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人物谱 - xp1024.com
《红军长征人物谱》


正文 第一章 毛泽东在长征中

毛泽东本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但长征以前却接连遭到当时“左”倾领导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赣南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会后被剥夺了在中央苏区的党的领导权;宁都会议又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头子“邓、毛、谢、古”为名,把一大批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打下去,使各方面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害。正如博古在中共七大时所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情况更加恶化。博古把他捧为“太上皇”,把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权交给他,推行“左”倾“进攻路线”,在形势不利时又实行消极防御,完全抛弃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基本作战原则。他们先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当红军受控而陷于被动时,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国民党军拼消耗,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使中央苏区越来越小;最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虽然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只有极少人在秘密运作,没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使一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高级指挥官都并不清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也是如此。当时正靠边站、挨批判的毛泽东坚持了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向中央提出到赣南省视察,很快得到批准。博古、李德曾打算不让毛泽东同中央红军一起转移。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他们最后仍让毛泽东同红军一道长征,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同两个月前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电示有关。那时,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要他给王明带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周(指周恩来——引者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说:“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毛泽东能抓得大事”。对于博古的口信,共产国际有正式电报作出回答。吴亮平回忆道:

“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的情形之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这些都是博古、李德不能不同意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一道长征的原因。

毛泽东刚到赣南省省会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这实际上就是在考虑中央红军长征从哪里突围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调查,还分别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国民党方面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也没有找到。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15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由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第一、第二道封锁线上虽都部署了兵力,但都不强,原因在于这个方向的主要防区属于粤军,而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在夏季去南线粤赣省省会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正是利用这种矛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粤赣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商议后,调整了某些“左”的政策,在军事上摆正了“打”与“和”的关系,把大部队的前沿调回后方,分小部队向粤军宣传反蒋抗日,使得中央苏区南大门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出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随后,陈济棠派人到中央苏区联系谈判事宜。中革军委经过研究,提出谈判方案,也派出粤赣军区负责人何长工和中央宣传部的潘汉年到粤军辖区谈判。10月初,双方代表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这就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21日夜间,红1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的实在太多了。

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22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研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5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1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2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正如陈云在《回忆长征前后》一文中所说:“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军事问题。只记得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毛主席说:‘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博古在会上说:‘要考虑考虑。’毛主席说:‘我赞成你考虑。但你要考虑的不是继续留下,而是把职务交出来。’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1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3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

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棋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3、5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1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2月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2月20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20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红军前锋直逼贵阳,直到城郊,蒋介石惊惶失措。他的随从高参晏道刚后来回忆道:“四月五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绥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是夜蒋泻肚子,遗屎床上,宋美龄伤风发烧。次日一早侍从副官蒋孝镇挨蒋大骂,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对我说:‘他受惊了怪房子’。”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4月28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5月12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红军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6月17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0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6月16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20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

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

“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四军的第1、第3军即原第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31军、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32军(即原第5军、9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8月15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1军2师4团政委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定。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8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

“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5军进抵墨洼村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5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1、3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

当时的局势十分险恶。毛泽东说:“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是有变更,因一、四方面军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1、3军,所以应该明确的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会上也说: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较少可能。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1军、红3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9月17日夺取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事情需要作新的考虑。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毛泽东随第1纵队向北行进,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毛泽东在二十多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榜罗镇的会议(由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改变了,因为那里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的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后带到接近苏联的地区来,那时保卫扩大陕北苏区的观点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比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是长征过程中又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9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堡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3000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

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1、2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窑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解决。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

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纠正了陕甘地方和军队中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并同红15军团一道在直罗镇战役中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奠基了陕甘根据地。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接着,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东征和西征的重大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陕甘根据地,并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打开局面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始终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领南下的那部分红军,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24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1月27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2、红6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7月1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2、6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2、6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2、6军团和红32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7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7月22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8月3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8月底从预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10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9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9月15日至17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16日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9月27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

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9月30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10月2日,西方野战军的红15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300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7日,红1军团第1师、红15军团第73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4军、红31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22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2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正文 第二章 长征中的周恩来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他调集重兵,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步步推进,持久作战。

这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扩大到8万多人,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如果按照正确的战略和军事原则,打破“围剿”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

但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战略和军事原则。1933年6月13日,临时中央发出了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个作战计划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指示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弱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为了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指示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进行分离的作战”。

后来,毛泽东曾把这叫作“两个拳头打人”,指出这是错误的。

1933年9月25日,敌人北路军的3个师向中央苏区的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后来说:“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部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周恩来是主张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他在1933年4月写过一篇名为《论敌人的要塞》的文章,登载在《红色战场汇刊》上,文中说:“就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他又在5月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红军比起敌军来,总体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而被抽出兵力的方向就成为对优势敌军的钳制方向,这是红军在运动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也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上是一贯的,即便到了1934年春,中央对军事领导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周恩来和朱德等在给方志敏的电报中,仍然指出:你们应“集中和扩大红10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

但是,在后方的中央领导无视周恩来等的不同意见与过去作战的宝贵经验,一再命令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甚至说什么“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周恩来、朱德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人,只好遵照执行中央的命令。从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就是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结果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自己反而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人中革军委机关。以后就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就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前方,回到瑞金。

4月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城池广昌,并编成河西、河东两个纵队,沿抚河东西两岸交替筑碉前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损很多以及敌军装备精良、军力强大的情况,急忙抽调红1军团、红3军团、红5军团、红13师、红9军团、红23师,共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号。广昌保卫战开始后,战斗非常激烈,历时18天。红军虽然重创了敌军,但是自己也伤亡了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干部伤亡数也很大,有一个团,连级干部只剩下一个人。这一仗不但没有保住广昌,还丢掉了建宁。27日晚,红军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这是一次与敌军拼消耗的阵地战,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广昌之战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讨论中央红军是否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讨论结果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转移。这次会的时间大概在1934年5月。会后,将这个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同意。从决定转移到出发,中共中央书记处开过四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三人团”,“由三人团处理一切”。周恩来说过: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三入团”主要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仍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例如中央红军转移时党政领导干部谁走谁留下这样的大事,就没有在“三人团”讨论,完全是博古决定,并未告知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离中央苏区,但是主管军事的李德却不积极作撤离的准备,仍然是硬打硬拼。7月上旬国民党军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全面进攻。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继续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说什么“以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8月5日,国民党军集中9个师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构筑阵地固守。在6日的高虎脑、半桥防御战和13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击退国民党军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第89师丧失战斗力退出战斗,但自身也伤亡很大,不得不于27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其余各路敌军均向中央苏区中心推进,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联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了。只是到此时,红军才真正准备出发,向新的地区转移。

8月18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文章说:在六七两月,敌人经过了重新部署兵力和修补马路碉堡,7月的下半月便进行了大举进攻的新的步聚。进攻的主要路线是以三个纵队兵力,向驿前方向进攻,企图占石城。配合进攻的有由连城方向攻汀州,西北线五个师以上兵力攻兴国;南线逼粤敌以主力进攻会昌。文章提出:苏区的形势险恶,红一方面军要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文章实际上暗示了要准备转移。

当时苏区南线的“围剿”军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他们对“围剿”很消极,对红军打打停停,占领筠门岭后就没有再前进。历史上陈济棠曾经通电反蒋,他担心蒋介石打败红军后会从福建方面抄粤军的老家,因而想与红军和谈。陈济棠派了一个认识周恩来的人秘密到瑞金,给周恩来送来一封信,说准备派少将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旭初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希望我们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找何长工谈话,要何长工任总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周恩来说:“长工,如果我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

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去谈判。到筠门岭敌军前哨时,敌军连长对部下说:“这是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何长工同杨幼敏等在离筠门岭约40里的一座洋楼中谈判,他们对何长工说:“何司令,不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捞不到什么,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同意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双方在现战线后退20华里。

这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得知后问:“你们是不是远走高飞?”何长工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天了,表示祝贺。”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何长工回苏区。何长工到会昌后,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在于都等他。何长工连夜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要行动。别的职务暂时没有,请你到教导师当政委。”

这时,各路红军都集结在于都河(贡水)北岸。要离开苏区出征,必须渡过于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桥。于都河宽六百多米,水深1~3米,河底为沙石。为了架桥,周恩来已在于都住了20多天,亲自指示征集器材。为了避免暴露,架桥作业在每天下午5时到次日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4日,周恩来到作业现场视察。10月16日,渡河行动开始,连续几天,都是在下午6时到第二天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

10月21日,出征的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据守这一道封锁线的是粤军,由于谈判达成协议,红军向南突围时敌军实际是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堵截,所以红军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之后的一个多月中,红军以“久困之师”,又连续突破敌军的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粤军、湘军、桂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围,渡过了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会到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就在湘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了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6日,红军翻越老山界。从这时起,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了争论,主要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当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2、6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开会,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旧坚持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15日,红军攻克黎平。18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而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黎平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有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以后不久,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2~6日,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占领遵义。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四周山峦起伏。它北通四川重庆,南是贵州省会贵阳,东有武陵山,西有大娄山,全城约有3万多人,交通方便,市面繁荣。红军西征尽管战斗艰苦,但仍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他在处理军事全局之外,仍十分强调政治工作。红军占领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周恩来亲自检查了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鉴于情况已有变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认为: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最后作出以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北上渡长江的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和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到泗渡。

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被批评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所以此时政治局每天讨论作战和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根据会上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

红军的行动,使得蒋介石感到川南受威胁,于是急令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另一方面令龙云的滇军人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由豫、鄂人川至松坎,令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红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月2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但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到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堵。红军避实就虚,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在进入扎西之前,途经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的鸡呜三省村时,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8日红军进驻扎西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20日左右,红军二渡赤水,24日占领桐梓,25日攻下娄山关,28日进入遵义,追击敌军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和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约3000人,缴枪千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进行“督剿”,下令要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面对这一形势,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并且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1、3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蒋介石指挥军队向遵义合围,红军则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会上得到通过。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红军一次重大损失,因为如果红军攻打新场,12日才能到达,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和黔军会合,而且川军还可以侧击红军。10日晚,军委下令红军向平安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

这之后,鉴于作战需要集中和果断,召集那么多人来讨论容易误事,毛泽东提议还是成立一个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西渡赤水红军南下渡乌江前,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入团,也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行动,同过去大不一样,忽东忽西,飘忽不定,避实击虚,攻城略地,蒋介石只好分散兵力,四面防堵。3月16日,红军又西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迅即调兵到川南防堵,不料红军突然又掉头东向,四渡赤水,从遵义、仁怀大道疾进南下。蒋介石急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堵截。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4月2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蒋介石大为着急,急调滇军到贵州增援。红军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蒋介石怕红军去与红2、6军团会合,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住红军不让其东出湖南。不料红军主力在贵阳城下虚晃一枪,即迅南下,乘云南兵力空虚,从4月10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等县城,16-18日在贞丰县的白层渡过北盘江占领贞丰、安龙、兴仁等县,23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27日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赶紧调兵防卫昆明。红军趁金沙江两岸空虚,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军委派刘伯承率领干部团直去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作了布置。同时决定红1军团夺取龙街,红3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莫文骅曾经讲过抢渡金沙江的情况:

4月29日那天,干部团前进到离天险金沙江280里的彝民地区,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干部团“五一”夺取金沙江。30日,一天走了100里,半夜起来继续走,一天一夜走了180里,金沙江已映入眼帘,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队伍迅速接近河边,那里正横着两只小船,可以容30个人,于是先渡过去一排人。在河边上捉住了60多个国民党兵。两只小艇一日夜只能渡1300多人,于是又分头找船,结果弄来了6条船,撑船工人纷纷替红军撑船,使得红军渡河成功。干部团渡江到北岸后,接到命令占领离河岸20多里的通安,于是留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攻向通安。经过交战,结果敌人伤亡遍地,被俘600多人,里边还有一个团长。这时方才得知通安敌人有两个团,内有副师长一人。通安战斗,开辟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天险的道路。从数量上说,抢渡金沙江的先头部队只有80人左右,参加通安战斗的也不过400条枪。

5月4日,周恩来渡江,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1、3、5军团于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红9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5月12日,周恩来参加在会理郊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

24日,红军占领大渡河边上的石棉县安顺场。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渡口,这里同金沙江一样,架桥是不可能的。金沙江水流湍急,不可能坐船成直角渡江;在安顺场渡大渡河,船一定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来回要一个小时才能渡一次,而当时只有一条船。渡河点河水波涛汹涌,对岸有敌军一个营据守,火力封锁。清朝同治二年四月,也就是阳历5月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几万人到达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没。蒋介石希望红军到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就凭这一只木船,17个勇士在汹涌波涛中抢渡成功,攻占了对岸。26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赶到安顺场,看见大渡河水流太急,虽然此时已有四只小船,但一天只能渡一团多人,于是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聂荣臻、刘伯承率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1军团指挥部、红2师主力和红5军团循大渡河右岸,上溯300里,抢夺泸定桥。29日,红1军团第4团第1营第2连22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占领泸定桥,到6月2日,红军全部过河。

强渡大渡河后,国民党在后面复占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在天全河击溃敌杨森部6个旅的堵截,7日占天全,8日占芦山,突破敌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年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懋功南面,茂州、理县西南,每天下午都大雪纷飞,山下是夏天,红军只穿一身单军衣,山上则是严冬,红军上山前既不可能补充衣服,也不可能发点酒,只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喝一碗。许多红军战士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这里。

6月12日,红1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1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也翻过夹金山抵达维。达维是藏民区。在达维休息一天后,就到懋功,与在懋功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晚上,开了红一、四方面军干部联欢会。

红军在懋功,东边控制了由灌县进懋功的要道巴郎关,南边控制了由天全、宝兴进懋功的夹金山,抗击两面追来的川军。因而能够休息几天,进行整顿。1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说:“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当时的西康省,为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推托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口号,一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认为不同意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右倾,就“应当严厉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周恩来等离懋功到达两河口。

6月25日,周恩来在两河口出席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并会见了张国焘。张国焘问周恩来,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因张国焘也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当然实言相告说,大约还有3万人。张国焘听了以后,自恃红四方面军现在有8万兵力,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就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且说红四方面军准备西去。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以后的转战经过,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论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宽大,利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对我封锁,我却不易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对两方面军扩红工作有利,而松、理、茂加抚边一带,人口只有20万。(三)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另外,敌人尚在阻截、封锁我们,欲陷我于松、理、茂地区,倘我果真深陷于此,便没有了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向东向南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四川北部与甘肃相邻的大山脉)以北发展,争取这一地域。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的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翻过山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松潘方向,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就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朱德也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该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败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军在野战中消灭之。

会上,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都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国焘在会上也发了言,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最后,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

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红军能胜利地向甘肃前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都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可以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是:蒋介石估计红军可能入西康、青海或者北上陕甘,同时也要防红军向东,所以集结了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兵力,固守江油、汶川一带;用胡宗南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用杨森、邓锡侯所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向红军方面筑垒推进;用刘文辉、李抱冰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另外,用薛岳部向四川绵阳集中,郭勋祺部在新津集结,以策应岷江东岸。同时任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这些部署,其意图就是阻止红军进入甘肃或东渡岷江,也防堵红军向南复渡大渡河,亦即利用川北的广大荒原,封锁和围困红军,使其灭亡。

鉴于蒋介石的上述部署,红军为了不被困死,必须迅速北上,首先要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和东北的通道,以利向北作战。6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进攻胡的战役部署》。29日,又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开始也表示“同意打松潘”,还说“松潘占后,平武、南坪就好打了”。但是,当胡宗南集中10个团以上的兵力于松潘时,张国焘却畏惧不前。29日,他违背中央决定,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兵力向西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四面出击的错误主张。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反对,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他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示要“充实总司令部”,要任总政委。他鼓动一些人向中央要职务,如陈昌浩在7月中旬连续致电中央,表示“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并要“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愿意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7月1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恩来协助;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将红四方面军一批人增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没有同意。

红军丧失了进攻松潘的有利时机后,必须另找途径迅速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4~6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政治局委员共有8人,张国焘要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政治局委员,遭到会议拒绝。会议最后作出了增补3名正式中央委员、两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等组织决定,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红1、红3军(即原红1、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4、红30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北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9、红31、红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5(即红5军团),红32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同右路军靠拢,然后向甘南齐头并进。

自从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挂起地图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等情况汇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商定,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睡觉时往往将近黎明。遇有紧急情况时,常常彻夜不眠,白天又要同大家一起行军。由于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终于积劳成疾,到8月上旬,连续几天一直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和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从高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同时把因病编在休养连的邓颖超调来照料。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了点稻草,睡在一旁照看。靠着冰块局部冷冻,周恩来逐渐清醒过来,后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烧慢慢退下来,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

这时候,军情紧急。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的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个方针。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进过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都是绒密的青草,气候恶劣,天天下雨,水流满坑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发出阵阵腐臭气味,喝了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致死。地质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人走在草上就会摆动,必须小心翼翼,轻轻踏步,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中。地面下的淤泥松而且黏,人和骡马一陷入其中,就不易挣扎出来,越陷越深,甚至遭灭顶之灾。许多干部战士在此恶劣的环境中长途跋涉,缺吃少穿,体质已十分虚弱,牺牲在这草地中。红军在草地行军,没有固定的道路,全靠自己开辟,认准北方,向北前进。

周恩来随红3军过草地,他连续几天发高烧,没有吃东西,身体异常虚弱,根本不能行走。看到这个情况,彭德怀果断地说:“抬”。他要红3军参谋长萧劲光组织担架队,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担架队组成后,在1925年东征中曾任周恩来副官的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亲自和战士一起抬周恩来的担架,艰难地走过了草地,磨破了双肩,自己也累病倒了。周恩来自己无法走,心中很难受,多次想挣扎着走下担架来又做不到。几十年后他仍念念不忘这段革命情谊,50年代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定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后,即令第49师于8月27日向包座急进,会同在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堵截红军。8月底,已经北出草地的右路军与敌军激战,歼敌军一个师共5000多人,缴枪1500支,完全占领上下包座。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重要战斗。至此,红军北出甘南的门户已经打开,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远在千里之外,甘南敌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从下包座到甘肃的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路程,沿途是汉人区,路宽、粮多、房多,如果左路军能迅速靠拢过来,红军集中向东北开进,将能打开新的局面。

这时,左路军也已经过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但是,到阿坝后,张国焘又对北上发生动摇。9月2日,他致电中央,说什么“噶曲河水涨,上下30里均无徒涉点”。3日,他又致电中央,公然反对北上方针,决定南下,说什么“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说,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也多阻碍,要右路军也南下“回击松潘敌”。

9月6日,周恩来随红3军在阿西,得知在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只有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的一部,于是和彭德怀、李富春告知红1、3军休整几天,并致电在前面的红1军集中在俄界,向罗达侦察。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来周恩来住处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会议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陈昌浩表示南下要再走草地,不好,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7人联名答复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这天,他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由于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电报先到了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里。叶剑英看后觉得事关重大,借机到毛泽东住地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3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1、红3军立即北上,脱离险境。

10日清晨,中共中央率红1、3军北上。周恩来率领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赶想动武的红四方面军同志,保护了红一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脱险,然后经阿西于11日到达俄界。在阿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陈昌浩、徐向前,令他们率红4、30军跟进,并规定以后右路军统归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1、3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并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17日,红军攻克甘南门户、号称天险的腊子口。27日,周恩来出席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红军到达甘南,这里人烟稠密,物产丰盛,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面粉、盐、油,这同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几个月不尝油、盐相比较,真是大不相同了。到了哈达铺,休息两天,这里的物价便宜。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口号:“大家要食得好。”这个新奇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宰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喜气洋洋,不约而同地说“过新年啊!”

榜罗镇会议后,陕甘支队作好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29日,中央中共率红军分三路北上,翻过六盘山,通过回民区,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10月7日在固原县青石咀消灭来犯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一部,缴获敌马百余匹。红军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并击溃尾追而来的敌军骑兵2000余人。10月22日,周恩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余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期休整后,10月底经保安东进,于11月初在甘泉附近同红15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即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军事家一直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决胜千里之外,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正文 第三章 朱德在长征中

<h3>一、被迫踏上长征路</h3>

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共产国际。不久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博古、李德等人仍未对转变战略方针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是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7军团北上、红6军团西进。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朱德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当日傍晚由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时朱德总司令年近48岁,他身着旧灰军装,腰插一支小手枪,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按规定他可以配备担架和文件挑子,但为了节省人力,他只要了两匹马供乘用和驮行李文件。在长征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驮乘伤病员。尽管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不少指战员踏上长征路时多有沮丧情绪,但身经百战的朱德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沿路谈笑风生地给大家讲故事,鼓舞大家的革命情绪。

博古、李德等人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战略转移这样的事关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红军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等物资,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朱德尽管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但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却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朱德顾全大局,想方设法指挥部队,减少红军损失。仅10月23日这一天,由他本人签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达15件之多。他向各军团通报敌情,部署各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要求部队在行动时须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必须隐蔽露营,加强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卫生救护和收容等。

10月18日,红军主力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而后再过信丰河,向湘粤边境转进。11月8日,红军主力全部通过国民党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

红军之所以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道封锁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当局没有摸清红军的行动意图,防范较松;二是在红军出发前,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签订秘密协定过程中,朱德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7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9月底,朱德亲笔致信陈济棠: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指日可待。信中并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10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长征时,陈济棠履行了相互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致使红军主力得以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两道封锁线。这是朱德等领导人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的经典之作。

11月7日,朱德发布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遂分三路带着“坛坛罐罐”艰难地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湘江地域。此时,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11月中旬,红军兵分两路进入桂北地区。11月25日,朱德向红军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针对敌之企图,朱德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强渡湘江的部署。此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对于红军抢渡湘江十分有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部队携带的笨重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坐失良机。

湘江之战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渡河点。但因部队前后相距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通道里,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在这险恶情势下,朱德临危不惧,与周恩来一起指挥部队抗击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江。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付出极大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血战5昼夜,终于在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付出的巨大代价,引起朱德的深思。当他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时沉重地说:对于突围没有丝毫经验。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补充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1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更多了。

朱德吸取了这血的教训,与周恩来、王稼祥于12月4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部队抛弃了笨重物资设备,从而保证了部队能够轻装前进。红军过了湘江后,继续西进,进入峰峦叠嶂的西延、龙胜山区。此时,红军又面临着天上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扫射,脚下山险路滑,又常遇到反动民团的骚扰,使部队行军更加艰难。

<h3>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h3>

12月上旬,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红军将北上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便加紧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等地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把守,企图一举歼灭红军。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前进。致使红军又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贵州前进的建议。中央红军突然转向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一下子把国民党十几万军队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15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长征以来首次休整的机会。此时,博古、李德依然主张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急论。朱德对长征以来的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是在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中央政治局这一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中央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朱德坚决执行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19日,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通电》,通电对红军今后的行动作出明确部署,命令部队兵分两路,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钳制湘军和川军,以策应中央红军西进。12月底,中央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朱德于12月31日连续电令:3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1军团限当日上午8时全部渡江完毕,军委纵队限当日上午10时渡江完毕。此时,博古、李德再次提出中央红军不渡乌江,回头东进同红2、6军团会合的意见。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决定强渡乌江。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向政治局会议作出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7日,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城,其他部队陆续进入。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2日下午,遵义万余群众在遵义省立中学操场上举行集会,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讲,向群众阐明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随后,毛泽东、李富春及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

中央红军在对敌第五次围剿进行的战斗中屡次失利,几乎濒于绝境,这与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错误和挫折教育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途中,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等红军领导人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毛泽东的意见逐步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成。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党中央领导上的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扩大会议,此即著名的遵义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他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会上,朱德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路线给予严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地追究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给中央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谴责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瞎指挥,致使丢掉根据地、部队伤亡惨重。他在发言时,还非常激动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该决议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一(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采取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遵义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中央红军转战途中,于2月5日在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在中央负总责(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指挥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险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26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仍十分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small>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small>

<small>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small>

<h3>三、驰骋云贵川</h3>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3万中央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与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土城,并继续向赤水县推进。27日,中革军委到达土城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4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袭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该敌。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3、5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9军团及红2师担任预备队。28日晨5时战斗打响,经几个小时的激战没能取得较大战果。这时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是6个团约万余人,而且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倚仗优势兵力和优于红军的武器装备,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步步向土城进逼。如果不能把敌挡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设想。

在这危急时刻,朱德决定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考虑到朱德的安全,没有同意。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无奈,毛泽东终于点头同意了。朱德和刘伯承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此刻,毛泽东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亲自到干部团指挥,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次日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1月29日3时,朱德发出《一渡赤水河的行动命令》后,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他来到红四团的阵地时,恰巧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也在该团阵地。据萧华回忆: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自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

在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在危急时刻亲莅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水地区时,川军有12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薛岳部和黔军也向川南急进。在这样的情势下,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突然折向黔北。根据会议决定,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于2月10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利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命令规定了缩编的具体方案。2月15日,朱德电令各军团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的主要作战目标。2月18~21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红军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国民党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中央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为了鼓舞士气,扩大红军的影响,朱德致电红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中央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他飞抵重庆,准备以重兵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指挥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故意指挥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3月16日经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并作出准备从该地北渡长江的架势。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红军以一部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则神速掉头东归,于3月21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中央红军抢渡赤水河后,立即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和乌江以北,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2、6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滇军3个旅赶往贵阳协防。滇军主力被调出,红军进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4月7日,朱德电令林彪、聂荣臻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4月8日,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则从贵阳至龙里间穿过湘黔公路,以120里的昼夜行军速度向云南疾进。红军乘滇军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目的是让驻守滇北的国民党军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国民党守军兵力空虚。这一目的达到,中央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中央红军靠7条小船在皎平渡往返,经过6昼夜,于5月8日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一下子将尾追的国民党军队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林彪等对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迂回机动的运动战表示不满,他甚至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可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朱德和周恩来也严肃批评林彪,肯定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会理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越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21日,中央红军到达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朱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过上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small>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small>

<small>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small>

<small>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small>

<small>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small>

<small>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small>

<small>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small>

<small>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small>

<small>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small>

<small>凡我彝人群众,且莫怀疑畏缩;</small>

<small>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small>

<small>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small>

<small>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small>

<small>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small>

以朱德名义发布的这个布告,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担任先遣任务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得到彝族群众的信任与帮助,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红军先遣队十七勇士冒着敌军的枪林弹雨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仅凭只有的一条小船无法保证几万红军按时渡河。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朱德立即命令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1军团指挥部、第20师主力和红5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同时向泸定桥急进。29日,红军先头部队进抵泸定桥,并抢占全桥。随后赶到的朱德,亲自指挥红军部队跨过泸定桥。至此,蒋介石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宣告彻底破灭。

<h3>四、坚持北上方针</h3>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研究红军今后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人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3万左右的中央红军与拥有8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都感到格外兴奋。6月25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以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会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日,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红1、4方面军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先后发表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赞扬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并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讲话时,语气傲慢,流露出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这就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党中央为了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两军会会后的战略方针,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发言,同意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发展战略。朱德讲话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两个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挺进。

为了增进红1、4方面军的团结与友谊,团结张国焘一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与张国焘彻夜长谈。动员他去指挥部队攻占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但张国焘借口敌军工事过于强大,一口回绝。

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于6月29日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军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条道路。按照这一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16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尽管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但迟迟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在原地按兵不动。他自以为自己拥有8万之众的部队,而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两河口会议后,他致电党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要求党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还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企图将整个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掌控之下。

7月10日,红军总部到达芦花后,四方面军却迟迟没有按计力跟进。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预定计划迅速北上。为了争取张国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共同北上,中央政治局于18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改由张国焘担任。当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帅指挥。20日,中革军委又将红一方面军1、3、5、9军团分别改为1、3、5、32军,四方面军4、9、30、31、33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建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7月中旬,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情况汇报。朱德在发言中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分析了四方面军在军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以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加以总结改进。朱德在发言中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因为他深知,红军正在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野心极度膨胀的张国焘根本听不进朱德的意见,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暗地里加紧进行反中央的分裂活动。

朱德为了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统一,总是多讲四方面军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因而很快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据徐向前回忆:朱德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年轻、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一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希望一、四方面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并与他共事的干部、战士所称道。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北上的战略行动,致使当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红军极为不利: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上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并控制了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任追击红军的敌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军委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现。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中革军委于8月初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8月4~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会议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同时强调一、四方面军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摇。朱德在沙窝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两个主力红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

沙窝会议后,按照中央的分工,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至此,朱德暂时告别多年来并肩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开始直接与张国焘共事打交道。朱德与党内同志打交道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而著称。但要与张国焘共事打交道,朱德深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特别是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他目空一切,专擅用权,排斥总司令和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红军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h3>五、反对张国焘搞分裂</h3>

朱德、张国焘和刘伯承率总部去左路军后,接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因此,要求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但张国焘不同意党中央的决定,更听不进朱德的劝说,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无奈,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索花寺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8月底,党中央率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待左路军到来。

朱德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却无视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在阿坝按兵不动。在党中央一再催促和朱德的极力劝说下,张国焘方与朱德率领左路军第1纵队于8月30日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2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左路军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为由,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他独断专行以“朱、张”的名义致电党中央:嘎曲河涨水,上游侦查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够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搞清噶曲河的水情,朱德亲自来到河边堪察。当朱德了解到噶曲河水最深处只有齐马肚子深,部队完全可以徒涉的情况后,多次向张国焘提出过河北上。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据时任总部一局一科参谋陈明义回忆: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德争吵,要朱德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我当时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反对,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并于9月5日电令正要北上的第2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在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那些日子,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的办法。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为下策。但张国焘一意孤行,于9月8日以“朱、张”的名义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向左路军发电,要求左路军迅速北上,如果南下,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朱德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但张国焘不听朱德的劝阻,又于9月9日单独用个人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的主张。党中央当即回电张国焘:北上方针决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1、3军先行北上。11日,党中央再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反于12日亲拟电致1、3军领导人,声称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地逃跑,要1、3军速归。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在朱德的军旅生涯中,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坎坷和磨难,但从没有像在左路军那样心情沉重。在与张国焘右倾分裂行为斗争的极端艰难的时刻,朱德暗下决心,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左路军折回阿坝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实施对朱德的围攻。张国焘在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攻击党中央率1、3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极力鼓吹南下。一些人跟着张国焘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张国焘也逼着朱德表态。

朱德面对张国焘等人的无理围攻,非常镇定地说: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并再次告诫张国焘等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这时有人冲着朱德大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非常从容地说,我是党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着你们去。当刘伯承看到张国焘等人如此蛮横地围攻朱德,挺身而出,非常激动地质问张国焘等人: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刘伯承的话音刚落,张国焘等人又把攻击的目标转向刘伯承。刘伯承紧紧地同朱德站在一起,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4军、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于10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张国焘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只能称陕甘政府,红一方面军只能称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朱德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他心平气和地跟张国焘等人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没有行动的自由。朱德深沉地跟刘伯承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张国焘没敢对他们采取极端行动。不久,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去,刘伯承则被调至红军大学工作。朱德到前方部队后,利用各种机会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他要求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5、9军团指战员,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但要讲究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眼前的困难曲折总会能克服的。他还设法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包括当面辱骂过他的人。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话语,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敬重。朱德还设法保护由于不同意张国焘南下、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而遭受其迫害的同志。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顽固坚持南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人,经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受到教育,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朱德在左路军工作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历经磨难。它坚持高度的原则性,绝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努力说服争取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再度同党中央会合时,他动情地对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h3>六、历经磨难胜利北上</h3>

1935年12月30日晚,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介绍四方面有关情况。这是朱德随左路军行动后首次以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发电,因为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已被张国焘严密控制。毛泽东等接电后十分兴奋。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深知,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朱德为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转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935年2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1936年1月24日,张浩又致电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在原则问题上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张浩代表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的电报,对张国焘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一些跟着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1936年1月27日,张国焘致电陕北,要求“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党中央回电拒绝了张国焘这一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向关系。

1936年2月,国民党当局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发动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不断率部西撤。2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四方面军进入甘孜地区时,部队减员过半,只剩下4万余人,而且给养极其困难。此时,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宣告失败。

就在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和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从陕北不断把各方面的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求其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到陕北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朱德、刘伯承不断劝说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2、6军团,也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1936年2月下旬,年近50岁的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后翻过3000多米高的雪山夹金山和5000多米高的雪山党岭山。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地区后,为策应红2、6军团北进,决定在该地区停留一段时间。

红2、6军团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11月19日,红2、6军团为争取主动,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桑植地区出发,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6年1月进入黔东石阡、镇原、黄平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部队又向黔西、大定、毕节等地转移。3月下旬,部队到这盘县、亦子孔地区。3月30日,红2、6军团接到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治委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6军团立即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党中央指令红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32军编入),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党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2、6军团领导人站在他的一边,遭到红2、6军团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2、4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于8月到达甘肃南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与苏联的交通,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此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的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部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此时又对北进方针发生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后经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并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等因素,张国焘只好放弃这一打算。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

10月9日,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当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22日、23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长征胜利了,但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朱德在长征中所付出的艰辛,所遭受的磨难,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永远不应忘记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要永远向朱德学习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

正文 第四章 陈云独特的曲折征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亲历者中,陈云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鲜为人知的是,他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的征程,与参加长征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也要独特得多。

<h3>责任重大的五军团党代表</h3>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央红军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军第5、第8、第9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担任。在陈云受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

朱德向陈云简要介绍了红5军团的情况。红5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博生等按照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个军团虽比红1、3军团成立晚,但过去是冯玉祥的部队,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格斗中用大刀拼杀是出了名的,现又经过三年革命战争的考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针对红5军团的特点和战斗作风,周恩来向陈云谈了中央的意图:1、3军团做开路先锋,8、9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巨的殿后掩护任务由5军团担负。接着,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最后,他郑重地对陈云说:军团领导班子虽然很好,但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作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以加强对5军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赋予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1934年10月18日,陈云随红5军团从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红5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当时整个军团只有红13师和红34师两师六团人马。陈云协同董振堂、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5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的第三天,陈云便来到第13师,向师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13师的任务,并就西征行军中的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第13师的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以完成中央交给的重任。针对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开小差严重的现象,从11月4日起,陈云干脆与13师官兵一起行军。行军中,他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战士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指出发生严重的战士开小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的领导能力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陈云的指导和帮助下,红13师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做了认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开小差现象逐渐减少。直到11月15日随13师最后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后,陈云才离开13师回到红5军团总部。

敌人在桂林以北的湘江边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由于红军向湘西北进军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早已暴露在敌人面前,再加上大搬家式的行军延误了军机,红军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中陷入了险境。

红5军团的殿后战斗异常艰苦,无数指战员英勇牺牲。陈云和军团首长为了组织和指挥战斗,曾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12月1日,红1、3、8、9军团和中央、军委两纵队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堵截,渡过湘江。此时,两侧敌人已开始急速沿湘江合拢,而5军团的部分部队仍滞留于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为此,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等,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克服一切困难,冲破敌人包围圈,抢渡湘江。红13师接到命令后,连夜急行军45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5军团后卫的红34师却没有来得及渡江,师长陈树湘以下大多壮烈牺牲。

在5军团日复一日的激战中,陈云始终与部队同甘共苦,和干部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官兵们十分热爱这位和蔼、沉着、年轻的党代表。由于5军团阻击任务紧迫,部队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陈云等军团首长更是如此。一次,陈云来到13师37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搞来了鸡汤,煮了一点挂面,使陈云在多日的困乏中终于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在艰难困苦中结下的战斗情谊,给陈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情。1936年,在西路军山丹战役中,谢良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左腿。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赴苏安装假肢,他去组织部办介绍信时,遇到陈云。陈云热情地挽留他吃饭。谢良怕麻烦老首长,一再推托,陈云坚持挽留,并真切地说:“这顿饭非吃不可,长征路上你不是还请我吃过鸡汤煮挂面吗?”结果,陈云硬是把谢良留下,请他吃了一顿从苏联带回的马肠。

<h3>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h3>

湘江战役后,部队继续向西北移动,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称之为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老山界是很难爬的。这是陈云以往从未见过的高山。他随红5军团抵达老山界的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之际。吃过晚饭后,部队开始上山。夜黑天冷风大,队伍走得很慢,加之山路狭窄,大家走几步停一下。连续行军人极疲倦,便常有失足跌人山沟之事发生。夹在行军队伍中的陈云,不停地提醒前后的战士们走路小心。队伍越走越慢,预备的火把也一个个燃尽了,午夜过后,部队只好就地休息。大家不管地面是湿是干,横七竖八地倒地就睡。陈云与大家一样,脚步一停,顿觉困倦无比,也立刻进入了睡乡。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欲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并很快布好了一个口袋阵。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原定路线北上,将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

中央领导内部就红军行军路线问题发生了争论。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而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己见。在两项对立意见中,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即红军继续西进,至于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去黔北的建议,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次会议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此时,红5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5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应博古之约,陈云与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后来,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湘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在黎平,中革军委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当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红8军团,原红8军团部队并入红5军团;军委第1、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担任政治委员。12月21日,陈云与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了红5军团,加入军委纵队行动。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这时,“左”倾领导者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2、6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翌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全城居住3万多人,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也是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通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城市。在遵义,陈云与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掀开了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一页。

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发言中,毛泽东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陈云在会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会后,陈云与毛泽东、张闻天被会议指定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当时条件困难,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至一些重要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1982年4月,中央档案馆将50年代从苏联要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一份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仔细看了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威信到沪定桥的路上。这份珍贵的传达手稿的发现,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而引起了党史界的高度重视。这是陈云当年预想不到的。

<h3>组织大军横渡金沙江</h3>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由泅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九坝。途中,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水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当红军到达土城时,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挡住红军北进的去路;尾追的川军也进至土城以东地区。

在前往土城途中,陈云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一起察看了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棋部。但战斗打响后,发现参战川军的人数和战斗力远较预先估计的要强,双方形成拉锯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翼攻击中央红军。

毛泽东当机立断,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变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长江的计划,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从土城、猿猴场轻装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接受任务后,陈云立即作了布置:集中大部分卫生、运输部门的担架,赶赴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把所有修理枪支的机器和X光机等笨重物资销毁并投入赤水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不能丢弃。任务下达后,陈云亲临前线各点巡视,检查落实情况,彻夜未眠。到第二天早晨4时,他们已全部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此后,陈云随部队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南渡乌江,威逼昆明,日夜转战不息。

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原本就很瘦弱的陈云更加消瘦。一次,陈云遇到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等八位大姐,她们见陈云如此疲惫和消瘦,都很关切,问寒问暖。邓大姐还把一个吃饭用的小勺送给陈云。一把小勺微不足道,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其中蕴含的战友之情却是无限深厚的,以至几十年以后,陈云仍对这件小事念念不忘。

4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以神速的动作分两路向西挺进,乘滇军主力东调入黔,云南后方空虚,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奔金沙江畔。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县哨口村发出了关于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部分,发源于青海。它从青海的玉树奔腾南下,经巴塘至石鼓突然来了个100多度的急转弯,甩开了和它并行的澜仓江和怒江,独自掉头北上,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奔流的金沙江水,冲人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3000多米深的大峡谷。这便是举世闻名的虎跳峡。咆哮的江水冲出峡谷,流到云南元谋、禄劝一带,这里江面渐宽。元谋县的龙街渡口,历来是川滇间的一个重要渡口;禄劝县的皎平渡,也是一个较大的渡口。金沙江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江边贫民多淘取金沙出售,以此糊口。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部分称金沙江,流入四川省宜宾县以下称长江。金沙江的两岸,都是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从云南省境内由南向北走向金沙江边,离江30公里处,即开始下坡。连下20公里至皎平渡,从皎平渡至江边还有10公里,山势更陡,下山必须用手杖,否则就有滚下山沟的危险。

不管金沙江如何险恶,中央红军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必须抢时间渡过金沙江。按原计划,部队欲分三路过江。不料,1军团到上游的龙街渡口时,渡船被敌人先我一步烧毁了;3军团在下游占领洪门渡口时,只缴获两只小渡船,每次只能渡10余人,耗时太长。上述两个渡口均因江面宽,流速急,无法架设浮桥。只有中路刘伯承、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昼夜兼程80余公里,于5月3日深夜,抢占皎平渡口,缴获了两只大木船,偷渡北岸成功。然后,他们又在上下游收集了五只木船,大的一次能乘30多人,小的能载10余人,如果昼夜不停地摆渡,全军用五天多时间就能渡完。

为了组织红军全部人马顺利渡江,中央和中革军委特组织渡江指挥部。陈云被任命为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共同组织部队过江。

皎平渡口南面是云南,北面就是四川。所谓渡口,也只比其他地方稍微平一点,地势还是非常险的。南岸停船的地方还可在沙滩上,北岸则是悬崖,在悬崖上凿上一条将近100米的隧道,通到半山上的一个关卡,隧道边还凿了窗洞来方便采光透气。船到北岸,渡客下船后顺石阶而上,来到隧道口,经隧道上山。

渡口的江面很宽,对岸喊话这一边的人都听不见。水流每秒达四五米,平时水浪达一二尺,起风浪时达三四尺。江边气候变化莫测,风急雨骤,好在风雨一般持续不过半小时。大风起的时候,江边沙滩上的沙子都能吹起来随风飞舞,人都站不住。

陈云来到江边指挥渡江,卫生员还给找了个土洞临时休息。陈云对渡江工作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来江边的沿途,渡河司令部都派人张贴渡河纪律。部队来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到船边,而听军号声指挥。上船时不能一窝蜂,而必须按次序排成一路纵队。这一规定,下至普通战士,上至军团长等高级干部,都必须遵守。上船后,每船安排一个司令员,船上的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马匹不能上船,就让马夫坐在船尾牵着,船开动后岸上的人拿鞭子把马赶下河,跟在船后面游过去。

当时渡河司令部的人每餐的伙食只有青豆,但陈云安排给船夫每昼夜开伙6次,顿顿杀猪吃肉,每天还给5块钱现大洋。这几只木船都已经极为破烂,江水从船底向船上涌出,每次来回,都必须派人拿木桶将船舱里的水舀起来,倒回江中,才能够重新使用,渡船每小时只能来回三四次。为保证夜里渡江的安全,红军在两岸点起大火堆,把江面照得透亮。

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到5月9日,红军井然有序地渡过金沙江。过河后,将几只船摧毁。对船夫,则不但支付他们工资,还考虑到船毁后他们的生计暂时受影响,又额外给他们每人30块大洋和其他东西。

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追军的袭扰。当时红军宣传人员还搞了个小品,说的是红军已渡江北去,蒋军追赶红军来到金沙江边,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扔掉的一只破草鞋,面对滔滔江水徒唤奈何。红军战士胜利的豪情溢于言表。

过江后,红军绕过西昌城,于5月21日占领冕宁城。

遵义会议后,陈云除担任军委纵队政委之职外,还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只要有机会,陈云便积极与地方组织联系,开展工作。

红军到达冕宁县的次日晨,陈云便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冕宁县政府招待所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抗捐军的事。随后,陈云又在总政治部召开有红军干部和当地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云还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主持了几位地方积极分子入党的仪式,并给他们上了党课。

到达冕宁,红军已经接近了大凉山西部的彝民区。这个区域面积较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畔的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族区域。彝家均有武装,共有数千支快枪并有少量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土司所有,但自国民党刘文辉部入雅州之后,即驱逐彝家土司而据其土地为已有,因此,彝家与刘文辉部结仇甚深。

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刘伯承还与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后来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10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过彝族区后,陈云随部队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于5月31日到达泸定县。这时,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特殊使命。

<h3>向共产国际和全世界介绍长征</h3>

红军到达泸定县城的当晚,陈云出席了在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红军长征后,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失去了白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在湘江之战中,中央100瓦大功率电台又销毁在湘江,从此完全失去了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共产国际的联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一方面使红军得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重新取得了战略机动性。另一方面,迫切需要恢复白区工作。

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县。陈云从天全县灵关殿出发,奔赴白区。

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密的,当时只有少数领导人和核心机要人员知道。陈云本人更是守口如瓶,连对当时也在长征队伍中的亲人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临行前,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全部机要文件交付组织处理,把一个蚊帐送给了自己的好友张闻天,同时委托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把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交给亲人。

离队前,中央给陈云作了周密的安排,给他安排了护送人,周恩来跟他约定报平安的办法,刘伯承给他提供了几个有用的关系。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特务、叛徒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像陈云这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横穿大半个中国,远赴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但陈云和护送他的地下党员席懋昭机智地应付了沿途的各种情况,安抵成都。在这里,陈云托人到《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约定,向中央发回的安全抵达成都的“平安家书”。

陈云从重庆乘船东下。船行至武汉,旅客纷纷下船活动、买东西。陈云考虑到白区环境复杂,叛徒、特务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以邀功,上岸后就会增加风险。他想尽量避免离船,但这样又不太合乎情理,会引起别人的疑心。陈云想了个办法。快到停泊地前,他买了一点酒,佯装自斟自饮。到了武汉,同舱的人邀他上岸游玩,他就推托说喝多了,想留在船上睡一大觉,不露痕迹地搪塞了过去。

到上海后不久,1935年9月上旬,陈云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与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乘苏联货船秘密赴苏联。

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形。他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指出这次会议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陈云在报告中指出,西征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军事指挥上、组织上存在三个错误:一、部队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仅运输各工厂的机器就占用了五千人,有时后卫部队落后于先头部队达十昼夜的路程,给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三、我们的行军路线仿佛是用铅笔画好的,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人,我们成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对象。陈云说,在黎平,红军领导内部出现了争论,广大指战员对“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改变了军事战略,采取灵活机动的前进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陈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能力自已解决问题。其目的在于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有所了解,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因为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长征仍然能够取得胜利,说明“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成熟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了解。事实表明,在陈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很快转变了态度,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塞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可以说,共产国际开始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与陈云的莫斯科之行密切相关的。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红军的长征是世人广泛关注的一件事情。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后,蒋介石便向国内外大肆吹嘘他的“剿匪”功绩,胡说红军已完全“溃败”,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受其蒙骗。为了戳穿蒋介石的谎言,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红军长征的真相,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二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

在文章中,陈云署名“廉臣”,并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见闻录》完整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队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1.2万里行程;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翻越老山界和大雪山、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兵临贵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飞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从陈云的笔下,人们可以感受到红军并非是被国民党“穷追溃逃”的“败兵”,而是一支英勇顽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战斗部队,并且有着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念、新型的官兵关系。

《见闻录》尤其描写了红军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文中写道: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朱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红军到宜章时,那里的400多名粤汉铁路修路工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这是由于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工作几年的结果。针对此事,文中评述说: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见闻录》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50,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他们的形象与人们受欺骗后,以为“凶暴异常”之想象“完全不同”。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更辅之以“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红军岂有不成功之理!同时文中称,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报章对毛泽东、朱德等的丑化。

更可贵的是,《见闻录》以极恳切的语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做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1937年3月起这篇文章在国内刊载和出版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见闻录》多次被各种研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刊摘录和转载,但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才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

以往都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在斯诺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毛泽东的时候,《见闻录》早已在巴黎发表,并在莫斯科出版了。陈云才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

然而,在苏联相对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陈云就又开始续写自己的长征篇章了。

<h3>援接西路军</h3>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执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5军、9军、30军及总部共2.1万人,先后从甘肃省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

在西路军鏖战河西走廊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建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陈云被指定为团长,滕代远为副团长,另外还配有三名工作人员,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担任翻译。

陈云一行五人受命后,在共产国际“留克斯”大楼集中休整了三天。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并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陈云等提出西路军进疆后缺少弹药、武器,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联共(布)中央领导,答应送给他们90辆坦克和90门大炮。

不久,陈云一行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直抵哈萨克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们脱下西装,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逗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乘车秘密到达中苏边境霍尔果斯。

在霍尔果斯住了三四天后,陈云因劳累,旧病复发,经常流鼻血,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返回阿拉木图休养治疗,约一个月后,即返回霍尔果斯。这时,国内发生西安事变;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下来,这一等就是5个月。

在陈云等一行五人在霍尔果斯等待命令之际,英勇的西路军正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浴血奋战。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在张掖县西南的梨园口同敌人作殊死搏斗后失败。部队由初建时的2.1万多人锐减为1000余人,余部分成三个支队突围。不久,右支队以及以妇女、伤员为主的支队在战斗中失利溃散,只有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仍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孤军奋战。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注左支队的命运。3月23日,中央终于与左支队仅存的一部电台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他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向新疆转移;并谓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左支队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4月20日左右,在焦急中等待任务的陈云等人,终于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示,命他们急速前进,赶到新疆星星峡地区,接应西路军残部。接到命令后,陈云等人立即整理行装,于4月23日,乘坐新疆督办盛世才派来的汽车,经伊犁抵迪化(今乌鲁木齐)。

盛世才是个野心很大的军阀,1933年他夺取并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成为“土皇帝”。为不被国民党蒋介石吞并,盛世才便向苏联求援。苏联政府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漫长边界,经过谈判,同意在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上支援盛世才,并在迪化建立了领事馆。作为回报,盛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由于这种关系,陈云等到迪化后,立即通过苏联领事馆,与盛世才沟通联系,商谈建立合作关系和接应西路军进新疆等问题,并很快得到盛的支持。至此,陈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4月27日下午5点左右,第一批西路军左支队的干部和战士历尽艰险,终于走出了荒漠的戈壁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受到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的热情接待。在王的支持下,初到的战士们又打着红旗,乘车返回戈壁滩收容了失散的左支队人员,人数慢慢地集合到400多人。在陈云的要求下,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派出两架飞机,给在星星峡的西路军空投了食品、衣物和枪支。临近五一节的一个早晨,陈云和滕代远等带着盛世才提供的几十辆装有枪支、衣物和食品的汽车,向星星峡驶去。

五一节那天,陈云在星星峡主持召开了纪念会。陈云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的指战员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陈云还深情地说,要把西路军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从事解放斗争的!

为了让指战员尽快恢复体力,陈云把从迪化带来的物资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同时,他又商请盛世才再空运一批物资。盛世才答应了,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支、弹药,使聚集到星星峡的400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并逐渐恢复了精力。

5月1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车向迪化进发。到迪化后,陈云、滕代远和西路军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决定,把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西路军工委继续保留,西路军左支队改称为西路军总支队,设政治处、总务科,下编四个大队,每大队编三个排,每排编三个班,每班10人左右,对外统称“新兵营”。陈云为“新兵营”党代表。

由于长期连续地艰苦作战,许多干部和战士的身体都很虚弱,有的伤口还未愈合。陈云十分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使大家尽早恢复强健的体魄,初到迪化时,陈云安排对全体人员进行了体检,有病的得到了及时治疗。同时,部队加强了保健工作,尽量想办法改善伙食,安排好生活。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陈云还同盛世才交涉,每月发给每个战士新疆币1500两银票,排长5000两,大队干部1万两,总队首长和工委的负责人更多一些。

在生活方面安排就绪后,陈云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这个问题对总支队的干部战士来说是一个很新的问题。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他每周抽出两三个半天时间到迪化图书馆阅读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与侵华史料,前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陈云亲自给总支队指战员上课。在讲课中,他结合日本历史和日本侵华史料,结合九一八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地给大家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经过调理身体和整顿思想,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生活、思想、组织编制都稳定下来之后,陈云向总支队传达了党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并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要使“新兵营”成为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

“新兵营”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基础课学习,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陈云不失时机地提出把“新兵营”的文化学习转入军事技术的学习。

陈云已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了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了解到盛世才近几年从苏联接受了不少现代化武器装备援助,还从苏联聘请了教官,他们自己也培养了一部分教官,搞了几个技术兵种训练队。根据这种情况,陈云提出,请盛世才和苏联的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盛世才聘请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首先表示可以在器材保障和教学上予以协助。盛世才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形势,又深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打着借此可以向苏联多要些装备的小算盘,同意了陈云的提议。

根据盛世才提供的装备和师资,陈云确定“新兵营”第1、2、3大队共200多人学驾驶汽车,其中第三大队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学开装甲车;第四大队100多人学各种火炮。

陈云从官兵们不懂得发动机传动运转原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买来两辆自行车,对学习驾驶汽车的1、2、3大队的官兵们说:“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技术之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之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车。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对于学习多种火炮的四大队,陈云也提出从炮的构造、射击原理到实弹射击几个阶段依次进行。按照陈云提出的方法去做,学员们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大家都称赞陈云提出的由简到繁的学习方法好。

干部队的学习重点是军事、政治理论。为了发挥和调动干部队五六名老无线电技术人员和两名医生的才能和积极性,陈云又抽调出20多人组成无线电训练班和近10人的军医班。他还选派了几人到盛世才的兽医站学习,以适应发展骑兵的需要。

从此,“新兵营”俨然成了人民军队第一所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后来,“新兵营”的许多人都成为军事技术的宝贵人才,在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陈云当年的设想是富有远见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开始,10月在迪化正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陈云任党代表,滕代远任主任。办事处成立不久,经与盛世才多次交涉,办事处为八路军争得了5万件羊皮大衣,10辆汽车,12挺高射机关枪,12万发子弹的物资援助。

陈云的视野是极其开阔的。1937年深秋,在“新兵营”已学习了汽车、大炮、装甲车、军医等技术的基础上,陈云又设想着为党训练一批掌握航空技术的年轻干部。

陈云先找到苏联军事顾问,了解盛世才新疆航空队的一些情况,然后多次同盛世才交涉,请他的航空队下期为八路军培训50名空、地勤干部。盛世才心里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使用他的飞机培养人才,但他既然答应使用他的汽车、大炮、装甲车学技术,就不好拒绝借他的飞机学飞行。于是,盛世才向陈云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他的飞机不多,要求中国共产党出面请苏联再援助几架比较先进的飞机,用于代培共产党的飞行人员;学员要由50名减为45名,其中飞行25名,机械20名。第二,为八路军训练的这批飞行员毕业后,不要马上回延安,要他们帮助航空队把军威建立起来,因为他训练的头两批飞行员都是学生出身,怕死,不愿意打仗。第三,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一批得力干部在新疆工作,帮助发展文化教育,整理财政经济,卫戍边防。盛世才的算盘还是打得蛮精细的。

陈云答应了盛世才提出的条件,并和他达成了用盛的名义,以苏联的教官和装备,为八路军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协议。

考虑到这是为党培养的第一批航空种子,必须慎重选人,所以,陈云亲自筹备派人进新疆航空队的具体事宜。

陈云在“新兵营”作了动员,向大家讲明办航空队的重大意义。动员结束后,陈云开始在“新兵营”内排队摸底,亲自找人谈话,预选学习航空技术的第一批学员。为了保证第一批航空队员的质量,陈云决定全部在共产党员中选拔,基本条件是:年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

11月下旬,陈云奉命回延安。临行前,他特别找有关人员郑重交代:有关学航空技术的问题,待我回延安请示党中央、毛泽东之后才能定下来,这里的400多人绝大多数是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到这是我们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应由各个方面军的同志组成比较合适,准备再从延安挑选一些人来这里学航空技术。陈云把按条件精心挑选的30名年轻干部、战士推荐给接替他工作的邓发。邓发按照陈云的交代,对各大队预选的30余名学员于次年1月进行了体格检查,经苏联专家检查,合格者有25人。1938年3月10日,陈云在延安选拔的18名学员,千里迢迢来到迪化。一支在陈云精心组织下的红色航空学员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后来,这批学员中的大部分走上人民空军军师级以上的领导岗位,成为栋梁之才,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有了援接西路军的这段经历,陈云实际上就把自己也当成西路军的一员,对这些战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西路军的行动后来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使西路军将士蒙受了不白之冤。陈云一直挂心这件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他,亲自出面解决。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认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他同李先念谈话时,李先念提到邓小平上一年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满怀深情地表示: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后,请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李先念办公室转达他的意见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邓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李先念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以后,陈云把这份说明及所有附件看了两遍。3月8日,他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性质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陈云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11月底搭乘运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回国的飞机,由迪化经兰州飞抵延安。历时三载、穿行亚欧数万里,陈云又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战友会合,迈上了新的征程。而他在长征中勇挑重担,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为人民军队多军种建设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正文 第五章 任弼时与红军长征先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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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之际,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没有出席会议,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当时,参加中华苏维埃“二大”会议的王震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中革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堡垒对峙下的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王震说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向他交代,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王震还讲了在大会上见到毛泽东时的情况。毛泽东问湘赣有多少人?多少枪?王震回答后,毛泽东对他讲:“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会议讨论过程中,红17师政委陈洪时主张按中革军委指示,短促突击,强攻永新。少数人鉴于红17师劳师远征刚回来,主张避战休整。多数人认为:占领永新之敌,为了打通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可能有长距离的运动,容易暴露弱点,为红军打运动战创造条件,可以打。任弼时权衡利弊,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说服主张避战休息的人,也批评了强攻永新的错误主张,决定发扬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敌。于是立即布置严密侦察周围敌人的动向。

红6军团是1933年6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将湘赣和鄂赣两省的红军合编为2个师,在永新的沙市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湘赣省的红8军改编为红17师,下辖第49、50、51团3个团,师长萧克,政委陈洪时;湘鄂赣省的红18军第52师改编为红18师,师长严图阁,政委徐洪;湘赣省红16军改编为红16师,师长高永生,政委温锦惠。军团虽然成立建制,但并没有设置军团领导机关。

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围剿”湘赣苏区的敌军总指挥刘建绪趁红6军团人马远征疲劳之际,迅速发动攻势,企图歼红军于禾水以北、袁水以南地区。敌人共4个旅之众,在第15师师长王东原指挥下,分三路扑向红军。

任弼时同萧克进行了商议,决定趁湘军进攻之机,在沙市打湘军埋伏。沙市四面大山,中间为一道峡谷,是设伏极好地点。1934年4月4日夜,萧克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地点,隐藏在两厢油茶林中。

4月5日9时,敌人前卫进入了沙市以东的小高地。当敌军全部进入埋伏阵地后,萧克一声令下,埋伏的红军一齐开了火。这时,又天降大雨,红军指战员冒雨向国民党军冲杀。战斗到下午1时,王东原的第15师第43旅全部被歼,活捉了旅长侯鹏飞、旅参谋长赵楚卿、团长徐本桢,这是河西战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胜利。红军乘胜收复了永新。这次战斗的胜利,震撼了湘军,鼓舞了红军士气。战斗之后,湘赣红军退到了象形,并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热烈庆祝战斗的胜利。

沙市战斗之后,刘建绪接受了教训,改变了战术,从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处处建堡、层层封锁、节节“进剿”的战术,妄图消耗红军的人力、物力,逐步紧缩湘赣革命根据地。

这时,中革军委大权已完全旁落于顾问李德手中,中革军委几番来电,强令湘赣红军与敌展开阵地防御战。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无奈,只好在永新城西北的台岭一带,城东的石灰桥、金华山一带,城北的松山一带,广筑碉堡,抗击湘军的进攻。

到了5月下旬,刘建绪部在永新、莲花一带的碉堡封锁基本完成,便向红军展开了新的进攻。任弼时和王震致电周恩来、朱德,报告永新、安福、宁岗、萍乡等地国民党军队动向和红17、红18师的作战部署:主力集结隐蔽在高桥头附近,以侧击进犯之敌;各独立团、营分别守备要点,截击敌交通线。

然而,湘军势力越来越大。任弼时、萧克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留红18师控制金华山阵地,红17师速转移到松山一带,阻止敌李抱冰的第53师西进。作战计划实施后,敌第53师果然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向红17师阵地发起了攻击。红军指战员在“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拼杀。进攻之湘军虽一次次被打退,但是,终因众寡悬殊,红军不得不退出阵地。这时候,红17师、红18师三面受敌,处境极为不利,只得再次转移。金华山争夺战使红军牺牲了400多人。湘赣根据地中心区域也被国民党军占领,其余地区亦被分割为若干小块。接着,红17、红18两师又被国民党军的8师之众,压在了牛田、津洞数十里狭小地带。刘建绪见状,得意忘形,~面令彭位仁、陶广、王东原修碉筑堡,一面协同东线和南线的国民党军,准备与湘赣红军主力决战。

任弼时率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地区,省委机关住牛田墟的万寿官内。面对严重的敌情,任弼时同萧克、王震等人商量,大家意见:必须改变与湘军死打硬拼的战术,乘湘军尚未完成包围圈的时机,开赴井冈山,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凭借井冈山天险,与湘军周旋。之后,中共湘赣省委正式决定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各部队在指定区域进行游击战,同时派红17师第49团开赴井冈山,后又派李贞率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增援。

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实行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使井冈山的群众产生了对立情绪。特别是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杀的处置,更增加了群众的对立情绪。红49团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红军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

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新失守后,1934年3月初,任弼时即派出独立4团到湘南的桂阳、宜章、郴县和粤赣边的乐昌一带活动,发展游击区。7月初,独立4团的第1支队回来向省委及军区司令部报告:已在郴县、宜章、桂阳三县的10个区20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郴县的5个乡建立了临时政权,独立4团的人数已由出发时的300余人增加到670多人,改称湘南纵队,辖3个支队,另有游击队8个共260多人,各区的赤卫军也开始建立。

7月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召集红17、红18两个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由任弼时向大家作关于红6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准备。任弼时说:“这一转移不是失败与退却逃跑,要反对一切悲观与动摇。”

7月8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朱德报告:敌第16师向金华山、石灰桥攻进后,现正努力筑碉堡;敌第53师已完成金华山至永新封锁线;敌第63师一部正向洋溪方面推进。红6军团主力西靠高山“不能发展运动队伍”,在敌筑碉逐步推进时“很难突击敌人”。如果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

7月22日,任弼时和王震致电朱德、周恩来,综合报告部队情况:红17师第49、第51团,红18师第52、第53、第54团集中于横石附近,独立团在桥头、津洞、高家桥一带守备。为了巩固部队,省委派张子意率军区政治部一批干部,巡视检查政治工作,督促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健全政治保卫组织,洗刷动摇分子,严守部队行动机密等。

7月23日深夜,机要科长龙舒林送给任弼时一份电报,说中革军委指定由任弼时亲译。于是,任弼时在龙舒林协助下将电文译出,这是中革军委发来的一个《训令》,电文首先写道:“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造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保卫苏区的游击队,应无例外地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这个决定是从如下的政治与军事考虑出发的。”电文从4点进行了分析:一是“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虽然在湖南有着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在湖南力量的薄弱,而二军团(即贺龙领导的红3军——引者注)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极,湖南的游击运动还未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使湘敌可集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二是“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三是“在这种状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的有生力量及保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四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取得足以促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现有的计划。这在敌人堡垒主义优势力量的条件之下,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力量是难于达到的。或者是主力离开现有的地区,转移到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而以独立的与游击的部队在现在区域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活动,以保卫苏区。由于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我们方面一般良好(湘南红军及游击队之活动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决定是更适当的”。电文提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目的:一是“红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地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斗争,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威胁”,因而使红六军团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二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发展游击活动中加倍地扩大红六军团。三是尽力地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红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奋争赤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到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大片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为总的前提。四是为了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及独立行动游击队及地方武装,应留在现在苏区及其周围发展最积极的游击战争。

电文又用严厉的语气写道:“中央与军委坚决地指出:绝对不允许将这个决定曲解成为放弃湘赣苏区与无计划地退却逃跑。中央与军委责成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我们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的必要方法,进行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

关于红6军团离开的时机,中革军委要红6军团“看敌人的堡垒程度及我们行动顺利与否,尔后由军委各个命令决定之”。

电文确定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为:红6军团之第17师、第18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指示任弼时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留在现在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部队、重伤病员、体弱的干部及苏区的基本群众等,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及党的工作。陈洪时为留任省委书记。张云逸到后,王震即任红六军团政委并兼17师的政委。

电文指出红6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和地区为:由黄坳、上下七一带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4团行动的桂东地域;迅速发展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并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即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2军团取得联络。

电文最后指示:“这一训令仅限于给省委常委、红6军团及军区首长,不得丝毫下达。一切准备及第一步行动,应伪装进攻湖南军队的行动……一切准备工作统限8月中旬完毕。”

原来,这时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由于错误的作战方针指导,屡战不利,最严重的是广昌战役,竟然有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使红军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红军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界的瑞金、石城地区。除此之外,蒋介石在经济上对苏区的封锁,使得苏区的处境十分艰难。中共中央面对此情,一面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保卫苏区,一面开始做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准备。这样,便电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军退出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

任弼时译完电报,默然无语。对于红6军团的此次行动。任弼时是早有预感的,因为战争的发展已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了。良久,他问身边的搞机要和兼统计工作的龙舒林:“地方工作人员有多少人?”龙舒林回答后,任弼时又问:“你是走还是留呀?”龙说跟主力走。任弼时说了声“好”,又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任弼时找来王震、萧克,把电报给他们看了,王震、萧克也都感到问题严重。任弼时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只要行动,必然要遭到敌人的前堵后截,这是一;另一方面,军队中干部战士要离开家乡,思想上也会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对老弱病残同志,也要做好安排,地方工作也要安排。部队此次转战,要经过井冈山,当首先占领井冈山的重要哨口封锁消息,然后迅速进入湖南,抢渡湘江和潇水,这样可出其不意地到达湘黔境,与贺龙部会合。”

萧克说:“自打袁文才和王佐被杀之后,井冈山群众中一些人对红军产生了隔阂和疑虑,咱们能不能守住哨口,能不能不走露消息,这个把握可不大呀。”

王震说:“派个小部队前去试探一下。”

萧克说:“要独立4团去执行这个任务吧。”又说:“我们应当准备两套方案,若井冈山方面有问题,我们便派独立5团打着军团旗号,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迷惑敌人;我大队人马趁机从湘、粤敌结合部突围。”

任弼时听了,很是赞同。

当即,萧克找来独立4团团长张通、政治委员刘亚球,向他们布置了任务。张、刘二人领受任务走后,任弼时便主持召开了省委会和湘赣红军政工会议。

任弼时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会议决定调整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由陈洪时、邝光明、谭余保、姚厚德、邝逸爱、张云逸等组成湘赣省委,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彭明辉为省军区司令员。

与此同时,各种准备工作都加紧进行:调整机关,缩减和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安置伤病员,补充部队,决定走和留的干部名单,配齐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发动部队准备干粮,打草鞋,补充弹药,进行军事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全军日夜不停地加紧准备。到7月31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中革军委汇报情况:17师、18师现有6830人,18师增编了第54团。至8月15日,全军可补充至9330人,枪3752支。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250人,随军准备做新区地方工作。不能行动的重伤员350人,分散隐蔽于永新东南山区。被服、修械、制弹三厂,人员330,随军240人,重材分散埋藏。全省现在苏区人口13万,党员1.14万余人。莲花、安福、萍乡三县委合并,永新、吉安、吉水为中心县委,新峡、清宜两县合并,遂万泰新老苏区分成两县,各县干部无调动。

独立4团团长张通、政治委员刘亚球,自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部队连夜到达了黄洋界哨口。他们发现湘军正在有秩序地运动,黄洋界工事早已荒废,而且附近也找不到一个群众,哨口决难守住。便下令撤退,沿隐蔽小路到达了湘赣军区在永新的驻地,二人向任弼时、萧克、王震报告了情况。

第一道方案看来是行不通了,任弼时决定实施第二道方案。

<er h3">二</h3>

1934年8月4日,时值夏末秋初,湘赣之地,依然赤日炎炎,暑气蒸人。这时,新编入红六军团序列的独立第5团,突然出现在赣水西岸的沙塘一带。这个团的干部战士一路上摇旗呐喊,尘土飞扬,声称为“红六军团”,要兵分三路,突破敌阵,东渡赣水,挥师东进。早有探马报告了刘建绪。刘建绪闻知,慌忙上报。一时间,围困湘赣苏区的湘、赣各军,都慌了手脚,纷纷仓皇出动,前堵后追,但见枪林弹雨,炮火连天。赣江东岸的湘军急忙加固工事,封锁江面。蒋介石在南昌听说红六军团要强渡赣水东进,深恐其与中央红军靠拢,赶紧调兵遣将,重新布防,并加紧缩小包围圈。

这支称做“红六军团”的队伍,沿着赣江两岸,时隐时现,神出鬼没,连续游击了好几天,把各路敌军都吸了过去。看看国民党军的部署全部打乱了,这支“红六军团”的队伍,忽然间不见了。那些追捕的国民党军,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8月7日下午3时,红6军团9700多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了湘赣根据地的亲人,开始从西南全线突围,踏上了新的征途。

红6军团出发时,独立第4团为前部先锋。大队人马从新江口地域出发,首先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突破了刘建绪部的两道封锁线,占领了遂川的藻林。接着,又突破了刘部的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尔后,部队又克服酷热、疲劳和饥饿,昼夜兼程,继续向前进击。

这时候,刘建绪等湘、赣、粤之敌,惊悉红6军团已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才如梦方醒。刘建绪断定了红6军团西征的真实意图之后,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乃急令王东原第15师和第16师尾追红军主力,令粤敌以6个团的兵力兼程北上,妄图将红6军团包围在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的地区聚歼之。

8月9日,红6军团在猴子岭突破了湘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至此,完全跳出了战役包围圈,于8月11日中午到达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

寨前圩乃是桂东县南的一个小集镇,为游击区。这里群众的基础较好。老百姓见红军来了,十分热情地欢迎。8月12月下午,红6军团在寨前圩举行了军人大会,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

任弼时、萧克、王震、张子意等人,扎着绑腿,穿着草鞋,腰间挂着手枪,一个个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大会开始之后,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申明了纪律,进一步做了战斗动员,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红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红17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18师师长,甘泗淇为红18师政委,谭家述为红18师参谋长,方礼明为红18师政治部主任。同时,正式宣布以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由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红6军团最高领导机关。

誓师大会之后,夜幕降临,任弼时下达了出发命令。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这一支万人大军,以独立4团为前导,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征旅途。

当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就红6军团的行动计划致电朱德,报告了红6军团的行动计划:“我们今日晚向郴县前进,预计13日到田庄,80里。14日到滁口、黄草坪,80里。15日到郴县附近,90里。相机占领郴城。如郴城占领,则以一师于16日进至桂阳;如不能占,16日则全部迸发桂阳。”

红6军团入湘后,使湘、桂军阀大为震动。

蒋介石于8月11日下令何键和余汉谋筑碉拦截。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更是慌了手脚,缘红6军团既入湖南藩篱,湘南平原已无险可守,只有湘江天险可以设防,遂急令刘建绪为第4路前敌指挥,“驰赴湘南积极设防堵御”。刘建绪接到命令后,连忙赶至衡阳指挥作战。

当湘军全力“追剿”红6军团时,广西军阀第10军的19、24两师由廖磊率领向广西边境运动。

红6军团西征之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八面山。八面山乃是罗霄山脉分支之一,位于湖南东部的资兴、桂东境内,山上怪石横立,沟谷纵横,荆棘丛生,无大路可通,只有羊肠小道。空身人行走尚且困难,何况红6军团起程之时,又来了个大搬家,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等都带上了。特别是电台的发动机,十分沉重,需要几个人抬着走。带着如此沉重的辎重走在羊肠小路之上,那等困难,可想而知。部队行走了一夜,这些笨重东西也移动不了20里,想扔又舍不得。

就在红6军团将士翻越八面山之时,刘建绪的第15师扼守了山上各处要道,红军若正面攻击,伤亡必大,难以奏效;若后退,追兵将至。任弼时、萧克、王震立即商量如何通过此山,最后决定由王震带领一支队伍,辟出一条新路。

于是,王震选了一支精兵强将,由当地土人带路,挥舞着大刀,在深山密林之中,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新路,使得全军团一夜间从敌兵包围圈里跳了出去。

红6军团跳出敌重围之后,继续向西挺进。到了郴州境内的株江桥时,与郴州地下党派出的游击大队长张东率领的百余人会合。当下,任弼时会见了张东,张东将敌情等各方面情况介绍了一遍。尔后,在游击队的引导之下,红6军团大踏步地向郴州县城挺进。8月17日,郴州守敌弃城而逃,红军遂占领郴州。

红6军团占领郴州之后,因国民党军追兵将至,不敢久停,遂继续西行。翌日,大军到达桂阳。桂阳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三国时代的赵子龙战守桂阳城便在此处。红军进入桂阳城后,时值黄梨丰收,村里村外,山头地角,一棵棵梨树挂满黄梨。将士们纪律严明,无有私自吃梨之人,百姓皆呼之为仁义之师。

红6军团人马过了桂阳,便进入了新田县境。在小园镇,任弼时、萧克、王震立即召开了各师、团干部会议。会议在一座庙的大殿内召开。任弼时在会上指出:红6军团虽然已突出敌军重围,目前处境却依然艰难。敌军各路人马正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实行合围。红6军团的西面,便是湘江,须迅速渡过。但水深流急,对岸还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渡江绝非易事。因此,设法甩掉国民党军,选择好渡江的时间和地点是关键之处。

8月24日,红6军团将士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了零陵县蔡家埠以东的湘江右岸地域,哗哗江水声已隐约可闻。同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称:“一、23日我全军团急行军,走140里,于晚24时安抵湘江南岸之蔡家埠,无徒涉场,保安团将永州至冷水滩所有船只调去,水面又宽,南路有敌未西渡……由零、祁间西渡已无可能,四沟水间渡湘水亦困难。我们意见六军团在祁、新、常地域之阳明山及其附近地域发展游击活动,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据说此山横直八九十里以上,地形有利,山势险要,过去大有土匪隐藏。”

阳明山位于零陵东南百里之遥,在零陵和新田两县之间。主峰海拔1520米,为春陵水与湘江的分水岭。其山势纵横七八十里,山上重峦叠障,高插云霄,为湖南名山之一。

由于湘军没有料到红6军团去翻阳明山,因此只派了1个连兵力凭险扼守山上的隘口。萧克遂指挥人马,全歼守敌,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尔后,全军团将士,一鼓作气,仅用了1天时间,便登上了阳明山。上山之后,任弼时等才知道阳明山地瘠民穷,红6军团无法立足。阳明山上有一座庙,这天晚上,天下着大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在庙里与地方党组织的人谈话。一番相商后,决定把红6军团一些不便带的武器和一些行动不便的伤员留在当地安置。

次日,任弼时即率人马下山,直取祁阳县的白果市。白果市乃是一个小山镇。镇上有保安团四百余人。这些保安团措手不及,大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8月25日,刘建绪电令国民党第19师第55旅旅长兼湖南保安第5区司令段珩,要他速安排人马到同邮亭圩堵截红6军团,防其抢渡湘江。

任弼时、萧克、王震等正准备率领红6军团人马准备抢渡湘江,再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时,红17师的侦察员过来报告,说两天之前,湘军已在湘江两岸增加了两个师的兵力,正赶修工事,还抢走了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并在沿江的浅水处架设了铁丝网。三人听了,自然焦急,任弼时略加思索,遂传令道:“停止前进,就地待命。”之后,又命令身边的参谋:“把袁任远请来。”

不一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袁任远来到了任弼时面前。任弼时问:“任远同志,你们红7军当年从广西北上之时,是从哪里过的湘江?”

袁任远说:“在广西的全州。”

任弼时问:“那里可以涉过吗?”

袁任远说:“那里的河水不宽,也不深。”

袁任远把当年红7军北上渡湘江的情况讲过之后,任弼时遂命令部队,掉转方向,折向东南,后卫作前卫,直朝桐子坪迸发。到了桐子坪,部队住了一夜。清晨又出发。当前卫团走到零陵县的分水岭时与湘军王东原第15师遭遇,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战。任弼时得知此情,随即下令部队回师东进,进抵湘军设防薄弱的阳明山西麓。

红6军团甩掉了尾追的湘军之后,又取道宁远,意欲由永安圩直插全州。行军途中,得悉湘军第15师又追了上来。任弼时遂命令人马,再次改变行军方向,第二次攻占新田县城,旋即进入了嘉禾县境。

嘉禾县乃为萧克的故乡,他对这里的地理民情颇为熟悉,遂率领人马绕道而行,避开湘军,神速地直奔蓝山、道县。

红6军团入湘后,桂东、郴州、新田、零陵等地国民党政府告急文书,雪片般地飞到长沙。何键拿着这些“报丧帖子”,在屋里不住地打磨磨儿,他摸不清红6军团此行的目的。起初,红6军团到达桂东一带时,何键接到报告,曾对左右说:“萧匪此举,乃声东击西之术,想把我军人马从所占之匪区引出,而后寻机歼之。传我命令,所占匪区兵马不可妄动,另调人马,加紧追堵。”如今,红6军团这来势,不像是声东击西,像是要转移到他处。这样一想,心里着了忙,遂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

蒋氏见电,当即起草了一个命令。命令湘、桂、黔三省“围剿”部队,合击红6军团;又命令20架飞机起飞,一齐扑向红军。

红6军团自西征之后,几乎是天天行军,不得休息,加之天热,许多人走得脚都肿了起来,磨起了一串串大水泡。每天都有许多人掉队。那些连排干部更加辛苦,除了自己走路,还要鼓动掉队的战士,帮助体弱的战士背枪;到了宿营地,又帮他们洗脚挑泡。尤其辛苦的是那些炊事员,他们到了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们还要找柴找草,烧水做饭。

红6军团将士急行军到达道县后,9月1日在道县以南徒涉了湘江上游的支流潇水,进入湘、桂两省的交界处永安关。这永安关,有桂军1个团守卫,听说红军主力到了,立时如鸟惊飞,如兽走散。红军没费几颗枪弹,便占领了永安关。

红6军团占了永安关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当晚,前锋部队袭占了广西灌县的文市。部队连夜渡过灌江,又继续向西挺进。

当红6军团转战湘南时,白崇禧也派出主力第7军前往“协剿”。新桂系与蒋介石夙怨很深,自然不肯卖力,同时也怕与红军较量丢了老本钱。因此,与红军作战,虚虚实实,遮遮南京耳目而已。但红6军团一入广西,白崇禧就着了忙啦,深恐红军进攻桂林,捣其老巢;更怕蒋介石人马乘机人桂,达到“明取西川,暗夺荆州”的目的。惊悸之余,立即命令灵川、临桂、恭城各县民团火速集合于桂林之东、北两面,防堵红6军团南下;命令在桂、湘、粤边界钟山县设防之所部第24师70团,星夜赶往兴安县的界首,防堵红军渡过湘江;命令第19师向红军追击。

红6军团主力,马不停蹄,人不下鞍,连夜向湘江沿岸推进,于9月4日凌晨顺利地到达了界首。界首地处湘江的上游,探明岭下。这里江面不宽,江水清沏,卵石游鱼历历可见。指战员们不顾行军劳累,纷纷跳人江中涉渡。后续部队又找来了几只渡船,及时地架起浮桥。近万人马,不到一天时间,便胜利渡过湘江。

在红6军团涉渡湘江的时候,廖磊第7军的覃连苏第24师第70团正在离界首不远的塘市蒙头睡觉,被红17师第51团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哄而散。第70团团长汪玉珊因失职而被罢免职务。

红6军团抢渡湘江之后,何键立即就“追剿”红6军团向第19师师长李觉、第1纵队司令刘建绪、第2纵队司令刘膺古、国民党军第1军军长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3纵队司令陈继承下达了追击命令。

此时红6军团指战员,经过数十天的紧张行军,都练出了铁脚板儿,真是越走越有劲儿。渡过湘江之后,一鼓作气向兴安县的西延急进,并迅速占领了西延。

9月8日,中革军委以“火急”电致任弼时。电文谓:“在中央局、军委7月23日训令中,规定的六军团第一步的动作,基本上是结束了。对6军团以后的行动,现有如下的补充训令。”“补充训令”首先介绍了敌情,尔后指出:“如六军团继续北进,则在敌人这种部署下可迫使我军于资、沅两源河套之间与之决战而消灭我军。”又指出:“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6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9月20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上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至湘西北地域,并与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红6军团取得联络。为避免渡大河的障碍与不利的战斗,应规定沿湘、贵边的前进路线如下,即由绥宁、通道至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这是9月20日后的任务。”并强调:“六军团即应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补充训令”明确了五点任务:“一、每日行程应缩短到三四十里;二、要在有利的地形下,如隘路、山地、渡河场,伏击或袭击敌军单个的部队;三、当大敌来攻时亦利用优越地形,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四、当敌人成并行路追击时,则应折转到侧面阵地,侧击前进之敌;五、为扰敌及发展游击战争,应暂由主力中抽出一团以上的兵力出去活动,并应派地方工作同志同行,以便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为要执行这两周内的任务,六军团可暂停留于西延西北山地行动,首先钳制桂敌,而侧击向城步前进之胡旅;在执行这任务后即钳制西进之湘敌主力,折转过来消灭桂敌先头部队;最后则向城步、武冈佯攻游击,诱敌北进,我则背靠城步西南山地,以保守我真正的企图。”“补充训令”最后说:“这一训令是绝对秘密的,只有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应知道并严禁下达。这是一般行动原则,详细行动得依情况变动由军委个别命令决定之。”

<er h3">三</h3>

红6军团在西延稍事补充后,便西越蔡石界,向车田前进。当前锋红52团进到蔡石界顶时,几架敌机对红军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国民党军的飞机欺红军无高射武器,肆无忌惮,竟越飞越低,越炸越疯狂。战士们气得暴跳如雷,亦无办法。一见飞机来了,人马只好就地卧倒,如此行行卧卧,行军速度大减。战士们气坏了,竟举枪对空射击,还真有一架飞机被打中,坠落在石溪的稻田内。战士们一拥而上,把飞机烧毁。其余敌机吓得钻入高空。

步枪能打下飞机的事儿,立时在军中传开。任弼时得知后,当即传令,组织一些好射手,专打飞机。各师团马上执行。这一招还真灵,那些飞机不敢低飞了。

9月13日,中革军委批评红6军团的行动,指出:“一、军委前令六军团袭击绥宁与侧击李敌,你们均未照军委命令执行。二、现六军团的行动,应以小部箝制绥宁李敌,集结主力突击尾追胡敌。如胡敌改由城步河绕道开绥宁时,则六军团应转移至绥宁以西山地,以一部取得通道为我托足地,主力则相机突击李敌向靖县前进”。

9月15日9时30分,中革军委又电示任弼时、萧克、王震,批评“红6军团近日行动与中革军委8日‘训令’不合,不应强行军过早进入贵州,更不应该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应求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并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在红6军团与桂敌周旋于广西之时,何键就命令其女婿李觉率19师和第32旅,共8团之众,开往绥宁、靖县一带,拦截红军。红6军团再度进入湖南时,李觉已率部进入绥宁,其第32旅也开进了城步。这时,红6军团前面有湘军8团之众阻挡,后面有桂军两师之众紧紧追击。这一带均是高山峻岭,茂密森林,人烟稀少,部队行动十分困难。9月16日,红6军团将士来到了大山中的一座小县城。

这座小县城名日通道县。县城不大,仅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街,居民多为侗族。住户和商店也不多,仅有一个保安队,几十名保安队员。红军先头部队到县城边儿时,乒乓放了几枪,就把保安队吓跑了。红军入城之后,正值中秋佳节到了,任弼时、萧克、王震决定在此休息过节。

当晚,中革军委发来敌情报告,说廖磊和李觉的桂、湘军正从两面奔来,要夹击通道县城。萧克对任弼时和王震说:“通道地僻人稀,不可久居,我军当迅速转移。”

任、王二人同意。当即,萧克指挥红6军团,兵分两路,沿着崎岖小道穿过深山老林,朝靖县新厂地区进发。

9月18日,任弼时等致电中革军委,提议李达为军团参谋长,苏杰为17师参谋长。

9月19日晨,漫天大雾笼罩着通道的山山岭岭。这雾别提多大了,人走对面都看不见。廖磊的先头部队进入通道城后,与湘军误打起来,双方都损失惨重。

任弼时率红6军团人马率部在靖县稍事停留,又踏着晨星晓月,急急西行,来到了渠水。这渠水乃是湖南四条大江之一的沅江上游的一条支流。适逢水涨,江面上有许多从山上顺流放下的木排。这些木排都是流向沅陵、常德等地的。工兵部队立即将上游漂下的木排连在一起,搭成了浮桥。大队人马顺利地过了江,继续西行。

9月20日,朱德电令红6军团“不应让敌人将我们压迫到所规定前进路线以西的地域”,情况许可时,“在途中可稍事停留,10月中旬以前到达新指定的地域就够了”。

这时,白崇禧给廖磊发来了一纸电文,令其率部队将红六军团迫入四川境内。廖接到此电后,即邀李觉至军中,商谈此事。二人计议一番,决定由李觉率湘军由靖县经会同、晃县、玉屏向蕉溪、镇远前进,从东侧堵截红军。廖磊率桂军人贵州黎平,尾追红军。这时,廖磊又拟好了一道电文,电请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迅速发兵,从西面堵截红军。廖磊拟好了电文,正要发时,机要副官送来了王家烈发来的电报,说贵州已发了兵,由王家烈亲自指挥,要湘、桂两军协同作战。

此时,王家烈令驻榕江之旅长周仁芳,率全旅人马开赴黎平;又令黔省公安局长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先率第1、第6两团,由贵阳出发,开赴施秉布防;再命万式炯率第8团在乌江北岸箐口一带扼守;又令驻铜仁之师长柏辉章及原驻思南之旅长李成章,率本部人马,协力对印江、沿河方面的贺龙部进行封锁,使其不能南进与红六军团会合。接着,王家烈又组织了第25军军部指挥所,任命刘名杰为指挥所参谋长。尔后,王家烈到达贵定县内的马场坪,在此设指挥所。何键又建议湘、黔两军组成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部,司令由黔军第1师师长何知重兼任,副司令由湘军第19师长李觉兼任。

<er h3">四</h3>

红6军团人马进入贵州锦屏县后,遇到了周仁芳部的阻击。萧克遂指挥人马将周部击退,顺利通过锦屏,进入剑河县境内,到达清水江流域的南嘉地区。这一带是苗族、侗族的聚居区。由于历代官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苗、侗两族的民族仇恨很深,每有官府军队经过,两族人民都要手持利器,扼守山寨,遍山呼应。由于这里地形险要,曾一度为古战场。据史载,250余年前张秀眉、姜彦芳领导的苗、侗民族起义军,与清军血战,把清江水都染红了。所以,当红6军团人马经过这里时,这些少数民族将红军误认为是反动军队,都持刀剑守卫寨前。任弼时得知此情,急令红军各级政工人员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不入民宅,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并在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扶危济贫,对山寨主、土司头人进行争取工作。苗、侗两族同胞很快对红军消除了误解,并变敌对为支援。时任军事裁判员的何辉对此回忆说:“部队在贵州苗族地区时,有一次师部通讯连押送来一个老太婆,50来岁,虽然用绳子捆着手,但毫不示弱,说一口土话,可惜我们听不懂。据通讯连的报告和来人说,她不让红军在村里宿营,还想用刀砍杀红军战士。说着,来人将一把苗族人砍柴的刀递交给我。这刀长柄,钩头,非常锋利,是苗民上山劳动必带的工具。看来持刀行凶,人证物证俱在。如何处理?我去请示弼时同志。他看了报告,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少数民族人民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能简单化处理!’他考虑半晌,说:‘把人放了,刀还给她,向她表示红军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经过这里是过路,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我照他的意思把老太太的绑松了,用手示意表示红军和他们是兄弟,把砍刀交还到她手里,准备送老太太回山寨。这一来,苗族老太太脸上表情突然变化,不像押来时那样气势汹汹充满着对抗情绪。”

9月20日,任弼时等接到以朱德名义发来的电报,指出:据尚未证实的情报,2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为取得协同动作,依据我们8日的训令不变。而你们的前进路线特确定: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2军团首长取得联络,在前进中将要渡过两道河:(电文中指定的两道河一道是清水江,一道是沅水,均在黔东镇远以东地域)。来电还规定了渡河地点,强调渡沅水时,向西不得过镇远。电文又指出:“A、渡清水江时,如在锦屏附近便于渡河时,则可直经邛水到青溪,否则经过黎平之北于清江附近渡河;B、渡沅水应于青溪渡河,否则可于镇远对岸渡河,如再向西时,对于我们的行动是不利的;C、当在贵州东部前进时,应注意贵州敌人调动进攻二军团的部队。黔敌数量少,战斗力弱,没有与我作战的经验。当与贵州敌人遭遇时,应迅速坚决消灭之,以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

其实,镇远以东的清、沅两水间正是国民党军企图围歼红六军团的地域。特别是镇远,是黔东门户,扼荆楚上游,据湘黔要道,山川险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黔军早已调兵设防。中革军委遥控指挥,红6军团按这条路线北上,必将接二连三地与湘桂黔军遭遇,处处被动,但命令又必须执行。

红6军团人马离开清水江地区时,苗、侗同胞得知红军渡江有困难,便积极为红军侦察水势,收集船只,侦察敌情,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协助红军在清江县(今剑河县)的南家堡渡过了清水江。红六军团大队人马渡过清水江之后,穿森林,越溪谷,日夜兼程,向北挺进,以期早日与贺龙部会合。

红6军团人马北进赶到八卦河时,因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无法渡河。这时,廖磊部队由锦屏压了过来,李觉部也凭借河险阻击红军先头部队。任弼时见红军有三面受敌之险,遂与萧克、王震商议。三人一番计议,决定绕过沅阳河,避开湘军,改由大广、小广西移,再伺机北上。不料9月26日当先头部队行抵大广时,遇到湘桂两军伏击,红六军团主力在红18师掩护下,进入大广偏西的大山;但担任前卫的红18师第54团却遭受严重损失,团长赵雄阵亡,红54团因此拆散,编入其余各团。这是红6军团入黔后第一次遭遇战。

时红6军团前临沅阳河,后濒清水江,处境非常不利。直到9月29日,中革军委领导才认为红6军团“在两大河间是绝对不利的”,要他们当晚渡沅阳河,迅速向江口前进。

9月30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中革军委,称:“一、我军25日由凯寨撤入八卦河、米溪。当时湘、桂敌集结南洞司至汉寨一线,且镇远以东不能徒涉,而沿河敌已有准备,故决定26日由大小广西移或南渡清水河脱离敌人。二、26日晨,18师之前卫团到大广即遇敌。当时52、54团进入战斗。因敌25日到达,已占居高临下之阵地,当时我们是两团,且南洞司之敌有由八卦河合击之,故决定以18师靠大广偏西大山掩护军团通过,到乌坪寨一带宿营。是役因敌伏击,我52团、54团遭敌猛烈火力射击,伤亡一百四五十,阵亡团长、营长各一,伤团政委2人,营长2人,且54团有一人失联络,并失机枪筒一挺。三、27日,我军到良上宿营。28日,整日行军,于29日早到施秉。下午至以西之石洞口宿营。30日拟向黄平、施秉前进时,准备1日在施、黄间渡河。四、我们所过地区,均系高山峻岭,道路很少。我们无黔省军用和较详的地图,居民多苗、侗人,少有知二三十里外道路,行军颇困难。以后布置之小地名望指明所靠近之大地名。”

致电后,红6军团撤到了沅水南岸。经过几天几夜的行军,接近了老黄平县城。

老黄平县城亦称旧州,位于蓼黄县的西北部,四周筑有高一丈五尺、宽六尺有余的坚固城墙。自古以来,这地方便是沟通内地与西南边境的交通要道。此时,守卫这里的为王家烈妻舅万碧斋。

10月1日,红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万碧斋慌忙弃城逃走,那些团丁们也都四散而逃,萧克部队占领了旧州。红军入城之后,张榜安民,百姓见队伍秋毫无犯,才放下了心,第二日都照常营业。

旧州城内有一个教堂,教堂里有两名传教的神父,一个名叫薄复礼,一个名叫海曼。由于红军进占旧州行动神速,两名神父没来得及逃跑。红军进城之后,军团司令部就设在教堂之中。两名神父开始吓坏了,后来见红军没有难为他们,也没动用他们的东西,这才放了心。

在这教堂墙上,挂着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地图。萧克见了这张地图,真是喜出望外。红6军团一路西征,只有一张中学生用的地图,这图上只略标了些省会和较大的县城、河流、山脉,很不精确。如今见了这张地图,萧克自然高兴。可惜的是,图上标的均是法文,没有中文。萧克到薄复礼的房中,满面笑容地同他攀谈起来。薄复礼这时已对红军不怎么畏惧了,便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同萧克谈话。萧克同神父拉了些家常话后,便要神父帮助翻译这张地图,神父欣然答应。这天晚上,在一张方桌油灯之下,薄复礼神父便按照萧克的指点,对图上一个一个的地名进行翻译,两人边比划边说,整整翻了一夜,终于把这地图都标上了中国字。

后来,薄复礼随红军行进,跟着红6军团走了18个月,使他对红军有了较深的了解。到了1936年的4月12日,红6军团进军到昆明附近时把薄复礼放了。任弼时不仅给了他足够的路费,还特意请他吃了顿饭。薄复礼离开红军后,说了红军不少好话。

1934的10月3日,也就是红6军团占领旧州的第二天,红军侦察员探得湘、桂、黔三省兵马又围了过来。任弼时知旧州不能久留,便率领人马在施秉和黄平间抢渡了大沙河,西进至瓮安县的猴场。同日,任弼时接到了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3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半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

10月4日,中革军委再次电令任弼时、萧克、王震,要红6军团“由黄平经施秉以北之清沙、金蓬场、马鞍山、狗牙向江口县前进,并与谍报所传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中革军委从10月1日至4日,3次电令任、萧、王,“迅向江口前进”、“不得再向西移”。

本来,任弼时拟从猴场出敌不意地抢渡乌江,甩开国民党军,设法与贺龙的红3军联系,由于中革军委的连电指示,只得调头向东北经石阡到江口地区。而这时,国民党湘桂黔军的三方代表李觉、廖磊、王天锡正在施秉县的滥桥召开军事联集会议,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廖、李、王三人料定红6军团不会西渡乌江,而北上寻找贺龙人马,而且必经余庆、石阡,于是星夜出动,打算把红6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如此一来,红6军团正好向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内行进。

10月4日,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发布了防堵红6军团和红3军的通令。10月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6军团人马,从猴场北进,朝石阡县甘溪进发。上路不久,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干部战士的衣服很快都湿了。土路之上,一步三滑,黄糊糊的泥浆溅得人们满身都是。由于大家都想早些赶到甘溪休息,尽管雨天路滑,行军速度却依然不慢。

这时,任弼时竟得了疟疾,烧得他满嘴起泡。长长的黑发使他显得更加消瘦。战士们只得绑了副担架,抬着他走。

红6军团人马朝甘溪进发之际,湘、桂、黔军也正向甘溪集结。原来,中革军委的情报有误,桂敌没有向南开。当红6军团人马在旧州时,廖磊、李觉、王天锡便依据滥桥军事会议部署,入黔的湘、桂两军主力开进到石阡及镇远阻拦红军,以桂军之第24师、湘军之补充第1纵队及黔军之一部分,由南向北压迫红军,企图通过南追北堵,腹背夹攻,将红军消灭在石阡县内。这重要敌情,对红6军团的进退存亡关系极大,而远在江西的中央苏区的中革军委对此全然不知,盲目判断,竟下达了红6军团北进的指令。

时红六军团的前卫第49团也派了侦察员打探。在甘溪,红49团第1营第2连与桂军第19师人马遭遇,红军仓促应战。这时,军团参谋长李达刚刚到达红49团团部,他听到枪声急骤,忙问团长李大新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团部作战参谋急急地跑了进来报告情况,说敌人已包围了甘溪,是哪处敌军尚不清楚。李达一听,急下令部队迅速突围,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已将红49团和红51团切开,并占领了甘溪镇一侧的白虎山和寨面坡高地,分数路向红军这两团进攻。红51团腹背受敌,被压迫到街后的夹间中,进退维谷;李达和红49团的大部,也被国民党军团团围住。国民党军越聚越多,红50团也被国民党军咬住。

这天,任弼时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之上。他听到四周枪声激烈,忙问怎么回事。警卫连长忙说:“前卫部队遇到了敌军抗击。”

任弼时翻身而起,问道:“多少敌军?”

警卫连长说:“情况一时不明。”

任弼时又问道:“萧克、王震呢?”

警卫连长答:“都去指挥战斗了。”

任弼时问:“参谋长呢?”

警卫连长答:“被敌人隔断了,联系不上。”

这时候,王震来了,他提着手枪,袖子卷着。任弼时见到王震,急问道:“怎么回事?”

王震拧着眉头道:“我们撞上敌军主力了。”

任弼时问:“是哪路敌军?”

王震说:“现在还弄不清楚,我已派人去抓舌头了。”

说话的工夫,红18师侦察连连长便抓来两名国民党军的下级军官。王震审问道:“你们是谁的队伍?”

两名军官战战兢兢地答道:“是廖磊21团的人。”

接着,王震又进一步问明了情况。这时,萧克也满身硝烟地走来。他见到任弼时和王震说:“我们被湘、桂、黔之敌包围了,部队要迅速突围。”

当下,任弼时、萧克、王震带着部队突围。甘溪的四周全是高山深谷,山势异常险峻。红军打来打去,不仅冲不出国民党军的重围。反被压在一条山谷之中。说话天色已晚,国民党军又四面烧起火堆。王震对萧克说:“部队今夜一定要突围,若待天明,就麻烦了。”

任弼时说:“告诉龙云,要他带52团,掩护主力突围。突围方向是东北,那里有贺龙部队,可以得到他们的接应。”

当下,萧克令人叫来红18师师长龙云,任弼时亲自向他交代了任务。之后,大队人马向东北方向开去。红军这一突围之举,立时为国民党军所察觉,廖磊、李觉下令阻击。龙云便指挥红52团奋力钳制敌兵,使得主力得以走脱;而红52团却被国民党军团团围住。龙云率领全团官兵,与国民党军激战三昼夜,后弹尽粮绝,全团官兵大都壮烈牺牲,龙云负伤后被国民党军杀害。

红6军团主力趁夜色突围之后,便在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的大山里转悠。这里是梵净山西侧,全是高山峻岭,人烟稀少,物资奇缺。由于山路崎岖难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下,许多人没有鞋穿,只得打赤脚在山路上走,荆棘把脚都扎破了。队伍走在临近石阡的地方,将士们又因误食桐子油中毒,一个个腹泻不止。

虽然如此,无论干部战士,都咬紧牙关,坚持行进。任弼时虽身染疟疾,不时寒热间作,且没药物,但他不肯躺在担架之上,凭着意志,手拄木棍坚持步行。

10月10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中革军委:“一、我军7日在甘溪遇桂敌,17师与战不利。李达率49团、51团各一部(约六七百人,据探报昨日已经向江口方面去了)与主力失去联络。我主力因后卫亦发现追敌,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经一昼夜行军,到达刨溪。而桂敌由大路大抄击,8日,18师与敌对峙半日。我军仍向东前进,在路赖又遇桂敌,我尖兵缴获驳壳6支,是晚仍在高山对峙。二、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伤病员、枪支极多,行军缓慢,平地需4时,山地要6时至10时,遇敌须掩护4、5时才能通过,因而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弹药也很缺了)。三、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每次行动萧王李都是分开到前、后卫及本队指挥。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地战斗十分不利。应速转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但集中行动太笨重,易被敌追击截击。因此提议分成两个纵队,王震率18师,任、萧随17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四、我们准备12号分开。五、我军本晚进至距施秉20余里宿营。”

10月13日,中革军委复电,不同意任、萧、王的意见,指示:“六军团兵力不应分散与分成二个梯队,而兵力应集结使用,以便与敌进行战斗;六军团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原规定的任务。”

这时候,湘、黔、桂军共24个团的兵力,依然尾追不舍。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部队,在这大山中转来转去,只是转不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大家未免焦急。这天下午,军团主力行至石阡至镇远的大山之中,任弼时正与萧克、王震商议军情,参谋报告说一老人求见。任弼时忙起身相迎。在一大树之下,见一老者,银须白发,目光炯炯,年约七旬,身穿粗布裤褂。任弼时见到老人,连忙施礼。老人还礼后说:“敢问将军尊姓大名?”

任弼时道:“不才姓任,名弼时。”

老者道:“原来是任将军。我老汉为此山一猎户,今见将军带数千人马,困于此处,老汉知将军人马为仁义之师,故来此为将军指条明路。”

任弼时忙道:“老人家,先受我一拜。”言罢,任弼时躬身施礼。

老者道:“将军千金之身,如此岂不折杀老汉我了。”说完,转身指着莽莽大山道:“此处诸山,均为梵净山余脉,虽为余脉却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若不识路径,纵然插翅,也难飞出。据老汉我所知,如今各处山口关隘,均被湘、桂军所占,这些山口,均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将军人马,若从这些地方出去,要比登天还难。”

任弼时说:“请老丈为我红军指条明路。”

老者道:“我本穷人出身,闻将军队伍是穷人队伍,为将军队伍带路,我老汉纵然粉身碎骨,亦是应该。”老者继续说道:“这大山之中,有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夹沟,可通山外,只是这路十分难走。”

任弼时说:“只要有路就好。”

老者说:“这条夹沟,在20年前,是一条通往岑巩的大道。后来,由于梢林长得越来越密,一层连着一层,这路就断了。如今,只要你们砍开梢林钻出去,10里之外就有人家。夹沟两边的山很陡、很高,王家烈的那些烟鬼就是知道你们从此通过,他们想爬也爬不过来。”

任弼时听罢,握着老者的手,连连说道:“老人家,红军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这样,红6军团主力便在老人的带领之下,向这条夹沟走去。到了夹沟,干部战士们都纷纷用刺刀拨开荆棘,许多人的手脚被划破了不吭声,肚子饿得咕咕叫不言语。碰到野果子,吃上几口,整整一夜,红军大队人马,终于通过了梢林,冲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围。

红6军团主力冲出国民党军重围之后,任弼时紧紧握着老猎人之手,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红6军团主力突围出来之后,到了一个叫冷家榜的小镇。时已至10月18日,任弼时、萧克、王震遂致电中革军委:“今日全军进至冷家榜(离石阡70里、姜家厂80里),明日继续向姜家厂前进。”

电报刚发完,警卫连的几个战士兴冲冲到了军团司令部,把几张标语送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我们在这小镇上见到了红3军的标语。”

任弼时接过一看,果真是红3军的标语,立即问道:“你们没问问群众,红3军什么时候到的这里?”

战士们齐说:“我们问了,红3军半个月之前来过此处。”

任弼时拿着标语,立即集合了部队,兴奋地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苏区啦,贺龙同志的红3军离此不远了!”

一听说要与贺龙队伍会师了,许多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都嚷嚷着要看那几张标语。任弼时就让人把这几张标语分到各团。干部战士们在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标语,别提多亲切了。

红6军团主力在小镇稍事休息后,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

后来,在国民党军中纷传红6军团遇上了山神爷,是山神爷带的路,才使红军化险为夷。有人向任弼时问起此事时,任弼时笑道:“不错,红军是遇到了山神爷,这山神爷就是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寸步难行。”

<er h3">五</h3>

红6军团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来到了印江的木黄,得知这里是黔东苏区的边缘,大家甚为高兴,便派人四处打听红3军的下落。这日,红6军团人马在苗玉山下一个寨子宿营。任弼时同一以钓鱼为生的百姓闲话,这人姓吴名春和。任弼时问他这里到没到过红军。吴春和见任弼时和蔼可亲,说:“10天前,这地方来过一支人马,他们对穷人特别和气;对有钱有势的人就不一样了,牵走了他们的牛羊,挑走了他们的谷子。”吴春和还告诉任弼时,说这队伍里有个人,长得挺威武,留着小胡子,看样子是个官儿,挺爱钓鱼,一边钓鱼一边同他谈话。

任弼时忙问道:“都同你谈什么呢?”

吴春和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加贝。把钓的鱼都给了我。我问他为甚不要鱼,他说他这个人不钓小鱼,要钓大鱼。”

任弼时听后对萧克、王震说:“10天前来过这里的人叫加贝,这加和贝合起来是个‘贺’字,定是贺龙无疑了。”

当下,任弼时传令,凡遇到穿便衣的军队,不准开枪。同时又增加了便衣,加强了侦察活动。

贺龙这时也派人四处寻找红6军团的主力。10月23日,贺龙率领黔东独立师来到松桃县内一个叫石梁的地方,刚刚住下,便有侦察员进来报告,说他们听做生意的老百姓讲,印江木黄地方新近来了不少红军。侦察人员说这很可能是红6军团的主力。贺龙听了,立即吩咐侦察员,速去木黄侦察,若果真是红6军团主力,马上回来报告。

派去的侦察员很快回来报告说木黄来的红军正是红6军团主力。贺龙听了十分高兴,传令做好迎接准备。

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10月24日,一大早,任弼时率红6军团的将士朝石梁出发。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一个个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往日疲劳一扫而净。

说话的工夫,队伍就到了石梁村边的圈马河。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震天响。一杆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的大旗,插在圈马河堤上,大旗迎风招展。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在堤旁的龙家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红2、6军团会师”的标语。当红6军团指战员们走到近前时,红3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呼起了口号:“热烈欢迎红6军团同志们!”“红6军团同志们辛苦了!”红6军团指战员们也呼起了口号。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双方都挥手致意。

这时候,贺龙和黔东独立师的负责人见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走了过来,立即飞步迎了过去。大家会面,紧握双手,一时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贺龙拉着任弼时、萧克之手,将众将领带到了石梁街前的一个平坝子上。

这个平坝子名日蒋家大田。时值10月天气,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时已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哗哗地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子并排摆成的。任弼时、贺龙等两军领导人站在台上。贺龙挥手大声说:“红六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认识我吧,我叫贺龙。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你们多想休息休息,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儿上。”

贺龙讲完之后,任弼时也讲了话。会场之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等口号,不断在石梁上空回荡。

当天,任弼时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称:“二、六军团已在松桃之石梁会师……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到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任弼时、贺龙便带着人马离开了石梁,翻山越岭,到了川东酉阳境内的南腰界。这时,在南腰界的夏曦、关向应带着部队到10里外迎接。迎接的人们敲锣打鼓,燃鞭放炮,真比庆祝节日还热闹。双方战友拥抱着,诉说着革命的情谊。当天,在南腰界的毛洞大田,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

会上,任弼时、夏曦、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这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时,双方战士都表演了节目。有杀马刀的,有拼刺刀的。

当天,中革军委给红6军团领导回了电报,称:“任、萧、王: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以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地按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接受中央及军委的直接指挥。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所规定的地域行动,勿再延误。C,六军团所携带的两部电台,如能修好,望留一部及译电人员给红二军团。”

任弼时、贺龙等看了军委的电报后,都觉着两军团在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分开。贺龙说:“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只有数千人,两下分开,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往永顺、桑植一带发展,那里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到常德、澧县、沅陵,退可到四川、贵州,且那一带富庶,能养兵马。”

任弼时很赞同贺龙的意见。10月28日夜11时,任弼时、贺龙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

翌日,中革军委回电同意。

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便对红3军的情况进行了解。他听说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大搞肃反,杀了大批干部,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余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独断专横,家长作风甚为严重。10月29日16时,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称:“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在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又执行了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使得红3军目前只有200多党员,一些连队无支部、无指导员。在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政干部都被当做反革命而拘捕了。由于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夏曦又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在湘鄂边,如按敌情和群众条件,均有利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但夏曦逃跑主义路线导致了反‘围剿’失败。直到现在,夏曦还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在敌进攻黔东苏区时,不去领导红3军及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及各方面打击敌人,而是要红军退出苏区,放弃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机会,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最近,贺龙率红军到白区迎接六军团时,敌军进入了苏区,夏曦又率领独立师逃命,以至使新苏区缩小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之大小,人口仅3万余人。地方党的工作,由于夏曦取消主义错误,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苏区党员还只有50人,团员20人。黔东苏维埃和群众工作,没有真正建立。鉴于夏曦同志错误严重,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为分局军委主席。”

两天后,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回电,同意任弼时的意见。同时指示红2、6军团组织新的领导机构,红3军重新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红2军团军团长为贺龙,政委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又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红2、6军团总指挥部,总指挥为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至此,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为首的红2、6军团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此后开始了新的长征,并终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正文 第六章 挑起党中央总书记的重担:张闻天在长征中

<h3>发表宣告进行长征的社论</h3>

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署名张闻天。

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今之总理)。他在社论中实际上宣布红军主力即将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张闻天对“进攻路线”作了新的解释,说明依照当时的环境,不单采取进攻、反攻,就是采取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也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他分析了实践中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肯定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便“缩短战线”,突破封锁“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可取的保存有生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相当明确地预示了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张闻天还进而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这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层次上,阐明应该怎样看待突围转移的战略决策。他自觉运用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发展轨迹作了概括,并进行批判。张闻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革命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够完全胜利的。社论虽然还没有完全冲破“进攻路线”的外壳,但已经十分明确地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央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进入9月,开始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同粤军陈济棠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红军从赣南突围西征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对于突围行动这样一件大事,在广大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讨论。直到9月下旬,才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所以,张闻天写的这篇社论,实际上代表党中央宣告:主力红军即将离开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

董必武和何叔衡两位革命前辈是读了这篇社论后才意识到红军即将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所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h3>和毛泽东一起踏上长征路</h3>

开始长征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没有“长征”这个名词。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故称“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洛甫(即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洛甫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洛甫、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省省会于都集结,跨过于都河,踏上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一是博(古)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路线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自1932年秋冬,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此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加以无情的打击。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以及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一·二八”事变后,张闻天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有所认识,纠正了原先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认识到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博古不同意张闻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宣言发表以后八九个月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博古把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列,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

张闻天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博古指责张闻天主张“让步”、“妥协”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博古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张闻天则认为通过谈判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积极的影响。在军事行动上,博古对“福建事变”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李德、博古根本不听。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等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又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博洛之间的裂痕更无从缩小以至弥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洛甫与毛泽东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洛对毛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二人关系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在上述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及广昌战役等问题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洛甫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他,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洛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从1934年2月起,洛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的意见。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而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6期连载毛泽东的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农村调查报告。他还进而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出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里。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他们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

关于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这是把洛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进行巡视工作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的心里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差得多。

洛毛之间在长征出发前的坦诚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如上所述,毛、洛在同“左”倾错误领导共同斗争中取得的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一致,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基础。

<h3>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李德、博古进行争论</h3>

在长征开始时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使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为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做一章的标题。张闻天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则采用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1.过了老山界,洛与毛、王一起批评李、博。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画自己的脑袋。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毛、洛、王感到,对中央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翻越老山界后,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洛甫即同毛、王一起,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李德、博古坚持原议,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2、6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2.通道会议通过毛洛建议,决定“转兵”。在中央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藏江及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4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方针。洛甫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后,立即告诉毛泽东,商量对策。洛同毛、王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向2、6军团所处地区推进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洛、王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洛、王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当晚19时30分即发布红军于13日人黔的命令。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然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按与2、6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

3.黎平会议作出战略方针决定和到遵义后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的决定。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后,战略方针问题再次提上日程。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洛、毛一起同李、博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博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人黔西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4.黄平橘林谈话,洛提议毛出来指挥军事。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洛甫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洛甫和稼祥的两付担架放下来休息。王问洛: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洛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洛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稼祥当晚就把洛甫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5.猴场会议批评李、博。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此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综上所述,从1934年12月上旬过了老山界起,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失利后毛、洛、王“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斗争的结果。洛、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标志。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h3>遵义会议作“反报告”</h3>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洛甫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洛、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的观点为主导、由洛执笔写成的。

此刻由洛甫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洛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而与周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在洛甫作反报告后,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和博古不同,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

遵义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地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分清是非、指明错误的基础上,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引者按:指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引者按:指博古,下同)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引者按:即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洛甫一再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入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配合合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h3>挑起党中央总书记的重担</h3>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推选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张闻天再三推辞,所以会议决定只说“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继续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土城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向云南的扎西(威信县县治)集中。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纵队行军到达鸡鸣三省地域威信县境内水田寨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花房子驻扎。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确定以洛代博,由洛甫(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史称“扎西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继续完成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办了几件大事:

一、讨论通过并传达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镇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上作传达报告。遵义会议前,张闻天是“提纲”的执笔者;遵义会议上,他是“反报告”的主讲人;遵义会议后,他是《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人和遵义会议精神的第一个传达者,对遵义会议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对于中央苏区和2、6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及时讨论,作出决定。2月5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当晚即致电中央苏区领导同志,依据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央苏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请示作出明确答复,并对中央苏区领导机构的组成作了明确指示。2月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2、6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及时电告。《遵义会议决议》通过后,又即向2、6军团及四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长电告知决议大意。相当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领导同各主要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之间的关系,为对全党全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作出新的改变。张闻天于2月7日在大河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渡河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四、2月9日到达扎西镇后,即在镇上的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红军部队实行缩编的决定,要求通过缩编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宣传“转兵”、“缩编”重大决策,阐述《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运动战的原则。这一切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并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娄山关大捷,奠定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

<h3>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h3>

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后完成的另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就是在从二占遵义到会理会议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

1934年12月20日张闻天同王稼祥的黄平橘林谈话时,就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对常委分工,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又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直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

扎西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打了娄山关战斗这一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张闻天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在遵义,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得到周恩来、朱德等赞同,1935年3月4日正式发布了命令。这一新的建置和任命,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

此后,因要不要进行打鼓新场战斗发生了争论。事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此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作出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毛泽东在张闻天等人支持下,进入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定最终完成。

新“三人团”成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和抢渡金沙江等战斗的胜利,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围追堵截的敌军远远甩掉。但是,在红军高层领导中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法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还不真正理解,埋怨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5月上旬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会理会议,对怀疑和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进行批评,肯定毛泽东运动战方针正确,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通过会理会议,离心倾向得到克服,毛泽东运动战思想为大家真正接受,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h3>对张国焘的团结与斗争</h3>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5月19日,张闻天在礼州附近的铁坑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的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就在这一天,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中央红军先遣队成立,为全军北上开路。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刘伯承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彝族同胞帮助下,红军部队安全通过彝族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5月25日,先遣队强渡大渡河成功。29日又飞夺泸定桥。于是红军从安顺场和泸定桥两个渡河点过河,30日全部到了对岸。

5月31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走铁索桥过河到达泸定县城。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6月2日,中央纵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驻扎。当天下午,召开中央纵队班长以上干部会,张闻天作报告,讲渡过大渡河的胜利和当前形势与任务。

随后,红军北上至天全河畔,击溃守敌杨森部之6个旅。6月7日,占领天全。8日占领芦山。尔后继续前进,爬越终年积雪、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胜利会师。

<h4>二、两河口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h4>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到面前。

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敌人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但是,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者南下的方针。

6月20日凌晨4时,洛、朱、毛、周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北进、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种方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针,力主北进,并邀约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为了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

文章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在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长久地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闻天认为,要把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必须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还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博古、彭德怀、张国焘等12人相继发言。包括张国焘在内,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于6月28日发出。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还指出:“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即率领中共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等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的上芦花。在这里,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发动攻打松潘战役;一面筹集粮食,准备北上打大胜仗。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实际上他还是惧怕敌人,想避敌主力,实行其南下(四)川(西)康或西移青(海)新(疆)的退却方针。这时,他的个人野心不断膨胀,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想以此为资本,取得对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

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为团结争取张国焘,对他一再忍让。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与张闻天商量并经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的权欲并没有满足。他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对于《松潘战役计划》,则极力延宕,不予执行。

对于张国焘延迟北上贻误战机的错误,中央提出批评,并要张国焘等速来芦花集中指挥。同时,中央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的要求还是委曲求全,尽量考虑。张闻天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不同意,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商量,周恩来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经讨论,张闻天最后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他强调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松潘战役。同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了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他在四方面军召开了一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即不进兵;还在中央的附近,搞了一次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

而这时敌方胡宗南部已经集结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区构筑了堡垒线,红军攻打松潘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不仅如此,各路敌军经过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态势。红军处于危局,如不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制止其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处境将更为凶险。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并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张闻天在毛儿盖南20里的小村庄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和组织问题。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报告和结论。在结论中,张闻天着重肯定遵义会议的正确,特别是《遵义会议决议》概括的军事路线的正确,要求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都要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关于西北联邦问题,张闻天再一次指出:“是过早的”。

8月9日,中央印发了沙窝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它针对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当前现实情况,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以及其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沙窝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3个正式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一为正式委员,一为候补委员。

张国焘不满意。8月6日的会议主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讨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透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上口径统一,维持原议。但为了尽一切可能同张国焘搞好团结,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

沙窝会议以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决定,会合后的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

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伎俩。他在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而会后却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他回到毛儿盖后即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方针,而不执行经阿坝北进东出的计划。

针对张国焘这一破坏北进战略部署的错误做法,中共中央于8月15日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军、32军即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说服教育和明确指示置之不理。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即8月19日,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到会者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讨论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常委分工问题、宣传工作问题。会议认为:应该加强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会的作用。确定中央分工如下:张闻天负总责之外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这一决定,将领导权集中统一于常委会和党中央总书记,将军事领导掌握在毛泽东手里。这在当时张国焘拥兵自重、向党争权,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是十分必要的;对日后战胜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分裂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会议还决定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必读》由张闻天兼主编,编委成员罗迈、陈昌浩;《斗争》由博古主编,张闻天、王稼祥为编委。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毛儿盖召开,集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以便取得甘、陕广大地区的行动计划。会议指出,目前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作结论说,我们应该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为有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会后,发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张闻天等通过各种方式将会议决定告诉张国焘,明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但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不执行从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到毛儿盖会议再三商讨确定的北上东出方针。这样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张国焘才命令左路军集结后向班佑前进。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张国焘又犹豫动摇,却步不前。

毛儿盖会议后,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从毛儿盖出发,进入纵横几百里、渺无人烟、气候变幻莫测的茫茫草地。走了5天,终于在月底通过草地,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区。右路军部队就在这里进行休整、整顿,等候张国焘率左路军到来。

张国焘对中央的劝告、命令一概置若罔闻。9月2日,他以左路军自阿坝出发在行军途中遇“噶曲河水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为由,停止向右路军靠拢。9月3日,张国焘不仅决定左路军退回阿坝,而且不顾朱德反对,竞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发电要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月5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正式发出退兵命令:“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毛、洛、周等当然不同意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行动,但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争取张国焘北上。毛、洛、周就怎样答复张国焘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红军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行动这些问题,同在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等多次讨论,力图劝说张国焘放弃南下主张而取北上方针。他们表态既不失原则而又留有余地,甚至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话不是不可以交换意见。同时,让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把问题讲透,便于张国焘转圜。9月8日上午,徐、陈联名给张国焘一份电报,劝张国焘“速来北进”,并要他“即明电中央局商议”。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竟致电前敌总指挥部,要求“1、3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陈昌浩、徐向前即向中央报告。张闻天当即于9月8日晚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七人联名致电劝告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当晚22时,周、张、博、徐、陈、毛、王联名电报发出,力促张国焘北进。电报文辞十分恳切,开头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将“弟等仔细考虑结果”一一条列陈述,指出“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而,“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诚,溢于言表。

<h4>六、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张闻天断然决定脱离险区</h4>

对于毛、洛、周、博、王和徐、陈的透辟分析、热忱期待,张国焘一概不听。9月9日,他复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依然以种种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其“乘势南下”的主张。中央即回电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竟变本加厉,于9月9日当天发密电给陈昌浩,背着中央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译电员送交这封密电的时候,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讲得兴高采烈。他没想到这是张国焘给他的一封密电,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一看电文,敏锐地洞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遂机警地离开会场,赶到巴西党中央驻地报告。

他第一个遇到的是毛泽东。毛随即用铅笔将密电抄录在香烟纸盒上。叶带着密电仍旧返回会场。

毛泽东立刻找洛甫和博古商量对策。毛、洛、博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滞留下去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毛、洛、博三人很快赶到3军团驻地阿西,与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并通知已经北上在俄界的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

会后,立即分头秘密布置脱离险区的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了任务,叫他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于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张闻天叮嘱他,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

9月10日凌晨两三点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领3军团、红军大学离开危险地区。军委纵队各单位也以“上山打粮”为名,随党中央一道北上。

出发时,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还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

9月10日当天,毛、洛、周、博等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电令陈昌浩等,要他们指挥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于日内尾1、3军后前进,并郑重声明:“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还通知他们:“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张闻天等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申明:“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

与此同时,9月10日在阿西,发布了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告同志书》断然否定南下方针:“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红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危急关头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h4>七、张闻天主持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h4>

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和今后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不应依靠共同北上,而应该单独北上。

张闻天在充分开展讨论后作总结性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发挥。

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张闻天明确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闻天分析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路线形成的过程,并着重指出其性质:“从退出通南巴起,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对于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张闻天同意毛泽东所作“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后来张国焘果然另立“中央”,最终叛变而去。

张闻天起草了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为留有余地,决定通过以后,没有立即发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党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根据俄界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14日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严正指出张国焘的错误和责任:“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动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电文还指出:中央“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之北进”。

但是,张国焘继续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4军、30军南下,在反党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h3>同毛泽东一起带领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h3>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1935年9月13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先头部队红4团于9月17日夺取了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9月18日,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哈达铺。当天,张闻天在一座关帝庙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讨论组织部工作和部队整编问题。

张闻天讲话强调要爱护干部,说有的老同志有能力,但人拖瘦了。对干部要“宽大一些”,“现在有马的,不必取消”。

毛泽东支持张闻天的意见,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

会议决定了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3个纵队,原来的1、3军团分别改为第1、第2纵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第3纵队。第3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会议还讨论了白区工作。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

常委会开过以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从险境中冲出来的党和红军领袖来说,得此消息后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9月22日,张闻天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25军、红26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25、26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提出的任务,即“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

博古根据报载材料也发表了题为《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一文,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区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于9月22日下午在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提出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继续前进,突破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城榜罗镇。9月27日,张闻天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此后,陕甘支队经过回民地区,连续突破了会宁一静宁之间与平凉一固原之间的两道公路封锁线,于10月7日到达固原县青石咀。毛泽东指挥陕甘支队采取两侧迂回和正面突击的战术,击溃了尾追而来的敌骑兵两个连,顺利翻越海拔约3000米的六盘山。

翻越六盘山后,中央红军过环县,向陕北根据地挺进。10月18日,部队经陕西省定边县境抵达铁边城。再往前走,就进入陕北苏区了。

在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之际,张闻天在铁边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今后方针。他就当前形势与任务作了发言,指出:过去决定要到达一个地区,现苏区已经在前边,这一任务一般地已胜利完成。他估计在这种形势下,敌人对付红军的“趋势,必从追击进到会剿”。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放手休息”。张闻天提出,“应批准”上次榜罗镇会议关于“在陕北创造苏区”的决定。他还指出:与25、26军的关系,应更虚心,不是消极批评,而是积极提议。告诉部队要敬重25军、26军首长,而不要自夸。

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之际,在即将同25军、26军会合,开创新局面的前夕,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全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h4>三、进驻吴起镇,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h4>

铁边城会议后一天,1935年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进驻吴起镇。当地群众因为闹不清开来的是什么部队,都跑散了。在这个相传战国名将吴起曾屯过兵的古镇上,已经看不到一点有关吴起的遗迹。不过,镇子街头和窑洞墙上,随处可见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刘志丹”、“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一个窑洞门口还挂着一块牌子:“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对于长途跋涉的红军来说,没有比这更亲切、更令人振奋的了。说明这里确实已经是苏区了,中央红军确实到了陕北根据地了!

10月22日、27日,张闻天在吴起镇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22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在最后发言中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和面临的新任务。他指出:到达苏区根据地,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现在新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这一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反帝和土地革命直接结合起来。

张闻天在10月18日铁边城会议上已经提出巩固、扩大苏区的任务。这时,他又将这一具体任务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

张闻天主持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中央红军的长征,跋涉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到这里终于胜利完成了。新的艰巨的任务又摆到了张闻天、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面前,这就是要巩固、扩大苏区根据地,及时实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并在这一伟大战略策略转变的过程中,战胜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领导一、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正文 第七章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王稼祥在长征中

长征开始前,直到部队即将开拔时,王稼祥才得到他日夜盼望着的通知,军委给他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专门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还送来了马匹,准备用马和担架交替带着他行军。后来才知道,博古等人研究转移人员的安排时,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作为身体不好者而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他一起行动。博古这才不得不同意他们也一道随军转移。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深深感激。

1934年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进行长征。他们三人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区别于博古、李德、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

王稼祥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党组织、离开部队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道:“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天黑了,红军队伍在一个山村里停下来,前面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待命继续前进。

一间没有门的柴草屋空着,黑洞洞的,警卫人员在里头铺了些干草,让王稼祥和另外几个同志进去躺着休息。

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人朝草屋方向走来,为首的是毛泽东,他身后的人抬了一副空担架。一个警卫员模样的小战士,跑到柴草屋门口朝里问道:

“同志,里头还有空地方吗?”

毛泽东忙走上前拽住他,轻声说道:“莫喊叫,影响人家休息,我们就在外头歇会儿吧!”

王稼祥一听声音,忙抬头朝外问道:“是毛泽东同志吗?快请进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哦,是稼祥同志呀!”

王稼祥说:“请进来休息吧,还有地方,外头太冷了!”

“好,多谢你!就和你在这‘广厦’一间,作个户外‘寒士’吧!”毛泽东诙谐地边说边跨进门来,王稼祥已为他腾开地方。毛泽东在稼祥旁边坐下来,关心地问道:

“你的身体如何?伤口有没有发炎?”

王稼祥也问他道:“你呢?你的病怎样了?可要保重啊!”

毛泽东说:“尚好,倒是你的伤要多加小心!”

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两支烟,递给王稼祥一支。

王稼祥一面抬手挡住,一面说:“谢谢,现在不能抽。我们身在柴草屋,一旦失火就要成为嫌疑犯了!”

原来就在几天以前,敌人为了挑拨红军与沿途群众的关系,派人冒充红军人员放火烧民房,后来被红军抓住几个纵火犯公审处决了。

毛泽东一听忙说:“对对,‘瓜田不纳屐,李下不整冠’,这草房之内也不能吸烟,你我只能克服一下了!”

他捏着烟卷,凑到鼻前嗅着烟味。过了一会儿,毛泽东似乎随意地对王稼祥说:

“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王稼祥听言正点着自己久积心头的大事,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吗?”王稼祥慢慢地说:“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紧接着说:“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摆脱面临的困境呢?”

王稼祥说:“我正在考虑,这样败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请教你。”

毛泽东稍一考虑后凑近他身边笑道:“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然后再听听你的高见。”说着就从目前红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获胜,指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两人正极有兴味地谈着,外头却响起了继续前进的军号声,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警卫员一起进来说:

“出发了,毛主席!”

“王主任,出发了!”

王稼祥忙和毛泽东起身出门,毛泽东一面拍打着身上的草屑,一面对王稼祥说:

“你我俩边走边谈吧!”

于是,两人就一路谈了下去,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他们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一个认真倾听,一个开怀畅说,听者虚心求教,说着旁征博引。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只有空名一个;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得过问军事大事,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加以实行。

在进入湖南西部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前,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人更深入地谈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他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新路向黔去。”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赞同地说:“苏联国内战争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战争与我们这里更不一样,机械搬用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

“我看政治局内一定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

“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

王稼祥点点头。

“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王稼祥同毛泽东这次谈话后,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希望张闻天能同意召开会议,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他还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间继续交谈。其实,张闻天早对李德、博古在广昌战役的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极为不满。毛泽东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作了比较,认真地分析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形式的错误。他们一路交谈,彼此交换意见,思想和观点逐步统一起来。大家都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主观方面,是犯了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必须扭转现在被动的局面。经过讨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之间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十分亲密的同事和战友,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他们在行军路上坐担架相逢后,几次进行交谈。王稼祥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采用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事实证明,博古、李德这些人不行,应当改组领导,撤掉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他建议由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挽回当前红军所处的危局。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应该通过党的高极会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稼祥又说:“那就要快一点,由中央召开一个专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改变错误领导,把不称职的人‘轰’下来!”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鉴于国民党已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的情况,建议放弃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

会议地点在通道县东面一座小山上的恭城书院。这是一片很整齐的房子,四周是用青砖砌成的围墙,墙上攀附着一片古藤。军委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周恩来宣布开会,并请大家谈一谈今后红军行动的意见,怎样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

李德首先说,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南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出一大片苏区。

博古想不出其他好办法,觉得只有按照李德的意见办,与2、6军团会合。

毛泽东发言认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贵州敌人力量薄弱,如果进军那里可以争取主动,还可以使部队得到休整。接着,他把自己所搜集到的敌情,详详细细地向大家作了介绍,同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王稼祥站起来表态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因势利导。

张闻天发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希望大家认真考虑。

朱德也觉得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主张慎重行事。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比较切合实际,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听完上述意见,李德十分恼火。他认为“毛泽东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了红军“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的主张。进而,他看到毛泽东的意见不仅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不禁有些恼羞成怒,竟然起身拂袖而去。

会议并没因李德的离去而中断,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把目光集中到博古身上。博古听罢大家的分析,觉得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在前面布置了一个罗网,像李德那样死打硬拼往里挤是不行的。经过思索后他说,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但他对北上与红2、6军团会师的设想,还没有完全放弃。

13日,红军西行进入贵州。17日攻占了黎平。在这里,红军有了长征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休整,中共中央也有时间就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展开进一步探讨研究。

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举行会议,继续开展对两种不同战略方针的争论。

博古认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已经躲避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目前完全可以沿旧路人黔,然后向东转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红2、6军团会师的原计划。

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2、6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了会上。

毛泽东发言,仍主张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争取到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去建立新根据地,并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

王稼祥、张闻天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放弃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李德事后获悉会议作出的这个决定后,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他的“太上皇”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李维汉后来在他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黎平会议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1、3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黎平会议后,红军沿着剑河、镇远、施秉、余庆和台拱、黄平、瓮安,一路横扫而过。

12月31日,中央纵队开进瓮安县猴场镇。博古考虑到大家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的意见,便在1935年元旦,于猴场宋家大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多数同志赞成他的主张,认为红军应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为此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但是,此时还有争论,有些同志思想上还不通。为扫除统一行动的障碍,王稼祥向毛泽东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李德和博古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提出让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同张闻天谈话后,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关于把李德、博古从军事领导岗位上轰下来的意见。他还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接着,王稼祥又找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聂荣臻因脚伤坐在担架上,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时,他们都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态度,这次都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建议。

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于1935年1月6日全部渡过乌江,进而在7日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国民党军队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一个小军阀柏辉章家的公馆里召开。会场设在楼上一个过道式的不算大的房间里,那里原来就是军阀在家里同人们议事的地方,中间有张较大的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椅子,由于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数较多,又临时找来些藤椅、方凳和板凳。因为王稼祥是带伤抱病参加会议的,还为他准备了一张藤躺椅,以备他在太累时可以躺着听。会场一面是镶着五颜六色花玻璃的窗户,一面是靠着玻璃柜子的间壁墙,在正面的空墙壁中间,临时贴了一张不大的马克思画像。大桌子上除了散放着茶壶、水碗和几个搪瓷茶缸外,还有一捧打土豪分来的土制杂糖。真是既有中央最高级政治会议的严肃性,又有红军平时和行军中常有的游击作风。

到会的约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骑马临时赶来赴会的红军军团长和政委,还带着一身的烟尘和泥土。第一天开会时,博古进了会场就按惯例坐到了中间位置上,其他同志则分散坐在周围。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违反李德的意志并冲着他来的,不仅会前的准备工作排除了他的于预,会议上也只将他算做一个列席者,在靠门口的边上给他放了张椅子,使他处于一个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议是晚上举行的,会场中间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煤油灯,是会场的惟一照明光源。室内地板上还放了几个带架子的铁火盆,以增加会场的温度,并供与会者对火吸烟和扔烟头。

周恩来用目光环顾了一下周围,轻声对博古说:“能来的都到了,9军团的罗炳辉、蔡树藩同志驻地太远来不了,5军团的李卓然同志一时赶不到,我们就先开会吧?”

博古推推眼镜,坐正身子说:“好,现在会议开始。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他从带来的黑色挎包中取出准备好的提纲,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他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客观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认为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是,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讲得很少,对主观因素也没有认真进行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任何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反复说明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继续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辩解。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比较客观地分析指出这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周恩来为此做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归纳起来可以说,博古的报告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而周恩来的报告侧重检查了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站起来,也表示不同意。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酝酿研究后写成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张闻天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前一段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19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指出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论点得到不少人的赞许。接着,他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的发言当时没有留下记录,后来他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映了当时发言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应该根据这些特点来判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即“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以及“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毛泽东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主张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指出:“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毛泽东说,博古和李德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206页)实践证明,这些原则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要知道战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饭的,还要睡觉的。不考虑行军走的什么路,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划一划,限定时间打,这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法是“极端的恶劣”,“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所以“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28页)

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发言态度诚恳,根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会场上许多人十分信服。

毛泽东讲完后,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还说,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说到这里,他抬头瞧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头看他,并且对他投来很不满意的眼光。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大多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只有博古和李德听后在颤抖。

会议继续开着,王稼祥紧接着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大家表示赞成,有的鼓掌,有的举手。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圆满结束。

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根据几次战斗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得到一个教训:每次作战总不能像过去那样有好多人在一起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为好。经他提议,中央于3月中旬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这三人从此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领导红军过雪山、渡天险,克服重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是在我与稼样结婚20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

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回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说:“王稼样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样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

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

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这是王稼祥在我的询问之下告诉我的,在他的笔记中,也留下了这些字迹。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着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问题。

党中央、毛泽东认为。黔北地处两江,回旋余地有限,对我军的存在和发展有很大困难。而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根据地。中央红军如进入四川,既可向东向南发展,赤化全川,更可北出陕。甘,继而东指晋冀,瞰制中原,有利于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因此,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川西革命根据地。

1月19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准备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时,命令川北的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威逼重庆,牵制川军主力,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命令湘、鄂、川、黔边的红2、6军团迫近长江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但是,张国焘害怕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渡江人川,蒋介石主力部队会跟踪而来,竞借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为由,抗拒中央命令,不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敌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江封锁,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入川。其他各路敌军也都蜂拥而来,对中央红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

从1月底开始,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四渡赤水之后,他又指挥红军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胜利地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6月,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夹金山,占领了川西北之达维、懋功等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时,四川各路军阀乘隙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张国焘悲观地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以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向川陕根据地压来,根据地难于应付敌人新的进攻。因此,他擅自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州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俨如中央一级组织,还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并以此名义发出了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还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红军游击队划归自己统率,妄图以此自树权威,与中央对抗。6月,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以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首先就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两个方面军会合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当时,日寇向华北步步进逼。5月29日,日寇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集大批部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日寇扬言,中国如不答应其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

随着日寇侵略的加紧,国民党卖国投降活动更加露骨。7月6日,国民党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向日寇奉送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权,并按照日寇要求,把驻在河北的于学忠等东北军撤出,调往西北“剿共”前线。

日寇的入侵华北和国民党的卖国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促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涨。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为了打开一个新局面,更加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当时敌我形势和选择创造根据地的优良条件出发,制定了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

6月16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于6月17日致电党中央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而“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他提出了“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却方针。

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8日和20日两次电示张国焘,指出他的向西或向南发展的方针是错误的。在18日的电报中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指出:“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由于问题重大,往来电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中央在20日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以统一战略方针,进一步讨论和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

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他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同时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军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王稼祥发言也赞成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几个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到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对于战争怎么打法,他说:“敌人采取堡垒战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应有大的区域,便于机动,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如果我们采取堡垒战去对付敌人,是不能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没有后方,还是带游击战争的形式。中央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全采用正规战争,现在应当正确运用过去的经验。”鉴于目前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的情况,我军应该迅速地打出去,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其他同志也一一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使我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了可能。大家赞同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会议议定由张闻天起草一个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其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这个决定从组织原则上奠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张国焘对这一决定采取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他回到杂谷脑后,自恃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便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中央为了团结他共同抗日,组成了以王稼样、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等为代表的慰问团。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后,受到了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列欢迎。

7月18日,中央在黑水县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对于把什么职务安排给张国焘,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提出让出他的总政委职务。张闻天认为军权不能让出,还是把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让出好了。经过讨论,毛泽东认为还是让出总政委好一些。如果让张国焘当总书记,直接指挥全党,搞不好还要出大问题。反复研究后,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由)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补陈昌浩。

然而,张国焘权力拿到手后,他指挥的部队行动却并不积极。由于他的拖拖拉拉,红军不能集中主力向东突进。到8月初,胡宗南部已乘机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宗南部互相策应。这时红军已难以执行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得依据此时的敌情变化情况,重新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军委提出的这一计划,要求红军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的局势。

在此期间,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思想还不通,就同王稼祥商量再单独跟张国焘谈谈。朱德总司令也说:“稼祥同志,很多同志都信服你的话,你再去做做张国焘的工作,叫他不要老是这样固执己见了。”王稼祥正为党内这一严重分歧而不安,同意由他和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比较深入地交换一下意见,努力说服他放弃自己的主张。

毛儿盖之夜,月暗星稀,时时传来几声犬吠羊咩和红军哨兵警惕的口令声。毛泽东约张国焘来到王稼祥的住处,作一次形式随便但内容严肃的深夜谈心。

王稼祥住在一座藏民的小木楼上,楼下是主人家的牛棚马圈。为了这次谈话,王稼祥不仅认真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意见,甚至连有些重要的措词都作了慎重考虑。他又叫警卫员找来一点儿烟叶和砖茶,烧了一大壶水。

张国焘是骑马来的,毛泽东领他上了小楼。王稼祥亲自动手为他们彻上了砖茶。毛泽东把烟叶拉到自己手边,高兴地说:“还是稼祥同志想得周到,连‘粮草’都预备好了。”说着三人围着一盏不断发出膻味的羊脂油灯,尽量心平气和却又各怀心事地开始促膝谈心。毛泽东以最大的耐心与诚挚,深入而详细地解释了中央的北上方针,委婉地指出了张国焘主张的危险后果。王稼祥不断支持、补充着毛泽东的意见,并对中央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又以非常谦和诚恳的态度,劝说张国焘以大局为重,正确理解并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决议。

张国焘开始还不断为自己强辩,后来则越来越无言以对了。最后他对毛泽东和王稼祥苦口婆心的谈话,索性不置一词,实际是沉默抗拒。他一会儿不耐烦地把脸转向灯光背阴处,使人闹不清他是在听谈话还是打瞌睡;一会儿又故作疲惫地朝王稼祥的床铺上一靠,摆出了一副你说你的、我休息我的架势。眼看满满一盏羊脂油已快熬干了,楼下牲口的反刍嚼草和响鼻哼叫声也渐渐停息。他们的谈话从黄昏开始,一直到凌晨三时。此时,张国焘故意大声打着哈欠,表示不想再听下去了。王稼祥也感到有点口干舌燥,身上困乏心中发急。只有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一面抽着大叶子烟,一面继续侃侃而谈,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意。张国焘只得表示,容他回去再考虑考虑。他不再拒绝,但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张国焘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在思想上仍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后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计划背道而驰。中央又反复地向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己见。

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应当开展对张国焘的斗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此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他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发言者都同意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我军应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王稼祥等发言时着重指出,不应该把向东向西看成为一个小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而变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

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用以补充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战略方针的决定》。因为张国焘没有出席会议,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军)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8月下旬,毛泽东和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向四川、甘肃交界的岷山地区前进;张国焘和左路军仍向西去了阿坝地区。9月初,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9月9日,他又背着中央,另致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后,立即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于当晚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正在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1、3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同时,他们于10日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表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其中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继续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险局面,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俄界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等共21人。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以及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他还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在四方面军中的很多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74页)

毛泽东的报告还强调指出,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要坚持两河口会议上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中央认为,向南是没有出路的,无论从地形、居民、给养等各方面条件看,南下都只能是减员,没有战略退路,部队会被消灭在那里。报告认为,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中央只是率领1、3军团单独北上,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并认为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从两河口会议以来,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但为了通过他去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家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暂时先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提议要在1、3军团中加强解释工作。

关于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红1、红3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为彭德怀,副司令员为林彪,政治委员为毛泽东,政治部主任为王稼样。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一个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肃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破坏,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北上。

9月27日,他们到达渭县的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出席。会议根据最新了解到的陕北有刘志丹红军的情况,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全支队指战员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们会合。

支队政治部为宣传解释中央新的决策,使广大干部、战士都能明了行动的方向和任务,于9月28日,恢复并出版了《前进报》第3期。上面刊登了张闻天写的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和博古写的文章《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

29日,陕甘支队由榜罗镇出发北进,当天攻占通渭城。随后,又突破两道封锁线,翻过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六盘山,于10月19日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在吴起镇胜利大会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整整走了一年,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9下午,红1军派了一支小部队,专门护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红军最高领导人,进入吴起镇。先头到达的部队和陕北红军及红25军的同志一起,加上当地的干部和乡亲们,一起迎了上去。顿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飞舞,人群沸腾,口号声此起彼落:

“欢迎中央红军!”

“同志们,辛苦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红军大会师胜利万岁!”

……

王稼祥随毛泽东等同志一起,被人们前拥后护地走进吴起镇街里,在一孔窑洞门口看到一块写着“工农民主政府”六个大字的木牌,旁边墙上还有“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毛泽东兴奋地站住,指着木牌和标语对王稼祥说:

“到家了!你看,这一回,真的到家了!”

王稼祥也满怀激情地说:“千回百折,不,是千难万险,终于有了这一天!”

过草地以来一直生病的周恩来,这时也毫无病容地大声笑道:“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儿找到了落脚之地!”

当天傍晚,周恩来约王稼祥到外头走走。他们沿着洛河支流的河滩,一边欣赏着陌生的陕北风光,一边聊天散步。有几个老乡和当地干部围上他们,亲热地问这说那。王稼祥了解到吴起镇一带的光荣历史,这里是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创造的革命根据地。他们正谈着,警卫员跑来叫他们回去。原来是彭德怀请毛泽东和他们一起研究消灭敌人尾追上来的几个骑兵团的作战方案。

几人商议了一阵,同意按彭德怀等同志提出的方案打。毛泽东指着地图上的陕北苏区边沿说:

“不能让他们跟进陕北来,坚决把尾巴砍断在苏区大门外!”

周恩来也说:“对,打它一个胜仗,作为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

王稼祥轻轻地笑道:“这下可以放下背包打仗了,非好好教训敌人一顿不可!”

两天后,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在陕北苏区军民的支援配合下,在吴起镇外围,一举粉碎了敌人的骑兵追击,不仅毙伤了大批敌人,还缴获了许多战马。

又过了十几天,部队转移到了延安(当时还由东北军占据着)南面的甘泉一带。11月5日,在一个叫象鼻子湾的地方,召开了全军干部大会。王稼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登上主席台。他们看着穿上了新棉衣的红军干部,想到他们一年前此日,个个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此刻却那么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心里感到异常快慰。但当他们正要从台下的干部中寻找熟悉的同志时,一下子又意识到,长征一年整,二万五千里。当年的许多好同志、老战友,今天再也见不到了!这些战友不是在湘江上、乌江畔,就是在雪山、草地间,或是在枪林弹雨中,在冰峰泥淖里,献出了各自的宝贵生命。想到这些,个个心中又都泛起一阵难以言状的哀思。

一阵热烈的掌声,将毛泽东的思绪从对牺牲的战友们的怀念中拉了回来,他开始作重要讲话。他说,一年前,红军从瑞金出发,总共走了367天,其中单是行军就有267天,加上夜行军就不止此数了。红军走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和陕西,一共11个省。红军越过万水千山,一路攻下许多城镇,路程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余里。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前伟大的一次远征。一路上敌人总想消灭红军,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相反是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毛泽东说到这里,兴奋地一掠长发,然后强调指出:

“今天,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我们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王稼祥和全场干部一起,为毛泽东的精彩讲话热烈鼓掌甚至欢呼起来。

毛泽东这段鼓舞人心的讲话,一直流传至今。我一到延安上第一堂政治课,在回顾长征历程时,就学习这段讲话的精神。在学习小组会上,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啊!长征,神秘的一段中国历史,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密切关注。

正文 第八章 横刀立马彭大将军

<h3>一、湘江血战</h3>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位居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高层领导,在军事上实行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争指导,否定以往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实行消极的防御方针,分散兵力,“全线抵御”,以阵地战、“堡垒战”持久地和敌人拼消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1934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湘西去与红2、6军团汇合。10月17日,彭德怀、杨尚昆奉命率红3军团指战员从于都踏上了西征的路途。蒋介石为阻止红军突围转移,调陈济棠粤军、何键湘军等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途中,设置几道封锁线进行阻截。20日,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向西挺进,首先突破粤军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占领新城。继而分左右两个纵队进入湘南,接近汝城。形成对汝城的包围。炮兵连发数炮轰城,均未击中目标,恰好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见此情况,便指挥炮兵作了调整,亲自执炮,只一发,便炸掉敌堡,打开通道。11月6日,从左边突破何键湘军在汝城至思村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时值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崎岖难行。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红3军团全体指战员不顾艰难险阻,昼夜急行军,英勇作战,突破湘粤军在粤汉铁路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攻占宜章城,保证了中央红军顺利西进。11月11日,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3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蒋介石为阻截红军西渡湘江,又急调几十个师数十万兵力,重点在广西北部的全州、兴安之间的湘江沿岸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军围追堵截红军。总的态势是,桂军和湘军在湘江沿线正面堵截,中央军在后面追击,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屏障,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

在上述情况下,红军西进,越接近湘江就离数十万敌军预设的合围圈越近。红军继续执行西渡湘江,与湘西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已经很难实现,就是渡过湘江,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此时,一直跟随着红军西进的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各路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但矛盾重重,各有打算,湖南境内共产党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又多属无堡垒地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机,集中兵力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彭德怀根据他征战多年的经验,考虑到红军在敌几十万大军密集布阵阻截下,簇拥着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的队伍作甬道式的前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向中央提出关于今后军事行动的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中央率领1、5、8、9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既丧失了有利时机,又对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不予采纳,仍坚持原定计划,并命令红军全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迅速突破湘江,冲出敌人重围,这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

11月25日,中革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敌人兵力较弱的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全军分4路纵队前进,红3军团、军委第2纵队及5军团一个师为第3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灌阳,然后向兴安前进。

根据军委命令,彭德怀于26日率领红3军团从左翼急速行军进入广西,渡过灌江,向灌阳逼进。为抢夺湘江渡河点,红3军团以红4师为前锋,直向湘江疾进。这里,是桂系军队把守的防线,廖磊第7军独立团见红军来势甚猛,慌忙放弃界首,撤到湘江西岸光华铺据守。红4师占领界首后,继续追击敌人,在光华铺与敌对峙,牢牢控制了背后的界首渡河点。红5师主力进至新圩以南地区,注视灌阳敌人的动态。红1军团红2师也涉水渡过湘江,进至脚山铺、鲁板桥一带,阻击驻全州敌人。这时,桂系军阀害怕红军南下进入广西腹地,主动放弃湘江正面堵截阵地而改为侧面防守。中共中央倘能利用此有利时机,决心果断,轻装急进,即可抢在敌人攻击之前,迅速渡过湘江,减少损失。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仍然舍不得丢掉那些笨重的辎重和坛坛罐罐,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军。庞大的中央纵队行动十分迟缓,从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路,竞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红军丧失了这一宝贵时间,敌人从几个方面压了过来。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杀了红军一个“回马枪”,命其4个师从左翼分两路向红3军团发起进攻,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的红5师进攻,妄图截断红军队伍;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4师进攻,企图夺回渡江点。驻在全州的刘建绪4个师也向右翼红1军团发动进攻;周浑元纵队、李云杰、李韫珩等部也从后面加紧攻击红军后卫部队,吴奇伟率4个师亦从北面追来,形势十分紧急、险恶。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湘江,红3军团和敌人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

11月27日,彭德怀命红5师急速前往新圩。新圩距湘江120公里,是灌阳至全州公路的必经之地。红5师的任务是:阻击由灌阳北进侧击左翼红3军团的桂军,中革军委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持3至4天”,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前趋湘江。28日,桂军两个师向红5师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敌人在机枪、排炮以及飞机的支援下,整连整营地发起冲锋。红5师虽仅2个团坚守在没有坚固工事的十余里宽阔的阵地上,武器、弹药又不足。但全体指战员都知道如果敌人攻占了新圩,红军将被拦腰截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5师的战士们更加英勇地抗击敌人,与敌人拼杀、肉搏,与敌人一个一个山头拼死争夺,在阵地上英勇坚守了两天,伤亡2000多人,红5师参谋长胡浚、14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15团团长、政治委员和14团政治委员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牺牲。彭德怀不得不命令红5师撤出新圩,继续在城外与敌人拼杀,一直坚持到30日,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的任务,才奉命撤出战斗。红6师留下担负掩护主力撤退任务的18团,1个团必须对付桂军3个师,与敌白刃格斗两昼夜,终于完成了掩护红八军团大部渡过湘江任务。可是,18团却被敌人包围在湘江以东,无法突围,与数十倍敌人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

11月29日,湘江西岸之光华铺阻击战打响。光华铺地处兴安与界首之间,距界首只有10里路,为一片较为宽广的开阔地。红4师在光华铺及其以西抗击由兴安出击之敌。彭德怀越是在紧急情况下,越是镇定自若,多谋善断。他遵照中革军委命令,首先把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艰巨残酷的阻击战。命令红4师做好准备迎战桂军第7军独立团和前来增援的夏威第15军45师。29日晚,敌向红4师阵地发动了猛烈进攻。红4师10团首当其冲,红军战士在团长沈述清、团政委杨勇的带领下,予敌人以坚决的回击。红4师阵地岿然不动,敌人未能前进一步。30日清晨,敌人见从正面进攻无效,就沿湘江西岸向界首逼进,企图迂回包抄红军。这时,团长沈述清指挥2营向来敌发起反击,战斗激烈进行,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遂命杜中美接任10团团长。当日下午,杜中美赶到10团任职,同时布置再次反击敌人,他向3营交代任务后,前去2营阵地,刚刚爬上山头,不幸又被枪弹击中牺牲。一日之内,敌人向红10团阵地发动了十几次冲击,红10团连续牺牲两位团长,不难想象此战是何等的激烈。

12月1日5时,彭德怀收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三军团应集合自己所有部队以保持界首地区,主力应在界首西南地区”,要不顾一切将“邓家塘至路江圩之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当日,敌人采取正面攻击与迂回包围战术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彭德怀命令红三军团各部指战员,不管牺牲有多大,坚决阻击住敌人,这是湘江战役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红4师在界首光华铺血战3昼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完成了阻击任务。

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在灌阳的新圩、兴安的光华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红1军团在全州地区与湘敌刘建绪部激战正酣,5军团则在文市附近阻击中央军周浑元等追敌。在全、灌、兴三角地带,红军与各路优势敌军生死搏斗5天5夜,于1日下午终于掩护除红34师之外的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付出了重大损失,红军从渡江时的7万多人只剩下3万余人。特别是红五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全军覆没,在红军历史上尚属首次。

湘江战役,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命令,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敢打敢拼,不怕牺牲,打不垮、攻不破。正是这些钢铁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使敌人妄图全歼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险恶计划破产。

中央红军过江后,蒋介石为堵截红军北出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急调何键湘军及中央军薛岳部十几个师的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又布成一个袋形阵地,等待红军。同时,又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跟踪追击,桂军廖磊部侧击,企图于湘江以西区域围歼红军。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军大量集结阻击红军去湘西,而红军又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大量减员的情况,摒弃“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顽固坚持原定计划的错误主张,力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以甩掉敌人,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个休整补充的机会。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军委多数人的赞同。于是,中央红军在通道改向进入黔境,奔赴黎平。从而,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使其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h3>二、遵义大捷</h3>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彭德怀和杨尚昆从前线赶到遵义参加会议。这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他深感任重而道远。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尖锐严肃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彭德怀对“左”倾军事路线所推行的战略战术给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带来的前失地、后丧师的惨痛损失,早已忍无可忍。他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比中,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彭德怀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会议期间,毛泽东向彭德怀介绍了党内著名工运领袖刘少奇同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到红3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当彭德怀得知会议最后决定撤换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毛泽东负责军委工作,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等消息后,非常高兴。

在会议进行中,红3军团6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彭德怀离席奔向前线军团司令部指挥战斗,保护遵义会议继续进行。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开会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湘、川、滇等省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逼近包围,阻止中央红军北上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师,企图在乌江西北、长江以南的川、黔两省交界地区围歼红军。

在国民党重兵云集,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按黎平会议的设想在黔北地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已不可能。为摆脱敌人的围攻,毛泽东等决定放弃遵义,率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城,分3路纵队向黔西北习水、赤水方面进发,准备夺取土城、赤水城及其附近地域,北进夺取泸州至宜宾之间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过长江。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于实现党中央“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这是遵义会议后打的第一仗,成败关系到全军的士气。25日上午,红1军团1师向土城攻击前进,与守土城的黔军侯之担部发生战斗,仅半小时,侯军主力便向古蔺方向溃去,一小部退往赤水。红1师主力向赤水方向追击。随后,红1军团开进土城地区,红3军团在后面跟进。

这时,川军封锁了长江,同时进入黔境,自赤水、习水、温水分进合击。章安中旅先头团到达赤水对岸;郭勋祺师进占习水县城,并向土城逼进。27日,郭勋祺师尾追红五军团,于当日下午抢占了土城北面青杠坡和石恙咀东南端,截断红五军团与红3军团4师11团的联络。28日,彭德怀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3军团向敌发起总攻,与敌反复争夺阵地,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干部团也投入战斗,仍相持不下。川军陆续增援,彭德怀发现敌人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并且火力很强。红军背水作战,十分不利。29日,红军总司令部命令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

土城战斗失利,红军未能赢得过江的机会,遂西渡赤水河,向叙永、古蔺前进,经川南进至云南扎西(今威信)整编。红3军团取消了师的番号,直辖4个团:10团、11团、12团、13团,张宗逊任10团团长,黄克诚任政治委员;邓国清任11团团长,张爱萍任政治委员,谢嵩任12团团长,钟赤兵任政治委员,彭雪枫任13团团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

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或西渡金沙江,忙调兵遣将,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中革军委鉴于敌军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红军已无顺利渡江北上的可能。而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遂决定迅速脱离川、滇两敌的夹击和蒋军的追击,于2月11日起分3个纵队,出敌不意,掉头东进,重人贵州。19日,彭德怀率部在太平渡第二次抢渡赤水河,向东急进,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顿成泡影。

重渡赤水河后,红3军团为右纵队,红1、5、9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分别向桐梓、遵义速进。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吴奇伟第1纵队的2个师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由贵阳赶往遵义督战,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加强黔北门户娄山关的防务,防红军再占遵义,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娄山关为黔北军事要隘,位于大娄山脉主峰,北接桐梓县,南临遵义城,海拔1400多米。四周崇山峻岭,两侧悬崖峭壁,只有一条陡险的盘山路贯通南北,为人川的孔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红军只有拿下娄山关,才能进占遵义城,指战员认识到此役是红军能否立足黔北的关键。

2月25日,红3军团前卫13团向娄山关开进中,抓获几名黔军俘虏,从审讯中得知,娄山关仅有黔敌柏辉章部的3个团。同时,从窃听敌人电话中得悉,黔敌杜肇华旅在娄山关南2.5公里的黑神庙。彭德怀、杨尚昆于25日14时向中革军委报告了这些情况,并提出“我们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同时建议:我军应于26日拂晓向黑神庙攻击,1军团从长岗、大银厂出发,向黑神庙东南迂回攻击;3军团除以13团正面箝制外,主力应向黑神庙、七星岩攻击,干部团应赶上,在正面作预备队。23时,朱德复电彭、杨、林、聂,命令:第1、第3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

彭德怀、杨尚昆接到中革军委赋予的指挥全军作战的命令后,立即部署红军向娄山关攻击。彭德怀将前线指挥部设在离桐梓不远的一个小镇寺院里,他在那里向红13团交代主攻任务。这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要求红3军团务必在26日拿下娄山关。彭德怀斩钉截铁地回答:“26日一定拿下关口,请中央放心。”

红3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急进。26日黎明,在接近关口处时,忽见一队敌人大摇大摆地从关口下来,13团突然向敌发起攻击,大部敌人当场被击毙。而后又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冲到了娄山关口。敌人且战且退,最后抢占了关口东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妄图凭险据守。13团几次发起猛攻,都未成功。这时彭德怀赶到,他将临时指挥所设在团部旁边,能很清楚地看到娄山关口的情况。参谋长邓萍劝他离得远一点,这样太危险。彭德怀高声地说:“看得清楚心里才有数,指挥才方便。指挥员怕死,部队能冲锋陷阵吗?”彭德怀指挥继续攻击,以全部火力压制敌人,终于攻上了娄山关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占领了娄山关。驻守在娄山关以南的黔军,再向关口发起攻击。由于13团已占领有利地形,很快把敌人压了下去。黔军在督战队的驱使下,又于10时起以约6个团的兵力向关口发起冲击,彭雪枫率领全团投入战斗。在此紧急关头,彭德怀命令协助攻关的红12团从正面向娄山关以南之敌实施冲击,团长谢嵩、政治委员钟赤兵立即带领部队冲人敌阵,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红12团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此时,红10、红11团和红1军团主力已迂回到敌人后方,向板桥和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使进攻娄山关的黔军乱了阵脚,纷纷向后溃逃。红3军团和红1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跟踪追击。

红3军团在向遵义追击中,得悉驻防遵义城的黔军处于极度恐慌混乱状态。彭德怀、杨尚昆即于27日凌晨命令红3军团沿公路向遵义速进,消灭和驱逐沿途溃敌,直逼遵义而占领之。

27日黎明前,红3军团以红11团为前卫,分多路纵队急速追击溃退中的黔敌。从娄山关到遵义,是一条盘旋崎岖的山区黄土公路,加上雨后路滑,又遇大雾,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可是,指战员们都争先恐后跑步前进,没有一人掉队。大家只有一个心愿;以最快速度前进,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夺取遵义城。

9时许,红11团扫清遵义以北十字坡、董公寺地区黔敌的阻击,直至遵义城下。彭德怀在遵义城外山头,正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侦察员跑来报告:从敌人长途电话中听到王家烈向吴奇伟说:“共匪已逼到城下,我们守不住了。”吴回答说:“你必须死守,今晚以后我一定赶到。”彭德怀遂下令,务必在当晚夺下遵义城。

遵义城以河为界,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在东,没有城墙;老城在西,有内外两套城墙。27日下午,彭德怀命令立即攻城。红11团一股作气,抢占了遵义新城。为了迅速夺取老城,指战员们冒着敌人的枪弹匍匐前进,迫近城下河滩边,隐蔽在草丛中。红11团政治委员张爱萍在河滩边一小土丘旁观察地形及敌人守城部署,准备进攻老城。军团参谋长邓萍来到前沿,与张一起观察老城地形,邓萍头部被敌弹击中,不幸牺牲。彭德怀闻讯赶来,抚着战友的遗体,连声呼唤:“邓萍、邓萍,我的好同志!”痛心疾首,泪流满面。

27日晚,红3军团主力怀着为邓萍参谋长复仇的满腔悲愤,向遵义老城发起猛攻。28日晨,红3军团和红1军团肃清了老城残敌,再次占领了遵义城,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奔走相告,热烈欢迎红军又回到了遵义。11团政委张爱萍在战斗结束后,挥泪赋诗,悼念邓萍,末句日:“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红军回师黔北、夺取娄山关的战略行动,震动了国民党的指挥中枢。蒋介石深恐遵义有失,影响整个战局,急令相距最近的第1纵队第93、第59师火速从贵阳附近出发,渡过乌江,驰援遵义。当红军重战遵义时,该部敌军已分别进抵遵义城南的忠庄铺和新站地区。中革军委决心乘援敌孤军冒进,而尾追敌又被阻于娄山关以北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遵照中革军委命令,28日上午,彭德怀命令红3军团迎击援敌,当红11团前进到红花岗时,敌人约1个多团即从正面扑来,企图占领红军前面的山头。彭德怀即命红11团第2营抢占了那个山头,敌人向2营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敌人后续部队赶到后,又向该营左侧包抄,红11团第1营从山后冲杀出去,才将包抄的敌人打垮。红11团当面敌人逐渐增至了2个团,指战员们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沉着应战,并依山构筑了野战防御阵地,死死吸住敌人。与此同时,彭德怀命红10团控制了红花岗右侧的老鸦山主峰。

当天下午,敌将主攻方向转向坚守老鸦山主峰的红10团,攻势一次比一次猛烈。敌人死伤累累,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红10团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彭德怀命伍修权继任。后来,敌人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战斗越加激烈。15时许,敌人凭借优势火力、兵力攻占了老鸦山主峰,不仅居高临下威胁红11团的红花岗阵地,而且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此时,红1军团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侧后出击,直插忠庄铺敌军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吴奇伟狼狈逃窜。留在老鸦山地区的敌军见指挥官逃之天天,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3军团在干部团协同下,夺回了老鸦山主峰。敌第93、第59师大部被歼于老鸦山下,残部分路向乌江溃退。红1军团和红3军团当夜分别向懒板凳方向和鸭溪方向乘胜猛追逃敌。红3军团紧迫溃敌直到鸭溪镇。吴奇伟率残部约1个团经懒板凳逃过了乌江。当红军追到乌江时,他不等败兵全部过江,便下令斩断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1000多官兵甩在乌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

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歼灭“中央军”2个师,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虏约3000人,缴枪2000支以上,开辟了黔北的新局面,为创建云贵川新苏区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红军之敌不敢轻进。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使蒋介石哀叹“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在娄山关战斗胜利后即兴填词一首《忆秦娥·娄山关》:

在长征途中,在危难时刻,彭德怀大显身手,扬威娄山关,指挥红军打出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实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作战意图,令全军上下人心振奋。毛泽东这首词,是在庆祝彭德怀率军取得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在向世人宣告,坚如铁石的娄山关被无坚不摧的红军攻占和越过了,任何干难万险的都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中国革命将从这里开始起步胜利向前。

<h3>三、会理会议风波</h3>

1935年4月上旬,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以北。中央红军直逼贵阳,摆出欲攻贵阳姿态。贵阳兵力空虚,红军兵临城下,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异常惊恐,急调滇军孙渡6个旅驰援贵阳“救驾”。在蒋介石“中计”调出滇军到贵阳后,中央红军却绕过贵阳城,分两路疾速向云南昆明方向攻击前进。中央红军在占领距昆明仅30公里的嵩明、寻甸后,云南省主席龙云急调各县民团防守昆明,同时电催在曲靖以东的孙渡6个旅直开昆明,这又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任务。当日,中央红军乘敌西北方向兵力薄弱,分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挺进。

蒋介石在贵阳得悉中央红军刚抵达昆明附近又转向西北时,即判定我军真正企图是北渡金沙江,遂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进行阻截。他还命令空军每天在金沙江各渡口进行侦察,妄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水流湍急,一泻千里,川军为阻止红军渡江,把船只都掳往北岸,并控制了北岸渡口。因此,金沙江成了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红3军团在由寻甸、嵩明地区出发前,彭德怀、杨尚昆对部队进行了动员,说明抢渡金沙江、入川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并且告诫广大指战员:红军后面有10多万敌军追逼,若夺不到渡口,将会陷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危险境地。遵照中革军委电令,全军团分为两路,每昼夜以80公里的行军速度,向金沙江疾进。

5月5日,彭德怀率红3军团赶往皎平渡过江。7日,红3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向会理城进发。至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国民党蒋介石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胜利抢渡金沙江后,进至四川会理城附近。为扼阻追敌,打击出援之敌,争取红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后得到必要的休息和补充,中革军委决定攻打会理城。

会理城地处四川省最南部,扼金沙江北岸,为滇、川交通要邑。会理城是一座古城,护城河很宽,有内、外两城,内城大、外城小,城墙完整、厚而高,四面有城门,城上筑有城门楼,易守不易攻。城内守敌刘元塘旅见红军包围会理,十分恐慌,紧闭城门,凭坚死守待援。西昌国民党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火急派一个旅前来增援。5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我军渡江后摸清会理敌情的指示》,部署红3军团和干部团主攻会理城,消灭守敌刘元塘,统受彭、杨指挥。

彭德怀和杨尚昆对会理地势、守敌情况作了调查分析,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拟定攻城作战计划。与会者认为,会理城垣虽小,但不易接近,何况没有炮火掩护,就是步枪子弹每人也只有几发,因此,攻城的唯一办法,是进行坑道爆破。决定9日各部进至预定位置,做好攻城准备。当日,彭德怀将会理城敌军布置情况上报中革军委。

5月9日,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红3军团围攻会理城。由于缺乏攻坚火器,虽然红11团攻进了东城门,红12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当日,攻城不克,彭德怀、杨尚昆即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关于会理攻城的请示》,认为会理守敌有久守之意,我强攻无把握,建议暂停攻城,而以一部监视敌人,同时进行坑道作业破城,红3军团及干部团去城北15公里处,准备打击援敌。中革军委于当天发出电示,要红3军团及干部团继续攻打会理,10日如强攻不成,应即加紧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攻城。10日晚,红军分别向东、西城门发起强攻,攻城仍未能得手。11日晨,彭德怀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同时红3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在东、西城关指挥挖掘坑道准备爆破。红3军团战士不怕疲劳,连续挖掘5昼夜,终于完成了坑道作业。14日晚,红3军团再次总攻会理城。先在城西北角炸开少许缺口,红军趁势发起冲击,因敌人投下大量手榴弹,拼命堵击,未能奏效。接着又在城东北角进行爆破,守敌早有察觉,事前在墙上灌了不少水,爆破又未成功。鉴于对会理城屡攻不克,援敌又正向我两翼迂回,彭德怀、杨尚昆再次向中革军委建议:应放弃会理,速派有力支队控制大渡河要点,以便北进。15日,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围攻会理,挥师北进。

红军围攻会理城,迫使守敌龟缩在城内不敢妄动,从而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在城外的休整。

这时,在红军领导层中间出现了一场风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与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频繁战斗和每日不停的行军转移,指战员极端疲惫,非战斗减员很多。部分指战员由于不了解中央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出现了牢骚和埋怨情绪,有的人说:“部队只走路,不打仗,没被打垮倒被拖垮”等。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反对红军在战略转移中与敌人兜大圈子的战法,认为不仅丧失了渡江的时机,而且是劳命避战。他埋怨红军走冤枉路,走“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路”,走捷径。而且土城、鲁班场战斗也没有打好,给部队造成一些损失,林彪认为是指挥有误,这样的领导指挥不行。林彪就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运用机动作战脱离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的认识,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外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彭德怀正在忙于指挥红3军团攻打会理城,突然接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当时政治委员杨尚昆正在发烧,只好让战士用担架抬着同他一起前去开会。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首先发言:我们抢渡金沙江后,把蒋介石军队远远抛在后面,终于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今天请大家来开会,目的是对前几个月行军作战出现的问题统一一下认识,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先请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说,从3月下旬我们往返两次(指第三、四次)渡赤水,调动了敌人,弄得他们疲于奔命,让老蒋在贵阳惊慌失措,感到岌岌可危。我们南下威逼贵阳,又狠将了他们一军,为给自己保驾,他又急调滇军出援。滇军一出来,我们这盘棋就活了,争取了主动,有了现在这样的局面。说到此处,毛泽东放大声说,可是却有人对于新的作战方针、多跑些路有意见,发牢骚,还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会场一阵静默,气氛有些紧张。

这时,周恩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领导。朱德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当时,彭德怀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攻打会理城,又因打不到土豪,筹不到粮,战士只能用野菜充饥,伤员无处安置,十分着急,临近午间还没吃早饭。他在会场上看到林彪给中央的信,听了毛泽东的发言,觉得林彪把他牵扯进去了,他应该表示一下态度。他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说:“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了敌四面包围形势,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他的发言突然被毛泽东打断。

毛泽东厉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是在困难面前动摇,是右倾。林彪给中央写信,是你鼓动起来的……3军团对作战方针有埋怨情绪,你向中央隐瞒,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

接着又批评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说:“你是彭德怀的尾巴,什么政治委员。”

彭德怀听到毛泽东言词激愤的批评,感到很突然,百思不解。他没有鼓动林彪写信,也从未向中央隐瞒过什么,他相反却是“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毛泽东这些话从何说起。

林彪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声刚落,林彪抬起头,表白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得慌……。”

但林彪没有说明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彭德怀和林彪的态度明显不同,似乎宽容了写信的人林彪,却把责任迁怒到不知情的彭德怀身上。毛泽东认为是彭德怀要取得红军指挥权。此时,彭德怀心中“也有些难过。”

彭德怀自从走向革命道路后,在任何时候都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动摇过,从不计较个人权力得失。他从上井冈山起就一直在毛泽东领导下共同战斗,他始终信任和尊重毛泽东。

在中央苏区,彭德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率领红3军团英勇作战,同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等密切配合,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为保卫和扩大中央苏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红军长征后,彭德怀又率领红3军团作开路先锋,屡立战功。彭德怀不愧是红3军团的卓越指挥员,不愧是毛泽东指挥下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

林彪虽然是毛泽东手下的爱将,是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但林彪常在处境困难的时候,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怀疑动摇,在实际作战指挥中,经常和毛泽东的意见相悖。毛泽东等人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声东击西,机动灵活,调动和迷惑敌人,胜利地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而林彪却认为红军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到会理,并没有消灭敌人,打破敌人追堵,也没有到达可以停脚的根据地。现在却走在当年石达开覆亡的川康之路上,前面还有爬不完的山,渡不完的河,红军还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前程未卜。林彪在会理对毛泽东的不满达到顶点,因此,决心上书,改变领导。

林彪和彭德怀在一起征战多年,他视比自己大9岁的彭德怀为同级军团长,又视他为自己的上级领导。他认为彭德怀身经百战,作战勇敢而有决断,在战场指挥上,毛泽东不如彭德怀经验丰富,现在应由彭德怀指挥红军迅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

就在会理会议前一天,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

“是啊!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正是当年石达开走过的。孔明渡泸深入不毛之地,走的也是这条路。但我们和孔明不同,他渡泸南征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我们北上是为了革命,今天困难虽多,但历史不会重演。”

彭德怀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和看法。

林彪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又说:“我军不能在此久留,请你指挥迅速北进吧!”

“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觉得林彪说的话不妥,直言驳回去了。

当时,彭德怀并未把林彪的电话当一回事,以为那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时林彪已经给中央写信,把这些意见正式提上去了。

在会议期间,彭德怀看到林彪给中央的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彭德怀当时看到这封信后,也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因为红1,红3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1军团指挥红3军团,有时红3军团指挥红1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的反攻,红1、3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人打败的。而且从1930年组建红一方面军以来,他同红1军团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从未计较过谁指挥谁的问题,很多战役都是双方共同商议后实施的。

林彪的信有问题应当批评,但“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

彭德怀觉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考虑到大敌当前,追敌已迫近金沙江了,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委屈,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威信尤为重要。

彭德怀在第二次发言中批评林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我也不能胜任。”

同时作了自我批评:“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平桥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

他表示:“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关于毛泽东批评的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问题。在刘少奇出任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彭德怀作为第一线指挥员,曾向他介绍部队战士存在的一种思想倾向:不怕打仗,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认为这是没有根据地的缘故。彭德怀向刘少奇反映指战员思想动向,刘少奇向中央发电汇报都是正当的。彭德怀之所以未在这封电报上署名,是因为他对电报的内容不尽同意,而且考虑到他过去提过两次带有战略性的建议均未被采纳,就没有签上自己的名,以刘少奇、杨尚昆的签名上报中共中央。并非出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时,彭德怀认为会议对他的责难,“不过是出于一种误会”,人的误会总是有的。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彭德怀当时没有申明,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彭德怀虚怀若谷,以党的利益为重,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

他万万没有料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长达24年,这件历史公案竟被多次提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是彭德怀背地里鼓动林彪给中央写信。在1959年夏庐山会议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知道这事与彭德怀无关,便庄严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我写信彭德怀不知道。”

林彪当面插话澄清事实,为彭德怀洗雪了一桩历史冤情。

会理会议是林彪挑起的,却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顾全大局,检查自己的错误,从而维护和增强了党的团结。这次会议,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和中革军委运用机动作战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对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纠正了当时在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对中央领导的某些怀疑和埋怨情绪,加深了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领会,从而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长征这一战略转移的胜利。会议并讨论了今后的行动,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穿过彝民区,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会理会议对红军长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h3>四、保卫党中央</h3>

6月16日,中央红军全部翻越高达4000多米、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与红四方面军先期到达的部队胜利会师。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于先头部队之后到达。为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红3军团于老营至达维一带筹粮。此间,张国焘派他的秘书黄超来到达维看望彭德怀,还带来几斤肉干,少许大米和二三百块银元。黄超说:“这地方给养困难,张主席(国焘)派我来看你,表示慰问。”他接着问:“听说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情况怎样?”还说:“张主席很了解你。”

“我们没有见过面。”彭德怀不以为然。

“张主席认为,当前的战略方针应当是欲北伐必先南征。”

“那是孔明用来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我们一不是孔明,二无后方,怎能采用呢?”真是话不投机。

黄超接着说明北伐怎样不利,马家军骑兵如何厉害,等等。

这位不速之客,言语诡谲,使彭德怀感到“来意非善”,引起了对张国焘的警惕,认为他派黄超来,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完全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

张国焘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组织部长;是党的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出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多。中共中央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和红军所处的环境,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方针,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提出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的退却方针。

为了统一思想,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就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作战指挥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发言强调,应集中兵力迅速攻打松潘,消灭胡宗南部队,然后部队继续北上。彭德怀同意周恩来关于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他说:中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向北向东进,遭遇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嫡系,在战术上须根据情况临时决定。他还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

6月28日,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同时,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错误方针。张国焘表示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拟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分别向北开进。

正当松潘战役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张国焘又起来反对中央的方针。借口“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拖延北上的时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北上的时间被延误,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松潘,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宗南相策应。这样,不仅松潘战役计划流产,红军也处于危险境地。

中共中央本着大敌当前,以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决定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7月18日,在芦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耐心地对他进行帮助。同时,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1、3、5军团改为1、3、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中革军委为执行北上抗日的方针,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8月3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占领阿坝,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右侧背,以期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区的有利局势。为此,军委在11日命令左右两路分别北进。左路军红一方面军的5军、32军,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红一方面军的1军、3军和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右、巴西前进。

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随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殿后,连续几天发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不可能。怎么办?彭德怀万分焦急,苦思一阵,断然地说:“抬!”彭德怀也知在当时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容易。他对上任不久的红3军团参谋长萧劲光说:你具体负责,组成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中央同志抬出草地。萧劲光最后决定从追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来当队长,他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迸发了,彭德怀还常常亲自抬着担架,走得又稳又快。

川西北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段,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白河和黑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水流滞缓,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覆盖沼泽。气候变化无常,十分恶劣,每年夏秋雨季,泥泞滞水的草地更是“沧海横流”,许多地区渺无人烟。红军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天天下雨,连向导都难以寻找出旧路的痕迹。战士一不小心陷入淤泥,就被沼泽吞噬。彭德怀过草地时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每遇到危险路段,又总是设法赶在队伍前头,亲自指挥排除险情。一次,他同干部们把陷进淤泥中的战士用绳子捆绑在腰上往外拉,竟连续救出8人。

过草地,红军指战员不仅要与大自然作搏斗,还要同饥饿作斗争。过草地时,各部队虽然筹备了粮食,要求每人携带10天左右的干粮,因当地产粮不多,难以落实。行程不到一半,便告断炊。茫茫草原,渺无人烟,到哪里去补充?前卫部队还可以靠野菜、树皮充饥。后卫部队3军团断炊后,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饥饿严重地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一天,彭德怀把饲养员叫来问:“现在还有几匹牲口?”

“连你的那头黑骡子在内还有6匹。”

“集中起来,全部杀掉。”

老饲养员急了,坚决不同意杀掉军团长那头大黑骡子。

彭德怀心平气和地说:“现在连野菜都吃不上,只有牺牲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

牲口杀了,军团部只留下了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后面的部队了。就是这点骡马肉,救活了不知多少红军战士。彭德怀关怀战士杀坐骑的消息,迅速在部队中传诵,增加了战士对军团长的崇敬和信赖。

在人迹罕见的茫茫大草原上,整整行军7昼夜,历尽了千辛万苦,战胜了各种困难,终于走出绝境,8月27日进到班佑、巴西地区。后卫部队3军比右路军其他各部晚3天到达巴西地区,宿营在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住地的附近。右路军在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的到来。

9月2日晚,中共中央在川北若尔盖县巴西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何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提出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他说:自8月4日至6日政治局会议后,一方面军的工作主要是整顿部队。由于长途行军的疲劳、衰弱,部队需要相当时间的整顿、休养。他还着重说明当前一、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统一行动的重要意义。在讨论工作方针时,彭德怀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个部队的团结、休整、教育以及党的纪律等问题作了发言。他说: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各军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彼此互相学习。他还说:1、3军在黑水芦花驻扎时期得到四方面军的帮助,补充一些人,有些进步,但体力仍然很差。所以,现在恢复身体仍是一项重要任务。

会议结束后,各部队进行休整,以准备继续北进。

9月3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借口噶曲河涨水,提出左路军不能北渡,已分三路返回阿坝,并要求右路军南下松潘,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开进。9月8日,张国焘又致电红军前敌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直接命令右路军作好准备,南下。

当日下午,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觉察到陈昌浩说话的语气、腔调与前不同。陈公开反对北上,说阿坝地区比通(江)、南(江)、巴(中)好得多等。彭德怀当即命令杨勇任团长的第10团负责暗中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随后又得到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消息,彭德怀觉得事态极其严重。这时,前卫部队1军已进到俄界地区,只有3军几个团的兵力驻扎在阿西、巴西。而中央领导同志又都住在前敌总指挥部那里,是张国焘部队控制的。如果张国焘强行解散3军,毛泽东等人的安全就无法保证,就会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彭德怀心急如焚,于是,他亲自前往毛泽东的住处请示应急办法。

“现在形势危急,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持中央南进,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毛泽东想听听彭德怀的意见。

“在他们要用武力解散我们的时候,我们从防御出发,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武装冲突?”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不可。”

但怎样才能使毛泽东等人得以离开前敌总指挥部,从而摆脱张国焘的羁绊呢?于是,毛泽东亲自到陈昌浩住处,对陈说:军队即要行动,中央是否应召开一次会议,作些部署呢?又说:周(恩来)、王(稼祥)病重(住在3军司令部)不能前来参加,我们是否到3军司令部去开会?陈等表示同意。当时,他们没想到这是党中央的脱身之计,便来到3军司令部。陈昌浩在会上表示:左右两路军应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同意南下。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7人联名至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报指出:“目前红军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补充粮后,改道北进,并告“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红25、红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以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翌日,党中央又电令张国焘北上,指出:你“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收到党中央电后,当日复电继续坚持其南下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张国焘率部北上已无可能,遂决定立即率3军先行北上,向俄界进发,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后和10团一起行军,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毛泽东这种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相信群众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在这时,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突然带一些人赶到,态度十分蛮横,甚至指着鼻子谩骂。彭德怀十分恼火,大声命令:“把他捆起来。”毛泽东制止了这一行动,诚挚地同志式地向李特说明党中央先率部北上的目的意义,并放他回去。

陈昌浩还企图争取彭德怀支持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送来亲笔信,希望3军停止北进。彭德怀经向毛泽东请示,给陈昌浩写了复信,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指出陈执行南下逃跑方针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并言明“后会有期”。陈昌浩不接受劝告,继续执行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还要派兵追击一方面军,就在这关键时刻,徐向前阻拦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放弃了追击一方面军的主张,拉着队伍南进了。

9月10日,彭德怀、李富春致电林彪、聂荣臻,通报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擅令左路军南退。中央率3军和军委纵队单独北进,于当日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俄界是甘肃南部边界迭部县的一座依山傍水的藏族村寨。这里林木苍翠,风景秀丽,居住着二三十户藏民。当时,由于上层反动分子造谣煽动,群众纷纷逃离家园,躲进山中。中共中央率3军到达俄界后,于11日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其“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不得有误,并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央的命令,于12日直接电令1、3军领导人“速归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无止境逃跑”,还恐吓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等等。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机,党中央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李维汉、彭德怀、李富春、杨尚昆、聂荣臻、林彪、李德等人。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及与张国焘争论的报告,明确指出:红军今后总的战略方针是北进。但目前党中央只率1、3军单独北上,力量不够,可以考虑首先打到甘东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国际帮助,整顿、休养、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接着,张闻天,王稼祥、邓发等发言,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彭德怀就军队组织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根据目前实际状况和战略任务,军队的编制需要改变。因为战斗人员减少,团下不能设营,只能直辖四个步兵连。在进攻战术上,一个团必须绝对能对付敌人一个营;在战略防御上,一个团必须保证对付敌人一个团;有这两个特点,就能使政治工作加强,也能保存团的基础。他还指出,为了加强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必须缩编上层机关人员,以充实基层战斗单位,继续战斗。这个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红军整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从而保证了红军的战斗力,对继续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起了一定的作用。会议决定:将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还决定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其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会议还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是长征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从实际出发,适时地改变了战略行动方针,整编了红军,作出对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他所犯错误的事实及所犯错误的历史根源,表明了党的原则立场,从而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h3>五、横刀立马彭大将军</h3>

1935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下,红3军和红1军一起,由俄界沿白龙江源头残缺危险的栈道继续北上,这时,甘肃省南部的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敌2个师,正是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

红军通过栈道,直奔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南,是四川通往甘肃的咽喉,两侧全是悬崖峭壁,形势险要,只有一条路直通岷州城(即岷县)。这条长达三四公里的峡谷,叫腊子沟,中间相隔只有几米宽,终年水深流急,不能徒涉,要过腊子口只能从架起的小木桥上通过,此外别无他路。敌鲁大昌部为了守住甘南和岷州的天然屏障腊子口,筑有碉堡,派兵把守。9月17日,1军先头部队一举夺占了天险腊子口,击溃鲁大昌第5团两个营及另两个团各一个营,为红军迅速北上,胜利完成长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中央红军越过腊子口,翻过岷山,先头部队于9月18日乘胜占领甘南岷州哈达铺。哈达铺是个回汉族杂居的镇子,红军政治部颁布了《回民地区守则》,规定红军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在回民住处杀猪、吃猪肉等。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规定,因而受到哈达铺回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9月20日,红军到达哈达铺休整。按照俄界会议关于部队组织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于22日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中央纵队和1、3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支队下辖3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第2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李富春,参谋长萧劲光,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兼),政治委员邓发,参谋长蔡树藩。

长征途中,红军所过皆偏僻之地,消息闭塞。红军在哈达铺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得知陕北还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部队和苏区根据地,这意外的消息实在给了毛泽东等人一个惊喜。于是,在这里进一步明确红军的行动方向——继续北上,前往陕北。这时,蒋介石急调重兵,准备在渭河一线设置封锁线,堵截红军北上。

根据敌人的动向,陕甘支队决定23日从哈达铺出发,以一部分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调动敌军向天水集中,主力则乘机北进,以一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并于27日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陕甘支队在榜罗镇休息时,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从敌人报刊上进一步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情况以及陕北尚有相当大的根据地和一支人数众多的红军等情况。28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北为抗日基地,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接着,陕甘支队召开干部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先后讲话,动员部队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同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到抗日的前线去。

这时,毛泽东的心情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豁然开朗”。毛泽东在1958年对他所写《忆秦娥·娄山关》词中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此时,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心情同样是高兴,终于有了快到家的感觉。

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攻占通渭城,突破西(安)兰(州)大路封锁线,经过了回民区,突破会宁、静宁之间和平凉、固原之间公路与封锁线。在青石咀歼灭敌何柱国两个骑兵连,缴获战马百余匹,取得了胜利。在胜利的鼓舞下,翻越了长征中最后一座山——海拔2928米,逶迤240多公里的六盘山,向环县、庆阳间前进。路过铁脚城,敌军骑兵尾随追来。彭德怀同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站在山头上的一座破庙前观察敌情,山下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不一会儿,枪声愈来愈紧,叶剑英手拿望远镜在嘹望。彭德怀忽然听到嗖嗖的声音像似一股风向他们扑来,他一把将叶剑英按倒,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叶剑英的头上呼啸而过,“好险啊”!叶剑英对这桩事,一直铭记心头。全国解放后,曾多次说过:“彭总救过我的命。”

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镇)。据说这镇是为纪念战国时代的名将吴起而命名的。中央决定在吴起镇休整7天。随后,彭德怀率2、3纵队也进抵该地区。20日,彭德怀离开2、3纵队驻地,前往吴起镇,与毛泽东等商议红军的行动方针。

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的第二天清晨,彭德怀、毛泽东得悉:敌人为阻止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合,即命何柱国骑兵第6师与马鸿宾骑兵第35师近万人,向红军扑来,企图一举吃掉红军。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等决定由彭德怀亲自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绝不能让敌人进入根据地。

此时,敌骑兵3个团追了上来,主力已到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正向吴起镇逼近,其中一个团向吴起镇北面迂回。彭德怀为了打好红军长征途中最后的这场恶仗,亲赴前沿勘察地形,制定作战方案。吴起镇一带的地理环境很有特点,村与村之间都隔着一条条深几十米、长几十里的大土沟。这些塬上深沟,最适合打骑兵伏击战,彭德怀立即布置设伏,准备迎敌。

1935年10月21日8时,待敌骑兵沿路从沟下快上到塬上时,在塬上设伏的红军猛烈开火。经过激战,共击溃敌骑兵3个团,俘虏约700人,缴获战马约千匹,为红军在陕北会师扫清了一大障碍,迫使国民党“进剿”部队停止追击。

吴起镇战斗胜利后,毛泽东深感彭德怀是一位骁勇过人、能征善战、不可多得战将。他在长征中和彭德怀一起运筹帷幄,一起指挥战斗,彭德怀的雄才大略和指挥若定的大将风范;率领红3军团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每逢重大战役都起到关键作用的战斗场面随即浮现眼前……

毛泽东心潮涌动,思绪万千,他乘兴起笔,把所有的话变成最能表达他情感的诗句。写给彭德怀一首六言诗:

诗的头一句“山高路远坑深”,就来自他和彭德怀拟写的如何打好吴起镇伏击战的一份电报中的一句:“山高路远沟深”。毛泽东站在绵延起伏的陕北高原之上,用这气壮山河的诗句,生动描绘了彭德怀在吴起镇战斗中横刀立马、指挥大军的形象,真实刻画了彭德怀在万里长征中纵横弛骋、一往无前的雄姿,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彼此依赖、和谐融洽和深厚的革命友情。

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首赠诗后,很是高兴,他谦逊地把最后一句“惟我彭大将军”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并将原诗奉还给了毛泽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居功自傲,为人民利益不计私利的高尚品德。后来,在1947年8月中旬,彭德怀在陕北指挥著名的沙家店战役,获得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36师师部及两个旅6000余人的重大战果,此役成为西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毛泽东得知这一胜利后,当即又将这首诗给彭德怀同志抄写一遍,后一句依然是“惟我彭大将军”。从此,毛泽东赠诗抄诗和彭德怀改诗还诗的事,就成为一段佳话,流传至今于世。

10月22日,吴起镇战斗胜利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指出,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至此,红军胜利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实现了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为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h3>六、奠基之礼</h3>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取得吴起镇大捷,指战员群情振奋,士气高昂。而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彭德怀等又在运筹帷幄,决定下一步的战斗部署了。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作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建制,下辖1军团、15军团,共11000多人,委任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在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时,原1、3军团,只能保留一个军团的建制,彭德怀从整体考虑,主动提出取消3军团建制,以13团为基础编为红4师,列入1军团序列的意见。他这种顾全大局,不争个人兵权的高尚品质,博得全党、全军的高度赞扬,也为后来红军的缩编工作作了表率。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国民党军就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围剿”,均被陕北红军粉碎。敌人不甘心失败,于1935年7月又调集10余万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再急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加紧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西路董英斌57军的4个师(109师、106师、111师、108师)从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鄜县(今富县)前行,先头两个师于11月初先后占领了太白镇、黑水寺,有向直罗镇前进企图;东路王以哲67军的117师沿洛川、鄜县大路北上,企图在中央红军于陕北立足未稳之际,采取东西对进、南攻北堵方针,消灭红军和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

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歼敌先头部队,阻拦敌人进攻,打击其嚣张气焰。彭德怀随毛泽东由吴起镇先行,经保安下寺湾到达道佐铺15军团司令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讨论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计划,决定将歼敌的地点选在直罗镇。直罗镇是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镇,位于鄜县城西、葫芦河中游,是陇东通往陕北鄜县、宜川的必经之地,三面环山,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道,由镇中央穿过,镇子东边有座古老的寨子,寨墙完好。彭德怀同徐海东等到直罗镇一带视察,他们走遍了附近各个山头,仔细观察了每条道路、村庄、河流和地形。他们深知,在战前观察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个小山头,在战斗中就会增加莫大的困难。彭一行人边观察边议论:

“这一带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

“敌人进到直罗镇,如同钻进了口袋。”

彭德怀偕部下视察直罗镇后,做了周密的考虑,决定先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消灭它。

11月20日,按照打歼灭战原则,彭德怀同毛泽东电令:1军团于21日4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附近钳制敌人后继部队,并截击溃退之敌,再用一个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以迷惑敌人。15军团由莱铺头从南向北突击。当日下午,敌57军前头部队109师两个团在飞机掩护下,闯入直罗镇,师长牛元峰带着随从,骑着马大摇大摆走进直罗镇。不料四面枪声大作,冲锋号和喊叫声响彻云霄,经过一阵激战,敌109师两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全部被歼,随后,红军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歼敌人,主力转去打援。敌106师得知109师在直罗镇被歼,立即逃跑。23日,1军团将敌106师围堵在黑水寺,又全歼其一个团。24日,直罗镇被围之敌两个营在109师师长牛元峰指挥下,趁黑夜从东头土寨子向外冲击,企图逃跑。15军团75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他们一气追了25里,终于在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全歼该敌,无一漏网。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这一胜利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108师、111师不得不退回甘肃,117师也退出鄜县,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两个军团会合后团结一致,抓住了战略战役枢纽,战前准备充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军团参谋长左权说:“直罗镇战役是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亲自组织指挥的。大家应认真学习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即打歼灭战的思想。”不久,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再次盛赞这次战役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正文 第九章 斩关夺隘建奇功:刘伯承在长征中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由盘县进入云南,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云南省主席龙云心惊胆颤,只好调集民团守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认为,利用滇军主力东调的机会,红军抢渡金沙江,是摆脱国民党军70个团围追的关键举措。刘伯承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任红军中央纵队(遵义会议后由军委纵队改称)司令员,直接指挥部队渡江。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作如下部署: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龙海塘、石板河、绞西到绞平渡渡江。洪门口、绞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客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做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第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向西;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营、二十九分队,赶于4日上午到绞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4日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第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及之敌向第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又给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发专电,令该部担任后卫,阻击万耀煌部和滇军,掩护大部队渡江。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经和陈赓、宋任穷研究,挑选第3营去完成抢渡绞平渡的任务,宋任穷带队前往。他们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到离江边30多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宋任穷带几个警卫人员进入区公所。

区长说:“上峰来了公文,要烧船封江。”

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出来看看。”

区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过来。刘伯承边看边问:“船你烧了没有?”

区长唯恐怠慢受责,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来得及烧。”

刘伯承说:“那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仔细询问河宽、流速、水深、两岸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

一一问明之后,刘伯承勃然变色,告诉这位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

区长大惊失色。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向江边走去。到江边时,一个船工见区长领几个大兵过来了,以为他们要过江办事,上前打招呼说:“回来啦。”侦察组一跃登舟,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命萧应棠率前卫连先渡,连长遂令3排在江边掩护,率1排、2排分乘两只船首批渡江,消灭了厘金局保安队30多人,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条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渡河指挥部,制订了《渡河守则》。令29分队架设电台,向总司令报告:“绞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依靠这六只船,军委纵队于5日全部渡完。

这时红1军团在龙街渡,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空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13团在洪门渡架设的浮桥又被激流冲垮,朱德立即下令全军都从绞平渡渡江,限红3军团6日一昼夜过完,7日、8日红1、红5军团渡江。

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绞平渡过江,便令宋任穷,只留工兵连守渡口,带第3营翻山越岭40里,支援干部团主力抢占通安州。3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把队伍集合好,刘伯承亲自交代任务:通安州是金沙江北面的门户。一定要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安全渡江。陈赓团长已率1营、2营上去了,你们跟进,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

5月4~9日,军委纵队及红1、红3、红5军团,除红3军团第13团从洪门渡过江,红1军团一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红9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从云南东川渡过了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蒋介石是在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才最终搞清楚朱毛红军的动向。他一面下令薛岳、孙渡部回头向西,作跨越贵州全省的追击;一面于4月28日打电报给龙云,令其控制船只,封锁金沙江巧家至元谋段,严防红军渡江。

薛岳统领追剿军两个纵队八个师官兵刚从赤水一带风风火火急行军跑到贵州最东边,又要千里急行军往贵州最西边跑,上下疲劳厌战情绪很大,希望能在贵阳休整一段时间。第1纵队司令官吴奇伟称病留在贵阳。但下级官兵得执行命令,一路急行军,沿途生病、掉队、逃亡者不少,遗弃辎重很多。到云南时,各连剩下的人数最多者仅六七十人。

孙渡部三个旅追至紫云以西时,又奉蒋电令说有红军四五千人的一支队伍,正在向宗地、龙场东进中,令孙渡再掉头向东追,一日之后,始知又中了红军佯东实西之计,待掉头再向西时,红军已安渡北盘江远去了。

云南王龙云实力比王家烈雄厚,地位比王家烈巩固。接蒋电令后,并不去封锁金沙江,而是集中兵力和民团防守昆明。当薛岳部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先头部队接近昆明时,龙云派专使来慰劳部队,带来了云南地图、白药和火腿,但装载慰劳品的汽车被红军“抢”去了,专使只代表龙云传话:不许薛岳的部队进入昆明。薛低声下气,只带副官、卫士各一人进昆明会见龙云。出乎意料的是龙云又以仅次于欢迎蒋介石的规格欢迎薛岳,场面宏大热烈,连日宴饮。直至5月7日,龙云才陪薛岳乘飞机到金沙江上空视察,见红军正在抢渡中。他们回来后,不忙“追剿”,忙着拜把兄弟,薛岳尊龙云为大哥,继续花天酒地。又过了两天,即5月9日,龙云给蒋发一电报谓:“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内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但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

蒋接龙云报告,5月12日只带参谋人员飞至昆明,住五华山官邸,部署大渡河会战。此役蒋要川军打头阵。川军共有5个军,名义上川军总司令是刘湘,他拥有3个军(第21、第23、第44军)的实力,刘文辉的第24军,杨森的第20军,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蒋电令刘湘以第20军全部和第21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第24军大渡河以南部队(6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进;第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岸北岸严密封锁;指定第20军军长杨森、第24军军长刘文辉到汉源指挥。电令说:“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匪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复辙,希各军师长致励所部建立殊勋。”

渡过金沙江以后,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从容休整半个月。5月12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红3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纠正红军中因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理解而产生的消极埋怨情绪。遵义会议后,周、毛、朱为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忽东忽西,大踏步进退。虽然把薛岳的追剿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将士疲劳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因而对中革军委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林彪是这种不满情绪的代表,说这一段尽走“弓背路”,“转圈圈”,“会拖垮部队”。他不顾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以他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信,提议“周、毛、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了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毛泽东也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含有对他年轻幼稚不与计较的意思,板子的重点打在了彭德怀身上,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励写的,彭有野心要夺指挥权。彭德怀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就是这种顾大局、识大体的正直态度,反使其蒙冤26载,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提此事,林彪才庄严声明,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并不知道。

因为大敌当前,处在战争环境下,说清了问题,统一了思想就完了,并没有过分追究,以利团结对敌。

会议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5月16日,刘伯承率先遣团至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其第29、第30、第32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许剑霜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过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亲笔写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刘元璋不置可否,许理解是默许给红军让路。16日黄昏时许旅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宁南来援。邓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族武装近万人。邓率部前出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通汉文,在川军混事多年,久闻刘伯承大名,只见信上写道: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在刘元璋那里不好交代。最后的决心是:摆开打的架式,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通过。有一彝兵走火响了一枪,引起别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用彝话制止。第1军团前锋亦未还击,红军战士边走边喊话:“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其时有两架蒋介石派来的飞机临空,邓部未摆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炸伤邓部官兵数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撤往冕宁地区。

5月20日上午,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率先遣团到达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大凉山彝族区。

晚上,刘、聂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对于搞清敌情有很大帮助。

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其第4旅旅长袁国瑞,旅部设在泸定城南50里的龙八部,守泸定桥一带;第5旅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旅长杨学端率一个团驻富林。另据传闻刘湘所属王泽俊正向富林开进,21日即可到达。

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将富林作为防守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议军委是否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需要细致认真地做好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表示同意:“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二人商议妥当,立即给中革军委发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刘聂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5月21日18时,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全军,摘要如下:

<small>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罗(炳辉)何(长工)邓(发)蔡(树藩):(万万火急)</small>

<small>(甲)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路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到越西讯似不确(刘聂侦察报告另抄发)。</small>

<small>(乙)我野战军以执行昨20日9时半电令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筿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small>

<small>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进敌,其前进道路按日规定……</small>

<small>(丙)为绝对保证改道秘密,必须:</small>

<small>一、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7时半至10时半,下午3时半至5时半,冕宁至渡口严禁部队运动。</small>

<small>二、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入。</small>

<small>(丁)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冕宁、礼州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small>

<small>(戊)关于搜集筑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small>

过了一些时候,刘聂又收到中革军委一电,译出来一看,是由总司令朱德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但从内容和文字上看便知是毛泽东的手笔。刘伯承将这个红军布告交给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萍、廖志高,让他们组织人大字书写,在冕宁城乡广泛张贴。布告的内容是:

<small>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small>

<small>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small>

<small>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small>

<small>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small>

<small>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small>

<small>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small>

<small>希望努力宣传,将此远播西蜀。</small>

这张布告鲜明生动、深入浅出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彝族人民的拥护,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四川地下党为配合红军过境,在冕宁县文昌宫召开有城乡彝汉民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告冕宁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军代表李井泉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野萍为副主席,廖志高、李祥云等为委员。朱德总司令与汉彝人民见面,即席发表了讲话。

革命委员会第一条新政是废除“轮班坐质”制度。所谓“轮班坐质”是军阀政府令彝族各家支头人到县城里坐牢,作为人质。坐牢的“质彝”可以以子代父,以弟代兄,以侄代叔,顶替换班。凡有抗捐抗税、聚众闹事者,即向坐质的头人施加各种酷刑,乃至杀害。这种对彝民的残暴统治从清朝延续到民国,遭到彝人的切齿痛恨。然后,革命委员会又宣布没收县城大土豪刘耀南、刘勃如的财产,没收大桥镇大地主周顺武的财产,不分汉彝,分配给穷人。这两项政策一执行,立时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先遣团从大桥镇出发,经过一段彝汉杂居区到俄瓦垭口,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区了。境内有“孔明寨”,相传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就在这里,“孔明寨”便是蜀军兵营的遗址。这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小路从藁草和密林中穿过,便于隐蔽,易守难攻。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种武器的彝人堵住了去路。他们“呜呼,呜呼”地吆喝着,人愈聚愈多。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交涉,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要你们通过。”冯问:“要多少?”回答说:“要二百块。”马上给了他们二百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了一群人要钱,说刚才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器材武器都被抢了,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萧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一个彝人去请沽基家支的首领。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的汉子走过来,头上缠一条帕子,长发纷披,赤膊,腰间围着一块麻布,赤足,后面跟着十几个手持长矛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萧华先去向刘司令员和聂政委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从后面跟来。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坪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袁居海子,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这里相见。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梧,后面跟着几个“亲兵”,知是刘司令员到了,就按彝家规矩,取下头上帕子,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趋前几步把他扶起,二人在池塘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

小叶丹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的人,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

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我们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小叶丹非常高兴,叫一个娃子到家里去拿一只公鸡来。结拜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娃子拿来公鸡,用碗在塘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把鸡头一斩,鸡血滴在水碗中,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小鬼”看着好玩,有的发出笑声。只见刘司令员面色凝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端起“血酒”,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懂汉语,听罢刘伯承的誓言,激动地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这时夕阳将要落山,刘伯承决定返回大桥镇宴请小叶丹。小叶丹带领18个小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人嗜酒善饮,叫管理员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举行,这里是红军的先遣司令部。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把村寨给他们烧光。”

刘伯承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压迫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大。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希望彝族各家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刘文辉、刘元璋。”说罢站起来,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尔基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了委任状并把自己随身佩带的手枪送给他,小叶丹大为感动。刘伯承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个淳朴的汉子把刘司令的教诲,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当晚,小叶丹住在先遣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团再入彝族区。小叶丹跟着前卫6连走在前面。进入彝族区时,沽基家的娃子拿着红旗,背着弓箭,“呜呼!呜呼!”喊叫着表示欢迎。一些娃子主动接近战士们,战士们有的送给他们一条毛巾,有的送给一双鞋子,得到的人欢呼雀跃。

小叶丹陪同刘司令员、聂政委走了一程,依依不舍地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界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我挑选了二十个娃子当红军,学了本事回来打刘文辉。”

刘伯承说:“后边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时,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锃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的坐骑——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司令。

大凉山的道路就这样打通了。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司令的嘱托,与罗洪、罗伍各彝民部落联合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篥箕湾,经过七天七夜,红军大队一路畅通无阻,安全通过彝族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出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1935年8月在冕宁县萨塔村,联合罗洪、倮伍家支,召开反对国民党军阀誓师大会,提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外”的口号,在留下来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组成千余人的游击队,坚持了五年斗争。

1941年彝族败类邓秀廷在军阀支持下,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拿出1500块银元给邓秀廷,赎出了红军政委。后来小叶丹和古尔基拉的委任状被邓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据”的罪名,在大桥镇杀害了他们兄弟。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妻子和弟弟古尼基尼杰:“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的伟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在红军主力部队经冕宁向安顺场挺进的同时,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红2师政委刘亚楼率红5团和军团侦察连,从泸沽出发,经越西县城向大树堡疾进,声势浩大。5月22日进入越西县城,砸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彝汉群众500余人,其中有彝族各家支换班坐质的头人。在彝人带领下,红5团团长陈正湘率部追歼县府武装两个连,活捉县长彭燥(原第24军参谋处长),然后翻过晒经关,直逼大树堡。大树堡守敌一个营没敢抵抗,过河逃窜。红5团一直追到大渡河边,占领了大树堡南岸渡口,大事张扬,收集渡船和架桥材料,动员许多民工和船工,造船扎筏,扬言要在这里强渡大渡河,攻打汉源,进军雅安。

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计划时,一再强调四川各系军阀要同心协力,建立殊勋。实际上因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8个县(西昌、越西、冕宁、宁南、德昌、会理、盐源、盐边),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北6个县(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都是24军刘文辉的地盘,川军总司令刘湘和第20军军长杨森对大渡河会战并不热心。刘湘为敷衍蒋介石,派出王泽俊旅到富林。当王旅5月21日到达指定位置时,蒋介石、刘湘电告刘文辉与杨森联系,令杨部向富林靠拢。在汉源的刘文辉与杨森联系时,杨森部前锋已到富林以东40公里处之金口河,侦知富林有战事,又撤走了。刘文辉则下令把自己的第5旅从富林调到次要方向,让王泽浚旅独守他们认为是红军主要突击方向的富林。都怕损伤实力,而不愿跟红军硬拼,这是川军各派系军阀的共同心理。正当蒋介石、刘湘、杨森、刘文辉眼睛盯着富林勾心斗角的时候,从大渡河上游传来了红军强渡的消息。

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他心存侥幸,以为红军必走富林。当红1团1营冲人街心的时候,敌哨所还传来胡琴声和唱戏声。赖执中已沉入梦乡。惊闻枪声赖执中翻墙而逃,士兵作鸟兽散。赖执中奉命把所有的船都烧掉了,剩下一条船是准备自己逃命用的。这条船被眼明手快的1营战士缴获,成为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唯一渡船。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百余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丛生,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河,鹅毛沉底、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只能漕渡。漕渡时要先把船拉到上游二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用,精神和体力都紧张到极点,与激流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着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渡口有防护设施,如对不正渡口,碰到石壁上,则船毁人亡。

1935年5月25日早晨,一个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到河边。刘伯承亲自和老船工谈话。这些船工家里的船被赖执中烧掉了,还要烧他们的房子强迫搬家。所以船工都愿意帮助红军。当然,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对眷属的抚恤都作了安排。

7点整,刘伯承、聂荣臻来到岸边。这时,第1营的战士们正在为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至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旧军队是靠组织督战队解决问题的。但红军战士面临这样的场面,却要争,要抢,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自己去冒最大的危险。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政委发话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就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孙营长。孙继先营长找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由第2连组织突击队。2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是连长点名,挑选了十七个人,他们是:连长熊长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仓,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在熊连长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

这时候,刘伯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黄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黄参谋回答:“追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看了看腕上的表正好9点整,抬头对杨得志说:“开始!”杨团长下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在船工的熟练的操纵下,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6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对岸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船靠岸了。17勇士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英雄们利用石阶的死角掩蔽,竞没有伤亡,英勇机智地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防守大渡河北岸的是刘文辉的第5旅韩槐增营。韩是名山县百丈场的袍哥首领,他的队伍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却还没经历过正规战争。一个军官带着二百多人从碉堡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向上岸的17勇士发起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果断下令:“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打在敌人的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集拢起来的队伍中。敌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17勇士占领了北岸的登陆点。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到26日上午10点,1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得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至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指挥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又搞到3条船,加上原来的1条,共4条船,但在敌人已经迫近的情况下,靠4条船全军过不完就会遭到敌人的“半渡之击”,那将是湘江惨败的重演。

中午时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到达安顺场,刘伯承、聂荣臻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刘伯承微笑着说:“人乡随俗嘛!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周恩来说:“后续大队通过大凉山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派向导一程一程地领路,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族区赤化了。”

朱德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听到这里,刘伯承插话:“总司令先别夸奖,我正为这大渡河不能架桥发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漕渡和架桥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刘伯承的汇报说:“我提议,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东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隔了,刘聂就率部单独走,在四川搞个局面。”

毛说完,周、朱均表赞同,遂以军委主席朱德名义给各军团发出相应电报。

泸定城西有泸定桥,是大渡河上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桥东与泸定城相连。泸定桥是铁索做成的。从东岸到西岸有十三根用粗铁环连成的长索。两边各两根,做为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为桥面。桥面上横铺着木板,行人走上去,摇摇晃晃。下面奔腾的激流咆哮着,令人毛骨悚然。

守桥的是刘文辉部第24军第4旅第38团(欠一营)。原以为红军从富林渡河,直至5月28日团长李全山才令周桂三营由冷碛跑步前往泸定桥布防。周派连长饶杰带20多人为先遣队,带上全团的旗帜,28日傍晚到达泸定,将旗帜插遍全城,虚张声势,然后上桥拆除桥板,因士兵疲劳不堪,又多是“烟枪兵”,烟瘾发作,进度很慢,把桥面拆得七零八落。周营主力赶到泸定桥时已是29日凌晨3点钟了,立即构筑工事,进入阵地。

林彪把抢占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红4团。安顺场离泸定桥160公里,命令他们3天赶到,29日要把泸定桥拿下来。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以“要桥不要命”的精神硬是29日早晨6点钟赶到了。

总攻泸定桥的战斗于下午4点打响。王开湘和杨成武在桥头指挥战斗。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支部书记李友林率领19名红军战士(可惜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在凌厉的冲锋号声中冲上泸定桥。守敌周营见22位英雄硬是不怕死往前冲,虽然有6人因中弹或失手坠入深渊,英雄们仍前仆后继,不久,后续部队也上来了,守敌军心动摇,打了一阵,放火烧了桥东的凉亭就往后跑。

因长李全山得知红军从泸定桥打过来了,在电话里向旅长袁国瑞告急。第4旅旅部设在泸定城南50里的龙八部。刘伯承令邓华和萧华率红2团直取龙八部,配合夺桥战斗。袁国瑞接到泸定桥有失的电话时,旅部已乱了营。袁国瑞说:“我这里也很紧张,红军快打到旅部了。”29日17时,红4团乘敌犹豫动摇之际,冒着大火冲过了泸定桥,守敌向天全退去。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月30日凌晨两点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提上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他从桥西折回走到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和心血啊!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为你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蒋介石要红军当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彻底破灭了!”

正文 第十章 贺龙与喇嘛

<h3>贺龙“跳神”</h3>

1936年,红2、6军团长征途中,翻过了哈巴大雪山,一夜休息之后,又向北进发。一路之上,皆巉岩峻坂,如登天梯,俯视河流,一带碧波银浪,响彻山谷。老桧交柯,云雾封滃,行者不见马首,疑此去必至一混蒙世界。行了半日,翻越了一座山后,忽见广坝无垠,风清日朗,连天芳草,满缀黄花,帷幕四撑。顿时令人心旷神怡。再往前行,则城市俨然,炊烟如缕,真有武陵渔人,误入桃源仙境一般。

这座城池,乃滇康交界之中甸县城,城中皆为藏民。昔时为西康土司管辖地,清雍正年间为云南属县,面积纵横六七百里。与内地各县相比,面积较大,划成10县,亦不为小。然地广人稀。其他地形属于康藏高原一部,均在海拔三千米以上。横断山脉纵横南北,地势多险要之处。

贺龙率人马向中甸行去,离城尚约有一里,即令主力停留下来,取出望远镜,向城中望去,见中甸城垣为三角形,其顶点枕于土阜之上。不一时,有人报告,说先头部队已抵城下,无人抵御。贺龙道:“既然无敌兵抵抗,人马进城。”

一声令下,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开进城来。贺龙进至城中,左右一瞅,见城中建筑,皆不用砖瓦,而是筑土为垣,盖以木板。板上镇鹅卵石,看样子是防疾风掀去。凡屋脊之上,皆撑一长杵,上系红色经幡,经幡在风中招展。经幡上印有梵文,贺龙看着奇怪,指着经幡,向任弼时问:“弼时,这做何用?”

任弼时说:“藏人信佛,他们把梵文印在经幡上,欲借风力,广播法音。”

贺龙点头,说了声“信则有,不信则无”,便又向前行去。

中甸城共有两条街道,牛马杂沓,泥泞不堪,秽臭令人掩鼻,沿街店铺,大多关门,许多人家,也都闭户,只有一些老弱,站在街头,呆呆地看着红军。原来,城中番民,对红军不了解,早已逃跑。

当下,任弼时传令:部队上下,都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得擅人民室。部队坚持露营。命令一下,红军人马,都露宿街头,打扫街道卫生,在墙上刷写标语。有那些没来得及跑的小商店店主,大着胆开门营业,见红军的模范行动,感动了番民,一些能说汉话的人与红军干部交谈起来,红军指战员与他们讲红军的宗旨,讲红军北上抗日。这些人见红军系仁义之师,便跑去把躲藏在城外的番民都召了回来。一时间,中甸城中,买卖店铺都开了门,生意甚为红火。红军纪律严明,商人们甚为感动,齐夸红军为义军。

中旬全城无井,仅有泉源一处,供全城人饮水及洗濯之用。红军人马多,用水亦多,番民妇女,都主动为红军背水,她们用木桶系以皮带,置于背上,行动甚为迅速。时值夕阳西下,但见满街皆是背水之人。取水之瓢,用树皮折叠而成,质轻且容量大。泉源之畔,取水者聚集甚众。那些背水的妇女,一边取水,一边口唱山歌:

红军来了就回家。对于帮助红军背水的番民,红军都给了极高的报酬。藏民们高兴地说:“国民党兵来中甸,对我们非打即骂,还抢东西,红军来了,不一样了,用什么都给钱,红军好。”

在夕阳下取水的同时,便从藏民各家各户屋中,传出了捣乳之声。他们取牛乳盛于木桶之内,捣之使其发酵,上浮者为酥油,下淀者为乳渣,居中者为乳酸,这都是藏民主要食品。红军来了,好客的番民,做这些食品,欢迎红军。

在中甸城的北门外,有一片方圆约十余里的草原。草原四面环山,如居盘底。有小溪一道,曲折流于其中。沿溪设水磨数所,终日粼粼,碾青稞为面。草原之上,多野鹜,低飞盘旋,鸣声咿哑,与水磨之声相和,在此寂静之草原上,益显其悠闲旷味。

贺龙同众将在屋中商议军情,有人报告,说归化寺的喇嘛夏拿古瓦来了,要与红军谈判。

贺龙听,高兴地说:“来得正好,我正要去喇嘛寺呢。”说罢,便迎出门去。

喇嘛寺为何派夏拿古瓦来与红军谈判?这其中有段原因。

中旬草原的尽头,有一片巍峨的建筑群,横亘于山麓之下,这就是著名的中甸归化寺。此寺为康藏著名的十三丛林之一,亦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喇嘛寺。此寺为清廷所敕建,外墙尽染赭色。正中大殿,屋顶覆有一层纯金箔,灿烂夺目。寺中有喇嘛千余人,信奉黄教,喇嘛由朝廷发给口粮。寺内分为八大“康村”。“康村”是甚意思?是寺内喇嘛因区域而分居的生活区。各康村之上尚有统属机关,内分为教务、财务、执法,各部秩序井然,俨如一个小社会。寺内最高统治者是由“八大老僧”组成的“老庄会议”。

归化寺内有枪900余支,编有喇嘛马队,马队由寺内足智多谋的喇嘛统率。马队纪律森严,人员骠悍。这样,归化寺便很自然地成了当地最大的势力。连中甸县府,亦在其卵翼之下得以生存。凡民事案件不决时,皆听命于喇嘛寺。所以,归化寺实为中甸的最高权力机关。

红军到中甸时,早有被红军打散的汪家鼎手下番兵,逃到这里,向八大老僧陈述了红军厉害。把喇嘛们都吓坏了。他们得知红军开至中旬,都慌作一团,立时紧闭了寺门,马队喇嘛也都弹上膛、刀出鞘。寺中八大老僧,有主战的,有主逃的。正在商议不决时,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小喇嘛回来了,把红军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况说了一遍。还拿来了一些红军散发的标语、布告。众老僧争先传看这些标语。这时,有个叫夏拿古瓦的喇嘛,来到了八大僧面前,双膝跪地说:“为了全寺师兄弟的性命,夏拿愿去见红军,与红军谈判,请他不扰我寺,如果我被红军杀了,我家中老小生活,恭请寺里照应。”

这个夏拿古瓦的名字怎样解释呢?夏拿为姓,古瓦为其职务名称。他的职务是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物。众老僧见夏拿古瓦自告奋勇愿去见红军,自然高兴,当下做了担保:若夏拿古瓦此去果出意外,其家中老小生计,由寺内包养。这样,夏拿古瓦穿戴好衣帽,骑马来到了中甸城中,求见红军。贺龙闻说有归化寺的喇嘛来见,非常高兴。亲自出迎。夏拿古瓦进得城中,见城内街道被打扫得千干净净,买卖公平,到处笑语欢歌。那对红军胆怯之心,已消大半。又见贺龙恭亲,更为感动。当下,夏拿古瓦同贺龙进得屋中,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如此热情,使夏拿古瓦的疑虑,全部打消。他合掌邀贺龙到城内的镇经堂中说话。贺龙笑而应允。当下,二人到了镇经堂中,重新落座之后,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贺龙告诉夏拿古瓦,说红军不同于官军,从不打人不骂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红军经过这里,是为北上抗日,请八大老僧放心。红军尊重番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喇嘛的安全。最后,贺龙向夏拿古瓦提出,红军缺粮,希望八大老僧协助筹备粮秣,红军将照价付偿。夏拿古瓦见贺龙言词恳切,遂合掌道:“粮食问题可以商量,回寺后,向八大老僧言明,再做答复。”说罢起身要回寺。

贺龙说:“大师傅请稍候片刻,待我与八大老僧写一信,相烦转与八大老僧。”

当下,贺龙令人以自己名义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small>(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small>

<small>(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small>

<small>(三)你们照常生产,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small>

<small>(四)本军粮秣,请帮助采办,照价支会金两。</small>

夏拿古瓦接过信封,只见上面写着:“掌教八大老僧启”字样。夏拿古瓦将信收起,贺龙又令人取出了一些礼物,赠予夏拿古瓦,并再打点了一些礼品,要夏拿古瓦交与八大老僧。夏拿古瓦见了礼,十分高兴。尔后,回转归化寺。

夏拿古瓦回到寺中,众老僧立时将他围住,夏拿古瓦说了见贺龙的情况,又把贺龙的信拿与众老僧看。众老僧看过信,齐声道:“这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不能慢待。红军的粮食,我们要帮忙。”

八大老僧商量妥当,便决定以寺的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食。第二天,便在喇嘛寺管的小街上,铺上了檀布足有一里地长,檀布上堆满了小喇嘛们背出的青稞。尔后,又派夏拿古瓦前往中甸城,面见贺龙,言明情况。贺龙听了,十分高兴,要夏拿古瓦转达对众老僧的谢意。尔后,派了代表带上银元前去兑换。接着,贺龙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寺外站岗放哨,贴了布告,不准任何闲杂人员进入寺内。凡为红军办事的喇嘛,都发给他们红布章,令其佩带胸前,来往于归化寺与中旬城之间。夏拿古瓦等喇嘛受到红军这样的器重,更加积极热情地为红军工作,贺龙又颁给了夏拿古瓦一纸委任状。上写道:

<small>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small>

<small>兹委任夏拿古瓦在中旬城厢及附近乡区安抚和招徕全体居民并为本军采办给养。</small>

夏拿古瓦接了委任状,双手合十胸前,表现得非常高兴。后来,他感激贺龙对自己的尊重,送了贺龙一个很精致的藏碗,碗是木制的,碗内及底座皆镶银,是藏民喝酥油的餐具。贺龙高兴地将这碗收起。

归化寺喇嘛们,不仅把青稞支援了红军,还支援了红军一部分红糖。在这康藏高原上,红糖是十分珍贵的。只有贵客到来,才拿红糖招待。喇嘛们见红军军纪严明,感动备至,才拿红糖答谢红军。红军照价付款,喇嘛不依,一定要送予红军。经任弼时再三言明,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喇嘛这才把钱收下。

红军的真诚,使八大老僧十分感动。喇嘛寺决定举行“跳神”仪式,欢迎红军。贺龙欣然应允。这一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贺龙率红军代表四十人,应邀人寺。八大老僧率众喇嘛在寺门前迎接。人寺之后,将贺龙等人让到经堂之内,献青稞酒、酥油茶。之后,又带着贺龙,游览了归化寺。贺龙见那寺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寺内到处刻绘着壁画、塑像,还有鲜艳的酥油花,赞不绝口。

在寺内的广场上,欢迎仪式开始,由红军代表向八大老僧敬献了丝织的哈达。献哈达是藏族最讲究的礼仪,哈达是一条讲究的洁白丝巾。拜见他人时,首先要献哈达,若不献哈达,则被认为是对对方的不尊敬。红军代表献过哈达后,八大老僧代表归化寺众喇嘛也向红军献了哈达。之后,贺龙讲话,他说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为了北上抗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途经中甸。在此,受到了归化寺众喇嘛的帮助,红军非常感谢。贺龙讲完话,又以自己的名义赠送喇嘛一面锦幛,这红绸子锦幛上面写有“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红军走后,八大老僧把这锦幛保存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送到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八大老僧接过贺龙送的锦幛后,“跳神”活动开始。寺内喇嘛三十余人,均戴着牛头马面样的面具,敲着锣、打着鼓,一对对地出来跳舞,为红军代表做表演。“跳神”在番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这次跳神,是喇嘛寺为欢迎红军而破例举行的。“跳神”完毕之后,大家重新回到经堂,分坐下来,贺龙喝了碗酥油茶,这时,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一个要求,贺龙听了,却没有马上言语。

这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在中甸县境内,有个叫东哇绒的地方,这里由大小八个村庄组成,素为盗贼之乡。每年秋收之后,这些盗贼便哨集成群,荷枪实弹,乘马四处抢劫,中旬城则为其屡屡光顾的地方。每次掠物,鸡犬惊骇,明火入室,负箧担囊而驰。滇省的官兵,远隔数百里,待闻信而至,劫匪们早已飘然远去。有时官兵进剿,这帮盗贼竟敢公然凭险抵抗。东哇绒村民何以为盗?其原因是与西康的德荣、乡城等县邻境,德、乡两县,亦为著名盗匪之乡。东哇绒人不堪其苦,远在边塞,既不能乞得政府庇佑,又不能自购枪械团结自卫,终岁勤劬之所得,不足以供盗贼之掠索。于是,便转以其道,还以其乡。劫其牛,攘其羊,抢其村,毁其舍。久之,竟能青出于蓝,为其邻乡折服,更进而以其所长,施展于中甸县境以内。这样一来,弄得中旬城内外,家家购置枪械,编整马队,以本地千把总及喇嘛寺中喇嘛为统率,不经数年,遂成劲旅,计有枪七八百支。从此,东哇绒盗贼不敢公然来犯。但是,其中仇恨,愈积愈深。苟有空隙,便乘机袭扰。这彼此的械斗,竟成了滇康西北边界纠纷之症结。1930年初,国民党中央派格桑亲到东哇绒对村民恳切宣慰。各村长出具甘结,不再操抢劫之业,并愿服从官府。格桑泽仁走之后,约半年余,双方又因隙交手,中甸城再次遭劫。时中甸县长杨民杰,见东哇绒人四处抢劫,无法制目,乃招抚土匪二名,委为营官岱本之职,其营官赐以杨姓,人皆呼为杨营官。岱本姓鸟,为一臃肿驼背之人,人皆戏以骆驼呼之。却善骑马,一登马背,则如捷猿之矫健。常佩连珠枪,寝卧与俱。杨民杰虽招抚了此二人,然双方交战数次,官兵依抵不支。幸亏喇嘛寺马队出动,东哇绒盗贼方退。红军来到中甸之前,县长杨民杰闻红军杀贪官惩污吏,心中害怕,遂带杨营官和鸟岱本及人马,早早逃了。说来说去,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红军帮助喇嘛寺,将东哇绒盗贼剿尽灭绝。贺龙听了,笑道:“这个忙,红军可以帮,只是东哇绒村民也都是穷苦之人,红军不能妄杀无辜,你们可否派一人去通知东哇绒各村首来此,红军愿为你们双方调停。”

一老僧道:“只怕调停无益,昔年格桑泽仁也曾为此进行了调停,他走后不到半年,彼等便故技复痒,重操旧业。”

贺龙笑道:“无妨,彼若来时,我将晓之以利害,他们一定心服。”

八大老僧见贺龙这般讲,均半信半疑,遂派代表,到东哇绒,请来了东哇绒地的八村村首。贺龙设宴招待八村村首和八大老僧。席间,贺龙、任弼时都说了民族间应团结和睦,不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假道此地,蒙当地番民、喇嘛相助,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已听说红军为仁义之师,今见贺龙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不再以劫掠为生,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资。宴毕,贺龙向八位村首亦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贫苦乡民,听得宣传,纷纷加入了红军。不一日,红军便在此招募了数十名新兵,并购买了一批青稞。

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不过因中甸乃为荒僻小城,虽有喇嘛支援,亦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因此,贺、任等决定,此处不可再留,当继续北上。

贺龙想到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若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较为安全,便写了一道命令交给八大老僧:

<small>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定乡进入康川,以兴番灭蒋,扶助番民独立,为番民解除痛苦,仰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本军到达德荣、定乡后,当即将此两队骑将,各偿厚资遣还乡,仰即照办为要。此令。</small>

<small>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small>

八大老僧接到了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两队马兵,随同红2、6军团前进。第二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红2军团为左路,经尼亚、奔子栏,向德荣迸发;红6军团为右路,经格咱、翁水,向定乡进发。

红2军团在贺龙率领之下,大军开出中甸城后,仍以四师为前卫,向西北方向行去。经过中甸的休整,指战员的疲劳已得到恢复。干部战士也都增加了御寒的衣服,这些衣服,自然是千奇百怪,有的是用羊皮缝的褂子,有的是缝的裤子,有的只缝个筒子,干粮袋里也都装满了青稞面,腰上挂着草鞋。还有的战士背着一串串碗糖和粮食袋抖擞地朝前走去。

一个又一个牧场被红军甩在了山后。5月7日这天中午,到了桥头山脚下,贺龙传令部队在山下休息,吃点干粮,准备进山。命令一下,各营连司号员都吹起了休息号。人马听到了号声,便都停了下来,人坐树下草丛中取火烧水,马放开了嚼子吃起了嫩草。由于这里已是德荣地界,部队在清晨出发时,贺龙便把随同前行的中甸归化寺的人马放了回去,并厚赠了礼物,马队的喇嘛都很高兴地离去。

贺龙见部队都原地休息,也下马来,同任弼时、关向应等,吃起了青稞面,他刚把一口青稞面放在口中,忽然从前边的山中传来了一阵枪声,大家立时一惊,贺龙忙派人前去打问是怎么回事。

前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原来,在大部队停下休息时,红4师的前卫连却没有休息,他们进入了山内,沿着崎岖的小路,摸索着前进。这个地方,乃一山腹隘口,无人烟,乱石嵯峨,洞穴天然如巨室。下临绝涧,深不可测。弥望古树森林,皆三四人合抱者,高数十丈,荫翳蔽天。古藤缠绕,藤粗如臂,叶嫩绿色,应手而断,盖为千百年之物。由于行人稀少,山间小路均被古藤隔阻,战士们用马刀砍断古藤,搬开枯树,在这崇山峻岭中开路。跟在前卫连后边的是红四师宣传队的5个人,这些人边走边在合适处刷写标语。有一块巨石,屹立路边,挺光滑,正好写字,几个人便写下了“红军是番民好朋友”几个大字。写完了,5个人便坐下来休息。

就在这时候,半山腰忽然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着飞来,有两个宣传队员当时便中弹牺牲。行在前面的红军前卫连听到了枪声,迅速散开。

开枪者为何人?原来是被红军打散的汪家鼎手下番兵逃到此处,又游说了德荣的土司,集聚了一些人马,在此伏击红军。

前卫连与藏兵接火之后,由于藏兵居高临下,地形有利,前卫部队处于被动形势,有一些战士牺牲了。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红五团参谋长高利国闻讯之后,二人赶到了前卫连,指挥部队向藏兵守卫的山头发起了攻击。由于藏兵地形有利,枪法又极准,不但攻击没有奏效,汤福林和高利国都不幸中弹牺牲。师长卢冬生得知此情,飞步到了前线,他看了一下地形,便令重机枪连,爬上一侧山头,用重机枪向藏兵射击,那些藏兵哪里见过这样的武器,机枪一吼叫,都吓得调头四散逃跑,红军遂抢占了蛮兵阵地。一些跑得慢的,被红军抓住,当了俘虏。

这时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都赶了过来,大家见汤福林、高利国牺牲了,很难过,当即脱帽,向二位烈士遗体致哀,任弼时抄起宣传队写标语的笔,蘸着石灰水,怀着悲痛之情在山石上写下几个大字:

青山低首颂忠骨 绿水高歌赞英魂。

这时候,那些被俘的藏兵被带到了贺龙面前,这些番兵看见了牺牲的红军遗体,吓得双腿打颤。贺龙叫过土司,要他对俘虏兵好言相抚,说红军只杀首恶,不杀胁从,尔等无知,受了欺骗才打红军,红军不杀你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劝告那些与红军作对的藏兵,要他们不要上一小撮坏人的当,红军与番民是朋友。通司把贺龙的话翻译给藏兵,藏兵听了,一个个感激涕零,趴在地上磕头,谢红军不杀之恩。尔后,贺龙令人把枪还给这些番兵,番兵们拿着枪走了。

贺龙下令放走了俘虏,周围不少战士气得眼睛鼓鼓的,他们对贺龙说:“贺总指挥,这些蛮子,极不通情理,今儿抓的蛮子里,有个被我们抓了三次的,他还打我们,不杀了他,还把他放了,让他们跑回去再来打我们?”

没等贺龙开口,任弼时说:“大家别急,贺总做的很对,对番兵,只可心取不可力压,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我们三放番兵还算多吗?”

一旁的通司也称赞贺龙的这些做法,说这些番兵走后,会宣传红军的好处的。通司这么一讲,战士们也就不再说甚了。当下,大家掩埋了烈士们的尸体,大队人马继续开步,向德荣迸发。

<h3>贺龙与德荣的喇嘛</h3>

贺龙率领红2军团由中甸向德荣迸发,溯江而上,人马完全行进在险山峻岭之中,但见山如剑排,水如汤沸,人马往返盘旋于山脊,时在江东,时在江西。有许多地方,几乎无路可走。由于山径崎岖,不能骑马,贺龙、任弼时等只得步行。这日中午,部队休息时贺龙对关向应说:“向应,这西康真是偏乡僻壤了。”

关向应望着莽莽的原始森林说:“其实这里尽是宝藏,只因交通不便,这许多宝贵的资源不得开采,待革命胜利了,我就到这里来,开发这块宝藏。”

贺龙说:“先修铁路、公路。”

有几个勤务兵说:“贺总,到那时候,可别忘了我们。”

贺龙把手一摆:“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先进学校,好好读书,没有文化怎么能建设祖国?”

大家说着,军号响了,队伍又继续向前行走。这里的大山可真高哇,一座山有时要翻一天。而且两三天内不见人烟。从中甸出发时所带的粮食越来越少,干部战士都盼着早点儿到德荣县。第六天时,许多人的干粮袋儿都空了,只好饿着肚子,咬牙前行。好在距德荣只有多半日的路程了,指战员们都能忍耐。

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见部队粮食已尽,心中都很焦急,也盼着早到德荣。中午稍事休息,人马起程,贺龙觉着走了有七八里路,遥见山下密箐乱石,荫蔽道路,左为连山,右傍河流。前方四五里处,高山横亘。又走了一刻,前面传过话来,说已经到了德荣城了。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便带着少数随从,赶到前面。几个人走了约有数十分钟,见到了卢冬生,贺龙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山野说:“冬生,没有到德荣城,部队怎么就不走了?”

卢冬生说:“老总,到了,这就是德荣城。”

贺龙看了看,一不见城池,二不见人烟,便诧异地问道:“德荣城在哪里?”

卢冬生用手一指那三间矮房子说:“老总,这就是德荣县政府,县太爷办公和住处都在这里。”

贺龙又问:“老百姓都住在哪里?”

卢冬生说:“整个德荣县,也不过千八百老百姓,还不如内地一个村子大。”

卢冬生说完,贺龙的眼可就直了。为甚?部队已经没了粮食,满指望能在这里补充粮米,万没想到,德荣县城竟是这个样子。这一万多人的粮食该如何解决?他自然焦急。贺龙紧锁眉头,掏出烟斗,装了一袋烟,坐在了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这时候,任弼时对卢冬生说:“冬生,把通司叫来,我跟他谈谈。”

卢冬生答应着走了。不一会儿,通司来了,任弼时递给他一支烟,吸着后,大家席地而坐。任弼时便向通司问起了德荣城的情况。通司说:“德荣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是游牧。居住不定,只在喇嘛寺里,长年积储着青稞,只是喇嘛寺我没去过,大概的方向就在前面的那座山后面。”

任弼时听通司讲完,对卢冬生说:“冬生,想办法找个喇嘛来。”

卢冬生去了,这时,天色已晚,部队就地宿营,粮食没了,大家只好寻些野菜,用茶缸子煮煮充饥。第二天天明之后,人马便朝喇嘛寺的方向走去,走了约有个把时辰,只见红四师侦察连的侦察员,用马驮来了一个喇嘛,这喇嘛有三十多岁,剃光头,披黄袍。卢冬生走到喇嘛前,向喇嘛问话,喇嘛直眼不答,满脸惊慌失措的样子。侦察员向卢冬生报告说,喇嘛不懂汉话。这时候,通司尚在军团指挥部。卢冬生便亲自护卫着喇嘛,来到了军团指挥部,见到了贺龙。卢冬生说明了情况,贺龙亲自过去,扶喇嘛下马。那喇嘛愈加惊恐。贺龙要通司上前做工作。通司便用番语告诉喇嘛,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路过这里断了粮,听说这里有喇嘛寺,想去寺里买点粮食,请老喇嘛指点一下。通司说了足有半个时辰,喇嘛的疑虑消除了些,喇嘛指着眼前的大山说:“你们走错了路,前边的山过不去,必须返回德荣,再顺大路向西南走,绕过大山再往北就到了。”

贺龙、任弼时等谢过喇嘛,并要喇嘛带路,喇嘛见贺龙等人态度和蔼,心头疑虑才完全消除,点头同意。贺龙又传令三点:一、后队变前队,返回德荣,取道向喇嘛寺;二、到喇嘛寺后,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打扰喇嘛;三、筹粮中,各单位要有组织地进行,所筹粮食一律上缴,由军团指挥部统一分配。正在这时,有个姓李的参谋,来到了贺龙面前,小声地说了几句话,贺龙听了,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对关向应说:“向应,你去处理一下吧。”又对李参谋说:“李参谋,你去把情况向关副政委说一下。”

贺龙说完,令人扶老喇嘛上了马,大队人马调转头来,后队为前队,向龙绒喇嘛寺迸发。

李参谋把情况向关向应做了汇报。他汇报的是什么情况呢?红2军团第5师中的第13团,是长征时新组建的团。其兵源为鄂川边游击队组成。因此,这个团的战斗力较弱,却游击习气较浓。其中利川县北的一支游击队也编入了这个团,队长马沿河,小时候闹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大伙儿都管他叫马大麻子,马大麻子原本是个神兵的头头,手下有神兵三十来人,因官府追剿甚紧,被贺龙人马解救,投靠了贺龙。贺龙便委其为游击队队长,依然在利川北一带活动,当时,还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支。马大麻子在利川一带活动的还不错,红军长征时,将各地游击队都集中到一起,并奉召来到了桑植刘家坪,被编为13团13连,马大麻子当了个副连长。这位副连长没文化,对于官儿大小他也不在乎,可对红军的艰苦,他有点儿受不了,从桑植出发不久,就开始骂大街,说这样行军打仗,不打死也得累死。13连指导员马文祥,没少给他做工作,要他坚持一下,说同中央红军会师后,情况就会改变。马大麻子心里很不情愿。虽然如此,他还是跟着红军走,为甚?他不敢回利川,因为他杀了那里的地主老财不少,地主老财们肯定不会饶他。所以,尽管红军连日行军打仗,他还是咬牙坚持着。自打部队过了金沙江后,马大麻子实在受不了这份儿苦,差不多天天骂骂咧咧。在中甸时,因为住房和司令部的警卫连吵了起来,把警卫连的特务班长打掉了两颗牙。为这事儿,马大麻子被关了两天的禁闭。直到部队向德荣行进时,才把他放了出来。一路行军,马大麻子还是骂个不停,说:“真他妈的,都说当红军好,老子说当红军比做长工还苦,连饭也没的吃……天天说同中央红军会合,我就不信中央红军会到这鬼地方来。”马文祥见他情绪不对,很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将此情况报告了营、团。由于行军打仗实在太忙,也没细致地做马大麻子的思想工作,就简单地把他降为排长使用。这么一来,马大麻子火更大了,他心说:“好你个马文祥,在领导面前出卖我,老子要让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当天,马大麻子便联络了连里的六名情绪不高的战士,将马文祥挟持脱队,叛变投敌了。

李副官把这些情况向关向应讲明之后,关向应说:“现在这些人已逃到了哪里?”

李副官说:“据十三团报告,他们已经钻进了深山老林。”

关向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愿跑就跑吧,革命不能勉强。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要立即在部队中开展反动摇叛变的斗争。”

当下,关向应起草了一个反叛徒斗争的训令,刻印员连夜刻印,尔后,将训令下发。后来,1936年12月19日,任弼时在红2、6军团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谈道:由于匮乏的物质生活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我们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亦未能深入,已经发生有动摇叛变的事件。这些案件发生后,我们印发了关于反叛变斗争的训令,部队多次召开整训会议,进行反动摇叛变的斗争,组织了公审,处决了四个反革命首领。

贺龙率领红2军团,在喇嘛带路之下,转回到德荣城,又取道直奔喇嘛寺。由于饥饿和疾病,有不少人走不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把马让给年纪大体弱和生病的战士来骑。一时间,部队上上下下的干部都这样做,行军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午时分,贺龙、任弼时随队伍爬到了山顶。到了山顶一看,一片金碧辉煌的房子展现在了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有几百间。看到了这个建筑群,干部战士都高兴地欢呼起来,浑身也来了劲儿,几乎是一口气下了山。到了喇嘛寺前,贺龙令卢冬生派兵警戒。尔后进入寺中,孰料寺中竟空无一人。原来,寺中喇嘛闻知红军向德荣进发时,就都逃了。在那喇嘛指点之下,红军找到了大批的大米、白面、青稞、糌粑、酥油。贺龙同任弼时一商量,便把白洋和信交与那喇嘛。贺龙说:“寺院里没有人,只好请你向主人道谢了。”

通司将贺龙的话翻译给喇嘛,喇嘛听了,连连双掌合十道谢,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兵。

红2军团在德荣喇嘛寺筹粮之后,终因粮少,不敢多停,继续向北进发。又行了十数天,翻过两座大雪山,穿过绵延的峡谷,真是说不尽的艰险,道不完的困难,又有许多指战员,在行进途中被恶劣的气候夺去了生命。

<h3>贺龙与巴塘的喇嘛</h3>

这一日,红2军团前卫部队,又行至了一个叫鹦鹉嘴的险隘之下,遇到了土人武装抵抗。卢冬生指挥人马,将土人打跑。红军过了鹦鹉嘴之后,那些高山峻岭都不见了。展示大家眼前的,是起伏的丘陵地带。在这丘陵地带中,有一条大河,河水有两丈多宽,河水缓缓地流着,河岸边有一片荒石滩。时已近午,贺龙和军团指挥部人马走到了这里,大家见河滩干干净净,河水清清粼粼,便停下来休息。有的点火煮水,有的捆绑草鞋。贺龙取出鱼竿,蹲在河边钓鱼。

就在这时,突然从千余米外的森林中冲出一队藏族骑兵,约有三四百人,挥刀荷枪,直奔军团指挥部杀来。正在河滩休息的干部战士见状,都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时在河滩上休息的大部分是机关人员,由于前卫部队已经路过了这里,后边的部队也就麻痹,偏偏军团指挥部又同作战部队拉开了距离,没料到突然间来了这么一股番人骑兵。这时,番兵愈来愈近。人们都不由的把目光投到了正在钓鱼的贺龙身上。这时候,贺龙手握着鱼竿,望着飞驰而来的番兵,骂了声:“娘妈的,看老子身边没兵,想钻老子的空子。”他骂着,对身边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号兵说:“给我吹号!”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吹调兵号!”

小号兵听了,立即拉开了架势,一只手插腰,一只手握号,吹响了调兵号。立时,响亮的号声在山野中回荡。正在行进的各师团营连的号兵,听到了军团指挥部的调兵号,都跟着吹了起来。

清脆的号音一响,把藏兵都吓懵了,他们不由的勒住了马,看着河滩的红军不慌不乱,又听号音不断,以为中了伏兵,吓得拨转马头,后队为前队,没命地逃跑了。这时,贺龙收起了鱼竿,对大家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快些走吧。”

大家收拾了一下,继续前进。翻过了一道山岗,又过了一片树林,只见任弼时和关向应正在路旁,原来他二人是随红五师一起行进的。二人见了贺龙,忙说:“文常,听说你们差点儿遇险?”

贺龙笑笑说:“差点儿吃了大亏。”

任弼时说:“刚才侦察员报告,说巴安一带的喇嘛和藏民、土司,对官府和汉人的仇恨极深,听说我们来了,巴安的大小喇嘛寺里的喇嘛、老百姓、土司们,都跑光了,在鹦鹉嘴袭击我们的,还有突袭你们的番兵,都是巴安土司指使的。”

贺龙说:“为甚巴安土司、喇嘛同官府和汉人结了深仇?”

任弼时说:“侦察员了解了原委。”

当下,任弼时令人唤来了侦察员,这侦察员便把巴塘的情况,向贺龙讲了一遍。

在1904年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巴塘为西康之首治。巴塘的鹦鹉嘴,是个交通咽喉之处。1904年,英帝国主义入侵拉萨,达赖出亡,清廷感到边疆重要,不能再消极因循,自偾大计;又见驻藏大臣有泰庸懦颟顸,处理事务失宜,致遭外侮,便派了张荫棠衔命入藏查办,并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为满人,却久做川官,是个腐败官僚的典型。他做了钦差大臣后,坐着绿呢子大轿,向西藏进发。行至巴塘时,地方上三大势力代表都跪地迎接,凤全顺手用烟袋杆敲着他们的脑袋说:“你们这些蛮子,若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这些素称骠悍的土头们,受到了这样的侮辱,心中愤恨。接着,凤全又无端干涉地方行政,引起了土头和喇嘛的大愤,由巴塘丁宁喇嘛寺内的喇嘛首倡,包围了钦差大臣的行辕,当凤全在卫队们的保护之下,逃到鹦鹉嘴时,被先一日埋伏于此的喇嘛和番兵袭击。凤全被喇嘛们从大轿里拉出,尔后被乱刀砍死。清廷闻讯,震怒异常,四川总督锡良即派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员赵尔丰率兵出关进剿。巴塘土头喇嘛和百姓,见杀了钦差,大军压境,已处于生死关头,共谋以自救自保,于是调兵布阵,集力抵御。当两军交战以后,往复纠缠了不少时日,终以地方乌合之众落得败衄、崩溃,惨遭清军屠戮。接着,赵尔丰将丁宁喇嘛寺付之一炬,更乘势取消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其他一切寺院,劫毁殆尽,巴塘土司自此受到沉重的创伤,便与官府和汉人结下了血海深仇。那些喇嘛,想到佛道尊严,僧众的声望,也想待机而发。

在巴塘这地方,有个桑披寺,丁宁寺与巴塘土司同官军决战时,曾联络过桑披寺协同行动,该寺喇嘛也点头同意,唯因准备不及,未能一致行动,致使丁宁寺失掉援助,受到惨重牺牲。桑披寺僧众于此甚有歉意。他们目击丁宁寺的命运,于是,多方设法,竭力筹措,加强自卫。同时,激励众僧,勾结土头及地方有力盗匪,结成联盟,共图大举。由普宗扎洼喇嘛负责军事指挥,诸事就绪,便开始驱杀汉人官吏。赵尔丰得信,一连三次派兵进剿,双方大战三月之久,官军终不能取胜。无奈,只得派了个姓施的游击前去说合。不但毫无结果,施游击还被剥皮而死。赵尔丰大怒,亲自出马督战,依然无效。其原因是桑披寺居高临下,守御坚强,军队环寺仰攻,不能逼近碉堡,以致徒取伤亡。赵尔丰见硬攻不行,便截断山中流入寺中的水源,依然无济于事。后再三打听,方知寺内用的是地下水。最后,赵尔丰在采金夫们的协助之下,才探明地下水脉,断绝了寺中水源。继而再挥兵发动总攻,不消半日,就把环寺的堡垒攻破。寺破后,又是一场大屠杀,屠杀的结果,使巴塘番人与官府的积怨更深。

话转回头。红军侦察员把情况向贺龙讲了一遍,贺龙对任弼时说:“既然这样,我们更要注意民族政策了。”

任弼时说:“马上向各师团政工干部介绍社情,加强对部队的纪律教育。”

贺龙说:“还要各级军事干部提高警惕,既然巴塘喇嘛和番民与汉人结仇这么深,他们又不了解我们军队宗旨,必定产生误会,我们不可做无畏的牺牲。”

任弼时同意贺龙之见。当下,贺龙传令,要各师团军事干部提高警惕,尽量避免同喇嘛和藏兵交锋。

当贺龙率人马进到巴塘之后,方知巴塘的喇嘛和番民都早已逃跑。贺龙传令:

凡动用百姓和喇嘛的粮食,必须留钱;凡门口挂上红布条和封门“神符”的,不能进住。

挂“神符”是怎么回事?原来,在红军到来之前,巴塘的番民就得到了信儿,以为是汉人军队又来屠杀,便携家带口的都跑了,并在门口上挂起了“神符”,让神来阻挡军队,保佑居家安宁。

红2军团人马在巴塘住了两天,从喇嘛寺里寻了一些粮食,由于寺里喇嘛早已逃跑,便留下了信和银元。高原之夜,寒气袭人,干部战士因番民屋不能进,都露宿街头,一个个冻得周身打颤。虽然如此,依然没有人擅入番民家居。两天之后,贺龙又率红2军团人马继续北上,直奔白玉城。

那些躲在山上的番民和喇嘛,见红军走了才胆颤心惊地下了山。进到房中,见东西原样未动,凡所取之物,尽皆付钱,一时间,都不由得挑起拇指道:“红军耶莫,耶莫!”耶莫就是顶呱呱的意思。后来,在巴塘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small>看到柳树发绿就想起我的家乡。</small>

正文 第十一章 长征路上不息的战鼓:罗荣桓在长征中

1933年9月,蒋介石为了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集中了百万军队和200多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中央苏区,最后与红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的斗争策略,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将军事领导与指挥权交给一个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不了解的外国人——李德。李德依照早年在德国进行街垒战的经验指挥作战。面对优势的敌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等口号,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拼消耗。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调动11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提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的口号,调集9个师的红军进行广昌保卫战。在李德的短促出击的战术指导下,虽然重创敌人,但红军主力损失惨重,使广昌失守。

国民党立即集中31个师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动了进攻。此时,李德提出“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第1、3、5、7、9共五个主力军团分成六路,进行节节抵抗。这一举动,使敌人有了对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各路红军全线败退。中央苏区越缩越小,到10月中旬,只剩瑞金、宁都、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敌人的合围马上就要形成。迫不得已,左倾冒险主义者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沿红6军团走过的西行之路,向西转移。至此,红军开始了极其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红军最艰苦的长征日子里,罗荣桓也处在逆境之中。然而,他却以伟大的胸怀,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在红军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就像一面擂响的战鼓,激励着在艰难险阻中的红军战士们,前进!前进!

<h3>在红八军团的日子里</h3>

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诞生在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1919年夏到长沙协均中学读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考入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活动。1926年秋,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赴广州,随后返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七八月间,他遵照党的指示,到湖北南部的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带了100多人,准备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暴动队伍走到江西修水县,和起义的武汉警卫团汇合,打了几仗以后,部队开到永新县的三湾进行改编,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了红军生活。他担任过连队和纵队的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政治局召开宁都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执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地方政府工作。1932年12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将红4军和红15军编为第1军团,由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第四次反“围剿”后,1933年4月中旬,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毛泽东在谈论罗荣桓时曾经说:“我倒霉时,他也跟着我倒霉”。离开红1军团后,罗荣桓相继到江西军区当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当巡视员和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部长。

1934年9月,红8军团在兴国县集贤圩组成,下辖第21师、第23师,共7000余人,其中除少数团队打过仗外,大都由新兵组成,罗荣桓被调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在1军团时,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师政委,都是罗荣桓的下级。罗荣桓对他们后来居上,并不在意,但是,这支部队能不能打仗,他倒有些担心。

一到职,罗荣桓就下到部队进行反“围剿”的动员工作。10月16日夜,红8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发来的紧急电报:红军要突围,要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罗荣桓看到电报,虽然预感到部队要进行远距离行军,但他和广大战士一样,并不知道这就是长征的开始。他嘱咐电台政委袁光:“请你告诉电台的同志,这份电报一定要保密。等军团领导统一传达、布置。”袁光说:“这个电报只有我和译电员知道,请首长放心。”罗荣桓加重语气说:“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难过,请你告诉同志们,不管情况多么严重,也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离开根据地,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只要有党在,有红军在,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罗荣桓的话大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10月17日,红8军团奉命撤离兴国县古龙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

红8军团一组建就赶上长征,一直担任红一方面军的右侧卫。罗荣桓到任后竭尽全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每天出发前都要向各部部长和各师布置工作。对于如何巩固部队,他不时向军团长和政委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未得到他们的重视。连第二天行军要走多少里,预定到哪里宿营,都不通知他,他只好让刚从团里调来的直属队书记温玉成每天去司令部询问,这支没有经过锻炼的部队,连行军走路首长们都要为他们付出心血,一路上,天天有人掉队,还有的人开小差。罗荣桓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1月下旬,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来到湘桂边境,红8军团在道县过潇水后随9军团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县)方向前进。28日军委突然电令红8军团到灌阳县车水地区,与3军团第6师取得联系。去车水要返回道县,因后有追兵,情况紧急,部队来不及派侦察兵,只好搜索前进。由于没有派侦察员侦察、联络,实际上3军团就在他们的前面,却一直没有联络上。29日,部队已经极度疲劳,战士们走着走着,便一头栽倒在路旁睡着了,暴躁的黄苏用马鞭子抽打战士,可是,这个战士爬起来,那个战士又倒下去。平时慢性子的周昆也急得没办法,只好向天空打机关枪。战士们一下子被惊醒,又跌跌撞撞地向前进。周昆还把这件事当经验谈,罗荣桓很不赞成。他对周昆说:“战士们听到枪响跑得快,是因为怕当俘虏,这种办法只能一时有效,用多了,战士们知道你骗他,就不灵了。”他还经常说“现在做政治工作不是靠上大课,讲大道理,更不是靠哄骗,而是要靠支部的堡垒作用,靠干部以身作则,靠宣传鼓动。现在深入白区行军,有时吃不上,有时睡不了觉,几乎天天要打仗;可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困难很多,有些困难可以克服,有些硬是克服不了。怎么办呢?那就要号召大家来忍受。对这种困难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气。你要承认它,然后号召大家忍受,首先是靠党员、干部来忍受,再把群众带动起来。不能叫人家吃苦,自己倒坐在马背上。”大家听了罗荣桓的话都很认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干部、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很难带好这支部队的。

午夜,红8军团赶到车水,可第6师已奉命开往湘江。在车水,红8军团与全军后卫部队红5军团第34师不期而遇,红8军团无形之中也成为全军的后卫部队。红8军团边打边走,12月1日,艰难地赶到湘江边。这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过江。敌人从三面围了上来,红八军团在仓促中过江,没有受过训练的战士们挤成一团,不仅影响了渡江的速度,而且不能有效地抗击敌人。空中敌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地面的敌人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成批的战士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湘江。

罗荣桓率领政治部机关的干部、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趟过齐腰深的寒冷刺骨的河水,奋勇向湘江西岸冲去。踏上岸时,他的身边只剩一个扛油印机的油印员。红8军团第21师完全垮掉,第23师也严重缺员,全军团只剩下不足2000人。这时,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正在湘江西岸阵地上指挥1军团掩护后续部队渡江。他看到罗荣桓,忙招呼罗荣桓到棚子里休息。此时,罗荣桓心情十分沉重。

不久,周昆也上了岸。先头渡江的电台政委赶过来,向首长报告:电台过来了,可牺牲了几个同志,还丢掉了一副备用电池。周昆听了摇摇头沮丧地说:部队伤亡太大了,我也是晒干的蛤蟆,只剩一层皮了。罗荣桓听了,怕影响大家的情绪,忙说:“你们电台的同志表现得不错,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还保住了电台。”

过湘江后,部队进入了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这里是人烟稀少的苗族地区。电台严重减员,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十分艰难。这时,电台政委袁光听说军团卫生部担架队要解散,马上找黄苏政委,要求补充几个人。黄苏一听,立刻发起火来:“这几个人补充战斗部队都不够,哪能给你们?告诉你,一个人也不给,如果把电台丢了,我杀你脑壳!”袁光碰了一个大钉子,非常懊丧,站在一边的罗荣桓见了,笑着说:“袁政委,电台的同志是很辛苦,可是,战斗连队更需要人。你们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吧。”袁光听了罗荣桓的话觉得有道理,可是,还是不甘心。罗荣桓看出他的心事,接着说:“你们无线电队出发以来一直是军团的模范单位,我相信你们,你也要相信电台的同志们,只要讲明道理,我们的红军战士都能以一当十,能克服任何困难的。”袁光听了罗荣桓的话,心里亮堂起来,便回到电台发动大家想办法。大家商量决定,尽量抽调人员加强运输排,并逐个予以落实。这个问题刚解决,司务长又提出一个难题:“这一带苗族同胞都跑进了深山,找不到群众。路边有点粮食都被前面部队吃光了。我们眼看就要断粮。吃不饱肚子,机器恐怕还是抬不动。”司务长一说,大家又开始犯难,几个排长都闷着头抽烟。忽然,后面有个湖南口音的人发言了:“我看粮食问题必须立即解决。队伍出发前,先派几个人到前面去搞粮食,搞不到别的,搞些红薯也好,来不及煮就吃生的。搞到吃的,就在路旁等候部队嘛。”大家抬头一看是罗主任。原来,罗荣桓怕袁光思想不通,就跟过来。会后,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司务长带着几个炊事员提前出发了。

在帮助电台解决问题后,罗荣桓想到迫击炮连。电台不好背,迫击炮更难扛。罗荣桓吩咐温玉成去跟迫击炮连走一天,看看有什么问题。温玉成扛了一天炮,肩膀都磨破了。晚上,罗荣桓给温玉成留了一大碗他最爱吃的猪杂碎,温玉成吃饱了饭,在罗荣桓的关切下,卫生员给温玉成的肩膀敷上了药,温玉成急忙向罗荣桓汇报。他说:“在山路上,不但炮筒子要扛,炮盘也得扛,扛炮的人还要背自己的行李……”罗荣桓问温玉成想到解决办法没有。温玉成摇摇头。

第二天一早,罗荣桓让温玉成再去迫击炮连,对他说:“让扛炮的专门扛炮,他们的行李分散开让大家扛,你要给大家算算账,炮筒子多重,炮弹又有多重,讲清为什么扛炮的同志的行李要大家来背……”

罗荣桓还对温玉成说:“这里是苗族聚居区,告诉大家,千万要注意纪律,不要拿群众的东西。群众不了解红军,看到我们就跑,不要开枪,不要追,也不要喊。你喊他也听不懂,反而跑得更快。告诉同志们,千万不能掉队,后面是敌人,山上是少数民族,掉了队就没有出路了。要咬紧牙关,两三天后,过了这个地区就好了。”

温玉成到迫击炮连传达了罗荣桓的指示,大家都很高兴。这一天,基本上没有掉队的。温玉成回来后,向罗荣桓汇报了情况,可罗荣桓并没有笑容。他心里明白,现在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果然,后来到黎平整编时,这个连的炮弹打光了,炮也只好埋起来。

当时,在李德逃跑主义的错误指挥下,虽然红军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却改变不了被动局面,罗荣桓也无法改变红八军团的命运,但他始终不忘政治工作者的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宣传、激励同志们英勇奋斗,并注意发现部队薄弱环节及时拾遗补缺,尽可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h3>草地军歌</h3>

1934年12月13日,军委命令撤消第八军团,部队并人第五军团。罗荣桓任第5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又调到第3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夺取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不久,罗荣桓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1935年6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8月间,红军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包括第一方面军的第1、3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包括第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第33军和第一方面军的5军团和9军团。

8月下旬,右路军以第1军团、第4军和第30军、第3军团的序列北上。罗荣桓随后卫第3军团4师10团2营行动。

此时,罗荣桓所在部队正在做过草地的准备工作。罗荣桓一到营里,马上深入连队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战士们正忙着编草鞋、装干粮、整理携带的武器装备。

罗荣桓看到大家的草鞋编的挺结实,高兴地对大家说:“编得不错!草地路不好走,要多编几双。”

罗荣桓来到炊事班,检查了准备情况,告诉炊事班的同志们:“草地雨水多,一定要把所带的食物和干粮保管好,防止霉变。”接着他又把战士们叫到身边,详细地给他们讲草地的气候、地理情况,还问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行军,你们怕不怕?”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罗荣桓趁势向大家进行教育,他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为啥要过草地?红军过草地是形势所迫,我们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为了甩掉敌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我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啊!你们说不怕这是对的,这是我军的本质。如果有点怕,也是自然的,因为大家都没走过草地嘛!”最后他说:“我要和大伙一块走,同志们欢迎不欢迎?”大家一听罗荣桓要和同志们一起走,欢腾起来,有的战士还拍手高喊:“您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心里就更踏实了。”

从毛儿盖出发的第二天便进入草地。茫茫的草滩上,天总是阴沉沉的,空气中飘动着经久不散的雨丝和浓雾,不时还下起倾盆大雨或是打下栗子般大小的冰雹。地上只有叶子长满细毛的水草和一些耐寒的灌木。草丛下面,有很多霉烂的草叶、草茎覆盖在泥水上面,在泥泞的路上,一脚踩下去,不小心就会陷进深浅莫测的泥潭,要挣扎起来,总是费很大的力气,有的同志陷进去就再也没有爬上来。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到草地行,不知天下苦。”

罗荣桓头戴一顶破斗笠,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作拐杖,背着一支手枪,一个望远镜,一条干粮袋和一个文件包。在草地行军途中,他不骑马,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走。他一面作宣传鼓动工作,一面了解部队的行军情况。大家看他一路很辛苦,劝他骑马,他总是说:“不行啊——同志,仅我一个人骑马是走不出草地的。大家都走路,我也有两条腿,为什么不能走呢?”罗荣桓的模范行动感染着大家,同志们步子越走越快。

罗荣桓有腰腿疼的毛病。进入草地后,由于寒冷、潮湿,气候变化无常,身上和大家一样总是湿漉漉的,他腰腿疼的毛病更严重了。晚上宿营时,10团2营的干部为了照顾他,让战士们在一个较避风的地方,给罗荣桓搭了个草窝。

罗荣桓见到这个草窝以为是战士们自己想办法搭着用的,就表扬说:“这个窝搭得好!如果每两三个人有这么个草窝,晚上日子就好过多了。”

战士们听了心里美滋滋的。班长笑着对他说:“首长,你进去躺下试试。”

罗荣桓躺进去,在草窝里来回翻了几下身。

班长问:“首长,这草窝暖和吧?”

“好极了!好极了!又松软又暖和。”

“那今晚你就睡在这吧。这是我们特意为你搭的。”一个战士抢着说。

罗荣桓一听,坐了起来,一脸严肃地问:“是谁让你们搭的?”

战士们见罗荣桓如此严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吱吱唔唔地说:“没有人让我们搭,是我们几个商量着干的。”罗荣桓看着战士们一张张淳朴的脸,十分感动。他脸上露出了微笑,用手拍拍战士的肩膀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这么好的草窝我没有资格住,还是留给伤病员住吧。”说完,他就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了。战士们看着罗荣桓的背影,一种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草地里,到处都是不知流向的小河,有一条河的流水非常湍急,下了河拄着棍子也站不住。罗荣桓骑在一头小黑骡子背上过河后,叫他的马夫牵着小黑骡子又返回去,一趟一趟驮病号。一些小战士便拽着骡子尾巴过了河。罗荣桓一直站在河边看。等同志们都过了河,他亲昵地拍拍小黑骡子的脖子说:“这头小骡子又立功了!他对革命的贡献可不小啊!”

罗荣桓一路行军都非常关心爱护战士。他看到伤病员走不动,抢着帮他们扛枪、背东西。他经常对干部讲,关心爱护战士,就是关心爱护部队的战斗力。在战场上,尤其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如果一个指挥员失去了战士们的信任,他就像失去了自己的耳、目、手、脚一样,将寸步难行。在罗荣桓的言传身教下,部队干部、战士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风气很好。

部队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由于饥寒交迫,大家一天天消瘦下去,连队伤病员不断增加,患痢疾的人越来越多,行军速度缓慢下来。罗荣桓就找干部们商量解决办法。他问营教导员陈海涵:“部队情况怎么样?你们干部有什么打算?”陈海涵说:“战士们情绪都很好,大家决心跟党中央、毛主席北上革命到底,但是,目前部队缺吃缺药,我们准备发动指战员挖野菜,采草药。”罗荣桓点点头说:“要告诉同志们,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走出草地。越是困难越要团结。我们部队指战员经过这样艰苦的锻炼,都是宝贝,革命需要这些人。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着走,一个也不能丢。谁要是丢下伤病员不管,就是犯罪。”

营部的通信员小杨,右脚掌被竹尖扎了个洞,在草地的烂泥里走,伤口被感染,小腿和脚掌肿得像冬瓜似的。罗荣桓看到就帮他扛枪和背包,一步一步扶着他走。后来,小杨一步也走不动了,罗荣桓就和大家商量背小杨走。小杨怕拖累大家,躺在地上不让背,还对罗荣桓说:“首长,我确实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等革命胜利了,请给我家带个口信,就说我从地主家逃出来后,当了红军,跟毛主席北上时,不幸死在草地上了。”同志们听了都很感动,有的同志还流下眼泪,罗荣桓的眼睛里也含着泪水。同志们谁也不肯丢下小杨,七嘴八舌说服小杨,有的人硬把小杨背在背上,可是,小杨从战友的背上拼命挣脱下来,就是不肯走。同志们一时没了主意。忽然,罗荣桓心生一计,“哎呀”一声,蹲在地上,用两只手揉着背说:“我腰腿痛的厉害,走不了了,你们先走吧,我留下来陪小杨。”边说边躺在地上。小杨一看着了急,他知道罗荣桓同志说话算数,真不走,就耽误大事了。马上吃力地用手撑着地坐起来,对罗荣桓说:“那怎么行,你是领导,任务重,要带领部队跟毛主席北上,怎么能和我留在这里呢?”“那有什么办法,群众不跟领导走,领导没有群众,还要领导干什么?不再多说了,这里就是你最……”罗荣桓说了一半,小杨马上接着说:“就是我最坏是吗?”“我知道你口快,会骂人,骂吧,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骂人的话了,要是你愿意赏脸,把我骂一顿,那才有趣呢!”罗荣桓这么一讲,把大家都逗笑了。这时,陈海涵顺势把背对着小杨,小杨只好吃力地爬在营长的背上。罗荣桓也悄悄乐了。

在草地上背人十分费力,罗荣桓让同志们做了一个简易担架,抬着小杨走。

第二天中午,部队在一片灌木丛边休息,准备给小杨喂一点特意为他保留下来的淡盐水。这时,他已经紧紧地闭上了双眼。罗荣桓听说后,马上赶过来,解开小杨的上衣扣,把耳朵贴在小杨的胸口上,没有心跳,又用手摸他的脉搏,脉搏也没有了。

他缓缓地摘下军帽,沉痛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小杨为了革命,牺牲了他年轻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要挑起担子,继续战斗下去!红军战士的血汗不会白流,革命一定要成功!”说完他找了一块白布盖在小杨身上,和同志们一起用泥土把小杨掩埋了。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粮食就吃完了,罗荣桓和战士们一起找野菜充饥。他和警卫员、马夫一路走一路找,到了晚上,他们三人拣了一大把,就生起篝火煮野菜,不一会儿煮好了。

肚子里空空的他们,端起茶缸,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个掉队的病号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走到篝火边,再也走不动了。罗荣桓借着火光看着这位同志消瘦、憔悴的面容,关切地问:“你还没吃饭吧?”那位同志点点头。“来,这里有野菜。”罗荣桓说着,把自己的茶缸递了过去。

“不……”那个病号连连摆手说:“首长,你……”

“我已经吃饱了。”罗荣桓爽朗地说。

警卫员和马夫也抢着把自己的茶缸子往那个病号手里塞。

“还是我剩的多。”罗荣桓硬是把自己的茶缸塞到那病号手里……

越往前走,野菜越难找,罗荣桓一连几天没吃多少东西,实在饿了,他就到河边拔几根青草,洗了洗往嘴里放,可怎么也咽不下去。陈海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休息的时候到班排里转了一圈,发现有的班还有一点野菜。他吩咐一位班长,叫罗荣桓和他的警卫员到班里吃野菜,要讲究一点方式方法。

那班长将罗荣桓请到班里,对罗荣桓说:“为了革命,咱们从江西走到这里,是一家人。对于北上,我们都有决心和信心,但是今天我要给你提条意见!”

“那好啊,什么意见?你说吧。”

“你给我们作报告时讲过,各级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不能搞照顾,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可是,最近你跑到哪里吃好的去了?”

“没到哪里去呀。”罗荣桓惊讶地笑着说。老班长接着说:

“没到哪去?怎么只见你和我们一起行军,不见你到班排和我们一起吃野菜呢?”

罗荣桓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这时老班长叫人把野菜汤端出来。给全班同志每人盛了半碗,然后说:“这碗野菜汤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也是按近两天的份额给你留下的,就请你把它吃了吧。”

罗荣桓感动得热泪盈眶。

变幻莫测的草地,气候一日几变。早上是浓雾,上午是阴天,中午偶尔见一点太阳,下午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下起大雨,冰雹猛往身上砸。罗荣桓和同志们的身上被淋得透湿,到晚上宿营时,罗荣桓找了一块高点儿的地方,将线毯铺一半盖一半,就睡下了。因为又湿又冷,上下牙直打架。罗荣桓睡不着,干脆爬起来,走到篝火边和战士们一起烤火,讲笑话。红军中有不少湖南人,喜欢听湖南花鼓戏和家乡小调。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罗荣桓唱起家乡的红军歌曲:

战士们也跟着唱起来,茫茫草地飘荡着红军战士们越来越宏亮的歌声。这歌声驱散了疲劳,赶走了寒冷。小小歌曲,激发出战士们巨大的力量,使大家信心更足,意志更坚定。

<h3>打马振军威</h3>

战士们在草地里艰难跋涉了7天7夜,走了600多里烂泥地,终于走出了草地。大家踏上坚实的土地,异常激动,欣喜若狂。同志们看见周围山峦、树木、野花和野果,还隐约看到远处袅袅炊烟的民房都欢呼雀跃起来。有的去摘金黄色的野果吃,有的去采五彩缤纷的野花别在胸前,还有的在地上捡起石头往远处扔,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罗荣桓见到大家情绪高涨,也很兴奋。他说:“我敢断定,我们党有这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部队从精神上看是乐观的,但体力已经到了难于支撑的地步,我们当务之急是解决吃饭问题。”

干部们认为罗荣桓讲得非常正确,正准备研究筹备粮食的事,忽然接到敌情报告。

“在右前方三四里处的河沟对面,发现敌轻骑部队约一个连的兵力,正在向二营运动。”

原来,蒋介石得知红军过草地的消息后,便指令青海军阀马步芳部队,迅速调两个骑兵旅,企图在班佑西北一带对红军实施堵截,把红军消灭或再次把红军逼近草地,冻死、饿死。

怎么办?干部们立即开会分析敌情,研究打法。有的认为部队饥寒交迫,连续行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利于与敌人正面硬拼,应该马上回避。有的认为要立即组织部队冲过河沟,杀个痛快,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还有的虽然不同意这两种做法,但是一时也想不出别的主意。

罗荣桓背着两只手,来回踱步,忽然他说:“你们肚子饿不饿?想不想吃马肉?”大家齐声说:“当然想!”罗荣桓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他接着说:“你们见过江西老表打猎吗?他们都是先埋伏好,等猎物进入射程再打。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办法。”

根据罗荣桓的建议,陈海涵给各连分配了任务。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架起机枪,有的挖好简易掩体,伸出步枪,有的把手榴弹拧开盖,一个一个摆好。……不到20分钟,部队已经准备就绪,等待敌人上钩。

敌骑兵很快出现了,他们看不见红军,以为红军已经转移。指挥官大声地叫着:“弟兄们,快呀!红军进了草地就抓不到活的了。”于是,敌骑兵飞驰着向红军阵地冲过来。200米、100米……当敌人离阵地还有五六十米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打!”八九挺机枪一起扫射,手榴弹也接连在敌人群中爆炸。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乱作一团。战士们在指挥员带领下,发起冲锋,敌人狼狈逃窜,掉下马的只好跪地求饶。

不到一小时,战斗结束。二三百米的山坡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十具敌尸和死马。战士们忙着打扫战场。有的搬运战利品,有的宰杀死伤的马匹……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想出各种各样的做法来吃马肉。有的用火烧烤马腿,有的把马肉剁成馅做丸子,还有的把马肚子里没消化的青稞、麦子掏出来,冲洗干净熬粥喝。篝火边到处可以闻到诱人的马肉香。

罗荣桓趁着这个时间,和营里的干部一起到各个连队走一走。看看伤病员和缴获的战利品。每到一个连队,他都称赞部队打得好,打得英勇,并提醒大家打了胜仗不能骄傲,要时刻提高警惕,要总结经验教训,找出薄弱环节,以利再战。

转了一圈,他才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吃马肉。他拿了一块烧烤得香喷喷的马肉放在鼻子上闻了闻问:“这么好吃的马肉战士们都吃上了吗?”陈海涵说:“都吃上了。有的人吃了两三斤。”罗荣桓听了哈哈地笑起来。他说:“一路上,同志们饿坏了,不过,告诉大家不能吃得太多,别把肚子撑破了。”

此次战斗,2营共缴获连死带活40多匹马。除了十几匹死马,给战士们吃一顿和每个人带一点作干粮外,大家提出其他的马匹留给后续部队。罗荣桓很赞成,他说:“部队在困难时期,更应该提倡同心同德,互助互让。有了这种精神,什么困难也不可怕,再严峻的考验也能经得住。”

罗荣桓与部队行进到阿西进行休整时,张国焘发动了分裂中央的活动。罗荣桓与红一军团的领导人一起开展了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9月中旬,罗荣桓又回到第1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和部队过渭河、翻六盘山、跨越黄土高原数不清的山山水水,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罗荣桓始终不忘政治工作者的责任,他忠于革命理想,坚信党的领导,英勇顽强,吃苦耐劳,以身作则,联系群众……他的模范行动和积极的宣传教育像一面不息的战鼓激励着战士们冲破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正文 第十二章 长征转战建奇功:徐向前在长征中

新世纪、新北京,金秋10月,风和日丽。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7周年!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喜迎国庆,纪念长征,我们豪情满怀,心潮澎湃!

70年前,徐向前元帅指挥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又展现在我们眼前。徐帅生前多次回忆说: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还有红25军,所取得的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团结奋斗取得的。红军主力从四川懋功(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师、甘孜会师、到甘肃会宁大会师,结束了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分割包围之下各自独立作战的局面,把武装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真总结长征胜利的经验,发扬长征精神,推动国家的各项改革和四化建设。”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当时年仅34岁的徐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同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和张国焘等领导人,率领并指挥红四方面军8万大军,从1935年3月28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10日甘肃会宁大会师结束,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翻越了红桥山、梦笔山、夹金山、折多山、巴郎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三过松潘草地;跨过了嘉陵江、涪江、岷江、抚边河、达维河、小金川、大金川、嘎曲河(白河)、班佑河(黑河)、包座河、鲜水河、雅砻江、白龙江、洮河、渭河等15条江河;经过4省(四川、西康、青海、甘肃)、43个县(市),行程约二万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大会师,在党史、军史和革命史上写下辉煌篇章。

<er h3">(一)</h3>

“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1935年1月22日,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接电后,在广元县旺苍坝(今广元市旺苍县)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向四川军阀及国民党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提出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战斗口号。树立了“渡江必胜”的坚定信念。

战前,徐帅亲自带领王树声副总指挥等高级将领,骑马跋涉400余里沿江勘察,选定了以苍溪县城南塔子山为主渡口。他还通过深入了解敌情、地形、水文和天候等情况,主持制定了红军在苍溪和阆中约百里的沿江地段,实施偷渡和强渡相结合、多路突击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作出了严密、周详、细致的作战计划。

嘉陵江,蜿蜒于川西北的高山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军,正是凭借天险,调集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南北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筑碉设障,严密控制渡船、封锁江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红军自有回天力,越是艰险越向前。没有渡船,动手造;没有水兵,自己练。在徐帅和王树声副总指挥精心指挥下,3月27日深夜,红军将秘密造好、能同时运载两个团兵力的船只和用毛竹搭建的3座浮桥,全部运到嘉陵江边。

3月28日夜,徐帅一声令下,渡江战役开始。李先念政委指挥红30军88师第263团两个营和总指挥部教导营,在塔子山下的主渡口,以神速秘密的动作渡江,兵贵神速。红军勇士们直至迫近敌岸滩头阵地才被守敌发觉。敌军火力还未及展开,红军在塔子山上的炮兵和重机枪即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部队登陆。全歼守敌1个营,击毙敌团长陈登朴,又击退左右两翼的敌军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3月29日拂晓,红军88师后续两个团投入渡江战斗,一举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从阆中后撤之敌第2师第5旅。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攻占了敌军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军刘汉雄部1个旅;红9军在阆中以北渡口渡江。3月31日攻克阆中。至此,敌军在嘉陵江西岸的江防阵地,被全线突破,红军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强渡嘉陵战役自3月28日起,至4月21日止,历时24天,共歼敌1万余人。先后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漳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至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开创了红军战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模范战例,从而也揭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战斗序幕。

<er h3">(二)</h3>

长征过北川,激战千佛山。北川,位于川西北的高山峡谷之中,是羌族聚居地区。主要河流有湔江、青片河、白草河等。北川河谷,是由北川西进岷江流域的唯一通道。在北川与安县交界处,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帽盒山、东大垭口、观音梁子、横梁子等高山,它们连成一片,东西起伏蜿蜒60余公里。北面多雪山群峰、原始森林;南面为川西平原、成都坝子。这一带地形十分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它既是成都平原的“北边城墙”,又是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

4月中旬至5月初,徐帅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兵分5路,先后进入北川。这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已进至云南省北部金沙江南岸,准备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亦在西进北川的同时,深入进行穿越北川河谷、西进岷江,策应红一方面军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动员。

四川军阀和国民党军察觉红军继续西进的动向,邓锡侯急令陶凯率3个旅,到墩上、土门一线的北川河谷布防。

为打破敌军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徐帅和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决定发起土门战役(即千佛山战役):第一步,首先由北川南打,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以吸引敌军主力。第二步,穿越北川河谷,突破土门要隘,红军主力乘胜西进。

4月底,按照徐帅的战斗部署,红30军88师于漩坪击溃敌军孙震部李炜如第11旅,攻占伏泉山,歼敌一部。5月1日,红30军89师击溃敌军陶凯部,占领墩上。5月2日,红9军、红30军主力,从蔡家咀、乱石窖抢渡湔江,击溃敌军第28军杨宗礼第15旅,5月3日攻占大垭口。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敌军为了恢复对北川河谷的控制,在邓锡侯统一部署下,再次发起进攻:由第29军第2纵队司令王铭章指挥第8、9、12旅,共3个旅9个团兵力,从擂鼓坪白北川河西岸攻击;由第28军第1师师长陈鼎勋指挥第2、3、12、14、15旅,共5个旅14个团兵力,由茶坪向北川、墩上之线攻击;妄图恢复对北川河谷的守势。

徐帅得知敌情,当机立断指挥红9军、红30军各一部,在大垭口的白家林,给进犯之敌沉重打击,敌军被迫退回茶坪防守。红四军进至千佛山以东地区。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各一部,从千佛山东侧向西左右夹击,攻占了千佛山主峰的天门洞和佛祖庙,并乘胜追歼逃敌至西大垭口。从5月6日至12日,敌军对千佛山、大垭口、白家林等阵地进行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徐帅亲临千佛山一线阵地指挥,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顽强击敌,攻占并巩固了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险要阵地。

5月14日拂晓,徐帅指挥红9军、红30军和红31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敌军第28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13旅旅长陶凯指挥的7个团又1个营及地方屯殖军严密筑碉设防的土门要隘,发起总攻。经激战,敌土门防线土崩瓦解。红军占领土门、干沟,彻底打通了天险北川河谷。5月15日,徐帅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进驻茂县。当日晚,刘湘电令王缵绪:“亲率4个旅由大石坝、鹦哥咀向观音梁、土门进攻。同时,茶坪正面猛向大垭口攻击。”同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亦致电刘湘:“令第一、二、六路军重整旗鼓,限5月17日反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到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企图阻止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敌军高官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在安县紧急会商,决定调集30个团兵力,于5月18日向红军发起进攻。5月22日,蒋介石判断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西过岷江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遂令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停止向北川、土门进攻,改取守势,筑碉固守。尔后,王树声副总指挥指挥红四军、红31军各一部和红33军,继续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在完成掩护和牵制任务后,于6月中旬,由东向西逐次撤出阵地。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过北川的一次重要战役,历时月余,歼敌1万余人。为保障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er h3">(三)</h3>

懋功会师——一曲团结胜利的凯歌。5月下旬,徐帅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先后进驻川西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地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茂县召开各军领导干部会议,认真研究并布置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早日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徐帅和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都在会上讲了话,反复强调、阐明了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重要意义及其深远影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动员,红军指战员要奋勇杀敌,切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筹集军需给养物资。提倡人人动手,制作慰问品,以实际行动热烈欢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徐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会师后一定要搞好两军的团结,一切行动要听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

会议决定:由李先念政委和何畏军长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渡岷江、翻越红桥雪山,日夜兼程,赶赴小金川地区,策应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行动。由王宏坤军长、许世友副军长、孙玉清军长等,指挥红4军、红31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抵御北面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由王树声副总指挥率领红4军、红31军另一部及红33军,在千佛山、北川、片口一线,抗击从东面、南面侵犯之敌。

会后,徐帅又把李先念政委留下来详细交待,周密安排。徐帅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非常辛苦和劳累,要深入动员部队,发扬红四方面军不怕艰难困苦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争取早日会师;两军会合后的发展方向,还是北上以川、陕、甘边界地区为好;你还记得吧,我们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转战途中,行军锅丢了不少,弄得部队没有饭吃。我估计,这一次红一方面军和我们西征转战的情形差不多。你们出发前,要从各部抽调些炊事员,多带些炊具、粮食和盐巴,支援他们首先要解决好吃饭问题。”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的达维河边胜利会师。两支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紧紧握手拥抱,欢呼跳跃,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师的喜讯,通过红色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当日晚,住在理番(今理县)的徐帅,受命以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一份1500余字的书面报告。徐帅满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在报告中,他首先从7个方面分析了敌情;接着详细报告了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他深情地提出:“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先打刘(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在介绍了理(番)、懋(功)一带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后,报告最后请示:“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这封热情洋溢的报告书,是派骑兵专人传送的,随信还附送了两份地图,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正确地制定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依据。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陆定一同志在宝兴用《二次全苏大会歌》的曲调,编写了《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迅速在全军传唱。

这首歌,不仅充分表现了红军指战员胜利会师的欢乐、兄弟团结的战斗情谊,而且也增强了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下,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另据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报道:“不完全统计,共有衣服686套又379件,鞋子342双,草鞋2879双,毛巾576条,袜子1478双,毛毯104床。”还有袜底、袜套、红匾、牙粉、香皂等慰问品。《红星报》特别说明:“总政治部已先后接到四方面军慰劳品两批,已分发给一方面军各部队了。”

会师传捷报,全军尽开颜。6月15日,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名义,向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致贺电:“懋功会合的电报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的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坚(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同日出版的《红星报》,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社论。社论指出:“经过了8个月万余里的长途行军与作战,横跨南部八省的山河关隘,克服了一切天然的和人为的困难,我中央野战军终于与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这一伟大会合的成功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

6月16日,党中央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名义,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复电四方面军:“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欢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8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6月18日,党中央率领中央机关到懋功,受到代表红四方面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带领88师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日晚,在懋功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先念政委,表达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极大关怀。

懋功会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粉碎了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的阴谋,为红军两大主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er h3">(四)</h3>

包座之战,为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还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番号,统一改称军;红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汇报。会上,张国焘介绍了撤出鄂豫皖及川陕根据地的经过;陈昌浩政委汇报了政治工作情况;徐帅汇报了军事工作情况。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肯定了红四方面英勇奋斗的业绩;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是坚决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帅一枚五星金质奖章。52年后,徐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在芦花,徐帅第一次见到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同志,他感到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充满了钦佩和敬重。

徐帅从朱德总司令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经过8个月的长征转战,损耗很大,官多兵少,就和陈昌浩政委商量,从红四方面军调几个团的兵力,补充红一方面军。上述建议报请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批准后,由红四方面军抽调4个建制团和1个师部直属队,共3700人,补充给红一方面军。与此同时,还从红一方面军抽调有丰富经验的军政干部,补充红四方面军,大大加强了红四方面军各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两大红军主力的内部团结和战斗力。

包座,分上包座和下包座。位于松潘县以北的高山峡谷中,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筑碉扼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进的消息后,急调驻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8月26日,徐帅指挥右路军,首次穿过茫茫草地,进至若尔盖县的班佑、巴西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的红3军还在过草地,红1军长征转战减员较多,徐帅审时度势和陈昌浩政委一起,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攻打包座的战斗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的红30军和红4军承担。经中央批准后,他立即组织勘察地形,侦察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决心在敌军援兵到来之前,攻取上、下包座。以红30军89师的264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88师两个团、89师另两个团,布于包座西北,相机打援;以红4军一部攻打下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1军作预备队,集结于班佑、巴西地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徐帅打仗,一贯指挥靠前,他的指挥所就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山头上。

8月29日,我264团向上包座大戒寺守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残敌退据大戒寺后山顽抗待援。8月30日夜,援敌第49师先头部队第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我264团略予抵抗后,撤至大戒寺东北,红30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上包座西北山林中待机。当日深夜,敌军进至大戒寺。8月31日,敌军继续前进,以两个团兵力沿包座河西岸背水为阵;以另一个团位于包座河东岸;敌军第49师师部进抵大戒寺以南。当日下午三点钟,徐帅一声令下,红军发起攻击。英勇的红军战士,忍着刚过草地的饥饿和疲劳,连续向敌阵猛烈突击,勇士们前仆后继,与敌肉搏,激战至晚,将敌49师大部歼灭。困守大戒寺后山高地之敌200余人,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这次战斗,速战速决,歼敌第49师师长伍诚仁(伤)以下官兵4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与此同时,红4军10师部队,也向求吉寺守敌发起进攻,经激战,歼敌1个营。战斗中10师王友钧师长壮烈牺牲。

包座战斗,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重大胜利,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

<er h3">(五)</h3>

南下转战川康边。9月中旬,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擅自率军南下后,徐帅在军事指挥上仍一如既往,勇挑重担,紧密团结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打了许多大仗、恶仗,阻止并迟滞了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的战略行动。

绥(靖)崇(北)丹(巴)懋(功)战役,是南下转战的第一个战役。徐帅暗自下定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征得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王树声副总指挥的意见,做出了战役部署:以红9军25师、红31军93师及红五军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副总指挥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强占绥靖、丹巴;以红4军、红30军、红32军及红9军27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徐帅和陈昌浩政委亲自率领,从大金川左岸地区进攻,夺取崇化(今安宁)、懋功;以红33军及红9军27师1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以红31军91师师部及277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组成阿坝警备区掩护后方。

10月18日,红军左、右两个纵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右纵队红9军25师,在绥靖以北强渡观音河受阻。徐帅当机立断,临时调整部署,以左纵队红4军由党坝出动强渡大金川。红4军渡河成功后,即沿大金川右岸疾进,10月12日,攻克绥靖,击溃四川军阀刘文辉部两个团,10月16日,再克丹巴县城。左纵队红30军于10月11日渡过党坝河,10月15日攻占崇北。红9军27师亦同时向南疾进,当日夜,向杨森部第7旅发起攻击,经3小时激战,敌军全部被击溃。10月16日,攻克扶边,歼敌两个营大部。10月19日夜,红军袭占达维。10月20日,红30军一部攻克懋功。绥崇丹懋战役历时10余日,取得了歼敌3000余人的胜利。紧接着,敌军不甘心失败,疯狂调兵遣将。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认为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的铁军传统。徐帅在军事上殚精竭虑,又指挥了南下转战的第二大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0月24日,红军以左、中、右3个纵队,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以红30军及红31军93师、红9军25师组成的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击溃杨森第20军3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1个旅和1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沿途俘敌千余人,缴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由红4军、红32军组成的左纵队,于11月7日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其前锋抵进邛崃县境。由红9军27师组成的右纵队,攻克西康金汤设置局所在地金汤镇后,继占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1个旅,于11月10日攻占天全县城,该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出动增援。红30军、红9军各一部,兵分两路对敌钳击,将援敌全歼,继克名山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1个团。11月12日,芦山城被攻占。红军攻势,势如破竹。10余日内,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共歼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

百丈战斗,是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的组成部分。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徐帅和李先念政委都亲临火线指挥。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百丈的北、东、南3个方向,向红军10余里长的弧形阵地反扑。红军指战员忍着疲劳寒冷,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苦战。有的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搏斗;有的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导火索将手榴弹拉响,与冲到面前的敌人同归于尽。连续激战7昼夜,共歼敌1.5万人。鉴于敌众我寡,不能长期消耗,红军才痛下决心撤离战斗。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也被迫结束。

<er h3">(六)</h3>

长征途中,在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时刻,徐帅坚持原则,坚决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5年9月10日,天刚蒙蒙亮,红四方面军有一位干部给总指挥部打电话,报告:“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陈昌浩政委一面接听电话,一面问徐帅:“这事怎么办?”徐帅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一句话具有千钧之力,避免了极端危险的错误行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他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此后,红四方面军各军和红5军、红32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巴西地区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线。这时,高原气候已是秋风凛冽,部队衣单、鞋缺,红军大部队第二次过松潘草地,粮食更为缺乏,困难更多,许多指战员,又被草地极度恶劣的环境和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10月5日,张国焘更加变本加厉,公开打出反党旗帜,于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会议,做出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张国焘这一严重的反党行为,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都表示坚决反对,坚持:“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中央,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徐帅也不赞成张国焘的错误言行,他常用沉默不语、前方打仗、身体不适等为由,而拒绝出席张国焘召开的会议。他们的这种态度,在红四方面军各级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11月上旬,在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过程中,关于红军主力是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领导人产生不同意见。张国焘主张:“要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徐帅和陈昌浩政委商量后认为:“还是应该按原定战役计划执行为好,重点要加强左翼的攻击,以夺取天全、芦山、雅安地带为上策。”争论中他们摆出了三条理由说服张国焘:一是天、芦、名、雅地区人烟和粮食较多,部队利于补充;二是红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能获得更多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2、6军团较近,能对他们的长征转战,起到有力地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易策应红2、6军团转战。徐帅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悠哉游哉的。”陈昌浩政委赞同徐帅的意见,认为:“蹲到川康边地区,被敌人封锁住,红军的处境将会更困难。”这样,张国焘没再坚持他的固知己见。战役仍按既定计划执行。

11月下旬,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区,与长征先期到达的红25军及陕北红军会合后,在直罗镇打了1个大胜仗。这一仗,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打开与东北军张学良的统一战线局面,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称赞:“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张国焘为了缩小党中央的影响,不让宣传直罗镇战斗的重大胜利。徐帅知道后,明确指出:“红军打了胜仗,不仅要向部队宣传,还要向川康边地区的人民群众宣传。”胜利的喜讯通过电波、报刊、标语、演出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之后,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进一步提高了党中央的威信,扩大了胜利的影响。事实再一次教育了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在陕北打了大胜仗;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率军南下,损兵折将,减员过半。谁对?谁错?不是泾渭分明吗!

张国焘南下川康边地区后,处境日趋严重。徐帅提出:“把红军主力开到甘孜、炉霍地区整训,准备第二次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这一正确主张,得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大力支持,陈昌浩政委也坚定地站在徐帅一边。张国焘孤掌难鸣,勉强表示同意。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准备迎接红2、6军团后,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至此,张国焘进行了9个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宣告彻底失败。红四方面军在“迎接红2、6军团,准备第二次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粮、筹款、筹集物资等工作。徐帅在一次动员会上,特别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6月底,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2、6军团进入甘孜地区后,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写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2、6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红2、6军团!”大幅标语,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和食盐,腾出并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木柴和开水;由红4方面军指战员亲手缝制的毛衣、毛袜等慰问品,一件件送到战友手中;召开联欢大会,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心情激动,充分显示了两支红军主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三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的意见。正当红四方面军调集部队西进时,徐帅率先赶到临洮,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西渡黄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随即返回洮州,向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汇报,并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9月27日,党中央来电,明令禁止西进,力促北上。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主张部队西渡黄河,再次穿过荒无人烟的水草地,也表现出极大愤慨和抵制。徐帅严正警告张国焘:“你再要部队翻雪山、过草地,是没有人跟你走的。”陈昌浩政委积极赞同徐帅的意见。最后,张国焘终于放弃了西进计划。

10月,先后在甘肃的会宁、平锋镇、将台堡和兴隆镇地区,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并且指出:“我们在这一抗日前进阵地会合,证明强盗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贺电号召:“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正文 第十三章 长征中的聂荣臻

长征,铁流二万五千里,中国工农红军在前有敌人拦阻、后有敌人追击的艰难形势下创造了这一时代壮举。当时,红军不仅要战胜数倍于己的反动军队,还要战胜自然界的千难万险,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934年10月中旬,红1军团近2万名将士先后离开了根据地的群众,告别了为之浴血奋斗的山山水水,踏上了寻求解放全中国的漫漫征程。

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瑞金时,正当夕阳西下。

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轮子,落在远处的山边上,从山的缺口背后射出了一束束很长很长的光线,它好象在收回一切力量。层层叠叠的群山,渐渐变成了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线上。瑞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走出家门,默默地站在道路两旁,用眼泪、用忧虑的表情为红军送行。聂荣臻走在队伍里,不时地回过头来。他太激动了,真舍不得离开瑞金的山山水水,舍不得离开送别的乡亲和战友。快三年了,他亲眼看到根据地人民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盐送粮,调治红军的伤病员,他们把自己的血输到伤员身上;他们不分日日夜夜,同红军并肩站岗、放哨,建设苏维埃政权。现在,红军要走了,反动派会更加凶狠地镇压和蹂躏这块红色的土地……想到这里,聂荣臻依依不舍,放慢了脚步。

红军出发时,把印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还有兵工机器等大量笨重的物资都带上了,真像一次大搬家。聂荣臻自己的行李只有一条毯子、两条被单,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套灰色的绒衣。这是他南征北战的全部家当。进入五岭山区以后,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伍拥挤不堪,行动缓慢,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

载重行军极其艰难;蒋介石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蒋介石经常吹嘘的所谓“钢铁封锁线”。1军团对面的敌人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这股敌人发现红军主力突围以后,边打边撤,似乎无心恋战。聂荣臻指挥部队经过3小时激战,就把这道“钢铁封锁线”冲垮了,红军主力在1、3军团的掩护下,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

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湖南桂广、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守敌主要是陈济棠的部队。尽管这里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互相连结,但由于陈济棠履行了同红军签订的秘密协议,只进行了形式上的堵击,主力红军没有费多大劲,一军团却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第1军团对面之敌是一批保安部队,他们没有和正规红军交过手。不知何种原因,陈济棠关于为红军放行的命令还没有传到这个部队,他们驻守一个叫城口的路隘,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红2师6团团长见此情形,命令1营佯称国民党的军队,从正面前进,与敌人纠缠,2营从侧后迂回,很快缴了这股敌人的械。当他们看清站在面前的是红军时,惊讶极了,一个个举起手,说:天哪,红军怎么来得这样快。

突破两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通过空中和地面的多种侦察手段,基本判明了红军的突围企图。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跳出封锁线,气得火冒三丈,拍着桌子骂这个“饭桶”,骂那个“混蛋”,骂了整整半个小时,又气急败坏地命令部队堵击围歼红军。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线湖南境内的良田至宜章之间。这个地段,公路铁路交通都较发达,敌人调遣兵力非常方便,敌人在这一线也修了不少碉堡。

为了掩护全军顺利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党中央要求1军团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的安全地带顺利通过。

九峰山,峰峦连绵起伏,那九座峰顶,从上到下全是苍黑的岩石,有的地方非常突出,有在转瞬间就可能倾倒下来的感觉;有的地方又凹了进去,里面似有很深的岩洞。山坡上到处长着枝桠弯曲的野生杂木,就像巨人身上长出的粗毛一般。红军如果占领了九峰山,就可以阻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阻止他们从乐昌向红军中央纵队发动袭击和堵截。

左权参谋长建议说:是否可以派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看看敌人到什么地方了。

聂荣臻说:侦察也好,不侦察也好,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说不定你去侦察时敌人还没有到,当侦察连回来时,敌人就到了。军团担负着掩护中央纵队的重大任务,我们决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不一会儿,聂荣臻又说:派出侦察连侦察,我同意。但部队必须遵照军委的命令,控制九峰山。

左权马上命令侦察连去乐昌侦察。

不一会儿,侦察连长跑来报告说:通往乐昌的大路上已经看见了敌人的汽车。

11月6日下午3点,军团部到达离九峰山不远的一个小村庄。

不久,彭德怀指挥3军团的3个师也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从右翼保障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聂荣臻同战士们一起翻越九峰山的时候,是个雨天。起初雨点还只是稀稀落落的,不多时,雨水就哗哗地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天公不知为什么震怒,立时收走光明,使大地黑得如同夜晚。连日行军,聂荣臻的双脚磨起了泡,磨破了皮,雨水一浇,火辣辣地痛。九峰山上没有村庄,远近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行进,疲劳、饥饿、寒冷,像三个恶魔,折磨着聂荣臻和他的战士们。电讯传来,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都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了。聂荣臻也兴奋起来,忍着脚上的剧痛,紧走几步,站到一个山坡上,摸一把满脸的雨水,对大家喊:同志们,加油呀,中央纵队赶到我们前面,已经越过封锁线了。

雨还在一个劲儿地下着,部队加快脚步行进,战士们回头只望见九峰山莽莽苍苍的背影。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越发坐立不安。他精心组织了数十万部队,满心希望这每一道都成为截杀剿灭红军的“钢铁封锁线”,不想,皆被机智勇敢、不畏牺牲的红军全部突破了。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作出了三项决策。他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的部队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红军;命令粤军陈济棠的主力进至粤、湘、桂边境,截击红军;命令桂军白崇禧用5个师的兵力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堵截红军。

湘军军阀何键,上过保定军官学校,当过浏醴游击队司令,在1927年的“马日事件”中积极反共有功,后升任湘赣“剿匪”总指挥,因其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屡战屡败,很不得志。这次蒋介石又给了他一顶“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他趾高气扬,以为这一次必定可以大功告成。他上任以后,迅速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由刘建绪任司令,率领4个师在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由薛岳任司令,率领4个师在零陵地区集结;第三路由周浑元任司令,率领4个师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由李云杰任司令,率领两个师配合第三路行动;第五路由李温珩率领一个师,配合粤军和桂军行动。这薛岳和周浑元的第二路和第三路军正是后来同聂荣臻交手的敌人。

湘、桂、粤三路军阀,多至25个师。蒋介石满以为这样部署万无一失,一定能够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但是,这三路军阀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部队的进退,谁也不想先和红军交手。当红军主力进至湖南、广西境内时,薛岳、周浑元的部队行动迟缓。从宜章至湘江的广大地区,敌人没有修筑堡垒,防御力量薄弱,出现了有利于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裂痕”。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1军团在中央纵队的右翼前进。他们的前方,是两条由南向北流人洞庭湖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

何键急于向蒋介石表功,想把右翼的红军歼灭在潇水之滨,命令薛岳和周浑元的部队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合击1军团的部队。道县原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县城,也是潇水河上的一个大渡口。1军团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就必须先抢占道县。1军团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陈光、刘亚楼指挥的红2师。

红2师打头阵的是4团。4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向道县急进,于11月24日拂晓攻人道县。由于薛岳和周浑元的主力部队行动迟缓,道县守敌兵力不多,耿飚和杨成武的部队只用了个把小时就消灭了此处的守敌。担任迂回的5团和6团也及时赶到了,他们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拦阻薛岳的主力,同时在潇水河上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等地架设浮桥,掩护中革军委后续部队过河。中央纵队到达之前,聂荣臻亲自到浮桥上查看了。滔滔潇水,被英勇的红军驯服了,河面上汹涌的浪涛没有成为阻拦红军前进的障碍。

湘江,是蒋介石组织的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地段。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湘江平行的桂黄公路。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已经修筑了140多座碉堡。蒋介石费尽心机,为了在这条以橘子洲而闻名中华的湘江上达到围歼红军的目的,汇集了20个师。湖南军阀何键把他指挥的部队从长沙调到衡阳,并命令:第1路军刘建绪的4个师迅速占领桂北全州;第2路军薛岳的4个师进驻黄沙河。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和李云杰的6个师也从红军背后似拉网式压过来。

然而,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湘江防线出现了先天性的裂痕。桂系军阀白崇禧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广西讨贼军和北伐军的参谋长,向来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虽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追随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但视桂系军队和广西地盘比任何什么都重要,从来不肯一心一意地为蒋介石效命。自从红1军团的部队渡过潇水后,白崇禧害怕红军攻取桂林,突然命令扼守在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系主力迅速撤离,在龙虎关、恭城一带构筑工事,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也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广西。湘军军阀何键也担心红军主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意调湘军主力前去接防。如此,湘江这道“钢铁防线”上就出现了一个缺口,兴安、全州一线,敌人兵力空虚。可惜,博古等人没有抓住这一求之不得的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之畔遭受重大损失,也迫使红1军团在湘江之滨与反动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

11月27日,红军的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和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候,如果全军轻装急进,就可能赶在敌人的防御部署调整之前抢渡湘江。但是,红军行军时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道路狭窄,行军速度太慢,每天只走四五十里,中革军委纵队迟至29日才赶到界首。两天,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两天啊!就在这两天里,国民党军队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迅速集结了进剿部队。

一场血战的序幕拉开了。

聂荣臻接到军委关于强渡湘江的命令后,决定由1师暂时滞留在后面,配合红5军团阻击紧追不舍的周浑元的部队,保住潇水河西岸的阵地;率领红2师由道县出发,向湘江急进。

2师以4团作前卫,很快到达界首渡口占领有利阵地;5团和6团也于27日抵达大坪,涉水渡过了湘江。

全州既然没有能够夺到手,聂荣臻提出将第一道阻击线定在距全州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脚山铺,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与湘江并行的桂黄公路从全州延伸过来,正好与脚山铺的山岭相交。公路两侧,夹峙着数公里长的小山岭,小山岭高低起伏,两侧都有几个高差上百米的小山头,山坡上长满了小松树。山岭前是一片开阔地。聂荣臻来到脚山铺左侧一个叫黄帝岭的山坡上察看,觉得眼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阻击阵地,胸有成竹地说:左权同志,把2师团以上干部都叫到黄帝岭上来,现地明确任务。告诉大家,我们要学淮阴侯韩信,背水一战。背水一战,知道吗?

聂荣臻说:1师还没有过江,军团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主要靠你们2师了。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之畔围歼红军,这里的战斗一定会很激烈,敌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三个团的工事必须在天黑以前构筑好。

聂荣臻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到红军直奔湘江,没有进驻广西的意图,又把他的五个师调到了灌阳和兴安两地。从11月27日起,白崇禧的部队同彭德怀的3军团激战不止。聂荣臻渡过湘江的第二天,湘军何键的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命令部队从全州向脚山铺急进,向红2师发起猛攻。这么一来,桂、湘两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企图夺取渡河地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这时,红军的两个军团已经控制了从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大约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这个地段内,湘江有四个浅滩可以涉渡。中央纵队已经到达距离湘江160多里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担任总书记的博古组织中央纵队轻装急行军,抢渡湘江,一天就可以到达湘江边。但是,他没有,行动十分迟缓,而湘江两岸的战士为了守住渡口,保卫中央纵队顺利渡江,每时每刻都在付出血的代价。

1、3军团在湘江两岸一展开,红军主力要渡湘江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何键急了,他命令刘建绪的4个师从全州倾巢出动,轮番向红2师的脚山铺阵地进攻。战斗打响,聂荣臻就离开了军团指挥所,同2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黄帝岭阵地上,几乎每一寸土里都有敌人的弹片。战士们拼杀得非常勇敢,阵地岿然不动,但是,部队伤亡很大。聂荣臻想,照这样打下去,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之前,2师是难以守住黄帝岭的。他对左权参谋长说:如果五军团已经接替了潇水河西岸的阵地,那么,就让1师尽快赶到前线。要渡湘江,脚山铺必须万无一失。

30日凌晨,1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带领部队渡过了湘江。部队连日战斗,十分疲劳,过了湘江,有的战士站在路上就打起呼噜来,有的往树上一靠,睡得很死。左权参谋长本想让1师稍作休整,但是,聂荣臻坚决不同意。聂荣臻对李聚奎和赖传珠说:“军情紧急。军团的部署已经作了调整,你们师立即紧急动员,进入阵地。”

一小时以后,红1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1师和2师的两个团在前方阻击,一个团在后方担任预备队。天色微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敌人又开始进攻了。第一次冲锋,因为没有飞机掩护,投入的兵力不多,很快就被红军打垮了,在黄帝岭、尖锋岭阵地前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太阳升高了。飞机开始轰炸,敌人组织第二次冲锋。阵地上硝烟弥漫,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往山坡上冲锋的人也越来越多。

下午,敌人的炮火更猛,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1师把预备队也用上了,敌人还是冲到阵地上来了。米花山阵地,美女梳头岭阵地相继破敌人突破。在脚山铺的西边,1师只有怀中抱子岭一块阵地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漆黑的夜幕笼罩在湘江两岸的山岭上,脚山铺的峰峰谷谷,在阴郁昏暗的夜空里忽隐忽现。1师的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阵地丢失以后,对东面2师的阵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利用夜暗的掩护,从三面对2师的前沿阵地尖锋岭发起了进攻。坚守尖锋岭阵地的只有5团的两个连。聂荣臻听到尖锋岭上激烈的枪声,就对5团政委易荡平说:荡平同志,我们上尖锋岭看看去。

一听这话,刘亚楼一把拉住聂荣臻说:聂政委,你千万别去尖锋岭。我同易荡平一起去。易荡平说:聂政委,刘政委,你们不能离开主阵地。说着,他向聂荣臻和刘亚楼敬一个军礼,带着警卫员上了尖锋岭阵地。

尖锋岭,敌人像蚂蚁似地往上涌。5团的两个连,伤亡得只剩下不到100人了。易荡平政委还没有上阵地,就和敌人拼杀起来。在山腰上,他打死了6个敌人,自己的右胸和胳膊上也被敌人击中了三枪,伤口血流不止。

5团的阵地被敌人攻占了。2师只剩下黄帝岭一块主阵地。中央纵队不知何时能渡过湘江。

敌人又向黄帝岭逼近。黄帝岭上,一场惨烈的拼杀之后,敌人丢下数百具尸体,被迫缩回去。黄帝岭终于守住了。

夜深了。枪声炮声渐渐消失了,黑暗下,湘江水同两岸的群山在低沉地悲鸣。

聂荣臻坐在军团指挥部里,没有一丝睡意。他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渡过湘江以后,军委要求过江的红1军团24小时都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军委拍来的电报,十万火急。一旦湘江西边的阵地守不住,后果不堪设想。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把阵地上的情况加急电告军委。电文如下:

<small>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small>

电报发出两小时。时针已经指向12月1日凌晨一时半。聂荣臻收到了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向全军下达的紧急作战命令,其中命令:1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并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向西前进之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

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指挥所到每一个连队,从聂荣臻政委到各级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

天刚破晓,敌人又开始新一轮进攻了。经过一夜的调整,敌人的火力更猛。画有“青天白日”徽号的飞机轮番在红军阵地上盘旋,数百磅的大型炸弹掀翻了阵地上的巨石,炸毁了红军修筑的工事。

一位参谋拿着一份电报到阵地上来见聂荣臻。电报是总参谋部发来的,要求红一军团两个师在12时以前保证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

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声中,敌人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红军战士的身上也在流血。敌人猛攻3团的阵地,没有得手,却突破了1师和2师的结合部。

两个营被敌人包围了。

2师也面临着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聂荣臻看看太阳还未至中空,坚决命令2师: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时针终于指向12时。

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越过桂黄公路,1师和2师可以互相掩护,撤出阵地了。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气。

谁知,更危险的情况又发生了。

1师和2师撤出阵地以后,分别从木皮口、鹞子江口和庙山、梅子岭这两个山隘口进入越城岭山区。

聂荣臻赶回军团指挥所。军团指挥所在离前沿稍远的一个山坡上。聂荣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研究部队的行动计划,警卫员邱文熙急促地跑过来,一把拉起聂荣臻,说:首长,赶快转移,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

聂荣臻一惊,说:敌人?来得这么快。

首长,是敌人上来了。我没有看错。警卫员边说边拉聂荣臻。

聂荣臻走到前面一看,果然有一队敌人,端着刺刀向军团指挥所冲过来,就大声命令:赶快撤收电台,指挥所向梅子冲山隘口转移。

左权一听,急忙放下饭碗,组织警卫部队准备就地抗击敌人,掩护聂荣臻和指挥所转移。聂荣臻看见警卫排长刘辉山,说:刘排长,你立刻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政委,要他带着政治部立刻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话音刚落,敌人的一排子弹就向指挥所扫过来。

刘辉山才迈出几步,突然“啊”的一声尖叫,跌倒在地。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

聂荣臻和左权同指挥所人员一起,边打边撤,没走多远,头顶上出现了敌人的两架飞机。当时,红军还没有高射兵器,蒋介石的飞机很猖狂,几乎是擦着树梢向红军扫射,投炸弹,偶尔也撒下一片“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之类的宣传品。炸弹、子弹和狗皮膏药之类的宣传品,红军战士都不在乎。但是,飞机飞得太低了,发动机“嗡嗡”的轰鸣声和气浪的冲击声,往往把战士们惊得收住御步,呆呆地看着飞机。聂荣臻急了,厉声喊道:快走,大家快走,头上的飞机掉不下来,后面的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快走呀!

接近梅子冲的时候,1师也撤退下来,与军团指挥所会合。

梅子冲,是进入越城岭山区的两个山隘口之一。说是隘口,实际是一大堆岩石从上到下裂开,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人行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过。小道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冲子顶上的那两块大岩石紧挨着,只能让一个人勉强地通过。聂荣臻知道梅子冲这个隘口太窄,部队拥挤,不可能很快通过,就命令1师派出两个连到梅子冲右侧的山坡上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通过山隘口。

聂荣臻赶到梅子冲的山隘口时,红9军团军团长和政委也带着部队赶到了。听到敌人追赶的密急的枪声,聂荣臻焦急起来。见鬼,山隘口本来就拥挤,9军团也拥过来了。他问罗炳辉:罗军团长,你们有多少部队要从这里通过?

连军团部,共两个团,罗炳辉说。

聂荣臻微笑着,往岭上跨了一步说:那好,罗军团长今天你就发扬风格吧!你们部队少,可以从左侧的庙山通过。从庙山到越城岭,虽然要绕点路,但也不远。梅子冲这个隘口,今天一定得让我们军团通过。片刻,聂荣臻又说了一句:你们从庙山走,我们掩护你们。

罗炳辉,这个曾经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的云南将领,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很钦佩聂荣臻的学识和人品。这几年,他和聂荣臻虽然都在苏区参加反“围剿”战争,见面的机会却不多。今天在梅子冲相遇,很想同聂荣臻谈谈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想法。看到拥挤在山隘口的部队,罗炳辉毫不犹豫地说:那好吧,我们从庙山走。梅子冲,留给你们军团过,也够挤的了。

聂荣臻很高兴,握住罗炳辉的手说:1军团的全体指战员都感谢你们了。

左权催促聂荣臻,说:聂政委,你快走吧,我在这里指挥。

聂荣臻看着红九军团的队伍远去,回过头来说:左权同志,你带部队先往越城岭赶。这个小隘口,我来调遣部队,我来指挥。

1军团的部队缓缓地通过了梅子冲,聂荣臻还静静地站在山坡上,望着滔滔湘江水,思绪万千。突然,8军团的一位团长跑上来说:聂政委,情况不好,我们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切断了!

聂荣臻心里一急,说:你们赶快通过梅子冲,能过去一个团,先过去一个团。

天又渐渐黑下来,夜间过梅子冲就更不容易了。

中央纵队渡湘江时,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还不时地询问毛泽东过江了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向湘江边大步走来时,急忙迎上去,请毛泽东赶快渡江。毛泽东提出和周恩来一起过江。周恩来坚持要毛泽东先过江,他还有任务要交代。周恩来过江不久,敌人就围追上来,把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阻止在湘江东岸。第二天,当聂荣臻得知彭绍辉指挥的第34师等部队没有过江时,毫不犹豫地派遣一个营,重渡湘江,要求他们把湘江东岸的部队接过江。

第34师是新成立的部队,携带的物资多,行动比较慢。聂荣臻派出的一个营虽然把一些部队接应到西岸,但是,由于敌人来得太快,在其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湘江东岸的部队虽经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血洒湘江,壮烈牺牲,突出包围的同志也未能过江,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湘江战役,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折损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呀!

摆脱了敌人,部队在一片大树林里休息,聂荣臻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浑身上下像是散了架。几天几夜紧张激烈的战斗饥渴、疲劳几乎要把他压垮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忽然想起身上还有一包饼干,这是警卫员为他在路上准备的干粮。

在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有一座20世纪30年代初期修建的砖木结构曲尺形洋房,洋房一楼一底,面向街道。楼上四周有走廊相通,楼下正门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这里原是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邪。自从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驻于此地,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以后这座曲尺形洋房,在中国革命史中,在世界历史上,就有了特殊地位。

60年代中期,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遵义那座楼的影像被铸在精致的徽章上,为千百万革命群众所仰慕。毛泽东主席说:在这次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而聂荣臻正是对这投“关键的一票”的王稼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

让我们重温历史的这一页吧!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便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并将何键的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一面协同白崇禧的桂军尾随红军追击,一面要黔军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这时候,红军的行军纵队中有两副担架特别引人注目。一副担架上躺的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蒋军飞机炸成重伤,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另一副担架躺的就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聂荣臻在翻越九峰山时双脚磨掉了一层皮,因为没有时间治疗,早已化脓溃烂,无法行走,过湘江以后,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戴济民为聂荣臻开刀疗伤。这样,聂荣臻就不得不被担架抬着行军了。

王稼祥和聂荣臻都到过苏联莫斯科,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都经历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和湘江战役的艰苦岁月;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为红军的前途而担忧。当这两副担架并排行走的时候,两位同命运共呼吸的战友总有说不完的话。

有一天行军,王稼祥说:我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那两次战斗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就是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避强打弱、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结果。

聂荣臻说:你也知道,第五次反“围剿”打得多惨呀,把根据地都打完了。

王稼祥悄声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是这样想的。

王稼祥说:博古、王明这几个人,到开会的时候,要把他们轰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你看他这一路行军,都是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就忙个不停。

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缓缓西进。聂荣臻躺在担架上,望着婉蜒前进的行军队伍,深深为部队的减员和士气而担忧。连日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补充兵员就是一个大问题。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不像老区那样踊跃地送子弟兵参军,离开根据地以后,红军减员多,补充少,在优势敌人的追剿下,这不得不引起这位军团政委的忧虑。敌人的湘江防线虽然突破了,但离根据地却越来越远了。一些干部见面,总是有意无意地问:聂政委,我们到底向哪里转移呀?聂政委,红军到哪里开辟根据地呀?现在,“转移”两个字已经在广大指战员的心头积下了许多疑问。他作为军团的政委,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尽管前面有千难万险,中央已经决定一军团要与2、6军团会合。

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时,党中央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迫于敌军围追堵截日益严重的情势,许多人已经感到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原定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是挽救红军的正确道路。

12月14日,红军突破黔敌防线,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守敌听到红军进攻的枪声,即放弃该城,不战而逃散到城外。聂荣臻很想进黎平城看看,但是想到自己的脚还难以行走,就随先头部队出发了。

王稼祥留在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不去湘西去贵州的意见,认为在严重的敌情威胁下,到湘西去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初始以遵义为中心,一旦形势不利,就可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继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于是,红军改变前进方向,向遵义进发。

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军委命令1军团的1师和2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强渡乌江。聂荣臻躺在担架上,在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指挥渡江。

墨乌色峡壁之间的乌江,如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奔腾。江面不算宽,大约只有200多米,流速却达到每秒钟1.8米,江水拍击崖岸,溅起数米浪花,涛声振天;无论投下什么东西,落水的瞬间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乌江南北两岸,是十里陡峭的石山。上下乌江,就得经过这十里陡山。为了顺利突破这道天堑,4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冒着鹅毛大雪,亲自到江边侦察。第二天组织数名勇士试渡时,准备架桥的绳索又被敌人的炮弹打断,两批竹筏子也被激流卷走。

一天一夜的偷渡没有成功,急得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连夜赶到乌江边,组织部队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笺。组织强渡时,还借了一名神炮手,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连打三发炮弹,把敌人的滩头阵地打垮了,才把桥架起来。与此同时,聂荣臻不顾风雨交加,与1师的勇士们一起,在龙溪口龙坝渡口组织强渡。这个渡口水势稍缓,但由于夜暗风急,许多战士都落水了。聂荣臻也险些被风浪卷下水。

突破乌江以后,王稼祥和聂荣臻两副担架之间,又多了一个骑马的人: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聂荣臻猜到了刘伯承到红一军团的意图,笑着对他说:伯承同志,人还在马上,心已经进遵义城了吧!

黎平会议上,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经验教训。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是失败的,红军不能再由他们摆布。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占遵义,把敌人的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如此,党中央就赢得时间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尚未深刻认识到由于自身的错误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进遵义城以后,仍四处活动,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游说。

1935年1月15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日子。

战争的风云暂时消散了。何键虽然没有被免去“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却率领20个团转至常德地区作战去了。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在长江南岸摆了一线,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冒进。尽管蒋介石十万火急调粤桂军队尽速北上遵义,但粤桂军阀们知道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仍将部队迟滞于黔南。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的部队又被滔滔乌江阻隔,难以施展他们的枪炮。

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却白热化、公开化了。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会议的前一天,聂荣臻接到军委指示,将1军团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前来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的脚伤没有好,三天会议,都是坐担架来回。

在反“围剿”战争中实际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他曾在30多年后回忆说:遵义会议的情况同“文革”时期举行的中央全会有类似之处……遵义会议上,除政治局委员外,还邀请了军事指挥员和毛泽东的其他支持者出席,他们成了与会者的多数,并最终使会议有可能对前一时期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谴责。显然,布劳恩是把聂荣臻等军事指挥员看作毛泽东的支持者了。

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其《邓小平》一书中亦对遵义会议提出了大胆的猜想。他说:我们也不知道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如何通过和由谁参加表决的,它很可能是与会者在毛泽东的主张已经占上风时,以齐声口头表示赞成的办法通过的。

话说得很平谈,其实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关键时候是非常激烈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生死悠关的斗争。

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严厉批评。

王稼样在毛泽东讲完后立刻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由于形势所迫,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承认错误。

李德坐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很低落,态度却十分顽固。遵义会议没有给这个外国人安排正式席位。

聂荣臻想得最多的是革命的发展,红军的生存。在与会者情绪激昂,争论激烈的会议上,聂荣臻坦率直言:我和伯承同志都觉得,我们应该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不是我们偏爱四川,而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要比在贵州好得多。这一路上,大家也看到了,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又没有工作基础。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会很多。四川则不同。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开辟了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四川是西南富庶的地区,人烟稠密,这些年军阀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四川对外交通不方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很难往四川调大量部队。

遵义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聂荣臻和刘伯承这两位军事家的建议得到肯定和重视。

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产生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否定了博古《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提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且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使党的领导人发生了重大变化。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长征开始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的决定,震撼了敌人,振奋了军心。聂荣臻在给仁怀县一家地主场院红1师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这时天下起了小雨。一些人坐在屋檐下,还有一些人就坐在场院上。1师政委谭政给聂荣臻举着一把雨伞,整整3小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走开。

聂荣臻讲完了,干部们热烈鼓掌欢呼,完全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受过王明路线打击、义愤填膺的干部,此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分开心。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为了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沿西昌大道继续北上。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的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不畏艰辛,演出了巧过彝民区,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一幕幕震撼世界的历史壮举。

此时,为了在地理环境险恶的地区为北进的红军开辟一条道路,中革军委临时调整了聂荣臻的职务,离开红1军团,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

先遣队,就是要逢敌开路,遇河架桥,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使聂荣臻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先遣队的司令员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聂荣臻眼里,他的这位四川老乡军事阅历丰富,遇事深谋远虑,工作作风细致扎实,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人情也很熟悉。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但他少小离家,对四川西北的情况了解不多,对于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彝族地区,什么“黑骨头”、“白骨头”之类的,知道得就更少了,有刘伯承这位老军人作搭档,聂荣臻心里踏实,自信前方没有跨越不了的天堑。

先遣队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天堑是大渡河。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登相营、越西到富林。这条大道上不仅有国民党刘文辉的第24军防守,四川军阀刘湘所属的王泽潜部也正在向富林开进,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段;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到安顺场,这不仅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还必须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民区。听了侦察组的报告,刘伯承对聂荣臻说:荣臻呀,敌人显然是判定我们要走西昌至富林的大路,所以沿途都有重兵把守,我军要从富林渡过大渡河,与敌人主力顶牛,不易成功呀!

聂荣臻思考了一会儿,说:是否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呢?

刘伯承点了点头,说: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大凉山彝民区。彝族分为黑彝和白彝。纯粹是彝人血统的叫黑彝,汉人称其黑骨头;彝汉混血儿叫白彝,汉人称其白骨头。黑彝和白彝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主要是与汉人有矛盾,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要走这条路,得做好彝人的工作。

聂荣臻说:不管黑骨头白骨头,我们都能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彝族人总比刘文辉的枪杆子好说话。我建议红军走这条路。

刘伯承立刻起草了给军委的电报。出发前,刘伯承对大家说:今天我们要到冕宁。冕宁曾经是彝人聚居的地区,后来被反动政府把彝人赶跑了。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炮,但他们同反动军队不同,也是被压迫者。在彝民区,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傍晚,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先遣队进入冕宁。伪县长闻风丧胆,在两连护城兵的保护下,带着一群土豪劣绅逃往西康去了。由于中共冕宁地下党做了许多解放冕宁的准备,红军进城时,商店红灯高挂,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不时地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忽然,3名彝族同胞突然跪倒在聂荣臻和刘伯承面前,满脸热泪,又是叩头,又是作揖。聂荣臻连忙把他们扶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有人说:官长先生,大牢里关了许多彝人首领。

聂荣臻好纳闷,问:他们犯了什么罪?

他们是被政府当作人质关起来的。如果彝人不听政府的话,就杀这些首领。

聂荣臻一听,愤慨地说:快派人把彝族兄弟放出来。

刘伯承也十分气愤,说:反动派制造民族隔阂,坑害了多少人呀,我们要好好款待这些彝族同胞。

聂荣臻还叫人把这些彝族首领请来一起喝酒。酒杯一举,双方随意多了。有几个会说汉话的彝人首领还讲了不少当地反动军队的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为红军带路。

先遣队的司令部设在冕宁县城的天主教堂里。聂荣臻进入教堂以后,特地召见了这里的神职人员,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的政策。当聂荣臻得知教堂里有5名法国修女时,又耐心地用法语同她们交谈,劝说她们不要惊慌。

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这片彝族区,山势险要,道路崎岖,野草丛生,树木葱茏。山涧之上,往往只搭设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先遣队的前卫连刚刚走完彝汉杂居区,忽然看见10多个男男女女被彝民驱赶着走下山来,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了,身上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前卫连的指战员急忙找了一些衣物给这伙人遮身体,一打听,这伙人开始自称是小商人,是到彝民区做生意的,看到红军没有什么恶意,才说出他们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兵和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他们想通过彝族区,被彝民抓起来缴了枪,衣服被剥得精光,侥幸留下一条命。

战士们一听,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萧华说:“我们是红军,我们不欺侮彝民,他们会客客气气的。”前卫连继续前进。可是,红军战士走了不到10分钟,突然被一伙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武器的彝民堵住了路。彝民们“吗呼”“吗呼”地吆喝着,人越聚越多。工作团的冯文彬想起聂政委交待的话,连忙带着“通司”(翻译)走过去。一个小头目说:白彝要点钱。

冯文彬问:他们要多少钱?

对方回答:200。

冯文彬立刻给了他们200银元。彝民们一抢而散。

先遣队走了不到500米,又有一群彝民来要钱,说他们是另一个部落的。交涉之际,有人喊了一声:我去找爷爷来。

不一会儿,一个披着头发的赤膊大汉带着十几名身背梭镖、腰围麻布的青年走过来,那大汉自我介绍说: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我们大家讲和。

原来,这个彝族区有沽基家和罗洪族两个较大的部落。当时,这两个部落正在“打冤家”。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助他们“打冤家”,所以对红军友好,而罗洪族则想袭击红军,刘伯承和聂荣臻得知这个情况后,认为不能偏袒支持任何一方闹自相残杀。

于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在一个名叫海子边的池塘旁并排跪地,按照彝族的礼仪,杀鸡滴血至米酒中,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口念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悔,天诛地灭,同此鸡一样的死。”说完,俩人将鸡血酒一饮而尽,结拜为金兰之盟,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一阵阵欢呼声,在海子边久久回荡。

晚上,刘伯承又准备了一些酒菜,请小叶丹和彝族兄弟们一起吃饭。

聂荣臻得知彝族区有100多里路,部队得用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便与刘伯承商量,选择一条便于行走的路线。小叶丹说:明天我叫沽基家的娃子送你们出境。

聂荣臻想到彝族区里还有其他部落,先遣队不摸清情况就往里闯,太危险,提出把前面的队伍撤回来,像当年司马懿似的“倒退三十里”,由沽基家派人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刘伯承听了,连声说:你想得周到,你想得周到。

第二天,小叶丹领着一帮人亲自为红军领路。彝民们打着赤膊赤脚,围着麻布、毯子,夹道欢送红军兄弟。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双手比比划划,表明他们的心意。红军战士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气氛非常热烈。小叶丹送了一程又一程,渐渐收住了脚步,依依不舍地说:刘司令,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我不能再走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过村寨,另外挑选了20个娃子到红军去学习军事,学好了回来打刘文辉。

刘伯承也依依难舍地对小叶丹说:后面的红军部队还多,拜托你一定要把他们全部安全送过彝区。

临别之时,刘伯承又让警卫员抬过擦得锃亮的10支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很受感动。

告别了小叶丹,聂荣臻还不时地回头望望远离的彝寨,心里想:这次先遣,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然,这种局面我还真难对付呢!

一股无敌的铁流,直向安顺场、大渡河奔去。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渡河河宽近百米,水深约30米,流速达到每秒钟4米,很远很远就可以听到大渡河激流的咆哮声。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当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人马,陷入了这条险道,先头部队已经冲到了安顺场,后尾部队却遭到袭击,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因为有大渡河这道天险,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队南攻北堵,把红军围歼在大渡河以南地区,梦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要飞越这道天堑,必须经过安顺场和泸定桥。

5月24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先遣队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河底乱石丛生,水面形成了无数漩涡,当地俗称竹筒河。这个地段鹅毛沉底,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这里不但无法架桥,船横渡时,也要先拉纤到上游二里,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船工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并用,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河对岸有石级,渡船要是对不正渡口一旦碰到两侧石壁上,就可能船毁人亡。尽管如此凶险,先遣队也必须渡河,红军也必须过江。

夜,多么深沉的夜呀!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到处昏暗一片。聂荣臻和刘伯承为了检查先遣队的渡河准备情况,冒着绵绵细雨,向前卫营走去。天太黑,路又不好走。聂荣臻想到刘伯承的视力不好,特意把刚刚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个法国手电筒带上,在前面为刘伯承照路。

大渡河水轰轰隆隆,巨大的咆哮声淹没了司令员和政委的脚步声。聂荣臻和刘伯承在一名参谋的陪同下,走进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的棚子里。草棚里,一支蜡烛忽闪忽闪地跳着。刘伯承用浓重的乡音问:“一营营长来了没有?”

孙继先营长赶紧回答了一声“到”。刘伯承仔细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不时地点头表示满意。聂荣臻问:“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一愣,说:“政委,我不知道。”

聂荣臻笑了笑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当年在清兵的追击下率领数万人退到大渡河安顺场,没有能渡过这条河,全军覆没了。前几天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说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你朱毛插翅难逃,说我们毛主席就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决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你回去以后,好好作个动员,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再仔细检查一遍。”

孙继先说:“我们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船是民团的一个营长带过来的,有几个地方已经坏了,我们正在组织人修理。其他地方就难以找到船了。”

聂荣臻说:“走,咱们到渡口看看去。”

渡口附近,一群战士为争当渡河的突击队员而争执不休。一名十六七岁的通信员看见聂政委走来,第一个迎上去,给聂荣臻敬一个礼,说:聂政委,你帮助说句话吧,我的水性好,一定得让我参加突击队。

聂荣臻哈哈一笑,说:“要当突击队员?这得由你们营长最后决定啊,叫谁去就谁去。”

孙继先营长沉思片刻,说:“你快去准备去吧!”

通信员敬一个礼,高兴地走了。

拂晓,雨住了。晶莹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洒在草茎和树叶上,蜘蛛网沾上这水珠,闪着银光。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凉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他们身旁就是掩护渡河的重机枪阵地。不一会儿,一个40多岁的老船夫和1团2连的17名身强力壮的勇士来到河边,他们每人带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登上了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

刘伯承举起单筒望远镜看了看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问:“赵章成来了没有?”

黄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

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只有几发炮弹了,一定要打准。”

轻重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了,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这是一条希望之船,一条负命千钧重的船。

渡船带着十七名勇士,一颠一簸,向河对岸斜冲过去。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渡船周围“簇!簇!簇!”地射落到水里,溅起朵朵浪花。河岸上,红军战士的心一阵紧似一阵。

冲锋号停止了。

刘伯承厉声问道:“为什么不吹号?”

萧华一把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又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吹响了号。

河岸上,干部和战士们都争着往前站,把聂荣臻和刘伯承挤到了后面。此时此刻,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宁可子弹打到我身上,也别打中我们的船,别打中政委和司令员。

哒哒哒!哒哒哒!红军的几十挺轻重机枪不停地怒吼着,把敌人的机枪压哑了。

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身下船,向敌人扑去。突然,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用火力压制登岸的勇士。刘伯承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晰,连声喊:“叫赵章成开炮。”

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的碉堡顶上;接连两炮,又在敌群中开了花。赵章成,真神!

勇士们乘机冲锋,一举击溃了北岸的守敌一个营,在大渡河这道被敌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上,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

聂荣臻站在滩头阵地,心情无比激动。这位南征北战的将军深深为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而感到骄傲。

安顺场水深流急,不可能架桥。尽管红军战士又寻找了三条船,但每条船一次只能渡40多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渡了一天,连一个团也没有渡过去。这时,敌人的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20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路程了。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聂荣臻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让工兵连去劈竹扎排,试验架桥,但竹排放入水中,立刻被激流冲走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赶到渡口。聂荣臻让警卫员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伯承、荣臻和先遣队的干部战士们。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们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

周恩来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你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聂荣臻说:我们正为架桥发愁呢!

毛泽东得知安顺场渡河困难时,当即决定让先遣队迅速夺取泸定桥。当时,敌53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安顺场赶来,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了解到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40里路时,便特别交待说:“伯承、荣臻同志,你们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呀,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顺利渡过大渡河,免遭石达开的厄命;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夺取泸定桥,是战略性措施呀!”

聂荣臻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是万一两军会合不成,就得由他和刘伯承带着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开创新局面。因此,他们先遣队的任务千钧重。

任务明确以后,聂荣臻和刘伯承就随着1师的部队向泸定桥急进。没走多久,天就黑了,路又不好走,他们只好找一处村庄宿营。第二天天未亮,聂荣臻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清脆的枪声,起来一查问,原来先遣队指挥部同一股敌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了。这股从安顺场败退下来的敌人是比红军早几个小时进村住宿的,他们也不摸红军的底细,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阵,有的被红军俘虏了,有的逃走了。

先遣队沿着大渡河东岸继续北上。为了攻取一处隘口,刘伯承带领一部分部队先走了。聂荣臻率领本队,一边走一边审问俘虏。几名俘虏异口同声地说:“跟在长官后面的是刘文辉的一个营,山后还有一个旅,就在长官行进右侧的山地上,都是布置在河旁的部队。”聂荣臻一听,急忙派人去告诉刘伯承,要他暂时停止前进,必须先夺取右侧的几个高地。否则,敌人居高临下反扑过来,先遣队将难于抵御而被压到大渡河里去。与此同时,聂荣臻指挥身边的3个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夺占了右侧那几个山头。

红4团的勇士们冒着大雨,日夜兼程,以一天240里的速度急行军。29日早晨,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的勇士们就抵达了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扼守川康要道。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4旅第38团守备。红军到达的前一天,敌人已经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九根光溜溜的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在桥头看一眼都令人头晕目眩。

为了迅速夺取泸定桥,当天下午4时,全团火器一齐向对岸开火,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共产党员和勇敢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踏着悬空的铁索,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真是奇绝惊险。勇士们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火墙,胜利占领大桥,冲进泸定城内。后续部队紧跟着前进,很快歼灭了守敌,攻占了泸定城,为中央红军打开了北上的通路。

雨,大一阵,小一阵,不停地下着。聂荣臻一把把抹掉脸上的雨水赶到泸定桥时,已是后半夜两点了。自从赶到安顺场,聂荣臻就发烧不止,四肢无力,一口饭也不想吃。这两天,聂荣臻硬撑着在风里雨里行军,赶到泸定桥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但是作为先遣队的政委,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在激励着他。他不顾众人劝说,坚持要去查看泸定桥。不亲眼看看大桥被敌人破坏的情况,他心里不踏实。杨成武无奈,只得提着马灯为聂政委引路。聂荣臻在铺上了门板的铁索桥上走了一遍,心中无比激动。他扶着一条铁索,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红军主力都从泸定桥上通过了大渡河这道天险,国民党的追剿部队又被甩掉了。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工农红军毕竟不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毛泽东也绝不是石达开。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1979年10月建立“大渡河纪念馆”时,聂荣臻回想起当年勇士们夺桥渡河的英勇气概,感慨万千,挥毫题词:

长征路上,尽是险恶的山山水水。聂荣臻率队渡过了大渡河,又艰难地翻越了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险峰。

为了尽快与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避免与四川军阀的部队纠缠,聂荣臻率领部队越过了二郎山脉附近一座名叫甘竹的高山。这条50里长的山路虽然只是一天的路程,部队行军却十分艰难。山上荒无人烟,道路两旁,到处都是纠缠不清的葛藤和被雷击倒的横七竖八的枯树干,路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腐枝败叶和苔藓。部队进山时,正下着绵绵细雨,天色阴暗,道路泥泞。许多地段,还要临时砍树开路,部队行动十分困难。下山时,战士们不得不用裹腿结成绳索,攀扶着向山下滑溜。为了及时走出这片山林,聂荣臻专门组织人把重机枪、辎重装备和牲口上的驮子滚下山去。

翻过甘竹山,来到天全和芦山,战士们就觉得好像到了天堂,高兴得跳了起来。聂荣臻已经接到军委通知,要部队迅速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合。为了迎接大雪山的考验,聂荣臻让部队在天全县休息之际多购买些蔬菜食品,改善生活,卫生部门要全面检查伤病号,补充营养。

夹金山,是一座终年积雪、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这座山空气稀薄、道路险峻,路是雪铸的路,树是雪裹的树。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的聂荣臻看到如此壮丽的大雪山,顿时觉得心旷神怡,精神爽爽。6月12日,当聂荣臻得知陈光师长已经率领部队翻过大雪山时,高兴极了。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向雪山进军。

聂荣臻刚退了烧,身体很虚弱,脚伤也化脓了,行走十分困难。开始,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聂荣臻上山。当聂荣臻得知左权参谋长也在生病时,连忙从担架上翻下来,对身旁的战士说:“你们快去抬左权参谋长。左参谋长还在后面呢,你们去帮帮他吧!”

当战士们坚持要再抬聂政委一段路时,聂荣臻说:“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一等,你们先去抬左参谋长。”

几名战士刚走开,聂荣臻就拄一根棍子,一步一步地往雪山顶上走去。

中午,忽然大雾弥漫,天气骤变。转眼之间,又飘起了皓皓白雪。风,一阵紧似一阵,雪花在暴风中狂舞。气温骤降,空气越来越稀薄。聂荣臻让战士们往前后传话,打开背包,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衣服太少的,就把被子、毯子披上,坚持往前走,谁也不许掉队。但很快,聂荣臻就感到自己喘不上气了,他只得闷着头往前走。想到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聂荣臻又兴奋起来,脚上也就有了劲儿。

凛冽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在人身上寒冷刺骨。聂荣臻每跨一步,都感到双腿有千斤重。突然,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政委,你休息一下吧!”

聂荣臻一回头,看见警卫员小吾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小吾手上的伤刚好,身体非常虚弱,实在迈不开步了。聂荣臻大步返回,双手去拉拽小吾,说:“小吾,你千万别坐下。这雪山上,你一坐下来就永远也起不来了。医生千方百计保住了你的手,你可不能把自己留在雪山上呀!”

小吾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话来。

聂荣臻让人牵来一匹马,说:“你抓住马尾巴,一定要抓住呀!”

狂风卷起雪尘,扑打着每一个战士的脸。接近山顶,行动更困难了。战马嘶鸣着,拼力向山顶走去。警卫员小吾死死地抓住马尾巴,似乎把生命都系在了马尾巴上。聂荣臻反复对小吾说:“咬咬牙,坚持住就是胜利。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往前走,要永远向前,向前。”

雪山,又一道天堑,终于被英雄们征服了。当聂荣臻在山下看到左权时,两个人都异常激动,高兴得相互拥抱起来。

正当红军在长征路上跨天堑、斗顽敌,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浴血奋战时,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驻天津参谋长酒井等人,以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为借口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在武力胁迫下,达成没有经过签字手续的《何梅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又以四名日军在张北县被国民党驻军扣留为借口迫使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于6月27日在北平与土肥原签定了《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都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驻军,解散机构,撤免抗日将领。10月,日本侵略军还指使香河县汉奸举行暴乱,策动汉奸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进行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华北丧权辱国的一连串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燃起了华夏大地的抗日烽火,也激发了长征途中数万工农红军的爱国斗志。富有爱国心的聂荣臻十分关心“华北事变”的发展。

9月中旬,尾追红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周浑元纵队集结雅安,胡宗南的4个师也在新疆、漳腊、包座一线筑起了碉堡群。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以后,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区前进。

当时,甘南的西固、蜗县、临潭一线,敌人只有鲁大昌的一个师,对行进中的红军威胁不大,但是有腊子口这个关隘。红军进入甘南,腊子口是必经之地。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城西北约120公里的迭山,是岷山山脉中的一个山口,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山中,隘口只有10多米宽,仿佛是一把巨斧劈开了一座大山。两壁峰峦对峙,高耸人云,中间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河。腊子河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抬头只见一线青天,地势十分险峻。民谚有“人过腊子口,象过老虎口”之说,素称天险,是四川通往甘肃的一个奇峻的隘口。红2师到达腊子口附近后,聂荣臻等人打电报给彭德怀: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为了夺取腊子口这个要隘,聂荣臻同陈光师长和萧华政委一起,冒雨前往察看地形,并根据杨成武等人的建议,决定用一个连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用两个连沿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出奇制胜。

战斗中,虽然正面进攻的连队屡次受挫,由于有一名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攀上敌人右岸峭壁悬崖的后坡,用裹腿带牵引战友,从背后偷袭敌人,在强攻连队的配合下,夺取了腊子口,占领了大草滩,不但歼灭了敌人,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2000斤盐。这些战利品,对于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真是无价之宝呀!

穿过腊子口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那匹骡子,冒着绵绵细雨,顶着阵阵寒风,又翻越了一座山,黎明时分,来到大草滩。大草滩是回民的一个集镇,当地回民很善于烙烧饼,集镇的烧饼摊上,一个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当地人叫作锅盔。一夜行军,聂荣臻饿极了。部队宿营以后,警卫员买来四个大锅盔。聂荣臻切下一块,咬了一大口,顿时觉得又香又脆甜,味道好极了。聂荣臻接连吃了两大块,连声说:“好吃,真好吃。小吾,你再去买些带上,行军路上也可以吃。”后来,毛泽东来到大草滩,吃了老乡烙的大烧饼后,也赞不绝口。

第二天,聂荣臻同红2师的部队一起进驻哈达铺。警卫员小吾知道聂政委爱吃当地回民烙的大烧饼,行李一放,就到街上买了几个大烧饼,顺手抓过烧饼摊上的一张《山西日报》一包,兴冲冲地捧到聂荣臻面前,说:政委,这是老乡刚烙的烧饼,还热乎哩,你快吃吧!

聂荣臻接过纸包,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翻看那张国民党编的《山西日报》。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聂荣臻每天都要看十多种报纸,通过报纸这条公开的渠道寻觅党中央最需要的信息。长征途中,由于日夜行军,有时候几天也看不到一张报纸。今天这张包烧饼的《山西日报》,聂荣臻看得特别仔细。

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双眼紧紧地盯住一行大字标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陕北红军的根据地又遭到围攻。

聂荣臻异常兴奋,高声喊道:“小吾,小吾,快找一匹好马来,立刻把这张报纸送给毛泽东,送给党中央。”

小吾一愣:“政委,这张报纸……”聂荣臻不等小吾说完,又催促说:“你快走,一定要亲手把这张报纸交给毛泽东。”

陕北还有一片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还领导了一支红军?

聂荣臻很兴奋,红军长征以来,由于受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多次改变行军路线,尽管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战胜种种艰难困苦,但是尚未确定一块理想的根据地。红军在哪里立足?到哪里发展?这是红军指挥员时刻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聂荣臻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红军在陕北还有一片根据地,就好像在茫茫大海的航行途中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这对中央红军大重要了。他兴奋极了,恨不得马上就去陕北根据地,就去找刘志丹。

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北伐战争以后,曾担任西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1928年初,参与领导渭北起义。“九一八”事变后,和谢子长等人一起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领导这支红军部队打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多次“围剿”。长征开始以后,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攻下,刘志丹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但是,陕北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刘志丹开辟的这片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聂荣臻的发现实在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贡献。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的第三天,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第1、3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妄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革命的根据地。前一个时期,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他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这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有七八百里路,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至此,长征途中的红军有了明确目标,陕北根据地将插上井冈山上的那面革命红旗。

在这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还宣布,中央红军改称陕甘支队。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聂荣臻担任第1纵队政委,下辖五个大队。红3军改编为第2纵队,彭雪枫和李富春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叶剑英和蔡树藩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会后,陕甘支队第1纵队继续北上,走向刘志丹那一片陕北根据地。

在通往陕北的前进道路上,聂荣臻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与敌人的骑兵作战。

骑兵,是配有马刀、枪枝,骑马执行作战任务的陆军兵种。骑兵进攻的速度快,机动性强,能实施迅猛有力的突击。冷兵器时代,骑兵作战曾是两军搏杀的主要形式,随着热兵器的广泛应用,骑兵的作战威力受到影响。但在草原上作战,骑兵仍然具有相当威胁。多年来,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两条腿的敌人,到了陕北草原,见敌人的骑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有的部队一时不知所措。

1纵队越过六盘山,前往青石嘴时,聂荣臻突然接到侦察连的报告,青石嘴村口发现了敌人,大约有两个骑兵连,可能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聂荣臻听后,爬上一个山坡,举起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的骑兵卸鞍拴马,乱哄哄的在青石嘴村口休息,似乎根本想不到红军已经来到眼前。此时,毛泽东也来到了这个山头上,聂荣臻把望远镜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看,说:一定要消灭这股骑兵。

于是,1纵队动用了3个大队的兵力,1大队和5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4大队从正面突击,3个大队像猛虎下山,干脆利索地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100多匹马。这一仗,不仅树立了步兵打骑兵的信心,聂荣臻决定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梁兴初成了第1任骑兵侦察连连长。

这一仗以后,敌人的骑兵似乎也知道红军的厉害了,不敢轻易同红军正面冲杀,而是以小股骑兵分队追随红军的行军纵队。红军掉队的战士和一些伤病员,都被敌人的骑兵杀害了。10月19日,聂荣臻同一纵队一起到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长征的尽头,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但是,红军进吴起镇的当天,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到了吴起镇附近。这“二马”是宁夏陕甘地区出了名的恶匪,杀人不眨眼,带了这条“尾巴”,对红军十分不利。

一天,毛泽东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到陕北,我们就被动了,得想个办法打痛他。你带几个人到前面去摸摸情况,摸清了情况,再下决心。”

聂荣臻心里早憋了一股气。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当天下午,聂荣臻就骑着马,同骑兵连的梁兴初连长一起到前沿侦察。傍晚,聂荣臻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刚下马,就对毛泽东说:“这股骑兵,也只有几千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要交起手来,他们也不得不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击,能歼灭这股敌人。”

毛泽东听了,微微点头。

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三天,1纵队和2纵队左右配合,首先在吴起镇西北歼灭敌35师骑兵团2000多人,然后又分别击溃了敌32师和36师的两个骑兵团,狠狠打击了敌人骑兵的嚣张气焰。聂荣臻还要求部队把俘虏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补充到红军的骑兵连里,扩充了红军的骑兵队伍。

正文 第十四章 耿耿忠心放光华:叶剑英在长征中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0月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在此历史重要关头,叶剑英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智慧,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h3>一、尽其所能护干部</h3>

红军长征前夕,叶剑英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调任当时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的工作。他到任后,首先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干部情况,及时向军委提出干部配备方案。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在战略转移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部分被打击的干部看作是“包袱”、“累赘”,想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剑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他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深人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深感其中的多数同志是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拥护党的好干部,有的人虽然犯过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有的则是编余干部。他认为,既不能把党的这些宝贵财富视为“包袱”,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因此,他力主这部分干部应该得到保护。于是冒着有可能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尽量设法让他们一同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内部决定,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当保卫局长带着这份名单,征求叶剑英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凡是他了解情况的,逐个陈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名单上有边章伍的名字,被划入要枪毙的一类。叶剑英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保卫局长被说服了,便把边章伍的名字勾掉。此后,叶剑英与边章伍一起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起此事。后来,边章伍知道了这件事,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这个脑袋是叶参座给保下来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他救命之恩!此事一直传为佳话。

那张干部“名单”是一个信号。叶剑英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自己有责任保护好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

在一次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他向军委领导人提出了妥善安置和保护干部的建议和方案,在他的提议下,经过军委批准,组成军委干部团(属随营学校),保留战斗骨干,收编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已被撤销的学校中的部分教员、学员和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和编余干部。这些干部能分配到各个军团和安排在军委机关的尽量安排,随时可以调入。这样,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重要干部,其中就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这批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并分配了工作,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当然,尽管叶剑英等主持正义的领导者竭尽全力进行保护,但由于自身处境也很困难,对一些被强行留下、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叶剑英后来回忆说:“李德这个人可厉害,他讲不赢道理,就用组织手段整你、处理你。长征时很多干部没带出来,像瞿秋白、古柏、毛泽覃、刘伯坚这些同志战死的战死,有的被杀掉。这都是李德他们搞的。”

叶剑英与刘伯坚是十分熟悉的老战友。刘于1926年同邓小平等先后被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做政治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深得冯玉祥信赖。1931年在中央苏区参与策划组织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功勋卓著。长征突围前,“左”倾错误领导者因为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反对过王明宗派集团,因此,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可是刘伯坚并没有因为受排斥而消沉,仍然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他见到叶剑英,特意把酒饯别,倾诉衷肠。两位老战友依依不舍,心情十分沉痛。刘伯坚望着滚滚的东流水,对叶剑英说:“现在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办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其实,叶剑英又何尝未反映过呢?他曾几次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说刘伯坚“婆婆妈妈的”,没有什么用,就是不同意他参加长征。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互道珍重,洒泪而别。后来,刘伯坚在赣南的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牺牲前,曾在狱中留下《带镣行》的著名诗篇。1962年,叶剑英在《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中赞日:“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这是多么激越悲壮、寓意深邃的诗句啊!当年刘伯坚在于都河畔、黎板桥头,送行惜别的情景,跃然纸上,使人想起战国荆轲刺秦王,和与易水畔击筑送行的好友高渐离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伯坚的壮烈一生,令人景仰不已。叶剑英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都十分沉重,对“左”倾错误领导者深恶痛绝。他惋惜地说,他们在长征前有意甩掉的许多好同志,后来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h3>二、连破封锁洒热血</h3>

1934年10月初,中央颁布《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出发日期和到达的地域。中革军委发出第五号命令,决定将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1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1纵队,与主力红军一起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这个纵队行动。此外,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等单位组成第2纵队,亦称中央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军委第1、第2纵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1纵队为“红安”,第2纵队为“红章”。在战略转移前夕,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不满李德的错误指挥而被降职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从这时起至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1纵队随主力红军从于都西南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11月8日,在汝城以南之天马至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15日,在良田与宜章间,通过第三道封锁线。12月1日,主力红军渡过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在突破这道封锁线时,面对国民党军几十万兵的前堵后追,博古等领导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红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虽然杀开了一条血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很快地减到3万多人。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突围行军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一路上,他最关心的是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望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红军渡过湘江,行进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这里,山势陡峭,道路崎岖。翻过山岭,涉过河流,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叶剑英摔倒在地。

“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过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把叶剑英扶上担架,伤口还在流血。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痛得厉害,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没关系,不要紧。”

经医生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臂部的地方,有好几公分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作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叶剑英对待自己负伤不大在意,但他对待别人却非常关心,使许多同志感受到温暖。他带伤工作,劳累过度,又加上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几次吐血,却仍坚持行军,还经常把自己的乘马让给伤病员骑。参谋孔石泉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脚负了伤,走路困难。叶剑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几十年后,孔石泉回忆起这件事,仍很动情地说:“叶司令员很关心我,如果没有他的那匹马,我也许走不出少数民族地区了!”

<h3>三、亲自率兵卫“朱、毛”</h3>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1、第2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确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指挥行军作战。

为了贯彻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的行动方案。1935年1月7日凌晨,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遵义城。1月15~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据黄鹄显、曾三、吕黎平等回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他拖着带伤的身体,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负责军委纵队的工作,还要领导军委一局的工作,每天不但要处理大量上报下达的文电,有时还须亲自起草电文。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起草电文喜欢用毛笔写,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写完后又一字一句点着看,认为准确无误了,然后签上“剑英”二字。他常对军委总部的参谋人员说,一字之差,可能会关系到部队同志的生死存亡,写好后一定要多看两遍。参谋起草的电文,他逐字逐句修改,有时只留下头尾,内容几乎全部改写,改完后,送给参谋重抄,然后他还要认真再看两遍,才签字发出。有的参谋人员不懂电报中的韵目代日,地支代日代时,他不厌其烦,把着手教,帮助参谋人员提高工作能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向川南土城赤水方向开进。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程范围内,情况非常危急。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过了一会儿,敌军吹起冲锋号,冲下山来,高喊:“活捉朱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当即下令:“通信排跟我来!”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高山,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遭到阻击,摸不清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退去。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大家说:“好险呀!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我们就要吃枪子儿了!”

<h3>四、三军团里助“彭、杨”</h3>

1935年2月28日,中央红军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3军团向中央发电报,指名要求叶剑英去接任。中央考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前方需要派得力的人,便同意了3军团的要求。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3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3军团作战。

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研究成立军事指挥小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委员以及红1、3军团负责人、纵队司令员、政委等。3军团参谋长叶剑英和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就在会议讨论下一步红军进军方向时,敌机突然袭来。在危急时刻,叶剑英第一个想到的是毛泽东,他眼疾手快,拉着毛的手,急忙跑出房间,隐蔽到山脚边的茅草地里。敌机空袭过后,继续开会。会后,叶剑英在三人小组的领导下,和彭德怀、杨尚昆一起制定3军团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趁夜经潭厂、两路口,袭取仁怀,三渡赤水。然后攻占铁厂、大村,在二郎滩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趋贵阳。

部队人不歇步,马不停蹄,翻山越岭,来到金沙江畔。金沙江的支流很多,过每一道河,叶剑英都要亲自勘察地形,指挥架设浮桥,或组织人员向敌军夺船渡河。行军作战中遇到问题,他总是找几个科长来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后向彭德怀汇报,最后再作决定。有一天,部队行军80里,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走在前边的部队突然来电说,行军前方有一座桥被水冲断了,需要连夜架修。这时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困马乏,已经很疲劳,叶剑英带伤走路,更是周身酸痛,但他仍然连夜召集司令部李天佑、孙毅等几个科长碰头研究办法,并要亲自带工兵连夜去抢修。几位科长看到他身体虚弱,坚决不让他去。叶剑英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将架桥任务交给孙毅。临走前,他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又作了具体交代,才放心地让孙毅带工兵连20多个战士前去。他们走了几十里路,在河边整整奋战了一夜才把桥架通。

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率领3军团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乘胜继续北进。经林枰,从二郎山旁越过人迹罕至、野兽成群的深山老林,指挥部队击溃四川军阀杨森所部6个旅的堵截。于6月初,占领了天全、芦山、宝兴,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道路,迅速赶到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它位于四川宝兴县西北、懋功东南,高耸人云,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红军指战员从云南一路转战来到四川,每人只有一套单衣,要过雪山了,想补充点衣服也无处可寻。最初他们想带些烧酒御寒,但山脚下人烟稀少,哪里去找这许多烧酒?叶剑英找大家商量,布置部队要多准备生姜、大蒜、大葱、辣椒,以备上山冷时咀嚼压寒,并对爬雪山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上午八九点钟,部队开始上山。叶剑英拄着拐棍,口里含着姜片,与警卫员范希贤一起向山上攀登。雪山上的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是阳光灿烂,过不多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夹着雪,打到脸上、手上,像刀割似地疼痛。叶剑英和大家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装,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人们用手捂着脸,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艰难地行进着。如果不小心,掉进雪窝里或雪崖下,就永远爬不起来了。好不容易走到山顶,叶剑英远远看见有三个人坐在那里,走近一看,三人都已冻僵牺牲了。他默默地摘下军帽,含着热泪向这些无畏的战友告别,陷入了沉思:自从离开中央苏区,一路上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他情不自禁地低吟:“越过千山与万水,红军西游何时还?……”

爬过雪山,部队吃粮非常困难,只好靠野菜充饥。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只好吃草根、树皮。为了搞到粮食,叶剑英率3军团教导营与藏民联系买粮。可是,沿途藏民多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把粮食都藏匿起来,不肯卖给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仍然教育部队要爱护少数民族兄弟,绝不能违反群众纪律。他带头执行纪律,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叶剑英要求大家宁肯搞不到粮食,饿着肚子,也不准随意侵扰藏族兄弟。有的藏民因受反动宣传的欺骗,拿起大刀长矛对付红军。叶剑英教育部队,绝对不准还击。由于他带头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许多藏民很受感动,积极动员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纷纷把余粮卖给部队,有的甚至乐于为红军带路。

<h3>五、会师之后履新职</h3>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总兵力10万余人。同日,在懋功县城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两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大喜日子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7月21~22日,党中央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芦花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着重讨论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张国焘、徐向前在会上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的历史,与会同志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各项工作成绩,赞扬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的精神。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

同一天,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告别,几位领导人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从黑水出发,去毛儿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叶剑英到指挥部后,抓紧实施机关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8月3日,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5军、第32军,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第33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1军、第3军,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剑英到30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程世才军长帮助下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他亲自向老李作调查,然后,迅速从30军回到前敌总指挥部汇报情况,并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毛泽东听取叶剑英汇报后,马上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路线,最后肯定了右路军经草地到班佑,然后走拉卜愣的行军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先行开路。

茫茫草地,气候多变。荒无人烟,浊沼横潦。战士们走在烂草淤积的沼泽里,踏着一窝一窝的草蔸前进,偶尔失足,踩进淤泥中,就会陷下去,越陷越深,以至没顶。

叶剑英抱病带领部队行军,和大家肩并肩、手牵手走在沼泽地里。别人休息了,他忙着召开干部会,了解行军中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各单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同时,还要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宿营地点以及大部队行军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一天晚上,部队在沼泽地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直灌下来。因为没有帐篷,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捱苦撑。程世才回忆说,那天夜里,我们和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寒颤。有些同志在饥寒中无声地倒了下去,再也没站起来。叶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鼓动士气,给大家讲故事,领唱《国际歌》。高亢的歌声响彻夜空,使大家振奋起来。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碧空无云,同志们集合在一块湿草地上,埋葬了战友的尸体。叶剑英领着大家伫立默哀,并以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胜利!”

在草地走了三四天以后,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叶剑英就同大家一起找野菜,吃野菜。有人吃了中毒,浑身浮肿,躺在草地上,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部队又经过几天艰苦行军,好不容易来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佑。班佑,被大家想象成为“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集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枝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牦牛粪的“牛屎房子”。

叶剑英和程世才等经过草地能住进这样简陋的房子,比起风餐露宿已经好得多了。他和大家生起火来,烤烤湿衣服,吃点炒面,睡上一觉,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多少年以后,他忆起“牛屎房子”的生活,还津津乐道。

班佑靠大路边,是敌人骑兵经常出没的地方。叶剑英在进班佑前一天,先头部队与敌骑兵相遇,打了一仗。进班佑后,敌人3000多骑兵又来向265团驻地进攻。叶剑英当机立断,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264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敌军许多马匹。第二天,程世才派出两个营的部队去“打粮”,又从敌骑兵手中夺得了几匹马和一些牛羊。叶剑英向程世才建议,把战利品分出一部分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后来,秦邦宪见到叶剑英、程世才,感激地说:“你们送来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了一顿,这是过草地后,我们得到的最好礼物!”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继续找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行军路线。待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陆续到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愣,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点头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h3>六、“吕端大事不糊涂”</h3>

在右路军行进的同时,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却按兵不动,他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坚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并借口“噶曲河涨水,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5军返回阿坝。据欧阳毅回忆,朱德和刘伯承对此坚决反对,并亲自到河边派人测试河水的深浅,认为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多次提出要部队按原定计划同已抵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张国焘不予理睬。不仅如此,张国焘还给陈昌浩发出指示,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3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潘州镇汉官衙门)以后,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肌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给带领宣传队在包座30军进行慰问演出的红3军宣传部长刘志坚发报,要他见电立即返回红3军驻地。

就在中央决定北上的那天夜里,张国焘在命令右路军南下之后,于9月9日24时又致电党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声称:北上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红军南下更好,提出“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要求中央考虑。实际上张国焘这时已经下令右路军南下,此电提出的所谓建议,显然是为了欺骗中央、掩盖其胁迫整个右路军南下的企图。党中央于9月10日凌晨率第1、第3军出发北上。

叶剑英对于张国焘此次与党闹分裂事件的经过,曾于1981年1月、1982年的3月和4月作过详细的回忆谈话: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动。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些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3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主席提议去3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当晚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通知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人,一个人离开喇嘛庙,匆匆跨出大门上路。他牵着一匹骡子,来到一个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他。草原上空乌云密布,地面寒气袭人。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冷,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据胡立教回忆,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脱险后重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很热闹。这时,秦邦宪拉了他一把,说,参座,你还不快走!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3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会齐了队伍,便朝第1军所在地俄界进发。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对于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区。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立即北上。……”中央走后,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说,已得悉中央率第3军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公开抗拒中央命令,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同日,党中央再次向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4军、30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1、3军团(第1、3军)后前进。”并指出:由于张国焘不能实行总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之”。

此时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站在张国焘一边。他送信或致电第1、第3军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要他们反对中共中央,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煽动说:“……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他挑拨第1、第3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同时,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秘密命令”行事。陈昌浩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说“中央投敌去了”,是“逃跑路线”等等。据当时任第4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竞给第4军下令要28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的这个决断,避免了两支主力红军的冲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恢宏气度。

9月11日,叶剑英和大家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1、3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第二天,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由俄界地区出发。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张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继续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同意,私自把部队向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一意孤行。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4军、30军南下后,对朱德、刘伯承等进行迫害,另立“中共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宣布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地要求取消党中央。

对于叶剑英在上述事件中为党作出的贡献,毛泽东在其后几十年中曾多次提到,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徐向前于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八十寿辰之际,赠叶剑英一首“七绝”,其中写道:“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聂荣臻也同时赠诗一首:“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侯有愧颜。”

中共中央对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的斗争,作了高度评价和明确的结论。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写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

<h3>七、斩关夺隘到陕北</h3>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在北上进军中,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越过岷山,于17日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进行休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红1军团改编为第1纵队;红3军团改编为第2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休整后,叶剑英率领第3纵队继续北进。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这里。叶剑英和几位同志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有关陕甘苏区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陕北的建议。其时,中央也正在分析全国局势,对陕甘苏区和西北军的情况尤为关注。在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规模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于10月上旬翻越六盘山主峰,在铁角城附近,与敌骑兵遭遇,发生激战。当时,彭德怀、叶剑英站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里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彭德怀一把将他按倒,一颗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叶剑英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心头,曾多次对孩子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说:“彭总救过我的命!那一次好险啊!”

陕甘支队继续向吴起镇前进。在吴起镇何连湾一带,彭德怀、叶剑英指挥部队消灭了一股敌军。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的敌骑兵2000余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的2.5万里长征。长征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高高矗立起一座丰碑。它铭刻着红军战士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的壮丽史诗。叶剑英以对党的耿耿忠心和殷红鲜血为这恢宏史诗谱写的光辉的篇章,永放光芒。

正文 第十五章 长征中的左权

<h3>冲破封锁线</h3>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0月17日夜晚,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由龙古嘴到龙江口之间的渡口南渡于都河,开始战略转移。

左权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中央苏区,他和军团首长率领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9军团为左路在其后跟进,红3、红8军团为右路,红5军团殿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其各机关编成庞大的军委第1、第2纵队开始长征。

左权认为,在退却中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隐蔽企图和实施欺骗,因为退却是实质上的军事运动。10天前,他就命令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侦察部队渡过赣江,到信丰、南雄、南康、崇义之间的地区侦察敌人的兵力、配制,查明工事、堡垒的构筑情况,弄清这一带的地形、路线,绘成战略图,报送军团司令部。由于侦察周密,10月21日,左权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向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发起攻击,红1师袭占新田,红2师一举攻克金鸡,又于次日围攻版石圩之敌,击溃守敌,突破了敌人的堡垒线,残敌退守安西,红1军团乘胜追击,与右翼的红3军团同时追至安西城下,10月25日,红1军团渡过桃江,顺利地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左、右两路前卫,红1、红3军团像两把尖刀直插湖南、广东境内。蒋介石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设置了第二道封锁线。城口守敌为粤军陈济棠部和民团防守。

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左权和军团首长决定派红2师第6团向仁化、城口长途奔袭,夺取城口,打开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缺口。红6团在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集成的率领下向城口急奔,11月4日,以奇袭手段歼灭守敌,俘虏百余人,一举攻占城口。随即红1军团团部移驻城口,左权在城口,一面部署侦察部队迅速前往乐昌、新桥、九峰山侦察前进道路上的敌情,一面指挥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在红1军团袭占城口的同时,右路前卫红3军团向湖南汝城发起攻击,摧毁城头寨多处碉堡,攻占城南大耒圩寨子,密切监视和紧紧围困汝城守敌。11月5日,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不含红15师)由城口顺利通过封锁线,沿湘粤边境迅速西进,城口的防守掩护任务移交给红3军团,这样,到11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顺利突破城口至汝城间敌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这才从红军莫名其妙的“流窜”中如梦方醒,紧急调动湘粤地方部队20余万人,在湖南的郴县、宜章之间和粤汉铁路两测,设置第三道封锁线,湘军刘建绪之第19师李觉部防守郴县,第15师王东原部向彬县增援,第62师陶广部尾随红军向文明司追击,粤军独立第4师邓龙光部正向粤北乐昌开进,敌人在郴县、宜章之间构筑了几百座碉堡,企图阻拦红军前进。但是,这时敌人的兵力尚在调动之中,还未部署完毕,宜章、嘉禾、临武等地敌人的兵力较为薄弱。

正当红1军团向九峰山、宜章方向前进时,11月6日,朱德再次致电红1军团指出:如九峰之敌不强,“一军团之基本任务为夺取并巩固九峰圩及乐昌以北之头子岭(乐昌以北之道路交叉点)以便野战军迅速西进”。红军如能控制九峰山,就控制了郴县至乐昌的粤汉铁路东北部的制高点,就可以阻击粤敌北进。然而,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对是否走九峰山发生了分歧。林彪主张绕开九峰山,走山下平坦大道,经乐昌过粤汉铁路,这样可迅速西进。聂荣臻认为走大道经乐昌如有敌人太危险,对林彪只顾本部队行动便利,不顾中央及其部队的安全和侥幸心理表示反对,坚决主张执行中革军委命令。

在林彪和聂荣臻激烈争论时,左权建议说:派红2师师长陈光带一个连去乐昌侦察,看敌情如何,同时一部出击九峰山。左权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选择有利于我们的阵地和地形尤为重要,山地敌人防守薄弱,红军选择走九峰山,可以利用九峰山崇山叠嶂,居高临下的地形,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保障红军在通过封锁线的行动中不被敌人迂回分割。在左权看来,部队退却转移摆脱险境是首要的,心存侥幸冒险行事可能要吃亏。

林彪和聂荣臻都赞成左权参谋长的建议,于是决定派陈光带领红2师一个连前去侦察乐昌敌情。与此同时,在聂荣臻的坚持下,红2师第4团继续向九峰山前进,抢占九峰山。为确保红军抢占九峰山的成功,左权指示刘忠带领军团侦察部队和保卫分局便衣班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向九峰山及其以南侦察前进,并控制这一地区,保障攻占九峰山部队的侧翼安全。刘忠带领侦察部队侦察了九峰山的地形、敌情,绘制了形势略图,并派侦察参谋急速送回军团部。红2师师长侦察乐昌大道敌情后,也赶回军团指挥部报告:乐昌大道上已发现敌人在运动。

左权与军团首长研究分析了敌情,深感情况紧急,于是林彪立即拿起电话,给正向九峰山攻击前进的红4团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红4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接到命令后,没敢歇息片刻,于深夜迅速率领部队迎着狂风暴雨,在泥泞的山路中奔袭,雨越下越大,由于缺少照明器材,又无法打火把,四周一片漆黑,九峰山山高路险,给行进中的红军部队带来极大困难。指战员只得手拉着手,或者拉着绑腿带,拄着树枝木棍,相互偎依着艰难地向山顶爬去,红军终于抢占了粤汉铁路东北侧的制高点——九峰山,并在九峰山激战一整天。与此同时,红2师主力攻占九峰山侧翼之茶岭、大源、小园、麻坑等地,监视九峰圩和乐昌敌人,掩护军委第1、第2纵队和红9军团顺利从九峰山以北地区西进。

军委纵队在红军左、右两路军的掩护下,从湘粤边境崎岖蜿蜒的南岭山路中西进,人员拥挤,行动缓慢,从九峰山到宜章不足60公里的路程就走了三四天。

11月11日,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主力到达宜章的白石渡附近地域。红1师于12日攻占白石渡。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5师于11月10日攻占郴县良田,第6师于11日攻占宜章县城。这样,红军就撕开了敌人设置在郴县至宜章之间封锁线上的一个口子。红1军团经过顽强阻击和严密监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于11月15日全部通过郴县至宜章之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

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率红军主力突围西进,使他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纠集约40万兵力,在湘江及其附近地区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横亘在红军前进道路上的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作天然屏障,歼灭红军于潇水之滨和湘江两岸地区。

左权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由后卫改为先头部队疾速西进,与红3军团并肩仍然担任全军前锋,在前面开路。红2师先头团于11月16日攻占临武县城。左权一进临武城,立即命令侦察科长刘忠带领侦察分队携带电台,化装为国民党部队前出蓝山、江华、永明、道州一线,侦察敌情,探明道路,查清潇水、湘江各个渡口情况,及时报告军团司令部。左权不断地收到刘忠和各方面的侦察情报。红1军团根据这些情报及时调整部署下达作战命令。

11月23日,左权率军团司令部进至道县城,为保证大部队通过潇水,他要求红2师寻找更多的船只,广泛地收集架桥材料,再架设些浮桥。同时他还指示军团直属队两个工兵连配合红2师架设浮桥。

全州城是湘江西岸的一座县城。在红军渡过潇水后,“追剿”军第1路刘建绪率4个师已赶至全州、黄沙河一带地域设防,第2路薛岳的4个师也进驻零陵,已向黄沙河推进,第3、第5路尾随红军紧追不舍。这时湘军代表刘建绪和桂系军阀的白崇禧在全州密谈,双方划定:以全州为界,湘军防守全州以北地区,桂军防守全州以南地区。各路“追剿”军向红军蜂拥而来,不断紧缩包围圈,妄图实现歼灭红军于湘江两岸的计划。形势非常危急。

左权率领红2师,为先于敌人抢占全州至界首之间湘江渡河点,昼夜急行军经广西灌阳以北之文市,于11月27日赶至湘江东岸,并立即派出部队选择渡河点。当晚,左权指挥红2师第4、第5团分别在界首至全州之间石塘圩、太平渡等处浅滩涉水渡江。命令红4团攻占界首,红5团攻占全州。红4团先敌抢占界首,随即桂系第15军夏威部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向红军进行反扑,直向红军纵深插进,当进入设伏地域时,红4团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全线击溃,残敌仓皇逃跑。随后,红4团奉命将界首防守警戒任务移交给红3军团第6师,向全州以南的脚山铺转移,与红2师主力靠拢。左权又迅速组织红2师先头部队在脚山铺一带构筑工事,命令部队加强警戒,严密防守阵地,阻击敌人进攻,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通过湘江。

林彪、聂荣臻随即也来到脚山铺,立即和左权一起勘察地形。脚山铺是一个只有20多户的小村庄,东北面距全州只有10多公里,南面就是湘江,脚山铺处在沿湘江西岸连绵起伏的丘陵之中,与尖锋岭、美女梳头岭、黄帝岭等几座孤立的小山岭相连,形成一条宽广起伏的地带。站在脚山铺最高处可以看到与湘江平行走向的桂(林)黄(沙河)公路。脚山铺就位于这一带山岭与公路的交汇处,是扼守湘江和桂黄公路的咽喉要地。

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研究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脚山铺一带阵地,命令红2师在穿过脚山铺的桂黄公路两侧的尖峰岭至黄帝岭一线设防,部署红1师在沿桂黄公路的米花山至怀中抱子岭一线与红2师一起共同阻击“追剿”军第1、第2路军共4个师16个团的进攻。红1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在道县与敌激战三天三夜,掩护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过潇水后,于11月28日夜,星夜兼程,以一天半的时间,急行军近百公里,于30日凌晨赶到湘江西岸进入米花山至怀中抱子岭一线阵地,不顾一切疲劳,立即投入抗拒击敌人进攻的战斗。

随着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尖锋岭等阵地相继失守,红1军团被迫退守到第二道阻击阵地,与敌又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拼杀搏斗。战斗越来越激烈,伤亡来越惨重,形势越来越危急,左权面对红军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战斗和被动局面,心急如焚。无数指战员的鲜血在流淌,时间就是生命,能抢先一分钟过江,就能减少一些牺牲,左权急切地盼望着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加快速度,争分夺秒抢时间渡过湘江。然而,这时博古、李德等指挥着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依然是拖着长长的队伍,推着、拉着笨重的物资和各种机械,挑着、驮着成箱成捆的书报文件,缓慢地向湘江边移动,仅从灌阳文市至湘江沿岸不足80公里的路程,竞走了4天。

11月30日夜,左权和军团首长冷静地分析了严峻的形势,经过认真商讨后,于深夜,以林彪、聂荣臻的名义给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了一份电报。电报提出:“……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公里,沿途为宽广之起伏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1时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1、3军团,下达作战命令:

为消灭由兴安、全州进攻之敌,钳制广西军阀和周浑元纵队的追击,规定:

一号各兵团之部署及任务应如下

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由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

3时半,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致电红1、3军团: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就是今日作战的口号。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左权自任红1军团参谋长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收到党中央和红军最高领导机关联名下达这么急迫的命令。左权深深地感到红一军团与并肩在湘江西岸界首、光华铺一带顽强抗击自兴安北上之桂军的红3方军团肩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能不能坚守住当前阵地,是关系着全军安危和胜败的大局。为确保党中央和后续部队全部渡过湘江,突破封锁线,脱离险境,左权和红1军团的军团长、政治委员、参谋人员、政工人员、战勤人员及全体指挥员又过了一个通宵未眠之夜。左权和林彪、聂荣臻连夜深入到基层传达中央和军委命令,号召和动员全军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坚决死守阵地,完成掩护任务,保证党中央、中革军委及后续部队顺利通过湘江封锁线,明确提出“生死存亡在此一战!”的战斗口号。

12月1日晨,“追剿”军第1路刘建绪部向红1军团阵地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红1军团阵地顿时被敌军的飞机和大炮倾泻的无数炸弹炸成一片火海,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成群的敌人从红军阵地的几个方向猛扑过来,黑压压一片。

红1军团指战员已连续4天4夜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当听到炮声,看见敌人冲了上来,个个都忘却了疲劳和饥饿,不顾一切牺牲,奋起作战,杀声震天,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反冲锋。燃烧的阵地上,飞溅着泥尘、砂石,红军经过又一场血战,击退敌人反复的冲锋。敌军见从正面突破难以奏效。便迂回红军侧后,从红1、红2师的接合部发动进攻。敌军以一片浓密的树林为掩护,迂回到红1师第3团的背后。第3团从11月28日夜急行军,于30日凌晨赶到脚山铺一线阵地就立即投入到抗击敌进攻的激烈战斗中,连续行军和作战已整整几天没有睡觉休息,见密密麻麻的敌人从山坡下冲了上来,3团指战员们奋起英勇抗击。终因敌人众多,地形开阔不便隐蔽防守,红3团阵地被敌人撕开了一个缺口,而退向红1师主阵地咸水圩一带地区继续顽强抗击敌人进攻。敌军冲破红3团阵地后,又向红2师迂回包围上来。红2师处境殆危,当即命令以1个团坚守白沙铺阵地,阻击敌人进攻。其他两个团转向西面较隐蔽的山中,继续抗击敌人。

敌军突破红1、红2师接合部的防线时,已近中午,有一股敌人迂回到红1军团指挥部附近,左权和军团领导正准备吃饭,担任警戒的警卫员邱文熙发现敌人端枪向红军冲了上来,机警的警卫员迅速向军团首长报告。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立即丢下碗筷,临危不乱,沉着冷静地处置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左权急奔到隐蔽的地方察看敌情,只见一团团敌人拥挤着向上爬,情况万分危机。左权参谋长果断地组织指挥警卫部队且战且退,并拔出手枪向冲上来的敌人一阵连射,掩护军团首长和指挥部、电台迅速从一座山的隘口转移,子弹、炮弹在转移部队的前后左右纵横飞落,杀声震彻山谷原野,炸弹掀起的尘土扑在左权和战士们的身上。左权见状,十分担心军团首长的安全,不时地观察军团首长是否有危险,经常提醒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最终在警卫部队的顽强阻击下,军团指挥部才摆脱了敌人的围攻,转移到一片丛林之中。

恰在这时,得知中央领导机关、军委纵队和大部分后续部队已通过封锁线。左权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和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红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退出阵地。红1、红2师在左权和军团首长们率领下,分别经过木皮口、鹞子江、梅子岭、大湾等地,进入云雾缭绕、重峦叠嶂的越城岭,有序地通过深山隘口等险要地段,翻越三千界,于12月2日到达广西资源以南油榨坪一带地区,疲惫不堪的红1军团指战员这时才得到一刻的喘息机会。

红1军团在湘江两岸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以血的代价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通过湘江封锁线的同时,在右翼的红3军团也同敌人血战了4天4夜;担任全军后卫阻击敌的5军团第34师连续苦战数天,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赶至湘江边时,两岸已被敌人严密封锁,最终在湘江东岸陷人数十倍于已的优势兵力的重重包围,与敌展开了英勇拼杀,终因孤军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其他部队也损失惨重。这时,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突围西征仅一个多月,就损失过半,达5万多人,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h3>率部袭占施秉</h3>

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左权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与红9军团为野战军右纵队,奉命继续西进,翻过山岭连绵、林深叶茂、人迹罕至的越城岭,于12月5日进至湘桂边的车田以西地域。

蒋介石仍不甘心他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破产,为防堵中央红军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急忙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剿计划。蒋介石将原5路“追剿”军编为两个兵团,尾追中央红军。同时,命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截红军西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左权和军团首长率红1军团遵照预定计划,沿湘桂边西进,途中由红2师和红1师分别于12月11日和15日相继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和贵州黎平县城。

此时,在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对前进方向展开了激烈争论。博古、李德等人固执地坚持北出湘西的计划,毛泽东面对敌人重点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于湘西,并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围而歼之的危急关头,竭力劝阻李德等人放弃原定计划。积极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这一争取主动,挽救危局的正确主张经过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最后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赞同。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坚持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的方针,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创立根据地。12月19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并规定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于12月底攻占施秉等地。当红1军团收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和命令后,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召集师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左权参谋长感到欣慰,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新决定,他想这样红军就可以跳出险境,避免再次遭受严重损失了。

红1军团为完成攻占镇远、施秉等地,进而北渡乌江,占领遵义的作战任务,左权率领先头部队红2师向施秉方向急进,12月25日晚进驻距施秉城约20公里的村庄宿营。部队一到宿营地,左权立即把侦察科长刘忠叫来求他们连夜出发,天亮前占领施秉城的东山,首先弄清情况及时报告,并相机占领施秉城。

刘忠根据左权参谋长乘敌不备“相机占领施秉城”的指示,决定趁天没亮进攻该城。王家烈的“双枪兵”被红军突如其来的攻击和密集的枪声吓得惊慌失措,顿时乱作一团。被惊醒的敌人仓促反击,很快被红军打垮。12月26日晨,左权率领先头部队红2师一部赶至施秉城,击退向施秉城反扑的黔军,残敌纷纷逃窜。红军占领施秉城。

左权为部队更加灵活地运用袭击手段打击敌人,曾专门发表了《伏击战术》的文章。文章指出:“袭击、急袭、伏击三者,统属于袭击范围”,“这一‘法宝’不仅是小的游击队爱经常‘玩弄’他”,“就是正规军在运动战中也力求采取这样的战术”我们采取这种战术时,必须要进行周密侦察,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作好伪装,指挥果断,迅速干脆地解决战斗。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暗礁四伏,两岸山峦重叠,崖峭壁陡,素有“乌江天险”之称。沿江相隔数公里才有一个渡口,平时行人往来,非经渡口不能过江。

左权和军团首长指挥红1军团主力在施秉、镇雄关等地,积极抗击敌“追剿”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向镇远、施秉的攻击。之后于12月29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分别率部向乌江挺进。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军委两个工兵连和红2师为先遣队向猴场急进,抢占江界河等渡口;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师向余庆、龙溪急进,抢占龙场、袁家渡等渡口;左权率领军团部及红15师随红1师后跟进,迟滞和阻击追敌,掩护先遣部队抢占乌江各渡口。

这时,正值1934年岁末,按红军惯例,元旦都要举行联欢会,组织游艺和会餐。然而为迅速摆脱敌人,渡过乌江,左权深入到部队和指战员共同讨论红1军团如何以“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胜利来迎接新年。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个个情绪激昂,决心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再立新功。

1935年1月1日,先遣队红2师第4团赶到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

红军先遣部队一到江边,便紧急赶制竹筏,收集架桥材料,准备强渡乌江。

1月2日晚上,正值隆冬腊月,为了不被敌人察觉,连长毛振华等5人登上对岸后,他们冒着刺骨寒风,潜伏隐藏在石崖脚下,等待时机,出奇不意地攻击敌人。次日9时,红4团又组织了第2次强攻,10余名战士分乘3个竹筏,在南岸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强渡成功。隐蔽在北岸的5名战士,在毛振华的带领下为接应强渡战士登岸,运动到敌人阵地背后,发起突然袭击。顿时敌人魂飞胆散,狼奔豕突。强渡过江的部队迅速扩大战果,在对岸炮火有力地打击下,击退敌人反扑,占领北岸阵地,掩护主力红军一批批渡过乌江。

随后,左权率领红1军团部和红15师在完成阻击任务后,随红1师主力后在回龙场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

<h3>受命指挥红一军团</h3>

左权和军首长率领红1军团主力顶着瓢泼大雨向遵义急进,1月6日,进至湄潭虾子场等地。与此同时,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红2师第6团已赶到距遵义城15公里的小镇深溪水。雨还在不停地下着,红6团政治委员王集成带领侦察分队冒雨侦察,得知小镇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刘伯承当即决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

于是,红6团乘敌毫无戒备之机突然袭击深溪水,一举歼灭该敌营,无一漏网。

占领深溪水后,红6团从俘虏口中和侦察的情报,得知遵义的敌情和城防情况,决定化装成国民党军,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红1军团占领遵义后,1月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随后,左权和军团首长率领红1军团主力移驻桐梓、石牛栏等地。这时,蒋介石的10多万追兵被红军甩在乌江以南或者以东地区。敌情稍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部队也稍事进行休整。

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奉命离开部队前往遵义参加会议。1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一军团全部在林聂未回前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左权和朱瑞收到电令后,深感在这关键时刻指挥红1军团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所担负的任务极为艰巨。随之,他们便以全部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指挥部队作战、警戒,深入部队组织休整,发动部队深入开展地方工作,紧紧依靠群众进行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

红军占领遵义及其以北的娄山关、桐梓等地后,左权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实现党中央以遵义为中心开辟黔北根据地,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迅速占领新站、松坎等地,这是实现这一方针的重要一环,同时可以在遵义以北筑起一道屏障,以保卫遵义的安全,保障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为占领新站、松坎等地,左权和朱瑞找来红2师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刘亚楼,当面交待任务,要求红2师乘敌不备迅速拿下新站、松坎,担任遵义以北的警戒安全。15日凌晨,红2师根据左权和朱瑞的指示,指挥红4团为前卫向新站攻击前进,红2师占领新站,歼敌两个多营。

红军占领新站后,左权和朱瑞电令红2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攻占松坎。陈光、刘亚楼接到电令后马上来到红4团,指示其立即出发。红4团指战员个个以不怕疲劳、不怕艰难困苦的战斗作风,以摧枯拉朽之势奔袭近50公里,于16日凌晨逼近松坎镇。遂进占松坎,俘敌百余名,缴获各种枪百余支、迫击炮3门。并收缴敌人在狼狈逃窜时丢弃下来的大批弹药和物资。

左权和朱瑞为使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委领导和军团首长能及时掌握红军面临的敌情,及时了解部队作战行动、具体位置和警戒方向等情况,并及时得到他们的指示,每日都要向军委和军团首长致电请示报告,就在攻占新站、松坎战斗最紧张的15日和16日这两天中,连续发报近10次,几乎是相隔几个小时就要发一次电报。这在长征期间是极少见的,由此看出左权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左权和朱瑞在向军委和军团首长请示报告的同时,还要求各师也要及时通报情况,尤其要求执行攻占新站和松坎任务的红2师要详细侦察敌情,查明沿途道路等方面情况,判明及切断敌人退路,要求红1师和红15师分别在桐梓、石牛栏一带地区加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密切监视和吸引敌人。

红2师占领新站、松坎后,左权和朱瑞便立即指示进驻桐梓、新站、松坎等地的红1军团部队严密监视和警戒四川、重庆方向的敌人,担负遵义北面的安全。红3、红5、红9军团分别在懒板凳、老君庙、刀靶水、团溪、江界河、湄潭、绥阳等地驻守警戒,负责遵义南面和东面的安全。红军共同组成遵义几个方面的坚强防御,有力地保护着遵义,保卫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顺利举行。

红1军团占领新站、松坎以后,左权和朱瑞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担任警戒任务、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决定利用战斗间隙开始对红1军团进行整编。这次整编的重点是缩小编制裁减机关,充实主力作战部队,加强连队的战斗力。红15师是一支年青的战斗部队,在长征初期一直主要担任红1军团的后卫和阻击任务,部队伤亡很大,这时只有2000余人。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15师编制,将其分别编人红1、红2两个主力师。红1军团通过这次整编,精简为红1、红2两个师和一个教导营,从而充实了主力作战部队,加强了各级机关的领导和建设,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同时,总政治部为尽快打开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的局面,于1月14日下达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明确提出:“创造四川与贵州的新苏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极大地发动当地群众的斗争,来配合红军争取决战的胜利,造成迅速创立新苏区的顺利环境。”左权和朱瑞为贯彻总政治部的指示要求,首先在红1军团组成由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吴亮平负责的宣讲团,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及任务要求。在红军的宣传鼓动教育下,广大群众开始明了红军真正是穷苦人的队伍,相信和依靠红军,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斗争决心,当地党的组织、游击武装逐渐建立来,桐梓城的西郊、南郊、东北郊等地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等地方政权。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刘伯承和聂荣臻认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便于红军发展,因此提出中央红军应打过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月16日24时,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下达指示:“向赤水地域转移进行新的布置。”接着于20日又下达了《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红1军团为右纵队,经温水迅速夺取赤水。

左权根据新的作战任务,立即派遣侦察部队带电台前往温水、赤水地域进行侦察。从1月20日0时到21时的20多个小时里,左权和朱瑞又连续给军委主席朱德或总参谋长刘伯承及军团首长林彪和聂荣臻发电五六次,及时通报温水、习水、赤水等地敌情及沿途地形、道路情况。

左权历来都非常重视侦察工作,及时掌握敌情。他常说:“知己知彼,才能做到百战不殆。”正是由于左权和朱瑞经常不断地为军委提供敌军最新动态和各种情报,这些都为指挥红军一渡赤水的作战和后来因敌情变化暂缓北渡长江,转战赤水之间的作战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结束后,1月22日下午,林彪赶至温水回到红1军团。至此,左权和朱瑞在奉命领导和指挥红1军团的日子里,以非常踏实、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作战、整、教育训练和扩红等各项任务。

2月底,左权和军团首长指挥红1军团与红3军团配合攻打遵义,于28日再占遵义。是役,红军击溃和歼灭敌军2个师又8个团,共毙伤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欢喜。就在全军欢庆胜利的日子里,遵义会议精神分别在红军中传达。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使左权终于找到了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种种疑问的正确答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客观上的困难并不是主要的,而军事战略战术指导方面的错误才是根本的原因。“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结果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被迫撤离中央苏区。

左权听了遵义会议的传达,备受鼓舞。不由得想起他自到达中央苏区的那一天起,耳闻目睹,亲自经历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从战争胜负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与军事指挥才能令左权折服。他十分敬佩毛泽东,认为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把握中国革命的航程,这是广大干部和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心愿。

在过茅台之前,中革军委在遵义的鸭溪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三渡赤水河,左权与聂荣臻、林彪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地点王家屋基,正巧在鸭溪到茅台的公路旁一个大树林里。树上停着许多乌鸦,哇哇叫得屋子里说话声音也听不清,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些乌鸦真讨厌,最好打它两只,让它们飞掉。”这时,左权随手掏出手枪,向窗外“乓乒”打了两枪,两只乌鸦应声落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高兴极了,连连称赞左权的好枪法,还号召大家学习左权的枪法。从此,在红军高级干部中都称左权是神枪手。

<h3>“彝地作先锋”</h3>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四渡赤水,以3万余人的劣势兵力,同10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巧妙周旋,东西驰骋,南北进退,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高度机动灵活,穿插于重兵之间,转战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红军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疲惫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由被动转为主动,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贵州进入云南。

红军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之时,也正是左权参谋长最繁忙之日。红1军团在这期间,先为中央红军左纵队前卫,攻克桐梓、二占遵义;再为右翼队,穿插于打鼓新场(即今金沙)、仁怀、茅台等地;又为左纵队,突然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部队经常是处在急行军、强行军、昼夜行军、高度紧张的疲劳状态。这时左权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他要直接部署侦察、警戒、作战等任务,有时还要亲自带领侦察人员勘察地形、侦察敌情、了解民情,每到宿营地,别人可以休息,他却要拟定新的作战、行军计划,及时向军委领导发电汇报和请示工作,经常要深入部队了解行军、战斗、宿营等情况。由于过分的繁忙和劳累,有时左权参谋长在行军中骑在骡子上也会打起盹来,几次差点从骡子上摔下来。

毛泽东指挥红军大踏步地回旋转移,经常与敌人兜圈子,战斗频繁,因此部队非常疲劳。一些指战员甚至个别领导干部也不理解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埋怨情绪。

这时,左权经常与聂荣臻在一起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指挥从未怀疑过,而且都非常佩服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敬仰毛泽东摈弃死板教条的指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领导作风,赞赏毛泽东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相信毛泽东,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才能挽救危局。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支持毛泽东在危急情况下机动作战的方针。结果最终才使得红军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甩在金沙江以南,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会理会议后,5月20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发布《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的训令》。训令明确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同时,训令详细分析了敌情和该地区彝民等情况。最后,训令要求,“我野战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左权和军团首长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于5月14日率领红1军团由会理以北地区开始北进,经德昌、西昌,20日到达冕宁以南的泸沽地区。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翻越小相岭,经越巂(今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大渡河到东岸的富林,再由富林经雅安,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通往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蜿蜒崎岖荒凉的羊肠小道,沿途不仅山势险峭、地形复杂,而且要经过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地。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彝族同胞的残酷迫害和蓄意制造的民族对立,使彝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统兵4万余人,由这条路到安顺场。这位“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在这里被困47天,结果全军覆灭。

中央红军北上到达泸沽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要北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急忙调兵遣将,命令薛岳第2路军继续追击红军,又令川军第20军杨森部火速赶到大渡河北岸增防,王泽浚旅驰驻富林,刘文辉部在大渡河北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堵截红军渡河,妄图与红军决战大渡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红军为争取渡河先机,突破天险大渡河,决定由泸沽兵分两路向大渡河北进:红军主力为左路,并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红1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率领红1师第1团和工兵排等组成先遣队(亦称先遣第1团),走小路,通过彝族聚居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以红2师第5团及侦察连、便衣队为右路,组成“第2先遣团”,由左权参谋长和红2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率领,走大道,向石棉县大树堡前进,佯攻富林,以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渡河。

5月21日下午,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第2先遣团佯作主力,大张旗鼓,大造声势,从泸沽出发,向大树堡前进。到大树堡首先就要翻越峰峦叠嶂、山高林密的小相岭。五六月份川西的天气一日三变,早晨还是天高气爽,中午却闷热难熬,晚上则骤雨袭来。第2先遣团刚出发时,烈日当空,红军顶着骄阳攀越凌空峭崖,出入深邃峡谷,浑身烤得火辣辣的,热得如剥皮。傍晚,天气突变,刮起一阵风,紧接着就下一阵雨,使得一些指战员连累带凉直抽起筋来。

登相营是小相岭的出口,周围是悬崖峭壁,高坡陡坎。敌人在隘口的山顶处设置了哨所,由一个排的兵力扼守,并拆除和挖断了险口上唯一的崖路,设了吊桥,放了哨兵。左权当即命令红5团派部队详细侦察,并寻找响导,迅速打开隘口。红5团选派了10多名干部和战士,在刘忠的带领下,由当地采药农民带路,迅速隐蔽地向隘口摸去。红军沿小路,攀爬悬崖峭壁,悄悄地绕到敌人背后。这时有的敌人还在哨棚里打牌,有的还在烟灯旁过瘾。红军突然向隘口守敌发起攻击,干脆利落全歼哨所守敌30余名,放下吊桥。左权趁势率领部队迅速通过隘口吊桥,占领登相营,直扑越巂城。

越崔城由川敌刘文辉部1个营部2个连和民团防守。守敌闻讯小相岭隘口被红军突破,登相营失守,惧怕被歼灭,国民党越巂县县长和敌军营长携家眷、钱财率部队弃城仓皇向富林方向逃去。左权为了迷惑敌人,率领第2先遣团佯作主力,虚张声势,命令所有司号员吹起军号,战士们高唱军歌,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地于5月22日下午开进越巂城。

左权在越巂城里了解到,越巂这一带是彝、汉族人民杂居的地区。国民党为了统治这一地区人民,在县政府特设了“彝务科”,彝族同胞备受苦难。在越巂城的监狱里关押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彝族兄弟。他们中间,有的是因为反对国民党政府“以夷治夷”互相残杀等反动统治;有的是因为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种种反动政策;有的是因为交不起花样繁多的苛捐杂税;有的是因为躲避国民党和川军强霸民女及拉壮丁等等,而被关进这阴暗的牢狱里,遭受着极端残酷的迫害。

左权找来还未跑掉的彝务科科长,弄清原委后对彝务科长说,将所有被关押的彝族同胞都释放出来!

左权为了把释放被关押的彝民的工作做得更稳妥,使广大群众都了解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让彝务科长请来狱中的彝民代表进行座谈。左权深入细致的工作,开始打消了彝务科长的顾虑,初步化解了彝族同胞同汉族兄弟的矛盾,于是命令红军开监放人。这些获得自由、重见光明的群众,个个无比激动,脸上挂满晶莹的泪花,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跪在红军指战员面前不住地叩头。围观群众见此情此景也深深被打动,获得自由的群众和围观的人群情不自禁地跳跃着、欢呼着,“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红军卡唦唦!”(谢谢红军!)的口号声回荡在越侮城。

自第2先遣团进入越巂城,左权和刘亚楼就根据总政治部5月19日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在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习和宣传活动。同时,他还指示部队大量书写、刻印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要求在越巂城及其附近地区广泛张贴《布告》。

红军第2先遣团在越巂深入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左权带领红军和群众一起打土豪、斗恶霸、反污吏。彝族兄弟为了感谢红军,当得知红军要追歼从越巂城逃窜的四川军阀部队和反动官吏时,纷纷表示愿为红军带路,共同追歼残敌。

5月23日清晨,蒙蒙细雨不停地下着,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第2先遣团离开越巂城,继续北进,追歼残敌,城内男女老幼闻讯依依不舍冒着雨来送别红军,红军在彝族群众的带领下,经新民、保安营、廖叶坪迅速追至海棠附近。这时彝族同胞向红军通报,从越崔逃跑的国民党县长、县党部的一批头头在川军2个连和民团保安队的护卫下,聚集在海棠镇。左权当即部署红5团紧紧包围海棠镇之敌。左权和红5团团长张振山指挥第3营迅速向敌人发起冲击,与此同时,成群结队勇武强悍的彝、汉族青年手持土枪、棍棒,挥舞大刀、长矛从侧翼向镇子冲去。红军和彝、汉族群众密切配合,前后突击,一阵猛攻,全歼2个连的川军和大批反动民团武装,活捉了国民党越镇县县长和川军营、连长,极大的振奋了红军和当地群众。

第2先遣团全歼海棠镇之敌后,左权为争取时间,迅速抢占大树堡,命令部队急速向大渡河渡口前进。部队从海棠镇出发,胜利通过了彝族区,于5月24到达晒经关。

晒经关,山清水秀,风景迷人,它是通往大树堡的唯一道路。相传唐僧从西天取得佛祖真经,由老乌龟驼着师徒四僧过通天河,因唐僧一心只想着经书,却忘记了老乌龟嘱托的事,惹怒了老乌龟,把唐僧师徒四僧掀到河里,当他们游到对岸,可惜把经书全部打湿,师徒四僧只得将经书摊在石头上晾晒,晒经关即由此得名。

左权经过晒经关时,一边行军,一边讲着这个故事,一边指着那路旁的晒经石给战士们看。战士们都非常敬佩参谋长知识渊博,通古晓今,大家全神贯注地正听到兴头上,忘记了疲劳,都在等待参谋长往下接着讲下去。左权也多么希望大家多看看这秀丽、美好、神奇的山川。他风趣地对大家说:等到革命胜利,我们可以饱览祖国的山山水水,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赶路。他高声对大家讲从这里到大树堡只有20余里路了,胜利就在前面了。部队加快了行军步伐。

通过晒经关后,左权命令刘忠选派几名侦察队员并挑选几名俘虏参加红军的战士,化装成溃逃的川军,组成尖兵排,在队伍的前面开路。尖兵排逼近大树堡附近一个关口,有近一个排的敌人兵力防守。哨所敌人反复盘问尖兵排后,竟全完相信这支队伍就是从越巂溃退下来的友军,毫无戒备放尖兵排大摇大摆地通过关口哨卡。尖兵排没费一枪一弹迅速将关口敌人全部缴械,无一人漏网。随后,左权率领主力部队顺利通过关口,直逼大树堡,歼灭大树堡近1个营的敌人,部分残敌逃向大渡河北岸的富林。

左权、刘亚楼自率领右路红军从泸沽出发到大树堡,行程200余公里,智取登相营隘口和大树堡关口。左权为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便千方百计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右翼,来左右敌人,尽可能减少左路主力红军的威胁。一路虚张声势,佯作主力、迷惑敌人,为主力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在左权率领右路红军占领大树堡的同时,以中央红军主力为左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安全通过冕宁以北的彝族区后,先遣队第1团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由于安顺场渡口两岸高山夹峙,河深流急,无法架桥,只靠找到的3只小船轮流摆渡,全军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全部渡完,于是中央红军左路又分两路纵队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急进。

左权率领第2先遣团胜利完成掩护主力红军北渡大渡河的任务后,于5月28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绕道经海棠、冼马姑向安顺场转移,后随主力红军沿大渡河西岸北进,于6月1日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

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后,红1方面军的《红星报》和红1军团的《战士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捷报和评论。表彰了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集体和勇士们。《战士报》发表了题为《冲部永远是模范——渡河前的胜利》的评论。评论表扬了左权率领的红5团占领越巂城,成功的佯动掩护主力红军占领安顺场,为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所建立的卓越功绩。后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在总结经验时讲到:强渡大渡河的胜利“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5团远离主力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1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作为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这番中肯而有见地的话,充分肯定了左权对红军通过彝族区北上作出的突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h3>坚决拥护北上</h3>

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第2先遣队渡过大河后,继续担任佯动任务。奉中革军委命令,指挥红5团和军团教导营东进花滩,佯攻荥经,吸引和抑留荥经敌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向天全、芦山方向前进。

到花滩,必须要穿越二郎山抱桐岗的一片原始森林。抱桐岗,古树参天,修篁蔽日。遍山仿佛披上了墨绿色的帷幔,光照不进,风吹不透。在这竹树丛生的林海里,由于终日不见阳光,一年四季阴暗潮湿,满地都是青苔、腐草、烂叶和稀泥,到处散发着霉臭的气味。林中杳无人烟,偶尔可以看见受惊的野禽飞腾,野兽东奔西窜。部队在这深山林海里行军没有任何道路可走,脚下很难找到一块干地,时而踏着腐臭泥泞的烂草地,时而攀爬陡峭的山坡,光滑的坡路根本无法在上站立,只得手脚并用近似爬行。

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5团和教导营一路披荆斩棘,艰难跋涉穿越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于6月5日来到花滩附近的石果坡、竹子坝等地。左权根据侦察情报得知,花滩及其附近有川军杨森部两个多团的兵力防守,并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荥经有杨森部3个旅分别驻守在荥经城及其附近重镇和交通要道,阻截红军北上。

左权为紧紧地吸引花滩、荥经的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迅速北上,一到石果坡,就立即召集红5团和教导营干部研究部署,指示红5团第2营向花滩王帽寺、陈家坝等佯动攻击,并控制花滩通向荥经的大道;第1营和教导营向荥经黄牛及通向荥经的大道攻击前进吸引敌人。在红5团和教导营对敌人的严密监视和牵制下,中央红军主力于6月7日渡过了天全河,占领天全。并于8日占领芦山,突破了敌人在天全和芦山设置的防线。

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5团和教导营完成牵制和掩护任务后,于8日开始向天全急进,10日赶至芦山灵关庙,与军团主力汇合。左权与军团首长分别将近1个月,战友重逢格外高兴,军团首长赞赏左权的胆识和“一切运筹帷幄”沉着机智的指挥才能。

大硗碛,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四周高山环绕。村北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红军北上到懋功必须要翻越这座海拔4500多米、终年白雪覆盖积雪不化、云雾缭绕的雪山。

左权和军团首长来到雪山脚下大硗碛,一路上的炎热、火烤到这里就全部散去,顿时感到气温骤降,寒气袭人。只穿着一身单衣身染重病的左权浑身感觉更加不适,发起高烧。左权为保障部队顺利翻越雪山,不顾重病高烧来到当地群众中间进行调查。当地群众听说红军要过雪山,都十分惊愕,纷纷摇头说:“雪山是过不得的。常言说,大雪山!大雪山!只见人上山,不见人下山!”老百姓都把雪山称作“神山”,山上有“神仙”,上山的人不是被冰雪埋没,就是被风暴卷走,把雪山说得非常神奇可怕。还有群众说,夜晚更不能过山,不然“神仙”就会踩着黑夜的脚步跟着上来,黑夜是“神仙”大显神威的时候。只有上9时到下午4时前,风停雪住,“神仙”累了,回去休息去了,你们才可以偷偷过山。左权听罢,风趣地对群众说:“那好,我们就在上午偷声偷气地过山吧!”在场的群众都哈哈笑了起来。老百姓双手合十,向红军祝福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部队在准备翻越雪山,收集御寒衣物时,因这一地区居民稀少,群众家境贫寒,先头部队在翻越雪山时,能寻找到的御寒衣物大多已经收集完了,这时很难再收集到一些御寒衣物补充部队。左权便指示部队准备一些草袋、草绳,捆扎在身上御寒,采购辣椒待上山前多喝些辣椒水去寒。

6月14日上午,部队指战员大碗大碗喝下辣椒水,把随身带的衣服全部穿上,披着麻袋、草袋,捆扎着草绳,9时开始,左权和军团首长拖着病体率领军团主力,沿着先头部队留下的标志,踏上翻越雪山的路程。

连绵起伏的山峰被层层白雪严严实实地覆盖着,直插云霄,山峰间飘动的白云和茫茫白雪连成一片,分不清是云还是雪。六月的骄阳,在这里完全失去了它的炎热威力。只是将晶莹的白雪照得透亮,使人睁不开眼睛。越往上走,先头部队留下的路标也看不见了,找不到任何道路,指战员们只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积雪前进。往山上爬,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空气越来越稀薄。前面的战士小心地用铁锹开路,后面的部队踏着前面战士的足迹,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

左权把随身带的衣服全部都穿上,还是冷得浑身直打颤,走到山腰时,病情愈发严重,虚弱的身体加上高山空气稀薄,呼吸相当困难,脸色变得更加苍白,嘴唇发黑,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雪花不时被风吹起,刮到嘴里呛得喘不过气来。左权连拉骡子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拼力往上爬去。

这时,由于脚部严重感染无法行走,坐在担架上的政治委员聂荣臻看见左权病得那样厉害,走得那样艰难,就赶紧让担架停下,对担架员说:“我可以拄一根棍子慢慢走,左权参谋长还在一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左权见抬聂政委的担架员来到跟前,硬要抬自己,就对担架员说:“政委有病,不能走路,你们还是照顾政委吧!”担架员还是不由分说地把左权抬上担架。左权心里热呼呼地,感激政委及战友们对自己的关心和友情,他在担架上望着缓慢移动的队伍,担架员难艰地抬着重伤病员;运输员和炊事员吃力地挑着和背着物资、炊具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向山上爬;有的战士因为过分虚弱而躺倒在雪地永远爬不起来……左权眼眶里的泪水滚落了下来。他坐了一程担架,好像有了一点力气,硬是挣扎着从担架上下来,让担架员去抬晕倒在路旁的战士,拄着棍子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气喘吁吁地走在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队伍中间。

越往上走,积雪越深,气压也更低,呼吸更加困难。快到山顶,风雪越来越大,风雪裹挟着冰雹,呼啸着迎面扑打上来,瞬间仿佛山崩地裂。左权的胸口感到好像压着块大石头,两条腿如同捆绑着沉重的铁砣,每往前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左权拄着棍子,稍停顿一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鼓励身边的战士们说:“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前进道路,是胜利的道路,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同志们!在人类历史上,哪个军队爬过了夹金山?一个没有。只有我们中国红军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造人间奇迹。”并用力高声呼喊着:“同志们!坚持住!山顶就在前面,坚持就是胜利!”

顿时,雪山上的这条长龙像长了翅膀一下子腾跃起来,红军指战员向山顶奋力爬去,攀登到雪山之顶。巍峨雄伟的大雪山,终于被英雄的红军征服了。红军战士脚踏雪山顶兴奋起来,跳跃着、欢呼着,队伍中传出愉快的笑语:“神仙”也不过如此,“神仙”也畏惧我们红军。

6月12日,红1方面军先头部队红2师第4团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30军第88师在达维胜利会师,两支部队的指战员们相互握手、欢呼雀跃,振奋不已。16日,左权和军团首长率领军团直属队随先头部队由达维来到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亲切会面。

中央红军来到懋功及其附近地区后,注意到以懋功为中心的这片广大地区多是深山穷谷,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人民生活相当贫困,给养补充十分困难,不便红军立足发展。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懋功,于6月16日建议:“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的作战计划是“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川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左权非常赞同毛泽东等党和军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为北上川、陕、甘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正确方针。17日,张国焘等复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应向川西北,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发展。为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先向南进攻。

为消除分歧,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28日作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1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伸向两河口以北64公里的卓克基。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7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不作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3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分的天色下十分耀眼。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起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民,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

“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以为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6团及其跟进的红4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得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于7月9日来到松潘以西的毛儿盖附近地区。

红军来到毛儿盖附近地区后,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和藏民“番兵”的袭扰,7月9日红1军团先后强攻和夜袭毛儿盖均未奏效。随后,左权率领红2师改强攻为监视和围困毛儿盖之敌。左权让通司对藏民和被俘的藏兵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宣传红军是主张汉、茂各民族平等,反对汉官和军阀部队欺压和迫害藏民的,解释红军与国民党、刘文辉等军阀队伍的区别,讲明红军来这里是借道北上,并不是来和藏族同胞争地盘、抢粮食、夺牛羊的。同时请藏民相互转告,希望跑到山林中的藏族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随后,左权指示部队将被俘的藏民“番兵”释放回家。“番兵”听红军放他们回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打死了红军的“番兵”,红军不仅没有杀他们,却还放人,十分感激红军。红军释放藏民“番兵”,视藏民亲如兄弟的感人事实,很快传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土司的谣言。

红军在四川藏区模范地执行了党和民族宗教政策,深得广大藏民的拥护,许多穷苦藏民把红军看作为自己亲人,真正是为穷人办事的队伍,纷纷从山林中回家,自觉地为红军送粮,当响导,报告敌情,救护红军伤病员,协助红军作战,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首批参加红军的藏民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天宝、青海省政府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的扎喜旺徐、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杨东生等许多同志。

就在党中央团结、教育、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时,左权和军团首长及李先念率领红1军和红30军分别在毛儿盖、哈龙、波罗子等地等待张国焘北进,同时为继续北上积极筹集粮食和物资,进行各方面的准备。

8月19日,在毛儿盖的一个喇嘛寺里,左权与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主持召开了军团直属队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沙窝会议精神。左权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和沙窝所作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坚决支持中央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进的一系列的努力。左权认为川西北一带地区不利于红军大部队长期活动和发展,北上是唯一出路。

红一、四方面军从懋功会师,确定北上战略方针到8月中旬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大、小金川流域一带地区停留活动。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和阻挠北上,致使战机被贻误,松潘战役计划落空。这时,敌军胡宗南部的主力已完成在松潘地区的集结,薛岳部也由雅安向胡宗南部靠扰,扼守松潘,红军原计划由松潘北出甘南的道路完全被截断,红军就只有改从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21日,林彪率领红1军第2师为右路军先头部队,开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开进。23日拂晓,左权和聂荣臻率领红1军主力随先头部队后跟进,来到一望无边的数百公里的茫茫草地。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左权亲自尝百草,与战士们一起,找出了30多种可以吃的草。8月27日,左权随先头部队后,胜利走出草地,跳出“苦海”,到达若尔盖的班佑。月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红3、红4、红30军也走出了茫茫大草地,来到班佑、巴西、阿西等地区。并于8月29日对包座之敌发动进攻,经过3天激战,歼灭包座守敌及其援军第49师大部,取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随后,左权和红1军首长为坚决执行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于9月2日开始率领部队由阿西等地出发继续北进。8日,红1军主力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莫牙等地,一面进行休整、筹集粮食、征集资财,一面等待张国焘和红军左路军北上。

<h3>到达陕北</h3>

左权同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为前卫离开俄界等地继续北上,向岷县方向前进。这时,左权有机会与随红1军行动的毛泽东经常相见交谈。他在与毛泽东和军首长交谈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坚决拥护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和会议确定的红军向甘东北或陕北发展,创建根据地的行动方针。

部队经这艰难跋涉,来到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渡过白龙江,再往北,就是通往岷县的咽喉要道——腊子口。左权和林彪、聂荣臻分析认为,红军北上势必要通过并突破有敌军重兵把守的这一险要关口,否则红军就会限入敌军的重兵包围的不利境地,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就难于实现。左权根据毛泽东及军首长的指示,迅速作了周密部署,命令红4团为先头团向腊子口前进。

9月16日傍晚,左权随毛泽东及军首长随先头部队也赶到腊子口,来到前沿询问红4团战斗情况,并察看了腊子口的地形、敌情。

腊子口是甘南的天然屏障,隘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的沟底流淌着滚滚腊子河,河左岸有条蜿蜒崎岖的小路,通往岷县。到岷县必须要走过腊子河上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除此别无他路。在桥东山脚下,国民党军第14师鲁大昌部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筑有坚固的碉堡,在腊子口谷地还驻守有一个营,随时可以增援桥头。

夜幕降临,攻占腊子口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凭险顽强抵抗,红4团的指战员勇猛顽强,冲入敌垒和工事,短兵相接厮杀拼搏,在其他部队的密切协同下,17日清晨,腊子口终于被攻下,为红军最终胜利完成北上战略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左权和军首长率领部队翻越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大刺山雪山,从而告别了雪山、草地,于9月18日来到岷县哈达铺、占扎路一带地区。红军得到暂时休整的机会,于是在哈达铺遵照俄界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红1军改称为陕甘支队第1纵队,林彪兼任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纵队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红1军原各团改称为大队,第1纵队下辖第1、第2、第4、第5、第13大队。部队在休整期间,为了补充粮食,改善红军指战员的生活,陕甘支队下达了筹粮任务。左权和政治委员聂荣臻专门召集了纵队直属队及各大队有关干部会议。在会上左权指出:哈达铺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的地区,部队在筹粮中一定要严格遵循支队政治部颁布的《回民地区守则》的要求开展工作,一定要尊重回民生活习惯,积极宣传和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纪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按价付钱。聂政委也为部队作了深入动员,提出了要求。红军在哈达铺一带地区的行动,深受回族同胞的称赞。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都说:“咱们活了几十年,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9月23日,左权和纵队首长率领部队由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27日到达通渭榜罗镇。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29日,左权和纵队首长遵照中央确定的新方针,由榜罗镇出发,开始向陕北前进。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保安县吴起镇(即吴旗镇)。至此,胜利结束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左权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欢乐和喜悦。

正文 第十六章 陆定一长征中的二、三事

<h3>一、扛着梭镖参加长征</h3>

长征前,父亲陆定一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消了党和团内外一切领导职务,调到《斗争》杂志编辑部,从事刊物的刻蜡版工作,被人称作是个“刻字匠”。

根据父亲陆定一执笔的《长征大事记》中记载:红军长征启程是1934年10月12日,“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野战军,开始向西南移动”。

1934年10月18日,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总部首长夜渡于都河。于都县城东门,就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纪念地。199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当地人民在此修建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碑座左侧,刻有陆定一手书箫华的《长征组歌》中的第一段歌词内容,其中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的字句。

长征开始,陆定一是被编入“红章纵队”的“干部队”里。他没有职务,也没有枪,只能扛着一支梭镖。

我的前母唐义贞,由于身怀六甲,不能跟随长征,被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后来据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讲:红军长征后,唐义贞继续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开除了党籍。但她革命志向不变,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必定为革命奋斗”。1935年1月,被“铲共团”抓去,她坚贞不屈,遭敌人剖腹开膛,壮烈牺牲。

当时,中央苏区参加长征的有1、3、5、8、9五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第1纵队叫“红星纵队”,第2纵队即“红章纵队”。红章纵队主要由军委的后勤、卫生、后方机关人员组成。它下属的“干部队”,主要是由老弱病残人员组成,没有什么战斗力,大多数人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梭镖。当时在干部队里,还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老人,以及成仿吾、李坚贞等同志。这些同志的待遇要比父亲好许多,他们也尽量帮助父亲,父亲的行李,就是由李坚贞同志的马代驮着。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一手拄棍一手提灯行进,黄镇同志为林老画了张速写,一直保存了下来。父亲讲:“这是我们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幅杰作。”

此时的陆定一没有职务,他的任务就是写标语、做宣传,是个“宣传员”。

虽然一直受着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胜利的期望。在红军翻越“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越城岭(亦称“老山界”)时他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叫《老山界》,在艰苦的长征环境中,文章中充满了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篇文章后被编人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教育、影响了几代青年人。父亲在文章中说:“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现今,老人的宿愿终已实现,一个大大的石碑屹立在老山界上,上刻有父亲手书的“老山界”,它已成为湖南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老山界的主峰猫儿山,已成为自然保护区,也为纪念红军长征修建了“红军亭”。父亲在红军亭中为猫儿山题字:“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庐山之幽。”

<h3>二、遵义会议后,调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h3>

遵义会议前,长征的指挥者是“三人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可谓是“太上皇”。红军长征开始时,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情况下,又不愿丢弃“盆盆罐罐”,连兵工厂、印刷厂的笨重设备,都不愿丢下,人挑肩扛,辎重队伍一夜行军走不到二三十里,处处陷于被动,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由陆定一执笔所写的《长征大事记》中,逐日记载了红军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的战斗情况:由于行动缓慢,突破湘江的战斗从11月25日一直打到12月初,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近8.6万人,锐减到了3万。

此种状况,到12月18日开始发生了转变。这即是党史上所说的“通道转兵,黎平整编”。这是由毛泽东同志力主的结果,由朱总司令下达命令。据《长征大事记》记载,转兵和整编是同一天在黎平进行的。

1936年1月7日,攻克遵义,15~17日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长征由被动转向主动,由挫折走向了胜利。

促使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除主观原因外,听父亲讲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在战斗中把每天都要向共产国际联系和汇报的电台给丢失了,不能向共产国际请示和汇报了。父亲讲:“现在想来,道是‘塞翁失马’。否则,继续受到共产国际的米夫之流的遥控,我们哪里开得成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部队将一路抬过来的机器设备,不必要的行李辎重,几乎都扔到了赤水河里,同时,部队也进行了缩编。陆定一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到了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他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后,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在一起工作。后又调任宣传部部长,并接任小平同志《红星报》的工作,任《红星报》主编。当时长征的条件十分艰苦,进入云(南)贵(州)地区时,地处穷乡僻壤,缺吃少穿,但同志们都充满了乐观精神。听父亲讲:在没有吃的,饥肠辘辘时,就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各自说以前吃过的好东西,进行一场“精神会餐”,然后哈哈一笑,又饿着肚子干起工作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原为4开铅印,发行1.73万份,长征中由于条件所限,改为油印,不定期刊,每期七八百份,一直发到连队。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于1937年改为《八路军军政杂志》。

<h3>三、提出“红军万里长征”的政治特定用语</h3>

1935年5月,红军到达安顺场,蒋介石前堵后追,妄想要使“朱德、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但红军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的梦想。

在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当地人民在安顺场修建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邓小平同志题了碑名,陆定一亦在纪念碑上题“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当时红军1师1团虽抢占了大渡河安顺场,但仅有江上几条小船,几万人马大军仍过不去。为了争取时间,必须翻过大凉山,借道彝族区,另辟新径,让大军从泸定桥上通过。

为了向彝族(当时称为“夷族”)聚居区宣传我党和我军政策,朱总司令指示陆定一撰写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并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张贴出去。

父亲撰写的这一布告,是六字一句,共26句,并一韵到底。这是红军在长征中,发布的唯一一份布告。全文如下:

<small>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small>

<small>一切夷汉贫民,都是兄弟骨肉。</small>

<small>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small>

<small>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戳。</small>

<small>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small>

<small>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small>

<small>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small>

<small>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small>

<small>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small>

<small>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small>

<small>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small>

<small>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small>

<small>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small>

负责刻版、油印此布告的是当时总政治部文书科长赵发生同志。他在悼念陆定一的文章中,记述了父亲的这一功绩,并说:“可贵的是,这一布告不仅是整个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布告,而且第一次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在赵发生同志手中,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这一布告的原件。

“红军万里长征”这一政治用语,是由陆定一首创,并经朱总司令首肯而被广泛传播开来,载人了历史的史册。

<h3>四、“在长征的研究中,缺少不了定一同志留下的遗产”</h3>

父亲在长征中,从一个“宣传员”,到遵义会议后的“宣传部长”及《红星报》的主编,不管他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被打击的时候,都是以笔为矛,无怨无悔,呕心沥血地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现在能保留下来的部分党史资料显示:

父亲在长征中所写的文章有《老山界》、《榜罗镇》。

其中《榜罗镇》,是记载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初到达榜罗镇,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并召开了全部队连级以上干部大会的一篇记述文章。

《老山界》则是做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题材,在“文革”前后,一直都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内容,教育了数以亿计的青少年。

父亲在长征中所写的革命歌曲据记忆和查找得到有:

《红军入川歌》,陆定一、戈丽合编;

《打骑兵歌》,陆定一、黄镇合编;

《两大主力会合歌》,陆定一词、曲;

《长征歌》,陆定一、拓夫合编;

《红军东征歌》,陆定一编。

其中:

红军入川歌(1935年5月)

天险的金沙江、大渡河,

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

我英勇红军真正是无坚不摧,

占领了泸定桥建大功。

我们创造了中国历史新纪录,

我们取得了两大主力的配合。

勇敢前进,勇敢前进,

消灭敌人,革命万岁!

定一、戈丽合编于泸定桥

两大主力会合歌(1935年6月)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唉!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争取大胜利。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

唉!

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

高举红旗向前进。

定一词曲,编于宝兴;

打骑兵歌(1935年7月)

敌人的骑兵不须怕,

沉着敏捷来打它。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而射杀。

我们瞄准它,

我们打坍它,

我们消灭它。

我们是无敌的红军,

打坍了蒋贼百万兵。

努力再学打骑兵,

我们百战要百胜!

定一、黄镇合编于毛儿盖

长征歌(1935年10月)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里来走湖南,宜(章)临(武)蓝(山)道(州)一齐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挡!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成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小,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积极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催是红军。

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定一、拓夫合编于吴起镇

中央苏区红军的长征,历时13个月,故《长征歌》作十三段,逐月唱出了万里长征的全过程和各大事件,用歌曲的形式,总结了长征。

1983年,78岁的陆定一又对《长征歌》中的部分歌词作了修改。

1936年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主席任总政委,陆定一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

陆定一在山西石楼城下写了《红军东征歌》。

红军东征歌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民族英雄们;

摩拳擦掌志气高,

我们的铁红军。

猛虎扑羊群,

冲锋向前进,

但见那阎军连跑又打滚;

猛打猛冲还猛追,

追到石楼城。

土皇帝阎锡山,

太原坐得稳?

传来了警报胆颤又心惊;

沿河堡垒一扫平,

骇掉汉奸魂。

红旗山西飘,

同胞齐欢迎。

“华北国”阴谋受到了当头棍;

抗日讨逆大家来,

工农商学兵。

以上歌曲中,由陆定一自编词、曲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是为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而作。两大主力红军会合,是长征中的一件大事。陆定一在宝兴县自编词、曲赶写了此歌。两天后,部队越过夹金山,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4团和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第80团在达维地区会合,6月16日,两大方面军的大部队在懋功会合。两军在懋功召开了会师的庆祝大会,两军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干部战士同声高歌由陆定一编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庆祝大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建国十五周年大庆时,大型献礼节目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又将陆定一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改编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向全国人民播放。其歌词,由“两大主力”改为“三大主力”,而歌曲仍保持不变。

父亲在长征中所组织编辑和亲自执笔撰写的长征史料有:、《长征大事记》。

,原名为《二万五千里》。是1936年8月5日,由毛主席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同志,联名致函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起“集体创作”,出版一本。大家纷纷响应号召,开始撰写回忆录。这个具体的编辑任务,就交给了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短短两个月,总政治部就征集到200多篇作品,约50万字。总政治部成立了编委会,由徐特立、成仿吾、丁玲、徐梦秋等同志具体选编。1937年2月,宣传部就编辑完成了此书,共选出110篇,30多万字,分上、下两册,并取名为《二万五千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仅抄写了20本,并将其中一本存于总政宣传部,供“内部参考”。1942年11月,该书才有条件送到印刷厂去印刷,总政治部宣传部将《二万五千里》改以为名正式出书。32开,封面除书名,还印有“党内参考材料”和“总政治部宣传部印”及“1942年11月”字样。这套书,据说目前仅存6套,其中朱老总送给《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那一套,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常人一般以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是最早介绍长征的著作,其实不然。最早介绍长征的,是1937年2月编写出来的《二万五千里》一书,亦即后来批量印刷的,这是关于长征的最早最可靠的回忆录。陆定一在负责组织编辑此书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陆定一执笔亲自撰写的《长征大事记》,则是早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由杨尚昆和各相关部门负责提供原始资料,由父亲陆定一亲自执笔整理和追记而写出的。《长征大事记》一直记录到遵义会议之前,后因红军1936年初要进行东征,而没有时间再继续写下去。

此本《长征大事记》,不同于在延安时由毛主席所发起而整理编辑的。因中110多篇仅是对长征中某个事件或某个战役的回忆文章,是对长征过程中一个片段的回顾,而陆定一所撰写的《长征大事记》,则是逐年、逐月、逐日地记录了长征中的整个过程。

这本《长征大事记》是长征过程中唯一留下来的、描述长征全过程的一本珍贵手记史料,都是第一手资料。原件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1996年5月9日,父亲病故,享年90岁。当时正值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在对父亲的追悼、告别活动中,当谈到父亲在长征中的经历时,杨尚昆同志和一些前来慰问的老前辈对我说:“定一同志在长征中,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史料。在对长征的研究中,缺少不了定一同志留下的(这些)遗产。纪念长征,就是要纪念这些先烈和他们的革命精神。”

正文 第十七章 谭政大将在长征途中

<h3>长征前的政治动员</h3>

1934年10月中旬。兴国东南靠近瑞金一个村庄里的红1师师部。

波浪翻滚的绵水河,泛着银光,在深秋洁白的月色下,默默地绕过瑞金城。油灯下写完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的谭政,伸了伸疲惫的身躯,走到窗前,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月夜皎洁的东方。远处,不时传来早已听惯了的隆隆炮声和嗒嗒的枪声。

谭政陷入了深思。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保卫兴国外围的防御战,而是如何说服红1师部队撤出苏区,实行重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明天,红1师指战员就要离开中央红色根据地,告别血肉相系的父老乡亲,这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

原来,正当红1师指战员死守高兴圩、狮子岭防线,不让敌人前进半步,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红1军团长林彪突然来到红1师师部。他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战况,尔后对师领导李聚奎等人说:“你们回去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第5军团的第13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稍停片刻,他又小声而神秘地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有什么行动,以后再说”。

这里林彪所说的“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即将开始的长征。啊!红1师撤出高兴圩以北战斗,原来是为长征作准备。然而,长征一事在当时是一个绝对保密的军事行动。

10月15日,红1师刚刚收拢集结,军团司令部便派机要参谋送来了林彪、聂荣臻写给师长、政委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信中指定红1师(附红1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红1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即次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当天,上级又给红1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500块大洋。红1师长征就此起步。

以往,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即便遇到情况紧急,不便开会,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一反常态,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红1师按照行军路线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所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所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所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便不得而知。其实,由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保密,不但师一级领导蒙在鼓里,就是军团一级的领导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

这样,就给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来许多困惑和烦恼。

几年来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苏区生活,军队和人民已结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现在,要莫名其妙地离开,离开后,苏区人民的处境将会如何?怎样做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说服情深似海的父老乡亲?

是的,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怎么能忍心丢弃?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怎么能与他们离别?怎能放那些凶恶的敌人进来,让地主恶霸复辟,听任他们蹂躏、屠杀我们的人民?想到这,谭政的泪水夺眶而出。

对于红1师的撤离,战士们不会答应,群众也不会同意的。但红1军团的命令已下达,又不能不执行啊!现在关键是做通部队的工作。

营级以上的干部会就要开始了,谭政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走进了会场。

然而,会场的气氛却使谭政吃了一惊。一个个低着头,苦着脸,好像有一种说不尽的委屈。

见此情景,谭政心想:“营级以上干部都是这个劲头,战士们的情绪又会如何?处于这种思想状况的部队何以能战胜敌人?”

谭政下意识地骤然扭转了自己的伤感情绪,抬高嗓门说:“同志们,抬起头来!”

空旷的会场上寂静无语,大家依然低着头。

谭政又恼火似地大声说:“怎么搞的!都霜打啦?”

突然,刘得胜营长打破沉寂,首先开了腔:“谭主任,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

“你说吧!”谭政的火气有点消了,回答道。

刘营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如此凶狠地进攻苏区,咱红1师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线打击来犯的敌人,而是什么‘准备出发’?”

紧接着,又有几名干部也表达了与刘营长类似的意见,要求谭主任回答。

谭政一见会场开始活跃起来,便因势利导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我也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来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呢?还是让目前凶狠的敌人,大兵压境,把这颗种子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统统搬家?”

嘿!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顿时平和了起来。

本来,会场在座的都是红1师部队营级以上的领导骨干,都是水平很高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有指挥部队作战的丰富经验。对于这次反“围剿”阵地战的战术,他们早就有意见,只是上级命令不可违反,只好硬着头皮执行。对于目前的战局,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敌人兵多、枪多、弹药多,而我们是兵少、枪少、弹药少。敌人步步为营,重重封锁,紧缩包围圈,如果红军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的火种也只能就此熄灭。

这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所以,谭政把关键问题一挑破,用不着再说很多大道理,大家便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会场上,干部们的头抬起来了,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愁云和牢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有这么多懂道理、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干部,何愁战士工作没法做?

谭政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开始向与会的干部布置工作:“同志们,散会后,大家分头检查部队出发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不,同志们,我们不光是准备‘走’,还要准备‘打’!这是最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钢铁、石头,但也不是豆腐一块。我们一旦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还会组织力量前截后追的。所以,我们的作战行动,不仅要敏捷,还要似箭穿梭,打垮敌人的围追堵截!”

散会后,干部们便深入部队,分头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去了。

第二天拂晓,嘹亮的军号响彻了兴国的山野。红1师部队,正紧急集合,整装待发。苏区的群众,早已站在村口,欢送即将离别的子弟兵。

本来,当红1师决定撤离苏区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那么久、那么远。但是,苏区的人民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红1师的行动上感觉到红1师的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他们闻讯后,便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村口和路旁为红1师送行。

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战士们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合的人流。

红1师指战员的心情也是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人民群众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流满面地与乡亲们依依惜别。

为检查部队纪律,做好群众赔偿工作,并适当向群众做一些红1师撤离苏区的解释工作,谭政与几名干部留在后面,最后出村。部队已经开拔很远了,群众还没有散去,他们还要欢送谭政等人出庄,目送着红1师的亲人远去。

不一会,谭政带领着几名干部出庄了。大家立刻围了上来,并再三嘱咐谭政:“将来打败老蒋,你们一定要回来!”

谭政眼含热泪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东方的霞光,已悄悄地散出。火红的朝阳,正冉冉升起。谭政等人率领红1师这支用钢铁铸成的队伍,踏着南国金秋的晨露,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长征。

<h3>夜袭新田的政治工作</h3>

1934年10月21日深夜。江西信丰新田。

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红1师的红1团和红2团配合作战,向新田敌人据点,发起了急袭战斗。

新田,是红1师长征起步后奉红1军团首长之命向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地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边沿和关键部位,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一个团,敌人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群,用以防止中央红军穿越广东,向湘西转移。

虽然我党曾与陈济棠密谈,陈已答应适当“让路”。但敌人的话是不能轻信的,更不能因轻信敌人而丧失战斗力、延误战机。这样,对于新田据点的敌人,还是立足于打。红1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部署了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

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前梯队,采取长距离奔袭的战法,而且要在夜间急袭,使敌人措手不及;万一红1团急袭受挫,那么,红2团紧接着强攻,夺取新田据点,不能迟疑。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也必须紧密配合军事行动,设立宣传站、宣传鼓动棚等,做好部队和沿途群众的政治工作。

一声令下,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部队从苏区的北侧向苏区的南头开进,要经雩都穿过整个苏区,行程多日。一路上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大长了苏区群众的志气。

谭政首先召开了连队党支部以上政工干部开会,布置部队开进时的政治任务,同时派出政工组沿途设置宣传鼓动棚,运用讲话、唱歌、呼口号、化装表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以提高士气。尔后,谭政又与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商量,派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各宣传站的工作,动员和指导沿途群众配合部队各宣传站的活动。

当红1师部队开过兴国时,在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鼓动下,兴国城各界群众上万人,出城热烈欢送。

你看,城边路旁红旗挥舞,人如潮涌,热闹非凡。

你听,歌声、欢呼声、讲话声、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红1师行军途中,每隔几里,都有欢送的群众在村旁等候,送吃的、喝的和各种慰劳品。

鲜艳的政治之花,结下了丰硕军事之果。在上述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激励之下,红1师的战士,各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日夜兼程,准备去拿下敌人新田据点。

红1师在苏区行军和宣传的另一个军事目的,就是企图造成“保卫苏区”而不是突围的假象,使新田的敌人放松警惕,以达到奇袭新田的目的。

红1师在苏区以外的行军,则是十分隐蔽的。

红1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秘密集结于新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深秋的赣南,宽阔无际的田园风光。红1师潜伏在这不大的村落里,表面一派和平景象。

在村落里,红1师指战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堆堆等待夜间点燃的干柴,已经备好,各个连、排、班的“诸葛亮会”正在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纷纷举行。他们焦急地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战斗终于打响了。

在火光和喊杀声中,杨得志率红1团战士向新田据点的敌人猛冲猛打。敌人误以为红军撤出苏区后已“溃不成军”,结果一碰上英勇善战的红1团,犹如锈铁碰上了利钢,顿时阵脚大乱。不到3个小时的战斗,红旗就插上了新田据点。

红1师夜袭新田的战斗成功了。同时,红2师6团袭占了金鸡。随后,红1师又攻占了版石圩,追歼敌人至安息。至此,被敌人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我红1军团红1师摧垮了。

为了总结红1师夜袭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谭政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又写下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为我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h3>潇水阻击战的政治鼓动</h3>

1934年11月25日。湖南道县潇水西岸。

初冬的北风,夹着潇水的寒气,阵阵向潇水西岸袭来。岸边的红1军团红1师指战员和红3军团红6师的指战员,阻击敌人的战斗打得正酣。

敌人一只又一只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军一只只地打沉。敌人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军一批批地消灭。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好望河兴叹,不能前进一步。

红1师于10月25日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以后,11月8日随一方面军在广东境北仁化的城口附近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14日在湖南境南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越过嘉禾、蓝山,红1师面前有两条大江堵住了去路:一条是潇水,另一条是湘江。两江相距百余华里。

这时,蒋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两边猛扑过来,阻截我军。

原来,当我军主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十分震惊,立即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北路人湘的薛岳部、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红军。

蒋介石的计划是:第一步,堵截我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于道县与天堂圩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在湘江之滨。这两步计划,构成了敌人大兵云集、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还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深入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或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他又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急电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广西军阀随即将他们的两个军全部调往桂北防堵。

同时,湖南军阀何键在就任“追剿”总司令以后,即于11月13日下令调集15个师的兵力,分5路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第一路,以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由郴县急调广西的黄沙河、全州;第二路,以蒋介石嫡系薛岳的4个师,由茶陵、衡阳向零陵推进。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防堵我军去湘西。担任追击我军任务的是第三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的4个师、第四路湘军李云杰的两个师。而第五路湘军李韫珩的1个师,则在我军南部跟进,以配合粤军、桂军围堵我军。

在薛、周、李、白准备合击红军于潇水之滨的紧急关头,先敌占领潇水的大渡口——道县,迟滞追赶之敌,则成了我军的当务之急。

这时,红1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2师,把迟滞、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师。

11月22日,红2师第4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以日行百余华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西岸的道县,获得成功。

红1师指战员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队伍,在长40华里的正面阻击敌人周浑元部。

11月25日,当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红1师第1、3团又和红3军团的红6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

此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师政治部几名干部穿梭往来于这40华里长的正面战线上,紧张地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决不能让敌人上岸,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潇水河中。

初冬的寒气阵阵逼人,可是,坚守在潇水西岸的红1师等部指战员,却打得热火朝天。

潇水涛涛,激流滚滚。敌人在火力掩护下,乘船渡江。严阵以待的我军,以潇水为天然屏障,用机枪、步枪、小炮向敌人猛烈开火!

敌人船只中弹沉没,尸漂半江。敌人又组织新的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次次溃败。

敌人的渡船被击沉了,又组织泅渡过江。

红1师指战员哪能让敌人阴谋得逞,他们怒不可遏地等待着敌人靠近西岸。

敌人靠近了,再靠近,再靠近……

“打!”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小炮,再一次向敌人猛射过去,仇恨的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手榴弹在江面开花,泅渡过江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潇水中。奔腾不息、碧波万顷的滚滚潇水,顿时成了万恶敌人的葬身之渊。红1师等部潇水西岸的阻击战胜利了。

阻击敌人的战斗,整整进行了3个昼夜,红1师指战员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

激战中,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的斗志却越战越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战士带头与敌人拼搏,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有很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一次,一小股敌人登岸靠近红1师的前沿阵地,英勇的我军战士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把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前沿。

11月28日,红1师等部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星夜出发,昼夜兼程,追赶红军主力,投入了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

谭政与红1师的战士浴血奋战在一起,共同抵御了敌人的“追剿”。潇水西岸红1师的阻击战,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谭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入了上报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红1师政治工作报告》中。同时,撰写了战地报导,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

<h3>制止军阀主义的蔓延</h3>

1935年1月下旬。贵州遵义土城附近猿猴场红1师集结地。

隆冬的寒风,带着赤水河的冷气,吹向待命渡河的红1师指战员。一个个头不高、威风凛凛的首长,正在向红1师全体指战员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他就是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

不久前,谭政同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筿一起在渡口边上的一所小房子里,曾见到过思念已久的毛泽东。

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1934年11月3日前后,在粤北的九峰山一带,红1师一个团掩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所在的中央纵队,经粤汉线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第二次是1934年12月19日(黎平会议后)向贵州剑河前进的行军途中。

这三次见面,在长征历史上是三个不同的时期。三次见面时,毛泽东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种不同的情感。第一次,当时中央领导人勉强同意他随军转移,参加长征。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的危急时刻,在湖南通道会议上,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参与决策意见,但他的话语中,却流露出难言之隐。第二次,虽然他的领导地位未被恢复,但因他的意见已被采纳,而显得特别乐观。这第三次,使人感到,在他亲切幽默的谈话中,又有一种肩负重任的艰辛之感。

毛泽东一见到谭政等红1师三位指挥员,立刻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谭政又见到他多年跟随的老上级,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特别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高度地评价了红1师在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绩。他高兴地说:“你们红1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尔后,毛泽东谈到了红1师部队的缩编问题。

毛泽东谈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后,又问了些红1师部队生活和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及师政治部政治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送走三位师领导。

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返回了红1师集结地。

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能取得长征胜利、革命最后胜利的道理?”

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尝到了它的甜头,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3团4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

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在队前作检查。

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

回到排里后,排长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

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3团,对4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

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态度。

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4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

谭政的这一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

谭政考察1930年8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我红1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排连攻3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7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

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了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

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1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与敌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相遇。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加深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

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

大会开始了。红1师全体指战员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师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这位演讲的师首长就是谭政。

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1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16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

“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

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烈士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的山冈和村庄,震撼了红1师指战员的心!

第二天,红1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1师指战员仇恨满胸,枪弹满膛,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

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

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敌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

<h3>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平通过大凉山</h3>

1935年5月23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

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1军团红1师红1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林木葱笼。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彝民百姓缺衣少吃,贫病交加、文化落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并规定无论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不得开枪。

先遣队以工兵连为先导,手攀带刺的藤蔓,脚踏厚厚的腐叶,艰难地行进在这阴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来大凉山的天然险阻,已使先遣队步履艰难,加上彝民兄弟误听谣言,把汉族红军与汉族国民党军混为一谈,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搬开溪流里的垫脚石,拆毁山涧上的独木桥,这就更加剧了先遣队的行进困难。

先遣队工兵连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当他们在一个山谷里穿行时,突然有许多拿着土枪、长矛、弓箭、大刀的彝民蜂拥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工兵连同志向彝民解释,他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时,彝民根本不予理睬。

彝民开始动手了。他们把通信员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抢走了武器。

连长王耀南一气之下,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跟着拉开了枪栓。突然,他想起了总部的命令,想起了谭政主任等领导同志亲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声地对战士们命令道:“不准开枪,执行民族政策!”他马上收起了手枪,战士们也立刻把枪收了起来。

彝民兄弟见战士们收起了枪,就蜂拥上来把工兵连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抢走。工兵连的同志只好光着身体退回到大桥镇,兄弟部队的同志凑了衣服给他们穿上。

当时红1团第1、2营走在前边,杨得志团长带领3营掩护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在后面。王耀南连长赤着身子回来见到了杨团长,汇报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抢的经过。杨团长说:“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

王连长回答道:“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讲道理,我看他们是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连长不好意思笑笑说:“我们红1军团的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

的确,一个红军连队,被不了解红军的彝族兄弟剥光了衣服,“缴了械”,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红军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当王耀南连长见到刘伯承时,又检讨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伯承打断他的话,表扬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后来,刘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语言风俗的工作队员丁伯霖前去联系,请来了彝民首领小叶丹,按照彝民风俗,刘司令员与他同饮鸡血,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部队。同时,由于红军部队又作了广泛动员,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途发放,部队才顺利、和平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并给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叶丹等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上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h3>强渡大渡河</h3>

1935年5月25日上午7时。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顺场。

夏日的朝阳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顺场依然是一派雾气茫茫,如雷灌耳的汹涌涛声,更给这迷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神奇莫测、险恶恐怖之感。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古名涐江,别名叫铜河。它从高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测。两岸的悬崖险滩,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搅成无数漩涡,使人闻声胆寒,触目惊心。

大渡河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约200米左右,水深约10余米,流速每秒约4米,水中布满礁石,急流咆哮震耳欲聋。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据险扼守。这是中央红军及其红1军团红1师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天险(第一道天险乌江,第二道天险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难渡过的天险。

集结在安顺场的红1师红1团第1营第2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

几天前,杨得志团长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色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

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

火力部署:令配属红1团的军团炮兵连,将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3个特等射手进入阵地。

兵力部署: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团长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第1营。

在谭政多年开展政治工作的红1师,战士们养成了这样的作风: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这次第1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第1营孙营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营长请示杨团长后决定:集中在第2连选派,然后营长批准。

最初,选定了16人。可是,第2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16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见他要求很坚决,便对孙营长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营长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笑了。

最后确定的17名渡河尖兵,后来成了中共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这17名尖兵是:

2连连长熊尚林;

2排排长罗会明;

3班班长刘长发;

3班副班长张麦克;

3班战士张桂成;

3班战士萧汉尧;

3班战士王华亭;

3班战士廖洪山;

3班战士赖发秋;

3班战士曾先吉;

4班班长郭世苍;

4班副班长张成球;

4班战士肖桂兰;

4班战士朱祥云;

4班战士谢良明;

4班战士丁流民;

4班战士陈万清;

渡河奋勇队以熊尚林为队长,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和其他作业工具。一切准备停当,整装待发。

这时,杨得志团长对奋勇队作了简短有力的强渡动员。他说:“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中国革命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强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上午7时整,当大渡河畔还雾气弥漫的时候,我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刘伯承看了看怀表,对杨团长发出命令:“开始!”杨团长立即传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

我登上渡船的17名勇士,在当地熟练船工的摆渡下,在首长、同志们的激励、嘱托下,满怀革命豪情,悄然地离开了南岸的首长和战友,匆匆地向北岸敌人阵地驶去。

不一会,雾已散尽,对岸的敌人发现了目标,向我渡船开起火来。

我军立即以更猛烈的炮火向敌人射击。神炮手赵章成用百发百中的炮弹,掀掉了敌人的碉堡,轻重机枪和步枪也一齐向敌人开火。

渡船迎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在前进着。

刘伯承、聂荣臻走出了工事,命令吹号,故意暴露大目标,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分散敌人的火力。萧华从司号员手中取过军号,挺起胸膛吹了起来,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了冲锋号。

渡船迎着汹涌的波涛,越来越驶近对岸,敌人的火力也越来越猛。敌人的炮弹落在船边掀起的巨浪、水柱使小船剧烈地晃荡,敌人的子弹打伤了我一个战士的胳膊,渡船的船帮被打了一个洞,忽而又撞到了一块大礁石上……一切困难,都被我英雄的、用政治工作陶冶出来的红1师勇士克服了。

渡船离北岸只有五六米了,战士们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抢占北岸渡口。

敌人更加疯狂地向我渡船射击。对岸小村子里的敌人也向北岸渡口冲去,企图消灭我勇士于岸边。

赵章成奉命射击,他的两发炮弹准确地在敌群中开了花。第1营机枪排排长、神枪手李得才等同志的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敌人纷纷倒地,残敌四散逃窜。我十七勇士飞身下船,迅速登岸,以手榴弹、冲锋枪消灭了岸边的敌人,占领了敌人的渡口工事,为我军胜利渡河取得了立足点。

守敌不甘心失败,又拼命地进行反扑,妄图趁我立足未稳、过河人数很少的机会,夺回渡口工事。

在我南岸炮火的强力掩护下,十七勇士冲向敌群,大刀飞舞,敌人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拼命逃窜。我十七勇士牢固地控制了北岸渡口据点,站稳了脚跟。

敌韩槐阶营一崩溃,敌第7团余味儒的阵地立即全线动摇,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被我军突破了。

十七勇士控制敌阵地后,依靠那只小船及以后又找到的两只小船,接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过河。

孙营长率领机枪射手过了河,进一步巩固了渡口阵地。杨团长率领部队乘第三条船过了河,扩大了北岸渡口阵地纵深。又找到了52个船工,分成4班,昼夜不停地为红军摆渡。靠这3只小船,在这里渡过了红1军团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了。附近群众说:“红军是飞过来的!”蒋介石妄想“叫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破产了,红军胜利了。红1师的红1团为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了一大功!十七勇士的英名永垂史册!在十七勇士的军功章里,谭政的政治工作功不可没!

<h3>严格的群众纪律赢得了群众的欢迎</h3>

1935年6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

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1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

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

红1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

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篆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

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②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

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粮食危机问题。

1935年9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

秋高气爽,红日当空,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

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

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粑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

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地说道:

当时,觉得藏粑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粑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935年10月19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

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保安吴起小镇。

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镇里住着100多户人家,700多人口。

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未打听到什么情况。

为此,谭政等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始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

老人们见状,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

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地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镇干部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了解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在吴起镇,我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7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

在政治工作方面,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与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

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擦拭武器,充实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

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赶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1师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历时1年,长驱25000里,途经11个省份,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

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

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1军团红1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1师的长征,使红1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奇功。

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变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

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结果还是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

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那块硬物仍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小截木棍,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

后来,谭政富有风趣地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

正文 第十八章 征途中的虎将军徐海东

<h3>军长当副军长自动降职</h3>

大别山,遭受了敌人五次大“围剿”,一座座山头变秃,一个个村庄被烧毁,有些地方成了无人区。红军像一条龙漫游在即将干涸的湖底,今天游到这边,明天游到那边,吃粮、穿衣越来越困难了。

1934年冬天,党中央派人来到大别山,向红军传达中央的指示,要红25军离开大别山,开辟新的苏区。于是,红25军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路面上结着一层冰凌。不开冻,路滑,开冻了,满是泥泞。红军战士每人身背两天干粮和两双草鞋,从一个叫何家冲的地方踏上征途。战士们听说要远征,内心十分留恋大别山。他们从小在这里生,从小在这里长,当了红军,也没有离开过大别山。现在要远走高飞,心里不免难过。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他们默默地向前走。两只脚像是量地的尺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量。身后有敌人追击,大家倒不大担心。有一件事,让许多红军战士犯疑:老军长徐海东为什么变成了副军长?队伍里有人私下悄悄议论:“老军长犯了什么错?”

“该不是‘老三’咬了他一口!”

“听说从中央来了个新军长,……”

红军战士的议论,徐海东没有听到,代理省委书记徐宝珊倒听到了传闻。他心里有点不安,他了解军长变更的底细。出征前,部队整编,徐海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红25军由他当军长更好些。省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徐海东担任副手。按理说,一个革命者的职位变动,是常有的事,可是有的人就爱乱说。这天,行军路上走到一起,徐宝珊对徐海东说:

“海东,有人说,你从军长变成副军长,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听说了吗?”

徐海东说:“嘿嘿,听见没听见一个样,让他们说去吧!”

徐书记说:“可不要往心里去!不是你犯了错误,也不是工作不好,是你主动要让的嘛!”

“这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嘿嘿一笑,又说:“当军长要打仗,当副军长也要打仗,是官、是兵,都是干革命嘛!”

徐宝珊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熟悉海东,知道他是个党性很强的好同志,一心一意干革命,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以前,他当团长的时候,因打仗负伤,曾主动放弃过团长职务,而当了副团长。像这样不在乎职位高低的同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徐海东又说:“宝珊,你尽管放心,正的变副的,我不会脸红的,更不会在乎那些七嘴八舌的闲话。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就是当个村长也不会哟!还不是当一个穷窑匠,整天和泥巴打交道!”说着,又嘿嘿地笑。

他以前当军长,身上的担子重,每天起早贪黑,呕心沥血。如今,上有省委书记、军长和政委,下有参谋长和各师师长,他这个副军长的负担轻松些了。可是,他这个人怪,还是打仗不缩头,工作不后退。他想,程军长刚从中央过来,兵不熟,将不熟,情况也不熟悉,工作难免有困难,自己一定要多协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行军路上,徐海东总是跑前压后,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部队刚走出河南,驻朱堂店的敌人一个师,兵分两路追来。徐海东积极提出作战方案,亲自带领两个团迂回上去,打垮了敌人。越过平汉铁路时,敌人一个师在枣阳一带堵击,他又亲自指挥部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

红军从大别山出发,到陕南这两个多月的日子里,徐海东天天率领队伍先头行进,累得眼睛红肿,人消瘦了许多。政委吴焕先担心他累垮了,有一天出发前,硬是下命令似地说:“海东,今天你要随后走。我和军长说好了,我们走在前头。”

红军队伍又上了路。这一夜,先是风,后是雨,风雨交加的黑夜,路难走得没法说。走到后半夜,突然一股敌人抄近路追了上来。红军战士冒雨顶风,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敌人展开了“脚力赛”。平时行军20里一次小休息,如今顾不得了,走,走,不停地走。为了甩掉敌人,队列里不时传出“跑步前进”的口令。快步加小跑,人们喘息着和风雨抗争,和敌人赛跑。

从大别山出征以来,红25军已经长途跋涉了6000多里路。许多人脚底板上磨起了泡。有的人害了重病,走不了路,只得用担架抬着。队伍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

徐海东催马往前赶,风雨中看不见人脸,只能看到往前挪动的人影,伴随着噼噼啪啪的脚步声,还有滑倒后的叫骂声。

“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呀!”徐海东忽然听到凄惨的哭叫。他跳下马,黑暗中只见一个人手拄一根棍子,一瘸一拐,一条腿蹦着往前走。不用问,是掉队的伤病员。

“快扶他上马!”徐海东对警卫员叫着。

“不行,不行……”警卫员小黄喊起来。他的马已经让给了伤员,哪肯把首长的马也让出去。

“快!”徐海东吼了一声。

瘸腿的伤员被扶上马。徐海东拄着伤员的棍子,一步一跌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对在风雨中拼搏的战士们喊:

“同志们!加劲啊!快到目的地啦!……”

“老军长上来了!”“快走!”战士们听到徐海东洪亮的声音,一个个又喊又叫。骑在马上的那伤员,这时才知道骑的是老军长的马。他一欠身滚下马来,一歪一歪地往前跑,没跑几步就摔倒在泥水里。徐海东急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后,又推上了马。

天快亮了,队伍行进的速度慢了。战士们走了一夜,已精疲力尽,摔倒爬起,爬起又摔倒。有的人爬不起来,只好在泥水里往前滚爬。为了使大家缓缓气、避避风雨,前边传来命令,部队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哪知这一停步,许多人往房檐下、草垛边一倒,便进入梦乡。有的人浑身上下淋着雨,也不管了,只是酣睡。没多大一会儿,“继续前进”的口令传来,可是,人们还是睡着不起。徐海东看着这情景,很想让大家多歇一阵,但身后有敌人的追兵,不快赶路,就是自取灭亡啊!他冒着雨,一声声地喊,一个个地拉。

一群干部、战士,听到老军长的喊声,从老乡的屋里跑出来。

部队继续在大雨中行进。徐海东走在队伍末尾,只见路旁有副担架,担架上的人在哭泣。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徐海东丢掉手中的木棍,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来!跟我一起抬着。”说罢,蹲下身去,等着警卫员。

小黄知道老军长的腿多次负伤,腿带残疾,哪能让他亲自抬担架呀!他愣着不动,回头望着,希望能有人走来。

“给我抬!”徐海东严厉地叫,“伤病员一个也不能丢下,快抬着走!”小黄只好和老军长把担架放上了肩头。

天亮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发现是老军长在抬着他,顿时哭着叫唤:“军长,放下我,放下我……”

徐海东蹒跚地走着,叫唤着:“别动,别喊!躺着,好好躺着!”

“放下我,我能……”伤员呜咽着大声喊叫。

警卫员小黄在前头抬着,不时扭头看看伤员,又看看老军长。他多么希望背后有队伍赶来,接替下老军长,可是后边是空旷的原野,路上没有个人影。向前看,前边是一片泥泞和数不清的脚印。

雨渐渐停了,风也小了。东方闪出一缕亮光。徐海东已汗流如雨。多年不抬这么重的分量,今天又尝到了当年卖窑货、挑水卖的苦滋味。他抬着伤员,一步步朝前走。不知哪来的邪劲,他走了五六里地,还是不肯歇脚,终于撵上了前边的队伍。当人们跑来把担架接过去的时候,他站在路旁,擦着汗水,向前望望,突然放声叫:

“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

“援兵?在哪里?”警卫员小黄忙问。

“那不是!”徐海东手指着前面雾蒙蒙的山头,说,“是三个团哟!”

“哪里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

身旁几个人看到的,是横在眼前的三座山!

徐海东放声笑着说:“你们看到的那三个山头,就是三个团嘛!”

有人顿时领会了老军长的意思。他这“徐老虎”会打山地游击战,真像老虎一样,爱山林、离不开山林。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和疑虑随即消失。他们有说有笑,加快双脚迈动的频率,奔向那三个山头。

徐海东把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了解的人,当成玩笑,了解徐海东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打山地战的人,却把它当成哲理。徐海东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h3>昏睡四昼夜后,叫人架上火线</h3>

徐海东和省委的同志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希望在伏牛山区创建一块根据地。这天刚住下,徐海东遥望着伏牛山的高峰摩天岭,听一个老农说登上那摩天岭,可以西望秦岭,北望洛阳,东望平汉路。当年,诸葛亮领兵战中原,走过伏牛山;太平天国革命军驻过伏牛山……是啊,这里险山深谷,丛林茂密,物产丰富,完全可以养育一支红军!

就在这天,徐海东通过侦察证实,敌人在这周围早已设防,伏牛山区的许多寨子,也都驻扎了重兵。然而,尾追的敌人仍在步步紧逼。于是,红军只得沿着伏牛山北麓,向陕西边境移动。

12月10日中午,徐海东正在庚家河参加省委会,突然外边枪声大作,警卫员跑进会场报告说:敌人打上来了,已经占领了东山坳口,情况万分危急。徐海东正发言,听说敌人攻上来了,说了声:“我去前边看看”就朝枪声激烈的方向跑去。

敌第60师由鸡头关方向突然袭来。红军战士由于近一个月的连续行军,长驱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庚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也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近前这才发现,显然已经晚了。徐海东闻得此讯,火冒三丈,亲自指挥着第223团,攻打东山坳口。这时,全军从军长到炊事员,都一齐投入了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红军指战员殊死奋战,反复冲杀二十多次,终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当时战斗之激烈,正如战史中记载着的:一挺重机枪,接连牺牲了三名射手,仍然不停地射击;军部的号官下颚负伤不能吹号了,还利用小土地庙作掩蔽,用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敌人300多名,我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程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也都负了重伤……

徐海东头部负了重伤,一颗子弹从脸上进,从脖子后面出,四天四夜昏迷着,第五天,才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老乡家床上,吴焕先、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戴季英和钱信忠都守在床边。郑位三因刚从寒冷的屋外进来,胡须上还挂着冰茬。徐海东不能说话,只是微微点点头。又过了一天,才能讲话。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身旁,便问她:

“现在是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你可醒过来了!”小护士眼里翻滚着激动的泪花,喜形于色地说,“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认识这个女护士,她叫周东屏,便开玩笑似地说:“我可没着急,倒睡了个好觉。”

周东屏不让他讲话,搞了碗面条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吃了东西,精神更好了,又问这问那。东屏不想告诉他,最后还是说了:“这一次,营以上干部负伤的不少,程军长也负了重伤。”徐海东听了之后心里沉甸甸的。他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为了亲自掌握不断变化的敌情,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要警卫员扶着他回指挥所去。警卫员不让他去,周东屏也不准他动。他又发火了,吵着说:“你们是共产党员吗?误了军情大事,开除你们的党籍!”护士和警卫员正拿这个烈性子的人没办法,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政委吴焕先又来了。

这几天,这间小茅草屋的里里外外几乎没断过人,省委的同志和干部们,先后来探望过徐海东多次了。徐海东一见他俩,急着问军情。他们告诉他:省委几个同志最后商定了,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吴焕先说,“北边靠秦岭,南边是汉水,要山有山,要水有水。”

“群众条件也不错哩,”徐宝珊说,“反动派整年派夫、抓丁,苛捐杂税几十种,穷苦人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早就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共产党和红军了。”

徐海东点了点头,喃喃地说:“这样就好了,人没个家不成,鸟没个窝不行,我们红军是得有块根据地!”他想到自己和新来的军长都负了伤,省委书记正病着,这千斤重担全压在政委吴焕先一人肩上,不禁深情地抓住政委的手说:“焕先,你不能垮了呀!”

“我不会垮!”吴焕先拍拍他自己的胸口说,“你放心养伤!”

“宝珊,你要保重啊!”徐海东又一把抓住徐宝珊的手说。

“我是老毛病了,”徐宝珊笑了笑说,“你放心吧!”

三位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你叮嘱我,我叮嘱你,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支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徐海东听说程子华同志伤势不轻,像下命令似地向钱信忠说:“你不要管我了,要好好照看程军长!”又指指周东屏说:“还有她,都去照看军长!”

革命者最大的烦恼,莫过于不能为革命工作了。徐海东昏昏沉沉地躺着。他恨自己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为此十分苦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发现和他讲话的人声音都小了,更是疑惑不解。于是,每当和医生、护士说话,他就提高声音大声地嚷。周东屏这才发现,徐海东一只耳朵失灵了。他每次讲话,总是大声嚷着像吵架似的,原来是想给人以启示:你大点声嘛!

徐海东虽然不懂医学,多次生病、负伤,却使他认识到:伤和病也像敌人一样,你弱它就攻,你硬它就软;吃药不如吃饭,多睡不如多走。因此,他每顿饭都尽量争取多吃一些,吃饱了就起来转转。行军中,他能骑马就不睡担架,能步行就不骑马。可是,终因伤势太重,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两个月过去了,他身体还没复原,伤刚好一些,又发高烧,整夜咳嗽不止,咳得伤口都震裂了。

部队来到葛牌镇附近。鹅毛大雪飘了一天一夜,谁都以为这样的大雪天,敌人是不会来了。哪知,天刚亮,突然传来枪声,紧接着,一个警卫员跑进屋说,情况严重。政委和参谋长一听,也都立即上了后山。他们临走时,向警卫员交代说,要副军长快坐上抬子转移。

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提着手枪就往外走。

警卫员连忙拦住说:“不行,政委交代过,你应该坐抬子!”

“什么?”徐海东眉头一皱,怒斥了一声,“快扶我上后山指挥所!”他声音严厉,眼睛瞪着,这神态说明,谁要是再拦阻他,那又非挨骂不可了。两个警卫员相互交递了一下眼色,露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只好走上前去一左一右架着他,踏着皑皑白雪,艰难地向后山走去。整个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敌人一个多团,正向我军阵地进攻。政委和参谋长顶风冒雪站在山包上,看着地形,正研究这一仗怎么打,决心还没下定。徐海东由两个警卫员搀扶着爬上了山头。

“海东!你来得正好!”政委吴焕先对徐海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向是信赖的,大概是由于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问他的伤势和病情,就紧接着把当前的敌情和自己的打算说了说。

徐海东昕了之后,一边观察,一边思索,早把病伤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和吴焕先都是擅长迂回包围战术的。两个人一合计,又征求了参谋长的意见,很快就下了决心,派出一个营向敌侧后出击,成功后,再从正面组织反击。吴焕先是一位身先士卒的军政委,他向徐海东说了一声:“你在指挥所,我去组织部队……”说罢带着警卫员向山下奔去。参谋长接着也跑了去。

雪下得更大了。徐海东蹲在雪地上,完全忘记了风雪和严寒。他甩掉披在身上的大衣,亲自指挥部队。当他看见政委指挥的那支队伍在敌人侧后出现时,迅速把一个营从正面放了出去。这样,两面一夹击,把敌人一个团打得稀哩哗啦,狼狈而逃。于是,红25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晚上,雪不下了,风也停了。徐海东坐在火盆旁边和警卫、护士说笑,红光映照着他们的脸,一闪一闪的,他们更显得精神焕发了。徐海东就是这样的人:一上战场,严肃得像个判官,脸上不挂一丝笑,还常常说出些粗鲁甚至骂人的话;下了战场,特别是打了胜仗,在下级面前又温和得像另外一个人,总是笑眯眯的。这个时候,警卫员什么话都敢向他说,甚至敢和他争论问题。

大家正说得高兴,参谋长走进来,面带笑容地说:“今天是大喜。”

徐海东把“大喜”听成“大雪”了,侧过头来,向参谋长说:

“是啊,敌人想借这大雪,咬我们一大口,它咬上骨头了。”说着嘿嘿一笑。

“今天幸亏你上山来了,”参谋长在火盆旁坐下,伸着两只手边烤边说:“要不,这仗打得怎么样就难说了。可见红25军离不开你呀!”

称赞的话,听起来是顺耳的,可是,对不恰当的赞扬,徐海东一向是反对的。他苦笑了一下。

“你的伤快好了,我看军长还是你当吧!”参谋长像开玩笑似的说。

徐海东虽说是个“粗人”,说话有时不大掂量轻重,但是参谋长这句话,使他警惕起来,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谁当军长,谁不当军长,是你定的?”

不知是参谋长的建议,还是其他同志从工作需要出发,过了一些时候,在华阳地区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正式提出:军长伤未好,徐海东伤好了,还是由徐海东当军长。

“不成,绝对不成!”不等省委其他同志说话,徐海东抢先发了言。“军长是中央来的,他手上带了彩,不是不能指挥。我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也是打仗!……”

行动比言语更能证实一个人的品德。从鄂豫皖到陕南,这一路上,徐海东并没因为自己是副军长而少担责任。每当危急关头,都挺身而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战斗。他既把自己放在一个助手的地位,又不忘自己是这支革命军队的主人。这时,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一支红军队伍的前途和命运。

<h3>“先疲后打”出奇兵迎接朱毛红军</h3>

革命的种子是神奇的,并不是非得撒在肥沃的平原地区不可,只要有劳苦群众的地方,不论是高山,不管是丘陵,它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进入陕南只半年光景,一大片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游击区也迅速发展。红25军经过战斗的不断洗礼,扩大到3700多人。1935年5月,华阳一带传出这样的歌:

在这段日子里,徐海东连病带伤全不顾,协同军长、政委指挥,打了许多胜仗。3月10日,在华阳镇附近的石塔寺伏击,把陕西省警第2旅第6团大部歼灭,活捉敌团长以下官兵400多人,旅长张飞生负伤逃回西安。4月7日,九间房一仗,又把敌警第3旅全部歼灭。每一个胜利,徐海东都付出了心血,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4月2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令原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第67军3个师,驻郑州的第95师入陕,会同第40军、第44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25军发动大“围剿”。敌人气焰嚣张,扬言要在5、6、7三个月内,把红25军全部消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省委书记徐宝珊于5月9日在龙驹寨病逝。徐海东极度悲痛,痛哭了一场。早在1928年,他就和徐宝珊相识。他真切地感到,徐宝珊是一位平易可亲的领导人,他从不高谈阔论,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满面微笑地和同志们商量事情。他在军事指挥上虽不是强手,但在政治上、品德上,却不愧是大家的榜样。今后该怎么办呢?徐海东想,军长重伤未愈,自己虽然伤没全好,还病着,也不能难为政委一个人唱独脚戏。

敌人十倍于我,大规模的“围剿”步步紧逼,怎么作战,如何行动,是摆在眼前一个关系到红25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路而来,徐海东几次听程子华讲,中央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打得漂亮,毛泽东和朱德运用的主要战法,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程子华讲的一些战例,深深印在徐海东心中。但是,他又知道,打仗不是走熟道,只要无风无雨,就可以低着头走到底。兵书人人会看,“三十六计”几乎每个领兵的人都懂,可是,光会看,懂得意思,还是难保必打胜仗。他每天苦苦思索着,不断找程子华、吴焕先交谈新的敌情、新的地形,使他对于打法产生了新念头。

5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研究反“围剿”的作战会议,徐海东毅然提出“先疲后打”四个字的作战方针。省委经过热烈讨论,决定:乘东北军新到,我军首先北上,争取吃掉它一部,然后拖着敌人长途运行,一但抓到有利战机,就力争歼灭其一两个师(旅)。

6月初,红军由郧西二天门出发了。徐海东扔掉了伤口上缠着的绷带,跨上匹大白马,带着手枪排,行进在全军前头。按照预定路线,队伍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走。今天70里,明天80里,天天走,夜夜行。战士们不了解徐海东的这个“先疲后打”究竟“打”在了什么地方,就讲起怪话来了。有人背后骂道:

“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龙灯!”

可是背后的牢骚、怪话,都传不进徐海东的耳朵。这是由于干部战士都晓得徐海东厉害,晓得他最讨厌怕苦、怕死的思想。当着他的面,谁都不敢说怪话。徐海东呢,一心想实现省委决定的调动敌人的计划,便于6月15日晚亲自指挥手枪团走出130里,冒充敌第44师的部队,一举攻占了鄂豫陕边界的要地——荆紫关,全歼守敌200多人。此地是敌第44师的一个补给站,红军战士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一个个眉开眼笑。

正当徐海东等军部指挥员担心敌人不会上钩的时候,突然传来情报:敌第67军3个师和第44师、警第1旅等部,像蜗牛似的朝荆紫关爬了过来。我们打了个小的胜仗,果真就把敌人“调”来了。徐海东从心里高兴,病几乎好了一半。

休息了几天,红25军就按照预定路线开始行动了。徐海东在这次行动中,连马都很少骑。每天几十里路的急行军,他和战士们一样靠两条腿。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情绪这么高,又说又笑,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

队伍沿着崇山峻岭继续西进。已经是6月份了,不是烈日当头,就是暴雨淋身。战士们想到就要打更大的胜仗,什么苦和累呀,日晒和雨淋呀,也全都不在乎了。6月25日,部队又转回到山阳小河口地区。当晚,徐海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说:“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上来,就吃掉它哪一路。”

等了4天,看好了地形,休整了部队,敌警备第1旅爬上来了。敌人这个旅战斗力不算强,可是由于没吃过败仗,开始很骄横,加上旅长唐嗣桐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心想抢个头功,更忘乎所以了。哪知他们这支队伍被红军拖着走了20多天,就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了。7月2日拂晓,红军在袁家沟口突然发动攻击,经八个小时冲杀,全歼敌1800多人。

徐海东常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比普通士兵还不如,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这个旅长支支吾吾,不肯回答。徐海东恼了,狠狠地训斥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服气,没有你的好!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

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听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下,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按照他们的说法,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警第1旅被全歼,唐嗣桐被俘,震动了陕南,震惊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坐镇西安指挥这次“围剿”的总指挥官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曾一再发电报,命令进到山阳以西洞峪口的第110师继续追击,当第110师距红军40华里时,再不敢冒然前进了。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破产了。

从此,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25军战争史上,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军事家的欣慰,决不在于一两次胜仗,他所关心的是整个战局。这时徐海东和省委的同志,都急于想知道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的消息;想知道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消息;更想了解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以及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情况。可是由于没有电台,没有固定的交通联络,他们只能偶尔从党内传来的文件、从敌人报纸上得到零零星星的情报。徐海东一开始也只知道整个战局不妙,各地红军都在转移,却不知道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已转危为安,如今越过雪山、草地正在继续北上;他更不知道,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了。

为了继续调动敌人,把敌人从陕南我游击根据地拖出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于7月初,北出终南山,步步逼近西安。这一突然举动,使西安的敌人一时乱了阵脚。

就在7月中旬的一天,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来到了距西安15里的“引驾回”。据说,这是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等候迎驾的地方,又名“接驾回”。徐海东虽然一向喜欢打听这类历史传闻,但是如今一心想了解西安敌人动向,也就没去多问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样“接驾”的了。他随着这支先头部队,占领了镇中敌人一个区公所。手枪排排长跑来向他报告说,捉到了一个区长。

“押进来,我问问他。”徐海东在区公所一张桌前坐下,这才发现墙上挂着部电话机。他拿起话筒听听,里面传出嗡嗡的声响,想是还畅通哩。这时手枪排排长把那个区长押进来了。那个家伙手里捏着一顶礼帽,一进门,就躬身折腰,连连向徐海东行礼。

徐海东问了他几句,掏不出什么军情,便指着电话机说:“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不料对方回答说:于学忠、毛炳文的队伍都向西开了,无兵可派。徐海东从而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于学忠、毛炳文两个军都向西开,很可能是那边发现了红军。如果真还有红军,那又是哪一路呢?他正想要探明这一情况,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原来,这报上刊登着一条消息: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正向松潘方向流窜……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军部几个领导人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觉。是啊,从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西征以来,两年多了,红25军一直是在孤军奋战。5个月前,他们在陕南的华阳地区,曾听到一个消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队伍已经越过了大巴山。当时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率领先头团赶到了城固至小河口附近,不料四方面军却从陕南折回四川北部去了。从那之后,再没打听到真实情况。没想到如今四方面军已与中央红军会合了。

7月15日夜晚,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在长安丰裕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这时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传递来的中央文件,证实了《大公报》的消息:党中央、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准备北上。这是多么难得的喜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省委的所有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就像一群远游他乡的孩子,突然得到妈妈和亲人的消息一样,异常兴奋。

“迎接党中央!”

“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这一个个口号,在徐海东心中呼喊着。

年轻的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平时讲话鼓动性强,战士们说:“听见政委的声音就有劲!”如今他得到党中央、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真实消息,激动得眼里的泪花不停地滚,嘴唇翕动着,几次欲言又止。省委会上,他用低沉而又庄重的声调,宣誓般地说:“我们一定要去迎接党中央!”徐海东握紧拳头说:“我们立即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就是我们3000多人都牺牲,也要保卫党中央!”

最后,省委会议还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继续领导陕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第二天,即7月16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干部、战士这会儿的情绪,和半年前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为了“打远游击”,可以说是无目的的转移;如今却是目的明确:为了去迎接党中央,去与红军老大哥会合。徐海东的伤势这时也完全好了。他一想到这次部队行动的目的,就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脸上的酒窝和那块伤痕,也显得格外明晰。连续15天的急行军,他都和往常一样,跟随着前卫团。

部队路经户县、周至、骆驼口,遇上连日大雨和敌骑兵的尾追,也全然不顾,一直沿着秦岭北麓不停地向西挺进。8月1日,他们到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附近,先头部队切断了敌人宝鸡至汉中的公路要道,一举歼灭了胡宗南别动队4个连,并活捉了一名少将参议。徐海东亲自审问了俘虏,口供证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正越过草地北上,敌胡宗南纵队、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第3军王均部、新编第1军邓宝珊部、第35师马鸿宾部,都已分别布置在四川西北部、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

为了及时掌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徐海东给了手枪排一个任务:每到一地要特别注意搜集报纸,越多越好。如今,占领双石铺,缴获的文件、报纸最多。大家都在文件、报纸中寻找“朱毛红军”和“徐向前”、“贺龙”的名字,连过去不大关心敌人报纸的徐海东也是如此。一天,不知是哪双慧眼,最先在7月16日和22日《大公报》上,找到了这样几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匪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迅行……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

徐海东看着报上这些话,眼亮得像盏灯,嘴笑得合不拢,那两个酒窝在脸上不停地闪动着。他连声大叫,“好!好!”叫人快把报纸送给政委、军长。

吴焕先看到这消息高兴!

程子华看到这消息高兴!

打下双石铺第二天就是“八一”,军部举行了纪念会。傍晚,徐海东听说这一带是古战场,便走出镇口,拿起望远镜,饶有兴致地向四周山峰观望。一个参谋说,这双石铺正是三国时代马谡失守街亭的地方。徐海东便借题发挥,讲起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来。

徐海东不是历史学家却爱历史。参谋和警卫人员也都爱听他讲古时候打仗的故事。每到一地,他总能结合现地讲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尽管有些是野史,有些是传闻,同志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其实,双石铺是不是“街亭”,徐海东自己也没完全搞清,只不过是借古论今罢了。

8月2日一早,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豪情满怀地向天水方向迸发。不料,被蒋介石发现了,由成都“行辕”连发五道电报,命令“追剿”部队“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徐海东“残部”。

在敌人多路追击、堵截下,红25军像一条游龙,活跃在陇南地区。徐海东一马当先,随先头团切断西兰公路,攻占两当县城,夜袭天水北关,乘胜北渡渭水,进占秦安县城,威逼静宁,横跨六盘山……

真是山高高不过战士的脚底,路遥方知欲和亲人相会的心情。徐海东一路上想:这几年大家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要是找到党中央就好了!他甚至想到了,一旦见到中央领导人,要说些什么,问些什么,送上点什么小“礼物”。总之,他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h3>英雄流血不流泪,他却泪水不干</h3>

一天,行军到达宿营地,吃饭时,徐海东自言自语地说:“嗨嗨,天天说迎接党中央,现在党中央在哪里呀?”

吴焕先接过话题说:“是啊,他们在哪里?”

徐海东放下碗筷站起身来。

政委吴焕先是个能猜透人心的人。不错,徐海东这些天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到了不思茶饭的地步。

他们东奔西走快一个月了,也打听不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面对重要行动,谁都要想怎么办。徐海东这时考虑的是:很快接到党中央,那是上策;接不着党中央,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是个中策;下策是转一圈,转回陕南去。若是回陕南,不但是孤军奋战,过渭水也是一关。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背水作战全军覆灭的历史,徐海东记得很牢。他想:决不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啊!

又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红25军从白小镇向东行进。路上,徐海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吴焕先的马也由伤员骑着。他们两个人沿着泾河北岸往渡口走去。

“该死的,这雨专浇我们,”徐海东骂天,“我们停下,它就不下了;我们一走,它就泼下来,鬼天气!”

“这叫天公与我作美嘛!”吴焕先笑着说。

“美,美个屁!”

“大雨不停,大家都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呀!”吴焕先说着,两手往脸上抹了一把雨水。

还不满28岁的政委,英俊的脸上,充满了神采。他总是开心得像个小孩似的。这时,说俏皮话,是宽宽徐海东的心。他是大别山红军中的“才子”。17岁那年就写下一首诗《咏天台山》:“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云分左右,独与上天齐。”他还曾是河南箭河一带闹革命的“孩子头”,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大别山红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不管敌人多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这歌谣就是吴焕先一次被困在深山中写的。

徐海东和这位政委相处几年,只见他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从没见过他气馁。干部战士说他是“好政委”,徐海东认为他是好共产党员。这几年,不管是过江过河,吴政委都是等队伍全部过完了,他才过去。徐海东知道政委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对他说:

“你先进村休息,一会我去渡口看看就行了。”

“你昨夜一夜没睡,”吴焕先说,“要休息,还是你进村睡一会儿。”

他们俩谁也不肯休息,一同走向渡口。

队伍挤在河边,吵吵嚷嚷,有人涉水,有人划船。大雨不停,大家都怕山洪暴发,争先恐后,队伍很乱。吴焕先和徐海东一出现,队伍顿时秩序好多了。吴焕先立在岸边,挥动着手,指挥伤病员上船;徐海东在雨水中跑上跑下,进行安排。他听说村里还有一批伤员,雨大都不愿意出屋,忙跑进村里去找,只听人们呼叫:“山洪来了!山洪来了……”

徐海东听说山洪,扭头又跑回河边。只见洪水奔腾而下,刚才还平平稳稳的河水,突然变得汹涌狂暴。倾泻的洪水里,夹着木块、树枝和猪狗杂物。有一条船,被山洪冲跑了。政委吴焕先跑向下游,去寻找被水冲走的一船人。

没想到山洪来得这么快,这么凶猛。一个团部队被隔在北岸。万一敌人袭击上来,那是孤军背水作战了。徐海东叫来没能渡过河的第223团团长和政委,对他们说:“敌人离这儿不远,你们团要做好准备,准备背水死战!”

下午,传来一阵枪声,敌人果然趁雨天袭击渡河的红军来了。徐海东最担心背水作战,眼下偏偏陷入了这种境地!

电闪雷鸣中,大雨倾盆而下,泾河里山洪怒吼着。一阵马嘶人喊,敌人的骑兵冲来了。骑兵之后,步兵又蜂拥而至。红军战士背水应战,把敌人的步兵死死地堵击在河堤外。徐海东正指挥部队苦战,右翼突然杀出来一支队伍,领头的人手里挥着驳壳枪高喊:

“共产党员们,跟我往前冲啊……”

这挥着驳壳枪的人,就是政委吴焕先。

“快吹号!”徐海东一看政委出动了,忙叫号官。

“吹……吹什么号?”号官问。

“告诉政委,我在这里!”

号官的军号里,已灌上了雨水。他鼓足气,吹了好几下,没有声,便甩了甩军号,再使劲儿吹。高亢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水声,回荡在泾河北岸。

红军战士们冒雨厮杀半天,击败了敌人的进攻。敌第104旅第208团团长马开基,原想趁着红军渡河的机会,捞个便宜,没料到他自己却被红军击毙在河堤旁边。1000多名敌人死的死,降的降。红军背水一战,取得了全胜。

徐海东突然接到报告: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负重伤。徐海东急匆匆往四坡村方向跑去。他跑啊跑,一口气跑进村,还没见到人,却听到一阵阵沉痛的哭声。

一群干部战士围在一个院子里,哭着,喊着。徐海东不相信眼前的情景。他夺门跑进屋里,只见吴焕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极度疲劳,沉沉地安睡了。他那娃娃似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他那能文能武的双手,已经冰冷僵硬。

“焕先!”徐海东握着那只体温消失的手,大声呼喊,“政委!焕先!……”

徐海东虽比吴焕先大7岁,但他敬重政委的人品和才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兄长。打仗用兵的事,吴焕先多是听徐海东的;属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事,徐海东有句习惯语:“请政委决定。”他俩都是急性子,徐海东又有个暴脾气,可是他们俩一起配合着工作,很少有变脸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意见不一致了,争论几句,很快就过去了。干部战士背后说他们两个人:“他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他!”他们两个简直比亲兄弟还亲!

门外雨不停,屋里泪长流。徐海东过去常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今他亲密的战友吴焕先战死了,他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他悲痛欲绝,一会儿放声痛哭,一会儿默默流泪。他不禁怀念起近年来相继去世的令人尊敬的同志。红军长征前,省委书记沈泽民饥病交加,逝世在天台山上:长征路上,第二位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在陕南。如今,接任的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没走完长征的路,又倒在这泾河边上。

徐海东想不出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位好政委,他在人群中看到经理部长,叫过来说:“政委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和小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妻子饿死了,听说只有老母亲还活着,一个人在外讨饭。我们要买口好棺材,把政委埋葬在山上,立块碑,日后革命胜利了,好把他送回家!”

“是,我这就去办。”经理部长泣不成声地回答。

干部战士在外边,要求看看政委的遗容,向政委最后告别。徐海东按照大别山人的风俗习惯,叫人端来一盆水,亲自给政委洗了脸,擦了身,让警卫员从马袋里拿来自己喜欢的一件青呢大衣,给政委穿上……

夜黑了。战士们还轮流守着政委。徐海东一夜没睡,泪水把眼睛都淹红了。

第二天,徐海东和省委、红军的领导同志亲自抬着棺材,渡过泾河,把吴焕先掩埋在山坡上。大家在墓前伫立了许久,许久。

接着两天,徐海东只能喝点汤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吴焕先的形象就浮现在他跟前。一想到他,徐海东就禁不住落泪。他有生以来头一次这般伤心。他多次负伤,有几次重伤几乎危及生命,都没有掉泪;他的家族中几十人为革命献身,也只是暗自难过,只有吴焕先政委的牺牲,使他悲痛欲绝!

革命的征途还长着呐,长征的路还没有走到头,徐海东强忍悲痛,擦干泪水,率领红军继续向前走。

<h3>深山断粮羊群从天而降</h3>

西北高原的秋风,刮遍荒山、野岭。山花谢了,树叶黄了,小草枯了。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在陕甘边区的大华山里缓缓行进。

山路崎岖。队伍的步伐越走越慢。队列中没有笑语,没有歌声,时时发出的是抱怨声:

“这鬼山,看看不高,爬着真是累死人!”

“穷山,树没多少,人都死绝了!”

“……”

怨山,怨人,怨这怨那,都是因为肚子饥饿。三天前,各连通知开始吃自己背的干粮。可是,每人干粮袋里那半袋炒面,新兵和大肚汉一天就吃光了,就是会节省、饭量小的人,最多两天,干粮袋也抖空了。“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许多人已经是米面一天没沾牙了,荷枪负弹的战士们把裤带一紧再紧,有的人的皮带已扣到了最后一个眼。

先头部队正在行进中,突然从后边跑来四匹马,一匹白马,三匹枣红马。白马上坐的是徐海东,他带着一名警卫员,一名号官和一名侦察参谋,急急往前赶去,想找个大村庄,快些解决队伍的给养问题。战士饿着肚子行军,当指挥官的心里比爹妈看着儿女挨饿还要难受。他们原打算三天穿过这个山区,可是走了三天还没有出山。山中人烟稀少,3000多人的队伍找不到大村大户,很难搞到粮食。

山连着山。远看山不高,爬上去,曲曲弯弯硬是不见尽头。眼看山头与山头是相连的,但中间却隔着一条沟,从这边爬到那边就要多半天。太阳西斜,很快就要落山了。徐海东骑着马刚刚翻过一道山梁,走在前面的侦察参谋勒住马,扭回头惊喜地说:

“报告首长,前边有人家了!”

徐海东抬头瞄瞄,什么也没看见,一簇簇小树丛挡住了视线。

“你们听,有羊群叫唤!”侦察参谋侧着头说。

“真是羊群!”参谋又叫,“听!”

“真是的哩!”小号官也喊道。

徐海东因头部负过伤,一只耳朵不好使,他侧起另一只耳朵听听,可还是什么也没听到。他相信同志们的话,心头不禁一阵高兴,催马向前跑了一气,只见一条沟的对面,徐徐冒出缕缕青烟。从望远镜中看去,山凹凹里散着一群羊,附近有几孔窑洞,烟就是从那里飘出的。再看看,山沟里有流水,只是不像有什么村庄。徐海东让侦察参谋去看看。

侦察参谋飞马而去,不一会儿跑回来报告说:窑洞里住的是看山人,羊群是羊贩子从山北贩来的,在这里歇脚吃饭,看来无粮可筹。

徐海东问:“有多少羊?”

侦察参谋回答:“说不准,总有二三百只吧。”

徐海东嘿嘿一乐,说:“好啊,天无绝人之路,快去把羊都买下,今天吃羊肉。”随后又命令号官:“吹号,原地休息。”

队伍听到休息号,在山中停下来。战士们也真是饿得不行了,挖野菜的,掘草根的,找着点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填。徐海东依着一棵树坐下来,摊开地图。他想从地图上看看自己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可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这老地图连山的高度都没标出,只能大体判断出这儿是华山山脉。

这几个月,他们走的路,爬的山,记都记不清了。为了迎接党中央,部队东奔西走,就像迷路的孩子在找娘。党中央的行踪打听不到,他们才决定进陕北,找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没想到进了人烟稀少的深山野岭,怎么也走不出去了。如今真是马克思在天显灵,正找不到吃的,遇上这么一群羊,要是能买下来,连汤带肉足够同志们饱餐一顿了。

“报告首长,”侦察参谋跑回来,垂头丧气地说,“羊贩子说,他们贩的是种羊、母羊,不肯卖。我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们还是说不卖……”

“别听他的,不卖也得卖!”徐海东一听火了,“分明是怕我们不给钱,你快传经理部长跑步上来。”

“那羊贩子像好人。”侦察参谋见首长发火了,急忙又说。

“好人?什么是好人!”徐海东打断参谋的话,“说句好话就是好人?你这个同志呀,耳朵太软,不能光听好听的,要想想我们这些人的肚子,肚子!”说着拍拍自己的肚皮。

侦察参谋是不久前刚从侦察员提升的,是个有名的快腿。侦察、送信、传情报跑起来像脚不沾地似的,只是心肠软。有一回,他和一个侦察员抓了两个“舌头”,一个俘虏走到半路,突然跪倒,鼻涕眼泪一齐流,口口声声说他是被抓的兵,家中还有八十岁的病危老母,恳求能回家和老娘见一面。这位参谋信以为真,就把那“孝子”放了。放后才从另一个“舌头”口中得知,那家伙原来是一个杀害过红军伤病员的坏蛋。徐海东得知他放跑“孝子”的事情,常常取笑他心软得像块豆腐。如今这老弟当了参谋,还是不改心软的本性,全军都在饿肚子,可他拿钱都买不来吃的。

“给钱不卖,你就没办法了?”徐海东说,“嗨嗨,俗话说,奸商奸商,专欺老实人。今天他的羊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

经理部长是管吃穿的,行军多走在队伍后面,这天为搞吃的,却赶到尖兵连来了。从首长命令,到经理部长到面前,也还得一二十分钟。徐海东心急,看看怀表,天也晚了,又向侦察参谋说:“快去!把那个羊贩子叫来,我和他谈判谈判。”

羊贩子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半老头,一身短打扮,毛巾包着脑袋。他满脸堆笑地走到徐海东面前,深深躬了下腰,没开口先掏出包烟:“长官请用烟!”

徐海东坐在地上仰脸一看,像是山里人,就对他说:

“我不会抽烟,只想吃你的羊肉啊!”

“好说,好说,我那边正煮着半只羊。”

徐海东说:“半只不够,你的羊我们统统吃了!”

“好说,好说。”羊贩子蹲在地上,不慌不忙地说他的羊为什么不卖。

“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徐海东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知道,知道。红军,是红军,那是天底下少见的好队伍!”羊贩子翘起拇指。

“你见过红军?”

“见过,见过。红军买卖公平,斗富济贫,好队伍,好队伍!”羊贩子不住嘴地说好听的。

徐海东好气又好笑,怪不得侦察参谋来回折腾,这个羊贩子的嘴像抹了油。他见过红军,知道红军讲政策有纪律,才这样嬉皮笑脸,分明是想讨个高价,所以才不轻易开口。

“我说老哥,”徐海东客气地称呼他,“话要和你说明白,我们行军断粮了,今天一定要买你的羊。红军是斗富济贫,可对奸商也不客气。”

“那是,那是。我是小本买卖人,有话好说,好说……”

“快说吧!”侦察参谋忍不住了,一旁插嘴道,“你的羊一共多少只,要什么价?”

“300多只。”羊贩子转动眼珠,报出价钱:“这样吧,我3块大洋一只买的。卖给红军嘛,还是原价……”

“什么?什么?”徐海东从地上跳起来,两眼瞪着羊贩子,“你听着,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只小羊能卖3块大洋?嘿嘿,嘿嘿!”

羊贩子忙改口道:“我是说大羊,小羊一块就卖……”

徐海东看见经理部长从队伍后面跑过来了。这是个放羊娃出身的干部,平日里盐多少钱一斤,油多少钱一两,脑子里非常清楚。徐海东指指经理部长对羊贩子说:“我这位老弟放过羊,最了解行情,你和他说去吧。”接着又转身对经理部长说:“把羊统统买下来,今晚吃顿羊肉!”

经理部长向羊群走去,羊贩子点头哈腰地跟在后面。

“吹号!”徐海东向身旁的号官一摆手:“命令各团团长跑步上来分羊肉!”

小号官一天没吃东西,早就饿得直不起腰来,现在听到军长的命令,顿时来了劲头。他操起军号,嗒嗒嘀嘀地吹了起来…

队伍中传着喜讯,满山遍野,到处是赶羊的吆喝声。各连队支起了行军灶,战士们把洋磁脸盆也拿出来烧开水。大家欢天喜地,忙乎着煮羊肉。

阵阵歌声,阵阵欢笑,这山起,那山落。

入夜,山坳里到处散发着羊肉的香气和膻味。徐海东想到战士们不能只顾吃饱肚子,忙又传下命令:“所有的羊皮统统收好,一张也不准丢,留着做羊皮坎肩用。”

正在吃羊肉、喝羊肉汤的战士们,有的想到过,有的真没想到,一张张羊皮还能派个小用场呢!于是,队伍里很快就传开了:

“军长命令,羊皮不准扔!”

“军长命令,羊皮一定要保存好!”

“……羊皮坎肩,暖和哩!”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山间的小路,战士们又踏上了征程。一顿羊肉、一夜好梦使每个人都变得精神十足,他们沿着弯弯的山路,翻过一座山梁,走向陕北红军根据地。

<h3>心急只嫌马儿慢幸会毛泽东</h3>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

陕北流行“信天游”,从几岁的娃娃到年过半百的老人都爱唱。他们自编自唱心中的歌。一时流传着这样一首“信天游”:

刘志丹的名字,在陕北的村村镇镇,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人,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的学生。他和谢子长等领导的红军,生长、战斗在陕甘高原上。

徐海东率领的红军进入陕北后,当地的娃娃们很快唱开了一首新编的“信天游”:

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后,两支部队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此后,徐海东换骑了一匹大红马,他和刘志丹并骑行军,并肩作战。他们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第110师两个团,打死了敌师长何立忠,俘虏3700多人。接着,红军攻克榆林桥,歼灭敌人1800多人。

这时候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得到这个喜讯,徐海东高兴万分。这天,他带领队伍正在富县张村驿一带打仗,突然七匹快马飞奔到眼前,原来是通讯员从军团部驻地道佐铺送来程子华政委写的信。信上说:

今日下午,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将来到军团部,望速回。

“快拉马!”徐海东看完信使大声吩咐。

那位外号“猴子”的小马倌,早已把马喂饱,备好马鞍,拴在屋外树下了。他一听军团长发话,就把马牵了过来。徐海东手提马鞭,跃身跨上马背,鞭儿一晃,大红马昂首扬尾,四蹄生风,飞奔起来。

徐海东最喜欢好兵、快马。他常说:“战士,要打仗不怕死的;马,要能上刀山下火海的。”每次打过胜仗,徐海东就让部队从俘虏中选出一些出身苦、会打仗的人,动员他们参加红军。徐海东还经常亲自从缴获的战马中,挑出一些身躯壮实的马,补充到骑兵排。有人说:徐海东有一双像伯乐那样能识千里马的慧眼,只要他看中的马,只有跑死才停蹄。他每天手不离马鞭,一跨上他的战马,那马儿就奋蹄飞奔。

在大别山区,徐海东骑过大红马、大黑马,长征路上,他换了一匹大白马。警卫员开始都不喜欢那白马,因为白马目标太突出,战场上不好隐蔽。徐海东见那匹马毛白蹄亮,昂首紧身,跑得又快,坚持要它。他说:“不管黑马、白马,跑得快的就是好马!”

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头部负了重伤,流了很多血,昏睡好几天,伤口还没痊愈,他又跨上了大白马。

一年多来,他和红25军的同志们转战在河南、陕南和甘肃等地区,像娃儿找娘似的,到处打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哪个地方。

他们一直积极作战,打到西安城附近。此后,又西进甘肃,北渡渭水,在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两侧转战了18天。天天盼,夜夜想,也没能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吴焕先政委在泾水河畔牺牲前,还念念不忘迎接党中央。如今,他们盼望已久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终于来到陕北了。

徐海东心急火燎,一心想快点赶到驻地,迎接党中央领导同志。不管马儿跑得多快,徐海东还是不停地摇着鞭子催促它。那马儿好象懂得徐海东的心思似的,一会儿猛奔,一会儿小跑。被甩在后头的骑兵通讯员、警卫员,只好不停地抽打他们的马。

从前线到军团部驻地,相距135里,当中要翻过一条山脊,他们只花了三个钟头,就回到了军团部。徐海东进村下了马,这才发觉战马浑身流汗,像雨淋过水洗过似的。他自己也汗流浃背,湿透了衣衫。

他在屋里刚洗了把脸,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来了。徐海东不认识毛泽东,也不认识彭德怀。程子华以前在中央红军工作过,他们互相认识,正要一一作介绍,毛泽东已紧紧握住了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这才认定,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人,就是毛泽东主席啊!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还是毛主席辛苦!”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同志,确是历尽了人间的千辛万苦。一年多来,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跨越十一个省,强渡大渡河,飞夺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忍饥挨饿,顶寒冒暑,战胜敌人无数次围追堵截,好不容易才征战到陕北。眼下已是初冬天气,可是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还穿着单军装,衣服上补丁加补丁。

早在大别山区,徐海东就听说,井冈山那边有朱德和毛泽东。后来,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更使他敬仰。在交谈中,徐海东才知道朱德总司令还在长征路上。

毛泽东和彭德怀关心当时的战局。他们取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边看,一边听徐海东汇报。

初次相见,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的性格,使毛泽东、彭德怀对他一见如故。他们称赞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作战好,纪律也好。徐海东谦虚地说:

“我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着说:“革命,不是绣花,粗人会打仗啊!”

彭德怀说:“我们都是‘粗人’嘛!”

徐海东不信彭德怀也是个“粗人”。

警卫人员端上饭来,大家很不习惯地蹲坐在炕上,边吃边聊。毛泽东说话风趣,彭德怀笑声豪放,使徐海东感到亲切。用完饭,谈完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起身要回中央驻地,徐海东也急着返回前线。

毛泽东说:“海东同志,照你的部署,先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徐海东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我这就回前方去;”

毛泽东问:“你那边有电台吗?”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这些年,他指挥打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哪里弄得到电台。他说:“我们要有电台,早就和中央联系上了!”

毛泽东说:“给你一部电台,我们好随时联络。”

徐海东说:“我不会用啊!”

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听着,都笑了。

“不要你自己动手嘛。”毛泽东说,“电台有报务人员,他们会使用。”

徐海东嘿嘿地笑了。这个窑匠出身的“粗人”,他没想到这下真是“鸟枪换炮”了。打了这些年的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党中央一来,给配备电台了。他想:好!回前方打个胜仗,就用这电台给中央发个捷报!

天晚夜黑,徐海东冒着凉风,骑上他的战马回前方。马儿也习惯了,只要徐海东一上背,就竖起两只耳朵跑开了。徐海东这时的心情,比来时还急。他想快点回到部队,把见到毛主席和彭司令员的喜讯告诉同志们。

奔驰中的战马,像一颗流星,穿过树林,飞上山岗,又把警卫员、通讯员甩在后头了。

第二天拂晓,部队攻占了张村驿。战斗结束,毛主席派给徐海东的电台人员来到了指挥所。他们架好天线,支起手摇马达,把耳机递给首长,要他亲自听听。徐海东套上耳机,昕到嘀嘀嗒嗒的悦耳声音。他不懂这玩艺怎么会通话,孩子似的感到新鲜,笑着说:

“向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彭司令员报告,张村驿打下来了!”

一阵嘀嘀嗒嗒的声音,战报发出了。

这是徐海东第一次发出的电报!

正文 第十九章 勇征善战的王树声副总指挥

靶场上,骄阳似火。一位身体魁伟、英姿勃发的指挥员,骑在一匹飞腾奔驰的大白马上,越发显得威武雄壮。只听他大喊一声:“看我的!”右手高举的驳克枪,红绸飘扬,像山鹰嚼食一样,“叭!叭!叭!”三枪,枪响靶落,三发三中。赢得了在场指战员们的热烈喝彩,拍手叫好。他,就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王树声同志,正在为参加群众大练兵的干部战士作射击示范表演。

1933年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取得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三路围攻的重大胜利后,于南江县的木门场(今属旺苍县)召开军事会议。全军团以上干部和部分营、连干部代表共10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了人川半年来的全面工作情况,认真总结了反三路围攻作战的经验。会议依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大发展的需要,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同时还作出了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恢复彭(湃)杨(殷)干部学校及停止在红军“肃反”的决定。原第73师师长王树声被晋升为方面军副总指挥,并兼任红31军军长。年仅28岁的王树声,喜悦而激动。他决心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时刻准备打大仗、打胜仗!

大巴山区的夏季,酷热难当,正是苦练精兵的黄金季节。王树声副总指挥带领红31军指战员,认真贯彻木门会议关于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决定,掀起了群众大练兵的热潮。红军指战员上自军长、政委,下到炊事员、饲养员,人人都参加训练,苦练杀敌本领。王树声副总指挥挥马扬鞭,深入连队,深入训练场,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抓军事训练。突出技术训练,以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为重点。射击训练,由三点瞄准练习,提高为对隐显目标和活动目标的练习。步枪射击,要求3秒钟打活动靶,200米距离,发射3发子弹,必须达到20环。投弹训练,要在持枪、背枪和冲锋条件下投掷,投远、投准30米为及格。在战术上,主要是依据川北大巴山地区的地形特点,加强山地战、隘路战、河川战和夜战的训练。从连队到机关,从操场到课堂、食堂、俱乐部,到处都贴有“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以及“苦练出精兵”、“消灭军阀,赤化全川”等标语口号。设有练射击、练投弹的靶子,利用饭前、饭后、课前、课后的点滴时间,自觉练习射击瞄准和投掷手榴弹。各级干部还利用开会时间,组织射击和投弹比赛。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和光荣传统,以及瓦解敌军、严格遵守俘虏政策等。在干部训练方面,除带领战士完成技术、战术训练的共同科目外,还通过“军事研究会”、“战后总结会”、“民主评议会”等形式,提倡练为战、学为战,培养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指挥艺术。

夜深了,王树声窗前的煤油灯还亮着。夏夜星空,连星星都眨巴着疲倦的眼睛。经过一天训练的王树声,回到住处,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又坐在灯下抓紧夜读兵书。他常读的书有:《孙子兵法》、、,以及红四方面军出版印发的《干部必读》、《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书和教材。学习中,王树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遇到难点,他就当面向徐向前总指挥、向学过并精通兵法的战友、甚至包括他的下级干部请教。他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上过军校。过去部队人少,打游击战,领导带头冲,就能打胜仗,打不赢还可往山沟树林里钻。现在要指挥千军万马打大兵团运动战,再不努力学习,就不得了啊!”

硬功不负有心人。王树声带领红31军指战员,经过两个多月的群众大练兵,军政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在仪(陇)南(部)战役、反六路围攻战役中,越战越勇,威震敌胆。

仪南战役,是粉碎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后的第一个进攻战役,也是王树声第一次指挥一个军作战,他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发扬冲锋在前、顽强拚杀的战斗作风,更要在深谋远虑上下功夫。王树声受领率红31军向广元方向进击的任务后,即根据敌情、地形,作了周密部署。

8月12日,王树声指挥红31军主力,兵分三路向红土关、大石板、南山方向进击。8月15日,他率部继续向广元的千佛岩、莲花河、尹家沟发起进攻,与敌刘汉雄、王志远部激战后,攻占了千佛岩、亮垭子、红土关、元坝子等地,毙伤敌团长李清涵、刘鸿秀以下官兵120多人,将敌逼至严家沟、九花岩一线退守。8月18日,又与敌激战,攻克了广元城下东南险要阵地柳林子,歼敌两个多营,形成对广元县城的三面包围。并以一部兵力,向陕南宁羌(今宁强)发展,牵制、阻击敌人援兵。与此同时,红31军一部,向苍溪方向进击,也发展顺利,进至苍溪城郊,威胁敌人不能出援,有力地配合了红9军作战。

仪南战役,历时半个月,共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南部县大片盐井产区,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粉碎了敌军对红军的经济封锁。

10月,秋风送爽,新谷飘香。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正当根据地军民喜庆丰收、欢呼胜利的时刻,四川军阀刘湘发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嘴脸,更加暴露无遗。在江西,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四川,拨出200万元军费、1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支持刘湘的六路围攻。10月4日,刘湘于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10月6日,刘湘下达六路围攻动员会,以其所属第21军为主力,纠集四川各路军阀部队共110个团、20余万人,分兵六路,从西北起自广元、东迄城口一千数百里的弧形线上,相继发动进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刘湘声势浩大的围攻部署,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投入反六路围攻作战。根据敌情、地形,红军作出了相应部署:东线为主要方向,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红4军第10、第11、第12师,红9军第25、第26师,红30军第88师,红31军第92师,红33军,共22个团,配置于万源以东之宣汉、达县地区,主要对付敌军主力第五路和第六路;在西线,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以红9军第27师,红30军第89、第90师,红31军第91、第93师,共15个团,配置于西北起自广元、南沿嘉陵江左岸至营山、渠县地区,分别钳制敌军第1、第2、第3、第4路;以红31军第93师第278团和第92师第276团,共2个团,配置于旺苍以北之三道河和通江以北之碑坝地区,监视并警戒陕南敌军行动。王树声指挥部队,千里西线摆战场,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战斗口号下,掀起了火线练兵的热潮。

11月6日,刘湘指挥六路敌军发起总攻。敌第2路军指挥田颂尧率其第29军,从苍溪、阆中出发,向根据地推进。敌第四路军指挥杨森率其第3、第5、第6混成旅,从蓬安向北进逼,占领营山县城后,续行北进。11月26日,王树声指挥红9军第27师,集中主力反击,一举袭占营山城北10余里的凤凰寨,将敌第3混成旅全部击溃,并乘胜追击至营山城下,歼敌2个团。12月上旬,敌第一路军指挥邓锡侯率其第28军,向广元县的元坝子、王家坝、快活岭和苍溪县的三川寺等红军阵地进犯。王树声沉着应战,果断指挥,以红31军主力多次阻击歼敌,仅快活岭一战,即歼敌1000余人。指挥红30军第90师于阆中县的鸡山梁,将敌第2路军3个旅击退。指挥红9军第27师,在仪陇县城至佛楼寺一线,钳制敌第3路、第4路军的进攻。1934年1月1日,王树声指挥预备队红31军第91师第271团和红9军第27师部队,夜袭仪陇城南的五里墩,反击敌第3路军进攻的4个团,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红军乘胜猛追10公里,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枪200余支。1月11日,王树声率部退出仪陇县城。第一期“收紧阵地”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

2月,春节刚过,刘湘在成都召集六路军的指挥开会,策划了六路围攻第二期总攻的作战计划。3月4日,西线敌军首先发起进攻。敌第1路军攻旺苍坝,第2路军攻恩阳河,第3路军攻玉山场,第四路军攻鼎山场。王树声深谋远虑,指挥西线红军节节抗击,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特别指挥红9军第27师和红31军第270、第271团,集中兵力、兵器,对敌第3路军实施重点反击,击溃敌8个团。又指挥在木门地区的红31军第91师,奋勇反击,击溃敌3个团。仅此两战,共歼敌2000余人。予敌以大量消耗之后,红军先后主动退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县城和木门场。在“收紧阵地”过程中,红军特别加强了火线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军、师宣传队,都深入连队和前沿阵地,通过讲话、谈心、演节目等方式,及时传播胜利消息,提出战斗口号,进行思想教育和鼓动。同时,还重视瓦解敌军工作,每撤出一个阵地,都放置大量宣传品,还进行战场喊话,收到明显效果。

4月3日,敌军发起六路围攻的第三期总攻。王树声指挥西线红军,第二期“收紧阵地”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灵活机动,待机歼敌。在杀牛坪、梁炮台、甑子垭等地,红军依据有利地形,对进击之敌适时阻击和反击,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刘湘的六路围攻,经过三期总攻,损兵折将3.5万余人,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为缓和各路军的矛盾和部署新的总攻,刘湘于成都再次召开有各路军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确定发动第四期总攻。刘湘还请出他的高级顾问、江湖术士、外号称“神仙”的刘从云,出任“剿匪”总司令、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其统一指挥。刘湘又增调暂编第2师、教导师第2旅、模范师1个旅,组成总预备军,由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任总指挥。至此,敌军参加六路围攻的总兵力,已达140个团,共10万余人。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创造战机,王树声指挥西线红军,于6月中旬后,相继撤出得胜山和通江县城。

6月26日,敌第1路军开始第四期总攻。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敌军猛攻分水岭红军阵地。王树声审时度势,立即指挥红31军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并迅速转入反击。6月27日拂晓,红31军兵分三路冲人敌阵。右路将敌军2个团围歼于官田坝,歼敌500余人;中路和左路,激战一昼夜,连续突破敌军10余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歼敌1000余人。后因暴雨如注,小通江河涨水,影响粮弹供应,王树声才决定停止反击,将红军主动撤至小通江河左岸,与敌军隔河对峙。

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王树声抓紧与敌军对峙的有利时机,组织红军投入夜战训练。要求部队普遍学会搭人梯,用铁勾、绳索攀登悬崖的技术。训练中,干部战士紧密结合实战经验,创造了许多夜间联络方法和简易器材。如夜间行军,用竹筒装香火,筒口朝后,使后续部队跟随香火前进;用竹子做成“联络哨”,声高音尖传得远,即使炮火连天,也能听辨出来。他还指挥西线部队广泛开展夜摸、夜袭、夜战活动,每到漆黑的夜晚,红军小部队和游击队,就3人一组、5人一班地出发了。他们像一支支利剑,神速地飞向敌阵;如一把把尖刀,悄悄地插入敌后。突然袭击,快速撤离,打得敌人心惊胆颤,日夜不宁。一天,月黑星暗,王树声派红31军第91师第271团团长王友钧,带领手枪队30多人,从平溪坝渡过小通江河,一直摸到敌军团部驻地牛角嵌,将正在“吞云吐雾”(抽鸦片烟)的敌团长砍死,抓了俘虏缴了枪。红军没放一枪,没伤一人,安全返回驻地。王友钧成为全军知名的“夜摸将军”。

8月上旬,在万源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宣告:

“乘胜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徐向前总指挥率先指挥红31军第92师第274团,以青龙观为突破口,发起东线反攻。红军指战员奋勇冲杀,势如破竹,敌第五路、第六路军节节败退。与此同时,王树声指挥西线部队,也开始反攻。红31军第91、第93师在通江县以北,向敌第1路军反击,先后于分水岭、官田坝等地,给敌以沉重打击,9月17日收复南江县城。紧接着,又在南江城西的三江坝、旺苍坝等地,歼敌第2师第4旅、第5旅和第3师第7旅,前锋直逼广元城郊。红9军第27师追击敌第3路军,9月16日收复仪陇县城。此后,又收复了阆中县嘉陵江左岸的广大地区,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敌第1、第2、第3路军,纷纷逃至嘉陵江右岸。敌第4路军逃至营山、渠县地区。徐向前总指挥在取得东线反攻的胜利之后,又挥师西进,在巴中顶住了张国焘的瞎指挥,对向西线长池、木门方向逃窜之敌,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包抄,李先念带领红30军主力,于黄猫垭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全歼敌8个团、1万余人。接着又乘胜追击,于9月22日克复苍溪县城。至此,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取得大胜、全胜,共毙、伤敌副司令郝耀庭以下官兵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

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时间最长、战线最长、交战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歼敌人数最多、缴获枪支弹药最多。

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坚定了根据地军民“消灭刘湘,赤化全川!”的斗争信念,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更加巩固、发展。

反六路围攻战役胜利了,王树声仍跃马扬鞭,日夜奔忙。他深入连队、课堂、操场,组织干部战士评指挥、论战法、谈体会、找差距、学先进,切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

反六路围攻战役后,王树声副总指挥已不再兼任红31军军长,他就一门心思地扑在协助徐向前总指挥领导红四方面军的训练和作战上。

<h3>蜀水战旗红</h3>

黄昏,夕阳的余辉染红了满天云霞。嘉陵江穿云破雾,绕山过峡,流到苍溪县塔子山下,兜了一个弯子,江面渐渐开阔平缓。放眼望去,远山岗影,流光溢彩,好一幅巴蜀山水画卷!

暮霭里,嘉陵江左岸的灌木丛里,张开了一双双神奇的眼睛。王树声副总指挥正带领指挥员勘察江岸地形,他双手举着高倍望远镜,看啊,看啊!一边看,一边在地图上标记,一边向指挥员讲解……

春夜,寒风料峭。王树声又坐在煤油灯下,查阅水文资料,研究河川战斗的战略战术……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于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于2月下旬接电后,即在广元县旺苍坝(今旺苍县)召开紧急会议,认真研究、贯彻中央电报指示精神,一致认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集中主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长江在四川盆地中的四大支流之一(余为岷江、沱江和乌江)。上游多高山峡谷,水深流急,敌军沿江设防,是阻止红军强渡的天险和屏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分工,由王树声全权负责渡江前线指挥部队的工作。他指挥红31军和方面军工兵营,迅速征集材料,隐蔽造船;他带领渡江突击队,在老艄公的指导下,抓紧学习划船、泅渡技术,演练水上战斗、抢占滩头阵地的技术和战术;他组织各级指挥员,周密侦察和勘察,了解并熟悉敌情、地形和气候情况;他深入走访当地人民群众,掌握嘉陵江水文地质资料。为了确保渡江成功,做到万无一失,王树声还偕同徐向前总指挥,沿嘉陵江左岸跋涉100余公里,选定了三个渡河点,苍溪县塔子山下的石家坝为主渡点。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经过多方侦察,查明了当面敌情,为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集中53个团的主力,布于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境的嘉陵江右岸,构筑有坚固的江防工事。敌军以重兵依险据守,严防红军渡江西进。但是,由于敌人迷信江防天险和防御工事,把重兵几乎全部放在江防第一线,使其后方十分空虚。即使江防一线,亦因战线过长,绵延百里,也有不少薄弱环节。而且,田颂尧和邓锡侯又都是红军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的手下败将。

根据敌情、地形和红军的备战情况,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以强击弱,以强制强”的战略战术,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其具体作战部署是:集中红30军主力从苍溪县城内塔子山下的石家坝,实施重点突破,歼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31军歼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进攻;红31军以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阻击位于甘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下,保障红军右翼安全;红9军在阆中以北的涧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30军向北发展,以另一部歼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红军左翼安全;红4军为方面军第2梯队,于红30军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发展,协同红9军歼灭南部之敌,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营配置在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30军实施重点强渡;方面军总指挥部随红30军渡江,视战斗发展移驻剑阁。

在那紧张备战的日子里,人们看到,王树声副总指挥马不停蹄,日夜奔忙,从造船场到训练场,从机关到连队,从后方到前方,一面抓紧水上练兵,一面加强政治动员,增强干部战士打大仗、打水战、打胜仗的坚定信念。

3月28日晚9点正,渡江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强渡嘉陵江战役拉开了战幕。隐蔽在主渡点苍溪县塔子山下石家坝的红30军第88师第263团和总指挥部教导营的勇士们,驾着写有“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红字标语的70多只木战船,犹如万箭齐发,快速、勇猛地划向嘉陵江右岸。每只战船载乘一个班,勇士们手握步枪,腰挂手榴弹,身背大刀,一个个似铁塔般威武雄壮。船头架着机关枪。与此同时,红9军在左翼,红31军在右翼,百里嘉陵江上,千船竞渡……

夜幕沉沉,江水涛涛。红军突击船队,一直驶到距敌重兵防守的右岸几十米的地方,才被敌哨兵察觉,红军勇士们遇敌不慌,更加拚命划船,以便快速接敌,直到离敌滩头阵地二三十米远的江边,才开始射击。这时,部署在左岸塔子山上的百余门大炮、重机关枪,一齐向右岸怒射,支援突击队抢占滩头阵地。勇士们猛打猛冲,勇往直前,歼敌3个连,攻占了敌军江防阵地,击退了南北翼侧敌军的反扑,巩固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场一线滩头阵地。

3月29日拂晓,红30军第88师第265、第268团相继渡江投入战斗,迅速攻占了嘉陵江右岸的飞虎山、高城山和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敌江防总预备队前来增援的一个旅。红31军部队从鸳溪口强渡成功,攻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军刘汉雄部一个旅。红9军在阆中以北渡江,一部配合红30军攻占剑阁,一部向南部发展。第2梯队红4军部队,紧随红30军渡江,投入战斗,向梓潼发展。

4月2日,王树声率部来到剑门关下。这时,已攻占剑阁县城的红30军派第88师前来增援,王树声更加坚定了攻克剑门关的胜利信心。

剑门关,位于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上,扼川、陕南北大道。剑门山北高南低,72座山峰,陡峭险峻,犹如72头雄师面北而卧。“剑门天下雄”。那高耸云天的万仞峭壁,如刀劈斧砍一般,是插翅难越的天然屏障。关上只有一个狭道隘口,悬在高山悬崖之中,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以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蜀将姜维从汉中退守剑门关,使魏将钟会统率10万精兵,屡攻不克,望关兴叹。如今,四川军阀邓锡侯派其得力干将、第28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4个团凭险据守。刁文俊曾夸下海口:“红军纵能渡过天堑嘉陵江,插翅也难飞过剑门关。”

红军好男儿,专啃“硬骨头”。王树声指挥红31军第91师、第93师和红30军第88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各部队争分夺秒迅速扫清敌军外围据点,将敌人一步一步逼上了主峰阵地。为了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当天中午11点多,王树声指挥突击队、“夜袭常胜军”第92师第274团第2营的勇士们,向剑门关敌军主峰阵地发起强攻。王树声的指挥位置,紧随突击队之后,靠前,靠前,再靠前。

红军一改往日善于夜战、偷袭的战法,变为烈日炎炎攻山崖,这是敌军所始料不及的。尽管如此,当时的天时、地利,都有利于敌人防守,不利于红军攀险攻关。所以,红军发起强攻后,敌军凭借剑门关天险和坚固的堡垒工事,组织密集火力,压制红军前进,情况十分紧急。王树声遇险不惊,成竹在胸。他立即把炮兵连长找到身边,一边观察,一边下达命令:

“看前方,敌阵集团工事,火力最猛,威胁最大,我命令你们炮兵连:每发射3发炮弹,必有1发击中集团工事的暗火力点!”

“看清没有?”

“看清了。”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炮兵连长没有提炮弹少的困难,坚决表示:“刚才炮打得不够准,我有责任。这一次我要亲自去打炮,保证完成任务!”

炮兵连长火速赶回炮兵阵地。只听“咣!咣!咣!”一阵排炮,果然命中敌集团工事,敌暗火力点变成一片火海。王树声命令第274团号长,吹响了冲锋号,第2营打旗兵哗啦啦展开了鲜艳的军旗。“冲啊!”“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勇士们向敌阵主峰冲了上去。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经半天激战,红旗插上了剑门关,守敌3个团全部被歼。4月3日,王树声指挥红31军和红30军各一部,乘胜追击,攻克昭化,又歼敌1个团。

战后,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剑门关向王树声祝捷。山上山下,松柏长青。那一棵棵粗壮的“汉柏”,传说是张飞命令蜀军栽植的。王树声向徐总指挥汇报说:“这里山上的树太多,我们的马尾手榴弹甩出去,大都挂在了树枝上,多亏迫击炮弹炸响,又把挂在树上的手榴弹震落,在敌人阵地上四处爆炸,敌人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被迫缴枪。”徐总指挥幽默风趣地说:“打得好,打得好,你们这种战术叫‘天女散花’吧!”

攻克剑门关,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约400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这时,被红军击败之敌田颂尧第29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田颂尧为减轻其战败之责,电请蒋介石“削职示惩”。蒋介石亲自回电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第29军,戴罪立功”;邓锡侯第28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仍在碧口至松潘一线。

敌退我进。为取得战役全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敌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王树声协助徐向前总指挥继续指挥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令红31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县城;令红30军第89师北上摩天岭,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援兵南下;令红9军、红30军和红4军主力,分别对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红军奋勇追击,愈战愈勇。4月10日,红9军部队渡过涪江,包围了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前锋直迫中坝;红30军第89师攻克青川,14日克平武,4月15日,红30军第88师攻占敌塔子山主阵地;红9军第25师迂回包抄,将敌击溃,4月18日,红9军攻克中坝;红4军部队攻占梓潼,19日克彰明,21日克北川。至此,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敌12个团、1万余人,先后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至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成为红军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一个模范战例。王树声发动群众认真总结了这次战役获取大胜、全胜的经验。首先是战役指导思想正确;其次,是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地形勘察、组织计划、技术战术训练和渡江器材等方面,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三是渡江地段和主要突击方向,选点正确,兵力集中;四是采取了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五是在取得渡江作战第一阶段胜利后,乘胜追击,连续战斗,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这次战役得到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的紧密配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又一重要经验。在渡江作战准备阶段,最大的困难是造船。许多老船工、木匠、铁匠背着干粮,带着工具,从四面八方赶到造船场;年轻力壮的,肩抬背驮,运来了木材;老人、小孩、妇女拣拾破铜废铁送来,供打船钉用……。红军渡江之前,中共南(部)阆(中)中心县委,曾领导升钟寺、保成寺地区的农民游击小组,积极打击敌占区的区、乡政权,破坏交通联络,配合红军作战。渡江后,方面军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政领导配合下,领导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南部县的升钟寺、保成寺和江油县的界石坝等地区,先后建立了区、乡基层革命政权,并建立了阆南县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了升钟寺独立师,下辖七个大队共1500余人。在红军攻占梓潼、彰明、中坝后,当地青年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使红军及时得到补充与扩大。

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拦阻红四方面军西进的计划,为红军大兵团强渡江河作战,创造了新的经验。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王树声充满战斗胜利的喜悦和激情,更加豪情满怀。他威风凛凛,跃马扬鞭,奔赴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漫漫征程。

<h3>土门战绩大</h3>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的。

红军主力部队突破敌军重兵防守的嘉陵江天险,进抵剑阁、梓潼之后,陆续向江油、中坝地区转进。

这时,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长征进到了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南岸,准备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和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又重新调兵遣将,积极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企图对红四方面军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各个击破。1935年4月下旬,敌军开始出动:以刘湘主力王缵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向漳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28军和孙震第29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右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路纵队的夹击;以刘湘主力控制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步步向西逼进;以邓锡侯一部由广元以北地区南下,向剑阁推进;以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堵截红军西进;以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阻止红军东返;以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防堵红军南下。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面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红军休养生息。但是,红军重任在肩,要打破蒋介石的围攻,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就不能在这里久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江油附近的任家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会议决定:西进岷江地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要西进,必需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迅速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岷江右岸的松、茂、理、汶地区,是邓锡侯守备的地盘。境内山高林密,水深路狭,地形十分险要。邓锡侯为阻止红军西进,已在西进岷江地区的咽喉要地土门险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3万余人,凭险筑碉,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北川河谷,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西进的唯一通道。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山峰陡峭,东西绵延百余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为打破敌军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王树声副总指挥受徐向前总指挥的委托,自始至终指挥了这次战役。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第一仗立下了汗马功劳。

土门战役分三步实施:第一步,由北川向南打,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制高点,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和川西平原的态势,以吸引和调动川敌主力;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岷江地区;第三步,坚守防御岷江左岸地区,牵制川敌西犯,掩护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

4月底,红军开始出击。红30军第88师于漩坪突破,歼敌一部。5月1日,红30军第89师击溃敌陶凯部,占领墩上。5月2日,红9军、红30军主力,从蔡家咀、乱石窖抢渡前江,击溃敌第28军杨宗礼第15旅,攻占大垭口。5月4日,红30军第88师主力第265团和第268团包围了敌军层层设防、重兵把守的伏泉山。伏泉山,山连山,峰连峰,易守难攻。第268团与第265团采取夜摸、迂回包抄,从最险要而敌守备最薄弱的峡谷,夜摸偷袭上山,一举攻占伏泉山主峰,又从主峰往山下夹击,终于全歼守敌,占领了伏泉山阵地。

敌邓锡侯、孙震等,看到其精心设防的漩坪、伏泉山阵地被红军占领,十分惊恐,急调纵队司令王铭章率8个团,从安县出发,日夜兼程,赶到伏泉山南侧的擂鼓坪集结。同时,派特科司令游广居率7个团,赶到草鞋街一线策应,妄图夺回伏泉山。5月5日,王铭章所部在飞机和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反击。红军指战员严阵据守,浴血苦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反扑。5月6日至7日,红军集中兵力乘胜追歼逃敌,先后攻占了东大垭口、白家林等阵地。5月10日,红30军第88师和红9军第25师各一部,从千佛山两侧夹击敌军。千佛山主峰海拔2900米,是北川河谷最南侧的制高点,山势险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红军攻占千佛山主峰佛祖庙后,追歼逃敌至西大垭口。5月13日,红31军一部攻占桃坪。

5月14日拂晓,红9军、红30军和红31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土门发起总攻,经激烈战斗,土门防线被突破。5月15日,红军占领茂县。5月18日,红军又在大垭口重创敌王缵绪部第3旅,击毙其第9团团长王三友,敌攻击受挫。

这时,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北川河谷,西进岷江流域。王树声指挥红4军、红31军各一部和红33军,继续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完成掩护主力、牵制和阻击岷江左岸之敌的任务,于7月中旬才由东往西逐次撤离战地。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第一仗,历时两个半月,共歼敌1万余人。在战役中,王树声为保障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共同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h3>南下战功殊</h3>

1935年10月,川西高原迎来了凉风阵阵、寒气袭人的初冬季节。经过忍饥受冻、长途跋涉,第二次穿越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分别在马塘、松冈、党坝地区集结,准备继续南下。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调集6个旅零2个团兵力,沿大、小金川布防,阻止红军南下。

位于大、小金川流域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战略要地,地形十分复杂,到处是高山密林,峡谷激流,周围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易守难攻。

红军不怕远征难。绥崇丹懋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英勇转战的第一仗。王树声副总指挥决心协助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徐向前总指挥,打好这关乎全局的一仗,以打胜仗、多歼敌的实际行动,来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

10月8日,绥崇丹懋战役按预定计划拉开战幕。王树声指挥由红9军第25师、红31军第93师及红9军组成的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强占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由红4军、红30军、红32军及红9军第27师组成的左纵队,于大金川以东地区,攻取崇化、懋功;以红33军及红9军第27师的1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以红31军第91师师部及第277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组成阿坝警备区,警戒掩护后方。

红军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投入战斗,充分运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出敌不意地通过峡谷,强渡激流,攻夺要隘,抢占桥梁,创造了7天5战、追杀500里的突出战例。经10余日连续战斗,首战告捷,取得击溃敌军6个旅,毙、伤、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先后攻占了绥靖、崇化、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等战略重镇,狠狠打击了敌军堵击红军的嚣张气焰。

敌军不甘心失败,再次调整部署: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主力模范师之9个团,集中防守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

面对强敌设防,红军奋起迎战。10月24日,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中,王树声指挥由红30军、红31军第93师及红9军第25师组成的中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率先向宝兴、天全和芦山发起进攻。11月1日,王树声率领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县城,击溃敌杨森部3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紧接着,又连续击败敌刘湘部教导师1个旅零1个团,中纵队直逼芦山城下。敌军节节败退,红军一路追杀,沿途俘敌1000余人。11月7日,由红33军组成的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部第7旅一部,前锋进抵邛崃县境。由红4军、红32军组成的右纵队,先克西康金汤镇,后攻天全城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主力模范师1个旅。11月10日,攻克天全县城。随后,右纵队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县城。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地区出发增援。王树声指挥红30军、红9军各一部,兵分两路对敌钳击,将敌全歼。此后,克复名山西北之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1个团。11月12日,芦山县城守敌,在红军猛烈攻击下,畏战弃城而逃,红军占领芦山。经18个昼夜的连续战斗,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这时,红四方面军接到党中央来电,明确指示行动方针。电报指出:“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继续向名山、邛崃方向进击,乘胜东下川西平原。

川敌刘湘为阻止红军东进,屏障成都平原,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筑碉设防,连同原驻当地敌军共80余个团。11月13日,王树声指挥中纵队红30军、红31军第93师、红9军第25师及右纵队的红4军,共15个团的兵力,从五家口镇向朱家场、太和场守敌发起猛烈攻击。经昼夜激战,于11月14日攻占敌军阵地,击溃敌暂编第2师2个团。红军越战越勇。11月16日,乘胜攻占名山东北战略重镇百丈。

百丈位于名山至邛崃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是进入川西平原和成都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徐向前总指挥亲临百丈指挥战斗。红军在连续击退敌军6个旅的多次反扑后,即沿百丈大道向邛崃方向攻击前进。先后攻占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等村庄。红军的猛烈攻势,不断遭到敌军的拼死顽抗,攻势曾一度受挫。红军即退守百丈。

常言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11月19日拂晓,天刚蒙蒙亮,敌军集中10余个旅,在飞机、大炮强大火力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10余里长的阵地,轮番攻击。王树声带领广大指战员,忍受着疲劳与寒冷,与敌军展开了浴血苦战。战斗打得激烈、悲壮。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进行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导火索拉响手榴弹;有的同志冲到敌人跟前,抱住敌人同归于尽……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激烈血战,共毙伤俘敌1.5万余人,红军亦受到重大消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打出了军威,威震敌胆。

<h3>会宁大会师</h3>

1936年7月,骄阳似火。王树声副总指挥率部走在茫茫草地上,他举目四望,依然是那熟悉的山影,熟悉的沼泽,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是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通过同一个草地了,许多战友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没有战死,却在这没有人烟、没有飞鸟的草地上,被饥饿、疲劳和伤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他深深地怀念在草地牺牲的战友们。他永远不会忘记:

1935年8月,第一次过松潘草地。那是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后,共同北上。环境虽然艰苦,但心情舒畅,斗志昂扬。

同年9月,第二次过松潘草地。天气恶劣,环境更加艰苦。当时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率军南下。王树声和广大指战员的心情一样,十分沉重。

这一次,是第三次过松潘草地。尽管路途遥远,风云变幻,给养奇缺,指战员们却分外喜悦。这是在甘孜地区迎接红二方面军后,第二次北上,大家一心向往北上抗日,个个精神振奋。

王树声身为副总指挥兼红31军军长,他时刻把战士的冷暖记心上。在草地行军中,能够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生病掉队的人日益增多。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坚持跋涉在沼泽地上,一边行军,一边做思想鼓动工作:“同志们呀,坚持走啊,穿过草地就是包座!”就这样,干部战士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克服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走出草地。

10月,金秋送爽,迎来了丰收的季节、喜庆的日子。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于10月2日攻占甘肃会宁县城。王树声怀着早日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喜悦心情,参与指挥红4方面军,分为5个纵队,先后从甘南的岷州、漳县地区,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等地开进。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4军第10师在会宁县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1师胜利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

10月10日,会宁城内红旗招展,鼓乐喧天,万众欢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军民联欢大会。红一方面军和当地人民群众,将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鞋子、鞋垫、鸡蛋、肉、菜、果品等纷纷送来。

这时,红二方面军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实现了。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署名,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

会宁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转战19个月,历尽艰难险阻、曲折复杂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终于回到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王树声未及休整喘一口气,又踏上了充满血与火的西征之路。

正文 第二十章 长征中的萧克

萧克是一位战将,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湖南嘉禾。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他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之一:25岁当军长;27岁率领红6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29岁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是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都担任过高级将领的将军。

<h3>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h3>

红军长征不是一次偶然的军事行动,这从1934年红6军团西征和红7军团北上就可以得到证明。周恩来曾说:“(六军团和七军团)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时年27岁的萧克,已经成为红军第6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们面临的形势是: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萧克所在的湘赣苏区6月以后也被优势之敌不断压缩。

7月23日,湘赣省委和军区党委接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中央还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原军区司令员王震同志,改任红6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萧克同志任红6军团的军团长兼17师师长;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张子意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以任弼时同志为主席,萧克、王震同志为委员的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红6军团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并没有任何说明,任弼时敏感地对萧克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红6军团也是到了后来才明白自己的“长征先遣队”作用。

接到中央电令后,6军团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8月7日下午3时,全军约9000人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这次行动,中央军委指示一切都要带走。于是6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中央红军三个月后开始长征时并没有吸取教训,受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大搬家”式行军比第6军团还厉害。

萧克回忆,当时他对这种“搬家”式的行动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感到这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另一方面大家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所以他们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之。”结果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丢,影响了战斗力,东西到最后也差不多丢光了。

然而,从战略上讲,在萧克等的率领下,红6军团的西征是成功的。他们刚一突围,立即震动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两个师追击,一面令一个旅和4个保安团拦截,广西军阀也令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6军团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向西的计划因敌人的调动而不得不改变,他们转而东行到阳明山区,而后又日夜兼程南下进入广西,在广西全县一带一举击溃敌8个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西渡湘江。

敌人靠腿已经追不上,即派飞机侦察轰炸。就在6军团稍做喘息之际,接到中央电令,要求六军团在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联系。电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6军团牵制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萧克、任弼时等人胸怀大局,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3省敌军也先后集结防止6军团北进。于是他们夺路南下,紧接着西入贵州。6军团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人难以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贵州是个多山多雨又相对闭塞的省份。6军团进入贵州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熟悉地形,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贵州的老百姓对红军不大了解,听信国民党的宣传。有些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看到6军团纪律好,虽然打消顾虑,但称呼仍然照旧,盛情地说:“你们共匪好!”。

西征以来,6军团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这使他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走到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他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他们渡过清水河后突破了湘、洼、黔3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人贵阳市东偏北约100公里处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在旧州地区,他们扣留了两个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萧克回忆,“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萧克当时在红军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将领,他对两个传教士有一定的好感,因为传教士帮助了红军。在旧州教堂,6军团意外地找到一张贵州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说不是英文,萧克请薄复礼帮助翻译,薄复礼说是法文,于是两个人你说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萧克想要知道的与贺龙部队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了中文。这张地图对他们后来的军事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红2、6军团进至昆明时,萧克释放了扣留18个月的薄复礼。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走起路来也显得轻松许多,然而,萧克等人并不知道,一个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向他们袭来。

离开老黄平后,萧克带领部队向东前进,而敌人正在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6军团实施大包围。这一切红六军团并未察觉。直至甘溪一带萧克与敌遭遇,结果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减员严重。52团是全军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损失惨重,18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拄木棍指挥行动。

一天下午,6军团在石阡至镇远的敌封锁线上,击溃了敌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镇远及北面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萧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倘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住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他们及时控制了这个路口。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而东。这时,南北两面的敌军发现红6军团主力,两面夹击。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第二天天亮,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站在谷口亲自指挥的萧克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回忆说:“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1934年10月24日,红6军团跳出3省军阀的包围,历经80余天,转战5000多华里,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2军团会师。从出发时的9000余人锐减到不足4000人。6军团的行动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这一天,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的第8天。

<h3>湘西斗争:有力策应中央红军,独撑南方革命局面</h3>

两军会合之初,贺龙所部有4000多人,两军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子弟,人少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分析,刚刚退出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苦战,夺路向西转移,2、6军团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他们考察周围形势后认为,两军应统一行动,向湘西发展。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2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发展;湘西的敌人只有陈渠珍部3个保安团,加上杂牌军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目的,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扩大部队。

然而,当时尚处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并没有清楚判断局势,做出了2军团留在黔东、6军团向湖南进攻的决定。在紧迫的军事形势下,2、6军团一面继续向中央讲明情况,一面先行统一行动、见机行事,攻占了湖南大庸(今张家界)。

直到1934年11月中下旬,中央来电原则同意了两军统一行动。军事上,两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2、6军团名义,贺、任和萧、王分别为2、6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弼时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2、6军团统一行动后,萧克为首的六军团还有另外一大贡献,就是使二军团的政治工作有所加强。由于夏曦在2军团执行“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2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到与6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多人,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他所执行的“左”倾路线完全是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进行的,所以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萧克和王震一方面派干部加强了2军团的政治机关,一方面也缓和了2军团内部的紧张气氛。他们还主动请夏曦到6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的长征路上,夏曦每到一地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做当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1936年2月,他们长征经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在做完一次统战工作返回部队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部队在大庸稍加休整,即转向南,因敌凭坚固守,又转向东,包围常德。一周之后,转向北面,攻下慈利县城……在一两个月时间内,红2、6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打垮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旅,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中央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和两湘军阀,令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16师和26师北调,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西进。

这一时期是2、6军团发展最快的时期,军队扩大了一倍。萧克的爱人蹇先佛就是在部队打到慈利时参加红军的。蹇先佛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哥哥先为1928年秋参加红军,历任警卫营营长、游击梯队参谋长、特委巡视员等职,1931年不幸牺牲;弟弟先超长征过草地时也牺牲了……

1935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的口中。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损失五万人后,蒋介石一度对“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但“萧贺匪部”攻城夺地打胜仗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使他不得不多次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100多个团来应付,使得中央红军能够比较从容地开遵义会议,相对从容地北上。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6个纵队,向建立不到3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月1日来电,要求“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

萧克等人立即注意到,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中央将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他们,这时他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

3月,他们在永顺消灭敌人1个团;4月中旬,转到桑植县陈家河消灭敌人1个旅;随即,萧克亲率两个团将驻桑植县的陈耀汉师部和另1个旅也歼灭了。连续的胜利震慑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被成功粉碎。5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个团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敌人又从湖北调来3个师,2、6军团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到8月初,3个月内,他们消灭了敌41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消灭了敌85师,击毙敌师长谢彬,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萧克与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接触中了解到,张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战经验,于是萧克安排张到刚扩建不久的红军学校讲课,并以兼校长的身份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指战员的疑问,有人问,打败仗的人怎么能教打胜仗的?萧克解释说,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搞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长征时,萧克决定带着张振汉走,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张回去。后来张参加了抗战。我军解放长沙时,张还曾做过有益的工作,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

红2、6军团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到1935年10月已经发展到21000多人。中央红军北上后,南方的革命局面主要由2、6军团支撑,他们成为南方革命群众的希望和旗帜。

<h3>转战贵州:三次尝试建立根据地,从未想过要长征到陕北</h3>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1.8万人,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

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带来的是更多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敌人组织了130个团,并一改杂牌军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为主,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西北是崇山峻岭,粮食困难。敌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筑有战略作用的碉堡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守备,形成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内外隔绝的战略格局。

于是萧克等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默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长征到陕北。

长征第一天的晚上,萧克就住在张家界边上一个小村子里。那一天,前卫部队行军120华里,主力行军80华里,宿营之后就休息了。直到1990年,萧克重返湘西,发现张家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风景区,而当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好的风景。

这次撤退,吸取了红6军团的教训,只带一、二天的干粮,行李简化,轻装前进,行动灵活自如。连续几日急行军,向东南猛进到湘中。湘中是富庶的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文化教育也发达。看到这样好的条件,2、6军团打算停下来建立新的根据地。

6军团政治部发出了夏曦起草的“抗日反蒋”文告,天天开大会宣传。当时国民党报纸上讲:“夏曦、萧克搭台演说……”他们号召凡是要打日本的都欢迎,群众踊跃参军,只7天就扩大了1000人。

在湘中仅仅停留一个星期左右,敌人从北面分两路压来,战斗并不顺利,敌人的几个纵队靠到一起,围了过来,萧克只能放弃在湘中立脚的想法,继续向西走,进入了湘黔边。为了在湘黔边站稳,6军团反击追敌,但战斗打成了消耗战,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根据地虽然丧失,但保存了部队,制止了敌人的步步紧逼,赢得了一定的休息时间。六军团在石阡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边战斗边向西走,进至贵阳北60里歼敌两个营。

敌人见红军南迫贵阳,有北渡乌江之势,急调黔湘两地部队驰援贵阳,郭汝栋和樊高甫纵队转向遵义地区,郝梦龄部沿乌江北岸堵截,将六军团的东、南、北三面堵死,六军团即西渡鸭池河,进入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为大方)、毕节等地区。

这时军委也来电报,指示“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到黔、大、毕后,萧克率红六军团17师去遵义西的打鼓新场(现为金沙县)游击,钳制贵阳方向敌人向西。这时,敌1个师追来,占了大定。萧克即率部回师大定,仅1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制止了敌渡鸭池河后向西急追的不利形势。

战斗结束后,萧克登上将军山,看到这座山脉横跨大定与毕节间10余里,立即决定控制将军山,在山上做工事。萧克和战士们一起严守阵地,几天后,敌人两路攻来,萧克令部队隐蔽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响,待敌人逼近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一下子就缴到了一百多支步枪,万余发子弹,敌人短时间不敢再来。

2、6军团在这一地区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在毕节,开明士绅周素园与红军交上了朋友,红军到后,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王震和夏曦马上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年了。”于是红军请他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千余人枪。

为了在黔、大、毕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请周素园给云南的国民党部队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熟识。他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告知滇军阀,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吗?‘假道灭虢’,史有明鉴”。

这样一来,滇军阀果然按兵不动,这就使得红2、6军团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部队得到休整补充。

敌4个纵队,共7个师1个旅,很快向毕节地区逼进,红2、6军团于1936年2月中旬撤退,通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云南宣威、贵州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萧克等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尝试。

从乌蒙山地区向南,红2军团到达盘县,红六军团进入宣威。这时,红军总司令部来电,电报署名为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求2、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共聚盘县开会,他们原想在此站住脚,在接到两次这样的电报后,经过分析认为,虽然查明来包围滇黔边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还在50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能变化,能否在这地区站住,是未知数;从全国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逼进,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抗日。现在总部要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了北方,应坚决执行总部的指示。盘县这次会议,对二、四方面会师甘孜起了决定作用。对尔后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也有重大意义。

<h3>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坚定北上抗日信念</h3>

红2、6军团北上的意图一旦明确,行动就变得果断起来。

从国民党军的角度来看,阻止红2、6军团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是一个放在首要位置的战略考虑。于是,两军在滇东和昆明附近,展开了一场战略较量。

从南北盘江北上的路早就被敌人封得水泄不通,红2、6军团制定了一个先向西进然后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大的军事行动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到达昆明北面的普渡河,运动距离500华里,这一行动摆脱了追堵敌人的主力。但到普渡河后滇军6个团赶来堵截,6军团与敌展开激战,双方互相攻击均无功而返,将近黄昏,萧克认为当前的敌人不可能很快消灭,就令部队撤下来,南行到2军团指挥部,见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大家立即商量行动方向。萧克建议,敌人主力在普渡河,昆明只有4个团,兵力不足,红军进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2、6军团迅速自行退却,从战场后面10余里处转向南面,逼近昆明城北30里处,这一招数大出敌人意外。

第二阶段是佯攻昆明,实际继续向西。2、6军团利用滇军阀要保住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对滇军阀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使军阀大量守城的部队不敢机动,给红军的运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三阶段是一路势如破竹,直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一带,远远把敌人甩在身后,得以从容过江。这一路上除各县民团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后面追击的敌人,被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离红军主力较远。红2、6军团分别从丽江、石鼓、中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乘飞机在金沙江南的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当追击的敌人到达江边时,红军早已经远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部队做慰问演出,演了一出戏,叫《破草鞋》,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

过江之后,红2、6军团面对的“敌人”是气候恶劣的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提醒,过雪山时要带足衣服、辣椒和酒。二军团为左路纵队,6军团为右路纵队,向雪山进发。正值1936年的4月底,云南的天气很热,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午上山时,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行走,很多指战员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多的树,还有些热。走着走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到达半山腰,每人喝了一碗生姜水或辣椒水,再往上爬,每走一步都需要花很大力气,大大小小的雪坑,和布满积雪的万丈深渊,使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玉龙雪山有了索道,难行处还有人工修建的阶梯和扶手,雪也少得可怜,早已经找不到当年红军长征时的峥嵘面貌。而在当年,那却是任何一个翻越过它的红军战士都一生难忘的地方。萧克定了条原则,决不能在山上过夜。那天走了十几个小时,上下150华里…

第6军团于4月30日到达中旬(香格里拉),然后又翻了两座大雪山,进至稻城。这条线路,如今成为一条经典的旅游线路,沿途风景有如梦境,而当时即使是萧克这样有文化的人,也不曾有过一点赏景的心情。

一天早晨,部队集合在一个广场上,王震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红四方面军就在甘孜城。他们已经派32军到理化来迎接红六军团了。

6月3日,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会合;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30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2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0军会师;7月2日,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徐向前虽然还在前线,但他指示,“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在沿途张贴热烈欢迎2、6军团的标语,组织少数民族歌舞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提前为2、6军团把宿营的房屋打扫得千干净净,烧好开水,还帮助筹集粮食。最难得的是,四方面军上上下下一起动手剪洗羊毛捻线织了几千件毛衣、毛袜,送给远征而来的2、6军团。

7月5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2、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从此2、6军团改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时年29岁的萧克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h3>心向中央:走出死亡草地实现三军会师</h3>

为了庆祝两军会师,举办了一个联欢会。时任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会上讲话,他祝贺了2、6军团胜利爬过雪山,紧接着说:我们来到甘孜并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继续北上,要继续北上,全党全军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将要穿过人烟稀少的草地,必须准备克服一切困难。第二方面军的同志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事并不知情,他们能听出朱总司令讲话的弦外音。

萧克等与朱德聊天时,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谈到张国焘,朱总司令还说,张搞分裂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此时,第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二方面军经过远征实力大减,然而,萧克在内的二方面军的领导人,对中央的向往十分坚定,从某种意义上,当时二方面军坚决北上,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态度决定了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

不久,二、四方面军接中央来电,甘南敌人兵力空虚,要乘此时机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上了。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哈达铺地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

第二方面军利用在甘孜驻留的一周时间,从思想和物质上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萧克等领导人讲明过草地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每个连队都对战土的行装和各班所必须携带的东西进行了详细检查。每人除了武装、干粮、衣服、草鞋、被子外,还要背几斤干柴,带一个水壶或竹筒子,全身负重有五、六十斤。

全军分成两路纵队进发。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还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进入草地,只见到处弥漫着腾腾雾气,脚下是腐烂的黑草,行军数天也难得碰上一个人。草原海拔较高,气候多变,风雪雨雹说来就来。最初几天,行军比较顺利,时间一长,战土们吃不饱,睡不好,并逐渐断粮,只能以野菜为食。

草地行军,也并非没有敌情顾虑。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的骑兵部队。有一天萧克到总司令部开会,总部的领导人指出要有敌情观念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二方面军打骑兵的战术。刘伯承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萧克第一次直接听刘伯承传授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刘伯承的学识素养给萧克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事先的准备,路遇几次小股骑兵土匪的袭扰,并没有什么损失。

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领导动员全体同志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互相帮助,把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以人定量。后来,粮食和野菜也无法保证了,部队只得把牛羊骨头、牛皮、皮带和草鞋上的皮条也拿来煮熟吃了。掉队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过了阿坝之后,草地更加难行,黄绿色的污水一看便知有毒,如果脚上有伤而浸水,则会溃烂,重的还可能导致死亡。萧克在内的红军领导人与红军战士一起经受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生死考验,他们向部队提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在1936年9月1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调兵遣将阻止红军会合。中革军委于9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继续向东向北;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

萧克回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中革军委于9月18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这时,萧克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一日,萧克接到朱德总司令电话,叫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赶到后,总司令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萧克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参加红军以来,他一直以服从中央、服从命令为天职,始终胸怀大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萧克到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张国焘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指挥四方面军的行动,与朱德的意见经常相左,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等部靠拢了,萧克这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月20日才赶到31军军部任职。

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师,至此,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正文 第二十一章 长征三提:跛腿将军万里行

<small>乙、经过各据点附近,应以一部佯攻,主力则迅速通过。</small>

为适应独立作战的形势,中革军委对红9军团的领导作了调整,何长工任该军团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27年秋,他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了开创、保卫井冈山的游击战争,又率部转战鄂东南,开辟了那里的革命根据地,深谙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红军二渡赤水河后,毛泽东也曾就红9军团的调整问题找他谈过话,现在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新的任命,走马出任了。

1934年的金秋十月,阴霾笼罩着江西红土大地,时任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南方战线粤赣军区司令、政委兼粤赣省委常委的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潘汉年,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要他们星夜兼程来瑞金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small>甲、现我一、三军团已封锁白腊坎、鸭溪之敌一团余。五军团二十八日上午转移至枫香坝之南。军委纵队明日十二时越过白腊坎。</small>

说起同粤军陈济棠的统战由来已久。这个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矛盾较深,曾三次通电反蒋。他利用我们在赣南粤北的武装力量作屏障阻蒋军入粤“拥兵自重”,并同我们苏区做买卖。此前红军领导人就同他有过接触。1934年5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顽强御敌,鏖战正酣,他在南方战线也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式,一度占领粤赣军区所属的筠门岭,曾派代表同我们进行过谈判,试作城下之盟。此前中央书记处已向共产国际通报,红军主力将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表示同意。当时,何长工、潘汉年尚在反“围剿”战斗第一线,并不十分清楚中央的真正意图和活动。通过与中央领导的交谈,方才略知同陈济棠进行统战谈判的意义。同时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兵力部署上“南轻北重”的道理。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毛泽东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其正确意见无法实施。但党和红军的危机日甚一日之际,毛泽东忧心忡忡,为挽救党与红军,为使革命斗争走出低谷而奔走,他几次来到南方战线何长工所在的粤赣军区。毛泽东既是何长工的领导又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他们彻夜长谈,谈斗争形势,谈革命的未来,更谈到了同陈济棠的统战问题。所以在周恩来交待了同陈济棠谈判之前何长工心里有了些底。

这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函陈济棠,首先申明了民族大义,凡愿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红军均愿与之订立作战协定”,并提出了谈判的具体内容。朱德致陈函,和谈打下了基础。

何、潘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又就谈判的内容、方法与态度,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说,陈济棠派出的谈判代表都是粤军有资历的高级军官。杨幼敏是第1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以及黄质文、黄旭初等师长,你们此次出去谈判是代表我们红军,可谓重任在肩,要坚持原则,立场鲜明,要勇敢沉着,落落大方,灵活机动,见机行事。他们带上由周恩来亲笔书写、朱德署名的信。

前往筠门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中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前来迎接的是独1师第2旅旅长严应鱼的特务连连长,何、潘下了马便坐上了轿,每遇岗哨盘问,这位连长都以“这是司令请来的客人”喝退盘问,不多时来到了寻乌县罗塘镇一偏僻山村的一幢小洋楼前。陈济棠还专派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安全工作。

经过三天的秘密谈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消除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当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来到冕宁县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队伍早在五六天前已顺利通过这里,这就为红9军团辟开了前进的道路。由于红9军团在彝民区努力宣传并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又赠给贫苦彝民一些衣物和他们爱喝的米酒,加上罗炳辉的工作,较为顺利地通过了传说是三国时七擒孟获的地方——孟获岭,于5月末进抵安顺场。安顺场原名紫打地,位于石棉县西,在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所部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狂言,要让红军到达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但孰不知,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先进部队,具有坚韧不拔、无坚不可摧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凭借一只木船,以17勇士在汹涌的波涛中率先抢渡天险大渡河成功,随之先头部队高速度沿东西两岸突袭前进,出奇不意地占领了泸定铁索桥。在安顺场罗、何接到军委命令,要红9军团接替红1军团,坚守北去的咽喉要地泸定桥,担任后卫任务。

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红9军团未能及时完成前电文朱德司令员下达的“选定有利时机南渡乌江,配合我主力向贵阳以东行动”的基本任务。

这时反“围剿”的形势越来越吃紧,党政军领导机关由瑞金向于都转移,周恩来发去了事先商定的密语明码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潘看后不觉心头一沉,已经会意,逐道别陈部急返会昌,转而去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密谈成果,周恩来听后甚为高兴。

“左”倾对党的危害历历在目。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把持下,仍然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其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惨遭失败。但是坚持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同志在这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积极地为党寻找新的出路,挽救失败。

四、互通商务,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10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10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关于红军转移的命令。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主力红军8.6万人撤离,踏上西去突击的历程,开始了极为艰险的漫漫长征路。

牵制任务一经完成,军委急令红9军团日夜兼程奔袭前进,于第三天8时赶至沙土,尾随主力过江。可是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乌江南岸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北上了,向迎面红9军团渡河点逼近,后面又有黔军尤国材部紧紧咬住红9军团的队尾不放。部队冒雨穿插于敌人空隙间,赶到沙土时,比规定时间晚到6小时。守桥部队(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恐“引狼入室”,在主力过江后已将浮桥破坏了。

董必武在《出发前》一文的长征亲历记中,这样写到:“这是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红9军团作战参谋林伟在10月21日的长征日记中也写道:“早晨全军团从……出发,向版石、重石圩前进。粤敌沿线溃退,不予抗抵。”

三、解除封锁;

<h3>临危受任</h3>

<h3>“战略骑兵”</h3>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何长工痛彻地感到在敌强我弱、被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面前,再与之死打硬拼;再不改变战略战术,党与红军的命运堪忧,有被葬送的危险。一些曾支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在血的教训面前,也逐步改变了态度,不得不接受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此举一实行,部队占领了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城之后迅即转兵贵州,旗开得胜,又攻下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进军,改向黔北挺进。就此还要整编部队。决定撤销了中央教导师和保卫团的建制,其所有人员编入红1军团与红3军团。中央第1第2纵队合并成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陈云,下辖三个梯队,何长工为第2梯队司令兼政委。中央教导师完成了使命。何长工由于长时间的紧张工作,拖着伤残的腿爬山涉水,身体不支患重病又被编进了干部休养连,兼任休养连连长,该连还有人称大姐的邓颖超、蔡畅、贺子珍、陈惠英(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李坚真等以及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诸老。这里有妇女解放的领袖、巾帼英雄;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清末秀才、有留洋的学生、有文学家……。周恩来叮嘱何长工说:“这些优秀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虽然也有伤病,但保护好他们仍是你的头等大事。”何长工表示坚决完成好党交付的光荣任务。

10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军委刘伯承总参谋长匆忙来到教导师驻地,召集干部会传达军委命令及有关事宜。中革军委决定月底或11月初,我中央红军将实行战略大转移。准备西行同先期长征到达湘黔的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便于行动中共中央、中央临时政府、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以及后勤医院,编为战时序列的两个纵队。第1纵队代号为“红星”,由红军总部和四所院校合组的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第2纵队代号为“红章”,由中央机关、中央临时政府机关、后勤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及保卫团等组成,辖三个梯队。中央教导师为该纵队第3梯队,代号为“瑞金”。

教导师除担负武装保卫中央的艰巨任务外,由于搞大搬家式的远征,还是辎重队,要担负中央机关千多担的物资随军转移。当天晚上,教导师派出3000多名指战员分赴各机关捆绑诸如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东西,还包括那些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

教导师简直成了辎重师,每个人除枪支弹药、着装、背包和所携带近20公斤的干粮,约百斤外,还要背着、担着、扛着、提着、抬着书刊文献资料以及兵工厂、印刷厂和医院的大件机器仪表等,行动迟缓。经过四五天超负荷的跋涉,进抵赣县、信丰和安远边境,即国民党军南线陈济棠所部的第一道封锁线。何长工看见陈部散落的枪炮弹药和被遗弃的其他军用品,意识到粤军确系按照双方所订协议施行让道后退了。从此,红军长征进入了白区,开始了无后方依托,又缺乏群众基础的征战。天上不时有敌机呼啸掠过扫射,地上有敌军围追堵截,负荷累累的教导师官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仅月余部队非战斗减员即达三分之一。教导师进入赣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间气象瞬息万变,时常变脸,忽而赤日当空,忽而细雨蒙蒙,山路既陡又滑,举步维艰,部队困乏至极,看着所带千多副担子,尤其是那百多件大机器,翻山越岭,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时何长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决心把这些影响前进的辎重忍痛丢下,让部队轻装前进,便于机动作战。不久教导师来到乌径镇,接替红1军团在水口圩、南雄方向的警戒任务,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保卫中央纵队安全通过,这是中央红军自开始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师、团领导张经武、孙毅和文年生等都意识到倘为辎重所累,此仗将难于取胜,认为何长工决定扔“包袱”的决定是非常理智的。撤出战斗,部队继续前进,来到连绵不断的南岭山脉的九峰山下。望山兴叹,若爬过这悬崖峭壁,翻越横卧在前的大山,部队背负的行装仍感沉重。何长工经请示中革军委同意,还是同那些“包袱”说再见了,教导师翻越了庞都岭、越城岭两大山峰后,两条激流汹涌的大江——蒲水和湘江,又挡住了前进的脚步。

兵贵神速。倘部队尽速占领渡江有利地形,则可较为顺利地过江。然而,拖至11月25日才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蒋介石已经察觉红军欲过湘江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便迅速调集40万大军,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湘、桂军分别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于湘江之畔。勇敢的不惧牺牲的红军,在界首至全州之间十余公里的战线上,与敌决战,红军指战员用智谋和血肉之躯同敌激战达一个星期,御敌于湘江渡口,那真是横尸遍江岸,血流红江水,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空前惨烈的、损失极为沉重的战役,人员折损过半,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人,5000人的教导师,现在只剩下3000人。

蒋介石调集50万国民党军对中国工农红军强势“围剿”,而我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手中,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难之中,为挽救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开始艰难的长征。中央在秘密转移前,于1934年8月在瑞金新组建了中央教导师,有官兵6000余人,都是精兵强将,总参谋长刘伯承极为关切教导师的组建。教导师成立后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在长征中主要执行卫戍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

<h3>长征前奏</h3>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并在此作短暂的休整,15~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存在的严重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与中国革命于极其危难之中,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转折。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地作战,迂回曲折地穿梭于敌重兵之间,处处主动。此时蒋介石已经坐不住了,急忙从南京飞往重庆,策划新的“围剿”,试图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守北攻的战法,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因此他纠集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四省的地方军,约150余个团的兵力妄想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面对这种形势,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进行了整编,除干部团外只有16个团;同时精简领导层次,充实战斗连队,加强灵活机动性。为加强统一集中、直接指挥,于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溪成立前敌指挥部,朱德为前敌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政委,在他们英明决策下至3月下旬,四渡赤水,把敌重兵甩在了赤水西岸地区。继而我军调头渡过乌江南下,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为策应朱毛率主力南下,红9军团暂留黔北地区活动,执行别动支队的任务,伪装主力红军,迷惑、牵制敌人。

1934年秋,陈济棠派一代表秘密到瑞金,希望同红军谈判。因何长工是南方战线的负责人,对方要求由他到场直接参加和谈。而潘汉年是谈判的行家,曾参加过福建事变的统战和谈。

红9军团虽成立较晚,却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军团领导层知识分子多,所以被大伙儿亲切地呼之为“小老九”,有“9k”的代号序列之称。它是由资历较深的红军老部队组成,打游击战非常在行,十分干练,善于机动,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争。长征以来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后勤部长赵镕以及中央代表王首道的领导下战绩颇佳,被周恩来副主席赞誉为“战略骑兵”,眼下更需要“战略骑兵”发挥更大的作用。

3月26日何长工衔命到任后,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军委前敌指挥部司令员朱德于当日发来的电报:

五、特别需要时可相互借道,红军倘有行动须事先向陈通报,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small>乙、为吸引长干山一带之敌北向,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越过封锁线,九军团于二十八日拂晓应以主力依托马鬃岭为枢纽,经倒流水向长干山西南李村之敌积极佯攻,务使该敌不能向枫香坝移动。</small>

<small>另以小部(两连)逼近枫香坝之敌佯敌,与五军团相响应。</small>

会议认真研究电报,明确此次行动的战略意图、任务和战斗方法。何长工认为要把上级的指示变成全体指战员的决心和实际行动,一方面要层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一方面要整顿组织,精简机关,加强基层。以这样精干的战斗单位作战,便于奔袭,灵活机动。中革军委为加强与红9军团的联系,还特别从三局伍云甫那里加派无线电第30分队配属军团。按照上级指示,红9军团遂投入了以金沙县马鬃岭为枢纽地区的活动。大造声势,伪装主力,向西南李村积极佯攻,牵制敌人使其不能向枫香坝移动,并与红5军团相呼应。这时主力红军疾趋南进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并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敌人的封锁线,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红5军团则在沙土、安底附近抗击敌人。为配合红5军团南渡乌江,于3月30日朱德司令员又发来电报:

<small>丙、我九军团有向西南转移,配合五军团主力抗击周、吴主力的左侧翼,迟滞敌前进以便争取野战军全部渡过乌江,并争取自己在两日内渡过乌江的任务。</small>

<small>丁、九军团今夜在窑上应即准备南移,并侦察由窑上、青元、太平场通马蹄石的道路,以便今夜得军委电令后即行动。</small>

何、潘二人及其随员策马扬鞭疾速赶往瑞金,此时周恩来副主席正在焦急地等候。他们到达甫定,周副主席就说,广东“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进行秘密谈判。这是件大好事。

何长工完成了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回到于都,向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汇报情况时,周副主席告诉他不必回粤赣军区了,另有任用,到新组建的中央教导师任政治委员。听到委任后的何长工有些踌躇,觉得统领这样一支兵强马壮的战斗部队,恐怕有些力不从心,难负重任。1931年,他在井冈山红军部队反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争中,摔伤左腿致残,成了一瘸一拐的跛子,行动起来多有不便。1932年春在任红5军团第13军政委时,中央准备让他去苏联治疗,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战斗紧张而未能成行。现在正当我党我军正处于危难之中,既然组织需要就应无条件地勇挑这付重担。何长工到任受到师长张经武、师参谋长孙毅和政治部主任李熙的热情欢迎。他们都是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和粤赣军区时的老战友,彼此了解,感情甚笃,都是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型军政干部。他的到来,使这一新的战斗集体的工作开始紧张起来。

决策已定,便迅速部署。红9军团在乌江北岸东绕西转,迷惑调动敌人,选定在打鼓新场的老木孔地区作为打击黔军犹国材部的前沿阵地。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4月4日下午进抵该地。据情报得知,犹部魏金镛师三个团正在向这里追来。老木孔是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镇,这里地形条件好,穿村而过的大道两侧丘陵起伏,灌木丛生,便于部队埋伏隐蔽。

厉怒斥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然而陈毕竟是蒋之属将,慑于委员长之淫威,亦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掮球师分头尾追红军入湘,以示对蒋的“遵从”。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北岸地区集结待命。17日军委下达《野战军渡河计划》,接着在这里的红军按分设的十几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向突围的预定目标前进。这天,教导师随中央、总部在于都河白鹅镇边的浮桥上分四路通过。这座浮桥是由干部团特科营韦国清、黄朝天、谭希林领导的工兵连队架设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红军第一桥。韦、黄都曾在何长工领导的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学习过工兵专业。谭希林则是他们在红校的连长兼工兵教员,他们伫立在桥头向远征的人们致敬。此时原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博古、李德仍在一意孤行,听不进正确意见,自恃正确地瞎指挥,又在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施行“甬道式”的大折腾,部队相当臃肿,不便机动。

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军又急忙调滇军增援,云南空虚,红军又大踏步奔袭云南,直逼昆明,滇当局再调兵防守昆明,金沙江防务削弱,红军突然北进强渡金沙,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9军团自一月从贵州湄潭县出发以来,经老木孔的战斗胜利,到飘儿井方才有三天补充休整时间。4月7日又接朱德来电指示:

以前讲党史、军战史时总是讲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兵力部署是“北重南轻”,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偏师借道西南行。自20世纪80年代笔者给亲历者何长工撰写回忆录时方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small>甲、你们总的方向应速向毕节、大定前进。……</small>

为保密起见,协议只记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并未形成正式文件。

<small>丙、不必各天强行军……以便迷惑敌人利我前进。</small>

<small>戊、你们今日到达何处?决心如何?望立电告。</small>

部队从飘儿井出发,穿行于大定、黔西间的公路上,向乌江上游三岔河行进。来到大定(今大方)夜宿猫场镇。由于近日的胜利,有些麻痹轻敌,突遭顽敌围攻而失利。部队在群众帮助下,劈荆斩棘,穿林过隘,通过天然桥梁——虎跳石,从容地渡过北盘江。甩掉了黔军和中央军的追击,进入云南境内。至5月9日又完成了军委交付的掩护主力巧渡金沙江的任务。随后,红9军团又在巧家渡口,在船工们勇驾飞舟的护送下,连同军需物资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川军刘文辉派兵阻截。何长工、罗炳辉对这送上门来的“礼物”岂肯放过,决意予以迎头痛击,敌一战即溃,红军取得入川的首战大捷。罗炳辉军团长是彝族,以他的影响部队顺利通过彝区抵达孔州。至此,红9军团离开方面军主力单独活动两个月来,转战数千里,在军团党委正确领导下,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严守纪律,宣传群众,英勇战斗,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军委,使主力抢渡乌江、金沙江的光荣任务,重新与方面军会合,挥师向大渡河。

此时,上级指示要红9军团接替红5军团防务,仍为方面军殿后。红9军团在泸沽彻底击溃刘文辉所部三个团之后,军团党委书记何长工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北进大渡河的路线。此时有两条路线可选择,一条是经越西至大树堡(今属石棉县),过大渡河,经汉源,走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到安顺场。这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须经过历来被人视为“畏途”的彝民聚居区。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歧视并镇压少数民族兄弟,造成很深的民族仇恨,军队若在此通过非常困难,但这里是蒋军防守薄弱的地区。经过认真分析讨论,统一认识,最后何长工、黄火青拍板,就走这条羊肠小道。

欲进不能,欲退不成,红9军团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必须迅速抉择。军团长罗炳辉、军团政委何长工当即召开会议,研究情况,分析追敌特点,讨论如何行动。决定事不宜迟,立即转移,离开江边,迂回迎击敌人。尾追的尤国材部的一帮兵士都是些肩扛步枪腰别大烟枪的“双枪兵”,装备差,战斗力弱,我军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我们有高昂的战斗精神、勇敢不怕死的战斗意志,只要精心组织,选好战场,发挥好我们的优势,捕捉好战机是完全可以击溃尾追的敌军,取得战斗胜利的。

接到命令后,红9军团日夜兼程,赶赴泸定桥。安顺场距泸定桥170公里,通路就是一条蜿蜒起伏于山峦间的羊肠小道,西依高耸入云的峭壁,东临万丈深渊惊涛怒吼的大渡河,途中还有横切道路的数十条山涧溪流,道路难走,险象环生。泸定桥位于泸定县城以西,是四川腹地成都通往康藏高原唯一的一座铁索桥梁。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此前过大渡河只能用“皮船”摆渡,或用藤索、竹索悬“溜”过去,过河相当艰险。此间,守卫好泸定桥对红军关系重大,部队据此可进可退便于机动;倘北进不能可过桥后退,另寻他途。这是中革军委对红9军团领导及全军团指战员的一次考验。泸定桥右上方天全河北岸有四川军阀杨森部两个旅,南面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已追至安顺场、汉源一线。敌情严峻。红9军团部队在这里坚守泸定桥业已一个星期了。何、罗向军委请示,是否可以有限度地破坏铁桥,军委回电说,不可擅动,倘若动作须在四小时之前向军委报告。这时,何长工主持召开了军团党委扩大会,决定一面适时有限度地破桥,每两根铁索链之间毁掉一根,还剩六根,敌人过桥每天也只能过去一个营,在守桥、破桥的同时,决定由军团长罗炳辉、参谋长郭天民率部直奔天全河上游,在河面宽处徒涉,与先期到这里的主力会合,出奇不意地夹攻天全县守敌杨杰生部,再猛追闻风而逃的杨森两个旅,直至始阳镇飞仙关。红9军团迂回天全,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果然奏了奇效。假如天全敌人据险而阻红军主力,不能北上,那么势必得回师泸定桥狭窄通道,向西康寻找北进道路。那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红军将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可见红9军团迂回天全意义重大。

何长工、黄火青、赵镕率领守桥部队及后勤、后方人员,于红军占领天全后的第三日深夜抵达天全。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司令员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派骑兵前来迎接他们。当何长工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决心、部署以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表扬了红9军团领导及全体指战员,祝贺他们迂回天全的胜利。还特地给何、黄、赵等同志做了鸡丝面条作为犒劳。朱德、刘伯承还特别表扬了红9军团,自乌江以北为策应主力行动单独执行任务以来,一个小支队用智慧和勇敢钳制并战胜敌人,出色完成上级指示的任务。

正文 第二十二章 长征途中的苦与乐:摘自忆李志民回忆录

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此文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长征途中最艰难困苦的行程要数爬雪山、过草地了。

1935年6月18日上午,我们红3军团后卫部队随主力第11、12团之后攀登四川境内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座海拔4900多米的大雪山宛如一个披满白发的老人端坐在那里,所以当地老百姓都称它为“神仙山”,说是除了神仙之外,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从小生长在大山沟里,爬过不少大山,但像这样高大的雪山还是平生第一回见。部队来到雪山下,抬头仰望这白雪皑皑、云雾缭绕的大山,也从心底里发怵。但是,经过动员教育后,战士们都自豪地说:“我们活神仙的脚板高,飞鸟飞不过,我们的脚板却能踩过!”大家决心要越过“神仙山”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征途中,同志们同心协力战胜冰、雪、风、雹的侵凌,一天就翻越了这座大雪山。夕阳即将偏西的时候,我们在山下的一条山沟里宿营。当我到连队去检查没有发现掉队和伤亡的情况,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营部时,警卫员早已把我的“睡铺”安排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松树下。这棵大松树高几十米,干粗叶茂,树下落了一层厚厚的干树叶,松软松软的。这一夜,我和警卫员、马夫(饲养员)都睡在这棵大松树下,这里空气清新,不冷不热,干松树叶散发出一股沁人的香气,使我舒适地进入了梦乡。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个睡得比在北京饭店还要舒适的夜晚。

这一夜的舒服觉,并不能抹去征服夹金山的艰难历程。我们教导营是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的,没有受到损失;但是,走在前头的兄弟部队为了征服这座雪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有的同志陷进了深不可测的雪窝无法救上来;有些年大体弱的同志奋力爬上山顶已是精疲力竭,加上高山缺氧,一头栽倒在地,经医务人员抢救也未能生还。更可惜的是,我们在山顶上看到两堆篝火旁边,各有先头部队的四五个战士仰天长眠。据医生察看遗体后告诉我:他们不懂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想在山顶休息一会烤烤火再走,没想到点燃了篝火,空气中氧气更少。他们刚爬到山顶,突然烤火,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也可能因高原反应加之冻饿而死。这几个牺牲的同志身体还比较壮实,但都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显然是意外死亡,使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心想,如果他们懂得一点高原反应的科学常识,也许不会牺牲在这雪山上。为了不让牺牲的战友再受风雪欺凌,我带着几个同志把他们的遗体就地掩埋,并向部队传话:“在山顶上不准停留,不准烤火,赶快下山,到达目的地就是胜利!”

第二天,我们行进到达维镇,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第88师265团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送给我们一些粮食(青稞麦、玉米)。大家吃了顿饱饭,精力也逐渐恢复。这时,我们听说就在我们翻越夹金山那一天(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举行了庆祝胜利会师的联欢会,大家情绪更加高涨,在村头巷尾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亲切交谈,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我们在达维镇休整了几天,总结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总结中,我特别强调要进行防止烤火窒息的教育。此后,我们又在6月底至7月初的十几天时间内,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又名仓德山)4座大山。虽然每座雪山都在海拔4500米以上,一座更比一座险峻、陡峭,但同志们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行军组织更有秩序,措施更加具体。各连排组织老带新、强带弱,在攀登陡峭山路时,用绑腿互相牵连,互相搀扶,后面的踩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攀登,一个一个向前奋进。在翻越这4座雪山的征途中,虽然没有发生陷入雪窝和烤火窒息的事故,但却有几个体弱的同志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像熬干了油的灯一样,熄灭了,长眠于雪山之中……

7月10日前后,我们翻越了第5座大雪山拖罗岗,到达黑水芦花地区进行休整。这时军团首长交给我们教导营一项特殊任务,看护先头部队和军团从国民党军<strike>rike>队与反动土司那里缴获的三百多头牦牛和一百多只羊。

原来,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困死、饿死我们,勾结反动土司,强迫当地藏胞坚壁清野,同时发布告示,威胁·藏胞“凡给红军当通司(即翻译)和向导者,凡卖粮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欺骗宣传和威胁逼迫下,有部分藏胞被裹胁参加了反动武装;大部分藏胞则躲到了深山里。所以,我们经过的村庄基本上没有人烟,给筹粮的同志带来极大的困难。更可恶的是,反动土司乘机掠夺,把藏胞的牛羊都抢走,集中一起赶进山里;还组织反动武装四处伏击,杀害我们外出筹粮的小分队。兄弟部队在卓克基、芦花等地与阻击我军的反动武装战斗中,先后缴获了几百头牛羊。他们离开芦花向前运动时,除杀了少数没收反动土司的牛羊改善生活外,大部分都留了下来。总部打算让我们3军团看管几天,待藏胞返回家园时请他们来认领。所以,看管这三四百头牛羊的任务落在我们教导营身上。

当时,我们刚爬过5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到芦花后因部队人多筹粮十分困难,个个饥肠辘辘,看着这成群的膘壮牛羊,怎不馋涎欲滴呢?说实在话,这三四百头牛羊,既没有谁认真清点过数,更没有谁打过收条,随便宰杀几头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增加点营养,根本无人知晓,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红军有自觉的纪律,军团首长信任我们,让我们看管这群牛羊,我们决不能“监守自盗”;况且,这是藏胞的牛羊,上级准备随时归还藏胞兄弟,私自宰杀,也是违犯群众纪律。我们营的领导反复向大家动员解释必须自觉遵守纪律的道理,并带领大家上山采野菜,掺着青稞麦一起煮面糊糊,勒紧腰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我们尽心尽责地看管好牛羊群,白天赶到附近山坡上放牧,晚上赶回营地圈起来,放哨警戒,防备敌人来抢,就这样辛苦地看管了三四天,没有动牛羊的一根毫毛。没料到第五天清早,红11团的领导干部带领一二十个战士找到彭营长和我,说是上级通知可以杀一些牛羊做肉干,准备过草地当干粮,我们这里牛羊多,先借上几头,说罢,便自己动手去挑肥壮的牛羊。不一会儿,10团、12团、13团和兄弟部队的同志也争先恐后地来“借”牛羊,彭营长、我和教导营的同志们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又气又急,大声喝道:“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到军团部告你们去!”可是来的干部、战士并不害怕,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好,好,你快去告吧!”

我和彭绍辉营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军团部告状,才得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听说毛泽东同志到部队了解情况,得知部队筹粮困难,战士们仍在挨饿,眼看就要过草地了,怎么办呢?当时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麦已经成熟,无人收割;没收反动土司抢来的牛羊,也没人敢来认领。所以,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发出通知: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抢来的粮食、牛羊可以没收;群众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和被反动土司抢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麦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条,以后再还。因为我们教导营远在山边放牧,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才闹了这场误会。

我们急忙赶回驻地,可是到家一看,牛羊早已被瓜分光了。战士们气得直骂,我只好如实地向他们作解释,平息这场纠纷。第二天,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辛辛苦苦地看管了几天牛羊,自己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动过,感到过意不去,有的又主动给我们送回来一些牛羊肉,让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干部、战士也尝几口牛羊肉;而大部分则制成肉干,准备作过草地的干粮。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更是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这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我军如不迅速果断地通过草地,向陕甘地区推进,与红25军会合,去创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从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

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15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算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

1935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调任红3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当时红3军团编在右路军序列,随时待命北上,我即随军团部于8月初进驻毛儿盖地区,带领100多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着手做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一再阻挠,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使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被延误了一个多月,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也在芦花、毛儿盖地区休息等待了一个多月。8月中旬,中央决定先率领右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

我们总医院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动不便;少数医护人员又忙于治疗护理工作,虽然有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军团直属队和各团都想方设法筹集到一些粮食和晒一些肉干,做好了准备,而我们总医院仍然筹粮很少,使我急得直搓手。正当我们焦急的时候,临出发前几天,军团杨尚昆政委突然派人送来了一批青稞麦,使我喜出望外。这为总医院的伤病员过草地解决了大问题,真是“雪里送炭”!我由衷地感激杨尚昆政委的关怀,也更深刻地感受到3军团总部及兄弟部队的同志们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深情。我收下青稞麦后,马上同炊事员一起,夜以继日地磨面、烙饼,赶制好过草地的干粮。

8月20日前后,我们随军团部开始过草地。茫茫水草地,一望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虫鸣,方圆几百里地看不到一块石头,见不到一棵大树,荒无人烟。有的是脚下长得密密麻麻、高矮不等的一丛丛水草,草丛里河沟纵横交错,积水泛滥,浮在表层混浊淤黑的积水,散发出阵阵腐臭的气味。走在这片无边无垠的沼泽地上,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辨不清哪里是可行的道,步步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踩进泥潭,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幸好,先头的兄弟部队在当地藏胞向导的帮助下,探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通道,沿途用木板、树枝给我们设好了路标,使我们能沿着比较安全的路线行进,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这每一个路标,都是先头部队冒着危险,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这时,由衷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

草地上不仅道路艰难,而且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按说那年8月下旬正是农历七月下旬,还在“处暑”季节,我们南方仍然是穿短裤褂的暑天,可是这高原草地上常常飘起雪花,下苦雨。老天爷真是专欺侮我们这些穿着单薄衣衫的红军!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经验,仍像前一天晚上在草地边沿宿营时一样,找了块稍微干一点的小坡地宿营。没想到半夜里下起了雨,水很快就漫上了这块坡地,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把垫在身下的油布顶在头上挡雨,互相依偎着打盹,在雨中站了一夜。第二天,天放了晴,我们行军稍轻松一些。晚上宿营就有了经验,找到一处小高地,才能躺下睡觉。但是,夜里气温很低,冻得难受。我们就用带来的干柴引火,加上大家拾来半湿的枯草根燃起了篝火。我和警卫员、马夫在篝火旁挤在一块睡,互相取暖,总算暖和了一些。

说到草地宿营,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在长期的征途跋涉中,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凭着自己的科学知识总结了许多经验,特别是怎样保护脚、恢复脚力的经验更加丰富。这一晚,他们把背来的干柴或能找到的干草把脚跟垫高,称之为“倒脚运动”。因为长时间走路,特别是双脚长时间泡在水里走路,流向脚部的血液相应增加,使双腿、双脚感到沉重。睡觉时人躺下,这一“倒脚”,脚部比头部、上身稍高,可使下肢得到休息,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避免双脚浮肿。果然,此法很灵验。当晚我巡查完伤病员的休息情况后,也和警卫员、马夫一起学习“倒脚运动”。第二天走起路来,脚板好像轻松了许多。此后过草地的几天里,大家都参加了“倒脚运动”。这样就大大有利于连续的草地行军。

本来组织上配给我一匹很健壮的黑骡子,不料临过草地的前几天,我和马夫都忙于为伤病员烤制干粮,骡子被人偷走了,马夫哭着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尽管在长征中我骑骡子的时候不多,大多让它驮我的背包和书籍、文件,并替生病、体弱的同志或掉队的同志驮驮枪和背包,但有这匹骡子来替代人力,行军总要轻松得多。可现在骡子丢了,为了减轻马夫的负担,逼迫我不得不再三轻装,把几本心爱的书和日记本也忍痛处理掉了;进入草地之后,再深的水草地也只好自己趟过去。行军的第三天,可能因为连日来脚都泡在腐臭的积水里,臭水的毒气渗透皮肤,左脚腕上突然长了个小疮,这小疮受脏水污染,感染化脓了,牵动了左腿,走起路来有些疼痛。中午休息时,我看了一下疮口化脓的地方,发现从疮口处有一条红色的“线”一样的东西往上沿着小腿侧向膝关节的方向延伸。当晚,我又就着篝火再看一下,这条“红线”已往上延伸到了大腿内侧,整条腿也感到疼痛。这时,我记起在家时老百姓说过,这脚疮有毒气,如果这条毒线通过心脏就有生命危险。不过老百姓有个土办法,就是用苎麻“灸”。我也试着从新的苎麻草鞋的鞋带里割下了一段苎麻,在篝火上点着了火,吹灭了火焰,用火捻对着大腿内侧“红线”的根部猛“灸”了3次。第二天,果然“红线”降了下去。同时,军医用碘酒把疮口消消毒,用纱布包扎一下,不久小疮就治好。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治病的“穷办法”,否则,在过草地的关键时刻,说不定长一个小小的脓疮就会把命丢掉的。

健康人通过草地已经遇到许多困难,何况我们这一支伤病员队伍呢!我鼓励医护人员和担架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爱护伤病员;鼓励伤病员同伤病作顽强斗争。有的伤员强忍伤痛不吭一声;有的伤病员只要自己能搀扶着走一段,就挣扎着自己走,不坐担架。大家都献出一颗赤诚的心,用阶级友爱的温情温暖着战友的心,每个人都明白:在这场生死搏斗的进军中,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胜利;停滞、后退就可能导致死亡,导致失败。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地冲破草地的重重障碍。

我和伤病员们在草地上艰难地跋涉了4天多,再有1天多的路程就要走出草地了。突然,我在路旁一小块坡地上发现4个战士相互依偎在一起,一个个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身体瑟瑟发抖。我赶忙找来军医,经军医细心诊断,没有发现这几个战士有什么病。军医对我说:“政委,他们不是病,是饿的。”原来,这是兄弟部队4个掉队的战士,昨晚下了一场雪,他们冻了一夜,今早想赶部队,可是干粮已吃完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想站也站不起来,只好互相依偎在一起,等待救援。这时,我身上也只剩下3个青稞麦饼了。我心想,还有1天多的路程,自己已经不够,而且,要是哪个伤病员或担架员也断了粮,又怎么办呢?可是,眼前这4个战士不吃点东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想到这里,我毅然从干粮袋里拣了一个最大的大约半斤重的青稞麦饼,掰成4块,每个战士的手里塞上一块,亲切地对他们说:“同志们,快出草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兄弟部队正在巴西等着我们,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吃完这块饼,我们一起上路吧!”

4个战士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深情地望着我,又看了看从他们面前拄着拐棍艰难地挪动脚步顽强向前的伤病员,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他们和着泪水细细咀嚼着这一小块青稞麦饼,好像这一小块青稞麦饼饱含着千万“大卡”热能似的,使他们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把他们一个个搀扶起来,让他们慢慢地迈开步子,跟着队伍继续向前。

队伍到了巴西以后,有一天,我又遇到这4个战士,得知他们已经归了队。他们激情地向我敬了个礼说:“首长,你一个饼救了我们4条命!”我看到他们的体力有了恢复,感到无比欣慰,拍着他们的肩膀说:“不,这是你们自己努力奋斗走出草地的。”我没有问战士们的姓名和单位,但这4位可爱的年青战士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总医院在巴西休息待命,我抽空到军团部去汇报工作,听军团部的同志讲,他们过草地的时候,彭总得知部队已断了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充饥。彭总非常心疼,说部队随时都要准备战斗,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怎么能走出草地?马上下令方副官长把军团部6匹骡马全部集中起来,杀了肉分给部队。彭总的老马夫和警卫员不忍心杀掉配给彭总的那头大黑骡子,劝说彭总把大黑骡子留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彭总平时非常心爱这匹膘壮的黑骡子。在长征途中他虽然很少骑它,但他用这匹骡子驮病号和掉队的同志。他生怕骡子饿着冻着,经常悄悄地把自己饿着肚子省下来的粮食塞给骡子吃。现在,他却忍心下令要杀掉这匹骡子。老马夫怎么也想不通,再三向他求情,说这匹骡子有功,不能杀。彭老总有点生气了,反问道:“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接着,他坚决地说:“现在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要方副官长立即执行命令。方副官长只好遵命用机枪把6匹牲口全打死,杀了肉分给部队,而军团机关只留下一点杂碎。这6匹牲口救活了多少战士啊!彭总以身作则,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对我的教育很深。

巴西是个山谷中的小集镇,有上百户人家。藏胞的住房还比较好,大多是木头建造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关牲口。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得很好的喇嘛庙,算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几千名红军一到,分散驻扎在巴西周围的村庄,使这个偏僻的小集镇更加热闹起来。有一天,我上街去看看热闹,信步到喇嘛庙前,只见庙门口雕梁画栋、金壁辉煌,庙虽不大,却很别致。到庙前来参观的红军官兵不少,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没有一个人闯进庙门,只在庙前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看一看,不敢打扰喇嘛们的佛事活动。从喇嘛庙往回走的路上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迈着蹒跚的步子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一时认不清是谁,待近前一看,才惊愕地认出是我的老乡张平凯。记得临长征前他从3军团调到中央干部团去,那时,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英气勃发,精神抖擞。才一年不见,怎么瘦弱成这个样子呢?只见他脸色蜡黄,两个腮帮深深凹陷,尖下巴,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真是判若两人。我急切地问他:“你怎么瘦成这样?”张平凯喘着粗气告诉我:他离开瑞金后就一直发着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不料过草地时又发烧又拉肚子,实在走不动了,掉了队,差点就出不了草地。我听了感到很心疼,就扶着他回到驻地,把他收容到总医院治疗。

恰巧这时有个老战友给我送来一只五六斤重的獾子,这是他们在山上下套子抓的,说是看我身体不好,送给我补养的。当时整个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我虽然带病长征,身体也瘦弱,但比起伤病员来,自己还觉得是个“壮汉”。我想伤病员比我更需要营养,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请他们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员吃。

煮好后我分给重伤病员,一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点点獾肉也就表达了我的一片心意了。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我还常提起这獾子肉的事,可见患难之时战友间的一点一滴恩情,都能令人终生难忘。

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战胜重重困难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开展宣传鼓励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明确了“北上抗日”的前进目标,有了奔头,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心一意跟党走,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更加感到虽苦犹荣、虽苦犹乐。

开展歌咏活动本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长征中革命歌声更成为鼓舞斗志的一种精神力量。无论是跋山涉水,无论是休息宿营,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革命歌声。有时,虽然由于过度劳累,嘶哑的声带和急促的喘息使歌曲走了调,乱了节拍,但透过这粗犷的沙哑的歌声,仍不难感触到一颗颗热情、滚烫的心。

当时,革命歌曲也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更多的时间集中上课、作报告,上级提出个政治口号或提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及时贯彻下去,政治部门就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大家熟悉的曲调,填进结合当前任务的新词,教大家学唱。通过唱歌使大家领会党提出的政治口号,记住自己的战斗任务,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翻过雪山以后,先头部队初次遭遇敌人的骑兵时,只见敌骑兵呼啸而来,气势汹汹,一时竟束手无策,不知道先打马还是先打人,刚放两枪,骑兵就逼到眼前,令人生畏。后续部队一听这种情况,也对骑兵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情绪,上级宣传部门很快就编了一首《打骑兵歌》教大家唱:

<small>指挥员和战斗员们,努力学习打骑兵。</small>

<small>四个基本原则,一条一条记在心。</small>

<small>第一基本原则,沉着冷静,勇敢坚定,</small>

<small>如果发现骑兵,迅速警报大家,</small>

<small>第三基本原则,沟墙工事,加强木层;</small>

<small>第四基本原则,立射跪射,坐射卧射,</small>

这4段歌词通俗易懂,既把藐视敌骑兵的必胜思想灌输到部队中去,又把打骑兵的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教给战士。大家唱着唱着,打垮敌人骑兵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了,而且懂得用步枪排射阻击敌骑兵的战术要领,畏惧情绪一扫而光。我还教过3军团教导营的干部、战士唱过《打骑兵歌》。过草地时我虽然离开了教导营,但后来听说,他们快过草地时遇到敌人骑兵的袭扰,马上就疏开队形,第一排卧射,第二排坐射,第三排跪射,第四排立射,统一口令,步枪排射,把冲在前头的敌骑兵打翻下马,后面的骑兵一溜烟跑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打骑兵歌》真灵!

各部队的战士宣传队是行军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宣传鼓动队伍。他们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年青“红小鬼”,聪明伶俐,能说会唱。宣传队往往在行军途中打前站,选择一块高坡设立鼓动棚,当行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唱歌、呼口号、说快板,表扬好人好事,给大家鼓动加油。在爬夹金山时,宣传队就大声宣传过雪山到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义,有的对行军队伍喊:“同志们,加油!山下就是懋功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赶快翻过雪山和四方面军会师!”有的则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过草地时,鼓动队就鼓励大家说:“党中央首长已经在巴西等着我们了,我们咬紧牙,坚决走出草地!”大家听着,心底一热,脚步也加快了。

说起宣传队,我们教导营宣传队还有一件宝——留声机,那是1934年1月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打下沙县时缴获的战利品,宣传队把它当宝贝一直带在身边,在长征途中再苦再累,即使把自己心爱的乐器、衣物丢掉,也舍不得丢掉这台留声机。有时我看他们挑着、背着很吃力,让黑骡子帮他们驮上,他们还怕留声机给颠簸坏了。这台留声机缴获时还有八九成新,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喇叭,式样好看,音量也大。宣传队经常把它放在鼓动棚里,让留声机哇啦哇啦地唱着,他们在一旁作宣传鼓动。这样,留声机像在给他们伴奏似的,使鼓动棚的气氛更显得热闹。这台留声机只有十几张旧唱片,除了《渔光曲》等二三张歌曲和民乐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段,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谭富英的《空城计》、《定军山》,程砚秋的、《青霜剑》,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等。这些旧唱片与长征的艰苦环境虽然极不协调,有的片子因反复地放唱已经太破旧了,甚至有的还有裂痕,唱起曲子来会发出咔嚓咔嚓的杂音,但说来奇怪,战士们非常喜欢听这个“戏盒子”,一听到远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好像前头就到了戏园子似的,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到鼓动棚跟前总要停脚休息片刻,听一会儿宣传,也听一会儿戏。这时,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或哼起《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有的还边唱边学着“青衣”或“老生”摇摇摆摆、拂袖踱步的姿态,像上台演戏似的,逗得周围的同志开心地大笑。这样的听戏、唱戏,虽难说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但它是一种难得的娱乐,哈哈一笑,扫除了大家沉闷的心情和疲劳的情绪,使部队活跃起来,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应该说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方法吧。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改编,改称为陕甘支队,原红1军团编为第1纵队,红3军团为第2纵队,军委纵队为第3纵队;我调任第3纵队保卫分局第二科科长,负责肃反工作。10月19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到达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此时,紧紧尾随而来的敌骑兵4个团的2000人也逼近了吴起镇,从西北方向陕甘支队发动进攻。我军为了把追敌歼灭或击溃在根据地之外,遂以第3纵队在吴起镇正面实施阻击,第1、2纵队在两侧向敌人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歼敌1个团,击溃3个团,缴获战马100多匹,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后一仗的胜利。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为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撤销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原红1军团与红3军团合并为第1军团,下辖两个师。第4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下辖第10、11、12等3个团。此时,我调任红4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随部队参加了11月21日至22日的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全歼了敌军第109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给我们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我们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86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事前,军事博物馆秦兴汉馆长约我写一幅书法作品。我有感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壮举,挥毫写下了《江城子·忆长征》词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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