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 xp1024.com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

第一章从上海到瑞金（一）离开上海

凛冽的寒流在上海的夜空盘旋。

这是1931年12月初的一个平常的夜晚。此时的上海，大凡关心政治的人，都在关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胡汉民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是否为党内各派别所承认；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否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蒋介石是否会向胡汉民、汪精卫屈服而再度下野……人们都在饶有兴趣地作各种各样的猜测。然而，他们不会知道，这时候在上海发生的另一件事，其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关注的那几件事。

在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小店楼上，一个扮成中年人模样的男子站在半掩的窗户前，扫视着楼下街灯寥落、行人稀少的马路。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是年33岁，在六个月以前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兼特科（负责党中央安全保卫工作）总负责人，由于叛徒出卖致使党中央机关遭破坏，他已隐蔽数月。此时，他的职务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那睿智、犀利、机警的目光，注视着马路上往来的每一个人影。当他发现有一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影，幽灵似地在昏黄的路灯下游弋，浓密的双眉不禁紧紧地皱了皱。六个月前，即6月22日，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擅自离开他的秘密寓所在外过夜后被捕。他闻讯立即组织营救。当获悉向忠发已叛变，他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随即隐蔽，被迫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准备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他轻轻地把窗户关上，转身回到镜子前，仔细检查化妆的效果。他蓄着满脸胡须，头戴鸭舌帽，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胸上装和深灰色洋布新裤，这是一个广州商人的打扮。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大十几岁，象四十多岁的模样。他一面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已，一面问身边的妻子邓颖超，化妆效果如何。邓颖超正忙着给他收拾行装，抬头望了望他，脸上带着不安的神情，她说从外表是看不出什么破绽了，可他的口音，人家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广州人，叫他在船上少说话就是了。他说：“我可以扮哑巴呀！” 夫妻俩相望笑了笑。

邓颖超把行装收拾好，又细心地检查一遍，看忘了什么没有。她想了想，就走到床头边，将那件灰色羊毛背心拿过来。周恩来见状，赶紧将羊毛背心夺去，说：“你身体不好，这羊毛背心你留下来吧！”

“不。”邓颖超从丈夫手中把羊毛背心抢过来，不由分说地塞进他的行李包里去。“到了苏区，你更需要它。”

“小超！你……”

“把它带上，就当是我时刻陪伴在你身边吧！”

周恩来感激地不知说什么好。他默默地凝望着妻子，目光充满忧郁的神情。分别在即，他不知有多少话要对妻子说，可心里那燃烧着炽热情感的千言万语，此时却不知如何向妻子倾诉。又要分别了，每一次分别对他们俩来说，都可能是永别！这种依依惜别之情，何种言语能够表达呢？

有人敲门。两人一怔。敲门声又响了第二遍。周恩来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对邓颖超点了点头。她走过去开门，邓母杨振德站在门口，回头望一望，告诉他们俩前来护送的交通员黄平已经到楼下了。周恩来示意邓母叫黄平上楼。邓母转身下楼。她一直在楼下放哨。黄平一身商人打扮，上楼前还掉头去看四周的动静，见没有什么反常，才跟邓母上楼。来到门口，他跟邓颖超打招呼，从周恩来手上接过他的行李包，先下楼去。邓颖超想下楼送行，被周恩来拦住了。她眼含泪花，恋恋不舍地凝望着他，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两双充满深情的眼睛又对望了一下，他松开手，转身下楼。她追随他下了两级楼梯，忽然想起什么，返身回屋，和母亲一起，站到窗户前。她看见楼下停着两辆人力车。黄平上了前面一辆人力车。周恩来走到人力车旁，悄悄回过头往楼上望了一眼，看见了伫立在窗前的妻子和岳母。但他只是望了母女俩一眼，扭头一跃身上了人力车。车夫拉着车子，向前奔跑而去。

十六铺码头，人流穿梭，熙熙攘攘。

周恩来和黄平一下车，就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快步走过来迎接。他外号叫“小广东”，人们都叫他小广。他负责将周恩来从上海护送到广东汕头。黄平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异常情况后，与小广进行任务交接。周恩来向黄平道别后，就汇入向小火轮移动的队列。小广拎行李紧随在他身后。上船的人流排成一条长龙，两侧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探，像在看押囚犯一样。那些密探的眼睛狼狗寻猎物似的，紧盯住每一个旅客不放。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叠照片，一边盯着旅客，一边对着照片打量。

周恩来从一个密探身边走过时，往那人手上瞟了一眼，那正是他的照片！他心里不由地颤了一下。就在这时候，那人将目光投向他，随即双眼一睁，直勾勾地盯着他打量。小广见状即跨步向前，示意地碰了周恩来一下。密探喝叫了一声，并跑过来把周恩来叫出队列。小广一个箭步上前，正要跟密探说什么，周恩来一手按住小广的肩头。他沉着地站到密探跟前，炯炯有神的双目与密探直直对视，并在脸上做出质疑的表情。

这是一个胖子，使劲睁大他那双细小眼，对着照片在周恩来的脸上扫来扫去地看了半天，然后恶声恶气地向周恩来盘问。周恩来冷静地向胖密探的提问一一作答。胖密探不相信周恩来是商人，连问了几遍，越问声音越大。他甚至冲着周恩来吼：“你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你的生意要是做成了，中国就是你的了！”

四周围的密探和警察骤然围拢过来，一个个虎视眈眈的样子，饿狼见了羊似的。人流中立即激起一阵骚动。周恩来镇定自若，面对众密探和警察摆出的紧张阵势，尽量做出疑惑不解的样子。胖密探将手上一张周恩来的照片出示到周恩来眼前。周恩来看了那照片一眼，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再看一看，是不是你！”胖子很得意的样子。

“我己经跟你说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周恩来沉着地说。

胖密探脸上带着狞笑，两眼盯视着周恩来，目光一闪一闪的。旁边几个同伙也在注视着周恩来。有两三个人已经掏出手枪，将枪口对准周恩来，看那架势就等胖密探一声令下了。小广已有点沉不住气，走上前来挡住那几支对着周恩来的手枪。周恩来一手把小广拉回身后，并给他递了递眼色。

其实，此时周恩来的心在怦怦剧跳，脊背上在冒冷汗。难道被他们认出来啦！怎么就这样被他们认出来了呢？在上海，四年前的“四·一二”大屠杀，他绝处逢生；八个月前的顾顺章叛变，他有惊无险；六个月前的向忠发叛变，他再逃劫难……他总是吉星高照。因为中国革命还处在危难之中，革命需要他，革命离不开他！可当他冲过重重艰难险阻，就要到苏区去，率领工农红军与蒋军作战的时候，怎么就坠入了敌人的死网了呢？

死，他是不怕。他什么时候怕死过？这些年他出生入死，每时每刻都是提着脑袋度过的，那是怕死的人能做的事吗？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和战友们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多少战友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还远远没有实现啊！他咬了咬牙，竭力挺直腰杆，泰然自若地与胖子他们对视，还带着一种藐视的目光。要死就要死得象条好汉，决不能在敌人面前露出丝毫惧色！

胖密探又对着照片把周恩来打量半天，见周恩来面不改色，他那趾高气扬的神态消逝了，到手的鸽子又飞了似的。他低埋着头，叫几个同伙到一边去交头接耳了一阵，又回转身来，懊恼地冲着周恩来和小广大吼：“还不快给老子滚！”

周恩来和小广一怔，迅即反应了过来，转身就走。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是最后一批上船的旅客了！两人对望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幸运的笑容。

汽笛长鸣，划破海滨夜空的宁静。小火轮徐徐离岸而去。

周恩来站在船舷栏杆前，眺望夜上海的万家灯火，心底下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他离开了上海，也告别了长达四年的白区斗争生活。

四年来，身为中共中央核心人物，在极为危险极为残酷的白区工作中，一方面他随时有被蒋介石捉拿的危险，一方面他要承担来自党内激烈斗争的压力。两年前的9月24日至28日，在他和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纠正了李立三“左”的倾向。会后，中央工作实际上由他和瞿秋白二人主持。同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上海，指责他和瞿秋白保护立三路线，并于次年1月7日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批判他和瞿秋白。

米夫在讲话中挖苦他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屁股，但也不是叫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由于米夫器重并拉进中央的王明、博古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早有不满，就确定排除瞿秋白，保留周恩来。尽管如此，他的处境仍很艰难。在瞿秋白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他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因在参加会议的二十四人中仅有六人举手而未获通过。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终于踏上新的征程，去开始新的战斗了。

“上海，我还要回来的！”他满怀激情地说。

第一章从上海到瑞金（二）瑞金的期待

瑞金，中央苏区的心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央苏区是以朱毛红军开辟的赣南根据地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在周恩来从上海启程来苏区之前，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已粉碎了蒋军的三次“围剿”，加上前不久蒋军第20路军17000人在参谋长、秘密共产党员赵博生和当时尚未入党的第713旅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这样，红一方面军下辖1、3、5等三个军团，约6万人。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还有赤卫队。苏区统治22个县，面积纵370余公里，横270公里，人口有245万以上。

这年的11月7日至20日，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在中革军委成立后，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大会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

苏区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呢？这个问题摆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面前。

苏区中央局会议室里，一场激烈的争论后，会议陷入了僵局。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多次了，每一次都是争吵一番后，不欢而散。此时，屋里烟雾缭绕，吸烟的人一个劲地吸个不停，不吸烟的人一个劲地喝茶，倒茶的勤务员走来走去地忙乱了手脚。

没有人说话，沉默持续了很长。吸烟最猛最狠的是毛泽东。他的脸阴沉沉的，一边吸烟，一边用灼热的目光扫视围坐在长方桌旁的人。他们都面面相觑，没有人出声。

毛泽东的老搭档朱德端着茶杯，好几次放到嘴边抿一抿又端在手里。在坐的人当中，他年纪算是比较大的，遇事也是很能沉得住气，颇有长者风范。但从他此时的举动看，他内心很不安，很烦躁。毛泽东和朱德，一个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军委主席，又是这个苏区的创始人，但这时候已经没有实权。大权紧握在坐在他们对面的四个人手中。

这四个人，一个是项英，年初作为中央代表来到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去年10月3日就在上海初步作出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六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项英先去。同月17日，政治局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九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代理。另外的三个人，就是这年4月来到苏区的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王明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们对形势这样估计：“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不停顿地发动进攻，“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地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作新的捣乱。”

这种决战的战略战术，与毛泽东的游击战背道而驰。于是，在战略战术上，苏区中央局就出现了两个意见分歧十分严重的阵营。当然，尽管毛泽东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创建人，但项英他们是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一派，在这场争论中，他们实际上已经占了上风。不过，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他们代表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内，他们没有一点根基。要想在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首先必须使毛泽东心服口服，否则，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刚来到苏区不久，他们已经领教到毛泽东的威望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基层广大干部群众中，是难以撼动的。

正当会议陷入僵局，主持会议的项英不知所措之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一份电报。项英一看电报，紧锁的眉头随即展开，长长地吁了口气。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周恩来已经从上海启程前往中央苏区。这个消息犹如一阵清风，把屋里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人人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毛泽东与朱德商量后，提出建议，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首长，攻打抚州、吉安、赣州的事，等周恩来来了再讨论。项英不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理由是不知道周恩来什么时候能赶到中央苏区，如此要是被动地等待，要贻误战机。毛泽东继续争辩，如果现在匆忙作决定，一旦出差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说，对这个问题苏区中央局内部还存在意见分歧。周恩来不仅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的书记多年，他的意见非常重要，应该等他来了再作决定。项英还是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他对中共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可是倒背如流的，其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们必须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谁的意见能改变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红军作战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全中国都变成苏区，可现阶段不可能实现所谓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冒险进攻城市除了给红军带来巨大伤亡，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他还是坚持一贯的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不变。项英讥笑说：“按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只能把队伍拉回井岗山，继续占山为王？”

毛泽东脸一阵涨红，两眼盯着项英，提高声调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把队伍拉去攻打中心城市，我毛泽东一个人也无法阻拦。但我要劝告你们，那样做不但不能把各个苏区连在一起，反而要把各个苏区丧送掉。现在去攻打中心城市，无疑是鸡蛋碰石子！”

项英指着毛泽东斥责道：“你这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右倾！”

毛泽东冷冷一笑。

项英见毛泽东没有丝毫回心转意的表现，觉得这样争吵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请任弼时表态。任弼时不像项英那么急，认为内部对战略战术的看法可以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必须在彻底贯彻中央决定的前提下开展，不能超越于中央的决定，更不能凌驾于中央决定之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朱德，这时坐不住了。他望着大家说：“中央的决定我们当然要执行。但是，这里的实际情况，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项英点了点头，说：“正因为我们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我们才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不然的话，我们下令执行就是了，还用开什么会呢？难道中央的决定错啦！”

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再争论下去，就是多余的了！”

项英说：“如果你认为真理在你一边，为什么怕争论呢？”

毛泽东说：“既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项英无奈地对毛泽东摇了摇头。

项英两眼眨了眨，请王稼祥发表意见。沉默已久的王稼祥望了望毛泽东，又望了望项英，用调和的语气说：“我们为这个问题已争论多时，莫衷一是。依我看，不妨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说吧！”

项英担心周恩来何时才能赶到中央苏区。王稼祥认为，中央的交通工作一直归周恩来管，通往苏区的秘密通道，也就是他们这些人从上海来苏区走的这条路，是由周恩来制定的，用不了几天，周恩来就会顺利到达苏区。项英无奈地吁了口气，只能按王稼祥的意见办了。

在骑马回住处的路上，尽管阴云蔽日，寒风嗖嗖，毛泽东还是满面春风，精神爽朗。

近日来，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他与项英他们天天都吵得面红耳赤，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现在，苏区的最高首长要到了，这个问题可望迎刃而解了。对于周恩来的为人，别人可能不是很了解，毛泽东心里可是很清楚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如此规模，周恩来功不可没。

中共“六大”后，尽管中央开始重视建立红军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也有过失误。

1929年1月14日，湘赣两省蒋军以优势兵力发动对井冈山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岗山，20日在大庾遭受失利，被强敌尾追，转战赣粤边界，处境相当艰危。中央多次派人送信，一直未得到回音，对红四军的状况缺乏具体了解，万分焦虑。在此种情况下，周恩来曾于同年2月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信，要求红四军实行分散，以避免被敌人消灭，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来中央工作。此信直至4月3日才送到红四军前委，而在这时候，情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2月8日，红四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蒋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红四军原来的被动局面。接着，又在吉安的东固地区同赣西特委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4月5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在中央接到这份报告之前，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

4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周恩来强调不一定非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8日，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修改过的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信中强调红军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虽然当时还未接到红四军4月5日的报告，信中已不坚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而要求派一得力领导人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于8月29日举行会议，专门听取陈的报告。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是全国红军中最有影响的一支队伍。但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这年5月间，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6月8日在闽西长汀的白沙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临时军委。但争论并没有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趋激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争论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会后，他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没有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周恩来在听取陈毅汇报后，指出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领导内部分歧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并提出四点批评：“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已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的发展；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此信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陈毅于10月20日携此信回到红四军前委。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报告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根据中央此指示信精神，红四军于12月底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委员。

在红四军内部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支持，他才得以官复原职。现在，他为了攻打城市的问题，跟项英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这场矛盾，他只有等周恩来来了才有望化解了。

第一章从上海到瑞金（三）秘密通道

北风萧杀，海波汹涌。

一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沿着海岸线颠簸。

周恩来和交通员小广乘坐的这艘小火轮，一走就是几天几夜。这种小火轮只能沿着海岸线走，若在大海上航行随时都有翻船的可能，而且一路颠簸得很厉害。不过，乘坐这种船的一般都是些小商人，不容易引起警察和特务的注意，比较安全。他们俩上船以后，就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乘轮船渡海远行，在这以前周恩来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他于1917年9月登上东渡的轮船，赴日本求学。临行前，他挥豪写下：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四处碰壁，度过了一段孤寂苦闷的日子。1919年3月，得知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回国。在给同学临别赠言时，将自已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题赠：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他于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船，再次飘洋过海，赴欧洲勤工俭学。次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小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不久，他参加了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2年3月，在得知战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杀害后，十分悲愤地写下：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

1924年7月下旬，他从法国启程，乘船由海路回国，投身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中。

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小火轮疲惫地驶入汕头港。汕头，对周恩来来说并不陌生。四年前的9月24日，他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进驻汕头，准备开往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组建工农革命军。在26日召开的中共南方局会议上，他被指定负责处理起义军一切事宜。28日，国民党军在“飞鹰”号军舰的炮火掩护下，在这里强行登陆，袭击起义军，他亲自指挥战斗，将敌击退。故地重游，往事历历在目，内心感慨颇多。

一上码头，周恩来就注意到有几个似曾相识的身影，装着在人群中接客或无所事事徘徊的样子，目光却向走上码头的旅客睃来睃去。他和小广从容不迫地与他们交臂而过，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人群中走出来一个生意人打扮的青年，与小广打了招呼。小广与那青年细声交谈了几句话后，把他介绍给周恩来，那是中共汕头地下交通站站长小陈。周恩来就跟着小陈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的金陵旅社。

金陵旅社是汕头最大的旅社，客人很多。在旅社大厅，周恩来趁小陈排队办住宿手续时，注意观察了一下周身的情况。他的目光无意间落在墙上挂着的一幅大照片上，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其中就有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他。他双眉一皱，抓住身旁小广的手，让小广去把小陈叫过来。

周恩来先走了出来。在门口外，小陈和小广疑惑地追上来。周恩来严肃地说：“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吧。”

小陈说：“这旅社的老板跟我熟，不会有问题的。”

周恩来说：“听我的，我们换个地方住。”

小陈就把周恩来和小广带到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住进一家不显眼的旅社。其实这是当地国民党驻军的最高长官、独立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旅社，住宿的旅客不多，倒比较安全。把周恩来和小广安顿好，小陈就出去了。不到半个钟头，他把负责从汕头护送周恩来到大埔的地下交通员小萧带来了。这是一个长着一双机智明亮的大眼睛的精悍的小伙子。把周恩来送到这里，小广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小萧把周恩来安排在二楼一间窗户对着后院的房间。后院不大，有一条弄堂通往另一条小巷，那里是一片零乱嘈杂的贫民居住区。一旦有情况，退到贫民区比较容易隐蔽。楼前面的小街，有几家铺面是交通站的耳目，一有行迹可疑的人进入小街，马上有人向交通站通风报信。

周恩来顾不上休息，向小萧了解了四周围的环境情况后，又叫小萧把秘密联络图拿来，查看下一站的线路。

从上海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这条秘密通道，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建立的。这年的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报告了所主持建立的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江西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3月4日，中央决定凡派往中央苏区的人，统由周恩来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负责安排。从此后，从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的领导人，都是走这条秘密通道。

在汕头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周恩来化妆成一个画像先生，小萧化妆成画像先生的徒弟，踏上了征程。下一站，要乘火车到潮安。

车厢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谈生意的，贩卖小商品的，唱粤剧的，耍猴的，议论时局的……。

周恩来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看报纸了。这些报纸是坐在对面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带来的。在他看报纸时，坐在他身边的小萧一直警惕地观察四周围的动静。

这几张报纸对周恩来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从这些报纸上，他得知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已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下野之前，蒋介石为了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一是调兵遣将，把自已的亲信安插到各重要省府、国民党中央机构、军事部门，控制中枢；二是暗中指使宋子文在辞去财政部长的同时，拿走财政部重要档案，遣散部内科长以上职员，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三是成立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四是策划黄埔生组织特务机构，为其再次上台进行秘密活动，保卫其独裁地位；五是下令杀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和第10军军长王天培，一为泄愤，二为儆猴。

“先生，你说蒋介石这次下野，会不会像四年前那次一样，是在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坐在对面那个戴眼镜的人问周恩来。

周恩来愣了一下，没想到戴眼镜的人会跟自已聊这样的话题。他向对方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说：“先生，我一个手艺人，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

“你不是一直在看报纸吗？”戴眼镜的人又问。

“我不过是随意浏览一下。”周恩来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感兴趣的，是这上面的广告。”说着，就将目光集中到报纸的广告栏上。

戴眼镜的人没趣地吁了口气，又摊开报纸来看。他看了没几分钟，又禁不住对周恩来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还乡归田，为什么在下野前，把江苏、江西、浙江几个重要省份的政府主席都换成自已的亲信呢？还有，蒋通电下野后，汪精卫和胡汉民都称病不出，一个呆在上海，一个呆在广州。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周恩来装作惑然不解的样子，望着戴眼镜的人不吭声。

戴眼镜的人见周恩来听天书似的，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无懊丧地说：“唉，你一个画像的，我跟你说蒋介石干什么呢？你不懂的，你不懂的……”

周恩来对戴眼镜的人笑了笑，做出一副对政治无知而冷漠的神态。戴眼镜的人怎么会想到，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画像先生”，曾经与蒋介石是同在一条壕沟并肩战斗的同志，现在又是被蒋介石悬赏通缉的“共匪首领”！

1923年初，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负责人的周恩来，受组织委托在法国巴黎从事国共合作。因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歧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绩斐然，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次年初，他又建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其卓越才能引起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瞩目。不久，时兼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与中共有关部门协商后，请周恩来的老朋友张申府写信并汇款到巴黎，特邀周恩来回国参加黄埔军校工作。是年秋，周恩来从法国返回广州，任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开始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11月初，孙中山为挽救黄埔军校的政治危机，经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商定，任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后，东征讨伐陈炯明，周恩来和蒋介石携手率军奋勇杀敌。黄埔军校学生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时，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被任命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师长是何应钦。

第二年1月下旬，周恩来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党代表是汪精卫。中山舰事件后，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周恩来率领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不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受蒋介石委托，他在广州大佛寺举办“高级政治训练班”，把退出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编进该班学习，为北伐战争培养人才。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蒋介石发表演说：“撤回政工人员虽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我很诚实地承认我的错误，将来的罪过应归于我一个人身上。”

为配合北伐军解放上海，1926年12月，已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秘密从广州乘船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军委书记，策划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次年3 月，起义开始，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率三千名工人武装经过两天一夜的鏖战，取得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解放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

然而，北伐军进入上海后，等待共产党人和工人武装的却是屠刀。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工人武装大开杀戒，整个上海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周恩来几经波折，历尽艰险，幸免于难。蒋介石悬赏八万大洋买周恩来的头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这两位曾经在一条壕沟里并肩战斗的战友，开始在战场上斗智斗勇，以输赢见分晓了。

火车到了潮安后，周恩来和小萧换乘轮船，溯韩江而上。在大埔，他们又连夜换乘小木船。几个人悄然躲在船舱里，拉上船篷。船工一撑篙，小船在江心乘风破浪，一路颠簸摇晃。从船篷的缝隙往河岸望去，时而见国民党军队频频活动，时而见战争留下的残亘断壁，时而见人们逃避战乱留下的荒无人烟的村落……船到清溪上岸时，天刚蒙蒙亮，河边浓雾弥漫，十米开外都看不见人影。他们一上岸，就有人叫小萧。小萧走过去，跟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人交谈了几句，就回头叫周恩来跟那个人走。他们三个人走在前面，后面还有两三个人跟着。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四面环山，仅有水路通往外面。来到一个宽敞的院子，周恩来才注意到，那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很面熟，这才想起来，是大埔交通站的站长小卢。三个月前，小卢曾到上海向他汇报护送中央领导人的准备情况。小卢说只知道来了中央领导，没想到是周恩来！他欣悦地说：“伍豪同志，您这身打扮，刚才在河边我还认不出来哩！”

周恩来说：“要叫你一眼就认出来，我也到不了你这了！”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

小萧把周恩来送到这，算是完成任务了。分手时，周恩来吩咐他要保持警惕，不能让交通站被敌人破坏。见小萧还拎着扮画像先生用的那只小木箱，他说：“下次再护送别的同志，可别又扮成画像先生了。”

从这里进入中央苏区，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这段路只能在夜间行走，白天隐蔽休息。而且，只能走小路走山路，不能走大路。这是这条秘密通道全程关键的一段路了。闯过了这一关，即可顺利进入中央苏区。

天黑的时候，小卢率领五个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护送周恩来上路。这几个小伙子，每人身上都带有两条枪，一条步枪，一支驳壳枪，腰带上插满了子弹和手榴弹。看上去英姿勃发，威武豪爽。

夜空漆黑一片，没有一点星光。北风刮得很猛，刺骨的寒冷。

他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小山道，向山上爬去。为防止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只有在经过有树林掩护的路段才使用手电筒，没有树林的路段只能摸黑前进。翻过了一座大山，前面有一片平地，远远就可看见，夜幕下有几点灯火在闪烁，那是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他们绕过山脚下的树林，沿着杂草丛生，根本就没有路的小河边走。在比人还高的杂草中走了不久，前面横过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如果沿河边绕到山的另一头，那里有国民党军队的岗楼，无法通过，只能爬过这座山。

这座山又高又陡，一条路都没有。大概是料到这不是人所能爬上去的地方，所以，国民党军队没有在山上设立岗哨。国民党军队认为过不去的地方，正是这条秘密通道所要经过的。这是周恩来有生以来头一次爬这么险峻的山。为安全起见，小卢早预备了一根绳子，一头捆在自已腰间，一头绑在周的身上。另外的五个小伙子，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殿后，其余三个紧随周身后，寸步不离。这山哪里是人爬的啊！他们攀藤附葛，爬上陡峭的崖壁，一步一步往上登攀。登上山顶，翻下山时，也是紧贴着岩缝，抓着树根藤蔓，一步一步往下吊。

山下是一片大树林。越过树林，前面又横过一条河。枯水期河水不算深，最深处也不过一米多。但在这样的严酷寒冬，涉水过河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卢脱掉长裤，下河试探水深。他很快地走到河中央，急转回身，冷得牙齿直打战。小卢说水太冷，要背周恩来过河。周恩来说自己在东北生活多年，那冰天雪地才叫冷哩。小卢还想背周恩来，当他转过身去时，周恩来已经脱下长裤下水了。河水的确很冷，几个人两脚陷在刺骨的冷水里，身子都发颤得厉害。由于水太冷，大家都急着过河，到了对岸，短裤都弄湿了。小卢想在河岸边烤烤火再走，周恩来忙穿长裤，说还是趁早赶路。

前面是一片荒坡，坡上长满荆棘。那羊肠小道平时只有狩猎和挖中草药的人才走的。起初，还可以打手电筒看路，翻过两道坡后，接近了国民党军队的碉堡，又得摸黑走了。在前面开路的两个人，经常撞上荆棘丛，脸和衣服都被划破了。

翻过了几道长坡，迎面又有一条河。沿着一条小路过去，有一条独木桥。当他们走近独木桥时，看见桥头的一块平地上有火光。他们赶紧隐蔽在路边的草丛里，派一个人到前面去侦察。十几分钟后，那人回来报告，说有二十多个民团官兵出来打猎，正在桥头燃起篝火烧烤聚餐。有人说就几个民团，可以冲过去。小卢不同意，他们是来护送中央首长的，不是来打民团的。周恩来问小卢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小卢说没有桥过河，而那条河比刚过的那条河的水更深。周恩来说涉水过去。

他们从蒿草丛绕过去，来到了河边。这时，寒风似乎刮得更猛了，河边的树枝摇来摆去，吱吱作响。小卢他们正迟疑，周恩来已经脱去衣服，将衣服和行李包顶在头上，跳下河去。小卢他们见状，急脱衣服，随周涉水过河。河中央，水深齐腰。几个人冷得身子直打哆嗦，摇摇晃晃，也象河边被风吹的小树。上了岸，个个几乎要冻僵，没有人说出话来了。

他们穿好衣服，准备赶路时，天已拂晓。

第一个夜晚的路程就这样走完了。

周恩来问小卢：“按这样的速度，我们还要走几个夜晚？”

小卢说：“还要走十几个夜晚。”

第一章从上海到瑞金（四）周恩来在哪里？

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愁眉不展。抓获顾顺章和向忠发，曾经使他欣喜若狂。原以为抓到这两个人就能把中共首要分子一网打尽，岂料却是黄梁美梦一场！顾顺章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可他的顶头上司是周恩来；向忠发是中共总书记，可在中共中央负责实际工作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哪里？

张冲点上一支香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在办公室里踱步。这间办公室很宽敞，窗户都拉上了深蓝色的窗帘，只有案上的台灯发出凄淡的光。独自一人踱来踱去，犹如幽灵在深窟里徘徊。他踱了一阵，又回到案前，从抽屉里掏出一个卷宗，翻阅一叠厚厚的笔录。看了几份，他就烦躁地将卷宗摔到一边去。这些笔录是向忠发、顾顺章等人的口供，关于周恩来，他们好像什么都说了，就是说不出周恩来到底在哪里。说不出周恩来在哪里，他要这些笔录来干什么呢？

“咣咣咣……”墙上的闹钟响了十二下。他不知道此时是白天的十二点钟，还是夜间的十二点钟。看来，白天也罢，黑夜也罢，都不是他所关心的。他现在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周恩来到底在哪里？

他静静地坐在案前，又吸完了一支烟，从抽屉里掏出另一个卷宗。这是部下们最近报来的有关追踪周恩来的情况。这些材料只记录到向忠发被捕时为止，以后就再也搜集不到有关周恩来的情报，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周恩来到底是上了天，还是下了地？

面对卷宗沉思了半天，他想起了什么，抓起电话耳机，急拨了一个号码。下令对海宁路那个目标下手。然后，他点上一支烟，又踱起步来。不时望望着案上的电话机。

踱了几圈，没见电话铃响，张冲开始有些不耐烦了。走到案前抓起电话耳机，想了想，拨了另一个号码。对方许久才接电话。这个半夜被他搅醒的人是黄凯，他的老搭档。黄凯一开口就问，是不是发现了周恩来的行踪了。暂时还没有。有要的话，他张冲就不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了。前几天黄凯说过，周恩来还在上海。他的判断是，只要共党机关没有全被砸烂，只要上海的共党分子没有被斩尽杀绝，那周恩来就不会离开上海。张冲说黄凯这回的判断可能不准确。

黄凯马上问张冲，“是否有周恩来逃离上海的情报？”张冲卖了关子，说黄凯的判断是否准确，再过一个钟头，就见分晓了。他自信地对黄凯说：“你曾经说过，周恩来一直在跟我们做老鼠玩猫的游戏。我想，这游戏今天我可是最后一次玩了！”

他又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踱着步，不时焦躁地望着案上的电话机。

“咣”，墙上的闹钟响了一下。他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他现在既盼着电话铃响，又怕电话铃响。这回，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要是又扑了空，叫周恩来漏网了呢？若那样……不！不能这样想！千万不能这样想！无论如何，这回决不能再叫周恩来跑了！

“叮叮叮……”电话铃响了。终于响了！他愣愣地望着电话机，两条腿冻僵了似，只是打着哆嗦，没有迈开步子。电话铃响过一遍，又响了第二遍，他才一个箭步扑过去，溺水者抓到了救生物似的抓起电话耳机。部下的报告是，海宁路那房子早几天前就换了住户，走的那户人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估计是邓颖超母女俩。周恩来已经有一个月不见踪影了。

果真又扑空了！果真又叫周恩来漏网而逃！他将电话耳机一摔，像一团泥塌在沙发里，不动不弹了。那个目标，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并派人日夜盯住不放，总以为这回十拿九稳了。岂料，还是让周恩来跑了！周恩来是怎么从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逃出去的呢？即使他长了翅膀从天上飞走，也难逃过他手下人的几百双眼睛啊！难道他会钻地，从地缝逃走吗？

门铃响了。门铃响了好几遍，张冲才从懊丧的恍惚中回过神来。他按了一下电钮，门自动开了。进门来的是黄凯。黄凯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因在武汉逮捕顾顺章而获蒋介石嘉奖，是颇有名气的“中统”后起之秀。为此，张冲很嫉妒黄凯，做梦都想亲手抓一个共党首领，一个比顾顺章大的共党首领，让蒋介石发一枚比黄凯更辉煌的勋章。所以，当他发现了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后，对这位老搭档也密而不宣，想独吞大功。岂料，计划落空了！

见张冲垂头丧气，黄凯似乎有点幸灾乐祸，说：“我说过，周恩来就象一只鹰，一只神秘的鹰！他天天都从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可我们就缺乏一双火眼金睛，找不到他的踪影。”

张冲斟酒与黄凯干了一杯。然后，他叼了一支香烟，连吸了几口，慢条斯理地说：“若能把周恩来抓住，自然能给我们的剿共计划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事与愿违，我们抓不到周恩来！我们就这样抓下去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吊死在一棵树上吗？”

黄凯两眼睁了睁，说：“你是说，我们抓不到他，但可以想办法……对了，可以借刀杀人，把他搞掉！”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张冲喜上眉梢，急斟酒与黄凯干了一杯。“周恩来是共党的实际掌权者，一旦我们给他安上一个‘叛徒’的头衔……”这一招够狠毒，即使不能把周恩来搞垮，起码能给那些共党残余分子内部带来一场大乱！两人就像真的大功告成了似的，兴高彩烈地干杯。

几天后，也就是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申报》连续登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则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掣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已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已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口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领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2月20日，上海街头出现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散发的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污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2月27日，中共中央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已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中共地下组织的这些传单、文章通过各种途径很快送到张冲、黄凯手上。但他们俩对这些传单、文章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这些传单和文章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且属共产党内部辩解之辞，对外界影响不大。可3月4日《申报》刊出的一则广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广告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题目是《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张冲将《申报》上的这则启事一连看了几遍，问黄凯这个“周少山”会不会就是周恩来？黄凯查过了，知道是周恩来的一个别名。张冲马上派人去调查巴和律师的背景。巴和先生是在上海的最有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他与共党有关系的情况。难道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周恩来登了这则启事的？黄凯说是大律师陈志皋找巴和先生，要求刊登这则启事的。陈志皋是法租界当了数十年公堂刑庭庭长的陈介卿的公子，在上海司法界颇有名气。可据他了解，陈历来与共党没有什么瓜葛。怪事！难道这个周少山不是周恩来？张冲和黄凯都困惑不解。

又过了数日，他们的密探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回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 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直到此时，他们俩才知道，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呆愣了半天，张冲无奈地摇了摇头，喃喃哀叹：“周恩来，你果真是一只神秘的鹰！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

第二章荐举毛泽东（一）初到苏区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项英如释重负。

项英与周恩来同龄，1922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和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苏区，他并非不想当这个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而是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一天，就免不了要跟毛泽东争吵，这是最叫他感到伤脑筋的事情。现在，他把这摊令人烦恼的事移交给周恩来了。他与周恩来共事多年，两人都曾经是中央核心人物，他知道周恩来比较圆通灵活，特别是在与人相处方面很有一套。这一点，他自愧弗如。这回，就看周恩来怎么跟毛泽东打交道了。

来不及向周恩来汇报苏区的情况，项英就先发泄内心久储的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去年11月的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针对毛泽东的所谓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都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他一不接受，二不改正。

周恩来不同意项英的观点。他认为对毛泽东不应这样轻率乱扣帽子。他是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创建人，对他的意见必须尊重。即使他有错误，也应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而不应采取粗暴的手段，尤其不能乱扣帽子。

项英说周恩来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右倾观点，特别是他的游击主义倾向，不是苏区中央局几个人说的，而是中央定性了的。可他就是不接受。

周恩来说中央毕竟是在上海给毛泽东定性，对这里的实际情况，远在上海的中央并不一定都一一了解的。对这个问题，他现在还不能下结论。需要调查研究，让事实来回答。

项英觉得周恩来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若要争论，他显然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他相信周恩来有办法说服毛泽东。不过，他还是要提醒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是最不容易打交道的。周恩来对项英的告诫不以为然。

项英刚走，朱德来了。这里是瑞金城东北方的叶坪村谢家祠堂，中共苏区中央局为周恩来准备的办公室。办公室布置得很简洁，除了墙上挂的军用地图和案上的电话机，跟民房没有什么两样。朱德比周恩来大十二岁，两人是老朋友了。

早在反袁“护国战争”期间，朱德就已经是蔡锷麾下的一员骁将，统率着护国军的精锐部队。蔡锷病故后，他厌倦了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曾到上海寻找共产党，遭陈独秀拒绝。 1922年10月，他来到德国柏林，遇上了周恩来。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五年后，他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潮汕一带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后，患了重病的周恩来被送往香港，他则和陈毅在三河坝聚集起义余部一千余人，转战粤赣边。1928年初，他和陈毅发动湘南起义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与周恩来分别，转眼就过了四年多了。

两个别离多年的老朋友，现在相逢于形势严峻的中央苏区，自然感慨很多，一言难尽。谈及毛泽东被中央指责一事，朱德脸阴沉了下去，显然有难言之隐，不愿触及。周恩来从朱德的神情中看出，总司令对这个问题有所顾忌。在两年前发生的“朱毛之争”风波中，他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周恩来跟朱德谈到，现在全党上下都有一个同感，朱毛不能分家。自两年前那场风波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确实合作得很好，三次反“围剿”战果很辉煌。也就因为这一点，不管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朱德的意见，人们都认为是朱毛的意见。朱德对周恩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说指责毛泽东是游击主义，这自然也有他的一份。他是游击主义的老祖宗了嘛！但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的态度又跟毛泽东有所不同。如果他对中央的决定置之不理，那么，两年前的那场“朱毛之争”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周恩来钦佩朱德这一点难能可贵。他跟朱德说心里话，在来苏区之前，他的“城市中心”观念很强，是“进攻路线”的拥护者。可一到了这里，得知你们俩都反对进攻城市，我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如果中央下令非打不可呢？”朱德脸上充满忧虑的神情。

“现在暂不谈非打不可这个问题。”周恩来沉思片刻，望着朱德说。“等我调查好后，要把这里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你们这些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向中央陈述。我相信中央会理解的。”

“有你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一点了。”朱德面带欣慰的笑意说。

“我马上去找泽东同志谈这个问题。”周恩来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说曹操，曹操到！”朱德的座位是面对着房门，周恩来话未落音，他就看见毛泽东的身影款款跨进门来。

周恩来转过身，欣悦地与毛泽东握手。他说：“泽东同志，我正要去找你哩！”

“我可是不请自到啊！”毛泽东用戏谑的语气说，“我本来老早就想来找你的。可我不得不考虑到，我和你的交情，没有老总和你的交情深，所以，让老总先来了。论年纪老总也比我大，说让老也成嘛！”

“说你与恩来的交情不如我，这不是存心气我吗？”朱德不服气地说，“两年前你我吵架，恩来不是护着你吗！”

“这说明以前我和恩来交情不算深，但很有缘份！”毛泽东颇为得意地说。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从1926年夏开始，那时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周恩来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来讲的那一课是《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他们三人分手多年，现在又在这里相聚，的确是缘份不浅。谈笑间，周恩来想起一个人来，问毛泽东和朱德：“我们的老朋友陈毅呢？”

一提到陈毅，毛泽东和朱德脸色就阴了下去。

在轰轰烈烈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在二十年代初与周恩来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再后来与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在中央苏区已是红22军军长的陈毅，在“肃反”中倒了大霉了。

灾难是由“富田事变”引起的。富田位于江西吉安、永兴、兴国三县交界处，是吉安县的一个村庄，是老革命根据地。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在清理敌人档案时发现有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

凭着这张条子，李文林被红军总前委当作特嫌，扣留于黄陂。李文林是红军独立2团和4团的创建人，在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也是抓“AB团”的带头人。12月，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红军一个连从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肃反”，认定李文林是“AB团”首要分子，并将其逮逋。

还在红2团时，李韶九就与李文林有矛盾，这回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同时也大肆抓捕一批干部。

在抓捕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时，谢汉昌供出该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刘敌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在被抓后说服李韶九手下留情，得以释放。由此他对李韶九怀恨在心，说李韶九是反革命，鼓动特务营教导员赖作寿带全营部队包围军部，李韶九逃跑，他们捆绑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谢汉昌。他又和谢汉昌一起，怂恿赖作寿率特务营冲富田。

红20军军部被包围时，被毛泽东派来处理“肃反”扩大化的李伯钧被扣留。他们认为李伯钧参与李韶九大肆抓人行动。其实，毛泽东早察觉李韶九心狠手辣，才派李伯钧和古柏分别到赣西南特委、红军学校、红20军和富田等处纠正“肃反”错误。

在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李伯钧才得免杀头之灾。他们冲富田时，炸牢门公开劫狱，包围省政府。古柏和妻子东躲西藏，险些被抓。在富田发难后，谢汉昌、刘敌将叛变部队拉到赣江以西，脱离红军总前委领导，在汀赣边区进行叛乱，企图到赣江东岸和红20军会合，准备进行更大的暴乱。他们还与前来制止叛乱的红军部队展开激战。苏区政府为平叛出兵1000多，却被叛军击退。苏区政府不得不再增调部队，全力制止叛乱。

由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性质，苏区“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蔓延，大批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被错关错杀。苏区中央局要求陈毅在红22军抓500名“AB团”分子，陈毅只抓了3人，没有完成任务，被说成包庇“AB团”。

按照“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逻辑，包庇“AB团”自己就是“AB团”。陈毅被召去开会。临行时他对年仅20岁的妻子萧菊英说：“到下午六点，你就快走，回你家乡躲起来。如果我没有事，会派人把你接回来。”

陈毅到晚上八点才开完会，回到家不见妻子。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原来，她以为陈毅被打成了“AB团”分子，绝望地跳井自尽了。

连自己的老朋友，为创建红军出生入死，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的陈毅都被怀疑是“反革命”了，这还得了！初进苏区，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对“肃反”扩大化叫停。

他立刻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就纠正“肃反”扩大化作出决议。

决议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陈毅到瑞金来看周恩来时，面容憔悴，神情沮丧。当年那激情满怀、意气风发的诗人气，已从他身上消失了。周恩来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也没能叫他提起精神来。一个痛失娇妻受尽委屈的人，内心的悲怨哀愁，是语言所无法消除的。见陈毅低埋着头，一个劲地吸烟，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痛苦。他也不再说什么，叫警卫叫小郭去买几盒香烟回来，递到陈毅手上。

陈毅望一望他，没有接香烟，他就将香烟塞进陈毅的衣兜。本来还想留陈毅多说些话，这时，李克农风尘仆仆赶来了。陈毅起身告辞。周恩来送陈毅出门时，他紧握住他的手，感慨万千地说：“老兄，你要是早点来，苏区就不至于这样了！”

周恩来脸上充满歉意：“我是来晚了。”

陈毅说：“不管怎么说，你来了，苏区就有希望了！”

周恩来苦苦一笑：“我一个人算什么？我跟你们一个样，工作是靠大家来做嘛。”

陈毅说：“不一样的。你来了，就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拍一拍陈毅的肩膀，亲切地说：“一切都过去了，想开点吧。”

警卫员把马牵过来，陈毅一跃跳上马鞍，凝望周恩来大声说：“恩来兄！你来了，我就有信心了！”说毕，策马而去。

李克农是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后，从国统区赶回瑞金的。

在上海时，李克农原是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29年底调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保卫和情报工作。受周恩来指派，他曾和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搜集到国民党大量的情报。他们三人还得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被分别派往南京、天津负责“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长城通讯社”的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报机构。

李克农、钱壮飞在南京，胡底被派到天津。在天津搜集到的情报，胡底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那一段时间，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会国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打入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胡底掌握国民党北方各省情报。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一有什么情况，便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为了便于活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工作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到后来，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由于他们将情报及时送到周恩来手上，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听说周恩来有请，李克农猜不是回上海，就是去南昌。岂料，周恩来没有叫他离开苏区。那还能是什么新任务？周恩来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马上要成立了，要他负责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现在苏区各地关押大批反革命嫌疑犯，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同志。叫李克农先率领一个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把所有的AB团、社民党、改组派案件一一审查。凡是冤假错案的，一律给予平反。周恩来叮嘱，这项工作很重要，也很紧急。一定要让那些蒙冤受屈的同志重见天日。

第二章荐举毛泽东（二）赣州战役

在来中央苏区之前，周恩来曾主张攻打赣州。他认为，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同意攻打赣州。反对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他的观点，一是赣州地处漳、赣两水的汇合处，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三丈，素有“铁赣州”之称，易守难攻；二是赣州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不会轻易放弃，一旦开战，敌大量援军很快就到，我军无法占主动；三是赣州城内敌军兵力不详。

来到苏区听罢毛泽东阐述见解后，周恩来用试探语气提出，1月9日临时中央刚刚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如不不攻打城市，不就是跟中央对抗吗？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一直是管军事的，上海那帮人，没有谁比他更懂军事，建议他把苏区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反映。实际上，他们这是不谋而合了。到苏区的这些天，他一直跟朱德商量这些事。

周恩来当即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很快就复电，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没有办法，周恩来只能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贯彻临时中央复电指示，讨论攻打抚州、吉安、赣州三城市问题。

会上，多数人认为，拿三个城市比较，攻打赣州即可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当时估计赣州守敌有八千人，认为攻克赣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与会者发言十分踊跃，气氛很热烈。只有毛泽东一言不发。他只是一个劲地吸着烟，偶尔望一望发言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埋头沉思。见有那么多人赞成攻打赣州，加上有临时中央的复电，看来攻打赣州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他竭尽全力反对，能够扭转局势吗？他满面阴云，显然很烦躁，却又强忍克制着。周恩来早就注意到毛泽东的情绪，待与会者都发言后，他请毛泽东谈一谈对攻打赣州的看法。

毛泽东心里清楚，这个时候来唱反调，是有点不合时宜。但周恩来一定要他讲，这自然不能推辞。他还是不同意攻打赣州。如果非打不可，也不该把主力放在攻城上，而应该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

不等毛泽东把话说完，项英就打断他的话。他指出，眼下赣州已是势在必攻，不管什么办法，只能围绕攻城这一点去想，否则，就是与中央的决定唱反调。

毛泽东反驳，势在必攻就等于势在必得吗？赣州是什么地势，大家去看一眼便知道。说赣州守敌是八千人，这只是估计，实际守敌兵力多少，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赣州是赣南战略重镇，敌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项英说这并不能成为把攻打赣州改为围城打援的理由，也不足以改变中央攻打赣州的决定。

任弼时附和着项英的话，强调现在应集中精力讨论如何攻打赣州的问题，以外的问题怎么争论都是浪费时间。王稼祥也提出，事到如今，不能跟中央唱反调。

周恩来望着开会以后就没说多少话的朱德，说：“朱老总，你的意见呢？”

朱德心情沉重地说：“我个人是不同意攻打赣州。但大多数同志坚决要打，我表示服从。”

周恩来又请列席会议的军委副主席兼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意见。彭德怀直率地表示这时候攻打赣州，不会有什么问题。周恩来盯着彭德怀，加重语气问：“你这样有把握？”

彭德怀用轻松的口气说：“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不出二十天，把赣州拿下！”

周恩来又说：“军中无戏言！”

彭德怀说：“我彭德怀说到做到。”

既然中央非要攻打赣州不可，而前线指挥员又很有把握，周恩来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下达了攻打赣州的命令。想打这一仗的人，已经等得很久很久了。现在周恩来拍板要打，真是说打就打，雷厉风行。

赣州城墙下，炮火连天，硝烟滚滚。

红军的前线指挥所设在赣州城东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心情十分烦躁，时而站在堑壕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时而跑进隐蔽体内打电话。攻城战斗已进行数日，赣州城还在敌人的坚守下，岿然不动。原估计赣州守敌不超过八千人，实际上赣州城内敌人兵力是一万八千人，而彭德怀的红3军团仅一万四千人！

彭德怀对着电话话筒大声喊，责问红1师师长侯中英，坑道要挖多少天才能挖到城墙那边。对方的回答是，正在装炸药，马上就可以爆破。彭德怀要求他们赶快实施爆破。刚放下电话，参谋就向彭德怀报告，有一股敌人从吉安方向驰援赣州！彭德怀要参谋马上搞清楚是哪一支部队，多少人马，并告诉第4军军长林彪，叫他注意对赣江的警戒。

“轰隆”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随着那团团硝烟升上天空，只见高高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二十多丈的大缺口。顷刻间，被炸开的城墙前杀声震天。红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城墙缺口，城墙上原先激烈的枪声，此时变哑了。然而，当成群成群的红军战士冲到城墙缺口时，城墙上的枪声又突然暴雨似的骤响起来。红军战士强劲的冲锋势头被压了下去。

彭德怀以为是看花了眼了望远镜有千斤重似的，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当他看清楚，冲到城墙缺口的队伍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得进退两难时，他暴躁地拍了拍大腿，急转身回隐体。他抓起电话，要通了侯师长，大声责问：“侯师长，你是怎么搞的？”

对方回答：“敌人火力太猛烈，我们冲不进去！”

“马上组织敢死队，半小时内给我冲进城去！”彭德怀将电话话筒一摔，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倒背双手气忿忿地踱着步。

一个参谋在接一个电话时，大惊失色。原来，敌陈诚部两个团趁我警戒不严，已经偷渡赣江，进入赣州城内。彭德怀脸色刷地一变，呆站在那，僵住了似的。怔愣了良久，他跑出隐体，站在堑壕上，举望远镜观察城墙那边的情况。通过望远镜，他看见城墙被炸开的缺口处，蒋军猛烈的火力把红军战士压得无法动弹。他放下望远镜，仰望阴霾密布的天空，长叹了一声。他吩咐参谋立刻给瑞金发报，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中央局。

在瑞金，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刻召集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商讨对策。这时，天正下着雨，窗外雷声隆隆。毛泽东住在瑞金郊外东华山，是最后一个冒雨赶来参加会议的。

毛泽东一进会议室，周恩来就把彭德怀从赣州前线拍来的电报递给他。此时，会议室里气氛严肃而紧张。在毛泽东看电报时，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人面面相觑，都阴着脸不吭声。

毛泽东认真地把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一边看，一边思索。他放下电报稿，建议立即停止攻打赣州。周恩来赞成他的观点，现在情况确实是万分危急，红3军团已经被敌人包围在赣州城东门外。其中，红1师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截为两半，师长侯中英被俘！现在，除陈诚第11师两个团突入城内外，他的第14师随后也就赶到。这两个师共有两万人。红军现在是腹背受敌！

毛泽东急走到地图前，两眼盯着赣州的位置，一面看一面琢磨。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派预备队红5军团从敌人的包围圈插进去，解救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项英等人反对，认为现在就提对赣州的撤围问题，为时尚早。陈诚的第14师毕竟还在半路，没必要吓成这样子。围攻赣州苏区中央局是向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作了保证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撤围。

为此，毛泽东与项英等人争论了起来。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说，除非能在一天之内拿下赣州，否则，攻城部队就要全军覆没！项英老是在敌人面前退却，怎么能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呢？不能只从一城一战来看这个问题，而必须从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最高原则是坚决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而不是与之相抵抗。毛泽东哭笑不是，攻城部队现在在赣州城外腹背受敌，如何解危？这是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

项英等人坚持说，解危并不等于撤围。解围就一定要撤围吗？撤围就意味着什么？不能以实际行动宣布攻打赣州失败了，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失败了。这不仅仅是打不打赣州的问题了！

毛泽东反驳，现在撤围就是为了将来要攻下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避开强敌，怎么能保存有生力量？跟强敌拼消耗，红军现在是赔不起。

项英等人态度强硬，不管怎么说，红军应该是在不断地进攻中壮大的，而决不是在不断的退却逃跑中壮大的。攻打赣州战役是经过中央批准的，这次战役的战略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不能轻易言退。

双方互不相让，越争论越激烈。

周恩来叫大家停止争论，就目前的情势分析说，彭德怀说有把握在二十天内拿下赣州，现在已经攻了一个月有余了，不但没有拿下赣州，反而被敌人包围于赣州城下。攻打赣州一开始就准备不足，还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实力。部队的伤亡，现在可是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来计算啊！

项英等人听周恩来那么一说，很是不快，却无话可说。

周恩来见项英他们稍有退却之意，果断地说：“事不宜迟，我们先撤围，看情况再说吧。”

第二章荐举毛泽东（三）漳州大捷

赣州战役后，毛泽东认为福建是当时蒋军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49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漳州的地形易守难攻，于红军有利。

红军从赣州撤围后，集结在赣州东南地区整训。周恩来由瑞金赶到前方，在赣州东北江口圩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研究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红军强攻赣州共33天，伤亡2400多人，主攻部队红3军团几乎损失一个主力师，付出了惨重代价。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或较大城市。

1932年3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的训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3军团和16军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出击，继续执行夺取赣江两岸中心城市为主要任务；以红1、5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整编完毕后从赣县长洛一带出发，悄悄地向赣江东岸沿江而下，向闽西发展。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

当时，毛泽东结合局势就红军去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向北发展的主张。但他的集中兵力向敌人防御力量较薄弱的赣东北发展，通过开展游击战争，逐渐与赣东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

这次入闽，苏区中央局要求东路军打出外线向宁化、清流、归化方向发展，筹得款子补充兵力。

入闽后，毛泽东深入了解闽西南的形势，认为红军东征必须打出外线，直下漳泉，方能求得主动。

他提出此种想法的根据是，首先，日军进逼厦门，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红军直下漳泉，可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同时震慑日军；其次，“闽南王”张贞大搞“航空救国”，趁机向老百姓摊派飞机捐，人们怨声载道；其三，张贞自诩为蒋介石嫡系，其部多是从民团收编，既无战斗力，又派系林立，官兵多与张贞貌合神离；其四，张贞打着“剿共”的旗号，过多向蒋介石讨要军火，其两个主力旅都装备崭新武器，还有6架飞机，歼灭其对红军补给有利；其五，闽南地区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有利发展根据地。

据此，他在长汀主持召开东征漳州决策会议，作出“直下漳州”的决策后，他一面指示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先向北开进以迷惑敌人，一面就红1、5军团和第7师行动致电周恩来：

“㈠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时局。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

“㈢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㈣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㈤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离开瑞金，急赶到长汀。

在东路军指挥部，毛泽东向周恩来详细讲解他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毛泽东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在地图上比划说：“我们1军团在攻取龙岩、漳州的同时，为防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军后路，我请求把5军团从信丰调来。否则，1军团兵力单薄，后方空虚，取胜的把握不大。”

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可以。我马上下令5军团赶来龙岩。”

毛泽东说：“我这就赶到上杭、旧县去，布置谭震林、张鼎丞他们配合1军团攻打龙岩、漳州。”

周恩来说：“好！我留在这里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

毛泽东笑了笑，说：“恩来啊，有你在这里坐镇，我打胜仗就有把握了！”

其实，毛泽东向福建发展的主张，正是周恩来原先的想法。早在1931年12月下旬，他进入中央苏区来到长汀时，就致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张向闽西发展，“以闽西独立师与红军3军团配合取下上杭、武平，巩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区完全打成一片，以红军12军主力向闽北发展，与江西红军联成一致行动”。现在，可以说他的这个愿望是由毛泽东来实现了。他随即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把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东征入闽，其行动由毛泽东随军指挥。

周恩来赴长汀同时，把红5军团从信丰一带调过来，以保障红军南下后路。

按照毛泽东的指挥，4月3日，红1军团两个军9000多人马从汀州南下，于4月7日到达白砂。毛泽东在上杭向谭震林、张鼎丞布置完作战任务后，也于当天返回白砂，与林彪、聂荣臻会晤。

红军直下漳泉，必须先取龙岩，而取龙岩必先克大池。第二天，红1军团所属的红4军、红15军均由新桥、馆前一线赶到白砂。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即隐蔽休息。

毛泽东在对敌情进行充分的分析，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乱敌耳目，以调动和麻痹敌人。红军抵达龙岩大池时，行动极为隐秘，守敌杨逢年部接到前线消息，说有赤卫队攻大池，还以为是“土共”骚扰，不以为然。

红军和赤卫队迅速攻占大池。敌民团退至小池与第二补营叶杨榆部会合。

9日，红军集结大池休息，林彪立即派出小分队侦察龙岩敌情。毛泽东采取“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宿营，不去小池”，以击敌不备，取得东征漳州首战胜利。这时，中革军委根据情况作出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大池地方赤卫队佯攻小池守敌，造成“土共骚扰”之势继续迷惑敌人，以红15军主力攻龙门后迅速向龙岩西门进击。由第4军迂回铜钵，然后直下龙岩城。

10日拂晓，毛泽东命令红15军为第一梯队，红4军为第二梯队，一路向龙岩攻击前进。红15军先在小池消灭少量蒋军，即向蒋军驻龙岩的外围据点考塘冲击。这时，驻龙岩蒋军第49师张贞部的一个团及一个补充营在考塘凭借坚固的工事与炮楼顽抗，红15军进攻受阻。毛泽东命令红4军沿两侧向蒋军发起攻击。红军在龙岩外围考塘激战中，消灭敌人291团后，一鼓作气，乘胜分兵两路进攻龙岩城。一路由龙岩正面进攻西门；一路弯道铜钵，从背面攻入北门。防守龙岩城的敌独立团大多是新兵，缺乏战斗力，枪炮声一响就自行溃逃，大部被红军歼灭。

龙岩之战，红军消灭张贞部两个团，俘虏685人，缴获无线电台一部，炮两门，机枪10挺，步枪925支，子弹72400发，手榴弹70枚及一批军用物资。红军阵亡70人，伤189人。

龙岩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即于4 月11日致电周恩来，通报龙岩战役情况和下一步行动计划。他在电报中指出：“龙岩胜利原因为团结兵力，击敌不备。我军入漳必能诱动粤敌。”

龙岩失守使张贞大为震惊，急调遣146旅王祖清部两个团连夜赶到南靖的金山、和溪一线，抵御追击的红军。同时，在南靖、浦南一线布置防御阵地，妄图以天宝山为主战场，与红军决一死战。

4月14日，当毛泽东得知红5军团从赣南迅速赶到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会合后，即把依照原计划进攻漳州的作战布置向周恩来请示。得到周恩来同意后，他即布置以红5军团第13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第3军随红1军团进攻漳州。

张贞将其第145旅、第146旅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其中一部驻守漳州，其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意欲北踞天宝山，南靠龙江，利用险峻地形扼住红军主力攻打漳州的必经之路。

其具体布置是，以天宝山之榕仔岭、风霜岭、十二岭作为决战地带，左翼的笔架山、榕仔岭阵地，由杨逢年旅289、290两个团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在靖城；右翼的十二岭、风霜岭阵地由王祖清的293、294两个团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天宝镇。另以292团的一个营置于乌石山附近，配合陈国辉部警戒华安、浦南一线。师部则控制一些直属部队，驻漳州指挥。

位于漳州城西北的天宝山，自榕仔岭沿风霜岭至十二岭，南北走势，横卧于漳龙公路上，是龙岩入漳州的最后一道要隘。北面是天险五峰山，是十二岭的制高点。五峰山西面尽是悬崖峭壁，高峰直插云霄，易守难攻。张贞投入兵力9000多人，杨逢年、王祖清两个旅分别踞守左右两翼，利用漳州这道西北自然屏障抵御红军。张贞还派飞机从漳州到龙岩侦察红军行动。由于红军严密封锁消息，且行动隐秘、神速，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金山、龙山一带，张贞仍一无所知。

4月16日，毛泽东在马山召开有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听取了敌情侦察汇报后，毛泽东决定先牵制敌人左翼，集中兵力吃掉其轻薄弱的右翼，然后迂回靖城，包围杨逢年旅，全歼守敌。具体进攻部署是，以红4军担任主攻任务，攻蒋军天宝山阵地；红15军助攻宝林至南靖一线蒋军；红3军为战役预备队。

4月19日拂晓，漳州城被红军的攻击炮声惊醒了。红4军的第11师作为第一攻击梯队，在第10师的协同下，向杨梅岭、十二岭和风霜岭等处蒋军发起猛烈攻击。该师第33团抢渡东溪河，从正面配合友邻第10师攻占大尖山东侧蒋军阵地，然后向漳州城郊的天宝山攻击。第31团绕到蒋军后面的大尖山阵地，第32团随第33团后面跟进。

战斗打响后，蒋军凭借险势顽抗，与红军展开激战。但他们的坚固防线，还是无法抵挡红军的猛烈攻势，很快就全线崩溃。张部守在城郊大尖山到天宝一线阵地的第145旅，全部向红军缴械投降。

张贞为保住城郊的战略要地，急调漳州城内守军一部出城增援，一出城便在天宝山东南处被红军压制回城。与此同时，负责攻击南靖至宝林一线蒋军的红15军也旗开得胜，打前锋的第44师顺利将沿途各点蒋军歼灭或击溃。张见坚城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已摇摇欲坠，知道大势已去，遂下令将城内的弹药库焚毁，然后率残部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仓皇逃蹿。红军于4月20日占领漳州。

漳州战役，红军消灭蒋张贞部四个团，俘一千六百人，缴获两架飞机和一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此战役战果辉煌，红军声威大振。

漳州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周恩来欣悦不已，急着策马赶往漳州。刚出长汀城，路口走过来一支队伍，有人把他唤住了。

“恩来！”一个熟悉、亲切的女人的声音。

周恩来勒住缰绳，遁声望去，向他挥手奔跑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邓颖超！他一阵惊喜，大声呼喊：“小超！……”翻身跳下马，向邓颖超飞跑而去。

两人紧紧拥抱。良久，两人才松开手，互相打量着对方。两双温情脉脉的眼睛，都噙着晶莹的泪花。他们俩在上海分别时，正值寒气逼人的严冬，现在已是风和日丽的暮春。山坡上，芳草萋萋，百花争艳；山脚下，竹影摇清，小溪潺潺。

分别后，各自牵肠挂肚，魂绕梦萦，相逢终于成为现实。她和母亲是在中央交通局负责人吴德峰的周密安排下，化妆成一个家庭妇女，与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妹夫余长生一起，乘坐英商怡和洋行的轮船，秘密离开上海的。船到汕头后，在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和闽西红军手枪队的掩护下，从福建汀州进入中央苏区。邓母是个中医师，一进入苏区见那么多伤病员，还缺医少药，便自告奋勇地加入救治伤病员的队伍了。

见妻子咳嗽，周恩来这才发现她脸色苍白，忧心地问：“小超，你病啦？”

“没什么，是在路上奔波劳累的缘故。”邓颖超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

“不。我看出来，你是病了！”周恩来打量着妻子的脸色，惴惴不安起来。“唉，你要多加注意身体啊！”

“瞧你急的，病在我身上，我还不比你清楚吗？”邓颖超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故意把话题扯开了。

邓颖超谈起了周恩来离开上海后不久，住处即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幸好她保持警惕，带着母亲及时转移，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刚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又从《申报》等报纸上看到了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她明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的恶毒骗局，可在党组织处于极度保密状态下，如何向党内同志揭穿敌人的阴谋呢？如果让敌人的这一阴谋得逞，那给党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将比她被捕入狱还要惨！

她忧心忡忡，好不容易找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请中央尽快设法澄清此事。

《申报》在上海影响很大，陈云原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特务的伪造启事，报馆以担保手续不合，不予刊登。几经交涉，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在国民党特务眼皮底下所能做的否认那份伪造启事的办法。

接着，陈云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找到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大律师陈志皋，请他出面想办法为伍豪辩诬。陈志皋并不认识伍豪，但读过伍豪发表的不少文章，颇为赏识，便一口答应帮这个忙。回去考虑再三，他觉得自已直接出面，国民党当局肯定要干涉，不如找个外国律师出面，让国民党当局奈何不得。

于是，他请上海著名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先生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幅古画，巴和便答应了所求之事。这样，以周恩来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申报》代登启事以否认那份伪造启事。经付以重金后，在3月4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党内多数人都知道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别名，此启事一刊出，国民党特务苦心设计的骗局即不攻自破。

夫妻俩正心神激荡，互相倾诉别离情怀，前面由警卫员牵着的那匹大白马嘶叫了起来。邓颖超问：“你这是要上哪去？”

周恩来兴冲冲地说：“哦，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毛泽东在漳州打了个大胜仗，我正要赶去慰问他们哩！”

“大喜事啊！”邓颖超兴奋地说，“我一来到苏区，就碰上这样的大喜事！”

“你来了，以后这样的大喜事可多着哩！”

“那你还不快去。”

“可你……？”

“我这正往瑞金去。我在瑞金等你吧！”

“好，那我们就瑞金再见吧！”

久别重逢的夫妻俩，拥抱了一下，又匆匆分手了。

周恩来策马向前跑了几步，又勒住马缰，回转身来望一望妻子。然后，他才扬鞭飞马驰骋而去。

邓颖超站在路旁，目送丈夫飞疾离去的身影，翻越前面的山坡，消失在莽莽的丛林中。

第二章荐举毛泽东（四）前方督战

漳州战役后，陈济棠的粤军两个师从广东北上，侵占了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另一个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直接威胁赣南苏区。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有较强战斗力的第19路军开赴福建。5月29日，中革军委电示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

6月5日，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漳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上述军事训令两日后，周恩来从瑞金致电正在上杭参加军事会议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强调：“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上杭军事会议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电，决定红1、5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3军团会合，打击进犯粤军。

为加强对战争的组织与领导，周恩来于25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下仿苏联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率东路军赶赴赣南时，粤军的12个团兵力，已分别进占了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杨眉寺、信丰等地，另在广东南雄附近部署有6个团，统归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在赣州北面，还有粤军5个师。在湘南有何键的两个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兵力部署是，红1、5军团和独立师由信丰南部进逼南雄，使粤军误以为红军可能要攻取韶关甚至进攻广州，从而调动各路粤军回援南雄，红1、3、5军团和红12 军及独立第3、6师则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围歼余汉谋部。部署完毕，红1、5军团冒着酷暑急行军，于7月初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彭德怀率领的西路军红3军团在湘粤赣边摆脱蒋军何应钦部6个师的围攻后，撤离上犹、崇义，在池江与粤军4个团遭遇，粤军即被击溃，退守大余。

为防大余粤军撤逃南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命红1、5军团赶至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红3军团配合，将大余出逃之粤军围歼在中站一带。红1军团打垮驻守梅关粤军，占领梅关时，大余粤军仍固守不出。7月7日，粤军第4师开抵乌迳。陈济棠命其独立第3、5师赶到南雄与第4师汇合，并以一部兵力向中站方向出击。这路兵马已于当天到达新迳。

针对粤军动态，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命红3军团和第12 军负责歼灭南雄粤军，命红5军团和独立第3、6师负责歼灭粤军第4师。8日凌晨，红5军团在向乌迳开进途中发现粤军第4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蹿，当即赶至水口阻击。当天下午，红5军团以第13军担任正面攻击，以第3军从左翼渡河绕至粤军后面，将粤军两个团击溃。粤第4师见退路已断，于当晚退守水口圩高地，等待援兵搭救。

由于夜幕下难以察明阵势情形，红5军团误以为粤军已向南雄逃跑，并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了这一判断，使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改变了原拟调红1军团和第2军增援水口的计划。

9日，余汉谋收到第4师发自水口的求援电报，当即命其第3师和第2旅紧急驰援，该路人马于当天下午到水口与第四师会合。这样，水口粤军兵力一下子增加至9个团，迅速组织向红军反攻。而红5军团仍以为粤军仅是原来粤军第四师的3个团，遂与粤军展开激战。尽管红5军团打得很英勇，由于粤军兵力明显占优势，红5军团伤亡很大。就在此危急之时，陈毅率江西独立第3、6师赶到水口，协同红5军团击退粤军。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红5军团在水口陷入困境后，急令红1军团和红12军于10日拂晓赶到水口增援。双方在浈水河畔进行惨烈拼杀。激战数小时，河滩上横尸遍野，鲜血染红了浈水河。

水口战役是一场恶仗。由于开战时红3军团未能赶到，兵力分散，虽击溃了粤军20个团，但未能达到歼灭粤军的预期目的，而成了一场消耗战。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常驻前方督战，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候，部队正在南雄以东的粤赣边休整。也就在这个时候，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需要，苏区中央局决定撤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恢复第一方面军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提议由周恩来兼总政委。

周恩来认为此议不妥，于7月25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29日，周恩来又亲自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在信中强调“如果由周任总政委，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玉阶（朱德）不细心，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采取不任信的态度，指责他为右倾观念的代表，欲将他排挤出军事领导层，由来已久。早在去年10月，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时，就交代准备赴中央苏区的周恩来，说他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

周恩来离开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只管政府，朱德管军事。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按临时中央的意图行事，而是根据自己调查掌握的情况，在军事战略战术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并把毛泽东推上军事指挥前台。

正当漳州战役如火如荼，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于4月14日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求他们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对此是作了检讨，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军事指挥上，他还是重用毛泽东，这使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大为不满。

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因为对毛泽东不信任，才委派周恩来上前方来全权督战。现在周恩来竭力举荐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后方的成员们怎么能接受呢？

项英急赶到前方来，与周恩来商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人选事宜。项英开门见山地跟周恩来谈到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的看法，认为靠毛泽东那一套，难以完全贯彻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方针。这一点，是几个后方的同志所担心的。

周恩来辩解，后方同志的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指出他们对前方的情况不够了解，对毛泽东也或多或少地抱有偏见。对于一个前线指挥员，不该只对他在某次战役的表现，来判断他是否执行中央路线。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若不随机应变，怎么打胜仗呢？

项英坚持说，后方的同志不同意由毛泽东负责主持整个战争。他只能在前方协助，不能作为主要决策人，也就是说不能作为总政委。周恩来问：“泽东同志不当总政委，那他在前方做什么？你们大概都忘了，这支队伍还是他拉出来的！”

项英说：“恩来同志，你这是固执已见！你当总政委，临时中央那边肯定没有问题。如果叫老毛当，临时中央肯定不会同意的！”

周恩来说：“那我要亲自给临时中央写信，把这里的实际情况向中央讲清楚。”

见周恩来态度坚决，项英愁苦着脸。苦思良久，他语气温和了下来：“既然这样，那我回去跟他们再商量吧。”

苏区中央局最终还是尊重周恩来的意见，于8月8日，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奉中央政府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

同时，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第三章前方与后方之争（一）电报争吵

水口战役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作何行动？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制定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要求红一方面军与蒋军决战，迅速夺取赣江流域各个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方面军应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经求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同蒋介石嫡系陈诚部4个师决战。带着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到前方督战的周恩来，在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讨论后，认为苏区中央局的计划难以实现。

早在7月25日，就蒋军已集结40个团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的情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时认为如能把蒋军听引到河东地区，将更有利于红军作战。

29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强调指出：“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作战后再渡河，则敌人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

为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部署，在周恩来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部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分别于8月初在兴国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行动方向问题。此时，蒋军发现红军北移行动后，将支援粤军的第14、52师调回吉安、泰和，与第11、90师靠拢，将主力集结于河西地区，防红军西渡和北进。如果红军攻打万安，渡河北上，蒋军可以依托赣江阻击。即使红军渡过赣江，在当前粤赣湘三面敌人靠拢包围的形势下，敌可在红军还未能集合整理部队的情况下，立即出击，陷红军于不利地位。

分析上述敌情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赣东蒋军较少，3个师分布在南丰、南城、乐安宜黄地区，红军可集中力量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而后求歼由赣江以西和由南丰南城等地来援之敌，进而调动湘鄂赣和赣东北两地区的敌军，造成由赣江下游渡河夺取吉安的有利条件；如抚州空虚，则夺取抚州。会议决定，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

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一方面军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全力，经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蒋第27师，并相机消灭敌增援部队。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向西佯动，主力却隐蔽急行北上。经一星期连续行军，红军于8月15日开抵同蒋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蒋军丝毫未察觉。此时，乐安、宜黄两地驻有蒋军孙连仲部第27师，师长高树勋率全师6个团的兵力摆在苏区家门口；乐安城驻有27师87旅2个团。16日，林彪指挥红1军团攻打乐安。红军一面组织强大火力掩护，一面搭云梯强攻城头。尽管部队伤亡很大，但城门很快就被攻破，城里从旅长、团长到伙夫马夫共三千余人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

18日，红1军团配合红3军团围攻宜黄。1军团除留红10师在乐安打扫战场外，其余部队迅速赶到宜黄西北地区。20日拂晓，红3军团率先攻城。但苦战一天，仍未能破城，遂改白天攻城为夜间攻城。当夜，红1军团第3军由西北门攻入城内，红3军团也相继攻入西南门和东南门。除师长带少数随从逃脱外，第27师全部被歼。驻守南丰的蒋军毛炳文部见状，自感难保，便急向南城方向靠拢。红12军于23日乘机占领南丰。

红一方面军一周内连攻克三城，速战速决，共歼蒋军第27师大部，俘五千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波及南昌、抚州，两城大震。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一方面军准备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率军抵达南城近郊，发现南城蒋军已集结17个团的兵力，且城防工事坚固，若强攻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蒋军在乐、宜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防红军深入北进，令其第8、24师由南丰北撤，与第23师集结南城；第二路军指挥官陈诚率第11、14、90师集中樟树，新淦以容之部队集结临川，诱红军进入歼灭；第5师推进至临川东北赵公渡附近策应；第一路军远应以两个师接防遂川、万安；第43师交防后速集结吉安；第1师及唐云山旅赶赴南昌巩固省防。

针对蒋军新的部署，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决定再次改变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挥师东进，攻打南城，以求打开赣东的局面。周恩来为此于8月22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判断乐宜攻下，迫近抚州、樟树，威胁南昌，敌大震动。在赣东北之周浑元、李抱冰两师迅速开至抚州、崇仁、赣西北之史霖、岳森、朱耀华等师将开至丰河沿岸，敌之主力吴、罗、朱三师及李明、刘绍先两师向东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决立即向东消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师，占领南丰，以至南城、黎川，然后迎击西来之敌。”

8月24日，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蒋军3个师共17个团已在南城布防就绪。风云突变，周恩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即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南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未易得手。下步行动计划为，俟西来增援吴（奇伟）、陈（诚）各部进至相当地点，便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要求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苏区的压力，给这些苏区以直接支援。6月中旬，一度下野后东山再起的蒋介石，此时早已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将本该用于抵御日寇侵略的兵力集中向红军进攻。这就是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共调集约50万兵力，下半年对江西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围剿”鄂豫皖、湘鄂两个苏区。

所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候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以敌之左侧背，给予各个击破”。还指出，这次方面军北上，虽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这样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

由此，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为一方，以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和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为一方，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严重分歧，形成了对立阵势。

考虑再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9月23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进一步陈述对红一方面军行方针的意见：

“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成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师的靠拢行动。”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之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而置，以大部队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小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以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并苏区求得嫌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经有利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作战。”

“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次日，周恩来又从宁都写信给苏区中央局，强调说：“行动计划已电告。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实行击破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信中针对前方的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前方组织现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而“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检查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他还在信中建议苏区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后方领导人与前方领导人作战方针分歧问题。

与此同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苏区中央局接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23日的电报和周恩来24日的信后，于25日复电：“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交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不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面对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前线最高军事会议进行讨论。会上，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致认为，苏区中央局指责前方军事领导人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苏区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时还错误地给敌人以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时间，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随即再致电中央局，申辩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本布置，我们更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接着，在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后次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强调：“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打强大增援队。此点，请中央特别注意。中央局全体会议以项、邓同志回来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同时告中央局，现在只有执行前线最高军事会议的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

前方军事领导人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毛泽东等一再要求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内部作战方针的分歧问题。9月26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 “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由，表示中央局会议不可能开。

同时，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以及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以北面敌人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对此大为恼怒，于29日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十分强硬的措辞指责道：“我们认为这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周恩来将任弼时、项英他们的电报一连看了几遍，眉头紧紧地拧了又拧，喃喃自语道：“……完全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给予无情的打击……难道这时候还要开展党内斗争？就为了战略战术上的分歧！难道……”

在一旁的毛泽东吧哒吧哒地吸着香烟，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你猜对了。他们现在可是憋了一肚子气，正要找我们发泄哩。”

周恩来冷冷一笑，说：“有气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早就建议开会，他们就是不开。要是早开了会，问题何至于拖到今天呢？”

毛泽东说：“他们是没有料到，我们几位会这样‘固执己见’，竟敢跟他们一争到底。”

周恩来说：“他们终于同意开会了，这是好事。有什么不同看法，都可以在会上倒出来，明摆着的事还不能分出个青红皂白来？”

毛泽东长吁了口气，说：“恩来，我对这次会议，不敢抱乐观态度啊！”

周恩来说：“除非我们的战略战术不对头，不然，我们是没有理由悲观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总感觉到有一种山雨欲来的味道。”

周恩来笑了笑，说：“泽东同志，你太多虑了。无非我们前方的几位与他们后方的几位不讲情面大吵一番，看谁能把谁吵服而已嘛！”

第三章前方与后方之争（二）毛泽东第二次失军权

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宁都小源的一个老祠堂里，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全体成员会议。

正如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所说的，这次会议是要给一切离开原则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打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中央局后方成员在会上指责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局前方领导人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是危险的右倾观点。他们认为，前方军事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观念，毛泽东表现最多。因此，毛泽东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为主要批判对象。

会议先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主持。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还在前线作布置。当他赶到小源主持会议时，尖锐的内部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前方领导人和后方领导人之间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眼看着会议就要陷入僵局。

倾听着与会者情绪激动的发言，周恩来忧心忡忡。因为已经有人提出，毛泽东右的倾向严重，不宜继续在前方指挥作战，要把他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次会议一旦开砸了，前方领导人与后方领导人一旦吵翻了，遭殃的肯定还是前方领导人。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但如果完全顺从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的主意，盲目执行进攻路线，那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周恩来审时度势，表示接受后方同志的批评，承认前方同志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前方同志开始不同意，是有等待倾向。

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提过不少的意见。但后方同志不应该把前方同志的缺点，统统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后方同志批评，周恩来这是给毛泽东打掩护，指出毛泽东的右倾观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并且还提到了攻打赣州那件事。

周恩来辩解，赣州战役最终没能打好，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而打了以后又没打好这一仗，这怎么能怪毛泽东呢？

他们反驳，赣州战役没有打好，就是由于受毛泽东的右倾观念影响所造成的。仗还没有打，中央局内部的领导人，特别是前线的领导人，就已经对胜利前途失去信心，这样能打胜仗吗？

周恩来说后方同志的指责毫无道理，而且言重了。毛泽东不同意打赣州，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他当时对敌情的分析，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后方同志坚持己见，说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没能拿下赣州十分不满。赣州拿不下来，完全打乱了临时中央把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的战略部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役的胜败问题。

见后方同志又拿赣州战役大做文章，周恩来赶紧制止，指出现在没有必要去追究打赣州的责任，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的话，他负主要责任。

后方同志说他这样替毛泽东辩护，实际上是一种调和主义。要求他必须站在斗争的立场上，用反倾向的观点看问题。否则，就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战线。

眼看着周恩来与后方领导人争执不下，毛泽东站出来说。他一边说话，一边吸烟，又一边咳嗽。他长发蓬乱，面色清癯，显然已经染病在身。他说话有点有气无力。他说如果说前方同志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那罪魁祸首就是他。

这几年，他和朱德同志打惯了游击战。游击战确实是以等待为中心。后方同志没有让毛泽东把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说他这不是在承认错误，而是在宣传你的右倾观点。这种承认错误的态度不能叫人信服，他们对他也是越来越不信任了。由于他对自已的错误承认与了解不够，如让他继续在前方指挥作战很容易犯错误，这是后方同志所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耐心地说服后方同志，他说毛泽东有错误，应该帮助他改正，而不能对他采取这种粗暴的办法。这几年来，毛泽东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可以说积累了很丰富的战争经验。有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利多于弊。这一点，请后方同志多加考虑。

王稼祥说毛泽东是方面军总政委，我不同意把他调回后方。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离开前方。

后方同志要求对此问题进行表决。与会者面面相觑，一时鸦雀无声。大家把目光聚投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脸上呈现出苦恼的表情，埋头沉思。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一旦付诸表决，后方一派肯定占上风。

经过一阵苦思，他提两个方案，供大家选择。第一，由他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第二，由毛泽东负责主持战争全责，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与会者又默然相望着，一时无人出声。后方同志表态，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

毛泽东见大势已去，懊恼地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向中央局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主持战争的全部责任，由周恩来承担。

会后，周恩来和朱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上路了。他要到福建长汀去，他的夫人贺子珍正在长汀福音医分娩。他也要到那里养病。

毛泽东神情忧郁，还是不停地吸烟，不停地咳嗽。这是他第二次失去军权了。上次，也就是四年前的那场“朱毛之争”，绝对的大民主使他被迫挂帅印，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时隔不久，由于周恩来主持公道，他很快就恢复原职。这回，四年前的那一幕还能重演吗？

“恩来，这回叫你替我受委屈了。”毛泽东抱歉地说。

“真正受委屈的是你。”周恩来语气里也充满歉意。“没能把你留在前方，是我心里很不好受。你我在战场上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啊！”

“你不要这样自责。”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已经替我受过，这别人看不出来，我毛泽东心里还是很明白的。”

“情况这么严重，这是我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周恩来还是自责道，“这是我粗心大意了啊！要是早料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策略，情况决不至于这么糟。唉，这是我的失职啊！”

毛泽东拍一拍周恩来的肩膀，说：“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早就看不惯我了，非叫我滚蛋不可啊！”

周恩来心情沉重，不知如何安慰毛泽东。他与毛泽东共事仅几个月，时间虽短，却合作愉快，战果辉煌。他多么需要这样的合作！可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这种合作被强行拆散了。尽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冒着被指责为调和主义，替毛泽东的错误打掩护的危险，竭力把他留在前方，还是无法挽回。他为此而痛心疾首。

他长期负责党中央实际工作，一向以严于律已的作风著称，原则性之强无人能及，这早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对于组织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对每一个决定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已的观点占上风。他对于党的决定，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而当党的决定获多数通过并形成决议后，即使他有异议，也只能保留意见，忠实地去执行党的决定，从未抵制过。这回，在毛泽东的去留问题上，他也是这样。

他和朱德一直把毛泽东送出宁都城外。秋天已至，山坡上的野草开始变枯萎了，树叶也开始随着秋风飘零了。

分别的时候，周恩来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忍松开。他内心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事至如今，还能说什么呢？还是毛泽东先开言。他说：“前方什么时候需要，我毛泽东随喊随到。”

“你多保重身体！”周恩来说，“我们还会在一起带兵打仗的！”

毛泽东握住朱德的手，脸上露出无奈而凄楚的表情，说：“老伙计，人们都说朱毛不能分开啊！”

“但愿这次分开是短暂的。”朱德说。

“但愿如此……”毛泽东喃喃低语。

宁都会议召开期间，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召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说：“分散工作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致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的威信。”

洛甫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电报时，宁都会议已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宁都赴长汀。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的来电精神，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宁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抱怨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战线。”

周恩来即致电临时中央，辩解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最后仍列三人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特意注明“如有便请毛主席一阅”的字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直到26日，才由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第三章前方与后方之争（三）大敌当前

1932年11月24日，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这一训令指出由于红一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击败周志群，两次战胜两南敌人，直逼浒湾、南城，击溃白军三、四师。蒋军受到这一威胁后将进行反扑。

鉴于蒋介石已动身来江西，并调整对围剿红一方面军的战略部署，训令要求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在击破敌人向金溪夹击的计划后，集结主力逐渐转移作战目的，到其他地带，准备配合全苏区各作战部队的全线出击，在适当地域消灭敌人大举进攻的基干部队，以利于各个击破敌人，完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根据蒋介石的旨意，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了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计划。蒋军兵分三路：左路军蔡廷锴指挥在福建的6个师、1个旅；右路军余汉谋指挥在广东的6个师、1个旅；中路军陈诚指挥12个师。左路的蔡部和右路的余部都是粤军，非蒋的嫡系部队，对“围剿”态度不积极，几乎没有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围剿”的主力主要是陈诚统率的中路军，兵力16万余人，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红一方面军参战的是第1、3、5军团和第11、12、21、22军以及两个独立师，约5万多人。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负主持战争总责的周恩来和朱德采取的破敌对策是：乘蒋军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红军主力立即从黎川地区移师北上，到外线抚河流域寻机作战。

12月31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报告抚河一带敌情动态和红军作战计划：我方面军决集全力，先迅速消灭金溪、黄狮渡之敌，占领金溪城，以得力部队游击贵溪、东乡、浒湾、南城各方，期吸引金溪西南方之敌，尤其14、90、11等师与之决战，以消灭抚河之敌主力，破坏敌人大举布置。

早在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决定向蒋军力量较空虚的东北方向发展。他和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向广昌东北出击，乘蒋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发起黎泰战役，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并首先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

他和朱德亲赴前线指挥作战，采取择敌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向敌薄弱环节发起猛攻的战法，争取以较小的代价打开赣东北的局面，并调动蒋军，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尽可能大量歼灭蒋军。按照他们的部署，红22军为右纵队进攻泰宁，红1军团为中央纵队进攻建宁，红3军团为左纵队进攻黎川，红5军团为预备队。

10月16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建黎泰地区开进。10月18日至24日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五城，并在新开辟地区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加强备战。建黎泰战役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是打通了，但是这次战役未通达到调动并大量歼灭蒋军的目的。

11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决心发起金溪、资溪战役，以继续调敌，寻求战机。在他们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向北发展进攻，攻占资溪和金溪两座县城，开辟了大片苏区，并且分别在渭水桥、浒湾、黄狮渡枫山铺等地将向金溪合击的蒋军击退。这几次战斗，一方面扩大了苏区，一方面给予蒋军以重大杀伤，但由于分兵作战，未能歼灭蒋军主力，还是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2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周恩来，重新提出要红一方面军攻打南城。16日，周恩来复电：“我们正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20日，周恩来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临时中央：“敌人在大举进攻布置齐备前，对中区主要是厉行封锁防御与袭击我方面军。现在决乘敌人撤兵固守西南之际，立即集中黎川，同时组织一特务师专门担任筹款与袭击敌人后方任务。如此集训后，即再出动与找蒋系主力决战，为破坏其大举布置的中心。”

鉴于蒋军大举进攻即将来临，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敌固守南城、南丰机会，红军进行战前整顿改编，着重精减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兵员，同时进行战前军事训练。

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举行北上誓师大会。

次日，周恩来、朱德率师北上，向金溪地区开进。1月4日，他们指挥红1、3军团和红22军、31师，以绝对优势兵力突然包围驻守金溪以南20公里处的蒋军1个旅，战至第二天将敌歼灭，并乘胜占领金溪县城。

6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中共临时中央： “迅速敏捷坚决主动与协同动作为全部红军争取四次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现我军改取战备姿态，集结于金溪、左坊营、后车、黄狮渡一带，派队逼近南城、浒湾、贵溪游击，并以31师前出东乡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在这几天努力筹款与进行赤化。”

蒋军为夺回金溪，由吴奇伟指挥3个师的兵力，由抚州和金溪之间的浒湾出发，分两路向黄狮渡和金溪夹击。战机不期而至，周恩来和朱德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吴奇伟部。

8日，红军主力在枫山铺与吴奇伟部遭遇，经过激战，红军将西进的敌军全部击溃，并跟踪猛追，沿抚河东岸直追至抚州城对岸的千金坡机场。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第四次反“围剿”初战告捷。

红一方面军攻克黄狮渡、浒湾，重创吴奇伟部后，项英等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不顾红军取得的胜利，坚持要红军主力攻取南城。1月16日，他们致电周恩来、朱德，就今后行动部署提出意见：在目前敌人部署情况下，我们依托的安全后方各方感受敌人之威胁，应迅速机动转移战场，调动敌人作战为宜。提议“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

次日，周恩来电复项英、任弼时，申述红军数天来集结金溪、浒湾一带原因，是为运送伤兵与筹款，“前方这几天不急征资材，何能连续战斗？……转移地域作战固好，但须估计退回黎川又将成为等待，进击南城附近敌人则须背水作战”。

蒋介石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起初将主战场放在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次战场放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指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其战略部署是对红四方面军取攻势，对中央红军取守势。

早在去年6月，蒋介石在武汉组织总司令部，以李济深为副总司令，分三路向鄂豫皖进剿：右路军司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下辖7个师、1个军和1个独立旅；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副司令官刘峙，下辖15个师、3个骑兵旅和1个特务旅；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下辖4个纵队；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部，下辖2个军、2个旅和1个支队。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下辖余汉谋、陈诚、李扬敬、蔡廷锴、白崇禧、朱绍良、谭道源、赵观涛、孙连仲9路军。

红四方面军未能在鄂豫皖苏区粉碎蒋介石的重兵“围剿”，退至平汉路东，被迫西移。后又在蒋军紧逼下，转移至川北陕南一带，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

蒋介石解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对武汉的威胁后，从湘鄂西和鄂豫皖抽调兵力，重新将“围剿”重点放在中央苏区。

当年底，蒋介石下令加紧对中央苏区两翼的湘赣、湘鄂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将赣粤闽湘边区“剿匪”部队分为左、中、右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中路军以蒋嫡系部队为主力，12全师约16万人，由第18军军长陈诚任总指挥，任务是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左路军以驻福建的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右路军以驻粤北、赣南的粤军6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任总指挥。

参战兵力共28个师4个旅，空军2个大队。按照何应钦在南昌制定的作战方针，是要以三路分途向苏区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红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并一举歼灭。

据此，左右两路军分别担负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的“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任务。以4个师又2个独立旅担任永丰、乐安、南丰、南城、抚州及万安、泰和等地的守备，防堵红军并维护后方交通。以第22师为总后备队，2个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陈诚在抚州即将中路军的12个师编成3个纵队进行部署：第一纵队以3个师组成，由罗卓英任纵队长，在宜黄南部地区集中，向广昌方向进攻；第二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吴奇伟任纵队长，在抚州以南地区集中，与第三纵队协同作战，侧击黎川；第三纵队以4个师组成，由赵观涛任纵队长，在金溪地区集中，与第二纵队协同作战，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1个师为预备队。限令各部队于1月6日以前集结完毕。

然而，各部队行动缓慢，并没有能按照指令规定的期限到达集结地区。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

早在“九一八事变”不久，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致粤要人电》中置日寇侵占东三省民众要求抗日呼声于不顾，反而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剿除长江流域红军，特别是清剿中央苏区，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这也是他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可眼前此种状况，岂不令人担忧！于是，他不得不下决心亲自赴南昌指挥这次“围剿”。

进入中央苏区直接指挥战争一年多后，周恩来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和敌军的情况有深切的了解。他认为红军主力的进攻必须是有条件的，要符合红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决不能实行红军作战能力所不及的盲目的进攻。在作战方向上，他主张选择敌人的左翼出击，在抚河以东、信江以南之间的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敌人如向苏区中心进攻，红军则可击其侧翼；敌人如向金溪、资溪、光泽地区寻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则可南依中央苏区，北托闽浙赣苏区，利用这一地区多山的有利地形，和已经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针对蒋军“围剿”部署及红军对策，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粤桂军在赣南。闽西仍取渐进政策；十九路军在闽，因防线过宽，敌前进尚待配合；湖南方面因贺龙红军在施、鹤、桑植扩大，敌将从湘东方面抽调兵力防堵；鄂豫皖方面卫立煌仍统率八个师左右在鄂东北‘围剿’，鄂豫皖亦尚不能抽出甚多兵力；洪湖虽受摧残，但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的英勇行动已牵制了蒋系军队五六个师，近则二军团之一部似已至开江、达县，可与四方面军会合，更加剧了国民党对西北赤化的恐惧。据此，蒋介石在去年十月决心将‘剿赤’中心移到江西，并久已加速大举进攻的布置，但因四方面军的不断胜利与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牵制了许多敌军，尤其中央红军近两三月来的伟大胜利与打通赣东北，使赣、抚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大举进攻的布置不断遭到破坏，加以敌人内部冲突紧张，这都使敌人在赣不得不暂守城防，有待于新兵力之增加与蒋之来赣，而帝国主义亦正加紧予以帮助与督促”。

为集中兵力先发制人，迅速消灭赣、抚流域的主要敌人，准备连续战斗以夺取抚州、樟树、吉安、南昌与江西首先胜利。他们向中央和中央局建议，派得力干部到鄂豫皖、湘鄂西、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提出“为加强湘赣、湘鄂赣的领导与转变其纯粹防御路线，提议在闻天来后之中央局同志抽一人去河西主持。在粉碎大举进攻中，湘赣、湘鄂赣之左翼作用非常重要。依现时敌情，红八军、红十六军亟须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对闽浙赣，我们正用全力帮助他们成立十一军，使十军、十一军能向河西发展，成为中央军有力的右翼”。

项英等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害怕作战地区离根据地稍远，于红军不利，又怕主力红军北上后，蒋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无法抵御。在项英等的一再催促下，红一方面军只得把赣东北的红10军接应过信江后，撤离浒湾、金溪地区。

1月24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占领南城和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特别着重的指示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和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1月26日，周恩来电复苏区中央局并速转临时中央，申述说：“在目前敌情之下，我军本月北出金溪，调动敌人之主力决战，获大胜利，并接应10军渡河配合，并无错误，更无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三月来我们时时注意及此，并未粗忽，时时以求得消灭敌人主力，击破抚河之围为目的。”

次日，他又致电苏区中央局。电报说：“金溪战役后，我军继取备战姿势，调动敌人与征集资材，即三军团开往贵溪亦本此旨。敌此次被我调动，一方企以信江之敌吸引我军，以抚州来敌截击我于金溪之北，一方则又因对我情况不明，深惧前辙，故抚州之敌前进极缓，且向北靠，至今日吴、罗、周三师仍在浒湾、硫璃冈、黎墟一线。我方面军集中南移，只一天便达金溪东南部，以备战姿势吸引敌人。但敌今日已侦知我主力不在金溪以北，故又改变计划，以吴、周两师集中浒湾附近，罗师退回抚州，二十三师仍西移乐安，回复其原定进攻部署”。

“我军决利用此两日时机，发动战斗员将金溪南之七八百病伤员一律后运至黎川地域，以便后方来运。俟敌二十三师明后日向西移动后（最好罗师也西移），我军即以十一军一部游击浒湾，一部佯攻南城，迷惑并牵制敌人。以十二军牵制邵武之敌，另以全力渡河，直攻南丰城，并准备在抚河西消灭敌人增援队，以突破抚河围攻线”。

“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连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由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敌几次想在河东岸以一翼吸我一翼截击我之战略求战，但南丰、南城、金溪三次战役，都因被我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而失败。故敌在抚河东岸作战，非俟其强有力之两个‘进剿’军组织完备后，才敢猛进。上次礼西赵（南城）胜利后我以备战姿势在黎川待机，这次金溪胜利后我在金溪待机，都因敌不敢冒进坚守城防致不得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而必须转移地区，因此由南丰东而南城东而浒湾东。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30日，周恩来再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

电报说：“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琚之线，二十九日开珀圩、黄狮渡、琅琚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浒坊、琅琚之线，陈诚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馆待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上述意见，朱、王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当周恩来就作战方针与苏区后方领导人争论不休时，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的暴风骤雨降临中央苏区了。1月29日，蒋介石抵南昌，在当天发表演说中，声言“剿匪是革命的初步工作，是御侮唯一的基础”，“攘外必先安内”。3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2月6日，蒋介石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立行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剑拔弩张。

就在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之时，对周恩来来说，最伤脑筋的不是面对无论从装备和兵力上都数倍于已的强敌，而是内部对作战方针的分歧。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已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持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拒不接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前方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局势的急速发展，已不容许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2月2日，他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蒋介石到南昌后国民党固守城防，增调部队的新部署。提出“我军在抚河东调动敌人似已无望，因不北向深入，不攻敌之要害蒋可以部署为重，暂置不理。如深入，蒋可以一支较强游击队断我归路，逼我南返。因此，决定红一方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次日，他再和朱德、王稼祥联合致电苏区中央局，陈述对重新划分作战地域决定的意见，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以宜属前方”。

苏区中央局即复电，指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指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苏区中央局在围攻南丰的作战方针上寸步不让，而且态度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许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电报说“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电报强调：“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电报说：“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同时，周恩来再一次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惟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关于行动部署，共在前方一地开会，宁都会瞩我犹指示其不对，如前后方以电报讨论起来将误大事。因此，我们恳切请求你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并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面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因电报无法说明。恳请你们决定并电复”。

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对周恩来他们的意见执意不理。

2月13日晚，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报说：“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当夜，按照周恩来、朱德的命令，红一方面军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外，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秘密向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域转移。2月15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我军围攻南丰既急，敌即提前集中，以十一师十四日开至宜黄、棠荫，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开乐安，准备由东陂、黄陂，新丰市截击我军，现均向乐安前进。以第二纵队向南丰前进，十四日九十师到东馆，十四师亦有开动讯，十师尚未动。第三纵队集中时间与地点未变。四十三师向宜黄开，十四日到公陂，宜黄原有其一团。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

“我们现改强攻为佯攻与监视南丰之敌，准备消灭其增援队。敌又有改变进击路线可能。敌对我军猛攻坚城，认为可以损伤与疲劳我兵力，并吸引我于坚城之下，便于其增援队之截击与连续战斗，已定十八日开始‘进剿’。现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在电报中，他特意提到：“猛攻南丰我军伤亡全数过四百人”，强调这个伤亡人数，是要再次告诫苏区中央局后方领导人，南丰工事险要，强攻必造成重大损失。同时强调了他对目前战略战术的主张，在强敌和坚城面前，只能随机应变，改强攻南丰为佯攻，以求在运动战中把握战机，先消灭敌人增援队，在预期遭遇战中消灭敌之一翼，然后各个消灭。

第四章大兵团伏击战（一）诱敌深入

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建宁一个群山环抱、树木葱茏的村庄里。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是一间普通民房。屋里摆着一张四方桌，一张小学生用的矮桌子，几张矮凳子。桌上放着竹筒做的油灯，点的是食用油。他在看地图时才用马灯。因为煤油少，平时屋里不点灯。他睡的床是用门板临时搭起的，上面铺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灰毛毯，一块砖头垫上作枕头。洗脸没有毛巾，他和警卫员一样，用一块破布当毛巾使用。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司令部里，他和朱德运筹帷幄，指挥中央红军抵御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进剿”。

几年来，身为中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一直在上海指导全国国内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他也是处在指导和督战的位置，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一起领导中央苏区对蒋军作战。这是周恩来首次负责主持整个反“围剿”战争。

在此之前，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曾三次粉碎了蒋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后，调集11个师约10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敌军分三个纵队，分别向吉安、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进攻。

当时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人，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向苏区中部逐次转移，并在苏区内部组织人民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12中旬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下旬有五个师深入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麻田地区，29日张辉瓒率第18师师部及两个旅孤军深入龙冈。毛泽东决定集中主力向龙冈发起攻击，先将主力埋伏于龙冈附近山中。

30日上午，红军以优势兵力突然向进入伏击圈之敌发起围攻，激战至黄昏，全歼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9000余人，活捉师长张辉瓒。红军初战告捷，深入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纷纷撤退。红军乘胜向东追击，1931年1月3日追至东韶地区，歼灭敌第50师一个多旅，至此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作战，共歼敌一个师三个旅约1.5万人，缴枪万余支。

1931年4月初，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调集20个师4个独立旅共2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基本上都参战。5月16日，王金钰第五路军第28师在东团附近白云山下将军帽被红军围歼，随后协同作战的郭华宗第43师也在东团被歼灭。同时，上官云相的第47师在九寸岭被红4军击溃。5月中旬，高树勋的第27师于中村被歼。

5月29日，刘和鼎的第56师在建宁被击溃。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出任第三次“围剿”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并将其精锐的陈诚第18军从武汉调到抚州，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此次“围剿”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下辖何应钦兼领的左翼集团军、陈铭枢右翼集团军、卫立煌总预备军，共19个师2个旅又5个空军大队共30万人。陈诚的第18军编在左翼集团军，由陈诚任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下辖第11师、14师。

7月1日，蒋军各路向苏区发动进攻，来势可谓凶猛，却一直捕捉不到红军主力，又四处遭袭。双方在江西南部丛山竣岭间开始了捉迷藏似的作战。经过三个月的游击战，蒋军损兵折将，被红军歼灭3万人，缴枪14000支。

就在蒋军进退两难之时，发生了两广出兵反对南京的事件。原来，在中原大战结束前夕，蒋介石于去年10月3日在河南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反对制订新约法，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得到全国响应，爆发了蒋胡约法之争。

蒋介石争不过胡汉民，于今年2月28日晚以宴请议事为名诱捕，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4月30日，粤方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

5月27日，齐集广州的反蒋势力另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9月初，粤桂方面出兵北上，分别向江西、湖南进攻，占领郴州、衡阳等地。蒋介石下令停止停止“剿共”，将部分主力调往赣南和湘南，准备对两广作战。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使蒋介石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是否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对红军的“围剿”被迫停止下来。

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陈诚受命打头阵，却因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使他劳而无功。现在，第四次“围剿”他再次受命打头阵。如果说上次他是临危受命，匆匆从武汉率部赶来江西，仓促应战，这回，他可是有备而来，非要在老蒋面前大显一番身手不可。

陈诚，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区队长，他现在的对手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周恩来排出的阵容里，一些骁勇善战的大将陈诚自然很熟悉。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红1军团政委、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聂荣臻，红1军团军团长、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林彪……师徒大家打到一起来了。

这几天，霪雨霏霏，寒气袭人。

天刚破晓，译电员就送来了一份来自前线的急电。警卫员小郭捏着那份电报，焦灼不安地在周恩来的门前徘徊。昨夜，总政委和总司令研究敌情，布置部队行动，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才躺下不到一个钟头哩！他忍心去把他叫醒来？可首长在这方面要求之严格，小郭是很清楚的。只要遇上紧急情况，不论在什么时候，一定要把他叫醒。唉，怪就怪这电报，再怎么急，你晚个把钟头来也好啊！

小郭无奈地叹着气，还是急匆匆闯进屋，把周恩来从酣梦中叫醒来。周恩来揉一揉惺忪的双眼，看了看电报，精神为之一振。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极快地穿上衣服，走到地图前。这时，小郭已点好马灯端了过来。

在从南丰撤围的同时，周恩来、朱德为了调动驻乐安、宜黄之敌南进，命令在南丰城外的红军继续佯攻南丰，红11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运动以吸引蒋军，红军主力则秘密向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此时，陈诚误认为红军1、3、5军团围攻南丰后，于2月16日退向黎川、樟树、横村，乃令第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攻红军正面；第二纵队由南城向东，对红军阻击；第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截断红军退路。

此时，隐蔽转移到东陂、河口一带集中的红军，以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进至黄陂，向西迎击；以红1、3军团和红21军，沿金竹、五都、竹坪一线，向北迎击。原驻乐安的陈诚第1纵队第52、59师被伪装主力的红11军的行动吸引，跟随着向东推进，准备配合其主力围歼红军于黎川地区。该两师在行军中，右侧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

周恩来看了看地图，兴奋地吁了口气，说：“前几天，我们叫11军东渡抚河向黎川运动，就是为了让陈诚跟着他们走。这个陈诚，果真听我们指挥哩！”

小郭惑然望着周恩来。

“老总，既然陈诚这小子肯听我们调动，我们也不要客气了。按原计划给部队下命令吧！”

小郭急着说：“总政委，我是小郭！”

周恩来两眼一睁。“哦，我把小郭当朱老总了！”说着，他自已哈哈大笑起来。

小郭也不禁笑了笑，说：“总政委，我去把总司令叫来吧？”

“不。老总太疲劳了，让他多睡一会吧。”

“我可睡不着哟！”周恩来话未落音，朱德就跨步进门来了。

“老总啊，你怎么起床啦？”周恩来望着朱德问。

朱德说：“我刚刚做了一个梦。一个恶梦！我梦见陈诚那小子追击我们来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大炮，全是美国、德国、日本装备……”

“人们都说，做梦的结果与现实的结果正好相反！”周恩来把那份电报递到朱德手上。

朱德戴上老花镜，就着小郭移过来的马灯光，把电报一看，不由喜上眉梢。他用一只手掸了掸电报稿，说：“陈诚啊陈诚，没想到你对老蒋百依百顺，可对我们也蛮听话哩！”

周恩来说：“要是老蒋得知自已的这位得意门徒阳奉阴违，竟听从我们调动，可不高兴的呀！”

朱德笑着说：“何止不高兴，我还担心老蒋会气得吐血哩！”

周恩来坐到矮桌子前，飞快地写电报稿。他拟好稿子，签上名字，又叫朱德签上名字，交给小郭送到发报室去。这时，炊事员送早点来了。所谓的早点，不过是一小篮子热气腾腾的煮红薯。两人一边吃红薯，一边心情舒畅地聊天。

陈诚为人善观风色，颇有心计。还在黄埔军校当区队长时，有一晚外出访友归来，天快亮了，不便再睡，就点灯读《三民主义》，正好蒋介石查夜遇见，大加赞赏，从此平步青云。他在21师当团长时，师长是邓演达一派的，怕该师被蒋介石解散，把师长一职交陈诚代理。这家伙，由团长摇身一变，成师长了。以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升任南京警备司令，跃居中将。

朱德诙谐地说：“恩来，你这个堂堂黄埔政治部主任，现在手下不过五六万人马，而人家陈诚一个小小区队长，手下可是统率八九万正规军啊！”

周恩来也戏谑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不知这个靠夜读《三民主义》起家的区队长，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这家伙还是挺精明强干的，我们不可小看他。蒋、冯、阎大战时，就是他率部抢先攻入济南、郑州的。”

“这么说，陈诚这回是大有徒弟打败师傅之势啊？”

“鹿死谁手，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周恩来、朱德的命令，冒着连日阴雨，披荆斩棘，从东韶、洛口、吴村地区星夜秘密北上，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阴雨连绵，数日不晴，加上民众封锁消息，陈诚对红军部署毫不知情，其第52、59两师行进在高山大雾之间，始终没有察觉红军主力所在，便无所顾忌地东进。

2月27日中午一时，该两师放心大胆地分别进入山高林密、道路艰险的红军伏击圈内。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主力出敌不意地突然发起猛攻。由于情报失实，陈诚的第52、59两师都未预料到会受到伏击。他们以为红军不敢在白区边缘作战，特别以52师旅长膝云最为骄惰，在接到向黄陂前进的命令时，满不在乎，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仍不起，延误出发时间约4小时之久，对敌情地形丝毫不作研究，与先头部队的一个旅隔离数十里。

52师在蛟湖进入红1、3军团伏击圈，当该师部和4个团及辎重进入后，南北两侧高山上的红军伏兵四起，52师被截成几段，激战两天，52很快被歼，师长李明被俘。陈时骥率59师进至西源西端隘口，见两侧均是高山，地形险要，担心中伏，乃令前卫停止前进，派兵前往搜索。

埋伏于此的红5军团和红22军立即发起进攻，59师各部被分割包围。陈时骥此时还不知道李明的52师被歼，还给李明写信求援。他在信中写道：“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守，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红1、3军团很快也来参加围歼59师余部的战斗，当晚该师几被歼，陈时翼被俘。

陈诚第52、59两师在黄陂遭红军伏击时，其第2、3纵队急忙掉头西援。3月1日，红军主力围歼第52、59师后，秘密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集结，待机继续歼敌。

第四章大兵团伏击战（二）迅雷不及掩耳

为迷惑和调动蒋军，周恩来命令红军部分兵力向广昌开进。

3月2日，他致电苏区中央局，说：“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故在第二日消灭五十二师及五十九师大部后，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十一师增援队，致昨日战斗未完全解决，只继续消灭五十九师，但胜利是空前的。本日，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开始向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准备继续战斗”。

“因此胜利，敌已纷纷调动，除十一师、二十八师已来河口外，第九师由南城今日抵杏祥坊，二纵队由南丰、里塔圩、新丰移至永兴桥、饶坊之线，明日逼近东陂、黄陂，三纵队一部一日已占领硝石，今日五师又被调龙骨渡，六师、七十九师则改在南城河西集中”。

两天后，周恩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这几天，敌完全处于被动。二纵队三个师原拟由新丰市截击我归路，嗣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消灭，乃改向黄陂开进。及闻我军已离黄陂，敌十四师急由党口、饶坊北开演口，十师、九十师停在崇五都，十一师进黄陂，九师赶到河口，今口均未动。三纵队之第五师被调龙骨渡，今日又令由岳口回南城。三纵队现已改向南丰进，先头明日可到”。“闽敌刘和鼎昨日率一旅一团进太宁。十九路军以区寿年师及张炎旅三日集中永安为右翼，以沈光汉及张贞师为左翼。右翼定八日进连城。这一部署是黄陂战役前预定的”。

“陈诚中路军的进攻路线已改变。三纵队改走南丰，一、二纵队（现只五个师）或将更靠近，出东陂，黄陂、新丰市，求我主力决战于东韶、河口，而以三纵队趋广昌，出头陂、东山坝，截我归路。我军拟俟集中后（一军团带胜利品，经招携路较远）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陈诚不甘心于黄陂失利，急于反扑。他得到空军侦察报告，将红军一部的佯动，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

3月中旬，他改变战略部署，将三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取道新丰、甘竹，由宜黄向广昌徐徐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一个师加强前梯队。

3月16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敌情和行动计划。

报告敌情提到：“北面敌两纵队各三个师靠拢并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今日其前纵队十四师始达新丰市，九十师达侯坊，十师达草台冈；后纵队九师达东陂，五师达黄陂，十一师达安槎、蛟湖。预备队七十九师在宜黄，有两团在河口，六师在抚州，许克祥全师在南城，刘绍先师在乐安、崇仁，余无变动”。

在行动计划中说：“我们已调十一军，十八日可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我方面军昨日已开始移动，因敌两纵队太靠拢，故尚在待机中。但这是四次战役决定胜负的战斗，已下最大决心，准备一切牺牲，部署与敌三个师决战的阵势和动员”。

3月20日，吴奇伟的第二纵队已到达广昌西北的甘竹、沿村一线，而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正在黄陂向草台冈南进。第11师在前，52师、59师残部175旅跟进，第9师在后。其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离已有百里。后梯队在山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陈诚的嫡系精锐的萧乾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9师还在东陂。战斗力很强的第11师，这时刚好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

周恩来和朱德抓住战机，于当天电令集结在蒋军侧翼已秘密接近草台冈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拦腰截击萧乾的第11师。电报说红11军已于18日到广昌附近，拟于20日起领导地方武装牵制向广昌去的敌人前纵队，并以主力阻敌回援，以掩护我军右侧背。

我军主力拟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5军团、12军、宜黄独立团为右翼队，归董振堂、朱瑞指挥，应于21日拂晓以主力进攻草台冈、徐庄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方面牵制东陂之敌。各部队行动部署：

“⑴第十二军（附宜黄两独立团）应于二十日黄昏时到斜蕃附近，二十一日取捷路到侯坊上游适当地点渡河，占领灵埂山、三角砦一带，侧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并以一部领导宜黄老独立团，往石背、摇篮寨游击东陂之敌。新独立团往新丰市西南地带，挖毁由东向西的交通路（防敌回援），并警戒我右侧背。

“⑵第五军团应于二十日到端溪附近，并派队伪装逼近侯坊游击。二十一日拂晓沿落马山、霹雳山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

3军团、1军团、21军、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于21日拂晓先迅速消灭草台冈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

各部队行动部署：“⑴第三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界上、雷母山之线，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东边岭、亮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草台冈之敌。

“⑵第一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三溪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大坪、徐坊、洲之线，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突击铁石坳附近之敌，以截断东陂与草台冈敌人之联系。

“⑶二十一军（直受林、聂指挥）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王都、上堡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达古王坑、邱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进攻东陂之敌。

“⑷独立第五师（直受林、聂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左翼侧。”

两翼队战斗分界线由东边岭到东陂大路之右侧（道路归左翼队）。22军为总预备队，20日在现地不动，21日随第1军团左后方前进，必要时由林彪、聂荣臻直接指挥。

3月20日，萧乾指挥11师所部在草台冈宿营，由于红军节节抵抗，并派小部队与11师接触，因此已率部到达黄陂以北五里排的罗卓英判断红军似的等主力到来，于草台冈作战对11师不利。夜间，萧乾得到报告，红1、3、5军团已集结草台冈周围，要消灭11师。萧乾即将此情况电话报告在黄陂指挥的罗卓英。

这时，李延年的第9师已在黄陂，罗卓英在电话中告诉萧乾，立撤到黄陂让红军扑空，然后第9师、第11师并力反击红军。但萧乾认为其11师实力强大，红军未必能消灭得了，加上天正在下雨，其部距红军又近，怕夜间撤退引起混乱，影响士气。同时，又怕红军乘机进攻。所以，他坚持不撤，决定在原地与红军硬拼。

罗卓英无可奈何，只好命令李延年作准备，抽调部队策应11师作战。又调陈君峰独立团部署在草台冈、黄陂之间，掩护11师后方，并将11师辎重留在五里排。

3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第1、3军团分为左、右两翼进入攻击阵地。左翼由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21军、22军和独立5师投入战斗。右翼为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和红5军团。红1军团第10师首先向驻守黄柏岭之蒋军发起攻击。左翼攻击开始不久，很快就切断萧乾的11师和第9师的联系。

陈诚得到11师在草台冈被围的消息，急电吴奇伟率第二纵队回援，又令第9师就近支援。可第二纵队距草台冈有两日的行程，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东陂地处河谷，第9师被红12师在草台冈居高临下阻击，加上9师兵力有限，自身难保，不可能对红军展开轻大威胁的进攻。

陈诚电请南昌行营少飞机助战。黄柏岭为护卫草台冈南侧的制高点，不拿下这一高地，即无法攻下草台冈。红11师在红10师后面跟进，只待红7师和红9师赶到出击地域协同作战。可是，直到上午8时30分左右，仍不见这两个师到达。9时许，右翼攻击部队在彭德怀指挥下，已经全线出击。

林彪无法再等，命红10师速攻黄柏岭，红11师在其右侧掩护，并断蒋军后路。10时左右，红9师赶到，11时红7师也赶到了。正午，这几个师协同作战，向黄柏岭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激烈，萧乾的11师在山头凭险固守，红10、11师屡次发起冲锋。在前沿阵地，双方短兵相见，轮番展开肉搏战，黄柏岭迟迟未能攻下。

为给陈诚壮胆，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黄柏岭上空盘旋，向红军阵地投下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落在红1军团前沿指挥所，强烈的爆炸气浪将正在起草作战命令的林彪掀下山头，聂荣臻也被冲倒在地。下午1时，林彪与聂荣臻商量后，决定由军团参谋长徐彦刚率红9师集中兵力实施中央突破，冲击11师正面阵地，以策应红军两翼部队的攻势。

下午3时左右，红9师终于将固守黄柏岭正面的11师两个团冲垮，红7师即会同红9师围歼11师和59师残部。攻占黄柏岭后，红9师不顾激战疲劳，迅速向东陂追击，协同红21军、22军对赶来增援的陈诚第9师实施阻击。该师被围歼一部后，于次日傍晚趁暗夜仓皇撤逃。

周恩来策马赶到黄柏岭，战斗已经结束。山上山下，弹坑遍地，硝烟在四处弥漫。山脚下的一片平地上，政工人员在给垂头丧气的俘虏训话。在另一片平地上，堆满了战利品，有迫击炮、野山炮、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林彪和聂荣臻在山坡上的前沿指挥部前迎接周恩来。

见林彪、聂荣臻两人头上都缠着绷带，周恩来关切地问：“你们俩伤势怎么样？”

“划破了点皮，过几天就没事了。”聂荣臻轻松地说。

“我的军团大将都挂了彩，可见这是一场恶仗啊！”周恩来心情显得很沉重。

林彪愤懑地说：“挂点彩没什么，可惜叫萧乾那小子跑了！”

周恩来说：“11师不是号称从来不打败仗的部队吗？萧乾能跑就让他跑吧！我倒要看一看，他把部队扔在这里，一个人回去怎么向陈诚交差！”

林彪说：“还有你的那位学生，也就是我的学兄，31旅的旅长黄维也跑了。有人看见，这小子也被打伤了，是坐着担架逃走的！”

周恩来说：“你们二位，一个是黄维的政治老师，一个是黄维的学弟，竟让他跑了！我可要追究你们的政治责任啊！”

林彪说：“下次我一个也不放过。”

见山坡下一排排被押过去的俘虏，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根绳子，周恩来不解地问：“他们都带着绳子干什么呢？”

聂荣臻说：“我刚才也觉得奇怪，问过他们才懂得，这是他们的师长萧乾战前有令，抓到红军俘虏的重赏。他们都带着绳子，准备来绑红军回去领赏哩。”

周恩来说：“哦，想抓俘虏的人，现在都变成俘虏了！”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有一个政工人员前来报告，说有一个名叫欧阳立国的俘虏，自称是随军记者，要求释放。周恩来略一思忖，说：“带他来见我。”

几分钟后，一个戴近视眼镜的瘦高个儿被卫兵带了过来。周恩来把欧阳立国打量了一下，说：“如果我把你放回去，你敢如实把这里的情况报道出去吗？”

“会的。我会如实报道的。”欧阳立国对周恩来点头哈腰。

周恩来冷冷一笑，摇了摇头，说：“不。你不敢。那样的话，蒋介石、陈诚要砍了你的头的！”

欧阳立国窘迫地垂下头，身上打着哆嗦，说：“是的……不敢……我是不敢……”

周恩来又问：“你回去，能见到陈诚吗？”

“可以见的。”

“见到陈诚，替我给他捎句话。”

欧阳立国从衣袋里掏出纸和笔，毕恭毕敬地准备记录。

周恩来说：“你告诉陈诚，如果他还想来围剿苏区，我周恩来随时恭候他的光临！”

欧阳立国两眼猛地一睁，惊讶地望着周恩来，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将军！……”

“我是周恩来，没有大名鼎鼎。”周恩来莞尔一笑。

“你的头颅，蒋委员长……不，是蒋介石，悬赏了好多年了！”欧阳立国说。

“哦，你是说我周恩来因此而大名鼎鼎啊！”周恩来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情。“如果你能见到老蒋，也替我给他老人家捎个话。你就说，我周恩来很抱歉，我这个脑袋并不值那么多钱，叫他别破费了！”

在一旁的林彪、聂荣臻等人禁不住笑了。

第四章大兵团伏击战（三）老蒋重用败将

听到第11师大部被红军歼灭，师长肖乾被打伤的消息，陈诚在前线指挥部捶胸顿足，几乎昏倒在地。这11师不是一般的部队，而是他赖以起家的本钱啊！这一师被打垮以后，他就像两只臂膀被砍了一样，简直就成了废人一个了。

回到南昌，陈诚一踏进私宅的门，就闭门不出，整天垂头丧气。他不敢去行营见他的“蒋委员长”，也无颜出门去见人。想当初，他从蒋介石手上接过令箭，前往中央苏区“围剿”红军，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大有天下“舍我其谁”之势。

临行前，他已经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说周恩来搞政治鼓动可以，指挥打仗远不是他陈诚的对手，此次出马定能将红军一网打尽，请蒋委员长在南昌静候他从前线传来捷报。而今他被周恩来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丢盔弃甲，成了败将一个。他如何去向自已的“蒋委员长”交差？

更使人撕心裂肺的消息接踵而来。败讯一传出，国民党内舆论哗然，骂他是常败将军，何应钦、熊式辉等人更是借题发挥，致函蒋介石要求给予他军法处置。还有人提出要撤销他的本兼各职，对他的第18军进行改编。这个曾在蒋介石的器重下不可一世的少壮派军人，竟遭如此不敬！他觉得自已的远大前程已是黯然了。

他的夫人谭祥见他萎靡不振，精神近乎崩溃，劝告他，仗是打败了，这样整天唉声叹气也无可挽回了，还是趁早去向委员长认罪，争取从轻发落。陈诚很悲观，再怎么从轻发落，远大前程也完了。

这时候，夫人倒显得比他有心计有见解。说他是为委员长立过大功的人，历来对委员长忠心耿耿，一两次败仗不可能就叫委员长对改变对他的看法。再说，自古没有常胜将军，委员长自已还打过败仗哩！她要去找蒋夫人宋美龄帮忙，叫夫人在委员长面前替他说情。

谭祥是谭延恺之女。谭延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以后又成为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介绍人。谭延恺死前嘱咐蒋介石夫妇，要求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择夫。当时的青年军官中，陈诚和胡宗南最为优秀，两人再比较，陈诚略占优势。于是，在蒋氏夫妇一手策划下，陈诚解除了与元配夫人的婚约，于1931年10月10日与谭祥结婚。

夫人刚出门，卫兵进来禀报，欧阳立国求见。他感到奇怪，这欧阳立国不是被红军俘虏了吗，怎么这么快就跑回南昌来了呢？当他见欧阳立国面色红润、精神爽朗地前来拜见，一点不像是刚从红军的俘虏营回来的人，内心不禁生出几分恼懑。

陈诚说：“欧阳先生，才几天不见，你就发福了。共匪把你当座上宾招待了吧！”

欧阳立国说：“座上宾不敢当。不过，他们是没有亏待我。”

“他们能亏待你吗？你对他们太有用罗！”

“陈军长何出此言？”

“不是吗？你回来了可以替他们宣传，说他们的战略战术怎么高明，而我陈诚又是如何的庸昏拙劣，他们如何……”

“他们没有叫我替他们作宣传，而我也不会替他们作宣传。”

“那他们怎么会放你回来？”

“因为我遇上了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你很熟悉的人。”

“谁？”

“周恩来。”

陈诚心里震颤了一下。此时他最怕人家在他面前提到周恩来，一提到周恩来他的心就象触电一样，一阵一阵地抽搐。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欧阳立国，良久才说：“周恩来叫你给我捎了信吗？”

欧阳立国摇了摇头。

“几句话总少不了吧？”

“就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你还想带兵去苏区围剿红军，他随时恭候你。”

陈诚身上打了一个寒噤。他呆望着欧阳立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今天来见陈军长，就是为了转告周恩来将军捎给军长的这句话。”欧阳立国说毕，转身告辞了。

陈诚目送欧阳立国的背影离去，内心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翌晨，蒋介石传令召见。在前往蒋介石行营的路上，他惶悚不安，像被押赴刑场似的。他在内心也作了最坏的打算，等待军法处置。

来到蒋介石跟前，他头都不敢抬，一骨碌跪在蒋介石脚下，抱头呜呜大哭。他一面哭，一面说：“委员长，辞修无能，打了败仗，给委座丢脸……”泣不成声。

蒋介石脸阴沉沉的，瞧陈诚痛哭流涕，却没发脾气。他叹了口气，说：“打了败仗够丢人了，还这样没骨气！哭什么呀，快给我起来吧！”

陈诚从地上爬起来，还在不断地抽泣着，一边掏手绢擦眼泪鼻涕。他说：“委座，辞修不才，打了这么大的败仗，请您处罚我吧！”

蒋介石说：“这回惨败，是我从军以来所没有过的！我当然要重重地处罚你！”

陈诚说：“我败得这样惨，委座怎么处罚我也不过分。”

蒋介石说：“你想叫我怎么处罚你呀？”

陈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撤职查办，以肃军纪。”

蒋介石笑了笑，说：“杀了你就能换回第11师吗？”

“那……”陈诚大惑不解地瞠视着蒋介石。

蒋介石吁了口气，盯视陈诚，严肃地说：“我不但不撤你的职，还要委以你重任，叫你继续带兵去打共匪。算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陈诚听错了似的，嘴巴张开半天说不出话来。看来，关键时刻还是夫人高见，这“夫人路线”是走通了！他霍地立正，以发誓的口气对蒋介石说：“委座对辞修如此宽容，辞修愿立即重返前线，率部与朱毛、周恩来决一死战，以报答委员长栽培之恩！”

蒋介石摆了摆手，说：“不必如此着急。以往我们失败，就败在轻视共匪，急于求成。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贻。要做到知已知彼，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啊！”

陈诚愣了一下，说：“弟子才粗学浅，请委员长训示！”

蒋介石说：“我们这次失败，不是败在军事上。论实力，我们比朱毛、周恩来强；论军事才能，你也比朱毛、周恩来强。周恩来毕竟没有指挥打过大仗嘛。我们是输在政治上啊！”

陈诚站得笔直，一尊塑像似的，对蒋介石的话洗耳恭听。

蒋介石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这一点朱毛、周恩来比我们强。以往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是天大的错误。朱毛、周恩来对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运用自如，比我们高出一筹，我们败给他是在所难免了。”

陈诚唯唯诺诺，点头称是。

蒋介石说：“为彻底剿清共匪，我们必须作长期、充分的准备工作。因此，我打算在庐山办几期训练团，对我们的军官进行强化训练，让他们都成为专门对付共匪的精兵强将。这个训练团由我亲自任团长，你当副团长，具体负责。”

陈诚全身弹簧似地猛一绷紧，给蒋介石做了个标准的立正姿态，声音响亮地说：“委员长英明！委员长如此信任辞修，辞修将永远紧跟委员长，万死不辞！”

第四章大兵团伏击战（四）山雨欲来

瑞金红军大学的操场上，周恩来在给学员们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报告。听报告的都是团以上的军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黄陂和草台冈战役，是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集中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两次战役共歼灭蒋军近三个师，28000多人，其中包括陈诚最精锐的主力部队，首创一仗歼敌两个师的战例。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33年7月29日在《红色中华》发表题为《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赞扬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说“这是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

已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战区总指挥的诗人将军陈毅，诗兴大发，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赋诗《乐安宜黄道中闻捷》：“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红军由原来的六万人迅速发展到十万人。从蒋军手中缴获的大批新式武器，使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连队配备了当时在红军部队中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苏区同它东北的闽浙赣苏区也连成了一片。

中央军委作战室的参谋匆匆赶来，给周恩来递上了一张纸条。他看了看纸条，双眉紧紧一皱。略思忖片刻，他赶快作完报告，就和警卫员骑马赶回乌石垅村军委作战室。

李克农刚刚从南昌赶回来。上个月，他受周恩来的派遣，秘密潜入南昌，侦察蒋军情况。如今才回到红都，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倦，急着要向周恩来汇报有关蒋军最新动态的情报。

周恩来一走进军委作战室，与李克农握手寒暄一番后，就拉着李克农的手到另一间小屋去，把门关了起来。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给李克农倒了一杯茶，说：“克农同志，这回出去还算顺利吧？”

“不怎么顺利，不过，还算有惊无险。”李克农说，“戴笠的人马是越来越多了，到处都是，简直是无孔不入啊！”

“哼，老蒋就是靠这一套来掌权的！没有中统、军统这两大集团，恐怕老蒋在台上都坐不稳几天的！”

“好在中统、军统这对‘兄弟’历来都是貌合神离，他们势不两立，明争暗斗，正好给我们有可乘之机。”

“听你这话，这回是大有收获？”

“可以说从老蒋的后院带点货回来了，就等你过目，看有没有价值了。”

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向嫡系军官们灌输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思想，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一方面他请来了德国的军事顾问，采用碉堡战术，把红军层层包围起来。他制定的策略是“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周恩来走到地图前，仔细看了看敌我双方战场态势，对李克农说：“老蒋下一次对我们的‘围剿’，肯定要比第四次大得多啊！”

李克农说：“他们在兵力部署方面，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周恩来说：“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嘛，他们的指挥官都还在庐山上，倾听老蒋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哩！”

李克农说：“我已经布置，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搞到他们庐山训练团所制定的战术具体方案。”

周恩来说：“大战在即，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加强。老蒋的谍报人员能做到无孔不入，我们为什么不能？”

李克农面呈难色，说：“总政委，我们的谍报人员跟老蒋比，毕竟是少得可怜呀！”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现在你回来了正好，我准备举办几期谍报训练班，多培养我们的谍报人员。这个训练班由我亲自负责，具体工作由你和潘汉年同志来做。对外，我们要绝对地保密。”

李克农转忧为喜，笑了笑，说：“老蒋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你在瑞金办谍报训练班，不知是蒋校长高明，还是你周主任高明哩！”

周恩来捋一捋下巴的长胡须，沉思片刻，说：“这就要看下一盘棋，我们怎么较量了！”

李克农走后，周恩来独自面对地图，冷峻的目光在那红、黑线头间扫来扫去，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如果这回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策划下，对苏区采取碉堡包围战术，这将给红军带来很大的威胁。红军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一旦蒋军每推进一公里，就修筑碉堡群，步步向苏区进逼，红军最拿手的运动战与歼灭战相结合的打法将无法破除敌人的碉堡战术。身为前线的主帅，周恩来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从窗户透进来的日光渐渐消逝了，屋里暗了下来。他点起煤油灯，继续边看地图，边思考着。不知什么时候，当他从地图前转过身时，看见邓颖超就坐在身后。他惊奇地说：“超，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我一点不知道！”

“你的心思全在地图上了，怎么会想到我几时来呢？”邓颖超嗔怪道。

周恩来面露歉意，笑了笑，说：“对不起，我是走神了。”

“要是我不来，你可能都忘了回家了！”

“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现在就跟你回家！”

两人一出门，夜幕已降临。警卫员小郭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一路上，邓颖超发觉丈夫心事重重，话也没平时多了，联想到他刚才长时间站在地图前沉思的情景，她想了想，心里就明白了几分，知道丈夫马上就要重返前线了。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内心的活动，都难逃过夫人的眼睛。周恩来苦笑着凝望夫人，不知该怎么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上次离开瑞金上前线时，妻子和岳母都在患病。尤其是她，得的是肺结核，整天咳个不停，还咳出血来。按理说在这种时候他是不应该离开她们母女俩的。但为了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不得不强忍痛苦，抛下重病在身的妻子和岳母，义无反顾地上前线去。如今，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刚刚胜利，他们一家人刚刚团聚，他又要上前线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自从六年前，经过长达六年的相恋而结成革命伴侣后，两人就与安宁的家庭生活绝缘了。那时候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一道，率国民革命军讨伐叛军陈炯明。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和蒋夫人陈洁如一起，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慰问将士。此时她已怀上第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忙于东征，在未征求丈夫意见的情况下，她不惜将孩子打掉。

1927年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他指挥上海工人进行笫三次武装起义，而她在广州经历了一场难产，胎儿因窒息夭折了。这是她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在蒋军第26军第2师司令部交涉工人武装被缴事宜时，险些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而她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时，在医护人员的掩护下化妆逃出医院。

这年的5月下旬，他秘密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她也于6月匆匆离开上海，离开他们俩历尽劫难后刚刚相聚的家，赶往风起去涌的武汉。此时的武汉，一向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叛变，革命危在旦夕。还是在这一年的7月26日，他只跟她说一句“我今晚去一趟九江”，就和陈赓离开武汉。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时相见？他没说。她也没问。直到二十天后，她才从报上得知，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从此后，在惊涛骇浪中，两人天各一方，一个转战在南昌起义后艰难险阻的征途中，一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坚持斗争。蒋、汪悬赏通缉这对“共匪首领”，他们俩的头颅一天一天看涨，几度虎口脱险，起死回生。

快要走到家门口时，邓颖超说：“前线需要，你就赶快回去吧！”

周恩来犹豫着说：“可你和妈妈……”

邓颖超说：“我们母女俩会互相照料好的，这你不用担心。一场新的反‘围剿’战争就要打响了，你一个前线指挥员，不上前线，呆在后方干什么呢？”

周恩来紧紧握住妻子的手，说：“看来，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夫人的决定了！”

邓颖超说：“在部队你是总政委。在家用里，我是你的‘总政委’嘛！”说着，两人笑了笑。

第五章 “洋顾问”掌权（一）“洋顾问”来了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随后，博古、洛甫等临时中央负责人抵瑞金。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自行消失了。

这期间，周恩来和朱德一起，一直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于5月8日举行第11次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此后，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全由博古、项英直接掌握。

博古、项英等人按照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们的意图，认为蒋介石与闽、粤军队有内争暗斗，而在中央苏区的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将这样的部署称之为“两个拳头打人”。

中共中央局于6月13日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拟定的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电报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予有力打击”。为在闽、赣两个战略方面上同时取胜，提出从红一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组成东方军团，进行分离作战。强调“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提出以红3军团为东方基干，入闽作战；红1、5军团依计划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

周恩来就夏季军事作战问题，于6月14日电复中共中央局：“东黄陂战役后，除攻乐宜外，方面军与敌战斗凡十二次，每次敌损失一团左右兵力，决不能说在北面战线没有设计削弱敌人主力。”针对入闽作战一事，电报说：“须估计到清流、归化、将乐、邵武等地的攻击必须时日，6、7两月正是给养最困难的时候，清流泉上一带是贫瘠的地域，目前方面军已有断炊之虞，不知你们估计到否？”但他提出的这此问题，博古、项英等未予理睬。

16日至18日两天内，他又和朱德连续四次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红1、3军团分开行动。彭德怀、林彪等军团指挥员对洋顾问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夏季作战计划亦持异议。但在后方的博古、项英等中共中央局及军委领导人根本不接受前方军事领导人的意见，三令五申，要求必须坚决执行由洋顾问拟定的夏季军事计划。

遭受博古、项英轮番来电催促斥责后，周恩来迫不得已，下令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红1、5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基本上处在无用武之地；以红3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计划经清流、归化地区折向北上将乐、邵武，进入赣东北，再与方面军总部会合。

布置完毕，周恩来于6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局：“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意也。”同时指出，清流、将乐、邵武城的地形都是易守难攻，而移驻福建的敌19军的守城能力又强，因此，东方军不宜在攻城上多耗时日。

红一方面军将主力分散部署，正中蒋介石下怀。

早在6月8日，他在南昌行营召开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军事会议上，总结了前四次“剿共”失败的经验，指出此次要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就是所谓“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即保甲制度和保安部队制度继续施行。

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召集蒋系军官轮流受训。该训练团完全以反共为目的，教育的中心思想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目前一切的一切其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剿匪。”利用这个喘息机会，蒋介石命令准备进攻的各部队在中央苏区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构筑碉堡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围剿”。经过这段时间的陆续增调，蒋介石已在中央苏区周围集结了50多万人马。

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作战后，先后攻占归化、清流、泉上、连城、白砂等地。8月12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提议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在求得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中以破坏赣的东方侧翼并藉以分散敌兵力，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在邵武、光泽、资溪之间，寻求敌之5、6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逼使赣敌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

博古、项英等对此意见未予采纳，于次日下令：东方军经归化、夏茂地区，于8月底以主力攻占洋口、峡阳等地，消灭洋口、顺昌、将乐地带之敌；由红1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担负箝制正面蒋军，并破坏北面蒋军的碉堡封锁线，打击筑碉部队；红5军团组成抚东支队。

红军正按博古、项英的指令作部署时，驻守信江的蒋军第4、第21师南下，进犯中央苏区。而顺昌、将乐城防坚固，东方军一时无法攻克。

9月3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局，报告东方军已结束战斗，“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并作了迟滞蒋军南下的的布置。7日，中革军委复电，坚持要东方军消灭蒋19路军的基干兵团，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后再回师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局又转来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提议延长东方军在闽的作战时间，在闽浙边界的崇安、浦城、松溪一带创造一个广大的游击区域。周恩来即于当日电复，指出这样一来，“北上期必更延迟”，“5军团调一个师去，在目前只打将、顺、邵敌人实无必要”。次日，周恩来再致电博古、项英，强调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电第一步关键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并提出东方军回师路线与作战方案。

9月14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顺昌、将乐未打下，将束缚我军不能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方向，且保障我后方交通线周旋较难，固现应力求在决战前，打开顺昌或将乐。”要求东方军迟于20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

围攻将乐、顺昌的战斗，并没有博古、项英等人想象的那么顺利。战斗进行了一个月，仍未能如意“打开顺昌或将乐”，而北线敌情已日益紧张。9月24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之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次日，再电提出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灭敌一部，赶早北上。

2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地区，会合抚西红军，以全力与蒋军在抚河会战。而在此之前两日，蒋军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无法及时北上之机，以四个师的兵力进攻苏区北方重镇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周恩来获知蒋军抢占黎川后，9月28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指出抚东战局因红军为将乐、顺昌坚城所系之误，将使蒋军得先筑据点为守，现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蒋军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他建议“东方军与中央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破敌一方。但是，中共中央局对他的意见未予接受。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这个消息，给正陷入后方与前方之争的苦恼中的周恩来，带来了一丝欣慰。他跟朱德说：“共产国际的顾问来了，情况该有所改观了吧！”

朱德说：“至少会有些变化吧！不然，要洋顾问来干什么？”

“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的顾问是德国人，蒋介石请来的顾问也是德国人。天底下竟有这样巧合的事！”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敌人周恩来，也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嘛！”

“这么说，我们兄弟翻脸，德国人也兄弟翻脸！”两人笑了笑。周恩来沉思片刻，心情还是有几分沉重地说：“但愿李德来了，我们的前方与后方的争论也就随之结束了。”

第五章 “洋顾问”掌权（二）要打正规战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在博古的陪同下，来到福建建宁周恩来和朱德的前线指挥部视察。

李德身材高大，走在中国人当中如鹤立鸡群，令人望而生畏。他是德国人，真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来中国后的化名。

他于1900年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德军中服役，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1919年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0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了8年牢后，以惊人的方式成功越狱，秘密逃往苏联。在莫斯科，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战术和战略训练。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

虽然他只是个顾问，但由于王明在国内的代理人、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这时候才27岁，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过几年书，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且不懂军事，不仅对他言听计从，并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他，把他奉为太上皇。

看到周恩来和朱德那简陋的指挥部，李德十分惊讶。他简直不敢相信，周恩来和朱德就在这种地方指挥红军，打败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随即，他又不无懊丧地摇了摇头，说游击战已经过时了。现在再用游击战这种打法，根本打不赢蒋军。你们别忘了，我们的红军已发展到了十几万人，而不是过去的数千人枪了。

周恩来不赞成李德的观点，说红军能从数千人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万人，正是靠游击战打出来的。

李德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现在的形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打游击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和草台冈战役，把陈诚的精锐师打得落花流水，用的就不是游击战打法，而是大兵团伏击战。

周恩来向李德解释，虽说那是大兵团伏击战，但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这场大兵团伏击战的前提是，诱敌深入。其实，这也是游击战打法。

李德听周恩来对游击战那样推崇备至，神色不悦，说：“我看，你们的思想都中了毛泽东游击主义的流毒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们，游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背道而驰的！”

博古在一旁给李德帮腔，说：“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你就不要跟李德同志争论了。你在宁都会议上包庇毛泽东，好多同志对你还耿耿于怀呢！”

周恩来苦苦一笑，说：“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正规战吗？你们以为我喜欢躲在这山沟里，整天跟蒋介石玩捉迷藏？……”

朱德说：“如果我们也有飞机大炮，我当然乐意跟蒋介石面对面大干一场！”

博古把周恩来和朱德的话翻译给李德。李德一听，两眼翻了翻，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整天都这样躲来躲去的，要躲到哪一年才能有飞机大炮？飞机大炮是要打出来的，不是躲出来的！”

博古也神情肃然地说：“李德同志说得对！游击战是过时了。打正规战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只有坚决执行国际的进攻路线，面对面与蒋介石决战，才能实现争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

周恩来与朱德相望了一下，不吭声了。

送走李德和博古后，周恩来站在地图前，凝望着地图上的红军与蒋军的兵力部署，陷入困惑的沉思中。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是由6万余人迅速发展为十万余人，装备是比以前有所改观，可跟蒋军比，无论从人数和装备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足以与蒋军打正规战了吗？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悬吊在他的心上。

他对身旁的朱德说：“老总，现在就要跟老蒋拉开决战的架势，是不是为时过早呢？”

朱德苦笑着说：“洋顾问来了，你我说话也不灵罗！”

“你是说，这正规战非打不可？”

“这不是明摆着吗！”

周恩来又望了望地图，那双浓眉皱了皱，长长地吁了口气，喃喃地说：“这个李德，是不是有什么锦囊妙计？……”

博古、李德为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于10月2日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之蒋军；红一方面军的中央军由永丰、乐安等地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开进的蒋军，以保障东主军的行动。蒋军占领黎川后，立即加紧构筑黎川城和硝石、资溪桥的工事，并派重兵驻守，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系。

周恩来接到命令后，于10月4日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坚持认为红军目前不能强攻黎川附近之敌，指出：“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

6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具体作战部署。同日，因黎川失守而惊慌失措的博古、项英，拒绝周恩来等人的建议，电复强调“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行动。周恩来、朱德据理力争，反复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等人，指出“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

同时，他们命令红1、3军团首长“我东方军各兵团在目前几天中须以最大积极活动，尽力求得阻止和迟滞敌人集中（但不应强攻堡垒，不应向阵地战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以便东方军能用大的运动、机动、包围和迂回，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首先侧击行进中敌之部队来扭转局势。”

根据李德制定的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彭德怀率东方军围攻硝石。因硝石东南为河所阻，城防坚固，且有重兵把守，不易强攻。博古、项英、李德等人不顾敌情变化，强令红军进攻硝石的后果非常严重。

红军连攻五日不克，陈诚迅速调集了近9个师的兵力，从三面向进攻硝石的红军实施反包围。红军有陷入被敌军合围的危险，被迫撤出战斗。强攻硝石未克，李德、博古等人又令红军向资溪桥进攻。结果，连攻四日，未能占领资溪桥。

两战受挫，红军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这时，周恩来又建议集合红军主力向资溪桥、光泽或黎川的外翼，觅取战斗寻机歼蒋军。他的这些建议依然未被李德、博古、项英等采纳。

李德、博古、项英等人虽然承认未迅速撤去将乐、顺昌之围，迟缓了北出金溪、资溪、光泽地区作战，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但同时又指责周恩来、朱德等“方面军首长是动摇的，对军委的一般意旨没有了解，对敌人计划的估计，与中革军委的不同，一到执行命令的时候就越发明显起来”。他们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不求变换，坚持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是拒绝战斗”。继续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蒋军堡垒地域间隙中去作战，使红军陷入苦战之中。朱德说的没有错，洋顾问来了，在前线的两个指挥员就说话不灵了。

第五章 “洋顾问”掌权（三）离开前线

这时候，周恩来在前线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已经被李德取代。很多重大的军事决策，他也不能全部参与了，只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他主持的与蒋军第19路军的秘密谈判有了重大进展。

驻守在福建的蒋军第19路军是一支怎么样的军队呢？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在上海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就是这支由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军队。上海抗战之初，日军第1舰队司令官盐泽狂妄宣称，4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

1月28日夜，日陆战队六千人分数路向闸北进攻，19路军分路应战。在各界人士和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下，19路军连续打退装备明显占优势的日军，并予以重大杀伤。日军初战惨败，日驻上海领事伪装求和，施缓兵计，托英美领事出面调停，要求停战三日。其实，却在密集重兵，三日内增兵至上万人马，于2月2日又向19路军发起猛攻。

7日，日军又惨败，指挥官盐泽被撤职，野村继任。日军再战再败，指挥官换上植田，再败三换白川。日军源源不断增兵，很快就达到了10万人马。而19路军和后来参战的第5路军，总共不足4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直接参战和配合协助下，迫使日军直到29日仍处在沿海的狭窄地带，不能前进一步。

但是，在日军大量增援，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蒋介石却公开表示，19路军抗日“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还说“19路军有3师共16团，无须援兵”。日军对蒋的暗示心领神会，马上大量增兵，延长了从闸北经过吴淞直到长江岸边的战线，造成19路军和5路军在漫长的防线上兵力薄弱。19路军被迫从上海撤退，日军占领了淞沪。

5月5日，蒋与日签订了《淞沪协定》，蒋对“违令”抗日的19路军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将其所部三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安徽和南京。但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不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不得已改令该军调到福建“剿共”。

奉蒋介石之命移师福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后，19路军广大将士厌恶内战，要求抗日。他们对中共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的主张很感兴趣。这三个条件是：㈠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㈡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㈢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在中共抗日主张的感召下，蔡廷锴、蒋光鼐于1933年8月间秘密派代表吴明到延平前线同红军联络。这个吴明，原名陈公培，20年代初旅法时曾和周恩来在一起。19路军控制的福建正同中央苏区接壤，如红军同该部联盟，不仅可以立即消除来自东侧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集结在北线的蒋军主力，并将由于得到盟友而大大地增强自己的斗争力量。

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于9月22日致电项英、彭德怀等，建议派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19路军的真实意图。经过谈判，彭德怀交吴明带去回信，对19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从此，双方在前进入休战状态。

到10月初，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由吴明陪同，秘密到达瑞金。双方经过进一步谈判，于26日由潘汉年代表红军，徐名鸿代表19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

这年的11月20日，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的领导下，又联合了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各军改称“人民革命军”，宣布废除国民党旗，改用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急调“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去围攻19路军，便成为他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周恩来根据这一情况，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即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等，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迟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镇压福建革命政府。他敦促提早决定红3、5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崇高市、贵溪等方向前进的入闽蒋军。

同时，周恩来和朱德又致电红10军军长刘畴西、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19路军宣布反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赣东北和闽北红军抓紧这一机会：㈠广泛发展上述地域的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㈡集中红7军团主力准备随时可以截击或尾敌之行动部队，意在消灭敌之实力，切忌正面迎击与强攻堡垒。

然而，中共中央局从左的观点出发，对福建革命政府和19路军抱着完全不信任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了红一方面军行动训令，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19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这样，周恩来原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和19路军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了。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社论，没有把福建革命政府看作抗日同盟者，而错误地指责“19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反军阀官僚豪坤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福建事变发生后，正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异常紧张，因为他极害怕红军与第19路军联合。一旦这样，不仅他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化为泡影，甚至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得到第19路军助一臂之力后将如虎添翼，迅速全面反攻。他每天都要找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询问是否有红军与第19路军联系的情报，后来没有发现此种使他忧心忡忡的情况，他不由发出一番不幸中之万幸的感慨。

为了镇压第19路军，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出9个师，与其他部队组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进攻，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一来，本来投入“围剿”中央苏区的大部兵力被抽调去镇压第19路军，同时也把保卫京沪杭的第87、88师也抽编到“入闽军”中，造成后方十分空虚，连南京的防务也是由一些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军事领导人积极向中央局建议，红军乘机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求打破蒋军的“围剿”。李德、博古、项英等人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红3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作战方针，12月2日在黎川城东的团村与蒋军12个团激战。由于红1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击溃战，蒋军大部得以逃脱。

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认为如团村战斗中红1、3军团联合作战，战果必不至于如此。提出目前红军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技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主力决战。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应力求“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便我战略转移。”

13日、14日，中革军委连复电，不同意周恩来、朱德的提议，并下达重新布置密令，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军团及4个独立团编成西方军，西调转移到永丰地区与税警团作战，以第5、7军团及部分地方部队编成东方军，留在建宁、泰宁、黎川、光泽、金溪一线，开展游击战争；以第9军团及2个独立团编成中央军，牵制蒋军，策应东方军和西方军作战。这样，红军主力进攻蒋军构筑的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19路军作战。项英并在24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使周恩来、朱德在前线无法工作。

“这简直是瞎指挥！”周恩来冲着博古、项英他们的电报反感地说。“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老是怕我们拉队伍去配合19路军作战？老蒋消灭19路军后，马上就可以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一点他们怎么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呢？”

身经百战的朱德也想不通，直摇头说：“既然他们不相信19路军，自然也不会同意我们配合19路军的方案。他们只想瞧19路军被老蒋消灭的笑话，哪里会想到，这事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周恩来说：“他们只会对着地图向我们发号施令，却对前方的具体情况缺乏了解，还强迫我们绝对听命于他们，这怎么能打好仗呢？现在叫我们去进攻老蒋的碉堡线，那不等于送死吗！”

朱德说：“恩来，这话你可不能对他们讲，当心给你扣一顶右倾主义的帽子！”

周恩来说：“这回我不能再忍了。叫他们这样瞎指挥下去，非乱套了不可。这是战争，不是儿戏啊！”

这样，周恩来于12月16日致电博古、项英，对中革军委下达给前方的命令屡次变更，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一事提出批评，愤慨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变，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再次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周恩来的此电显然惹恼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提出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批准，决定将前方红军总部并入设在后方的中革军委，把周恩来和朱德调回瑞金。从此，李德、博古、项英等人开始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

第五章 “洋顾问”掌权（四）苦闷而无奈的日子

红军没有与19路军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无疑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1933年12月中旬，他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派11个师向福建进攻，与19路军激战于建瓯、延平、古田一带；并派飞机轰炸福州、漳州等地，派海军封锁福建海口，进袭福州、厦门等地。他还派陈仪到台湾与日本订立秘密协定，请求日本出兵协助。日本遂派军舰开入马江，协同蒋的部队占领了厦门。

19路军不得不放弃闽北，退守福州。1934年1月5日，蒋调集10万余军队，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蒋亲自到建瓯指挥，猛烈围攻19路军。19路军孤立无援，加上福建革命政府内部不团结，蒋又在19路军中潜伏特务，其军事动态为蒋所掌握。到1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相继被蒋军占领。19路军残部退入广东，被陈济棠收编。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功勋，又不愿打内战的19军，竟被蒋彻底消灭了。

1934年2月初，镇压了19路军和福建革命政府后，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对红军的作战部署。他将入闽的部队组成东路军，和先已成立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合围之势，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北路军由顾祝同担任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东路军由蒋鼎文担任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何键担任总司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南路军由陈济棠担任总司令，余汉谋为前敌总指挥。

这回，在德国军事顾问、希特勒麾下的将军冯·塞克特的谋划下，他采取的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修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公里，一步一步朝苏区中心和红军主力所在地进逼。

在蒋军的进攻面前，博古依赖于李德的军事指挥，而李德不但要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处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蒋军，而且轻率地要红军以主力对蒋军的堡垒阵地或是有堡垒作依托的战线发动进攻。从1934年1月至3月，红军没有能够在战役上或战略上击破或打乱蒋军的进攻部署，也没有能够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反而使得自已遭到重大损失，中央苏区逐步缩小。

这时候的周恩来，名义上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党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新设立的四人书记处书记之一（其他三人为博古、洛甫、项英）、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但是，由于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博古的全力支持，军事问题也就由李德一人说了算。周恩来远离前线，被李德指定留守后方瑞金。

在军委集体领导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和其他军委成员一样，不能与闻所有重大的军事决策。因为许多重大的军事问题已经不在军委会上讨论，甚至不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决定，而直接由李德发号施令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非常苦闷，一方面，他提出的很多军事指挥上的建议，不被李德理睬；另一方面，李德作出的并经博古批准的许多错误的作战计划，要由他来负责组织实施。

前方不断告急，后方瑞金也无法安宁了。蒋军的飞机经常降临瑞金上空，进行狂轰滥炸。这天，在乌石垅村头防空洞里躲过蒋军飞机的轰炸，并指挥创救伤员以后，邓颖超没有像以往那样任周恩来返回军委机关办公室，而是拉着他上山走一走。她知道他近来心情不好，要是一头扎在工作里，那只能雪上加霜。

阳春三月，山上比较显眼的地方已被蒋军飞机炸得满目疮痍，硝烟滚滚。没有炸到的地方，还是芳草萋萋，野花争奇。对于刚刚躲过敌机轰炸，惊魂甫定的人来说，此情此景，足以使人心旷神怡。

到中央苏区后，邓颖超身体一直不好，却坚持带病工作。她先是担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此时在中共中央局负责妇女工作。两人手挽手，绕过一片硝烟弥漫的弹坑，沿着一道幸免遭蒋军飞机轰炸的山腰走。这里松树亭亭，绿草茸茸，隆隆的爆炸声消逝后，显得出奇的静谧。

见丈夫望着山坡上的滚滚硝烟愁眉不展，邓颖超故意岔开话题，跟他说一些别的事情。两人正边谈边走，看见前面山坡旁的树林里有一个人影在徘徊彷徨。这人身材高瘦，蓬乱的长发几乎齐肩，背有点驼，面带病容，香烟不离手，一个劲地吞云吐雾。周恩来很快就认出来，那人是毛泽东。他和邓颖超迎上前去，跟毛泽东打招呼。

“恩来，我正想找你谈一谈哩！”见到周恩来，毛泽东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点笑意。

邓颖超知道毛泽东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找周恩来谈，借故说要到那边去采一束杜鹃花，一个人走了。

自从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就不能再过问军队的事了。随着博古、李德的到来，他的处境更为艰难。原来，他还能主持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工作，后来在中央政府设立人民委员会，由洛甫任主席，实际上是由洛甫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这个主席成了闲职，无事可做了。

眼看着军事形势逐渐恶化，身为军委委员，他曾对战略战术问题向李德提过多次建议。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以战略家的长远眼光，建议红军不仅从赣东北打出去，更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但是，对周恩来的建议李德还是不理不睬，对他的建议，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用堡垒战术封锁包围我们，而我们不能用堡垒战术去对付，更不能去硬拼。”毛泽东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多少倍！人家天上还有飞机！加上他的德国顾问的堡垒战术，他可是如虎添翼！我们凭什么去和他硬拼？那纯粹是与人家拼消耗，非败不可的呀！”

“依你看，我们该如何破蒋介石的堡垒战术呢？”周恩来诚恳地请教道。

“避实就虚，不要去进攻敌人的堡垒，而应绕到敌后，袭击他们比较薄弱的战线。”毛泽东显然早已心底下打过多少遍腹稿，话题一开就口若悬河。“蒋介石是很强大，而且这次进攻来势异常凶猛，但他也有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能避开他的碉堡群，在他的侧面或后面，另设战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击，或打击他没有碉堡的战线，这样才有取胜的把握。否则，我们只能吃亏啊！”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也曾经这样考虑过，可以说跟你的想法差不了多少。”

“哦，是这样！……”毛泽东眼睛一亮。

“可是，人家会说，我们这是右倾观念！”周恩来愤懑地说，“说得严重一点，这是对抗国际和中央的进攻路线，是在强敌面前畏缩逃跑啊！”

“岂有此理！”毛泽东也气愤地说，“他们的进攻路线带来了什么，是节节败退，苏区一天一天缩小！”

周恩来苦苦地吁了口气，低头不语。

毛泽东沉思了几分钟，凝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你跟我不同，你还掌握军权，说话有份量。洋顾问那种打法不对头，不能叫他随心所欲瞎指挥。那样死拼硬打，非打败仗不可！”

周恩来痛楚一笑，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类似这样的建议，我不知提过多少次了。他们可是按照百分之百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行事，哪容得我们说三道四呢？”

“怎么，连你的话他们都当耳边风啦！……”毛泽东惊讶地说。

“除了严格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决定，我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周恩来言下之意，在李德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他名义上是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履行的是一个参谋长的职责。

“这个太上皇！……”毛泽东怒忿忿地骂道。

见毛泽东很懊丧，周恩来想了想，用劝慰的语气说：“毛主席，你也不要这么悲观。广昌保卫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博古、李德同志都要亲临前线指挥，这可是关键的一仗啊！打了那么多败仗，洋顾问的头脑也该清醒清醒了。我们都对他寄予厚望，但愿他能通过广昌保卫战扭转乾坤啊！”

早在当年2月初，陈诚就以第14师、94师、79师共3个师为右路，进攻樟村、黄树村，以第11师、67师、6师团个师为左路，进攻东山、德胜关。守卫德胜关的是红3军团。陈诚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冲锋，红3军团挡不住攻击，退守新桥。驻守樟村和黄树村的红1军团也未能坚守住。随后，陈诚命樊嵩甫率第79师走茶花隘，自率第11师、67师进攻天隘，会攻建宁。在武夷山平察隘口，樊嵩甫的79师抵住了红1军团的进攻。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门户，要占领中央苏区，非先拿下广昌不可。2月底，陈诚命罗卓英率第18军11师、14师、67师、94师由南丰进攻广昌。红1、3军团被迫由福建建宁回师江西堵击，在南城冈附近凭险布防。双方以主力对主力，形成僵局，陈诚急命樊嵩甫率第79师增援，突破红军防线，打开了通往广昌的第一道门户。

随后，陈诚调第19军5个师和樊嵩甫的79师、薜岳的第5军会攻广昌，与红1、3军团在东华山一带激战。

起初，陈诚的会攻并不得手，罗卓英、樊嵩甫两个师在与红1、3军团激战中并不占优势，他急调周浑元第36军增援，突破红军阵地，迫使红1、3军团向东华山、三溪以南退却。

接着，修通了南丰至白沙公路后，陈诚命刘绍先纵队43师、97师守卫碉堡，罗卓英、樊嵩甫、汤恩伯、吴奇伟部共11个师，沿汀江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

面对敌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吃过多场败仗的李德头脑还是没有清醒，依然采用原来的战略战术，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后已经十分疲劳和减员很大的情况，匆忙调集9个师兵力，同有着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蒋军在广昌及以北地区决战。面对蒋军飞机轮番轰炸，大炮猛烈攻击，李德仍坚持“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与蒋军死拼。

驻守后方的周恩来，连续不断接到前方战场失利的消息，忧心如焚。他深知，一旦广昌战役失利，中央苏区北大门将向蒋军敞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将不可逆转。

彭德怀策马赶回瑞金，直奔乌石垅村军委总部。周恩来正与几个作战参谋研究作战方案，见彭德怀一身疲惫而又怒容满面只身归来，周恩来双眉一皱，关切地问：“德怀同志，你怎么回来啦？”

彭德怀将一个简单的行李包往墙脚一扔，说：“我准备上军法处。”

周恩来说：“仗还没打完，你上什么军法处？”

彭德怀说：“我骂李德。”

周恩来不禁笑了笑：“胆子不小啊！可你骂了李德同志就想上军法处，还远远不够格呀？”

彭德怀说：“我就是无法忍受他的瞎指挥，才骂了他。反正我也不想在他手下带兵打仗了，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在广昌前沿阵地指挥部，彭德怀看不惯李德瞎指挥，愤怒大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李德的翻译小伍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没法向李德翻译，就问在一旁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杨尚昆是四川人，对这句湖南俗话也不太懂，就对小伍说：“儿子卖老子的田心不疼。”小伍这样给李德翻译，李德也不明就里，训斥彭德怀：“什么儿子卖老子的田？封建思想！”

周恩来盯着彭德怀问：“就这事，你擅自离开战场？”

彭德怀说：“该怎么办，你说吧！”

周恩来说：“我要你马上回前线去！”

彭德怀头一扭：“我不回去。”

周恩来严厉地说：“德怀同志，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以大局为重啊！”

彭德怀望着周恩来，怔了怔。

一个机要员走进来，将一份电报稿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电报，不由大惊失色。

大家齐惊惑地凝望周恩来。彭德怀问：“总政委！出了什么事？”

周恩来沮丧地环视屋里的人，声音低沉地说：“广昌失守了。”

大家齐震惊。

第六章在第一个三人团里（一）筹划西征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战略转移计划共产国际批准了。

博古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密电，郑重地放在案前。他先用俄语跟李德说了一遍，又用汉语对周恩来说。这一天是1934年6月25日。一个月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上，作出了退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报请共产国际审批。

这是在瑞金乌石垅村距中革军委机关不远的一垌稻田旁的一个房子。这房子是专门为李德而建的，四周围没有别的房子，人们称它“独立房子”。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一直在这里居住。久而久之，屋里只有三个人，秘书不在场，甚至连翻译都被拒之门外。这三个人此时已被内定为战略转移的最高统帅部——三人团，将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正式决定。

其实，那不过是走过场在组织形式叫大家举个手而已，这时候在苏区天大的政治问题，博古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三人将全权负责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的筹划。有关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仅限于在这三个人中间讨论决定。其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包括党内第二把手洛甫，第四号人物项英，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迄未与闻。

李德嘴叼着雪茄烟，把共产国际的密电看了一遍，然后把密电递给周恩来。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共产国际的复电，是对他的建议的答复。博古也面带悦色，有李德在这里坐镇指挥，中共中央上报共产国际的计划肯定会畅通无阻。

周恩来拿着共产国际那份密电，看了又看。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同时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趁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他默不作声，面无表情，显然心情很沉重。两个月前，他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怀着美好的期待，欢送博古和李德上前线，去指挥广昌保卫战的。按理说，这时候他们该坐在这里研究广昌战役胜利后，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岂料，时隔不久，曾经对战局充满乐观的李德、博古，在广昌战役惨败后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不得不在此地策划红军如何撤出中央苏区！身为三人团成员，他的心情怎么能轻松呢？

见周恩来对共产国际密电没有异议，博古说既然共产国际批准了他们的战略转移计划，那三人团就分工负责。博古显然早已打好腹稿，不加思考，把他的分工方案和盘托出。凡是政治上的问题，包括干部的去留，由他负责；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监督整个军事计划的实施。李德表示赞成。周恩来依然一言不发。博古和李德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投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思考了几分钟，语气庄重地说：“事关重大，我们是不是先草拟一个方案，再提交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表决？”

博古说：“中央已经全权委托我们三人团处理一切，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提交政治局或书记处讨论表决。”

李德附和博古的话说：“为保密起见，所有的计划必须只限在我们三个当中讨论，不能向外透露一点风声。”

周恩来两眼睁了睁，问：“是不能向外露一点风声，可对政治局和书记处也不能露一点风声？”

博古说：“应该是这样。”

李德说：“我不敢保证在瑞金没有蒋介石的特务。一旦我们详细的转移计划让蒋介石知道了，那对我们来说，比广昌失利还要惨啊！”

周恩来说：“好象也有道理。可你们考虑过没有，将近十万大军的转移，无法做到人不知鬼不觉，说走就走的！”

“这次转移，不应该是整个苏区的转移。”李德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以红1、3、5三个主力军团，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一方面，我们继续在中央苏区内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红1、3、5 军团重返中央苏区。”

“你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蒋介石会同意你的想法？”周恩来反驳道，“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打开，加上红军主力一转移，蒋军即可长驱直入，很快将占领整个苏区！我们除了留少量部队在苏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外，不可能再部署战略防御了。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就不是战略转移，而是又来一次分兵作战！”

李德皱了皱眉头，阴沉着脸对周恩来说：“按你这种想法，我们是不打算重返苏区了吗？”

“苏区我们还是要回来的！”周恩来语气坚定地说，“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事情，是如何保存实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全军覆没。若继续在苏区部署战略防御，那就意味着又同敌人拼消耗，那就难免遭受灭顶之灾。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与敌人硬拼死打的实力了呀！”

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军委作战室打来的，有重要军情，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接完电话，双眉紧蹙，跟博古和李德说了声“对不起”，急匆匆地离去了。

周恩来走后，李德闷闷不乐地猛吸着雪茄烟，问博古刚才只叫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而不让他负责全盘军事指挥，他为此不高兴。博古说周恩来不是这种人。周恩来是个实干家，在中央长期负责实际工作，对权力没有野心。他若是个权力欲极大的人，早在四年前就坐上第一把交椅了，而决不会让位于瞿秋白。

在苏共举行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由斯大林指定，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言。这表明斯大林不仅欣赏周恩来的才干，而且已打算让周恩来接替李立三成为中共第一把手。但回国以后，在安排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却有意识地把瞿秋白摆在首要地位，让瞿秋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而他只作共产国际决议的传达报告。结果也是瞿秋白接替李立三，而周恩来只作瞿秋白的副手。到六届四中全会时，瞿秋白被米夫赶下台，周恩来却幸免了。

“我总感觉到，他对我有成见。”李德脸上充满不安的神情。“虽然他不说出来，可我还是觉得他近来对我的态度，大不如从前了！……”

其实，自从广昌战役失利后，不仅是周恩来，以前曾对李德十分敬重的党和军队的好多领导人，包括朱德、洛甫、王稼祥等，都对他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李德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只是，别人对他态度如何，他不怎么放在心上。而周恩来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他可不能当寻常小事。他知道周恩来的历史背景，这个人的卓越才华众所周知，工作时精力充沛的劲头无人可比，其在党内的稳固地位很难找出第二人，在军队拥有众多的支持者那就不用提了。如果失去这样的人的支持，李德心里很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

“意见分歧或多或少是有一些，谈不上什么成见。”博古用安慰的口气说，“这个人修养好，组织纪律性很强，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分歧对你抱有什么成见的。”

李德喷出一道长长的烟雾，怏怏不快地说：“如果按照他刚才的说法，要转移整个苏区，那与我的设想可是距离太大了啊！”

博古面呈难色，埋头不语。

按照三人团的内部分工，转移的计划是李德拟定的，他不会按周恩来所说的那样，要从这里退出整个苏区。他认为这样做，中央红军就变成了逃跑。不，这是战略转移，不是逃跑。中央红军不是完全放弃这个苏区，而只是暂时离开，让蒋介石过早高兴一下。中央红军很快就打苏区来。博古叹了口气，一脸的愁苦。要是在几个月前，李德说什么就是什么，有他的坚决支持，李德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敢挑战。

可中国有句古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情况变了。由于广昌战役的失利，不要说军队下一级的军官，就连中央及军委内部的高层领导人当中，也开始对他和李德有怨言了。

李德将正要往嘴边送的雪茄烟拿开，惊惑地望着博古。自从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交付他以后，对他历来是毕恭毕敬，亦步亦趋。怎么今天对他也是这种态度了呢？难道连他也对他有了看法？

“李德同志，对恩来同志的意见，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爱理不理了。”博古沉思片刻，耐心地对李德说。“我们正着手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时候三人团的团结高于一切。如果我们三个人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甚至闹分裂，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而这时候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博古的这番话，可是发自肺腑之感慨。近一年来的实践，使他逐渐感觉到，虽然李德军事理论素养极好，一谈到战术问题能言善辩、头头是道，不得不令人折服，但是，李德毕竟是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且缺乏周恩来那种机智、细致、圆通、灵活的实干精神。李德制定的军事计划，都是靠周恩来部署实施的。如果三人团里没有周恩来，根本就无法运转。

李德猛吸着雪茄烟，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用妥协的口气对博古说：“如果我个人对周恩来作了让步，就能维护三人团的团结，那么，我愿作出这样的牺牲。”

博古转忧为喜，很感激地对李德说：“关键时刻你能这样委屈求全，真是我们三人团的大幸！也是我们党的事业的大幸！”

第六章在第一个三人团里（二）“鸽子飞了”

1934年夏，蒋军的飞机不断降临瑞金上空，进行狂轰滥炸。

广昌战役失利后，蒋军在苏区四周正紧缩包围圈，红都瑞金已感到大兵压境之危。这时候，轰轰烈烈的征兵运动开始了。各级党政部门派人四处宣传号召，动员一切青壮年人参军，以恢复红军力量。同时，新建造的兵工厂忙于修理机枪、迫击炮、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

接着，征粮运动和物资贮备也在紧张进行着，下达了很重的粮食征收任务，还采取借贷的办法，尽可能筹集足够的粮食和物资，甚至在号召农妇编草鞋时，要求把草鞋编得比以往更厚一些。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

人们都以为，红军要进行大反攻，收复失地，将蒋军拒于苏区之外。因此，从军队到地方，人人热情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因为，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所开展的这些运动，都是按照他们三人团制定的战略部署行事。

为调动蒋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三人团首先派出了两支调敌和探路的先遣队。

第一支部队是红7军团，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出发时全军团共计六千余人，其中新战士约占三分之二，枪支不及半数，战斗人员四千多人，编为三个师。这支部队经福建古城、汀州、连城，在小陶与担任护送任务的红9军团会师并稍事休息后，经永安、大田、尤溪、云潭，迅速向闽江挺进，一路上袭击了蒋军的许多碉堡，俘蒋军数百人，缴获一批枪枝和物资。月底在9军团的掩护下，抢渡闽江，向武步塘、三都口一带前进，攻占黄田、谷口、古田的水口镇，又俘蒋军数百，缴获军火及物资一批。

8月2日，红7军团正式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离开水口镇，经安仁溪街，从闽江沿岸转入闽侯县北部山区。

第二支部队是红6军团，共九千余人，由中央代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和政委王震率领，于8月7日由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没有给任弼时安排重要职务。

博古指责他批判毛泽东“右倾”观念和“游击主义”不得力，将他贬到湘赣区担任省委书记。按照三人团的部署，他们的行动将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蒋军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以南转移到独4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蒋军，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地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第三步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由贺龙率领的红2军团取得联络。

尽管瑞金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严密，但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8月初，李德拟定了8月至9月中央红军计划，启动了准备撤出中央苏区的程序，预定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跟往常一样，中央苏区红军的各项重大行动都要报告共产国际。先是从瑞金将文件发电报到上海局，然后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派人秘密送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由领事馆用大功率电台发往苏联海参崴，再转往莫斯科。

8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领导人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红军要向西突围的计划。蒋介石获悉这一情报，立即向“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总司令何键通报：“中央据沪市府报称：赤匪近经最高干部会议决定最近放弃闽赣，倾巢窜湘黔边境，以与川匪联络盘踞川、黔、滇等省为其大（半）本营。”

9月13日，蒋介石又就巩固和增修碉堡封锁线，电令何键：

兹特定两项原则如下：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线）；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

1、由赣江两岸沿线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纵线；

2、由萍乡、莲花、大汾、桂东、汝城、仁化至曲江之第二纵线；

3、由万安、遂川至大汾之第一横线。以上三线均须严密增筑，并确定部队守备，毋得再事疏忽。

1、以沿湘水由衡阳至桂林为第三纵线；

2、莲花、茶陵、安仁至衡阳为第二横线……；

3、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大庾、南雄之公路线及衡、耒、郴、宜、乐宜、曲江之公路分别筑护路堡，以维南北交通而便运输。

以上甲、乙两项希饬属赶办，限期完成具报。

何键即下令各部队和民团抢修碉堡，并将追堵红6军团突围的2个师调往湘南，以加快修筑碉堡封锁线的速度。

周恩来对何键西路军的异常活动十分警觉。他亲自赶往雩都侦察敌情，考察蒋军封锁线的薄弱部位，选择中央红军撤出的突破口和行军路线。他将突破口选择在赣南即中央苏区南线，属广东军阀陈济棠管区。如果能够与陈济棠达成某种秘密协议，那对红军主力顺利撤出中央苏区，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在三人团中产生了意见分歧，因为博古和李德把陈济棠与蒋介石看成是一丘之貉，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周恩来对此没有屈从，而是绕过三人团，由他和朱德直接领导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

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素来很深，他曾三次反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他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他只愿防堵红军入粤桂，不愿被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上其“一石二鸟”的圈套，更不愿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夺了他的地盘。因而他“进剿”红军行动迟缓。

这年5月，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攻占了红军据守的筠门岭的部分阵地后，就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势，另一方面又极端秘密地派他的高参到瑞金和筠门岭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相进犯的谈判。

蒋介石虽怒斥其“借寇自重”，但疲于“进剿”红军，对他无可奈何。6月，中共中央以苏维埃中央政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号召蒋军官兵：“㈠你们不要打红军，或者枪口朝天放！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决不先来打你们；㈡快点约定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

7月，又以毛泽东等的名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在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8月21日，周恩来致电项英，要红军总政治部后方办事处赶印《告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5000份送到南雄、大庾，以加强对白军的政治攻势。在军事上，红军加强了粤赣地区的力量。8月22日，周恩来给江西省委写信，指示信丰、大庾、南雄等地要大发展，以便巩固后方。不久后在赣南成立了红8军团，以抗击南线蒋军陈济棠部队。

红军在中央苏区南线增强力量，陈济棠深感威胁，既恐惧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攻。于是，他便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摆出打的架势，以应付蒋介石；一方面决心与红军谈判。

9月下旬，陈济棠派代表李君秘密到瑞金，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讨了联合反蒋和停止内战的方针。9月27日，陈济棠授意其驻筠门岭的第2纵队第7师红军来电：“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很快就确定了谈判方案，选定了红军参加谈判代表的合适人选，并交换了通讯专用密码以及联络地点和办法。起初，陈济棠想以广州为谈判地点，因为时局紧张，周恩来建议谈判地点改在寻乌。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他最信任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黄延桢等。

黄延桢是驻筠门岭的第7师师长，与陈济棠私交堪笃。10月初，联络有了一定的进展后，以朱德名义发出《关于抗日反蒋给陈济棠的信》。

信中指出“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趁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力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信中提出在筠门岭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协商内容：“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严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及其附郭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方面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10月1日，陈济棠通过驻筠门岭第7师给红军来电，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门题，并催促速派军事负责代表去广州谈判。周恩来立即呼应对方要求，在选定潘汉年、何长工为谈判代表的同时，与对方约定了电台的通讯代号，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资深无线电专家为译电员，以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当日，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催促对方迅速答复朱德在信中的要求，以便准备协商，并建议红军代表至筠门岭经过第7师传达一切。对方接电后，即答复同意谈判地点在寻乌。

10月5日，周恩来将何长工、潘汉年召到瑞金，当面交代谈判任务。他亲切而郑重地叮嘱何长工、潘汉年：“此次谈判事关重大，谈得成，将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任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尽力而为。”

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何长工当年在井冈山曾受毛泽东委派，成功地说服山上的土匪头王佐率部向红军投诚。听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嘱咐，他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党中央的任务。”

周恩来拍一拍何长工的肩膀，说：“当年你能说服王佐率部向红军投诚，这回也一定能说服陈济棠的代表，叫他们对我们的战略转移网开一面。”

何长工说：“当年跟王佐谈判，那已经是老皇历了。汉年同志去年就有跟19路军谈判的经验，这回出征还得靠他哩！”

见潘汉年默不作声，周恩来说：“汉年同志，还有什么顾虑吗？”

潘汉年苦苦一笑，说：“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周恩来说：“去年与19路军谈判，你的责任也不轻嘛？”

潘汉年说：“眼下的局势，与去年同19路军谈判是大不一样了。再说，去年跟19路军谈成了，却也没有能摆上用场。”

周恩来说：“那不是你无能。那事嘛，现在就别提它了。仅就谈判来说，你在去年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潘汉年说：“说实话，我现在心里还真的没底哩。”

叶剑英说：“所以，刚才总政委说了，这次谈判事关重大，要求你们见机而作，尽力而为。”

潘汉年点了点头：“请首长放心，我们会尽力做到的。”

周恩来紧紧握住何长工、潘汉年的手，用鼓励的语气说：“全军将士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周恩来向何长工、潘汉年交代了联络密语等事宜。同时，为了谈判代表的安全，就护送具体事项他致电守备该地区的红8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苏，告知“粤方已约我代表在寻乌相会，我方派代表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于明日动身，七日午过间塘，拟当晚即到筠门岭 ”，并指示他们派一位侦察班长先向陈部第7师师长黄延桢致信，通知对方到指定的白铺以北相接红军代表入陈部辖区。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带着朱德的介绍信出发了。信写道：“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当天，红8军团预先派出报信的侦察班长到了筠门岭，正值陈部第7师师长及参谋长在筠门岭，双方谈妥了接送谈代表的有关事宜。当天深夜，周昆和黄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与陈部第7师联络接送谈判代表的情况。

这次不寻常的谈判，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黄苏在周恩来给他的10月5日的电报旁边注了“此电除我和二个译电员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他看”。潘汉年、何长工被陈部接走后，也十分保密，他们还专门准备了四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都以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为名，不许下属多问，一路畅通无阻。

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才达成协议。谈判期间，周恩来向何长工、潘汉年发去事先约定好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陈方谈判代表很敏感，杨幼敏问何长工：“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

“不是。”何长工平静地回答，“这是祝贺谈判成功，和平鸽上天了！”

其实，“你喂的鸽子飞了”，是周恩来告诉何长工、潘汉年，红军已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谈判结束后，何长工、潘汉年由陈济棠派一个骑兵连护送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独木桥。何长工、潘汉年回到会昌时，中革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于都，周恩来派人在会昌等候他们，并留下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于都等你们。”

回到于都后，何长工、潘汉年即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把红军与陈济棠部签订的停战协定交给周恩来看。停战协定达成如下协议：㈠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㈡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㈢互相通商，解除对盐、布的封锁；㈣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并同意予以代购；㈤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太好了！”看了那份停战协定，周恩来欣悦地说。“这个协定，对于我们顺利突围转移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潘汉年说：“总政委，他们对继续协商共同抗蒋很感兴趣，提出在第二次会谈时主要谈这个话题。”

周恩来脸一阵阴郁，长吁了口气，说：“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很感兴趣，可我们看来是等不及了。”

潘汉年、何长工困惑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说：“战略转移行动一开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陈济棠的防区。老蒋不傻，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大摇大摆通过陈济棠防区而束手无策。”

潘汉年问：“这么说，不会有第二次谈判了吗？”

周恩来摇了摇头。

何长工问：“要是通过陈济棠防区不顺利呢？”

周恩来说：“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顺利我们走过去，不顺利我们打过去。时间不允许我们作第三种选择。”

第六章在第一个三人团里（三）西征前夕

于都河边一个绿树环抱的旧祠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军部暂设于此。宽敞的厅堂坐满了人。窗外，天阴沉沉的，想下雨又不下的样子。所有的门窗都敞开，屋里光线还是暗淡。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情庄重，少了平时的爽朗和悦，整个人看上去也显出几分疲惫。他在给与会者作战略转移的具体行动布置。

在座的有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军委第1纵队（亦称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军委第2纵队（亦称中央纵队）司令员罗迈、副司令员邓发，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他们当中，第1、3、5、8、9军团的首长，是刚从前线被召回来的。军委1、2纵队则是刚刚成立的。1纵队是中央所属各部，2纵队是军委及红军总部所属各部。

中革军委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于10月13日重新规定军委及各军团、各师代号：军委为“红星”，军委第1纵队为“红安”，军委第2纵队为“红章”；红1军团为“南昌”，红1师为“广昌”，红2师为“建昌”；红3军团为“福州”，红4师为“赣州”，红5师为“苏州”，红6师为“汀州”；红5军团为“长安”，红13师为“永安”，红34师为“吉安”；红8军团为“济南”，红21师为“定南”，红23师为“龙南”；红9军团为“汉口”，红3师为“洛口”，红22师为“巴口”。师以下单位的代号由各军团自定。

在此之前，按照军委的部署，前线部队已基本上放弃了大的抵抗，阵地移交由地方部队防守，他们则做长途行军的准备。

9月25日，中革军委至电各军团：“一、26日晨，蒋敌将向我发动总的攻击，李延年纵队将向汀州前进，陈诚的一路将向石城前进，其以后的目的占领我中心瑞金。薜岳的一路和周浑元纵队近日亦在逐步前进，其目标是占领兴国，从西面切断我主力。二、各军团在26日早晨以前，应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在战斗以前，应进行最高度的政治工作，并解释此次战斗的重大意义。三、作战开始后，应爱惜使用自己的兵力，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四、在战斗不利的条件下，应适当放弃先头阵地。五、在战斗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并要各军团迅速报告战斗的经过和结果，以便中革军委能适时下达新的命令。”

在这份电报中，不再提“拒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苏区”的口号，而提出“避免重大损失”、“适当放弃先头阵地”、“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要求。他们都知道大部队要进行战略转移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规模有多大，转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蒋军引到苏区外面，然后在苏区外与他们决战呢？还是只做个转移的假象，来迷惑蒋军，以达到分散蒋军兵力的目的？抑或来个大的运动，以求在运动中疲劳蒋军，最终在运动中消灭他们？……他们并不清楚，只能作各种各样的猜测。

现在，他们才知道，中央红军的这次战略转移，是要到湘西去与任弼时、贺龙、肖克等领导的红2、6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在那里站稳脚跟后，才能打回来。至于何时能打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中央红军第一阶段的撤退，各部队行动位置是，中央和军委纵队居中，以第1、9军团为左翼，第3、8军团为右翼，第5军团殿后。各部队具体行动日程安排已经油印出来，与会者人手一份。

周恩来见与会者把行动日程安排看过一遍后，都在交头接耳，他叫大家停止议论，强调说：“这只是大概的部署，如情况有变，还是以个别命令为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各位同志还有什么问题？”

聂荣臻问：“战略转移的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向下面传达？”

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不能传达。”

聂荣臻又问：“对师一级的干部也不能传达吗？”

周恩来说：“不能。不但不能传达，还要绝对保密。”

聂荣臻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先不进行动员，恐怕下面的指战员一时难以接受？”

“这是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语气庄重地说，“我们马上就要突过蒋军的封锁线。我们突围的大致方向，蒋介石是猜出来了，但具体的突破口选在哪里，我们的行军路线往哪里，他们还不知道。这情报万一走漏出去，让蒋介石知道了，可以想象那将是什么后果！”

彭德怀说：“保密是应该的。只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一旦有所动静，恐怕也是无密可保！”

周恩来说：“我们力争做到，当蒋军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时，我们已经突过他们的封锁线。”

彭德怀说：“我就担心，我们还没有过他们的封锁线，就被他们发觉了！”

周恩来说：“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们的战略转移行动，实际上自广昌战役失利后就开始筹划了，半年来一直在按计划进行。这个情况我们内部很多同志，包括中央的不少领导同志，都没有完全了解实情。”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大家眼睛都睁大了。身为高级指挥员，他们对已经筹划了近半年的战略转移计划，竟一无所知！

“为了保密起见，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周恩来脸上带着歉意，望了望大家。

广昌失守，苏区北大门被蒋敌打开，蒋军现在对中央苏区大兵压境。更为严重的是，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他们从中央苏区发往上海的电报中，得知中央红军准备转移的消息，所以在苏区四周连设了几道封锁线。

从他们兵力布置的情况看，他们已经判断中央红军主力要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他们至今还不知道中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在哪里。

当然，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恐怕无密可保，要做到万无一失，看来是比较难。可又不得不这样做。红军的处境这样危险，再不注意保密，让突围转移的风声走漏到蒋介石那里，红军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其实，此时周恩来跟大家说出这些话，心情很复杂，也很痛苦。对于博古、李德搞神秘主义，战略转移的重大问题不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甚至作为掌握决策大权的三人团成员，他都不能参与全部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他心里充满怨恼。可是，一向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他，此时只得违心地说服大家绝对执行三人团的战略转移方针。

聂荣臻问：“要是下面的干部问，我们这是要打到哪里去？我们该怎么回答？”

周恩来那双浓眉往上一扬，语气坚定地说：“你们就告诉他们，要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打到中央要他们打到的地方去！”

宣布散会后，他一走出会议室，就叫警卫员小魏牵马过来，跨上马驰奔野战医院而去。

野战医院隐卧在山脚下一片樟树林里。周恩来和小魏赶到时，医院的医务人员和警卫人员正在进行出发前紧张的准备工作，装满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各种箱子摆在屋前，刚从屋里搬出来的箱子被抬到操场上来，扬起的尘土在操场上空弥漫。

由一个护士引路，周恩来走进一间病房。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躺在床上，他面容憔悴，左腿上打着石膏。由于臀部枪伤久久不愈，六星期前他被从兴国前线抬了下来，伤口中不断发现碎片。见到老朋友、老上司时，他仍满腹忧虑，烦躁不安。他凝望着周恩来问：“我的总政委，外面乱糟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战略转移。”周恩来在陈毅床边坐了下来，泰然自若地说。

“转移！上哪去？”

“我们的主力要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

陈毅惊讶地两眼盯着周恩来，简直不敢相信对方说的是真话。

“中央决定，你和项英同志留在中央苏区。”周恩来郑重地说，“你们将领导三万余人的独立部队，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陈毅脸上充满愁苦的表情，低垂着头，不再吭声。他将率领的那支部队，至少有三分之一跟他一样是伤员，无法参加战斗；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都是赤卫队员，许多人从未握过枪！一旦红军主力一走，这里的处境便可想而知了。

“你在这里战斗多年，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最佳人选。”周恩来用劝慰的语气对陈毅说，“当然，你受了伤，而且伤势很重，不便长途跋涉。”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这年的8月24日，他和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高兴圩战斗，陈毅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的伤。见老朋友神情懊丧，他又说：“我们到湘西站稳脚跟后，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陈毅吁了口气，咬了咬牙，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我服从中央的命令。”

周恩来感激地拍了拍陈毅的肩头，两只眼睛湿润了。他的目光定视在陈的打着石膏的大腿上，关切地门：“你的伤口开始愈合了吗？”

陈毅摇了摇头，怨懑地说：“医生没有把碎骨片取出来，伤势一点不见好转。”

“拍了x光片了吗？”

“他们说x光机出故障了。”

“马上把院长叫来！”周恩来转过身，灼人的目光直逼在护士脸上。

护士一阵慌愣，随即转身快步跑去找院长。很快地，院长神色慌张地来了。周恩来厉色责问：“为什么不给陈毅同志拍x光片？”

“报告总政委，x光机和片子都已包装，准备转移。”院长面呈难色。

“包装了就不可以拆下来吗？”

“可是……我们……没有电……”

“电池呢？”

“电池太弱，拍不了片的！”

周恩来略一思忖，果断地对院长说：“你马上派人到总部去，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这来发电，给陈毅同志拍x光片。”

离开野战医院，周恩来策马赶到于都河边，检查工兵营架桥情况。红军主力集结于都河北岸，要渡过于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桥。早在前些天，周恩来就对架桥作了具体布置，分别在于都、龙石嘴、赖公庙、龙门山、孟口等处架设五座桥。架桥任务分别由总部工兵营和1军团工兵连承担，要求桥上能通过骡马和炮车，限在10月16日午夜12点以前架通。为防止蒋军飞机侦察，避免过早暴露目标和红军行动意图，架桥作业在每日下午5时到次日早晨7时之间进行。

把五处架桥工地巡视了一遍，听取有关负责人汇报了架桥作业进展、部队情绪、苏区人民对架桥的支援等情况，天已经黑了。

第六章在第一个三人团里（四）逆境中的抗争

回到家，夜已经很深了。卧室还亮着油灯，没有动静。周恩来以为邓颖超已经入睡了，就蹑手蹑脚迈步进屋。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妻子剧烈的咳嗽声。她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床边，显得心事重重。见丈夫回来，她站起来说：“恩来，我还是想和妈妈留下来，不跟你们走了。”

“你怎么这样想？”周恩来疑惑地望着妻子。

邓颖超又咳了两声，说：“我身体这么差，随军行动只会拖累你们啊！”

在中央苏区过量的工作，加上南方阴暗潮湿的恶劣气候，使她容易得的病旧病复发。还是在8月间，她不断发高烧，剧烈咳嗽引起大量吐血，母亲将她的血痰拿到员央红军医院化验，从中发现结核菌。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得结核病无异于绝症。母亲将她接到中央红军医院调治了半个月，暂时是止住了血，高烧也退了，但病情还是时好时坏，身体一天一天瘦弱下来。

得知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她曾请求留下来，和项英、陈毅等一起坚持在中央苏区与敌人战斗，丈夫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加上岳母也被留了下来，也就同意她的请求。但博古他们在讨论人员去留方案时，不同意她留下来，而把她编入了卫生部的休养连。

周恩来凝望着妻子，摇了摇头，说：“谁走谁留下，这是组织的决定，个人不能改变。”

“好多同志都留下来嘛，我怎么不可以留下来？妈妈也没有走嘛！再说，你们不久就要打回来的嘛，我干么……”

“这是组织的决定，由不得个人情愿不情愿的。”周恩来打断妻子的话说。

“我有这个要求，组织可以考虑嘛。”

“组织已经作出了决定，个人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

“不可以再商量了吗？”

“我想，这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们一走，妈妈一个人……”

见妻子话说一半又咽下，不是不想说出来，而是因为忧伤说不出来，周恩来心头一阵震颤。这时候，把岳母一个人撇下，他心里会好受吗？7年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他正在上海受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捕杀，而妻子正在岳母护理下呆在广州一家德国医院里。他不知道因妻子难产，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已经夭折。在忙于组织转移和批击反动派的同时，他时刻挂念着远在广州的妻子和岳母。

他想，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肯定也会波及广州。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密电，要邓颖超母女离开广州来上海。在军阀陈济棠统治下的广州，此时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把电报交给邓颖超。

4月15日拂晓，大批军警包围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党支部和广东区委妇委负责人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赶到医院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工友送来的周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密电。形势万分危急，在医院医师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助下，邓颖超母女俩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他们母女俩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上海。母女俩在上海通过秘密登报找人的办法，直到5月1日才和他取得联系。

现在，他们又要面临着一次痛苦的离别，同样等待着他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场劫难。想着这些，身为人妻，为人婿，周恩来实在是于心不忍。可是，他是周恩来，一个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一个红军总政委，在党和军队面临考验的非常时刻，他能只考虑儿女情长，而是顾全大局吗？不。那绝不是他周恩来的性格，从来都不是。他咬一咬牙，长长地吁出口气，对妻子说：“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老人，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不是吗？”

“我想如果她也能跟我们一起……”

“我们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吧。”

见丈夫那样严肃，邓颖超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再争辩了。她望一望他，见他脸上充满倦容，说：“你一天忙到晚，趁早休息吧。”

周恩来正想休息，警卫员小魏敲门报告，说毛泽东有事找他来了。他一点没有犹豫，跟着小魏到隔壁的房间来。这是他开会和会客的房间，只摆着几张木凳子，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

毛泽东因患疟疾，久治不愈，面容清癯，长发蓬乱，消瘦后就显得背有点驼。在筹划战略转移时，负责人员去留安排的博古本想把他留下来，经周恩来和朱德力争，博古才改变主意。

“毛主席，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周恩来走过来，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恩来，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真不好意思。”毛泽东苦笑着说，“可我只能这时候来了，不然，我怎么能找到你呢？”

“有事你可以约我谈嘛。”周恩来丝毫不介意。“你身体好些了吗？”

“请傅大夫看过几次了，也没有明显好转。”毛泽东长长地吁了口气。

“再请傅大夫诊治看看吧。”周恩来关切地说，“马上就要长途跋涉了，对身体不能掉以轻心啊！”

说到要转移，毛泽东脸沉了下来。他从衣兜中掏出一份电报稿，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电报稿一看，这是博古发给各位不在军内任职的政治局委员的命令，把他们分派到各军团担任中央代表，随野战部队行动。周恩来看完电报稿，略一思考，说：“这事，博古同志没有和我商量过。”

“是他一个人定的？”

“人员方面的安排问题，是他一个人定的。”

“这简直是乱弹琴！”

周恩来凝望着毛泽东，说：“毛主席，有什么看法，你尽管跟我谈！”

“恩来，把政治局的同志都下放到野战部队去，这是很危险的！”毛泽东显得忧心如焚，说话的口气又急又冲。“部队在行军中，情况瞬息万变，这需要政治局的同志们开会决策。如果把他们都派到各部队去，平时怎么集中开会？这不要贻误战机吗！”

周恩来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把政治局委员都分散到各部队去随军行动，这就意味着以后的一切重大问题，由博古、李德说了算，政治局不是形同虚设了吗？”

周恩来略一思忖，说：“毛主席，你的意见很好！明天我就去找博古同志，要求他改变这个决定。”

两人正谈话时，项英来了。毛泽东见项英来找周恩来，本来还有事想跟周恩来谈的，这时就匆匆起身告辞了。他跟项英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并曾经为此而争论得不可开交。再说，此时项英和周恩来都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书记处书记，而他早闲赋多年，不可能夹在他们俩中间谈什么了。周恩来把他送出门口。

毛泽东走了两步，又心事重重地转回身来，对周恩来说：“恩来，瞿秋白留下来的事，你再去找博古谈一谈，争取让他也走吧！秋白曾经是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现在身体有病，又是高度近视眼，不宜上山打游击啊！”

这事前几天毛泽东就找周恩来说过，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过了。由于博古对瞿秋白有成见，加上他一个人掌握着战略转移人员去留大权，他执意要把瞿秋白留下，周恩来也无可奈何。此时，又听毛泽东提这事，他重重地吁了口气，说：“人员的去留方案，博古同志早已定了。不过，我可以再找他谈一谈，争取把秋白同志带走。”

“不把瞿秋白带走，天理不容啊！”毛泽东神情显得激愤。

周恩来点了点头，诚恳地说：“我尽量说服博古同志！”话是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很苦恼。他知道，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博古是不会向他作任何让步的。

周恩来低头进屋，项英兀自坐在长条凳上吸着烟，见周恩来进来，劈头问道：“不让我参加战略转移，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博古决定把项英留下来，和陈毅等一起率三万地方部队，坚守苏区，事先的确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所以他对此耿耿于怀。周恩来也觉得博古这样做过于草率粗暴，起码是对项英不尊重，也很同情项英。但事已至此，他又觉得项英还是采取抵触的态度，不仅于事无补，对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不利。

“项英同志，博古同志的做法是不对，可你也不应该在这个关节上老想不通。”周恩来用劝导的语气说，“总得有人留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书记处就四个人，博古负总责，不可能留下来；洛甫对军事不熟悉，也不是留下来的人选；那就剩下你我二人，不是你留下来，那就是我了。”

“如果在你我之间选择，当然是我留下。你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怎么能叫你留下呢？”项英口气变软了下来。“我恼火的是，博古怎么能那样独断专横，这么大的事，竟把我排挤在决策圈外！我成了一名普通军官，只能按他的命令行事啦？”

周恩来耐心地说：“如果说博古同志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开展批评吧。现在是什么时候啦，我们还在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纠缠不休，这不影响大局吗？”

项英低垂下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第六章在第一个三人团里（五）顺利通过赣粤封锁线

1934年10月16日下午6时，太阳刚刚落山，天边有几朵晚霞在轻轻飘荡，树叶在秋风中瑟瑟摇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组成野战军，一队一队地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周恩来站在于都河边坡顶上一棵枫树下，目送一队一队拖着庞大辎重的红军将士，缓缓从浮桥上走过，内心感慨万端。三年前，他奉中央之命来到这里，是要把中央红军建成一支强大的部队，把中央苏区扩大到几个省份……三年后，他却不得不带领这支部队离开中央苏区。他久久地伫立着，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似乎不忍离去。

留下来的部队代表、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自发民众前来给出征的部队送行。由于对战略转移秘而不宣，送行的人不是很多。象平时部队出征送行一样，送行的人根本不知道，这回大部队要到哪里去，何时打回来。走的人也一样，他们以为不管这次行动多么大，也不过到苏区外围去运动，把蒋军主力牵引过去后，他们很快就回师苏区，饮马于都河。所以，送行也显得比较平静，没有那种生别死离的激烈凄切。

只有周恩来心里清楚，他们这一去，不知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还要作出多少流血牺牲，不可能很快就回来。看到出征的同志们和留下来的人们平静地分别，他心情十分沉重。在这一群群送行的人当中，就有他的岳母杨振德，老人家也被留下来了。夫妻俩走了，留下一个老人，说什么也是不能放心的。可有什么办法呢？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岳母也跟着大部队走，当然不难办到。可他说什么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邓颖超正挥泪与母亲告别。邓母比刚来苏区时消瘦了一些。在苏区的这些年，她一直在中央红军医院做医生，利用多年学会的中医知识和临床经验，给红军伤病员治伤疗病。得知女儿要随女婿远征，她上山采了几包草药，分别时刻一再嘱咐女儿在行军路上如何用药调理病体。这时候，女儿哪有心听这些话，眼泪簌簌流个不停。周恩来走过去，强忍内心的苦痛，一边拍着妻子的肩膀，一边做出乐观的样子，对岳母说：“我们只要在湘西站稳脚跟，很快就打回来的。 ”

邓母深信不疑地说：“会的。就像上次在上海分别一样，很快我们又在一起了。”

邓颖超悄悄用手绢擦眼泪。

周恩来说：“很多同志都留下来，光伤病员就有一万多人哩。这需要医生，你留下来会有大量的工作做的。”

邓母说：“这我知道。不然，组织怎么会把我留下来呢。”

周恩来说：“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也留下来，他们会继续领导苏区的战斗，保卫苏区，一直坚持到我们打回来。”

邓母说：“你们放心走吧，别替我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周恩来见邓颖超不说话，又拍了拍她肩膀，示意她安慰老人。她紧紧地拥抱母亲，眼泪簌簌流下，语不成声。邓母拍一拍女儿的背，说：“孩子，你这是怎么啦？又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这样叫人看见不笑话吗？”

邓颖超哽咽着说：“妈妈！你要保重啊！”

邓母笑了笑，说：“用不着替我担心。你身体那么差，别让我替你担心才是哩！”

“妈妈！等着我们回来啊！……”邓颖超紧搂住母亲，眼泪直洒在母亲肩上。

“放心走吧，我等着你们回来！”邓母催促女儿女婿道。

此时，老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周恩来率红军大部队离开苏区不久，在蒋军疯狂进攻下，整个苏区很快就沦陷，她也成了敌人的俘虏。蒋军得知她是周恩来的岳母，把她抓到九江关押。

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女儿女不要当共产党员，她对法官说：“子女们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嘛！”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此时正在苏联，不但加入了共产党，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于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和谈事宜与蒋介石展开谈判时，她才得以释放出狱。

天边的晚霞消失了。溟蒙的暮霭笼罩在河边的树林上，天色慢慢地暗了下去。周恩来这时候才跨上战马，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策马越过于都河浮桥，赶上队伍。邓颖超则加入休养连队伍，在野战部队护卫下行军。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西进，于10月18日命令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布防阻击。并令第6路军薜岳率吴奇伟、周浑元纵队追击。

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是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当时粤军第1师驻安西，第2师驻信丰，第4师驻赣州、南康，独立2旅驻安远。

10月21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先头部队从龙布直到韩坊全线出击，粤军余汉谋纵队从重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乘胜向信丰东南地域追击，先头部队逼近信丰河边。次日，红军进攻版石圩，粤军第1师3团和教导团被击溃，向安西逃跑。粤军边打边退，没有进行围追堵截。实际上，如果事先不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红军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就越过蒋军第一道封锁线。正因为这样，一进入湘南通道，周恩来就下命令将通过第一道碉堡封锁线时俘虏的陈部士兵及武器放还。

渡过信丰河后，三人团就部队继续西进的部署，于10月23日以朱德的名义电令各军团、纵队首长。

电报通报敌第1师主力在安息，第2师在信丰，第4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但有经关头寨开安息之可能；独3师集结南雄。我野战军于渡过信丰河后，除八军团于南康、大余间西进外，其余均在大余、南雄之间西进，对安息、信丰之敌只留监视部队。

命令各兵团24日晨到达指定地域：8军团全部应前出到大龙、坳头地域，并向信丰派出警戒，向龙回派出侦察队；3军团应前出到大塘铺、大江圩、小河、王庄地域，向信丰派出警戒，并向正平圩、九渡水及坝子上派出敌情、道路侦察。

五师随带小电台，准备一得野战司令部命令后，即向前出动为先头师；1军团应前出到铁石圩、铁石口、石材圩地域，并向流塘圩派出警戒，向大龙冈、罗塘圩派出敌情、道路侦察；9军团应到达走马丘、枫树下、石门径地域，并有监视安息之敌的任务；第1纵队到达场坊地域，并向信丰警戒。第2纵队到达古陂、大桥头地域，并向信丰警戒；5军团则应到达小坌、双芜地域，并由其右翼队由小坌派出一个团，进至韩坊，向信丰警戒。

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红1、3军团按照军委的部署，派出一部分兵力，监视信丰、安西、安远这三点粤军。红军大部队在这三点之间安全通过，并于10月26日之前全部渡过信丰河，向汝城城口一线前进。

这时，蒋介石在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并不十分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仍决心消灭红军于湘粤赣边区的碉堡封锁地带。他命令周浑元、薜岳各集结15个团左右的部队待命。

如果行动迅速，趁蒋军集结来不及反应，红军即可轻而易举地从碉堡封锁线穿插而过。

但按照李德、博古的部署，此时部队依然以第1、3军团为左右前锋，在前面开辟通路；中央和军委机关组成的两个野战纵队居中；第8、9军团在两翼掩护；第5军团作后卫压阵。中央机关把笨重的机器和各种“坛坛罐罐”都带上，仅担子就有3000多副，俨然一派大搬家的架势！队伍行进在南岭山区中，小路崎岖，拥挤不堪，行军十分艰难，有时每天行程才十来公里。

部队按照野战军司令部25日的命令，前进时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出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庾、南雄之间通过；第二阶段则前出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

29日，野战军司令部又发出命令说：“我军将进入湘南地区，粤敌现集结于南雄、新田地域，湘敌主力正向赣西及湘赣边境集结，62师主力正向汝城开动，周浑元纵队之4个师，正向遂川集结，似有在我军未到湘南时，从两翼夹击我军企图。我野战军为取得先机之利，应于11月1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

30日，在大庾县密溪地区看到红3军团的部队延绵数里长，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杨尚昆，要求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得超过编制范围，轻装前进。

11月1日，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红3军团攻占汝城，红1军团攻占城口。2日夜，红1军团2师6团奔袭夺取城口，红3军团主力左纵队逼近汝城，占领了汝城东南制高点，右纵队经益将、穿风坳向汝城前进，监视箝制汝城粤军。因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野战军司令部放弃进攻汝城，改为监视。这时，蒋介石调整了追击部署，命令周浑元率领15个团组成的纵队从遂川出发，沿红军的行军路线跟踪追击；命令薜岳率第6路军经萍乡赶往衡阳，以防红军北上；令湘军和粤军沿湘粤公路南北对进，阻击红军于宜章、郴州以东地区。4日，野战军司令部又决定，红1、3军团打开由官路下到文明司山田铺的道路。红军大部队从5日晚至8日晨，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粤军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郴州、宜章之间。此时，蒋介石已知红军向西突围的意图，遂下令利用粤汉铁路部分可通车路段和公路，迅速运兵赶来堵截红军。

红军突破蒋军第三道封线，必须迅速抢占制高点九峰山，从而安全通过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的地域西进。红1军团是先头部队，负责拿下九峰山，控制这个制高点，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红军发动袭击，以掩护中央纵队在九峰山至五指峰之间通过。起初，林彪以为蒋军还未到达乐昌，想一下子冲过乐昌，不必占领九峰山。在聂荣臻的劝说下，林彪才放弃这种侥幸的念头，即派红二师的一个连到乐昌侦察。实际上，此时在乐昌的大道上已可看见蒋军。

11月6日下午3时，红1军团指挥部进驻麻坑圩，林彪利用粤军电话与对方通话，对方丝毫没有察觉这是在跟红军的指挥员通话，既侦察了敌情，又达到了调敌的目的。林彪当即下令红2师4团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红4团深夜奔袭，经过一天激战，迅速拿下九峰山，并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军团的任务。

除占领九峰山外，林彪、聂荣臻还派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西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粤军，保证左翼部队的安全。

天公不作美，秋风萧瑟，大雨滂沱。崎岖的山路上，一片泥泞，部队在山路上拥挤不堪，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纵队依旧是大搬家的样子，几千副担子舍不得丢弃。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大件的十来个人抬；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布料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和挑夫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

风雨中，部队拖拖沓沓，一个师摆有十几里长。而蒋军尾追部队迫近，湘军和粤军从南北夹击过来。

11月8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发布在良田、宜章间突破蒋军封锁线的命令。命令说：“军委决定3军团于良田、宜章间突破敌人封线，其先头师约于10日前出到宜章地域。1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1第2纵队及5、8军团在3军团后跟进，9军团则于1军团后跟进。”

周恩来赶到红1师前线，亲自向师长李聚奎交待任务，保证部队能够突破蒋军衡阳至曲江的公路封锁线。他命令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面开路，掩护部队通过粤汉铁路。他摊开一幅五万分之一地图，手上的红铅笔在地图上一边勾勾划划，一边对李聚奎嘱咐道：“你们一定要做好两侧的警戒，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线头，心里盘算着在漫长的战线上要投入多少兵力。

周恩来看一看李聚奎，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聚奎说：“总政委，这战线拉太长，部队收拢起来难度很在呀？”

周恩来说：“你担心到时候掩护大部队过去了，你们却被追敌截住了？”

李聚奎愁苦着脸，摇了摇头说：“不。总政委，我没这样想。”

周恩来笑了笑，说：“我看出来你有这个顾虑嘛！叫你们掩护大部队前进，肯定会有困难。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

李聚奎脸上一阵阴转晴，语气坚定地说：“请总政委放心，我们一定保证让全军安全通过！”

随后，周恩来又赶到广东归仁、长江圩北地区。担任前卫的红1师第3团，此时已赶到这里，正在一片密林里休息。天刚蒙蒙亮，下着霏霏细雨，周恩来与警卫员身穿雨衣，一下马就冒雨去察看战士宿营休息情况。

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战士们都很疲惫，有的披蓑衣靠着树身睡，有的两三个人共盖一张油布席地而睡，刚睡下就是一片鼾声，雷一般地在树林里回荡。周恩来和警卫员轻轻地从熟睡的人群中走过。担负警戒的战士看见周恩来，禁不住惊喜地呼唤起来。这一呼唤不不要紧，把别的人搅醒来，睁眼一看果真是周恩来到了他们身边，便忘记了疲劳，一个推一个地纷纷爬起来，一边欢呼着，一边把周恩来团团围住。

周恩来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大家说：“我也是一夜没睡了，本来想到你们营地借一块小地盘休息的。你们这样，不是存心不让我休息吗？”

有人说：“总政委！见到你，我们就不想休息了！”

周恩来说：“不休息不成。要知道，你们三团是前卫部队，是负责给全军开辟道路的，任务很艰巨啊！不休息好，怎么能完成任务呢？”

有人说：“总政委！你到我们三团来，就是给我们鼓舞士气嘛，见你们来了，我们哪还能睡得着呢？”

周恩来望一望大家，内心充满欣慰，却不得不做出严肃的样子来，大声说：“行动马上就要开始！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休息。不休息好，就是违抗命令啊！”

11月9日，红1军团经大王山及砖头坳经东向九峰山以北转进，控制九峰山通砖头坳的大路，防止九峰山蒋军向砖头坳前进，避免九峰山蒋军威胁军委1、2纵队，以便大部队顺利从良田、宜章间通过蒋军封锁线。10日，红3军团5师占领宜章城。13日至15日，周恩来和博古、李德在宜章黄茅岭廖家湾，指挥红军大部队从郴州良田至宜章间，通过蒋军第三道封锁线。

这一路山峦重叠，满山遍野都是没人的蒿草和茂密的树丛，崎岖的羊肠小道，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路。由于沿途都没有村庄，红军连吃饭都困难，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地爬山涉水。

红军以很小的代价，在一个月内很快就突破蒋军三道封锁线，博古和李德不禁洋洋自得。在廖家湾指挥部，博古对正提着马灯查看地图的周恩来说，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转移具体行军路线还是摸不着头脑，这时候就算他幡然醒悟，也是悔之莫及了。

周恩来没有博古那么乐观，他说蒋介石不是傻子，不会对红军的行军路线老摸不着头脑的。从刚刚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情况看，他判断蒋介石已经开始摸清战略转移的意图。他对博古和李德分析，从这次红1军团对九峰山久攻不克，粤军顽强抵抗这一点即可证明。这种情况，为什么在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没有发生呢？难道陈济棠偏偏要等红军通过他们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才跟红军过不去？很显然，蒋介石向他们施加了压力。

“周恩来同志！你不是说陈济棠与蒋介石有宿怨，而且你们跟陈济棠签订了秘密协议？”李德说此话时的语气，还带有几分揶揄。

“不管陈济棠与蒋介石有多大的恩怨，但他们两人毕竟都是国民党。”周恩来反驳道，“对陈济棠我们只能在非常情况下利用一下，不可能叫他服从我们的意志。而他对蒋介石只不过是阳奉阴违地耍一点花招，不可能毫无顾忌、明目张胆地与蒋对抗，除非他比蒋介石强大。国民党的大小军阀，有谁能斗得过老蒋呢？”

博古对周恩来的分析未置可否。

“蒋介石是否已搞清我们战略转移的意图，这已无关紧要。”李德笑了笑说，“我们一口气就走过了他的三道封锁线。他要再设第四、第五道封锁线，怎么快也不会有我们走的快！”

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你们太低估蒋介石了！你们不知道，只要他搞清我们的意图，很快就可以在我们的前面设第四、第五道封锁线，而我们走的决不会比他们快的。”

“如果你是蒋介石的参谋长，情况可能会是这样！”李德开玩笑道。

博古也笑了笑。

周恩来神情肃然，向博古和李德分析敌情。蒋介石现在最害怕的是中央红军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开辟新的苏区。这样，他肯定会竭尽全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现在，他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战略转移前派出去的红7军团和红6军团，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调敌的作用。在中央红军的前头，面临的敌人是湘军和桂军。湘军军阀何键与桂军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蒋介石会利用这两支地方军来夹击中央红军，然后派他的嫡系部队在后面追，在前面堵。

李德听着周恩来的分析，面起阴云，说：“听你这话，我们不是陷入蒋的包围圈了吗？”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保持着这样的行军速度，极有可能是这样！”

李德冷冷地问：“那你对此有何见教？”

周恩来显然已经进行过一番深思熟虑，直截了当地说：“把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那些笨重的装备丢掉，轻装前进。”

李德两眼睁了睁，问：“你指的是哪些装备？”

周恩来说：“印刷机、x光机、书籍之类，甚至一些暂时用不上的山炮。”

“开玩笑！”李德厉声说，“这样我们不是成了逃亡了吗？你别忘了，我们这是战略转移！我们很快就到达湘西与2、6军团会合，很快就开辟一个新的苏区！”

“你也应该注意，按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不可能很快就到达湘西！”周恩来也厉声地说。

李德望一望周恩来，又望一望博古，说：“博古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博古在李德与周恩来争论时一直默不作声，这时不免有点左右为难，以打圆场的语气说：“我们连续通过敌人三道封锁线，都很顺利。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先按原计划行动，如遇新情况，再讨论决定也不迟。”

李德又点上一支雪茄烟，连吸了几口烟，对博古点了点头。

周恩来把头埋在地图上，也不吭声了。博古那么一说，实际上已经否决了他的建议了。

机要员送来了一份电报稿。这份电报是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拍来的，他建议以红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伺机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电报在三个人中传阅过一遍后，周恩来脸上露出赞赏的神情，说：“我们讨论一下吧？”

博古拿不定主意，望着李德说：“李德同志，这事……需要讨论吗？”

“这有什么必要讨论？”李德讥诮一笑。“彭德怀玩的什么把戏？我们是要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还是要去攻打长沙？”

“我不同意李德同志的看法。”周恩来严肃地说，“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这个建议，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我们被逼到湘桂边山脉，与桂军作战，的确对我们很不利。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

“我看你们都有些神经过敏了！”李德将烟头往地上一摔，打断周恩来的话。“蒋介石的主力还没有靠近我们，我们就自己恐慌了。这不是叫人笑话吗？在情况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之前，我们还得按原计划行动，不要去胡思乱想。”

“不是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是你没有感觉到情况已经发生大的变化！”周恩来辩驳道，“分析一下侦察队搜集到的情报，再研究一下敌军目前的兵力部署情况，你们就不难预想到所面临的困难。如果忽视这些困难，那将意味着什么呢？”

“你显然是夸大了面临的困难了！事实上是这样吗？”李德越说越变得粗声大气起来。“不要因为敌人稍有调动，就以为我们的战略部署被他们掌握了，他们的大队人马赶到了，我们被他们包围了，要改变原定计划了……这纯粹是右倾观念作崇！”

“我倒希望蒋介石近几日的部署是他的原定计划！ ”周恩来耐心地说，“可情况是明摆着的，过第三道封锁线，我们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如果我们不改变策略，将会遇到更顽强的抵抗！”

“就算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我们也照样能冲过去！”李德赌气似地说，“我倒想看一看，蒋介石到底有多少碉堡来拦我们的去路！”

“我们是能冲过去，但要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呢？”周恩来据理力争，说话的声调也提得很高了。“对于敌情变化，我们不仅要及时地充分地掌握，并且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干么要去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呢？”

李德脸一沉，一时语塞。周恩来能言善辩，他不是今天才领教的。他狠吸两口烟，对博古说：“博古同志，既然我们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那就进行表决吧？”

博古对李德点了点头，又望了望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这……需要进行表决吗？”

周恩来怨懑地摇了摇头，说：“这又何必呢？……”

第六章在第一个三人团里（六）在蒋军的炮火下

不出周恩来所料，红军通过蒋军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门户汝城地域时，蒋介石即判断红军将沿红6军团路线，经兴安、全州间西进。他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蒋嫡系部队薜岳、周浑元及在湘各部，在湘江、漓江以东地区，凭借湘江天险，给红军设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漓江以东。

何键根据蒋介石的企图，即调集30万大军，取捷径集中主力于黄沙河、零陵、东安一带，布置在湘江东岸，形成与粤桂两军夹击红军之势，意在协力包围红军于湘江、漓江以东地区予以聚歼。

红军刚进到湖南、广西边境，还没有渡过潇水，薜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就追上来，何键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也乘机从两边夹击过来。何键的15个师分五路追击堵截红军。第一路刘建绪4个师由郴县直插苏沙河、全州，第二路薜岳4个师由茶陵、衡阳插零陵，以堵击红军往湘西；第三路周浑元4个师，第四路李云杰两个师向红军追击；第五路李韫珩一个师红军南部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红军。李宗仁、白崇禧部的五个师已先期占领全州、灌阳、兴安等地。

蒋军的兵力相当于红军的四倍，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早有准备，好像张开了一张大网，等着红军前来自投罗网。

但蒋军也有致命的弱点，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何键的湘军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互相猜疑，貌合神离，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形成的种种矛盾，无法解脱。

蒋介石与湘、桂及西南各省军阀矛盾极深，他部署湘江战役除了意在消灭红军，还有一箭双雕之计。因为他时刻不忘排除异己，企图驱使桂、湘两省军队同红军决战，如两省军队能将红军消灭，他当然求之不得。但他与红军打交道多年，可以说经验丰富，早看到桂、湘两军均不是红军对手。如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也是他求之不得。这样，他就可以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

这时，横在红军前进路上的有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

11月17日，离开中央苏区西征以来的一个平常的日子，周恩来正指挥部队行军中，中革军委三局的钱壮飞骑马飞速赶来，将一份电报稿递给周恩来。正为如何率部队冲破蒋军第四道封锁线发愁，见钱壮飞将电报稿递过来，周恩来两眼一睁，急拆开电报稿看。是何键13日发布的命令！钱壮飞他们刚刚破译的。

电文向其各部通报了红军自11月9日以来行动的情况，就下一步对红军围追堵截作出了部署。

其各兵团态势是，薜岳所部5个师为基干12日先头抵江西之安福县，本13日继续西进；周浑元所部4个师为基干12日先头抵桂东县，13日可抵资兴；第16师及补充总队（大部已到大江口）及湖南保安3团（附机枪12连）守备自东至衡州间沿湘水左岸地区，其主力配置于东安至零陵之间；第15师在郴县之南方万会桥附近与红军激战中；第62师12 日在文明司北方之勾刀突附近击破红军第11军团第21、第22两师，跟踪追击至文明司，12日晚该地附近宿夜；其余由赣西西进各兵团计23师13日先头可到达郴县北方之高司；第5师13日先头可达资兴；第63师本日可达耒阳；除岳岳所部及守备湘水沿岸之各部队外，其余各兵团预计可于14、15两日陆续到达桂阳、郴县之间。

周恩来看过电报稿，叫警卫员摊开地图，一边将电报稿逐句逐字地看，还拿起铅笔一丝不苟地在地图上勾勾画画。对于钱壮飞他们破译敌军电报的能力，他当然是不会有丝毫怀疑的，当年顾顺章叛变就是他从蒋介石军统特务组织的心脏搞到的情报，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可在此时此刻，他正指挥千军万马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动，容不得半点粗忽。

针对何键指挥所属西路军刘建绪纵队和北路军薜岳、周浑元部，分五路从东、北两个方向“追剿”红军的作战部署，周恩来和朱德决定调整部署，一方面向各部队通报敌情，一方面命令红军分成三个纵队西进。过了第三道封锁线后，红3、8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军委1、2纵队为中央纵队；红1、9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左纵队作为左翼沿临武、蓝山方向前进，以后又变为右翼，向天堂圩、道县方向前进。

蒋军正计划合击红军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右翼部队要想揭发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抢在蒋军到达之前先一步占领道县。

11月22日拂晓，1军团2师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一部攻入道县消灭守敌，并向零陵方向警戒；一部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架起浮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这样，蒋军在潇水之滨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了。接着，他们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11月25日，三人团以中共中央及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我野战军将进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之新战役》的动员令。此动员令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由于敌我部队质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

动员令要求每一个指挥员“明确的执行放在面前情况战斗任务，与友军切实的协同动作，不间断地进行各种侦察警戒，并应遵守一切战术规定，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指挥员应牢记：争取战斗的胜利不仅依靠个人之勇敢，而首长先是在正确地指挥部队”。

动员令指出“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湘江，河面宽阔，水流湍急。蒋军就在此布下重兵，等待着与红军决战。

何键为了缩紧对红军的包围圈，将指挥部迁至衡阳后，并令其所属的刘建绪4个师调到桂北全州。第二路军薜岳的4个师已进驻黄沙河。广西的白崇禧也将指挥部移至桂林，所属5个师和保安团在全州、界首、灌阳一线布防。蒋介石嫡系的周浑元部4个师和李云杰部2个师，从红军背后直逼过来。湘江对岸与江平行的桂黄公路，蒋军共修筑140多座坚固的碉堡，将湘江与公路之间的地域都控制在他们的火力范围以内。

尽管蒋军在湘江一线布下重兵，但由于何键和白崇禧都对蒋介石心怀疑忌，怕蒋的嫡系部队趁“剿共”之机，抢夺了自已的地盘。还在11月16日时，红1军团第2师5团夺取临武，桂军弃守蓝山。红军即乘势向江华、永明方向出击，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桂军撤走，湘军刘部4个师未赶到全州、灌阳，造成湘江此段防务缺口。

如果当时红军中央纵队没有太多的坛坛罐罐，而是轻装前进，完全可以先蒋军赶到湘江并平安渡江。然而，笨重的辎重物资、机器设备绳索似的捆住了中央纵队的手脚，部队只能缓慢地前进，从而失去了利用由于桂军撤退所留下的缺口冲过蒋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天赐良机。

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又于27日将后撤的5个师重新开回灌阳和兴安两个战略要地，与刚赶到灌阳和新圩的红3军团展开了激战。就在这一天，刘建绪致电蒋介石：

“1、据报，匪两万余本日抵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二三千人，刻正分途通过茅埠、屏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东山徭方面尚无匪情。我桂军一部正在灌阳西三峰山、镳刀山一带与匪激战。另有桂军11团已集结新圩、唐家园之线，会同我军向敌夹击。

“2、本军以协同桂军夹歼该匪之目的，决先依托全县沿飞弯桥至桥头三线占领阵地，以主力集结大石塘、石角村、全县、五星牌，待机出击。

“3、着章（章亮基）师迅即占领飞弯桥、桥头之线阵地，主力控制桥头后方，另派精锐1营，较装星夜兼程占领寨圩，切实固守，但桥渡须构成据点。

“4、着和平部迅即就秀衣渡、王家、茅埠沿河之线，严密布置警戒，主力控制全县城北端。

“5、着陶广师即集结五星牌附近待命。

“6、着陈光中师以一部严密固守黄沙河至秀衣渡沿河之线；主力即集结太平埔待命。但沙子街仍须留守兵固守。

“7、着李司令觉即率成铁侠部，迅即集结全城西北端待命。

“8、着俞炮兵营即在大石塘附近选定阵地，对各方测定射击距离。尔后暂归章师长指挥。”

次日，蒋介石致电何键、白崇禧，对红军先头部队从容渡过湘江大发雷霆。

电报说：“据恢先（刘建绪）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已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机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惟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芝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红1、3军团的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分别渡过湘江后，红1军团先后占领界首、绍水、朱塘铺，一部向全州迫近。30日，红1军团在湘江西岸与由全州出击的湘军激战。红3军团占领光华铺，第4师抗击由兴安出动的桂军夏威部，主力向界首前进。这样，红3军团在左翼强占了渡江要点，红1军团在右翼严密布防阻击，在左右两翼控制下，界首至屏山渡之间30公里范围内，可供人马从浅滩过江的地方就有4处，红军完全可以安全渡江。但此时中央纵队才进抵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距渡江点80公里，轻装前进一日即可赶到，中央纵队却走了4天！

在湘江东岸临时搭建的指挥部里，周恩来面前的三部电话机一直没有停过，不是各部队打进来请示汇报，就是他打出去询问情况和发号施令。电台在嘀嘀哒哒响个不停，译电员飞快地把电报译出来，交给在一旁等候的参谋。参谋按着电报上报告的各部所在方位，在墙上的大地图上标出来。中革军委将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1军团从右翼，3、8、9军团从左翼，由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湘江。

天上，蒋军飞机掠空而过，向江上的浮桥扔炸弹。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江上水柱直插天空，江两岸硝烟滚滚。蒋机轮番轰炸，江岸边和浮桥上人慌马嘶，岸上不时有人群被炸得血肉横飞，浮桥上不时被爆炸气浪直冲得人仰马翻。被炸的书籍报刊飞上半空，败叶似的飘落在江面上。

偶尔，炸弹掉在距指挥部仅十几米的地方，临时搭起的掩体一摇晃，在一旁的警卫员小魏倏地扑过去护住周恩来。一截木头滚落下来，就落在周恩来的跟前。尘土撒面粉似的纷纷落下，把掩体里的人都洒了一身。周恩来若无其事地推开小魏，也顾不上拍一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打电话。

从地图上所标出的各部队方位看，红1军团2师4团抢占全军左翼界首，移交3军团6师，向右翼靠拢；2师另两个团于27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5团相机先敌占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刘建对等部先期占领。未能夺取全州，1军团阻敌战线选在全州西南湘江两岸，距全州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岭上。

白崇禧见红军直奔湘江，又把所属5个师开回灌阳、兴安。红3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激战。1、3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长湘江两岸。红5军团主力到达文市河西之王家湾。红8、9军团由水车附近渡河到达青龙山、石塘圩地域。军委2纵队渡江后进到界首附近的王家。军委1纵队正在渡河。中央两个纵队被坛坛罐罐拖累，行军速度缓慢，晚了4天才赶到渡口，使掩护部队付出惨重代价。

周恩来看了看地图，又走出掩体，见光线昏暗，以为整个天空都被硝烟笼罩了，揉了揉眼睛，才看清楚是天黑了。他望着从浮桥上拖着笨重装备缓慢过江的队伍，眉头紧紧地皱了皱，开始不安起来。他转身回掩体，对着地图思考了几分钟，给博古打电话，提出部队正遭受湘军和桂军的夹击，后面有蒋军嫡系周浑元部的追击，情况是很危急。红1、3两个主力军团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正在同敌人激战，如中央纵队仍按这样的速度过江，将陷于很大的被动。因为敌人的大部援兵马上就要赶到。

他建议，把所有重型装备都丢掉，轻装渡江前进。博古与李德商量后，给周恩来回话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随便下这样的命令。”

周恩来着急了，大声说：“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主力部队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流血牺牲！这还不是万不得己的时候吗？”

博古支吾了一下，说：“事关重大，你马上过这边来，我们三人团开会研究一下。”

“这时候，我不能离开这里！”周恩来气愤地挂上电话。

第七章 “左”倾路线的终结（一）闯过湘江

“总政委，军委纵队再不赶快过江，我们是没法顶住了！”林彪从脚山铺给周恩来打来电话。“敌人进攻太猛烈，而我们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啊！”

周恩来说：“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一定要坚持住，直到命令你们从阵地上撤下来为止。”

“总政委，你听见了吗，炮弹就落在我十几米外的地方爆炸啊！”

“你们要注意安全。现在我是要你们守住阵地阻击敌人，不是要你们与阵地共亡，明白吗？”

“军委纵队要快过江，要快！不然，我们只能与阵地共亡了！”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军委纵队迅速过江的。你们一定要守住阵地，一定要把敌人阻击住！”

刘建绪以4个师兵力向1军团2师脚山铺阵地猛攻。他已得悉红军渡湘江，而白崇禧又将全州以南至界首段所部署的正规军撤掉，只留下一些民团，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想让红军入湘的阴谋，便全力堵击红军。增援的红1师赶到后，顾不得休息，即投入阵地。

30日，全军团在抱子岭、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岭阻击刘建绪部。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刘建绪部攻击越来越猛烈，先是突破了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阵地。入夜，红1师见刘部利用夜幕迂回进攻，为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刘部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后，从三面进攻红2师的尖峰岭，尖峰岭仅有红5团两个连，尖峰岭很快失守，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誓不当俘虏，开枪自杀。

红2师主力退守黄帝岭，即遭强敌围攻，在红1师撤出之后，红2师为避免被强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红1师占领夏壁田、水头，构筑第二道阻击线。在激战中红4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

接完林彪的电话，周恩来举着一把火把走出指挥部，来到江边浮桥旁。深沉的夜幕下，部队举着火把，连夜从浮桥上通过。那一列列人马，宛如一条火龙在滔滔的湘江上舞动。这条火龙舞动得太缓慢了，敌人都追到屁股后面了，还毫不在乎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负担慢悠悠前进。这样的行军速度，无异于在强敌的进攻面前坐以待毙！他忧心如焚，却毫无办法。他不是首要决策人，自己的主张不被首要决策人接受，作为战场指挥员，没有比这更令人苦恼的事情了。

回到指挥部，已是半夜时分。他与参谋、警卫员们一起啃着干粮充饥。电台还在“嘀嘀哒哒”地响个不停。

参谋从译电员手上接过一份电报，只瞧了一眼，就急忙交给周恩来。电报是林彪、聂荣臻从脚山铺附近拍来的。

电报给军委主席朱德，因周恩来是党内指定的军委的总负责者，各部队给军委的电报均由他处理，然后以朱德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这是一封很紧急的电报，电报说1军团向城步前进，由脚山到白沙铺只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蒋军能展开大的兵力易接近一军团，而使一军团火力难发挥，正面又太宽，如蒋军明日以优势猛进，一军团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希望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湘江。一军团的红1、2师明天继续抗击蒋军以掩护大部队过湘江。

周恩来看完电报，问参谋红3军团那边情况。参谋报告，红3军团5师第14、第15两个团从28日开始在新圩抗击桂系两个师又一个团，现在已撤离阵地，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损失人员1000人左右。14团的团长和参谋长都牺牲了。第4师第10团在光华铺地域顶住桂系一个师又一个团，战斗很激烈。

周恩来低垂下头，长叹了一声。思忖片刻，他吩咐参谋给红1、3军团发报，要他们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无论如何要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参谋很快就拟好电报稿。他将电报稿修改了一下。强调“1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堵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然后，交给发报员立即发出去。

电台“嘀嘀哒哒”地响着。

周恩来走到地图前，看了看地图。经过一番沉思，他给博古打电话，说：“博古同志，无论是对阻敌掩护部队，还是渡江部队，明天都将是很关键的一天。我建议马上开个会，对我们的行动方案重新布置一下，你意见如何？”

博古稍犹豫了一下，说：“我看可以的。”

周恩来说：“要不要请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也来参加？”

博古说：“没必要吧。”

周恩来说：“至少应该请洛甫和朱德同志参加。”

博古说：“为什么？”

周恩来说：“他们俩一个是书记处书记，现在在这里只有你我他三个书记处书记；一个是军委主席和总司令！”

博古征求了李德的意见，对周恩来说：“李德同志不同意。还是我们三人团开吧！”

周恩来放下电话，愁烦地吁了口气。

12月1日1时半，三人团先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接着，又于3时半以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发去“万万火急”电报。

电报说：“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1、3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1号1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轰隆轰隆……”爆炸声把周恩来从酣睡中惊醒过来。其实，他在桌旁打盹还不到一个钟头。

他睁开眼睛往窗外一看，天刚麻麻放亮，蒋军的飞机已经光临湘江上空。

他走出指挥部掩体，见蒋机轰炸后，江边一片混乱。部队一乱，过江没了秩序，在浮桥上争先恐后地抢道，像夺路而逃的败兵之师。由于浮桥上过于拥挤，马一受惊，连人带马翻下江去。他见状着了急，赶紧向江边跑去。

“大家不要慌！……”周恩来向慌乱的人群挥臂呼喊，“不能这样过桥。要按单位按秩序一个一个地过，各单位的负责人要把本单位的人员组织好，不能这样乱抢道！……”

天上，蒋军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掠空呼啸而过，炸弹一颗接着一颗扔下来。随着那轰隆隆的爆炸声，人们乱作一团。起初，人们根本就顾不上去注意是谁来维持秩序，都抢着往浮桥上挤去。忽然有人喊：“那是总政委！……是周总政委！……”

人们恐惶的情绪稍稳定了下来，纷纷回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大声说：“我们的主力部队正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掩护我们过江。大家都不要着急，只要中央纵队还有一个人在这里，我就不会下令阻敌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

“总政委，你先过江吧！”人群中有人说。

“我的指挥部设在东岸。”周恩来指着河岸上那临时搭起的简陋的掩体，大声对大家说。“中央纵队最后一个过江的人，就是我周恩来！”

叶剑英骑马过来，到周恩来跟前跳下马，给他敬了个礼。

“剑英同志，请你马上把准备过江的部队调整一下，要按秩序一个一个单位地过，不能这样兵慌马乱的象一群逃兵！”周恩来严肃地说。

叶剑英面呈苦色，把周恩来拉到一边去，说：“你看这象大搬家一样，一天内怎么能过得完呢？”

周恩来抬头往浮桥上一看，十几个战士抬着一台笨重的钞票印刷机，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挡去了后面队伍的道路。

昨晚三人团开会时，他又一次提出要中央纵队和其他准备过江的部队丢掉一些沉重的负担，轻装前进。李德反对这样做，认为这就等于是向部队宣布，这不是战略转移，而是一场溃逃。

李德还认为，情况并没有他想的那样严重，按他和博古两人的分析，不用扔任何装备，中央纵队完全可以在一天内顺利过江。

李德和博古显然是低估了蒋军的空中力量，也没有考虑到过江部队由于受轰炸所产生的心理上的恐慌情绪，总以为有主力部队阻敌掩护，中央纵队就能够顺利过江。当然，阻敌掩护部队要为此而付出多少代价，他们俩就不会去考虑了。

他双眉紧蹙，略一思忖，说：“把这些机器扔掉吧！”

“这些担子呢？”叶剑英指着江边那一担担行李、伙食挑子、书籍文件、苏区印制的钞票等等。

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说：“这些……看情况再说吧。先把那些笨重的机器扔掉。”

“我这就去安排。”叶剑英说，“恩来同志，你是总指挥！这里不安全，你快回指挥部去吧！”

“部队还这么乱，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周恩来叹气道。

“半个钟头……不，十分钟内，我叶剑英保证把这里的秩序维持好！”叶剑英庄重地给周恩来敬了个礼，忙去召集部队。

天空响雷似的，又有五六架敌机低空飞来，在江面上扔下炸弹。几十枚炸弹惊天动地爆炸了。没有炸中浮桥，弹片击中了正从桥上过的战士和骡马，人喊马嘶，跌进水流湍急的江中。岸上的人骤见此情此景，又恐慌了起来。

叶剑英向熙熙攘攘的人群喊话：“周总政委就和我们在一起，请大家不要慌！……”

人们掉头一看，周恩来正泰然自若地站在岸上一匹被炸死的骡子旁，炸弹炸起的泥水溅了他一身，他都没有擦一下。人们很快又安静了下来，各自回到各自的队列中去。有的在慌乱中丢了担子的，又回头挑了起来。

李德和博古骑马过来。李德一下马，就指着浮桥上——那边十几个战士正将一台印刷机推下河，用英语责问周恩来：“这是谁下的命令？”

周恩来平静地用英语回答：“是我下的命令。”

李德脸膛一阵血红，厉声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以为你丢的只是几台机器吗？你这是把我们部队钢铁般的意志给丢了！你这样做等于向我们的红色战士宣布，我们已经到了惊慌失措的地步，不得不丢下家产逃跑了！”

周恩来冷冷一笑，说：“李德同志，没有这么严重吧？”

李德气忿忿地说：“你不能擅自下这样的命令，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周恩来同志，你必须马上收回这个命令！”

周恩来摇了摇头，说：“我不能收回这个命令。”

李德两眼瞪了瞪，问：“为什么？”

周恩来郑重地说：“我要保证浮桥畅通无阻，保证部队顺利过江。”

李德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又不敢当众过分责怪周恩来，只能无奈而又怨懑地说：“总政委同志，你这样要犯错误的！要犯大错误的！”

周恩来坚决地说：“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

天空又传来雷鸣般的震响。人们还来不及反应，又是五六架敌机呼啸而来。随即，几十枚炸弹飞鸟下蛋似的落了下来。周恩来大喊一声，拉着李德卧倒。

“轰隆轰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其中有一枚炸弹就落在距周恩来和李德仅几米的地方，爆炸后一堆泥土把他们俩埋了半截。警卫员赶紧跑过来，将两位首长搀扶起来。博古也被爆炸的气浪冲出几米以外，滚了一身泥，眼镜也掉了。警卫员帮他找回眼镜，他才看清楚眼前的情景。当他看见十几米开外的地方，几个刚刚从他跟前走过的战士被炸得血肉横飞，不由一阵惊愕，浑身都打着哆嗦。

周恩来替李德掸去身上的泥土，见李德没有受伤，对仍一脸惶悚的博古说：“博古同志，你快和李德同志过江吧！这里的一切由我负责！”

博古显得忧心忡忡，而又一筹莫展，说话的声音发颤：“恩来同志，这里的一切就拜托你了！……”他说着就急跨上马。

李德受了惊吓，有点失魂落魄，也不再计较周恩来那个擅自下的命令。他向周恩来道谢一番后，由警卫员扶上马，跟博古匆匆踏上了过江的浮桥。

周恩来回到指挥部时，见朱德骑着马风尘仆仆赶到。他知道总司令刚从阻敌前线督战归来。见总司令疲惫的脸上带着焦虑的神色，料到阻敌前线情况不妙。他一边将水壶递给总司令，一边急切地问：“老总，彭德怀、林彪、董振堂他们还能顶多久？”

朱德从周恩来手上接过水壶，顾不上喝水，连连摇头说：“伤亡太大了！好多师团级干部都牺牲了！”

“坚持到傍晚有把握吗？”周恩来又问。

“每坚持一个钟头，都要付出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代价啊！”朱德沉痛地说。

周恩来不再问了。他内心比谁都着急，却不能在表情上显露出来。如果连他都象博古那样显得不知所措，还有谁能率领这支队伍冲出包围圈，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历史使命？

他凝望着浮桥上拖着沉重负担缓慢过江的队伍，心一阵一阵地紧缩。阻敌部队在用血肉之躯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中央纵队每慢走一步，阻敌部队就要牺牲多少生命！而按中央纵队这样的前进速度，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啊！

他咬了咬牙，手臂一挥，大声说：“下命令，把所有重担丢掉，轻装前进！”

站在一旁的参谋以为是听错了，怔愣地望着周恩来。

“快下命令！”周恩来指着参谋说。

“早该这样了！”朱德舒了口气。想了想，他又说：“不过，恩来啊，李德、博古他们……”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周恩来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惨烈的战斗在脚山铺、新圩红树脚、光华铺进行。在红1军团在十多里的阻击战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红军与湘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直到中午，第1师和第2师才交替掩护，撤出战斗。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在新圩红树脚，第4师在光华铺地域和桂军激战。由于两个主力军团的顽强阻击，掩护了后续部队渡过湘江。到12月1日晚为止，除红8军团一部被敌击溃，红3军团第6师18团及红5军团第34师被敌切断外，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

第七章 “左”倾路线的终结（二）摆脱“洋顾问”

红34师在新圩文市那边被打散，没能过湘江。红6师的一个主力团也没能过了湘江。对外宣传说是留他们在湘江东岸打游击调敌。现在，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未能过湘江的部队分明是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了。

于是，红军指战员中就开始纷纷议论，洋顾问是怎么指挥的，整个师被敌人吃掉，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呀他可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呀！难道共产国际看错人啦？……几位坐在山道旁休息的红军指战员正议论着，见李德骑马过来，就停止了议论。

李德神情忧郁，人比半个月前消瘦多了，骑在马上显得很虚弱。骑马上了一道陡坡，见博古在路边一个岩洞前歇息，他便下马向博古走去。

博古见李德来了，只点了一下头，以往那种恭敬的笑意消失了。这时候的中央红军，已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在突围湘江时折损过半，锐减至三万多人。身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他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呢？为此，他灰心丧气，一筹莫展。

李德吸着雪茄烟，告诉博古这些天毛泽东四处活动，今天到这个部队，明天到那个部队，他想干什么？这个情况应该引起警惕。博古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毛泽东现在只不过是一个随部队行军的空头国家主席，他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李德告诫博古对毛泽东可不能太大意，毛泽东跟洛甫、王稼祥最近亲热起来了。洛甫与博古有分歧，他曾为此出面劝洛甫与博古和解，被洛甫拒绝了。连说明洛甫对博古成见很深，此时倒向毛泽东的可能性最大。王稼祥早有亲毛泽东的意向，近来跟他们关系日趋紧张，早投靠毛泽东去了。这三个人若结盟，谁敢说他们能成不了气候？

李德向博古分析，过湘江时，部队遭受了一些挫折。如果现在有人想利用这些挫折，来反对三人团，看来是时候了。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他们正在这样做。他建议把周恩来找来，三人团开会研究一下对策。

这时候，周恩来正在野战司令部与朱德研究行动部署。野战司令部设在一座高山顶上的小岩洞里，与博古、李德休息的山头虽只有一山之隔，步行却还需走两个多钟头。自从渡过湘江后，指挥部队的工作完全由周恩来一个人担当起来了。在湘桂边界山区行军，暂时摆脱大批蒋军的围追堵截，却又要面临桂军狙击。桂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采用游击战术袭击红军。

博古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李德同志建议，我们马上要开个会，研究一些新情况。”

周恩来问：“什么新情况？”

博古说：“这些日子毛泽东四处活动，和洛甫、王稼祥一起在搞煽动，反对我们三人团！这是一场阴谋！我们……”

“什么话呀？”周恩来打断博古的话说：“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泽东同志、洛甫同志和稼祥同志都是政治局成员，他们在一起议事是正常的嘛！怎么能说是阴谋呢？”

博古说：“恩来同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挨批，被撤职，心里不服气，做梦都想卷土重来；洛甫跟我有意见分歧，没让他参加战略转移的决策，对我们有怨气。他们肯定以为，报复我们的机会到来了！”

周恩来苦苦一笑，说：“博古同志，对你的这些观点，我不敢苟同啊！很一般的问题嘛，你干么把它想得那么复杂呢？”

博古说：“其实，这事还是李德同志先提醒我的。是李德同志的意思！”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再说，现在也没时间开会。”周恩来双眉紧蹙，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本想挂断电话，想了一想，又以比较缓和的语气说：“博古同志，现在部队每天每夜都在遭受湘军桂军的阻击，这地方也是很危险的啊！如何率领部队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红军渡过湘江后，向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域前进。

12月2日，军委纵队翻越越城岭的三千界，到达护卫岭；右翼的红1军团进到越城岭北部、青坪界以东的尧家塘、清水江一带；左翼红3军团在越城岭以南的鲁塘、洛江至焙炜一带；红9军团在红1军团掩护之下，前进到油榨坪一带；后卫红5军团在军委纵队之后越城岭以东的南宅、蕉川一带；红8军团过江的部队散在1、5、9军团所在的地区。

刚过湘江，部队很疲劳，军委决定在西延地域休整一两天，以便集结部队，继续前进，与敌作战。为了沿红6军团的路线从大埠头出湖南，再去和红2、6军团会合，军委为休整作了周密的部署。红1军团负责阻击全州方向的追敌并警戒梅溪口新宁方向，红3军团扼阻兴安方向的桂军，红5军团阻击界首、咸水、白沙铺方向之敌。

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他担心中央红军前往湘鄂西与红2、6军团会合，除致电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外，一面致电何键、李宗仁派兵尾追，一面致电薜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以防止红军会合。

当红军在西延地域集结时，何键即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编组，调整为第1兵团、第2兵团和预备兵团。以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下辖第1、4、5各路，计7个师兵力；以薜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下辖第2、3两路，辖8个师又一个支队；以刘膺古为预备兵团总指挥，辖两个师又一个旅。以第1、2兵团追击红军，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的红2、6兵团。

与此同时，桂系也对其所属两个军5个师重新进行编组，以第15军副军长夏威为第1追击队指挥官，下辖第43、44师；以第7军军长廖磊为第2追击队指挥官，下辖第19、24师；第15军45师留守后方。

当时，湘、桂系都判断红军将由大埠头经车田出城步。何键令其第1、2兵团的15个师又一个支队，迅速向新宁、城步、绥宁、武冈方面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对红军进行前追后堵。其中，第1兵团以一个师追，两个师进驻武冈，三个师沿梅溪口经新宁至城步截击红军，另一个师前出洪江作攻击准备。第2兵团八个师又一个支队向武冈集结。桂军以第1追击队在红军左后方追击，第2追击队进驻龙胜。表面上桂军似在配合何键，其实是在迫红军尽快离开广西地盘，并防止红军在城步受阻回师龙胜、三江，威胁柳州。

此时，已经初步摆脱李德并实际全盘指挥红军行动的周恩来，在获悉敌情变化后，立即与朱德商量，于12月3日果断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并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的原定计划，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

军委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电报说，全州蒋军约一师，3日进占大埠头。全州桂系一赔，2日占界首，3日未向路江圩（洛江）进攻。估计全州蒋军十六、十九师主力将经大埠头向我尾追；桂系主力将采取由兴安、大溶江口、灵川向龙胜并行追击，并企图在龙胜实施堵截；由界首向华江将为其辅助的追击。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其任务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并钳制企图向我翼侧截击的湘桂之敌。我前进道路采取北经小李、西山岭、社水、皮水、隘向龙胜以北，南经枫木山、广塘、千家寺、中洞向龙胜及中间由枫木山经塘坊边、两渡桥的诸道路。

次日，又决定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军委给各军团、纵队首长的电报说，蒋军十六师占领大埠后，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绥宁、通道向我截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定明五日晚上，调整军事部署为：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应进至社水、凤水、茶坪地域；三军团主力应进至中洞地域；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前进至中洞地域；军委一纵队进至塘洞、源头地域；五、八军团进至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地域。

由于能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使刚刚经过湘江恶战尚在疲劳中的红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人硬拚，使何键和李宗仁、白崇禧以优势兵力在新宁、城步至武冈一线堵击红军的计划落空了。

桂、粤、黔三省，在鸦片烟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此时，桂系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集结于武冈至洪江一线，湘军以重兵布置于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黔东南极为空虚。但是，蒋介石却限制桂军入黔。李宗仁、白崇禧一眼就看出来，何键意在自保，蒋介石意在图黔。一旦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对广西来说不仅失去主要财源，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一个威胁。

于是，两广军阀经过秘商，联合向蒋介石请缨入黔追剿红军。蒋介石当然不会上两广军阀的当，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便令其嫡系薜岳部兼程进入贵州，并任命薜岳为贵州绥靖主任。蒋介石捷足先登，两广军阀无可奈何。蒋军内部的利益争夺，使他们无法集中全力来对付红军，造成黔东南的空虚状态，对红军入黔十分有利。

自从渡过湘江进入老山界以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在一起行军，开始对三人团提出批评。这些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

批评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蒋军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蒋军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蒋军的方针；一是把战略转移搞成大搬家，使战斗队都成了掩护队，沉重的负担拖住整个部队的后腿，结果在湘江损兵折将。

对此，周恩来不像博古、李德那样惊诧。他认为，在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并进行争论，是正常现象。至于毛泽东他们三人批评三人团，只要这种批评是公开进行的，那怕批评得再尖锐，也不足为奇。第五次反“围剿”确实是失败了，战略转移行动确实在湘江遭受重大挫折，这是全军上下有目共睹的事，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然而，身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他们的批评，内心也无法做到完全镇静。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西征转移以来遭受的重大挫折，他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虽说在战略战术上，他对很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博古、李德不同，并因此发生过多次争论，但当他以一票对两票处于劣势时，为了顾全内部团结，他又只能屈从于博古、李德二人，去执行自已并不支持的决定。

现在，当部队遭受重大挫折后，博古、李德二人都愁眉不展时，他一方面要承担失败责任，一方面指挥部队脱离险境，完成战略转移的历史使命。这时候，他责任之重和心理压力之大，在党内军内是无人能比的。

而除了他周恩来，此时能担此重任的，还有谁呢？

第七章 “左”倾路线的终结（三）对“洋顾问”拍桌子了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

这时候，蒋军的部署已是十分明显，薜岳、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到达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桂系部队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石境山一带，王家烈则布兵于锦屏、黎平一线。这样，五六倍于中央红军兵力的蒋军，在中央红军北上去湘西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

如果中央红军仍按原定的行军路线，西进占领通道后，准备到湘鄂西去同2、6军团会合，无异于往蒋军预先张好的口袋里钻。

次日，周恩来在城外山坡上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负责人紧急碰头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路线问题。

李德也被通知参加会议。当李德和翻译小伍走进会场时，没有看见博古，却见在座的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特别是毛泽东的参加，使李德感到很奇怪，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这种级别的会上见到毛泽东的身影了。他急问周恩来：“博古同志怎么不来参加？”

周恩来说：“这个会，我是临时决定召开的，只请在城里的同志参加。这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算是军委会议，就算是领导人的碰头会吧！”

听周恩来这么解释，李德还是能接受的。博古此时不在通道城内，其他在外地的政治局和军委成员也没有来参加。但他对毛泽东这时候竟然也能坐到他身边来，心里很是恼懑。周恩来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请来了呢？可他又不好说出来，脸阴沉沉的。加上这段时间他染上疟疾，身体虚弱，一生气整个人都变形了。

周恩来正等着李德来，见李德落座后，他神情肃然地说：“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讨论部队的行军路线问题。进入老山界以来，同志们有很多议论，其中的一条就是部队的去向问题。这个问题可不一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啊！各位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出来吧！”

李德听罢小伍的翻译，两眼一睁，望着周恩来说：“行动路线不是早在出发前就已经作出决定了吗？除了按原计划行动，我不知道你们还能有什么想法！”

周恩来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们原定的行军路线上，蒋军已布下重兵……”

“我们一路来，蒋军不是也布下了重兵？”李德不等周恩来把话讲完，就抢着说。“他们布他们的重兵，我们走我们的路。在作出这个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着蒋军远离我们，让我们轻轻松松、大摇大摆地走！”

周恩来说：“李德同志，你的意见是一定要按原定计划行军吗？”

李德略思索片刻，说：“周浑元的部队正在与我们同一条平行线上追击我们，其他部队也在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那就让他们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6军团会合。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加上2、6军团，就可以在广阔的地域向蒋军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周恩来环视一下与会者，说：“对李德同志的意见，大家有什么看法？”

一直沉思的毛泽东，此时发言了。他说：“我不同意李德同志的意见。”

李德两眼瞪了瞪，用讥诮的语气说：“毛先生，请指教！”

“不敢当。人微言轻，岂敢大胆给顾问大人指教呢！”毛泽东反唇相讥道，“我们刚刚渡过湘江，那情况我想顾问大人不会很快就忘了吧！为什么我们会在湘江边遭到那么大的挫折呢？”他故意停顿下来，两眼盯着李德，目光灼热。

李德歪着头，猛吸着雪茄烟，脸膛一片酱色。

“从江西出发以来，我们一直遭受敌人的围追堵截。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声调有些缓慢，语气却很强硬。“蒋介石已经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并在我们要去的路上布下重兵，等于在张开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明知道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往死路上走呢？”

李德指着毛泽东，大声发问：“那你说，我们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也大声回答：“我们应该进入贵州，那里的敌人兵力相对比较薄弱。”

李德冷冷一笑，说：“我还以为你毛泽东果真有什么超人的妙计！嘿嘿，我们到贵州去干什么？你们别忘了，我们的原定计划是要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后，在那里建立苏区。这个计划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

毛泽东也冷冷一笑，说：“我知道原定计划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但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你想去，蒋先生不让你去啊！”

“毛泽东，你太过分了！”李德一拍桌子，指着毛泽东吼道。“你连共产国际的决定都不放在眼里，你到底想干什么？”

周恩来脸一沉，厉声对李德说：“李德同志，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说话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嘛！”

“无视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李德气忿忿叫嚷着。

“唉，你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呢？”周恩来用批评的语气说，“有什么观点开诚布公地谈，这是允许的嘛！”

“你们公然藐视共产国际的决定！你们太……”李德一气愤，满头冒汗，整个人一阵恍惚，突然中弹了似的。

“李德同志，你怎么啦！”周恩来遽见李德表情异常，急跑过去扶住对方。见李德显得很痛苦，知道这是受疟疾折磨所致，他把警卫员叫来，将李德扶回住处休息。他送李德出门口，李德抓住他的手不肯松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出话来。他用安慰的口吻说：“李德同志，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你好好休息吧！”

回到会场，见毛泽东正与洛甫、王稼祥热烈地交换意见，周恩来说：“泽东同志，你的高论还没说完呢，请继续吧！”

毛泽东说：“我还是那句话，不能按原计划到湘西去，而应该进入贵州。”

周恩来望了望大家，说：“同志们对泽东同志的建议有什么看法？”

洛甫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建议。”

王稼祥说：“我也同意泽东同志的建议。”

周恩来沉思少顷，说：“这样吧，我们先向黎平进军。到了黎平，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脸上都露出了欣悦的笑意。

进入老山界以后，他们三人就开始讨论军事路线方针问题，批评“左”倾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对突破蒋军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的去向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他们又很担心，他们的主张会不会遭到周恩来的反对。

他们深知，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周恩来不支持，他们的主张要想占上风并被三人团所接受，那是相当困难的。

此时的三人团，不懂军事的博古还是依仗于李德，而李德在渡过湘江以后，与其说是不习惯南方恶劣的气候染上疟疾身心交疲，还不如说是因部队在湘江遭到挫折而垂头丧气。这个洋顾问，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旦让他指挥大仗恶仗，他就显得底气不足，力不从心。

唯有周恩来，在任何时候他都保持镇定自若，运筹帷幄。渡过湘江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由他唱主角，军机大事由他一锤定音。他的军事领导地位，直到此时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现在，他终于开始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了。而且，作出这个决定，正是他在三人团里起主导作用之时。

翌晨，李德派人来把周恩来叫去。周恩来以为李德病情严重，急忙赶到小学校李德的住处。见博古也在那里，两人正对着一份电报叽哩哇啦议论什么。电报是周恩来昨夜根据白天会议的决定精神起草，以军委的名义发布的。电报命令野战军各部队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向黎平进发。从两人的表情看，周恩来知道他们俩对这份电报大为不快。

周恩来关切地询问起李德的病情，他却显得急不可耐，将手上那份电报稿往桌上一拍，用责问的口气说：“周恩来同志，你下令部队向黎平开进，而我和博古同志对此一无所知！请你把详细情况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命令是根据昨天开会的决定下发的。”周恩来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部队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又刚刚翻越老山界，现在需要休整。在贵州，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所以大家的意见是，应该到那里去休整。”

“我们的原定计划里并没有这一条，而那个计划是你周恩来参加拟定的！”李德粗声粗气地说，“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一伙人要改变我们的原定计划，这我表示理解。可你周恩来竟然支持他们这伙人，简直叫人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周恩来开始不耐烦了，说话的声调也提得老高。“部队先到黎平休整。有什么问题，到黎平再开会议定。”

“这不是多此一举！”李德冷笑道，“到黎平去休整，如果不是多余的，那就是我们自已抛弃了原计划，而按毛泽东他们的计划行事！”

“李德同志，有意见你到黎平再提吧！”周恩来用强硬的语气说，“命令我已经下发，部队也在按照此令行动，要收回成命已不可能。”

博古见周恩来一反常态，显得很激愤，不由慌惶起来。他急忙打圆场说：“如果部队先到黎平，休整后再由黎平北上，到湘西与2、6军团会合。我看，这与我们的原定计划差距不大。”

李德盯着博古，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似的，大声问：“你也这样认为？”

博古看一看周恩来，对李德说：“现在部队确实需要休整，这样是可以的。”

李德苦思片刻，望一望周恩来，对博古说：“既然你没有异议，那就先这样定。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毛泽东一伙在给你们设圈套，你们千万别受骗上当！”

12月12日6时，军委向林彪、聂荣臻发出电令，西路线一军团应经岩鹰坡、新厂、马路口入黔；3军团应经团头、播职所入黔，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在目前湘敌向我追击条件下，1军团应稍集结，不宜过于分散，不利作战。

当日19时半，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

电令说，湘敌以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并准备入黔。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因此，13日我军继续西进的部署是：1军团第2师及9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侦察部队；3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以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所、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军委1、2纵队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5、8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心团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12月15日，红一方面军突破蒋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攻占黎平县城。

这时，蒋军黔部和何键、薜岳所率部队以及桂军分别固守清水江一线，向贵州铜仁、锦屏、天柱一线以及榕江等地逼近。

周恩来和朱德进入黎平后，经分析蒋军最新调动情况，决定不按原计划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

红军攻占黎平后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在城内教堂旁边一栋漂亮的房子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洛甫、朱德、陈云、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李德等参加了会议。小伍坐在李德身边负责翻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部队是要按原计划北上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还是改变行军线路进入黔北，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苏区，这是我们的原定计划。这个计划是报经共产国际批准的。现在，我们只能按照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行事，不要去考虑什么别的计划了。”

毛泽东一向都是在别人都发言后，他才发表意见的。这回他一反常态，针对博古的话打头阵说：“能够按原计划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现在蒋介石已在我们去湘西的路上布下了重兵，我们硬是要去的话，那就等于往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

博古灼人的目光透过近视眼镜片，直逼射到毛泽东脸上。他以雄辩的口气说：“改变行军路线，敌人就对我们善罢甘休了吗？他们能在我们去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同样也能在我们去别的地方路上布下重兵！”

毛泽东冷冷一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明知敌人布下重兵等我们，我们干么还要往敌人的枪口送死呢？”

博古板着脸，提高了声调说：“我们没必要这样争论下去了。别的我都不说，要改变行军路线，是要请示共产国际批准的，可现在我们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不经共产国际批准，我们能擅自改变原定计划吗？”

毛泽东烦躁地吸着烟，不作声了。博古开口闭口都离不开“共产国际”，这的确很能吓人。共产国际是中共的顶头上司，谁胆敢违抗共产国际的决定呢？两年前，他就因为不执行莫斯科指导下的中共中央的“进攻路线”，与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主义背道而驰，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失去了军权，受尽被极左路线排挤、打击、批判的屈辱。

周恩来的脸一直阴沉着，从表情上不难看出他有些心烦意乱。到湘西去与红2、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苏区，是他参与的决策，表决时他是举手了的。现在他又来否决这个已报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决定！作出这样的抉择，他心情是无法轻松的。如果支持博古、李德的主张，坚持按原计划执行，对他个人来说可能不必冒什么风险，可他能够为了个人的前途置部队的险恶于不顾吗？事实上，他个人的命运是与部队的前途连在一起的，部队若前程不测，又谈何个人前途？

经过一阵长时间的苦思，他以较温和的语气说：“敌人在我们去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料到。也就是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对此，我们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博古怨懑地瞅了周恩来一眼，说：“恩来同志，这种背离原则去考虑问题的方法，我是坚决反对的！”

“实际情况我们要不要考虑呢？当然要考虑的。”周恩来还是尽量和气地说，“我们正在行军的路上，战局一日多变。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后，我们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要是共产国际了解这些情况会怎么样呢？”

博古愁苦着脸说：“恩来同志，你这是假设。而这种假设本身就是背离原则！”

周恩来冷冷一笑，说：“那我就不敢苟同！”

李德一直在吸着雪茄烟听小伍翻译。这时，他坐不住了。早在通道时，他就已经积蓄了满腹怨气。否定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原定计划，改变行军路线的主意是别人提出来还好，偏偏是毛泽东！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毛泽东的游击主义观念早被批倒批臭，毛泽东已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多年，怎么现在又卷土重来，并以掌权者自居对军事决策指手划脚！

这还不够，他的主张竟然还得到周恩来的拥护！这怎么能叫人忍受？他可以瞧不起毛泽东，但他不敢对周恩来无理。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他是清楚的，这个人他可不能得罪。可对毛泽东，他决不能客气。

于是，他先以严厉的目光把与会者扫视一遍，以训斥的语气说：“我一直搞不清楚，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原计划？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这是最佳方案！怎么能够一见敌人稍有调动，我们就害怕，就要改变原定计划了呢？”

毛泽东喷了一口烟雾，说：“李德同志，这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而是策略问题。”

“笑话！我什么时候向你毛泽东请教过？”李德讥笑道，“改变行军路线叫得最起劲的，就是你毛泽东！你可别忘了，你的右倾观念，你的游击主义倾向，早就出了名的！”

毛泽东被惹恼了，对李德也就毫不客气了。他提高声调说：“顾问同志，你也别忘了，你的正规战，你的‘堡垒对堡’、‘短促突击’战略战术，使我们丧失了中央苏区！使我们的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马，突过湘江后只剩下现在的三万多人！”

李德屁股底下着火了似的，暴跳如雷。他指着毛泽东吼道：“你就是利用我们军事上暂时的失利，煽动军心，攻击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阴谋目的！……”

“李德同志，不许这样说话！”周恩来打断李德的话说。

李德内心的火气已无法控制。毛泽东的讽刺，使他感到自已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将手上的雪茄烟蒂往地上一扔，站到屋子中央，挥臂叫喊：“你们这叫什么策略？哼，分明是蒋介石把你们吓坏了！见人家部队一调动，你们就吓成这样子，还要改变行军路线，这是公然对抗共产国际路线！”

“李德同志，你这是什么话？”周恩来气上心头，指着李德责问道。

“你们竟敢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李德大概是气过头了，没有理会周恩来的厉声责问。他跺了跺脚，挥手狂呼：“你们敢这样做？嘿嘿，我看你们谁有那么大胆！我不同意，你们休想！你们……”

“太不象话了！”周恩来怒不可遏，猛一拍桌子。由于太使劲，桌子一震动，桌上的马灯滚落下地。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小魏赶紧跑过来，把摔灭了的马灯重新点起来。

整个屋子的人，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都惊愣了。他们从来没有见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恩来两眼瞪着李德，话音里充满火气：“李德同志，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们一向尊重你。但你也要知道，你是个军事顾问，不是‘太上皇’，不能居高临下地对我们指手划脚，更不能对我们无端指责！”

李德半天才回过神来，盯着周恩来争辩说：“周恩来同志！难道我连批评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周恩来大声说：“这是批评吗？你这是以势压人！你开口闭口共产国际，老是以共产国际来压我们！这里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你要不要听？你尊重过同志们的意见吗？”

李德面对周恩来的训责，无言以对，羞恼交加，一甩手便怏怏而去。

“李德同志！……”博古见李德被激怒离去，慌忙追随李德跑出门去。

毛泽东、洛甫、朱德、王稼祥等人互望了一下，脸上都露出愤慨而不安的神情。掌握最高权力的中央总负责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离开了会场，这会还怎么开下去？他们又不约而齐地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周恩来。

周恩来长长地吁了口气，果断地说：“别理他，我们继续开会！”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毛泽东松了口气。博古毕竟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李德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若周恩来不反对，或态度含糊一点，要推翻他们的主张是很难的。现在，周恩来态度这样明确，他知道自已的主张是要占上风了。

他站起来，大声地说：“李德、博古同志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苏区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进入蒋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这样才能避免大的抵抗，有利于我们保存有生力量和扩充部队。所以我主张，新的苏区应该是在川黔边，而不是在湘西。”

周恩来望了望大家，问：“你们的意见呢？”

“我赞成泽东同志的主张。”洛甫说，“不过，同志们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尽量提出来。”

“我也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说，“从目前的情况看，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路子要走了。”

“对。是这样。”王稼祥说，“泽东同志的这个主张，早在通道会议前就已经跟我和洛甫同志谈了多次，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

陈云、刘少奇也表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这时，博古独自一人回到会场来了。李德拂袖而去，使他失去了主心骨，显得惴惴不安。周恩来瞧了博古一眼，说：“博古同志，同志们都同意泽东同志的主张，我们改变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新苏区。你有什么意见呢？”

博古环视一下与会者，低垂下头，长长地吁了口气。

周恩来见博古不吭声，略一思忖，问大家：“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几个人几乎是同声说。

周恩来又看了看博古，见博古一直低着头一声不响，眉头紧皱了一下。他本想等博古发表意见，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做是过于迁就博古一个人，而把多数同志的意见摆在次要位置。于是，他以一锤定音的语调说：“那我们就以泽东同志的意见作基调，以政治局的名义作一个决议，下发全党全军执行。”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

会后，中央书记处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电告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为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2、6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碍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为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中央政治局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中央书记处应会同政治部进行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期之实现。

第七章 “左”倾路线的终结（四）战友情谊

周恩来到李德的住处时，见屋里只有李德和博古两个人，他们俩脸上都是阴云密布，刚刚跟人吵完架似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昨夜的会把李德气跑了，人家一肚子的怨气正要找地方发泄哩！所以，一大清早，李德就打电话把几乎一个通宵没合眼、正准备打个盹的周恩来叫来，说有要事相商。

周恩来考虑到，昨晚才把李德从会上气跑，如果时隔几小时后又对他的“指令”不理睬，那事情会闹大的，再说昨晚自已在会上也过于激动，对他态度粗暴了一点，可以趁此机会向他道歉，给他消一点气。这样想着，他就急着赶来了。

但是，李德和博古一大早把周恩来叫来，可不是为了听他道歉的。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李德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这事就别去提它了。我们现在就开个会，研究一下这个东西。”他从桌上拿起一份刚印好的文件，递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一看，正是昨晚开会作出的政治局决议稿。他皱一皱眉头，说：“政治局已经作出决议，我们还研究什么呢？”

李德冷冷一笑，说：“这样草率地作决议，是很不严肃的。让毛泽东一煽动，你们就急于作决议，这不等于叫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吗？”

周恩来听李德那么一说，火气立刻涌上来。他还是很理智地把火气压了下去，尽量以平和的语气说：“李德同志，昨晚的会议你是参加的，博古同志也参加，还坚持到会议结束。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改变原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并就这一主张形成了决议。我们还怎么去改变呢？”

李德用强硬的口气说：“只要我们三个人团结如故，始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凡我们不同意的任何决议都可以推翻。”

周恩来也用强硬的口气说：“那是你说的，实际上办不到。”

李德两眼瞪了瞪，说：“不是办不到，而是你周恩来不愿意这么做！”

“是的，我周恩来不愿意这么做！”周恩来说着这话，声调就升高了。“多数同志举手通过的决议，我是不会去推翻的。何况，这个决议，我周恩来也是举手同意了的！”

“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在湘西创建苏区的计划，你周恩来也是举手同意的，现在为什么又自已推翻了呢？”李德说着，脸上火烧似的发红。

“那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恩来辩驳道，“这个决议，政治局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作出的，我和多数同志一道认为是正确的。在情况没有发生变化之前，我不会推翻这个决议。对这个决议进行表决时，博古同志也在场的。博古同志，你说，当时你没有举手同意，但为什么也没有表示反对呢？”

博古显得神不守舍，头一直低埋着，不出声。

李德瞪了博古一眼，长吁了口气。他心里明白，尽管博古理论修养很好，有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作后台，但毕竟才26岁，太年青，缺乏实际经验。一遇到复杂的情况，就缺乏主见不知所措。加上，跟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以后，他更像失去精神支柱一样，六神无主。

他想了想，对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我知道，我的话现在你们是不愿意听了。但我还是要对你们说，不要因为遇到挫折而动摇了信念，更不要让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这样，你们是要犯大错误的！周恩来同志，你也别忘了，以后你我都要向莫斯科交差啊！”

听李德这番警告，周恩来心里倒平和了些。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温和地对李德说：“李德同志，我现在不能考虑这么多。我们几万人马正处在蒋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我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摆脱敌人，创建新的苏区；一方面我要考虑，几万军队在没有后方物资保障情况下，如何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我只要把这些事做好了，以后国际和党中央怎么处置我，那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从李德的住处出来，晨雾还没有散，街上十米开外就看不见人影。周恩来和小魏正走着，听见前面传来两个人的谈话声，是四川口音，听起来很熟悉。他快步向前走去，见那两人正是朱德和刘伯承。

刘伯承也参加了八年前的南昌起义，跟周恩来、朱德是老战友了。刘伯承原来是红军总参谋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因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李德产生歧见，被李德撤去总参谋长职务，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周恩来说天这么冷，叫刘伯承进屋去。刘伯承不想见到李德，不愿跟周恩来进屋去。朱德对刘伯承说：“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昨晚，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跟李德拍起桌子了！”

刘伯承惊讶地望着周恩来和朱德，说：“这是真的吗？”

朱德说：“什么事都可以假，这事可是千真万确！”

“这可是个好兆头！”刘伯承兴奋地说，“我们的总政委敢跟那位洋顾问拍桌子了，这对我军来说是件大事啊！”

“有话进屋去说，别老站在街头吃北风！”周恩来拉着刘伯承的手说。

刘伯承说：“这回你们不请，我也要去的。”

他们三个人才走了几步，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肩上扛着一台油印机，是邓小平。

这个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加入由周恩来创建的中共旅欧支部，25岁就奉中央之命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原红7军、红8军政委的年青的“老资格”，此时是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一名编辑，集编稿、刻写蜡板、油印、发行等数职于一身。进入中央苏区之初，他是很重要的瑞金中心县委书记。由于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随着毛泽东受“左”倾中央排挤打击，他被“左”倾路线打成“毛派分子”受到了严厉批判，被一贬再贬。长征前夕，作为被“左”倾路线“批倒批臭”的“毛派分子”，本来打算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跟着部队走的，是王稼祥把他调进总政治部，参加《红星报》的编辑工作。

周恩来望着邓小平，又看一看朱德、刘伯承，笑着说：“今天真是巧了，你们三个四川老乡都碰在一块来了！走吧，今天我请客！”

邓小平说：“你那衙门，我可不敢进！”

周恩来说：“你进去了，怕老总和我把你吃啦？”

刘伯承说：“去吧！刚才我也说不愿意踏进他们的门，可一知道有好事，他们不让进，我还非进不可哩！”

邓小平说：“有什么好事？”

朱德说：“你去了不就明白啦！”

“有好事我就去。”邓小平脸上露出笑容。“到你们那里，能吃一顿饱饭再出来，也是值得的嘛！”

四个人回到军委总部，正巧，炊事员把一锅热腾腾的白米粥端了上来。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白米粥了，四个人忙着自已动手，拿碗操瓢，甜滋滋地吃起来。一碗粥才吃不到一半，参谋拿一份电报过来交给周恩来。这大概是一份急件，参谋就在一旁站着等周恩来看完批示。

周恩来放下饭碗，把电报稿看了看，思考了片刻，提笔在电报稿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并吩咐了几句话才交给参谋。拿起饭碗才吃几口，参谋又进来，叫他去接电话，是前线打来的。当他接完电话回来时，那三个人都已吃饱了。

刘伯承说：“总政委，你怎么连一碗粥都要分几次才能喝完呢？”

朱德说：“他呀，别说一碗粥，连一个盹都要分几次打哩！”

周恩来苦苦一笑，说：“有什么办法呢？李德把你撤掉了，又没有指定新的总参谋长，叫我又当总政委，又当总参谋长！”

刘伯承说：“我知道，你呀，要是有总参谋长，你还是照样整天忙个不停的！”

周恩来凝望着刘伯承，神情庄重地说：“说实话，我现在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了。看在我们曾经在南昌聚首举旗反蒋的份上，你回来帮我一把，怎么样？”

朱德说：“这可是个好主意！伯承，你可不要拒绝啊！”

刘伯承脸阴了下去，摇了摇头，还是不想跟李德在一起共事。朱德说李德自命不凡，却连打败仗，大家是慢慢地看透他了。现在，大家对他那个打法，怨声载道。除非他能来个180度转弯，否则，没有人听他的瞎指挥了。自打过湘江以后，李德的最高指挥职权已名存实亡，部队的指挥都是由周恩来全盘负责了。

听朱德这么一说，刘伯承想了想，说：“既然这样，我可以考虑的。”

这时，邓小平抹一抹嘴巴，大大咧咧地说：“我这趟来，是为了讨一顿饭吃。现在，肚子挣饱了，也该走了。你们有大事慢慢讨论吧！”

“你可不能走。”周恩来唤住邓小平。“有事跟你商量哩。”

邓小平半信半疑地望着周恩来，问：“有事跟我商量？”

周恩来说：“你以为叫你来，就是为了叫你吃这么两碗粥？”

邓小平搔一搔头，喃喃地说：“该不是请我帮忙刻蜡板吧？”

周恩来望着邓小平，凄楚一笑，说：“十几年前在巴黎，你就刻蜡板、油印我们旅欧支部的报纸，大家给你起了个绰号‘油印博士’。都过了这么多年，党中央秘书长你当过，军政委你也当过了，怎么能当来当去，又回头来当‘油印博士’呢？”

邓小平笑了笑，说：“这正说明我技术精堪，无人能替代嘛！”

“这叫聊以自慰。”周恩来叹了口气，脸上泛起几丝哀愁的神情。“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说你是‘毛派分子’，是没说错。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我感觉到，还是毛泽东那套办法行得通。所以，我在通道、黎平两次会议上，都采纳了他的主张。你这个‘毛派分子’，我也不能再叫你当这个‘油印博士’了！”

邓小平拍一拍那油印机，自嘲地说：“你不让我当这‘油印博士’，恐怕没有适合我干的活了。”

“大才小用的事，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周恩来说这话时，神情显得有些激愤。“伯承同志，我请你复出，当总参谋长。小平呢，以前在上海，我记得是去广西之前，当过中央的秘书长。那就请你官复原职，再当秘书长吧！”

邓小平说：“那你不怕人家攻击你，说你重用‘毛派分子’吗？”

朱德说：“他顶住李德、博古的压力，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这已经够大胆的了。还怕人家说什么重用‘毛派分子’？”

“这真叫人喜出望外！”邓小平笑呵呵地说，“本来只想来讨顿饭吃的，没想到，挣饱了肚子，还捡了个官来当！伯承，早知道这样，我们该天天往他们这边跑呀！”

“你这个乐天派！”刘伯承嗔怪地说，“我可没你这么轻松。这时候叫我当总参谋长，我压力大着哩！”

周恩来指着邓小平说：“他就是个乐天派！不然，这些年他受了那么大委屈，要换上别的人，早就垮掉了。”

邓小平突然想起什么事，转过身去扛起那个油印机，说：“我还有一期报纸没出呢！我得干活去了。”说着，哼着小曲急匆匆地走了。

第七章 “左”倾路线的终结（五）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毛泽东来到军委总部时，周恩来正伏案起草文件。见毛泽东来了，他忙热情招呼，让座沏茶。寒暄一番后，他拿起刚起草完的一份文件稿递给毛泽东。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毛泽东摆一摆手，苦笑着说。“这要传出去，会有人说我偷看军委机密文件，想搞什么阴谋哩！”

“这些年，你是在其位，而不得谋其政，委屈你了！”周恩来将文件稿塞到毛泽东手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嘛，你不但管我这个总政委，还要掌管一切哩。现在你看这个东西，应该说是名正言顺嘛！”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毛泽东脸上露出感激的神情。

周恩来让毛泽东看文件稿，自已又转过身去，继续伏案写未完成的文稿。

毛泽东看的这份文件稿，是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整编的命令。撤销红8军团建制，将其部队编入红5军团；刘伯承官复原职，重新回总部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红13师师长陈伯钧为红5军团参谋长，原红8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调回军委工作；军委1、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又称中央纵队），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周恩来很快就把第二份文件稿写完，并递给毛泽东看。这是军委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要求中央红军月底前占领剑河、台拱、革东、施秉、黄平地区，并要求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箝制湘、黔、川蒋军，策应中央红军行动。

“请刘伯承出山，这就对头了！”毛泽东兴奋地拍一拍文件稿说，“我们将在川黔边建立苏区，而我们的这位川军名将对黔军川军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伯承同志是一位称职的总参谋长啊！”周恩来颇有同感地望着毛泽东说，“这样的人才李德都容不下，实在叫人气愤！”

“不说这些了。”周恩来吁了口气，换了话题说：“毛主席，现在同志们对军事指挥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一提到军事指挥话题，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对近年来的军事指挥问题，他是十分反感，也有着满腹的牢骚。可在周恩来面前，尤其是这个时候，他却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想了想，说：“我们刚刚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在转移路上部队又遭受这么惨重的损失，可以说从中央到基层连队，大家思想一片混乱，怨言是不少啊！”

“是啊！……”周恩来长叹一声。“我们站稳脚跟后，无论如何要开个会，好好把五次反‘围剿’战争作一次全面总结。不然，部队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战略转移和建立新苏区的目的也是无法达到的。”

“这个会是非开不可！但是，要开这样的会，很多同志又有所顾虑。”

“有什么顾虑呢？”

“现在会还没有开，我们内部对军事指挥问题的争论就已经很激烈了。要是开会争论起来，还不吵翻了天！”

“摆事实，讲道理嘛。这不是谁的嗓门高就能吵赢的事啊！”

“李德、博古他们态度那么强硬，口口声声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碰一点都不成。要是他们固执己见，这个会能顺利开好吗？”

“这是两码事。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们自已要承担，不能扯到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去。”

“要是李德、博古他们毫不让步，怎么办？”

“不会有这种蛮不讲理的事。要是发生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毛泽东等的就是周恩来这句话。而这时候能说这句话的，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是对战略转移拥有绝对决策权的三人团成员，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四位书记之一，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集四个关键职位于一身，其权力和威望恐怕无人能比。可以说，没有他的同意，这时候要成什么事是很难的。毛泽东是主张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积极的一个，他很清楚，只有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教训，揭露批判“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才能排除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使红军摆脱困境。

但要揭批“左”倾军事领导错误，这就要涉及周恩来。尽管他在很多军事策略问题上与李德、博古有分歧，他毕竟是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三人团成员。毛泽东一直担心，虽然周恩来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力排李德、博古的阻挠，以他那别人无可替代的权威毅然决然采纳他放弃原计划而改变行军路线的建议，表明他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对毛泽东来说，这是十分可喜的。可是，要否定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军事指挥，这一点，周恩来能接受吗？

这回登门试探，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毛泽东内心的忧虑烟消云散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关键时刻从来不计个人得失。

回到住处，洛甫正和王稼祥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有关军事策略问题。见毛泽东满面春风而归，两人忙问有什么好消息。

毛泽东说：“我刚从周恩来那回来！”

“他的态度如何？”

“他跟我们可是不谋而合啊！”

“啊！这太好了！……”洛甫和王稼祥不禁欣悦地拍起手来。

他们三个人自从江西中央苏区踏上征程以来，一直在一起行军。王稼祥腹部受伤，一路坐担架过来。还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有一天他正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瑞金附近一个小屋开会，敌机突然来轰炸，往防空洞转移时一枚炸弹落在他身旁爆炸，他腹部受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腹中弹片未能取出，伤口化脓，无法行走。过湘江目睹红军损兵折将的惨景，本来就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有怨言，这时候更无法忍受了。

他们从老山界就开始针对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争论，一路争论过来，终于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得到周恩来的回应。周恩来否定李德、博古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采纳毛泽东改变行军路线的建议，就是他们一路争论的结果。现在，周恩来又对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及批评军事指挥错误持积极态度，几乎可以说，他们是胜利在望了。

毛泽东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很快就可以到达遵义，也就是说这个会很快要开了。我们得有所准备，不能光放空炮，要有个叫人心服口服的东西才成。”

洛甫说：“这个东西，当然是你老毛来写了！”

毛泽东说：“我下野多年，局外人一个，人微言轻啊。依我看，写这个东西，非你洛甫这个大秀才莫属！”

洛甫说：“唉，我在政治问题上还可以勉强说几句，可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啊？”

毛泽东说：“军事方面的问题，我给你当参谋。”

王稼祥说：“我同意。这篇文章由洛甫同志主笔，老毛出谋划策。”

毛泽东说：“那你这个军委副主席就袖手旁观啦？”

王稼祥说：“我也凑一份吧。不过，话得先说在前头，要是这篇文章一炮打响，稿酬可不能洛甫同志一人独吞啊！”

洛甫说：“我请客，每人吃一斤毛薯。”

毛泽东说：“太小气了，给我两包香烟差不多。”

王稼祥说：“也太贪了，文章还没写哩！”

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第八章遵义会议前后（一）初进遵义城

1935年1月7日，林彪指挥红1军团第2师攻占遵义城。两天后，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新年元旦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再次反对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要回头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和决定》。

决定指出，由于我野战军即将渡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决定，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目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心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应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在目前转入反攻已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早在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以后，就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于1月5日联名发布中革军委《并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

指示首先分析了蒋军的“围剿”部署，指出：“薜岳兵团约七日可到达贵阳、贵定、平越之线，并将构筑碉堡五天；刘建绪兵团以三个师经镇远向施秉、新旧黄平前进，亦约七号可到，十五师则预定向铜仁集中；桂敌两个师分向八寨、都江前进，粤敌三个师拟十五日开柳州参加追剿；川敌有以两个旅由川南、正安进占湄潭、凤冈消息；而黔敌主力约七个团则被迫进至紫江、羊塘、牛场（瓮安以南）地域防堵我军，并企图北渡扼守遵义。据此，薜敌暂时推迟追剿，到十二号以后与蒋敌从各方面部署新的围攻似有关联。而黔敌在乌江北岸失利时，将有可能分向思南、赤水退窜。”

就迅速休整和准备反攻的任务，指出：“我野战军为渡过乌江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及一月一日两次决定中所规定的基本任务，特决定六、七两日我野战军到达下列的第一步的集中地区，迅速进行休息、整理、补充并开始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和争取首先在黔北的发展。一、一军团到遵义老蒲场、虾子场地域。二、九军团到湄潭场、牛塘（场）地域。三、三军团到场尚稽场、茶山关、镇关地域。四、五军团到猪场、羊岩河地域。五、军委纵队到团溪地域。”

当天，周恩来在三界河渡过乌江。

按照军委的部署，红军分三路对黔军进行追击：右纵队以红1军团缺2师及红9军团组成，在取得湄潭后，1军团主力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协同2师攻取遵义，消灭黔敌，9军团即留在湄潭、牛场集中；中央纵队经红2师、军委纵队和5军团组成。以红2师及干部团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军委纵队6、7号进至团溪。5军团于6号集中猪场，并以一小部分兵力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渡河点；左纵队，由红3军团组成，在过乌江后，派出一个师进占镇南关，控制乌江北岸，主力则集结在尚稽场地域，并以一小部分兵力扼守尚稽场以南各渡河点。

进驻遵义城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设在老城枇杷桥原黔军第一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周恩来和朱德、刘伯承都住在这里。其他领导人，毛泽东和洛甫、王稼祥住在新城穆家庙巷一个黔军旅长公馆，博古住在与柏公馆相隔几条街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那是一个大财主的四合院。

这天，周恩来正和朱德、刘伯承在军委作战室研究作战方案，博古找上门来了。

周恩来说：“博古同志，你来得正好！关于部队部署的问题，我们正要向你汇报哩。”

“我这不是登门拜访，讨教来了吗！”博古做出很谦逊的样子。

“第一把手何出此言？”朱德困惑地望着博古。

博古一触到朱德那种目光，不由纳闷，说：“怎么，我这样不可以吗？”

周恩来笑了笑，说：“老总，博古同志屈尊大驾光临，这说明不是怪罪我们来的！”

博古说：“吓我一跳。我本来是洗耳恭听来的嘛！”

朱德说：“吓一跳的该是我们啊！”

博古说：“这么说，总司令不欢迎我来？”

朱德说：“岂敢不欢迎，我们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啊！”

博古明白了朱德的意思，脸上有点窘。自从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以来，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凡大事小事都通过李德发号施令，是不会亲自到军委总部来的。今天突然光临，就像周恩来说的算是“屈尊”了，难怪身为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感到惊奇。

周恩来拿着一根小木棒，对着墙上的大幅地图比划着，向博古讲解敌情动态。

中央红军在黔东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一带击溃王家烈部后，南面的桂军也向马场坪前进。从最近蒋军薜岳部入黔后，桂军与粤军的动向看，李宗仁极有可能与陈济棠联合，乘我西进之机，抢先入黔以控制整个贵州局面。因为桂系的财源有一半来自贵州运鸦片的税收，贵州的鸦片是要经过广西外运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比李宗仁、陈济棠傻，早在桂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经水路到柳州时，蒋介石就命令薜岳抢占贵阳，并任命薜为贵州‘绥靖’主任。

现在看来，对中央红军构成威胁的只有薜岳部。红1军团调往北面，在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川军；红3军团放在南面懒板登至乌江一线，警戒周薜纵队与黔军，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红5军团放在遵义东南的珠藏、团溪一线，扼守乌江的袁家渡、孙家渡、江界河各渡河点；9军团警戒东面之敌，驻防湄潭一线。西面敌人尚未插足，暂不考虑驻军。

博古又点了点头，说：“恩来同志，这些事由你定。我还有些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原来我们是表错情了！”朱德不悦地说，“你要早说要跟恩来商讨军机大事，我和伯承早回避给你们腾地方了。”

博古笑了笑，说：“不用腾地方，你们也坐下来给参谋参谋，不是很好吗！”

“你们最高首长议事，我们插什么嘴？级别差一截哩！”朱德自嘲地说着，就和刘伯承走出去了。

博古要跟周恩来商量的是，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问题。起初，只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主张要开会，经他们三人鼓动呼吁，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开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瞧这声势，这个会是不得不开了。

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尽管因军事上的失利遭受的非议颇多，但这还不至于动摇到他的绝对权威，这一点他还是很自信的。因为他的这个权威不是篡夺来的，而是共产国际和王明钦定的，他的一行一动都有共产国际和王明给指明方向，是非曲直由莫斯科裁决，这里的闲言碎语何足惧？

使他烦恼的是，现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更使他担忧的是，周恩来的观点已逐渐向毛泽东他们倾斜！这是他怎么也料不到，也是想不通的事情。对此他只能无可奈何，周恩来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这个人他是不能得罪的，尤其在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本来，要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博古也觉得未尚不可。如果这个建议是别人提出来，也许他不仅不反对，还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偏偏这个建议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什么心里也不舒服。他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而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与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格格不入的。

仅凭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理睬毛泽东的建议。可与莫斯科失去联系以后，麻烦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在通道会议上，由于周恩来的支持，部队按毛泽东的主张改变了行军路线。原以为一向策略灵活的周恩来，是因敌情所迫而不得不暂时采取此下策，他也就妥协让了一步。岂料，到了黎平会议，干脆连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都不放在眼里，对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原定计划全盘否定，让毛泽东的主张占了上风。实际上，这是为毛泽东东山再起大开方便之门啊！

这时，与周恩来单独坐在一起，博古内心的懊恼仍没有消散。只是，身为党中央总负责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应让心底下的情绪流露出来，就尽量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他说：“恩来同志，如果这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你估计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周恩来说：“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大不了是大家敞开胸怀，痛痛快快地争论一场而已，这也是正常的嘛！”

博古苦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不想开这个会，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现在流言蜚语那么多，各种观点把部队的思想都搞乱了，开会一总结，是非曲直不就明啦！再说，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说了算的，还得上报莫斯科审批嘛。虽然与莫斯科的联系暂时中断了，我们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凡事还是要听莫斯科的指示啊！”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刚才我已经把敌情跟你说了。这段时间内，敌人大规模进攻我们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遵义开会的条件是具备了。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的话，我建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日期应宜早不宜迟，最好不要超过本月底。”

博古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找你商量这事来了。”

周恩来说：“对五次反‘围剿’以来有关军事问题的争论，现在已经波及军团一级，各军团指挥员也有不少意见。我考虑，是否把他们也请来，我们干脆开成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你看怎么样？”

博古想了想，说：“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吧！”

周恩来说：“会议的筹备我来负责。总结报告嘛，当然是你来写了。”

博古又想了想，说：“我有个想法。准备时间仓促，我们的报告是不是可以分两部分来做，主报告我负责，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你来做？”

周恩来略一思忖，点了点头，说：“可以的。书记处是不是先开个预备会？”

博古摇了摇头，说：“不必了。”

进驻遵义城以后，周恩来跟以往一样，还是个大忙人。每天处理完军委的日常事务，已是三更半夜。他离开作战室，上了楼，蹑手蹑脚开门进房间，生怕把已入睡的妻子搅醒。他点起案上的马灯，翻开笔记本，摊开稿纸，准备写那份军事问题报告。窗外，寒风猎猎，雪花如絮。

躺在床上的邓颖超并没有睡着。她抬起头看见丈夫一回来又要伏案工作，轻轻叹了口气。但她不想打扰丈夫工作，又假装睡着了。这段时间她身体还是不好，加上长途跋涉，身体更加虚弱，晚上不等他回来，就早早上床休息了。

周恩来端坐在案前，陷入沉思中。他疲惫的脸上，充满了苦恼的表情。思考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有拿起笔写一个字。是他才学不成吗？不。他才兼文武，在党内是早被公认了的。自从八年前进入党中央核心以后，党中央及军委的好多重要文件都是由他执笔起草的。那么，在这么一份报告面前，他怎么如此愁肠百结、无从下笔呢？

其实，就他个人而言，他是最不愿意写这份报告的。可是，如果他不写，又该由谁来写呢？若换上博古或李德来写，可能不用这么费心劳神，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报告呢？那样的报告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西征以来军事连遭败绩，部队损失惨重，这是血的事实啊！这能说军事指挥没有问题吗？能说军事策略是正确的吗？承认军事指挥是错误的，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就如博古、李德所说的，这一年多来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一旦承认五次反“围剿”及西征以来的军事行动是失败的，那不就等于否定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吗？否定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就是否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要是像博古、李德那样，只承认是局部的军事失利，总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原定计划在大的方面还是达到了目的，这样以后到莫斯科就好交差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说法，党中央的全体同志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会接受吗？他们不接受，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正确的方向就找不到，党和红军将何去何从？

是站在毛泽东他们一边，承认军事指挥是错误的，并对原定的军事策略进行改正呢？还是站在博古李德一边，只承认局部的军事策略失误，而认定整个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呢？此时此刻，他的态度非常关键。他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的。

“恩来，该休息了！”妻子催促道。

他这才从冥思苦想中回过神来。走到床前，他俯下身看一看妻子，关切地说：“怎么，你还没睡啊？……”

“你不是也没睡吗？”妻子责备道，“前段时间老蒋对我们围追堵截，你休息太少，身体都快搞垮了。现在冲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你还不抓紧时间休息？”

他辩解说：“政治局要开会，我得准备做报告哩！”

“开会做报告，对你来说是什么稀罕事？我可从来没见你为哪一份报告，这么发愁过！”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见妻子要坐起来，他将她扶正，从床边拿起一件棉衣给她披上。

她望着丈夫愁苦的脸膛，忽然想起什么，说：“恩来，本来我是不该过问你工作上的事，但有些事我又不得不说。一年多来，军事连连失利，先是中央苏区丢了，再就是西征以来部队损失惨重。现在，同志们对你们三人团意见很大啊！”

他点了点头，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打了败仗，难怪大家发牢骚嘛。”

“不过，大家主要是议论博古和李德，没有提到你。”

“那我也不能因此而心安理得呀。打败仗，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嘛！”

“你是有一定的责任，但又与博古、李德他们有所不同。”她用劝慰的语气说，“你是负责具体工作的，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大家有目共睹。不管怎么说，目前党的工作还离不开你，这支队伍还是要你来带的！”

“小超，你跟我说实话。”他紧握住妻子的手，郑重地说。“我要是坦诚地向同志们承认错误，并进行自我批评，他们会原谅我周恩来吗？”

“我想，他们会原谅你的！”她不加思虑，体贴地说。“你不是那种私心重，权力欲膨胀的人。你为党工作，一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你的为人党内同志谁人不清楚！对你工作上的失误，他们会原谅的。”

“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同志们的谅解啊！……”他激动地抱住妻子，热泪盈眶。

第八章遵义会议前后（二）一次改写历史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傍晚，北风呼啸，白雪飘扬。遵义老城枇杷桥柏辉章公馆四周，警戒森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幢漂亮大楼的二楼东厢房召开。天气寒冷，屋里燃着几盆木炭，加上几个吸香烟的人不断地吞云吐雾，整个屋子烟雾弥漫。

参加会议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全部由三人团讨论通过。周恩来实际上是此次会议的秘书长，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部分远在遵义外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队负责人，还是由他亲自发电报通知与会。现仅存的一份会议通知电报，就是周恩来发给红5军团政委和中央驻红5军团代表刘少奇的。电报说：“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一直未找到，参加会议的人员及职务，直到会议开过了五十多年后，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弄清楚。

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博古（秦邦宪），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党内指定为军委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陈云。

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苏维埃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驻红五军团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

列席会议人员：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李德（华夫、奥托·布劳恩），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刘伯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编辑、新任命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的翻译伍修权。

有五位政治局委员无法参加会议，他们是：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在川陕苏区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实际领导人张国焘；在湘西苏区的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

博古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

他在报告中承认，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他负有责任。但对自已负什么责任，他没有具体提到。他把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蒋军的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蒋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密切，苏区后方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三言两语，连皮毛都没有触及。尽管他口若悬河，能言善辩，可从大部分与会者的反应来看，他的报告显然没有赢得听众。

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与博古恰恰相反，他在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蒋军强大、白区工作做得不够、游击战争开展不好、各根据地不互相配合、后方物资供应不足等等原因，而是军事指挥上出现了错误。他将军事指挥错误逐一作了详细分析后，主动承担责任，并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雄辩的理论，只有对军事策略错误进行毫无保留地剖析，只有对自已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坦诚深刻地检讨和毫不含糊地表态。然而，他的这些朴实恳切的言辞，使博古和李德深感不安，却使大部分与会者为之振奋，心悦诚服。

两个报告做完后，接下来就是与会者发言，对两个报告发表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洛甫，他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及他本人发言。他手上拿着一份讲话稿，实际上就是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反报告。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这个报告认为，不能粉碎蒋军“围剿”的主要原因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即党的军事领导人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他们严厉批评“左”路线军事领导人，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和突围转移时，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指出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作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

他们严正指出，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斥之为“游击主义”，对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出正确意见，并为此而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由此，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关于对军事领导错误的责任问题，他们认为。过去书记处和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非常不够，政治局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书记处在这方面应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和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关于个人的责任，他们指出，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所以他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强烈要求，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在大部分与会者当中引起地震般的强烈共鸣。在洛甫发言过程中，多数人不时点头称是，脸上充满惊叹和赞赏的表情。只有博古、李德、凯丰三个人阴着脸，一副怨懑的样子。

第一晚的会议，在听了博古的总结报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和洛甫的反报告以后，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只能暂时休会了。

由于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白天要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晚召开。

第二晚的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博古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一开言就大声斥责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他坚决反对洛甫他们三个同志的观点，认为把军事上局部的失利说成是整个战争的失败，这是片面的看法。

他责问他们，我们失败了吗？尽管敌人多么强大，我们不是按原计划实现战略转移了吗？我们的精锐部队不是保存下来了吗？更叫人不可容忍的，竟然说我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我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难道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错啦？按你们的说法，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也错了吗？毛泽东见博古用这种口气说话就皱眉头了。

他建议应该集中精力讨论军事问题，这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其他问题以后再讨论。博古反驳毛泽东，这样能开好总结会吗？要总结，就是要进行全面地总结。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去讨论问题。

毛泽东没有跟博古红脸对红脸，而是半开玩笑地说，从江西走到贵州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早就累得快不成了，谁都想坐下来讨论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可是，谁能保证在我们开会期间，蒋军不来进攻我们吗？

朱德说这个问题你去问老蒋吧！

毛泽东顺着朱德的话说，这就难了，没有人敢保证蒋军明后天不来进攻遵义。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因时间关系，会议还是集中精力讨论军事问题。在目前形势下，军事问题是首要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见周恩来表态支持毛泽东，博古阴着脸，也不吭声了。

大多数与会人员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凯丰在发言时请大家注意，认为博古提出不能离开原则去讨论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能把军事上的暂时失利说成是军事路线错误呢，这无疑是全盘否定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

李德一见得到了支持，马上就来了精神。他说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现在跟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如果有人想背着共产国际自行其是，看来正是时候。这么好的机会，阴谋家是决不会放过的。

这样的话，在场的人谁都听得出来，他指责的是毛泽东、洛甫、王稼祥。

毛泽东正要点烟吸，一听李德那么一说，他吹灭点烟的火柴棒，厉声问李德，这分明是在开会讨论问题，怎么说是搞阴谋？

李德说趁着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之际，攻击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党中央，这也能算是光明正大的事？

毛泽东气愤了，他说只有那些犯了错误又不肯承认错误的人，才不敢在会上面对同志们的批评。

听完小伍的翻译，李德气得满脸通红，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击。

凯丰替李德解围，批评毛泽东这样指责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是错误行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又是拿大帽子压人，这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如果说他曾经容忍，那么，从宁都会议一直忍到现在，他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于是，他跟李德、凯丰激烈地争论起来。见争论陷入僵局，周恩来脸上泛起一片愠色。他看一看博古，见博古六神无主的样子，更加恼怒。

他一发言就肯定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三位同志对军事指挥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承认在五次反“围剿”战争和西征以来，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确实是犯了错误，才导致敌人的五次“围剿”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粉碎，和西征以来的军事连连失利。我们必须反省这些错误，才能为今后制定出正确的军事策略。

接着，朱德、陈云、刘少奇相继发言，支持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政治局成员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固执已见，只承认五次反“围剿”战争和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只是局部的失误，整个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反对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批评。李德则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邓发保持中立，没有表态支持那一边，也没有表态反对哪一边。但从争论的形势看，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显然是占了上风了，并反客为主地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

博古受到大多数同志的批评，心里很不服气，又无话可说。他神情沮丧，话也少说了。主持会议的人说不上话，第三晚的会议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即由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唱主角。

李德知道自已处于劣势，情绪低落，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地吸雪茄烟，一言不发。加上，小伍历来都看不惯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作风，以往是敢怒不敢言，此时就无所顾忌，在给他翻译时“偷工减料”，弄得他常常摸不着头脑，变成聋子一个。他对与会者的发言不知所云，越听越烦躁，会还没开完，他就怏怏而去。

由于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洛甫已理所当然地在会议后一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谈到中央政治局今后须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时，洛甫提出，从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看，中央政治局是不够强有力。为加强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提高工作效率，他建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大家互望着，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投向周恩来，似乎只等他表态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同意洛甫的建议。

除博古、凯丰、邓发不表态外，所有与会人员都同意洛甫的建议，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使中央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洛甫还建议，从今以后由中央书记处成员和政治局经常在中央负责工作的同志，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政治局还要开一次会议，中央常委的工作分工再进行适当调整。与会者一致同意。

在讨论军事指挥问题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表示，鉴于三人团在战略转移以来，在军事指挥上一再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对于军事失利负有责任，他建议停止三人团的工作。大家钦佩地望了望他，随即，都赞赏地点了点头。

洛甫与毛泽东、王稼祥交头接耳商量片刻，提出今后军事指挥还是由总司令、总政委负责。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周恩来忐忑不安地望一望大家，再次提出自己是三人团成员，跟博古、李德一样对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负有责任，现在再由他来掌握对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不合适的。

洛甫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了几句，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的责任主要在博古、李德身上，你是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还是相信你的。”

毛泽东接过洛甫的话说：“恩来同志长期负责军事工作，现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这个角色非你莫属啊！”

周恩来想了想说：“现在既然泽东同志已增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应该由他来负责军事工作。”

毛泽东摇头道：“此议不妥。因为我离开军委已两年多了，对部队情况不是很熟悉，不宜担负这项重任。再说，军事指挥不同寻常，现在不应作那么大的变动。”

洛甫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泽东同志当然要参加军委工作，但目前军委工作主要还是由恩来同志全盘负责，泽东同志协助恩来同志指挥军事。”

洛甫和毛泽东表态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了。

会议还决定，指定洛甫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基层党支部中去讨论。根据当时的形势，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的决议，一致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于18日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调整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二，王稼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于周恩来，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之前，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在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被停止后，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实际上是取代了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职权。而毛泽东被指定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很显然地在失去军权两年多后，他又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了。

62年后，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撰写的《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一文中说：“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八章遵义会议前后（三）事无巨细

周恩来回到住处时，已是夜阑人静。窗外北风还在呼啸，雪花还在飞舞。部队准备离开遵义，邓颖超也回休养连去了。到城外视察部队，奔波了一整天，他感到很疲惫，正要上床躺下，警卫员小魏进来报告，李德的翻译小伍求见，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了。

小伍对李德的作风历来很反感，要不是组织的决定，他是不愿意给李德当翻译的。现在，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了，他认为也没必要再给他当翻译了。

周恩来觉得小伍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时候对这事需慎重处理。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是没有了，但他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中央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不尊重他了。

周恩来耐心地开导说：“小伍同志，我知道李德同志脾气不好，你跟着他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你要了解你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我们尊重他，并不仅仅是尊重他一个人啊！”

小伍愁苦着脸说：“我都跟着他这么长时间了！懂俄语的同志多得很，该轮到别的同志了。总政委，我要求到野战部队去！”

周恩来想了想，说：“你要求到野战部队去，这可以考虑。不过，你要等我把接替你的同志找到后，才能离开李德同志。”

小伍转忧为喜，给周恩来敬了个军礼，说：“谢谢总政委！”

送走小伍，周恩来将马灯挂在床头，躺在床上看文件。看了几分钟，就很疲乏地闭上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小魏蹑手蹑脚走到他床前，唤了他一声。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小魏递给他一份文件，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嗯”了一声，一手将文件推开。小魏就退了出去。

翌晨。周恩来走进作战室，看见一份准备发出去的上面写有经他批准的部队整编的文件，其中，在整编工作机构的人员配备中有李德的名字。他感到很纳闷，这个方案他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时候经过他批准，并准备发出去的呢？他问刘伯承：“这是怎么回事？”

“咦，这是昨夜小魏拿去给你过目，你批准的嘛！”刘伯承也感到很奇怪。

周恩来两眼一睁，把站在门外的小魏叫进来，责问道：“昨夜你拿这份文件去找我时，是把我叫醒了吗？”

小魏说：“你是嗯了一声，我以为你同意了。”

周恩来厉声说：“你根本没有把我叫醒来嘛！”

小魏惶悚地垂下头，不吭声了。

“同志啊，这是要误大事的！”周恩来声色俱厉地说，“从今以后，你们不管是谁，有事必须把我叫起来了，才能算是叫醒。”他又拿起那份文件看了看，叹了口气，急匆匆找李德去。小魏在后面小跑才能跟上。

李德住处与红军总部相隔两条小巷，是一个财主的四合院，比较安静。雪早已停了，风还在刮着，寒气袭人。周恩来走到大门口时，碰见李德的妻子肖月华一边用衣袖擦眼泪，一边从屋里往外跑，差点跟周恩来撞在一起。

“小肖，又跟李德同志吵架啦？”周恩来关切地说。

“总政委，他……他……”肖月华望着周恩来，抽泣着，语不成声。

“别着急，有什么事，你慢慢跟我说。”周恩来温和地说。

“他……总政委，我……实在受不了了！……”肖月华两手掩脸，伤心地扭头跑开了。

周恩来怕出什么事，叫小魏追肖月华去，自已进屋去找李德。

李德来从上海来到红都瑞金不久，为了给他找一个革命伴侣，经组织安排，把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肖月华调到李德身边来。其实，她对李德并无好感，只是在军中大姐们苦口婆心的劝告下，只好把这事当作一项组织交赋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才同意与李德结婚。

由于缺乏感情基础，加上李德脾气暴躁，动辄训人骂人，有时还把妻子推出家门，吵架成了夫妻间的家常便饭了。最近，李德在遵义会议上挨批评，并被撤去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满腹的怨懑都往妻子身上发泄了。

屋里光线昏淡，李德吸着雪茄烟，独自一人烦躁地踱来踱去。见周恩来进屋来，他只冷漠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打招呼。在他心目中，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倒戈从三人团中分裂出去”，公开倒向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一边，最终导致他和博古失去最高军事指挥权。每想到这一节，他内心就忿然难平。

周恩来见李德神色不对，用英语问候一番后，就把谈话切入正题。他用恳切的语调说：“李德同志，我今天来见你，主要是有两件事要征求你的意见。”

李德疑惑地望着周恩来，听错了对方的话似的。自已刚被赶下台，正百般受冷落，而春风得意的周恩来怎么来向自已“征求意见”呢？他感到不可思议。

周恩来说：“李德同志，部队马上要进行整编。这项工作非常重要，现在军委中能胜任此项工作的同志没有几个，所以，我们打算请你来负责。你意见怎么样？”

李德摇了摇头，说：“你们才批判我，说我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怎么又叫我来负责这个重要工作？”

周恩来说：“同志们批评的是你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没有完全地否定你的一切工作嘛！”

李德苦苦一笑，说：“我已经得不到你们的信任，不宜在中央领导层担任这么大的工作了。”

周恩来吁了口气，沉思了片刻，用和缓的口气说：“李德同志，那对今后的工作问题，你有什么要求？”

李德连吸了几口烟，说：“我要到野战部队去。”

周恩来双目一睁，说：“李德同志，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现在我还成什么顾问？”李德冷冷地望着周恩来说，“你们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而把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奉若神明！我倒要亲眼看一看，毛泽东的游击打法果真那么神？周恩来同志，不要说了，你批准我到林彪的一军团去吧。”

周恩来面呈难色，说：“你要到野战部队去，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这事得由书记处会议来决定。”

“我不管你们由谁决定，反正我要到野战部队去。”李德以不容辩驳的语气说，“林彪是毛泽东的得意门徒，我要到一军团去体验一下，看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到底有多神！”

“这事我们很快就会答复你。”周恩来说着，又吁了口气。“李德同志，今天要跟你商量的第二件事，是小伍的工作变动问题。他跟你的时间也不算短了，可能也学得了你的一些脾气，现在也要求到野战部队去。不知你同不同意啊？”

李德显然不当回事，喷出一口烟雾，说：“我现在是臭名远扬，他跟着我还有什么光彩？他要走就走吧！”

周恩来摇了摇头，说：“李德同志，你不要这样想。小伍这时提出要到野战部队去，并不是因为你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的缘故。他一直是很想到野战部队去的，向我提过多次，我都没有批准。他在给你作翻译之前，就已经是师政委嘛！”

李德冷冷一笑。

周恩来说：“小伍走了，我们还是要给你重新配备翻译的。”

李德叹了口气，说：“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周恩来诚恳地说：“你还是我们的顾问嘛！”

李德又冷冷一笑，不吭声了。

这时，小魏从外面走进屋来，向周恩来报告，说肖月华到休养连去了。李德听不懂小魏在跟周恩来说什么，望着他们俩发愣。周恩来听了小魏的汇报后，就叫小魏退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李德似乎从周恩来和小魏的表情上看出什么来。

周恩来定一定心神，想法子尽量把事情说得委婉些。他说：“李德同志，肖月华同志肩负着组织的重托，来到你身边，主要是照料你的生活。她的工作没有做好，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们心里很不安。”

李德脸上阴云骤起，说：“这个女人！……唉，别提她了！”

“你们俩毕竟是夫妻嘛！”周恩来耐心地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一日夫妻百日恩。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缺点，只要能互相体谅，多些包容，少些埋怨，就能和睦相处。”

李德长叹了一声，说：“我跟这个女人简直是无法沟通！她对我历来都是佣人伺候主人的态度，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喜怒哀乐，谈得上什么理解？……”

周恩来说：“肖月华同志做不对的地方，我负责去批评教育她，劝她改正。李德同志，今后，你对肖月华同志态度也要好一些。夫妻恩爱，才能搞好革命工作嘛！”

李德点了点头，脸上充满感激之情。周恩来是真诚的，这时候还对他如此关怀备至。于是，他亲自把周恩来送出大门。那神色与刚才周恩来跨步进门时，判若两人了。

第九章在第二个三人团里（一）土城之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全军缩编为16个团：红1军团编2个师6个团，红3军团编3个团，红5、9军团各编3个团。

按照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决定，全军于1935年1月19日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前进。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右纵队；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左纵队；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中央纵队，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和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为中央纵队。红1军团的任务是攻占赤水县城，为部队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创造条件。

周恩来随中央纵队离开遵义，经泗度，翻越娄山关进入桐梓。

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每天都开会讨论作战及行军路线，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都要参加会议。周恩来根据会议的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并负责组织实施。他改变了以往的指挥方法，对前线指挥员只指出大方向，使前线指挥员能根据各自战区的情况，机动灵活地执行军委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的动向，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上官云湘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薜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蒋军兵力，这时候达150个团30多万人马，其中东面湘军4个师，西面滇军6个旅，南面蒋嫡系薜岳部的2个纵队，北面川军12个旅。而红军仅3万多人。

部队翻越娄山关到桐梓，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军委首长于1月20日制定出《渡江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计划决定改变战术，“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个团左右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或“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先遣兵团应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

两天后，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名义，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指示红四方面军“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向东线积极活动，箝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同时，又电令红2、6军团，向东出击，牵制湘敌，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将近16万人如果能在中央领导下，紧密配合，按照中革军委统一部署期作战，不但能够渡过长江，进入川西，而且就是在川黔湘滇边，也是能够打破蒋介石的新“围剿”的。可是，红2、6军团近2万兵力遵照中央部署行动，配合作战，牵制湘敌，而红四方面军近10万兵力，因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未能指挥部队密切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江作战。这样，就给中央红军渡江入川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中央红军左、中、右三路纵队，于1月26日、27日先后抵达赤水河下游的土城、赤水县地域，准备渡过赤水河。

土城，是赤水县一个大镇，位于赤水河右岸边上，是赤水和习水两县到川南古蔺县的主要交通要道。在从习水向土城行军途中，毛泽东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发现这一带山高谷深，若蒋军孤军深入，进至土城以东的层基坝、黄金湾一线，红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歼灭。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周恩来，要在土城这个地方跟蒋军干一仗。周恩来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加上考虑到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被迫离开军事领导岗位后，已经有3年多没有指挥打过仗了，此时正是求战心切，便同意让毛泽东出山后在土城初试宝刀。

1月27日下午，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到达土城镇。红5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

这时，经侦察获悉川军刘湘部两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方向扑来。在开会研究敌情部署战斗时，毛泽东认为刘湘有几路兵力来追击，应分阶段各个予以歼灭。于是，军委制定了土城战役作战计划和目标，右纵队红1军团23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24日抵达土城，驱使守敌侯之担、刘翰吾两旅残部向赤水县方向逃去。

26日红军抵赤水县黄陂洞时，遭到川军章安平旅阻击。红2师27日到复兴场、旺隆场与川军达凤岗旅一部遭遇。中央纵队红5、9军团和军委纵队和左纵队红3军团27日也先后到达土城地域。以红3军团和红5军团占领土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先头部队以迎头痛击。

与此同时，川军4个旅遂向土城集结。其中尾追随红军右纵队的川军郭勋祺部已达青杠坡并先红军一步占领了东面的一些制高点，占据了地形和兵力上的优势。由于红军破译敌电报失慎，将敌4个旅译成2个旅，按错误的情报断判，以为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周恩来、毛泽东等就是基于这种对敌情的判断，决定歼灭尾追进击的川军郭勋祺部。

28日拂晓，红3军团、红5军团、中央纵队干部团、红1 军团一部，从南北两面向土城青杠坡地区之川军发起猛攻。刘湘唯恐红军取道泸州、宜宾渡过长江，进入川南，因为朱德、刘伯承都曾经是川军将领，足智多谋，熟悉地形，一旦率部入川，那局势将不堪设想。于是，刘湘号召川军官兵为守家门，抱必死的决心奋勇阻截红军。

激战半天，红军虽给川军予以重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川军抢先占据有利地形，又是旅长郭勋祺亲自上前线参战，以下的团营长身先士卒率队冲锋，其势凶猛，红军只能边打边退。

后来，毛泽东亲自审问俘虏，才得知对川军兵力判断有误。原以为川军是4个团，约6至7千人，其实川军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很快就要到达。

川军猛烈反扑，突破了红5军团的阵地，抢占山头，步步向土城进逼，一直逼近镇东面白马山的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前有川军猛攻，后有波涛滚滚的赤水河，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立即派人赶去猿猴，通知红1军团主力驰援土城。关键时刻朱德不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劝告，执意亲临前线最紧张地段指挥作战。他率中央纵队干部团赶到时，红5军团在打退川军第六次猛烈冲锋后，弹药正告急。干部团多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连排军官，有朱德坐镇指挥，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猛冲猛打，击退了川军的进攻，直捣郭勋祺指挥部门下。

就在此时，川军3个旅的援兵赶到，郭部得到补充，遂向尚未获得歇息的干部团反扑。干部团弹药很快耗尽，与川军短兵相见，用大刀和石头替代弹药，双方扭打成一团。下午2点多钟，红1军团第2师赶到了白马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川军遭重创，退出原有利的山头，固守平川地带。

红2师及时赶到，川军退守，攻打土城的部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周恩来立即召集在土城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军事首长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对土城战斗的失利，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他痛心地承认，战前侦察敌情有误，对敌人兵力情况掌握不准确。加上，川军不是黔军，战斗力要比黔军强大得多，这又是轻敌的一面。再一点就是，红1军团仍在赤水城方向，兵力分散，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阵势。

周恩来见毛泽东自已将失利的责任全承担下来，心里很不安。他指出，毛泽东求战心切，而他也求胜心切。毛泽东自1932年10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后，一直没有参与指挥红军作战，而他自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全面掌握军事指挥权后，就再也没有能指挥红军打过一场手仗。他们俩都是感情用事，只强调主观的一面，忽略了客观的一面了。

接着，毛泽东在分析土城这地方河流多，地形对红军不利。更严重的是，敌人的援兵马上就要赶到。他们的兵力一集中起来，对红军的威胁可就大了，再打就是一场消耗战。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强调现在红军只能避实就虚，不能打消耗战。

然后，毛泽东建议，从目前的情况看，红军不能按原定计划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了。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应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

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会议就这样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改变原定从泸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计划，部队从土城一渡赤水河西进。

博古也参加了会议，但他在会上一言不发。遵义会议后，他名义上还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他已经不再起第一把手的作用。军事上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更多的是由洛甫负责。加上，在遵义会议上，他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错误，也没有完全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会后有一些抵触情绪，更引起周围同志的反感。因此，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是逐渐地降低了。

1月29日，军委就红军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电令各军团、纵队首长。电令说，28日与我军对战之敌为川敌郭勋祺旅三个团、潘左旅三个团，廖旅则已至习水，穆旅尚未到，有向郭、潘两旅靠近可能。赤水方向之章旅昨日进到离葫芦脑五里处。达旅则进迫丙滩，范子英旅有由叙永开古蔺讯，刘旅则由泸州开大石母。我野战军拟于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各兵团行动部署：1军团，9军团，军委2、3梯队，干部团上干队统归林彪指挥，为右纵队，由猿猴渡河，渡河后可取道黄泥硬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并自定警戒之设置。但9军团在川风坳向赤水方向的警戒，须29日晚始行撤收。军委直属队（第1梯队）、干部团及5师为中央纵队，5师仍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头场坝前进，从撤动时由4、5两师共派出相当兵力为掩护队，以掩护中央纵队、左纵队的行进，并须至迟29日12时渡过赤水河。

5军团、3军团直属队及第4师为左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从撤动时即由第4师派出一营为掩护队。各纵队在由西进路线折向古蔺之东南行进时，其转折处以距赤水河边较近为要。各纵队渡河后，浮桥破坏任务由1、3军团后卫负责。

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域西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这时，蒋介石调整兵力部署，将“追剿”军编为两路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以主力“围剿”红2、6军团，一部封锁黔东；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前敌总指挥薜岳，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等纵队，“围剿”中央红军。随即，川军12个旅沿长江布防，薜岳部和黔军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企图截击红军。

红军因攻永宁不克，2月2日开始西行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前进。在鸡鸣三省村，周恩来、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开会，认为既然蒋军沿长江重兵布防，一时难以渡江，前来堵截的滇军也未赶到，就决定部队在云南边界扎西一带休整几天，以观局势有何变化再作下一步行动决策。

第九章在第二个三人团里（二）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

土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有要事相商。本来，有什么事都应在刚才的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这时候单独来找周恩来谈，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连吸了几口，说：“恩来，你对博古最近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吗？”

周恩来给毛泽东端来一杯开水，望一望毛泽东，说：“我正想听一听你对博古的看法哩！”

毛泽东喷出一道长长的烟舌，直截了当地说：“博古对遵义会议的这种态度，在同志们心目中已没有什么威信可言了。若叫他再领导下去，也是比较困难了。几天来，洛甫一直在跟我商量，不能让博古再领导下去了。”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再一次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他颇有同感地对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遵义会议以后，博古再领导实际上就没有人服了。现在，这事既然提出来了，我看还是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面呈悦色，盯着周恩来说：“博古下去以后，谁来接替合适呢？”

周恩来想了想，说：“依我看，你来接替比较合适。”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不合适。自宁都会议我离开中央核心，已有3年多了。现在，才刚刚复出，不能马上就把这担子挑起来。”

周恩来用劝告的语气说：“现在书记处成员只有你、我、洛甫、博古，我是原三人团成员，不宜担此重任。那就是你和洛甫两人中选择其一。你是中央政府主席嘛，在党中央负总责也是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又摇了摇头，说：“我看让洛甫做合适。他在遵义会议上，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得到大家好评。他是莫斯科回来的，也能团结一大批留苏同志。共产国际对他也较信任，让他接替博古，以后我们也好向共产国际交待。”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既然你不接受我的建议，那我只能说，事关重大，我们书记处几个同志再商量一下，再作最后决定吧。”

毛泽东吁了口气，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博古那边，还得劳驾你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哩！”

周恩来迟疑了一下，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要去说服博古自动放弃党中央最高领导权，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而这时候，在中央核心成员中，除了他周恩来，还有谁能去说服博古呢？

博古见周恩来登门造访，感到很奇怪。这事要是发生在一个月以前，那自然是很正常的。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没有同他和李德站在一条战上，从三人团中“分裂”出来了，他对此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他怎么也想不通，同是三人团成员，为什么同志们对周恩来的批评是那样的温和，而对他和李德是那样严厉，那样毫不留情，近乎残酷？同样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为什么周恩来最终得到同志们的谅解宽容，不但没有被处分，反而取代他成为“党内委托的对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和李德却军事大权旁落，还被指责为军事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

不过，恼懑之余，他又不得不钦佩，一向以采取灵活策略而著称的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是他和李德所望尘莫及的。如果在会上他也采取周恩来那种态度，那他现在的处境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可他却办不到。

自1931年9月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以来，他的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尴尬过。虽然名义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的职务没有改变，但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碰见什么人，已经很少见到以往那种敬重的表情，甚至有不少人向他投来谴责的目光。

在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洛甫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在某些方面显然是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在重中之重的军事指挥方面，本来政治局是指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的谦逊恭让，毛泽东越来越反客为主地向主角靠近了。

不再有人来向他请示汇报，不再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这个总负责人已形同虚设。被孤立的哀愁，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折磨着他。他常喃喃低吟：“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见博古情绪低落，周恩来没有直接跟他谈变换中央总负责人职权的事，而是拐弯抹角地先说一些听似题外的话。他说：“你在遵义会议上对同志们的批评不满，对我周恩来也有成见，这一点我是理解的。跟你说实话，对同志们的有些批评，我也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志们的批评大部分是正确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一些次要问题纠缠不休。”

博古凄楚一笑，说：“你周恩来有耐性，能受那种窝囊气。我可受不了。我博古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要说我有什么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来裁决。毛泽东、洛甫、王稼祥这帮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周恩来说：“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有时间再争论吧！再说，遵义会议上，大家还是肯定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批评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方式。这你能说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博古说：“我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说我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这就等于说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我的这个观点决不改变！”

周恩来说：“博古同志，请你设想一下，如果在遵义会议上，你、李德同志、我和凯丰同志几个人固执已见，寸步不让，那样会开成一个什么样的会呢？我们现在的局面又会怎么样呢？”

博古阴着脸，不吭声。

周恩来说：“老蒋现在可是动用几十万兵力来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啊！五次‘围剿’我们没能在中央苏区粉碎，西征以来军事连连失利，部队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再用老办法指挥下去，不但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恐怕同志们也不会再听从我们的指挥了啊！”

博古低垂着头，还是不作声。

周恩来说：“尽快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去创建新的苏区，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谁的办法成，就采用谁的办法，只要能把部队带到目的地。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个人的一些得失，一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博古抬起头，两眼睁了睁，盯视着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

周恩来用异常庄重的语气说：“博古同志，我们要顾全大局啊！……”

博古又低垂下头。经过长时间的苦思，他抬起头望着周恩来，语调低沉地说：“其实，这些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事到如今，听我的话的同志越来越少，指挥不灵了，如果再由我继续领导，就不好办了。既然你们也已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服从多数同志的意见了。”

周恩来感激地说：“博古同志，你如此深明大义，同志们会十分地感谢你的！”

“都是为了把党的工作搞好嘛。”博古吁了口气，望着周恩来说。“谁来接替我？”

周恩来成竹在胸，说：“初步定洛甫同志。不过，中央常委还要开个会正式讨论一下，再作最后决定。”

博古点了点头，说：“那我今后的工作呢？不能叫我无所事事呀！”

周恩来说：“为加强总政治部的工作，你来担负总政的工作，怎么样？”

博古想了一想，爽快地说：“好，总政的工作是应该加强，我就暂时把总政的工作抓起来吧。”说着，目光不经意地落在床头靠墙脚的几副担子，那是党中央最高层的档案，党内最高权力的象征。离开江西中央苏区西征以来，这几副担子一直跟他形影不离。他走过去，与老搭档道别似的，依依不舍地伸出手去抚摸着那几副担子。

周恩来见此情景，心一沉，不知该说什么。两人的心情都很复杂。

博古唤了一声，门外的警卫员跨步进屋。博古叫警卫员把那几副担子给洛甫挑去。周恩来对欲行动的警卫员摆一摆手，对博古说：“先别急嘛，这事中央常委还没讨论哩！”

博古苦笑着说：“这不影响我把这担子交到洛甫同志那里吧？”

周恩来说：“等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办理吧。”

博古说：“不等了。总政那边有没有担子，你就叫他们给我挑过来吧！”

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按照博古的吩咐，将那几副担子挑到洛甫的住处。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就这样交接了。

第九章在第二个三人团里（三）作战命令发出之前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后，刘湘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取攻势。他的军事部署是，潘文华部36个团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碉堡工事，动员民团和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面对川军分三路向古宁、兴文、长宁堵击，2月7日，周恩来、毛泽东、洛甫、朱德、王稼祥等在云南扎西院子地区开会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这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令中央红军各军团迅速脱离川军，向滇境镇雄集中。

9日，中央红军占领扎西。这时，川军3个旅由镇雄向扎西急进，为迅速摆脱追兵侧击，又决定红军向东渡过赤水河，同薜岳所部及黔军作战以求发展。11日，周恩来等率红军离扎西，经石坎子东进，于14日到达四川摩泥。

两天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建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同日，在古蔺白沙，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各军团迅速向赤水河岸前进，准备二渡赤水河。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在太平渡、二郎渡东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向桐梓地区急进。

红军重返黔北，又一次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又要向东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急令黔军速往松坎一带堵截。为防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王家烈急忙从贵阳赶到遵义坐镇指挥。蒋介石命令确保遵义，薜岳急令留守贵阳的吴奇伟率第59和93两个师速渡乌江，增援黔军，周浑元纵队则向遵义靠拢，共同阻截红军向黔北纵深发展。

这时，毛泽东提出，滇军与川军有矛盾，一时不会参与对红军的“追剿”，而川军潘文华因怕红军北渡长江，未敢集中全力“追剿”，可以利用这一矛盾打击黔北的黔军和蒋嫡系薜岳部。其作战部署是，以红5军团第37团在北面良村、双龙场一带阻止川军追兵，红1、3军团及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

周恩来、洛甫、朱德、王稼祥等认为毛泽东这个想法很好，便一致决定在黔北打一大仗。

红5军团第37团伪装红军主力，巧施妙计，诱牵川军3个旅9个团的兵力引向温水方向达6天之久，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在桐梓、娄山关、遵义的行动。红1军团1师1团于24日晚攻克桐梓县城，切断黔军南北联系。25日晚，红3军团攻占战略要地娄山关关口，经过反复激战，于次日重创南坡黔军4个团，残部南逃遵义。

娄山关被占，通往遵义的门户洞开。红3军团一鼓作气，于27日下午挥师南下，攻克遵义，王家烈守城部队全部被歼。蒋介石见黔军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急令吴奇伟率部驰援遵义，妄图夺回遵义。然而，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正是周恩来、毛泽东所预期的。

红军再占遵义后，早做好打蒋军援兵的准备，一方面构筑坚固工事以逸待劳，迎击正面来犯之敌；一方面派机动部队迂回到敌后，断其后路。当吴奇伟指挥所属第59、93师逼近遵义，企图从红花岗方向攻击前进时，红3军团第10、13团控制遵义附近的老鸦山、红花岗等制高点；红1军团主力和红12团迂回包围蒋军；红1军团的3团和红3军团的11 团分别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敌，将敌引到遵义城外，并拖住蒋军。

战斗从28日下午开始，激战至3月1日下午，歼灭和击退吴奇伟两个师，俘虏千余人，吴奇伟率残部狼狈逃到乌江南岸。他因此次失败，羞愧得差点自杀。桐遵战役，红军共歼蒋军两个师8个团，俘虏3千余人，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这时，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的新的围攻。他命令龙云、刘湘、薜岳各部赶修碉堡实行封锁，步步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的狭长地带，即乌江以西地区。3月3日，他向龙云、刘湘、薜岳等发出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他判断中央红军将向东面转进，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3月4日，为消灭蒋军周浑元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联名颁布中革军委决定：“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第二天又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1、 3军团后方部队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这时候，对红军威胁较大的首先是蒋介石嫡系薜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黔军，其次是川、滇、湘三省军阀部队。

蒋介石嫡系中吴奇伟纵队在遵义战役中新败，元气大伤，现尚未恢复，驻防于乌江南岸地域。黔军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在遵义战役中几乎被打垮，元气丧尽。只有驻防仁怀、长干山地域的周浑元纵队实力还在。

毛泽东认为，趁吴奇伟、王家烈尚在恢复元气之机转向西北长干山地域，诱出周浑元部在运动中消灭。因为周浑元部还没有吃到红军铁拳头，可能傲进而集中优势兵力将其消灭。

同一天，朱德和毛泽东在鸭溪就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致电周恩来报告：“周：（甲）明6日以遭遇敌于白腊坎以西之目的，一军团及朱团由北向南打并抄至敌后，三军团由南向北打，五军团位于白腊坎为预备队。（乙）松林方向发现散兵骚扰，你们及各后方部队以进至鸭溪花苗田至八流水之间为宜。（丙）九军团6号应撤至八流水附近以便警戒大渡口。（丁）敌如不进，明晚须决定行动方针，你们宜接近前线，我们6日在白腊坎。”

毛泽东、朱德判断周浑元纵队的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共7个团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万耀煌师6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黔军何知重3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据此，毛泽东朱德命令红1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6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干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红1师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红2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红2师前进，受林彪、聂荣臻指挥；红3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3个团经温水大山西端向侧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牵制何敌。红5军团为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6日，务军团以猛烈动作解决肖谢两师，7日继续对万师作战。按照此作战部署，利用敌军在运动中傲进弱点，有把握地消灭周浑元纵队肖谢两师7个团，然后连续作战再继续消灭周浑元纵队的万师，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以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然而，蒋介石吸取遵义战役惨败的教训，认识到红军不是溃败逃窜之师，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无法速战解决，只能搬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堡垒主义战术，对红军围追堵截也要打持久战。于是，严令部队未经他允许不准擅自进退，而是要逐步用堡垒缩小包围圈，让红军来攻堡垒，进行决战。由于敌军这一战略战术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几次诱敌深入计划未能实现，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意图也空落了。

为打乱蒋介石的“围歼”部署，周恩来、毛泽东将计就计，让红军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的蒋军，实则准备在蒋军重新逼近时再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动。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徘徊诱敌时，蒋介石分析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消减，不可轻视；一方面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粮食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

于是，他于3月9日发布命令，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将红军围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林彪、聂荣臻面对敌情瞬息万变，红1军团指战员求战心切，于3月10日致电中革军委：“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同时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

遵义会议批判李德个人包办军委工作的独断专横作风，以后凡军事问题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都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进行集体决策。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在周恩来、毛泽东、洛甫、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中传阅后，洛甫立即在鸭溪召集党中央、军委及红军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洛甫一向作风民主，接任中央总负责人后，讨论什么事都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参加会议的十多人都赞成林彪、聂荣臻攻打打鼓新场的方案。唯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

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光考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更要考虑打鼓新场周围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孙渡的四个旅。一旦我们攻打打鼓新场，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王稼祥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周、吴、孙部有所反应之前，拿下打鼓新场。”

毛泽东说：“在我们对敌情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你们可能只想拿下打鼓新场，而忽略了由此引起的意想不到的恶果。战斗一打响，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我们有被围困的危险啊！”

王稼祥说：“避实就虚要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总是绕着敌人走，一仗不打呀！”

毛泽东说：“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嘛！绕着敌人走并不都是坏事，现在还真不得不绕着敌人走哩。”

王稼祥说：“黔军刚惨败在我们手下，是很怕我们的。打鼓新场只不过驻着一个师，吃掉它完全有把握的。”

洛甫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看法。这段时间有不少同志向我反映，说我们老是与敌人捉迷藏，不打仗，无法让士气振奋。所以我认为，进攻打鼓新场是可行的。”

“恩来同志，你的意见呢？”毛泽东望着周恩来说，他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这位“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支持又是决定性的。

会议开始以后，周恩来一直保持沉默，对争论双方都不作表态。自他与毛泽东重新合作以来，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红军摆脱蒋军围追堵截的唯一办法。每次作军事决策时，他都支持毛泽东。可这回，他觉得毛泽东在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上，似乎顾虑太多了一点。老是绕圈子避开蒋军，部队的确怨言不少，应该抓住战机打击一下蒋军，以振士气。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偏向王稼祥、洛甫他们，但他没有马上表态。他环视一下与会者，说：“好多同志还没有发言，大家都谈一谈自已的看法吧！”

毛泽东见周恩来没有表态支持自已，头低垂下来，知道周恩来也不支持他的观点了。

十几个人纷纷发言，同意林彪、聂荣臻的方案，要进攻打鼓新场。洛甫只能再一次“少数服从多数”，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并下达作战命令。

洛甫还没有宣布散会，毛泽东就阴着脸，怏怏而去。

会议开得很晚，周恩来回到住处把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起草好，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奔忙了一整天，感到很劳累，他正要上床休息时，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不由一怔。毛泽东提着马灯站在门口，天下着小雨，他头发两肩都被淋湿了。

毛泽东急切地问：“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你下达了吗？”

周恩来说：“刚起草完，还没有下达。”

“这就好了！……”毛泽东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跨步进屋。

“你有什么新想法吗？”周恩来问。

“我回去想了半夜，就是睡不着觉。”毛泽东说，“我越想越担心，一旦我们进攻打鼓新场，就免不了要遭到敌人的围困，这是得不偿失的啊！”

周恩来给毛泽东沏了一杯茶，恳切地说：“我知道你在会上没有把话说完。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全都一一向我道来吧！”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连吸了几口，心情还是不免有点急躁。他向周恩来陈述自己的观点。现在部队求战心切，中央的同志也求战心切，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往往导致盲目，很容易犯错误啊！上次土城之战，就是吃了这样的大亏。

他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指着地图慢慢地解释，打鼓新场只驻着黔军一个师，战斗力很弱，打起来将不堪一击。大家现在却没有考虑到，黔军在城边有城墙，城外修了碉堡，工事很坚固。能一下子就拿下来吗？不能马上拿下来，势必打成攻坚战。再来看看打鼓新场周围敌人的部署吧。在它北面不远，有黔军一个旅；它西北的鲁班场一带是周浑元的三个师；它的西南的黔西、大方、毕节有滇军孙渡的六个旅和两个团。周浑元和孙渡正好形成对红军的南北夹击！

另外，吴奇伟的两个师已从东面进到刀把水；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驻遵义；叙永、古蔺、桐梓驻有川军主力。稍有不慎，就要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

周恩来听完毛泽东的分析，对着地图思索着。毛泽东凝望着他，脸上带着焦灼的表情，等着他开言表态。沉思良久，他对毛泽东说：“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我暂不下达了。等天一亮，我再召集大家开会，专门研究你的意见，怎么样？”

“好啊！……”毛泽东感激又兴奋，不知说什么才好。

周恩来笑了笑，说：“这回回去，你该睡得着了吧？”

毛泽东也笑了笑，说：“你也要趁早休息。别又累坏了，明天把我的意见也忘了呀！”

翌晨，周恩来召集大家来开会，说服与会者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会议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后，部队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又跟周恩来到他的住处，再商量另一件事。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引起毛泽东的思索，军事问题不同于一般的问题，不能老是十几个人讨论来讨论去，一有迟疑分歧，贻误战机，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建议，成立一个作战领导小组，由中央委托全权指挥军事。

周恩来眉头一皱，说：“你的意思是恢复三人团吧？可遵义会议刚刚撤销了三人团啊！”

毛泽东说：“我们批判博古、李德个人包办军委事务，独断专横，这没有错。但我们把三人团这种体制也否定掉，这就不合适了嘛。指挥作战必须权力集中，老是搞‘少数服从多数’，是无法打好仗的。”

周恩来为难地吁了口气，说：“我是原三人团成员，现在要恢复三人团，我就不好表这个态了。”

毛泽东说：“我知道你有顾虑。但这事又是当务之急呀！再来一两次打鼓新场争论，我们整天开会讨论得了，别带兵打仗了。恩来，我们吸取博古、李德的教训，新的三人团由政治局授权，对政治局负责，大事还是政治局集体决策嘛！”

周恩来说：“事关重大，我们再跟洛甫、稼祥他们商量后再作决定吧！”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苟坝作出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第九章在第二个三人团里（四）林彪的信

在青坑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13日作出决定，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转移枢纽，消灭薜岳、王家烈部。3月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出绝密电报，决定于次日发动向周浑元部进攻。

鲁班场之战，红军遭到周浑元部的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军兵力集中，国中上地形占优势，又有坚固的工事依托，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激战至黄昏敌援兵逼近，红军仍未能得手，遂撤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

周浑元部听令于蒋介石，对红军紧追不舍，其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所以毛泽东将其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如果鲁班场之战得手，周浑元部被红军歼灭，不但能立刻解除红军的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之敌，大长红军士气，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若打地方军阀，即使得胜也是消耗战，无法改变战局。鲁班场距茅台渡口仅20公里，而且是红军三渡赤水的必经之地。周浑元部在此安营扎寨加紧修筑工事，目的在于拖住红军，等待乌江以南的吴奇伟部前来，以便合围歼灭红军。如果依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攻击打鼓新场，成功与否均无法改变危局，反而给敌军时间加速合围。红军此时渡河，有可能陷入背水一战的险境。

红军主动进攻，即便不能取胜，也能争取时间，迫使敌军不敢离巢出击，使红军能从容西渡。在退却时发动进攻以防对手追击是兵家惯用的战术，毛泽东深知只有掌握战场主动权才能使红军绝处逢生。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毛泽东虽然吸取土城之战兵力分散而失败的教训，集中全力进攻鲁班场，却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伤亡会如此重大。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往川南古蔺、叙永方向，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蒋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周恩来在仁怀路口指挥中央纵队，给野战部队让道先行，保证占领渡口。

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川军阻拦，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作战部署，以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红军进逼，滇军孙渡纵队主力则集结毕节地区堵击，企图形成包围圈，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调动蒋军的目的达到后，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决定红军迅速东渡赤水河，各军团首长事前不得下达命令，以保守秘密。为迷惑川军和滇军，红军一个团依照三人团命令伪装成主力西进，随后又限期折回贵阳，随主力渡赤水河。21、22两日，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周恩来在九溪口亲自指挥部队渡河。红军渡河到贵州后，在蒋军布阵的间隙中穿插疾进南下。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把蒋军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地区。接着，三人团于3月21日、24日命令野战部队渡河后迅速南移，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蒋介石被红军的行动搞得无所适从，于3月24日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红军于3月27日从遵义、仁怀大道南侧南下。三人团命令红9军团暂留乌江北岸，在苟坝西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活动，箝制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以配合主力作战。此后，红9军团经川、滇、黔三省单独行军，周恩来、毛泽东通过电台指挥红9军团。周恩来特别指示军委通信局注意收听红9军团电台呼号，要优先接话。

31日，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佯攻熄烽，前锋逼近贵阳，后又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河，佯作东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之势。

在贵阳坐镇指挥‘围歼’红军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增援，并急令其嫡系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击红军出湖南。4月5日，滇军到清镇、贵阳一线。7日，红军从洗马河、龙里、贵阳之间南进，从10日起连克定番、广顺、长寨等城。16日至18日在贞丰县白层跨过北盘江，接着连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县，23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罗平。

25日，按照三人团的部署，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云南东北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于红军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转移。鉴于蒋军主力正向云南东北运动，而滇军距红军较远，中革军委命令红1、3、5军团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军先头部队，然后迅速进入另一地区，消灭周浑元、吴奇伟部，以开展新的局面。

两天后，红军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部队红1军团1师攻占距昆明50公里的嵩明城，红2师夺占距昆明仅15公里的杨林，摆出进攻昆明的架势。此时，龙云的滇军6个旅主力早已外调，昆明只有团防及警卫部队，他急令孙渡率部回昆明防守。就在滇军纷纷赶回昆明守城时，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向西北转进，直奔金沙江。

行军都是在夜间进行。天下着雨，道路一片泥泞。连续不断的行军，战士们很疲惫，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前面有人摔跤，后面的人也跟着撞在一起，摔成一团。这些日子，他们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时而走新路，时而走回头路，一直在跟蒋军绕圈子，玩捉迷藏似的。甚至有时候刚下令去攻打一个县城，当部队做好攻城准备时，又下命令要一连翻越几座山头，与蒋军擦身而过时，也不发一枪一弹。

这么一来，把洋顾问李德弄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他本来就吃不得苦，行走在这样崎岖泥泞的山道上，有马没法骑，没几天他就两腿发酸，脚板起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象个跛子。自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失去最高军事指挥权后，他自告奋勇到林彪的红1军团，要亲身体验毛泽东的游击打法。前段时间，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伤未愈，他协助林彪指挥作战。

走着走着，李德就觉得头重脚轻，脑子开始晕乎乎。不知雨什么时候停了，夜空中闷雷还隐约可闻，天气闷热起来。他一脚踏空，人一阵飘忽，扑咚一声，掉进了溪水里。这时，他才清醒过来。一发现自已被溪水淹了，他惊恐地叫喊起来。翻译和警卫员在迷糊地沿溪边走，此时才回过神来，跳下溪水去，把李德搀扶上岸。

林彪从后面赶上来，得知李德不慎掉进溪里，气忿忿地把警卫员和翻译训斥了一通。李德见林彪来了，对林彪说：“林军团长，你看我们这象在行军吗？这简直是在梦游！这样下去，部队还不被拖垮吗？”

林彪点了点头，说：“我现在也是一肚子气哩！老避开敌人绕圈子，不打仗，还专走弓背路，部队不被拖垮才怪呢！”

李德见林彪观点与自已相同，显然是找到了知音，加重语气说：“以前我面对面跟敌人打，说我冒险。现在老是避开敌人，老是不间断地行军，把部队拖累拖垮了，算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的这套战略战术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林彪沉思不语。

李德又说：“这些天，战士掉队特别多。你知道现在战士怎么讲，他们说不怕打仗，就怕行军累坏了掉队，当敌人的俘虏！”

林彪烦恼地叹了口气。

李德接着说：“林军团长，现在部队的情况很严峻，这你也是看见了的。作为前线指挥员，你可不能装聋作哑！”

林彪点了点头，说：“不。我不能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我会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由目前部队的的情况，林彪想起当初进攻打鼓新场对还是打鲁班场对的那场争论。当时，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得到全体军委委员的支持，就因为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后来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以不应该打有一个师守敌的攻坚战为由否决，改为攻打有三个师守敌的鲁班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从鲁班场撤退时，红1军团又不得不进行习水之战，激战一天又以失败告终。林彪内心本来就有气，这下子就难以忍受了。

第二天，林彪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写好后，他交给聂荣臻看。

聂荣臻才把林彪的信看了一半，两只眼睛就睁大了。林彪在信中不仅对三人团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提出批评，认为老走“弓背路”避开敌人绕圈子，只能将部队拖垮，还建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军委领导专门主持大计，不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前敌指挥交由彭德怀负责。再往下看，聂荣臻的脸就起了阴云。

林彪没有注意到聂荣臻脸上的表情，说：“聂政委，你签个字，我们联名把信送上去。”

聂荣臻把信还给林彪，冷冷地说：“我不能签这个字。”

林彪一怔，问：“为什么？”

“你在信中的这些提法不妥。”

“难道我说的不是实际情况？”

“你一个军团指挥员，怎么可以提出要改组统帅部呢？”

“这不是改组统帅部，只是改变指挥方法，加强战场指挥嘛。”

“还不是一回事？”

“现在是谁的办法成，就采取谁的办法。这段时间部队的情况你也清楚，这样下去，怎么能打胜仗呢？”

“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但我不同意要求更换军委领导，这样的提法是不对的。”

林彪气红了脸，瞪着聂荣臻说：“你不签拉倒！我找老彭签！”

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军团长，听我的劝告，这封信你别送上去。这样影响不好！”

虽然在进攻打彭新场问题上聂荣臻与林彪观点一致，甚至也跟林彪一样对鲁班场之战有看法，但他不同意林彪要求变更军事指挥组织的提议。见政委态度坚决，林彪嘴撇了撇，叫来通信员，吩咐把他的信火速送到红3军团交给彭德怀。

此时，林彪争取彭德怀的支持，是有他的想法的。鲁班场之战后，在红军四渡赤水前夕，三人团于3月20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命令红军出敌不备折而向东，迅速渡过赤水河。彭德怀对此提出异议，向军委提出“根据20日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

他还批评毛泽东发动的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指出“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斗原则上不应打。”由此，林彪不难看出，彭德怀不仅对毛泽东的指挥有看法，而且对目前局势的观点与他相似。

看了林彪的信后，彭德怀搔首抓腮，陷入苦思。林彪所反映的部队老走“弓背路”，老避开敌人不打仗，部队疲劳至极，下面怨声载道……等等现象，他有同感。但林彪提出由他当前敌指挥，取代三人团直接指挥军事行动，却使他心里深感不安。

就在彭德怀思前顾后、不知所措之时，林彪打来了电话。电话里，林彪用催促的口气说：“老彭，我的信你看了吧！你的意见如何？”

彭德怀吁了口气，说：“你向中央反映部队的情绪，这我同意。不过，你提出设立前敌指挥部，叫我负责前敌指挥，这个我不能同意。”

林彪急切地说：“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老办法不灵了。按他们这样指挥下去，部队只能被拖垮啊！老彭，你的办法成。你来指挥，我们听你的！”

彭德怀苦苦一笑，说：“林军团长，你跟随老毛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清楚？你这分明是在逼他让位呀！”

林彪说：“话怎么能这么说？他们几位应该集中精力主持大计，不该直接参与战场指挥。本来早就应该这样了嘛！”

彭德怀叹了口气，说：“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头。”

林彪说：“老彭，关键时刻，你就当仁不让吧！”

“不。这事不妥，我不能这样做。”彭德怀说着，放下了电话耳机。他叫来通信员，吩咐把信送到红1军团部交还林彪。

这时，军团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指挥部，递给彭德怀一份电报稿。这份电报稿主要是向中央反映这段时间以来，由于不间断地行军，造成部队严重疲劳，出现了掉队减员现象。

彭德怀一看，双眉紧蹙。在他看来，部队的掉队、疲劳、减员情况确实严重，下面各种意见都有，也有人在议论，老行军不打仗，要走到哪年哪月才算完？发牢骚的人是不少，情况确实也令人担忧，但不应该说的这么悲观。这份电报主要反映部队指战员的情绪，说到底是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他认为不宜以军团总部的名义，而应以军团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上报中央。

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很快就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当中传阅。洛甫觉得这些情况非同一般，在行军途中召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开碰头会，研究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的问题。

会议在山坡上的一个岩洞前举行。岩洞下面是一条山道，部队正急匆匆在山道上赶路。天上烈日炎炎，地上没有一丝风，正在赶路的战士们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路边有掉队的战士，有丢弃的行李，还有疲惫过度走不动的战马。

毛泽东本来就对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很反感，只是洛甫和王稼祥一定要求开，他没有办法。会议一开始，他就拉下脸说：“也不看是什么时候，提这样的问题，不是要添乱吗？你们竟然也当回事！”

洛甫一听毛泽东那口气，心里就不高兴。他说：“泽东同志，话不能这么说的。林彪他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不能被看成是一般的问题嘛。这些问题，要是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会酿成大错的！”

王稼祥也神情严肃地说：“他们反映的部队掉队、疲劳、减员情况，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

毛泽东瞅了王稼祥一眼，说：“你们的意思是，停下来，我们不走啦？”

王稼祥说话已带了点火气：“老是行军，老是避开敌人，老是不打仗，这不是办法。”

毛泽东也有点克制不住了。他冲着王稼祥说：“现在就去跟围追堵截我们的强敌决一死战，才是办法？”

王稼祥红着脸，大声说：“选择一两次有把握的仗打，可以鼓舞士气。老这样整天走个不停，部队越走越疲劳，掉队一天比一天多，谈何鼓舞士气！”

毛泽东脸也红了。他正要发脾气，但想了想，又忍住了。他耐心地说：“这时候去跟他们打，正中老蒋下怀。你们想没想过，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打，而是逃。我们只有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才是生路。”

王稼祥厉声说：“都是你说的！不打，光绕圈子跑，我们又怎么能摆脱他们？”

“我们都不要争论了。”周恩来打断了王稼祥和毛泽东的争论，情绪显得有些不耐烦。“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若这样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我们只能等老蒋来包围了。”

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赶往金沙江，渡过金沙江。只有渡过金沙江，我们才能摆脱老蒋的围追堵截。我们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

还是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望一望毛泽东，又瞧一瞧王稼祥和洛甫，神情庄重地说：“我们不多绕圈子，怎么迷惑老蒋？不迷惑老蒋，我们又怎么能跳出他们的包围圈？要是叫老蒋现在就知道我们要渡金沙江，可想而知，这样我们能渡过金沙江吗？”

毛泽东脸上的阴云稍散了一些，望着周恩来赞赏地点了点头。

王稼祥脸扭过一边去，不吭声了。

洛甫想了想，说：“部队疲劳、掉队、减员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吧，我亲自下部队了解情况，先做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情况再说吧。”

第九章在第二个三人团里（五）会理风波

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由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

5月2日，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部署，电令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

电报说，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渡江。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我军的行动部署：1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以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29分队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13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3军团主力随13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5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在此之前，针对蒋军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追击，红军在云南不可能机动作战，而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南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此，三人团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渡江布置。同时，红1军团夺取龙街，红3军团占领洪门渡。

5月3日，刘伯承、陈赓率领干部团抢占金沙江皎平渡。次日，周恩来过江，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1、3、5军团在9日前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9军团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蒋军数十万兵马的围追堵截。

在红军渡金沙江的过程中，三人团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在5月5日向全军提出北进会理消灭川军刘文辉部的任务。根据这一指示，红军渡过金沙江后，8日直逼会理城下。因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粮款。

蒋介石于10日由贵阳飞抵昆明，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西康，主力在富林；令薜岳、周浑元及滇军孙渡向金沙江边追击。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因为在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新成立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运作才两个月时间，内部就出现了分歧。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

洛甫宣布开会后，请王稼祥先讲。王稼祥犹豫了一下，还是请洛甫先讲。洛甫作了开场白后，请与会者对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发表意见。

彭德怀首先发言。他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他说林彪在给中央写信之前，曾和他交换看法，对林彪提出的观点，他也有同感。对林彪提议由他来负责战场指挥，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

毛泽东盯着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你老彭鼓动写的吧？”

彭德怀瞪了瞪眼，说：“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林彪同志在这里，你问他，是我鼓动他写的吗？”

林彪板着脸，望了望毛泽东，说：“我只是在写信时与德怀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没有你老彭定的调子，林彪怎么会吹这喇叭？……”

彭德怀又两眼一瞪，说：“难道我老彭连跟林彪同志交换意见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林彪附和着彭德怀的话说：“我就是对战略战术有看法。光跟敌人转圈子，不打仗，连进攻打鼓新场那样好的战机都放弃了，还有什么仗我们能打的呢？”

毛泽东一听林彪提起进攻打彭新场那摊事，气就冒上来了。他指着林彪说：“这事我说过多次，打地方军阀就算打赢了也是消耗战，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我们的心腹之患是蒋军主力，打下他们才能长士气，扭转战局。”

林彪用讥讽的语气说：“那鲁班场一战呢，我们损失那么大，扭转战局了吗？”

毛泽东瞪了瞪林彪，还是忍住气说：“鲁班场一战之后，周浑元龟缩在工事里，不敢追击了，这是事实吧？”

林彪说：“周浑元是不敢追击我们了，而我们却不断地跑。我们就这样避开敌人，一天到晚都在跑。再这样转圈圈下去，不把部队拖垮了才怪啊！”

王稼祥对彭德怀和林彪点了点头，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应该改变一下了。不能再走这么多路，也不该光转圈子不打仗。这样下去部队果真是吃不消啊！”

见王稼祥公开支持林彪、彭德怀他们的观点，毛泽东将烟蒂往地上一摔，站起来大声向大家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一再强调，现在不是在跟数十万强敌决战，而是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运动战，不多转圈子多跑动，怎么能甩掉敌人？当然，多跑动也有损失。但这是值得的，这种损失跟盲目进攻强敌所造成的损失比，那是小得多了。部队现在具备进攻敌人的条件吗？反过来说，部队多运动，迷惑敌人，一方面是为了摆脱他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寻找战机，有把握地攻击他们。

王稼祥摇了摇头，反驳毛泽东的话说：“采取运动战摆脱敌人，这个策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运动而不战，这样既造成大量减员，又不见得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部队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得很，以后怎么能打好仗呢？”

毛泽东争辩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是对敌人的最大威胁！运动而不战怎么啦？只要我们一天不运动，就要陷入敌人的重重围困，就象陷入泥潭一样！我们现在多跑路是有好处的，多跑路才能摆脱敌人嘛。”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看法。”周恩来一发言，就表明了态度。“我们必须摆脱强于我们数十倍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多种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多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

大家望着周恩来，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接着说：“遵义会议后，泽东同志参加军事指挥，他在我们三人团中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战术，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正确指挥，我们才能迷惑敌人，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

大家听着周恩来的发言，没有人插话。

周恩来望一望林彪和彭德怀，语气严肃地说：“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团才两个月，中央是全权委托三人团指挥军事嘛，现在又提出要设立前敌指挥机构，我看没有必要。大敌当前，提出这种建议，是不严肃的，也是错误的。”

林彪脸膛赧红，垂头不语。彭德怀脸阴沉着，也不吭声。其他人互相张望了一下，也不说话。这时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军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说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其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林彪在这时候批评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提出设立前敌指挥机构，以削弱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显然不合时宜。

洛甫见周恩来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便改变了说话的口气，说：“这段时间，部队疲劳和掉队减员的确严重，但这是不得已的。正如泽东、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看来，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点理解不够，对部队的宣传教育也不够，所以……”

“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念，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毛泽东截住洛甫的话，厉声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光转圈子不打仗会把部队拖垮。我看你们的这些动摇情绪才会把部队拖垮！掉队减员就以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多跑路吃了苦头就想变换指挥组织，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彭德怀嘴撇了撇，不服气地说：“批评就批评嘛，给人家扣这么大的帽子干什么？”

林彪也恼怒地顶撞说：“这种粗暴的批评方式，我是不能接受的！”

洛甫见争论双方都分外眼红，赶紧解危说：“泽东同志，你的话也说得太过火了。批评可以，怎么能乱扣帽子呢？”

毛泽东也觉得自已一时气愤，有些冲动，说话是过火了。他狠吸着烟，不作声了。

“泽东同志的话是有点过火，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周恩来望了望大家，那语气不容辩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时间从中央领导层到部队基层，确实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与强敌周旋多走路，造成一些减员，下面产生了疲劳畏难情绪，发了一些牢骚怨言，作为指挥员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光看到部队疲劳减员，更应该看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中新的三人团成立以后，指挥部队二攻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数十万强敌甩在后面的这些战绩。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时候要求变换指挥组织，就是对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的否定，也就打乱了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

洛甫面露愧色，承认部队对光转圈子不打仗，疲劳减员情况严重，原先他也持批评的态度。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后，对这些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看来，毛泽东、周恩来两的意见是正确的。

王稼祥也指出，向中央汇报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造成的疲劳情况，这一点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但这时候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这是错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作崇，必须在部队中肃清。对草率地支持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观点，他感到愧疚。

最后，洛甫批评林彪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观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三人团的权威。

彭德怀也不再争辩了。其实，他有一肚子的委屈。毛泽东指责他鼓动林彪写信，以为他有权欲，想当红军的前敌总指挥，这明显地是冤枉他了。可他又想到，若这时候竭力争辩，事情只能越闹越大，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影响内部团结。“我老彭一向坦率直爽，光明磊落，这种事情时间一久就会自然明了的！”他在心里这样叨念着。

林彪的活动被批责为军事路线上的机会主义，有损于军事领导层团结。但他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尤其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批评，并没有心服口服。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应该专门主持大计，战场指挥由彭德怀负责。可惜，他孤掌难鸣，连彭德怀都没有支持他要求变换指挥组织的观点。在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批评，洛甫、王稼祥改变初衷并表了态以后，由他挑起的这场风波实际上已经平息了。

会理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后，三人团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训令，决定部队经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第十章与张国焘周旋（一）会师之初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于五月十四日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沿会理西昌大道北进。十九日，三人团委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经泸沽、冕宁，夺取大渡河渡口安顺场；同时派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二十日，中革军委按三人团的部署，发布《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指出“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川西”，蒋介石企图以刘湘部及彝民与红军的隔阂，“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祺所部在北岸层层扼守，红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青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模范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获得彝族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使红军得以在彝族区借道。自五月二十二日起，仅用两天半时间顺利通过小相岭。二十四日，红军占领石棉县安顺场。次日，红一军团第一营二连十七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强渡大渡河成功。第三天，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赶到安顺场。大渡河水流湍急，无法架桥。这时，部队只有四条小船，每天渡一团余人。

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商量后，决定夺取泸定桥为渡河点。为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电令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邓发、蔡树藩、左权、刘亚楼。电令说，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五团、九军团随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按照三人团的部署，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二十九日，红一军团第四团一营二连二十二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攻占泸定桥。六月二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攻下泸定城以后，红军继续北上，于六月七日攻占天全。八日，红军突破蒋军芦山、宝兴防线，北进到宝兴县的大跷碛，然后开始爬终年积雪、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夹金山。十二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团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师会师。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懋功。

针对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动方案问题，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于会师后次日即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上，“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来到的蒋军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文阐明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的情况不宜大部队活。张国焘、陈昌浩次日复电，认为由岷江向东或沿岷江向北发展都有困难，“北川一带给养均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也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他们俩主张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向南进攻，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不同意张国焘、陈昌浩的南下主张，十八日又联名致电张国焘：“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否则见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以。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平武是通往甘肃南部的要隘，中央竭力向张国焘强调原定的出川陕的方计。二十日，洛甫、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饶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计，改变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西南方计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太多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悄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于是，张国焘于二十五日下午从茂县赶来懋功两河口镇。这天，在两河口镇举行了两个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会场上，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在欢呼，围观的群众也在欢呼。天下着雨，未能冲淡热烈的喜庆气氛。庆祝大会结束后，大家走向一座喇嘛寺院，在那里举行宴会。然而，在表面的欢乐气氛下，有一股不和谐的暗流在涌动。

张国焘见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点不像是一支军队的将帅，内心不由疑窦丛生。这些曾经令蒋介石大伤脑筋的威武战将，如今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了呢？难道是一方面军被蒋军打垮啦？……他急于弄清一方面军的实力，端着酒走到周恩来跟前，一边敬酒，一边阴阳怪气地说：“恩来兄，上海一别，至今不过四年多时间，你怎么一下子变老了呢？”

周恩来莞尔一笑，说：“最近身体有所不适，加上蓄了胡子，所以叫你认不出来了。”爬夹金山时，他染上了病。平时他就比别人劳累，这时就更加虚弱，看上去自然显得老相了。

张国焘说：“我看得出来，你们跟老蒋打了不少恶仗，吃了不少苦吧？”

周恩来说：“是这样的。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两个方面军会师了，今后打老蒋力量更加强大了。”

张国焘说：“以前，我们曾对外宣称，你们一方面军拥有三十万人马！当然这是迷惑老蒋。现在看来，你们经过几个月的折腾，损失是不小吧？”

周恩来双眉一皱，感觉到张国焘居心叵测，是向他打探一方面军的虚实来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泰然自若地望着张国焘，说：“老蒋集中优势兵力来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可以说自江西一路来，我们都是在蒋军的包围圈里东突西闯的，所以，损失是不小。但是，我们的精锐部队是保存了下来，而且比以前更有战斗力了。”不等张国焘提问，他又说：“我们知道，四方面军在老蒋的围剿中也遭受了不小挫折，不过，是比我们小一些。我想，四方面军的实力还是保存下来了吧？”

张国焘狡黠一笑，说：“我们有十万人马。”

“比一方面军强一些。”周恩来从容地点了点头说，“国焘兄，能者多劳，今后跟老蒋干，你可要多出力啊！”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张国焘笑了笑，尽管他在表面上做出谦逊的样子，语气里还是透出几分自得。“恩来兄，两个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以后就拧成一股绳，非打老蒋个落花流水不可！”

“为你这句话，我们再干一杯！”周恩来兴奋地说。其实，他们手上端的不是杯而是碗。勤务兵端酒坛过来，往他们的碗灌满了酒。他和张国焘豪爽地碰了一下碗，一仰头将一碗酒一饮而尽。

第二天，在两河口喇嘛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会议，集中讨论统一战略方计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委员洛甫、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博古、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邓小平。

会议由洛甫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目前战略方计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先回顾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九个月来战略方计几度变化之后，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h3>一、关于战略方针</h3>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战略方针两个方面军是不同的。现在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苏区，都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现在在什么地区建立苏区？其条件应力求：

⑴便利我们的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应是地区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这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易封锁我，使我不易反攻。敌人正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

⑵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发展、能大批扩大红军的地方。而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地方，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只有二十万，这地区是不能成为根据地的。

⑶经济条件，能解决军队供给的比较优裕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衣著之布皮也不易解决，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这岷江西岸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应迅速向前，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

<h3>二、关于战略行动</h3>

红一、四方面军转移，向南不能；向东过岷江，敌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它。敌进慢，我可得这一大的地区，可向陕西迎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南青海一部分作依靠。四川方面，现地区可成为游击区。拟到这地区是否再扩大，要看到那地区后再决定。我们现在是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这性质是不可久的。我们要勇敢果断、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转移计划是战略的主要计划，实现战略计划的原则：

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基本条件要迅速。敌人会首先阻我向西北，我主要任务是与敌作战。

第二，高度机动。现敌先我部署，因此我应高度机动，使敌对我估计发生动摇，使其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这样才能消灭敌人。

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这三个条件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在地域布置上，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中央纵队六个团。右纵队进攻松潘，佯动主要在东岸，使敌不会集中松潘。现地域不好而我主要力量在东岸，应早点过来。在南边须四个团兵力牵制敌人。三个纵队的部署指挥须统一。战争指挥：

第一，须在前线，主要都应在左纵队。各部队最终须平行地走，主力须力争过去。第三，这游击区留小部队在此活动。第三，万一不能过向西，或许困难更多，因而这条退路须保留。

<h3>三、关于战争指挥</h3>

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

第一，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军委；

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游击支队，另专门讨论决定；

第三，实现战略计划要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作完报告后，与会者对他的这个报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踊跃地发言。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对战略方针问题，要求中央政治局应尽快作决定。尤其是周恩来的报告里所提的，战略部署怎样在甘南实现的问题，政治局都要作好布置。接着，张国焘谈了一些具体的看法。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消灭敌人当更有把握。现在怎样打？现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和刘湘，其他都是陪角。如战略向南打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若消灭了他们，成都蒋会加军力，向东打受地势限制。现发展方向，西边青海是草原，冬天一到，没帐蓬冷得很，夏天雨期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所以说，向甘南发展对我较有利。向甘南发展，目前我们必须把胡宗南打下来。

就攻打松潘蒋军胡宗南部和在甘南创建苏区问题，张国焘指出：要打下胡宗南，我们必须集中主力，至少要打下胡几个团，才能有把握在运动战中将敌人各个击破。不然，即使我们到了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胡现在有二十个团的兵力，很快就可以集结松潘。但我们两个主力会合，力量增强，指挥统一，经验增加，打下胡敌应该是有把握的。敌人是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得到一大片地区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地方，能站稳脚跟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敌人。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彭德怀接着张国焘发言。他的发言比较简短，他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报告对形势的分析，对战略部署，都很清楚了。至于战术问题，他认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只能随机应变，临时决定。

接下来是林彪发言。他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张国焘的发言。他指出：以后我们的行动，应根据报告中的方针来制定。这战略方针的实现，靠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然没法扩大红军、创造根据地。作战方式，应采取运动战。在这战役中应尽可能控制广大地区。应把主力放到与敌人作战上，把少数部队放在扩大红军，征集资材上。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在新疆打通苏联和蒙古。

林彪发言完后，博古发言。他谈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应有新的决定。现在力求到达经济、居民、政治、军事条件上比较好的地区，这要依靠两个方面军消灭敌人来实现。我们必须有一定地区成为根据地，并作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陕甘南，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就能影响全国。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夺取松潘，打击胡敌，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今后应努力做到不像从前那样没有后方的作战。现在战争性质与前不同，每个大战役都应建立临时后方，并由游击区发展成根据地。

毛泽东在发言时，首先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张国焘的发言。然后，他着重谈了五点看法：

一、根据地问题。为什么弄到这川陕甘区域来？这地域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也在此。大家懂得这是向前，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他们是打成都。

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什么？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东南，迅速向前。前面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

三、我没根据地，蒋介石高度机动。我应看到哪些地方他是致我命的，应先打破。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问题、掉队问题。蒋介石军队与四川军是不同的，如不好走的路他也能走，如我迟缓他即占了先机。

四、要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胡敌是会集中兵力的。敌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敌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这一个一定要打破。如实在打不破，就要估计好距离打。最迅速的就是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日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五、统一指挥问题，责成中央常委、军委解决。

王稼祥在发言中，具体谈了三点意见：

一、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大了，甘陕川又有好的条件，这地区能使我建立根据地。但能否成为根据地，就靠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如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我们把苏维埃扩大到全国，主要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坚决斗争，扩大苏区，主要是消灭敌人。

二、战争怎样打？敌采取堡垒战对我，因此，我应有大区域，好机动，以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如我取堡垒战是不能取胜的。现我没有后方，还是带游击战争的形势，中央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全采用正规战争，应正确地运用过去的经验。

三、这区域条件坏，它能使我与四方面军会合，因敌不易来；但会合了，这地区对我即不利。敌想陷我在此，逼到草地。我应迅速打出，到甘陕川广大地区。从松潘打出去是一个关键，动作如快，困难即少。慢即更难打。蒋介石很机动，但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接下来是邓小平发言。他除同意周恩来和其他与会者的观点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一、四方面军会合，红军主力在这里，党的力量也在这里，发展前途是推动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现在向前打去，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向甘南发展。这里的后方需要整理，应组织委员会来缩编，大的机关单位如政治部和医院要缩编，闲杂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一、三军团应补充。要进行大的政治动员，消灭对雪山、草原的恐惧。

朱德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强调指出：背靠西北，面向东南，总的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目前建立临时后方，在大战中是必要的，它很快就可变成真的根据地。两主力会合增加很大力量，只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就能有利地打击敌人。我们还须要用很大力量从政治上来保障胜利。

总司令讲完后，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发言。他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和各位的发言，对战略问题都谈得很清楚，他补充：在战略上，中心向东南发展，引起时局变化，使蒋介石兵力分散。对胡宗南，最好在松潘消灭他，如不可能就在岷江消灭他。要通过作战，增强我有生力量，消灭敌有生力量。现在这个区域，要建立党的工作，开展游击战争，特别是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都对我整个行动有利。

聂荣臻在发言中，强调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口号要有所改变，他指出：两主力会合，部队很兴奋。我们的口号，政治部应改过来。以前四方面军的口号是打到成都去，一方面军口号是赤化全四川，这些口号在部队中很有力量。现在是相反的走向，应向部队作解释。

凯丰发言时强调，要实现周恩来在报告里所提出的战略部署，我们首先要打下胡宗南，坚决向前。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将使苏维埃运动成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我们从甘南向川陕发展，把苏区巩固在此。要坚决，如不坚决就要向西走，使敌人更易封锁我，虽有苏联帮助也不易出来。应向部队解释，最中心的是进攻松潘。

刘少奇在发言中就如何贯彻周恩来在报告里提出的战略方针，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要很好地向部队解释，必须让部队明白，为什么不难打到成都去，而去川陕甘是我们最好的发展出路。我们坚决通过松潘，但有些部队万一不能通过，应交代以后的工作，应在此区域成立特委。

主持会议的洛甫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对周恩来代表政治局提出的战略方针，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也应一致来实现。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困难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应想法来克服，但不是转变，放弃这一方针是错误的。创建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这地区窄狭，不能以大的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前进，前有广大地区，建立苏区意义比其他区域大。保持后面的路也是一个条件。这区域要尽量发展游击战争，成为游击区，安插病员和笨重的东西。因此，他特别要强调，一、组织上应统一；二、依照战斗部队组织队伍；三、缩小政治部以及大的机关，两个方面军干部的调配需进一步商量。

会议讨论发言结束后，周恩来作结论。他综合大家的意见，简明扼要地讲了两点：一、战争性质，现方针当然是进攻的。我们过去在路上讨论过战争性质问题，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是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到大的地区须与敌战斗。二、在甘肃南部更便利消灭敌人。对胡宗南一般求在野战中消灭他，有可能时就在工事中消灭他，也有可能他在堡垒中，我们不易打他，但并不是不消灭他我们就不能前进。当然他会尾追、切断我，我可用隐蔽、高度机动来处理变化的情况。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五点：“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固巩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运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负责制定的《关于进攻胡（宗南）敌的战役部署》，也于六月二十八日以军委的名义发布。次日，又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红一、四方面军根据两河口会议通过的战略方计，以运动战为消灭敌军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到赤化川陕甘的目的。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左路军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委聂荣臻，副政委杨尚昆，共十六个团，经卓克基、大藏寺、葛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中路军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共十个团，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这两路从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予以消灭，并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和取得北上甘南的道路。右路军以陈昌浩为司令员，率十二个团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八个团在岷江东岸，何畏率四个团在懋功、两河口、抚边箝制敌人。派一个团到阿坝，侦察并征集粮食。周纯全在卓克基负责后方事务。中央军委随中路军行动。

蒋介石估计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同时也防红军向东。因此，他调整战略部署，集结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九十个团以上，固守江油、汶川地带。以胡宗南所部二十七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伺机向红军进攻。以杨森、邓锡侯所部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红军方向筑垒推进，以刘文辉、李抱冰部约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以薜岳部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部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万跃煌留靖溪、雅州筑垒。同时，于学忠调任川陕甘“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这一部署，其企图在阻红军入甘南下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想利用川北广大草原以封锁和困饿红军。如果发现红军进攻松潘与向甘南发展时，胡宗南部将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以扼阻与截击红军。川军和薜岳部将以主力出剑门、昭化、广元，一部出碧口、文县沿陕甘南侧击红军，以配合由潼关、汉中、西安西进各中和甘青五马各部，与红军作战。

为解决统一军事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于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三天即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调整军委领导成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博古、王稼祥。会议决定增加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这样，扩大了军委领导，解决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军事指挥问题。

第十章与张国焘周旋（二）张国焘争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的资格，可以说是没有人能比的。“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党的“一大”他当选为中央组织主任，与陈独秀和宣传主任李达是中共最早的三位中央领导人。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他都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次进入中央常委会。1931年4月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以后，他开始在那里执掌大权，独挡一面。在朱毛红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同时，他所率领的部队编为第四方面军，此时拥兵8万多人马，比红一方面军多三倍。

他两次迁移根据地，第一次从鄂豫皖边区迁移陕西，第二次从陕西迁移川陕边界。他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两位副主席当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方面军副总指挥是王树声。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他和周恩来。其他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洛甫、朱德、博古、王稼祥等，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才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周恩来能与之抗衡，其余的人他均不放在眼里。

两河口会议后，部队应按照会议的决定，攻下松潘，扫除北上障碍。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他明知道，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这时集中在懋功、两河口之间，这个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里都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到峨嵋山附近，情形也是差不多。至于西康省，情况更差。如果红军集留在这个地区，蒋军封锁了岷江上游，将来北出就更为困难。所以，他在两河口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红军继续北上，到川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会后，他想来想去，觉得对他来说部队北上并不是头等大事，权力分配才是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中央把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增补进军委，可他认为这远远不够，光进军委不过是徒有虚名，实权还是操在别人手上。自已手下兵强马壮，岂能听命于人，任人摆布！他越想越感到愤忿。

为摸清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和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张国焘派秘书黄超前去刺探。黄超跟随张国焘多年，为人圆滑，办事比较干练，深得张国焘的信任和器重，是张国焘的心腹。他耍出各种手腕，果然不辱使命，很快就掌握了一方面军的实力和中央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情况。

黄超回来向张国焘、陈昌浩汇报了他所打听到的红一方面军的情况。他说红一方面军把各军团分散布置，显然是对他们有防备，不让他们弄清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尽管红一方面军早有防备，而且布置得比较周密，但还是瞒不过他的眼睛。虽然准确的数字他一时拿不出来，可他敢断定，红一方面军现有兵力是在2万至3万之间，绝对不会超过3万。作为主力的林彪的1军团和彭德怀的3军团，每个军团也不过3到4千人，相当于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师。5军团和9军团更少，只等于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的兵力。

在张国焘问起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情况时，黄超说红一方面军的装备差到简直叫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他们哪里像是一支军队，跟叫花子没什么两样！他们的重装备全丢光了，现在每个连队仅有一两挺轻机枪，有的连队连一挺轻机枪都没有。大多战士身上只有几发子弹，不少战士早就没有子弹了。陈昌浩也说红一方面军连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首领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所带的部队能好到哪里去！听黄超那么一汇报，张国焘断定红一方面军现在根本就没法打仗了。陈昌浩说这样的队伍没法跟蒋军打了，今后打仗得全靠红四方面军了。想着这些，他们就愤愤不平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连吃败仗，把红一方面军打成这个样子，凭什么到头来倒叫红四方面军听他们摆布呢？

黄超说：“那就要我们张主席拿出高风格来，完全不计个人职位地服从他们的领导了！”

张国焘冷冷一笑，说：“我个人的职位是小事。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打了那么多败仗，把一支本来很强大的部队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能听命于他们呢？就算我张国焘一个人想得通，我们四方面军八万多将士能想得通吗？”

陈昌浩说：“张主席说得对，我们不能听命于他们，绝对不能！以后该怎么打，还得照我们的办法干。”

张国焘最为关心的是中央的实际军权掌握在谁手上。黄超根据近来打听到的情况，汇报道：“他们离开江西转移时，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一切。因为打了败仗，部队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下面意见纷纷，要求改变军事指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撤换了博古和李德，保留了周恩来原有职位，增加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后来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

张国焘听黄超那么一说，断定中央军事指挥权是掌握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手上。陈昌浩有点想不通，认为可从组织形式上看，毛泽东只不过是政府主席和军委委员，在军队并没有重要职务。据他了解，在一方面军，一切军事问题都是由周恩来决定的。张国焘笑了笑，说：“这你们就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了！按理说，朱德是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该由他说了算的，可他只起着前敌总指挥的作用，真正的决策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而周恩来这个人我很了解，他是做实际工作的，没有权欲，也不争王。我可以断定，他肯定是让位于毛泽东了。”

陈昌浩说：“大权不能叫他们全占了。张主席，在中央领导层，我们四方面军至少要占有半壁江山！”

张国焘说：“这些权我是要争的。为我们整个四方面军来争。败兵之将不可言勇嘛，我们怎么能听命于他们呢？”

陈昌浩说：“我们要求中央开会，再讨论一下统一军事领导问题。”

张国焘认为此事非常重大，但不能操之过急。他要陈昌浩去找在莫斯科的老同学洛甫、王稼祥他们，先了解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内部的具体情况。如有可能，把他们拉过来，以壮大实力，增加与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抗衡的砝码。陈昌浩向张国焘打保票，这事包在他身上，不会成问题。张国焘吩咐黄超，继续到红一方面军去活动，他们现在是一帮穷鬼，给一点好处，他们会感恩戴德。他着重提到，要千方百计接触像林彪、彭德怀、聂荣臻这些军团级的指挥官，尽可能地笼络这些人。

为达到争权目的，张国焘不仅派自已的亲信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去活动，他也亲自出马。7月6日，他找代表中央前来慰问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代表团负责人、红军总政治部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主任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他强烈要求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必须首先解决统一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不然，就无法统一指挥作战，也就无法有把握地攻下松潘，消灭胡宗南。

李富春对张国焘的要求疑惑不解。中央常委决定增加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为军委委员，统一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张国焘说把他们三个人增加进军委，就算是解决了统一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这样未免太简单了。再说，军委是决策机构，在指挥机构里若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这样不好统一指挥。因此，他提出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他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张国焘想要陈昌浩取代周恩来！李富春大为惊讶。张国焘自然成竹在胸，将调整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方案向李富春从实道来。他建议中央军委可以设常委，周恩来、毛泽东等在军委常委专门谋划战略问题，不直接参与指挥。这样调整才能体现统一军事指挥，也有利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李富春感到这事关重大，这得由中央常委们定夺。他不过是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为什么要来跟他说这些呢？张国焘说他负责管组织的，说话的份量不轻。李富春不敢表态，及时将此情况向中央汇报。

在张国焘的策动下，由中共川陕省委出面，于7月9日致电中央，建议为了“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提出由陈昌浩任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敦促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仅相隔一日，张国焘又急不可耐地向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6日和18日，陈昌浩在张国焘的策动下，连致电中央军委：“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大政方计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权。”

张国焘争权的气势，咄咄逼人。

第十章与张国焘周旋（三）委屈求全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同意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计。松潘战役计划制定后，张国焘也表示同意打松潘。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尚未集中，碉堡也未修成，部队缺少粮食，其在松潘的处境十分困难。如红一、四方面军能按中央军委的部署，集中力量向东突进，攻打松潘，将会迅速取得松潘地区，打开进入甘南的道路，避免西绕千里从茫茫草地北上。但是，由于张国焘变卦，中央北上的方计和为执行北上方计而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正面临搁浅。

按照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的行军路线，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部队到达芦花后，一面布置政治动员、筹备粮食、部队整训等各项工作，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会攻松潘。李富春向他们汇报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情况后，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只是当初还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那么快，那么严重。接到川陕省委和陈昌浩的电报后，他们大为惊愤。

毛泽东说：“这些人真是狂妄至极！一个省委竟敢逼中央‘速决速行’，一个方面军政委竟敢指定中央军委主席，还要对政治局指手划脚！张国焘也太心急了吧？”

洛甫说：“这分明是赤裸裸的要挟！”

毛泽东说：“张国焘，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洛甫说：“这不是明摆着吗，他想取代中央！”

毛泽东说：“这中央是他祖宗遗留下来的店铺，他想要就要了吗？”

洛甫说：“人家手里重兵在握，不满足他的条件，就不发兵！”

周恩来把陈昌浩的电报看了又看，眉头紧紧地皱了又皱。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咳嗽得很厉害。松潘战役计划是他带病制定的，原以为两个方面军齐心协力，定能打败胡宗南，拿下松潘。岂料，他呕心沥血做出的这个战役计划，由于内部权力争斗，就要变成废纸一张！他忧心如焚。

对于张国焘的为人，在中央恐怕没有人比周恩来更加了解。早在八年前他组织指挥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就与张国焘共事了。虽然在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是奉“右倾中央”负责人之命前来制止起义的，但由于他到南昌后没能说服起义领导人，改对起义放任自流，也算是对这次起义的一种贡献吧！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们一起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他经历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波折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指定三人为常委，全盘负责中央工作，这三人就是他和张国焘、向忠发。在张国焘争权问题上，他与洛甫有同感，张国焘现在是重兵在握，不给他相应的职权，是无法叫他率部北上的。而这时候要打败胡宗南，拿下松潘，扫清北上的障碍，没有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参加，那是办不到的。如果一定要在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争吵不休，不仅中央北上大政方计化为泡影，还很可能酿成可怕的内讧。一旦这样，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国焘同志职位的安排上，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周恩来望着毛泽东和洛甫说。

毛泽东说：“已经安排他做军委副主席，这还不够吗？”

周恩来说：“他手上拥兵数万，为了团结他北上，我们只能再作些让步。”

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样就等于叫他得寸进尺！”

周恩来耐心说：“不再作些让步，他就拒不率部北上，我们能奈他何？现在内部团结是首要的，不仅是团结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四方面军几万将士啊！我们能忍就忍了吧，受点委屈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两个方面军能按原计划齐头并进北上，那就万事大吉！”

毛泽东咬了咬牙，狠吸着烟，不吭声。

洛甫说：“恩来同志的看法有道理。我想，我们是应该从大局考虑，再对张国焘作些让步。”

毛泽东说：“我们还能怎么让呢？”

洛甫说：“他不是要抓军权吗？”

毛泽东说：“他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啦？”

周恩来说：“也不能他开口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但如果不在组织形式上给他相应的职位，那我们就难以争取他，也就难以团结四方面军。”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什么才算是相应的职位？”

周恩来说：“我让位于他吧。”

毛泽东和洛甫齐惊讶，望着周恩来，良久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说：“现在只有这样安排比较妥当。”

毛泽东与洛甫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周恩来强调道：“军委是受政治局的领导和监督的，他抓了军委的权，并不等于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后政治局，特别是我们中央常委，可以加强对军委的领导和监督嘛。”

毛泽东凄楚一笑，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主动让出军权，此种委屈求全之举，只有周恩来能做得出来。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会议。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还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人为副主任；以四方面军总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听会议主持人洛甫宣布了上述人事调整方案后，张国焘洋洋自得地环视与会者，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他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了转，又一个计谋出来了。他提出仅仅是军事领导机构的调整并不能满足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愿望，看看这里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红四方面军只有他一个人参加。现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对这个现象很不服。洛甫一阵怔愣，望了望毛泽东和周恩来。只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惊诧地望着张国焘。张国焘节外生枝，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洛甫略一思忖，说：“我们这次会议只决定军事机构的调整问题，别的问题暂不讨论。”

张国焘大声说：“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调整问题，列入本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瞪了张国焘一眼，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调整，是要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决定的，政治局会议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张国焘冷冷一笑，说：“你们在遵义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就对中央常委会作了调整了吗？”

张国焘这是针对毛泽东说的。近日，他四处活动，向中央有关负责人打听遵义会议的情况，对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会很有意见，认为召开遵义会议及在会上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同时，他萌生了调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要把自已身边的人增加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念头。

毛泽东忍着气说：“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攻下松潘，实现中央北上方计，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

张国焘狡黠地笑，说：“泽东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这种看法，四方面军的同志也不会同意。组织问题不解决，两个方面军就无法统一军事指挥，也就无法有把握地战胜敌人。”

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中央把军委交给了你，把四方面军总部变为红军总前敌指挥部，在红军总部增加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这还不够吗？你还想怎么调整呢？”

张国焘无奈地将两手一摊，阴阳怪气地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要有四方面军的同志。这个问题不解决，四方面军同志的思想工作就无法做通，要我带他们北上就会有困难。”

洛甫显得很为难，还是用温和的语气说：“要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作这么大的调整，这要开中央全会才能决定的。而现在要开中央全会，恐怕不可能啊！”

张国焘不耐烦地站起来，盛气凌人地环视大家说：“不开中央全会而对政治局进行调整的先例不是我张国焘发明的！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两人，你们不都是以后才补选进来的吗？补选进来的同志都经过中央全会了吗？如果一定要说召开中央全会才能调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而现在又不能开中央全会，这样做未免是对四方面军不公道了吧！恩来同志，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在张国焘与毛泽东、洛甫交锋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苦思着如何缓和这种激烈争论的气氛。他一直在心里琢磨着，张国焘正在得志之时，而中央要北上正有求于他，这就更助长他的狂妄。但若是对他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双方会吵翻，刚刚会师的两支方面军就会出现分裂。这是周恩来最为担忧的。于是，他用和蔼的语气说：“国焘同志提出把四方面军的同志调整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张国焘还没听周恩来把话说完，就得意地笑了笑，说：“就恩来同志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周恩来剧烈地咳了几声，手紧捂住胸口，吃力地说：“调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这样的大事要经过慎重考虑，急不得的。总不能要求就在这次会议上，把军委、中央及政治局全调整了吧？”

张国焘点了点头，说：“中央一定要对此作出计划，并提到议事日程。否则，拖到何时才解决？恐怕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这个耐心啊？”

你张国焘没有这个耐心是真的！周恩来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尽量和气地说：“中央尊重你的意见，尊重四方面军同志的意见。刚才我说了，调整中央及政治局，这事要慎重考虑，不能说改就改。目前最迫切的，还是打下松潘，实现中央北上大政方计嘛！”

张国焘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有你这话就成了！”

然而，张国焘会上说的一套，会后做的又是一套。他一方面在四方面军中煽动，公开批评中央右倾，挑拨四方面军将士与中央的矛盾；一方面继续指派他的亲信，四处活动，逼中央吸收四方面军的人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找了洛甫、毛泽东等中央常委碰了钉子后，他还不罢休，跑到周恩来病榻前来纠缠。

周恩来身体很虚弱，还是强打起精神，跟张国焘交谈。他劝告说：“国焘同志，我刚刚把军委的大权交给你，正盼着你率部攻下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哩！我看你还是把精力放在松潘战役上吧，这个时候为组织问题争论不休，只能贻误战机啊！”

“唉，恩来兄，你不懂我的苦衷啊！”张国焘做出烦恼的样子，一边说着，还一边叹气。“我是很容易被你们说通的，可四方面军的同志可没那么容易说通啊！可以说，他们现在闹的这种情绪，是连我都无法控制住了。怎么说服他们呢？四方面军近十万人马，可在中央和政治局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明显地不公平吧？”

周恩来说：“组织问题总要解决的。打下松潘，率部北上，再来谈组织问题，总不能说太迟了呀！”

张国焘说：“事到如今，组织问题不先解决，要说服四方面军的同志打松潘北上，那是何等难事！恩来兄，你说话比较公道，在调整四方面军同志进中央和政治局的问题上，还有劳你啊！”

周恩来啼笑皆非，说：“你这些话怎么叫我越听越觉得像在做什么交易呢？”

“在中央常委当中，你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愿意听的。”张国焘说得很认真。“在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中，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你的话份量重啊！在这方面，你是可以大有作为，并发挥重大作用的！”

周恩来脸一沉，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中央现在指定我帮助你指挥军事，责任重大啊！如果能按计划拿下松潘，实现中央北上大计，我跟你一样脸上有点光；如果这一切都一一落空，我的脸还不知道往哪搁呢！”

张国焘说：“只要组织问题一解决，我保证说服四方面军同志打下松潘。”

张国焘拥兵自重，中央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决不发兵。没有办法，周恩来只能找毛泽东、洛甫商量，讨论再向张国焘作些妥协让步事宜。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国焘的胃口太大了！”

洛甫也愤怒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家伙！只要我们一松口，他的要价可是越喊越高啊！”

周恩来重重地叹了口气，说：“现在他在四方面军中四处煽动，说四方面军有那么多英勇善战的工农干部，中央不给予提拔，是对四方面军工农干部的不信任。这些还是很能蛊惑人心的！”

洛甫说：“简直是一派胡言！”

周恩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两个方面军为这事会产生更大的隔阂，从而引发更尖锐的矛盾。”

洛甫望了望周恩来，又望了望毛泽东。毛泽东狠吸着烟，不作声。

周恩来说：“张国焘不发兵，我们无法攻下松潘，北上的计划就不能顺利实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往后两个方面军的前途，可就令人担忧了啊！”

毛泽东连吸了几口烟，说：“可以考虑再答应他一些条件，但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胃口。”

周恩来说：“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他提出二十多人进中央委员会，十多人进政治局，当然不会让他进那么多。但要考虑在中央委员会安排几个人，在政治局安排一两个人。”

洛甫说：“这些条件，他早跟我讨价还价过了。安排太少，恐怕他不会接受的！”

毛泽东说：“就这些，不接受也不成。”

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在松潘县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会议，决定增补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上还作了一项重要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成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由此，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完全让位于张国焘，由原来的中央军委总负责者变为红一方面军负责者。而会后不久，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的毛泽东，也被迫退出中央军委。张国焘如愿以偿，把军权全抓在手上了。

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针对张国焘争权一事指出：“去年六月，中央与四方面军在懋功理番区会合，因为战略问题的争论，因为要求总的指挥权，他却在四方面军干部中公开煽动反对中央的情绪。……他采取了非常手段，如煽动四方面军干部胁逼中央，要求军职，公开批评中央右倾等。直至中央允许国焘当红军总政委，他才肯发兵北上。……他认为遵义会议总结五次‘围剿’经验的政治局会议是党的调和主义，而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估计一点坚持原则的立场外，其余均向他让步。首先恩来、泽东退出了军委工作，任国焘为总政委……求得了一方面军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儿盖经松潘附近北出甘南，同时亦只好让国焘及朱德率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西出青海。”

第十一章分裂（一）病魔降临

在松潘，周恩来病倒了。

毛泽东、洛甫、博古、彭德怀等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站在周恩来的病榻前，忧心忡忡地看着王斌、李治两位医生给周恩来会诊。沙窝会议后，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发高烧，常昏迷不醒。医生最初当作比较流行的疟疾来治，好几天了仍不见退烧，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

周恩来此时病倒，对毛泽东他们这几位中央常委来说，实在是太不是时候了。虽然向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使他的争权气势有所收敛，但他们很清楚，这只能说是告了一段落，这场风波远没有结束。张国焘欲壑难填，野心勃勃，肯定还会玩弄花招，向中央发难的。而在中央常委中，周恩来是抗衡张国焘的最佳人选，张国焘对他也礼让三分。因此，在沙窝会议上，为防张国焘再挑事端，尽管周恩来已在病重中，毛泽东他们仍让他担任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司令员兼政委，目的在于在张国焘掌握军委大权后，仍不能接管整个红军。张国焘可是做梦都想一手遮天的。

两位医生给周恩来检查完后，脸色都不对了。毛泽东急切地问：“情况怎么样？”

王斌说：“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

毛泽东脸色刷地一变。洛甫他们也很惊愕。阿米巴肝脓肿要急需排脓，可在这种环境下无法消毒，也不能开刀或穿刺。这就意味着病人生命垂危！

毛泽东两眼盯着王斌和李治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周恩来同志！”

王斌脸上充满哀愁，说：“我们现在只有治痢疾的易米丁，没别的药了。”

“那……”毛泽东两眼猛睁着，说不出话来了。

李治说：“现在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弄到冰块，冷敷在他肝区上方。可雪山距这六十多里！……”

“那怕六百多里，你都要给我搞到冰块！”毛泽东盯视着彭德怀说。

彭德怀点了点头，说：“我把一个警卫班调来，专门听医生们吩咐。”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警卫员进来报告说，是邓颖超赶到了。见周恩来昏迷不醒，毛泽东派人赶到几十里以外的休养连驻地，把邓颖超接来。平时休养连不跟中央在一起行军，他们夫妻俩很少见面。有几回周恩来路过休养连，来到妻子身边，只能说上几句话又走了。有一次蒋军飞机轰炸，休养连死伤十几人，他半夜赶去看望，也只跟她交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

邓颖超气喘吁吁地进屋来，直扑向周恩来病床前。此时，周恩来仍在昏迷之中。看见丈夫静静地躺在木板床上，面色腊黄，呼吸微弱，邓颖超心如刀绞。她紧抓住丈夫的手，急切地呼唤：“恩来啊，你醒醒！……醒醒啊，恩来！……”

周恩来双目紧闭，纹丝不动。

“恩来，是我来了，你醒醒呀！……”邓颖超声音发颤，一边呼唤着，一边摇动丈夫冰凉瘦削的手。“恩来，你醒醒呀！.....你醒醒呀，恩来！……”

周恩来没有丝毫反应，长及胸口的胡须，随着邓颖超的轻摇微微颤抖。

在场的人都不禁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毛泽东走过去，安慰道：“邓颖超同志，你放心，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恩来同志！”

邓颖超望着毛泽东，泪似雨下，抽泣着说：“恩来太疲劳了，他要休息……”

毛泽东说：“恩来同志是太疲劳了，但他还不能休息。党和军队需要他，非常需要他啊！”

邓颖超看一看没有丝毫知觉的丈夫，又望着毛泽东，揩了揩眼泪，说：“但愿马克思在天之灵能保佑他！……”

邓颖超坐在丈夫床边，头低垂着，像在为丈夫祈祷。毛泽东给在场的人使了使眼色，大家都退了出去。日光透过窗户，直射到床前。屋里有些闷热。这时，邓颖超才注意到，丈夫头上在冒汗。她替他把身上的那件灰色羊毛背心脱下来，用一条破成烂布条样的毛巾给他擦去脸上和身上的汗水。她在羊毛背心上发现了什么，拿起来一瞧，上面爬满了虱子，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在羊毛背心上一边挤，一边找，一口气挤死了一百七十多只虱子，挤虱子的血把她的指甲都染红了。

自长征以来，一路上没有谁比他更繁忙辛苦。每到驻地，他要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会议对军事问题作出决定后，部队的行动要由他具体落实部署。他还要夜以继日地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与三人团或军委其他负责人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到紧急情况，常常是彻夜不眠。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积劳成疾了。

警卫班很快就从六十多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王斌和李治两位医生将冰块敷在周恩来肝区上方，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法了。冰块很容易融化，警卫班轮流上雪山取冰块。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从上午十点钟到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身上开始出现抽动，发出轻微的呻吟。

正处在悲伤沮丧之中的邓颖超，一听见丈夫发出呻吟，红肿的双目一亮，急拉住丈夫的手，大声呼唤：“恩来，你醒来呀！.....恩来，是我呀！……”

周恩来身上一阵一阵地痉挛，脸上因抽搐而扭曲，发出极痛苦的呻吟。邓颖超和王斌把他扶起排便，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这样，他身上的烧也慢慢地退了。当他睁开眼睛，看见邓颖超时，惊讶地问：“是你吗？”

“是我，恩来！……”邓颖超紧捏住丈夫的手，脸上充满惊喜的笑意，却不禁泪似泉涌。

“你什么时候来的？”周恩来声音微弱如游丝。

“我上午来的。”

“哦！……”周恩来凝望着妻子，恍若隔世。“你来的时候，我睡着了。”

“我终于等到你醒来了！”

“我这一觉怎么睡这么久呢？”

“你太劳累了。”

得知周恩来醒来，毛泽东、洛甫、博古和彭德怀急忙赶到。见周恩来已经可以跟邓颖超交谈，他们既感到惊诧，又觉得高兴。毛泽东拉着王斌医生到一边去，问这是否可以断定周恩来已经脱离危险。

王斌说：“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条件，总政委是不可能得以救治的。虽然还不能说他已经脱离危险，但可以说有一线希望。”

毛泽东说：“就是说，可能出现奇迹？”

王斌点了点头。

“老彭！”毛泽东把彭德怀叫来，郑重吩咐道：“部队马上就要行军过草地，恩来同志我就交给你了。”

“就交给我吧！”彭德怀说这话时语气很坚定。其实，他也有难处，原先抬担架的战士，因劳累加饥饿，都已一个一个病倒了。抬担架过草地，需要的是身强力壮的战士，上哪找这样的战士呢？回到军部，见军部门外几个战士正擦拭两门迫击炮，他灵机一动，对参谋长肖劲光说：“把那两门炮扔了，叫他们去给总政委抬担架吧。”

“彭总，我们军只剩下这两门炮了！”肖劲光犹豫道。“再说，抬担架也不用那么多人呀？”

“要是总政委不能活着过大草地，要这两门炮有什么用？”彭德怀以不容辩驳的语气说。

“执行命令。”肖劲光说。

在张国焘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和“解决组织问题”与中央讨价还价之时，胡宗南已集中重兵于松潘城，并在松潘附近地区构筑成了堡垒线，使红军丧失了攻克松潘的有利时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松潘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就连胡宗南也惴惴不安。他的大部队人马尚未赶到松潘，城里城外只有少量部队，只要红军一攻城，他很快就束手就擒。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也是周恩来的学生。他已经做了当红军俘虏的准备，想着要是能见到周恩来，这位老师不会叫学生为难的。现在，他不用请老师帮忙了。

红军只能绕过松潘城，从茫茫的大草地北上了。

这时候，红一、四方面军按照中央及军委的决定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原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原五、九军团）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第十一章分裂（二）趟过茫茫草地

这纵横百里的大草地，人迹罕至。墨绿色的深草一望无际，深草下面是沼泽地。草地上的气候变幻无常，时而浓雾蒙蒙，天昏地暗；时而寒风嗖嗖，气温骤降；时而狂风呼啸，大雨滂沱。草地上根本找不到路，可行走时一不小心，人一陷进泥潭，就再也拔不起来了。张国焘因“统一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与中央讨价还价，迟迟不发兵攻松潘，使红军丧失攻取松潘打开北上通道的良机，而不得不绕道数千里，走过这样的草地北上。

为通过这有史以来从未有哪支军队走过的大草地，右路军总部指定叶剑英为过草地先遣司令，红一军的第四团为先遣团。他们找一个六十多岁的藏族通司作向导，在前面探路，一路给后面的大部队插路标。

陈赓自告奋勇，给周恩来担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来给周恩来抬担架。一路都是沼泽和泥潭，那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他们脚上穿的是草鞋，没走多远脚就被草根划破，踩在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泥水中，很快就红肿溃烂。

清晨，头顶大雾阴森迷蒙，叫人难以分清东南西北，连先遣团插下的路标都难找到。一些战士为了找到路标，陷入泥潭里，只挣扎了几下，就被无底的泥淖吞没了。在黑油油的泥水上，浮起一顶顶军帽。不少驮着装备的骡马，也误踏进沼泽地，连骡马带装备一起陷进沼泽中，被魔鬼吞噬了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部队缓慢前进，走了一上午，在沼泽旁的草丛中弯来拐去，才挪动了几里路。到了中午，一阵狂风从天际刮来，吹散了迷雾，揭开天上的阴霾。天空忽然变晴，日头露出云层，向大草地上投来一道和煦的阳光。担架队顾不上休息，趁着天晴赶路。周恩来躺在担架上，抬头望见陈赓、杨立三他们肩膀被磨破，挥汗如雨，气喘吁吁，踉踉跄跄地在泥泞的小路上爬行，心里十分难受。

“你们走了一个上午了，休息一下再走吧。”周恩来吃力地翻了一下身，对陈赓他们说。

陈赓说：“难得老天爷这么开恩，我们要多赶点路。”

周恩来说：“你们太劳累了，这样下去身体要搞垮的！”

陈赓说：“要说劳累，我们哪里有你劳累！跟你比，我们流这几滴汗又算得了什么呢？”

周恩来叹了一声，语气里充满恳求：“你们就听一听我的话，停下来休息几分钟吧！”

杨立三说：“总政委，你什么命令我们都坚决服从，就这命令我们要违抗一下罗！”

周恩来又叹了一声，做出生气的样子说：“你们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呢！”

陈赓笑了笑，戏谑道：“我现在是你的担架队长，你归我管哩！你这个军委首长也得听我这个担架队长呀！”

周恩来热泪盈眶，感激得再也说不出话来。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同是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得意门生，蒋介石曾想把他留在自已身边，但他却加入共产党，死心塌地紧跟周恩来。在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蒋介石率领的一个师被陈部击溃，当陈兵一步步逼近时，蒋介石绝望地举枪欲自杀，是陈赓冒险把他背起，冲出陈兵包围圈，撤到了安全地带。此时，周恩来想起了这件事，把陈赓叫过来，紧握住他的手，说：“东征时你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你要救我的命了！”

陈赓苦笑着说：“当时，要是我早知道我们的蒋校长日后会这样对我们，我决不会冒那么大的危险去救他的。”

周恩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当时救他是对的。”

陈赓说：“这些年，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派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我们有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就现在，还是他把我们逼到这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我救他是对啦？”

周恩来说：“哪一天，他对自已所做的这一切感到悔恨，又来跟我们谈和，实现国共合作呢？”

陈赓说：“周主任，事到如今，他还有可能跟我们谈和，国共两党还有可能实现合作吗？”

周恩来说：“国共两党曾经有过第一次合作嘛，怎么不可以有第二次呢！”

陈赓想了想，钦佩地说：“周主任，你真有卓识远见，这个时候还考虑着这种事！你若是不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的。”

杨立三在一旁插话道：“所以，他是我们的军委首长，而你只是我们的担架队长！”

周恩来说：“小杨，你这话可说错了。他这个担架队长现在权力可大了，我都归他管哩！”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么一笑，疲劳、饥饿、伤痛也随之消除了一些。

趁着天晴，他们沿着先遣团走过的路，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小坡，他们才停下来休息。这时，天空又乌云滚滚，昏天暗地，气温骤降。刚才还浑身大汗淋漓，此时又冷得叫人直打哆嗦。他们找来一些干草禾，燃起了一堆火，大家围在一起取暖。他们一边烤火，一边将水壶里带来的水倒在脸盆里，烧开后一人分一点喝。草地里的水有毒，人是不能喝的。所带的干粮本来就少，走了几天后，所剩无几。他们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冲了开水，给周恩来吃，他们自已嚼青稞充饥。

正要上路时，暴风雨来了。风刮得很紧，把衣服吹得猎猎作响。雨也来得猛，一下就下成瓢泼大雨。陈赓、杨立三他们将一块破油布盖在周恩来的担架上。油布太薄，经不住寒风冷雨的扑打。周恩来躺在担架里，身子冻得瑟瑟发抖。这时，有几个人赶了上来，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解下身上的蓑衣，盖到周恩来身上，自已跟陈赓他们一道站在雨中交谈。待暴风雨稍停下来后，周恩来才认出来，那个解下蓑衣给他盖上的军官是肖劲光。他把肖劲光叫过来，紧握住肖劲光的手，内心又感激，又愧疚。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李德、博古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称他为“退却逃跑主义”，下令逮捕他，并决定在党内、军内开展斗争，反对所谓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消极路线。去年一月六日，周恩来曾在瑞金出席对肖劲光的公审大会，并被中共中央局指定为公诉人。公审大会判决肖劲光五年徒刑，并开除党籍、军籍。一个月后，肖劲光获释放，到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肖劲光分在干部团上干队，担任队长。去年的最后一天，为组织红军抢渡乌江，周恩来派肖劲光带队到江界河协助工兵连解决架浮桥所需器材。今年红军重占遵义后，周恩来于三月二日找肖劲光谈话，指出对他的处理纯属“左”倾路线错误，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因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周恩来派肖劲光去红三军团任参谋长。尽管如此，周恩来至今仍为自已曾参与错误处理肖劲光，深感愧疚。

肖劲光在周恩来身边坐下来，关切地问：“总政委，你好一点了吗？”

“我这病，只能求马克思在天之灵开恩了！”周恩来身体衰弱不堪，说这话时仍显得很豁达豪爽。“唉，偏偏这时候才走不动，给你们添这么多麻烦！……”

肖劲光说：“总政委，你千万别这么说。中央把你交给我们三军，这是对我们三军的信任，也是我们三军的光荣！”

周恩来凄楚地摇了摇头。他忽然想起什么事，问肖劲光：“现在部队行军情况怎么样？”

“我正要向你汇报哩。”肖劲光说，“我们的收容队已经沿途掩埋了一军牺牲同志的尸体一百多人，收容掉队落伍的同志近三百人。掉队落伍的同志都是因为饥饿和伤病。”

周恩来心一沉，重重地哀叹了一声。他略一思忖，对肖劲光说：“以我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二同志发报，叫他们特别注意改善部队给养，想方设法让部队尽快摆脱疲劳，恢复体力。”

肖劲光掏出笔记本，用一截铅笔飞快地写下周恩来口授的电文。

周恩来口授完电文，想了想，又吩咐肖劲光道：“你交代收容队，注意收容掉队落伍的同志。对有伤病的同志，不管他们的伤病情况有多严重，一个也不能扔下。”

他们又上路了。下了坡，绕过几片很大的沼泽地，看见前面一个小坡上有几棵树，树底下有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在对着地图商量什么。陈赓认出了那是毛泽东、彭德怀他们，便把担架抬了过去。

毛泽东见周恩来精神比几天前稍好了些，内心很是欣慰。尽管周恩来的病情还谈不上有所好转，他有些迫不及待地要跟他就目前的局势进行商讨。周恩来病倒的这一个来月里，形势急转直下，为了团结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中央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先是周恩来让位于张国焘，接着毛泽东也退出了军委工作，军事指挥大权交到张国焘手上了。然而，张国焘还是不满足。

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后，中央不得不改变计划，向夏河流域发展。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发展之局势。”为执行此计划，同月十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右路军行动计划》。为了安全顺利北上，右路军决定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并以有力的先遣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以主力加以控制，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以一部向松潘之蒋军胡宗南部佯攻，以吸引胡部主力于松潘城附近。十三日，前敌总指挥部将右路军的行动计划电告了张国焘。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不但不向北进，反而与中央北上方计相对抗，说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蒋军。他在参加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还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提出要向西进经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

针对张国焘的此种主张，中央于十五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班佑以北粮食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三十二军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在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说服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目的在于克服张国焘新的阻挠，实现早已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周恩来因病情严重未参加此次会议。会上，陈昌浩提出右路军待左路军到班佑后才可行动。会议决定左路军随右路军行动。二十四日，中央将此决定电告张国焘，强调红军主力出洮河东岸向东进攻，取得陕甘两省广大地区，由于地形经济、居民等不利条件，只能派支队出黄河西岸。命令右路军出哈达铺，左路军迅速出黑洼、班佑，断不宜出青海，免失先机。

周恩来听毛泽东讲了近期的情况后，内心大为懊恼。他说：“原以为把军权交给他，他就心满意足了。唉，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低估了他了！”

毛泽东说：“我是料到他会得寸进尺，不断跟我们讨价还价，可没想到他胃口这么大，简直是贪得无厌！而且，会是这样迫不及待！”

周恩来说：“幸好我们对他留有一手，中央的权没有叫他全抓了去！他抓了军委的权，还不能为所欲为，头顶上有中央哩。现在，他又对中央这个大权虎视眈眈哩！”

毛泽东说：“军权在他手上，现在他可威风啊！要我们绝对服从他哩！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

周恩来说：“中央北上的方针不能改变。我们对张国焘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让半步了。执意南下，就是反对中央北上方针，这是要犯大错误的！必须让张国焘明白这一点。”

毛泽东说：“你与我是不谋而合。眼下，迫切的问题是，怎样说服张国焘。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做到仁至义尽。既是为他一个人，更是为了团结整个四方面军！”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说服他，本该是我的工作，偏偏这时候我病倒了！唉……”

毛泽东脸上充满了哀愁的神情，说：“我们这几位当中，就你能跟他平起平坐地谈了。他对你也是比较客气一些。现在，我们都日盼夜盼你早日康复啊！”

周恩来感激地望着毛泽东，说：“你们这样信任我，我心里很不安。我真恨不得一咬牙，就能爬起来啊！”

毛泽东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真诚地说：“你先把病养好，别想那么多了。你的康复，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全党全军的福气啊！”

第十一章分裂（三）张国焘的密电

周恩来随右路军从毛儿盖经七星桥、蜡子塘、分水岭、后河、色既坝、小森林、班佑，于8月下旬到达阿西。这时，右路军已完成打开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左路军也到达阿坝地区。然而，张国焘还是对北上发生动摇。

8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电报说：“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路军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尔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定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不执行中央两河口、沙窝会议关于北上东出的决定，一直拖到8月30日，才命令左路军一部于9月8日集中箭步塘，向班佑前进，另一部于9月16日左右到达班佑，以便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次日，即8月31日，张国焘又改变主意，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说：“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1、3军独深入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5军、93师、25师共七团，须三天才能到班佑”，左路“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14日才能到达班佑，现在不是乘隙过敌的封锁线，而是集中兵力打破封锁线，严重注意被敌截为数段，请政（治）局速决即复”。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说：“目前责任集全力出动，突破岷西封锁线，康则敌力集之路，除留两三团向阿坝、查理等掩护后方外，其余都应迅速集结开来，31军不能分散，决不能到该地掩护，又此方粮食甚多，左路有余，前进更多。”次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都没有产生效果。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称“噶曲河水涨，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又停止北上。次日，他公然向中央宣称，反对北上方针，决定南下。他说：“茫茫草原，前进不能，坐以待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说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也多阻碍，并要右路军也南下“回击松潘敌”。第二天他擅自致电原四方面军一些部队，说：“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令他们“巩固现阵地伸前游击筹粮待命”。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常委为了团结张国焘，多次找陈昌浩谈话，争取他参与做张国焘的工作。他们三人还到周恩来的病榻前，开中央常委会议商量劝告张国焘的办法。

毛泽东说：“张国焘的这种态度，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他见我们一再对他妥协让步以后，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了。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我们还要让他吗？”

周恩来说：“我们半步也不能再让他了。但对他也还不能硬碰硬。他这个人我很了解，现在来硬的不成。这毕竟还是我们的内部争端，应该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

毛泽东说：“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问题是他对我们三个人有成见，我们根本没法跟他谈到一块，而你又在病中！我们怎么去跟他协商呢？”

周恩来略一思忖，说：“继续由徐向前、陈昌浩出面劝他。这两人是跟随他多年的同事，同样的一些话，由他们出面说，效果就不一样。”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只能这样再试一试了。刚才你说不能对他来硬的，我想，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来硬的，而且还得做出软的姿态来。”

洛甫说：“他见我们一软，以为我们又在对他让步，干脆固执已见。这样不就更麻烦了吗？”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们这回软，可是柔中有刚。一方面我们可以向他表明，政治局在考虑他提出的南进的意见，如果南进较北上有利，还是可以商量的，叫他过来跟我们交换意见。我们这样尊重他南进的意见，他应该没有话说的。一方面以恩来的名义强调北上方针不应改变，因为他对恩来比较客气，这段时间恩来也没有跟他直接交锋。看我们把恩来抬出来，能不能镇住他。看来，这是劝告他的最后一招了。”

周恩来说：“镇住他这我可不敢当。如果他真的肯听我的话，我很想坐担架去找他谈，尽我所能去说服他。”

“不。你现在不能去。”毛泽东说，“我们先给他拍一封电报，看他态度是否有转变。”

于是，9月8日晨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致电张国焘，用请示的口吻说：“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立即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命令“1、3军暂停留向罗达进，立即设法解决南下具体问题”。

同时，张国焘密电属四方面军的第31军政委，说：“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当晚，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会议，针对张国焘南下的电报商讨对策。此时，周恩来身体还很虚弱，不能下床，只能靠在床头上参加会议。尽管如此，这次会议还是由他唱主角。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告诉陈昌浩、徐向前，如果张国焘他们向南行动，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首先，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都是雪山森林，大多是小路，敌人已在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筑垒，部队无法攻取。其次，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人口稀少，给养条件极差，红军在这样的地方连生存都成问题。再次，阿坝南至冕宁都是少数民族，红军处在此地域有消耗无补充，怎么维持下去？毛泽东说周恩来的意见很正确，南下对红军极为不利。中央的北上方针不能动摇。他请陈昌浩徐向前对北上和南下发表意见。

陈昌浩说：“再回头走草地是不好，但现在北上，前面又有王均、毛炳文拦路。我想，要北上，左、右两路军要一起行动。”

徐向前说：“我对南下问题考虑还不成熟。”

毛泽东盯着陈昌浩，问：“如果张总政委不改变南下主张呢？”

陈昌浩说：“那我们应该考虑南下。”

“不能考虑南下。”周恩来神情肃然地说，“北上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不能改变。你们要尽一切可能劝说张总政委，放弃南下主张，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

陈昌浩、徐向前望着周恩来，没有提出异议。

会后，即9月8日22时，参加会议的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报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必须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南下问题。中央仔细考虑南下的结果，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指出“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因此，务望张国焘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目前胡宗南部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张国焘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电报强调以上意见，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张国焘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翌日24时，张国焘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发出一电。电报说，“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左路25、93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西蒙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终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25、93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2、6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这封电报，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又发生动摇了。他来找毛泽东、洛甫、博古他们，向三位中央常委陈述自已执行张国焘电令，要率部南下的主张。他遭到了三位中央常委的严厉指责，怏怏而去。

9月9日，这是初秋一个很平常的日子。红3军军部所在地巴西牙弄，周恩来坐在床头上看地图。斜阳的光线透过窗户射进来，屋里暖洋洋的。窗外，天高云淡，大雁南飞。不远处，传来部队的操练声和歌声。整个山野都显得很静谧。彭德怀烦躁地走进来，好象刚跟谁顶牛干仗似的。

周恩来问：“老彭，发生了什么事？”

彭德怀说：“今天我到前指去，陈昌浩说话的那腔调不对劲。他说什么，阿坝比通、南、巴还好，在那里才有发展前途。这分明是跟张国焘一个腔调呀！”

周恩来说：“这个陈昌浩，怎么说变就变呢！……”

彭德怀说：“刚才我也跟老毛说了，张国焘肯定背着我们跟陈昌浩通了气，他们要耍什么花招。”

周恩来冷冷一笑，说：“哼，无非不是顽固不化，执意南下！张国焘，党内有名的老机会主义分子嘛！”

彭德怀说：“我还考虑到，要是他们胁逼我们南下，缴了我们的械，我们可不可以先发制人，把他们扣作人质？”

周恩来眉头一皱，两眼盯着彭德怀问：“这事你跟泽东同志说了吗？”

彭德怀说：“说了。可他不同意采取极端办法。”

“他是对的。我们是不能这样做。”周恩来说，“要是我们这样做了，问题可就严重了。”

彭德怀说：“他们有那黑心，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周恩来说：“要是果真发生那种事，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但不能走极端，那样要引起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啊！”

两人正说话间，门外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警卫员进来报告，是毛泽东来了。彭德怀急出屋迎接。毛泽东满脸是汗，一进屋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卷烟纸条，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那纸条一看，是毛泽东抄下的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是张国焘拍给陈昌浩的，命令陈昌浩放弃北上方案，率部南下。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北上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张国焘改变中央的北上决定，不给中央发报，而直接向陈昌浩下命令！周恩来两眼一睁，问毛泽东：“你是怎么搞到这个的？”

“是叶剑英给我的。”毛泽东说，“电报来的时候，他们在前指开会，陈昌浩在会上讲话，译电员就把电报交给叶剑英。叶一看电报，发觉不对头，借故上厕所来找我。”

周恩来说：“这么说，陈昌浩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这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说：“刚才他来找我，说张国焘要他们南下。我说既然要改变原计划南下，我得到三军部来找你和稼祥商量。他好象没什么顾虑，以为我是准备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了。”

彭德怀一看那电报，不由气上心头，说：“我早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对付这些人，还得我那法子，先下手为强！”

毛泽东瞪了彭德怀一眼，说：“还想扣人质吗？”

彭德怀说：“对这种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法子吗？”

周恩来说：“这样只能火上浇油，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说：“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是考虑怎么北上吧！”

周恩来说：“这事你跟洛甫、博古他们说了吗？”

“情况紧急，我只跟他们俩商量了一下，就往你这赶来了。”毛泽东说，“我们三人打算今晚在你这开个会，研究对策。你意见呢？”

“就这样吧。”周恩来想了想，望着彭德怀郑重地说：“老彭，你这里要特别注意警戒。要赶快通知林彪，叫1军向这里靠拢。”

毛泽东说：“要尽一切可能地避免与四方面军发生冲突。”

第十一章分裂（四）北上

九月九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在周恩来住处召开紧急会议。会场外，警戒森严。会场内，气氛显得很紧张。马灯昏黄的光线下，每张面孔都布满着严肃的神情。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张国焘手上有几万兵力，这是一个好大的资本，他要抓军权，不给军权就不发兵攻松潘。中央把军权让给他了，可他不满足，还要改组中央和政治局。中央顾全大局，还是忍让了。结果，攻打松潘的大好时机丧失了，夏洮战役也落空了。现在，他凌架于中央之上，要中央完完全全地服从其意志南下，这简直是要挟中央，是谋反！

洛甫也说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算是委屈求全了。先是周恩来、毛泽东退出了军委，这样的让步已经是到了期限了。

周恩来认为当初让位于张国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不那样做，就不能团结他，也不能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现在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教育说服无动于衷，竟敢违抗中央的决定，乱搞一套，这个错误要由他自已承担。将来要开中央全会，要通过共产国际批判他的错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继续说服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已不可能了。周恩来指出，不能就此放弃对张国焘的劝告争取，因为这一点不仅关系到他一个人，而是整个红四方面军！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看法，提出一面采取行动，一面继续争取张国焘，两方面的工作同时做。

洛甫说：“我们自己北上吗？”

毛泽东说：“我们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

洛甫说：“两个方面军一分开，会不会更加深矛盾呢？”

毛泽东说：“张国焘死心塌地要南下，怎么办？我们能跟他南下吗？”

周恩来说：“现在只能分开，没有别的办法。当然，分开是暂时的。争取和团结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工作，不但不会因此而中断，相反还会比以前更加强。只要张国焘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他就会懂得南下的害处。”

博古说：“我们秘密北上，会不会授予张国焘话柄，叫他来个恶人先告状。如果莫斯科那边不明真相，反怪罪于我们呢？”

王稼祥说：“莫斯科不会听他的。代表中共中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张国焘！”

博古说：“我们北上后，张国焘很可能变本加厉地煽动四方面军，对我们加以攻击诋毁，诬陷我们搞分裂！”

王稼祥说：“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刚才恩来同志也说了，我们争取他们的工作不会停止，下一步就看我们怎么做好这项工作了。”

周恩来说：“黑就是黑的，白就是白的。谎言只能掩盖于一时。张国焘想靠攻击诬陷加害我们，那是白日做梦！对于他要搞什么鬼名堂，我们不必顾虑。”

洛甫说：“我们北上以后，要及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把情况通报全党，报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见大家对北上没有什么异议，便提出他拟定好了的行动方案。立刻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当晚就出发，先到阿西集中，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部队到达阿西集中后，就给张国焘发电报，继续劝告他放弃南下企图，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为尽一切可能地争取张国焘，中央还要向他说明，今后右路军归周恩来指挥。大家同意毛泽东建议。

彭德怀说：“要是四方面军发觉我们北上，前来拦截，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怎么办？”

毛泽东说：“他们可能来拦截，但不至于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他们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彭德怀说：“要是果真发生这种事呢？”

周恩来说：“那就尽量避开他们。即使他们开火了，我们也不能还手。要知道，一旦我们的枪一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红军要进行一场旷世空前的自相残杀！”

毛泽东说：“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我们千万不能做啊！”

会议开得很晚。散会时，已是九月十日凌晨。红三军早已准备就绪，等待开拔的命令下达。按照会上的部署，周恩来率后梯队出发。雨刚刚停，天上的阴云散去后，一轮明月露了出来，山野的树林、小溪、小道染上了一层银白色。风吹动着树梢，发出轻微的颤音，使人觉得有一股凉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月夜，部队却悄无声息地秘密行动，连马都没有发出嘶叫声，生怕惊搅天上的皓月似的。

队伍翻越一座山岗，忽然，听见前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周恩来从担架上爬起，一听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叫队伍快步跑过去。走近树林时，听清楚了那是一群人在争吵，喧闹声炸雷似的，划破了月夜的静谧。跑在前面的一个军官回头向周恩来报告，是四方面军前来拦截，双方发生了冲突。周恩来身上打了一个寒噤，叫担架员快步向人群冲过去。

担架挤进混乱的人群，周恩来翻身跳下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走向人群中央。这时，冲突双方已经互相把枪口瞄准对方，双方都如临大敌，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总政委！……”一个女子的呼喊声，在人声鼎沸中显得格外尖厉。

周恩来遁声望去，只见一女干部急跑过来。他认出来那女干部叫危秀英，是红三军军部卫生队的。他问：“小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危秀英说：“我们正按军部的命令行动，他们追了上来，说我们是逃兵，要把我们抓起来！……”

周恩来问：“是哪一方先动手？”

危秀英指着四方面军一个高个子军官，那是特务团的李团长。危秀英说：“是他们先端起枪对准我们的！”

周恩来责问李团长：“为什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

“你们就是逃兵！可耻的逃兵！”李团长叫喊着。他这么一喊，其他人也跟着大声嚷起来。

周恩来双眉一皱，指着一方面军的官兵，厉声命令道：“把枪放下！”

一方面军的官兵惊诧地望着周恩来，犹豫了一下，把枪放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官兵见状，好生奇怪，面面相觑。

周恩来走到李团长跟前，态度和蔼地说：“他们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不是逃跑。”

李团长盯着周恩来问：“你是谁？”

周恩来说：“我是周恩来。”

李团长怔愣了一下。随即，他把一方面军的官兵扫视了一轮，对周恩来冷笑道：“同是右路军，为什么他们接到了命令，而我们没有接到命令呢？”

周恩来说：“下达命令总是有先有后嘛。你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的。”

“嘿嘿！命令我们已经接到了！”李团长说，“但不是你们的命令，而是张主席、陈政委的命令。不是命令我们北上，而是命令我们南下！”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凝视对方，依然和气地说：“张主席、陈政委也要听从中央的命令吧？”

李团长头一扬，大声说：“我们四方面军只听张主席、陈政委的！”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不听中央的命令，各自为政，这还是工农红军吗？这是军阀的队伍啊！”

李团长怔了怔，眼睛眨巴了良久，说：“你们中央右倾，执行逃跑路线！……”

周恩来感觉到有一股怒气惊涛骇浪般涌上心头。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挑拨离间，在四方面军中公开批判中央，说中央右倾、逃跑等等。所以，抵制中央的观念已经在四方面军官兵中根深蒂固。他强忍住内心激烈的怒气，盯着李团长说：“中央右倾、执行逃跑路线，这是谁说的话？”

李团长说：“事实不是这样吗？你们为什么守不住江西苏区而跑到这里来？你们由原来数十万人马怎么会减到现在的不足两万人呢？”

周恩来说：“中央是不是犯错误，只有中央才有权下这个结论，只有共产国际才有权下这个结论。你们接到中央的结论了没有？你们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结论了没有？”

李团长瞠目结舌。

周恩来厉声地说：“中央没有下这个结论，共产国际没有下这个结论，你们自己给中央下了这个结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攻击中央，诬蔑中央！这是决不允许的！这是要犯大错误的！”

李团长与同伴你望望我，我瞧瞧你，半天找不出一句话来对答。

周恩来以乘胜追击的气势，手一挥，大声朗朗地说：“现在，我代表中央，命令红三军的同志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你们要开枪吗？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会向工农红军开枪！”

李团长他们迟疑不决，无人吭声。

周恩来走过去，拍一拍李团长的肩头，说：“蒋介石做不到的事，你们别替他做啊！”说毕，他命令红一军的官兵继续前进。李团长他们还在恍惚中，不知所措，目送周恩来他们离去。

走了十几步，危秀英惴惴不安地问周恩来：“总政委，要是他们丧心病狂，果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微微一笑，说：“他们再怎么糊涂，也知道红军是不能打红军的！”

当天，中共中央在阿西致电张国焘。电报说：“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绝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向东发展。”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⑴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⑵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⑶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已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致电张国焘。电报说：“㈠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㈡中央已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向罗达、俄界集中。㈢立即答复关于左路军北上具体布置。”

张国焘没有给中央复电，却于九月十二日二十二时直接致电红一、三军，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他还说“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的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他诱令一、三军“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张国焘已死心塌地南下了。

第十一章分裂（五）张国焘另立中央

卓木碉一座喇嘛庙里，张国焘主持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朱德、陈昌浩、刘伯承、徐向前、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黄超等共五十多人参加会议。

在此之前，张国焘于九月十七日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令左路军、右路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一线。这样，徐向前、陈昌浩不得不率第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再次回头，穿越浩渺沉寂、寒气凛冽的大草地。在饥寒交迫中，又有一批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在会议之前，张国焘对会议的主要内容守口如瓶，甚至连陈昌浩也不能完全了解，朱德、刘伯承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他存心要给与会者制造一个震惊。

“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之流把持的中央，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央呢？这是一个右倾的中央！一个逃跑的中央！”张国焘站在主席台上，挥臂顿足，言之凿凿。“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在江西苏区粉碎？原定战略转移地点是湘西苏区，为什么绕了那么多圈子跑到这来啦？一方面军为什么会由原来十万之师锐减到现在的不足两万人马？……这能说他们执行的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吗？这能说他们执行的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吗？他们执行的是错误的逃跑路线！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右倾主义分子！”

听张国焘这么一煽动，四方面军的人群情激愤。黄超抓住时机，带头喊口号：“坚决反对逃跑路线！打倒右倾主义分子！……”

众人跟着黄超高呼起来。

朱德、刘伯承、李卓然、罗炳辉等人互望着，脸上充满惶惑的神情。

张国焘见大部分人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很是得意。他提高声调说：“中央率领一方面军一路逃跑过来，早被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是跟我们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才终止了这种可耻的退却逃跑。可是，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我们四方面军，对我们四方面军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在两军之间制造分裂。他们以中央的名义，居高临下地强迫我们执行他们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要我们继续跟着他们退却逃跑。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能答应吗？”

四方面军的人高呼：“决不答应！坚决反对北上逃跑！坚决执行南下正确路线！……”

张国焘继续说：“我们南下是终止退却逃跑的战略反攻，是正确的进攻路线。可是，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这些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他们私自率一、三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

“坚决反对毛、周南下逃跑路线！坚决拥护张主席南下正确主张！……”张国焘的拥护者们高呼。

张国焘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他环视着与会者，两眼闪烁着狡黠的目光，捏紧拳头往桌上狠击了两下，说话的声音变得嘶哑了。他说：“犯有这样退却逃跑错误的中央，犯下这样分裂红军的罪大恶极的中央，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他们还有什么资格领导全党？他们还有什么资格统帅全军？”

全场的人齐惊诧，愣愣地望着张国焘，没有人出声。

张国焘又把与会者环视一遍，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发问：“你们说，我们还需要这样的中央的领导吗？我们还听从这样的中央的指挥吗”

黄超带头挥臂呼喊：“打倒右倾逃跑的中央！”

很多人怔了一下，随即跟着呼喊：“打倒右倾逃跑的中央！”

“打倒分裂红军的中央！”

“打倒右倾逃跑分子毛泽东、周恩来！……”

一方面军的人齐忧心如焚地望着朱德和刘伯承。只见朱德、刘伯承两人脸上充满着极度复杂的表情，但还是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其实，早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三军北上的第二天，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师以上军官和川康省委委员两百多人。张国焘在会上说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部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要朱德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支持南下方案。

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张国焘说：“你怎么这样顽固不化，这时候还站在右倾主义的立场上？”张国焘此言一出，其心腹臣将即围攻朱德，指着朱德叫喊：“既然你拥护北上，你赶快离开这里，找毛泽东、周恩来去！”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怎么可以丢下部队走呢？”

刘伯承挺身而出，指着那些人斥责道：“朱德同志是红军总司令！你们是红军干部，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总司令呢？”那些人才有所收敛。

然而，在会后，他们俩受到了张国焘的保卫部队的严密监视，失去了行动自由。跟随朱德多年的那匹座骑，也被张国焘的保卫部队杀掉了。刘伯承曾找朱德，说原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想与四方面军分开，北上追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去。朱德不同意这样做，他说一旦张国焘派兵来追，就会造成红军自将残杀。他要他们必须忍耐克制，从长计议，待时机成熟另谋他图。

现在，他们倒要看一看，张国焘到底要玩什么花招！

张国焘见群情激愤，觉得是到了火候了。于是，他亮出了牌底。他说：“既然原来的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统率全军的资格，我们就要抛弃这样的中央！为了苏维埃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我们要成立新的中央！”

有人惊呼，有人困惑。

朱德和刘伯承似乎早有所料，此时倒显得不是很惊讶。

张国焘把那番话一讲出来，特地望一望朱德和刘伯承，看他们俩有什么反应。

倒是一直追随张国焘，政治观点总是与张国焘不差分毫的陈昌浩，向来对张国焘百依百顺、服服贴贴的这个四方面军政委，此时猛睁双目，凝望张国焘半天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怔愣了良久，才走到张国焘身边，跟张国焘耳语几句。然后，张国焘宣布休息，就和陈昌浩、黄超走到会场隔壁的一间小屋去，进行紧急秘密磋商。

陈昌浩局促不安地说：“张主席，这未免太突然了吧？”

张国焘说：“我就要叫一方面军他们措手不及！怎么，你也措手不及了吗？”

这事在几天前张国焘就跟陈昌浩商量过。身为张国焘的得力干将，张国焘有什么事不可能瞒着他的。原以为，这么大的事，真要成事得有个过程，起码要有些铺垫，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岂料，张主席竟如此急不可耐，好像要成立一个师或一个军似的。这可是成立新的中央啊！

“张主席，我总觉得这太仓促了。要闹出什么乱子来，那可是很难收拾的啊！”

张国焘问：“你想会出什么乱子呢？”

陈昌浩说：“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肯定是听你的，这没问题。但我们这里还有一方面军的人！他们会一下子就接受吗？”

张国焘说：“他们想接受也得接受，不想接受也得接受。这由得他们吗？形势所逼嘛！只要朱德、刘伯承不闹，他们谁还敢闹？要闹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啊！”

陈昌浩说：“问题还不仅仅在这方面。要成立新的中央，首先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如果莫斯科不认可，我们……”

张国焘说：“谁有实力，莫斯科就认可谁。以后毛泽东他们把老本拼个精光，走投无路了，莫斯科还会认可他们，而把我们拒于门外？”

陈昌浩垂头不语。

黄超望一望张国焘，对陈昌浩说：“陈政委，这事张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决定。在新的中央里，你排名在朱德之后。”

张国焘说：“这是为了争取一方面军。”

黄超说：“虽然你排名在朱德之后，但实际上你是我们的第二号领袖，这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心照不宣。”

陈昌浩还是不吭声。

接下来，会议由黄超宣读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成员名单。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为张国焘，朱德也被“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宣布另一项决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

会议以多数通过各项决议后，张国焘请朱德讲话。

顷刻间，会场里几百双眼睛都盯着朱德。

自会议一开始，朱德的脸就一直阴沉着，此时更是乌云笼罩似的，更加阴沉了。他站在主席台上，望着一张张激情洋溢的面孔，心情异常沉重。他说：“对今天的会议，我保留意见。”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

几百人屏息谛听。

朱德说：“我不接受任何职务。我按党员规矩，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全场沉默，很久，很久……

第十二章奠基陕北（一）到陕北去

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共六千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率领下，九月十日凌晨离开巴西，经阿西于次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鉴于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分裂党和经军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部队的组织及行动方案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篡夺军权党权的阴谋活动，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忍的态度。

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已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已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期内脱离中央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这一决定只发给中共中央委员。

关于组织问题，俄界会议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整编工作。”

沉寂了八个月的李德，此时复出了。他不但参加了俄界会议，还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与张国焘的斗争，在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中，他是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的。不知为什么，在两个方面会师时，他一看到张国焘心里就没有好感。他感觉到张国焘这个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很阴险。看来，这一点他还算是有眼光的，叫他看准了。

离开巴西的那个凌晨，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的陈昌浩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赶到红军大学，劝红军大学学员抵制中央北上命令，跟张国焘南下。拥护北上的李德跟李特大吵起来，两人推推搡搡，几乎要动武。毛泽东及时赶到，对李特晓之以理，耐心劝说。李特不但不听，还跳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指责犯“逃跑主义”罪行。站在一旁的李德担心李特对毛泽东有过激行为，突然从身后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无法摆脱李德那铁钳一般的双臂。李德身高力壮，动起武来李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毛泽东随即就叫李德放了李特，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以说理为主。

这时候，李德拥护毛泽东、周恩来的北上主张，而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并非诚心诚意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战略决策，而是从他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北上建立根据地靠近苏联，很快就可以跟莫斯科取得联系，他就能将在红军中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毛泽东“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和对他打击排挤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告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了。如果跟张国焘南下，那就越走越远，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与莫斯科联系，才能向共产国际告状。

不管怎么说，李德支持北上有其积极的一面，那怕是出于他个人的动机，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中央政治局把红军编制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连叶剑英、邓发等红军的头面人物都成了他的助手，可见此时中央政治局对他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尊重，尽管由于他的失误曾经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在俄界会议召开的当天，张国焘直接致电红一、三军，电报说：“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莫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电报说：“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已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电报进一步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这时候，张国焘已经不把中央的指令当回事了。九月十七日，他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令左路军、右路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一线。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走回头路，再次穿越浩渺沉寂、黄草漫漫、寒风凛冽的大草地。

俄界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军继续北上。在俄界会议上，虽然提出了陕北和甘东将是红军必经之地，可能时要争取休息，还提出了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但此时还不知道陕北尚保留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这时，红军已进抵甘南，而蒋军的军事新部署尚未完成，甘南的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兵力比较薄弱，西固到岷县的封锁线还没有筑成。九月十六日，红军击退鲁大昌部第六团的拦阻，于次日夺中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第二天乘胜占领哈达铺。

这个只有五百多户人家、两三千人的小镇，有一条长长的小街，街道虽窄小，却有很多店铺。对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来说，此时进入哈达铺，就跟来到繁华的大城市一样了。镇上民众常年遭受地方军阀部队的掠夺，早就认定兵匪一家，见了兵躲都躲不及。可是，看见来了这么一支衣衫褴褛却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的部队，很是好奇，见了外星人似的，争相上街围观。不到一丈宽的街道，到处站满了人，人潮愈聚愈多，不多久街上就拥挤得部队都没法走路。刚从陌生的藏族地区过来，现在见到的群众，语言相通，彼此一打招呼，毫无隔阂之感。大家笑脸相迎，倍添几分亲近，军和民很快就溶合在一起。有女的，见了身着军装腰间扎着皮带的女兵看半天，问她们是不是女人，女兵们点头称是，她们不相信，把女兵拉到一边，伸手往她们胸脯摸，以验明正身，弄得女兵们不禁哈哈大笑。

进驻哈达铺，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座寺院旁的一个普通四合院里。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身体已经有所好转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在院子里聊天，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叹着气说：“我们翻雪山过草地来到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都成了睁眼瞎了！”

邓颖超说：“要是能找到一些近期的报纸来看一看，那就大开眼界了。”

“这主意不错嘛！”周恩来两眼一亮。他看了看身边的卫生员陈诗林，说：“陈诗林小老表，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

陈诗林惑然望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说：“部队刚到这里，哪来的报纸？”

邓颖超说：“我们是说国民党的旧报纸。”

陈诗林说：“国民党的报纸，那上面尽是骂我们的话！”

周恩来说：“你不懂，那些骂我们的话，有时候对我们的用处可大着哩！”

国民党那些骂共产党和红军的话，怎么会对我们有用处呢？陈诗林还是不得其解。不过，这是首长吩咐的事，他还是当作一项严肃的任务去完成。陈诗林出了四合院，在街上碰见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汀洲红军卫生学校的同学欧阳懿、陈志芳、谢登鸿。听说首长要找国民党的报纸，他们就一起去找。他们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镇公所，挨个房间搜索，在一间光线暗淡堆满杂物的房间，发现有几张《大公报》、《山西日报》、《天津益世报》。他们就把报纸拿回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如饥似渴，兴致勃勃地接过报纸翻看起来。

果然，《大公报》上刊有一则消息立刻引起他们的注意。消息大致内容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南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近入陕北匪区。”

“太好了！”周恩来一跃而起，得了千军万马似的，披在身上的棉外套掉在地上，他将手中的报纸高高举起来，急步出大门，向不远处的毛泽东的住处跑去。

在镇邮局对面一家中药铺后院，是毛泽东的住处。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毛泽东正端坐在炕上，吸着香烟，面对小桌子上的一张地图冥思苦想。俄界会议虽然决定红军北上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一个根据地。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具体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适合创建这样的一个根据地呢？甘肃，陕西，宁夏……？毛泽东指着地图上标着密密麻麻线头和文字，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接着点燃香烟吞云吐雾，举棋不定。周恩来一路兴冲冲而来，见毛泽东面对地图凝眉沉思，他很快就抑制住内心的欣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轻轻走到毛泽东跟前。他将报纸藏在身后，说：“毛主席，在为我们的新根据地发愁吧？”

毛泽东狠吸了一大口烟，又喷出一道长长的烟舌，说：“西北高原这么一大块地盘，我们的根据地设在哪合适呢？”

周恩来在炕边坐下，望着毛泽东说：“眼下，我们还不急着想要那么一大块地盘。只要一小块就足够了。这小块地盘，最好是有群众基础，都拥护我们这帮远道而来的‘赤匪’。”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这里哪有这样的一块地盘呢？”

周恩来藏而不露，尽量以平缓的语气说：“那一块小地盘，不仅有群众基础，还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根据地……”

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恩来，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周恩来认真地说：“你看我像在说梦话吗？”说着，手从身后将报纸拿过来，使劲往炕上的小桌子一拍。毛泽东一阵疑惑，望一望周恩来，盯着那张报纸，片刻，才拿起报纸来看。他漫不经心地把报纸上的大小标题浏览一遍，忽然，双目一亮，目光就定视在那则新闻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则新念了一遍，以为是自己弄错了，又从头念了一遍。放下报纸，他愣愣地凝望着周恩来，低声发问：“恩来，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周恩来大声说：“不是做梦。”

毛泽东又拿起报纸，认真地看了一遍。放下报纸，他又凝望周恩来问：“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周恩来说：“真的不是在做梦。”

“天助我也！”毛泽东长长地吁了口气，使劲拍一拍桌上那张报纸。接着，生怕真的看花了眼弄错了似的，又将报纸拿起来看。然后，他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又一手往那个红圈拍一拍：“就这地方了！”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哈达铺关帝庙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同时，公布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

随后，部队继续北进，于十月五日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进抵六盘山麓。五日到七日，部队翻越六盘山，向环县与庆阳界前进。十二日，经环县西北地区向陕北苏区前进，于十九日到达吴起镇。

第十二章奠基陕北（二）艰难的回头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在研究中央常委分工时，洛甫说建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工作。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且长期在军委实际负总责，应该由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意见，军委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他当助手。周恩来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军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现在由他主持军委工作，应该说是众望所归。他要求大家不必为此问题争论了，由毛泽东当军委主席，他当助手。见周恩来态度坚决，王稼祥也同意了。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还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徐海东、程子华的第十五军团会合，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罗直镇战役取得胜利后不久，张国焘拍来了一封电报。张国焘在电文中说：“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已经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指令中共中央改为“党北方局”，“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还要中央将“组织状况”报给他批准。

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摇了摇头，啼笑皆非地对周恩来说：“张国焘想没想到，他这个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是自封的呢？”

周恩来说：“张国焘这回可是真的利令智昏了！他竟然把一般的常识都丢到一边去了。他这个‘中央’要是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承认，那就等于是开黑店！”

毛泽东说：“张国焘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没有直接封自已是正式的中央，而谦逊地退居‘临时’，是想等莫斯科批准再转为正式的吧！”

周恩来说：“他的确是有点自知之明。上个月他刚宣布开除我们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我们。现在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叫我们把‘组织状况’报给他批准！”

毛泽东笑了笑，说：“他是有点抬举我们了！不过，他的这个转弯显然不够大。我们还得想办法叫他转更大的弯！”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是这样。越是到了这时候，我们争取他和四方面军的工作越要加强。”

毛泽东说：“原以为他拉走了几万人马，很可能狂妄自大走极端。现在看来，他还是有所顾虑的。”

周恩来讥诮一笑，说：“他也狂不了几天了。执迷不悟地南下，老蒋的枪炮马上就要把他轰醒了。”他的这个预言，很快就变成现实。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先是于当年的十月初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攻克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的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击溃川军杨森、刘文辉部六个旅，歼敌三千余人。张国焘因此而洋洋自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反复过草地，疲惫不堪，减员很多的情况，又在当月二十日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要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广大地区作为根据地，打开通往成都平原的道路。

这一战役开始后，刘湘为了阻止红军攻势，保护其对成都平原的占领，并为了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的荒野穷困地域，就急调他的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和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地区。红军于十一月七日、十二日分别占领天全、芦山时，蒋军已经集中了八十余个团的兵力。但是张国焘仍要与占优势的蒋军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于十一月十四日攻占名山县东北要镇百丈。百丈是一个重要隘口，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是蒋军碉堡封锁纵深配置的中心。

红军攻占了百丈后，接着打退了蒋军六个旅的反扑，沿着百丈通邛崃的大路攻击前进，相继占领了黑竹关、活安场、王店子等地，但攻势很快在蒋军的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在强敌的猛烈反攻面前，红军虽英勇奋战，顽强抵抗，终因兵员减少，补给缺乏，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日撤出百丈地区。这次战斗红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自已也伤亡近万人，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这时南下部队所占领的地区，宝兴是个小县，在懋功以南的大山出口处，从这里去天全、芦山是比较平坦的地区。在这里作战，不但面对着装备较好的蒋军，而且蒋军的飞机也可以发挥较大的威力。蒋军在这一带已经构筑起碉堡线，也阻遏了红军的前进。这是当时的红军火力所无法加以摧毁的。蒋军薜岳、周浑元部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法向北进逼。加上，这一带是藏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买收军粮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军队外来，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尚嫌不足的粮食。

红军一驻扎久了，就会与藏民发生争粮情况，并由此而引发武装冲突。时值隆冬，部队物资匮乏，连过冬的棉衣都无着落，战士们把树上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饥饿难忍，只能以野菜充饥。这时，张国焘又打算西出青海。但一经探路，从那里到青海路途遥远，渺无人烟，绝路一条。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又没有勇气承认南下失误，更不愿马上率部北上。

就在这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工运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虽然与张国焘有过患难之交，但他听取了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中央负责人的解释后，坚决地站在了中央一边。中央对张国焘的态度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于党内过去的争论可以等待共产国际或者党的“七大”解决，但在组织上对张国焘仍须积极团结，以免其自弃于党。林育英支持党中央的立场，并接受中央给予的任务，负责劝告张国焘接受中央的意见，率部北上同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来人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要求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是衔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又是自己的老战友，也是采取了这种态度，张国焘内心震动很大。莫非自已真的是失道寡助？他的顽固立场开始动摇了。

同一天，洛甫又致电张国焘，说：“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关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争论，洛甫代表中央要求张国焘仿中共东北局例子，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由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已有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

张国焘收到林育英和洛甫的电报后，于一月二十七日复电，虽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却又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的恶根”。他仍坚持自已成立的“中央”，而不承认中央。他还说：“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在原则问题上，中央是不会向张国焘让步的。二月三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陕南有大块苏区，四方面军第一步以向川陕、陕甘之处及陕南行动为宜。”十四日，林育英又和洛甫致电张国焘，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方案。

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以靠近苏联，思想上有所转变。二月中旬，他以自己的“中央”发布《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指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在三月十五日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四月一日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却继续攻击中央，吹嘘自已南下是“正确”的。他不是要去陕北与中央会合，而是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

五月二十日，林育英和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致电张国焘，提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现在“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关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中央表示可以“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二十五日，再致电张国焘，劝告“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

三十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表示要“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

六月二日，他在宣布解散另立的“中央”的同时，要求中央同时也解散，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中央职权，新的中央组织待将来或党的七大选举产生。

第十二章奠基陕北（三）开辟另一个战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周恩来和毛泽东、洛甫、博古等参加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形势及任务，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

次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东征讨伐国民党阎锡山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敌情进行了分析，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周恩来就东征的新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在陕北组织有周恩来、博古、邓发参加的中央局，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十九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签署西北军事委员《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红军东渡黄河前后，为保证后方安全，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进一步对东北军开展抗日反蒋工作。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二十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实现这一主张，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早在去年的九月底至十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三个师，并且生俘东北军第六百一十九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门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加倍照顾，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及时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中央军委两位最高首长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周恩来特意指示李克农，要高福源在苏区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张学良、王以哲对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表示赞赏，要高福源赶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的代表与东北军谈判。十六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李克农带他去见毛泽东、周恩来，谈了张学良对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回应。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李克农一行临行前，周恩来再三叮嘱，说：“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出去和东北军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和危险，你们要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力争谈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谈和。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的问题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出去，任务很重，重大的问题要及时电报中央请示。”他还给李克农一行指定了通信联络工具，研究了携带隐蔽的方法。

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四日，李克农与王以哲、张学良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谈判。第一阶段，达成口头协议：一，为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红军同意在甘肃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五，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第二阶段达成的口头协议是：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学良再一次商谈；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的问题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三，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李克农一行于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北上经延长、河口过黄河，十六日到达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情况。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与他做进一步的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会上作出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延安与张学良谈判。本来约定谈判于四月初举行，因张学良患喉疾，推迟到四月八日。

四月七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到了川口附近，天又下起大雨，他们的电台与东北军联系不上。后来中央在石楼的电台与东北军联系上了，才得知因气候的缘故，谈判推迟到九日举行。

九日上午，睛空万里。张学良、王以哲和中共联络员刘鼎乘飞机由洛川飞往延安。下午六点多钟，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周恩来一行。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便装，在张学良卫队护送下进延安城。警卫部队则按周恩来事先布置，控制延安机场，在谈判期间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谈判地点在城里的教堂。周恩来刚走到门口，张学良就迎上来，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认识你了！”

“我也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的少年、青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跟少帅也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我没有脸见你这个老乡啊！”张学良脸上泛起哀愁的神情。“我是东北军将领，当日本兵打进自己的家乡时，我却把部队带到这来……”

“在全国同胞面前，你还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周恩来眉头一锁，对张学良肃然道。

“是的，所以我感到非常惭愧！”张学良低垂下头，愧怍地说。

“少帅知道为此而惭愧，悔悟还来得及。”周恩来紧紧地握了握张学良的手，真诚地说。“给少帅雪洗‘不抵抗将军’骂名的机会，现在来到了！”

张学良两眼噙着泪花，凝望着周恩来，感激地说：“这个机会，是周先生给我的！……”

“不。”周恩来打断张学良的话说，“应该说是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愿望给你的！”

接下来，双方针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有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交谈。谈判进行了一个通宵，到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一，中共赴莫斯科代表由新疆到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三，在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开到延安以北一带来。四，双方互派代表常驻。五，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张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六，互相通商。普通办货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

张学良对谈判十分满意，拿出自己的积蓄两万块光洋和二十万法币，资助红军作为抗日经费。另外，张学良还把《申报》六十年纪念印制的大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这本大地图是当时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当时红军仅有两本，另一本是申伯纯送的。这可算是一份珍贵的厚礼！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通过与张学良的谈判，周恩来进一步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对党中央确定新的对蒋政策极为有利。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一方面将谈判情况向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作战的毛泽东通报，一方面与在后方的中央负责人进行了研究。

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说：“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以至诚的态度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宣言”中并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六条和派代表具体进行协商的办法。这一“宣言”中所说的各党各派，已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

红军东征回师，于五月五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次通电标志着中共中央和红军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方针。

在做张学良统战工作的同时，为打通与国民党高层的联络，五月十五日周恩来给他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写信。信中说：“不亲先生教益，垂念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红军二万五千里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阻挡于前，蒋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中日‘满’共同防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意图没有多大改变。在进行国共联络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及“围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全国抗日热潮日渐高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件”。一场内讧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他不得不对西北采取缓和政策，开始考虑国共谈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把与中共谈判的工作交由其亲信、时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和谌小岑主办。谌小岑与曾养甫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陈立夫向他们俩口授了谈判的四个条件：㈠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㈡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㈢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㈣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谌小岑将这四项条件转交负责联络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吕振羽和受周恩来指派负责与曾养甫联络的张子华。

五月中旬，张子华到达陕北，向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谈判的四个条件。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回应，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共商国共合作大计。八月，潘汉年回到陕北保安，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的情况。潘汉年是在去年长征途中红军二占遵义后，由中央派往白区，同年夏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年底，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调整对苏联外交的需要，委托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奉中共驻国产国际代表团之命，潘汉年离开莫斯科，途经香港，于七月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

这个张冲，就是一九三二年初在上海炮制“伍豪脱离共党事件”的主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年前他千方百计地要抓捕周恩来，并在抓捕计划落空后采取诬陷手段企图使周恩来身败名裂。如今，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不得不准备与周恩来打交道了。至于在以后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两人化敌为友，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那是另一部著作要叙述的故事了。

当时，对与中共谈判持积极态度的曾养甫，在调任广州市长后，决定由武汉电台和陕北建立联系。张子华带着和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到陕北，并交了曾养甫希望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约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来谈判。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写信。信写道：“黄兄（张子华）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九月一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信。信写道：“果夫、立夫两先生：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夕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敬。”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再致信陈氏兄弟。信写道：“果夫、立夫两先生：前由黄君（张子华）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日寇图我益急，弟方停战要求已至再三。乃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窃以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养甫先生曾数数以书信往还，弟方更屡次竭诚相告，而蒋先生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甚。此徒长寇焰，丝毫无益于国难之挽救者也。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临颖匆匆，不尽欲言。”

同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信写道：“介石先生：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也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已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这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

“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已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百回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将何以自处耶？”

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写信。信中写道：“宗南同学：前由沪上转致一函，不知能达左右否？兄十年‘剿共’，南北奔驰。今番转师南下，兵不血刃，不可谓非蒋先生接受国内停止内战之一致要求为国家保此元气也。今闻兄已奉命来陕，重整师干，向红军进攻。在蒋先生或以为红军非易与者，非以重兵压境不能逼使就范。但兄不能无视过去战况。远者不论，松潘之役，兄固控制战略要点矣，且更借自然屏障，企图困我于蛮山草地，然包座之战竟不能阻我长驱。今者形殊势异，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兄率孤军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顺，即以势言也不利。且兄更不能无视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

“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故红军非不敢言战者，更非压迫所能就范者，要以国脉垂危，诚不欲斫伤过甚，是以不惮再四呼吁，祈求停战御侮。现特再以共产党致国民党公函附陈省览，希加审察。吾侪均为有民族血性者，又同与于大革命之役，虽中经乖异，但今当大难，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吾兄其有意乎？夙闻黄埔同学中，颇不乏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蒋先生亦曾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言，兄果能力持大义为同学先，则转瞬之间，西北得救，合作告成，议于蒋先生，一面按兵待命，犹愈于拼命屠杀为国人笑。此为国家留元气，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倘愿遣使相商，尤所盼祷。”

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离开保安，赴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他身上除了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外，还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共八条，最重要的是前五条，即：㈠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㈡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证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㈢必要步骤：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二、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三、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四、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五、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六、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㈣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㈤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不久，张子华回到陕北，这回同时带来两样东西，一是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信件，二是给周恩来准备的护照。十月八日，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

这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即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他调兵遣将，大军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原来，先前与中共接触谈判，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向陈立夫布置谈判时，他就制定了对中共的方针：“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现在，他认为消灭红军的时机已到，便亲赴西安部署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并扬言“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在此种情况下，国共高层人员的谈判计划搁浅。十月十四日，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先由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初步谈判。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将此决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尽管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大举“围剿”苏区，使国共高层谈判未能如期举行，但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双方增进了了解，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一切，为不久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具有历史深远而重要意义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二章奠基陕北（四）四重逢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发出《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给全军的贺电》。贺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

“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了。

“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古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

贺电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这就是创立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新阶段。”贺电最后号召全体红军将士“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将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情况报告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由于一方面军的胜利与二方面军的影响，由于你们的帮助与全国形势在开展，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国焘同志等现在基本上改变过去的态度，不但政治路线上表示拥护中央与国际，组织上亦已经统一于中央与军委的领导之下，我们对国焘采取信任态度，经过国焘去改造四方面军，提高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任命朱、张指挥前线作战，中央军委则指导其作战方针，我们正大力在三个方面军中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保证整个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担负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离开保安，前往达河连湾，在与彭德怀共同制定了三个方面军的山城堡作战计划后，又到达洪德城红二方面军总部，与贺龙、关向应会面，于二十三日到达山城堡红四方面军总部。

在山城堡，周恩来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老战友朱德。紧握住朱德骨瘦如柴的双手，望着朱德苍老清癯、充满悲怆神情的脸膛，周恩来内心一阵酸楚，也说不出话来了。朱德热泪盈眶，也说不出的话来了。去年松潘一别，至今不过一年有余，他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周恩来拥抱住朱德，不禁泪如泉涌。自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并强行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称王称霸以后，他与毛泽东他们一直都在担心，怕再也见不到总司令了。

“张国焘的确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但他只能为难我，还不至于想干掉我的。”对于张国焘的百般折磨侮辱，朱德只是付之一笑。其实，由于他坚持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主张，张国焘实际上已对他实行软禁。这样的屈辱，只有他才能承受得住。

周恩来气愤地说：“张国焘不得人心，所以，尽管他手上兵强马壮，最后南下还是以失败告终！”

朱德想了想，说：“恩来，你来的正是时候，有些事我得跟你说清楚。现在有人批评我，说我在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时候，我没有公开反对，没有带领一方面军的同志北上。”

周恩来说：“他们的这种批评是毫无道理的。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老总有理有节，肚量如海，是做得对的。要是你公开与张国焘对抗，率一方面军的同志北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你和一方面军的同志留在四方面军中，对张国焘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可以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方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朱德再次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感激地说：“知我者，恩来也！”

周恩来说：“这一切，不仅我了解，泽东、洛甫、博古和中央绝大部分同志都了解。”

两人正说话时，任弼时急忙赶来了。与周恩来久别重逢，任弼时内心感慨万千。在促进张国焘转变的工作中，有两人功不可没，一个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一个是任弼时。当初，不仅是任弼时，二方面军的指战员也为这事大伤脑筋。张国焘毕竟是率大部人马南下，不仅有四方面军，还有一部分是一方面军的，朱德和刘伯承也跟着。不明真相，还真叫人难判断是谁搞分裂。经过几番调查，任弼时才搞清楚这其中的原由。周恩来和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北上时就说过，黑就是黑的，白就是白的，张国焘分裂阴谋只能得逞于一时，用不了多久党内同志就会看穿他。这并不是说周恩来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事实摆在那里，北上是中央早就作出的正确决定。

见过朱德和任弼时，周恩来要去见张国焘。

这时候的张国焘，愁眉不展，情绪低落。南下失败了，另立的“临时中央”前几天也不得不宣布取消。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本来跟他关系不错，却没有支持他，因为莫斯科也没有支持他。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他知道自己的“临时中央”是撑不起来的。孤掌难鸣啊！现在的张国焘，已经不是一年以前那个手握重兵、踌躇满志的张国焘了。南下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败兵之将何以言勇？当初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他就是这么藐视毛泽东、周恩来的。现在，他的处境比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处境还要惨多少倍。原巴望任弼时能站在他一边，从而增加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抗衡的砝码。因为任弼时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纷争，也不了解内情。岂料，任弼时不但没有站在他一边，反而指责他搞分裂。这回，他真的是成了孤家寡人了。

见到周恩来，张国焘还为去年九月毛泽东、周恩来率红一、三军北上一事耿耿于怀。他阴着脸说：“恩来兄，不管怎么说，你和毛泽东擅自率一、三军出走，不能说是正确的决定。”

周恩来本想反驳张国焘，转念一想，这时候用激烈的言辞，对这个回头浪子不会有什么用处。于是，他还是用温和的语气说：“国焘兄，以前我们之前的争议，谁是谁非，留待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留待莫斯科作出裁决吧！现在，你北上了，弼时、贺龙他们也北上了，我们三个方面军就要会师了。我们还是多费心想一想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吧！”

张国焘摇了摇头，说：“你们这种遇到矛盾绕着走，不及时解决矛盾的做法，我是很不赞成的。我们在懋功会师时，无论在组织问题上，还是在战略战术问题上，都存在分歧。要是当初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把我们之间的矛盾都解决了，何至于出现今日这种结局？”

周恩来淡淡一笑，说：“国焘兄，这次中央委派我来，不是要提旧事，而是要跟你们商量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了的事情，我们暂时别去提了吧！”

张国焘叹了口气，说：“这么说，是我张国焘心胸狭窄，老是想跟你们在这些小问题上纠缠不休啦？嘿，我也没见你们的胸怀有多宽阔！我提议在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前，我的‘临时中央’取消，你们的‘中央’也同时取消，我们都暂时归国际代表团领导，待以后开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你们为什么不答应，而在我宣布取消‘临时中央’后，你们仍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呢？”

周恩来双眉一蹙，盯住张国焘，严肃地说：“国焘同志，你这就有点蛮不讲理了！中央是‘六大’选出来的，你我都参加了‘六大’，都投了票的嘛。这可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中央啊！是你说取消就能取消的吗？”

张国焘很不服气，提高声调说：“那我的‘临时中央’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你们擅自率五六千人出走，而我周围是八九万人马，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你们逃跑了，对你们已经失去了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听从你们的指挥吗？”

周恩来说：“这就成为你另立中央的理由吗？”

张国焘说：“我也不想这样做。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别无选择。这是八万多红军将士的强烈要求啊！”

另立“中央”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强烈要求，这才是真话！周恩来心里这样说，但他却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他还是很耐心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兄，我承认我们有做得很不够的地方，而你也不能说自已百分之百的正确嘛！这些是是非非，以后我们会找时间来慢慢讨论的。可现在，三军会师在即，并且大敌当前，我们怎么能坐下来争论呢？”

张国焘无奈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恩来兄，我以前说过，你说话比较公道，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毕竟，你没有参加他们的俄界会议，没有参加批斗‘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嘛！”

周恩来听张国焘那样说，哭笑不得。你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也没忘了开除我周恩来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但他还是把内心的气压了下去，和气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兄，这时候，心胸要开阔一点，眼光要放远一点。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哩！”

张国焘说：“恩来兄，我对三军会师只有一个问题。以后，中央对三个方面军必须一视同仁，不得因我们四方面军南下失利，而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国焘的肩膀，说：“国焘兄，这你就放心吧！现在，团结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能再在我们党和军队内部发生了。”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的日子，张国焘被周恩来说服后，即同周恩来、朱德一起，率红军总部到保安，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会合。在红军大学，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是初冬时节，北风带着一股寒气，热烈的气氛使人觉得像在春天一样温暖。

毛泽东紧握住朱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感慨地说：“朱毛不能分开，这回又应验了！”

朱德点了点头，连声说：“朱毛分开，红军势必大祸临头啊！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分开了！”

跟张国焘握手时，毛泽东以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张总政委，我们等你等得很久了！”

张国焘颇为难堪，目光阴冷地看一看毛泽东，说：“我张国焘有多大份量？三军会师，我还不是按全体红军将士的意愿行事！”

毛泽东说：“三军实现会师，你张总政委是立了大功嘛！”

张国焘说：“说立大功不敢当，说我是三军会师的积极拥护者，倒是实话。”

毛泽东把周恩来拉到一边去，感激地说：“恩来啊，我以为这回你很难再说服张国焘了，没想到你还是能把他说服了！”

周恩来莞尔一笑，说：“关键不在于我的说服，而在于形势所迫。这时候，张国焘若再想把部队拉走的话，恐怕没有几个人跟着他走了。”

毛泽东说：“形势的发展是个关键，你的说服也很关键嘛！”

周恩来说：“应该说中央的战略决策得人心，张国焘不想服也得服了。”

欢迎大会在红军大学的大操场举行。毛泽东迈着刚劲的步子，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一起，登上临时搭起的讲台。他一手插在腰间，一手向前一挥，大声说：“我们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革命道路还很曲折，还很艰难，还很漫长。”

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周恩来，此时陷入沉思。万里长征是结束了，但他肩上的担子并没有减轻。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实现红军与国民党东北军达成妥协的工作在等着他去做；打通国民党中央最高层的关系，寻找两党最高层接触的途径的工作在等着他去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的工作在等着他去做……新的战斗在等待着他。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