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 - xp1024.com
《胡适传》


正文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1）</strong>

胡适之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

绩溪，旧属徽州府，①在安徽省南部，秀丽的黄山脚下。徽州全境多山，风景虽然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因此，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做生意，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样的地理生活条件，造就了徽州人的三个突出特点：一、重乡党观念，以“徽州帮”为最有名。

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徽骆驼”、“绩溪牛”之称。

三、重文化教育，出了像朱熹以及胡仔、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胡培等许多著名学者。

这些特点，在胡适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锅②，喜欢攀徽州同乡关系。1953年1月，他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辞，写的便是“努力做徽骆驼”六个字。直到晚年，他为凌鸿勋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作序③，仍不忘以詹天佑的“徽州同乡后辈”自居。对于徽州历代的几位著名学者，更是常常念在口中，写在文章里，钦敬不已。徽州烙印可谓深矣。

胡适的老家，在绩溪城西约40公里，是胡氏聚族而居的一个大村落，名叫上庄。

④这里，襟山带水，群山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盆地。1100多米高的竹竿尖，山峰苍翠，耸立村北，像蓝天底下展开一幅巨大的绿色屏障，护卫着整个山村。清澄的常溪河，由村西向南，潺潺流淌，默默地滋润着村边的农田，然后穿过杨林石桥，蜿蜒东去。泾人吴拙庵曾经赞美说：

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

可说是传出了上庄山水风光的特点与神韵。⑤

世代聚居上庄的胡氏，据说始祖昌翼公原非胡姓，而是唐昭宗李晔的太子，因避朱温之乱，随义父胡三公逃亡南方，匿居民间，便改从胡姓，后唐同光三年(975)以明经登第，故世称“明经胡氏”，至今民间仍称之为“李改胡”。二世祖仕于宋，卒封王爵。这些既阔且贵的事迹却不见于史册，大约是胡氏后裔为神化抬高他们的祖宗而写在族谱里的一种传闻罢了。⑥胡氏虽找到了贵为帝胄的祖宗，迁居上庄以后的六百余年间，却并无仕宦显赫之人。清代中叶以汉学闻名的“绩溪三胡”，世居绩溪城内，与上庄胡氏不同宗。⑦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胡适的父亲胡传做到了“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要算是上庄胡氏族中最显赫的官儿了。⑧

胡适的家，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历代经商，做茶叶生意。他的高祖由小本经营，居然在上海东边的川沙镇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茶叶店。他的祖父扩大营业，并在上海华界增设了一家支店。到他父亲胡传做了官，本钱充裕了，生意便越做越兴隆。胡传死后，家里还留有上海一家裕兴泰茶叶店，一家公义油栈，在汉口还有一家两仪酒栈；却也一天天萧条以致倒闭了。⑨

胡家第一个有志读书的，是胡适的伯祖父胡奎照，字星五。可怜他寒窗苦读十余载，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只在乡里教私塾，人称星五先生。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行名祥蛟，字铁花，号钝夫；原名珊，字守三，人称三先生，是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做官道路的幸运儿。他自幼聪慧，3岁时即不喜欢吃好东西，不愿穿花色衣裳，深得伯父星五先生的赏识，说“是儿夙慧，必大吾家”，便请塾师教他专心读书。胡传24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全家高兴的了不得；但接连参加几次“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他于是进上海龙门书院，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熙载门下。学的是词章义理及“三礼”经济一套学问。

他笃信宋儒，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是清末正统派一路的文人。后来，胡传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管府县学教育的官员)，先后在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共十余年。最后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也不过三品衔而已。

胡传虽然做了官，却又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艰险。幸亏他意志颇坚强，身体又很结实健壮：

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的像包龙图一样。⑩

在东北宁古塔吴大部下时，曾奉命赴晖春，与俄国廓米萨尔会勘黑顶子边界，中途遇大雪，迷失方向，陷在原始森林中，衣服鞋子都破了，且绝粮三日，冻饿交迫而不死。在广东，奉命至海南岛考察黎峒地势，入深山，直穿黎心，抵崖州，染瘴疠重疫，也治好了。到台湾后，初任全台营务总巡，为查阅营防，走遍了台南台北，前山后山，还到澎湖列岛，在炎蒸瘴毒中奔忙了六个月，跟从的人员一个个都病死了，而胡传竟能幸免。但他从此也骨节疼痛，大约是得了风湿病，身体便一天天衰弱了。台湾割给日本后，胡传内渡，在厦门病逝时，正值55岁的壮年。

胡传生活的年代，当鸦片战后一年，迄甲午战后一年，正是中华民族频受列强侵凌，多灾多难的岁月。他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看到国家的危难，最忧虑北方帝俄的侵略，曾说“中国之患在西北，而发端必始东北”。那时年已四旬的胡传，亲老妇亡，官运不亨，便慨然只身北上，游历东三省，一方面希望能找到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则为考察边疆地理形势，补正旧日图志的缺误，以备不时之需。这种经世致用和爱国的精神，实在也属难能可贵的了。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2）</strong>

胡传一生曾三次娶妻。初娶冯村冯氏，结婚不久死于太平天国的乱兵。续娶旺川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久便死了。曹氏所生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嗣稼，行名洪骏，从小吸鸦片烟，赌博，是个败家子。次子名嗣，行名洪骓，后改名觉，字绍之。三子名嗣，与老二孪生，行名洪，字振之。这便是胡适的三位兄长，都早已谢世了。现在，胡家在上庄故乡还有一个胡思齐。他是嗣稼的次子，胡适的亲侄儿。8岁时忽成聋哑，今年已经79岁，大约是胡家最长寿的人了。

胡传第三次续娶的，是本县中屯冯氏，名顺弟，即是胡适的母亲。

〔附〕胡氏世系表①徽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置，治所在歙县，元代升为路，明以后改为府，民国元年(1912)废。徽州府旧辖六县，相当今安徽省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省的婺源县。

②徽州锅，又称“一品锅”，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等食品。据在胡适家吃过徽州锅的梁实秋先生回忆描述道：“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二，热腾腾的端上了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台北《自由谈》第23卷第11期)

梁氏到底只是“安徽的姑爷”，不知其详。另有一位石原皋先生，绩溪人，是胡适的表亲。他介绍的非常详明：“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如下：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为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成八至十块，呈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裹，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像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石原皋：《闲话胡适》“九胡适的生活和娱乐”，载安徽《艺谭》季刊1982年第2期)

③《詹天佑先生年谱》，是凌鸿勋先生为纪念詹天佑诞生一百周年而编，1961年1月台北“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胡适的序，作于1960年11月19日，曾载台北《作品》第1卷第12期，同年12月1日出版。

④上庄，又名上川，旧属绩溪县北乡八都龙井乡，今属上庄乡。在县城西39公里，现有公路可通。1985年6月20日，笔者在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同志陪同下，曾由县城驱车前往上庄，实地察看。由此证明胡适自己说的，“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50华里”(见《胡适口述自传》)，也有两处误记：一是上庄在县城西，不是“城北”；二是“约50华里”，误差了28里，显系旧时对山乡道路极不准确的估计。台湾许多有关胡适的著述，多由此而致误。(按：是书出版后，承绩溪经传方先生致信，谓旧时公路未开通，人们所走盘山小径，大约是50华里。三版补注。)

⑤吴焯(拙庵)，安徽泾县人，官绩溪时，曾为上庄胡氏第二分支支祠作《重建其顺堂记》，其中说：“绩西上庄，乃胡姓聚族而居之地也。其山清以旷，其水环以幽，其风俗孝友而朴诚，谦柔而好礼。”(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

⑥上庄胡氏的始祖问题，胡氏族内亦有纷争。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作《溯本录》，其序有云：“吾家旧谱所记，始祖本唐昭宗太子，避朱温乱，改从胡姓；二世祖仕宋，卒封王爵，事迹不见于史册，与曾氏始祖关内侯据略同。故予作《溯本录》，悉从旧谱，亦援曾氏祖据之例焉。吾宗别派，有重修家谱削去二世封爵，且逞其胸臆，谓必无封爵之事，著论辩驳旧谱者，彼其学识未必有过于宋之曾子固今之曾文正公，亦见其不知量耳。”(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下“文苑”，绩溪县文化局藏。原文无标点。)

⑦“绩溪三胡”，梁启超著《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文中说，“绩溪胡朴斋(匡衷)生雍乾之交，其学大端与双池慎修相近，以传其孙竹(培)、子继(培系)。

竹与泾县胡墨庄(承珙)同时齐名。墨庄亦自绩迁泾也。时称‘绩溪三胡’。竹善治《仪礼》，集慎修东原易畴檠斋次仲之成作新疏，曰《仪礼正义》。墨庄亦治《礼》，有《仪礼古今文疏义》。其最有名者则《毛诗后笺》。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适)云。”据此，指胡匡衷、胡培、胡承珙三人，均清代乾嘉之际著名的汉学家。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也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页)梁氏这些话，把胡适与“绩溪诸胡”、“三胡”联系起来，虽未确指为同宗，却也让人发生疑问。

蔡元培先生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序中曾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后来，《答林君琴南函》又说“胡君家世汉学”。显然把胡适当作了上述“绩溪诸胡”“三胡”的同宗后辈了。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家乡和家庭（3）</strong>

胡适被误派为别人的子孙，他自己当年并未出来考证和纠正。直到40年之后，他口述自传时才“顺便更正”了。(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原来，绩溪胡氏有三宗：“金紫胡”、“尚书胡”、“明经胡”。胡培等“三胡”，属世居绩溪城内的“金紫胡”；胡适一家属世居上庄的“明经胡”。他们不是同宗。(按：承绩溪颜振吾兄抄寄《金紫胡氏家谱》之《肇龄公传》有云：“城东胡氏，世传经学，如匡衷公之《仪礼释官》，秉虔公之《说文管见》、《古韵说》，培公之《仪礼正义》并显于当时。”据此，“绩溪三胡”应是胡匡衷、胡秉虔、胡培三人。此说又见胡培系编之《绩溪胡氏书目》，光绪十年甲申世泽楼刊，绩溪县文化馆藏。三版补注。)

⑧胡传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在任候补，赏加三品衔。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也都因此得到封赠。胡氏宗谱中乃大登其“诰敕”，以为无尚的荣耀。计有因胡传作官封赠其先人的诰命五道。文字都是刻板套话，味同嚼蜡；但今日青年难以见到此种妙文，故录其一道如下：

赠通议大夫胡瑞杰同妻氏诰命一道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嘉谟奕叶，允昭世德之殊宠，锡公朝益展曾孙之秀(按，此句疑有缺误)，承新渥，用毂曩徽。尔胡瑞杰，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父，敦修无，垂教有方，种德开先，堂构益恢于来绪；诒谋裕后，箕裘克绍于前休。懿矩攸彰，恩施遂逮，兹以覃恩，赠尔为通议大夫，锡之诰命，於戏，四世其昌，久聚星德之庆，九泉可作，永承褒命之荣，国典膺，家风益振。

制曰：绥柔佐治，宠既被于外僚，贞顺垂休，恩聿推于内德。特敷惠泽，用播徽章。尔氏乃三品衔在任候补知府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之曾祖母，肃雍可范，令善堪模，树慈训于后昆，爰著钟祥之德，传素风于彝叶，式彰贻谷之谋，允作母仪，频昭国典，兹以覃恩，赠尔为淑人。於戏，九重锡庆，邀丹诰之褒，四世承恩，并焕朱纶之色，勤宣令问，用阐幽光。

诰命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下之宝⑨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4页；《先母行述》，见《胡适文存》卷四第240～241页；《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初版，第46、67、76～77页。

⑩见《四十自述》“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版，第3页。

石原皋先生在《闲话胡适》中说：“现在我要说的是胡适的父亲死的问题，这是个百年未解之谜，即：他究竟是病死于厦门，还是血洒战场，壮烈牺牲呢?这个谜直到今天才得到解决。我在此大书特书，他是爱国英雄，是为了抗日而战死沙场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石先生的根据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派”曾掘开胡传的坟墓，棺材里找不着头颅骨。

石先生的这种见解，与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先母行述》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处的说法相悖。笔者赴绩溪上庄察访时，曾以此事询问上庄乡干部群众胡匡衡、曹诚兑等多人及胡适族人胡乐丰先生。他们都说十年浩劫期间，确有“造反派”掘坟事，但“找不着头颅骨”的话，仍系传闻，并无人确见证明，因而都认为靠不住。

关于胡传的生平行状，笔者多根据张经甫(焕纶)先生代撰的《胡铁花先生家传》(胡适于1951年1月19日整理，“稍有增节，但无大改动”，刊于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为“代序”；李敖《胡适评传》，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9月三版第24至30页附录全文)，胡近仁(祥木)所撰《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铁花胡公家传》(载《上川明经胡氏宗谱》，绩溪县文化局藏)。这两种家传，均谓胡传病逝于厦门，与胡适所述相合。

笔者有《关于胡适父亲的死》一篇论文，专论此事，载《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可以参看。（三版补注）

正文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1）</strong>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

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①。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的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②。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③。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④。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奏调往台湾供职。到1893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呀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⑤。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2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⑥。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三子胡洪死。

1905年父冯振爽死。

1909年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长孙胡思明死。⑦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2）</strong>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不具体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⑧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6年3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⑨。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⑩，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

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6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12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①据绩溪胡明近著《胡适传论》称，顺弟之后生的是妹妹桂芬，老三才是诚厚。想必有据，如此则前文应改为“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前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方才准确；而“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含意则大约还是不错的。(三版注)

②见《四十自述》“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2页。

③据胡传日记记载：

“(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行50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见《四十自述》第13～14页所引)

从订约到迎娶，仅20天，婚事进行得特别快。而据石原皋《闲话胡适》“胡适的母亲”一节说，“现在中屯村中，冯致远兄弟家中的老屋，就是铁花公出钱，给他的岳父母造的”。(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1期)“聘金”是相当重的，冯顺弟可以说是以身报父母了。

④胡适小时候的名字叫“嗣”，爱称“儿”，见于他的《四十自述》，上海亚东版，第17页，并注明“”字音门。他的哥哥分别名嗣稼、嗣、嗣，堂兄弟名嗣稷、嗣秫、嗣、嗣稻等，都从“禾”。应该是不容易弄错的。可是，近年台北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先生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谱前”开卷就将“嗣”误作“嗣糜”，从“米”，读音也不对了。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年轻守寡的母亲（3）</strong>

可能是手民之误，然而所有“”字都错成“糜”，就难以理解了。

⑤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16页。

⑥见《先母行述》，《胡适文存》卷4，第238页。⑦据《先母行述》列出。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里，叙述到冯顺弟寡居经历的痛苦时，说她“经历了抚孤、忍辱、耐穷、借债、分家、重病、死父亲、死母亲……”，并注明根据亚东版《胡适文存》卷四中的《先母行述》。(台北远景版第37页)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先母行述》中并未说到顺弟的母亲死了。而且，在同卷中《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里，胡适叙述他母亲的丧事说：“我起初想把祭礼一概废了，全改为‘奠’。我的外婆70多岁了，她眼见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死在她生前，心里实在悲恸，所以她听见我要把祭全废了，便叫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依你，两三个祭是不可少的。’我仔细一想，只好依她，但是祭礼是不能不改的。”(亚东9版卷4第132页)由此证明，顺弟的母亲不仅顺弟寡居时没有死，而且顺弟死时，这位老人家还活得健康，到了70多岁哩。

⑧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8页。

⑨胡适一生崇敬他的父亲，思想也颇受他父亲的影响。如儿时读的《学为人诗》，是他父亲自编手写的，胡适的母亲保藏了20多年，胡适又将它装裱成册，含泪珍藏之。又请罗尔纲帮助校编出版了他父亲胡传的著作《台湾纪录两种》。在他成名以后，又为他父亲当过地方官的台湾省台东县捐赠奖学金七千元，并亲去台东台南凭吊；不久台东县也就建起了“州官胡公铁花纪念碑”。

⑩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儿(我的名字叫嗣，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见《九年的家乡教育》一则。

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2～23页。

《藏晖室札记》卷四“二母之爱”(1914年3月12日)云：“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80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上海亚东1936年版，第226页)

正文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1）</strong>

胡适原名嗣，行名洪，后改名适，字适之①。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在上海大东门外寓所。小时候，随父母在台湾住了近两年，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因此，当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孤岛后，有的台湾学者据此宣称台湾是“胡适之识字发祥地”②；胡适自己也顺势与台湾人拉点同乡关系，自称是“半个台湾人”③。

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年初，胡适母子离开台湾，经上海，回到安徽省绩溪县上庄的老家。不久，胡适就入家塾，开始念书了。

家塾的老师，是胡适的四叔胡，字介如。学堂就在介如先生家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介如先生的儿子胡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却不爱念书，常喜欢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另一个就是胡适。他才满三岁零几个月，身体瘦小，学堂的高凳子，要别人抱着才能坐上去，又得别人抱下来。只因为胡传有遗嘱，要送小儿子读书；胡适的母亲望他读书的心很切，管教很严；胡适自己也不像嗣秫那样贪玩，所以常常一个人坐在学堂里，鼓起喉咙读书，直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胡介如到阜阳县上任当训导去了，家塾的老师就改由胡适的族兄胡观象(字禹臣)担任④。学堂也搬到了“来新书屋”，房子大多了。学生也增多了，起初是五个，以后增加到十数人。禹臣先生是村里最年轻的老师，血气方刚，常常打学生的手心，甚至打屁股，学生都怕他。有个叫胡嗣昭的，专爱逃学，往往躲到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野外挨饿，抓回去挨打，却不愿念书。胡适觉得很奇怪。

他从不逃学。而且，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叫醒他，催他去上早学，他常常是学堂里到得最早的学生：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⑤。

胡适读书时，正是清朝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这一类阔得可怕的头衔。全国各地的学堂，都要供孔子的牌位，挂孔子的像。

来新书屋的墙壁上，也挂着一幅石刻朱印的孔夫子，据说还是唐朝名画家吴道子画的呢。胡适的母亲，盼望儿子读书成名，一再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他也很诚心，每晚放学时，总不忘记对孔夫子拜一个揖。有一年，——

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贡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钞出了许多圣庙匾联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⑥。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

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他上学时已认得近千字，不算“发蒙”学生了，不须念、《千字文》一类童蒙读物。他最先读的是他父亲胡传自编手写的《学为人诗》。这是一部四言韵文，讲的是忠孝节义那一套伦常道德，“学为人”的道理。接着念的《原学》，也是他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胡适都念得很熟，书中的意思却不是三岁孩子所能懂得的。以后，胡适又陆续读了——

(3)《律诗六钞》(4)《孝经》(5)《小学》(朱熹编，江永集注本)

(6)(朱熹集注本)

(7)《孟子》(朱熹集注本)

(8)《大学》(朱熹集注本)

(9)《中庸》(朱熹集注本)

(10)(朱熹集注本)

(11)《书经》(蔡沈集传本)

(12)(朱熹本义本)

(13)《礼记》(陈注本)

(14)《纲鉴易知录》(15)《御批通鉴辑览》(16)⑦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同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潜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崇拜程朱理学的思想根苗。

胡适说，他的父亲胡传“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⑧。胡传所编的《学为人诗》，讲“性命”，讲伦常“名分”，正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诗的末尾写道：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入家塾，拜孔夫子（2）</strong>

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

他所崇信的，便是程朱学派“即物而穷理”的治学态度。胡适读这部书的时候，虽然并不懂得它的意义，但他父亲留下的这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却是对他终生起作用的。他在家塾里读朱子《小学》，读经史典籍，大多取朱熹或他门生的注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学遗风的表现。①胡适的名字，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多有弄错的。参看上一节注④。

又胡适的行名是洪，不是嗣。据绩溪县《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例”中，所载排行名的五言诗如下：

天德锡祯祥，洪恩毓善良。

明经承肇祖，世泽振同光。

秉国思名彦，为邦有宪章。

家庭敦孝友，继起衍宗长。

胡适曾祖序东公，行名锡镛；祖父奎熙公，行名祯；父传，行名祥蛟；胡适兄弟行名依次是洪骏、洪骓、洪、洪；下一辈是“恩”字辈，因奎熙公字世恩，为避讳缺笔为“思”，故行名依次为思明、思齐、思聪、思敬、思猷、思永、思祖(名祖望)、思杜。别派的人，如今健在的胡乐丰先生，则行名为“恩”，与思祖、思杜等为刚出服的堂兄弟。

②参看黄纯青先生的《台湾与胡适》一文，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52年11月29日。

③见胡适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讲词》(1953年1月6日)，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116页。

④胡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十二月选阜阳县训导，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

胡观象(禹臣)，是胡适的族兄。《四十自述》亚东版第21页，明明写着：“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颍州府阜阳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又，《藏晖室札记》卷4“三六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914年6月8日)亦云：“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而李敖《胡适评传》第68页，却说“…指导他念这些书的老师是他的亲族，最先是四叔胡介如，后来是族叔胡观象(禹臣)。”不知何据?

⑤见《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上海亚东版第29页。

⑥见《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版第36页。

⑦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⑧见《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81年3月初版，第14页。

正文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1）</strong>

小孩子天性好玩。但胡适小时候，在台湾大病了半年，身体很瘦弱，缺少活泼游戏的本事。他举动文绉绉的，村里大人都夸他像个先生模样，便戏称他做“先生”。

他喜爱的游戏，也多是文静一些的。或玩纸牌，或用薄薄的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或和一些同学做木刀竹枪，借几副假胡须，在村口田里做戏；胡适扮的也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文角色，只有一次他扮“水浒戏”里的教师爷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来。这大概是胡适少年时代最活泼的游戏了。而他最爱玩也最拿手的游戏，是“掷铜钱”，或叫“砸铜钱”。

据绩溪石原皋先生所述，掷铜钱的游戏，须要较高的战术和技巧。参加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各人拿自选的铜钱向石柱掷去，铜钱反弹过来，弹得最远的“吃”第二远的，依次相“吃”，即将自己的铜钱掷向第二远的铜钱，掷在相隔五寸以内为“吃着”。于是，拿被“吃着”的人的铜钱置阶沿石板上，再用自己的铜钱打下去，并使之腾空飞出，愈远愈妙。而被“吃着”的人，得用嘴唇舔着自己的铜钱向前掷，一直舔着掷到与飞出的铜钱相连接，一盘才算结束①。

胡适擅长这种游戏，常是胜者。但他从小便爱惜羽毛，有自尊心。自从得了“先生”的绰号以后，他觉得既有“先生”之名，便要装出“先生”的样子，也就不敢尽情的玩耍了。有一次，他在屋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本家长辈走过，笑说道：“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了，竟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在传统观念和旧教育的熏染下，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却牺牲了儿童游戏的乐趣。他一生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别的方面都没能得到发展的机会。②

胡适少年时代的最大兴趣，还是看书，看小说书。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触发的——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把这本残本一口气看完了③。

这本破书引起了胡适对小说的极大兴趣。从此，他到处借读小说，和朋友交换、比赛看小说。每年秋天，胡适跟他的庶祖母到田里去“监割”(田主监督佃户收割)，他也总是坐在树荫下看小说。胡适阅读小说，范围很广泛，兼及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一类的书。他看过的大致有：

(1)(第五才子书)

(2)(第一才子书)

(3)《正德皇帝下江南》(4)(5)《双珠凤》(6)(7)(8)(9)《经国美谈》(译本，日矢野龙溪著，周宏业译，为胡适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本。)

(10)《琵琶记》(11)《夜雨秋灯录》(12)《夜谭随录》(13)《兰苕馆外史》(14)《寄园寄所寄》(15)《虞初新志》(16)《薛仁贵征东》(17)《薛丁山征西》(18)《五虎平西》(19)《粉妆楼》④胡适这般嗜读小说，也遭到家中老辈的干涉与禁抑。他只好偷偷地读，于是便生了流弊：

其流毒所及盖有二害，终身不能挽救也。一则所得小说良莠不齐，中多淫书，如《肉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胡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先生”讲故事（2）</strong>

①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

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八九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藏晖室札记》卷12“三○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是“三十多部小说”(亚东版第25页)；而在《藏晖室札记》中却说是“读了四五十种小说”(上海亚东版，第856页)。

正文 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1）</strong>

胡适家的房屋，是他父亲当官以后新盖的二层楼房。虽不十分阔绰富丽，却也精致而大方。正面墙上有腾飞的门檐。门檐下两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大红纸条。这是旧日理学家庭的一个典型标记。胡适的叔父兼老师胡介如家，门上也贴有“僧道无缘”的纸条。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言怪力乱神，不信神佛迷信，也不布施和尚道士。贴上这“僧道无缘”的条子，和尚道士就不敢登门了。但是，胡家的女眷却深信神明菩萨。胡传死后，大门上“僧道无缘”的纸条也由红变白，后来竟完全剥落，无影无踪了。女眷们便诚心而自由地求神拜佛。家里人有个三灾两病，便念经许愿，求神佛保佑；甚至恭请和尚到家里来，放焰口，超度冤魂。

在这样的环境下，胡适小时候，便常听那些信佛的老太太们讲“目连救母游地府”，讲“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的故事，见神见鬼。他自己也看过一些宣传神鬼的连台本戏，读过老太太们带来的《玉历钞传》、《妙庄王经》等劝善罚恶的“善书”。于是，他幼小的心灵里也装满了神佛观念。十殿阎君，牛头马面，地狱的惨酷，轮回的苦痛，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加之，胡适自幼体弱多病，他的母亲也常替他求神许愿，教他诚心敬佛。

每年去中屯外婆家，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只要有神佛的，母亲便教他去拜揖。有一年，她还亲自带着胡适去朝拜古圹山，在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山路崎岖，她的一双小脚行走十分艰难，却不叫一声苦痛；这时候的胡适，自然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小香客，小信士。

但这个虔诚的小信士，不久便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事情是从朱熹的《小学》开始的：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①。

科学思想向迷信思想挑战了。胡适从朱子的《小学》里，知道了司马光论地狱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使他开始怀疑，不再相信地狱轮回的鬼话了。不久，他又读司马光的，从中知道了范缜的《神灭论》：

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②。

范缜用一个通俗的譬喻，说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便不会有刀的“快”了；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样浅显的譬喻，说明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哲理，使知识初开的胡适，完全相信了无神鬼的道理。他说，“司马光引了这35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而且，“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③。

经过了这次“思想解放”之后，胡适便不再虔诚拜神礼佛了。但他从小是一个对母亲很孝顺的人，当着母亲的面，还不敢说不信鬼神的话；他母亲叫他去拜神佛，也不敢不去，怕伤他母亲的心。而当母亲不在跟前，胡适便对小伙伴们大发无鬼无神的议论，甚至去打菩萨。中屯村前有个三门亭，亭里供着关老爷的塑像；

村旁小庙里有几个罗汉菩萨。胡适到外婆家，常和小伙伴们去小庙或亭子里玩。

他领着打菩萨的耳光，但不明显打坏；有时又拔去菩萨的几根胡须，也绝不拔光。因此，一直没有被大人们发觉。

有一年正月间，胡适去大姊家拜年，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和外甥章砚香赶回上庄去看灯。半路上经过中屯的三门亭。他们走进亭子歇息。胡适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扔到毛厕里去，好吗?”这欺神灭道的话，把比他大几岁的外甥给吓住了。章家跟送的长工忙加劝阻，说“菩萨是得罪不得的”。胡适还不服气，偏要拿石子去打神像。恰好村里有人来，他们才走了。

回到上庄，锣鸣鼓响，狮灯龙灯，热闹非常，来看灯的客人很多。胡适乘客多的风头，也喝了几杯烧酒。晚间被凉风一吹，他便醉得说起胡话来，乱喊乱叫，要月亮下来看灯。胡适的母亲见此情景，又急又怕，把他连抱带拖，拖进房里去，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章家的长工走进房来，把白天在三门亭的话，低声报告了胡适的母亲，并说“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胡适此时其实心里明白，正担心酗酒闹事，受母亲责罚。听到那长工的话，便计上心来，大说疯话，越闹越凶，装着真有神鬼附在身上一般。胡适的母亲急得没法子，急忙洗手焚香，祷告三门亭神道，请求宽恕无知的孩童，又许愿病好以后，亲自到三门亭神道前烧香还愿。胡适暗暗庆幸，小施妙计，便躲过了一场责罚；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strong>第一部分：少年时代 1891-1904从拜神到打菩萨（2）</strong>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④!

胡适在他的徽州家乡和亲人中间，渐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既山川秀美，又贫瘠闭塞；既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淳朴的民情风俗，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愚昧落后的迷信思想。胡适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个儿长高了，知识初开了，还得到一点做人的训练，养成了一点用功的习惯。然而，他那渴求知识的心，却已经难于满足了。故乡的山，是那么高峻青翠而可爱。但高山那边是什么呢?他渴望着越过那山岭的阻隔，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①《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7页。

②司马光著卷第一百三十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二年(484)，载范缜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辩论佛教因果报应之事云：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中略）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按，指尚书令与左右仆射，相当宰相)矣，何但中书郎邪!”

范缜(约450—约510)，南朝齐梁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所著《神灭论》，载《梁书》卷四十八本传，并附见梁释僧佑编《弘明集》卷九梁萧琛的《难神灭论》一文中。司马光此处所引文字，系缀合原文，并稍有字面上的改异。然而“缜大笑”云云，栩栩传出一个正直狷介的知识分子的磊落胸襟，不愧大史家手笔。

③胡适当时尚不知道《神灭论》全文载在何处。到写一文时，方引述《神灭论》原文。而1930年12月，写作《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章时，大约又未细检原文，故有司马光“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的话，仍把缀合的这段文字，误认为《神灭论》里“最精彩的一段”原文了(参看《四十自述》亚东版第38页)。

然而，范缜的《神灭论》，对胡适确是“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908年，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接编《竞业旬报》，曾于“谈丛”栏中发表《无鬼丛话》多条，陆续载该刊第25至32期，其中第一条就引述了司马光“家训”里的话和范缜《神灭论》里的话(见《竞业旬报》第二十五期)。1914年8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六，又写了《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和《范缜因果论》。因思想有了进步，对范缜“识理亦有疵”微有批评，但主要仍是肯定，并赞扬范氏“人生如树花同发，大有平等之意。坠茵落粪，付之偶然，未尝无愤忿不平之心”(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364页)。1919至1921年间，写一文，再次引用范缜的《神灭论》；并特别指出《神灭论》的几句话，使他“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参看《胡适文存》卷四第105—115页)。1945年，又写《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1946年4月改定，载《大公报?文史周刊》第35期)。距幼时读，已是45年，真可谓终生不忘了。

④《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亚东版第42页。

正文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弃农学文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弃农学文（1）</strong>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

①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有血性的爱国青年。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②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

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③

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胡适曾经写过一首《睡美人歌》，最足以代表他“西乞医国术”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精神。诗是因为法国拿破仑皇帝的一句话引起的。拿破仑曾说中国像一头睡狮，将来睡狮醒时，世界都会为之震悚。后来世界上许多人都跟着这样说。胡适却认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因为我们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将来强盛了，能有所贡献于世界，应该在文物风教方面，而不应在武力方面。

所以，他便写了《睡美人歌》，来“祝吾祖国之前途”。全诗如下：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④诗虽然不怎么高明，但寓意却非常明白，胡适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了美国，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⑤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特别是一门“果树学”的课程，每周有实习，要求每个学生每次将几十个苹果分类填表。例如茎的长短，果脐大小，果上棱角和圆形的特征，果皮的颜色，果肉的韧度，酸甜的尝试，肥瘦的记录……等等，项目分得很细。美国那时有四百多种苹果，都要一一细分。中国学生对这许多苹果不了解，填起表来便觉十分枯燥，令人头痛，结果却还是错误百出，成绩甚差。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⑥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⑦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弃农学文（2）</strong>

①胡适在1938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此行〔按日记本此页上印着‘AdmissionDay(inCalifornia)’〕，始记起1910年此日到美国，在金山上岸，恰逢California加入联邦50年庆典。如今28年了!”（三版注）

②见《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月30日为辛亥年元旦，作小诗云：“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奇书，指是日所送来的《五尺丛书》(FiveFootS)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50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页。

③《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24日。所引“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

，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寡妇。纬，织布用的纬纱。谓寡妇不忧其纬少，而恐国家灭亡。后因用作忧国忘家之喻，亦简称“嫠纬之忧”。

④《藏晖室札记》卷九，1914年12月作，1915年3月15日追记。上海亚东版，第587～589页。

⑤参看胡适1952年12月27日在台东县的演说《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见《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台北自由中国社编辑，华国出版社出版。

⑥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3章“放弃农科，转习哲学”一节。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⑦《藏晖室札记》卷四，“一一得卜朗吟征文奖金”(1914年5月9日)，上海亚东版，第230页。

正文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几乎做了基督徒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几乎做了基督徒（1）</strong>

胡适去国赴美，虽是浪子回头，抱有很大的决心和希望；但毕竟又是摔过跤的人，意气仍旧相当颓唐悲观，旧染一时也难以尽除。酒虽然一口也不喝了，却还时常打牌，纸烟也屡戒屡抽；偶然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旧日上海相好妓女的小影，犹割不断怀恋之情。胡适自己也慨叹说：“吾年来意志力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①为此，他下过多回决心，写过多回“自誓”与“座右铭”；又逐渐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专门写了“提倡禁嫖”一则札记，其中说：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②

胡适改过的决心是大的；然而洗心革面，改造恶习，又是多么不容易啊!

为了改过，胡适也开始接触西方的基督教，读《圣经》，常出入于美国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竟大感兴趣。

1911年夏天，学年大考结束，基督教学生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孛可诺松林区(PooPines)举办夏令会。中国学生到会者35人，美国学生约200人。胡适虽不是基督教徒，也应邀参加了这一活动。连日听耶教会的名人演说，讲《马太福音》，并开讨论会。同来的留美学生中有一位陈绍唐君，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受洗为基督徒。他们分别三年了，这次在孛可诺山相见，自然格外亲热。这位陈君笃信教义，令人可惊，学问见识也很不错。胡适觉得他简直“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一天下午，他对胡适大谈耶教教义，谈了三个多小时，胡适大为感动，竟决心要做耶教信徒了。他在6月17日给朋友章希吕的信中写道：

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

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心奉行，惟日读Bible(按，即《圣经》)，冀有所得耳。

当时的胡适，远在异乡，第一学年课程结束，终日无事，又得知好友程乐亭病故，思想正处在一种愁苦悲观的境地。他这次到孛可诺山来参加夏令会，正是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因此，胡适便很容易被耶教的宣传所打动，希望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

这天晚上，耶教会又安排了一个美国教徒名叫梅西(Mercer)的为中国留学生演讲，述说他一生的经历。梅氏在大学时曾染有种种恶习，无所不为，被父亲逐出家门，从此流落在外，身无分文，无以为生，便投河自尽，被水上巡警救起。后来当了基督教徒，从此改恶从善。数年之后，他又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宣传耶教教义，事迹登在报纸上。他的父亲看到报纸，知道儿子果然能改过，便恢复了父子关系，和好如初。梅西的演说很会以感情打动人。当讲到他们父子重见时，更大加渲染，父子如何抱头痛哭。讲演者声泪俱下，胡适这些青年人听了，也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当场即有七个中国留学生感情冲动，站起来说自己愿意当耶教信徒，其中之一就是胡适。6月21日，他写信告诉他的好友许怡荪，说“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然而，胡适并没有成为“耶氏之徒”。他后来冷静了，觉悟了，看透了耶教会用“感情的”手段俘虏青年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对耶教会很反感，当然就不会再上当，不再信洋迷信，当耶教徒了。③

胡适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圣经”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

原来，胡适早年就已经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生主张不争，认为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这些思想对胡适影响很深。前面说过，1907年，他曾作过一首小诗，题为《秋柳》，便正是老子“弱能胜强，柔能克刚”

的写照。④

到美国以后，胡适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训，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来宣传他的不抵抗主义，例如：

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22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78章)

上述《秋柳》诗，也曾抄赠给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及其他友人。后来读了《圣经》，胡适觉得耶稣宣传的教义，如对邪恶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再把左脸转过去让人家打，等等，与我国老子“不争”的理论极为相似，因而使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入，更加坚定了。

1914年七八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胡适的和平主义迷梦受到冲击。他感到十分惊诧。不久，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讷司密斯(Gee?Nasmyth)从欧洲归来。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几乎做了基督徒（2）</strong>

这讷氏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与胡适谈起他在欧洲大陆的闻见，乃大谈不抵抗主义。他说卢森堡不抵抗德国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时抗拒德国侵略便遭到残破；

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长，不抵抗德军，率全城军民投降了德国，便使城市得以“岿然独存”，这正是“不争不抗之惠”。胡适深表赞同，并认为讷氏这种主张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见解，“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⑤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强占我青岛。并企图独霸中国。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氏丧心病狂想做皇帝，亟欲取得日本支持，便公然加以承认。袁氏的卖国罪行和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国留美学生也人人义愤填膺，主张对日作战，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时，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作了，他十分担心纸上谈兵的留学生们跟日本打起来，便写了一封英文的《致留学界的公开信》(Atertoall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大家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反对抵抗日本的主张。信中说：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在60多年之后，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⑥

这一批评比较公允。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动物。而“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胡适口口声声“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主张“理智的爱国主义”；然而当民族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圣祖国国土的时候，谁如果还像胡适那样冷静，无动于衷，静坐读书而听任祖国灭亡，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木石心肠”，还谈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

①《藏晖室札记》卷五，“一九戒纸烟”(1914年7月18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10页。

②《藏晖室札记》卷四，上海亚东版，第267～268页。

③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6月18日日记及附记。上海亚东版，第44～50页。

④《秋柳》一诗见第2章第9节。此诗原载《竞业旬报》第33期，题为《秋柳并序》，署名溟游。后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有1916年7月所作的跋，曰：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

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一五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1914年10月26日)

，上海亚东版，第431～437页。

⑥《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注9。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79页。

正文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1）</strong>

胡适那个时代的庚款留学生，费用颇为充裕。除学杂费之外，每人每月生活费80美元，约合当时中国银圆200左右。这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差不多等于国内40个工人的收入。这样的留学生，生活也就相当优裕。

以住所为例。胡适原住世界学生会，后来迁居橡街120号。一个人的居室，长13尺，宽9尺，有成套的家具设备。风景也颇好。据胡适自己描写说：窗外临小溪，“溪两岸多大树，窗上所见清之柏，温柔之柳，苍古之橡。林隙中可见清溪，清浅见底，而上下流皆为急湍”，故水声奔腾，日夜不绝。住在这样窗明几净，风景幽美的地方，胡适颇为得意，夜半睡醒，竟做起诗来：

窗下山溪不住鸣，中宵到枕更分明。

梦回午夜频猜问，知是泉声是雨声?①生活这般优裕的留学生，接触的也大多是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胡适所出入的，多是康大校园内知名教授学者的家庭，接触的是一些基督教领袖及他们的活动，参加过在教堂里举行的隆重婚礼……胡适虽然也当过少爷，后来却颇为困窘，思想上不仅有中国旧式读书人少年老成的毛病，又背着忏悔放浪恶习的沉重包袱，满怀悲观。如今走进这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圈子，受美国基督教文明的感染，就难免自惭形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羡慕，对一切都极感兴趣。他觉得美国人有一种“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以致“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而渐渐治疗了他少年老成的态度。

有一天，胡适跟随同学们去看足球比赛。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起初，他正襟危坐，用读哲学课本的眼光来看球赛，自然看不出什么门道；而且，运动员们那么粗野的拼抢，观众那样拼命的欢呼与狂叫，他看着总有些不顺眼，觉得有失大学生的尊严和体面。但是，随着竞争的愈趋激烈，胡适也渐受感染，渐渐领会到观众的热心。随后，他偶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认识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也像青年人一样，在看台上手舞足蹈，诚心诚意地欢呼狂叫。胡适很受感动，觉得惭愧，不再正襟危坐了。不久，他也不知不觉地加入了那热心欢呼的行列。②

在美国不到三年，胡适的悲观思想情绪就有了很大转变。与朋友通讯，每以“乐观”相劝勉；又喜爱卜朗吟的乐观主义诗歌，他获得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他自己觉得，去国数年，最大的收获便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后来他甚至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有更浓厚的兴趣。从清王朝帝制统治下的中国，初到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及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却又事事新奇，令人神往。他最初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便大为惊叹，说：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辞严，真千古至文。吾国陈骆何足语此!③他到华盛顿去，常到国会去旁听。在绮色佳，也常去市议会旁听。有一次市议会到会者八人。朋友告诉他，这八人中一个是大学教员，其余都是本市商人，有雪茄烟商、牛乳店主、煤商、杂货店书记生和建筑工师，市长是大学女子宿舍的执事人。前市长是洗衣工，不当市长以后便当了洗衣店老板。胡适对这一切都很钦佩，觉得其中的“共和平权之精神”特别值得学习。④

留美期间，胡适经历了两次美国大选。第一次是在1912年，正当我国辛亥革命推翻了长期的帝制统治，中华民国正式诞生的这一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威尔逊，共和党是塔夫脱，从共和党分化出来的进步党是老罗斯福。三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竞争相当激烈。因此，连外国留学生也都很关注，对胡适更有巨大的吸引力。

为了了解美国的选举，胡适特意选修了奥兹(SamuelP.Orth)教授开设的专题课“美国政府和政党”。这是与美国现实政治结合最紧，直接为政治服务的一门课程。据胡适回忆，奥氏第一堂课的开场白，说得就非常明白而有趣。他说的大意是：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ribune)是托虎托的；《纽约晚报》(tfamily)的新闻系统。但是该报不是个主要报纸。〕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作出读报报告交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48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交上来算是期终作业!⑤同时，奥兹教授要求学生注视大选的经过，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胡适自然都照办，选择支持进步党魁老罗斯福。他胸前佩戴着象征支持罗氏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听演讲，听辩论，夜里到市中心去看选举，跑来跑去，兴奋的了不得。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2）</strong>

当时，胡适正担任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分会的会长。10月30日，他便在世界学生会餐厅里，发起举行“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参加投票的各国学生共53人，其结果如下表：

虽然是游戏投票，胡适对投票结果还是一一作了认真的分析。第二天，康大的《大学日报》又组织游戏选举，有教师、学生和职工二千多人参加。胡适也津津有味地跑去投了老罗斯福一票。这两次游戏选举的结果，都使胡适很失望，他所支持的罗斯福“落选”了，威尔逊得票都占第一位。而令人奇怪的是，游戏投票的结果居然同后来实际选举的结果完全一致。

威尔逊当选了美国总统。1914年，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一次世界学生会议。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白来恩亲自接见了与会的代表，并发表演说。胡适对威尔逊已经产生了极深的信仰。因此，到1916年的大选时，他便改为支持威尔逊了。他和几个中国同学，在投票的高潮时，跑到“纽约时报广场”去看大选结果。接连的消息似乎都对威尔逊不利，他们很失望。一直等到午夜才步行回校。第二天清晨，爬起来又看报上的选举消息。买不到《纽约时报》，竟步行好几条街才买到一份。

《时报》头条标题是“威尔逊可能险胜”，一行大字跳入胡适的眼里，他高兴极了，这时才记起回学校吃早饭。真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啊!⑥经过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实地观察和研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他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深刻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①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二迁居”(1914年9月25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418～419页。

②参看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一版，第561～562页。

③《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3月9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3页。

④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四四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记”(1914年2月4日)，上海亚东版，第196～198页。其中“公民议会”，原文为oncil，译“市议会”较切。

⑤《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32页。

⑥参看胡适《我的信仰》及《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0月30日及31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11～116页)。

正文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1）</strong>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

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而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④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⑤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⑥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共和与帝制问题（2）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专制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

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

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①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月刊(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aand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

正文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1）</strong>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①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抖了起来，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有的对胡适影响很大。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有的颇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②

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的影响。而厄德诺也成了对胡适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一个人。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F.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赠送巨资(据说是两万美元)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

，以纪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华工。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提议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中西兼学，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③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Dewey)。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他说：

康奈尔的塞基派的哲学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士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郐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④

对胡适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杜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大时，杜氏已经是快60岁的老头了，高高的个儿，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虽不须髯飘飘，却也颇具学者风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杜威还是教育学家，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却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说他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大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人住在纽约河边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这个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有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们。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请参加杜氏家庭这样的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那么，实用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潮呢?

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实用主义，胡适译为实验主义，它是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之后，北方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势力获得了广大的活动区域，技术水平空前提高，经济迅猛增长。到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列强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奋斗、创业与冒险的世界，成功伴随着失败，富裕与异化同行，人们在开拓进取中又普遍存在一种不稳定感。正如詹姆士(illiamJames)借上帝之口所说：“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⑤在这种美国土壤中产生的实用主义，用罗素的话来说，是一种“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作为美国式实践的理论概括，实用主义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⑥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实用主义把“人的问题”引入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一番大改造，杜威说：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2）</strong>

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⑦

这样以“人的问题”取代“哲学家的问题”，抓住了人的实践活动这一中心环节，用实践主体取代了传统哲学中唯理的抽象的认识主体，推动了哲学主体观、实在论、真理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反传统的见解，从而在唯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文主义之间另辟蹊径，使实用主义哲学显示出一种既注重科学方法，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态。因而受到正在奋斗开拓而又遭受异化和文化冲突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杜威)，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和成效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

胡适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受这位当代“实验主义领袖”的影响至深。他自己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⑧胡适接受的实用主义影响，主要是在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⑨而杜威则是对他“有终身影响的学者”，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

①据陈鹤琴先生在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说，中国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30多年来，在哥大毕业的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陈的讲话曾摘要刊载于1955年2月28日的《文汇报》，该报编者所加的题目是《我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5辑，第213～218页。

②《藏晖室札记》卷十二“一○Adler先生语录”(1916年1月11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20页。

③胡适的博士论文“AStudyoftofLogicalMeta”，胡氏自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六我之博士论文”，上海亚东版，第1133页)。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英文本)，中译名为“先秦名学史”；直至1983年12月，才有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由翻译组多人译，李匡武校。

④《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91～92页。

⑤詹姆士：《实验主义》(Pragmatism)，参看《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109页。

⑥詹姆士：《实验主义》，参看《胡适文存》卷二，第95页。

⑦杜威：《创造的智慧》(CreativeIntelligence)，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70页。

⑧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五，第630页。

⑨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上海亚东版卷首第5页。

正文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真博士，还是假博士?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真博士，还是假博士?（1）</strong>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的一部分课程，便达到了当时哥大研究生的规定学分。1916年11月，他考过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成绩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同年8月初，便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是：

AstudyoftofLogicalMet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一连写了近九个月才写成，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多达243页，真是皇皇大文!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他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五个洋教授，一个洋博士。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两个老头，昂昂地坐在当中。①这六位主考，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

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他们的中国学问实在可怜巴巴，对这些人谈先秦名学，简直可以说是对牛弹琴。胡适叽哩咕噜报告了论文要旨之后，他们便七嘴八舌地提问、诘难，问答往复，直考了两个半小时。口试考过，结果是很不理想；②然而七年的留学生活总算结束了。

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正迅猛展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得此美差，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9年2月，胡适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修改，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封面上竟赫赫印着“胡适博士著”五个大字。各种报章杂志上，“胡博士”的头衔更是满天飞。“博士”简直成了胡适的专称，大有非胡适莫属之概!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起问题了。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出版，③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这不就成问题了吗?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④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⑤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⑥“之三”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其中说：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开披露胡适的学位问题，宣布胡适到192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文章里有不少闪烁其辞的话，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消息传出，便成了大新闻，并引起疑胡和卫胡两派的一场笔战。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后改称《北美日报》)，首先发表潘维疆、胡祖强的三篇文章，并用特大字体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头条新闻刊出，说胡适冒称博士，且“冒称一生”云云。于是系铃人唐德刚不得不出而解铃，投书该报，提出批评，谓“胡适乃真博士”!⑦接着，台北的《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卫胡。⑧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二人，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考试“砸锅”，是“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或“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夏君认为只是个“手续问题”，并请已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来作证。富氏在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真博士，还是假博士?（2）</strong>

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公司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得于1978年8月15日⑨1927年，富路得先生是胡适取得学位，领取文凭，接受加带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从我们现在的和旁观的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并不是什么“真假”

的问题，只是晚了10年才拿到。不论1927年胡适取得学位，是“拍拍肩膀，握握手”，或由“杜威玉成”，总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么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队伍中，胡适的博士头衔难道比谁逊色吗?更何况他一生还获得那么多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学术成就是得到世界承认了的!⑩然而，胡适的博士学位毕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于夏、富二氏所说的“手续问题”，胡适本人也应该明白。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称博士，并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就涉及读书人的“诚实”品格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有人要作词，讥笑他“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说他“难免有‘欺世盗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为诬蔑。这博士学位问题之所以成为话柄，不是也可以见出胡适青年时期性格的某一侧面吗?

①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二六博士考试”(1917年5月27日追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143页。其中记主试者六人：

ProfessorJohnDewey(杜威)

ProfessorD.S.MillerProfessor.P.MontagueProfessor.t.Bush(夏德)

Dr..F.Cooley②胡适自己在《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二六博士考试”中，记为“考过”，而不是“通过”。1919年9月7日，仍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的好友朱经农致信胡适，说：

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胡适没有采取自卫手段刊布论文。1920年8月9日，朱经农致胡适信中又提起这件事，说：“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以上两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一版，上册，第67页、110页)。对于这等关系个人名誉的大事，朋友如此着急，而胡适却不能自卫，可以推断“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人说的话，“口试没有Pass”云云，大约是言之有据，而胡适却有难言之隐。

③on,p,biaVyMasters’andDoctoralDissertationonAsia,1875—1956.NeyLibraries,1957.④tung-liYuan,p,AGuidetoDoctoralDissertationsbytsinAmerica,1905—1960,ason,D.C.1961.⑤参看唐德刚文：《七分传统，三分洋货——回忆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三》，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4期。

⑥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之一至之三，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至4期，后来续至10篇，集为《胡适杂忆》一书，1981年11月，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有周策纵、夏志清二先生序，附录周策纵致唐氏信，即《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

⑦纽约《星岛日报》所刊的三篇文章是：潘维疆的《胡适的博士头衔索隐》，胡祖强的《从胡适博士头衔被考据说起》，潘维疆的《胡适博士头衔索隐补述》，分别见1978年4月17日、5月13日、5月29日该报。唐德刚信载该报同年6月7日。

<strong>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真博士，还是假博士?（3）</strong>

⑧汤晏的《胡适博士的学位的风波》，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1期，并附录了唐德刚致《星岛日报》主编信《胡适乃真博士》。夏志清的《胡适博士学位考证》，载《传记文学》第33卷第5期。

⑨富路得(LutonGoodricDr.huShih’sph.D.degree.中译为：关于胡适博士的哲学博士学位问题)

⑩胡适一生所得荣誉博士学位，据胡颂平先生所作《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适之先生博士学位补遗》(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及第3卷第2期)，共35个，按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1935年香港大学法学博士

1936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博士

美国南加州大学文学博士

193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

1940年美国韦斯尔阳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克拉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卜隆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柏令马学院博士

美国宾州大学法学博士

1941年美国加州大学法学博士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文学博士

美国森林湖学院法学博士

美国狄克森学院法学博士

美国密达伯瑞学院法学博士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佛蒙特州大学博士

1942年美国达脱茅斯学院文学博士

美国第纳逊大学文学博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学博士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罗却斯德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奥白林学院法学博士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妥尔陀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东北大学法学博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学博士

1943年美国伯克纳尔大学文学博士

1945年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

1949年美国柯鲁开特大学文学博士

1950年美国克莱蒙研究院文学博士

1959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人文学博士

词，系张子英作，转引自《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本第五章注九。说“胡适难免有‘欺世盗名’十年之罪”的，是“庸椽楼主”，他在1979年5月4日《中国时报》上发表《胡适的博士问题》一文，对夏志清的文章有所批评。

正文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1）</strong>

当袁世凯请出孔子的幽灵，准备窃国称帝的时候，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卷首发表陈氏的一文，便向全国青年“谨陈六义”，倡导科学与民主，①反对宗法传统旧文化，举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胡适当时尚在美国，即与陈独秀书信往还，并向《新青年》杂志投稿。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新青年》上便登载了胡适的第一篇文字，是用白话翻译的俄国泰来夏浦的小说《决斗》，这是《新青年》上的第一篇白话文。不久，胡适又陆续发表倡导文学革命的一系列文章和通信，成了《新青年》有影响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与陈独秀虽未谋面，却志同道合，成为神交了。

这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虽是科举出身，点过翰林，却是革命元勋，且思想上能毅然冲决樊篱，接纳新潮。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便明令停止祭孔尊孔。接掌北大以后，又锐意改革，采取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来校任教，掌管校务，力约当时著名的新人物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也把《新青年》从上海迁来北京编辑。他把主编《新青年》与改革北大结合起来，并帮助蔡先生罗致人才。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②

这年7月，胡适返抵国门，8月即北上，也进北大当了教授。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③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真是翩翩年少的教授哩。

胡适进了北大，便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向蔡先生推荐人才。蔡元培曾说：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④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真是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不可遏挡。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也组织新潮社，第二年1月创办《新潮》月刊，响应《新青年》，作新文化的有力宣传。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了。

不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亲日派，震悚全国。新文化运动，也因政治的助力，而涛起风从，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汇集成了全国规模的伟大文化革命的洪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们两人齐名，时人称之为“陈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五四”时期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但比起李大钊、陈独秀来，他较为温和，不怎么坚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⑤有时他不免偏激，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我们不妨抄录几段精彩的在下面：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新青年》、北大、陈胡（2）</strong>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⑥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不是胡适所能写得出来的。不妨再做一次“文抄公”，把当年钱玄同批评胡适思想的信，抄录一段来作证：

老兄(按，指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⑦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与人周旋，调和妥协气味较浓的人，跟陈独秀恰成对照。

但是，胡适与陈独秀那时毕竟是共同奋斗的同志。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⑧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⑨这么激烈地抨击专制统治的诗，是《尝试集》里所罕见的。陈独秀留下的《每周评论》，也由胡适接过来继续编辑，一直出到这一年8月30日，印刷第37号时，被军阀政府封禁才停刊。

①陈独秀在文中所陈“六义”是：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行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逐项解释这“六义”时，鼓吹“人权平等之说”，并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因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平等说，即是民主。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②此信约写于1917年1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6页。

③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一卯字号的名人(一)”。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

④蔡元培，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出版。

⑤胡适《逼上梁山》(1933年12月3日)，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⑥见《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

⑦此信约写于1918年2月，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26页。

⑧陈独秀这次被捕的事，可参看毛泽东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陈氏所散发的传单，为《北京市民宣言》，据当时北京警视厅、署的档案所存，原件有16开纸大小，分上下两半排印，上半中文竖排，连标题共16行；下半英文横排，连标题共13行。中文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总司令两机关。

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⑨《“威权”》一诗，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篇末注“八年六月十一夜”。后《尝试集》增订四版，增“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的跋语。

正文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1）</strong>

胡适不满26岁，就当了北京大学教授，可算是少年得志。半年之后，他便回绩溪上庄老家办喜事，与江冬秀女士完婚。

江冬秀也是安徽人，家住绩溪县北的旌德县江村，与上庄相距约40里。①早在1904年，即胡适去上海进梅溪学堂的那年春天，便由胡母作主，订下了他们两人的终身大事。到1908年秋天，江家办了嫁妆，胡家备了新房，写信叫胡适回家成亲。胡适因家道中落，店业破产，自己学业未成，难于养家活口，故“力阻之”。

后来去美国留学，婚事一拖就拖了十几年。

他们这桩婚事，也曾经发生过一点波折。江冬秀虽系名门女儿，但因父亲早逝，旧家庭重男轻女，仅随胞兄在私塾读了一两年书，后多荒疏，识字无多，又从小缠足，完全是一位旧式乡村女子。她与自称“新人物”，且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胡适，本不般配。到胡适放洋留学，得了洋功名，村里更是纷纷传言，说胡适在外国娶了亲，生了孩子，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胡适的母亲起初并不相信，但传说多了，也难免疑心忧虑，便去请胡适幼时好友胡近仁代写家书，叫儿子勿违母命。

胡适自己呢，心里原也十分矛盾。江冬秀没有文化，不会写情书，又缠一双小脚。胡适自然很不满意，在家书中也曾有所流露。②而在美国生活的自由气氛感染之下，他也曾发生一点越轨行为，谈起恋爱来了。有一位美国女郎，名叫韦莲司(Edithilliams)，大学教授的女儿，学问很好，而且思想很放任，与胡适接触甚多，思想感情很投合。胡适遇此妙龄女子，也难逃情网，曾经朝朝暮暮与韦女士湖滨散步，月下谈心，两年间给她写了一百多封情书。③对同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莎菲)，胡适也怀着很深的情意；他们亲密而谐趣的通信中，分明流露出彼此倾慕之情。④但胡适毕竟是一个“胆小君子”，受旧礼教传统的束缚，终不敢接受韦莲司的爱情，对陈衡哲也不过私心怀慕而已。胡适对母亲又特别孝顺，自己多年游学在外，不能奉养母亲，归期一再延误；加上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些都使胡适愧疚不已，他怎么敢在婚姻问题上，再违抗寡母之命，而有负于母亲所喜欢的江冬秀呢?何况旧式婚约，“名分”已定，使胡适对江冬秀也“由分生情意”，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⑤

因此，当他接到家中照片，见冬秀也站在母亲身旁，便在照片上题诗。诗的后半专写江冬秀道：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⑥

胡适信誓旦旦，表示要与冬秀同老畦亩，同偕到老。并且设想他们婚后的生活：

在杨林桥边盖房，辟园种菜，他教冬秀读书，冬秀为他具酒，夫妇耕读和乐，不必赵女鼓瑟，秦人击缶的音乐歌吹，也可使他的母亲高兴，延年益寿。这是胡适关于他们爱情生活的颇具浪漫情调的一曲畅想曲。于是，胡适一方面写信给冬秀，勉励她多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也找些别的理由，来自我宽解，以为旧婚约“名分”已定，“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他在《病中得冬秀书》诗中写道：

岂不爱自由?

此意无人晓：

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⑦

这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抒写出了他徘徊于西方自由与东方礼教之间的极其矛盾与无可奈何的心境。1914年11月，胡适与同居的法学助教卜葛特讨论“择偶之道”，卜氏认为找对象应以“智识平等”作标准。胡适则认为：

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⑧

这见解自然也有道理；而“犹可得之友朋”，却未免有些无可奈何了。但江冬秀只要有尺寸的进步，也真使胡适高兴。他接家书，中说“冬秀已不缠足”，便立即写信鼓励，希望她“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习”。⑨可惜江氏年已20，足骨早已裹得变了形，放得太晚，已无法改变小脚的模样了。这是旧习俗旧礼教的罪恶，江冬秀也是千百万妇女无辜的受害者之一。后来胡适一生抨击中国旧文化，对“小脚”尤其痛恶，攻击唯恐不力，大约与江冬秀直接受害的经历也不无关系罢。

胡适在结婚前，除了照片，从未见过江冬秀。1917年夏天回国，曾去江村，想见冬秀一面。由于旧家风俗作梗，冬秀躲在蚊帐里不肯见。胡适后来回想，说“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幸亏他善于体谅人，心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以强迫他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因此，胡适还写信劝慰冬秀，说自己决不介意，她也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并约定这年寒假回来结婚。⑩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2）</strong>

果然，胡适如期回家了。婚期定在12月30日，正逢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是胡适27岁(实足年龄为26岁)的生日。这天，胡家宾客如云，喜气盈门。胡适是个新人物，要改革旧婚礼，在乡间举行文明结婚，来看热闹的人也就非常多。大门两边，贴着胡适自己写的大红喜联，词云：

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其实新娘比新郎还大一岁，在当年更算是个老新娘了。故胡适的《新婚杂诗》五首之四又写道：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在爆竹声中，新郎新娘拜见母亲，对胡母行三鞠躬礼，代替叩头。这时，冯顺弟乐得合不拢嘴，眼看着佳儿佳媳双双站立堂前，10年的宿愿成了现实，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她如今只盼着抱孙子了。

婚后，胡适在家里住了不到一个月。1918年1月11日，曾与一班朋友去游上庄西面的上溪山口，凭吊明末遗民“采薇子”墓。胡适作了一首五言诗，云：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1月下旬，胡适留冬秀在家奉侍母亲，独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这年夏天，江冬秀也到了北京。冬天，胡适的母亲便去世了。胡适与江冬秀又匆匆赶回上庄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怀孕，胡母虽然未抱到孙子，但第二年3月，长孙便出世了。胡适给儿子取名“祖望”，即祖母望孙之意，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纪念和孝心。

胡适与江冬秀，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胡适不背弃旧婚约，其实内心也决非平静。近年来发现他婚后不久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便吐露了一点真情：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正因为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使胡适婚前十多年间，虽有挣扎，却终于不毁旧约；

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快乐欢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他的心境该是何等矛盾，何等凄苦!后来竟维持40多年，相伴相依，过了一辈子。其中甘苦，胡适既“不足为外人言”，外人见仁见智，谁又能猜得透呢。

然而，不论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毕竟没有背弃文化不高而又是小脚的江冬秀。他们的婚事，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当时传说陈独秀个人行为不检，他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竟在北京寻花问柳，且因争风在妓院抓伤某妓下体。这种事情适为旧派攻击的口实。而胡适却与陈氏成了鲜明对照，不仅言论态度较陈独秀温和，尤其不背旧婚约一事，更占了许多意外的便宜。因此，旧派人物，不论真道学假道学，都鄙薄陈独秀而恭维胡适之。即如蔡元培、高梦旦等一些正派文人，也多推崇胡适，而不满于陈独秀。陈氏也终因私行不检点遭人攻击而被迫离开北大；甚至被人造作谣言，用以反衬胡适的不背旧婚约。胡适在日记里曾记有这样一件事：

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

由这一件事，也可以窥见五四时期新旧思想和新旧伦理道德冲突的某些特点。当时的胡适正青年得志，名噪一时，是全国景仰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特别爱惜名誉的胡适，当此新旧思想和新旧道德冲突的时代，怎么会以自己的婚事去违忤社会舆论而损害自己已经获得的盛誉呢?

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本身便是一个矛盾。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养的胡适，于家庭之事“岂不爱自由”?他对这桩地道的旧婚事，对这位颇为粗俗的小脚太太，本来是内心十分矛盾，绝不心甘情愿的。但他生平颇能克制，善于掩饰和隐藏，即如上述致胡近仁的吐露真情的信，他也担心泄漏天机，一再叮嘱近仁：“阅此书后，乞拉烧之，亦望勿为外人道，切盼，切盼!”如果近仁果然将此信拉烧，亦不为外人道，则外人怎么能知道胡适内心的矛盾与凄苦、挣扎和呻吟呢?

然而，对母亲的孝心也罢，对冬秀的理解同情也罢，以及对自己名誉的爱惜也罢，都不是爱情。胡适作为西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已经认识到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曾经正确指出：“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正是在母亲所代表的旧礼教及传统习俗强迫之下的异性同居吗?为了母亲，胡适只能容忍迁就，情愿不自由；母亲去世后，便又难免挣扎和反抗。他写的惟一剧本《终身大事》，主旨便是反抗旧式包办婚姻，最后喊出：“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这是“五四”觉醒青年的呼声，也正是胡适自己隐痛难言的心声。在《别赋》一诗里，他情意绵绵地歌唱：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3）</strong>

我们蜜也似的相爱，心里很满足了。

一想到，一提及离别，我们便偎着脸哭了。

这般“情痴”情愫，与“情愿不自由”那种无爱的心境，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面对与江冬秀的无爱的婚姻，胡适只好在诗文中去追求那自己作主的“蜜也似的相爱”，抒写内心的苦闷与希求，倾诉心灵深处的哀怨与相思。然而“过屠门而大嚼”，毕竟难以消解无爱的苦痛。于是，在胡适感情饥渴的天地里，撞进来一位曹声女士。1923年夏秋之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当时已婚的曹声(名诚英)表妹正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他们同住旅舍，每日里不是泛舟西湖，便去游山赏桂，有时登南高峰看日出，有时赴海宁观钱塘江潮，或品藻诗文，或赏月下棋。胡适沉浸在热烈的恋情之中。三个月很快过去了，曹声要回女师去了，临别前的一个夜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不久，声与丈夫离了婚，胡适却因顾忌江冬秀及儿女、事业的牵系，不敢再追求这种“神仙生活”了，致令声独居终生，“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胡适也只好怀着无限的感伤与哀怨，吟唱“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罢了。

从此以后，胡适虽然仍有感情的丝丝牵系，却大致趋向平静，与江冬秀白首相依40年。在他们俩人40多个春秋的家庭生活中，甜酸苦辣，外人很少知道。但江冬秀自始至终是忠于她的博士丈夫的，因受胡适的感染与鼓励，她曾经努力学习文化，自修到可以读金庸小说，能写半通半不通的书信；管理家务也很有才能，很有魄力，是一位很能干的内助；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没有多少文化，更不懂学术为何物的江冬秀，竟也颇能信任并支持胡适选择的学术道路，对腐浊不堪的政界有相当明白的认识，并不希望胡适做官走上政治的路上去。然而冬秀的文化毕竟太低，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总难免这条鸿沟的隔膜。冬秀往往抓住胡适爱惜名誉这个弱点，“遇事不是乞怜，而是大吵大闹，逼得胡适不得不步步退却，迫使他与曹声断绝关系”。也因文化的关系限制，冬秀不信新医术，也欠缺现代医药知识，胡家有病人，非胡适在家“不能有新式的治疗”。教育孩子，冬秀也多采用乡间传统模式，“对儿子总是责备”，“总是骂他”，胡适曾多次劝导她，说：

以后我和你都得改变态度，都应该把儿子看作朋友。他们都大了，不是骂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这话对不对?

他们两人的不同态度，正是旧式传统的家庭教育与新式民主的家庭教育的根本差别所在，也反映出两人思想、文化以致生活方式上的难以弥合的差距。

这些都是后话。胡适终于没有背弃他的小脚夫人江冬秀，并且互敬互爱，即使表面佯装也罢，内心无爱也罢，毕竟是白首相依，终其一生。在江冬秀一面，也许是“幸运”的，然而在她“大吵大闹”之中却也透露出多多少少的不平与怨恨；

而对于胡适，则更是甜酸苦辣，充满矛盾、挣扎、容忍、迁就，以及满腹难言的隐痛与辛酸。这一对“五四”时代新旧思想文化和新旧道德冲突下的畸形婚配，究竟应如何评价，笔者在此如何能够简单作答呢?

①江冬秀，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农历十一月初八日生。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人。据石原皋《闲话胡适》中说：“江村是旌德县的巨族，为全县之霸，她也是名门女儿。父名世贤，早逝。母吕氏，名贤英，亦系出名门，是旌德庙首吕探花的后裔。吕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吕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原来有亲戚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一版，第45页)婚后生有二男一女。长子祖望，现在美国；次子思杜，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自杀，1980年平反；女素斐，早殇。1949年胡适逃亡美国后，江冬秀随后于1950年6月到纽约。1961年10月回到台湾省。1975年8月22日去世。终年86岁。与胡适合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②《藏晖室札记》卷九“五八第九号家书”(1915年5月19日)云：

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年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647～648页)

可见第三号家书中必流露有不满意情绪，才引起胡母的疑虑，以致胡适又要在九号家书中加以解释。第三号家书不见于《藏晖室札记》。

③《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八读致韦女士旧函”(1917年5月4日)云：“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4）</strong>

《藏晖室札记》中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会面情形多处，摘引数则，以见其亲密谐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记“答陈衡哲女士”一则，云：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上海亚东版，第1037～1038页)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又“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上海亚东版，第1045～1046页。

)

1917年4月11日，追记与陈衡哲初次见面情形：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5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40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上海亚东版，第1125页。)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第26期上，有一“文坛画虎录”专栏，发表“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中说：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⑤《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⑥《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选”

栏，题为“出门一首”。

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⑦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娶了一位小脚夫人（5）</strong>

⑧《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⑨《藏晖室札记》卷五“三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

⑩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201页。

《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

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

此诗初录入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

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

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

同注⑩。

《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

《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

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声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声(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

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

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声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

《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选》。

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

正文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1）</strong>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最长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直至今天仍值得人们去研究。我们不准备在这一节里做关于孔子的专论，只想指出，长期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几经加工改造，被专制统治阶级用作麻痹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孔丘也被统治者们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成了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偶像。民元革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仍都抬出孔丘来做招牌，提倡“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陈独秀语)。1916年，康有为公然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因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不得不对孔子和儒家学说进行重新评估，“打孔家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内容。新文化的先驱者们“打孔家店”，并“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他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宗法专制，维护民主共和，打破以孔孟儒家之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与蔽锢，解放人们的思想，是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危机和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与评估，表现的是对孔教和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科学理性精神。因而反孔与尊孔成了新旧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

易白沙一马当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指出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原只是“九家之一”，到汉武帝时才定于一尊，后来又为历代君王所利用，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其原因即在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②陈独秀也连续推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轰孔教与孔学。陈氏着重阐述的，是“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并且指出：

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③

此外，还有吴虞、李大钊、鲁迅等许多人，也相继投入战斗，抨击宗法礼教和孔孟之道，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大总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斗争的激励，便也一反少年时代的尊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胡适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当年的中国，帝制颠覆不久，所谓“三纲五常”一套宗法伦理道德，仍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贞节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处可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颁布的《褒扬条例》中，明文规定表彰“节烈”的条款。民国治下，寡妇守节，烈女殉夫的怪事，屡见不鲜。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一文，④即披露了报纸上宣扬的两起这样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华新报》登的《会葬唐烈妇记》。文章说唐烈妇在丈夫死后，自杀过九次，经过“灰水，钱卤，投河，雉经(按，即上吊)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妇。更奇怪的是，那文章还写到一个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寻死觅活，绝食七日，被家人劝着吃了稀粥，但还表示要服丧守节三年，然后再自杀，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还说，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范严，俞氏女找不到自杀机会，“可奈何?”为了维持风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妇的阴魂显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胡适叙说到此，严厉斥责说：“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

另一起是上海报载的“陈烈女殉夫”的事。说家住上海的陈宛珍，年17，许配给王菁士，尚未过门，连未婚夫的面也没见过。王病死后三时，陈氏女便也服毒自尽，做了烈女。这已经很愚昧了，而过了两天，上海县知事竟给江苏省长送一个“呈文”，请予褒扬。此种妙文，今日的青年万难见到的了，故节略奇文，以供赏析：

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

这与前清封建时代完全一模一样，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条例”规定，奖励少女少妇自杀。用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远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

对“节烈”的攻击，可算是抓住本质，冲击了要害。胡适还写有《美国的妇人》、《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几篇文章，⑤也批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谬论及“良妻贤母”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在当时都颇有影响。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2）</strong>

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个男孩。胡适做了父亲，喜不自胜，为儿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适对逝世不久的母亲的一片孝心与纪念。到了7月，却又以“我的儿子”为题，写了一首白话诗，抨击“孝道”；登在《每周评论》上，诗末写着他对儿子的教训道：

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⑥

诗一登出，有位叫汪长禄的看了很不高兴，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因此写信责问胡适，为什么“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便写了《再论“我的儿子”》，答复汪长禄，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遗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⑦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这里有一点有趣的联系，与胡适这几篇文章大致同时，鲁迅也发表了著名论文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且论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试看下表：

如果我们再细细读一读他们两人的这几篇文章，就不难看出，他们当时攻击的目标完全一致，论文的见解相近，发表的时间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配合。因此也有力地证明，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论敌，进行过共同的战斗。⑧

胡适对孔丘，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当时四川省有一位反孔的知名人物吴虞，非孝非孔，文章尖锐泼辣，很有火力。他自己编成《爱智庐文录》二卷，带到北京来，请胡适作序。⑨胡适欣然允诺，在序言中，对吴氏反孔的精神和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打扫“孔渣孔滓尘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并且尖锐抨击孔丘，指出：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⑩胡适已经明确认识到，孔丘和他的儒家教条，正是几千年来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的“招牌”；因此，要从根本上扫除吃人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就必须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这种决断的态度，不容商量的气概，正表现出了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战斗精神。

这篇《吴虞文录序》，是胡适的重要反孔文字。在文末，胡适还热情地赞誉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推崇备至，无以复加。而据现在所见的材料，胡适这篇文章，大约是在文字中提出“打孔家店”口号的最早纪录。胡适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打孔家店”呢?吴虞曾经作过说明：

我的文录……本一无系统之作，来京时友人为录成一册。胡适之先生为撰序，介绍付印。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未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

他说的确是实情。胡适爱读小说，原是从读开始的。1920年7月，他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水浒传考证》。第二年又作了《水浒传各本回目对照表》，并着手写《水浒传后考》。他对里那些毛家庄、蒋家店，什么“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时迁火烧祝家店”，自然都烂熟于心了。恰巧这时吴虞带着文集来请胡适作序。胡氏妙手偶得，造出“打孔家店”的妙语，正好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精神。以致十多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致广东当局的“佳电”中，对胡适“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罪责”，仍汹汹詈骂，大张挞伐呢!

①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后收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三版注）

②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连载于《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出版)及第2卷第1号(同年9月1日出版)。

③陈独秀的这几篇文章，分别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3号、4号及第3卷第6号。另有《袁世凯复活》及《再论孔教问题》二文，也是批判孔教的，载《新青年》第2卷第4号和第5号。此处引文见《复辟与尊孔》一文。

④《贞操问题》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下面所引北京、上海报载的烈妇烈女事均见胡适此文。

⑤《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论贞操问题》，载《新青年》第6卷第4号；《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系书信，当时未发表。后来三篇一并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三版注）

⑥《我的儿子》一诗，原载《每周评论》第33号，“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打孔家店（3）</strong>

一句，原作“这是我所期望于你”；后收入《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全诗删。

⑦《汪长禄致适之先生》及胡适的《再论“我的儿子”》，均载《每周评论》第3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改题《“我的儿子”》，中收“汪长禄先生来信”和“我答汪先生的信”。⑧近年有人认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批判“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的‘顺应社会’的谬论”，并且“明确地与胡适划清了界限”。(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所载《鲁迅与进化论》。)这种说法似乎不切合鲁迅文章及当时鲁迅与胡适关系的实际情形。不仅鲁迅此文所攻击的对象，正面主张父母于子女无恩，只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多与胡适文章相近或相同；即所引的材料，如孔融的话，易卜生《群鬼》剧中阿尔文的话，等等，也都相同。自然，我们读鲁迅的文章，感到他博大的襟怀，非胡适所能及；但胡适的文章发表在先，对同在《新青年》团体的鲁迅也大概不无影响罢。见到鲁迅文章中一个“实用主义”(分明说的是“数年前”的)，就贸然肯定是批判胡适，而且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似乎根据太不够了。

⑨据《胡适的日记》，1921年5月23日：“又陵来谈，他把他的《爱智庐文录》二卷的抄本给我看，要我做序。他是近年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人，《文录》中这一类的文章最多。我允为作一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63页。

⑩见《吴虞文录序》，原载1921年6月21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吴虞的文集，原抄录本称《爱智庐文录》，1921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仿《胡适文存》例，改题《吴虞文录》，有胡适之序。

见1924年5月2日《晨报副镌》第95号所载《吴虞先生的来信》。

何键的“佳电”，是1935年2月9日致广东当局的电报。原载同年2月14日香港《循环日报》；《独立评论》第149号所刊胡适的《杂碎录》转载。实在是一篇尊孔卫道的妙文，特录其全文如下：

顷读余子敬诸先生《孔子教化与最近二十年的关系之窥测》一文，深切严明，狂澜砥柱，敬佩曷既!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数千年来，礼教人伦，诗书典则，赖以不坠，教化所被，如日月丽天，无远弗届，有识同钦。虽后儒穿凿附会，学昧本源，究无损于大道之光明。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始扫地荡尽。

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据闻胡氏生平言论矛盾，教他人以废弃文言，而其子弟，仍然读经。如果属实，则居心更不堪问。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无任祷企。何键叩，佳印。

正文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1）</strong>

打孔家店，倡新文化，在当时有《新青年》团体结成阵线，因而声势不凡，影响及于全国。而要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站住脚根，却全靠每个人的学问本事。

胡适1917年到北京大学，9月开学后，即教授“中国哲学史”及“英国文学”等几门功课，开始自编“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一位陈姓的老先生。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很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这就是当年教授讲课的风气。

现在，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要在北大教课，而且教中国哲学史这样的重头课，能行吗?学生们有些怀疑，守旧的学生说“胡适胆大脸厚”；教师中间就更不待讲，有的干脆等着看胡适的笑话。

果然，讲义一发下来，名称是“中国哲学史大纲”，那位陈老先生看了，便笑不可抑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其实这位陈老先生倒是真的不通，哲学史是史，怎么会是“哲学的大纲”呢?①胡适开始讲课了。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记述道：

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②

不以为然的学生，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胡适居然大胆，想绞断中国哲学史，简直是“思想造反”!他们想，赶走他罢，但又拿不定把握。于是，去找当时在同学中颇有声望的傅斯年，请他来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傅斯年来听了几次，听出了一点门道，就对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③

傅君几句话，果然保护胡适过了关。

那么，胡适教中国哲学史，走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他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开拓性的新路。原来教这门课的教授们，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哲学史家的范围。从三皇五帝讲起，大量的经典注疏，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资料，漫无际涯，使学生如堕五里雾中，看不清道路，摸不着头绪。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最近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

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④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⑤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⑦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2）</strong>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决非溢美之辞。而蔡氏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无疑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⑧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自然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本书全用白话”，并采用新式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即新式标点符号。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创举。⑨当时又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文，不能读古书的人，故要借白话以藏拙。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1918年12月3日，北大学生成立“新潮社”，便约请胡适为顾问。第二年1月，即刊出《新潮》杂志，成为《新青年》的一个得力助手。新潮社的主干，便是前面提到的傅斯年。

他原来也是“黄门侍郎”，即是守旧的国故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得意门生。胡适也承认他学问根柢不错。后来傅氏倾向于新思潮，到1919年，便完全转变到新文化阵营一边来了。当时陈独秀还有些怀疑，曾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不是“细作”，而且正说明新文化及倡导者们的思想、学问、文章，对有志青年的巨大吸引力，且为新文化营垒增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⑩傅斯年从那时起，便投效胡适门下。1920年初，便因胡适之力，官费出洋，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傅斯年到英国后，曾给胡适写信，中说：

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感极，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这样的直言规谏，也可以见出他们师生相契，真成了莫逆的朋友。

后来，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一班人，在政治见解与学术思想上都追踪胡氏，亦步亦趋，是所谓“胡适派系”的中坚；又终于都在大陆解放前夕，逃亡海外，埋骨在台湾孤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然而是后话了。

①参看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1版，第200页。

②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36页。

③见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4月版，第95～96页。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充满感情地说道：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④同注①第215页。

⑤1978年以来，笔者曾经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谈到胡适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肯定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本著作，筚路蓝缕，与《白话文学史》同样具有开创的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又同样难免幼稚之处，并且同样是未完待续的“半部书”。

近年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其中评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出版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暑假后开学，他就担任了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时印发讲义，到1919年2月，就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这部书前面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中略)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第213～214页)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教“中国哲学史”（3）</strong>

冯先生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如此批评，使笔者得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冯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许多精辟的分析与评论，读者可参看《三松堂自序》第213～217页。

⑥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版，卷首。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187～189页。

⑦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作于1919年3月18日，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3月18日及4月1日《公言报》；《新潮》杂志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出版。现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此处引文见第271页。

⑧同注①第215～216页。

⑨胡适之前，有梁启超先生用“新文体”写作政论和学术文章，但那只是浅近文言，或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改良体。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才是正式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18年7月15日，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凡例”，共四条。第三条说“本书全用白话，但引用古书，还用原文”。第四条是“本书所用的句读符号和他种文字符号，列表如下”。共列符号12种，并有说明及例句，基本上与今日所用的标点符号无大的差别了。

⑩参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八每周评论(上)”。

《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106页。

正文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strong>

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④他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⑤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毛泽东。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

《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

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strong>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2）</strong>

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

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

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

①胡适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②(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EdgarSnoarOvera”

)，董乐山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③同注②，第130页。

④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页。编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收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三版注）

⑤同注①。

⑥《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出版。

⑦同注①。

⑧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滇桂等省的军阀，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但“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能起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当时的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南方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亦有勾结，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19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⑨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⑩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正文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1）</strong>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⑦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2）</strong>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①陈独秀的，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②《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③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⑤《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⑥《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⑦《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⑧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

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

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

⑨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⑩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3）</strong>

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67、74页。

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SnoarOvera”)，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

正文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1）</strong>

“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

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①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

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

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

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

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

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⑧

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2）</strong>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Doll’s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⑩

胡适要求作家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现状”，“肯说老实话”，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强调一个“真实”，这正是写实主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他一一介绍易卜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剧，认为这才是“真文学”。只有这样的真文学，像易卜生那样“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才能“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正因为如此，这种“真文学”表面上看去，像是消极的，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健康的，积极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破坏的吗?

这年9月，《新青年》又讨论戏剧改良问题，胡适写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其中也曾着重从写实主义的角度，来鼓吹“悲剧观念”，抨击旧文学中那种粉饰现实的说谎文学，特别反对旧戏曲旧小说中的“团圆迷信”。他指出：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说谎的文学”，与鲁迅所指出的“瞒和骗的文学”何其相似，精神也完全一致，而对旧文学弊病的揭露又是何等中肯，何等深刻!胡适认为，这种团圆快乐的说谎文学，至多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却不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起人们根本上的思量反省。只有悲剧的作品，像那样，真实地写出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悲剧，“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对于“老老实实的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对于高鹗续书“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四”文学革命期间，胡适所提倡的“活的文学”——工具用白话文，“真的文学”——创作方法采用写实主义，再加上周作人所倡“人的文学”——内容上以人道主义为本，这三个口号，便基本上概括了“五四”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我国的新文学，便正是在这三个口号为代表的新思潮、新观念指导和影响之下，孕育，发生，发展，壮大，从而开创了一个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

①《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2～23页。

②李贽(1527—1602)，号卓吾，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省)人，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大胆抨击封建传统教条与假道学，终被统治者迫害入狱而死。在文学方面，倡“童心说”，反对剽窃摹拟，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曾评点(有人疑为后人伪托)、、《幽闺记》、《浣纱记》等。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公安三袁，而以宏道享名最盛。他一生力排前后七子的复古摹拟文风，强调抒写“性灵”。其思想受李贽的影响，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曾把《离骚》、、《西厢》、《水浒》及李贽的《焚书》并列。在《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中又说：“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把摆在“六经”和正史之上了。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文学评点批评家。清顺治十八年，因哭庙案被杀。他曾以《离骚》、《南华经》()、《史记》、杜工部诗、《水浒》、为世间六才子书(《辛丑记闻》)，并对第五才子书和第六才子书作了批点和删改。他批改大约成于崇祯末年，正当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大破明王朝官军，明王朝风雨飘摇，即将倾覆的历史时刻，金氏却把71回以后全部删去，并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为结束。批语在艺术上颇有卓到见解，但也表现出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3）</strong>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2～193页。

④同注①，第21页。

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三“二三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1916年7月6日追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939～944页；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二)，《胡适文存》卷一，第73～77页。

⑥陈独秀所说的“十八妖魔”，“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的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是也”(见《文学革命论》)。

⑦钱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适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⑧《建设的文学革命》，见《胡适文存》卷一，第71～72页。

⑨同注⑧，第88～89页。

⑩《胡适文存》卷四，第14～15页。

《胡适文存》卷一，第207～208页。

参看鲁迅的《论睁了眼看》。此文作于1925年7月，原载《语丝》周刊第38期，同年8月3日出版，后收入论文集。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237～242页。

参看《红楼梦考证》，《胡适文存》卷三，第231～245页。

关于胡适对的评价，他自己晚年说过一些出出进进的话，贬低甚至否定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见《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载台北《作品》第2卷第2期，1961年2月1日出版)；他人更难免见仁见智，而前些年多数倾向于否定胡适的见解。这问题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我们留在下一章里再专门讨论。

“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所作《人的文学》一文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载《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出版)胡适前此也宣传过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但“人的文学”口号则是周作人提出的。

正文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1）</strong>

胡适与文学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导者一样，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新文学，而且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努力做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作过广泛的大胆试验，而最先尝试的是白话诗。

当《新青年》最先号召文学革命的时候，它所载的文章却全是文言的。陈独秀、李大钊的议论文字，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刘半农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虽然较为通俗，但也还都是文言。只有胡适的翻译小说和诗是白话，是《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白话文字。①

胡适尝试做白话诗，还是在美国留学，与朋友们争论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次，他提出“诗国革命”的要点，说是“要须作诗如作文”。保守的梅光迪听了，大不以为然。又有一次，胡适批评任叔永的诗，说他用的“言”字和“载”字，都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任很不服气，梅也出来打抱不平，反对胡适用白话做诗的主张。于是，胡适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做一首白话的游戏诗回答他们。这诗有一千多字，我们且录中间的几句，见识见识：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②这是胡适第一次试验用白话做的韵文，实在不能算作“诗”!故任叔永说他的试验“乃完全失败”；梅光迪则大加讥笑，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两人的批评诚然有理，胡适自己也承认这只不过是“打油诗”，“游戏”而已。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即胡适尝试用白话作诗的勇气。

他们的嘲笑和反对，又更加促使胡适决心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堡垒。

但是，谈何容易!要征服诗的堡垒，用白话作诗，比小说戏曲不知要难多少倍!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旧诗在古典文学领域是最有光彩的一个部门，有过许多诗的黄金时代，有无数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经过长期的流传和锻炼，已经越来越严格烦琐，成了束缚创造的枷锁镣铐；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却又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我国的小说、戏曲等一些部门，曾经产生过许多白话作品，虽然被视为“小道”“旁门”，但有的流传很广，声誉甚高；而诗歌领域，不仅白话诗作极少，即有诗人偶尔做几首白话诗，成就也远逊于文言诗。

正因为如此，旧诗虽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诗国的领地却仍然似乎神圣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旧诗的堡垒面前望而却步。要征服它，谈何容易!

可胡适的决心也很大。从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诗词，决心试验作白话诗。而且，诗还没有写，将来出白话诗集的名字也预先取好了。那天，胡适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读到卷三的最末一首诗，是咏能仁寺石象的，诗云：

江阁欲开千尺象，云龛先定此规模。

斜阳徙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③

放翁这首诗，大约别有所指。但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说法。他要反陆游诗而用之，认定“自古成功在尝试”。因此，便借放翁这诗的“尝试”两个字，把自己将来的白话诗集预先定名叫“尝试集”；还写了一首诗咏他的“尝试主义”，题目就叫《尝试篇》。诗前有小序，中说：

天下决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败的事。

古来说大话的人尽多。放翁自己也曾夜夜“梦中夺得松亭关”，日日高谈“会与君王扫燕赵”。究竟他真有这种本领没有，若没有尝试，谁能知道呢?还不是一些纸上的大话吗?

我因为不承认放翁这句话，故用“尝试”两字做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又作这诗，表示我的态度。④

《尝试篇》，完全是说理的，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的文学观，虽属白话，却没有什么诗味可言：但“自古成功在尝试”，“愿大家都来尝试”，这种尝试的精神，他的决心和勇气，却是很不错的。

尝试白话诗，胡适也尝到不少甘苦。他起初只是单身匹马，没有同志，难免有一种孤单寂寞之感。有一天，他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口，吃完自己做的午餐，正向窗外眺望。远处，赫贞江静静流淌；近处是一大片蓁莽丛林，点缀着几簇野花。忽然，他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头翩翩飞来；过了一会，一只蝴蝶飞下去不见了，另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悄悄飞下去，找他的同伴去了。胡适不觉神与物游，触动自己寂寞的心境，便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叫做《窗上有所见口占》。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⑤

这便是胡适当年孤单寂寞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初作白话诗时，不仅没有同志，还遭到留美朋友们的反对和嘲笑。经过几番笔战，胡适觉得空道理说服不了别人，于是专心“实地试验”，意欲用作品来证明以白话作诗的主张。他作了《黄蝴蝶》、《尝试》、《他》、《赠经农》等几首诗以后，居然也得到朱经农、任叔永、杨杏佛等反对派的称许。朱经农不但不再反对白话诗，自己也作起白话诗来了，且欲再挂“白话”招牌。他寄给胡适一首白话诗，其中云：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2）</strong>

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

…………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

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⑥经农的诗虽然也无什么诗味，中段还有很坏的诗句，但胡适见了却十分高兴，总算减少了反对势力，争得一个同志，故答诗有云：“寄来白话诗很好，读了欢喜不得了”。然而毕竟同志太少，白话诗作的水准也不高。直到1918至1919年间，尝试作新诗的人才渐渐多起来。胡适自然很高兴。他说：“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⑦钱玄同也为胡适尚未问世的《尝试集》先作了一篇序。⑧胡适不仅多有同志，也有了知音。他也就不再感到孤单寂寞了，白话新诗也越做越有劲，越做越像个样子了。

尝试了整整三年，胡适的白话诗居然有了好几十首，诗稿积了厚厚的一叠。1919年8月，他编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翻开《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虽然是白话做的，却多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仍未摆脱五、七言诗及小令的句调格律的束缚，遗留着旧体诗词的明显瘢痕。所以胡适自己也多次以脚喻诗，说道：

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⑨

《尝试集》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诗体的解放”。但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要摆脱旧形式的束缚，道路毕竟艰难，出一些“放脚鞋样”的改良体诗，也就难免了。在新诗创造的初期，胡适能够这样“一年放大一年”，坚持做白话新诗，奋斗的精神和意志都是可贵的，并起到了为新诗开路架桥的作用。从《尝试集》的第二编起，便逐步摆脱旧诗词曲的气味和声调，也写出了一些真正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如《老鸦》一首：

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无论思想和艺术，这首诗都是够标准的白话新诗了。以后的许多诗，如《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及第三编的《一笑》、《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双十节的鬼歌》等篇，便越做越自由，越自然了；内容上也多抒写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呈现出与旧诗截然两途的一派崭新气象。

《尝试集》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当时寂寞的中国诗坛上影响很大。仿效“胡适之体”作诗的人很不少。仅过半年，《尝试集》便再版了；两年之中销了一万本，在那时可算是破纪录的了。1922年10月，又出“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基本上成了《尝试集》的定本。

众手增删《尝试集》，不失为五四时代诗坛的一段佳话。胡适自记道：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也保留了。有时候，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例如一首，康白情写信来，说此诗很好，平伯也说他可存；

但我对于此诗，始终不满意，故再版时删去了两句，三版时竟全删了。⑩

帮助胡适删诗的人，仅这里提到的就有六人。他们朋友师生之间，并非一味庸俗捧场，而是直陈所见，讨论争辩，关系倒是相当诚恳亲密哩。

胡适尝试白话诗，原是为着提倡白话诗，作“诗界革命”。因此，尝试了一段，他便总结自己尝试创作的甘苦，写了《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等专文，从理论上探讨白话新诗创造的路子和经验。据朱自清先生说，胡适关于新诗的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做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朱先生的话，也大体上客观反映了胡适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初期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胡适一生写过不少诗。但他的思想性格毕竟偏重于理智，缺乏诗人素质，诗的成就并不高。他的《尝试集》，以“诗体解放”为主要的追求目标，眼光过多地拘囿在文字形式方面，从中虽然可以看到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的努力，不少白话诗也写得自由活泼，流利清新，时有韵致；但诗的境界大多不高，格局比较狭小，缺乏真挚热烈的感情，缺少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今天来翻翻《尝试集》，大约多半是为着一点历史的兴趣而已。它作为我国的第一本白话新诗集，在新诗发展程途中的历史价值，看来高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和艺术的价值，这样评价或许比较客观公允罢。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最先“尝试”白话新诗（3）</strong>

①胡适最早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是翻译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载第2卷第1号。这篇作品是用白话翻译的，也是《新青年》上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字。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

②《答梅觐庄一白话诗》，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四，第965～974页，全诗共五节，一四三句，后来作者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引录了52句，此处所引诗句为该诗第二节前几行。

③陆游这首诗，题为“能仁院前有石象丈余，盖作大象时样也”。南宋乾道九年(1173)夏作于嘉州。时陆游正“知嘉州事”(即任嘉州的行政长官)。州辖乐山县境的能仁寺，有丈余的石象，陆游认为是准备作乐山大佛之前作的“样”。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嘉定府：大象阁，在凌云寺，唐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江、沫水、水三江之合，悍流怒浪之滨，凿山为弥勒大象，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层阁以覆之。至韦皋时，积十九年而工始备。皋有《大象记》。”陆游同时也作有《谒凌云大象》一诗，见《剑南诗稿》卷四。

④《尝试篇》初见于《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二六尝试歌”(1916年9月3日)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1019～1020页。后收入《尝试集》初版，序与诗文字有较大改动；1922年10月，出增订4版时，经作者修改，删序，移在卷首作为“代序二”。

此处所引乃该序的后半。其中可见胡适一开始就缺乏诗人的素质，他竟把诗的兴寄和想象、夸张等抒写技法，与说大话、空话混为一谈。大约后来也颇悔失言，便将序全删了。

⑤此诗写于1916年8月23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第1007页；后改题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尝试集》，改题，是《尝试集》中现存最早的白话诗。

⑥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三八答经农”，第1032～1033页。

⑦见《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

后收入《尝试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订4版删。

⑧钱玄同《尝试集序》，作于1918年1月10日，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收入两年后才出版的《尝试集》初版，增订4版删。

⑨《尝试集四版自序》，载1922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增订4版卷首。

⑩同注⑨。

朱自清先生自己便是早期的新诗人，文学研究会成员。他说的这番话，见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首，他所写的《导言》。其中，对胡适评价颇高。

正文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1）</strong>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①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胡适认为：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

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他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当时胡适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③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④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千篇一律的滥调文字。有志于改革的文学青年，对这些东西早已厌恶了。读到胡适翻译的这本《短篇小说》，自然觉得格外清新，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人们，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榜样。因此，不胫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等一些名篇，还被选入中学的国文课本，广为流传，数十年而不衰；甚至对某些文学青年一生的思想与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⑤。

胡适提倡短篇小说的热心，促使他做过一次关于短篇小说的专门讲演。那是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小说科，开第四次会议。到会的有周作人、胡适两个教员，傅斯年、俞平伯等四个学生。

胡适面对这五位师生，大讲短篇小说，从下午四点直讲到五点半；周作人也不时插进来讨论几句。这篇演讲，便是后来改写成的《论短篇小说》。⑥现在看来，胡适讲的道理都很肤浅，并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但在那时，中国的文人，连什么是短篇小说，大多数还不甚明白。报纸杂志上，往往把笔记杂纂，篇幅不长的，统统叫做“短篇小说”。在那样的时代，《论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启蒙读本，却还是胜任的。且看他给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罢：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在阐述这个界说时，胡适又说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是一人生活、一国历史、一个社会变迁的“横截面”。这说法不一定很确切，却庶几近之了。

《论短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是讲“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从先秦诸子的寓言讲起，直讲到明清的和。除了拉扯一些韵文来牵强凑合的缺点之外，大体上讲得是不错的，可算是最早用近代新观念和新方法，来勾勒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历史轮廓的一次尝试。其中对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也间有精采；即便是用作品来阐释定义，印证界说，对于当时新小说的一般创作者和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的。

胡适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篇白话小说，叫做《一个问题》。⑦写的是留学回国的哲学家小山，逛北京中央公园，碰到分别多年的老同学朱子平，竟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很有豪气的朱子平，如今已是拖儿带女，境况十分潦倒。他见了小山，就说要请教“一个问题”，并叙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辛亥革命把他家在汉口的店业“光复掉了”，为了生计，只好外出谋事，到北京陈老先生家里做家庭教师。陈先生为他作媒，娶了亲，内人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教书。新婚第一年，生活得很有乐趣。可是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困难，雇不起奶妈，第二个孩子夭折了。后来，子平丢了一处差事，收入减少；内人也失了业，处境更加艰难。子平只好晚上赶做小说，赚几个外快钱。他一天忙到头，就是为了自己、老婆和小孩子要吃饭。有一天，他在路上自思自想：“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从此天天想这一个问题，向小山请教的也是这一个问题。最后朱子平说：

“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

这便是小说中主人公朱子平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想说明的“一个问题”。但作品内容比较浅薄，手法也平庸，只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这一个人生哲学问题的图解。而且平铺直叙了半生经历，与他自己为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竟是颇相径庭了。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翻译有功，创作无力（2）</strong>

胡适自己常慨叹说，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在短篇小说方面尤其是这样。

①胡适译《短篇小说》第1集《译者自序》，载该书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出版。

②《论译书寄陈独秀》，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二，第845页。（三版注）

③据的《译者前记》，这一篇译于“民国元年九月”；但《藏晖室札记》卷九“五九译都德小说”(1915年5月19日)记云：

法文豪都德(Daudet)著书甚富，为近代文学巨子之一，其著短篇小说尤动人。余前年译其“LaDerni�鑢eClasse”，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去年8月，……译其“LeS�鑙gedeBerlin”(《柏林之围》)，登第4号《甲寅》。

据此，应该是译于1913年，时间相差一年，志以存疑。

④《短篇小说》第1集，1919年10月初版，收胡适自1912至1919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10篇，计法国都德2篇，莫泊桑3篇，英国吉百龄，俄国泰来夏甫、契诃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各1篇。卷末附译者所作《论短篇小说》。1920年再版，增入苏联高尔基小说1篇。

⑤关于胡适译作对文学青年的影响，可以举最近作家中杰英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中杰英在《杂感与漫想》一文中，谈到鲁迅作品对自己的影响，也连带谈到胡适的散文和译文，他说：

不止鲁迅的作品，就便是胡适的优美散文，对学生大概也不无益处。至于课文中文天祥的《正气歌》、古代诗词、历史故事《史可法》、《阎典史》、《张巡与许远》以及《柏林之围》、、《流星》和《卖火柴的女孩》等，则竟强烈而顽固地影响了我一生的思想与信念。(见北京《鲁迅研究》1984年第3期)

其中《柏林之围》、，最初的译者便是胡适。中杰英的经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胡适的散文和译文对于青年的影响。

⑥胡适的这次讲演，由傅斯年记出，题为《论短篇小说》，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至27日，约三千字，甚粗略。经作者修改，扩充近一倍，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

⑦载《每周评论》第32号，1919年7月2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正文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1）</strong>

对于戏剧，胡适也热心改良。他少年时代，爱看徽戏，还和儿时的朋友，在田里扮演“三国”、“水浒”之类的旧戏。但到五四时代，他和文学革命的许多朋友一样，对中国旧戏也很反感了。

1918年10月，胡适轮着编辑的《新青年》第5卷4号出版，提出戏剧改良问题，集中发表了一组关于戏剧改良的文章。计有：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附录一)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附录二)

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宋春舫：《近世名戏百种目》这一期的《新青年》便俨然成了“戏剧改良专号”。

胡适的论文，猛烈地攻击了中国旧戏的“团圆迷信”，提倡“悲剧观念”，前面已经说过。对旧戏的形式方面，胡适也有激烈的批评；他特别反对旧戏的“连台本”和表演的程式化，说：

我们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这些经济方法。如全本至少须有四五十点钟方可演完，全本须用七八十点钟方可演完。有人说，这种戏从来不唱全本的；我请问，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那种连台10本，20本，30本的“新戏”，更不用说了。这是时间的不经济。……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筋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①胡适的批评，确有中旧戏肯綮的地方。他认为，要改良中国的戏剧，应该虚心去研究西洋的戏剧，学习西洋的戏剧，“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只有“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②

胡适对西洋的文学，西洋的戏剧，确曾做过一番研究，觉得它们足够做我们中国文学和戏剧的模范。1918年4月，他在一篇文章里曾说到：

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③

果然，这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便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位西方大文学家，戏剧大师易卜生，出了个“易卜生专号”。那阵势是颇为雄壮的：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三个剧本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④这样勇壮的阵势，也是对中国旧戏的一次严重攻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篇重要文章，大量介绍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今译《玩偶之家》)、《罗斯马庄》(《社会栋梁》)、《雁》(《野鸭》)、《博克曼》、《国民公敌》、《海上夫人》、《群鬼》等等；并且给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着重宣传了所谓“易卜生主义”，即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后来，胡适把它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

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⑤

胡适如此推崇易卜生的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对于当时反对宗法专制主义传统势力的束缚，是有积极意义和冲击力量的；而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则又有非常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易卜生的戏剧，有许多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创作方面，有些剧作家，不仅把易卜生剧中的思想搬过来，甚至连戏剧冲突的组合，故事叙说的形式等等，也都一起摹仿了。胡适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便是仿效易卜生的最早和最突出的例子。

《终身大事》作于1919年，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有一天，几位美国留学的朋友来找胡适，说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要开一个宴会，中国的会员想在那天晚上演一出短戏，请胡适编一个英文剧本。他一天之内便写成了这个独幕剧。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⑥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

剧本明显地汲取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思想和手法。剧中女主角田亚梅，简直就是一个中国的娜拉。她与陈先生曾经同在东洋留学，是多年的朋友，正热烈地自由恋爱。田女士的母亲也见过陈先生，知道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但她还不放心，便向观音菩萨求“神签”，请张瞎子算八字，菩萨和瞎子都说这门亲事对不得。田女士的父亲，倒也不相信泥菩萨与瞎算命，对陈先生也很喜欢，却又谨遵祖宗定下的祠规，相信族谱，说二千五百年前田陈是一姓，不能通婚。田女士勇敢地冲破这些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的阻挠，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离开家庭，坐陈先生的汽车走了。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造一个中国的“娜拉”（2）</strong>

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

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⑦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

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①《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一，第210～211页。

②同注①，第206页。

③《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第94～95页。

④《新青年》“易卜生号”是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第6号。《娜拉》全译载第一至三幕；《国民之敌》、《小爱友夫》均只译载一幕，后在第5卷续登完。

⑤《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634页。

⑥《终身大事》，英文题作“testEventinLife”。随后译为中文，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其创作和翻译过程，可参看该剧本的“序”和“跋”。

⑦同注①，第213～214页。

正文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1）</strong>

五四时代的胡适，翩翩年少，自然也能理解青年人，爱护青年人。他与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一群学生，关系亲密，自不待说。对于一些素不相识的无名青年，他也时加爱护、鼓励和帮助。

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了一篇传。传主李超，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厚。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辗转来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旧家庭和传统势力的迫害，后来竟完全断绝她的学费用度，“一钱不寄”，更使她忧愤与贫病交加。这年8月间，20刚露头的这个青年女子，终于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惨的。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个破庙里，家里也不来过问。后事都亏她的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整理李超的遗物时，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经过分类编记，送到了胡适手里。

胡适并不认识李超，大约也从未见过面。但他读了这些信稿以后，对这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觉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因此，胡适说：

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于是，胡适以当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人的地位，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传了。①他凭着李超生前的往来信稿作素材，平实铺陈点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分明表现出来。写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写信劝她排解心事，说了一句极伤心的趣话：“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则有钱而不得用。”胡适大为不平，并借此评论与质问道：

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

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2）</strong>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年诗人们“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

果然，《蕙的风》出版后不久，东南大学便有一位少先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篇文章，攻击其中的爱情诗“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一样的罪名；遭到别人批驳以后，他又发表《悲哀的青年》一文进行答辩，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什么“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泪已盈眶了”。

对于这位“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驳斥。⑨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他指斥胡梦华一类的“道德家”说：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⑩鲁迅还鼓励汪静之，不必顾道德家们的议论，“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

围绕着“湖畔”诗人的成长，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老带新”、“老帮青”

的一段佳话，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爱护青年，奖掖后进的优良传统。

<strong>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3）</strong>

①《李超传》，原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国八年十二月”，显然是编集时按《新潮》出版时间添上的，有误。据《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所收《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的演说词》，注明追悼会是1919年11月29日召开的，蔡先生演词中提到胡适所作的“李女士传与演说”，可见此前《李超传》已经写就，蔡先生也读到过的了。

②蔡元培的演说词，曾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③《许怡荪传》和《吴敬梓传》，均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谈新诗》，载上海《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其中引述并评论了康白情的、《送客黄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门晚景》(《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几首青年人的诗。

⑤《草儿》与《冬夜》，均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评“草儿”》，作于8月30日，载《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1期；《评“冬夜”》作于9月19日，载《读书杂志》第2期。后两文合并为《评新诗集》，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出版。

⑥汪静之的这首诗，在胡适的《蕙的风序》中曾引述过。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风》，是经作者淘汰过的《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爱伊》这一首诗被删弃了。

⑦《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

⑧胡适的《蕙的风序》作于1922年6月6日，原载《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载《努力》周报第21期，题《蕙的风》，署名“适”，同年9月2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⑨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他的《读了“蕙的风”以后》，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接着，章洪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载《觉悟》同年11月3日)进行答辩。以后，周作人便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学灯》11月5日)；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晨报副刊》11月17日)。后来胡梦华还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学灯》11月18至20日)；于守璐又写了《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载《学灯》12月29日)。这场关于《蕙的风》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结束。

⑩《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页。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strong>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

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

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

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③一文中，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

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胡适很明确，是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这一工作的分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0月审稿，11月付印，次年1月创刊号便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研究国学的刊物，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版面是由左向右横排，文章全部使用新式标点。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2）</strong>

在当时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号登载的《发刊宣言》，是由胡适撰写的。其中首先总结了清代三百年间汉学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国故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更深入系统的阐述，可以说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一篇完整的宣言。他特别进一步发挥了“还本来面目”的观点，说：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⑤

胡适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它要求既尊重历史，“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又要把历史文化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去评价其是非功过。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并吸取了清代汉学家们的治学经验，和复古派“保存国粹”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胡适在《宣言》中提倡“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闭关自守。他说：

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

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⑥

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今天也不失其参考的价值。

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以后，几年之内，几乎形成了一种运动。中国传统小说和古代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开创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国故学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自然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弊端。原因自然很复杂，而与胡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弊端也是分不开的。他和新潮社的人们提出整理国故，正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胡适在这时候，竟说什么“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未免过甚其词，蛊惑人心；他又给青年人大开“国学书目”，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学生读大量的古文，写作文言文。⑦这就难免在客观上引诱一些幼稚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踱进研究室去钻故纸堆。这却是胡适始料所不及的罢。

①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发表后不久，《国故》第3期(1919年5月出版)即发表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于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出版)又发表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

②胡适的这封信，原附载于《新潮》第2卷第1号毛子水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的后面；后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题为《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③《新思潮的意义》作于1919年11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同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一版，下册，第445页。

⑤《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于1922年11月5日至16日，18日改定(据《胡适的日记》)，原载该刊第1卷第1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版，卷一。引文据1929年3月6版，第12～13页。

⑥同上书第23～24页。

⑦1920年，胡适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稿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主张中学古文教学的时间为国语文的三倍，要求中学生“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选读《老子》、到桐城派古文二三百篇，还必须“自修”读完史书、子书及文学专集等15种，约计1050卷。胡适自己也承认古文功课“竟比从前增多了十倍”!

1923年初，胡适又给青年学生开一个“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仅其中“文学史之部”所列78种书，估计总数在一千册以上。胡适还说是“最低限度的”。连梁启超也说“叫人从何读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原载《读书杂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1）</strong>

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印《崔东壁遗书》。③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④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

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也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说文》来做根据，推论说禹是一条虫。⑥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刘楚贤、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历时九个月。⑦胡适开头没有参与，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字，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针对有人指责顾的怀疑翻案文章足以“影响人心”，胡适说：

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⑧因此，胡适认为禹是不是一条虫，这是“琐屑的枝叶”问题，他要人们“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对于传说的古史，该怀疑的就怀疑，“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但他也不赞成无根据的怀疑，而必须寻求证据。“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这次“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可见胡适所提倡的，是有证据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后有“古史讨论”，胡适觉得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他认为这两次讨论，都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历史演进法”。他说：

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羲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⑨

老师到底比学生棋高一着。经胡适这样一总结提倡，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发生了很大影响，对古史、古书的怀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种风气；钱玄同甚至从1925年8月起，不再姓钱，而改以“疑古玄同”为名了。由此也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

这种疑古精神，是五四时代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对于反对宗法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偏见，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打破人们对古书、古史的迷信与盲从，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

①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67、74页。

②关于“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的讨论文字，分别载《建设》杂志第2卷第1、2、5号。胡适所写的，计有：一，寄廖仲恺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恺胡汉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汉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后将前二信及廖仲恺先生答书(1919年12月9日)，并加“附跋”，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疑古精神（2）</strong>

③参看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谱，只作到崔述43岁(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后由赵贞信续完，载于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

④参看胡适1920年11月24日致顾颉刚信，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页。⑤胡适1921年1月28日致顾颉刚信，见《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⑥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⑦关于古史的讨论，双方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字，先后计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第10期，6月10日出版。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载第11期，7月1日出版。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第11期。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载第11期。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载第12期，8月5日出版。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第12至16期。(未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

这位参与古史讨论的胡堇人，即是胡适的族叔与儿时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

⑧《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页。

⑨同注⑧，第156～157页。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1）</strong>

胡适整理国故，一个重要的，有突出成绩的方面，是考证小说。①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研究小说也向来不算学问。在轻视与鄙夷的目光下，尽管小说创作也曲曲折折地生长，出现过许多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作品，而小说研究却长期无人问津。明清之际，以序跋、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小说批评有长足的发展，而李贽、金圣叹诸人，仍被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晚清梁启超辈重视小说，多有专论，把小说的地位抬高，视为“文学之最上乘”；

②但他们主要着眼于用小说为改良政治服务。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当作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文学革命初期，胡适便突出强调几部传统的白话小说名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指出它们受大众的欢迎，畅销了好几百年，对于普及白话有重大的贡献。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胡适又敦促和协助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们“整理过的”几种中国传统小说名著。这种“整理过的本子”，就是有名的亚东版新式标点本白话小说。有平装、精装两种，一律32开，封面上印着一把火炬的装饰图案，广告里写着“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文学”。所谓“整理”，有三个特点：一是加新式标点符号，二是正文分段排印，三是正文之前有一篇新写的序言、引论或考证文章。他们最先印出的是，③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作考证。这便是胡适考证小说的正式开张。

他的《水浒传考证》，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它虽然难免有一些错误，但最重要的是，它给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是“历史演进法”。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以为代表；一类是“创造的小说”，以为代表。第一类小说，都经过了几百年的流传，最初大多是一些流行的故事，由说书或讲古的人口述，改编改写，长期演变，最后才写出有现在形式的宏篇巨制。因此，——

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④

胡适运用历史演进法，来考察故事的流传、演变及成书经过，从南宋时代流传于民间的“宋江故事”，到宋元之际的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宣和遗事》，元代的“水浒戏”，到后来文人整理增删，创作成一百零八将的，作了系统的历史的考证，勾勒出了演变成书的基本轮廓。

他的结论是：

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⑤

今天看来，用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来考察，大致是不错的。但胡适写这篇考证的时候，还只见到市面上流行的71回本的，其他的许多版本都没见过。因此，他的具体论断就难免错误。最突出的错误是，他竟中了金圣叹的圈套，以为明朝中叶真有一种70回的古本。后来，胡适陆续收集到了的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百十回本等好多种本子。他便根据这许多不同版本的内容异同，继续考证，又写出《水浒传后考》和《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汲取鲁迅和其他人的合理意见，纠正自己原来的某些错误的和不完善的地方，丰富了他考证的成果，也更完善了他考证小说的“历史演进法”。

胡适所用的这种历史演进法，对于研究那些“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具有普遍的价值。他后来又运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志演义》、、等小说，也获得成功。经他考证，《三国志演义》也“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是从宋以来‘说三分’的‘话本’变化演进出来的”；⑥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是“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⑦至于中李宸妃的故事，则是从最初《宋史?后妃传》里的五六百字，经过八九百年的逐渐演变，成为一部大书和几十本的连台戏。胡适据此总结出一个“滚雪球”的理论，他说：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⑧

胡适把民间传说及民间通俗文学家，在这些文学名著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是很正确并且很深刻的见解。而“滚雪球”的理论，又把他的“历史演进法”说明得更明确，更完善，更形象化了。这种方法，在我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方面，真可以说是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2）</strong>

①胡适在口述自传时说：“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14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30万字〔的考证文章〕。”(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94页)

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从1917年5月的《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至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前后45年间，胡适所作中国传统小说的考证文章、书信和论文，共有46篇，计45万余字，论及小说20余种。已编成《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的代序中，对胡适的小说考证作了如下评价：

这些文章，论及的作品多达20余种，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许多大胆的见解，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小说的考证和研究当作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提到了与传统的经学和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应该说，胡适的小说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影响也比较大，为开创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新局面，起了开拓、奠基的作用。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饮冰室文集》卷十七。（三版注）

③在1920年7月作的《水浒传考证》里，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页)而在1857年口述历史时，胡适却又说：是1919年“以新姿态——标点本——出现”的，(见《胡适口述自传》第236至237页)似乎较新式标点本还早出现一年。他自己显然前后矛盾。据查，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传统小说，共16种。第一种是，1920年8月初版；第二种是，同年11月初版；第三种是，1921年5月初版；第四种是，同年12月初版；以下还有、、《水浒续集》、、、、、、《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及、《十二楼》等。前14种“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亚东图书馆书目广告中语；该广告所列书目为前13种，顺序同上)

④《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

⑤《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0页。

⑥《三国志演义序》，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220、224页。

⑦《西游记考证》，见上书第72、105页。

⑧《三侠五义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六，第685～686页。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1）</strong>

考证，胡适自然要同金圣叹打交道。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有名的文学评点批评家。①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一些文人的文学观念便较以往开通。金圣叹也受到影响，提出了一些很大胆的见解。他继李贽、袁宏道之后，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曾经把列为世间“第五才子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专门为做了三件大事：一、写了三篇序和一篇读法；二、写了许多批语，并修改文字；三、把70回以下全部删去。经他评点删改过的，从清初以来，竟独占鳌头，风行三百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种种版本。

胡适小时候，最初读的那本被老鼠咬破了的小说书，便正是金圣叹评点删改的“第五才子书”。从那以后，胡适便对金圣叹颇有些好感，佩服金氏的才气。

1920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整理过的”新式标点本，虽然全部删掉了金圣叹的序和评语，胡适在专为此书所写的《水浒传考证》里，也肯定这是新本的“一层大长处”；但是，他对金圣叹评《水浒》的见解，仍很佩服，仍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

金圣叹本是一个复杂人物。对他的为人，说长道短，争论了几百年仍未了结。胡适的《考证》，开头便说金圣叹是一个“大怪杰”。这三个字的考语，下得颇有道理，颇为得体。对金圣叹抬高《水浒》的胆识，胡适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说：

金圣叹是17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②金圣叹有个儿子名叫释弓，刚满10岁，圣叹就把给他读，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序，以为教子之道“当如是也”，颇有一点反叛精神。胡适对此也十分赞赏，说金圣叹的“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然而，他们刊印“整理过的”新本《水浒》，又何以全部删去金圣叹的批语呢?这显然与胡适对金氏批语的看法也是分不开的。他虽然也肯定金圣叹评《水浒》前11回的批语“都无大错”；又说圣叹以为《水浒》是要写“乱自上生”，也是“很不错的”。但是，胡适认为——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这“八股气”和“理学气”，应该说是击中了金圣叹批语的主要弊病。③

金圣叹生活的明朝，程朱理学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八股时文泛滥成灾，是那些专门研究八股文的“选家”最风行的时代。金圣叹受了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用当时“选家”评八股文的眼光，来批点，便把一部文学名著凌迟碎砍，成了一本眉批夹注的八股文范。例如，金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岗一段连写了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了14次“帘子”和38次笑，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诸如此类的这种法，那种法，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概括有15种之多。④胡适指出，“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这就是金批的“八股气”。

“理学气”指什么呢?金圣叹用《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来评点，以为施耐庵处处用“春秋笔法”责备宋江。例如第21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与弟弟宋清逃难出门，临别时“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住，又分付道：

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这本是一般的叙写父子离别，并无深意。圣叹却批道：

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谓《水浒》无皮里阳秋也。

接着写宋江兄弟“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服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这也是无甚深意的一般叙述，圣叹却又批道：

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服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⑤

也就是春秋笔法，责备宋江不孝。金圣叹这样处处深求《水浒》的“微言大义”

，把施耐庵恭维宋江之处，都看作是春秋笔法，都是痛骂宋江，穿凿附会，简直同理学先生一样迂腐。因此，胡适说：“圣叹常骂三家村学究不懂得‘作史笔法’，却不知圣叹正为懂得作史笔法太多了，所以他的迂腐气比三家村学究的更可厌!”

既然金圣叹的批语，有如此迂腐的理学气和八股气，故亚东出版的新本《水浒》便全部删掉，让读者直接去看，而不必去看金圣叹脑子里悬想出来的什么《水浒》的“作史笔法”；使读者直接去欣赏研究的文学，而不必去管17世纪八股选家的什么“背面铺粉法”和什么“草蛇灰线法”!

对于金圣叹腰斩，为功为罪，也有过许多争论，至今评价不一。胡适于此也作过入情入理的分析。他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充分肯定金圣叹能够看出《水浒》70回以下文字远不如前半部，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作为文学家的金圣叹，是绝顶聪明的，了不起的。所以胡适说：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对金圣叹“一分为二”（2）</strong>

这三百年中，70回本居然成为的定本。平心而论，70回本得享这点光荣，是很应该的。

另一方面，胡适又从时代的角度，探究了金圣叹腰斩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他指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候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故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彰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70回本。其实这都是时代的影响。

胡适的这种分析，是基本上符合金圣叹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形的。金本《水浒》的第三篇序，末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金圣叹删改成功大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1641年。正是这一年，曾经“伪降官兵”的张献忠，攻陷襄阳，杀掉襄王朱翊铭；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掉福王朱常洵，歼灭明王朝官军主力十多万人；下距李自成攻克北京仅三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金圣叹怀着“当世之忧”，⑥删去了的70回以下写招安的内容；

并且自己编造了卢俊义“惊恶梦”一段文字，叙述卢俊义梦见一个自称“嵇康”

的人来收捕，他力弱被擒，宋江等一百七人假行投降，希保卢的性命。紧接着，金圣叹这样写道：

只见那人(按，指嵇康，实影张叔夜)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是信你不得!

于是把一百零八个好汉，一齐处斩了。卢俊义惊醒时，看见堂上有一匾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字。金圣叹又在这里自批道：“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又多次批说是什么“真正吉祥文字”。这段“惊恶梦”本来是金圣叹杜撰的情节文字，他却又用自改自批的惯技，振振有词地指责说：

后世乃复删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⑦这就表明，金圣叹的腰斩《水浒》，是不赞成招安，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正是有感于时世而发的“当世之忧”。因此，胡适说，“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这样从时代，从社会斗争的背景里，来探寻文学见解的根源，应该说是相当有见地，相当深刻的。

胡适却也中过金圣叹的圈套，相信圣叹确有一种70回的“古本”，并多方面为圣叹假托的所谓“古本”辩护。⑧后来，鲁迅、俞平伯、李玄伯等人，都不赞成胡适的意见，论定金圣叹并没有什么“古本”，他只是依据百回本截去后30回，故70回本乃最晚出的本子。胡适倒还虚心，承认了假设有古本的错误，修正了自己的结论，⑨表现出一个学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品格。

①金圣叹曾经评点并删改过和。本节对金批《水浒》，主要从胡适的评价来写，笔者也难免有所是非，但并非对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作全面评价。

②《水浒传考证》，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三，第81至82页。本节下面凡引此文文字，皆不另注。

③鲁迅对金圣叹也有类似的批评。在《谈金圣叹》一文中，他说：“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527页)与胡适的见解可说是不约而同。

④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里说：“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共列举了15种，其名目如次：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金氏于每法都有解说，并举例说明。这种种法，显然受当时八股文作法的影响；评点中也有不少形式主义的东西。

但金圣叹有较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有时也不乏警策动人之处。

⑤见《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版，上册，第357页。

⑥金圣叹在所作的第二序里，以《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施耐庵题其书曰《水浒》，是对宋江等“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因此，圣叹删去李贽所加的“忠义”二字，并说：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⑦参看《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70回总评，及最末一段正文及夹评。中州古籍版，下册，第1113页，第1123～1124页。

⑧参看《水浒传考证》及《水浒传后考》，见《胡适文存》卷三，第115～131页；第171～177页。

⑨参看《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613～624页及654～657页。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1）</strong>

胡适的小说考证，对用力最多，成绩最突出，影响也最大。①他由考证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

原名。从清朝乾隆中叶(18世纪60年代)抄本问世开始，便有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②评阅批点；到本世纪20年代初，约一百六七十年间，许多人喜爱评点和考证，以致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所谓“红学”，后来一般人称之为“旧红学”，以区别于胡适一派的“新红学”。这种旧红学，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创作情况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线索，有的包含着很有见地的评论与赏析；但大多是主观的臆想与附会。例如，旧红学中影响很大的索隐派，以穿凿附会、烦琐考证的方法，探索所“隐”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说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说是写纳兰成德家事；有的说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虽然具体说法不一，却都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迷宫。试以蔡元培先生的③为例，开卷即说：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他根据这个假设，比拟引申，以为“红”影“朱”姓，“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为绛珠仙子的“珠”与“朱”谐音，黛玉所住潇湘馆比附朱彝尊的号“竹”；王熙凤影余国柱，因为“王”为“柱”字偏旁之省，“”字俗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字相连也；史湘云影陈维崧，因为陈字其年，号迦陵，史湘云所佩的金麒麟，当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诸如此类。蔡先生说，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④其实也完全如胡适所说的是猜笨谜，只不过是很认真的猜笨谜，很认真的烦琐考证与附会罢了。

胡适考证，首先向旧红学挑战，指出他们都走错了道路：

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的附会!⑤要真正了解，就必须首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谜学”!而第一个来打破这种谜学的，就是胡适。

他从考察作者的身世入手。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大家又都不很清楚。从袁枚的《随园诗话》起，便一直误认雪芹为曹寅的儿子。⑥胡适为此费了不少工夫。

1921年3月，他作《红楼梦考证》初稿时，对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话，以曹寅为曹雪芹之父。4月间，他在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下，⑦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等许多材料，得知曹家祖孙三代四人，相继都做“江宁织造”，长达58年，在任上办过四次接驾(招待皇帝)的阔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锦衣纨”，荣华富贵极了，与描写的贾府颇相符合。而对袁枚的话也开始有所怀疑，但仍疑信，以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对雪芹“宠爱之极”，取名字也搞点特殊化。⑧

5月的一天，胡适在京师图书馆翻查《楝亭书目》。有位张中孚先生告诉他，说杨钟羲的《雪桥诗话》里有关于曹雪芹的事迹。⑨胡适于是向单不广先生借到《雪桥诗话》及《续集》，果然查得：

敬亭(按，清宗室敦诚字)……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⑩

这条材料实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名，是曹寅的孙子。胡适查得此条，否定了袁枚的误记，也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许多假设，却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后来他又得到《八旗诗钞》(即《熙朝雅颂集》)和《八旗文经》，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年的11月，胡适便写成《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之孙，曹之子，生于极富贵的家庭，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大概因亏空得罪”，家被抄没；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的贫困境况下做的，止80回。据此，胡适便得出了“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结论，他说：

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个“自叙传”说，是新红学派的一个根本性观念。初提出来的时候，读者囿于旧说，多不大信服。经过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诸人艰苦深入的考证，搜集了大量实际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确与书中的贾府宝玉“绝似”，也符合开卷的“作者自云”及“石头”所说的一番话；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确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对于索隐派牵强附会的各种臆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屡引胡适的考证，来批驳索隐派的谬说，并充分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指出：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2）</strong>

然谓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对于续作者高鹗，胡适也结合的续书及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起初，他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看到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中《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有“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话，诗题下有注云：“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又从《郎潜纪闻二笔》得知高鹗后来中了进士。他便去查高鹗的履历。那时，他还不知道有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一类的书，便托顾颉刚到国子监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许多“进士题名碑”里，居然查找到了：高鹗是镶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后来又为“侍读”、“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据乾隆年间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记述关于流传的情况：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80回，一为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百廿回的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鹗续作是在他中进士之前。胡适当时并未见到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但他自藏的程乙本，有高鹗的一篇序，写于乾隆辛亥(1791)年。据此，胡适断定他续补“工既竣”的时候，尚未中进士，处在“闲且惫矣”的境况。正因为如此，他才与曹雪芹的萧条之感大致相通，续作的后40回也就能基本上贯彻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写成了一个大悲剧的结束。胡适对此大加赞赏，说：

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40回，虽然比不上前80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和补的人，哪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

但是，从的内容和文字来考察，后40回又有许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举出几条，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疑，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贾宝玉做夫妇，但后40回全无照应。胡适很赞赏俞平伯的见解。他自己也举出小红的无结果，香菱的好结果，凤姐的下场，都与前80回里曹雪芹所暗示的创作意图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贾宝玉的结果，本书开篇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

之理?而“悬岩撒手”难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适把这些版本文字上的问题，同续作者高鹗的身世境遇联系起来考察，指出：

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对高鹗的续书，胡适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剧结局，又批评其“兰桂齐芳”

、“贾家延世泽”等庸陋之见，分析颇有见地；而且与那时鲁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简直是不谋而合，或者竟是相谋而合了。

对的版本，胡适也作过一些考证。他对80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对程伟元二次排印本的评断，都比较中肯。但对的各种原抄本，他那时还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当看到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钞本原本”(即戚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他就误以为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原本，竟是有评注的。

因为不识货，后来，他几乎错过了收买脂砚斋甲戌本的好机会。胡适自记这件事的经过说：

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这部乾隆甲戌本，虽然是只存16回的残本，却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抄本。其中朱笔细评，许多评语是其他本子所没有的，对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时间，“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成书与修改的经过，及80回以后预定的结构或残稿情形等，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3）</strong>

而在版本史上，甲戌本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对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后，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长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继运用甲戌本的材料获得新成果。从此，研究的人都渐渐看到了旧抄本的重要，也开始懂得怎样识别旧抄“原本”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庚辰本”

、“甲辰本”、“靖藏本”、“杨藏本”等许多种抄本，使的版本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胡适曾经宣称，他考证，要“把将来的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研究!”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问世，便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强了新红学的阵势。于是，新红学派以注重实际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整理过的”亚东新版本，对旧红学发动了全面总攻击，打破了各种穿凿附会的谜学。从此，胡适派的新红学便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研究达30余年，至今在海内外犹有相当影响。

至于这种新红学，是否“科学方法的研究”，得由红学专家们来评论。刚好著名红学家又是新红学大将的俞平伯先生，曾经有一段评论，他说：

近年考证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

俞先生说的很在理。所谓“自叙传”说确有它“着实得多”的一面，它是从生平家世等客观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的实际情况，也大致符合文学创造的规律。因此，它与旧红学索隐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偏向，也即“过于拘滞”，以致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抹煞了艺术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因而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后来却也陷入了以附会曹家人事的新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有时又往往栽进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胡适后来甚至还把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进了他所撰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自叙传”说大约也发展到极至了。

①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止，胡适一生共写有关的考证研究文章书信，共约15篇，计10万余字，差不多占了他的小说考证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开创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②“脂砚斋”是何人?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近人看法颇多歧异。胡适的说法也前后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认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族的亲属”，或“亲信朋友”；后来又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适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最亲信的朋友”。

《胡适口述自传》关于“新红学的诞生”一节，有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按语，说“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这话自然是未曾细检胡适论诸文所致。

③，原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至6期，后于1917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

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69页)

⑤《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载同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同年11月改定稿，载1922年5月亚东初排本再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据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页。

⑥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条记云：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4）</strong>

康熙间，曹练亭(按，当作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胡适考证，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

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

在过去20余年考证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

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⑧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承继为后；曹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⑨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⑩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

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

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

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

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话，恐怕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鲁迅“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页。

这首诗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顾颉刚抄出寄给胡适，即《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上编“三答查得关于高鹗及曹寅的材料书”(1921年4月4日)，载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5）</strong>

张问陶(船山)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九月，题下有注云：“传奇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转引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页。

（三版注）

鲁迅在里，说到高鹗续书，也说：

其补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

，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237页)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又说道：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

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鲁迅的这些看法，与胡适的观点可以相参看。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页。

乾隆甲戌，存16回，线装四册，第1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为大兴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1949年4月，胡适逃亡美国，便把甲戌本带到美国去了。1951年，胡适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摄成三套显微胶卷；1961年5月，胡适在台北“中央印制厂”自印，用朱墨两色影印，装四册，卷首有胡适所撰的“影印缘起”和跋。

此文原载上海《新月》杂志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版本简表”，共三表，表一为“脂本”，列至今所发现的脂本共12种。读者可以参看。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转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辑，第27页。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1）</strong>

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当胡适考证小说时，鲁迅正教“中国小说史”一门课，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①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曾经有过许多交往。

那时候，他们各自出版了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了对方论著中精辟的见解，也总会热情地给予肯定和赞赏。胡适最先考证，从时代环境来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并肯定说：

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

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②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也征引颇多，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

，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绩，说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鲁迅还由此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③

胡适对于鲁迅，一向怀着“最诚意的敬爱”。④对鲁迅的，更是异常倾服，曾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⑤

胡适做小说考证，也常常参阅征引鲁迅著作里的材料与观点。1922年5月，他作《三国志演义序》，还专于文末注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可见“参用”的材料和见解亦不在少数。他在鲁迅的里，看到关于金圣叹并没有什么《水浒》“古本”的论断，觉得“很细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详细引述了一千余字，订正了自己原来假设有“古本”的错误。

他们当年还互相借阅书刊，抄寄材料，或书信文稿往还，讨论切磋有关小说考证的问题。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饶兴味。⑥1921年，胡适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的作者是谁，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便帮助他搜集，并抄寄了关于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给他。胡适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记里，1922年8月14日便有这样的记载：

豫材送来关于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

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仍保存着鲁迅8月14日致胡适的原信二纸，还附着鲁迅同月21日致胡适的另一封信，都是讨论等小说的。⑦只是那五纸关于作者事迹的材料，不知被什么人剪去，但胡适早已“转录”在他后来做的《西游记考证》里了。⑧

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轻不示人。就在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是清代杨懋建(掌生)的笔记四种，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其中第四种《梦华琐簿》，记有《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看鲁迅的大面子，胡适也慨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的“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⑨

胡适最先考证的是，但他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儿先生替他从京都图书馆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和序例，他才得知这部书的大概。直到1924年，胡适才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恰恰又是鲁迅给他介绍推荐的。这年春节前后，鲁迅的好友齐寿山，买到一部百二十回本的。齐先生的本家另有一部，版本更清楚，要卖50元。齐寿山问鲁迅要不要。当时鲁迅正买西三条的住屋，又要改建，又过春节，手头相当紧。他知道胡适正缺少这个版本，便写信推荐。胡适自然很高兴，立即回信，花45元买下了这部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⑩

上述种种交往告诉人们，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胡适与鲁迅在学术上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借鉴，有时也切磋辩难，修正错误，表现出一种学者应具的良好风尚。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直到30年代，他批评过胡适依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态度，而对胡氏的小说考证，却从来没有一概否定过。1934年，鲁迅最后一次改定，还根据新出的《胡适文选》所收有关的考证文章，改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及有关论断；又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照样订正《小说史略》的日译本。这虽然是后话了，却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后的鲁迅对胡适小说考证的一个实际评价。他并不因人废言啊。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2）</strong>

①鲁迅于1920年8月起，应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同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10月)任讲师，授“中国小说史”。其讲义上卷，于1923年12月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1924年6月仍由新潮社出版。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325页。“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也引述过胡适的这一论断，见上书第147页。

③参看上书第9卷，第234～236页、336～338页。

④参看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541～543页。

⑤《白话文学史自序》，载《白话文学史》卷首，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引文见亚东3版，卷八，第989页。

⑥据《鲁迅日记》所载，自1921年1月至1924年9月(缺1922年日记，仅有部分节抄的断片)，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中，计：

胡适致鲁迅信12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9月2日)。

鲁迅致胡适信14封(1921年1月3日至1924年8月13日；其中二封见于《胡适的日记》和《鲁迅书信集》)。

胡适送鲁迅的书刊：《读书杂志》、《西游记考证》、《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鲁迅送胡适的书：、。

⑦鲁迅致胡适的这两封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27～428页；又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0～414页。

⑧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84～89页。

⑨同注⑦。

⑩参看鲁迅1924年2月9日致胡适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3页；及鲁迅1924年2月9日、11日、16日，4月12日日记，同上书第14卷，第487、493页。

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十五杂谈著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版，1977年重排本，第52页。

参看鲁迅1934年5月24日、29日、31日致杨霁云信，载《鲁迅全集》第12卷；及同年5月31日致增田涉信，载上书第13卷。

正文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1）</strong>

小说考证伊始，胡适便夫子自道，说自己有点“考据癖”，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文章。故人们也戏称胡氏为“考据癖”。

考据之学，盛行于清代乾嘉年间。主要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及古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注重事实的考核，例证的归纳，根据可信的材料作出结论，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故又称考证学。胡适曾经总结清代学者的这种治学方法，从中归纳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①又把这种方法用之于小说研究，既吸取了清儒治学的经验，又是胡适自己的一种创造，使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考证文章多半难免枯燥；做考证文章，自然更加枯燥乏味。然而，在书山学海里跋涉，自有一番读书人的苦趣；每有所得，更别有无穷乐趣。二三十年代的胡适，考证小说确也有点癖，熬了许多夜，吃了许多苦，也从中获得许多乐趣。

胡适曾有“吴谜”之称，对于安徽的文人，特别崇仰做的吴敬梓。

为了表彰乡梓的这位白话文学先驱，胡适在1920年4月间作了一篇《吴敬梓传》，开头便说：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②

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太少，只好拿来充篇幅，吴敬梓的生平行状反而语焉不详。胡适心里觉得很遗憾，便注意访求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等遗著。直到第二年，北京的带经堂书铺方才替他找到了《文木山房集》。“吴谜”十分高兴，便又用这集子做底本，参考别的材料，为吴敬梓做了一个年谱。前记中说：

古来的中国小说大家，如、、的作者，都不能有传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现在吴敬梓的文集居然被我找着，居然使我能给他做一篇一万七八千字的详传，我觉得这是我生平很高兴的一件事了。③

这篇年谱是1921年冬天做的。一万七八千字，前后三天便写成了；而且其中两天有课，一天有会。如此迅速，“吴谜”也颇能满意了。但中间却也有一点小艰难。胡适从《全椒县志》里，先查到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依次寻出国对弟兄四个进士，又查得敬梓的高祖吴沛，父亲吴霖起；只有敬梓的祖父，却怎么也考查不出来。这样，吴家的“世系”便缺了重要的一环，做不完全。胡适心里迷着放不下，便与他的朋友高一涵谈起，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他又去查《耆献类征》，在卷一百十五有陈廷敬所作的《吴国对墓志》，从中果然查得国对的三个儿子，长子吴旦，便正是霖起的父亲，敬梓的祖父。“吴谜”觉得这是“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便连夜增写吴氏“家世”一部分，修改完成了《吴敬梓年谱》。④

胡适考证，也到了有点“迷”的程度。1921年5月间，他从单不庵处借得《雪桥诗话》及《续集》，8月里又买得《八旗诗钞》和《八旗文经》，考出了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几件重要事情，胡适自然很高兴。特别是其中所载曹雪芹与好友敦诚、敦敏的赠答诗，实在是考证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11月，他便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但是，胡适还是觉得不满意。虽然《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先生说，他的记载是根据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毕竟是后人撰述，属于“转手的证据”。只有找到《四松堂集》，才算是同时代人最可靠的直接证据。

于是，胡适拜托北京、上海两处的书店和友人，千方百计地搜寻《四松堂集》。

寻了许久，竟毫无《四松堂集》的影子。到1922年，胡适差不多已经绝望了。有一天，忽然有个书店的伙计送一部书来，说“《四松堂集》找着了!”胡适喜出望外，打开来一看，却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集》!不几天，又有人来对胡适说，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四松堂集》。胡适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那人回去一看，果然又弄错了。

4月19日，胡适去北大上课。松筠阁书铺的伙计送了一部书到他家门房里，竟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四松堂集》，而且是一部难得的写本!胡适怀着欣喜之情，记下了他初见此书的情景：

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惟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着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⑤这部《四松堂集》，不仅包括有《雪桥诗话》里所采用的全部诗文资料，另有两首未刻的诗，是考证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胡适得此宝书，以为是“近来最得意的事”。他怕书店敲竹杠，便立即翻读，并抄记下了其中有用的许多材料。过了两天，蔡元培先生又给他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托人向徐世昌的“晚晴诗社”借来的。胡适把两本一对照，果然写本上没有“刻”字的，刻本里都没有，由此证明写本的确格外可贵。⑥而胡适搜求《四松堂集》，寻了一年多，忽于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手，真可套得上小说家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⑦向大家报告得到《四松堂集》的收获和喜悦。

<strong>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考据癖”的乐趣（2）</strong>

此外，胡适在考证过程中，常常有意外的发现，意外的乐趣。如偶读《三遂平妖传》，看到卷首有“灯花婆婆”的致语，因此证明周亮工所说那有罗氏致语“灯花婆婆”的，乃是《平妖传》之误，打破了三百年来的疑团，当然足称“快事”。⑧又考蒲松龄的生年，从蒲本人为元配夫人刘氏所作的《行实》等材料，证明蒲松龄只活了76岁；若依误传的86岁说，则松龄11岁定婚之时，他的妻子刘氏还没有出世哩，岂不是大笑话吗?⑨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胡适读书做学问，堪称勤奋，刻苦而不以为苦，而且常能从书山学海的跋涉中获得乐趣。这对一个忠诚的学人来说，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慰藉。他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整理国故，考证小说，尽管也有错失，后人看去也难免有浅薄之嫌。但他的成绩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在学问方法方面，也能给青年人提供某些借鉴。他的勤奋治学，孜孜不倦，以学问为乐趣的精神，堪为学人楷范。

①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241～242页。

②《吴敬梓传》，《胡适文存》，卷四，第225页。

③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四，第1～2页。

④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07、511～512页。

⑤《跋红楼梦考证》(一)，见《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171页。

⑥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20～323及325页。

⑦即《跋红楼梦考证》(一)，原载《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⑧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267页。

⑨参看《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及胡适的跋，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三，第323～332、393～402页。

正文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1）</strong>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搬取新的思想武器。各种新思想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也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传播。“五四”、“六三”以后，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以《新青年》团体为中心形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也开始发生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①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②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③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④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问题与主义”之争（2）</strong>

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他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Ge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

①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②《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③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④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

⑤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⑥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⑦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⑧同注③，第101～102页。

正文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1）</strong>

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①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

《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②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③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④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

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

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⑤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strumentalism)，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⑥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

，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

《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⑦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⑧《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strong>

“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73天。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作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曹锟也不罢休，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陷于孤立，只得牺牲车马，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⑨“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①参看胡适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55、269、300页。

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里，记有“钞‘E．S．’的简章。下午‘E．S．’会集。

我们都赞成有一个小周报。”E．S．当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Society”的缩写，据此，则努力社在这时已经成立。

②《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页。

③，列名为提议人的有：

提议人职业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王宠惠国立北京大学教员罗文干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汤尔和医学博士陶知行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王伯秋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梁漱溟国立北京大学教员李大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陶孟和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经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张慰慈国立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国立北京大学教员徐宝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王徵美国新银行团秘书丁文江前地质调查所所长胡适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本文原载《努力》周报第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胡适删改，本篇亦被删去。

④见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99～100页。

⑤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73～175页。

⑥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86、241页。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52～354页。

⑧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5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删去。

⑨参看郑则民撰《王宠惠》，《民国人物传》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页。

正文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1）</strong>

《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

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

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

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

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币流通于全国；

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

这七项都是众目共睹的具体事实，胡适自然也不便否认；但他却说这些“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怪不得帝国主义，只怪中国自己的政治不上轨道。他甚至逐项辩护，把帝国主义侵华的这许多罪行，都说成是好东西。他说：

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

这简直是把侵略写成了友谊，把强盗打扮成了救星!最后，胡适竟还劝导别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看了这些，人们怎么能相信，他不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呢?

胡适叫别人不牵涉帝国主义问题，可是帝国主义却总要来“牵涉”中国人。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枪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南京、汉口、青岛各地，也发生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大风暴。连胡适的一些朋友，也义愤不止，朱经农说：

沪事极可恨，英人日来随意枪杀人，惨无人道，在若辈眼中华人生命不值一钱也。可恨之至。④

在全国沸腾的反帝怒潮推动下，胡适也觉得刺激太强烈，按捺不住对国家的责任心，因而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表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积极要求。⑤但是，胡适只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和谈判，却不怎么支持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特别不赞成学生罢课去参加斗争。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其中说：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2）</strong>

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⑥

这年9月，胡适到武昌大学讲演，又公然要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甚至还有为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国人的暴行辩护之嫌。当即遭到武昌大学师生的质问，被斥为“外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者”，⑦虽然言词苛酷，却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责怪别人呢?

①《国际的中国》，作于1922年9月27、28日，载《努力》周报第2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28a～128i。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由胡适自己作了删改，《国际的中国》全文被删去。

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三部分：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目前的奋斗。

③《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迁武汉，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④朱经农1925年6月1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334页。

⑤参看胡适罗文干联名于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35～336页。

⑥《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

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页。

⑦参看李翊东1925年9月29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5～347页。

正文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1）</strong>

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钱玄同就说过，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自己也不再辩护，却我行我素。办《努力》周报以后，他竟两次进宫看望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即所谓“二进宫”，最遭舆论的反对。

事情是从故宫里装电话引起的。原来，辛亥革命时，南方革命党与清廷代表袁世凯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由袁氏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①

根据这个荒唐的“清室优待条件”，②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之后，仍称“皇帝”，仍用宣统年号，仍“暂居宫禁”，并无期限，由民国供给巨款，仍然在紫禁城里过着原封不动的帝王生活。

溥仪当时年纪还小，小朝廷里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识渐长，梦想“恢复祖业”，故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洋师傅庄士敦的介绍，他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也知道了白话文运动，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但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们却十分保守，每用“祖宗旧制”来限制小皇帝的越轨行为，企图维持小朝廷的安宁。皇宫原先没有电话。

有一次，溥仪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溥仪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

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挂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为了进宫，胡适先去访问了庄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记里记载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on)，问他宫中的情形。

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③

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森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颇详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们)谈了20分钟，就出来了。④

这件事，后来在宫内宫外都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点风波。据溥仪回忆，宫里的王公大臣们听说皇上私自见了胡适这个“新人物”，便“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⑤而京中各报也都当作新闻刊载，还登出“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闹得满城风雨。

胡适不得不写一篇《宣统与胡适》来作答辩。文中交代了与日记所载相同的会见情形之后，便指责别人，说：

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

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⑥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2）</strong>

胡适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溥仪，觉得这是“很有人味儿”，一般来说似乎很合情理。他还为此写了一首小诗，题为《有感》：

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但溥仪却不是一般可怜的寂寞少年，他是一个梦想“恢复祖业”的皇帝。在中华民国的紫禁城里还实实在在有帝王，而且在张勋的拥戴下，曾经复辟了12天，这是铁的事实。那么，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怎么能刷洗干净呢?而一个提倡“德先生”的新人物，去拜望一个曾经闹过复辟的末代皇帝，还称其为“皇上”，难道倒是脑筋里的帝王思想刷洗干净了吗?

此后，胡适仍固执己见，不听人们的劝告和批评。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解散“猪仔国会”，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黄郛代行国务总理，组成摄政内阁。11月5日，民国政府派鹿钟麟等去清宫，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没收清宫，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并把溥仪的小朝廷赶出紫禁城，限当天全部搬出。

这样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辛亥革命时早该彻底结束的帝制，无疑是符合时代潮流，符合民情的革命事业。胡适本也反对帝制，但又同情被废的小皇帝。当天下午，他便致书民国政府，提出抗议，信中说：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⑦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⑧

胡适的这封抗议信，当时曾摘登京中各报。溥仪及王公大臣们看了自然高兴。接着，胡适又亲自去溥仪暂居的北府慰问，又当着溥仪一班人，把国民军责备了一通；他又关心溥仪的前程，鼓励溥仪出洋留学。⑨真可算是末代皇帝的知遇和辩护士了。而稍具良知与民主精神的人，都对胡适的言行不满，纷纷函电批评反驳胡适；连周作人也不同意胡适的见解。李书华、李宗侗二人在报上看到胡适的言论后，甚至“觉得非常骇异”。他们认为，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当然不足为怪；胡适是一个标榜新文化，提倡新思想的新人物，竟然发表这种论调，就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因此，他们也写信批评胡适，很率直的驳斥他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指出：

寻常所谓“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⑩

二位李先生据理而论，胡适却听不进去。他们并不了解胡适的为人，他固守着“人道主义”一隅之见，便不顾舆论和实情，竟还责备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谩骂、诬蔑，“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胡适实在颇为固执的呀。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胡适觉得形势严重，才认识到他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宫的错误，沉痛地表示忏悔。

①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1版，第45～46页。

②“清室优待条件”，除上述“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外，另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③《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359页。

④《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64～365页。

⑤同注①，第141页。

⑥《宣统与胡适》载《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20日出版。

⑦胡适这话极为荒唐。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系改朝换代后，新政权对于旧政权人员，国家对于一部分国民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当时，周鲠生先生曾以法学专家的身份，撰文驳斥胡适一类人的这种荒唐言论，见《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

⑧胡适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⑨参看溥仪第173、179～180页。台湾学者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民国百人传》第1册)，有1924年5月胡适又进紫禁城见溥仪的事，似无实据；胡适同年11月12日致周作人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有“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的话，可证无二进紫禁城的事。而这次胡适进北府见溥仪，则系实事。溥仪视北府为“小紫禁城”，故仍存“二进宫”题目。

⑩周作人及李书华、李宗侗批评胡适，及胡适辩护的往来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2、275～277页。

胡适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8页。

参看罗尔纲的《关于胡适的点滴》，见《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12～13页。（三版注）

正文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1）</strong>

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曾经介绍和赞扬过《孙文学说》，称赞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中山先生也很关心和赞许胡适。仅仅过了三四年，胡适对中山先生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制孙中山于死命。中山先生仓皇脱险，午夜登楚豫舰，翌日转登永丰舰避难，后被迫逃往上海。这是孙中山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曾心情沉重地这样诉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培植十余年的部属陈炯明，竟会这般“阴毒凶狠”，要置他于死地，叛党祸国，纵兵殃民。孙先生从不重责于人，而对陈炯明，他却难以抑制愤怒。真是“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啊!

然而，九天之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叛变是“革命”，他说：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与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②

在胡适笔下，孙中山是“倒行逆施”，失了民心；被大炮轰击，仓皇逃命的孙中山，倒成了要炮击广州城的凶犯!而陈炯明呢，却是“革命”，是要造一个“模范的新广东”的功臣!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对事情的评价可以达到这样截然相反的境地。人们到底相信胡适，还是相信当事人孙中山呢?历史自有公断!

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很快受到其他报刊的谴责。《民国日报》的著名副刊《觉悟》，接连发表了S．S的《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恶石的《荒谬绝伦的胡适》，力子的《叛逆与革命》，子通的《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的言论。③

胡适却又拉来道德伦理做旗帜，指责国民党人士和孙中山，说：

近来最可注意的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逆”，说他“犯上”。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的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至于叛逆，究竟怎样的行为是革命?怎样的行为是叛逆?蔡锷推倒袁世凯，是不是叛逆?吴佩孚推倒段祺瑞，是不是叛逆?吴佩孚赶走徐世昌，是不是叛逆?若依孙派的人的伦理见解，不但陈炯明不应该推翻孙文，吴佩孚也不应该推翻段祺瑞与徐世昌了，……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为，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④

这就不仅把陈炯明的叛变行径吹嘘成了“一种革命”，而且把他背叛孙中山，同蔡锷推倒袁世凯相提并论，把缔造中华民国的中山先生，同窃国大盗袁世凯摆在同等的位置上了。因此，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便载文指斥胡适，说他是“丧心病狂”。可是胡适却还瞪着眼睛否认，说他“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哩!

胡适的朋友，共产党人李大钊，看了《努力》上的文字，也很不满，曾写信规劝胡适，说：“《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⑤但胡适对此也置若罔闻。后来，《努力》周报上还刊登了涤襟的《述孙陈之争》，林生的《再述孙陈之争》，及胡适的几则短评。调子也稍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

，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

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2）</strong>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

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

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复许世英一函，云：

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

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

……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场。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

①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

②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

③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④《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

⑤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

⑥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

⑦《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

⑧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⑨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⑩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0～302页。

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3～314页。

正文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1）</strong>

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是由于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而引起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那位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章士钊。①这就直接间接与胡适有些关系。

章士钊是有名的复古派，与胡适可说是老冤家了。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中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今为适之之学者。

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②

文中骂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是“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以悻悻的怒骂代替说理，简直失了他自诩“学士大夫”的体面。

那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对别人说，章士钊的文章“不值一驳”。后来，胡适在上海碰到章士钊，又当面对他说起“不值一驳”的话。章士钊心里自然很不服气。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碰到已经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饭后，他们便同去对门的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写的是一首白话诗：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收了照片，看到题诗，暗自高兴，也便投章士钊所好，题了一首文言诗答他：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③

他们两位的照片，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眼福见到了，看了这题诗，却大致也不难想象出来：一位应是西装革履，满脸革新模样；一位则长袍马褂，复古之态可掬，竟又“长相亲”，“双双并坐”在一条板凳上，颇有些滑稽。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们两位之间倒真的是颇为“相亲”了。

女师大的那位校长杨荫榆女士，曾经留学美国，也住过哥伦比亚大学，大约也听过杜威博士的课，与胡适可算是哥大校友，杜门的师兄妹。但这杨女士脾气有些古怪。她担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做是她家里的一群童养媳。这婆婆又依附军阀政府，心地相当悍毒，以“寡妇主义”治校，要把学生陶冶得个个心如古井，脸若冰霜，失其活泼之青春。因此，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1924年11月，杨荫榆无理勒令国文系的三名学生退学，又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激起全校公愤。学生自治会便议决不承认杨为校长，发布《驱杨宣言》，展开了她们所说的“驱羊运动”。

第二年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7月复刊《甲寅》周刊，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扬言“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而陈源等人表面上装得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实则偏袒章杨，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以吞吞吐吐的言辞，转弯抹角的手法，指责学生把女师大变成了“臭毛厕”，且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等人“暗中鼓动，挑剔风潮”。这样就露出了并非公正，却又竭力隐瞒的尴尬相。

到8月初，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杨荫榆竟搬来军警，包围学校，勒令学生离校；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并派武装警察强行接收。于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上海的学生组织纷纷函电支持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评议会也于8月18日开会，通过决议案如下：

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

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④

决议公布之日，群情大快。而胡适却反对。他与陈源、燕树棠等5人联名写信，指责评议会“越权自专”，有“抹煞全体教职员同人之嫌”，故向评议会提出“严重抗议”。另有周作人、李书华等8人，也联名致书校长，支持评议会决议，敦促校长将决议案执行。⑤随后，胡适等17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特别强调的是“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接着，周作人等17教授签名的《为反对章士钊致本校同事公函》，认为反对“无耻政客”为教育总长，事属可行，章士钊摧残教育，又提倡复古，仇视新文学新思想，“当然更应反抗”。又有周作人等41教授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⑥可见当日的情势，真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章士钊自然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⑦而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也称赞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⑧从此，聚居在北京东吉祥胡同的这些“现代评论派”的先生们，便得了“正人君子”的雅号。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2）</strong>

当日的斗争虽然十分尖锐，但教授们之间的争论，其实也各有根据和道理。胡适等人偏袒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径，当时却遭到北京教育界及广大学生的严厉批评。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也郑重致信，批评胡适说：

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先生前曾为青年指导者，青年所期望于先生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⑨

他们的批评可说是义正辞严，但又希望胡适“痛改前非，恢复首创文学革命时之精神”，也可说是仁至义尽的了。

这时的胡适，只是固守着“教育独立”的思想，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认识的，而且文学革命之精神余绪未泯。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攻击白话文学，他还是禁不住要予以回击。8月3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

》。文章披露章士钊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话歪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同时指出章士钊反叛的原因，说：

行严(按，章士钊字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⑩

胡适对于章士钊的批评，还是相当中肯而又很严厉的。后来章士钊作文辩解，提起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一事，还觉得不好意思，说胡适近于开玩笑呢!

围绕女师大事件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鲁迅与陈源的笔战，尤为频繁激烈。胡适虽然偏袒章士钊，护着陈源；却并未公开参加这场笔战，也从未攻击鲁迅、周作人等反对章士钊的人们。而且，据他后来写给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对于周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1926年5月下旬，胡适随“中英庚款访问团”赴天津访问。住在旅店，夜间无事，翻读鲁迅的，大都是《新青年》时期写的文章，读来颇多感慨。当他读到《随感录四十一》时，更深受感动；联想到近年来围绕女师大事件的笔战，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适不禁心血来潮，便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因此，胡适一再劝说不要忘记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胡适当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说是不诚恳的罢；他虽然好心，然而，却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调和矛盾，显然是幻想。也许，这正足以代表胡适那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态度。

①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孤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东京主办《甲寅》周刊，他自述道：

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孤桐《大愚记》，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

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②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闻报》；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③章胡二人互相赠答的这两首诗，是根据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所录抄出。该文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④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题为“评议会布告”。

⑤以上两函件，均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⑥以上三个文件，均见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三版注）

⑦见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所载《说》一文。

⑧见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报》。

⑨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341页。

<strong>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3）</strong>

⑩《老章又反叛了!》，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引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3页。

见章士钊所作《答适之》，原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出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7～380页。

正文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strong>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strong>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

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

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专制的不好的共产党，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

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

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除胡适外，另两个是丁文江(字在君)

、王景春(字兆熙)。

②《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页。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张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被删去。

③参看《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页。

④参看钱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06～407、411～412、416～420页。

⑤《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原为日本《改造》月刊“中国特号”而作，中文稿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亚东3版卷一，第16～18页。

⑥同注②，卷一，第85页。

⑦同注②，卷一，第85～86页。

<strong>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strong>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

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

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子。博物院电灯不明，校书抄书很费力。这天晚上，胡适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大有感慨：

自从去年9月底出京后，和我的“书城”分手太久了，真有点想念他。这一年多，东奔西走，竟不曾做一篇规规矩矩的作品。……英国庚款事总算有点成绩。此外只是出来跑一趟，换了一点新空气，得了一点新刺激，于我有点好处，然而忙的要死，倦的不得了，身体上始终没有休息。巴黎伦敦两地的读书，可算是今年的大成绩。今天过生日，终日在B．M．里校读敦煌卷子，总算是一种最满意的庆祝仪式了。⑤

总计在巴黎和伦敦，仅所得神会的语录三种，《显宗记》一卷，约计达两万多字，为国内所得的30倍!此外，还看到《楞伽师资记》的两种写本，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收获确是很丰厚的。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又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⑧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②《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

③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

④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

⑤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⑥《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

⑦《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

⑧《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

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便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

<strong>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往西去!</strong>

游欧伊始，胡适便打算往西去，到美国去!

还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听说冯玉祥将军那时也住在莫斯科，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胡适便对冯的秘书说，希望冯将军从俄国往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①到了巴黎，他曾写信给国内朋友称赞苏俄，也流露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在同傅斯年谈论政治的时候，他更明白地说：

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惟一之大路也。②

胡适自己当然更想到美国去，看看那离别已经十年的“第二故乡”。③

1926年除夕，胡适登上“AmeriBanker”号海轮，横渡大西洋，于1927年1月11日早7点抵达纽约。这是胡适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大都会。熟悉的街市、广场和学校，显得那么亲切，却又有些陌生了!离别十年后，纽约变了，给胡适印象最突出的，是摩托车!即汽车。纽约的街道上，以致乡间，汽车都像流水似的不断奔驰。

他在1月16日纽约的《国民周报》(tion)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

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

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

美国摩托车数占全世界81%。

美国人口平均每5人有车1辆。

去年(1926)美国造的摩托车凡450万辆，出口50万辆。④

请读者注意，这是60年前的统计数字，难怪胡适当时要感到惊讶，要赞叹美国“真是一个摩托车的国家”!

到美国后，胡适整日忙着会客，又忙着到各处演讲。有一次，胡适在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位朋友邀请他到乡间去住一天。他和那朋友同车前往，开到一个地方，见野外停放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胡适很奇怪，心想，乡里那来这么多汽车呢?便问道：“这里开汽车赛会吗?”那朋友笑起来，用手指着那边的工地，说：“那边不在造房子吗?这些都是木匠泥水匠坐来做工的汽车。”

在美国，胡适所看到的，是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的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生产的鸡蛋牛乳也每天自己用汽车送进城。有的人家，星期日全家坐自备的汽车到远地方去旅行游览。胡适说，这便是美国的文明，“摩托车的文明”!而我们中国呢?当时还处在“轿子文明和人力车文明”的阶段。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胡适怎么能不赞叹，不歆羡呢!

这次在美国小住三月，胡适目睹耳闻了美国社会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汽车公司通行的“分月付款”方法，使普通人家都可以购买汽车；实行所得税，成了国家税收的一大宗；雇员与工人都购买股票，成为企业、公司的股东。凡此种种，胡适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他应邀参加过纽约的一次“两周讨论会”(FhtlyForum)，讨论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做什么时代?”到会的一位劳工代表，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他的演说使胡适由惊叹而首肯，终至于赞佩不已。美国的这种种事实，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得出了美国不会发生社会革命的结论，说：

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⑤

胡适所说的这种美国牌“渐进的”社会革命论，也就是他所赞成和歆羡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挑战。他说：

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元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⑥

胡适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在美国不灵，不适用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这确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尖锐的挑战。胡适并不懂得多少经济学说，但他根据实际，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出了一个题目，却是需要作出回答，科学的!

美国如此进步，而中国何以这般落后呢?这是旅行海外的炎黄子孙都不会不想到的问题。1月25日晚，胡适与友人谈论历史问题，便谈起“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在日记里写下了他谈的答案：

我提出几个答案：(1)中国在统一的帝国之下，没有竞争的必要，没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种进步到可以勉强应用的时期就停止了。欧洲的列强竞争甚烈，有意的增加国际贸易，有意的发展工业，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国缺乏的因子。(2)鸦片之害。中国吃了印度的两种麻醉剂：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鸦片——佛教；后吃了一种物质上的麻醉剂——鸦片。三百多年之中，鸦片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病夫国。(3)19世纪初年，嘉道的学风还在，到阮元林则徐还不曾表现大弱点。19世纪中叶的洪杨之乱毁了国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几省。这也是一个大原因。⑦

胡适的答案自然不是唯物史观的，但却是他几十年间几乎一贯的观点，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吗?

①参看《漫游的感想》第四则“往西去!”《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61页。②《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9月18日。（三版注）

③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曾写道：

余于6月16日至绮色佳，去此八阅月矣。此次归来，恍如游子归其故乡，甚多感喟。戏谓此次归绮色佳为“小归”，明年归国可谓“大归”耳。小归者，归第二故乡也。大归者，归第一故乡也。(《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卷十三“二一恍如游子归故乡”，1916年7月5日追记。)

④见《漫游的感想》第二则“摩托车的文明”所引，《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54页。

⑤《漫游的感想》第三则“一个劳工代表”，同上书卷一，第58页。

⑥同上书卷一，第58～59页。

⑦同注②第六册，1927年1月25日。（三版注）

<strong>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经日本返国途中</strong>

1927年春，国共合作举行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继克复。

北洋军阀政府行将覆灭。就在这时，吴稚晖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提出弹劾共产党议案；蒋介石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训，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清党”反共，在血泊中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胡适这时正由西雅图登船，离美返国。登船时，他便听到了上海、广州开始“清党”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横滨。胡适踏上日本国土，便给上海的好友高梦旦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询问国内的情形。高先生当即回电说：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学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尚望三思。①

胡适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当了几个月的淞沪商埠总办，也寄信给胡适，述说北伐战争起后的情况，他对前途“并不十分乐观”；不久便辞职，回北方去了。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来信，则劝他归国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动；“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顾信有一段分析，颇为中肯，他说：

先生归国以后(按，指1917年胡适留美返国)，名望过高，遂使一班过时的新人物及怀抱旧见解的新官僚极意拉拢，为盛名之累。现在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为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②

这些理由，概括一句话，就是国民党也有可能给胡适加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其实也就是高梦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劝胡适暂时不宜归国的理由。胡适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贸然回国?于是便暂留日本，观察时局的变化，考虑如何应付变化了的时局。

他在欧洲时，也很关注国内形势，与人谈起过南方的领袖人物，对蒋介石诸人也颇有好感，寄予希望。他说：

广州的领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与Borodin我没有见过。……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

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③

这段时间，胡适在日本仔细读了那几个月的报纸，了解国内的情况，据他自己回忆，便明白了当日吴稚晖等一班文人出来主张“清党反共”，还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胡适的同情，那时就已经在蒋介石一边了。他曾追述在东京的一段故事，说他在帝国大旅馆里，遇着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先生(ManlyO.hudson)。谈话间，赫贞说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交谈过，认为“最近中国的政变是一个大反动!”胡适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曾为蒋介石辩护，说：

我这十个月在欧洲美洲，不知道国内的详细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变，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说的那样简单吧?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

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按，即吴稚晖)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④

这番话，是在26年之后，胡适逃亡美国时写的。他当日拥蒋反共的态度，虽然未必像后来这般分明，但基本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前后一致的。

在日本徘徊观望了20余天，胡适对国内风云变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认识，心里有了一点底，觉得似乎不至于怎么样。他便订了船票，要回离开不满一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祖国来。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7页。

②同上书，上册，第426页。

③《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股份公司1990年12月版，第5册，1926年10月15日。（三版注）

④参看《追念吴稚晖先生》，原载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第10卷第1期，1954年1月出版。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引文见该书第167～168页。

正文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strong>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在上海重整新月社</strong>

1927年5月17日，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他又收到顾颉刚的一封长信。顾在信中向老师和泪进言，说：

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为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①在“万勿到北京去”几个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见是重要极了!为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胡适本人曾鼓吹“好政府主义”，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这些都可以当作“反革命”行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为军阀的僚属和政客。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胡适如果再回北京去，北洋政府垮台之日，那“反革命”的罪名还逃得掉吗?他在日本观望20余天，日夜思虑的也正是这一点，心里怎么不明白呢?北京，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回的，他便决定留住上海。

那时的北洋政府，已是风雨飘摇，财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学连薪金也发不出来，教员生活非常狼狈；政治压迫更一天天加重，连续发生“三一八”惨案等多起屠杀请愿学生和民众的事件。因而大批文化人便纷纷南下逃荒避难，或则向往投效革命，或则寻求新的栖身之所。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班人马也纷纷南下，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员，都先后汇聚于上海。胡适回国后不久，新月社的人们便联络商议，由大家招股集资，筹办一个新月书店。他们推胡适为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于是，6月30日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

新月书店谨启新月书店的开办，以徐志摩关系多、人事熟，因而出力也最多。胡适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②却挂着董事长的名义，更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他便答应把《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给新月书店出版。

这部书，原是1921年冬天，胡适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的讲稿。第二年又到天津去讲，他住在旅馆里，把这“国语文学史”的稿子修改了一遍。后来，北京文化学社竟把这本讲义排印了出来，封面上印着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写的“代序”，俨然是一本正式出版物了。③胡适得知以后，觉得“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自己感到“十分难为情”，便决心修改这部书。④这次修改，几乎是重写；

而且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实际上是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由于书店刚开创，稿子催得紧，胡适“随写随付排印”，仍是匆匆赶成，难免有许多疏漏；

其中的一些见解，今天读起来也未免浅薄幼稚。但这部书，可以说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第一部著作，筚路蓝缕，草创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惜始终未能续完，又是“半部书”!

新月书店开办不久，原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也移来上海编辑出版；他们又着手筹创一个《新月》杂志。这刊物的筹创，曾经发生一点波折。据梁实秋在《新月前后》一文中透露说：

杂志的筹划，最初是胡先生、志摩、上沅负责在进行，有了成议之后，上沅到了闸北斯考特路潘光旦家，宣布杂志由胡先生任社长，志摩为主编。当时聚集在光旦家的闻一多、饶孟侃等表示异议，表面上是因为社长主编未经同人推选，手续不合，实际上是新月一批人每个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志摩是何等圆滑的人，立刻主张改为集体制，胡大哥根本不列名其间。

大约就因潘家的这一点风波，素以涵养好著称的胡适也很有些生气，他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竟表示“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并且向董事会提出五项条件：

一、请准我辞去董事之职。

二、请准我辞去书稿审查委员会委员之职。

三、我前次招来的三股——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请退还给我，由我还给原主。

四、我自己的一股，也请诸公准予退还，……五、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350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由我算还排版与打纸版之费用。……⑤胡适要求辞去职务，抽走股本，撤回书稿，简直是一张最后通牒，不是要拆新月社的台吗?

这最后通牒式的信当时没有公布。毕竟徐志摩在新月社同人中间，“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⑥或是“何等圆滑的人”。风波总算过去，《新月》终于1928年3月升起。创刊号上登着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力作。

在上海重整的新月社，开一家书店，出一个周刊，又新创一个《新月》月刊和《诗刊》(季刊)，出版了主要是新月派成员撰写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和翻译等许多著作，堪称新月社的鼎盛时期了。

①顾颉刚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28页。

②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他“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但他1928年1月28日致徐志摩的信中却说，他还招有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各一股，胡适自己还有一股。据此，不计张的一股，胡家的股本便不止百元，而是三百元了。

③北京文化学社版《国语文学史》，是1927年4月印行的。黎锦熙于2月16日作“代序”，其中交代该书的编著和修改情况，说：他(按，指胡适)的初稿，是民国十年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编的。……次年(1922)4月，我在天津的直隶国语讲习所讲演，胡先生也来到，他在旅馆里把这讲义的章节次序移动了一些。那年12月，教育部办第四届国语讲习所，他又把它改了几处——这就是现在的付印之本。(该书卷首)

这本《国语文学史》分3编，第1编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第2编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第3编为两宋的白话文学。附录《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④参看《白话文学史?自序》，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6月版，卷首。后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出版。

⑤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57～458页。

⑥此语出于胡适《追悼志摩》一文，载《新月》杂志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号”。

<strong>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中公校长偶作冰人</strong>

1928年3月，正当《新月》在黄浦江边升起的时候，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胡适接长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当时的中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很难办一个完善的大规模的大学。中公经费更是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胡适觉得非裁并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说：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

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①

这样改革，实事求是，经过一段努力，竟把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兴旺发达起来了。②学生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而全校只有会计1人，事务1人，舍监1人，职员共计仅14人。③比起今日一些机构臃肿的大学来，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简政了。

作为大学校长，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思想学问。他曾说：

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④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⑤

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⑥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

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⑦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

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吴晗那时确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⑧但是，吴晗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黑暗腐败的现实，他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

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⑨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⑩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犹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长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运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还有年轻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他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沪西极司斐而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将会产生怎样良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湖南凤凰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一个台柱作家，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但据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说：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

胡适原来就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

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大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据中公校友回忆，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而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成熟，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

从此，他们俩数十年间，风风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①《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册》，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10页。

②中国公学校董会1930年5月15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4～15页。

③参看杨亮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

杨亮功先生是当时中国公学副校长，系胡适提名，由校董会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职。

④《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页。

⑤这首歌作于1930年4月。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为《尝试后集》之一首，题《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有人亦称之为《健儿歌》。

⑥胡传(铁花)的遗著，经罗尔纲整理抄录后，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时带出，后带往美国。其中的“日记”与“禀启”，于1951年5月，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书名为《台湾纪录两种》；后又按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1960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以上两种版本，均署“胡传著，胡适罗尔纲校编”。

⑦据罗尔纲的“自序”及胡适的“序”和“后记”，我们可知：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是1943年3月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参议、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之约而写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促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1945年，罗尔纲将修改本交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逮曾)先生，准备重印；卢请胡适写一篇序，但胡适拖到1948年8月才写，书没有印成。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游览，顺便向卢逮曾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于1958年自费印出，改题书名为《师门五年记》。196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曾选载。此处引文即据《传记文学》。

⑧参看金若年作《吴晗同志事略》，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晗与“海瑞罢官”》一书，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页及121页。

⑨吴春晗1932年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02～104页。（三版注）

⑩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在为欢迎新老院士而举行的酒会上，胡适致辞，中说：

我对于物理学是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当年北大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一位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该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7页。)

讲完这些话不久，酒会结束时，他心脏病猝发倒地，便去世了。

参看方延明写的“人物专访”《重返母校，寄语后生——吴健雄教授谈治学》，载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

吴健雄女士，原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故中国公学、南京大学均为吴健雄女士的母校。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载《胡也频小说选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页。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教职，据当时的副校长回忆是“教授”，参见注③；但当时中公的学生李雄回忆，又说沈是“讲师”(《敬悼胡适之先生》，载台北《畅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陆学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评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曾受沈从文的影响和赏识，其中也说沈“当时在该校任讲师”，不知何据。笔者不便以这等事去询问沈先生，姑从杨说，亦存李尹二说以备考。

参看李雄《敬悼胡适之先生》及程外《沈从文与胡适》(载《自由人》1957年5月4日)。

<strong>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人权运动”始末</strong>

《新月》是一个以文艺为主的月刊，鼓吹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与当时的左翼文学相对峙。但胡适是“发愤要想谈政治”的人。1929年，他便在《新月》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

首先出马的是胡适本人，他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①这开头一炮颇为猛烈，直对着国民政府、党部机关，以致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状况有所揭露。他这文章是由国民政府的一道命令引起的。那时，屠杀共产党、侵犯人权的事，本来屡见不鲜。“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时候”，国民政府却要装模作样，于4月20日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语意含糊，其中只提到“个人或团体”均不得非法侵害他人的人权，却不提及“政府机关”。胡适看了很失望，在文章里写道，“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在这方面完全不给人们什么保障，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胡适的文章，矛头明确地对着了国民党政府。

文中列举了三件事实。一件是报载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一项提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到，法院往往过于拘泥证据，致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故提案说：“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就应该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本人不服，可以上诉。但上级法院如接到党中央的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②胡适认为，这样以党代法，“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岂不是用党治代替法治，实际上根本取消了法治吗?

一件是驻唐山的军队一五二旅，随意拘禁商人，严刑拷问，使其致伤致残，而商会的代表只能去求情，人身权利完全没有法律的保障。

另一件是安徽大学的校长刘文典，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说，“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③什么是法治呢?胡适认为，法治绝不只是对着老百姓和民众团体的，也应该是对着政府、党和军队的所有官员的。他指出：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五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五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④因此，胡适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如果有侵犯人权的，“无论152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这篇《人权与约法》登出以后，以它对国民党政府批评的尖锐和勇气，在当时影响颇大。国内外报纸有的转载，有的翻译，许多读者给《新月》写信，于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便以《新月》为中心展开了。

在讨论中，胡适还就国民党“以党治国”，进一步提出了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他说：

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⑤他对国民党中国的“党治”与“法治”的关系，分析确是一针见血，颇为深刻。

接着，又陆续发表了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也都尖锐泼辣，提出了法治、宪法及思想言论自由等许多重大问题。

他们批评国民党的所谓“训政”，主张实行“宪政”。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只讲“训政”，取消约法之治，这是“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他认为，“训政”不能只训人民，党国的衮衮诸公尤其要有宪法的训练，法治的训练。他说：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⑥罗隆基也说，如果对政府官员没有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则“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来蹂躏人权，那就比“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更加可怕!所以，他主张“争人权的人，先争法治；争法治的人，先争宪法”。⑦总之，法治和宪政，是他们这次人权讨论始终注意的一个中心。

他们又大力鼓吹思想言论自由，对国民党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与指责。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⑧

胡适甚至宣告，“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批评够尖锐，够严重的了。

罗隆基的文章，题目就火辣辣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而且拉出孙中山先生来做挡箭牌，说中山先生是拥护言论自由的，因此“压迫言论自由的人”，就是“反动或反革命”。罗氏又举出中国的宣统皇帝、洪宪皇帝，以及外国的许多专制帝王，没有一个不压迫言论自由，但也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⑨只有梁实秋的调子相当和缓。他鼓吹思想自由，反对思想统一。文末还追加了一个宣传文艺自由的尾巴，既反对“三民主义的文学”，也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

；他认为，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都没有多少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学本身就是目的。”⑩这是梁实秋的一贯主张。

他们又鼓吹专家政治，抨击中国目前的政治是“武人政治”，“分赃政治”。他们指出，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的行政到党的行政，都由一班毫无政治知识，毫无政治训练的武人支配，其结果自然可悲了。特别是：

如今中国这几十万官吏，从最高的院长，部长，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扫地的差役，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既没有选举，又没有考试，这几十万人是不是由推荐，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产生出来的?试问一个国家的官吏，专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来产生，这是不是拿国家的官位当赃物?这种制度是不是分赃制度?

这种批评，可说是击中了中国官制的要害，触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一种很深的遗毒。他们主张用“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来建立真正的专家政治。而且断言，在20世纪的今天，“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说得自然也有道理，而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一班人参政的愿望，是《努力》时代“好人政治”

的延伸。

这次人权讨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国民党的缔造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公开批评。胡适不仅指责孙先生取消“约法之治”的《建国大纲》，指谪他颂扬中国固有文明的保守态度，还写了《知难，行亦不易》一篇专文，批评孙氏的“知难行易”学说。

《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从政治角度，对孙文学说也有所肯定，说：

行易知难的学说是一种很有力的革命哲学。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进取。一面要人知道“知难”，可以提倡多数人对于先知先觉者的信仰与服从。信仰领袖，服从命令，一致进取，不怕艰难，这便是革命成功的条件。所以中山说这是必要的心理建设。

胡适认为，孙中山死后，北伐之所以成功，正是奉行他的遗教，建立“共信”的功效。

但是，胡适的文章，重点是批评“行易知难”说的错误。他指出：“行易知难”

说的第一个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把“知”“行”分做两件事，分做两种人做的两类事，这是错误的。“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行易知难”说的第二个根本错误，是因为“知固是难，行也不易”。尤其是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最重要的事，知行都很重要。卤莽糊涂，胡作胡为，自然要害国害民；就是有了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误国。但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人借“行易”之说，把治国看得太容易，“故纨子弟可以办交通，顽固书生可以办考试，当火头出身的可以办一省的财政，旧式的官僚可以管一国的卫生”。这样怎么谈得上治国呢?所以，胡适指出：

今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

当时，胡适的一些朋友看了他的这些文章，担心事涉当局不许批评的孙中山先生，怕惹麻烦，都劝他不要发表；并要那时做《新月》编辑的梁实秋把稿子抽出。

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长陈钟凡看了文稿，对着胡适吐舌头，说，“了不得!比上两回的文章更厉害了!”他也劝胡适暂时不要发表，“且等等看”。但胡适还是坚决要发表。后来，果然招致麻烦，而胡适还居然大胆声言：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这就很有一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胆略与无畏精神，在当时知识界思想界和政界影响极大。许多人写信给胡适，称赞他的文章有声有色，有识见，又有胆量，连高梦旦家最守旧之九兄也称赞说：“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兄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之义。”

胡适等人搞的这场所谓“人权运动”，其实只是一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法治和民主自由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对于广大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对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他们并没有说什么话。对于国民党当局虽有某些微辞，有所指责，有的也还相当尖锐，但他们其实也只不过希望蒋介石的党国搞一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已。胡适等人的态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然而，党国治下，即使像胡适《新月》那样谈人权，也是不允许的。一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许多报纸都刊文批判胡适；并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呈请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接着又有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几个省市的党部，呈请政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层层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说：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

有的则说：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

随着，国民党中央常会又制定了一个《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这便是因胡适“人权”案而引起的，国民党最先创造的“天天读”。

胡适接到教育部上述训令之后，特别将令文中的错误一处，别字二处，标出改正，并谓“该令殊属不合”，“含糊拢统”，驳回教育部。

到1930年2月，上海市党部又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各种报纸又纷纷登载要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闹得满城风雨。《新月》不保，新月社人心惶惶，“人权运动”也就无可奈何，偃旗息鼓了。

①《人权与约法》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本则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

②此提案由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提出，曾载上海各报纸，其内容如下：

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向三全会提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原文如下：〔理由〕反革命分子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此等分子之危害党国，已成为社会一致公认之事实。吾人应认定对反革命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惟一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结果，不独使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且使革命者有被反革命分子之攻击危害之危险。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俾革命势力得以保障，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转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509～510页。)

③参看《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4～7页。

④同上书第8页。

⑤《“人权与约法”的讨论》(胡适答诸青来)，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见《人权论集》第18～19页。

⑥《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见《人权论集》第30～31页。

⑦罗隆基《论人权》，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5号；见《人权论集》第51页。

⑧《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24页。

纪念周，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所规定的，于每周星期一上午，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员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一种仪式。每次都照例须念“总理遗嘱”，然后“静默三分钟”，然后由主管人员训话，训话又大多千篇一律。后来纪念周便成为例行公事，颇类宗教的礼拜，只没有那种宗教的虔诚罢了。

⑨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见《人权论集》第113页。

⑩梁实秋《论思想统一》，原载《新月》杂志第2卷第3号；后收入《人权论集》。

罗隆基《专家政治》，见《人权论集》第179页。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的副标题即是“对于建国大纲之疑问”。

参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人权论集》第130～137页。

《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有副标题“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原载《吴淞月刊》，《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转载，后收入《人权论集》第145～168页。

陈钟凡，字玄，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劝胡适的事，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册，1929年11月19日。（三版注）

参看梁实秋著《忆新月》，载《秋实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5月出版。

《人权论集?小序》，载该书卷首；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改题为《人权论集序》。台北远东重版本《胡适文存四集》删。

参看蔡元培、张孝若、史济行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5、522～524、540、543～544页。

高梦旦九兄1930年旧历“醉司命夕”致11弟(即梦旦)的信，高梦旦转给胡适，故附贴在《胡适的日记》里，见台北远流版，手稿本第9册，1930年1月29日后。

（三版注）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9年7月2日。（三版注）

1929年9月23日上海《申报》载中央社消息：

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校长，最近在《吴淞月刊》及《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文字，攻击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各省市党部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处先后呈请中央严予惩办。中央亦以胡适言论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形，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学术研究范围，放言空论。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上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业由中央训练部函请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研究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

国民政府教育部遵令于1929年10月4日，发出训令(字第1282号)，对胡适加以警告。旧中国的这类玩意，今日青年难以见到，录如下：

教育部训令字第1282号令中国公学为令饬事：奉行政院第3276号训令开：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察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47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等因，合行令仰该校长知照。此令。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四日部长�讇讇?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8～550页排印的胡适保存的抄件录出，令文中的三处〈?〉，即系胡适所标出该令文的错误和别字)

该条例经1929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第44次常会通过；《人权论集》把它附录在罗隆基作《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文后面，大约是当作“压迫言论自由者”的一个实例罢。见该书第115～117页，读者可以参看。

参看胡适致蒋梦麟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7～548页。

1930年2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致新月书店公函，全文如下：

径启者：本部顷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内开：“为密令饬遵事：查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2卷第6、7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除分行外，合亟密令，仰该部遵照严密执行具复为要。”等因，奉此，查该刊累载反动文字，早经本部查禁在案。兹奉前因，相应备函转达，即希贵局勿为代售，致干禁令，为要。此致新月书店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年2月5日1930年5月3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查禁《人权论集》等书，录如下：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四区执行委员会训令宣字第37号令各区分部宣传委员为密令饬遵事：案奉市宣传部密令行字第12号内开：“案奉中央宣传部密令：饬为查禁大众文艺编辑、上海四马路现代书局发行之《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及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之《人权论集》两刊物等因，奉此，除呈复并分令外，仰该员切实遵照查禁为要”，等因，奉此，除分令外，令仰该员遵照查禁为要。此令。中华民国19年5月3日宣传委员赵少彝

<strong>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五鬼乱中华”</strong>

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是胡适博士的一个最奇特的创造!

奇论一出，全国震惊。当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③梁氏是在一文上签名的“提议人”之一，赞成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因此他对胡适此一奇论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颇有一点代表性，我们不妨多抄几句原文如下：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设法补救，便又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④仍多方辩护，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关于军阀的问题，胡适则说：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论他们争论的“扰乱皆军阀之所为”，还是“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胡适总算也承认军阀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他又把“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与军阀一起归入“扰乱”，当成了敌人。对于胡适和新月社的这种“根本态度”，国民党蒋介石当然不应再“惩办”，而应深表欢迎了。

怎么来打倒这“五鬼”呢?胡适宣传的还是他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他说：

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这也是胡适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他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甚至“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革命。

看到这些，人们却反而难以明白，胡适他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从革命的对象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相对立，也与中国国民党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路线相对立。说它是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罢?似乎也不对，因为连资产阶级那一点反帝反军阀专制的精神也见不着了。真是一条无以名之的奇特道路。

①关于“平社”，可参看《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手稿本，第8册，1929年3月25日、4月21日、5月11日、5月19日有关记载。其中5月19日前，附有“平社中国问题研究日期单”，其分工列表如下：

（三版注）②《我们走那条路》，于1930年4月10日写成，12日晚上提出讨论，13日胡适补作“缘起”，然后发表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10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本节所引文字，未注出处者，均见此篇。

③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于《村治》第2号，转载于《新月》杂志第3卷第1期之“通讯”(关于“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讨论)栏内；后由胡适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一”。下引梁文，均据此。台北远东版《胡适文存》第4集，经作者删改，本篇所附录的梁漱溟文被删去。

④载《新月》第3卷第1期，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作为《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的“附录二”。

<strong>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strong>

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可以说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便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①这是他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并且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他后来说：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

②

青年时代，尚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试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难得的。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倡文学革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刚到40岁便动手作自述。后来逃亡美国，又有半部“口述自传”，③还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④这后两项自然是后话了。胡适不仅自己写过许多传记，还常常劝别人写自传，⑤足见他是一个“传记热”。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⑦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倒还是不错的。

他曾到处劝老辈的朋友们写自传，却都是口头上答应，笔头上不实行。他便自己动笔，开始写自传。他原来打算“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颇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走上了正道。他说：

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⑧

这一变，虽然“颇使志摩失望”，但毕竟变得对；否则，《四十自述》会是另一种样子，不成其为自述，也就很难说有史料的价值了。

历史的叙述，只要剪裁得当，描写传神生动，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后，刘大杰曾写信给胡适，评论说：

《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爱第二篇《九年间的家乡教育》。那篇给予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⑨

他的看法大致是公允的。好的传记，应该是既具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信史；又应该形象、具体、生动、传神，给读者以文学的趣味。现在的这本《四十自述》，其中自然难免有“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也难免有讳饰的笔墨，但基本上还是“谨严的历史叙述”，甚至也不加讳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文字也自然流畅，间有生动传神之处。虽然不一定像他自己宣言的那样“赤裸裸的叙述”，却也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一部自传。

胡适从40岁在上海开笔写自述，迁居北平后陆续写了几章，43岁那一年方才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事情打断，他只写出了赴美留学以前的一段生活。

虽也自成段落，毕竟只是“半部书”，而且是始终没能续完的“半部书”。

①《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手，在上海成两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都在《新月》杂志上刊载过。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②《论领袖人才的来源》，原载《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题为《领袖人才的来源》。引文见该书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14页。

③《胡适口述自传》，是50年代胡适在美国时，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用英语口述的自传。口述时曾得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君的协助；后又由唐氏整理，译为中文，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据胡适手拟的口述自传大纲看，这本口述自传只完成原计划的前半，也只是“半部书”。

④《丁文江的传记》，也是胡适逃亡美国时所作，于“1956年3月12日晨三时写完”。共17章，约12万余字。同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抽印本；1960年，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缩印本。

⑤胡适曾先后劝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等许多人写自传，参看《四十自述自序》。

⑥参看《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四，第521～522页。

⑦《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原载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卷首，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下面的引文，见该书1931年6月3版，卷八，第1087～1091页。

⑧《四十自述自序》，见该书卷首，又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第627～628页。

⑨刘文杰1931年2月2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52页。

正文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

<strong>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白话文与“大众语”</strong>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胡适生平最引为得意的事业。他一生常以白话的布道者、护法神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

南京国民政府初创，胡适因学生罗家伦在政府里当了官，便致信罗氏，希望他提出建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他又盼望党政要人吴稚晖、蔡元培、蒋介石、胡汉民诸公，也能赞助此事。①但那些要人们未理胡适这一套，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种报纸，依旧是文言、骈文满天飞。胡适心想，这不是连北洋军阀政府都不如吗?1920年，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当教育总长时，还下令废止小学的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呢。但报纸和公文依旧用古文，学了白话文而不能看报，不能在社会上应用，谁还肯热心去学呢?因此胡适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报纸改用白话。等了十多年，连国民党的新政府也不能实现。他有些生气了，便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尖锐批评道：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的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②

为了推行白话文，不惜冒犯“党国”，给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可见他对白话的关切和热心，到了何等程度!

1934年5月间，汪懋祖、许梦因等人重谈“复兴文言”的老调，提倡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反对白话文；吹捧湖广军阀何键、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可谓豪杰之士矣”。这就是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③进步文化界对这种迷恋古文的论调，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独立评论》也发表了任叔永的《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胡适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和《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等几篇文章。

④胡氏在分析批驳了汪、许的文言主张之后，指出：

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话文学完全奠定标准国语之前，顽固的反对总是时时会有的。对付这种顽固的反对，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

虽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进步，——必须还靠第一流的白话文学的增多。

至于读经，胡适同意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拿这些来教儿童，教员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读经的论调，本是沉滓泛起，进步文化界稍加批驳，便又沉落下去了。论争便很快转为“大众语”的讨论。这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在语言问题上的继续。人们提倡大众语，是“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

；要做到“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而且还要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⑤可见这场讨论是为大众着想的，对于促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但讨论中，也有人借“大众语”来否定“五四式白话”，要把白话与文言文一起抛弃。⑥因而被鲁迅斥为“狗才”，“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⑦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应该做“更浅显的白话文”；而关键在于作者须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⑧

胡适也参加了大众语的讨论。他针对一些人把大众语同白话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指出“大众语不是在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所谓“大众化”，是指“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人懂得的本领”。他说：

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这样嘴里有大众而心里从来不肯体贴大众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间去”，他们也学不会说大众话的。

因此，胡适认为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听得懂的文章”。既要为识字的大众着想，也要为不识字的大众着想。要做到“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众；说一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这样训练的结果，自然是大众语了”。⑨胡适的这些见解，批评时弊，深中肯綮；又将大众语，归结为作者对大众的责任心和思想感情问题，无疑是很实际而且深刻的，与鲁迅的观点也颇为近似。胡适在文化上，毕竟还有一点民主主义的精神。

①胡适致罗家伦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502～503页。此信未注时间，约写于1928年。

②该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原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后收入《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2月出版。

③汪懋祖的《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等文章，分别载南京《时代公论》第110、114、117号。④任叔永文章，载《独立评论》第109号。胡适的文章，原载《独立评论》第109、146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⑤参看陈子展《文言——白话——大众语》，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陶知行《大众语文运动之路》，分别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⑥在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中，《申报?谈言》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日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正潜伏着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

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文章中，混淆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关系，片面强调只有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实行了“文字革命”，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学革命，才算有真正的大众化的文艺。从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就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成就。他说“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他把新式白话的新文学说成是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瞿秋白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只不过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形式主义理论从“左”的方面的一种发展罢了。

⑦参看鲁迅1934年7月29日致曹聚仁信，同年8月3日致徐懋庸信，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495～496页、500页。

⑧参看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及《门外文谈》(十一)，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76～78页、101～102页。

⑨《大众语在那儿》，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48～551页。

<strong>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孔子的再评价</strong>

“打孔家店”，这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口号，曾不胫而走，影响中国思想界数十年。胡适当年，也曾以反孔战士的姿态，驰骋在新文化的战阵上。

但当年反孔的战士，陈独秀鲁迅也罢，吴虞胡适也罢，他们所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就不能不反对历代专制统治阶级几经改造加工的孔教，不能不打倒那愚弄和禁锢人民思想的孔丘偶像。他们并不是与孔丘本人过不去，自然也不是对孔丘本人作科学的历史的评论。即如陈独秀，即指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生活”①，揭露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另一方面又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②吴虞也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③可见他们对孔子并非全盘否定，评价还是相当客观理性的。

就胡适来说，他对孔子和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对宋代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还加上一层徽州乡谊，更是十分崇敬。他后来甚至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应笼统地去打孔家店，而应该给孔子以正确的评价。

1934年3月至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④长达五万字的皇皇大文，便是要给孔子作一历史的再评价。

这篇论文，其中有不少“大胆的假设”，如断言商、周各为一“民族”，未免臆断；但也有明显的长处，为他人所不及的，这就是历史的观点和比较的方法。胡适将孔子摆在殷亡以后五六百年间，殷周文化逐渐混合同化的广阔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察。他认为，儒本是殷的遗民，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的教士：

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⑤

他们的宗教，也就是一种亡国遗民柔顺取容的殷商老儒教。

殷商虽然被征服了，但他们的文化比西来的征服者周部族高，周朝也就大体上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化。孔子有很透辟的历史眼光，他认识到“周监于二代”的历史事实，代表现代文化的“周礼”，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其中含有绝大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因此，他在这个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能大胆地冲破部族的界限，以“吾从周”的博大精神，领导一个革新儒教的新运动：打破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殷周部族的畛域，把殷“儒”的范围扩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放弃那传统“儒”的保守主义和部落性，在六百年殷周人民共同生活的新基础之上，重新建立起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新儒教。胡适总结了孔子的伟大贡献，是：

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⑥

胡适又将孔子摆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一般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几种历史形态。而人类的活动、社会组织、思想感情，也莫不有相近和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胡适把亡国的殷人儒教的柔逊遗风，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基督教不抵抗主义相比较，认为两者之间“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又把孔子与耶稣相比较，认为都是亡国之民梦想的“救世圣人”的预言。胡适说：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孔子的故事也很像这样的。殷商民族亡国以后，也曾希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果然，亡国后的第六世纪里，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圣人。这一个伟大的人不久就得着了许多人的崇敬，他们认他是他们所期待的圣人；……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⑦胡适的这种中西文化比较法，有人夸赞，也有人觉得不无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总不失为胡氏的一种创见。他对孔子的评价，是以极富想象力的笔墨，描绘出了一幅伟大革新者的形象。

确是一篇尊崇孔子的皇皇大文。后来胡适便据此说自己五四时期“并不要打倒孔家店”；⑧台湾的一些拥胡者也以此来否认胡适打孔家店的事，或者说他的反孔言论跟比较，就算不得什么了!总之是否认胡适反孔。结果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胡适自己也处在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这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对一个历史人物孔子作客观的历史评价，与打倒那“孔家店”作为偶像的孔子，混为一谈了。

其实，当年胡适自己倒没有这个矛盾。他在写的前后，在给孔子作历史评价的同时，照样直认不讳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⑨

这就把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说得很透彻，不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过失，而且是反对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业。没有当日“打孔家店”，哪来今日的新文化?稍后，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里，胡适又说：“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们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⑩他也没有否认“打孔家店”的事。

胡适作文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以为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对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反感，专门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大文章，斥责国民党当政的领袖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可以说也是一篇反对尊孔的皇皇大论。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来作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接着，他又举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的事实，如“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五个大方面的成绩。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指出，“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如果在这样的进步面前，反而开倒车，——

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和《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一篇反对以孔子为偶像，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祭孔的开倒车行径。尽管两文都不无可议之处，但又都是同一个胡适的，也并非矛盾的认识；而且，这样把历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别对待，也许更实际，更有益罢!

①陈独秀《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页。（三版注）

②陈独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见同上书第649页。（三版注）

③吴虞《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④原载1934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所引文字，系根据1937年4月3版。

关于一文，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一封信里说：“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下册，第352页。

)（三版补注）

⑤同上书第18～19页。

⑥同上书第66页。

⑦参看上书第38～52页。

⑧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2章的“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一节，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页。

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引文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⑩此文作于1932年9月7日。引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22页。

据1934年8月30日《申报》记载：“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40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此文作于1934年9月3日，距写成仅三个半月。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06～512页。

<strong>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南游的风波</strong>

1935年1月，胡适因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到南方游历讲学。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胡适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来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雾中满山的灯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闪烁，清朗而又宁静。登岸以后，驱车住进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illiamer)代为排定日程，陪同游览，胡适颇为惬意，对香港的海光山色也颇多赞美。他写道：

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几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绝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①

胡适喜欢演说，朋友们常笑他“卖膏药”。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演说“卖膏药”便更起劲，一共只住五天，便讲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演讲的内容，也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谈教育，谈新文化，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尊孔读经。他列举了五大理由，劝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

；他也很关切香港大学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

胡适这次到香港，还准备去广州。南下之前，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他也曾函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代作“广州总指挥”，代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岭南各两次讲演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计划四天中差不多要讲十次。中大校长邹鲁还专门出了布告，全校停课两天，以便学生去听胡氏的演讲；青年会出卖听讲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不料，胡适竟因讲演惹来麻烦，使他的南游发生了一点风波。1月6日下午，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讲，公然攻击广东当局尊孔读经的主张，说：

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②

读经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适的讲话记录在广州报纸上登出以后，便引起了风波，可胡适自己还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兴兴由香港来到广州，住进新亚酒店。一看广州报纸，他才知道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已经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说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不一会，又接到吴康送来的信，说“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这一天，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又发布告，停止胡适在该校的演讲，学校照常上课。

党部不满，演讲取消，还要胡适“快车离省”，风波来势不小呢!但胡适是第一次来广州。吃了闭门羹，又遭逐客令，实在不甘心。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偏要去拜会这位“南天王”陈济棠总司令。一见面，陈济棠便很不客气地对胡适说：

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③

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

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

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④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广州的名胜都游遍了。恰好这时得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⑤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如此杀气腾腾，竟是文人的手笔。但事情也极富有戏剧性，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⑥

1月11日下午，胡适飞抵广西。他在广西受到的接待，与广州的冷遇，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广西大学的校长马君武先生，原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老师，校中还有许多教职员是中公的老同学，罗文干、罗隆基等是谈“好政府”和“新月”的好朋友，他们都自然热诚欢迎；就是白崇禧，也礼贤下士，多次力劝胡适改船期，在广西多玩几天。胡适便痛痛快快在广西游览了十四天，坐飞机飞来飞去，游遍了梧州、南宁、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处的名山胜水；沿途又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他对广西的印象极好，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造个新孔庙。”⑦在夸赞广西时，胡适没有忘记报广州那一箭之仇，批评陈济棠治下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他也没有忘记表彰广西军阀“剿共”的业绩。最后，他也没有忘记向李宗仁白崇禧进言：“凡不能实心助成国家的统一的，总不免有为敌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们适应国难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

1月26日，胡适赶到香港，乘船北上，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南游。在船上，他翻开朋友送的一册《粤讴》，读得颇有兴味，便用学来的广州话，仿《粤讴》写了《黄花岗》一诗：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亮，睇吓倒大将军。⑧

胡适信仰自由，以为“自由神”可以吓倒大将军。他这回南游的一点风波，在顽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确也显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点个性和力量。然而，胡适所赞颂的“自由神”来自美国，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统治的中国，自由神即使手揸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①《南游杂忆》“(一)香港”。《南游杂忆》共五节：(一)香港；(二)广州；

(三)广西；(四)广西的印象；(五)尾声。分别载《独立评论》141、142、145、146号；1935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节引述文字，均据《独立评论》。

②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的演讲记录的全文，当时曾登载香港各华文报纸，各地报纸也有转载。1964年2月24日《香港时报》所刊林伯铭作《胡适与香港》一文中，曾抄录胡适这次演讲记录的全文。

③《南游杂忆》“(二)广州”。

④同上。

⑤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黄旭初致胡适电，云：“急，广州转胡适之博士鉴：久慕鸿名，未亲雅范，关山迢递，仰为劳。顷闻文旆远游，已抵羊石，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伫候赐复。白崇禧、黄旭初叩。庚印。”今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页。

⑥中山大学古直、李沧萍、钟应梅三人联名致广东、广西二省当局的两个“真电”(1月11日)，后来古直钟应梅二人为李沧萍否认列名而发表的启事，原载1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胡适作《南游杂忆》时，把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载在“(二)广州”一节里。

⑦《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

⑧黄花岗，在广州东郊白云山麓。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失败后，收集到此役死难烈士72人的遗体，合葬于黄花岗。1918年由华侨捐款建成墓园，即称为黄花岗72烈士墓。当时曾仿纽约自由女神像，在墓后树一自由女神。

<strong>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strong>

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uralfli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ed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一文，⑥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从此，胡适便公开与折衷论妥协了。在“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下，他明确宣布：

“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梁实秋，沈昌晔……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甚至也“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无论是“全盘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

如何评价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可以写成一本专书。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与本文有关的几个要点：第一，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能以世界文化的眼光，观察比较东西文化，认识西方近代文化的优胜先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因而“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东方的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并积极倡导文化革命，主张自由输入西方文化，以打掉我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这显然具有反宗法专制的革命意义和进取精神。

第二，胡适又是一个历史学家，能以历史的观点，认识文化发展、交流、演变的复杂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主张“整理国故”，分清“国粹”与“国渣”。他攻打旧文化的衰颓朽腐，不遗余力；而对老子、孔子的评价，对宋儒清儒治学方法，及白话传统小说等，也不乏肯定和赞扬。对西洋文化有时也能看到它的“历史因袭的成分”。这就使他的认识比较能切合实际，比较科学。

但是，第三，胡适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束缚了他的世界眼光，因而只颂扬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拒斥西方科学思想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束缚了他的历史眼光，因而否认宗法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祖宗造孽太深，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能把罪过“归到洋鬼子身上”，自然也不可能认识反帝反宗法专制的人民革命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四，胡适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拼命走极端”：颂扬西洋文化，便一切都好，过分美化；指摘东方文化，便一切皆坏，“百事不如人”。这是五四时代形式主义向右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的上述优点与缺点、正确与局限，也基本上决定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这两个口号的长处和短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1928年6月，他写《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中西文化的差距，主张国人要觉悟，要责己，要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的长处，反对“夸大狂”的偏向，自然都不错；但胡适在美国的文明面前，显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不免言词过于偏激苛酷，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⑦胡适的这种民族自卑观念，曾有多次表述，而最典型的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⑧

尽管这里抨击的求神、迷信、逃荒、瘟疫、破坏山林等等，都是事实；我们民族文化的落后，民众的愚昧和麻木，也是事实；但是胡适不分析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的复杂社会根源，却笼统轻浮地嘲骂我们整个民族“又愚又懒”，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这就太出格，会伤害中华子孙的民族自尊心。

但是，胡适常使用一些过分苛酷的言辞，似乎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其实多是愤激之词，骨子里是要提倡一种反省责己的态度，反对国人浮躁懵懂的“夸大狂”倾向，并不能因此认定胡适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曾致书吴稚晖，说“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小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这是何等的民族自悲和虚无倾向!然而胡适对民族前途还是抱有希望的，他其实并不完全同意吴稚晖的悲观论调和虚无主义，故又说：

然而我终不忍不作一点“好梦”。我深信有一分努力，终有一分半分效果，也许有五分十分的效果。“白吃辛苦”不算什么；我们自己看得见与看不见收获，也不算什么。⑨

在胡适看来，世界上一些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而像我们这样“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⑩这样的认识与态度，显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所能具有的。

①见1935年1月10日出版的上海《文化建设》月刊。列名的“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樊仲云、萨孟武。

②载《独立评论》第139号，1935年2月24日出版。

③见《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

④见《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⑤《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1935年3月3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第145号转载；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引文据1937年4月3版，第552～557页。

⑥原载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下面的引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第561页。

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一，第47页。

⑧同上书，卷五，第638～639页。

⑨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468～470页。

（三版注）

⑩《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84页。（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5月25日所附剪报，6月2日，12月17日等的记载。（三版注）

<strong>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一二·九”运动</strong>

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其中确也赞扬说：

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

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

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e)

，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和态度，本是出于一位学者、教育家对青年学业的诚恳关心，也是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作“百年树人”

之计。但胡适完全不审时度势，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机之秋，仍固守着教育、学术一端，阻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便使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偏向国民党政府，站到了青年学生群众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又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棍棒打伤的学生达二百多人。反动军警的野蛮行径，激起青年学生的更大愤慨，全市继续罢课，斗争更深入了，也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胡适这时又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和《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⑥他虽然也指责“当局的处置是错误的”，谴责军警用武器打伤刺伤徒手的学生，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但他的主旨，仍是反对学生罢课。胡适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的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并说：

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胡适的这种论调，似乎倒是学生无理取闹，自生枝节，自造惨案，自坏国家之干城，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样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青年学生的斥责。为此，周作人曾写信劝慰胡适，说“平常以为青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估计是不对的，劝胡适“少管闲事”，“汔可小休”，专门讲学论学。胡适的复信绝不认输，他虽然无可奈何地承认这十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却又辩说自己是“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才不受青年的欢迎。⑦

然而，全国的新青年岂是时髦、假话、低级趣味所能哄骗的吗?关键还在于谁手里有真理。胡适的葫芦里有些什么呢?青年们已经多次领教了。

①该文曾转载于《独立评论》第182号，1935年12月22日出版。

②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1935年12月11日所附信稿。

③参看《黄梨州论学生运动》，原载1921年《晨报副刊》“五四纪念”专号，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1～15页。

④参看《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45～1153页。

⑤参看《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载《独立评论》第7号，1932年7月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24～529页。

⑥《再论学生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83号，1935年12月29日出版。《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92～293页。

⑦参看1936年1月9日胡适致周作人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96～300页。

<strong>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与苏雪林论鲁迅</strong>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和奠基者鲁迅在上海逝世。全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深沉巨大的悲哀里。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在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这三个字也许比千万言的论文更实际，更崇高，更有份量。鲁迅的伟大思想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将永远放射不灭的光辉。

然而，当时武汉大学有苏雪林其人者，于鲁迅逝世后不久，即致书胡适，宣布要“向鲁党挑战”，恶毒攻击鲁迅。她简直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人那样，破口谩骂鲁迅是什么“刻骨残毒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①苏氏还将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给胡适看，征求胡适的意见。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应该参加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担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筹委。其中，公开攻击共产党和左翼文化，为国民党政府辩护，为被鲁迅批评的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和胡适抱不平。而对于鲁迅的攻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腰缠久已累累”，“身拥百万之产”啦；什么“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啦；什么“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啦；甚至把处在国民党压迫和“围剿”之下的鲁迅，说成是什么“盘踞上海文坛时，密布爪牙，巧设网罗”，“文网之密，胜于周来之狱，诛锄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凡此种种，无非是造谣、毁谤、谩骂，实为稍具良知的文人所不耻的下流行径。②

这年12月初，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自然很不愉快；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③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便也引起共鸣，很表同情。但胡适却又是个很讲个人修养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攻击对方的私人行为，因此在信里批评了苏女士谩骂鲁迅的态度。他写道：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④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论及鲁迅，胡适想起了自己一直佩服的鲁迅的创作小说和小说史，也想起了陈源诬鲁迅的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桩公案。⑤他虽然认鲁迅为“敌党”，但觉得立论也应“持平”，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即陈源)

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⑥

一般说来，私人通信比较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写的这封信，对苏雪林的批评，对鲁迅的评价，虽不脱官方学者的见识，却是诚恳的。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他的个人修养确有令人佩服的地方。

对胡适先生自称“受业”的苏雪林，即使在这一方面，也不如乃师远甚。虽然也承认她致蔡元培先生的信，“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但她还是固执己见，将这信在杂志上公开发表，还悻悻地辩解说：“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既为“恶腔调”，何切当之有呢?后来，苏氏逃亡台湾岛，治古文学，俨然学者风度；独于论鲁迅，却脱不了30年代的恶腔调，⑦岂不有负于胡适之先生的教诲!

①苏雪林1936年11月18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25～331页。

②苏雪林致蔡元培信，初稿作于1936年11月12日。给胡适的一份信稿上，苏自注云：“此信文句尚须改动，盖初稿也。”(见上书第331至335页。)修改稿载《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信末有苏的自跋，云：“此书乃去冬11月间所作，因不知蔡先生上海通信处，托南京某先生代转。某先生以书中措词过于狂直，恐伤蔡先生之意，抑压月余，及蔡先生生病，乃来函劝余慎重考虑。不久西安变作，余亦浑忘鲁迅之事，故此书始终未入蔡先生之目也。此书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多‘旧文学恶腔调’，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故刊残稿于此，聊存当日一段公案云尔。”

③鲁迅晚年对胡适的批评，有正确并含规劝的，也有片面的或不对的。如1931年10月，胡适奉召谒蒋，鲁迅曾作《知难行难》一文，把胡适见蒋介石与见废帝溥仪联系起来，谓一个“称皇上”，一个“称主席”，于幽默风趣中含有警醒规劝之意。而1933年3月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斥骂胡适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则完全是断章取义，错误的攻击。此文系瞿秋白所作，借鲁迅的笔名发表，虽经鲁迅看过，却明显是瞿氏思想政治上极左路线的产物，自然也可见鲁迅多少亦受瞿氏思想的影响。（三版注）④胡适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稿)，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⑤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发表《闲话》说：“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见《西滢闲话》，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2月3版，第210页。

后来，陈源又在《致志摩》里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写了《不是信》给予驳斥。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29～230页。

⑥同注④。

⑦苏雪林致蔡元培信，于1937年2月发表于《奔涛》半月刊第1卷第2期，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字有较多改动，而谩骂的态度和词句不仅不改，犹有过之。逃亡台湾岛后，又出版了一本《鲁迅论》，继续她的反鲁事业。

正文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strong>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由低调到抗战</strong>

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

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他看到了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然而以乐观主义著称的胡适，在抗日问题上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观论者。他并没有从“和平”迷梦中完全醒来。

8月2日，胡适记下了他还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方案，如下：

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外交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⑥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对日全面抗战开始。胡适等人的和平幻梦便彻底破灭了。到9月初，仗打了一个多月，胡适的思想也逐渐乐观一点。他离国赴美前，去看汪精卫和高宗武，还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哩。他对高宗武说：

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⑦

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

①蒋介石的这篇谈话全文，载1937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及各报。

②转引自胡健中在台北传记文学社召开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和适之先生诗文上的交往》。其中说，庐山谈话会上，他和胡适坐在一起，听了胡适的发言，即席写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他。诗云：

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胡适的诗乃是和胡健中的。见《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③参看J.erBoyIe:“Car,1937—1945”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出版)

一书第9章“低调俱乐部”。

④参看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76页。

⑤胡适1937年7月30日致蒋廷黻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63页。

⑥胡适的这个方案，据台湾《中国时报?人间》1979年6月16、17日所载后羿的文章《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看，似系胡适8月2日的日记。查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留存北京的1937年日记，8月2日无此记载，这天日记似不全；8月3日至9月6日原缺，胡适当另有所记。现据后羿文录存。

⑦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strong>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strong>

1937年9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及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9月8日，他便乘船西上汉口。在船上，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告校中各同仁。那时北京已沦陷，故信以一个商人的口吻，隐喻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口之计也。①

胡适的思想虽仍不免有些悲观，“明知时势不利”，但还要去“尽人事”，努力为国事奔走，爱国之心，抗战救国的责任感，跃然纸上。

9月13日自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于26日上午10时飞抵旧金山。

到了美国，胡适便大忙起来。当天午饭后，他便到大中华戏院演说，讲题是“eritCrisis”(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当时美国正处于孤立主义时期，全国上下厌恶战争。因此胡适婉转地批评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并说：

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②

这次演说，还发生过一点波折。胡适9月30日晚上从加州大学回寓所，已经半夜了，匆匆吃了一点宵夜，凌晨一点开始写广播演说稿，直到天明才写完，交给了电台。那时美国的新闻似乎也要检查。下午，有人来转告说，电台嫌胡适的演说词太厉害，要他修改。胡适听了大为生气，告诉电台中人说：“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这样一坚持，电台中人反而更客气了，稿子也不要求修改了，按时于晚上7点45分播出。当他10点回到寓所时，便收到了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美国朋友布朗(M.I.Brown)夫妇的贺电，祝贺他演说的成功。③

10月8日，胡适到达华盛顿。12日，便与王正廷去白宫谒见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情况，希望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罗斯福对战局甚为关心，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答以定能支持。罗氏又说到九国会议及美国中立法案的困难；临别时，嘱胡适不要悲观，态度很诚恳。从此至第二年7月，胡适即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作巡回演讲，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和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颇有影响。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说：

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④

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

，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①胡适此信作于1937年9月9日，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吴相湘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页。

②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③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⑤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strong>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strong>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

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

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

<strong>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strong>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亚洲，中国艰苦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占了明显的优势。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①

4月25日，正当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领土会师的这一天，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无保留地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然而胡适却借口反对极权政治，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旧金山会议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作战，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并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军民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大反攻，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和平、民主问题上，斗争复趋激烈。

胡适使美以来，仍始终抱着反共立场，曾为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辩护，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需之举动”。②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阴谋计划，抵制和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又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当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为此专程飞到延安。

胡适自然也十分关注“国共关系”。③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与董必武讨论战后政治问题，也劝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奋斗”，遭到董必武的驳斥。8月24日，胡适又致电毛泽东，电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二十四。④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决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便收到由王世杰面呈的胡适这个电报。重庆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正是胡适电报所说的“武力”问题。在谈判中，毛泽东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也作了一些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7日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谈到关于军队“武力”的问题，说：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48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⑤

这是对蒋介石的答复，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电报的答复。

这时的胡适，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人还没回国，舆论却造得很响了。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就任前，由傅斯年暂行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⑥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并往牛津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适才由美启程返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里。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回国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又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国民党政府又在全国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胡适回抵国门十天之内，知识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闷乃至忿怒，盖原意中事”。⑦而胡适却与“一般有良心的人”

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还劝人不要悲观，说：

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⑧

如果说这是胡适的“乐观主义”，那么，他在北平对记者谈话，竟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⑨这样颠倒的“乐观”，不迹近阿世吗?

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胡适以校长身份首次对全校员生讲话，便抬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谓“独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⑩

可以说这便是胡适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注脚，并无甚么深意。而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

①中国代表团成员，除董必武、胡适外，还有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

、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②胡适1941年2月在纽约的演说，曾载2月8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胡适1944年12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605页。

④胡适致毛泽东电曾载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又附见胡适致王世杰(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26至27页。

⑤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合订本，第1106～1107页。

⑥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

⑦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2页。

⑧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辞，载7月21日《申报》；又载南京《教育通讯》复刊第1卷第11期。

⑨见1946年7月30日北平《华北日报》。

⑩见1946年10月11日天津《大公报》。

<strong>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strong>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胡适心情又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场。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

正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1

<strong>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纽约公寓</strong>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逃离祖国。21日抵美国旧金山，27日到达纽约，便住进东城81街104号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寓公生活。

纽约，这个世界最大的都会，对胡适来说，是那么熟悉，然而又那么陌生。纽约，已不再像胡适留学时代那样富于魅力，令人神往；也不再有他任大使前后那种战争年代的特别气氛，令人振奋。现在的纽约，只是冒险家的乐园，百万亿万富翁的天地。胡适逃亡出来，既不挟巨资，只带着一点有限的存款；又无冒险的本事，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难缚鸡的书生。在那绝情寡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乏术，一时找不到职业，他能不着急吗?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逃亡美国的党国要人和败阵将军，在纽约街头随处可见，那一个个沮丧潦倒的模样，更使胡适绝望烦恼。在华盛顿，那些国民党的美国朋友们，也一个个充满失败心理，对蒋介石政府怨恨不休。胡适感到无脸面见人，于是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

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了纽约，胡适的幽居生活才算有了一点慰藉。他们租赁的公寓，虽然已经破旧，毕竟也能蔽风雨。雇不起“下女”，便一切自理。夫人打扫厨房，胡适整理内务；夫人烧饭做菜，胡适便洗碗放筷子，饭后又把剩饭菜和器皿搬回厨房，随手带来抹布，拭几擦桌。生活是相当清苦的。然而在国内鼎鼎大名的胡适，平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纽约竟也学会了种种家务劳动，他的老来勤快，也正是“老来穷”所逼出来的啊!

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市，没有固定收入，坐吃山也空，他一点有限的存款，怎够填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胡适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面对晚年凄清困窘的现实，也难免悲从中来，以致多次对他那时结交的少年朋友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①这发自内心的诚挚话语，既是对晚辈的关心和劝勉，更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

纽约的寓公生活，不仅清苦，连日常的安全保障也没有。唐德刚写道：

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②

幸好江冬秀女士颇具男子气概，胆大而有魄力，喝退了黑贼，否则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1950年5月，胡适终于在普林斯登大学谋得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的职务，9月到职，合约两年。

普林斯登大学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小城，为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之一，颇有声望。校中图书馆建筑精美，藏书丰富；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是其独立的一个分馆。它由创始人葛斯德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以中文图书为主的东方图书馆，包括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以及日本、朝鲜、印度和泰国的出版物，总计约有近30万册。其中最大量收藏的是中国医药学书籍及成套丛书。③但这个图书馆刚刚成立的时候，普大当局对葛氏这一大批古色古香的中国线装书，究竟有何价值，完全不了解。他们知道胡适是中国的大学者，又正流寓纽约赋闲，便聘请他来校主持清理并经管这批图书。胡适当时无事可做，读书人也大约只能与书打交道，竟屈就了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的职务。④

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那时在美国不仅一般人不知道，连美国的汉学界、华人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馆里的工作人员也总共只有两个，除胡适外，另有一名助手童世纲。胡适上任之后，便呕心清点整理。1952年2月，他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胡适亲自撰写了几篇介绍文章和书展目录。展览历时两个月，颇为轰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被埋没多年无人知晓的藏书，便不胫而走，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及海内外华人学者的重视。

这个书展结束后不久，两年合约期满，胡适便推荐童世纲担任该馆职务，他自己应台湾大学等校的邀请，于年底飞返台湾讲学去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在离开大陆之前，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即将“引退”的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⑤话虽如此说，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希望的。胡适离开祖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明确交待了此行的任务。信中说：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⑥

胡适也颇为尽忠。他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t,如Pros.GeeeBook”(白皮书)之后，更不愿久居美国，想回去做点事。⑩

在胡适流居纽约，思想苦闷的日子里，大陆的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这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良好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

，“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应该说反映了中共对胡适及其他在海外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胡适得读以后，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

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文中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胡适的小儿子思杜，追求进步，不愿跟他父亲逃跑，留在北平。解放后，他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精神面貌更不同了。1950年9月，思杜发表文章，批判他父亲，声明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说，知子莫若父，硬说那篇文章一定是别人逼迫思杜写的。后来，连他内弟江泽函的信，他也疑心是“他受人逼迫，抄了别人拟好的信稿，寄出来向我作宣传的。”显然，大陆朋友的规劝并没能改变胡适的政治态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听到消息，颇为高兴，他认为“美国领导出兵制裁共产党对韩侵略”是一件大好事，是“东亚的命运的转机”，也是整个“自由世界”和“自由中国”难得的一个“转机”；并希这场战争能够“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国恢复中国大陆，拯救中国四万五千万人民的一条大路上去”。

这也正是当年蒋介石政府许多人士的幻想。

这年七八月间，胡适花了40天工夫，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题为“’sGrandStrategy”(《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登载在美国的《外交季刊》(FnAffairs)10月号上。文章三万余字，主要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艾奇逊)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而是“经过25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并且指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出卖了中国，以致“中国东北，整个中国，韩国(虽则此处没有提到她)甚至于整个亚洲大陆的命运都已经被确定了，而历史也被拖回去了40年”。这是一篇为蒋介石政府失败辩护的皇皇大文，故台北的《中央日报》很快就翻译连载，又收入1951年国民党编印的《本党与匪党搏斗史实》一书。胡适总算是给逃踞台湾而且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府说了“公平”话，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也算是对发表《白皮书》的美国政府发泄了一点怨气。

1952年底至次年春，胡适在台湾“讲学”一个半月，主要讲“治学方法”、“杜威哲学”之外，又突击作反共宣传，给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打气。

1954年2月，胡适又专程回台湾，参加19日在台北开场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帮助蒋介石政府维持所谓“法统”。开会那天，他作为大会临时主席，开宗明义即说：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胡适这几句话获得了阵阵掌声。但是，这个要维持“法统”的会本身就有个合法不合法的大问题。筹备期间，台湾各界及海外人士多有议论，认为按照“宪法”

规定，第一届的“国大代表”六年任期已满，代表资格即已经没有法理的依据了，怎么可以再选第二任总统副总统呢?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们自然多盼望继续当代表，盼望开会，却也心存疑虑。虽经“大法官”解释，台湾政界笼罩着的法律危机的乌云，并没能驱散。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作为台湾人士眼中“民主自由”的象征人物，能从美国专程来出席会议，本身就给人们不少安慰；而且，他还煞费苦心，想出了一个“扣足日期的算法”，为这次会议的合法性辩护。他以考证家的身份，振振有词地说：

有人曾提出疑问，第一届的国民大会，可以两次选举总统副总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正因为我们是行宪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所以可以选举两次总统副总统。假如每届国民大会的任期是扣足六年计算的，那么就是在国家太平时期，第二任的总统副总统好像还是应该由第一届的国大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国民大会是民国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会的。国大代表的任期从卅七年三月廿九日开始，扣足计算，要到四十三年的三月廿九日，才算六年任满，而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卅七年五月一日由国民大会公告当选，至五月廿日才就职的。依据宪法第廿九条，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召开。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天，就是今天，正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六年任期之内。所以我觉得第一任总统“任满前90日”或“任满前60日”，都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六年任期之内，所以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务。……所以我们今天的集会，是完全合法的，是完全有宪法的根据的。

胡适演说时，时而两拳高举，时而拍案，时而击桌，情绪异常激动。这“扣足六年任期”的算法，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大代表们听了觉得比“大法官”的解释更加有力，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甚至老泪纵横，钦佩不已。有人事后还写了几首竹枝词，其中一首云：

民主象征一言重，任期扣足细推求，阽危法统艰难甚，万众闻言泪迸流。

这次会议居然顺利进行，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还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送给蒋介石哩。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总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台湾当局便聘请他担任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果然帮助“设计”起来。在所作《“司徒雷登回忆录”导言》中，胡适便指责美国不仅“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又“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致使国民党政府垮了台；而美国却又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这是胡适感到最伤心和最为不满的。他为台湾当局设想，要求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个政权在联合国里取得中国的席位。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反共演说，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极力攻击人民中国，并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胡适在纽约如此种种的表演，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流亡寓公，既可怜又顽固，在凄清飘零的异域，顽固坚持着做蒋介石政府的孤臣孽子，当一名人民中国的反对派。

①参看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

②同注①。

③关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及胡适在该馆工作的情况，可参看陈纪滢的《胡适、童世纲与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7卷第1、2期)，及庄申的《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东方图书馆追悼胡适之先生著作展览会及其相关之史料》(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④关于胡适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务，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诸如馆长、主持人、管理员等等。胡适自己按照聘约说得很明白，1950年5月15日他致赵元任夫妇信中说：

Prion的事，昨天(5月14日)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yLibraryandCuratoroftOrientalLibraryhRankofFullProfessor。(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60年6月版，第36页)

据此，译为馆长或管理员均可，相当于正教授职务。

⑤《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册。（三版注）

⑥此信保存在台北胡适纪念馆，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文，载北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三版注）

⑦胡适1949年5月22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5页。

⑧《在北大同学会欢迎会上讲词》，收入《胡适言论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3年7月版，乙编。

⑨见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2月11日；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9年12月8日（三版注）。

⑩胡适1949年8月1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第29～30页。

胡思杜的文章披露于1950年9月16日《文汇报》，9月22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得知后曾答记者的访问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册，第2152页。

）

胡思杜后来分配至唐山工业学院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自杀身亡。1980年11月平反昭雪。（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3—55页。）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1951年2月24日。（三版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50年6月25日；1952年11月《在台北市记者招待会上答问》、《在国大联谊会欢迎会上讲词》、《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均载《胡适言论集》乙编)，及《东亚的命运》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8卷第1期)。（三版注）

本文台北《中央日报》译文题为《史达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连载于1950年10月19日至21日；另有云轴译、毛子水校的译文，载台北《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三版注）胡适在这次会议开始时的演词，曾刊载于台湾各报。此处是根据台北《畅流》半月刊第9卷第2期载罗敦伟作《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一文所记抄出。

同注。

竹枝词系陆少青作，共五首，载罗敦伟《胡适之先生新五四精神》文中。此处所引为第二首。参看注。

本文原题“IntrodutoJ.Leiguart’sFiftyYearsina”

，NewYork,Randomhouse,1954.由李宜培、潘焕昆合译为中文；后收入《胡适选集》“序言”册。

胡适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题为“Repercussionsofalspeehes)第24卷。台湾有关胡适的论著中，多译为《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

<strong>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strong>

胡适逃离大陆的时候，眼看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势不可挡，他无可奈何，满腔怨愤。在上海登上海轮，便想起与雷震等一些朋友筹创出版社和刊物的事。他觉得，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①因此，他给将要创办的刊物命名为《自由中国》。他于是拧亮台灯，抽出钢笔，在船上写下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刊词。文字不算长，全录于下：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制，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按，指蒋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②

这就是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定下的调子：反共、鼓吹民主自由。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这个政论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创刊了。刊物封面上印着“发行人胡适”赫赫五个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创刊号上，作为这个刊物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这四条“宗旨”，作为他们坚持反共与民主自由的旗帜。

《自由中国》创刊的时候，胡适远在美国，“发行人”其实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儆寰)。那时，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适的名字在混乱的逃台人员心目中，仍不失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有他挂名的杂志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国》办得倒也顺利。但胡适向来信奉孔夫子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既然挂了名，怎能不实际干呢?他从纽约邮寄了几篇文章给编辑委员会，都是反共宣传文字。③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虽然也持反共立场，却对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亦有所非议，于是遇到麻烦，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压力与劝说下，被迫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也向台湾政府表示抗议。信中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④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胡适致雷震这封信在《自由中国》刚刊出，刊物又遭禁忌。9月1日台湾当局议决：1.全部收购(该刊)；2.令港停止出版；3.令停寄美国西部。至4日才又开放。⑤

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讲学。那天上午，到台北松山机场来欢迎胡氏的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数百人，《自由中国》杂志社的雷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也到机场欢迎，场面颇为热烈。因为胡适从美国来，台湾局势虽然渐趋稳定，但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都特别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及台湾的前途，都想听听“美国通”胡博士的意见。所以各方人士对胡适的台湾之行都寄予极大希望，都想请他演讲，或请座谈，或拜会。除了在学校讲学之外，公开演讲也不少，几乎没有间断的讲演，有时一天连讲几场。素来声音爽亮的胡适，嗓子也沙哑了，不得不去请教喉科大夫。他的这些讲演，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概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鼓吹反共反俄；(二)鼓吹民主自由；(三)提倡治学方法。胡适在台湾一个半月讲演讲学的纪录，后来由自由中国社汇编为《胡适言论集》，交台北的华国出版社印行，⑥版税收入便全部捐赠给了《自由中国》杂志社。

胡适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的纪念。又是讲演，又是题辞，又是合影、座谈。胡适乘机再次请求辞去“发行人”名义，因为他远在美国，不能负起言论的责任。编委会这时才接受胡适的意见，从第8卷3期起改由编委会任发行人，后来又改为雷震。

1953年1月，胡适晋谒了逃踞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国。这次台湾之行以后，他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支持更积极了。不仅自己不断航寄文稿，还鼓动当年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自由中国》从此又颇为兴旺活跃，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都颇有影响。

但三四年之后，《自由中国》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上。但也引起了“军方”、“党方”和“团方”的围剿。⑧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啦，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啦，“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啦，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总之，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由此可见，反共的胡适和反共的《自由中国》，为了讲一点自由民主，争一点言论自由，也被台湾当局当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

这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刚刚过去，而在台湾又围剿胡适，持续了大半年。1957年，胡适曾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me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takeme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⑨

第二年4月，胡适便果然回到台湾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⑩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颇为热烈。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三人。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曾为雷案致电陈诚，希望由司法审判，不要军法审判；回台湾后，雷案已经宣判，他接见记者时说：

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胡适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雷震被判刑后四天，中国民主党便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但终于因雷案受重大打击而胎死腹中了。《自由中国》也因雷震被捕而停刊，历时11年，共出260期。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而胡适呢，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雷震事件始终是内疚弥深，却又莫可奈何，以至于愧憾终生。

①这是雷震解释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的话，见他所作《创刊“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6日出版。②该文载《自由中国》创刊号，作发刊宣言；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题下署“民卅八，四，六，船上。”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系于四月十四日，不知何据?

③从《自由中国》创刊，到1950年初，胡适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自由中国”的宗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均载第1卷第1期)，《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第2卷第3期)。

④此信写于1951年8月11日，载《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同年9月1日出版。

⑤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7册，1951年9月24日记所收香港来电报译文。（三版注）

⑥《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二编，甲编为“学术之部”，1953年4月出版；乙编为“政治问题及其他”，同年7月出版。台北华国出版社，由王云五主持，王系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时代的老师，故获得印行此书的优先权。

⑦此文作于1956年10月21日，载《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

⑧参加这次围剿《自由中国》的报刊，如《军友报》、《国魂杂志》、《青年战士报》等属“军方”；《中华日报》、《政论周刊》等属“党方”；《幼师》杂志属“青年反共救国团”。下文所引围攻《自由中国》的言论，均见这些报刊，不另注。

⑨胡适1957年7月2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6月版，第128～129页。

⑩胡适的这次演说，由杨欣泉记录，载《自由中国》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5日出版。

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此处引文，转引自文德《雷震、胡适、中国民主党》一文，载《八十年代》第1卷第3期，1979年8月出版。又上文雷震判刑14年（原作10年），系根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0年11月18日所记改。

正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2

<strong>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strong>

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来的院长朱家骅辞职。11月3日，评议会选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4日，蒋介石便圈定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氏正因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决心回去；加上那时台湾局势暂趋稳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湾过几年安定日子，了完学术上的旧债，便欣然应命。不久，胡适给陈之藩写信，即说到他已决定回台北去。信中写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的书写出来。①

这年4月6日，胡适便飞离美国，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

那天到机场欢迎胡适的，有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陈诚及各机关官员、友好和青年学生，据说有五六百人。连八十高龄的于右任老先生，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胡氏被围堵在飞机的舷梯旁，与官员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学生社团的旗下照相，又对记者谈话，闹腾腾的。第二天，又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很高兴。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长，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这天，蒋介石以“总统”

之尊，亲临致词，对胡氏恭维颇多。胡适则忙着握手，致答词，接着又选举新院士，热热闹闹，忙得他满心欢喜，满脸微笑。

从此以后，胡适在台湾生活的近四年时间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民主自由”，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例如：这年11月，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1960年6月，他所崇敬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胡适参加了欢迎宴会，并与艾氏同到圆山饭店晤谈。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四年间，他主持的三次院士选举，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杨联升、任之恭、梅贻琦等30名新院士；

他的许多旧著在台湾重印，还影印了他心爱的宝书甲戌本。此外，更有经常的演讲、宴会、拜访应酬，以及献花祝寿等许多热闹事，报纸上也不断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70大寿，祝寿的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了好些天；蒋介石也赠以亲书的“寿”字镜框，还特意在官邸设宴为胡适祝寿。②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说是知遇特隆，应该满意的了。

然而，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是并不平坦的；在知遇和热闹的背后，许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牵连，接连发生。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使他不能不忧虑。当年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在四十九年最后一次赴美以前的某一个晚上，我亲记得他对我说：“我不在美国，我的太太一人要计划自己出资，借南港一块小地，建一所小屋，身后即送与研究院。我想，在那一晚对我说话时，那一笔钱是没有了。听说，他曾退而求其次，打算筹集一点小款，在台北市内顶一所小房子，备胡夫人回国居住。据王志维先生(他受托处理胡先生私人收支)告诉我，少数版税(胡先生在台印书，多半不收版税)的收入，经他尽量设法积存，付一所15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我想，其余就不必深问了。

后来胡夫人是回国了，我想胡先生的经济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善。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③

“人怕老来穷”，人们由此大约也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罢。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④据杨树人先生的文章说，胡适回到台湾的第二天，即有人送给他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这是一本滥用“学术研究”

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书，共收四篇文章。有的说胡适自己想当领袖，他的公式是：

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有的攻击胡适当年打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而今提出“三无”总统，“何尝不是要撤销今日台湾的国防呢?”很明显，这些是对胡适那篇为蒋介石祝寿文的反攻。有的则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国民党丢了大陆。而作者认为——

不料有人说胡博士要到台湾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倘使他不肯饶在台湾避难同胞的命，还要把复兴基地台湾讲掉，那我们黄帝的子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

这就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归罪于胡适了。书末还附载“寿联”几副，说是“转载社会公论”，实在都是肆口谩骂的无聊文字，笔者不屑于引录，以免污了读者的视听。《胡适与国运》的文章，显然没有什么学理可言，胡适本来也不必理会。但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却十分诡秘，成了台湾现实政治风雨中一本神秘的怪书，又难免引起胡适的烦忧。这书的出现，恰恰是在胡适返回台湾的前夕，显然是要给他一个警告；而书刚一出现，台湾的行政院秘书处，便立刻函请治安机关予以查禁，台湾各报也一致谴责，算是给胡适一点面子。但后来事情愈演愈迷糊，台北市政府甚至也避免对这书的作者执行罚款的措施，而把案子送到法院去，便没有下文了。到“五四”这一天，台北各处的书报摊上忽然又出现了《胡适与国运》这本“禁书”!第二天，《联合报》第一版又登出大幅广告，由“学生书局”出名，声明“印行本书，俾免以误传误，影响胡适博士的声誉”。居然大量公开发售，每册定价五元。⑤这还不是对胡适的一个打击吗?

1959至1960年间，胡适又被卷进了总统连任问题的政治漩涡之中。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年事渐高，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而蒋的长子经国颇有才干，在国民党政界也颇有影响，于是便有推经国继任总统候选人的舆论。1959年1月中旬，胡适与陈诚、王世杰、蒋梦麟等一道，去台中台南旅行游览了六天，便有人说他们是“商山四皓”，是蒋经国的羽翼。这所谓“商山四皓”的话，后来在台湾引起了几个月的政治风潮。⑥胡适也确乎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主要是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这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⑦又多次对记者发表“反对修宪”，“反对三度连任”的话，都在报上刊载出来。⑧但是，由于蒋介石还不想退位，1959年年底，便有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案，为蒋连任三任造舆论。胡适对此很不以为然，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可见胡适是明显地不赞成蒋介石连任。⑨到了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导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⑩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在报上公布了，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未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邱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在总统连任事件前后，又有组织新党的事件；接着又有雷震被捕判刑14年的事件。这一连串事端所引起的风暴，以及间接由此而发生的许多小漩涡，把一个想在台湾过安静生活，想以余年偿清笔债的老胡适，几乎是弄得坐卧不安，透不过气来了。

笔债无法偿，“民主自由”也难谈，胡适便只好“容忍”，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根本”!而且说，他的提倡容忍，“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自己说的”。实际上，他的重点是希望“拿笔杆写文章的朋友”，要存一种“容忍的态度”。据他说，拿笔杆的人，虽然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围剿”，但也还是“有权有势的人”，因而“绝对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利”。谈“言论自由”谈到了这样的程度，胡适的心境该是何等凄凉，何等悲哀啊!

因此，有人这样评论说：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正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塌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发自“威权领导中心”及其“文化打手”的“围剿胡适”

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评论是相当客观的。在热闹的背后，胡适的心灵孤寂而忧愤，达到了难于忍受的程度。

①此信写于1958年1月11日；一说写于1957年。原信未见，转引自韦政通《胡适小传》(《现代中国思想家［七］》，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同样的意思，在给李济的信中也说过，他想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座小房子，以便利用史语所的藏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参看李济《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及《胡先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贡献与影响》二文，分别见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第28卷第5期)

②参看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印行，第9册，第3402～3420页。

③杨树人先生当时任台北中央研究院秘书和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执行秘书；他所写《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

④《胡适与国运》，台北“学生书局”1958年印行。收文章四篇：(一)《胡适的领袖欲》，作者诸心，系化名；(二)《请看空前的胡博士和我怎样佩服他的理由》，作者朱光汉；(三)《敬以“无为”为胡适之先生寿》，作者李博爱，大约也是化名；(四)《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作者王爱维。作者是否一人，真实姓名，均不得其详。一说，经政府调查，该书出自几个人之手，其中一人为徐子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在北大时是胡适的同事。

⑤参看杜蘅之《人性与自由——再论胡适与台湾》，载香港《自由人》1958年5月14日。

⑥参看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6页，1960年3月15日”所记。

商山四皓，原是指秦末隐居于商山的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等四位八十余岁的长者。传说西汉初，刘邦曾去聘请他们，但他们都不肯出山。而吕后用张良的计谋，令太子卑词安车，把四位长者请来。刘邦见了，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便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企图。台湾政界借指陈诚、胡适等四人为蒋经国的羽翼，自然是把经国当作“太子”。

⑦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8册，1959年11月15日、23日。（三版注）

⑧参看上书第18册，1958年12月25日、1960年2月21日所附剪报。（三版注）

⑨同注⑥第37页。

⑩参看台湾《自立晚报》1960年2月7日“星期专栏”载《国民大会幕前幕后》一文所记胡适的谈话。

参看同注⑥第53页3月14日所记。

参看同注⑥第52页3月5日所记。

同注⑥第53页3月12日所记。

参看《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后收入《胡适选集》“演说”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胡虚一译《民主政治底两种观念》一文的译后记，载台北《民主潮》第12卷第6期，1962年3月16日出版。译文题下有副标题：“敬悼胡适之先生”。

<strong>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学者与小贩</strong>

在胡适晚年的孤寂境遇里，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一点意外的安慰和快乐。

这个小贩名叫袁瓞，江苏清江人，原在上海一所私立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卖过豆腐，做过小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

胡适接到这封信，一看寄信人姓名地址，素不相识；读完了信，才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①

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见面的时候，胡适拉着袁瓞的手，高兴地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要看你40岁以上啊!”

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他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

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的，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谈了近两个小时。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他重复几十年前的老话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②

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和别的小朋友一起游戏，后来到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里新到了一批钴六十，可是太贵，诊治不起!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③

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医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在他的心灵上是一种极好的安慰。

那一天，胡适本想留袁瓞好好玩一玩。却恰巧有外宾来访，袁瓞怕耽搁了胡适的公事，便告辞了。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也就放心了，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胡适呢，也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梅贻琦也正住院，就在隔壁的一间病房。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也够天真，以为那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①此信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8册，第3006～3007页。

②此处引文转引自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6页。

③参看何索撰《胡适这个人》，见《寂寞的狮子》，台北香草山书屋1977年版，第31～35页。

<strong>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strong>

1961年2月，胡适又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便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真是多灾多病，衰老不堪了。①10月间，夫人江冬秀从美国回来，家人团聚，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毕竟也稍添些慰安。可是到11月，又因发表一篇演说，竟招来狂风暴雨般的又一次“围剿”。11月6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却不过洋人的纠缠，应邀赴会，作了三十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是“Socialchofs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仍是他几十年前的老调子，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他批评说：

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e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②

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spirit，当时有人译为没有“灵性”，此话传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徐复观教授首先出马，指责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③于是，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及对胡适的暴风雨式的围攻。胡适也因此而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

论战先后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展开，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及《文星》杂志等，都发表过文章；有人竟至于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提出质询。

作为论战的两个营垒，一方的主要人物，是自称独占“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的青年学人李敖。他先在《文星》上发表《播种者胡适》一篇长文，④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说：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

他对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文末对胡适也有所批评，主要是指责胡氏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太不认真，竟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因为有这点“批评和讥讽胡适的话”，故李敖在分“捧胡”和“骂胡”的六派⑤时，便将自己超乎捧骂之外。其实他基本上还是属于他所分的“捧胡”一方，但“捧”得胡适本人也很不开心罢了。⑥

论战的另一方，人物颇多。除了首先出阵的徐复观以外，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⑦文章标榜“超越”，似也批评传统派，实则重点在批评西化派，批评胡适。接着有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参战，针对李敖的文章，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⑧他们一方面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因而骂之有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推崇陈独秀，认定陈独秀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自然也抓住了历史事实的一些片面，而与他们各自的历史因素大约也是不无关系的罢。

这场中西文化论战的暴风雨，在胡适进了医院以后愈演愈烈，双方都写了不少文章，气氛相当紧张。胡适虽然素来号称修养好，毕竟也具七情六欲，也难于抑制心头的愤懑与烦忧。他甚至病也懒得养了。12月17日，他在病床上度过71岁(实足70岁)的生日。次年1月10日，他便出院了，仍借住在福州街26号，以病老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

据杨树人回忆，有一天下午，胡适叫他去福州街26号，商谈一件公事。事毕之后，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

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

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已是很不开心。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这文章说：“真是下流!”⑨旧历春节以后，他又一次愤愤地对杨树人说：

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⑩风烛残年，心脏病尚未痊愈的胡适，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雨，这样的激愤啊!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离开福州街，去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将在蔡元培馆召开的第五次院士会议。这天，他心情颇愉快。因为这次到会的院士比较多，在国外的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等，也都陆续到达。吴女士是他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吴大猷则是他的学生饶毓泰任教南开大学时的弟子，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院士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而他自己却实在不脱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教书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还喜欢拉点师承出身的关系哩。海外几位知名的学人，回台湾参加院士会，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看看胡适先生和其他朋友；而胡适又怎么能不高兴呢?

上午，胡适主持院士会，进行完了全部议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中午，他又招待院士们午餐。下午五时举行酒会，欢迎招待新、老院士，原定胡适不参加。但他兴致甚高，喜欢热闹，愿意亲自招待客人。他很早就到场了，忙着和院士来宾谈天，与记者们打趣，大家还趁机与他合影一张。有人便因此同他开玩笑，说院长成了“明星”啦。胡适便也很开心地大笑起来。在酒会上，他又轻松愉快地致辞，说：

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自己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讲话时，人们看到他似乎有些疲乏；然而他是那样快活，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以致都忘记了他是刚出院不久的患着心脏病的老人!

接着，胡适请院士们讲话。有人涉及到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的问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持悲观论的人顺便提到胡适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招致围剿的事，使欢快的酒会顿时笼罩了无形的阴霾。胡适是赞成乐观的；然而对于“围剿”，他难免又生气，却尽量抑制着情感，说：

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很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还勉强支持到酒会结束。

他正移步往会场外边走，又与宾客、记者寒暄了几句。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变了，倾身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无效。在这欢乐的酒会结束时，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①胡适1961年9月3日致李书华信，叙他这年病况颇详，中说：

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

由此可见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已成问题了。见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②胡适的这次演说，有自写的英文稿，未见。当时台湾各报的译文，未经胡氏校阅，难免挂漏和歧异。后经徐高阮译为中文，经胡适校过，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

，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

正文 第十第四部分：传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

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中央。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

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①

10月15日，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碑上刻着：

这是胡适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国五十一年)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以胡适生前住所作为“胡适纪念馆”

，并成立管理委员会。1964年8月，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带基金会又捐美金25000元，为胡适纪念馆基金。

胡适生前留有英文遗嘱，其主要内容有：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意见)；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此外还有遗产处理等项。但清点胡适在南港的财物时，除了书籍、文件之外，余款仅135美元。

①关于胡适丧仪的情况，主要根据台北《青年战士报》记者周啸虹的报导《万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报》记者黄铭黄仰山的报导《一代哲人，盖棺论定》(1962年3月6日)。

胡适一生著作等身，除生前版行的外，尚有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未经编辑印行；另有大批手稿、资料等，亦待整理。

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尝试集》(1920)

《胡适文存》(1921)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

《胡适文存二集》(1924)

《戴东原的哲学》(1927)

《白话文学史》(1928)

《人权论集》(1930)

《胡适文存三集》(1930)

《淮南王书》(1931)

《四十自述》(1933)

《胡适论学近著》(1935)

《藏晖室札记》(1939)

《胡适的时论一集》(1948)

《胡适言论集》(1953)

《丁文江的传记》(1956)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1961)

胡适逝世后，经胡适纪念馆及其他单位、学人整理编印的，主要有：

《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1964)

《胡适手稿》(1966—1970)

《尝试后集》(1971)

《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1971)

《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

《胡适口述自传》(1981)

《先秦名学史》(1983)

《胡适的日记》(1985)

《胡适作品集》(1986)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1987)

《胡适诗存》(1989)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90)

另有书信数千封，英文著作若干种。《胡适全集》正由有关方面整理，准备出版①。海内外学者为胡适所撰传记若干种，年谱若干种。

①《胡适全集》已于2003年9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共44卷。

终于完稿，即将付印。欣喜之余，还想在这里补叙一点写作的经过和甘苦。

我也许孤陋寡闻，总觉得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像胡适先生这样一位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至今没有一部较详尽而完整的传记，实为憾事。曾见过台湾学者毛子水先生撰写的几篇胡适传，包举一生，文字简约，却也难免粗略。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规划十大册，写的颇为详尽生动，可惜只见到第一册，其中偶有戏谑笔墨，难免轻浮之诮。胡颂平先生所编胡适年谱(简编和长编)，收集整理了相当详尽的资料，为我们作传记的人提供了许多方便。至于胡适本人的《四十自述》、《我的信仰》和口述自传，也都是没有完成的自传。于是，我便决心来写一本完整叙述胡适生平思想事业并且比较详尽的传记。经过几年的资料准备，访问胡适的故里亲朋，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开设胡适研究课程，并编写了年谱、书目及几本专题资料之后，于去年炎夏动笔，今年炎夏杀青，预计在胡适诞辰95周年的时候，大约可以奉献给读者这一本。

我国从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一些优秀的传记，往往也是上等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史传文学的一个好传统。这本，也把文学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力求写得具体一点、生动一点、可读一点。成绩如何，当由读者来评判。

作为史传，我所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真实性。一切以事实为准的，力求据事直书，作一信史。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至于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字，则准情酌理，旁稽参校，务必令人确信可靠者，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应酬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自当摒弃勿用。然而，做到一个信字，并非容易。即以胡适晚年亡命美国，客死台湾的一段来说，海峡两岸隔绝30余年，近来书刊资料虽间接有所流通，毕竟难于齐集，因而事多疑阙，便只好从简以求信。至于笔者识见受的限制，必须努力去克服，就更不待说了。

史传之有褒贬评赞，自古而然，也是今日史学工作者的职责。评论的关键，在于“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八个字。须以传主行实为脉络肌肤，做到理由事生，浑然一体，不谀不诬，公允精当。笔者有志于此，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但实际做起来，也绝非易事。这本与公允精当的要求肯定还有不小距离。这不仅与笔者的识见和能力相关，也说明克服忌讳和偏见的不容易。像台湾的某些胡适传记及论胡文字，满纸褒扬，而无一字之贬，难称公论；尤其是政治的偏见，更显出长期僻处孤岛的某种小家器识。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

传记正文共72节，与胡适先生享年之数偶合。每节正文后的注脚，有的文字颇多。除注明史料来源之外，大多是为了避免正文过于沉闷，而将可资参证的各种史料、异闻、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及疑阙备考诸项，移在注文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一般读者如嫌烦复，也可略而不读。

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居然写成了这本。趁付印的机会，谨向支持我、指导我、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们，向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而在艰难的条件下担当这件为胡适作传的艰难工作，自己实在感到识见和能力均不相称，粗疏和错误定所难免，衷心希望批评指正。

1986年9月19日，易竹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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