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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文》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家境熏陶 1909年5月，黄铭之妻王氏在有一男二女之后，生了一个胖小子。丈夫在外，她出于“—个男孩，只要能谋生路，父母便无牵挂”之心，给孩子起了个乳名“谋”。黄铭回来后，听了王氏给孩子起的小名，高兴地说：男孩子“足智多谋”、“长于谋略”好呀！这个二小子，就是后来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黄子文。 1918年，9岁的黄子文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的启蒙先生是个很有文化根底的老人，在教学之余，爱给孩子讲历史典故，讲当地的民间传说。十岁的黄子文在熟记所授课程的同时，对先生讲的垂缰衔环、岳母刺字等故事亦记于心间，从小就懂得了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道理。在家里，父亲给他讲靖国军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革命主张，以及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这一切都在黄子文幼年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对他后来在人生道路上的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 黄子文，又名成章，曾化名王文。祖辈以耕种为业，勤俭操持，家业逐渐兴旺。父亲黄铭，字敬庵，善于经营，家境富裕，有房、窑二十余间（孔），土地三百余亩，耕畜农具齐全，但富而不名，凡向他求助援济的穷人只要开口，总是欣然答应，立即兑现，因而当地群众称 “黄善人”。黄铭思想进步，早年参加于右任在三原组织的同盟会。后为维护当地社会治安，自己筹款买了十多支枪，组织了数十人的“农民自强社”，打击匪盗，保护地方安全。这期间，为了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护法”斗争，带领“农民自强社”参加了驻耀县曹世英（俊甫）的靖国军。他崇拜仗义疏财的剑仙侠客，故给长女起名剑仙，二女起名侠仙，又把长子黄子祥送到韶关讲武学堂学习。母亲王氏，勤劳贤慧，心底善良，在丈夫的影响下，也养成了乐于救济穷人，热心帮助邻里的好品德。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县中求学 1923年9月，黄子文升入三原县中学习。 报名时，子文给自己取了学名“成章”，意为“学而有成，做事有章”。入学后，他学习刻苦，性格刚直。数十年后的今天，同学张子敬、王谦一对此仍记忆犹新。张子敬回忆说：“成章上中学时，比较活跃，好打篮球。对学友平等相待，不偏不袒，也决不让‘强’者欺负‘弱’者。否则，他会挺身而出，帮助受辱者，即使面对比他高一头，大一膀的，也毫无惧色。” 黄子文在上中学期间，正是陕西学生运动高涨之际。当时，西安、三原、绥德、汉中被称为陕西的四大革命活动中心。在“渭北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师范”和“三原县中”等学校任教的教员中，绝大多数系北京、天津、上海几所大学的毕业生和留学生，还有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陕西早期的共产党员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魏野畴、赵葆华、李晓初、张耀斗、郝梦九等，他们在外面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提倡者和传播者，他们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学生、青年教师阅读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各学校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气氛很浓，三原成为渭北各县学生运动的中心。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三原，黄子文在共青团三原特支的领导下，参加了悼念孙中山逝世活动，在听了李秉乾“中山主义与实业救国”等专题演讲后，深受启发，决定要做一个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革命者。 5月，西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三原各学校立即响应，黄子文与同学们立即投入到这场革命斗争中，罢课游行。7月15日，吴新田被迫逃离西安，“驱吴”运动的胜利鼓舞了子文，让他意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置身于学生运动中的黄子文，一面认真学习教师讲授的课程，一面阅读流传在学生中的《共进》、《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些新知识、新思想，使他初步了解了民主、科学及社会主义思想，受到马列主义和时代精神的感染，黄子文也由一般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追求民主、进步的热血青年。 父亲黄铭的影响，马列主义思想的启迪，三原县轰轰烈烈学生运动的感染，使子文从心底萌发了去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的上海求学，寻找救国之道。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上海深造 1925年秋，黄子文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 子文到上海后，被那里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工人运动所感染，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所鼓舞，使他政治视野大为开阔。 一天，子文去上海大学求拜当年父亲的上司于右任先生，恰好遇见了在三原就相识的蒲克敏、张资平等同学。蒲克敏是上半年到上海的，专程给团中央递送三原团组织报告。当时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介绍他留校学习，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于先生1922年10月创办上海大学时，曾求助于中国共产党人，党组织遂先后选派中共党员李达、翟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到校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从而使该校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党的力量较强。薄克敏在学校组织了“陕西同乡会”，一面磋商学业，一面探讨革命理论。 子文与张资平、蒲克敏几经交往之后，参加了“同乡会”。从此，他们以“同乡会”的名义经常聚会，一块研讨国内外时局，中国之前途等问题，秘密传播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一次，子文被蒲克敏讲解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壮大的论证；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阐述，使黄子文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希望在于唤起劳苦大众，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他随之下定了“终身为共产主义拼搏”的决心。 此后，子文在学校除刻苦攻读专业课本外，经常购买一些进步书刊，利用节假日和同学一起学习、讨论。他还深入到街巷和摆摊设点的群众交谈，和闲居的老人“聊天”，体察了解民情，增长社会知识。张资平对子文的这一切十分赞赏，特别加以培养，并于1926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子文的革命意志就更加坚定了。 1927年3月，党组织吸取了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两次组织工人起义因准备工作不足而失败的教训，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广泛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发动学生、市民给予配合。子文受党组织的指示，来往于工人和学生队伍之中，做警戒联络工作。这次斗争的胜利，使他进一步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而且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心骨。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武汉从戎 1926年底，黄子文收到了哥哥黄子祥写的家信。了解到哥哥随同杨虎城的国民革命军为保卫陕西，同镇嵩军刘镇华进行了殊死战斗。西安、三原之围已解，处于死亡战线上的家乡人民得救。他对哥哥能拿起枪杆子，保卫家乡，保卫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决心学好本领，将来组建武装，为家乡乃至全国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干一番有益的事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乱世之际，黄子文感到“拳头”比讲理解决问题，枪杆子比写文章解决问题。于是，他与张资平商量，准备去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知识。在此之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已派人到湖南、湖北、上海等地招生，各地党、团组织曾给予大力支持，选派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张资平在上海大学的老师恽代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已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教，为分校政治总教官。子文与张资平相商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便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在军校，黄子文一面学习军事知识，一面继续阅读进步书刊。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出版的《革命生活》，引起了子文的兴趣，每期出版，他便抢先阅读。军校师生在专刊上，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启发和教育了黄子文。1927年《革命生活》及时歌颂了上半年在湖南、湖北广大农村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子文对农民运动的威力和农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十分关注和敬佩。 同年7月，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武汉军校停办，子文离开军校后，和一些同学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湖北省黄安、麻城一带考察农运情况，学习农运经验。农民革命的现实使子文亲眼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群众的无穷威力。他深刻地感受到：工农一旦携起手来，中国的革命事业胜利在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镇压工农革命群众，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的广大农村举行秋收起义，。子文认真听取了党内关于“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这时的黄子文风华正茂，由于党组织的培养和他亲自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社会考察与实践，思想上、政治上已日渐成熟，他决定返回家乡，按照“八七会议”精神，实践毛泽东、彭湃等同志的农运思想，效法黄岗、麻城农民的壮举，组织家乡的劳苦民众，开展武装斗争，解救广大劳苦群众。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点燃星火 1927年10月初，黄子文辗转回到陕西，与中共陕西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此时，适值省委为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九·二六”会议刚刚结束。省委鉴于三原系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革命时期三原党组织在全县六个区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实际，决定派黄子文回三原贯彻中央和省委会议精神，重新点燃农民斗争的星星之火，并任命他为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负责全县农民运动工作。 11月初，黄子文与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性初接上关系。张生初向他谈了三原党组织的斗争情况，让他回武字区整顿在8月份被敌人破坏了的“农协”组织，重新唤起民众，建立农民武装，以带动全县的武装斗争，并告诉黄子文，随后将派人去武字区协助他—道工作。 黄子文告别张性初后，到杨虎城部三原留守处赵寿山部探望哥哥黄子祥。兄弟相见，心情十分激动。黄子文眼前的哥哥，沉着中带有抑郁之情。黄子祥看到弟弟个头高了，身体壮实了，脸上虽未全脱稚气，但眼神中却流露出一种机灵聪慧和刚强不阿的秉性。黄子文从哥哥处得知：父亲在他去上海不久就去世了，怕影响他学习，哥哥一直未告诉他。大姐剑仙嫁给了大寨堡农民薛明藩，二姐侠仙嫁给了武字后区（马额）郝家堡的共产党员郝义。郝义时为县委机关干部，他与侠仙在革命道路上建立了爱情，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于年初正月二十日在郝家堡古庙会大戏台上举行了婚礼。二姐侠仙入党后，一面在泾阳一个学校教书，一面从事党的工作。弟弟黄汉章（子武）尚在上学。 黄子文回到家中，安慰母亲说：家中的事哥哥已对他说了，让母亲保重身体，家中的事今后由他来照管。随后，他又把去上海、武汉的学习情况告诉了母亲，并对母亲讲明：自己这次回来，想给家乡的劳苦大众做些事。母亲王氏受丈夫黄铭的通情达理。她告诉黄子文，要干啥，就放心去于好了。 从回家的第三天起，黄子文便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四处奔走。他在日夜走亲访友中，听到了乡亲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乔国桢在武字区、心字区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抗捐、抗税、抗粮和打击土豪劣绅的事迹。他十分敬佩地说：真没想到陕西出了个彭湃式的英雄，父老乡亲还干过那么多扬眉吐气的事业！随之，又惋惜地说：“可惜晚回一步，无缘与乔国桢相见！” 一天晚上，黄子文约唐玉怀、习浩胜在家聚会。唐玉怀是当地早期党员之一，1926年11月武字区农民协会成立时，乔国桢任主席、唐玉怀任副主席。唐玉怀、习浩胜二人都是1926年至1927年上半年武字区农民运动的骨干。三人相见，在谈到大革命失败，农民协会被破坏，群众情绪低落时，黄子文笑着问：“你们知道我这次回来要干什么吗？”年轻干练的习浩胜说：“你喝了一肚子墨水，当个教书先生不屈才吧！”黄子文摇摇头说：“孩子们太小，不懂事。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教大人，让大家像这两年搞农民协会一样，振奋精神，重新组织起来，和土豪劣绅斗，和坑害人民的官府斗，直斗到劳苦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随后，他又把自己在上海、黄岗、麻城等地看到的工人、农民运动的情况讲了一遍。唐玉怀、习浩胜听了他的谈话，想起当地的农运，心里又热呼起来。接着他们就如何发动群众、物色骨干人员、建立农民武装等事宜进行了交谈。 会后，他们三人分头行动，进行秘密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以待时机成熟，建立农民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组建武装 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尽可能用其他比较革命的方式组织农民”，“对农村封建势力必要时须用非常手段对付”，“动员很能做农运的同志及可能做农运的同志前往乡村中去，在最短期间要恢复农协或成立他种名称的农民组织”。黄子文按省委、县委的指示精神，回乡后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1928年2月9日，黄子文、唐玉怀觉得建立群众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武字区鲍四庙召开了40余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唐玉怀主持，黄子文作动员讲话。他说：“我回来后和很多乡亲进行了交谈，前两年我们这里的农民协会搞得轰轰烈烈，使我很受感动和启发。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和大家一起干革命的，我们要把农协重建起来，和土豪劣绅斗，和反动军阀斗，直斗到天下变成劳苦大众的天下。” 接着，子文又向大家讲了幼年上学时，听私塾先生讲的关于“甘露池”的来历：很久以前，久旱不雨，土地龟裂，人畜即将渴死，观音菩萨巡游至此，不忍目睹生灵涂炭的惨状，求助雨师，降雨半日，雨水积于土坑，形成一池雨水，饥渴的人们跪地伏池而饮，觉甘甜如花露。这场雨，救活了庄稼，救活了百姓。此后，人们立碑池旁，称其为“甘露池”以后，每逢下雨，人人疏渠导流，引水入池，以防旱灾。子文讲完故事，笑道：“这虽然是个传说，但却反映了人们求生的心理。今天，劳苦大众仍挣扎在死亡线上，需要象乔国桢、唐玉怀这样的有心人解救。乔、唐是‘甘露’，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应当成为救民于水火中的‘甘露’。” 子文讲完了，众人仍呆呆地睁大眼睛望着他，陷入了沉思。子文又趁热打铁，向他们讲了上海的工人起义，湖南、湖北农村的农民武装斗争，他将“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融会于对全国各地革命斗争的宣传之中。最后，他激励大家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胜利一定属于劳苦大众的！”经他这一宣传鼓动，人们的心又热了，大革命时期那种热火朝天搞农运、打土豪、斗劣绅的革命劲头又焕发起来了。习浩胜把袖子一卷，说：“二哥，你算没白喝墨水，你大胆地领着大伙干吧，我给你当跑腿的！”“干吧，我们先动员亲友团结到二哥的周围来！”众人也异口同声地说。唐玉怀站起来了，望了一眼子文，两人会心地笑了。 黄子文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组织，就叫‘抗敌委员会’吧！”按照黄子文、唐玉怀的安排，大家推选孙志刚任主任，李天保任副主任。根据地理条件，下设五个分会。 为了筹集经费，购买武器，黄子文卖掉家中土地，还自定“苦肉计”，让地下党员假扮“土匪”，把自己绑在母亲面前拷打，逼母亲把家中藏的银钱拿出来“救自己”。2月22日，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成立，唐辉智任队长、孙平章任副队长，黄子文为总指挥，队员30余人。 这支农民武装从2月成立到9月，活跃在三原武字、心字两区和富平石川河西的淡村一带，有力地开展了抗粮、抗捐和打土豪斗争，先后处决了勾结驻军捣毁武字区农民协会的前民团团总王厚安，武字区区长李致泰、武字后区民团团总王伯哲。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围城斗争 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1月12日发出通告，将全省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农民暴动区，关中又将三原、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作为渭北暴动区，以三原、泾阳为渭北暴动的中心区域。三原县根据省委的这一指示精神，先后组织农民开展了“交农”和“武装围城”斗争。 1928年春，三原久旱无雨，青黄不接，但国民党当局催粮耍款，地主豪绅敲诈勒索，人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黄子文找唐玉怀、马先民等商议如何动员群众抗粮度荒问题。正在此时，中共三原县委送来了省委通告和县委指示要求：“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县委指示子文根据省委通告精神，组织一次“交农”围城的群众斗争。子文看了通告和指示立即召集“抗敌委员会”领导成员，研究安排行动方案。最后子文强调说：“省委给我们及时地指明了斗争方向，县委指出了斗争方法。这次‘交农’一定要显示出群众的威力，斗出劳动大众气魄，今后的工作就好办了。眼下的任务是分头做好宣传，向群众讲‘官欺人，踏衙门，老子欺儿逃出门’的道理，我们不种庄稼了，向政府交出农具，看他们向谁要粮要款，这就叫‘官逼民反！’自古有之。”大家情绪高涨，一散会就分头展开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过了几天，子文召集各片负责人，检查动员和准备情况。听了大家的汇报后，他问：“到时候，各片群众能否一呼百应？”习浩胜抢先回答：“没问题！二哥。群众一听消息，都拍手叫好，杈把、扫帚都准备得停停当当，只等你发话了！”子文高兴地说：“好，看来大家的工作都做到家了，现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进一趟县城，给咱借‘东风’去！” 4月23日，子文通知各片负责人，让群众拿上农器家具，24日一早到西岳庙集合。 24日早，子文来到西岳庙。西岳庙对子文来讲是难以忘怀的，他到这里，便想起了幼年上学的情景，想起了国文教师讲的关于三圣母的传说。当年，沉香斧劈华山，救出了母亲。今天，自己将带领劳苦大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推翻这座山，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想到这里，子文越发感到县委交给自己与杨致中同志的这副担子的光荣和重要。 这时，杨致中带领马额各村（堡）的数千农民也来了。子文叫马先民和孙平章先按各分会组织群众队伍，维持秩序，他和杨致中到旁边的大树下商量行军路线。杨致中说：“天热了，一万多人的吃喝可是个大事呀！”子文笑道：“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次进城，请示行动时间，我也提到过此事，县委已对军字区的李培文等作了安排，让组织发动县城周围的群众送茶水，送馍。我也向我子祥哥打了招呼，让他也想办法支持。”随后，子文登上土台做了简单动员，宣布进城“交农”。 子文和杨致中、唐玉怀走在前面，“交农”醉众按各负责人的安排，一队接一队紧跟在后。万人“交农”大军，一路高呼：“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各地联合，一律造反；铲除豪绅，实行共产！”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县城进发。沿路肃字区、心字区的群众，也纷纷扛起农具，加入了“交农”的行列。 中午时分，近两万人的“交农”大军将县城团团围定。心字区、武字区的群众包围了东门和南门。各城门周围，人山人海。“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县城驻军头头田润初，县长马润昌，目睹此状，万分惊慌，紧关城门。县城周围的群众，纷纷组织起来，给围城的群众送水、送馍，支援围城斗争。驻守北城的黄子祥看到家乡农民这种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热泪夺眶而出。他征得团长赵寿山的同意后，让军队上街买馍从北城城墙上，一笼一笼地吊到城外，供乡亲们吃。 25日，围城群众有增无减，声势更加浩大。黄子文让各路“交农”负责人分头告诉群众“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收兵”，同时要安排好群众吃的。 26日，由于群众的顽强斗争，县长马润昌不得不向群众表态，答应免去当年的全部粮款。为了防止国民党县政府的欺骗伎俩，黄子文、唐玉怀、杨致中等研究决定：县政府不贴出布告以示诚意，围城群众绝不撤围。 4月27日，是参加“交农”斗争的农民感到欣慰的日子。这一天，县长马润昌终于在群众的压力下，四处张贴告示，免除当年粮款和一切摊派。“交农”斗争胜利了，城内外万众欢腾。黄子文等人把握斗争火候，宣布“交农”结束，劝告乡亲们回家迎接新的战斗。 1928年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中共三原县委为配合渭华起义，又组织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孟芳洲为政委，杨致中为游击大队长的武装围城指挥部。武装围城的骨干力量是武字区抗敌委员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并联络富平胡景铨武装一部和泾阳马仙舟的武装配合。此前，县委指示杨虎城部驻三原留守处炮兵中的第四军支共产党员张汉民，让其给武字区农民武装送步枪十多支，并派出军事干部参与围城指挥部。 5月3日，武装围城开始。胡景铨部由党谢芳团长率四个连的兵力从富平县到三原陵前大寨堡，与总指挥黄子文接头后，南下三原围住了县城东稍门。此时，杨致中率领的游击大队和武字区农民武装己围住了县城南、西两门。围城指挥部设在距城两华里的申家堡。由于前次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三原驻军宋哲元加强了城防兵力。县城久攻未克，天气炎热，士兵、队员连夜行军疲劳。中午时分，黄子文、孟芳洲、县委联络员雷展如带武字区游击队到城西指挥部吃饭休息。不料马仙舟部突然叛变，缴了游击队的枪，扣押了黄子文、孟芳洲和县委联络员雷展如，胡景铨派来的四个连见势撤走，武装围城以失败告终。 这次武装围城虽然失败，但却锻炼了干部，鼓舞了人民，打击了反动势力，增强了劳苦大众继续开展斗争的勇气。也是人民在党领导下，以革命武装力量向反动势力直接对抗的一次尝试，有力地配合了渭华起义，揭开了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序幕。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筹赈救灾 黄子文被扣以后，经党组织营救释放出来，他又同杨致中组织力量，杀了武字区民团团长王厚安及恶差、劣绅十余人，夺取了一些武器弹药，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9月，中共三原县委书记张秉仁因形势所迫，离开三原去上海，县委的工作中断。武字区在黄子文、唐玉怀等坚持下，仍在组织继续活动。 1928年秋季到1929年春，关中持续旱灾，加上军阀土匪的抢掠骚扰，渭北一带满目疮痍，广大贫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十室九空，挣扎在死亡线上。武字区灾情更加严重，灾民人心惶惶，四处逃命。黄子文目睹此情，深感痛心。他心急如焚地召集区委负责人孙平章、马先民、唐玉怀等商议赈济灾民问题。子文说：“现在灾情严重，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人饿死。应该建立一个群众幽的组织，号召大家有粮的都往出捐，对豪绅要下捐粮数量。”大家同意了子文的主张，随即在西王 堡组织了“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推选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马先民、侯守愚、侯永益、孙平章、薛宏道、李永福、康德宽、韩文禊为委员。为了对付土豪劣绅，“筹赈会”还设立了一支武装保卫力量。子文动员大家说：“救灾如救火，抢救家乡灾民生命的重担落在我们肩上，现在先分片宣传，再过几天在长坳堡开会汇报落实情况。对于土豪劣绅，我们这次筹粮也是先礼后兵；对于顽固户，少不了采取断然措施。”子文接着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地方行政人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 5月13日，在长坳堡召开了两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子文向大家讲了灾民的困境，号召有粮户本着人道精神捐出余粮。动员之后，他带头捐粮七石。在他的带动下，当场自报捐粮约五十石。会后，对于土豪劣绅不捐粮的采取了“吃大户”的办法，强行收粮。这样，不到一个月共筹粮八十八石，分给了3700余断炊饥民，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赢得了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打击了地方反动政权。一直跟随子文闹革命，现已八十九岁高龄的习浩胜回忆说：“二哥和乡亲们的交情，是患难的交情，情同手足啊！” 黄子文一心扑在革命上，把个人的事抛在脑后，人已到结婚年龄，却从未见谈及此事。原区委宣传委员唐玉怀，看到眼里，急在心里，四处为子文物色对象。一次，他见黄侠仙引回一个女学生，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不由眼前一亮。经打听，得知是自己的同学李盛利的妹妹，叫盛云，正在西安上学。于是，他找李盛利，说明想法。李盛利对黄子文的为人很敬佩，便同意了把妹妹介绍给子文，并与唐玉怀一起做好了盛云的工作。 8月，黄子文同李盛云由唐玉怀等人主持结了婚，并带她一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9月，鉴于中共三原县委工作处于停止状况，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决定由黄子文、孙平章、唐玉怀组成中共三原特支，黄子文任特支书记。三原县党的工作又开始活跃起来。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狱中斗争 193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四）天还没亮，国民党三原驻军魏凤楼带部队紧急出动，包围了黄子文家所在地甘露池村，机枪、小钢炮对准了黄子文家的院子。 一阵激烈的砸门声惊醒了黄子文，他刚把院门打开，即被蜂拥而上的士兵五花大绑。接着，又逮捕了他的哥哥黄子祥，进而以“组织灾民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黄氏兄弟关押在县城的监狱中。翌日晚，魏凤楼亲自审问。黄子文被带进审讯室，魏凤楼的提问被子文一一反驳后，恼羞成怒，剥光了子文的衣服，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背。烙铁挨着肉，嘶嘶作响，焦味扑鼻。黄子文的额头上滚动着豆粒大的汗珠，他紧咬牙关，不吐一个字，瞪目怒视。手拿烙铁的刽子手被黄子文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吓呆了、退缩了。敌人的审讯以失败告终，只好将子文拖回狱中。 第三天，敌人又将黄子文、黄子祥分别审讯了几次，结果什么“罪行”也没落实。 过了几天，魏凤楼突然传黄子祥到他的客厅，告诉子祥，要想赎回黄子文，就拿出两千银元为部队做军装。黄子祥冷笑道：“你们乱扣帽子，干咋乎，就是为了此事，何不早说？我弟弟是个青年学生，他看不惯富人流油，穷人饿死在大路上，做点行侠仗义的事，就成了共产党？我在国民党军中干了多年，当过团副，也是共产党么？”魏凤楼被说得脸上一阵白一阵红。 自从黄氏兄弟入狱后，中共三原特委负责人唐玉怀、孙平章等四处找门路，托人探听消息，进行营救。广大群众三三两两到家中安慰子文的母亲和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李盛云，并联名写保状，要求释放黄子文。黄子文的母亲一面安慰儿媳，一面找人变卖土地，并将多年积蓄的五百块银元从地下挖出，为营救儿子做准备。二姐黄侠仙也从外地专程回家，为营救弟弟而奔走。 黄子祥回家后，将魏凤楼乘机榨取钱物之事一说，母亲便说：“快寻钱把人救回来，人要紧呀！……” 第二天，子祥便开始筹款救弟弟。这消息一传开，广大贫苦农民也纷纷找亲戚，寻朋友，你一块银元，我几块铜板地送到黄子文家。经过几天的周折，终于凑够了八百块银元、五百套军装送到魏凤楼处，救回了子文。 黄子文被营救回家后，消息很快传遍武字区。一连几天，他家象办喜事一样，人来人往。院子里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习浩胜望着子文消瘦的脸庞，双眼含泪说：“二哥，你受苦了……。”子文笑道：“只要我不死，革命就要革到底！” 有人指着黄子文身上的烙伤问：“敌人烙烤你受得了吗？” “敌人把烙铁烧得越红，越不必怕，因为末稍神经烙坏了，反而不觉得疼了！” 大家被黄子文这风趣乐观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泪水夺眶而下，对他更加爱戴和敬仰。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武装灾民 1930年3月，黄子文出狱的消息传到省委后，焦仲鸣及时报告了正在榆林巡视工作的省委书记杜衡。随后，临时省委决定任命黄子文为渭北巡视员，负责整个渭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 自1928年夏季以来，渭北连年干旱，“在全省灾荒中最为严重，秋夏无收，赤地千里，政治经济都起了高度的恐慌，商业凋零，三原要算关中最富之区，过去商业繁盛，现因灾荒关系，歇业者在十分之五以上……三原驻军军需大借款，约只有80元资本的商号即派40元。因此激起三原全城罢市反抗，农村捐税更是急如星火，差吏到乡，只要家里值一元的东西即拿去了，逼迫得农民投井跳崖，自杀者遍地皆是。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之下，群众生活已到极端的赤贫化……所以群众对党内的同志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敢，我们就到土匪里边混去。’这时客观形势已是这样，斗争一起，即是与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如果不能领导这个斗争，广大群众只好让土匪领导去，所以省委根据这个客观形势，指示三原特支坚定不移地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对渭北武装斗争的领导，临时省委于4月下旬，召集中共三原特支书记、渭北巡视员黄子文和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到省委，具体研究了在渭北开展游击斗争的策略，确定在游击战争发动后，立即分地主、豪绅的土地和粮食给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政权，加强武装力量。 5月初，黄子文、陈云樵到三原后，即在武字区召集三原富平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会议决定：黄子文负责组建武字区武装并去高陵联络王学道领导的武装力量；李秉荣去三原陂西镇联络王德修领导的武装力量；陈云樵、田裕国、师守命去富平组织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之后，成立领导机构，统一行动。 会后，黄子文经过几天奔走，在西岳庙召集会议，对原有游击队进行扩大，改建了一支40余人的“灾民自救队”。6月14日，黄子文率领11名武装人员和数十名群众，捣毁了武字区区公所，分了武字四区区长、豪绅岳海洲的粮食并于当晚将其处决。 6月16日，黄子文联系的各地武装汇集于武字区。王德修部由张成义（外号刀客遂儿）率领，30余人，21支枪；王学道部由赵干甫率领，百余人，数十支枪；武字区的农民武装和富平田裕国所组织的独立大队，共一百多人，五十多支枪，其成员中多为共产党员。当日在太和堡组建了“渭北灾民自救队”和总指挥部。陈云樵任总指挥兼队长，黄子文任政委，下编四个大队，每大队下编三个分队。第一大队队长王德修，政委李秉荣；第二大队队长王学道（由赵干甫代）；第三大队队长刘铁山（树模）；独立大队队长田裕国，副队长张振河。并建立了军支。黄子文兼中共军支书记。渭北灾民自救队任务是：团结灾民，打击土豪劣绅，抗粮、抗捐、分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 灾民自救队成立后，逮捕处决了回省途径武字区的宜君县县长潘恩桐，缴获长短枪7支及其它财物。6月下旬，在长坳堡分了地主豪绅的粮食，捣毁了武字区原马额乡乡公所。 从1928年5月黄子文在武字区组织的第一支农民武装起，到1930年6月渭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农民革命武装采取“避强就弱、声东击西”的战术，活跃于三原、富平、耀县交界的广大区域，形成了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农民武装斗争局面，播下了扑不灭的革命火种。 7月1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巩村高小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成立正式省委，黄子文被选为省委候补执行委员，并兼任省委军事科主任。 渭北游击战的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浪潮，使三原国民党当局受到极大震动，急调毕墨轩部、王平部合力围剿武字区。 7月13日，在和敌人进行了几番战斗、周旋后，陈云樵率灾民自救部队转移到瓦窑头一带。此时，适逢省委常委王林（南）前来了解工作情况。当时，黄子文因事带一部分人尚在武字区大寨堡。陈云樵对当地地理环境不熟悉，遂由张成义安排在塬畔的法花洞暂歇。陈云樵、李秉荣等大队以上干部被安排在一个窑洞，向王林汇报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一大队的分队长张成义突然叛变，并勾结当地几个土匪包围了会场，打死了独立大队分队长王笃（富平人），收去了一批枪支逃走。 陈云樵等脱险后，连夜找到黄子文。黄子文听了经过，十分痛心，但却劝陈云樵说：“枪被抢去是小事，只要人在就是万幸。有人，何愁无枪！人，才是革命之本呀！你们担惊受怕一天了，快点睡觉，有啥事明天再说！” 当晚，黄子文住在习浩胜家的土窑里，习浩胜见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便问：“二哥，还在想丢枪的事吗？”黄子文说：“是呀！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一要有人，二要有枪。1928年围城时，马仙舟背信弃义，这次张成义突然叛变，他们是小人，鼠目寸光之辈，今后在用人上要慎之又慎呀！”谈到枪，黄子文更是心如刀绞，这些枪来之不易呀！为了买枪，他说服母亲卖了家中百十亩地，四处托人，费尽周折；为了枪，他不顾哥哥任团副的脸面，通过关系从赵寿山三原留守处的库房里“行窃”；为了枪，他丢掉孝心，自订“苦肉计”欺瞒母亲…… 7月14日，黄子文、陈云樵、师守命、刘铁山、王志英等转移到富平王志英家开会，进一步分析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工作。最后决定：黄子文负责召集分散后的人员，进行整顿，准备再干。陈云樵回省委汇报情况，请求指示。 此后，因国民党三原驻军不断上武字区搜捕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工作难以开展，武字区的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奔走秦晋 1930年10月，鉴于渭北斗争形势恶化，黄子文不能再在三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省委主持工作的乔国桢、委员张文华及张资平决定让他去天津北方局工作。为掩护身份，便于活动，省委委员焦仲鸣通知子文之妻李盛云同行。 子文夫妇到天津后，子文留北方局军委工作，盛云留法租界内的联络站工作。 1931年7月，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领导下，驻平泾县的陕西军阀高桂滋部队的两个团发动兵变，经改组成立了红二十四军。党中央对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十分重视，指示北方局派20余干部加强领导，黄子文系派员之一。子文等到山西后，方知红二十四军遭敌袭击去向不明。刘天章决定让子文去汾阳找拓克宽，组建游击队。同年夏，黄子文、拓克宽等同志动员民众，组织力量，准备成立武装。随之，于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楼底村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闫红彦、白锡林、胡延俊、杨仲远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吴岱峰为经济委员。不久，游击队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在晋西一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国民党山西军阀徐永昌为扑灭革命烈火，调动万人“围剿”游击队，面对百倍之敌，子文等按照中共山西特委“精简部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采取巧妙的战术，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9月上旬西渡黄河，进入陕北。 至达陕北后，子文又按照中共山西省特委关于“到陕北后在政治、军事上均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和指挥”的指示，亲自到榆林县镇川堡一带寻找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 几经奔波，子文终于在陕北特委秘书张鸿志家中见到了赵伯平，赵当时化名康和煦。他们二人本来就认识，子文将游击队的情况及山西省特委的指示向赵伯平汇报后，又一起研究了游击队以后的活动问题，当时做出决定：一、活动地区在陕北军阀井岳秀、杨虎城辖区接合部之间，必要时，可以上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二、在暂时敌强我弱情况下，不要盲目进攻县城与有防御设施的村寨，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三、坚决灵活地运用红军游击战术的“十六字方针”和“分散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方法，进行游击活动；四、发动劳苦工农民众参军，发展壮大游击队；五、动员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团员加入游击队，增强政治力量。以上决定，拟由子文回游击队传达执行。 恰在此时，赵伯平接到中共北方局通过山西省特委转来的通知：“黄子文同志之妻李盛云在天津被捕后，转押北平，行将分娩，让家属保外生孩子，让子文速去北平照看。”赵伯平立即通知子文去北平照顾李盛云。但子文欲先回游击队传达特委指示，赵伯平劝道：“北平路途远，盛云坐牢身虚，生孩子人命关天，你赶陕上路。游击队的事，特委会派人安排。”子文遂将他走后游击队的人事安排与赵伯平交换了意见，这才匆匆赶往北平。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喜遇国桢 1931年11月，子文风尘仆仆地赶到北平，在北方局派人指引下，他在一个僻静胡同的小院内与妻子李盛云相会了。 夫妻相逢，子文一时不知如何安慰妻子，便在房中走来走去，当他走到床边看到孩子时，眼睛一亮，双手托起孩子说：“啊，是个小子，革命后继有人了！” “我可不愿他长大后，象你一样东奔西跑没个家！”盛云擦着眼泪说。 “我们今天的奔波，不正是为了他们的安居么！” 李盛云让子文给孩子起名字。子文在屋子来回踱了几步，眼望着李盛云说：“孩子生于北平狱中，就叫个‘北平’吧！对你坐牢，有个纪念意义。孩子大了，也让他知道母亲为他所受的苦和父母革命的光荣史啊！” 待气氛活跃之后，子文问起盛云入狱的经过，盛云便一五一十地讲述起来。 原来，子文去山西不久，联络站被敌人破坏，站内的七八个人被捕关押。8月，盛云被转押北平狱中。9月，在狱中生了“北平”。10月，因敌人拿不出具体证据，盛云被与父亲相识的一个姓刘的老人签名保释，住进“关中会馆”。不久，北方局党组织设法让盛云和正在北平美院进修的子文的二姐黄侠仙见了一面。随后，为了盛云的安全与联系方便，才转移到现在这个住所，党组织对其生活也派人做了安排。子文听了这些，对党组织的关怀深表感激，随之笑道：“看！我们革命者处处有亲人啊！”随后，黄子文也将自己从山西到陕北，又来北平的前前后后讲给了李盛云。 有一天，李盛云住处来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客人，他高高的个儿，衣着入时，洒脱干练；面庞黑瘦，略带病容；双眼深陷，戴着眼镜，而目光却炯炯有神。盛云一见，惊喜地说：“乔先生来了，快坐下。”随即又转向子文低声说：“这便是前些年在武字区搞农运的乔国桢同志，上次来过这里。” “您就是咱陕西的‘彭湃’啊！1927年我回家乡时，您已离开武字区，去年冬季我到北方局，又听说您被捕入狱，您是何时获释的？”子文紧紧地握住乔国桢的手。 “我肺病严重，出狱不久。前几天听说这里住了个陕西人，不想竟是我工作过的武字区来的。我对武字区的父老和兄弟姐妹是有感情的，他们那种革命热情，我是难以忘怀的。今天想来看看盛云生活上还有什么问题，既然你来了，我也就放心了”，乔国桢回答道。 “感谢您的关心。”子文给乔国桢添了茶水，又感激地说：“武字区处处流传着您带领人民干革命的事，那里的人民忘不了您的帮助和教诲呀” “过去的事了，不必重提，今后我们的事业还任重道远啊！” “我在家乡搞了两次武装斗争都失利了，今后的事业，还请您多加教导，指点哩！” 你一句，我一句，他们谈过去的教训，谈当前斗争的局势，谈将来的共同理想，不知不觉已是夜半了。 第二天，黄子文根据罗章龙等领导的非常委员会和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决定与马志敬、王鸿俊打算回陕西工作。但李盛云觉得家里多次被抄抢，敌人和豪绅已知道了黄子文和她的身份，因而觉得留在外地工作更有利。乔国桢见李盛云一时想不通，便让黄子文先返回陕西三原，自己慢慢再给盛云做工作。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培训学员 1931年12月，黄子文一行从北平返回陕西，暂留中共陕西省委工作。1932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黄子文回三原工作，并派渭北巡视员焦仲鸣同行。 黄子文回到家乡，与区委书记马先民接了头。从马先民那儿了解到在他离开三原后，家乡党员的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中共三原特支也于1931年5月改组为中共三原区委，因地址设在武字区，故称武字区委，马先民任书记，王曲贤、胡德润、黄子祥、侯守愚、孙平章分别任组织、宣传、武装、保卫、肃反委员。基层党支部亦建立了七个。随后，马先民高兴地对子文说：“在你走后，子祥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我和守愚已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去年，他为了普及家乡教育，于10月在西岳庙小学成立了‘教育促进会’，他任会长，唐玉怀、王曲贤、韩文禊、郭立三为委员，这些人其实是各党支部书记，‘教育促进会’的另一任务是掩护党组织的活动。这个点子，还是大哥出的呢！” 家乡党组织的发展，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黄子祥为革命出谋划策的行动，使子文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他感动地握着马先民的手说：“家乡的革命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今天这种令人欣慰的局面，多亏你们啊！” “省委让我和黄子文到这里工作，你看该从何处着手？”焦仲鸣插话道。 “这可太好了，现在急需为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新党员多，支部领导人办法少，得下些功夫帮他们提高。”马先民高兴地说。 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分期举办党员学习班，以提高大家的政治、军事素质。 在举办学习班期间，子文请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到武字区，给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讲游击战术及各类武器的使用等军事知识。子文和仲鸣分别讲党的基本知识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在学习班上，子文除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党员外，还针对一些党员生活上的问题，个别谈心，进行帮助。一天他见到了大寨党支部书记李宏儒，拉着李的手说：“宏儒哥，你来带碌碡（一种碾打麦子用的石具）没带？” “带那东西干啥？” “长坳这地方风大，不怕风把你刮跑了！”子文说罢，大笑起来。李宏儒这才恍然大悟，也笑了。原来，李宏儒因吸大烟，身体十分瘦弱，子文决心帮他改掉这个不良习气，便和宏儒交谈起来。李宏儒不好意思地说：“我这瞎毛病怕难改了！” 子文收住笑容，认真地说：“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心存‘戒烟’二字，还怕改不掉？” 两人边走边谈，子文从吸烟的危害，讲到林则徐禁烟；从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讲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最后，子文又给他讲了几条戒烟的办法，让他试试。 后来，李宏儒终于改掉了吸大烟的恶习，身体逐步恢复了健康。以后人们每提到他的身体状况时，他总是笑道：“多亏黄子文对我的规劝和帮助呀！” 历时一个多月的党员学习班，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干部。子文和刘志丹同志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为志丹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斗争经验所吸引，被志丹的为人所折服。 学习班结束后，刘志丹让黄子文去陕甘游击队。子文得知晋西游击队已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便征得焦仲鸣的同意，与志丹离开武字区，北上陕北边区。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转战陕甘 1932年4月18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家堡整休后，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黄子文被任命为五支队政委，闫红彦任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 同月21日，五支队按上级指示，南下武字区。黄子文到武字区后，即派人找区委负责人，商议组织农民联合会会员，配合五支队消灭马额王茂臣民团事宜。区委委员王曲贤到后，方知区委已于当月12日遭敌破坏，书记马先民被捕，王茂臣带民团逃跑，黄子文遂与闫红彦率部队进驻马额辖区的文龙堡。22日中午，武字区农联会在文龙堡召开欢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大会。“到会的三千余人，一律武装，镖如森林似的排列起来。”“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同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高兴到了极点！”“大会公选黄子文同志为主席，同时代表群众（致欢迎词），在他的致词中，群众的掌声真是如雷鸣一样。删随五支队南下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代表省委讲话。会议决定：由三原党组织、五支队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的代表七人组成革命委员会，拟在三原、富平、耀县接壤一带，开展分粮分地斗争，执行土地革命任务，取消敌区公所，解散民团，由革命委员会向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全国各革命团体发通电等五项决议。” 至此，党在渭北建立的农民联合会游击队、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和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全面发展。国民党得知这一情况于23日就紧急从西安调来三营兵力，又联络富平胡景铨二百人，耀县特务团上千人，分三路包围武字区，实施镇压剿洗。黄子文等分析了形势，为保存革命实力，放弃原计划，挥师北上，巧妙地甩开了敌人。黄子文此时虽知妻子李盛云已由北平返回家乡，但亦难以顾及。 同月底，黄子文、刘志丹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名义，向全中国革命民众发出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在西安屠杀革命学生造成的“4·26”惨案，号召工农兵学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政权，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5月10日，三、五支队在清水原会合，恢复了总指挥部，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游击队北上途中，驻扎在旬邑马栏的国民党军队两个连进行阻拦。战斗打响，黄子文和闰红彦率五支队担任主攻，一举将敌全歼，缴获枪械百余支，弹药无数，有力地保障了北上活动。 6月底，因陕甘游击队在韩城转战中失利，人员减少。黄子文根据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决议中“在已开始生长成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部队中，应该毫不延缓的征调大批工人与吸收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进去”的精神，带一班战士回武字区“扩红”，在区委负责武装工作的黄子祥的协助下，三天就有8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随即集中于小道口村，加入了陕甘游击队，壮大了武装力量。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建立苏区 1932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开发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中共三原县委，任命金理科为书记，并从陕甘游击队调回黄子文担任县委委员。黄子文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扩大黄子祥组建起来的武字区游击大队。8月1日，子文和省委派到武字区工作的金天华一道，在武字区游击大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渭北游击队”，由马志舟任队长，金天华任政委。同月，中共三原县委指示武字区成立了“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由黄子祥、唐玉怀任正副主席。至此，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扩大了，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的分粮斗争也开展起来了。同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二支队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被害，该队即由习仲勋带到武字区，被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陈国玺任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边区一带，壮大了渭北游击队的力量，渭北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 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在武字区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立即公布和实施苏维埃土地法，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组织并向周围发展等十二项决议。 为了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同年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在省委指导下于武字区成立，李杰夫任书记，李冲霄、黄子文、汪烈（汪锋）、洪涛祥（程建文）为常委。黄子文兼管宣传工作。同月18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命委员会）改组，黄子文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兼革委会党团委员，李冲霄任党团书记（后为郑彦青）。革委会下设土地、军事、财政、肃反、教育部。马子舟任土地部长、郑彦青任军事部长、孙平章任财政部长，邓万顺、郝祖义、马宗德为革委会委员。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武装、群团组织的建立，使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展。 10月20日，在以李杰夫、黄子文为首的特委、革委会的领导下，召开了各支部、农联会联席会议，决定在有利于贫农、雇农的原则下，立即以农联分会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工作。26日，特委、革委会召集各组织领导会议，要求领导干部加强领导，分片负责土地分配工作。27日，党团特委召开党、团支部书记会议，决定各文部用革命竞赛方式，集中时间和精力开展分地运动。28日，李杰夫、黄子文主持召开了武字区38个村堡代表会议，总结了武字区南塬土地分配经验，进一步学习了苏维埃土地法，从而使全区的土地分配工作掀起了高潮。 从原来的分粮斗争，发展到分地运动，使农民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普遍反映说：“分粮不是根本出路，一定要分土地。”武字区的一些老人，对当年黄子文等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至今记忆犹新。据陵前镇上河村当年的赤卫队员李文义回忆：上河村1932年给贫雇农分地220亩。口外庄农协会会员杨德春回忆：他们庄13户农民分得土地83亩，其中常庆绪分得的土地一直种到解放。 11月6日至8日，在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等主持领导下，按照中共陕西省委10月7日《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精神，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文艺演出等活动。为了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的数千人的示威游行，引起了各地豪绅和三原驻军的震惊。9日，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县的民团和三原、富平庄里、耀县小丘驻军开始“围剿”武字区。此时，金天华、马志舟带的渭北游击队尚在外地未回。黄子文、习仲勋为掩护特委、革委会等机关和群众转移，遂带武字后区游击队进行狙击，终因众寡悬殊，只好撤离。敌人进占武字区后，连续进行了三天大搜查。黄子文所住的甘露池村的30余人被抓走，财产被洗劫一空，连麦场上的碌碡也被推入井中、沟底。在短短的20天里，武字区先后6次遭洗劫。中共渭北特委、渭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受挫，渭北游击队被冲散，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群众牺牲，黄子文等5户的房子被烧毁。 同月19日，黄子文在向省委写的书面汇报中，总结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遭敌破坏的教训，毫无隐瞒地提出了自己对特委和革委会的意见。他指出：特委在创建苏区时，没有应付和冲破敌人“围剿”的具体计划和部署；在实行武字区土地革命后，没有积极领导其它地区扩大群众的分地斗争，如忽视了耀县群众的分粮斗争，放弃了富平的“交农运动”，在扩大游击队之后，游击运动不能广泛地开展，反而将游击队缩小到武字区内来保护武字区。“特委在一个多月当中，没有到外县去过，都是集中到武字区的，所以武字区不管是党的问题，群众的问题，特委都是全体且亲自出马的即就一支枪或者一粒子弹都要去管，群众开会特委也去讲话，完全放弃了特委在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完全取消了三原县委的作用。”“特委完全成了杂务主任，武字区大小问题都影响得特委手忙脚乱，把一切政治领导都放弃了，这是工作上很大的损失。”子文向省委汇报的这些意见曾在特委会议上提出过，但却遭到反对。 省委看了黄子文、李杰夫、程建文关于渭北革命根据地遭敌破坏的书面报告后，先后派省委委员贾拓夫、杜衡到三原，两次改组了中共渭北特委，撤销了李杰夫的特委书记职务。11月下旬，子文同张文华由西安到三原。此时，李盛云正带着孩子躲在三原县半个城村的破窑里，黄子文按张文华的意见，将她安顿到张文华家里后，与张文华返回武字区。黄子文弟弟的妻哥韩文禊来看他，对他讲起房子被烧一事，子文劝解道：“你：我都是党员，房屋烧了，人走没挂牵；把家当弄光，也要革命，革命不成功，再好的家也保不住。”他这种远大的眼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德，使韩文禊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鞭策。 12月上旬，在讨论红四方面军入陕后的革命形势问题上，与杜衡发生了分歧，杜衡以“右倾机会主义”为由，停止了黄子文的一切工作。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化装救友 1932年12月上旬，省委派杜衡去陕甘边区执行省委8月做出的《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杜衡到三原让黄子文带渭北游击队与其一同北上边区，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当是只有第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军政委兼），参谋长郑毅（后为刘志丹）。随后，杜衡让黄子文返回三原，向省委汇报情况。子文遂护送被杜衡解职的谢子长、阎红彦一块到武字区，并派人送谢、阎出潼关去上海。 1933年1月5日，子文向帙陕西省委写信，一面汇报了杜衡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的情况，一面请示自己的工作问题。不久，省委派子文去白水、蒲城一带巡视工作。子文接到指示后，于当月中下旬与金天华将渭北游击队带回武字区后便去了白水。 3月下旬，黄子文回省委汇报巡视白水、蒲城工作情况。此时，杜衡亦回省委。4月10日，杜衡主持省委会议，以“右倾”之名，给子文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随后派其去陕甘边特委工作。 陕甘边特委成立于3月份，领导着以李妙斋为总指挥、习仲勋为军委书记兼政委的游击队——陕甘边游击队。4月中旬，黄子文去后接替李妙斋，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陕甘边游击队在习仲勋、黄子文等领导下，担负保卫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重任，开展游击斗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新苏区。 5月下旬，杜衡由省委返回照金苏区，提出了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 6月中旬，杜衡不顾省委、陕甘边特委、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劝告与反对，强行带红二团南下。黄子文亦被令随军领路到武字区。省委得知此次行动的消息后，即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待袁到三原，仅碰到准备回省委的杜衡。红二团已由王世秦、刘志丹和代理政委汪锋等人带走。18日晚，袁岳栋在三原民教馆召集有杜衡、刘映胜、赵伯平（中心县委书谒）、黄子文参加的紧急会议，批判了杜衡南下的错误主张，并决定由黄子文连夜追赶红二团，阻止南下。当子文追至渭河北岸时，部队早已渡河，不知去向。 为了挽救革命武装，黄子文将情况向袁岳栋、赵伯平汇报后，即化装成木匠，深入渭华山区寻找战友。在渭南的程家乡、桥南镇，在华县的高塘、东阳乡堡子底、郭家庄、黄麓口、箭峪口，留下了子文艰难跋涉的足迹；在大明寺小学的教室里，地下党员姚明辉的瓜庵子地铺里，蓝田县山林里的石岩中，留下了子文的身影……。在十多天的奔波中，子文得到的回答仅仅是：“不知什么队伍，前两天向南山去了！”南山即秦岭，千豁万岭，横贯陕西东西，找部队犹如大海捞针。 一天晚上，子文躺在箭峪东沟一棵大树下的盘石上，思索着如何尽快找到部队的下落。猛然间，他想到了在渭华担任县委书记的赵应魁。他俩是乡党，一块共过事，和他取得联系，让渭华地方党组织协助寻找部队，岂不更方便，更快吗？ 第二天，他跑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赵应魁。俩人商量后，由赵找来了几个党员，分头寻找。子文让他们装扮成上山砍柴的，挑货串乡的，走亲访友的，奔向四面八方寻找。 在寻找战友的日子里，子文经常风餐露宿。在深山老林里，十里八里碰不到一户人家，白天饿了，烧洋芋吃；晚上冷，他拾些柴草，烧过之后，踩灭火星，趁热睡在灰烬上。这样子文磊嵩华地下党的同志，忍饥受饿地又奔波了十余日，终于在西；菇找到了病饿交加的刘志丹，后又找到了王世泰等。在渭华矗下党员王杰、李凌云、陈居义、宋金昌等协助下，几经辗转到了华县。7月下旬又转到了渭南地下党员张文华、张我公、白思堂家隐蔽，以待时机过渭河回照金。 七八月份，正是渭河河水暴涨的季节。大桥被敌人封锁，渡口亦被敌人控制。黄子文、刘志丹、王世泰等聚集在张文华家，正为北渡发愁，特别是团长王世泰不识水性，除从大桥上过，别无办法。大家的枪支，也不能各自带在身上。子文出主意说：“枪让我老婆带上，与世泰从桥上过，其余的人分头泅水过河。”刘志丹怕李盛云年轻，又有孩子，不愿让其冒险，子文笑道：“咱这老婆，坐过牢，造过手榴弹，会打枪，胆子大着哩，你放心吧！”子文望了望王世泰，又望了望抱着孩子的李盛云补充道：“至于他俩如何带枪过桥，我自有锦囊妙计，大家不必担心！” 8月上旬的一天，一对年轻夫妇向渭河大桥走来，男的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孩，女的挎着一只篮子，篮子里盛着香裱纸钱和献食。他们刚刚到码头，敌人的哨兵跨前一步：“干什么的！” “去河北给母亲过周年的！”女的回答。 “他是谁？”哨兵问。“我男人。”女人说。 哨兵望了一眼篮子，却没有动手，将头一摆：“走吧！” 他俩过了河，不由加快了脚步。男的长出一口气：“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女的笑了笑，没有说话，显得镇静自若。这就是子文让王世泰和李盛云装扮的。 当王世泰和李盛云到了原约定的集中点——地下党员李毓章家里时，黄子文和刘志丹、黄罗斌等已由渭南地下党员分头护送到了，李盛云从篮子里取出手枪，交给了大家，便抱着孩子带着刘志丹的嘱托，去西安找省委汇报情况。 黄子文当年化装救战友用的奔子（一种木工工具），至今还作为革命文物保存在渭华起义纪念馆。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结怨高岗 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黄子文、王世泰、黄罗斌等历经磨难辗转回到照金，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自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急。7月，驻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按照省委指示，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协助下，率部队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起义部队在三原张家坳的辘辘把受挫后，退回照金。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了耀县游击队，转入照金苏区。同月下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国民党以重兵“围剿”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下，红四团在与敌周旋激战后，由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带领，于8月初进入照金苏区。这三支革命武装相继到照金后，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巩固照金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刘志丹、黄子文等回到照金后，刘志丹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黄子文及先期返回照金红二团的同志都重新加入了红军部队，加强了红军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10月中旬，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敌人调数千人“围剿”，照金失守。 11月初，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甘肃省合水县莲花寺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随后，部队进军甘肃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并建立一、二、三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配合红二十六军开展游击战争，子文兼任第三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 1934年1月，部队由淳化、旬邑返回南梁途中，高岗在正宁县湫头原南邑村违犯军纪，在部队和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游击队员高战胜将此事告知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子文又告知师党委，建议作以处理。师党委即在合水廉家砭召开师党委会，批评帮助高岗。会上，黄子文从严明党纪、军纪和爱护同志的角度出发，对高岗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最后，师党委撤销了高岗师政委职务，由红四团政委杨森继任师政委。从此高岗对黄子文怀恨于心。 2月，黄子文因病到西安治疗。4月，师政委杨森负伤后，由骑兵团政委张秀山接任师政委。张秀山在黄子文尚在西安治病未归的情况下，师党委却以黄子文“右倾”、“打了败仗”为由开除了子文的党籍。同月中旬，张邦英、王安民率领第三路游击队攻克耀县黄堡镇，消息在西安的报纸上披露后，张文华拿着报纸对病情有所好转的子文说：“你带我去红二十六军吧！”子文看了报纸，说：“看来北上路途无障碍了，我们先到武字区，再组织一支游击队带上去，壮大红军。” 第二天，张文华让西安党组织魏光波开了介绍信，和白耀清、杜宛随子文前往三原。快到草滩时，白耀清对张文华说：“听在西安看病的蔡指导员讲，子文被二十六军开除党籍了！”张文华说：“先别告诉子文！”他们的小声议论被子文听到了，他若无其事地说：“即使我个人受多大委屈也要把革命干到底，红二十六军把我的党籍开除了，是因为有些人不了解我，以为我搞起武装这一摊子，是想当个营、团、师长，其实我是为着工农社会解放的！” 子文到武字区后，找到留在家乡的游击队员王启德，将组织人北上的事一说，王启德很快集合了十二三个人。子文一行转了好几天，才在七碣石见到了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和总指挥王安民。张仲良给子文带的人发了武器弹药，让其先在淳耀边界一带活动。 5月上旬，黄子文又从西安带蔡子伟、许图琏、张静文（女）、蔡春堂回到武字区，又将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回红二十六军。队伍走到耀县的东坪时，又见到了张仲良，方知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在白家山遭后沟民团袭击，总指挥王安民阵亡。黄子文遂建议张仲良集中兵力，待机消灭后沟民团。张仲良采纳了子文的意见，并公推子文负责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后接到四十二师党委通知，让游击队北上召开干部会议。子文到南梁后，将蔡子伟、许国琏、张静文、杜宛介绍给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和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 5月28日，四十二师党委在寨子弯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书记，成立特委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书记，杨森接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师政委。会后，张仲良与黄子文带领第三路游击队，一面开展游击斗争保卫三夏，一面组织游击队帮助当地群众收割，播种。子文亲自带领家在外地的队员，协助当地队员收种。一天，他发现一个队员鞋破了，脚被麦茬戳破，鲜血直流，他便将从家里带来的新鞋给那个队员穿上。早年一直跟随他闹革命的习浩胜见了，开玩笑说：“二哥，我的褂子烂了，把你的衫子给我。”子文真的脱下白布衫，给了习浩胜。习浩胜笑道：“我开玩笑哩！”子文也笑： “军中无戏言，我可是真正给你哩！”他俩推来让去，逗得游击队员都嘻嘻哈哈笑起来。 7月上旬，高岗突然以作战不力的罪名逮捕了黄子文，妄图迫害。此时，适逢谢子长、郭洪涛率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得知此事，叫释放子文，但高岗却将子文押送南梁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处理。时任革委会主席的习仲勋早在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时期，就了解黄子文是个刚直不阿、眼难容沙的好同志，“对一些问题很有见解”、“真正是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对高岗以个人成见打击报复黄子文的恶劣行径十分清楚，遂让子文留在后方工作。 同月20日，黄子文出席了陕甘边特委四十二师党委和陕北游击总指挥部，在南梁地区的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前期工作，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讨论了此后的工作。会议上，对高岗思想品质恶劣、作风专横、临阵脱逃等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斗争。最后，会议做出决议：撤销高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 8月，根据阎家洼子会议精神，为了培养干部，在南梁堡成立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学员队长，黄子文、蔡子伟担任教员。子文在教学工作中，针对学员文化程度低的特点，力求做到深入浅出，生动具体，通俗易懂。离休老干部宋飞回忆起当年的学员生活时，仍对黄子文和蔡子伟满口称赞：“他俩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理论水平都很高，又有实践经验。黄子文同志讲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又具体又生动，我的文化程度很低也能听懂”。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南区创业 1934年春，陕甘边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在陕西的鄢县、中部县（今黄陵县）、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5月，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为加强政权建设，派黄子文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代行政府职能。9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小石岩成立。张邦英任中共南区委员会书记，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南区，山大林深，地势险要，人口稀少，敌人的统治势力很薄弱，十分有利于苏区的创建和扩大。黄子文与张邦英等同志携手并肩，组织领导南区革命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他们在领导好邸西、郝甘两个县级革命委员会的同时，积极开展其它地区的政权建设。同年冬季，黄子文等指导湫头、三嘉、长舌头的当地干部，建立了这三个地方的区级政权。同时，在新宁县设立了办事处，由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刘永培兼任办事处主任。1935年春，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宁县办事处成立，黄子文等派郭迁藩任办事处主任，派南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封正宝租杜宛协助，筹建正宁县苏维埃政府。2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张仲良派宋飞到赤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黄子文与封正宝积极协助并予以指导。同月底，在赤淳西区成立了赤淳县苏维埃政府，宋飞任主席。黄子文将有建政工作经验的封正宝留下，任组织部长，协助宋飞开展工作。 同年3月，正当黄子文、张邦英等领导南区党委、革命委员会积极开展各地建党建政工作之际，蒋介石调集陕西井岳秀、杨虎城部、甘肃马鸿宾部、河南高桂滋部，向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南区党委、革命委员会机关因马鸿宾部围攻而遭破坏，张邦英、黄子文及机关干部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 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委派政治秘书长张文华寻找红一团和淳耀游击队，组织反“围剿”斗争。张文华、张仲良研究，决定将淳耀游击队编入红一团，由黄子文任团长，张文华任政委。后因张文华腿部扭伤，部队由黄子文、张仲良率领向礼泉和彬县出击。在礼泉泾河畔的北平镇，子文巧用“引蛇出洞”之计——让张仲良率部队埋伏于通往叱干的大路两边，又派两名河南籍战士以卖枪作路费为诱饵，托路边小卖部店主找买主，引诱叱干镇民团，将其一举歼灭，获长短枪30余支，弹药若干。这次胜利，一扫战士们失利后的消极情绪，增强了反“围剿”的信心。 接着，黄子文和张仲良又率队北上，配合中宜游击队袭击了柳林西峪民团。随后，红一团北上与杨森的骑兵会合，协同转战，歼灭敌军。由于主力红军和各路游击队密切配合，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壮大了革命武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肃反蒙难 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同月15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的会议上，撤销了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了以朱理治、郭洪涛为正、副书记的陕甘晋省委，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主席。不久，在西北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 随后，他们大造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者为“右派”、“反革命”、“西安来的人都有问题”的舆论，为其错误肃反路线张目开路。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实行肃反。并派人分别到前方和陕甘边大肆逮捕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上县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无一幸免。” 这次错误肃反，使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蒙受冤屈，并进而影响到红军发生很大的动摇和恐慌，使红军的力量受到削弱。删在这场灾难中200多人被冤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杜宛，赤水县委书记金理科等6人被活埋，黄子文一家四人被捕押，二人被错杀。黄子文和习仲勋、蔡子伟等被关押在瓦窑堡，他的妻子李盛云和哥哥黄子祥的女儿黄培兰在正宁县被捕押，妻侄女李金芳在洛河川被捕押。黄培兰和李金芳是从西安学校毕业后，在子文夫妇革命影响启发下，北上参加革命工作的，她俩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杀害时，都年仅17岁。 10月中旬，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24日，毛主席针对错误肃反，发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指示。随即召开中央干部会，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处理审查肃反扩大化事件，并指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去瓦窑堡释放被关押的同志。12月初，毛主席批评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要求释放被冤屈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 黄子文获释后，被安排在瓦窑堡红军兵工厂工作。 1936年3月，后方红军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学校政委袁国平调黄子文到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9月1日，红军学校随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黄子文又随同。不久，黄子文又随校到甘肃省环县曲子镇。此时，贺龙的教导团及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也迁至此地。在这里，红军学校、教导团、红军大学被合编为中央红军教导师。12月底，教导师迁至庆阳县城后，把教导一团的两个连改编为政治连，张文华为一连政治教员，黄子文为二连政治教员。学员中，南方人多，特别是上海学员对“黄”、“王”发言难以区别，讲话又快，把“黄子文”听成“王文”。有些陕籍学员开玩笑问：“你到底叫‘黄子文’，还是‘王文’？”子文笑道：“名字不过是区别张三、李四的代号，‘王文’简单好叫，就叫‘王文’吧！”从此，“王文”便成了黄子文的化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陇东特委成立，袁国平被任为特委书记。他将黄子文、张文华等20余人从教导师要来做地方工作，黄子文被任命为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 在庆阳，子文遇见了妻子李盛云。交谈中，得知李盛云北上后被党组织派到旬邑工作，在那儿碰见了两个侄女，后来李金芳被派到洛河川工作，黄培兰和她在一起。肃反中，她们都被逮捕、杀害。自己获释后，于3月份被调到庆阳抗敌后援会做妇女工作。 子文默默地听着，他没想到妻子会因他而受连累入狱，更没想到两个只有17岁的热血青年会被杀害。他长久不语，心里绞痛，泪水夺眶而出。1930年春，他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没有因疼痛难熬而落泪；1934年，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也没有因冤屈而落泪。今天他落泪了。他对革命阵营中自己人整自已人感到可怕震惊，他对这次错误肃反所造成的恶果感到痛心。他不由想起了三国时期曹植那首有名的《七步诗》： 子文想到自己和妻子是毛主席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遂劝李盛云在工作中去磨炼意志，理解革命斗争的坎坷。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支援抗日 正当黄子文在陇东特委领导下，积极组织庆阳苏区的广大人民筹备物资支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全面展开各项后援工作之际，一支暗箭又向他射来…… 1938年5月，位居陕甘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通知子文、张文华等去边区机关澄清与张慕陶牵连之事。子文感到自己与张慕陶是非分明，当前的大事是抗日救亡，不是搞内耗。他宁可为革命受苦受累多做实事，也不愿坐在那儿磨嘴皮。于是，他经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批准，又返回家乡武字区。 当子文这次回到三原时，三原的革命形势已大为好转。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早于1937年3月重新建立，周芝轩任书记，黄子祥任副书记。中共武字区委也于同年7月恢复，康德宽任书记。三原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工作，已在中心县委、区委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与县委派驻武字区的谈国帆及共产党员王瑞琪商议后，利用自己在瓦窑堡兵工厂学到的技术，自筹经费，在自己的旧窑里办起了地下兵工厂，为武装抗日修理枪枝，制造手榴弹。随后，又与区委委员郭立三、刘德植（即李岂阳）等，在长坳堡办了“女子义务学校”（对外叫“纺织厂”），招收武字区和富平县西原的青年妇女三、四十人，以纺纱织布为掩护，学习文化、时政和党的知识，为抗日救亡培养妇女干部。同年8月，被党组织送到旬邑职田镇鲁迅师范学校学习的李盛云毕业后回到武字区，被区委安排到“女子义务学校”任教师。李盛云与刘德植、陈玉秀一块，组织学员散发抗日传单，书写抗日标语，探听敌情。又让学员定期回到各自的村庄，发动组织广大妇女为抗日前线的战士做鞋袜，缝棉衣，支援前线。 置身群众中的黄子文如鱼归海，在抗日救亡工作中显得十分活跃。同年夏季，太原失守，日军直逼黄河东岸，窥视陕西和大西北。中共陕西省委及时发出了“保卫陕西，保卫西北”的号召，为了响应省委的号召，并付诸于行动，黄子文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组织群众，为保卫陕西，抗击日本侵略军做准备。当他得知区委宣传委员向纯渤曾住过“安吴青训班”后，便与其商议，并征得三原县委同意后，与向纯渤、刘德植一起去安吴堡，邀请培训班“抗战剧团”到武字区进行宣传演出，以活跃群众生活，激发群众抗日救亡的情绪。“抗战剧团”在武字区西岳庙演出期间，他亲自安排剧团人员的食宿和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广大群众观看演出。自此以后，西岳庙便成了影响很大的抗日动员阵地和党的活动中心。设立在西岳庙小学的“教员联合会”，出墙报，教唱歌，演小戏，宣传抗战。 黄子文在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组织的“渭北游击队”于1933年被省委改编为红四团后，由黄子祥、杨森率领北上了。现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队员，年纪轻，无斗争经验，不懂游击战术。黄子文针对这一现实，建议县委与安吴青训班联系，组织青年去安吴学习军事知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动员所辖的临潼县交口和富平县选派青年一块去学习。黄子文在武字区动员了60余名青年农民，连同交口、富平选派的青年共90余人，于当年冬季到了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将其编为“农民连”，由黄子文任连长，张戈任指导员。 青训班对“农民连”的教学任务，除党的基础知外，主要讲军事知识，如武器构造与拆装、地形地物的利用、夜间袭击及如何打埋伏等等。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中全会，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三原县党部和驻军，也开始了反共活动。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精干荫蔽”的方针，先后将一些领导干部送往边区，将一些暴露了身份的党员疏散外地。 1940年，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施行联保制，设置侦察网，搜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形势下，子文在武字区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武字区委书记刘光远将此事告知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时，周指示说：“黄子文这个人太红了，他到谁家，敌人就怀疑谁家是共产党，最好让他离开地方”。刘光远派交通员将黄子文送到边区陕西省委驻地。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送黄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又转入延安研究院学习，并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征途彷徨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职务的高岗让人找黄子文谈话，要他考虑自己的“问题”。黄子文意识到高岗前几次就想置他于死地，都未能得逞。这次又要下手，以高岗的显赫地位和权势，自己定会吃亏。他向过去了解他，现又在重要部门工作的贾拓夫探问情况，贾顺口回答：“哪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鬼！”这就进一步促使子文意识到：如不离开，非冤死在高岗手中不可。 子文不告而别地离开延安回到武字区。此时，三原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三原县委的领导机关难以寻找。他到长坳堡见了县委交通员陈玉秀，对她说：“我在延安呆不住，高岗又想害死我。常言道光棍不吃眼前亏，所以我回来了。但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不论到何地步，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志向是不会变的！” 陈玉秀含着热泪说：“除了个别颠倒黑白、存心整你的人外，你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在渭北是人人皆知的。”随之又告诉他，李盛云和孩子被党组织派人护送去了陕北。 黄子祥带了几个党员隐蔽到眉县开荒种地去了，走时叮咛留下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不要盲目行动，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黄子文听了说：“好个‘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我也‘屈’到他那儿试试吧！” 当晚，子文带上干粮去了眉县。黄子文找到黄子祥后，说明情况，黄子祥告诉他说：“1928年的‘交农’，1930年的‘灾民自救军’以‘渭北根据地的创建’，使你名声远扬，认识你的人遍及关中各地，你能以什么身份掩护自己呢？”他劝子文去外地暂避风头。 黄子文忽然想起了在上海求学的同学共产党员谭三少。早在1928年，他曾派习浩胜去联系过，当时谭三少也在河南家乡建立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现在情况不明。 4月上旬，黄子文去河南找谭三少未遇。返回途中，在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老河口买了一箱子弹，以贩卖竹扫帚为名，运回三原埋藏，为重新拉起武装做准备。 。 此后，子文又与陈玉秀及河南一位姓姜的做贩牛生意，他们从河南买牛，到眉县一带出售，半年多时间，子文积累了一笔钱，但是来来往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奔波，使他提心吊胆。有时，他不得不天天改装，夜间赶路。 隆冬的一天，黄子文又到眉县找哥哥子祥。他说：“前几天我碰到田裕国。他说魏志毅现任国民党省保二团团长，想活动一个守备司令，不知从哪儿得知我回来了，让裕国找我，想给我在三原谋个差事，把陵马柏嵯保甲的数百条枪拉出去，编为他手下的—个大队。我看这是个办法，先弄个公开活动身份，把武装掌握在手中。至于何时往出拉，拉给他个人，还是拉给劳苦大众，就由我了。待党组织唤醒党员，迎接革命高潮到来时，再把武装带出去打国民党”。 黄子祥说：“那样做，会被党组织和群众误解的，让高岗之流知道了，盛云和孩子会出问题。” “历史上被误解的人多着呢，张飞误解过关云长，但关云长斩了蔡阳误解顿消，关、张和好如初。再说，刘光远1940年任三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时，曾指示党员，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政权中去；与能接近的国民党官职人员广交朋友；国民党让参加其组织就参加。我现在的处境，只有走这条路了。我可以先向一些党员讲清目的，让他们以后为我作证。退一步讲，即使是终生被误解，我作为一个革命者于心无愧”，黄子文解释说。 子文接着又说：“自己人不容自己人，国民党又四处抓我们，与其让敌人抓住被动，不如让魏志毅帮帮忙，谋个外白内红的差事主动……” 黄子祥听了黄子文的话，想到弟弟的处境，心痛眼酸。过了一会儿，又劝说道：“你虽然被错误开除党籍，但在群众心目中，在广大党员心目中，你还是个党员，国民党也把你当共产党员对待，才急着抓你。如果他们要你写脱党声明，加入国民党，你怎么应付呢？”子文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脑海里卷起了回忆的浪涛：中小学时期的天真烂漫，上海、武汉求学时期的革命志向，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艰苦斗争，犹如江河掀起的浪涛，使他勇气倍增，受到鼓舞，即使是后来征途中的种种坎坷，也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可是今天这种处境，却使他彷徨不已，左右为难了。 1943年3月彷徨中的黄子文到渭南张文华家探望，恰好张文华尚在家中。老朋友相见，无话不说，黄子文又提到了魏志毅让他拉武装的事，并对张文华说：“假如我万不得已，走了那步棋，请你见了北边的老朋友，说明我进国民党的动机和目的。” “这个我可以证明你的态度。不过，这样做，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你是有名气的人，‘虽无声名传海内，却有盛誉在故乡’，你和子祥哥是怎样商量的？” 黄子文将子祥的意思一讲，张文华又感叹地说：“对呀！不然你到华山去吧，生活我可以供给。”张文华也深知高岗在位，黄子文不能北上，只好劝他上华山。子文说：“不是生活问题，一旦让国民党逮住，那就更麻烦了。” 张文华别无良策，唯有对子文的境遇表示惋惜。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忍耐寄居 黄子文辞别张文华后，到渭南车站，准备下河南继续做贩牛生意。因怕遇到熟人，他特意换了件破棉衣，戴了顶旧帽子，夹杂在众人中。 真是怕怕处遇“鬼”。黄子文刚一到车站，便碰上了乘车去西安开会的国民党渭南行署专员史直。史直以老同学的名义，硬缠住他一块去西安。黄子文再三推辞，史直只是不准，说：“西安有咱们的同学、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块叙叙旧，机会难得呀！”黄子文见脱不了身，只好一同上车。 路上，史直问道：“听说你把刘志丹从渭南救走后，当了红军的政治部主任，怎么落到这么个结局？” “我早被开除党籍了，现在做贩牛生意。”黄子文淡淡地说。 “噢，有这么回事！”史直抬起头，眼珠一转道：“老同学，这可太委屈你了。这样吧，既然你没事可干，我到西安给你谋个差事！” “那就托老同学的福了！”黄子文没想到自己一句话，竟让史直钻了空子，只好信口而答。 到西安后，史直要去开会，专门留下一个护兵“招呼”黄子文。 第三天，史直将程建文领来见子文。程建文是省委被破坏后叛变组织的，现在在“三青团”工作。程在任三原共青团书记时，认识了黄子文，并知道黄子文直来直去的性格，今天一见，略略寒喧，便话归正题，要黄子文写个脱党声明，与他一块干事。 子文强笑道：“我早已被开除了党籍，还写什么声明。我的老婆和孩子尚在陕北，加入你们的组织，岂不害了她母子！” 程建文知道难以说服黄子文，便让黄子文去他家，想慢慢磨。 黄子文知道摆脱不了史、程的纠缠，便说：“那好，我就留下，省保二团团长魏志毅让我给他组建一支武装，我去联系一下，还有宋文梅等几个朋友，我也想会一会。”随后，黄子文特意邀程建文一起先后拜访了国民党陕西省银行行长王鸿俊、原杨虎城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及魏志毅等，黄子文在与这些人告别时，总要加一句“今后我在西安干事，还望多加照顾，鼎力协助啊！”这给程建文和被访者留下了他决定留在西安的印象。 程建文为将黄子文拉入他的团伙，多次要给子文找妻室，均遭拒绝。 几个月后，黄子文见程建文对他的防范与监视仍未改变，他想搞的一些工作，无法进行。于是，黄子文便与曾在三原中学任过体育教师的曾福印结了婚，并住在她家。又以安家需钱为名，找王鸿俊贷款做倒卖食盐的买卖。这样以来，使程建文吃了定心丸，黄子文这才有了行动自由。 同年9月，黄子文通过王鸿俊在三原政界的关系，担任了陵马柏嵯四乡指导员，回到三原陵前。他听陈玉秀讲，刘光远派联络员吴志玉从边区下来了解他的情况。他高兴地说：“看来，党组织还在关心我这个人。”又叮咛陈玉秀：“志玉再来，请他转告刘光远，我黄子文无论到什么地步，也绝不做背叛党和人民的事。”自此以后，黄子文经常来往西安和三原，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他多次从西安驻军处购买子弹，让弟妻韩秀云藏于怀中，扮成孕妇运出西安城门，再由弟弟黄子武、马志轩运回三原。 1945年8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黄子文意识到：人民当家作主，翻身求解放的日子，还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 在西安，他通过宋文梅、李孟华等人，从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留守处购买长、短枪30余支，子弹500余粒，密藏在北大街通济坊，为重建地方武装做准备。在三原，他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一些党员相商，想方设法夺取地方政权机关和群团机构的领导权。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插到鲁桥、长孙、陵前、马额等乡公所。以种种借口，抵制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一次，他从鲁桥商会副会长王致道处得知商会准备改选，即与王相商，分头做工作，将进步人士王振鑫选为正会长，使国民党泾阳县党部常委德轩欲当会长的美梦落了空。从此，商会不仅为革命提供了大批资金，且成为探听敌情，护送北上人员的联络站。共产党员孙志正担任陵前乡副乡长后，派共产党员郭立三担任乡民代表会主席，从而控制了乡民代表会。 1946年春，经孙志正、郭立三向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张法杰上呈，张法杰任黄子文担任陵前乡乡长。黄子文到任后，立即改编了乡自卫队，让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掌握了枪杆子。为了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他以自己担任陵、马、柏、嵯四乡指导员的身份，使陵、马、柏、嵯的政权和武装基本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掌握，为后来的陵前起义奠定了基础。 同年3月，国民党在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后，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陕西，国民党政府除了增加包围陕甘宁沈区的军队外，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边区，搜集我军情报，暗杀、绑架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在这种形势下，黄子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送出情报，保护了革命人士和地下党员。一次，他得知三原驻军联络乡自卫队，准备袭击在柏嵯一带活动的由刘光远、朱龙江带领的“武工队”，便立即派共产党员孙景元给刘光远送信，嘱咐他们注意安全，警惕敌人伏击。刘光远得信后，及时改变了行动方案，保存了革命武装。 同年6月，敌人在三原召开“渭北肃反会议”，决定捕杀在云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崔贯一、冯一航、赵曼青等人。黄子文立即派人送信，让其“马上躲避”。 7月，黄子文去渭南办事，偶尔从曲正平处听到敌人要杀害张文华、王璋峰，他立即去张文华家告知此事，见张文华不大在意，他急了“没你说的，你快走！”张文华这才知道情况紧急，出去躲了半年，免遭杀害。张文华至今回忆起此事，仍十分感动地说：“子文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救同志的啊！”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擎旗起义 1947年春，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计划破产后，重新布置，采取所谓重点进攻战略，集中兵力于我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企图攻占山东解放区帮陕甘宁边区，以扭转败局。2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调集了34个旅20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疯狂攻势，分别于2月20日、3月19日侵占了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针对这种险恶局势，中共西北局、关中地委发出了一系列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粉碎敌人侵犯边区的重要指示。同时指示：“党员到非法武装中去或自己组织武工队隐蔽活动，组织地下军，以待时机起义。”为了响应党的号召，黄子文、孙志正等决意加紧准备，待机举旗起义。 3月，黄子文被选为陵前乡乡长兼乡自卫队队长。至此，陵前乡的政权和武装全部控制在黄子文和地下党员孙志正（已于上年9月任陵前乡副乡长）手中。正当他们积极筹备起义之际，黄子文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信，要他把掌握的武装带到边区去。 为了顺利起义，早赴边区，黄子文、孙志正、黄子祥、郭立三于3月下旬，在陵前街“天成合粮店”秘密集会，共议起义事宜。决定让在家养病的我党淳耀县保安科长兰子敬去边区，向关中地委、渭北工委汇报和请示，并让电告中共西北局。 4月下旬，兰子敬从边区回到陵前。黄子文、孙志正、黄子祥及从耀县柳林小学相约而回的共产党员孙一君在兰子敬家集合，制定起义计划。会上，兰子敬谈了去边区的情况，接着大家分析了外界和当地斗争形势。据此，决定了起义方案：⑴起义时间定为5月8日（古历三月十八日），乘陵前大寨堡汉圣母庙过会之时，邀请国民党三原县长、西阳、长孙、柏社、马额等乡乡长及泾阳县鲁桥乡长以赴会看戏为名，将其一网打尽，宣告起义。⑵起义后，以乡自卫队为基础，动员挑选一部分群众组成一支武装队伍，北上边区。⑶起义领导人为黄子文、孙志正、黄子祥。⑷由孙一君去边区，把起义计划向关中军分区南线指挥部、关中分区专署汇报，并电告习仲勋。 5月4日晚，北边传来阵阵枪炮声，随后传来了解放军警一旅攻打耀县的消息。黄子文闻讯后，认为起义的一切工作就绪，是我军攻打耀县的一个很好时机，决定提前起义。5日晨，他令孙志正立即召集乡自卫队队员集合听候命令。自卫队集合后，他留下部分队员由孙志正负责，密切监视马额乡自卫队动态，他亲领20名队员去马额乡找乡长兼自卫队队长安仲阳，想诱其到陵前缴其武器，但因安仲阳不上钩，便返回陵前，让黄子祥去做工作。随后，黄子文让孙志正等人留守乡公所，一是注意县上来电话和外地风声，二是召集陵前各保武装人员到乡公所集中待命。他仍带原有队员进驻马额乡坡子村。坡子村地势险要，城墙完整，是北上耀县、南下三原的必经要道和关口。黄子祥找到安仲阳后说：“仲阳，你二舅已带人住进了坡子村，你也把人带去，大家住在一起，解放军来了互相有个照应。”安仲阳也听到了北边的枪声，觉得舅父黄子祥说得有理，遂带着马额乡自卫队的30余人到坡子村住下。晚上，黄子祥以议事为由叫安仲阳到陵前自卫队驻地，下了他的枪械。又如法炮制，将其副队长、各班长的枪支一一收缴，队员交械后，各自回家，不敢妄动。黄子文让起义队员带着收缴的1挺机枪、26支长、短枪和3千余发子弹立即回到陵前乡公所。当晚召集了原来联系的群众、老游击队员。连同30余名自卫队员一起，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拥有机枪1挺，短枪40支、长枪百余支。 6日早，黄子文派人割断马额通往三原的电话线，安排警戒哨，火烧了乡公所所在地侯家堡的城门楼，准备了外出的必需用品。下午，全体起义人员集结于陵前小道口村进行了整编，并宣布起义。兰子敬代表中共关中地委讲了话。部队随即由黄子文等率领向边区开进。 7日早，起义人员到达淳化县方里地区上常社村休息，孙志正通过交通员吴怀玉，请当地党员给中共渭北工委书记兼渭北总队司令谈国帆送去史义、慕天祥的署名信，告知起义部队已到达上常社村。下午，谈国帆与组织部长钟滔等20余人，到爷台山碑子崾岘接到黄子文率领的部队，遂一同到达崔家塬休息。 5月9日，在淳耀县姚家河由钟蹈代表渭北工委宣布起义部队编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黄子祥任支队长，黄子文任副支队长，慕天祥任参谋，孙志正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张云德，第二大队队长陈新民。11月，调来张孝德任支队政委。不久，接到习仲勋电报。电报指示：“环境好时，部队到渭北平原活动，环境坏时，部队拉回边区休整”。随后，一支队在渭总和三原工委领导下，凭着对社情、民情、地理环境熟悉这一优势，活跃在渭北的三原、泾阳、富平、耀县、铜川、淳化一带，袭击敌人运输线，破坏通讯设施；摧毁敌地方政权，除暴安良；宣传群众，建立人民政权；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一支队转战在游击区和国统区，使敌人胆战心惊。 第一篇 黄子文传略 血洒疆场 重返革命阵营的黄子文，情绪高涨，工作积极主动。他将自己所了解的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渭北一带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后，建议“渭总”向南线游击，袭击敌人进攻边区和陕北的运输线，截击军车，破坏桥梁，摧毁敌基层政权组织，瓦解乡镇保甲武装。 “渭总”采纳了黄子文的建议，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出去。1947年6月初，黄子文派出一支队几个熟悉地形、有爆破经验的战士，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在很短的几天内，破坏了三原境内柏社乡岩窑至狼沟敌人封锁线上的碉堡15座，使敌人的通讯一度中断。当“渭总”一、二支队进驻三原、耀县接合部一带时，黄子文又派一支队参谋慕天祥带9名战士，向三原、富平交界的公路沿线出击。20日，慕天祥率小组战士在富平盘龙湾伏击了敌四十八旅运输队，缴获胶轮大车3辆，骡子9匹，军用物资若干。 6月24日，“渭总”司令员谈国帆带一、二支队在陵前小道口与敌董风文保安团遭遇，子文指挥一支队利用地形，向敌反击，打死、打伤敌人20余人，俘虏7人，缴获机枪1挺，长枪7支，余敌仓皇逃窜。战斗结束后，黄子文与刘学成、刘汉成一边打扫战场，一边观察候家堡乡公所的动静。当他们走到村北的大槐树下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黄子文的头部。刘学成见黄子文倒下了，吃惊地抱起他，一面与刘汉成给他包扎伤口，一面大声呼喊：“二哥，二哥你醒醒！二哥你醒醒啊！……”他见黄子文没有言语，脸色渐渐转白，血从伤口流出，渗满了包扎布，洒在了地上。刘学成心如刀绞，泪水盈眶。他见谈国帆向北走来，忙喊：“谈司令，二哥受了伤，不会说话了！” 谈国帆吃惊地跑上前来，他见黄子文伤情严重，马上找到黄子祥和二支队队长杨汉山，商议后，立即抬着黄子文向北转移。26日，黄子文在转移途中，牺牲于耀县境内的烟当村，时年仅39岁。 黄子文牺牲后，广大指战员无不伤心落泪，大家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将黄子文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凤凰山下。 黄子文“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强忠诚的战士”，“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是渭北群众的领袖”，他牺牲后，党和人民给予了崇高的荣誉。1948年11月10日，中共关中地委在马栏为黄子文等烈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主持了公祭，对黄子文的一生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在追悼会上，宣读了中共西北局关于追认黄子文党籍的决定。 1949年三原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为了告慰忠魂，党组织于1950年将黄子文的灵棺移于陵前乡甘露池村。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中地委、三原县委及各区都送了挽联。关中地委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毕生奋斗历尽艰险；战胡匪奋不顾身捐躯疆场。”这幅挽联正是黄子文一生的写照。 黄子文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三篇 遗文选辑 关于三原工作及中共渭北特委领导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首先我们要了解不是渭北及全陕的革命形势于我们不利，相反的革命危机的增长，群众各种斗争广泛的爆发，正是给我们的党一个警觉，需要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及工作精神去领导，来开展陕西的游击运动，创造陕西新苏区。但是，陕西的党在执行开展渭北的游击运动和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中，把敌人对于革命的压迫围剿，渭北的赤色区域完全忽视了，没有把这一任务很注意的提到陕西全党的面前。 渭北的特委也在这样的精神之下，忽视了这一任务，同时又执行了右倾和左倾的路线，使得渭北革命运动受了严重的打击。特委第一是对于创造苏区的不了解，认为敌人进攻三原赤色区域是十分危险的事，所以便没有有计划的应付和冲破敌人围剿的具体工作计划和布置，没有把这一严重形势，积极地提到渭北全党以及工农劳苦群众面前。 特委第二个［不］了解，认为在三原武字区彻底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冲破了敌人的围剿，所以便形成了保守观念，并没有注意到再正确的解决了武字区的土地问题，敌人还是要从劳苦群众手里夺的，不了解我们要保持武字区的土地革命的胜利只有更积极的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之下才能完成。因此特委便［把］耀县群众的分粮领导忽视了，富平的交农运动放弃了，几个城市工作都［很］［不］积极去建立，甚至于三原武字区周围的工作都放松了。 特委第三个对于游击运动的不了解，把游击运动不能广泛的开展，反而将游击队缩小到武字区内地来保护武字区。 在这几个不了解的当中，我再来报告特委在执行开展渭北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下面做了些什么工作。 特委在一个多月的当中，没有到外县去过，都是集中到武字区的，所以武字区不管党的问题，群众的问题，特委都是全体而且亲自出马的，即就一枝枪或者［一］粒子弹都要去管的，群众开会特委也是去讲演的，完全放弃了特委在政治上的集中领导，完全取消了三原县委的作用。特委对这一问题也讨论过，但是只是讨论而已。在这里我同汪烈同志争斗过，我提出的意见是特委完全成了杂务主任，武字区大小问题都影响得特委手忙脚乱，把一切政治领导都放弃了，这是工作上很大的损失。特委应当把秘书处和军委建立到武字区，其他的机关建立在富平地方，这样才能使特委冷静的集中的执行他的领导作用。汪同志当时反对我的意见，特委工作不集中不是搬不搬而是特委本身领导的问题，为了集中领导武字区，一定不能移动的问题，最后我取消我的意见。 自渭北扩大会过后，特委没有召集过全体执行委员会，只是开了几次常委会。蒲城没去过，富平没去过，耀州也没去过，所以对其他各地的工作我完全不了解。我记得蒲城来过一次人，富平祝三同志来过一次。我当时提出巡视的问题，杰夫同志等十月革命纪念后再去。在一月当中特委对各地的工作完全是不清楚，最不好［的是］对耀县一个消息也没有。 我参加特委常委只开了一次常委会，后来汪烈同志自西安来参加了常委，我便担任一个执委，特委书记是杰夫，组织是口口，军事是汪烈，宣传我还是不知道。 特委在这时期的工作中，没有很好的分工，所以各科的工作都没建立起来，每天最忙的是常委几个同志，其他派来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一定的工作，都是很闲的。 一月来特委积极领导三原的工作，三原的党确实有了转变，党员发展了一倍以上，把许多富农路线的执行者从党内洗刷了出去，各支大部分都改组了，都能在分配土地的当中积极的起领导作用。 特委对于政权问题，在常委会上决定改组以前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召集村代表会议来改组革命委员会，当时决定我担任主席，重肖担任土地，平章担任财政，由我们三人组织党团，重肖担任书记。后来汪同志到三原又改换了，由三原当地的农民同志马志舟担任土地，郑同志担任军事，郑同志为党团书记。起先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二十天召集会议，当天因敌人来攻击没有召集起，又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前十五天才开了会，选举出主席团五人，委员五人，虽然这样改选了，但是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执行他的政权的任务，事实上还是空的，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集中领导，各级委员会都没有开会，一切法令只是土地法令颁布了，形成了怠工的状态。这个责任当然是我负的，同时也是我对于政权机关不了解的错误。当时特委也提出我不集中领导，只做些零星小事情，但是这一严重问题党团是没有讨论过，只开了一次党团会，光讨论了十月革命纪念节的问题，严格的说起来，革命委员［会］在这半月中没有他的具体工作，只是改组了农民联合会，划分成十个分会，把许多富农分子开除去了，至于村苏维埃以及乡苏维埃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党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有许多工作还是党直接的领导，或是农联分会的领导，一切的工作都极不统一。 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全体民众约两万，村庄有一百多，土地有十五万亩的样子，群众的组织农联委员会约二千五百至三千，雇农工会已组织起的约七十人至一百人，已经成立他们的总会。他们提出了增工资十元，发一身棉衣服，同雇主吃一样的饭，要被褥，请假不寻代工，不能随便解雇的斗争纲领都执行了，妇女联合会正在组织之中，已经成立了两个分会十多个村会，约会员三百余人。赤卫队成立了十个大队，人数约一千五百人。但有许多还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少年先锋队约四百余人，组织还不健全。儿童团只有一个村子成立了。团员约二十余人。游击队最不好，只有—个中队建立了起来，其他中队正在整理，队员约四五十人，武装俱全，都是新式的。 分配土地的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第一，三原县委企图一开始便要平分一切土地，所有的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 第二，对于富农的土地不完全收没，只收没富农多余的一部分，对富农的农产工具一概不动。 第三，多半都是照人口分配，使富农及富裕的农民占到很大的利益。 第四，分地没有划地界，只是口头上说给你分多少，给他分多少。 第五，没有提出雇农及贫农在分地中的优先权，及分最好最多的地。 第六，还没有坚决的对外处的红军战斗员分到土地。 第七，分土地还没有号召全体革命民众讨论，分土地只是农联给他们执行。 虽然有以上这些错误，但是党坚决的领导和执行了，已经分了的有一个分会，都在马上分配之中，差不多每人都要得到十二亩至十五亩的样子。在武字区全体群众表现了分土地的积极性，差不多在街谈巷议中都说的是怎样分地的问题。在秋收后，大部分富农的粮食都分配了，所有富农及地主的租子完全不交纳了，由农民自愿的提出一小部分给革命委员会。在分地的过程中，表现了整个的党对于土地领导的不够，大部分的支部没有讨论土地法令，有些支部同志还以为和富农讲条件，可以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结果便走上了调和或投降富农的路线，没有认识残酷的斗争。 特委在不了解游击运动任务之下，对于游击队的问题执行严重的错误。 首先即是对游击队工作的怠工，一月多的当中，看不见游击队的行动，以至把游击队都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在策略上采取了退守的路线，完全范围到武字区以内，机械的了解游击队的组织原则，一定要组织三个中队三面行动，不能很灵活集中与分散，多少枪支组织多少队员，没有配合一部分旧式武器，没有着重队员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的教育训练，只是官僚式的领导。当敌进攻武字区最严重的时候，第一中队便出发了，他没有绕到敌人的侧方或后方，没有准备怎样去进攻，怎样去退却。他们在马额镇住了两天，在那里分粮，一点都没有做准备敌人前来，以致被敌人袭击了一次，损失了十四枝枪，死了五六个战斗员，一败投［涂］地。第二［个］中队组织起来后，始终在武字前区，今天住在这里，明天住那里，敌人来了他们早就跑了，以致引起群众的反感。在这里发生了几个争论：第—个是我同汪同志的争论。首先是我得到敌人的消息，是三原驻军民团从南来，胡三从东来，小蚯军队从北来的包围的形势。当时因为没大队长，我便在军事上临时指挥着。第一中队出发到牛村，扰小坵村军队的后面（当时小坵军队住在马额镇），第二中队在楼底坡对三原埋伏，我们同志来编起的一部分在中间策应。要是敌情严重不能取胜时，第一中队由牛村退住照金，我同第二中队由碑手要险亦退住照金会合后，再定策略，这是当晚我在军事上的布置。汪同志反对我是上山主义，同时因第二天敌情不是这样也没执行。在这里汪同志根本不了解游击队在军事上，一定要能进攻，亦要能退却，当时要是游击队埋藏在武字区，敌人对武［字区］以严重的压迫，即无法集合，到今天我还认为我在军事上布置是对的，是合于游击进攻和退却，集中和分散原则的。但是这一问题没得到特委的解决，特委指出怎样扰乱敌人，怎样在军事上把握整个游击队。 第二，当第一［个］中队往马额镇一带出发时，在策略上又和汪同志发生争论。汪同志一定要游击队在马额镇一带游击，不要去的很远，准备敌进攻武字区时可以回来救应，我主张游击队绕到敌人的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扰乱，要是候到敌人来进攻武字区便是退守策略，所以我主张游击队到牛村、让牛村、高山槐一带，那里边也有农联的组织，有群众斗争，离武字区约五十里，结果受汪同志的反对没有执行，在马额镇附近住了两日叫敌袭击败了。在这里汪同志根本就没有了解地形的利用，游击队猛烈的进攻行动，即是使的敌人不能集中进攻武字区，不一定要游击队来在武字区边界来保武字区。全体特委同志都是认为把游击队整理的差不多了再行动，以致今天问题没解决，明天问题未解决，怠慢其行动，不了解游击队只在行动中去加强，行动中去学习，去教育。再一个观念就是要三个中队三面行动，不了解必要时合而为一向北出动，分而为二东西行动，三面同时行动……等灵活动作，以致守株待兔地遭受可怜失败。 十月革命纪念节的示威运动，党在开渭北扩大会时，便已提出了，经过了一月多动员与鼓动，经过全党长时期的准备工作，在革命委员会上，决定六号开讲演会，七号游行示威，八号游艺，全体总动员。不幸五号白军袭击了一次，所以六号动员不广泛，到会人数约一千三四百人，许多农联分会都是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委员会着我代表出席，同时亦作了大会的主席，首先纪念了我们的死者，我致开会词，其次有县委书记代表、党团代表、农联代表、妇女代表，赤卫队、先锋队、游击队、学生代表讲演后，又自由讲演、提案，通电五则，叫口号即整队向后区民团示威，天晚即解散。七号到会人数约两千多，由我主席，杰夫代表党报告政治形势，公开征收党员，三原互济会代表讲演，即整队向西阳镇（三原十余里）示威游行，列队五余里，晚散。八号开会游艺，到会约干余人，由汪烈、建文及诸女同志搬演新剧等，这一次完全照我们党的计划执行了。第一个，表现革命委员会动员力量还是非常不够。第二个，表现党对于这一大会的具体工作丝毫没准备，参加讲演的代表都是临时在大会场招人，以致演词多无准备，鼓动非常之小。第三个，表现党没有准备在这三天大会中要做些什么中心工作，以致茫无头绪，完全由我个人包办。第四，党虽然发散了七千份以上的传单，但是仍然表现出党宣传鼓动工作的不够。第五，最主要的没有准备敌人的围剿，甚至对这一形势都没有提到群众面前，好像已经没有敌人了，会开完了，工作也完了，完全没有了解敌人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后一定要积极的来进攻。第六，各方面还表现组织力量的薄弱，都非常的散漫，但是群众高涨的情绪达到了极高点。 十一月九号敌人便三方面来围剿，三原的军队两连，保安队四十余人从南来进攻，当时南面的游击中队携同赤卫队正在进攻淡村的民团，军队便给了一大包围，便将赤卫队和游击队分散了，进到武字区的中心，胡三的民团从东面来，东面没人抵抗。小坵的军队一百多人从北面来，我便同七八十个赤卫队及未编的十余个游击队与之接火，被军队完全击散。在下午小坵又来一连住马额镇，一连住武字区北边即实行围剿。当时武字区群众逃之一空，敌人在第二日即查东西两条沟，枪决了几个人。第三日又来烧了几个同志及群众的房子，又打死了几个人，并过新字区查剿。所有武字区群众要受到进一步的惊慌，一部分都跑的很远了。十一号晚又来一部分军队，在这时候游击队散了，同志完全逃跑了，特委也全体走了，我没法公开和秘密了，便来西安，在今天得到消息，敌人还没有走，其他详细情形我也不十分了解。 在渭北开过扩大会后一月多的当中，敌人共总进攻了六次。第一次是调动了六县的民团及三原的白军一连，小坵白军一连，因为敌人的指挥和动作不一致，都被我们的赤卫队和游击队扰走了。第二次、第三次都是小坵的白军来袭击我们，我们完全没有应付敌人，使武字后区群众受到很大的损害。第四次是游击队失败。第五次是三原驻军一营及民团数十人进袭武字区中心，游击队没有动作，使得白军在几个村堡中杀人放火。最后的一次便是十一月九日的进攻。在这几次白军的进攻当中，党完全没有注意到怎样计划去应付，也没有在事变中检讨过经验与教训，甚至于杰夫同志时常说反正是打不过敌人的，敌人来了只有溜的结论。 同时在讨论冲破敌人围剿的问题中，我和汪同志起争论，我认为武字区土地革命彻底的胜利一定要在更广泛群众斗争开展条件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武字区四周群众工作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打击敌人的围剿。汪同志认为我是先开展工作后分地，工作不开展地便不能分，汪同志说武字区的分土地就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最终杰夫同志作了有争论必要的结论。 肃反工作一月以来已有了转变，纠正了过去的特务路线，大部分的反动分子以及白军的密探富农等，都用着群众路线去执行，而且群众自己提出了监视富农的口号，不过这一工作还没引起整个党认为最中心的工作，尤其在党内对于反革命阴谋执［行］的不够。（如“帝国”的问题仅决定开除党籍），特委决定要马上捕获，但是在支书联席会上，有同志一提出，开除党籍、逐出境外的提议都没通过。 第三篇 遗文选辑 关于三原支部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我自特委决定我担任特委常委、三原县委的常委，又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工作后，我便提出意见，担任这样多的工作，完全成了空的，客观上形成了怠工，便不能集中去做某一部门工作。特委在常委会上又重新决定取消特委和县委的常委工作，只担任一个执委，专门负责革命委员会工作，所以后来对于三原支部工作我多未参加，其详情及组织状况，我多不十分清楚。我只就我所知道的作一个报告。 三原党的同志大约有一百六七十人，组织成十个支部。在成份上，贫农占最大多数，但是大多数党内干部还是富农成份，所以在许多工作中，都受了这些分子的影响，不能十分顺利的和正确的去执行。最显著的便是在分地的过程中，投降富农的路线。在备支部中，虽然历次的改组打击这些分子，但还是进行的非常薄弱。对于两条战线斗争，在支部中也非常动摇。所以形式上改组了，实质上还是这些分子的错误观念的影响。 第一支部的三十个同志，多是在秋收斗争时发展的，经常能开支部会议，能给同志分配许多工作。在分粮斗争中，只有他们动员的人最多，斗争最伟大。富平边境农联工作完全是它建立起来的。分配土地，他们执行的最早。在执行党的决议，工作的积极性方面，是占全部第—个。大部分新的积极干部都在这一支部，宣传工作做的最普遍。 第二支部是二月以来新建立的，党员约十五六人。对于许多工作还非常的不正确，他们周围许多群众斗争，大部分都在第一支部影响之下，尤其是对农联许多富农分子斗争的不坚决。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对于群众的动员工作，已经表现了非常积极。他们动员的人最多，许多工作还不能自动进行，所以还不是一个健全支部。 第三支部非常的不好，支部整个在富农影响之下，党员约十三四人。在秋收斗争时，他们不但不去领导斗争，群众自发的许多斗争，都被他们停止了。他们同农联许多会员天天夜里出去偷秋，不管是贫农的富农的，引起群众的反对，直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对于一切工作形成了消极怠工，支部会多不能开，直到现在还没有新的发展。 第四支部的成份要算最好。心字区的支部也在他们直接领导之下，他们经常派人到心字区做工作，参加他们的支部会。反富农斗争也在这一支部做得好，他们能在农联第四分会及第七分会中起中心作用，支部会经常也能自动的开。 第五支部同志十二三人，这一支部整个在平章和帝国影响之下，一月以来，我只召集了六个同志开过一次会，其他县委同志许多不敢去参加和整理。帝国开除后，县委也没有积极去改组，已形成无政府状况。所以只有这一支部的工作落后，一点积极性都没有。 第六支部同志十一二人，整个支部在富农及流氓意识之下形成瓦解的现象，对于一切工作表现了怠工，对于分地的任务完全没有执行，尤其是反对富农的斗争置之不理。支部干事会形成了空架子，会议完全不经常开。 第七支部党员约十五人，成份还比较好，多半是贫农，会议还能经常开，一切工作也非常积极。在秋收斗争及分配土地的工作过程中，都动员了广泛的群众参加。反富农斗争在这一支部也最剧烈。最近他们的工作已东向富平进展了。 第八支部党员约八人，完全在几个土匪成份的同志影响之下。他们公然反对雇农增加工资，反对雇农参加大会，同许多富农调和，允许其参加农联。最近已经引起第八分会整个群众的反对。 第九支部在十月革命节前数天，才介绍了五个同志，还没开成立会。 第十支部在心字区，党员约六七人，以前同第八支部情形差不多。在十月革命纪念前多天，由第四支部派人去整理，在工作上才有了相当的转变，但还没将几个富农及土匪分子肃清出去。 此外，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前数天，还在各处介绍了些新党员，但不知县委编制了没有。 县委对支部工作的领导极其怠工，没有完全巡视过各支部，检查过各支部的工作，没有彻底地改造各支部。大部分的改组都是由支部自己去进行，以致许多富农分子还有留在支部干事会中，甚至将第五、第六、第八、第十各支部完全放弃了。县委同样的不知有多少党员，在各支部中很少讨论党的主要决议，甚至连党的文件都置之不看。特委对这一工作也是领导的不够，同时在有许多的地方，特委超过了县委而形成直接的领导，许多地方完全忽视加强县委支部健全的领导。在一个多月中，县委大概召集了三次支书联席会议。在这会议中的中心作用都是全体特委而不是三原县委，一切议程报告都是握在特委手中的。 第三篇 遗文选辑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 第三号 为布告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晋陕甘数省与国民党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到之地，白军闻风披靡，帮助正宁、山水、淳化农民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帮助三原、富平、彬州、礼泉、宜君、中部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数百万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已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拥护红军游击队起见，特宣布本军根本任务于左； 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阀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 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律铲除。 三、原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 四、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 六、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的利益。 七、建立陕甘农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八、创造西北工农红军。 以上为本军之根本任务，望各地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深刻认识迅速协同本军努力执行以期早日实现，是为至要。此布 第三篇 遗文选辑 陕西渭北子文报告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省委： 前月我由西安回到武字区，在渭北特委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红四方面军到陕西后，陕西是不是暴动局面，我们是不是立即准备全陕武装暴动。当时我们认为红四方面军到后，更增加了陕西的革命危机，兴奋了工农群众千百倍斗争的勇气，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是千百倍扩大了。我们应当认清这一形势，更积极的发动群众的一切斗争来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进攻陕西，而不是离开群众斗争要马上组织全陕武装暴动。但是，特委以及励君都认为暴动局面已经开始了。红光更提到暴动的客观条件成熟了，要准备暴动的。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暴动，这样说法还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励君更说到红四方面军要和红二十六军汇师西安，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发狂。 第二是四方面军入陕，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西北上布置进攻苏联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四次“围剿”一个有力的回答。要执行这些任务，一定不是长期的无后防的作战，一定要创造根据地，不能打下一县丢一县，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励君认为这是对红四方面军抱着悲观，特委也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的铁军再怎样的能作战，再怎样的有他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应当有我们的讨论，绝不是神圣的，错误提都不能提，因为这样的批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神圣性。特委认为这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出发点，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做成决议案，决定和我再谈话，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答复。 当我的工作还没有分配时，二十六军给我来了两次的信，当时励君已回西安，我即将信转特委。另一方面因为我了解二十六军问题非常严重，我便提出渭北游击队去欢迎二十六军，因为我们抓紧二十六军，不使他再跑到别处去，马上解决了他的问题的这一政治任务，无论如何比我们在武字区游击十数天重要，更因为游击队去在实力上给他们一个兴奋，绝不是简单的去一个人就成的。我觉得一个党员应有这样的责任的，所以我马上提到游击队支部，经过革命委员会的讨论，由革命委员会决定我同游击队一同前去，无论如何不许二十六军再往别处去，候省委解决他们的问题，支部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便出发了。特委——健文——在武字区参加会议上报告到我是阴谋，我觉得这完全是离开工作立场，而执行个人的攻击，这样的认识反革命的阴谋，结果只有他自己一人不反，谁都不能有错误，错误了再要参加什么工作即是阴谋，事实上只是取消了工作。关于渭北游击队到二十六军去，励君已有报告，省委再着人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像健文在同志中所说的阴谋。的确我们要迟到半天，二十六军又往北去了，见了他们即开了一个慰劳大会，报告了政治及群众斗争情形，要求他们到武字区去接省委，游击队又决定发动分配粮食斗争，在五天中领导起五千多农民，并且将农民建立了初步的组织。在励君来后，我们便提出革命委员会给我们任务已经完成，我回到武字区去。励君认为二十六军问题严重，叫游击队多留几天，以实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开过军事会议后，我回到武字区了，我便离开游击队，要求给我分配工作，当时因为侯家堡又来白军二连，卸坊村白军一连仍来去，富平开到五六百白军，每天四出，更有许多便衣侦探，我无法久住，又给子长及宏雁找地方，我便通知革委到渭南去，给你们转一报告，请即速给一答复。同时我的工作怎样办，以及以上的几个问题，党给我的纪律的执行，阴谋的问题都给我一个解决。 第四篇 历史资料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暴动区区域范围的指示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月） （一） 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区。汉南、陕北两区，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有一特别委员会。根据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代表省委执行职权，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党外一切工作。又将关中道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1）省东区：临、渭、二华、潼、蓝……等县，以华县、渭南作中心；（2）渭北区：泾、原、高、富、淳、旬……等县，以泾、原作中心；（3）省西区：乾、礼永寿、长武、兴平、岐山、扶风、武功……等县，以乾、礼作中心（4）中区：长、咸、周、户……等县，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蒲、固、同、朝韩、合……等县，以蒲、固作中心。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的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 （二） 关于发动民众的：省委已通告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引起部分暴动，并划分若干暴动区域。 渭北区：三原为中心。高陵、泾阳、富平、三原、环州、同官、三水、淳化县属之。 （三） 渭北：三原县委一，辖有泾阳、高陵、富平、淳化、旬邑区委五，共有同志三百六十余人，成份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 第四篇 历史资料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关于三原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月） （一） 三原：过去组织消灭，省委派同志去找线索，已经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农村中因为过去有很长的历史，而且群众工作很有基础，所以在新的路线之下，开始工作是很容易建立工作基础。城市中在学校、印刷局，可以找到线索。最近省委派人巡视，成立临时县委，管辖弪阳、淳化、三水、正宁、彬县五县工作。 （二） 三原：组织在本月才恢复起来。城内还没有组织，只有同志数人。现在的特支还在城北三十里的乡市寸（过去有基础，现在有群众），过去工作本是很多，负责同志都远走，现已回来，且领导群众在目前分配过豪绅食粮与贫民，群众中的信仰尚好。只是这些同志，工作路线还不正确，尚带盲动情绪，幻想大的斗争。工作不能有很好的发展。自省委巡视后已有详细的指和纠正。工作前途定有希望。淳化。三水的组织亦归其指导，泾阳等亦归他负责整顿。 组织统计表（略） 第四篇 历史资料 渭北游击战争的发动 （一九三零年五月） 一九三零年五月，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渭北农民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了游击战争，这是陕西党组织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 渭北一带，从一九二八年秋天起，就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旱灾，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豪绅阶级的残酷剥削，因此到一九三零年，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斗争。三原武字区和新字区一带，党组织的力量很强，群众基础较好，且有一部分农民武装，因此省委决定，趁蒋、冯、阎战争爆发，冯玉祥主力出关，敌人统治力量削弱的有利时机，在渭北以三原、富平为中心，发动游击战争。四月下旬，省委召集渭北巡视员黄成章（子文）与西路巡视员陈冠英，研究了渭北的形式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策略等问题，确定在游击战争发动后立即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和土地，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加强武装力量；并派黄、陈二人去渭北具体领导。 黄成章、陈冠英到渭北后，给三原、富平两县的党组织传达了省委的决议，并发动群众，积极进行准备，计划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原武字区发动游击战争，夺取长坳的豪绅武装。后因天雨未能如期进行，到了五月十五日晚，在长坳集合了十一个党员，九支枪并争取团结了以王德修为首的非法武装三十余人一齐行动，当晚就在老庙沟开始打土豪。几天后，又在大寨子与共产党员唐玉怀组织的三十余名群众会合，到陵前镇捣毁伪区公所，烧掉钱粮帐项公文，开仓给贫苦农民分粮和其他财物，打死了三个欺压群众的恶差。接着捉住劣绅侯述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灾荒和贫困的根源，动员群众向反动统治阶级斗争。同时还枪毙了劣绅岳海州，将其粮食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这样，游击队每到一处，都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群众把游击队称为“救命军”，有的还自动加入游击队。五月下旬，游击队在武字区坡子头击毙伪宜君县长潘恩桐，缴获长短枪六支。这时，游击队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发展到一百余人，六十支枪。为了加强领导，提高战斗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黄成章任党的支部书记，陈冠英任队长，下分三个大队，并将游击队定名为灾民自救军。 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和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于是伪政府调派民团“围剿”、马额镇的土匪也经常企图夺取游击队的枪支。游击队便转战于武字前区一带进行反“围剿”斗争。后来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游击队便决定到富平美原镇一带打游击，路经康家洞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损失很大。后来，游击队又转移到瓦窑头花花洞，被土匪张振义用收买分化手段所瓦解。 自此游击战争虽然失败，但是从此以后，到一九三二年红二十六军来以前，三原武字区一带隐蔽的游击活动从未停止过。 第四篇 历史资料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三日） （一）游击前的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 渭北在全省灾荒中最为严重，秋、夏无收，赤地千里，政治经济都起了高度的恐慌，商业凋零，三原要算关中最富之区，过去商业繁盛，现因灾荒关系，歇业者在十分之五以上，各市镇都是非常萧条，商店不是泥门就是拆房，至于手工业生产完全破产，手工业工人都离开城市谋生去了，农村经济更是高度破碎，三原土地每亩价洋一元，房屋拆毁者百分之八九十，甚至一村完全拆完，木料当柴卖了（一块洋可称三百斤）。富平农村经济虽比三原好些，但豪绅地主富农的剥削更是特别苛刻，每亩地虽还可卖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但地主富农高利贷的剥削特别苛刻，一石粮价本来七八元，预先支付，夏收后即该还三十元左右，这些利贷都以土地作押，逾期无交，土地即归债主，因此土地集中更是迅速，大部分中农以下的农民，同样急剧破产。政治上整个渭北都为土匪所割据，政府只保守一个城市，但豪绅统治特别强大，富平豪绅武装组织更为严密，因土匪到处混乱，各地豪绅地主富农利用破产农民编制民团，常与土匪作战，同时即镇压农民斗争。富平有一个区域新式枪枝即在三千左右，渭北豪绅地主都集中在此，有如租界。豪绅统治既是这样严密，对于农民的压榨剥削更是特别野蛮，因灾荒及各种剥削，农民急剧破产后即被豪绅逐出这个区域，农村阶级对抗非常尖锐，至于统治阶级的摊派敲诈，苛刻备至，捐税空前未有的加重，经常税、地方税、斗捐、纸烟借款、柴炭捐、军用借款、军衣捐、国库捐、灯油捐、临时借款、军用大借款……名目繁杂。三原军用大借款，约只有八十元的资本商号即派四十元，因此激起三原全城罢市反抗，农村捐税更是急如星火，差吏到乡，只要家里有值一元的东西即拿去了，逼迫的农民跳井投崖自杀者遍地皆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状况之下，群众生活已到极端的赤贫化，广大的农民菜根稀糠都不能到口，而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勒逼更是日益苛刻，因此灾荒更是非常严重了，农村死尸遍地，房屋空虚，农村中流行谚语“死后没人埋，活后还待招”。因此各地灾民斗争风起云涌，三原北原一带，抢夺豪绅富农麦子，三原东南乡一带自动分配豪绅食粮，且当时已是收麦期将近，夏荒非常严重，每亩麦只有二三斗收成，而且这些麦子都是豪绅地主富农所种，三分之二的农民都一点没有，但各种摊派剥削，苛捐杂税，借口夏收，更是刻不容缓的强迫恶勒，群众斗争情绪此时非常高涨，自发的斗争亦普遍。渭北党过去在三原北区一带很有厉史，而且影响亦很大，所以群众对同志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敢，我们就到土匪里边混去”。这时客观形势已经是这样，斗争一起，即是与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如果不能领导这个斗争，广大群众只好让土匪领袖夺去，所以省委即根据了这个客观形势，坚决的指示三原特支坚决开发游击战争。 （二）游击战争的准备： 省委在五卅前数日即与省委渭北巡视员黄成章同志（过去三原负责工作）、西路巡视员陈冠英同志（过去西路负责，斗争失败后因无法回去）共同开渭北工作讨论会，详细的估量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即具体的马上决定准备开发游击战争，迅速的走向地方暴动的道路。当时省委指示的具体策略和路线是： 一、党要提出“分配地主豪绅食粮”、“反抗捐款”为中心口号，在群众中尽管宣传鼓动，以联系到“分配豪绅地主土地”、“反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中心政治口号，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 二、以三原北区为中心的斗争发动后，即速的扩大到邻近各区各县，同时富平党亦必须立即发动群众斗争与三原配合，主要的是发动三原城市附近各区的斗争，以汇合夺取三原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 三、立即开始恢复农民协作会，因农协在过去在三原有很大的影响，能够号召群众，但过去是在机会主义的路线中，与正牌绅士联合，为富农所把持，必须立即改变过去，以广大的贫民作基础，驱逐富民，使［农］协成为贫农中农的组织，灾民群众的组织更是特别重要，以灾民自救会为中心，团结灾民，领导灾民斗争。这些群众组织必须猛烈的扩大，成为广大群众的组织，打破过去的狭隘范围。 四、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应该特别加紧。在农协和灾民自救会的组织之下，都要有武装组织，以游击队、灾民队、少年先锋队为武装组织的中心，尽量搜集武装，夺取豪绅民团土匪军队的枪枝。准备每人都要有原始式的武装（刀矛等），集中群众中散布的零星武装，经常的举行武装组织的大会，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加强群众的武装力量（过去三原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武装，在群众中已成习惯）。 五、准备游击战争最中心的问题，是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的问题。所以利用各种方式召集群众大会，作有强力的煽动性的宣传鼓动，以提高群众的斗争勇气与决心，党可经过群众组织发散各种浅显的文字宣传品，如传单、标语、画报等。 六、坚决的发动反富农的斗争。三原党在历史上堕入富农路线中联合富农，事实上富农在三原北区一带最为厉害，因豪绅地主都被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富农在内）杀死赶走，高利贷摊派剥削都集中在富农手中，因此反富农斗争是开发游击战争的先决问题。因此，省委特别坚决指示，领导雇农斗争，组织雇农工会，反抗高利贷的口号最为重要，以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七、渭北土匪遍地，过去陕西任何—个地方党部与党员群众都是想利用土匪发动群众斗争，说土匪是革命的，因此即尽量与土匪上层领袖勾结。省委特别严重的提出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是断送群众斗争的［不］正确办法，对土匪的正确策略必须深入下层群众中去，尽量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下层群众与领袖的斗争，领导群众参加农民斗争，加强政治教育，以改变其流氓意识，如有一部分整个投入农村斗争中来时，必须立即改编，鼓动群众解决其领袖，以扫除领袖在群众中的影响。 八、加强党的主观力量，普遍的建立农村支部，尽量吸收斗争中坚决勇敢的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支部工作，每个斗争的发动与党的策略必须经过支部深刻讨论，在支部中训练新的积极勇敢的分子（雇农、贫农），撤换富农分子，党内要坚决的与富农化的路线斗争，打击一切富农意识。 九、建立城市及士兵中的工作，应立即派得力同志及在党影响下的群众到城市和军队中去，建立党的士兵支部，鼓动士兵哗变，以与农村斗争配合，城市中应建立贫民和店员中的工作，领导店员贫民斗争，建立贫民和店员的组织，使城市斗争与乡村斗争配合起来，汇合成为地方暴动。 省委根据这几个策略路线，详细讨论后，即派黄、陈二同志去河北，以三原、富平为中心，开发渭北游击战争。 （三）游击战争的经过情形 黄、陈二同志到渭北后，即将省委的决议提出三原、富平两地党部讨论，积极发动游击战争，但黄、陈二同志并未按照省委决定路线去执行，还是在勾结土匪和富农路线的危机之下，发动了省委所指示的游击战争，因此经过二十余日后，即被游击队所联合的土匪全数收枪，牺牲同志数人，完全失败了。…… （四）略 （五）失败后的工作布置 失败后不久，省委即同由渭北来的陈同志讨论了这次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并决定新的工作布置，坚决指示三原、富平地方党部继续执行省委前次决议，坚决发动领导群众斗争，［因］为目前客观形势不但是没减轻，而且更是严重了，秋荒已成，群众情绪沸腾，只有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围绕起来，但自失败后党内右倾更是严重，“没办法”的呼声充满了一般同志的口吻，因此拼命与右倾斗争，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陈同志根据这个指示，又巡视富平并建立三原的工作，但陈同志到渭北后，三原工作无法建立，同志都被土匪搜夺无法立足，都投入有关系的民团中去了。富平在这次斗争还完全没有动起来。受了这次失败的反映，更是不动，助长了党内右倾发展。陈同志巡视富平的指示又是在富农路线之下，坚决决定目前斗争的中心口号是“反对土匪扫地平”（这是富农欢迎的），因此富平工作经过陈同极调黄同志来省委决定渭北工作的详细布置，但黄同志因斗争中有许多严重错误，失败后又表示消极，经数次催促，两月之久还不来省委。但组织上已成问题。目前对渭北工作只有以富平作中心布置起来，不久省委将又派人去巡视，以改变党的工作路线与一切具体工作的详细决定。 第四篇 历史资料 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团关于渭北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日） <h3>五支队南下掀动了渭北农民斗争</h3> 1、南下时的渭北农民斗争形势。渭北农民斗争，五支队南下时，形势是非常高涨的，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食粮分配，共分配粮食二百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镖，增加十余支新式武装。国民党派军队一排去，被二百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欢迎红军游击队，拥护红军游击队的宣传鼓动是公开的实际的在广大群众的号召。这时游击队已通知地方党部，将要到三原去，三原党部接到这个通知后，农民中有计划鼓动和组织一千余农民武装。到淳化所属的方里原、耀县的小丘原一带分粮，迎接红军游击队。使这些工作还没有实现时，五支队已从三原北部到了。富平农民受到三原影响，也起来反抗捐税，把美原包围，公安局的枪都缴收了。但因地方党的富农领导，没有去积极领导到更高的阶段。耀县、蒲城的农民都起来包围县城，主要的是反抗苛捐杂税。这样形势更有利于游击队的南下，同时游击队的南下，必须的更要燃烧起来广泛的农民斗争，提高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2、农民帮助游击队围攻马额城，欢迎慰问游击队。游击队到三原武字后区离马额镇三里之尚村宿营，马额城内豪绅地主王茂成还在城里，有枪二十余枝，我令参谋长杨重远同志，带骑兵中队把城包围，用炸弹猛攻，敌人允许缴枪，同时来信要投降。这时我到前边找地方党部接头，我走到中途，即遇到前区武装农民二百人，狂呼飞跑的到马额镇，帮助游击队围攻，带农民联合会的欢迎慰问信，到时游击队因连日行军疲乏，撤退休息几个钟头，即准备上城攻击。农民到后，即从各方包围了，上城后，民团已在这个时都逃跑了，没有捉到一个，游击队即进占马额城。这时游击队与农民的情绪都高度的提起了。 3、农民欢迎游击队的群众大会，通过党所提出的一切提案。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前后区交界的火烧庙，由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召集欢迎游击队的武装群众大会，到会人数有三千余人，一律武装，梭镖如森林似的排立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去一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会场警卫，各路口布哨，完全由农民担任。游击队由马额尚村出发，沿途农民殷勤招待，农民对游击队的态度如久出远门的家人父子团聚一样，高兴到了极点！参加大会的群众大部分都拿着口袋，准备分粮。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主席致欢迎词，（二）共产党陕西省委代表致词，（三）各团体代表致词，（四）游击队代表答词，（五）讨论提案和决议（有预先拟好的和临时自由提议的），（六）自由讲演，（七）呼口号，（八）闭会。 大会主席公选黄子寒同志，同时代表群众（一九二七年农民领袖，回去不久，担任三原地方党部书记，农民群众中是最有威信的）。在他的致词中，群众的掌声真是如雷鸣一样。我代表省委讲话，主要内容：是共产党是什么？分配土地食粮，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农民的武装组织，打倒国民党推翻豪绅地主统治，准备着冲破敌围剿自动的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农民最注意的分配土地和粮食的问题。各团体代表有反日救国会代表，农民联合会代表。 大会上的决议主要的是：（1）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党、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代表七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2）第二天前，后区农民全体武装，分成两队，一到耀县西原分粮，一到西原分粮。因前、后区存粮很少，不够分配，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游击队亦分两部分帮助，第二天早八时集合出发了。游击队的给养就从没收来的粮食提出一部分给游击队。（3）义勇军改组为赤卫队，驱逐义勇队中的富农，禁止富农参加。（4）取消区公所、民团等一切机关，逮捕王茂成区长。（5）给苏维埃中央政府、各红军、中共陕西省委、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兵劳苦群众发通电，电文由革命委员会拟发。最后在高呼“欢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冲破敌人围剿”、“打倒国民政府国民党”、“建立渭北苏维埃政府”、“实行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决议”、“自动武装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声中闭会了。 4、敌人的进攻与五支队的离开。大会后的当天晚间召集革命委员会时，马上得到侦探哨报告（农民自己组成的），原下开到敌军两营，迫击炮两尊，离前区十里，西原上开到一营。当时我们估计敌人乘我初到，各种工作还没有准备好后。即来一个猛攻，所以连夜全体动员到前区布防埋伏，如果敌人攻击全部可以解决。候一晚天明时未来，即撤退尚村，离马额镇四五里路时，听着枪声，是胡景铨带富平东四联民团二百余人，战斗力最强，把马额占领，原来我们当天晚间即退出马额了。 当时的形势是非常紧张的，我们估计到几个条件：（1）游击队刚到两天，农民情绪是高涨了，但土地分配、革命政权的建立、武装组织的从新改造都没有的，农民看到大家围剿，都恐惧起来，怕游击队失败后，他们要遭殃，当晚得到消息后，前区几个堡子的农民都跑了，所以号召农民和游击队共同起来作战还不可能。（2）三原是敌的心腹，必然的要调大兵来包围，乘游击队初到，群众工作还没有建立后，即从四面猛烈进攻，楼底、西原、富平、北区的军事地形是非常坏的，作战是很不利的，如果包围就不容易退出，所以决定向北撤退十里到上芦村吃饭，把敌人的包围绕在一面，再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到上芦村时，农民报告，特务团一千余人，已由北开来，离我们只有二十里了。这时知道敌人是东西南北四面的包围形势了，即由上芦村往西撤到小丘原。离小丘镇八里。小丘民团柴子发，四十余人，战斗力很强，枪械精锐，敌人到后我们到西原了，特务团很快的进占小丘镇，当时我们的骑兵把敌人步哨活捉来一人，知道敌人的士兵情绪低落。因几天的行军疲倦已极，苦于地理不熟悉，不能向敌人以猛攻，乘敌人的纷乱之际，是有充分把握可以击溃的，当时决定既不攻击，即到山口要险子（地名）宿营。这时知道第三支队已离开边区亦到淳化，即向淳化开发，和第三支队接头后，再决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到崖窑村宿营，知三支队已过泾河到礼泉去了，我和政委黄子文同志决定仍回边区，继续执行三支队放弃了的任务，巩固边区。这时边区敌人都开走了，各支部都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我把工作交黄子文同志，离开游击队，回省委报告和决定一切工作。 <h3>三原工作</h3> （一）三原的客观条件 1、三原是陕西的第二大城市，过去商业文化比西安都发达。是渭北最大一县，面积很大，土地很好，是陕西军阀混战必争之地。一九二六年三原也被围几个月，最后经过大灾荒，三原最大，三年没有收成，今年收成也是没希望，所以三原的经济破产到极点。城市商业非常衰落，一蹶不振，工业是没有的，只有些小手工业。 2、三原教育过去是很发达的，现在各级镇学校，大部都解散了，只有三原县城内还有两个中学（过去五个），四五个小学，学生也不多。 3、居民中客籍很多，在北乡和西乡一带，大部分是湖北、山东人，都是佃农。 （二）三原的工作现状 1、党的组织，现在是区委，有六个支部，都在武字区、兴字区，党员有七十余人，成份有六七个小学教师和富农、中农，雇农占少数，贫农最多。六十个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发展的。城市中的组织自一九二八年塌台后，再没有建立起来。 2、党的改造。“九·一八”事变前党的工作，完全在老党员的手中，都是些富农。“九·一八”后，省委派巡视员住过一个月，开过一次训练班，提拔了两个贫农同志参加区委工作，书记由农民同志担任（是贫农），工作就开展起来。全区成立农民反日救国会，组织一千余义勇军，都是梭镖，但因为巡视员的富农路线，提出“杨虎城不出关抗日，我们不给出款”的口号之下，阻止农民斗争的深入——分粮以至分地的阶段上去。因政治路线的错误，结果党的彻底改造，终于不可能的。党的领导实际上还是老党员把持操纵，完全不领导群众斗争，号召支部同志掘墓（挖死人古墓），区委分赃，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扫地。区委会、支部都不能经常开，就是开，也不过是形式，支部的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的，党的领导整个成了问题。今年四月，省委决定我去组织渭北特委。我到三原后，首先在区委会中，把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豪绅富农的领导，所造成的一切罪恶给以彻底的检查，最后宣布把区委解散，只留书记和新由北平回来的黄子文同志（农民领袖，现任游击队五支队政委）负责，召集各支书联席会，把区委的一切工作作了详细检查，引起了各支部的讨论，马上由每个支部起，实际讨论每个支部的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分粮，巩固扩大农民联合会组织，准备欢迎游击队的工作，发展新党员。在这几个主要工作中，建立支部工作。在这个斗争中，提拔新的积极干部，从新成立新区委。这样改造的结果，二十天内，提拔了十个积极干部，发动了广泛的分粮斗争，把全区富农地主的粮食没收二百余石分配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农民联合会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至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是火一样的燃烧起来。在这样的斗争中，支部能起领导作用，常讨论党的策略，支部的同志能积极的参加工作。区委的领导也比较健强起来，支部每次会议区委派人出席，帮助支部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活动分子会、支书联席会每周一次，党内的生活也紧张起来。这次的改造，在短时间内，就得不少的成绩。但在这次的改造中，还有个最严重的弱点，是没有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工作是黄同志一个人的方式，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把新提起来的干部，给个最好的教育，使他们有独立工作的能力，结果黄同志离开，工作又感觉没有办法了，省委最近又派巡视去，帮助新区委的工作。 3、最近的工作，省委集中力量去领导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游击战争。现在的斗争形势更不同了，经过游击队南下，给农民以一个最深刻广大的影响，群众组织武装组织，经过分粮斗争，欢迎游击队的斗争后，更提高斗争勇气和决心。同时，国民党政府认识清楚三原农民斗争是目前最可怕的力量，在布置新的围剿游击队中，首先就要向后防上的武字区进攻，因此把三原的农民斗争更加开展前去，马上组织农民的游击队，以与陕甘边区的游击区域汇合起来。 第四篇 历史资料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 今年的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正是在疯狂的反苏联大战紧迫中，苏联五年计划得到伟大成功开始进行第二五计划的时候，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周年纪念运动，党必须清楚的了解与抓紧在目前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下面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特殊的严重意义在边区与原富耀游击区域，党必须公开的动员群众组织十一月七日广大群众的示威，大会通过各种议案与通电，并发动群众收秋分粮分土地的斗争。 在这个纪念运动中，必须最广大范围的进行征收党员运动，实现中央：“三倍的扩大党的组织”的号召，在边区与原富耀区在群众大会与群众中进行公开的征收党员运动，为增加三倍至五倍党员而斗争。 第四篇 历史资料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北特委简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省委军委书记王烈同志因兵变关系，在西安完全不能立足，已决定派行渭北，参加特委常委。 渭北特委成立。八、九两日曾召集三原、富平、蒲城、耀州二十余同志，举行渭北各县联席会议。创造渭北苏区的决议是另文。杰夫同志在最近实际工作中有很大进步，省委决定他担任渭北书记。子文同志亦相当转变，也参加特委。 第四篇 历史资料 对起义军五项方针 各地委： 此后关于敌军起义过来参加我人民解放军的任何部队，我们除明告以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为中共所创造与领导，为保卫新民主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人民解放军必须是单一政党的领导，不容有任何党派在内活动和发展，并须要求其接受下述五项方针： （一）由上而下的政治委员制；（二）各级政治部组织；（三）连队的士兵委员会；（四）由政治部派人发展中共党的组织；（五）该部的其他党派组织应全部公开，并停止或禁止其活动。这一有关我党建军政策及在军队中的工作方针，必须坚决设法实行，以改造其部队，但在实旋中，可以依据实际情况，逐步的有计划的去完成改造的目的。 第四篇 历史资料 陕西省委报告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陕字159号、中字16号）： …… Ⅰ、四中全会后的工作情况：略 Ⅱ、陕西党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两条战线斗争 （1）对右派领导的第二党问题。 陕西去年十二月代表团由北方局回来后，北方局即与陕西完全断绝关系，一切消息隔绝，文件不能传来，北方局在这一过程中的确证明了真正立三路线的工作方式，放弃指导责任，对代表团同志一切决定和说话，客观上都外交式的应付，自代表同志离开天津的那天后，即无任何关系了。陕西给北方局许多信件和工作报告，没有半字的答复，改组后的河北省委依然如故，这个责任北方局及河北省委是不能辞脱的，中央必须与以切实的检查和必要的批评，正因为这样，陕西党就更容易被右派利用了。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建议远东局决议，就在这一原因之下成立了，省委对这个问题经过几次的动摇，经过山西代表报告和筹备处代表报告后，已经要成立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因为根据非常委员会的告同志书内，指出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名单，大部分同志都是我们知道的，如沈泽民、王稼祥、陈绍玉等都不是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出来，尤其是陈绍玉过去历史我们更不满意，在国内参加实际工作历史很短，党内的确是没有威信的，马上充任政治局重要责任，我们坚决反对，如改造后的中央，在这些同志领导之一下，我们认为是不能保障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再经过山西代表的报告，详述四中全会后中央巡视员在山西的情形，并且说陈绍玉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山西和边特保属代表交换意见的结果，河北新省委的负责人及工作情形（听说过去在天津负过工作的都是河北省委委员，如果是实，那我们还是坚决反对，因为这同志的工作能力、意识、历史、政治理论水平，我们是清楚的，绝不能担任这样的责任，代表团在天津已与北方局负责的王同志谈过），给我们这材料后，即决定在力争紧急会议精神之下参加筹备处。不久筹备处又派代表黄志文同志回来，作过详细报告后，我们更认识筹备处的右倾政纲，如果不接受，陕西亦不参加。正在这时，互济会代表回来，带来中央政治局各种材料后，我们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定最后态度，成立了第六次全体会决议，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 （2）对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陕西工作决议》的意见。 略。 Ⅲ、省委六中全会的经过：略 第四篇 历史资料 西北局批准追认同志党籍 新华社关中支社讯：关中分区各界干部千余人，于上月十日集会，隆重追悼在战争中光荣殉职及积劳病逝之前地委宣传部长周芝轩、副部长张剑颖、五军分区地武某支队副支队长黄子文、邻县县委书记任君，地委家居属学校副校长李对章等数百名干部、战士和群众。会场周围通布分区各机关及国民党区群众赠送之花圈挽联，空气极为壮严肃穆。在哀乐声中首由地委书记赵伯平等负责同志主持公祭。接着分区党、政、军各首长报告了诸烈士生前事绩，号召同志们学习他们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坚持人民立场英勇奋斗的光荣精神；死难烈士为人民乐而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要求大家努力提高自己，为完成诸烈士未竟事业而奋斗，坚决消灭胡马匪军，解放大关中，替诸烈士报仇。会上宣读关中地委通过并经西北局批准追认黄子文同志的党籍的决定……。 第五篇 回忆·怀念 领我走上革命路 我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农历七月结婚的。当时他家有母亲、兄嫂、姐弟、侄儿共八口人，耕地三百余亩，大小农具齐全，在三原县武字区算一个富裕之家。 子文的父亲黄铭（黄敬庵），早年参加同盟会，为维护地方安全，辛亥革命前组织了“农民自强社”。靖国军建立后，他曾在曹世英部任职。他为人和气，常接济农民，人称“黄善人”。我和子文结婚时，老人已去世多年了。 母亲王氏，是个通情达理的家庭妇女。她当时对子女的革命游动虽然不太理解，但从不阻挠，她相信儿子不会于坏事。因此，凡是子文带来的人她总是热情接待，对儿子要干的事总是予趴史待。我们结婚的前几个月，子文要捐七石粮食赈济灾民，她二话没说就让装走了。 大哥黄子祥，毕业于韶关武官学校，后在赵寿山部任团副驻守三原，和地下党常有联系。他于一九二九年回家投入了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入党。曾任红军二十六军四团团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二年去大姐黄剑仙，大革命时期和地下党员薛明藩结婚。 二姐黄侠仙，一九二八年入党，先后在泾阳、三原、同官搞妇女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在石家庄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 子文在三兄弟中为二，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在西岳庙小学上学，一九二三年到三原县中就学。学生时代他爱踢足球，好打抱不平。一九二六年他去上海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后来在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子文对我讲过，他一九二七年回陕时，因无路费，曾找父亲的好友于右任先生才得以资助。回陕后，子文一直为党积极工作，直至牺牲。 回忆我与子文结婚后的革命斗争生活，深深感到他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虽屡遭挫折，都没有使他丧失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二八年，为配合渭华暴动，以他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斗争，虽然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但他在挫折面前没有退缩，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他在武字区组织了筹赈委员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筹粮济民活动。九月，中共三原特支成立，子文担任了特支书记。 子文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三零年正月初四日，三原驻军魏风楼突然带人闯入我家，以子文组织灾民扰乱社会秩序为借口，抢走了衣物、银元，抓走了子文和大哥子祥。后来母亲做主卖了一百五十多亩地，又向亲朋求借，凑了八百块现洋和四、五百套军服，托人才将子文兄弟保了出来。子文一；出狱立即派人四处拉关系、买枪枝，武装革命力量。子文在渭北开展革命活动的事，引起了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这年五月，省委派西府巡视员陈云樵来武字区配合子文发动灾民，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他们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陈云樵为总指挥，子文为政治委员。这支革命武装在武字区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砸区公所的活动。七月，省委蓝田会议选子文为候补委员，任省委军事科主任。八月间，当游击队；在东去大程途中，由于土匪出身的张成义（刀客遂儿）叛变，使子文等同志组建的革命武装遭到很大损失。事后，陈云樵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渭北情况，请示办法。子文留在武字区召集星散了的游击队员，以便重新组织革命武装。 一九三零年十月，由于革命武装力量遭受挫折，敌频繁围剿武字区。经省委张文华等同志介绍子文去天津北方局。子文让我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建珍寄养在我娘家，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骡子作路费，我和他同行到了天津。 当时北方局的联络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内，我给联络站的七、八个人做饭、看门、放哨。子文在北方局军委工作。这年冬，子文被派往山西搞兵运，我被留在天津。在这里，我由一个四川同志介绍入了团。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机关被破坏，我和其它七个人被捕。八月，我被转押北平狱中，九月生大儿北平。十月，因敌人拿不出具体证据，我被保获释，住在关中会馆。北方的地下党组织让我在成长会馆见到了在北平美院进修的二姐黄侠仙。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姊妹的最后一面。 这年十一月，子文来北平接我们母子回陕。这时，我才知道子文到山西后，组织了一支晋西游击队。八、九月，他们西渡黄河到了陕北。这次他到北平接我，是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让他来的。在北平，子文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俩劝我回三原武字区搞革命工作，因我要求在外地工作，不愿回家乡，子文只好先回陕西，随后乔国桢同志又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回陕西。我虽不知他当时的身份和职务，但觉得他是代表党组织与我交谈的，自己不好再坚持个人意见，决定回陕。 一九三二年正月，我回到家乡武字区。子文这时在陕甘游击队工作。 一九三二年秋，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子文担任主席。后来武字区遭到六县民团围剿，子文便离开武字区和张文华一块到富平找我，商量一块北上。这时已是一九三三年春上，我因有小孩，无法同行，他们就将我母子送到渭南张文华家中住了下来。 八月的一天，子文突然回到渭南，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北后在红二十六军工作。五月，杜衡强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后，省委决定让子文追赶部队阻止二团南下。半个月后，他背着刘志丹同志来到张文华家，同来的有王世泰等同志。他们在家里商量过河回照金的事，让我在门外放哨，我才知二团南下失败了。 敌人为了消灭红军，在赤水渭河渡口派兵封锁，严密把守。如何渡过渭河，他们多次研究，一时拿不定主意。见他们为渡河的事作难，我就要求掩护他们过河，志丹同志觉得事关重大，不忍心让我冒险。子文笑着说：“我老婆坐过牢，修过枪，胆子大着哩！让她去，我放心，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我和子文结婚几年，虽然在一块生活时间很少，但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随后，他又将如何渡河的办法告诉了大家。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过河那天，我与王世泰扮成假夫妇，以过河吊丧为名，我提着柳条编的笼，将四支盒子枪藏在笼里，上面放些献食、火纸等吊丧用品。王世泰抱着两岁多的北平，过走边逗孩子。桥头哨兵见我们表情自然，也没有多问，就放了行。过河走了好远。我的心还“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我们过渭河的那天，志丹、子文等也从其他渡口过了河。不多几天，他们便回到了照金，我仍留在渭南。 一九三五年春的一天，我在旬邑意外的碰到我的两个侄女，一个是大哥子祥的女儿黄培兰，一个是我娘家三哥的女儿李金芳。她俩是由学校北上参加革命的。当时她俩年龄一样大，都是十七岁。不久，金芳北上，我和培兰到了正宁。七月，错误肃反开始，我和培兰被关押在一个监牢。不久，培兰被害了。十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我被释放出来，这才知金芳也在洛河川被害。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捕的前几天，习仲勋同志和子文、志丹也被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在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到达后才被释。由于我获释后去瓦窑堡，因而仍未和子文见面。这一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到庆阳的抗敌后援会做妇女工作时，遇见了子文，我们已两年多未见面了。他来庆阳担任了后援会主任。听子文说他在三三年任四十二师政治主任时，因作风问题处分过高岗，高记仇在心，在豹子川寻借口把子文逮捕，后被习仲勋和谢子长等同志救了下来，才得释放。三四年十一月，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三五年七月，朱理治路过南区，因他和子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不一，朱即诬陷子文为右派，肃反中将他关押。获释后，被派到庆阳城抗敌后援会。 一九三七年春，党组织派我去旬邑职田镇鲁迅师范学校学习。七、八月间，子文说边区党组织让他回到武字区工作。一九三八年夏，我由学校毕业被调回陵前。当时“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子文回来与陵前乡民团团长谈国藩（党员）、王瑞琪（党员）商议，在我家南边的窑里办起了地下兵工厂，为根据地各路游击队修理枪械，造手榴弹。此时，恰好子文让郭立三、刘德智（李屺阳）等同志在陵前长坳堡办了个“纺织厂”，让我去那儿工作。他告诉我们：对外叫“纺织厂”，对内叫“女子义务学校”，纺纱织布是幌子，学习文化，宣传抗日，培养人才是目的。厂里的四十多名学员兼工人是经避三原北原和富平西原党组织选送的青年妇女。每天派两、三个人背上布转乡，名为卖布，实为宣传抗日，散发传单，动员妇女起来闹革命，探听敌人消息。 一九四零年冬，省委派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此之前，他还在云阳党组织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过。子文这次和我分别，想不到成了终生难忘的永别。一九四零年末，二次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三原伪政府发现了纺织厂的秘密，强迫工人解散，学校停办。一九四一年冬，我去延安，没找到子文的住处。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便参加了整风学习。运动结束后，我被安排在延安市南门外的一所小学教书。四三年又被派到马栏小学教书，直到四七年三月，因马栏遭胡宗南匪军攻打失守，我才跟武工队回到富平娘家住下，回来后，只听人说子文在四二年整风开始时，因怕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高岗再次陷害他而回到陵前。 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的心情十分难过。子文为革命不光要与敌人东杀西拼，又常常要提防革命队伍内部个别人的明枪暗箭。他在革命道路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远不止我所知道的这些事实。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薛明胡同志到富平看我，说是慕天祥让他来的。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小儿西平的头，又望了望我，却一句话不说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动，泪水夺眶而出，突然失声的哭了起来。我感到事情不妙，他才以悲痛的心情，向我讲，子文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子文一家为革命，四人献出了生命，一次遭火烧，数次被抄家，眼看革命即将胜利，曙光已经在望之时，他却壮烈牺牲！当时，他三十九岁。 一九四九年，三原解放了，我以完成子文遗愿的决心，积极投入了新的革命工作。我先后任初级社主任，公社副社长，县政协委员等职。子文的子女，在备级党组织的关怀下，也都参加了工作。西北局为我从新疆找回我失散十五年的大儿北平。现在我和二儿、儿媳住在陵前老屋。前多年，修缮了原来的五孔窑洞，政府还给照顾款盖了三间安间和灶房。去年又盖了三间一砖到顶的新房。各级政府对我很关心，逢年过节都派人看望，还邀请我参加有关会议。我的晚年是幸福的。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黄子文同志牺牲已四十年了，回忆和他相处的日子里，那共同经历的战斗情景，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七年牺牲，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九年。他被敌人逮捕过，被“左”的路线迫害过，在革命的征途中历尽了艰辛、挫折。但是，他的革命信念却没有动摇过，革命意志没有衰退过，手中的武器没有放下过，生命的最后一息是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停止的。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厂，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黄子文同志虽然牺牲了，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一九二八年腊月十五日，我在富平美原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听刘树模（铁山）谈到黄子文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子文为了给党筹集经费，建立革命武装，和中共三原县委军特科的同志订下“苦肉计”，让他们假装“土匪”，把子文绑到家中拷打，子文装着号啕大哭，央求母亲把家中的大烟土拿，出来。这样，子文母亲不辩真假，为救儿命，拿出了家中的六、七百两烟土。事后，子文把烟土卖的钱交给了三原县委。当时，我深为子文这种革命精神所感动，虽未见其人，但他已成为我心中的“传奇人物”。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到渭南县委机关（辛市乡田村木匠刘平娃家），幸遇黄子文，他也是来这里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的。经张蔚森介绍，我才认识了子文。只见他一身的农民打扮，中等个子，显得很精明强干。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心是要求在灾区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渭北以武字区为中心。黄子文会后返回武字区，还带了十多板步枪子弹。 一九三零年阴历二月十六日，省委书记杜衡到榆林巡视工作，我领他到团特委秘密机关。我当时是陕北特委书记兼兵委主任。不几天，杜衡接到省委秘书长焦维炽的信，说子文出狱了。杜衡向我叙述了子文被捕的情况。 原来子文在二九年组织筹赈会，打击地主豪绅，分粮救民。地主豪绅怀恨在心，便串通当地驻军将子文和他大哥黄子祥逮捕，关押在三原县城监狱。子文入狱的第二天，被敌人吊在屋梁上拷打，用烧红的炭铣烙烤。提审他时，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骗敌人说：“我连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敌人多次审问、拷打，他始终不变口供。以后，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将子祥先放了让其出去筹钱交款，再放子文出去。子祥出狱后，在家里人和群众的协助下，花了很多现洋，才把子文赎出狱。 后来，我见了子文，问起敌人烙烤他怕不怕，他风趣地说： “炭越烧的红，越不必怕，因为末稍神经烙坏了，便不感觉痛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精神。 子文那次出狱后，并没有因此停止革命斗争，反而以更加坚定的意志，继续领导武字区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同年六月。、他和省委派来的陈云樵一起，在武字区组织了“灾民自救军”，他任政委，陈云樵任总指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影响很大。 一九三零年六月（农历），我参加了省委在蓝田巩高村小学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会上黄子文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军事部主任。不久，子文领导的灾民自救军因张成义叛变而失败。农历十月，子文来西安找省委，张资平引他见我。子文穿一身黑棉衣，他说赵寿山团派人抄了他的家，无法活动，不知如何办？我和张资平商量决定，让他去天津北方局。因当时由杜衡、李芾南、杨珊组成的陕西省委代表团去天津北方局开会，留西安的吉国桢代理书记。吉国桢、张资平三人组成省委常委会主持工作，有权决定这个问题。于是，我又找省委秘书长焦维炽同志商量后，通知子文和其爱人李盛云同去天津北方局。子文将盛云骑的骡子卖了一百二十元做路费，去了天津。 子文到天津后，被安排在北方局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北方局派他去山西组织兵变，李盛云留在天津。子文到山西后，先和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接了头，让他去高桂滋部队搞兵变。子文在第二次去高桂滋部途中，听说高部一个团已经兵变，改为红二十四军后，遭敌袭击，去向不明，他只得返回石家庄。后来，刘天章又决定让他去汾阳找拓克宽，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夏，子文和拓克宽在那儿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子文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游击队政委，拓克宽任队长。九月，晋西游击队接山西省委指示，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一九三二年春，陕西省委指示子文回武字区工作。此后，他曾任陕甘游击队政治主任、渭北特委常委、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 一九三四年清明节后，我和黄子文在西安秘密见面，我们住在四府街四十八号。这时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刘志丹股匪攻占黄堡，有迫击炮、机关枪甚伙”等语。我兴奋地递给子文说：“还是北上。”子文说：“黄堡镇在耀县北约二、三十里处，周围的地主、土豪多逃在这个堡子，民团约有六十多枝枪，去年腊月我请假回西安养病时，部队尚没有机关枪和迫击炮。”我断定地说：“黄堡镇本不易攻克，而居然打下，证明我们部队战斗力很不错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武字区。第二天，经白耀清介绍我见了淳化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叶某（忘了名字），他是到西安看病的，我向他打听了去北边沿路敌人的部队情况。第三天黄昏，我和子文、耀清等人从草滩过河，路上耀清说叶指导员告诉他，子文被红二二十六军开除党籍了。我听后让耀清先不要告诉子文，可是子文早就知道了。一会儿他反而对我说：“红二十六军把我党籍开除了。革命不计较个人委屈，我组织游击队，是为着工农大众的解放。”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贵品质是多么可贵呀！第四天晚，我们到了武字区。在柴尧坡住下，子文安排王启德接待了我们。到武字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集合了十二、三个人，拿着王泰吉起义时留给武字区的三支毛瑟枪、一只小八响和一支盒子枪，上了嵯峨山的二台子。在二台子，我们选子文当队长，恢复成立了“渭北游击队”。十多天后，我们来到七碣石，见到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和总指挥王安民，他们发给渭北游击队十一条步枪，每枝枪还配备给两排子弹。第二天下午，我们决定回武字区。夏至将临，夜短天长，因走错了路，天明前才到陵前北边。第三天，子文同白耀清去西安。过了七、八天，子文同蔡子伟、许国琏、张静文（女）一块回到武字区。晚上，我们十六、七个人又上二台子宿营，当转到七碣石时，正是早饭时间，突然传来枪声，我们即向东运动。到东坪附近，碰见张仲良率领的特务队，才知他们在白家山遇到了敌人，总指挥王安民在战斗中阵亡。由于王安民牺牲，子文被公推为第三路游击队代理总指挥。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第三路游击队北上开会。我和许国琏去西安买枪，在西安遇见了盛云之弟李盛弟。他对我讲：子文被高岗扣押，志丹辞职。于是，我把买到的枪和子弹转移到三原同官张李盛云他二哥家，继续打探子文的消息。 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任书记后，派董老二、张老五到西安、三原寻找我。农历九月十四日晚，我同张老五蒲儿一块北上第三路游击队秘密根据地七碣石。农历九月二十七日，黄子文由南梁陕甘边苏维埃开完代表大会回来，向我叙述了代表大会情况和高岗扣他的情形，并要我任边区南区苏维埃办事处秘书长。十一月二十日，我被正式调任陕甘边苏维埃任政治秘书长。 一九三五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左右，我军与马鸿宾部队战斗受挫后，习仲勋主持会议部署打击敌人，让我以特派员名义到南区调红一团到太白阻敌。我到小石崖，一团刚战斗失利退回。我只得北上太白附近的黑水寺地区，调富县的游击队与甘泉游击队配合。在那儿遇见了张仲良，他说红一团可能退到淳化悟空洞一带了。于是我与仲良一块南下找一团。几天后，在淳化寻到一团和淳耀游击队。我与仲良逐决定将两个主力连重新编制充实，由黄子文任团长，由贾维义和从胡宗南部起义过来的马连长任团副，我任政委，仲良任顾问。同时决定由子文、仲良率军向礼泉、彬县地区出击。在礼泉叱干消灭敌人一个民团，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一九三五年九月，陕北肃反时，子文回到甘泉县洛河川，被错误地逮捕关押。十月，毛主席到达吴旗镇，子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得救。子文被中央保卫局安排到瓦窑堡中央兵工厂工作。 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后方红军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学校政委袁国平同志调子文到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设在瓦窑堡）。九月，党中央迁到保安，红军学校随迁到保安。不久，红军学校又迁至甘肃环县曲名镇。这时，贺龙的教导团及红四、六军红军大学也到这里，三方面在木钵镇合编为中央红军教导师。十二月底，教导师迁到庆阳城后，把一团的两个连编为政治连，我任一连政治教师，黄子文任二连政治教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陇东特委成立，袁国平任书记，让我和子文等20余人留在地方工作。子文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时，改名为王文。 一九三八年，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通知我、黄子文和柳青等回延安。子文怕又遭高岗报复，便向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请假，于五月回到三原武字区。八月子文去安吴青训班学习。一九四零年夏，子文回到边区，省委调他到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下农村搞社会调查，还到范文澜主办的研究院政治系研究了半年中国各党派等专题。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西北局对子文作有历史结论，并决定恢复子文的党籍。但是就在决定即将发下来时，子文却在高岗找他谈话之后离开延安。这是四九年西安解放时，习仲勋在西北局对我说的，张邦英也对我说过这件事。 子文从延安回三原后，于四三年农历二月初六夜，与一个马列学院的学生一同到渭南我家找我。我当时在中央政治保卫局西北情报处（吴德峰任处长）做情报工作，子文不知我的真正身份，我们一直谈到天明。他说：“魏志毅现担任省保二团团长，想活动一个守备司令，让田裕国几次找我，为的是要我将武字区保甲武装拉出去编为一个大队。所以我为暂求得公开活动身份，打算先到西安见一些老朋友。总之先把枪杆子把握住，以后国共两家必然要打的，那时我们掉转枪头再打国民党老蒋。请你见了北边的朋友，说明我进国民党的动机和目的”。我说：“这个我可以证明你的态度。不过，这样做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你是有名气的人，‘虽无声名传海内，却有盛誉在故乡’，你和子祥哥是怎样商量的？”子文回答说：“子祥哥也说，历史上打过颠倒的人，总是做不出伟大事业的。”我感叹地说：“对呀！不然你住到华山去吧，生活我可供给。”但他却坚决地说：“不是生活问题，一旦让国民党逮住，那就更麻烦了。”这时，天将明了，我便说：“渭南县近日正在捉拿我，趁天未明，我们一块向北二十里到我的一个朋友家住两天。”这次分别后，很少见面。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天，子文亲自来渭南我家送信，说他从曲政平（渭南军统站人，解放时起义）那儿得到消息，敌人要杀我和王璋峰，让我快躲躲。我当时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他一看急了，对我说：“没你说的，你快走！”于是我对他说：“西边附近有我的熟人，咱俩先到那里，你明天再走。”他说：“我得赶快回去，不然会引起怀疑。”这样，我便出去躲了七个多月， 避免了敌人对我的杀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当我听到子文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泪水盈眶，对失去子文这样的革命战友和知已，感掰万分悲痛。 解放后，每当我和与子文共过事的一些老同学谈起子文时，大家对他倾家荡产为革命的崇高精神、屡受挫折不灰心的坚强意志和历尽艰辛不叫苦的革命品质，无不感叹和敬佩。 黄子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在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里 黄子文同志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渭北群众的领袖，是党的忠诚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回忆黄子文同志为革命、为人民所做的重大贡献，特别是他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所做的卓越功绩，以及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他那忠于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忘我战斗的高贵品质，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h3>组织筹赈会</h3> 一九二八年春，为了抗粮、抗款渡灾荒，黄子文同志曾组织了万余人的“交农”运动，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因上年秋未收成，麦未种上，灾荒更加严重，陵前塬上的灾民人心惶惶，四处逃命，相当一部分人眼看就要饿死了，情况万分危急。就在人民生命垂危的时刻，黄子文同志深感痛心，心急如火，他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把人饿死”。于是在五月份，按党的指示，在西王堡组织了“武字区方筹赈委员会”。黄子文任主任，成员有：唐玉怀、马先民、侯守愚、侯永益、孙平章、薛宏道、李永福、康德宽和我。筹赈会还设有武装保卫人员，专门对付土豪劣绅。在预备会上，子文说：“人都快要饿死了，救人要紧，有粮的都往出捐，向土豪要粮。现在先分片宣传，再过几天，在这里召开大会自报，不报不行”。筹赈会实际上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组织，它的任务是打击土豪，筹粮济民，因此黄子文宣布：地方政权停止一切行政权力。并要求武字区行政人员以个人名义参加筹赈工作。五月十三日，在长坳召开了二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子文作了动员，并自报拿出七石粮。对于土豪劣绅不捐粮的采取“吃大户”的办法，强行收粮。这样不到一个月共筹粮八十多石。通过摸底，把筹的粮分给没粮吃的穷苦人，帮助群众渡过了生死难关。群众说：“多亏子文这一伙组织筹赈会，要不然咱早就饿死了。”通过筹粮，救济了群众，也发动和团结了群众，黄子文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h3>开展武装斗争</h3> 一九二八年，黄子文就在武字区建立了农民武装。一九三零年根据省委指示，为了开发游击战争，在麦收后的一个晚上，黄子文等同志在武字区成立了灾民自救军，黄子文任政委，陈云樵任总指挥，我任灾民自救军的经济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武装组织。它的任务是：团结灾民，打击土豪劣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灾民自救军向土豪劣绅猛烈开炮，为穷人壮胆撑腰，不断扩大武装组织。从此在黄子文领导下，灾民自救军这支革命武装活跃在武字区周围，并扩大到富平、耀县等地，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灾民自救军成立后，首先捣毁敌武字区区公所，接着在西岳庙拉走敌四分团团长岳海洲，把他推到坡子堡城南王家花园的井里，并分了他的粮。在坡子堡还抓住宜君卸任的敌县长潘恩桐，将他打死在西原塔凹村。在文龙分了大财主张友的二十二石粮食，收了二百块大洋等，灾民自救军共打了十几个土豪劣绅，分了二百多石粮食，收了三四百块大洋。把粮食全分给了穷苦人，大洋用来买枪扩大组织。这样帮助了穷人，团结了人民，壮大了武装组织。子文这种敢于向土豪劣绅开炮的强烈反抗精神，受到了人民的高度赞扬和拥护。以后，灾民自救军虽然遭受了挫折，但武装斗争之火在武字区一直未熄灭过，为后来渭北游击队，和渭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扩下了基础。 <h3>舍家为革命</h3> 黄子文为了革命，即使家庭遭受再大损失，都不在乎，家产虽然被敌人烧光，但革命意志更加坚强，热情更加高涨，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黄子文的家被国民党烧了，大小二十三间房和二十余件家具被付之一炬。他从西安返回家见此情景，到我家（我家的二十五间房也被烧得一塌糊涂）说：“烧了怕啥，人走没挂牵，越烧越革命”。他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鞭策。以后，敌人多次抄烧黄子文的家，家里的东西一洗而光，子文对这些根本不在意，家里分家时分给他一百二十亩地，子文都卖了做了革命的本钱。子文常给我说：“反正把家弄光，也要革命，革命不成功，再好的家也保不住”。黄子文就是这样一心为革命，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远大革命目标，从不计较个人丝毫得失，使我终生缅怀！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小道口战斗中子文光荣牺牲，使人沉痛万分，使我失去了一位革命的领路人，渭北人民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黄子文虽然牺牲四十多年了，但他的伟大功绩，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为人民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那忘我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鼓舞着人们。松柏常青，子文功绩永存！ 第五篇 回忆·怀念 传播革命火种的人 黄子文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是我从事革命事业的领路人。缅怀先烈，思绪联翩。子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的事业坚定不移，舍身以求；对人民敬同父母，一片诚心；对敌人威武不屈，视死如归。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的风雨冲刷了我许多珍贵的回忆，但黄子文同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质，至今仍铭记在我脑海中。 <h3>传播革命火种</h3> 一九二七年冬，黄子文同志带着党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从上海、武汉辗转西安回到武字区，他怀着赤诚的心，向党员和革命骨干宣传“八七”会议和“九二六”会议精神，宣传全国各地革命的大好形势，他说：“只要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我们的心又热了。二六年、二七年那种热火朝天搞农运、打土豪，斗劣绅的革命精神又焕发出来了。在他的安排下，我们积极活动，干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十八日中午，在鲍四庙正式成立了“抗敌委员会”。唐玉怀、马先民、孙志刚、李天赦、张树红五人组成委员会，并组建了秘密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还设立了五个分会，我为联络员。“抗敌委员会”的宗旨是壮大革命队伍，实行革命暴动，打倒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建立人民政权。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农历二月初二）晚，我和马德录、唐玉怀等二十几个人，在鲍四庙戏楼上以赌博为幌子开会，正在这时，黄子文从西安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叫杨致中的人，两人腰里都插着一把手枪，他穿一身黑灰色衣服，打扮的跟农民一样，他问唐玉怀“我走时让你们办的事咋样了？”唐玉怀一五一十地把我们的打算告诉了他，子文高兴地说：“大家真有办法！”当我们说建立革命武装，一时还没有考虑让谁当头头时，子文风趣地说：“没有人当我当，当官还没有人干。”他接着说：“南京、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工人都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快完了”。这时大家笑了起来，有的说：“你吹的大的很，凭我们这些人能干大事？”子文见大家没信心，就鼓励说：“大家别怕我们人少，各城市有工人、有学生，各地有农民，万众一心力量大，到时候一呼百应，就把敌人打垮了，我们不光要夺三原城，还要占领西安哩！”经他这一说，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他见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情景，又再三叮咛大家：“要尽快在二、三月农闲时把群众发动起来，不然，农忙就不好办了。”这时，蒙培元问：“宣传都给人说啥哩？”子文把一个本本交给马先民说：“政策都在本本上。”马先民把本本上的东西抄了几份。分发给了五个分会。就在这次会上大家选黄子文担任抗敌委员会总指挥，唐辉智、孙平章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正副队长。从此，一支革命武装在黄子文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这支武装，如同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在渭北一带没有熄灭过。 <h3>领导“交农”围城</h3> 一九二八年春，由于干旱春荒，加上反动当局催粮要款，压榨勒索，人民负担沉重，怨声载道。广大农民迫切要求伪政府减免粮款，根据中共三原县委（黄子文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指示精神，于农历二月底，抗敌委员会召集各分会负责人开会，马先民按黄子文的安排，向大家动员说：“百姓一年到头，缺吃少穿，政府却逼粮催款，如不交纳，便鞭打绳拴，我们可怜到尽头啦！咋办呀？我看‘官欺人，踏衙门，老子欺儿逃出门’，我们不种庄稼了，向政府‘交农’去，这叫‘官逼民反’！古来就有。”大家都赞成这个作法。最后，黄子文要求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做好宣传工作，此后黄子文还专门召开了各片负责人会议，检查动员准备情况。 农历三月初四下午，黄子文让各片通知群众在第二天一早，拿上农器农具到陵后庙集合，下县“交农”。 三月初五一早，“交农”群众手执杈把扫帚到陵后庙集中，开会前子文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递给我，让我在他讲话声音大时，把条子递给他。说完他便走上台子开始讲话，过了一会儿我把条子递给他，他高声问：“哪里来的？”我说是三原来的，接着他高声说：“三原城已被塬下人包围了，就剩咱武字区了，咱们马上下县。”“交农”大军立即向县城进发，留下我和孙平章在后边继续催人。中午饭时，我到了三原县。当时县城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晚上我俩回来继续催人。第二天中午，我又到县上，看到当时北城墙上有人给群众吊馍。因为“交农”群众来时只带了一天的干粮，结果围城三天，把西阳、楼底、鲁桥的馍都买空了。这天，子文见到我说，你回去继续催人。第三天中午我到县上时，伪县长刚讲完话，在场的人都说县长开口了。说民国十七年的粮草啥都免了，后来塬下的人在南城，武字区的人在北城，把拿去的权把扫帚都烧了，下午群众都陆续回家，有的到第四天上午才回家。 “交农”胜利了，群众可高兴了，在党的领导下，黄子文在武字区播的革命火种燃烧起来了。“交农”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武字区的群众。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同时，也反映出黄子文的鼓动、组织才能，以及革命胆略。 <h3>打击土豪劣绅</h3> 武字区有个豪绅王厚安，原是民团团长，一九二六年底，武字区成立农民协会时被撤了职。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王厚安勾结三原驻军捣毁了武字区农协，逮捕了共产党员乔国桢。王厚安在武字区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一九二八年，快收麦时，黄子文决定把“抗敌委员会”设在西岳庙，决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先从王厚安头上开刀。于是让唐玉怀去传王厚安，结果王厚安没来，第二次又叫解汝亮去传，王厚安说：“你们这些年轻娃娃想咋哩，给我想啥事哩！我不去。”解汝亮回来一说，黄子文发火了，他要亲自去，大家挡住了他。到了收麦时候，王厚安到地里拉麦，黄子文、杨致中等四人决定去抓他。杨致中到跟前一下抱住王厚安？因杨个子大有力气，他挣不脱。这时黄子文等到了跟前，把王抓住拉到西岳庙，那时我们三十多个人都来了，王厚安还骂的不停，说：“我王厚安也不是好惹的。”大家看他这么猖狂，就决定把他收拾了，当即就拉到西岳庙山门前，杀死在一棵大槐树下。以后，在黄子文带领下，又收拾了几个恶豪，一时再没有人到武字区要债催粮。 <h3>革命就要革到底</h3> “一个革命者，就要做到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三不图升官，四不图发财，五要把方便让给别人”。这是黄子文的口头语，也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他更是这样做的。 一九二九年，子文组织筹赈会，带头捐粮七石，被群众传为佳话。当时，我家四口人，是外来户，没一分地，靠做日子活生活。子文亲自派人把筹下的粮送到我家，使我非常感动。一九三零年春，子文因组织筹赈会，被敌人逮捕，后经家中和群众多方营救被释放，他回到武字区后说：“只要我不死，革命就要革到底。”五月他又组织了“灾民自救军”。六月，他带领武字区十多名武装人员，捣毁了敌武字区区公所，处决了一个豪绅。不久，又逮捕处决了敌军宜君县长潘恩桐，还捣毁了武字区马额乡公所。 黄子文不但革命意志坚强，而且能以身作则。处处关心他人，一九三二年六月，黄子文从陕甘游击队回武字区扩红，我也是这时参加陕甘游击队的。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开会时，他见坐在身边的一个三水籍战士的鞋破烂的无法穿，就将自己一双半新布鞋送给了那个战士，而他自己却穿着露脚指头的烂鞋，他这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战士们。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黄子文同志在小道口对敌战斗争中光荣牺牲，党失去了一名优秀的指导员，我更为自己失去了位亲密的革命领路人而悲伤至极。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存先烈们的未竟事业正在继续。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忆子文同志的两件事 黄子文同志生前与我，在三原中心县委工作时认识和接触过两次，一次是由黄子文同志以家中的银币和物资解决中心县委经费的困难；再一次是一九二八年麦收响应渭华起义，组织武装围城。现将两件事具体阐述于下： 一、一九二八年春节后，黄子文（黄成章）同志来三原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时了解到中心县委经费很困难，毫不犹豫地提出由他想办法解决，并且表示，如果没有其它来源，便由黄的家资负责解决。并商量让县委想办法派人到他家去取，来人应化装成“敌人”形象，这样不至引起家中人和本村群众的怀疑，便于让群众和他家人将目标痛恨在敌伪人员搞“敲诈勒索”方向上去。因此，我们便以马鸿宾旅的一个排长带了一个班长和一个士兵形象方式前去，制造了该旅的番号徽章、领章、胸章等，并向杨虎城将军炮兵营借了一套军官、班长和士兵的军服，并携带驳壳手枪和两支步枪全副武装走向黄子文住的村子。我们假装不熟悉这个村和黄的家，进了村，遇人便向黄子文家住在什么地方，一直到了黄家门口，高声问：这是黄先生的家吗？边走边喊黄先生在家吗？初见黄子文母亲后，便问老太太你是黄先生的什么人？黄的母亲答，我是黄的母亲，他出去了，没在家，你们找他有什么事。我们说因有点事要黄先生帮我们办一下。当我们正在同他母亲谈话时，子文同志即从一间房子里出来说，她是我的母亲，年纪大了，不要使他老人家受惊。我们便向黄讲，据报告，你家有私藏武器和毒品的嫌疑。并把“报告公文”展视给黄看了看。黄矢口否认，并说这是诬告。李全元同志便以军官口吻，指着公文以严肃的态度对黄说，有其因必有其果。并下令，由我和李培文二人在屋中搜查。我和李即在粮食囤中搜出一支步枪和一带子弹，并在房子角落里，检查出一大盆大烟土。我们把搜到的东西，展现在黄子文同志和他母亲的面前说，这两件物品现实摆在当面，还有什么诡辩呢？李全元同志很生气地说，你们早承认把东西拿出来缴了，还可以研究妥善处理，但你们却抗拒矢口否认，现在赃物俱在，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便令我和李两人，把黄子文绑了，将赃物和黄要一起带走。在这个紧要时刻，黄的母亲跪下老总长老总短的连哭带叩头的要从宽处理，并及时在一个小木箱中拿出一百元现洋，要求将儿子黄子文稃放。当讨我们便将现洋拿了，仍把黄子文绑着拉走，并没理黄的母亲的要求。将黄拉出村，约一里许，便将黄子文同志放了，我们四个人面对面地都笑了，并嘱咐黄向东跑。我们便对空放了两枪，大声喊着那家伙跑了，追呀！我们两人却将枪弹和毒品盆抬着向西很快上路，走向三原方向。回城将物品和武器交炮兵连转交给中共三原县委。黄子文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公而无私的高贵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二、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原中心县委为响应有历史意义的渭华军事革命起义，曾发动了渭北三原县围城武装斗争，这次武装围城，以县委组织的游击大队为中心，联合胡景铨掌握的地方武装以及一部分游击武装马仙舟，共约千人。当时以黄成誊（黄子文）同志为总指挥，CY（青年团）书记孟芳洲同志为政委，杨致中为大队长。当时围城指挥部设在三原县以西十里张家村，在圈城中，却被土匪成性的马仙舟在游击队午休时，将大队全部武装袭缴。 我接受县委指示到渭华起义地区联系回来，向县委汇报后，县委又派我到围城指挥部去了解情况，待到十里张家村时，仅看到门口有卫兵站岗，我问指挥是在这里住吧？兵答是，我进到里面一看，很多人空手无武器垂头坐着。我问怎么你们都徒手呢？大家都看着我，我即向外走，卫兵说先生你先坐一下，我也就坐下来，也再没问什么，约半小时，黄子文同志来了，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后来，马仙舟答应放人，在午后五时许，子文和大家一起从张家村东走到三原西约三里许，即下坡从清河过河，从三原北城西边一条路上，到北城西门外，叫开西门到了炮兵营，见了范歧山连长。范讲你们大部分人仍由西门出去，迅速转移隐蔽。 我出西门过了河到民治小学见到周芝轩，周派人给我找住处，县委书记和团委书记孟芳洲均离开了原住地，可能都封西安去了。从此三原中心县委就被破坏了。 到了七月份魏志毅在三原南城西渠岸西城门口，找到了我说CY机关—个姓杨的女同志在孟走后，未安置她。三原公安局来了好几次问她，孟芳洲到哪里去了，杨总是说出去了，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应付了好几次。因此魏让我和他一起把杨转移一下。我说你联络好，我在去西安路上候你，魏将杨带到后，我们在魏家住了两天，便在镇上找了一辆马车，第三天到了西安东县门街十二道巷，找到杜惠兰将杨安置下。此时刘景桂（志丹）到这个地方来，我便把杨由三原来的情况作了汇报。刘问我的住址，我说现住土半巷朝邑会馆，三原组织找不到，希能给我安排工作。刘说好，你应等候通知，从此即在省委领导下，作东八县（兰、临、渭、二华、潼、蒲、大）的交通工作。 据说以后，黄子文同志便回到武字区，以武字区为据点，便开展了游击战争，并扩大游击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黄子文同志并未因围城失败而泄气。以后更加积极与敌特反复进行斗争，一直到以后壮烈牺牲。这就是我回忆到黄子文（黄成章）同志的两件事例，也是我们直接接触中共同办的实事，也是黄子文同志革命史上的光荣史绩。我重新回忆，作为对黄子文同志纪念献礼！因我认为黄子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光荣、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 <h3>附：雷展如同志诗一首</h3> 黄家兄妹美名传 武字区有三兄妹， 子祥子文黄侠仙； 一次国共合作期， 进行革命曾领先。 铲除地霸剥削毒， 废弃封建束缚权。 土劣闻风吓破胆， 贪官污吏魂魄寒， 泾原高淳宜耀富， 三黄兄妹声明传。 豪绅军阀密开会， 阴谋破坏苏维权。 敌人种种恶毒计， 革命反击毒雾散。 多次针锋相对斗， 终于摧毁伪敌顽。 坚贞不屈斗争史， 应载辉煌党史篇。 中国革命灿烂拾， 英烈事业应列全。 前辈创业实不易， 后继应当代代传。 第五篇 回忆·怀念 渭北农民运动的先驱 黄子文同志是领导渭北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一九三零年四月至九月，我有幸与子文同志（当时名成章）结识，并共同战斗了一个时期，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团结友爱，为革命大公无私，不惜倾家荡产。每当我和一些同志谈起他时，大家都对他表示深切地怀念。回忆与子文同志相处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坚强信念和言行举动，仿佛又使我回到当年渭北游击战争的壮阔场面。 一九三零年三月下旬，我由西府回省委汇报工作后，省委决定我以省委军委的身份去渭北，让我和在三原地区搞地下斗争的黄子文同志，以武字区为中心开展渭北游击战争。省委决定在渭北开展游击战争，这是因为：⑴过去渭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有基础。⑵渭北各县地下党员较多，党组织力量较强。⑶当时国内蒋、阎、冯军阀混战，西北旱魃为虐，而渭北更是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载道。⑷黄子文同志一九二六年入党后，二八年曾组织领导三原“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斗争，是一位忠诚勇敢，在渭北群众中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年青战士。 四月初，我到三原县民治小学找周芝轩同志接头（周为三原县委组织部长）。由县委派人将我领到武字区大寨堡薛明藩家里（子文姐夫）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黄子文同志。他穿着农民的衣服，中等个子，身体健壮，红润的圆脸，眼神炯炯，年岁和我差不多都是二十一、二岁，一见面喜容满面握手言欢，真好象一见如故的老友，我即对他讲省委给我们渭北游击队的任务，黄十分激动地大声说：“只要省委指示开展渭北游击战：我一号召发动几千人不成问题！”。我向他介绍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及党的路线政策，子文同志向我谈了当地党的组织活动情况。虽然他因搞筹赈工作被敌人逮捕，经营救刚获释不久，但他革命精神状态表现极好，思想坚定，振奋激进，心直口快，光明磊落，使我感到子文同志确实不愧是我党的忠诚战士，我非常高兴，为将与他一起战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为了发动农民，我们在党员孙平章家里召开了地下党员干部会议，除我和子文、张振河、田裕国、孙平章外，还有近十名农民党员，按省委决定布置了：⑴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⑵恢复农民协会进行农运，积极扩大政治影响；⑶立即掀起抗粮、抗丁、抗款、抗债、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并且进行了分工，黄子文同志负责武字区和高陵县一带工作，我去三原以东陂西和富平县一带活动。 四月下旬，我刚由富平回到武字区，适逢三个差人到武字区催款，横征暴敛吊打农民。为了发动群众，我们乘机组织农民将三个差人杀死，为民除害，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发动农民游击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迅速组织各地农民武装，向三原富平交界的长坳堡地区集中。边集中边开始打土豪、惩劣绅。这期间，为三原县委、省委送了一批活动经费，五月上旬实现了长坳堡会师。 会师后，我们立即成立了渭北特委和军特委（子文任特委书记，我任军特委书记），接着成立了渭北游击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子文同志任政委。下属两个游击支队，两个独立大队，一个政治部（习仲勋同志当时在政治部工作），人数达两千余名，轰轰烈烈的渭北农民游击战争开始了……。 农民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渭北一带的影响对敌人震动很大。根据省委指示，要立即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大家研究决定由子文同志负责苏维埃政府成立筹备工作（当时决定由子文同志任苏维埃主席，第伍百昌同志任副主席）。由于农民游击战争日益壮大，引起敌人极大恐慌。敌人部队与地主豪绅武装及土匪合流围攻这支农民军，斗争日益激烈复杂，就在这种形势下，子文同志东奔西跑，发动群众，积极筹备建立渭北苏维埃政府。 由于农民军内部成份复杂，党的力量薄弱，在敌人武装围攻和收买分化夹击下，出现了革命危机。一次战斗转移到瓦窑头地区，洽值省委王林（南）和三原县某常委来到瓦窑头，我们正在开会之际，第一支队大队长遂儿（当过土匪）突然发动叛变，致使队伍被其打散。部队转移时，子文同志在外活动未醚部队。事变后我很快找到子文同志，并在富平县王志英同志寨里召开了骨干会议。决定：⑴武字区一带工作仍由黄子文同志恢复整顿；⑵让我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十月，我与黄子文等同志分手，回到西安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经省委研究！后，决定派我代表省委去上海党中央，汇报陕西党的建设和农运、军运及各项工作。自那以后，我再未和子文同志见过面……。 我与子文同志共同战斗的时间不长，但子文同志对党坚贞忠诚，为革命出生入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高贵品质，给我和一些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子文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虽出身富户，原可坐享安乐，但他彻底背叛了原来的家庭，为了革命，数次被敌人抄家，数间瓦房被敌人烧毁，他的哥哥、姐姐、侄女、妻弟、妻侄女，在他的影响带领下，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都为革命献出生命！他一生遭遇坎坷，在曲折复杂的斗争历史中，被同志、组织误会过。但他一生走过的脚印证实，他是一个光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一个无愧于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陕西人民的好儿子！ 黄子文同志是我们所有革命战士学习的榜样！黄子文同志的革命英烈事迹，永垂不朽！黄子文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h3>附：陈云樵同志诗一首</h3> 悼念黄子文同志 （一） 池阳自古饶杰雄， 黄门伯仲有豪声。 毁家纾难为革命， 耿耿丹心照汗青。 （二） 调寄鹧鸪天 弱冠沪上参革命， 茂材刚毅气尤雄。 乾坤扭转凌云志， 日月换新建奇功。 回渭北，搞农运， 团结群众鱼水情。 屡斗鬼蜮显智通， 肝胆照人青史颂。 （三） 千里迢迢吊忠魂， 亮节高风黄子文。 渭北战斗誓生死， 甘洒热血换乾坤。 精忠报国传永世， 浩气长存启君昆。 四化雄图今展现， 九原犹可慰忠魂。 第五篇 回忆·怀念 我党忠诚的战士 黄子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黄子文同志是我的老领导、老首长，回忆他的革命事迹，历历在目。 子文同志为革命为人民奋斗一生，他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配合渭华起义，领导了三原围城斗争。一九三零年组织渭北灾民自救军，是我党在陕西领导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者。一九三一年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成为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基础。一九三四年，子文同志任关中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经过他的艰苦工作，使关中特区成为陕甘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三二年六月，地主逼债，我逃到旬邑县石门关，参加陕甘游击队，编在第三大队第一中队。陕甘游击队副指挥刘志丹同志兼任第三大队队长，高山保同志任副大队长，谢宝涵同志任第一中队队长，黄子文同志任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同年七月上旬，子文同志从三原县武字区动员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参加陕甘游击队，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九月中旬，游击队在耀县坟滩消灭了富、同、耀三县民团数百人，生擒三县民团副指挥党谢芳和耀县民团团长柴子发等。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 九月下旬，保安（志丹）战斗失利，中队长谢宝涵同志牺牲。之后，陕甘游击队分为三路。刘志丹同志带一路到合永县，阎红彦同志带一路到照金。我们第三路由子文、杨森、子祥同志率领从富县南下，沿途打土豪。十月初，到达渭北武字区，一部分留在武字区，加强渭北游击队，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另一部分调往外地。这时，渭北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游击战争猛烈发展，形势很好。黄子文同志是中共渭北特委常委。他从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主张：游击队要机动灵活，又集中又分散，能进能退。当敌人“围剿”时，要绕到敌人侧后方去，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一路，以打破“围剿”，不要固守在武字区一地；分配土地，要在根据地比较巩固的时候再进行。黄子文同志的正确主张，遭到一些同志反对，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导致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受到挫折。 一九三四年八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清涧县河口战斗以后，党为了培养干部，在南梁堡成立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志丹同志兼任校长，习仲勋同志兼任政委，吴岱锋同志任学员队长。学习时间一个月，第一期有学员二十多名，都是红军干部，我是红三团的一连连长，调到军政干校学习，并任学习班长。当时，学校只有两个教员，一个是黄子文同志，—个是蔡子伟同志，他俩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理论水平都很高，又有实践经验。黄子文同志讲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又具体又生动，我的文化程度很低也能听懂。蔡子伟同志讲苏维埃政权建设，这些学员，后来多数成为党员的高级干部，如康建民、边德荣、戴占魁等同志。 一九三四年，陕甘边关中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石崖成立，子文同志任主席，关中特区管辖宁县、正宁、旬邑、淳化和耀县一带。一九三五年二月，组织调我到关中特区赤淳县革命委员会任主席，开辟苏区。赤淳县革命委员会驻马家山，管辖清水原、土桥、安社一带。子文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他既是理论家，又是军事家，他经常到我县巡视，检查指导工作，他_布置工作任务，既讲原则政策，又讲具体工作方法，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县缺少干部，子文同志将跟随他的封正宝同志留在我县工作。一九三五年七月，组织派我去白区工作。子文同志关心我的安全，亲自拟定路线，安排向导，使我安全到达目的地。 一九四一年冬季，我在尹克昭盟骑兵独立三营任营长，负伤后回到延安，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子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星期日，他常到我家来，给我讲中国近代革命史、马列主义原理，使我深受教益。子文同志忠心耿耿，血洒疆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能文能武，独当一面，无私无畏，敢做敢为的胆略；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创建红二十六军，陕甘苏区功绩，将永载史册，激烈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第五篇 回忆·怀念 扎实的作风高尚的品德 一九三四年底，我认识了黄子文同志，并与他一起生活、战斗了一个时期。今天，回忆与子文相处的那段历史，提起子文一家为革命所受的挫折，遭受的损失，我的心情倍感沉痛。 <h3>黄子文的革命事迹，铭刻在人们心中</h3> 黄子文的家乡三原武字区和我的家乡富平觅子乡，县界相接，地连阡陌，我居住的上官村与武字区仅是一沟之隔，两岸农民素有往来。一九二八年，黄子文在武字区组织农民进行“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斗争，革命声势浩大，波及四面八方。那时，我们村封建势力比较浓厚，农民的守旧思想比较严重。但西原农民起来闹革命的事情，却成了村子里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我当时年幼，从村里人的谈话中得知西原农民革命的头头叫黄子文，是个大学生，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把家里的粮、钱、枪都拿出来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子文与他兄黄子祥等同志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范围越扩越大，力量不断壮大。子文同志带领大家在原、富交界一带打击土豪劣绅的革命事迹，给这一带农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人们或明或暗地纷纷投入了反封建、打土豪、求解放的革命运动。 一九三三年春节，三原党组织派武字区共产党员王瑞琪到我的家乡一带搞革命活动。他先后建立了上官村、康家洞、禾家原三个地下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党组织并参加革命的。同年冬月二十七日，由于形势恶化，王瑞琪和我等—行五人北上，找黄子文同志未遇。当我们由石门关返回时，党支部被敌人破坏，王瑞琪同志被捕。 <h3>黄子文的扎实作风，令人难以忘怀</h3> 一九三四年底，我在旬邑搞兵变后，北上苏区，在旬邑阳坡头见到了黄子文同志，他当时是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我向他谈起党支部被破坏，王瑞琪同志被捕之事时，他说：“这些情况我已知道了。已托人把王瑞琪保释了。”随之亲切地对我说：“你兵变成功来到这儿，我们一块干革命吧！” 黄子文同志如此平易近人，对革命同志是那样关心，消息又是那么灵通，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从内心发出“子文不愧是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的感叹。 在与子文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中，我发现他工作积极、作风扎实。他经常深入下去，帮助基层干部建立乡政权，又常常跟随游击队对敌人作战。记得一次打安社的保安队时，他带头冲在前面，撤退时却留在最后。当时游击队的指战员对他这种英勇精神，无不打心眼里佩服。 <h3>黄子文的宽阔胸怀，值得我们效法</h3> 黄子文同志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组织，忠于我党。听说一九三三年八月的陈家坡会议上，党内的一股逆流冲击到黄子文兄弟身上，他哥哥黄子祥同志（红二十六军骑兵第四团团长）被赶走。会上，黄子文同志虽然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会后从未散布过对领导不满的言论，他自信党内错误的做法，迟早会被觉悟提高后的党员所识破。黄子文同志虽然蒙受了严重打击，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延安南关市场，偶然遇到黄子文，在交谈中，他说：“我最近要到华北去一趟”，我问：“到华北干什么去？”他告诉我，去看她姐姐，她姐姐曾在北京上学，大革命时被捕入狱，释放政治犯时被放出来了，在河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在狱中身体受到敌人的摧残，盼望亲人看望，如盼望春雨一样。听了他的谈话，我感到子文同志是个重感情的人。 子文同志与哥哥、姐姐早期就投入了革命工作，他的爱人李盛云也从家里来到苏区，带着几岁的孩子，为革命奔波。后来，他侄女（子祥之女）黄培兰也从西安来到苏区参加了革命。他的家庭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子文的姐姐黄侠仙在河北被敌人杀害，我们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陈家坡会议的错误路，线延续到一九三五年的错误肃反，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残无人道地杀害了子文年仅十七岁的侄女黄培兰。 黄子文同志在一系列挫折和打击面前，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有表现出对党的怀疑和报怨。他在各种压力下，在各种环境中，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顽强地生活着、战斗着。一九四七年五月，他与哥哥子祥及其他同志组织领导的陵前起：义，正是他对党忠贞不二的精神的体现。黄子文同志不计个人恩怨，对党满腔赤胆忠心的广阔胸怀，值得我们健在者永远铭记。 同年六月，黄子文同志在带领渭北总队第一支队在三原小道口战斗中，不幸阵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关中地委在马栏召开追悼大会时，西北局发来电报，对黄子文同志作了公正的结论，使他几十年的沉冤得到了平反。电报指出：黄子文同志一生为革命贡献了他的一切，乃至佰的生命，是党的好儿子，特决定恢复黄子文同志的党籍。我当时代表关中地委在会上沉痛地悼念了子文同志革命的一生。 光阴荏苒，黄子文同志牺牲整整四十个春秋了，当我们再度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忆子文同志革命的一生时，深深感到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对同志，对群众一视同仁，赤诚相待的优良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第五篇 回忆·怀念 水落石显见本色 我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三一年在北平（今北京）地下党工作时认识的，记得当时他的姐姐曾在党领导下的互济会工作，他由陕西到北平，经革命同乡介绍才互相认识。一九三四年夏，我在北平因工作环境不能呆了，经党组织允许回陕找党工作，秘密住在西安东关一小学教师，（蓝田人张三锡）处，张告诉我渭北游击队负责人黄子文即将到西安，让我等他。子文到后，我们在西安西大街桥梓口浴池见面，他告诉我陕甘苏区红军亟需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即介绍我去。并派渭北游击队护送我和许国琏、张静文等同志到南梁见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后经谢子长同志证明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后来陕甘苏区划为三路游击区，子文同志在南区工作，我们不常见面。 一九三五年，—个想参加革命，欲投奔红军的人来找黄子文，因为此人找子文之前找错了人，找过反党分子张慕陶，即引起黄的怀疑，便把这个人绑送瓦窑堡。此时正是党内极左疯狂主义进行错误肃反时候，虽然子文对此人与张慕陶的接触保持了警惕。但他和几个同志仍被诬蔑为“顶着红帽子破坏苏区”。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弄清真相，挽救了陕北革命危机，拯救了大批同志的生命，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党的高干会议对“肃反”问题做了正确结论，子文的问题也初步得到澄清。在一九四三年错误“抢救运动”前夕，高岗找子文谈话，又想整他，他为了避免高岗的迫害，逃出边区，但他的心始终不忘革命，声言“我要带点礼物回边区”，后来策动敌军倒戈起义，与敌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在打扫战场时不幸中弹牺牲。 子文同志自参加革命后，一直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对敌斗争坚决、勇敢。虽然也曾有某些不妥的思想行动，但几次遭“左倾”分子打击迫害，家属蒙冤被杀，他仍坚持革命到底，最终还死于敌人枪弹下，为革命牺牲，至今三原武字区一带人民及陕甘广大干部和群众永远怀念在心，他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子文同志革命精神永世长存、永垂不朽！ 第五篇 回忆·怀念 深切怀念党的坚强战士同志 黄子文同志是我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虽然牺牲了，但他对党赤胆忠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的优秀品质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三零年，陕西关中灾害更加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颗粒无收，土豪劣绅残酷压榨人民，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约在古历八、九月份，黄子文、孙平章、邓万祥、韩文禊等人先后来到我们石桥一带，开展革命工作。在韩文禊的努力下，首先在石桥河西的甯启坤家中成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队长由吴大新担任，副队长由我担任，共有二、三十人。我那时才十四、五岁。“二黄”的名气在我们石桥周围早已影响很大，在我的脑海里印象很深。不长时间，他来焦村坡油坊，成立了四、五十人的赤卫队。为了筹集革命经费，购买枪枝弹药，壮大武装力量，赤卫队、少先队队员数人前往富平桶杨堡打击了土豪劣绅，搞到现洋二百元，用这些钱，我同一个名叫房秃子的赤卫队员，前往富平县城里一个铁匠处，购买了八支折腰手枪及部分子弹，从而壮大了武装力量。 一九三八年古历四月，我在武字区见到黄子文。当时武字区区委书记是康德宽，我是组织宣传委员。听说子文同志已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但我发现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和消极，他仍然以—个共产党员的胸怀和热情积极为党工作。他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对党一片忠心，经常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在他的启发和带领下，先后把武字区、心字区四、五十个青年和外县三十余人带到安吴青训班学习，被青训班命名为“农民连”，黄子文担任了农民连连长。 一九四零年，蒋介石仍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扶植亲信，集结反共力量，并把他的王牌军胡宗南第一师调往西安，从党务、军事、经济、宣传等方面，策划封锁陕甘宁边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省政府到处实行联保制，设置侦察网，经常搜捕绑架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这年夏季的一天，黄子文对我说：他晚上在甘露池村的麦场上睡觉，有人来逮他，幸得走脱，恐怕在武字区呆不下去了。我把这个情况向渭北工委书记周芝轩作了汇报，周说：“黄子文这个人‘太红，了，他到谁家，敌人就怀疑谁家是共产党，现在敌人到处清共，最好离开地方”。我把周的意见转告黄子文，让他去边区。开始黄担心他和高岗有矛盾，回去后，怕高岗再整他，经我做工作，他才同意，于是，我便派陵前三店村王志强送他，并给他写了介绍信，让两人都带上手枪（枪号为205、404）。王把子文送进边区淳耀五区寺坡返回，子文到照金见到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以后省委又把子文送去延安陕北工学学习。黄子文在临走时还给我谈了自己的党籍问题，他说：“我相信党，相信总会有一天能把我的问题弄明白的”。他走后，我把他的要求和表现向省委作了汇报。 黄子文到延安后，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高岗又找黄子文谈话，让子文对过去的问题，要老老实实地交待。高岗想借整风之机，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高岗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保安司令）整黄子文。在这种情况下，黄子文在与高岗谈话后，未回学校就从延安回到武字区。黄子文回来后，先同地下党员陈玉秀接了头，他对陈玉秀说：“我在陕北呆不成了，看样子高岗要借机再整我，我才下决心回来的”。 一九四三年古历正月十六日，我受省委组织部王俊的指示，从马栏回到地方，搞党的工作和革命武装工作。三、四月，王俊给我说：黄子文从延安回来了，你了解一下他的表现，我派人回武字区见到黄子文，他向前去的人说了从延安回来的情况，并激动地说：“我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我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马栏，我拿全家担保，对共产党永不变心”。以后；黄子文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和朱龙江组织了一支武工队，我任队长，朱龙江任副队长。黄子文以后任伪四乡指导员。我带的武工队从北边到武字区附近后，黄子文让孙景元送信给吴大坤，吴大坤转告我：“最近有人反映你们下来了，要注意，有情况时，再及时报告”。我得到此消息后，格外警惕，使党的革命武装没有受到损失。这件事再一次证实了黄子文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红心没有变，他在敌人内部任职是另有所图的，以后黄子祥、黄子文领导陵前乡公所起义就证实了这一点。 一九四七年古历五月初，我听到黄子文同志在小道口战斗中牺牲的消息，非常难过。我们党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他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奋发前进。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忆同志革命事迹 黄子文同志是个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在三原武字区群众中威望很高，革命影向很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 黄子文同志参加党的具体时间我不详知。听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周芝轩同志谈，黄子文同志是早期参加党的中国共产党员，也知道了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当地党员和群众中也曾谈及过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三原武字区成立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向三原伪政府搞交农运动，以减轻农民群众的差、粮等负担，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三原伪县政府提起二黄（即黄子祥、黄子文同志）也是很惊怕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三原武字区工作了一段（三七年秋至三九年末）。我们在三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贯彻统战政策，吸收各方面有影响的人物，参加抗日后援会，并利用当地庙会等形式召开有组织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支援抗日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英勇作战的将士们。 黄子文同志马列水平较高，讲话口才流利通俗易懂，群众亦很爱听。我们请其在大会上讲话，他都踊跃接受。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占我们东北、华北等地，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等罪行启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他带领群众一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口号，讲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道理，我们绝不当奴隶，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我们要抗日爱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踊跃募捐，支援前线抗日将士。他的讲语号召力很强，激起群众阵阵热烈的掌声，对鼓动提高群众抗日觉悟和踊跃募捐支前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兴高采烈的庆祝！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大喊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投降，不准向共产党投降，他不仅抢夺抗日胜利果实，进而集中兵力，进攻各个解放区，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胡匪帮集中二十多万兵力，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革命圣地。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若干战役的胜利，消灭敌人数万，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西北战场发生了很大的新变化，我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由边区转向蒋管区作战，陕西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蒋管区我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攻打敌伪反动政权，收交反动武装，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内线和外线的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黄子文同志有革命的胆略和魄力。在陕西解放前夕，他根据革命形势积极发动群众，夺取敌伪政权的反动武装，成立了一支革命队伍，在三原武字区一带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这对西北野战军内、外线作战，牵制和打击敌人都起了重大作用。但不幸在一次与敌战斗中光荣牺牲，这是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很大损失，令人十分痛惜。 黄子文同志是党的优秀党员，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直到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最宝贵的生命。黄子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党誉以烈士的称号，其革命事迹是值得我们学习、敬佩和赞扬的！真可谓：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忆回武字区准备起义 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从家去三原路上见到黄子文，他拿着一张报纸，上面登着陕西省党部派黄子文到黄岭去的消息，他看着报纸生气地骂道：“他妈的，真气人。”顺便写了个条子，让我捎给县长，说他病严重去不成，到亲友家去了。回县后，我才知道黄子文是从西安回来到武字区任四乡指导员的。 1947年春一个星期天，蔺耀臣叫我去陵前街（楼子现在陵前税务所紧东边）参加乡民代表会，选乡长。我去后，备保代表都来了，参加会的有黄子文、孙志正、崔松涛（当时的乡长）等一共十来个人，大家都在议论：二哥（子文）为人好（当时群众给子文编的顺口溜：黄子文真是人，只爱百姓不爱银等），在地方影响好，把二哥选上。崔松涛是财东家出身和贫苦人合不来、不行等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黄子文选为陵前乡乡长，孙志正为副乡长，崔松涛被选掉了。不久县长就批准了，从此黄子文就任陵前乡乡长。现在看来是陵前乡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起义的准备工作早已做起了，这次选举结果，又为起义打下了基础。 陵前乡开始是牛耀堂当乡长，下来是崔松涛，孙志正是副乡长（是党组织同意了的，早已打进敌人阵营了）。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回忆烈士的一些革命事迹 我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二八年在北京才认识的。他是在“渭华暴动”失败后去北京的，我是在云阳暴动失败后去北京的。他住在咸阳会馆，我住在关中南馆，相谈之下，知其兄黄子祥是我在三原第一高小的同学，他妹黄侠仙在一九二七年和我同在泾阳教育界工作，经常在一起开会，侠仙的爱人郝义和我在三原渭北中学是同学（后来又和我在西安一起坐监狱），由于这些关系，谈话格外亲切。 一九三四年，我在云阳人和村（即我住的村子）办起私立培英小学，周芝轩同志全家搬至该校，周一面教学，一面执行其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子文同志常去培英小学参加二原县委的会议，又同我见面了。 一九四六年，子文同志为革命曾打入了国民党的组织。六月初，大特务陈建中在三原召开“渭北肃反会议”，会议中泾阳县国民党CC特务头子刘坚如、张仲农（前者是上任后者是卸任的县党部书记长），在会上报告我在农村搞“反动”（敌人所谓反动，即我们搞革命工作），陈建中马上下命令：“那里见了那里枪杀。”散会后，子文同志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就急忙跑到斗口农场，请场长刘多桂马上给我送信，并着我派人给冯一航、赵曼青、李子健送信，我也着儿子崔鸿治给冯、赵等送了消息，我安排了学校及家里的事，马上到云阳北原上亲戚家躲藏。起来。十多天后，我又出现到云阳地区，可是陈建中的命令阴魂不散，那年十月我从泾阳回家，特务刘坚如派其走狗杨子栋执行陈建中枪杀我的命令，预先埋伏在泾阳至云阳中途的黄家桥，拟暗杀我，幸我那天搭的马车，坐了四、五个人，特务未敢下手，晚间群众既给我报了杨拟枪杀我的行动。杨系云阳南乡人，解放后将杨判了死缓，将刘坚如判了死刑。 后来听说子文同志与白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令人不胜哀悼。 第五篇 回忆·怀念 烈士二、三事 子文同志逝世已四十年了，我和他私交较好，至今对他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他从延安回三原，为了组织革命武装的几件事，更使我永远难忘。 （一） 子文同志常说：“干革命离不开枪杆子”。一九四五年他利用国民党陵、马、柏、嵯四个乡指导员的身份，积极进行准备武装起义活动。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积蓄武装力量，他想尽办法收集、购买枪枝弹药。我所知道并亲自参与购买枪械子弹的情况。 1、一九四六年冬，子文同志从西安来信嘱咐我：“筹借现款，即速来省，以应急需”。我即筹借棉花一千五百斤，销售后携款抵省。子文同志找宋文梅、李孟华联系，从敌第四集团军留守处购买403手枪子弹五百发，七九步枪子弹五十三箱（五万三千发）。一时不便运回，先秘密藏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子文同志偕同赵建章（鲁桥人）运回。当天运至泾阳永乐店敌公安分局，一路上虽有敌特跟踪，但赵要薏曼志持有子文同志预先办好的国民党淳化县政府购买子弹的假证明，而且把车一直开进永乐公安局分局，才避免了敌特的羁扰。子弹车又连夜起程赶运三原东里堡，交由当时的田粮处主任韩伯忠，将子弹置放粮库中，次日由子文同志找大寨堡人薛明护用马车运到武字区。 2、一九四七年正月十六日，子文同志又来信嘱咐我准备一部分子弹。我即在当时住在我家的敌军一二三旅二六八团副团长何干林手中，到中正式枪二十余枝、短枪三枝。接着又从鲁桥人姚克恭介绍的其表妹女婿（系驻鲁桥敌军的一个军需官）赵满仓处购到七九子弹十箱（一万发）。当日子文同志让慕天祥、李贵生、袁生杰等五人用五辆自行车连夜全部取走。 （二） 黄子文同志当时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陵、马、柏、嵯、鲁桥一带。他来鲁桥必然来我家中，他高尚的革命品质与革命行动对我熏陶感染至深。他在谈话中给我讲方志敏烈士的话：“打倒帝国主义，杀尽贪官污吏，推翻国民匪党，铲除土豪劣绅，平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动政府……”。子文同志一生正是按照这些话实践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间，黄子文、韩伯忠、宋文梅，在我家商谈起义工作，计划以鲁桥、长孙、陵前三个乡为起义的基本力量，马额为首先打击的对象。争取地方乡、保武装人员及愿意参加打游击的人。由我们私人捐献经费购买枪枝弹药。并设法交往国民党中上层人员，以便掩护我们的活动。在分工方面，我和韩伯忠、宋文梅三人各在当地搜集情报，联系可以拉进打游击的人，并购买枪枝弹药等。黄子文除抓好陵前乡的力量外，负责和解放区联络，设法把自己的人安插进鲁桥、长孙两个乡公所，以便牢固地抓住两个乡的武装力量。计划决定后，黄子文日夜四处奔走，时而在东乡，时而又在西乡，今天去三原，明天进西安，后天又去北塬，真是跑个马不停蹄，忙了个不可开交。一九四七年春节后，黄子文、韩伯忠等人又在我家碰头议事。这时已把我们的人李永民安排到鲁桥乡公所当乡长，已掌握三百余人，长短枪三百余枝，子弹六十三箱。并商定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五月九日）陵前起庙会时，邀请三原县长、调统室等单位的重要头头来陵前逛会，趁机一网打尽，即行宣告起义。 农历三月初，接黄子文派陵前孙义亭送来一封信，叫我和王致义、李学明、赵建章四人带枪于第二天下午赶到陵前。我们四人在街上遇到鲁桥乡乡长张建勋（三原惜字村人），硬要我陪县上来的教育局长吃个饭。正吃饭时，天突然降了一场大白雨，饭后街道泥泞，雨水横流，没法骑车子，只得将车子推回，改明天再去。第二天我们四人到达陵前后，得知黄子文已于昨晚将陵前乡公所的所有公文、账册焚烧，宣告起义。共带走枪枝人员八十余。我们赶到陵前大寨堡，听说黄子文昨晚起往国民党中上层人员，以便掩护我们的活动。在分工方面，我和韩伯忠、宋文梅三人各在当地搜集情报，联系可以拉进打游击的人，并购买枪枝弹药等。黄子文除抓好陵前乡的力量外，负责和解放区联络，设法把自己的人安插进鲁桥、长孙两个乡公所，以便牢固地抓住两个乡的武装力量。计划决定后，黄子文日夜四处奔走，时而在东乡，时而又在西乡，今天去三原，明天进西安，后天又去北塬，真是跑个马不停蹄，忙了个不可开交。 一九四七年春节后，黄子文、韩伯忠等人又在我家碰头议事。这时已把我们的人李永民安排到鲁桥乡公所当乡长，已掌握三百余人，长短枪三百余枝，子弹六十三箱。并商定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五月九日）陵前起庙会时，邀请三原县长、调统室等单位的重要头头来陵前逛会，趁机一网打尽，即行宣告起义。 农历三月初，接黄子文派陵前孙义亭送来一封信，叫我和王致义、李学明、赵建章四人带枪于第二天下午赶到陵前。我们四人在街上遇到鲁桥乡乡长张建勋（三原惜字村人），硬要我陪县上来的教育局长吃个饭。正吃饭时，天突然降了一场大白雨，饭后街道泥泞，雨水横流，没法骑车子，只得将车子推回，改明天再去。第二天我们四人到达陵前后，得知黄子文已于昨晚将陵前乡公所的所有公文、账册焚烧，宣告起义。共带走枪枝人员八十余。我们赶到陵前大寨堡，听说黄子文昨晚起嵯的广大人民群众为悼念他而歌颂着：“武字松柏常菁菁，子文活在人心中。”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句美丽的词句，将永远荡漾在万里长空。 第五篇 回忆·怀念 陵前起义始末 三原县陵前乡武字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所在地。1926年9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乔国桢和富平县庄里镇立诚中学学生唐玉怀（唐亦民）开始在这里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党组织，组织农民赤卫队。接着，武字区人民在黄子文领导下，围城、交农、筹赈，组织渭北灾民自救军，到1932年组织武字区游击队，成立渭北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参加陕甘游击队，组织渭北游击队。1933年渭北游击队编为红26军第4团，转战陕甘地区，黄子文为创建陕甘苏区和红26军作出了重大贡献。武字区人民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党的力量强，群众革命觉悟高，富有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并有威信很高的群众领袖和一批革命骨干。1947年在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侵占革命圣地延安，革命处于困难的时候，黄子文又领导三原县武字区陵前乡自卫队及群众起义。起义部队编为渭北部总队第一支队，在渭北的三原、泾阳、富平、耀县、同官、淳化、旬邑和关中分区的淳耀、赤水一带进行了频繁的激烈战斗。为迎接三原解放，1949年1月，第1支队改为三原大队，5月13日鲁桥战斗成为我部在解放战争中的最后一战。当晚，我部进入三原县城，由战斗转为城防、守桥、清匪等。1950年1月，三原大队编为三原军分区独立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次要矛盾，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内战已不可避免。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这时，黄子文、我准备组织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黄子文讲“搞革命要有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农民和武装，我们要设法夺取国民党陵前乡的政权和武装”。之后，黄子文设法搞掉了陵前乡乡长牛耀堂，安排进步分子为乡长，选举共产党员郭立三为陵前乡乡民代表会主席、三原县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我们计划在陵前乡搞三个游击小组，黄子文在西河畔，黄子祥在东河畔，我在原中间备搞一个游击小组。9月，陵前乡副乡长慕涛辞职，我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由郭立三主持，陵前乡乡民代表会全票选我为陵前乡副乡长。同时，费子文通过同学刘玉衡的周旋，搞到三原县陵、马、柏、嵯四乡守备区指导员职务。1947年3月，陵前乡乡长崔松涛辞职，陵前乡乡民代表会选举黄子文为陵前乡乡长，黄子文用卖了自己百余亩土地的钱，为起义购买驳壳枪5支，步枪子弹1000发、手榴弹数十颗。1947年春，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转为对山东、陕北重点进攻。2月14日，蒋胡军整编76师师长廖昂指挥整编24、123、165旅，整编36师师长钟松指挥整编12、48旅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进攻，20日侵占了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3月1 9日，敌侵占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黄子文同我研究了起义具体计划，分析了领导起义成员的政治状况、人员、武器经费来源及向党组织请示等问题。 1947年3月下旬某日，陵前镇逢集，黄子文、黄子祥、郭立三和我在陵前镇天成合粮店掌柜张先成的卧室会商起义。同时，黄子文请由关中分区突围出来的淳耀县保安科长兰子敬去陕甘宁边区赤水县老麻地，向中共渭北工委书记、渭总司令员谈国帆汇报准备起义的计划。谈国帆将陵前起义的准备情况报告了中共关中地委。4月中旬，黄子文、兰子敬、我和淳耀县柳林校长孙一君，在陵前乡西合村兰子敬家再次会商起义计划。兰子敬传达上级指示，指示说：“起义部队叫自救军，活动地在哪里都行”。我出再请示，具体计划在阴历三月初八（阳历5月8日）利用陵前乡大寨堡汉圣母庙会之机邀请三原县县长张法杰、西阳乡、长孙乡、马额乡、富平县淡村乡、泾阳县鲁桥乡乡长赴会看戏为诱饵，将他们扣压，宣布起义。会后，孙一君把起义计划向中共淳耀县县委书记郭进亭作了汇报，并同淳耀县教育科长田志杰到赤水县分别向关中军分区南线指军部政委吕剑人和关中分区专署保安处长任成玉作了汇报，并电告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1947年5月4日晚，我警一旅攻打耀县。5日晨，乡丁赵庭江到陵前乡第一中心小学通知我：“耀县打炮了，黄乡长请你回乡公所。”我回到乡公所，黄子文说：“我带自卫队去马额镇伺机收缴马额乡自卫队的枪，你在家动员在乡的自卫队员到乡公所集合。”我即派乡丁李家谋到各保通知自卫队员到乡公所集合，并叫第三保保长、堂弟孙景元守在乡公所电话机旁，监听马额乡的动态，下午三、四时，黄子文从马额镇回到侯家堡，在城门前老池西畔对我说：“马额乡乡长安仲阳不上网，我请大哥（黄子祥）去作工作”。说毕，就骑自行车去找黄子祥。当天晚，黄子祥到马额镇，用计向安仲阳讲：“仲阳，我们住在一起，八路军来了，要打一起打，要走一起走，互相有照应”。安仲阳听了黄子祥的话后，将马额乡自卫队30多人，带到马额乡坡子堡和陵前乡自卫队住在一起。5日深夜，黄子祥请安仲阳到陵前乡自卫队部议事。安到后，即被下了枪。接着，又请马额乡乡队副李怀西议事，如法炮制。最后将马额乡自卫队全部缴械，活提了敌乡长安仲阳等30多人，缴捷克式轻机枪1挺，长短枪26支，子弹3500发，手榴弹20多颗。 6日，部队在陵前镇张贴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收缴了被我警一旅打散的敌骑一旅军官驳壳枪一支，还提了两名电话员。傍晚，起义部队一百多人集中到小道口村进行整编，兰子敬代表党组织讲了话。是夜，部队经孙村、洪水、嘴头向陕甘宁边区淳耀县爷台山前进。7日早饭时到淳化县方里区上常社村。部队休息，我同慕天祥去淳耀县崔家原妻哥吴怀玉家，请当地同志给中共渭北工委书记、渭总司令员谈国帆送去史义（我的党内代号）、慕天祥署名的信，报告陵前起义部队已到爷台山前常社村，下午三、四时谈国帆，中共渭北工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中涛等20多人，经崔家原到爷台山碑子腰险接到黄子文、黄子祥率领的起义部队。部队越过爷台山，到达淳耀县崔家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即电报慰勉，并指示了部队的活动方针。指示说：“环境好时，部队到渭北平原活动，环境坏时，部队拉回边区休整。”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陈鸿（陈元方）根据上级指示，对陵前起义作了了解，写了《黄子文起义始末》，向上级作了报告。 5月9日，在淳耀县姚家河，中共渭北工委组织部长张中涛代表中共渭北工委宣布起义部队编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黄子祥任支队长，黄子文任副支队长，慕天祥任参谋主任，我任政治主任。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张运河（9月10日叛变），第二大队队长陈新民。不久，三原县独立中队编为第三大队，吴日聪任政治教导员。党组织为加强部队的领导，10日，调来木易（杨顺玉）任第一大队副队长，李卜特（刘多荣）任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11日，调来张孝德任支队政治委员。6月，第三大队调走。组织将三原县西阳乡进边区的焦志德、刘汉臣、王春淡等拨给第一支队，编为第三大队，焦志德任大队长，包轲岗任第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卢定军任第二大队指导员。10月6日，凋来孙生才（孙旭斌）任第一大队副队长。 陵前起义时，慕天祥是陵前乡自卫队副队长，李子超是陵前乡户籍副主任。陵前乡自卫队集中起来有30多人。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回忆领导的陵前起义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疯狂向我陕甘宁边区进攻。我当时任淳耀县常委委员、保安科科长，因脚部战残，适应不了游击战斗的环境，经县委决定，让我回老家治病养伤。我于三月底回到了陵前。 我在家住了十三天。约四月中旬，我托兄兰云锋（已去世）去找黄子文，让他晚上到我家来。当晚子文来到我家，我俩整整说了一夜。我问子文：“你四二年是在怎样情况下离开延安的？”子文说：“当时我在马列学院学习，院领导一天给我说：把你的事找西北局谈一下。具体谈什么事我不知道。在院领导的催促下，我去边委见了高岗。高岗头一句就指责我挑拨二十六军干部关系，还摆了我的另一些事，我无头无脑地应付着场面。我离开边委后，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焦点就是回马列学院，还是离开延安。最后考虑到高岗是红人，自己就下定了离开延安的决心”。我又问黄：“如何到的西安？”黄说：“从延安回来后，准备到河南找个铁匠，想靠打铁度生活，走到临潼碰见了国民党党部指导员吏迟斋，史问我：老黄你回来了，打算怎么办？我说：一生的政治生活从这截着了。史建议让我去魏志毅保安五团，我想魏是自己的熟人，自己去了可给革命搞点军事力量。我答应了，我便到西安国民党军统陈建中那里。我大小坏事没干过，我还是革命的人”。我又说：“上面的老友还希望你回到边区去。”子文当时表态说：“干一辈子革命。”我说：“咱干呀。”子文说：“领导人有子祥、志政，我已把陵前乡的乡长抓到手，得先把陵、马、柏、嵯、西阳、鲁桥的武装搞过来”。我问：“你同上面有无关系？”黄说“没有。”我说：“你没有，我脚是个残废，我明天睡一天，晚上上去联系”。第二天晚，黄子文在甘露池派两个人送我，一个叫蔺改名（耀臣），一个叫张云德（不是本地人）。我们三人进了边区，见了谈国藩、吕建人。我把子文、子祥准备起义的想法，向两位领导作了汇报，他们说要电告西北局，让我们等电报。我们等了八、九天，没有回电，又返回陵前。下来后，子文到我家，我谈了上边区的情况。过了三天，黄子文领孙一君、孙志政到我家商议具体计划。研究结果：⑴要民平安，就要拨掉陵前地区的钉子；⑵一方面同上面再联系，另一方面准备收敌人的枪，组织一支武装队伍；⑶决定五月八日（农历三月十日）在大寨庙会上把伪县长张法杰叫上来扣押。领导的人是子文、子祥、志政。会后让孙一君上去再联系。孙一君上去又等了一个星期没见西北局指示。于是我便秘密住在一个亲戚家。起义之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五月五日，经黄子文同子祥、志政、天祥在一块周密计划，决定提前起义，黄子文随带子超去找马额乡乡长安仲阳。去后，子文给仲阳说：“局势到这个时候，八路军打到耀县啦，你这里还在演戏……”。因说不到块，子文他们便离开了。接着子文又让子祥等人去叫仲阳（子祥系仲阳的舅父），先下了安仲阳的枪，另一方面组织人压戏、禁赌，使人员集中起来，便于收枪。下了安仲阳的枪后，慕天祥又以安的名义叫来马额乡公所刘大队长及三个班长，人一到，立即下了他们的枪。接着又顺利地下了乡公所所有武装人员的枪。共收枪二十六枝，其中 短枪二十一枝，机枪一挺，子弹三千五百多发，手榴弹二十多个。同时又将陵前乡公所，六个保的四十多枝枪集中起来，共总七十多枝枪，九十多人宣布暴动起义。五月六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子文叫我哥兰云锋通知我说，起义已动了，把陵、马的枪收了，军队住在小道口，让我立即去一下。还说，因子文联系的面大，怕出事，起义时间提前了，其它地方因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好动手，只是陵、马起义了。 我到小道口见到了子文、子祥、志政，当即开了个有我参加的领导会，中心研究晚上咋行动，最后决定连夜直上边区，并让我给战士讲了话。我在大会上讲，我们是乡党，我是马栏地委派来迎接大家的。又讲了形势和革命方面的话。 五月六日晚在黄子文等同志带领下，从小道口出发经洪水、常社原（淳化地界），到碑子崾捡时碰见了前来接应我们的渭总司令员谈国藩所带的军队，我们一同前往淳化渭总住地安社。几天后，由渭北工委在赤水县（淳化县）姚家河宣布，将黄子文的起义队伍编为关中军分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黄子祥，副支队长黄子文，政治主任孙志政，参谋慕天祥支队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张云德（后叛变），第二大队长陈新民，一支队共一百多人和枪。这时我到淳耀县，向马栏地委书记赵伯平作了汇报。 陵前起义震动很大，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在胡匪侵犯边区关键时刻起义的，好似在敌人心脏插了把尖刀，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谱写了一曲战斗凯歌，为解放三原、西安充实了武装力量。黄子文领导的这次陵前起义的功绩，是永远值得我们称颂的。 第五篇 回忆·怀念 陵前起义追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使用余部兵力百分之八十，113个旅，160万人，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恶战。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8个月共消灭国民党军71万。从1947年2月敌对山东、陕甘宁边区两翼发动重点进攻，使用于陕甘边区兵力约23万。武字区黄子文、黄子祥、郭立三、郭志正、兰子敬和我商量，在敌后发动游击战，拉一股武装力量到边区。我把情况报告给淳耀县委书记郭进亭和县上封正宝两同志，又同田志杰同志到赤水县分别汇报于吕剑人、任成玉同志，并电告习仲勋同志。5月5日黄子文、黄子祥、慕天祥等率领百余人，收了马额乡公所枪支，随后到了边区，编为渭北总队第一支队之后，活动于小丘、柏、嵯、武字区一带。6月24日在小道口与敌三原保警队遭遇，黄子文阵亡。 第五篇 回忆·怀念 血洒疆场史绩永存 我和黄子文同志相识前，早就知道他在陕西党史上是久已驰名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子文同志和黄子祥同志在三原武字区起义后，率部进抵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南线爷台山前时，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司令员谈国藩同志一起到爷台山前去迎接，这是我和子文同志初次见面。在此之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王世泰部解放耀县时，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吕剑人同志在耀县方向配合解放大军行动之际，曾找我面谈子文起义问题（我当时是中共渭北工委组织部长兼三原县工委书记，金刀游击队政委，并协助谈国藩同志处理渭总部队的日常工作）。当时谈了黄子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及兰子敬（武字区人，原为关中分区淳耀县保安科长。一九四七年二、三月蒋胡军进犯陕甘宁边区时回到他的故乡）在武字区与黄子文接触中，得知黄子文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据说黄子文当时要求准备武装起义，拉回边区。关中地委本来要兰子敬转告黄子文，要他等待大军解放三原时再拉起来，作用就更大些。吕剑人同志本来告诉我，要渭北工委、渭总掌握这个情况，通过地下党组织作好配合。正在这时，由解放耀县的大部队中传来情况，说部队侦察人员反映，武字区方向已有一个地方武装拉起来了，详情待查，吕当时估计，可能是黄子文，要我立即赶回，要渭总配合行动。我回到渭总时，二黄起义的联络人员亦到渭总，谈国藩同志立即率渭总同志到爷台山前迎接了全体起义部队。 按照上级党和军队的指示，二黄起义的全体武装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番号为渭总第一支队，黄子祥同志任渭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子文任一支队队长，并派渭总政治处主任张孝德同志兼任一支队政委。 这支部队编创就绪不久，我以渭北工委组织部长的身份，按中共中央西北局来电批示，正式通知黄子祥、黄子文同志并和他二人接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子文同志当时十分感动。 子文同志兄弟二人到渭总后，革命情绪十分热烈，除主动向渭总领导介绍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渭北一带情况外，同时提出建议：要渭总利用所处关中分区最南线的有利形势（南距国民党渭北的统治中心三原只几十里，西距西兰公路敌人统治重点的彬县不远，东离耀县更近），南向、西向、东向侧击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勤运输道咸同铁路、西延公路、西兰公路，破坏交通桥梁涵洞、袭击运输车辆，摧毁政权组织，瓦解乡镇保甲武装团队力量，为我解放大军出击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提出，在渭总部队行动时，他们起义部队愿打先锋。他的这些通过地下党组织作好配合。正在这时，由解放耀县的大部队中传来情况，说部队侦察人员反映，武字区方向已有一个地方武装拉起来了，详情待查，吕当时估计，可能是黄子文，要我立即赶回，要渭总配合行动。我回到渭总时，二黄起义的联络人员亦到渭总，谈国藩同志立即率渭总同志到爷台山前迎接了全体起义部队。 按照上级党和军队的指示，二黄起义的全体武装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渭北游击总队，番号为渭总第一支队，黄子祥同志任渭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子文任一支队队长，并派渭总政治处主任张孝德同志兼任一支队政委。 这支部队编创就绪不久，我以渭北工委组织部长的身份，按中共中央西北局来电批示，正式通知黄子祥、黄子文同志并和他二人接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子文同志当时十分感动。 子文同志兄弟二人到渭总后，革命情绪十分热烈，除主动向渭总领导介绍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渭北一带情况外，同时提出建议：要渭总利用所处关中分区最南线的有利形势（南距国民党渭北的统治中心三原只几十里，西距西兰公路敌人统治重点的彬县不远，东离耀县更近），南向、西向、东向侧击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勤运输道咸同铁路、西延公路、西兰公路，破坏交通桥梁涵洞、袭击运输车辆，摧毁政权组织，瓦解乡镇保甲武装团队力量，为我解放大军出击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提出，在渭总部队行动时，他们起义部队愿打先锋。 第五篇 回忆·怀念 党的忠诚战士 黄子文同志是陕西党内比较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革命业绩大家都很熟悉。子文同志在共产党内重要，在国民党内也重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当时也在争取他。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在中共三原县委工作，周芝轩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薛振清任宣传委员，这时子文从上面回到武字区。一次偶然机会我碰见子文，子文给我讲述了他回来的原因。子文说，他当时在庆阳抗敌后援会工作。我问他为什么回来？子文告诉我，有人整他，他不能干了。他说他们整我，说我是右派。他回到渭北开展工作，我认为很有必要，他当时和党组织没有关系，但组织同志和当地群众常向我反映，子文同志表现很好，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为革命将生命置之度外。一九四零年八月五日，我回到照金。我进边区问省委组织部长为什么调我回来，张德生说：“敌中统局逮捕名单有你，有危险方调回你。”我回省委不久，子文也因为特务逮捕名单有他，而被组织调回边区。一九四。年冬我同子文从照金同去延安，子文在马列学校学习，我在延安工委工作，我们常爱在一块谈。一九四二年，我到靖边县委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延安整风，我被调回延安以叛徒反革命罪名被关抻。这时我听到黄子文偷跑了，投降了国民党，并听说，子文同志同高岗谈了一次话，高岗又整他。当时陕北整风杀死我们好多人，子文跑也是迫不得已，何况还同高岗有矛盾。子文离开后，党内都说子文投敌了。当时谁也说不清。但从起义这件事看，他对革命有特殊贡献，反戈一击，我们应该欢迎，是很好的事，他用他个人的行动谱写了渭北及个人历史。子文起义后，对子文的不明白解释清楚了，他在敌人中没有给共产党干任何坏事。子文起义时正是胡宗南进攻边区，大兵压境，阴云密布。同情共产党的不同情了，干革命的不干了，特别是在延安被占领后，革命更处于最困难阶段。在这个关键时刻子文适得其反，举旗起义，难得可贵有特殊贡献和功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切实际行动，胜过一切纲领”。子文的行动说明了他的一切。子文不是共产党秘密派往的，而是迫于党内斗争不正常，加之自己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但他还在敌人内部自发工作，没有变心，干好事不干坏事。起义这件事证明了子文起义前一段的不明历史。起义后关中地委承认，西北局批准，习仲勋同志知道，在座的老同志知道，对子文要有公正的看法，子文牺牲后我在马栏，还曾调查丁解过子文情况，写了“黄子文起义始末”报告材料，不知道交给那里了，你们找一下，可参考。三原党史办、县志办、一是要搞“子文起义”的党史资料，二是要写一个很好的人物传，三要写关于子文的典型小故事，如我在北京听说的子文为党筹集经费的“苦肉计”等，这些带有革命传奇性的故事要征集，要存史，要教化后人知道革命来自不易。 <h3>附：陈元方同志诗一首</h3> 纪念黄子文同志牺牲四十周年 君家一门几烈英，子文革命更有功。 原上春风草离离，岳下迅雷火星星。 征途多难心犹热，壮志未酬恨无穷。 骨埋黄土精神在，嵯峨刺天大江东。 第五篇 回忆·怀念 染红红旗 甘涝池岸土如金，革命征途多曲奇， 延水煮米育丹心。踏低嵯峨为真理。 畅游渭水抓鳖鱼，童年仰慕黄兄弟， 转战泾渭洗脚泥。霜鬓犹记英烈迹。 一家碧血染红旗，国家繁昌祝盛云， 武字英雄誉秦地。默写党史慰先躯。 第五篇 回忆·怀念 铁云骨擎云天 <span class="ter">——为黄子文烈士牺牲四十周年而作</span> 星火君燃起， 烈焰势燎原。 热血填沧海， 铁骨擎云天。 为公家业毁， 无私天地宽。 瑕玉堪可贵， 塞马归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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