞄准状。

“西蒙斯先生，见到您真高兴。”

“废话。听着，我可没那么想。我要见的是你的钱。”

埃里克把他的话吞进肚里，仿佛压根儿不知“钱”为何物。

“房租。”房东说，“就是你每月欠我的钱、现金、钞票。”

“但我已经给您了。”

西蒙斯怒目而视：“石器年代付的吧。我可不办慈善事业，你欠我三个月的房租。”

“我母亲病得厉害，我必须付她的就诊费用。”

“别用那个来搪塞我。你见你母亲的惟一原因，就是去她那儿讨几个子儿。如果我是你的话，早就想办法自谋生计了。”

“西蒙斯先生，求求您啦。我会还您的。”

“什么时候？”

“两个星期以后。只要两个星期，我就能卖掉‘星际旅行’牌t恤衫了。”

“你想好了，否则你将明白‘星际旅行’是怎么回事。它就是在大街上流浪。到时候我宁愿不要三个月的房租，把你踢出门去。”

“我保证。很快我就会拿到为专栏写作的付款支票。”

西蒙斯嗤之以鼻：“专栏写作？真是笑话。如果你算个热门作家，怎么就富不起来？你抱着个什么丑家伙？上帝啊，见了就讨厌。你一定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不，我买来的。”埃里克自豪地挺直身体，还带着点愤慨。但那东西似乎立刻变得重了两倍，压得他弯下了腰。“我需要一台新打字机。”

“你比我想像得更愚蠢。你是说用我的房租买来这堆垃圾货？我真想马上把你踢出去。两个星期为限。你最好准备好现金，否则就去路边阴沟里打字吧。”

西蒙斯说罢掉头而去。他笨拙地走下破损的楼梯，还甩过几句话来：“一个作家，笑掉大牙了。那我便是英格兰国王了。阿瑟·黑利是作家，哈罗尔德·罗宾斯是作家，朱迪思·克兰兹和西德尼·谢尔顿都是作家。而你——我的朋友，只不过是个懒汉。”

埃里克听着哈哈大笑声渐渐远去，考虑是作个聪明的反击呢，还是将打字机放下来。酸痛的双臂告诉了他该先干什么。他气呼呼地打开房门，回头凝视着买来的东西，感到十分困窘。他想，好吧，我总不能将它留在门厅里。为了将那玩意儿抬起来，他几乎闪了腰。他费力地进了屋，一脚把门踹上，然后仔细观察起他的起居室。那些破家具使他想起废品店，就是在那儿买来这些个劳什子。我真是一团糟，他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从何处搞到房租，怀疑母亲是否会借给他更多的钱。上次在她位于五十六大街的小屋内，母亲一直对他怒气冲冲。

“你这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艺术家，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埃里克，我哪里出岔子了？是我把你宠坏了，毛病一定在这里。我给了你一切，你不再是个嫩伢子了。你已年满35岁，得有责任心。你必须找一份工作。”

“去受剥削？”埃里克吃惊地回答，“自我贬值吗？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堕落。”

他母亲摇摇头，失望地唠叨着。“但这个制度使我能借钱给你。如果你老爸从天堂的董事长会议室回家，看到你这副潦倒相，肯定会心脏病发作重新死去。我做错了。我的顾问说我约束了你的发展前途，他还说刚长出羽毛的小乌就得学会飞。因此我必须强迫你离开鸟巢。你不会再从我这儿得到钱了。”

埃里克叹着气，拽起打字机穿过起居室，把它安放在破烂、退色的厨房操作台上。本该把它放在餐桌上的，但他知道餐桌会承受不了重量而坍塌。即便如此，厨台也咯吱作响，埃里克屏息宁神，直到厨台停止抗议时，他才长吁一口气。

他看到生锈的厨房水龙头往下滴水，厨房的钟——虽然他经常重拨，现在还是快了半小时——从指针所在位置估算，大概2点半。他自言自语道：离喝酒时间还早了点，不过我有的是借口，有许多好借口。先前那个夜间聚会还剩下些廉价的苏格兰酒。他倒了一盎司，一饮而尽，喘息中品味那股暖流到达空空如也的肠胃中的幸福。

再也没啥可吃的了，他告诉自己，便又倒了点酒。这个鬼东西花掉了我所有用来买食品的钱。他想踢上它一脚，可是它却没在地板上，所以他就用手打了它一下，差点把手指给折断了。他痛得握着手指在房内团团转，嘴里骂骂咧咧的。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倒了更多苏格兰酒。

主啊，我的专栏文章明天要交了，但还没起头呢。倘若不按期交稿，我就会失去这份惟一稳定的工作了。

急火攻心的埃里克走进起居室，他那份古老而忠诚的《奥林匹亚》报，在门对面的貌似书桌的供台上搁着呢。每当有人进屋，第一眼看见的东西就是它。今天早晨他努力开始写专栏文章，但是那把破餐椅又使他分心，以至于找不出词来。实际上烦恼让他从工作中分心乃家常便饭。

现在他又一次面对空白书页，又一次大脑空白，一个字也跳不出来。他大汗淋漓，绞尽脑汁。再喝点酒也许有帮助，于是他走回厨房去拿杯子。随后又点燃一支香烟，还是没词儿。哎呀，这是我的老毛病。他一口气喝干苏格兰酒，心想艺术真是痛苦啊。假如不遭罪，他的工作就不会有价值。乔伊思遭受过痛苦，卡夫卡和曼恩也如此。伟大的炼狱！在厨房里，埃里克感到苏格兰酒开始发挥作用。灯光变得惨白，房间在他眼前倾斜，下巴一阵麻木。他伸出笨拙的手指，捋捋齐脖子长的一头浓密金发。

他厌恶地瞟了一眼厨台上的那东西。“你，”他说，“我敢打赌，你的键盘甚至都失灵了。”他抓过一张纸，“进去。”他转动压纸滚轴，却惊奇地发现纸喂进去十分顺畅。“哦，至少还来两下子。”他喝下更多的苏格兰酒，点燃另一支香烟。

他对专栏不感兴趣，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想出有关现代小说的任何理论。脑海里萦绕的惟一事情，就是两周后当西蒙斯来讨房租时该怎么办。

“真不公平。资本主义制度就跟我作对。”

这念头使他来了灵感。对，要写篇小说，要告诉世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标题已经想好，只有四个字：人间渣滓。他打了出来。

打字机的键钮比他预料得更为敏捷，非常顺畅，得心应手。埃里克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感到迷惑——因为键钮敲出的字比他输入的多。

他嘴唇发麻，俯身察看旧色带显示出来的字，大脑里先是一片空白，随即眼睛一亮。他把头贴得更近。明明刚才打的是“人间渣滓”，现在却成了“弗莱彻的小海湾”。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皱起了眉头。难道他酩酊大醉到无法控制打字？难道酒精引起手指麻木而胡乱击键？不，因为如果他胡乱击键的话，出来的字句会狗屁不通。但“弗莱彻的小海湾”——尽管这些词汇不是他的主观意图，却也绝非狗屁不通。

他自言自语道，我的大脑在捉弄我。明明是在想这件事，但却无意识地变成另一种东西。苏格兰酒把我搞糊涂了。

为了验证，埃里克努力让混乱的大脑安静下来，全神贯注于他的手指。

他仔细地按动键钮，把想说的字打出来。那些字母噼里啪啦落在纸上，正好花去所需的时间。但问题还是出现了。他想打的是“短篇小说”，结果却变成了“长篇小说”。

埃里克顿时目瞪口呆。他知道不是这么想的。另外，他一直都写短篇小说嘛，从未试图——过去也从未练习——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发生什么见鬼的事啦？带着受挫的情绪，他飞快地打下——“行动敏捷的棕色狐狸扑向懒狗”。

然而他所读到的文字却是：“如它一直所努力的，弗莱彻小海湾城设法在严酷的大西洋冬季中生存下去。”

再度全身发抖，像触到冰块一样。真是疯了，他心想。我从未听说过“弗莱彻的小海湾”，还有那个修饰句。太可怕了。极尽粉饰，华而不实。

震惊之余，他再度疯狂敲击键钮，盼望读到胡言乱语，祈祷自己尚未失去理智。

奇怪的是没有胡言乱语，这次他看到如下字句：“城镇居民像新英格兰海岸线一样坚韧。他们具有花岗岩般的性格，能抵抗大自然的惩罚；他们仿佛从沿岸那些不屈的岩石那儿学到了生存的本领，不屈不挠地抵御潮汐的冲击。”

埃里克感到害怕。他明知不曾打下如此字句，再者他决不会强迫自己打出不曾想过的东西。这些句子太糟糕了，冗长烦琐，我的天，矫揉造作的商业化语言。遣词造句纯属畅销书作者的煽情手法。

他义愤填膺，疯狂地敲打键盘，决心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那作家的矜持荡然无存。畅销书的低级趣味激励他去写篇专栏文章，抨击小说的无耻堕落，它们只是为了迎合最低级的平民口味。

但他读到的却是：“12月底的降雪遮盖了弗莱彻的小海湾，大地沉睡了，一片冰封。一月份，二月份。城镇居民们挤成一堆，蜷缩在家中的炉灶或壁炉旁边，大眼瞪小眼地互相望着被迫聚在一起的熟悉的面孔。狂风在卧室窗口外怒吼，妻子丈夫们不久便互相生厌。三月到来，冰雪融化。四月接踵而至，大地复苏。和煦的春风唤醒了大自然，弗莱彻小海湾的人们也蠢蠢欲动，激情待发。”

埃里克跌跌撞撞走向苏格兰酒，这次他不用杯子了，直接把嘴套在了瓶口上。他浑身颤抖，翻肠搅肚，怕得要死。当索然无味的酒精从唇问滴漏时，他一阵晕眩，赶忙撑住厨台以免跌倒。精神错乱中，他觉得只有三种解释：其一，他疯了；其二，他醉了，就像楼梯上的醉鬼，产生了幻觉；其三，也是最难接受的理由，这台打字机非同寻常。

它的怪模样应该让人想到这一点。

仁慈的上帝！尖锐的电话铃声使他一惊，差点滑倒在厨台边。他努力稳住身体，蹒跚地朝起居室走去。他知道那部电话不久也要失去。两个月的期限，他没有能力去支付账单。生活到了这种地步，他怀疑这个电话是电话公司打来的，通知注销他的服务。

他摸索着拎起电话，迟疑了一下，说：“你好。”但他已说不上两个音节了，只剩下“……好”接着又稀里糊涂地重复着：“……好？”

“是你吗，埃里克？”一个男人带着鼻音响亮地问道，“你的声音有些异样，病了？感冒了？”《乡村精神》杂志编辑说。

“不，我正在写专栏文章。”埃里克试图控制住嗓音中的醉腔。“电话铃吓了我一跳。”

“在写专栏文章？听着，埃里克，我本应该婉转地告诉你的，但我知道你能够坚强地面对现实。忘了你的专栏吧，我不需要它了。”

“什么？你要取消我的——”埃里克觉得心跳加速。

“嗨，不止你的专栏，所有的一切，《乡村精神》收缩了，它失败了，破产了。真见鬼，干吗还转弯抹角？它玩完了。”

埃里克平时对编辑的陈词滥调很反感，不过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被告知着实令他不知所措。“破产？”恐怖的洪水淹没了他。

“彻底破产了。知道吗，爱尔兰标准协会不让我注销这本杂志，坚持说这是一种逃税行为，而不是商业举措。”

“法西斯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埃里克，他们是对的。这是逃税行为。你应该明白我在财务上变的戏法。”

这下埃里克确认自己疯了。他不可能听到这种消息的——《乡村精神》杂志是骗子，在玩弄骗局？“你可不能当真！”

“嗨，瞧你，别想不开了，嗯哼？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这是商场。你可以另找一家杂志。赶快各奔前程，伙计。下次见。”

电话里突然转成挂断后的蜂音。他的脑袋里一片茫然，胃里翻江倒海。那个制度，那个制度又一次攻击了他。难道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的，甚至艺术？把电话搁回座架，他无奈地搔搔悸动的前额。如果明天得不到支票，他的电话将断线，他会被撵出这个公寓。警方会在路边沟渠中发现他那饿瘪了的、憔悴的尸体。要么如此——埃里克不禁畏缩起来——要么他将不得不寻求一个稳定的——想到这里他极其艰难地吐出两个字一职业。

他感到恐怖至极。向朋友们借钱吗？他听得见他们轻蔑的笑声……向母亲乞求吗？他猜想她会断然拒绝……

太不公平了！他曾发誓献身于艺术，现在却不得不忍饥挨饿，而那些畅销书作家却源源不断出产垃圾，成了百万富翁！哪里有什么正义！灵光一闪，他突然有了主意。做个垃圾畅销作家？那些低级趣味的作品不就是这么弄出来的吗？好，就在他的厨房里，静静地等在操作台上的是一台极丑而又绝妙的机械装置，片刻之前发疯似的冒出一大堆字来。

再次冒出惊人的词来，疯了吗？是的，他疯了似的相信，在他酒醉状态下发生的一切事实多于幻觉。

还是退一步好，他自言自语。否则的话我怎么付他房租钱呢？埃里克十分气馁，踉踉跄跄地朝酒瓶走去。再弄个烂醉如泥吧，又没有别的法子。

他凝视着那台奇异的打字机和纸上的词句。虽然那些字母现在由于酒精作用变得有些模糊，但毫无疑问还能辨认，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实实在在的。

他喝了更多苏格兰酒，在麻木状态中随意敲击键盘，再也不对喷涌而出的词句感到吃惊。他认为这是精神错乱的结果，能够站在这厨台边打字，而不感到诧异。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很明显他正在把弗莱彻小海湾居民的激情和变态的惊人轶事，自动描述出来。

“是的，约翰尼，”埃里克对电视主持人说，带着谦虚的真诚微笑着。

“《弗莱彻的小海湾》是我脑海里灵光一闪的产物。坦率地说，其经过令人吃惊。我一生都等待着讲述这个故事，但是吃不准是否有那种天赋。这一天我有了机会，坐在那台虽然破损却忠实的打字机旁——我从废品店买来的，约翰尼。我穷困到那个地步。但是命运或幸运站在了我一边。我的手指好似在键盘上跳舞，故事情节喷涌而出。我没有一天不在感谢天老爷对我的恩赐。”

约翰尼轻松地用铅笔习惯性地敲打着写字台。电视演播室的灯光十分耀眼，埃里克穿着那套价值上千美元的鲨鱼皮西装，花了200美元设计的发型由于喷了定型水显得有点僵硬，他感到汗水在流淌。在晃眼的灯光中，他视周围，却看不到观众，尽管能感觉到他们十分认可他从乞丐到富翁的伟大成功。美国作证。总有一天铭记光荣的圣地上会刻上最受尊敬的圣人：霍雷肖·阿尔杰。

“埃里克，您太谦虚了。您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最令人称羡的小说家，而且也是最受尊敬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提您有一部短篇小说荣获声名显赫的文学奖。”

声名显赫？埃里克暗自皱起眉头。嗨，说话小心点，约翰尼。说了大话，将失去听众。我还有一本书要卖呢。

“是的”，埃里克说，心里羡慕起主持人那精心梳理过的浅灰色发型来。“《乡村精神》杂志的鼎盛时期，当年格林威治村的好时光。成名之后就享受不到了。我想念华盛顿广场上的团伙们，想念我们聚会的咖啡屋和夜晚，朗诵小说，探索新潮，谈话到天明。”

见鬼吧我会怀念他们，埃里克心想。我所住的垃圾房，那个大屁股西蒙斯，让他伴着那些蟑螂和楼梯上的醉鬼吧。“乡村精神”？倒不如叫“乡村白痴”更确切些。文学奖？《地铁快报》每月都颁奖。是的，拿了奖金再贴上二角五分钱，可以买上一杯咖啡。

“您会意识到成功带来的优势的。”约翰尼说。

埃里克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多了点物质享受而已。”

“您是一位富有的人。”

这个说对了，埃里克心想。精装本二百万美元；平装本四百万美元；拍电影二百万；从读书俱乐部还能搞上一百万；再加上卖给英国以及其他20个国家的海外版权，其总收入可达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十归他的代理商，百分之五给宣传策划人。扣除那些之后，“爱尔兰标准协会”也要伸手。不过埃里克一向精明，投资石油、畜牧业和房地产——他早就垂涎这些避税的防空洞了。他把欧洲之旅作为考察。他组建股份公司。他的房产、喷气式飞机和豪华游艇都列入成本开销。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毕竟需要私人空间去写作，为政府赚更多的钱。通过避税他到手九百万美元。尽管没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这份40元的投资还不赖。但愿能找到一个办法多挣几百万。

好了，就别再贪心了。

“不过约翰尼；金钱不是万能的。哦，当然啦，如果有人要给我钱，我决不会把它扔进哈德逊河。”埃里克大笑起来，而且听到听众的反响很好。

他们的笑声是善意的，你可以断定他们也不会那样做。“但是，约翰尼，实际上我最欣赏的回报还是看到书迷们的来信。他们从《弗莱彻的小海湾》中获得的乐趣胜过我在物质上的成功。这是我们这一行当的宗旨——为读者服务。”

埃里克停顿了一下。采访十分顺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书销售顺利。

人们需要的是争论。

在耀眼的灯光下，他的腋下汗水直冒。他担心会弄脏而毁了那套鲨鱼皮西装，但立刻意识到随时能买件新的。

“我知道特鲁曼·卡波特说过，《弗莱彻的小海湾》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它完全是用打字机打成的。他以前也好几次作过如此评论，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想法的话，我要说他以前也多次说过其他的事呢。”

听众们发出笑声，不过笑声中带着嘲讽。

“约翰尼，我还等着他承诺写的那部长篇小说呢，很高兴我没屏住呼吸在等。”

听众们哄堂大笑，充满了嘲讽的味道。假如特鲁曼在场的话，他们会向他扔石子。

“说老实话，约翰尼，我认为特鲁曼已经失去与读者群的联系，而这个群体在美国中部。我也尝试过写现代派小说，却使我感到窒息。现在人们需要的是内容丰富的小说，应充满魅力、浪漫、动作和悬念。芦狄更斯写的那种故事。”

听众们鼓掌表示赞成。

“埃里克，”约翰尼说，“您提到了狄更斯，使我想起另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在50年代后期深受欢迎，即温斯顿·戴维斯。要是我不知道您写了《弗莱彻的小海湾》，就会深信它是戴维斯的新作。当然啦，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戴维斯已逝世——死于一场悲剧性的翻船事故，当时他只有48岁。我知道事故就发生在长岛外面。”

“你提到戴维斯让我甚感荣幸，”埃里克说，“事实上并不是你一个人作此比较。他是我所崇拜的此类作家典范。他对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都倾注了深深的关爱，书中写到的新英格兰州的那些小镇均流芳百世。另外他的散文作品很丰富。我研读过戴维斯的全部作品，力图继承他的传统。人们需要真实、诚挚、人性化的小说。”

其实在书迷们开始把埃里克的书与戴维斯的作品互相对照之前，他根本没有听说过温斯顿·戴维斯其人。怀着疑惑埃里克去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费力地翻阅了戴维斯五六本书之后，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都是些索然无味的垃圾，行文死板，但埃里克不得不承认有相似之处。《弗莱彻的小海湾》很像温斯顿·戴维斯写的书。埃里克离开公共图书馆时大皱眉头，他再次感受到那种刺痛。尽管相同的感觉在《弗莱彻的小海湾》成形过程中频繁出现，他却从未喜欢过这种感觉。

“最后一个问题，”约翰尼说，“您忠实的读者渴望着您的下一部小说，能否透露一点它的有关内容？”

“我很乐意，不过我有点迷信。我很忌讳在写作期间谈论它。但我能告诉大家，”埃里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一下四周，似乎害怕有作为竞争对手的出版商潜伏在播音间里。他笑着耸耸肩说，“我想我可以说这句话。毕竟在几百万人当面听我声明以后，还有谁会剽窃一个书名呢？新书名叫《帕森的小树林》。”他听见从听众那儿传来一片狂喜的叹息。“故事发生在佛蒙特的一个小镇，并且——得了，我最好别往下说了。等到该书出版时，大家都能读到。”

“妙极了。”埃里克的代理商说，他名叫杰弗里·艾姆高特，虽然年约30岁，却由于操心，头发灰白稀疏。他经常皱眉蹙额，胃也麻烦不断。他行色匆匆，似乎总在跟时间赛跑。“十分完美。您对卡波特的评议——保证再销出十万册书。”

“我也这么认为，”埃里克此时已走出播音间，爬进一辆大型高级轿车。“但是您看上去不大高兴。”

那个“卡森”展览会是在下午晚些时候录制的，但浓雾使得看上去像黄昏时分。

“我们碰到了难题。”杰弗里说。

“我尚未看出有什么问题。来吧，喝点酒松弛一下。”

“弄坏我的胃吗？谢谢，哎哟不能谢。听着，我已跟您的经销经理谈过了。”

“我听说这事了。你们俩都过于担心。”

“不过您花钱似流水。那架喷气机、豪华游艇以及豪宅。您负担不起。”

“嗨，我有九百万美元，让我享受一点美好人生吧。”

“不，您没有那么多。”

埃里克瞪大双眼：“请再说一遍。”

“您没有九百万美元。所有那些欧洲之旅、马里布的海滩屋、巴艾米尼的房产都得花钱。”

“我还有投资项目，石油和畜牧业。”

“油井都已枯竭。牛群死于口蹄疫。”

“你在开玩笑。”

“我的胃可开不起玩笑。您有房地产的银行抵押货款，你的法拉利豪华车还没付过款呢。那架‘李尔号’喷气式飞机也没付款。您刚好破产。”

“我生活奢侈，好了吧？”

杰弗里叹了口气：“奢侈？是挥霍！您干的事已失去理智。”

“你是我的代理人。另外再为我做笔生意。”

“已经做了。您怎么啦？大脑是否丧失了记忆？一周以后，您的出版商要从您这儿得到一本最新作品。他出价三百万美元买断精装本版权。我交书。他给钱，那就是合同。难道您忘了吗？”

“哪那么有什么问题？三百万美元可以付我的账单。”

“但那该死的书在哪里？如果你不送出手稿，就得不到钱。”

“我正写着昵。”

杰弗里悲叹道：“仁慈的上帝啊，您是说还没完工？我问过您。不，我请求过您，赶快停止笙歌达旦，抓紧时间写出那本书，然后再过你的好日子。你怎么啦？所有那些女人，是不是她们吸干了你的精力、你的脑汁，还有其他什么？”

“从现在起，一周后你将得到那本书。”

“噢，埃里克，但愿我有您这样的信心。您想想看，写作就像拧开水龙头吗？它是工作。再设想写作中遇到障碍，患上流感之类的。不管是谁，能在一周内写出部小说来？”

“你会得到书的，我保证，杰弗里。不管怎么说，即使我动手晚了点，也没关系。对于出版商而言，我是摇钱树。他会放宽期限。”

“见鬼，你没在听我讲。一切都在于时间。新的精装本已经宣传出去了。数月前就该送出手稿加以排版了。《弗莱彻的小海湾》平装本的发行也和这部长篇小说连在一起，书店盼望同时进两本书。印刷商也在等待，宣传广告即将推出。假如你不送出手稿，出版商会认为你在愚弄他们，你就失去了媒介宣传。读书俱乐部也会生气，更不要说那些早已把你的新书列入目录的国外出版商了。他们都指望着你呢。埃里克，你还不明白。大生意，你不能毁了大生意哟！”

“不用担心，”埃里克以微笑消除他的疑虑，“一切都关照好了。今晚我和罗伯特·埃文斯共进晚餐之后，将着手工作。”

“上帝保佑你，埃里克。敲键盘吧，伙计，只管击键。”

“李尔号”喷气式飞机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升空。城市上空，埃里克在黑暗中向下眺望着那些星罗棋布的街灯和闪闪烁烁的高速公路。

开始写吧，埃里克极不情愿地作出决定。

机舱里传来沉闷的引擎声，他从一个橱柜里取出那台庞大的打字机。他不论上哪儿都随身带着它，惟恐它在没人侍候时会有什么闪失。

经过一番折腾，他把它安放在桌子上。他已下令让飞行员不要回到乘客舱。一块厚厚的隔板将驾驶舱与埃里克隔开。这儿好似他在哈德逊河岸上的府邸，埃里克可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打字。

这项工作实在令人厌烦。当时在打《弗莱彻的小海湾》的结尾部分，他甚至没有面对键盘。他曾经看了一周的电视节目，同时让手指按下键盘上偶然碰到的任何字母。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出差错，自动在编辑。每次节目结束时，他都看一眼这部奇妙的机器打下的最后一页，希望能看见“结束”两个字。直到有一天，那结束语终于出现在他面前。

在《弗莱彻的小海湾》取得成功后，他又开始打字。他选了《帕森的小树林》这个标题，虽然毫无热情，仍耐着性子打出20页稿子。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从未喜欢过写作，与此相反他只喜欢谈论写作和被称为作家。写作的痛苦使他望而生畏。所以，每当他无所事事时。

写作就更加缺乏吸引力了。十分坦白地说，埃里克认为，我应该是位王子。

他尽可能久地推迟打出《帕森的小树林》。钱既然来得这么容易，他就不想遭受哪怕是一周的痛苦。虽然这一周时间他认为是必需的，以完成这部手稿。

但是杰弗里警告过他。不是没钱了吗？那么我最好重返金矿，回到那台下金蛋的打字机旁。作家的帮手称什么来着？秘书。对啦，那就是我对你的称呼，埃里克对那台不可思议的机器说道。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秘书了。他无法相信他实际上成了百万富翁——至少纸上如此——乘坐他自己的“李尔号”喷气式飞机，飞往纽约，出席“今天”发布会，“明天”发布会，然后在“早安，美利坚”节目上作秀。真难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

但这是真的。如果埃里克想要继续享受美好人生，他最好像魔鬼般地打字，花一周时间产出他的第二部书。

喷气式飞机急速穿越夜空。他将一张纸喂进他那“秘书”体内，感到枯燥无味，便啜饮一杯“香槟王”（以法国香槟之父修士命名），挑选出一盒《诸圣日前夕》，放进录像机。他一边观看屏幕上的孩子刺伤大姐姐，一边动手打字。

“第三章……拉蒙娜感到一阵狂喜。她还从未有过这种愉悦。她的丈夫，她的情人，也从未在她体内产生过这种心醉神迷。是的，那个送奶工人……”

埃里克打了个哈欠。他看见一个疯子逃出了疯人院，看见那个发疯的医生极力找出那个疯子。一个保姆尖声呼叫。那个疯子被追杀五六次，然而生存依旧，因为他实际上是个迪斯科舞者。

没看过键盘一眼，埃里克打着字。他旁边的稿纸渐渐堆高。他喝完了第5杯“香槟王”，《诸圣日前夕》录像片也已放完。他看了《异形》，一个被困住的穿着贴身内衣的女子与妖怪搏斗。在科罗拉多州的上空——埃里克事后估计发生事故的地点时——他瞥了一眼刚才打出的稿纸，突然发现上面纯属胡言。

他在纸堆中摸索半天，方才明白有半个小时里打出的东西简直莫名其妙。

他脸色苍白，目瞪口呆，差点呕吐。

“仁慈的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发疯似的打字，“小流浪汉皮普丢失了她的绵羊。”这便是他读到的句子。

他又打下去：“那只敏捷的狐狸。”后来读到的与这一模一样。

他乱打一气，面对着他的也就乱七八糟。

当他抵达拉瓜迪亚机场时，身边已有厚达2英寸的一堆狂乱而莫名其妙的东西，更糟糕的是打字机卡住了。他听到机器内部有令人恶心的吱嘎吱嘎的声音，键钮死死地动弹不了。他无法再打出哪怕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毛病了，他边想边呻吟。仁慈的上帝，打字机坏了，失败了，完蛋了。

我们俩都完蛋了。

他试着使劲敲打键盘以松动它，结果全部努力只是伤了他的手。主啊，我最好小心点，搞不好会损坏内部更多的零件。醉醺醺的，他把一床毯子蒙在打字机上，然后费力地从飞机上搬下来，装进等候着他的轿车。直到第二天他也没在电视采访中露面。烈日高照，他擦了一把那张憔悴而胡子拉碴的脸，惊慌地对他的司机说：“去曼哈顿，找一家打字机修理店。”

穿行在卡车间，碰上了交通事故绕道而行，这趟差事花了两小时。最后把车停靠在三十二大街人行道的另一辆车旁，埃里克跌跌绊绊地抱着他的重物，朝橱窗里有修理字样的一家商店走去。

“我修不了这东西。”一个青年店员告诉他。

埃里克呻吟着说：“你必须给修一下。”

“瞧这里边的支撑臂，已经破裂。我没有这么奇怪的零配件。”男店员看着这台机器，被它极丑的模样吓住了，“我得焊上那支撑臂，但是老兄你看，这机器已破烂不堪，就像穿坏了的衬衫。你在肘部打个补丁，补丁边上撕裂了。你打上新补丁，别的地方又撕裂了。等你完工，这已经不是衬衫，仅看到补丁了。如果我焊接好支撑臂，电焊的高温会降低旧金属的强度，这个支撑臂的其他地方有可能破裂。你得来来回回地跑，直到都是焊接点为止。再说，像这种怪异模样，我可不想捣鼓。相信我，老兄，我弄不明白这玩意儿。你最好去找制造它的那家伙。或许他能修理，或许还备有配件。嘿，难道我不认识你吗？”

埃里克皱起眉头问：“你说什么？”

“难道你不出名？你不是在那个卡森秀上露过面吗？”

“不，你搞错了。”埃里克闪烁其辞地告诉他，旋即瞟了一眼他那只劳力士金表，发现差不多已到正午时分。仁慈的上帝，他已磨蹭了一个上午。

“我得赶时间。”

埃里克抓起破打字机，踉踉跄跄地走出大楼，向他那辆车子走去。街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声使他心力交瘁。

“去格林威治村。”埃里克不假思索地对等得不耐烦的司机说。

“在这种交通状况下？先生，正是中午，交通繁忙时间。”

埃里克胃里泛酸。他身体发抖，浑身出汗。好不容易赶到格林威治村，埃里克疯了似的指点着方向，一边还不停地看手表。差不多是下午1点半时，他突然有了一种可怕的念头。噢，上帝，大概那地方已关门，大概那个家伙死了或者停业了。

埃里克已不抱希望。但是透过防风玻璃斜眼看去，他突然见到沿着大街的那个废品店满是灰尘的橱窗。还没等车停稳，他就蹿出汽车。尽管机器杆子刺痛了他，他紧紧抱住又笨又重的打字机，摸索到废品店那道吱嘎作响的门，双膝摇晃着走进那间龌龊、霉臭、狭窄的阴暗房子。

那个老家伙正站在那个老地方——埃里克上次进门时看到他的地方：弓着背站在一张破损的写字台旁，熏黄的手指间夹着根半英寸长的香烟，愁眉苦脸地面对一张赛马成绩表。他甚至还穿着那件纽扣掉光了的破绒线衫。像蜘蛛网似的头发，菜黄色的脸。

那老家伙从赛马成绩表那儿抬起头，目光盯住来客说：“售出货物概不退换。你没读过那张告示吗？”

拿着重物的埃里克几乎失去平衡，他难以置信地歪着头问：“你还记得我？”

“怎么不记得？我不会忘记那破玩意儿。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不退货。”

“我并不是来退货的。”

“那你为啥要把那见鬼的东西拿回来？仁慈的上帝，它太丑了，看见它我就无法忍受。”

“它坏了。”

“那是意料中的事。”

“我无法修好它。修理工连碰都不愿碰，他怕越弄越糟。”

“所以应当扔进垃圾堆。把它当废铁卖吧，分量够重的。你或许可以得到几块钱。”

“但我挺喜欢它！”

“你还没有吃够苦头吗？”

“那个修理工建议说造它的家伙也许知道如何修理。”

“如果母牛也长翅膀——”

“告诉我你在哪儿弄到它的。”

“告诉你这个信息，给我多少钱呢？”

“一百美元。”

那老头儿满腹狐疑：“我不想要支票。”

“给现金！以上帝的名义，赶快！”

“那么钱在哪儿？”

那老头儿捣鼓了半天。埃里克抽着烟踱来踱去，急得满头大汗。

最后老头儿哼哼唧唧地从地下室出来了，带来一张有潦草字迹的废纸片。

“在长岛上有一处房产，某个家伙死了，我想他是淹死的。让我们看看吧。”老头儿努力辨认那张废纸上的模糊字迹。“对了，他名叫温斯顿·戴维斯。”

埃里克抓牢那张破写字台，胃部在痉挛，心脏停跳好几次。“不，那不可能。”

“你是说你认识这家伙？这个温斯顿·戴维斯。”

埃里克的喉咙像堵住了：“我听说过此人，他是个小说作家。”他的嗓音显得嘶哑。

“但愿他没用那玩意儿写小说。情况正如你买下它时我告诉你的那样。我试着尽我所能让他们留下它。但是物主将死者的遗物一古脑儿变卖，他们不愿拆零，要么全部买去，要么一件不卖。”

“地点在长岛？”

“地址在这张纸上。”

埃里克一把夺过纸条，发疯似的抱起那台沉重的打字机，磕磕绊绊地朝门口走去。

“你不是说我能认出你吗？”老头儿问，“你不是昨晚在卡森秀上露过面吗？”

埃里克找到目的地时，几乎已是夕阳西下。在穿越长岛途中，他一直浑身颤抖。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读者要把他的作品与温斯顿·戴维斯的作比较。戴维斯一度拥有这台机器，也在它上面写小说。实际上是这台机器在创作，这也是埃里克与戴维斯的作品风格相似的原因。他们俩的小说属于同一位创作者。正如埃里克对此保密一样，戴维斯同样守口如瓶，显然从未告诉他的好友或家人。一旦戴维斯去世，他家里人认为这台旧打字机不会比垃圾更值钱，因此他们将它连同房子里的其他废品一起卖掉。倘若他们知道有关它的秘密，就一定会留下这只金鹅、这座金矿。

但是如今它不是金矿了，不过是一大堆垃圾，一件破烂的螺丝和杠杆组成的废物。

“那座府邸到了，先生。”一头雾水的司机告诉埃里克。

慌张的埃里克打量了一番那扇敞开的笨重的大门，那平坦宽广的草坪和通向雄伟楼宇的那条黑色路面的大道。它看上去像一座城堡，埃里克心想。

他小心翼翼地对司机说：“直接开到房子前面。”

他心里在打鼓：要是无人在家，要是他们想不起这件事怎么办？还有，如果别人住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把打字机留在车里，他一边犹豫一边急急忙忙地迈步登上房子正面的大理石台阶，走向那扇巨大的橡木门。抖动的手指按下一个键钮，听见房内铃响的回声，使他惊讶的是很快有人打开房门。

眼前出现一位60来岁头发灰白的老妇人，穿着讲究，面容和善，表情令人愉悦。

她微笑着轻声问他有何贵干。

埃里克有些语塞，但那位老妇人温柔的目光鼓起了他的勇气，很快他便松弛下来，解释说他知道其丈夫的大作，慕名前来。

“您还记得他真是不胜荣幸。”她说。

“我曾住在本社区，如果我路过顺便造访，望您不会介意，想告诉您有关我对他小说的感觉。”

“介意？不，我十分乐意。少有读者愿意花时间表示关心。您想进屋吗？”

那座府邸对于埃里克而言就像个陵墓——冰冷，空荡荡的。

“您愿意看一下我丈夫的书房吗？他曾工作过的地方？”上了年纪的妇人问道。

他们穿过一个凉意袭人的大理石厅堂，老妇人打开一扇装饰华丽的门，做个手势指向那个神圣的书房。

真是神奇。这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屋子，四壁挂着价值连城的油画——围着一圈书架，又厚又软的地毯，硕大的窗户面向白浪翻滚的海洋——在那儿有三艘染上落日余晖的帆船，在傍晚的微风中疾驶。

但是房间吸引人之处是在其中央——一张巨大的闪闪发光的柚木写字台，就像圣坛中央的圣杯那样，台面中央有架50年代的科罗娜牌旧电动打字机。

“这就是我丈夫写书的地方，”那位老妇人自豪地告诉埃里克。“每天早晨8点一直写到正午。然后我们吃午饭，再去采购晚饭的食品，要么去游泳或乘帆船。冬天我们时常在海边漫步。温斯顿喜欢冬日的大海。他……我又在喋喋不休了，请原谅。”

“不，说得挺好。我能理解您的感受。他用过这台打字机吗？”

“每天都用。”

“我之所以问，是因为我有一天买了台破旧的打字机。它奇异的外型引起了我的兴趣。出售给我的那个人告诉我，您的丈夫曾经拥有它。”

“不，我……”埃里克胸口抽紧，心脏绝望地下坠。

“等一下，现在我想起来了。”灰白头发的妇人说道，埃里克屏住呼吸。

“那个丑八怪？”她说。

“是呀，就是那个模样。”

“温斯顿将它存放在一个橱柜里。我一直叮嘱他把它扔出去，但温斯顿说若是这样做他的朋友决不会饶恕他。”

“什么朋友？”这句话击中埃里克，如鲠在喉。

“对，就是斯图尔特·多诺万。他俩经常一起航海。有一天温斯顿将那台奇怪的机器带回家。‘这是一件古董，’他说，‘一件礼物，斯图尔特给我的。’哎哟，它对我来说就像垃圾。不过朋友就是朋友，温斯顿将它保存下来。他去世后，尽管……”老妇人的嗓音变了调，变得更加低沉，似乎要断裂了，“不管怎么说，我把它连同不需要的其他东西一起卖了。”

埃里克下车时，夕阳已经西下，浓厚而朦胧的暮色笼罩在他的周围。在位于长岛的这个奇异的海边村庄里，他呼吸着带有咸味的海洋空气。他望着一家店面上方的一块招牌：“多诺万打字机——新品和二手货——兼营重造或修复。”他的原计划是找到该店，乘该店明天上午营业时再来。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暮色中有一盏灯在该店窗户内发出暗淡的光。虽然门上挂着一块写有“停止营业”的纸板，但在拉上了的窗后面隐约可见一个人影在移动。

埃里克敲敲店门，有人拖着脚步慢慢地走过来。一位老年绅士走到窗后，拉开窗帘，看了埃里克一眼。

“关门了。”那老头在门窗内轻声地说。

“不，我必须见您，有要紧事。”

“关门了。”那人又说了一次。

“温斯顿·戴维斯。”

那个人影刚要转身，突然不动了。那位老年绅士又拉开窗帘朝外探视。

“刚才你提到温斯顿·戴维斯？”

“求求您啦，我必须跟你谈谈他的事。”

埃里克听见门锁开启声，那扇门摇摇晃晃地往里打开了。老头皱着眉头面对他。

“您是斯图尔特·多诺万？”

老头点点头说：“你说起温斯顿吗？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这就是我必须见您的原因。”

“那进来吧。”老头对他说，显得迷惑不解。他个子很矮，身体又弱，斜倚着一根木头拐杖。他身穿双排扣西装，系一根细细的丝绸领带，衬衫领口对于干瘦的脖子而言显得太大，身上一股子薄荷味。

“我要给您看样东西。”埃里克说。然后匆匆去汽车那儿又转回来，将那台奇丑的打字机搬进店里。

“怎么啦，这是……”老头惊愕地瞪大双眼。

“我知道，它是您送给温斯顿的礼物。”

“从什么地方……”

“我在一家废品店买的。”

伤心的往事使老头发出呻吟声。

“打字机坏了，”埃里克说，“我带到这儿请您修理。”

“那么你知道有关……”

“它的秘密，全部隐情。瞧，我需要它。如果修不好，我将陷入困境。”

“你听起来很像温斯顿。”老头的目光随着久远的回忆而混沌起来。

“有好几次当它损坏时，他大惊失色地跑过来说，‘合同，版税。如果你修不好，我就完蛋。’我便一次次把它修好。”老头充满了怀念地唠叨着。

“那您能为我修吗？我付您高价。”

“不，我的要价都是一样的。我刚要离店，老伴做好晚饭等着呢。不过这种型号是我的杰作，就算为了温斯顿，我也得琢磨它一下。把它放在柜台上吧。”

埃里克将打字机搁好，揉揉酸痛的手臂说：“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为何不保留这东西，它可值钱呢。”

“我还有另外的机器。”埃里克惊得呆若木玛。

“另外，”老头说，“我总有足够的钱。富人们有过多的担心，温斯顿就是个例子。到头来他神经紧张，老在害怕修理过的打字机出毛病。这样便毁了他。但愿我没送给他打字机就好了。不过他待我挺不错，一直把所赚之钱的百分之十给我。”

“我也会的。求求您把它修好，帮帮我的忙。”

“那我得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老头笨手笨脚地修起来，捣捣这个，捅捅那个。他把螺栓都卸下来，又试试拉杆。

埃里克在旁边急得舔嘴唇，啃指甲。

“我知道什么坏了。”

“支撑臂裂了口子。”

“哦，那是个小问题。我有支撑臂配件，重新换上去很容易。”

埃里克舒了口气道：“那么如果您不介意……”

“键盘卡死是由于支撑臂破裂所致，”老头解释说，“但是在键盘卡死之前，这机器并不能打出你所要的字。它失去了创作功能。”

埃里克害怕得想呕吐，脸色苍白地点头称是。

“明白么，毛病就在于……”老头说，“这台打字机词汇量出了问题，它预存在内部的词汇用完了。”

埃里克强忍住不要尖叫。他心里默念道，决不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多放些词汇进去。”

“难道我不想这么做？然而一旦词汇用尽，我就无法输入新词。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反复试了好多次，最后还是失败了。因此我不得不再造个最新的。”

“那么造吧。不管多大代价我都会付给您的。”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已忘了诀窍。我曾经制造了五种成功的款式。但第六、第七款都失败了。第八款彻底失败后，我就停止了试验。”

“再试一试。”

“不行。你不知道它如何弄垮了我的身体，我已无能为力。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用完了掌握的每个词汇。”

“真见鬼，再试一试！”

老头摇摇脑袋说：“你可怜可怜我吧。”

在老头背后，那个柜台后面的工匠间里，埃里克见到一台其他型号的打字机，还有一些旋钮、杠杆、螺栓等。

“我出价一百万美元买那台打字机。”

老头慢慢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说：“噢，那台。不，对不起，那是我自用的。我为自己孩子造的机器。现今他们都已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来探望我时，我的孙辈很喜欢摆弄它。”

“我加倍出价。”

埃里克想到哈德逊河边的豪宅，在马里布和巴艾米尼的房产，他的豪华游艇、喷气式飞机，他的欧洲之旅以及法拉利轿车。“见鬼！我出原价的三倍。”

他心想，再有6天时间，我必须完成新书。如果夜以继日地打字，就有时间干完那个活。

“你必须让我得到它。”

“我不需要钱，我只不过是个老朽，钱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很抱歉。”

埃里克失去了理智，忙不迭地越过柜台冲向工匠间，抱起那台打字机。

老头试图从他手中夺回打字机，埃里克将他一搡，老头跌倒了，抱住了埃里克的腿。

“这是我的东西！”老头哀号道，“是我为孩子们造的！你不可能得到它！”

“四！四百万美元！”埃里克大吼道。

“把世界上所有的钱给我也不行！”老头紧抱住埃里克的腿不放。

“见他妈的鬼！”埃里克叫道。他把打字机放到柜台上，抓起老头的手杖，猛击他的脑袋，气咻咻地说：“我需要它！难道你不明白吗？”

他挥舞着手杖砸下去，一下，一下，又一下。

老头剧烈颤抖着，鲜血从手杖上滴下来。

店里一片死寂。

埃里克呆呆地看着自己干的事。他蹒跚地倒退了几步，扔下手杖，用手捂住嘴。

接着他醒悟过来。“打字机是我的了。”

他将碰过之物上的手印擦拭干净，把坏了的那台打字机搁在工匠问的桌上，换了另一台。他的汽车司机不会知道发生的事，有可能永远不知道。在长岛这个地方的一个小村落杀死一个老汉——几乎不会引起公众关注。是的，戴维斯夫人也许会回忆起她的傍晚来客，但她会将谋杀案与他联系起来吗？再说她根本不知道埃里克是何许人也。

他决定抓住机会。尽管战利品十分沉重，他还是抱起它，逃之夭夭。

他那个IBM词汇处理器搁在书房的办公桌上，纯属摆设。他从未使用过，不过需要用它来愚弄他的客人们，掩盖他组合文章的真实方法。他隐约听见车子离开府邸朝城里开去，便打开电灯，疾步走到办公桌前，把IBM处理器扒到一旁，将他的大救星放在桌上。还有六天时间，够了，他可以做完这项工作。伴随着大量的香槟酒和电视节目，随意打字后酸痛的手指关节会变得僵硬。尽管如此，他仍能干成。

他斟满一杯酒，实在需要它呀，打开电视机的“晚间节目”频道，然后点燃香烟。荧屏上出现《掠尸者》的字幕时，他拼命地打起字来。

由于犯下的案子，他一度感到动摇、恐慌和震惊。但是他有了另一款打字机，这样便可保住豪华游艇、喷气式飞机和三处房产。笙歌燕舞可以延续。

而今埃里克所考虑的问题是，省下了将要付给那老头买机器的四百万巨款。

带着好奇的冲动，埃里克瞥了一眼迄今为止打下的东西。

他不禁惊叫起来。

因为他胡敲乱打的结果，如他所料，变成别的内容，但并非那篇动情的散文《卡森的小树林》，而是大相径庭。

他打下的“看见杰克跑，看见吉尔跑，看见斯波特追那个球”成了“我为自己的孩子造的机器。现今他们都已经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当他们来探望我时，我的孙辈很喜欢摆弄它”。

他高声惊呼起来，盖过了打字的卡嗒卡嗒声，“看见斯波特跑上了小山坡，看见吉尔跟在斯波特后面追，看见杰克在追吉尔。”

半英里外的邻居被他的尖叫声惊醒。因为担心他会遭到谋杀，他们便报了警。州警破门而入时，却发现埃里克一边打字，一边尖叫着。

他们吃不准究竟哪种情况更糟糕——这个人还是那台机器。他们把他从那台怪异的打字机旁拖走，一位警察看了看纸。

“看见吉尔爬上树，看见杰克爬上树，看见斯波特对杰克咆哮。”

接着往下几行——警方很快发现这句话的意思——“看见埃里克杀害多诺万先生，看见埃里克用手杖敲那老头。看见埃里克偷了我东西，看见埃里克入狱。”

也许是灯光下的幻觉，也许是那台机器键盘的特异作用，不论何种原因，那位警察后来发誓说——他只告诉过妻子——那台见鬼的打字机当时好像露齿而笑。

正文 不经意的陷阱

丹尼斯·埃切森既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又是一位受尊敬的短篇小说集的编辑。1991年，为了汇编他的《黑暗大师》系列小说的第三卷，他约请我和其他几位特约撰稿人——克莱夫·巴克、斯蒂芬·金、迪安·孔茨、卡罗尔·奥茨以及更多的人——从我们的作品中选出最喜欢的一篇。他还要求我们写一份附言，解释为什么选这篇。下列文字便是我的遵命之作。

一位作家如何从他或她正努力完成的许多作品中选出其代表作？在选择这篇《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1983年）时，我重读了其他几篇小说，最终选定用这篇。不仅因为它是我所写的最为恐怖的（虽然我确实发现自己起了鸡皮疙瘩，但未达到那篇《为了这些和我的原罪》，或者那部长篇小说《证言》中间部分描写所引起的寒战的程度），也不仅因为它的风格属于实证性的（如《隐藏的笑声》那样），而的确因为这个故事很典型化，是我反复使用的技巧和主题的一个典范。

让我们先谈谈技巧。像许多小说作家一样，我发现写小说一个很大的难点在于遵循浓缩的原则。这里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70年代早期，我初次写作的是，当我把它交给经纪人时，我做了个压迫感非常强烈的噩梦，所以我照此写了一篇名叫《滴水》的短篇小说，被《埃勒里·奎思神秘小说杂志》购买了版权，成为我第一本商业意义上的书籍。两周后经纪人打电话告诉我有位出版商接受了。其他作家会理解《滴水》对我而言永远有特殊意义——它使我梦想成真。

我致力于下一本书时（通常会发作可怕的第二部小说综合症：我还能再写吗？），却没有做过短篇小说的噩梦。而作为第二部长篇小说的《证言》，继续给我出难题，加剧我的不安全感。我渴望写出另一部短小、精悍的作品以获得满足感，证明“我能碰运气在两三天搞定”，成为一个催眠术士、魔法师、故事大王。

当时我是依阿华大学文学系的一名教授，凑巧在准备一门课程，我便选择罗伯特·布朗宁的《我最后的公爵夫人》作为教材，感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刺激。你知道，《滴水》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但我由于对亨利·詹姆斯的崇拜，始终对第一人称的叙事文体抱有怀疑。

那位“大师”评论他那部无与伦比的长篇恐怖小说——《转动螺丝》时，称其故事为“不经意的陷阱”——那是因为第一人称的写法，使人难以判断讲述者对其所遇见的鬼怪的描述是真是假，或者怀疑他是否无可救药地发疯了。詹姆斯实际上并不看重第一人称叙事的写法，称之为“陷阱”，因为用这种手法，读者惟一感兴趣的是：判断故事中的“我”是否在自欺欺人，是一个说谎者呢还是狂人。

因此我怎么能把自己凭直觉去重复、去建立的我在《滴水》一书中所运用的技巧，我感到被迫使用的技巧，被我心目中的一位文学大师所否认的那种技巧，贡献给“黑暗大师”系列作品选集呢？罗伯特·布朗宁的《我最后的公爵夫人》提供了答案。它被称为一种“戏剧性的独白，”为其创作增光添彩的一种技巧，不是用于剧本（角色的内心独白是约定俗成的），而用于一页文字或一首诗歌中！“挂在墙上的画像是我最后的公爵夫人”，布朗宁开创了，或者说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实践了第一人称的流派。我还想到，文中的叙说者是谁呢？读者如何碰巧听到这些话呢？这种技巧虽然不可信、不自然，却效果奇佳。与此同时，我又爱上詹姆斯·M·凯恩的长篇小说。“大约在正午时分，他们将我从装干草的卡车上抛下来。”这就是《邮差总按两次铃》的开篇语，空前伟大的惊悚小说中空前伟大的开篇句。但凯恩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没有对虚构中的盯着舞台的观众发表讲话。不，那个听天由命的入侵者或罪犯像在写自供状一样在写小说，顽强地冷静地等待着因谋杀罪被处决。

所以我问过自己，为什么不假装从未读过詹姆斯的作品？为什么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布朗宁和凯思的作品上？这个决定冲破了我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的障碍，我便采纳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它直截了当，亲切生动，而且使作家便于浓缩。备受折磨的叙述者可以脱口讲出他的恐怖故事。到《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一文结尾时为止，整个故事是布朗宁的风格。然而当那位英雄暨罪犯在旅馆房间内拿起笔、铺开纸，作为一份证明文件，揭示他一直在写恐怖故事时，那些发现他尸体的人将会理解他命中注定的灭亡——那就是凯恩的风格，愿上帝保佑他。多亏他为我指点迷津。

现在谈谈主题。在这么狭小的篇幅里要探讨如此复杂的主题，太难为我了。这个话题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找得到佐证。我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大恐惧是失去家庭，失去亲人，与我所热爱的人们分离。其实生活中，这种恐惧无处不在。1987年6月27日那天，我的年仅15岁的棒小子马修（在忍受了6个月难以置信的煎熬之后）死于骨癌。我在名为的书中，描写过这种严酷的事实。但在马修离世前的《滴水》和其他几部短篇小说中，我已经描写过这种极至的恐惧。《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中的主人公失去了他珍爱的一切，而这并非由于他的过错，却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有时候事物总是阴差阳错，还因为生活，上苍助我，并不是公平的。

当时我也是文学教授，确有一位女学生抱怨我向她传递性骚扰心理暗示。她不断打电话威胁和干扰——不仅针对我（我能应付），还针对我的家人。在《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中大多数情节均是真实的，只是那位学生，据我所知，尚在人世，隐姓埋名而已。

最后，在我离开诞生和长大的加拿大之后，先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大学，然后进了依阿华大学。我爱上了一望无际的蓝天和我所在那个州极其养眼的美景，称其为异国情调。如果观看《梦中田野》那部电影，便可理解我的意思。在我看来，恐惧并非一定要出现于传统的霍桑开创的新英格兰式的忧郁心理描写，或者在衰败的压抑的大城市中，也可能发生在灿烂的阳光下和壮丽辉煌中。尚能回忆起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影片中，卡里·格兰特拼命狂奔以求逃脱从“天真的”喷洒农药飞机上射下的机枪子弹的镜头吗？我开始构思一个短篇小说系列，试图利用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和80号公路沿线以及那个空间——互相隔绝的社区之间的壮丽的、因此而令人恐惧的“空间”。我在几篇小说《暴风雪》、《为了这些和我的原罪》中探索这种理念。而别的小说，甚至那篇《时区》里，变化中交织着危险。

因此你如果迫切需要安全感（如那位在《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中的英雄那样，或和该书作者那样），你就选择这个短篇小说作为你的代表作。我亲密的教授为其家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真是个好人哪。我太理解他了。因为要是给我机会，我将乐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去拯救我的儿子。

正文 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

昨晚她又打了电话，就在凌晨3时，以她一直采用的方式。我怕得要命。我做不到无止境地奔逃。在那家旅馆楼下的登记处，我报了假名、假地址和假职业。我来自依阿华州的依阿华城，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镇这地方。我在依阿华大学教授美国课程——或者说三天前还在教书。

虽不敢冒险返回那地方，但是我认为在这里也藏不了多久。每个夜晚，她都会逼近我。

她从一开始就吓着了我。每天早上8点我到校准备课程。从英语系大楼的那道侧门的楼梯间，我可以沿阶而上到三楼办公室，它被一个消防门与其他办公室隔绝开来。我的同事们过去常开玩笑说我一直与世隔绝，不过我并不害怕，因为在那个偏远角落，我可以专心做事，很少有学生来打扰我。虽然那道消防门外声音嘈杂，我有时却感到大楼里没有别的人在场。实际上在早晨8点，我经常是大楼里惟一的人。

然而那天我却大错特错了。紧紧抓住那只沉重的公文包，我迈步走进楼梯间。楼梯台阶用浅绿色人工大理石铺成，我细碎的脚步声在淡红色的墙上发出回音。一楼，二楼，楼梯问的日光灯发出寒冷的光芒。接着楼梯换了个角度通往三楼，我看见她坐在办公室外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我停住脚步，皱起眉头看着她，心里感到不安起来。

早晨8点对于你，也许不算早。你起床有一会儿了，于是可以准时上班或送孩子去上学。然而早晨8点对大学生而言，是夜晚刚过半。他们不喜欢早晨的课。每当课程表迫使他们去听课时，他们总是赖在床上直到赖不住了为止，而且刚好我要开始讲课时，他们才跌跌撞撞地赶到课堂。

发现她早到了90分钟，我大吃一惊。她神情紧张地坐着：毫无生气的干枯的棕色头发，穿一件走了形的毛线衣，下面是一条膝盖处有破洞的松弛退色的牛仔裤，裤脚边已磨损。她的双眼闪烁不定有些狂乱，目光深邃而幽暗。

我爬上最后几级台阶，在她前面停步，问道：“你要跟我讨论什么吗？”

她没有回答，而是凄凉地点点头。

“你不满意我给你的分数？”

这次她痛苦地摇摇头。

我迷惑不解地摸出钥匙，打开办公室，走了进去。办公室又小又窄：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靠墙一排书架，还有一扇窗户。我在写字台后面坐下，却见她慢吞吞地进了屋。她目光不定地扫视四周后，情绪激动地将门关上。

那个举动使我焦虑不安。女学生关上房门，我便会担心某位同事或学生有可能走上楼梯，看到门关着，并听到女性的声音，便会猜测有什么私密之事。尽管我应该告诉她把门打开，但她散乱的目光引起我的怜悯，使我打消了念头，以为她有备受折磨之事不便公开，只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谈起。

“请坐，”我微笑着，尽力让她感到放松，虽然我自己并不轻松。“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小姐……对不起，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

“萨曼莎。佩里。但是我不喜欢‘萨曼莎’这个名字，”她显得坐立不安。“我已将它简化成——”

“是吗，简化成什么啦？”

“简化成‘萨姆’。我听你的周二至周四9点30分的课。”她咬了咬嘴唇。“你对我说话。”

我不解地皱起了眉头。“你指的是我教的课程对你而言很生动活泼？”

“不，英格拉姆先生。我是说你跟我交谈。你在教学时目光只注视着我，不顾其他的学生。你用眼神示意对我说的话。你谈起海明威，说到福雷德里克亨利如何想跟凯瑟琳上床时——”她咽了一口唾液，“——你在邀我跟你上床。”

我目瞪口呆。为了掩饰我的震惊，赶快点燃一支香烟。“你误会了。”

“但是我明明听见你的话。你一直凝视着我，使我感到其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你的想法。”

“我只是在讲课。我时常看着学生的脸，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在听。你误会你难道不想请我跟你上床？”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苦恼。

“不，我不用分数去换取性事。”

“但是我不在乎什么分数！”

“我已结婚，家庭幸福，有了两个孩子。不管怎么说，即便我对你有什么意图，我会在课堂上这么做吗？那就太蠢了。”

“那么你从未有意——”她不停地咬嘴唇。

“对不起。”

“然而你常对我说话！在课外我听见你的声音！每当我在寝室或在街上散步时也听得见！当我睡着了，你也在讲！你说你要跟我上床！”

“我全身的皮肤像针刺般疼痛，肌肉僵硬。”

“你搞错了。这是你的幻觉。”

“但你的嗓音如此清晰！每当我在学习或——”

“怎么呢？要是我不在那儿。”

“你传输你的想法！你集中注意力把你的声音送进我的头脑！”

怒火攻心，我拼命想找个说法来唤醒她。“通灵术吗？我不相信。我从未试图对你灌输我的想法。”

“是不是无意识的？”

我摇了摇头，无法向她说实话：在班上的所有女学生中，她长得十分平庸。即使我没有结婚，也决不会想跟她做爱。

“你学习太努力了，”我说，“你想学得出色，便对我全神贯注。那就是当我不在场时，你以为听见我声音的原因。我努力使我的课生动活泼，其结果使你以为我在对你讲话。”

“那么你不该以那种方式教学！”她大叫道，“这不公平！太残酷了！这是奚落！”眼泪从她脸上不断流下来，“你在愚弄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你是的！你欺骗我！你引我误入歧途！”

“不是。”

她飞快地站了起来，我向后退缩，生怕她向我扑过来，或者尖声呼救，对别人说我企图强奸她。那扇该死的房门！我诅咒自己没有坚持让她把门打开。

她抽泣着奔过去，摸到球形把手拉开门，跌跌绊绊地跑出门外，发疯似的从楼梯口下去了。

震惊中，我掐断手中的香烟，抓起另一支。胸口一阵阵抽紧，我听着她那痛苦的抽泣声和笨拙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是低沉的外面门被关上的回音。

一片寂静笼罩着我。

一小时后，我发现她在班级里等着上课。她已擦干泪水，先前之事留下的惟一痕迹是她那双红肿的眼睛。她戒备地坐着，笔搁在纸上。我讲课时小心翼翼地不把脸对着她，她也很少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

课后，我问了毕业生助教，他是否认识萨曼莎。

“你是说萨姆？当然认识，她一直在攻读理学博士。她曾跟我交谈过一姿，并非问及如何得到更好的成绩，而是不停地谈论您，从我这儿了解您的信。思。她对您是个麻烦。这太糟糕了。”

“为什么呢？”

“噢，她相貌平平，没有什么朋友。我怀疑她是否与人约会。她与父亲之间存在问题。她对此含糊其辞，但我知道她有三个漂亮的姐姐，因此她父亲看待她犹如一只丑小鸭。她非常想讨好父亲，尽管他不把她当回事。实际上他不认这个女儿。你让她想起她的父亲。”

“谁？像她父亲？”

“她承认你比他年轻十岁，但她总说你确实像他。”

我顿感十分沮丧。

两天之后，我发现她在等我——又是早晨8点，在我的办公室外面。

我紧张地打开门。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顾虑，这次没有关门。她坐在写字台前面，没有显得烦躁不安，仅仅注视着我。

“事情又发生了。”她说道。

“在教室里我没看过你一眼。”我回答。

“不，后来我去图书馆的时候，”她痛苦地吸了一口气，“还有，稍后些——我在宿舍里吃晚饭，又清楚地听见你的声音。我能断定当时你在自助餐厅里。”

“什么时候发生的？”

“下午5点半。”

“学时我正和系主任一起喝鸡尾酒。相信我，萨姆，我没向你传递什么信息。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你。”

“简直无法相信！你就是要我跟你上床！”

“我只想从系主任那儿拿钱，没考虑别的事。脑海里缭绕的只是尽力说服他。后来没有得到那些钱，我就气得什么也干不了了，只有喝得酩酊，你的声音——”

“那不是真的。假如我有意于你，干吗不承认自己做的事？当你问起我时，我干吗不加以证实？为什么我要否认？”

“我感到害怕。”

“你是因父亲而烦恼。”

“什么？”

“我的助教说你将我认作你父亲。”

她变得面色苍白：“那是秘密！”

“萨姆，我问过他。他不会对我撒谎。”

“如果你使我想起父亲，而我想跟你上床，那么我一定想要跟——”

“萨姆——”

“——跟我父亲！你一定认为我令人作呕！”

“不，我认为你脑子乱了套。你应该寻求帮助。你应当去看——”

但她没让我讲完。因蒙羞而涕泪交加，她歇斯底里地逃出了房间。

那是我最后见到她。一小时后我开始讲课时，她已不在班上。又过了几天，我从注册文员那儿收到一张留言纸条，通知我说她已经取消所有的课程。

我就不再把她当回事。

夏季来临，秋天接踵而至，然后到了11月。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星期二晚上，我和妻紧张地熬夜观看电视里全国选举的结果，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担心。

凌晨3点，电话铃响了。那么晚了不会有人打电话，除非……

我去取冰箱里的啤酒时，铃声大作，震撼了我的大脑。我揉揉突突跳动的头颅静脉，警觉起来。我妻子琼也从起居室跑过来，瞥了一眼厨房间的电话。

“可能是朋友打来的，”我说，“有关选举的闲聊。”

不过我担心我的父母，或许他们中谁生了病或……

琼拎起了电话，我不安地观望着。

“喂？”她忧心忡忡地听着，然后皱着眉头将手捂在话筒上说，“是找你的，一个女人。”

“什么？”

“她很年轻，她要找英格拉姆先生。”

“见鬼，是个学生。”

“凌晨3点？”

我几乎忘了把电冰箱的门关上，气极败坏地猛力拉开易拉罐啤酒顶盖。

我的婚姻还算成功。我得承认我和她之间是有些磕磕碰碰，每对夫妻都如此。但是我们一直正视这类摩擦，因此过得快乐。琼今年三十五，很有吸引力，聪慧而耐心。但是她对我的信赖在那一瞬间明显地要经受考验。凌晨3点打电话给我的女人肯定与我关系不菲。

“让咱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抓起电话。为了向琼证明我的清白，我粗鲁地说，“喂，什么事？”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那位女性的嗓音脆弱而悲伤，有些颤抖。

“你是谁呀？”我气愤地问道。

“是我。”我在电话里听见一串细小尖锐的嗓音。

“什么我不我的？告诉我你的姓名。”

“萨姆。”我的双膝发软，颓然倒在墙上。

琼注视着我说：“什么事？”她怀疑地眯起双眼。

“萨姆，现在是凌晨3点。究竟有何要事，致使你等不到上班时间再打电话给我？”

“3点钟？不可能。不，现在是1点。”

“是3点。以上帝的名义，萨姆，我还识别得出时间。”

“求求你，别生气。在我的收音机里，新闻播音员刚才报告说是1点整。”

“你在什么地方，萨姆？”

“在伯克利。”

“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姆，时区不同。在中西部，时间要晚两个小时。这里是3点。”

“……我想是忘了。”

“太荒唐可笑了。你喝酒了吗？醉了吗？”

“不，并不完全是。”

“你是啥意思？”

“噢，我服用了药丸。吃不准是什么药丸。”

“哦，上帝。”

“当时我听见你的声音，你在对我讲话。”

“不，我告诉过你是你的大脑出了问题。那声音不是真实的，你在幻想——”

“你在召唤我，说要跟我上床。你要我来找你。”

“来依阿华？不，你得弄明白。别做傻事。我没有召唤你。”

“你撒谎！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不想跟你上床。很高兴你在伯克利，呆在那儿吧。去看医生。老天爷，你还没有意识到吗？那些药丸，使你听见我的声音，它们使你产生幻觉。”

“我……”

“相信我，萨姆，我没有给你信息。我甚至不知道你去了伯克利，你玖在离我有两千英里之遥。你说的事不可能发生。”

她没有回答。我所听见的是轻轻尖啸的静电声。

“萨姆——”

突然间出现了拨号音的嗡嗡声，我的心往下一沉。我惊慌地将听筒紧赃在耳边，嗓子发涩。我把电话搁回座架上时，身体显然在摇晃。

琼紧盯住我说：“那是谁？她不是什么‘萨姆’。她想跟你上床吗？在凌晨3点？你要的什么把戏？”

“都不是。”我一口气喝下啤酒，但喉咙仍然干渴。“你最好坐下来，我去为你拿啤酒。”

琼气得直揉她的肚子。

“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保证没有对任何人作非分之想。不过事情很糟糕，我很害怕。”

说罢我递给琼一听啤酒。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去年春天，上午8点我到了学校……”

琼心烦意乱地听着。后来，她打听萨姆的详细情况，当得知她相貌平平而可怜时，她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你说的是真话吗？”琼问我。

“我向你保证。”

琼打量我一番，“你没有怂恿她吗？”

“绝对没有。直到我发现她在等我时，都没有注意到她这个人。”

“有没有无意识地表示过呢？”

“萨姆也这样问过我。我仅仅是用我知道的最好方式在教学。”

琼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眼光移到那听啤酒上，“那么她是自作多情。你也帮不了她。我很高兴她搬迁到伯克利。处于你的地位，我也会害怕的。”

“我的确很害怕，她像个幽灵。”

下个星期六的晚宴上，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男女主人，其动机不仅仅是需要别人分担我的恐惧，而且因为那位男主人是我的朋友兼同事。他娶了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为妻，我需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忠告。

女主人黛安漫不经心地听我把经历讲到一半时，忽然挺直了身体，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惊得声音发抖：“怎么啦？”

“别停下来。还有什么？”

我皱着眉讲完了故事，静待黛安的反应。她没言语，反而给我斟了些红酒，添了意大利卤汁面条。

“你有些烦心。”黛安将她乌黑的长发捋到耳背后，“但是没什么。”

我便说：“我需要了解你的看法。”

黛安冷峻地点了点头，说：“仅仅根据你的叙述，我还无法作出判断，否则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假定……”

“仅仅是假定。她听见你的声音，那是一种严重的紊乱症状。例如妄想狂、精神分裂。那个开枪射击约翰·列农的男子，称其听见一个声音。曼森也是如此。萨姆的儿子也一样。”

“我的上帝，”琼插话说，“她的名字也叫萨姆。”琼将手中的叉子重重地放下。

“我想起了同样的事情，”黛安说，“查克，如果她把你认作父亲，她也许会对琼和孩子们构成危险。”

“为什么？”

“忌妒心。去伤害相当于她母亲或姐妹的竞争对手。”

我感到要呕吐，红酒在胃里变酸。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太妙。如果你继续拒绝她，她就可能危及你。她不再将你当做父亲，而把愤怒转向你，满怀醋意地针对你。她会以杀害你的方式，发泄对她父亲的挫折感。”

我惊恐万状：“真可怕。”

“你要理解我讲的是一种假设。有可能她在对你说假话，其实她根本没有听见你的声音。或者如你猜想的那样，那些药丸使她产生幻觉。可能存在多种解释。在没有见到她和未作适当测试的情况下，我不敢对她的症状妄作诊断。因为你是好友，所以我说了。也许她是嗜杀成性的人。”

“告诉我怎么办。”

“你先离她远点。”

“我在努力。她从加州打来电话，威胁说要回来见我。”

“告诉她断了那个念头。”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知道该怎样对她说。”

“建议她向专家咨询。”

“我曾经试过。”

“那就再试试。不过你如果在办公室见到她，不要和她一起进入室内。可以找来其他人，大家在一起可以保护你。”

“但在早上8点，大楼里没有别人呀。”

“找些借口离开她。琼，如果她来到你们家，别让她进屋。”

琼脸色苍白：“我从未见过她，怎么认出她呢？”

“查克描述过她的模样了。不要取巧。不要信任任何长得像她的人，并密切关注孩子们。”

“如何看得住？吕贝卡12岁，苏珊9岁了。我无法坚持让她们就呆在房子周围。”

黛安转动着她的酒杯，不再说话。

“哦，老天爷呀。”琼喃喃自语。

接下来的几周简直像地狱般难受。每次电话铃响起，我和琼都条件反射似的吓一大跳，呆呆地望着电话。不过那些电话均来自我们的朋友或孩子们的朋友，要么就是一些绝缘材料、杂志、宅基地推销商。每天我从楼梯间上楼去办公室时，都得鼓起勇气。我虔诚的祈祷总算没有白费，萨姆从未露面，使我的紧张感渐渐消除。我开始感觉她似乎不会再纠缠我了。

感恩节来临——这是我所知的最后一天和平的日子。我和琼去了教堂。

我们双方的父母住得太远，无法与我们共度佳节。但我们邀请朋友来吃晚饭，一起观看足球赛。我帮助琼做火鸡调料，还做了一些南瓜馅饼。那天我们邀请的是同事及其太太——那位临床心理学家。她问起那个学生是否还在骚扰我，我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咧嘴而笑，举杯庆幸。

客人们呆到很晚，跟我们一起看了场电影。我和琼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但非常高兴，享受了精美的食品、醇香的美酒以及好友光临的甜蜜。午夜过后，我们把所有的餐具刷洗干净，然后上床，做爱，折腾到飘飘欲仙，酣然入睡。

电话铃突然响起，我像触电般地被惊醒，连忙摸索着去开床头灯。琼惊恐地睁开双眼，抓住我的手臂，用手指向时钟——恰好是凌晨3点。

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别去接。”琼说。

“假如是别的人来电话呢？”

“你知道不是的。”

“如果是萨姆，我不接的话，她就可能来我们家。”

“以上帝的名义，让她停止吧。”

我抓起电话，却觉得喉咙不听使唤。

“我来找你了。”电话里的声音在悲泣。

“是萨姆吗？”

“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我不会使你失望的。我很快就会到你那儿。”

“不，等一等，听我说。”

“我一直在听着，每时每刻都听见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里含着痛苦。你乞求我来到你身边，拥抱你，和你做爱。”

“那是不真实的。”

“你说你妻子妒忌我，那我会使她相信她并不公正。我还会迫使她让你离开她，那样我们就快活了。”

“萨姆，你在哪儿？还在伯克利吗？”

“是的，我独自一人过感恩节。我爸爸不想要我回家。”

“你必须呆在那里，萨姆。我没有跟你说过话。你需要忠告，得去看看病。你愿意为我这样做吗？就权当帮忙？”

“我已做过了。但甘佩尔大夫理解不了，他认为我所听见的是幻觉。他开我玩笑，没有意识到你是多么爱我。”

“萨姆，你得再跟他谈谈。你必须告诉他你打算做的事。”

“我不能再等了。我不久就去你那儿，要和你在一起。”

我的心狂跳，脑袋里嗡嗡作响。我软瘫了下来，手中电话被夺走。

琼对着话筒大喊：“离我们远点！别再打电话了！停止恐吓——”

她疯了似的盯住我说：“那边没有人，电话挂断了。我只听见拨号音。”

我尽可能快地将这件事记录下来。没有更多时间了，当时差不多是凌晨3点。

那天夜里我们不再试图重新入睡，无法做到。只得穿上衣服走到楼下，喝了咖啡。我们决定该怎么办。早上8点，等到帮孩子们穿好衣服送上车后，我们驱车去警察局。

他们同情地听完我们的叙述，但表示爱莫能助。毕竟萨姆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款。她在电话中没有什么污言秽语；要证实性骚扰相当困难；她也没有作出公开威胁。除非她事实上伤害了我们，否则警方无法采取行动。

“请保护我们。”我坚持诉求。

“怎么保护？”警官反问道。

“安排一名警员守卫我家的房子。”

“守多久？一天，一星期，还是一个月？那个女人也许不会再打扰你们。我们工作负担过重，人手不足。我实感抱歉——无法抽调一名警员仅仅是看住你们的房子。我可以派一辆警车，不时地巡视一下。仅此而已。不过要是那个女人真的出现来骚扰你们，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关照她的。”

“但是那可能太晚啦！”

回到家后，我们强迫两个孩子呆在屋里。尽管萨姆还没有从加州赶到这儿，但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吗？我没有防身的枪支。如果我们大家呆在一起，就有自卫的机会。

那天是星期五，我睡得很警醒。凌晨3点，电话铃响起，当然又是萨姆。

“我来了。”

“萨姆，你在哪里？”

“在里诺。”

“你没乘飞机吗？”

“不，我不能。”

“回去吧，萨姆。去伯克利。去见那位大夫。”

“我等不及要见到你。”

“求求你——”

只听见拨号的蜂音嗡嗡作响。

次日早晨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到伯克利的信息台，因为萨姆曾提及甘佩尔大夫。但是接线员在黄页电话号码簿上查不到他的电话。

“再试一下大学，”我不假思索地说，“查学生咨询处。”

我说对了，甘佩尔大夫果真是一所大学的精神科医生。这是星期六，我无法跟他的办公室取得联系，不过在他家里有位妇女接了电话，说要等到下午才能找到他。下午4点，我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

“您是否有位病人名叫萨曼莎·佩里？”我问道。

“有过，但不再是了。”

“我知道。她动身前往依阿华城，要来见我。我很害怕，也许她对我有威胁。”

“噢，你不必担心。”

“她不构成威胁吗？”

“曾经有潜在的危险。”

“请告诉我，当她到达时我该如何应对。你在为她治疗，你知道我该怎么做。”

“不，英格拉姆先生，她不会来见你。就在感恩节夜间，大约在凌晨1点，她自尽了。服毒过量。”

我一阵迷糊，连忙抓住餐桌以防跌倒。“那不可能。”

“我亲眼见到尸体，是我验证的。”

“但她那晚打过电话。”

“什么时候？”

“中西部时间，凌晨3点。”

“在加州可就是凌晨1点呀。毫无疑问是在她服毒之后或者之前。她没留下遗言，但是打过电话给你。”

“她可是不曾显出任何迹象——”

“她经常提及你。她曾病态地暗恋着你。她不健康地痴迷通灵术，坚信你把声音放进她大脑中。”

“我知道那事！她是否有妄想症或嗜杀倾向？”

“我的英格拉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虽然她已身故，但我也不能诋毁她的声誉。”

“但我认为她没有死。”

“请你再说一遍。”

“如果她死于星期四晚上，那么请告诉我，她怎能在星期五夜间又打电话给我？”

电话里只有静音。我感受到那位大夫有些迟疑。“我的英格拉姆，你太焦虑了。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啥，你把那两个晚上搞混了。”

“我告诉你她在星期五晚上又打来电话！”

“而我告诉你她死于星期四。或许有人在骗你，要么……”那大夫不安地欲言又止。

“要么什么？”我的声音在哆嗦，“是我自以为听到她的声音了，对吗？”

“我的英格拉姆，别自找烦恼了。你真的已大脑混乱了。”

我慢慢地搁下电话，十分恐惧。“我肯定听到过她的声音。”

那晚萨姆又打来电话，在凌晨3点，从盐湖城打来。当我将电话递给琼时，她听见的只有拨号音。

“但是你听到那该死的电话铃声的！”我坚持说。

“或许是电话线短路。查克，我告诉你电话中没人。”

接下来在星期天凌晨3点，电话又从怀俄明州的夏延打来，离得更近。

假如她死了的话，就不可能再打电话。

依阿华大学办的那份学生报与各地大学的主要学生报联版。星期一那天，我和琼带上孩子驱车前往该报的办公室。正好伯克利大学校园报的周五刊已经送到，我几乎绝望地在报上查找。“有了！”那是两英寸长的一条消息：学生突然死亡，名叫萨姆·佩里。但圆滑地对死亡原因不置一词。

到了停车场外面，琼说：“现在你是否相信她已死亡？”

“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会听见她的声音？如果认为我听见死尸的声音，那我肯定疯了！”

“你认为她自杀起因于你，所以感到内疚。你不该那么想。因为你不可能阻止她。你失眠太多，精神恍惚。”

“你承认听见过电话铃声的！”

“对，那是真的。我也无法说清。如果属于电话故障，我们可以送去修理。为了让你安心，咱们去换一个新的、尚未注册的电话号码。”

我似乎感觉好些了。喝下几杯酒后，我甚至有了睡意。

然而就在星期一夜间，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凌晨3点，我被惊醒。我缩在一边，坚持让琼去接听，但她听见的只有拨号音。我抓过听筒，当然又听到萨姆的嗓音。

“我差不多要到你那儿了，我得赶紧。我在奥马哈。”

“这个电话号码尚未注册！”

“但你把新号码告诉我了。是你太太去换号码的，她试图将我们俩隔开。我会让她遗憾的。亲爱的，我要跟你在一起，等不及了。”

我尖叫起来，琼吓得离开我身边。

“萨姆，你必须停止！”我对着电话大喊，“我跟甘佩尔医生谈过话了！”

“不，他没那个胆量。他不会辜负我的信任。”

“他告诉我你已身亡！”

“没有你我就无法活下去，很快咱们就会在一起。”

我的尖声叫喊惊醒了两个孩子。

我歇斯底里大发作，琼不得不打电话喊来救护车。两名救护人员强按住我，才使我逐渐安静下来。

奥马哈离我们住处有一天的车程。星期二琼来到医院病房探望我。

“你感觉好些了吗？”看到那些迫使我躺下的绑带，她皱起眉头。

“求求你啦，你必须听我说，”我说，“好吗？怀疑我得了精神病，但看在上帝面上，听我说。虽然我无法证实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你处于危险之中，我也如此。你得带上孩子离开这个地方。今晚凌晨3点，她就会到达咱家。”

琼怜悯地打量着我。

“答应我！”我大声说。

琼看着我苦恼的脸，点点头。

“也许她不会到我们家去，”我说，“她好像对一切了如指掌。她可能知道我在住院，可能来这儿，我得离开才是。我吃不准怎么做，但是稍后你走了，我会想办法摆脱这些带子。”

琼忧伤地凝视着我，她的嗓音听起来十分泄气。“查克。”

“我会去检查家里的情况。如果你还在那儿会使我更加不安。”

“我向你保证。我会带上苏珊和吕贝卡，开车去某个地方。”

“我爱你。”

琼哭了起来：“我将不知道你身在何处。”

“如果我能逃过这一劫，会带话给你。”

“可是怎么传话呀？”

“通过英语系。我会给该系秘书留言。”

琼俯身亲吻我，哭个不停，确认我脑子出了毛病。

天黑后不久，我便潜回我家那所房子。正如琼向我保证的那样，她已带着孩子离去。我坐上赛车，向州际公路疾驰而去。

在芝加哥的一家旅馆里，凌晨3点，接到萨姆从依阿华城打来的电话。

她听到我的声音了。她说我曾告诉她有关我的行踪。她受到伤害，而且动了怒。“告诉我你为什么逃跑？”

午夜时分我逃离芝加哥，飞车疾驰直到我彻底感到需要歇口气为止。在宾夕法尼亚的约翰镇登记入住，我还是睡不着。我有一种很可十白的感觉。就在昨晚，萨姆反复说：“很快你会与我会合。”在写字台里，我发现了这张留言信笺。

已经快4点了，她没有打来电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能逃生。我的眼睛一直盯住电话。

时间到了4点。亲爱的上帝，我听见了铃声。

我终于醒悟：萨姆在1点钟自杀，在依阿华时区显示为凌晨3点。但我身在宾夕法尼亚，是在美国东部，一个不同的时区。加州的凌晨1点，就是宾夕法尼亚的凌晨4点，而不是3点。

现在是了。铃声一直响个不停，然而我悟到了别的东西。这家旅馆不同凡响，它设计得像个家。

但铃声呢？上帝保佑，它不是电话铃声，而是门铃声。

正文 暴风雨

我在给《在背后我总听见那声音》注释时，曾提到过使人既恐惧又敬畏的平坦、荒凉、广袤的中西部。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时，我自以为知道暴风雨是怎么回事了。但宾州的暴风雨决没有依阿华的风暴那样可怕。如本篇小说中某个角色指出的那样，有的依阿华风暴可高达7英里。气象站预报有风暴时，你得提防着。天空发绿，每小时80英里的狂风，小心了。有一年夏天，雷电曾三次袭击我家。凌晨3点，我醒着躺在床上，感到雷声正震撼着窗户，决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暴风雨》收在1984年出版的“本年度最佳幻想小说集”中。

盖尔首先看到，她从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出来，朝着灼热的停车场走来——我的儿子杰夫和我，正在往小型旅行汽车里装行李。实际上杰夫是在当监工。他很兴奋地以他10年之人生经验给我作指示，手提箱放这个部位，背包放那个位置。我笑嘻嘻地望着他那被太阳晒得变色的头发和棕色的长有雀斑的面孔，告诉他如果没有他帮忙，我绝干不了这份活。

这是8月2日，星期二的上午8点。即便那么早，在我们所住的那家汽车旅馆房间外的温度计上，气温已上升至华氏85度。空气中湿度很大，令人窒息。我提着行李稍微多用了点力气，汗水已经湿透我的衬衫和牛仔裤。

我想要是穿短衫短裤就好了。东方的太阳似火球，亮得耀眼；天空是一片压抑的灰蓝色。这样的天气里旅行车的空调就不是为了舒适，而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把行李厢盖子关上，双手满是汗水，滑溜溜的。杰夫点点头，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然后朝我身后咧嘴而笑。我转过身来，看见盖尔朝我们走来。她离开被烈日烤得枯黄的草地，踩上又烫又软的停车场柏油路面时，不禁皱起了脸。

“都搞定了吗？”她问道。

光滑的纯白色运动宽松短裤和凉爽的蓝色上衣，更衬托出她被阳光晒黑的皮肤。她看上去整洁、灵巧，十分美妙。虽然我吃不准她是如何修饰打扮的，但她显然没有受到酷热的影响。她的发丝柔软，呈金黄色，恰倒好处的打扮使得天气也似乎变得凉爽了些。

“准备完毕，要感谢杰夫。”我告诉她。

杰夫自豪地笑了。

“哦，我付了账单，把钥匙归还他们，”盖尔说，“我们走吧。”她停顿了一下，“除了……”

“怎么啦？”

“那些云层。”她指向我肩头后面。我转过身去。

我不禁皱起眉头。与东方朦胧的灰白色天空相对照，西边乌云密布——它们在遥远的天边滚动、翻卷、奔腾。那儿闪电像一串闪光灯泡般地亮个不停，空旷的雷鸣声不绝于耳。

“那些乌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问道，“我装车前还不在那儿呢。”

盖尔朝雷暴云瞥了一眼，说：“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等到雷暴过了？”

“离我们远着呢。”我耸耸肩。

“但它移动起来速度很快，”盖尔咬咬嘴唇，“而且看上去很糟糕。”

杰夫抓紧我的手，我瞧了瞧他不安的脸色。

“只不过是一场雷雨，儿子。”

但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错会了他的担心了。

“我要回家去，”他说，“我不想等，我想念朋友们。求你啦，让我们走吧。”

我点头道：“我站在你一边。三人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盖尔，如果你实在害怕，就……”

“不，我……”盖尔吸了一口气，摇摇头。“我在犯傻，只不过是雷声。你知道风暴多么使我心烦。”她用手捋捋杰夫的头发，“但我不想强迫你们等在这里，我也想家。”

我们已在科罗拉多州度了两周的假，垂钓呀、野营呀，还去参观了被遗弃的城镇。整个假期过得尽善尽美。不过正如迫切要出来一样，我们也迫切地想打道回府。昨晚我们离开80号州际公路，在北普拉特的一个安静的小镇歇夜，从那儿穿越内布拉斯加州到家正好一半路程。我们盼望在夜幕降瞄时分，能够抵达位于依阿华城的家。

“那就让我们动身吧，”我说，“兴许是一场阵雨。开车抢在它前头一滴雨也挨不到呢。”

盖尔挤出一丝微笑，说：“但愿如此。”

我们上了汽车，杰夫高兴得哼唱着小曲。我驱车开往州际公路，爬上东向匝道，把调速器设定在每小时55英里。旭日的光辉照进车前的挡风玻璃窗。我拉下遮阳板后，便打开空调器以及车内收音机。地方电台的天气预报员说天气炎热而且有雾气。

“听见了吗？”我边开车边说，“他没有提到风暴。不必顾虑，那些只不过是热气流云层。”

我错了。我不时地观察后视镜，云层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黑，越来越近，沿着州际公路朝我们涌来。车的前方，依然是艳阳高照。杰夫擦着满是汗水的脸。虽然已将空调开到标有“沙漠”那一挡，却无济无事。

“杰夫，伸手到冰柜里，给我们每人拿一罐可乐来。”

他咧嘴笑笑。我突然感到不安，意识到他必须转身到车尾去打开冰柜，但已为时太晚。

“哎哟——”他喃喃自语，惴惴不安地盯住后面，满脸惊恐。

“怎么啦？”在我阻止盖尔之前，她已转过身去。“哦，我的上帝，那些乌云。”

奔腾咆哮的一片漆黑在追逐我们。电光闪闪，雷声震撼大地。

“云层还没有追上我们，”我说，“如果你们同意，我来跟它们赛跑。”

“干吧。”

我关掉调速器，加快到时速60英里，然后65英里。朝着前方白热化的空气疾驰，让我觉得脸部有些刺痛。我戴上墨镜。

但一瞬间我又不需要墨镜了。转眼问乌云已经撵上我们。天空顿时变得黑压压的，我们在黑暗中驾车前进。

“70英里，我已加速到70英里。”我说，“但是乌云移动的速度更快。”

“几乎像一场飓风，”盖尔说，“但不大可能，在内布拉斯加境内不会有。”

“我好害怕。”杰夫插话道。

他不是惟一感到害怕的人。闪电或左或右，模糊了我的视线。雷鸣声撼动着汽车。紧接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怪异肮脏的绿色阴影，我不禁想起了龙卷风。

“快找个地方停车！”盖尔喊道。

但是没有地方。我们已经开过了到下一个镇子克利尔尼的通道口。我搜寻着路边停车场，却只见一个标志牌，上书“停车休息处，距此30英早”。我不能在公路上停车。在路肩上，如果雨水遮挡了另一位司机的视线，我们都会车毁人亡。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前进。

“至少现在还没下雨。”我暗自庆幸地说。

我们并没有甩开乌云，霎时间铺天盖地的雨滴包围了我们，一阵接一阵，怒吼咆哮，倾泻如注。

“我看不见了！”我将防风窗上的自动雨刷调到最高挡，它们按三拍子节奏快速摇摆着。我透过昏暗的、汹涌的水流探视前方，竭尽全力想看清公路。

车速太快。当我踩下刹车闸时，车子便摆尾滑向一侧光滑的路面上，我紧张得屏住呼吸。轮胎夹紧后猛地一颠，随后汽车又能控制了。

我将速度放慢到40英里，但大雨滂沱，哗哗地打在挡风玻璃上，致使我什么也看不清。

“系紧安全带。”我叮嘱说。

尽管没有找到那个停车休息处，但一次闪电照亮了路标，我幸运地发现一个通向名叫格兰德岛小镇的出口。我紧张地减慢车速转入出口匝道。下来后，在我对面有一家“西部最佳”汽车旅馆在倾盆大雨中隐隐出现。我们穿过被水淹没的停车场，车后波浪翻滚，把车停在了汽车旅馆的雨篷下。我的双手因一直紧握方向盘，关节僵硬。我的肩膀酸疼，双眼肿胀、刺痛。

盖尔和杰夫下了车，冒雨跑到雨篷下面。我倒车把它停到停车场里。

锁上车门后，尽管我全速奔跑，但到达旅馆入口时，全身已被大雨淋透，冷得瑟瑟发抖。

走进房内，有三五个人——两个职员，两名女招待，还有一个清洁工，他们看了我一下，又转向窗外的暴风雨。我站在那里直哆嗦。

“先生，请用毛巾。”那位清洁工从推车里取了块毛巾递给我。

我道了谢，擦着还在滴水的面孔和湿透的头发。

“遇到交通事故没有？”一位女招待问我。

我用毛巾包住脖子，摇摇头。

“来得这么突然的一场暴风雨，应该会出交通事故。”那位女招待说，好像有些怀疑我的回答。

当她说到“突然”两个字时，我皱起了眉头，“你的意思是这场暴雨刚开始下？”

一个骨瘦如柴的职员走过我身边，站到窗口跟前，“就在你进来之前。也许只有一分钟，当时我从窗口望出去，天还好好的。我系了下鞋带，再站、起身来时，这儿的云层已像夜晚一般墨黑。不知道它们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但我从未见过雨下得这样猛这样快。”

“不过——”我冷得发抖，感到迷惑不解。“在克利尔尼附近，这场暴雨就尾随我们袭来。我们在雨中驱车有一个小时了。”

“我想你们处于雨区的前沿，”那位职员说，他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凄凉景象。“它追随着你们。”

又湿又冷的衬衫紧粘住身体，我抖得更厉害了。

“看来又有一批客人来了。”另一个职员说，手指向窗外。

更多的汽车穿过雨帘，一路溅起水花，开进停车场。

“好啦，我们肯定要忙一阵子了。”那个职员说。他赶快开了灯，但仍无法驱除户外的黑暗。狂风怒吼着。

我扫视着大厅，忽然发现盖尔和杰夫不在这里。“我的太太和儿子呢？”

“他们在餐厅里，”另一个女招待说，用微笑消除我的疑虑。“穿过那个拱门。他们为你点了咖啡，滚烫浓香的咖啡。”

“太好了，谢谢。”淋湿的旅客们鱼贯而入。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尽管咖啡热气腾腾，也未使我暖和起来。空调开着的房间内，我那淋湿的衣服粘在冷冰冰的塑钢座椅上，一股冰凉透骨的麻木感。我打起喷嚏来。

“你需要干衣服，”盖尔说，“否则会患上肺炎的。”

我倒希望在换干衣服前，暴风雨能停下来。但即便在餐厅里，我也能听到滚滚雷声。无法再等了。我的肌肉已经痉挛。“我得去取手提箱。”

说完我站了起来。

“爸爸，小心点。”杰夫有些担心。

我微笑着弯下身子亲亲他，“儿子，你放心。”

在餐厅入口附近，跟我谈过话的一位女招待向我走过来说：“想听个笑话吗？”

虽然我并不想听，但还是礼貌地点点头。

“在收音机里，”她开口道，“地方电台的天气预报员宣称今天是炎热的晴天。”

我摇摇头，搞不清她的意思。

“暴风雨。”她笑起来，“他不知道在下雨。他的所有仪器、雷达和天气图表都不灵。他就是缺个心眼，跑出去看看外面不就知道了？要说的话，只是雨下得更大了。”她又大笑起来，“天大的笑话——那个笨蛋就是我丈夫。”

我笑了笑表示礼貌，然后走进大厅。

门厅里十分拥挤。更多淋湿的客人挤了进来，咒骂着鬼天气。湿淋淋的衣服弄得他们行动不便，一排排地站在汽车旅馆柜台前要订房间。

我从人群里挤过去，站在大玻璃门前，瞅着外面从未见过的暴雨。人群的喧嚷声中，我听见风声呼啸。

我伸手去拉门，但又迟疑不决，因为我实在不愿走出门外。

那个骨瘦如柴的簿记员突然间站到我身旁，说：“你不感兴趣也没事。”我不解地皱起眉头。

“你看，房问出租得太快了，要不了多久即将客满，”他对我说，“不过总要讲公平的。你第一个来这儿，我留了个房间，万一你打算住下。”

“十分感激，但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

“最好再斟酌一下。”

我是得考虑。闪电劈开了一棵大树，窗框在雷鸣中摇晃。

于是我想到热水浴，咝咝发响的热牛排，烘衣服时裹上暖洋洋的毛毯……

“改变主意了，我要那问房。”

一整夜雷声都在撼动这座建筑物。即便把窗帘都遮上，我也能看见闪电拉出的弧光。我睡得断断续续，不时因头疼而醒来。直到次日清晨6点，雨还在下。

收音机里那位天气预报员似乎也很迷惑。因为闪电带来的静电干扰，他的话听不太清楚，但我仍然获悉格兰德岛遭受了此地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暴风雨。街道被洪水淹没，下水道堵塞，地下室泛滥成灾。全岛已处于紧急状态，损失以数百万美元计，但暴风雨形成的原因不详，没有任何征兆。暴风雨锋面很小，仅限于局部范围，而且非常稳定。距离格兰德岛外半英里处——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天空晴朗无云。

最后这一点是我最想知道的。我们迅速穿好衣服，到楼下去吃饭。7点后我们退了房。

“在雨中行车？”那位柜台人员摇摇头问道，幸好他精于世故，没有说“你们莫非疯了”。

“听听广播吧，”我答道，“半英里外，天空晴好。”

若不是为了盖尔，我情愿留下来。她害怕暴风雨，接连不断的闪电和雷声——使她心烦意乱。

“把我带离此地。”因此我们走人。

差点到不了州际公路。汽车的毂盖没于水中，内燃机配电器也被浸湿。

我好不容易才使引擎重新启动。制动闸浸透了水，到达地方公路时，它们就已失灵。车子在打滑，视线也不好，在绕过一辆抛锚的卡车时错过了州际公路的入口。倒车时，又差点开到排水沟里去。最后总算上了匝道，摆脱了洪水，沿着高速公路以20英里时速前进。

杰夫面色苍白。虽然我买了几本幽默连环画，但他因受到过度惊吓而没心思去看。

“看着计程表，”我告诉他，“看着那些数字。过半英里，我们就离开雨区了。”

我和他一起数着格子：“一、二、三……”

暴风雨使天空变得更暗，雨更大，风更猛。

“四、五、六……”

那些数字好似碎玻璃嵌入我的喉咙里。

“哎呀爸爸，我们已经过了半英里了，雨没有停啊。”

“再走远些。”

雨非但没停，反而下得更大。我们不得不在林肯城歇下。第二天，暴风雨仍不依不饶。我们被迫转道奥马哈。本来可以正常地从科罗拉多州开车回到依阿华的家，只需很轻松的两天时间。可是这次旅程竟花了漫长、拖沓、苦恼的七天！我们不得不在奥马哈、德梅因和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小镇停留。

当终于到家时，我们感到筋疲力尽，害怕不已。我们索性将行李包裹统统留在汽车里，从汽车间跌跌绊绊地走进屋子上床躺倒。

雨点抽打着窗户，擂鼓般地敲击房顶，使我无法入睡。看看外面，只见一幕水帘从屋檐顺流而下。闪电击中一根电线杆。我双膝跪下，用想得起来的、再加上新发明的更有力的所有祈祷词，祷告上苍保佑。

次日早晨，电线修好了。电话仍然正常。盖尔打给一位朋友，提了个问题。当她静听答案时，我被她愁眉皱脸、目光躲闪的样子吓了一跳。她咕哝了一声“谢谢”后，便搁下电话。

“这儿一直是晴天，”她说，“然后就在昨晚8点，暴风雨开始了。”

“那正是我们到达的时间。上帝啊，发生什么事啦？”

“巧合，”盖尔双眉紧锁。“暴风雨跟我们同一方向移动，我们一直努力摆脱，却反而追随着它。”

冰箱里面空空如也。我告诉盖尔，我要去买些食品，并警告杰夫不要外出。

“爸爸，我可是要去见见我的朋友。”

“去看电视吧，雨停之前别外出。”

“雨不会停的。”

我惊呆了，“凭什么你这么说？”

“不但是今天，明天也不会停的。天空那么黑，雨那么大。”

我点点头，放下心来。“那么给你的小朋友打打电话。不过别跑外边去。”

打开汽车问的门时，仍见大雨滂沱。迄今已第八天不见太阳了。潮湿缠住我不放，狂风暴雨直朝我扑来。

我驶离车库，立刻陷入风雨之中。

我返回时盖尔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雨停了40分钟了。”她宽慰地露齿而笑。“我可一直淋着雨。”我不解地说。

最近的那家超市离家有半英里。尽管带着雨伞和雨衣，当我蹒跚穿过那家超市嘶嘶发响的自动门时，还是被淋成落汤鸡。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收起那把翻了个儿的雨伞，咕哝着向一位职员抱怨见鬼的无休无止的大雨。

那位职员显然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可它是在一分钟前开始下的。”

我冷得直发抖，但这不是从我身上滴落的水珠引起的。

盖尔听我说完经过，脸色发白，原先的高兴变为恐惧，她感到难以置信。“你一回来，暴风雨就开始了。”

我惊得一松手，那只湿透的购物袋兜底翻落在地板上。顾不上散落满地的罐头和食品包装盒，我急匆匆地去听气象广播，但是那位播音员机械呆板的声音，听上去与他整个内布拉斯加州同行们一样令人迷惑。

他的气象预报与先前一样。暴风雨形成的原因不详，没有任何征兆。暴风雨锋面很小，仅限于局部范围，而且非常稳定。半英里之外，天空晴朗无云。然而在依阿华周围，仍然持续着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雨。市中心的街道……

我关了收音机。

脑子里转着念头，我告诉盖尔想去学校的办公室看看是否有我的邮件，但这并非是我的真实目的，而我希望她不知道我的意图。

她刚要讲点什么，突然杰夫跑进厨房把她打断了。他的眼神凄凉，带着恳求：“开车送我到弗雷迪家去好么，爸爸？”

我很不忍心，却只得对他说“不”。

学校的停车场里，尽管还没形成水坑，但到处都是斑驳的水迹。我的住地距离学校有一英里。我走进英语系大楼，询问一位女秘书——虽然我能料到她的回答。

“没有，普赖斯先生。整个早上天气晴好。刚开始下雨。”

到了办公室，我抓起电话打回家。

“雨停了，”盖尔说，“你不会相信天空多么美丽，艳阳高照，一片光明。”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我凝视着外面的黑风白雨，差不多能看见那条怒涛汹涌的河流上的白浪。

恐惧在体内升起，发出可怕的嘶嘶声，彻底击垮了我。

情况一成不变，不管我走到哪里，暴风雨随之而至。我离开某地之后，暴风雨也同时消失。而且这种怪事愈演愈烈，已经持续九天，接着十天、十一天、十二天。家里的地下室泛滥成灾，同一地区所有人家的地下室也跟着遭殃。街道被水淹没，四处都是泥浆。木瓦屋顶被狂风掀掉，阁楼渗水，防护墙倒塌。闪电时时击中电线杆，冰箱里的食品随之变质腐烂，只得点上蜡烛照明。如果不是使用煤气灶的话，恐怕连饭也煮不成。如同在格兰德岛所遭遇的一样，电台宣称进入紧急状态，暴风雨带来的巨大损失难以估计。

最伤心的是此事对盖尔和杰夫的影响。持续不断的降雨使他们感冒，我也经常打喷嚏、抽鼻子。不过由于下雨时盖尔的精神状态十分低落，我已顾不上自己的不适了。她的眼睛变成忧郁的灰色，显得无精打采。她穿了好几件毛线衣，按摩着无力、疼痛的手臂。

杰夫上床的时间比平时早得多，但睡不着。他瘦了，眼眶上蒙着黑圈。

而且他做噩梦。雷电炸响，他的惊叫声把我们吵醒。又停电了，我们拿着手电简直奔他的卧室。

“醒醒，杰夫！你只是在做梦！”

“印第安人！”他呻吟着，用手揉着恐惧的双眼。雷声轰隆隆地炸响，盖尔痉挛起来。

“什么印第安人？”我问。

“他警告你：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在科罗拉多州。”盖尔猛然转身，黑暗中的面容吓了我一跳。“那个气象舞师。”

“你是指那个巫医？”

上次旅途中，我们曾在一个肮脏的沙漠小镇停车加油，见到几个游客在探究一个路边的印第安民俗展览。一个小草棚，东倒西歪的几张桌子，念珠、手鼓和饰带。我不相信这些玩意儿，便擦肩而过。一个邋遢的印第安人——看上去至少有100岁高龄，身穿年久退色的镂空马甲，围绕沙尘上的一圈石头跳着舞，同时念念有词地哼着含糊不清的曲子。

“在干什么呀？”我问一位手持照相机对镜头的妇女。

“他是个药师。正在跳舞祈雨，以便结束旱灾。”我背对沙漠，瞥一眼火红色的天空。因天气炎热和长时间紧张的开车，我感到头疼。我见过太多的低劣路边摊点，太多的印第安人纠缠过路游客，叫卖着要价很高的假工艺品，并非完美的绿松石，以次充好的银器。他们的做法已背叛历史，出卖了民族传统。

我并不在乎他们因我们所做的事而多么憎恨我们，使我在意的是他们骗了我们后再取笑我们。

那个古老的印第安人围着圈子笨拙地跳舞、吟唱，威士忌的酒气四处飘荡。

“他干得了那事吗？”杰夫问道，“他能求雨？”

“那是障眼术，”我说，“你看那些游客们将钱放进所谓的本地碗缸里——那只碗是老头从西尔斯买来的。”

游客们听见了我的话，原来着迷的脸色顿时布满疑云。

那老头停止表演。“是障眼术？”他对我瞪眼质问。

“我并非故意说那么响。如果我坏了您的规矩，请您原谅。”

“是我自己做的那只土碗。”

“当然是您做的。”

他蹒跚走来，威士忌的酒气愈加强烈。“你以为我的舞蹈求不到雨？”

“您愚弄这些游客与我无关，不过我儿子应该知道真相。”

“你要验证一下吗？”

“我说过非常抱歉了。”

“白人总说对不起。”

盖尔赶了过来，偷偷地瞅了周围一眼。她窘迫地拽拽我的衣袖说：“汽车油箱已加满，我们走吧。”我便转身离开。

“你将看到天下雨！你会祈祷让雨停下来！”老头大喊道。

杰夫吓坏了。这使我很生气，便回头对老者说：“闭上你的嘴！你吓着我儿子了！”

“他想知道我是否会呼风唤雨？看着天空！我现在就为你跳舞！当雷电交加时，记住我！”

我们上了车。“那个疯疯癫癫的老人。别让他搅坏你的心情。他的脑袋给烈日烤糊了。”

“是的，他在恐吓我。那又怎么样？”我问道，“盖尔，你当然不会相信他唤来暴风雨。就凭跳舞？想想看，这不可能。”

“那么告诉我为什么会发生现在的事。”

“那么多气象专家试过了，都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怎能解释得了？”

“暴风雨与你紧密关联，它如影相随。”

“这是……”

我本来又想说“巧合”二字，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审视着盖尔和杰夫，在闪电的映照下，我觉察到他们在责备我。我们成了对立面，他们俩都反对我。

“爸爸，那雨，你能让它停下吗？”

当他低声恳求我说“求求你啦”之时，我不禁哭出声来。

依阿华大学的气象学系由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和一名助教组成。几年前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曾与那位教授邂逅。有时我们还一起打网球，偶尔共进午餐。我知道他的办公时间，便冒着风雨去拜访他。

我到达那儿时，停车场由于不断下雨而积水。我跑步穿过狂风，在他那座大楼的门厅里抖抖雨衣。我已预先打过电话，他正等着我。

他年约四十五岁，脸上有斑，几乎全秃，但身材极好，与他打球我总是输的多。

“雨又下起来了。”他厌恶地摇摇头说。

“还找不出原因？”

“我被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是你的推断或许跟我一样好。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得转行了。”

“也许是迷信……”我刚想说出后面的话，但又不愿强迫自己。

“什么？”他俯身向前。

我揉揉自己疼痛的前额，问：“雷雨的成因是什么？”

他耸耸肩，“两种不同的气流交汇碰撞。一股炎热而潮湿，另一股寒冷而干燥。它们猛烈地撞在一起，产生爆炸。闪电和雷鸣成了阵风，下雨是结果。”

“但这一次？”

“是道难题。我们没有发现两股不同的气流。即便有两股气流，由于刮风产生的负压作用暴风雨会移动。但这场暴风雨竟然停留在此地。它仅仅偏移大约半英里，接着又回来。这种情况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原有的天气规律。”

“我不知怎样说……”但我终于吐露全部实情。

他愁眉紧锁地问：“你相信这事吗？”

“我拿不定主意，我太太和儿子是这样认为的。有这可能吗？”

他把几份文件放在一旁，倒了两杯咖啡。除了没有重新整理书架外，他啥事都干了。

“有这种可能吗？”我又问。

“如果你再重复提这个问题，我会否认的。”

“这有多疯狂——”

“早在60年代，我当时在读研究生，有一次去墨西哥作野外考察。那些山地峡谷气候类型复杂，对于撰写学术论文而言太棒了。一个地区的雨水那么多，里边的村庄都遭受水灾；但在10英里外的另一个峡谷，竟然滴雨未见。我考察过一个峡谷，那里出了问题。通常情况下雨水很多，可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竟然不下雨。但与其相邻的另一个峡谷，过去一直干旱的，雨却下得没完没了。找不出可解释的理由。天晓得，我努力钻研以求找出答案。当地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迁到有雨水之处。第七年夏天，他们对这里恢复原来的天气状况已不抱希望。人们想要重返家园，因此派人去寻求特殊的援助——请来一个气象巫师。那巫师宣称他是玛雅人的后裔。有一天他来了，在峡谷里来来去去，对罗盘上标出的每一个点念咒语。这些点在峡谷正中处交叉，他用石头摆成一个圆圈，然后穿上祭服，围着那个圆圈跳舞。一天之后，果然下起了雨，气候又恢复到过去的模样。我对自己说：他也许是碰运气，也许是对大自然有所了解，当他确定天即将降雨时，便装模作样跳起舞来。但是我看见那些乌云奔涌而来，而且相当怪异。后来那些云朵不再移动，直到溪水流淌，水井溢满。是巧合吗？还是特殊的本领？谁能说得准？但每当我想起那个峡谷里发生的事，就感到坐立不安。”

“那么我遇见的那个印第安人能呼风唤雨吗？”

“谁知道呢？瞧，我是个科学家，我只相信事实，但有时候对于我们尚未理解的科学现象，也用‘迷信’这个词来作解释。”

“假如暴风雨连绵不绝、停不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不管是谁生活在暴风雨下，就必须搬迁，否则将死亡。”

“不过要是暴风雨老是跟着某个人呢？”

“你真的相信它会那样？”

“它正是如此！”

他仔细打量我一番，说：“你听说过飓风吗？”

我惊慌地摇摇头。

“在罕见的情况下，几个暴风雨云团会攀升在一起。它们可以形成高达七英里的塔状。”

我感到心猛然一沉。

“但这次风暴已经爬升到那么高了，现在已高至十英里。它很快就要将房屋连根拔掉，它将横扫一切。一股稳定在半英里范围内的龙卷风。”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那老头要惩罚我，我便无法逃脱。我的妻儿除非跟我隔绝开来，否则他们也必死无疑。”

“假定你是正确的，我也必须强调一点——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来证实你的说法。”

“我想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

排除了可能性，只剩下必然性。答案明摆着，盖尔和杰夫都会死的，要么他们俩离开我，然而我又忍受不了失去他们的痛苦。

我知道必须采取行动。我拼命穿过风雨回到家里。杰夫正在发烧。盖尔不停地咳嗽，她用谴责的目光盯住我。

当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时，他们跟我争吵起来。但在严峻的形势下，他们总算同意了。

“假如我们的想法正确，”我说，“一旦我走了，暴风雨将会停息。你们将重见天日。”

“那么你呢？将会发生什么事？”

“为我祈祷吧。”

我开车在州际公路上朝西而行。当然那场暴风雨跟我如影相随。

出了依阿华州，进入内布拉斯加州。我用了疯狂而灾难的三周时间才到达科罗拉多州。穿越疾雨劲扫的山区是场噩梦，但我最后来到了那个肮脏的沙漠小镇，找到了那个蹩脚的路边摊点。

见不到那些小装饰品，也没有念珠之类。风暴肆虐，尘土变成泥浆。

我在镇中挨家挨户寻找，乞求得到一些信息。“那个印第安老人，那个气象巫师在哪儿？”

“他病了。”一家店主说。

“住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知道？去印第安人居留地找找看。”

那地方有15英里远，道路曲折、狭隘、泥泞。我路过的岩石十分灼热，一下雨便雾气蒸腾。车子打滑，冲进一条水沟，底盘上的驱动轴卡住无法动弹。我在电闪雷鸣中奔跑，全身被雨浇透，叫苦不迭。到了印第安人居留地，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一所最大的建筑物跟前。那是用石块砌成的，又低又宽敞。我敲了门，有位穿制服的男子把门打开，他是地方政府的派出人员。我便告诉他我要找谁。

他怀疑地皱起眉头，随即转过身去，用另一种语言对办公室内的几个印第安人讲了起来，他们作了回答。

他点点头，说：“在这样的天气里来找他，你一定很想见他。你差点铠过时间，那老头快要断气了。”

在印第安人居留地医院里，那个老者一动不动地躺在被单下，胳膊上正挂着静脉滴注。他形销骨立，看上去就像一个枯干、空虚的玉米外壳。他惺慢睁开双眼，认出我后眼睛放出光来。

“现在我信服您了，”我说，“求求您，让雨停止。”

他痛苦地喘着气。

“我的妻子和儿子也相信。让他们受罪，太不公平。求您啦。”我提高声调，“我不应该说那些话。对不起，让风雨停息吧。”

那老者在床上动了一下。

双膝跪地，我亲吻着他的手，呜咽地说：“我知道不配得到您的原谅，但我求求您，我已接受教训。别再下雨啦。”

老人审视我一番，缓缓地点点头。医生尽力想阻拦他，但老人精神了起来。他爬起床来，蹒跚地走了几步，然后忍住疼痛，缓慢地边唱边舞。

外面的闪电和雷声愈发剧烈，雨点抽打着窗户。老者竭尽全力，舞蹈动作更加剧烈。狂风暴雨有增无减，发出怒吼，达到顶点，悬在那儿——随之风平雨止。

老人骤然倒地。我喘息着飞奔上前，帮助医生一起抬他到床上。

医生对我怒目而视：“你差点害死他。”

“他没死吧？”

“不谢你啦。”

然而那是我使用的辞令，“谢谢。”感谢老人和上苍的神力。

我离开医院。那轮艳阳如同往常一样，将光辉洒遍我的全身。

我回到依阿华城四天后，接到印第安居留地那位政府官员打来的电话。

他认为我想知道：老人已仙逝，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早晨。

我回到盖尔和杰夫身边。他们的感冒已痊愈。我离去的那几周一直气候温暖、阳光灿烂，他们的肤色又变为棕栗色。他们似乎已经淡忘，那场噩梦几乎毁了我们一家，不仅是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相互间的爱。他们现在对那个印第安人表示怀疑，并告诉我：不管我去不去，雨都会停止。

然而他们并没有在那所医院亲眼目睹老人跳舞，他们理解不了。

我搁下电话，将悲伤咽进肚里。我走出房子——它坐落于一个小山坡上——欣赏地遥望着光辉灿烂的晴空。

我转过身，心里一沉。

在西方，有一大片厚重的云层渐渐逼近，又黑又浓，翻卷奔腾。风乍起，带来一股寒气。

9月12日，气温为华氏78度，后来下降到50度，最后跌到32度。

雨已经停止。老者已做了我请求他做的事。可是我先前并未料到他的幽默感。

他已将雨止住，确实如此。

不过我恐惧依旧——今年的冬雪恐怕会无休无止。

正文 为了这些和我的原罪

如果在上篇小说的最后一行还有一点幽默感的话，那么在下一篇关于中西部的小说中，只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惊骇。小说出版于1984年，但故事发生在11年前。1973年夏天，我在怀俄明州的风河山区，参加了一次35天的生存训练课程。该课程由保罗·佩佐尔特的全国户外运动技能学校举办，训练学生各种登山技能：跋山涉水、露营、野外生存及寻觅食物。最后一个内容是：我们每个人除了容许带一个指南针、一份地图和一只水壶外，不准带任何食物。三天后到达50英里外的州际分界处，届时有车来接我们。我们不准带吃的东西，如何解决饮食问题呢？课程的目的是模仿一种紧急状况。因为搜寻动物为食比搜寻野果要花费更多体力，所以我们不予考虑。钓鱼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逮鱼吃，鱼会给我们提供许多蛋白质。不过那是最后一种选择。该训练是为了证明我们能在没有食物供应的十分艰辛的条件下坚持活动三天。当我们越过群山，到达那条灰蒙蒙的目的地小道时，虽然我感到十分虚弱和头昏眼花，但是还能走一两天，而且我获得了户外运动的信心。训练课程完成之后，我沿着80号州际公路向依阿华进发，但是途中我那辆四汽缸的“波斯克”912型旧车的引擎出了毛病。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锅柄状地区，我只好驶离公路，希望能找到一个汽车修理工。

那就是当时我来到这个非同寻常，十分骇人的小镇的缘由。故事纯属虚构，背景却是真实的。

我记得那里有一棵树，我敢发誓，我还能认出它来，因为它看上去是如此与众不同。它在我左方较远之处，就在80号州际公路的一侧。在灼热的烟雾中，起初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但当我驾车靠近时，它的骨架般的轮变得清晰可辨。因为其形状奇特，我脑海里的印象就是“骨架般的”。在布拉斯加州的锅柄状地区，即使在八月暑天，虽然能见到的树不多，但都长得十分茂密，这一棵却是光秃秃的。

我猜想这树已经死了，怎么会死的？原因不详。当时我还注意到另一件事，在我意识到它的外形酷似什么时，我潜意识中感到了一种不安。

那棵树长得极像一只大烛台，即在犹太人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巨大枝形烛台。不同之处是：烛台上每排插的是8支蜡烛，而它上面笔直矗立的是光秃秃的树枝。虽然刹那间我曾想过，是不是有人在修剪此树，给其这种独特造型时，不可避免地毁坏了它；但我还是以为，此树不过是畸形而已，大自然的意外罢了。

不管是否巧合，那棵树的形状给了我一种怪异的感觉：一棵光秃秃的树，形状似一种宗教标志物，却令人啼笑皆非地祈神保佑干旱贫瘠的西部平原，这使我想起了一书。

过去的两周里，我和朋友们一直在怀俄明卅的风河山区野营。我们垂钓、探险、攀岩，多半时间围坐在煮饭的篝火边饮酒怀旧。在相别甚久的重逢后，时间一晃而过，我们又要彼此分开，各归其所，回到妻儿身边，执业尽责。对我来说，就是返回依阿华城的家和那所大学。我非常想见到家人，对接踵而来的秋季学期忙碌的备课和阅卷有些畏惧。

自从那顿痛苦伤感的告别早餐后，我已向东开了8个小时车，感到非常疲惫。当我的目光从那棵怪异的、大烛台似的树移开时，意识到自己正在以70英里的速度行驶。我告诫自己开慢点，否则不是罚款，就是出事故。

这时，汽车的引擎开始剧烈地震动。我开的是一辆二手“波斯克”912型车，是60年代造的四汽缸类型。我廉价买到它，是因为其车身需要许多整修工作。该车尽管年代已久，平常运行起来还是可以的。毛病出在由于我不懂必须调节汽化器，以适应稀薄的高山空气，因此当车到达怀俄明的山区时，发动机发出噼啪声响，汽化器开始溢油，我手忙脚乱地扑灭了发动机上可怕的火焰。在怀俄明州的兰德，当我和朋友们一起野营的时候，一家修车铺修好了汽车的毛病。但当我回去取车时，汽车油门似乎不像过去那么灵敏了，马达整天发出比平常更大的噪音。现在当它震动时，发出的简直不是噪音，而是雷鸣。天哪！我心里想，那火肯定把发动机的金属板烧裂了。不管什么毛病，我不敢再向前开了。方向盘在我手中左右急扭。由于心中害怕，我减速到30英里。发动机在不停地怒吼颤动，我急需找到一个修车工。

这一切发生在内布拉斯加的锅柄状地区，把该州想像成一个很宽的长方形，切下其左下角，剩余的左上角部分就是锅柄状地区，刚好在怀俄明州东部。它除了平坦开阔之外，别无特色，到处是低矮的草丛、灌木和风滚草，同一百年前先民们奋力跋涉越过这片陆地时一样荒无人烟。在进入内布拉斯加州两三小时前，我并未焦虑过多，每隔20英里左右，就有城镇出现。但是当我在穿越这个锅柄状地区时，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曾见到城镇迹象。尽管行驶在四车道的州际公路上给人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我宁愿自己是在月球上。

因此，当我见到匝道出口，便毫不犹豫地驶了出去。

谢天谢地，我一面与方向盘痉挛般的颤抖作斗争，一面驶出匝道。发动机此时不仅仅在咆哮，而且发出爆裂声，好像里面有金属碎片脱落，在摩擦敲击，我不由得畏惧起来。出口处没有城镇的标牌，但我知道既有匝道，必有它的原因。当到达一个停车标志牌前时，我看了看面前分成两道的沥青路两侧，不论哪边都没有一幢建筑物。朝哪个方向呢？我问自己。

凭感觉我选择了左边的那条路，当我越过州际公路上方的那座桥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在朝着那棵大烛台形状的树驶去。

我又有了那种怪诞的想法，但是汽车引擎的咆哮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油门在我脚下沉重地喘息，将那种痉挛的感觉传送到我的小腿上。汽车目前的时速还不到20英里。我努力控制自己紧张的呼吸，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驶过了那棵树。

树就在我左边，我能肯定。如果不注意，就不会记起它。那棵树就在没有标志的两车道公路的左侧。

我很有把握。我知道没搞错。

我驱车向前，“波斯克”车似乎随时都会四分五裂，不断地颠簸，发出格登格登的声响。道路蜿蜒向前，不知通往何处，似乎漫无止境。大烛台形状的树远去后，沉闷的大草原单调得毫无变化，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想：现在开始，随时我都可能会见到建筑物，只要再开过去一英里左右，假如这辆车还能应付的话。

一英里过去了，又是一英里，不过目前车速已降到了15英里。我的腹部开始痉挛，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是否应该走另一个方向。因为我知道，我本该早已到达一个小镇了，但是现在沿这个方向开了这么远，还不得不再开下去。我吃不准这辆车是否还能挣扎着开回到州际公路上。

第一次见到那棵大烛台形状的树时，仪表板上的时间是将近下午5点。

我再瞅一眼那只钟时，却发现快到6点了，这使我心里一惊，天哪，过不了多久就是掌灯时分了。即使我能找到一家修车铺，店铺也可能6点后要关门了。一种不祥之感使我心闷。我想当时待在州际公路上就好了。在那里如果汽车抛锚，至少我可以挥手拦下路过的车辆，请他们唤一辆牵引车来。而在这儿，我见不到任何车辆。我的脑海里绝望地浮现出破车停在公路边过夜和精疲力竭、跋涉返回州际公路求援的景象。我曾心存希望：开上一整夜的车，在第二天中午抵达依阿华的家。但是如果我一直这样不走运，引擎一直咆哮不停，再花一天或者更多时间可能还到不了家。我得去找一部电话，告诉我妻子，若是我不能按照原先承诺的时间抵达，请她不要担忧。

我的想法变得非常迫切，我必须去找一部电话。

正在这时候，我见到了建筑物。远方一个模糊的、长方形的、难于辨认的物体，但不会弄错，确实是一座建筑物。它的铁皮屋顶，反射出落日的余晖。接着我见到了第二幢建筑物，第三幢，还有树木。感谢上帝，小镇到了。我觉得心跳加剧，好像跟引擎发出的声响一样强烈。我紧紧控制方向盘，发疯似的努力想控制住它，东倒西歪地开过一座水塔和一个空的牛栏。

建筑物变得清晰可辨了：几幢房子、一个停车场、一个路边小餐馆和一个加油站。我颠簸着开到那里，停车的声响惊天动地。由于方向盘的振动，我的双手还在发抖。我关了引擎，刹那间的宁静令人愉快。这时我看见油泵边上有两个男人背朝着我。我全身的衣服浸透了汗水，脸上又胡子拉碴。我费力地下车去问路，他们却把背对着我。本来，我应该马上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我停车声音那么响，他们竟然不转身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实在不正常。

然而他们没有转身，我也因为太累而没有警觉。我迈着僵硬的步伐走上前去：“对不起，我有点麻烦事，修车工在吗？”

他们俩谁也没有转身回答，我知道他们肯定听见我的话了，就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修车工在吗？”他俩仍然没有回答。

天哪，他们是聋了还是怎么了？于是我绕到他们前。

就在他们再次转身背对我时，我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我已经大略看见他们的面孔了。哦，上帝！我觉得像有一根冰冷的钢针刺进我的脊背。我从未亲眼看见过真正的麻风病人。他们比我从书本上了解的麻风病人还要丑陋。“丑陋”一词还不足以描绘，我此刻所见到的，不仅仅是颈部周围令人恶心的喉结状的甲状腺肿块，也不仅仅是扭曲变形的下颚和颧骨，还有前额大片隆起的疙瘩、肿胀的嘴唇和畸形的鼻孔，可怕的是他们的皮肤已经溃烂，呈灰色糊状，像开口的脓疮。

我几乎要呕吐，感到喉咙发紧呼吸困难。我告诉自己：不要失控。不管他们的毛病是什么，那不是他们的错。不要像个从未见过畸形人的6岁孩子那样目瞪口呆。显然，他们刚才不愿意见我，是因为他们不想见到人们厌恶的反应和恐惧的目光。

此时，他们面对着加油站的大门，而我也肯定不准备再绕到他们面前去，所以我又问道：“修车工在哪里？”

他们同时抬起右臂，用扭曲变形的手指着右方，指向一条通往镇外的沙石路，该路与数英里外的州际公路平行。

我心想，见鬼！我对你们的遭遇表示遗憾，但愿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们。但是我现在需要帮助，而你们俩也不太友好。

我迈步离去，头开始发疼，喉咙也感到了不适。我瞄了一眼手表，7点钟了。太阳快落山了。如果不能很快找到修车工的话……

街对面的拐角处有一家餐馆。说是餐馆，或许太抬举它了。准确点说，里面的餐具油腻腻的，沾满了污垢，百事可乐和喜立滋啤酒的广告看上去挂了已有10年之久，一块霓虹灯招牌黯然地透出“烤肉馆”几个字。

我心想，干吗不把它缩写成BBC，再把C改成G，岂不成了“肉毒中毒”和“劣质汽油”吗？别开玩笑了，今晚说不定你要在这里吃饭呢。

要在这里吃饭，真是莫名其妙。上帝啊，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

我穿过积满尘土的街道，推开嘎嘎作响、叮满苍蝇的纱门，费力地看清里面有五个顾客。“嗨，有人知道哪里……”话在喉咙口卡住了，我感到一阵眩晕，因为所有的顾客都已经移动了位置，转过身背对着我——这些人背上凹凸不平，脊椎骨歪歪扭扭，肩膀朝各个方向歪斜——上帝没有这样造过人啊！震惊之余，我朝躲在屋角的那个女招待看了一眼，她也转身对着我。

然而，店里有镜子，那该死的镜子映照出她的脸，就像是可怕的遗传学实验的结果：她居然没有下巴，而且只有一只眼睛！我跌跌撞撞往后退，那门嘎吱吱转回去砰的一声合上了。

我的脑海里依然在想着那两条恐怖的裂缝，那会应该有一个鼻子，不可能是这样啊！我要把这些惊恐快快忘掉。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见到了恐惧，我碰到怪物了。整个小镇就像一百部恐怖片的大集成。相比之下，郎·切尼影片中的那些骇人的恐怖化装显得正常；恐怖片《莫罗医生的小岛》则可以说是选美优胜者的度假胜地。

天哪，八点钟了。东边的天空一片灰色，西边的地平线却是一片血红。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疯了。身处在一个怪物之镇，无人搭理，人人转身避开，大多数人给我指的是那条朝东通往城镇外的沙石路。

我慌忙爬进那辆“波斯克”车，启动发动机，车并没有因为停歇一阵而有任何好转，引擎咆哮和抖动得更厉害了。我一面祈祷，一面感到胃里有一种烧灼感。尽管“波斯克”摇晃着不愿前进，但还是幸运地移动了。

我心里想着城镇，也许沿着这条沙石路再开几英里会有另一个城镇，也许这就是他们指这条路的缘故。

车子上下颠簸，嘎吱嘎吱、摇摇晃晃驶出了小镇，我打开大光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路上并没有其他车辆。随着暮色降临，小心一点总不会出事。

先是开了四分之一英里，然后半英里，引擎完全熄火之前，我就走了那么远。当时可能只剩下一个汽缸在运行。我听见“砰”一声巨响和三次沉闷的撞击声，随后又重复了一遍。随着每一次“砰”的声响，汽车就向前爬行一段。最后车子呼哧呼哧喘息着靠惯性滑行停下，马达因为高温发出爆裂声，“波斯克”车上没有散热器，但我敢肯定听见一阵嘶嘶声。

情况就是这样：在一个不明之地抛锚，身后是恐怖小镇，前方是夜色茫茫，而州际公路又不知道远在何方。

夜色渐渐地逼近，笼罩在这片大草原上。

我曾经感到害怕，但此刻我十分恼火，对自己的运气，对兰德那个给我“修”车的家伙，对自己愚蠢地驶离公路，更不必说没有事先想过何时才能到小镇上。我本应该买一些饮料、棒棒糖、薯条之类的东西——任何可以在这沉沉黑夜中聊以充饥的东西。啤酒，六听一组的啤酒。想想我现在的处境，真是见鬼了。

我气鼓鼓地走下车，斜靠在挡泥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咒骂着。

八点半，夜色越来越浓，我该怎么办呢？我力图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动是合情合理的。到了九点钟，我作出了决定。那个小镇离我只有半英里远，步行最多只需要十分钟。如果那家愚蠢的烤肉餐馆还开着，我仍然可以买到啤酒和薯条。此刻，我已经不在乎那令人作呕的外貌了。如果我要饥肠辘辘地露宿整夜，那才真是倒霉，才是多余的遭罪呢。

于是我迈步往回走。当我来到小镇边缘时，天已经全黑了。烤肉餐馆的灯还亮着，至少我的运气还没有完全破灭，我自以为这样。当我走近时，餐馆的灯却突然熄灭了。好极了，我反感地想道。

整个地方一片漆黑。

随后店门嘎吱一声打开，那个女招待——一个模糊的白影子——走了出来，随后把身后的门锁上。我差不多要开口问她是否能再等片刻，好让我买些吃的东西。我很自然地认为她没有看见我，所以当她转过身来时，我吃了一惊。

我惊讶地眨着眼，与小镇其他人对我的态度相反，她居然和我说话。她的声音纤弱无力，口齿含糊不清，令人联想到有裂缝的风琴调音片和兔唇。“我从窗户看到你回来。”她说。也许是我的想像而已，她耳语般的说话节奏相当悦耳。

有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面对面站着，但是街上没有灯光，而且夜色沉沉，所以我看不清她的面貌。

自从来到这个小镇，我第一次感到在和别人进行正常的交谈。装个样子并不困难，只要我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她可怕的长相就行了。

我耸了耸肩，苦笑着说：“我的汽车坏了，在小镇外抛锚了。”我知道她看不见我的手势，还是指了指那条黑漆漆的公路。“希望你们的店仍然开着，我可以买点东西吃。”

她先是未作回答，稍后突然说道：“对不起，老板半小时前就停止营业了，我是在做清洁工作和为明天的营业作准备。烤肉架也已经熄火了。”

“可是我只要啤酒、薯条等东西。”

“不行，收银机也是空的。”

“我不要找零钱，我愿意多付些钱。”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方才开口道：“你只要啤酒和薯条？”

我觉得希望大增。“行的话，请帮个忙。”

“你在汽车里过夜时吃？”

“没有办法，除非有旅馆。”

“没有旅馆。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好好吃上一顿，好好睡上一觉。”

她停顿了下来，我记得那天夜里十分寂静，连蟋蟀都没有叫。

“我一个人住，”她说，此刻她的语调更加动听。“你可以在起居室睡沙发，我会为你煎一块牛排。”

“不行。”我回答道。心中充满了再见到她面貌的恐惧。

“我不开灯，也不吓着你。”

我撒谎说：“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

“不麻烦，”她加重了语气，“我只想帮个忙，我信奉助人为乐。”

她开始移步离去，我不知所措地在考虑她的建议。毫无疑问，牛排相当诱人，还有沙发，比蜷缩在汽车里睡觉不知好多少。

然而，天哪！她的模样实在太吓人。

我的这种态度对她来说也许相当熟悉，相当痛苦。

我自问：如果我也是一个畸形怪胎，人们对我也是避而远之，我会有何种感受呢？她不是说过她相信助人为乐吗？也许该是我身体力行这一善举的时候了。于是我随她而去，驱使我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表示友好，而不仅仅是牛排和沙发。

她的住处距离餐馆有三个街区，那条街和我们刚离开的街道一样暗无灯光，那里的房子悄然无声，没有住人的迹象。这是我一生中最奇异的一次步行。

从黑暗中我辨认出，她住在一幢陈旧的维多利亚式样的两层楼里。门廊的地板在我们进去时吱吱直响。她像先前所说，没有开灯。

“起居室就在经过这个门的左侧，”她说，“沙发在前面靠墙处，我去给你弄牛排。”

我向她道谢后，按照她所说的去做了。沙发又深又软，直到我坐在上面，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疲倦。黑暗中，我听到屋子后面传来煎牛排的滋滋声。我猜想她在厨房里亮着灯烹调，但我见不到一丝灯光。接着牛排的香味向我飘来，还有她走来的脚步声。

“我该问问你，你喜欢牛排煎得怎么样？大多数顾客喜欢煎得不要太老，也不要太生的牛排。”她纤弱的嗓音听起来好像钟乐声。

“好极了。”我不再在乎她是否丑陋。我已经饥肠辘辘。黑暗中，她小心翼翼地将托盘放下，她带来了牛排、面包、白脱油、最好的调料和啤酒。

尽管有点费劲，看不清东西，我还是风卷残云般地匆匆吃完，感到意犹未尽。用美味佳肴来形容，还不够确切，反正当时是馋涎欲滴，食欲大开，难以置信。

我用最后剩下的面包，蘸着调料和肉汁，塞进嘴里，就着最后一口啤酒咽下，然后往沙发一靠，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一顿饭。

整个过程中，她坐在房间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一言不发。

“好吃极了，”我说，“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你已经谢过了。”

我吃不准她是什么意思。我吃得太多，觉得肚子都要撑破了。

“你还没问过呢。”她说。

我皱起眉头：“问什么？我不明白。”

“你明白。你很想问，我知道你很想，人们都想问。”

“人们？”

“为什么这地方的人都长得那样吓人？”

我感到一阵战栗，我确实一直忍不住想问此事。

这个小镇是如此不同寻常，镇上的人都如此怪异骇人。我几乎抑制不住好奇想问，然而她是这样大度待人，我不想去注意她的缺陷而显得无礼。突然间，烤肉馆那面镜子中她的模样，可怕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下巴，独眼，应该长鼻子的地方是扁平的两条缝，流着脓。

我几乎要呕吐，不仅仅是因为回忆的缘故，还有胃里的反应。胃里的东西在翻腾作响，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胀，好像无数只大黄蜂在里面冲撞。

“罪孽。”她说。

我坐立不安，十分害怕。

“很久以前，”她继续讲道，“在中世纪时，一些神父曾经云游于各个村落之间，他们举行一种仪式来净化村民们的灵魂而不是听人们忏悔。每个村民带一些食物来放在神父面前的桌子上，最后是满满一大堆。随后，神父口中念念有词，将这个村子里所有的罪孽都转移到食物中去了。”

我咽下口中的胆汁，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接着神父就以这些食物为餐，也就是全村人的罪孽，”她说，“他吃的就是全村人的罪孽。”

她的声调非常令人厌恶，我真想尖叫逃走。

“村民们知道他以惩罚自己来拯救他们的灵魂，所以他们给他钱作为报答。当然也有一些人不相信，一口咬定神父只不过是个骗子，是个骗吃骗用的罪人。但是这些人说错了。”

我听见她站起来的动静。

“因为迹象很明显，罪孽有反应了，他们在吞食者的体内扩散、溃烂、扭曲、膨胀凸起。”

我听见她在角落里做什么，那种刮擦声使我感到紧张。

“不但神父吞食了罪孽，”她说，“有时候一些特殊的妇女也吃过。问题是如果吞食者也要得到赎救，该怎样摆脱这一切罪孽呢？也就是摆脱丑陋呢？当然只能把罪孽转移，再叫别人吃掉它。”

“你疯了，”我喊道，“我要出去。”

“不！我还没疯。”

这时我才明白刚才的刮擦声是在擦火柴。一点微光亮了。我胃里七上八下，痛得反胃。

“这个小镇住的都是吞食他人罪孽的人，世人把他们当成避之惟恐不及的怪物，只有他们自己之间才能相容。他们在为成千上万个他们出于仁慈拯救的灵魂而受苦。”

她点亮了一支蜡烛，房间里亮了一些。我看到她的脸，再次目瞪口呆。

但是这次起因不一样。她非常漂亮，令人震惊，光彩照人。她的皮肤似乎泛出性感的光泽，还微微闪烁，如起伏的涟漪。

“上帝啊，你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什么东西？”

“我告诉过你了。”

“不会那么傻吧。”我尽力想站起来，但两条腿像不是我的。我的身体好像在膨胀、扭曲，视力失真好像在看哈哈镜。“是致幻剂麦角酸，还是仙人球毒碱？我产生幻觉了。”虽然我每字每句都有很响的回音，但听起来却像远方传来的呢喃。

当她一步步愈加光彩照人地向我靠近时，我反而退缩了。

“这样的情况已经太久了，”她说，“我一直长得这么丑。自从任何一人都想得到我以来，已经太久了。”

我觉得现实在崩溃，天地在旋转，她脱下衣衫，露出乳房，她的……她的玉体是那么……

尽管胃里难受，神志不清，我还是想得到她。突然间我有一种不顾一切，想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那样想要得到她的欲望。

激情无休无止，十分强烈，异常疯狂。我们抱成一团翻滚，撞倒了托盘，把杯子、碟子、刀叉和调料哗啦啦全撞翻在地。

一盏灯撞翻了，摔了个粉碎。我裸露的背脊砰地撞在桌子的边沿，我哼了一声，并非出自疼痛，而是发出心醉神迷的尖叫声。

正当我快到爆发的顶点之时，我从心灵深处依稀感到，她在把罪孽强加于我之后，仿佛需要从我身上有所回报，她紧紧地拽住我，贴近她的身体，往下，再往下……

她一面呻吟，一面祈求：“吃掉我，吃掉我。”

我失去了知觉。内布拉斯加州警方声称，他们发现我时，我裸露着身子在80号州际公路游荡，时间是两天后的下午一点。他们说我被严重晒伤。

我既不知道，也回忆不起来，所能想起的是，醒来时在依阿华医院，我躺在精神病房。

医生们没有对我说实话，他们宣称我的模样没有变丑。那为何要把我关起来，把镜子通通收走呢？为什么护士们在警卫陪同下，进来给我喂饭还要畏畏缩缩呢？他们自以为做得很聪明。尽管窗户上安装了很粗的金属栅栏，晚上我还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像：没有下巴，只有一只眼睛，鼻子所在的地方，是两条令人恶心的扁平的裂缝。我受到了惩罚，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了这世上所有的邪恶，我付出了代价。

我曾经是个天主教徒，但现在不再去教堂。然而，当我年幼时，学过作忏悔，修女们让我记住一段话，向忏悔室里的神父诉说：“保佑我，天父，因为我有罪孽。我上一次的忏悔是……”我会告诉他这是多久之前的事，然后进行忏悔，结束语是：“我对这一切及我所有的原罪深表歉意。”

你知道，我忏悔过了，只是这些罪过不是我犯的，不是我的罪过。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来看我，我拒绝了他们，我不能忍受看到他们眼中恶心的反应。

“吞食罪孽者怎样才能摆脱掉罪孽呢？”用她告诉我的话就是，“当然只能把罪孽转移掉，叫别人吃掉它。”

我知道该怎么做。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只需要假装平静，等待时机。

我希望警卫人员受伤不是太严重，我尽量下手不是太重，但是当我把他的头撞向墙上时，还是发出了可怕的撞击声。

我很聪明，先后偷了三辆汽车，每一辆都没有使用太长，以免让州警们抓到我。我花了两天时间回到了小镇。

那棵树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我的坐标。我记得匝道口没有任何标志，那棵树就是我辨认方向的依据。

然而我感到困惑不解，我发现那棵树长得好端端的，其树枝仍然形如犹太教的大烛台，它是如此清晰可辨，我不相信还有另一棵树与它相似。但我敢发誓，当初它是八根光秃秃的枝条，而现在却有九根，青枝绿叶。

上帝啊，帮帮我，救救我。

我把油门踩到底，我沿着双车道的柏油路飞驰。像先前一样，这条路蜿蜒向前，似无尽头。疑虑重重，令我发狂。我竭力不看后视镜，尽管如此，我依然非常脆弱，丑陋的模样使我痛苦不已。

我看到了远处的建筑，铁皮屋顶反射出的阳光。我呜咽着驾车冲去，又见到了那个小镇，和以前一模一样：水塔、牛栏（不过现在养满了牛）、加油站、烤肉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小镇里每个人都很正常，我没有看到甲状腺肿、驼背、四肢扭曲和化脓的疮疤。

我驱车经过时，人们都注视着我，我无法忍受他们所流露的惊愕和厌恶的目光。

……我找到了她的住处，我就在这里等着。

在医院里，医生们说我患了妄想症，他们一致认为我初期的猜疑也许是对的。食物内的化学品使我产生了幻觉，而且药效还在起作用，使我自以为变丑了，歪曲了对那次旅行的记忆。

但愿我能相信他们的说法，我甚至更希望相信我是发疯了。我没疯的时候，一切都比现在好。

然而我清楚事情的根源，是她造成的，她让我吞食了她的罪孽。我要报复，我要把罪孽还给她。

我是在她的起居室写这些文字的，我一面写，一面仓促地朝窗外张望，万一发生什么事，希望人们能理解我的行为，这不能怪我。

她很快就要回家了，是的，很快。然后……

我听到街上传来的汽车关门的声音，有人从旅行轿车里走了出来。

哦，亲爱的上帝！她终于来了。

不过，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一男一女。

女的也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

怎么回事？难道她已经离开此地了？他们将会走进房间，他们将会发现我。

我顾不了这么多，我最不能忍受自己的遭遇了，我必须把这些罪孽卸掉，我不得不……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一把刀，是的，我不知道那些神父的说辞，也不知道怎么把我的罪孽转移到食物中去。但是我记得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得不用这把刀和一把叉，强迫他们吃掉我。

正文 黑白红连成一片

下列三篇小说作为一组故事写成，于1985年一起发表于《黑夜梦幻》系列作品中。其同一主题讲述关于抱负与成功阴暗面的悖论。每篇小说均有关一个特殊的职业，而这一篇涉及一个报童。我偏爱这篇小说，是因为我的儿子马特12岁时，乐于通过送报挣一点零花钱。虽然他能支配的钱已够多了，但就像你会遇见的多嘴、可爱的男孩一样，他决心成为一名企业家。因为送报，他每天要在5点半起床，我和妻少不了要予以协助。时常在拂晓之前我和马特一起出发，而一到冬天这种协助尤其显得必要。特别是一年后，当两个报童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失踪时，这种协助便显得更加必要了。这两个报童再也没出现过。如你所预料的那样，这段行程中也有紧张的地段。本篇小说的部分目的就在于：表达一位送报者在清晨时分感受到的孤独。虽然近年来，这份工作通常由成年人驾车承担，但是如果你仍生活在那些由男报童或女报童送报的少数地区。下一次当他们送报上门时，请赐予一份丰厚的小费。

也许你在今晨的报纸上可以获悉有关我的事。事实也如此，如果你住在本顿城和桑赛特城之间那个角落的话，我便是定时送报给你的那个孩子。我之所以今天不能送报到府上，是因为我已经住院，胳膊骨折，头部据医生说是开裂了。我爸接替了我的工作。说实话，我有几分思念那份工作。迄今为止我已送了三年报纸，从九岁开始，已习以为常。每天清晨我必须在5点半醒来，即便在圣诞节或元旦也是如此。假如你认为今天早晨我还睡在床上，那你就错了。医院里的护士们也叫醒你，正像我妈用肘部轻轻推我爬下床来一样，确认我拿上报纸之前穿好长内衣内裤，因为下雪的早晨天气出奇地删冷。你必须走路而不是骑自行车，这样就要多花上半小时，特别是天空迟迟不肯放亮，你在寻找新客户的住地时，会看不清房子的门牌号码。

程序是这样的：卡车里的那个伙计载着《公报》开来，在我家门前将一大捆报纸卸下，我爸爸出去把报纸一份一份地折叠起来塞进我的背包——与此同时我在穿衣服。好多次会收到写着新客户名字的卡片或其他不再续订报纸的老客户的卡片，此时我妈妈和我必须从我的客户名单中增加或删除那些名字，而且算出那位客户欠我多少报费，尤其是当他在一周中间的日子起订或停订报纸时。虽然做这项工作相当复杂，但我爸爸说它能教会我如何经营一种业务。它还使我拿到额外的钱，能购买CD唱片或玩电子游戏，事实上我还得把所挣之钱的三分之一存入我的银行账户。

我刚才在告诉你有关我客户们的事。你会感到惊奇的是，一个孩子对他分送报纸的客户会产生多亲近的感觉。那些客户早早醒来，匆匆忙忙地为上班或其他事务作准备。我猜想他们惟一的乐趣，便是坐下吃早饭时，在报上看到他们还在酣睡之时外面发生的事情，这有点像赶上了闲聊。他们信赖我，我的报纸也从不晚点，错过时间的少数几次要么正逢我生病，或者像现在这样因为昨天早上发生的事故。我的头部缠满绷带，感觉痒痒的，胳膊上的石膏分外沉重。然而护士们在石膏上写了许多俏皮话，所以我期待着两三周后回去上学——那是医生说的，将胳膊上的石膏让小朋友们看看。

你应该注意到客户的情况，这样的事一般人想不到，除非你是送报的人。就像在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事后，你无法相信有多少人灯光通明地醒着等候我的报纸，以便从中找出他们已经收听过的，或者到现场看过的，或者从电视中得知的有关这次赛事的新内容。或者像位于吉尔比大街上的房子，一个多星期以来，每当我走上人行道经过那些灌木丛时，都得屏住气息，以免闻到类似什么东西彻底腐烂的熏人臭气。即使我大气不出，也几乎恶心欲吐。那种气味就像妈妈上个月在地窖里发现的烂土豆。没有人取走我留下的报纸，它们就堆放在门边。我把此事告诉爸爸后，他有点奇怪地瞥了妈妈一眼，说他最好去查看一下，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估计大概有人死在那地方，而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有时事情是这样的——人们度假去了，所以报纸成堆积压。那种气味只是从他们忘记带出来的塑料垃圾袋中逸出的，一些狗撕开了那些屋子边的塑料袋。但这种臭味着实让我好一阵子烦躁不安。

还有卡里根一家人。去年夏天卡里根失去了厂里的工作，而他妻子喜爱时装。每当我在隔壁跟拉尔夫一起玩耍，或去边上取款，或甚至在早上6点将报纸送到他们家去时，总会听见他们俩为了钱的事大喊大叫。想想看，他们在破晓之前就起床吵架。那个老布兰查德先生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他的妻子也很老了，患上如我妈妈所称的骨癌。我有两三个月未见布兰查德夫人了，不过每逢我将报纸搁在他家门垫上时，能见到老先生已起床了。透过他家起居室的窗户，我可以见到厨房里的灯亮着。他坐在桌子旁边，弓着背，抱住脑袋，肩头在摇晃。甚至在正门外边，我也能听见他的抽泣声。那声音使我喉咙发紧。他老是穿着那件旧得皱巴巴的灰色毛线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为他感到遗憾，他的哭声就像在撕裂他的胸膛。

还有兰先生。他面孔浮肿，长着个酒糟鼻和一对愤怒的斜白眼。他总是抱怨说报纸太贵，还埋怨我在欺骗他，收费次数太频繁，其实我从不干那事。两个月前，他开始对我赌咒发誓，因此我害怕到他那儿去。我爸爸说那是威士忌酒使他如此行为，所以如今爸爸去他那儿收报费。上次我爸爸从那儿回来后对我说：如果你了解他，并知道他不喜欢他的生活，就会觉得兰先生人并不坏。我可不管这一套，所以我仍然希望爸爸去他那儿收钱。

我想自己是受到了惊吓。你知道两个月前在格拉尼特大瀑布地区发生了报童失踪的事件，而兰先生却在咒骂我。报童周日早晨去送报后，他的父母亲等他回来，却接到客户打来电话询问报纸下落。他爸爸急忙去查看，结果在距离一个街区外的灌木丛后面的空地上，发现了他那只装满报纸的粗布口袋。你记得警方和邻居们如何展开搜寻，他所服务的那家报纸在首页刊出他的照片，并悬赏任何提供他下落者，但并没有找到他。警方宣称他可能出走了，但那种说法对我毫无意义。天气冷得够呛，根本无法出走，而且他能去哪里？我爸爸说，他读到警方甚至于认为他父母对他做了什么，致使他父母气得发疯，对警方如此放风提出诉讼。有个男人十分残忍，竟然打电话给那家父母，装作绑架了那个男孩，勒索钱财。警方追踪电话来源，结果发现那个男人并没有绑架男孩。现在他声称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可我觉得现在他麻烦大了。

格拉尼特大瀑布离这儿不太远。我爸爸说一些坚果从那里顺流而下，可以轻易地被冲到比如像我们这样的镇子里。但我不打算仅仅因为那儿发生的事件，就放弃送报。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已习惯于花自己挣的钱，每逢星期六就去商业区买上一张新CD唱片。不过我觉得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我当然不愿失踪。随着年龄渐长，我足以懂得那些性变态者对孩子们做的肮脏事。因此爸爸在接下来的几个早晨陪伴我递送报纸。当我再次开始单独工作时带上了手电简，并尽快分发好报纸。时辰尚早，四周无人，你无法想像黑暗中一阵风穿过身后的灌木丛发出的刮擦声，会使你产生什么感觉。一个月后，没发生什么事情，我开始感到轻松些，并为自己像个幼儿那样惊怕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又像过去那样送报，半醒半睡的，美滋滋地期盼吃上家制的“橙汁朱丽叶斯”，那是我送报归来时妈妈为我准备的享受。

我先看了《公报》上的滑稽连环画，然后再抓紧时间在上学前补上一小时的睡眠。在冰天雪地里送报之后，睡在温暖的毛毯里真是棒极了。

三个星期前，另一名报童失踪，这次是在克罗维尔本地发生的。邻居们像在格兰尼特大瀑布地区一样兴师动众地四处搜寻，他的照片也登上了《公报》，那家父母悬赏寻求线索，但是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只是他那只装满报纸的粗布口袋像上次那样扔在灌木丛后面。警方声称失踪方式相同。可怜的想像力。真见鬼，你不必去警官学校就能发现两个孩子以相同的方式失踪。

一个孩子或许会出走，但不至于两人都这样做，至少不会在下雪天。

哦，我还有点事忘了提起。在男孩失踪的那两个早晨，雪下得很大，除了邻居们搜寻留下的足迹外，别无其他踪迹。告诉你，在大风雪天气下，不会有孩子出走。我们其余的报童举行了我爸爸称之为“罢工”的行动。实际上是我们的父母叫我们停止送报。他们要求警方提供保护，而警方声称我们反应过火，不应该惊惶失措。不管怎么说，警方也没有足够的人手保护我们全体。《公报》的人说，如果我们停送报纸，他们就面临停业危机。他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密切关注我们，另一方面要我们签订一份保险契约，只要每月扣除75美分，报社便可为我们兑付保险金，这样一旦在送报途中出点什么事，可获得赔偿。

这让我爸更加激动。他叫我罢工，我也差不多答应了，但我无法忘怀周六开销的乐趣。我爸一直说我是天生的资本家，将来长大成人后可能投共和党的票——不管它意味着什么。但我告诉他说，去年6年级的野外追踪我被授予一根荣誉饰带，我敢打赌我能跑得比任何性变态者快。爸爸笑了起来，摇摇头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陪我出去，但我妈妈的神色都快哭了。我想母亲们就是那个样，总是忧心忡忡。另外，我说我只担心老天下雪，因为只有在那时，孩子们才会失踪。我爸说这有道理，然后我妈妈说的全部话就是“看看再说吧”——这对我而言总是坏消息。正如你邀请一位朋友留下过夜，你妈说声“看看再说吧”，你就会猜到她的意思是“不行”。

不过她没有阻拦。第二天早上，我爸和我一起走上送报路线。天气冷得刺骨，皮靴踩上雪地发出吱吱声。空气如此清新，以至于可听见三个街区以外汽车启动的声音。我能肯定如有坏人跟踪我，我能听见他的动静。况且还有爸爸陪伴我，其他所有的报童也拥有我这份轻松。但是每天早上起床时，我都要祈祷老天不要下雪，往往是夜间下雪早上又停了。每当从自己家眺望街灯照耀下的街对面，看到那边的房子显得十分清晰，我便感到有人拿走了捆住我胸膛的绳索。

于是我们继续像往常那样，清晨5点半起床去送报纸。有一次我爸爸患上流感，我妈便陪我同行。你可看到她多么紧张不安，比我预料更甚。你能看到我们急匆匆地分送报纸，不断地回头张望。

卡里根先生像过去那样对她妻子嚎叫，布兰查德先生为他妻子哭泣，而兰先生喝着啤酒，打开房门取他的报纸，把我吓了一跳——几乎让我尿湿了裤子，不是开玩笑。他问我是否进他屋里去暖和一下，但是我边朝后退边对他说：“不，兰先生，不，谢谢你。”一面举起双手，摇着脑袋。我已忘记背后他家的台阶。我敢打赌若他早将台阶上的积雪铲去，我肯定比现在更早跌断手臂。然而积雪使地面松软，当我沿台阶翻滚到下面时，摔在一堆雪上。他跑过来想扶我，但我蹦起来拔腿就逃。

上星期天我醒来时，还没往外看，便从狂风呼啸声中得知天在下雪。我感到心脏缩小，自己几乎不能行动。我尝到胃里泛酸涌到嘴里的口水。根本看不清街对面的房子。大雪纷飞，又密又猛，我甚至看不见前院里的那棵枫树。虽然睡在床上，但我如同在室外似的打着寒战，寒风穿透了我的睡衣。

我不愿出门，不过我知道那样会成为妈妈要我歇工的理由。因此我强迫自己采取行动。我麻利地穿好衣服——长内衣内裤，还有别的保暖衣裳。然后穿上那件已显小的外衣——几乎穿不下了，套上那双连指手套及滑雪面罩。这次可不是爸或妈陪我，而是他们两人一起陪我去，但我敢说他们和我一样心存恐惧。

就我们所知，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送完报纸回到家，双颊都冻得通红。我们喝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巧克力饮料，然后上床睡觉。当我们醒来后，爸爸打开收音机。我们又听到一条消息：就在克罗维尔镇这里，又有一名报童失踪。又是一件同样“模式”的案子。三名报童下落不明，其中两个是本镇的，而且三人均在下雪天出事。

暴风雪还在延续，所以这次无论对警方还是邻居而言，更无从着手追踪寻源。有几个人出外帮助寻找，结果不得不住进医院，其原因是严寒天气导致冻伤。失踪的两个小孩均不在我们住的小镇这一边，即便如此，我爸爸还是前去帮忙。由于街上满是雪，他无法开车，只好步行。当他从夜色中返回时，风雪大衣上落满雪花。他说外面的天气冷得可怕。进屋后他身子也没有暖过来，便弓着背一直坐在火堆前，不断地往火里添干柴，搓揉着看上去红肿的双手，瑟瑟发抖。妈妈时不时地给他端来热气腾腾的饮料——她称之为“香甜热酒”。一个小时后，他猛然仰天倒下，发出鼾声。妈妈和我连忙扶他起来上了床。随后妈妈带着我回到楼下，跟我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告诉我必须停止送报。

我没有争辩。克罗维尔镇拥有四万居民。假如其中四分之三买报纸，大多数送报者最多有40名客户，那就需要750名报童。我在爸爸的那只袖珍计算器上得出这个数据。有点儿令人惊奇——竟有那么多报童——如果你自己不是送报人的话会这样想。不过你倘若像我这样也在清晨5点半就走上大街，那么你就会看见许多这样的报童。报童几乎走遍每一个角落，走上某户人家的自用车道，将报纸放在门前。用不着去数格兰尼特大瀑布镇上的孩子，750的总数中肯定少了两个失踪的报童。这比例对我来说或许算不了什么，不过我得出的数字，我妈妈也说过——这么多报童给那家伙提供了太多选择。我很喜欢玩电子游戏和其他的一切，但我挣的钱并不值得我像那几个孩子那样消失在路上，塞满报纸的粗布包扔在灌木丛后面。随便提一下，大雪停止后，人们发现第三个报童的粗布包就是上述的样子。把爸爸安顿在床上后，妈妈从起居室窗户往外望去，喉咙里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我走到她跟前，看到街对面积雪覆盖的房屋，在街灯的辉映下微微闪光。要在其他时候，它看上去会显得十分宁静，就像圣诞贺卡上的图案；现在我却觉得很难受，好像所有的银白色底下都隐藏着某种丑恶。

我站在炉子的烟道旁，听见煤气炉打开了。温暖的气流拂过我睡衣的裤腿，但我仍然瑟瑟发抖。我说我不干了。但我爸爸说在我们体内有一种叫生物钟的东西。它出自于习以为常的固定的作息规律，就像你知道现在是你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时间，知道你必须回家了因为妈妈已准备好晚饭。虽然不去送报纸了，但即使妈妈不叫醒我，我也会像往常一样在清晨5点半醒来，并立刻告诉自己最好抓紧点。接着才想起来我不再去送报纸了。我颓然倒在床上，试图重新入眠，但眼睛却一直扫视着去年圣诞节妈妈和爸爸送给我的那只数码电子钟，钟上面的红色数字不断地变化，时间在流逝。5：40，5：45。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偷看着自己家专用车道上暗淡的积雪。我能看见街上汽车轮胎的辙印，那是《公报》的那个伙计停车留下的痕迹。他卸下的我那一大捆报纸，现在孤零零地躺在我们家用车道的雪地上，报纸外面包着个垃圾袋以保持干燥，在四周一片银白色中格外显眼。

我凝视着它。前天《公报》办事处没有开门，即使到了星期一，8点以前也不会开门的，因此那家报纸无法得知我停工的消息。我在想我的客户们起床后，盼着吃早饭时能看到报纸，但走到门口，却不见报纸的踪影。接着又想到不久将接到所有客户的查询电话，共有40家，想得知报纸的下落。

想得越多，我的感觉就越糟糕。爸爸时常告诫我的话在耳边响起：“干工作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正确的方式。”我穿上棉毛裤、牛仔裤、毛线衣和皮风雪大衣。我叫醒了爸爸，他的面容一刹那间变得苍老，我猜想大概是前天外出在暴风雪中找人造成的。我告诉他我必须去送报纸。他朝我眨眨眼，然后噘起嘴唇点了点头，似乎他虽不同意却已理解我的意思。

如你所料，妈妈对此极力反对，但爸爸已穿好衣服，陪我出了门。我吃不准自己是受冻呢还是因为害怕而抖个不停。此时天已不降雪了，尽管还在颤抖，我知道没什么问题。我们匆匆上了路。虽然比平时晚了半小时，但我们把报纸送完后，没看到一位客户的门前车道上有轮胎辙印——这说明他们都还没去上班。有几处我们遇见客户在铲积雪，嘴里喷着热气。他们都很乐于见到我，好像是以为看不到报纸了，没想到我和平常一样能够信赖。他们对我咧嘴而笑，许诺我下次来收费时给我一笔小费，我也对他们报以笑容。

我突然感到很温暖。甚至那位兰先生——他一般来说很难相处，也跑出来拍拍我的后背，体育教练有时用这种方法表示赞许。我和爸爸以从未有过的最快速度送完报纸。我们到家时，妈妈已做好薄煎饼，端出拉达山脉出产的热果子露。我从未感到这么饿过。爸爸还在杯里给我倒了点咖啡。我慢慢地喝着，感觉到热气扑鼻，那苦味还挺受用的。爸爸用他的茶杯碰了一下我的玻璃杯，我觉得我自己就在那天晚上长大了。我的心胸从来没有这么开阔过，甚至妈妈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了正确的事。

然而它并未改变后来发生的事。上午8点钟，就在我动身上学前，妈妈打电话给那家报社，说我不送报了。我走到家门外，感到如从背上卸去重物般一身轻松，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离学校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我的胸口又开始抽紧了。我不停地想到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就像赛季已结束，就像错过了期待着要看的一场电影。真有意思，习惯势力是强大的，哪怕你明知一项工作并无乐趣——那也是之所以称之为工作的原因，但我喜欢做一个报童，挣点小钱。如今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我深切地感受到心里的空虚。

整个早晨我都无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她问我是否病了，我告诉她说仅有些疲倦，对不起，没事的。我尽最大努力做出感兴趣的样子……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妈妈说那家报纸已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能在晚饭前后和他们派来的人谈谈。她狠狠心拒绝了，但我想他们坚持了这一要求，因为会有人来。我好奇地很快吃完汉堡包，为受到重视而兴奋。

那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下午。放学后我无意与伙伴们闲逛，只是呆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注视着电视机屏幕上的时间显示。下午5点过后，爸爸下班回家。他刚打开一听啤酒，门铃响了。爸去开门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胳膊上的肌肉有痛感，来人正是报社的莎朗女士。还是我开始干送报活儿的时候她就来过我们家，告诉我我的送报路线。另有许多次，她来这里给我一些额外的订报卡，替我估算客户们应该付给我多少报费。有一次她带给我价值50美元的电影入场券，我想你是知道的，那是因为我比镇上其他报童更多地在社区里争取到新客户，他们从原来的格兰尼特大瀑布的那份《记事报》——它是一份晚报，转到订阅《公报》。

莎朗比我妈妈年轻。她梳着马尾辫发型，两颊呈玫瑰色，使我想起那位镇上的大学实习教师——她正在协助我的老师教学。莎朗常对同我而不是我父母的交谈显示出更大的兴趣。她使我感到不寻常，让我觉得长大了。她还常对我微笑，告诉我说我是她手下的最佳报童。但上星期一她没有微笑。她像是熬了一通宵，面容苍白。她说很多报童都停了工，没人来顶替他们的工作，使得报社很着急，似乎有可能停业。还说老板叮嘱她去告诉每个停工的报童，如果他们继续送报，报社将额外付给他们每周3美元的报酬。然而我妈妈不让我回答，她替我推辞了。但莎朗似乎没听到似的继续说，《公报》承诺如果遇到下雪天的早晨，就不一定要发送报纸。我爸爸同意这么做，觉得是个好主意，但妈妈一直摇头拒绝。后来莎朗急急忙忙地说，至少给她几天时间去找到可顶我空缺的人手，虽然这很困难，因为我十分可靠。这番话使我心跳加速。请给她一周时间，她说道。如果在下周一前她还找不到别的人手，那么我可以不再送报，她也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不过至少得让她有个机会——她的声音听起来干涩哽咽——因为老板说要是找不到能送报的小孩，将炒她鱿鱼。

她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湿润，就像被外面的大风吹了似的。我一时觉得自己很卑鄙，好像看着她落水却坐视不救。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无法面对她。因为她第一次对我父母的关注胜于对我，目光炯炯看着我爸爸，然后是我妈妈，话语中带着恳求。我妈妈似乎屏住了呼吸，随后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显得十分疲倦的样子。她说必须跟爸爸商量此事，于是他们到厨房里去谈。我竭力不去看莎朗，只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最后他俩出来了，我妈妈终于同意了。她说只有一周时间，直到莎朗找到一个顶替者，没有更多余地。与此同时，如果遇上下雪天，我不会出外去送报纸。当时莎朗几乎要哭了，她不停地说谢谢。她离开后，我妈妈说但愿我们没有犯错误，但我知道我没做错。我明白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我——并非停工本身，而是太突然了，还不知道我的客户们是否收到了报纸，而且还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停工原因和向其告别。我会想念他们的。一个人对某事已习以为常所产生的现象可真有趣啊！第二天早上去送报，我并没有紧张不安，反而更兴高采烈，至少还能干上好几天。这是最后几次在那么早就见到客户们的房子，我尽量记住我所喜爱的事物，将报纸送到那个仍然在吵架的卡里根夫妇家、那个为妻子哭泣的布兰查德家和喝啤酒当早饭的兰先生家。那个星期二，爸爸陪我同往，而且你可见到别家的父母也在陪伴孩子完成送报工作。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们在严寒中那么大清早就出发，他们轻声交谈以及街灯下靴子踩在雪地上传出的回音，是那么清晰刺耳。警方仍在寻找失踪的那几个男孩。但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星期三也太平无事。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一切恢复了原样。这几天早晨都没下雪，爸爸说人们健忘得厉害，因为我们听说有许多停工的报童又要求返回工作岗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孩子要求替补空缺的岗位。从自己身上我也能感受到，现在已不再提心吊胆，甚至相反。

我不断挂念着星期一，它随时逼近，也许我可以说服妈妈让我继续送报。

星期六那天天气晴朗。我爸爸从家用车道上拿来一大捆报纸，他说外面已经不太冷了。我透过厨房窗口望着房子侧面挂着的寒暑表，厨房灯光能够照到那里。表上的红线差不多停在华氏32度。尽管肯定得戴上连指手套，我不再需要滑雪面罩。我们将报纸装进粗布口袋，便走出家门。大清早的空气中带着甜味，由于气温比往常高，我开始冒汗。我们沿着本顿镇走去，过了桑赛特镇，然后爬坡前往吉尔比镇。那是最艰难的一段街道，坡道陡峭而漫长。夏天里我骑着自行车上到山顶，总是累得气喘吁吁；而在冬天，穿着沉重的长统靴和大衣，我不得不时而停下歇一小会儿，才能继续往上爬。我们如何在这段路程中工作的呢？那就是我爸在街道这一边，我在街道那一边。街灯的照明使我们互相可以望见，而且由于分别干活，我们的送报速度提高了一倍。那天早晨我们有一位新客户，而我爸爸找不到那家房子的门牌号码。我一直沿着山坡埋头送报，等到停下来时已到达山顶。我回头往下望去，模模糊糊看到山脚附近我爸爸的影子。

那天没下雪，因此我估计能多送几份报纸。我的下一个客户住在克洛斯瑞吉。如果坐车去那里，你必须驾车返回吉尔比山脚下，过一个街区前往克洛斯瑞吉，再沿着山坡一路爬上山顶。要是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就可以穿过我一位客户家的庭院，抄近路到达克洛斯瑞吉。因此我穿越那条小道。为那个客户留下报纸。

天空飘落起雪片，我突然有一种冰冷的恐惧感。我刚才一直在仰望黑沉沉的天空，虽然不见月亮，但星星一直很明亮，美丽地闪烁着。现在抬起头来却看不到星星，只见浓密的乌云。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像要爆裂开来。雪大了起来。我为什么没记住学校里获得的知识呢？华氏32度正是酝酿降雪的最佳气温。我感到双腿发硬，由于恐惧而不能正常迈步。我企图奔跑，但失去了平衡险些跌倒。雪下得更猛了，由于雪花纷飞，我看不到云层。雪下得如此之大，我甚至无法看清街对面的房屋。一阵风起，而后越刮越大，发出尖啸声。我脸上一阵阵火烧般的刺痛，但那是寒冷引起的。刚才还甜甜的温暖的空气现在冰凉刺骨，寒风撕咬着肌肤，雪花像碎玻璃碴般刺人。

我转过身去寻觅爸爸，但连旁边的房子都看不见。雪片急速地打在脸上，我不断眨着眼，泪水在眼眶里滚动。我用手套不断地擦去泪水，结果只能使泪眼更加模糊。雪花在脸颊和头发上冻结起来，我呻吟着，心想要是戴着滑雪面罩有多好。狂风的呼啸声越来越大。我拼命地呼喊着寻找爸爸，但是急降的飞雪把喊声堵回我嘴里。我看不见那条人行小道，甚至看不清面前的那双手套。所能见到的只是那道移动着的银白色雪墙。寒风冷彻骨肉，我的胃里却似火烧一般。胃里越烫，我颤抖得越厉害。我又放声喊叫了一遍爸爸，在惊恐中跌跌撞撞地去找他。

直到一头撞上卡里根家的篱笆，我才知道自己偏离了那条小道。篱笆锐利得像一根根铁矛。当我弓着身体倒向它时，一根尖头刺入我胸部，我能感到它戳穿了大衣的衬垫。它把我身上所有的空气排出体外。我仰天跌倒在一个雪堆里，感觉上就像陷入了流沙，越陷越深。我拼命想爬起来，但是那只装满报纸的沉重的粗布口袋把我往下坠，雪也不断往我身上堆积。它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滑，就像一只冰冷的手贴在我后背上。痛感如此强烈，我狂叫着跳了起来。狂风肆虐，我所能见到的，只是周围黑暗中漫天飞旋的雪片。

我奔跑着，但我一定转了方向，因为边上什么也不认识。看不见的灌木划破了我的脸。我啪地一下撞在一棵树上，鼻子磕破了，但我感觉不到，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只是不断地跑，呼叫着爸爸。我不再撞上什么东西，以为到了街上，现在我知道那儿是卡里根先生家旁边一块闲置的空地。有人为建新房掘出一块地基，对我来说就像地面消失了一样。突然间我掉了下去，似乎深不见底，着地时的冲力使我咬穿了嘴唇。你应当看到我缝针的地方。我爸爸会说，可怕的事情发生时，因为震惊你会感觉不到。他还说人的身体有一定的承受限度，过了头你会没有疼痛的感觉。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的胸部、鼻子和嘴唇麻木了，我所想的就是找到爸爸一起回家。我要妈妈。

我从坑里爬出来，似乎意识到附近还有人。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几乎见不到雪花，朦胧中有个黑影向我奔来，我知道就是爸爸——除非不是人。

在滑稽连环画中，撞到脑袋时会眼冒金星。现在我也看到了星星，在雪地里分外明亮。我知道头被击打了，但没感觉到。我爸爸说震惊也会产生这种情况：通常你会被击倒，但是因为害怕，你会生出力气来不倒下去。

我差不多做到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天旋地转，真奇怪会这样。

我被击得那么重，那只装报纸的粗布口袋都掉落了。袋子跌开了口，我看得清楚，报纸散落在雪堆里，黑色的油墨字和白雪混杂在一起。接着报纸被染成了红色。你知道那个古老的笑话吗？黑色、白色与红色混在一起是什么东西？那就是报纸。只不过拼写不同罢了。红色是从我头上流下的鲜血。我转身要跑，那个黑影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拼命转身，甚至在狂风呼啸中我都能清楚地听见劈啪的爆裂声，就像爸爸拿着一根干柴，在他膝盖上折断，添进火炉。不过那劈啪的声响出自我的胳膊，而且我感到它在肘部弯曲，拐向我的肩膀。接下来我仰面倒地，漫天飞雪中我瞠目结舌地看到老布兰查德先生跪在我身边，扬起了铁锤起钉器那一端。

他将起钉器砸向我时，我移动了脑袋，因此那个起钉器从我头皮边闪过，带落一些头发。我双脚乱踢，这次铁锤重重地敲在我的锁骨上，痛得我尖声叫唤。接着铁锤朝我双眼当中的部位砸来。

风雪中冒出另一只手来，它一把拽住布兰查德的胳膊。在昏倒之前，我见到爸爸猛地夺过那把铁锤，把布兰查德掀翻在地。我爸爸大骂他是人渣，以前我还没听见他这么骂人。我指的是用这么可怕的字眼。我不会记住它的，也不会再说一遍。接着爸爸双手抓住布兰查德先生使劲摇晃，他的脑袋前摇后摆像个拨浪鼓。接下来我所记得的就是在医院里了，头上鼻子上缠着绷带，嘴唇肿胀，胳膊上打着石膏。

爸爸试图向我说明事情的经过，我想自己大致明白了，但不敢确认。布兰查德先生的妻子三个月前已去世。我以为她还活着，但是我弄错了。他们老两口膝下无子女，爸爸说失去妻子的布兰查德感到十分孤独，他想周围有个人，像个儿子似的，能照顾他。因此他劫走的第一个男孩，就是两个月前那次从格兰尼特大瀑布弄来的——当时他去看望他老婆的妹妹。接着他想要第二个、第三个，所以他从本镇挟持那两个报童到他家里，相信下雪能掩盖他的足迹。但接下来他想把所有的男孩都搞到手。我一想到以下的事就难受得要吐——当他发觉那些孩子已死亡后，便将他们移到汽车间堆在一个角落里，上面蒙着块帆布。有位记者形容说“就像一捆木头”。眼下正逢严寒天气，那几具尸体变硬冻僵，否则就会如我先前说的那所房子一样散发出腐臭气味。现在我想，当时我总是见到布兰查德先生在哭泣，是因为他老婆去世了，还是因为他意识到做了错事，却没有办法就此罢手。一方面我有点为他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想到那些失踪的男孩，风雪中布兰查德先生扑向他们时，又该是多么惊恐。还想到他跪在我身边的模样多么可怕——高高举起那把铁锤！我有一种感觉：在我长大成人前，我将牢记那一幕。先前我说过，那些护士们大清早唤醒我，好像妈妈叫我起床去送报纸一样。我想那不是真的。护士们并没有唤醒我。我自己醒来的，尖声呼叫，眼前是那把铁锤上的起钉器和染在报纸上的鲜血。

护士们跑进病房，然后就有人一直坐在我身边。我爸爸或妈妈一直在这儿，他们说我的锁骨也碎裂了，但疼得最厉害的却是胳膊。

《公报》派莎朗来医院表示慰问，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会前来。她将我叙述的经历记录下来，但我想不通她为什么还要现场录音。我谈到她时，你应该看看她的微笑。她说将把我的故事登上报纸，而且她的老。

板会付给我稿酬。我当然能用那笔钱，因为医生说有好长时间我不能去送报。我想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一切，我还会重返送报路线的。毕竟我们知道那些男孩是怎么失踪的，也不会有许多像布兰查德先生那样的疯子一尽管我爸爸说他又开始担忧了。他刚从报纸上获悉，在艾许维尔镇有个女报童，有人企图劫持她上一辆小汽车。是什么导致让报童们感到不安全的事层出不穷呢？我爸爸说很快就没人愿意出门了。

哦，没关系。我告诉莎朗，我已经谈了好一阵子，现在有些困倦，我不相信《公报》会把我说的一切刊登出来。但她回答说我的故事他们称之为独家新闻，也许其他报纸还会转载。我妈妈说她希望我不会因为出名而变得性格冲动，尽管这词义有些模糊。但我感觉不到出名的味道。我觉得心酸。但是我希望客户们在报纸上能欣赏到我叙述的故事。因为我喜欢他们。另外也期待着他们记得承诺给我一笔小费的事情，因为现在又推出了一种我想买的电子游戏。这时爸爸走进病房，听见了我最后说的几句话。他便又重提我天生是个企业家，等我长大后或许会拥护共和党的话题。我仍然不懂什么叫共和党，但我在考虑。也许当我走访几户人家并让他们看看缠绕在我头上的绷带和胳膊上的石膏时，他们就会订阅报纸。一场新的竞赛又将开场。凡是搜罗到最多新客户的报童，即可获得全年电影的免费入场券。现在要是再加上免费的爆玉米花就更好了。

正文 胡言乱语

这部描述成功另一面的中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职业：运动，具体点说是打橄榄球。前篇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个男孩。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个青少年。第三篇故事将由一位成年人来讲述。故事情节来源于一份报道，叙述依阿华的一所高中学生足球队，每场赛事之前都要举行一个有争议的仪式。真奇怪，高中时代的球星少有在今后仍然成为明星的。是因为过早锋芒毕露了吗？或是因为还需要另外什么因素才能一路走好？

他们是如此称呼它的——“胡言乱语”。你不会想到他们竟能多年来对此予以保密，但海斯教练让他们作出承诺，而他又是你不愿冒犯的人，因此甚至连流言都听不到。直到高中一年级我参加橄榄球队员选拔赛时，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向自己保证过要做诚实的人。参加选拔赛不是我的主意，而是乔伊出的点子。不错，我和其他同伴一样，喜欢橄榄球。但是每天下课后都要到场操练吗？

“别忘了玩球的痛苦。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每次训练前，海斯教练都要求球队完成2英里往返跑，还不包括弹跳运动、俯卧撑、仰卧起坐，以及天晓得多少其他动作。这仅仅是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命的还在后面呢。痛苦，乔伊。那是我的意思。你吃准了要把我们俩搞进球队的理由了吗？我们在学校附近的鸡窝酒吧里喝樱桃可乐，品尝煎炸食品。许多好时光。当然，现在鸡窝酒吧已不复存在。七年前市政府将这地方改建成一个停车场。我还记得乔伊在可乐杯底叉起一只草莓，隔着桌子瞄了我一眼。”

“加入球队就意味着要作出努力，”他说，“当然，如果我们成功的话。”

“哦，没问题。我们会成功的。”

“我还吃不准。”

“好啦，”我啃着一块沾上番茄沙司的油炸食品。“咱们都是大男孩了，而且体形良好。”

“我们的体重均超标，丹尼，我们的体形也不好。今天早晨我不得不用力把肚腩塞进牛仔裤里，才扣上纽扣。好吧，那不是主要问题。我告诉过你，加入球队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只待在这里四处转悠，或者整天老呆在娱乐房里。”

“听音乐怎么啦——”

“没啥，但仅仅这样是不行的。”

我停止嚼油炸食品，朝他皱起眉头：“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不觉得咱们毫无进展吗？”

我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以前还从来没听见他用这样的口吻说话。

“退出，”他说，“学校里所有的其他活动。学生会，以及他们搞的各种活动。”

“那个自命不凡的比尔·斯特德曼。自从去年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以来，他到处转悠，好像整个见鬼的学校属于他似的。”

“还有戏剧俱乐部上演的话剧，辩论赛以及——”

“那些都是花架子。你想干什么？还想当演员吗？”

“我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乔伊揉揉他的前额，“但我总想成个人物。橄榄球队的那些家伙，他们看起来像……”

“什么？”

“像是很欣赏自己在这方面的特长。他们有些趾高气扬，你能看出他们为在校队占有一席之地而高兴。”

“但是那种痛苦……”

他的目光一直炯炯有神，似乎望着遥远的地方，但马上又归于平常。他狡猾地朝我笑了一下，说：“不过是有回报的。那些队员时常跟学校里最性感的姑娘约会，强健的肌肉让女拉拉队员们兴奋不已。”

我也对他笑了笑：“为什么不早点说？现在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老在这儿晃悠，而不去跟吕贝卡·亨德尔森约会？”

“或者跟她的女朋友约会，嗯哼？”

我们开怀大笑，惹得那位女招待警告我们闭嘴，要不就离开。这就是我们如何参加橄榄球队员选拔赛，以及我了解“胡言乱语”的开端。

最近我有了啤酒肚，要是登上一两段楼梯，就会气喘吁吁。医生说我的胆固醇含量太高。胆固醇。但你会看到这个指标下来的。还得承认，乔伊说的话非常正确，我们身体超重而且绵软无力。不过不久之后便大为改观。刚才我描述的那场谈话发生在开学前那个星期，后来乔伊督促我们举重和练习提腿跑步，而这类训练早在海斯教练宣布选拔赛日期前就进行了。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当我们出现在体育馆背后的球场上，申请加入橄榄球队时，海斯教练脱下帽子，搔搔他的脑袋，怀疑我们是否在开玩笑。

“不，我们的意思是，”乔伊说，“我们真的想加入。”

“但是你们这些小家伙知道我的规矩。除非你们的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指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编的试题进行的入学考试前的预测件测试。）成绩达到B级，否则不能呆在球队里。”

“我们会更加努力学习，提高成绩。”

“别提球队的事儿啦，否则会浪费我的时间。用你们的成绩单说话。对于不负责任的家伙，我是没有耐心的。”

“我们会努力的，我们敢保证，”乔伊说，“求求您啦，这对于我们很重要。”

“瞧瞧你们俩这身赘肉。当然了，你们够高了。”

“6英尺，”乔伊说，“丹尼还比我高四分之一英寸。”

“但是你们怎能赶得上队里其他同伴？看看那边的威尔什，他训练了整整一个夏天。”

我瞅了一眼威尔什——场地上放着两排轮胎，他正从轮胎圈里穿过，动作非常轻松。若要我来做的话，非得呻吟着去医院不可。

“一旦训练难度加大，你们就会放弃的，”海斯教练说，“为什么硬撑呢？”

“我们只不过请求给个机会。”乔伊回答。

海斯教练用他那只硕大、晒黑了的、带有老茧的手抹抹嘴巴：“一个机会？好，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和其他男孩的机会相同，表现给我看看能够跟上训练。练出个好体形，拿出像样的学习成绩。我们等着瞧。”

“我们就是要您这句话。教练，谢谢您。”

“百分之百。记住，少了我可不接受。如果你们这两个小子进了球队，然后就停止训练的话，你们会为提出申请后悔的。”

“保证做到百分之百。”

“丹尼你呢？你一句话都没说。”

我点点头，寻思自己究竟干吗在这儿。“好的，百分之百。”

折磨远不止两个百分之百。乔伊和我以前练的举重和提腿跑比起不久以后海斯教练要我们做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即使那些练了一个夏天的人也不太容易跟上日常训练。那个2英里往返跑的热身运动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还有那个柔软体操……我回家后就打退堂鼓了。妈妈烤的那个肉汁面包可真香啊！第二天早晨，那是星期天，我的膝盖僵硬，我是爬着起床的。我在电话里呻吟着对乔伊说：“这可不行。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去训练了。我感觉像吃了屎似的。”

“丹尼，”妈妈在厨房里对我说，“注意你的用词。”

“你认为你感觉比我糟？”乔伊问道，“整个晚上我都在做梦练仰卧起坐，胃里像装了石头一样难受。”

“那就让我们不要去了。”

“我们要去的。我们保证过的。我不会食言。”

“但为了什么？即使跟吕贝卡·亨德尔森约会也无法减轻我们要经历的痛苦。”

“吕贝卡·亨德尔森？谁稀罕那个？球队，”他说道，“我想加入球队。”

“但是我认为……”

“我那样说只是为了引起你的兴趣而已。听着，丹尼，我们有了一个成为特殊人物的机会，专长于某种方面，比任何人都强。我对你的糊涂话厌倦透了。”

我听到电话里的背景声音，他妈妈要乔伊注意用词。

“但是我的背……”

“我们做朋友有好多年了，是吗？”

“从上学时候起。”

“我们总是一起干事的，是吗？一起看电影，一起去游泳，一起……”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

“所以我告诉你，我们也一起干这件事。我不想失去你的友谊，丹尼。我不想一个人做这件事。”

他这样劝说我，我心里很温暖。当然，这有点傻，但我相信我把他当个兄弟般地爱他。

“好吧，”我说，“既然你那么看重它。”

“它确实很重要。”

那天下午我们出现在体育馆后面，海斯教练眨眨眼说：“奇迹真发生了。”

“我们告诉过你，我们是认真的。”乔伊说。

“身上酸痛吗？”

“是的。”

“腿部感觉就像被卡车撞过似的？”

“硬得像蒸汽压路机。”

海斯教练咧嘴笑了：“好呀，至少你们还算诚实。甚至那些老队员都会感到酸痛。从事这份职业的诀窍是不去管它酸痛得多么厉害。”

我不出声地诅咒着。

“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乔伊说。

“我们等着瞧。丹尼，你肯定寡言少语。各位，让我们开始吧。围绕跑道完成往返跑，然后我给你们几个新的练习项目。”

我的心里在呻吟。

跑过一英里后，我几乎又要认输。

不过事情有点滑稽。我想人会习惯于一切。星期一早晨，我的感觉很糟，我的意思是实在可怜。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地方不痛的。

星期二早上情况更严重，我也不想再说星期三早晨。此外，我们不再去鸡窝酒吧晃悠，也不去娱乐房听唱片，没时间光顾。我累得够呛，以至于能干的事只是观察检测血液中胆固醇含量的试管。

我还得看看书。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乔伊就打来电话以便证实我是否在学习。我最想念的是那些樱桃可乐和煎炸食品，但海斯教练坚持要我们远离它们。我们可以吃实心细面条，不能吃土豆泥；可以喝啤酒，但是第二天必须换成鸡或鱼。为了制订出菜谱，我妈伤透了脑筋。对于生活而言，我还不理解忌食的意义。但等到星期六——即选拔赛一周后，我开始感觉到状况不错。哦，我仍感浑身酸痛，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酸痛，带给我的是肌肉又紧又结实。我的头脑也更聪明，思路更清晰。

本学期第一次测验，我得了个A。

两个星期后，海斯教练在训练后让我们列队。

我们一帮人站在那儿面朝着他，喘着粗气，汗流浃背。

“弗雷迪，”海斯教练对我身边的那个孩子说，“对不起，你刚好体重不达标。西部高中球队将会把你压倒在球场里。也许明年你会够格，因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你的敏捷度已够得上接近竞赛队的要求。”他的目光移到别处，又说，“佩特，你将练就出色的阻截铲球。海瑞，我挺欣赏你的封球方式。”

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直到最后只留下我和乔伊。

海斯教练双腿伸得直挺挺的，两手朝后按住屁股，皱起眉头说：“对于你们两个家伙而言，我还从未见过更惨的一对……”

乔伊喉头发出哽咽声。

“……但是我想你们能做到。”

乔伊出了一口大气。我欢呼起来。

“咱们做到了。”乔伊兴奋地咧开了嘴。“我不敢相信咱们加入了球队！”

我们站在经常在那儿分手回家的街角。

我笑着说：“这是我真正努力争取的第一件事。”

“而且得到了！我们在球队里了！”

“我欠你情，没有你我不可能做到。”我说。

“我们一起努力的。”

“然而我会退却的，要是你不曾……”

“不。我自己有几次差不多也要退却。”乔伊说。

我不这么认为。他加入球队的意愿比我强烈。

“我得走了。妈妈差不多已准备好晚饭。”我说。

“对，我也如此。明天我将提前半小时与你碰头，这样咱们就能探讨一下科学课的小测验。”

“好的。”我心里想的话没说出口。

乔伊却把它说了出来：“现在要碰到难题了。”

他说对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一般体能锻炼和凌乱的争球。现在我们开始干正事了。

“我已经用图解法将这些技法向你们说明，以便记忆。”星期一最后一遍铃声响过后，在社会学科教室里，海斯教练用一根教鞭指着黑板说。

“不久以后将给你们更多的技能知识。你们必须学习团队心理学，如何骗过其他球队。你们必须建立团队精神。这与别的东西一样重要。我要你们结伴同行，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吃午饭。我要你们大家互相理解，直至你们能够预料到乔伊、佩特或丹尼在绿茵场上将如何动作。互相企盼吧，这就是诀窍。”

但是海斯教练另有诀窍。直到两周后，我们进行第一次比赛时我才知道。与此同时，压力也不断增加。更艰苦、更长时间的训练科目。练习比赛一直进行到我的肩膀疼痛异常，我怀疑扔球时可能会把胳膊也扔了出去。

对了，就是扔球。我猜想海斯教练对我们的实际印象比他口中泄漏的更深刻。让不同的球员站在不同的位置练习之后，他实际上挑选我担任四分卫，让夼伊任接球手。

“你们两人思路相似。让我们看看你们是否能利用这一点。”

我当然感到自豪。不过还要得到好分数，还有更多的技法要记住，我再也没有时间去想吕贝卡·亨德尔森。而学校、球队以及获胜才是海斯教练叮嘱我们的要关心的事。

星期五晚上6点半，我们出现在更衣室里，穿上运动服。我已经感到双腿摇晃。别的队员几乎都不说话，面色苍白。即使海斯教练抱怨别的球队表现如何出色的话也没帮上忙。

“卡温顿高中队将踩扁我们。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准备好，看上去像一帮子失败者。8个赛季获胜，但我现在的心情坏透了，好比一个保姆面对一大帮娘娘腔的男孩。我不能带着尴尬跟你们一起到外面去。娘娘腔的家伙。”

他继续那样说着，越来越难听、越来越带侮辱性，一直骂到我们发疯——我真想朝他大吼一声：闭上你那张臭嘴。我也明白他当时的用意——利用心理学上的“激将法”对我们施压，这样我们便会把怒气发泄到对手头上去。但是我们太尊敬海斯教练了，也希望他同样喜欢我们。现在听见他如此贬低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群傻瓜似的。

我恨恨地想，你这个私生子。

乔伊的目光不断地在海斯教练和我之间扫视，充满痛苦。

突然之间那些难听话停了下来。海斯教练目光炯炯，点了点头，“行了。”他走到更衣室尽头处的一个木柜子跟前。

那个柜子一直锁着。我经常猜想那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现在他将一把钥匙塞进锁孔，转动了一下，我听见背后一个去年在球队里打过比赛的男孩窃窃私语道：“胡言乱语。”

我身边的乔伊站得笔直。那些去年曾在球队里的老队员焦躁起来，另有一人也喃喃自语：“胡言乱语”。

海斯教练打开柜门，看不见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他站在柜子前，背对着我们。

接着他缓慢地离开了那个柜子。有几名队员方才吸了一口气。

我看到的是尊雕像。它个头不大，大约有1英尺高，4英寸厚，浅棕色，就像纸板盒那种颜色。它用某种石料做成，没有光泽，也不光滑，暗淡的表面呈沙砾状，像用沙子挤压成的石料。它的上面到处都是小孔。

这是一尊男子的雕像，歪眉斜目艮，鬼鬼祟祟。他有一个圆圆的秃头，巨大而鼓起的双唇，腹部明显地隆起，就像孕妇一般。他双腿交叉坐着，两手放在大腿前部，这样便捂住了阴茎。他的肚脐眼是一条笔直的裂缝。他的模样使我想起过去见到的中国罗汉神像的图片。他还使我想起复活节岛（在智利境内）上那些怪诞的雕像（我们在历史课上学习过这类东西），还有那些在墨西哥已遭毁灭的丑陋的雕像。你知道的，那些阿兹特克人（即墨西哥印第安人有高度文化）、玛雅人以及所有那方面的知识。

那些老队员没有表现出惊奇，但肯定是一副入迷的样子。我们这些人对蔼眼前的事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小伙子们，我最好解释一下。当然是对我们的新成员。这是——我不灞知道你们如何称呼它——我们的吉祥物，我这么想。要么说得更好听点，是镯我们球队的幸运护身符。”

“胡言乱语。”去年球队里的一个男孩喃喃自语。

“已有好几年了，每场赛事之前我们都举行一点仪式。”海斯教练将一张桌子移到屋子中间，桌子的腿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刮擦声。“在我们出场时，我把这尊雕像放在桌子上。我们围着它转两圈，大家用手摸摸它的头。然后我们出场，踢他们的屁股，取得胜利。”

这是什么垃圾呀？我心想。

海斯教练似乎觉察到我的念头，便说：“哦，当然我知道这有点傻气，有点孩子气。”他窘迫地眨了眨眼。“不过我一直让球队搞这种仪式，我们已经在那么多赛季里获胜，恐怕我已经停不下来。听着，我一点也不认为摸摸那个古老的‘胡言乱语’的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但是，当你已经让一件事良性循环时，为什么要改变做法？这并非是因为我迷信，但是你们队员中可能有人迷信。也许停止这种仪式会使你失去机会。所以为什么就不让它去呢？”

他打量我们一番，让他说的那些话进入我们的脑子。孩子，我心想，他不会遗漏什么计谋的。用任何办法来激励我们奋起。以上帝的名义，甚至借用一座幸运雕像。

“还有一件事。有些局外人也许不理解，我们有时不得不做点古怪的事，使我们发动起来对待一场赛事。他们或许会反对他们认为是……谁知道是什么？伏都教（一种西非原始宗教，现仍流行于海地和加勒比海诸岛屿的黑人中。算正式加入球队。）还是别的什么。因此我们老是有这个规矩：在这间屋子外，无人谈及‘胡言乱语’。不要泄露我们的小小秘密。”

如今我理解了为何过去没听说过有关雕像之事，甚至去年球队里的那些队友也绝口不提。某种程度上，直到今晚我们出去打球时，我和乔伊才“我指的是，”海斯教练说，“如果你们队员里有任何人暴露了此事，我马上会把你赶出球队。”他的目光逼视着众人，“我的话听明白了吗？”

有几名队员咕哝道：“当然啦。”

“我没听见你们的声音。说出来！做出承诺！”

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做了。

“再大声些！”我们大喊了一遍。

“行了。”海斯教练从柜中把雕像取出，将它搁在桌子上。靠近时那玩意儿更显得丑陋。

我们围绕它转了两圈，将我们的右手按一下它的头顶（我觉得蠢到极点），然后跑进足球场，开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我还不愿相信。如今，经历过这些年来的所有狂热，我企图说服自己是记忆力出了毛病。然而，它确实发生了，事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虽然确切知道事实真相，却为时已晚。

球赛开始5分钟后，没有进球，海斯教练派我进场担任四分卫。在双方队员挤成一团的情形下，我喊了一声传球——这没什么异常，是球赛中的正常行为，不过是找点比赛的感觉罢了。于是我们摆开阵势。我紧紧抓住球，但是突然间它不像在训练中那模样了。这是真家伙，我们训练时所有的痛苦，几次三番想甩手不干，数周的努力都是为了它。卡温顿高中队的选手们看上去像要踢断我的门牙，并逼我将打落的门牙吞进肚子里。我们的接球手奔出去了，卡温顿的拦截手随同他们跑去。我的心跳得像打雷一样。我朝后跳了几步，以便腾出一些空间和赢得一点时间，尽全力张望着在对手无防卫地带是否有我们的人。卡温顿的阻截手们向我冲来，这要不了5秒钟时间，似乎更短些，像一道闪光——几个身体旋转过来冲向我，我抱球的双手在出汗，滑溜溜的。我产生了可怕的感觉，担心那只球即将从我手里掉下。

接着我瞅见乔伊：他努力冲人无人防守地带，正朝着卡温顿队的球门线全力疾跑。他朝左方越过肩头向后看来，伸开双手要球。我猛地缩回胳膊，将球朝前方投射出去——用海斯教练教我的那种方法，十分准确、完美，一道流畅、强劲的弧线。

我侧转身体偏向一边，这样就不会被卡温顿的阻截手们压倒。眼睁睁地望见那只球像子弹一般射向空中，我的心跳到嗓子眼，赶快向乔伊大叫。

就在那一瞬间我僵住了。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寒冷。我的血像结成了冰，脊梁上堆着雪。因为在球场的那一头，左面靠近卡温顿队的球门线处空无一人——乔伊不在那儿。没人。

怎么就——乔伊却在右方，飞速摆脱了卡温顿队员们的拦截，突然插到了无人防潮“没什么但是。按照叮嘱你们的去做，”海斯教练说，“对他们而言，如果得不到哪怕是几分，就会士气低落。要让他们觉得有点机会。这是优良的运动员精神。”

没有人敢于跟他争辩。尽管我们这边的防卫队员肯定表情难堪。

“而且要使人相信。”海斯教练补充说。

那就是我们的队员未能阻挡最后的射门冲刺，而使卡温顿队得分的原因。

在体育馆内，学校举办了一次赛后舞会。大家不断来到我和乔伊以及队友们跟前，向我们表示祝贺，拍打着我们的后背。甚至吕贝卡·亨德尔森也欣然同意和我跳舞。但她是和女友们一起过来的，所以不愿让我带她回家。

“也许下一次可以。”她说。

这句话是真是假，我无所谓。事实上，我忙得一塌糊涂都忘了邀请她周六晚外出了。我目前想做的事就是跟乔伊好好谈谈，就我们俩。

午夜过后，我们起身回家。夜晚的空气中飘荡着隐隐约约的秋天气息，还有某些人家火炉中飘散出来的烟雾。远处传来狗吠声。当我们沿路走去时，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我将双手插在那件绿色与金色相间的校队茄克衫口袋里，终于说出了心里想着的话：“这是我们的首次战术吗？我把球扔给你，你马上就得分？”

乔伊没有立即答复，我差点要把我的话再说一遍。

“是呀，怎么啦？”他的声音很柔和。

我告诉了他我见到的场景以及我的想法。

“教练说过咱俩思维相似，”乔伊耸耸肩。“就是他称之为企盼的东西。你料到了我冲去的地点。”

“当然。只不过……”我转脸朝着他说，“我们赢得太轻松。”

“嗨，我擦伤了我的——”

“我的意思并非指我们没花力气，但是我们见鬼般地幸运，一切恰好吻合。”

“那是海斯教练不断训练我们的结果。作为一个整体来打球，所有的队员都按照教练说的去做了。”

“就像钟表般运转。是呀，每个人都在恰好的时间到达恰好的位置。”

“那么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你以为见到我在一个地点，同时我却在另一处？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见到什么了.当我们开始那场比赛时，我看到你抓住球往场上一个空当跑去，因此我骗过向我扑来的对手，赶在来球之前，像发疯一样飞奔过去。你知道吗？当我开始奔跑时，我突然意识到你还没扔球呢。你还在寻找着空隙。我看见的是你打算做的事，而不是你经经做的事。”

我感到有点冷。

“只是企盼，没有更多的东西。见鬼，运气跟它毫无关系。海斯教练为我们鼓舞士气。古老的肾上腺素开始燃烧。我径直奔向预料中你会扔球过去的地方。”

我力图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被说服似的，“这一定是我还没有适应这样的兴奋时刻。”

“对了，兴奋时刻。”即便在黑暗中，他的双眼也在闪闪发光。

“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海斯教练在星期六的球赛分析会上说，“我们至少错过了两个拦截球的机会。我们阻挡对方必须更迅速、更凶猛。”

他的话使我惊愕。比分已经如此悬殊，我们的球技几近完美，我想我们已尽可能地干得不错了。

他让球队在星期天下午以及每天放学后训练。“不能因为赢得首场比赛，我们就松懈下来。骄兵必败。”

我们仍然得按他的计划坚持苦恼的节食。幻想中，我看见满山遍野伸手可及的樱桃可乐和煎炸食品。当然，我们不得不持续提高学习成绩。周末他走访了我们所有的老师，询问我们的测验情况。“如果学习成绩滑坡，”他警告我们，“你们就别打球了。”

星期五晚上，我们收拾好装备上了校车，穿越城镇去迎战西部高中球队。在体育馆内我们使用女生更衣室。换好服装后，海斯教练又一次羞辱了我们。他将一只小木箱（上面有一把大锁）在房间中央搁下来，把它打开，取出“胡言乱语”。那东西比过去更丑陋两倍，带着硕大鼓起的双唇和肚脐上笔直的裂缝，看上去虎视眈眈。

不过我们对此已熟门熟路了，围着它转上两圈，摸摸它的头顶（我仍感愚蠢）。接着我们出场，以42比7的分数获胜。要不是海斯教练强迫我们让他们在底线得分，那7分他们也捞不到。怪事再次发生。海斯教练让我担任第二四分卫。我得球后寻找一个空隙——乔伊远远地呆在场地那边，准备接球。乔伊在我看见他那地方前面20码处，正在努力摆脱盯住他的西部高中的球员。

我大张着嘴巴，双手麻木，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一刹那问我体内好像有什么东西击打了我一下，说时迟那时快，我扔出了那只球。

乔伊从尽力躲避西部高中队员之处脱身后，全力奔跑着，他跑向另一个乔伊所在的无人防守地带。然后两个乔伊融合在一起。他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球。

我们的球迷发狂了，尖叫着，欢呼着。

乔伊越过球门线，欢呼雀跃。甚至隔了半个场子那么远的距离，尽管噪声震耳，我仍能听见他的呐喊。我们的球员高兴地拍我的屁股，我尽量装出跟他们一样激动的样子。

接着我走向我们休息的长凳。海斯教练说：“妙传。”

我们互相打量了一番。我说不上他是否知道我先前呆在那儿有多么吃惊以及为何吃惊。

“是啊，但是是乔伊得到球的。”

“说得对。这正是团队精神，丹尼。大家一起加油。尽管如此，那还是个绝妙的传球。”

他身边的那个箱子关上了，而且上了锁。

那个赛季我们共打了八场球。有时我会做噩梦——乔伊的双重幻影，或别的队员的双重幻影，幻影还会融合在一起。我觉得似乎一切都会发生两次，似乎我能预见事件的发生。

不可能。

但事实却似乎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醒来尖声呼叫，可把爸爸妈妈吓坏了。我没告诉他们我梦见了什么，也没有跟乔伊谈及。在我第一次跟他谈过这件事后，我就明白了他不愿听的。

“我们是胜者。老天，这感觉真好。”他这样说道。

比分总是很悬殊。每当我们处于优势地位时，总会让对手得上几分。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第六场赛事中，对手是中央高中队。海斯教练在开赛前没有骂我们。更衣室内，他坐在一角，看着我们穿上运动服。队员们互相交换眼色，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显得紧张不安。

“就在今晚。”去年球队中的一名队员说道，他的声音很紧张。

我听不懂他的话。

海斯教练站了起来，说：“出场吧，尽力而为。”

乔伊满脸惊讶，“但是有关——”他转身走到更衣室尽头处的那个柜子跟前。“邪神——”

“出场时间已到。”海斯教练的声音听上去很沙哑，“按照告诉你们的去做，他们等着呢。”

“但是——”

“怎么啦，乔伊？难道你今晚不想打球吗？”

乔伊气得面孔涨红，下巴也鼓出来了。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柜子，大步地走出更衣室。

其结果你可想而知——那晚我们不仅是输了，而且被彻底击溃。真见鬼，我们连一分都没得到。哦，其实我们努力了。经过那么多的训练之后，我们知道该怎么比赛。但是那个队拼杀得更努力。

而这是惟一的一场比赛——我没有感到惊恐，没有见到乔伊的双重幻影，也没有未卜先知。

赛后舞会也随之“扑通”一下泡了汤。

乔伊怒火冲天。

跟我一起回家的路上，乔伊不停地将他的两只拳头砰砰地对撞。“全是海斯教练的过失。他改变了常规做法。他已让我们习惯于他那一套——骂人，说我们都是大粪，以及那套把戏——以此激起我们对他的不满。这次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没有足够的士气到场上去取得胜利。”

我尽力让他平静下来：“嗨，只不过输了一次。在联赛中我们仍然是胜出的球队。”

他飞快地转过身来，吓了我一跳。“他连那尊‘胡言乱语’也没拿出来。他把我们搞得像傻瓜一样！他要我们输掉！”

“我不相信。”

“也许你喜欢当失败者！我不喜欢！”

说着他径直走到我前头。当我走到我们总是说上几句话才分手的拐角处时，他已沿着他家那条街走去。

“乔伊！”我吃不准该对他说什么。不过没关系，他根本没回应。

大约你也料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下一场比赛时，一切恢复正常，或者说是反常，这要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比赛之前，海斯教练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他将那尊‘胡言乱语’放在更衣室中央。

“上次你为什么不做这一套？”乔伊质问道，“我们本来能赢的！”

“你是这么想的？”海斯教练瞟了他一眼。“也许能取胜。但是也可能胜不了。”

“你明知我们能取胜！你想叫我们——”

“乔伊，依我看你似乎本末倒置了。你应该和对手拼命，而不是我。我和你们是同一条战线的，记住。”

“上次不是。”

海斯教练的身体站得笔直，双眸熠熠生辉。“我原谅你一次。听着，对这个问题我只解释一次。上次我打破常规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我在更衣室搞些什么手法让你们作好比赛准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如何去拼搏。上次你们没有竭尽全力。没能取胜是你们的过错，而不是我的。明白了没有？”

乔伊瞪大双眼，一声不吭。

“除此之外，输掉一次对你们也有好处。”

“胡说八道！”

“不要惹怒了我。失败对于你们来说有好处，这会使你们下次更努力。它会使你们更饥饿，会使你们珍惜胜利者的欢乐。别说了。相信我，如果你们今晚想出场，别再说一句话。”

我们绕着“胡言乱语”走圈，摸了它的头，然后开赛。当然，我又看见幻影；当然，我们又获胜，仅在最后阶段让了他们几分。

一个多星期后，迎战最后一场比赛。在触摸了“胡言乱语”后，我们又赢了——城市高中的第九次大胜赛季。在校长办公室附近的门厅里，那个玻璃橱窗里又矗立起另一座银光闪闪的奖杯。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我的父母对我获得那么多的A级、B级成绩有所触动，便增加了我的零用钱。他们还允许我更多地借用家里的轿车。我和吕贝卡·亨德尔森的关系也趋于稳定。

我和乔伊却渐渐疏远。他着迷于成为一名球星，老是得意于他人的注目。因此当美式足球赛季一结束，他便不能像平常人一样习惯于日常环境。

他尽全力想参加校篮球队——科学教师埃默里先生担任该队教练——但他未能如愿加入。“那有什么呀？”他说，但是你能知道此时他有多沮丧。“他们的比赛输的比赢的多。谁愿意做失败者？”乔伊还憎恨大家聚集在新的学生会主席周围。他最终决定报名参加戏剧俱乐部——我想，在舞台上崭露头角，大家都看着你——后来他如愿以偿。在俱乐部通常于12月份上演的一出大戏里，他没有当上主角，但也得到了一个配角。他不得不模仿德国口音，在名为“砒霜与旧鞋带”的谋杀喜剧中，扮演一个狂躁的医生。我带上吕贝卡去看戏，我得说乔伊还行，不算出色但够得上及格。我指的是他那些玩笑话至少使我笑出声来。我希望他现在该知足了，尽管后来我听说他总是在排练时发牢骚，说他上台的机会不够多，台词也太短。

我躲过了所有的麻烦事——接下来的一年，是我们在城市高中就读的最后一年。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我和乔伊获得初级荣誉称号。那年整个夏天，我和乔伊都保持了体形。我和吕贝卡共度更多的良辰美景。也许她就是我再次竞争加入橄榄球队的动力所在，即使我讨厌见到那尊雕像，更不要提在球场上受到惊吓的滋味。但我知道要是我不是橄榄球队员的话，我俩不会走到一起的。我也不想改变我俩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又一次努力，加入了球队。

乔伊也参加了球队，他的目的很明显——受到重视，成为一名球星。

海斯教练如以前那样行事。每天训练之后，我吃力地拖着脚步回家。我听见的是有关提高学习成绩和节食之类老一套的说教。在开赛前他将我们骂得狗血淋头（但他这番话不再使我生气了），然后望着他取出“胡言乱语”。“我的吉祥物。”他解释说，命令我们务必保密，然后照过去那样转圈（但那个蹲坐着的棕色丑东西仍然使我感到毛骨悚然）。球场上，我又见到双重幻影，使我脊梁上蹿起一股寒气。要不是因为吕贝卡站在边线上欢呼喝彩，我肯定会……

但是我没有，因为有时我在想：说不定对于发生的那些怪事，我还起了！点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所当然我们获胜。事实上它显得太轻易。也许那就是下一场比赛海斯教练没有训斥我们，也没有拿出“胡言乱语”给我们看的缘故。

当我注意到他要改变进场仪式时，我便自言自语地说：“就在今晚。”

也正是在此时我回想起：去年，我从前年球队的一个孩子那儿，听到过相同的话。那个孩子现已毕业，我突然意识到等我明年毕业后，其他孩子也会重复刚才我说过的话。我很想知道在我之前，究竟有多少别的人说过这句话。

“不！”乔伊怒气冲冲地大喊道。

“再说一个字，你就坐到板凳上。”海斯教练吼道。

乔伊闭上了嘴，但在离开更衣室时，我听见他的抱怨声：“愿上帝惩罚他。我会做给他看的，我们不需要那尊可恨的雕像，不管怎样都会获胜。”

然而我们并未获胜。而且我也没见到那双重幻影，乔伊差点气昏了头。

他没去赛后舞会，在星期六的赛后分析会上或星期天的训练中，他一言不发。他所做的就是对海斯教练怒目而视。

我呢？我如何推波助澜引起所有这些麻烦？我对整个事情产生了好奇心。我开始思考球队的输赢模式。

是模式。

那么当你好奇时该做些什么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校报报社。你们学校也许和我们学校一样有份报纸。学生记者就是趣味相投的那一群人，他们一起编辑学校年鉴，参加创作俱乐部。校报设有聊天专栏、流行时尚展示专栏和幽默专栏。上面还有许多通告，以及来自学生会的一份报道。

还有一个体育专栏。

校报的员工把字打在蜡纸上，然后在油印机上印出来。每份报纸有三页，正反两面都有字，用橙色纸装订在一起，报名为《城市高中督察者》。

原创刊物。它在每周三早晨发行。我想很可能是学校当局拨的经费，因为每周有“来自校长的报告”，要提倡学校精神等等。

不管怎么说，我决定做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我去报纸办公室，它同时也是年鉴办公室。办公室位于三楼的打字教室和门卫室之间，是一间杂乱的屋子，散发出一种恼人的甜味，就像用来覆盖打字蜡纸上错字的那种白色液体状东西的气味。编辑是个名叫阿尔伯特·韦伯的男孩，我想他看过许许多多新闻影片。他总是谈论学生会活动和戏剧俱乐部的报道、参加新闻发布会等。我们给他取了个绰号“独家新闻”，他欣然接受，认为是恭维而不是贬低他。

他坐在办公室桌边，不时将眼镜推回鼻梁上，来来回回地对着稿子把上面的字打出来。他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下巴上有个丘疹。当我进屋时，他转过身来。

“情况怎么样，‘独家新闻’？”

“我刚得到提名回老家（“回老家”聚会活动，指一群人返回母校或过去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皇后的消息。”

“直到下周集会前，不应有人知道的。”

“不是开玩笑，”他眨眨眼，“吕贝卡·亨德尔森也是被提名者之一，也许你会感兴趣。”

“噢，我的天，”我笑着说，“有眼光。听我说，你有没有过期的报纸？”

“我编辑的报纸都在。还有我几个前任编辑的一大捆报纸。”

“有多少年？”

他非常自豪地说：“十五年。”

“嗨，真是第一流。你把它们放哪了？”

“资料架里。”

“是吗？”

“人们是这么称呼报社存放过期报纸的地方的。就在那边。”他指向屋角的一个东倒西歪的书架。

“我能看看吗？”

他摊开两只胳膊：“嗨，那还要问吗？你想在那些旧报纸上找什么东西？”

我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的，便解释道：“我们队里几个人正在考虑，要和前任选手们举行一次团聚赛，一次友谊赛。你知道，就是老队员对抗新队员。”

“是吗？”“独家新闻”两眼放光，伸手抓住铅笔。

“等一下。我们只不过在谈论，‘独家新闻’。如果你把这事登上了报纸，但没有搞成，你岂不成了哑炮？你甚至可能使我们失去说服那些老队员的机会。”

“说得对。”他点了点头。“我跟你做笔交易。你可以看那些过期报纸，但是那场球赛基本上确定下来时，就告诉我，以便我发报道。”

“你都说到家了。”

于是我走到那个角落，翻阅那些报纸。它们的气味像来自发霉的地窖，我几乎要打喷嚏。

它们有十五年之多。一学年里有几周？四十周？就有一大堆报纸。但翻阅一遍并非你想得那么难。知道吗？我要找的仅仅是足球赛季里的报纸，只想要自从十一年前海斯教练来到这所学校后的报道。我花了不到半小时。

下面就是我获得的信息：最初的两个赛季，海斯执教的成绩很糟糕，比糟糕更惨，可以用灾难来形容。球队没有赢过一场球，总分为零。

后来情况怎么样？获胜赛季接着获胜赛季。

下面这些事实基本类似。我们获胜的比赛比分悬殊，但是对方球队总能上榜。每个赛季里我们总输掉一场，要么首场，要么第七场，要么第三场，没有固定模式。击败我们的球队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得分一直为零。

这是因为他没有请出“胡言乱语”吗？我知道那是发疯。你接下来会说我相信星相术和算命，以及所有那些胡诌。

但我起誓这使我琢磨不定。你要记住，你没在球场上见到那种鬼鬼祟祟的双重幻影。要是你处于我的位置，你也会琢磨不定的。

这时候，“独家新闻”俯身在我肩膀上方，瞅了一眼我面前的那张报纸。

“有什么事吗，‘独家新闻’？”

“只是管管闲事。”

“噢。”

“我看到你在翻阅三年前球队输掉的那场球。”

“当时我还没打球。”

“我知道。但当时我是本报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那天晚上我在现场。我还记得那场比赛多么不可思议。”

“哦？”

“所有比赛十分完美，而接着却是真正的失败。”

“对呀，没有哪个人场场比赛都玩得转。嗨，谢谢啦，‘独家新闻’。我能为你效劳的，只是——”

“让我知道那场团聚赛。”

“相信我，你将第一个知道。”

麻烦是这样开始的。足球队新来一个成员名叫普赖斯，表现不佳。你知道吗？他没有提高成绩。也许他是有些愚钝，不久便开始显示出来。

海斯教练始终按原则办事，没有良好的成绩，就没资格打球。因此普赖斯被逐出了球队。

但是普赖斯有一个长着啤酒肚的父亲，读高中时曾是个赛马的骑手。当普赖斯回家哭诉起自己的境遇时，他老爸很不高兴，声称这是对他孩子的侮辱。“他的学习成绩我根本不在乎。你们以为我想让他带着胃溃疡长大，威为脑力工作者？橄榄球一直对我很有帮助，它培养了我的个性。我知道它同样对我的儿子有益。”他父亲对海斯教练如是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那个饭桶父亲为他儿子鸣不平而已。然而海斯教练不肯让步，也正是因为如此普赖斯破坏了规矩。

你也许还记得当时的报道，我指的不是我们高中的那份报纸。当时州里的主要报纸《信使报》，刊载了下列文字：“……高中橄榄球队员父亲指控球队有膜拜邪神行为。”

当然，你能想像得到此后这件事并没有完。市议会想要了解事件真相，学校董事会要求作出解释，校长接到一些愤怒的来电。

我父亲放下《信使报》，对我皱起眉头说：“关于那个雕像的说法是真的吗？叫‘胡言乱语’？”

“事情并非像普赖斯所说，那只是一个吉祥物。”

“但是出场赛球之前，你们要触摸它？”

“嗨，那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求个好运罢了。”

我父亲的眉头锁得更紧。

球队的其他成员从其父母那儿得到同样的查问。乔伊告诉我，他父亲十分不安，要他退出球队。

“你打算退出？”我问。

“你在开玩笑？天哪，不。球队对我意义重大。”

我想，你的意思是取胜才意义重大吧。

这时候那个星期的工作日已经结束。星期五晚上又是一场比赛。队员中有一人走到更衣室，神情兴奋地说：“经济座位已爆满！创纪录的满座！”当然哕，都是大肆宣传的结果。大家都想看看这支拥有伏都教神像球队的威力。

我起先以为海斯教练会将雕像留在柜子里，因为对它有争议。但是当他开抬羞辱我们时，我才明白他并不打算破坏这种仪式。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况，我在琢磨：是否他已预料到他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请出雕像了。他想利用：每次机会。

如往常一样他走到那个柜子跟前。当他开锁时，我屏住气息。公众舆论使我有了自我意识。所有关于膜拜邪神的议论导致我对见过的双重幻影紧张不安起来。

我看着他打开柜门。

他的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当他退到柜子旁边时，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神像在哪里？”乔伊脱口而出。

有几名选手紧张得直喘气。

“‘胡言乱语’到哪里去了？”当乔伊蹑手蹑脚地走到柜子跟前时，鞋底的防滑钉还是与水泥地发出了刮擦声。“发生了什么——”

海斯教练看上去十分震惊，霎时间脖子上爆出青筋：“哈考特干的好事。”他的双唇噘起，诅咒似的喊出校长的名字。“学校董事会肯定叫他——”

“但柜子是锁着的。”有人说道。

“房屋管理员可以为他开门。”海斯教练跺着脚朝门边走去。

突然间他停住了脚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我们还要比赛呢。我此时无法追问他，当——”他转过身来直视着我们说，“上场去，赛出个样子来。我会找到雕像的。我打包票。”

于是我们出了场。也许我们临阵前受了惊吓，对方球队杀得我们片甲不留。我们无法正确行事，不管是抢球、阻截，还是主罚球，都打得一团糟。

这也许是城市高中任何一支校队有史以来打得最臭的一场球。球迷们开始发出嘘声，喝倒彩。有个男人大叫着：“妖魔崇拜者，狗屁！这些家伙不需要伏都教神像！他们需要奇迹！”我们越退缩，就越丧失信心，越像个缩头乌龟似的。我看见吕贝卡擦着泪水。我感到如此丢脸，简直等不及比赛结束，想马上躲进更衣室。

海斯教练四处调查。他愤怒地打着手势，跟校长谈话，跟他怀疑的所有人谈话。但他们都摇着头，表示不知情。直到比赛结束，他仍然没有找到那座雕像。

我们坐在更衣室里，愁眉苦脸，默默无声。突然有人敲门。

我坐得离门最近。

“开门。”海斯教练说。我立即照办。

众人凝视着外面地板上的“胡言乱语”。大厅里空无一人。

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些传闻，但从未证实是对方球队偷走了它。我们甚至听说偷走那个雕像是对方教练员的主意，对其过去的好朋友海斯教练玩上一把黑色幽默。

星期一早上，“独家新闻”在校报上披露了这一事件的全部情况。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一定是个比我们想像得更好的记者。他甚至还有一张雕像的素描，准确到可以说偷雕像者一定拿给他看过。要么正是“独家新闻”偷的雕像。

不管是谁偷的，我觉得自己要对他写的这个故事负点责任。那次我去见他，翻阅那些过期的旧报纸时，一定勾起了他的好奇心。或许他核查了报纸，并查出了我提供给他的有关团聚赛的一些线索。

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似乎已经通读了我读过的那些材料——因为他碰到了我注意到的相同的模式。先是接连两个失败的赛季，然后突然间一连串获胜。难道都与“胡言乱语”有关？他虽然没有马上得出结论，但是已将那个雕像与球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你能猜想他在渲染这件事。每一个获胜的赛季里，我们只输一场球，其比分一直为零。然而在我们获胜的比赛里，我们总是大比分领先，而对方球队总是竭尽全力拿到几分。“独家新闻”提出疑问：是巧合，还是另有更好的解释？作为证据，他引用了对普赖斯进行采访中得到的一些信息。他用不着提到普赖斯不在队里的那些年里自己是看不到更衣室里发生的事的，他的整个故事做到让猜测变得酷似事实就行了。随后他又谈到星期五那场比赛，以及自从海斯教练用上那个雕像算起，这是我们在数年内第一次在一个赛季里连输两场。也许是因为周五晚上有人偷走了雕像？“独家新闻”还重申了那个传闻，即对方球队要为偷窃事件负责。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事实真相，他说。他已经描述出雕像的几个小孔：“孔的大小只有别针那么细，其中有一个穿过雕像的心脏部位。”几页过后，他用哀悼的语气结束了他的文章，提到对方教练在赛后回家途中死于心脏病发作。

我真想把“独家新闻”逮住，将他这臭狗屎勒死。大家聚集在餐厅里议论着，如果有人用一根别针刺穿“胡言乱语”的胸口，如果这个雕像真的导致那个教练死亡，那该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虽然我不清楚海斯教练是否想要勒死“独家新闻”，但他肯定会要求学校开除“独家新闻”。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不久之后都听说了，海斯教练在校长办公室内发脾气，他的吼叫声震得大厅轰隆隆响，“简直不负责任！诽谤！”“独家新闻”算是够聪明的，整整一周在家装病。

然而，到了下一个星期五比赛时，“独家新闻”已是小巫一个了。“胡言乱语”之事在城里各家教堂激起公愤。我从地方报纸上获悉，我们学校至少收到十二封来自本地大教堂、神父们、拉比①们的投诉信。现援引其中一封的内容：“……迷信……产生副作用……魔王崇拜……破坏教育。”我父母十分焦虑，以至于不准我参加那晚的比赛。我跟他们说我不能让别队员泄气。至于教育，我说，我不是把B级和A级成绩带回家了吗？但是这种关于迷信的说法开始对我产生影响了。也许因为我仍然被在场上见手怕匀怪事所困扰，可以预见事情的发生。那个雕像真的能……要么是乔伊说得对，我只是被球赛的速度和兴奋搅昏了头。

够了，我想。“胡言乱语”。让别人去说吧。它本身全是胡扯淡。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允许海斯教练请出那个雕像。但我确实知道——我很讨厌去触摸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而且如果我需要它使我成为一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的话，我就不再属于这项运动了。

因此，当我们换好服装，海斯教练骂了我们并取出雕像，其他队员逐叫。

去触摸它时，我没去摸，随后便出场参赛。

气温降到冰点以下时，我的右臂仍然感到疼痛。石膏上了将近三个月比赛中我首次出场还不足30秒，就得到了球，甩开胳膊准备投掷，但是没找到空当。我没有见到那四个突然一起扑上来袭击我的对手，他们像一阵风似的把我撞倒，压在我身上。我的胳膊被反向挤到肩膀后面，所有的重量都堆在上面。还没等我听见骨头断裂声，我就昏过去了。

星期六早晨，乔伊到医院来看我。他说他得了三次攻方持球触地②分数。尽管我处在痛楚的旋涡中，还是尽力对他显出兴奋状。

“我们赢了吗？”我问。

“教皇住在意大利吗（那还要问吗）？”他咧开嘴笑了。“你的胳膊……”

他对此深感遗憾，我说谢谢。他有些坐立不安，又问：“医生打算让你在这儿呆多久？”

“那好，瞧，我会去家里看望你。”

我点了点头，感到有些睡意。那是因为护士给我服用过止痛片。接着吕贝卡走进病房来，乔伊便告辞了。

从那以后，我与乔伊更疏远了。他拥有球队的快乐，我留有胳膊受伤的痛苦。足球赛季之后，戏剧俱乐部上演一出，他有幸扮演一个神秘杀手的大角色。大家都称赞他在剧中表演得十分出色。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我又怎么样了呢？我想我是放任自流。上着石膏的右臂既不能记笔记，又不能做作业。吕贝卡尽她所能来帮助我，但她也有自己的功课。这样我又得到C等成绩。这段时间我又恢复了去“鸡窝”酒吧消遣的老习惯，不过是和吕贝卡一起去而不是和乔伊。那些樱桃可乐和蘸上番茄沙司的油煎食品确实能够增加你的体重，特别是当你不经常锻炼时。

城市的报纸报道了学校董事会和海斯教练之间举行会谈的情况。他们要求海斯教练作出解释。他说那个雕像是在一次供义卖的捐献物中被发现的。

物主声称它是玛雅人或波利尼西亚人或者不管是谁（其部落名称一直在变更）繁殖力的象征，曾在秘密宗教仪式中使用过。海斯教练还说他不相信这一套——特别是当它的标价仅15美元时。但他一直在寻求一种魔术般的小玩意儿，去振奋球队精神，尤其在两个可怕的赛季之后，要的就是一个吉祥物。如果球队相信那个雕像会带给他们好运，如果雕像带给他们信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害处。此外，他还说，他有时并没有取出雕像——目的是教育球员们要依靠自己。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球队真的输了球，但是看到这种结果，他们会再一次更加努力拼搏。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雕像的神秘法力。归根结底，是一种戏剧性的小魔术。其意义在于它确实起到了作用。自从那时起，这支球队一直蝉联冠军。学校精神从来没有比它更有效过。

“那个雕像有名称吗？”有一位校董会成员提问道。

“名称是后来取的，是在第三个获胜赛季。当时有一个选手开了个玩笑，我已忘了是什么玩笑。好像是关于好运气之类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然后‘胡言乱语’这个短语就延续下来了。”

学校董事会从头到尾听取了他的陈述。他们拿出一大堆愤怒的家长和牧师写来的信件。他们的决定是最终裁定。

为了表明校董事会愿意折衷处理此事，他们让海斯教练把那个雕像放在学校正面门厅中的一个玻璃窗内，和球队赢得的各种奖杯陈列在一起。

那个赛季余下的日子相当残酷。我们输掉了每一场比赛。我和吕贝卡坐在球场边上，尽力对球队显示出热忱。我对乔伊的感觉相当糟糕。你能看出因为没法获胜他多么沮丧。

西部高中荣获冠军。星期一那天出了条大新闻：在上周末有人砸碎陈列着奖杯的那个玻璃橱窗，偷走了“胡言乱语”。无人知晓是谁干的，虽然我们大家都怀疑海斯教练。那年春天他辞职离校，我听说现今他在北边纽约州执教。我时常想念他。

乔伊的成绩相当出色，高中毕业后被耶鲁大学接受为享有奖学金的大学生。而我带着C等成绩，甚至不愿告诉你哪家大学收下了我。但是我没去。就在那年夏天，吕贝卡怀上了孩子。那时候做流产手术不太容易。我都吃不准要不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那是个女孩。我一看到她便会心生爱怜。

我和吕贝卡在那年万圣节前完婚。双方父母的态度都很好。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寸步难行。

现在我们有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为了付房租、买吃买穿，以及给予他们应有的一切，我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我和吕贝卡都有了职业：她在我们的高中里担任秘书工作，我在城里一家化工厂上班。

乔伊怎样了呢？他就是那个夏季赛上的“脚上功夫”约瑟夫。他担任耶鲁大学球队的接球手，而且已被美国国家足联选中。你见到他在“超级杯赛”中两次出场。毫无疑问你还在许多啤酒广告中见过他的形象。那个他打败五个摩托车手，然后走去酒吧要了一瓶啤酒的广告相当出名。

“哪种品牌的？”酒吧间侍者问，“那些家伙喝的是什么？”

乔伊说：“那玩意儿是给失败者喝的。我说要瓶啤酒时，指的是最上等的货色。”

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品牌。广告片帮他打进了影视圈。上个星期我看了《致命热点》，十分欣赏。那些动作棒极了，他的表演越来越好。

然而有些事……

我尽力解释吧。三年前乔伊回到这个城市来看望他的伙伴们。当他打电话给我时，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么诧异，我的意思是他一直没有跟我怎么联系过。他邀请我去他父母家，一起喝啤酒。他真的喝做广告的那种品牌的啤酒。我在那儿时他还带我上楼去他过去的卧室。我们一起回忆美好的往昔。

他朝着那个破损的梳妆台方向大做手势。我如此忙于看他的人（见鬼，他毕竟是个影星），以至于最初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

随后我望了过去。

它在那儿。在他敞开的手提皮箱里，是“胡言乱语”！像过去一样的丑陋、可鄙、鬼鬼祟祟。我与以前一样受到惊吓。

突然我明白了：“不。你不是指……你难道就是偷走它的人？”

他只是笑笑。

“我以为是海斯教练。我想……”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我。”

我觉得人像被掏空了似的。我记不得此后我们谈了些什么。跟你说实话，那场交谈相当别扭。我喝完啤酒后，径直回家。乔伊遂返回好莱坞。

然而我是这么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儿子正在电视上观看一部影片——。我从来不看那类电影的，但我儿子有个读书报告要交，而他还没看过那本书。因此他搞了点欺骗手法，以看电影代替。我是帮帮他的忙。

影片结尾时，当大卫·科波菲尔成为一个胜利者，而他所有的朋友变为失败者之后，里边有一段表现了他的想法。“单有运气是不够的，”他说，“有天才也不够。你必须具有特殊品质。”

也许如此。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胡言乱语”之事；当时我没有去触摸那个雕像，结果就在那次比赛中摔断了胳膊。那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我继续留在球队，保持成绩上升，那么我能像乔伊一样去耶鲁大学吗？我也能成为一位成功者吗？我一直想着海斯教练和他获胜的运气。那种运气是那个雕像带来的吗？我无法相信。

但是……

我想起了乔伊——那位影星——手指着他从学校门厅里窃来的那个雕像。他高年级时干的。从那以后他就吉星高照，大行鸿运。

随后我又想到自己。我爱妻子和儿女。

但是今晚当我下班回家后，感到十分疲惫……那些账单……我儿子的牙齿需要畸齿矫正钢丝架，还有……

也许乔伊深谙个中奥妙。也许大卫·科波菲尔说错了。

也许这个世界不需要天才或品质。也许它需要的仅仅是“胡言乱语”。

正文 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

在我对这部小说选集的介绍中，我向诸位谈起过菲利普·克拉斯，以及他对我小说的影响。我还提及过影响非凡的第二位作家。事实上若不是因为他，我根本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他就是斯特林·西利范特。

以下介绍一点背景。

在早些时候，我曾说明过我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我母亲不能在上班的同时照料我的生活，因此将我送进一家孤儿院，当时我大约4岁左右。我对那位最终到孤儿院认领我的妇女究竟是不是将我送到那儿的同一个人，尚心存疑虑。不过让我们假定她就是。结果她在挣钱谋生的同时，仍无法照看好我，便安排我去一个门诺派教徒农场生活。

在那儿我对自己归属问题的迷惑有增无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每个周五我被送上一辆大巴士开到城里，在终点站那儿母亲等候着我。每个周日，我又上一辆大巴士回到那个农场。有个小孩在另一农场寄宿，有一次沿着公路走时被一辆轿车轧死，母亲才决定把我带在身边一起生活。

如今，她改嫁他人——这给我带来一位父亲，她后来这么解释说。我当时非常渴望得到一位男性权威人物的爱，可惜她的新丈夫并未准备填补这个角色。如果我喊他一声“爸爸”，看得出他很不舒服。在以后的数年内，我一直将他视作陌生人。那场婚姻本身并不成功。母亲与我继父之间争吵不断，以致我对青年时代的记忆多半是一种恐惧。有许多个夜晚，那种争吵声震耳欲聋，使我不由得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我模仿影片中的场景，将几个枕头塞在床上的毯子下面，使其看上去好像我还睡在那儿。接着我爬到床底下去，在一个我希望得到保护的空间内断断续续地睡觉。

我们住处的楼下有一家酒吧，后来是一家汉堡包小店。我家没有足够白勺钱去买一台电视机或安装一部电话。作为星期六晚上的娱乐，我在收音机里听《枪烟缭绕》和《人猿泰山》，与此同时还注视着楼下胡同里那些酒鬼的殴斗。曾有一次我母亲出门去使用胡同里的付费电话，不料一颗流禅击碎了公用电话亭的玻璃。

我年纪渐长，发现了世间还有电影这种东西的存在。那些年代里，影剧院犹如宫殿一般，观众们不会在里边喋喋不休地嘈杂。为了挣钱去看电影，我在保龄球馆里为人家扶起被击倒的球柱。如果得不到那份工作，我将站在拥挤的公交车站假装没有了车费。总会有那么一位好心人给我15美分，得到它后我会立即去一家电影院享受。

在电影院里，我坐在银幕前的黑暗中，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看了一场再看一场（那时他们时兴连放两部故事片），有时故意不出场，将同一部影片看两遍。到底是什么影片对我无所谓，尽管说实话对剧中的许多热吻镜头，我并不着迷。真正重要的是我可以逃离现实生活。

回顾往事，我原本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让别人转移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这好像有点合乎逻辑。不过在那段时间，我太茫然了，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想干啥。我曾与一帮街头团伙为伍。把上小学看做是对我消闲时间的干扰。到了中学时代，我稍有好转。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于是搬迁到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家里父母之间的纠纷也减少了。尽管如此，到升十一年级时，我还是一事无成。

在1960年秋天，除了对台球房和一天8小时电视节目外，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发现自己（就像平庸的扫罗（保罗信基督教前的名字），正在去大马士革的途中）好似被改变我生活的一声惊雷闪电所击中。甚至直到如今，我仍能准确地说出这电闪的日期和时刻——10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半。

那道闪电来自我的电视机，来自一部名叫《66号州际公路》的电视连续剧的第一集。

那部电视剧讲述了两个小伙子，他们模仿杰克·凯鲁亚克，开着一辆“护卫舰”型轿车，穿越美国，以探究美洲大陆和他们自身。其中一人名叫托德，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富家子弟，他的父亲新近去世，留下一笔巨大的债务。当银行账户里的钱耗尽之时，仅余下托德那辆运动型赛车。他的搭档巴茨，是来自“地狱厨房”的一个粗鲁的街头少年，他曾在托德父亲属下的纽约码头干过活，因而与托德成为朋友。因为当时66号州际公路是横贯美国的一条主要的公路，所以以它作为电视连续剧的名字非常完美。又因该剧讲述美洲大陆的内容和讲述托德与巴茨的故事之间平分秋色，所以制片商定将每一集片子的拍摄地点，安排在角色们应该访问到的地方，尽管好多方是远离66号州际公路的：诸如波士顿、费城、比洛克西、圣达菲、俄冈市…

第一集《黑色十一月》，涉及到南部一个小镇，被数年之前的一个可怕的秘密事物所缠绕——用斧头谋杀德国战俘以及尽力保护他的那个牧师。我还从未见过那样的一个故事，没见过的不仅是那种神秘、悬念和动作（一个电锯吼叫着的场景栩栩如生地映在我脑海中），而且是通过写作来表现人物和现实生活的那种感染力。我发现自己正在迫切地等待星期五晚上再次来临——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临。剧中人物谈话的方式，他们表达的情感。

以及他们相信的价值观等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我，而且触发我的灵感。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研究片名序列。这段精彩的经历究竟是谁的功劳？有一集是关于墨西哥湾一些捕虾船的故事，其情节类似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另一集是关于洛杉矶市的一个街头团伙的故事，在道德败坏中穿插一些诗意般的对话。再下一集是关于凤凰城散布农药的故事，具有希腊。

神话的悲剧色彩。回想当时，我既不知道一星半点有关萨特之事，又不知道存在主义；也不知道垮掉的一代的人生哲学。不过即便我不能将自己经历之事写出个名堂，它也使我感到自己有感情并理智地活着。马丁·米尔纳和乔治·麦哈利斯是电影明星，尽管他们的表演才能不凡，我仍然觉得自己难得如此着迷于场景背后的理念，着迷于创造出戏剧化的情景而且将台词（有时令人入迷的讲话能持续5分钟）放进演员口中的独创能力。赫伯特·B·伦纳德是制片人，萨姆·曼纳斯是制片主任。不错，然而……我随后想起另一个名字，应该突显在每一集影片的片头——斯特林·西利范特，那位作家。啊，天呀，这是我的新想法。

那个十一年级的学生，过去没有任何抱负的人，居然努力找到了那家“荧屏珍宝”公司的地址，那家公司名字排在片名序列末尾。因无法打字，我便寄了一封手写书信（说得更确切点是乱写乱涂）给斯特林·西利范特，询问我怎样才能学会做像他正在做的那样精彩的事。一周以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惊异），我收到他的回信——密密麻麻两页打字纸，其开头还为复信姗姗来迟而表示歉意。他解释说，他本来是会早早回信的，但收信之时他在一只出海的船上，所以稍后才写回信。他没有透露任何创作的诀窍，但实实在在地拒绝看我可能写出的任何文字（一方面出于我毫无写作经验，另一方面出于法律缘故），但是他确实给了我这句话：成为一名作家的方法就是写，除了写，还是写……

在写下数百万字之后，我仍然在写。若不是因为斯特林，我就不会上大举。也不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更不用说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就不会遇见菲利普·克拉斯，更不会写出。我最激动的时刻，是在197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时斯特林打电话感谢我给他寄去了一本，并说他很欣赏那本小说，很高兴从中受到鼓舞。“如果我是只猫，”他说，“我就会满意地喵喵叫。”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却未见过面。直到1985年夏天，他提议我去洛杉矶与他共度7月4日的那个周末，我们才得以见面。离我首次读到他的作品之后已有25年了，我终于有机会跟他见面。他身材矮小而结实，面带豁达的微笑，绅士般的容貌，一头灰色的短发，慷慨而和善。我就像来到一位我从未谋面的父亲跟前，与他面对面似的。最后，绕了个大圈子，话说到头来，言归正传，他将我的小说《玫瑰奖同人》向全国广播公司推荐，建议他们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短片。1989年在“超级杯”赛之后，播出了那个系列剧，它是当时电视里引人关注的热点。当我看到片头名单以及又一次见到神奇的几个字时，由于敬畏我瞠目结舌——执行制片人：斯特林·西利范特。

此后不久，斯特林告诉我：他从前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泰国，现在正准备回去。他在贝佛利山庄举行了现场旧货出售，然后搬家去曼谷。他享有自由写作的舒适环境，除非他自己提出，写作并无交稿最后限期。虽然我们常谈起我要去拜访他，但是我们各自的时间表一直有冲突。我跟他惟一联系的渠道仅通过频繁的传真。真正令我痛惜不已的是在1996年4月26日早上8点过后不久（因为与《66号州际公路》初次登场的时间相对照，我确切地记得那个时刻），我正在吃早饭，一边听着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新闻节目，此时广播员传来噩耗：“获学院奖影视作家斯特林·西利范特，因前列腺癌于今晨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我的告别话梗塞在喉咙里。那天正好是我生日之后两天。我心中的父亲离去了。

斯特林是一位我曾经邂逅的意志坚定的作家。有一次他在一个早上请牙医连续拔掉两颗智齿，然后不断地打字写作直至中午。他几乎每天都在工作，恪守交稿限期。作为多产的传奇般的作家，他对拿出一份完整的作品名单尚感犹豫，那是因为他肯定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有哪个人能这么快写出那么多作品。我从未多出作品、快出作品，但是在他的全盛时期，他的情节片都富有创造性，有强烈吸引力和思想性：仅以那部《在夜晚的激情中》为例，更不用说他的电视作品《赤裸城市》。我要以他作为榜样。

因而我跟好莱坞影片第一次接触确有助益。那个惹是生非的街头少年变得醉心于看电影，他将电影当做对其黑暗生活的解毒剂，他发现那些电影激发起的梦想，通过勤奋的劳动完全可以实现。但是有许多人接触过好莱坞电影，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经历。即使最乐观地看，作家们时常也会受到冷漠难待；如在不利的情况下更会受到刻毒的歧视。他们做事受阻碍，被误导，或遭谎骗。无法想像一些制片人会对任何一个他们不必关注的人表现出谦恭有礼的态度。作家们无能力与别人相处交融，近乎于精神变态似的反社会。那种情况从未发生在以我的作品改编成的电影项目上，但在其他情况下，我肯定遇到过够多的这种事，以致我最终决定写出抱有好莱坞梦想的底层人物轶事。这就是我三部曲中最后一个故事，讲述关于抱负与成功阴暗面的悖论。

我们从当报童开始，奋进到当上一名少年橄榄球选手。现在我们又遇见一位成年人，他向我们讲述了从业拍电影的令人心碎的故事。这部小说中，我不曾对制片财政数字有修改更新。在《泰坦尼克号》打出2亿美元的价格标签之后，回顾我的一部作品拍成电影的回报，与之相比的便宜程度令我咋舌。

下一篇小说是曾经参加“世界幻想小说大赛”的决赛作品，被评为1985年度最佳中篇小说。

正文 致命幻想

“你知道他长得像谁，对不对？”

看着那场戏，我只能耸耸肩。

“真的，极为相像，像得令人惊讶。”吉尔说。

“嗯。”

我们在电影制片厂的放映间里，观看着昨天拍的样片。那位导演一直为本片的主角伤脑筋，那个笨蛋只是个小白脸儿，他的活儿若称得上是表演，未免太抬举他了。见鬼，他以前只不过是个男模。他不会表演，只会摆点姿势而已。要拍这部电影，他居然要价800万美元和百分之十五的预付金。

他还擅自改变我的剧情，致使那段对白听上去好像是白痴写的，这样胡闹似乎还不够。不，他必须不断地冲撞拖车，哼哼唧唧地说出更多的恶毒话（据他称是“创作的灵感”），然后在影片中一大段台词的每句话后还呼哧呼哧地抽鼻子。这场戏要是拍不好，观众就不能理解他在女友成为歌手之后和女友分手的动机。请相信我，要是剧情让一名观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事情。唾沫星子会淹死我们。

“够了，你这个婊子养的大笨蛋，”我咕哝道，“一听你说话我就想擤鼻涕。”

导演已经花了三天时间重拍，可昨天拍的片子比两天前的更糟。我气得跌进座位直抱怨。导演坚持重拍这一场戏，结果让一群剪辑人员熬一个通宵，才拼凑出那位姑娘和美国西部乐队的小伙子一起唱歌的镜头。然而每一次神奇先生一抽鼻子……停拍，有人直瞪瞪地望着他，似乎他是上帝。

“天哪，”我朝着吉尔抱怨道，“那些停拍总干扰对白。看来是一个拍不完的镜头。”

“当然这个镜头拍得粗糙，各位可以理解，”导演对大家说。他坐在排靠门的位置，这样他想走就可以随时离开。“我们还没有启动配音。那呼哧声音不会出现在对外发行的影片中。”

“上帝保佑，可别出现这种情况。”我咕哝道。

“真的，真像他。”吉尔在我旁边说。

“嗯？谁呀？”我转身向着她，“你说什么？”

“那个吉他手，就是姑娘边上的那个小子。刚才你没听见吗？”她生怕别人听见，所以把嗓音压得很低。

这就是当那位副总裁在黑暗中某处问及我左边的人时，我只得眨眨眼的原因。“姑娘边上的那个小子是谁？”

吉尔耳语道：“瞧他举着啤酒罐的模样。”

“在那儿——拿着啤酒罐的人。”副总裁又说。

除了那个傻蛋在银幕上呼哧呼哧之外，放映间里一片寂静。

副总裁又提高了他的声调：“我说他是——”

“我不知道。”在我们背后，导演清了清嗓子。

“他一定告诉过你们他的名字。”

“我从未见过他。”

“怎么回事，如果你……”

“所有的音乐会场景都是副导演安排的镜头。”

“那么这些镜头是怎么回事？”

“一回事。那个小子只有几行台词，他做完了便回家。嗨，我正忙着使那位糖果鼻子先生感觉像他自认的天才一样。”

“那个小子又露面了，瞧那儿。”吉尔说。

我方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那小子看上去非常像——“詹姆斯·迪肯，”副总裁说，“对，那小子使我想到的就是他。”

那位肌肉僵硬的先生尽力挣扎着说完台词，我只听懂一半——一方面因为他自行增加的几句话让人莫名其妙，大部分因为他吐字不清。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女朋友——那个歌手哭哭啼啼的特写镜头。她拼命往上爬，乃至变得非常无情，最后失去最要紧的一样东西——男友的爱。理论上可以设想观众会为她感到十分惋惜，以至于跟着她一起洒泪水。可是要问我的感受，我会说，观众们的确会热泪盈眶，不过那是他们在电影院通道里笑出的眼泪。在银幕上还可见到，那位“健美”先生转过身来，从排练厅那边费力地走来。

看上去就好像他的内衣裤太紧了。他眼睛眯着，雄赳赳的样子好像准备摘取奥斯卡桂冠。

银幕悄然变黑。导演又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显得紧张不安：“怎么样？”

放映问里鸦雀无声。

导演的声音更加焦虑：“嗯……各位看法如何？”

电灯亮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忽然觉得头疼。

大家齐齐地转身朝着那位副总裁，静候着上帝的旨意。

“我所考虑的，”副总裁说，略微停顿后他睿智地点了点头，“是我们需要重写剧本。”

“这他妈的城市。”正在吉尔驾车载着我俩回家时，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圣莫尼卡的高速公路像往常一样塞车。我们让这辆高速行驶的保时捷汽车慢下来，等于是给筋疲力尽的汽车服了一剂良药。

“他们不会责备那个影星。他要价800万美元，如果电影制片厂让他滚蛋，他会要价更高。”我由于焦心而显得畏缩，“他们也不会责怪导演。当他不断地吩咐每个人做这做那时，凛然一副该死的艺术家派头。因此谁真的会离开？就是我这个写出的剧本报酬极低却人人都可更改的傻瓜。”

“放松点。你的血压会升高。”吉尔开车离开了高速公路。

“我的血压升高？我的——已经升高了！每升高一点，我都会受打击！”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情况每部影片都会发生。我们来到这儿有15年了，你应该习惯了他们对待作家的方式。”

“当替罪羊。这就是他们老让我们靠边站的惟一原因。城里的每一个导演、制片人和演员都是更好的作家。只要问问他们，保证会这样告诉你。惟一的难题在于他们读不懂，如果真的让他们写，他们却好像没有时间坐下来把奇思妙想写在纸上。”

“然而整个系统正是如此运作的，哼。没有取胜之法，因此要么你喜欢这种业务，要么就走人。”

我双眉紧锁地说：“拍一部像样的片子的惟一办法，就是写出的剧本由自己导演。见鬼，倘若我头发没掉光，我也会在片子中当个影星。”

“而且只要两千万美元。”吉尔打趣道。

“是呀，那就大有帮助了——那么我就不至于在电影厂的那些头头面前卑躬屈膝。但他妈的，我要是有两千万美元的资金去拍一部影片，我干吗还要当啥作家呢？”

“你是知道的，你还会继续写下去，即便你有一亿美元。”

“你说得对，我一定会那样傻。”

“韦斯·克兰。”吉尔说。

当我重写剧本时，我坐在词汇处理器前面发着牢骚。那位副总裁。

让剧中人别赛普斯先生不与女友分手。相反，他的女友要意识到她过如何忽视了男友的感受，最后为了爱情而毅然放弃她的事业。“外面有名观众因为看了一部反对妇女解放的电影而身亡。”副总裁对我说。我是不想放弃剧本就只有重写。

“韦斯什么？”我继续在键盘上打字。

“克兰。样片里的那个小子。”

我转过身来面向她，她站在书房的门边。我一定很愚蠢地干眨眼，因她脸上的表情耐心十足。

“就是相貌酷似詹姆斯·迪肯的那个人。我感到好奇，因此像见鬼的，我便打电话给制片厂的角色分配办公室。”

“哦，于是你查出了他的名字。用意何在？”

“只是凭直觉。”

“我仍然不明白。”

“你有份手稿是关于雇佣兵的。”

我耸耸肩说：“那篇稿子还需修改润色，不管怎么说，这是对专业作的严格要求。一旦制片厂决定完全毁弃我们这部片子，我就不得不为美国，播公司搞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电视连续剧。”

“你写那篇稿子倒是内行，因为你相信那个故事，对吧？这正是他想做的事。”

“主题很重要。那些倒霉的士兵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美国非正式地卷了许多国外的战争。”《“那就去他妈的电视连续剧。那小子很适合演那个年轻的雇佣兵，意是那个厌烦透顶最后开枪打死雇佣他的独裁者的雇佣兵，我认为他会演得十分出色。”

我目瞪口呆：“你知道，这主意不错。”

“我们开车回家时，你不是告诉我说拍一部像样的影片，惟一的办法是由你自己来导演吗？”

“而且由自己来主演。”我扬起眉毛，“是呀，是我说的。可我只开个玩笑。”

“哎呀，亲爱的，我知道你不会导演出比今天早上毁掉你剧本的那个屁家伙更差的影片。虽然你很吸引我，但如果要演角色，你的容貌还够不英俊，那个小子却还够格。发现他的那个人……”

“可以自己当导演，如果他搞定一切。”

“你已学过15年的政治学。”

“但是如果我取消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承诺……”

“城里有一半的作家想揽这份活儿。他们在一小时内就能找到其他人签约。”

“可他们给的报酬很多。”

“你刚刚从被制片厂毁掉的小说中拿到四十万。孤注一掷，为何不干呢？此举是为了你的自尊心。”

“我想我爱你。”我说。

“等你拿定主意，就下楼到卧室来。”

她转身离去。我注视了一会儿那道门廊，然后转回椅子面对屏幕，开始构思那部电视连续剧。我们住在太平洋海岸断崖地带的一处绝壁上，可以持久瞭望着浩瀚的太平洋。但此刻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只是样片中的那个小子，瞧他捏着个啤酒罐的样子。

正像詹姆斯·迪肯。

迪肯。倘若你是位影迷，就知道我在谈谁——就是那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农场男孩。退回到50年代中叶，他当初是一个少年犯，因为盗车几乎被送进一所感化学校。但是有一位老师使他在中学时代对演剧产生兴趣。迪肯从未从学校毕业，他借了一百美元，沿途免费搭便车去了纽约。在纽约他露宿在李·斯特拉伯格的前门台阶上，直到斯特拉伯格同意给他一个机会进入演员摄影棚。许多耀眼的明星均出自那所艺术学校。诸如布兰多、纽曼、克利夫特、加扎拉和麦克奎恩等等。但有些人说迪肯是那么多明星中的佼佼者，百老汇的杰出演员，观众喜爱的天才的童子军。他扮演的角色已成为经典。他在影片《浪子回头》中扮演小兄弟，在影片《三十二大街上的反抗》中扮演少年犯，随后在影片《生的权利》中饰演一个盲目开掘油井的石油钻井工人，在那部片子中他比五六名主要演员更抢镜头。他具有某种魅力。他有艺术激情。你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压力在不断产生、不断增加、不断地释放出去。还有真实感。天晓得，你能说他多么相信自己扮演的那些角色，他实际上就是剧中人。

很多摄影机镜头很轻易地喜欢对准他。那就是人们解释一位影星从此脱颖而出的道理。某些扮相好的家伙在银幕上显得相貌平平，而某些相貌平平的人看上去更出色。问题在于拍下的是一个三维图像的面孔，在银幕放出的却是单维图像。正如真实生活中有特色的事物在银幕上却变得平淡，反之亦然。你无法预测摄影机是否喜欢你。但它肯定喜欢迪肯。

令人着迷的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出色，就像走动的电影——人们如此评价他。当然我从未遇见过他，他是我前一个时代的人。在电影行业内人们说他不会做错事，这种评价是在他扮演的三部影片发行前就有的。一个可的超级明星。

那么后来呢？汽车。如果你认为他的生活像一场悲剧，那么汽车便是祸根。他很害飙车。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条跑道上，他开着那辆令人羡慕的“护舰型赛车”，以100英里的时速撞上一辆载重卡车，全身撞成碎片。也许辅已听说这种传说：他没有死去，而是因为毁了容，躲在家中某处养伤，免得他的影迷见到他的模样而恶心。但是别相信这套鬼话。哦，他确实不在人了。正如一颗流星，他爆炸陨落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当时他演的三部影片尚未公开发行，因此他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多么的出名。

然而我在思考的是——如果一颗星能辉煌一次，也许它能再度辉煌。

“我找韦斯，他在附近吗？”

我打电话给影视演员行业公会，想要得到他的地址。为了保护隐私见，有时行业公会只会给你演员经纪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脑子里转的头是试探性的，当时我不想与一个经纪人有什么纠葛。

但是我运气好，行业公会给了我地址。

韦斯的寓所在一个峡谷的北面。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蜿蜒通向一所未粉刷的房子，房子的屋顶露台由几根立柱支撑着。在房子的正面摆放着废弃的轿车，边上还有一辆沙丘汽车和一辆摩托车。见到这些破旧汽车，油然而生的是坐在我那辆保时捷汽车里的自豪感。

两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正坐在台阶上。那个姑娘剪的是男士短发，而个小伙子却长发披肩。他们都穿着凉鞋，一身短装。那个姑娘半裸的乳房肉冠色。

三个人直瞪瞪地盯着我，他们的眼睛圆睁，露出好奇的神色。我便开说想找韦斯。

但是那个姑娘给我迎头一击：“韦斯？”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无力。

“我想是……到房子后面去了。”

“哦，谢谢。”房子周围的沙土和蒿草令我步履艰难，我肯定已在口里摸到了那辆保时捷汽车的车钥匙。

房子背后也有个露台，当我拐过墙角后便一眼瞅见他站在露台上，斜在栏杆上，遥望着山脚底下。

我尽力不显出惊异之色。韦斯本人看起来甚至更像迪肯。他长得清瘦，活力四射，令人着迷。他约摸21岁年纪，正是迪肯拍首部电影的岁数。

的眼神敏感，似在沉思，好像遭受了不为人知的折磨。但是他的表情坚毅，映照出他感情上曾经受到摧残，不容许它再次发生的样子。他个头不高，身体瘦削，但是他散发出足够的活力，使你感到他魁梧而强健。就连他的装束打扮也使我想起迪肯。一双长统靴，褪色的牛仔裤，一件劳动布衬衫的袖口卷了上来，一包香烟塞在折缝里。一顶皱巴巴的斯泰森毡帽，其帽檐朝上卷起，几乎要碰到帽身的两边。

演员们当然爱摆姿势。我相信，他们甚至连去盟洗室都遐想着摄影机在拍他们的侧影。这小子俯身靠在栏杆上，忧郁地凝视着山脚的样子，肯定上镜头。

然而我觉得他不是在摆姿势。他的服装似乎并非刻意模仿迪肯。他过于随意地穿坏了它们。而且他沉思的侧面剪影亦非蓄意安排。我在此道中混迹已久，足以知晓。他的打扮和斜倚的模样十分自然。人们对电影行业中的佼佼者常用那样的话来形容——他天然去雕饰。

“韦斯·克兰？”我问道。

他转过身来，俯视着我，最后露齿而笑：“有何贵干？”他的话带有含混的乡间男孩的口音，就像迪肯一样。

“我是戴维·斯隆。”他点了点头。

“这么说你知道这名字。”

他耸耸肩：“听上去相当熟悉。”

“我是影视作家。我写了剧本《撕毁的诺言》，就是你刚拍完的那部影片。”

“我现在想起那个名字了。在剧本上。”

“我想找你谈谈。”——“谈什么？”

“另一个剧本。”我提高了音量，“里面有个角色，我想你会感兴趣。”

“那么你也是制片人吗？”

我摇摇头表示否定。

“那么为什么来找我？即便我喜欢那个角色，对我也没有好处。”

我寻思了一下如何解释，便说：“我跟你说实话。虽然就谈判而言这是大忌，可我讨厌那些废话。”

“干杯。”他将一个啤酒罐举到唇边。

“今天上午我在样片里见到你。我很喜欢我所见的形象。我要求你做的就是阅读这部稿子，并且告诉我你是否愿意演那个角色。你要是答应，我来当导演，我去找一家制片厂作资金预算。不过那是一揽子计划。如果我当不成导演，你也不必演了。同样，除非你主演，我也不投拍。”

“你为啥认为他们会接受我？”

“我夫人有预感。”

他笑了：“嗨，我已失业。不管是谁给我提供一份工作，我都会接受我为何要关心谁来导演？你跟我有啥关系？”

我的心往下一沉。

他打开另一罐啤酒：“不过猜猜我要说什么？我也不喜欢废话。”他的目光看起来有些顽皮。“当然啦，我干吗要失去机会？把稿子留下。”

我的电话号码写在稿子的首页上。翌日下午他打来了电话。

“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关于我出演一事，我要告诉你的和你对我说的完全一致。我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剧本还需要润饰。”

“只需要在那小子的挚友被害的地方稍加修改。那小子不会滔滔不绝地诉说他的感受，事实是他什么也不说。没有眼泪，没有爆发——这是一个人有自制力的表现。你所需要的是对他的眼睛来一个特写镜头，便说明一切了。他眼光朝下凝视他的伙伴，然后拿起他的M-16式自动步枪，转身走向那座宫殿……届时观众们将会爆发出喝彩声，他们都知道他会被安排去复仇。”

大多数时候当一个演员提出建议时，我的胃里就会痉挛。他们在自己的。

角色中卷入太深，以至于忘了故事的逻辑性。他们想要更多的台词，总想突出自己扮演的角色直至压倒影片中其他角色。而这里却是一个要求删减其大段台词的演员，他考虑的是故事本身，而不是突出自我，而且他说得很正确。那段台词也一直困扰着我。我曾经将它修改过十次，却依然找不出毛病：所在——直到如今。

“将那段台词删去，”我说，“15分钟内就能重新搞定这场戏。”

“然后呢？”——“我去制片厂交涉。”

“你真的不是跟我开玩笑？你认为我还有机会扮演那个角色吗？”

“只要是我导演这部片子，你就有机会。记住那个约定，我们的一揽子交易。就我们俩，不成功则成仁。”

“你不想让我签下某种承诺？”

“这叫君子协定。你说得对，不必签什么东西。”

“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如果他们不愿你执导该片，但是又愿意把角色给我，那我就得拒绝他们——因为我答应过你，是吗？”

“听起来有点疯狂，不是吗？”事实上，即便我有他的书面承诺，如果韦斯声明他是被我误导的话，制片厂的律师也可以视为无效。倘若人们都守。

信用，这个城市即将失去功能。

“是啊，疯了。”韦斯说，“你做成了一笔交易。”

在制片厂的角色分配办公室，我去问柜台后面一位年约30岁的面孔瘦削的女子：“你们是否有名叫克兰的一位演员的片子？韦斯·克兰？”

她诧异地瞅了我一眼，便皱起眉头打开一个公文柜，分类查找一些文件夹。然后她点了点头，松了口气说：“我知道那个名字是熟悉的。当然啦，我们为他试过镜头。”

“什么镜头？谁负责这件事？”

她审阅了一页文件后说：“没有提及。”

我没指望这件事居然会困扰我。我赶紧追问：“你是否知道谁看了试镜头过程？”

“哦，有，我们肯定有记录。”她仔细看了另一页文件，说，“不过只有我一人见过试镜。”

“你？”

“有一天他走进门来，填写了几份表格。我们被蒙骗得晕头转向，难以形容。他有某种魅力。因此我想看看他的试镜。”

“后来呢？”

“我能说什么呢？我推荐他在《撕毁的诺言》中饰演一个小角色。”

“要是我想看看那个测试镜头，你是不是有必要跟谁核实一下？”

她考虑了一下，便说：“你在制定演职人员名单，对不对？”

“对。”

“克兰是被排进这部片子了，看来是个合法要求。”她又审核了一份计划表，“使用第四摄影棚，30分钟时间。我找一个放映员准备片子。”

我坐在黑暗中观看测试镜头，最初我觉得那部片子将很快使我了解一切。可当影片放完时，我好一阵子默然不动。

放映员走了出来，奇怪地问道：“你没事吧，斯隆先生？我的意思是——你是生病了还是……”

“不是，谢谢。我……”

“你怎么啦？”

“我在想问题。”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走回角色分配办公室。

“有个错误，那不是克兰的测试镜头。”

那位面孔瘦削的女人摇摇头：“没有错误。”

“可那是《生的权利》中的一场戏，詹姆斯·迪肯的影片。被人调包了。”

“不，那是韦斯·克兰演的。他要求演那场戏。舞美部门使用了一些技术，使那个干草棚的样子像原创的。”

“韦斯……”

“克兰，”她接过话头，“不是迪肯。”

我们相视无言。

“你喜欢这个片断吗？”我又问。

“噢，我认为他有种，敢选那场戏而且将它演完。如果选错了戏，他看上去会像个白痴。是呀，我喜欢它。”

“你愿意继续帮帮那孩子吗？”

“那要取决于是否会给我惹麻烦。”

“恰恰相反。你将赚得幼年女童子军积分。”

“此话怎讲？”

“只要打电话给制片厂副总裁。告诉他，我要求调看一部试片镜头，而你没让我看，因为我未经授权。可看我的样子很焦急，于是你便想起打电话给他，让他确认你该怎么做。你不愿意丢掉饭碗嘛。”

“那么结果会怎样？”

“他会感到好奇，会问是谁的测试镜头，那时你就实话实说。不过你可以加一句——那个小子长得很像詹姆斯·迪肯。”

“我仍不明白……”

“你会明白。”我对她眨眨眼。

我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叫他去《每日大全》和《好莱坞报》发布一条消息——“奥斯卡获奖作家戴维·斯隆，首次准备导演影片《外国雇佣军》，可上头条新闻的是：詹姆斯·迪肯长得像韦斯·克兰。”

“往后怎么进行？难道你还有别的经纪人？我怎么不知道他妈的啥（（夕卜国雇佣军》。”

“卢，相信我。”

“哪家制片厂？”

“任凭高兴。”

“你这个婊子养的，要是你期待我为你干活，同时又有别人在拿佣金——”

“相信我，你可以拿到百分之十。但是如果有人来电，就关照他们必须找我谈。你无权讨论这项计划。”

“讨论？活见鬼，我对此一无所知，如何讨论？”

“对。你还不明白这活儿是多么容易吗？”

接着我驾车去一家录像店，买得一盒《生的权利》。

有好几年时间我没看过这部片子了。那天晚上，我和吉尔将这部片子看了十五遍，或者说至少对这部影片的一部分看了那么多遍。每次一看到干草棚那场戏的结尾，我就将磁带倒回到那场戏的开头。

“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在干啥？难道你不想看整部影片吗？”

“一模一样！”我惊讶地盯着那镜头。

“你是啥意思，一模一样？你喝醉酒了吗？”

“干草棚那场戏。他和韦斯·克兰的测试镜头一模一样。”

“哦，当然啦。你告诉过我舞美部门努力模仿出原创的场景。”

“我指的不是干草棚。”我又激动起来，“瞧，在《生的权利》这部分，迪肯大部分时间是四肢摊开躺在厩楼的地上。他将脸侧着紧紧靠在干草上，我几乎能闻到尘土和碎草的气味。他对地面说的话，比对他身后的父亲说得更多。”

“我明白了。那么你从中捕捉到了什么？”

“跟韦斯·克兰的测试镜头完全相同。将摄影机搁在地上拍下的一个延续镜头。克兰将他的脸颊贴在木头上，他的声音和迪肯相同。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停顿，甚至该角色要哭泣之前的哽咽声——统统一模一样。”

“可有啥神秘呢？在克兰决定使用这个片断之前，他肯定精心研究过。”

我又倒回磁带。“不，别再倒了。”吉尔说。

次日下午，制片厂副总裁打来电话：“我对你很失望，戴维。”

“请别告诉我，你不喜欢《撕毁的诺言》改编本。”

“改编本？那个……哦，对了，改编本。太棒了，戴维，太棒了。他们正在拍摄。当然，你能理解我得做几处额外的更改。别担心，我不会要求与你分享写作的荣誉。”他笑嘻嘻地说。

我也哈哈一笑：“我深感宽慰。”

“今天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谈笔交易。你不是想成为导演吗？”

“我怕谈这事，他们不让我谈。”

“我问过你的代理人，他说他不处理这笔交易。”

“哦，是呀，这是我亲自处理的事。”

“在什么地方？”

“沃尔特，这事我真的不能谈。交易中的那些条款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也许会把这笔生意弄糟。我还没有结束谈判呢。”

“连带那个长得像詹姆斯·迪肯的小子。”

“老实说，我已讲得够多了，沃尔特。”

“我坦率告诉你吧，你想悄悄地从我们这儿将他挖走，我认为很不恰当。我就是发现他的人，记住。昨天我审看过他的测试镜头。他将被作为明星推出。”

其实，在我审看韦斯的测试镜头之时就知道结局。准确地说，就在角色分配办公室那个女人打电话给副总裁，问我是否具有资格看测试镜头后，我就知道结局。在这一行中可估计得出一件事。大家都如此多疑，以至于他们很想知道别人在干啥。如果他们认为某种动向正在显示出来，就试图去追随。

“沃尔特，我恰恰不是竭力将他从你那儿挖走。你们还未曾跟他签约，对吗？”

“这个称为《外国雇佣军》的投拍计划是啥玩意儿？它的全部情况如何？”

“这是我特地写的一个稿子。我看到杂志《幸运士兵》的封底广告，然后得到了灵感。”

“士兵……戴维，我认为咱们有良好的共事关系。”

“当然我也这么想。”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我谈谈这个故事呢？嗨，咱俩毕竟是朋友。其实你不必特地写本子，我当时要知道，可以给你一些写作经费。”

我想，在你结束瞎搅和之后，你把话说得像音乐一样好听。我便说：“哎呀，我以为这个本子对你不适合。既然我要出任导演，而且要起用一个无名小卒领衔主演。”

在这一行中，另一件事你可估计得出：你告诉一位制片人说某个剧本不适合给他，他就会感到十分失落，就越想看看这个本子。那并不意味着他将买断这个剧本。但至少由于他知道没有坐失良机，他会感到欣慰。

“要搞导演嘛，戴维，你是个作家，你了解导演这个工作吗？我不太赞成。不过让那个孩子领衔主演……昨天我看了他的测试镜头之后，就考虑过那个问题了。”

你干得好，我想。测试镜头的片断只会使你感到好奇，今天这笔交易的细节才是让你转念头的原因。

“你朗白我的意思吗？”我问，“我猜想你不会喜欢这一揽子买卖。那就是我不愿将剧本给你的缘故。”

“哎哟，问题就出在主观臆断。我这就派我们法律顾问部的主任去见他，我们结那孩子提供长期选择的特权。”

“换句话说，你想将他拴住，以至于别人不能用他。但是你自己又不承诺让他在一部影片中当上主演，你们想给他多少报酬就给多少。”

“嗨，一万美元不是腌鲱鱼，从他的角度看也不是。我们也许上涨到一万五千。”

“要是他反对呢？”

“如果我们在一部影片中用他，就付十五万报酬呢？”

“他的经纪人不会同意。”

“他没有经纪人。”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影视演员行业公会给我的是韦斯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而不是经纪人的。

“现在我明白了，”我说，“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对我吐唾沫。”

“这个问题不涉及个人情感，戴维。这是公务。我一直对你这么说。把剧本拿给我看，也许我们能一起成交这笔生意。”

“但你没有接受我当导演呀。”

“嗨，不管拍片预算资金有多高，我能证明起用一个不出名的演员所冒风险的合理性，其惟一的办法，就是半点片酬也不给他。如果那部影片一炮走红，他下次无论如何还要榨我们的油水。但是我不愿冒使用一个毫无经验的导演的风险，他会让我节省下来的资金打水漂，也许他还会将预算管理升到最高。我看这部影片的投资将高达一千五百万美元。”

“然而你甚至还没看过剧本。它有好几个大型战斗场景。爆炸、直升机、昂贵的特技效果……哪怕投资两千五百万也是区区小数。”

“那只是我的观点。你死抱着老思想不放，不肯在特技效果方面妥协。你不像在导演一部戏。”

“算了，正如你先前所说的，它属于主观臆断。我把这一揽交易给别人了。”

“除非我们让他自由选择。戴维，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争斗。记住，咱们是朋友。”

一个小时之后，派拉蒙公司打来电话。有关交易的小道消息传播得相当快。他们听说我与制片厂方面有纠葛，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举行一次会谈来讨论他们获悉的那部影片的拍摄事宜。

我说我会给他们回音的。现在我有了我所需要的资本——我可以老实跟人说派拉蒙公司已经和我进行接触。我可以让那些制片厂去互相勾心斗角。

沃尔特那天晚上又打来电话：“你怎么对待韦斯那小子的？把他藏在你衣橱里吗？”

“你找不到他了，是吗？”

“我们的法律顾问部主任说，那小子住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和一群嬉皮士住在一起。那些嬉皮士不好沟通。那小子现在不在那地方，别人也不知他去哪里了。”

“明天我将和他见面。”

“在什么地方？”

“不能说，沃尔特。派拉蒙公司跟我联系过了。”

韦斯在伯班克一个他喜欢的墨西哥煎玉米卷摊档处与我会面。他历来都骑那辆摩托车赴约会。当他穿着长统靴和牛仔裤，上身套件t恤衫和皮茄克迎上前来时，那种似曾经历的错觉使我颤抖。他看上去确实像迪肯在影片《第三十二大街的反抗》中的形象。

“你取胜了？”

他笑了，竖起大拇指说：“你自己呢？”

“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进展。”

韦斯还没停放好摩托车，就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向我们走过来。我在琢磨那两人是不是警察，可是他们的制服又是那么华贵。接着我醒悟过来——是制片厂的人。我从家出来，就一直被人盯梢。

“赫普纳先生很乐意让你看看这个。”穿蓝制服的人对韦斯说。他将一份文件放在路边的桌子上。

“是什么呀？”

“有关你服务对象的选择权。赫普纳先生觉得那个价格会使你感兴趣。”

韦斯将文件推给我：“这算是什么意思？”

我迅速浏览了一下。那家制片厂提高了片酬，现在他们出价五万美金，片酬二十五万。

我对他实话实说：“处于你的地位，那是一大笔钱。我认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需要个代理人。”

“你认识很好的经纪人吗？”

“我自己的经纪人。不过或许关系太亲密。”

“那么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说真话吗？去年你挣了多少钱？认真的出价总计不过50美元吧。”

“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笑着点头：“你被放进该公司就是机会。”

“然后呢？”

“我不当导演。”

韦斯瞥了我一眼。那一刻令我终生缅怀。“你决心让我干这事？”他问。

“我告诉过你，我不能强迫你和我达成交易。站在你的角度，我会动心。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

“听他的话。”那个穿黑色制服的人说。

“但是你的确愿意导演此片吗？”

我点点头。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行动步骤都在预料中实现。不过韦斯本人还没有。所有无名演员都想抓住成为明星的机会。他们不在乎那些被他们忽视的私下协议。一切都取决于韦斯是否具备和迪肯相似的气质。

“如果我同意跟制片厂走，你不难受？”他问。

我耸耸肩说：“我们过去谈的都是幻想。而现在这件是真的。”

他反复地打量我。突然间他转身走向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将那份授予他选择权的文件扔给他们，说：“去告诉赫普纳先生，我的这位朋友必须导演那部片子。”

“你将铸成大错。”那个穿蓝制服的人说。

“是呀，今天在此，明天就走人。告诉赫普纳先生，我信任我的朋友，他会使我看上去很不错。”

我缓缓透出一口气，那两个穿制服的人神色严峻。

我将略过谈判的那个月。有数次我感到我和韦斯两人被踢出影视圈。关键在于沃尔特已表过一次态，而且他的傲气使其不肯让步。但是当我主动提出双方按协会标准处理此事时（即让制片方按作家协会允许的最低稿酬得到那个影视剧本，同时韦斯同意拿演员同业公会的最低限片酬），沃尔特便有了一笔他无法拒绝的生意。贪婪驱使他朝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让步。他吹嘘着说他的花招把我们蒙住了。

我们并不在乎。因为我正在制作一部我信赖的影片，韦斯离明星只有一步之遥。

我做了我该做的工作。我带着影片去制片厂，由他们投资一千二百万元。这笔投资在当时是很合算的。大拇指定律说：你若把该片的成本乘以3（要算上制片厂的一般费用、银行利息的增长，还有这样那样的开支），就得到一个盈亏平衡点。

因此我们将票房收入的目标定在三千六百万美元。若以全世界计算，就有一亿二千万收入。现在还有许多从中分一杯羹的人，比如卖给你爆玉米花的那些老乡。另外还有许多掉进神秘黑洞里的钱，比如电影院老板不如实申报出票数字，以及国外发行商突然破产。不过将拷贝卖给hBO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再加上录像带、碟片销售收入和航空公司各条航线上的放映收入，该制片厂会在银行账户里稳稳地有五千万美元的纯利润。相信我，那绝对是空前的成功。

我们前程似锦。昨天制片厂又要求韦斯·克兰主演另一部影片。有关评论熠熠生辉，我和韦斯均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虽然没拿到奖。“下次争取吧。”我对韦斯说。

我们如今变得炙手可热，我们要求得到的经费之大，足以补偿当初我损失的一点小钱。

接着麻烦接踵而至。

你还记得前文所述，迪肯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是个明星。他拍了三部影后便死于车祸，死时那三部影片尚未公开发行，因此他永远也不知道他后的遗产将使他永垂不朽。但也许你不知道，迪肯从一部影片转换到另部影片时，变得越来越难对付。从理论上说，当时他已感觉到他即将具的力量，但他无法正确地利用这种力量。因为当时他正在弥补自己少年代的过失，他要向世人表明：他并非像他的养父母和老师们所说的一团（只有一个老师除外）。但是迪肯如此激情奔放、如此不安定，以至于月来又旧病复发。他私下感到自己配不上预知的那样成功，结果就变成了知的那样一团糟。

在摄制他的倒数第二部影片时，他开始比预定到场时间晚三个小时才在摄制场露面。他对同行们搞代价昂贵的恶作剧，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午饭中下泻药，结果导致当天余下的工作全部停下来。他坚持不断地玩赛车，结果迫使制片厂在拍片期间付给保险公司过高的保险金。在拍最后一部影片时，他更频繁地酗酒，在拍摄现场他不是痛饮啤酒就是大喝墨西哥龙舌兰酒。就在他死于车祸之前，他22岁的年纪看上去却像60岁般苍老。当时《生的权利》的大部分视觉场景已拍完，只留下几个结束镜头未完成。但由于该片不少场景是在德克萨斯州油田拍摄的，他的对白需要人重新录音，以消除声轨中的背景噪音。他的一个朋友学会了模仿迪肯的嗓音，便受雇为几段关键的台词配音。观众们非常喜欢业已完成的这部影片，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该影片如此多地依靠细心的剪辑，有些场景迪肯的样子太糟，乃至他的胶片无法使用，只好强化其他几个角色的戏，才得以弥补。

因此我自然想知道——如果韦斯容貌酷似迪肯、声音与他相像、打扮与他类似而且风度与迪肯一致，那么他的行为是否也开始向迪肯看齐？当我和韦斯着手搞第二部影片时又会发生什么？我并非惟一的供稿者。在沃尔特面前的稿件源源不断。

我从生意场上获知此情。自从三月份奥斯卡颁奖夜开始，我一直没见过韦斯。无论何时我打电话去他家，都没人接听电话，要么就是听见一个昏昏沉沉的女人的声音，告诉我韦斯不在。实际上我希望他从沙漠附近的那所龌龊的房子里搬出来，住在那儿的一帮人使我想起曼森部族。不过接着我记起他尚未挣到一大笔钱。第二部影片将会是一座金矿。我在寻思他是否只打算为自己赚钱。

当我和吉尔从作家协会观看一部名叫《东方森林中的平民》的新影片归来时，韦斯的摩托车就停在我家外面。夕阳西下，那些帆船的侧影映照在深红色的海洋上。韦斯正坐在从玫瑰园通向我家的那条蜿蜒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个啤酒易拉罐。他还是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t恤衫的雪白和他皮肤的黝黑相映成趣。但是他的双颊比上次我见到时更为憔悴。

我们之间的交流已变成一种仪式。

“你赢了？”

他笑了，竖起一个大拇指：“你自己呢？”

我马上笑着回答：“我一直尽力与你取得联系。”

他耸耸肩：“是呀，我一直在飙车。我需要一段停工时间。离开公众的注意，还有……吉尔，你好吗？”

“挺好，韦斯，你呢？”

“第二回合才是最艰难的。”

我想自己听懂了他的意思——努力再次成功。然而此刻我在琢磨。

“留下来用晚餐吧？”吉尔问他。

“我很乐意，不过……”

“务请留下，不会添什么麻烦。”

“你能肯定？”

“甜椒在瓦罐里蹲了一整天，另外还有玉米圆饼和色拉。”

韦斯点了点头：“对了，我妈妈过去常爱做甜椒小菜。那是在我爸爸去世以后、妈妈染上酗酒习惯之前的事。”

吉尔紧锁眉头。韦斯没有注意到她的表情，只是凝视着他的啤酒罐。

“此后她就根本不做饭菜了，”他说，“当她进医院时……这是回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事了。哎，癌症要了她的命。市政当局将我送到养父母的家里。我想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变野的。”

在沉思中他喝干了那罐啤酒，而且旁若无人，后来才仿佛想起我们在场，眨眨眼说：“一顿家常饭菜将是上等佳肴。”

“很快就端上来。”

但是她仍然显得不安，我正要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进屋了。

韦斯伸手拿起玫瑰丛中的一个纸袋，说道：“不管怎样，老兄，”他递给我一罐啤酒，“你还要搞另一部电影吗？”

“同行们说大家都在抢你。”我坐在他旁边，凝视着大海，拍拍啤酒罐上的拉环。

“是呀，然而咱俩难道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你是作家兼导演，我来演戏，就咱俩，没别人。”他用肘部轻轻推了推我的膝盖，说，“那个合同是这样的吧？”

“如果你这么说，那就算是了。从现在起，你已有能力去做任何你愿做的事。”

“得了，我要的是一位朋友，我所信赖的人，在我犯傻时能提醒我的人。而其他那些家伙，在他们认为能挣到一个子儿时，会不顾一切地让你去干任何事，哪怕把你毁了也不在乎。我已汲取了教训。相信我，这次我不套干砸的。”

“故事倒有一个。”我有点含糊地说。

“咱们听听故事的构思吧。”

“我一直努力构思。咱们先考虑一下现实。观众喜欢你扮演的动作角色。可你如果总是塑造叛逆的形象、反传统的角色，也不太好。你不妨演个保镖形象怎么样？我们设想他既年轻又粗犷，给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当保镖。比如像能提醒我们想起玛丽莲·梦露的那类女明星。按照情节，他暗恋那位女明星，但又不便向她吐露真情。后来女明星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警方说这是一件自杀案件，各家报纸也随声附和。但保镖不相信她会自杀，他发现了谋杀的证据。他对那种掩盖罪行的做法感到愤怒。他怀着悲伤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结果差点给一伙人杀死。现在他更加愤怒，因为他了解到，下令谋杀那位女明星的竟然是她那位著名的情夫——当今美国总统——当时正值大选年，那位女演员正准备写文章将她和总统有染的事情公诸于众。”

“我认为——”他喝了啤酒后说，“拍摄地点可在俄克拉荷马。”

“还有芝加哥和纽约。这片子会激起政府当局的强烈反应，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值得同情的英雄。”

他笑嘻嘻地问：“咱们啥时候开始啊？”

我们就这样对影片《鸣冤》达成协议。

我整个晚上都兴奋不已，但是后来——在我们愉快地吃了一顿晚饭，韦斯开着摩托车离开之后——吉尔对我的盲目乐观扎了一针。

“他谈的关于在俄克拉荷马的那些事，比如他的父亲弃家出走，他母亲酗酒而且死于癌症，他到养父母家……”

“他的话让你心烦，我注意到了。”

“你整天只顾忙着写东西，连那些有关他出身背景的小报都没留心过。”

我将一只碗放讲洗碗机内。问道：“是吗？”

“韦斯来自印第安纳州。他是个弃儿，在孤儿院长大。可他向你介绍的出身背景却不是他本人的。”

“那么是谁的……”吉尔注视着我。

“我的上帝，可别是迪肯的背景。”

于是接下来的事，就像从盒子里蹦出一张鬼脸盯着我一样。韦斯与迪肯长得像，这可以说是巧合，是命中的注定，就像上帝赐予他一般。但是其他方面——如行为举止、穿着打扮、嗓音特点等——却是刻意模仿。我知道读者诸君心中所想的是——我前后矛盾。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我认为他的样子十分自然，不可能有意模仿迪肯。当我意识到他的测试镜头在所有方面都和迪肯在《生的权利》中干草棚那场戏的表演相同时，我不相信韦斯是刻意复制那场戏。因为测试镜头给人的感觉十分自然，不是模仿。那是对迪肯的尊崇。

然而如今我清楚了。韦斯是在刻意模仿。但令人恐惧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模仿，他已完成每个演技型演员的终极目标，他不是在演戏，他也不是假装成迪肯。实际上他在演绎自己的模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开始时他无疑是有意识地在扮演这个角色，到后来自己就变成了这个角色。韦斯·克兰只是存在于姓名中，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思想、他的身份等不再属于他自己，它们属于一个死者。

“这是什么见鬼的玩意儿？”我问道，“是《三面夏娃》？西比尔的作品？”

吉尔忧心忡忡地望着我说：“只要它不是《变态狂人》。”

我该怎么办？去告诉韦斯他需要帮助？去作一次贴心的交谈，劝他走出错觉？但这样的交谈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我们没有把它付诸行动，无论如何他不是危险人物。恰恰相反，他的行为举止没有差错。他总是说话文静，还带点幽默。此外演员们常用各种方式使自己兴奋起来，自然会显得有点古怪。我想，要采取的最好行动就是等着瞧。另一部影片即将开拍，好像不存在什么捅娄子的感觉。如果他的错觉变得具有破坏性……

他与全体演职员相处当然没啥困难。轮到他的戏时，他提前半小时到场。他熟悉台词，总是花上几个傍晚和周末——无偿地与别的演员一起排练。连制片厂副总裁也承认样片相当棒。

惟一的麻烦迹象就是他热衷于赛车和骑摩托飙车。因为替他支付的保险金过高，制片厂副总裁非常生气。

“嗨，他需要释放一下，”我说，“他的压力太大。”

我承认我的压力也太大。这次我的预算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我不想为了让我一手推出的影星走出错觉而毁掉影片。

影片按拍摄计划拍到一半时，韦斯来对我说：“看见了吗，不开玩笑。这次我表现良好。”

“嗨，我十分感激。”他用“这次”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各位也许在想：如果我对他的关心多于对自己的影片，就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但是我真的关心了——正如你们即将见到的那样。但没有用。要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悲剧。

影片《鸣冤》取得了比《外国雇佣军》更大的成功。在世界各地的总收入为两亿美元。根据《综艺》杂志预测，下一部影片的总收入甚至更可观。

当然啦，下一部——即第三部影片。但在我的脑后有声音在威胁说：对迪肯来说，“三”可不是个幸运数字。

在与制片厂进行一次正式会谈之后，我离开会场朝我那辆新的法拉利轿车走去——它停在专用停车场内。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透过伯班克的烟雾，瞥见一个留着长发和络腮胡子的男人朝我奔来，他穿着一件缀有珠形饰物的瑟拉佩和一双凉鞋。我不知道在瑟拉佩下面他有没有穿哈玩意儿。

我认出了他——唐纳德·波特，迪肯的朋友，他在《生活权利》中有几场戏，在迪肯去世后重新对该片录音时，他模仿了迪肯的声音。如今波特得有五十来岁了，但是看他那副打扮，似乎60年代永远没有过去。而且嬉皮士风格仍然存在。20年前他主演并执导了一部轰动一时的青年影片——片中充斥着吸毒、摇滚乐和性。有段时间他曾在圣达菲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制片厂，但是他执导的第二部影片却搞砸了。在影坛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他作为一个演员再度出来。看到他那身装束打扮，我实在不明白他怎么骗过大门的保安人员。并且由于我和他互相认识——我曾经改编过一个电视剧，正好他在其中担任角色，因此我挺担心他跟我要份工作。

“我听说你在这地方，一直恭候着你。”我盯着他赤裸的双腿。

“对这身装束感到诧异吗，伙计？”他对自己做了个滑稽的手势，“在此开拍的一部电视剧里我扮演了个角色，该剧名叫《迷幻药》。”

我点点头说：“汤姆·沃尔夫原著，肯。克西改编。别告诉我你在剧中扮演——”

“不，我扮演克西太老了。我是尼尔卡西迪。他与凯鲁亚克决裂后，便加盟克西，为‘快乐的恶作剧者’开大巴士。你知道，都是一车子垃圾，伙计。卡西迪从未像这种打扮，他的穿戴类似迪肯。要不就是迪肯打扮得像他。”

“哦，不错。嗨，很棒。很高兴你的一切进展顺利。”我转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等一下，伙计，刚才并不是我要对你讲的事。韦斯·克兰这个人，你认识？”

“不，我……”

“迪肯，伙计。听着，别对我说你没有注意。见鬼，伙计。我模拟过迪肯的声音，我了解他。我是他的朋友，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克兰的嗓音比我更像迪肯。”

“是这样吗？”

“这不可能。”

“因为他干得更好吗？”

“太残酷啦，伙计。真的。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些事。我并不想让你认为我又在吸毒，我发誓自己是清白的。仅仅一点儿大麻，喏，瞧这些。”他的眼睛明亮得像天上的新星。“我现在笃信星相预测命运，一种占星术。星相啊。对于一个电影演员来说，了解星相是好事情，你不这样认为？星相啊。在星相中有许许多多真理。”

“你别吸多了毒品乱说话。”

“你这么看吗，伙计？哎呀，听我说。我想我亲自看看，因此我查明了他的住处，但是我没有去那里。想知道为什么吗？”他不让我回答。

“我不必去。我认出了他的地址，那地方我以前去过上百次。当时迪肯就住在那儿。”

我不禁往后退缩：“你已改变了话题。这事与星相学、占星术有何干系？”

“克兰的出生日期。”

“怎么啦？”

“就是迪肯死的那一天。”

我发觉自己快要停止呼吸了：“那又如何？”

“更见鬼，伙计。别佯装那是巧合，都有星相为证。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克兰如今是你的面包和黄油，但是从现在算起，四个月后那趟挣外快的列车将要终止。”

我没有回答。

“克兰的生日要到了，就是迪肯去世的祭日。”

当我深入研究那句话时，就发现其他相似的地方。韦斯将满23周岁——正好是迪肯死亡时的年龄。而且韦斯即将完成他的第三部影片——迪肯第奎部影片中的相同地点，当他……

我们正在拍摄我写的那部影片《横冲直撞》。该片讲述一个来自粗俗社区的年轻人，他返回该社区教书，一伙本地的流亡民骚扰他和他的妻子，直到后来他找到惟一能摆脱的方式——那就是以暴制暴（他曾经也领导过自己的帮派，后来脱离了）——回归到充满暴力的生活中。

让剧中人物骑着摩托车恢复其魅力是韦斯的主意。我不得不承认那个意见具有商业价值，摩托车比赛赋予韦斯一种出名的激情。但是我也感到担心，尤其是当他坚持要玩特技时，我更加忧虑。

我无法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忧虑。似乎在他前两部影片中他努力表现的模范举止给他的压力太大了，突然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常常迟到，在摄制现场喝酒，滥搞恶作剧。有一次恶作剧，他点燃的爆竹溅落的火星烧掉了换服装的活动房车。

他所做的一切等于是自掘坟墓。他完全把自己与迪肯等同起来，结果导致他走向相同的结局。

正如迪肯在拍最后一部电影时的情况一样，韦斯开始显得颓废：双颊凹陷，歪眉斜眼，像缺吃少睡一样佝偻着身体。他日常拍摄的镜头实在太丢人。

“我们怎能设想请观众掏钱去看这种狗屎表演？”制片厂副总裁不禁质问道。

“我得把镜头从他身上移开，镜头对准和他谈话的角色。”我心慌意乱地说。

“此话似曾相识。”站在我身边的吉尔说。

我懂得她的意思。我曾经指责过影片《撕毁的诺言》的导演，如今我会变得和他一样。

“得了，你难道不能控制住他么？”副总裁问。

“这倒挺难，这些日子他面目全非。”

“见鬼，如果你控制不了，也许换个导演能做到。这一揽子买卖已耗费我们五千万美元。”

这种境遇使我如坐针毡，我几乎要告诉他收回那五千万美元，而且……

突然间我明白了他施加给我的这种压力，我便挺直腰板说：“放松点，只要给我一个星期。如果到时候他还没有改进，我会很乐意偃旗息鼓。”

“这可是你说的。就一个星期，朋友，否则免谈。”

早上，我等候在他换服装的活动房车内，像往常一样，韦斯又迟到了。

站在敞开的房车门口，他躲开我的眼神。“如果这不算是告诫，”他摇摇头说，“没错。正是我被人认为要玩花招——我们在拍的这部垃圾影片叫什么名字来着？”

“韦斯，我想跟你谈谈。”

“嗨，有趣的事。又是老一套，只要让我有工夫拿一罐啤酒，好吗？”

他摸索着将房门一关，在阴暗中歪着身子走到一个小型冰柜跟前。

“尽量让你的头脑清醒些，这很重要。”我说。

“对呀，当然哕。”他“砰”的一声将啤酒罐上的拉环揭去，让冰柜的门敞开着，就痛饮起啤酒来。随后他擦了一把嘴边的残液，说，“但是首先我需要帮一个忙。”

“那得看情况。”

“我不必请求，你是知道的。我可以我行我素。我在努力表现得有礼貌。”

“什么事？”

“星期一是我的生日，我希望那天请假。在索诺那有场摩托车比赛，我想去那儿度过一个漫长的周末。”他说罢又喝下更多的啤酒。

“我们之间曾有过一个协议。”

他皱起眉头，啤酒顺着下巴往下滴。

“我写剧本又兼导演，你当主角。就咱们俩，没别人。”

“是啊，怎么啦？我信守合同。”

“制片厂给我一星期时间规范你的形象。要是办不到，我的拍摄计划就完蛋。”

他轻蔑地说：“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干了我就罢工。”

“没那么简单，韦斯。现在他们并不急着根据你的愿望去做事。你正在失去影响力。你还记得为什么你喜欢我们组成一个团队吗？”

他犹豫起来。

“因为你需要一个朋友，使你不至于重蹈覆辙，使你不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得了，韦斯，你现在干的都是些啥事呀，简直是一团糟。”

他喝干了啤酒，将易拉罐捏扁，噘起嘴唇，气鼓鼓地说：“就因为我过生日要请一天假吗？”

“不，是因为你把自己和角色混为一谈了。你不是詹姆斯·迪肯，可你相信自己是，再说星期一你将死于一场车祸。”

他眨眨眼，旋即又讽刺地说：“哦，原来如此，现在你是算命先生了？”

“一个半拉子精神科医生。你无意识地要去完成一个传奇故事，从你一贯表现来看，两个人命运相同的说法十分准确。”

“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告诉过你——我不喜欢那些胡言乱语！”

“那么就去证明它。下个星期一，你别靠近摩托车、汽车，甚至一辆微型单座竞赛汽车。你来制片厂就别喝酒，你尽量把工作干好。然后我开车将你带去我家，为你举行一个私人聚会。就你、我和吉尔三个人。她答应为像你做一顿你喜欢吃的饭菜：带骨牛排、烘烤豆子和蒸玉米，家制的生日蛋糕巧克力；还有你喜欢的各种厨艺。然后你就留宿在我家。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便将詹姆斯·迪肯抛在脑后，而且……”

“什么？你说什么？”

“你将会有迪肯从未有的职业成就。”

他的目光看起来有些捉摸不定。

“要么你去赛车，毁了你自己，也违背了你的诺言。你和我们在一起。是一个团队。不要背离我们的合同。”

他浑身战栗，似乎要垮掉。

在一部电影中故事已经达到高潮——他如何在生日那天没有参加赛车，我们如何举办一次私人聚会，还有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就在我们的客房里就寝。

如此这般就幸存下来。然而实际上发生的事读者诸君往下看。在韦斯生日后的那个星期二，他在拍戏时忘了台词。在镜头前他已无法表演，甚至嗓子都走了调。星期三的情况更糟。

但我要说的是下面这件事。韦斯的生日那天，正好是迪肯的忌日。韦斯从容不迫地出现在拍摄现场，履行我们的协议。在韦斯的演员生涯中，他这次的表演最为杰出。那是登峰造极的表演。我时常怀着深深的敬意，观看那些场景的录像带。

当天摄制的镜头确实十分卓越，使得制片厂的副总裁同意我们完成该片。

不过那位副总裁永远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随意杜撰出影片余下部分的情节。一夜之后，韦斯就黔驴技穷。很多镜头无法公开，我只有束之高阁，送出的是一大堆凭空想像剪辑出的镜头，而且内容不伦不类，还是依靠唐纳德·波特的可贵帮助才得以出笼。韦斯最后的大部分台词都是他的配音。

“我早就告诉过你，要相信星相、占星术。”唐纳德如是说。

直到我将四个场景的样片拿给一位我认识的声音专家看时，我才相信了他的话。那个声音专家擅长将人的声音通过计算机处理，制成可视的曲线图。

他将曲线图在我面前展开，对我说：“有人跟你开了个玩笑，否则就是你在戏弄我。”

我觉得有些站立不稳，只好将双手扶在他的办公桌上，问道：“是怎么回事？”

“第一卷胶片使用的是《生的权利》中迪肯的场景，以此为标准，第二卷胶片比较接近。但是第三卷胶片便毫无类似之处。”

“那么开玩笑的情况出现在何处？”

“在第四卷胶片里。它和第一卷匹配得天衣无缝。到底是谁骗谁？”

在第一卷中是迪肯的原声；在第二卷中是唐纳德·波特的配音，声音接近迪肯，是他在影片《横冲直撞》中为韦斯配的音；在第三卷中是韦斯本人的声音——我之所以不能使用《横冲直撞》中的原声，是因为韦斯的声音技巧已经十分糟糕。

那么第四卷胶片的录音剪辑是怎么回事呢？声音和迪肯一模一样，可以确信无疑。又是韦斯的杰作，原来就是他的测试镜头，模仿《生的权利》中的场景。

韦斯不见人影。毫无疑问，他的声音技巧崩溃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永远也不能当耀眼的明星了。我不断地打电话找他，却从未得到回答。于是便有了我的倒数第二次寻访，我驱车去沙漠附近他那个肮脏的住处。曼森部落已不复存在，在户外只停放了一辆摩托车。我爬上向阳的门廊，敲了敲门，没听见任何动静，便自行打开了房门。

屋内拉上了窗帘，里边光线很暗。我沿着门厅走进去，便听见疲惫的喘息声，朝右拐就进入了一个房间。

喘息声此时更响了，更加刺耳，更加憋不住。

“韦斯？”

“别开灯。”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呀，朋友。”

“不要……”

我却将电灯开亮了，所见情景使我翻肠倒肚。

他颓然跌坐在一把椅子上，说是钻进椅子好像更为准确，整个儿一具正在腐朽、分解的躯壳。他的脸颊塌陷下去形成两个坑，显出牙齿的形状。在他周围的地板上，有一堆腐烂的蔬菜汁水已形成一个小水塘，正散发出恶臭。

“我应该在生日那天去参加赛车，是吧？”他说起话来就像从喉咙缝隙里蹿出的哨音。

“噢，见鬼吧，朋友。”我哭了起来。“仁慈的上帝，我本该让你去的。”

“帮帮我的忙，行吗？现在把灯关了，让我平静地离去。”

我本来有太多的话要对他说，可是竟无语凝噎。我感到肝肠寸断。

“好搭档，”他说，“我想咱们最好淡忘合同之事。我们不再有共事的机会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一定有什么事我能——”

“是啊，就让我按照需要的方式结束自己。”

“听着，我——”

“离开吧，”韦斯说，“让你呆在这儿，听着你对我的怜悯，对我的伤害太大了。”

“但是我关心你，我是你的朋友。我——”

“正因为这样，我知道你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在他喉咙口的洞里又发出了哨音——“还是离开吧。”

我站在黑暗中，倾听着他发出的其他声音：腐烂的声音。“医生。医生一定有办法能——”

“去过。做过。我的毛病没有哪个医生能治。眼下如果你不介意……”

“我能做什么？”

“你是不速之客，请出去。”

我又静待了很长一阵子，只好说：“……好吧。”

“我很喜欢你，伙计。”他说。

“……我也如此。”

我晕头转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外。亮晃晃的太阳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从那问屋子带出来的臭气还不能从鼻孔里除去。我无力地上了旁边的汽车。

第二天我又开车外出。最后一次吉尔跟我一起去韦斯家——但他已经搬走。此后我再也不知他的下落。

这便是故事的结尾，也是韦斯演艺生涯的最后片段。虽然他的天才已尽，但是他的意志长存。

还有他出演的影片，将永垂不朽。

瞧，特技效果非常可贵。电影制片厂会利用一切手段来削减成本。

他曾经告诉我：“淡忘我们的合同。”我过后方才明白他的寓意——在他最后出演的一部影片中他甩开我独立拍片。但是他没能名列在影片开头或结尾的字幕中。影片名为《来自地狱的蛇神》。还记得贝拉·卢果西被埋葬在“吸血鬼”岬之前，在他最后一部红极一时的影片中的非凡表现吗？贝拉的卓越表现堪与韦斯媲美。在峡谷我和吉尔一起看过《蛇神》影片。放映生意好得出奇，我和吉尔几乎没得到座位。

吉尔和我都泪流满面。

这个该死的小镇。无人关心它的所作所为，只要能吸引观众就行。

当银幕上的韦斯阔步走向女主角时，观众们大声喝彩。但是他的下巴脱落了。

正文 橙色代表痛苦，蓝色代表疯狂

在1986年，即前一篇小说发表一年之后，我作出一个令我和别人同样吃惊的决定。从1970年起，我一直在依阿华大学从事美国文学教学工作。

我提升了职称，并获得聘任和全职教授的职位。我全身心地喜爱教学工作，跟那些渴望学习的年轻人相处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所大学的氛围和同僚朋友们给我的激励，一直持续了16年。

然后在某天早晨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再有精力投身于两份全职教授的工作了。我的脑海里充斥着每周工作7天的回忆。要兼顾教书职责和写作，需要我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而且在我家人已经酣睡之后，我得保持清醒状态。请上一天假，或者过一个悠闲的周末，对我而言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尽管教书是我所爱，同时写作也是我的热情所在，但是当过度疲劳终于将我压垮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位“举止温和，但喜欢事事跟人对着干的教授”

（正如一位批评家如此称我）将采取什么行动了。在1986年秋天，我辞职离开了那所大学。

生活的变更是件痛苦的事。毕竟，学术生涯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比我在依阿华大学工作的岁月更长——一直可追溯到1966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升入研究生院。尽管如今我拥有这份难得的享受可以专职写作，但我仍然十分怀念课堂。我时常反省自己的抉择。但是几个月过后，写作和教书对我而言突然变得都无关紧要了。

1987年1月，我的儿子被诊断为骨癌。从那时起直到当年6月他去世为止，眼看着马特遭受感情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如同梦魇般起伏跌宕，我简直怀疑我快发疯了。我对自己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发生，这不是真的。但是令人绝望的是这是真的，而我发现自己很想逃离现实。当我坐在马特的重症监护室内，注视着他那受到脓毒性休克蹂躏的昏迷的躯体，我惊异地发现车中拿着斯蒂芬·金的一本小说。斯蒂芬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认识马特，好心地写了几封信给他，还送了他一些摇滚乐磁带，试图分散他对病痛折磨的注意力。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的恐惧中阅读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在我看来显得有违常理。然后我想到，编造出来的恐怖小说为防止现实生活中的恐怖而设置了一道屏障，这实在是有点自相矛盾。我不禁回想起那些忠实的读者如何经常写信给我，描述他们生活中的灾难——死亡、婚姻破裂、失业、火灾、水灾、交通事故等等——告诉我说曾有我的一本书帮助他们度过漫漫长夜。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约翰巴思曾经说过：“虽然现实是一个参观的好去处，但是你不会愿意生活在哪里。”

当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时，另一位朋友道格拉斯·温特——一位多才多艺的小说家、评论家、文选编者和律师，问我是否愿意向他正在编著的一本选集——《首要罪恶》投稿。当时写作却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但在道格拉斯的鼓励下，我利用去医院探望马特以外的时间，在我所迷恋的凡·高油画的启发下，写成以下这部中篇小说。这是一篇有关疯狂的传奇，它有助于保持我头脑的清醒。本篇小说于1988年作为最佳中篇小说，获得恐怖小说作家协会奖。

凡·多恩的作品当然是有争议的。在19世纪后期，他的画作曾在巴黎的艺术家中引起一些流言飞语，为某些传奇提供了素材。摈弃固有传统，采用惊世骇俗的手法，凡·多恩紧紧抓住了技法的精髓，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色彩、构思、结构等等，心中有了这类基本原理，他创作出如此与众不同、如此推陈出新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使得这些画作的主题对于凡多恩而言，似乎仅仅是将颜料涂上画布的一个借口。在热烈奔放的色块和曲线里，他所运用的鲜艳色彩经常显得分外厚重，使得颜料如浅浮雕一般凸出画布八分之一英寸。观众的感悟受到色彩的强烈主导，因此和技法相比，作品所描绘的人物或景色反而退居其次了。

在19世纪后期，印象主义是流行而前卫的理论，它模仿眼睛的趋势，将视觉焦点以外的物体描绘得朦胧而含糊。凡·多恩比别人领先了一步，他强调物体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所以看上去它们都好像融为一体，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宽泛的色彩世界。凡·多恩画出来的树枝成了外伸的触须，伸向天际和绿草地，正如从空中和草地伸出的触角够到了树上，这一切都融入了五彩斑斓的曲线。他似乎不是致力于光线的幻觉，而是致力于现实本身，或者至少运用了他自己的理论。树就是天空——他的技法表明了这点。草地就是树，而天空就是草地。万物归一统。

凡·多恩画法在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家眼中并不受欢迎，以至于他花费数月心血所作的一幅油画，还经常换不到一顿饭钱。他的失败导致了精神崩溃。他的自残行为，使得他曾经的朋友——如西桑尼和高更，感到震惊并与之疏远。凡多恩在贫困潦倒和默默无闻中死去。直到20世纪20年代时。

也就是在他逝世30年后，他的画才被视作天才的作品展出。在20世纪40年代，他拷问心灵的个性特点被作为畅销的长篇小说的题材，并在20世纪50年代，被好莱坞制作成影片并大获成功。当然，近年来哪怕是他最微不足道的作品，没有三百万美元就根本买不下来。

啊，艺术！

故事从梅耶斯以及他和斯图文森教授的会晤说起。“他勉强同意……”

“我很惊讶他竟然同意，”我说，“斯图文森讨厌后印象主义，特别是凡多恩的作品。你为什么不请个容易办成事情的人，像布拉福德老头，因为布拉福德学术声望不够。如果不能发表的话，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写论文，而且一位受人尊敬的论文导师能够引起编辑关注该论文。此外，要是我能说服斯图文森的话，那么我便可以说服任何一个人了。”

“那正是斯图文森想了解的。”梅耶斯说道。

我仍然能栩栩如生地回忆起那时刻，梅耶斯挺直他那瘦长的身躯，将鼻梁上的眼睛朝上推了推，并且紧锁眉头，使得他眉毛上方的红色卷发缩，斯图文森说过，即便他不允许自己表示对凡·多恩的厌恶——上帝，我实在讨厌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账说话的样子——他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写一个无数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写过的画家。为什么不挑一个颇有前途的但还未出名的新表现主义画家，把我的名声和他的前途押在一起赌一把？斯图文森所推荐的画家很自然就是他喜欢的。

“十分自然，”我说，“如果他提到画家的名字，我想他就……”

梅耶斯提到了那个名字。

我点了点头说：“斯图文森在最近五年内一直试图将他收归门下。他希望重新出售那些油画，赚得的钱可以让他退休后为自己买下一幢在伦敦城里的房子。那么你跟他谈了些什么？”

梅耶斯刚要张嘴回答，却又迟疑起来。他带着沉思的神色，转身走向一幅凡·多恩《山谷里的柏树》的印刷复制品。复制品悬挂在一排高达天花板的书架旁边，书架上塞满了凡·多恩的传记、作品分析，以及复制品的界定冼集。他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仿佛看见那幅熟悉的复制品——它那印刷出来白勺色，彩不能与原作辉煌的色调相匹配，它的复制过程不可能在画布上再现颜料凸出并蜿蜒卷曲的精美纹理——仍然使他呼吸困难。

“那么你究竟跟他谈了些什么？”我又问道。

梅耶斯怀着既受挫又艳羡的心情长吁一口气：“我说过，评论家写的有关凡·多恩的文章多半是垃圾。他同意了，暗示说这些画作本身比垃圾好不了多少。我说，甚至那些天才的评论家都没有探究出凡·多恩的精华所在。他们遗漏了某些最关键的东西。”

“是哪些东西呢？”

“正是斯图文森的下个问题。你知道吧，在他不耐烦的时候，他会一再地重新点燃他的烟斗。我必须说快点。我告诉他说，虽然我不知道在寻求什么，但是只要有某样东西——”梅耶斯朝那幅复制品打了个手势，“某样东西在那儿，某样无人注意到的东西。凡·多恩在他的日记里有许多暗示。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但我坚信他的画作里蕴含着一个奥秘。”梅耶斯瞥了我一眼。

我扬起了眉毛。

“得了，如果无人注意到，”梅耶斯说，“那它一定就是秘密，对吗？”

“但是倘若你也不曾注意……”

不由自主地，梅耶斯又转身朝着那幅复制品，他的语气中充满惊奇：“我怎么会知道秘密在哪里呢？因为当我看着凡·多恩的油画时，我能感觉到它，我能察觉到它。”

我摇摇头说：“我可以想像得出斯图文森对此说了些什么。那个人对待艺术就像几何学一般，而且没有任何秘密——”

“他说的是，如果我变成神秘主义者，我就应该在教会学校，而不是艺术学校。但是如果我要足够的绳子以悬梁自尽，而且扼杀我的职业生涯，他可以满足我。他说，他乐意相信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

“真是笑话。”

“相信我，他没有开玩笑。他说他喜欢歇洛克·福尔摩斯。要是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谜，并且能自己解开，那么就只管想办法去解开它。说到这儿，他给了我一个最屈尊的微笑，并声称在今天的全体教师会议中他会提及那事。”

“那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呢？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他同意指导你的学术论文。为什么你听起来如此——”

“今天根本没有什么全体教师会议。”

“哦。”我的声音低了下去，“你被耍了。”

我和梅耶斯曾在依阿华大学的研究生院一起学习。那是在三年前的事了，我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友谊，深厚到能在校园附近的老式公寓大楼里租用相邻的房间。那位老处女房东有画水彩画的爱好——她才华平庸，或许可以这么说——而且只出租房屋给艺术专业的学生，以便他们教她有关课程。梅耶斯的情况却是个例外。梅耶斯不是像我一样的画家。他是一个艺术历史学家。大多数的画家都是凭着本能在工作，他们不善于用语言表达。

他们想要成就的事情。但是用语言而非颜料，却是梅耶斯的专长。他的即兴讲课很快就使他成为那位老太太的中意房客。

然而在那天之后，她就不大能见到他了，我也如此。他没来上我们一起上的课。我猜测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在夜深人静时，我注意到他的房门门缝下透出灯光，便去敲门，但无人搭理。然后我打电话给他，透通墙壁我能听见持续不断的像被什么东西捂住的电话铃声。

一天傍晚，我让电话铃声响了十一遍，正想挂断电话时，突然他接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疲劳不堪。

“你越来越变得像个陌生人了。”我说。

他的嗓音显得很迷惑：“陌生人？我两三天前还见到你呢。”

“你指的是两周之前。”

“哦，见鬼。”他说。

“我有6罐一件的啤酒，你想要——”

“是呀，我喜欢。”他叹了口气说，“快过来吧。”

当他打开房门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吓了一跳，是梅耶斯的模样呢，还是他在那套公寓房的所作所为。

先说梅耶斯。他身材一直瘦削，但是如今看上去骨瘦如柴，憔悴不堪。

他的衬衫和牛仔裤弄得皱巴巴的，一头红发乱糟糟地纠结成一团，眼镜后面的双眼充满血丝。他连胡子也没刮过。当他关上门后伸手去拿啤酒时，那只手有些发抖。

他的房间塞满了、覆盖着——我不知该怎样表达如此绚丽而凌乱的令人惊愕的效果——凡多恩画作的印刷复制品。墙上每一英寸都挂满了画，包括沙发、椅子、书桌、电视机、书架上都有。还有那些窗帘、天花板上也有画，只是在地板上留了一条狭窄的通道。线条蜿蜒盘旋的向日葵、橄榄树、牧草地、天空以及溪流环绕着我，包围了我，似乎伸出手来就能触及到我。

与此同时，我有一种被吞噬的感觉。画中物体因为边缘朦胧而仿佛彼此交融，进而每一幅画也仿佛融进了另一幅中。我身处色彩的混沌中哑口无言。

梅耶斯痛饮了几口啤酒，我对房间目瞪口呆的反应使他感到有些窘迫，他朝着那些画的漩涡作了个手势：“我料想你可以说：我全身心地投入在自己的工作中了。”

“你上一顿饭是在什么时候吃的？”

他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

“不出我所料。”我从满地图画中空出来的那条狭窄通道里走去，拎起电话来说，“我请你吃比萨。”在最近的那家比萨饼店中我要了一份最大的比萨王。虽然他们不外卖啤酒，但是在我的冰箱里还有一件6罐装的啤酒，而且我觉得我们需要喝些啤酒。

我搁下电话说：“梅耶斯，你究竟在干什么？”

“我告诉过你了。”

“全身心地投入到画中？得了吧。你缺了很多课，天晓得你有多久没洗澡了。你的模样真糟糕。你和斯图文森的交易并不值得以健康为代价。告诉他你改主意了，去找一个更容易应付的论文导师。”

“斯图文森与此毫无关系。”

“真是见鬼，那又跟什么有关系？综合考试的结束，就是论文忧郁症的开端？”

梅耶斯一口饮尽罐中剩下的啤酒，又伸手去拿另一罐，接口道：“不，蓝色代表疯狂。”

“什么？”

“那是一种模式。”梅耶斯转身面向着那些线条蜿蜓盘旋的印刷复制品。“我按照其创作年代的顺序仔细研究过。凡·多恩变得越疯狂时，所用的蓝色就越多。而橙色是他代表痛苦的颜色。你若将这些画与凡·多恩在传记中所描述的个人危机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橙色的相应用途。”

“梅耶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请原谅我说你做事不用脑子。”

他大口咽下更多的啤酒，然后耸耸肩膀，似乎表示他并不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行为。

“听着，”我说，“一个极具个性的色彩标记，一个在情感和颜料之间的连接点，这全是胡说八道，我应该知道。你是个历史学家，但我是个画家，我告诉你，不同的人对色彩的反应是不同的。不用理会那些广告代理商及其理论，说什么有些色彩有助于更好地销售其产品。那都取决于画的内容，取决于时尚的趋向。今年‘流行’的色彩就是明年‘淘汰’的色彩。但是一位真正的优秀画家，不管使用什么色彩都将带给他最出色的效果。他只对创作感兴趣，画是不是有销路他不管。”

“凡·多恩本来可以在他的画作中加入流行色彩，好增加销路。”

“毫无疑问，这可怜的混蛋命不够长，画还没来得及开始流行他就死了。不过橙色代表痛苦，蓝色意味疯狂又算什么名堂呢？如果你对斯图文森这么说，他会把你扔出办公室。”

梅耶斯摘下眼镜，揉揉鼻梁说：“我也这么觉得……也许你说得对。”

“没有什么也许，我是正确的。你需要吃点东西，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一幅画就是将色彩和图案结合在一起，人们或许喜欢，或许不喜欢。艺术家凭借直觉，利用他掌握的一切技巧，尽他最大的努力作画。但是即便在凡·多恩的作品中有什么奥妙，也不会是色彩标记。”

梅耶斯喝光了第二罐啤酒，苦恼地眨眨眼睛说：“你知道昨天我发现了什么？”

我摇了摇头：“致力于分析凡·多恩的几位评论家……”

“他们怎么啦？”

“他们都变疯了，像他一样。”

“什么？不可能。我研究过凡·多恩作品的评论家，他们和斯图文森一样墨守陈规、古板僵化。”

“你指的是主流派学者，那些从不逾越界限的人物。我所说的是那些真正出色的评论家，那些尚未被世人认可天才的人，正如当年凡·多思不被世人认可一样。”

“他们怎么了？”

“他们遭受痛苦，和凡·多恩一样。”

“他们被送进疯人院了吗？”

“比那还糟糕。”

“梅耶斯，别卖关子了。”

“那种相似的情节太使人惊愕了。他们每个人都试图作画，模仿凡·多恩的风格。而且恰好像凡·多恩一样挖出了自己的眼睛。”

我猜事情到此已十分明显——梅耶斯是个被你称为“神经过敏的人”，这不是故意要贬低他。实际上他做事动辄冲动，也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还有他的想像力，我都喜欢。和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感到枯燥乏味。他爱动脑筋，又渴望学习，而且常用他的激情感染我。

事实是我需要所能得到的一切鼓舞。我并非是个蹩脚画家，根本不是。

但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当我快读完研究生时，我开始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画顶多只能算是“有点意思”。我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我很可能充其量只能在某广告公司代理处担任商业画家，再要取得进一步的成绩就难于登天了。

然而在那天晚上，梅耶斯的想像力并不令人鼓舞，却十分骇人。他对画家的热情都是阶段性的。诸如艾尔·格列柯、毕加索、波洛克等。每个人都令他投入到着魔的地步，只不过到头来他喜欢完了这一个再找下一个，然后再找下一个。当他锁定凡·多恩时，我猜这仅仅是另一个使他迷恋的目标。

但是在他房间内凡·多恩的画作复制品乱作一团，表明他已经得了更严重的强迫症。我对他所坚称的，所谓凡·多恩的作品中蕴含奥秘之说持怀疑态度。伟大的艺术毕竟深奥玄妙，难以解释。你可以分析其技法，你可以解析其对称性，但是神妙之处最终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天才是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的。据我所知，梅耶斯一直使用的“奥秘”一词，其实就是无可比拟的才华横溢的同义词。

当我意识到他真正的意思是凡·多恩有一个秘密时，我大吃一惊。他眼中的痛苦同样让我大吃一惊。他所提及的疯狂，不论是凡·多恩本人的，还是他的评论家的，都使我担心梅耶斯本人正在崩溃。以上帝的名义，他们真的挖出了自己的眼睛？我通宵守着梅耶斯，直至早上5点。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使他相信需要休息几天。我们喝光了我买来的6罐一件的啤酒、存放在我冰箱里的6罐装，而且又从公寓另一头一名美术专业学生那儿买来6罐。在晨光曦微时，梅耶斯打起了瞌睡。我摇摇摆摆地返回自己房间之前，他喃喃地说我是正确的。他需要休息。他还说他会打电话给他家人，问一问他们是否能为他支付返回丹佛的机票钱。

由于宿醉未醒，我直到傍晚才起床。讨厌的是我已经误了几节课。我洗了个淋浴，努力不去理睬昨晚那个比萨饼的滋味。当我打电话给梅耶斯而无人接听时，我毫不奇怪，他可能跟我一样感觉糟糕。但是在夕阳西下之后，我先是打电话给他，然后又敲他的门，这才急起来。他的房门紧锁，因此我跑到楼下去向房东太太要钥匙。那时我见到信箱口塞的留言条。

说话算话。需要休息一下。回家去了。有事联系。保持冷静。好好作画。我爱你，伙计。你永远的朋友。

梅耶斯我的喉咙火烧火燎地疼。他永远不会回来了。从那以后我只见过他两次：一次在纽约，一次在……

我们先说纽约。我完成了毕业项目——一系列风景画，是关于依阿华著名的一望无垠的天空、肥沃的黑土和森林茂密的山丘。一个本地的主顾付50美元，买走其中的一幅画。我将三幅画赠送给大学的附属医院。其余的不知去向。

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世人不会枉费苦心地等待我碌碌无为的努力。我没有痴心妄想能成什么气候，而是在麦迪逊大街广告代理公司找了份商业美术家的工作。我设计的啤酒罐在这一行中算是佼佼者。我邂逅了一位既聪慧而又迷人的女士，她在一家化妆品公司营销部工作，也是我的广告公司的一名客户。业务会议为我们创造了共进私人晚餐的机会，继而是一夜夜持续整晚的亲热。我求婚，她同意了。

她说：我们将生活在康涅狄格州。那当然。

她还说：一旦时机适宜，我们也许会有几个孩子。

那也自然。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梅耶斯打来的电话。我不清楚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哪里。我还记得他气喘吁吁的声音。

“我发现它了。”他说。

“梅耶斯吗？”我乐呵呵地说，“是真的——你好吗？你上哪儿——”

“我告诉你呢，我发现它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

“还记得么？凡·多恩的秘密！”

我感到一阵激动，我确实想起来了——梅耶斯所带给我的兴奋，在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充满奇思妙想、展望未来的谈话——白天，尤其是夜晚，当灵感和未来向我们召唤时。“凡·多恩？你仍然在——”

“是的！我是正确的！是有一个秘密！”

“你这个疯子，混蛋！我不在乎什么凡·多恩，但只在乎你！你为什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玩失踪！”

“我是没办法。我不能让你成为绊脚石，不能让——”

“那是为了你好！”

“那是你的想法，可我是对的！”

“你在什么地方？”

“正在你期望我去的地方。”

“看在昔日友情的面上，梅耶斯，别使我失望。你在哪里？”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你会等在那儿吗，梅耶斯？我去找一辆出租车好吗？我实在迫不及待要见你。”

“我也迫不及待地要让你瞧瞧我见到的东西。”

我推迟了一个交稿的最后期限，取消了两个约会，并告诉我的未婚妻我不能在晚饭时跟她见面了。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愠怒，但是梅耶斯事关紧要。

梅耶斯站在入口处柱子的后面，他虽然面色憔悴，但是眼睛却灿若星光。我和他紧紧拥抱，一边说：“梅耶斯，真是太好了——”

“我想让你看看某样东西，快点。”

他拽着我的外套，朝房内疾步走去。

“你这段时间在哪儿呀？”

“稍后我会告诉你。”

我们进入后印象派画家画廊。我一头雾水地跟随梅耶斯，任由他迫不及待地让我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对凡·多恩的一幅画作《晨曦中的冷杉树》。

我还从未见过这幅原作，印刷品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为女性化妆品画了一年的广告后，我的才艺已经荒废。凡·多恩的震撼力使我几近落泪。

为了我毫无创意的画技。为了一年前被我弃之脑后的青春的激情。

“瞧！”梅耶斯说。他扬起胳膊，朝那幅油画作了个手势。

我皱起眉头，观望着。

我花了好长时间——一小时，两小时——加上梅耶斯循循善诱的独到见解，我全神贯注。随后，终于，我看见了。

深深的羡慕变成了……

我的心跳加速。当梅耶斯的手最后一次顺着线条在画面上掠过时，当一名一直在观察着我们的越来越警觉的保安员大步走来，想阻止他用手触摸画布时，我觉得仿佛拨云见日，视线豁然开朗。

“主啊！”我叹道。

“你明白啦？那些灌木，那些树，那些枝条？”

“是啊！哦，上帝！是的！为什么我先前——”

“先前没注意？因为它没有在印刷品中出现，”梅耶斯说，“只是在真迹中有。而且效果深藏不露，你得研究它们——”

“花一生的时间都不够。”

“过了这么久，但是我知道，我是对的。”

“一个秘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父亲——我多么爱他——带我去采蘑菇。我们从城里开车出发，翻越一道带有倒钩的铁丝网，步行穿过一个片林，最后到达一片堆着枯死榆木的斜坡。我父亲叫我在斜坡的顶部找，而他在坡底找蘑菇。

一个小时后，他带回两大纸包满满的蘑菇。可我甚至一只也没采到。

“我猜想你那地点很走运。”我说。

“但是蘑菇都在你周围呀。”我父亲说。

“都在我周围？啥地方？”

“你没有仔细去看。”

“我走遍这个斜坡有五遍了。”

“虽然你搜寻过了，但是你没有真正看见。”我父亲又解释道。他捡起一根长长的树枝，指向地面。

“顺着这根枝条的末端往下看。”

我看见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心中涌动的那种灼热的兴奋感——蘑菇像变魔术般地出现了。当然它们自始至终一直在那儿，它们十分适应周围的环境，色彩像枯叶，形状像一片片木头和一块块的岩石，所以在无知的眼睛里它们是不存在的。不过一旦我的视线调节好之后，一旦我的大脑重新评估它接收到的视觉印象，我看见到处都是蘑菇，好像成千上万。我一直站在蘑菇丛中，从蘑菇上面走过，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们，却对此视而不见。

当梅耶斯指引着我看到凡·多恩的《晨曦中的冷杉树》中几张小小的脸时，我感到无比震惊。大多数脸都小于四分之一英寸，画中的暗示和启发、圆点和曲线，都与自然风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们并非是真正的人类，但它们确有口、鼻、眼。每张嘴巴是一个黑森森的咧开的无底洞，每个鼻子是一道参差不齐的狭长伤口，每双眼睛幽暗得就像绝望的阴沟口。那些扭曲的面孔，似乎要在极度痛苦中发出尖叫。我几乎能听见他们痛苦的尖叫声，撕心裂肺的号啕。我不禁联想起被打入地狱里的永世不得翻身的罪恶灵魂。

一旦我注意到那些面孔，它们就从油画盘旋扭曲的纹理中浮现出来。

无数张脸使得画中的风景本身成了幻影，而鬼魅般的脸却成了现实。那些冷杉树则变成了一丛丛蠕动着的手臂，一具具在痛苦中煎熬的无头裸体躯干，令人感到恶心不已。

在那个保安将我拉开的瞬间，我在震惊中后退了几步。

“别碰那幅——”保安喊道。

梅耶斯已经跑过去指着另一幅凡·多恩的原作——《山谷里的柏树》。

我紧跟其后，现在我的眼睛知道该寻找什么，于是，我在每根树枝、每块岩石里面看见了小小的痛苦的面孔。画布与它们挤成了一团。

“主耶稣啊。”

“还有这个！”

梅耶斯急匆匆地走向那幅《收获季节的向日葵》，视线仿佛又一次豁然开朗：我不再看见花朵，却看见痛苦的面孔和扭曲绞缠的肢体。我踉踉跄跄地后退，直到觉得有条长凳抵住了我的双腿，便一屁股坐了下来。

“你说得对。”我说。

那个保安站在附近，怒容满面。

“凡·多恩确实有个秘密。”我又说。我匪夷所思地摇摇头。

“它解释了一切，”梅耶斯说，“这些极度痛苦的面孔赋予他的作品以深度。它们都是暗藏在画中的，但我们能感觉到，我们能感受到隐匿在痛苦之下的那种美感。”

“但是他为什么要——”

“我认为他别无选择。他的天才驱使他疯狂。我猜，这就是他眼中的真正世界。这些面孔就是他与之肉搏的恶魔，也是出于他疯狂而创作的痛苦不堪的作品。它们并非是插图画家讨人喜欢的小玩意儿。只有一个天才能够将它们展示给全世界看，而且能够完美地将其融入风景，以至于旁人都看不出来。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这太可怕了。”

“无人看得出吗？你看出来了，梅耶斯。”

他微笑道：“也许那意味着我疯了。”

“我对此表示怀疑，朋友。”我也报之以微笑。“它恰恰意味着你坚持不懈，这将使你名声大振。”

“但我尚未得出最后结论。”梅耶斯说。

我皱起了眉头。

“迄今为止我所发现的，只不过是视觉幻象导致的一个令人心驰神迷的个案。痛苦的灵魂在无与伦比的美的影响下扭曲蠕动，或者说痛苦的灵魂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美。我称之为‘第二形象’。在你的广告作品中，我猜想可以称做‘潜意识’。但这与商业无关，这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他将其惊世骇俗的才华融入了疯狂的幻想。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你在说什么呀？”

“这里的油画还不能提供足够的范例。我曾在巴黎和罗马，在苏黎士和伦敦见过他的作品。我在我父母的耐心和我自己良心许可的限度内，向他们借钱。但现在我明白了，也知道了必须去做什么。那些痛苦的面孔始于1889年，当时凡·多恩声名狼藉地离开巴黎。他的早期油画乏善可陈。他在法国南部的勒弗吉定居。六个月后，他的天才突然间进发。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下，他开始作画。接着又返回巴黎，展出他的作品，但是无人赏识。他不断地画，不断地展示——但还是无人问津。他便重返勒弗吉，达到了天才的巅峰，并且变得彻底疯狂。他不得不被人送进疯人院，但在此之前他还没有挖出自己的双眼。那就是我的论文题材。我打算跟踪研究他的历程。将他的油画与他的自传配合对照，来显示当他的癫狂状态加剧之时，那些面孔如何随之增加而且变得更加严酷。我想要戏剧地再现他灵魂中的骚动，再现他如何将自己的幻觉强行加在每幅风景画中。”

对事情采取一种极端的态度，从而使其更加极端化，这是十分典型的梅耶斯作风。请不要误会，他的发现非比寻常，但是他不知道何时能见好就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看过足够多的书，懂得“心理评析”，即尝试着把伟大的艺术当做神经官能症来分析，实际上是将“心理评析”看做疯癫的代名词。如果梅耶斯呈交给斯图文森一篇心理学分析的论文，那倒正合了那个自以为是的混蛋的心意。

有关梅耶斯如何处置他的发现，成了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使我感到更心烦意乱。他说过：我打算对凡·多恩的历程作跟踪研究。在离开博物馆，我们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后，我方才意识到梅耶斯实际上指的是怎么回事。

“我要去法国南部。”他说。

我诧异地直视着他说：“你不是指——”

“勒弗吉？你说对了。我要在那儿撰写论文。”

“不过——”

“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宜？正是在那个村庄，凡·多恩遭受了精神崩溃的痛苦，而且最终变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甚至还会租住他过去住过的房间。”

“梅耶斯，哪怕对你而言，这听上去都太离谱了。”

“但是我这么做完全有理由。我需要让自己身临其境，需要一种氛围，一种历史感。好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上次你全身心地投入时，凡·多恩画作的复制品塞满了房间，不睡觉，不吃喝，不洗澡。我希望——”

“我承认自己太投入。然而上次我还不明白我在寻求什么。现在我已发现了它，我状态良好。”

“我看你好像有点神经过敏了。”

“一种视觉幻象。”梅耶斯眨眨眼。

“来吧，我请你喝两杯，再一起吃顿饭。”

“对不起，我不能去。我得赶飞机。”

“你今晚就要离开吗？但我一直没见你，自从——”

“当我完成那篇论文时，你可以请我吃饭。”

我永远也不能请他吃饭了。此后我仅见过他一次，因为他两个月后寄了封信给我，或者说是请他的护士代寄的。她按照他的口述写下来，而且加入了她自己的解释。毫无疑问，梅耶斯弄瞎了自己。

<small>你说得对，不应该走。但是我什么时候听取过忠告呢？我老是自以为是，对吗？现在已为时晚矣。那天在会面时我拿给你看的东西——上帝保佑我，还有更多。发现了真相，无法忍耐。别犯我同样的错误，求你，永远不要再看凡·多恩的画作。受不了痛苦，需要休息，我要回家。保持冷静，好好作画。爱你，伙计。</small>

在信尾附言中，那位护士为其英语水平抱歉。她说，她有时在里维耶尔照顾一些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才不得不学习英语。她能听懂，但她的书写和口头表达就不行了。她希望她写的这封信我能看懂。我看不太懂，但这不是她的过错。她还说梅耶斯遭受剧痛的折磨，用了吗啡才安定下来，神志不太清楚。他的信没有前言不搭后语是个奇迹。

你的朋友一直呆在我们惟一的旅馆内。那位经理说他睡眠甚少，吃得更少。他抱定研究不放，房内挂满凡·多恩画作的复制品。他努力沿袭凡·多恩的日常作息时间表。他索要颜料和画布，拒绝用餐，而且不愿开门。三天前一声尖叫惊醒了经理。门被堵住了，请来三个男人才把门砸开。你的朋友使用一支画笔的尖利末端挖出了自己的双眼。这儿的诊所技术是一流的。

你的朋友的身体将会恢复，但他永远也看不见东西了。而且我为他的神志而担心。

梅耶斯曾说他打算回家，那封信花了一个星期才送达我处。我猜他的父母事发后会立即接到电话或电报通知，屈指算来如今他也许已回到美国。我知道他父母住在丹佛，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因此我与问讯处联系，并打电话给在丹佛的每一个姓梅耶斯的人，直到取得联系为止。我找到的不是他父母，而是替他们家照看房子的一位朋友。梅耶斯的遗体还没有用飞机运回美国。他的父母去了法国南部。我赶上了最早的下一个航班。航班早晚并不重要，但是我本来应该在那个周末结婚。

勒弗吉位于离尼斯50英里的内陆地区。我雇佣了一名司机随同前往。

蜿蜒的道路穿过橄榄树茂密的果园和农场，翻过柏树环抱的山丘，好多山路紧贴着悬崖峭壁的边缘。穿过其中的一个果园时，我毛骨悚然地确信我以前一定见过这地方。进入勒弗吉地域时，我那似曾相识的感觉愈发强烈。那个村庄似乎仍然停留在19世纪。除了电话架线杆和输电电缆外，它的模样正和凡·多恩笔下所画的一模一样。我辨认出那些凡·多恩笔下著名的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以及乡土气息浓厚的店铺。我打听了一下方向，找到梅耶斯及其父母并不难。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朋友时，殡仪馆人员正在合上他的棺材顶盖。我无法再追溯他去世时的一些细节，尽管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还是渐渐地明白了，正如护士在便条中向我保证的那样，当地的诊所技术是够精良的。天下苍生都是平等的，但愿他永垂不朽。

然而他神志受损是另外一回事。他曾经抱怨头疼，情绪也日益低落，甚至服用吗啡也无济于事。看护人只离开了他一分钟，他看上去像在熟睡。在那短暂的一分钟间歇时间里，他设法从床上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摸索着穿过房间，去找一把剪刀。他用力拉下头上的绷带，用剪刀猛地刺入空空的眼窝，试图挖出他的脑浆。在他达到目的之前，他就倒在了地上，但是造成的。

伤害已经足够了。死亡只花费了两天时间。

他的父母亲面容苍白，由于震惊显得语无伦次。我想方设法隐藏了自己的震惊，尽力安慰他们。尽管在那几个可怕的小时里我有些迷迷糊糊，但我注意到了某些与梅耶斯的死不相关的细节，那意味着我的大脑试图恢复正常。梅耶斯的父亲穿着一双名贵的懒汉皮鞋，戴了块劳力士金表。在研究生院里，梅耶斯依靠紧巴巴的经济预算过活。我还不知道他来自一个有钱人家。

我帮助梅耶斯的父母安排将他的遗体用飞机运回美国。我陪同他们去尼斯，当他们看着装有梅耶斯棺材的条板箱装进飞机的行李舱时，我也陪伴在他们身边。我握着他们的手并与其紧紧拥抱。我一直等到他们呜咽着步履艰难地走进登机通道。一个小时后，我又返回勒弗吉。

我回去是因为一个承诺：我想减轻他父母的痛苦——以及我自己的，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你们有太多需要料理的事情，”我曾对其父母说，“长途跋涉赶回家里，去安排葬礼事务。”我感到喉头哽咽。“让我帮忙吧。我留在这儿办理后事，付清他所有的欠款，整理好他的衣物而且……”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将他的书籍和一切东西给你们送回家。我来干那些事。我想这是做好事。求求你们，我需要做点事。”

为了实现他的雄心，梅耶斯在那个村庄里惟一的旅馆内，设法租到了凡·多恩曾经住过的那个客房。对于能够租到这个房间，你无须感到惊讶。

旅馆经营方利用这个房间来替旅馆做广告。一场灾祸宣布了这个房间的历史价值。房间里面的家具摆放和凡·多恩住在那儿时一模一样。那些旅游者为了证实传闻，特地付钱进屋参观，并为天才的遗迹而叹息。在这个季节旅馆的生意清淡，而梅耶斯的父母却是有钱人。梅耶斯慷慨地付了一大笔钱，加上他典型的热情态度，他说服了店主将房间租给了他。

我租下另一个房间——更像是个壁橱——沿大厅的一面有两扇门。我进入凡·多思散发着霉味的圣地收拾我亲爱的朋友的财产时，我的眼睛依然由于流泪而火辣辣的。到处都是凡·多恩油画的复制品，有几幅画上还溅有干了的血迹。我心如刀绞，将这些画收作一堆。

随后我发现了那个日记本。

在研究生院，我曾学过以凡·多恩作品为重点讲解对象的后印象主义课程，而且读过凡·多恩日记的影印本。出版者将手写的一页页日记翻印下来，装订成册，加入简介、译文以及脚注。那本日记从开头就晦涩难懂，但是当凡·多思对其画作变得更为狂热时，当他的精神崩溃更加严重时，他的文字陈述亦恶化得谜一般令人费解。他的手迹——甚至在他清醒时亦难见工整之处——迅速发展到失控状态，在他急于释放疯狂的思想之时，最终变成如同刀劈斧砍般难以辨认的直线和曲线。

我坐在一张木头小书桌旁边，逐页地通读那本日记，辨认在数年前我读过的那些短语。每阅读一篇日记，我的腹内就如同加上了一块冰。因为这本日记并非是出版的影印本，而是一个笔记。尽管我愿意相信梅耶斯令人难以置信地想方设法搞到了原始的日记本，但是我知道那是在自欺欺人。日记本的纸张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泛黄变脆，蓝色的墨水也没有退色到被泛出的棕色所掩盖。笔记本是最近买来并写上字的。它不是凡·多恩的日记本，而是梅耶斯的东西。在我腹中的冰块又变成了熔岩。

我的目光离开那本簿子，一眼瞅见书桌另一边有个书架，还有一沓另外的笔记本。我心怀忧虑地一把抓了过来，在一阵恐惧中翻阅起来。我感到胃里翻江倒海，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每本笔记的内容全都一样，里面的每个字都分毫不差。

我抬头再看那书架，发现了原稿的影印本，再把它跟其他笔记对比时，我的双手不禁颤抖不止。我想像着梅耶斯表情激动而狂热，坐在这张写字台旁，照着这本日记一字一句，一笔一画，连刀劈斧砍般的直线和曲线都在力模仿时，我不禁呻吟起来。整整抄写了八遍！梅耶斯真正地做到全身心投入，竭尽全力地将自己融入到凡·多恩日瓦解的理智当中去，而且最终他成功了。凡·多恩用来挖出他双眼的利器，就是画笔尖利的末端。在精神病院里，凡·多恩用一把剪刀以刺穿大脑的式走完了他的职业生涯。当梅耶斯最终崩溃时，他与凡·多恩之间还有什可怕的区别？我用双手捂住脸，从我抽搐的喉咙里憋出了啜泣声，它似乎永无休止……我的意识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极度痛苦。（“橙色代表痛苦”，梅斯说过。）我的理性拼命地与悲痛抗争。（“那些致力于分析凡·多思的撼评家们，”梅耶斯曾说，“那些尚未被赏识的天才们，正如凡·多思未被认可一样，他们遭受了苦难……就像凡·多恩一样，他们挖出了自己眼珠。”）他们都是用画笔干的吗？我在揣测。那些情节是否完全一致？而且最终他们也用剪刀去刺穿大脑吗？我愁容满面地对着那堆被我收起来的复制画。还有好多画依旧团团围住我——在墙上、地板上、床上、窗户上，甚至在天花板上。一片纷乱的色彩，一股绚丽的旋风。

至少我曾经将它们认作绚丽辉煌。但如今我有了梅耶斯的点拨，有了我在大都会博物馆里获得的视觉效果，我看见沐浴在阳光下的柏树、田野、秉园和草坪的背后，朝着它们隐秘的黑暗面，朝着那些小小的交缠的手臂和张开的嘴巴，隐藏着痛苦不堪的黑色眼睛，和纠结成一团的蠕动的蓝色躯体。

（“蓝色代表疯狂”，梅耶斯说过。）只要稍微转换一下感受角度，果园和草地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地狱里一层层被禁锢在塔里的令人恐怖的灵魂。凡·多恩真正开创了印象派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造物主辉煌的感召下，他创造出他所厌恶的那些挤作一堆的形象。他的画不是表现颂扬的，而是表现憎恶。凡·多恩所见之处都是他自己的梦魇。橙色代表痛苦，真的，如果你对凡·多恩的痛苦沉迷时间太久，你自己也会变得疯狂。（“求求你，永远也别再看凡·多恩的画”，梅耶斯曾在信中说过。）在梅耶斯精神崩溃的最后阶段，他有没有莫名地突然清醒，并试图警告我？（“无法忍受痛苦，需要休息，需要回家。”）他以一种我永远料想不到的方式，真的回了家。

我又产生了另一种可怕的念头。（梅耶斯在一年前曾说：“那些致力于分析凡。多恩的批评家，他们每个人都尝试过用凡·多恩的风格作画。”

像被磁铁吸引住一般，我调转目光越过杂乱的复制品，锁定在对面的一个角落，那墙面上斜靠着两幅油画原作。我浑身颤抖着站起来，犹疑不决地走近它们。

它们是美术业余爱好者的作品。梅耶斯毕竟是位艺术历史学家。那两幅画的色彩运用十分笨拙，尤其是那些橙色和蓝色的色块。柏树画得十分粗略。在柏树下的地面上，那些岩石看上去像是卡通画，天空也缺乏质感。但我知道其中的那些黑色的圆点暗示着什么。我也能理解那些蓝色小裂缝的用意。那些小小的苦恼的面孔和交缠着的肢体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即便梅耶斯缺乏天赋将它们描画出来。他感染了凡·多恩的疯狂。他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一样，剩下的只有等死。

我从心灵深处发出感叹。当村里的教堂钟声敲响时，我祈祷我的朋友永远安息。

我离开那家旅馆时，天已经黑了。我需要步行一段路，以便逃离那个黑洞般的房间，去感受自由，去思考问题。但是心中的疑问令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沿着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朝着村里的那家诊所走去——在那儿，梅耶斯完成了他在凡·多恩屋内开始做的事。我向值班台询问了一下，5分钟后又向一位颇具魅力的、三十来岁的黑发女子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那位护士的英语水平还算不错，她说她的名字叫克拉丽丝。

“你照顾过我的朋友，”我说，“你给我寄过一封他口述的信件，而且附上一张你自己的字条。”

她点了点头：“他令我担心不已，他显得十分苦恼。”

前厅里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噪音。我们坐在长凳上。

“我想试图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自杀，”我说，“我认为自己知道，但我乐意听取你的看法。”

她那双明亮而聪明的淡褐色眼睛突然间变得有些戒备：“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得时间太久。他专心研究得太多。”她摇摇头，随后便凝视着地板。

“人的头脑可能成为陷阱，也可能变为折磨。”

“可是他刚来此地时，是不是很兴奋？”

“是的。”

“除了他的潜心研究，他的行为举止是不是像在度假一样？”

“十分像。”

“那么是什么使他起了变化？我的朋友有些不寻常，我也同意此看法，即我们称之为神经质。但是他喜欢潜心研究。过度劳作可能使他显得有些病态，但是他还是万分渴望获取点东西的。他的身体虽说没什么过人之处，可他的大脑却是才华横溢。究竟是什么颠覆了原先的平衡，克拉丽丝？”

“颠覆……”

“使他抑郁而不是兴奋。他获取了什么，使得他——”

她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说：“原谅我，20分钟前我就下班了。有朋友正等着我呢。”

我的声音变得艰涩起来：“当然，我也不想耽误你。”

站在诊所外面，位于入口处的灯光下，我瞅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方才奇地看见几乎是11点半了。我筋疲力尽，双膝酸痛。一天的伤痛让我无食欲，但我知道应该吃点东西。在走回旅馆的餐厅之后，我点了一份鸡肉三明治和一杯夏布利酒。我本打算回客房去吃，但根本就没回去。凡思的房间和那本日记统统在向我招手。

那份三明治和葡萄酒变得索然无味。回到那间房后坐在写字台前，置身于凡。多思画作复制品的盘旋纷乱的色彩和隐藏着的恐惧中，我打开一本笔记努力去解读。

敲门声使我转过身来。

我又瞟了一目艮手表，惊奇地发现小时像分钟一样过得飞快，此时差不多已是凌晨2时。

敲门声又响起，声音很轻却坚持不懈。是旅馆经理吗？“请进，”我用法语说，“门没有锁。”

门上的球形把手转动了，房门悄然洞开。

克拉丽丝走了进来。这次她没穿护士装，而是穿着一双旅游鞋和牛仔裤。一件紧身的黄色毛衣，将她浅棕色的眼睛衬托得楚楚动人。

“我来道歉，”她用英语说，“在诊所里我一定显得有些唐突。”

“没关系。你有个约会，我耽误了你。”

她害羞地耸耸肩道：“我有时太晚离开诊所，没机会去见我的朋友。”

“我完全理解。”

她伸出一只手去捋捋那一头茂密的长发，然后说：“我的朋友感到疲倦了。我步行回家时，路过旅馆，见到这儿灯亮着。希望也许是你……”

我点点头，等待她说下去。

我感觉到她一直在回避什么问题，但接着她转向那个房间，转向我在画作复制品上发现干涸血迹的地方。“那天下午当旅馆经理打电话给我们时，我和医生尽快地赶来了。”克拉丽丝凝视着那些复制品。“这么美丽的画怎么能引起那么多的痛苦？”

“美丽？”我瞥了一眼那些小小的咧开的嘴。

“你不能留在这里。别犯你朋友同样的错误。”

“错误？”

“你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受到了极度震惊。你需要休息一下。你将会像你朋友那样筋疲力尽。”

“我正在彻底调查他的一些情况，将把那些画整理好，送回美国去。”

“你得快点，你不能因为想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而折磨你自己。置身于使你朋友失去理智的环境对你没好处。别再增加你的悲哀了。”

“置身于？我的朋友一定会说‘沉浸于’。”

“你看起来已筋疲力尽，来吧。”她伸出了手，“我带你去你的房间，睡眠会减轻你的痛苦。如果你需要一些药丸来帮助你……”

“谢谢。不过还不必用镇静剂。”

克拉丽丝继续伸着手，我便牵着她的手向门廊走去。

在那一刻我回过头望着那些美丽与恐惧相互交映着的复制品。我为梅耶斯默默地作了一声祈祷，关上电灯，锁上房门。

我们穿过大厅，进了我的房间，我坐在床上。

“睡得长点，睡得香点。”克拉丽丝说。

“我希望如此。”

“我真同情你。”她亲吻我的脸颊。

我抚摸她的肩膀，她的嘴唇移向我的嘴唇，她的身子斜靠着我。

我们双双沉向床榻。在静默中我们开始做爱。

睡眠降临犹如她的香吻，温柔而令人窒息。

但在我的梦魇中，我看到了小小的咧开的嘴巴。

灿烂的阳光穿过我的窗户。睁开刺痛的双眼，我看了一眼手表——10点半。我的脑袋涨痛。

克拉丽丝在我的写字台上留了张字条：昨晚之事出于同情心，为了分散和减轻你的忧伤，做了你愿意做的事。收拾好你朋友的物品，将它们送去美国，你随同前往。不要犯你朋友同样的错误。不要像你说他曾说过的——“沉浸于”其中。不要让美丽带给你痛苦。

我打算离开，我真的相信。我打电话给旅馆前台，请服务台职员送上来几只盒子。我洗了个淋浴并刮了胡子后，便去梅耶斯的房间，收拾完那一堆复制品，又把书籍和衣服各整理成一堆。我把所有的物品塞进盒子里，然后环顾四周以确定我没忘记任何东西。

还有另外两幅梅耶斯画的油画仍然斜靠在一个角落，我决定不带走它。

正当我要关上盒盖时，却看见那本笔记本在龠子单。

我又一次翻阅那本笔记，各种文章抓住了我的眼球。凡·多思对于失败的职业生涯感到沮丧。他离开巴黎来到勒弗吉的原因——艺术家的令人窒息和飞短流长的社会环境，势利的评论家们以及他们对他早期成的轻蔑反应。需要将自己从传统习俗中解放出来。需要取消自己的唯美义政治观，像狗屎一样抛弃它。要找出从未被画过的东西。去主动感受。面或许他不知道。在刺瞎双眼之前他的最后那幅作品画的是他自己。一个面庞消瘦，垂头丧气的男人，短而稀疏的头发，凹陷的脸颊，惨白的肤色，蓬乱的络腮胡。那幅著名的肖像画使我想起我想像中的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的样子，只是少了一副荆棘头冠而已。然而凡·多恩有一顶自己的荆棘头冠，不是戴在他头上，而是钉在他内心。隐藏在他蓬乱的络腮胡和惨白的面容背后，在那小小的咧开的嘴和交缠的躯体中已说明了一切。他突然间获得的幻觉已经使他受到太多的刺激。

当我阅读那本笔记的时候，再一次由于梅耶斯极力再现凡·多恩极度痛苦的语句和手迹而感到心如刀绞。接着我读到凡·多恩描写他心灵顿悟的那个部分：“勒弗吉！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感觉到了！画布！油画！创造和毁灭！”

在那段令人难解的语句之后，那本笔记——同时也是凡·多恩的日记——变得完全前言不搭后语了。所看得懂的只有重复的句子，一再提及剧烈的、日益严重的头痛。

我等候在那家诊所外面，当克拉丽丝到达诊所开始接班时是下午3点。

阳光十分耀眼，她的眼睛也闪闪发光。她身穿一条紫红色的裙子和一件浅绿色的女式衬衫。我能从心里感觉出她衣服的棉质手感。

当她看见我时，脚步显得有些踌躇。她挤出一丝微笑，向我走来。

“你是来道别的吗？”她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来向你提几个问题。”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要迟到了。”

“只需花上一分钟。我的法语词汇不够，我又没带字典。这个村庄的名字——勒弗吉，有什么含义？”

她耸耸肩，似乎表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没什么特别含义。从字面上直译就是‘棍子’。”

“就那么多？”

我皱起的眉头使她起了反应，便补充道：“也有比较粗略的对译词，比如‘枝条’、‘嫩枝’。比如说柳条，一位父亲可能用它来管教一个孩子。”她看上去神色不安。“它也可能是指代阴茎的俚语。”

“那么就没有其他的含义吗？”

“有些间接的含义，这些近意词越来越偏离它的真正含义了。也许指一根棍子，或一根竿子。就是声称能找到水的人，走过田野时握在手上的那种竿子。如果有水，那根竿子就应该弯下来。”

“我们称它为占卜杖。我的父亲曾告诉我，他见过一个真的让竿子弯曲的人。我总是怀疑那个男人用手把竿子拗弯了。你是否认为这个村庄的得名，是因为很久以前，某人用一根占卜杖在此找到水源？”

“这里的山丘拥有这么多的溪流和泉水，人们干吗还要大费周章地去找水？是什么使你对这个名字感兴趣？”

“我在读凡多恩的日记中发现的某种东西。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村庄的名字使他兴奋。”

“可是任何事物都能让他兴奋。他疯了。”

“很古怪。直到他在日记里写下那段话之后，他才发疯。”

“你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他的症状才显示出来。你不是精神病专家。”

我不得不同意她的说法。

“恐怕我又要失礼了。我必须去上班了。”克拉丽丝迟疑了一下，又说，“昨晚……”

“正如你在字条上所形容的。一种同情的姿态，一种减轻我痛苦的企图。你并未打算和我之间产生什么恋情。”

“请按我要求的去做，请你离开吧。别像其他人那样毁了你自己。”

“其他人？”

“就像你的朋友。”

“不。你说的是‘其他人’。”我脱口而出，“克拉丽丝，告诉我。”

她双眼向上一翻，似乎被逼到了墙角。“在你的朋友挖出眼睛后，我听见村里的街谈巷议，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议论。只不过是流言飞语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夸张了。”

“他们是怎么说的？”

她的眼睛向上翻得更厉害了：“20年前，有个男人来此研究凡·多恩。他在此呆了三个月，而且完全崩溃了。”

“他挖出了眼睛？”

“有消息传回来，说他在英国一家精神病院里弄瞎了双眼。10年前，又来了一个人。他用剪刀猛力刺入一只眼睛，一直捅进大脑里。”

我目瞪口呆，无法控制的一阵痉挛使我的双肩剧烈地颤抖起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问遍了那个村庄，没有人答理我。在旅馆里经理告诉我，他已决定停止出租凡·多恩那个房间。我得马上将梅耶斯的物品搬走。

“但是我仍能住自己的房间吗？”

“假如你愿意。我不建议你住那儿，但是法国毕竟还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付了账单，上楼将凡·多恩那几只打包好的盒子移到我的房间内。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惊奇地转过身去接听。

那是我的未婚妻打来的电话。我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

这个周末的婚礼怎么办？婚礼将不得不推迟。

当她啪的一声挂断电话时，我有些心虚。

我坐在床上，不禁回忆起上次我坐在那儿的情景，在我们做爱之前，克拉丽丝站在我面前。我抛弃了自己努力打造的生活。

一时间我很想给未婚妻回个电话，但是一种异样的强迫感迫使我对那些盒子，对凡·多恩的日记皱起眉头。在克拉丽丝附在梅耶斯的信件后面的便条里，她说，梅耶斯对研究变得如痴如醉，致使他连凡·多恩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想要尽力模仿。我又一次想到——到了最后阶段，梅耶斯和凡·多恩之间是否已变得难分彼此了？发生在梅耶斯身上的秘密就隐藏在日记中，就像那些遭受苦难的面孔隐藏在凡·多恩的油画中一样吗？我抓起其中一本笔记，一页一页地审视，寻找凡·多恩日常生活习惯的说明，就这么开始了我的工作。

我说过：除了电话架线杆和电线之外，勒弗吉似乎留在上一世纪。不仅那家旅馆，凡·多恩酷爱的小酒店，他常去买羊角面包当早点的那间面包房，全都依然还在。另外还有一家他喜欢去的小餐馆，现在依然在营业。在村庄的边上有一条原本有鲑鱼的小溪，下午有时候他就坐在这里喝上一杯。

小溪仍在汩汩流动，但在遭受了污染之后，鲑鱼早就灭绝了。按照凡·多恩在日记中记载的顺序和时间，我走遍了所有这些地方。

上午8点吃早饭，下午两点吃午饭，在鲑鱼小溪边喝一杯，到乡间溜达一圈，然后回到客房。一周之后，我就十分熟悉日记，不必再查阅了。

早晨是凡·多恩作画的最佳时段，光线最佳，他写道，傍晚是回忆和素描的时候。

我最终意识到，如果我不按照凡·多恩的时间表作画和素描，那么我就无法准确地跟上他的作息时间。我带上一本拍纸簿、画布、颜料和一块调色板，所有我所需要之物，自从离开研究生院后，我第一次试着去创作。我使用了凡·多恩欣赏的当地风光作为题材，画出你所预料得到的东西：全是凡·多恩画作的缺乏灵感的翻版。没有新发现，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东西最终毁掉了梅耶斯的理智，我感到索然无味。我的钱快用完了，我准备放弃。

我有种心烦意乱的感觉，我好像错过了什么东西。在日记中有一部分。

凡·多恩的作息规律没有详细叙述。要么是有些地方我未曾注意到，尽管阳光照耀下，在曾经满是鲑鱼游弋的溪流岸边，克拉丽丝发现我正啜着葡萄酒。我察觉到她的身影，就转过身去面对着她在阳光下的剪影。

自从我们在诊所外面那次不太愉快的交谈以来，我已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她了。即使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她看上去也比我记忆中更美丽。

“你上次换衣服是什么时候？”她问。

一年前我也曾对梅耶斯这么说过。

“你需要刮刮胡子，酒醉得太厉害了。你的模样太糟糕了。”

我又饮了一口酒，耸耸肩说：“得了，你知道醉鬼怎么说他充血的眼睛——·你认为它们难看吗？我应该从我的侧面去看我的眼睛。”

“至少你还能开玩笑。”

“我开始在想，我本身就是笑话。”

“你当然不是笑话。”她在我身旁坐下，“你正在变得跟你朋友一样。你为什么不离开？”

“我在尽力。”

“那就好。”她摸到我的手。

“克拉丽丝？”

“什么事？”

“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她审视我的神色。“为什么？”

“因为我一旦得到正确的答案，我就会离开。”

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回到镇子之后，在我房内我向她展示那堆复制品。我忍不住想要告诉她有关画中包含的那些面孔，但她沮丧的面容阻止了我。她认为我实际上已经受够了折磨。

“我在下午散步时，去了凡·多恩选择作画的地点。”我在画中寻找着。“这是果园，这是农场，这是池塘，这是峭壁，如此等等。”

“是呀，我认出这些地方了，我都见过。”

“我希望我见到它们之后，也许就会理解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你告诉我他也去过那些地方，其中之一在离这村庄不超过5公里的半径之内。其中许多地点还距离很近。找到每个地点并不困难，只有一个地点除外。”

她没有问是哪个地点，而是神情紧张地揉着胳膊。

当我从凡·多恩的屋里搬走这几只盒子时，我也搬走了梅耶斯尚未完成的两幅画。我把画卷起来塞在了床底下，现在又把它们拽了出来。

“这两幅是我朋友画的，很明显他不是艺术家。但尽管只画了个大概，你仍可以看出它们描绘的是同一地方。”

我从那一堆画的底部抽出一幅凡·多恩的复制品。

“这个地方，”我说，“在峡谷中的一片柏树林，四周岩石环抱。这是我惟一没有找到的地点。我曾问过村民们，他们声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克拉丽丝？你能告诉我吗？如果我的朋友对那地方重视到要画上两遍的话，那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克拉丽丝用手指甲在她手腕部搔擦着，回答说：“我很抱歉。”

“什么？”

“我爱莫能助。”

“是不能还是不愿？你指的是你不知道从哪儿找到它，还是你虽知道却不愿告诉我？”

“我说我爱莫能助。”

“这个村庄出了什么毛病，克拉丽丝？大家试图隐瞒什么？”

“我已竭尽全力。”她摇摇头说，站了起来，走向门口。她回头忧伤地瞅了我一眼，“有时候让事情留有余地比较好。有时候秘密存在总有它的理由。”

我目送她走出大厅。“克拉丽丝……”

她转过身来，只说了一个词：“北方。”她在哭。“上帝保佑你，”她补充道，“我将为你的灵魂祈祷。”接着她在楼梯上消失了。

我第一次感到恐惧。

5分钟后，我离开旅馆。在朝着凡·多恩画中地点去的路上，我一直挑选最容易走的路线——向东，再向西，然后转向南方。每当我向村民们问及北方那些林阴茂密的遥远的山丘时，他们就告诉我那个方向没什么风景胜地，根本与凡·多恩无关。峡谷中的柏树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那些山丘上并没有什么柏树，只有橄榄树。他们回答。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勒弗吉位于一个长方形峡谷的南面尽头处，挤在东西两面峭壁的对峙中。我租了一辆小汽车。我的脚踩下油门，汽车拖曳起一股尘土，飞速驶向越来越近的山丘。我从村庄望见的那些树木果真是橄榄树，然而在树木之间的那些铅灰色的岩石与凡·多恩画中一个样。我一路上翻山越岭，沿着道路飞速前进。在山顶，我发现有一块狭窄的空地可以停车，便飞快地下了车。

但是朝哪个方向去呢？凭着一股冲动，我选择左方，随即匆忙地在岩石和树木间穿越。

此时我的决定显出了合理性。在左边那道斜坡上有什么东西更加引人注目，更具美感。景色更加荒芜，有一种本质上的深度感，就像凡·多思的作品。

我的直觉催促我朝前走。我到达山丘时是下午5点15分。时间给人以阴森恐怖的压迫感。顷刻之间我的手表已显示出7点过10分。残阳如血。

正在朝绝壁下沉。我继续探索着，让那诡异的景色为我领路。那些山脊和峡谷就像一个个迷宫，每次转弯或山穷水尽或峰回路转，我不由自主地被控制着方向。那便是我的感觉——我正在身不由己。我绕过一道峭壁，疾步走下一个荆棘丛生的斜坡，全然不顾我衬衫上挂出的裂口和双手淌下的鲜血。我在一个峡谷的峭壁跟前停下来。盆地里长满了柏树，而不是橄榄树。在柏树丛中突起大块的岩石，形成一个洞穴。

盆地四周十分陡峭。我绕着荆棘丛的边缘走，不去理会那些尖刺带来的灼痛感。大块的岩石带领我往下走。我抑制住心中的害怕和狂乱，到达了谷底。

这个峡谷，这拥有柏树和大块岩石的谷底，这荆棘丛生的漏斗地，不仅是凡·多恩画作中的形象，而且也是梅耶斯试图画出来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地方对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答案来得跟问题一样迅速。我在看见之前已经听到了，尽管听觉并不能准确地形容我的感受。那种声音如此微弱而且尖锐，几乎超越了听觉所能侦测到的范围。起先我以为自己在一个大黄蜂巢穴的附近。我感觉出峡谷中静止的空气中有细微颤动，我感到耳鼓后边瘙痒，皮肤有刺痛感。那种声音实际上包括了许多声音，每种声音完全相同，合并起来就像一群昆虫发出的嘤嘤嗡嗡声。但这是尖声尖气的。不是一种嘤嘤嗡嗡，而更像是远方传来的尖叫和哀号的合唱。

我皱起眉头，朝那些柏树又迈近了一步。这时我皮肤上的刺痛感剧烈起来。我两耳鼓后面的痒痛变得令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抬起双手捂住脑袋两侧。我走近那些树，伸头朝里看。我清清楚楚看到的东西吓得我魂飞魄散。

我喘着粗气，踉踉跄跄地往后退，然而为时已晚。从树林里面飞射而出的东西太小、太快，我根本无法辨认那是什么东西。

它刺中了我的右眼，那种剧痛难以忍受，好像一根烧到白热化的针尖猛地刺穿我的视网膜，刺进我的大脑。我用右手紧紧捂住那只眼睛，尖声大叫起来。

我继续踉踉跄跄地后退，剧痛更增加了我的恐惧。但是那种尖锐而炽热的疼痛愈加剧烈，如波涛般汹涌地穿透我的头颅。我的双膝弯曲，意识模糊不清，一头栽倒在斜坡上。

当我设法驾车返回那个村庄时，已是午夜之后。虽然我的眼睛不再有烧灼感，但是我的恐惧更加强烈。先前的晕倒使我至今还头晕目眩，但我尽力控制着自己，走进那家诊所并打听克拉丽丝的住处。她曾经邀请我去作客，我要赴约。一个睡意朦胧的服务人员皱起眉头，不过还是告诉了我。我拼命地开车朝着她5个街区以外的小屋疾驰。

灯亮着，我走上前去敲门。没人回答。我便更重更急地猛力拍打房门，终于见到一个身影。当门打开时，我蹒跚地走进起居室。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克拉丽丝随手抓了件晨衣裹住她的身体，还有她卧室的门也敞开着，里面有个吃惊的女人坐在床上，抓起一条被单掩住她的乳房，然后迅速站起来将卧室的门关上。

“你究竟想干啥？”克拉丽丝盘问道，“我并没有请你进来！我没有——”

我用尽全身力气说道：“我没有时间解释，我恐惧极了，需要你帮忙。”

她裹紧了身上的晨衣。

“我被蛰了。我觉得自己感染了疾病。不管我体内有什么，请帮我医治。像抗菌素、解毒剂之类，你能想到的任何药物。也许是病毒，也许是真菌。也许它像细菌一样。”

“发生了什么事？”

“我跟你说，没时间了。我在诊所已经要求治疗，但他们没有听明白。他们认为我精神崩溃，就像梅耶斯一样。你必须带我去诊所，你必须保证我接受注射每一种、任何一种足以杀死这种东西的药剂。”

我声音中的痛苦战胜了她的怀疑，她迅即回答：“让我尽快穿好衣服。”

当我们急匆匆地赶到诊所时，我描述了先前发生的事。我们到达之时，克拉丽丝即打电话通知了医生。我们等候时，克拉丽丝在我眼中滴入消毒药水，又给我服药以缓解迅速加剧的头疼。医生到场后，当他看见我十分痛苦的样子时，原先睡意朦胧的面容一下子就变得警觉了。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反应就仿佛我已经精神崩溃。我冲他大叫大嚷，让他按照我的意思给我用大剂量的抗生素。克拉丽丝督促他不仅给我镇静剂，而是还用上了一切能用的复合治疗手段。假如我认为那药物起作用的话，我会一口吞掉。

我在柏树里面见到的，就是小小的咧开的嘴巴和小小的交缠着的躯体，和凡多恩油画里的那些极小的又经过伪装的东西一模一样。现在我知道凡多恩并没有把他疯狂的幻觉强加于现实之上。他毕竟不是一个印象派画家，至少不是在那幅《山谷中的柏树》中。我确信在他大脑受到感染之后，那幅《柏树》是他第一幅作品。他实际上描绘的是他在一次散步时所见的情形。过了一段时间，当他的感染愈发严重时，他所见的那些咧开的嘴巴和交缠的躯体，犹如一层覆盖物般笼罩在他看到的其他一切东西上。从这层意义上讲，他就不是印象派画家。对他而言，咧开的嘴巴和交缠的肢体全都出现在以后的景色中。在他感染了的大脑的驱使下，他尽力画出了他眼中的现实。他的艺术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我知道，相信我。因为药物没有生效，我的大脑患上了跟凡·多恩一样的疾病……或者跟梅耶斯一样。我试图去理解当他们被蛰时为什么不感到惊慌失措，为什么不赶到医院好让医生了解是怎么回事。我的结论是凡·多恩拼命想要获得某种幻想，以便让他的画生机盎然，于是他十分愉快地忍受着痛苦。而梅耶斯又拼命地想要理解凡·多恩，于是在被蛰时，他甘愿用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判断更多的事情，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但为时晚矣。

橙色代表痛苦，蓝色代表疯狂。多么真实。感染我大脑的无论为何物，都已经影响到了我对色彩的感觉。渐渐地，我所见到的颜色全都泛出了橙色和蓝色——我别无选择。我看不见别的色彩。我的油画中充满了橙、蓝两色。

我的油画。我又解开了另一个谜。我一直感到疑惑不解，凡·多恩怎么会突然间精力旺盛，天才进发，以至于在一年之间画出了38幅大师级作品。现在我知道答案了。在我脑海中的咧开的嘴和交缠的躯体，痛苦的橙色和疯狂的蓝色，造成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头痛，致使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抑制、去驱除它们。我服用了可待因、地美罗和吗啡，每种药物只管一段时间，但药效不够。接着我又知道了凡·多恩所明白的，同时又是梅耶斯试图探究的东西。画出病痛仿佛能将其从体内赶走一般，但那是暂时的。然后你必须画得更快更努力，不论是什么方法，只要能减轻痛苦。然而梅耶斯算不上艺术家，那种疾病没有释放的通道，因此在数周后就到了晚期，而不像凡·多恩花了一年的时间。

但我却是艺术家——或者说我曾希望是。我有画技而没有独到的眼光。

如今上帝保佑，我也有了独到的眼光。起初我画出柏树及其奥秘，我完成了你所期待的事，一幅凡·多恩真迹的临摹画。但我不愿遭受无意义的痛苦。

我栩栩如生地回忆起在研究生院时，我所画的那些中西部景色的画像——绵延辽阔的黑土覆盖的依阿华风景画，试图让观察者感觉出土壤的肥沃。当时的结果就是仿冒了韦斯的画风，但现在再也不会了。迄今为止我所珍藏的二+幅画不是凡·多恩的翻版，而是我自己的创作，独一无二。它们也是那种病态和经历相结合的产物。在强大的记忆帮助下，我画出了蜿蜒流经依阿华城的那条河，蓝色。我还画过玉米地，它们充斥着城外乡村的辽阔的天空，橙色。我画出了自己的天真无邪和青年时代。我的终极发现蕴含其中。丑恶潜伏在美丽中。恐惧在我的大脑里如同毒疮般四下扩散。

克拉丽丝终于告诉我当地的传奇故事。她说，在中世纪时，勒弗吉刚刚形成村庄。一颗流星从天际划过，照亮了夜空，在北面的山丘上爆炸，并燃起了；中天的火焰。树木都烧成了灰烬。由于时间太晚，几乎没有村民看见这场灾难。流星冲撞的地点太远，只有极少数的目击者在那晚赶到现场，看见那个陨石坑。到了早晨烟雾已消散，大火的余烬已熄灭。尽管那几个目击者试图找到那颗陨石，但现在的这些道路当时还不存在，因此他们无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山丘上彻底搜寻，最终他们失望而归。其中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目击者坚持了下来，而他们当中少之又少的人完成了探险，连滚带爬地返回村庄，模糊不清地述说他们的头疼以及那些小小的咧开的嘴巴。他们用小棍子在尘土中胡乱地画出了令人不安的形象，最终挖出了自己的眼睛。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传说，只要有人从那些山里寻找陨石返回，类似的自残行为就会发生。当时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占了上风。那些山丘被赋予了反面力量，成了人们禁忌的话题。那些地方被称为上帝的魔杖触及的地方，不管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村民擅自闯入。人们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一颗耀眼的流星的撞击：勒弗吉。

我已没有必要对显而易见的事情再下结论了：那颗流星携带的孢子在陨石坑里大量繁殖，大坑最后变成了长满柏树的峡谷。不——对于我来说，那颗流星是原因而不是结果。我看见在柏树中间有个小坑，在坑里，类似于昆虫的小小的嘴巴和交缠的躯体——它们是怎样地哀嚎着！——令人作呕。它们粘住柏树的叶子，当它们掉下去时，极度痛苦胡乱扭动，随即又被其他令人作呕的痛苦的灵魂前赴后继地所取代。

是呀，灵魂。因为那颗流星正是理由，我坚持认为。对我而言，结果就是打开地狱之门。那些小小的哀嚎着的嘴巴是受到诅咒、该罚入地狱的，因为我也受到诅咒，该罚入地狱。为了生存，为了逃离我们称之为地狱的终极牢狱，一个狂乱的罪人在作冲刺。他进入我的眼睛，刺穿我的大脑、我灵魂的窗口。我的灵魂在腐烂化脓，我作画是为了给脓水引流。

我要说话，不知为什么那能减轻痛苦。克拉丽丝将我的述说记录下来，与此同时她的女性情人在为我按摩肩膀。

我的油画光辉灿烂，我将被公认为天才，是我一直梦想的那种天才。

竟用了如此的代价！头疼更加剧了。橙色更加绚丽，蓝色更加令人不安。

我尽了最大努力，我促使自己比梅耶斯更坚强，他的耐受力仅持续了几周。凡·多恩坚持了一年。也许天才就是力量。

我的大脑在膨胀。它威胁着从我的头盖骨里崩裂出来。那些咧开的嘴巴要开花。

那种头痛！我对自己说要将坚强，又一天，又一次冲刺去完成又一幅油画。

我的画笔尖利的末端在诱惑着我。只要能刺穿我沸腾翻滚着的灼热心灵，为了解脱的狂喜而刺进我的双眼，什么都行。但是我不得不忍受。

在我右手边上的一张桌子上，那把剪刀在等候着。

但不在今天，也许是在明天。我将活得比凡·多恩更长。

正文 坟地长出的头的发

马特于1987年6月去世后，我崩溃了。当时我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心情紧张地看着他痛苦地衰弱下去，重压下我紧绷着的神经变得非常脆弱，犹如电路开关失灵一样。无论我想干什么——比如散步、看电视、看书或吃东西——我的身体总是处在一种经常性的紧急状态。紧张感不受约束地突破我全身的防线，痛苦反复地袭击我。我的大脑像处在漩涡中，心跳加速，我所能做的事就是躺下，凝视着天花板。

后来在家人及朋友们的关爱下，我渐渐走出了黑暗。但在从1987年出版《夜雾同盟》到1990年出版《第五种职业》的三年中，黑洞意识几乎吞噬了我。我耗去更长的时间才恢复写作短篇小说。以下这篇小说的不寻常的技巧表达了我当时所处的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你曾学过小说写作课程的话，你就知道有三种主要视点：第一人称，有限的第三人称和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每种手法都各有长处和弱点。但是还有第四种视点，由于它的局限性而几乎没有人用过，那就是第二人称。不是用“我”、“他”和“她”，作者使用“你”讲述故事。虽然它不合传统，还有问题，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我当时想。只用一次，打破禁忌。为了弥补传统的不足，我决定使用一般现在时。不过只出于一个目的。毕竟，一篇小说的叙述形式应该和主题有关。

本篇故事中的主人公为他所经历的事所震惊，他独立于自己之外，以“你”来思考他自己。过去的恐怖在他受伤的大脑里以现在时重播。《坟地长出的头发》获得恐怖作家协会1991年最佳中篇小说奖。

尽管下雨，你还是又去了那个公墓，全然不顾寒冷的秋雨斜斜地淋在犹如弯弓的伞下，湿透的土褐色的落叶飘落在你淋湿的裤腿和鞋子上。

两座墓穴。你簌簌发抖，透过泪光瞧着新近铺上去的草皮。这儿没有墓碑，因为下葬尚不足一年。但是你想像得出墓碑上的字迹，两人的出生日期各不相同，但死亡日期——上帝保佑你——却相同。西蒙和埃斯特·韦伯格，你的父母亲。你的口中默念着拉比·戈尔茨坦在葬礼上吟诵过的那些哀祷词文。你无力地转回身，拖着脚步朝落满雨珠的汽车走去，将雨伞往搭客座位上一扔，按下标有“刮雨器”的键钮，努力控制住你颤抖的双手，极力抑制着满腔怒火，克制着心中变得麻木的悲伤。

双眼已被泪水吞没，你尽力驾着车子返回你父母的家中。那是一处坐落在芝加哥北部密歇根湖畔的房产，房子由于没有了昔日的主人，给人一种幽灵般的空洞感。你穿过宽大的门厅，进入镶有橡木护墙板的书房。一面墙上整齐地排放着图书，另一面墙上挂着你先父与国家及地方各种权贵人物甚至总统握手的照片。你坐在那张结实的写字台前，重新开始分类整理你父亲的文件。你正准备整理最后几份文件——藏在你父母贵重物品保险箱里的文件，这时你妻子出现在书房的门廊中，她端着一杯咖啡。正如你出于强烈的；中动一再强行返回公墓时她所做的那样，她颓然靠在墙上皱起了眉头——可你还是又去了。

“为什么呀？”她问。

你的目光从文件上抬起：“这不明显吗？我感到需要和他们在一起。”

“我不是这意思，”吕贝卡说。她49岁，高挑个儿，一头黑发，脸颊瘦削，眼睛总像在沉思。“你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所有的文件和会见，所有的电话。你难道不会让自己放松一些？你现在的样子真糟糕。”

“我看上去能有多糟？我父亲的胸部给压扁了，我母亲头部……那个醉醺醺的私生子撞死了别人，自己反倒没死，伤口只缝了几针！”

“我指的不是这个。”吕贝卡又说道。她双手摇摇晃晃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别把别人的同情当成对你的谴责。你有一切权力使自己看上去很糟糕。父母亲哪怕失去一个就已经够糟了，何况一下子就失去两个，而且他俩身故的方式又是——”她摇了摇头，“——令人讨厌的。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逼迫自己……我担心你会把自己逼到垮掉为止。别折磨自己啦。你父亲指定了一位遗嘱执行人处理他的房产，那人是他商行里一位。绝对称职的律师。让人家来做属于他职责范围的事。我承认你虽然是个出色的律师，但现在是让别人来接管的时候了。看在上帝的面上，雅各比——如果不为上帝，那么就为我——休息一下吧。”

你不禁叹息，你知道她出于好意，一心只想着对你最有益的事。但她却不能理解：你需要保持繁忙状态，你需要用细枝末节的事务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以便在面对失去双亲的极大恐惧中，你的精神不会崩溃。

“我差不多就要完工了，”你说，“只有几份从保险箱里取出的文件尚未处理。接下来我保证会努力休息的。洗个澡或许……主啊，我仍然不能相信……我多么想念……给我倒一点苏格兰酒。我想我的神经需要麻痹一下。”

“我去给你倒一杯。”

当吕贝卡穿过书房走向酒柜时，你的目光移到下一份文件：一份已退色的你的出生证明书。你摇摇头说：“爸爸什么都保存，居然还保存这样无用的小玩意儿。”你的声调苦中带甜，充满感情，喉头不禁发紧，“难怪他的遗产如此难于处理。多困难啊，要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感情上的，什么只是……”

你瞥了一眼下一份文件，几乎就要将它放在一边，这时你又看上一眼，这一眼让你不禁皱起眉头，感觉就像有一根冰冻的鱼钩悬在胃里似的，你喃喃自语：“上帝！”你感到呼吸不畅。

“雅各比？”你妻子倒好一杯苏格兰酒回转来，她匆忙地搁下那个瓶子后，迅速地带着一杯酒朝你走来，问道，“怎么啦？你的脸色灰白得像——”

你仍然凝视着那份文件，感觉好像肋骨上被钻了个孔似的，那股寒气要钻出体外。吕贝卡蹲伏在你身边，抚摸着你的脸。你张大口尽力呼吸：“我……”

“什么？雅各比，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一定有什么差错。”你指着那份文件说。

吕贝卡急匆匆地将它看了一遍，道：“我不明白。它里面写满了法律术语。有个妇女承诺放弃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是这意思吧？”

“是的。”你说起话来有些艰难，“看看日期。”

“1938年8月15日。”

“在我出生一周之前，同一年份。”你的声音嘶哑。

“那又怎样？不过是巧合。你父亲经办各种各样的法律事务，也许包括办收养手续。”

“但是他不会把经办事务中的一份承诺书和他的私人文件保管在一起，而且还锁在保险箱内。这儿，在最底下，瞧这个地方——这是经过公证的。”

“加利福尼亚州，红杉角。”

“对呀，”你说，“现在再来核对我的出生证明书。出生地是……”

“加利福尼亚州，红杉角。”吕贝卡的声调放低了。

“你仍然认为它只是巧合吗？”

“一定是。雅各比，你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你不必为这事紧张。你知道你不是养子。”

“我不是养子吗？何以见得？”

“得了，这是……”你不耐烦地作了个手势。

“我的意思是你在想当然。”吕贝卡说。

“为什么？”

“因为你若是养子，你父母早就告诉你了。”

“为什么？如果没这个必要，他们干吗非要惊吓我？我父母将它掩盖得天衣无缝岂不是更好吗？”

“听我说，雅各比，你是在让自己的想像牵着鼻子走。”

“大概是吧。”你站立起来，双腿摇摇晃晃地走向那个酒柜，然后倒光了吕贝卡先前准备好的那瓶酒。“也许是。”你一口喝下杯中有一英寸高的酒。烈酒让你的喉咙火辣辣的。“不过这事我很难弄清楚，对吗？除非我查明为什么我父亲要把那个妇女的承诺书和他的私人文件保存在一起，还有我在一周后出生，而且和那个妇女签署并标明日期的承诺书是同一地点，这又是怎样发生的。”

“那又怎么样？”吕贝卡揉着前额问道，“难道你还不明白？它无关紧要！你父母很爱你！你也爱他们。只有老天爷知道！试想一下，就算你的怀疑得到证实，它又能改变什么呢？它不会减轻你半点忧伤，也不会影响一生的爱。”

“它或许会影响很多事情。”

“瞧，喝完你的酒吧。今天是星期五，我们还有时间去教堂。如果你还需要集中精神，那就是现在。”

在苦恼中，你又喝了一大口酒。“再看一下这份承诺书，那个妇女同意放弃两名婴孩。如果我是养子的话，那就意味着在外边某地方我还有个孪生兄弟或姐妹。”

“对你而言是个陌生人。雅各比，兄弟或姐妹的内涵远比血缘关系复杂。”

你最后一次大口喝下酒时胃里一阵痉挛。“再瞧瞧这份授权书，最后一行，瞧那个女人的签名。”

“玛丽·邓肯。”

“苏格兰人。”

“是么？”吕贝卡问。

“去教堂吗？想一想。你是否听说过哪个苏格兰人……有可能我不是犹太人。”

因为困惑，你叔叔平时松弛的下颚绷紧了，他问：“收养？究竟是什么使你想到——”在他的起居室里，你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你拿出那份文件，一边给他看一边作解释。

他皱起布满岁月印痕的额头，摇了摇已经歇顶的头说：“纯属巧合。”

“我妻子也这么说。”

“那么听她的话，也听我的话。雅各比，我和你父亲两兄弟一直亲密无间，我们相互问没有秘密。我们在干任何重要的事情之前，首先都要征询对方的意见。当西蒙——愿他在天之灵安息——决定要娶你母亲时，早在他告知我们父母很久以前就跟我商量过了。相信我，信赖我，假如他和埃斯特计划收养一个孩子，我早就得知了。”

你长吁一口气，想要相信此言，却又被怀疑折磨着。“那么为何……”

你的脑袋“突突”地抽痛。

“告诉我，雅各比。”

“那好吧，就算放在我父亲保险箱里的这些文件均属巧合，就算它们互不关联，可为什么？就我所知，爸爸一直住在芝加哥这儿。我过去从未想过这问题，可我为什么不是在这儿出生，而是在加利福尼亚？”

你叔叔努力回想。他疲倦地耸耸肩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在1938年，”——他透过老花眼镜盯着你的出生证明书——“那么多年了。很难记得起。”他停顿了一下，“当时你父母亲很想要孩子，那件事我想起来了。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哎，他们大失所望。后来在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面带微笑。他告诉我那天余下的时间他请了假，我们有件事要庆祝一下——你母亲已经怀孕。”

想到父母，想到你多么怀念他们，你悲伤地皱起了眉头。你克制住流泪，却忍不住说道：“那仍然没有解释出我为什么出生在加利福尼亚。”

“我正要说那件事。”你叔叔揉着干瘪的脸颊，继续说，“是呀，我先前说到……1938年，那场经济大萧条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仍然不景气。你父亲说因为婴儿将出世，他必须挣更多的钱。他觉得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能提供更好的机遇。我力图劝说他打消念头。我说再过一年芝加哥就会渡过难关。更何况他去加利福尼亚必须要克服困难才能取得从事法律业务的资格。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去。当然，我是正确的。芝加哥很快便渡过了难关。此后，你父母对洛杉矶兴趣也不大，因此在六七个月后，他们回来了，正好在你出生之后。”

“那还是没有……”

“什么？”

“洛杉矶不等于红杉角，”你说，“我从未听说过那地方。当时我父母在那里干什么？”

“哦，那地方。”你叔叔扬起稀疏的白眉毛。“一点也不神秘。红杉角是海岸边的一处风景胜地。而洛杉矶在8月份天气酷热。你母亲娶临产时，海边的凉风会使她感到舒适。于是他们去那儿度假，你便在那儿出生。”

“不错，十分合乎逻辑。没什么神秘之处，只是……”你朝咖啡桌作了个手势说，“为什么我父亲保存着这个妇女的收养关系承诺书？”

你的叔叔愠怒地抬起长着褐黄斑的双手，说道：“侄子，就我们所知。他在红杉角时，找到一个机会做法律工作，以便支付你母亲住院和医生的费用。当他搬迁回芝加哥时，有可能将一些事务性文件混在私人文件里了。出于偶然的原因，所有跟红杉角相关的文件都放在一起了。”

“我父亲肯定很多次打开过那只保险箱，可为什么从来没注意到这个差错呢？我难以相信……”

“雅各比啊雅各比，上个月我去我自己的保险箱跟前，结果发现一笔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买的国库债券，单独搁在箱子里。疏忽大意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有条理的人。”

“上帝知道我爱他，上帝也知道我想念他。”你的叔叔舐了一下他那苍白的下唇，情绪激动地喘了几口气。“可他并非完人，在生活上也不算严谨。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确切知道这份文件怎么混入他的私人文件里。但有一点我是确实知道的，你完全可以相信——你是西蒙和埃斯特的亲生骨肉。你不是什么养子。”

你盯着地板，然后点了点头说：“谢谢你。”

“不必谢我。只要回家去，好好休息，停止胡思乱想。西蒙和埃斯特遭遇不幸，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打击。我们会长久地怀念他们。”

“是的，”你说，“长久怀念。”

“吕贝卡怎么样？她怎么……”

“和我一样。她仍然不能相信他们已去世。”

你叔叔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指抓住你的手说：“我在葬礼后就没见过你们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很重要。在岁首节那天你俩一起过来共享蜂蜜蛋糕好不好？”

“我很乐意，叔叔，但是我实在很抱歉，我要离开这个城市。”

“你要去哪儿？”

“红杉角。”

离你的目的地最近的那个最大的机场在旧金山。你租了一辆汽车，沿着海岸线向南行驶，一路经过卡尔梅勒和大苏尔。你全神贯注地赶路，几乎没有注意沿途如画的景色：随风吹拂的冷杉树，崎岖峥嵘的悬崖绝壁，还有那被海浪拍击着的海岸。你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红杉角的行政当局，说你是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因为要处理一份遗产而需要向他们询问一些相关信息。为什么你要迫使自己一路赶往这么一个小镇，小得连你那本哈蒙德地图册里都没有列入，而只能在芝加哥图书馆内那张加州大地图上查到。你的妻子和叔叔已经敦促你将那件事情搁置一旁。你不是养子，而且已得到了口头保证，就算你是养子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使你烦恼。其一，你可能有个兄弟或姐妹，你们原本是一对双胞胎，如今你失去了父母，你觉得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通过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家庭成员来填补失去父母的真空。其二，你遭逢中年危机，但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年危机。活了这么多年却有可能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这使得你不能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啊，你尽管爱戴你所知道的父母，可是你现在的身份不明不白，这种状态使你不顾一切地去探寻事实真相——不管用什么方法。

这样你可以排除被收养的可能性，或者接受被收养的事实。然而还吃不准眼下这种方式是否有些轻率，因而产生了加倍的忧虑和紧张。其三，最为迫切的理由是身份危机让你疯狂，你想要了解是否……你行过割礼，你学过希伯来课程，你执行过戒条，你在星期五晚上去寺庙，你在宗教节日里小心翼翼地遵守条规……你是一个犹太人……在经历所有这一切之后，你却可能不是犹太人。你对自己说，是不是犹太人与种族和遗传基因无关，有关系的是文化和宗教。但是在你心灵深处，你一直以自己是个纯粹的犹太人而自豪，而目前你的自我感觉似乎受到威胁。我是谁？你这么想。

你加快速度朝着目的地疾驰，一面在思考着自己那份毫无理性的顽固——拒绝让吕贝卡陪同来此。你为何要坚持单独前往呢？因为你以不屈不挠的决心作出决定。

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阻止我。

太平洋海岸公路的中轴线位于一片遍布岩石的峭壁之上，一些顽强生长的奇形怪状的冷杉树紧紧地依附在浅薄的土层里，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抗争。一块日晒雨淋的路标突然出现在眼前，上面写着“红杉角”。带着相应的突兀感，在你的右下方你看到一个小镇，尽管隔了一段距离，还是看到镇上的那些灰蒙蒙的建筑物，它们未经粉刷，歪歪斜斜沿着一个海湾散布着，在其中心处有一个毁弃的码头正对着大洋。惟一的美景是下午的太阳照在白浪翻卷的海面上泛出的波光。

你的心往下一沉。红杉角是一个风景名胜之地？至少那是出自你叔叔口中的说法。你心想，在1938年时它也许是，但如今不再是。当你轻踩刹车驶离公路，沿着崎岖狭窄的便道，经过更短更杂乱的冷杉树丛摇摇晃晃地朝着那个黯淡的小镇——那儿是你的出生证上注明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前进时，你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你经过一家用木板搭成的摇摇欲坠的旅馆，在一道山脊上俯瞰这个小镇时，你注意到在焦黑坍塌的建筑残迹中似乎另有一家旅馆，于是失望地断定你的妻子和叔叔说得对。这次漫长疲劳的旅途毫无必要。那么多年过去了，一个鬼影般的小镇也许一度出过名。但你在这里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那条尘土飞扬的便道还算平整，经过一些年久失修的建筑物通向码头的废墟。你在一个棚屋旁边停下车，走出车外，呼吸着从大洋边吹来的带有咸味的海风。在码头前边的几块防护板上，有个老头颓然坐在一张椅子里。出于一种冲动，你走上前去，脚步踩在海贝和沙砾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请问……”你开口道。

老头转了一下身，仍然凝视着海洋。

海边的死鱼发出的一股腐烂的臭味刺激着你的鼻孔。

“请问……”你又说了一遍。

老头慢慢地转过身来，翘起他干枯的脑袋，表情要么是好奇，要么是反感。

你提出了刚才驶下斜坡时想到的那个问题：“这个小镇为什么叫做红杉角？这个偏远的南部，好像没有什么红杉树。”

“你不是正看着嘛。”

“我吃不准什么……”

老头朝码头的废墟作了个手势。“那些厚厚的板材都是用红杉木做的。在它的全盛时期，”——他呷了一口罐里的啤酒——“这个镇子昔日是很可爱的。它突伸向海湾的那种样子，多么令人自豪。”他怀旧地叹息道，“红杉角。”

“这儿有医院吗？”

“你病了？”

“只是好奇。”

老头瞟了你一眼又说：“从海岸朝北走。最近的医院沿海岸走也有50英里。”

“那镇里有没有一位医生呢？”

“过去有。喂，你为啥问这么多问题？”

“我告诉你，我只是好奇。这儿是否有法院？”

“你瞧瞧这个像不像县太爷的座椅？我们过去曾是某种人物。现在我们却是……”老头把啤酒罐向一个废物箱扔去。他在怀念过去。“狗屎。”

“那么……你们这儿有没有警察局？”

“当然有。基特里克局长。”老头咳嗽了一下，又说，“为了他做的所有好事。不过不是为此我们才需要他。这儿太平无事，所以他没有手下人。”

“那么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呢？”

“很容易。白天这个时候，就在红杉酒吧。”

“你能告诉我怎样去……”

“在你背后。”老头又打开另一罐啤酒。“向左拐。它是惟一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地方。”

红杉酒吧坐落在海滩之上一条破烂的水泥道上，酒吧屋旁种着一些红杉树，使得旁边的建筑物看上去更加灰暗。你通过一扇上面用漆画着一只铁锚的门，你感到似乎进入一个钓具商店或者走上一艘拖网船。酒吧的一角竖立着一些钓鱼竿，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个用几只救生圈镶边的鱼网。各种各样的航海仪器，一只六分仪，一只罗盘，还有其他你不认识的仪器，尽管它们都闪烁着金属的光泽，但看上去全像是古代的，都搁在一个架子上，一只航海用的受过风吹雨打的光滑舵轮悬挂在酒吧的后部。那些长方形的结实的餐桌都配有船长式的座椅。

右边角落那边的说话声引起了你的注意，五名男子坐在那里玩扑克牌。吸烟散发出的一层薄雾使桌子上方的灯光变得模糊。其中有个人——五十岁左右，胸部宽阔，一头黄沙色的短发，面色红润——他穿着警察制服，正在研究他的底牌。

其中一个人对酒吧服务生喊道：“雷，再来一罐啤酒，好么？你怎么样，汉克？”

“仅仅是10比5，我尚未下岗呢，”那位警官说，一面搁下他的牌，“满贯。”

“可恶，打倒我了。”

几个人全撂下他们手中的牌。

警官掏出一些25美分的硬币说：“我来发牌，每人7张牌。”当他洗牌时朝你的方位瞥了一眼。

酒吧服务生将一罐啤酒放在桌上，向你走近，问：“有何贵干？”

“嗯，来杯苏打水，”你说，“我……实际上我想跟基特里克局长谈谈。”

那位警官在远处听见了你的话，他斜着眼看着你，问道：“有什么紧急事？”

“不，不太准确。”你耸耸肩，自我解嘲式地说：“发生在多年以前的事，我想那事可以等一会儿。”

警官皱起眉头，“那么等我们打完这副牌，如果可以的话。”

“继续打吧。”

在酒吧里，你付了饮料的钱，然后呷着苏打水。你转身朝向对面的墙壁，注意到那儿有几十张照片。照片已经泛黄，皱巴巴的，而且退了色。

但是纵然隔了一段距离，你还是知道那些照片是什么内容，然后你拼命抑制住颤抖，朝照片走去。

红杉角。这些照片描绘的是五六十年前小镇鼎盛时期的风光美景。那个年代生产的崭新的汽车，亮铮铮地行驶在户外繁华的大街上，街道铺得光滑平整，海滩上挤满了身穿旧时时髦泳装的度假者。给人印象深刻的长长的码头上，渔民们排成长队，小艇点缀着海湾。行人悠闲地走在人行道上，瞅着商店或指点着海洋。有些人在吃热狗或棉花糖。所有的人均衣着笔挺，楼房看上去很整洁，窗户闪闪发光。你心想，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并非人人都失业。有钱人远离了肮脏的大城市，来这儿避暑。那所壮丽辉煌的旅馆——宾客们手拿冷饮杯，或者在宽敞的门廊用扇子给自己扇凉风—一如果没搞错的话，就是先前你开车进入小镇时见到的那个东倒西歪的废墟。

另一座华贵的建筑，带有维多利亚设计风格的尖顶和山墙，坐落在小镇上方的一处山脊上，可能就是你早先见到的那焦黑的废墟。像幽灵，你摇摇头说。照片中的人大多数已离世多年，而且那些建筑物也一样残败久远，只不过尚未完全倒塌。一片荒芜，你心想。在这儿发生了什么？时间对于这个地方怎么会如此残忍？“它肯定一度美丽迷人。”在你身后有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你转身朝着基特里克局长，发现他手持一杯啤酒。

“已经5点过了，现在下班了。”他说，“谢谢你让我打完那一局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你不是说，是有关多年以前的事吗？”

“是的，大约就是拍这些照片的那个年代。”

局长的眼光变得很专注：“哦？”

“我们能否找个地方谈谈？它涉及到个人隐私。”

基特里克局长作了个手势：“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

那地方有一股霉味。从天花板的一角摇摇摆摆地悬下一张蜘蛛网。你走过等候处的一张长凳，再通过一个吱吱作响的大门，便来到宽敞的办公区域，面对三张办公桌，其中两张办公桌上积满灰尘，桌上光秃秃的。房内只有一部电话、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和一个文件柜。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年历。一个如此大的办公室——很明显在某段时间内曾有好几个人经常在此工作。你感到这儿空荡荡的，已不见多年以前的忙乱景象，却几乎能听见几十年前谈话的回声。

基特里克局长指向一张木头椅子问：“多年以前的事吗？”

你坐了下来，答道：“1938年的事。”

“还真是多年以前。”

“我出生在这儿。”你踌躇了一下，“我的父母亲在3周以前双双离世，而且……”

“正好在一年前我也失去亲生父亲，你我同病相怜。”

你点点头，长叹一声，尽力理清思路。“我整理我父亲的文件时，我发现……我有可能是个养子。”

正如在酒吧里的时候那样，局长的目光变得很专注。

“然后又好像不太可能，”你继续说，“如果我是养子，我想我的母亲名叫玛丽·邓肯。我来此是因为……哦，我想可能会有档案可查找。”

“什么样的档案？”

“当时我父亲送交登记的出生证明书，就放在我的出生地。我父母的名字叫西蒙和埃斯特·韦伯格。”

“犹太人。”

你有些紧张：“这有关系吗？”

“只是略作评论，对你的话作出回应。”

你思考片刻，又说道：“但我父母收到的出生证明书是简化的版本，正版由县法院归档。”

“你所说的县法院在北面50英里外，佛得角。”

“我来此之前还不知道那地方，但我的确认为这儿有家医院会有关于我出生的详细记录。”

“这儿没有医院，从来没有。”局长说。

“我也这么听说。但是在30年代时，红杉角既然是那样受欢迎的一处度假胜地，就肯定有可能需要某种医疗设施。”

“有过一家诊所，”局长说，“我曾听我父亲提到过。不过那家诊所在五十年代时关闭了。”

“你是否知道它的档案情况？”

基特里克局长耸耸双肩说：“都捆扎起来，用船运到某个地方贮存起来。但不在这里。我知道这个小镇里的每件细微小事，确实没有旧时代的任何医疗档案。我不明白这些档案有什么用。”

“我的档案会提及我的母亲是谁。你要明白，我是个律师，而且——”

局长紧锁眉头。

“——办理收养手续的标准做法，是在法院修正出生证明书，把养父母当做亲生父母登记在上面。但是写有其亲生父母姓名的原始的出生证明书不能毁弃，它要经过盖章归档，封存起来单独放在档案里。”

“那么依我看来，你应该去县法院寻找那份档案。”基特里克局长说。

“麻烦是，不管我作为律师的影响力有多大，我都得花费数月时间申请封存的档案向我开放——而且可能永远做不到。但是医院的档案查阅起来会容易些。我所需要的就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医生……”有一个念头使得你的心跳加速。“你是否知道曾在这儿工作过的医生的姓名？他们或许知道如何帮我的忙。”

“这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医生了。每当我们生病时，就得沿海岸线开车北上。我不想让你听到失望的消息，你贵姓？”

“韦伯格。”

“对，韦伯格。1938年？我们在谈论古代历史。我怀疑你在浪费时间，谁还会记得那么久远的事情？即便他们仍然在世，天晓得那个诊所的档案在哪里。”

“这样看来我做这件事得费点周折。”你站了起来。“就去找县法院。谢谢你的帮助。”

“我看根本就没帮到你。不过韦伯格……”

“什么？”你在大门口停顿了一下。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去吧。”

“我多么希望能够做到。”

佛得角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具有魅力的城镇，拥有两万人口。它的建筑物多半具有西班牙风格：红瓦屋顶，拱形门廊，彩色土砖墙。在红杉角受到的打击让你的心情很沮丧，来这儿后你的心情才稍有好转，可直到你在旅馆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婴儿的啼哭声时，才完全释然。那天晚上你打电话给吕贝卡，使她相信你一切顺利，只是没理会她请求你回家的事。一夜没有睡好觉后，第二天你在旅馆接待员处打听好方位，随即驾车前往县法院——一幢西班牙式的大楼，到达那里时间刚过9点。

县法院档案室在大楼背面的二楼上，在柜台后面的那位红头发小伙子对你的请求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出生档案吗？是1938年的？当然有。”毕竟那些档案是对公众开放的，你不需要提出什么理由。

10分钟后，那个职员带着一大本积满灰尘的分类卷宗回来了。因为没有办公桌，你只能站在柜台的尽头。当那个职员回去继续办公时，你逐页翻开卷宗，翻到8月份，然后仔细查找。

那些档案是根据该县的辖区分类装订的。当找到红杉角那部分时，你便细心阅读起来。你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份你的出生记录，而且还有玛丽·邓肯的相关材料。在那年的8月份有20个孩子出生。在一瞬间你感到不寻常——在这样小的一个小镇上会有那么多的同时出生的人。然后你想起在8月份那个风景胜地正逢最繁忙的季节，也许有不少外地怀孕的母亲去那儿避暑，以便舒适地分娩，依据你叔叔的说法——正好你的亲生父母也是同样的做法。

你留心着各种各样父亲和母亲的姓名。米丽亚姆和戴维·迈耶；鲁思和亨利·比奇曼；盖尔和杰弗里·马科威兹。你猛然一惊，因为突然翻到了你自己的出生记录——父母亲：埃斯特和西蒙·韦伯格。你提醒自己说，这证明不了什么。你的目光转向表格的底部。医疗机构：红杉角诊所。证明人：乔纳森·亚当斯医生。护理者：琼·恩格尔注册护士。你琢磨到，亚当斯估计就是那个照料你母亲的临床医生。你迅速地扫视另外一些红杉角的出生证明书，一切都显示出亚当斯和恩格尔签署了每一份文件。

但是你找不到玛丽·邓肯的相关资料。你便继续查阅9月份的记录。以防玛丽·邓肯延期分娩。但是没有记录提及她的名字。你仍然在想，也许她早在怀孕时就签下收养关系承诺书，因此你查找1938年剩余的月份记录，但一无所获。

然后你要求那位职员给你1939年的出生证明书，他又同意了。但是在你查完4月份的记录之后，又一直查到5月份的那些记录，还是没有发现关于玛丽·邓肯的东西，你皱起了眉头。就算她在头一个月不知自己怀孕，就算她的孕期是10个月而不是9个月，她的情况仍然应该出现在这些档案中。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是否改变了主意，离开那个小镇躲藏在某处，生下那两个事先同意让别人收养的孩子？你想——也许会，可是一位称职的律师可能早就告诉她，不管承诺书如何正式如何复杂，该文件并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要么她当时——“请拿死亡证明书，”你向那位职员提出要求，“要1938年和1939年的。”

这次那个小伙子拖着脚步去寻找那些档案时，看上去有些恼火。可等他回来，你心情紧张地检查那些分类卷宗时，仍然没有发现玛丽·邓肯在生产期间死亡的任何迹象。

“谢谢，”你一边收起笔记本一边对那个职员说，“你已经帮了忙了。”

那个小伙子很庆幸不再叫他取更多的文件，所以笑了笑。

“还有另一件事。”

小伙子垂下了肩膀。

“这是雅各比·韦伯格的出生证明书。”你指着一份打开的分类卷宗。

“它怎么啦？”

“上面注明埃斯特和西蒙·韦伯格是他的父母亲。但是雅各比可能是养子。如果属实的话，就会有一份原始的出生证明书，上面注明其血缘母亲的名字。我想看一下——”

“和收养有关的原始出生证明书，是不能对公众开放的。”

“但我是执业律师，而且——”

“它们同样不允许交给律师，而且你假如是律师，就应该懂得这一点。”

“噢，说得对，我懂，但是——”

“去见法官，带来一份法庭指令，我将乐意遵命。否则的话，规则是很严格的，伙计。那些档案是封存的，我会丢掉饭碗。”

“当然啦，”你的嗓音嘶哑，“我能理解。”

本县的社会服务部也设在佛得角法院内，在三楼。你等候在前厅里，直到那位负责收养事务的官员从另一次约见中归来。你已了解到她名叫贝基·休斯。她跟你握握手，然后陪同你进入她的办公室。她三十来岁，金发碧眼，穿着讲究，但有点儿富态。很明显，她颇有才智，且胜任本职工作。

“楼下那位职员的做法是正确的。”贝基说。

你看起来显然没有信心。

“和收养有关的原始出生证明档案必须封存，这条规则很重要，律师先生。”

“如果这条规则重要，另一条规则同样重要：不敢做，就无获。”

“重要？”贝基用她的手指轻轻地拍着办公桌，坐在你的对面。“对于收养而言，没有什么比那位血缘母亲隐姓埋名更为重要了。”她向柜台上一个咖啡壶瞥了一眼。“你来点咖啡吧？”

你摇摇头表示不需要，“我的精神已经焦虑到了极点。”

“这不含咖啡因。”

“好吧，那当然可以，为何不喝点呢？我要清咖啡。”

她倒来两杯，将给你的那杯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她在你对面坐下。“当一位妇女放弃她的婴儿时，她经常会对此感觉有罪……也许她没有结婚而且来自一个严厉的宗教背景，致使她感到羞耻；要么也许她只有十七岁，并意识到没有经济来源可以抚养孩子；要么也许她已有太多的孩子；要么……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一个妇女选择生下孩子而不去堕胎，而且放弃孩子让人收养，她通常怀着如此强烈的感情，以至于为了她的精神健康，她需要与过去完全决裂。她努力使自己相信孩子已经不在人世，她挣扎着去继续过日子。就我所知，在事情过去多年以后，还有律师或儿子或女儿再对她追踪寻源好像太残酷了，而且使她想起……”

“我明白了，”你说，“但是在这个案例中，那位母亲已经亡故。”

贝基的手指停止拍击，说：“说下去，律师先生。”

“我还没有当事人。换句话说，我有，但是当事人是……”你指着自己的胸口。

“你？”

“我认为我……”你开始说起那个醉鬼司机，有关你一直当做父母深切爱戴怀念的那对夫妇的死亡。

“你想得知他们是否就是你的父母？”贝基问道。

“是啊，而且我是否有一个孪生兄弟——一个我从不知道的兄弟或姐妹——而且……”你几乎要往下说——我是否生来就是犹太人。

“律师先生，我实感抱歉，但你是个傻蛋。”

“那也是我妻子和叔叔对我说的，还不包括在红杉角的一位警察。”

“红杉角？”

“离这儿往南50英里外的一个小镇。”

“50英里或4000英里都无所谓。这会有什么区别？埃斯特和西蒙以前爱你吗？”

“他们像对神一样爱我。”悲伤刺激着我的双眼。

“那么他们就是你的父母亲。律师先生，我也是个养女，而且收养我的那对男女虐待我。那也是为何我会在这问办公室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别的被收养的孩子不去那些虐待孩子的家庭，以免遭受和我同样的苦难。与此同时，我也不愿看到一个母亲受到辱骂。假如一个妇女有足够的智慧懂得她无法抚养孩子，假如她放弃孩子让人收养，我的想法就是她值得授予一枚勋章。她应该受到保护。”

“我明白，”你说，“但我并不想见我的母亲。她或许已不在世，我所想要的是……我需要了解……真相。我究竟是不是养子？”

贝基审视你片刻，点了点头，拿起电话摁了三个数字：“档案室吗？是查理？你干得怎么样，孩子？很棒。听着，有位执业律师刚才在楼下你那儿，想要一份封存的收养子女档案。是呀，你做得很对。但现在是我需要查阅。不过如果你去检查一下是否有那份封存的档案，不会违反规定。”

贝基把你预先给她的日期、地点和姓名讲给他听。

“我不挂断电话。”等待的几分钟漫长得像几小时。她一直聆听着电话，然后挺直了身体说，“是的，查理，你查到了什么？”她又听了一会儿，说，“谢谢。”她搁下电话对你说，“律师先生，没有那份封存档案。放松点，你不是养子。回到你妻子那儿去吧。”

“除非……”你又说。

“除非？”

“收养关系不是通过一个法定代理人办理，而是在生母与愿意收养该子女的那对夫妇之间私下处理。灰色市场。”

“是的，但即便是那种情况，地方官员也必须核对那种收养关系。你不属于那种情况。”贝基的神色有些不自在。“让我解释一下，近年来可供收养的婴儿很少，这是控制生育和流产合法化的结果。但即便是今天，需要收养的婴儿主要是盎格鲁一萨格森血统。这类事会跟一个黑人、一个西班牙裔美国人或一个亚洲人有关吗？忘了它吧。那些群体中极少有人愿意收养小孩，而且更少见盎格鲁人愿从那些群体中收养孩子。50年前的情况更严重，社会中太多的带有盎格鲁一萨格森血统的人由于失误而怀孕，而且想放弃孩子……律师先生，显然此话也许会冒犯你，但我不得不说。”

“我这个人是不会轻易被冒犯的。”

“你的姓氏为韦伯格，”贝基说，“是犹太人。退回到30年代和现在一样，想要收养孩子的父母主要是新教徒，他们想从一个新教徒母亲那儿收养孩子。如果你是待收养的孩子，即使是在灰色市场上，没有哪对想收养子女的夫妇愿意要一个犹太婴儿。希望如此渺茫，使得你的母亲最后选择变得……”

“那么是通过黑市？”你脸部的肌肉在抽搐。

“婴儿出售。那是违法的，用钱买卖人口。然而这种事屡屡发生，有些律师和医生策划了这类事，好从那些没有其他办法弄到孩子的夫妇那儿敛财致富。”

“但若我母亲是个苏格兰人又会如何呢？”

贝基眨眨眼：“你在暗示……”

“犹太夫妇。”你皱起眉头，想起了你查阅过的卷宗里那些母亲的姓氏。“迈耶；伯格曼；马科维兹；韦伯格……都是犹太人。”

“在寻遍四处也找不到一个愿意放弃孩子的犹太母亲后，他们不顾一切，他们要收养……”

“盎格鲁一萨格森血统的婴儿。而且安排得如此天衣无缝，使其亲属无从知晓。”

你尽力提醒自己说，已经使用过所有的推测手段了。仍然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与玛丽·邓肯联系在一起，除了你出生在这个小镇，她也在这个小镇签下协议，而且那份协议上注明的日期正好在你出生一周前。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说个片言只语。你受过的法律训练警告你，这类捕风捉影之辞是不能在法庭上使用的。甚至在很久以前那年8月在红杉角颁发的出生证明书上出现的那些犹太人姓名，对其可能性都有合乎逻辑的善意解释：那个度假胜地也许能迎合一个犹太籍当事人的需要，例如提供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的饭菜。

或者那儿还有个犹太教堂。

但是这些逻辑无法说服你，你心中反而更加不安。你无法解释你内心深处冒出的寒气，你觉得肯定有某件事大错特错了。你回到旅馆客房里，踱来踱去冥思苦想，力图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回到红杉角，再向基特里克局长提出更多的问题？提什么问题呢？他的反应将会和贝基·休斯相同。你只是在假设事实，韦伯格先生，你无法确定。

接着你猛然想起在档案中发现的那个姓名：乔纳森·亚当斯医生。那位不仅证明你出生，而且证明红杉角所有出生者的医生。你的激动没维持多久，你猛然有点迟疑。那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位医生可能已不在人世。你的脉搏立刻加快跳动。死了？不一定吧，西蒙和埃斯特还活到三周前呢。悲伤挤压着你的喉咙，使你不得不集中注意力。亚当斯医生有可能跟西蒙和埃斯特一样年轻。可能他……

然而怎样找到他？早在40年代红杉角诊所就歇业了，亚当斯医生有可能去了任何地方。你走到电话机跟前。一年前你受聘参与一个渎职诉讼案，要起诉一个嗜好毒品的眼科医师——他因粗心大意而使一个病人致盲。你花费许多时间与美国医疗协会交涉。你打开总是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的电话号码册，打电话给总部在芝加哥的美国医疗协会。找乔纳森·亚当斯医生吗？电话那一端那个男子深沉的声音听上去急于表明他的工作效率有多高，尽管在长途电话中有静电干扰声，你也能听见手指头在轻触电脑键盘的声响。

“找乔纳森·亚当斯医生吗？对不起，没有……等等，有个名叫乔纳森·小亚当斯的，是一位产科医师，在旧金山。他的办公室号码是……”

你急匆匆地将电话号码记下，而且以同样的速度按下你电话机上的号码。

正如律师们想要他们的子女成为律师一样，医生们也鼓励其孩子成为医生，而且有时候他们与儿子同名。这位医生也许不是那个签署你出生证明书的男子的儿子，但是你必须查明真相。产科医生？职业相同，就像父亲，像……

一位秘书接听电话。

“请找亚当斯医生。”你说。

“现在医生正和病人在一起。他可以给你回电吗？”

“请务必回电。我的电话号码是……”你把电话报出来。“不过我想他此时愿意跟我谈谈，只要告诉他是有关他父亲的事。告诉他事情有关红杉角诊所。”

那位秘书的声音显得迷惑：“当医生和病人在一起时，我不能打扰呀。”

“照办吧，”你又说，“我保证他能理解事情的紧迫性。”

“哦，如果你——”

“有把握？是的，完全有把握。”

“请等一下。”

30秒钟以后，一个紧张的男子声音说：“我就是亚当斯医生，究竟是什么事？”

“我先前告诉了你的秘书，肯定她也对你说了。这件事关系到你父亲。大约在1938年，有关红杉角诊所之事。”

“我根本不清楚什么……哦，上帝。”

你听见有力的咔嗒一声，然后就是静电干扰声。你搁下电话，点了点头。

整整一个下午，你一直在紧张地调查另一个惟一的线索，尽力去发现琼·恩格尔目前的状况，那位护士的名字出现在红杉角的出生证明书上。假如她没有去世，如今肯定已退休。即便如此，许多以前的护士与她们昔日的职业仍保持着联系，继续从属于专业组织，并且为杂志写稿、为护理事业贡献力量。然而不论你给各种协会打了多少次电话，关于琼·恩格尔你连半点线索都无法找到。

已是傍晚时分了，在频繁的打电话间歇中，你虽然点了客房服务用餐，但是煎荷包蛋配鲑鱼你一口也不想尝，你口中的苦味让你倒了胃口。从旧金山问讯处，你得到了亚当斯医生家中的电话号码。

一个妇女用疲倦的声音回答道：“他还在……不，等一下，我听见他开门进来了。”

你握着电话的手指不由得痉挛起来。

现在已熟悉的那个紧张的男音——有点儿气喘吁吁地说：“是的，我就是亚当斯医生。”

“又是我呀。今天我打过电话给你办公室，想谈一下有关红杉角那个诊所，1938年的事。”

“你真是婊子养的——”

“这次请别挂电话，大夫。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我将让你清静。”

“有对付骚扰的法律。”

“相信我，我懂得所有的法规。我在芝加哥就是操这一行的。”

“那么你在加利福尼亚不具备操这一行的资格。因此你不能通过……来威胁我。”

“大夫，为什么你要如此守口如瓶？为什么一问到那个诊所你就神经紧张？”

“我没有必要跟你谈。”

“但是如果你不想谈，你就好像是在隐瞒什么。”

你听见那个医生在大口地喘气：“你为何要……我和那个诊所无关。我的父亲十年前已去世。你难道不能放过过去的事吗？”

“我的过去，我无法放过，”你坚持说，“你的父亲，1938年在红杉角签署了我的出生证明书。有些事我需要了解。”

医生有些迟疑：“好吧，什么事？”

“黑市收养子女。”听见那个医生的吸气声，你继续说，“我认为你父亲在我的出生证明书上填写了错误的信息。我认为他没有记录下我生母的名字，相反却填写了收养我的那对夫妇的姓名，所以在封存的出生证明书中没有注明我生母姓名的那份。这种收养手续从未得到合法的认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需要修正在法院存档的那份错误的出生证明书。”

“主啊！”那位医生喃喃自语。

“我说得对吗？”

“真见鬼，我怎么知道。我父亲关闭那家诊所时我还是个孩子，随后我们在50年代早期离开了红杉角。如果你被违法地收养，这件事也跟我毫无关系。”

“确实如此。而且你的父亲已身故，因此他不会被起诉。此外，法律的局限也会保护他，而且不管怎样，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谁还会关注？除了我之外。大夫，你对我的问题神经过敏，这就表明你是知道某些事的。当然你不会因为你父亲所干的事而受到指控。因此，你将你所知道的事告诉我，对你毫无伤害。”

那位医生的嗓子干涩：“我父亲的声誉。”

“啊，”你说，“是呀，他的声誉。瞧，我没有兴趣扩散丑事，也不想毁了任何人的声誉，不管是死者还是生者：我只要事实真相——有关我的真相。谁是我的生母？在某个地方我还有兄弟或姐妹吗？我是养子吗？”

“很多钱。”

“什么？”你将电话捏得更紧了。

“当我父亲关闭诊所并离开红杉角时，他有很多钱。那时我虽然是个小孩，但也知道他在一个风景胜地仅靠接生婴儿是无法挣得那一大笔财富的。当时总是有那么多的婴儿，我记得每天早晨他都要步行去保育院。后来那个保育院被火焚毁了。接下来的事就是他关闭了那家诊所，然后在旧金山买下一幢私宅，此后再也没有工作过。”

“保育院？”

“在小镇上方山脊上的一幢建筑物。房子很大，有各种烟囱和山墙。”

“维多利亚式的？”

“是的。那是怀孕妇女居住的地方。”

你在颤抖，胸口有被冰包围的感觉。

“我父亲总是称它为保育院，我还记得他提起时总是面带微笑。为什么要找他的茬儿？”那个医生问道，“他做的所有事就是帮助婴儿分娩出来，而且他做得很不错。如果某人付给他很多钱要在出生证明书上填写错误的信息，怎么连我也不知道他做过那种事？”

“但是你会怀疑。”

“是呀，真该死，我也怀疑过。”亚当斯医生承认。“但我无法证明。而且我从未问过。你应该谴责的是巩特尔一家人！他们管理那家保育院。不管怎样，如果那些婴儿有了爱他们的父母，如果那些收养夫妇最终得到了他们拼命想要的孩子，那又有什么害处？谁会受伤害呢？快放过过去的事吧！”

在一刹那间你说话有了障碍：“谢谢你，大夫。我很感激你的诚实。我还有惟一一个问题。”“说吧，我要结束这场谈话了。”

“巩特尔一家人，管理那家保育院的人。”

“丈夫和妻子，我回忆不起他们的名字。”

“你是否还记得他们后来的情况？”

“是在保育院焚毁后？只有上帝知道。”亚当斯医生说。

“那么琼·恩格尔的情况如何，就是协助你父亲的那个护士？”

“你刚才说只有一个问题，”那个医生的呼吸有些刺耳。“没关系，如果你答应放过我，我会回答的。琼·思格尔出生在红杉角，并在那儿长大。当我们搬走时，她说她会留下。现在可能还在那儿。”

“如果她仍然在世。”你又感到一股寒气，然后搁下电话。

跟昨晚一样，有个婴儿在你隔壁房间里啼哭。你在房子里踱方步，然后打电话给吕贝卡。你说，目前你的状况如预想中一样良好，什么时候能回家还说不准。你挂断电话后，尽力入睡，但忧虑感催促你早早醒来。

早晨的天空很阴暗，正如你的思绪一样灰蒙蒙的。在旅馆外查询一番之后，你按照服务台那个职员指点的方向前往佛得角公共图书馆。心情烦乱地研究有关资料一个小时后，你驾车返回红杉角。天空变得阴沉沉的，云层越来越暗。

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公路看过去，那个小镇显得更加凄凉。你把住方向盘驶下那条颠簸不平的便道，抵达那个摇摇欲坠的木板搭建的小旅馆，然后停放好租来的汽车。你穿过缠住裤腿的杂草丛，走到旅馆曾经显耀的门廊背面，找到那条沿着山坡朝上延伸的被风雨侵蚀的石头台阶，然后爬上高踞于小镇之上的那座光秃秃的山脊。

那片不毛之地只剩下一片废墟：就是亚当斯医生称之为保育院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烧焦的木料和坍塌的尖顶山墙组成的焦乎乎的框架。保育院这个词使你感到似乎有一根冰冷的钢针刺穿你的心脏。天上悬垂的云层更厚、更阴暗，一股寒风使你紧紧捂住胸口。那家保育院，在1941年时……你在佛得角图书馆里被制成微缩胶卷的旧报纸上查阅到的……有13名妇女死于此地，被大火烧死，化为灰烬——她们的尸体被烧得焦黑，奇形怪状，而且蜷缩成一团——都归于一场熊熊的烈火，有关这场火灾的起因当局从来也没能确认。

13名妇女，13个独身妇女。你愤怒得想大喊出声。她们都是孕妇吗？还有没有……想像着她们挣扎时的尖叫，她们呼救时的惨叫，她们难以形容的痛苦的惊叫，想到那可怕的场景你觉得一阵恶心。你感到这片废墟的气氛如此压抑，使得你好像被人推着一般一路踉跄地走下那些不稳的石阶。你蹒跚地穿过斜坡下面的缠腿的杂草，跌跌撞撞地经过那令人厌恶的旅馆废墟到达汽车跟前，在那里你斜靠在发动机顶盖上，竭力克制不要呕吐出来，尽管吹来渐渐增强的寒风，你还是浑身冒汗。

你心中在想：那家昔日的保育院……我的上帝。

红杉酒吧还是你离开时的老样子。在酒吧右方一角的桌子那儿，基特里克局长和朋友们又在玩扑克牌。吸烟产生的烟雾还是使他们头上的灯光显得暗淡模糊。在你左面，那个服务生站在酒吧的后面，在他身后架子上那些古代航海仪器熠熠生辉。但是你内心难以抗拒的冲动领着你走向右边墙上贴的那些皱巴巴、退色的老照片。

这次你不是天真地端详这些照片了。你看见那个有尖顶和山墙的保育院的已经泛黄的图像。你眯起眼睛凝视着照片上的一些细节——当你第一次见到它们时却未能注意到其重要性。有几个妇女的影像显得较小，因为摄。

影师对那幢很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拍了一个长镜头。妇女们坐在花园边的一个草坪上，背对着一堵开有窗孔的花砖墙……你的思维停止了……滩个保育院。

每个妇女——是年轻的！那么年轻——膝上抱着一个婴儿。那些妇女笑得那么甜——她们是在表演吗？还是被迫微笑着？其中有一个是你的母亲吗？婴儿中有一个就是你？玛丽·邓肯，是什么样的绝望使你像那样微笑？在你身后，基特里克局长沙哑着嗓子说：“这些日子没多少游客来此地重游。”

“是的，我对红杉角的了解还不够。”你转过身来见到基特里克局长——这时还不到下午5点——手持一杯啤酒，“你也许会说我挂念这地方。”

基特里克局长呷了一口啤酒道：“我料定你在法院没有发现你想要的东西。”

“实际上我获悉了比我预料中更多的东西，”你的声音动摇不定。“你想在这儿还是去你办公室谈谈？”

“那要取决于你想谈哪方面的问题。”

“谈谈巩特尔一家。”

你穿过那扇吱吱作响的大门进入办公室。基特里克局长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他的脸色看上去比前两天更加红润。

“巩特尔一家？哦，哦。多年来我都没听说这名字了，他们怎么样啊？”

“那就是问题所在，不是吗？他们怎么样啊？告诉我。”

基特里克局长耸耸肩说：“没多少好说的，我已记不起他们了。当时我还是个学步的儿童，他们……我所知道的都是我长大以后才听说的，而且了解不多。他们夫妻俩管理一所寄宿制房子。”

“那家保育院。”

基特里克局长皱起眉头说：“我相信我没听说过它叫保育院。啥意思？”

“巩特尔夫妇收容年轻的妇女。确切地说，是收容孕妇。在婴儿出生之后，巩特尔夫妇便把他们卖给那些自己没有希望生育孩子的犹太夫妇。黑市收养子女。”

基特里克局长慢吞吞地挺直身体，“黑市收养子女。你究竟从哪里得到一个如此疯狂的……”

你双手按住办公桌，俯身向前道：“明白吧，追溯到当时，收养机构不愿把婴儿给犹太人，而是给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因此巩特尔夫妇就提供这种服务。他们和帮助分娩婴儿的医生便乘机发财。但我认为那还不是全部事实真相。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还有更多的事，更严重的隐情，尽管我还吃不准到底是什么事。我确切知道的就是那13个妇女——她们有可能怀了孕——都死于1941年焚毁保育院的那场火灾。”

“哦，当然啦，那场火灾，”基特里克局长说，“我听说过那件事。实际上我还隐约记得那晚在绝壁上的熊熊烈火，尽管当时我还很小。整个小镇照亮得如同白昼。真可怕，那些妇女全被活活烧死。”

“是的，”你吸了一口气，“真可怕。后来巩特尔夫妇离开了，那个医生也如此。为什么？”

基特里克局长耸耸肩说：“你的猜测好像……也许巩特尔夫妇不愿重建保育院，也许他们认为是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不，我认为他们之所以离去，是因为在11月份时有关当局开始查询在旅游旺季结束之后，为什么那些妇女——而且只是妇女，仍然留在那所寄宿制房子内。我想巩特尔夫妇和医生非常害怕，如是他们赶快离开小镇，使得当局无法讯问他们。他们想要阻止一场可能导致自己遭指控的调查。”

“你只管去想，你无法证实任何事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当我长大后，我有时也听人们谈论巩特尔夫妇，而且镇上居民一谈到他们就说他们如何的好，如何慷慨。当然，红杉角曾经是受欢迎的风景名胜，但是只是在旅游旺季里才这样。一年中余下的时间——尤其在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如果不是因为那所寄宿制房子，这个小镇恐怕会挨饿。那里一年四季都生意兴隆，而且巩特尔夫妇在此花了大笔的钱。有那么多的宾客，他们要吃掉大量的食品，巩特尔夫妇就在当地采购，而且他们雇佣本地的帮工，比如厨师、女佣人。镇上的女士们去做洗衣和熨烫工作。物业管理员负责打理房子和庭院，确定一切都休整过而且看上去状况良好。这个镇子多亏了巩特尔夫妇，可当他们离开后，得了吧，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红杉角不能只靠旅游业来支撑。商人们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他们没有资金支撑商店的经营。小镇开始变得凄凉，不像过去那样有大批游客光临，越来越少……哎，你该明白我们是在何处没落的了。虽然这个镇子一度依赖巩特尔夫妇，你找不到任何人说他们的坏话。”

“确实如此。这就是使我不安的原因。”

“我不明白。”

“所有那些孕妇来到那所寄宿制房子，”你说，“一年到头都有，从30年代进入40年代初期。即便巩特尔夫妇没有雇本地仆人，这个小镇没有帮忙，却会注意到那所寄宿制房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本地人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些夫妇来的时候没有孩子，但是离去时却带上了一个婴儿。整个镇子——甚至警察局长——总该意识到巩特尔夫妇在贩卖婴儿。”

“那就到此为止。”基特里克局长站了起来，他的目光中闪出勃然大怒之色。“当时的警察局长就是我父亲，我不愿意让你带着那种口吻谈论他。”

你厌恶地扬起双手道：“除非警察局长背过身去佯装不知，阴谋便不可能实现。巩特尔夫妇可能收买了他。但是当时那场火灾毁了一切。因为它引起了局外人的关注，比如火灾调查员、县里的医务督察，也许还有州警察局。然而当他们开始查询关于那所保育院的案情时，巩特尔夫妇和医生早就离开了本镇。”

“我告诉你，我不愿听你侮辱我父亲！行贿？为什么？我父亲从未——”

“当然，”你说，“这个镇子的栋梁，正如其他每个人一样。”

“滚出去！”

“好吧，一旦你告诉我另一件事，我就走。说说琼·恩格尔，她还活着吗？她仍然住在这个镇里吗？”

“我从未听说过她。”基特里克局长咆哮道。

“不错。”

基特里克局长站在敞开的房门跟前，气得朝他的办公室干瞪眼。你上了汽车，开上颠簸不平的大街，拐了一个U字形弯，经过他身旁。那位局长眼睛瞪得更厉害了，在你汽车的后视镜里，你能见到他逐渐变小的怒气冲冲的映象。你减速后，把住方向盘左转，让人看起来好像要驶上那条通往镇外的颠簸不平的道路。你小心翼翼地朝那位局长望了一眼，你看见他带着惴惴不安的胜利之色阔步走在人行道上。你见到他推开那家酒吧的门，此时你刚拐过街角看不见那里的情况，于是你停下了车。

天上的云层变得更暗、更厚、更低，风刮得更大、更刺骨。断断续续的雨点在你的挡风玻璃上形成斑点。你走下汽车，扣好茄克衫的衣扣，透过刺骨的寒风往码头破烂的废墟那儿瞅了一眼。两天前你遇见的那老头虽然已不再颓然坐在那张不稳的椅子上，但你正准备拐过街角，你突然注意到右边码头附近那问棚屋的一扇蒙着灰尘的窗户内有移动的身影。你走近那个棚屋，棚屋的门正对着奔腾的海洋，但是你还来不及敲门，那扇摇摇晃晃的门便嘎吱一声打开了。那个老头穿一件磨损的皱巴巴的毛线衣，翘起脑袋皱起眉头，嘴唇上叼着一根家制的卷烟。

你伸手去掏你的钱包，一面说：“那天我跟你谈过话，可还记得？”

“是的。”

你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百元大钞，那老头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大了。在他身后棚屋中的一张桌子上，你见到6只空啤酒瓶。“想不想挣一些既来得快，又容易得到的钱？”

“要看怎么挣。”

“说说琼·恩格尔。”

“是怎么回事？”

“听说过她吗？”

“是的。”

“她仍然在世吗？”

“是的。”

“就住在本镇？”

“是的。”

“我在哪儿能找到她？”

“白天这个时候吗？”

当你把那张钞票递给老头时，他所告诉你的情况使你的手在发抖。你浑身战栗——倒不是由于寒风，你转身走向汽车。你打定主意选取一条迂回的路线去那老头告诉你的地方，以免那位局长从小酒馆窗户里眼光瞟了过来，看见你驾车经过。

“在犹太教堂里，”老头告诉你，“要么过去曾是……难道他们不是这样称它的吗？一个犹太教堂。”

断断续续的雨点变成了毛毛细雨，尽管开着暖气，还是有一股寒冷的潮气渗进车内。在离小镇最远的一端海滩的上方，你来到一座灰暗的一层楼平顶式建筑物跟前。那些红杉木构成的墙已经裂开、翘曲，窗户都蒙上剥落的胶合板。房子四周长满齐腰深的杂草。你的心在怦怦地跳着。你走下汽车，不顾风卷细雨打在身上，皱着眉头沿着一条杂草中的小道走到前门。所谓的门只不过是一片厚厚的胶合板，依靠一条铰链悬在那里，当你进门时那扇门几乎要倒下。

你面对一个小小的门厅，里面满是风吹进来的沙尘，角落里有动物已筑了窝。天花板上悬着一些蜘蛛网。一股辛辣的霉臭味直；中你的鼻孔。墙上的希伯莱字母如此模糊，你已无法辨认。但最吸引你注意力的是在黄沙中的那条小径，在满地尘土中通向教堂的入口。

你感到头顶光秃秃的。你本能地环顾四周寻找一顶亚莫克便帽。但是在那么多年之后，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便帽了。你从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把它放在头顶，推开通往教堂的大门，然后你所见的情景使你惊愕得几近瘫痪。

那个教堂——或者过去是个教堂——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后墙有一个壁龛，那儿挂着一个曾经用来遮蔽希伯来圣经的帘子。在帘子前面，一个老妇人双膝跪地，她那干枯的臀部贴在骨瘦如柴的膝盖上，一块拴住四角的手帕蒙在她头顶。她口中默念着，双手不停地摆弄着，似乎在捏住她面前的什么东西。

你终于能移动脚步，一点点地向前挪动，在她身边停下。你惊讶地看见她紧紧抓住的那个不合时宜的物件：一串天主教的念珠。泪水慢慢从她脸颊上淌下。尽管你靠得够近，你还是得竖着耳朵才能辨别她的喃喃自语。

“……从罪恶中拯救我们，阿门。”

“你是琼·恩格尔？”

她没有回答，只是不断地用手指拨弄那些珠子，并在祷告。“你好，玛丽……受到祝福的是子宫之果……”

“琼，我的名字叫雅各比·韦伯格。”

“现在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在我们死之前……”

“琼，我要跟你谈谈关于亚当斯医生和那个诊所。”

那个老妇人的手指在念珠上僵住了。她慢吞吞地转过身来，泪水充溢的眼睛眨巴了几下。“那个诊所？”

“是的。关于巩特尔夫妇，还有那个保育院。”

“上帝保佑我，上帝保佑他们。”她的身体在摇晃，她的面孔苍白。

“赶快，琼，要是你跪得太久会昏倒的。我来帮你站起来。”你扶住她瘦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胳膊，轻轻扶着她站起来。她还是摇摇摆摆站不稳，你便抱住她空壳般的身体倚住你，说道，“那家保育院，那就是你在这儿的原因，琼？你在做自我惩罚式的忏悔？”

“30件银器。”

“是呀。”你的声音在这教堂里的回声很可怕。“我想我已理解。亚当斯医生和巩特尔夫妇赚了大笔的钱。你是否也赚了大笔的钱呢，琼？他们给你的报酬丰厚吗？”

“30件银器。”

“告诉我有关保育院的事，琼。我保证你会感觉好受些。”

“常青藤，玫瑰花，杜鹃花，鸢尾。”

你有些畏缩，怀疑她是不是已疯癫。她似乎认为“保育院”指的就是植物苗圃。但是她的理解力应该更好。她知道保育院与植物毫不沾边，而是与未婚孕妇的婴儿有关联的，或者至少她应该知道。除非年龄的影响和某种负罪感影响了她的大脑和记忆。她表现出一种自由联想症状。

“紫罗兰，百合花，雏菊，蕨草。”她喋喋不休。

你的胸口一阵痉挛，你意识到那些词汇在具体环境中有特定的含义……

它们也许是……“是那些名字吗？琼？你告诉我的是保育院的妇女用植物和花名来称呼她们自己？”

“奥瓦尔·巩特尔选择了这些名字，这样可以隐匿真实姓名。”琼哭泣道，“没有人会知道她们是谁。她们可以隐藏自己的耻辱，保护其身份。”

“但是她们对保育院有多少了解呢？”

“通过广告。”琼用萎缩的手指关节擦擦眼睛。“在大城市的报纸上，看个人信息专栏。”

“广告？但是那要冒极大的风险，警方会怀疑。”

“不，不会怀疑奥瓦尔。他从不冒风险，他是聪明人，够聪明的。他所承诺的是为未婚孕妇提供休养之家。‘感觉孤独吗？’那些广告词这么写道。‘需要训练有素的员工，给你关爱，在最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为你助产么？不会有人问你任何事情。我们保证减轻你的不安全感。让我们帮助你卸下包袱。’仁慈的主啊，那些妇女理解那种广告的真实含义，她们成百上千地赶来此地。”

琼靠在你身上簌簌发抖，她的泪水浸湿了你的茄克衫，就像风吹雨打透过屋顶滴下雨水一样寒气逼人。

“那些妇女将孩子给了陌生人，得到钱了吗？”

“得到钱？相反，她们还付钱！”琼的身体一下变硬了，当她推开你的扶持时，她虚弱的手臂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惊人的力量。“奥瓦尔，那个婊子养的——他向她们索要住宿费和伙食费。要付500美元！”

她的双膝下屈。

你连忙扶住她，问道：“500美元？那么领养孩子的夫妇呢？那巩特尔夫妇从他们那儿收取多少钱？”

“有时候高达一万美元。”

你扶住她的那两只胳膊在发抖。一万美元？就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成百上千的孕妇？亚当斯医生没有夸大其辞，巩特尔夫妇发了一笔大财。

“奥瓦尔的老婆比他还要坏。伊芙！她简直是个恶魔！她所关心的只是……孕妇的死活不重要！婴儿的死活不重要！只是钱重要。”

“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是恶魔……琼，你又为什么协助他们呢？”

她抓住那串念珠，口中喃喃自语：“三十件银器。霍利·玛丽……的母亲，常青藤，玫瑰花，杜鹃花，鸢尾，紫罗兰，百合花，雏菊，蕨草。”

你强迫她看着你。“我告诉你，我名叫雅各比·韦伯格。但我也许不是……我想我母亲的名字叫玛丽·邓肯。我认为我出生在这儿，在1938年，你是否认识一位妇女，她……”

琼呜咽起来：“玛丽·邓肯？如果她曾经与巩特尔夫妇一起呆过，她就不会使用她的真实姓名。那么多的妇女！她的化名也许是兰花或三色堇。实在说不清。”

“她当时怀的是双胞胎。她承诺放弃两个孩子。你是否记得有一个妇女，她……”

“双胞胎？有好几个妇女都怀双胞胎。巩特尔夫妇真该下地狱，他们欣喜若狂。每人收取两万美元而不是一万。”

“然而我的父母——”这称呼你几乎说不出口“——只把我带走了。没孩子的父母将双胞胎分开的情况常见吗？”

“钱！”琼畏缩地说，“一切都取决于那些领孩子的夫妇出得起多少钱。有时孪生子不得不天各一方。无法说出另一个孩子去向何方。”

“但是难道没有记录吗？”

“巩特尔夫妇特狡猾，从不留下记录。因此警方……后来又发生火灾……即便有过记录，秘密的记录，那场火灾也会……”

你的心骤然下坠。尽管你迫切需要答案，你也意识到前面是死胡同。

接着琼喃喃自语一些你几乎听不懂的东西，但是其中只字片句令你几乎无法呼吸。你问道：“什么？我没有……琼，请再说一遍。”

“三十件银器，为了那，我……我的代价。七个流产的孩子。”

“你的孩子？”

“我想，有了巩特尔夫妇给我的钱，我和丈夫便可以在富裕的条件下抚养自己的孩子，提供给他们一切优越条件，送他们上医科学校，或者……上帝保佑我，我为巩特尔夫妇做的事降祸于我的子宫。它使我比不生育更糟糕，注定我怀上死胎。上天给我的惩罚啊，它强迫我受难，正如——”

“那些放弃孩子的母亲，是否有可能在后来后悔呢？”

“没有！就像……”

接下来你听到的事使你恶心。“黑市收养子女！”你曾告诉基特里克局长。“但我认为那不是全部事实真相。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还有更多的事，更严重的隐情，尽管我还吃不准是什么事。”你这样说过。

现在你能确定更为严重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揭露出的真相使得你痛恨得哭泣。“带我去看，琼，”你努力说道，“带我去，我保证这可以使你的灵魂获得拯救。”

你尽力回忆自己所知的天主教义。“你需要忏悔，在忏悔后你的良心将会安宁。”

“我永远也不会安宁。”

“你错了，琼，你会。你将秘密保留得太久，它在你体内溃烂化脓，你必须把毒素释放出去。毕竟这些年来。你在这个犹太教堂内的祈祷已经足够了。你也受够了苦难，你现在需要的是赦免。”

“你认为我如果去那里……”琼一阵震颤。

“再作最后一次祈祷。是的，我恳求你。带我去看，你的痛苦终于到头了。”

“那么久远！我还没有去过那里，自从……”

“是1941年吗？那就是我所指的，琼，那是最后的时间。”

穿过刺入肌肤的寒风和阴冷的雨，你陪着琼离开犹太教堂的鬼影，来到温暖的汽车中。你如此愤怒，以致你不愿自找麻烦开车绕远路了。倘若基特里克局长在小酒吧看见你驾车经过，你也不在乎。实际上你几乎存心让他看见。你把住方向盘向左转，离开那条通向镇外的颠簸不平的便道，由于泥土被雨水浸透，这条道上的颠簸减少了一些。当你到达海岸上的公路时，你再次让琼放心，鼓励她带路。

“那么久远了。我没有……是的，向右转，”她说。开了半英里之后，她颤抖得更厉害了。“现在从这儿向左转。开上那条泥泞的道路，你认为你能行吗？”

“让这辆车强行通过那些泥坑直上山顶？如果需要，我会下去推车。如果车开不上去，我们就步行上去。上帝保佑，我会背着你爬上去。”

但是汽车的前轮战胜了泥坑。你马上获得动力，越过一座山丘。当车轮旋转到停止的时候，你透过雨帘皱起眉头望着一片意想不到的草地。时间已是10月初，那些草还是十分葱翠。你多么迷惑和恐惧！由于知道它的秘密，你便突然回忆起——那是在你纯真的青年时代——在大学里研读的一首诗中的几句。沃尔特·惠特曼的诗作《自我之歌》：

你被迫下了车，艰难地在发动机罩周围走了一圈，你不顾那些泥坑，冒着刺骨的风雨，帮助琼从乘客座位上摇摇晃晃地走下汽车。乌云在草地上空动荡翻滚。

“是在这儿吗？”你问道，“告诉我！是这个地点吗？”

“是的！你难道没有听见她们在恸哭？你难道没有听见她们在受罪？”

（惠特曼的诗句——）“……我布下的旗帜，用充满希望的绿色材料织就。我想它是上帝的手帕。我想青草本身就是娃娃，用草制成的婴儿。”

“琼！以上帝的名义！”雨点刺痛了你的脸，“告诉我！”

（惠特曼的诗句——）“……一种相同的象形文字……在宽广的地方和狭窄的地方一样发芽返青；在白人和黑人中间一样生长。”

“告诉我，琼！”

“难道你没感觉到吗？难道你不觉得恐惧？”

“是的，琼。”你双膝跪下，亲吻着青草，喃喃地说，“我能。”

（惠特曼的诗句——）“此刻对于我来说，青草好像是坟地长出的头发。”

“有多少，琼？”你俯身向前，面孔几乎贴到青草。

“两百个，也许更多。那么多年了，那么多婴儿。”琼在你身后哭泣，“我最后都无法再数下去。”

“但又为什么呢？”你抬头面向这愤怒的雨点，“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去？”

“有些病死了，有些是残疾。只要是巩特尔夫妇断定不能卖出的婴儿……”

“他们谋杀了婴儿？闷死了他们？勒死了他们？”

“让他们饿死。听听那些号啕声，”琼畏惧得缩起身子。“那些贫穷、饥饿、受苦的婴儿。有些只拖了三天便死去。我在噩梦中听见他们在号哭，我仍然听见他们在号哭。”琼躏跚地朝你走来。“起先巩特尔夫妇把那些婴儿放进一只小船，然后将尸体扔到海水里。但是其中一具尸体被潮水冲到海滩上，如果当初不是由于收买了那个警察局长……”琼的声音沙哑。“因此巩特尔夫妇决定用更安全的办法来处置那些尸体。他们将尸体搬来此地，然后用纸袋、土豆麻袋或装白脱油的箱子把他们埋葬。”

“用装白脱油的箱子？”

“有些婴儿属于早产儿。”琼在你身边跪下，“他们个头真小，小得可怕。”

“两百个婴孩？”狂风将你的话刮进了喉咙里。随着身体的一阵战栗，你意识到如果你的母亲就是玛丽·邓肯，苏格兰人，巩特尔夫妇也许认定你显然不像是犹太人。他们也许将你埋葬在此……

你的兄弟或姐妹？你的孪生兄弟或姐妹？你的同胞兄弟或姐妹是否就埋在你此刻紧紧抓住的青草下面？你尖叫道：“两百个！”

尽管风雨在怒吼着，你仍然听见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的咆哮声，它的轮胎在旋转着，与泥泞的地面搏斗。你看见一辆警车翻越大雨笼罩的山丘，然后刹车停住了。

基特里克局长推开车门，穿过狂暴的风雨朝你大步走来。“真见鬼，我告诉你将往事放在一边。”

你从草地上站立起来，从背后猛地伸出一个拳头，如此沉重地打在他嘴巴上，使得他跌倒在泥泞的地面上。“你早就知道！你这个婊子养的，你知道整个来龙去脉！”

那个局长擦去从破裂的嘴唇上淌下的鲜血，在狂怒之下他掏出了手枪。

“做得对！朝前走，杀了我！”你展开双臂，任由大雨鞭打。“然而琼将成为证人，你得同样杀死她！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关系，是吧？谋杀两个人没关系，对不对？还不用说那两百个孩子！”

“这和我毫不相干——”

“杀害这些孩子吗？不，那可是你父亲干的！”

“他没有卷入！”

“他任其发生！他拿了巩特尔夫妇的钱，然后背过身子假装不知！那就迫使他卷入此案！他和巩特尔夫妇一样应受到谴责！”你原地转向山脊，承受着暴风雨的全力冲击。在使人睁不开眼的狂风中，你虽然看不见那个小镇，但你还是朝着它尖声大叫：“你们这些婊子养的！你们早就知道！你们任由事情发生！你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那就是你们这个镇子衰败的原因！上帝诅咒你们！全是私生子！”

突然间你醒悟到你话中糟糕的反讽意味。私生子？这些被谋害的孩子全是私生子。你头昏眼花地倒向草地——这坟地长出的头发。你倒下后，双手紧紧搂住雨水浸透的泥土和湿润的青草叶片，喊道：“可怜的婴孩啊！”

“你什么也证明不了，”基特里克局长咆哮道，“你所了解的一切都是推测。50年之后的今天，不会再有那些婴儿遗留的任何痕迹了。他们早就尸骨腐烂，变成——”

“青草，”你呻吟道，滚烫的泪水流下脸庞，“美丽的青草。”

“提供婴儿的那个医生已不在人世了。巩特尔夫妇——我父亲一直在寻觅他们的踪影——同样也死了。死得很痛苦，假如那样能使你想要的正义得到伸张的话。奥瓦尔得了胃癌，伊芙死于酒精中毒。”

“而且现在他们受到地狱大火的焚烧。”琼喃喃自语道。

“我被抚养成为……我是一个犹太人，”你呻吟道，并突然明白了你声明的重要性。无论你的出生环境如何，你都是一个犹太人，完全、彻底是。

“我在地狱里也不敢相信，但我希望……哦，上帝，我多么希望……”

“你拥有的惟一证人，”基特里克局长说，“就是这个老太婆，一个每天下午在报废的犹太教堂里祈祷的天主教徒。她是疯子。你是个律师，你知道她的证词在法庭上不会采用。事情都过去了，韦伯格。早在50年前已了结。”

“不！它从未了结！这些青草一直在生长！”你感觉到湿土的寒气。你试图拥抱你的兄弟或姐妹，而且随着明白了这些孩子都是你的兄弟姐妹而激动得发抖。“上帝怜悯他们！”

你想这些孩子会遇到什么？他们在某个地方活得很好；最小的嫩芽表明没有真正的死亡；就是有也是引领我们走向生活；不要等到最后才将它后腿拖；一切都向上、向外生长，不会倒下；死亡与任何人设想的不一样，更幸运。

“更幸运？”你拥抱这些青草，“更幸运？”透过被雨水浸透的泥土，你想你听见了婴儿们的哭声，你抬起你的脸迎着狂暴的风雨。你吞咽雨水，尝着你眼泪的咸味，你朗诵起哀悼祈祷文。你哀悼着玛丽·邓肯，西蒙和埃斯特·韦伯格，你的兄弟或姐妹，所有的这些孩子。

还有你自己。

“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出去，”琼·恩格尔喃喃自语，“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在此刻和我们死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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