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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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书话》

正文 ●前言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胡适素有“书癖”，一生爱逛书店、跑图书馆，爱买书、收藏书，尤爱搜集古本、孤本、善本书。他的搜集，不是单纯的为了收藏，而是为了考证研究。

胡适一生看书，研究书，谈书，写书。他所谈的书，方面广，数量多。

这里仅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凡三十九篇，编为四辑：一、“前尘书影”十四篇，分别梳理若干古典文学作品的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诗词、小说、戏曲皆有涉猎；二、“文史小集”九篇，凡涉春秋、诸子、释道，大抵为传统读书人关心的话题，亦属文化承传问题；三、“新知叙录”十三篇，为同时代人之著作所写的序言和书评，反映了作者对新思潮的高度敏感以及构建新文化的宽阔视野；四、“余之书癖”三篇，关于觅书、读书的经验之谈，书人之癖，可见自有一趣。各辑的辑名系编者所加。

胡适谈书，形式多样。有读书的心得体会，有对书的考证，有新书评介，有应人之请为新版或重版的书作的序文。

胡适书话，具有专深研究和广博知识的基础，所以他的书话有些是资料翔实、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有些则是叙事清楚、说理透彻、清新活泼、别开生面的散文，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很好的可读性。

胡适谈中国传统小说，侧重于作者、版本的考证，以及历史故事演变过程的追踪研究。他把一向被视为“小道”的传统小说与传统的经学、诸子学放在同等地位，做同样研究，开创了以科学精神和考证方法来研究传统小说的一代新风。他一生研究，谈，创立了“新红学”，使研究突破了穿凿附会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实证科学的道路。同时，胡适也很重视艺术的赏析，这只要读一读他的《〈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海上花列传〉序》、《〈官场现形记〉序》，即可明了。

胡适谈新旧诗、词、曲和剧本，处处从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着眼，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活文学必然要取代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死文学为“正统文学”立论。他要人破除旧观念，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看待、《楚辞》。他高度赞扬花了大功夫搜集整理出版的《宋金元人词》、《宋人话本八种》和《缀白裘》，充分肯定那些新出版的诗集、小说和剧本为创立和发展新文学所作出的贡献。

早年的胡适，立足于时代的前沿，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来分析和评价图书。

尤其是政治、哲学、史学、教育等方面的书。他为《吴虞文录》作序，毫不含糊地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热烈称赞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他以“疑古精神”和“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来看待一切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他认为整理国故约有三条途径：“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他很推重刘叔雅对《淮南子》一书作总账式之整理，著成《〈淮南鸿烈〉集解》，说刘著此书“最精严有法”，“其成就独多”。

胡适一生提倡写传记和回忆录，以为将来研究历史留下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对张孝若为他父亲写的《张季直先生传记》，十分赞赏，欣然为之作序，并说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人物，“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见识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之，胡适书话，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他对一些书籍的分析和评价，常常比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深更广。

他常常以简明的语言，把原作提纲挈领地陈述出来，使读者在一片迷雾中一下子把握了头绪，看清了全局。他或者把原作的深层意思，甚或连作者尚未意识到的意思很清楚地揭示出来，使读者顿晓文中之意，甚至言外之意；或对原作中人物事理的历史背景、文坛掌故、风俗民情，如数家珍地作出交代，使读者在原作之外，又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或在对原书作一般介绍的同时，撷取其中最典型、最精彩的情节，加以巧妙的组合，使人从中直接感受到原作的精妙处；或对原作独具匠心的选材、剪裁、结构，勾魂摄魄的描写，出神入化的艺术语言，加以画龙点睛的评析，使人觉得原来妙在如此！

但胡适生平“对于社会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①。因此，他一生无论是应邀为他人的书作序，或一般地写书评文章，“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心的应酬话”，也不说没有研究的空话套话，更不愿用自己的名字去参加“炒”什么的。他对原作中的问题或缺点，向来是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批评。

他的批评是客观冷静的，但往往也是很严厉的。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早期的一位领袖人物，胡适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此，需要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深入研究，这样也才有利于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有一种合乎理性的认识。

曹伯言曹杨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日

① 见1921 年5 月19 日日记。中华书局1985 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同。

正文 ●总序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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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后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正文 ◇前尘书影——【近人书话】

◇前尘书影——【近人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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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这是民国十四年九月在武昌大学讲演的大意，曾经刘大杰君笔记，登在《艺林旬刊》（《晨报副刊》之一）第二十期发表；又收在艺林社《文学论集》。笔记颇有许多大错误。现在我修改了一遍，送给顾颉刚先生发表在《古史辨》里。

二十，九，十一。

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谁也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有十三国的国风，只没有《楚风》。在表面上看来，湖北这个地方，在里，似乎不能占一个位置。但近来一般学者的主张，里面是有《楚风》的，不过没有把它叫做《楚风》，叫它做《周南》、《召南》罢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周南》、《召南》就是里面的《楚风》。

我们说《周南》、《召南》就是《楚风》，这有什么证据呢？这是有证据的。我们试看看《周南》、《召南》，就可以找着许多提及江水汉水汝水的地方。像“汉之广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坟”这类的句子，想大家都是记得的。满[汉]水江水汝水流域不是后来所谓“楚”的疆域吗？所以我们可以说《周南》、《召南》大半是里面的《楚风》了。

既有《楚风》，我们在这里谈，也就是欣赏“本地风光”。

我觉得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确能得着很有趣味的效果。

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义，都应该拿正当的方法去研究的。在今日研究古书，方法最要紧；同样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我今天讲，也是贡献一点我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在我未讲研究的方法以前，先讲讲对于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一）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

（二）孔子并没有删《诗》，“诗三百篇”本是一个成语。从前的人都说孔子删《诗》、，说孔子把删去十分之九，只留下十分之一。照这样看起来，原有的诗应该是三千首。这个话是不对的。唐朝的孔颖达也说孔子的删《诗》是一件不可靠的事体。假如原有三千首诗，真的删去了二千七百首，那在《左传》及其他的古书里面所引的诗应该有许多是三百篇以外的，但是古书里面所引的诗不是三百篇以内的虽说有几首，却少得非常。大概前人说孔子删《诗》的话是不可相信的了。

（三）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里面的诗是慢慢的收集起来，成现在这么样的一本集子。最古的是《周颂》，次古的是《大雅》，再迟一点的是《小雅》，最迟的就是《商颂》、《鲁颂》、《国风》了。《大雅》、《小雅》里有一部分是当时的卿大夫作的，有几首并有作者的主名；《大雅》收集在前，《小雅》收集在后。《国风》是各地散传的歌谣，由古人收集起来的。这些歌谣产生的时候大概很古，但收集的时候却很晚了。我们研究里面的文法和内容，可以说里面包含的时期约在六七百年的上下。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不是那一个人辑的，也不是那一个人作的。

（四）的解释。到了汉朝，真变成了一部经典。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在那班道学先生看起来，似乎不大雅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加种种附会的解释。所以汉朝的齐鲁韩三家对于都加上许多的附会，讲得非常的神秘。明是一首男女的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到了这个时代，简直变成了一部神圣的经典了。这种事情，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像那本《旧约全书》的里面，也含有许多的诗歌和男女恋爱的故事，但在欧洲中古时代也曾被教会的学者加上许多迂腐穿凿的解说，使它们不违背中古神学。后起的《毛诗》对于的解释又把从前的都推翻了，另找了一些历史上的——《左传》里面的事情——证据，来作一种新的解释。《毛诗》研究的见解比齐鲁韩三家确实是要高明一点，所以《毛诗》渐渐打倒了三家诗，成为独霸的权威。我们现在读的还是《毛诗》。到了东汉，郑康成读《诗》的见解比毛公又要高明。所以到了唐朝，大凡研究的人都是拿《毛传》、《郑笺》做底子。到了宋朝，出了郑樵和朱子，他们研究，又打破毛公的附会，由他们自己作解释。他们这种态度，比唐朝又不同一点，另外成了一种宋代说《诗》的风气。清朝讲学的人都是崇拜汉学，反对宋学的，他们对于考据训诂是有特别的研究，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他们以为宋学是不及汉学的，因为汉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宋只在七八百年以前。

殊不知汉人的思想比宋人的确要迂腐的多呢！但在那个时候研究的人，确实出了几个比汉宋都要高明的，如著《诗经通论》的姚际恒，著《读风偶识》的崔述，著《诗经原始》的方玉润，他们都大胆地推翻汉宋的腐旧的见解，研究里面的字句和内容。照这样看起来，二千年来的研究实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了。

的研究，虽说是进步的，但是都不彻底，大半是推翻这部，附会那部；推翻那部，附会这部。我看对于的研究想要彻底的改革，恐怕还在我们呢！我们应该拿起我们的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大胆地细心地研究；我相信我们研究的效果比前人又可圆满一点了。这是我们应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上面把我对于的概念说了一个大概，现在要谈到具体的研究了。研究大约不外下面这两条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对于的文字和文法上都从新下注解。

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

所以我们研究，关于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一首诗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

现在让我先讲了方法，再来讲到训诂罢。

清朝的学者最注意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戴震有两个高足弟子，一是金坛段玉裁，一是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都有很重要的著作，可为我们参考的。如段注《说文解字》，念孙所作《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等；尤其是引之所作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对于更有很深的见解，方法亦比较要算周密得多。

前人研究都不讲文法，说来说去，终得不着一个切实而明了的解释，并且越讲越把本义搅昏昧了。清代的学者，对于文法就晓得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来研究。

如“终风且暴”，前人注是——终风，终日风也。但清代王念孙父子把“终风且暴”来比较“终温且惠”，“终窭且贫”，就可知“终”字应当作“既”字解。有了这一个方法，自然我们无论碰到何种困难地方，只要把它归纳比较起来，就一目了然了。

中常用的“言”字是很难解的。汉人解作“我”字，自是不通的。王念孙父子知道“言”字是语词，却也说不出它的文法作用来。我也曾应用这个比较归纳的方法，把中含有“言”字的句子抄集起来，便知“言”字究竟是如何的用法了。

我们试看：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驾言出游。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这些例里，“言”字皆用在两个动词之间。“受而藏之”，“驾而出游”，……

岂不很明白清楚？（看我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十三版《胡适文存》页335

—340）

苏东坡有一首“日日出东门”诗，上文说“步寻东城游”，下文又说“驾言写我忧”。他错看了“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的“驾言”二字，以为“驾言”只是一种语助词。所以章子厚笑他说：“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

上面是把虚字当作代名词的。再有把地名当作动词的，如“胥”本来是一个地名。古人解为“胥，相也。”这也是错了。我且举几个例来证明。《大雅·公刘》一篇有“于胥斯原”一句，《毛传》说：“胥，相也。”《郑笺》说：“相此原地以居民。”但我们细看此诗共分三大段，写公刘经营的三个地方，三个地方的写法是一致的：（1）于胥斯原。

（2）于京斯依。

（3）于豳斯馆。

我们比较这三句的文法，就可以明白，“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假使有今日的标点符号，只要打一个“—”儿就明白了。《绵》篇中说太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也是这个地方。

还有那个“于”字在里面，更是一个很发生问题的东西。汉人也把它解错了，他们解为“于，往也。”例如《周南·桃夭》的“之子于归”，他们误解为“之子往归”。这样一解，已经太牵强了，但还勉强解得过去；若把它和别的句子比较起来解释，如《周南·葛覃》的“黄鸟于飞”解为“黄鸟往飞”，《大雅·卷阿》的“凤凰于飞”解为“凤凰往飞”，《邶风·燕燕》的“燕燕于飞”解为“燕燕往飞”，这不是不通吗？那末，究竟要怎样解释才对呢？我可以说，“于”字等于“焉”字，作“于是”解。“焉”字用在内动词的后面，作“于是”解，这是人人可懂的。但在上古文法里，这种文法是倒装的。“归焉”成了“于归”：“飞焉”成了“于飞”。“黄鸟于飞”解为“黄鸟在那儿飞”，“凤凰于飞”解为“凤凰在那儿飞”，“燕燕于飞”解为“燕燕在那儿飞”，这样一解就可通了。

我们谁都认得“以”字。但这“以”字也有问题。如《召南·采蘩》说：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这些句法明明是上一句问，下一句答。“于以”即是“在那儿？”“以”字等于“何”字。（这个“以”字解为“那儿？”我的朋友杨遇夫先生有详说）

在那儿采蘩呢？在沼在沚.又在那儿用呢？用在公侯之事。在那儿采蘩呢？在涧之中。又在那儿用呢？用在公侯之宫。

像这样解释的时候，谁也说是通顺的了。又如《邶风·击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解为“在那儿去求呢？在林之下”。所以“于以求之”的下面，只要标一个问号（？），就一目了然了。

中的“维”字，也很费解。这个“维”字，在里面约有二百多个。从前的人都把它解错了。我觉得这个“维”字有好几种用法。

最普通的一种是应作“呵，呀”的感叹词解。《老子道德经》也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可见“唯”、“维”本来与“阿”相近。如《召南·鹊巢》的：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

若拿“呵”字来解释这一个“维”字，那就是“呵，鹊有巢！呵，鸠去住了！”此外的例，如“维此文王”即是“呵，这文王！”“维此王季”即是“呵，这王季！”你们记得人家读祭文，开首总是“维，中华民国十有四年”。“维”字应顿一顿，解作“呵”字。

我希望大家对于的文法细心地做一番精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地把它归纳和比较起来，才能领略里面真正的意义。清朝的学者费了不少的时间，终究得不着圆满的结果，也就是因为他们缺少文法上的知识和虚字的研究。

上面已把研究训诂的方法约略谈过，现在要谈到每首诗的用意如何，应怎样解释才对，便到第二条路所谓解题了。

这一部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譬如《郑风》二十一篇，有四分之三是爱情诗，《毛诗》却认《郑风》与男女问题有关的诗只有五六篇，如《鸡鸣》、《野有蔓草》等。说来倒是我的同乡朱子高明多了，他已认《郑风》多是男女相悦淫奔的诗，但他亦多荒谬。《关雎》明明是男性思恋女性不得的诗，他却在《诗集传》里说什么“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把这首情感真挚的诗解得僵直不成样了。

好多人说《关雎》是新婚诗，亦不对。《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希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

《野有死麕》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初民社会的女子多欢喜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野麕，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

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

《嘒彼小星》一诗，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我们试看，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

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

《芣苢》诗没有多深的意思，是一首民歌，我们读了可以想见一群女子，当着光天丽日之下，在旷野中采芣苢，一边采，一边歌。看原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著》诗，是一个新婚女子出来的时候叫男子暂候，看看她自己装饰好了没有，显出了一种很艳丽细腻的情景。原文：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我们试曼声读这些诗，是何等情景？唐代朱庆馀上张水部有一首诗，妙有这种情致。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你们想想，这两篇诗的情景是不是很相像。

总而言之，你要懂得的文字和文法，必须要用归纳比较的方法。

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但你必须多备一些参考比较的材料：你必须多研究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你的比较材料越多，你就会觉得越有趣味了。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正文读《楚辞》

读《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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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的意见。后来记在里，现在整理出来，作为一篇读书记。我很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它或反证它。总期使这部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界里重新占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谁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

《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干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

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苑》也载此事，而补《史记》的人也七拼八凑地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辞》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作的。那二十五篇是：《离骚》一，《九歌》九，《天问》一，《九章》九，《远游》一，《卜居》一，《渔父》一，一，《大招》一。这二十五篇之中，《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已高的时期。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招》似是模仿的。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

《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九歌》

（2）稍晚——屈原？《离骚》、《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4）稍后——楚亡后《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大招》、《远游》、《九章》的一部分。《天问》

三《楚辞》的注家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四《楚辞》的文学价值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它的文学趣味了。又如：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正文读《楚辞》

读《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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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的意见。后来记在里，现在整理出来，作为一篇读书记。我很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它或反证它。总期使这部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界里重新占一个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谁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

《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干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

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

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苑》也载此事，而补《史记》的人也七拼八凑地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辞》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作的。那二十五篇是：《离骚》一，《九歌》九，《天问》一，《九章》九，《远游》一，《卜居》一，《渔父》一，一，《大招》一。这二十五篇之中，《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已高的时期。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招》似是模仿的。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

《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九歌》

（2）稍晚——屈原？《离骚》、《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4）稍后——楚亡后《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大招》、《远游》、《九章》的一部分。《天问》

三《楚辞》的注家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四《楚辞》的文学价值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它的文学趣味了。又如：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正文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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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里先生校辑宋、金、元人词，计词人七十家，凡得词一千五百余首，除一小部分（如《稼轩词》丁集）之外，都是毛晋、王鹏运、江标、朱孝臧、吴昌绶诸家汇刻词集所未收的。他自序说：“汇刻宋人乐章，以长沙《百家词》开始，至余此编乃告一段落。”这话不是自夸，乃是很平实的估计。他给宋、金、元词整理出这许多的新史料来，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都应该对他表示深厚的感谢和敬礼。

这部书的长处，不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体例的谨严细密。简单说来，有这几点：第一，辑佚书的方法，清朝学者用在各种方面，收效都极大。但词集的方面，王鹏运、朱孝臧诸人都不曾充分试用过；有时偶尔用它，如四印斋的《漱玉集》，又都苟简不细密。到万里先生才大规模地采用辑佚的方法来辑已散佚的词集。他这书的成绩，便是这方法有效的铁证。

第二，辑佚书必须详举出处，使人可以复检原书，不但为校勘文字而已，并且使人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清朝官书如《全唐文》与《全唐诗》皆不注出处，故真伪的部分不易辨别。例如同为诏敕，出于《大唐诏令集》的，与出于契嵩改本《六祖坛经》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绝不相同；若不注明来历，必有人把伪作认为史料。万里先生此书每词注明引用的原书，往往一首词之下注明六七种来源，有时竟列举十二三种来源，每书又各注明卷数。这种不避烦细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

第三，辑佚书的来源不同，文字上也往往有异同。万里先生此书把每首词的各本异文都一一注出，这是校书的常法，而在文学史料上这种方法的功用最大，因为文学作品里一个字的推敲都不可轻易放过。即如此书第一首词——宋祁的《好事近》——的上半首，各本作：睡起玉屏风，吹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帷箔。

《阳春白雪》本只换了四个字，便全不同了：睡起玉屏空，莺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罗薄。

从文义上看来，《阳春白雪》本远胜于各本。在这种地方，虽有许多本子之相同，不可抹煞一个孤本的独异。异文的可贵正在此。

第四，此书于可疑的词，都列为附录，详加考校，功力最勤。试举《漱玉词》作例。《漱玉词》的散佚，是文学史上的绝大憾事，所以后人追思易安居士的文采，往往旁搜博采，总想越多越好。王鹏运说：“吉光片羽，虽界在似是，亦足珍也。”其实辑佚书所贵在于存真，不在求多。万里先生重辑《漱玉词》，所收只有四十三首，余十七首列入附录。他所收的，也许还有一两首可删的；但他所删的是决无可疑的。

第五，向来王、朱诸刻都不加句读，此书略采前人词谱之例，用点表逗顿，用圈表韵脚，都可为读者增加不少便利，节省不少精力。

以上略述此书的贡献，但此书亦有一二可以讨论之点。此书所收词人，除了极少数之外，多是普通读者向来不大认得的。万里先生既做了这一番辑逸钩沉的大工作，一定收到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他若能给每位词人各撰一篇短传，使我们略知各人的生平事实，师友渊源，时代关系，以及各人所作其他著述的版本存佚，那就更可以增加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了。

还有一点也可以讨论。词与曲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实在不容易解答。万里先生所收的词，有一些词调是元人各种乐府选本，如《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都收入的。既可以收《黑漆弩》，何以不可以收《清江引》、《耍孩儿》等等？朱孝臧先生既可以收史浩的大曲，万里先生也可以收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何以不可以收金、元人的套数？既可以收刘敏中、卢疏斋，何以不可以收贯酸斋、马东篱等等？在文学演变史上，词即是前一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山谷、少游都曾作俚俗的曲子；此书中的晁元礼《闲斋琴趣》，曹组的俳词，与金、元曲子有何种类上的分别呢？万里先生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见的书极多，何不更进一步，打破词与曲的界限，用同样辑佚的方法，校辑金、元人的曲子，合成一部《金宋元人乐府总集》呢？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私愿，不知万里先生可有这兴致么？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正文《宋人话本八种》序

《宋人话本八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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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的戏曲部有《宋人词话》十二种，其目为：

灯花婆婆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小亭儿

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

西湖三塔小金钱

这十二种书很少人见过，见过的人也瞧不起这种书，故《也是园》以后竟不见于记载了。

王国维先生作《戏曲考原》初稿（载《国粹周报》第五十期，与《晨风阁丛书》内的定本不同），提及这十二种书，他说：……其书虽不存，然云“词”，则有曲；云“话”，则有白。其题目或似套数，或似杂剧。

要之，必与董解元弦索《西厢》相似。

后来王先生修改旧稿，分出一部分作为《曲录》（《晨风阁》本），也引这十二种词话，他有跋云：右十二种，钱曾《也是园书目》编入戏曲部，题曰“宋人词话”。遵王（钱曾）藏曲甚富，其言当有所据。且其题目与元剧体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杂剧段数，及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金人院本名目，则其为南宋人作无疑矣。（《曲录》一）

民国十年（1921），我作《水浒传后考》，因为百二十回本有一条发凡云：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

所以，我疑心王国维先生的假设有错误。我说：《灯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浒》的“致语”，大概未必有“曲”。钱曾把这些作品归在“宋人词话”。“宋人”一层自然是错的了，“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未必是曲。

故我以为这十二种词话大概多是说书的引子，与词曲无关。后来明朝的小说，如，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别的事作一个引子，大概这种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灯花婆婆》一类的致语的进化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这段话也有得有失：（1）我不认这些词话为宋人作品，我错了；（2）我说“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这是对的；（3）我又以为这些词话多是说书的引子，我又错了。——当日我说这番话，也只是一种假设，全待后来的证据。但证据不久也就出来了。

第一是《灯花婆婆》的发现。民国十二年二月，我寻得龙子犹（即冯犹龙的假名）改本的《平妖传》，卷首的引子即是“灯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百二十回本的发凡所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时记忆的错误。“灯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传》的致语，而杨定见误记为古本的致语。相传《平妖传》也是罗贯中作的，故杨氏有此误记。（谢无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里也提及这篇引子，但谢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后来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闻，罗氏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又是根据杨氏百二十回发凡之说，因一误而再误。多年的疑团到此方才得着解决。

用作《平妖传》的引子的，不是《灯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个大要。

全文既不可得见，这个节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这篇序的后面，作个附录。

最重要的证据是《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此事是缪荃孙先生（江东老蟫）的大功，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国十一年的旧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庙买得《烟画东堂小品》，始见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其中《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见于《也是园书目》。原刻有江东老蟫乙卯（民国四年）的短跋，其中记发

见此书的缘起云：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旧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

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后来《金虏海陵王荒淫》也被叶德辉先生刻出来了。故先后所出，共有八种，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菩萨蛮

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拗相公

第十五卷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

第二十一卷金虏海陵王荒淫

看这卷第，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种小说的数量之多，但其余的都不可见了。

江东老蟫的跋里说“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刻本只有《菩萨蛮》一篇卷首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图章。《菩萨蛮》一篇也不见于《也是园书目》，可见这几篇都是钱曾所藏，编书目时只有十二种，故其余不见于书目。

我们看了这几种小说，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南宋的平话。《冯玉梅》篇说“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了，故知这些小说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见年代。金主亮（后追废为海陵王）死于一一六○年，但书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后二年。又书中说：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1234—1236）；其时宋人与蒙古约好了，同出兵伐金，遂灭金国。但四十年后，蒙古大举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书之作在端平以后，已近十三世纪的中叶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话，初读时，颇使我怀疑此书的年代。

书中贵哥说：

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句话太像明朝人的口气，使我很生疑心。缅甸不见于《宋史》外国诸传，但这却不能证明当时中国民间同缅甸没有往来的商业贸易。《元史》卷二百

十说：

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缅，招谕其王内附。

其时宋朝尚未灭亡。这可见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同缅甸应该可以有交通关系。

又《明史》卷三一五说：

宋宁宗时（1195—1224），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

此事不见于《宋史·宁宗本纪》。《宁宗本纪》记开禧元年（1205）有真里富国贡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记此事在庆元六年（1200）。真里富在真腊的西南，不知即是缅甸否。《宋史》记外国事，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故南宋一代同外国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记缅甸通中国的话是有根据的，那末，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的小说提及缅甸，并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谕缅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东游之年。中国与“西洋”的交通正开始。不过当时所谓“西洋国”并不很“西”罢了。大概贵哥口中的“西洋”，不过是印度洋上的国家。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1234）以后。

这些小说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1）小说。

（2）讲史。

（3）傀儡。“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4）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说“四家说话人”，与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专篇论这个问题）

大概“小说”一门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种子目：（a）烟粉灵怪传奇。

（b）说公案。“皆有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c）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d）说经。“谓演说佛书。”

（e）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我们现有的这八种话本，大概是小说和讲史两家的话本。《海陵王》和《拗相公》都该属于“讲史”一类。《冯玉梅》一卷介于“说公案”和“铁骑儿”之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和附录的《灯花婆婆》），都是“灵怪传奇”。《错斩崔宁》一卷是“公案”的一种，开后来许多侦探小说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先路。

崔宁冤枉被杀，起于十五贯钱，后来“十五贯”也成了侦探小说的一个“母题”，如昆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贯》，便是一例。《菩萨蛮》一卷虽不纯粹是“说经”，却是很进步的“演说佛书”的小说。“说经”的初期只是用俗话来讲经，例如敦煌残卷中的《法华》俗文之类。后来稍进步了，便专趋重佛经里一些最有小说趣味的几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残卷中的《八相成道记》，《目连》故事，《维摩诘》变文等。到了更进步的时期，便离开了佛书，直用俗世故事来演说佛教的义旨，《菩萨蛮》便是一例。

这几篇小说又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说话人”的神气，和说话的情形。

陆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乡村的说话人。京城里的说话人便阔的多了。他们有“书会”，有“雄辩社”（均见周密的《武林旧事》）。至少他们有个固定的说书场。他们自称为“说话的”（见《菩萨蛮》）。他们说一个故事，前面总有个引子，这个引子叫做“得胜头回”。本书《错斩崔宁》一卷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鲁迅先生说这种话本的体制：

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到齐，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词，《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碾玉观音》用诗词作引子，《西山一窟鬼》连用十五首词作引子，但《错斩崔宁》使用魏进士的故事作引子，《冯玉梅》便用徐信夫妻团圆的故事作引子，这都是开场的“得胜头回”。

这个方法——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来引入一个要说的故事——后来差不多成了小说的公式。短篇的小说如、《醉醒石》等都常常保存这种方式。长篇的小说也往往有这样的引子。《平妖传》的前面有《灯花婆婆》的一段；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醒世姻缘》更怪了，先叙晁家的长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后，晁家的故事依旧继续说完。后来清朝学者创作的小说如，如，如，如，各有一篇引子。有时候，这种引子又叫做“楔子”，但这个名称是不妥当的。元人的杂剧里，往往在两折之间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没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这个引子的体裁可以指示中国小说演变的痕迹，还有别的证据可以使我们明白“章回小说”是出于这种话本的。本书《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说：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过六千字，那有“十数回”呢？大概当时说话的人随时添枝添叶，把一个故事拉的很长，分做几回说完，也有分做十数回的。《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话，添几个鬼也不嫌多，减掉几个也不算短，故可以拉长做“十数回”说完。但写成话本时，许多添的枝节都被删节了，故只剩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诗“高楼明月笙歌夜，此是人生第几回”的“回”字。说书的人说到了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一个好汉绑上了杀场，午时三刻到了，刽子手举起刀来正要砍下；或者一个美貌佳人落在强暴之手，耸身正要跳下万丈悬崖，——在这种时刻，听的人聚精会神，瞪着眼发急，——在这个时候，那说书先生忽然敲着鼓，“镗，镗，镗”，他站起来，念两句收场诗，拱拱手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了这句话，收了鼓，收了摊，摇头去了。这便叫做“一回书”。

本书的《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之末说崔宁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这一天崔宁到湘潭县官宅里承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这正是全书的吃紧关头，但说话人说到这里，念了两句收场诗，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说话人却远远地从刘两府的一首词说起，慢慢说到崔宁的东人郡王派了郭排军送钱与刘两府，路上遇着崔宁。这种分段法，和后来的小说分“回”完全相同。如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薛霸便提起水火棒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可怜豪杰束手就死！正是：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写武松和庵里那个先生相斗，两个斗到十数合，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寒光影里人头落，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拿这两条例子来比《碾玉观音》的分段之处，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说”是从这些短篇话本里演变出来的了。

我有一天问汪原放先生道：“你看这几篇小说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

原放说：“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骂王荆公的新法，要写一位“拗相公”，便捏造出一个故事来，处处写新法害民，处处写出一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同时处处写一个执拗的王荆公，总算能达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说这篇最好。”

原放的话颇有见地。这八种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识阶级中人所作，章法很有条理，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但作者又很有点剪裁的能力，单写王安石罢相南归时途中亲身经历的事，使读者深深地感觉一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宣和遗事》里也有骂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无文学意味，比起这篇来，真是天悬地隔了。我们在今日也许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为他辩护，但我们终不能否认南宋时代有这种反对他的舆论，也终不能否认这篇《拗相公》有点文学的趣味。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此篇中写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个老妪的茅屋内借宿。第二天——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喌，喌，喌，王安石来”！群鸡俱至。

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

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诨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泪，不敢开言。……

这个老妪的政论固然是当日士大夫的议论，不见得一定代表民间的舆论，却也未必完全出于捏造。王荆公在几年之中施行了许多新法，用意也许都很好，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县官也许有好人，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扰民敲诈。在一个中古时代，想用干涉主义来治理一个大帝国，其中必不免有许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许很好，但国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的敢做敢为，自然可以钦敬；但当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对新法，也未必完全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拗相公》一篇里有许多诽谤王荆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后辈捏造出来的，读者不可深信。如苏老泉的《辨奸论》全是后人的伪作，曾经李绂和蔡上翔证实了。又如荆公恍惚见儿子王雱在阴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桥上闻杜宇而叹，如“误吞鱼饵”的故事，都是伪造的话。读者若有兴趣，当参考李绂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此书原本不易得，有杨希闵刻《九家年谱》中的节本）及梁启超的《王荆公》。

以小说的结构看来，《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品，其实算不得“通俗小说”。从文学的观点上看来，《错斩崔宁》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这一篇是纯粹说故事的小说，并且说的很细腻，很有趣味，使人一气读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没有一点神鬼迷信的不自然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气贯注到底。其中关系全篇布局的一段，写的最好，记叙和对话都好：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

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的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这样细腻的描写，漂亮的对话，便是白话散文文学正式成立的纪元。可以比上这一段的，还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说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贵哥、定哥说风情的一大段。这三大段都代表那发达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话散文；《五代史平话》里，《宣和遗事》里，《唐三藏取经》里，都没有这样发达完全的白话散文。

我从前曾很怀疑宋元两代的白话文学发达的程度。在我的《水浒传考证》里，我曾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

我又说：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

（《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在那时这样怀疑元代的白话文学，自然更怀疑宋代的白话文学了。

但我现在看了这几种南宋话本，不能不承认南宋晚年（十三世纪）的说话人已能用很发达的白话来做小说。他们的思想也许很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见解也许很错误（如《拗相公》），材料也许很杂乱（如《海陵王荒淫》，如《宣和遗事》），但他们的工具——活的语言——却已用熟了，活文学的基础已打好了，伟大的小说快产生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正文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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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版本出现的小史

这三百年来，大家都读惯了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很少人知道的许多古本了。古本的研究只是这十年内的事。十年之中，居然有许多古本出现，这是最可喜的事。

十年前（民国九年七月）我开始做“水浒传考证”的时候，我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和坊间通行而学者轻视的《征四寇》。那时候我虽然参考了不少的旁证，我的许多结论都只可算是一些很大胆的假设，因为当时的证据实在太少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页81—146）

但我的《水浒传考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遂开了搜求版本的风气。我的《考证》出版后十四个月之内，我便收到了这些版本：（1）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第一回到第十回，日本冈岛璞翻明刻本（1728 年刻）。

（2）《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的日文译本，冈岛璞译（1907 年排印）。

（3）《忠义水浒传》百十五回本，与《三国志演义》合刻，名为《英雄谱》，坊间名为《汉宋奇书》（有熊飞的序，似初刻在崇祯末年）。

（4）百二十四回本（光绪己卯，即1879 年，人道堂藏版，有乾隆丙午年的序）。

此外，我还知道两种版本：（5）百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也是与《三国志》合刻的《英雄谱》本（日本铃木虎雄先生藏）。

（6）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明刻本（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藏，有杨定见序）。

这两种我当时虽未见，却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先生把他们的回目和序例都抄录了寄给我。

我有了这六种版本作根据，遂又作了一篇《水浒传后考》。《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页147—184）这是民国十年六月的事。

民国十二年左右，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现，涵芬楼得了一部，我自己得了一部，还有别人收着这本子的。后来北京孔德学校收着一部精刻本，图画精致可爱。

民国十三年，李玄伯先生的侄儿兴秋在北京冷摊上得着一部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据玄伯说：（《重刊忠义水浒传序》）

观其墨色纸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册图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证明即郭英（适按：当作郭勋。）在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明代《水浒》面目，遂得重睹。

我不曾见着兴秋先生的原本，但此书既名《忠义水浒传》，似非郭武定的旧本，因为我们从百二十回本的发凡上知道“忠义”二字是李卓吾加上去的。

新安刻工姓名，算不得证据，因为近几百年的刻图工人，要算徽州工人为最精，至今还有刻墨印的专业。故我们只能认李先生的百回本是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的一种本子。（玄伯的本子没有“引首”一段，只从张天师祈禳起，与日本翻刻的李卓吾本稍不同，不知是否偶阙这几页）

玄伯先生于民国十四年把这部百回本标点排印出来，于是国中遂有百回本的重印本。（北京锡拉胡同一号李宅发行，装五册，价二元七角）

前年商务印书馆把涵芬楼所藏的百二十回本也排印出来，因为我的序迟迟不能交卷，遂延到今年方才出版。

总计近年所出的版本，共有下列各种：甲、七十一回本（金圣叹本）；乙、《征四寇》本（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丙、百十五回本（《英雄谱》本）；丁、百十回本（《英雄谱》本。铃木虎雄藏）；戊、百二十四回本（胡适藏）；己、李卓吾《忠义水浒传》百回本；（1）李玄伯排印本；（2）日本冈岛璞翻刻前二十回本；（3）日本冈岛璞译本。庚、《忠义水浒全书》百二十回本。

二十年来关于演变的考证

十年前我研究演变的历史，得着一些假设的结论，大致如下：（1）南宋到元朝之间，民间有种种的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有《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可证。

（2）元朝有许多“水浒”故事，但没有。有许多元人杂剧可证。

（3）明初有一部出现，这部书还是很幼稚的。我们叫它作“原百回本”。这部书也许是罗贯中作的。

（4）明朝中叶，约当弘治正德时期，另有一种七十回本出现。

我假定这部书是用“原百回本”来重新改造过的，大致与现行的金圣叹本相同。这部书也许是“施耐庵”作的，但“旋耐庵”似是改作的托名。

（5）到了明嘉靖朝，武定侯郭勋家里传出一部定本来，有新安刻本，共一百回，我们叫它作“百回郭本”。我假定这部书的前七十回全采“七十回本”；后三十回是删改“原百回本”的后半部的。“原百回本”后半有“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两大部分，郭本都删去了，却加入“征辽国”一大段。据说旧本有“致语”，郭本也删去了。据说郭本还把阎婆事“移置”一番。这几点都是“百二十回本”的发凡里指出的郭本与旧本的不同之点。（郭本已不可得，我们只知道李卓吾的百回本）

（6）明朝晚年有杨定见、袁无涯编刻的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出

现。此本全采李卓吾百回本，而加入“征田虎”、“征王庆”两大段。但这两段都是改作之文，事实与回目皆与别本（《征四寇》、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绝不相同；王庆的故事改变更大。

（7）到金圣叹才有七十一回本出现，没有招安和以后的事，却多卢俊义的一场梦，其他各本都没有这场梦。

（8）七十一回本通行之后，百回本与其他各本都渐渐稀少，于是书坊中人把旧本后半部印出单行，名为《征四寇》。我认《征四寇》是“原百回本”的后半，至少其中征田虎、王庆的两部分是“原百回本”留剩下来的。

这是我九年十年前的见解的大致。当时《水浒》版本的研究还在草创的时期，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我都不曾见着，故我的结论不免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我假定明朝中叶有一部七十回的。《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页171—176）但我举出的理由终不能叫大家心服；而我这一种假设却影响到其余的结论，使我对于演变的历史不能有彻底的了解。

六七年来，修正我的主张的，有鲁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

鲁迅先生的主张是：原本今不可得。……现存之，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义水浒传》，亦《英雄谱》本。……别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文词脱略，往往难读，亦此类。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节，即多于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余。

三曰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全书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诗词又较多，则为刊时增入。……

发凡云：“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是知《水浒》有古本百回，当时“既不可复见”；又有旧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盖谓王、田、方及宋江，即柴进见于白屏风上御书者。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辽国，成百回；《水浒全书》又增王、田，仍存辽国，复为百二十回。……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名同而文迥别，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后讨平方腊，则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据旧本之前，当又有别本，即以平方腊接招安之后，如《宣和遗事》所记者，……然而证信尚缺，未能定也。

总上五本观之，知现存之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胡应麟（《笔丛》四十一）云：

“余二十年前所见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应麟所见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四曰七十回本。……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嵇叔夜终。……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页141—148）

鲁迅先生之说，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详细征引。他的主张，简单说来，约有几点：（1）《水浒》古本有两种，其原百回本在晚明已不可复见，但还有一种百二十回的旧本，中有“四大寇”，谓王、田、方及宋江。

（2）也许还有一种古本，招安之后即接叙征方腊。

（3）这些古本的真相已不可考，但百十五回本的文字“虽非原本，盖近之矣”。

（4）一百回的郭刻本与李卓吾本，删田虎、王庆两大段，而加辽国。文字大有增删，几乎改观，描写也更细密。

（5）一百二十回本的文字，与百回本几乎无分别，加入改作的田虎、王庆两大段，仍保存征辽一大段。

（6）总而言之，有繁本与简本两大类：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与百二十四回本，属于简本；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属于繁本。明人胡应麟（生1551 年，死在1600 年以后。）

以为简本是后起的，是闽中坊贾刊落繁本的结果。鲁迅先生则以为简本近于古本，繁本是后人修改扩大的。

（7）七十回本是金圣叹依据百回本而截去后三十回的，为最晚出的本子。

俞平伯先生的《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的有无》（《小说月报》十九卷四号，页505—508）即采用鲁迅先生的主张，不承认有七十回古本。鲁迅先生曾说：

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比郭氏本出，始著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

平伯承认此说，列为下表：

简本百回罗贯中

繁本百回施耐庵罗贯中

金本七十一回施耐庵

平伯又指出圣叹七十一回本的特点，除掉伪作施耐庵序之外，只多了第七十一回的卢俊义的一场恶梦。平伯以为这一梦是圣叹添入的。他说：依适之《后考》的说法，……是各本均无此梦也。适之以为圣叹曾有的古本，岂不成为孤本乎？

李玄伯先生（宗侗）重印百回本时，作了一篇很有价值的《读水浒记》，其中第一节是“《水浒》故事的演变”，很有独到的见解。玄伯先生说，《水浒》故事的演变，可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先有口传的故事，不久即变成笔记的《水浒》故事。这时期约当北宋末年以至南宋末年。玄伯说：这种传说当然是没有系统的，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平方腊，并且各地还有他所喜爱的中心英雄。

这还是《水浒》故事口传的时期。这时期的经过不甚久，因为南宋时已经有了笔记的《水浒》故事了。

玄伯引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序和《宣和遗事》为证。他说：但是那时的记载，……只是短篇的。这种本子现时固然逸失了，我却有几个间接的证据。

（一）现在内，常在一段大节目之后加一句“这个唤作……”，如……“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大约以前有段短篇作品，唤作“《智取生辰纲》”，所以结成长篇以后，还留了这么一句。

（二）宋江等在梁山，忽然叙写他们去打华州，似乎非常的无道理，但是我们要明白了初一步的《水浒》是短篇的，是无系统的，就可明白了这无道理的理由。上边我说过，梁山左近有梁山的《水浒》故事，京西有京西的《水浒》故事。龚圣与的赞有四处“太行”字样，足可证说宋江等起于京西的，在当时颇盛行。华州事即京西故事之一。后人想综合京东京西各种为一长篇，想将宋江从京东搬到京西，只好牵出史进被陷，……以作线索了。

玄伯又说：这些短篇《水浒》故事，是与元代的杂剧同时或稍前的。元曲的《水浒》剧即取材于这些篇。因为他们的传说、作者、产地的不同，所以内容常异，杂剧内人物的性格也因取材的不同而不一致。

第二个时期，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的短篇笔记，连贯成了长篇，截成一回一回的，变作章回体的长篇《水浒》故事”。玄伯很大胆地假定当时至少有所谓“《水浒》四传”：第一传的事迹，约等于百回本的第一回至第八十回所包含的，就是从误走妖魔起，至招安止。

第二传是百回本的第八十回至第九十回，平辽一段。

第三传是百回本所无，征田虎、王庆一段。

第四传是百回本第九十回至一百回，平方腊一段。

为什么说《水浒》四传，而不说一传呢？

重要的理由是四传内的事迹互相冲突。在短篇的时候，各种故事的产生，地点不同，流传不同，互相冲突的地方在所不免。如果当时就直接的成为一传，……自应删去冲突字句，前后照应。现在所以不如此者，恰因是经过四传分立的阶段，在合成一传则冲突者，在四传各身固不必皆冲突也。

玄伯举了几条证据：第一条即是我十年前指出王进即是王庆的化身。（《水浒传考证》页125，《后考》页159—161）玄伯不信我的主张，他的解释是“两卷或者同一蓝本”。第二条是我九年前指出智真和尚两次送给鲁智深的四句终身偈语，前后不同，我疑心前四句是七十回本所独有。（《后考》页173—174）玄伯说：“以前大约相传有智真长老赠四句言语的这回事，两传皆窃仿罢了”。第三条证据是前传的蓼儿洼是梁山泊的一部分，而方腊传里却把蓼儿洼认为楚州南门外的一块地方。

玄伯又说：

即以文体而论，四传亦不甚相同，且所用地名，亦多古今的分别，皆足证明各传非一人一时之所集，更足证各传集成时的先后。前传及征方腊传，征二寇传较老，征辽传次之。征方腊传所用宋代的地名最多。……前传经后人修改处似较多。……

第三时期，约在明代，“即将《水浒》长篇故事，或二传，或三传，或四传，合成更长篇的。百回本即合三传（前传，征辽，征方腊。）而成，百二十回本即合四传而成者。……因为他们是分开的，自成一段，所以合二传，三传，四传，皆无不成”。

第四时期，即清初以后，“田、王，征辽，方腊三传皆被删去，前传亦被删去七十一回以后的事迹，加了卢俊义的一梦，变作现行的七十回本。这种变化，完全是独出心裁。他虽假托古本，这个古本却似并未存在过”。

李玄伯先生之说，有很大胆的假设，有很细密的推论，我也很佩服，所以也详细摘抄在这里。

三我的意见

玄伯先生的四期说，我最赞成他的第一时期。他指出最初的《水浒》故事是短篇的，没有系统的，不一致的，并且各地有各地最喜欢的英雄。玄伯是第一个人发现这种“地方性”，可以解决许多困难。元人杂剧里的《水浒》故事，便是从这种有地方性的短篇来的。

但玄伯说的第二时期，我却不敢完全赞同。他假定最早的长篇《水浒》故事曾经过所谓“四传”的过渡时期。他说：如果当时就直接的成为一传，……自应删去冲突字句，前后照应。……

这个理由，我认为不充分。百回本是结合成一传的了，前后并不冲突，冲突的字句都删去了。百十五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也是结成一传的，其中便有前后冲突的地方，如既有王进被高俅陷害，又有王庆被高俅陷害；既有高俅投奔柳世权，又有高俅投奔柳世雄。可见冲突字句的有无，全靠改编的人的本事高低，并不关曾否经过四传的阶段。

况且四传之说，本身就很难成立。第一传从开篇说到招安，还可成一传。

第二传单说征辽，第三传单记征田虎、王庆，第四传单记征方腊，似乎都不能单独存在罢？如果真有这三传，它们也不过是三种短篇与“《智取生辰纲》”、《大闹江州》，有什么分别？既是独立的短篇，便应该属于玄伯所谓第一时期，不应该别立所谓第二时期了。故“四传”之说，我认为大可不必有，还不如鲁迅先生的“话本不同”说，可以免除更多的困难。

鲁迅先生与玄伯都主张一种“多元的”说法。鲁迅说：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不同而违异。

这是说原本有各种“话本不同”，他假定有百回古本，有述“四大寇”的百二十回本，又有招安之后直接平方腊之别本，又有破辽的故事，其来源也许在明以前。——这便是四种或三种长篇古本了。这种多元的长篇全传说，似乎比玄伯的“四传”说满意得多。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本子可叫做“X”本。

玄伯先生也认为前传与征方腊传用的地名最为近古。不但如此，征辽与征田虎、王庆三次战事都没有损失一个水浒英雄，只有征方腊一役损失过三分之二。这可见征方腊一段成立在先，后人插入的部分若有阵亡的英雄，便须大大的改动原本了。为免除麻烦起见，插入的三大段只好保全一百零八人，一个不叫阵亡。这是一种证据。征田虎、王庆时收的降将，如马灵、乔道清之流，在征方腊一役都用不着了。这也可见征方腊一段是最早的，本来没有这些人，故不能把他们安插进去。这又是一种证据。

这个“X”本，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原本。

后来便有人误读《宣和遗事》里的“三路之寇”一句话，硬加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种更长的本子，也许真有百二十回之多。这个本子可叫做“Y”本。

后来又有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田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的一大段。这个本子可叫做“Z”本。鲁迅先生疑心征辽的故事起于明以前，也许在南宋时。玄伯先生则以为征辽的一传最晚出。我想玄伯先生的话，似乎最近事实。

这三种古本的回数，现在已不可考了。大概“X”本不足百回，“Y”本大概在百回以外，“Z”本大概不过百回。

到了明朝嘉靖时代，武定侯郭勋家里传出一部，有新安刻本，有汪太函（道昆）的序，托名“天都外臣”。（此据《野获编》）汪道昆字伯玉，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与王世贞齐名，是当时的一个大文学家。

他是徽州人，此本又刻在徽州，也许汪道昆即是这个本子的编著者。当时武定侯郭勋喜欢刻书，故此书假托为郭家所传。郭勋死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也许此本刻出时，他已死了，故更容易假托。其时士大夫还不敢公然出名著作白话小说，故此本假托于“施耐庵”。这个本子，因为号称郭勋所传，故我们也称为“郭本”。

近见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卷三有云：

闻缪艺风丈云：光绪初叶，曾以白金八两得郭本于厂肆，书本阔大，至一尺五六寸，内赤发鬼尚作尺八腿，双枪将作一直撞云。

缪先生死后，他的藏书多流传在外，但这部郭本至今无人提及，不知流落在何方了。百二十回本的发凡说：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软！

又说：旧本去诗词之烦芜，……颇直截清明。

又说：订文音字，旧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讹舛驳处尚多。

总以上所说，郭本可知之点如下：（1）王进开章，与今所见各本同。

（2）移置阎婆事，不知如何移置法。

（3）去王庆、田虎二段。

（4）加辽国一段。

（5）删去诗词。

（6）有订文音字之功。

（7）据缪荃孙所见，书本阔大，其中双枪将作一直撞，还保存《宣和遗事》的旧样子；赤发鬼作尺八腿，则和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相同。

我们关于郭本，所知不过如此。

胡应麟说：余二十年前所见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不堪覆瓿。后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

胡应麟生于一五五一年（据王世贞《石羊生传》），当嘉靖三十年。他的死年不可考，他的文集（《少室山房类藁》，有《四库全书》本，有《续金华丛书》本）里无万历庚子（1600）以后的文字，他死时大概年约五十岁。他说的“二十年前所见本”，当是他少年时，约当隆庆、万历之间，当西历一五七二年左右。他所见的本子，正是新安刻的所谓郭本。他说那种本子“尚极足寻味”，中间多有“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更证以上文所引“王进开章”的话，我们可以断定郭本的文字必定和李贽批点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相差不远。

李贽（卓吾）死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七十六。今世所传《忠义水浒传》，大概出于李贽死后，因为他爱批点杂书，故坊贾翻刻，也就借重这一位身死牢狱而名誉更大的名人。日本冈岛璞翻刻的《忠义水浒传》，有李贽的《读忠义水浒传序》一篇。此序虽收在《焚书》及《李氏文集》，但《焚书》与《文集》皆是李贽死后的辑本，不足为据。比如之有金圣叹的“外书”，似是书坊选家的假托。若李氏批点本出在一六○○年以前，胡应麟藏书最多，又很推崇，不应该不见此本。故我疑心李氏批点本是一六○○年以后刻印的，大概去李氏之死不很久，约当一六○五年左右。大概郭本流传不多，而闽中坊贾删节的本子却很盛行，当时文学家如胡应麟之流，都曾感觉惋惜，于是坊贾有翻刻郭本的必要，遂假托于李贽批点之本。试看冈岛璞翻刻本所保存的李贽批语，与百二十回本的批语，差不多没有一个字相同的。如第二回，两本各有十几条眉批，但只有一条相同。两本同是所谓李贽批点本，而有这样的大不同，故我们可以断定两本同是假托于李贽的。

这种李氏百回本，大概是根据于郭本的，故我们可以从这种本子上推论郭本的性质。

郭本似是用已有的“X”、“Y”、“Z”等本子来重新改造过的。“X”本的事迹大略，似乎全采用了。“Y”的田虎、王庆两大段，太幼稚了，太荒唐了，实在没有采用的价值。但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他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此外，王庆和田虎的两大段便全删去了。

郭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汪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作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手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这四十回可以完全算是创作的文字，是最精彩的部分。但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佳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一百零八人都挤进来，草草地招安他们，草草地送他们出去征方腊。

这些部分都远不如前四十回的精彩了。七十回以下更潦草得厉害，把元曲里许多幼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乔坐衙，李逵负荆，燕青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拼来凑去，还凑不满一百回。王庆、田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一段故事加进去。

故郭本和所谓李卓吾批点的百回本，是用“X”本事迹的全部而大加改造，加上“Z”本的征辽故事，又加上从“Y”本借来重新改造过的王进与高俅的故事作为开端，但完全删除了王庆、田虎两大部分。

但据胡应麟所说，十六世纪的晚年，闽中坊贾刻有删节本的。（其说引见上文）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卷三引金坛王氏《小品》说：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削。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

每回前各有楔子，是不可能的事；此与周亮工《书影》所说“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同是以讹传讹，后文我另有讨论。王彦泓所记建阳书坊删削《水浒》事，可与胡应麟所记互相印证，同是当时人士的记载。此种删节的，我们现在所见的，有百十五回本，有百二十四回本，虽未见而知道的，有百十回本。这些本子都比李卓吾批点本简略的多。鲁迅先生称这些本子为“简本”，但他不信百十五回本就是胡应麟说的闽中坊贾删节本。

他以为百十五回简本“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鲁迅主张百十五回简本的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他的理由是：“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

鲁迅先生所举的理由，颇不能使我心服。他论金圣叹七十回本时，曾说：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

这可见“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完全成立。再试看我所得的百二十四回本，删节更厉害了，但改作之处更多。如鲁迅所引林冲雪中行沽的一段：

在百回本（日本翻明本）有六百零一字（百二十回本同）

在百十五回本有二百四十八字

在百二十四回本只有一百四十一字

可见百二十四回本是删节最甚的本子，然而这个本子也有很分明的改作之处。如林冲在天王堂遇着酒生儿李小二，小二夫妻在酒店里偷听得陆虞候同管营差拨的阴谋，他们报告林冲，劝他注意，林冲因此带了刀，每日上街去寻他的仇人，以后才是接管草料场的文章。这一大段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里都有二千字之多，在百十五回本里也有一千一百多字。但在百二十四回本里，李小二夫妻同他们的酒店都没有了。只说有一天，一个酒保来请管营与差拨吃酒，他们到了店里，见两个军官打扮的人，自称陆谦、富安，把高太尉的书信给管营与差拨看了，他们定下计策，分手而去。全文只有三百五十多个字。故若添上李小二夫妻的故事，须有一千一百到二千字；若删了他们，改造一番，三百多字便够用了。这可见删节也往往正有改作的必要，故鲁迅先生“删存无烦改作”之说不能证明百十五回本之近于古本，也不能证明此种简本成于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张此说，同一错误。

今日市上最风行的每页插图的节本小说多种，专为小孩子和下流社会做的，俗名“画书”。每页上图画差不多占全页，图画上方印着四五十个字的本文，其中有、、《薛仁贵征东》等等，删节之处最多，有时因删节上的需要，往往改动原文，以便删节。看了这些本子，便知“删存无烦改作”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故我主张，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等简本大概都是胡应麟所说的坊贾删节本：其中从误走妖魔到招安后征辽的部分，和后文征方腊到卷末，都是删节百回郭本的；其中间插入征田虎、王庆的部分，是采用百回郭本以前的旧本（上文叫做“Y”本）的。加入这两大段，又不曾删去征辽一段，便不止百回了。故有百十回到百二十四回的参差。

外面通行的《征四寇》，即是从这些坊贾删节本出来的。我从前认《征四寇》是从“原百回本”出来的，那是我的误解。

四论百二十回本

这种有田虎、王庆两段的删节本，自然比那些精刻的郭本、李本流行更广，于是一般读者总觉得百回本少了田、王两寇，像是一部不完全的。所以不久便有百二十回本出现，即是现在商务印书馆翻印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因为大家感觉百回本的不完全，故这部书叫做“全书”。

这部百二十回本又叫做“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卷首有“楚人凤里杨定见”的小引，自称是“事卓吾先生”的，又说“先生殁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传播，即片牍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倾宇内”。

李贽死在万历三十年，此书之刻，当在崇祯初期，去明亡不很远了。

杨序又说，他在吴中，遇着袁无涯，遂取李贽“所批定”付无涯。大概杨定见是改造百二十回本的人，袁无涯是出钱刻印这书的人，可惜都不可考了。

此本有“发凡”十条，其中颇多可供考证的材料，故我在《水浒传后考》里，鲁迅先生在里，往往征引“发凡”的话。但十年以来，新材料稍稍出现，可以证明“发凡”中的话有很不可信之处，如第六条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

这些话，十年来我们都信以为真，故我同鲁迅先生都信古本《水浒》有罗氏致语，有相传“灯花婆婆”等事；鲁迅又相信古本真有百二十回本。我现在看来，这些话都没有多大根据，杨定见并不曾见“古本”，他说“古本”怎样怎样，大概都是信口开河，假托一个古本，作为他的百二十回改造本的根据而已。

罗氏致语之说，除此本“发凡”之外，还有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闻，罗氏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

又《王氏小品》也说：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

这都是以讹传讹的话。每回前各有妖异的致语，这是不可能的事。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这便是的“致语”。全书只有这一段“妖异语”的致语，别没有什么“灯花婆婆”等事。“灯花婆婆”

的故事乃是《平妖传》的致语，其书现存，可以参证。这是因为和《平妖传》相传都是罗贯中作的，两书各有一段妖异的致语，后来有人记错了，遂说“灯花婆婆”的故事是古本的致语。后来的人更张大其词，遂说一百回各有妖异的致语了。（参看胡适《宋人话本八种序》页1—4，又页27—30）

至于古本有百二十回之说，也是“托古改制”的话头，不足凭信。大概古本不止一种，上文所考，“X”本无征辽及王、田二寇，必没有一百回：“Y”本有王、田而无辽国，“Z”本有辽国而无王、田，大概至多不过在百回上下，都没有百二十回之多。坊间的删节本，始合王、田二寇与辽国为一书，文字被删节了，事实却增多了，故有超过百十回的本子。杨定见改造王、田二寇，文字增加不少，成为百二十回本，所以要假托古本有百二十回，以抬高其书；其实他所谓“古本”，不过是建阳书坊的删节本罢了。

百二十回本的大贡献在于完全改造旧本的田虎、王庆两大寇。原有的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很幼稚的，我们看《征四寇》或百十五回本，都可以知道这两部分没有文学的价值。郭本与李卓吾本都删去这两部分，大概是因为这些部分太不像样了，不值得保存。况且王庆的故事，既然提出来改作了王进，后面若还保留王庆，重复矛盾的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更有删除的必要。后来杨定见要想保留田虎、王庆两大段，却也感觉这两段非大大地改作过，不能保存。于是杨定见便大胆把旧有的田虎、王庆两段完全改作了。田虎一段，

百十五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回目可以列为比较表如下：

百十五回本

（84）宿太尉保举宋江

卢俊义分兵征讨

（85）盛提辖举义投降

元仲良愤激出家

（86）众英雄大会唐斌

百二十回本

（91）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92）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93）李逵梦闹天池

旧本写征田虎一役，全无条理，只是无数琐碎的战阵而已。改本认定几个关键的人物，如乔道清，孙安，琼英郡主，用他们作中心，删去了许多不相干的小战阵，故比旧本精密的多多。旧本又有许多不近情理的地方，改本也都设法矫正了。试举张清匹配琼英的故事作例。旧本中此事也颇占重要的地位，但张清所以去假投降者，不过是要打救被乔道清捉去的四将而已。改本看定张清、琼英的故事可作为破田虎的关键，故在第九十三回即在李逵的梦里说出神人授与的“要夷田虎族，须谐琼矢镞”十个字，又加入张清梦中被神人引去教授琼英飞石的神话，这便是把这段姻缘提作田虎故事的中心部分了。这是一不同。

旧本既说琼英是乌利国舅的女儿，后文乔道清又说她是“田虎亲妹”，这种矛盾是很明显的。况且无论她是田虎的亲妹或表妹，她的背叛田虎，总于她的人格有点损失，至于张清买通医士，毒死她的父亲，也未免太残忍。

改本认清了此二点，故不但说琼英“原非邬梨亲生的”，并且说田虎是杀她的父母的仇人。这样一来，琼英的背叛，变成了替父母报仇，毒死邬梨也只是报仇，琼英的身份便抬高多了。这是二不同。

旧本写张清配合琼英，完全是一种军事策略，毫无情义可说。改本借安道全口中说出张清梦中见了琼英，醒来“痴想成疾”，后来琼英在阵上飞石连打宋将多人，张清听说赶到阵前，要认那女先锋，那边她早已收兵回去了，张清只得“立马怅望”。这很像受了当时风行的牡丹亭故事的影响，但也抬高张清的身份不少。这是三不同。

这一个故事的改作，很可以表示杨定见改本用力的方向与成绩。此外如乔道清，如孙安，性格描写上都很有进步。田虎部下的将领中有王庆，有范全，都和下文王庆故事中的王庆、范全重复了，所以改本把这些人都删去了。

这些地方都是进步。

王庆的故事改造更多。这是因为这里的材料比较更容易改造。田虎一段，只有征田虎的事，而没有田虎本人的历史。百十五回本叙田虎的历史，只有寥寥一百个字。百二十回本稍稍扩大了一点，也只有四百二十字。王庆个人的故事，在百十五回里，便占有四回之多，足足有一万三千多字。材料既多，改造也比较容易了。

不但如此，上文我曾指出王庆故事的原本太像王进的故事了，这分明是百回本的改造者（施耐庵？）把王庆的故事提出来，改成了的开篇，剩下的糟粕便完全抛弃了。百二十回本的改造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故他要保存王庆的故事，便不能不根本改造这一大段的故事。

原本的王庆故事的大纲如下：

（1）高俅未遇时，流落在灵璧县，曾受军中都头柳世雄的恩惠。

（2）高俅做殿前太尉时，柳世雄已升指挥使，来见高俅。高俅要报他的大恩，叫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庆把他该升补的总管之职让给柳世雄。

（3）高俅叫王庆比武时让柳世雄一枪。王庆心中不愿，比枪时把柳世雄的牙齿打落。

（4）高俅怀恨，要替柳世雄报仇，亲自到十三营点名，王庆迟到，诉说家中有香桌香炉飞动进门的怪事，他打碎香桌，闪了臂膊，赎药调治，误了点名。高俅判他捏造妖言，不遵节制，斥去官职，杖二十，刺配淮西李州牢城营安置。

这是王庆故事的第一段，是他刺配淮西的原因。这段故事有几点和王进故事相像：①两个故事同说高俅贫贱时流落淮西；②高俅的恩人柳世雄，在王进故事里作柳世权，明明是一个人；③王庆、王进同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明明是一个人的化身；④王庆、王进同因点名不到，得罪高俅。因为这些太相像之点，这两个故事不能同时存在；故百回本索性把王庆故事删了，故百二十回本决定把这个故事完全改作。

这一段的改本的大纲是：

（1）王庆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只是开封府的一个副排军，是一个赌钱宿娼的无赖。

（2）王庆在艮岳见着蔡攸的儿媳妇，是童贯的侄女，小名唤作娇秀。他们彼此留情，就勾搭上了。

（3）一日王庆醉后把娇秀的事泄漏出去，风声传到童贯耳朵里。童贯大怒，想寻罪过摆布他。

（4）他在家乘凉，一条板凳忽然四脚走动，走进门来。王庆喝声：“奇怪！”一脚踢去，用力太猛，闪了胁肋，动弹不得。

（5）王庆因腰痛误了点名，被开封府府尹屈打成招，定了个捏造妖言，谋为不轨的死罪。后来童贯、蔡京怕外面的议论，教府尹速将王庆刺配远恶军州。于是王庆便被刺配到陕州牢城。

这里面高俅不见了，柳世雄也不见了，八十万禁军教头换成了一个副排军，于是旧本的困难都解决了。

王庆故事的第二段，在旧本里，大略如下：（1）王庆在路上因盘费用尽，便在路口镇使棒乞钱。遇着龚端，送他银子作路费，并且给他介绍信，去投奔他的兄弟龚正。

（2）他到四路镇龚正店里，龚正请众邻舍来，请王庆使一回棒，请众人各帮一贯钱，共聚得五百贯钱。

（3）不幸被黄达出来拦阻，要和王庆比棒，王庆赢了他，却结下了冤仇。

（4）王庆到了李州牢城，把五百贯钱上下使用，管营教他去管天王堂，每日烧香扫地。

（5）王庆因比棒打伤了本州兵马提辖张世开的妻弟庞元，结下了冤仇。

张世开要替庞元报仇，把王庆调去当差，寻事叫他赔钱吃棒，预备要打他九百九十九棒。

（6）王庆吃苦不过，把张世开打死，逃出李州，在吴太公庄上教武艺。

又逃到龚正庄上，被黄达叫破，王庆把黄达打死，又逃到镇阳城去投奔他的姨兄范全。

（7）王庆在快活林使朴刀枪棒，打倒了段五虎，又打败了段三娘，段三娘便嫁了他。

（8）恰好庞元在本地做巡检，王庆记念旧仇，把他杀了，同段三娘逃上红桃山做强盗。

（9）王庆故事中处处写一个卖卦的金剑先生李杰，李杰邀了龚正弟兄来助王庆；王庆请他做军师，定下制度，占了秦州，王庆称秦王。

这段故事，人物太多，头绪纷繁，描写的技术也很幼稚。百二十回本的改作者决心把这个故事整理一番，遂变成了这个新样子：（1）王庆刺配陕州，路过新安县，打伤了使棒的庞元，结识了龚端、龚正弟兄。龚氏弟兄与黄达寻仇，王庆打伤了黄达，在龚家村住了十余日，龚正送他到陕州，上下使用了银钱，管营张世开把王庆发在单身房内，自在出入。

（2）后来张世开忽然把他唤去做买办，不但叫他天天赔钱，还时时寻事打他，前后计打了他三百余棒。王庆后来在棒疮医生处打听得张世开的小夫人便是庞元的姐姐，又知道张世开有意摆布他，代庞元报仇。王庆夜间偷进管营内室，偷听得张世开与庞元阴谋，要在棒下结果他的性命，一时怒起，遂杀了张、庞二人，越城逃走了。

（3）他逃到房州，躲在表兄范全家中，用药销去了脸上的金印。有一天，段家庄的段氏弟兄接了个粉头，搭戏台唱戏，王庆也去看热闹，在戏台下赌博，和段氏弟兄争斗，又打败了段三娘。次日，段太公叫金剑先生李助去做媒，把段三娘嫁给他。成亲之夜，忽有人报告，说新安县的黄达打听得王庆的踪迹，报告房州州尹，就要来捉人了。

（4）李助给他们出主意，教他们反上房山去做强盗。后来他们打破房州，声势浩大，打破附近南丰荆南各地。王庆自称楚王，在南丰城中建造宫殿，占了八座军州，做了草头天子。

这样大改革，人物与事实虽然大致采用原本，而内容完全变了，地理也完全改变了，描写也变细密了，事迹与人物也集中了。

百二十回本作序的杨定见自称“楚人”，他知道河南、湖北、江西一带的地理，故把王庆故事原本的地理完全改变了。旧本的王庆故事说王庆占据“秦州”，称“秦王”。书中可考的地名，如梁州，洮阳，秦州，皆在陕西、甘肃两省。这便不是“淮西”了！杨定见是湖北人，故把王庆的区域改在河南西南，湖北全境，及江西的建昌一角。（看本书百五回，页47—48）所以王庆不能称“秦王”了，便改成了“楚王”。旧本的卖卦李杰是洮西人，此本也改为“荆南李助”，这也是杨定见认同乡的一证。

原本中的地名，如“天王堂”，和林冲故事的天王堂重复了，如“快活林”和武松故事的快活林重复了，改本中都一概删改了，这也算一种进步。

改本把王庆早年故事集中在新安、陕州、房州三处，把龚端、龚正放在一处，把李杰的几次卖卦删成一次，把张世开和管营相公并作一个人，把庞元和张世开并在一块被杀，把吴太公等等无关重要的人物都删了。——这都是整理集中的本事，都胜于原本。

原本的王庆故事显然分作两截：王庆得罪高俅以至称王的历史，自成一截。宋江征王庆的事，又自成一截。这两截各不相谋，两截中的人物也毫不相干，前截的人物如李杰，段氏兄妹，龚氏弟兄，皆不见于后截。这一点可证明李玄伯先生假定的短篇的《水浒》故事。大概王庆的历史一截，只是一种短篇王庆故事，本没有下文宋江征讨的结局。这个王庆本是一条好汉，可以改作梁山上的一个弟兄，也可以改作《水浒》开篇而不上梁山的王进，也可以改作与宋江等人并立的一寇。后来旧本的一种便把他改作四寇之一，又硬添上宋江征王庆的一段事。百回本的作者便把他改作王进，开篇而不结束。

百十五回等本把这两种办法并入一部，便闹出种种矛盾和不照应的笑话来了。杨定见看出了这里面的种种短处，于是重新改作一番，把李助（李杰）、段二、段五、段三娘、龚端等人，都插入后截宋江征讨的一段里，使这个故事前后照应。这是百二十回本的大进步。

至于描写的进步，更是百二十回本远胜旧本之处。百十五回本叙王庆的历史只有一万三千字；百二十回本把事迹归并集中了，而描写却更详细了，故字数加至二万字。试举几条例子。如李杰第一次卖卦，百十五回本只有一百六十个字的记载，百二十回本便加到八百字的描写。其中有这样细腻的文字：

……王庆接了卦钱，对着炎炎的那轮红日，弯腰唱喏；却是疼痛，弯腰不下，好似那八九十岁老儿，硬着半揖半拱的兜了一兜，仰面立着祷告。……

李助摇着一把竹骨折叠油纸扇。……王庆对着李助坐地，当不的那油纸扇儿的柿漆臭，把皂罗衫袖儿掩着鼻，听他。（百二回，页12—13）

又如写定山堡段家庄的戏台下的情形：

那时粉头还未上台，台下的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都有人围挤着在那里掷骰赌钱。那掷骰的名儿非止一端乃是六风儿，五么子，火燎毛，朱窝儿。

又有那攧钱的，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余簇人。那攧钱的名儿也不止一端，乃是浑沌儿，三背儿，八叉儿。

那些掷骰的在那里呼么喝六，攧钱的在那里唤字叫背；或夹笑带骂，或认真厮打。那输了的，脱衣典裳，褫巾剥袜，也要去翻本。……那赢的，意气扬扬，东摆西摇，南闯北踅的寻酒头儿再做：身边便袋里，搭膊里，衣袖里，都是银钱；到后来捉本算账，原来赢不多；赢的都被把梢的，放囊的，占了头儿去。……（百四回，页33）

这样细密的描写，都是旧本的王庆故事里没有的。

旧本于征王庆的一段之中，忽然插入“宋公明夜游玩景，吴学究帷幄谈兵”一回，前半宋江和卢俊义，吴用，乔道清诸人各言其志，后半吴用背诵《武侯新书》，全是文言的，迂腐的可厌。百二十回本把这一回全删去了。

但征讨王庆的战事，无论如何彻底改造，总不见怎样出色；不过比旧本稍胜而已。

我在上文举的这些例子，大概可以表示百二十回本的性质了。百二十回本的改作者，大概就是作序的楚人杨定见，他想把田虎、王庆两部分提高，要使这两段可以和其他的部分相称，故极力修改田虎故事；又发愤改造王庆故事，避免了旧本里所有和百回本重复或矛盾之处，改正了地理上的错误，删除了一切潦草的、幼稚的记载（如王庆与六国使臣比枪），提高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张清、琼英等），统一了本书对王庆一群人的见解（王庆在旧本里并不算小人，此本始放手把他写成一个无赖。），并且抬高了人物描写的技术。——这是百二十回本的用意和成绩。

但的前半部实在太好了，其他的各部分都赶不上。最末的部分——平方腊班师以后——还有几段很感动人的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的意味。百回本里的征辽一段，实在是百回本的最弱部分，毫没有精彩。碣石天文以后，征辽以前，那一长段也无精彩。征方腊的部分也不很高明。至于田虎、王庆两大段，无论是旧本，或百二十回的改本，总不能叫人完全满意。

如果单是一部通俗演义书，那么，百二十回的改本已可算是很成功的了。但在明朝晚年已成了文人共同欣赏赞叹的一部文学作品，故其中各部分的优劣，很容易引起文人的注意。后来删削七十回以下的人，即是最崇拜的金圣叹。圣叹曾说：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

他删去《水浒》的后半部，正是因为他最爱《水浒》，所以不忍见《水浒》受“狗尾续貂”的耻辱。

也许还有时代上的原因。我曾说：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可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圣叹又亲见明末的流贼伪降官兵，后复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对于《宋史》侯蒙请赦宋江使讨方腊的事，大不满意，极力驳他，说他“一语有八失”；所以他又极力表章那没有招安以后事的七十回本。（《水浒传考证》）

金圣叹的文学眼光能认识《水浒》七十回以下的文笔远不如前半部，他的时代背景又使他不能赞成招安强盗的政策，所以他大胆地把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删了，又加上卢俊义的一个梦，很明显地教人知道强盗灭绝之后天下方得太平。这便是圣叹的七十一回本产生的原因。

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他在当日有才子之名，他的被杀又是当日震动全国的一件大惨案。他死后名誉更大，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等有名的批评家。那部假托“圣叹外书”的尚且风行三百年之久，何况这部真正的圣叹评本的七十回本呢？无怪乎三百年来，我们只知道七十回本，而忘记了其他种种版本的存在了。

我们很感谢李玄伯先生，使我们得见百回本的真相；我们现在也很感谢商务印书馆，使许多读者得见百二十回本的真相。我个人很感谢商务印书馆要我作序，使我有机会把这十年来考证《水浒》的公案结一笔总账。万一将来还有真郭本出现的一天，我们对于的历史的种种假设的结论，就可以得着更有力的证实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胡适文存三集》卷五

正文《缀白裘》序

《缀白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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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代的杂剧变到明朝的传奇，最大的不同是杂剧以四折为限，而传奇可以有五六十出之长。这个区别起于那两种戏曲的来源不同。元朝的杂剧是勾栏里每天扮演的，扮演的时间有限，看客的时间有限，所以四折的限制就成了当时公认的需要。况且杂剧只有一个角色唱的，其余角色只是说白而不唱，因为唱的主角最吃力，所以每本戏不可过长。每一本戏必须有头有尾，可以自成一个片段。万一有太长的故事，可以分成几本，每本还是限制四折（例如是五本，是六本，每本四折）。这个四折的限制，无形之中规定了元朝杂剧的形式和性质。现在的一百多部的元曲之中，没有一部的题材是繁重复杂的。这样的单纯简要，不是元曲的短处，正是它们的长处。我们只看见那表面上的单简，不知道那背后正有绝大的剪裁手段：必然有一番大刀阔斧的删削，然后能有那单纯简要的四折的结构。所以四折的元曲在文学的技术上是很经济的。

明朝的传奇就不受这种折数的拘束了。传奇出于南戏，南戏的最早形式好像是一种鼓词，有唱而无做。十二世纪的诗人陆放翁曾有诗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就是古本《赵贞女》）

鼓词唱本可以很长，正如北方的《诸宫调》唱本可以很长一样。南戏最早是唱本，后来大概受了北方杂剧的影响，唱本加上扮演，成为南戏。南戏初行于乡村，故没有勾栏看客的时间上的限制。南戏中的角色人人可唱，不限于一个主角独唱到底，所以戏文过长也不妨，因为这种种的历史背景不同，所以南戏最早的杰作——琵琶记——就是一部四十二出的长戏。后来明清两朝的文人作的传奇都是完全打破了元曲四折限制的长戏。我们试把元曲的《杀狗劝夫》来比较后起的《杀狗记》；或者把元曲的《赵氏孤儿》来比较后起的《八义图》，就可以明白这种后起的传奇在文学的技术上是最不讲究剪裁的经济的。

元曲每本只有四折，故很讲究组织结构；删去一折，就不成个东西了。

南戏与传奇太冗长太拖沓，太缺乏剪裁，所以有许多幕是可以完全删去而于戏剧的情节是毫无妨碍的。就拿《琵琶记》第一卷来说罢。第一副末开场，第二高堂称庆，第三牛氏规奴，第四逼试，第五嘱别，第六丞相教女，第七才俊登程，第八文场选士，——这八出若在元朝杂剧作家的手里，完全可以删去，至多在一段说白里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了。一部《琵琶记》，四十二出之中，最精彩的部分不过是“吃糠”、“祝发”、“描容”……四五幕而已。

岂但《琵琶记》如此？一切明清传奇，无不如此。、、、《一捧雪》，流传到今日的能有几幕呢？其余的部分，早已被时间的大手笔删削掉了，只留给专家去翻读，一般看戏的人们是从不感觉惋惜的。

明朝的大名士徐文长曾批评邵文明的《香囊记》，说他是“以时文为南曲”。其实这一句话可以用来批评一切传奇。明清两代的传奇都是八股文人用八股文体作的。每一部的副末开场，用一支曲子总括全个故事，那是“破题”。第二出以下，把戏中人物一个一个都引出来，那是“承题”。下面戏情开始，那是“起讲”。从此下去，一男一女，一忠一佞，面面都顾到，红的进，绿的出，那是八股正文。最后的大团圆，那是“大结”。

这些八股文人完全不懂得戏剧的艺术和舞台的需要。（直到明朝的晚年的阮大铖和清朝初年的李渔一派，才稍稍懂得戏台的艺术。）他们之中，最上等的人才不过能讲究音乐歌唱，其余的只配做八股而已，不过他们在那个传奇的风气里，也熬不过，忍不住，也学填几句词，作几句四六的说白，用八股的老套来写戏曲，于是产生了那无数绝不能全演的传奇戏文！

因为这些传奇的绝大部分都是可删的，都是没有演唱的价值的，所以在明朝的晚期就有传奇摘选本起来，每部传奇只摘选最精彩的一两出，至多不过四五出。我们知道的传奇选本，有《来凤馆精选古今传奇》，又名《最娱情》；又另有《醉怡情》，选的更多了。这种选本都是曲文和说白并存的，和那些单收曲谱的不同，都可以说是《缀白裘》的先例。《最娱情》辑于顺治四年（1647），所选不满四十种。《缀白裘》辑于乾隆中叶，积至十二集四十八卷之多，可算是传奇摘选本的最大结集了。

《缀白裘》在这一百几十年之中，流行最广，翻刻最多，可见得这部摘选本确能适应社会上的某种需要。我们在上文已说过，有许多传奇实在不值得全读，只读那最精彩的几出就够了，例如鲁智深醉打山门的一出戏，意思和文词都是很美的。我们没有看见过《虎囊弹》全本，但我们可以断言，山门是《虎囊弹》最精彩的一出，这一出在《缀白裘》里保存到如今，就是《虎囊弹》全本永远佚失了也不足惜了。又如《思凡》一出，据说是《孽海记》的一部分；又有人说《孽海记》原来只有“思凡”和“下山”两出；其实“思凡”确是好文章，有了这一出独幕戏，“下山”已是狗尾续貂，那全本《孽海记》的有无，更不成问题了。

这种摘选本的大功用就等于替那些传奇作者修改文章。凡替人们删改文章，总免不了带几分主观的偏见。摘选戏曲，有人会偏重歌曲的音乐，有人也许偏重词藻，有人也许偏重情节。但《缀白裘》的编者，似乎很有戏台的经验，他选的大概都是戏台上多年淘汰的结果，所以他的选择去取大体上都不错。例如《一捧雪》，他选了送杯，搜杯，换监，代戮，审头，刺汤，边信，杯圆共八出，我们读了这八出——其实还可以删去送杯，代戮，边信，——就尽够知道全部《一捧雪》的最精彩的部分了。二百年来，戏台上扮演《一捧雪》的，总不出审头、刺汤两出，这也可见有戏台经验的人都能知道这一部传奇里，戏剧的意味最浓厚的不过这两出。莫怀古的故事，要是在元朝杂剧家的手里，大概可以写成一部四折的杂剧，其结构大致如下：

楔子略如搜杯

第一折换监

第二折审头

第三折刺汤

第四折杯圆

如此看来，李文玉的《一捧雪传奇》，被《缀白裘》的编者删去了那繁冗的部分，差不多成了一部很精彩的四折杂剧了！

在这一百几十年之中，一般爱读曲子的人大概都从这部《缀白裘》里欣赏明清两代的传奇名著的精华。赵万里先生曾对我说：“明清戏曲之有《缀白裘》，正如明朝短篇小说之有。有了，《三言》、《二拍》的精华都被保存下来了。有了《缀白裘》，明清两朝的戏曲的精华也都被保存下来了。”这话说得很平允。一部《六十种曲》，篇幅那么多，不是普通读曲者买得起的，也不是他们读了能感觉兴趣的。何况《六十种曲》所收的都是崇祯以前的传奇，明末清初的名著都没有像《六十种曲》那样大部的总集。《缀白裘》摘选的曲本，上至《琵琶》、《西厢》，下至清朝中叶，范围既广而选择又都大致有理，所以能流行至一百几十年之久，成为戏曲的一部最有势力的摘选本。

以上泛论《缀白裘》的性质。我现在要指出这部选本的几个特别长处。

第一，《缀白裘》所收的戏曲，都是当时戏台上通行的本子，都是排演和演唱的内行修改过的本子。最大的改削是在科白的方面。《缀白裘》是苏州人编纂的，苏州是昆曲的中心，所以这里面的戏文是当时苏州戏班里通行的修改本，其中“科范”和“道白”都有很大胆的修改，有一大部分的说白都改成苏州话了，科范也往往更详细了。例如《六十种曲》的《水浒记》的说白全是官话，而《缀白裘》选《水浒记》的“前诱”、“后诱”两出里的张文远的说白，全是苏州话，就生动得多了。又如《六十种曲》的《义侠记》的说白，也全是官话，而《缀白裘》的戏叔、别兄、挑帘、做衣诸出，武大和西门庆说的都是苏州话，也就生动得多了。这些吴语说白里也有许多猥亵的话，但那些地方也可以表示当年戏台上的风气。大概说来，改说苏白的都是“丑”和“副”，都是戏里的坏人或可笑的人。《一捧雪》的汤白溪说苏白使人觉得他更可恶，《义侠记》的武大郎说苏白使人觉得他更可笑可怜。这样大胆的用苏州土话，来改旧本的官话，是当时戏台风气的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若没有《缀白裘》一样的选本这样细密的保存下来，我们若单读官话旧本，就不能知道当时戏台的吴语说白的风趣了。这种修改过的科白（不限于苏州话）的风趣，在《缀白裘》里随处可见；若用旧本对校，这种修改本的妙处更可以显现出来。例如的叫画（第二十六出）的“尾声”曲后，旧本紧接四句下场诗，就完了。的下场诗都是唐诗集句，是最风趣的笨玩意儿。《缀白裘》本的“尾声”之后，删去了下场诗，加上了这样一段说白，——柳梦梅对那画上美人说：呀，这里有风，请小娘子里面去坐罢。小姐请，小生随后。——岂敢？——小娘子是客，小生岂敢有僭？——还是小姐请。——如此没，并行了罢。（下）

这不是聪明的伶人根据他们扮演的经验，大胆的改窜汤若士的杰作了吗？

第二，《缀白裘》所收的曲本，虽然大部分是昆腔“雅”曲，其中也有不少是当时流行的“俗”曲，——所谓“梆子腔”之类。这三四百年中，士大夫都偏重昆腔，各地的俗曲都被人忽略轻视，所以俗曲的材料保存的最少，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绝大憾事。苏州的才子如冯犹龙一流人，独能赏识山歌、桐城歌、挂枝儿一类的俗曲，至今文学史家都很感谢他保存俗曲史料的大功绩。《缀白裘》的编者也很能赏识当时流行的俗戏，所以这十二集里居然有很多的弋阳腔、梆子腔、乱弹腔的戏文，使我们可以考见乾隆以前的民间俗戏是个什么样子。这是《缀白裘》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不可不特别表彰他。在这部选本里，昆腔之外，梆子腔为最多；《缀白裘》第十一集差不多全是梆子腔，此外各集也偶有梆子腔，西秦腔，高腔，乱弹腔等。我们检点这些材料，才知道近世流行的俗戏，如《卖胭脂》、《打面缸》、《打花鼓》、《探亲相骂》、《时迁落店》、《游龙戏凤》，在当年都是“梆子腔”。我们从这里又知道这些俗戏里也有比较郑重的戏文，例如乱弹腔的《李成龙借妻》四出。但大多数是打诨的热闹戏，最可读的是看灯、闹灯两出梆子腔。

读《缀白裘》的人们不可不知道这些打诨的俗戏都是中国近世戏曲史上的重要史料。

汪协如女士标点《缀白裘》，很费了不少的功夫。我很惭愧不能用北平所能得到的各种好版本的戏曲来替她细细校勘这部书。我希望，在这个戏曲史料比较容易得见的时期，这一部风行了一百几十年的摘选本还是值得多数读者的欣赏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正文《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1

考证（改定稿）

一

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的附会！这种附会的“红学”又可分作几派：第一派说“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他们说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当时名士冒辟疆的妾，后来被清兵夺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遂跑到五台山去做和尚去了。依这一派的话，冒辟疆与他的朋友们说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说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这一派说里的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以上引的话均见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的提要。）

这一派的代表是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这一派的根本错误已被孟莼荪先生的《董小宛考》（附在蔡孑民先生的之后，页131以下）用精密的方法一一证明了。孟先生在这篇《董小宛考》里证明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孟先生引据了许多书，按年分别，证据非常完备，方法也很细密。那种无稽的附会，如何当得起孟先生的摧破呢？例如《红楼梦索隐》说：渔洋山人题冒辟疆妾圆玉女罗画三首之二末句云：“洛川淼淼神人隔，空费陈王八斗才”，亦为小琬而作。圆玉者，琬也；玉旁加以宛转之义，故曰圆玉。女罗，罗敷女也。均有深意。神人之隔，又与死别不同矣。（《提要》）

孟先生在《董小宛考》里引了清初的许多诗人的诗来证明冒辟疆的妾并不止小宛一人；女罗姓蔡，名含，很能画苍松墨凤；圆玉当是金晓珠，名玬，昆山人，能画人物。晓珠最爱画洛神（汪舟次有晓珠手临洛神图卷跋，吴薗次有乞晓珠画洛神启），故渔洋山人诗有“洛川淼淼神人隔”的话。我们若懂得孟先生与王梦阮先生两人用的方法的区别，便知道考证与附会的绝对不相同了。

《红楼梦索隐》一书，有了《董小宛考》的辨正，我本可以不再批评他了。但这书中还有许多绝无道理的附会，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来。如他说：“曹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当在乾嘉时代。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庆时所作可知。……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揣其成书亦当在康熙中叶。……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提要》页5 至6）但他在第十六回凤姐提起南巡接驾一段话的下面，又注道：“此作者自言也。圣祖二次南巡，即驻跸雪芹之父曹寅盐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对，故有此笔。”下面赵嬷嬷说甄家接驾四次一段的下面，又注道：“圣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驾四次，特明为乾隆时事。”

我们看这三段“索隐”，可以看出许多错误。（1）第十六回明说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嬷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2）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1689），到四十三年曹寅才做两淮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的。（3）《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1796），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了吗？（4）《索隐》说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可证。（详考见后文）

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庆时所作的呢？

第二派说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这一派可用蔡孑民先生的作代表。蔡先生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页10）

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当时清帝虽躬修文学，且创开博学鸿词科，实专以笼络汉人，初不愿满人渐染汉俗，其后雍乾诸朝亦时时申诫之。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页3至4）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但“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系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彖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

翠缕说：“知道了！姑娘（史湘云）是阳，我就是阴。……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清制，对于君主，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臣与奴才，并无二义。以民族之对待言之，征服者为主，被征服者为奴。本书以男女影满汉，以此。（页9 至10）

这些是蔡先生的根本主张。以后便是“阐证本事”了。依他的见解，下面这些人是可考的：

（1）贾宝玉，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礽.（康熙帝的太子，后被废）（页10—22）

（2）叙巧姐事，似亦指胤礽，巧字与礽字形相似也。……（页23—25）

（3）林黛玉影朱竹垞（朱彝尊）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页25—27）

（4）薛宝钗，高江村（高士奇）也。薛者，雪也。林和靖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高士奇）也。……（页28—42）

（5）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页42—47）

（6）王熙凤影余国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页47—61）

（7）史湘云，陈其年也。其年又号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当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尝以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也。……（页61—71）

（8）妙玉，姜西溟（姜宸英）也。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代英字也。（从徐柳泉说）……（页72—87）

（9）惜春，严荪友也。……（页87—91）

（10）宝琴，冒辟疆也。……（页91—95）

（11）刘老老，汤潜庵（汤斌）也。……（页95—110）

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中情节来配合。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我记得从前有个灯谜，用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来打一个“日”字。这个谜，除了做谜的人自己，是没有人猜得中的。因为做谜的人先想着南北朝的齐和梁两朝都是姓萧的；其次，把“萧萧下”的“萧萧”解作两个姓萧的朝代；其次，二萧的下面是那姓陈的陈朝。想着了“陳”字，然后把偏旁去掉（无边）；再把“東”字里的“木”字去掉（落木）。剩下的“日”字，才是谜底！你若不能绕这许多弯子，休想猜谜！假使做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岂不真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他费了那么大气力，到底只做了“国”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还有这两个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谜面”里去！这样做的谜，可不是笨谜吗？用麒麟来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来影“乾学”的乾：假使真有这种影射法，都是同样的笨谜！假使一部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我且再举一条例来说明这种“索隐”（猜谜）法的无益。蔡先生引蒯若木先生的话，说刘老老即是汤潜庵：潜庵受业于孙夏峰（孙奇逢，清初的理学家），凡十年。夏峰之学本以象山（陆九渊）阳明（王守仁）为宗。：“刘老老之女婿曰王狗儿，狗儿之父曰王成。其祖上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势利，便连了宗。”似指此。

其实里的王家既不是专指王阳明的学派，此处似不应该忽然用王家代表王学。况且从汤斌想到孙奇逢，从孙奇逢想到王阳明学派，再从阳明学派想到王夫人一家，又从王家想到王狗儿的祖上，又从王狗儿转到他的丈母刘老老，——这个谜可不是比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谜还更难猜吗？蔡先生又说第三十九回刘老老说的“抽柴”一段故事是影汤斌毁五通祠的事；刘老老的外孙板儿影的是汤斌买的一部《廿一史》；他的外孙女青儿影的是汤斌每天吃的韭菜！这种附会已是很滑稽的了。最妙的是第六回凤姐给刘老老二十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徐乾学赙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凤姐又送老老八两银子，蔡先生说这是影汤斌死后惟遗俸银八两。这八两有了下落了，那二十两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还送了刘老老两包银子，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这一百两可就没有下落了！

因为汤斌一生的事实没有一件可恰合这一百两银子的，所以这一百两虽然比那二十八两更重要，到底没有“索隐”的价值！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故我说蔡先生的也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第三派的附会家，虽然略有小小的不同，大致都主张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说：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卫（成德官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

又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纂》三十八）说：一书，世传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经解》每一种有纳兰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读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适按此谕不见于《东华录》，但载于《通志堂经解》之首）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

钱静方先生的《红楼梦考》（附在之后，页121—130）也颇有赞成这种主张的倾向。钱先生说：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倩影？余读《饮水词钞》，不独于宾从间得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

这一派的主张，依我看来，也没有可靠的根据，也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1）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死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十一岁。他死时，他的父亲明珠正在极盛的时代，（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晋太子太师）我们如何可说那眼见贾府兴亡的宝玉是指他呢？（2）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谕说成德中举人时止十五岁，其实连那上谕都是错的。

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举人时，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进士，年十九。徐乾学作的《墓志铭》与韩菼作的《神道碑》，都如此说。乾隆帝因为硬要否认《通志堂经解》的许多序是成德做的，故说他中进士时年止十六岁。（也许成德应试时故意减少三岁，而乾隆帝但依据履历上的年岁。）

无论如何，我们不可用宝玉中举的年岁来附会成德。若宝玉中举的年岁可以附会成德，我们也可以用成德中进士和殿试的年岁来证明宝玉不是成德了！

（3）至于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子一女。卢氏早死，故《饮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致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4）至于徐柳泉说的大观园里十二金钗都是纳兰成德所奉为上客的一班名士，这种附会法与的方法有同样的危险。即如徐柳泉说妙玉影姜宸英，那么，黛玉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又如他说宝钗影高士奇，那么，袭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凤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我们试读姜宸

英祭纳兰成德的文：

兄一见我，怪我落落；转亦以此，赏我标格。……数兄知我，其端非一。我常箕踞，对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真。我时嫚骂，无问高爵，兄不余狂，知余疾恶。激昂论事，眼睁舌桥，兄为抵掌，助之叫号。有时对酒，雪涕悲歌，谓余失志，孤愤则那？彼何人斯，实应且憎，余色拒之，兄门固扁。

妙玉可当得这种交情吗？这可不更像黛玉吗？我们又试读郭琇参劾高士奇的奏疏：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

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骗，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厌之溪壑，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清史馆本传《耆献类征》六十）

宝钗可当得这种罪名吗？这可不更像凤姐吗？我举这些例的用意是要说明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钱静方先生说的好：“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二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谜学！”

其实做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考证的正当范围。

我们先从“著者”一个问题下手。

本书第一回说这书原稿是空空道人从一块石头上抄写下来的，故名；后来空空道人改名情僧，遂改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的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第百二十回又提起曹雪芹传授此书的缘由。大概“石头”与空空道人等名目都是曹雪芹假托的缘起，故当时的人多认这书是曹雪芹作的。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有一条说：

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

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

其子雪芹撰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坊间刻本无此七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此四字坊间刻本作“雪芹赠云”，今据原刻本改正）“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为最早。近人征引此条，每不全录；他们对于此条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这一条记载的重要，凡有几点：（1）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是曹雪芹作的。

（2）此条说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又《随园诗话》卷十六也说“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但此说实是错的，说详后。）

（3）此条说大观园即是后来的随园。

俞樾在《小浮梅闲话》里曾引此条的一小部分，又加一注，说：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雪芹也。

俞樾说曹子清即雪芹，是大谬的。曹子清即曹楝亭，即曹寅。

我们先考曹寅是谁。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牍小传》卷十二说：曹寅，字子清，号楝亭，奉天人，官通政司使，江宁织造。校刊古书甚精，有扬州局刻《五韵》，《楝亭十二种》，盛行于世。著《楝亭诗钞》。

《扬州画舫录》卷二说：

曹寅字子清，号楝亭，满洲人，官两淮盐院。工诗词，善书，著有《楝亭诗集》。刊秘书十二种，为《梅苑》，《声画集》，《法书考》，《琴史》，《墨经》，《砚笺》，刘后山（当作刘后村），《禁扁》，《钓矶立谈》，《都城纪胜》，《糖霜谱》，《录鬼簿》。

今之仪征余园门榜“江天传舍”四字，是所书也。

这两条可以参看。又韩菼的《有怀堂文稿》里有《楝亭记》一篇，说：荔轩曹使君性至孝。自其先人董三服，官江宁，于署中手植楝树一株，绝爱之，为亭其间，尝憩息于斯。后十余年，使君适自苏移节，如先生之任，则亭颇坏，为新其材，加垩焉，而亭复完。……

据此可知曹寅又字荔轩，又可知《饮水词》中的楝亭的历史。

最详细的纪载是章学诚的《丙辰札记》：

曹寅为两淮巡盐御史，刻古书凡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间年一任，与同旗李煦互相番代。李于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与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连任，较曹用事为久矣。然曹至今为学士大夫所称，而李无闻焉。

不幸章学诚说的那“至今为学士大夫所称”的曹寅，竟不曾留下一篇传记给我们做考证的材料，《耆献类征》与《碑传集》都没有曹寅的碑传。只有宋和的《陈鹏年传》（《耆献类征》卷一六四，页18 以下）有一段重要的纪事：

乙酉（康熙四十四年），上南巡。（此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总督集有司议供张，欲于丁粮耗加三分。有司皆慑服，唯唯。独鹏年（江宁知府陈鹏年）不服，否否。总督怏怏，议虽寝，则欲抉去鹏年矣。

无何，车驾由龙潭幸江宁，行宫草创，（按此指龙潭之行宫）欲抉去之者因以是激上怒。

时故庶人（按此即康熙帝的太子胤礽，至四十七年被废）从幸，更怒，欲杀鹏年。车驾至江宁，驻跸织造府。一日，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上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时有致政大学士张英来朝，上……使人问鹏年，英称其贤。而英则庶人之所傅，上乃谓庶人曰，“尔师傅贤之，如何杀之？”庶人犹欲杀之。

织造曹寅免冠叩头，为鹏年请。当是时，苏州织造李某伏寅后，为寅■（■字不见于字书，似有儿女亲家的意思），见寅血被额，恐触上怒，阴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顾之曰，“云何也？”

复叩头，阶有声，竟得请。出，巡抚宋荦逆之曰，“君不愧朱云折槛矣！”

又我的朋友顾颉刚在《江南通志》里查出江宁织造的职官如下表：

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曹玺

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桑格

康熙三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曹寅

康熙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曹颙

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六年曹頫

雍正六年以后隋赫德

又苏州织造的职官如下表：

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曹寅

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李煦

这两表的重要，我们可以分开来说：（1）曹玺，字完璧，是曹寅的父亲。颉刚引《上元江宁两县志》道：“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陛见，陈江南吏治极详，赐蟒服，加一品，御书‘敬慎’扁额。卒于位。子寅。”

（2）因此可知曹寅当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时，做苏州织造；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他兼任江宁织造；三十二年以后，他专任江宁织造二十年。

（3）康熙帝六次南巡的年代，可与上两表参看：

康熙二三一次南巡曹玺为苏州织造

二八二次南巡

三八三次南巡曹寅为江宁织造

四二四次南巡同上

四四五次南巡同上

四六六次南巡同上

（4）颉刚又考得“康熙南巡，除第一次到南京驻跸将军署外，余五次均把织造署当行宫”。这五次之中，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又《振绮堂丛书》内有《圣驾五幸江南恭录》一卷，记康熙四十四年的第五次南巡，写曹寅既在南京接驾，又以巡盐御史的资格赶到扬州接驾；又记曹寅进贡的礼物及康熙帝回銮时赏他通政使司通政使的事，甚详细，可以参看。

（5）曹颙与曹頫都是曹寅的儿子。曹寅的《楝亭诗钞》别集有郭振基序，内说“侍公函丈有年，今公子继任织部，又辱世讲”。是曹颙之为曹寅儿子，已无可疑。曹頫大概是曹颙的兄弟。（说详下）

又《四库全书提要》谱录类食谱之属存目里有一条说：《居常饮馔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国朝曹寅撰。寅字子清，号楝亭，镶蓝旗汉军。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加通政司衔。是编以前代所传饮膳之法汇成一编：一曰，宋王灼《糖霜谱》；二三曰，宋东溪遁叟《粥品》及《粉面品》；四曰，元倪瓒《泉史》；五曰，元海滨逸叟《制脯鲊法》；六曰，明王叔承《酿录》；七曰，明释智舷《茗笺》；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谱》，及《制蔬品法》。中间《糖霜谱》，寅已刻入所辑《楝亭十种》；其他亦颇散见于《说郛》诸书云。

又《提要》别集类存目里有一条：《楝亭诗钞》五卷，附《词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曹寅撰。寅有《居常饮馔录》，已著录。其诗一刻于扬州，计盈千首；再刻于仪征，则寅自汰其旧刻，而吴尚中开雕于柬园者。此本即仪征刻也。其诗出入于白居易苏轼之间。

《提要》说曹家是镶蓝旗人，这是错的。《八旗氏族通谱》有曹锡远一系，说他家是正白旗人，当据以改正。但我们因《四库提要》提起曹寅的诗集，故后来居然寻着他的全集，计《楝亭诗钞》八卷，《文钞》一卷，《词钞》一卷，《诗别集》四卷，《词别集》一卷（天津公园图书馆藏）。从他的集子里，我们得知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九月七日，他死时大概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下半年，那时他五十五岁。他的诗颇有好的，在八旗的诗人之中，他自然要算一个大家了。（他的诗在铁保辑的《八旗人诗钞》——改名《熙朝雅颂集》——里，占一全卷的地位）当时的文学大家，如朱彝尊、姜宸英等，都为《楝亭诗钞》作序。

以上关于曹寅的事实，总结起来，可以得几个结论：（1）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亲曹玺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他死后，他的儿子曹颙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宁织造，他的儿子曹頫接下去做了十三年的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个织造真成了他家的“世职”了。

（2）当康熙帝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差。

（3）曹寅会写字，会做诗词，有诗词集行世；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的刻印，扬州的诗局归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几种精刻的书（除上举各书外，尚有《周易本义》、《施愚山集》等；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倡刻的，刻未完而死）他家中藏书极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之多（见他的《楝亭书目》，京师图书馆有钞本）可见他的家庭富有文学美术的环境。

（4）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658—1712）。

以上是曹寅的略传与他的家世。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钟羲先生。杨先生编有《八旗文经》六十卷，又著有《雪桥诗话》三编，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他在《雪桥诗话》续集卷六，页二三，说：敬亭（清宗室敦诚字敬亭）……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

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

这一条使我们知道三个要点：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是他的孙子。（《中国人名大辞典》页990 作“名霑，寅子。”似是根据《雪桥诗话》而误改其一部分）

（三）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内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雪桥诗话》初二集中。他有《四松堂集》诗二卷，文二卷，《鹪鹩轩笔麈》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我今年夏间到上海，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他回信说，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乱后遗失了。我虽然很失望。但杨先生既然根据《四松堂集》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的。

我虽然未见敦诚兄弟的全集，但《八旗人诗钞》（《熙朝雅颂集》）里有他们兄弟的诗一卷。这一卷里有关于曹雪芹的诗四首，我因为这种材料颇不易得，故把这四首全钞于下：

赠曹雪芹敦敏

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访曹雪芹不值敦敏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

佩刀质酒歌敦诚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我闻贺鉴湖，不惜金龟掷酒垆。又闻阮遥集，直卸金貂作鲸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珰。秋气酿寒风雨恶，满园榆柳飞苍黄。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干瓮涩何可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身外长物亦何有？鸾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满眼作软饱，……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正文《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2

寄怀曹雪芹敦诚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嗟君或亦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绝，且著临邛犊鼻禈。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子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尊。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我们看这四首诗，可想见他们弟兄与曹雪芹的交情是很深的，他们的证见真是史学家说的“同时人的证见”，有了这种证据，我们不能不认袁枚为误记了。

这四首诗中，有许多可注意的句子。

第一，如“秦淮残梦忆繁华”，如“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绝，且著临邛犊鼻裈”，如“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都可以证明曹雪芹当时已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

故敦诚有“残杯冷炙有德色”的劝戒。

第二，如“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如“知君诗胆昔如铁”，如“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都可以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画的人。最可惜的是曹雪芹的诗现在只剩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了。但单看这两句，也就可以想见曹雪芹的诗大概是很聪明的，很深刻的。敦诚弟兄比他做李贺，大概很有点相像。

第三，我们又可以看出曹雪芹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排遣。上文引的如“雪芹酒渴如狂”，如“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如“新愁旧恨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如“鹿车荷锸葬刘伶”，都可以为证。

我们既知道曹雪芹的家世和他自身的境遇了，我们应该研究他的年代。

这一层颇有点困难，因为材料太少了。敦诚有挽雪芹的诗，可见雪芹死在敦诚之前。敦诚的年代也不可详考。但《八旗文经》里有几篇他的文字，有年月可考：如《拙鹊亭记》作于辛丑初冬，如《松亭再征记》作于戊寅正月，如《祭周立厓文》中说：“先生与先公始交时在戊寅己卯间；是时先生……每过静补堂，……诚尝侍几杖侧。……迨庚寅先公即世，先生哭之过时而哀。……诚追述平生，……回念静补堂几杖之侧，已二十余年矣。”今作一表，如下：乾隆二三，戊寅（1758）

乾隆二四，己卯（1759）

乾隆三五，庚寅（1770）

乾隆四六，辛丑（1781）

自戊寅至此，凡二十三年。清宗室永忠（臞仙）为敦诚作葛巾居的诗，也在乾隆辛丑。敦诚之父死于庚寅，他自己的死期大约在二十年之后，约当乾隆五十余年。纪昀为他的诗集作序，虽无年月可考，但纪昀死于嘉庆十年（1805），而序中的语意都可见敦诚死已甚久了。故我们可以猜定敦诚大约生于雍正初年（约1725），死于乾隆五十余年（约1785—1790）。

敦诚兄弟与曹雪芹往来，从他们赠答的诗看起来，大概都在他们兄弟中年以前，不像在中年以后。况且当乾隆五十六七年时已在社会上流通了二十余年了。（说详下）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至于他的年纪，更不容易考定了。但敦诚兄弟的诗的口气，很不像是对一位老前辈的口气。我们可以猜想雪芹的年纪至多不过比他们大十来岁，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1715—1720）；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以上是关于著者曹雪芹的个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了。这个见解，本来并没有什么新奇，本来是很自然的。不过因为被一百多年来的红学大家越说越微妙了，故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极平常的见解反觉得它有证明的必要了。我且举几条重要的证据如下：第一，我们总该记得开端时，明明的说着：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一书也。……

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这话说的何等明白！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

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第二，第一回里那石头说道：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到新鲜别致。

又说：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

他这样明白清楚的说“这书是我自己的事体情理”，“是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而我们偏要硬派这书是说顺治帝的，是说纳兰成德的！这岂不是作茧自缚吗？

第三，第十六回有谈论南巡接驾的一大段，原文如下：凤姐道：“……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偏的没赶上。”

赵嬷嬷（贾琏的乳母）道：“嗳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说起来——”

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势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

凤姐道：“我常听见我们大爷说，也是这样的。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样富贵呢？”

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此处说的甄家与贾家都是曹家。曹家几代在江南做官，故里的贾家虽在“长安”，而甄家始终在江南。上文曾考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当了四次接驾的差，皇帝就住在他的衙门里。差不多全不提起历史上的事实，但此处却郑重的说起“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这也是敦敏送他的诗里说的“秦淮旧梦忆繁华”了。但我们却在这里得着一条很重要的证据，因为一家接驾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随便有的机会。大官如督抚，不能久任一处，便不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宁织造，恰巧当了四次接驾的差。这不是很可靠的证据吗？

第四，第二回叙荣国府的世次如下：自荣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平静中和，也不管理家务。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又额外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职，令其入部学习；如今已升了员外郎。

我们可用曹家的世系来比较：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

其子曾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

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

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

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祜，原任州同。（《八旗氏族通谱》卷七十四）

这个世系颇不分明。我们可试作一个假定的世系表如下：

曹锡远──振彦──

玺

寅

颙

頫

宜──颀

尔正──荃──天祐

ìí.

ì

í . . .

ìí……

.

……

曹寅的《楝亭诗钞别集》中有“辛卯三月间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诸友”诗三首，其二云：“世出难居长，多才在四三。承家赖犹子，努力作奇男。”四侄即颀，那排行第三的当是那小名珍儿的了。如此看来，颙与頫当是行一与行二。曹寅死后，曹颙袭织造之职。到康熙五十四年，曹颙或是死了，或是因事撤换了，故次子曹頫接下去做。织造是内务府的一个差使，故不算做官，故《氏族通谱》上只称曹寅为通政使，称曹頫为员外郎。

但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頫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頫；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

第五，最重要的证据自然还是曹雪芹自己的历史和他家的历史。虽没有做完，（说详下）但我们看了前八十回，也就可以断定：（1）贾家必致衰败，（2）宝玉必致沦落。开端便说，“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又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这是明说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当著书时，已在那穷愁不幸的境地。况且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时在梦中对凤姐说的话，句句明说贾家将来必到“树倒猢狲散”的地步。所以我们即使不信后四十回（说详下）

抄家和宝玉出家的话，也可以推想贾家的衰败和宝玉的流落了。我们再回看上文引的敦诚兄弟送曹雪芹的诗，可以列举雪芹一生的历史如下：（1）他是做过繁华旧梦的人。

（2）他有美术和文学的天才，能做诗，能绘画。

（3）他晚年的境况非常贫穷潦倒。

这不是贾宝玉的历史吗？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三个要点。第一是曹雪芹家自从曹玺、曹寅以来，积成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的环境。他家的藏书在当时要算一个大藏书家，他家刻的书至今推为精刻的善本。富贵的家庭并不难得；但富贵的环境与文学美术的环境合在一家，在当日的汉人中是没有的，就在当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寻找了。第二，曹寅是刻《居常饮馔录》的人，《居常饮馔录》所收的书，如《糖霜谱》，《制脯鲊法》，《粉面品》之类，都是专讲究饮食糖饼的做法的。曹寅家做的雪花饼，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二十一，页12），有“粉量云母细，糁和雪糕匀”的称誉。我们读的人，看贾母对于吃食的讲究，看贾家上下对于吃食的讲究，便知道《居常饮馔录》的遗风未泯，雪花饼的名不虚传！第三，关于曹家衰落的情形，我们虽没有什么材料，但我们知道曹寅的亲家李煦在康熙六十一年已因亏空被革职查追了。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八册有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奏折内称：

今查得李煦任内亏空各年余剩银两，现奉旨交督臣查弼纳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办六十年分应存剩银六万三百五十五两零，并无存库，亦系李煦亏空。……所有历年动用银两数目，另开细折，并呈御览。……

又第十三册有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奏折内称：

窃照两淮应解织造银两，历年遵奉已久。兹于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奉户部咨行，将江苏织造银两停其支给；两淮应解银两，汇行解部。……前任盐臣魏廷珍于康熙六十一年内未奉部文停止之先，两次解过苏州织造银五万两。……再本年六月内奉有停止江宁织造之文。查前盐臣魏廷珍经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两，臣任内……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两。……臣请将解过苏州织造银两在于审理李煦亏空案内并追；将解过江宁织造银两行令曹頫解还户部。……

李煦做了三十年的苏州织造，又兼了八年的两淮盐政，到头来竟因亏空被查追。胡凤■折内只举出康熙六十一年的亏空，已有六万两之多；加上谢赐履折内举出应退还两淮的十万两：这一年的亏空就是十六万两了！他历年亏空的总数之多，可以想见。这时候，曹頫（曹雪芹之父）虽然还未曾得罪，但谢赐履折内已提及两事：一是停止两淮应解织造银两，一是要曹頫赔出本年已解的八万一千余两。这个江宁织造就不好做了。我们看了李煦的先例，就可以推想曹頫的下场也必是因亏空而查追，因查追而抄没家产。关于这一层，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不是假的。袁枚的《随园记》（《小仓山房文集》十二）说随园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

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頫的任的人。（袁枚误记为康熙时，实为雍正六年）袁枚作记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去曹頫卸织造任时甚近，他应该知道这园的历史。我们从此可以推想曹頫当雍正六年去职时，必是因亏空被追赔，故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从此以后，曹家在江南的家产都完了，故不能不搬回北京居住。这大概是曹雪芹所以流落在北京的原因。

我们看了李煦、曹頫两家败落的大概情形，再回头来看里写的贾家的经济困难情形，便更容易明白了。如第七十二回凤姐夜间梦见人来找他，说娘娘要一百匹锦，凤姐不肯给，他就来夺。来旺家的笑道：“这是奶奶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一语未了，人回夏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

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够搬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好容易凤姐弄了二百两银子把那小内监打发开去，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著，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就是一千两。我略慢应了些，他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又如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来贾府纳年例，贾珍与他谈的一段话也很可注意：

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

乌进孝道：“爷的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荣国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贾珍道：“如何呢？我这边到可已，没什么外项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比不得那府里（荣国府）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吗？”

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听，他说的可笑不可笑？”

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二年，哪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精穷了！”……

贾蓉又说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婶娘（凤姐）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

借当的事又见于第七十二回：

鸳鸯一面说，一面起身要走。贾琏忙也立起身来说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儿，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说着，便骂小丫头：“怎么不泡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日进上的新茶泡一碗来！”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完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要二三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

因为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贵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不像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以致于亏空，以致于破产抄家。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

总结上文关于“著者”的材料，凡得六条结论：（1）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的“本子”问题。现今市上通行的虽有无数版本，然细细考校去，除了有正书局一本外，都是从一种底本出来的。这种底本是乾隆末年间程伟元的百二十回全本，我们叫它做“程本”。

这个程本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的第一次活字排本，可叫做“程甲本”。一种也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程家排本，是用“程甲本”来校改修正的，这个本子可叫做“程乙本”。“程甲本”我的朋友马幼渔教授藏有一部，“程乙本”我自己藏有一部。乙本远胜于甲本，但我仔细审察，不能不承认“程甲本”为外间各种的底本。各本的错误矛盾，都是根据于“程甲本”的。这是版本史上一件最不幸的事。

此外，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一部八十回本的，前面有一篇德清戚蓼生的序，我们可叫它做“戚本”。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国初钞本”，又在首页题着“原本”。那“国初钞本”四个字自然是大错的。那“原本”两字也不妥当。这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又往往有“题”诗，有时又将评语钞入正文（如第二回），可见已是很晚的钞本，决不是“原本”了。但自程氏两种百二十回本出版以后，八十回本已不可多见。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钞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它的相当价值，正不必假托“国初钞本”。

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这是无可疑的。程本有程伟元的序，序中说：是此书原名，……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爱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榫音笋，削木入窍名榫，又名榫头）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全书至是始告成矣。……小泉程伟元识。

我自己的程乙本还有高鹗的一篇序，中说：予闻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及璧，无定本。……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1791）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此序所谓“工既竣”，即是程序说的“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整理功夫，并非指刻板的工程。我这部程乙本还有七条“引言”，比两序更重要，今节钞几条于下：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阅者谅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各本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引言之末，有“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一行。兰墅即高鹗。我们看上文引的两序与引言，有应该注意的几点：（1）高序说“闻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引言说“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从乾隆壬子上数三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今知乾隆三十年间此书已流行，可证我上文推测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之说大概无大差错。

（2）前八十回，各本互有异同。例如引言第三条说“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我们试用戚本六十七回与程本及市上各本的六十七回互校，果有许多异同之处，程本所改的似胜于戚本。大概程本当日确曾经过一番“广集各本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的功夫，故程本一出即成为定本，其余各钞本多被淘汰了。

（3）程伟元的序里说，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这话可惜无从考证。（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我从前想当时各钞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目录的，但我现在对于这一层很有点怀疑了。（说详下）

（4）八十回以后的四十回，据高、程两人的话，是程伟元历年杂凑起来的，——先得二十余卷，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又经高鹗费了几个月整理修辑的工夫，方才有这部百二十回本的。他们自己说这四十回“更无他本可考”；但他们又说：“至其原文，未敢臆改。”

（5）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始有一百二十回的全本出世。

（6）这个百二十回的全本最初用活字版排印，是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的程本。这本又有两种小不同的印本：（一）初印本（即程甲本）

“不及细校，间有纰缪。”此本我近来见过，果然有许多纰缪矛盾的地方。

（二）校正印本，即我上文说的程乙本。

（7）程伟元的一百二十回本的，即是这一百三十年来的一切印本的老祖宗。后来的翻本，多经过南方人的批注，书中京话的特别俗语往往稍有改换；但没有一种翻本（除了戚本）不是从程本出来的。

这是我们现有的一百二十回本的历史。这段历史里有一个大可研究的问题，就是“后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谁？”

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考证的一条说：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

俞氏这一段话极重要。他不但证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船山即是张船山，名问陶，是乾隆嘉庆时代的一个大诗人。他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中顺天乡试举人；五十五年庚戌（1790）成进士，选庶吉士。他称高鹗为同年，他们不是庚戌同年，便是戊申同年。但高鹗若是庚戌的新进士，次年辛亥他作《红楼梦序》不会有“闲且惫矣”的话；故我推测他们是戊申乡试的同年。后来我又在《郎潜纪闻二笔》卷一里发见一条关于高鹗的事实：

嘉庆辛酉京师大水，科场改九月，诗题“百川赴巨海”，……闱中罕得解。前十本将进呈，韩城王文端公以通场无知出处为憾。房考高侍读鹗搜遗卷，得定远陈黻卷，亟呈荐，遂得南元。

辛酉（1801）为嘉庆六年。据此，我们可知高鹗后来曾中进士，为侍读，且曾做嘉庆六年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我想高鹗既中进士，就有法子考查他的籍贯和中进士的年份了。果然我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替我在《进士题名碑》上查出高鹗是镶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的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这一件引起我注意《题名录》一类的工具，我就发愤搜求这一类的书。

果然我又在清代《御史题名录》里，嘉庆十四年（1809）下，寻得一条：高鹗，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

又《八旗文经》二十三有高鹗的《操缦堂诗稿跋》一篇，末署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小阳月。我们可以总合上文所得关于高鹗的材料，作一个简单的《高鹗年谱》如下：

乾隆四七（1782），高鹗作《操缦堂诗稿跋》。

乾隆五三（1788），中举人。

乾隆五六——五七（1791—1792），补作后四十回，并作序例。百廿回全本排印成。

乾隆六十（1795），中进士，殿试三甲一名。

嘉庆六（1801），高鹗以内阁侍读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闱中与张问陶相遇，张作诗送他，有“艳情人自说《红楼》”之句；又有诗注，使后世知八十回以后是他补的。

嘉庆十四（1809），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自乾隆四七至此，凡二十七年。大概他此时已近六十岁了。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我们可约举几层证据如下：第一，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乾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第四，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条说：“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

因为高鹗不讳他补作的事，故张船山赠诗直说他补作后四十回的事。

但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他的三个理由是：（1）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2）史湘云的丢开，（3）不合作文时的程序。这三层之中，第三层姑且不论。第一层是很明显的：的开端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明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到了末尾说宝玉出家成仙之理？第二层也很可注意。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怪！依此句看来，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宝玉做夫妇，不应该此话全无照应。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作的了。

其实何止史湘云一个人？即如小红，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极力描写这个攀高好胜的丫头；好容易他得着了凤姐的赏识，把他提拔上去了；但这样一个重要人才，岂可没有下场？况且小红同贾芸的感情，前面既经曹雪芹那样郑重描写，岂有完全没有结果之理？又如香菱的结果也决不是曹雪芹的本意。第五回的“十二钗副册”上写香菱结局道：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芳魂返故乡。

两地生孤木，合成“桂”字。此明说香菱死于夏金桂之手，故第八十回说香菱“血分中有病，加以气怨伤肝，内外挫折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饮食懒进，请医服药无效”。可见八十回的作者明明的要香菱被金桂磨折死。后四十回里却是金桂死了，香菱扶正：这岂是作者的本意吗？此外，又如第五回“十二钗”册上说凤姐的结局道：“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个谜竟无人猜得出，许多批的人也都不敢下注解。

所以后四十回里写凤姐的下场竟完全与这“二令三人木”无关。这个谜只好等上海灵学会把曹雪芹先生请来降坛时再来解决了！此外，又如写和尚送玉一段，文字的笨拙，令人读了作呕。又如写贾宝玉忽然肯作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以上所说，只是要证明的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作的。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

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和补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

哪一个不是想作一部“团圆”的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

以上是我对于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做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研究！

十，三，二七，初稿。

十，十一，十二，改定稿。

[附记]初稿曾附录《寄蜗残赘》一则：

一书，始于乾隆年间。……相传其书出汉军曹雪芹之手。嘉庆年间，逆犯曹纶即其孙也。灭族之祸，实基于此。

这话如果确实，自然是一段很重要的材料。因此我就去查这一桩案子的事实。

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天理教的信徒林清等勾通宫里的小太监，约定于九月十五日起事，乘嘉庆帝不在京城的时候，攻入禁城，占据皇宫。但他们的区区两百个乌合之众，如何能干这种大事？所以他们全失败了，林清被捕，后来被磔死。

林清的同党之中，有一个独石口都司曹纶和他的儿子曹幅昌都是很重要的同谋犯。那年十月己未的上谕说：前因正黄旗汉军兵丁曹幅昌从习邪教，与知逆谋。……兹据讯明，曹幅昌之父曹纶听从林清入教，经刘四等告知逆谋，允为收众接应。曹纶身为都司，以四品职官习教从逆，实属猪狗不如，罪大恶极！……

那年十一月中，曹纶等都被磔死。

清礼亲王昭梿是当日在紫禁城里的一个人，他的《啸亭杂录》卷六记此事有一段说：

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纶者，侍郎曹瑛（瑛字一本或作寅）后也，家素贫，尝得林清佽助，遂入贼党。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福字或作幅）勾结不轨之徒，许为城中内应。……曹福昌临刑时，告刽子手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卖友以求生也！……”

《寄蜗残赘》说曹纶是曹雪芹之孙，不知是否根据《啸亭杂录》说的。

我当初已疑心此曹瑛不是曹寅，况且官书明说曹瑛是正黄旗汉军，与曹寅不同旗。前天承陈筱庄先生（宝泉）借我一部《靖逆记》（兰簃外史纂，嘉庆庚辰刻），此书记林清之变很详细。其第六卷有《曹纶传》，记他家世系如下：

曹纶，汉军正黄旗人。曾祖金铎，官骁骑校；伯祖瑛，历官工部侍郎；祖瑛，云南顺宁府知府；父廷奎，贵州安顺府同知。……廷奎三子，长绅，早卒；次维，武备院工匠；次纶，充整仪卫，擢治仪正，兼公中佐领，升独石口都司。

此可证《寄蜗残赘》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十，十一，十二。

《胡适文存》卷三

正文跋《＜红楼梦＞考证》

一

我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胡适文存》卷三，页185—249）里，曾根据于《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三部书，考出下列的几件事：

（一）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儿子，是曹寅的孙子。（页212）

（二）曹雪芹后来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

（三）他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画的人。

（四）他在那贫穷的境遇里，纵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骚的心境。（以上页215—216）

（五）从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诚弟兄的关系上看来，我说“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又说“我们可以猜想雪芹……

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1715—1720）；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我那时在各处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因为我知道《四松堂集》里一定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总觉得《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手的证据”。不料上海、北京两处大索的结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对于《四松堂集》，已是绝望了。有一天，一家书店的伙计跑来说：“《四松堂诗集》找着了！”我非常高兴，但是打开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诗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陈肖庄先生告诉我说，他在一家书店里看见一部《四松堂集》。我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陈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错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贴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贴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卷首有永■（也是清宗室里的诗人，有《神清室诗稿》）、刘大观、纪昀的序，有敦诚的哥哥敦敏作的小传。全书六册，计诗两册，文两册，《鹪鹩庵笔麈》两册。《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所采的诗文都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我在《考证》里引的那首《寄怀曹雪芹》，原文题下注一“霑”字，又“扬州旧梦久已绝”一句，原本绝字作觉，下贴一笺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雪桥诗话》说曹雪芹名霑，为楝亭通政孙，即是根据于这两条注的。又此诗中“蓟门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时余在喜峰口。”按敦敏作的小传，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敦诚在喜峰口。此诗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证引的《佩刀质酒歌》虽无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题下注“癸未”，大概此诗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这两首之外，还有两首未刻的诗：

（一）赠曹芹圃（注）即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这诗使我们知道曹雪芹又号芹圃。前三句写家贫的状况，第四句写盛衰之感。（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二）挽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适按，此二句又见于《鹪鹩庵笔麈》，杨钟羲先生从《笔麈》里引入《诗话》；杨先生也不曾见此诗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

这首诗给我们四个重要之点：

（一）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证》说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二）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1719）。《考证》里的猜测还不算大错。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一句。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见曹寅了。敦诚《寄怀曹雪芹》的诗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有一点小误。雪芹曾随他的父亲曹頫在江宁织造任上。曹頫做织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1715—1728）；雪芹随在任上大约有十年（1719—1728）。曹家三代四个织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那时距曹寅死时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诚与袁枚有同样的错误。

（三）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四）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里的重要材料，只是这些。此外还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们从敦敏作的小传里，又可以知道敦诚生于雍正甲寅（1734），死于乾隆戊申（1791），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证》里的推测。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诗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诗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鹪鹩庵笔麈》八十一则。

果然凡底本里题上没有“刻”字的，都没有收入刻本里去。这更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十一，五，三。

二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是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

的一篇“商榷”。他说：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

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始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

关于这一段“方法论”，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用于的。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显的是。

这本是写时事的书，故书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陈千秋即是田千秋，孙汶即是孙文，庄寿香即是张香涛，祝宝廷即是宝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剑云即是江标字剑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马纯上之为冯粹中，庄绍光之为程绵庄，大概已无可疑。但这部书里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盘，但我读完《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不曾寻着一毫证据，只好把这个好谜牺牲了。又如杜少卿之为吴敬梓，姓名上全无关系；直到我寻着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举出的人，至多不过可供参考，不可过于信任。（如金和说吴敬梓诗集未刻，而我竟寻着乾隆初年的刻本。）本是写实在人物的书，我们尚且不容易考定书中人物，这就可见蔡先生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历史的小说如《三国志》，传奇的小说如，游戏的小说如，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来推求书中人物的。所以不能适用蔡先生的方法，顾颉刚先生曾举出两个重要理由：（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

（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

顾先生这话说的最明白，不用我来引申了。蔡先生曾说：“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吴敬梓）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这个比例（类推）也不适用，正因为与不是同一类的书。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我对于蔡先生这篇文章，最不敢赞同的是他的第二节。这一节的大旨是：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颇轻视那关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证。无论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证“著作之内容”。这是大错的。蔡先生引《托尔斯泰传》中说的“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己身有直接之关系”。试问作此传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这样考证各书的“情节”呢？蔡先生又引各家关于Faust 的猜想，试问他们若不知道Goet 为谁呢？

我以为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一书，用年羹尧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间的序，一篇乾隆年间的序。我们幸亏知道著者文康是咸丰同治年间人；不然，书中提及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宝鉴》（道光中作的）里的徐度香与袁宝珠，岂不都成了灵异的预言了吗？即如旧说里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现在我们知道吴敬梓死于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于乾隆九年，我们便可以断定匡超人决不是汪中了。又旧说里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现在我们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时吴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第二十回已叙述牛布衣之死，可见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知道曹家有那样富贵繁华的环境，故人都疑心贾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类的宰相之家。因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的。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现在曹雪芹的历史和曹家的历史既然有点明白了，我很盼望读的人都能平心静气的把向来的成见暂时丢开，大家揩揩眼镜来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于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这样的批评，是我所极欢迎的。我曾说过：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此间所谓“证据”，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并不是那些“红学家”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若离开了作者，时代，版本等项，那么，引《东华录》与引《红礁画桨录》是同样的“不相干”；引许三礼郭琇与引冒辟疆王渔洋是同样的“不相干”。若离开了“作者之生平”而别求“性情相近，轶事有征，姓名相关”的证据，那么，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哪一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搬进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几个人呢？况且板儿既可以说是《廿四史》，青儿既可以说是吃的韭菜，那么，我们又何妨索性说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谱》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马铿伦理学》里，（部甲，四，一○九九a）曾说：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正文《镜花缘》的引论

的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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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汝珍

刻本有海州许乔林石华的序，序中说“一书，乃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数年之力成之”。其余各序及题词中，也都说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说李松石是谁的。前几年，钱玄同先生告诉我李松石是一个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兴县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鉴》。后来我依他的指示，寻得了《李氏音鉴》，在那部书的本文和序里，钩出了一些事迹。

李汝珍，字松石，大兴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的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页389）有下列的小传：

李汝珍，（清）大兴人，字松石。通声韵之学，撰《李氏音鉴》。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征引浩繁，浅学者多为所震，然实未窥等韵门径。又有，及李刻《受子谱》。

此传不知本于何书，但这种严酷的批评实在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

（关于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详见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云）到江苏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时歙县凌廷堪（生1757，死1809）家在海州，李汝珍从他受业。论文之暇，兼及音韵。《音鉴》五，页19）那时凌廷堪年仅二十六岁；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他生年约当乾隆二十八年（1763）。凌廷堪是《燕乐考原》的作者，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年（1782—1805），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苏省内，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鉴》石文煃序）。他虽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学者的影响最大；他的音韵学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这长期的居住南方。嘉庆十年石文煃序中说：“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但嘉庆十九年（1814）他仍在东海（《音鉴》题词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1793），凌廷堪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宁国府教授；六十年（1795）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音鉴》五，页19）他的朋友同他往来切磋的，有：许乔林，字石华，海州人。

许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庆举人。于诸经皆有发明；通古音，兼精算学。著有《许氏说音》，《音鹄》，《宣夜通》，《味无味斋集》。（《人名大辞典》页1034）许桂林是李汝珍的内弟。（《音鉴》五，页19）

徐铨，字藕船，顺天人。著有《音绳》。（《音鉴》书目）

徐鉴，字香垞，顺天人。著有《韵略补遗》（同上）。

吴振勃，字容如，海州人。洪□□，字静节。

这一班人都是精通韵学的人。《华严字母谱》列声母四十二，韵母十三。

李汝珍把声母四十二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十九个，而添上未备的及南音声母十个，共存三十三个声母。他又把韵母十三之中，删去与今音异者两个，而添上今音十一个，共存韵母二十二个。他自己说新添的十一个韵母之中，一个（麻韵）是凌廷堪添的，徐鉴与许桂林各添了两个，徐铨添了一个；他自己添的只有五个。（《音鉴》五，页19）

嘉庆十年（1805），《音鉴》成书。（《音鉴·李汝璜序》）

嘉庆十五年（1810），《音鉴》付刻，是年刻成。（吴振勃后序）

嘉庆十九年（1814），李汝珍在东海与许桂林同读山阴俞杏林的《传声正宗》。俞氏书中附有《音鉴》题词四首，其第四首云：松石全书绝等伦，月南后序更精醇。

拊膺我愧无他技，开卷差为识字人。

此可见《音鉴》出版不久，已受读者的推重。

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把俞杏林的题词附刻在《音鉴》之后，并作一跋。自此年以后，他的事迹便无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岁左右的人了。

这四十七年中，他的踪迹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之著作，不知在于何年，孙吉昌的题词说：……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陆离！……而乃不得意，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田，老大仍驱饥。

可怜十数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惟孳孳。心血用几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古今小说家，应无过于斯。……传抄纸已贵，今已付劂剞，不胫且万里，堪作稗官师。从此堪自慰，已为世所推。……

从这上面，我们可得两点：（1）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时作的。

（2）刻成时，李汝珍还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诗和许乔林的序都没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1829）麦大鹏序。他说：李子松石一书，耳其尽善，三载于兹矣。戊子（道光八年，1828）清和，偶过张子燮亭书塾，得窥全豹，不胜舞蹈。复闻芥子园新雕告竣，遂购一函，如获异宝……

麦氏在一八二九年已知道此书三年了；一八二八年他所见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园新雕本，次年麦氏又托谢叶梅摹绘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绘像精雕本，为后来王韬序本的底本。我们暂时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园本为初刻本，而麦氏前三年闻名的为抄本，如此，我们可以说：

一八○五年，《音鉴》成书。

一八一○年，《音鉴》刻成。（以上均考见上文）

约一八一○年——一八二五年，——“十数年之力”——为著作的时期。

约一八二五年，成书。

一八二八年，芥子园雕本刻成。

一八二九年，麦刻谢像本（广东本）付刻。

假定芥子园本即是孙吉昌题词里说的“今已付劂剞”之本，那么，李汝珍还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约在乾隆中叶（约1763 年），他死时约当道光十年（约1830 年），已近七十岁了。

二李汝珍的音韵学

（略）

三李汝珍的人品

我们现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样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音鉴》的几篇序很可以给我们许多材料。余集说：大兴李子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

石文煃说：

松石先生忼爽遇物，肝胆照人。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弈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

这两个同时人的见证，都能写出的作者的多才多艺。许乔林在《〈镜花缘〉序》里说此书“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我们看了余集、石文煃的话，然后可以了解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

关于时代的影响，我们在里可以得着无数的证据。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鸿雁来宾”一句应从郑玄注宜用古本校勘，“车马衣轻裘”一句驳朱熹读衣字为去声之非。又论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这都是汉学时代的自然出产品。后来五十二回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全书说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参看钱静方《小说丛考》卷上，页68—72）。这种博览古书而不很能评判古书之是否可信，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别现象。

四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

现在我们要回到的本身了。

第四十九回，泣红亭的碑记之后，有泣红亭主人的总论一段，说：

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盖主人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结以花再芳、毕全贞者，盖以群芳沦落，几至澌灭无闻，今赖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故以金贞毕焉。

这是著者著书的宗旨。我们要问，著者自信“穷探野史，尝有所见”，究竟他所见的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这是著作的宗旨。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但我研究的结果，不能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先要指出，李汝珍是一个留心社会问题的人。这部的结构，很有点像司威夫特（S）的《海外轩渠录》（ Gulliver’s travels）是要想借一些想象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的。最明显的是第十一、第十二回君子国的一大段。这里共提出了十二个社会问题：（1）商业贸易的伦理问题。（第十一回）

（2）风水的迷信。（以下均第十二回）

（3）生子女后的庆贺筵宴。

（4）送子女入空门。

（5）争讼。

（6）屠宰耕牛。

（7）宴客的肴馔过多。

（8）三姑六婆。

（9）后母。

（10）妇女缠足。

（11）用算命为合婚。

（12）奢侈。

这十二项之中，虽然也有迂腐之谈，——如第一、第五诸项——但有几条确然是很有见解的观察。内中最精彩的是第十和第十一两条。第十条说：吾闻尊处向有妇女缠足之说。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于死，故以此法治之。谁知系为美观而设！若不如此，即不为美！试问鼻大者削之使小，额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谓为残废之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即如西子、王嫱皆绝世佳人，彼时又何尝将其两足削去一半？况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此圣人之所必诛，贤者之所不取。

第十一条说：

婚姻一事，关系男女终身，理宜慎重，岂可草草？既要联姻，如果品行纯正，年貌相当，门第相对，即属绝好良姻，何必再去推算？……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牛为负重之兽，自然莫苦于此，岂丑年所生都是苦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总之，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这两项都是妇女问题的重要部分，我们在这里已可看出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热心了。

大凡写一个社会问题，有抽象的写法，有具体的写法。抽象的写法，只是直截指出一种制度的弊病，和如何救济的方法。君子国里的谈话，便是这种写法。正如牧师讲道，又如教官讲《圣谕广训》，扯长了面孔讲道理，全没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李汝珍对于女子问题，若单有君子国那样干燥枯寂的讨论，就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了。里最精彩的部分是女儿国一大段。这一大段的宗旨只是要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这个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在这国里，历来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与我们一样。其所异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

唐敖看了那些男人，说道：九公，你看他们原是好妇人，却要装作男人，可谓矫揉造作了。

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说，只怕他们看见我们，也说我们放着好妇人不做，却矫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话不错。俗语说的，习惯成自然。我们看他们虽觉异样，无如他们自古如此，他们看见我们，自然也以我们为非。

这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根本见解。今日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没有自然的根据，只不过是“自古如此”的“矫揉造作”，久久变成“自然”了。

请看女儿国里的妇人：

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着一盘龙鬏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

这位络腮胡子的美人，望见了唐敖、多九公，大声喊道：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你明虽偷看妇女，你其实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货，你去照照镜子，你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亏遇见老娘，你若遇见别人，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只怕打个半死哩！

以上写“矫揉造作”的一条原理，虽近于具体的写法，究竟还带一点抽象性质。第三十三回写林之洋选作王妃的一大段，方才是富于文学趣味的具体描写法。那天早晨，林之洋说道：幸亏俺生中原。若生这里，也教俺缠足，那才坑死人哩。

那天下午，果然就“请君入瓮”！女儿国的国王看中了他，把他关在宫里，封他为王妃。

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搽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把床帐安了，请林之洋上坐。

这是“矫揉造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穿耳：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捏了几捏。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痛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捏了几捏，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痛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

第三步是缠足：

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

林之洋——同一切女儿一样——起初也想反抗，他就把裹脚解放了，爽快了一夜。次日，他可免不掉反抗的刑罚了。一个保母走上来，跪下道：“王妃不遵约束，奉命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来是个长须妇人手捧一块竹板，约有三寸宽，八尺长，不觉吃了一吓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一个个膀阔腰粗，走上前来不由分说，轻轻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举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连声，痛不可忍，刚打五板，业已肉绽皮开，血溅茵褥。

“打肉”之后，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

他——她——实在忍不住了，又想反抗了，又把裹脚的白绫乱扯去了。这一回的惩罚是：“王妃不遵约束，不肯缠足，即将其足倒挂梁上。”

林之洋此时已将生死付之度外，即向众宫娥道：“你们快些动手，越叫俺早死，俺越感激。

只求越快越好。”于是随着众人摆布。

好一个反抗专制的革命党！然而——谁知刚把两足用绳缠紧，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将足吊起，身子悬空，只觉眼中金星乱冒，满头昏晕，登时疼的冷汗直流，两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闭口合眼，只等早早气断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吊了片时，不但不死，并且越吊越觉明白，两足就如刀割针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关，左忍右忍，那里忍得住！不因不由杀猪一般喊叫起来，只求国王饶命。保母随即启奏，放了下来。从此只得耐心忍痛，随着众人，不敢违拗。众宫娥知他畏惧，到了缠足时，只图早见功效，好讨国王欢喜，更是不顾死活，用力狠缠。屡次要寻自尽，无奈众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觉那足上腐烂的血肉都已变成脓水，业已流尽，只剩几根枯骨，两足甚觉瘦小。

一个平常中国女儿十几年的苦痛，缩紧成几十天的工夫，居然大功告成了！

林之洋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毕业之后，到了吉期，众宫娥都绝早起来，替他开脸梳裹，搽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双金莲虽觉微长，但缠的弯弯，下面衬了高底，穿着一双大红凤头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凤冠，浑身玉佩叮当，满面香气扑人；虽非国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

不多时，有几个宫人手执珠灯，走来跪下道：“吉时已到，请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国王散朝，以便行礼进宫。就请升舆。”林之洋听了，倒像头顶上打了一个霹雳，只觉耳中嘤的一声，早把魂灵吓的飞出去了。众宫娥不由分说，一齐搀扶下楼，上了凤舆，无数宫人簇拥来到正殿。

国王业已散朝，里面灯烛辉煌，众宫人搀扶，林之洋颤颤巍巍，如鲜花一枝，走到国王面前，只得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

几十天的“矫揉造作”，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不怒。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

女儿国唐敖治河一大段，也是寓言，含有社会的、政治的意义。请看唐敖说那处河道的情形：

以彼处形势而论，两边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浅，形象如盘，受水无多，以至为患。

这总是水大之时，惟恐冲决漫溢，且顾目前之急，不是筑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并不预为设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势略大，又复培壅，以致年复一年，河身日见其高。若以目前形状而论，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一经漫溢，以高临下，四处皆为受水之区，平地即成泽国。若要安稳，必须将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惧冲决，再加处处深挑，以盘形变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这里句句都含有双关的意义，都是暗指一个短见的社会或短见的国家，只会用“筑堤”、“培岸”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晓得一个“疏”字的根本救济法。李汝珍说的虽然很含蓄，但他有时也很明显：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难道他们国中就未想到么？”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们，我唤了两个人役细细访问，此地向来铜铁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谋为不轨。国中所用，大约竹刀居多，惟富家间用银刀，亦甚稀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

这不是明明的一个秦始皇的国家吗？他又怕我们轻轻放过这一点，所以又用诙谐的写法，叫人不容易忘记：多九公道：“原来此地铜铁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处药店所挂招牌，俱写“咬片”、“咀片”，“我想好好药品，自应切片，怎么倒用牙咬，肮脏姑且不论，岂非舍易求难么？老夫正疑此字用的不解，今听唐兄之言，无怪要用牙咬了。

请问读者，如果著者没有政治的意义，他为什么要在女儿国里写这种压制的政策？女儿国的女子，把男子压伏了，把他们的脚缠小了，又恐怕他们造反。

所以把一切利器都禁止使用，“以杜谋为不轨”。这是何等明显的意义！

女儿国是李汝珍理想中女权伸张的一个乌托邦，那是无可疑的。但他又写出一个黑齿国，那又是他理想中女子教育发达的一个乌托邦。

黑齿国的人是很丑陋的：

其人不但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再加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黑衣，其黑更觉无比。

然而黑齿国的教育制度，却与众不同。唐敖、多九公一上岸，便看见一所“女学塾”。据那里的先生说：至敝乡考试历来虽无女科，向有旧例，每到十余年，国母即有观风盛典。凡有能文处女，俱准赴试，以文之优劣，定以等第，或赐才女匾额，或赐冠带荣身，或封其父母或荣及翁姑，乃吾乡胜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岁，无论贫富，莫不送塾攻书，以备赴试。

再听林之洋说：

俺因他们脸上比炭还黑，俺就带了脂粉上来。那知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觉丑陋，都不肯买，倒是要买书的甚多。俺因女人不买脂粉，倒要买书，不知甚意；细细打听，才知这里向来分别贵贱就在几本书上。他们风俗，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的为贵，不读书的为贱。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纪略大，有了才名，方有人求亲。若无才学，就是生在大户人家，也无人同他婚配。因此，他们国中不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

这是不是一个女学发达的乌托邦？李汝珍要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乌托邦，所以特别描写两个黑齿国的女子，亭亭和红红，把天朝来的那位多九公考的“目瞪口呆”，“面上红一阵，白一阵，头上只管出汗”。那女学堂的老先生，是个聋子，不曾听见他们的谈论，只当多九公怕热，拿出汗巾来替他揩汗，说道：

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

后来，多九公们好容易逃出了这两个女学生的重围。唐敖说道：小弟约九公上来，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去了。

这样恭维黑齿国的两位女子，只是著者要我们注意那个提倡女子教育的乌托邦。

李汝珍又在一个很奇怪的背景里，提出一个很重大的妇女问题：他在两面国的强盗山寨里，提出男女贞操的“两面标准”（Double standard）的问题。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那浩然巾的底下却另“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第二十五回）

他们见了穿绸衫的人，也会“和颜悦色，满面谦恭”；见了穿破布衫的人，便“陡然变了样子，脸上的笑容也收了，谦恭也免了”。（第二十五回）这就是一种“两面标准”。然而最惨酷的“两面标准”却在男女贞操问题的里面。男子期望妻子守贞操，而自己却可以纳妾嫖娼；男子多妻是礼法许可的，而妇人多夫却是绝大罪恶；妇人和别的男子有爱情，自己的丈夫若宽恕了他们，社会上便要给他“乌龟”的尊号，然而丈夫纳妾，妻子却“应该”宽恕不妒，妒是妇人的恶德，社会上便要给他“妒妇”、“母夜叉”等等尊号，这叫做“两面标准的贞操”。在中国古史上，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起，例如谢安的夫人说的“周婆制礼”。和李汝珍同时的大学者俞正燮，也曾指出“妒非妇人恶德”。但三千年的议礼的大家，没有一个人能有李汝珍那样明白爽快的。第五十一回里，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动了他的押寨夫人的大怒。这位夫人把她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道：

既如此，为何一心只想讨妾？假如我要讨个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欢喜？你们做男子的，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一经转到富贵场中，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把本来面目都忘了。不独疏亲慢友，种种骄傲，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这真是强盗行为，已该碎尸万段。

你还只想置妾，哪里有个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别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我才甘心。今日打过，嗣后我也不来管你，总而言之，你不讨妾则已，若要讨妾，必须替我先讨男妾，我才依哩。我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发美。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读者应该记得，这一大段训词是对着那两面国的强盗说的。在李汝珍的眼里，凡一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男子，都是强盗，都是两面国的强盗，都应该“碎尸万段”，都应该被他们的夫人“打的骄傲全无，心里冒出一个忠恕来”。——什么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个单纯的贞操标准；男所不欲，勿施于女，所恶于妻，毋以取于夫。这叫做“忠恕之道”！

然而女学与女权，在我们这个“天朝上国”，实在不容易寻出历史制度上的根据。李汝珍不得已，只得从三千年的历史上挑出武则天的十五年（690—705）做他的历史背景。三千年的历史上，女后垂帘听政的确然不少。然而妇人不假借儿子的名义，独立做女皇帝的，却只有吕后与武后两个人。吕后本是一个没有学识的妇人，她的政治也实在不足称道；武则天却不然，她是一个有文学天才并且有政治手腕的妇人。她的十几年的政治，虽然受了许多腐儒的诬谤，究竟要算唐朝的治世。她能提倡文学，她能提倡美术，她能赏识人才，她能使一班文人政客拜倒在她的冕旒之下。李汝珍抓住了这一个正式的女皇帝，大胆地把正史和野史上一切污蔑武则天人格的谣言都扫得干干净净。里，对于武则天，只有褒词，而无谤语，这是李汝珍的过人卓识。

李汝珍明明是借武则天皇帝来替中国女子出气的，所似他在第四十回，极力描写他对于妇女的德政。他写的那十二条恩旨是：（1）旌表贤孝的妇女。

（2）旌奖“悌”的妇女。

（3）旌表贞节。

（4）赏赐高寿的妇女。

（5）太后因大内宫娥，抛离父母，长处深宫，最为凄凉，今命查明：凡入宫五年者，概行释放，听其父母自行择配。嗣后采选释放均以五年为期。

其内外军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尚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领回，为之婚配。

如无父母亲族，即令其主代为择配。

（6）推广“养老”之法。命天下郡县设造养媪院。凡妇人四旬以外，衣食无出，或残病衰颓，贫无所归者，准其报名入院，官为养赡，以终其身。

（7）太后因贫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贫不能育，或因疾病缠绵，医药无出，非弃之道旁，即送入尼庵，或卖为女优，种种苦况，甚为可怜。今命郡县设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数岁者，无论疾病残废，如贫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养。有愿领回抚养者，亦听其便。其堂内所育各女，候年至二旬，每名酌给妆资，官为婚配。

（8）太后因妇人一生衣食莫不倚于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无丈夫衣食可恃，形只影单，饥寒谁恤？今命查勘，凡嫠妇苦志守节、家道贫寒者，无论有无子女，按月酌给薪水之资，以养其身。

（9）太后因古礼女子二十而嫁，贫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尚未议婚，甚至父母因无力妆奁，贪图微利，或售为侍妾，或卖为优娼，最为可怜。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实系贫寒无力，妆奁不能婚配者，酌给妆奁之资，即行婚配。

（10）太后因妇人所患各症，如经癸带下各疾，其症尚缓；至胎前产后，以及难产各症，不独刻不容缓，并且两命攸关。故孙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妇人为首，盖即《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之义，其事岂容忽略？

无如贫寒之家，一经患此，既无延医之力，又乏买药之资，稍为耽延，遂至不救。妇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几。亟应广沛殊恩，命天下郡县延访名医，各按地界远近，设立女科，并发御医所进经验各方，配合药料，按症施舍。

（11）略。

（12）略。

这十二条之中，如（5）、（7）、（10）都是很重要的建议。第十条特别注重女科的医药，尤其是向来所未有的特识。

但李汝珍又要叫武则天创办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注意，我说的是选举制度，不单是一个两个女扮男装的女才子混入举子队里考取一名科第。李汝珍的特识在于要求一种制度，使女子可以同男子一样用文学考取科第。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上官婉儿和李易安，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教育制度；并不是没有木兰和秦良玉，吕雉和武则天，只是缺乏一种正式的女子参政制度，一种女子选举制度。一方面可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引导女子参政。

所以李汝珍在黑齿国说的也是一种制度，在武则天治下说的也只是一种制度，这真是大胆而超卓的见解。

他拟的女子选举制度，也有十二条。节抄于下：（1）考试先由州县考取，造册送郡；郡考中式，始与部试；部试中式，始与殿试；……

（2）县考取中，赐文学秀女匾额，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赐文学淑女匾额，准其部试。部试取中，赐文学才女匾额，准其殿试。殿试名列一等，赏女学士之职；二等赏女博士之职；三等赏女儒士之职。俱赴鸿文宴，准其年支俸禄。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

（3）殿试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职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级；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无官职，赐五品服色荣身。二等者赐六品服色，三等者赐七品服色，余照一等之例，各为区别，女悉如之。

（5）试题，自郡县以至殿试，俱照士子之例，试以诗赋，以归体制。（因为唐朝试用诗赋）

（6）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试者，俱按程途远近，赐以路费。

但最重要的宣言，还在那十二条规例前面的谕旨：大周金轮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帝王辅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词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娴文艺，亦增苹藻之光。我国家储才为重，历圣相符；朕受命维新，求贤若渴。辟门吁俊，桃李已属春宫：“内则”遴才，科第尚遗闺秀。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昔《帝典》将坠，伏生之女传经；《汉书》未成，世叔之妻续史。讲艺则纱幮绫帐，博雅称名；吟诗则柳絮椒花，清新独步。群推翘秀，古今历重名媛；慎选贤能，闺阁宜彰旷典。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阴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征竞美。是用博谘群议，创立新科，于圣历三年，命礼部诸臣特开女试。……从此珊瑚在纲，文博士本出宫中；玉尺量才，女相如岂遗苑外？不焕新猷，幸昭盛事。布告中处，咸使闻知！

前面说“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界”，后面又说“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

（此是用陆象山的门人的话）这是很明显的指出男女在天赋的本能上原没有什么不平等。所以又说：“郎君既膺鹗荐，女史未遂鹏飞。奚见选举之公，难语人才之盛。”这种制度便是李汝珍对于妇女问题的总解决。

有人说：“这话未免太恭维李汝珍了，李汝珍主张开女科，也许是中了几千年科举的遗毒，也许仍是才子状元的鄙陋见解。不过把举人、进士的名称改作淑女、才女罢了。用科举虚荣心来鼓励女子，算不得解决妇女问题。”

这话固也有几分道理。但平心静气的读者，如果细读了黑齿国的两回，便可以知道李汝珍要提倡的并不单是科第，乃是学问。李汝珍也深知科举教育的流毒，所以他写淑士国（第二十三、二十四回）极端崇拜科举——“凡庶民素未考试的，谓之游民”——而结果弄的酸气遍于国中，酒保也戴着儒巾，戴着眼镜，嘴里哼着之乎者也！然而他也承认科举的教育究竟比全无教育好的多多，所以他说淑士国的人：自幼莫不读书，虽不能身穿蓝衫，名列胶庠。只要博得一领青衫，戴个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内。从此读书上进固妙，如或不能，或农或工，亦可各安事业了。

人人“自幼莫不读书”，即是普及教育，他的最低限度的效能是：读书者甚多，书能变化气质，遵着圣贤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况且在李汝珍的眼里，科举不必限于诗赋，更不必限于八股。他在淑士国里曾指出：

试考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

这岂是热中陋儒的见解！

况且我在上文曾指出，女子选举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提倡女子教育，一方面可以引导女子参政。关于女子教育一层，有黑齿国作例，不消说了。关于参政一层，李汝珍在一百年前究竟还不敢作彻底的主张，所以武则天皇帝的女科规例里，关于及第的才女的出身，偏重虚荣封赠，而不明言政权，至多只说“其有情愿内廷供奉者，俟试俸一年，量材擢用”。内廷供奉究竟还只是文学侍从之官，不能算是彻底的女子参政。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李汝珍没有女子参政的意思在他的心里。何以见得呢？我们看他于一百个才女之中，特别提出阴若花、黎红红、卢亭亭、枝兰音四个女子。他在后半部里尤其处处优待阴若花，让他回女儿国做国王，其余三人都做他的大臣。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临行时亭亭的演说：亭亭正色道：“……愚姊志岂在此？我之所以欢喜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姊姊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姊姊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佐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臣的美号。

日后史册流芳，岂非千秋佳话！……”

这是不是女子参政？

三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大胆的提出妇女问题的各方面来作公平的讨论。直到十九世纪的初年，才出了这个多才多艺的李汝珍，费了十几年的精力来提出这个极重大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大胆的提出，虚心的讨论，审慎的建议。他的女儿国一大段，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垂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这是我对于的预言，也许我和今日的读者还可以看见这一日的实现。

一九二三年二月至五月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正文《三侠五义》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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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公的传说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气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包拯在《宋史》里止有一篇短传（卷三一六），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这是包拯故事的根源。

他在当日很得民众的敬爱，故史称“童稚妇女皆知其名”。后来民间传说，遂把他提出来代表民众理想中的清官。他却也有这种代表资格，如上文引的《宋史》所说“笑比黄河清”，“关节不到”等事，都可见他的为人。《宋史》又说他：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事，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他的长处在于峭直而“务敦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宋史》本传纪载他的爱民善政很多，大概他当日所以深得民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

不过后世传说，注重他的刚毅峭直处，遂埋没了他的敦厚处了。

关于包拯断狱的精明，《宋史》只记他：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

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他大概颇有断狱的侦探手段。民间传说，愈传愈神奇，不但把许多奇案都送给他，而且造出“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神话。后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请他做了第五殿的阎王。这种神话的源流是很可供社会史家研究的。大概包公断狱的种种故事，起于北宋，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杂剧，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说。

《元曲选》一百种之中，有十种是包拯断狱的故事，其目如下：

（1）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

（2）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

（3）包龙图单见黑旋风神奴儿大闹开封府（无名氏）

（4）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

（5）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

（以上两本《录鬼簿》记关氏所著杂剧目中不载，疑是无名氏之作，《元曲选》误收为关氏之作）

（6）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郑庭玉）

（7）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李行道）

（8）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曾瑞卿）

（9）丁丁当当盆儿鬼（无名氏）

（10）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

这都是保存至今的。此外还有不传的杂剧：

（11）糊突包待制（江泽民）（见《录鬼簿》）（12）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张鸣善）（同上）

（13）风雪包待制（无名氏）（见《太和正音谱》）（14）包待制双勘丁（无名氏）（同上）

我们看《元曲选》中保存的包公杂剧，可以知道宋元之间包公的传说不但很盛行，并且已有了一个大同小异的中心。例如各剧都说：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

《宋史》说他字希仁，王铚《默记》也称包希仁；而传说改称字希文。《宋史》只说他是庐州合肥人，而传说捏造出“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来。这些小节都可证当日必有一种很风行的包公故事作一种底本。又如《灰阑记》云：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

《留鞋记》云：

因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圣人敕赐势剑金牌，着老夫先斩后奏。

《盆儿鬼》云：

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

《陈州粜米》云：

[范学士云]待制再也不必过虑。圣人的命敕赐与你势剑金牌，先斩后闻。

这就是后来“赐御铡三刀”的传说的来源。元人杂剧里已有“铜■”的名称，如《后庭花》云：

[赵廉访云]与你势剑铜■，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桩事。……[正末云]是好一口剑也呵！[唱]这剑冷飕飕，取次不离匣，这恶头儿揣与咱家。我若出公门，小民把我胡扑搭，莫不是这老子卖弄这势剑铜■？

在“音释”里，■字注“音查”，即是铡字。又《灰阑记》也说：若不是呵，就把铜■来切了这个驴头。

这都可见“敕赐势剑铜铡”已成了那时的包公故事的公认的部分了。又如《盆儿鬼》云：

上告待制老爷听端的：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

可见“日断阳事，夜断阴事”在那时已成了公认的中心部分了。

以上所说，都可见当时必有一种通行的底本。最可注意的是《盆儿鬼》中张■古列举包公的奇案云：

也曾三勘王家蝴蝶梦；也曾独粜陈州老仓米；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也曾追还两纸合同笔。

这里面举的六件事即是《元曲选》里六本杂剧的故事。这事可有两种解释：也许这些故事在当日早已成了包公故事的一部分，杂剧家不过取传说中的材料，加上结构，演为杂剧；也许是杂剧家彼此争奇斗巧，你出一本《鲁斋郎》，他出一本《陈州粜米》；你出一本《智赚灰阑记》，他又出一本《智赚合同文字》。正如英国伊里莎白女王时代的各戏园争奇斗巧，莎士比亚出一本《丹麦王子》悲剧，吉德（Kyd）就出一本《西班牙悲剧》（Spanisragedy），马罗（Marloor Faustus），格林（Greene）

就出一本《倍根教士与彭该教士》（Friar Ba and Friar Bungay）。这两说之中，似后说为较近情理。大概元代杂剧家的争奇斗巧是包公故事发展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盆儿鬼》似最晚出，故列举当日已出的包公杂剧中的故事，而后来《盆儿鬼》的故事——即《乌盆记》——却成了包公故事中最通行的部分。

元朝的包公故事，略如上述。坊间现有一部《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乃是一部杂记体的小说。这书是晚出的书，大概是明清的恶劣文人杂凑成的，文笔很坏，其中的地理，历史，制度，都是信口开河，鄙陋可笑。

书中地名有南直隶，可证其为明朝的书。但我们细看此书，似乎也有一小部分，来历稍古。如《乌盆子》一条，即是元曲《盆儿鬼》的故事，但人物姓名不同罢了。又如《桑林镇》一条，记包公断太后的事，与元朝杂剧《抱妆盒》（说见下）虽不同，却可见民间的传说已将李宸妃一案也堆到包拯身上去了。又如《玉面猫》一条，记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五鼠先化两个施俊，又化两个王丞相，又化两个宋仁宗，又化两个太后，又化两个包公；后来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猫，方才收服了五鼠。这五鼠的故事大概是受了里六耳猕猴故事的影响；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又见于《西洋记》（即《三保太监下西洋》），比《包公案》详细的多；大概《包公案》作于明末，在《西游》、《西洋》之后。五鼠后来成为五个义士，玉猫后来成为御猫展昭，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与神话的人化了。

杂记体的《包公案》后来又演为章回体的《龙图公案》，那大概是清朝的事。即是从这里面演化出来。但《龙图公案》仍是用包公为主体，而却用几位侠士作主体，包公的故事不过做个线索，做个背景，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而从《包公案》演进到，真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了。

二李宸妃的故事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日是一件大案，在后世遂成为一大传说，元人演为杂剧，明人演为小说，至而这个故事变的更完备了。

《狸猫换太子》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戏剧，（包括《断后》，《审郭槐》等出）到近年竟演成了连台几十本的长剧了。这个故事的演变也颇有研究的价值。

《宋史》卷二四二云：

李宸妃，杭州人也。……初入宫，为章献太后（刘后）侍儿。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

既有娠，从帝临砌台。玉钗坠。妃恶之。帝心卜：“钗完，当为男子。”左右取以进，钗果不毁。帝甚喜。已而生仁宗。……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

初仁宗在襁褓，章献（刘后）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

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庆懿（后改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这传里记李宸妃一案，可算是很直率的了。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真宗晚年，她已预闻政事了；真宗死后，仁宗幼弱，刘氏临朝专政，前后当国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儿，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终身不敢认仁宗是她生的，别人也不敢替她说话。宸妃死于明道元年，刘后死于明道二年。刘后死后，方有人说明此事。当时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开棺验看已可证宸妃不曾遭谋害；况且刘后如要谋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后？但当时仁宗下哀痛之诏自责，又开棺改葬，追谥陪葬，这些大举动都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唤起全国的同情，于是种种传说也就纷纷发生，历八九百年而不衰。宋人王铚作《默记》，也曾记此事，可与《宋史》所记相参证：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仁宗），而终章献之世，不知章懿为母也。章懿卒，先殡奉先寺。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即杨淑妃）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撤殡观之。在一大井上，四铁索维之。既启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坏也。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棺，知非鸩死，乃罢遣之。（涵芬楼本，上，页7）

王铚生当哲宗徽宗时，见闻较确，他的记载很可代表当时的传说。然而他的记载已有几点和《宋史》不同：

（1）宸妃死后，殡于洪福院，《默记》作奉先寺。（《仁宗本纪》作法福院）

（2）《宋史》记告仁宗者为燕王，而《默记》说是杨淑妃。

（3）《默记》记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这种具体的写法便已是民间传说的风味了。（据《仁宗本纪》，追尊宸妃在三月，幸法福寺在九月）

《默记》又记有两件事，和宸妃的故事都有点关系。其一为张茂实的历史：

张茂实太尉，章圣（真宗）之子，尚宫朱氏所生。章圣畏惧刘后，凡后宫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与内侍张景宗，令养视，遂冒姓张。既长，景宗奏授三班奉职；入谢日，章圣曰，“孩儿早许大也”。

昭陵（仁宗）出阁，以为春坊谒者，后擢用副富郑公使虏，作殿前步帅。……

厚陵（英宗）为皇太子，茂实入朝，至东华门外，居民繁用者迎马首连呼曰：“亏你太尉！”

茂实惶恐，执诣有司，以为狂人而黥配之。其实非狂也。

茂实缘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忧恐以卒，谥勤惠。滕元发言，尝因其病问之，至卧内。茂实岸帻起坐，其头角巉然，真龙种也，全类奇表。盖本朝内臣养子未有大用至节帅者。于此可验矣。（上，页12）为记冷青之狱：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嫁冷绪而后生青。……诣府自陈，并妄以英宗（涵芬楼本误作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

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概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

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状，……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世妄以宰相陈执中希温成（仁宗的张贵妃，死后追册为温仁皇后）旨为此，故诛青时，京师昏雾四塞。殊不知执中已罢，是时宰相乃文富二贤相，处大事岂有误哉？（下，页4）

这两件事都很可注意。前条说民人繁用迎着张茂实的马首喊叫，后条说民间传说诛冷青时京师昏雾四塞。这都可见当时民间对于刘后的不满意，对于被她冤屈的人的不平。这种心理的反感便是李宸妃故事一类的传说所以流行而传播久远的原因。张茂实和冷青的两冤究竟在可信可疑之间，故不能成为动听的故事。李宸妃的一案，事实分明，沉冤至二十年之久，宸妃终身不敢认儿子，仁宗二十三年不知生母为谁（仁宗生于1010，刘后死于1033），及至昭雪之时，皇帝下诏自责，闹到开棺改葬，震动全国的耳目：——这样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传，最容易变成街谈巷议的资料，最容易添枝添叶，以讹传讹，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地神话化。

《宋史》记宸妃有娠时玉钗的卜卦，已是一种神话了。坠钗时的“心卜”，谁人听见？谁人传出？可见李宸妃的传记已采有神话化的材料了。元朝有无名氏做的“李美人御苑拾弹丸，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可以表见宋元之间这个故事已变到什么样子，此剧情节如下：楔子：真宗依太史官王弘之奏，打造金弹丸一枚，向东南方打去，令六宫妃嫔各自寻觅；拾得金丸者，必生贤嗣。

第一折：李美人拾得金丸，真宗遂到西宫游幸。

第二折：李美人生下一子，刘皇后命寇承御去把孩子骗出来弄死。寇承御骗出了太子，只见“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遂和陈琳定计，把太子放在黄封妆盒里，偷送出宫，交与八大王抚养。恰巧刘皇后走过金水桥，撞见陈琳，盘问妆盒中装的何物，几乎揭开盒盖。幸得真宗请刘后回宫，陈琳才得脱身。

楔子：陈琳把太子送到南清宫，交与八大王。

第三折：八大王领太子去见真宗，刘后见他面似李美人，遂生疑心，回宫拷问寇承御，寇承御熬刑不过，撞阶而死。

第四折：真宗病重时，命取楚王（即八大王）第十二子承继大统，即是陈琳抱出的太子。太子即位后，细问陈琳，才知李美人为生母。那时刘后与李美人都活着，仁宗不忍追究，只“将西宫改为合德宫，奉李美人为纯圣皇太后，寡人每日问安视膳”。

这里的李宸妃故事有可注意的几点：（1）玉钗之卜已变成金弹之卜，神话的意味更重了。（2）“红光紫雾”的神话。（3）写刘皇后要害死太子，与《宋史》说刘后养为己子大不同。这可见民间传说不知不觉地加重了刘后的罪过，与古史上随时加重桀纣的罪过一样。（4）造出了一个寇承御和一个陈琳，但此时还没有郭槐。（5）李美人生子，由陈琳送与八大王抚养，后来入继大统；这也可见民间传说不愿意让刘后有爱护仁宗之功，所以不知不觉地把这件功劳让与八大王了。（6）仁宗问出这案始末时，刘后与李妃都还不曾死，这也可见民间心理希望李妃享点后福，故把一件悲剧改成一件喜剧了。

（7）没有狸猫换太子的话，只说“诈传万岁爷爷要看，诓出宫来”。（8）

没有包公的故事。这时期里，这个故事还很简单；用不着郭槐，也用不着包龙图的侦探术。

我们再看《包公案》里的李宸妃故事，便不同了。《包公案》的《桑林镇》一条说包公自陈州赈济回来，到桑林镇歇马放告。有一个住破窑的婆子来告状，那婆子两目昏眊，衣服垢污，放声大哭，诉说前事。其情节如下：（1）李妃生下一子，刘妃也生下一女。六宫大使郭槐作弊，把女儿换了儿子。

（2）李妃一时气闷，误死女儿，被困冷宫。有张园子知此事冤屈，见天子游苑，略说情由；被郭槐报知刘后，绞死张园子，杀他一十八口。

（3）真宗死后，仁宗登极，大赦冷宫罪人，李妃方得出宫，来到桑林镇乞食度日。

（4）有何证据呢？婆子说，生下太子时，两手不开；挽开看时，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

（5）后来审问郭槐，郭槐抵死不招。包公用计，请仁宗假扮阎罗天子，包公自扮判官，郭槐说出真情，罪案方定。

（6）李后入宫，“母子二人悲喜交集，文武庆贺”。仁宗要令刘后受油熬之刑，包公劝止，只“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郭槐受鼎镬之刑。

这是这故事在明清之间的大概模样。这里面有几点可注意：（1）造出了一个坏人郭槐和一个好人张园子，却没有寇承御和陈琳。（2）包公成了此案的承审官与侦探家。（3）八大王抚养的话抛弃了，变为男女对换的法子，但还没有狸猫之计。（4）李妃受冷宫与破窑之苦，是元曲里没有的。先写她很痛苦，方可反衬出她晚年的福气。（5）破案后，李后享福，刘后受绞死之刑。

这也可见民众的心理。

我们可以把宋元明三个时期的李宸妃故事的主要分子列为一个比较表：

主文坏人好人破案人结局

宋

刘后养李氏子

为己子。

燕王（《宋史》）

杨淑妃（《默记》）

追尊李妃为太

后，与刘后平等。

元

刘后要杀李氏

子，遇救而免，养于八大王家。

刘后

寇承御，陈琳，八

大王

陈琳两后并奉养。

明

刘后生女，换了李氏所生子。

刘后，

郭槐

张园子包公

李后尊荣，刘后绞死。

里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是把元明两种故事参合起来，调和折衷，组成一种新传说，遂成为李宸妃故事的定本（看本书第一回及第十五回至十九回）。我们看上面的表，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有两种很不同的传说；这两种传说不像是同出一源逐渐变成的，乃是两种独立的传说。前一种——元曲《抱妆盒》——和《宋史》还相去不很远，大概是宋元之间民间演变的传说。后一种——《包公案》——是一个不懂得历史掌故的人编造出来的，他只晓得宋朝有这件事，他也不曾读过《宋史》，也不曾读过元曲，所以凭空造出一条包公断后的故事来。这两种不同的传说，一种靠戏本的流传，一种靠小说的风行，都占有相当的势力。后来的李宸妃故事遂不得不选择调和，演为一种折衷的定本。

里的李宸妃故事的情节如下：

（1）钦天监文彦博奏道：“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

时李刘二妃俱各有娠，真宗因各赐玉玺龙袱一个，镇压天狗星；又各赐金丸一枚，内藏九曲珠子一颗，将二妃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

（2）李妃生下一子；刘妃与郭槐定计，将狸猫剥去皮毛，换出太子，叫寇珠送到销金亭用裙带勒死。

（3）寇珠与陈琳定计，把太子放在妆盒里，偷送出宫。路上碰见郭槐与刘妃，几乎被他们查出。

（4）八大王收藏太子，养为己子。

（5）李妃因产生妖孽，贬入冷宫。刘妃生下一子，立为太子。

（6）刘妃所生子六岁时得病死了，真宗因立八大王之第三世子为太子，即是李妃所生。太子无意中路过冷宫，见着李妃，怜她受苦，回去替她求情。

刘后生疑，拷问寇珠，寇珠撞阶而死。

（7）刘后对真宗说李妃怨恨咒诅，真宗大怒，赐白续七尺，令她自尽。

幸得小太监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陈州安身。

（8）包公自陈州回来，在草州桥歇马放告。有住破窑的瞎婆子来告状，诉说前事，始知为李宸妃，有龙袱金丸为证。

（9）包公之妻李夫人用“古今盆”医好李妃的双目。李妃先见八大王的狄后，说明来历；狄后引她见仁宗，母子相认。

（10）包公承审郭槐，郭槐熬刑不招。包公灌醉郭槐，假装森罗殿开审，套出郭槐的口供，方能定案。

（11）刘后正在病危的时候，闻知此事，病遂不起。

这个故事把元明两朝不同的传说的重要分子都容纳在里面了。《抱妆盒》

杂剧里的分子是：

（1）金弹丸变成了藏珠的金丸了。

（2）寇承御得一个新名字，名寇珠。

（3）陈琳不曾变。

（4）抱妆盒的故事仍保存了。

（5）八大王仍旧。

（6）寇承御骗太子，元剧不曾详说；此处改为郭槐与产婆尤氏用狸猫换出太子。

（7）陈琳捧妆盒出宫之时，路上遇刘妃查问。此一节全用元剧的结构。

但《包公案》的说法也被采取了不少部分：

（1）郭槐成了重要脚色。

（2）包公成了重要脚色。

（3）用女换男，改为用狸猫换太子。

（4）冷宫与破窑的话都被采取了。

（5）瞎婆子告状的部分。

（6）审郭槐，假扮阎罗王的部分。

此外便是新添的部分了：

（1）狸猫换太子是新添的。

（2）刘后也生一子，六岁而死，是新添的。

（3）产婆尤氏，冷宫总管秦凤，替死太监余忠是新添的。张园子太寒伧了，所以他和他的一十八口都被淘汰了。

（4）李夫人医治李妃双目复明，是新添的。

（5）狄后的转达，是新添的。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宋史》后妃传的六百个字在八九百年内竟演成了一部大书，竟演成了几十本的连台长戏。这件事的本身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这个故事的生长变迁，来历分明，最容易研究，最容易使我们了解一个传说怎样变迁沿革的步骤。这个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包公身上堆着许多有主名或无主名的奇案，正如黄帝、周公身上堆着许多大发明大制作一样。李宸妃故事的变迁沿革也就同尧舜桀纣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也就同井田禅让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就拿井田来说罢：孟子只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井田论；后来的汉儒，你加一点，他加一点，三四百年后便成了一种详密的井田制度，就像古代真有过这样的一种制度了。（看《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二，页264—281）尧舜桀纣的传说也是如此的。古人说的好，“爱人若将加诸膝，恶人若将坠诸渊”。人情大抵如此。古人又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就同古人把一切美德都堆到尧舜身上一样。这多是一点一点地加添起来的，同李宸妃的故事的生长一样。尧舜就是李宸妃，桀纣就是刘皇后。稷契、皋陶就是寇珠、陈琳、余忠、张园子；飞廉、恶来、妲己、妹喜就是郭槐、尤氏。

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也不过像玉钗金弹，红光紫雾，随人的心理随时添的枝叶罢了。我曾说：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页135—157）

三与

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从《龙图公案》变出来的。我藏的一部（即亚东此本的底本），光绪八年壬午（1882）活字排本，有三篇短序。问竹主人（著者自号）序说：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从此书内又续成六十多回；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

又有退思主人序说：

原夫《龙图》一传，旧有新编；貂续千言，新成其帙。补就天衣无缝，独具匠心；裁来云锦缺痕，别开生面。百二回之通络贯脉，三五人之义胆侠肠，……

这可见当时作者和他的朋友都承认这书是用《龙图公案》作底本的。但《龙图公案》“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所以改作的人“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遂成了一部完全不同的新书。《龙图公案》里闹东京的五鼠是五个妖怪，玉猫是一只神猫；改作之后，五鼠变成了五个侠士，玉猫变成了“御猫”展昭，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来，这书的原作者自号“问竹主人”。但壬午本还有两篇序，一篇是入迷道人做的，他说：辛未春（1871），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1875）司榷淮安，公余时重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去冬（1878）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携去，……付刻于聚珍板。……

退思主人序也说：

戊寅冬（1878）于友人入迷道人处得是书写本，知为友人问竹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

是此书曾经入迷道人的校阅删定。

壬午本首页题“忠烈侠义传，石玉昆述”。我们因此知道问竹主人即是石玉昆。石玉昆的事迹，现在还无从考起。后来光绪庚寅（1890）北京文光楼续刻及，序中说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

将石先生原稿携来”。这话大概不可相信。的末尾有续集的要目，其中不提及徐良；而以下，徐良为最重要的人。这是一可疑。

已写到军山的聚义，而仍从颜按院上任叙起，重述至四十一回之多；情节多与前书不同，文章又很坏，远不如前集。这是二可疑。中，沈仲元架走颜按院一件事是最重的关键，然而前集百零六回叙邓车行刺的事并无气走沈仲元的话；末尾的要目预告里也没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话。这是三可疑。末尾预告续集“也有不足百回”，而与共有二百几十回。这是四可疑。从文章上看来，与决不是一个人做的。所以序里的话是不可靠的。然而《小五义序》却使我们得一个消息：大概石玉昆此时（1890）已死了。他若不曾死，文光楼主人决不敢扯这个大谎。

[附记]我从前曾疑心石玉昆的原本也许是很幼稚的，文字略如。如果《小五义序》所说可信，那么，入迷道人修改年余的功劳真不小了。

成书在一八七一年以前，至一八七九年始出版。十年后（1889），俞曲园先生（樾）重行改订一次，把第一回改撰过，改颜查散为颜昚敏，改书名为。本盛行于南方，近年来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已渐渐侵入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这部书了。其实原本确有胜于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第一回作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流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平伯是曲园先生的曾孙。因曲园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现在的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曲园先生对于此书曾有很热烈的赏赞。他的序里说：……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这篇序虽没有收入《春在堂集》里去，然而曲园先生的序跋很少有这样好的文章，也没有第二篇流传这样广远的。曲园先生在学术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传后；然而他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他的眼力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

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

第一回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其中各部分大抵是因袭元朝以来的各种传说，我们在上章已分析过了。这一回里最有精彩的部分是写陈琳抱妆盒出宫，路遇刘皇后盘诘的一段。这一段是沿用元曲《抱妆盒》第二折的。我摘抄几段来做例：

[刘皇后引宫女冲上云]休将我语同他语，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这小妮子，我差他干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才来回话，说已停当了。我心中还信不过他。如今自往金水桥河边看去，有甚么动静，便见分晓。[做见科，云]兀的垂柳那壁不是陈琳？待我叫他一声。陈琳！

[正末慌科，云]是刘娘娘叫，我死也。[唱]……（曲删）……[做放盒儿科][刘皇后云]陈琳，你那里去？[正末云]奴婢往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来。[刘皇后云]别无甚公事么？[正末云]别无甚公事。[刘皇后云]这等，你去罢。[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刘皇后云]你且转来。[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分付？[刘皇后云]这厮，我放你去，就如弩箭离弦，脚步儿可走的快。我叫你转来，就如毡上拖毛，脚儿可这等慢，必定有些蹊跷。我问你，……待我揭开盒儿看个明白。

果然没有夹带，我才放你出去。……取盒儿过来，待我揭开看波。[正末用手按盒科，云]娘娘，这盒盖开不的。上有黄封御笔，须和娘娘同到万岁爷爷跟前面说过时，方才敢开这盒盖你看。[刘皇后云]我管甚么黄封御笔！则等我揭开看看。[正末按住科]……[刘皇后做怒科，云]陈琳，你不揭开盒儿我看，要我自动手么？[正末唱]呀！见娘娘走向前，唉！可不我陈琳呵，这死罪应该？

[刘皇后云]我只要辨个虚实，观个真假，审个明白。[正末唱]他待要辨个虚实，观个真假，审个明白！

[寇承御慌上科，云]请娘娘回去，圣驾幸中宫要排筵宴哩。

[刘皇后云]陈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驾幸中宫，我肯就放了你出去？……[并下]我们拿这几段来比较第一回写抱妆盒的一段，可以看出石玉昆沿用元曲，只加上小小的改动，删去了“驾幸中宫”的话，改成这样更近情理的写法：

……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琳，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陈琳当此之际，把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琳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琳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琳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琳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的说道：“去罢。”

读者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小小的改动。须知道从“刘皇后匆匆而去”改到“刘妃缓缓地说道，去罢”，这便是六百年文学技术进化的成绩。

这书中写包公断案的各段大都是沿袭古来的传说，稍加上穿插与描写的功夫。最有名的乌盆鬼一案便是一个明显的例。我们试拿本书第五回来比较元曲《盆儿鬼》，便可以知道这一段故事大都是沿用元朝以来的传说，而描写和叙述的技术都进步多了。在元曲里，盆儿鬼的自述是：孩儿叫做杨国用，就是汴梁人，贩些南货做买卖去，赚得五六两银子。前日回来，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窑村“盆罐赵”家宵宿。他夫妻两个图了我财，致了我命，又将我烧灰捣骨，捏成盆儿。

在里，他的自述是：我姓刘名世昌，在苏州阊门外八宝乡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还有三岁的孩子乳名百岁。本是缎行生理。只因乘驴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赵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将我杀害，谋了资财，将我血肉和泥焚化。

张■古只改了一个“别”字，盆罐赵仍姓赵，只是杨国用改成了刘世昌。此外，别的部分也是因袭的多，创造的少。例如张别古告状之后，叫盆儿不答应，被包公撵出两次，这都是抄袭元曲的。元曲里，盆儿两次不应：一次是鬼“恰才口渴的慌，去寻一钟儿茶吃”；一次是鬼“害饥，去吃个烧饼儿”；直到张别古不肯告状了，盆儿才说是“被门神户尉挡住不放过去”。这种地方未免太轻薄了，不是悲剧里应有的情节。所以及后来京戏里便改为第一次是门神拦阻，第二次是赤身裸体不敢见“星主”。

元曲《盆儿鬼》很多故意滑稽的话，要博取台下看戏的人的一笑，所以此剧情节虽惨酷，而写的像一本诙谐的喜剧。石玉昆认定这个故事应该着力描写张别古的任侠心肠，应该写的严肃郑重，不可轻薄游戏，所以他虽沿用元曲的故事，而写法大不相同。他一开口便说张三为人鲠直，好行侠义，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与众不同谓之别，不合时宜谓之古”。同一故事，见解不同，写法便不同了。书中写告状一段云：老头儿为人心热。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来，挟了乌盆，拄起竹杖，锁了屋门，竟奔定远县而来。出得门时，冷风透体，寒气逼人，又在天亮之时；若非张三好心之人，谁肯冲寒冒冷，替人鸣冤？及至到了定远县，天气过早，尚未开门；只冻[的]他哆哆嗦嗦，找了个避风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时，身上觉得和暖。老头子又高兴起来了，将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儿，唱起《什不闲》来了。刚唱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听的一声响，门分两扇，太爷升堂。……

这种写法正是曲园先生所谓“闲中着色，精神百倍”。

写包公的部分，虽然沿袭旧说的地方居多，然而作者往往“闲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学趣味。如乌盆案中的张别古，如阴错阳差案中的屈申，如先月楼上吃河豚的一段，都是随笔写来，自有风趣。

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但是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后，便放开手做去，不肯仅仅做一部《新龙图公案》了。所以这书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创作的，丢开了包公的故事，专力去写那班侠义。在这创作的部分里，作者的最成功的作品共有四件：一是白玉堂；二是蒋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作者虽有意描写南侠与北侠，但都不很出色。只有那四个人真可算是石玉昆的杰作了。

白玉堂的为人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这正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向来小说家描写英雄，总要说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样，所以读者不能相信这种人材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叫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理近情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向来小说家最爱教他的英雄福寿全归；石玉昆却把白玉堂送到铜网阵里去被乱刀砍死，被乱箭射的“犹如刺猬一般，……

血渍淋漓，漫说面目，连四肢俱各不分了”。这样的惨酷的下场便是作者极力描写白玉堂的短处，同时又是作者有意教人爱惜这个少年英雄，怜念他的短处，想念他的许多好处。

这书中写白玉堂最用力气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里他和颜查散的订交。这里突然写一个金生，“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满脸尘土”；直到三十七回里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这种突兀的文章，是向来旧小说中没有的，只有同时出世的写十三妹的出场用这种笔法。但写白玉堂结交颜查散的一节，在诙谐的风趣之中带着严肃的意味，不但写白玉堂出色，还写一个可爱的小厮雨墨；有雨墨在里面活动，读者便觉得全篇生动新鲜，近情近理。雨墨说的好：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说他是诓嘴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来，他连筷子也不动呢？

就是爱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坛来；却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了一零儿，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爱吃活鱼，何不竟要活鱼呢？说他有意要冤咱们，却又素不相识，无仇无恨。

饶白吃白喝，还要冤人，更无此理。小人测不出他是甚么意思来。

倘使书中不写这一件交结颜生的事，径写白玉堂上京寻展昭，大闹开封府，那就减色多多了。大闹东京只可写白玉堂的短处，而客店订交一大段却真能写出一个从容整暇的任侠少年。这又是曲园先生说的“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了。

蒋平与智化有点相像，都是深沉有谋略的人才。旧小说中常有这一类的人物，如诸葛亮、吴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军师一类，很少把谋略和武艺合在一个人身上的。石玉昆的长处在于能写机警的英雄，智略能补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谋得实现。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著《侠隐记》（teers），写达特安与阿拉密，正是这一类。智化似达特安，蒋平似阿拉密。《侠隐记》写英雄，往往诙谐可喜；这种诙谐的意味，旧小说家最缺乏。诸葛亮与吴用所以成为可怕的阴谋家，只是因为那副拉长的军师面孔，毫无诙谐的趣味。写蒋平与智化都富有滑稽的风趣；机诈而以诙谐出之，故读者只觉得他们聪明可喜，而不觉得阴险可怕了。

本书写蒋平最好的地方，如一百十四五回偷簪还簪一段，是读者容易赏识的。九十四回写他偷听得翁大、翁二的话，却偏要去搭那只强盗船；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后来反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奸情，送了他的性命。这种小地方都可以写出他的机变与游戏。书中写智化，比蒋平格外出色。智化绰号黑妖狐，他的机警过人，却处处妩媚可爱。一百十二回写他与丁兆蕙假扮渔夫偷进军山水寨，出来之后，丁二爷笑他“妆甚么，像甚么，真真呕人”。

智化说：

贤弟不知，凡事到了身临其境，就得搜索枯肠，费些心思。稍一疏神，马脚毕露。假如平日原是你为你，我为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须将你之为你，我之为我，俱各撇开，应是他之为他。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设身处地的做去，断无不像之理。

这岂但是智化自己说法？竟可说是一切平话家，小说家，戏剧家的技术论了。

写一个乡下老太婆的说《史》、《汉》古文，这固是可笑；写一个叫化子满口欧化的白话文，这也是可笑。这种毛病都只是因为作者不知道“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一切有志作文学的人都应该拜智化为师，努力“设身处地的”去学那“他之为他”。

智化扮乞丐进皇城偷盗珠冠的一长段是这书里的得意文字。挖御河的工头王大带他去做工。

到了御河，大家按档儿做活。智爷拿了一把铁锹，撮的比人多，掷的比人远，而且又快。

旁边做活的道：“王第二的！”（智化的假名）智爷道：“什么？”旁边人道：“你这活计不是这么做。”智爷道：“怎么？挖的浅咧？做的慢咧？”旁边人道：“这还浅！你一锹，我两锹也不能那样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才挖了这一点儿。俗话说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儿的蹭’。你要这们做，还能吃的长么？”智爷道：“做的慢了，他们给饭吃吗？”旁边人道：“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智爷道：“既是这样，俺就慢慢的。”（八十回）

这样的描写，并不说智化装的怎样像，只描写一堆做工人的空气，真可算是上等的技术了。这一段谈话里还含有很深刻的讥讽：“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这一句话可抵一部。然而这句话说的多么温和敦厚呵！

这书中写一个小孩子艾虎，粗疏中带着机警，烂漫的天真里带着活泼的聪明，也很有趣味。

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后来才放手做去，撇开了包公，专讲各位侠义。我们在上文已说过，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侠义的部分是创作的居多。我们现在再举出一个区别。包公的部分，因为是因袭的，还有许多“超于自然”的迷信分子：如狐狸报恩，乌盆诉冤，红衣菩萨现化，木头人魔魔，古今盘医瞎子，游仙枕示梦，阴阳镜治阴错阳差，等等事都在前二十七回里。二十八回以后，全无一句超于自然的神话（第三十七回柳小姐还魂，只是说死而复苏，与屈申白氏的还魂不同）。在传说里，大闹东京的五鼠本是五个鼠怪，玉猫也本是一只神猫。石玉昆“翻旧出新”，把一篇志怪之书变成了一部写侠义行为的传奇，而近百回的大文章里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话化”，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点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北京

《胡适文存三集》卷六

正文《老残游记》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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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刘鹗的小传

的作者自己署名为“洪都百炼生”；他的真姓名是刘鹗，字铁云。罗振玉先生的《五十日梦痕录》里有一篇《刘铁云传》，记叙他的事实和人品都很详细；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所以把这篇转录在这里。

罗振玉的《刘铁云传》：

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铁云，振奇人也，后流新疆以死。铁云交予久；其平生事实，不忍没之，附记其略于此。

君名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顾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予与君同寓淮安；君长予数岁。予少时固已识君，然每于衢路闻君足音，辄逡巡避去，不欲与君接也。是时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谓规行矩步者，不与近。已乃大悔，闭户敛迹者岁余。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雀。则又弃而习贾，尽倾其资，乃复归也。

光绪戊子（1888），河决郑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试，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君则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河决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绩，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梦熊）而请归读书。中丞益异之。

时方测绘三省黄河图，命君充提调官。河图成，时河患移山东，吾乡张勤果公（曜）方抚岱方。

吴公为扬誉，勤果乃檄君往东河。

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实无一能知河事者。群议方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欲尽购滨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将移海内赈灾之款助官力购民地。君至则力争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说。草《治河七说》，上之。幕中文士力谋所以阻之，苦无以难其说。

时予方家居，与君不相闻也；忧当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论五千余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诸施君，揭之报纸，以警当世。君之兄见而大韪之，录副寄君。君见予文，则大喜，乃以所为《治河七说》者邮君之兄以治予，且附书曰：“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论文章渊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妪与小儿语，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为何代人，乌能读扬马之文哉？”时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

岁甲午（1894），中东之役起，君方丁内艰归淮安，予与君相见，与君预测兵事。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捣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之，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之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阕，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润），以奇才荐。乃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书曰：“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书曰：“君请开晋铁，所以谋国者则是矣，而自谋则疏。万一幸成，而萋斐日集，利在国，害在君也。”君不之审。于是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

庚子（1900）之乱，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上，幸免。时君方受廪于欧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远害规君。君虽韪之，不能改也。联军入都城，两宫西幸。都人苦饥，道殣相望。君乃挟资入国门，议振恤。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当君说晋抚胡中丞奏开晋铁时，君名佐欧人，而与订条约，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及晋抚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罢晋抚，由总署改约。欧人乘机重贿当道，凡求之晋抚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晋矿之开乃真为国病矣。

……至于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豪侈不能自洁之故，亦才为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难，有才而不能用，执政之过也。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吾又焉能不为君疚哉？书毕，为之长叹。

我们读了这篇传，可以想象刘鹗先生的为人了。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当河南初发现甲骨文字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不信龟甲兽骨能在地中保存几千年之久。刘先生是最早赏识甲骨文字的一位学者。他的一部《铁云藏龟》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罗振玉先生是甲骨文字之学的大师，他也是因为刘先生的介绍方才去研究这些古物的。只可惜近二十年来研究甲骨文字的大进步是刘先生不及见的了。

刘鹗先生最自信的是他对于治河的主张。罗先生说他在郑州河工上“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我们读中描写黄河与河工的许多地方，也可以知道他的治河主张是从实地观察得来的。罗《传》中记刘先生在张曜幕府中辩论治河的两段也可以和相参证。张曜即是《游记》中的庄宫保。第三回中老残驳贾让“不与河争地”的主张说：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

刘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与徒役杂作”的，所以有驳贾让的资格了。当时张曜却已行过贾让的主张了。罗《传》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游记》第十四回的史观察。他的主旨载在第十四回里。这回试行“不与河争地”，“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结果是很可惨的。《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环的口里极力描写那回的惨劫很能教人感动。老残的结论是：然则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十四回）

刘先生自己主张王景的法子。老残说：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同”“播”两个字上悟出来的。（三回）

这就是罗《传》说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刘鹗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效的，所以他在《游记》第一回楔子里说一段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寓言。黄瑞和即是黄河，“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渍几个窟窿”。

老残“略施小技”：“说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他说：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此法的信仰了。

我们拿罗振玉先生做的那篇传来和对照着看，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里的老残即是刘鹗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罗《传》中说刘先生曾“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雀”；老残也曾“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显的是治河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老残完全是刘鹗，毫没有什么讳饰。

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

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愦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

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传。老残同了他的两个至友德慧生与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忽然看见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那只帆船便是中国。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些]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们]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残和他的朋友看见这种怪现状，气的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问老残怎样去救他们，老残说：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

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这就是说，习惯的法子到了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中用了，须有个方针，认清了方向，作个计划，方才可行。老残提议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见船上有人在那里演说，要革那个掌舵的人的命。老残是不赞成革命的，尤其不赞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他们跳上船，把向盘、纪限仪等项送给大船上的人。

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

快杀！”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三人垂泪，赶快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刘先生最伤心的是“汉奸”的喊声不但起于那些“下等水手”里面，并且出于那些“演说的英雄豪杰”之口！一班“英雄豪杰”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国，而不知道献向盘与纪限仪也是救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借债开矿造铁路也是救国！所以刘鹗“汉奸”的罪是决定不可改的了，他该充军了，该死在新疆了。

二里的思想

有光绪丙午（1906）的自叙，作者自述这部书是一种哭泣，是一种“其力甚劲，其行弥远，不以哭泣为哭泣”的哭泣。他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这是很明显地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

一个倜傥不羁的才士，一个很勇于事功的政客，到头来却只好做一部小说来寄托他的感情见解，来代替他的哭泣：这是一种很可悲的境遇，我们对此自然都有无限的同情。所以我们读应该先注意这书里发挥的感情见解，然后去讨论这书的文学技术。

二十回只写了两个酷吏：前半写一个玉贤；后半写一个刚弼。此书与不同：《现形记》只能摭拾官场的零星罪状，没有什么高明或慈祥的见解；《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作者曾自己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始。（十六回原评）

这段话是的中心思想。清儒戴东原曾指出，宋明理学的影响养成一班愚陋无用的理学先生，高谈天理人欲之辨，自以为体认得天理，其实只是意见；自以为意见不出于自私自利便是天理，其实只是刚愎自用的我见。理是客观的事物的条理，须用虚心的态度和精密的方法，方才寻得出。

不但科学家如此，侦探访案，老吏折狱，都是一样的。古来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传诵人口，并不是因为他们清廉不要钱，乃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子清楚明白，能细心考查事实，能判断狱讼，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一班迂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钱便可以对上帝、质鬼神了，完全不讲求那些搜求证据，研究事实，判断是非的法子与手段，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意见，武断事情，固执成见，所以“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刘鹗先生眼见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由清廉得名，后来都用他们的陋见来杀人误国，怪不得他要感慨发愤，著作这部书，大声指斥“清官”的可恨可怕了。

最称赞张曜（庄宫保），但作者对于治河一案，也很有不满意于张曜的话。张曜起初不肯牺牲夹堤里面几万家的生产，十几万的百姓，但他后来终于听信了幕府中人的话，实行他们的治河法子。《游记》第十四回里老残评论此事道：

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这不是很严厉的批评吗？

他写毓贤（玉贤），更是毫无恕词了。毓贤是庚子拳匪案里的一个罪魁；但他做山东曹州知府时，名誉很好，有“清官”、“能吏”之称。刘先生偏要描写他在曹州的种种虐政，预备留作史料。他写于家被强盗移赃的一案，上堂时，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说：“你们还有得说的吗？”于家父子方说得一声“冤枉”，只听堂上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去！”左右差人连拖带拽拉下去了。（四回）

“站”就是受“站笼”的死刑。

这边值日头儿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条腿，回道：“禀大人的话：今日站笼没有空子，请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听，怒道：“胡说！我这两天记得没有站甚么人，怎会没有空子呢？”

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笼，三天已满。请大人查簿子看。”玉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点着说：“一，二，三，昨儿是三个。一，二，三，四，五，前儿是五个。一，二，三，四，大前儿是四个。没有空，到也不错的。”差人又回道：“今儿可否将他们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好不好？请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被他多活一天去了吗？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几十板子，那四个人就都死了。

这是一个“清官”的行为！

后来于家老头子先站死了，于学礼的妻子吴氏跪倒在府衙门口，对着于学礼大哭一场，拔刀自刎了。这件事感动了三班差役，他们请稿案师爷去求玉大人把她的丈夫放了，“以慰烈妇幽魂”。玉大人笑道：你们倒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

于是于家父子三人就都死在站笼里了。

刚弼似是一个假名，只借“刚愎”的字音，却不影射什么人。贾家的十三条命案也是臆造出来的。故出事的地方名叫齐东镇，“就是周朝齐东野人的老家”。而苦主两家，一贾，一魏，即是假伪的意思。这件命案太离奇了，有点“超自然”的色彩，可算是这部书的一个缺点。但其中描写那个“清廉得格登登的”刚弼，却有点深刻的观察。魏家不合请一位糊涂的胡举人去行贿，刚弼以为行贿便是有罪的证据，就严刑拷问贾魏氏。她熬刑不过，遂承认谋害了十三命。

白耆复审的一回（十八回）只是教人如何撇开成见，研究事实，考察证据。他对刚弼说：老哥所见甚是。但是兄弟……此刻不敢先有成见。像老哥聪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无不利。兄弟资质甚鲁，只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不敢说无过，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

“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这是自命理学先生刚愎自用的态度。“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是折狱老吏的态度，是侦探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寻求真理的态度。

复审的详情，我们不用说了。定案之后，刚弼还不明白魏家既无罪何以肯花钱。他说：“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何以上台也会契重你？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哟。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于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也。

有人说：李伯元做的是，刘铁云做的是做官教科书。其实“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八个字何止做官教科书？简直是做学问做人的教科书了。

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曾批评中间桃花山夜遇玙姑黄龙子的一大段（八回至十二回），神秘里夹杂着不少旧迷信，他说刘鹗先生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钱先生的批评固然是很不错的，但这一大段之中却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见解，未可完全抹煞。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考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步，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预言。一班昏乱糊涂的妄人推崇此书，说他“关心治乱，推算兴亡，秉史笔而参易象之长”（坊间伪造四十回本钱启猷序）；说他“于笔记叙事之中，具有推测步算之妙，较《推背图》《烧饼歌》诸数书尤见明晰”（同书胶州傅幼圃序）。

这班妄人的妄言，本不值一笑。但这种“买椟还珠”的谬见未免太诬蔑这部书了，我们不能不说几句辨正的话。

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他说革命，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作一种推测，也算不得预言。不过刘鹗先生把这话放在黄龙子的口里，加上一点神秘的空气，不说是事理上的推测，却用干支来推算，所以装出预言的口气来了。若作预言看，黄龙子的推测，完全是错的。第一，他只看见甲辰（1904）的变法，以为科举的废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种立宪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预定甲寅（1914）还有一次大变法，就是宪政的实行。

“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消灭。”这一点他猜错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1910）而爆发，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这一点他几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后革命的运动便“潜消”了，这又大错了。第三，他猜测“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1924）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这一点又大错了。

总之，的预言无一不错。这都是因为刘先生根本不赞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运动革命的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他存了这种成见，故推算全错了。然而还有许多妄人把这书当作一部最灵的预言书！妄人之妄，真是无药可医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话也有可取之处。玙姑解说“攻乎异端”一句话，说“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她批评“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九回）

这话虽然表示作者缺乏历史眼光，却也可以表示作者怀疑的态度。后来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有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双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转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睢》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九回）

这是很大胆的批评。宋儒的理学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滚出来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体，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伦的儒教来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辨“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东原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刘鹗先生作这部书，写两个“清官”自信意见不出于私欲，遂固执自己的私见，自以为得理之正，不惜杀人破家以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玙姑的一段话也只是从根本上否认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虽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的话，然而在这一方面，这位老新党却确然远胜于今世恭维宋明理学为“内心生活”、“精神修养”的许多名流学者了。

三的文学技术

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写宋江在浔阳楼题诗一段要算很能写人物的了；然而写江上风景却只有“江景非常，观之不足”八个字。写西湖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与描写风景也都只是用几句滥调的四字句，全无深刻的描写。只有的第一回里有这么一段：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在旧小说里，这样的风景画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呢？依我的愚见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所以写不出来，只好借现成的词藻充充数。这一层容易明白，不用详细说明了。第二，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写一个人物，如鲁智深，如王凤姐，如成老爹，古文里的种种滥调套语都不适用，所以不能不用活的语言，新的词句，实地作描写的功夫。但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人类的性情本来多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这许多现成的语句，现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铸造新字面和新词句呢？我们试读第十七回贾政父子们游大观园的一大段里，处处都是用这种现成的词藻，便可以明白这种心理了。

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刘鹗先生是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的文学见解也很超脱。《游记》第十三回里他借一个妓女的嘴骂那些滥调套语的诗人。翠环道：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的客人见的很多，也常有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大约不过这个意思。……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

奉劝世间许多爱做诗的人们，千万不要为二十里铺的窑姐所笑！

刘鹗先生的诗文集，不幸我们没有见过。《游记》有他的三首诗。第八回里的一首绝句，嘲讽聊城杨氏海源阁（书中改称东昌府柳家）的藏书，虽不是好诗，却也不是造谣言的。第六回里的一首五言律诗，专咏玉贤的虐政，有“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的话，可见他做旧律诗也还能发议论。第十二回里的一首五古，写冻河的情景，前六句云：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

这总算是有意写实了。但古诗体的拘束太严了，用来写这种不常见的景物是不会满人意的。试把这六句比较这一段散文的描写：老残洗完了脸，把行李铺好，把房门锁上，也出来步到河堤上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河]的湾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拦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

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小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这样的描写全靠有实地的观察作根据。刘鹗先生自己评这一段道：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十三回原评）

这就是说，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我们若不能实地观察这种种个性的分别，只能有笼统浮泛的描写，决不能有深刻的描写。不但如此，知道了景物各有个性的差别，我们就应该明白：因袭的词章套语决不够用来描写景物，因为套语总是浮泛的，笼统的，不能表现某地某景的个别性质。我们能了解这段散文的描写何以远胜那六句五言诗，便可以明白白话文学的真正重要了。

里写景的部分也有偶然错误的。蔡孑民先生曾对我说，他的女儿在济南时，带了去游大明湖，看到第二回写铁公祠前千佛山的倒影映在大明湖里，她不禁失笑。千佛山的倒影如何能映在大明湖里呢？即使三十年前大明湖没有被芦田占满，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大概作者有点误记了罢？

第二回写王小玉唱书的一大段是《游记》中最用气力的描写：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

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

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做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稍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

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这一段写唱书的音韵，是很大胆的尝试。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不能不用许多具体的物事来作譬喻。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都用过这个法子。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了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这一次的尝试总算是很成功的了。

里写景的好文字很多，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二回打冰之后的一段：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

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么来了。

这种白描的功夫真不容易学。只有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

民国八年（1919）上海有一家书店忽然印出一部号称“全本”的，凡上下两卷，上卷即是原本二十回；下卷也是二十回，说是“照原稿本加批增注”的。书尾有“著述于清光绪丙申年山东旅次”一行小字。这便是作伪的证据。丙申（1896）在庚子前五年，而著者原序的年月是丙午之秋，岂不是有意提早十年，要使“北拳南革”都成预言吗？

四十回本之为伪作，绝对无可疑。别的证据且不用谈，单看后二十回写老残游历的许多地方，可有一处有像前二十回中的写景文章吗？看他写泰安道上——

一路上柳绿桃红，春光旖旎；村居野妇联袂踏青；红杏村中，风飘酒帜；绿杨烟里，人戏秋千；或有供麦饭于坟前，焚纸钱于陌上。……

列位看官在前二十回里可曾看见这样丑陋的写景文字吗？这样大胆妄为的作伪小人真未免太侮辱刘鹗先生了！真未免太侮辱社会上读小说的人们了！

四尾声

今年我作序的时候，前半篇已付排了，后半篇还未脱稿。

上海有一位女士，从她的未婚夫那边看见前半篇的排样，写信来和我讨论的标点。她提出许多关于标点及考证的问题；她的热诚和细心都使我十分敬仰。她的未婚夫——一位有志气的少年，——投身在印刷局里做校对，所以她有机会先读亚东标点本的各种小说的校样。她给我作了许多校勘表。我们通了好几次的信。六月以后，她忽然没有信来了。我这回到了上海，就写信给她，问她什么时候我可以去看她和她的未婚夫。过了几天，她的未婚夫来看我，我才知道她已于七月八日病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好几天不愉快。

我现在写这篇序，心里常常想到这篇序作成时那一位最热诚的读者早已不在人间了！所以我很诚敬地把这篇序贡献给这位不曾见过的死友，——贡献给龚羡章女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作于上海

《胡适文存三集》卷六

正文《儿女英雄传》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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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有两篇假托的序：一篇为“雍正阏逢摄提格（十二年）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的序；一篇为“乾隆甲寅（五十九年）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的序。这两篇序都是假托的，因为书中提到，观鉴我斋序中也提及，雍正朝哪里有？书中又提到《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徐度香与袁宝球（第三十二回），《品花宝鉴》是咸丰朝出的，雍正、乾隆时的人哪会知道这书里的人物呢？

蜚英馆石印本还有光绪戊寅（四年）古辽马从善的一篇序，这篇序却有点历史考证的材料。他说：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荐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先生少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

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

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我后来曾向北京的朋友打听这书的作者，他们说的话也可以证实马从善序中的话。志赞希先生（志锜）并且说：光绪中叶时，还有人见过里的长姐儿，已不止半老的徐娘了。

文康的事迹，马从善序里已略述了。我的朋友李玄伯先生（宗侗）曾考证文康的家世，列有一表（《猛进》第二十二期），如下：

温福

勒保—

英惠文厚

英德

英绶文俊

英奎

英秀文康

永保—

英志文禧

英华

ìí……

.

……

ìí.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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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玄伯说，他不能定文康是英字辈哪一个的儿子。这一家确曾有很阔的历史；马从善说他家“门第之盛，无有伦比”，也不算太过。他家姓费莫氏，镶红旗人。温福做到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十六年征金川，他是副将军，中枪阵亡，赏伯爵，由他的次子永保承袭。勒保做到陕甘总督，调云贵总督；嘉庆初年，他有平仲苗之功，封威勒侯；后来又有平定川陕教匪之功，升至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晋封公爵。永保也署过陕甘总督，做过云贵巡抚，两广总督，死后谥恪敏。

英字一辈里也出过好几个大官；文字一辈中，文俊做到江西巡抚。

玄伯说：“他家有几个人上过西北，温福、永保皆在乌里雅苏台效过力，所以安骥也几乎上了乌里雅苏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勒保、英惠各做过一次，英绶二次，所以安骥也升了这官。”

玄伯这几句话固然不错，——如第四十回里安太太问乌里雅苏台在那儿，舅太太道：“■，姑太太，你怎么忘了呢？家里四大爷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儿吗？”这是一证。——但我们不可因此就说是作者叙述他家历史的书。马从善说：“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

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此言亦不可全信。所谓“皆有其人”者，如长姐儿是有人见过的；如三十二回邓九公说的那班戏子与“老斗”——“四大名班里的四个二簧硬脚儿”，状元公史莲峰等，——大概都实有其人。（虞太白即程长庚）此外如十三妹，如邓九公，必是想象虚构的人物。安学海、安骥也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至多只可说是文康晚年忏悔时的理想人物罢了。

依我个人看来，与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文铁仙自序（假名“观鉴我斋”的序）也说：修道之谓教。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易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棒喝乎？

这是很明白的供状。马从善自称“馆于先生家最久”，他在那篇序里也说：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这可见文铁仙是有“已往之过”的；不过他不肯老实描写那些“已往之过”，偏要虚构一个理想的家庭来“抒其未遂之志”。于是遂成一部传奇的而非写实的小说了。

我们读，不可不记得这一点。是有意写“作善降祥”一个观念的；是有意写一个作善而兴旺的家庭来反映作者身历的败落状况的。书中的情节处处是作者的家世的反面。文康是捐官出身的，而安学海与安骥都是科甲出身。文康做过大官而家道败落；安学海止做了一任河工知县，并且被参追赔，后来教子成名，家道日盛。文康是有“已往之过”的；安学海是个理学先生，是个好官，是个一生无疵的完人。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而安学海“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安骥竟是“政声载道，位极人臣”。——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文康在最穷愁无聊的时候虚构一个美满的家庭，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凡实际上他家最缺乏的东西，在那幻想的境地里都齐全了。古人说：“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固且快意。”一部大可以安慰那“垂白之年重遭穷饿”的作者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里，曾泛论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

这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可以分作南北两组：北方的评话小说，南方的讽刺小说。北方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它的性质偏向为人的方面，能使无数平民听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他们有口才，有技术，但没有学问思想。他们的小说……只能成一种平民的消闲文学。、……等书属于这一类。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他们的著者多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他们的小说，在语言的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说那样漂亮活动；……但思想见解的方面，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既能为人，又能有我。、……都属于这一类。

本叫做《儿女英雄评话》，是一部评话的小说。它有评话小说的长处，也有评话小说的短处。短处在思想的浅陋，长处在口齿的犀利，语言的漂亮。

这部书的作者虽做过几任官，究竟是一个迂腐的学究，没有高尚的见解，没有深刻的经验。他自己说他著书的主旨是要写“作善降祥”的一个观念。

从这个迂陋的根本观念上出发，这部书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最鄙陋恶劣的部分是第三十五回“何老人示棘闱异兆”的一回。在前一回里，安公子在“成字第六号”熟睡，一个老号军眼见那第六号的房檐上挂着碗来大的一盏红灯；他走到跟前，却早不见了那盏灯。这已是很可笑的迷信了。三十五回里，那位同考官娄养正梦中恍惚间忽见——帘栊动处，进来了一位清癯老者，……把拐杖指定方才他丢开的那本卷子说道：“……此人当中！”

娄主政还不肯信，窗外又起了一阵风。这番不好了，竟不是作梦了。只听那阵风头过处，……门外明明的进来了一位金冠红袍的长官。……只听那神道说道：“……吾神的来意也是为着成字六号，这人当中！”

这种谈“科场果报”的文字，本是常见的；说也奇怪，在一部冒充写实的小说里，在实写制度典章的部分里，这种文字便使人觉得格外恶劣，格外迂陋。

这部书又要写“儿女英雄”两个字。作者说：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他又说：如今世上人……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做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分。

这是全部书的“开宗明义”。然而作者究竟也还脱不了那“世上人”的俗见。

他写的“英雄”，终脱不了那“使气角力”的邓九公、十三妹一流人。他写的“儿女”，也脱不了那才子佳人夫荣妻贵的念头。这书的前半写十三妹的英雄：

挽了挽袖子，……把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只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第四回）

又写她在能仁寺：

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亮，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第六回）

这里的十三妹竟成了“超人”了！“超人”的写法，在《封神传》或《三宝太监下西洋》或一类的书里，便不觉得刺目；但这部书写的是一个近代的故事，作者自言要打破“怪、力、乱、神”的老套，要“以眼前粟布为文章”，怎么仍要夹入这种神话式的“超人”写法呢？

这样一个“超人”的女英雄在这书的前半部里曾对张金凤说：你我不幸托生个（做？）女孩儿，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轰轰作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样？大姐又怎样？（第八回）

这是多么漂亮的见解啊！然而这位“超人”的十三妹结婚之后，“还不曾过得十二日”，就会行这样的酒令：赏名花：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旨酒可是琼林酒？

对美人：美人可得作夫人？（第三十回）

这位“超人”这一跌未免跌的太低了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超人”的堕落；这不过是那位迂陋的作者的“马脚毕露”。这位文康先生那里够得上谈什么“人味儿”与“超人”味儿？他只在那穷愁潦倒之中做那富贵兴隆的甜梦，梦想着有乌克斋、邓九公一班门生朋友，“一帮动辄是成千累万”；梦想着有何玉凤、张金凤一类的好女子来配他的纨袴儿子；梦想着有这样的贤惠媳妇来劝他的脓包儿子用功上进，插金花，赴琼林宴，进那座清秘堂！

一部里的思想见解都应该作如是观：都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做的如意梦。

我们已说过，不是一部讽刺小说；但这书中有许多描写社会习惯的部分，在当日虽不是有意的讥讽，在今日看来却很像是作者有意刻画形容，给后人留下不少的社会史料。正因为作者不是有意的，所以那些部分更有社会史料的价值；这种不打自招的供状，这种无心流露的心理，是最可宝贵的，比那些有意的描写还更可宝贵。

极力描摹科举时代的社会习惯与心理，那是有意的讽刺。

的作者没有吴敬梓的思想见解；他的思想见地正和里的范进、高老先生差不多，所以他崇拜科举功名也正和范进、高老先生一班人差不多。的作者正是里的人物，所以里的心理也正是攻击讽刺的心理。不过吴敬梓是有意刻画，而文康却是无心流露罢了。

里写周进、范进中举人的情形，是读者都不会忘记的。我们试看里写安公子中举人的时候（第三十五回）：

安老爷看了〔报单〕，乐得先说了一句“谢天地！不料我安学海今日竟会盼到我的儿子中了”。手里拿着那张报单，回头就往屋里跑。这个当儿，太太早同着两个媳妇也赶出当院子来了。太太手里还拿着根烟袋。老爷见太太赶出来，便凑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这小子，他中也罢了，亏他怎么还会中的这样高！太太，你且看这个报单。”太太乐得双手来接，那双手却攥着根烟袋，一时忘了神，便递给老爷。妙在老爷也乐得忘了，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报单上的字，一长一短，念给太太听。……

那时候的安公子呢？

原来他自从听得“大爷高中了”一句话，怔了半天，一个人儿站在屋里，旮旮儿里脸是漆青，手是冰凉，心是乱跳，两泪直流的在那里哭呢。……

连他们家里的丫头，长姐儿，也是——从半夜里就惦着这件事。才打寅正，他就起来了。心里又模模糊糊记得老爷中进士的时候，是天将亮报喜的就来了；可又记不真是头一天，是当天。因此，从半夜里盼到天亮，还见不着个信儿，就把他急了个红头涨脸。及至服侍太太梳头，太太看见这个样子……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说：“真个的热呼呼的！你给我梳了头，回来到下屋里静静儿的躺一躺儿去罢。看时气不好！”他……因此扎在他那间屋里，却坐又坐不安，睡又睡不稳。没法儿，只拿了一床骨牌，左一回右一回的过五关儿，心里要就那拿的开拿不开上算占个卦。……

还有那安公子的干丈母娘——舅太太——呢？

只听舅太太从西耳房一路唠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我快见见我们姑太太。”……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的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

顶热心至诚的，要算安公子的丈母张太太了。这时候，满屋里一找，只不见这位张太太。……上上下下三四个茅厕都找到了，也没有亲家太太。……里头两位少奶奶带着一群仆妇丫鬟，上下各屋里，甚至茶房，哈什房，都找遍了。甚么人儿，甚么物儿都不短，只不见了张亲家太太。

原来张亲家太太一个人爬上魁星楼去了。她——听得人讲究，魁星是管念书赶考的人中不中的，他为女婿，初一十五必来望着楼磕个头。……今日在舅太太屋里听得姑爷果然中了，便如飞的……直奔到这里来，……大着胆子上去，要当面叩谢魁星的保佑。及至……何小姐……三步两步跑上楼去一看，张太太正闭着两只眼睛，冲着魁星，把脑袋在那楼板上碰的山响，嘴里可念的是“阿弥陀佛”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这一长段，全文约有五千字，专写安家的人听见报安公子中举人时候的心理。文康绝对想不到嘲讽挖苦安老爷以至张亲家太太一班人；他只是一心至诚地要做一篇赞叹歌颂科举的文字，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要描摹他自己歆羡崇拜科举的心理，所以有这样淋漓尽致、自然流露的好文章。

文康极力赞颂科举，而我们读了只觉得科举流毒的格外可怕；他诚心诚意地描写科第的可歆羡，而我们在今日读了只觉得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篇科举制度之下崇拜富贵利禄的心理的绝好供状。所以我们说的作者自己正是要刻画形容的人物，而的大部分真可叫做一部不自觉的。

是一部评话，它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的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后有，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的作者有意模仿说评话人的口气，叙事的时候常常插入许多“说书人打岔”的话，有时颇觉讨厌，但往往很多诙谐的风味。

最好的例是能仁寺的凶僧举刀要杀安公子时，忽然一个弹子飞来，那和尚把身一蹲，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儿来得更快，噗的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睛，敢是不要站住，一直的奔了后脑杓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那凶僧虽然凶横，他也是个肉人。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厉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咕咚往后便倒；当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那时三儿在旁边正呆呆的望着公子的胸脯了，要看这回刀尖出彩，只听咕咚一声，他师傅跌倒了，吓了一跳，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这准是使猛了劲，岔了气了。等我腾出手来扶起你老人家起啵。”才一转身，毛着腰，要把那铜镟子放在地下好去搀他师傅。这个当儿，又是照前噗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他左耳朵眼儿里打进去，打了个过膛儿，从右耳朵眼里儿钻出来，一直打到东边那个厅柱上，吧嗒的一声打了一寸来深，进去嵌在木头里边。那三儿只叫得一声“我的妈呀！”镗，把个铜镟子扔了，咕咭，也窝在那里了。那铜镟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子。那镟子唏啷■啷一阵乱响便滚下台阶去了。（第六回）

这种描写法，虽然全不是写实的，却很有诙谐趣味；这种风趣乃是北方评话小说的一种特别风趣。

第二十七回写何玉凤将出嫁之前，独自坐在屋里，心里越想越烦闷起来，

——

可煞作怪！不知怎的，往日这两道眉毛一拧就锁在一块儿了，此刻只管要往中间儿拧，那两个眉梢儿他自己会往两边儿展。往日那脸一沉就绷住了，此刻只管往下瓜搭，那两个孤拐他自己会往上逗。不禁不由，就是满脸的笑容儿，益发不得主意。

这样有风致的描写，在中国小说中很不多见。

不但记叙的部分如此，这书里的谈话的漂亮生动，也是别的小说不容易做到的。小说里最难的部分是书中人物的谈话口气。什么官僚乞丐都谈司马迁、班固的古文腔调，固是不可；什么小姐小孩子都打着“欧化”式的谈话，也是不可；就是像那样人人都说着长江流域的普通话，也叫人起一种单调的感觉，有时还叫人感觉这种谈话的不自然，不能传神写实。做小说的人要使他书中人物的谈话生动漂亮，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随时随地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学习各地人的方言，学习各地方言中的熟语和特别语。

简单说来，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所以中国小说之中，只有几部用方言土语做谈话的小说能够在谈话的方面特别见长。用山东方言，用北京话，用苏州话：这些都是最有成绩的例。也用北京话，但出世在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语，于今都敢用了。所以里的谈话有许多地方比还更生动。如张亲家太太，如舅太太，他们的谈话都比里的刘老老更生动。甚至于能仁寺中的王八媳妇，以至安老爷在天齐庙里碰着的两个妇人，他们的谈话，充满着土话，充满着生气，也都是曹雪芹不敢写或不能写的。

我们试举天齐庙里那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的说话作个例。她说：那儿呀？才刚不是我们打伙儿从娘娘殿里出来吗？瞧见你一个人儿仰着个颏儿尽着瞅着那碑上头，我只打量那上头有个甚么希希罕儿呢，也仰着个颏儿，一头儿往上瞧，一头儿往前走。谁知脚底下横不楞子爬着条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亏我躲的溜扫，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乖乖，准是我自己闹个嘴吃屎。你还说呢！（第三十八回）

又如在能仁寺里，那王八媳妇夸说那大师傅待她怎么好，她说：要提起人家大师傅来，忒好咧！……

天天的肥鸡大鸭子，你想咱们配么？

那女子（十三妹）说道：

别咱们！你！

这四个字多么响亮生动！

第二十六回张金凤劝何玉凤嫁人的一长段，无论思想内容如何不高明，在言语的方面确然要算是很流利的辩论。在小说里，这样长篇的谈话是很少见的。里的人物之中，安老爷与安公子的谈话最令人感觉迂腐可厌；然而那位安公子有时也居然能说几句有风趣的话。他和何玉凤成亲的那一晚，何小姐打定主意不肯睡，他——因被这位新娘磨得没法儿了，心想这要不作一篇偏锋文章，大约断入不了这位大宗师的眼，便站在当地向姑娘说道：“你只把身子赖在这两扇门上，大约今日是不放心这两扇门。果然如此，我倒给你出个主意，你索性开开门出去。”

不想这句话才把新姑娘的话逼出来了。他把头一抬，眉一挑，眼一睁，说：“啊，你叫我出了这门到那里去？”公子道：“你出了这屋里便出房门，出了房门便出院门，出了院门便出大门。”姑娘益发着恼，说道：“你，■，待轰我出大门去？我是公婆娶来的，我妹子请来的，只怕你轰我不动！”公子道：“非轰也！你出了大门，便向正东青龙方，奔东南巽地，那里有我家一个大大的场院，场院里有高高的一座土台儿，土台儿上有深深的一眼井。”

姑娘不觉大怒，说道：“唗！安龙媒！我平日何等待你，亏了你那些儿！今日才得进门，坏了你家那桩事，你叫我去跳井！”公子道：“少安无躁，往下再听。那井口边也埋着一个碌碡，那碌碡上也有个关眼儿。你还用你那两个小指头儿扣住那个关眼儿，把它提了来，顶上这两扇门，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觉了。”

姑娘听了这话，追想前情，回思旧景，眉头儿一逗，腮颊儿一红，不觉变嗔为喜，嫣然一笑。

总之，的最大长处在于说话的生动与风趣。为了这点子语言上的风趣，我们真愿意轻轻地放过这书内容上的许多陋见与腐气了。

的纪献唐自然是年羹尧的假名。但这部书不过是借一个“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大脚色”来映射十三妹的英雄，年羹尧不过是一个不登台的配角，与作者著书的本意毫无关系。蒋瑞藻先生说：意者年氏之死出于同僚诬蔑而非其罪，燕北闲人特隐约其词，记之小说，以表明之耶？（《小说考证》页143）

这是排满空气最盛的时代的时髦话。文康是一个八旗陋儒，他决没有替年羹尧伸冤的见解。况且这书中明说年羹尧有“谋为不轨”的行为（十八回），如何可说是代他“表明”的书呢？

我们读这种评话小说，要知它只是一种消闲的文学，没有什么微言大义。

至多不过是带着“福善祸淫”一类的流俗信仰罢了。

年羹尧是历史的人物。十三妹的故事却全是捏造的。她的祖父名叫何焯：我们难道可信她是何义门（焯）的孙女吗？在里，十三妹姓何，她父亲名叫何杞，是年大将军的中军副将。后来清朝晚年另有人编出一部《年公平西纪事》，又名《平金川》，书中也插入十三妹的故事。但十三妹在那书里却不姓何了，她父亲名叫裕周，是个都司。这书叙裕周被年大将军杀死之后，十三妹奉了母亲，“隐姓埋名，以待机会，再行报仇。”语在（《平金川》第十八回）。这可见《平金川》是沿袭的，不能证明当日确有这个故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病中作此自遣

《胡适文存三集》卷六

正文《海上花列传》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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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作者

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

蒋瑞藻先生的《小说考证》卷八引《谭瀛室笔记》说：

作者为松江韩君子云。韩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

《小说考证》出版于民国九年，从此以后，我们又无从打听韩子云的历史了。

民国十一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的出版，有许廑父先生的序，中有云：

……或曰松江韩太痴所著也。韩初业幕，以伉直不合时宜，中年后乃匿身海上，以诗酒自娱。既而病穷，……于是乎有之作。

这段话太浮泛了，使人不能相信。所以我去年想做《〈海上花〉序》时，便打定主意另寻可靠的材料。

我先问陈陶遗先生，托他向松江同乡中访问韩子云的历史。陶遗先生不久就做了江苏省长；在他往南京就职之前，他来回复我，说韩子云的事实一时访不着，但他知道孙玉声先生（海上漱石生）和韩君认识，也许他能供给我一点材料。我正想去访问孙先生，恰巧他的《退醒庐笔记》出版了。我第一天见了广告，便去买来看；果然在《笔记》下卷（页12）寻得“海上花列传”一条：云间韩子云明经，别篆太仙，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旁人门户。尝主《申报》笔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189）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胡同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园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置。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并论也。

我看了这一段，便写信给孙玉声先生，请问几个问题：（1）韩子云的“考名”是什么？

（2）生卒的时代？

（3）他的其他事迹？

孙先生回信说这几个问题他都不能回答；但他允许我托松江的朋友代为调查。

直到今年二月初，孙玉声先生亲自来看我，带来《小时报》一张，有“松江颠公”的一条《懒窝随笔》；题为“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据孙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这位“松江颠公”是谁；他托了松江金剑华先生去访问，结果便是这篇长文。孙先生又说，松江雷君曜先生（瑨）从前作报馆文字时署名“颠”字，大概这位颠公就是他。

颠公说：

……作者自署为“花也怜侬”，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世人知真实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聱叟”之例，随意署一别号。自来小说家固无不如此也。

按作者之真姓名为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即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籍隶旧松江府属之娄县。本生父韩宗文，字六一，清咸丰戊午（1858）科顺天榜举人，素负文誉，官刑部主事。作者自幼随父宦游京师，资质极聪慧，读书别有神悟。及长，南旋，应童试，入娄库为诸生。越岁，食廪饩，时年甫二十余也，屡应秋试，不获售。尝一试北闱，仍铩羽而归。

自此遂淡于功名。为人潇洒绝俗，家境虽寒素，然从不重视“阿堵物”；弹琴赋诗，恰如也。

尤精于弈；与知友楸枰相对，气宇闲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表。至今松人之谈善弈者，犹必数作者为能品云。

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

初为半月刊，遇朔望发行。每次刊本书一回，余为短篇小说及灯谜酒令谐体诗文等（适按：此语不很确，说详后）。承印者为点石斋书局，绘图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体裁，殆即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惜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

销路平平，实由于此。或谓书中纯用苏白，吴侬软语，他省人未能尽解，以致不为普通阅者所欢迎，此犹非洞见症结之论也。（适按：此指《退醒庐笔记》之说）

书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即赴召玉楼，寿仅三十有九。殁后诗文杂著散失无存，闻者无不惜之。妻严氏，生一子，三岁即夭折；遂无嗣。一女字童芬，嫁聂姓，今亦夫妇双亡。

惟严氏现犹健在，年已七十有五，盖长作者五岁云。……

据颠公的记载，韩子云的夫人严氏去年（旧历乙丑）已七十五岁；我们可以推算她生于咸丰辛亥（1851）。韩子云比她少五岁，生于咸丰丙辰（1856）。

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当在光绪甲午（1894）。初出在光绪壬辰（1892）；六十四回本出全时有自序一篇，题“光绪甲午孟春”。作者即死在这一年，与颠公说的“印全未久，即赴召玉楼”的话正相符合。

过了几个月，《时报》（四月廿二日）又登出一条《懒窝随笔》，题为“太仙漫稿”，其中也有许多可以补充前文的材料。我们把此条的前半段也

转载在这里：

小说之著作者韩子云君，前已略述其梗概。某君与韩为文字交，兹又谈其轶事云：君小名三庆，及应童试，即以庆为名，嗣又改名奇。幼时从同邑蔡蔼云先生习制举业，为诗文聪慧绝伦。入泮时诗题为“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作试帖微妙清灵，艺林传诵。逾年应岁试，文题为“不可以作巫医”，通篇系游戏笔墨，见者惊其用笔之神妙，而深虑不中程式。

学使者爱其才，案发，列一等，食饩于庠。君性落拓，年未弱冠，已染烟霞癖。家贫不能佣仆役，惟一婢名雅兰，朝夕给使令而已。时有父执谢某，官于豫省，知君家况清寒，特函招入幕。

在豫数年，主宾相得。某岁秋闱，辞居停，由豫入都，应顺天乡试。时携有短篇小说及杂作两册，署曰《太仙漫稿》。小说笔意略近《聊斋》，而诙诡奇诞，又类似庄列之寓言。都中同人皆啧啧叹赏，誉为奇才。是年榜发，不得售，乃铩羽而归。君生性疏懒，凡有著述，随手散弃。

今此二册，不知流落何所矣。稿末附有酒令灯谜等杂作，无不俊妙，郡人士至今犹能道之。

二替作者辩诬

关于韩子云的历史，我们只有这些可靠的材料。此外便是揣测之词了。

这些揣测之词，本不足辩；但内中有一种传闻，不但很诬蔑作者的人格，并且伤损的价值，我们不可以轻轻放过。这种传闻说：书中赵朴斋以无赖得志，拥赀钜万。方坠落时，致鬻其妹于青楼中，作者尝救济之云。会其盛时，作者侨居窘苦，向借百金，不可得，故愤而作此以讥之也。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然此书卒厄于赵，挥巨金，尽购而焚之。后人畏事，未敢翻刊。……（清华排本的许廑父序）

鲁迅先生的也引有一种传说。他说：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姓名，惟不为赵朴斋讳。相传赵本作者挚友，时济以金，久而厌绝，韩遂撰此书以谤之。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而书已风行。已而赵死，乃续作贸利，且放笔至写其妹为倡云。（页309）

我们试比较这两条，便可断定这种传闻是随意捏造的了。前一条说赵朴斋挥金尽买此书而焚之，是全书出版时赵尚未死。后一条说赵死之后，作者乃续作全书。这是一大矛盾。前条说作者曾救济赵氏，后条说赵氏时救济作者。

这是二大矛盾。前条说赵朴斋之妹实曾为倡；后条说作者“放笔至写其妹为倡”，是她实不曾为倡而作者诬她为倡。这是三大矛盾。——这些矛盾之处，都可以教我们明白这种传说是出于揣测臆造。譬如汉人讲，你造一说，他造一说，都自夸有师传；但我们试把齐鲁韩毛四家的说法排列在一块，看他们相互矛盾的可笑，便可以明白他们全是臆造的了。

我这样的断案也许不能叫人心服，且让我从积极方面提出证据来给韩子云辩诬。韩子云在光绪辛卯年（1891）北上应顺天乡试，与孙玉声先生同行南归。他那时不是一个穷极无赖靠敲竹杠度日的人，有孙先生可作证。那时他的已有二十四回的稿子了。次年壬辰（1892）二月，的第一、第二回就出版了。我们明白这一层事实，便知道韩子云决不至于为了借一百块钱不成而做一部二十五万字的书来报仇的。

况且初出在壬辰二月，到壬辰十月出到第二十八回，方才停版，改出单行石印本。单行的全部六十四回本出版在光绪甲午（1894）年正月，距离停版之时，仅十四个月。写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要费多少时间？

中间那有因得了“重赂”而辍笔的时候？懂得了这一层事实，更可以明白“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赵死乃续作贸利”的话全是无根据的诬蔑了。

其实这种诬蔑的话头，很容易看出破绽。许廑父的序里也说：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

鲁迅也说：

然二宝沦落，实作者豫定之局。（页309）

这都是从本书里寻出的证据。许君所说，尤为有理。写赵朴斋不过写他冥顽麻木而已，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贬词。最厉害的地方如写赵二宝决计做妓女的时候，朴斋自取红笺，亲笔写了“赵二宝寓”四个大字，粘在门首。（第三十五回）

又如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同上回）

这不过是有意描写一个浑沌没有感觉的人，把开堂子只看作一件寻常吃饭事业，不觉得什么羞耻。天地间自有这一种糊涂人，作者不过据实描写罢了。

造谣言的人，神经过敏，偏要妄想赵朴斋是“作者挚友”，“拥赀钜万”，——这是造谣的人自己的幻想，与作者无关。作者写的是一个开堂子的老板的历史：这一点我们须要认清楚了，然后可以了解作者描写赵朴斋真是“平淡而近自然”，恰到好处。若上了造谣言的人的当，误认赵朴斋是作者的挚友或仇家，那就像张惠言、周济一班腐儒向晚唐五代的艳词里去寻求“微言大义”一般，永远走入魔道，永远不能了解好文学了。

聪明的读者！请你们把谣言丢开，把成见撇开，跟我来重读这一部很有文学风趣的小说。

这部书决不是一部谤书，决不是一部敲竹杠的书。韩子云就是熟悉上海娼妓情形的人；颠公说他“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他天天住在堂子里，所以能实地观察堂子里的情形，所以能描写的那样深刻真切。他知道赵二宝（不管她的真姓名是什么）一家的人物历史最清楚详细，所以这部书虽采用合卷体，却不能不用“赵氏世家”做个大格局。这部书用赵朴斋做开场，用赵二宝做收场，不但带写了洪氏姊弟，连赵朴斋的老婆阿巧在第二回里也就出现了。我们试仔细看这一大篇《赵氏家传》，便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赵氏一家，只忠实地叙述他们的演变历史，忠实地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并没有存心毁谤他们的意思。岂但不毁谤他们，作者处处都哀怜他们，宽恕他们，很忠厚地描写他们一家都太老实了，太忠厚了，简直不配吃堂子饭。

作者的意思好像是说：这碗堂子饭只有黄翠凤黄二姐周兰一班人还配吃，赵二宝的一家门都是不配做这行生意的。洪氏是一个浑沌的乡下老太婆，决不配做老鸨。赵朴斋太浑沌无能了，正如吴松桥说的，“俚要做生意！耐看陆里一样生意末俚会做嘎？”阿巧也是一个老实人，客人同她“噪”，她就要哭；作者在第二十三回里出力描写阿巧太忠厚了，太古板了，不配做大姐，更不配做堂子的老板娘。其中赵二宝比较最能干；但她也太老实了，太忠厚了，所以处处上当。她最初上了施瑞生的当，遂致流落为娼妓。后来她遇着史三公子，感觉了一种真切的恋爱，决计要嫁他。史三公子走时，她局帐都不让他开销；自己还去借了几千块钱的债，置办四季嫁衣，闭门谢客，安心等候做正太太了。史三公子一去不回，赵朴斋赶到南京打听之后，始知他已负心另娶妻子了。赵二宝气的倒跌在地，不省人事；然而她睡在床上，还只回想“史三公子……如何契合情投，……如何性儿浃洽，意儿温存。”（第六十二回）后来她为债务所逼迫，不得已重做生意，——只落得她的亲娘舅洪善卿鼓掌大笑！（六十二回末）二宝刚做生意，便受“赖头鼋”的蹂躏。

她在她母亲的病床前，“朴斋隅坐执烛，二宝手执药碗，用小茶匙喂与洪氏，”

楼上赖三公子一时性发，把“满房间粗细软硬，大小贵贱，”都打的精光。

二宝受了这样大劫之后，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

她入梦了。她梦见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差人来接太太上任；她梦见她母亲洪氏头戴凤冠，身穿霞帔，笑嘻嘻叫声“二宝”，说道：“我说三公子个人陆里会差！故歇阿是来请倪哉！”

这个时候，二宝心头的千言万语，挤作了一句话。她只说道：无娒，倪到仔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体，覅去说起。

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这部也就此结束了。

聪明的读者，你们请看，这一大篇《赵氏家传》是不是敲竹杠的书？做出这样“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绝妙文章的韩子云先生是不是做书敲竹杠报私仇的人？

三《海上奇书》

去年十月底，我同高梦旦先生、郑振铎先生去游南京。振铎天天去逛旧书摊，寻得了不少旧版的小说。有一天他跑回旅馆，高兴的很，说：“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了！”我们看时，原来他买得了一部《海上奇书》。这部《海上奇书》是一种有定期的“绣像小说”，它的第一期的封面上印着：光绪壬辰二月朔日，每本定价一角。申报馆代售。第一期《海上奇书》三种合编目录：《太仙漫稿》○《陶伷妖梦记》自一图至八图，此稿未完。○第一回赵朴斋咸瓜街访舅；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第二回小伙子装烟空一笑；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卧游集》○霁园主人《海市》□林嗣环

《海上奇书》共出了十四期，出到第二十八回。先是每月初一，十五，各出一期的；到第十期以后，改为每月初一日出一期，直到壬辰（1892）十月朔日以后才停刊。

这三种书之中，《卧游集》专收集前人记远方风物的小品文字，我们可以不谈。《太仙漫稿》是作者用古文做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狂怪的见解，可以表现作者的文学天才的一方面，所以我们把它们重钞付印，附在这部的后面，作一个附录。二十八回即是此书的最初版本，甚可宝贵。每回有两幅图，技术不很好，却也可以考见当时的服饰风尚。文字上也有可以校正现行各本的地方，汪原放君已细细校过了。最可注意的是作者自己的浓圈；凡一回中的精彩地方，作者自己都用浓圈标出。这些符号至少可以使我们明了作者自己最得意或最用气力的字句。我们因此可以领会作者的文学欣赏力。

但最可宝贵的是《海上奇书》保存的《海上花列传例言》。每一期的封面后幅上，印有一条例言。这些例言。我们已抄出印在这书的前面了。其中很多可以注意的。如云：全书笔法自谓从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

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这是作者自写他的技术。作者自己说全书笔法是从脱化出来的。

“脱化”两个字用的好，因为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可以说是脱化，而不可说是模仿。是一段一段的记载，没有一个鸟瞰的布局，所以前半说的是一班人，后半说的另是一班人，——并且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大段落都可以截作一个短篇故事，自成一个片段，与前文后文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里并没有什么“穿插”

与“藏闪”的笔法。便不同了。作者大概先有一个全局在脑中，所以能从容布置，把几个小故事都折叠在一块，东穿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挥自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结构的方面，远胜于；只是一串短故事，没有什么组织；也只是一串短故事，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

然而许多不相干的故事——甲客与乙妓，丙客与丁妓，戊客与己妓……

的故事——究竟不能有真正的、自然的组织。怎么办呢？只有用作者所谓“穿插，藏闪”之法了。这部书叫做，命名之中就表示这书是一种“合传”。这个体裁起于《史记》；但在《史记》里，这个合传体已有了优劣之分。如《滑稽列传》每段之末用“其后若干年，某国有某人”一句作结合的关键，这是很不自然的牵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全靠事实本身的连络，时分时合，便自然成一篇合传。这种地方应该给后人一种教训：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窦婴、田蚡、灌夫可以合传，但淳于髠、优孟、优旃只可以“汇编”在一块，而不可以合传。只是一种“儒林故事的汇编”，而不能算作有自然连络的合传。稍好一点，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彼此都有点关系；然而有几个人——例如卢俊义——已是很勉强的了。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合传，故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这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展。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从赵朴斋跌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其中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的故事，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的故事，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此外还有无数小故事。作者不愿学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

其中牵线的人物，前半是洪善卿，后半是齐韵叟。这是一种文学技术上的试验，要试试几个不相干的故事里的人物是否可以合传。所谓“穿插，藏闪”

的笔法，不过是实行这种试验的一种方法。至于这个方法是否成功，这却要读者自己去评判。看惯了西洋那种格局单一的小说的人，也许要嫌这种“折叠式”的格局有点牵强，有点不自然。反过来说，看惯了和《九尾龟》那一类毫无格局的小说的人，也许能赏识是一部很有组织的书。至少我们对于作者这样自觉地作文学技术上的试验，是应该十分表敬意的。

《例言》另一条说：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这三难之中，第三项并不重要，可以不论。第一、第二两项即是我们现在所谓“个性的描写”。彼与此无雷同，是个性的区别；前与后无矛盾，是个人人格的一致。的特别长处不在他的“穿插，藏闪”的笔法，而在于他的“无雷同，无矛盾”的描写个性。作者自己也很注意这一点，所以第

十一期上有《例言》一条说：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复查勘之，幸甚。

这样自觉地注意自己的技术，真可令人佩服。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的。十九世纪的中叶（1848）邗上蒙人的《风月梦》出世，始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到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这种技术方才有充分的发展。写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这些地方，读者大概都能领会，不用我们详细举例了。

四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但是的作者的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语。我们在今日看惯了《九尾龟》一类的书，也许不觉得这一类吴语小说是可惊怪的了。

但我们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吴语作小说还是破天荒的事。是苏州土话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附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算起。

我在别处（《〈吴歌甲集〉序》）曾说：

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倡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语见长。平话小说如、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绝精彩的描写，试举中的一段作个例：……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慨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人虽然不少，粤话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他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这是我去年九月里说的话。那时我还没有见着孙玉声先生的《退醒庐笔记》，还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韩子云用吴语作小说的困难情形。孙先生说：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这一段记事大有历史价值。韩君认定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语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试引本书第二十三回里卫霞仙对姚奶奶说的一段话做个例：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耐倽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倽人个家主公！……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倽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

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哪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

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

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关于第一层困难，苏州话有了几百年的昆曲说白与吴语弹词做先锋，大部分的土话多少总算是有了文字上的传写。试举的“思饭”一句

里的一段说白：

（丑）阿呀，我个儿子，弗要说哉。罗里去借点■得来活活命嘿好■？

（副）叫我到罗里去借介？

（丑）唔介朋友是多个耶。

（副）我张大官人介朋友是实在多勾，才不拉我顶穿哉。

（丑）阿呀，介嘿，直脚要杀个哉！啊呀，我个天吓！天吓！

（副）来，阿姆，弗要哭。有商量里哉。到东门外三娘姨厾（■）去借点■来活搭活搭罢。

然而方言是活的语言，是常常变化的；语言变了，传写的文字也应该跟着变。即如二百年前昆曲说白里的代名词，和现在通用的代名词已不同了。

故三十多年前韩子云作时，他不能不大胆地作一番重新写定苏州话的大事业。有些音是可以借用现成的字的。有时候，他还有创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里说：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

这是采用现成的俗字。他又说：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读者请注意：韩子云只造了一个“■”字；而孙玉声去年出版的笔记里却说他造了“朆”和“■”等字。这是什么原故呢？这一点可以证明两件事：（1）

方言是时时变迁的。二百年前的苏州人说：弗要说哉，那说弗曾？

三十多年前的苏州人说：

故歇■说二少爷勿曾来。二十三回）

现在的人便要说：

故歇■说二少爷■来。

孙玉声看惯了近年新添的“■”字，遂以为这也是韩子云创造的了。（《海上花奇书》原本可证）（2）这一点还可以证明这三十多年中吴语文学的进步。

当韩子云造“■”字时，他还感觉有说明的必要。近人造“■”字时，便一直造了，连说明都用不着了。这虽是《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功劳，然而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我疑心作者以“子云”为字，后又改名“奇”，也许是表示仰慕那喜欢研究方言奇字的杨子云罢？）

关于方言文学的第二层困难——读者太少，我们也可以引证孙先生的笔记：

逮至两书（与《繁华梦》）相继出版，韩书……吴语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并论也。

“松江颠公”似乎不赞成此说。他说《海上奇书》的销路不好，是因为“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但我们想来，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是一个开路先锋，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人对于小说本不热心，对于方言土话的小说尤其不热心。那时道路交通很不方便，苏州话通行的区域很有限；上海还在轿子与马车的时代，还在煤油灯的时代，商业远不如今日的繁盛；苏州妓女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江南，北方绝少南妓。所以当时传播吴语文学的工具只有昆曲一项。在那个时候吴语的小说，确实没有风行一世的可能。所以出世之后，销路很不见好，翻印的本子绝少。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只见着一种小石印本，后来竟没有见别种本子，以后二十年中，连这种小石印本也找不着了。许多爱读小说的人竟不知有这部书。这种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方言文学创始之难，也就使我们对于那决心以吴语著书的韩子云感觉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苏白却不是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它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便不然了。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鲁迅先生称赞“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所以不能风行一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的文学价值究竟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赏，即如孙玉声先生，他虽然不赞成此书的苏州方言，却也不能不承认它是“绝好笔墨”。又如我十五六岁时就听见我的哥哥绍之对人称赞的好处。大概虽然不曾受多数人的欢迎，却也得着了少数读者的欣赏赞叹。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应得的胜利。但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我从前曾说：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岂但国语的文学是这样的？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三百年来，昆曲与弹词都是吴语文学的预备。但三百年中还没有一个第一流文人完全用苏白作小说的。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了曹雪芹的的暗示，不顾当时文人的谏阻，不顾造字的困难，不顾他的书的不销行，毅然下决心用苏州土语作了一部精心结构的小说。他的书的文学价值，终久引起了少数文人的赏鉴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后人作苏白文学的困难。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龟》一类的吴语小说相继出世，《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流行，便可以证明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吴语文学的运动，此时已到了成熟时期了。

我们在这时候很郑重地把重新校印出版。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趣，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在北京

《胡适文存三集》卷六

正文《官场现形记》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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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者自称“南亭亭长”，人都知道他是李伯元，却很少人知道他的历史的。前几年因蒋竹庄先生（维乔）的介绍，我收到著者的侄子李祖杰先生的一封长信，才知道他的生平大概。

他的真姓名是李宝嘉，字伯元，江苏上元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

少年时，他在时文与诗赋上都做过功夫。他中秀才时，考的是第一名。他曾应过几次乡试，终不得中举人。后来在上海办《指南报》，不久就停了；又办《游戏报》，是上海“小报”中最早的一种。他后来把《游戏报》卖了，另办《繁华报》。他主办的《游戏报》，我不曾见过。我到上海时（1904），还见着《繁华报》。当时上海已有好几种小报专记妓女的起居，嫖客的消息，戏馆的角色等事。《繁华报》在那些小报之中，文笔与风趣都算得第一流。

他是一个多才艺的人。他的诗词小品散见当时的各小报；他又会刻图章，有《芋香印谱》行于世。他作长篇小说似乎多在光绪庚子（1900）“拳祸”以后。是他的最长之作，起于光绪辛丑（ 1901），至癸卯年（ 1903）成前三编，每编十二回。后二年（1904—1905）又成一编。次年（光绪丙午，1906）他就死了。此书的第五编也许是别人续到第六十回勉强结束的。他死时，《繁华报》上还登着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上海妓家生活，我不记得书名了；他死后此书听说归一位姓欧阳的朋友续下去，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他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文明小史》是做完的，先在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里分期印出，后来单印发行。

李宝嘉死时只有四十岁，没有儿子，身后也很萧条。当时南方戏剧界中享盛名的须生孙菊仙，因为对他有知己之感，出钱替他料理丧事。（以上记的，大体根据鲁迅的，页327—328.鲁迅先生自注，他的记载是根据周桂笙《新庵笔记》三，及李祖杰致胡适书。我现在客中，李先生原书不在我身边，故不及参校。《小说史略》初版记李氏死于三十三年三月，年四十，而下注西历为“1867—1906”。一九○六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我疑此系印时误排为三十三年。今既不及参校，姑且改为丙午，俟将来用李先生原书订正）

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这书有光绪癸卯（1903）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论官的制度；这篇序大概是李宝嘉自己作的。他说：……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

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乃至行博弈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

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馑，旱干水溢，皆得援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之，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偭规而错矩；观其内，逾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或因调换而龃龉，或因委署而齮龁，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设深心以陷之，攻击过于勇夫，蹈袭逾于强敌。……

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

因喟然叹曰：“……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立体仿诸稗野，则无钩章棘句之嫌。纪事出以方言，则无诘屈聱牙之苦。开卷一过，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作者虽自己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的评语，但这一层实在没有做到，他只做到了“酣畅淋漓”的一步。这部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全书是官的丑史，故没有一个好官，没有一个好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自然趋势。

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故可算是一部社会史料。

写的官是无所不包的，从那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从土匪出身的到孝廉方正出身的，文的武的，正途的，军功的，捐班的，顶冒的，——只要是个“官”，都有他的份。

一部大书开卷便是一个训蒙私塾，——制造官的工厂。那个傻小子王老三便是候补的赵温，赵温便是候补的王乡绅。王老三不争气，只会躲在赵家厨房里“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赵温争气一点，能躺在钱典史的烟榻上捧着本《新科闱墨》用功揣摩。其实那哼八股的新科举人同那啃骨头的傻小子有什么分别？所谓科举的“正途出身”，至多也不过是文章用浆子糊在桌子上，低着头死念的结果。功夫深了，运气来了，瞎猫碰到了死老鼠，啃骨头的王老三也会飞黄腾达地“中进士做官”去。

这便是正途出身的官。

钱典史便是捐班出身的官的好代表。他虽然只做得一任典史，却弄了不少的钱回来，造起新房子来，也可以使王乡绅睁着大眼睛流涎生羡，称赞他“这样做官才不算白做”。他的主义只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他的理想是：“也不想别的好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甚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

这都是全书的“楔子”，以下便是“官国活动大写真”的正文了。

正文的第一幕是在江西。江西的藩台正在那里大开方便，出卖官缺。替他经手的是他的兄弟三荷包。请看三荷包报的清账：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宁卢子廷，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账的。……

这笔账很可以代表当日卖官的情形。无论经手的是江西的三荷包，或是两湖制台的十二姨太太，或是北京的黄胖姑，或是宫里的黑大叔，地域有不同，官缺有大小，神通有高低，然而走的都只是这一条路。这都是捐上的加捐。

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钱，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钱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钱是有定额的，买缺的钱是没有定额而只有市价的。捐官的钱是史料，买缺的钱更是史料。

“千里为官只为财”，何况这班官又都是花了大本钱来的呢？他们到任之后，第一要捞回捐官的本钱，第二要捞回买缺的本钱，第三还要多弄点利钱。还有那班“带肚子”的账房二爷们，他们也都不是来喝西风的，自然也都要捞几文回去。羊毛总出在羊身上，百姓与国家自然逃不了这班饿狼馋狗的侵害了。公开卖官之弊必至于此。李宝嘉信手拈来，都成材料；其间尽有不实不尽之处，但打个小折扣之后，终可算是有社会史料的价值的。

写大官的地方都不见出色，因为这种材料都是间接得来的，全靠来源如何；倘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根据亲身的观察，那故事经过几道传述，便成了乡下人说朝廷事，决不会亲切有味了。例如书中说山东抚院阅兵会外宾（第六、七回）等事，看了令人讨厌。又如书中写北京官场的情形（第二十四——二十九回），看了也令人起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大概作者写北京社会的部分完全是摭拾一些很普通的“话柄”勉强串成的。其中如溥四爷认“崇”字（第二十四回，页12），如华中堂开古董铺（第二十五、二十六回），徐大军机论碰头的妙语（第二十六回），都不过是当日喧传人口的“话柄”罢了。在这种地方，这部书的记载是很少文学兴趣的，至多不过是摭拾话柄，替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形留一点史料罢了。

有人说，李宝嘉的家里有人做过佐杂小官。这话我们没有证据，不敢轻信。但读过的人总都感觉这书写大官都不自然，写佐杂小官却都有声有色。大都作者当初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抗不住别的“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摭拾官场话柄的类书。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绩必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也许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官场”全部的笼统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做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所以他几回想特别描写佐杂小官，几回都半途收缩回去。

你看此书开头就捧出一位了不得的钱典史，此人真是做官的高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抱定“实事求是”的秘诀。他先巴结赵温，不但想赚他几个钱，还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因为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钱典史的热心也就淡了下来。那一天，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

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

大家散了之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还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第二回）

这种细密的心思岂是那死读《新科闱墨》的举人老爷们想得到的吗？

第三回写钱典史交结戴升，走黄知府的路子，谋得支应局的收支差使，这一段也写的很好。但第四回以下，钱典史便失踪了；作者的眼界抬高了，遂叫一班大官把这些佐杂老爷们都赶跑了。第七回以下，一个候选通判陶子尧上了一个洋务条陈，居然阔了一阵子。

直到第四十三回，作者大概一时缺乏大官的话柄了，忽然又把笔锋收回来描写一大群佐杂小官的生活。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回，这三回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彩的部分。这部“佐杂现形记”共有好几幕，都细腻的很。第一幕是在首府（武昌府）的大堂门口，——佐杂太爷们给首府“站班”的所在。那一天，首府把其中的一员，蕲州吏目随凤占，唤了进去，说了几句话。随凤占得此异常的荣遇，出来的时候，同班的二三十个穷佐杂都围了上来，打听消息。这一幕好看的很：其时正是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其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半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擦抹。如今听说首府叫随凤占保举人，便认定了随凤占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一齐围住了他，请问贵姓台甫。

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些的，亲自走到大堂暖阁后面一看，瞥见有个万民伞的伞架子在那里，他就搬了出来，靠墙摆好，请他坐下谈天（第四十三回，页17）。

底下便是几位佐杂太爷们——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的高论。后来，申守尧家的一个老妈子来替他拿衣服，无意之中说破了他家里没米下锅，申守尧生气了，打了她一个巴掌，老妈不服气，倒在地上号啕起来。她这一闹，惊动了许多人，围住看热闹。申守尧又羞又急，拖她不起来。后来还亏本府的门政大爷出来骂了几句，要拿她送首县，她才住了哭，站了起来。

此时弄得申守尧说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门政大爷跟前敷衍两句。谁知等到走上前去，还未开口，那门政大爷早把他看了两眼，回转身就进去了。申守尧更觉羞的无地自容，意思又想过来，趁势吆喝老妈两句，谁知老妈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第四十四回）

幸亏那位“古道热肠”的秦梅士喊他的儿子小狗子来帮忙。

小狗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换好。老头子也一面把衣裳脱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处；又把申守尧的包裹，靴子，帽盒，也交代儿子拿着。……无奈小狗子两只手拿不了许多，幸亏他人还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到一根棍子，两头挑着；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头上，然后挑了衣包，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

第一幕完了。第二幕是在申守尧的家里。申守尧同那秦小狗子回到家里，只见那挨打的老妈子在堂屋里哭骂。申守尧要撵她走，她要算清了工钱才走，还要讨送礼的脚钱。申守尧没有钱，她就哭骂不止，口口声声“老爷赖工钱，吃脚钱！”

太太正在楼上捉虱子，所以没有下来，后来听得不像样了，只得蓬着头下来解劝。

其时小狗子还未走，……一手拉，一面说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账东西。等他走了以后，老伯要送礼，等我来替你送。就是上衙门，也是我来替你拿衣帽。……”申守尧道：“世兄！你是我们秦大哥的少爷，我怎么好常常的烦你送礼拿衣帽呢？”小狗子道：“这些事，我都做惯的；况且送礼是你申老伯挑我赚钱，以后十个钱我也只要四个钱罢了。”

等到太太把老妈子的气平下来了，那位秦大爷的大少爷还不肯走。

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楂吃。”

可怜申守尧……只得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天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

秦太爷的做官秘诀：“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不可放松”（第四十三回，页20），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爷学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制台衙门的客厅上（第四十四回，页11—16），第四幕在蕲州（第四十四回，页17；第四十五回，页6），第五幕在蕲州河里档子班的船上（第四十五回，页6—22），——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我不必多引了。

这一长篇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很有精彩的描写，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最接近。这一部分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

但作者终想贪多骛远，又把随凤占、钱琼光一班佐杂太爷抛开，又去写钦差大臣童子良（铁良）的话柄了。从此以后，这部书又回到话柄小说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曾说是一部模仿的讽刺小说（《胡适文存》二集，二卷，页173 以下）。鲁迅先生在他的（页327 以下）里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把、、、等书都归入这一类。他这种区别是很有见地的。他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先生最推崇，曾说：迨吴敬梓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目。（《小说史略》，页245）

他又说：是后亦鲜以公心讽世之书如者。（同书，页253）

鲁迅先生这样推重，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同的。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故他的小说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他是个文学家，又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他的见解高，故能“哀而不愠，微而婉”。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刘鹗之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了。

鲁迅先生批评的话也很公平，他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同书，页329）

这部书确是联缀许多“话柄”做成的，既没有结构，又没有剪裁，是第一短处。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作者还肯加上一点组织点缀的功夫，有时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技术都免去了，便成了随笔记账。这是第二短处。这样信手拈来的记录，目的在于铺叙“话柄”，而不在于描摹人物，故此书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有一点个性的表现，读者只看见一群饿狗嚷进嚷出而已。唐二乱子乱了一会，忽然又不乱了；刘大侉子侉了一会，忽然又不侉了。贾筱之（假孝子）假孝了一会，也就把老太太撇开了；甄守球（真守旧）似乎应该有点顽固的把戏，然而下文也就没有了。这是第三短处。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班人，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这是第四短处。

但我细读此书，看作者在第四十三回到四十五回里表现的技术，终觉得李宝嘉的成绩不应该这么坏，终觉他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他在开卷几回里，处处现出模仿的痕迹。他似乎是想用心做一部讽刺小说的。假使此书用赵温与钱典史做全书的主人翁，用后来描写湖北佐杂小官的技术来叙述这两个人的宦途历史，假使作者当日肯这样做去，这部书未尝不可以成为一部有风趣的讽刺小说。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

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但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到了今日，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资文明！在这一个“讳疾而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

《胡适文有三集》卷六

正文 ◇文史小集【近人书话】

◇文史小集【近人书话】

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芝生吾兄：

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谢远道寄赠的厚意。

今日偶见一点，不敢不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第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则有何根据？当孔子生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论，其中“立言”已为三不朽之一了。他并且明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立言”。难道其时的立言者都是口说传授吗？孔子自己所引，如周任之类，难道都是口说而已？至于邓析之书，虽不是今之传本，岂非私人所作？故我以为这一说殊不足用作根据。

第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孟子》后。”此说更不能成立。岂一切非问答体之书，皆应在《孟子》之后吗？《孟子》以前的《墨子》等书岂皆是后人假托的？况且“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一个通则又有什么根据？以我所知，则世界文学史上均无此通则。《老子》之书韵语居多，若依韵语出现于散文之前一个世界通则言之，则《老子》正应在之前。、《檀弓》一类鲁国文学始开纯粹散文的风气，故可说纯散文起于鲁文学，可也；说其前不应有《老子》式的过渡文体，则不可也。

第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此条更不可解。什么样子的文字才是简明之“经”体？是不是格言式的文体？

孔子自己的话是不是往往如此？翻开一看，其问答之外，是否章章如此？”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是不是“简明之‘经’体？”

怀疑《老子》，我不敢反对；但你所举的三项，无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为它一辩。推翻一个学术史上的重要人，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较有根据的理由。

任公先生所举证据，张怡荪兄曾有驳文，今不复能记忆了。今就我自己所能见到之处，略说于此。任公共举六项：（一）孔子十三代孙能同老子的八代孙同时。此一点任公自己对我说，他梁家便有此事，故他是大房，与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辈。我自己也是大房，我们族里的排行是“天德锡祯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辈，少时常同“天”字辈人同时；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辈了，而别的一支还只到“祥”字辈。这是假定《史记》所记世系可信。何况此两个世系都大可疑呢？

（二）孔子何以不称道老子？我已指出“以德报怨”一章是批评老子。此外“无为而治”之说也似是老子的影响。

（三）《曾子问》记老子的话与《老子》五千言精神相反。这是绝不了解老子的话。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道，正是拘谨的人。

（四）《史记》的话本可不论，我们本不根据《史记》。

（五）老子有许多话太激烈了，不像春秋时人说的。试问邓析是不是春秋时人？做那《伐檀》、《硕鼠》的诗人又是什么时代人？

（六）老子所用“侯王”“王公”“王侯”“万乘之君”“取天下”等字样，不是春秋时人所有。他不记得了吗？《蛊》上九有“不事王侯”。《坎》象辞有“王公设险”，《离》象辞有“离王公也”。孔子可以说“千乘之国”，而不许老子说“万乘之君”，岂不奇怪？至于“偏将军”等官名，也不足据。《汉书·郊祀志》不说“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吗？

以上所说，不过略举一二事，说明我此时还不曾看见有把《老子》挪后的充分理由。

至于你说，道家后起，故能采各家之长。此言甚是。但“道家”乃是秦以后的名词，司马谈所指乃是那集众家之长的道家。老子、庄子的时代并无人称他们为道家。故此言虽是，却不足推翻《老子》之早出。

以上所写，匆匆达意而已，不能详尽，甚望指正。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

正文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宾四先生：

去年读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敬父子年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我想略贡献一点意见，请先生指教。

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的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之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试即先生所举各例，略说一二事。如云：《说卦》“帝出于震”之说，……其思想之规模、条理及组织，盛大精密，皆逊《老子》，故谓其书出《老子》后，袭《老子》也。以下推断率仿此。

然先生已明明承认《大宗师》已有道先天地而生的主张了。“仿此推断”，何不可说“其书出《老子》后，袭《老子》语也”呢？

又如先生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

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先生对于古代思想的几个重要观念，不曾弄明白，故此文颇多牵强之论。

如天命与天志当分别而论。天志是墨教的信条，故墨家非命；命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与尊天明鬼的宗教不能并存（后世始有“司命”之说，把“命”也做了天鬼可支配的东西）。

当时思想的分野：老子倡出道为天地先之论，建立自然的宇宙观，动摇一切传统的宗教信仰，故当列为左派。孔子是左倾的宗派，一面信“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无为的宇宙论，又主“存疑”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是左倾的表示；一面又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则仍是中派。孔、孟的“天”与“命”，皆近于自然主义：“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皆近于老、庄。此孔、孟、老、庄所同，而为尊天事鬼的宗教所不容。墨家起来拥护那已动摇的民间宗教，稍稍加以刷新，输入一点新的意义，以天志为兼爱，明天鬼为实有，而对于左派中派所共信的命定论极力攻击，这是极右的一派。

思想的线索必不可离开思想的分野，凡后世的思想线索的交互错综，都由于这左、中、右三线的互为影响。荀卿号为儒家，而其《天论》乃是最健全的自然主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大宗师》一篇已是纯粹宗教家的哀音，已走到极右的路上去了。

《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只好勉强叫他做一种历程——道——或形容他叫做“大”。

这个观念本不易为多数人的了解，故直到战国晚期才成为思想界一部分人的中心见解。但到此时期，——如书中，——这种见解已成为一个武断的原则，不是那“强为之名”的假设了。

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匆匆草此，深盼指教。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

正文论《春秋》答钱玄同

论《春秋》答钱玄同

玄同兄：

你可考倒我了。我这几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春秋》的性质的问题，所以对于你的质问，我几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却使我不能不想想这个问题，想想的结果，略如下方，写出请你指教。

第一，孟轲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想，“其文则史”一句似乎是说，以文字体裁而论，《春秋》是一部史，与别国的史正是“一也”。

试看齐国史官记“崔杼弑其君”，晋国史官记“赵盾弑其君”，其文字体裁正与《春秋》相同。况且“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句，从文法上严格说来，应译作，“至于这里面的意义，可是我偷了他们的了”。旧注以“窃取”为谦辞，我却不肯放过这句话。我以为董狐，齐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权已经成立了，故孔子自认窃取史官“书法”的意义，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第二，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记史事，确有使跋扈权臣担忧之处。故有“乱臣贼子惧”的话。此事正不须有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敢说老实话，敢记真实事，便可使人注意（惧）了。今之烂污报馆，尚且有大官贵人肯出大捧银子去收买，何况那位有点傻气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国朋友佗音比（Arnold toynbee）每年编一册“国际关系调查”，颇能据事直书。

这几年中，每年都有列国外交当局对他的记事表示很关切的注意，往往供给材料，请他更正。这便是“惧”字的“今谊”了。（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借来印证）

第三，孔门的后人不能继续孔子以私家学者作史的遗风，却去向那部比断烂朝报高明不多的《春秋》里寻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义。于是越钻越有可怪的议论发现。其实都是像禅宗和尚说的，“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是和尚自疑别有什么事”。（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能证明此书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为简短，故颇像“断烂”；其实我们看惯了殷虚卜辞，更见了董狐齐史所记，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书，也许真是孔子仿古史书法而作的。我从前（《哲学史》一○三）曾疑《春秋》有“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现在看来，在那种时代，私家记载不能不有所忌讳，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见了你的原书和我的答书的前半，他写出了三条意见，如下：（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记录的。

（a）书法是可有的事。

（b）断烂朝报的性质是古初的著作体裁使然，详细的必是口传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纪录，并且利用它。

（3）孔子也许公布古代史官的纪录，并接续记载当时的事。

子水的意见和我相差不远。

以上所说，不知能算是交卷了吗？

谢谢你为我的生日费了那么多的工夫写那篇长文。裱成时，还要请你签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工夫。

适之十九，十二，二十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附录]

钱先生来书

适之兄：

今有一事要请问你：你对于《春秋》，现在究竟认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你的《哲学史》中说《春秋》不该当它历史看，应该以《公》、《穀》所说为近是，它是孔子“正名”主义的书；后来你做北大《国学季刊宣言》，对于清儒治《春秋》而回到《公羊》的路上，认为太“陋”了，并且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上为同等之讥评。我对于你这个论调，可以作两种解释：（一）你仍认《春秋》为正名之书，仍以《公》《穀》所言为近是；但对于庄、刘、龚、康诸公的“《春秋》扩大会议派”，动不动说“微言大义”“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这些话觉得太讨厌了，离开真相太远了，所以用一个“陋”字来打倒它。（二）你前后的见解不同了，你后来认为《春秋》只是一部“断烂朝报”，不但没有那些微言大义，并且也不是孔子正名之著作。我这两种解释未知孰是，请你自己告我。

我现在的意见，是主张你前一说而略有不同。我以为《春秋》确是正名之书，但不见得就是孔子的笔削（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欢“隆礼”“正名”的人们干的把戏，作《公羊传》者当是此笔削《春秋》者的数传弟子之类。《公羊》所言已有些“扩大会议”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说越不可究诘了。至于清代的先生们，则离题更远，甘脆一句话，他们是“托《春秋》而改制”罢了。我因为觉得《春秋》的称名上确有些奇怪：如整整齐齐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远不变，今证之于《钟鼎款识》，实在觉得没有这么一回事；尤其是楚国，这“楚子”的称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儿罢了。此外如那样的褒扬宋伯姬，也颇可疑。故鄙见以为认《春秋》有尔许微言大义的说法，固然不对；若竟认为是鲁国的“政府公报”的原本，似亦未合。你以为然否？希望赐答为荷。

弟玄同白十九，十二，十九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正文读《管子》

读《管子》

其一

胡适曰：《管子》非管仲所作也。前人多疑其为战国时人所伪托者，其说散见诸书。今摭拾群言，辅以臆说，作《读〈管子〉》。

《管子·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则书非仲所自作可知。仲之死在周襄王八年（前644），而《形势解》篇称三王五伯，五伯最后死者楚庄（死于定王十六年，当前591），其去仲之死已五十年矣。《小称》篇又称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之亡犹存。吴之亡在周元王四年（前472），去仲之死，已百七十年。《七臣七主》篇称楚王好小腰，及吴王好剑。吴王盖阖庐，死于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去仲之死，可百五十年。好细腰者乃楚灵王，死于景王十六年（前529），去仲尼之死，亦已百余年矣。然则《管子》匪特非管仲所自作，亦非战国以前人所作也。

此说也，不独证之书中史事而信，即就书中学说言之，其证据乃益确凿不可摧陷。《立政》篇云：“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弭兵之说，春秋时已有所闻，至于兼爱，则墨翟以前，未之闻也。且《立政九败解》篇说兼爱之旨曰：“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疑脱一其字）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此明引《墨子》之事矣（参观《墨子》兼爱诸篇）。又可知是书之作，在《墨子》以后也《立政》篇又攻全生之说。今按《立政九败解》说全生之道，乃大类杨朱之说。墨子之弟子有及见杨朱者，杨朱盖后于墨子云）。

书中《版法》、《幼官》、《轻重戊己》诸篇，皆阴阳家之言。、《枢言》、《九守》诸篇，论按实立名修名责实，则名家之言。其称法治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此全袭慎子之言，而颠倒之，以欺人耳。其称以有刑至无刑，欲使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以臻不言之教，无为之治。此则纯然韩非所谓“道”也。盖周末学术至于韩非之时，而调和之势已成。韩非者，韩人，承申不害之余绪，又为儒家荀卿之弟子，而兼治老子、慎子之学，于是合儒、老、名、法而成一调和之道家。其时治此调和之学者，当不止韩非一人。著《管子》者，疑即其中一人（或数人），盖与韩非同时，或先后之。观本书篇目次第及行文体势，皆最近《吕览》、《韩非子》，可知也。

其书托于管仲，而其言则纯然道家之旨，故其书在《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然其所谓“道”，固不同老子之所谓“道”，乃韩非之徒之所谓“道”，而亦司马谈之所谓“道”也。谈之言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法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管子》之所以得列于道家欤！

其二顷见梁任公先生所著《管子》（《中国六大政治家》之第一编）中有一节云：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仲自作。虽然，《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诸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余已耳！（第4 页）

胡适曰：梁先生盖持两说：一据《史记》之言，以证《管子》之非全出于后人之依托；一则假令《管子》非仲自作，亦必齐人衍管子绪余者所为。

梁先生博学多识，素所钦仰。然此两说，则殊非下走所敢苟同。谨贡所疑，以质诸明达。

第一，鄙意《史记》之言，殊不可据为定论。即如《史记·庄周列传》，谓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今此三篇之中，其《渔父》、《盗跖》则自宋以来，久为注庄者所屏弃。《胠箧》一篇，文特畅健，后人多不敢斥为伪托；然篇中言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至王建凡十二世，而齐亡于秦（据《史记》则自田成子至王建仅得十世耳。今据纪年正之）。

然则《胠箧》之篇，盖秦汉间人，掇拾老子唾余而作，无可疑也。今若以太史公尝见《管子》《牧民》诸篇，又谓其著书世多有之，而遂谓《管子》真为仲所自作，则太史公尝称庄周之《渔父》、《盗跖》、《胠箧》矣，岂可遽谓此三篇果庄子所作耶？

史公之时，去战国已远，藏书未尽出世，其已献之书，亦真伪互见。当时人士无历史观，不知别假于真，则囫囵受之，概谓之古书而已。太史公父子又非诸子学专家，子长之论述先秦学术，尤多肤浅之见。以墨家造诣之深，影响之大，而《史记》之传墨子仅寥寥二十四字而已，则其疏漏可知（鄙意太史公父子皆未见《墨子》之书，司马谈所称墨学，盖得之韩非耳食而已）。

故《史记》之于先秦诸子，其所称引，间有文学之兴趣，而未足为考古者之根据也。

第二，至于以《管子》为齐稷下诸生衍管子绪余之作，则不独无所征信，亦悖于历史进化之迹已。盖学术思想之进化，自有一定不易之阶级可寻，决无躐等之理。春秋战国时人，虽多称道管子霸业者，然绝无称述其学识者。

则管子初不以学说著述称于世，而今所传《管子》之非春秋战国时人所尝见，可知也。《管子》书中之法治主义，乃周末数百年时势所造，思潮所趋，而决非五霸时所能发生者也。此数百年间之政治学说，由老子之无为主义，一变而为孔子之正名主义，再变而为墨子之尚同主义，三变乃入刑名主义与势治主义、礼治主义三家鼎峙之时代。其后墨学日衰，逮夫战国末年，仅儒、道两家，中分中国。儒家言礼治。礼治者，周旋于人治、法治之间，故其言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道家则专言法治。法治者，无为主义之少子也。其说兼采刑名及势治两说之长，而其最后之期望，意中之郅治，乃在不言之教，无为之治。王荆公曰：“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其有毂辐也（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谓空虚之处）。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老子论》）荆公之论，精辟无伦（晋人裴頠《崇有论》亦洞见此旨，其说见八十三卷）。盖周末学者深知无为之治非可以无为致之，故《管子》曰：“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又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违其命，民不敢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禁藏篇》）

夫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则无为之治矣！然此学说之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子产作刑书也，晋叔向犹怪而讥之。然则任法以为政，在管仲死后百余年，贤如叔向，犹诧为创见；然谓法治之学说（“法治”与“法治主义”

是截然两事，如古代巴比伦人，谓之有法之则可，谓之有法治学说则不可也），已昌明于管子生时，数百年后，稷下诸生衍其“余绪”，犹可成《管子》之书，此岂非大昧于学术思想进化之迹者乎！

一九一六年四月八日

一九一六年六月《留美学生季报》夏季第二号

正文读《吕氏春秋》

读《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贵生主义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宾客所作。吕不韦本是阳翟的一个商人，用秦国的一个庶子作奇货，做着了一笔政治上的投机生意，遂做了十几年的丞相（前249—前237），封文信侯，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史记》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八十五）”。吕不韦死于秦始皇十二年（前235）。此书十二纪之末有《序意》一篇的残余，首称“维秦八年”（当纪元前239 年）此可见成书的年代。

《吕氏春秋》虽是宾客合纂的书，然其中颇有特别注重的中心思想。组织虽不严密，条理虽不很分明，然而我们细读此书，不能不承认他代表一个有意综合的思想系统。《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吕不韦）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大圜即天，大矩即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礼，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这是作书的大意。主旨在于“法天地”，要上揆度于天，下考验于地，中审察于人，然后是与非，可与不可，都不能逃遁了。分开来说，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雏宁。人曰信，信维听。

第一是顺天，顺天之道在于贵生。第二是固地，固地之道在于安宁。第三是信人，信人之道在于听言。“三者咸当，无为而行。”无为而行，只是依着自然的条理，把私意小智平下去，这便是“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一部《吕氏春秋》只是说这三大类的事：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他用这三大纲来总汇古代的思想。

法天地的观念是黄老一系的自然主义的主要思想（这时代有许多假托古

人的书，自然主义一派的人因为儒墨都称道尧舜，尧舜成了滥调了，故他们造出尧舜以前的黄帝的书来。故这一系的思想又称为“黄老之学”）。而这个时代的自然主义一派思想经过杨朱的为我主义，更趋向个人主义的一条路上去，故孟子在前四世纪末年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说当时的三大系思想是杨、墨、儒三家。杨朱的书，如《列子》书中所收，虽在可信可疑之间，但当时的“为我主义”的盛行是决无可疑的。我们即使不信《列子》的《杨朱篇》，至少可以从《吕氏春秋》里寻得无数材料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为这是《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

《吕氏春秋》的第一纪的第一篇便是“本生”，第二篇便是“重己”；第二纪的第一篇便是“贵生”，第二篇便是“情欲”。这都是开宗明义的文字，提倡的是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叫做“贵生”主义，大体上即是杨朱的“贵己”主义。（《不二篇》说，“阳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是古本作“杨朱”，或“阳朱”）其大旨是：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贵生》）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

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重己》）

这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本意。本意只是说天下莫贵于吾生，故不以天下害吾生。这是很纯粹的个人主义。《吕氏春秋》说此义最详细，如云：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不以所以养害所养。……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审为》）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隋侯珠之重也哉？（《贵生》）

以上都是“贵生”的根本思想。因为吾生比一切都重要，故不可不贵生，不可不贵己。

贵生之道是怎样呢？《重己》篇说：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高诱注：适，节也）。

《情欲》篇说：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怎么叫做“由贵生动”呢？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

在四官若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比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这样尊重人生，这样把人生看作行为动作的标准，看作道德的原则，这真是这一派个人主义思想的最大特色。

贵生之术不是教人贪生怕死，也不是教人苟且偷生。《吕氏春秋》在这一点上说的最分明：

子华子（据《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是韩昭侯时人，约当前四世纪的中叶。昭侯在位年代为公元前358 到333）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是一部分，故叫做亏。亏是不满）。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服字高诱训“行也”，是错的。服字如“服牛乘马”的服，在此有受人困辱羁勒之意）。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皆知其所甚恶（《墨经》云，知，接也），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

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贵生》）

正因为贵生，所以不愿迫生。贵生是因为生之可贵，如果生而不觉其可贵，只得其所甚恶，故不如死，孟轲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正是此理。贵生之术本在使所欲皆得其宜，如果生而不得所欲，死而得其所安，那自然是生不如死了。《吕氏春秋》说：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不侵》）

因为天下轻于一身，故以身为人死，或以身为一个理想死，才是真正看得起那一死。这才叫做一死重于泰山。岂但重于泰山，直是重于天下。故《吕氏春秋》又说：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朱。坚与朱，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此下引伯夷、叔齐饿死的故事）……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诚廉》）

全生要在适性，全性即是全生。重在全性，故不惜杀身“以立其意”。老子曾说：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乃）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吕氏春秋》解释此意道：

惟不以天下害其生也者，可以托天下。

又说：

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

明白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了解这种贵生重己的个人主义。

儒家的“孝的宗教”虽不是个人主义的思想，但其中也带有一点贵生重己的色彩。孝的宗教教人尊重父母的遗体，要人全受全归，要人不敢毁伤身体发肤，要人不敢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这里也有一种全生贵己的意思。“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更有贵生的精神。推此精神，也可以养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所不同者，贵生的个人主义重在我自己，而儒家的孝道重在我身所自生的父母，两种思想的流弊大不同，而在这尊重自身的一点上确有联盟的可能。故《吕氏春秋》也很注重孝的宗教，《孝行览》一篇专论孝道，甚至于说：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

这是十分推崇的话了。但他所引儒家论孝的话，都是全生重身的话，如曾子说的：

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又如曾子“舟而不游，道而不径”的话；又如乐正子春下堂伤足的故事里的“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的一段话，都可以算作贵生重己之说的别解。《孝行览》又说：身也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

这正是一种变相的贵生重己主义。

二《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根据于“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充分发展贵生的思想，侧重人的情欲，建立一种爱利主义的政治哲学。此书开篇第一句话便是：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本生》）

政府的起源在于“全生”，在于利群。《恃君》篇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并不主张无政府。政府之设是为一群之利的，所以说：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恃君》）

所以说：

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

所以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贵公》）

政府的功用在于全生，故政府的手段在于利用人的情欲。《用民》篇说：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充，实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为欲》篇说：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

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

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

从前老子要人“无知无欲”，要“我无欲而民自朴”，要“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墨者一派提倡刻苦节用，以自苦为极，故其后进如宋钘有“情欲寡浅”（欲字是动词，即“要”字）之说，以为人的情欲本来就是不要多而要少的《荀子·正论篇》、《正名篇》、《庄子·天下篇》；看我的《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第三章三，第十二篇第一章二）。这种思想在前三世纪已很受严重的批评了，最有力的批评是荀卿的《正名》和《正论》两篇。荀卿很大胆地说：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

《吕氏春秋》从贵生重己的立场谈政治，所以说的更彻底了，竟老实承认政治的运用全靠人有欲恶，欲恶是政治的纪纲；欲望越多的人，越可得用；欲望越少的人，越不可得用；无欲的人，谁也不能使用。所以说：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为欲》）

这样尊重人的欲恶，这样认为政府的作用要“令人得欲无穷”，便是一种乐利主义的政治学说。墨家也讲一种乐利主义，但墨家律己太严，人人“以自苦为极”，而对人却要“兼而爱之，兼而利之”，这里面究竟有点根本的矛盾。极少数人也许能有这种牺牲自己而乐利天下的精神，但这种违反人情的人生观之上决不能建立真正健全的乐利主义。创始的人可以一面刻苦自己，而一面竭力谋乐利天下，但后来的信徒必有用原来律己之道来责人的；原来只求自己刻苦，后来必到责人刻苦；原来只求自己无欲，后来必至于要人人无欲。如果自苦是不应该的，那么，先生为什么要自苦呢？如果自苦是应该的，那么，人人都应该自苦了。故自苦的宗教决不能有乐利的政治，违反人情的道德观念决不能产生体贴人情的政治思想。《庄子·天下篇》说的最好：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故健全的乐利主义的政治思想必须建筑在健全的贵己贵生的个人主义的基础

之上（近世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提倡者，如边沁，如穆勒，皆从个人的乐利出发）。《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重在使人民得遂其欲，这便是一种乐利主义。故此书中论政治，时时提出“爱利”的目标，如云：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离俗》）

如云：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

如云：

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精通》）

如云：

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听言》）

这一派的思想以爱利为政治的纲领，故虽然时时钦敬墨者任侠好义的行为，却终不能赞同墨家的许多极端主张。他们批评墨家，也就是用乐利主义为立论的根据。如他们批评“非乐”的话：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于天也，人不得兴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

这样承认乐是根据于“不可变，不可易”的天性，便完全是自然主义者的乐利思想。

他们批评“非攻”、“偃兵”之论，也是从人民的利害上立论。第一，他们认为战争为人类天性上不可避免的：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荡兵》）

这仍是自然主义者的话，与上文所引承认欲恶为天性是一样的理论。第二，战争虽是不能革，不能移，其中却有巧拙之分，义与不义之别，分别的标准在于人民的利害。他们说：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

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死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也，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荡兵》）

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

在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理论。我们不要忘记了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秦始皇是他的儿子，将来帮助秦始皇做到天下统一的李斯也是吕不韦门下的舍人，也许即是当日著作《吕氏春秋》的一个人。

当时秦国的兵力已无敌于中国，而武力的背后又有这种自觉的替武力辩护的理论，明白的排斥那些非攻偃兵的思想，明白的承认吊民伐罪是正当的，这是帝国统一的思想背景。看他们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秦灭周室在始皇即位前十年，纪元前256 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谨听》）

这完全是当仁不让的口气了。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虽然侧重个人的欲恶，却不主张民主的政治。

篇说：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

为什么呢？因为治国是一件很繁难的事，需要很高等的知识和很谨慎的考虑，不是群众人所能为的。《察微》篇说：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亦可矣。

可惜天下没有这样简单容易的事！

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不可如；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

因为治乱存亡的枢机不容易辨别，“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所以有贤能政治的必要。“弩机差以米则不发”（《察微》篇语），治国之事也是如此。群众往往是短见的，眼光望不出一身一时的利害之外，故可以坐享成功，而不能深谋远虑。

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

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乐成》）

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后安之。夫开善岂易哉？（同）

《乐成》一篇中历举孔子治鲁，子产治郑的故事，来说明民众的缺乏远见。

最有趣的是魏襄王请史起引漳水灌邺田的故事：

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

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

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籍是抄没家产）。

臣虽死籍，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

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贤矣。

治国之道，知虑固不易，施行也不易。不知固不能行，行之而草率苟且，也不能有成，行之而畏难中止，或畏非议而中止，也不能有成。计虑固须专家，施行也须要贤者。这是贤能政治的理论。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政治，其理由如下：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专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间者，不一也。（《执一》）

这是当时政治思想的最普通的主张，无甚深意。墨家的尚同主义不但要一个一尊的天子，还要上同于天。儒家的孟、荀都主张君主。孟子虽有民为贵之论，但也不曾主张民权，至多不过说人民可以反抗独夫而已。古代东方思想只有“民为邦本”、“民为贵”之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民主民权的制度。极端左派的思想确有“无君”、“无所事圣王”之说，但无政府是一件事，民主制度另是一件事。东方古代似乎没有民主的社会背景，即如古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也仍是一种君主制。因为没有那种历史背景，故民权的学说无从产生。西洋的政治史上是先有民权制度的背景，然后有民权主义的政治学说。

但世袭的君主制，究竟和贤能政治的理想不能相容。君主的威权是绝对的，而君主的贤、不肖是不能预定的。以无知或不贤的人，当绝对的大威权，这是绝大的危险。而名分既定，臣民又无可如何，难道只好听他虐民亡国吗？

这是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怎样可以防止避免世袭君主制的危险？前四世纪到三世纪之间，政治哲学对于这个问题，曾有几种重要的解答。第一，是提倡禅国让贤。禅让之说，在这时代最风行，造作的让国神话也最多，似乎都有暗示一种新制度的作用。第二，是主张人民对于暴君有反抗革命的权利。孟子所谓“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都是很明白的承认人民革命的权利。第三，是提倡法治的虚君制度。慎到（《古代哲学史》第十二篇，第一章，1）韩非（同书第十二篇，第二章，4）等人都主张用法治来代替人治。韩非说的最透彻，“释法术而以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

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韩非子·用人篇》）。这是说，若能守着标准法，则君主的贤不贤都不关重要了。这是一种立宪政体的哲学，其来源出于慎到的极端自然主义。慎到要人“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

《庄子·天下篇》说此理最妙：

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坠，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这是当日的法治主义的学理的根据。慎到要人学无知之物，弃知，去己，不用主观的私见，不用一己的小聪明，而完全依着物观的标准，不得已而后动，如飘风之旋，如石头之下坠，动静皆不离于自然之理。这种无知无为的思想，应用到政治上便成了法治的哲学。

《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大概很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故虽不主张纯粹的法治主义，却主张一种无知无为的君道论。《君守》篇说：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乃字疑当在可字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已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

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

《任数》篇说：

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为什么要无知无为呢？因为：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鷃，西服寿麻，北怀儋耳，若之何哉？（《任数》）

因为：

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君守》）

因为：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下，将何以君人乎？（《知度》）

因为这些理由，人主应该无知无事。

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循其数，行其理，为可。（《任数》。循字旧作脩，依

《序意》篇改）

这就是上文所引《序意》篇所说“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的意思。用个人的耳目智巧，总不能无私，所以人君之道须学那无知之物，然后可以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故说：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任数》）

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即是慎到所谓“推而后行，曳而后往”，即是“因”。

慎到说“因”字最好：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人皆欲荣利，恶辱害，国家因而立赏罚，这便是因人之情，便是用人之自为（说详上文）。《分职》篇说：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

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

用非其有，如己有之，也是“因”。

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

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分职》）

我们看了这种议论，可以知道《吕氏春秋》虽然采用自然主义者的无知无为论，却仍回到一种虚君的丞相制，也可以说是虚君的责任内阁制。君主无知无事，故不负责任，所谓“块不失道”，即是虚君立宪国家所谓“君主不会做错事”。不躬亲政事，故不会做错事。政事的责任全在丞相身上。《君守》篇所谓“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是也。慎到是纯粹法治家，故说“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但《吕氏春秋》的作者是代一个丞相立言，故有时虽说“正名”，有时虽说“任数”，却终不能不归到信任贤相，所谓“为宫室必任巧匠，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君主是世袭的，位固定而人不必皆贤。丞相大臣是选任的，位不固定而可以选贤与能。故说：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审分》）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公之后，易为其不易也？”（《任数》）

这是虚君的丞相制。《勿躬》篇又说管仲推荐宁遬为大田，隰朋为大行，东郭牙为大谏臣，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弦章为大理，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

这是虚君的责任内阁制。大臣受令于丞相，丞相对君王负责任，这种制度似乎远胜于君主独裁制了。但在事实上，谁也不能叫君主实行无知无为，这是一大困难。丞相受任于君主，谁也不能叫他必任李斯而不任赵高，这是二大困难。一切理想的虚君论终没有法子冲破这两大难关，所以没有显著的成绩可说。猫颈上挂串铃儿，固然于老鼠有大利益。但叫谁去挂这串铃呢？后世的虚君内阁制所以能有成效，都是因为实权早已不在君主手里了。

我在上文曾指出《吕氏春秋》不信任民众的知识能力，故不主张民主政治，而主张虚君之下的贤能政治。但《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根本在于重民之生，达民之欲，要令人得欲无穷，这里确含有民主政治的精神。所以此书中极力提倡直言极谏的重要，认为是宣达民人欲望的唯一方法，遂给谏官制度建立一个学理的基础。《达郁》篇说：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脏，六腑，肌肤欲其比（高注，比犹致也。毕沅注，谓致密。）

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毕沅引梁履绳说，《续汉书·郡国志》三注引《尔雅》“木立死曰菑”，又引此“草郁即为菑”，疑蒉本是蔷字，即菑也，因形近而讹）。国亦有郁，生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

此下引召公谏周厉王的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败人必多。夫民犹是也。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蒙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下无遗善，上无过举。（此文又见《国语》，文字稍不同）

《自知》篇说：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独甚。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铭，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由自知哉？……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耶？

这都是直言极谏的用处：达民欲，决郁塞，闻过失，都可以补救君王政治的缺点。中国古来有这个直言极谏的风气，史传所记的直谏故事不可胜举，最动人的莫如《吕氏春秋》所记葆申笞责楚文王的故事：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说苑》引此事，葆作保。保即是保傅，申是人名）。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

王曰，“不谷免衣襁褓而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

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今，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

王曰，“敬诺。”

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

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既然打了，爽性有力打罢！）

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于渊，请死罪。

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

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直谏》）

这一类的故事便是谏诤制度的历史背景。御史之官出于古之“史”，而巫祝史卜同是宗教的官，有宗教的尊严。春秋时代，齐之太史直书崔杼弑君，兄弟相继被杀而不肯改变书法；晋之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君，而赵氏不敢得罪他。史官后来分化，一边仍为记事之史，而执掌天文星占之事，仍有一点宗教的权威；一边便成为秦以下的御史，便纯粹是谏官了。葆申故事里说先王卜他为保，故他能代表先王，这里面也含有宗教的权威。古代社会中有了这种历史背景，加上自觉的理论，故谏官制度能逐渐演进，成为裁制君权的最重要制度。

三《吕氏春秋》与李斯

我在前面曾说《吕氏春秋》也许有李斯的手笔，这虽是一种臆测，然而此书的政治思想有“不法先王”的议论，上承荀卿“法后王”的思想，而下合李斯当国时的政策，李斯与韩非同是荀卿的弟子，而在这一点历史进化的见解上他们的主张完全相同，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事吧？试看《吕氏春秋》说：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东是东部，秦在西部，故自称夏而称余国为东），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

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

故择（一作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察今》）

这里的“古今一也”之说最近于荀子的“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第二章2—3）。其实此说不够说明“不法先王”的主张，并且和“时不与法俱至”的话是恰相冲突的。如果真是“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先王之法何以不可得而法呢？何以还怕“时不与法俱至”呢？

大概“法后王”之说出于荀卿，但荀卿所谓“法后王”并不含有历史演化的意义，只是说“文久而灭”，不如后王制度之粲然可考，既然古今同理，何必远谈那“久则论略”的先王制度呢？韩非、李斯一辈人虽然也主张“不法先王”，但他们似受了自然演化论的影响，应用到历史上去，成为一种变法的哲学。韩非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即是此书所谓“有要于时，时不与法俱至”，这才是此书主张不法先王的真意义。（韩非的书流传入秦，史不记何年。《始皇本纪》说用李斯计攻韩在始皇十年，其时始皇已读了韩非的书了。似韩非书传入秦国或在八年吕不韦著书之前）这里偶然杂入了一句荀卿旧说，其实不是著书者的本意。试看此篇下文云：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表是测量）。澭水暴益，荆人勿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所以败也。

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变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举矣。

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

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察今》）

这种变法的哲学最像韩非的《五蠹》篇，其根据全在一种历史演进的观念。

此种观念绝非荀卿一辈主张古今虽久而同理的儒家所能造出，乃是从庄子一派的自然演化论出来的，同时又是那个国际竞争最激烈的时势的产儿。其时已有商鞅、赵武灵王的变法成绩，又恰有自然演变的哲学思想，故有韩非、李斯的变法哲学。《察今》篇中的表澭水的故事，说的何等感慨恳切。此故事和同篇的“刻舟求剑”的寓言，和韩非《五蠹》篇的“守株待兔”的寓言，命意都绝相同，很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渊源。韩非不得用于韩国，又不得用于秦国，终于死在李斯、姚贾手里。韩非虽死，他的变法的哲学却在李斯手里发生了绝大的影响。李斯佐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除封建制度，分中国为郡县，统一法度，画一度量衡，同一文字，都是中国有历史以来的绝大改革。后来因为博士淳于越等的反对新政，李斯上焚书的提议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此与《察今》篇的“七十一圣”一段相同。议奏中又切责诸生“不师今而学古”，“语皆道古以害今”，又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又有“以古非今者族”的严刑。这都是《五蠹》篇和《察今》篇的口气。究竟还是《吕氏春秋》采纳了韩非的思想来做《察今》篇呢？还是李斯借了吕不韦来发挥他自己的变法哲学呢？还是李斯不过实行了韩非的哲学呢？还是李斯、韩非同是时代的产儿，同有这种很相同的思想呢？——可惜我们现在已无法解答这些疑问了。

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校改

《胡适文存三集》卷三

正文《〈淮南鸿烈〉集解》序

《〈淮南鸿烈〉集解》序

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之力终有所穷。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顺序，部勒紊乱之资料；或依韵目，或依字画，其为事近于机械，而其为用可补上智才士之所难能。是故有《史姓韵编》之作，而中下之才智能用《二十四史》矣；有《经籍纂诂》之作，而初学之士能检古训诂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总账式者，向来集注、集传、集说之类，似之。同一书也，有古文今文之争，有汉宋之异，有毛郑之别，有郑王之分。历时既久，异说滋多。墨守门户之见者，囿于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辞以求胜；而时过境迁，向日斤斤之事，要不过供后人片段之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颠倒数万卷，辨各家之同异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华，于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若商家之终岁结账然，综观往岁之盈折，正所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

专史云者，积累既多，系统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择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类别，或以时分，著为专史。专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实为通史之渊源也。二千年来，此业尚无作者；郑樵有志于通史，而专史不足供其采择；黄宗羲、全祖望等有志于专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细。

此则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于后来者矣。

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之国故整理也。《淮南王书》，折衷周秦诸子，“弃其畛挈，斟其淑静，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谓结古代思想之总账者也。其书作于汉代，时尚修辞；今观许慎、高诱之注，知当汉世已有注释之必要。历年久远，文义变迁，传写■夺，此书遂更难读。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迄乎近世，经师傍求故训，博览者始稍稍整治秦汉诸子；而《淮南王书》，治之者尤众。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较大者，莫如高邮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间有创获，已多臆说矣；王绍兰、孙诒让颇精审，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庄逵吉、洪颐煊、陶方琦请人，亦皆瑕瑜互见。计二百年来，补苴校注之功，已令此书稍稍可读矣。然诸家所记，多散见杂记中，学者罕得遍读；其有单行之本，亦皆仅举断句，不载全文，殊不便于初学。以故，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者之先务哉？

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吾知之稍审，请略言之。唐宋类书征引淮南王书最多，而向来校注诸家搜集多未备；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遗漏尚多。

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许、高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取原书，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同异；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

方叔雅辑书时，苟有引及，皆为辑出，不以其为前人所已及而遗之。及其为《集解》，则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如《诠言训》：“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

心为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据上文“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因谓“鼻”

字为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声，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论此一条云：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脱“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处耳目口鼻并举，皆其证也。俞氏不据《文子》以证上文之脱失，反以“鼻”字为后人据《文子》增入，谬矣。惟余亦未在他处寻得更的确之证据，故未敢驳之耳。

此可见叔雅之矜慎。叔雅于前人之说，乐为之助证，而不欲轻斥其失，多此类也。然亦有前人谬误显然，而叔雅宁自匿其创见而为之隐者，如《本经训》“元元至砀而运照”，俞樾校云：樾谨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气也。”分两字为两义，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误。

正文本曰，“元光至砀而运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气也。”《俶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此元光二字见于本书者。高彼注曰，“元光，内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则此曰“元，天也。”正与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气也。”三字，而今脱之也。

（《诸子平议》三十，页8）

叔雅稿本中记此条云：

宋明本皆作“玄元至砀而运照”。庄本避清圣祖讳，改玄为元耳。俞氏未见古本，但凭庄本立说，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训。《厚道》、《览冥》、《说山》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释名》，“天谓之玄”。桓谭《新论》《后汉书·张衡传》注引），“玄者，天也。”

此条今亦未收入《集解》，岂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责备前人，为乘其不备耶？此则忠厚太过，非吾人所望于学者求诚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论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观。如《俶真训》云：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然而失木性，钧也。

向来校者，仅及名物训诂，未有校其文义之难通者。叔雅校云：“然其断在沟中”句疑有脱误。《庄子·天地篇》作“其断在沟中”，亦非。惟《御览》七百六十一引作“其一断在沟中”不误。今本“一”字误置“比”字上，传写又改为“壹”，义遂不可通矣。（卷二，页11）

此据《御览》以校，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坠形训》云：

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指而无后。

高注云：

膏，豕也，熊猿之属。无前，肥从前起也。指，牛羊之属。无后，肥从后起也。

庄逵吉校云：

指应作脂，见《周礼》注，所谓“戴角者脂，无角者膏”是也。又王肃《家语》注引本书，正作脂。

庄校已甚精审，然“无前”“无后”之说终不易解。叔雅校云：庄校是也。《御览》八百六十四，脂膏条下，八百九十九，牛条下引，指并作脂，是其确证。又无前无后，义不可通。“无”疑当作“兑”，始讹为“无”，传写又为“无”耳。《御览》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兑前兑后，又引注云：“豕马之属前小，牛羊后小”，是其证矣。前小即兑前，后小即兑后也。（卷四，页9.兑即今锐字）

此条精确无伦，真所谓后来居上者矣。

类书之不可尽恃，近人盖尝言之。叔雅校此书，其采类书，断制有法。

若上文所引《御览》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据，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见或三见而先后互异者，或各书同引一文而彼此互异者，或仅一见而与今微异者，其为差异，虽甚微细，亦必并存之，以供后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间亦实有可供义解之助者。如《说林训》云：以兔之走，使犬如马，则逐日归风。及其为马，则又不能走矣。

孙诒让校此句，谓“归当为遗，声之误也”；其为臆说，无可讳言。叔雅引《御览》九百九引，作：以兔之走，使大如马，则逐日追风。及其为马，则不走矣。

此不必纠正孙说，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归”字之为“遗”为“追”，而在“犬”字之应否作“大”。盖校书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则暗示易，而向之不为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拶榨而出矣。上文之“兑”，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书，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然有一事，犹有遗憾，则钱绎之《方言笺疏》未被采及，是也。《淮南王书》虽重修饰，然其中实多秦汉方言，可供考古者之采访。如开卷第一页“甚淖而滒”，高注曰，“滒，亦淖也。夫饘粥多沈者谓滒。滒读歌讴之歌。”庄逵吉引《说文》“滒，多汁也”以证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谓多汗为“淖”，粥多沈则谓之“淖粥”；欲更状之，则曰“淖滒滒”，滒今读如呵。又如《主术训》云：“聋者可使嗺筋，而不可使有闻也。”王绍兰与孙诒让皆引《考工记》“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郑司农注“嚼之当熟”。孙又引贾疏“筋之椎打嚼啮，欲得劳敝”，谓“嚼筋”为汉时常语，即谓椎打之，使柔熟，以缰弓弩也（本书卷九，页12）。今徽州绩溪人詈人多言而无识，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类，皆可今古互证。钱绎所辑，虽未及于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书中语，与方言故训并列，往往多所发明，似亦未可废也。

质之叔雅，以为如何？

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正文《神会和尚遗集》序

《神会和尚遗集》序

民国十三年，我试作《中国禅学史》稿，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我在《宋高僧传》里发现了神会和北宗奋斗的记载，又在宗密的书里发现了贞元十二年敕立神会为第七祖的记载，便决心要搜求关于神会的史料。但中国和日本所保存的禅宗材料都不够满足我的希望。我当时因此得一个感想：今日所存的禅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赞宁、契嵩以后的材料，往往经过了种种妄改和伪造的手续，故不可深信。我们若要作一部禅宗的信史，必须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轻信五代以后改造过的材料。

但是，我们向何处去寻唐朝的原料呢？当时我假定一个计画，就是向敦煌所出的写本里去搜求。敦煌的写本，上起南北朝，下讫宋初，包括西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寻求的时代。况且敦煌在唐朝并非僻远的地方，两京和各地禅宗大师的著作也许会流传到那边去。

恰好民国十五年我有机会到欧洲去，便带了一些参考材料，准备去看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发见了三种神会的语录，十一月中又在伦敦发见了神会的《显宗记》。此外还有一些极重要的禅宗史料。

我假定的计画居然有这样大的灵验，已超过我出国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归国时，路过东京，见着高楠顺次郎先生，常盘大定先生，矢吹庆辉先生，始知矢吹庆辉先生从伦敦影得敦煌本《坛经》，这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楠、常盘、矢吹诸博士都劝我早日把神会的遗著整理出来。但我归国之后，延搁了两年多，始能把这四卷神会遗集整理写定；我另作了一篇《神会传》，又把《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神会语录》三则钞在后面，作一个附录。全书共遗集四卷，跋四首，传一篇，附录一卷，各写两份，一份寄与高楠博士，供他续刊《大藏经》的采用，一份在国内付印，即是此本。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

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二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

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巴黎的ProfessorPaul 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谢日本矢吹庆辉博士寄赠敦煌本《坛经》影本的好意。我得着矢吹先生缩影本之后，又承Dr.Giles 代影印伦敦原本。不久我要把敦煌本《坛经》写定付印，作为《神会遗集》的参考品。

余昌之、周道谋二先生和汪协如女士校印此书，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谢的。

一九，四，一○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二

正文《中古文学史概论》序

《中古文学史概论》序

做文学史，和做一切历史一样，有一个大困难，就是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史料。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例如记五代十国的时代，史家只叫我们记着那许多无谓的梁唐晋汉周，和高祖、庄宗、世宗……和荆南、吴越、南唐……等等。但我们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们就应该知道，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板的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记载桑维翰的大话，不如研究李煜、冯延巳一班人的小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里，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窟里，前不多年，忽然发现韦庄详记北方饥荒的一首白话长诗，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史料来，什么谨严的史传，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的了！

做文学史，也是如此。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反动。临桂王氏和湖州朱氏提倡翻刻宋元的词集，贵池刘氏和武进董氏翻刻了许多杂剧传奇，江阴缪氏、上虞罗氏翻印了好几种宋人的小说。市上词集和戏剧的价钱渐渐高起来了，近来更昂贵了。近人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对于小说，渐渐能尊重赏识了。这种风气的转移，竟给文学史家增添了无数难得的史料。词集的易得，使我们对于宋代的词的价值格外明了。

戏剧的翻印，使我们对于元明的文学添许多新的见解。古小说的发现与推崇，使我们对于近八百年的平民文学渐渐有点正确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东坡山谷的诗远不如他们的词能代表时代；姚燧、虞集、欧阳玄的古文远不如关汉卿、马致远的杂剧能代表时代；归有光、唐顺之的古文远不如、能代表时代；方苞、姚鼐的古文远不如、能代表时代。于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见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种革命了。

现在还有许多守旧的人，对于正统文学的推翻和小说戏剧的推崇，总有点怀疑。不过这是因为他们囿于成见，不肯睁开眼睛去研究文学史的事实。

他们若肯平心静气地研究二千多年的文学史，定可以知道文学史上尽多这样的先例；定可以知道他们所公认的正统文学也往往是从草野田间爬上来的。

《三百篇》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自然是最明显的例。但最有益的教训莫过于中古文学史。

中古文学史给我们什么教训呢？

当西汉的时候，当时所有典型的文学大概只有两种：一是周秦的散文；二是南方的赋体。《三百篇》虽尊为“经”，但四言的诗已不适用）前者演为司马迁、班固以下的古文；后者演为司马相如、张衡等的赋。这是正统文学。但两汉时期内，民间忽然发生了不少的无主名的诗歌。后来经政府几度的采集，用作各种乐歌，这一类的诗歌遂得着“乐府歌辞”的类名。这一类平民文学之中，真有许多绝妙的文学作品。如鼓吹曲中的《战城南》，如相和歌辞中的《孤儿行》、《妇病行》、《陌上桑》等，如杂曲歌辞中的《孔雀东南飞》，都是绝好的作品，远胜于司马相如、扬雄一班人所作的那些铺张堆砌的笨赋。汉代虽然有了这种有价值的平民文学，然而当时的文人学士似乎还不曾完全了解乐府歌辞在文学上的地位。他们仍旧努力去做那堆砌艰晦的赋，而不肯做那新兴的民间诗体。故从正统文学的方面看起来，我们只见从贾谊的《鹏赋》到祢衡的《鹦鹉赋》，果然也成一条不断的正统。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条线只能代表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而不能代表那真有生命的民间文学；只能代表那因袭模仿的古典文学，而不能代表那随时代变迁的活文学。直到建安黄初的文学时期，曹操父子出来，方才大胆地模仿提倡那自由朴茂的乐府诗体。从此以后的诗人大部分经过一个模拟古乐府的时期，于是两汉平民文学的价值方才大明白于世，而《孤儿行》、《陌上桑》一类的诗歌遂从民间文学一跃而升作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这不是一个很有益的教训吗？

再说下去。南北朝时代，中国北方完全沦陷在北部异族的统治之下，中原文化只好搬到江南来避难。这个时期内，发生了两大系的平民文学：一是北方新民族的英雄文学，如《折杨柳歌辞》，如《琅琊王歌辞》，如《木兰辞》之类；一是南方民族的儿女文学，如《子夜读曲》诸歌，一方面的慷慨悲壮，一方面的宛转缠绵，都极尽平民文学的风致。然而当时的贵族文人，一面虽也学时髦，居然肯模仿汉魏乐府；一面却不知道赏识眼前的活宝贝，他们只会作“拟”某人或“拟”某题的诗，而不能采用当日民间的文学新体。

所以从表面上看去，我们也只看见江淹、颜延之、沈约一班人的古典文学，或是北方苏绰等人的假古董，而不看见那真有生气又真有价值的南北平民文学。直到萧梁以后，民间新乐府的价值才渐渐逼人承认了；那种简短精彩的文学新体——这是六朝民歌的特点，为汉魏民歌所无，——渐渐成为时髦的诗体了。自此以后，南北朝的民歌——乐府歌辞——遂又从民间文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这又不是一大教训吗？

所以我们做中古文学史，最要紧是把这种升沉的大步骤一一指点出来，叫人家知道一千五百年前也曾有民间文学升作正统文学的先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比较的材料，也许可以打破我们一点守旧仇新的顽固见解。

云南徐嘉瑞先生编的这部《中古文学概论》，很大胆地采用上文所说的见解，认定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时间的平民文学，所以他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一千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一定有人要认为大逆不道的。但在我个人看来，徐先生的基本观念似乎是很不错的。无论如何，他这部书总是一部开先路的书，可以使赞成的人得许多参考的材料，也可以使反对的人得一些刺激反省的材料。至于为初学的人设想，一部提纲挈领，指出大趋势和大运动的书，总胜于无数记账式列举人名书名的文学史多多了。

凡是开先路的书，总不免有忽略小节的毛病。徐先生这部书自然也有一些可以指摘的小疵。例如他说《霓裳羽衣舞》，费了二千多字，而写唐代的文学也只有三千字。这未免太不平均了。又如他叙述汉魏的乐府歌辞，往往每篇有详说，而那篇绝代的杰作《孔雀东南飞》，却只得着一两句话的叙述：这也未免轻重稍失当了。这一类的小疵，我们很盼望徐先生于再版时修改补正。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正文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近来杂志上的“书评”，似乎偏向指摘谬误的方面，很少从积极方面介绍新书的。今日（七月二十四）火车在贝加尔湖边上行，一边是轻蓝色的镜平的湖光，一边是巉巉的岩石；这是我离开中国境的第三日了，怀念国中几个治历史的朋友，所以写这篇短文，介绍他们的几部新书。

陈垣（援庵）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附西历、回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价四元这是一部“工具”类的书，治史学的人均不可不备一册。陈先生近年治中国宗教史，方法最精密，搜集最勤苦，所以成绩很大。他的旧作《一赐乐业教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入中国考》，都已成了史学者公认的名著。他在这种工作上感觉中西回三种历有合拢作一个比较长历的必要，所以他发愤作成一部二十卷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久也可出版）。他在做那部大著作之先，曾先考定中国史上二千年的朔闰，遂成这一部，《二十史朔闰表》。有了朔闰，便可以推定日历；故此书实在是一部最简便的中史二千年日历。

此表起于汉高祖元年（罗马五四八年，前206）每月有朔日的甲子，故推下月朔日的甲子，便知本月的大小；闰年则增闰某月，也记其朔日的甲子。

汉平帝元年以后，加上每月朔与西历相当之月日。如晋惠帝永平元年（西291）下：

正二

乙酉

二16

甲寅

三17

我们便知是年正月初一等于西历二九一年的二月十六，二月初一等于三月十七。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后，添注回历的岁首等于中历某月某日。回历系纯太阴历，月法有一定，单月皆三十日，双月皆二十九日，无有闰月，逢闰年则十二月添一日，故平年为三百五十四日，闰年为三百五十五日。其计算最容易，故但注岁首便够了，闰年则旁加黑点。

故此书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历，实在是一部最简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历”。

西历与回历皆有礼拜日，因有置闰或失闰的历史的原因，推算须有变化。

此书附有七个“日曜表”，按表检查，便知某日是星期几。

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无须我们一一指出。为普通的读者起见，我们引陈先生自己举的几个例：（1）例如陆九渊之卒在宋绍熙三年，据普通年表为西历之一一九二年，然九渊之卒在十二月十四日，以西历纪之，当为一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

（2）西历如此，回历尤甚。……回历则以不置闰月之故，岁首无定，积百年即与中西历差三年。……洪武甲子（1384）为回历七八六年。《明史》历志，由洪武甲子上推七八六年，误以中历计算，遂谓回历起于隋开皇己未（599）！不知以回历计算，实起于唐武德五年壬午（622）

六月三日也。盖积七百八十六年，回历与中西历已生二十三年之差异。不有中回长历，何以释《明史》之误耶？

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种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学者之用。我们并且预先欢迎他那二十卷《中西回史日历》出世。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杜预、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束，并且可以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景山东街朴社出版，平装本价一元八角，精装本二元四角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

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这一册的本身分为三编：上编是顾先生与钱玄同先生和我往来讨论的信

札；中编是民国十二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讨论古史的文字；下编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论文与通信。三编共有六十四篇长短不齐的文字，长的有几万字的，最短的不满五十个字。

为普通读者的便利计，我劝他们先读下列的几篇：

（1）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页34—37）

（2）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页59—66）

（3）答刘胡二先生书（页96—102）

（4）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页102—105）

（5）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页189—198）

读了这几篇，可以得着这书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方法，然后从容去看全书的其他部分，便更觉得有趣味，更容易了解了。

但无论是谁，都不可不读顾先生的自序。这篇六万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他在这篇自传里，很坦白地叙述他个人的身世，遭际的困难，师友的影响，兴趣的变迁，思想的演进，工作的计画。我的朋友hummel 先生读了这篇自序，写信给作者，说此篇应该译为英文，因为这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我很赞同这个意思。顾先生少年时曾入社会党；进北大预科时曾做几年的“戏迷”；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变为今文家；他因为精神上的不安宁，想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所以进了哲学系；在哲学系里毕业之后，才逐渐地回到史学的路上去。他是一个真正好学的人，读书像“瞎猫拖死鸡”一样，所以三十年国内的学术思想的变迁都一一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又是一个“性情太喜欢完备”的人，凡事都要“打碎乌盆问到底”，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肯浅尝，不肯苟且，所以他的“兴之所之”

都能有高深的成绩。他的搜集吴歌，研究孟姜女，讨论古史，都表现他的性情的这两方面：一方面是虚心好学，一方面是刻意求精。

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然而这样“一本万利”的收获，也只有顾先生这样勤苦的农夫做得到。当民国九年十一月我请他点读《古今伪书考》的时候，我不过因为他的经济困难，想他可以借此得点钱。他答应我“至慢也不过二十天”（页6）。但他不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做一点点苟且潦草的事，他一定要“想对于他征引的书都去注明卷帙，版本；对于他征引的人都去注明生卒，地域”（页14）。因为这个原故，他天天和宋元明三代的辨伪学者相接触，于是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划。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

到民国十年一月，我们才得读崔述的《考信录》。我们那时便决定颉刚的《伪史考》，即可继《考信录》而起（页22）。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几部他认为可信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该“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

到十年的六月，颉刚早已超过《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自己想做三种书：

（1）《伪史源》；（2）《伪史例》；（3）《伪史对鞫》（页36）。

这三种之中，他的“伪史源”的见解于他这五年的史学研究有最大的影响。

他说：

所谓“源”者，其始不过一人倡之，……不幸十人和之，展转应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说来更像，遂致信为真史。现在要考那一个人是第一个说的，那许多人是学舌的，看他渐渐的递变之迹。这是这部《古史辨》的基本方法。他用这个方法，下了两年的苦功，然后发表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涵义：（1）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可以说明为什么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他应用这个方法，得着一些结论：（1）春秋以前的人对于古代还没有悠久的推测。

（2）后来方才有一个禹。禹先是一个神，逐渐变为人王。

（3）更后来，才有尧舜。

（4）尧舜的翁婿关系，舜禹的君臣关系，都是更后来才造成的。

（5）从战国到西汉，尧舜之前又添上了许多古帝王。先添一个黄帝，又添一个神农，又添一个庖牺，……一直添到盘古。

这些结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可以成立的。但几千年传统的思想的权威却使一班保守的学者出来反对。南京出来一位刘掞藜先生；连我的家乡，万山之中的乡村，也出来一位胡董人先生。这些人的驳诘却使颉刚格外勤慎地去寻求新证据来坚固他的壁垒。结果便是此书中编的讨论和下编的一部分。这些讨论至今未完。但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经”里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

颉刚近年正在继续做辨证古史的工作，他已有了近百万言的稿本了。他的《古史辨》第二册已约略编成，第三册以下也有了底子。他将来在史学界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他自己说：我在辨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许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悬着许多待解的问题：我深信这一方面如能容我发展，我自能餍人之心而不但胜人之口。（自序）

他的结论也许不能完全没有错误；他举的例也许有错的。（例如他说“社祀起于西周”，这句话的错误，他自己在自序里已更正了。又如他自序，页七一，说“阎罗”与尼罗的声音相合，这是大错的。阎罗本为阎摩罗，梵文为Yamaraja；raja 为王，言是Yama 天之王，此为印度古《吠陀》时代的一个天神，本在极乐天上；后来逐渐演变，从慈祥变为惨酷，从最高天掉到地狱里。这与埃及的尼罗河绝无关系）。但他的基本方法是不能推翻的；他的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永远不能埋没的。他在本书的首页引罗丹（Rodin）的话道：

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候。起初别人也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读颉刚这部书的，不可不领会这种“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一元一角近年以来，研究中国的史学者颇有逐渐上了科学方法的路的趋势；但研究西洋史的中国学者却没有什么贡献。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学者觉得这条路上不容易有什么创作的机会，所以不能感觉多大的兴趣，所以不曾有多么重要的作品。

依我看来，其实不然。研究西洋史正可以训练我们的治史方法，正可以增加我们治东洋史的见识。著述西洋史，初看来似乎不见得有创作的贡献，其实大可以有充分创作的机会。

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试看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用西洋人眼光给西洋人做的通史；宗教史只是基督教某派的信徒做的西洋宗教史；哲学史只是某一学派的哲学家做的西洋哲学史。我们若能秉着公心，重新演述西洋的史实，这里面的创作的机会正多呢。

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倚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功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可惜我匆匆出门，不曾带得此书的上册。单就下册说，陈女士把六百年的近世史并作十个大题目，每一题目，她都能注重史实的前因后果，使读者在纷繁的事实里面忘不了一个大运动或大趋势的线索。有时候，她自己还造作许多图表，帮助文字的叙述。

在这十章之中，有几章格外见精彩。“宗教革命”的两章，“法国革命”

的一章，要算全书中最有精彩的。陈女士本是喜欢文艺的，所以她作历史叙述的文字也很有文学的意味。叙述夹议论的文字，在白话文里还不多见。陈女士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很可以给我们开一个新方向。我们试举第三章的两段作个例：

总而言之，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的唯一元素。它如天罗地网一样，任你高飞深蹈，出生入死，终休想逃出它的范围来。但这个张网特权，也自有它的代价。教会的所以能获到如此大权，实是由于中古初年时，它能保护人民，维持秩序，和继续燃烧那将息未息的一星古文化。换句话说，教会的大权乃是它的功绩换来的。但此时它却忘了它的责任，但知暖衣美食，去享它的快乐幸福。这已在无形中取消了它那张网的权利了。而适在这个时候，从前因蛮族入寇而消灭的几个权府却又重兴起来，向教皇索取那久假不归的种种权势。于是新兴的列国国君便向他要回法庭独立权，要回敕封主教权，要回国家在教会产业上的收税权；人民也举手来，向他要回思想自由权，读书自由权，判断善恶的自由权，生的权和死的权；一般困苦的农民更是额皮流血的叩求教会，去减少他们的担负。可怜那个气焰薰天，不可一世的教会，此时竟是四面受敌了。

但这又何足奇呢？教会的实力，本只是一个基督教义。它如小小的一颗明珠，本来是应该让它自由发光的。可恨此时它已是不但重锦袭裹，被它的收藏家埋藏起来，并且那个收藏家又是匣外加匣，造巨屋，筑围城的去把它看守着，致使一般人士不见明珠的光华，但见一个围城重重，厚壁坚墙的巨堡；堡外所见的是守卒卫兵的横行肆虐。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如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故，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

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叙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

叙述西洋近世史，最容易挑动民族的感情。陈女士是倾向国际主义与世界和平的人，所以她能充分赏识国家主义的贡献，同时又能平心静气地指出国际和平是人类自救的唯一道路。

用十万字记叙六百年的西洋近世史，本是不容易的事。陈女士的书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些些的错误。例如第一章第四节中，前面（页36）已说加立里（Galileo）发明了望远镜，于是哥白尼（Copernicus）的学说“乃得靠了科学的方法而益证实”，下文（页37）却又说“科学的方法却仍不曾改良；他们所用的仍是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方法，……直到勿兰息斯培根（Francis Ba）时，科学方法才得到了一个大革命”。这是错的。科学方法的改善是科学家逐渐做到的，与培根无关；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跟培根学方法的。页二九一说哈阜（harvey）发明血液循环之理在十八世纪，也是错的。可惜我行箧中没有参考书，不能细细为此书校勘了。

此书是一部很用气力的著述。它的长处在于用公平的眼光，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叙述西洋的史实。作者的努力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西洋史的研究里尽可以容我们充分运用历史的想象力与文字的天才来做创作的贡献。

十五，七，廿七，车到tiumen 时脱稿

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日《现代评论》第四卷

第九十一、九十二期，收入《古史辨》第二册

正文 ◇新知叙录──【近人书话】

◇新知叙录──【近人书话】

《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

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作者提出十个证据来证明这个“行易知难”的道理。十种证据是：（一）饮食；（二）用钱；（三）作文；（四）建屋；（五）造船；（六）筑城；（七）开河；（八）电学；（九）化学；（十）进化。自第一章到第四章，分说十件事，证明人类有许多事行了一身一世还不知道这里面所以然的道理。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不容易的。第五章总论知行。大旨说人类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的发明家；一种是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一种是最大多数懵懵懂懂的实行家。原文说：“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而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易行难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之群众，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页50）这是全书的要旨。以下第六章论“能知必能行”。

第七章论“不知亦能行”。第八章论“有志竟成”，举作者自谋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的历史，作一个具体的先例。

《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能把它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地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

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本书第六章记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的计划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后面附陈英士寄黄克强的长信，也很可以供史家的参考。这部书的根本观念，简括说来只有一句话：“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页50）

中山先生又作了一种《建国方略》，是一种很远大的计划。（一部分见原书第七章的附录，页84—86）他又怕全国的人仍旧把这种计划看作不能实行的空谈，所以他先做这一本“学说”，要人抛弃古来“知易行难”的迷信，要人知道这种计划的筹算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实行起来并不困难。

这是他著书的本意。“是实行家破除阻力”的正当手续。所以我说这书是有正当作用的。

他这一部书所举许多“行易知难”的证据有几种是“不知而行之”的，如饮食用钱之类。有几种是“行而后知”的，如古时没有化学，先有瓷器，豆腐等化学品。有几种是“知之则更易行”的，如现代化学、工程学、电学之类。全书最注重的是“知之则更易行”一句话。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从前不能得到的参考材料现在都可得到；从前无法计算的种种方面，现在都可通盘筹算；从前决不能征服的困难，现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划，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从前不知尚且能行，现在有了正确的知识，行起来更容易了。

这种学说是不限于一党一系的，无论哪一种正当的团体，都该有根据于正确知识的远大计划，都应该希望大家承认那种计划是“能行”的，都应该用合法的手续去消除大家对于那种计划的怀疑。——换句话说，无论是何种有理由、有根据的计划，必须大家有“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信仰心，方才有实行的希望。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陆放翁说得好：“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没有计划的结果必至如此。——所以我说中山先生这本书是不仅仅有政党作用的，这是我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

书中有许多我不能赞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

见退步”；第五章论王阳明一段。比较的都是小节，我可以不细批评了。

一九一九年七月

《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正文吴虞文录》序

吴虞文录》序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总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迷漫扑人的尘土里，他们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来，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远又均匀。水洒着的地方，尘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阳光，偏偏不肯帮忙，它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那水洒过的地方，一会儿便晒干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或汽车走过去，那迷漫扑人的尘土又飞扬起来了！洒的尽管洒，晒的尽管晒。但那些蓝袄蓝裤露着胸脯的清道夫，并不因为太阳和他们作对就不洒了。他们依旧一勺一勺的洒将去，洒的又远又均匀，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们才抬着空桶，慢慢地走回去，心里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有时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仍旧挑了水来，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

这是吴先生的精神。吴先生和我们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多载《新青年》第二卷）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念。当那个时候，吴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许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观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观念。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吴先生自己说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

吴先生用这个方法的结果，他的非孔文章大体都注意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格。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然后证明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从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来也有许多古人不满意于这些欺人、吃人的礼制，使我们知道儒教所极力拥护的礼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评与攻击了，何况在现今这种大变而特变的社会生活之中呢？

吴先生的方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我们应该研究它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它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礼法制度？

它所产生的礼法制度发生了什么效果？增长了或是损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国民性？助长了进步吗？阻碍了进步吗？”这些问题都是批评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的标准。用这种实际的效果去批评学说与宗教，是最严厉又最平允的方法。吴先生虽不曾明说他用的是这种实际主义的标准，但我想他一定很赞成我这个解释。

那些“卫道”的老先生们也知道这种实际标准的厉害，所以他们想出一个躲避的法子来。他们说：“这种种实际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你们骂来骂去，只骂着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一班人，却骂不着孔老先生。”

于是有人说《礼运》大同说是真孔教（康有为先生）；又有人说四教、四绝、三慎是真孔教（顾实先生）。关于这种遁辞，独秀说的最痛快：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

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二卷四号）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胡适文存》卷四

正文《政治概论》序

《政治概论》序

我的朋友张慰慈博士做的这部《政治概论》，虽是预定作高级中学教科书用的，其实是一般国民应该阅读的一部政治常识教科书。慰慈着手编这部书时，便认定“常识”一个标准，所以他这书里处处注重政治生活的训练和政治制度的意义。他的选择去取，都是很有分寸的：取的是必需的政治概念和制度历史；有许多今日方在试验时期中的新奇学说，往往不能不割爱。例如慰慈在美国时曾专治美国最新起的城市制度，后来即用作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然而他在这部书里，几乎一字不提及他研究最深的这种制度。这一点就可以见他的慎重的态度了。

慰慈这部书的好处，读者自能认识。他的态度的平允，他的历史的叙述法，他的文章的平易恳切，都不消一一指出。我承他的好意，得先读此书原稿的全部；我对于此书的全体，都表示满意的赞同。内中只有一点，是我和他不能完全一致的。这一点在政治学上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今日的中国更有讨论的必要，所以我把这一点提出来作一种补充的讨论。

我要提出的就是“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慰慈在本书第七章里说：

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中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

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民治或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就是在那几个人民自治权力最大的国家中，政治上的弊病也不能完全免去，执政者方面也不免时有舞弊的事实，也不免时有压制被治者的行动。

我们也承认，良好的制度不能单独制造好公民；我们也承认，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中，政治的弊端也不能完全免去。但慰慈这段话并不曾答复他前面引的那种主张。向来就是最迷信制度的人，也不至于希望单靠制度就可把政治弊病完全免去。在我个人看来，这个问题还应该分做两步讨论：第一，制度的改良是否可以革除政治上的许多弊病？第二，民治的制度是否有训练良好公民的效力？

第一，历史上的无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制度的改良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骤。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作恶（中国古代法家的基本主张在此）。选举票的改革，从公开的变为秘密的，从记名变为无记名，便可以除去许多关于选举的罪恶。今日中国的选举坏到极处了；将来我们若想改良选政，一定还得从制度上去寻下手的方法。我且举一个具体的例。美国关于选举的防弊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各候选人于选举完毕之后，须正式报告本届选举所收到之选举费及其用途。这一条法令，粗看去很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们总以为各候选人可以捏造报告，以多报少。然而我在一九一二年却亲自看见纽约的省长塞尔曹（Sulzer）因为漏报了一笔选举费，被人弹劾，竟至去位受刑罚。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实在是好人澄清恶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运用玄虚；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监督与执行，终究可以使奸人无所施其伎俩。例如今日之复选制度使少数奸人得以初选当选人的名义，公然做选举的买卖。倘使复选制改为直接选举，这种买卖就不容易做了。又如今日选举之大弊在于选民册之伪造与虚报。若想革除此弊，当追求选民册所以不能不虚报的病根。现今议员名额的支配，不依县分，不依府分，各选举区彼此互相牵掣，互相鼓励为奸诈。例如我们徽州六县，若绩溪县知事按照本县选民实数报告上去，而其余五县均报虚数，那么，绩溪一县就永远不会有省议员了！故选民册的防弊，应当先从议员名额上改革起：使省议员依县区支配，国会议员依道区或旧府区支配。如此，则守法的区域不至为舞弊的区域所牵掣，而澄清选举的运动可用守法的区域作标准了。选举的改革固然仍须要有守法的公民作继续不断的监督，然而没有这种制度上的改革，就要监督也无从监督起，因为一县选民册的信实，如何敌得住同区各县的浮报呢？

第二，从民治国家的经验上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民治的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民治制度的推行，曾经过两条路子：一条是一个民族自己逐渐演进，如英国之例；一条是采用别国已成之制，如近代许多新起的民治国家。无论在那一条路上，都曾有过很腐败的时代；英国在一八三二年和一八六七年两次选举大改革以前，也曾演出很不像样的政治罪恶。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国采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其实这个道理很不稀奇。惯用菜油灯盏的中国人，居然会用电灯了；向来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商业的中国人，居然会组织大银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虽然没有电灯电话那样简单，其实也只是有组织的生活的一种。这种组织的生活是学得会的。可是讲到了“学”字，就得有“学”的机会。讲教育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是实地的学习。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因为它是全国一致的，是有公民资格的人都可参加的。要使这个大学校办的有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上课，就是不准学生逃学。我们往往说，中华民国十二年的经验究竟有了什么成绩可说？这话错了。这个中华民国政治大学虽挂了十二年的招牌，但上课的日子很少，逃学的学生太多。上课的日子少，故谈不到成绩；逃学的学生多，故还算不得正式开学。信心太薄弱的人们呵，你们且等这个学校正式开学上课之后再来批评成绩，还不迟罢。

西洋各国采用民治制度，也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失败的大原因不是由于上课太少，就是由于逃学太多。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的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我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六两年，曾去参观美国的选举。我到了投票场，讨得了选举票的“样张”，见了上面的许多姓名和种种党徽，我几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样票去问在场的选民，请他们教我。我故意拣了几个不像上等人的选民，——嘴里嚼淡巴菰的，或说话还带外国腔调的，——不料他们竟都能很详细地给我解释。那些嚼淡巴菰带外国腔的美国选民，他们何尝读过什么《政治学概论》或什么《公民须知》？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的多！

有人说：“那不过是公民知识的长进，与公民的道德无关；也许那些有公民知识的人未必都是良好的公民罢？”我的答案是：公民知识是公民道德的要素；公民知识的普及是公民道德养成的重要条件。公民的知识不充分，所以容易受少数舞法奸人的愚弄。且不要说什么了解国民天职的好听话头。

单说大家都明白了政治制度的作用，都“戳穿了西洋镜”，都晓得利在何处弊在何处了，那时候，作弊自然不容易了，监督的方法自然更完密了。防弊之法加密，作弊之机会减少；公民道德的进步其实不过如此。什么“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要想公民道德的进步，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两条路：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读慰慈这部书时的一点感想。慰慈何尝见不及此？

只是他偶然偏重他所谓“公意”的方面，故未免小看了制度的教育作用。我的提议也许可以有一点补充的用处罢？

十二，十一，十七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正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

传记起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故柏拉图与谢诺芳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乃有梭格拉底的传记和对话集。故布鲁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传》。在中国文学史上所有的几篇稍稍可读的传记都含有崇拜英雄的意义，如司马迁的《项羽本纪》，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经的玄奘，故《慈恩法师传》为中古最详细的传记。南宋的理学家崇拜那死在党禁之中的道学领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谱》成为最早的详细年谱。

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我们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贵人应该逢迎，另有新上司应该巴结，何必去替陈死人算烂账呢？所以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死后要求一篇传记碑志，只好出重价向那些专做谀墓文章的书生去购买！传记的文章不出爱敬崇拜，而出于金钱的买卖，如何会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记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诽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辩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而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但中国的死文字却不能担负这种传神写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读了六朝唐人的无数和尚碑传，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满纸骈俪对偶，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直到李华、独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读的碑传。但后来的“古文”家又中了“义法”之说的遗毒，讲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实之真，往往宁可牺牲事实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韩似欧！硬把活跳的人装进死板板的古文义法的烂套里去，于是只有烂古文，而决没有活传记了。

因为这几种原因，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并不是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业，只都被那些谀墓的死古文骈文埋没了。并不是真没有可以叫人爱敬崇拜感慨奋发的伟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烂调的文人生生地杀死了。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功夫呢？是畏难吗？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还是缺乏史才呢？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他的儿子孝若先生近年发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传记。他已费了几年工夫编辑季直先生的全部著作，自己亲手整理点读。这部全集便是绝大的史料。还有季直的朋友的书信，保存在南通的，也有近万封之多，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编有年谱，到七十岁为止，此外还有日记，这都是绝可宝贵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传的工作便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坚实的间架了。

孝若做先传还有几桩很重要的资格。第一，他一生最爱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爱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爱真理，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对我说，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第三，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决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谱》和我的《章实斋年谱》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牍来做传记的材料，总期于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

有了这几种资格，我们可以相信孝若这篇先传一定可以开儿子做家传的新纪元，可以使我们爱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正文《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去年九月，我来到北平，借住在大羊宜宾胡同任叔永家中。十月八日，有一位白头老人来访，我不在寓，他留下了一大包文字，并写了一张短条子留给我。我看了他的字条，才知道他是三十多年前的革新志士、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先生（照）。我久想见见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来看我了。

第二天，我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读完了，才又知道这位七十二岁的老新党，在思想上，还是我的一个新同志。他在杂志上见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辩论的文字，他对我表示同情，所以特地来看我。我得着他的赞许，真是受宠若惊的了。

第三天，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地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从半空里掉下来？然而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他在《贤者之责》一篇的末段有这八个字：

朋友朋友，说真的吧！

我去年十月读了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这四卷文存的精神。读这四卷文存的人尽可以不赞成王先生的思想，但总应该对他这点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说真的吧”，这四个字看来很平常，其实最不容易，必须有古人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说真话。在今日的社会，这三个条件之外，必须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威权，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王先生说的最好：时髦但图耸听，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认假语为真理。

其初不过是想博得台下几声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会认时髦为真理了。

王先生在戊戌六月，——在“拳匪”之祸爆发之前两年——即已提倡“国人智能远逊彼族，议论浮伪万难图存”的反省议论。庚子“乱”后，他还是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他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后来他被捕入狱两月余，释放后仍继续宣传新字。到了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主张教育之要旨在于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主张教育是政治的主脑，而一切财政、外交、边防等等都只是所以维持国家而使这教育主义可以实现的工具。到了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仍只是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都像是老生常谈，都是时髦人不屑谈的话。但王先生问我们：天下事那有捷径？

我们试听他老人家讲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与老康（有为）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我盼望全国的爱国君子想想这几句很平凡的真话，想想这位“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的老新党，再问问我们的政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等候几十年才可有普及教育？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四

正文《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

一九三三年，北平协和医学校代理校长顾临先生（Roger S. Greene）同我商量，要寻一个人翻译西格里斯博士（）的《人与医学》（Man and Medie）。恰好那时顾谦吉先生愿意担任这件工作，我就推荐他去做。我本来希望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可以担负翻译的费用，不幸那时编委会没有余力，就由顾临先生个人担负这个译本的稿费。

顾谦吉先生是学农学的，他虽然学过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却不是医学的内行。他翻译此书时，曾得着协和医学校的几位教授的帮助。李宗恩博士和姜体仁先生曾校读译本全稿，给了译者最多的助力。

我因为自己爱读这本书，又因为顾临先生独立担任译费使这部书有翻译成中文的机会，其高谊可感。所以我自告奋勇担任此书“润文”的责任。此书译成之后，我颇嫌译文太生硬，又不免有错误，所以我决心细细重校一遍。

但因为我太忙，不能用全力做校改的事，所以我的校改就把这部书的中译本的付印延误了一年半之久。这是我最感觉惭愧的。（书中有一些人名地名的音译，有时候先后不一致，我曾改正一些，但恐怕还有遗漏未及统一之处）

今年美国罗宾生教授（G. by Robinson）在协和医学校作客座教授，我和他偶然谈起此书的翻译，他很高兴的告诉我，不但著者是他的朋友，这书英文本的译人包以丝女士又是他的亲戚，他又是怂恿她翻译这书的人。我也很高兴，就请他给这部中译本写了一篇短序，介绍这书给中国的读者。

英文本原有著者作序一篇，和美国黑普金大学魏尔瞿教授的卷头语一篇，我都请我的朋友关琪桐先生翻译出来了（罗宾生先生的序是我译的）。

有了这三篇序，我本可以不说什么了。只因为我曾许顾临先生写一篇介绍这书给中国读者的文字，所以在说明这书翻译的经过之外，我还是补充几句介绍的话。

西格里斯教授在自序里说：

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是本书的计划，可以说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尝试。

这句话最能写出这部书的特别长处。这书不单是一部医学发达史，乃是一部用一般文化史作背景的医学史。

这部书当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小史。著者领着我们去看人体结构的知识（解剖学）和人体机能的知识（生理学）的发达史；去看人类对于病人态度的演变史；去看人类对于病的观念的演变史；去看病理学逐渐演变进步的历史；去看人们诊断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学问技术逐渐进步的历史。每一门学问，每一种技术，每一个重要理论，各有它发展的过程，那就是它的历史。这种种发展过程，合起来就成了医学史的全部。

但每一种新发展，不能孤立，必定有它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产儿。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级，决不会产生一个佛萨利司（Vesalius），更不会产生一个哈维（eur）或一个郭霍（Koces）！我们在今日重读两千几百年前的《黑剥克莱底斯誓词》（此书的第七篇内有全文），不能不感觉欧洲文化的科学精神的遗风真是源远流长，怪不得中间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始终不能完全扫灭古希腊、罗马的圣哲研究自然爱好真理的遗风！这个黑剥克莱底斯——盖伦的医学传统，正和那多禄某（Ptolemy）的天文学传统一样，虽然有错误，终不失为最可宝贵的古代科学的遗产。没有多禄某，也决不会有解白勒（Keppler）、葛利略（Galileo）、牛顿（on）的新天文学。没有黑剥克莱底斯和盖伦，也决不会有佛萨利司、哈维以后的新医学。——这样的科学遗产就是我们要指出的文化背景。

《人与医学》这部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它处处使我们明白每一种新学理或新技术的历史文化背景。埃及、巴比伦的治疗术固然是古希腊医学的背景；但是希腊人的尚武精神，体力竞赛的风气，崇拜健美的人生观，等等，也都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希腊罗马的古医学遗产固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医学的文化背景；但是中古基督教会（在许多方面是敌视科学的）重视病人，看护病人隔离不洁的风气，文艺复兴时代的好古而敢于疑古的精神，巴罗克美术（Baroque Art）注重动作的趋势，全欧洲各地大学教育的展开，等等，也都是这新医学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这样的描写医学的各个部分的历史发展，才是著者自己说的“用一般文化作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这样的一部医学史最可以引导我们了解这世界的新医学的整个的意义。这样的一部医学史不但能使我们明白新医学发展的过程，还可以使我们读完这书之后，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这部书不仅是一部通俗的医学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医学常识教科书。它是一部用历史眼光写的医学通论。它的范围包括医学的全部，——从解剖学说到显微解剖学，人体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部位解剖学；从生理学说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神经系统生理学；从心理学说到佛洛特（Freud）一派的心理分析，更说到著者最期望发达的“医学的人类学”；从疾病说到病理学的各个部分，说到病因学，说到解剖学、病原学，说到细菌学与免疫性，说到疾病的分类；从各种治疗说到各种预防，从内科说到外科手术，从预防说到公共卫生；最后说到医生，从上古医生的地位说到现代医生应有的道德理想。

这正是一部医学通论的范围。它的总结构是这样的：先说人，次说病人，次说病的征象，次说病理，次说病因，次说病的治疗与预防，最后说医生。

每一个大纲，每一个小节目，都是历史的叙述，都是先叙述人们最早时期的错误见解与方法，或不完全正确的见解与方法，然后叙述后来科学证实的新见解与新方法如何产生，如何证实，如何推行。如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历史叙述法写的医学通论。每一章叙述的是一段历史，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历史故事。

这部书原来是为初级医学生写的，但这书出版以后，竟成了一部普通人爱读的书。医学生人人应该读此书，那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从这样一部书里，他不但可以窥见他那一门科学的门户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美，开创之艰难，先烈之伟大，他还可以明白他将来的职业在历史上占如何光荣的地位，在社会上负如何崇高的使命。只有这种历史的透视能够扩大我们的胸襟，使我们感觉我们不光是一个靠职业吃饭的人，乃是一个要继承历史上无数伟大先辈的光荣遗风的人：我们不可玷污了那遗风。

我们这些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医学关系我们的生命，关系我们爱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其实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医学的常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到了危急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险了！

所以我很郑重地介绍这部《人与医学》给一般的中国读者。这部书的好处全在他的历史叙述法。我们看他说的古代人们对于医学某一个方面的错误思想，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自己在那个方面的祖传思想的错误。我们看他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我们看他叙述的新医学的病理学，诊断方法，治疗方法，预防方法，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新式的医生要用那么麻烦的手续来诊断，为什么诊断往往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医生往往不能明白断定我们害的什么病，为什么好医生往往不肯给我药吃，为什么好的医院的规矩那么严，为什么医院不许我自己的亲人来看护我，为什么看护病人必须受专门的训练，为什么我们不可随便求医吃药。总而言之，我们因为要学得如何做病人，所以不可不读这部有趣味又有用的书。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胡适选集》翻译分册

正文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

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克难苦学记》序

沈宗瀚先生的《克难苦学记》，是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许多自传之中最有趣味、最能说老实话、最可以鼓励青年人立志向上的一本自传。我在海外收到他寄赠的一册，当日下午我一口气读完了，就写信去恭贺他这本自传的成功。果然这书的第一版很快的卖完了，现在就要修改再版。沈先生要我写一篇短序，我当然不敢推辞。

这本自传的最大长处是肯说老实话。说老实话是不容易的事；叙述自己的家庭、父母、兄弟、亲戚，说老实话是更不容易的事。

一千八百多年前，大思想家王充（他是汉朝会稽郡上虞县人，是沈先生的同乡）在他的《自纪篇》里，曾这样的叙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祖父汎，举实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业。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这是说老实话。当时人已嘲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无所禀阰，终不为高”。六百年后，刘知几在《史通》的《序传篇》里，更责怪他不应该“述其父母不肖，为州闾所鄙”，“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一千六百年后，惠栋、钱大昕、王鸣盛诸公也都为了这一段话大责备王充。王充说的话，在现在看来，并没有“厚辱其先”，不过老老实实的说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有点豪侠的气性，所以结怨于钱唐的“豪家”。然而这几句老实话就使王充挨了一千八百年的骂！

沈先生写他的家庭是一个农村绅士的大家庭。他的村子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沈湾村，全村二百户，七百人，都是沈族。村人贫富颇平均，最富的人家也不过有田二百多亩，最贫的也有七八亩。农家每日三餐饭，全村没有乞丐，百年来没有人打官司。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社会。沈先生自己的家庭就是这个农村社会里一个中上人家。他的祖父水香先生，伯父少香先生，父亲涤初先生都是读书人，都是秀才，又都能替人家排难解纷。所以，他家是一个乡村绅士人家。

沈先生的祖父生有四男四女，他的伯父有五男二女，他的父亲有六个儿子。沈先生刚两岁（1895）时，这个大家庭已有二十多口人了。于是有第一次的“分家”。分家之后，“祖田除抵偿公家债款之外，尚留田四十三亩，立为祖父祭产”。涤初先生自己出门到人家去教书，每年束脩只有制钱四十千文。家中有租田十二亩，雇一个长工及牧童耕种，每隔一年可以收祖宗祭田约二十亩的租钱。每年的收入共计不过一百五十银元。不过这个小家庭已有四个男孩子了。长工是要吃饭的，这就是七口之家了。沈先生的母亲一个人要料理家务，要应付七口的饭食，要管办父子五人的衣服鞋袜。所以他家每日三餐之中要搭一餐泡饭，晚上点菜油灯，只用一根灯芯，并用打火石取火。

这是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沈先生十五岁时（1908），他考进余姚县洒门镇私立诚意高等小学堂。

因为家贫，取得“寒额”的待遇，可免学宿膳费。他在这学堂住了四年，民国元年（1912）冬季毕业。这四年之中，他父亲供给了他七十二元的学校费用（包括书籍杂费）。他说，“此为吾父给余一生之全部学费也”。

他十八岁才毕业高等小学。那时候，他家中的经济状况更困难了，他父亲不但无力供给他升学，并且还逼迫他毕业后就去做小学教员，要他分担养家的责任。这个“继续求学”与“就业养家”的冲突问题，是沈先生青年时代的最大困难，也是他的《克难苦学记》的中心问题。他父亲说的最明白：如吾有田，可卖田为汝升学；如吾未负债足以自给，吾亦可送汝升学。乃令债务未了，利息加重，必须每年付清利息。如无汝之收入，吾明年利息亦不能交给。奈何！（第24 页）

但他老人家究竟是爱儿子的明白人，他后来想明白了，不但不反对儿子借钱升学，还买了一只黄皮箱送给他！于是，他筹借了四十多块银元，到杭州笕桥甲种农业学校去开始他的农学教育了。

沈先生在这自传里写他父亲涤初先生屡次反对他升学，屡次逼他分担家用，屡次很严厉的责怪他，到头来还是很仁慈的谅解他，宽恕他。最尖锐的一次冲突是民国三年，他老人家坚决不许他儿子抛弃笕桥甲种农校而北去进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他老人家掉下眼泪来，对儿子说：……我将为经济逼死。你即使能毕业北京农业学校，你心安乎？！

这一次他老人家很生气，逼着儿子写悔过书给笕桥陈校长，逼着他回笕桥去。

儿子没法子，只能用骗计离开父亲，先去寻着他那在余姚钱庄做事的二哥，求他借四十银元做北行的旅费，又向他转借得一件皮袍，就跟他的同学偷跑到上海，搭轮船北去了。

他进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做预科旁听生。过了半个月，父亲回信来了，虽然说母亲痛哭吃不下饭，但最后还答应将来“成全”儿子求学的志愿。又过了一个月，父亲听说借皮袍的人要讨还皮袍了，他老人家赶紧汇了四十银元来，叫儿子另买皮袍过冬！

经过很困难的四整年，作者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了。那是民国七年六月，他二十四岁，已结婚三年了。他不能不寻个职业好分担那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了。经过了几个月的奔走，他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每月可得四十银元，由学生家供给膳宿。

父亲要他每月自用十元，奇三十元供给家用并五弟的学费。他在北京做家庭教师的两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民国七年到九年春）。他那时已受洗礼，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了。但他有时候也忍不住要在日记里诉说他的痛苦。自传里（第65 页）有这一段最老实也最感人的记载：父来谕责难。民八阴历年关，父病，指责更严厉，余极痛苦。（九年）一月二十日记云：“夜间写父禀，多自哀哀彼之语。书至十一点钟，苦恼甚，跪祷良久，续禀。……我节衣缩食，辛苦万状，他还说我欠节省。我不请客，不借钱，朋友都说我吝啬，他还说我应酬太多。我月薪四十元，东借西挪，以偿宿债，以助五弟，他还要我事养每月三十元。唉！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遇了债主的逼债，就要骂我，就要生病。他今年已六十四岁，从十六岁管家，负债到如今，自朝至暮，勤勤恳恳的教书，节衣缩食，事事俭省，没有一次专为自己买肉吃。我母买肉给他吃，他还要骂她不省钱。我去年暑假回去，他偏自己上城买鱼肉给我吃，这鱼肉实在比鱼翅、燕窝好吃万万倍！他骂我欠节省，我有时不服，但看他自己含辛茹苦，勤奋教书的光景，我就佩服到万分。他爱我，我有时忘了。如今想起来，他到贫病交迫的光景，我为何不救！我囊中只剩几十个铜子，一二个月内须还的债几至百元，五弟又要我速寄十元，我此时尚想不着可借的人。……我实在有负我可爱的父亲，但我实在无法。求上帝赐福给我的父，祝我谋事快成功。

我定要偿清我父的债。……

我相信，在中国的古今传记文学里，从没有这样老实、亲切、感动人的文字；也从没有人肯这样、敢这样老实的叙述父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

这样一个家庭，多年积下来的债务要青年儿孙担负，老年的父母要青年的儿子“事养”，儿子没有寻着职业就得定婚、结婚、生儿女了，更小的弟妹也还需要刚寻到职业的儿子担负教育费。——这样的一个家庭是真可以“逼死英雄汉”的！试读沈先生（页55）民国七年十一月一日的日记，父谕命余月寄三十元。惟迄今二月之薪金已告罄。奈何！……苟无基督信仰，余将为钱逼死矣。

沈宗瀚先生自传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肯用最老实的文字描写一个可以“逼

死英雄汉”、可以磨折青年人志气的家庭制度。这里的罪过是一个不自觉的制度的罪过，不是人的罪过。沈先生的父母都是好人，都是最爱儿子的父母，不过他们继承了几千年传下来的集体经济的家庭制度，他们毫不觉得这个制度是可以逼死他们最心爱的青年儿子的，他们只觉得儿子长大了应该早早结婚生儿女，应该早早挣钱养家，应该担负上代人积下来的债务，应该从每月薪水四十元之中寄三十元回家：他们只觉得这都是应该的，都是当然的。描写一个最爱儿子的好父亲，在不知不觉之中，几乎造成叫一个好儿子“为钱逼死”的大悲剧。这是这本自传在社会史料与社会学史料上的大贡献，也就是这本自传在传记文学上的大成功。

沈先生所谓“克难苦学”，他所谓“难”，不仅是借钱求学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他敢于暂时抛弃那人人认为当然的挣钱养家的儿子天职。他在十七岁时（辛亥，1911），已受了梁任公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激动了“做新民、爱国家”的志向；又受了曾文正、王阳明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用的好人。他说（页23）：余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粪、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遂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劬之农民服务。

这样他决定了他终身求学的大方针：学习农业科学，为中国农民服务。

在他决定的这个求学方向上，那个农村社会同耕读家庭的生活经验都成了他很重要也很有帮助的背景了。我们知道他父亲有租田十二亩，后来父亲历年培种兰花，母亲历年养蚕与孵小鸡，节省下来的余钱又添置了租田三十二亩。父亲出门教书了，儿子们还没有长大，家中雇一个长工耕种，又雇牧童帮忙。他家兄弟六人，大哥终身教书，二哥在本县钱庄做事，三哥自幼在家耕种。自传（页29）说：三哥自幼由吾父之命，曾在村中最优秀之二农家工作五年，尽得其经验。父常称彼辈为师傅，三哥为徒弟。五年后，三哥归家种田，对于栽培经验胜于常人。

又说：

余肄业农校，每年暑假回乡时，将一学期所得农业学理与吾父母大哥三哥等讨论，有时叔父、从兄等亦来参加。余常与三哥下田工作，兴趣甚浓。余教三哥蔬菜施肥方法，试以讲义上所述方法在茄地上施肥，先将茄株周围挖小沟一圈，施入人粪尿，然后以土复粪，谓可以防止氮气之蒸发。三哥深以为然。

一日，族兄仁源来问防止蔬菜叶虫方法，余告以施用石油乳剂。然彼施后，因浓度过高，致菜焦枯。

又一日，叔父咸良来问水稻白穗原因，余则在田中拔白穗之茎，剥茎，出茎内螟虫示之。

彼大惊服，遂以稻瘟神作案之说为迷信。

综计余所告各种方法，实施后有效者果有之，无效者亦不少。且对许多问题尚不能解答。

余对彼辈栽培水稻豆麦等经验甚为佩服。

这种活的经验，在沈先生的农学教育上有无比的价值。因为，他有了这种活的农场经验，他才可以评判当时农学校的教材与方法的适用或不适用，才可以估量每个教员的行不行。他说：斯时（杭州笕桥）农校教师，除陈师宗以外，多译述日文笔记充教材，不切合实际情况。

昆虫学常以日本《千虫图解》充当标本，从未领导学生至野外采集。余偶采虫问之，彼即以之与《千虫图解》对照，加以臆测，亦从末教余等饲虫研究。园艺教员授蔬菜课，则亦多迻译日文讲义数册，而未尝实地认识蔬菜，亦不调查栽培留种等方法。作物教员因在日本学畜牧，乃译述《牧草》讲义，而于笕桥最著名之药用作物从未提及。教室与环境完全隔绝。田间实习仅种萝卜白菜，或作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余）常觉实习教员之经验远不及三哥也。故自第二年级起，余对农校功课渐感不满，深恐将来只能在纸上空谈，不切实际，于国何用？（页29—30）

不但中等学校不能满足这个来自田间的好学生的期望，当时的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也逃不了他的冷眼批评。他说：北农预科之英文、理化、博物等课，较笕农为深。唯博物一科仍用书本及日本标本为教材，不免失望。（页38）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一年级……功课为无机化学、植物、地质、土壤、作物、昆虫、农场实习、英文、数学等。除英文、数学外，概用中文讲义。教员多以讲义及日本标本敷衍了事，殊感失望。

这个有农田经验的好学生到了农业本科三年级，才有力量从消极的失望作积极的改革活动，才提议改换三四个不良的教员，如英文、园艺、农场实习等课的教授。那时候，金仲藩（邦正）来做校长，添聘了邹树文、王德章等来教授农学；设朝会，金校长亲自主持，训勉为人道德，校长与诸师同来饭厅，与学生同桌共餐，“全校精神为之一振”。

但这个开始改良的农专，不久就起了风潮，金校长辞职，他请来的一班好教员也都走了。“半月之后，校长虽然回来收拾风潮，但那些教员从此辞职不复返矣”。

沈先生在国内学农科，到北农本科毕业为止，前后不过五年多（民国二年一月到七年六月），他的记载因为都是老实话，很可以作教育史料。他的评判并不偏向留美学农的教员，也并不限于消极的批评。例如他说：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留日）之农政学、农业经济、畜牧及肥料；吴师季卿（留日）之无机、有机及分析化学；章师子山（留美）之植物病理学；汪师德章（留美）之遗传学及金校长仲藩之朝会训话。……（页46）

汪师教遗传学极为清晰，余对曼德尔遗传定律自此明了。……

这也是教育史料。

沈先生学农有大成就，他的最大本钱并不是东借西挪的学费，乃是他幼年在农田里动手动脚下田施粪的活经验与好习惯。所以，他在笕桥农校的第一年，二月间即实习制造堆肥，先集牛粪与稻草，层叠堆上，然后用水及粪尿润湿之，以脚践踏，人以为苦，余独轻易完工。师生颇惊奇之。（页28）

所以，他后来在常德种棉场服务，他就决定日间与农友下田同工，并调查农事，一以监工，一以学习农民植棉方法，知其优劣。

早、晚读棉业及其他农学书籍，期以学理与实用贯通，手脑并用。故早饭后即赤脚戴笠荷锄与农夫同去工作。（页69）

所以，他后来在南京第一农校教昆虫学，他遂一方面先自采集附近昆虫，参照日本《千虫图解》以定其科属，……一方面解剖主要昆虫，以认识口器头胸腹诸部，然后随教随以实物相示（页73）。所以，民国十四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跟着几位名教授研究遗传育种的时期，他自己记载：余在田间工作，除论文材料外，随助教做小麦、蔬菜、牧草等实地育种工作，并随教授旅行实地检查改良品种之纯杂，由此得尽窥遗传育种与推广之底蕴。

……盖教室与实验室所得均为遗传原理，非经此实习，不知田间技术之诀窍，则回国后做实地育种工作必感困难。康大教授与助教常谓余曰：“汝能实地苦干，诚与众不同也。”（页83）

这种“手脑并用”的实地苦干，是沈先生做学问有大成就的秘诀，是他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能造就许多优良的农业人才的秘诀，是他后来担任农业实验所所长时能为国家奠定农业科学化及农业推广制度的秘诀。而这个成功秘诀的来源就在他“生长农村，自幼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获、晒谷、养蚕、养鸡”的活经验与好习惯。

总而言之，这本自传的最大贡献在于肯说老实话，平平实实的老实话，写一个人，写一个农村家庭，写一个农村社会，写几个学堂，就都成了社会史料和社会学史料、经济史料、教育史料。

沈先生写他自己的宗教经验，也是很老实的记录，所以很能感动人。他描写一位徐宝谦先生，使我很感觉这个人可敬可爱。这本书里叙述的沈先生自己信仰基督教的经过，因为也都是一个老实人的老实话，所以也有宗教史料的价值。

我很郑重的介绍这本自传给全国的青年朋友。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正文《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我读了凌竹铭先生编著的《詹天佑先生年谱》，很佩服他搜集材料的勤谨，也很佩服他记载的细密，评论的正确。

詹天佑先生的老家是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他的祖父才迁居广州。但他十一岁考取了留美官费生，十二岁（同治十一年，1872）放洋之前，他父亲为他“具结”，还写着“童男詹天佑……徽州府婺源县人”。竹铭说他是詹先生的广州“乡后进”，我也可以说是他的徽州同乡后辈。竹铭和我都是崇敬詹先生的人。六年前，——一九五四年七月，——我被邀作“容闳先生在耶路大学毕业百年纪念”的讲演，那时我就注意到詹天佑先生的传记资料，因为容闳先生领带到美国留学的一百二十个幼童之中，詹先生是回国后能有机会充分运用所学的专门学术而建立伟大成绩的唯一的一个人；凡是叙述容闳先生的一生行事的，没有不注意到詹天佑先生的传记资料的。但我在那时候已知道詹先生留下的著作不多，关于他的传记资料是很不容易搜集的。

竹铭是铁路工程专家，他又有著作中国铁路史的兴趣，也有传记的兴趣。

他的《四年从政回忆》就是一本可以作范本的自传，给现代史学者留下了许多很重要的史料。竹铭编著这本《詹天佑年谱》，在搜集材料上的困难，他在“前言”里已说的很明白了。我们读这本年谱，最感兴趣的是叙述京张铁路的艰难伟大的工程。竹铭搜集的资料，从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詹先生第一次踏勘京张路的报告（页42—44）起，到宣统年己酉（1909）八月十九日举行京张全路通车典礼（页62—65）为止，其中包括詹先生的修筑京张路办法及经费估计（页47—50），以及开工后依据实际困难必须随时修改的工程计划，这样详细的记载使我诚心的佩服作者搜集材料的勤劳，整理材料的仔细而详明。

因为作者是一生留意中国交通史的，因为他有中国铁路史的兴趣，又因为他在历史上是詹先生铁路建设事业的继承人，所以他最有资格叙述詹先生的功绩，也最有资格论断詹先生的工作。我引年谱中最使我感动的一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居庸关山洞完工。四月二十三日，夜间十点半钟，八达岭山洞全洞开通。五月初六日，（詹）先生将情形申报邮传部，略谓“此洞施工之初，因山形起伏，不能取平。仅就山面挂线测度，而上阻长城，中隔山岭，瞭望难周。屡屡踌躇，方克定线。洞内分段推凿，又复精细测量，始有把握。迨开通后，测见南北直线及水平高低，均幸未差秒黍”。

足见当时工作之紧张与精细。……此洞完成后，京张全路通车之关键遂告解决。……（页56）

这是一位土木工程师给一位伟大的前辈土木工程师写的传记里的最得意的一段文字。

凌竹铭先生在记载京张路通车的盛大典礼之后，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京张铁路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四开工，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九日行通车礼，先后尚未满四年。工款原预算为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实际四年共收到七百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而实际支用至工程初步结束止，为银六百九十三万五千零八十六两，尚余二十八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两。较之原估算省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七十四两（原预算的百分之四点八）。

京张铁路建筑工款，包括机车车辆及行车设备，平均为每英里五万六千两，约合每公里银三万五千两（约合银圆四万八千六百元）……（页64—65）

竹铭在年谱的“编后”里，有更明白的说明。他说：中国铁路多系借外款兴筑，路权之损失姑不具论，即就路工本身而言，掌理工程之高级人员多属外籍，不但薪给特殊优厚，而且……常需假事权于翻译，而不肖之徒则不免从中作弊，而购料有折扣，包工有陋规，国家损失甚大，铁路之成本亦自然提高。京张铁路……由先生出任艰巨，先生……对于其所任人员，提高其待遇，鼓舞其志气，而尤致意于风气之改造，革除陋习，使国家不致蒙受损失。今试将京张路用款几项数字与同一时期之其他各路用款数字比较如下：

甲、全路建筑工款平均每公里约用银元数：

津浦铁路十一万九千元

京汉铁路九万五千六百元

京奉铁路九万四千六百元

京张铁路四万八千六百元

京张铁路深入内地，无其他各路交通运输之方便，而工程特别困难。所经南口至康庄一段，开山凿隧，其艰巨为他路所未有。……而其平均每里之建筑用款，仅为京汉、京奉等路之一半。……

倘京张铁路仍用借款兴筑，则建筑费可能增加一倍。

乙、隧道工程用款：

粤汉南段隧道共长六百四十二米，平均每公尺用银元四百元。

平汉铁路隧道六百六十四米，平均每公尺用银元三百五十八元。

京张铁路隧道一千六百四十五米，平均每公尺用银圆三百十五元。

丙、工程时期总务费用：

津浦铁路平均每公里约一万元。

平汉铁路八千五百元。

沪宁铁路七千七百元。

京奉铁路六千三百元。

京张铁路三千一百元。

（以上均见该书页96—98）

这样的比较，是竹铭先生对于这位伟大工程师的最谨严的颂歌。

读这本年谱的人，都不能不敬爱这位毕生为国家尽力而自奉很俭朴的模范工程师。在年谱的六十三页上，凌先生讲一个故事：说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京张铁路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那天中外来宾从各地赶来的“数逾万人”。

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作主要的演说。詹天佑先生是主办京张铁路的人，他不能不作一篇报告的演说。凌先生说：詹先生本拙于辞令，……通车典礼后，先生告其友人说：“余主办京张路，汝知我经过困难之事为何乎？”友人以开凿八达岭山洞对。先生笑曰：“非也！我顷报告致词乃比开山洞更为困难也！”

这是詹先生的风趣！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正文《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胡适选集》序言分册

《小雨点》序

莎菲的小说集快出版了，她写信来说，她很希望我也写几句话作一篇小序。我很高兴写这篇小序，因为这几篇小说都和我有点关系，并且都是很愉快的关系。十篇之中，大部分都是最先在我编辑的杂志上发表的：如《一日》等篇见于《留美学生季报》；《小雨点》见于《新青年》；《孟哥哥》等篇见于《努力周报》；《洛绮思》一篇的初稿，我和叙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一支扣针》，我似乎不曾读得原稿；但我认得这故事的主人，去年我在美洲还去拜望她，在她家里谈了半天。

我和莎菲、叔永，人家都知道是《尝试集》里所谓“我们三个朋友”。

我们的认识完全起于文字的因缘。叔永在他的序里已提及当时的一件最有趣的故事了。（但叔永说：“我不晓得适之当时是否已经晓得莎菲此作，而故意做一种迷离惝恍的说话。”这句话是冤枉的。因为当时我确不曾有先读此诗的好福气，但因为叔永寄来要我猜是不是他做的，引起了我的疑心，故一

猜便猜中了）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却没有见过她，直到临走之前，我同叔永到藩萨大学去看她，才见了一面。但我们当初几个朋友通信的乐趣真是无穷。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声一响，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面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当时我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曾有信去请莎菲作文，她回信说：我诗君文两无敌（此句是我送叔永的诗），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

我答她的信上有一句话说：

细读来书，颇有酸味。

她回信说：

请先生以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

我答她一首打油诗道：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人入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

我记此一事，略表示当日几个朋友之间的乐事。

当时我们虽然不免偶然说点天真烂漫的玩笑，但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那时候，叔永、梅觐庄、朱经农都和我辩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觐庄是根本反对我的，叔永与经农也都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处于孤立的地位。故我在民国五年八月四日有答叔永书云：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又八月二十三日，我作诗云：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在《尝试集》初版里题作，写的是我当时自己感觉的寂寞。

诗中并不指谁，也不是表示我对于朋友的失望，只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初期中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所以我很高兴地写这篇小序，给读者知道这几篇小说是作者这十二年中援助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努力。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正文《蕙的风》序

我的少年朋友汪静之把他的诗集《蕙的风》寄来给我看，后来他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来。他的集子在我家里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这一年之中，我觉得他的诗的进步着实可惊。他在一九二一，一二，一三，做的《雪花—棉花》有这样的句子：

你还以为我孩子瞎说吗？

你不信到门前去摸摸看，那不是棉花？

那不是棉花是什么？

妈，你说这是雪花，我说这是顶好的棉花，比我前天望见棉花铺子里的还好的多多。

……

这确是很幼稚的。但他在一年之后，——一九二二，一，一八——做的《小诗》，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这就是很成熟的好诗了。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

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我们虽然认清了方向，努力朝着“解放”做去，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功夫的人，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故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诗”，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一些《击壤集》式的白话诗，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诗。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算很深。

（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更容易。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云皎洁，我底衣，霞烂缦，他底裙裾，终古去翱翔，随着苍苍的大气；为什么要低头呢？

哀哀我们底无俦侣。

去低头！低头看——看下方！

看下方啊，吾心震荡；看下方啊，撕碎吾身荷芰底芳香。

这诗的音调、字面、境界，全是旧式诗词的影响。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

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如静之的《月夜》的末章：我那次关不住了，就写封爱的结晶的信给伊。

但我不敢寄去，怕被外人看见了；不过由我底左眼寄给了右眼看，这右眼就是代替伊了。……

这是稚气里独有的新鲜风味，我们“老”一辈的人只好望着欣羡了。我再举一个例：

浪儿张开他底手腕，一叠一叠滚滚地拥挤着，搂着砂儿怪亲密地吻着。

刚刚吻了一下，却被风推他回去了。

他不忍去而去，似乎怒吼起来了。

呀，他又刚愎愎地势凶凶地赶来了！

他抱着那靠近砂边的小石塔，更亲密地用力接吻了。

他爬上那小石塔了。

雪花似的浪花碎了，——喷散着。

笑了，他快乐的大声笑了。

但是风又把他推回去了。

海浪呀，你歇歇罢！

你已经留给伊了——

你的爱的痕迹统统留给伊了。

你如此永续地忙着，也不觉得倦吗？（《海滨》）

这里确有稚气，然而可爱呵，稚气的新鲜风味！

至于“太露”的话，也不能一概而论。诗固有浅深，倒也不全在露与不露。李商隐一派的诗，吴文英一派的词，可谓深藏不露了，然而究竟遮不住他们的浅薄。《三百篇》里：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这是很露的了，然而不害其为一种深切的感情的表现。如果真有深厚的内容，就是直截流露的写出，也正不妨。古人说的“含蓄”，并不是不求人解的不露，乃是能透过一层，反觉得直说直叙不能达出诗人的本意，故不能不脱略枝节，超过细目，抓住了一个要害之点，另求一个“深入而浅出”的方法。<kbd>?99ｌｉｂ.</kbd>

故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级：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静之的诗，这三个境界都曾经过。如前年做的《怎敢爱伊》：我本很爱伊，——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

这自然是受了我早年的诗的余毒，未免“浅入而浅出”的毛病。但同样题目，

他去年另有一个写法：

愿你不要那般待我，这是不得已的，因你已被他霸占了。

我们别无什么，只是光明磊落真诚恳挚的朋友；但他总抱着无谓的疑团呢。

他不能了解我们，这是怎样可憎的隔膜呀！

你给我的信——

里面还搁着你底真心——

已被他妒恨地撕破了。

……

他凶残地怨责你，不许你对我诉衷曲；他冷酷地刻薄我，我实难堪这不幸的遭际呀！

因你已被他霸占了，这是不得已的，

愿你不要那般待我——

一定的，一定不要呀！（《非心愿的要求》）

这就是“深入而深出”的写法了。露是很露的，但这首诗究竟可算得一首赤裸裸的情诗。过了一年，他的见解似乎更进步了，他似乎能超过那笨重的事实了，所以他今年又换了一种写法：我愿把人间的心，一个个都聚拢来，共总溶成了一个；像月亮般挂在清的天上，给大家看个明明白白。

我愿把人间的心，一个个都聚拢来，用仁爱的日光洗洁了；重新送还给人们，使误解从此消散了。（《我愿》）

这种写法，可以算是“深入而浅出”的了。我不知别人读此诗作何感觉，但我读了此诗，觉得里面含着深刻的悲哀，觉得这种诗是“诗人之诗”了。

静之的诗，也有一些是我不爱读的。但这本集子里确然有很多的好诗。

我很盼望国内读诗的人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成见是人人都不能免的；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也许有人觉得一个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也许有人嫌他的长诗太繁了，也许有人嫌他的小诗太短了，也许有人不承认这些诗是诗。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诗的体裁是常常改换的，人的情感是有个性的区别的。况且我们受旧诗词影响深一点的人，带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更容易陷入成见的错误。我自己常常承认是一个缠过脚的妇人，虽然努力放脚，恐怕终究不能恢复那“天足”的原形了。我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他们给了我许多“烟士披里纯”，我是很感谢的。四五年前，我们初做新诗的时候，我们对社会只要求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现在这些少年新诗人对社会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为社会的多方面的发达起见，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美术的尝试者，生活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这个态度，叫做容忍的态度（tolerance）。容忍上加入研究的态度，便可得到了解与赏识。社会进步的大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静之自己也曾有一个很动人的呼告：被损害的莺哥大诗人，将要绝气的时候，对着他底朋友哭告道：

牺牲了我不要紧的；只愿诸君以后千万要防备那暴虐者，好好地奋发你们青年的花罢！

（《被损害的》）

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正文《吴歌甲集》序

《吴歌甲集》序

我在七年前，曾说：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它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它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它的新材料，新血脉。（《胡适文存》卷一）

当时我不愿惊骇一班提倡国语文学的人，所以我说这段话时，很小心地加上几句限制的话，如“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等话，在现在看来，都用不着了。

老实说吧，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u>ｗｗ</u>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平话小说如、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精彩的描写。试举中的一段作个例：……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慨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呵！可惜近年来的作者都还不敢向这条大路上走，连苏州的文人如叶圣陶先生也只肯学欧化的白话而不肯用他本乡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白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其中最精彩的几行：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过！

老阿太已经去哩，冷冰冰欧滚在稻草里，野勿晓得几时脱气欧，野呒不人晓得！

我野呒不法子，只好去喊拢几个人来，有人话是饿煞欧，有人话是冰煞欧，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风野作兴有点欧。

这是吴语的一个分支；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人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它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

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吴语文学向来很少完全独立的。昆曲中的吴语说的往往限于打诨的部分，弹词中也只有偶然插入的苏白，直到近几十年写娼妓生活的小说也只有一部分的谈话用苏白，记叙的部分仍旧用官话。要寻完全独立的吴语文学，我们须向苏州的歌谣里寻去。

顾颉刚先生编的这部《吴歌甲集》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甲集分为二卷：第一卷里全是儿歌，是最纯粹的吴语文学。我们读这一卷的时候，口口声声都仿佛看见苏州小孩子的伶俐、活泼、柔软、俏皮的神气。这是“道地”的方言文学（“道地”起于古代分全国为诸道。宋严羽答吴景仙书云：“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教，市缣帛者必分道地。”今日药店招牌还写着“川广道地药材”。这两字用来形容方言的文学最适宜）。第二卷为成人唱的歌，其中颇有粗通文事的人编制的长歌，已不纯粹是苏白的民歌了。其中虽然也有几首绝好的民歌——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门闩》——然而大部分的长歌都显出弹词唱本的恶影响：浮泛的滥调与烂熟的套语侵入到民歌之中，便减少了民歌的朴素的风味了。

颉刚在他的自序里分吴歌为五类：一、儿歌；二、乡村妇女的歌；三、闺阁妇女的歌；四、农工流氓的歌；五、杂歌。我读第二卷的感想是嫌他搜集的闺阁妇女的歌——弹词式的长歌——太多，而第二和第四类的真正民歌太少。这也难怪。颉刚生长苏州城里，那几位帮他收集的朋友也都是城里人，他们都不太接近乡村的妇女和农工流氓，所以这一集里就不免有偏重闺阁歌词的缺点。这些闺阁歌词虽然也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习惯，却因为沿袭的部分太多，创造的部分太少，剪裁不严，言语不新鲜，他们的文学价值是不很高的。

我们很热诚地欢迎这第一部吴语文学的专集出世。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服。他的《写歌杂记》里有许多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的讨论（如论“起兴”等章），可以使我们增添不少关于的见识。但我们希望颉刚编辑乙集时，多多采集乡村妇女和农工流氓的歌。如果《吴歌甲集》的出版，能引起苏州各地的人士的兴趣，能使他们帮助采集各乡村的“道地”民歌，使乙集以下都成为纯粹吴语的平民文学的专集。那么，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夜于北京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

正文评新诗集

评新诗集

一康白情的《草儿》

在这几年出版的许多新诗集之中，《草儿》不能不算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了。白情在他的诗里曾有两处宣告他的创作的精神。他说：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他又说：

我要做就是对的；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

随做我底对的；随丢我底对的。

我们读他的诗，也应该用这种眼光。“随做我底对的”是自由，“随丢我底对的”是进步。白情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他的旧诗如“贰臣犹根蒂，四海未桑麻”（1916）；如“多君相得乘龙婿，愧我诗成嚼蜡妪”（1917），都是很不高明的。他的才性是不能受这种旧诗体的束缚的，故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作的《除夕》诗，（页301—304）便有“去，去，出门去！围炉直干么？乘兴访朴园，踏雪沿北河”的古怪组合。“干么”底下紧接两句极牵强的骈句，便是歧路的情境了。笨的人在这个歧路上仍旧努力去做他的骈句，但是白情跳上了自由的路，以后便是《草儿》（1919 年2 月1 日）的时代了。

自《草儿》（页1）到《雪夜过泰安》（页48），是一九一九年的诗。

这一组里固然也有好诗，如、《送客黄浦》、《日观峰》、《疑问》；但我们总觉得这还是一个尝试的时代，工具还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如《暮登泰山西望》：谁遮这落日？

莫是昆仑山的云么？

破哟！破哟！

莫斯科的晓破了，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哟！

又如：

你（黄河）从昆仑山的沟里来么？

昆仑山里的红叶，想已饱带着一身秋了。

这都不很自然。至于《桑园道》中的山哪，岚哪，云哪，霞哪，半山上的烟哪，装成了美丽簇新的锦绣一片。

现在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

自《朝气》（页49）至《别少年中国》（页286），共二百四十页诗，都是一九二○年的作品。这一年的成绩确是很可惊的。当时我在《学灯》上见着白情的《江南》，就觉得白情的诗大进步了。《江南》的长处在于颜色的表现，在于自由的实写外界的景色。我们引他的第三段：柳桩上拴着两条大水牛，茅屋都铺得不现草色了。

一个很轻巧的老姑娘，端着一个撮箕，蒙着一张花帕子。

背后十来只小鹅，都张着些红嘴，跟着她，叫着。

颜色还染得鲜艳，只是雪不大了。

这种诗近来也成为风气了。但这种诗假定两个条件：第一须有敏捷而真确的观察力；第二须有聪明的选择力。没有观察力，便要闹笑话；没有选择力，只是堆砌而不美，白情最长于这一类的诗，《草儿》里此类很多，我们不多举例了。

平心而论，这一类的写景诗，我们虽承认他的价值，也不能不指出他的流弊。这一类的诗最容易陷入“记账式的列举”。“云哪，山哪，岚哪”，固然可厌：“东边一个什么，西边一个什么，前面一个什么”，也很可厌。

南宋人的写景绝句，所以不讨人厌，全靠他们的选择力高，能挑出那最精彩的印象。画家的风景画，所以比风景照片更有意味，也是因为画家曾有过一番精彩的剪裁，近日许多写景诗，所以好的甚少，也是因为不懂得文学的经济，不能去取选择。

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中国旧诗最不适宜做纪游诗，故纪游诗好的甚少。白情这部诗集里，纪游诗占去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这是用新诗体来纪游的第一次大试验，这个试验可算是大成功了。我们选他的《日光纪游》第六首：马返以上没有电车了，我们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油纸背在背上；颗颗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路赤脚的女子笑着过来了。

油纸背在背上；“下驮”提在左手上；洋伞撑在右手上；颗颗的雨直淋在绣花的红裙上，他们看了我们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们看了他们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过幸桥，过深泽桥，我们直溯大谷川底源头沿上去。

我们不溜在河里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好雨！好雨！

这种诗真是好诗。“看来毫不用心，而自具一种有以异乎人的美”：这是白情评我的诗的话，他说这是美国风。我不敢当这句评语，只好拿来还敬他这首诗，并且要他知道这不是美国风，只是诗人的理想境界。

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三十七首诗须是一气读下去，读完了再分开来看，方才可以看出它们的层次条理。这里面有行程的纪述，有景色的描写，有长篇的谈话；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庐山纪游》。自十六至二十三，纪五老峰的探险，写的最有精彩，使我们不曾到过庐山的人心里怦怦的想去做那种有趣味的事。白情在第二首里说：山阿里流泉打得钦里孔隆地响，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动，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兰式的茅店，风吹得凉悠悠地，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动，我就去歇憩。

这就是“我要做就是对的”。这是白情等一班少年人游庐山时的精神。我们祝福他们在诗国里永远保持这种精神。

白情的诗，在技术上，确能做到“漂亮”的境界。他自己说：总之，新诗里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

这一层，初看来似是很浅近，很容易，所以竟有许多诗人“鄙漂亮而不为”！

但是，我们很诚恳的盼望这些诗人们肯降格来试试这个“读来爽口、听来爽耳”的最低限度的标准。

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二俞平伯的《冬夜》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的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篇中的刀口碰在锄耙上，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山坳里有坟堆，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招甚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

请原谅罢，宽恕着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ordsh）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217），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骡子偶然的长嘶，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鞭丝拂他不去的。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着，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做小诗，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雪朝》页61）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看太仔细了，想可好；花正开着，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山，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孩儿们，娘儿们，田庄上的汉儿们；红的、黑的布衫儿，蓝的、紫的棉绸袄儿，瞪着眼，张着嘴，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远啊，不唱戏，不赛会，没甚新鲜玩意儿；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我们也笑着走拢来，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

……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77）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我们拿捎来的饭吃着，我们拿痴痴的笑觑着。

吃饭有甚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忍不住了，说了话了：“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

九句：

一笑的起源，在我们是说不出，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可笑便是可笑罢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

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正文评《梦家诗集》

评《梦家诗集》

梦家先生：

今日正在读你的诗，忽然接到你的信，高兴的很。

这一次我在船上读你的诗集和《诗刊》，深感觉新诗的发展很有希望，远非我们提倡新诗的人在十三四年前所能预料。我们当日深信这条路走得通，但不敢期望这条路意在短时期中走到。现在有了你们这一班新作家加入努力，我想新诗的成熟时期快到了。

你的诗集，错字太多，望你自己校一遍，印一张刊误表，附在印本内。

你要我批评你的诗集，我很想做，但我常笑我自己“提倡有心，实行无力”，故愿意赏玩朋友的成绩，而不配作批评的工作。自己做了逃兵，却批评别人打仗打的不好，那是很不应该的事。

我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这四行诗的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你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求意境的高明，作风的不落凡琐，一定有绝好的成绩。

短诗之中，如《自己的歌》、《迟疑》、《你尽管》、《那一晚》、、《露之晨》、《信心》、《马号》、《雁子》，都是很可爱的诗。以风格论，《信心》最高，《雁子》也绝好。《雁子》的第三节稍嫌晦一点，其实删去末节也可以。此诗第六行，《诗刊》把“那片云”印作“那个云”，一字之差……不可放过如此！

《信心》的第六行：

年代和名称早记不清

似不如作：

认不清了年代和名姓。

《葬歌》也很可喜。其第九行鸟莫须唱，清溪停了不流。

不如把“莫”“不”二字换过来：鸟不须唱，清溪停了莫流。

便都是命令语气了。又此诗的第十四行太弱，不甚相称，似也可修改。

你的诗里，有些句子的文法似有可疑之处，如之第五行：我把心口上的火压住灰，奔驰的妄想堵一道堡垒。

你的本意是把火来压住灰吗？还是要给心口上的火盖上灰呢？又如《丧歌》第五行：

你走完穷困的世界里每一条路。

《自己的歌》第六节，

一天重一天——肩头

这都是外国文法，能避去最好。《叛誓》的末二行也是外国文法。

你的诗有一种毛病可指摘，即是有时意义不很明白。例如《序诗》，我细看了，不懂得此诗何以是序诗？更就诗中句子来看，栖霞的一片枫叶给你的一条定律怎么会是“没有例外没有变”？你的明白流畅之处，使我深信你应不是缺乏达意的本领，只是偶然疏懈，不曾用气力求达意而已。我深信诗的意思与文字要能“深入浅出”，入不嫌深，而出不嫌浅。凡不能浅出的，必是不曾深入的。

你的长诗，以《都市的颂歌》为最成功。以我的鄙见看来，近来的长诗，要算这篇诗最成功了。

《悔与回》里面有好句子，但我觉得这诗不如《都市的颂歌》。

《悔与回》不用标点，这是大错，留心这是开倒车，虽然也许有人说是学时髦。我船上无事，把这诗标点一遍，稍稍可读。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我的标点一定不能符合你诗中的原意。你想，你的读者之中有几个人肯去标点一首百行长诗？结果只是叫人不读或误读罢了。

我说不批评，不觉写了一千多字的批评，岂不可笑？写了就送给你看看。

你有不服之处，尽管向一多、志摩去上诉。你若愿意发表此信，请送给《诗刊》或《新月》去发表。

你若寄一册《诗集》给我，我可以把我的校读标点本送给你，看看我标点校勘错了没有。

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

正文 ◇余之书癖──[近人书话]

◇余之书癖──[近人书话]

余之书癖

偶过旧书肆，以金一角得aine’s “ ory of Englis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Gibbon’s“the Roman Empire”，二书皆世界名著也。书上有旧主人题字“U. Lord ell，Reading，Penna”。其吉本《罗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余年矣。书乃以贱价入吾手，记之以志吾沧桑之慨。吾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记之以自嘲。

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藏晖室札记》卷四

正文读书

读书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一、要读何书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

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所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 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

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例如turn 这字：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

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词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 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动字解有三解，作名词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须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连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一、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二、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三、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a）抄录备忘。

（b）作提要，节要。

（c）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如你听了我的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

的札记，列举了：一、生物学上的证据；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五、考古学上的证据；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那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画，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画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功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

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单简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图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

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六号，页一四七）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十四·四·二十二夜改稿

《胡适文存三集》卷二

正文节找书的快乐①（节录）

找书的快乐①（节录）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化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七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

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征四寇》及

等，至于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

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

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

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世人都想看到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清查曹雪芹三十年前我考证时，曾经提出二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① 编者按：本篇为胡适1959 年12 月27 日在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上所作演讲。

值得研究的：一、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文经》，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霑，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钞》、《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赠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钞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历1764 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

险失好材料，再评民国十六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廿二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

谈，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的考证：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拿这当作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偏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载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台北《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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