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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大本营·井冈山》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不得已的退却 湖南省浏阳县的文家市，距县城约50公里，且与江西省的万载、宜春、萍乡搭界，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山区小镇。由于地处偏僻，从不为人所注目。然而，1927年9月19日，由于一支军队的到来，使得它成为了中国革命史所不得不提到的地方。 这一天，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一队系着红布带的武装士兵，在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红旗的引导下，进入文家市。当地的村民早几天就听说有系着红布带的工农革命军在东门市一带与官军交火，还听说浏阳县城也被工农革命军占了。可没有料到这支队伍却如神兵般一下子来到了文家市。 自先头部队进驻之后，这一天，或成群结队，或三五一伙地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工农革命军的部队。 从9月9日开始秋收起义以来，这支称之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队伍，还从未集中在一起，3个团分别从江西的修水、萍乡、铜鼓出发，分三路向湖南的平江、醴陵、浏阳进攻，计划在夺取这三地之后，再会攻湖南省会长沙。然而，出师不利，一团因临时收编的邱国轩部阵前倒戈而严重受挫，连平江长寿街这样一个小镇都未能攻下；三团一鼓作气拿下了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市，却在强敌的反扑下损失惨重；二团先后趁虚攻占了醴陵、浏阳两座县城，却在浏阳县城内被反攻的敌军冲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形之下，随三团行动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到浏阳文家市会合的命令。 原计划攻入长沙城会师的3个团，没想到竟会在浏阳文家市这个偏远的小镇会师，而且是如此境况下的会师。 这不能说是胜利的会师。 没有兴奋，没有欢呼，只有暂时松一口气的感觉。 此时，集中到文家市的队伍只有1500人，与10天前发起暴动时的5000人相比，是大大的减少了。然而，在失利之后保存和集中起来的这一批有生力量，却是非常宝贵的，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的。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前委的主要成员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以及第一师的师部，是随一、三团的部队先后抵达文家市的。前委的另外两个主要成员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二团团长王新亚，则在战斗失利之后，私自出走，下落不明。 当晚，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决定这支队伍命运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几位前委成员之外，还有一些师、团主要负责人，何长工、杨立三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围绕起义10天来的战斗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大家都是亲历者，对起义的发动及其取得的成效、战斗的失利和遭受的挫折，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认为：起义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及部署，顺利地发动起来，并且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两座县城，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向世人宣告了共产党坚持革命的决心和力量；同时也在湘赣边界地区发动了工农群众，造成了革命的声势。当然，由于敌强我弱，敌情不明，加之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缺乏战斗经验，使起义部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未能实现攻占长沙的起义目标。 接下来讨论下一步“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时，前委委员们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起义的旗帜既已竖起，战斗又已经打到了这种状况，下一步部队往哪里去？如何行动？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还是后退，转战湘南？都需要立即作出抉择。因为，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围追的敌军就会赶来。 前委委员们深感部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何长工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9月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 余洒度，当时的头衔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为秋收起义部队的军事指挥员，对部队有着较大的影响。 何长工的回忆详尽地介绍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主退”派和以余洒度为首的“主攻”派的观点，而且看起来这两种意见的争论还相当激烈，因为这次会“开了一整夜”。最后，总指挥卢德铭提议举手表决，并率先举手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主张。于是，在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 似乎是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终于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清晨，嘹亮的军号声将1500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召集到了里仁学校操场。从未见过如此“大场面”的数百名当地群众，也纷纷集聚到操场周围。一时间，里仁学校操场内外，人头攒动，人声喧哗。 当值日军官将队伍整好之后，身着蓝布长衫的毛泽东在卢德铭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队伍前边。虽说开会熬了一个通宵，但毛泽东仍然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当他满面春风地走向那张摆放在操场南边、作为临时讲台的课桌时，队伍中一阵骚动。 “毛委员来了！” “毛委员要给我们讲话了！” 官兵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毛泽东，但许多人对毛委员并不陌生，尤其是那些参加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人，对“农民运动大王”毛泽东更是久仰大名。今天，毛委员要讲话，大家自然非常兴奋。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官兵们更想听听“有学问”的毛委员是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主意。 毛泽东挥了挥手，开始了他的演讲：“同志们，工农弟兄们，我们这次暴动，是向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是要继续我们的工农革命！我们拿起了武器，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眼下，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了一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简单的几句话，使官兵们因战斗失利而显得沉重的情绪变得轻松了许多。 接着，毛泽东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之后，坚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 听到这里，官兵们兴奋起来。“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多么生动形象的语言！多少年之后，有幸聆听过毛泽东那次演讲的一些人，仍然对这一句话有着清晰的记忆。 毛泽东当然也谈到了官兵们最为关心的部队去向问题：“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我们的斗争策略也要变才行。还去攻打长沙吗？不行，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当然，文家市也不是久留的地方，我们还得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 毛泽东的一席话，给官兵们以鼓舞，增添了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随后，部队离开文家市，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议，朝萍乡方向实施退却。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退却不符合中央精神 部队沿着蜿蜒的山路，朝萍乡方向行进。 毛泽东随队而行，他的心情并未因前委会采纳了他的提议、部队正实施退却而感觉轻松。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别是作为中央派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特派员，毛泽东深知停止进攻长沙、率队退却，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余洒度是军事指挥员，他应该清楚以千人之弱旅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而他之所以在前委会议上一味坚持要继续进攻，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这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的要求，也迎合了部分同志急欲对国民党反动派复仇、尽快夺取革命胜利的心态。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由得又一次问自己：放弃进攻，实行退却错了吗？ 毛泽东想到了前不久参加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当时，党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紧接着，蒋介石于4月18日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总司令公开与共产党、与工农民众分道扬镳。 “总司令”挑了头，各地的新军阀纷纷遥相呼应。 4月15日，广州发生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的惨案；5月17日，武汉夏斗寅部叛变；5月21日，长沙许克祥部制造“马日事变”；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 曾经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至此完全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国共两党的分手，如果只是政见之间的分歧，倒也不足为怪。可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掌握着军队，使分手充满了血腥。 短短几个月时间，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反攻倒算，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死在屠刀之下，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和工农运动的卓越领袖汪寿华、萧楚雄、熊雄、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共产党员为此激愤，工农群众为此悲伤。 然而，共产党中央领导的表现却令全党失望。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而且当国民党反动派露出狰狞面目时，还一味地委曲求全、妥协退让。 6月30日，就在国民党反动派步步紧逼之际，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了扩大会议，内容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共有11条。 在会议讨论中，与会的一些同志对这个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决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年轻气盛的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了一个批评这个决议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匆匆将意见书看了一遍，气得大发雷霆：“谁让你们搞的这个东西？”随手就将意见书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还气愤地用脚踩住。 任弼时见总书记生气了，连忙请求解释。 “什么都别说了！”陈独秀横蛮拒绝。 见此情形，其他同志不便再说什么。由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11条的决议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党中央又一次失去了领导全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抗争的机会！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软弱退让，非但没能“感动”国民党反动派，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了党自身的生存，也为了挽救革命。于是，就有了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就有了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的一座公寓式房子中召开，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了不引起注意，20多位与会人员都是由内部交通一个一个地带进带出，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可与会人员的一进一出，前后竟花了6天时间。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及另外两个俄国人也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当时就在武汉，但他没有与会。因为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既受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又为共产国际所不满，会议之前就已失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权，罗明纳滋的前任鲍罗廷对陈独秀的安排是提议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会议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罗明纳滋的报告很长，连同翻译竟用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这个报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批判，旨在扭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这个报告的内容，经大会讨论，后稍作修改，即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从而结束了陈独秀路线对全党的领导。 瞿秋白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并由此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瞿秋白的提议下，大会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这三个议决案，成为了党的新政策。 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名：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名：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提出了斗争任务及斗争策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行暴动，武装反抗。 《最近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要求：“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为此，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中央的新决策，也反映了共产党内的一种情绪。时为中央五人常委之一的李维汉后来曾回忆道：“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落实党的八七会议决议，也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领导秋收暴动。 中共湖南省委对发动秋收暴动充满信心，寄予厚望。 暴动的目标很明确：“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为此，首先要夺取省会长沙。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而于9月9日举行的暴动，却未能实现上述预期目标。不仅没能夺取省会长沙，就是占领了的醴陵、浏阳县城，也很快就丢了，最后还不得不实行退却。 想到这些，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现在的退却，既不是省委的指示，也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他又记起了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的一段话：“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远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 显然，现在停止进攻长沙，退往萍乡，是改变了暴动的计划。但这是不是说自己动摇、犹豫呢？到底是继续进攻会陷暴动于败亡，还是及时退却会陷暴动于败亡？ 毛泽东仍在理着自己的思绪。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毛泽东决定停止进攻 秋收暴动未能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 毛泽东在参加完八七会议后，于8月12日回到长沙。 与毛泽东同时参加了八七会议、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公达，被任命为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负责改组湖南省委。他比毛泽东早一天，即8月11日回到长沙。 8月16日，彭公达召集会议，选出了新的省委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一回到湖南，就一头扎到长沙县清泰乡进行农村土地问题的调查，并草拟《土地纲要》，为开展土地革命做准备。 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开会，制定秋收暴动的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有关问题。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湖南省委积极准备和组织湘省的秋收暴动。 此时，省委能够指挥和调动参加暴动的武装力量，主要有三部分：在江西修水，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在江西铜鼓，是浏阳工农义勇队；在江西安源，是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源、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工农武装。 警卫团是武装力量的骨干。这支队伍原驻武昌，是一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原本为参加朱德、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而挥师南下，途中听说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前往广东，故在湘赣边界的修水县休整待机。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率队到了湘赣边界后，即和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一同前往武汉，向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他离开后，由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部队。 卢德铭为部队的去向专程远赴武汉请示，而一直希望“有一两团兵力”作为暴动主力的毛泽东等人，获知警卫团到了湘赣边界，则喜上眉梢，顿觉暴动增添了一份胜利的筹码。 经过各方联系和紧张准备，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而毛泽东则“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按照省委的分工，在会议之后，立即前往安源，具体部署暴动。他很快在安源张家湾的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结果，毛泽东并没有担任起义部队的“师长”。 安源军事会议确定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指挥机关：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基本队伍：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团长王新亚，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团长苏先骏；行动部署：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 安源军事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明确了兵分三路，进击长沙，最后会攻长沙的行动方案。显然，毛泽东这时候也是有心要进攻省会长沙的。 毛泽东决定去铜鼓，亲自部署三团的行动。 从安源到铜鼓，有近200里路，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的一位名叫易子义的陪同下，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3天。 9月9日，他们来到浏阳县张家坊地带，不幸被当地的挨户团抓住，要往团防局押送。 关于这一段遇险经历，大约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是这么描述的：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就在毛泽东遇险的这一天，即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修水正式打出了印着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的红旗，身着灰色军装的官兵，个个扎上了红领带。他们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宣布起义，并立即按照省委和前委的指示，向湖南的平江进发，准备进攻长沙。 而此时，驻在铜鼓的三团，却在为毛泽东迟迟未到和得不到上级指示而焦急。 9月10日，虎口脱险的毛泽东终于来到铜鼓，找到了第三团团部，三团的领导顿觉有了主心骨。 这一天，正巧是中秋节，毛泽东和三团的官兵一同聚餐，既欢度佳节，又为起义壮行。 11日，三团进攻浏阳白沙镇，守敌不多，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即将敌打垮。12日，部队乘胜攻占另一个小镇东门市。可就在三团进驻东门市，发动群众，恢复农会之际，国民党军却在调兵遣将，反扑过来。14日，敌军分两路夹击东门市。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未对敌人的反扑做准备，所以，当三团与敌军交上火时，敌军已基本上形成了对三团的包围。幸而二营先敌一步抢占了马鞍山，使部队依托此制高点抗击敌军的进攻。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军越聚越多，加之武器精良，火力越来越猛。而由农军新编成的三团，缺乏战斗经验不说，武器也十分可怜，除了一些“汉阳造”、“九响枪”之外，多数战士拿的还是梭镖和大刀。 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 毛泽东果断地决定部队分三路从马鞍山下突围，朝上坪方向转移。由于天色将晚，敌军没有全力追赶。 退到上坪的第三团，已不成其为一个团了。战斗之前1500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400余人。 偏偏这时交通员又带来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团在平江金坪战斗中失利！ 一团是起义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被毛泽东等起义领导者寄予着最大的希望，它在首仗即遭挫败，确实有些出乎意料。 一团的失败，是由于师长余洒度的失误造成的。 警卫团团长卢德铭赴武汉请示之时，部队交由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起义之前，为了迷惑敌人，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曾合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一下子就当上了师长。安源军事会议决定以暂编第一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仍然由余洒度担任。一团在修水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即9月10日，原团长卢德铭赶回了部队。此时，不便再抹去余洒度的师长职务，只好在师长之上，给卢德铭安了一个“总指挥”的头衔。 余洒度为了扩大力量，在起义前夕，收编了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邱国轩团，先是给了个暂编第一师第二团的番号，全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之后，安源的工农武装编为第二团，邱国轩团就只好改为第四团。 就是这个谁也摸不清底细的第四团，在一团的背后捅了致命的一刀。 那是在起义的第三天，即9月11日，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指挥一团和四团计划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城。当部队到达距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四团团长邱国轩报告前面发现敌人。钟文璋立即命令走在前边的四团向左右两翼散开，自己身先士卒，率第一团的两个营从中路向前猛冲。不料，冲在后面的二营却突然遭受到来自两侧的火力袭击。原来，邱国轩早已暗中与敌人勾结上了，并已约好了阵前倒戈。对此毫无防备的一团官兵只好仓促应战，激战两小时，在敌军和叛军的夹击下，部队损失惨重。撤退下来之后才发现，不仅人员从近2000人减少到1000余人，而且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也下落不明。 初战受挫，而且是如此不明不白地吃败仗，使师长余洒度大为光火。他坚决主张重新组织部队，再次攻打长寿街拿下平江城，挽回败局。幸亏卢德铭坚决不同意硬拼，率领部队后撤。 并派交通员火速到三团去找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为一团的失利扼腕痛惜，因为一团毕竟是这次起义中唯一的一支正规军。同时，毛泽东也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三团失利了，连战斗力最强的一团也吃了败仗。二团的情况虽然还不清楚，但毕竟它是一支由安源矿工为主体新组织起来的部队，一定也难有作为。于是，毛泽东立即召开了三团干部会议。 “停止进攻，放弃打长沙的计划！” 这就是毛泽东在会上作出的决定。会后，毛泽东连夜给省委写信，建议“立即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果断地作出了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让部队“先退萍乡再说”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第一团。 一、三团按照这一决定，退出战斗，迅速转移。 17日，两个团终于在蒋埠江一带会合。前委委员毛泽东、苏先骏、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第一次聚集到了一起。 就在这时，传来了第二团兵败浏阳城的消息。 二团是在9月10日，即中秋节的夜晚下达进攻萍乡的命令的。11日打了一天，却未能攻下。 为了尽快去会攻长沙，部队放弃打萍乡，乘火车直扑醴陵。12日下午，二团和醴陵的起义农军分三路进攻，并很快就占领了醴陵城。起义部队在醴陵城热热闹闹地做了几件事：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恢复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开仓济贫。 丢了一个县城，震惊了敌人，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湘赣两省的敌军从四面围了过来。二团不得已退出了醴陵城，分两路向浏阳前进。16日，趁虚占领了浏阳县城。 然而，脚跟尚未站稳，17日上午，尾追而来的敌重兵，就将浏阳城团团围住。一番激战，二团的部队损失三分之二。部分突围出来的部队后来也被打散。团长王新亚在突围后竟拖枪出走，下落不明。二团可说是被完全击溃了。 三支部队的进攻都受到了严重挫折，而且部队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仅仅几场战斗，5000人的队伍就只剩下1500人。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继续进攻，还能攻打长沙吗？ 显然，继续进攻必然会陷起义于彻底失败，尚存的这点革命力量也将损失殆尽！而及时退却的话，还能保存这支革命武装，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毛泽东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于是，就有了文家市会师；就有了文家市转兵！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卢德铭芦溪捐躯 文家市转兵是秋收起义的一个重大转折。 文家市会师之前，部队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执行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路线；文家市会师之后，部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着一条新的斗争道路。 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还是在上坪决定停止进攻时，对于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作出的决定是“先退萍乡再说”；在文家市，又作出了“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因此，部队在离开了文家市以后，即往萍乡方向撤退。 部队很快进入了江西省，沿着湘赣边界行进。9月22日，来到一个叫上栗市的农村小镇，这里已属萍乡县境。 事先派往萍乡县城打探敌情的人回来报告：城里驻扎了许多国民党军队。 看来赣敌已有所准备，加强了城市的防卫。要打萍乡县城势必会有一场恶仗。这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毛泽东同卢德铭、余洒度等商量之后，决定绕开萍乡县城，先向东，然后从芦溪一带再折向南。 部队在上栗稍事休息后，就向小枧、芦溪方向开进。 一路上没有发现敌情。24日，部队到达萍乡县和宜春县交界的一个小镇——芦溪镇。由于是在傍晚时分抵达的，虽然在主要通道都派出了警戒，但对周围的情况并没有侦察清楚。甚至有人发现了远处山上有一长溜的火把在运动，也未引起应有的警惕。 第二天天未亮，部队摸黑出发。毛泽东率一团的前卫营先行，卢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和主力居中，苏先骏率三团断后。谁也没有料到，一股敌军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们。 头天晚上打着火把在山中运动的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的两个团和地主武装保安团，他们从地方反动民团那里获悉了工农革命军的行踪，正准备进行伏击。 当工农革命军的先头部队从芦溪出发十余里之后，突然从队伍的后面传来了一阵阵的枪声。 不好，一定是担任后卫的三团那儿有了情况，卢德铭和余洒度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一面命令随师部行动的一团二营抢占前边的一个小山头，一面派人到后边去察看情况。 三团的情况确实不妙。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他们不仅没能进行有效的抵抗，甚至连队伍都被打散了。 不一会，三团的部队三三两两地退了过来，并往莲花方向继续溃退。而夹杂在零散队伍之中的三团团长苏先骏，则是只身来到师部的。 余洒度见此大为光火，他命令苏先骏立即集合自己的部队，去担任警戒和阻击从萍乡方向过来敌军的任务。 大概是见到了师部和一团的部队，苏先骏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一些。他跑下山坡，站在路中拦阻正在溃退的部队。然而，他哪里阻拦得住这支缺乏严密组织和战斗经验的农民队伍，他找不到下属指挥官，而那些士兵根本就不理会他的拦阻，照样从他的身边离去。 “我的爷呀！你们集合哟！”苏先骏一面喊，一面摊开两手去拦。 好不容易集合拢了二十几人，被派往山后警戒去了。 这时，田垄中的小道上，一支队伍冲过来，正在山坡上的一团部队立即向他们开火。一阵枪响，走在前边的一些人应声倒地，后边的则隐蔽起来还击。双方激烈交火。 “师长！打错啦！他们是自己人，是三团的弟兄！”苏先骏突然对着余洒度大声喊叫。 余洒度连忙问：“你看清了吗？” 苏先骏哭丧着脸说：“是自己人呀！都打死了！”一边说，还一边顿脚。 见此情景，余洒度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射击。 师部参谋处长陈明义不放心，他问苏先骏：“你没有看错吧？” “没错，没错，是我们三团的人。” “你们的人军帽上有油布吗？” “啊？”苏先骏定神看了看，慌得连连摆手，语无伦次地说：“我不负责了！我不负责了！” 就在一团停止射击的瞬间，敌军借着火力的压制，很快地冲了过来，并直扑师部。 没有预备队的师部在警卫班掩护下，匆忙撤退。 情况紧急，率领一个连控制着路旁白泥坳高地的卢德铭，立即命令部队开火，全力阻击敌人，掩护师部和其他部队。 战斗越来越激烈，追赶上来的敌人也不断增多，而且还有一股敌人占领了旁边的一座山头，居高临下向卢德铭所在的阵地实行火力压制。 好在师部和其他的部队很快就转移了出去，卢德铭随即率领这一个连边打边退。就在他从高地上撤下来，骑着马通过一片开阔地时，不幸中弹倒地……秋收起义的总指挥、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军事指挥员卢德铭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卢德铭是四川省宜宾县人。19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不想招生考试已过。一心想参加国民革命的卢德铭就去求见孙中山，竟得到孙中山的召见。经过面试，由孙中山介绍，他成了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学生。他在黄埔军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叶挺独立团，先后任连长、营长，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当组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时，他被任命为团长。秋收起义时，又担任了总指挥。 卢德铭的牺牲，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正处于逆境之中的秋收起义部队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危难之际折将，毛泽东痛惜不已！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莲花来了革命军 芦溪一仗，是工农革命军自离开文家市以来受损失最重的一次，这一仗不仅使队伍又减少了300多人，而且失去了在部队中有着很高威信的军事指挥员卢德铭。因而，部队官兵的情绪也低到了极点。 绕开萍乡县城的革命军，在芦溪受挫之后，继续南下，很快就进入了江西省的莲花县境内。 地处赣西的莲花，属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地丘陵区，东南与江西的永新、宁冈接壤，西南与湖南的茶陵、攸县相连。虽说这里地处偏僻，但在大革命期间，工农运动却发展迅猛。既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又有工会和农会，还建立了拥有60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疯狂地反攻倒算，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使城乡一片白色恐怖。但是，莲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屈服，他们顽强地坚持斗争。就在革命军到来的前不久，他们在闻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消息后，还于9月18日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数百群众攻打县城。那次扑城失利，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屠杀革命者，追缴枪支。结果，59支枪被缴，仅保存下来了一支枪。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的“莲花一支枪”。 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来到有着工农运动基础的莲花，自然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欢迎和支持。9月25日，革命军到达了莲花县的甘家村。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了解了莲花、永新一带的情况。在这里，毛泽东决定攻打莲花县城。 一则这是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要求，为的是向反动派讨还血债，并营救被关押在县城监狱里的同志；二则部队也确实需要用胜利来鼓舞士气，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 当然，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已经从当地同志和群众那里获悉，莲花县城并无国民党正规军驻守。 2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甘家村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军民大会，枪决了几个从萍乡抓来的土豪劣绅。随后，即冒雨向莲花县城发起进攻。一时间，枪声和攻城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守城的保安队哪见过这种阵势！他们很快就弃城而逃。 革命军俘虏了县保安队队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长公署；砸开监狱，解救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县粮仓，将粮食分给了贫苦群众。 大革命时期那种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场面在赣西山区的一个小县城再现啦！ 这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退兵以来首次夺取的县城，官兵们为之精神振奋。 “莲花来了革命军”，消息不胫而走，革命群众为之欢欣鼓舞。 已经“打埋伏”的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人，闻讯后来到了县城，毛泽东和他们见了面。通过与他们交谈，毛泽东对莲花乃至赣西一带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此时，有人带来了中共江西省委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带信的人名叫宋任穷，是湖南浏阳人。他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又转共产党，一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为浏阳工农义勇队一个中队的党代表。浏阳工农义勇队曾前往南昌，想去参加南昌起义。因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只好辗转到江西铜鼓待命。在铜鼓，他奉浏阳县委之命，去中共江西省委联系和汇报。待他从南昌返回时，秋收起义已经发生，闻知部队已离开铜鼓，他就一路寻找过来，终于在莲花赶上了部队。 毛泽东很快和宋任穷见了面。在简单地汇报了自己去联系江西省委和追赶部队的情况后，宋任穷交给毛泽东一封信。 这是一封用药水密写的信件，毛泽东将其放入水中，字迹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他很快地将信的内容看了一遍，而且看到了信的署名是汪泽楷。 汪泽楷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他也是湖南人，曾留法勤工俭学，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毛泽东当然知道他。 “汪泽楷同志还说了什么吗？”看完了信的毛泽东问宋任穷。 宋任穷回答：“他对我讲，你们可以在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它的事，信上都写了。” 信上写了什么，宋任穷不清楚，毛泽东也没说，所以我们至今都无从知晓。但宋任穷转达汪泽楷的几句话，却使我们了解到，江西省委的信和对宁冈情况的介绍，一定对毛泽东坚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起到了某种作用。 毛泽东决定不在莲花久留，而是继续向南去宁冈。为此，毛泽东和余洒度发生了一次冲突。 那是在当天晚上，余洒度通知了一些人在县公署的一间房内开会。不久，毛泽东来到了会场。在与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毛泽东问余洒度：“听说抓获了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人呢？” 余洒度犹豫了一下回答：“交到辎重队当挑夫去了。” 毛泽东一听，就意识到不好，紧接着说：“怎么能让他当挑夫？应该看管起来。” 不知谁插了一句：“听说他已经从辎重队逃跑了。” “是真的吗？”毛泽东盯着余洒度问。 余洒度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来。 “什么，让他跑了？敌人离我们并不太远，这多危险呀！我们这些人的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的什么会？”毛泽东十分恼火。 余洒度本不属湖南省委领导，只是因为参加秋收暴动才受制于毛泽东。卢德铭活着时，他见卢德铭对毛泽东的意见十分尊重，也不敢对毛泽东不敬。现在卢德铭不在了，他在毛泽东面前也渐渐地翘起尾巴来。对毛泽东的查问，他原本就不高兴，听了毛泽东的责怪，他更为生气，就用轻蔑的口吻回敬道：“呀！原来你是怕死啊！”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的讥讽，提出下令部队准备撤出城去。 余洒度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话，他还拍着胸口继续说：“我担保！要是你死了，我把我的命赔给你！” 毛泽东气愤极了，他大声地说：“一千多人的性命，赔得起吗？这种时刻了，开会有什么用？应该立即组织撤退。” 余洒度则仍在讲着一些不中听的话：“如果你怕死，今晚我就派兵保护你到山上去住，我可以担保无事！” 毛泽东见余洒度是这种态度，知道要说服他不容易，于是扔下了一句硬话：“我命令，必须撤退！” 会议闹得不欢而散。 尽管余洒度当时并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但毛泽东坚定的态度，也使余洒度不得不当一回事来对待，因为毛泽东毕竟是前委书记。余洒度和几位军事干部曾经想在城里休整几天，毛泽东一批评，他们只得布置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 27日，仅在莲花县城住了一晚的工农革命军，告别了莲花的百姓，朝宁冈进发。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工农革命军继续南行，越往南走，山路越崎岖。连日来不停地征战和行军的部队，此时已是疲惫不堪，行军越来越艰难。 毛泽东随着队伍，在山路上一瘸一拐地走着。秋收起义爆发那天，他在浏阳张家坊遇险时落下的脚伤，不仅没有痊愈，反而因为连续的行军打仗，更为严重了。 见到毛委员行走困难，几个战士一合计，就扎了一副担架来到毛泽东的面前：“毛委员，请你坐上去吧！” 毛泽东看了看虽然简单、却还结实的担架，摆了摆手说：“革命的路是走出来的，可不是坐出来的哟！”他谢绝了战士们的好意，并要他们将担架抬给伤病员去坐。 担架让给伤病员坐去了，毛泽东拄着棍子，仍坚持和大家一同步行。战士们为毛委员这种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所感动；毛泽东则在与战士们打成一片的交流中，更直接、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支队伍存在的危机。 危机来自两个方面，有形的和无形的。 连日的行军和与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使部队大量减员，既有在战斗中牺牲和打散的，也有因失望而逃跑、开小差的，加之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得部队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眼见着人员日见减少，还一个劲地往山里撤，于是，悲观主义情绪笼罩着部队。一些当官的牢骚满腹；而当兵的开小差则成了公开的事，有的人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弄得人心惶惶；而一些人认为“回家干点什么也比在这里强”，就不辞而别，一走了之。 更为严重的是，部队还沿袭着旧军队维系官兵关系的许多做法和传统，长官意志、军阀作风随处可见，随意打骂士兵、侮辱士兵的现象不时发生。一些旧军官出身的人，仍然是那种当官拿薪水的雇佣思想，当战斗失利和条件艰苦时，就流露出悲观动摇的情绪。还有的人，不顾当时的处境如何，仍然保持着一副旧军官的派头：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被士兵们戏称为“五皮主义”。这些，就像在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严重地影响了官兵团结，使军官在士兵面前缺乏威信，指挥乏力。而特别令人担心的是，许多军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要不然，这支队伍不用敌人来打，自己就会把自己拖垮！ 毛泽东思忖着：部队应该进行一次整编。 29日，部队到了永新县一个叫三湾村的地方。 这个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的村子，处于湘赣边界的九陇山下，四面环山，环境幽静；由于它位于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之处，可说是一处几不管的地带，虽偏僻但却较安全。加之追兵似乎暂时停止了追赶，使部队有了喘息的时间。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住上几天。 当晚，在三湾村的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议的议题非常明确：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在对部队现状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后，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 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才结束，毛泽东的提议最终为与会的大多数人所赞同，从而作出了对巩固这支部队，乃至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项决定：将现有一个师编制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单位要成立士兵委员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以确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二天早上，工农革命军的全体官兵集合在村前的枫树坪，与10天前在浏阳县文家市的那次大会相比，人数少了差不多一半，而且许多人显得疲惫和不安。 面对着精神状态不佳的部队，毛泽东似乎胸有成竹。他站在一棵大树下，宣布了前委关于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的决定，然后坚定地说：“同志们，敌人只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当上了军长。我们现在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大家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现在有好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这样的道理，许多人都明白。然而，部队目前陷入如此境地，何去何从，毕竟是每一位官兵都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抱着当兵挣钱雇佣思想的人来说，继续走下去，别说挣钱，恐怕连命也得搭上。可是，许多官兵却没有想到，毛泽东接着宣布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钱的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队。希望即使回去以后，还要继续革命。将来如果谁愿意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官兵们大为惊讶！军队对于“开小差”不是绝对禁止的吗？凡“开小差”的人，一旦被抓回来，轻则体罚，重则枪毙，军队历来就是如此。哪有不仅允许自愿离队，还发路费回家的？这可是在旧军队中连想都不敢去想的做法！官兵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在一些人半信半疑的时候，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重，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可能很艰苦，很危险，但是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们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这时，大家才相信毛泽东讲的是真的啦！但并没有人马上行动。尽管私下里不少人对去与留有过议论，可真正要进行选择时，也并不是那么好下决心的。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毛泽东在等待，官兵们在思考……终于有人往左边走去，宛希先、张子清、伍中豪、陈伯钧、何长工、宋任穷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士兵，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往左边；余洒度、苏先骏、陈皓等一些指挥员也都走了过来。 当然，也有一些人往右边走，其中还有一些军官。 对于那些站在右边，愿意离开的人，毛泽东没有食言，当即叫人发给他们每人3至5元路费，让他们离开。 清点站在左边的，大约剩下700人左右，虽然人数较前有所减少，但犹如大浪淘沙，剩下的基本上是骨干，是精英。 紧接着，将这700多人改编为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部队编为两个营六个连，加上特务连，共七个连队，另外还有卫生队、辎重队，由于缩编后军官有多余，又特别编了一个军官队。编制缩小了，但队伍充实了。改编前那种官多兵少、架子大人员少的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变。 部队改编之后，毛泽东仍然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行使最高领导权，而部队的具体指挥和管理，则重新任命了干部担任。 团长：陈皓；党代表：何挺颖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李运启；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辎重队队长：范树德。 改编顺利完成了，虽然部队的人数不及改编前多，但建制完整了，人员精干了。特别是在整编的同时，还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作出了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的决定；在军队内部推广民主制度，决定连以上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这些都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官兵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是毛泽东改造旧式军队的一次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它的作用和影响，在以后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历程中将逐渐显现出来。 第一章 敢问路在何方 袁文才欲开“山门” 工农革命军在三湾一住就是4天，这是自秋收起义以来部队在一个地方住得最久的一次。除了部队整编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部队经过整编，虽然士气有所提高，军心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从军事角度上来讲，部队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既得不到兵员、粮草的支援，也不能安置伤病员，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的。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考虑得更深，更远。 自秋收起义失败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将部队往何处带的问题。在文家市的前委会上，虽然有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当“山大王”的想法，但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后来作出了“先退萍乡”的决定。由于敌军的围追堵截，萍乡未去成，部队只得继续南下。连续的行军打仗，部队疲于应付，以至一直无暇选定去当“山大王”的地点。现在，后面暂时没有了追赶的敌军，部队又进行了休整改编，是该考虑考虑这个“山大王”如何去当的问题啦！ 其实，毛泽东的心中早已在罗霄山脉中段选定了一块地方——井冈山。 那还是在秋收起义前的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从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的汇报中，了解到在罗霄山脉中段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有两支“落草”的农民武装，与我们党有联系，并知道了这两支武装的头目名叫袁文才、王佐。 在莲花，毛泽东又从宋任穷带来的江西省委领导的口信中，了解到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自然也是指的袁文才和王佐。 现在，部队驻扎的三湾，与宁冈县近在咫尺。于是，安顿好了之后，毛泽东就写了一封信，托当地一位姓李的老表带给袁文才。 此时，在宁冈茅坪的袁文才，也关注着这批突然来到三湾的兵。在“是军是匪，无人探悉”的情况下，为防万一，他将自己在砻市的部队暂时撤往茅坪。可他没有料到，三湾村的“毛司令”却给他写来了一封信。 袁文才急忙召集龙超清、陈慕平及他身边的主要头目一起开会商议。 龙超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中共宁冈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也是宁冈本地人，其父是江西省参议会议长。他随父在南昌读中学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表现进步，很快就被当时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书记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之前，龙超清奉赵醒侬的指示，回到宁冈，利用自己是世家子弟的条件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很快在宁冈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担任了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与袁文才交往较密，并介绍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龙超清等一些共产党员隐蔽在茅坪一带坚持斗争，因此与袁文才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陈慕平，是袁文才农民军的司书，大约相当秘书的角色，可说是袁文才的得力助手。他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就在当年的上半年还曾到位于武昌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 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物，袁文才等人不甚清楚。陈慕平就介绍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我在农讲所学习时，就听他讲过课。他可是做农民运动的专家哟！对了，听说前不久在铜鼓、浏阳一带的秋收暴动，就是他领导的。” “大概到三湾的就是秋收暴动的队伍。”有人推测。 “难道这么快就失败了？”有人惊讶。 当袁文才将毛泽东来信之事告诉大家并征询意见时，与会的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有的认为应该去接头，都是农军兄弟嘛！ 有的担心会因此招致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有的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提防被人家吞掉。 龙超清见袁文才拿不定主意，遂提醒袁文才：“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可以说是自己人，既然他主动来了信，于情于理都应该去接头。” 几经考虑，袁文才决定派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前去接头。 龙超清一行三人于10月2日来到三湾。 还是在那家叫“泰和祥”的店铺，毛泽东与龙超清等人见了面。 陈慕平很主动，他一见到毛泽东就喊：“毛委员，我是您的学生。” 毛泽东一听，颇觉惊奇。陈慕平连忙解释：“我曾经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 毛泽东曾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过负责人，如此说来，两人竟真还是师生关系哩！ 龙超清等人的到来，令毛泽东十分高兴，他立即请龙超清和陈慕平介绍宁冈和袁文才、王佐的情况。 听了龙超清他们的介绍，毛泽东对井冈山的两支农民武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坚定了他落脚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合作的决心。于是，毛泽东向他们三人讲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说明了准备上山落脚的意图，表达了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的意愿。 听说工农革命军真的准备到井冈山来，龙超清当即表示欢迎。作为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知道，有一支完全由党控制的正规军队来支持，对于推动宁冈的革命运动是大有裨益的。虽说他与袁文才的私交不错，但他也清楚，袁文才可说是一个特殊党员，和当地党组织基本上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袁文才的部下则更是只听从袁个人的指挥，带有浓厚的绿林武装色彩。 如果毛委员能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对于改造这支农民武装也一定会有所帮助。 而陈慕平听了毛泽东的想法之后，却表现得没有那么痛快。虽说他受过革命教育，也从心底里同情革命，但他毕竟只是袁文才部的一名司书，凡事受制于袁文才，像接纳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这样的大事，他根本做不了主，还得请示了袁文才方可表态。 毛泽东对陈慕平的犹疑表示理解，他耐心地做着工作。 最后，双方约定：工农革命军先可到距三湾30里的宁冈古城，尽快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 龙超清等人要告辞了，毛泽东见他们是徒手而来，随口问了一句：“怎么随身不带枪呢？” 陈慕平倒很直率：“枪很贵重，一般的外出，袁大哥不让带枪。” 毛泽东闻言，知道他们很缺武器。好在自己部队经过整编后有多余的枪支，于是立即叫人拿了三支枪送给他们带回去。 毛泽东将龙超清等人送走之后，站在村口，望着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峻岭，思绪万千。 看来得上井冈山啦！ 这将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尚不可得知，但可以肯定，这是一条全新的路！ 毛泽东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的一句名诗：“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上山”并非一时冲动 毛泽东决定率队上井冈山，并非他的一时冲动。 也许，选择井冈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这与他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巧发生在湘赣边界有关联，可在不得已时就“上山”坚持斗争，去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他却是早已有之。 自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5月21日，在国民党右派的纵容和支持下，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省会长沙也发动反革命政变，捣毁工会和农会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因为这一天是电报韵目代码的马日，故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对湖南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打击是沉重的，原本工农运动轰轰烈烈、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湖南，转瞬间一片白色恐怖，到处血流成河。一些人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不乏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优秀党员；一些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往外地，其中不少人到了当时仍然是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 住在武汉，正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接待了不少湖南来的同志，他是湖南人，对湖南的工农运动特别关心，1926年他曾在湖南农村作过农民运动的情况调查，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次对于湖南发生的“马日事变”，他自然格外关注。事变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分析湖南的局势，研究在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坚持革命斗争的问题。 这是6月的一天。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号召湖南来的同志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这是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上山”这一概念。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是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问题。 面对敌人高举着的屠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15日，原本还装模作样要“讨伐”蒋介石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撕下了伪装，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随后，又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规模地逮捕、屠杀。 鲜血又一次在警醒和教育着中国共产党人！ 在鲜血和屠刀面前，毛泽东的“上山”思想进一步发展。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提出：当农民武装在“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或“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由于毛泽东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这个关于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中提出的“上山”策略，自然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念。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着名论断的原始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虽说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是明确了，但如何去行动，却各有主张。 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夺取南昌的胜利之后，举师南征，意欲到广东重建北伐基地。 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主张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应尾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前往广东。 毛泽东却对拉武装“上山”有所考虑。 就在八七会议的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致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起义失败之后的退路——上山。 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对此早有想法。在八七会议时，他就以“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为由而自辞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提议。他还对做土匪工作如是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由于毛泽东对“土匪问题”有他的独特见解，他不仅不惧怕和不鄙视所谓“土匪”，还有意要结交绿林朋友，甚至充满信心地认为：“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 于是，就有了在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王新亚关于井冈山有两支“落草”的农民武装之汇报的关注；就有了文家市转兵时，毛泽东关于做“革命的山大王”的大段发言；就有了在三湾整编时，毛泽东主动给袁文才写的一封信。 最后，有了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的明智之举。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要上井冈山，要与在那里“落草”的袁文才、王佐结交朋友。那么，袁文才、王佐是何许人呢？ 袁文才，排名显泉，又名选三。1898年出生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所谓“客籍”，是指数百年前从广东、福建等地殖民到江西的外籍人，这样的人在江西为数不少。 袁文才小的时候读过一点私塾，在农村算是一个识字的人。然而他的家境并不好，常受土豪劣绅的欺负，甚至于他成年后娶的妻子，也在新婚不久就被当地一个土豪霸占了去。因此，在袁文才的心底，埋藏着对土豪劣绅的刻骨仇恨。 抱着复仇的心态，袁文才在娶妻成家之后，已经23岁时还考入了永新县的禾川中学求学。不想只学了一年，就因其父病逝而不得不退学，其读书出人头地的梦破灭。 于是，袁文才就去当了绿林好汉。 当时，位于偏僻山区的宁冈，绿林好汉不少。他们大多是被地主豪绅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干着“劫富济贫”的营生。在离袁文才家乡不远的井冈山一带，就有一伙这样的绿林好汉，他们自称为“马刀队”，专与土豪劣绅作对。这很对袁文才的胃口，他不顾杀头和诛连九族的危险，参加了“马刀队”。 袁文才毕竟是有一点文化的人，他加入“马刀队”之后，先是被委以司书之职，很快就获得了“马刀队”首领胡亚春的信任和重用，担任了“马刀队”的参谋长，与胡亚春结为把兄弟，成为了胡亚春的左膀右臂。 袁文才有一些军事指挥才能，他经常率队袭击县政府和各地的地主豪绅，并屡屡得手。在1924年夏天，他曾带队一度攻下宁冈县城，占领了县衙门，吓跑了县长。而当官府派军队进行围剿时，他又避实就虚，将队伍拉上井冈山，与敌人在高山密林中周旋，常常叫官军无功而返。 在袁文才的辅佐之下，“马刀队”的声名越来越响，官军和土豪劣绅越来越怕。宁冈县的官府见武装镇压不能奏效，就想采取招抚的办法。这时已经是1925年的春天。 当时，正值大革命在全国兴起，宁冈的共产党员龙超清等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经过深入了解和认真分析，认为袁文才这支武装力量可以作为争取的工作对象。在这种背景下，龙超清向军阀政府的县长沈清源自荐：去“招抚”井冈山的“马刀队”。 龙超清是凭着省参议会议长“公子”的身份，取得了县长沈清源的信任，而被委派为县府谈判代表的。当然，沈清源并不知道龙超清是共产党员，也就更不了解龙超清自告奋勇当谈判代表的真正目的。 借着与袁文才谈判之机，龙超清结识了袁文才，并且在与袁文才多次交谈之后，进一步地了解了袁文才。他们两人觉得很投机，遂结拜为生死之交。 几经谈判，“马刀队”接受了“招安”，更名为县总保卫团，袁文才担任了团长。虽然下山进了城，但袁文才牢牢地掌握着军权，使官府和土豪劣绅仍然奈何他不得。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中共宁冈县支部书记的龙超清为了准备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加强了对袁文才及县总保卫团的工作，启发和诱导袁文才参加革命。 9月，龙超清、袁文才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的县政府，将县长沈清源驱逐出境。之后，成立了由龙超清任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袁文才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同时，县总保卫团也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由于袁文才投身了革命，1926年年底，龙超清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袁文才又率部撤到了井冈山的茅坪，依托高山密林，继续与敌人周旋，并牢固地占据着井冈山下茅坪一带。 与占据着井冈山下茅坪一带的袁文才部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是在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上活动的王佐部。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江西省遂川县下七村人。他与袁文才同庚，也是1898年出生。但与读了一点私塾的袁文才不同，由于生父和养父过世较早，王佐自小就跟人打短工，13岁时转学裁缝。 3年从师学徒，王佐除学会了裁缝手艺，还在走南闯北的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的武艺。有人传，他可以纵马举枪射中野鸡；也有人说，他有一回突然遭围困，竟操一根竹竿一撑，飞身跃上屋脊，一个跟头就不见了踪影。 由于王佐艺高胆大，一次在为被称之为朱聋子的一位井冈绿林头目缝衣时，竟被朱聋子相中，聘他为“水客”兼采购。 “水客”，是道上的名称，实际上就是侦探。绿林队伍常常以绑架土豪作为人质，来索取赎金，他们称之为“吊羊”。而要“吊羊”，就需有人提供“羊”的线索，“水客”就是干这个活的。 当了一段时间的“水客”，王佐见“吊羊”使绿林好汉的日子过得舒畅；加之从小就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他干脆不干裁缝了，正式落草，加入了朱聋子的绿林队伍。 朱聋子名叫朱孔阳，原是湖南军阀部队的一个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一怒之下，率领20多个弟兄到井冈山落草当了绿林。因为他的耳朵不好，得了个“朱聋子”的绰号。 朱聋子嗜钱，不仅劫富，有时还欺负穷人。 王佐对此日渐不满。终于在1924年，王佐脱离了朱聋子，自己买了一杆毛瑟枪，拉了十几个农民兄弟自立门户，自己当上了首领。 王佐的队伍打出了“打富不打贫”的口号，慢慢扩大，逐渐发展到50多人，影响也越来越大。 官军也是先对王佐的队伍来硬的，派出大军“进剿”，没有奏效。 于是，官军又使出“软”招，将王佐封为“新遂边陲保卫团”的副团长，招抚其下山。 但生性暴戾的王佐根本就不愿意受管束，不久便重操旧业。队伍逐渐发展到60支枪，成为了盘踞在井冈山山上的“山大王”。 袁文才和王佐，一个在井冈山麓，一个在井冈山上。虽然他们各自守着一块地盘，但他俩是同庚，又志趣相投，遂义结金兰，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共同雄踞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之中。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理智的抉择 按照毛泽东和袁文才代表的约定，工农革命军先要到宁冈古城。到那里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了三湾，前往宁冈古城。古城离三湾并不远，只有30里地；加之部队经过改编和休整，指战员们精神振奋，因此，中午时分，部队顺利到达了古城。 古城是一个一边傍山，一边临河的小集镇，住着百余户人家。这里旧称升乡，因曾经是宁冈县古县城所在地而得名古城。 部队到达古城，在龙超清、陈慕平等安排下，很快安顿下来，团部就设在了村中央的联奎书院，毛泽东则住在书院的后厢房。 卫生队也被安排在联奎书院。 伤病员的安置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带过兵的人都知道，能否妥善地安置好伤病员，直接影响部队的士气。秋收起义以来，伤病员不断增加，而由于部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伤病员只能随军行动，这既不能使伤病员有稳定的治疗环境，又牵扯了部队较多的人力和精力。为了加强对伤病员的工作，三湾整编时，毛泽东特意派何长工担任了卫生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省华容县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华容县从事农民运动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之后，化名何长工进入武汉警卫团当兵，直至随部队参加秋收起义。 在联奎书院，毛泽东见到满处的伤病员，不由得找到何长工了解情况：“伤员的情绪怎么样？” 何长工如实回答：“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很多的伤病员对前途表示担心，有的人怕长此下去会拖累了部队，也有的情绪不稳，骂骂咧咧，说是不给他们治疗，就抬着他们往山里钻，还不如一枪打死算了。” 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 部队确实需要有一个落脚点啦！仅从安置伤病员这一点上来说，这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毛泽东觉得，工农革命军经过了三湾改编，现在又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时非常有必要认真地总结一下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和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等重大问题，统一对王佐、袁文才等当地绿林武装的认识。 因此，毛泽东决定开一次前委会，而且是一个扩大的前委会。 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主持开过两次前委会，一次是在浏阳县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作出了退兵的决定；一次是在永新县的三湾村，作出了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决定。两次前委会都是在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现在，部队到了井冈山下，是上山找一个落脚点，还是继续走下去，或者到广东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这都需要作出选择。于是，毛泽东又想到了要开一个前委会。 部队抵达古城的当天晚上，前委会就在联奎书院的文昌阁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毛泽东、余洒度、余贲民、陈皓、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以及营以上干部，共计40多人。与前两次前委会有所不同的是，因为三湾改编新任命了一批营连干部，使一些基层党员骨干取代了原来的旧军官出席会议；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谢汉昌、萧子南，以及袁文才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40多个人将文昌阁那间不大的厅堂挤得满满的。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在简要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之后，对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我们的暴动是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发动的，虽然在军事上我们出师不利，但我们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表明：共产党人是赶不尽、杀不绝的！当然，暴动以来，我们有几个仗没打好，主要是把兵力分散了。现在总结起来，当时不应该将3个团分散开来，一个团打一个县，而是应该南北配合起来，将3个团集中到修水、铜鼓之间攻打浏阳就好了。” 听的人连连点头。 毛泽东接着详细地分析了起义以来在军事上的得与失，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然后说：“秋收暴动虽然受到了一点挫折，军事上失利了，但我们也不应该悲观。因为从战略上来看，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毕竟没有被消灭、被打散，而是将这支队伍保存下来了，这是很大的胜利。我们要鼓足信心，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建立后方。” 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与会的许多人折服。不过，对毛泽东最后提到关于“建立后方”的话，却不怎么明白。 关于建立后方的想法，毛泽东在会前就同龙超清交谈过。他对龙超清说，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把卫生队放在那里，要安下家来。这样，部队才好轻装上阵，准备军事行动，开展游击战争。 龙超清当然乐意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安家。 这时，毛泽东向与会的同志介绍了龙超清，并请龙超清谈谈宁冈及湘赣边界的情况。 于是，龙超清详细地介绍了宁冈的基本情况。 位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属江西省，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基本上属于山区，高山和丘陵面积占了全县总面积的90%以上，境内山峦叠嶂，连绵不断，千峰万壑，地势险要；群山之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加上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盛产粮油，古县志上记载可“一年耕而三年食”；在莽莽的山岭之中，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漫山遍野的林木将群山遮蔽得严严实实。这些，都为屯兵安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龙超清特别提到了大家都还不熟悉的一座山：“在县的南面，离这儿不远就有座井冈山，地跨湘赣两省，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路崎岖，易守难攻，实在是一个好去处。” 而更为有利的条件是，这里同样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的洗礼，有着较为坚实的革命基础。 龙超清这样说道：“我们这里虽然属于边远地区，但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也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委会等革命组织，开展了工农革命运动。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仅袁文才的部队就有60多支枪。宁冈的土、客籍革命群众曾联合起来击毙和赶走了三个来宁冈执政的反动县长，并一度夺取过全县的政权。” 龙超清的介绍，使与会者对这片原本还比较陌生的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开始对在这里安家表示出了一些兴趣。 而毛泽东早已有之的“上山”思想，此时已逐渐明朗和具体，他的目标已经明确，那就是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自己的认识变为各级指挥员的认识，并通过他们变为全军的认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有人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其中就有仍挂着师长头衔的余洒度。 自毛泽东在浏阳上坪果断作出放弃会攻长沙的决定之后，余洒度就一直心怀不满，他总是打着执行中央决定的旗号，竭力主张进攻。当他的意见在前委会上一次次被否决后，他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却牢骚满腹，消极怠工。 记得在从莲花往永新的行军途中，部队在走了一天后准备宿营，毛泽东见天色尚不黑，为安全起见，遂提议再走10里方才宿营。余洒度对此耿耿于怀，以后一有机会就嘟囔道：“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 现在，当部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退再退，眼瞅着就要钻进深山里安家时，余洒度按捺不住啦，他振振有辞地说：“武装暴动，进攻长沙，是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我们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攻，而是一味地退却。而且越退越离谱了，要退到山里边安营扎寨，去做什么‘山大王’。难道呆在这山沟沟里，就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余洒度的话，的确说出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就是通过城市暴动而成功的吗？我们到山沟沟里去，岂不是与列宁的做法相违背？这么做，真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能夺取政权吗？ 对余洒度的指责，毛泽东并不怎么在意，因为这一段日子里，余洒度就一直是这么一种态度。但是，为了消除一些同志对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所心存的疑虑，毛泽东耐心地讲述道理：“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处在革命低潮时期，敌强我弱。所谓敌强，是说敌人占据统治地位，控制着大中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强。但中国很大，在反动派势力顾及不到的地方，在边远的农村，他们的力量就弱。我们避开强敌，在敌人力量弱小的农村去，就能求生存、求发展，最后打败强敌，夺取胜利。 “有108位好汉，依托着水泊梁山，竟令官军无可奈何。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就从未能将‘山大王’剿灭干净过。那么，为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就是当当红色的‘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罗霄山脉中段山势雄伟，可进可退，易于藏兵，有回旋余地，一方面，它远离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是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地方，便于我们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甚至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除少数人之外，终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抉择。 这是一次明智的选择。许多年之后，当共产党已经夺取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时，一些当年曾处于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事人，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何长工如是说：“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当然，毛泽东是选择了上井冈山安家。但能否上井冈山，还得看袁文才允许不允许。 此时，袁文才的态度还不得而知，袁文才的代表却流露出了谢客之意：我们可以接济贵军一些给养，敬请“另择高山”。 毛泽东当即又向袁文才的代表晓以大义，陈述利弊。加上龙超清等人帮忙做工作，才说服袁文才的代表改变了主意。 统一了内部的认识，又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毛泽东仍不放心，他告诉龙超清：“我明天就想见袁文才。”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袁文才的“鸿门宴” 毛泽东决定立即就见袁文才。龙超清当即赶往茅坪，将毛泽东的想法转达给了袁文才。 闻知毛泽东主动提出来要与自己见面，袁文才颇为感动。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毕竟是有头有脸的文化人，是共产党里的“大人物”。 “毛泽东可不是普通的人，理应我去拜见他才好。”袁文才有点忐忑不安地对龙超清说。 龙超清告诉他：“毛委员可是一片真心诚意的。” “既然如此看重我，我也不应怠慢。”袁文才思忖了一会，又说：“那么，明天就在大苍的林风和家见。” “大苍的林风和家？”龙超清很快明白了袁文才的用意。 大苍，是位于古城与茅坪之间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过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林风和是这个小村庄的富家大户，与袁文才素有交往。 袁文才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与毛泽东见面，自有他的考虑：亲出远门会客，显示出自己礼重朋友，此其一；毛泽东等人不能借此进入自己的“巢穴”茅坪，即使谈不好也不至于让他摸到自己的底细，此其二；可以借机试探一下毛泽东是否真心实意，是否有吞并之心，万一有变，尚有回旋余地，此其三。 龙超清当然知道袁文才的这些“小九九”，不过他没有挑明，而是急忙赶往古城去向毛泽东禀报。 龙超清离开后，袁文才左思右想，仍觉不放心。毛泽东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毛泽东的部队是怎么样的一支部队，他毕竟没有亲眼见识过，他心中没有底。 这时，他的身边又有人敲起了边鼓：“人家可是有上千条枪，我们才几十条枪，晓得人家打的是什么主意？” “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被他们吞掉！” 尚还犹豫的袁文才于是决定“留一手”。他安排了20多人枪预先埋伏在大苍村的林家祠堂内，以防不测。不过，他交代手下，一定要隐蔽好，千万不能让毛泽东的人发现。 “我不吹哨子你们一律不准动，动了砍你的头！”他反复叮嘱他的教官吴兆梅。 袁文才摆了一个“鸿门宴”恭候毛泽东。 10月6日，毛泽东从古城前往大苍。行前，有人担心袁文才可能设圈套以加害毛委员，劝毛委员多带一些队伍保护自己，特务连连长曾士峨甚至提出要带着全连官兵随毛委员一同去大苍村。 毛泽东轻松一笑：“我是去会朋友，何须带那么多的兵！” 毛泽东果真没有带多少兵，仅带着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及几个警卫人员，骑着几匹马，在袁文才派来的联络人员的引领下，朝大苍村走来。 袁文才和他的几个首领，在大苍村林家祠堂门前的一座小石桥上迎候。这里是进村的必经道口，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袁文才考虑得很周到，只要从石桥上远远看见毛泽东是带着队伍来的，他随时可以命令埋伏在祠堂中的人马打它个措手不及。 “来了！来了！”有人叫了起来。 远处的山间小道上果然来了一小队人马，人不多，只有六七个，再后面就什么也没有啦。 “果然是真君子！”袁文才见没有大队伍前来，松了一口气。 “走在前面那位身穿长衫、个子高高的人，就是毛委员。”陈慕平告诉袁文才。 袁文才忙带着人迎了上去。 在龙超清的介绍下，毛泽东和袁文才俩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久仰，久仰，有劳打扰啦！”毛泽东很谦虚，没有一点架子。 袁文才连忙说：“久闻毛委员大名，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 两人寒暄过后，袁文才就带着毛泽东一行人径直往林风和家去。而隐蔽在林家祠堂的伏兵，在袁文才的示意下，悄无声息地退到了村外。 林风和家这一天十分热闹。门前，几个人正吆喝着杀猪宰鸡，准备款待毛委员等远方的客人。而这一天又有一些送租上门的农民、取箩上山摘茶籽的佃耕农，三三两两，人来人往。为了保证袁文才跟毛泽东会见的安全和顺利，林风和特意请了一些学生，把住他家的门楼，不让任何闲杂人员入内。 在林风和家的吊楼上，毛泽东和袁文才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坦诚交谈。 毛泽东向袁文才讲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以及工农革命军准备在宁冈落脚安家、建立根据地的打算。 袁文才为毛泽东丰富的学识、深邃的见解、幽默的言辞所折服，毛泽东的一席话，仿佛把他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他俩越谈越亲切，越谈越投机。从上午谈到太阳当顶，吃过中饭后又接着谈，一直谈到太阳西斜。 最后，毛泽东对袁文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率队伍坚持斗争的精神大加赞赏，并且表示要送一批枪给他们。 “什么，要送枪给我们？”袁文才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本是一家人嘛！我们到这里来，也没有什么贵物相赠，送你们100条枪，就权当作见面礼吧！相信你们也用得着。”毛泽东一脸诚意。 “真的吗？真的吗？”袁文才简直不敢相信。 毛泽东认真地说：“对！你明天就可以派人到我们那儿去取。” 袁文才听后兴奋不已，他想，毛委员如果真能送他100条枪，可真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他现在总共也只有60条枪。 可毛泽东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缺枪呢？ 袁文才哪里知道，毛泽东还是在与袁文才的代表龙超清、陈慕平等人初次见面时，见他们没有携枪，就已经送给了他们每人一支枪。毛泽东由此知道了由于人多枪少，袁文才的队伍缺枪，他把此事记在了心上。后来，毛泽东又了解到，袁文才对枪看得很重。他曾经说过：“枪有三个作用，第一能寻吃，第二可以防身，第三可以报仇。”因此，他是宁愿损人也不愿损枪，因为少了几个人，很容易就补上了，而损失了几条枪，却不是那么好补的。毛泽东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送一批枪给袁文才。好在三湾改编之后，工农革命军的人员减少了，枪也有一些剩余。 对袁文才来说，这当然是最好的见面礼。 袁文才为毛泽东的诚意而感动。他想，敢于以枪相赠的，绝不会是敌人，而应该是朋友。 袁文才打消了心存的最后一点疑虑，他对毛泽东承诺：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他的身上。 似乎这样还不能显示出他的仗义，袁文才又提出要送工农革命军1000银圆。 1000银圆，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来说，连续的行军打仗，使部队经费匮缺，这1000银圆无疑是雪中送炭。 对袁文才来说，一下子就拿出1000银圆也并非易事。当时，袁文才自身带着的仅有200元。 于是，他派人紧急筹措，在林风和那里借了500元，又到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好歹凑齐了1000元。 袁文才将这1000银圆送给了毛泽东带回。 毛泽东和袁文才在亲切会见和深入交谈之后，带着满意的神情，相互告别。一个回到古城，一个重返茅坪。 第二天，袁文才派人果然从工农革命军那里挑回了100条枪。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终于有了一个“家” 大苍会面，毛泽东与袁文才达成了共识，从而使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作出的关于上井冈山“安家”的决策能够付诸实施。 回到古城，毛泽东就将大苍会面的情况向焦急等待的干部们作了介绍，随即对第二天全军前往茅坪的行军序列和路线进行了安排，并宣布了部队纪律要求和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当晚，茅坪一片紧张繁忙：有的人忙着腾房子、下门板、打地铺、垫稻草，以备部队住宿；有的人围着8张砻，挑灯砻谷，准备粮食；数十名妇女在攀龙书院、阎仙殿等公共场所打扫卫生。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古城出发，分两路前往茅坪。 与此同时，袁文才在安排好茅坪的一切之后，亲自带着30多人往大苍方向迎接。他们一行抬着的一张由睡椅扎成的轿子，格外打眼。 原来，头天晚上袁文才回到家后，将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其妻子谢香梅，并谈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谢香梅见丈夫头一次见到毛泽东就流露出钦佩之意，心想毛泽东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于是，她不仅连夜为毛泽东准备了衣衫、布鞋，还叮嘱袁文才派人准备一顶轿子。因为袁文才提到了毛泽东有脚伤，她听后遂建议用轿子将毛泽东抬进茅坪。 在大苍，毛泽东和袁文才又见了面。这一次，毛泽东带来了队伍，袁文才则敞开了“山门”。 袁文才十分热情，他请毛泽东上轿，还要毛泽东换上谢香梅特意准备的衣物。毛泽东笑了笑，他既未换衣，更不坐轿。不过，他换上了那双带有井冈山乡土气息的新布鞋。 工农革命军的队伍到了茅坪，到了此前官兵们想都未曾想到过的地方。 茅坪敞开怀抱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 在村头，许多群众迎候在这里，特意请来的戏班子敲响了锣鼓，吹响了唢呐。当工农革命军的队伍进村时，18杆抬铳一齐扣响，等候在阎仙殿前的4个汉子，忙将早以绑好的两口肥猪架上了长凳宰杀——这是当地传统的迎接客人的最高礼节。 工农革命军的官兵们感动啦！这些日子，他们连日征战，何曾受到过这般欢迎？何曾得到过这种礼遇？这时，他们才真正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 面对热情的茅坪群众，毛泽东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当即作了简短的讲话。数十年后，一些当时在场的人还记得，毛泽东这段话的大意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了。这个地方很好，山高林密，地利人和，又有袁总指挥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同袁总指挥和农民兄弟亲密合作，共创大业。 这是毛泽东对茅坪群众的第一次讲话，也是毛泽东给茅坪群众留下的第一印象。 夜幕降临，特意请来的戏班子开始唱戏，当地的群众和革命军官兵纷纷前往观看演出。一下子来了数百名身穿军装的外乡人，使得原本冷清的穷乡僻壤，顿时显得非常热闹。阎仙殿前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如同过节一般。 攀龙书院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龙超清在这里主持召开宁冈县的党员大会，他们特邀毛泽东也来参加。 与当地的党员见面，毛泽东非常乐意。会上，他详细地询问了宁冈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当了解到“马日事变”后，宁冈有的党员害怕得逃往上海、南京，或是躲入深山“打埋伏”不敢活动时，毛泽东说：“我们革命者要打活埋伏，不要打死埋伏。敌人来了我们先躲着，然后，这里出来，那里出来，到处打他们，就能把敌人拖疲、打垮！”一番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 阎仙殿前的戏唱得很晚；攀龙书院里的会也开得很晚。 当晚，袁文才安排毛泽东住在了老中医谢慈俚家的楼上。自此，这座楼房就与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为了井冈山的象征之一，一座普通的楼就因“八角楼的灯光”这首深情的歌而名扬四海。 从这一天起，茅坪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以中国革命最早在农村选定的落脚点、最早开辟的根据地而开始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立即做了两件对以后部队的行动有积极作用的大事。 首先，建立了后方医院。安置伤病员，一直是毛泽东考虑的重大问题，也是毛、袁会谈时，袁文才对毛泽东的承诺。因此，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很快就在当地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帮助下，创办了茅坪后方医院。 医院设在攀龙书院，第一任院长是曹嵘，党代表是赵发仲。 这是一所极其简陋的医院，缺医少药，条件极差。西药是极难弄到的，于是只好大量采用中草药。当时任职中医的赖章达是这样描述的：“毛主席1927年10月来到宁冈，卫生队设在茅坪，有40人左右，红军医院在攀龙书院。中医赖干华、陈金（湖南人），西医吴鹏飞。11月参加的有赖章达、黄少古（茶陵）、谢贻阶（茅坪）三位中医。现小膳厅是中医医疗室，轻伤员、担架队住楼上，床铺摊在楼板上。起初伤病员只有四五十人，伤员用的中药靠大陇、滩头药店供给……药空了，我们便上山采挖了70多种土产草药，有银花、土茯苓、木通、麦冬、金英子、茴香、车前草、五瓜皮、厚朴等。1928年4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缴到400多担药放在茶山源，这时药材丰富了，部队、群众都来此买药。” 曾在后方医院工作的萧明也回忆：“医院可以容纳四五十个病人，进进出出的病人比较多……医院的药材十分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升汞（治枪伤用）、碘片等西药送到根据地里，但总是不够用。因此，医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采药时，由懂的人采个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采。当时用中草药一般的病都能治好，洗伤口用盐水洗，硝盐也能用，但要过滤才行。” 显然，医院的条件很不好。但是，它毕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所医院。它的建立，使一直在担架上被抬来抬去，或艰难地跟着部队走来走去的伤病员，至少有了能安心疗伤养病的环境。 其次，设置了后方留守处。茅坪既然是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也就成了这支部队的后方基地。为此，在茅坪的象山庵，设立了工农革命军的后方留守处，原来担任副师长的余贲民出任留守处主任。 后方留守处负责统管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机炮连等单位，几乎包揽了部队所有的后勤摊子。 后方留守处的设立，使茅坪真正成为了工农革命军的基地，也使工农革命军有了自己的“后方”。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沿着井冈山麓先转了一个圈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了家，有了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 毛泽东没有失信于袁文才，他在将伤病员和后方机关安顿在茅坪、交给袁文才之后，遂又率领部队离开了茅坪。他不想鸠占鹊巢，他有更为深远的打算。 茅坪虽然可为暂时的依托，但弹丸之地毕竟难养近千之军。何况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并不仅仅是要占山为王，偏安一隅。果真那样，岂不也如同土匪流寇一般。 建立根据地，仅有一个茅坪是不够的，当然要把地盘弄得大一点才好。而要扩大范围，井冈山上的茨坪当为首选。这是因为茅坪和茨坪，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直线距离最近；而且袁文才和山上的王佐是结拜兄弟，袁文才已经向毛泽东保证，做王佐的工作，让王佐接纳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事实上，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后，几乎是沿着井冈山麓转了一个圈，最后还是上了井冈山的茨坪。 本来半天就可以抵达的目的地，一个圈转下来，差不多用了20天的时间。 毛泽东为什么要率着大队转这么一个大圈，他自己从未明确说明过，一些当事人也是各持一词，史学界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毛泽东欲率队南下向南昌起义的部队靠拢，因为中央对此早有指示；有的认为毛泽东欲带队前往湘南，因为他本人就曾代中央起草过一个湘南暴动的大纲；有的认为毛泽东是通过分兵游击，摸清井冈山地区的情况；有的认为毛泽东是通过分兵游击，筹粮筹款，扩大政治影响。 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在安家茅坪后，既未在茅坪滞留，又没有直奔茨坪，自有其道理。现在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确实不失为一着好棋。 毛泽东率队离开茅坪后，当晚就住在砻市。 砻市是宁冈县的一个小镇，位于井冈山下。由于地处湘赣边，这里吸引了两省三县的许多商人，因而在这边远的地方，依山傍江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两侧，各种小店、杂铺、摊馆，应有尽有，谈不上繁华，倒也热闹。工农革命军来到这里之后，张贴了不少标语，又为小镇平添了许多色彩。 在砻市，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 会场在一座药号的房子里，一张杉木长桌上摆了两盏茶油灯，灯光不亮，但围桌而坐的工农革命军指挥员们却有点兴奋，一张井冈山古地图，像珍宝似的在大家手中传来传去。 这是罗荣桓在镇上一个算命的卦摊上买下来的。虽然这张出自清朝同治年间、由庐陵府绘制得井冈山地图，几乎可以称之为文物，且绘制的又极不规范，但对于一直想有一张罗霄山区地图的毛泽东等人来说，这可是太珍贵啦！ “这真是一图在手群山清，出师借重罗眼镜！”毛泽东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忍不住称赞了罗荣桓一番，弄得罗荣桓倒有点不好意思。 罗荣桓是湖南衡山县人，他是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在秋收起义部队中算得上是一个高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从参加秋收起义之后，基本上做军队的政治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被授予元帅军衔。 毛泽东把地图铺在桌子上，仔细琢磨了一番。 在随后的会议中，重点研究了工农革命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和行动目标。 “我想，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里。”毛泽东指着地图的一个点说：“酃县，湖南的酃县。打下它，让敌人吓一跳！” 听说有仗打，而且是去打县城，与会的人都来了劲，纷纷附和：“要得，要得，打他个龟孙子！” “毛委员下令，前委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先拿下酃县，再打茶陵、安仁，然后与南昌暴动的大军会合，一同去攻长沙。” 也许是憋得太久想打仗，也许是安家后轻装来了精神，攻打酃县的提议很快就获得了通过。 随后，由团长陈皓进行了作战部署。 第二天，全团从砻市出发，行军一天，进入湖南酃县境内，到达了一个叫做十都的地方。 工农革命军自离开浏阳文家市之后，一直辗转于江西省，现在又转回到了湖南。此时，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向湖南省委汇报。因为，工农革命军前委毕竟是受湖南省委领导的。于是，他派何长工化装离队。交给何长工的任务是：去长沙找省委汇报；然后到湖南衡阳一带，联系那里的党组织，了解当地的暴动情况；最后还要想办法打听到南昌暴动部队的下落。 领受了艰巨任务的何长工连夜出发。 部队进入了湖南境内，毛泽东又提出了部队对外要打“郭亮”的旗号。 这可令负责宣传工作的宛希先、罗荣桓等人大惑不解，他们原本是准备在宣传标语上落下“毛泽东、余洒度”俩名字的。当时的许多报纸不就是将这支部队称之为“余毛共匪”吗？ 毛泽东向他们解释道：“余毛只是余毛，哪有郭亮响？在这湘南，余毛两个脑袋也不如郭亮一个脑壳值钱。” 宛希先、罗荣桓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他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足智多谋。 接下来的一天，工农革命军前进到了酃县沔都，离酃县县城越来越近，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 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接到了袁文才送来的一封急信。 信的内容大致是：顷悉茶陵团总罗定已获工农革命军攻酃城之举，欲率部驰援，急报，望慎酌。 敌情突然发生了变化，使部队拿下酃县县城的把握大打折扣。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较大的伤亡，毛泽东果断决定改变部署，放弃攻打酃县县城，转向水口前进。 于是，后卫变前卫，前卫变后卫，全团掉头往南，直奔水口镇。 水口是井冈山西南脚下的一个小镇，它位于两省三县交界之处，其东北背靠江西的井冈山，西南面向湖南南部地区，可进可退，既远离城市，又不十分闭塞。因此，工农革命军到达这里之后，竟能找到一些报纸。自部队进入罗霄山区以来，毛泽东就非常注意通过报纸获取各种信息，每到一个稍微大的地方，就派人去收集各种报纸。不想在水口这个小地方，也没让他失望。 可从报纸上看到的关于南昌暴动部队在潮汕战败的消息，却如同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沙坑、新圩间恶战，广东军告捷，贺叶部损失惨重……” “揭阳方面战事于10月1日结束，贺叶军退守普宁、惠来，再度被广东军截击，已不复成军……” “国共两军韩江激战，两岸死尸遍野，野犬食人肉……” 看到这样的消息，毛泽东的心情无疑是沉重的。他不由得又想到了自己这支队伍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说，此前毛泽东对南下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还心存一丝希望的话，现在他只有横下一条心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了。 毛泽东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还肩负着领导数百人队伍的重任，他有很多的事要做。 于是，利用部队在水口镇暂时停留的机会，毛泽东又做了一件稳定部队、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的重要事情：主持士兵新党员的入党宣誓。 在士兵中发展新党员，把支部建在连上，这是在三湾改编时就确定下来的加强部队建设的重要举措。当时虽然作出了决定，但并未能马上做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条件逐渐成熟起来。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就告诉毛泽东，他们决定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他表示要参加并主持这些士兵新党员的入党宣誓。 10月15日晚上，毛泽东果真来到了一营，亲自主持了新党员欧阳健、赖毅等6个人的入党仪式。 这个被称之为“水口建党”的事件，是对三湾改编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具体实践。它在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工农革命军在水口住了5天。 这期间，敌人并没有闲着。先是茶陵县罗定的挨户团开到了酃县，接着，大约一个团的正规军，也分两路从茶陵开来。到18日，担负酃县方向警戒的侦察排传来消息说，敌正规军和挨户团已经合兵，正分路朝水口包抄过来。 敌情严重，容不得半点迟疑，毛泽东立即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经过研究和讨论，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提议，趁茶陵之敌倾巢而出之机，分兵袭击茶陵县城，摸罗定的老窝。 这颇有些像是在采用“围魏救赵”的兵法，但又不完全相同。 毛泽东认为，我们这次出击，任务是三个：宣传革命、打土豪、筹款子。所以打茶陵要采取攻而不占的策略，狠狠地攻一下县城，迫使罗定回兵，随后迅速撤出。通过这种办法，调动敌人，摆脱敌人后，留在水口的部队作为左路，袭击茶陵的部队作为右路，分路游击，继续执行三项任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自指挥打游击战。 这种游击战法果然奏效。由团长陈皓、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率领的一营两个连，绕道安仁直扑茶陵，乘虚攻入县城，砸了监狱，放火烧了衙门。进入酃县的茶陵挨户团连忙回返，而进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部队早已撤离县城，按原定计划在茶陵、安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趁着合围的敌军后撤，留驻在水口的工农革命军部队，迅速离开水口，折返入江西境内，继续沿井冈山麓转圈游击。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沿井冈山麓游击的时候，原三团团长苏先骏和原师长余洒度先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部队。 苏先骏是在部队离开茅坪，返回砻市后出走的。 砻市镇在井冈山下，来往的商贩较多。据说，苏先骏是在逛圩场时，听两个从南边来的烟贩子说，南昌暴动的部队在广东的潮汕一带被全部消灭了。这一消息对苏先骏无异于当头一棒。自秋收起义以来，他一直比较悲观，特别反对毛泽东把部队带往罗霄山脉中段。三湾改编时，他的“团长”又被“编”掉了，因而愈发不满。如果不是心存一丝南下与南昌暴动部队会合的希望，他或许不会跟着部队走了这么久。现在，这一丝的希望也已破灭，苏先骏感到完全绝望了。 苏先骏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擅自带着3个护兵离开了部队。他为自己这样的行动找了一个理由：去向省委并找中央汇报。似乎这样说就不算逃跑。 苏先骏去了汉口，找到党组织并交了一份“湖南浏平岳军事经过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至今还作为有关秋收起义的文献资料而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苏先骏自行脱党，并在1928年出卖了郭亮同志，遭到湖南革命同志的愤恨。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打下长沙，抓获了苏先骏并将其枪毙。有趣的是，红三军团的前身就是曾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过的红五军。 余洒度在苏先骏出走之后，还随着部队行动了几天。然而，当部队到达水口镇，从报纸上证实了南昌暴动部队兵败的消息后，他彻底地动摇了。 此前，余洒度一直主张攻打城市，即便打不下大城市，也要打中小城市，其理由之一就是要仿效南昌起义部队的做法；他一直反对部队退往罗霄山脉，而主张南下广东，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合。现在，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又遭失败，这不仅告诉余洒度，南下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已不可能；而且也说明采用南昌起义部队的做法，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本就行不通。 余洒度沮丧之极，他想，难道部队就只有毛泽东所说的上山去做“山大王”这一条路吗？这可是他最不情愿的！ 余洒度决定离开部队。当然，他也给自己这样做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向湖南省委和中央汇报。 同样都是因为害怕和丧失信心而出走，余洒度竟和苏先骏找的是同一个理由，两人的表现如出一辙。 余洒度找到毛泽东，试探性谈了要离开的想法。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去找湖南省委和中央汇报我们目前的状况。” “汇报的事不是已经派何长工同志去了吗？”毛泽东回答道。 余洒度坚持地说：“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去找湖南省委和中央，把一些事情讲清楚。特别是目前工农革命军究竟向何处去，需要听取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虽然并不看重余洒度这个人，因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已对这个人有所了解。 但是，他担心在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之后，余洒度这个名义上的最高军事负责人马上离队，将会对部队的情绪产生影响。于是，毛泽东仍竭力挽留。 余洒度执意要走，根本听不进毛泽东的话。 不管毛泽东同意与否，余洒度还是走了。 据曾在余洒度部下任特务连连长、三湾改编后改任一团二连排长的谭希林回忆，当时他这个排在距部队司令部所在的朱家祠三四里地的地方担任警戒。大约是部队到达水口镇的第三天，余洒度等人经过他们的哨位，被岗哨拦住了。 “我要去向上级汇报，让我们过去。”余洒度对哨兵说。 “没有通行证明谁也不能通过。”哨兵坚持原则。 余洒度只好谎称：“我们这是毛委员允许的。” 哨兵可没有听他那么多，硬是不让他们走，并立即派人报告了毛委员。 毛泽东闻知余洒度到底还是要走，沉思了一会，就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这就是毛泽东。对于那些不能志同道合的人，毛泽东从来不勉强他们。四十四年后的1971年，当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出逃时，有人建议要打下林彪的座机，他不也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脱离了部队的余洒度先到武汉，后又到了上海，向中央送上了一份关于秋收暴动的报告。这份题为“余洒度同志报告”的原文，一直保存在中共中央的档案中。在这份报告中，余洒度没有忘记为自己在危急之时开小差的行为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派赴湘赣来作报告，并请示机宜”的。但是，余洒度再也没有回到秋收起义的部队中去，还拒绝党委派的军事工作，甚至积极参加“第三党”的活动，乃至脱党，投靠蒋介石，做了国民党的官员。后来，又因贪污军饷、贩卖鸦片而被国民党处以极刑。 秋收起义的两个重要的军事指挥员终于未能经受住艰苦斗争的考验，临阵脱逃，没能和自己的队伍一同走上井冈山。他们两人的先后出走，当然在部队中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大浪淘沙，胆小的、动摇的、怕吃苦的，一个一个地走了，留下来的将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具战斗力。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在水口镇，工农革命军用分兵突袭茶陵县城的方法，暂时减缓了敌军对革命军的合击。但危险并没有解除，工农革命军于10月22日离开水口，继续沿井冈山麓游击。 由于分出了两个连去打茶陵并作为右路部队，剩下的是三营、一营一连、特务连等5个连队及团部，作为左路部队，由毛泽东亲自率领折入江西遂川游击。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砻市出发，就进入了湖南省酃县境内，先走十都、沔都，再到水口，基本上是沿着井冈山的西麓游击，对西边湖南境内的情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现在，部队从水口折向东，意图是沿着井冈山的南麓，边打土豪，边开展群众工作，把这边的情况也摸一摸。 折向东走井冈山南麓，很快又折回了江西省境内，属于遂川县地界。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省份，但地形地势、风土人情，大致相差无几。只是江西境内的人烟显得比湖南稀少一些，老表们居住也不似湖南人那么相对集中。 22日晚，工农革命军来到了遂川县大汾镇。 大汾是一个四面环山的镇子，与其周围的一些村子比较起来，可说是一个大村庄了。部队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宿营，当然是有利于打土豪和宣传群众。不过，或许是认为部队进入山区之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追赶过来，顶多就只会有一些民团之类的地主武装来骚扰骚扰，没什么了不起，官兵们的思想较为麻痹；加之一天行军下来，确实也有些累。所以，虽然进入了一个全然不了解情况的新区，团部却只在镇边派出了一般的步哨，而没有对周围的情况作一些侦察和了解。 然而，就有那么一条地头蛇虎视眈眈地盯着革命军。 地头蛇名叫萧家璧，他是遂川县反动武装的头目、靖卫团的团总，人称“萧屠夫”，一贯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平日就跟井冈山上的王佐是对头，当听说革命军的部队到了井冈山之后，即扬言如果革命军要在大汾住下，就要拔刀相见。 是夜，经过了一天艰苦行军的革命军官兵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枪声打破了山乡的宁静，萧家璧果然率领他的三四百喽罗，向革命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革命军仓促应战。虽然官兵们在突然出现的敌情面前，并没有惊慌失措，但由于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很难组织有效的抵抗。不久，分住在镇子各处的革命军部队，竟被熟悉地形的靖卫团分割开来，相互联系不上。 战斗越打越激烈，四处都是枪声，黑夜里，很难分清敌我。 毛泽东和特务连在一起。他在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敌情之后，即想命令三营进行回击，并抢夺镇外被敌人占领的制高点，他自己欲带领团部、特务连及一营一连，沿山沟绕到敌后，与三营形成对敌夹击之势。可是，混乱中根本就无法与三营取得联系。 眼见得特务连越来越难以抵挡敌人的猛烈进攻，而三营又联系不上，毛泽东遂命令撤退。 天亮之后，突出重围的毛泽东和曾士峨，带着部队在茫茫的山林小路上疾走。山区的清晨雾浓霜重，弄得每一个人全身都是湿淋淋的，但大家全然不顾。 毛泽东边走还边在想着三营，从敌人的袭击一开始就一直没有跟他们联系上，不知是被打散了，还是去了什么地方。 住在镇南的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后，在张子清和伍中豪的带领下，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混战。后来在匆忙中退出战斗，却因地形不熟而走错了方向，竟转到湖南的桂东县去了。好在他们又转战到了上犹县，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并参加了朱德部的上堡整训，直到12月他们才离开朱德部，辗转到茶陵，归还建制。此是后话。 失去了三营，加之团部、特务连及一营一连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当行至黄坳准备收集失散人员时，毛泽东身边总共不过30多人。 这是自三湾改编以来，工农革命军境遇最糟糕的一次。 解放后出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在其撰写的《三湾改编前后》一文中曾这样描叙当时的情形：“第一营的一连以及团部、特务连由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虽然没有损失好多，但每一个人都很狼狈，毛泽东同志也只穿了件长袍子。大家吃了饭，他还没有吃饭，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就用衣服兜，用两根树枝当筷子，这样吃饭。” 饭是吃过了，但大家仍然提不起精神来。昨天还有5个建制连，一夜之间就丢了整整3个连，剩下的2个连也是残缺不全的，数百人的队伍现在只有三十几个人，真是惨得不能再惨了！ 官兵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面面相觑。 见此情形，毛泽东明白，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指挥员也丧失信心，失去斗志的话，队伍就会彻底垮掉。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罗荣桓在1958年所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对毛泽东采取的行动是这样记述的：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 这之后，被冲散的部队和失散的人员陆陆续续赶了上来，总共收集了100余人。毛泽东带着这支历经磨难而不散的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又精神抖擞地朝前走去。 第二章 革命需要一个落脚点 王佐邀毛泽东上山 在井冈山的西北面，有一座荆竹山，因山上长满竹子，特别是荆竹而得名。它坐落在遂川和酃县之交，一边是呈锯齿形的笔架峰，另一边是像天宫中擂台似的平水巅。从这里通过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双马石哨口，就可登上井冈山。 10月23日，遭受了大汾劫难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了荆竹山。 经过一夜的激战和一天的山地行军，官兵们已是非常疲惫，有的战士又饥又饿，见一时弄不到吃的，索性就在路边的红薯地里扒上几个红薯，边走边啃起来。当大家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荆竹山村时，却意外地发现有人正在这儿等着他们。 这个人名叫朱持柳，是王佐队伍的“探水队”队长。所谓“探水队”，即侦探队。王佐专门搞了七八个人，组成了这么一个队，负责打探四方的消息。 还是在毛泽东率队进入宁冈古城，并在大仓与袁文才见面时，井冈山上的王佐就已知悉了一些情况。他与袁文才交往颇深，而且由于袁文才比他有文化、有头脑，他对袁文才也非常信任。他听说袁文才不仅接纳了毛泽东的部队进山，而且还在茅坪安置了毛部的伤病员，建立了毛部的后方留守处；而毛泽东也送给袁文才100支枪，真是又惊奇又羡慕。王佐不知道毛泽东是个怎么样的人，工农革命军是一支怎么样的部队，但他相信“老庚”袁文才的判断力。既然袁文才都是那么信任毛泽东，毛泽东就一定有其值得信任之处。 山外突然降临的一支军队，以及带领这支军队的一位神秘人物，不仅搅乱了井冈山区的宁静，也震惊了占据着井冈山的王佐。这位“山大王”急切地盼望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 袁文才也热切地希望毛泽东与自己的“把兄弟”王佐相识，他不仅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王佐的有关情况，而且还表示要做王佐的工作，促使他也和工农革命军走同一条道路。当工农革命军离开茅坪沿井冈山麓游击时，袁文才特意写了一封给王佐的信交给毛泽东带着，以作备用。 这封信果然派上了用场。工农革命军游击到水口镇之后，毛泽东派艾成斌携带这封信上井冈山联络王佐。见信后，王佐最后下定了决心，立即派朱持柳率领他的“探水队”下山打听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并代表他迎接毛委员上山。 于是，就有了荆竹山村的不期而遇。 当晚，在朱持柳的安排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就宿营在荆竹山村。而朱持柳则于次日凌晨，悄悄地派人急赴大井，向王佐报信。 24日早晨，百余名工农革命军的战士集合在荆竹山村前的草坪上，草坪的旁边有一块称之为“雷打石”的巨石。 毛泽东登上“雷打石”，对整装待发的官兵们作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那里已经有王总指挥领导的农民自卫军，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在山里坚持斗争。” 说到这里，毛泽东将站在他身边的朱持柳介绍给大家：“这位就是井冈山上王总指挥派来迎接我们的朱队长。” 听说是特意来迎接队伍上山的人，官兵们鼓起掌来。 毛泽东又接着说：“我们上井冈山，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总指挥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谈到这里，毛泽东大概想起了头一天一些战士擅自扒老百姓红薯地里的红薯充饥的事，他略为沉思一会后，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我宣布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队伍中一阵叽叽喳喳。他见有几个扒了红薯的战士低下了头，于是，他高声问道：“这几条都做得到么？” 官兵们齐声回答：“做得到！” 毛泽东满意地一挥手，部队出发，朝井冈山前进。 在井冈山的大井，早已得到朱持柳送来消息的王佐，正忙着安排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 大井已属井冈山山上，王佐平时就住在这里。为了欢迎工农革命军，王佐把80多人的队伍连同60支枪都集中到了大井，排列在路两旁。他还叫人弄来了4头大肥猪，一则可在革命军进村时，举行杀猪这一迎接贵宾的最隆重仪式；二则可以给革命军打打牙祭，洗洗尘。 工农革命军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经双马石、菖蒲洲，一路顺利抵达大井。 王佐特意走出村口，迎接毛泽东。 关于王佐，毛泽东已是早闻其名，今日方得见其人。毛泽东感到他比起袁文才来，更像是一个地道的“山大王”。 而对于毛泽东，王佐也是久闻大名，今日相见，觉得毛泽东并不像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官场中人，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普通人。 两人一见如故，寒暄过后，并肩朝村中走来。 在村口，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又一次受到了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欢迎仪式的隆重欢迎。 进得村来，王佐直接将毛泽东及其工农革命军部队带到了新屋场营房，这是特意腾出来给工农革命军住的。 接着，王佐又大摆宴席，为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官兵接风洗尘。 工农革命军的官兵又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既然到了家，就不能当外人。官兵们在自己住的地方，打扫庭院，挑水劈柴，忙得不亦乐乎。这可让“老表”们大吃一惊，自古以来就是兵欺民、军雇夫，哪有当兵的替老百姓干活的？这一下，这支从没听说过的军队，可让大井的百姓大开了眼界！ 为了表示诚意和对王佐的感谢，毛泽东决定送给王佐70条枪，并当即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写条子给留在茅坪的余贲民，让他如数拨付。 一听毛泽东要送自己70条枪，王佐欣喜若狂。此前他闻知毛泽东送了袁文才100条枪，就羡慕不已，认为袁文才是交了好运。现在运气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毛泽东也要给自己送枪，一送就是70条，不仅比他现有的全部家当还要多，而且比他现有的枪支还要好。这真是太好啦！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毛泽东慷慨送给王佐70条枪，王佐觉得自己也不能显得小家子气。于是，他送给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500担谷子和数百块银元。 谷子和银元，对工农革命军实在是太需要了，王佐的赠送，无异雪中送炭，毛泽东欣然收下了这份厚礼。 当晚，应王佐之邀，毛泽东还率部队与王佐部一道，袭击了拿山恶霸尹道一。尹道一是王佐的宿敌，在拿山一带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部队于翌日凌晨到达尹道一保卫团团部所在地——石门时，尹道一已闻讯而逃，工农革命军一连连长员一民带队首先冲入村内，击毙了几十个团丁，砸烂了保卫团团部。而且，毛泽东还将缴获的十几支枪也全部送给了王佐。 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所作所为，王佐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第二天，王佐乐呵呵来到新屋场毛泽东的住处，诚心诚意地请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他的心腹重地——茨坪。 茨坪，历史上叫过柿坪、仕坪。仅从这两个名称来看，或许是因盛产柿子而得名，或许是因出了个“学而优”的官人而得名。这里可称得上是井冈山的腹地，四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中间的一块盆地，居住着几十户农家。 王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茨坪，因而这里可算是他的“巢穴”了。他敢于邀请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就足见他对毛泽东已经相当信任。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抵茨坪。 从茅坪到茨坪，距离本来不远，毛泽东没有带领部队直奔茨坪，而是沿着井冈山麓转了一个圈，然后才应王佐之邀进驻茨坪。这一个圈，用了差不多20天的时间，而且历经磨难。但是，这样却赢得了井冈山民众的心，也取得了袁文才、王佐的信任，工农革命军于是真正在井冈山立足、安家。 虽说是安了家，可真正回到了家的部队并不多，除了在茅坪的后方医院和后方留守处之外，毛泽东只带了团部、特务连、一营一连等少数部队，共计100余人。一营的两个连去打茶陵，作为左路游击，仍未归队；三营在大汾战斗中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毛泽东在为部队终于有了安身之处而高兴的同时，也在暗暗地为这两支部队担心。 几天后，陈皓、宛希先等率领一营的两个连来到了茨坪，他们不仅完成了袭击茶陵、牵制敌人的任务，还在茶陵、攸县一带的游击中，打土豪、搞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当他们举着红旗、排着队伍进入茨坪时，不仅部队没有多少损失，还带回了一批现洋和一大捆报纸。 革命军的两支队伍重逢在井冈山上，一时间，红旗招展，茨坪成了革命军的天下，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革命军不同于绿林好汉 工农革命军果真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上了山，当上了“山大王”。但毛泽东十分清醒：共产党毕竟不能等同于“山大王”，即便要做，也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做“革命的山大王”，就不能是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而要用革命的理论来指导，用革命的方式来行事。 毛泽东在茨坪没有住多久，11月初，他率部回到了茅坪。 茅坪已与前次来大不一样，村里村外，到处是革命的标语，令人感到似乎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后方医院和后方留守处，已粗具规模，真正使人有了“后方”的安全感。 毛泽东没有满足，他的目光不仅仅是一个茅坪！ 于是，毛泽东想到了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这是在这一带发展革命所必不可少的领导力量。 早在第一次到茅坪的时候，通过龙超清的介绍，毛泽东就知道，由于袁文才的保护，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很多就藏匿、隐蔽在茅坪一带。上次来茅坪时，毛泽东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面。 毛泽东找到袁文才，要他通知三县在茅坪藏匿、避难、坚持斗争的党内负责人开个会。 对袁文才来说，这件事不算很难，他很快就将这些人通知到了，他们是：永新县的王怀、刘真、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莲花县的朱亦岳、刘仁堪；宁冈县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 会议地点是象山庵。这是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一座古庵，并排三栋三进，九殿十八井，雕梁画栋，煞是气派。大革命时，这里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栖息之地，如今成了工农革命军的后方留守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中心议题是恢复和重建边界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活动。史称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贺敏学曾回忆说：“毛泽东首先要大家汇报情况，以后又向大家作了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回去迅速地行动起来，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以巩固和发展地方自卫军。” 时任宁冈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克犹也有一段回忆：“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的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我没有参加，后来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我记得是：毛泽东说，现在各县要抓紧时间重建党的组织。目前，党组织的情况是工农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所以党组织不巩固，革命不坚定。” 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召开的第一次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它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后，三县很快就出现了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性游击暴动，而党的各级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恢复和重建。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这个“家”休整了半月有余，指战员们恢复了精神，跃跃欲试。 于是，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工农革命军两次重拳出击。 第一个目标是湖南省的茶陵县。毛泽东瞅准了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开战、湘敌大部卷入、茶陵空虚的机会，倾全部兵力出击，于11月18日一举夺取茶陵县城，并于11月28日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第二个目标是江西省的遂川县。毛泽东根据遂川守敌薄弱的情报，亲率革命军的两个营，长途奔袭，先是在大坑重创大恶霸萧家璧部，报了在大汾受挫的一箭之仇；继而于1928年1月5日占领了遂川县城，并于1月24日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初二。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时，毛泽东曾挑出一副对联，改动了几个字后，贴在主席台的两侧。对联是这样的：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人们看着这副对联，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一西一东，在湘赣两省建立了两个革命政权。工农革命军硬是不同于往昔的绿林好汉！ 其实，真正的绿林好汉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要将他们改造成革命队伍，既是建立根据地的需要，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毛泽东从古城会议讨论、确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确定了对袁、王部队实行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 当然，也有人想简单解决。 何长工是这样回忆的：“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这话不无道理。别看袁、王部队人数不多，武器不好，战斗力也不怎么强，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山林武夫，地形熟悉，身手敏捷，要消灭他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之工农革命军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要在这里站稳脚跟，还非得靠他们帮衬不可，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许多当年参加过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老同志对此都很明白：“没有他们两个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不行的。”——谭震林如是说。 “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是站不住脚的。”——杨得志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团结、改造袁、王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 说起来，袁文才和王佐及其他们的部下，本质并不坏。他们大多是被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而逼上梁山的，如袁文才就有土豪夺妻、官军杀母之仇；他们一般以打击土豪劣绅为目标，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如王佐就是因为与土豪劣绅为敌，而与遂川反动豪绅尹道一结怨的；他们在大革命的推动下，先后成为农民自卫军，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树立起革命的目标，使其队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如袁文才就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总之，袁、王部队不同于那些啸聚山林、杀人越货的山寨土匪，他们能够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 对袁、王部队的改造，首先从袁文才的队伍开始，因为袁文才部的政治素质比王佐部要好一些。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并参加了夺取县政权的武装暴动。 1927年10月中旬，当工农革命军游击到酃县水口镇时，应袁文才之邀，毛泽东派出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等教官，帮助袁文才训练部队。 平时分散，有事集中的袁文才部，此时全部集中到了茅坪步云山白云寺进行训练。 政治教育，主要是讲时事、讲形势和讲革命出路；军事训练，着重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 为了使部队尽快与“绿林好汉”的形象告别，毛泽东告诫袁文才，要从组织整顿上入手。于是袁文才狠下决心，将一些豪门子弟和不良分子清除出去，并从砻市等地招收了一批有阶级觉悟的青年，使队伍出现了生机。 当袁文才部在步云山练兵的时候，毛泽东正住在茅坪的洋桥湖边疗脚伤，边做社会调查。闲暇之时，毛泽东就去步云山看看。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喜欢坐在练兵场右侧山坡的一块大麻石上，一边阅读书报，一边观察战士们的训练。 训练休息时，毛泽东常常放下书报，来到战士们的中间。 对于在山村里长大、没有文化的自卫军战士来说，毛委员可是一个“大学问家”。因此，他们喜欢围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谈古论今。 有一次，毛泽东同战士们谈到了《封神榜》：“《封神榜》中有个土行孙，还有哪吒，你们都知道吗？” 战士中有的点点头，也有的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土行孙、哪吒，能上天入地，腾云驾雾，都是有本事的人哟！”毛泽东停了停，又幽默地问道：“你们有没有那样的本事呀？” 战士们都笑了起来，他们明白，毛委员是在勉励大家：努力练兵，成为有本事的人。 又一天，自卫军战士正在开饭，一些战士对着菜盆里的野菜议论纷纷。 毛泽东来到了战士中间，一问，才知是由于冬季来了，部队又增加了人，吃菜越来越困难，有时就不得不吃一些野菜。 毛泽东没有言语，舀一勺野菜放在碗里，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毛委员，这么苦，你吃得下？”有战士问。 毛泽东把野菜咽下后，对大家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干革命，就要吃大苦，没有今日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 毛泽东讲的道理，许多人似懂非懂，但毛泽东亲自吃野菜的行动，却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游雪程、徐彦刚等抓住“毛委员吃苦菜”这件事，对部队进行教育，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从此，为革命吃苦的观念在部队战士们的头脑中逐渐形成。 要将散漫惯了的自卫军战士训练成为有觉悟、有纪律的革命战士，绝非易事。袁文才管束部队靠惩罚，毛泽东则在严肃纪律的同时，强调思想教育。这令袁文才及其部属耳目一新。 一天夜里，几个战士从茅坪回步云山，途中，忽听山冲中有鸭子的叫声。 “这么晚了，这只鸭子肯定会被黄鼠狼叼去，不如我们先把它捉回去。”一个战士提议说。 其他几个人没说什么，就这样办了。 第二天，失主找鸭子，当听说是自卫军的战士捉去，并且已经宰了时，他就说：“算了，反正是他们在夜里捡到的。” 这事传到了袁文才那里，袁文才非常生气：“这还了得，把那几个人给我叫来！” 不过，袁文才还是先去了毛泽东那里去讨主意。 毛泽东听完袁文才的话后问：“你说怎么办？” 袁文才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狠狠地处罚。” 毛泽东摆了摆手：“不能这样，还是要从思想教育着手。” 袁文才恍然大悟：“对，就用革命纪律来教育。” 袁文才立即将部下召集拢来开会，他在会上严肃地教育大家：“我们是革命的军队，要有严格的革命纪律。毛委员在荆竹山就讲了不能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嘛。毛委员订的纪律，我们要实打实执行，违反群众利益的事切莫去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打胜仗。” 从未如此向部下讲道理的袁文才，讲起来竟然也是滔滔不绝、言之有理，不仅他的部下，就是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宰吃鸭子的几个战士，羞愧无比，立刻就作了检讨。会后，他们又主动要求到老表家里去送钱赔礼。 袁文才这才高兴地点点头：“对！应该这样。” 老表们见袁文才的部下为了一只鸭子，又是赔款又是道歉，既新奇又感动，无不交口称赞：“毛委员教育得真好，这下农民自卫军有办法了。” 步云山练兵，使袁文才自卫军的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训练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袁文才对此感慨不已：“毛委员的带兵经验真神，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从此以后，我王佐跟定了共产党” 对王佐部的改造，要艰难、复杂一些。 当王佐初邀毛泽东上茨坪时，毛泽东曾利用住在茨坪的机会，与王佐多次交谈，有时甚至彻夜不眠。推心置腹的谈心，使王佐明白了许多道理。王佐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于是，毛泽东成了王佐心目中最崇敬的人。 王佐曾将150人的队伍集中在上井，请毛泽东派人进行训练。毛泽东指派工农革命军团部的艾成斌、刘富堂分别担任王佐部队的军事、政治教官，还将在茅坪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的金蒙秀调来，协助王佐统管部队。于是乎，昔日的散兵游勇，开始了早、午、晚三次操练的训练，以及讲形势、讲军事的教育。 王佐的部队头一回接受了这种正规的训练。 改造一支部队，仅靠一次集中训练是不够的。前委决定给王佐的部队派党代表，毛泽东选中了刚完成与朱德、陈毅部联络任务回到井冈山的何长工。 毛泽东叫来了何长工：“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 何长工忙问：“去多少人？” 毛泽东笑了笑：“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呀，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听到这里，何长工忐忑不安，心中打起鼓来：虽然王佐部跟袁文才部一样，打的是农民自卫军的旗号，都有劫富济贫、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性，但是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而且王佐不是党员，是蛮牛。山上的云隆大哥，更是只讲江湖义气，不讲政策，乱打乱杀。我单枪匹马一个人，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吗？ “不要怕，”毛泽东看出何长工的顾虑，便鼓励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停了一会，毛泽东又说：“你去做工作，他愿意革命了，自己提出要派人去，我们就派人去，那时候要派多少人，我们就派多少人。只要他迫切要求派人，要一个我们可以派十个！” 何长工开始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只派他一个人去的道理了，他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毛泽东又具体地谈了一些如何改造王佐部队的意见，他特别强调：“工作做好了，把王佐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可以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 最后，毛泽东要求何长工，改造王佐部“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何长工走马上任，王佐却给了他一个不温不火的下马威。 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王佐自然不敢怠慢。表面上，王佐对何长工客客气气，设宴款待，奉为上宾。就在何长工到任的第二天，王佐专门集合他那200余人的队伍，当众向大家宣布：“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何长工见王佐如是说，也想趁机讲几句。可未等他开口，只听王佐一声口令：“散”，就解散了部队，弄得何长工有口难言。 而且，王佐安排何长工的住房，离司令部有一里路之远；他还派了一个高个子“勤务兵”来“照顾”何长工。王佐对何长工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意行动，以免发生意外。” 话说的客客气气，实则是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许与士兵接近。 显然，王佐对何长工存有戒心。 何长工只好采取“迂回”战术来消除王佐的疑虑，他先从王佐家人的工作做起，有意同王佐的母亲、哥哥、妻子等接近，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接着，又做王佐身边人员的工作，特别是主动与王佐的两个心腹聊天谈心，增进相互了解。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王佐发现何长工并没有拆他台的意思，且他身边的亲人、朋友都说何长工的好话，他逐渐对何长工有了信任感。 一天，他向何长工透露了想除掉宿敌尹道一的想法。 尹道一是拿山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一直是王佐及当地农民的死对头。王佐部几次与他交锋，都未能占上风，还差点被他“吃掉”，而且连王佐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杀害了。因此，尹道一一直是王佐心中的一块石头，王佐早就想搬掉他。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的当晚，王佐曾请毛泽东率部队和他的部队一道袭击了尹道一的民团团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却让尹道一跑了。现在，王佐仍在考虑如何才能消灭尹道一。 正巧，王佐的部下抓到了尹道一民团的几个团丁。像往常一样，王佐立即下令把他们杀掉。 何长工闻讯，三步并作两步，马上赶到王佐的司令部。 一进门，何长工就问：“为什么要杀这几个人？他们是不是尹道一？是不是土豪？” 王佐两眼圆睁着说：“他们虽然不是土豪，可他们是尹道一那边的人，是土豪的狗腿子。只要是尹道一的人，就是我的冤家对头，就要杀！” 何长工对王佐说：“对这些人要作分析，他们大部分是穷苦出身，不能和尹道一同样对待。” 接着，何长工耐心地向王佐讲了山上山下多年对立，不利于发展；只有搞好山上山下的群众关系，才能求得更大发展的道理。 王佐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接受何长工的观点。 何长工给了王佐一个台阶：“这样吧，先不忙杀这几个人，叫人去审查一下，查清了再杀不迟。” 王佐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何长工又趁热打铁，请王佐的母亲劝说王佐不要随便杀人。 结果，王佐没有将那几个团丁杀掉。不过，对尹道一这个恶霸，王佐仍然是耿耿于怀，非除掉不可！ 他请教何长工：像尹道一这样的人该不该杀？ 何长工当然明白王佐的意思。 其实，尹道一本来就是工农革命军要打击的对象。王佐提出要除掉尹道一，何长工自然非常支持。他立即就向毛泽东报告，请求派部队协助王佐消灭尹道一。 毛泽东欣然同意，派来了一个排的兵。 何长工和王佐商议，制定了一个诱敌聚歼的计划。 翌日，他们依计而行。王佐率领一路人马直扑尹道一的“老巢”石门，佯攻诱敌。尹道一不知是计，假往日威风驱使部下追杀过来。王佐边打边退，一直把尹道一引入了旗锣坳，何长工率领的主力正在这里设伏。当尹道一的队伍进入了伏击圈之后，何长工等指挥部队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尹道一的退路，一阵激战后，尹道一当场被活捉、刺死。有战士将尹道一的头割下，用手巾包了回来。 王佐听说把尹道一杀了，连声问道：“真的把这个贼牯子除了？” “你看，这是什么！”革命军战士打开了包头的布包。 王佐端过灯来一看，愤愤地说：“着！着！就是这个贼牯子！就是这个贼牯子！你害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说罢，王佐一把抱住何长工，兴奋地叫道：“摆酒设宴，庆祝胜利！” 搬掉了一块顽石，解了心头之恨，王佐欣喜万分。他对着何长工伸出大拇指，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从此，他不仅佩服毛泽东，而且也信任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他说：“从此以后，我王佐跟定了共产党，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刀山火海也不含糊！” 何长工由此打开了工作局面。 不久，康健、萧万侠、宋任穷等人又被前委派到王佐部工作。 王佐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王佐都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28年春夏之交，何长工介绍王佐加入了共产党。 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成功改造，使这两支“绿林”色彩很浓的武装，成为了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毛泽东和前委认为，有必要将这两支经过改造的队伍改编成为工农革命军。 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举行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的升编大会。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前委任命袁文才为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贺敏学为团党委书记。 袁、王部队完全走向了新生！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毛泽东在井冈山搞调查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家之后，为了开辟新区，扩大影响，曾多次往周边地区出击，湖南的茶陵是第一个目标。 1927年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从宁冈大陇出发去打茶陵。 毛泽东赶往大陇，为出征的部队送行。他没有随部队一同去打茶陵，因为在秋收起义时落下的脚伤一直未痊愈，他不得不留下来疗伤。 虽说是疗伤，可毛泽东并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时间搞了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现如今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尤其是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常将这个词挂在口头上。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在共产党内最早倡导和实践调查研究的，是毛泽东。 在求学时期，青年毛泽东就一把雨伞、一双布鞋，利用假期走乡串寨，搞过社会调查。 大革命时期，当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农村大地时，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共产党内也有人不辨是非，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毛泽东则一头扎到湖南农村，用了32天的时间，先后走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对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那篇被誉之为“中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一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 现在，毛泽东到了井冈山，要在这里开辟一条革命的新道路，他少不了要做一番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从宁冈开始。他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一带采取开座谈会或个别访问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非常认真，“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别人开展讨论”。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毛泽东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取名为《宁冈调查》。 接着，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一次社会调查。 秋溪，位于宁冈、永新两县之交的七溪岭下。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连，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在秋溪，毛泽东除了率领工农革命军打土豪、筹款子之外，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建党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搞社会调查。他广泛地找农民谈话，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会，向农民了解情况，听取农民的意见。而且，毛泽东还发动工农革命军的干部、战士，分头深入龙源口、秋溪、小山湾、厚山、横溪等村，访贫问苦，搞社会调查。 如何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为那些从未做过调查工作的革命军官兵拟订了调查提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群众生活状况、剥削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地理条件等等。有的调查项目还非常具体，例如：当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斗争的情况；当地的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部队官兵逐渐学会了做社会调查工作。 秋溪乡之行，毛泽东写了一个《永新调查》。 《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是毛泽东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为党制定农村土地革命政策而做的基础性工作。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于1928年6月间来到井冈山时，毛泽东曾要秘书将这两个调查材料送给他看。 数十年后，杜修经回忆了当时对待这些调查材料的态度：“我一看，这些写在商人账本‘总簿’、‘坐簿’上的农村调查，一本一本地叠了尺多高。由于我不理解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对这些调查材料，只当作一些故事或情况阅读，一天的功夫就看完了。毛泽东同志见我启而不发，知道我没有看懂，失望地把这些退回来的调查材料收捡起来。” 毛泽东把这些调查材料又收了回去，但是，这些辛辛苦苦整理而成的调查材料，却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不幸遗失了。 毛泽东对失掉的调查材料非常惋惜，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曾多次提及。1930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曾做了寻乌调查，后来在《寻乌调查序言》中，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过去做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个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的竟然是调查材料！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由此可知。正是因为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井冈山地区的大量社会情况，从而为毛泽东在领导边区的斗争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草林圩的较量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于1928年1月打下遂川县城之后，就在该县的草林圩与豪绅恶霸进行过一次没有硝烟的战斗。 事情的缘起是豪绅恶霸在草林圩煽动罢市。 草林圩，东临遂川县城，南通南康、上犹，西达桂东、沙田，北靠五斗江、黄坳、井冈山，是遂川西北地区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和日用品的中转站。圩中有下街、正街、阎王街、糯米巷、河边街、潭前街等主要街道。街上集中了两百多家店铺，住着六百多户人家。方圆近百里的老表，每逢农历一、四、七日，便挑着农副产品前去赶圩。一月九次，日中为市。这在相对闭塞和落后的湘赣边界，可以说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圩场。 但是，长期以来，官府豪绅互相勾结，在通往草林圩的路上设立层层税卡，进行敲诈勒索。 仅从黄坳到草林的70里路上，遂川靖卫团就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副产品都不能幸免。四乡农民好不容易过关挑到了圩上的农副产品，还要受到豪绅地主克扣斤两、任意压价和不等价交换等形式的剥削。所以，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来形容这种情形： 逢圩莫逢草林圩，沿路关税数不清。 草林圩上走一圈，流尽穷人血和汗。 再说圩上的200多家店铺，大部分是小本经营或半工半商，他们同样受到豪绅恶霸的盘剥。 整个草林圩的经济命脉可说是操纵在黄礼瑞等极少数土豪劣绅手里。黄礼瑞是横行草林圩的大恶霸，他依仗着儿子在靖卫团当队长的势力，占田7000多担，山林数千亩，霸房50余栋。 在草林圩，他开设了鸦片烟馆、糕饼店和当铺等，极力排挤中小工商业者。没几年工夫，圩上200多家店铺就被他挤垮到只剩110家。他表面上是商店老板，背地里却是靖卫团的后台老板。 工农革命军痛击遂川靖卫团，并攻占遂川城后，戳痛了黄礼瑞，他既害怕，又担心，于是就想了个主意与革命军对抗。 当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之后，毛泽东就下令打掉了官府和靖卫团沿路所设立的所有税卡。然而，草林圩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很快地热闹、繁荣起来。没有了税卡，四乡的农民自然十分高兴，他们兴冲冲地在赶圩日前往草林，可街上冷冷清清，店铺都关门上锁。挑来的农副产品卖不出，家里急需的食盐和布匹等生活日用品又无法买到，真是令人着急！ 革命军派部队来到草林，见到的也是店铺闭门，老板匿迹，甚至部队自己要买盐，也找不到店铺。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经过调查了解，方知是那个黄礼瑞在作祟。 革命军的部队来到草林后，黄礼瑞连忙将自家的店门关上，并在店门口贴上一张“存货已空，改行务农”的告白。白天，他关起门来点藏货物，到了晚上，他则四处去散布谣言。 他一会儿来到陈家说：“陈老板，工农革命军只看重作田人，对我们做生意的可不留情啊！他们的政策是大店的货物归公，老板杀头；小铺子全部没收，老板带走。” 接着，他又摸到李家讲：“李老板，不好啦，听说遂川城里的店铺全部共产啦！我们赶紧关门留碗送葬饭吃吧！” 这还不够，黄礼瑞甚至收买了一些流氓上门威胁店主：“靖卫团没有垮，萧团总昨天还来信，说哪家卖货接济工农革命军，当心脑壳子搬家，满门诛斩。” 造谣加威胁，黄礼瑞的两手还真起了作用，草林圩果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之中。不仅店铺关门，圩场收市，一些胆小的店主甚至还分藏货物到乡间去“避风”。为此，黄礼瑞自鸣得意地扬言：“嘿嘿！看你工农革命军有多大本事，靖卫团打不死你，我却要困死你！” 但是，黄礼瑞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毛泽东很快就来到了草林圩，他经过调查研究，及时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规定：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必须保护工商业利益。如果是地主兼商人，只没收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在必须没收他的商店时，一定要出告示宣布他的罪状。没收地主的财产也要出告示，宣布他的剥削罪行。对没收来的财务、粮食，尽量发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确定了正确的政策，工农革命军的宣传队就在圩场和附近的农村大造宣传声势，还挨个店铺地上门去做中小商人的工作：“靖卫团被打垮了，苛捐杂税没有了，为什么不开门做生意呢？” “工农革命军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又不是革你们的命，怕什么？” “毛委员指示要保护工商业，我们要查封的是豪绅地主开设的大店铺，对中小商人的财产丝毫不动，你们还是放心做生意吧！” ……一些人的疑虑有所消除，半信半疑地开门营业。 果然，工农革命军没有失言，营业的店铺不仅没有被没收，工农革命军的官兵买东西都照价给钱。中小商人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他们纷纷打开店门做生意，就连那些带着货物到乡下“避风”的人，也陆续回来开业。 草林圩的商业逐渐活跃起来。 在鼓励中小商人开业的同时，革命军将草林圩上几个大土豪开设的几个大商号予以没收，并烧毁了大土豪黄礼瑞的“永靖”炮楼，缴获其10门土炮和大批枪支弹药。 1月16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一早，通往草林圩的各条路上，挑担的、提篮的、背篓的，人流如织，甚至连一百多里外的南康和上犹等县的商人、小贩也纷纷赶来。到中午时分，草林圩圩场的到圩者竟达2万人以上，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土豪劣绅使草林圩圩场瘫痪的企图彻底破灭。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根据地的奠基礼——新城大捷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的斗争已初显声势。先后打下茶陵、遂川两个县城，成立了两个县的工农兵政府，震惊了湘赣两省；袁文才、王佐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使工农革命军的军威大振。井冈山地区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生机。 看起来本已经陷入绝境的毛泽东，竟然能在井冈山起死回生，不仅令湘赣两省的敌人大吃一惊，而且令他们坐卧不安。于是，当国民党新军阀在华南的混战告一段落之后，他们开始着手清除“心腹之患”。 2月上旬，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下令，驻吉安的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发动了对工农革命军的第一次“进剿”：第八十一团和第七十九团的一个营进攻万安，威逼遂川；第七十九团的另一个营进占宁冈新城。 面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放出风来：“我们工农军预备在井冈山坐守两个月，看你们怎样？” 杨如轩亦很狂妄：“倘若你坐守两个月，我们则包围三个月，看你们怎样？” 敌我双方较上了劲。 正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的工农革命军一团，迅速集结，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于2月中旬悄悄返回茅坪，与刚刚升编为工农革命军二团的袁文才、王佐部会合。 回到茅坪的工农革命军，摆脱了遂川敌重兵的压力，却仍然感觉得到刚刚进驻宁冈新城的敌军威胁。新城，是宁冈的县城所在地，它西连砻市，南通茅坪，北扼宁冈至永新的通道。国民党第七十九团的一个营进驻新城后，加上宁冈县县长张开阳手下的靖卫队，共计500余人，形成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直接威胁。 毛泽东决定拔除这个钉子！ 17日，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了军事会议，在分析了新城守敌的情况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攻新城之敌，并确定了攻打新城的具体部署：一团一营担任主攻，进攻东门；一团三营攻打北门；袁文才带二团一营和教导队在西门设伏。要迫使敌人从西门逃出，以便在城外聚而歼之。王佐带二团二营守卫井冈山，并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 战斗任务下达之后，部队很快进入临战状态。 当天下午，部队集合在茅坪的阎仙殿进行战前动员。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前委号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他鼓励大家：“敌人正规军只有一个营，我们有三个营，人力上是三比一，我们占优势。我们枪虽差，子弹也少，那不要紧。到新城拿去。明天打下新城，好枪尽你挑，子弹任你背。” 一番话说得指战员们跃跃欲试。 当晚，部队离开茅坪，沿着崎岖的山路，悄无声息地直扑新城。 18日黎明前，部队按部署进入了预定位置。毛泽东、张子清等则来到东门外的棋山岭，从这里可以俯视全城，因此，攻城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进驻新城的是七十九团独立营，营长叫王国政。他自恃该营装备良好，训练有素，加上有高厚城墙的依托和县靖卫队的协助，根本就没把工农革命军放在眼里。 清晨，守军像往常一样来到南门外操场出操。 当他们将枪架好，正准备做徒手操时。指挥部一声令下，埋伏在城外的革命军立即开火，一排枪打过去，操场上的敌军倒下一片。侥幸未中枪的敌人，慌忙弃枪逃入城内，然后紧闭城门。 紧接着，北门和东门外的革命军也发起了进攻。一时间，枪声四起。 被枪声从梦中惊醒的敌营长王国政，开始吃了一惊，但听说是袁文才的部队来攻城时，他的心宽了下来：就凭他们的那几支破枪，那一点点弹药，能攻破新城坚固的城防？ 然而，枪声越来越密，而且还有机枪的声音，王国政方才明白这不是“袁王土匪”，而是工农革命军的主力打来了，他顿时慌了起来。一面命令部下顽强抵抗，一面派人往永新送信求援。 送信的人一出城门就被革命军俘获了，而革命军攻城的战斗却因敌人的顽抗而异常激烈。时近中午，城门仍未攻开。 各路指挥员都焦急起来，二团团长袁文才甚至特意赶到指挥部，请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 毛泽东略有所思地说：“那样我们的损失就很大呀。” 袁文才有些急了：“自古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两军对战，哪有不死人的？” 毛泽东严肃地告诉他：“我们应该是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用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胜利。” 经过周密的思考，毛泽东下令采取火攻战术。由南门及北门的部队发起佯攻，牵制敌人火力；东门的一营则集中力量实施火攻。命令下达后，当地群众送来了许多楼梯、煤油、稻草、棉絮等物品。很快，战士们揭开了东门外一间民房的屋瓦，将部队仅有的两挺机枪架上房顶，居高临下，实行火力压制。数十名战士裹着沾湿了的棉絮，夹着干草、煤油，趁机冲向东门，将火点燃。霎时间，熊熊烈火冲天而起，城门也被烧着了。突击队立即架上梯子，奋勇登上城墙，与守敌展开激烈的搏斗，并迅速地打开了一道口子，一营的大队人马冲入城内。 东门一破，城内守敌乱作一团，无心再战。紧接着，南门、北门也相继被工农革命军攻破，革命军的战士如潮水般涌入城内。守敌只好往西门方向逃窜，恰恰又钻进了革命军设下的“口袋”，早就憋足了劲的袁文才，指挥二团一营和教导队的部队，一顿猛打，把进入伏击圈的敌人打了个人仰马翻。 在工农革命军的围攻下，敌营长王国政被当场击毙。敌士兵见大势已去，纷纷跪地投降。反动县长张开阳在混战中逃往西门外，躲在一条小河沟里装死，被参战的古城区大江边暴动队队长文根宗发现并俘获。 攻打新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工农革命军击毙、击伤包括营长王国政在内的敌独立营和靖卫队共300余人，生俘100多人，活捉敌县长张开阳，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 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工农革命军取得的第一次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可以说是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献上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攻下了新城，前委决定建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这个政府不再设在新城，而是设在砻市，这是毛泽东的提议。至于首任工农兵政府主席由谁来担任，毛泽东建议由泥腿子出身的、在新城战斗中活捉敌县长的古城区大江边暴动队队长文根宗担任。 前委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和建议。 2月21日，新城大捷后的第三天，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一大早，茅坪、新城、柏露、源头等地的贫苦农民，纷纷涌往砻市，很快就达到了一万多人，把砻市河东的大河洲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就像过节一般，庆祝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毛泽东到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祝贺湘赣边区又一个新的革命政权的诞生，并对宁冈人民说：“我们闹革命，就是要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权。我们有军队，有枪支，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任何反动县长都可以打倒，任何封建政权都能推翻，革命一定会胜利！” 毛泽东还把文根宗请到台前，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文根宗同志，就是他，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张开阳，立了头一功！从今天起，他就要担任大家的工农兵政府主席，大家要拥戴他，支持他，把宁冈的工作做好！”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台下军民阵阵掌声。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了宁冈砻市。 当时，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不久，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局面正逐步打开；加之秋收起义以来，前委就和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得到过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了。因此，来了一个上级党委的特派员，毛泽东和前委的同志自然是十分高兴。 然而，周鲁这位“钦差大臣”却对根据地开创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横加指责。 他不仅批评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而且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还有更令毛泽东本人和前委全体同志吃惊的事。 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师委只负责领导军队工作，地方工作则由地方党委负责。 周鲁还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并说这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他是看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才知道的。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的，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既然被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共党员。于是，周鲁给毛泽东安了一个新的职务：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工农革命军的干部闻知后，先是吃惊，后是不服，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还要去找周鲁“讨个说法”。 然而，周鲁毕竟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代表，传达的是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在那种信息传递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即便传达的精神有错，也是既难以核实，又难以纠正。 毛泽东不得不接受和面对这一“残酷”的决定。 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了党外“民主人士”，他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 将近三十年后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了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及当时的心情：“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困惑和困难的时期。 当时曾在前委工作的谭政回忆道：“尽管周鲁传达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是当时怎么办啊！毛泽东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公开反不可能，作斗争也难办。” 毛泽东只好去当师长。何长工曾回忆了毛泽东当师长后对部队说的一段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来当个参谋吧！’” 好在毛泽东威信高，无论是当前委书记还是当师长，部队都听他的指挥，即使是担任师委书记的何挺颖，凡事都还是向毛泽东汇报，使毛泽东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就在毛泽东担任师长期间，部队奉命往湘南出击。 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心情虽然不好，但他并没有失却共产党员的意识，也没有放弃领导者的责任。 当部队行至酃县中村休整待命时，毛泽东和何挺颖商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何挺颖力主由毛泽东来授课。 于是，在中村小铺头旁边的八担丘板田里，毛泽东支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讲课堂。 教育是采取轮流听课、轮流讨论的方法进行的。不少老同志对当时听毛泽东讲课都有深刻的印象。 陈士榘曾回忆道：“记得毛委员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条桌。我们坐在禾蔸上。南方的春天是来得早的，这天又是个大晴天，春天的太阳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集合当时所有的部队讲政治课，讲的题目，记得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陈伯钧回忆说：“讲课时，毛泽东同志找来一块小黑板，一边讲，一边写。讲课的题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兴起。毛委员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使全体战士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革命形势，提高了战斗勇气，坚定了革命信心。”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失去了党员身份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懈地做着党的工作。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4月上旬，毛泽东奉命率部转战湘南，在湘南特委处看到了中央的有关文件，方知周鲁误传了中央的决定，中央并没有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而只是开除了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周鲁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原来，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上，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未执行中央决策进行了狠狠的批评。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宣布了对毛泽东的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个决议案对毛泽东的处分很明确，即撤销其省委委员资格和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周鲁也许看到了这个决议案，但因为他前往井冈山时不便携带中央文件，他的传达就全凭记忆。偏偏他的记忆就发生了问题，从而导致了“开除”毛泽东党籍的严重错误。 事情弄清楚了，毛泽东的党籍当即就得到了恢复。毛泽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周鲁搞错了对毛泽东的处分，但中央和湖南省委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一点，周鲁却并没弄错。 毛泽东当时引兵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党内许多同志并不理解，“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和湖南省委更是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这么一段回忆：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 第三章 共产党和“山大王” “三月失败” 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但随之而来的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对中央的统治。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两个对党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决议案。 其一是《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该决议案将中国革命定性为“无间断的革命”；将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夸大为“直接革命形势”；提出要“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要求“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 其二是《政治纪律决议案》。该决议案对在党的八七会议前后起义失败的领导者都给予了处分，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两个决议案的直接后果，是“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蔓延。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有一封致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并且规定“这个信要转到各级党支部”，其中对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做法是这样看的：“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有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的革命的职任。” 湖南省委暂时没有“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到毛泽东部来任党代表，而是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特派员周鲁。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辗转湘赣边界、落脚井冈山期间，因与中央和湖南省委失去联系，“左”倾盲动主义的许多精神尚无法影响部队的行动。可是，当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之后，与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联系是接上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指导下形成的许多文件、指示也就传到了井冈山，并随之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毛泽东被撤职、受处分，自然是首当其冲；接踵而至的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失守，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还乡团疯狂的反攻倒算。 1928年3月中旬，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在砻市集结。在传达了关于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的命令后，即分三路向湘南进发。 在周鲁带来中央的新精神鼓舞下，也许是为了表示对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之“坚决”，工农革命军的这一次出击，一反以往留部队坚守根据地的做法，而是几乎将主力倾巢而出。 毛泽东、何挺颖率第一团从砻市出发，直抵湖南酃县；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一营从大陇出发，前往湘南；就连经常作为留守部队的第二团二营，也在王佐的率领下，从大井出发，朝湘南方向移动。 3月18日，部队来到酃县中村，暂作停留。 此时的酃县，可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湘南起义的影响下，酃县的党组织领导人民发动了“三月暴动”。毛泽东见湘东的革命形势也有发展的势头，即提出前往茶陵，以使湘东的革命和湘南的连成一片。也许这种想法符合中央的新精神，周鲁表示同意。 于是，部队在中村集中待命。除了派人去湘南与朱德部联系之外，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这里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利用部队休整之机，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亲自为部队授课；一是在当地发动群众，进行了分田地运动，毛泽东亲自为分得土地的农民丈量土地、书牌插牌。 下旬，传来湘南起义部队处境危险的消息。毛泽东、何挺颖毅然决定，前往湘南接应。第一团为左翼，由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等率领，楔入汝城之间；第二团为右翼，由何长工、袁文才率领，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 工农革命军主力全力驰援湘南，而且离井冈山地区越来越远。 国民党军队趁边界兵力空虚之机，卷土重来，轻而易举就占领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本营——宁冈。 借助国民党军队之威的地主豪绅还乡团，回到井冈山，疯狂地对边界的人民群众反攻倒算：宁冈人民首当其冲。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请来了一营兵，气势汹汹地回到宁冈。在新城，她下令将共产党新城区委、区政府所在的原县衙门一把火烧掉；在茅坪，她指挥国民党军不仅烧了30多幢房屋，还惨无人道地将共产党员谢甲开的胸腹剖开，挖出心肺后碎尸五段，抛入河中。与此同时，酃县和茶陵的挨户团也乘机杀入宁冈，分别在睦村及九陇山一带，烧杀掳掠，将上寨村、蔡家田的百姓房屋焚烧殆尽。 在遂川，工农革命军的死对头萧家璧，自在大坑遭到工农革命军的重创之后，一直怀恨在心，这一下也趁机窜入红色区域捕杀共产党员，发现哪家有人参加革命军就满门抄斩。 在永新，反动民团团总尹道一之子尹豪民，“替父报仇”，组织起反动武装，搜捕农会干部，掠杀无辜群众。 在酃县，中村分好的田地尚未耕作，又回到地主的手中；敌人还将中村区委委员周介甫杀害后割下头颅，挂在县城示众数天。 ……失守后的井冈山根据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以及地主豪绅挑起土客两籍矛盾而出现的许多农民“反水”，使边界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段时间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除茅坪、大陇、茨坪、大小五井、九陇山等山区仍掌握在党的地方武装手中外，其他地方都被敌人占领，遂川、茶陵两县城也沦入敌手。 井冈山遭受了自根据地创建以来第一次的全面失守，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因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人们将井冈山根据地的这一劫难，称之为“三月失败”。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南昌起义留下的火种 1927年10月初，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周围游击，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企盼着跟这支部队会合的时候，南昌起义的部队又在哪里呢？ 在酃县水口，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已在潮汕遭到失败。 但是，报纸上没有登，毛泽东也无从知道，南昌起义的部队并没有完全覆灭，尚有一支较为完整的队伍。 这就是由朱德率领的留守广东三河坝的起义军一部。 留守三河坝，是起义军前委作出的决定。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可是这次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在强敌的疯狂反扑下，不得不在起义后的第三天，就按照预定计划陆续撤出了南昌城，开始了铁流千里的南征之路。 虽说撤出南昌城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起义军并不气馁。他们还有2万名将士，他们还有信心！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打回广东去，重新夺取广东政权，恢复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远征是相当艰苦的。起义军将士冒着盛夏酷暑，一边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一边不断地与前来堵截的敌人进行战斗。饥饿、疾病、伤亡、逃跑，时有发生，减员严重。待打下会昌、进入福建汀州后，起义部队只剩下15000多人。 9月5日，起义军前委在福建汀州作出了夺取三河坝后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以主力取潮汕、再占广州的决策。具体安排是：由第九军军长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导团共2500余人留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人；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主力部队乘船顺韩江而下，直奔潮汕。 9月18日，起义军顺利进占广东大埔县南面地势险要的三河坝，按照预定计划，朱德率领的小部分队伍留在了这里，主力部队则未作停留便前往潮汕。这就是着名的三河坝分兵。 对于这次分兵，在起义失败后很多人都予以指责，认为是起义部队领导成员们的一个重大失策，因为它使原已兵力日益不足的起义军力量更加分散了，从而直接导致了潮汕失败。 从当时的战术上来讲，这一批评无疑有正确的一面。不过，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方向来看，恰恰是由于有了这次的分兵，在起义军主力一万余人潮汕失败时，才保存了一支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才有了一支武装力量北撤到井冈山，实现朱毛红军的伟大会师，为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由于有了这次分兵，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才有了朱德、陈毅、粟裕、林彪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民军队将帅大展风采。 三河坝分兵酿成了潮汕失败的大祸，留守三河坝的部队也损失惨重。如果不分兵，也许起义军暂时不会失利得那么快。然而当时在一味要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兵力集中在一起，即使短期能坚持下去，最终还是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并且很可能会失败得更惨。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不过，是祸是福，关键在人。留守三河坝的部队要是没有朱德等人的艰辛努力和正确领导，或许早就不存在了。可以说，是朱德等在危难关头挽救了这支部队。 这些，都是当初在作出三河坝分兵决策之时，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是南昌起义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它是在南昌起义后由原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一部分编成，老底子就是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 二十五师的师长是周士第，党代表是李硕勋。李硕勋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的生身父亲。 然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朱德。 受起义军前委的指派，朱德以第九军军长的身份担任留守三河坝部队的总指挥。尽管有军长和总指挥的头衔，但是他与第十一军的二十五师却没有历史渊源，他的第九军名义上虽然还有军官教导团一个营的番号，其实也已合并到第二十五师里面去了。所以，身为军长的他，此时倒有点像是“客居”在这支部队中的。第二十五师的官兵们对于这位刚刚到自己部队来的最高领导，只感到他面慈心善，为人谦和，至于其它方面却不太了解，威信就更谈不上了。 不过，云南讲武堂出身、10多年前就在护国军中当过旅长，又到德国、苏联学习过军事的朱德，在第二十五师中，论资历、论地位都是无人可比的，那些师领导自然得听从他的指挥。 而且，在日后危难的日子里，他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智慧才能，赢得了所有官兵的敬佩和信赖，真正成为了这支队伍的带头人。 主力部队离开三河坝后，朱德便带着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等仔细观察了这里的地形，连夜构筑工事，准备随时迎敌。 10月2日，梅县守军钱大钧部2万多人气势汹汹直奔三河坝而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起义军战士经过三天三夜的顽强阻击，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自己也伤亡很大，并且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中。鉴于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保存实力，朱德下令部队迅速转移。 10月6日清晨，朱德和周士第率领第二十五师剩下的2000余人撤出了三河坝，决定取道百侯、饶平到潮汕，与主力部队会合。 可是，当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时，遇到了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汕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官兵200多人（粟裕、毛泽覃均在这支队伍中），方知主力部队已在潮汕失败，领导机关解体，余下1300多人在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董朗率领下，已退往海陆丰。 主力部队失败的消息就像一盆冷水浇在大家的头上。虽然这时第二十五师与潮汕突围出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人员会合，又有了2500多人，但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粟裕回忆说：“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我们既孤立无援，又同起义军的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失去联系，一切只能由朱德独立负责，当机立断地作出决断。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些困难，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为了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朱德一方面派李硕勋去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另一方面，召集20多位指挥人员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了军事会议。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 与会人员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去海陆丰，有的主张分散行动，有的则默不做声。 朱德简单分析了部队面临的形势后，认为敌人主力正集中在南面，部队如果再南下海陆丰肯定很危险；至于分散行动更是不可取，实际上等于丢掉了南昌起义的旗帜散伙。他坚定地对大家说：“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和同志们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 朱德慷慨激昂的话语，博得了一片热烈掌声。 这时，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站起身来说：“我坚决同意朱德同志的这些讲话。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帮助朱德同志实现这个目标！” “对，我们听朱军长的！”刚刚前来与第二十五师会合的二十四师政治部宣传科长毛泽覃也表示附和。 朱德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支持他的同志们，继续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取得联系，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第二，我们要保住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是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 朱德的这番话，为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这支队伍指明了出路。 对于这次会议作出的正确决策，后来朱德在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概括为三句话十二个字：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朱德宣布：“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来领导！”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在潮汕兵败，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顿时变成了孤军。 来不得半点犹豫，茂芝会议后，朱德等率领部队立即穿插北上，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圈，向湘粤赣边界转移。 起义军北上行动，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了。在三河坝地区沾了些便宜的钱大钧连忙调集一个师的兵力紧紧尾追而来。当起义军经福建的大埔、永定、焦岭、峰市，于10月16日进抵闽赣交界的武平县城时，钱大钧率领的第十八师就追上来了。 起义部队原预备在这里休整一天后再向西行。不料，全军将士刚刚在城内安顿下来，钱大钧部已抵达城外。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由于起义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加之缺粮少弹，士气也不太高，实在不便与敌人持久地硬拼硬打。所以，在激战了两个小时后，朱德便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向武平西北方向转移。 当部队退到城西北5里外的石径岭一个地势十分险要的隘口时，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当地反动民团已占据有利地形，拦住了起义军去路。后面又有钱大钧的重兵追上来了，部队陷在一条窄窄的小山道上。敌人前后夹击，情形极为险恶。如果不尽快从隘口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身为最高指挥官的朱德挺身而出，出现在部队的前面。他命令开路的部队先疏散隐蔽起来，以减少伤亡，自己则带领身边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上攀登而上，突然出现在隘口上的民团后面。遭此突然袭击的民团武装，顿时惊慌失措，在没有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已纷纷逃散。这样就给部队让出了冲出险境的道路。 当部队官兵急速地从隘口通过时，都清楚地看到朱德手执一支驳壳枪站在一块断壁上进行指挥的情景。这一情景深深地刻在了起义军战士的脑海中、心坎里。几十年后，当时担任班长并在战斗中负伤的粟裕这样深情地回忆道：“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确实，通过这次战斗，不仅使粟裕而且使其他绝大多数人都重新认识了朱德。他以英勇善战的形象开始赢得官兵们的敬佩和信赖，为他日后得心应手地指挥这支部队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冲出隘口后，起义部队进入赣南山区，总算摆脱了强敌的尾追。此时，起义军“尚存实力约1500人左右，枪支在1000以下，机枪两挺”。 10月中下旬的赣南山区，天气已逐渐转凉，但部队官兵仍穿着单衣短裤，甚至赤着脚。寒冷、饥饿、疾病折磨着大家，使大家思想很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行军路上遇到岔道，便有人不辞而别。 就在这时，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其中包括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林彪，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他们动员陈毅一起走：“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摇了摇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 见劝不动陈毅，那些军官们只好自己“溜号”。据人回忆，当时林彪也曾自行离队，但几天后又自动地回到了部队，跟着部队转战湘南并上了井冈山。 假如当时林彪没有回心转意，就这样一走了之，也就不会有后来威震敌胆的共和国元帅林彪，也就不会有折戟沉沙的“副统帅”林彪。不过，历史不能假设！ 10月下旬，部队抵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时，已不足900人。师团级政工干部就只有陈毅一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面临着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挺身而出。他们在一个山坳中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 朱德首先宣布：“同志们！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从今天起，这支队伍就由我和陈毅来领导。” 接着，他大义凛然地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他拿俄国十月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比喻：“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是失败了，中国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 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部队官兵。正是从这次军人大会开始，朱德才真正成为了这支队伍的领袖，陈毅也才有了威信。 在此危急关头，还有一个为辅佐朱德掌握住这支队伍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他就是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在南昌起义后曾立下“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和头发”誓言的王尔琢，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却是满面胡须，长发披肩。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为人十分忠厚，在第二十五师中向来有“黄埔老大哥”之称，很受那些比他晚毕业的营、连长的敬重。特别是当师、团两级军官差不多都离队后，他便成为这支部队中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本地户”。他的一言一行在部队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完军人大会后，他以黄埔老大哥的身份一个个地找营、连军官们谈话，要大家坚决服从朱德的领导，他本人也真心实意地为朱德在军事上出谋划策，当好参谋。 可以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朱德能够顺利地把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这支部队带上井冈山，政治上主要靠的是陈毅，军事上主要靠的就是王尔琢。 为了巩固部队，保存好革命的火种，10月底到达粤赣边界的大庾后，朱德、陈毅适时地领导部队进行了有名的大庾整编。撤消了已成空架子的军师建制，将余下的800多人统一编成一个纵队，为了隐蔽，对外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7个步兵连、1个迫击炮连和1个重机枪连。 与此同时，在陈毅主持下，对党团组织也进行了整顿，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派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 经过这次整编，“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11月上旬，在朱德、陈毅率领下，恢复了生机和活力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上犹山区，开展打击土匪恶霸、宣传发动群众的活动，并在崇义的上堡再次进行了军事整训，首先强调纪律，规定募款、缴获全部归公；其次开展军事训练，提出新战术，由正规战开始向游击战方向转变。 时近隆冬来临之际，气候一天天恶化，部队战士却还穿着单衣单裤，粮食、弹药、医药等更是严重缺乏。如何解决给养，成为摆在这支部队面前的首要问题。 正当朱德等领导人为此事发愁之时，驻防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一带的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朱德过去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派人前来联系，希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合作。为了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朱德、陈毅经过研究后决定，在确实保持共产党武装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愿意与之合作。 11月下旬，朱德率部来到距离上堡90多华里的湖南汝城，并在少量武装人员的护送下，亲自与范石生进行了谈判。经过两天的磋商，范石生接受了朱德的条件，同意：（一）朱部是共产党的队伍，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二）朱德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零团，朱德仍以王楷名义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零团团长。（三）先发给一个月军饷，并配以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服装等军需用品。 通过与范石生部建立合作关系，起义部队得到了衣食弹药的补充，暂时摆脱了困境。 在汝城谈判期间，经范石生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介绍，朱德、陈毅与由汝城、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200多人取得联系，并于11月26日至28日在汝城召开了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布置了举行湘南年关暴动的问题。 12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随第十六军军部向韶关转移。途经仁化时，与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联系，并得到中共中央要他们率部南下参加广州起义的指示。当他们率部到达韶关时，却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部队便在韶关西北40里的犁铺头驻扎下来，开展了紧张的练兵运动，为日后举行武装起义进行多方面的准备。 广州暴动失败后，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藏在范石生军中，于是密令范石生解除其武装。范石生不忘旧谊，不仅没有执行命令，还秘密通知朱德率部火速离开，并赠送银元几万元和一批子弹。于是，朱德、陈毅以演习为名，在1928年1月4日悄悄离开犁铺头北上，准备绕道南雄、翁源前往北江的海陆丰。当抵达仁化境内时，发现大量国民党军正往南雄方向开进。显然，如果部队继续向海陆丰方向前进，必然会与之发生战斗，后果不堪设想。在此情况下，朱德采纳了不久前由中共北江特委介绍到部队来担任团副的龚楚的建议，折回向西北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去实现早已计划中的湘南武装起义。 北进湘南，随后又上井冈山，历史就为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这支队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如果真的去了海陆丰，那么以后的遭遇，很可能会像已到那里的董朗所率的第二十四师余部和广州起义后的教导团一样，最后在背山面海的狭小地域里全部被广东军阀吃掉。现在去了有广阔回旋余地的湘南和湘赣边区，那才是大有作为的一片天地。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朱毛两部相互联系 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两支革命武装，虽然远隔千里，但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界之时，就十分关注南昌起义部队的去向。无奈，大山阻隔了信息，双方都不知道谁在哪里。 1927年10月，当工农革命军在宁冈茅坪安家后，便沿着湘赣边界向湘南地区游击。到达湘东南的酃县十都时，毛泽东即派出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前去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联络，并相机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毛泽东期待着早日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更期待着与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络，以形成南北呼应的局势。可是派去联络的何长工却一去数月未返回。 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转战到遂川大汾时，遭到萧家璧匪部的突然袭击，部队被敌切断，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第三营与毛泽东等率领的第一营及团部一时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张子清、伍中豪率部一路向南游击，于11月中旬到达崇义县的上堡、文英山区。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不期而遇。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第三营，秋收起义前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一个营，而警卫团其实就是叶挺独立团内衍生出的一个分支。1927年6月，张发奎从河南回师武汉后，特地从叶挺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上新招收的工农积极分子组成了这个团。该团军官与第二十五师的军官们彼此都很熟。毕业于黄埔第四期又在叶挺部队工作过的伍中豪，就与王尔琢非常熟悉。武昌一别，各自转战千里，如今竟在这个山沟中意外相逢，真是高兴万分。 经王尔琢介绍，张子清、伍中豪与朱德、陈毅见了面。朱德马上关切地问起毛泽东的情况。 张、伍连忙将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进军并在井冈山上安家的经过向朱、陈作了介绍。他们说：“自从我们这个营被敌人截断后，就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了，现在想尽快回去找毛委员和团里的其他部队。” 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立了脚，朱德、陈毅感到非常高兴，也很受鼓舞。他们虽然尚无机会与毛泽东相识，但早就打心眼里敬佩毛泽东。毛泽东参加过党的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是党内有名的“农运大王”，所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外引起过巨大反响，朱、陈都是这篇文章的热心读者，他们一直希望有缘与毛泽东相会。如今有了毛泽东部的确切消息，自然十分高兴。 朱德、陈毅邀秋收起义部队第三营暂时随他们一同行动。于是，第三营在上堡参加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整训，尔后又一同移师汝城，参加了与范石生部的合作，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一四一团，取得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的补充。 留下了第三营，朱德、陈毅决定另外派人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部联络。 派谁去呢？陈毅想起了正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于是建议说：“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络。” 弟弟找哥哥，自然最适合不过！ 毛泽覃听说首长准备派他去井冈山找大哥，真是喜出望外。自从武汉一别，兄弟之间已有半年多未通音信了，他很想知道大哥的近况。 毛泽覃动身之时，朱德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尽快赶到井冈山和毛泽东联络。为了行动的便利，你可以化装成国民党军。”其实，毛泽覃已有过躲避敌人的经验了。那是8月初他从南昌追赶南下起义军时发生的事情。途中不幸被敌人抓住，当卫兵带着他去见上司时，他壮着胆子说自己是奉第四军军部命令到此，负有重要任务，谁敢扣留，将来定要严加惩处。敌人见他神色镇定，唯恐抓错了人，免得以后难脱干系，于是客客气气放了他。脱险后，他继续追赶起义大军。一路上，历尽艰险，脚走烂了，钱用光了，只好卖掉身上穿着的一件长衫，换回几个钱做盘缠，继续赶路。快到临川时，才赶上起义军。周恩来将他安排在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起义部队转战到潮汕被打散后，他随一部分队伍突围至饶平，方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五师会合，继续留在部队做政治工作。 11月下旬，寒风袭人，蜿蜒的群山笼罩着低沉的阴云。毛泽覃身穿一套国民党正规军的军官服装，佩带着国民党正规军的符号，并随身带着注明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副官“覃泽”的证件。一路上，他机智地通过了国民党一道又一道关卡，由江西的崇义、上犹经湖南的桂东、酃县直奔井冈山。 到了茶陵与宁冈交界的坑口，碰上袁文才的部队，恰巧带队的排长是派往袁文才部队工作的陈伯钧。 陈伯钧派人将毛泽覃送到宁冈茅坪。 当毛泽覃随向导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八角楼下时，恰好见到长兄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他连忙疾步向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大哥，想不到在这儿与你见面吧！” 毛泽东惊喜地看着一身国民党军官打扮的弟弟：“润菊，你怎么来了？” “是朱德派我来和你联络的”。 “原来你是钦差大臣呀！” 接着，毛泽东急切地询问起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 于是，毛泽覃详细地向大哥介绍了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湘粤赣边地区，目前正隐蔽在第十六军范石生部的情况。 听了弟弟的介绍，毛泽东兴奋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朱德部队的消息，我正要去找他们呢，前些日子已派何长工赴长沙，想通过湖南省委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系，没想到朱德倒派你先与我们联系上了。” 停了停，毛泽东接着问“朱德他们下一步想怎样干？” 毛泽覃说：“隐蔽在第十六军只是暂时的。他想找一个既能屯兵又能打仗的地方。井冈山怎么样？” “井冈山很好啊。我们从浏阳沿湘赣边界南下，转了好多地方，本来是想到湘南去找个山头，可是我发现还是井冈山比较好。这里进山可以守，出山可以攻，地盘大，是与国民党斗争进行武装割据的好地方”不知不觉中，兄弟俩谈到了深夜。毛泽东对弟弟说：“润菊，你干脆就留在这儿工作。我派一个连的部队去湘南，寻找朱德的部队。” 就这样，毛泽覃留在了井冈山工作。 话分两头，再说受毛泽东派遣特地从井冈山下来打听南昌起义军余部下落的何长工。他先在长沙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秘密机关，向省委汇报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经过。省委表示很重视他谈的情况，并称如果中央、省委有什么新精神，会派特派员到他们那里去。至于去衡阳找湘南特委就不必要了，不如绕道去粤北，打听南昌起义余部的下落。临走前，省委联络员还给他送来了56块光洋做路费。遵照省委指示，他奔波千里，于11月底辗转来到广州，正巧赶上广州起义。但起义很快失败，敌人四处搜捕，他一个外乡人呆在旅馆很危险，好在老板掩护了他。待到风声没那么紧后，他方搭上火车来到韶关，希望能在这儿寻找关系与南昌起义部队接上头。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获得了朱德部队就驻在犁铺头的好消息。于是，他连夜赶往犁铺头与朱德会面。 后来何长工是这样回忆他在韶关的这段奇遇的：“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就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见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听说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来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了澡，看看钟，已经下半夜一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赶到犁铺头，遇见哨兵，何长工被带到司令部。巧上加巧，一进门，他便认出熟人，大声喊道：“老蔡！” 原来，接待他的，正是曾与他一起在洞庭湖做过秘密工作的蔡协民。这下子，不必费任何口舌自我介绍。蔡协民马上带他见了朱德和参谋长王尔琢。当何长工跟陈毅见面时，两人拥抱起来，因为他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想不到在此地重逢。 朱德见到毛泽东派来联络的何长工，听了他介绍井冈山的情况，十分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落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联系去了。”接着，朱德又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环境和群众基础等情况，并向何长工介绍了自己从南昌起义后的曲折经历。 因要处理一些别的事情，朱德便要陈毅出面招呼客人休息。陈毅对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表示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对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大加赞赏，说：“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毛委员的办法是治本的，把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去作用就是大哩。”言语之中，看出他对毛泽东的信任以及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向往。 第二天，朱德给何长工写了一封介绍信，并给了一些盘缠，要他尽快赶回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这里正在策动湘南暴动，希望和他加强联系。” 何长工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8年1月上旬安全返回了井冈山根据地。在江西遂川，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与朱德部队联系的情况，转达了朱德的意向。 朱德要何长工带回井冈山的口信，是部队经过反复研究下定的决心。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朱、陈等领导人明白：不可能长期隐蔽在范石生的部队中，必须尽快另寻出路。他们从武装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日后只有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而此时已在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并有武装斗争基础的只有井冈山的毛泽东和海陆丰的彭湃。要搞武装斗争，奔向的地方主要也就是井冈山和海陆丰两个选择。有些人主张去海陆丰，说广州起义的部队也去了那里。但是朱德、陈毅主张去湘南，并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此时，中共中央也在考虑朱德部的出路。1927年12月21日和27日，中央先后给“德兄并转军中全体同志”发出两封指示信，信中强调：“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与他联系否？各部分农军从前也有不发动群众专门代替群众从这县找到那一县执行英雄式的暴动的错误，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如果无法联络，则在湘南与当地党组织计划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时机举行暴动。中共中央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朱德率部进入湘南，组织农村武装暴动，并与湘南边界的毛泽东部会合。 可惜，携带这两封指示信的中央代表李鸣珂，在湘南几经周折也未能找到朱德、陈毅的部队，只好折回上海。 中央的两封指示信，朱德与陈毅当时虽然没有见到，但他们的主张却与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和。 几经讨论，北上湘南发动年关暴动，并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成为南昌起义余部下一步的行动目标。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农奴聚义起宜章” 1928年1月中旬，当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进入湘南的时候，按照旧历已接近年关。在过去的农村，此刻正是一个矛盾容易激化的时候。 湘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农民运动基础。几个月前，当毛泽东在湘东北领导秋收起义时，中共湘南特委虽然想响应，却因缺乏军队支持而在发动前就遭镇压。此刻朱德率领一支有光荣战斗传统的军队进入湘南，恰好为在当地发动年关暴动添加了一支催化剂。 当朱德率部驻扎在犁铺头时，中共湘南特委及其下属的宜章县委就派人去接上了关系，并一再表示希望日后这支部队能到他们那里去。 1月8日，朱德率部进驻湘粤交界的杨家寨，经避难在此的原中共宜章县委委员、县农协委员长杨子达引导，很快与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县委委员高静山、陈东日、毛科文等取得联系，召开了联席会议，作出了首先发动宜章暴动的决策。通过对宜章城内情况的全面分析后，定下了智取宜章县城的妙计。具体办法是：先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零团副团长的名义给宜章县长写封信，说是奉范军长之命回桑梓来抵抗从广东北上的共军，借以麻痹敌人；随后由胡少海率两个加强连扮成国民党军的模样先期入城控制局面，并出面邀请县长为首的全部反动头目赴宴，来个一网打尽；主力则由朱德等率领尾随其后入城，以最快速度彻底解决县团防武装。 这里说的胡少海，是宜章县颇有名气的大豪绅之子，因从小目睹贫苦农民的悲惨情景，产生了对地主家庭的憎恶，外出寻找革命真理。他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北伐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任过营长，勇敢善战。大革命失败后，他仍坚持革命，隐藏在湘粤交界的山区打游击。朱德、陈毅率部进驻杨家寨时，他特地赶来参加起义军。但是他的这些经历，宜章谁也不知道。甚至还不知道他已经秘密回乡活动，这给他公开出面迷惑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见到朱德后，马上表示愿意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起义军夺取宜章县城当向导。 按照预定计划，1月11日下午，身穿灰军装的胡少海骑着马，带着几个随从进入宜章县城，直奔县政府。县长赶快出来见面，一问才知这位离家已久的“胡五少爷”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零团副团长，此时是到县城来打前站的，“团长王楷”率领的大部队随后就到。城内的政府官员及土豪劣绅欣喜异常，一个个出城迎接。 第二天下午2时，朱德、陈毅率领主力部队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宜章县城。司令部设在县女子职业学校，以布防名义，陈毅、王尔琢迅速指挥部队悄悄地包围了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所在地——养正书院。朱德在司令部听取了县委关于暴动前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对暴动作了一些具体的指示。 当晚，县长杨孝斌在县议会二楼设宴款待一四零团长官。当宴会开始时，朱德等带了十几位干练卫兵，全副武装来到宴会厅。酒过三巡，朱德突然起立，摔响酒杯，随来的卫兵一个个如猛虎出山，缴了县府哨兵的武器。参加宴会的官吏、土豪、富商，以及他们的家眷，惊诧万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朱德把桌子一拍，大声宣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就是朱德！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屠杀工农，十恶不赦，通通扣押起来，听候公审。” 一听是工农革命军，那一班子官吏、土豪、富商无不吓得浑身发抖。 与此同时，陈毅、王尔琢指挥的部队也迅速解除了警察局、团防局的武装，缴获枪支近400支，俘虏警察、团丁400余人。 1月13日，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县委在城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宣布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全师共1200人。 “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智取宜章的成功，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根据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深入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的教训，朱德、陈毅决定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立即在宜章各地发动起义。 不久，粟源、石、白沙等地农村相继举行武装暴动，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宜章全县。在朱德部队帮助下，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惊闻南昌起义军在宜章胜利的蒋介石，马上命令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 许克祥，那个在长沙发动过“马日事变”，曾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刽子手，立即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赶往宜章，企图扑灭湘南起义的烈火。行前，他得意忘形地声称：老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不愁吃不掉他！ 为了保存力量，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朱德、陈毅率部主动撤出宜章县城，隐蔽到乡间，与敌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从1月31日起，先后取得了岩水、粟源堡、坪石战斗的胜利，共俘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子弹无数。尤其是广东坪石一仗，战果辉煌，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对推动湘南起义走向全面高潮具有决定性意义。 朱德在3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战斗时，曾感慨地说：“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主持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起义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 会后，胡少海率工农革命军第三师返回宜章，开展群众斗争并监视广东方面的敌军动态；朱德、陈毅则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挥师北上，发动湘南总暴动。 2月4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当地党组织及工农自卫军支持配合下，胜利攻占郴县。2月5日，以郴州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夏明震（后为蔡协民）。 2月10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继续北上，向耒阳挺进。陈毅留守郴县，帮助建立郴县苏维埃政府，并准备向东北侧击永兴。 2月16日，朱德率部攻下了耒阳城。在第二天举行的群众祝捷大会上，朱德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郴县、耒阳的胜利说明湘南起义达到了高潮。暴动就要在湘南全面开花，反动派在湘南就要完蛋了！ 在朱德的帮助下，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邝，党代表邓宗海。 在此期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派出部分兵力帮助永兴、资兴农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分别组建了永兴赤色警卫团和资兴独立团，进一步扩大了湘南暴动的成果。 受此影响，安仁、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等县农民也纷纷举行了起义，安仁还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革命风暴遍及湘南20多个县，参加起义人数达百万，起义队伍发展到1万余人。 当湘南起义喜讯频传之时，年过40的朱德在耒阳迎来婚姻生活的又一个春天。3月上旬的一天，他与耒阳县女界联合会会长伍若兰在水东江兵工厂近旁的一幢土房里幸福地结为了夫妻。 伍若兰是耒阳县有名的女才子，中等身材，黝黑的脸庞，一双明亮的大眼。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毕业后，回到耒阳从事青年、妇女运动，任共青团耒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她智勇双全，有胆有识，尤其擅长宣传鼓动，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称赞伍若兰“是个坚忍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她又会搞宣传，又会打仗，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这样的女士难得啊！” 在耒阳暴动之前的日日夜夜，伍若兰利用她所学之长，在夜校为妇女们讲课。由她亲自编写的课文《如今世道太不公》，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很受广大妇女群众的欢迎，在当地广为流传。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次打下耒阳城后，她组织妇女群众参加了盛大的欢迎工农革命军入城仪式。正是在这一天，经中共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引见，她与朱德军长相识了。在以后的频繁接触中，伍若兰深深地爱上了充满智慧而又平易近人的朱军长。朱德对这位足智多谋、坚强勇敢的革命新女性也打心眼里喜欢。 在邓宗海的撮合下，他们喜结连理。 结婚大喜的日子里，朱德真诚地对伍若兰说：“我这个人没啥子能耐，只晓得带兵打仗，将来你受得了这个苦么？” 伍若兰含情脉脉地回答道：“我不怕受苦。只要能跟着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朱德说：“只要你能看得上我，以后我会好生待你的。” 伍若兰幸福地笑了。 在湘南各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的基础上，3月16日至20日，中共湘南特委在永兴太平寺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佑魁为主席，朱德、陈毅、李才佳、尹子韶等21人为执行委员的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土地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与此同时，湘南各县的工会、农会、妇女会、青运会、商会等群众团体也得到恢复、重建。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以插标分田为中心的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在湘南大地轰轰烈烈展开了。 湘南苏维埃运动的兴起，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调度下，湘粤两省组织了近9个师的兵力，对湘南革命力量进行南北夹击。 而这时，中共湘南特委却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坚壁清野”，火烧郴宜大道两旁房屋，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土豪劣绅趁机兴风作浪，进行疯狂反扑，在郴州就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反白事件”，县委书记夏明震等200多人被暴徒所杀。 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 在外有强敌压境、内因执行“左”倾错误使革命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形下，朱德、陈毅一面尽力抵制湘南特委的“左”倾错误做法，想方设法减少错误带来的损失，挽回群众的影响；一面又为保存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有生力量着想，决定率领起义军主动转移，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靠拢。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 对于朱德提出部队东撤、向井冈山靠拢的正确意见，中共湘南特委是不同意的。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没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观念，而只有一个湘南。认为湘南发展前途比井冈山大。因此，不仅湘南暴动的队伍不能去井冈山，甚至连井冈山的队伍也得到湘南来。 这并非空穴来风。 1928年3月上旬，正当湘南起义处于高潮之时，中共湘南特委即派宣传部长周鲁上了井冈山。周鲁上山的任务很明确：传达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要毛泽东率部挺进湘南，攻打汝城，以便与宜、郴、耒、永、资五县连成一片，建立湘南政权。 为了使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能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周鲁还以“行动太右”、“烧杀不力”为由，宣布撤销了前敌委员会，这等于撤了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职。甚至宣布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 无可奈何之下，毛泽东只好留下一部分武装坚守井冈山，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向湘南进发。3月12日由宁冈出发，14日攻克酃县县城，18日到达桂东、资兴边界的中村，在此即停止了前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密切注视着湘南起义队伍的动向。 3月下旬，闻讯湘南起义遇到很大困难，毛泽东即派毛泽覃带领特务连专程去郴州与朱德部队进行联系。 毛泽覃率领特务连连夜赶往湘南，先后在郴州、耒阳与陈毅、朱德取得了联系。他向陈毅、朱德通报了毛泽东部已进入酃县、准备策应湘南暴动的打算，同时也了解了朱、陈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几天后，毛泽覃领着队伍回到酃县中村，向正率部在这里相机待命的毛泽东报告了湘南之行的情况。 毛泽覃说：“在郴州，我们见到了担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的陈毅。从他那儿了解了湘南暴动形势不妙的情况。陈毅告诉我，他即将率部撤出郴州，讨厌的是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席克思和周鲁不同意离开湘南，但陈毅已下了决心：‘就是天王老子挡道，老子也得撤出湘南！’” 毛泽东听了连忙打断弟弟的话，兴奋地说：“要得，陈毅有骨气。那么后来呢？” 毛泽覃接着说：“三天后，我们又到了耒阳，见到了朱德，才知道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 “朱德有什么想法？”毛泽东又问。 “他说计划向湘赣边境移动。” “好哇！”毛泽东面露喜色，“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毛泽覃告诉哥哥：“朱德说，如果毛泽东能派部队从资兴、汝城两个方向插过去，挡一挡粤敌，他和陈毅就好多了。” 闻讯朱德部在湘南遭受敌人南北夹击的情况，毛泽东心急如焚，立即召集两个团的干部开会，指出派兵援助朱德、陈毅部队极为重要，并就如何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上井冈山作出部署：由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第一团为左翼，插入桂东、汝城，阻击由粤北前来追击之敌，掩护朱德部队向井冈山转移；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第二团为右翼，向资兴、郴县方向前进，相机阻止尾追湘南各县农军之敌。 这时，毛泽东正患着重感冒，咳嗽特别厉害，大家都劝他就地休息，可是他无论如何不肯，说：“这么大的事情，我要是不去，岂不会终生遗憾！” 3月29日，朱德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各县农军正式下达了向东转移的命令。于是，一场奔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转移行动开始了。 朱德、陈毅兵分两路，互为犄角。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从耒阳出发，拟经安仁、茶陵向酃县进发；陈毅则率各县农军和党政干部由郴州出发，拟经资兴、桂东向酃县方向移动。 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方向进军。3月30日到达桂东沙田圩。在这里，帮助组织了桂东县赤卫队，发动群众开展了分田运动。停留7天后，毛泽东率部南下汝城。4月6日，在桂（东）汝（城）边境的寒岭界一举击溃企图进行阻击的汝城“宣抚团”团总何其朗率领的千余人。4月8日，攻占汝城县城，并击溃由粤北扑向湘南起义部队的胡凤璋匪部两个排。4月9日，毛泽东见南下桂东、汝城策应朱德部队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为避敌锋芒，即率部撤出汝城，准备返回井冈山。4月10日由田庄进入资兴县境的龙溪洞。 连日征战，部队干部战士已极度疲劳。毛泽东、张子清决定让大家在此休整几日再走。为安全起见，特派出一团一营副营长陈毅安率一个连的兵力，南出龙溪洞，四面搜索警戒。 不久，陈毅安回到了驻地，并带回了一支湘南起义的武装。那便是由萧克等率领的宜章独立营。 萧克，这位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北伐战争期间当过“铁军”连长、指导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利后，回到家乡嘉禾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当朱德、陈毅发动宜章暴动消息传开后，他立即赶到宜章黄沙区，参与领导了黄沙区石农民暴动，组建了一支有600人、400多支梭镖的农民武装——宜章独立营，并任副营长。在中共党支部领导下，活跃在宜章西南的黄沙区和靠近广东边界的莽山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府。朱、陈部队转移后，敌人截断了宜衡大道，独立营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萧克等率部退入群山环抱的骑田岭，坚持了一个星期的斗争。从得来的情报中得知宜章、耒阳、郴县等地均陷敌手，估计到朱德部队和宜章县委已经向东转移，于是决定队伍也向东撤。他们昼伏夜行，躲开了敌军的岗哨与民团的搜索，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郴宜大道，于4月中旬到达资兴县龙溪洞，碰巧在这里遇上了毛泽东派出去巡逻的陈毅安连。 当萧克等由陈毅安领着到村落里有几间店铺的小街上去见毛泽东时，师部通讯员大声招呼：“宜章独立营来了！”铺子两边一下子出来了许多欢迎的人群。萧克忙问：“毛委员在哪里？”一个同志指着一位身材高大、满面笑容的红军领导人对萧克说：“这就是。” 毛泽东大步走过来主动与萧克等握手，并笑着说：“别喊我毛委员，叫我老毛好了！” 这就是久闻大名的毛泽东！ 萧克激动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把萧克等人招呼到屋子里坐下，亲切地询问起宜章独立营的情况。 看到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萧克的拘谨情绪完全没有了，他把独立营的遭遇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 听了萧克的汇报，毛泽东对宜章独立营的艰苦斗争非常赞赏，拉着萧克的手高兴地说：“好哇！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 一番话，把大家引得哄堂大笑。 应毛泽东要求，萧克等率队跟随毛泽东部一起行动，继续掩护朱、陈部队向井冈山的转移。 这样，宜章独立营便成为第一支与毛泽东部队会合的湘南起义部队。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两位统帅相聚井冈 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离开耒阳县城后，由观音阁直入安仁，沿途敌军慑于朱德的威名，不战自溃，安仁县长周一峰也弃城而逃。4月1日，朱德部占领安仁城。部队稍事休整后，绕道茶陵湖口圩，于4月20日进抵酃县沔渡。安仁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唐天际，按照朱德指示，完成警戒尾追之敌的任务后，也率安仁县党政干部和农军撤出县城，一路边打边赶，在酃县沔渡追上了朱德部队。 由陈毅率领的宜章农军第三师和郴县农军第七师从郴州东撤后，在折岭重创了前来尾追的范石生部一个团和宜章县邝镜明保安队，于4月8日到达资兴。同日，黄克诚带领永兴农军千余人，刘泰等带领耒阳农军700余人，黄义藻、李奇中率资兴农军1600余人，也赶到资兴集结。当集结部队尚未撤出资兴县城时，敌第十三军二师的一个团尾追而来，双方发生激战，农军伤亡较大。正在这时，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赶到这里支援战斗，敌人才不敢继续追击。两军会合后，继续向东转移。这支庞大的农军队伍，有白发老翁，小脚老妪，拖儿带女的妇女，有的甚至全家都跟来了。行军速度非常缓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但是，在陈毅、何长工等精心组织下，人们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4月22日，终于到达酃县沔渡，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了。 在沔渡小街上的一间民房里，陈毅、何长工、袁文才和湘南几个县委的负责同志会见了朱德。朱德十分高兴，他所期望的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为了进行两军会师的准备工作，4月24日，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离开沔渡，先行回到宁冈砻市。在宁冈县委的紧密配合下，他们在砻市、古城一带广泛发动群众，筹集了可供2万人吃半个月的粮食。砻市附近家家腾出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欢迎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部队的胜利到来。 毛泽东率部在资兴龙溪洞会合了宜章独立营后，朝井冈山方向前进。这时他得知朱德、陈毅已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退至酃县一带，心中非常欣喜，急忙率部向酃县进发。 然而，这时，发现湘敌吴尚第八军程泽润师的张敬兮团和罗定的茶攸挨户团已向酃县追来，必须拒敌于宁冈门外，毛泽东当即下达了阻击命令。 工农革命军一团迅速赶往酃县县城。由于一团行动快捷，当敌人到达酃县县城时，我军已依次占领了湘山寺、龙王庙、咯麻开等高地。毛泽东、张子清在接龙桥之北的山头上指挥战斗。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击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敌人只得向茶陵方向撤退。 打了胜仗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地围在毛泽东的身旁，要他讲话。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同志们，这次我们从江西到湖南已有一个月时间，几乎天天打仗，很辛苦哟！大家都炼成铁拐李了。现在马上又要回江西了。有人说，过去打的是小仗，没打大仗，不过瘾；枪也缴了，但缴得不多，只发了点小财。同志们都希望缴更多的枪，发大财。我看只要与朱德、陈毅的部队汇合了，往后，这样的机会多得是。目前，朱德、陈毅的部队已到达酃县沔渡一带，正向宁冈转移。可是敌人不答应，发动两路大军追赶他们，企图把他们消灭在半路上，然后再回过头来吃掉我们。因此，我们在酃县好好敲他一家伙，把他们阻在酃县以西，给朱德、陈毅的部队解除后顾之忧。” 听了毛泽东的话，官兵们的士气更加高涨。 酃县阻击战一结束，毛泽东率领第一团迅速向井冈山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砻市进发。 26日，朱德、陈毅带领一部分直属部队到达宁冈砻市。 28日，朱、陈主力部队及湘南农军8000多人开进了砻市。 同一天，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也回到砻市。 宁静的山中小镇顿时热闹非凡。 听说朱德部队早在两天前就到达砻市，毛泽东在所住的刘德胜药店放下行李，便连忙带领何挺颖、宛希先等赶往朱德、陈毅下榻的龙江书院。 在何长工的引见下，两位伟人在龙江书院文星阁会晤了。 这一天，毛泽东一反平时不修边幅和从来不愿带枪的形象，穿着一套新缝制的灰衣服，打上了过去从来不打的绑腿，戴上了没有五角星的八角帽，挎上了一支驳壳枪。据说，这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挎枪，也是唯一的一次。 何长工远远看见等候在门外的朱德等人，便对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 毛泽东点点头，微笑地向他们招手示意。 当走到书院门口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很快，两位将改变中国命运的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都使劲地摇晃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朱毛相聚了，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见。此时，朱德41岁，毛泽东35岁。 从这时候起，两人的事业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把姓氏都汇成一个词——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军队乃至整个革命力量的象征。即使是到了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红卫兵讲到朱德时，仍充满感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能有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朱德是我们的好司令，红司令，不是黑司令。”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是这样描述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像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 毛泽东和27岁的陈毅也紧紧地握了手。 这一握手，对陈毅日后的一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结识了毛泽东，并被毛泽东慧眼识英才。两军会师才10余天，毛泽东就对陈毅提出用交流干部的方法解决两支部队不团结问题大为赞赏，后来在写给陈毅的信中，他称“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毛泽东得知朱德带领的部队仍保存完整后，显得十分高兴，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没有整到你！” 朱德马上不无感激地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相互握手后，毛泽东、朱德带着各自的部下，步入龙江书院，登上了三楼的文星阁。 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双方部下有张子清、蔡协民、何挺颖、王尔琢、伍中豪、胡少海、龚楚、何长工、袁文才、朱云卿、王佐。 第四章 朱毛会师在罗霄山脉 井冈山会师与红四军的成立 毛泽东、朱德在龙江书院历史性的会见，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阶段。就是在这次会见中，两军负责人就会师后的部队组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磋商。 毛泽东首先介绍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说：“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是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今后我们要齐心协力把这个根据地建设好，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同时，他热情地提议：“趁着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庆祝两军胜利会师。”说着，转过身吩咐何长工赶紧去负责大会的准备工作，特别强调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说：“现在两支部队合在一起有一万多人，尽快统一指挥非常必要，我看可以合编一个军。” 毛泽东赞同地点点头。 接下来，大家就部队的番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按说，这是全国第一支军级建制的工农武装，称第一军最恰当。但朱德提议：“两支部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加上部队中的主力又都是原来第四军的老底子，为了表示我们继承北伐时期‘铁军’的光荣传统，我看干脆就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吧。” “取名‘第四军’好。敌人听说了‘第四军’，以为起码还有‘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这样可以虚张声势，吓唬吓唬敌人。”其他同志都表示赞成。 就这样，决定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确定了有关领导人选。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4月底，召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军第一届军事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等为委员。 5月2日，毛泽东以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写报告给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概括地介绍了两军会师和部队合编的情况。 5月4日，阳光明媚，春风荡漾，宁冈砻市沉浸在一派喜气之中。龙江河西岸的沙洲上，一个用许多禾桶、门板搭起的坚实的主席台，被无数红旗簇拥着，上方一块红色横幅上写着一排大字：“庆祝两军会师和四军成立大会。” 一大早，工农革命军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赤卫队员共两万多人，熙熙攘攘地拥进了会场。 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的司仪是何长工，执行主席为陈毅。 当何长工宣布庆祝大会开始时，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顿时响彻云霄。 陈毅首先庄严宣布：根据四军军委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拟编成二个师六个团，另加一个教导大队。朱德部编入第十师，毛泽东部编入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分别编入两师中。但因湘南农军编入两师中有困难，太杂，所以此时补建了第十二师。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序列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第一营营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后叛变）党代表：杜松柏（后叛变）第三营营长：萧劲党代表：吴弼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后叛变）第一营营长：朱舍我党代表：×××第二营营长：李光化党代表：胡世俭第三营营长：萧荣标党代表：彭晒第三十团团长：刘之至党代表：×××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因负伤由毛泽东兼代）党代表：何挺颖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兼）党代表：何挺颖（兼）第一营营长：员一民陈毅安（后）党代表：毛泽覃第三营营长：陈东日党代表：伍中豪党代表：杨岳彬（后叛变）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第一营营长：袁文才（兼）党代表：陈东日（兼）第二营营长：王佐党代表：康健第三十三团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朱权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第三十四团团长：邓宗海（兼）党代表：刘泰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第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军长朱德首先讲话。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们，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并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卫群众利益。 朱德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党代表毛泽东接着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会师后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军队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的部队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这一精辟形象的分析，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说得大家心花怒放，信心倍增。 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也相继讲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和四军的成立。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于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此时，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由于两军会合后聚集的部队过多，给养十分困难。5月底，红四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直属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另加一个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原来以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在各县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返回湘南。结果，这些部队分散到敌人兵力强大的湘南各县农村去，先后遭到失败。朱德后来在谈到这件事时曾痛心地说：“对于保护革命种子上，给了我们很大的经验。当时，主要干部的地方观念也很重，一方面吵着要回去，一方面也准备要回去，那时克服农民意识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 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为中国革命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斗争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欣然赋诗： <small>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small> <small>领导有方在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small>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红四军首战“五斗江” 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支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合，以及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所没有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本来，毛泽东部上了井冈山，声势日盛，就已经够令国民党政府头疼的了，现在又加上了朱德的部队及湘南农军，岂不更是如虎添翼。 一时间，南昌的谣言四起，一会儿说是朱、毛军占了赣州，一会儿又传言朱、毛军到了吉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在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急命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红军’”。 驻扎在永新、遂川的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一马当先，叫喊着“直捣井冈，活捉朱、毛”的狂言，于4月下旬率先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进剿”。赣军的来势很凶，他们以七十九团为主攻，经烟阁向龙源口进犯，妄图越过七溪岭，直插宁冈腹地；以八十一团经拿山、五斗江向黄坳进犯，目的是插入茨坪，和龙源口方向的部队遥相呼应，以造成南北夹攻、分进合击之势；八十团则留在永新城内作为战役预备队，伺机在龙源口方向投入战斗，扩大七十九团战果。 杨如轩气势汹汹，他想趁朱德部立足未稳，朱、毛两部尚未形成合力之际一举消灭工农革命军。 然而，杨如轩太低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他想在蒋介石面前抢一个头功，殊不知，毛泽东、朱德还想借此机会来一壮两军会师之军威哩！ 毛泽东虽是一介书生，但半年多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已使他摸索总结出了许多应对敌人的作战方法；朱德则是云南讲武堂出身的职业军人，南征北战，军事上是行家里手。而今，朱、毛联手组织部队迎敌，可谓相得益彰。在新成立的四军军委会上，制定了避敌主力，攻击侧翼，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作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战敌八十一团，相机夺取永新城；毛泽东、何挺颖、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到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向宁冈进攻的敌七十九团。 部署停当后，各部顾不得休息，迅即分头迎敌。 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二十九团经茨坪、下庄、行州，迅速向南挺进。此时，本来作为侧翼辅助进攻的敌第八十一团，仗着其装备精良，欲抢头功，竟以一个营的部队径直赶往黄坳，正巧与王尔琢率领的二十八团遭遇。二十八团系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战斗力强，打敌人这个营本不算难事，但朱德却命令二十八团虚晃一枪，稍事战斗即退守小行州，与此同时，朱德又命二十九团悄然接敌，迅速包围了敌人。 由湘南暴动农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尽管武器不好，许多战士拿的还是梭镖、大刀，但他们有一股冲劲，加之是上山后的第一次作战，因此他们无不奋勇争先。萧克率领梭镖营趁敌人正在做饭之机，首先冲进黄坳，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开始溃逃。 王尔琢随即率二十八团迅速推进。据当时正在二十八团的粟裕回忆：“当时我们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刚一接触，敌人就逃跑了。这时，朱德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一面领着我们跑，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们一口气追赶了三十五公里。”当天下午，第二十八团到达五斗江。 二十八团接而不打，让二十九团参战，确是朱德的一着妙棋。敌八十一团尽管在黄坳吃了一个败仗，但其团长周体仁接到报告后，并不在意，不过是一些持梭镖、大刀的“赤匪”，实在不足为患。他命令全团急行军，继续向五斗江逼进。 先敌抵达五斗江的二十八团，在王尔琢的指挥下，早已占领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等敌军进入了伏击圈之后，二十八团趁着暴雨后的大雾，迅速逼近敌人。一声令下，全团同时发动攻击，猛烈的火力，一下子把敌人打蒙了头，敌团长这才知道遇上了朱德的主力，他不敢恋战，慌忙择路而逃。战斗只打了个把钟头，敌人就垮了。工农革命军击毙击伤一批敌人，缴获了数百支枪。 五斗江一仗，打乱了杨如轩的阵脚，他急令八十一团残部在北岭一带阻击红军，又忍痛将八十团从永新调出。然而，打了胜仗的工农革命军士气正旺，他们在朱德的率领下，一鼓作气，对敌人穷追猛打。二十八团在北岭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敌八十一团残部后，直逼永新城。守敌在革命军的凌厉攻势下，弃城而逃。二十八团乘胜打入永新城关，这是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占领永新城。 进犯七溪岭的敌七十九团，得知八十一团惨败于五斗江、永新城失守的消息后，也匆忙向吉安方面退去。正在七溪岭设防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一团，在毛泽东等的率领下，趁势跟踪追击，也来到了永新城。至此，工农革命军反第二次“进剿”获得全胜。 这是朱毛会师后，两军携手取得的首次大捷。它不仅彻底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而且使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威大振，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5月2日，在永新城的毛泽东致信中央，他欣喜地写道：“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军的溃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枝。” 工农革命军占领永新后，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宣告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会后，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决定，乘此大好时机，“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于是，第二十八团就地休整，第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分兵发动群众，协助当地工农兵政府成立农民协会，组织赤卫队、暴动队，打土豪分田地。 永新，从此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个重要区域。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打败江西“两只羊” 直到今天，在井冈山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月初五是端阳，七溪岭上摆战场。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歌谣内容讲的是1928年6月红军取得的龙源口大捷，“两只羊”指的是当时奉命“进剿”根据地的指挥官：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第九师师长杨池生。 这首当时在根据地妇孺皆知的歌谣，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红军粉碎敌人连续两次“进剿”的情形。 那是在1928年5月中旬，不甘心于五斗江失败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其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师的5个团，又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剿”。他们一开始就以优势兵力重新占领了永新，并以近4个团的主力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 根据敌情，第四军决定采用“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待敌人深入到根据地后再消灭它。 毛泽东、朱德命令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主动撤出永新城，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积极备战；同时派二十九团在石灰桥、永新城一带占领有利地形搞运动防御，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我方进入反“进剿”状态。于是，会师后的第二仗——草市坳战斗又在酝酿之中了。 5月16日，朱德、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一营向湖南茶陵的高陇镇奔袭。高陇是湘赣两省的交通要道，也是湖南军阀谭延闿的老家，在军事上十分重要，湘敌派有重兵把守。 工农革命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一营经过激战，攻克了高陇，歼敌一个多连。 此举果然迷惑了敌人，杨如轩以为革命军主力已西去湖南，根据地内部兵力空虚，便放心大胆地向根据地腹地进犯。毛泽东在宁冈立刻写信给朱德、陈毅，要他们率领部队迅速折回，东袭永新，迫使已进到龙源口的两团赣军返回，打乱他们企图进占宁冈的计划。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长途奔袭永新，端掉杨如轩的指挥部。 朱德在会上的动员讲话很生动：“打他的心脏，打他的指挥机关，打他的脑袋瓜子，一个铁掌把他的脑壳打碎，他们就完了。我们今天走几十里路，明晚奔袭永新城。如果你们同意，就准备爬城头，准备楼梯。” 那时红军攻城没有炮，炸药也不多，只能搭云梯爬城墙。 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离开高陇，冒着阴雨，在泥泞的道路上急行军，一天走了130里，赶到了距永新城30里的澧田。恰闻赣军第七十九团正迎面赶来，随即在草市坳的黑栋山一带设伏候敌。 草市坳是澧田、永新之间的一个山口，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条山路绕着山脚转，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5月19日上午，赣敌第七十九团团长刘安华率部大摇大摆地钻进革命军的埋伏圈。王尔琢一枪号令，革命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七十九团被彻底打垮，团长刘安华被当场击毙，革命军缴枪数百支。紧接着，革命军又乘胜追击，再次兵临永新城下。 正在永新城的杨如轩，突然接到报告说七十九团失利、革命军已经打到永新城下，大惊失色！仓促间只好换便装，从城墙上吊下，不料又被流弹击中耳朵，吓得瘫倒在地，只得由卫兵架起来，往吉安方向狼狈逃去。 朱德率4个营的兵力，在一天内连打两次胜仗，乘胜开进永新城。此役，革命军歼敌1个团，击毙敌团长1名，击伤敌师长1名，缴获了山炮2门、迫击炮7门和大批枪支弹药、军需物资，彻底粉碎了赣军的第三次“进剿”。 这是工农革命军“二占永新”。 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江西国民党军队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进剿”均告失败，不仅未能扑灭湘赣边界的红色火焰，反而使火焰越烧越烈，他们不得不在6月中旬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进剿”。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这一次“进剿”为湘赣两省的联合行动，由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为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副总指挥。杨如轩挂了花，也吓破了胆，因此，改由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任前线总指挥，统领赣军的5个团，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由吉安向永新、宁冈边界地区大举推进。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第二师也出动3个团，在茶陵集结后，向酃县进逼，企图从西面骚扰根据地，配合赣军的进攻。 这次的形势比前两次严峻多了。 毛泽东、朱德得知情况后，在宁冈古城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定下了“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并再次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力退出永新，集结宁冈，佯攻酃县，牵制湘敌，迷惑赣敌。 这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已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古城军事会议后不久，敌军就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大举进攻。杨如轩率2个团、杨池生率1个团分别向新七溪岭和老七溪岭扑来。 七溪岭，又称梁公岭，坐落在宁冈北面，素有上七（里）下八（里）之称，山高路险，林木丛生，其北麓有藏龙潭，传说里面有一条白龙，潭水从两山的峡谷向西流出，龙源口由此得名。峡谷的两侧有新、老两座七溪岭，一左一右，如两扇铁门，拱卫着根据地的大本营。两座山岭各有一条小路盘旋而上，通往宁冈的新城。如此险峻的地势，确实是破敌的理想战场。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集中红军，相机迎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各个击破”的军事策略，朱德作出了迎敌部署：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之敌，为主攻方向，歼灭七溪岭之敌后向龙源口方向发展，会同二十九团歼灭龙源口地区之敌；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迎击新七溪岭之敌。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并向湖南方向警戒。 部署完毕，朱德亲自指挥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迅速抢占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望月亭。 6月23日，正值农历端午节。 本来是吃粽子、赛龙舟的这一天，却笼罩在一片战火之中。赣军杨池生的第二十七团凭借精良武器，猛攻新七溪岭，他们集中了数挺机枪，用密集的火力掩护大队敌军向红军的阵地冲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军长赶到望月亭，一面提起冲锋枪亲自对敌扫射，一面大声命令：“搞掉敌人的机枪！” 应声而上的是班长马奕夫，他冲上前去，借着树木、怪石的掩护，很快接近了敌人的机枪阵地。他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只听几声爆炸声响，敌人的机枪阵地飞上了天，马奕夫却不幸中弹倒地。 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红军战士跃出掩体向敌人冲击。不料，敌阵地中一挺未被炸坏的机枪又响了起来，一些红军战士倒在了地上。 剧烈的枪声把昏迷的马奕夫震醒，他见敌人的机枪还在逞凶，一摸身边，已经没有了手榴弹，怎么办？他没有犹豫，一点一点地向前爬去，等到敌人发现他时，他已经爬到了敌人的跟前。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只见他一跃而起，抓住机枪枪管，用胸膛堵住了枪口。 敌人的机枪阵地被摧毁了，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红军打了下去。 20世纪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了个用身体堵枪口的英雄黄继光，举世闻名。但是，人们可曾记得，在保卫井冈山的斗争中，那位用身体堵枪口的红军战士马奕夫？ 红军战士的英勇作战，彻底摧毁了白军官兵的战斗意志。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白军士兵提起红军就谈虎色变。在白军士兵中甚至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共产军脑上有个字，1个可当24个——奇怪的比例，为什么不多不少，他们真厉害，我们是打他们不过的。” 新七溪岭激战正酣，老七溪岭也是硝烟弥漫。 当红二十八团赶到了老七溪岭时，敌人已先期占领了有利地形。在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发动了3次冲锋，均攻击受挫。如不尽快控制老七溪岭，不仅红二十八团站不住脚，还可能使坚守在新七溪岭的红军部队腹背受敌。 情形万分紧急，容不得丝毫迟疑。王尔琢立即组织了若干个以班、排长和共产党员组成的冲锋群，配备以最强的火力。这几个类似于“敢死队”性质的冲锋群，轮番向敌人的阵地发起了冲击。经过几次猛扑，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控制了老七溪岭的制高点，一直把杨如轩部压迫到龙源口一带。 埋伏在老七溪岭右侧武功潭的袁文才三十二团，趁机向杨如轩的指挥所发动攻击。被红军打掉了一只耳朵的杨如轩，早已领教了红军的厉害，他见大势已去，立即上马就逃。偏偏又飞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臂。杨如轩连头都不敢回，带伤夺路逃往永新。 朱德率领新七溪岭上的红军，趁敌闻讯动摇之机，发起猛攻。杨池生部不支，开始向龙源口溃退，红军紧追不放，进入龙源口。 龙源口战斗打响了，红军战士奋勇当先，杀向敌群。附近各乡的农民赤卫队也手握梭镖、马刀、鸟铳赶来参战。敌人一时成了惊弓之鸟，在我军民夹击之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红军乘胜追敌50里，再次收复永新县城。这次战斗，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2个团，缴获步枪千余支。敌人死伤数百人，杨如轩带伤逃命，湘敌援兵闻风丧胆，敌人的联合会剿被彻底粉碎了。这就是威震湘赣的龙源口大捷。 龙源口战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毛泽东说：“龙源口一仗的胜利，标志着边界全盛时期的到来。”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建立军事大本营 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的决策最终实现。 毛泽东“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的思想，早在引兵井冈、茅坪安家后不久就已产生。 1928年6月15日，《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就提及：“宁冈是一个多山的小县，有一座大山，围绕这山的有永新、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五县，宁冈是中心，易守难攻，而各县民众运动，经了半年多的经营，也略有基础。同时向茶陵、永新进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以此地为大本营的意见，泽东同志早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 之所以要选择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毛泽东作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他将自广东北部沿湘赣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罗霄山脉，分为北段、中段、南段，在其所写《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作过这样一番比较：“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 “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即便在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后的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仍然对选择以宁冈为中心建立军事大本营的决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宁冈七县皆同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二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即可休整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 军事大本营，自然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军事需要。聚啸山林的“山大王”尚且有“山寨”做栖身之所，作为革命武装的红军不是更应该有自己的大本营，有稳固的后方吗！ 井冈山有建立军事大本营的良好条件。 毛泽东认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赤色割据，山险的军事根据地是不可少的。因为四周都是敌人，防御要向四面防御，非藉自然的山险以补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敌人最大最危急时），欲求在资产阶级政权稳固的时候，赤色割据之长期存在，是很困难的。” 井冈山恰巧就是一座地势险要的高山。 处于两省四县交界之处的井冈山，除了敌人在这里的统治力量薄弱、交通落后易于立足、自然经济便于生存等有利于武装割据的基本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易守难攻。 易守，是指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等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可以这么说，守住了这五个哨口，也就守住了井冈山。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难攻，是指山高、坡陡、路窄，既不便于大部队的进攻，也不利于重火器的施展。 在引兵井冈，茅坪安家之后，毛泽东就进行了一系列建设井冈山军事大本营的工作：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在砻市创办军官教导队；先在茅坪，后在大井、小井建立红军医院；在茅坪桃寮村办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被服厂”；先后多次组织根据地军民对五大哨口的工事进行整修和加固；在袁文才办的一个小修械所基础上，发展创办了红军军械处；……在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军事大本营”决策思想的指引下，红四军成立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军事根据地的建设，并逐渐形成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了这两个“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过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 地势险要的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成为了进行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相互依托，互为犄角，拱卫着军事大本营——宁冈。 井冈山根据地的优势在山险，劣势在少粮。 数千军队要以井冈山为基地，吃饭、穿衣都是大难题。相对封闭的经济，也是比较落后的经济，要在山多田少的穷乡僻壤解决红军的给养，确实不容易。 经济问题成为了建立巩固的军事根据地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为此，边界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了一些解决根据地经济问题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动员部队到山下的宁冈搬运粮食上山，为根据地储备充足的粮食。 于是，就有了群众性的挑粮上山运动。 对红军战士来说，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而对于根据地来说，这是一次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行动。 在紧张的挑粮的日子里，每天都有许多红军指战员和群众，从早到晚奔忙在宁冈和井冈山之间。军民们排成长长的行列，背的背，挑的挑，川流不息地行进在贯通黄洋界的羊肠小道上。 红军老战士朱良才在回忆文章《红军的连队生活》中记叙了挑粮的情形：“在井冈山的那些日子，‘挑谷上坳’成了我们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从井冈山到宁冈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高路陡，确实难走。每到挑粮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挑粮的地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装的东西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到山上。”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挑粮上山运动。“毛委员背粮上山”，一时传为美谈。“朱德的扁担”更是脍炙人口、无人不晓的佳话，传遍了全中国，成了井冈山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象征。 毛泽东、朱德亲自挑粮上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鼓舞了全军将士，战士们挑粮的积极性更高了。大家鼓足干劲，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挑上山的稻谷就存满了大小五井的村村户户，甚至连黄洋界哨口的石亭子里也堆满了粮食。 建立和巩固军事根据地有了经济保障。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 开创和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何止是军事斗争！ 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决。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而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好在苦惯了，”简简单单几个字，饱含了井冈山斗争的无数艰辛；“什么人都一样苦”，平平淡淡一句话，勾画出红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动人情景；“为了无产阶级而苦”，响响亮亮一口号，是红军将士之所以能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之最好注解。 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这也是井冈山的精神。 说到苦，井冈山的斗争确实很艰苦。 井冈山方圆五百五十华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是实行武装割据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也使数千正规红军的给养供应非常困难。 加上湘赣两省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出产的木材、茶叶、茶油等农副产品，不能输出；而根据地军民的日用必需品，又难以输入。尤其是食盐、布匹和药品，更是匮缺，甚至出现过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的情况。 当然，也有偷运进根据地的少量日用必需品，但这大多是一些小贩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贩运的，价格也因之极其昂贵。 在物资缺乏、费用高昂的情况下，红军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接替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当年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叙述的：“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五千元做伙食费，米还是由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人每天只发伙食费3分，4分油，4分盐，米1斤4两。3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得南瓜。” 红军女战士曾志在其文《回忆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说道：“我们后方留守处100来人差不多天天吃的都是辣椒干拌盐泡的汤，好的时候才能吃点南瓜，那时候吃上南瓜，就像吃肉一样。所以当时红军战士有个歌谣：‘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这是红军战士对美味的南瓜，出自内心的颂扬。在山上，穿的、盖的比吃的更困难。8月的井冈山经常细雨蒙蒙，浓雾重重，空气潮湿而寒冷。……我们就用剥下的杉树皮，铺在地上当床板，盖的很少。我当时有一床夹被子，算是很不错了。有的同志连夹被都没有，就用禾草往身上盖。为了抗冷，我们白天轮流到山上打柴，晚上就在屋子中间烧一堆火，大家围着火睡觉。我们穿的更是五花八门，穿什么的都有。” 伤病员则更苦了。红军每作战一次，就会有一批伤员，在战事频繁的斗争中，伤兵的数量不少；加上由于营养不足、受冻等原因，官兵中的病号也很多。最多时，伤病员曾达到800余名。按规定，伤病员的伙食标准可比普通战士高一倍，但由于给养困难，往往不能兑现。而医院中几乎谈不上有必要的医疗条件，医生以及药品、医疗器械都极为缺少。没有麻药，伤员在手术时，得忍受巨大的痛苦。许多本来可以治愈的伤病员，因为无药而成为残废，甚至死在病榻上。 面对如此恶劣的条件和艰苦的生活，红军官兵表现出了超凡的忍耐力和惊人的吃苦精神。 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过：“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军中的生活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人每天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楚，耐得苦，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 “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这真是对红四军吃苦耐劳精神的最高评价。 即便是面对如此艰苦的生活，红军战士也毫无怨言，他们“对这种艰苦生活表现得很乐观，部队的情绪特别高”。 每个红军战士的头上几乎都长了虱子，于是，在部队中就流行开了一句话：没有“牛头”不革命；有时在山上宿营，没有房子，就自己搭一个茅棚，战士们称这是“玻璃瓦房”；盖的是禾草，睡的也是禾草，战士们说这是“黄金被”；穿的是补了又补的破衣服，战士们称之为“金线衣”；有人把艰苦的生活编成了快乐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暖暖和和入梦乡。 也有人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句士兵谚语倒过来，变成“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的战斗口号。意思很明白：就是没有粮食吃，可以吃野菜充饥，也照样去消灭国民党。 红军战士能有这种不畏艰苦、乐观向上的精神，得益于毛泽东、朱德等军中领导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他们懂得了这是为自己而吃苦，是“为了无产阶级而苦”。曾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说：“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却很少听到有人叫苦发牢骚。这是因为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热情，激励着每个人。”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红军中实行的民主主义。毛泽东曾不无感慨地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生活上的同甘共苦，红军中的民主主义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至今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的石柱上仍保留着一幅反映红军官兵生活平等的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的确，红四军军长朱德便与“伙夫”无异，衣冠普通，鞋履褴褛。陈毅在《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就提到了这事：“红军的官兵，物质的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杨至诚也深情地忆起毛泽东带领红军将士在井冈山艰苦转战的情景：“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在小井红军医院里，发生过一个“张师长献盐”的故事。 盐，在井冈山根据地，非常需要。食用自不用说，就是对缺少消毒药水的医院来说，盐水就是最管用的了。 盐，在井冈山根据地，又极其珍贵。不仅价格昂贵，一块银圆可买到50斤米，却只能买到7斤盐，最困难时仅能买到4两盐；而且还十分难弄到。 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后改任红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因伤住进了红军医院。 医院的药品匮缺，洗伤口的酒精用完了，只好用盐水代替。不久，连盐水也不够用了。 张子清知道了这些情况，他开始谢绝医生用盐水为他清洗伤口，而坚持要用效果较差的金银花水来洗。 一天，部队的同志来看望他，特意把节省下来的一包盐送给他洗伤口。见推辞不掉，他将盐留了下来。 又过了些日子，医院断盐了。不少伤员因没有盐水清洗伤口而导致伤势恶化；还有一些重伤员不时地痛昏过去。医生、护士急得团团转。 张子清听说了，他把护士排长叫了去。 “我交给你一件东西，但一定要按我的意见去做！”张子清郑重其事地说。 护士排长以为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满口答应：“张师长，您说吧，只要能办到，我们一定按您的意见办。” 张子清不慌不忙地从自己的枕头下取出了一个小油布包。 当护士排长接过小包一层一层打开后，不由得惊喜地叫了起来：“啊！是盐。” 张子清交代说：“盐不多，你们一定要把重伤员们的伤口洗一遍，有可能的话，把所有伤员的伤口都洗一遍。” 望着这一小包晶莹雪白的盐，想到张师长常常因伤痛的夜不能寐、却一直坚持用金银花水洗伤口的情形，护士排长激动得两眼噙满了泪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各级指挥员身体力行，从我苦起，才使得红四军官兵特别“耐得苦”；也正是因为有了官兵平等、将士同苦的好作风，红四军才会在艰难困苦面前不溃散，且能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 这是维系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一股巨大精神力量。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毛泽东与贺子珍结为伉俪 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粉碎了赣敌的第三次“进剿”，湘赣边界战事稍停。 利用这一空隙，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重任；也是利用这一空隙，袁文才主持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人的婚礼，促成了一对恋人的结合。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恋情，是随着井冈山斗争的发展而与日俱增的。 也许是缘分，毛泽东刚上井冈山就结识了贺子珍。 那是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来到了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作为东道主，袁文才兴致勃勃地办酒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还特意将在宁冈、永新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的几位重要的党员干部请来作陪。 袁文才将刘真、贺敏学、龙超清、萧子南等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当袁文才介绍到贺敏学身旁一位17岁的女子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知道袁文才今天请来作陪的都是井冈山下的“头面人物”，想不到竟会有这么一位年轻俊秀的姑娘。 袁文才介绍说：“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哈哈一笑：“看不出！看不出！如果不是你介绍，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毛泽东握住贺子珍的手，又询问了一遍她的姓名，然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贺子珍羞涩地点了点头。虽然毛泽东将“子珍”说成了“自珍”，贺子珍也没有去纠正。因为她当初自己改名时，就是起的“自珍”二字，意思是女儿应自强、自立、自我珍重，“子珍”因与“自珍”谐音，参加革命后就用了这个名字。不过，她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竟在无意中道出了她改名的初衷。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出生在永新县禾川镇，因为她呱呱落地时，正是桂子飘香的时节，故被起名为“桂圆”。 贺家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家道逐渐殷实，因此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读了一点书，成了读书人。 读书人就想求功名，贺焕文花钱捐官当上了安福县县长。未料受人排挤丢了官，随之又牵进了一场官司之中，弄得身家败落。这之后，贺焕文淡泊名利，在永新县城开了一个叫“海天春”的茶馆维持生计。 “海天春”茶馆实在不打眼，据说，贺焕文曾请风水先生为小店卜了一卦，风水先生却语出惊人：“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 风水先生是否说过此话，不得而知。但贺家出了不少人才却并非虚言。 贺子珍共有兄妹6人，三兄弟是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姐妹是贺子珍、贺怡、贺先圆。 虽然并非出身贫寒之家，贺氏兄妹却都先后参加了革命，而且贺敏学、贺子珍、贺怡3人还成了中共党史的有名人物，其经历带有传奇般的色彩。 1927年4月，中共永新县委成立时，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就同时被选为县委委员，一时被称之为“永新三贺”；在革命斗争中，贺子珍、贺怡两姐妹先后嫁给了毛泽东、毛泽覃两兄弟，在红军中传为美谈。 贺敏学，是贺家的老大，也是兄妹中的“领头雁”，他曾任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解放后任过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贺氏兄妹中，关于贺子珍的传说最多。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贺子珍从小就颇具新思想，她先后上过小学和教会学校，由于她有才华，有勇气，加之容貌秀美，在偏远的小县城中不失为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 大革命中，贺子珍随兄长贺敏学一起，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她是永新县第一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部长，1927年3月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就被任命为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并和其兄贺敏学、其妹贺怡同被选为县委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在一次农军夺取永新县城的战斗中，开枪打死了两个爬城的敌兵，一时间成了“双枪女将”，而且越传越神。以致数十年后，她还不得不出面解释：“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哟！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当时，在永新城头，打死两个敌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哩。那是形势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神枪手呀！” 但不管怎么说，贺子珍的确是永新县一个出类拔萃的女性。 在永新之战后，贺子珍随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撤到了宁冈茅坪一带“打埋伏”，成了井冈山上第一个女战士。 在井冈山，贺子珍结识了随后也来到这里的毛泽东，并开始了与毛泽东的相交、相恋。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与会的贺子珍对毛泽东在言谈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学识、超人的胆魄，钦佩不已。 象山庵会议后，毛泽东利用治疗脚伤的机会，对湘赣边界的宁冈、永新进行社会调查。正巧也在茅坪养病的贺子珍，尽己所能进行帮助，她将自己对宁冈、永新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阶级状况的了解一一向毛泽东汇报，而且讲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于是，毛泽东发现，贺子珍不仅外貌标致、美丽，而且有思想，很内秀。 12月，贺子珍被调到前委任秘书，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从此，毛泽东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牵动着贺子珍的视线。但年轻的山乡姑娘没有轻易吐露自己的心曲，她只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为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誊写文稿。 经常在一起，相互间的交谈逐渐多了起来，两人由工作谈到家常和身世，有时还谈古论今。 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贺子珍：“你原来不是叫桂圆吗？怎么又有人喊你‘石灰佬’呢？” 贺子珍笑着解释道：“不是石灰佬，是石灰脑。传说我们永新历史上出过一位宰相，名叫刘沅，他仅仅当了一年半的宰相，就想反朝廷，结果被宋仁宗砍了头。家乡人把他的尸体运回来安葬，因为没有了脑袋，就只好用石灰做了一个头下葬。” “看来他还是一个敢反朝廷的人物哩！”毛泽东不由得称赞了一句。接着，他就和贺子珍谈起了永新的历史人物、江西的历史人物：欧阳修、解缙、杨万里、文天祥……毛泽东通晓古今、博才多学，贺子珍被深深地吸引了。 这之后，贺子珍曾一度因工作需要，调回永新县委工作。 1928年5月，红四军打下永新城，毛泽东率领一队红军到塘边村搞土地革命的试点。 贺子珍是永新人，受永新县委的派遣，她也来到塘边协助毛泽东工作，她又一次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两人的相互爱慕在这时终于碰撞出了火花。 细心的袁文才觉察出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恋情，热心的袁文才促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 就在鲜花盛开的5月，就在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之后，袁文才在茅坪象山庵，备了几道菜及宁冈老酒，为毛泽东和贺子珍操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是年，毛泽东35岁，贺子珍18岁。 贺子珍精心地缝制了一个挎包，在婚后的一个夜晚，郑重地交给了毛泽东。 这是一个有着好几个口袋的挎包，看起来虽然普通，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相当实用。因为毛泽东酷爱书法，喜欢写毛笔字，即便是起草文稿，或是审签文件，总是用毛笔书写。所以，毛泽东无论走到那里，文房四宝都是带着的。 细心的贺子珍了解到这一切，就缝制了一个专放文房四宝的挎包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收下了挎包，还笑呵呵地对贺子珍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来打败蒋介石哩！” 此后，这个挎包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四处奔波。后来，毛泽东果然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 这个饱含少女一片真情的特殊挎包，就是贺子珍送给毛泽东的结婚纪念品。 贺子珍晚年曾回忆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终于结合在一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从此，“我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成为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永新联席会议和毛泽东“上书” 井冈山根据地在一天一天地巩固，红军在一天一天的强大，形势越来越好！ 毛泽东及湘赣边界特委由此提出了关于“以宁冈为大本营的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下大力建立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真正形成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 这是一个根据中国的现状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所提出的计划。 领导湘赣边界特委的中共湖南省委开始是明确表示同意湘赣边界特委的这一计划的。 1928年五六月间，中共湖南省委先后两次给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信都表示：“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 然而，湖南省委很快就改变了其主张，不仅于6月26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发了新的指示信，还派出杜修经、杨开明为代表双双来到边界，指令红四军离开大本营，“立即向湘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湖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采取包围形势”，而且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声称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省委在指示信中还要求“泽东须随军出发”，特“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以改变湘赣边特委领导，敦促执行省委指示。 湖南省委突然改变其主张，显然是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潮逐渐蔓延的结果。他们不满足于在湘赣边界这样一块偏僻之地搞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而希望把红军拉到城市周围的地区，发动工农暴动，造成更大的影响。 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对此却颇感为难，尤其是对湖南省委那些似乎不容置疑的强硬指示，更是觉得不可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阐明：“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究竟是留在大本营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还是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进军湘南？在湖南省委的第二次指示信送到边界时，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同湖南省委代表进行了一场激烈而又微妙的斗争。 这发生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上。 这次会议于6月30日在永新县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以及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团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特委委员宛希先、谭震林；永新县委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等。就在这一天同时到达永新的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地点永新县商会，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它位于城的南端，傍着清澈的禾水河，环境幽静。但在二楼中厅的会场上，二十几人围坐一堂，个个神情严肃。加之时值盛夏，气候炎热，更让人觉得沉闷。 杜修经是湖南省委的代表，自然由他先传达省委6月26日的指示信。这位“钦差大臣”末了还解释了省委决定向湘南发展的理由：中央已把湘、鄂、粤、赣四省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且湖南又是四省的中心，只要湖南的局势迅猛地向前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革命的总爆发；要发展湖南的革命，中心不在湘赣边，而在湘南。 革命的中心应该在什么地方，与会的许多人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来论证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但了解到要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发展时，一些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都认为，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留下的200条枪，是无论如何也保卫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只能会重蹈边界“三月失败”的覆辙，后果不堪想象。因此，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红四军主力不去湘南，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工农革命政权。 杜修经、袁德生知道难以说服大家，便反复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对省委的决定要坚决执行。 会议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毛泽东也不同意将红四军主力拉往湘南，不过，他是一个有心人，他列举了数条理由，指出此时四军主力出征湘南，弊多利少。他建议以四军军委、边界特委的名义向湖南省委报告，阐明不能执行省委指示的理由，请省委重新考虑。 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联席会议作出了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于7月4日，起草了《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这是一个抵制上级指示的报告，可说是一份直言上书。 毛泽东以充分的事实，精辟的分析，据理陈述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割据政权的重要意义和四军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其心坦荡，其言诚恳。 毛泽东列举了如下六条理由：（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破。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计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力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胜向、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向、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扑，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有一些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问题，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这6条理由既实实在在，又言辞犀利，毛泽东的“上书”确实不同凡响。 最后，毛泽东向省委阐明了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为犄角”。 虽然联席会议作出了不去湘南的决定，毛泽东也向湖南省委陈述了理由。然而，这些都未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冒进湘南的惨败 就在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同湖南省委代表为红四军主力是否去湘南进行争论的时候，敌人却并没有闲着，湘赣两省敌军按照7月7日“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约定，又一次发动了对根据地的进攻。 联席会议的决定因敌情的重大变化而面临挑战。 湘敌吴尚部动作最早，7月4日，也就是永新联席会议的当天，吴尚的第一、第二两个师，从茶陵、酃县分头进入宁冈。当时，宁冈只有袁文才率领的红三十二团和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他们虽然全力防守，但毕竟挡不住敌军两个正规师的攻击。 宁冈告急，红四军军委火速调二十八、二十九团回宁解围。<kbd>?９9ｌｉｂ.</kbd> 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挥师西进，直捣湘敌巢穴，于7月13日攻克酃县。这一招果然见效，湘敌很快退守茶陵。 湘敌是退了，但赣敌却攻了上来，而且来势汹汹，一下子就齐集了11个团的重兵于永新。 留在永新御敌的红三十一团面临严重威胁。朱德、陈毅决定率二十八、二十九团回援永新。 然而，红二十九团这时却不愿回根据地，而要求去湘南。 二十九团是由湖南宜章的起义农军所组成的。自年初参加“年关暴动”，尔后上井冈山，一晃半年有余，官兵们的思乡情绪越来越浓，当得知湖南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消息后，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 军委和上级长官不同意，他们就瞒着上边，提出“我们自己来指挥自己”。 永新联席会议已决定不去湘南，那么，他们就私下开个士兵委员会，来讨论去向。 士兵委员会本来是发扬军内民主的一种形式，此时却成为了一些人搞极端民主化的工具。这大概是连倡导士兵委员会的毛泽东等人都未曾料到的。 受乡土观念驱使而召开的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为了满足“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的要求，作出决定：13日开往湘南！为此，他们不仅确定了部队出动的时间，甚至连带路的人都已经找好了。 突然的变故，令朱德、陈毅等非常震惊。他们一面找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了解情况，责令他们加紧做工作，制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一面给毛泽东写信，派人急送永新报告。 胡少海是宜章人，龚楚是广东人，在部队去湘南这个问题上，他俩也受到思乡情绪的影响，要他们做部下的工作真有点勉为其难。尤其龚楚，本人就是“回湘南的主角”，他不仅不做劝阻工作，反而要各营党代表告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一定要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团长、党代表的态度如此，要他们做工作，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他当即回信。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疾行130多里，将信送给朱德。 按照毛泽东在信中所明确表示要坚持永新联席会议决定的指示，朱德、陈毅努力对二十九团官兵做说服工作。 然而，归心似箭的二十九团官兵根本听不进劝阻，朱德等集合部队，苦口婆心地讲了一番道理后，仍有不少狂躁不安的二十九团官兵叫嚷着“杀回老家去！” 好不容易以暂时回宁冈解井冈之围，然后再去湘南的许诺，勉强于14日将部队带出酃县，往宁冈前进。 军心涣散的部队，真是难带！平常日行百里的部队，此时一天竟只走了30里，兵士们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队伍凌乱。 部队在酃县沔渡停了下来。 朱德、陈毅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继续做说服工作。可是，一直随军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此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导扬其焰”，公然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而且冠冕堂皇地称这是“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陈毅提议请示毛泽东后再做定夺。 好在沔渡已经离宁冈茅坪不远，杜修经自告奋勇去见毛泽东。 头脑发昏的龚楚对准备去宁冈的杜修经扔下一句话：“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 杜修经果真一天就打了来回。他赶到茅坪时，毛泽东正巧去了永新。接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听了汇报，不假思索，当即表态：“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得到了杨开明的首肯，杜修经把二十九团推向了回湘南之路。 朱德、陈毅此时已无力回天，为避免红军分裂，也为了保护孤军深入的二十九团，他们只好同意二十八团也一同行动。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沔渡出发前往湘南。头两天疲惫不堪、日行仅30里的二十九团，竟完全变了一个样，行军如飞，一口气走了100余里，当天就赶到了水口镇。 本不是那么情愿到湘南去的二十八团，紧紧追赶，才不至于被落下。他们感到十分纳闷：二十九团究竟是怎么啦？ 在水口，毛泽东的又一封急信送到了朱德、陈毅的手中。阅信后，朱德、陈毅等人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当晚，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干部会议，不过，会议是由杜修经主持的。会议的议题仍然是回边界还是去湘南。 朱德、陈毅、王尔琢坚持要部队按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回边界打破敌人的“会剿”；杜修经、龚楚等则坚持要去湘南。 “即便是红军大队回边界，也不能解井冈之危，而去打郴州，说不定还可起到‘围魏救赵’的奇效哩！”杜修经振振有词。 “你这是拿红军将士的性命在赌运气！”王尔琢毫不留情地反驳。 杜修经气得涨红了脸，指着王尔琢吼道：“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的杜修经，搬出了“省委”的牌子，压制了不同意见，会议不欢而散。 朱德、陈毅等人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未能奏效。 红军大队离开了水口，很快踏上了湘南的土地，前进的目标是湘南重镇郴州。 亲历者李步云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从酃县出发到郴州，那时真叫归心似箭，像苦媳妇久别回娘家，脚杆子特别硬，三步并作两步走。” 7月23日，部队抵达郴州城外的鸦市坪。 翌日，红二十九团在不明敌情、不做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开始了进攻。当时，团长胡少海意欲待朱德军长及二十八团到达后再行动。可杜修经却声色俱厉地说：“还等什么！范石生部是国民党军，我们是共产党，放着敌人不打，还革什么命！” 范石生虽是国民党将领，但他在危难之际曾真诚地帮助过朱德率领的革命军，对此，胡少海非常清楚，所以他提出要等朱德来再作抉择。 果然，待朱德等人赶到时，战斗已经打响。一打听，打的恰巧就是范石生部的十六军四十六师。 朱德为难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湖南汝城与范石生离别时，范石生曾说过的一句话：“玉楷兄，此去一别，好自珍重。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而现在仅过了半年多时间，就弄得兵戎相见，朱德觉得过意不去，他对杜修经、胡少海说：“范石生部是友军，过去曾接济过我们，和我们搞过统一战线，不能打。” 杜修经可不管什么统一战线，他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朱德不便再说什么，如果他再坚持，不仅要得罪二十九团官兵，弄不好还可能有“通敌”的嫌疑。 再说驻守郴州城的范石生部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张浩，对范石生与朱德的关系也很清楚，所以，当一开始听说是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到了湘南时，他并没有当一回事，心想大不了双方打几枪应付应付了事。 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张浩的意料，红军一上来就干真的，一下子就将他的一个补充团打了个七零八落，而且攻入了郴州县城。他十分恼火，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当即命令驻在苏仙桥的4个团赶赴县城投入战斗。 4个正规团进攻，使进了城的二十九团很快就陷入了重围。二十八团虽然拼力顶住了部分向县城反扑的敌人，无奈敌军太强，加之二十九团不战自乱，郴州城很快就又丢失。战斗打得很艰苦，红军伤亡越来越大。 朱德当机立断，命令二十八团撤出战斗，边打边往资兴方向撤退。 朱德的这一果断决定，保住了红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却消失在郴州城，1000余人的队伍仅剩100多人，成建制的只有萧克带领的一个连。 萧克对这段历史记得非常清楚：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团住在城北边，二十九团住在城南边。将近黄昏，范石生的部队从北面来反攻，同二十八团打，二十九团一听到打枪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里乱跑，走出二三里路队伍还是不停。我看情况不对，二十八团在打仗，二十九团怎么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军样子。因此，我就叫我那个连坐着，不要走动。这个连还比较整齐，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团还在打。我想军部没有命令去宜章，是听到北面打枪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乱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带着这个连往回走。走到晚上八九点钟，二十八团正向东面来的路上撤退，我们就跟着二十八团往东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东江。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带着传令排也来了。因为队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时这个团有1000多人，陆续回来的不过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带了一二十个通讯员和特务连一部分加上些勤务人员。我那个连有六七十人，四十五支枪。这样，二十九团余下来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条枪。其余的往宜章方向走，后来听说都溃散了。 冒进湘南，终于导致了红四军成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失败，不仅将红二十九团推向毁灭；而且使井冈山根据地丧失了一次巩固和发展的机会。 第五章 风雨如磐的军事大本营 根据地又经历一次血雨腥风 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不仅丢了一个红二十九团，而且几乎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 7月中旬，当湘赣两省敌人集结重兵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会剿”时，红军主力突然离开了反“会剿”的战场，远赴湘南。仅留下红三十一、三十二团与敌军11个团在井冈山周旋。毛泽东率领根据地军民以游击战抗击着敌人的进犯。 幸而赣敌内讧，6个团的部队退出根据地，剩下的5个团也龟缩到永新城去了。 此时，如果我红军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井冈山根据地丧失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机会。 不仅如此，井冈山根据地又经历了一次血雨腥风。 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 红军主力远征湘南，并且兵败郴州的消息，使赣敌大受鼓舞，本来已经退出了根据地的赣军各部队，又于8月上旬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已经清楚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不多，所以肆无忌惮地对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区坚持斗争。 红三十二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也被迫钻进深山老林打游击。 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沦敌手；根据地的范围日渐缩小。 边界顿时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烧杀是敌人对待根据地军民的惯用手段，这一次也不例外。湖南的国民党军从酃县进入宁冈，就一路烧杀，把睦村、上寨一带80多幢民房统统烧毁；赣敌进入根据地，更是到处烧房，曾一次就将坝上村的300余间房屋一把火烧尽；有30多户人家的古城西源村，竟被烧为平地，全村130多人有40多人遭杀害……宁冈的惨状，在边界各县几乎处处可见。 永新的大土豪恶霸、保安队长龙镜泉带着大队人马，进入根据地之后，几乎是走一路，烧杀一路，他们将沿途的塘边、大屋、杨皂树下、新岭背等村庄烧成了一片火海，仅塘边一处就烧毁房屋48栋、祠堂11座，许多来不及转移的群众也惨遭杀害。 在国民党军队侵入根据地之际，一些逃亡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对根据地的群众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这些曾被革命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富人们，对共产党、对根据地的革命群众有着刻骨的仇恨，因而报复起来就特别的狠毒，他们依仗着反动武装，不仅将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夺回去，还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使边界城乡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令边界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讨厌的，还有那些“反水”的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这些人本来就不是革命者，因此当革命遭受挫折时，他们就挂起白带子，倒向土豪劣绅一边，甚至带着白军进行烧杀。 边界的8月，四处狼烟，满目疮痍。 “八月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当年极力怂恿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前往湘南的“重要人物”杜修经，在半个世纪之后曾为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他说：“正当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难安！”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从前委到湘赣特委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建立并接连打破赣敌的第二、第三次“进剿”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拓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吉安县委转来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明确核定“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廿一、廿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决议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选举负责人。”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毛泽东一直重视边界党的建设，认为它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条件，也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别于“落草”为寇的重要标志。 秋收起义，湖南省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这之后，前委一直牢牢掌握着对工农革命军的领导权。 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把红旗插上井冈山时，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和前委把恢复和重建边界党的组织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来抓。 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来之前，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湘赣边界各县就不是空白。到1927年3月，酃县、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等县，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建立了党的支部。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1927年10月，当工农革命军“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毛泽东在为工农革命军寻找落脚点、解决军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同时，着手恢复和重建边界党的组织。 部队占领莲花县城翌日晨，毛泽东召集隐蔽在湖南攸县石桥山区“打埋伏”的原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尽快恢复党的组织。 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后，毛泽东很快与宁冈县委龙超清取得了联系，并在部队进驻茅坪的当晚，召见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的部分党员，介绍秋收起义的情况，鼓励大家在斗争中迅速重建地方的党组织。 到了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的象山庵，主持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负责人联席会议，明确要求重建和恢复边界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活动。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毛泽东在五华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听取了万安县委的同志关于该县党组织情况的汇报，强调指出依靠广大群众建立根据地和在斗争中重建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前委领导边界各县党组织重建和恢复的斗争中，前委确定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为此，在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工农革命军一批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被抽调出来，深入农村直接帮助地方开展建党工作。 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被派往宁冈县的乔林乡。 乔林乡在井冈山北面的黄洋界脚下，由十多个自然村组成，有2000多人口。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曾开展过农民运动，办过农民夜校。毛泽覃到乔林乡之后，一方面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一方面在谢家祠重新办起了夜校。从此，毛泽覃通过夜校这个阵地，用调查来的典型事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给党员和积极分子上党课。 一天晚上，毛泽覃在夜校给贫苦农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16岁的小长工，以给土豪放鸭子为生。有一次，一只小鸭子被黄鼠狼给叼走了，土豪不仅将他打了一顿，还按丢了一只大鸭子给他记上了账。冬天到了，土豪假惺惺拿了两件没人穿的旧衫裤给小长工，事后却按新衫裤记了账。小长工平日吃的馊饭剩菜，也全都记上了账。有时，小长工病了，还得咬紧牙关给放鸭子，可是，土豪却会记上因病缺工。到年终结账时，土豪把账本一亮，硬说小长工不仅得不到分文工钱，反而倒欠了他的钱。小长工气得泪流满面，土豪却在一旁假惺惺地说：“你哭什么？舍不得离开我吗？明年再来吧！” 不待毛泽覃说完，听课的农民就明白了，他讲的土豪就是本乡的陈云开。 接着，毛泽覃饱含深情地说：“听了这样的事，你们心里火不火？我是火得很！有了这股火气，我们就有志气，有胆量打倒这些土豪劣绅！人生在世要衣食住行，这四个字我们穷人一个都摊不到。你们说，要不要革命？” 听课的贫苦农民哪个没有一本苦情账？毛泽覃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毛泽覃因势利导，讲了革命的道理，鼓动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土豪劣绅作斗争。 “能行吗？”有人胆怯地问。 毛泽覃说：“行呀！以前土豪说我们穷人是块‘死铁’，没有用。就算穷人是块‘死铁’，但是这块‘死铁’很有用。共产党就好比一座大熔炉，‘死铁’在大熔炉里可以百炼成钢，好钢可以打成好枪，去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只要穷人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毛委员干革命，革命就一定会胜利。” 毛泽覃的话，使久居深山的穷苦农民明白了许多道理，鼓起了他们同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勇气。于是，一天晚上，1000多农民在毛泽覃的率领下，冲进土豪陈云开的家，将其搜刮来的大量积谷和茶油一齐分掉，把金银细软没收充公，将耕牛分配给了贫苦农民。 斗争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也提高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毛泽覃又通过上党课的方式，给积极分子讲党的先锋领导作用，讲入党誓词……不久，朱天俊、廖社古、刘育柱等十几名贫苦农民就在党旗下宣誓入党，随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农村支部——乔林乡党支部，毛泽覃亲自担任支部书记。 乔林乡建党的经验很快就在根据地内推广开来。 毛泽东自己也到了永新县的秋溪乡，边做社会调查，边开展建党工作。 在秋溪，毛泽东结识了一个叫李松林的农民积极分子。他的父亲在大土豪龙德普家扛了一辈子长工，挨打受骂，含恨而死。他自己从18岁起，也当了龙德普家的长工，可谓苦大仇深。 革命军一来，他就积极参加打土豪的斗争。当革命军领导群众斗争了龙德普，并宣判其死刑后，李松林高兴得成天合不拢嘴。 一天晚上，毛泽东和一团一营党代表蔡会文来到李松林家，毛泽东问道：“松林，对这几天的工作，你有什么看法？” 憨厚的李松林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我们穷人有靠山啦！” “革命还得靠大家呀！”毛泽东把五个手指捏拢来，形象地说：“像你们这样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贫农，团结起来，就是一个有力的拳头！” 李松林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忙拉着毛泽东的手，冲出一句久藏在心的话：“毛委员，我要参加共产党，跟着党闹革命！” 几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李松林等5名农民积极分子的入党宣誓。秋溪乡党支部正式成立，李松林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 就这样，从农村基层做起，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的各级组织都初步恢复重建起来。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各县的区、乡也都建立了党的区委和乡党支部的组织。 这些都是在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 随着边界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扩大，以及红色政权的逐步建立，再用前敌委员会来领导边界党的组织，显然已不适宜。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湘赣边界特委的建议。 早在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就曾以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江西、湖南两省省委及中共中央报告边界的情况，“建议组织边界特委”。 然而，未等到对这一建议的答复，却在1928年3月来了一个特派员周鲁，这位“钦差大臣”未能解决组织边界特委的问题，却宣布取消前委，另组师委。由于师委只负责军队的党组织，致使边界党组织“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不良之现象。”加之根据地的“三月失败”，使边界党组织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建立边界特委的事又被耽搁了。 4月下旬，朱毛两军在宁冈砻市会师后，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边界党的领导机关就显得非常必要和势在必行。 湘赣边界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使得江西、湖南省委以及中共中央不得不关注起来，而且湖南省委显然也有与毛泽东相同的意见。1928年2月21日《湖南省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就有“属于湘赣边特委之茶陵、攸县、安仁”的提法；5月2日毛泽东向中央的报告里也有“间以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5月，湖南省委还拟“派人前往成立湘赣边特委（管茶、攸、酃、宁冈、永、遂、莲花七县）”。 可最终传来的是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批准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不论是谁批准的，几经报告要求的事，终于能得以实现，这毕竟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秋收起义前委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湘赣边特委将揭开新的篇章。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边界召开党代会 有了边界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的基础，又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湘赣边特委的成立是水到渠成的事。 要组建湘赣边特委，就干脆搞正式的！趁着工农革命军二战永新后得到的暂时稳定之机会，毛泽东等决定召开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 来自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5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及军队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约有60多人，这对处于战争环境之中的一小块红色区域来说，已是颇具规模的了。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代表大会。 大会的议程有4项：（1）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半年来的经验教训；（2）讨论、制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政纲等；（3）讨论如何深入土地革命问题；（4）选举产生领导机构，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若干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着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谈及一个与这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他是这样记叙的：“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对于持“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悲观主义观点，毛泽东丝毫没有含糊。他认为，如果不能使大家明白中国小块红色割据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就不能使大家有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坚强信心。于是，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阐明了小块红色割据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明确回答了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重大功绩。 在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半年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会讨论并确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将这些政策归纳成为以下几条：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七条被毛泽东称之为“正确的”政策，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的确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数个月艰苦的斗争中，正是因为执行了这些政策，才使得根据地“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 大会就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湘赣边界全面深入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大会还通过了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会。 关于第一届特委的组成，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这里，没有特委会23人的具体名单。 到了80年代中期，突然在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所存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份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会的完整名单：特委委员19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寅生、宛希先、谭震林、刘天干、谢桂标、龙高桂、王佐、龙寿宇、贺志华、刘炎、谭普祥、陈竞进、陈正人、刘辉霄、陈韶、刘真。其中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等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宛希先负责组织工作，刘真负责宣传工作。 据查，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后，这份特委委员名单就刊登在特委“通告簿”上。1928年7月，红四军二十八、二十九团曾转战湖南郴州，战斗中部分文件被敌人截获，后国民党第十六军政训部将截获的这份名单摘录编入了题为《湘赣共产之阴谋》文中。 说起来，是我们的敌人为我们保存了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份名单所说19人，与毛泽东所记23人，稍有出入。经考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他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此之前的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指示信》中，曾明确指示：“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最初选出的19人，加上后来湖南省委指定的4人，正好是毛泽东所记的23人。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了3天，至5月22日结束。 湘赣边界特委是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红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的党组织。毛泽东出任特委书记，他所任的红四军军委书记则改由陈毅担任。 特委机关设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起初只有一二个工作人员，以后逐渐将常委集中起来办公，并建立了宣传、组织、秘书等办事机构，真正担负起了边界工作的领导职责，对根据地的迅速拓展和边界各县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书记一职几经变更。 6月底，湖南省委指派杨开明代理毛泽东的特委书记一职，至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杨开明为书记；8月末，杨开明病，由副书记谭震林代理书记；10月初，在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杨开明仍当选为书记，但因其病得不能坚持工作，复又由谭震林代理书记；11月，杨开明病情无好转，常委改组，以谭震林为书记；12月，因“谭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调动前委工作”，常委又行改组，由邓乾元任书记。 如此频繁地更换特委书记，对边界的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湘赣边界诞生了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着名论断。其意思很明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就离不开搞武装斗争。同样，共产党搞武装斗争，为的就是夺取政权。这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和草寇占山为王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一点，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也非常注重这一点。 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就是他建立边界红色政权的最初尝试。 茶陵，位于湖南省东部边陲，古称茶乡，因居“茶山之阴”和有炎帝葬于境内而得名茶陵。 自古以来，茶陵因其处在贯通赣湘粤交通线上的要津，系“军重控扼”之地，而有“三路襟喉”之称。 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过境的推动下，中共茶陵特支领导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先后建立了农协、工会、学联、妇女联合会等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但是这一切都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殆尽。侥幸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不得不退入茶陵、安仁、酃县交界的潭湾，开展隐蔽的游击斗争。 1927年10月21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游击至酃县水口时，曾分兵突袭了茶陵县城。 那一次的袭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攻占了县城，砸了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工农运动骨干。只是因为当时的袭击，为的是牵制敌人，部队并没在县城停留，当天就离城而去。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茶陵。 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最终在井冈山上安下家之后，准备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毛泽东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茶陵。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将全部主力都集中在宁冈大陇，准备攻打茶陵。毛泽东亲自作战前动员，他说：“同志们，我们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今天就要上前线打仗了！现在茶陵县城空虚，我们就要乘虚而入，来个开门红！” 工农革命军没有让因脚疾未能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失望，11月18日，他们一鼓作气拿下了茶陵县城，真的来了一个开门红。 县城占领了，而且工农革命军没有像上回那样立即就离开。 一道难题摆在了工农革命军的面前：占领了的县城如何管？国民党的县长跑掉了，县衙门无人主事。革命军要不要建一个新政权？ 带队的一团团长陈皓想得很简单：不就是一个县衙门吗？派个人去管事就得啦！他想到了一个人，就将他派了去“坐堂”，至于衙门的名称，陈皓没有想到要改，就仍然沿用“茶陵县政府”这块牌子。 派去当县长的名叫谭梓生，安徽省旌德县人，1925年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旌德县后，他曾担任过旌德县县长。大概是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经历，陈皓才派了他。 此一时非彼一时，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谭梓生却一时没能搞清这种区别。他不知道红色政权的县长应该如何去当，于是，就只好一切照旧政府的样子，仍然是在那个县长公署，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至于陈皓，由于旧军队的积习很深，进城后故态复萌，每日吃包餐、图享乐去了。既不去打土豪筹款子，而专找商会派军饷；又不做御敌准备，只是出出操、点点名而已。 老百姓经过县长公署，探探头，咋咋舌，失望而去。这是个“换汤不换药”的新政府。 目睹在群众中毫无威信的新政府之种种弊端，以及陈皓等军官的所作所为，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甚为忧虑。他将茶陵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汇报信，派人急送仍留在茅坪的毛泽东。 毛泽东见信之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复信宛希先，指示：由部队派人当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 “要成立工农兵政府”，接到毛泽东复信的宛希先精神为之一振。他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部队里的党员、团营干部、士兵委员会，向茶陵党的组织、新的县政府等方面作了传达。紧接着，便进行组织工农兵政府的筹备工作。 “工农兵政府”，这可是个新名称，宛希先等人无不叫好！他们不知道见多识广的毛委员是从哪儿借鉴来的这个名称，只觉得亲切，带劲！ 其实，“工农兵政府”这个名称，是毛泽东“闭门造车”和“照着广告”做出来的。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解释道：由于“从11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都不知道”，所以，当时建立的红色政权统称为工农兵政府，这“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12月11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 工农兵政府，自然得由工农兵来当主角。宛希先召集茶陵县的党组织、工会、农会的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一起协商。鉴于来不及召开全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就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各推出一名代表，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再产生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各方代表很快就被推选了出来：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 究竟由谁来担任主席，几个代表相互谦让。宛希先是个爽快人，他干脆地说：“工农兵政府‘工’字带头，谭震林同志，你是工人代表，你就担任主席吧！” 与会者一致赞同，谭震林被推举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谭震林是湖南攸县人，1902年生，14岁时到茶陵徐文元书纸店学徒，后来当印刷工人。大革命时投身工人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队长，“马日事变”后被迫转移到茶陵。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后，他召集原工运骨干很快就恢复了县总工会，并被推举为总工会主席。这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自担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之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在其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27年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县府大门上高悬的“县长公署”漆匾被取下来砸烂，取而代之的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牌匾。大门两旁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 这一天，茶陵城内红旗招展，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就像过节一般。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设立了民政、财经、青工、妇女等部门，任命了知识分子杨绍震和罗尚德、罗青山、陈叔同分别担任各部门的领导职务。接着，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名义发了布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巩固政权，惩治土豪劣绅。布告上赫然署名是：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工农兵政府”——既响亮又亲切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诞生，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之先河，为边界的革命政权建设树起了一面旗帜。 “工农兵政府”，响亮而又亲切的名称，很快为边界群众所接受，因而在随后相继建立的红色政权，无一不是采用这一名称。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了遂川县城。 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几乎是不战而胜，因为守城的少量敌军自知不是对手，弃城而逃。但是，由于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欺骗宣传，使不少群众害怕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占领的遂川城，竟是一幅街道冷冷清清，家家紧闭大门的景况。 毛泽东命令部队以班、排为单位，进行分兵活动，组织宣传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赢得了遂川人民群众的信任。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建立红色政权极为关注。部队进驻遂川县城之后，他就立即召集县里的党员开会，建立了中共遂川县委，并要求县委把筹建县工农兵政府作为重要事情来抓。 一天晚上，毛泽东把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等几个同志请到自己的住处，向他们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起草一份县工农兵政府的《施政大纲》。毛泽东还对大纲应包括的内容作了具体说明。 几天后，陈正人把县委起草的《施政大纲》送交毛泽东审阅。 这个《施政大纲》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诸方面的施政措施和方法，共有30多条，集中地代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政权主张。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他认真地看了大纲之后，立即和陈正人一道逐条地进行讨论、修改。为了使群众容易理解，毛泽东亲自动手，将一些深奥难懂的语句，改成了通俗易懂的言词。例如：“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反对虐待儿童”改为“反对大人打小孩”；“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经过毛泽东逐条逐句的精心修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部红色政权的《施政大纲》终于诞生啦！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的制定，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大贡献。 80年代中期从湖南安化县档案馆发现的敌伪档案中，有一份《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的翻印件，有前24条的内容，不妨引录部分条款，以飨读者：“第1条：凡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第2条：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第10条：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给工钱，男女同等工作要得同等的工钱”；“第11条：工人应该（有）适合他们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钱”；“第13条：特别保护童工和女工，童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6小时，童工女工不许做夜工，又不许做那些剧烈有害健康的工作。8岁以下的儿童，不参加劳动。女工产前后须有8星期的休息，休息时间照给工钱”；“第14条：老板和师傅不得虐待学徒，学徒在学习期间内，应该得到相应工钱。学徒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两年，取消进师礼、出师礼”；“第15条：凡地方、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归一切附属这些田地山林和缺少田地山林的贫苦人民和退伍士兵耕种使用”；“第16条：改良士兵待遇，增进士兵文化程度，士兵有充分的给养，官长士兵薪饷平等。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管理”；“第20条：取消田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鸡鸭税、屠宰税、硝磺税、百货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规定适当的土地税和资本税”；“第21条：开办消费合作社，使工农平民得到廉价的货物，免除商人的剥削。开办贩卖合作社，使农民及工业小生产者的出品得到适宜的价钱，免除行栈等奸商的操纵。开办信用合作社，使工农平民得到低利无抵押的借款，免除资本家的重利盘剥。开办生产合作社，以增进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免除个别生产的不利”；“第23条：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的工农学校，以增工农平民的劳动知识和一般文化程度”；“第24条：疏通河道，修筑堤防，以兴水利。” 读着这些条文，不得不令人叹服！ 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二，因革命军的到来而刚刚过了一个好年的遂川人民，又迎来了一个喜庆的日子。 清晨，和煦的阳光驱散了冬日的寒雾，照耀着遂川大地。一万多工农兵群众聚集在县城张家祠堂门前的大草坪上，喜气洋洋地欢庆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在一片锣鼓声中，毛泽东、陈正人、张子清、宛希先、王次洵等人登上了庆祝大会的主席台。约10时许，大会执行主席陈正人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震天的锣鼓声和欢呼声。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同志们，乡亲们！今天的大会是工农兵政府的成立大会，也是我们工农劳苦群众开始掌权的大会。”他指着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王次洵说：“这位就是你们的县长，叫王次洵，西庄人，前天还在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腿上还有泥。” 说到这里，毛泽东举起一只手，伸出小拇指说：“从前土豪劣绅当权，我们是这个。”然后，他又伸出大拇指：“如今，农民当县长，我们是这个。这可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大喜事哟！”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 毛泽东继续说：“工农当县长，给工农办事。我们工农群众要拥护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县长。但是，革命光靠县长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的团结。一根稻草一拉就断了，如果用几根稻草拧成一根绳，就不容易断了！”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结束了他的讲话。 最后，大会宣布了县工农兵政府的《施政大纲》。 一个月后的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砻市成立。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首任工农兵政府主席由泥腿子出身的古城大江边村暴动队长文根宗担任。 4月底，会师后的朱毛两部携手作战，一举粉碎赣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并乘胜攻占了永新县城。 永新，位于井冈山东北面，与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只隔着一座七溪岭。县内群山耸立，地形复杂，山势险要，水陆两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加之它又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个大县，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因而，它可说是进行武装割据、创建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必争之地。 毛泽东十分清楚夺取和掌握永新对建立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曾说过：“永新比一国还重要”，必须“大力经营永新”。为此，他曾利用战斗间隙，亲自率领部队到永新县的秋溪乡，发动群众，帮助建党，并作社会调查。在他的关怀下，1928年2月，成立了以刘真为书记的中共永新县委。 因此，当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攻占永新县城之后，尽快成立工农兵政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过紧张的筹备，5月初，就在永新县委主持召开的欢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庆祝永新胜利解放的军民大会上，毛泽东宣布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 会后，选举彭文祥担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县政府委员。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下设军事部、财政部、裁判部、土地部、妇女部等，县政府机关设在县城左家祠。 井冈山根据地的几个重要地区相继成立了红色政权之后，建立湘赣边界统一的革命政权，迫在眉睫。 5月底，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正式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是毛泽东，而是袁文才。 本来，大家推举毛泽东任政府主席，但毛泽东认为自己主要抓党和军队的工作，地方政府还是由地方同志负责为好，于是，他提议、推举了袁文才。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立在茅坪苍边村的袁家大屋。政府下设军事、财政、土地、司法、青年、妇女部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分别是：军事部张子清；财政部余贲民；土地部谭震林；司法部邓允庭；青年部萧子南、刘真、胡波；妇女部吴仲莲、彭儒；工农运动委员会宋乔生、毛科文。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继续推动红色区域的发展，加快红色政权的建设。6月，酃县、莲花两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酃县，是红军经常活动的地方。1928年1月，就成立了刘寅生为书记的中共酃县特别区委；3月，刘寅生、周里领导发动了全县暴动，成立了酃县赤卫大队，改特别区委为县委；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县委机关遭破坏，书记刘寅生牺牲。边界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帮助重新组建了酃县县委，指派李却非为县委书记。新县委回到酃县，分赴各地积极开展工作，使酃县的党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都有了较大的进展。6月上旬，在大院的大坝里召开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酃县工农兵政府，推选徐鼎燕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莲花，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时就曾占领过其县城，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28年2月，中共莲花特别支部成立，朱亦岳任书记；4月，在县赤色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红色独立团，莲花的工农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6月28日，红二十九团占领莲花县城，莲花的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月底，以乡农会为单位，每乡派2名农民代表到县城万寿宫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宣告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选举刘仁堪为县政府主席。 酃县、莲花两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这时，“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余万。 这时，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辖茶陵、遂川、宁冈、永新、莲花、酃县等各县政府，各县的区、乡也都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当时，井冈山的民众无不知道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许多地方简称为“苏政府”；而宁冈的老百姓更有意思，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称之为“埃政府”，这是因为客籍土话“我们”称“埃”，那么，“埃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 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虽然由于实践经验不足，政府的招牌挂起来后，许多实际工作并没有开展，而且一些地方的小地主、富农“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政府的工作受到了一定影响。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威信相当高。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曾有如此一句评价：“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洗党”——中共历史上最早的整党运动 1928年8月，井冈山斗争遭受了重大挫折。由于红四军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令下，出击湘南，导致了红军在湘南的“八月失败”，不仅使年轻的红军损失过半，而且因为根据地的空虚，使得湘赣两敌的会攻得逞，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又都沦入敌手，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遍布城乡。 是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 烈火见真金，在困难的情况下，边界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 这实在令毛泽东及特委的同志震惊！ 问题出在哪里呢？ 《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曾对边界党所犯的错误作过总结，其中有这么一条：“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这可谓是一针见血！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边界的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个时候，党的组织在边界公开了，甚至开始了公开的建党建团活动。在一些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则采取“串连发展法”或“拉夫法”来发展党员。一时间，边界党员数量猛增，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的党员数也增至到800人。 就是在这种党员“大发展”之中，许多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使边界党组织严重不纯，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写道：“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顾名思义，就是对党组织进行清洗。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次整党。只不过当时党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对进行党的组织整顿有理论上的认识，提出“洗党”，大概就是想象清洗房间一样，从组织上把那些投机分子清洗出去。 “洗党”是严厉的，且毫不含糊。在宁冈、永新这两个处于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县，甚至将“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干部分赴各地，协助工作。 宁冈大陇的朱开卷是这样回忆大陇区委的“洗党”情形的：“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由此看来，“洗党”大致采取的是重新登记的办法。对于那些不符合党员条件、应该洗刷的，既不开会宣布，也不通知，实行除名处理；而对于那些符合党员条件、不该洗刷的，则重新填表登记，造册逐级上报。 需要洗刷的投机分子，是那些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而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而那些投敌叛变分子，更是要洗刷的重点。 宁冈县乔林乡党支部是毛泽覃同志帮助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有一个党员名叫陈彭寿，虽然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党组织了解情况后，坚决将其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 永新县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钻营加入共产党，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事情败露，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 就这样，整个边界当时被清洗的党员大约有4000人左右。 清洗了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之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重新登记后的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组织更为纯洁的基层党支部，其战斗堡垒作用，在后来的边界斗争中逐渐显现出来。 当然，边界的“洗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并未认真清洗；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注意了党的成分，却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因为整顿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毕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边界9月“洗党”，时间不长，效果良好。通过“洗党”这种形式的组织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同时，它也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农民担负起了革命主力军的重任。红军中农民占了多数自不用说，就是边界各县的党组织，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这种状况，也带来了一个困扰着前委和毛泽东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在井冈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使边界各县的党，其成员基本上是当地农民。由于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所以党在村落中的组织，也因为居住的关系，常常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议简直就如同是家族会议。 另外，宗族裙带关系在一些党的组织中也严重存在，例如在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就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的很。” 其所以难，是因为边界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很严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的革命斗争就得不到相互配合，一些人往往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而对兄弟地区的困难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帮助。 在地方主义特别严重的永新县，一些同志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情绪常常有所表现，甚至曾一度要求脱离特委的领导而闹独立。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而保资本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已经作出枪毙反动分子龙怡奎的决议，县委竟然可以视此决议于不顾，又将龙怡奎给放了；在宁冈、莲花等县，也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加强与特委的联系；在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并且所有的枪支都拿在知识分子手里，不拿与革命的农民队员”；……更令人感到为难的是，要改变这种封建主义色彩很浓的地方主义观念，非常不容易。“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因此，“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边界的这种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 另外，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也有很多的表现，如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有人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表现得畏缩、惧怕，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缺乏铁的纪律，自由散漫，随意性很大；有的热衷于土客籍矛盾，相互间明争暗斗……这些表现，呈现的是“特别可怕的色彩”。 因此，“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真正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既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边界党组织提出的口号。 要把边界党组织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毛泽东深深感觉到“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如何给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边界党组织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做了多番努力。 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提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必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训练的方式当然不少，而其中最有效的是办党团训练班。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办了这样的班，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分期分批进班集中学习。 训练以授课为主，内容主要是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 在边界特委举办训练班的同时，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类似的党团训练班。 其次是严肃党的政治纪律。 对边界各级党组织存在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一经发现，就坚决地进行处罚。 例如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对违反了政治纪律的酃县县委和永新县委，予以“书面警告”等处分。 1928年9月“厉行洗党”，更是将那些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动摇者和投机分子，坚决地清除出党。 将边界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件艰辛的工作。毛泽东等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土籍、客籍，是井冈山地区一个特殊的问题。 这个特殊的问题，竟也成了边界党的建设的又一大难题。 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矛盾，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 所谓土籍，是指世代繁衍下来的本地人；所谓客籍，则是指那些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外地人。 土籍人多聚居在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平地，并且占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客籍人多集中在山岭高地，经济条件较差，政治地位也不高。 土客籍人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外来户，轻视、歧视；客籍人将土籍人当作压迫者，不满、仇恨。日积月累，数百年下来，矛盾越来越深，争斗越来越烈。在土客籍矛盾特别严重的地方，甚至土籍学生和客籍学生都不能在一个学校读书。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这种土客籍的矛盾和斗争，竟然也影响到共产党内来了，而且其严重程度，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想象，以至于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惊呼：“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这种界限的存在，使边界党组织也出现了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之分。 在宁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宁冈县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别是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和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袁文才。 龙超清和袁文才，都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所倚重的关键人物。在根据地创建之初，他们俩还合作得很好，共同配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打开了斗争的局面，而且龙超清还是袁文才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两人在共患难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矛盾。 然而，他们后来还是卷入了土客籍矛盾的旋涡之中，难以自拔。 由于边界以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为代表的土籍革命派，大多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以政治力量占优；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革命派，大多是军队或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以军事力量为强。于是，就有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使边界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发出通牒，要捉拿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于是，一些和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放出话来：打土豪土籍人吃了亏。 1928年2月，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亲自推举活捉反动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不满，文根宗就任不到3个月，他们就提出“轮流坐庄”方案：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5月，他们果然推出客籍的甘金煌取代了文根宗；仅过了1个月，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甘撤换掉。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白军打入根据地，土籍农民纷纷挂起白带子“反水”，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农民；后来红军重返井冈山，土籍农民不少跟着白军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 这样的事，在边界经常发生。 尤其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土地革命。在宁冈，三次分田都因土客籍的矛盾而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次，1928年2月，因居住在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产生意见，使田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1928年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有瞒田不报无法查清的情况，而未能分均匀；第三次，“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田，仍然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的缘故而未能分好。 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还直接导致了土籍干部和客籍干部之间个人恩怨的形成。 一天，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集中开会。龙超清佩带着一支新缴获的手枪到会，有点沾沾自喜。 袁文才见了觉得不舒服，就很不客气地对龙超清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要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 说完后，袁文才竟动手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 龙超清顿时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他想发作，但考虑到袁文才手握兵权，不宜公开抗衡，只好强抑怒火，忍了下来。 此后，龙超清对袁文才非常记恨，他多次在党内干部中说自己介绍入党的这个人“匪性不改”。 对于土客籍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危害，毛泽东深感忧虑。 为了解决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为了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党内同志之间发生的土客籍矛盾，他既曾出面干预和制止，又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 陈正人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首先在党内进行教育，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并且明确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只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其次还靠敌人来做‘反面教员’，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这样就教育了大家，就是说要在斗争中进行教育。”<bdo>p://ｗ</bdo> 当然，要解决土客籍的矛盾，光有思想教育还是不够的。 在组织上，“毛泽东同志很注意既要培养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乡政府主席或支部书记，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客籍中贫雇农中的党员。” 鉴于边界土客籍矛盾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整治，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采取了断然的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既非土籍、又非客籍的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 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毛泽东及边界特委消除土客籍矛盾的措施初见成效，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 不过，这种矛盾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边界土客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最后终于酿成袁文才、王佐死于非命的大祸。此是后话。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对“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回答 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一篇着名文章，题目叫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篇以疑问句作为标题的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列在第3篇，非常醒目。 其实，这是毛泽东为1928年10月4日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的一部分。这个决议案在10月5日由边界党的“二大”通过，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建国初期，在将其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拟定了这个题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拟了这么一个题目？ 其背景是，毛泽东当年为湘赣边界党的“二大”起草决议案时，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当时党内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而作出的回答。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能够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从而坚定大家坚持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信心。 让我们回到1928年。 10月4日至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这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经历了“八月失败”后，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连打几个胜仗，并收复宁冈全县的情况下召开的。来自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共计100多人，其规模较5月份召开的边界党的“一大”要大，那一次参加会议的是60余人。 会议的议题有三项：（1）讨论通过《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改选边界特委；（3）讨论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的有关问题。 1928年的“八月失败”，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也使党内一些同志对根据地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把曾经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毛泽东意识到这种错误思潮对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危害性，觉得有必要认真地答复这个问题。 于是，毛泽东在起草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他代表第一届特委会作的报告中，以“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为题，专门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出回答。 这次的回答应该有更强的说服力。 早在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不久，就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针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疑问的悲观主义观点，曾作出过回答，因为他明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现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被提了出来，而且因为经历了“八月失败”，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更浓，论调更高；而今，毛泽东要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再次作出回答，因为根据地又经历了近半年风风雨雨的斗争，他的实践经验更多，理论依据也更足。 于是，毛泽东从理论的高度，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及边界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的论证分六个部分，即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湘赣边界的割据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 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列举了五条：第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连续不断；第二，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毛泽东的报告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结合井冈山的斗争实践，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道理，从理论上讲清了问题，从而统一了与会代表的思想认识。 毛泽东的报告，即《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获得了代表大会的通过。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边界特委进行了改选，重新推举了新一届特委委员。他们是：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共计19人。 因为在此之前的8月，在永新九陂召开的特委紧急会议上，就已经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选举杨开明担任了特委书记。所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杨开明仍当选为特委书记，只是由于他患病在身，无法坚持工作，才决定由谭震林代理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还就“边界各县党的改造与建议”进行了讨论，总结了过去一段时间各县党的工作所出现的错误，并提出了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的具体措施和要求，特别强调：“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同时，代表大会对各县工作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士兵运动问题、宣传问题、训练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及青年团问题等都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议。 在根据地经历了“八月失败”的重大挫折后所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于统一边界党的思想，坚定克服困难的信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边界“二大”以后，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状况；阐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总结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湘赣边界割据局面的重要地位；强调了解决经济问题在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工作中的重要性；具体论述了巩固军事根据地的若干方法。这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它体现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章 割据不是“落草” 中央指定毛泽东再任前委书记 1928年6月4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在井冈山的朱德、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是在收到毛泽东于5月2日在永新发给中央的报告后，中央所作的回复，是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的指示信。 这封信在路上辗转了5个月，直至11月2日才送达井冈山。 尽管是一封迟到的信，但很久未曾接到过中央指示的毛泽东及他的同志们，仍然十分珍惜，认真对待。毛泽东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议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即已发交军中及地方各级党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动的部队集中井冈山，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30余人（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萧万侠、刘辉霄、谢贵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嵘、邓允庭、毛泽东、宋乔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参加），由特委召集开会，讨论中央来信。” 中央来信以很大的篇幅介绍和分析了国内的革命形势，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然而他发展的趋势是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因此，“此时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 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来信充分肯定了其重要地位：“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为此，中央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任务和工作提出了8条指示。 关于任务，十分明确：“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关于方法，毫不含糊：“就是要彻底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 关于军队，需要改造：“你们可以正式改为红军”，“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 还有其他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及要求。 中央的来信，对于在井冈山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人们来说，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之外，更重要的是使大家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清楚了自己的斗争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及加强边界斗争的一系列原则、政策，这对于井冈山根据地后来的巩固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中央来信中，还提出了组织前敌指导机关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需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 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毛泽东再次担任了前委书记一职。不过，这时的前委，不再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秋收起义的那个前委，而是重组的红四军前委。 11月6日，边界重新组织了前敌委员会，“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至于前委的管辖范围，中央来信认为：“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地区是工作完全受前委的指挥。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红四军前委同时受江西、湖南两个省委领导，这也是当时的特殊环境，以及井冈山根据地所处特殊地理位置，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前委的建立，使井冈山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并且由于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对加强边界党和军队的集中领导，协调军队与地方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红四军前委建立不久，即于11月13日至15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是5月间在宁冈茅坪召开的，这之后频繁作战，半年来一直未得休整。11月9日在宁冈新城和永新龙源口击败赣敌周浑元团之后，根据地战事稍宁。于是，为了整顿军中的党，处理政治、军事、党务等各种重要问题，有必要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据1928年11月16日编辑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记载：“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会，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期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15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钜。” 红四军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案有《政治问题决议案》、《党务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经济问题决议案》、《纪律问题决议案》等5个重要文件。 从以上几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大会的成效。 大会作了长时间辩论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在《政治问题决议案》中有了这样的表述：“根据国际2月间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认定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完成民族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证明国际意见的真实。从广州暴动以来，各地烧杀主义便是根本误解了中国革命性质……我们今后的行动是领导工农兵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动的局面。” 这个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精神基本相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红四军的党员同志，敢于联系斗争实际，从误解了中国革命性质的角度，来认识烧杀主义的错误。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党务决议案》对红军中党的建设，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红军各级党部，要“竭力恢复秘密状态”；“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材”；“须在战斗中发展党员”；“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支委人数定5至7人”；“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的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这与前委此前不久接到的中央六月来信中要求在红军中“取消党代表”的精神不合，这大概是红四军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说明了红四军党的“六大”在理解和执行上级指示时的务实态度。 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亦支持上述意见，他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 参加红四军党的“六大”的代表，提出了30余种提案，经归纳汇总为17个。主要有：健全担架队；建立军事政治学校；整饬军纪党纪；囤积粮食于后方；颁布民权革命的政纲；禁止盲目的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这些提案虽未在会上讨论，而授权新军委会讨论执行，但仅从这些提案的名称来看，就可知代表们的民主和参与意识是何等之强！ 红四军党的“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会。毛泽东在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说：红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 红四军党的“六大”，对红四军党的建设以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支部建在连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基本的建军原则，是立军之本。 “支部建在连上”，则是实现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 “支部建在连上”，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一直沿袭至今。 最早提出这一建军原则，是在着名的“三湾改编”期间。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后，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整编的重要意义，一是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二是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可以使军队建立完全新型的内部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结一致。可以说，它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最早的也是一次较成功的探索与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开始形成。 但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不是靠一次改编工作就可以完成的。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就匆匆奔上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是建设人民军队的起步。 况且，此时对于居无定所的工农革命军来说，要把三湾改编确立的原则和制度真正化为红军战士的自觉行动，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的。 “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在进军井冈山及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对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 虽然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掌握的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一般都设在团一级，即团为支部。而在军队中与士兵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基层组织——连队，却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士兵中党员很少。这种方式，即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中，仍然沿用。 在秋收起义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意识到，党的组织不建立到基层连队，就形成不了领导核心，就不能真正掌握部队。于是，在三湾改编时，便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即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将团、连设立政治指导员的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从而使党的组织深入到基层，直接掌握了士兵，极大地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密切了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 这是一个全新的设想。 三湾改编提出了这个设想，却未能立即付诸实行。时间太紧固然是一个原因，可更主要的却是，要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必须要有党员才行，而当时各个连队的士兵中党员极少，少得难以发挥作用。 张令彬，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战士党员之一，他曾回忆了连队中党组织的情况：“当时，我是连队里的一个普通战士。我们连的党员是平浏农民自卫军和武汉警卫团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数量很少，又是秘密的，只有四个党员，党代表、连长、一个排长和我。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开党小组会，延长了时间，我回到排里，值班排长是个非党干部，他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山上拾柴火去了，他说这里柴火多得很，为什么跑得那么远？他责令我罚跪，跪在三角石地上，一个多小时都不让起来。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我宁愿受苦。” 由此，在连队战士中发展党员，尤其是在那些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发展党员，成了落实“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首要任务。 当时，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于10月7日进驻茅坪。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同时也为了扩大部队的政治影响，从10月8日起，工农革命军开始了沿湘赣边界各县的游击活动。 第一站就是湖南酃县的十都。随后，部队沿石洲、坂溪，向湘赣边界山区的水口缓慢地移动。 从十都到水口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开始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时任一营二连一班班长的赖毅几十年后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战士们中间开展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情景：“每天行军，我都看见毛泽东同志出现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他身穿便衣，脚穿草鞋，今天在这个连队，明天在另一个连队，找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里做什么？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由于部队当时开小差的多，因此枪也多，这样有时就得雇老百姓挑担。有一天，毛泽东同志走到一个连队，有个战士不认识他，以为是老百姓，便要他挑担子，毛泽东同志和蔼地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我们连长叫我休息。认识毛泽东的同志就说：‘这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战士们都感到惊奇。由于毛泽东同志这样平易近人，大家也就毫不拘束地围在他身边，纷纷向他诉说自己的经历。” 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拘形式的交谈中，毛泽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党的积极分子。 毛泽东的行动，给党员干部做出了榜样，各连党代表和共产党员纷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边行军边做思想工作。 副班长刘炎是个党员，他见班长赖毅立场坚定、作战勇敢，就在行军中主动地找赖毅谈心，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 赖毅早就想把自己的平生夙愿向党组织表达，这时，他一口气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倒了出来：“我原是造纸工人，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在家乡没法呆下去了，才逃到江西修水，找到了这支革命队伍。”他请求刘炎把他迫切要求入党的愿望向党组织反映。 刘炎高兴地说：“好吧！我一定向党代表反映你的要求。” 果然有一天，党代表把赖毅找去，对他说：“你有入党要求，这很好。毛委员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努力争取入党。” 严酷的环境，考验着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就在到达水口时，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竟然不告而别了。 余、苏两人的脱逃，在工农革命军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毛泽东从余、苏的脱逃以及战士们的广泛交谈中察觉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士气高，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干部，部队面貌大不一样。三湾改编时虽然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可一直无暇发展充实工农分子入党，现在已是时候了。 就在部队进驻水口的第二天下午，各连党代表秘密通知有关入党对象，晚上去团部开会。 山区的深秋之夜，十分的宁静。当各连党代表领着入党对象来到水口圩旁的叶家祠堂时，毛泽东早已在祠堂的后厅小阁楼等候了。阁楼中，摆着一张农家四方桌，几条长板凳，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桌面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英文字母“C.C.P”。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之后的第一次建党活动就要在这里举行了。 参加入党宣誓的共6个人，除了赖毅，还有陈士榘、李桓、欧阳健、鄢辉等。大家看到毛委员今晚要亲自为他们主持入党宣誓仪式，顿时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在心中激荡。 人到齐后，毛泽东走到方桌前宣布：“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首先由入党介绍人（实际上都是各连党代表）分别介绍了新党员的简历和政治表现。接着，毛泽东走到6名新党员面前，依次询问了许多问题。 毛泽东走到赖毅面前，问道：“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加入党更有力量。”赖毅回答得很干脆。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称赞：“讲得很好。” 随后，毛泽东把那三个大家没有见过的英文字母作了解释：这是“C.C.P”，中文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入党誓词他也逐条逐句地作了解释。 入党宣誓开始了，会场上庄严肃静。毛泽东站在6名新党员面前，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领着他们宣读入党誓词。他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洪亮的声音，在小阁楼中久久地回荡着。 宣誓完毕，毛泽东亲切地对新党员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做宣传，多做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秘密。” 临走时，毛泽东叮嘱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各连都要组织党的支部，抓紧发展工作。往后，各连都要像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水口连队建党，是我军历史上把“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付之实践的第一次建党活动。工农出身的党员成了部队的支柱，为建立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水口建党后不久，工农革命军各连都相继举行了建党活动，这不仅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且，众多工农优秀分子投入党的怀抱，使中国共产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成为一个坚强的团体。据韩伟回忆：“1927年是排有小组，连有支部，到1928年班里也有小组了。党代表要担任党支部书记，进行党的工作。部队里的党员当时还没有完全公开，党代表对党员进行教育，一般都是采取小组、支部会来教育。” 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支部当时布置党员做好三件工作：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的思想，解除他们的顾虑，注意培养和发展新党员。党员们差不多天天都要研究一下当前的情况，对革命意志坚定、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同志，就积极地教育他，培养他，然后介绍他入党。这样，群众就更向党组织靠拢了。 由于支部建在连上，部队的巩固性大为改观。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队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多，这样真正形成了连队里的核心和堡垒，许多新党员从实际锻炼中成长了，成为连里的领导骨干。 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士兵委员会”是个创造 士兵委员会，是毛泽东同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又一项大胆创造，是红军民主主义制度化的具体运作形式。 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没有民主制度，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官兵对立是普遍的现象。工农革命军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自然也带来了旧军队的一些不良作风。三湾改编前，毛泽东亲眼目睹了队伍里官兵不平等的种种表现：官兵待遇不平等，薪饷、穿衣自不用说，就连吃也是分灶做的；军官管教士兵，开口就是训斥，容不得士兵半点申辩；士兵犯了错，军官甚至班长，动辄就是鞭子、拳脚相加……毛泽东实在看不下去。他曾在湘军里当过几个月的兵，对士兵们的苦楚有切身的感受。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仍然保留旧军队中那些官兵不平等的恶习，他要彻底地改变它。因此，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决定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在工农革命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改革，提出“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等原则，并在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是这样忆及的：为了扫除军队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实行民主政策。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秋收起义之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要改变旧军队中长期形成的“规矩”，谈何容易！ “军官违法，由士兵委员会处罚，那成何体统！”一些想维持自己“尊严”的军官反对。 “官兵起居相同，待遇一样，那要官作甚？自古官兵有别嘛！”一些想保住自己“特权”的军官不满。 毛泽东决心已定：“咱们工农革命军，不是过去的旧军队！官兵平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什么不好，这就叫爱兵如子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前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也得到革命军大多数官兵的拥护。 三湾改编首先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逐步在营、团、军各级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贫苦工农出身的优秀战士熊寿祺、刘炎、郑重、胡本田等就是工农革命军首届士兵委员会委员。井冈山会师后，陈毅被推举担任了红四军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 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中，对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的组成及作用作了具体的介绍：“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兵同时为（即参加）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选择5至7人或9人为连士兵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1人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1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至19人组织全团士委会，推举1人为主席；全军按30人或50人举1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1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至7人为常委，团举5至7人为常委，营举3人或5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如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做群众运动。（5）做士兵政治教育。”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各级士兵委员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参与军队管理，代表士兵利益，特别是直接参与军队的经济管理，做到经济公开，从而让广大士兵深切地感受到红四军与旧军队的不同。 在井冈山根据地广为流传的“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一个样，没有人来压迫人”这首歌谣，就是对当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的生动反映。 在那“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盖身上”的环境中，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与战士们过的是同样艰苦的生活，从不搞特殊化。有一次，老表们送了一些鱼和蛋给毛泽东补身体。炊事班和士兵委员会一商量，觉得老表们的行动，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就特意给毛泽东做成四菜一汤。毛泽东立即召集各连党代表开会，说明干部要带头执行军内的民主主义，要与战士同甘共苦，决不能搞特殊化。随后，他就带着党代表们端着这四菜一汤，逐桌分到战士们的饭桌上。分完后，他带着党代表们领了一盆苦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战士们看到这一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战士陈三崽走上前去激动地说：“毛委员，苦瓜味道苦，你不吃鱼不吃蛋，吃些南瓜总行吧。”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先吃苦瓜，后吃南瓜，这叫先苦后甜嘛。”接着又说：“现在条件艰苦，物资困难，干部吃苦瓜，让士兵吃南瓜，这是很对的。” 听了毛委员的一席话，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教育，一些原来不太习惯受士兵委员会约束的干部，也变得积极支持它的工作了。这样一来，士兵委员会的权威更大了，它的主任委员们工作起来更加放手、大胆。 曾志回忆说：“红军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有一次，一位部队领导同志在原郴州部队的士兵委员会上讲话，要士兵委员会也管纪律，他说：‘士兵违犯纪律要打屁股，长官违犯纪律也要打屁股。官兵一律平等么！’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太合适的，但当时是按照这个精神办的。士兵委员会管理的事很多：一要管部队纪律；二要管宣传教育；三要做群众工作；四要管红军战士生活。这些工作，范围广，任务重。有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办不了，管不好，有些事情还无形中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后来，红军部队以生动的事实，在战士中进行批判绝对平均主义的教育，才使某些部队和红军战士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得以克服和纠正过来。有一次，朱总司令向红军战士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战场上同时有两个人负伤，伤势都差不多，一个是连长，一个是战士，当时只有一副担架，请大家想一想，究竟应该先抬哪一位？结果战士们差不多都说‘应该先抬走连长’，并说出了种种理由。后来明确了士兵委员会只管红军战士生活。……回忆起井冈山学习到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方针，联系到当时见到的井冈山的部队纪律严明，处处表现出军民一家，军政一体，官兵一致的动人景象，才开始体会到，为什么红军队伍能够有那么强的战斗力，能够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我想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以建立士兵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军队内部民主改革，真正使红军做到了官兵平等、同甘共苦。 然而，这种改革并不容易。 在改造王佐部队的时候，党代表何长工提出要在部队里废除打骂制度，一些已经习惯于用棍棒来管理部队的干部立即出来反对，他们还是我行我素。 一天，一个干部又粗暴地打骂了士兵。 何长工直接去找王佐：“为什么有的干部还在打士兵？” 王佐不以为然地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何长工严肃地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工农革命军实行官兵平等，长官不打士兵，打起仗来，大家都很勇敢，这又如何解释？” 王佐听了笑笑说：“我可以不打骂人，可是下边的干部打骂惯了，不打手发痒，怎么管得住？” 何长工就给他讲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所倡导的官兵平等的原则，并要他下命令不准打人。 王佐沉思了一会，然后一拍大腿说：“毛委员说的，我服！”说罢，就对勤务兵下令：“就说是我说的，不准打人了。以后哪个再打人，就揍他。” 就这样，王佐的部队中干部打骂士兵的情况越来越少。 通过教育，红军中的政治民主逐步实现，尤其是部队里原来司空见惯的打人、骂人、禁闭、罚跑、罚晒太阳等现象，逐步减少。曾经有个大队长，军阀习气比较严重，打士兵打得比较厉害，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评说：“红四军里有个铁匠，把红军战士当铁打。”经过教育，部队里的官兵关系逐渐融洽，当时连里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 军队里的经济民主也实行得较好。当时，连里由班长或副班长为正采买，由一个战士为副采买。每个月士兵委员会还要算帐，分伙食尾子。分了伙食尾子，有的买烟抽，有的买点麻打草鞋。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罗荣桓回忆说：“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士兵委员会的设置与健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区别红军与白军的重要标志。它对军队内部实现政治上的团结，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干部的改造与锻炼，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和《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所评述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所以在这样苦的生活中，这样激烈的斗争中，毫无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委会，其职务是监督官长，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对内（军队内）做政治训练，对外做民众运动，士兵委员会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员都可以纳入士兵委员会机关里工作，比另设政治部好。” 中央军委在《军事通讯》刊发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后评论道：“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打仗、筹款、宣传群众 “打仗、筹款、宣传群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工农红军提出的三大任务，它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以后，工农革命军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一带，都是这样逐步地建立起了红色政权，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但“打仗、筹款、宣传群众”三大任务的正式提出，却是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县城之后。 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下，第二次攻占茶陵县城。 茶陵工农群众喜出望外，热情接待着这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有的从几十里外的乡村赶来看望，有的积极筹粮筹菜，为部队提供给养。甚至城镇的商人、土豪劣绅也向他们献殷勤。 可是，工农革命军进城后，除了委派了一个新县长外，其余一切照旧，部队在城里过着靠农民筹粮、向商会派款的悠闲日子，而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更是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也不让部队去做群众工作。 党代表宛希先对陈皓一伙入城后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慨。为了制止他们的错误恶性发展，在写信给毛泽东请示如何建立政权的同时，也汇报了陈皓一伙的种种行为。 毛泽东接信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回信指示：“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毛泽东来信，重新讨论了茶陵县的问题。经过协商，决定组成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一致推举印刷工人出身的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井冈山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陈皓一伙，心怀不满，一方面记恨于宛希先，想方设法排斥宛希先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一方面则起了反水歹心，伙同他们的同僚走卒，开始进行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 12月26日，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纠集湖南数县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向茶陵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工农革命军在宛希先等指挥和茶陵县各界人民的支持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激战。 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战势越来越不利于工农革命军。宛希先等主张率部撤退。可是已暗中与国民党新编第十三军方鼎英部勾结的陈皓，不顾宛希先等人的极力反对，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下令拆毁城东门河上的浮桥，切断工农革命军东回井冈山的退路，声称要在茶陵打一场防守战。 碰巧，原在大汾遭袭击时与主力军离散的张子清营这时从桂东赶到了茶陵，共同御敌。在工农革命军弹药即将耗尽的严重时刻，陈皓慑于张子清等人的威力，只好同意部队撤退，但借口浮桥已被拆毁，无法东渡，只有南撤。其目的就是企图投靠方鼎英部。 12月27日上午，部队到达茶陵城南面的湖口圩。 在这里，为部队是东上井冈山，还是南下酃县、桂东？宛希先、张子清等与陈皓一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宛希先等坚持率部东上井冈山，回到毛委员身边去；陈皓一伙则以打下酃县城，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为幌子，坚持率部继续南下。 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意见相持不下。狗急跳墙的陈皓，只得拿出了团长的架势，强令部队南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慑于团长的命令，只好向南行进。但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刚出湖口不远，队伍里由后向前传达着“毛委员来了，部队立即回到湖口宿营”的命令。 原来，一直对住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放心不下的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得到湘敌大举进攻茶陵的消息后，顾不上脚疾未愈，决定亲自来茶陵。 12月25日，他带着20余人从茅坪出发，赶了几十里山路，于次日傍晚赶到离茶陵城三四里的中瑶村。因对城内情况不明，忙叫赤卫队员去侦察。很快，赤卫队员回来报告：城东门河上的浮桥拆毁，工农革命军已向南撤退了。 毛泽东决定连夜向南追赶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一行于27日下午赶到了湖口圩。得知部队已向酃县方向前进，觉得情况紧急，立即命令警卫员追上部队，传达他的命令。 接到毛泽东的命令，部队很快返回到湖口。 毛泽东连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揭露了陈皓等人与方鼎英部勾结、企图叛变革命的阴谋，讨论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 12月28日早晨，毛泽东在湖口圩东侧一块稻田里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公布了陈皓一伙的罪行，逮捕了这伙叛徒，宣布由张子清代理团长。 会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 29日，在宁冈砻市的沙洲上召开了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处决了陈皓等4个叛徒。这是毛泽东成功地在我党我军内部领导进行的第一次肃反斗争，清除了隐藏在党内军内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新生的幼年红军遭遇到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的时候，毛委员挽救了年幼的红军，挽救了革命”。 正是在这个处理陈皓一伙叛徒的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他说：中国有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我们和颜悦色，就像是见到了皇帝开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说到这里，他停了停，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手指一个一个扳着左手手指，边扳手指边逐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湖口风波”，处置了四个叛徒，宣布了三大任务。 处置了叛徒，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工农革命军；宣布三大任务，彻底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对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来说，军内出现叛逃者，并不少见；可是，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他们却是闻所未闻，真是新鲜事！ 认真想一想，却也不无道理。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曾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打土豪。这一次行动颇有收获，没收了土豪一批资财。按理，应该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他们研究了很久，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考虑到怎样公平合理地把这些资财分给全体士兵。 于是，部队被带到了一块空地上，两个连的士兵混合编队站在了墙的一边，而墙的另一边则堆着事先摆好的资财。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喊起来：“第三队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队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 这种如同“绿林”的做法，与工农革命军称号极不相称。而那时革命军的官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官兵平等、人人均分，这就是革命。可见在毛泽东未提出“三大任务”之前，他们是想革命而不知道怎样革命。 现在，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干部、战士对于革命的含义才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筹粮筹款，自己解决经济给养，不能全依赖地方。 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耳目为之一新。 以后，毛泽东一再要求红军指战员：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立即兵分三路到于田、草林、大坑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这次行动取得了做群众工作的很好经验。以后，工农革命军每攻克一处地方，都把做群众工作摆在首位。 同年5月，朱毛两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毛泽东在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又一次强调了革命军队担负的任务。当时聆听了毛泽东报告的萧克数十年后回忆道：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上，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他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红军第一次打下永新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即派出部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当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红三十二团便留下了两个连及一个独立营专门做地方工作。时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回忆道：“我们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编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编成一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晚上偷袭敌人，这里放几枪，那里打几枪。有时敌人也经常出来骚扰，他们一来，村子里的老百姓、赤卫队和干部就往山上撤，敌人一般不敢在村里久住，他要住下，晚上不得安宁。地方上的干部熟悉地形，到了晚上爬到他们的门口，掷个土手榴弹，放几枪。甚至用洋铁桶放鞭炮，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不敢轻易出来。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牵制敌人，做建立政权的工作。” 不仅是在占领一个地方后，就是行军途中，毛泽东也要求部队做好群众工作。他专门为部队指战员设计了一个调查表，内容是每天行军的沿途情况：包括经过了什么地方，行军的里数，道路的情况，是大路、小路，还是石板路，山林、树木、河流、桥梁的情况，沿途两边土地的情况，面积多大，地里种什么，是水田还是旱地，村庄的情况，有多少人口，房子是土房还是瓦房，有没有碉堡，村庄位置朝向，是靠山面水还是平原，村庄与村庄间的距离等，还有沿途所见的其他动态。通过这种调查，为日后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红军指战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到宿营地，就到老百姓家去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曾志回忆说：“如果部队在那里宿营三天，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更多了，一是部队要休整教育，整理内务并休息一下；二是我们要分头到贫雇农家里进行宣传和调查工作，调查他们那里土豪劣绅的情况，贫雇农的情况。当时沿途要筹款，先调查清楚了，知道了哪个地主最有钱并且最坏，我们采取罚款的形式，限他们当天或第二天交出；知道哪个大地主家有粮食，我们就做访贫串连工作，做好动员工作，然后开仓济贫。……凡是住上几天的地方，我们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宣传。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下面观察群众在会场上的表现，从中物色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对那些真正积极的贫雇农，就秘密给他们组织贫雇农团，他们三人、五人组成秘密组织，实际上就是播下了火种。”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案》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经验，对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就将打土豪筹款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面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不管怎样变化，三大任务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了。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三大任务”为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 正是由于毛泽东长期在军队中强调三大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贯彻这三大任务的一系列方法，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种以往军队所没有的全新风貌。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红军优待俘虏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取得了新城大捷。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仅攻占了宁冈县城，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抓了100多名俘虏。 当战士们押着100多名俘虏，浩浩荡荡地回师茅坪时，心里甭提有多开心啦！工农革命军战士和宁冈翻身农民，还从未一次看到这么多战俘。想起长期以来这些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的情形，大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一路上将俘虏兵催促着，推搡着，高声叫骂，俘虏兵稍有不是，即遭拳打脚踢。有的人还搜俘虏兵的手表、钢笔等东西。有的气愤至极，竟开枪杀了俘虏。 这一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关注。 第二天，在茅坪的阎仙殿前，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军民大会。还特意叫把俘虏兵也带到了大会上。无论是根据地的军民，还是被看押的俘虏，都猜想一定要在会上杀几个反动派，就算是杀鸡给猴子看吧！ 开会了，毛泽东首先代表前委总结了新城战斗的经验，表扬了革命军战士和参战农民勇敢作战的精神。 接着，毛泽东专门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对待俘虏问题的政策。 他说：“俘虏兵不能受到虐待，更不能杀。他们也是工人、农民出身，也是强迫当兵的，只要放下武器，就要同等对待，并要受到优待。” 最后，毛泽东当众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优待俘虏的几条具体规定：（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四）有伤的给予治疗；（五）愿留的，吸收参加红军；（六）愿回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参加大会的军民听了毛泽东这一席话，简直无法理解：“俘虏不管怎么说也是‘阶下囚’，怎么待为‘座上宾’呢？” 参加大会的俘虏兵听了，一个个更是傻了眼。国民党的长官不是说，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抓住就要杀头么？他们都认为今天就是死期到了，没想到革命军对俘虏这样宽大。 虽然难以相信，可还是有人愿意试一试。所以，当场就有不少俘虏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其中一个名叫谭甫仁的俘虏，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军，而且在革命队伍里不断成长，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担任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工农革命军采取的这一闻所未闻的俘虏政策，一下子就在湘赣边界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引起了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兵对我们注意，投诚来归的日益增多”。 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杨至诚是随朱德部上井冈山的。起初，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优待俘虏政策不甚理解。在一次攻打永新的杨池生部时，抓获了不少俘虏。他发现俘虏中有一个大个子白军士兵，正是刚才拼刺刀时死不交枪的，便走上前去问：“你叫什么名字？” 俘虏浑身发抖，十分艰难地回答：“姓曹……叫……福海。” “刚才是你吧，几个人才把你拖住。” “长官，不不不是我！” “怎么不是你，看，我的手都被你抓破了，还想抵赖。”一个战士在旁边插嘴。 这句话像宣判了他的死刑。他苦苦哀求：“长官，积德呀，一家老小全靠我呢，饶了我一命就是救了我全家。” 从谈话中，杨至诚知道曹福海也是个受剥削的农民，是被国民党抓来当兵的，便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讲了一遍，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可他硬是不愿当红军，并口口声声央求说：“长官积德呀”，“饶了我就是救了我全家”。问别的俘虏，也是如此，似乎对当红军感到特别害怕。 对能否争取俘虏持怀疑态度的杨至诚，见争取无效，便派人把这些俘虏送到团部去处理。 团部对俘虏们照顾得非常周到。尽管红军的生活很艰苦，但想方设法让他们住得好、吃得好，临走时，还按照规定发给这些俘虏每人几块钱的路费，并且发了一些传单给他们。内容主要有：“白军弟兄们，不要给地主资本家卖命，你们流血牺牲，家里照旧受穷。”“参加红军吧，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不骂，经济公开”等等。发完东西，红军敲锣打鼓把俘虏兵送出很远。重伤的俘虏，还派农民自卫军用担架抬着走。 俘虏们深受感动，有人失声痛哭，拍着胸脯说：“以后打仗再碰红军一根汗毛，我就不是人。”有人看着手中的银元，嘴里不停地骂：“说什么‘剥皮抽筋’，简直是放屁！”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杨至诚，一下子想明白了。优待俘虏果然有好处，这些人回到白军里去，不就是很好的宣传员吗？由他们去揭穿红军“剥皮抽筋”的谎言，今后白军士兵打起仗来就不会那样拼命了，打败敌人也就容易多了。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当。 6月23日，红军在老七溪岭阻击敌人，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牺牲了不少的战士。战斗取得胜利后，红军俘虏了敌人好几百人。不少战士十分气愤，指着俘虏兵的鼻子说：“这回一个不放，放回去还当反动派！”“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毛泽东发现红军中存在的这种不正常情绪后，专门给部队讲了话，再次强调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不是地主豪绅。你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我们就越是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不是很好算？ 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大家心平气和了，心里也亮堂了。 于是，这一次，大家对俘虏的工作处理得更加仔细。 说来也巧，曹福海又在俘虏之列，只不过这回他不像上次那样狼狈了，也没有丝毫的畏惧神色。 杨至诚走过去问：“你怎么又来啦？” 他低着头难为情地傻笑。 “怎么没回家呢？” “家在云南，怎么回去啊？” “还是当红军吧，打倒反动派再回家！” 可是，他向四周看了看，吞吞吐吐地说：“还放我回去吧，这回我只打了两枪，还是朝天上打的。” 又一次争取不成功，像上回一样，红军还是发给了他一些路费，热情地把他送走了。 到了这年的秋天，敌人对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双方在七溪岭一接触，就有大批敌军拖枪跑过来了。 战斗结束后，曹福海又当了俘虏。他专门来找杨至诚，并满脸得意地说：“这回我再也不回去了，免得老是当俘虏。你看，我还带来十几个弟兄。” 果然，他身后直溜溜地站着十四五个白军士兵，他们都是来参加红军的。 杨至诚问曹福海：“你怎么想通的？” 曹福海叹了一口气：“唉，早先我常这样想，忍着吧，家里困难，每月多少有几块饷钱，给家寄去兴许顶点事。谁知每月挣的钱，还不够这个捐那个税的，当了几年兵，老人孩子照旧挨饿受冻。我左琢磨右琢磨，觉得还是你们说得对，大权在别人手里攥着，穷人就别想过好日子。” 经报告上级后，这些俘虏便编入了杨至诚所在的连队。 红军战士对待新编入连队的俘虏亲如兄弟，给他们烧洗脚水，为他们找门板，铺禾草，把自己较好的地方让给俘虏来的战士睡，自己睡在地上。这些俘虏来的新战士很受感动，一编入连队，打仗就很勇敢。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曹福海当上红军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在白军里似乎愚昧无知，到红军就成为能说会道、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战士，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很快当上了排长，最后在大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一直坚持了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样，不仅从政治上削弱和瓦解了敌军，而且争取了大量白军投入红军，补充和扩大了革命力量。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人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者即发给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 优待俘虏，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红军就这样做。一做就是几十年，成为了瓦解敌军、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执行群众纪律的一个光荣传统，也是毛泽东从严治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45年5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正式提出了这一完整系统的概念，但它的基本内容却是在井冈山时期由毛泽东提出来的。 古今中外的军队要处理内部外部关系，都必须有军纪，中国的旧式军队也讲究军纪。可旧式军队的军纪，其核心是要求士兵盲目地绝对服从于军官，提倡和实行“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口号下任意驱使士卒，从而在军内养成官长的至尊，在军外造成对百姓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的内容，则不属于旧式军队条令的范围。 毛泽东一开始从事建军工作起，就在纪律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他深知，弱小的革命军队能否生存，首要的条件是能否取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可是在老百姓当中，一直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一句话，因为老百姓最痛恨那些烧杀抢掠的旧军队，骂他们是“丘八”（“兵”字拆成“丘八”）。 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时接受的是旧军队的遗产，在纪律方面也是如此。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以军纪严明着称，可也毕竟是旧式纪律。特别是一遇革命遭受挫折，部队内部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等违纪行为就层出不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恰恰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部队受挫退上罗霄山脉中段，一路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纪律涣散现象。 为了使工农红军从本质上区别于旧式军队，真正取信于民，毛泽东决心把整肃军纪当作红军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在前往遂川、酃县交界的荆竹山途中，与王佐派到山下打探工农革命军下落的侦察队队长朱持柳不期而遇。在朱持柳的热情安排下，工农革命军夜宿荆竹山。第二天，朱持柳派人急赴大井，向王佐报信。 王佐真心实意地欢迎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 为了保证工农革命军在上山后能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部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向大家发表了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陈士榘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他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这言简意赅的三大纪律，确定了军队内部关系、对群众的关系和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而且“红薯”、“打土豪”这类词，也体现了井冈山斗争特色。 毛泽东确立人民军队纪律之时，恰恰是党内“左”倾盲动思潮泛滥成灾之际。这一思潮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是烧杀政策。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烧杀政策。当看到中共湖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以致失去群众的严重恶果后，他特别注意制定纪律时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人民军队的纪律。 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城。由于地主劣绅和反动派的造谣诽谤，市面上一片冷冷清清。工农革命军进城后采取的分散行动，使纪律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不还，有的甚至烧了土豪的房子等。 那是革命军的一个班奉命去打一家土豪时发生的事。 革命军的战士来到这个土豪家时，土豪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了那座搬不动的漂亮宅子。班长见打不到土豪，就在大门上贴上了一张字条，内容是限令土豪在3天内送1000元钱来，否则，就要将这座房子烧掉。 3天过去了，土豪没有送钱来，班长带领战士们将这座房子点着了火。 火正在燃烧时，土豪托人带来回话：请不要烧他的房子，待钱凑够了就马上送来。 然而为时已晚，豪宅已成废墟，只是在断壁残垣的夹墙中发现了几箩筐已经熏黑了的银毫子。 如此大事，很快反映到了前委，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甚感不安，觉得有必要向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作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规定。于是，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这是继在荆竹山提出的“三大纪律”后又一项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纪律规定。而且，“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实实在在，便于操作。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前委及时地颁布了“六项注意”，并严格检查执行的情况，所以部队军纪严明。遂川分兵时，工农革命军受到了广大农民格外的拥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遂川的草林圩，赶集的竟达两万余人，“为从来所未有”。 由于征战频繁，加上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工农革命军的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仍时有发生。1928年3月下旬，为了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上井冈山，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前往桂东、汝城。抵达桂东沙田后，工农革命军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收到巨大成效。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和烧杀行为：有一次烧土豪的房子时，殃及旁边的老百姓房子；打土豪时，出现了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误当成土豪财产予以没收，把给挨户团队长做过事的木匠也抓起来等事情。 毛泽东对此十分愤慨。他严厉批评了这种行为，指出要执行我军的一贯政策，不要被那些“左”的倾向扰乱了视线。他对部队的干部战士说：“烧房子有什么用。要消灭的是封建剥削思想、反动势力。房子留下来，革命胜利以后，还可以用来办学嘛。”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现象，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向工农革命军一团全体指战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严肃地说：“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在这里，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将荆竹山宣布的三大纪律中“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将遂川宣布的六项注意中“不拉夫”、“不打人骂人”改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一条一条地向指战员作解释。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他对大家说：打破了群众的一只水缸，赔他一只新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是，赔总比不赔要好，群众会满意的。他叮嘱大家回去后要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背得滚瓜烂熟，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 这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为了使广大战士容易记住，开始在部队中教唱《红军纪律歌》，歌词是：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 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 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亲自督促执行。张令彬回忆说：“当时，他随部队一起行动，在情况许可下，出发时他总是跟在后卫部队检查我们有没有上好门板，捆好稻草，问住的这家姓什么，家庭情况，烧了房东的柴没有，水缸里的水挑满没有，地扫干净了没有。连给房东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会问。他说一定要放在恰当的地方，别让别人拿走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的基本法则。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曾志有过这样的回忆：“上山以前，我就听说毛主席的部队纪律严明。我们湘南来的部队一部分是旧军队中来的，另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战士组织松散，打起仗来还有人有发洋财的思想。记得在郴州时，我曾见过朱总司令队伍中有些从旧军队中来的某些战士就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打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的一些大商店抄抢，随便吃，随便拿。毛主席认为要把队伍锻炼成坚强的革命力量，非要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不可。我们到井冈山两三天后，到了小井，在那里参观了一个小小的展览。小井的街面很窄，只有几个店面。我们走进一个小铺子，那里摆了一些东西：有几根针、几条线、几个红薯、几双袜子、几双鞋子、几张纸、几束禾草……旁边写上个说明，解释说：这些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一个红薯都不能拿；为了说明到老百姓家里借东西要还，打破东西要赔，旁边还摆了一块门板、一个破坛子、一个破碗；为了说明红军要帮助孤寡老弱的老百姓挑水、扫地，旁边就摆了一个水桶、一把扫帚。总之，东西不多，都是一些实物，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逐一表达出来了。这些东西，经常摆在那里，让部队随时都可以去看。”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行，使红军的纪律出现了根本的改观。当时，部队在行军过稻田时，都要派一个人在前面开路，遇到倒在田埂上的稻子，走在前面的人都要负责将其扶到田里，不可踢或者踩上稻子，否则，就是违反了群众纪律。 执行纪律到了如此程度，还有什么军队能与之相比？ 这样的军队自然受到了井冈山老百姓的衷心欢迎，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予以赞扬： 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充实。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粤赣边区封建势力强大，群众对部队按照老习惯随便在野外大小便及河中洗澡不满。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采纳了林彪的建议，把六项注意增加了两项，即“洗澡避女人”、“解手找厕所”。不久，八项改为十项，即增加“不搜俘虏腰包”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两项。随后，又将新增加的四项合并为“洗澡避女人”、“不搜敌人腰包”两项，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发展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作战环境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某些具体内容后来又有所变化。到1947年10月10日，根据全国范围内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的共同需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统一规定并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完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用通俗易懂、生动具体的语言，把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融为一体，易为广大官兵所能理解和执行。它的内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规范，而是一个关系到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游击战“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实践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成为工农红军战胜敌人的着名战略战术理论。 毛泽东是个文人，但革命形势逼着他非成为一员战将不可。 当毛泽东在井冈山蒙受打击，被“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曾十分感慨地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但是，毛泽东善于“从游泳中学会游泳”。在井冈山时，他最珍贵的“家产”就是两个竹编的书篓。无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孙子兵法》。1928年5月，红军攻下湖南军阀谭延闿的老家高陇，毛泽东得到了一本，他对此爱不释手，成了他自学军事的“课本”。 秋收暴动前夕，毛泽东和党内其他同志一样，希望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秋收起义受挫之后，特别是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界常常遭受强敌袭击骚扰时，毛泽东终于从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于是，他不得不把战略的基点放在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上。 上了井冈山后，毛泽东与山大王交上了朋友，常常与袁文才、王佐在树阴下、石桌旁谈古论今，交换思想。 毛泽东不停地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山大王们力量那么小，却能够存在那么多年？我们怎样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在与王佐的交谈中，王佐给他讲了井冈山上的一个老土匪——即他的师傅“朱聋子”的故事。 朱聋子原名叫朱孔阳，广东人。1920年在湖南军阀部队里任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20多个弟兄来到井冈山上当绿林。因他专门打富济贫，关怀绿林弟兄，队伍越拉越大，“官军”多次上山进剿，他带着弟兄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 朱聋子常在他的部属面前夸口说：“眼睛瞎的斗不过我耳朵聋的，会打仗的搞不过我会打圈的。”他告诫部属：“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同敌人打圈就行了。” 毛泽东听了，恍然大悟，深受启发。 1927年10月间，宁汉战争爆发，各派军阀大动干戈，井冈山边界守敌空虚。 毛泽东决定扩大地盘，攻打茶陵。在陈皓、宛希先等指挥下，部队很快就占领了茶陵城。 40多天后，湖南军阀2000多人攻过来了。工农革命军当即拉开了与敌人打硬仗的架势。有人看到敌人来势凶猛，敌强我弱，主张撤退。但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要的是大无畏精神，看见这么一点敌人就怕了，全国那么多反动派怎么能打倒？革命者要永远勇往直前！” 工农革命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损失惨重，最后不得不撤回山上。 毛泽东从这件事中认识到：朱聋子的方法要让整个部队都懂得。于是，他集合全体部队，在砻市的大草坪上给他们上了一堂军事课。 他说：“战法无常，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上的转变。现在敌强我弱，不能再用过去那套战法，一口吃不了胖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作战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圈是个好经验。今天我要把这条井冈山流传下来的经验改两个字：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着他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 接下来，他依据《孙子兵法》上的“走为上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毛泽东的总结，既生动，又形象，很快被他的部下所接受。 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术。“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 1928年初，敌人攻占了宁冈。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战术，组织暴动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难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 与此同时，中共万安县委领导群众暴动，在战斗中应用“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的策略，与敌相持半个月，敌军无可奈何。 这样，1928年1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总结了前段党领导红军战斗及万安暴动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游击战“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就是后来十六字诀的最早蓝本。它初步奠定了红军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在与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在研究游击战术。他从南昌起义后部队几次作战中得出教训，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向我进攻时，决不能跟强敌硬拼。同时他还研究了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的新战术。坪石大捷，就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他写下了《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毛泽东和朱德会师后，两人就常常一起研究游击战术。 随着游击战争的深入与扩大，红军的游击战术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丰富、具体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游击战争。 这时候，湘赣边界的红军主力只有4个团，而敌人经常有7至8个团，最多时达18个团。敌众我寡，红军就是靠的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一次次地战胜了敌人。在5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红军采取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歼敌大部；攻打永新县城时，红军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击伤敌军师长杨如轩，使敌人不敢分兵，放哨也得派一批人。 正是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进剿”中，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5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援引古今中外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性报告，首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大家分析研究。朱德也对有关游击战术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详尽的意见。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红军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就这样形成了。会后，第二十九团党代表宛希先向驻在永新石灰桥的二十九团基层干部传达了“十六字诀”，并一句一句地作了解释。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红四军于5月中旬、6月中旬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龙源口大捷，就是一个运用十六字诀的最好的范例。 1929年4月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将“十六字诀”用文字形式报告给中央，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出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整套游击战术，成为指导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之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军旅之事，未知学也”的毛泽东，不仅“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而且创立了他的游击战理论，成了一代军事名家。 若干年后，在太平洋的彼岸，曾出了一个着名的“游击战专家”，他就是古巴的格瓦拉。他对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竟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反复地向古巴游击队员传授。 第七章 “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红军 党代表和红军的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的军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 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其人员的主要成分却是农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湘赣边界的工农红军，就已呈现了这一特色。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了湘赣边界红军的成分：“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 组成边界红军的六个部分，有三个部分的人员属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另外三个部分的人员，无论是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前国民革命军战士，还是被红军俘获的湘赣两省军阀部队的士兵，其中不少的人在穿上军装之前，也是农民出身。不难看出，除了极少数像水口山工人这样的无产阶级，以及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之外，湘赣边界工农红军的基本成分，就是农民。 农民是红军的基本成分，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建设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题。 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旧式农民毕竟是带有许多落后性的小生产者，在中国古代，靠号召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财产、土地“均贫富”式的动员，也能发动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但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思想的领导，这种旧式农民战争只能“破”不能“立”，最终不过是无果之花。农民军的军制也是依照封建王朝军队的旧制，其斗争方向也必然要回复到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去。 共产党人不同于黄巢、李自成，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赤眉军和太平军，因为他在建军中注入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主义，并成功地创造了一整套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新方式。 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党代表制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在各级红军中设立党代表制，是红军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党代表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实行三大任务、执行革命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四军不仅设立了各级党代表制，而且专门制定了一个《党代表工作大纲》，分为“军队方面”、“民众方面”、“党的方面”、“作报告”、“民众的调查”5个部分，对党代表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均作了明确详尽的规定。 关于工农红军建设的这份重要文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失传了，直到早些年才在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发现了它。这份极为珍贵的史料，是1928年7月红四军在郴州对敌作战失败时丢失的，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政治部获取，刊载在其内部通报上，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一）它规定了党代表的任务。“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队的工作，所以对于党的主义及政策，应该随时使士兵了解”，必须确保在红军中及红色区域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其任务有两项：（1）注意士兵教育和管理；（2）作战时的工作。 （二）它规定了党代表的工作职责。党代表应担负军队、民众、党务、报告、调查5个方面的工作。《大纲》对每项工作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从而使党代表在工作中既有章可循，又职责分明，体现了党代表制度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三）它规定了党代表的工作方法。党代表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两方面，即作报告和从事民众调查。党代表要实行报告制度，“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为此专门开列了调查及报告的详细项目。 （四）它对党代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党代表应为各同志模范，并使各同志和非同志在本党政策之下都积极工作”；“党代表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和团为群众核心”。要求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而不是光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 井冈山时期制定的这份《党代表工作大纲》，是人民军队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它提出和规定的各项基本精神，不仅对当时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做好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也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 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们按照大纲的要求严格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当年曾是三十一团三营九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就是这样的典范。他“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伯钧）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宿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正是由于有了一批像罗荣桓那样严格执行《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党代表们，从而使大部分来自雇佣军队的红军士兵“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 难怪国民党军队在缴获这份《党代表工作大纲》时，不由得发出了“红军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的惊呼！ 红军内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训练。这项工作由各级党代表按照《党代表工作大纲》的规定组织实施。同时，也举办一些不定期的训练班，培养政治干部，提高受训人员的政治工作水平。 据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红四军的政治训练，主要有七种方式： 1.讲演。由党代表或军事首长向全体战士讲话，进行生活批评，或作政治报告和工农运动概况报告。 2.讲课。军队如有三日以上的休息，则由党代表每日向部队上一小时的政治课。每月讲授的课程均有计划，有大纲，内容连贯，使红军战士能学到系统的政治常识。 3.早晚点名讲话和呼口号。内容是对当日士兵生活的批评，对次日行动的简短动员和布置。 4.每次作战或进行群众工作以后，组织部队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红军受到生动实际的教育。 5.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政治内容，使士兵从中受到教育。 6.组织红军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联欢会，使战士得到政治教育。 7.在士兵委员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开展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对工作的批评。 毛泽东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酃县中村插牌分田 中共中央在六月来信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 根据这一性质，井冈山根据地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湘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以“军事实力”来发动群众，推行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要求，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不就有“平均地权”的内容吗？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使得这本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来做的事却未曾做成。 那么，就只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 然而，面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靠什么来推动土地革命呢？ 靠宣传教育？在有着强大的敌人和落后的农民的中国，这种方法一时难以奏效，大革命失败就是例子；靠强制手段？采取烧杀的办法使农民变为无产者，逼迫他们革命，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效果更差，湘南暴动中就有过教训。 1927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曾就长沙暴动未能实现的原因和湖南省当前的任务给湖南省委写信，批评湖南省委“在工作上的重要的缺点，便是对于农村中的土地革命没有能够深入”；“虽有很好的环境和农民群众革命情绪，而我们没有公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如何才能有“公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此时的党中央仍然相信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以城市带动农村的革命。 然而，没有军事实力，没有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岂不是一句空话？ 湖南省委曾策划了12月10日的长沙暴动，结果呢？ “10号的晚上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虽然拿着东西跑到了街上，但只是机械的等待信号，不晓得自己要怎样干，结果信号没有能够报出，群众也就寂然无声的散去了”；“长沙暴动时近郊农民群众可以在农会领袖的命令之下调集500人一队的三队农民到城边。然而因为城中暴动没有起来，便露宿一宵，寂然散去”。 用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来实现土地革命，已经为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实践所证明：此路不通！ 而靠“军事实力”，也就是采取“武装割据”的方式，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发动群众，来推行土地革命，确实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而独辟的新径。 毛泽东是这条新径的勇敢的探索者。 在中央六月来信之前，毛泽东就已尝试过将土地革命与工农武装割据结合起来进行。 最早的尝试在湖南酃县的中村。 1928年3月中旬，根据湘南特委的指令，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从宁冈砻市出发，前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18日，部队抵达湖南酃县的中村待命。 中村位于酃县南部，四周群山环抱，一条小河傍村而过，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山区小镇。 利用部队在这里休整待命的机会，毛泽东、何挺颖布置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和发动群众。 毛泽东白天向部队讲政治课，晚上则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 一天晚上，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来到一位姓叶的老汉家。 毛泽东叫战士们将带来的粮食和衣被送给叶老汉，并对他说：“老乡，听说你家又揭不开锅了，我们送来一点粮食和几件衣被，这都是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先给你家救救急。” 叶老汉一脸狐疑，眼神中充满忧愁。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又接着说：“老乡，你莫怕，粮食是穷人种的，衣服也是穷人的血汗做成的。现在我们把它从地主恶霸那里夺回来，分给穷人，这叫物归原主嘛！” 叶老汉仍然怕接，显然，他是耽心革命军一走，土豪劣绅回来会被杀头。 毛泽东就讲了那个筷子的例子，他说：“一根竹筷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天下还是穷人多，只要穷人抱成一团，还怕什么？” 这时，住在周围的一些农民慢慢聚集到了叶老汉的家里，毛泽东见此，就和大家聊起了家常，谈起了革命的道理。最后，毛泽东说：“小石头能砸破大水缸，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不仅能砸破你们村土豪劣绅这些小水缸，还能砸烂蒋介石这个大水缸。” 毛泽东曾经对工农革命军官兵讲过的“小石头能砸破大水缸”的话，在中村的贫苦农民听来，既新奇又过瘾。叶老汉脸上的愁容展开了，群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刚刚领导了酃县“三月暴动”的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等人此时也赶到了中村，并根据上级指示将特别区委改为县委，刘寅生担任了县委书记。 毛泽东、何挺颖随即与刘寅生商量，决定召开一个军民参加的诉苦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 在中村圩头召开的军民诉苦大会，有300余人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以通俗的语言，讲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的话打动了与会者的心，一些贫苦农民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当即走上台去，诉说了他们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一时间，群情激奋，“向地主阶级讨还血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大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处死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大土豪。 土豪劣绅的威风被打了下去，贫苦群众的情绪提了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了贫苦农民的要求。 当时在酃县县委工作的周里回忆道：“当时分田地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旗帜鲜明，口号响亮，很快就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去土豪家挑谷子，开始有的群众不敢去，怕土豪劣绅报复，我们便宣传土豪少，工农群众多，力量大，我们又有部队，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打倒他们。你不打倒他，他就会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我们就永远不得翻身。土豪的谷子是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是我们劳动的果实，他们是不劳动的寄生虫。经我们宣传后，农民群众便纷纷起来去挑土豪地主的谷子。接着，我们又宣传，土豪的土地并不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祖辈辛苦劳动开垦起来的，他们买田买地的钱，也是受租放利雇工剥削或高利贷剥削而来的。地主的土地应归还劳动人民，并同时批判了‘富贵由天’‘生死由命’的天命论，破除迷信等等，于是农民又纷纷起来分田地。” 田地如何分，当时没有经验，只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群众称之为“平田”。 为了使分田顺利进行，毛泽东、何挺颖与刘寅生等县委的同志一起专门作了研究，并决定派出一批军队干部具体组织实施分田。 分田采取了插牌的方式，按人口平均分配好村里的土地之后，即到田间去实地丈量，然后将写好某人名字的木牌或竹牌插在量好的地头，分田即算完成。 是为“插牌分田”。 在插牌分田时，毛泽东就像普通战士一样，为农民丈量土地，为分得了土地的人书写和插下分田的牌子。 3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了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在这里，同样搞了一次“插牌分田”。 中村和沙田的插牌分田，是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进行土地革命的初步尝试，由于当时没有稳固的政权和坚强的地方武装，只有当部队一来，红色政权就有一阵子；而部队一走，反动军队又来了，实行白色恐怖，红色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分田也就算白分了。可见，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密不可分。 虽然如此，中村和沙田的插牌分田毕竟狠狠打击了地主豪绅和封建势力，显示了革命的威力，同时也为根据地以后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提出 1928年5月20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讨论和制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共计七条，其中之一就是“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而且，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对如何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把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联系在一起，说明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对割据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甚至可以说农民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力军；而农民离不开土地，只有使他们从革命中分到土地、得到好处，他们才能积极参加革命，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所以说，创建根据地的革命，离不开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一场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那么，井冈山地区的土地状况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是个有心人，到湘赣边界之后，他曾在宁冈和永新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对这里的土地占有状况，有着一些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随着井冈山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况愈来愈了解，这其中也包括对井冈山地区的土地状况。他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井冈山的土地状况：“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为了改变这种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的状况，使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能拥有土地，在割据地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势在必行。 基于此，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明确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 这与当时党中央的精神不谋而合。 大约是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后的半个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就有这么一些指示：“怎样深入？就是要彻底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苏维埃重新分配。” “我们势力所到的地方，当然要彻底没收土地分配土地。” 中央的这封信虽然是到了11月才传到井冈山，但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土地革命，井冈山根据地早就开始了。 如何开展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曾在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搞过插牌分田，不过那只能算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因为当时插牌分过的田，在工农革命军匆匆离去之后，根本就未曾算数。 毛泽东也曾派毛泽覃到宁冈乔林乡发动群众，在帮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同时，进行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一些探索。 但是，仅有这些尝试和摸索是不够的！ 1928年5月，毛泽东在率部取得五斗江战斗的胜利、占领永新县城之后，又亲自率领三十一团一部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着手进行边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为了帮助毛泽东做好土地调查工作，永新县委派出已回永新工作的贺子珍、徐佩沂等协助调查。 调查从访贫问苦开始，毛泽东身体力行。 村里有一位农民，由于常年靠给人抬轿子、做长工过活，人们都叫他“老长工”。毛泽东到塘边后，与他交上了朋友，俩人经常在一起促膝交谈。 一天，俩人又聊了起来。 “老长工”说：“毛委员呀，地主豪绅把我们穷人当牛马使唤，我们的生活好似滚油锅，真难熬！”他停了一会儿之后，又叹息道：“唉，命中注定啦，前世祖宗冇（即“没有”）埋好坟哟！” 毛泽东摇了摇头：“农民受苦受难，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土豪劣绅压迫剥削造成的。” 接着，毛泽东详细地讲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 “老长工”似乎听懂了一些，可他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使穷人不再穷。 毛泽东启发他：“在塘边，地主有几家？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 “老长工”很快就回答道：“塘边的地主不多，富的也不过那么几家。可是穷人就是在他们巴掌里滚来滚去，跳不出这个火坑。我们给他作田，到头来是禾锄挂上壁，嘴里冇饭吃。” 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就是打架，一个对一个难打赢，几个对一个包会赢哟！我们穷人在村里是多数，只要团结起来闹革命，就一定能把土豪劣绅打倒。” 毛泽东还说了一些穷人要有枪杆子、要掌握印把子的道理。 “老长工”信了毛委员的话，他不仅什么话都跟毛委员说，还积极投身到了分田地的斗争之中。 在贺子珍等永新籍地方同志的协助下，毛泽东的调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他让贺子珍、徐佩沂请了一些农民到自己的住地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塘边一带的土地状况，以及农民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和要求。他不分昼夜地工作，很快就对塘边一带的土地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塘边由大屋、塘边、凉茶树下、新岭背等4个自然村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这里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其它各地相差无几，土地的集中也相当严重。塘边村48户贫苦农民，只拥有43亩地，而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仅地主徐美山一户就占有田地191亩。 对高度集中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显然是有必要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样分？带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征求了不少贫苦农民的意见。 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诚恳地请农民们就土地如何分配的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 一位农民说，按劳力分田不好，这样老人和孩子没有田，像他们家共有9口人，只有4个劳力，因此应该按人口平均分配。 一位农民说，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也不合适，这样会伤害自耕农的积极性。 毛泽东认真地听取着大家的意见。 为了掌握更多的情况，毛泽东还与贺子珍，及区委书记胡波一起，到附近的南城、汉山等村开座谈会，调查研究。 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塘边拟出了一个分田临时纲领，共计17条。与此同时，塘边各村也都在革命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建立了土地委员会，进行了土地丈量、登记等准备工作。 不久，在17条分田纲领的指导下，永新西乡开展了分田运动。 群众首先没收了大土豪徐美山霸占的大片土地和山林，接着，又把其他地主的地界石推倒，把租约债契全部烧毁。然后，把土地分为甲、乙、丙三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无论男女老幼，每人分得了二亩半地。贫苦农民为之欢欣鼓舞。 塘边试点，既指导了永新县的土地革命运动，又为紧接着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确定“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方针，提供了实践依据。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后不久，又召开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边界政府的成立，使边界土地革命的开展有了具体的领导机关。土地革命列入了边界政府及各县工农兵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边界政府成立了以谭震林为部长的土地部，各县、区、乡都相应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统筹土地革命的事宜。 当时的土地部长谭震林对边界的土地革命有过这么一段回忆：“我们攻遂川、宁冈、永新等县，建立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后，就着手抓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1928年4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3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往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砻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政策，这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候。”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没收一切土地，分配农民耕种” 湖南省委1928年7月拟定的宣传口号中有如是一条。 而这时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分田不仅仅是宣传口号，已真正付诸实际行动，土地革命在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是边界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专门成立了土地部负责这项工作。而在县、区、乡的各级工农兵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土地委员会。 土地委员会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般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土地分配时，先要由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方案。为此，土地委员会必须就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要制定分田方案、划分阶级。因为是否分田，是以阶级成分来决定的。鉴于当时“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所以划分阶级的事往往比较简单。 各级工农兵政府对土地革命的领导，使农民群众很自然地将土地革命问题与工农兵政府联系到了一起。到井冈山根据地不久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评价说：“‘苏维埃政府’在一般民众的认识程度，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标准的。” 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内，全面铺开土地革命，干部和骨干的缺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到各县的乡村，帮助和指导分田工作。 当年被派到宁冈县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 “我在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 “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姓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抽肥补瘦”，很形象的提法，这是当时分配土地的一个原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根据地在最初确定分配土地的方法时，一般是以原耕为基础，按照分配土地的平均数，多出来的土地拿出来，少了的则补足，此为“抽多补少”之原则。 然而，井冈山地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的情况差距很大，在实行“抽多补少”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这种办法有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雇农。这是因为富农的地，一般都比较好，而贫雇农种的地，一般都比较差。“抽多补少”，富农的好田往往就分不出来。于是，毛泽东又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原则，把富农的好田也要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种，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抽肥补瘦”的方法也不难，以每亩田4担谷为标准来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进行登记造册，然后按上、中、下搭配分田。这样一来，使土地分配更趋合理。 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还确定了两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一是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进行统计和计算，来确定分田的平均数，是根据地土地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秋收起义之前的1927年8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湖南省委起草的《土地纲领》中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井冈山根据地最初的土地分配中，采用的是以村为单位的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觉得以村为单位的方法不太好，容易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以乡为单位来进行土地分配，实践证明，这个方法较为切合实际，效果较好。 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边界各县的土地革命，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而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参加平分土地。“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这与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待其精神传到井冈山时，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早已全面展开，并且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此时如按六大的决议改过来，将贫苦农民已经分到手的土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雇农的积极性。所以，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分田的政策基本确定之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分田全面铺开，很快取得了成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1928年6月15日在向省委的汇报中，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土地分配情况：“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如过去我耕田很多，现在分少了，原田分给别人了，农民便要拔去秧苗，不要好了别人，结果是由现得田的人补以工钱，或将来平均分谷解决了。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多。” 分到了田的贫苦农民，感激不尽，他们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 当然，他们也不无担心：“土豪回来怎样呢？” 还没有开始分田的贫苦农民，望眼欲穿，他们不时地问：“分田的公事来了吗？” 杜修经上述报告的内容，不久后即登载在《布尔什维克》第25期的一篇署名觉哉的文章中，向全党作了介绍。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之中，当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许多地方的共产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顽强抗争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成功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这对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 农民分得了土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未到此为止，他们还要督促农民生产，坚决杜绝抛荒。 《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就反映了苏维埃政府对分得田地农民的要求，不妨全文录下： 本府现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 肃清反动革命，隐藏罪以牵连。 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 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 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 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井冈山的分田也存在一些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非“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和做法，既不符合中央的有关精神，又人为地增加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直到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才开始纠正。采取的办法是，“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出现了一些“左”的做法，例如为了打破一些农民“等公事来”的依赖观念，采取了包括烧毁原有田界在内的“种种办法”，而做耐心深入的发动群众工作不够。 在实行分田的时期，有些富农站在大自耕农的地位上主张合耕，以阻挠土地分配，有的甚至混入革命队伍，反以“苏维埃政府”的政权，来打击贫农。 尽管如此，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是令人满意，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从4月到7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湘赣边界各县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革命战争，加快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就在农民分得了土地的这一年，井冈山地区的庄稼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使边界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一定保障。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 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在没有明确指示可行、没有现成经验可学的情况下摸索着进行的。因为自1927年11月以后，前委即与湖南省委失去了联系，对党中央的政策主张全然不清楚。而在实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又不得不面对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政策问题：没收对象，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分配标准，是按人口平均标准分配，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分配？亦或两者兼顾？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是以乡为单位分配，还是以村或是以区为单位分配？ 土地所有权，分配后的土地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 ……毛泽东及湘赣边界党组织，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关政策，使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尤为可贵的是，虽然“前无成法”，但根据地的创建者们却在深入土地革命的实践之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了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这部《井冈山土地法》，是在1928年10月，即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制定的，后经过修改，于12月以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名义正式颁布。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现全文摘录如下：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少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少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50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15%；二、10%；三、5%。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上述《井冈山土地法》的条文并不多，内容也不繁杂，但却具体、实用，而且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例如，在土地的分配、分配的标准、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土地税的征收等几个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分别了几种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措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不易。 《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形成的一部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土地法，是党领导中国土地革命经验的结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1927年冬天至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井冈山土地法》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革命的有关政策，以及领导后来的土地革命，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积极作用。1941年，毛泽东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革命问题时，又想到了十余年前诞生的《井冈山土地法》，他决定重印，并亲笔加了一个按语，对这部诞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法，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他的按语是这样写的：“此土地法是1928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区苏区）制定的。这是1927年冬天至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1）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2）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3）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 “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这是毛泽东对井冈山根据地经济形态的准确定性。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实行武装割据的基本条件。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使乡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有利于割据的武装力量生存。 但是，因封闭和落后而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严重地束缚着边界经济的发展，在需要足够的给养以维持众多部队进行长期武装割据的情况下，使得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当毛泽东最初率领工农革命军到宁冈茅坪“安家”时，近千人的部队本不算多，但部队给养都觉困难，特别是吃饭问题更为棘手，以至于当时部队又下山时，每到一地都不忘“打土豪，筹款子”。 吃饭问题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两支队伍会师之后，更趋严重。 当时负责部队后勤工作的范树德回忆说：“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饭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到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是一家都来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离开家乡，到了井冈山，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都把他们组织成严密的部队，又不能让他们在井冈山当‘叫花子’。” 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在经济落后的井冈山地区，要长期维持一万多人的吃饭，确实不是易事。范树德算过一笔账：“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两）24两，合1斤半。这样每个人1个月就需要45斤。” 如此推算，1万人1天就要吃掉1.5万斤粮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以至于毛泽东在给江西省委并中央的信中，发出了“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吃饭大难”的惊呼。 为了解决“吃饭大难”的问题，边界党、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压缩战斗力不强的湘南农军部队，除编在十师的第二十九团之外，其他永兴、资兴、郴县等地来的农军，全部返回湘南；加大打土豪的力度，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通过这种办法搞粮食、搞物资；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以尽量节约有限的经费去购买粮食。 这些措施很快奏效，特别是1928年5月底的遣返湘南农军的工作，红四军军委做出决定之后，由湘南农军编成的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的数千名农军及其家属，立即从江西的宁冈，经湖南酃县的水口向湘南转移，在到达资兴县边界的彭公庙后，即兵分数路，各自返回原籍。 边界军民的吃饭压力由此减轻不少。 尽管如此，根据地要维持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正规红军，还是困难不小。要从根本上保证红军的给养，还有赖于边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边界经济是农业经济，发展边界经济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他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 在井冈山根据地，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逐渐深入，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可谓是“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这就为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分到了田不等于收到了粮食，边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组织开展分田斗争的同时，不忘督促分到了田的农民勤耕细作、努力生产。 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虽然有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边界地区，特殊的环境使得农民发展生产受到了一些制约。 其一，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军参战，以致劳力匮缺；其二，许多分到了田的贫雇农，因家底薄弱，农具、耕牛不足。 苏维埃政府于是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充当农业生产的骨干。一位叫张冬莲的妇女曾回忆说：“那时，强壮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绅或参加红军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于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们妇女干的。……我们三湾村的妇女，既是生产的骨干，又是参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那时，我们是很辛苦的，很困难的，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们都很愉快。” 这就是边界的妇女，就是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边界妇女！ 为了解决一些农户劳力、农具、耕牛不足的问题，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在边界早已有的农忙换工的基础上，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劳力换工和耕牛农具互助。一些地方还组织起了耕田队，互相帮助，共同克服生产中的困难。 在动员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为了支持边界的农业生产，特委、军委还要求红军指战员在分兵发动群众之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以身作则，在率领三十一团一部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进行边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时，他就曾带着贺子珍、贺敏学及三十一团团部的同志到泉水窝帮助乡亲们割禾，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促进边界经济的活跃，打破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等接受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边界政府主席袁文才的建议，决定在靠近酃县边界的大陇开办一个红色圩场，以此沟通赤白区的贸易。 1928年7月15日，大陇红色圩场正式开圩。这天，人们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圩场。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来自宁冈本县的农民，也有红军采购员，还有来自遂川、酃县、茶陵边界的小商小贩。圩场上货物堆积如山，土特产、中草药、家禽野味、布匹食盐、粮食油类，样样齐备，应有尽有，价格公道，秩序井然，整个圩场呈现一派兴隆景象。 赖春风在《毛委员领导我们建立红色圩场》中，谈到了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对边界经济的积极作用：“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后，白区的商贩和人民群众一致反映：‘我们来到红色大陇圩场做生意，感到什么都比白区新鲜，心情格外舒畅，红区和白区真是两重天！我们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根据地来做生意，支援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人民群众说：‘毛委员真英明……’大陇圩场开得好，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难关，而且促进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使边界的农业生产在敌军的严密封锁下，反而有所发展。1928年秋，根据地获得了农业丰收，其中宁冈县的粮食有较大增长。这对保证红军的给养、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有了土地的农民与拿起武器的农民 一般来说，农民是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分田运动，使农民真正成为了有自己土地的农民。 同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农民还与武器紧紧相连，他们或是为了保卫自己在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或是为了争取自己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成为了一群拿起武器的农民。 这是井冈山根据地的特点，也是井冈山根据地农民的特色。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介绍了这样一些农民：“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 “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枪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支，莲花保存一支，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支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支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 “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民自卫军、赤卫队、暴动队等，是保卫根据地的地方武装，也是农民自己保卫分田等胜利果实的武装组织。尽管它不是像红军那样的军队，但也有年龄要求，一般来说，赤卫队员多为25岁至35岁的男性青壮年，而35岁至45岁的则要编入暴动队了。 这些拿起武器的农民，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他们的主要对手，是当地土豪劣绅掌握的保安队、靖卫团、挨户团等。当然，他们也经常配合红军进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 1928年2月的新城大捷，根据地创建后的第一个辉煌胜利。在这次战斗中，宁冈县的地方武装积极参战，骚扰敌军。古城区大江边暴动队队长文根宗还亲手活捉了反动县长张开阳。 1928年7月，湘赣两省敌军联手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偏偏又发生了红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的情况，当时，主力红军只有红三十一团1个团，而永新的赤卫队、暴动队达23个，革命群众数万之众，才得以将11个团的敌人围困在永新城附近达25天之久。 1928年8月底，黄洋界保卫战，协同红三十一团两个连防守并打退敌军3个团进攻的，就有大小五井的赤卫队员。 武装起来的农民，确实是保卫和建设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曾生动地比喻说：“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因此，毛泽东和边界各级党组织，对武装农民一直高度重视。 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的谭家述中将，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茶陵游击队队长，最初，就是毛泽东给了茶陵游击队5支枪，才使这支地方武装发展起来。 那是1927年10月、11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先后两次攻打茶陵，还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工农兵政府组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农民自卫军。 农民自卫军有80余人，武器则除了大刀，就是梭镖，这令自卫军的负责人谭家述犯了愁。 谭家述是在参加南昌起义时负伤，尔后辗转回到故乡茶陵的，他深知对于一支武装来说，枪有何等重要！ 就在他非常希望有几支枪的时候，工农革命军一团一营派人给他送来了5支步枪，说是奉毛委员的指示送来的。 谭家述欣喜若狂。 谭家述将军的夫人海岩曾以一首《梦江南》词，描叙了谭家述当时的心情：主席好，发我五支枪。紧握无言飘泪雨，燎原星火放光芒，北斗夜指航。 这5条枪成了茶陵游击队的起家“老本”，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后来以茶陵游击队和浏北第一支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军第一独立师一、三两团，这是红六军团的火种。 遂川县赤卫大队的建立，也与毛泽东的关怀分不开。 那是在工农革命军打下了遂川城之后，西庄的农民王次楱等3个同志来见毛泽东。 毛泽东一见王次楱身上挎了一支枪，很高兴地说：“不错嘛，你还带了武器。” 王次楱见毛委员夸他，自豪地说：“这支枪是我昨夜在达溪从白狗子手里缴来的。”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又问：“你们还有多少武器？” “还有6支枪。” 接着，王次楱等人将保存这6支枪的经过向毛泽东详细地讲了一遍。毛泽东越听越感兴趣。 “很好！那么明天就把那6支枪背来，让我看看。”毛泽东最后提出要求。 第二天，西庄的6个农民，果然各背着一支亮闪闪的钢枪又来见毛泽东。 毛泽东来到肩扛钢枪、精神抖擞的武装农民身边，仔细察看了擦得铮亮的枪支，非常高兴。 他要求他们以这几支枪为基础，把全县的群众武装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不久，遂川县赤卫大队就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参加了成立大会，亲自宣布王次楱为大队长，并派自己的亲弟弟毛泽覃担任党代表。 有了武器的农民，用手中的武器，勇敢地保卫分得的土地和胜利的果实。 1928年7月，到了早稻的收获季节。 尚未开镰，敌人就又一次发动了对根据地的进攻，由于红军主力冒进湘南，敌人很快就占领了根据地的大片土地。在许多地方，农民分得的土地又一次丧失，甚至农民辛苦劳作的稻谷，也被地主夺了过去，真可谓是“农民分田，地主割谷”。 在永新，一个国民党保安团在李亦然的率领下，进驻象形一带。当地的大地主贺渊庭顿时神气起来，他立即买了几十条枪，组织了一个靖卫团，自任团长，向贫雇农群众疯狂反攻倒算。 象形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并不害怕，因为他们手中有枪，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决定教训教训贺渊庭。 一天晚上，天黑夜深，伸手不见五指。 象形支部书记贺曙光带领一队暴动队员，从躲避的山间潜回村子，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很快就悄无声息地摸到了靖卫团的驻地。暴动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干掉了敌人的哨兵，闯进一间房内，抓获了几个团丁，缴获了7支步枪和一批子弹。 紧接着，暴动队员又伏击了正从外边喝酒归来的贺渊庭，一举缴获6支枪。 因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原本就想带领保安团撤回永新城的李亦然，听说靖卫团被缴了枪，贺渊庭亦下落不明，吓得要命，赶紧就逃走了。 土地又回到了农民的手中，胜利果实没有被敌人夺去。 由于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大力经营永新”的策略方针，使永新县的地方武装发展很快，仅是县赤卫大队，就有1000多人、200多支枪，成为边界各县地方武装中最强的一支队伍。 而最具戏剧性的，则莫过于莲花从一支枪发展为红色独立团的故事。 大革命时期，莲花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有枪60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贺国庆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了一支枪。 说起来很悬乎，在反动派搜查最紧的时候，贺国庆是将枪藏在九都村贺家祠堂一个烂横匾内的。 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过的“莲花一支枪”。 凭着这一支枪，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之后，莲花的党组织于1928年2月，组织了莲花赤色队。 刚成立的赤色队，除了那支唯一的钢枪之外，就是梭镖和大刀，还有一些土枪、鸟铳。虽说武器不好，但赤色队并不含糊，他们不断袭击靖卫团，一次又一次从敌人手中去夺取枪支。 打了几个胜仗，队伍发展到了130余人。4月，赤色队扩编为红色独立团。这之后，红色独立团愈战愈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后来，莲花红色独立团发展到300人，有枪220支。 在井冈山根据地，农民离不开土地，同样，他们也离不开武器。只有掌握了武器，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土地。 这就是井冈山斗争告诉中国农民的一个道理。 第八章 离不开土地的革命 “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 中国的贫苦农民受压迫太深，他们的身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头上悬着地租、赋税、杂捐等数把利刃。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湘赣边界的贫苦农民亦不例外。 例如，“永新农民大部分是佃农和半自耕农，租率之重甲于西南各县”；土豪劣绅“在正税之下增加许多附税以剥削农民”，甚至搞出了一个“结婚税”。 许多地方的苛捐杂税已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什么“牛捐、鸡捐、狗捐、门牌捐等”，不仅工农群众反对，甚至连一般的商人也非常地厌烦。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井冈山的斗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当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时，受剥削、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 江西省委在1928年4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永新的农民：“在毛（泽东）军与七十九团抗战之中，农民都是蠢蠢欲动，无奈反动的武装压迫太严，党的组织全无，是以未能实行爆发斗争。据西南的同志报告：永新只要党有相当基础，在反土豪劣绅，打AB团的口号之下，可以马上号召10万左右的农民行动。这话是否是吹牛，但在报告中总可以知道永新农民潜伏待发斗争的形势。” 湘南暴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20余个县，组织起了起义队伍1万余人。当起义失败，不得不往井冈山转移时，竟出现万余人的庞大队伍朝井冈山进发的壮观景象。 曾志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湘南农军奔赴井冈山的情形：“许多干部家属看到大部分部队仓忙开走，害怕自己留在家乡会被敌人杀害，于是丢下家门，牵儿带女，扶老携幼，不顾一切地跟在队伍后面，这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有拄着拐棍白发苍苍的老妪；有提篮子的、背孩子的、担孩子的；有的梭镖上挑包袱、挑尿布……”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提起过“八十个万安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的事。 这“八十个万安革命农民”之一的康克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1928年中秋节后，大概是9月间，陈毅同志带领一营红军来到罗塘湾。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宿营在村头。部队先后三次到罗塘湾。第一天，我在家里，我家的窗户正对着大路。见来了部队，我没有去开门。当天部队在远离罗塘湾的一个地方宿营，那个地方离遂川于田圩只有15里路。部队在那里刷写张贴了不少标语口号，我们派了几个识字的人到那里去看，被派去的人回来对我们说了标语的内容，说红军不进老百姓屋，宿营在外面。我心想，这些部队是红军，可敬可爱。第二天，红军又来到了罗塘湾。我和我的婶婶出去，在街上碰到才苟（下街人）。他说：你们怎么不出来，要筹备军粮。我们就组织妇女立即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把地主的猪捉来杀，德盛堂的谷子也都挑出来了。我们把粮食筹集好了后，部队没有来要，就走了。第三天，红军又来到罗塘湾。这天敌人八十一团也从河西开到了罗塘湾。我们把埋藏的枪、梭镖也挖出来了。红军见敌人兵力比我们强大，立即撤走，我们100多人也跟着红军撤出，其中有7位女同志。我们随部队到于田圩时天还没有亮，红军与敌人战斗了一天，第二天在遂川县城边宿营。我们边打边撤，向井冈山转移。我们经堆子前、黄坳，当时路很不好走，只有条羊肠小道，终于第三天到达井冈山。途中有些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不愿意离家，半路上离开了部队。到井冈山时，随红军行动的万安农军只剩下80人了。” 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吸引力！ 这就是湘赣边界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 为了翻身求解放，为了不再受剥削、受压迫，边界的贫苦农民不仅踊跃参加革命，而且为了革命，为了自身和工农阶级的利益，敢于战斗，勇于牺牲。 为保存“莲花一支枪”，革命群众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大土豪李成荫曾率领保安团全力追缴贺国庆手里的这支枪，为此，李成荫悬赏捉拿保枪的贺国庆，甚至采取最恶毒的手段，烧死了贺国庆的父亲贺承茂。但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贺国庆硬是将枪保存了下来。 1928年3月，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了第一次惨重的失败。 国民党军队在地主豪绅的带领下，涌进根据地的大本营茅坪，见屋就烧，逢人就抓。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甲开不幸被捕。 恼羞成怒的敌人放火烧了茅坪的30多幢房屋，尚不解恨，他们又对谢甲开施以重刑，逼他说出茅坪群众和党政干部转移去了何处。 谢甲开，这个山乡硬汉子，紧闭嘴唇，拒不回答。 敌人把谢甲开押到茅坪河边，刽子手砍掉了谢甲开的双臂，他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未几，苏醒过来的谢甲开挣扎着挺立起来，对着敌人大骂，还不停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敌人再一次被激怒，他们惨无人道地将谢甲开的胸腹剖开，挖出心肺。然后，将谢甲开碎尸五段，抛入河中。 谢甲开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边界“八月失败”前后，宁冈古城二区宣传委员谢冲波和东源乡干部邓海波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不幸被敌人抓住。虽然受尽严刑拷打，他俩拒不投降。敌人只得把他们押到新城的西门外，先是割去他们的鼻子，然后又慢慢地割去他俩的耳朵、舌头，直至将他俩折磨而死，可他们宁死不屈。 1929年1月29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小井红军医院来不及转移的100多名重伤员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一场血腥的暴行发生了。 100余名重伤病员被押到了位于小溪旁的一块稻田里，对面的小桥上，敌人架起了数挺机枪，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面对敌人的枪口，红军伤病员泰然自若，毫不畏惧。他们一个个怒目而视，奋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枪响了，是那样的撕人心肺，是那样的令人心碎！ 100余名红军重伤病员倒在血泊之中，鲜血把小井溪中的水都染成了红色……这就是井冈山斗争中极为悲惨的一幕——小井之难。 为了井冈山根据地，也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湘赣边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毛泽东出迎红军大队 红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远赴湘南，边界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面对湘、赣两敌共计11个团的“会剿”，边界特委决定由袁文才率领红三十二团防守宁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在永新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与敌周旋。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敌人是来势汹汹，意欲以永新为基地，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边界军民则巧妙周旋，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使敌寝食难安，寸步难行。 为了迎敌，毛泽东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并分别成立了毛泽覃为书记、陈毅安为指挥的东路行委；宛希先为书记、伍中豪为指挥的北路行委；何挺颖为书记、朱云卿为指挥的中路行委。永新县委则动员了万余名革命群众，配合各路红军行动。 结果是，11个团的敌正规军竟被红三十一团及万余当地革命群众围困在永新县城及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 这是一次成功的困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胆略和成功的指挥，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一个奇迹。 关于这次困敌，杨克敏在后来的一份《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一、地势熟谙；二、敌情较明；三、以逸待劳；四、历次败敌，敌畏我威；五、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分散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六、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敌人则完全反是，地势又不熟，我们的情形他全莫名其妙。又无群众帮助他们，士兵都惧怕我们作战的勇敢。所以我们得以极少的部队与多数倍于我们之敌周旋十余日至二十日之久，敌终无奈于我。” 永新困敌虽然成功，但毕竟不能根本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特别是红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之后，敌人摸清了根据地内我军的实力，遂于8月上旬毫无顾忌地向根据地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红三十一团转入山区游击。敌人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等地。 不久，赣敌忽然发生内讧，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和退守永新县城，敌人的第一次“会剿”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消息传回井冈山。 当时，毛泽东正在永新西乡靠茶陵县境的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永新困敌经验，研究应敌对策。不想在会议进行中，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来到了九陂，这是他在不长的时间内第三次上井冈山。 袁德生带来了湖南省委给红四军的一封指示信，信中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乡）、安（源），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主张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这封指示信十分气愤。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当时的不满：“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为此，毛泽东在会上曾反问袁德生：“既然省委认为湖南的局势异常高涨，那么，请问：长沙的工人运动怎样？斗争怎样？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白军士兵工作怎样？有哗变的吗？商人有罢市的表示吗？” 袁德生无言以对。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如果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将边界仅有的两个团派往湘东，根据地将不复存在。因此，大家都对湖南省委的武断指示表示不满。 就在会议为部队是否去湘东而左右为难时，一个给红军大队做挑夫的农民回到九陂，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军大队兵败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会议再次改变议题，讨论红军大队失败后的行动方针，袁德生也不便再提往湘东的事。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由毛泽东亲率红三十一团三营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红三十一团一营、特务连则会同红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救兵如救火，毛泽东率领三营很快就出发前往湘南。那位挑夫说是红二十八团已退回到湖南桂东一带，因此，毛泽东率部朝桂东方向迎去。 南方的8月，骄阳似火，心急如焚的红军指战员，顾不得酷暑难耐，顾不得山路崎岖，直奔桂东。 部队进入桂东县境后，毛泽东即派人四处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红二十八团联系。 几经周折，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红三十一团的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红二十八团终于在桂东县城会合。 毛泽东见到杜修经，第一句话就问：“朱军长怎么样？朱军长还好吧？” 当毛泽东见到朱德、陈毅等部队领导安然无恙，红二十八团主力损失也不大时，他的脸上才有了笑意。 毛泽东紧紧拉着陈毅的手，告诉他：“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会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原来，毛泽东担心红二十八团有思想包袱，不愿意回井冈山。所以在来桂东的路上，尽管行军紧张，他还是特别交代红三十一团三营的指战员：我们去迎回红军大队，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不要讲他们的缺点。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军中领导和红二十八团的指战员，见到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三十一团来湘南寻找和迎接他们，本来就已经十分激动了。而毛泽东对他们的真挚情感和宽阔胸襟，以及红三十一团指战员的热情态度，更令他们感动不已。 两支部队会合的当晚，毛泽东在桂东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宛希先、龚楚、杜修经等领导人。 根据地的失守，冒进湘南的失败，红二十九团的覆灭，一系列的挫折压在与会者的心头，使会议的气氛格外沉闷。 毛泽东介绍了红军大队离开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杜修经检讨了自己在这次冒进湘南中造成军队与边界同归失败的严重错误；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也各自解剖自己，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根据地，并建立一个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统率红军的行动。 鉴于杜修经的错误，会议决定建议湖南省委给杜修经以处分。同时，考虑到湖南省委对湘南工作的要求，以及湘南地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特殊作用，会议还决定杜修经、龚楚两人留下，组建新的湘南特委，并指定杜修经暂任特委书记。 唐家大屋的前委扩大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解决了部队面临的一些问题，使处于困境中的红军主力有了明确的方向。 部队迅速退出湘南，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 湘敌尾追而来，红军只得边打边退，一路浴血奋战，直到进入江西崇义县境，才逐渐摆脱湘敌的追击。 外部的敌人暂时没有了威胁，而此时内部的叛徒却在红四军那受伤的躯体上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捅刀的叛徒是红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在红四军主力向井冈山回师的途中，袁崇全率领红二十八团第二营及团部机炮连、迫击炮连担任全军的前卫。 袁崇全早就有反叛之意。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本来就使他厌倦，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脱离革命队伍，而湘南兵败更促使他叛变步伐的加快。因而，当他受命率领前卫部队时，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他打定主意要拉着自己掌握的6个连队去投靠赣南的敌独立七师刘士毅。 怀着这一鬼胎，袁崇全率领部队不按朱德布置的宿营三江口，而是继续行进到新地圩，远远地脱离了红军大队。 袁崇全的行径引起了机炮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四连连长粟裕等一些连、排干部的怀疑，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果断地将他们掌握的4个连队拉出宿营地，星夜赶路，于翌日凌晨回到军部。 袁崇全的叛变激怒了红四军将士，纷纷主张“打回来”，干掉他！ 与袁崇全同为湖南老乡的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则认为可以去“追回来”。他不待朱德决定，就率领二十八团一营往前追赶去了。 时近黄昏，王尔琢率队在思顺圩追上了袁崇全。 “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王尔琢边喊边带着警卫排冲进了村庄。 一些被胁迫的战士听出团长的声音，立即回到了王尔琢的身边。 王尔琢紧接着来到了村中的祠堂，袁崇全等几个头目聚在这里。 “袁崇全，快出来，跟我回去！”王尔琢自认与袁崇全有同乡关系，又是黄埔同学，毫无防范地朝着祠堂大喊。 突然，袁崇全手持双枪冲了出来，对着王尔琢连开数枪。 王尔琢应声倒地，当场牺牲。袁崇全则趁着混乱逃出了村，不久果然投靠了敌刘士毅部。 随后赶来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及红军将士，见王尔琢牺牲，无不悲痛万分，朱德更是抱着王尔琢的尸首痛哭不已。 27岁的红军指挥员王尔琢的牺牲，是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重大损失。回到宁冈后，红四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的悼门上写着“赤潮澎湃”四个大字，两旁用棉花缀贴着的一副挽联，是毛泽东亲自拟写：一哭同胞，二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始休。 而今，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圩的山林丛中，安葬着王尔琢的忠骸，在崇义县人民政府为之修建的陵墓墓碑上，篆刻着萧克将军的题字，寄托着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红军将领的深切怀念。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黄洋界上炮声隆” 就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军主力一路奋战、回师井冈山之际，留守井冈山的红军部队同样也经历着严峻的考验。 这是在8月下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政府再一次调兵遣将，联合行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 敌人的来势很凶，湘省方面出动了吴尚第八军第一师的全部及第二师的一部，共4个团的兵力；赣省方面投入了第三军九师和二十七师的两个警卫团，及刘士毅部一个团和二十六团一部，共3个多团的兵力。总计7个多团的敌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彻底摧毁井冈山根据地。 此时，留守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只有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率领的红三十一团一营，以及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红三十二团。 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从8月26日起，湘赣两省的敌军开始向宁冈的大陇、茅坪，以及古城、砻市等地推进，步步紧逼根据地。 红军并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决心坚守井冈山，护卫根据地。 坚守井冈山的重要有利条件在于它的易守难攻，在高山密林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 这五大哨口是：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五大哨口是井冈山的门户，守住了哨口，就守住了井冈山。红军上井冈山之后，又重修和加固了哨口工事，使哨口的防御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真可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五大哨口中又数黄洋界哨口最为重要，也最为险要。 黄洋界，是井冈山群峰的北高峰，海拔1300余米。它山峰似剑，绝壁悬崖，一边是千仞高山，一边是万丈深渊，山路陡峭之处，犹如一架悬空的索梯，要扒着岩缝、拉着树枝方可攀登。山上常有浮云浓雾，缭绕山腰，白蒙蒙宛如一片汪洋大海，故亦有“汪洋界”之称。哨口南接大小五井，直接拱卫着井冈山的中心茨坪。而上山仅有两条羊肠小道，一条北经宁冈茅坪，与江西永新相通；一条西连宁冈大陇，可抵湖南酃县。 敌人的这一次进攻，重兵集结在茅坪和大陇，显然是冲着黄洋界哨口而来，红军当然也就将防守的重点放在了黄洋界。 红军的部署是：将急忙从遂川赶回来的红三十一团一营一、二连派往黄洋界，在大小五井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防守黄洋界哨口；其余的4个哨口由红三十二团二营分头把守；袁文才则率领红三十二团一营在山下骚扰敌军后方。 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亲自率领红三十一团的两个连，于8月29日进入了黄洋界哨口阵地。 入夜，黄洋界失却了往日的宁静，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忙着整修、加固阵地，附近的许多群众也纷纷赶来参战，军民一齐动手插竹钉、抬石块、扛木头、挖壕沟……在险峻的黄洋界，军民就地取材，筑起了五道“屏障”：一为“竹钉阵”，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常用的武器，利用山上取之不尽的竹子，削成竹钉，在热锅里炒一炒，在尿水中泡一泡，既坚硬又有毒性，颇具杀伤力，似这样的竹钉，布满在上山的两条小路旁，足有好几里路长；二为竹篱笆障碍；三为滚木擂石；四为四五尺深的壕沟，沟内也布满了带毒性的竹钉；五为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 黄洋界山上，根据地军民正严阵以待；黄洋界山脚，敌军耀武扬威地进占了源头村。山上、山下，剑拔弩张，磨刀霍霍。 30日清晨，黄洋界笼罩在雾气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从山脚下隐隐约约传来的零星枪声中，可以判断出敌军已经出动。几乎一夜未眠的红军将士，以及赤卫队、暴动队员们，隐蔽在各处，密切地监视着上山的小路，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 待到雾气渐渐散去，湘敌吴尚部的3个团就急急忙忙发起了进攻。他们先是用机枪朝着山上一阵扫射，见没有动静，就壮着胆子，沿着上山的小路，一个挨一个地往上爬来。 要这样爬上黄洋界，谈何容易！尽管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可在这崎岖的山路上，根本就施展不开拳脚，既不能展开战斗队形，又不能发挥火力优势。而守山的红军则居高临下，看起来清清楚楚，打起来得心应手，就是滚下几块山石，也能砸上几个敌兵。 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红军手中。 当年指挥一营一连作战的刘型，这样回忆：8月30日，云雾消散，敌人开始向我发动进攻。……敌虽以一师之众企图偷袭井冈山，但使用在火线上的却只能是少数。我以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捡了些石块作投掷用，我前沿堑壕里是一个排，另两个排分在其侧后的堑壕里，这是第一连。第三连则在山后休息。敌人进攻无效，便用机枪射击掩护前进，然而低射则妨碍自己的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标与弹着点。待敌人接近我有效射程距离，我军便一声令下‘打’，弹无虚发，叫个个敌人去见阎王。为了节省子弹，石块也成了我们的射击武器。敌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冲锋，都无非是送来武器弹药，留下尸体。下午4时许，我们把二十八团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一门较好的迫击炮也抬来了，安放在我指挥阵地附近。我们向敌人发了三发炮弹，第三发正落在敌人的指挥所驻地——腰子坑爆炸了。敌人原以为主力红军不在山上，听见炮响，又以为我主力红军已经回到井冈山，吓得魂飞魄散。夜间，敌人利用云雾弥漫，我无法下山追击的时刻，逃之夭夭，溜到酃县境内去了。我们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关键时刻发威的迫击炮，是一门刚修理过的炮，而且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炮架好后，第一发炮弹就是哑炮；第二发炮弹又没有打响；而正常发射出去的最后一发炮弹，就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敌军的指挥所。与此同时，隐蔽在哨口工事两侧山头上的赤卫队、暴动队，一齐点着了松树炮，以及放在煤油桶里的鞭炮。一时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不摸底细的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在山上，自然是吓得滚了回去。 得知敌军退走了，守山的军民高兴得又喊又叫。一个战士笑着说：“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留守井冈山的人这样少，还有些伤病员，敌人有四个团，可就是上不了山，这倒有点像诸葛亮的‘空城计’哩！” “这不是‘空城计’，是‘空山计’。我看我们也编一段戏来唱唱如何？”有人提议。 于是，红军战士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凑了起来，很快就编就了一曲“空山计”的唱词： <small>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small> <small>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small> <small>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small> <small>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small> <small>你既来就得把山进，为何山下扎大营？</small> <small>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small> <small>你上得山来我别无敬，我准备着红米南瓜、南瓜红米，犒赏你的众三军。</small> 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全胜，这一仗，不仅保住了井冈山根据地，而且震慑了敌人，使他们不敢轻视红军。在这一仗中，红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用不足一营的兵力，打破了湘赣两省敌军数个团对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 9月上旬，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根据地的途中，得知红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吟就了那篇着名的《西江月·井冈山》词章： <small>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small> <small>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small> <small>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small> <small>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small>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三战三捷回宁冈 1928年9月8日，历尽艰辛的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回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遂川黄坳。此时，正是根据地刚刚获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之后，根据地的军民喜气洋洋。 然而，在红四军主力经崇义、上犹、遂川，一路游击，重返井冈山的途中，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竟视红军为败军之旅，穷追不舍，有5个营的敌军一直尾追到了遂川。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决定割掉这一节“尾巴”，一则向根据地的父老乡亲献上一份“回归礼”；二则也为王尔琢洗雪冤仇。 “割尾巴”首先要揪住“尾巴”，红军来了个“将计就计”。这股追兵颇有心计，他们明明进了遂川县城，却又退了出来，驻守在城郊，派出小股部队与红军纠缠，妄图引诱红军进入他们设好的圈套。 既然如此，红军就做出了一副“上当”的样子。 13日一大早，朱德率红二十八团、遂川赤卫大队一分队，以及一部分后勤炊事人员，大摇大摆地向遂川县城开来。行至草林，前卫部队果然与担任诱饵的敌小分队相遇，我前卫部队按照事先的计划，故做骄兵，步步进逼；大队红军也长驱直入。 一见红军没有防备，甚至连炊事人员都过来了，敌军指挥官认定红军已经“上当”，于是急令隐蔽在县城附近的各支伏兵向县城围了过来，准备收网捕“鱼”。 岂料，朱德率领进了城的红军又从城里杀了出来，而且一阵猛打猛冲，将敌军尚未收拢的网撕开一道口子，突围而去。 眼见得即将到手的“鱼”又漏了网，敌军指挥官懊悔不已，急忙命令部队追击。 于是乎，反客为主，漏网的“鱼”变成了诱鱼的“饵”，朱德率领红二十八团边打边退，将尾追的敌军一拖就是20里。 突然，敌军后面枪声四起。朱德一听，就知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三营和遂川赤卫大队二分队已从敌军背后发起了攻击。他立即命令部队依靠有利地形，向敌军反击。 这时，敌军指挥官才知中计，可为时已晚。在红军的夹击之下，敌兵惊恐万状、溃不成军，被打死打伤的，慌不择路跳入泉江的，不计其数。 这一仗，红军击溃了赣敌刘士毅部，俘敌200余名，缴枪250支，迫敌退往赣州。红军不仅乘胜攻占了遂川县城，还在激战中击毙了叛徒袁崇全，为王尔琢报了仇。 战斗结束之后，遂川的民众中就流传开了一首歌谣：红四军割掉了尾追而来的“尾巴”，又开始清除楔入根据地腹地的“毒牙”。 9月26日，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的茨坪，与红三十一团一营和红三十二团二营会合，军力大增。 部队休整数天后，正准备下山重返宁冈，又恰遇一战机。 袁文才派茅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贵山来到茨坪报告说：他们抓到了两个女探子，是驻新城的敌军周浑元旅第二十七营营长周宗昌派来的。据女探子交代，她们的任务是到茅坪察看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以此来确定红军主力是否回到了宁冈。因为周宗昌欲乘红军主力未归之际，对茅坪进行一次“清剿”。 毛泽东、朱德正在考虑红四军主力返回宁冈的问题，谢贵山带来的情报，使他们心生一计。 毛泽东交代谢贵山：把两个女探子放掉。 谢贵山回到茅坪报告了袁文才，袁文才依计而行。 被放的两个女探子连忙赶到新城，向周宗昌汇报侦察到的情况：既未见马粪，也没见下了门板，红军大队还没回来。 周宗昌信以为真，遂于10月1日纠集宁冈挨户团一同倾巢而出，直奔茅坪而来。 周宗昌营是周浑元旅的“尖子营”，颇有作战能力，因而很是骄横。在他看来，几个红军游击队根本无法阻止他的进剿，临出发时，他命令所属每人带上10刀草纸、1瓶煤油，意思很明白，他要把茅坪烧光。 殊不知，毛泽东、朱德早已算计好了。就在周宗昌营气势汹汹直扑茅坪时，红军主力已悄然回来，在坳头垅布好了一个“口袋”，正等着周宗昌来钻哩！而且，毛泽东、朱德要拔掉周宗昌这颗“毒牙”的决心很大，集中了红军主力6个营的兵力，欲以绝对优势打个漂亮仗。 周宗昌虽然自恃其勇，但也颇为小心。他以宁冈挨户团为先锋，一进坳头垅便烧了垅头的油槽坊，继尔又点燃了几栋民房，一时间，火柱冲天，浓烟滚滚。 埋伏着的红军战士怒不可遏，可他们忍耐着，因为朱德军长还没有发出攻击的命令。 周宗昌见没有反应，心中一阵窃喜：果然没有红军主力！于是，他驱使部队加速前进。不一会，就全部进入了红军布好的“口袋”之中。 朱德军长的枪响了！顿时，号声、枪声、杀声四起，占据着高岭山的红二十八团从正面拦击；红三十一团则在王冲山上凭借制高点，对敌军的中部实行火力压制；红三十二团堵住了敌军的后路，从赤坑将敌人往前赶。三面夹击，打得敌军叫爹叫娘，抱头鼠窜。 仅仅半个小时，敌军就被打垮。不仅活捉了周宗昌等100余名敌军，缴获枪支110支，而且残敌无法在宁冈立足，不得不退往永新去了。 楔入根据地心脏的一颗“毒牙”被彻底拔除。 重返井冈山的红军主力在遂川、宁冈连打两个胜仗，声名由此大振。 不久，红军主力打了重回边界以来的最大一仗。 这是为挽回“八月失败”的局面，恢复边界割据局势的重要一役。 对于这一仗，毛泽东、朱德的决心很大。 红军主力重回井冈山，虽然恢复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但仍然受到来自周围敌占区的压力，特别是盘踞在永新的敌军，更是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深感忧虑。 11月上旬，留守宁冈的袁文才派人给正率领红四军主力在遂川游击的毛泽东、朱德送来急信：敌周浑元之二十七团再次从永新窜至宁冈，并占领了新城。 宁冈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对周浑元部的屡次来犯，毛泽东、朱德非常气恼。非得教训教训这个周浑元不可！而且，不打则已，要打就打得它痛！毛泽东、朱德下了决心。 于是，在遂川的红军主力奉命迅速集结，回师宁冈。 11月9日凌晨，红军主力部队悄无声息地来到宁冈新城，并很快控制了城外的几处高地。 敌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已经到了他们身边。天亮了，他们照例列队出操。 朱德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奋勇出击，敌军仓促应战。红二十八团从正面猛攻，红三十一团迂回敌后，一下子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敌人退往新七溪岭据险顽抗，红军数次冲锋均未奏效。朱德令二十八团一营绕道翻上新七溪岭，从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使敌军乱了阵脚，不得不往永新方向逃窜。 红军乘胜收复新城。 10日，红军朝永新方向进军。行至永新四教书院，与敌军相遇。这是一股从新城溃败的敌兵，他们虽然得到了援军的支持，但经不起势头正盛的红军的猛烈攻击，很快就败退下来。 红军直逼永新城。此时，敌十四旅二十八团和二十七团残部依托城外东关岭、南屏山的山地工事，固守待援。红军攻击受挫，敌我双方形成僵持状态。恰在此时，投诚起义的毕占云特务营从侧面包抄，打破了敌军的防守。红军趁势进占了永新城。 这是红军第四次占领永新城。不过，当获悉敌第三十五旅正从天河赶来增援的情报之后，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命令进城的部队迅速退出，全军很快返回宁冈。 对这一战役，萧克将军在其《四打永新》的文章中，有过如是评说：“这个战役是由三个战斗阶段组成的。第一战打新城，击敌一营；第二战打四教书院，又击敌一营；第三战是打永新城，未胜，撤出了战斗。但整个战役，我们红军是胜利的，收复了新城、龙源口一带，打击了敌人，巩固了宁冈，对边界恢复有不小的意义。” 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这次战役：“十一月九日，击破周旅二十七团于宁冈县城及龙源口，缴枪百六十枝，毙敌营长一，士兵数十，俘副营长二，连长一，士兵百以上。翌日清晨，进攻永新与周旅二十八团及二十七团残部，战至下午三时，始将敌击退，前锋占领永新城。不料敌三十五旅自天河（吉安永新交界）增援赶到，我军恐战不利，遂向宁冈引退，是日敌死伤虽多，然我方亦死伤百以上，为重回边境以来最大之战。” 红军主力自9月重返井冈山，三个月内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敌军的嚣张气焰被狠狠地打了下去，不得不退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八月失败”而笼罩在根据地军民心头的阴云也为之一扫，井冈山根据地再次恢复。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曾欣喜地写道：到11月，根据地已是“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之整块”；此外，还有“与整块不甚联属”的“莲花之上西区，永新之天龙山区、万年山区”。 井冈山根据地又出现了一派生机。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罗霄山脉北段又崛起一支红军 就在红四军于罗霄山脉中段浴血奋战之际，1928年7月，在罗霄山脉北段又诞生了一支新的红军队伍。 红四军成立时，其所以称之为“红四军”，并非当时已有了4个军番号的红军部队，而是处于两个考虑：一则是根据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改称而来；二则也是为了壮壮“声势”。 而在罗霄山脉北段新诞生的这支红军部队，则是紧接着红四军的番号，称之为“红五军”。 红五军的领导人是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湖南省湘潭县人，年轻时抱着为消灭财主和为穷人寻找出路的目的，投身湘军。因为作战勇敢，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干到了班长、排长、连长，进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又从连长提拔为营长、代理团长，到1928年1月，他正式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 在戎马生涯中，彭德怀结识了共产党人段德昌，在许多人因革命失败而纷纷脱离共产党的时候，他却由段德昌介绍，于192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彭德怀率一团随独立五师换防到湖南省平江县。在平江，他干了一件震惊华夏的大事。 平江地处罗霄山脉北段，境内黄龙、幕阜、连云、福寿等山峦绵亘相接，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千山叠翠，万壑藏秀。这里北抵湖北，东接江西，为湘鄂赣三省交界之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平江还有着坚实的工农运动基础。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这里就有了党的基层组织；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马日事变”后，余贲民率领平江工农义勇军1200余人参加了秋收起义，不少人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而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平江县委的领导下，又重新建立了500多人的地方武装，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8年3月16日，还组织了有近20万农军参加的围攻县城的“三月扑城”，让守城的敌军吓出了一身冷汗。 优越的地理、地形条件和深厚的革命运动基础，为彭德怀率部起义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独立五师开赴平江，是为剿灭这里的的“共匪”，扑灭革命的火种，而彭德怀却有他的打算。 部队来平江之前，驻扎在湖南南县时，就酝酿着一场“闹饷”运动。当时，全师欠饷5个月，士兵和下级军官无不情绪低落，怨声载道。到平江后，彭德怀以一团的秘密共产党员为骨干，由秘密士兵委员会串联发动，组织了士兵“闹饷”，并取得成功，迫使师长周磐借款10万元，发放所欠军饷。在“闹饷”运动的基础上，彭德怀积极准备起义。 首先是要使士兵们明白革命的道理。部队中的秘密党员积极在士兵中宣传孙中山关于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宣讲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于是乎，“剿匪”时部队常常是朝天放一阵枪后就打道回营，有时甚至有意识地扔上一些弹药让游击队捡；挨户团抓到了游击队员或共产党员，彭德怀的部下常常去要来“审问”，悄悄把人放了，然后对挨户团说是已作“处置”。 其次是要使官兵关系融洽。为此，彭德怀下令取消了军官小厨房，自己带头率军官们同士兵们吃一样的饭菜，还用6000元公积金和自己的部分薪饷为士兵添置了蚊帐。 就在彭德怀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长沙的密电。 密电是师长周磐的马弁陈玉成发来的。陈玉成曾与彭德怀在一个连队当兵，参加了军队中的秘密组织救贫会。10多天前他随周磐离开平江去省城长沙之前，将周与副师长李慧根通电的密码抄给了彭德怀。两人约定，如有至关紧要机密事，陈玉成译发两份；特别机密要事，先给彭德怀，后给李慧根。 密电是给李慧根的，当彭德怀将密电译出后，不由得大惊失色。 电文的大意是：中共南华安特委已被破获，其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了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等人是共产党。因此，周磐命令李慧根立即逮捕这三个人。 黄公略是三团三营营长、黄纯一是一团三营九连连长、贺国中是师随营学校的教育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党在独立五师中的骨干。幸亏陈玉成将密电发了一份给彭德怀，使他们幸免于难，也使三团的党组织来得及采取紧急措施。40多年后，彭德怀还牢牢地记得当时所作的诗句：“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他对陈玉成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一直念念不忘：“这位优秀好学的青年，这位无名英雄呀！我永远怀念着你！” 风云突变，情势紧急，彭德怀立即决定开团党委会议，商量对策。恰在这时，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来到平江，与彭德怀等接上了关系。 到平江后，彭德怀一直就在想方设法寻找党的地方组织。在最危急的关头，在他最需要党组织的时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来到了他的身边，带来了党的指示，使他顿觉有了主心骨。 经过研究，决定以“闹饷”的名义发动起义，时间定在7月22日（阴历六月初六）。 这一天很快就到啦。 上午，彭德怀首先开了一个排以上军官会议，以不执行士兵委员会章程的缘由，解除了十余名下级军官的职务，为起义的发动扫除了障碍。 接着，在平江城东的天岳书院操场上，举行了起义的誓师大会。 800多名颈上系着红带子的官兵，全副武装，队列整齐。一身戎装的彭德怀精神抖擞地站在台上，他脖子上那根鲜红的布带格外醒目。在历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条条罪恶之后，彭德怀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全团武装起义。 下午1时，起义部队开始行动，一队队系着红带子的起义官兵，在平江县城分头解除反动武装和攻占军政机关。 一营二连的班长周玉成带领一个班去解决清乡团的一个队，起义军一接近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哨兵就放了两枪。 起义军大声喊：“我们是闹军饷的，与你们无关，不要打枪！” 清乡团的哨兵一犹豫，起义军乘机冲进院子。 清乡团队长一时摸不着头脑，连忙出来说：“我是队长，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 周玉成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枪对着他：“没有误会，捉的就是队长！”清乡团的士兵见队长被捉，只好乖乖地列队交枪。 三营九连负责解散师部驻平江县的政训处及特务连。该连班长李聚奎回忆说：我们连正好是下午一点到达福音堂后面的小山坡上。连长当即布置：令二排插到福音堂的大门口，把门堵住，不准办事处的人和特务连的人跑出来，如果特务连反抗，一、三排再从福音堂后面的小山坡上打下去消灭他们。连长布置后，我们二排长何桂安率领全排立即将福音堂大门堵住，要我带四班占领大门的门卡把门堵死，他带五、六班占领大门对面三四十米处的小土包来掩护我们，我们四班进到大门口，首先把卫兵的枪缴了。随即，特务连的值星排长背着值星带子出来了。这位排长原来在我们连上当过见习官，他认识我，一来就问：‘李军士，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见习官，今天对不起，我们全团暴动闹饷，你们赶快把枪放下，人都徒手出来，如若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要开枪缴械。他连忙说，闹饷我们也参加，千万不要误会。我说，那好！欢迎你们参加。解散办事处（注：即政训处）的任务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办事处的军官除处长外出不在漏网外，其余的全被我们抓起来了。不到两个小时，起义军解除了平江县城内反动军警的武装，占领了县城，解救了数百名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起义取得了胜利。同时，黄公略率领驻平江嘉义镇的三团三营、贺国中率领驻岳阳的师随营学校也发动了起义，并赶来平江与彭德怀部会合。 7月24日，平江城内月池塘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起义军官兵和数万群众聚集在这里，欢庆起义胜利。 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第十三、十四师，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兼十三师党代表，邓萍为军参谋长兼师参谋长。会上还同时宣布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红五军第十三师有2000余人，下辖一、四、七团和军医处、经理处、重机枪连、迫击炮连、特务队、卫生队、电话队等。一团团长雷振辉（后叛变）、党代表李灿；四团团长陈鹏飞（后叛逃）、党代表黄公略；七团团长黄纯一、党代表贺国中。 次日，红五军军委成立，邓萍任书记，委员有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贺国中、李灿、黄纯一、李光、张荣生等。 一支新的红军队伍崛起在湘东北。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跃上井冈旗帜新” 平江起义和又一支红军队伍的诞生，令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湖南全省清乡督署慌忙调集部队，分数路朝平江扑来。 7月29日，敌军5个团的兵力直逼平江城下。红五军奋勇迎敌，双方展开了激战。 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保卫战，红军战士虽然作战勇敢，但在强大的敌军进攻下，以死打硬拼的方式打防守战，虽然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也使红军遭受到了重大损失：红军伤亡数百，其中红七团团长黄纯一在激战中牺牲，红四团700余人损失大半，所剩不足300人。 为保存实力，彭德怀率部于30日撤出县城，向平江、修水边界的山区转移。在龙门厂一带短暂休整后，突然于8月6日进占了江西省的修水县城。 这是红五军占领的又一座县城。红军捣毁了县衙门，打开监狱，没收了地主豪绅的浮财，并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在红五军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共修水县委和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敌军又疯狂地扑了过来。 红五军不得不于8月14日撤离了修水县城，开始了更为艰苦的转战。湘鄂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先后集中了10多个师的兵力，对红五军进行“会剿”。红五军几乎每天都在血战中度过，最多时一天竟突围8次。 8月20日，红五军在平江黄金洞接到中共湖南省委指示信，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 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井冈山的斗争，对彭德怀来说，是一个方向，是一种力量。早在平江起义之前，他就曾给黄公略写过一首“密诗”，言其心志。诗云： 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 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 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依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 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因此，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后，彭德怀、滕代远即率主力向江西万载一带发展，伺机南下，期与朱毛红军会合。 然而，红五军的行动在敌军的围追下屡次受挫，敌人大概也对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合有所防范，加强了围追堵截，迫使红五军在湘鄂赣地区与其打仗。 既然如此，彭德怀就坚定地指挥部队用盘旋战术与敌人打起了“推磨仗”。他取消了团的番号，将部队改编为5个大队，使之更加精干机动。红军以灵活的方式，采取飘忽不定的战术，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就在这时，彭德怀差一点为叛徒所害。 一天晚上，四大队长李玉华放出“军长被围”的谣言，并借口解围，率队出逃。 翌日晨，为李玉华叛逃事件十分气愤的彭德怀集合队伍正在训话时，站在队伍一侧的一大队长雷振辉突然拔出手枪，对准彭德怀就开火，“砰”地一声，子弹击在石头上，火星四溅。原来，是警卫员张子久机警地扑了过去，撞偏了枪口，使子弹未击中彭德怀。张子久与雷振辉扭打在一起，一旁的连长黄云桥眼明手快，立即开枪将一大队长雷振辉击毙。 事后查明，雷振辉早已与李玉华串通好一同投敌，在李玉华出逃的当晚他没有来得及动作，于是只好在第二天铤而走险。幸亏警卫人员有所防备，才使得彭德怀幸免于难。 此事对彭德怀震动很大，雷振辉是他在一团一营当营长时的老连长，两人的私交一直很好，起义后，他还将雷振辉放在一团团长的重要位子上。没想到雷振辉竟干出如此背信弃义之事。彭德怀由此深深感到：干革命，光靠个人感情、私人关系不行，必须靠政治觉悟，靠共同信仰，才能百折不回，革命到底。 于是，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对那些未改造好的旧军官，坚决清洗；对一些思想不坚定者，坚决遣散；对优秀的工农分子，则大胆地提拔到指挥员的岗位上。 彭德怀对官兵们说：“我们举义旗，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 军长的话激励了红军将士；军长的决心，支撑着红五军。 就在“五军之最危险的关键”时刻，滕代远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江西铜鼓县的幽居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党组织负责人和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正式组建了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滕代远任书记，彭德怀、王首道、李宗白、邱训民等为常委。 会议总结了湘鄂赣边界前段的斗争。 彭德怀在其《往事回忆》中写道：“在铜鼓之幽居，以滕代远、王首道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召开了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第二，是由于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的热情支援；第三，特别有井冈山的革命旗帜作榜样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指引——这不是偶然的，是北伐战争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井冈山起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总结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的丰富经验，而成为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 以“井冈山的革命旗帜作榜样”——会议作出了如是结论。 像井冈山那样斗争，“才有胜利的前途”——会议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从此，湘鄂赣边界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0月，红五军党委与湘鄂赣边界特委在修水台庄召集平、浏、修、铜、武（宁）5县党组织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红五军再次整编，与各地方武装合编组成了3个纵队10个大队，其中一纵队辖3个大队，纵队长李灿；二纵队辖2个大队，纵队长黄公略；三纵队辖4个大队，纵队长贺国中；另外军部直辖1个大队。 不久，湘鄂赣三省的敌军，以20余团的兵力加紧了对红五军的“会剿”。为粉碎“会剿”，红五军采取了分兵措施。 彭德怀、滕代远等率三纵队及军直辖大队共5个大队，跳出湘鄂赣边区，朝湘赣边界靠拢，以实现湖南省委的意图，与朱毛部队会合。 黄公略统一指挥一、二纵队，仍留在平浏一带坚持斗争。 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红五军开始了第二次向井冈山的进军。 11月27日，突出重围的红五军突然来到江西万载，在守敌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一举攻占了县城，获得了大批给养和冬衣。 11月底，红五军从万载出发，一路所向披靡，于12月上旬进入莲花境内。 莲花已属井冈山根据地的区域，红四军的毕占云特务营、张威独立营和莲花赤卫大队，奉毛泽东和前委命令，在何长工的率领下，早已等候在这里，准备策应红五军上井冈山。 红五军和红四军的接应部队，终于在莲花九都胜利会师！ 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来到了宁冈新城，来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到处是新刷的大标语：“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向红五军学习！” 到处是热情的老百姓：“老表”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迎接红五军的到来。 久经战火、颠沛流离的红五军指战员们顿时觉得回到了家，回到了温暖的家！ 红五军军部设在王下村的“敬爱堂”。 很快，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就来到“敬爱堂”，与彭德怀、滕代远等红五军的领导见面。 “欢迎你，彭军长！” “你好，毛委员！” “你好，朱军长！” 一双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股股暖流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彭德怀更是激动万分，虽然他与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县人，可谓是同饮一江水的老乡，但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过去，他听说过毛泽东；发动平江起义时，他欲效法毛泽东；而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耳闻目睹根据地的革命气氛，他更敬佩毛泽东啦！ 12月14日，在宁冈县城新城举行了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大会。 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古老的小县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西门外的一片稻田中，临时搭起了一座土台，台上高挂着“庆祝红四、五军胜利会师大会”的红布会标，两侧张贴着陈毅撰写的一副对联：在新城，过新年，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正在新城整训的红四军第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团5000余人和红五军三纵队、特务大队800余人，以及当地的地方武装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大会。 当两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登上主席台时，全场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参加过那次大会的李寿轩曾回忆道：“领导同志一起走上台去，没想到台子搭得比较简陋，走上去的人多了一些，一下子把台子压垮了，我们就立即动手，把台子重新搭好。这时，人群中有人小声地议论开了，说什么：‘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刚会师台子就垮了’。这话大概被朱德同志听到了，他笑嘻嘻地跑上台去，朝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子垮了，但是，我们立刻又把它搭好了，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人群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彭德怀说得很谦虚：“井冈山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她是中国革命的一盏明灯。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学习红四军的建军经验。” 毛泽东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还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两军将士齐声欢呼，群山震撼……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红四军“围魏救赵” 红五军跃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使根据地再一次呈现出发展的契机。 与此同时，湘赣两省的敌人则在酝酿着规模更大的“会剿”，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空前的危机。 契机，危机，又一次生死存亡的较量！ 敌人拉开了一举摧毁井冈山根据地的架势。 自1928年8月下旬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破产后，湘赣两省的敌军就在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一时间，又是相互磋商，又是调兵遣将，闹得沸沸扬扬，但终因各怀鬼胎，锣齐鼓不齐，而迟迟未能采取一致行动。 就在湘赣两省国民党政府大唱“会剿”高调之时，却传来了彭德怀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的消息，这实在是太倒面子啦！蒋介石一气之下，撤换了朱培德，而委任湖南省府主席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统帅湘赣两省军队，迅速出师“会剿”。 何键是个反共老手，虽然他知道与朱毛红军打交道，并非易事；但蒋介石把他摆在朱培德之上，又使他有些受宠若惊。在赣方的多次“敦促”之下，他顺水推舟，着手组建总部。 1929年1月1日，湘赣“会剿”总部在江西萍乡成立，何键走马上任。 几经策划，湘赣两省共调集了6个旅18个团参加“会剿”，在井冈山的周围，分五路进行部署：第一路为分别驻遂川和赣州的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以李文彬为司令；第二路是驻扎在泰和、永新一线的张兴仁的第三十五旅、周浑元的第三十四旅，以张兴仁为司令；第三路为驻莲花的湘军王捷俊部3个团，以王捷俊为司令；第四路为驻湖南酃县、茶陵的吴尚部一个旅，以吴尚为司令；第五路为驻湖南桂东的刘建绪部，以刘建绪为司令。何键命令各路部队在1月10日前必须进入指定位置，完成进攻部署。他企图以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最后合击的战术，挤压红军，消灭红军。 红军不得不认真谋划破敌良策。 1月4日，在宁冈县柏路村横店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五军军委、各县县委、团特委的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井冈山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出席，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议程有三：（1）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2）通过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3）研究如何迎战强敌的“会剿”。 前两项议程比较简单，而在第三个议程即讨论迎战方案时，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据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鄂赣去；有的主张到湘南去；也有的主张到赣南去。 各种意见，莫衷一是。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且敌人来势汹汹，表现出下了极大的决心，加上冬季寒冷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 毛泽东称这是“围魏救赵”的策略。 与会者停止了争论，大家都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 于是，会议作出了决定：红四军和红五军进行混合编制，五军三纵队编为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红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红三十团党代表。红四军的主力由毛泽东、朱德等率领向赣南方向出击，吸引敌人，然后伺机从敌后打回来；留守根据地的重任交给了彭德怀，由他率领红三十团和红三十二团承担。 柏路会议共开了4天，于1月7日结束。 会后，出击赣南的，留守井冈的，紧急行动，一副临战状态。 边界特委进行了改组，以邓乾元为书记，邓乾元、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5人为常委，为的是适应战事的需要。 组建边界赤卫总队，由鄢辉任总队长、刘作述任党代表，统一指挥永新、宁冈、莲花、茶陵4县的地方赤卫队、暴动队，重点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以配合红五军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在调袁文才任红四军参谋长、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任前委秘书长，并随红四军出征的同时，也从红四军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充实留守部队的领导力量，其中张子清任红五军参谋长，陈伯钧、陈毅安为红五军参谋，何长工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 井冈山上，迎战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井冈山下，何键指挥的五路大军按部就班加紧合围。较量就在眼前！ 毛泽东决定先发制人。未待敌人发动进攻，毛泽东、朱德就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于1月14日离开井冈山朝赣南出击。 这一天，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在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留守的部队和附近的群众，冒雪为下山的部队送行。拉手告别的，互相勉励的，塞鸡蛋、送布鞋的，到处是诉不尽的衷肠，到处是割不断的恋情。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向战斗了一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最后告别，他们都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抱着这种信念，红四军的将士踏上了征程。 红四军的突然下山，令何键大吃一惊，他连忙命令已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十五旅，全力追击红四军。 一下子牵动了准备进攻井冈山的数旅敌军，这正是红四军跳到外线作战的目的。因此，敌军的围追，并未能阻挡红四军前进的决心。红四军采取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避强击弱，很快跳出敌军的包围圈，1月22日，红四军突然兵逼大余县城。 这一着令敌军吓一大跳，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慌忙围了过来。于是，敌我双方在大余城展开激战。这是一场恶仗，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部队伤亡较大，而且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等两位优秀指挥员。 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的红四军只得折向“三南”（即全南、龙南、定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朱德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缓冲的机会，使红军可以腾出手来开展群众工作，为建立根据地打基础。然而，敌人没给红军这样的机会，他们咬住不放，使红四军经常处于被围困的境地，还屡屡历险：一次，军部几位领导被敌围困，陈毅被抓，幸亏未被认出，他击倒了两个敌兵后，才得以脱逃；在一次战斗中，朱德的妻子、红四军妇运科科长伍若兰受伤被俘，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惨死于赣州城下。随后，敌人又将其头颅悬挂在长沙小吴门的城头上示众。朱德为失去心爱的伴侣悲伤不已，他一生钟爱兰花，喜欢栽种兰花，大概是以此来表达他对亡妻的一种思念吧。 甩不掉围追的敌人，使红四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为扭转局面，摆脱困境，毛泽东、朱德决定找机会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 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红四军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当时，部队来到了瑞金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部仍紧追不舍。毛泽东、朱德见大柏地的地形可以利用，遂决定部队就地设伏，打一打敌军的嚣张气焰。 要教训这些日子追着自己打的敌人，红军战士无不奋勇当先。当敌军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就发动了凌厉的攻势。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将被围的敌人全部歼灭。 这一仗，歼敌1500余人，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红四军取得了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首次大捷。 尾追的敌人闻之丧胆，再不敢贸然追击；赣南的群众闻之扬眉，对红军有了信心。红四军开始在赣南站稳脚跟。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红五军浴血井冈 红四军出击赣南，虽然牵制了数旅敌军，但却未能达到解井冈山之围的目的。“围魏救赵”的策略未能奏效。井冈山的危急没有解除，红五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当红四军主力下山时，何键派出了部分部队围追，但并未松懈对井冈山的包围。他命令各路部队，以步步进逼的方式，紧缩包围圈。 初来乍到的红五军，要在强敌的围攻下固守井冈山，确非易事，加之红四军主力远赴赣南，井冈山兵少弹缺，要在各处设立坚固的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红五军的部分指战员曾对留守井冈山不太理解，想返回湘鄂赣边区。彭德怀、滕代远则从大局出发，劝说红五军的将士，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担负起了守山的重任。 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完成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准备，10余个团的部队云集井冈山下，连何键也将指挥所从萍乡移到了莲花，以便亲自督战。 27日，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发动了全面进攻，其中进攻的重点是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三大哨口。敌人先是用山炮猛轰各个哨口的防守工事，然后用重兵轮番进攻。坚守在各哨所阵地的红军将士，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战斗异常激烈，密集的炮弹像雨点般落在红军阵地上，敌军的攻击也是一波接着一波，不时有红军战士中弹倒下。 条件非常艰苦，天寒地冻，被炮火打塌的工事很难修复；连续的战斗，使红军战士得不到片刻的休息，饿了吃点炒米，渴了吃把雪，困了用稻草一裹，就睡在阵地上。 这样的鏖战，整整持续了3天3夜。 防守八面山哨口的是彭包才率领的红五军第十大队和教导队一部，仅有100多人，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敌吴尚部的3个团。敌人在山炮、机枪的火力掩护下，轮番向哨口发起攻击。守山的指战员们，在数十倍于己的强敌面前，毫无惧色。他们凭借地势，英勇顽强地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最后，子弹打光了，工事全部被炸塌了，100多名红军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桐木岭哨口分白银湖和梨坪两个阵地，分别由贺国中率领的红五军第八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黄云桥率领的红五军第九大队把守。亲身参加了这一守卫战的李聚奎将军后来回忆道：“敌人进攻白银湖的战斗也是异常紧张的。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就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关枪‘扑噜扑噜’地响，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同志亲自带着八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4天4夜。”后来，白银湖阵地被敌人突破。敌军很快占领了桐木岭，并直逼井冈山的核心地区——茨坪。 黄洋界哨口仍然是敌军进攻的重中之重。敌人投入的兵力是湘敌吴尚部的3个团，而驻守哨口的则只有李灿率领红五军第一大队及徐彦刚带领的三十二团一连，总共只有200余人。虽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守山的红军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凭借险要的地势，与敌人激战了3昼夜，仍牢牢地控制着哨口。 敌人见正面强攻屡屡失手，乃设法偷袭。他们用金钱收买了黄洋界下斜沅村一个名叫陈开恩的游民，并组织了一支700余人的“敢死队”。29日晚，陈开恩带着“敢死队”沿着他平时捉石蛙走过的一条小溪，在深山幽谷中转悠了一夜，竟然绕过了险峻的黄洋界哨口，直接插到了小井村。 形势急剧逆转，敌军直接攻进了山，不仅使黄洋界的防守失去了意义，而且使坚守在黄洋界的红军腹背受敌，处于危急之中。前有正面进攻的敌人，后边偷袭的敌人又截断了退路，左右两边是危崖陡壁，下面是万丈深谷。在这紧急关头，大队长李灿、党代表张纯清和三十二团的徐彦刚指挥部队一面抗击前后夹击的敌人，一面解下绑腿，结成长绳，攀崖而上，撤出战斗。 敌军一窝蜂涌上了黄洋界哨口……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三大哨口相继失守，井冈山根据地顿时失去屏障，敌军三路重兵直逼茨坪，红五军军部处于危险之中，千余名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处于被分割包围的境地。 继续打下去，势必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和滕代远等紧急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收拢队伍，撤离井冈山。 于是，分散在各处的守山部队迅即集结，向遂川方向突围。 1929年3月7日的《湘赣边特委信》记叙了突围的情形：“当时，冲出五井部队有五军四五百人，遂川赤卫队与留山赤军教导团及伤病兵徒手千余人。因此时天气寒冷，山路崎岖，行动非常迟缓，兼之残败之余，指挥难于统一，等到五军冲到遂川大汾地方时，敌人已布置堵截，结果大汾一段，五军虽无大多损失，而遂川武装及伤兵老小徒手，均被敌人击散。” 敌军耀武扬威地开进了井冈山，他们疯狂地烧杀掳掠，对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小井，敌人抓获了无法突围的100余名红军重伤员，竟野蛮地将他们集体枪杀在一块稻田中。 井冈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不久，敌军又向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呈犄角态势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发动了猛烈进攻，刘作述、鄢辉等指挥永新、莲花、茶陵县赤卫大队，凭险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井冈山根据地全部沦陷。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 井冈山根据地吃紧的情况，传到了正在赣南开辟新区的红四军那里，为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挥师向东，于1929年2月20日在吉安的东固地区，与战斗在这里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 东固，地处赣西山区，是1928年4月间形成的又一块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它与井冈山根据地遥相呼应，因而有着“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说。而今，井冈山的红军和东固山的红军终于会师，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对红二、四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打出了一块红色根据地赞誉有加，他称红四军是“铁军”，而红二、四团则是“钢军”，钢铁结合，就能所向披靡。 朱德风趣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却越打越多，现在连东固山的红军也成“朱毛”啦！ 善以军旅生涯为题赋诗的陈毅更是诗兴大发，吟诗抒情：“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虽说毛泽东、朱德等对在东固山与红二、四团会师振奋不已，但他们在这里最终证实：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红五军突围下山。 这是一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但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解井冈山之围的目标未能实现，而围追红四军的敌军又朝东固地区逼进。得到了数天休整的红四军，于2月25日离开东固，朝赣南、闽西游击。 就在红四军为解井冈山之围而赴东固之际，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则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辗转到了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 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彭德怀在其《往事回忆》中追述道：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奋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从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部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了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 4月1日，在闽西连打几个胜仗、并补充了大批军需的红四军，又来到了赣南，在瑞金与红五军会合。 劫后重逢，井冈山上下来的两军领导人和指战员无不为重新相聚而激动万分！ 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红军力量在困境中先后脱险，保存了下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深感庆幸。此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那片曾孕育了红军的土地，还会有党的活动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吗？ 边界的党组织和人民以行动在回答。 自红五军突围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基本丧失，在敌人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的双重打击下，边界党组织和武装力量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边界的斗争一度处于停止的状态。 然而，边界的党组织还在，火种犹存。 1929年2月，就在红五军突围后不久，边界特委委员兼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来到九陇山。他召集宁冈、茶陵、永新3县党的负责人，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刘真、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朱昌偕任书记。临时特委开始了边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3月14日，又在永新召开了边界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特委，决定由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等5人为常委，刘宗义、王怀、龙超清、谭思聪为候补常委，朱昌偕为书记。紧接着，在特委的领导下，边界的各级党组织开始恢复，特别是永新、茶陵、宁冈等县的党组织，大部分都很快健全起来，并开展了活动和斗争。 边界党组织在逐渐恢复，与此同时，原来处于分散隐蔽状态的红军武装也逐渐活跃起来。 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先后调离，仅在永新县留驻了一个正规团。趁此机会，边界临时特委组建了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 这是边界红军武装的重建。组成这支队伍的是未及突围而坚持下来的李灿率领的红五军第一大队、奉命留守的袁文才、王佐部，以及永新、宁冈、莲花、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这支有400余支枪的部队，人枪虽然不多，却似野火过后复生的新芽，充满生机。 袭击宁冈、砻市、古城之敌；缴获茶陵和尚庄挨户团之枪；击散永新陇田、路江之保安队……一时间弄得边界的地主豪绅恐慌无比。 于是，豪绅们自己拼凑了一个“茶、永、酃、宁4县联防”，想扑灭这复生的“野火”。不想火没扑灭，自己却被烧着，落了个一败涂地。 地主豪绅的气焰遭到打击；人民群众的希望开始萌生。 毛泽东、朱德等仍在关注着井冈山的斗争。4月底，奉前委之命，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又一路拼杀地回到了井冈山。 “红五军回来啦！”消息很快传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民众，一扫三次“会剿”的阴霾，再度燃起了希望，增添了信心。 红五军带来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及东固山的斗争经验，边界特委“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于是，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了湘赣边特委第四次执委会。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当时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党员负责同志和红五军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过来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边界党的指导机关，实由山上转移山下平原、广地（广大群众的城市或农村），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的主张。会议产生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邓乾元、刘天干、陈正人、刘真、谭思聪为特委常委，邓乾元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 鉴于边界斗争出现的新情况，会议还就军事斗争及其策略进行研究，并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内容涉及“集兵政策”、游击政纲、游击区域、游击策略等诸多方面，而其中又以“集兵政策”最为重要。 所谓“集兵政策”，就是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组织更多的正规红军。其理由是：（1）“要使五军能够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对五军本身必须帮助使其战斗力加强”；（2）“边界杂色部队不守秩序，妨碍党的政策与工作”；（3）“赤卫队过去的困难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敌，一面又要求经济的出路，此两事因赤卫队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难以两全的”；（4）“边界地主阶级武装胜过革命武装，故革命方面的武装正面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可能少；集兵则革命方面的武装超过地主阶级的武装，故正面能消灭地主阶级的武装的可能多”。 显然，采取“集兵政策”，为的是能集中兵力与反动武装相抗衡，这正体现了前委和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为此，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被编为了红五军第六纵队，王佐出任纵队司令，何长工为纵队党代表。 岂料，红五军的重返井冈山惊动了敌人。就在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召开之际，赣敌两个团分两路扑了过来。红五军为避其锋芒，不得不又一次离开井冈山，转战湘粤赣边界。由于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已编为了红五军第六纵队，也随军而去。 湘赣边界地区再一次陷入了没有主力红军的境遇。 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烧杀掳掠，使边界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割据局面再次遭到破坏。 6月底，红五军从湘粤赣边界再返井冈山，接连收复遂川、宁冈两县城。7月中旬，在安福重创敌军，击毙击伤敌七十四团3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 红五军连续的胜仗，振奋了群众的勇气，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 边界又一次出现了武装割据的局面。 8月7日，应湘鄂赣边特委的要求，红五军再一次离开井冈山，前往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斗争。 这一次，敌人虽然又趁虚占领了宁冈、莲花县城。但是，已经有了准备和经验的边界党组织，依靠袁、王红军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将边界的武装斗争坚持了下来。 九、十月间，边界红色武装趁敌调防之机，出其不意地收复了莲花、宁冈县城。 10月30日，永新、宁冈、莲花3县的红色武装联合行动，一举攻占永新县城。 从此，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边界的红旗越举越高，疆域越打越宽，影响越来越大。 第九章 烧不尽的星星之火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毛泽东说这是不讲政策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转战到东固山，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此时，已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和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宵却突然不辞而别，离队出走。 毛泽东等人大吃一惊，细细了解，方知其中的原委。 还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前夕所召开的柏路会议上，曾出现过一个对袁文才、王佐极为不利的情况。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传达党的六大有关决议精神，由毛泽东宣读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传达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在中途突然宣布：“休息一下。” 许多人都不明就里，只当是会议的中途休息。其实，这是毛泽东临时采取的策略措施，因为决议案的第十个问题，是关于“对土匪的关系”，原文是这样写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严厉的镇压”、“完全歼除”，如此激烈的言辞，如此严厉的措施，肯定会刺激“绿林好汉”出身的袁文才、王佐，使他们产生误解。因此，毛泽东宣布休息，而且后来也再没有在会议上宣读这一段文字。 但是，中央的决议精神是不能隐瞒的。于是，就在柏路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参加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毛泽东将在大会上省去未念的一段作了传达，并就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进行了讨论。 王怀、龙超清主张杀袁、王二人，虽然他们有着土、客籍矛盾的动因，但打的却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决议的旗号。 毛泽东则不同意杀袁、王二人，他提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党员，不属“土匪”之列；王佐参加红军后，表现积极，也在斗争中加入了党的组织，因此袁、王不能杀。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工作，会议最后作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 然而，袁文才最终还是知道了六大决议的这一段内容。这是在红四军转战到了东固时，他和刘辉霄偶然看到了六大的有关决议，直看得他们心惊肉跳。 他们不敢相信，更感到害怕，于是决定出走。 当时与他们一同出走的刘天林回忆说，在得知六大决议有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内容后，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我和刘辉霄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名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我带一付绳索，作为担牛皮。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当时我们很高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路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阳历5月份）。” 袁文才等人悄悄地回到了井冈山，他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只得先秘密找到“老庚”王佐。 王佐弄清了情况后，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 宁冈县委中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坚决主张严肃处理，理由很简单，也很正当：其一，六大决议有严厉镇压土匪首领的指示精神；其二，袁文才等人私自离队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何长工为难了，他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报告。宛希先对袁文才了解较深，交谊甚厚，几经斟酌后，决定给袁文才“党内警告”处分，派往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 袁文才明白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因此对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他愉快地接受了处分，又积极地投身到保卫边界的斗争之中。 然而，边界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对袁文才的不满并未消除。 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做了大量工作，调解、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党组织内部加强思想教育，甚至采取组织措施，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以龙超清、谢希安等为首的土籍革命派，和以袁文才、王佐等为首的客籍革命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时有发生。 本来，袁文才、刘辉霄等人调到红四军工作，就是为了缓解边界土客籍的矛盾，不想他们自己又溜回来了。 袁文才再次卷入了边界土客籍矛盾的激烈旋涡之中。 1929年冬天，宛希先被害事件，使袁文才与土籍革命派的矛盾发展到了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委的对抗。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不幸被土豪抓住杀害，有人造谣说是宛希先主使而为。永新县委听信谣言，组织永新县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宛希先竟因此而惨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与宛希先关系甚好的袁文才闻之非常气愤，对永新县委极为不满。 永新县委及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亦因此而与袁文才、王佐等结怨，竟发展到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派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到了湘赣边界。在这位巡视员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 可是，这次会议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也接受了永新县委及部分边界特委委员的观点，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这样，就将原本的内部矛盾，用组织决定的方式，上升成了敌我矛盾。 决策已定，缺的就是时机。 不久，机会来了。 2月2日，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突袭茶陵江口，在蕉坪一举抓获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的团总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抓罗克绍，是因为罗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够造枪，他们想利用罗为红军弄一些枪支。因此，在抓了罗之后，他们对罗并没有为难，而是好言相劝。 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此大为不满，极力主张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没听谢希安的，只是将罗克绍作为人质关了起来。 谢希安一状告到了边界特委。于是，有了“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的罪名。 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他们率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一直认定“毛泽东是中央才”、只佩服毛泽东个人的袁文才、王佐，自然是欣然从命。 从命虽然是从命，但袁文才似乎也有不祥的预感。宁冈的老苏干苏兰春回忆道：“袁说：我去也可，不去也可。但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袁说着从内衣口袋拿出一本书说：里面有一句‘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关难过。” 22日傍晚，袁、王率队到了集合地永新城。这里果然来了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一派编队打吉安的紧张气氛。 晚上，袁、王参加特委召开的会议。主持会议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列举了“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等数条罪名。袁文才、王佐对此偏听偏信的责难十分恼火，但仍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 彭清泉容不得袁、王的解释，他气愤地把白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 袁文才也不示弱：“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 火性子的王佐更不吃这一套，他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峙起来。 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23日，一切好像都还正常，特委还弄来大量酒菜款待袁、王部队。可其他县的部队正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警惕。 王佐对袁文才说：“老庚，这次恐怕凶多吉少，还是把队伍带走，退到九陇山去。” 袁文才不相信：“不能多疑，那有自己打自己人的。”末了。他还加上一句：“你真是牛眼睛，把人看成禾桶大。” 王佐气得回敬一句：“你是鹅眼睛，把人看得太小了！” 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就已经去信、去人，找到彭德怀，请求红五军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数十年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形：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 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23日晚星夜出发，于24日拂晓赶到了永新城，随即包围了袁、王部队。 悲剧终于发生！ 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冲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响之后，带着几个亲信往东门逃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王佐等人只得涉水过河，水急河深，不幸淹死在东关潭里。 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就这样死于非命，成为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牺牲品。 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袁、王之死的直接后果是袁、王两支革命武装随之消亡，袁、王的一些亲友和部属，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相继“电省反赤”；袁、王之死的重大影响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随之丧失，而且，红军部队后来虽多次力图恢复，但均未奏效；袁、王之死的沉痛教训是必须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生，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毛泽东深为惋惜，他曾多次说：杀袁、王两人是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袁文才、王佐的冤案被平反，他们二人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毛泽东握着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这是对袁文才、王佐的公正评价。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是井冈山根据地后期斗争的一大悲剧。 袁、王二人死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完全丧失。 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袁、王之死，自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红军因此失去了当地支持袁、王的群众的信任。 然而，袁、王之死并非井冈山根据地的终结。 从井冈山走出去的红四军和红五军，虽然没有再回到过井冈山，重现红色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两支经过井冈山斗争考验的红军部队却创造了更为骄人的战绩：红四军转战赣西南、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最后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五军在湘鄂赣及湘赣边界艰苦奋战，使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迅速崛起。 两支红军部队的声势更大，军威更壮。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乃至发展到红一方面军。 这是井冈山斗争的延续和发展。 红军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革命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这不是比重新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更有意义吗？ 井冈星火，最终发展成为燎原烈火。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高度评价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历史功绩：“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朱德军长与朱德的扁担 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 人们尊敬地称朱德为“朱老总”，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人们都称他为“朱军长”。 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朱军长，就和毛委员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连他们的敌人都是“朱毛”连起来叫的。 从那时起，毛泽东和朱德，几乎就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总司令”，人们这样称呼了数十年。 从朱军长到总司令，从井冈山到北京，朱德的一生充满传奇。 朱德，字玉楷（玉阶）。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琳琅寨脚下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庭。在上井冈山之前，他的经历就已经是够丰富的了。 他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5年，他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 1917年，他又在四川参加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护法战争。 十月革命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曾任过川军旅长高官的他，竟然当面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而陈独秀竟然冷淡地予以拒绝。 1922年，36岁的他，还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远涉重洋去欧洲留学，先在德国，后赴苏联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 还是在1922年，他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为了工作需要，他是一个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秘密党员。 1926年，朱德从苏联返回到国内，投身到北伐革命之中。 1927年，朱德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到江西南昌，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他先后担任过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南昌市公安局长。 就在南昌市公安局长的任上，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南昌起义的部队成功夺取了南昌城之后，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3个军，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军长。 从这时起，朱德就是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 不过，第九军并没有多少部队，主力是朱德曾任过团长的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起义部队整编成的教育团。 三河坝分兵是一个重要转折。 朱德以军长的身份，承担了独当一面的重任。他没有辜负全军官兵的信任，在主力兵败潮汕的危急关头，率领留守三河坝的起义部队，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自此，一个临危不惧、大智大勇的军事指挥官的形象，在革命军官兵中树立起来。 这之后，他领导起义部队，转战湘南，智取宜章，发动湘南起义，率队奔赴井冈。这充分展示了其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的才干。 1928年4月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根据地，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朱德结识了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两位伟人将近半个世纪的携手合作与革命友谊。 两支会师的部队，决定合并组建一支新的部队。 这支新部队用个什么番号好呢？ 朱德提了一个好建议：“我主张用第四军的番号。北伐战争时期，叶挺所在的第四军所向披靡，屡建奇功，被誉为‘铁军’。我们沿袭第四军的番号，表明我们这支部队决心继承叶挺部队的光荣传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再立新功。” 大家一致叫好，朱德的提议获得了通过。 在推举第四军军长时，几位领导人都互相谦让。毛泽东主张由朱德来出任军长，他说的理由很充分：“朱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的经验，早期还专门学过军事理论，接受过军事训练，出任军长最适合。” 宛希先立即附和：“早在十几年前，朱德就是一个名扬川贵地区的旅长。现在当个军长，可说是绰绰有余。” 听大家一说，朱德着急了：“不，不，这里群星灿烂，人才济济，不少人都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还是让别人出任军长吧。” “玉阶兄，能者多劳嘛，你就不要推辞了。”大家众口一词。 结果，朱德被推举为第四军的军长，毛泽东被推举为第四军的党代表。朱、毛从此联系在了一起。 朱德这一次担任的军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名副其实的红军统帅。 朱德军长一上任，就率领部队连打几个大胜仗。 首战五斗江，朱德略施妙计，声东击西，以二十九团在黄坳迷惑敌人，而以二十八团在五斗江设伏，大败敌军，红军不仅击退了赣敌的第二次“进剿”，还乘胜占领了永新城。 草市坳战斗，朱德率部一口气急行军130里，将第七十九团一举击溃，又神奇般地出现在永新城下，吓得敌师长杨如轩及其部下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龙源口大捷，更是一举打败江西“两只羊”，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不仅将赣敌的3个师打败了，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联合“会剿”，而且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军长，朱德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当年在井冈山担任过红四军连长的萧克将军这样回忆：“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 朱德是红四军的军长，他有军长的威严，他指挥红四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朱德也是红四军的战士，他像普通一兵，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红军中实践着官兵一致的原则。 最为井冈山军民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个脍炙人口、无人不晓的“朱德的扁担”的故事。 那是在1928年冬天，为建设巩固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挑粮上山运动。 红四军军部各单位指战员都积极参加挑粮。谁也没想到，军长朱德也提出要亲自下山去挑粮！ 此时，朱德已年过40，在红四军中算是“高龄”了，身为军长，工作又忙。于是，大家都劝他不要参加。但他坚持要去，谁也说服不了。由于参加挑粮的人太多，一时间，挑粮工具奇缺，群众家里的装运工具都被部队借用一空。朱德便要军需处长范树德为他做一根扁担。 范树德立即带着一名勤务兵来到桃寮村，用一个铜元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留着自用，一根送给朱德，并用毛笔在扁担的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几个字。 根据统一安排的任务，红四军军部是在宁冈的柏路储粮点运粮上山。从柏路到井冈山上，较从茅坪、大陇上山更远，路也更陡。一般身强体壮的红军战士都是挑三四十斤左右。朱德的年岁大些，按理更应少挑一点，可是他挑粮的时候，担子的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根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布缝制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加起来可装40斤米，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百余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四十六七斤。 战士们见状，怕累坏了他们的军长，便把朱德的扁担“偷”藏起来，以此逼迫他休息。 然而，藏扁担的同志却万万没想到，朱军长不仅没有因此而休息，反而又去找来了一根扁担。而且，这一次他亲自动手用柴刀将扁担削平一块，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苍劲的大字。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战士们从此再没“偷”过朱德的扁担，他们挑粮的积极性也因此更高了。有人还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革命斗争充满信心的喜悦心情：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 每当挑粮上山挑累了的时候，战士们就用这首歌来相互鼓劲、打气，于是谁也不觉得累和苦了。 从此，正如范树德所说的：“‘朱德的扁担’和朱军长挑粮过黄洋坳的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全国解放以后，又传到北京，传遍了全中国。” 朱德挑粮用过的那根扁担，现保存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的传家宝。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顾全大局和忍辱负重的彭德怀 彭德怀，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彭德怀没有赶上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他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不久，就遇上了湘赣两省敌军重兵“会剿”根据地、红四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的严重局面。 这是彭德怀没有想到的，他带领红五军上井冈山，原本是怀着信心、抱着希望来的。井冈山的旗帜，就是彭德怀的榜样。 为了走这样一条革命的道路，彭德怀经过了艰苦的选择。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乌石乡一个农民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不满18岁就到湘军去当兵吃粮。大革命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之后，在痛苦和彷徨中的彭德怀，由段德昌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被国民党追杀，境况十分险恶。而彭德怀此时已是国民党军的团长，有地位、有金钱。 要抛弃高官厚禄去干随时都可能被砍头的革命，需要多大的勇气？ 彭德怀有这个勇气！ 他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还在党的领导下，于1928年7月22日，组织发动了震惊华夏的平江起义，创建了一支新的红军部队——红五军。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界转战数月之后，冲破重重阻挠，于12月10日来到了宁冈新城，来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然而，红五军到井冈山屁股还未坐热，就遇上了湘赣两省敌军6个旅计18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存红军队伍，在宁冈柏路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五军军委及各县县委的联席会议上，确定了红四军下山、“围魏救赵”；红五军留守、保卫井冈的策略。 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又一次面临考验！ 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有着全军覆灭的可能性。起初，红五军的部分指挥员对此并不太理解，彭德怀、滕代远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劝说红五军的同志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彭德怀在其《往事回忆》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红五军军委讨论时，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同志是不同意五军固守井冈山的。他们的理由是：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白军主力对井冈山‘会剿’而对湘鄂赣边区的反动势力减弱，我们红五军部分已经完成了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了，就应该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苏区根据地，传达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坚持，也有配合作用，而不应承担固守井冈山的任务。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周围约二三百里，弹缺兵力也少，是守不住的。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顾全大局，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执行了四军前委的决定。 彭德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顾全大局，担起了守山的重任。 果然，这是一场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艰苦鏖战。彭德怀率领红五军浴血奋战三昼夜，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 对彭德怀来说，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井冈山根据地毕竟是在他手里丢掉的，尽管这是他在接受留守井冈山根据地任务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尽管换上别人也许仍会是同样的结果；尽管事后毛泽东曾为留下红五军守井冈山作过自我批评。 但彭德怀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他始终记得朱德同志在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上讲的一句话。 那是在会师大会刚开始时，临时搭起的大会主席台突然坍塌。 一些人大惊失色：“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刚会师台子就垮了。” 朱德军长神色自若地对大家说：“不要紧，台子垮了可以再搭。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也垮不了的！” “台子垮了可以再搭”，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彭德怀的脑海里。 于是，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突围成功，保留下了革命的火种；数月后，他又率部重返井冈山，为恢复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做出了贡献。 然而，彭德怀也犯了一件对井冈山根据地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的错误，那就是偏听偏信而派兵误杀袁文才、王佐。 这是令彭德怀一直痛心疾首的一件事。 1930年2月，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由于湘赣边界土、客籍革命派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湘赣边界特委作出了诛杀袁文才、王佐的错误决定。 湘赣边界特委要借助彭德怀红五军的力量来执行这个决定。 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为此专程找到彭德怀汇报，还带来了中央巡视员的亲笔信。 彭德怀为难了！他对袁文才、王佐虽了解不深，但从王佐率部同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界打游击的表现看，他不相信袁、王二人会反叛。可是，现在上有中央巡视员的指示信，下有地方党组织的请求，不派兵也没有道理。 于是，彭德怀召集军委临时会议商议，在来不及核实特委反映情况的真伪和请示上级的情况下，出于保护革命利益的考虑，作出了派兵的决定。 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 当一切真相大白之后，彭德怀懊恼不已。他在后来承认：“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吃一堑长一智，彭德怀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相反，他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以冷静的分析，正确的处置，对待一起可能导致朱毛红军分裂的事件，为井冈山诞生的红军部队的成长做出了贡献。 那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的1930年冬天。当红一方面军正在全力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苏区大肃AB团，导致红军中发生了富田事变。兵变者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分裂旗号。 彭德怀正为这事困惑不已时，突然接到了一封看起来像是毛泽东手书的密信。一看内容，触目惊心，其中写到要逼红军中AB团分子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4人为AB团的主犯，“以便早日捕杀”。 此时，如果朱德、彭德怀不冷静，轻信了这封信而采取行动，势必造成朱毛红军的大分裂大火拼。 彭德怀没有上当，他敏锐地发现了信的疑点，认定毛泽东绝不会写这样的信，干这样的事。 若干年之后，他在《往事回忆》中是这样描叙他当时的分析的：当时我的脑中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袁、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 彭德怀在揭穿了假信的阴谋后，立即召开了红三军团主要领导人紧急会议，执笔起草了一份宣言，文字不多，内容简单，但却字字千钧：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彭德怀在关键时刻维护了朱毛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彭德怀就一直是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以来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红三军团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解放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955年，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毛泽东与陈毅“相见恨晚，相慰平生” 1972年1月，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不幸逝世。 当时正身患重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决定亲自参加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周恩来接到通知后，十分激动，连忙驱车赶到八宝山殡仪馆休息室，将毛泽东要来出席追悼会的消息告诉陈毅夫人张茜。 张茜听了泪水涟涟，抽泣着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周恩来慨然说：“他一定要来，他俩是井冈山的战友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便到了。在大厅里，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毛泽东还说：“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的确，陈毅不仅智勇双全、文武兼备，而且宽宏大度，为人豪爽，善于团结人。这一点，在井冈山时期就表现得很突出。 陈毅，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01年生，1919年便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 当时，给他分配工作的周恩来曾抱歉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倒是一脸真诚：“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 起义军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陈毅协助朱德在饶平收集余部，转战粤赣湘边。当时，一些人悲观失望，情绪低落，纪律涣散，甚至不辞而别，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时，部队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政工干部走得只剩下陈毅一个。在部队面临瓦解的危急关头，陈毅积极协助朱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他诚恳地开导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陈毅的言行赢得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拥护，朱德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共同领导。”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这支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终于渡过了难关，并于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4月下旬又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伟大的会师。 粟裕后来评价道：“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 1928年4月28日，在井冈山下的龙江书院，陈毅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了。毛泽东身材魁伟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举止豪放潇洒，谈吐风趣幽默。陈毅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此时的毛泽东，迫切需要把拥护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陈毅就是最好的人选。 两军会师后，部队一度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纪律性差，旧军队习气严重。 队伍虽合了，军心却难合，毛泽东、朱德为此很伤脑筋。 想不到陈毅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打破两支部队界限，干部进行交流。 朱德军长拍手叫好，毛泽东更是大加赞赏。5月6日，毛泽东特意写信给陈毅，交换意见，并诚挚地说：“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就这样，陈毅成了沟通朱德（军事）、毛泽东（政治）两方面的代表人物。 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陈毅接替毛泽东担任了红四军军委书记。从此，陈毅集中全力做红四军党的工作，成为毛泽东、朱德的得力助手。在他的努力下，红四军“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起了作用”。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先后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一系列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毅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积极支持拥护者。当中共湖南省委一再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时，他站在毛泽东一边，拍着胸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不能丢。” 1928年7月中旬，根据永新联席会决定，朱德、陈毅率军部及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击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攻克酃县后，红二十九团官兵中的思乡情绪迅速蔓延，叫嚷着要回湘南。四军军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不仅不制止，反而进行鼓动，在部队中造成一种“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陈毅得知后，立即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说服二十九团官兵服从革命大局，克服思乡观念，不要回湘南。并召开士兵代表会和官兵大会，由他和朱德讲话，进行说服教育。但由于龚楚等人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朱德、陈毅的讲话未能扭转湘南官兵的意向。 此后，二十九团直奔湘南，朱德、陈毅担心二十九团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不得不率二十八团跟进。结果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八月兵败”，二十九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有损失。 8月下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一营从永新到达桂东，迎还朱、陈大队。在桂东唐家大屋举行的前委扩大会议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此次湘南之行部队失控的情况，并诚心诚意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作为军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造成了这次失败，理当承担责任。 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陈毅协助毛泽东、朱德积极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月内，红四军三战三捷，收复大部分失地，使井冈山根据地从“八月失败”中崛起、发展、壮大起来。 1929年1月，陈毅随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一年，陈毅犯了一个被称之为“陈毅主义”的错误。 那是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陈毅是大会的主持人。 由于红军处于战争环境，又长期战斗在农村，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大多数，因而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同时也造成红四军党内出现一些重大原则分歧。陈毅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加上思想认识水平有限，从维护党内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在这次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在肯定毛泽东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一些错误思想方面正确看法的同时，也对朱德和毛泽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批评毛泽东搞“家长制”的领导方式。 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等于压抑了正确主张，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显然的。陈毅没想到，他的折中调和办法，更加助长了当时党内已经严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前委改选时，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会后便离开红四军，到闽西蛟洋养病去了。 陈毅自知难当此重任，并且很快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位置没有毛泽东干得好。于是，他心悦诚服地作自我批评，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7月下旬，接到中央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的来信后，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上海汇报红四军情况。他由香港转道到达上海，向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尤其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随后，又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着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要求朱毛团结起来，指示毛泽东仍回前委工作，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毛的领导。 10月初，当陈毅风尘仆仆从上海赶回红四军时，听说红四军“八大”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并写了一封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一问原因，方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他反对敷衍调和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陈毅闻之汗颜，他没想到“七大”对毛泽东的伤害会如此严重。于是，他坦然诚恳地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他还说：“‘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由于陈毅带回了中央的指示，加上陈毅的诚恳检讨，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后，马上就从蛟洋回到了红四军军部，在汀州与朱德、陈毅相见时，互相作了检讨。 经过这次冲突，毛泽东和陈毅都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从此，陈毅成为毛泽东能够与之敞开胸怀的不多的几个之一，也是在毛泽东面前最无拘无束的几个人之一。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留下的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从连党代表起步的罗荣桓 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的时候。就是在里仁学校操场的那次大会上，毛泽东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指出了部队在失利之后的前途，这使站在队列中的罗荣桓感到像是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非常畅快。当时，他正为起义失利后部队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无比焦虑。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他看到了希望，增添了信心。 罗荣桓是率领湖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的。 罗荣桓并不是湖北通城人。他原籍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生于1902年11月26日。他原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荣桓这个名字，是在他上小学时，校长为他改的。 罗荣桓8岁时进私塾读书，后进入罗氏岳英小学读高小，逐渐接受了自然科学等一些新知识和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他到省城长沙进了协均中学，在这所由后来担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柳直荀任校长的学校里，罗荣桓不仅学到了很多文化和科学知识，还受到了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的熏陶，也就是在这时，他成了近视眼，戴上了眼镜。 1923年夏天，罗荣桓到了北京，参加在湖南会馆的一个补习班学习，一年后，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预科。 青岛两年，罗荣桓既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景况，又亲身经受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磨砺。青岛的政治空气实在是太沉闷了，而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又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这位胸怀报国大志的年轻人。终于，在1926年6月，罗荣桓离开了青岛，前往广州。 在广州，近视眼给了他一个为难，他放弃了报考黄埔军校的想法，只好写信劝自己的弟弟罗湘来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罗荣桓回到了已为北伐军占领了的家乡衡山。 此时，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高潮，罗荣桓在家乡积极参加农会工作，受到了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形势日趋恶化。罗荣桓却在这之后来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 这是暴风雨的前夜。 当一些人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下退缩逃跑时，罗荣桓却迎着风浪上，于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党员。 严峻的时刻终于来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清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通城县开展农运工作。 罗荣桓在通城很快组织起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崇阳县农民自卫军来到通城，两支农军携手攻占了通城县城，并联合成立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罗荣桓担任了这支队伍的党代表。 自卫军与驻在江西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取得了联系。可是，当自卫军在向修水转移途中，却遭到敌人的伏击，队伍一下子被打散，收拢后只剩下100余人。 就在罗荣桓率队继续往修水赶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小小的意外，当时，知识分子出身的罗荣桓携带着一只箱子，里面装着自己的物件及二三百块钱。由于天气炎热，山路崎岖，提着箱子行军的罗荣桓十分吃力，不停地换着提箱子的手。 又要翻一座大山了，罗荣桓正在犯愁的时候，两个农军士兵跑到他的跟前，指着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 “不用，我自己可以提。”罗荣桓连忙摆摆手。 一个士兵抢上一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过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 罗荣桓见他们是自家兄弟，没有再坚持，让他们夺下了箱子。 傍晚，罗荣桓在宿营地怎么也找不到那两个士兵，原来，那两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对此，罗荣桓非常懊丧。他后来提起此事时，曾说过：“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后来在延安时，毛泽东从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那儿听说了这事，哈哈大笑后说：“你看，真是非常老实，这确是罗荣桓同志的一个很大特点。不过，他也很善于总结经验嘛，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丢了箱子又丢了钱，罗荣桓虽说有些懊丧，但仍然精神抖擞地随队伍来到修水。在这里，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师部特务连，秋收起义时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罗荣桓担任了该连的党代表。 秋收起义爆发，罗荣桓带领特务连参加了起义。然而，随师部行动的特务连尚未打上什么仗，起义就接二连三地失败了。几经辗转，罗荣桓和部队一同来到浏阳文家市。 罗荣桓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毛泽东，并且还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讲。 从此，罗荣桓开始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 三湾改编，罗荣桓留了下来，他亲眼见到这支将垮的部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振作了起来，他敬佩毛泽东给旧式军队注入了新的政治灵魂，他看到了希望。 水口建党，罗荣桓作为党代表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团第一批新党员的入党仪式。之后，他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在战士中培养发展新党员的号召，很快在特务连发展了8名新党员，并在部队行军到遂川大汾时，主持了入党仪式。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次入党仪式，而且还亲自领着新党员宣誓。 三湾改编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活动，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来一直从事我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深解其意。1956年，已经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曾如是评说：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甚至反对军事工作，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支部建在连上，是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措施，而能否真正发挥支部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关键又在于党代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正是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优秀党代表。 1927年11月，罗荣桓调任第三营九连党代表。 个子高高，戴着一副眼镜，话语不多的罗荣桓，看起来有点威严，九连一些战士乍一接触，还真有点害怕。几个爱给人起绰号的调皮战士，背地里将罗荣桓叫作“大脑壳”。 连长闻知后非常恼火，将那几个爱起绰号的战士叫来一顿训斥。 罗荣桓却并不在意，他让连长不要批评那几个战士。他说，虽然他并非赞成起绰号，可是也不觉得叫个绰号就会影响干部的尊严或威信。在罗荣桓看来，作为党代表，做好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是党代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也就建立不起威信。 罗荣桓以无声的行动在给战士们作着榜样：打仗冲锋时，他和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又坚持查铺，逐个将战士的夹被盖好；有战士病了，他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吩咐做病号饭，而他自己病了，却常常是不吭不声，咬牙坚持。 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不仅绰号没人再叫了，而且大家都觉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都愿意跟他接触。 罗荣桓在九连树立起了党代表的威信，九连成为了坚强的连队。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在中村整训，罗荣桓被调到八连，还是任党代表。他努力工作，不久便使八连的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 5月，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罗荣桓被提拔为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 “八月失败”，三营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毛泽东率三营赴湘南迎还红军大队，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全营没有一个开小差的，真可谓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这之后，三营一直作为红军主力，转战在井冈山根据地，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三营不仅绝少开小差的，而且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 为了这一切，罗荣桓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除党的作用外，就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在三营，罗荣桓为肃清封建残余，倡导民主主义，做了大量工作。 打骂士兵，是旧军队的恶习。红军中一些人仍然受到这种恶习的影响，认为“三句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因而打骂士兵的事情时有发生。 初冬的一天，傍晚突然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九连四班的战士放哨回来，因无火烤，冻得无法入睡。一位战士不顾班长黄永胜的阻止，从老表院里抱了一捆柴，点燃了一个火堆。 黄永胜命令战士把火熄灭，把柴送回去。 那位战士没有理会，还在继续往火堆里加柴。 黄永胜一把夺过战士手中的木柴，扔在地上，接着就连训带骂起来。战士不服，站起身和黄永胜顶撞起来。 这还了得！黄永胜气得伸手就打了那位战士一个耳光。 第二天，罗荣桓叫来了黄永胜：“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反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耐心地听完了黄永胜的解释，然后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又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黄永胜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靠着这样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罗荣桓团结了全营官兵，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先后在连、营党代表的岗位上工作，为实践毛泽东关于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而努力奋斗。 从连党代表起步，罗荣桓从此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罗荣桓出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一任主任。 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毛泽东举荐的红二十八团团长林彪 “文化大革命”期间，耸立在宁冈街头的巨幅油画“井冈山会师”，一夜之间，由毛泽东与朱德的握手，变成了毛泽东与“林副统帅”的握手。 远在北京的陈毅元帅听说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林彪：“他算老几，只不过一个‘灵牌’！” “灵牌”是“林排”的谐音，因为林彪曾是陈毅手下的一个排长。 陈毅的气愤不无道理，因为历史的真实不容篡改。 当年林彪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时，仅仅是朱德队伍中一个小连长，根本不可能成为井冈山会师的主角。 不过，他凭着自己的机智灵活、有勇有谋，在井冈山很快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1928年8月，当红四军中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第四号人物——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不幸牺牲后，林彪便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接任了红四军战斗力最强的二十八团团长，从此走上红四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林彪是湖北省黄冈县人，原名林育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着名领导人林育南、林育英（张浩）是其堂兄。在两位堂兄的影响帮助下，他较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任见习排长。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1927年8月，随部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随朱德、陈毅撤离三河坝，转战湘粤赣边境。途中因对部队前途失去信心，一度离队开了小差，不过没有走脱，很快返回部队。由于当时的情况特殊，领导对他私自离队未加追究，让他仍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湘南起义时，在攻打耒阳城战斗中，他率领七连打得有勇有谋，灵活机动，以4个轻伤的代价消灭敌人一个连，缴枪100多支，令朱德刮目相看。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下的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林彪担任了由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团长的二十八团一营营长。 林彪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是在朱毛会师后不久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这天上午，林彪得知毛泽东等领导人要来部队视察，连忙对站在一旁的通讯员说：“通知部队集合，我有重要事情宣布。” 部队马上在一个河滩上集合了。 林彪站在队列前面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 场上立刻响起了掌声、欢呼声。林彪挥了挥手，又说：“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我们马上就会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毛委员曾说过，我们这支队伍，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队伍，但是，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已来到了这里。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不禁夸道：“你的话讲得好啊。” 林彪腼腆地说：“谢谢毛委员夸奖，我叫林彪。” “不用介绍了，我已经从朱军长、陈师长那里听说了你这位战功卓着的英雄。”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末了，毛泽东又说：“你这么年轻，又敢打巧仗，很不错啊。” 林彪觉得毛泽东到一营来机会难得，应该请他给部队讲讲话，便对毛泽东说：“毛委员，你给我们一营的同志讲讲话吧。” 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发表了一番演讲。 随后，林彪单独与毛泽东谈了一阵。当毛泽东得知林彪是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时，不禁笑了起来：“好几年前，我就认识你那两位堂哥，他们很不错啊。” 从看到听到的情况，毛泽东对林彪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军事人才。林彪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他把一匹白马送给毛泽东，作为见面礼。 从此，林彪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1928年5月上旬，赣敌杨如轩率部兵分两路向井冈山中心宁冈发动了第二次“进剿”。遵照毛泽东、朱德提出的集中精锐，先将敌人一路打垮的战术，由朱德、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前往黄坳迎敌。 黄坳是井冈山南侧的门户，往南可下遂川，向东经五斗江可去永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敌八十一团抢先占领了黄坳。红二十九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一个制高点，随即向敌人发动进攻。仅仅几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残敌逃往五斗江。 这时，林彪献计：放弃攻打遂川，挥师东进，直取五斗江。 军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二十八团一营担任主攻正街的重任。 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仗。林彪期待着能在这一仗中创造奇迹，给新的领导班子特别是毛泽东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当发现敌人朝正街偷袭过来的时候，他下令全营紧急集合，很快进入驻地左边的天然工事——一道濠沟。 林彪向夜空发射了第一颗子弹，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听到枪声的团部和二、三营，也迅速投入了战斗。密集的火力映红了五斗江镇。只用了两个小时，红二十八团及遂川赤卫队便大获全胜，歼敌一个营、缴枪300多支。 五斗江一役大捷后，红二十八团乘胜追击，在北岭轻而易举收拾了敌八十一团残部后，又挫败前来阻挡的八十团，杀进城关，一举占领永新县城。历史上称此为“一打永新”。 毛泽东、朱德率军部进入永新城后，接见了红二十八团指战员。当毛泽东与林彪握手时，夸赞道：“打五斗江你表现出色，你是个好干部。” 林彪谦虚地说：“谢谢毛委员，往后请多多指教。” “有什么可谢的，大家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你今年有20岁了吗？（林彪用手比划了一下）21岁，还是个娃娃嘛，年轻得很，今后有得是仗打，好好努力吧！”毛泽东笑着说。 1928年7月，红四军冒险进攻湘南，郴州兵败，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火速撤退，向东开进。8月28日，在由桂东向井冈山转移途中，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带着一个排去追赶，袁崇全不仅不听劝告，反而提起驳壳枪向王猛射。王尔琢当即倒在血泊中。 王尔琢的死，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却也给林彪的升迁提供了机会。不久，经毛泽东提议，年仅21岁的林彪连升两级，接替王尔琢出任二十八团团长。 任此重职，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和器重。 从此，林彪得以施展拳脚，发挥聪明才智。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设三个纵队，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这年，林彪才22岁。 林彪性格内向，善于用脑，经常有一些好点子。对于毛泽东在建设红军过程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不仅身体力行，还加以了发挥。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建议在六项注意后加上两条，即“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六项注意变成了八项注意。1936年，毛泽东在向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时说：“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 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武装扩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首长毛泽东、朱德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提携下，23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高层领导。同年8月，红一、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林彪当选为方面军总前委委员。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整编，林彪就任红一军团军团长。 从上井冈山到出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以其不凡的军事才干，一步步赢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毛泽东的爱将。 但是，在这期间，他也因对革命前途信心不足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到井冈山根据地后，虽然毛泽东用他的实践纠正了“八月失败”，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发动大规模“会剿”、红军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红四军内部出现了一股十分有害的情绪，一些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前途悲观失望，对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表示怀疑，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新任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就持此观点，并于1929年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了一股悲观情绪，主张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 毛泽东在大感意外的同时，也引起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尽管戎马倥偬，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村给林彪写下了一封长信，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主义”，精辟阐述了中国革命产生、发展的条件及规律，回答了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194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全文收入此信。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印行《毛泽东选集》时，不要公开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将此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删去了指名批评林彪的文字。 林彪虽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并未影响毛泽东对他的器重。毛泽东以宽广的胸怀和长者的身份，谅解了这个在他眼中还是个娃娃的林彪，批评完了，也就烟消云散了。后来长征途中林彪上书反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宽容，也得到了继续重用。因为毛泽东觉得人才难得。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林彪出任由中央红军整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他不负重托，指挥所部取得了抗日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平型关大捷。抗战胜利后，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 1955年，林彪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不久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被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 然而，正是随着一步步的升迁，林彪的个人私欲和政治野心也不断地膨胀，最后迫不及待地要谋害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可耻下场。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井冈山的老战友”粟裕 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粟裕见到了毛泽东。 当时，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左右，见到了粟裕，他深情地对粟裕说：“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不多了。” 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多么亲切的称呼！陈毅是，粟裕也是。他们都是在井冈山根据地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 粟裕是在上了井冈山之后，才认识毛泽东，并从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渐从一名红军基层指挥员成长为共和国第一大将。 作为共和国的大将，粟裕为创建新中国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和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有口皆碑、举世公认的。但是，将军本人却从不讳言：自己的军事才能，是在红军时期那最艰难的岁月里，跟随毛泽东学到的。 也就是说，粟裕跟毛泽东学军事，始于井冈山的斗争。 粟裕虽是湖南人，但在上井冈山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 粟裕于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25年高小毕业后，考入位于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于次年11月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离开二师到武昌，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任学员班长，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漫长的戎马生涯。 大革命失败后，粟裕随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败后，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艰苦转战湘粤赣边地区。在攻打武平县城的战斗中，他因身负重伤而掉队，却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赶上了队伍。当起义军内部一些不坚定的军官、士兵对革命产生动摇、纷纷离开部队的严峻时刻，粟裕的这一表现受到了朱德、陈毅的格外器重和战友们的称赞。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到达赣南信丰时，进行了一次整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纵队，下辖9个连队，粟裕被任命为第五连政治指导员。 1928年1月，粟裕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进驻湖南宜章，参加了湘南起义。4月，又随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从这时起，粟裕作为工农革命军中的一名连党代表，跟随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海洋里学习游泳。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人一筹的建军思想，使粟裕钦佩不已。他认真学习，细心揣摸，很快就取得了进步，仅仅两年时间，就由一名连级干部成长为一名师的指挥员。 在朱毛会师后召开的第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上，粟裕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原则的讲话。会上，毛泽东扳着手指，一项一项讲着红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会场上寂静无声。通俗的话语，崭新的思想内容，使在场的人们听得入了迷。 毛泽东阐述的军队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深深地吸引着粟裕，使他感到新鲜，耳目一新。尤其是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粟裕认为，它正确解决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给了他以深刻的影响。 不久，毛泽东就建军问题又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党代表会。会上，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请大家发表意见。作为基层干部的粟裕，也曾深受旧军队作风的影响，常常依靠长官命令行事和对做坏事的战士进行体罚。毛泽东采取这种民主作法征求意见，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使他很受教育。 毛泽东不仅在红军中建立了全新的官兵平等关系，而且身体力行做表率。粟裕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与红军战士吃穿住一样，一起挑粮，一同过艰苦的日子的情景，也亲眼看到了新型人民军队中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所产生的巨大威力，使他在打心眼里对毛泽东、朱德佩服的同时，对官兵平等这一新的建军原则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 此后，他在自己的连队改变了旧式军队的教育方式，采取说服教育、思想工作、实行民主等方法。同时，他把开展士兵政治教育的过程，作为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使自己的阶级觉悟、思想认识、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都得到不断提高。 对于毛泽东一再重申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作为连党代表的粟裕，从内心里表示拥护。他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自己所在的连队建立起了党支部，使连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从学习毛泽东建军思想的过程中，粟裕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的工作多次调整，哪个连队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时，就派他去担任党代表，哪个连队需要加强部队管理、改善官兵关系时，就派他去担任连长。他成为了毛泽东建军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 粟裕在投身井冈山武装斗争中，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建设的伟大理论，树立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当粟裕跟着朱德上井冈山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他到达井冈山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了一个“家”了。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他积极参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 1928年8月，他离开井冈山参加进军湘南的冒险行动，经历了有名的“八月失败”后，更加认识到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从此，他率领连队，不论游击到哪里，都能按照上级规定的任务，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935年以后，粟裕率领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改编的挺进师进入浙南后，就是运用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度过了艰难困苦，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率部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雏形。粟裕从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的战斗中，亲自领略了它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威力。 战略战术的运用，以能否达到歼灭敌人为标准。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打仗，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法。对于一打就垮的敌人，采取穷追；对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则运用迂回包围。在井冈山第二次反“进剿”中，部队从黄坳出发，向遂川运动，敌人刚一接触就逃跑了。这时，朱德一面领着部队追击，一面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粟裕所在的二十八团一口气追了35公里，俘虏了敌营长以下官兵300多人，缴枪250支。粟裕从这次战斗中体会到，毛泽东、朱德所采取的这种追击方法，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追击，而是为了达到歼灭敌人的一种有效方法。 在1928年6月下旬的龙源口大捷中，粟裕跟毛泽东、朱德学到了运用迂回包围达到歼灭敌人的战法。当时，湘赣两省抽调10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井冈山进犯，以湘敌吴尚部由茶陵向宁冈推进，以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避强打弱的方针，即对湘敌取守势，集中兵力打赣敌。红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宁冈，集中主力，控制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以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个营担任正面阻击，以二十八团、三十二团一个营迂回到龙源口，断敌后路，歼灭敌人。这次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的重大胜利。粟裕率领连队在团长王尔琢指挥下，先是攻克老七溪岭百步墩制高点，继而以勇敢顽强的精神，越过山岭追击敌人。在一个山沟里，他们发现了100多个敌人，立即冲上去，大喊“放下武器，你们被俘了”，敌人还没有弄清来者有多少，就缴了枪。 这次战斗，表现了粟裕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机智果断的指挥才能，是他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初期成果。在他后来指挥的许多战役战斗中，多次采取了这种迂回包围的战法来歼敌。 此后，粟裕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的一系列战斗中学到了灵活机动、抓住敌人弱点及时歼敌等作战方法。 粟裕在井冈山时期，通过战争学习战争，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指挥能力，因而赢得了“青年战术家”之称。 1930年底起，粟裕走上了师一级领导岗位，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他把从毛泽东、朱德那里学到的作战经验和指挥艺术运用于战争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战绩。 凡是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肯定不会忘记毛泽东那首气势磅礴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参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峰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这里豪迈地宣告捉了张辉瓒的不是别人，正是粟裕及其所部。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人马“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敌人以每日35公里的速度分数路向苏区猛扑。毛泽东、朱德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作为首歼的目标，但设了几次伏，都落了空。 这时，粟裕已是红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师长。他得悉张辉瓒部即将进入龙冈地区的情报后，化装成敌第五十师联络员，亲自前去侦察。回来后，立即把打探到的情况当面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并建议针对张辉瓒求胜心切的特点，派一支小部队做诱饵，把张辉瓒引向龙冈，红军在龙冈设伏，可一举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毛泽东等十分欣赏这一建议，立即付之实施。 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意图，率领六十四师担任左路包抄主攻任务。 12月29日，张辉瓒部果然被引入龙冈。30日上午，毛泽东向埋伏在龙冈四周的红军下达了战斗命令。霎时，枪炮声大作。激战至下午3时，敌人被歼1万余人。毛泽东派了两名通讯员去问主攻师师长粟裕，张辉瓒捉到没有。粟裕信心十足地说：“张辉瓒就在那边山里，我们师正在全力搜索，你们先回去向毛泽东报告，说张辉瓒马上可以抓到。” 不多久，龙冈漫山遍野响起了红军战士兴高采烈的喊声：“张辉瓒捉住了！” 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高兴地说：“好！还是粟裕有办法。”在夸奖粟裕的同时，毛泽东诗情大发，于是写下了前面提到的脍炙人口的诗篇。 此后在保卫中央苏区的许多重要战役战斗中，粟裕努力学习毛泽东、朱德的对敌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创造性地执行各项任务，逐渐练就了独立思考通观大局的能力，为日后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隔几十年后，粟裕在回忆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指挥下作战的经历和体会时，深情地写道：“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1934年7月起，粟裕先后担任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灵活运用和发展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提出了“敌进我进”、“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等游击战争的六条原则，坚持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中，粟裕先后出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桥之役，指挥新四军5000人迎战国民党顽军3万人，诱敌深入，先打强敌，一举歼灭敌人1万余人，由此实现了开辟苏北、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解放战争中，粟裕先是出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率部取得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成为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思想的光辉范例。华东野战军成立后，他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毛泽东专门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裕指挥”。在他的指挥下，先后取得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豫东、济南等战役的胜利，成为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 毛泽东赞誉他立下了“淮海战役第一功”。此后他又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1954年，粟裕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5年，粟裕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历史证明，粟裕是中国革命战争造就出来的一位杰出军事家，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的军事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哺育，得益于井冈山斗争的磨练。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永兴农军司令黄克诚 1928年4月，随着朱德、陈毅部队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的，有数千名参加湘南暴动的湘南农军，其中率领永兴县800余名农军的是年仅26岁的黄克诚。 黄克诚，湖南永兴县人，1902年生。他9岁开始念私塾，192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 进入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对黄克诚选择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省立第三师范可说是湘南的重要革命据点。早在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将文化书社的衡阳分社设在了第三师范；党的一大之后，毛泽东又先后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4月两次到衡阳，并在第三师范的风雨操场发表过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农民运动的讲演。这些，使黄克诚有条件、有机会阅读进步书刊、接触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在1925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克诚入党后不久，便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这年的8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衡阳，在三师附近的东山庙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提出派一批骨干到广州去学习，以培养工农运动的领导者。 随后，受中共湖南党组织派遣，黄克诚进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风采，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他被毛泽东深深地吸引住了。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运动课程，在他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独到见解，更使他茅塞顿开。 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形象就在黄克诚的心中牢牢地树立起来了。 1926年6月，黄克诚从政治讲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唐生智第八军担任营政治指导员，后来又担任了由第八军扩编的第三十六军二师四团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以跨党党员的身分，在这支部队努力做政治工作，同时，他本人也在战斗中不断学习战斗技能和指挥艺术，为他后来的革命戎马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永兴，联络共产党员尹子韶、邝振兴、李卜成、刘木、向大复等，秘密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根据中共永兴特支的决定，由他和向大复一起负责暴动的准备工作。 很快，黄克诚便在永兴西部地区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农民武装。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的消息传到永兴后，黄克诚认为举行暴动的时机到来了，于是找永兴特支的其他同志商议，决定立即发动永兴农民暴动。 在黄克诚、尹子韶等领导下，永兴农民起义的枪声首先在西部地区的板梁、油麻圩打响，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几天时间，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2月9日，永兴农军在朱德派去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加强连支援下，一举攻占永兴县城。黄克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起义胜利后新组建的永兴赤色警卫团的党代表。 4月初，“会剿”湘南起义军的敌人在占领北面的耒阳后，又气势汹汹地扑向永兴县城。此时，团长尹子韶率领赤色警卫团主力去支援邻县桂阳的战斗尚未回来，黄克诚指挥着不到1000人的队伍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待掩护中共永兴县委机关转移到安全地带后，他也率领着剩余下来的800余名农军撤出了永兴县城，在资兴彭公庙会合陈毅指挥的湘南起义各县农军，经酃县向着井冈山进发，终于在宁冈的砻市实现了朱毛红军的伟大会师。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时，黄克诚率领的永兴农军被编为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他任团长。 对于这一任命，黄克诚开始是有顾虑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一向都是做政治工作的，领兵打仗还是另请高明更好。于是，当师长陈毅从砻市来到三十五团团部所在地大陇视察时，他便向陈毅提出了一个请求，派一个得力的团长来，自己仍做政治工作。没想到豪放的陈毅满口答应下来：“要得，可以派给你一个团长。”但随即话锋一转，拍着黄克诚的肩膀说：“同志哟，我们人人都要能文能武才行呢！咱们的朱军长就能文能武，毛党代表也能文能武啊！” 听了陈毅的一席话，黄克诚不觉对自己的请求感到后悔了。 就这样，黄克诚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挑起了第三十五团军事指挥的重任。 按照军部的命令，黄克诚指挥三十五团参加了黄坳、五斗江等着名战斗，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进剿”，为保卫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黄克诚开始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及战略战术。刚到井冈山时，黄克诚对毛泽东提出的军队不发饷、实行供给制，感到有些意外。他想，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对一般战士能行得通吗？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他有些怀疑，有些担心。但事实很快证明他的怀疑和担心是多余的。供给制不仅行得通，而且实行得很好，因为有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做保证。这件事对黄克诚教育很深，他感到毛泽东制定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却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毛泽东确实比同代人高明。正是以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崇敬之情，所以在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即使因此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撤职处分，仍然不改初衷，坚持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绝不检讨。 到了80年代初，当有人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又是他挺身而出，以他对毛泽东的浓厚感情和切身体会，旗帜鲜明地扞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80年11月，在中纪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黄克诚拖着多病之躯，发表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他讲道：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在回顾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功绩时，他深情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几个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有。” “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 “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井冈山是个不大的地区，由于近万名湘南农军来到山上，顿时使山上的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红四军前委经过研究，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4县农军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由永兴农军组成的第二路游击队司令员。 说实在的，对于农军回县活动的决定，黄克诚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敌强我弱，这些同志大多暴露了身份，很难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下去。但井冈山确实存在着困难，既然党已经作了决定，他只能服从。 第二天，黄克诚便带领永兴农军离开了战斗了一个多月的井冈山，踏上了返回永兴的归途。 路上走了3天，到了永兴境界。这时，中共永兴县委书记兼党代表李一鼎提出要去找湘南特委而离开了队伍，临走前，请黄克诚代理县委书记一职。 根据各方面得到的敌情报告，黄克诚在离永兴县城30里的江东大树村召开了有县委成员和游击队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他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虽有几百人，但只有二十几条枪，而且还有老幼妇女，现在拉过江去打游击，肯定站不住脚。我看这样，把妇女老幼动员回家，精干力量留在江东，就在永兴、资兴、安仁3县边界打游击，这样既能利用敌人的空隙打过江东去，遇到不利情况也能马上向井冈山靠拢。” 可是这一意见却遭到了副司令刘承高等多数游击队干部的反对。他们坚持要马上攻打永兴县城。 作为县委书记的黄克诚，为了对党交给的这几百人的生命负责，坚决反对这种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动。 会议开到天黑，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就在当天晚上，刘承高利用农民思家心切，背着黄克诚偷偷将队伍拉走了。一支数百人的农军队伍终成鸟兽散了。 黄克诚与李卜成等人在家乡因白色恐怖严重，难以开展游击战争，只好离开家乡，取道长沙、武汉、南京，到上海找党。 一路风尘，历尽艰辛，终于在1929年1月到达上海，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 1930年初，受中央军委派遣，黄克诚重返红军，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从此开始了与彭德怀长期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在红五军及随后组建的红三军团，黄克诚历任大队政委、支队政委、纵队政委和师政委，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历次反“围剿”战斗，成为一名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爱戴的出色红军指挥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克诚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为人民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在大江南北，建立了赫赫功勋，是人民军队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出任家乡湖南的首任一把手——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委。1952年11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1954年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参谋总长。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第十章 井冈山走出来的共和国将帅 毛泽东的任首任秘书谭政 1928年初，23岁的谭政被组织上选派去前委担任秘书工作。 当谭政迎着初升的太阳，赶到前委所在地砻市时，伏案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正在边抽烟，边休息。 “报告！” “请进！”毛泽东忙打开房门，“是谭政同志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 “是！毛委员。”谭政当时率领一支工作队刚从遂川草林圩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回来。 “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 谭政愣了！虽然他听岳父说过认识毛泽东，可毛泽东又怎么知道他们的翁婿关系呢？况且他还改了名。 毛泽东对满脸狐疑的谭政解释说：“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铭吗？这我已经了解到了。去年我到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时，在湘乡见到了陈绍纯先生。他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说得真痛快！他当时就对我提起过，说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出去革命了。这不，连女婿谭世铭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谭政原名确叫谭世铭，大革命时，他到了汉口，在妻兄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并改名谭政。 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特务营担任文书、书记。后随部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被编入军官队。部队上井冈山后，在大井集训时，由廖春芳和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打茶陵时，调任一团宣传队队长。 “毛委员，我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呢？”谭政问道。 “在哪里？”毛泽东哈哈一笑：“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 谭政这才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的住处，只见简陋的房间中，最显眼的是那张堆满了书的桌子，砚台上搁着毛笔，一盏油灯旁放着几页刚刚写好的文稿。 毛泽东见谭政满脸狐疑，就对他说：“你把行李搬过来，就住在外间屋。我现在很需要你来帮忙，你看——”毛泽东指了指桌上那些刚刚写好的文稿，“这些文稿，还没抄写呢，你来了，就先做这件事。” 就这样，谭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前委机关很简单，前委的工作却很繁忙，谭政后来回忆道：我在前委当过秘书，不要想象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字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后，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没有什么文字圈阅那一套，简单极了。写字就是用铅笔，毛笔也很少，只有毛泽东同志有毛笔。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原来前委机关成为特委机关，仍然没有几个办事员，谭政也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作为秘书，谭政协助毛泽东做了许多文字工作，其中就有《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重要文稿的誊正复写。 谭政清清楚楚记得：“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砻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个地方起草的。当时我是秘书，是叫我誊正复写的……我还记得清楚《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是我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是在砻市发出的。中央派来一名交通员，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冈山来，住在砻市。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谭政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部队在酃县中村时，有一天，三十一团报告，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吕赤，请示如何处置。 谭政闻知一惊。他是从三十一团调出来的，吕赤和陈伯钧他都熟识。他很快就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陈伯钧当时很年轻，只有20岁左右。他不知从哪搞到了一支坏了的小手枪，这在当时枪支不多的情况下，的确比较珍贵。他七弄八弄，竟然把枪修好了。他为此兴奋不已。 这时恰巧教导队队长吕赤等几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从房内跑出，口里叫着：“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不知怎么竟触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枪响了，吕赤中弹倒地身亡。 打死了教导队长吕赤，这事非同小可，尽管是无意中枪走火的失误，可毕竟是打死了一位军官呀！当时部队对于枪走火之类的事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红军纪律严明，会不会从严惩处呢？谭政为陈伯钧捏了一把汗。 果然，士兵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少人认为，枪走火虽属意外，但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必须严厉惩罚；甚至有人提出要枪毙陈伯钧。 当时，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参与民主管理，对违反军纪的事，要交由士兵委员会决定，轻则批评，严重的就要打手板。可枪走火打死人，却是未曾遇到过，他们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问题提交到了毛泽东那里定夺。 毛泽东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不是有意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哪不是少了两个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士兵委员会觉得有道理，讨论同意不枪毙陈伯钧。不过，手板还是要打。 最后，陈伯钧受到打50手板的处罚。 谭政目睹了陈伯钧枪走火事件处理的全过程，他开始时悬着一颗心，担心陈伯钧会被枪毙。 因为红军本来人员就不多，像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干部更为珍贵，如果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判了死刑，实在是可惜，也不利于革命事业。幸亏毛泽东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从革命利益出发，巧妙地从轻发落，救了陈伯钧一命。 谭政非常赞同毛泽东的这种处理方法，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谭政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之后，毛泽东曾派他到三十一团检查整顿部队纪律。 这是在部队打下永新城之后的事。当时驻扎在永新城的是红三十一团，它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第一团，按说其基础是不错的。但是，要建设一支完全与旧军队不同的新型军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在部队准备撤出永新城时，一些人故态复萌，旧军队的旧习气又冒了出来，特别是少数旧军官出身的干部，有逛窑子、斗纸牌的；有搜俘虏腰包发洋财的。 这些干部的表现，直接影响了部队的纪律，于是，有的战士对商业者“一律没收”，商店里的东西乱抓乱拿，小商小贩的挑子也不放过，甚至连理发挑子也滴溜当啷地挑出了城！ 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气愤，他将谭政派往三十一团，专门对撤出永新后的部队纪律败坏、违反城市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等情况进行检查，为的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谭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对三十一团在永新违反政策、纪律的情况，以及部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整顿，并给前委写了专题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了“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这样的话，并向红军部队重申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谭政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不久，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毛泽东派谭政去接替何挺颖的工作。行前，毛泽东和谭政谈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做好政治工作的方法。末了，毛泽东似是玩笑、似是鼓励地对他说道：“谭政，这次可真是谈政喽。” 这时，谭政年仅23岁。从此，他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之后，谭政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而且大部分从事的是军队的政治工作。 红军时期，他任过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过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任过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全国解放后，他任过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955年，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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