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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兵的兽行》 正文 第一章 取人胆、煎人心、人吃人 孕妇王金亭被鬼子兵扒掉衣服，按在一口红揪木棺材里，20多名妇女被刺刀追着脱光衣服，围在棺材四周观看。鬼子先从胸口一层层剖开，在王金亭的惨叫声中，划开肚子，挑出已成形的胎儿，又摘出颤动的心脏，放在白磁盆里端走，用油炒后，逼着周围的妇女们挨个吃，“不吃和她一样地死啦死啦地！”还问吃了“香不香”。又恐吓说“你们谁要回家，都这样地杀了的，心的炒了吃！” 在叙述日本鬼子兵取人胆、煎人心、人吃人的残酷兽行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鬼子兵在忏悔自己罪行时的回忆： 1936年2月，那还是某天早晨10点钟发生的事情。沿着山间小路上山，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腰上有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庄由不大的松树林围着。排长突然下令“一齐搜查！”当时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红纸写的春联，人们正在高高兴兴地等着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突然间小村庄闯进了如狼似虎的日本鬼子。老百姓的门被踢碎了；窗户被砸烂了；家具被破坏了；门框上的春联被撕得粉碎…… 在村庄里，我们抓住了一个中年人。在这二月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我们把他的衣服扒光，连踢带打地拷问：“你是个密探吧？”“快说！”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个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做过。”这样，我们拷问了好久也没问出个结果。 这时，久松分队长不耐烦地说：“好，那你就给我们挑东西吧！跟着我们走！你要逃跑，我们就枪毙你！”于是，我们就把从村子里抢到的东西，都让他用扁担挑上跟着我们行军。 上山的路越来越弯弯曲曲。当我们来到半山腰时，前面传来了“大休息”的号令。大家都在路旁找个地方坐下休息，手中还抱着枪，拿出烟来吸，有的还靠着树干睡着了。 分队长久松好像有什么事想去报告排长，站起身来往前面走去，可是走了十几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把嘴里的烟头往地上一扔。好像下了个决心似的。只见他向后张望一下，便招呼那个挑东西的中国农民：“喂！到这儿来！” 那个农民毫无思想准备，大步向分队长走过来。 我想：“分队长又要拷问了。这个中国人可能想逃走。也好，要是逃走，马上就枪毙他！”于是我就拿起枪跑过去，还叫了几个士兵一起过去，在分队长周围坐了一圈。 分队长用下巴点了一点，示意那个农民站到包围圈中间。农民心里很害怕地说：“我是个农民，给你们挑东西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该放我回家了……” “什么？想回家？想回家就赶快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密探？快说，说你是密探！”分队长扭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像一头狗熊一样叫着。见农民没有反应，他便眯起小眼睛狞笑起来。只见他向前一步，抓住农民的左臂就扭到身后去，一边用力扭着，一边狂叫着：“混蛋！还不说吗？”他的手腕又一使劲，那个农民实在忍受不住，发出了“呜……”的痛苦呻吟。他的身子已经几乎趴在地上了，连连呼喊着：“我是老百姓，我什么也没做过，为什么这么折磨我？放我回家！放我回家！” “这个混蛋！真不知好歹，让你还不说！”分队长抬起脚，朝着农民由于疼痛而颤抖着的肩膀用力踹去。农民疼得满头大汗，睁开满含着极度愤怒和憎恨的泪水的双眼瞪着分队长。 “混蛋！你还不肯说！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说完，分队长放开手，突然从质中拔出日本军刀，在农民面前晃着说：“怎么样？你还不老实？看见这个了吗？还不快说？” 他一边吼叫着，一边把刀压在农民的脖子上。 这真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场面。一瞬间，那个农民愤怒了！他咬牙切齿地骂道： “你这个魔鬼！俺就是老百姓！俺有什么罪？我会记住这个深仇大恨的！”说完，他紧紧地握起了拳头，睁大了眼睛狠狠地瞪着久松的脸。他的目光犀利得如利剑一般刺向杀人魔王久松身上。 久松被他的气势吓呆了，不知不觉发出了呻吟声，好像失去了全身的力气。过了半晌，脸上才恢复了血色，他重新站直身体，举起军刀，砍断了农民的脖子。头颅掉了，鲜血喷出三四十厘米远，而久松也疲倦无力地坐到地上。 我看到那颗头颅在地上滚动的样子，似乎耳畔还响着农民咬牙切齿的声音，觉得脊梁骨一阵阵地发凉。 久松分队长铁青着脸，用袖子擦掉满头的冷汗。然后，把那带血的军刀插入刀鞘。 这时，人员分开了。排长藤泽警部补走过来。他的胖脸上架看一副眼镜，镜片后面隐藏着一双细长、阴险的眼睛。他对久松分队长笑一笑，走近尸体，突然一脚把原来趴在地上的尸体踹得翻过来。只见他急匆匆地把死者的衣服解开，把胸脯露出来，然后，拔出军刀。由胸到腹纵向剖开一条大口子，又把胸部的几条肋骨横着切开，再用手和刀把肉从肋骨上剔下来，这时，淡黄色的脂肪、肌肉和鲜红的血液混成一片，底下露出了雪白的肋骨。 正当大家屏住呼吸观看时，排长又把左手从肋骨缝里插进去。不一丢儿，血淋淋的手拔出来，他伸开手掌，大家一看，是一颗紫黑色的圆球。这是什么？是人的胆！ 是的！他的目的就是取出人的胆来！我脑海中一片黑色的疑云现在散开了。我明白了，对于这个中国人的逮捕、奴役、拷问等等，一是为了向上级打报告邀功请赏；二是为了取人的胆去医治他由于淫荡糜烂的生活而染上的脏病。这正是为了满足他丑恶的欲望而干出的惨无人道的勾当！ 藤泽排长看着这充满了仇恨的血液的人胆，满意地笑着，用自己的白手绢把它包上，又撕了一块死者身上的衣襟包在外层，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衣袋里，然后又把那把染满鲜血的日本刀擦干净，装入刀鞘。 这时，他才看到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的行动。他喊了一声：“别傻站着！过来帮帮忙！”我急急忙忙跑过去，跟他一起把农民的尸体推到洼地里去了。 完事之后，排长环视一下周围的动静，急急忙忙地喊了一声：“准备出发！集合！”说完，他就离开了。后来，我曾经向许多人打听过杀人取胆的事情，可是好多人都说没听说过，甚至想也没想到过。而我却亲眼看到了砍掉人头剖腹取胆的事实。 类似这种残无人道的兽行对日本鬼子兵并非这一例。 1937年9月22日，日本鬼子兵自河北省徐水县出发，向徐水县于坊进攻。鬼子炮轰了半个多钟头，见村里没有动静，便冲进村里。他们砸门破户，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73岁的张老兴和他的儿子被鬼子抓住以后，鬼子兵剥光了他们父子的衣服，用水洗净全身，尔后杀害。鬼子把张老兴臀部和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煮着吃：老人临死的时候，身上的肉被鬼子挖去吃了大半。 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赵县城内外9天的大屠杀，使780余人死于非命、20余家群众断门绝户、30多家只剩下孤儿寡女。被杀的群众有年迈苍苍的老人，有初入尘世的婴儿，更多的是英气勃勃的青壮年男女。鬼子在东晏头村把陈大娘的儿子陈广泥卸下四肢，割成肉块，放在皮箱内，还硬逼迫陈大娘食儿之肉。天地之大，世界之广，哪有日本法西斯强盗之残无人道呵！ 1943年秋，侵华日军在河北省平阳一带“扫荡”。9月24日，日本鬼子兵在山咀头抓住放羊的韩小更，逼问八路军在哪里，村干部叫什么名字，他拒绝回答。一个鬼子便用刺刀向他猛刺，韩小更机智地侧身躲过，顺手搬起石头把那个鬼子砸下山崖。其他鬼子急忙用乱枪把韩小更打死，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带回据点吃了。 11月21日，罗峪村妇联主任、共产党员刘耀梅被杀，更是骇人听闻。鬼子兵的军官荒井亲自审问，刘耀梅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怒斥鬼子兵的兽行。恼羞成怒的荒井，命令汉奸特务剥下刘耀梅的衣服，亲自将她大腿上的肉割下来，让人烤熟，用刀插起一块，边吃边说：“好吃，好吃。” 后来，荒井又指使鬼子兵，将刘腿上、胳膊上、胸脯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刘忍着剧痛，几次昏死过去。最后，穷凶极恶的荒井举着战刀，要挖出她的心肝。 据河北省阜平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材料说，刘耀梅死后。荒井又将她的头割下来扔到井里，把身躯上的肉挖下来带回去剁成饺子馅吃掉。鬼子兵的凶残和毫无人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上平阳村20岁的孕妇王金亭被日军扒掉衣服，按在一口楸木红棺材里，20多名妇女被刺刀逼着脱光衣服，围在棺材四周观看。日军先从胸口一层层剖开，在王的惨叫声中，划开肚子，挑出已成形的胎儿，又摘出颤动的心脏，放在白磁盆里端走，用油炒后，逼着周围的妇女们挨个吃，“不吃就和她一样地死啦死啦地！”还问吃了“香不香”。又恐吓说：“你们谁要回家，都这样地杀了的，心的炒了吃！” 1943年5月，鬼子兵进军湖南省洞庭湖北岸肖家湾，有一鬼子兵竞用刀将两个难民胆囊挖出，然后用手挤出胆汁，装入随身携带的瓶内予以“珍藏”。 人们把日本法西斯匪徒形容为“两脚野兽”是不过分的。日寇的暴虐实为举世罕见。阜平县土门村三个妇女亲眼看见敌人挖了村民李小更的心炒着吃了。罗峪村青年妇女陈春荣亲眼看到敌人把刘耀梅砍死后，用刺刀割下她腿上的肉，用铁丝串上提到上平阳炒着吃了；孕妇王金亭被日寇惨杀后，她的心肝成了鬼子们的菜肴。 日本鬼子是一群野蛮的禽兽，他们还把被杀的人肉、心肝，硬叫还活着被捕的人吃，以此而取乐。边区政府派去做善后工作的李成瑞同志在《平阳惨案目击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穿过一片被烧的房屋，叉转到上平阳，在一个破土墙后面是一口红漆楸木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女尸(即前面所述的王金亭)，被扯开的上衣和被扒下的裤子中间，露出紫红而乱杂的脏腑，上面已蒙了一层薄薄的黄沙土了，两臂曲屈，五指像要抓人的样子，指甲根不知为什么都是鲜红的，同来的村人告诉我们这个孕妇被杀的经过： 敌人捉住30多名妇女，从中间随便拉出了她，几个鬼子把她按倒在棺材里，先从胸口一层层地剥开，然后剖了肚子，把肚子里的胎儿挑出来，她才死去。最后鬼子把心挖下来放在白磁洗盆里端走用油炒了。 “鬼子真吃人心哪？”有人不自觉地问。 “不。鬼子不吃！”一个老太太颤抖着说，叫俺村被捉住的妇女们吃，谁不吃就“和她一样死啦死啦的！”吃了还问你“香不香”……这就是上平阳村20岁的孕妇王金亭被开膛破肚、摘出心肝、挑出胎儿的惨景。 日本鬼子兵角田信一曾笔供： 1936年10月，我以安东警察大队佐藤中队小林分队员身份参加安奉线肃清讨伐。在凤城县，我和3名巡察奉中队长之命，将4名以抗日联军便衣队罪名逮捕的中国人，带到东汤深山林里予以枪杀。而后我们分头用刀将被害者腹部切开，取出他们的肝脏带回配药。我把肝脏拿回后，日本家里来信说妹妹患腹膜炎，我便将肝脏磨成粉末，邮回日本，给妹妹吃了。 日本鬼子兵前渊秀宪曾口供： 1936年10月，东条英机指挥进行东边道肃正讨伐。我是小队员，曾在大堡分驻所住了一夜。当时听说后院内正在用凡士林罐蒸煮抗日联军的肝胆，我就到那里去看了，说肝胆是从被杀害的抗日联军身上取来的，有两个人的。这是国武大队长让做的。 《河北文史资料》第42辑记载： 兴隆县双庙据点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达50多个。新兵股长黑佃悦二也多次杀人取心煮食。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记载： 由奉天来肇源县一名自称“千叶医学博士”的山田立本，他将抓捕的11名无辜百姓绑到西门外，活剜人心后，置于水桶放在公署院内，看护人一不小心被日本人养的狼狗吃了一颗，山田立本大怒。次日，参事官林田数马坐汽车路过东门外时，见一犯精神病的老太太，马上请老太太上车送往医院治疗：其子感激万分。几天之后，老太太死亡，实为挖心凑数了。 同年，警务科鬼子兵佐藤老婆患病，从哈尔滨请来一日本名医，诊断后，药方子上写着“活人心3颗。”佐藤便向司法股长要了3名在押的中国人，弄到松花江雨岸的柳树丛中，将这3名因割马尾巴而被抓的中国人剜了心，尸体抛入江中。 《丹东文史资料》第4辑记载： 岫岩县汉奸张星武自供：曾两次杀人扒心给日本守备队长做下酒菜。一次是1936年7月，在岫岩城南八棵树，杀死曾当过抗日军营长的周景桥后扒了心。又一次是同年在哨子河街时，守备队长要吃人心，就把抗属吴庆至刺死，把心扒出来做了酒菜。 死里逃生的农民秦绍儒回忆： 1936年秋，日本鬼子兵在刑场上杀了两个人之后，警察包着两额人头就进了日本首席指挥官西村一的院子。西村一常强迫看门的老吴头给他烤人头。老吴头说，每烤一个人头，都要先把头发、眉毛、胡子刮光，把牙齿刷净，用黄泥糊上，把人头放在锅里，再扣上一口锅，用黄泥把锅缝抹上，再点火烧。我家离这个炉灶有40来米，每次烤人头，关上门窗，还是挡不住那股难闻的味。 一个邵局长，有一次去西村一家，西村一拿出人头做的面，用酒冲了让他喝，他没敢喝。西村一还常把人头面寄回日本，给他的母亲吃。人们传说，西村一没人头吃时，就到监狱去挑选，看哪个犯人的脑袋大，气色好，就杀哪个人。 在一次酒会上，西村一看见料甸村的关村长肥头大耳，满面红光，拍着他的脖子说：“你的脑袋好啊！大大的好啊！”关以为要杀他的头了，吓得灵魂出窍，酒席没散就吓跑了。 幸存者张直卿曾亲眼见日军取人胆，后来他回忆道： 1936年初秋的一天，我正在老营厂学校的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就听操场上有日本人在吵嚷，还有中国人的惨叫声。我一看，是日本指挥官武岛和几个日本警察在毒打一个30多岁的中国人。后来听说他是石阳屯的农民，日本人硬说他是抗日军的探子。 毒打逼问之后，武岛说：“你的心坏了坏了的。”就把他拖到学校后边烤烟房的北壕，接着是两声枪响。不一会儿，那伙人回来了，武岛手上托着一包东西，上面用报纸包着，下面垫的是南瓜叶，血淋淋的。武岛边走边说：“这个拿屋里去做菜，吃人心可以壮胆！” 俘虏自井完夫口供： 1936年9月初，我在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任巡察期间，为了试验自己的剑道本领，在铁岭县龙尾山南侧的草地上，亲自用日本刀砍杀了2名抗日人员，另有4名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被片山曹长、广濑军曹砍头杀死。广濑又将其中一人用剃刀解刨了腹部，向士兵讲解脏腑的位置，最后把胆囊取出来，由片山带走了。 第二年8月，我又把一个被害者的头盖骨取下，经洗煮加工后，送给大连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柔剑道场教师波多江做装饰品。 爱新觉罗·宪钧笔供： 通辽医院院长山本升和军医少佐今村剑、米田等人，为了研究中国人的骨骼，砍人头200多个，写出《中国人头盖骨之形态》、《中国人下颌骨》等论文，寄往日本国内的医科大学，山本升和今村剑因此获得博士学位。 1936年随于芷山检查通辽医院时，在山本升的房子里，看见墙上挂着一张人皮，桌上摆着四五个人头骨。山本升为了研究中国人的指纹、皮纹，从1934年夏至1937年夏，从通辽监狱要来犯人，剥人皮达十五六张。除自己利用外，还将人皮作为礼物送给日本国内的专家教授们。山本升对我说，日本国内的学校很欢迎整张的人皮，我已给国内送去了十几张。 日本士兵吉田来(原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山西采矿所工厂警备队长)曾口述： 山西产业会社。在宁武县设立了宁武木厂。日本军国主叉者为了掠夺大石洞地区的森林资源，特命承包商东田组在春景窳村修一座碉堡。当时，我正担任木厂的警备队长，负责建这座碉堡的警卫任务。 1944年6月18日。我的队员桶度重则警士率领中国队员前往小东沟村进行掠夺。回来后，向我报告说：“八路军的民兵在树林中活动，监视我方行动。”并将村民李某逮捕，带回了队部。 前几天我们受到了八路军的一次袭击，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我想采取一次报复行动。这正是好机会，我向队员贝田日光下达命令：“前些天我们受到了袭击，现在要进行一次刺杀实战演习，拿李某做活靶，激发一下大家的士气。”于是，我们首往阵地北侧的树林中。 自从进驻木厂以后，这块静谧的树林早已变成了杀气腾腾的屠场。在杉树的疏落处有一块空地，一来到这里，贝田就说：“在这里干吧！”他亲自解开了绑绳，剥掉李的上衣，又将双臂倒绑，李某一言不发，怒目而视。 我向班长下达了命令，由两个人架住李的双臂，分组轮流刺杀，每组两人。一组一组轮流地刺杀着，活像做箭靶子的稻单人一样。 “好，带队回去。”我下达了命令。 “喂！贝田，回去吧！”他正在用斧头砍头。我心中知道又在取脑浆，却故意地问道：“做什么呢？”“做药。”他手不停地继续地砍下去。渐渐地露出了白色的头盖骨。开口处，看到了大脑，桃红色，浅浅的。 “喂！小心点，不要散了。” “好！肝也取下吧！” 朝天仰卧着的尸体，被一刀切开胸腔，从切口处伸进手，取出了黄色的肝。贝田双手捧着脑、肝(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披着人皮的魔鬼！——编者语)。 6月20日的晚上，包工头、贝田等二人，提着高梁白酒从宁武县城来到了前沿阵地。 “今晚痛饮一杯吧！八路军不会来了。”我、贝田、工藤长太郎等五个人，聚在一起开始饮酒了。 这时，贝田拿出一个报纸包，打开一看，就像是羊油似的团块。 “这是前几天到手的孢子肉。”“没有吃过吗？”“尝尝吧！” 你一言、我一语。 “孢子肉是这种味道吗？” “前几天，捉住一名八路军，这是从他身上取下来的脑汁，烘干后制成的，来，大家请！”贝田说。 工藤长太郎一听急得要吐，另外一个人已跑出门外。 深夜。恶魔们还在狞笑。 赵秋航笔供(1945年5月4日，赵在讨伐时任伪第一军管区骑兵第三旅少将旅长)： 1936年冬季，有伪满第一军管区教导队队长吕衡、军事教官秋山少佐，在东边道讨伐住红石砬子时，秋山率队入山讨伐，遇抗日军交战1小时撤走，遗下一女尸是朝鲜族人，秋山用刀把女子乳房、生殖器割下，持回部队，玩弄后令伙夫炒熟，一边吃一边喝酒，他还每夜奸淫女子。这是吕衡对我说的。 1937年初冬，我奉令移住抚松县时，见旧同事陈郁斋开书店，看见我低声对我说，抚松可了不得了，被肃清工作班逮捕的嫌疑犯，说是通匪人民，后来700余人均被杀死。每天夜间，把羁押嫌疑人民杀几名，扒心切成片蘸酱油吃、喝酒，扒了人心就用日本大酱腌上箱，寄回日本去。 1941年8月31日(农历七月初九)，清晨七时许，盘踞在大坨据点(距东杏花八里地)的日寇突然出动，扑向东杏花村，他们按着汉奸密报的名单，把共产党员杨宾、刘老双、韩付、杨国海、张文、杨信、霍成年、杨德付、冯进生等人抓了起来。 9月1日凌晨，被鬼子打得死去活来，仍然被绑在木桩上的杨宾、刘老双等人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眼前摆着两条路，一是逃走。一是等死。正当他们挣断绳索要逃走时，被鬼子哨兵发现了。嗜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立即集合起来，把这23名干部群众全部刺死在木桩上。杨国海的胸膛被挑开，心、肝、肺、肠流了一地。其他人也被开膛破肚，五脏裸露。 当天下午，灭绝人性的侵略军把已被杀死的村长韩付和村委会主任张文的头砸开，取出脑汁，放在白玉米糁粥中熬煮，并取名为“人脑粥”。 “人脑粥”熬好后，盛入两个木桶，当即由30多名鬼子兵押解，让民夫把粥挑到东杏花村。进村后，鬼子兵把男女老幼200多人集中到村中广场里。 鬼子小队长指着粥桶对群众狂叫道：“让你们看看皇军的厉害！这是人脑粥，你们统统给喝了！”群众眼望自己的亲人惨遭如此杀害，还让同胞食其血肉，一个个惊恐、悲痛之愤怒的心交织在一起，面对盛着用亲人脑浆熬成粥的粥桶，有的不敢正眼相视，掩面而泣；有的放声大哭，悲痛欲绝；有的咬牙切齿，怒目圆睁；对日本鬼子的嚎叫无人理睬，谁能忍心吞食亲人的血肉呢！ 日本鬼子见没有一个人喝粥，于是对群众一阵毒打，逼群众去喝，尽管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仍没有一个人向粥桶走近半步。无论鬼子如何威逼，群众仍无一人喝粥。坚持到黄昏以后，日本鬼子又把群众暴打一顿，才滚回据点。 正文 第二章 砍杀、刺杀、枪杀 “我在南京亲眼看到，一根绳子上反绑着20个中国人，挥舞着军刀的鬼子军官把中国人的脑袋一个一个地砍下来。头被砍下后，血像喷泉一样涌出，身体便倒下去了。” 为了给其属下灌输所谓的“武士道”精神，竟然不顾国际公法和世界正义人士的一致谴责和唾弃，章中国人民作其射击、砍杀的靶子，传授杀人之法和技术。 他们或将中国人绑悬树梢、电杆，以枪瞄准练习射击；或将难民和俘虏抓走，逼迫他们站成一排，然后由一个或数个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朝他们身上刺去，其余鬼子兵则在一旁观望，嗣后狂笑；或将难民和俘虏捆绑在木柱上，由一个日本兵用军刀劈杀，其余的皆在一旁观望效法…… 在缴获的日本鬼子屠杀中国同胞的照片中，有许多张是将中国同胞踢跪在地，由鬼子军官砍头“示范”，其余鬼子则面露狰狞，围观狂笑。据王千日在台湾《联合报》撰文《南京大屠杀的见证》揭露；“因为无人能一刀从头顶到肛门劈成两半，他们狂喊：‘日本的军刀以后还要改良！”’日寇的野蛮和残暴可谓空前绝后，世无其匹。 参加会攻南京的日寇第10军114师团员机枪部队一等兵田所耕三承认： 在南京城内扫荡残敌，把一些军官和军校出身的家伙捉来，绑在柳树上，作为训练新兵射击和抢刺的靶子，一面为他们示范，一面教他们练习。还有叫俘虏跪坐坑洞的前面，砍下脑袋。我本人是二等兵，练习枪刺。像这样的干法，在城内外连续干了十天左右，当然是奉命行事。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把他们的耳朵削下来，或是把鼻子砍掉，或是拿军刀插进口腔里把嘴切开，或是在眼帘下面横着插进一刀，白眼球就像鱼眼一样粘糊糊地垂下来，足有五寸。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如果连这些玩意儿都不干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 日本冈贞老人是当年鬼子在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1982年，他给《每日新闻》写信，揭露了鬼子侵占南京后，如何砍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在南京亲眼看到，一根绳子上反绑着20个中国人，挥舞看军刀的日本军官把中国人的脑袋一个一个地砍下来。头被砍下后，血像喷泉一样涌出，身体便倒下去了。 1984年8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导，在日本宫崎县杵北乡村的一农家中，发现了一本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都城23团的上等兵的日记。这本日记无情地记录了日本侵略军屠杀南京市民的罪行，以及日军乐于从事杀人游戏的事实。他在1937年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碰到大约2000名中国佬打着白旗排成长串投降，老幼掺杂，服装不一，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我们)好像没有采取任何处理措施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杀了。近来，闲得无聊，就拿杀中国人取乐。把无辜的支那人抓来，一个一个用刀砍死，真是其乐无穷。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 今天，我们又把无辜的中国人推倒，猛打到半死状态时，又把他们推到壕沟里，从头上点火，把他们折磨死。为了消遗解闷，大家都这样取乐。这要是在日本国内，将会成大事件，但在这里(指在南京)、筒正如同杀狗宰猫。 无论是从日本鬼子兵的日记中还是从资料记裁中，总之，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同类事件。 1938年7月28日是河北栾城县方村镇大集，三里五乡的百姓挑担推车从南焦村路过去赶方村集。上午十点多钟，驻塔家的日本鬼子一个中队冲进南焦村，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抓，抓住—个用刺刀捅死一个，一连杀了八个人，鬼子兵又闯到村办公处，把村长及办公人员都绑了起来，向他们要失踪的三个鬼子。其它的鬼子挨门挨户搜捕群众。 村民孙老康插上街门上房欲逃，几个鬼子兵破门而人，从房上把他拖了下来绑上拉走，紧接着张福合爷俩、郭全子、许老宅夫妻二人、张球子、孙群妮的母亲，孙老果家儿媳妇，还有孙老光和唱戏的吴平合等42个人都被绑起来，鬼子把他们绑成一串，蒙上跟睛，拉到村西北角一口水井旁，强迫他们跪倒，鬼子端着刺刀围了一个大圈，架着歪把子机枪。 一个日本鬼子兵指挥官恶狠似地嚎叫了一声，另一个鬼子抽出洋刀走出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绑在最前面的一个村民叫程双春，鬼于用洋刀割断绳子把他拉上井台。程双春宁死不屈，决不忍辱任强盗们宰割，他乘鬼子还没有举刀的一刹那，一头扎进井底自尽了。强盗们嗥叫着拄井里连打了几枪。 这时，一个老大娘突然闯进杀人场，大哭大叫曾：“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她是村长孙菊子的母亲。她听说儿子被鬼子绑起来。 她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其实她的儿子被绑在寺庙院里，故而找到这里来了。鬼子把这位老大娘拉过来砍掉了头颅，把尸体扔到井里。 刽子手又拉第三个人，这是一个17岁的小育年，是岗头村的，这一天他和15岁的弟弟背着二斗粮食去赶方村集，走到南焦村南时被鬼子抓来的。强盗们刚把他拉到井台上，他弟弟大喊道：“哥快跳井，不能挨狗日的一刀！”哥哥日军不备，一头扎进井里。日军看到中国人有骨气不怕死，气急败坏地“呀”了一声，举刀砍死了弟弟。刽子手为了防止被抓的人再投井自尽，就架过一个砍一个，连头带尸推到井里。 刺杀也是日本鬼子兵杀害中国人的又一方法。其中最让人不可相信的是“活靶子”。下面是一个鬼子兵安达千代吉的口述： 事情发生在1943年6月上旬。 当时，我作为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六大队第二中队见习士官驻扎山西省代县，担任训练新兵工作。 一天傍晚，中队长白岩定夫中尉问我：“怎么样？见习士官，掌握刺杀要领，对新兵上战场多少会有些用吧！”我答道：“是的，合起一定作用。一那么，为了锻炼新兵的胆量，明天把县公署抓住的两名私通八路的犯人带来，让新兵进行活靶刺杀训练。”就这样，他决定第二天在东门外进行。对我来说，这正是个绝好机会，让新兵们赏识一下我的胆量，也叫他们实际锻炼一下。于是叫来了教育课的阿部芳郎军曹、佐佐木勇吾伍长，命令他们作好一切准备。 第二天清晨，东门外的射击场集合了40名新兵。我对他们作了讲话：“今天公用活靶进行一次刺杀演习，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基本要领，沉往气，好好干！” 这时，县警察押眷两名老百姓进了射击场，年龄都在30岁上下，倒捆眷双臂。阿部军曹命令士兵们把他们的手、足和脖子都绑在两根木柱上。 士兵们分成两个组，每组20人，排成一列纵队，距离活靶十米左右。 “预备——刺！”一声令下，刺杀开始了。 士兵们闭着眼拼命地向前面乱刺。 “停！那样能刺死人吗？”阿部军曹大声喊着，“要这样刺！”他运足了气，“啊！”的一声刺向了左边的农民，一声凄惨的叫声，那农民身子向左右晃动。 新兵们又再次开始了刺杀，阵阵喊杀声，到处乱扎乱刺，两名老百姓身上像蜂窝一样到处留下了伤口，鲜血喷喷地流到了地面，红红的染成一片。 聪明的中国人以其超人的智慧发明了火药。但是，他永远也可能想到，历史演变到20世纪30年代，用火药制造的枪弹却成自己子孙后代的劫难。根据南京军事法庭的调查和判决文件记载，在南京除大规模的屠杀外，发生在国际安全区内的较为分散的屠杀，更为多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鬼子兵在南京武定门正觉寺，将该寺僧人慧兆、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咬侣、慧磺、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等17人集体枪杀；与此同时，鬼于兵还在中华门外将尼姑真行、灯高、灯光等杀害。 1937年冬，日本鬼子兵闯进了南京城时，南京市民魏延坤和父母亲从住地头条巷28号急急忙忙躲到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躲了三四十人，大家都不敢喘大气。有一个炸豆腐于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张望了—下。不巧被鬼子兵发觉，—枪打死，不一会，就来了几个鬼子兵，用刺刀把地下京里的人一个个逼出去。 正当危急关头，槐延坤忽然发现墙壁边烟囱有一个尚未收口的小洞，便钻了进去。接着，便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他的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人就这样被残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兵枪杀了。 1943年秋，日本鬼子对晋察冀抗日报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毁灭扫荡”，妄图摧毁我之经济，破坏我之秋收，掠夺我之粮食，毁灭我军民的生活条件。 10月24日清晨，驻扎在陈东北大寨山上的鬼子约200人到山脚下的李家庄村骚扰。由于村边山头上有“消息树”，村民们及时逃出了村庄。敌人在村里烧房、抢掠，折腾了一早晨，——个人也没有抓到，于是就用机枪向四周山坡扫射，打伤藏在荆棘丛中的村民数人。而后又到村北几条山沟去搜山，先后在山沟、毛桑树底下等处搜出15名妇女和8名儿童。 中午，这些妇女、儿童被带到大窍山半腰。日本鬼子吃午饭、休息。临出发，一个日军将陈庄王添福的小女儿从母亲怀里夺出，提着一支胳膊一条腿，扔出一丈多远，溶下了山坡。接着又把李家庄郑福姐三岁的儿子李过兵扔下去。过兵滚到半坡被荆丛挡住，哭喊着妈妈向上爬来，日本鬼子见他未被摔死，端起刺刀就去刺他，吓得过兵急忙向下爬，滚下了山坡。 傍晚，日本鬼子兵把群众带上大寨山顶，逼到一个悬崖边，从人群中拉出11岁的男孩李连庆，对他说：“现在放了你，让你回家去。”孩于信以为真，叫着妈妈，刚走出两步，两个日本鬼子突然将他抓住，举起来抛下山谷，摔得粉身碎骨。连庆的母亲郑福姐见此惨状哭喊着晕倒在地。接着鬼子又把陈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摔死在山谷里。最后，鬼子用枪杆打、刺刀扎，追着剩下的17个人跳了悬崖。儿童李二锁不跳，日本鬼子—脚把他蹬了下去。鬼子还怕这些人不死，又扔下了几个手榴弹，放了一阵排枪，直到没有人挣扎才罢休。 鬼子疯狂屠杀的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其中有工人、农民、市民、商人、医生、学生、小贩等。据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政府档案记载： 1937年12月13日，工人周宝相、周得胜父子三人，在难民区同遭枪杀。 1937年12月14日，农民王怀祥，市民路大江，在阴阳营水塘边被机枪射死。 1937年12月15日，学生於德明在金陵中学被枪杀。 1937年12月15日，小贩罗来有在阴阳营难民区枝枪杀。 1937年12月16日，鬼子在鼓楼五条卷4号难民区内，将军民石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林等数百人，驱集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鬼子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搜捕到青年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37年12月16日，在傅佐路12号，鬼子兵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名。 1937年12月16日，在鼓楼四条巷难民所，鬼子兵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抢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鬼予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德海等100余人，拖至四条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幸免…… 1937年12月17日，车夫周大富在中山北路难民区被枪杀。 1937牟12月18日，工役王福元在阴阳营被枪杀。 …… 正文 第三章 残杀孕妇、儿童 荒井和他的翻译宫指着怀孕7个月的孕妇打赌开心，一个说怀男，一个说怀女，争论不休，荒井使命令他的兽兵把她的衣服扒光，然后剖腹查看，一个鬼子用刺刀猛一搅，立时鲜血喷溅，肠子和胎儿一起滚范到地上。 张堡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敌人活剥了皮，挂在村东水坑边的大树上。在桑村、杨固，有的婴儿被撕成了两半…… 1937年10月12日，鬼子兵在河北藁城县南部梅花镇大肆残杀；鬼子把从各户抓来的妇女，强拉到地主杨洛风的粉坊大院。其中有11名怀孕临产的妇女，故鬼子兵剖腹，并将胎儿吊在树上练习打靶。有个鬼子用刺刀把胎儿挑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孟小庆的妻子被扒光了衣服，吊在门梁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剖出胎儿，用刺刀挑着，狂笑取乐。郑小娥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她的两个孩子趴在她的身上哭叫，也被鬼子挑死。 南门外的后杀更使人触目惊心。10月13日，200多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寨墙下。鬼子想找到吕正操部队的下落，在妇女、儿童身上打主意，先是哄骗，后是恫吓威逼，追问部队去向。鬼子兵见人们不吭声，即拉出4个不满10岁的女孩，把她们拉劈成两半。 鬼子继续逼问，仍问不出一句话来，气得狂蹦乱跳，把200多名妇女小孩全部枪杀了，尸体被扔到寨沟里。掩埋尸体时，其中有36具尸体无法认领，埋在一起，被人称做“36口坟”。筹建“梅花镇惨案”展览馆时，从这里挖出三额头骨，其中有一颗头骨上面还卡着鬼子的子弹头。 1943年9月21日，在平阳南山，交通站站长张卫生及其怀孕的弟媳被搜山敌人抓住，带到荒井那里，荒井和他的翻译官指着怀孕7个月的孕妇打赌开心，一个说怀男，一个说扦女，争论不休，荒井便命令他的兽兵把她的衣服扒光，然后剖腹查看，一个鬼子用刺刀猛一跳，立时鲜血喷溅，肠子和胎儿一起滚落到地上。 1941年12月日军对冀鲁进行“清乡”。 在卫河县土镇有三个小孩被投进了烈火，敌人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余庄有七个老百姓被套在大车上，敌人像驱赶牛马一样寻欢作乐。东张堡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敌人活剥了皮，挂在村东水坑边的大树上。在桑树、杨固，有的婴儿被撕成了两半…… 1937年11月13日，穷凶极恶的侵华鬼子兵侵占冀鲁边界的丘城，一群日本鬼子来到西街石富春家，一枪把石富春打死，其妻正怀着八九个月的身孕，兽兵把她逼到墙角，一刀挑开了她的肚子，把血淋淋的婴儿也挑了出来。炕上的三个孩子见状大哭。那鬼子又举刀一连把三个孩子也挑死在炕上。 东街赵英贤的母亲，在碾棚里被鬼子兵一枪打死，她怀里5个月的孩子还在尸体上吃奶。就这样，被害群众的尸体填满了西伤一个并筒和东街的一个大坑。城内布满了被杀害的群众尸体。 1938年3月12口，鬼子兵侵入无锡市的马迹山，即太湖上的一个孤岛。12岁的周正业在逃跑途中被日军抓住。鬼子看到他脚上穿双破球鞋，就硬说他是中国军人的儿子，把他的衣服剥光，将其身—斩三段。 兽兵在村上抓到二三岁的小孩子，不论男女，衣服都剥光，用刺刀戳入小孩子肚里，挑在枪上，扛着就跑。还把孩子的尸体吊在树上或挂在门上，五脏六腑都拖在外面，惨不忍睹。 鬼子到了新城村，没有看到老百姓，就上山搜索，在山上的树丛里搜出36个人。鬼于将他们—个个地用刺刀戳死。当时只有5岁的殷素英被戳了5刀，但未中要害，鬼子走后，她慢慢地苏醒过来，哭喊妈妈，妈妈死在她的左边，哭喊姐姐，才结婚8天的姐姐躺在她的右边，3岁的弟弟上半个头被鬼子削掉，不知去向。 1938年夏，在徐州城里的赵学义，是前一天夜里来这里避难的。日本鬼子见他穿着长袍，戴着礼帽，说他“坏了坏了的！”硬是把他按到场边的开水锅里活活煮死。 有两个日本兵饿狼扑食般地抓到—个妇女，调戏着，噶笑着，那妇女抱着吃奶的孩子，拼命挣扎着。然而这一对善良的母女，又怎能逃脱侵略者的魔掌。那不满周岁的孩子被一个兽兵撕裂两腿，扔进构里。孩子的母亲忙去救自已的骨肉，又被鬼子一刀刺死，附近一位老大娘看到此景非常悲愤，刚要上前去救那位妇女，竟也无辜地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1937年10月25日的清晨，侵入河北成安县的侵略军成群结队到处搜查，见到成年男子，就地杀死；见到婴儿，抓着两条腿硬是撕成两半，然后用刺刀跳起半个尸体示威；见到女人，不论老幼，不是调戏，就是奸污。 鬼子兵杀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北街一村妇和她的嫂嫂被杀死在大街上，两岁的孩子还趴在娘的尸体上，边哭边吃奶。一群鬼子先是围着孩子狂笑，最后有两个兽兵凶恶地把孩子一撕两半丢开了。 东大街路南，张才家的西边有3间大屋，里面挤了100多名妇女和儿童，鬼子兵锁上了房门，在外边用木材围起来，上面浇挠上汽油，把那100多人全都活活烧死。 池风林的妻子，看到鬼子逢人便杀，见人就捅的惨景，料到自己难逃虎口，她含着眼泪心一横，把1岁的爱女按到了水缸里，亲眼看着女儿断了气，就跑到南大坑(现在工会南的水池)，痛骂—顿日本侵略军，然后跳水自尽了。 南街尹相中的母亲，拉着自己7岁的女儿小巧和5岁的儿子小高，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躲，不料后边追来了鬼子。她立誓不让母子二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抱起两个孩儿，跳入文庙前(现工会南边)的大坑，饮恨淹没在积水之中。 北街大生的儿媳妇，抱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计妮子的媳妇背着一个嚎陶大哭的女儿。她们住东跑，东边有杀声，回头往西跑。西边有人惨叫，感到走头无路，跳进了西大坑(现在的灯光球场)，双双自尽了。 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雷桦在亲身经历后，写成《惨杀现场视察记》，对河北潘家峪惨案如是描写： 石桥边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近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触目惊心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右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石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 据来认尸的人们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的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小小的尸肢，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个十个，在尸场中很难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到处是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的小头，焦碳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 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领而暴露到现在的孩子尸首，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乙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戮伤痕迹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边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想保住自己那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看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残暴的鬼子手里…… 侵华的日本鬼子兵，对中国城乡的广大儿童极尽其残害、摧残之能事。日军在山西亦复如此，主要是几下种： 第—，杀害儿童。例如，在1940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和顺县白云村惨案中，一个鬼子从一名农妇的怀抱里夺走—名五六岁的小女孩后，当即提住其腿腕，将其摔死在台阶上；1940年12月23日，鬼子在血洗兴县城乡时，在西关桥郭家沟村要把一群妇女赶进屋里进行强奸，而有个七八岁的孩子死死拉住其妈妈不放，…个鬼子在一怒之下，当即把这个女孩两脚提起，硬撕死了这孩子。 同年12月，一个鬼子抓住正在玩耍的一个6岁男孩，用两脚跺住其左攫，用两手提住其右腿，将他撕成两半，然后用刺刀将其尸体挑起，横搭在墙头上。 第二，杀死婴儿和胎儿。鬼子兵在山西，对出生不久的婴儿甚至对怀在娘肚里的胎儿也大下毒手。例如在上述岚县草子寨惨案中，鬼子用刺刀捅死一个年仅一岁、趴在被鬼子兵残杀致死的母亲身上哇哇哭叫要吃奶的小孩子。 1942年7月，盘踞灵邱县的鬼子为了“庆祝”该县狐狸桥工程竣工，在桥墩左右两端分别杀死男婴和女婴各一名，作为“祭桥礼”。 在1938年3月18日潞城神头惨案中，鬼子兵闯进一农家后，将该户一个躺在床上呼呼入睡的吃奶的孩子，压在几条厚棉被之下，使之被活活闷死。 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侵占大同的鬼子为了用中国的胎儿作所谓的试验，曾先后秘密地杀死了在山西各地抓来的孕妇700多名，取出胎儿700多个。这些胎儿被取出后，鬼子先用福儿马林溶液浸泡，然后再分别装入玻璃缸或陶瓷缸中，作为标本。而装在缸内的胎儿，个个是僵硬如棒，奇形怪状，其惨象不堪入目。 第三，以摧残儿童取乐。鬼子兵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还常常以摧残儿童为乐事。其残酷手段也是无奇不有。例如，有的是把四五岁的孩子放在马背上，然后策马扬鞭，以恫吓，而当放在马背上的孩子滚跌下来时，站在一旁的鬼子则捧腹大笑。 有的是迫使十二三岁的儿童身背100余斤重的石头在下坡路上行走，而当这些儿童因背不动而倒栽下去时，围观的鬼子则幸灾乐祸，狂笑不已。有的是把一群儿童集中在一起，令其互相斗殴，如果双方不尽力扭打，鬼子则抓住双方的头发并用脑贷互相撞击，等等。 正文 第四章 活埋 日本鬼子在攻占河南信阳进入吴庄后，也进行残无人道的活埋，先叫被埋的人把坑挖三至四尺深，然后叫他站在坑里，填土过胸，使下肢血液挤压到头部，然后用刺刀照头劈下，血上冲四溅。围观的鬼子，拍手狂笑。之后又强令该村9名青壮年村民，头朝下，脚朝上，进行填土，腿脚只露出土面半尺多高。 日本鬼子兵侵占中国时炸我城市工厂、杀我军民、奸我妇女……丧尽天良，无恶不作，其最残忍的手段莫过于活埋了。日寇抓住了俘虏，就命令他们自己挖坑，强迫第二批人去埋第一批人，又迫使第三批人去埋第二批人……这种残酷的杀害，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界所未有的纪录。 1937年11月，日本鬼子兵在山东济阳马家湾南活埋群众30多人。 1937年12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鬼子抓到军民约有20多人，鬼子把他们抓到南京中华门外，强迫他们抬死尸，抬了几十个死人之后，把这些尸体一起埋在山脚下。之后，又强迫他们在雨花石路边上挖了一个坑，约1米多深，坑挖好之后，鬼子兵将这20多人一起推到坑内，集体活埋了。 安徽繁昌旧县镇磕山村李某和浮山乡农庄村俞某等人，被鬼子抓去后，强令其自己挖坑，坑挖好后，鬼子随即用刺刀把他们推到坑内活埋。三山镇姚某、杨某被鬼子抓到矶山，同样要他俩自己挖坑活埋自己，他俩乘鬼子不备，猛用大锹砍死一个鬼子，随即日本鬼兵子开枪把他俩打死。 1942年，某地煤矿训练班几个工人用木板搭在电网上逃跑，其中有个姓黄的是近视眼，偷越电网时碰在电网上，被鬼子兵抓住。鬼子把电网工人都赶到一个土坑跟前，然后让警备把姓黄的推到坑里，再往里填土。当土填到他的胸部时，只见他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淌，脸和眼睛都憋得紫红……这个姓黄的工人就这样被活埋了。 1943年11月28日在河北高阳县，鬼子兵分别到庞口、南坎苇、杨庄三个村召开“反共誓约会”。日寇横尾在庞口先埋了抗敌干部程九，接着让人说谁是干部，谁是党员，他一连指了七个人，都说不知道，结果这七个人都被活埋了。埋李文成时，横尾逼着他爹李湘江亲自埋。李湘江难以下手。横尾见他不埋，吼叫着说：“你不埋连你一块埋！”真是残忍至极！ 日本鬼子在攻占河南信阳进入吴庄后，也进行残无人道的活埋，先叫被埋的人把坑挖三至四尺深，然后叫他站在坑里，填土过胸，使下肢血液挤压到头部，然后用刺刀照头劈下，血上冲四溅。围观的鬼子，拍手狂笑。之后又强令该村9名青壮年村民，头朝下，脚朝上，进行填土，腿脚只露出土面半尺多高。其想法之荒唐，做法之残忍真是举世无双。 在河北省滦南县潘家戴庄惨案中，日军从村民挑选出2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紧靠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长10丈、宽7尺、深6尺的大坑。 大坑挖好后，日军、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夺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锹镐，在人群中狂刺乱打。棒起刀落、锹劈镐砸，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 日本强盗，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周树昌誓死不进杀人坑，被鬼子一镐刨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鬼子推进坑里后，他奋力挣扎着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镐砸碎了脑袋。 鬼子用过午饭，又把杀人魔爪伸向妇女。开始敌人用刺刀、棍棒、锹镐驱赶妇女进坑。女同胞们停步不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就用绳子拉、扁担赶将她们推进了坑。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拥挤不下了，鬼子、特务逼着人们又挖了一个长两丈、宽一丈五、深五尺的大方坑，将妇女们继续往下赶。齐安居的妻子，从坑里往外爬，一个日本鬼子朝她前胸狠狠刺了一刀，齐妻躺在了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叫菊勾，一个叫白勾，见到妈妈被敌人扎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万恶的日本鬼子又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进坑中。周树昌的妻子正顺着坑沿往上爬，被日本鬼子一刺刀挑开肚子，立刻肠胃落地，胎儿流出。 在妇女们惨遭毒手之前，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斜挎腰刀的日军军官，在坑边上大喊一声：“花姑娘的，这边来！”张占鳌等一伙特务，立刻心领神会，窜人人群，拽出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拖进地主潘俊章家的大院，随后日军、特务跟进一大帮。这群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们轮番奸污之后，又把她们拖回杀人场，一起活埋了。 在这次大惨案中，有一个叫潘恩田的，因躲避鬼子而藏在自家的幔子上，被日军发觉后，赶进杀人场。他刚走进人群，就被日本鬼子抓了出来毒打。潘恩田的母亲见到日本鬼子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一面双手搂住儿子，一面对日军说：“他，他是我儿子……。”“死了死了的！统统的八路！”日本鬼子哇啦哇啦地叫着，将潘恩田的母亲抓起来，推入人群。随后在潘恩田的身上又是一阵乱棒。潘恩田的肩胛骨被打碎了，耳朵被打烂了，他昏死过去了。鬼子唯恐其不死，又从左腿上扎了一刺刀。 随后日本鬼子又杀了其母，摔死了他刚满四岁的儿子，接着又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 日本鬼子对中国百姓如此残忍屠杀的同时，对各界知识分子也未放过。 1943年春节时，大同鬼子宪兵司令以请客的名义找来了当地399名知识分子，在审讯厅的办公桌上，放了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他们每人念一遍，凡会念的站一边，等到所有的人都念过后，大同鬼子特务机关长田中一则宣布：凡懂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分子，应杀掉。说完，便将这399名知识分子带到郊外，一个不漏地活活的埋在5条深沟里。 1945年8月8日深夜，苏联境内的探照灯突然射向鬼子占领的黑龙江东宁县城，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苏军向日本关东军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日本鬼子也开始了对中国劳工的大屠杀。 染指东宁，已有10多年。1933年1月，日军占领东宁县，仅在三岔口镇，一次就屠杀民众200余人。为了把毗邻海参崴的东宁，建成对抗苏联的重要基地，日本鬼子兵驱使大批劳工大修公路、机场、碉堡和工事。 1937年后，又开始修筑地下工程。鬼子把东宁划为关东军前线防卫司令官本部，派驻一名中将和三名少将，配备重兵把守。在东宁一线的地下工程中，位于绥芬河西岸庙沟岭的地下工程规模最大，它分上、中、下三层，长达10公里，常年都有1000多名劳工在这里施工。 劳工和抗日军俘虏不断地被摧残致死，从各地抓来的人又不断地补充进来。到鬼子投降前夕，在庙沟地下工程施工的劳工约有3000人。 8月9日，日寇灭亡在即。为了消灭人证，鬼子欺骗人们，为保证劳工的安全，防止被炮火杀伤，所有劳工都要按工区迅速进入地下工程，并在入口处堆起3至5米厚的砂石泥土，以防毒气进入。在鬼子的武装看押下，1000余名劳工被赶进了地下工程，然后又一段一段地用砂石泥土堵死。3000余名劳工就被活活的永远地埋葬在里边了。 正文 第五章 集体屠杀 日本鬼子把几十人一拨拉到护城壕边上一字排开，每个中国人背后都站一个日本鬼子，日本指挥官命令一下，日本鬼子便同时把刺刀从中国人的后背刺穿至前胸，再使劲一搅，然后用力将死尸挑下城壕。如此几批之后，日本鬼子又换成第二种杀法。先开膛破肚，再用刺刀挑杀。只见一排中国人一齐被鬼子开了膛，肠肚外流，在地上打滚喊叫，日本鬼子却是乐不可支。再一种杀法是砍头，几十个中国人在护城壕边上跪成——徘，几十把日本刀同时起落，几十颗人头滚下壕中，几十支血柱从那些无头的脖颈中朝天喷射。 屠杀，并且是集体屠杀，是本世纪人类罪恶的一大特色。作为这种屠杀的代表之一——日本鬼子兵，自从“九·一八”事变踏上中国的国土起，就开始了疯狂的血腥屠杀，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惨案。被杀的中国百姓不计其数。 在历史名城南京，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血洗南京大屠杀的惨案，据目击者说：“日本鬼子兵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兽似地污辱、蹂躏这座城市。”日本兽军以烧杀为荣。以奸抢为乐，几万丧失理性的野兽，两人一伙，三人一群，到处乱窜，逢人便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捉住女人，先奸后杀，南京顿时成为血腥的人间地狱。据曾经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名叫宫本淳的日本鬼子兵供认：他在中华门外用刺刀杀了不少奔跑的人，杀到后来，执刀的手都颤抖起来，而长官的命令是不许停刀，但他也只能违命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疯狂大屠杀历时六个星期之久。 南京《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了曾经目睹日寇在江东门大屠杀的老人朱友才后，写了一篇《在尸骸上建立的“中岛桥”》的报道，原文如下： 1937年12月16日下午，日军中岛部队把关在原国民党陆军监狱里的上万名“俘虏”其中半数左右是平民百姓)，驱赶到江东门集中，人群塞满了道路，一直延伸到江东河边。足有三四百米长。傍晚，日首一声令下，道路两旁的草房全被浇上汽油点燃起来，在火光照明下，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交叉扫射，顿时一片哀号，连躲在几里外的朱友才也听到了。屠杀之后，江东门尸堆如山，血流成河。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为了让辅重车过河，竟拿中国人来填河截流，无论死人活人，见到了就扔下河去。在固定桥板打桩时，还能听见未断气人的呻吟，日本侵略军把这座桥命名为“中岛桥”，大批坦克、军车、马车就是从这座“人桥”上开过江东河的。天暖解冻后，尸体腐烂发臭，红十字会派人前来收尸，把尸体拖到两个大坑里掩埋。据红十字会粗略估计，约有15000多具尸骸。 再来看看日本兽兵屠杀中国人民的例证： 中岛部队中有两名少尉，一名叫向井，一名叫野田。他们在日军侵占江苏句容时，就开始作“杀人比赛”，约定谁先杀满100人，谁就夺取锦标。一路杀来，杀到汤山，向井杀死89人，野田杀死78人，二人都未杀满100人，故“杀人比赛”继续进行。当日军围攻南京时，二人又作第二次“杀人比赛”，争夺锦标。这两个杀人魔王，不分男女老幼，见人便杀，结果向井杀死106人，野田杀死105人，但究竟谁先杀死100人，又难以判明。因此，两个恶魔准备再以杀150人为标准，继续进行“杀人比赛”。 这种残无人道沦丧人性的屠杀罪行，竟然受到日本新闻界的赞赏和宣扬。大阪《每日新闻》、《日日新闻》都作为重要新闻进行宣传。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以《紫金山下》为题竟作了这样的报道： 准尉向井和野田曾约定作一个砍杀100人的比赛，12月10日，二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 野田道：“我杀了105名，你的成绩呢？” 向井答：“我杀了106名。” 于是两个同作狂笑：“哈哈，向井先生多杀了一个！” 可是很不幸，确定不了谁先达到100之数。因此，他俩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的，重新再赌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 12月11日起，比赛又开始进行。 日本鬼子的暴行不仅仅是在南京，而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就已经将兽蹄遍踏中华大地了。 朔县位于山西北部的内长城外，是雁门关外的一座历史名城。 1937年9月27日，两路日军会师朔县城北，开始攻城。28日上午，鬼子兵的坦克撞开北门，随后又封锁了东门和西门，中国守军、县机关人员和居民涌向南门退逃，大部分被日军截获押回城内。朔县县长被日军抓住后当即枪杀。 日本鬼子破城后就在全城进行大搜捕，稍有反抗或不顺眼的即当场杀死。他们把中国人或是用麻绳十个八个捆成一串，或是用铁丝在每个人的脖子上绕了几圈勒上排，或者干脆拿铁丝挨个穿鼻子、穿锁骨连成长长的一队，全部押往南门外，在那里跪着等候屠杀。 到下午四五点钟，南门外2000多人黑压压地跪成一片，鬼子兵在统一指挥下，开始以表演和竞赛的形式进行大屠杀。 最初，日本鬼子把几十人一拨拉到护城壕边上一字排开，每个中国人背后都站一个日本鬼子，日本指挥官命令一下，日本鬼子便同时把刺刀从中国人的后背刺穿至前胸，再使劲一搅，然后用力将死尸挑下城壕。如此几批之后，鬼子又换成第二种杀法。先开膛破肚，再用刺刀挑杀。只见一排中国人一齐被鬼子开了膛，肠肚外流，在地上打滚喊叫，日本鬼子却是乐不可支。再一种杀法是砍头。几十个中国人在护城壕边上跪成一排，几十把日本刀同时起落，几十颗人头滚下壕中，几十支血柱从那些无头的脖颈中朝天喷射。 后来，看看天色将晚，日本鬼子就用机枪突扫。上万立方米的护城壕，几乎被中国人的尸体填满了。鬼子又开来坦克在死尸上反复滚压，以彻底碾碎逃生者的最后一丝希望。这之后，是拉来稻草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一些陆续抓来的居民，被鬼子顺便全部投进火海。 河北省固安县位于京、津、保三角地带的中心，紧靠永定河南岸，北邻北京大兴、西连河北霸县。1937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上午10时，日军集中2000余兵力，出动35架飞机、45辆坦克，从东杨村、西玉村、辛务村三个渡口渡过永定河。突破中央军53军防线后，饿狼般地向我固安沿河一带十几个村庄扑来，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 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一窝蜂地拥下永定河大堤，从东杨村北闯入该村，同时进行野兽般地大屠杀、大摧残。情况令人不忍目睹。只见刘妻两腿分开，坐于后房山根，肠胃和鲜血滩在地上。73岁的王老太太，身患半身不遂，整天瘫在床上。日本鬼子闯进屋里，对老人连扎数刀。可怜八旬老人没有被病魔夺去生命，却被日本鬼子残杀在屋中。 豺狼成性的日本鬼子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肆屠杀，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把一个好端端的村庄践踏得尸横遍地，一片凄凉。天近黄昏，日军奔北解家村，经知子营、东红寺、柳泉，侵入牛驼一带。 与此同时，扑向西玉村的1000多名日本鬼子，像一群野兽，首先闯进了村公所。村长张朋举上前答话，一个日本鬼子没等张的话说出口，就对准他的肚子挑了一刺刀。张朋举血涌肠流，含恨死去。其他日本鬼子一阵哈哈大笑。这时满街的日本鬼子哇哇乱叫着挨门挨户地砸门撬锁。正在自家屋里做活的邓兰和侄子邓西顺听到动乱声，起身往外跑，邓兰没出家门，就被日本鬼子打死在门洞里。日本鬼子又闯入堂屋，堵住邓西顺，用刺刀挑死。邓的尸体趴倒在水缸沿上，头和双臂悬垂缸里，肠胃流在缸外，鲜血流了一地。王连山、张万芝、张士阴从家院里出来，被日本鬼子一直追到村西，三人钻进苇坑里，鬼子一阵扫射，几人同时中弹身亡。青年张二恒、赵庭福躲避在村南砖窑里，几个日本鬼子闯进，举枪把他俩打死。尔后，用刺刀挑破肚皮，把挖出来的肠子扔了一地。 天黑后，日本鬼子提着掠夺的鸡，赶着猪和羊，牵着大牲口，撤回永定河滩上，策划着再次血洗西玉村的罪恶方案。 第二天，数不清的日本鬼子端着刺刀，一个挨着一个，凶神恶煞似地从河滩返回西玉村。沿途经过梨树行子，见到看梨老人曹宝三，竟用机枪对老人扫射。曹身上连中数弹，被打成筛子眼死在梨铺上。日本鬼子在东大堤抓到青年张万青，把他推倒在地，几把刺刀朝身上乱扎乱挑，张多处受伤，鲜血直流，痛得在地上左右翻滚，日本鬼子仍不罢休，又砍下一根一尺多长的枣木橛子，将一头削尖，从张的肛门狠狠地钉进去，血浆顺着木橛子往外喷，张大声惨叫身亡。 不多时，日本鬼子闯进村里，端着刺刀，挨门挨户搜人。九个日军窜进张万忠家院子，进牛棚牵牛，并开枪把张打死；贫苦农民张振明被日军打得满身伤痕，鲜血湿衣。张宁死不屈，挣扎着，咬紧牙，抬起头，两眼怒视着日本鬼子愤恨地说：“我誓死不当亡国奴！”然后爬入水井自尽。 日本鬼子把搜捕的46人用刺刀逼着由村里往村北走去。村民们被赶到一个大炮弹坑前，周围早已站满了日本鬼子，一个个端着刺刀，杀气腾腾。对这些无辜的群众，分别枪杀、刀挑、砍头。死难者肠流血涌，肢体残缺，脑浆涂地。人死无人埋，暴尸30天，尸体腐臭，村内外弥漫着死尸气味。 日本鬼子的血腥屠杀，毁灭了东杨、西玉、辛务村庄的一切。东杨村六人被惨杀后，其他村民有家不敢回，有地不能种，村庄破碎，田地荒芜。西玉村当时50户，48人被杀害，有三户家破人亡，闭门绝户；五户只剩下老小，失去依靠；四户只剩孤儿寡母，奔走异乡。村里房子38间被破坏，300余只(头)禽畜被掠走，各家财物被抢一空。被日军屠杀在河岸、堤坡、道边、野地的各村民尸体遍野，无法计数。辛务村78户人家，44间房屋被炸毁。当时有270人，115名死于日本鬼子韵屠刀之下。整个村庄人人都戴孝，处处有哭声。 1937年10月24日，日本鬼子攻破了河北省东南端的成安县城。城陷之时，城内居民一片混乱，纷纷弃家外逃。日本鬼子在西城墙上架起机枪，顺着东西大街直到东门向人群扫射，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 驻邯郸的日军指挥官土肥原贤二在向成安派援兵时就下令，攻进成安，放假7天，自由行动。从25日一早，日军便开始“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处搜捕杀人，有的砍头，有的开膛，有的用刺刀从两个肩窝里插下去，人死而不见血迹，有的婴儿被抓着两腿撕成两半。 在东大街路南，日本鬼子把100多名妇女儿童锁进三大间屋子，在外面架起木柴，浇上汽油放火，这些妇幼全部被活活烧死。有20多对老年夫妇，拉着孙子孙女，进了天爷庙，日军把老头们都捆起来，当着老妇和儿童的面全部枪杀了。 在国际慈善组织的“万字会”，躲着六七百名避难的居民。日本鬼子杀到这里时，会长张石先手持万字旗出面交涉，日本鬼子一把夺过旗子扔到地上说：什么国际慈善，统统死啦死啦地！从避难的人群中拉出150多个男人，捆绑起来，押到魁星楼下的长坑边全部枪杀了。 日本鬼子在成安城内屠杀居民最多的地方是魁星楼、文庙、后仓大坑、西北苇坑、西南街、东西大街、东路嘴和天爷庙等处，在每一处都屠杀了一二百人。 在“自由行动”的7天中，日本鬼子还把中国人的死尸集中了一大批，将男的上身脱净，女的下身扒光，分别摆成跪、仰、立等各种姿势，靠在日军司令部的墙上，当靶子练习射击。 11月6日拂晓，中国军队三个连挖通地道，攻进城内，与日本鬼子展开肉搏战。部分日本鬼子逃到肥乡，土肥原贤二急调大批日车再犯成安。 到下午5时，中国军队寡不敌众，100余人突围出城，被围困的42名官兵全部战死。日军第二次占领成安后，再次进行大屠杀。凡是城内的男人，抓住后一律杀死。在西北大苇坑，150多个男子被集体屠杀。全城10眼水井里都填满了死人。 文庙前大坑、魁星楼下长方坑、天爷庙前大坑和后仓北水坑等处，都被漂浮的尸体盖满了水面。时值阴雨连绵，街道积水，日军就把中国人的尸体垫于水中，上撒黄土行走。西南街的一个十字路口，就垫死尸240余立方米。 12月初，日军弃城撤走时，又把城内仅存的37名替他们喂马担水的男性苦力，带到广平尹庄砖窑边，用刺刀挑死，只有两个人未被刺中要害得以逃生。 南京大屠杀之后，凶残的日军并没有放松对中国百姓的蹂躏和屠杀。 1938年3月29日拂晓，一群日军将100余名无辜居民逼进河南省浚县东门里一座房子内，人摞人垛成山，然后烧上汽油，纵火焚烧。除一人侥幸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残杀。40余名群众避入南关后城沟街王保善家后院，日军发现后破门而人。除5人逃脱外，其余悉遭枪杀。躲避在南山街附近土洞里的近200名群众也被敌人发现，日军灭绝人性地用机枪向洞内猛扫，顷刻问，洞内群众几乎全部倒在血泊之中。在菜园街、鸡胡同两地，日军集体屠杀居民达500余人，尤令人发指的是，在北门里，日军搜出数十名居民，五花大绑，拉至西门城墙上，强迫其跪在城垛边沿，然后枪杀。随着一阵枪声，遇害者纷纷栽下城去。目睹此惨景，日军竞发出开心的狂笑。 座落于县城东南侧的奔山、浮丘山是豫北佛教、道教胜地，古迹荟萃，远近驰名，此时也遭到一场浩劫。一股日军闯入大奔山寺院，强迫禹王庙僧人慈海给其烧水。喝过水，日军竟将慈海和尚五花大绑，捆在八丈大佛前的杨树上，用刺刀刺死。在刻有“有僧东渡留禅杖”字样，表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石崖下，日军却将天齐庙的本东和尚用刺刀活活刺死，将海登售法师刺穿胸膛，挖去双眼，并让猎犬咬掉鼻子和耳朵。日本鬼子还射击八丈大佛，炮击大舞山顶峰建筑八卦楼，毁坏文昌帝君圣像、魁星像。一伙鬼子兵闻人浮丘山庙院，不问青红皂白即将庙院道人张殿、孙样怀、李宗杰、王太仲、宋太贵、何玉秀等杀害。年逾古稀的王老太太避祸于庙院内，日本鬼子发现后，强令老人喝冷水，老人不从，日本鬼子竟用刺刀撬开老人嘴巴，将老人活活灌死，日本鬼子以此为乐事。日本鬼子对庙院内所有文物滥施毁坏之能事，并以炸药轰塌三仙殿。日军在文治阁周围放起大火，将数百间整齐房舍化为灰烬。居民多数惨遭杀害，幸未丧命者，也被日军投入熊熊大火之中。景象之惨，虽木石亦感愤怒。座落在大缔山上的阳明书院，是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先生讲学处，是中原著名古书院之一。日本鬼子一把大火，使书院只剩下断垣残壁。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匪徒，不但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是一群肆意践踏人类文明的千古罪人。 在日本鬼子进城后，城内有8名妇女为免遭污辱，避入南关小庙内。日本鬼子发现后，先行轮奸，之后又推人大火之中。一群日本鬼子闯入李金录老汉家，先将大人枪杀，又将其两个小姑娘(一个16岁，一个13岁)轮奸，奸后以刺刀捅入阴部杀死。日本鬼子将孕妇轮奸后，又将孕妇肚子剖开，用刺刀扎穿胎儿举着儿戏。更有甚者，一群日本鬼子将几十名青年妇女驱进一座院子里，剥光衣服，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奸污，奸后全部刺杀。即便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日本鬼子也不肯放过。菜园街李老香的老伴，已50多岁了，几名鬼子兵将其轮奸后，又用刺刀捅入阴部毙命。如此等等，令人发指。 日本鬼子十恶不赦的残暴的行径，激起了浚县人民的无比愤怒。南街有一年逾花甲的老汉，以卖茶为生，目睹日军的兽行，决心以死来为死难的乡亲复仇。他自幼习武，臂力过人。日本鬼子挨户搜查时，老人持一木棍避立门后，两名日本鬼子破门而入，老汉趁其不备，举棍猛击，两名日本鬼子当即毙命。一群鬼子兵闻声赶来，老汉毫不畏惧，奋力迎战，最后壮烈牺牲。 29日薄暮，血洗浚县的日本鬼子撤离。临行，又强迫几十名青壮年为其运送辎重。行至中途，日本鬼子竟将他们全部枪杀。 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侵华日军却把这一当作“乐子”频繁地在中华大地上“演习”。 1938年4月26日黄昏时，日本鬼子侵入江苏省盐城城区。在东、西大街肆意纵火，投放燃烧弹，劫夺财物。一时，城区火光冲天，远看数十里。从城东至城西，从城南到城北，连成一片火海。无数古迹名胜、楼房屋宇毁于一炬。著名南宋末年民族英雄陆秀夫公祠，规模宏大，文物众多，被劫被烧后，仅剩下孤零零的一座门楼。称著盐城的西门登瀛大桥，横跨串场河，气势雄伟，也烧得仅剩下几根枯黑的桥桩兀立水面。后据统计，全城被日军烧去房屋5.8万余间，店铺1000余家。省立盐城中学、旧商会楼、县政府机关几乎荡然无存。商业最繁盛的西大街，有商店400余家，仅剩徐同茂号大楼幸免烧毁。 日本鬼子还灭绝人性地摧残屠杀城区居民，其所到之处，逢人便杀，手段极其残忍。被抓获之居民，或被汽油浇身烧死，或被截肢、挖心、切腹，或被剜去双眼或是被当作夜晚射击演习的活靶子。一日军以枪刺穿一幼儿肚腹，挑扛在肩，幼儿仍垂死挣扎，众鬼子则大笑不止。日军肆意侮辱妇女，下至七八岁的幼女，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妇都不放过。略有姿色的年轻妇女被抓后，先被凌辱，后则关入城区迎宾旅馆，特设一“慰安所”，以供兽淫泄欲……数日间。盐城由一座有人口13万之众的城市变得人烟绝迹，满眼残壁断垣。大街小巷白天无行人走，夜晚也只有寻人尸充腹的野犬游弋。日军屠杀盐城城区多少居民，无法得出精确数字。仅慈善机关、红十字会在城西的一条大街，就收埋了480多具尸体。 29日，日本鬼子又向盐城北部门户上冈镇进犯。当地军民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溃散。躲避不及的老弱妇孺均陷敌手。遭到血腥的屠杀。盲人高鹤三等被日本鬼子用铁丝穿透掌心，敲牙割舌，刺刀开膛，最后被抛至龙王塘。居民许大保被押至日军驻地，双手被日本鬼子用铁丝穿透，拴于木桩上，许被日晒夜露、饥饿数日，哀嚎声凄惨之极，而日本鬼子则以此为乐。在许奄奄一息之际，日军以刀将其戳死，尸体推进了梅花沟。 潘家峪惨案，是日本鬼子大屠杀中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也是令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血腥场面……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前，河北省丰润、遵化、玉田、迁安、滦县、唐山等地的日伪军，分别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面八方包围了潘家峪。 大约早晨七八点钟，日本鬼子进庄挨门挨户地搜查，不论男女老幼、残疾病人，都强逼到村头集合，有不去的，当即就被杀害。潘风柱78岁的老母亲走不动，被一棒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专搜出，一战刀把她砍成两截，肠子、血流了一地。村里人被驱赶到村西一个长约十丈、宽约三丈，不足一人深的坑里集中，坑边架设着机枪，四周围站满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官开始训话，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进而逼问群众，村子里谁是八路军？粮食藏在哪里？人们都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言声。 之后，日本鬼子从人群中拽出30多个年轻姑娘和媳妇；同时还挑选一些男人和妇女，说是让他(她)们去做饭。有不愿去的，即用刺刀威逼。 与此同时，日本鬼子还在布置杀人场。 合作社翻译董蓬林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注：指他随顾问佐佐木二郎等人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注：即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聚集，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杯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本鬼子兵和特务们把村里的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里铺垫了很厚的一层。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排列在西大坑到潘家大院的通道两旁，然后强逼人们由西大坑走向潘家大院。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本鬼子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在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说：“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 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了。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愤怒，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本鬼子一窝蜂似地冲进来，在人群中照准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冀里，想唤回日本鬼子泯灭了的人性，要日本鬼子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鬼子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裹进了浓烟烈火和枪弹包围之中。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冀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本鬼子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2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本鬼子，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本鬼子，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本鬼子砸去：一群日本鬼子围了上来，在刺刀下藩国生壮烈牺牲。 日本鬼子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要想活命，只有拼！ 潘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下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本鬼子。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本鬼子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上窗台，就被日本鬼子刺杀死了。其他人没被吓退，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本鬼子急忙躲闪。她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在东冲西跑，寻找生路。 潘国林、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弹雨，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本鬼子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本鬼子的刺刀扎进铁皮门，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本鬼子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善裕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本鬼子。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潘铺庭、潘老太太等30多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本鬼子拚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本鬼子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本鬼子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才被邻村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了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拉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上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本鬼子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被烧成半焦半黑，烨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盂嘉…… 潘成74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拉去给目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本鬼子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本鬼子又举起老人7岁的小孙女，扔人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压在底下。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倒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本鬼子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者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日军为了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警，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4岁的潘吾长芪等8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杀害。日本鬼子发现东墙根人尸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本鬼子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尸堆底下压着，日本鬼子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烧，忙从压在身上的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本鬼子离开宅院，又在院子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本鬼子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本鬼子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 1942年潘家戴庄惨案幸存者——长宁乡前苏各庄姚福妻述说了下面的情况： 那年惨案不知道是几几年(1942年)，只记得是农历十月廿八，这天正是侨城集。我爸爸早四点钟就起来了，他准备去侨城赶集。招呼我们快起来，并一并屋子。他说“祖国人来了”。我爸没说八路军，当时说祖国人。我们都起来了，几个祖国人(八路军)就进了我妈的屋里，还把几个从张各庄方向来的赶驴卖粮的人也带到屋里，盘问他们从哪来，干什么去？这时外面响了几枪，八路军就让卖粮的走了，接着对我们说：“我们从房上走，你们把门关上，别开。”说完就很快从房上走了。不一会就响起了枪，我们全家人吓得往炕沿根下，墙角下直藏。几分钟后，枪不响了，天也亮了，我爸爸去赶集，我二弟潘恩清说去于家泡他丈人家，他们走后，我大弟恩田说到村西看看，如果没事就点火打点心。恩田还没回来，我妈刚要生火做早饭，几个穿黑大袄的人就进了我家院。让我们到村东南场上去开会。我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和我妈一块去了。我们走到村东南十字路口(村子东道和张路交叉处)，看到几个村上的人被打倒在地，有的死了，有的被打伤。几个特务正在打我大弟恩田。我妈扑过去抱住我大弟向特务恳求，被一把拉开。我弟恩田胛骨被打掉，脑袋上流着血。我和妈带着孩子被驱赶到场里去，村里的人被赶来，男的在西面墙根下(地主潘俊章的墙东)，女的在北面寨子根下。在场南面半人多高的墙上架着几挺机枪，场上隔不多远就站一个持枪的鬼子，枪上着刺刀。特务们在场上走来走去，警备队在外围和房上站岗，让人害怕的很。我到时，已经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后来。特务在人群中挑出五六十个学生，让他们到各户找锹、镐。抱柴禾。学生们把锹镐找来交给了特务，把柴禾(玉米秸、稗子秸)放在一边，特务们拿起锹镐棍棒朝男的劈头盖脸打去，那些男的被打得惨叫，当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特务和鬼子又从没被打伤的人中找了二三十人去挖坑。中午时，特务、鬼子驱赶男的进坑，把死的伤的都拉到坑里，特务鬼子逼着挖坑的人填土埋，特务又抱柴点火烧，场上坑里的男人，坑外的女人，老老少少哭天喊地叫爷唤娘，惨得很！周树恩满身着火趁敌人不备爬出来，躲在场上一丛榆树下，一把一扣的往下捋带火的衣服，光着身子从妇女人群边爬出现场跑了。 过午后，埋女的，在大长坑东边又挖了一个坑。妇女们不进坑，日本鬼子就打。人们被推打进坑，我也被打进坑。特务说把孩子放出去，抱着没好处。我让两个孩子去姥姥家。坑里人很多，在底下挨压，在上边挨打、挨烧，我是在中间，可后来不知怎么把我挤到上边了。这时特务们让上边的人上来，坐到场东南角去，我没坐下，蹲在一边。一个警备队员走来，有一个妇女认得他，叫他哥哥，那人把她叫起来带走，又有一妇女上前要求把她也救出去，那人说没法办，说完就带她妹妹走了。我趁附近鬼子一扭身的工夫往东跑，被一警备队员赶了回来。那时东边不远处的道上停着几辆大车，是敌人从张各庄带来的。赶车的人和这个警备队说别看得太紧了，人死得太多了，能走就让她们走吧。他们正说着，我就猫着腰绕过大车一直跑到戴廷宪家，我看到房上有警备队没往里跑，进了戴廷宪家的东厢房。这时听到院里一个人说，你们先进屋去。七八个妇女就进到我在的屋里，后来这个人又和我们说日本人来了，我不能送你们了，日本人走过去以后，你们自己跑吧，一会该放火了。我们问他叫啥名字，他说是马城大李庄人氏，叫李成和。后来我跑到程庄，住在我大妈家。第二天回戴庄从埋人坑边路过，有好些人在那里哭，我也没停步。到家时我妹夫见到我，他对我爸爸说：“我二姐回来了。”不知怎的，当时我爸爸不看我，我爸问我：“你回来了，你妈呢？”我说：“我妈她们都死了。”我后来就到大顾庄我妹子家去住。 后来听我弟恩田说，那天早晨他去村外，还没出村，敌人从北面、南面就进来了。在十字路口被打昏过去，胛骨打掉了，脑袋被打得出血，醒来后爬到戴廷宪家，遇到三个警备队员。他花了30元钱才被放走。 这次惨案，我们村死了1000多人，还有外庄来探亲的不少人也死在这里。我们一家就死了15口人：有我妈，我的两个孩子，我婶，两妹子，两兄弟媳妇，我大妈，哥哥嫂子，两侄女，还有外甥。 这里，死里逃生的潘恩田还谈了全家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1942年10月？8日(农历)，约早晨7点左右，日军把潘家戴庄包围了。我妻子、妹子、我母亲抱着四岁的小孩子到东场里听鬼子讲话，我没去，猫在厢房幔子上了。约11点钟，敌人进院搜人。翻东西，朝幔子上扎了两刺刀，我一看猫不住了，也到东场里去听讲话，我刚到场边，特务们就用桑木棍子打我，我母亲一看敌人打我，忙从人群里挤出来向特务说：“他是我儿子，是好人，不要打了。”在旁边站的鬼子说：“什么好人，统统八路，打！”说着把我母亲拽回人群、接着在我身上连打数棒，胛子被打掉了，脑袋打破了，耳朵打成两半了，我立刻昏倒在地。敌人又在我的左腿上扎了刺刀，敌人见我不动弹，以为把我打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才苏醒过来，当时我亲眼见到敌人正埋妇女，乘敌人不备，我忍痛爬出了杀人现场，从马文会家院，逃到霍各庄我太姥家。这就是我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母亲、妹妹、妻子都被敌人活埋了，我那四岁的儿子被敌人从我母亲怀里抢去摔死了…… 数不胜数的屠杀事件，一件比一件令中国人气愤，而一件比一件又使鬼子兵更能发泄其兽行、兽欲…… 1943年10月7日，日本鬼子把兽蹄踏向河北省东部迁西县的长河川。日军进村后，先逐家逐户地进行搜索，继而搜山。他们像篦头发一样，一沟一岔、一坡一梁都不放过。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其景象惨不忍睹。 在东水峪村，特委领导的保垒户刘高氏因有病在身，落到日本鬼子手里。日本鬼子逼问我党干部的去处和密室地点，刘高氏一口咬定“不知道”。日本鬼子大怒，抄起院中木耙，劈头盖脑地打来。34岁的刘高氏一声惨叫，脑浆进裂，含恨身亡。刘福满被抓住后，宁死不招八路军密洞地点，竟被日本鬼子仰面捆在板凳上，用煤油掺辣椒水活活地灌死。共产党员韩生、韩富等6人，在山林被日军搜出后，怒目对敌，严守机密。日本鬼子气得呀呀乱叫，当场把6人挑死。韩顺合的妻子重孕在身，行路艰难，在手拉四岁男孩逃难时，与刘俊奎一起被抓住。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到二架(自然村)坡顶两棵古松树下，推进烈火堆焚烧。刘俊奎奋力逃命，韩顺合妻儿却被烧成焦团。 西水峪村的李香元，一家3口，藏在苇塘中被服厂存放的布疋附近。被日军搜出后，夫妇守口如瓶。日本鬼子发现布疋，遂将李香元推上高坎，以白布缠身，汽油浇头，点火烧死，妻子见状，扔下孩子，嘶叫着、咒骂着向日本鬼子撞去，被日本鬼子踢倒在地。日本鬼子见她身怀有孕，顿起杀机，以刺刀剖腹，将胎儿挑出刺杀。又往李妻身上倒上汽油，点火烧，坎上坎下，烈焰腾腾，浓烟弥漫，孩儿哭爹喊娘，凄厉之声催人泪下，撕裂人心。山上的乡亲们望着这般惨景，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在场的一名伪军动了恻隐之心。铤而走险，将李香元仅存的四岁的孩子，抱上马驮走了(那孩子后来落户到喜峰口村，改姓栾，至今幸存)。 与此同时，闯进三家湾的日本鬼子也在如狼似虎地追杀群众。5岁的腊五，奔逃时被日本鬼子枪弹穿透腹腔，肠子流出肚外：顽强的腊五捧着肠子，挣扎着跑到南山，倒地身亡。8日晨，搜山的日本鬼子抓住刘德林老汉，拷问他八路军的下落。老汉佯装不知，日本鬼子抡起枪托猛打，刘老汉怒不可遏，破口大骂，与日本鬼子扭打在一起。一大群日本鬼子蜂拥而上，许多把刺刀同时扎进刘德林老汉的胸部。那老汉翻滚着，鲜血染红了大片柴草，死后还双拳紧握，瞪眼怒视。 混屯峪高希功叔嫂，两人被日本鬼子捆在松树上，任日本鬼子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双双被刺刀刺死。被服厂的老阎，见日本鬼子进庄，奔跑出院，中弹身亡，血溅石墙。 龙湾村办事员刘怡，在日本鬼子进村前组织群众，把30名八路军伤病员平安转移，又亲自护送一区干部脱险。归途中被日本鬼子枪杀。 日本鬼子“扫荡”期间，每天集合日伪军训话，然后分兵清剿。大屠杀步步升级，愈演愈烈。 黄槐峪村外西塔沟门一地，横尸26具，均系我同胞，被日本鬼子一日内枪杀。 吉里峪沟里一岔，我8名卫生员遇难，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 小牛峪是一个仅有11户、38口人的小自然村，7日，为掩护女伤员雷明，该村群众被圈到后沟审讯，无一吐露真情，日本鬼子当场杀死11人，打伤3人。 同日午前，日本鬼子将塔子山300余群众圈住，以杀死6人相威胁，仍未能得到任何秘密。傍晚，日本鬼子卷土重来，大肆烧杀。又将28人葬身火海(为了给死难的亲人报仇，次日，该村报国队员埋设地雷于道口，炸死日本鬼子12名)。 8日午前，湾子崖11名群众(多为妇女、儿童)被两股日本鬼子堵在吊车峪沟口，任凭威逼利诱，无一泄露抗日机密，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当即用机枪扫射，将11名无辜群众全部杀害。一天之内，这村就有30人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 混屯峪(自然村)的党员、群众、凭借茂密山林与日本鬼子盘旋多日。10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日本鬼子改变常规，下午出动，并声东击西，把部分群众骗回村里。下午四五点钟，日本鬼子饿虎扑食，从后山包抄，群众慌乱中蜂拥前山，突然，后山机枪吼叫，眨眼之间，前山上20多名群众从陡坡上滚了下来，被日军枪杀。 同日，在高印振家炕上，5个妇女正把回村养伤的高印怀围在炕里。不料，敌人从后窗口开枪射击，6个人顿时被打得血肉横飞，炕头成了一片血泊。混屯峪这个只有27户、120口人的村子，那天下午一个小时内就被日本鬼子屠杀29人。 “扫荡”期间，日本鬼子指挥部驻扎在龙湾。撤走时，日本鬼子将刘沛和其母亲等六位老弱妇女，赶到刘贺家后院。架好机枪，逼问村里谁是八路军，谁是党员，谁是干部，刘沛等人谁也不说，日本鬼子即用机枪扫射，刘沛等7人无一幸免。随后，日本鬼子又在院内布满干柴，倒上汽油，纵火焚尸。其中刘贺妻怀有身孕，腹腔爆裂，临产的胎儿崩离母体。 不可一世的日军鬼子兵是那样残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他们的大屠杀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同时，也为现代战争写下了最凶残、最肮脏的一页。 正文 第六章 火烧 鬼子抓着30多名妇女，关押在中德医院楼上，逼着她们脱得寸丝不挂，进大缸洗冷水澡，再逐次进行轮奸。稍有反抗者，小腹则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一妇女破腹后气未绝，仍挣扎翻滚，并不住声地斥骂兽兵。众鬼子则撑开其四肢，踩压于皮鞋下，并往其腹中灌汽油，点火活焚。日军无不抚掌大笑。 鬼子兵在对华战争中利用“火烧”杀害中国人民的行径是史无前例的。 在1934年：旧历腊月的一天，抗日军“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率部在树北省的大洼与日本开拓团吉田带领的守备队打了一仗。下午两点多钟，“明山队”退到老张乡屯(现在的购五道岗乡兴中村)，屯里早已关门闭户。其村一农户见是抗日队伍，忙将他们让进院里，还给他们准备了饭。 正在吃饭时，日军的6辆汽追上来了，“明山队”在队长指挥下，又与日军战斗到天黑，才砸开后墙撤走。鬼子兵们砸开院门—看，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于是将38间房全用火点着。躲在屋里的19岁的瞎姑嫂和两匹耕马被活活烧死，并烧毁粮食14万多斤。日军又到前屯把张万财的父亲、何老九和他的嫂子抓来都用刺刀捅死了。 三天后，这帮日本鬼子兵又来张乡屯，看见老张家还剩一间西厢房没被烧完，又用火点着，烧成一片废墟。 同年3月，日本鬼子兵点柴禾垛、烧房子，把五保地区的徐爽屯烧了个净光。 日本鬼子兵烧完徐爽屯后，汽车绕道来到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将该屯李义、鲁学贤、宣详、王子扬、孔宪礼、老钱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片火诲。全屯共烧掉70多问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日本鬼子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弃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子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个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鬼子兵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把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都烧光了。 193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统治，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在占领区实行了并屯政策。人们不愿意离开故土，他们就大肆烧房。 这一年的旧历腊月27日中午，在河北省黑嘴子山屯里，从湖南营来了四个穿便衣的日本特务，找到屯长说：“明天全屯人必须搬到湖南营去，如果不搬，皇军就把房子统统烧掉。”说完就返回去了。当时正是数九寒天，谁愿走呢，这时，全村人心惶惶，有的栓车备马准备逃跑，有的烧香念佛祈祷老天保佑，有的听天由命。 第二天，太阳刚偏西，一辆满载日本兵的汽车开进了屯子，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门挨户串，看啥拿啥。之后，两个日本兵拿着沾了汽油的火把挨家烧房子。全屯27户、32所房子全点着了。火苗被风一吹，蹿起一丈多高，大火越烧越旺，不断发出劈啪响声。村民站在村外眼巴巴瞅着，谁也不敢去救。 大火一直烧到日头下山。鬼子兵走了，村民才跑回屯里救火。可哪还来得及，房盖都挠没了。村民哭喊着从火推里扒衣物粮食，有的又搭起了小草棚子暂时安身。人们在冻饿恐惧中熬过了这一夜。 就这样，日本侵略者还不罢休。第二天下午又来了一汽车日本鬼子兵，他们看村民又回来住下了，更恼怒了，再次把没有烧完的房屋和柴垛全点着。全屯烧毁房子79间，烧死耕马7匹、牛6头、车2辆、粮食270多石。该屯刘二秃子瘫痪了的老母亲没有逃走，被活活烧死在抗上。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继续采取归屯并户政策，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在东北地区，他们看冷家沟没人搬家，便于这年旧历腊月廿三，出动五辆汽车，拉着40名日本鬼子兵和柴油，气势汹汹地来到冷家沟村。进村后，首先奔曹子恒家(他们说曹子桓打死了日本军官饭家)，扬言要斩尽杀绝。但曹子恒家一人也没有，鬼子兵便点火烧了他家房子，接着从后街开始，逐家逐户地烧了起来。这还不算，又连着烧了邻近的西沟和东冷屯。 那时，正是数九寒天，大风一个劲地刮，火借风势，越烧越旺。村民望着这一切，都流下了泪水。当时，有一个叫孙永贵和一个姓马的青年，不忍心眼瞅着自己的房子被烧，便冲上去抢东西，被鬼子发现后，当即用刺刀挑死在窗下。 曲万样的母亲刚生下孩子两天，鬼子硬把她从炕上拉出门，她拼死拼活才把孩子抢出来。烧掉了房子，乡亲们只好另投生路。张文义的母亲背着不满两岁的孩子，往大岗亲属家跑，刚跑到邢家沟北岗，一摸身后的孩子，已经僵硬了。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七天七夜，烧毁房屋300多间、粮食40万斤，毁掉水井7眼、烧死牛马22匹(头)、猪38口、杀死冻死4人。以后又因无处安身，冻饿死伤30余人。 同年冬天，日本强迫南大甸子秦广中十几户，碱革沟东山老关家十几户，鄂家门前的黑刘，东达连泡的张六子、丁景春、郭青元、陈水满、张维成、王搞窖；柳条沟的王玉太、王容山、许庆祥；东山的老徐家、杨长顺、老卜家、关老五、王汗臣；西达连泡的袁士修、王宝贵等这些小村屯的散居户，限期迁往九里六。 数九寒冬，去没去处，住设住处，要走，不是饿死也得冻死，都想往后拖一拖再说。事隔三天，日本鬼子看谁也没动，就坐车逐屯烧房子，大火着了七天七夜，一共烧了300户。致使几百户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在途中冻死，有的冻死在柴草堆里。蜡月二十五，天特别冷，在去九里六的途中有六个人冻死在一个大木柜中。 九里六屯子虽不算太小，但一下于来了几百人，吃的住的都很困难，各家的屋里都住得满满的，连外屋都是人，剩下的人，有的在外面搭起个小草棚安身，有的露宿在柴草堆里，这年冻饿而死的足有百十人。 更惨不忍睹的是，腊月二十七下午，日军火烧九里六后岗老姚太太和东达连泡张六子家房子时，这两位老人哭天喊地，再三向鬼子求饶时，被鬼子用刺刀把他们活活挑死在房前，扔向火堆中。 1937年冬，鬼子在土龙山一带，强迫小村屯和散居农户离开自己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内，放火焚烧大洼、半截河等地农户住房。大火着了几昼夜，几百户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逼得有的孕妇数九寒天分娩在野外，人民群众饥寒交迫，叫苦连天，惨不忍睹。 <h3>被日军烧毁的村庄</h3>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最令世人瞩目、在世界战争史上最凶残的就是“南京大屠杀”。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的调查，鬼子们蜂拥所至，焚挠与屠杀常常是同时进行的。南京陷落之初，沿中华门至下关江边，遍地大火烈焰烛天，半个城市几乎化为灰烬。 1937年9月13日清晨，鬼子的坦克车与步兵会攻复旦大学，校舍受炮击，起火焚挠，南京即被鬼子纵火焚烧，一直烧到15日还没熄灭，而且火势愈烧愈烈。大东门的火，由大码头街向南栈烧光，从斜桥一带烧至海潮市。 深夜，可以望见南市冲入云霄的火焰，一会儿，数十栋、数百栋的房子，熔化在火口中了！一些群众从火中逃出，他们真可以算得是体无完肤，没有一个人没被火烧伤过，有的半边脸被火熏焦了，有的整个的头发被烧光了…… 太北区(平汉路以西，同浦路以东，正太路以南，临扮、长治、邯郸大路以北)是一个不大的地区，在全华北这是敌人最少来的区域，但抗战以来的三年中，烧毁房子在十万所以上，粮食30多万石。 鬼子兵究竟如何烧法？烧后有何借口掩饰呢？这里都应说明一下。日本鬼子兵每到一店铺，或机关内，他们即随便将桌子凳子用油挠上，用洋火燃起烤火。等到他们烤完了火，他们就若无其事的走了。 于是火由桌凳延烧到地板，由地板延烧到门窗、墙壁屋顶。火势一大，随着风向四处燃挠。有人说，日本鬼子兵将窗布字画及天花板随便点着燃烧。总之，他们处心积虑，要把城市给毁灭的干干净净才甘心。 如果在高一点地方向南京的四周一望，由紫金山起，城内热闹市区再至下关，可以说，完全成了黑黝黝冷清清的断壁残垣了。 此次南京大火，历时一月之久，其惨重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痛心纪录。 广东惠州城，曾四次沦陷于日军之手，遭到了两次惨无人道的大焚烧。 1938年10月14日，鬼子兵在城外飞蛾岭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击溃中国军队，进占惠州，继而各路鬼子进入惠阳，未遇抵抗，惠州第一次沦陷。鬼子兵进城后，大行烧杀，惠州最繁华的水东路，大火10余天不熄，其余街道店懒、民房，大部被毁。 1941年5月3日，鬼子经两日激战，第二次侵占惠州，市民多已避难出城，鬼子到各处搜索，在蓬瀛村屠杀村民及城中逃难者400多人。 日军于5月10日撤退，当天拂晓，数百名鬼子兵携带火具至城中各处，以鸣炮为号，第—声炮响，全城烟火冲天；鸣第二炮，鬼子退走。市区房屋被焚毁达80％，西湖周围的名胜古迹如栖禅寺、永福寺、元妙观等都被烧毁。惠州再度变成废墟。 “烧光”是日本鬼子妄图降服中国人民的一项恶毒政策。日本侵略军每占领一地，便丧心病狂的杀人放火，件件桩桩，触目惊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毒辣的手段之一，就是彻底摧毁群众的一切居住条件。对一般的集家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强迫群众将房子彻底拆毁，搬进“人圈”。在“人圈”以外，绝对不准居住。而对划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的抗日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是纵火焚烧，片瓦不留。 据统计，整个“无人区”的1.7万个自然村落，全部夷为废墟，总共烧毁、拆毁380万间房屋。而对双方反复拉锯争夺的地区，特别是根据地里，都反复烧过多次。像五指山区羊羔峪、驴儿叫一带，反复烧过20次左右。许多房屋的墙壁石头都烧成红褐色，粉化了。然而，残暴的鬼子还不罢手，索性连残坦断壁都给推倒，房屋的地基石也给挖掉。 为了摧毁抗日军民赖以隐蔽的山林，鬼子在每年冬春之际，到处纵火焚毁森林。当年热南山区地广人稀，持别是封闭几百年的“后陵风水禁区”内，尽管遭到一些破坏，仍然保留大面积原始森林。然而经过日本鬼子制造“无人区”的疯狂破坏，大面积的森林被焚毁殆尽，连一般山场的树木、植被也大部毁于战火，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成了片片焦土，京津及冀东地区的自然生态受到很大影响。“山火蔽日月，天地昏百里，千村一片黑，万户闻鬼泣！”就是“无人区”凄惨景象的写照。 日本鬼子在出兵“围剿”海南琼山抗日根据地时，民解、武侯、海佬、美福、独龙、能仁、略总、美巢、芝逢、抗间等十个村庄都被烧为平地，造成村毁户绝的悲惨景象。抗日游击队中心区域的文昌县酒中、南阳、高隆和琼山县钟瑞、树德、三江、道祟、云龙、苏寻三等乡，披烧的房屋达1800多间。昔日绿树成萌、乌语花香、风景优美的椰林村寨，在敌人肆虐之下，处处狼烟滚滚，烈焰腾腾。有的村庄完全变成了焦土废墟。 鬼子攻占河南省永城县城后，一次就烧毁房屋3000多间，居民财产被焚无数，鬼子兵盘踞商城不到两个月，烧毁城乡房屋1万余间；孟县孙村共有房屋3727间，被日军全部烧光，获嘉县大辛庄4800多间房被日军烧为灰烬；永城县山城集6340多间房屋也被日军纵火焚光。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鬼子在河南省内黄县先后烧毁118219间房屋，在济源县烧毁51503间房屋。不仅如此，河南许多寺院、庙宇、书院、名塔等历代名胜建筑也被日军烧毁。 此外，鬼子为置河南人民于死地，还残忍地纵火烧毁麦田、稻垛、粮仓、衣物、农具、牲畜，使广大民众饱受饥寒之苦，使数万民众被活活饿死。 在湖南省南县厂窖大屠杀惨案中，仅厂窖乡被烧毁房屋3000多间、船只2500多艘，被杀耕牛200余头、猪4000余头、家禽近1万只，烧抢粮食50万斤，衣物5万余件，损毁农具近1万件。 1940年6月7日在湖北宜城县，日军烧毁400多间房屋和300亩小麦，使宜城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灰烬。 1945年5月14日，日军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扫荡4天，屠杀村民300余人，重伤200余人，烧毁房屋7000余间，狼牙山周围50里变成瓦砾焦土。 1944年在进攻衡阳的作战中，日军多次大量使用毒气，中国军民中毒甚多。日军还大量投掷燃烧弹，在挂有红十字标志的临时野战医院，就有数千名重伤军民葬身火海。 在冀鲁地区的卫河县土镇，鬼子一边嘻笑，一边将三个小孩投进烈火中，还将973间房屋连同鸡窝、猪圈都—同烧光。 在山东省乳山县马石山，鬼子兵残杀中国人的方法多种多样：招民庄70多岁的许德玉，被鬼于用草苫卷起来，从下边点火一直烧到头顶，叫“烧草人”。 在执行西南防卫委员会决议后，日本鬼子为了制造无人区和强行集家，共放火18次，烧毁居民房屋计2942拣，破坏9500余栋。这些是用火与血写下的悲惨的记录： 1941年9月，日军186部队一中队长等100名，在栾平县对大峪为制造无人区，烧毁民房15栋。 1941年9月至12月间，日本独立守备队17大队一中队长等100名，在河北省密云县西驼骨至马营附近，烧毁氏房36栋。 1941年10月，独立守备队13大队四中队长以下70名，在蓟县长城沿线地区，放火烧毁民房16栋。 1943年2月，在兴隆县徒子峪，独立守备队13大队四中队约40名，烧毁房3栋。 1941半12月，在兴隆县半壁山下杖子，独立守备队7大队二中队A长等200名，烧毁民房150栋。 1942年5月，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附近，独立守备队18大队一中队长等100名，烧毁民房150栋。 1942年3月至10月，独立守备队17大队一中队长天野中尉等100名，为设置一个集团部落，在滦平县司营子村长城沿线地区，烧毁民房150栋。 1942年1月，独立守备队17大队一中队天野中尉等100名，在滦平县司营子至白马关地区，放火烧毁民房23栋。 1942年4月，在兴隆县地区，由承德宪兵队长等60名，放火烧毁了民房约100栋。 1942年10月，在兴隆县猫儿屯，由独立守备队7大队二中队长谷川准尉等20名，放火烧毁民房5栋。 1942年9月至1943年3月，独立守备队13大队四中队长等约100名、兴隆县伪警察队约600名、伪热河省协和会青年游动宣传队10名，在兴陵县徒子峪村至四座楼、塔洼、茅山村至前干润、三六盘、瑞昌山，三拨子村至张帽子山、五指山地区，烧毁民房约500栋，速成无人区。 1942年11月至12月，独立守备队7大队三中队长等100名，在承德县鞍匠村小白旗地区，放火烧毁民房约400栋。 1943年12月，独立守备队18大队二中队等120名，在青龙县都山南方地区，放火烧毁民房434栋。 1943年12月，由独立守备队七大队长小川大佐等300名，伪军步兵八旅约3000名，在喀喇沁中旗光山周围地区，烧毁民房约500栋。 143年5月，承德宪兵团第二游击队长生田大尉等150名，在喀喇沁中旗光头山南侧南榆树林子地区，烧毁民房约250栋。 1942年4月至9月间，丰宁县警察队约300名，在丰宁县内，将中国人民45000人的9000余栋房屋毁弃，在80处强行集家并村。 1942牟4月至10月间，将滦平县汤河口村至大峪公路沿线10个村庄房屋约500栋烧毁，强行到四个地方集家，使5000多名中国人受到损害。实施者为独立守备队17大队笠井中队约200名日本鬼子兵，伪滦平县警务科及协和会。 如果说鬼子兵对城市、房舍的焚烧令人目不忍睹，那么毫无人性的鬼子兵对活人的焚烧更是男人发指了…… 1942年12月5日，250名鬼子兵包围了冀东滦南潘家戴庄，挨家挨户将全村人都驱赶到村东南的“会场”上。场四周站满了日本鬼子，架上了机枪。 鬼子先从人群中拉出教师马文焕问八路军的情况，马说不知道，立刻被乱棍打死。鬼子兵又陆续拉出齐盘成、李庆发、李忠海等十几名村民，逐一逼问，都一无所获，又逐一打死、刺死。潘恩田被拉出逼问、打倒、刺伤，他的母亲上前护着儿子，被鬼子兵杀害，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活埋，4岁的儿子也被鬼子活活摔死。 时近中午，鬼子拉出20多个青年，用枪逼着他们挖大坑，声言挖沟者不杀。将约有8尺深、1丈宽、26.7丈长的大坑挖成后就枪挑棒打人们往坑里赶，又堆上柴禾纵火焚烧，爬出来的人，又被扔进火坑。只有周树思一人乘鬼子不备，从火坑里爬出，扒下着火的衣服，赤身逃出杀人场。 <h3>潘家峪惨案中被烧死的无辜百姓</h3> 鬼子兵们吃过午饭，又逼着人们在已经堆满死人的火坑旁再挖一个大坑，用刺刀、棍子和绳子把妇女们往坑里赶。他们把十几个青年妇女拖到一个大院里进行轮奸，再将她们拉回杀人场全部枪挑活埋。齐安居的妻子爬出大坑，被鬼子当胸一刺刀，两个女儿趴在妈妈身上大哭，又被鬼子双双用刺刀挑进坑里。 日军抓起孩子就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 屠杀过后，鬼子们又回到村里，砸门撬柜，抢劫财物，再纵火烧房。此次大火挠了三天三夜，潘家庄1030间房屋化为灰烬，土地成了一片焦土。 <h3>潘家峪惨案中被烧毁的村庄</h3> 在河北省王家山掺案中，日兵进村后，就挨门挨户的将老百姓全部赶到大街上，鬼子问大家：“你们冷不冷？”老太太们说：“冷！”鬼子就撂他们赶到伪乡长家的两间房子里。 外面还有几个老头，其中有王天玉、王天堂、王天振、王天文、王天柱等人，鬼子就用皮鞋踢，枪把打，将这些人又都赶到街中间的一个流水沟里，鬼子用机枪和刺刀威吓老头问：“八路军跑哪里去了？”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头部说不知道。 后来鬼子又到屋里去问。这些野兽就开始使用他们的残暴手段来逼供，这时候火上锅里有锅稀粥，鬼子就把粥一勺一勺地往人们脸上浇，把一锅稀粥全浇在这一群手无寸铁的老太大、妇女、儿童的头上和脸上，烫得他们直叫唤。鬼子还问：“八路军到底跑哪儿去了？是谁打的枪？你们村里的人是不是割电线去了？”仍旧没人问答。 鬼子就出去把门关上，又用刺刀封住了前边的门窗，开始下了毒手。他们把点上火的一团一团的谷草扔到屋里去，屋里原有一缸水，人们就用水将进来的火扑灭，以后缸里的水没有了，没有办法再扑灭火，火在屋里挠起来，屋里的人大部分当即被烧熏昏迷而死。 当时有一个老太太贾永兰将一个小姑娘从后面的小窗户扔了出去，接着又把她儿子王文茂扔了出去，之后她也跳出去了，跟着她跳出去的有王淑兰、李万丰、韩晓强等11人。以后日本鬼子就走了，村民就回到村子里救人救火。 这次在屋里被烧死41人。跳出来的11个人中，在最后出来的是王文勇、他跳出来时头发己烧没了，衣服也烧光了，身上烧得没一点好地方，很快就死了，加上他一共烧死42个人。 194年5月27日，鬼子包围了河北定县的北瞳村，在放毒气、挑杀、强奸干完这些惨无人道的事之后，又强迫村民把各院子里的高梁秸和玉米秸搬到门外和窗外堵着，开始点火焚烧，在屋里的人烧得母亲喊孩子，丈夫喊妻子，惨叫声不绝于耳，有的想冲出门外被守在门口的鬼子用刺刀桃死。就这样，在鬼子的嬉笑声和老百姓的惨叫声中20多名老百姓被活活的烧死了。在这次惨案中，日本鬼子兵共烧毁了34间民房，用毒气熏、用火挠、用刺刀杀死的共有800多人。 1942年9月13日早晨，在河北省枣强县王均村南边马连昆场里，电子们把割来不久尚未收打的谷子、高梁等秋禾，用他们带来的点燃器点烧起来，一时浓烟滚滚，粮食炸裂啪啪作响，烧成很大的火堆。又将马英祥、牛大麻子、张怀申等30余人，倒背手捆了，自囚禁处赶出，带至火堆周围狰狞地狂叫着说“死了死了的好！”就动起手来，两个人抬一个，一个个挨次扔到火里。 眼看着被投进去的人很快地烧着了衣裳，烧断了绳子，挣扎几下，卷缩起来，活活烧死。嚎叫之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惨不忍闻。但鬼子们却在四周围拍手喝彩，哈哈大笑。 偶尔有烧的焦头烂额自火中挣扎逃出的，鬼子就用刺刀乱刺，仍旧扔到火里，直到惨叫之声渐微渐稀，以至完全静止，惟闻骨骸燃烧发出乒乓爆裂之声，鬼子才得意散去。 次日午后在周四居表扬里，把张老五等三人用同样方法活活烧死。张老五将被扔入火时，喊着说：“太君！放了我吧！我家只有我和80岁的老母亲过活，我死了，我的老娘也得死去。我的金票的有，要多少有多少……”然而鬼子毫不理睬，仍旧把他们扔到火里烧死。 那时正当秋收，各家场里都积存着大量的庄稼——谷子、高粱、黍子等。鬼子自到这里后，每天到处放火，随时把无辜农民投入火里任意烧死。 如此残酸手段，前后有七八次之多。共烧死了陈家庄顾印同、王二、陈德申、陈香、桂兰等；焦家庄有焦立冬、焦长青、焦得法、焦振群等；李家庄有李长安、李一芳、李来喜、李度云答；以及附近村庄不知姓名的不下200余人。有一个屋内关着42个老百姓，一次被提出21个给烧死了。 半月当中，火无熄止，烟雾弥漫，恶臭袭人，一里以内即可闻见；鬼子走后，所有被烧侥死的难民，单马建国场内，即推走骨灰20余土车。 <h3>日本鬼子焚烧屠杀后的尸体</h3> 1942年9月，日本鬼子兵将长城线上近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2万多座村庄夷为焦土。 1942年11月，日本鬼子兵对马石山附近实行了“坚壁清野”，凶恶的鬼子到处焚烧民房，杀死无辜群众。草庵村的民房全被敌人烧掉。井桥村是个小村庄，敌人一把火烧悼了全村房屋的80%。马石山下的石硼村，当时只有100多户人家，鬼子进村后一次就烧掉80多间房子。在日寇侵华战争期间，烧杀中国军民之人数不可胜数，为了掩盖其罪行，日本鬼子往往在屠杀之后，即在尸体上浇上汽油加以焚烧，许多人被残忍的屠杀后，尸骨都难以留下。更加残忍的是日本法西斯的活体焚烧。 日本鬼子兵常常在抓来的中国人身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或把抓来的中国人绑捆在树上，电线杆上。下面堆起干柴慢慢烧烤，或把中国人关在屋里、洞里，用火集体进行活焚。其手段之残忍，行径之恶劣是绝无仅有的。 山西省朔县是雁门关外的历史名城，1917年9月28日侵华鬼子兵攻破朔县城，屠城三日。 在朔县城西街的各处、日军将搜抓的十几名已放下武器的东北军士兵，拉到花园街的一块空地上，将汽油泼到这些土兵的身上，然后举火点燃，受害者疼痛打滚，呼爹喊娘，场外鬼子乓却在疯狂的狞笑。老居民高不忙的儿子被鬼子兵扔到火坑里，倔强的高老汉大骂：“狗日详鬼子丧尽了天良，老子和你们拼了！”父子俩人被活活烧死。 法两斯不但残害士兵和平民，对出家的和尚也一样不放过。侵华鬼子兵板垣师团于1937年9月20日侵占山西省灵丘县城，从9月23日起开始了有计划的大烧光，头两天烧死县城居民600余人。在县城内活着的妇女，不堪鬼子兵的逐日折磨，有的妇女悬梁自尽，有的投井而亡，有部分妇女晚上由大云寺和尚广显帮助，从城墙上攀绳逃出城外。 鬼子兵发现留下的妇女越来越少，就到处搜查，从大云寺佛像后按出一团大绳，鬼子就在广显和尚身上演上了汽油，活活烧死。 1942年春，敌人秘密策划“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和集家部落(老百姓叫“人圈”)。1942年秋，日伪军警在许多地方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开始推行集家并村，他们强迫居民搬进大村，谁要不搬，便烧毁房屋，并以“通八路”治罪。 入冬后，日伪军多次到“无人区”扫荡，见着居民就杀光，见着房子就烧光，见着财物就抢光。前干涧村有19人被围住，日本鬼子将男女乡亲全身扒个精光，用木棍乱打，然后又把他(她)们扔到萝卜窖里，点着干柴，全部烧死。 1937年10月11日，日本鬼子近两个团的兵力侵入河北赵县，10月12日傍晚，突然有一个营的日本兵闯进当时只有59户349人的常洋村，这群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强盗窜到周根成家，把周根成的父亲、母亲、妻子打死在当院，又堆柴草放火焚尸。三岁的孩子见母亲被杀，在屋里哭叫。日本鬼子兵听见后随即提起孩子的一条腿，扔进火里烧死。郑小井等21人被赶到一个夹道里，匪徒们堆上柴草，把这些人活活烧死。被烧者发出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涑然。 1937年10月14日，鬼子在又梅花镇将200多名青壮年绑到东门外空地，马胜福、马喜福等11人，被鬼子用铁丝穿透胳膊，打得死去活来。马胜福、马喜福等怒骂不止，最后被鬼子在身上倒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 1938年3月下旬的一天，鬼子如狼似虎地闯入山东临沂古城村。农民王汉友一家四口躲在地瓜窖里，被鬼子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窖口，活活烧死。接着，鬼子放火烧房，农民王殿思背起被火烧伤的母亲往外逃，没跑多远，被鬼子用枪打死，母子双双例在血泊中；一个躲在墙角里吓昏了的老婆婆，被鬼子拖到街上点火焚烧，老人惨叫而死，鬼子却站在一旁狂笑。 崔家巷一户的小孩子出疹子，门口挂红布条，鬼子怕“传染病”，点火把小孩活活烧死。囚寇为了寻找杀人的快乐，把被抓的中国人捆绑在树上、电线秆上，下面堆起干柴慢慢烧烤，等人焦死后，才狂呼而去。有时住难民身上浇汽油，再用枪射击，枪弹一着身，火随即燃烧，大火将难民团团围住。难民们被烧得在地上翻滚挣扎。景状惨不忍睹。鬼子们则鼓掌狂笑，引以为快。 1938年4月11日(农历3月11日)，河北邢台、沙河两据点800多名日寇，乘黑夜偷袭了沙河县的孔庄、左村、峪里三村。 峪里村北有三个土窑洞，没有来得及上山的62名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分别藏在洞里。匪徒们发现后，用机枪封住洞口，逼着洞里的人都出来，先把其中25名十四五岁以上的男子挑选出来用绳子捆成一串拉到一边，又把青年妇女王玲妮、王素妮拉出人群。然后把剩下的40多个老弱、儿童、妇女集中赶到中间一个洞里，并对他们说：“你们没事，你们都是大大的好人。” 谁能料到当他们刚刚钻进洞里，这些野兽们就用干草把洞口堵死，点起了大火。匪徒们还怕大火烧不死洞里的人，又往洞里扔了两颗毒气弹，40多位老弱儿童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 1938年4月29日，驻河北廊坊伪军中队长李连魁带200余日伪军到韩村抢劫。23日，鬼子在东金城村杀害无辜群众143人，纵火烧房190多间。孙本同、孙仁富等三户农民就被烧死9人，赵有兰全家10人，7人被活活烧死。3月15日，上屯村18名农民从孝封村推煤回来，途经铁路18孔桥时，无端地用刺刀将18个农民戳得半死，一个个扔进火堆，死于非命，其中有魏毛旦父子4人、魏玉兰父子4人。5月的一天，日本鬼子们到柏山“扫荡”，从柏山狮口到山口，村街两侧凡属好房全部焚烧，并抓住农民刘九通扔进火中活活烧死。 1939年1月1日凌晨，鬼子兵扑向河北灵寿县慈峪，群众接到情报后纷纷转移，马二风的母亲跑不动了，便钻进一垛玉米秸里。几个日军便点燃了那垛柴禾，70多岁的老人在烈火中惊叫、挣扎，而这群嗜血成性的强盗却围着火堆发出阵阵狞笑。待敌人撤走，乡亲们赶来救火时，老人遍身被烧得吱吱地流油，前胸已烧得露出了五脏，其惨状不堪目睹。 与此同时，占领灵寿县仓谷爷岭的日军，也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把逃到西南岭上的群众逼到西河西岸的岭坡上，然后用机枪猛烈扫射。最后，敌人把未被枪弹击中的贾成群、贾洛亮、白九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抛进烈火之中活活烧死，把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扯住双腿立劈两半扔进了火堆。 在韩村北街，一群鬼子闯进宛大家的院子。宛大和尹二壮、励六子正在炕洞里隐蔽，被鬼子搜出后将他三人绑在屋里一根柱子上，然后放火烧房。鬼子端着刺刀在房屋周围监视。大火从窗户烧到屋顶，又从屋顶烧到全屋。屋里的人发出悲惨的叫声，外边鬼子却哈哈大笑。最后三个人被活活烧死。 19388年4月下旬，侵入苏北地区的日本鬼子少将佐藤正二郎指挥的101师团，共五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由如皋向北出动，依次洗劫了海安、东台等地。 4月26日，日本鬼子以轰炸机开道，进犯盐城县境。扼守盐城南大门的重镇、伍佑首当其冲，先遭涂炭。鬼子兵一至伍佑，即在镇内外烧杀抢掠。一王姓妇女，一伙鬼子兵欲对其施以兽行，她不从，即被掼入火维，她摔扎、嘶号冲出，又被鬼子复投入火中，活活烧死。 29日，鬼子又向盐城北部门户上冈镇进犯。躲避不及的老弱妇孺均陷敌手，遭到血腥屠杀，鬼子抓着30多名妇女，关押在中德医院楼上，逼着她们脱得寸丝不挂，进大缸洗冷水操，再逐次进行轮奸。稍有反抗者，小腹就被鬼子的刺刀挑破，一妇女破腹后气未绝，仍挣扎翻滚，并不住声地斥骂兽兵。众鬼子则撑开其四肢，跺压于皮鞋下，井向其腹中灌汽油，点火活焚。鬼子们无不抚掌大笑。井径县大洛郗存子被抓浦后，被剥光衣服，反绑双手，鬼子兵围着他，来回把他住火堆上推。郗存子疼得在火堆里跳来跳去，日本鬼子兵乐得拍手狂笑。 井径县张家坎村农民高三秋和焦家垴村民赵华春被日军抓捕，拘押在一起，夜间二人商定，任敌人怎样摆布，也不说实话，不替他们干事，能跑就跑，不能跑宁肯死去。 第二天，日本鬼子逼他们带路去挖粮食，找女人。走到一眼井旁。高三秋起敌人不注意，跳入了井里，敌人马上把他捞上来，问他：“你愿死。”他答：“愿死。”敌人说：“你愿在井里死，我偏要你在火中死。” 于是，鬼子将他倒吊在树上，下边境起柴草，点起了火。火呼呼烧了起来。鬼于认为他必死无疑，就押着赵华春走了。恰巧这天起西风，火苗不向上窜，而是倒向东边。他用力挣脱了绳子，脱了险，但是，头发胡须都烧光了。 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驻张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鬼于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大惨案，屠杀我同胞1280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抢劫—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一片焦土。 1942年12月5日，250多名日本鬼子、特务，包围了潘家戴庄，中午时分，日本鬼子和特务把毒手伸向潘家戴庄的群众，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2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紧靠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宽加深，挖成了一个长10丈、宽7尺、深6尺的大坑。 大坑挖好后，日本鬼子、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夺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锹镐，在人群中狂刺乱打。棒起刀落、锹劈镐砸，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万恶的日本强盗，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日本鬼子把人们投入坑内，然后在上边堆上柴草纵火焚烧。 这时，末死的群众发出阵阵凄历的惨叫声，活着的拼命挣扎着往外爬，有的人刚从坑里爬出，又被鬼子扔进火堆。 位于桂林西南郊距市区约20华里有个10余户农户的小村，叫马埠江村。日本投降后，这里是一片断墙秃壁，看不到袅袅炊烟，是一个濒于从地图上消失的荒屯。 1944年11月7日(农历九月甘二)，日本鬼子第一次来到马埠江东北面约一华里的山上搜山，日本鬼子发现该山通往燕岩洞口的路草被踏平，判断岩内躲藏有人，在岩洞外叫喊了一阵，躲在岩洞内的马埠江村民不敢出声，约半小时后，日本鬼子就走了。 9日(农历九月甘四)中午，日本鬼子数人又来到燕岩，并进入第一层外洞，这时躲在内洞的阳宅嫂(现年75岁)和另一名青年妇女，带领一个12岁的男孩，三个5岁的女孩，从里层洞爬出来，12岁的男孩走在虽前面，一出洞就看见几个日本鬼子，他立即大叫：“日本鬼子进洞来了。”当即被日军抓住，阳宅嫂听见呼叫，马上和另一名妇女及小女孩缩回内洞。因为进入内洞是一条狭长的孔道，高仅一米，人要勾身爬行，洞里没有光线，鬼子兵不敢贸然进洞，只把被抓的小男孩带走了。 11日中午(农历九月廿六)，日本鬼子第三次来到燕岩，也不叫喊，把农民放置在外层洞的物资(有衣物、家具、谷米、紫草、还有8头猪、10余头牛)，将其能够燃烧的堆积起来，并撤上干辣椒，纵火燃烧，时值冬初，北风呼呼，火焰冲天，烟火直向内层洞口灌入，直至农历十月初三才熄灭，烧了整整七天七夜。只有个别人在火势稍弱时，裹了棉被冲了出来之外，其余全被烧死、熏死。 这次惨案，共熏死村民131人，其中马埠江94人，该村10余户人家，全家被熏死的有9户，阳水保一家19人，元一幸存；其中有17人为邻近村的的董家里4户12人、大宅里2户5人、西镇头村1人。 日寇最后攻上了玄坛庙、汉高城，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进行了血腥大屠杀。黄岭和东凡厂两个村的120多名群众藏躲在山洞里，鬼子发现后，立即将山洞封住，然后堆上柴火，烟火向山洞里灌，就这样，120多名群众活活被熏死在山洞内。山区成了“尸体到处见，村村无人烟”的恐怖可怕的“无人区”。 1944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二)，侵桂鬼子兵先行占领了市东郊的拓木—带。当晚，王家村及邻村农民共400余人，为了躲避日军的杀害，纷纷躲入村东的岳山黄泥岩内，这里是隙小、曲身、长一里左右的盘肠洞。 29日(农历九月十三)晚，鬼子闯入王家村，进行了烧系掳掠。见抓不到村民，便放火烧村，佯装撤走。这时，躲在岩内的一些青年急于救火，冒险下山。鬼子发现这个洞有人躲藏后，立即封锁洞口，包围上去。两个鬼子追逐到洞口，强奸了跑回洞里的两名女青年，可是出洞时，—名鬼子失足跌。山下的鬼子们闻讯后，为了报复，蜂拥而上，将洞口农民存放的谷米笼箱，架火焚烧，把浓烟吹向岩内。 隔天，日军见还有人从岩内逃出来，即到村中抢来大批干辣椒，并用衣服包裹毒气瓶放火再次熏烧，结果使岩内避难村民全部惨遭熏死。 此次惨案，仅以王家村的统计，避入岩内的有142人，惨死达137人，多数是妇幼老人，造成7家绝门闭户。家破人亡者，占全村大多数。当时全村30来户，没有一家不受害，景况极修。 在湖南省南怀化惨案中，有个叫聂翠珍的，当时30多岁，她经不起鬼子的百般折磨，想夺路逃跑，结果被鬼子给打死了。聂翠珍当时正身怀有孕，鬼子打死她还不算，又用火烧她的肚子，直到肚子被烧裂、婴儿躺在她的身旁才算完事。 在二塘附近的唐家，日军欲对一妇女施暴，其丈夫上前护救，被日军用铁丝穿挂在树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日军又将妇人轮奸后刺死。 1942年9月16日清晨，日宪兵队分道队长小川一郎和日本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率领大群日本鬼子秘密进袭辽宁省东部抚顺市的平顶山村。大约这天上午11时，日本鬼子兵和守备队近200人全副武装包围了平顶山村。先是以照相为名哄骗群众，继而以刺刀相逼迫，将平顶山村400多户3000多无辜居民，全部驱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 同时，纵火烧毁了全村民房。在熊熊烈火和冲天浓烟之中，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大家不顾一切地往包围圈外冲去。 突然，刽于手们开始向人民群众疯狂扫射，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在弹雨之中，赤手空拳的老弱妇孺纷纷倒毙，雾时血肉横飞，血流成河…… 正文 第七章 毒气杀人 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由于毒烟从各个洞口溢出，又有许多秘密出口被敌人发现，他们又在那里堵塞放毒。洞内有逃难百姓八九百人，当嗅到有辣椒味、火药味和甜味的气体时只觉得呛鼻子，后来便流泪、打喷涕、呼吸窒息和流清水鼻涕。由于人们受毒越来越重，全身发烧，都紧靠洞壁取凉…… 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竟然无视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来杀害我抗日军民。 日本法西斯有一种常设的特殊部队——毒瓦斯部队，它是日个侵略者必备助战争装备，丧尽人性的日本法西斯党徒们在战争中不仅施放毒气残害抗日军民，更残忍的是连和平居民也难免其毒辣行径。据中外有关方面研究，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毒气达1000次以上，对中国抗日武装力量及和平居民造成了重大伤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鬼子相继在北京、浙江、汀苏、广东、山西、上海等地施放毒气，1938年，经过徐州会战、安庆战役后，日本鬼子充分认识到毒气战在侵华战争中的价值，加快了大规模实施毒气战的步伐。 同年8月，日本鬼子编写了《毒瓦斯用法及其战例》、《特种发烟简用法及其成果利用法》、《徐州会战、安庆作战特种烟使用战例及成果》等书，分发各级指挥官，借以指导部队实施化学战教育。 日本鬼子在太原、宜昌、南京、汉口、广州等地设立了毒气制造厂和化学武器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驻有专门实施毒气战的部队，有野战瓦斯队、追击大队和步兵临时发烟部队，野战瓦斯队、追击大队是日本鬼子专业毒气部队，主要进行大规模集中的毒气毒气攻击，临时发烟部队为步兵中临时编组而成的毒气攻击部队、实施局部放毒。 此外还配有特种气象班，为了掩盖进行击气战的罪行，日本鬼子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如规定：将毒气称为特种烟；弹药和弹药箱的标记必须除掉后才能交付部队使用；在使用中，必须努力歼灭敌人，毁灭人证，等等。 下面是一位日本俘虏回忆1940年发生的毒气战争，真实地反应出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是怎样利用毒气杀害我方军民的： 砰！砰！在这刺耳的狙击炮弹声中，神经质的营长森川浩平大尉催促道： “喂！副官！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快把左翼的步兵连调上去！”可是，步兵们正龟缩在土堆和岩石后面，谁也不想动地方。我因为没能给步兵以像样的支援而感到心里十分焦躁。 “对了！有A弹哪……”一刹那间，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八路军战士被毒气折磨得满地打滚，完全丧失了抵抗力，我军的步兵正在用刺刀刺死他们…… 我查不犹豫地喊道： “营长！用A弹攻击吧！” 我向设在旁边的营部这样喊了之后，没等回答，就下了命令： “喂！快去取A弹！”我命令部下到山后村庄里隐藏着的辎重车上取A弹。 八路军的炮弹仍然不断地向我们的炮位附近飞过来。这时，我们身后那片长着四五寸高的麦苗田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原来是今年入伍的新兵花井和佐藤两个张着大嘴，喘着粗气，背着弹药箱，几乎是匍匐似地来到阵地上。他们报告说：“A弹拿来了！”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新兵第一次上阵就吓成了这模样，那以后怎么得了！想到这儿，我给他们鼓动似地说道； “喂，佐藤！八路军马上就要完蛋了，你好好看看吧！” “副官！通知各连！从现在起打A弹！还要看住从阵地逃跑的八路军！”营长的喊声传过来了。我接着下令道： “准备发射A弹！射程增加50米！”我让士兵作好准备，修正仪器上的各种数据。 A弹的弹体是天蓝色的，上面有一条很粗的红线。A弹是一种特殊的毒气弹的代号。这种毒气弹，在放出窒息性与催嚏性混合毒瓦斯气的同时，弹体本身的炸裂还具有与榴弹同等的杀伤力。 我知道，它是践踏人道主义，违犯国际公法的极其残无人性的杀人武嚣，使用它是要遭到全世界人民咒骂的。可是，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矗而完全丧尽天良的我，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为了杀人，已经不择手段了。 “射击！”咚！咚！这些炮弹飞到石墙阵地的山脚下爆炸后，放散出密密层层的极浓的黄色毒气。毒气在西风吹拂下，渐渐向东漂散，变成淡黄色，进入了石墙阵地。两发……四发……可怕的毒气在弥漫，很快就把山顶笼罩了…… “停止射击！”我情不自禁地叫道。刚才还在我们阵地周围爆炸、掀起一阵阵尘土，使我们一动也不敢动的八路军的炮弹，已经停止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把眼镜从脸上摘下来。我回头一看，那些匍匐在土堆和石块后面浑身打哆索的步兵们开始抬起头来作进攻的准备。我好像忘记了自己刚才那种狼狈相，冷嘲热讽地说道； “称们可别乐出神经病！”。 “喂！炮兵继续射击！看，毒气起作用了，哈哈哈！继续打！”营长继续躲在岩石后面，喊了一声，也把眼镜拿在手中擦拭着。 “是！根据风向判断，毒气还没散尽……” 我完全放下心来，计算着下一轮的发射时间……… 不太强烈的A弹爆炸声又响起来了……突然，在炮身旁看着炮镜的上等兵秋山喊起来； “啊！八路军往右边逃跑了！” 好像随着浅黄色的毒烟飘出似的，从石墙边跑出五六个八路军战士穿过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向右移动教。突然，他们遭到我军三连的集中射击，一个个倒下去了。 跟燃烧硫磺气味差不多的可怕的毒气，像毒蛇似地在石墙阵地上游动着，向右飘散着……突然，从我军两侧高地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想，这是在打击离开阵地的八路军。“好，成功了！”八路军已经一动不动了。 “注意！转移阵地！” 我手持军刀，紧跟着营部冲出去。 不一会儿，毒气渐渐飘散了，又能看到对面的山顶了，那里已经看不到八路军战士的身影了。 大约过了20分钟，我来到了山顶的石墙阵地，曲曲折折地绕过倒在地上的八路军战士的躯体，寻找着管部。 这一带，还残留着那讨厌的、使人感到恶心的药味。这种气味，我过去曾经闻到过。那是我在日本久留米当兵的时候。一天我走进了修建在练兵场角落里的毒气室，不小心把防毒面具用指头撬了一下，吸了一口毒气，立刻我的脑袋里好像被砍了一刀似的嗡嗡叫起来，胸部好像被堵塞一样难受，喘不过气来、鼻子一个劲地流看清鼻涕，胃里好像要呕吐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 当时，跟我同时入伍的一个新兵闻到毒气受不住了，冲出毒气室，向练兵场跑去，可是，还没跑到30米，咕咚一声就倒在地上死淖了。今天，我闻到的正是那次闻到的那种又腥又臭的气味。 我往山顶上跑去，突然又停下脚步来，我看到在一块岩石旁边，趴着一个战士，他的皮肤已经变成了黑紫色，脸上出现了可怕的紫斑。我转过身，对新兵山本说道： “喂！把他拖过去！” 山本回答了一声“是”，这声音很微弱而且颤抖着。这个刚刚受过新兵教育，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被死者的惨状吓呆了，他本来晒得黝黑的皮肤一下子全失去了血色。看到这个活泼、机灵的新兵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气得大喊一声： “你磨蹭什么？” 山本慌忙走到那个战士的身边去。战士的紫色的皮肤鼓溜溜的，好像里面的脓血一触就要迸出来似的。山本抓住他的手往前拉，可是，他的身体好像被大地紧紧吸住一样，一动也不动。 “怎么了，你躲开！”从后面赶上来的上等兵秋山一下于把山本推了个跟斗。秋山发着火说：“像你这样能打仗吗2”只见他把右手伸到那个战士的喉结旁，左手从脑后抓住脖子，双手用力一拉，那战士的脸上和嘴里立刻冒出暗黑色的血和粘乎乎的脏东西，这景象真恶心人。可是，那个战士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还然燃烧着愤怒和憎恨的火馅，好像在凝视着什么。这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刷”地一下，整个脊梁骨都变凉了。可我不想让部下发现我的心理变化，便故作镇静地说道： “恩，对了，这就是毒气的结果。怎么样，好好瞧瞧，这回有话题了吧！” 拖着那个战士的秋山说道： “哈，这样子多好看那！山本好好看看吧！”他这是故意讨好我，又说道：“这个混蛋！”说完用力把战士的身体往地下一放。 吧嗒一声响，那战士双手紧抱着的步枪倒在地上了。 “我说，快把他的抢摘下来！”我突然向呆呆站在一旁的山本怒吼道。 我们附近还有十几具这样的浑身变成黑紫色的被害战士的尸体，和被一般枪弹、炮弹打死的尸体混杂在一起，躺在石墙阵地后面。 “喂！回去以后，把这些情形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我对他们两个喊着，一边手持军刀往山上走，找营长去。 营长见了我，指指山坡对我说道： “希！这成果多可观哪！”山坡上，小路上，共有七、八十名战士的尸体留在这里。他们是在石墙后边顽强进行抗击之后，由于没有任何防毒装备，才这样悲惨死去的。 突然，我方的几个士兵砰砰打了几抢，他们是向右前方山项跑着的三名八路军战士开枪。山后边，也同时响了几声零落的枪声。 就这样，这些八路军战土为了祖国的解放，用步枪打退了拥有山炮、重炮等重型武器的炮兵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是，在残无人道的毒气战中，他们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失去了防御工事，最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而壮烈地牺牲了！ 那时正是1940年麦苗青青的5月上旬。 在侵华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先后在中国17个省、市的77个县、区，使用毒气武器上千次，其毒气种类有芥子气、路易氏气、苯氯乙酮、亚当氏气、二苯氯砷和光气等糜烂性、刺激性、窒息性毒剂。 日本投降后，在东北发现并处理了日军遗散的各种毒剂弹200余万发，总重量高达1300余吨。仅吉林省敦化县的一个2号坑，就掩埋处理了废毒弹四五百吨。敦化从1951年成立“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66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1954年就支出现金17亿多元(旧币)。 截止到1987年，敦化因废、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即达500多人。日军的毒气战，不仅在战场上毒害抗日战士，而且对我和平居民也恶毒施暴，使我和平居民受毒气残害遍地横尸，不计其数。 1939年10月24日，河北省蠡县的王辛庄惨案也是日寇用毒气残害我和平居民的典型的例子。当日军进村时，他们把村里几乎所有的人，连同与王辛庄毗邻的东营、西营两村一些起早下地的人一起驱赶到地主王仲衍的院子里。几个伪军过来把妇女和儿童分出人群，赶到南屋里，将剩下的70多个男人(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少年)驱赶进西屋牲口棚内。 接着，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日本鬼子拿来一团软东西堵住牲口棚窗户上的窟窿，另一个戴防毒面具的日本鬼子将一个燃烧着的瓦斯弹扔进了牲口棚，把门上了锁。 阵阵浓烟从牲口棚里冒出来。开始，人们感到胸闷、咳嗽、流眼泪、流鼻涕、打喷嚏，继而是呕吐、呼吸困难。朱德运、王国勋两位老人爬上窗台，扒着窗根痛骂敌人丧尽天良，不多时他俩倒了下去。 牲口栅里，开始是人们的碰撞、呼唤、怒骂声，接着是喘息、呻吟和四肢抽搐的声音。这撕心裂肺的声音，揪着南屋妇女、儿童的心，他们几次要冲出去解救自己的亲人，但是，荷枪实弹的敌人不让她们靠近牲口棚半步。 当日本鬼子撤退后，南屋的妇女、儿童们冲到牛棚里，发现的只是70多具口吐白沫的尸体…… 1940年5月24日，日本鬼子攻人河北蔚县朱家湾乡寺儿沟村，由于敌人来的突然，全村只有一小部分人迅速转移了，而留在村里的一大部分的老人、孩子、妇女和一些青壮年，只好在村里旧有的几个窑洞躲藏起来。可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哪能放过？他们发现一个洞口就放几个、十几个毒瓦斯(毒气弹)，硬要把洞里的老百姓活活熏死才算了事。 东寺儿沟三个洞，西寺儿沟两个洞，洞洞都躲着三四十人。结果，东寺儿沟的一个洞，西寺儿沟的两个洞被日本鬼子发现后投放了毒瓦斯，三个洞的近百人全被毒气毒倒在洞里。 1942年5月1日，日本鬼子对冀中区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5月27日，野兽船的日寇围袭河北定县的北瞳材，置国际公约于不顾，制造了“北瞳村惨案”。 27日上午，豺狼成性的日本鬼子打进了北瞳村，他们按照叛徒提供的图纸，找到几处洞口，将高浓度窒息性毒气点燃后投放到洞里，同时将茅柴燃着，往洞里投，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各处流荡。 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由于毒烟从各个洞口溢出，又有许多秘密出口被敌人发现，他们又在那里堵塞放毒。洞内有逃难百姓八九百人，当嗅到有辣椒味、火药味和甜味的气体时只觉得呛鼻子，后来便流泪、打喷嚏、呼吸窒息和流清水鼻涕。由于人们受毒越来越重，全身发烧，都紧靠洞壁取凉。 不久，洞内的人声便越来越弱，人们一批批在极其痛苦的挣扎之中窒息而死。有的人头钻地而死，有的撕烂自己的衣服顶着洞壁而死，有的紧搂着孩子死去，死状之惨、目不忍睹。 北瞳村王牛儿，带着两个儿子钻入地洞，长子10岁、次子8岁，两子分枕于其父王牛儿两膝而死于洞内。 据幸存目睹者讲，其父子未死前，子唤其母，其父说：“孩子！不要叫你毋亲了，她不知死在哪里了，咱们死在一块吧！”再如北瞳树李菊怀中抱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孩子吃着乳头。母子双双被毒死洞中。还有一位50岁妇女，两臂挽着约10岁左右的两个女孩仰死洞中。 毒死在洞中者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身体较壮的人，挣扎着寻找洞口，在五尺高、三尺宽的地洞里，能立起来走，但因中毒死者过多，尸体堵塞不能通行，即使能勉强摸到洞口爬出者也未能躲过洞口鬼子的刺刀和追捕。 当身体强壮的青年男女冲出后，立即被敌捕捉，日寇对他们实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南北街上倒下尸体50具，李家坟倒下尸体70具，李家街倒下尸体250余具，树东北冯香云、王之恒家土井台上有尸体90多具，李洛敏家院子里被刺死29人。朱根德家土井用被砍掉头颅的有16人。 还有一部分人一钻出洞口，就被绑押到李家街路两的李洛敏家里去，交给袖上戴红布的鬼子。这就是当时所谓杀人不眨眼的“红部”。 一天的工夫抓来几十人，日本鬼子把这些老百姓集中在两间小屋里，门关的紧紧的在小屋里施放大量的毒瓦斯。这些中了毒气的老百姓在那间小屋里挤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发烧，将自己的衣服脱光，有的喘息不止，鼻涕眼泪并流，日本鬼子一口水也不给人们喝。 其中有一个因中毒过重，神经错乱，口渴难忍，便推开小门，脆在院子里大声喊叫：“渴死人了，结点水喝吧！”房上站岗的鬼子，立即用三八枪将其击毙。这样一夜之间就死去了12人。 找到村北洞口的人们，挣扎着往外爬，但日本侵略军早已堵在这里，并烧起了大火。年轻人爬得快，受火伤轻，但爬出后，有的被日本法两斯刺杀和枪杀，有的被扔到火里烧死，有的被敌人用铁丝穿着锁骨，绑在树上，用火烧死。 十几位老人、妇女、小孩爬出洞口，已是奄奄—息，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扔到王尚志家的水井里，水井变成了血肉井。被刺死者又经乱刀分尸，血肉模糊，难以辨认。被烧的只剩乌黑的人肉骨架，根本分不清是谁。 28日，日寇从附近各据点出动了300余人向北瞳附近合击。附近十余村庄的人民，见敌来势凶猛，遂纷纷来北瞳地道中隐蔽。乃日寇匪徒蓄意屠杀此等无辜人民，遂采用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卑鄙的手段，对此等躲避地道下的人民施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 当他们进入北瞳村后，日寇反复找了好几回才找到了地道的入口，将大量的毒瓦斯，冲放进去。在日寇此等毒手下，我800余隐蔽在地道中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大部分为扶杖的老翁、老妪、妇女、儿童、病弱、乳婴，遂全部为毒气窒息毙命！他们的尸体塞满了地道，惨状使人目不忍睹，日车法西斯盗匪们用炮火和毒气，洗劫了北瞳整个的村庄，使这个生气勃勃的地区，一变而为沉寂的地狱，听不到人们的笑声，听不到小儿的啼哭和鸡犬的鸣叫！ 惨无人道的日寇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残杀我抗日军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因毒气而死的无辜居民不胜统计，而上述仅是典型的几个例子。但从日本鬼子1000次的使用毒气来看，上述例子又怎能尽述其害人的行径呢？ 正文 第八章 毒打、立桩、水煮、水淹 70岁的老太太被一群鬼子兵抱到大树上去，以三寸金莲支持她的体重，老太大站在树桩上颤巍巍地东歪西倒，于是这一小队日本鬼子，人人鼓掌大笑。 三寸金莲愈发无法支持她的体重，她一个斤斗倒栽下来，直摔得头破血流，引起了鬼子兵的一阵哄笑。可恨的是，笑过以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又一次地把她抬到树干上去。 一次又一次的摔倒，老太大毕竟体弱年高，她一连下来三次，终于一命呜呼了。 毒打是鬼子兵残害中国人员常见的一种虐待方式，残暴的日军只要抓着人，不分清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往往使被害人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1943年2月1日，日本侵略军驻河北省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调集承德日本宪兵分队、下板城日本军田野大队和伪满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抓了1000多名群众投进监狱。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18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拷，有的拖着脚僚，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 每个监房里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24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邢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一顿一勺红高梁米粥，稀得照得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 东涝洼村齐礼、苇子峪村关振祥、小营村房广谦和房广顺，都在刑讯时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 “打背花”，这就是日军暴徒用以对付我抗日干部和爱国群众的一种毒打酷刑。所谓“打背花”，故名思意，是在人的后背上抽打，以致皮肉上留下花印。施刑时，日军暴徒用中等租细的“绿豆索子”即青麻绳，在绳子的一端结上三、两个大绳结就成了侵略军魔掌中的一种刑具。 敌人将抓捕来的抗日干部和群众，先剥光上衣裸看上身，再把双手捆绑起来，强迫或打跪在地，或者伏身于地下，背部朝天，然后野蛮的日军便用冷水蘸湿绳结，使劲抽打受刑人的背部，这样每抽打一次，上便留下一串花形肉坑坑。 日军暴徒，一边用刑，一边审讯，直到把受刑者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为止。鬼子兵在对刘家村政委会正、副主任李存生、刘正义及八区区长高万里等同志审讯时，就是使用这种酷刑。 立桩是日军暴徒用来折磨老年人的一种待有的取乐方式。借助树桩，通过各种方式使人致死。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南门外，有一小队日本鬼子驻扎，附近一带的老百姓已经被他们害得民无噍类，十里之内不见人烟了。有—天，这一小队日本鬼子奉令开拔，就在临走之前，他们搜到了—个走不动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已经60多岁了，偏又是自幼缠足，裹成了一双三寸金莲。论年纪，这一个日本鬼子小队，自长宫以至于士兵，全都可以当她的儿孙。 然而，这一小队日军却全无敬老的观念、善良的人性，好像他们全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日本鬼子存心在开那位老太太的玩笑，强迫弱不禁风的她“表演”一个精彩的特技节目，他们把那位老太太押解到村外。村外有几棵树，他们拣了其中之一，用上钢锯，合力锯掉了大树的三分之二，仅留下三分之一树桩。树桩的直径不过五寸，但是距离地面却有一丈又余。60多岁的老大太被一群日本鬼子抱到大树上去，以三寸金莲支持她的体重，老太大站在树桩上颤巍巍地东歪西倒，于是这一小队日本鬼子，人人鼓掌大笑。 60多岁的老太太自从被日本鬼子兵逮着，早已吓得魂灵出窍，再任由他们搬高挪低的拨弄，寒风呼号，全身冰凉，三寸金莲愈发无法支持她的体重，她一个斤斗倒栽下来，直摔得头破血流，引起日日本鬼子的一阵哄笑。可恨的是，笑过以后他们仍然不肯放她一条生路，又一次的把她抬到树干上去。 一次又一次的摔倒，老太婆毕竞体弱年高，她一连摔下来三次，终于被日本鬼子折磨死。 那—支日本鬼子小队，便在哈哈大笑声中开拔。 又有一回，一批日本鬼子进入了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他们满村搜查，村里的人全逃光了，找来找去，仅只找到了一名老翁。于是那一群日本鬼子将老翁团团围住，原形毕露、情急万分的的说： “花姑娘，大大的有！” 老翁沉下脸来答道：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日本鬼子发了急，使劲掴了老翁一记耳光。老翁嘴角边涔涔滴血，但他仍厉声喝骂： “禽兽，畜生！” 日本鬼子晓得老翁是断然不会替他们去找“花姑娘”的了，恼羞成怒，便什么也不顾了，由一名日本鬼子领头，将那位老翁用绳索绑起，自两腋间曳成一线，直吊起来，然后声势汹汹的再问： “花姑娘，大大的有？” 可是老翁坚持不屈，他已经不屑于回答，只是在波浪鼓似的摇头。 日本鬼子真的发了火，一名日本鬼子一声令下，把绑牢老翁的绳索末端抛到大树上去，绕着树干绕一个圈。顶端吊牢了，那帮日本鬼子开始欢呼喝彩，眼看着老翁给悬空的吊了起来。 接下去的一幕，委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鬼子并不想一下便吊死那位老翁，他们只是把老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吊在半空中，然后，相互邀约，比试枪法，谁能在400码以外一枪击中吊起老翁的绳索。 日本鬼子大笑大闹，欢欣若狂，人人竞在400码外开枪射击。—次又一次的无人击中，然后，又将距离缩短到300码、200码，终于有人射中了吊起老翁的绳索，绳索一断，老翁猛的摔下来，头颅破裂，脑浆四攫，红的血，白的脑浆，交织成一片令人触目惊心、头皮发麻的景象。被当做枪靶子的老翁当场气绝身死，日本鬼子却还在争先恐后的向“获胜者”道贺呢！ 1938年3月25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清晨，河南省长垣县城被日本鬼子攻破，日本鬼子进城后，大施淫威。东街一个不满百天的婴儿，竟被倒插水缸活活淹死。 在厂窖惨案中间道日寇大屠杀惨祸的还有厂窖烷甸安河一带。其时被堵截在两岸沿河水域的大小民船，多达2500多艘，日寇将所有的船民一串串地捆上河岸，用枪扫时或用刺刀集体屠杀。事后统计，这一次遇难的船民及逃难同胞达6800余人。 更惨的是，鬼子将群众三五十人为一串，用纤索捆绑，拴至汽艇后面，然后开足马力，拖在河里活活淹死，或用纤绳织成活套结，将船民、难民的颈项成串锁住，然后逼入河中使其被淹死。被害者入水后，愈挣扎，颈项愈紧。敌兵见此情景，还狂笑不巳。 1938年5月20日，田本鬼子扫荡徐州附近的阎窝村，徐州城理的赵学义，是前一天夜里来这里避难的。日本鬼子见他穿着长袍，戴着礼帽，说他“坏了坏了的！”硬是把他按到场边的开水锅里活活煮死。 在1941年4月12日，日军对冀鲁边区进行“四·一二”扫荡，固村—妇女正烧火做饭，被敌人一脚踢例，抢过怀里的孩子，扔进了开水锅里活活烫死。 陈集石狮村曹加法，爱国心强，多次到敌占区为新四军购回枪支、弹药和药品等军需物资。1945年1月18日。曹加法不幸被敌逮捕，鬼子兵从他身上抄出新四军3师23团的特殊证件，日本鬼子先令其在滚油锅摸钱，又放人沸水锅煮，残酷至极，最后，拖到圩门外的乱坟场，用刺刀戳死。 1942年11月，日本鬼子大熊兵团59师团疯狂侵犯鲁东，傍晚，石田干雄所在的59师团自行车中队开进离锡山县城约六七公里的村子里。村里立时鸡飞狗叫，人们四处逃散。 石田干雄闯进了村西头的一户人家。当时他以为屋里没有人，便在黑暗中划亮了一根火柴。在微弱的光亮中，他意外地发现，在火炕上坐着一位年轻妇女，她靠着墙壁，抱着婴儿。 面对—个突然闯进来的挂着军刀的日本鬼子兵，这个妇女极端惊恐不安，不敢作声，她紧紧搂抱着孩子，身体吓得缩成一团，向后退着。一会，火柴烧光了，屋里又回到了黑暗。 石田的兽欲剧烈地燃烧起来。他两腿一跃，跳到炕上，伸出双手，朝着墙边的妇女猛扑过去。妇女敏捷地从石田身下钻了过去，躲在炕的一角，警惕着他的下一步的行动。石田再次扑向女人。 就在这时，石田突然听到外边杂乱的脚步声，他意识到自己是刚上战场的一名新兵，担心当官的或者老兵闯进来，于是他压住升起的欲火，转身走了出去。 当晚，日本鬼子驻扎在这个村里。石田等大家都睡着了，便带了一把军刀，揣着手榴弹，悄悄地溜了出去，再次闯进那个妇女的屋里。那女人还在，石田像猎狗似的猛扑过去。那个妇女奋力反抗，两人在炕上扭打成一团。 这时，已经睡着的婴儿突然惊醒大哭起来。石田怕哭声和扭打声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惊慌得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急忙用手使劲地捂住娶儿的嘴。呼吸因难的婴儿拼命地摇着头，口水顺着石田的鹰爪流了出来。母亲拼命挣脱，舍身去保护孩子。石田再次把妇女拉倒，一手撕开她的衣服，一手再次捂住哭叫着的婴儿的嘴。婴儿的哭叫妨碍了他的兽行，他顿时产生凶恶的念头——尽快把小孩弄死。 石田一手猛力地抓起孩子，高高举了起来。婴儿哇哇惨叫着在空中乱蹬着小腿和小手。这个妇女一看情形不好，袒露着身体拼命保护着孩子。石田看到肤色洁白、体态丰满的女人的身体，更加激起兽欲。他狠狠地将妇女踢倒并用力踏上一只脚。 当他心里正盘算看如何整死孩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农家用来做饭和烧炕用的大锅里，滚烫的开水正冒着热气，丧失人性的兽兵猛力踢开妇女，像捣米似地把婴儿的身体翻转过来，抓住婴儿的脚腕，把婴儿头朗下“噗”地一声扔进开水锅。锅里的开水四溅，婴儿一声惨叫，声音尖锐地刺进了母亲和兽兵的耳朵…… 梅花镇位于河北省蒿城县南部，西临京广铁路，北靠石德铁路。30年代中期这里共有550多户人家，2500多口人，街道宽阔，房屋整齐，商业繁荣。 1937年10月12日清晨，5000多日本鬼子包围了梅花镇，成群日本鬼子从镇西南翻过寨墙，饿狼一样扑向镇内，满街都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叽哩哇啦的吼叫声。当时镇内多数人家尚未开门。日本鬼子见门就砸，见房就烧，见人就杀。顿时，梅花镇浓烟滚滚，火光透天，大屠杀持续了一天。大街上、院落中、粪坑里，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迹。 辘轳把水坑是日寇最大的杀人场。当天中午，日本鬼子将被绑着的百姓从大街上和真武庙前往水坑边驱赶，水坑周围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本鬼子，并在高坎处架上四挺机枪。 空中，日本飞机擦着树梢转来转去，发出怪叫声来助杀威。日本鬼子用刺刀和棍棒相威胁，强迫百姓往水坑里跳。水很深，很多人跳下去就淹死了。人群中忽地发出—声怒喊：“乡亲们！咱别等死，冲啊！”群众喊叫着，挣脱看绳索向外冲。日本鬼子的机枪响了，群众成片地倒下，尸体填满了大水坑。 正文 第九章 奸淫 鬼子搜索至福音堂内，遇到老妇3名，皆在60岁以上。鬼子逼迫他们脱去衣履，老妇不从，便遭到毒打，并由日军强行扒掉，驱使在堂内转圈以羞辱她们，复用刺刀划其身上各部，或用刺刀拨动干瘪的乳房，令其怪叫，后用小刀乱戳其阴部。有位老腹痛得昏劂过去，鬼子割下其小足，口里叫着：“中国女人的脚，顶小！顶小！”然后狂笑而去。 中国自古男女有别，笃重伦理，女子之贞操，高于一切，是世界上最重礼仪的国家。而鬼子兵所到之处，一切都摧坏完了，没有人晓得他们的国家里是人的世界还是兽的世界！就是兽也有马不骑母之美德呀！更没有人了解日本鬼子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美丑，群来发泄兽欲，不从者由下部一枪刺死！可怜我四五千年庄严神圣的道德横遭兽兵的摧残。 如果有人问南京失陷后有无幸免的女子，那么答案就是，都不敢保险！因为兽兵每到一地，第一要花姑娘，第二要金表，第三要纸烟。在马路上见了男人，搜查完毕之后，还有—个动作，你猜是什么？就是在裤档里还要摸一下，以防女子假冒男子，真是卑劣无耻，世无其匹了。 在战争暴行中，日本人干得最多的当然是强奸犯罪。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蹂躏与摧残，是任何正常的人所无法想象、无法相信的。人们无法相信，男人，整个一个民族的男人，会堕落下流到那种程度。确实是不如禽兽，禽兽不如。他们的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语言所能形容和表达的范围。可是，凡此种种，他们竞总是以“奉命行事”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日军士兵确实交待过，长官告诉他们：“干完后，就把她们杀死，免得麻烦”。兽军的各级军官，在这种事情上大都能身体力行并为部下“亲自示范”。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谷寿夫中将，不仅亲自挥刀杀人，还亲自在大街上强奸妇女。这究竟是人中之将，还是兽中之王？2日本侵略者简直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不知廉耻的牲畜。 日本法西斯兽兵在南京，不但到处强奸中年妇女，就连未发育成熟的幼女、头发花白的老妇甚至临产的孕妇，也不放过。 记者范式之在《敌人蹂躏下的南京》一文中揭露道： 敌军入城后，对我妇女蹂躏，更是惨绝人寰，不管你是乳嗅未干的女孩，还是齿落发白的老妪，皆在被奸之列，居民不堪敌军的蹂躏。伪自治会成立后，某委员向伪自治会敌顾问建议：可否特请敌司令，下令“皇军”对老妇幼女，不予非礼。 结果呢，所得到的答复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目的是开心，不是要替你们‘支那’人传种接代，年纪老点小点没关系。” 自此以后，敌军便益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居住宁海路17号的某少妇，昆山籍，丈夫在前国府任职员，半日内连被6个敌军轮奸后，下部肿涨疼痛得不能走。……此外敌军更别出心裁，强今10岁至三四十岁妇女，自五六人至二三人不等，闭一室中，全裸其体，随意按摩调笑取乐。城内所有妇女不愿或不堪敌人蹂躏而自杀者，平均每日必有数百起。 1937年12月18日，在颐和路的多名少女均被日本鬼子兵强奸，有一茶馆店主的女儿，年方17岁，被7名日本兵轮奸后毙命。还有3名日军轮奸了4名少女。在平安巷—少女被日军3人轮奸致死、，在城内的—家，有—个年仅9岁的幼女和75岁的祖母躲在家中，没想到，残暴的日军在同室同时奸淫了她们。 水西门外，—寡妇家有3女，长女18岁，次女13岁，小女9岁，均被日军轮奸了，小女儿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不省人事。同地点，6个鬼子兵轮奸—位年仅12岁的女孩，可怜的女孩阴户被撕破，疼痛而死。 1937年12月15日，南京难民区上海路—户人家，闯进了3个鬼子兵，他们抓住—个12岁的女孩，进行疯狂的轮奸。孩子大声哭喊。可怜天下父母心！身为父母站在门外，对自己的孩子被蹂躏，撕心裂肺，痈不欲生。 在湖南省南县厂窑地区在一个叫瓦连堤的地方，有一怀孕妇女，惨道兽兵7人轮奸，后又被鬼子踢伤腹部，八九日后悲惨死去。还有的是强奸孕妇后，再用刺刀从肚里挑出胎儿，使母子俩同归于尽。某乌蓬船—名仅12岁的女孩，被—群鬼子兵轮奸致死，尸体被丢入河中。尤为残暴的是，鬼子兵对我女同胞实行奸后惨杀，用刺刀捅刺被害者的阴户，或用刀切割肉体，或用其他异物塞人阴户，血流满地，活活死去，惨无人道，掺不忍睹。 于家烷有一户人家，4个妇女，就是这样校残害而死的。猖狂入侵厂窑地区的日寇真可谓之烧、杀、浮、掠，四毒惧全。连日酋板垣的陆军总部也承认：“如果将参加过此次战争的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日军兽蹄所践之处，老少妇女皆不能幸免。1941年秋，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仅11岁的女孩，竞被6名日本鬼子兵轮奸。河南村一个10岁的女孩因遗鬼子兵的强奸而死亡。1943年5月，日军在山东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讨伐”时，一群鬼子兵抓住一个二十八九岁快要临产的孕妇，对她进行百般摧残羞辱，最后剖开她的肚子，拉出血污满身的胎儿，并将手脚乱伸的胎儿的头一脚踢碎。1937年9月，在山西雁北一个姓张的少女被日军轮奸惨死。这种事例数不胜数。 在1941年日军秋季大“扫荡”中，河北省阜平县有两村庄的妇女约400人，全部遭到兽兵的强奸。在该县的文安村，日军将全村被抓住的妇女集合起来，其中年轻漂亮的被军官挨个奸淫，其余的让给士兵们奸淫。在金家口村，一个16岁的少女先后被8个鬼子乓强奸后，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以至数月卧床不起。在另一个村子，一个年仅11岁的女孩，竞被6名鬼于兵轮奸。河南村一个10岁的女孩，因遭日军的强奸而死亡。 在国际委员会的《安全档案》中，记载着大量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事例，其中强奸幼女和老妇的事例也有许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刚进城，即在珍珠巷238号，将14岁的少女伍大毛强奸后杀死。 20日，在难民区西桥街41号，12岁的哑女李妮，被3名日军轮奸，惨不忍赌。 26日，在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11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据目睹者讲：女孩两腿间血污和肿裂的惨状，叫人不敢正视。幼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被13名鬼子兵轮奸，因不堪狂虐，厉声呼救，竞被丧心病狂的鬼子兵刀刺小腹致死。 兴中门内东首城根草房内，躺着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幼女尸体，下身肿破。在羊皮巷路北，一个女孩横尸于此，其状甚惨：嘴边流血，双目圆睁，肚子被刺破，肠子流了一地。 一个12岁的姓周的女孩，女扮男装，随父亲等一起出城，走到中华门时被日军堵住检查，都过了关，几个人都在暗暗庆幸。谁知走出不远，后面一个背枪的日军追来，将小女孩施进附近的空屋子里，女该哭闹着不从，日军打了两枪，哭声停了，接着又发出一声凄历的惨叫。女孩在外面的家人肝胆欲裂，对女儿惨遭蹂躏束手无策。 原来，在城门中检查时，那名日军就发现这个小孩是个女孩、因为日军为防止女子女扮男装混出城，对可疑者检查的最后一项使施以最卑鄙下流的伎俩，即往被检查者的裤裆摸捞一把，这一捞一摸，便知男女真相。那个日军采取欲擒故纵之计，导演出了这—幕悲剧。其卑鄙无耻到极点。 据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引证的材料说： 12月22日，两个日本兽兵闯入金陵大学蚕桑系校舍，强奸13岁的小姑娘，母亲想加阻止，当场被击伤。 12月23日下午7时左右，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来了3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年仅13岁。 12月25日下午2时，3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强奸两个姑娘，共中一个年仅12岁。 12月26日下午4时，3个日本兵轮奸陈家巷号内一个13岁的小姑娘。 1938年1月1日下午4时，3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211号(属于金陵大学)，轮奸一名14岁的幼女。 1月3日，发育未全的24岁的小姑娘，被日本兵强奸，受伤甚重。 1月28日，3个日本兵闯入大河帽巷(音译)1号，强奸一名幼女。 1月30日夜，3个日本兵闯入一家难民内，一个日本兵强奸12岁的幼女，另两个则轮奸一个老妇，直至半夜始去。 1月30日上午11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内的一个12岁的小姑娘，回到朝天官黄泥巷9号家中，遭4个日本兵轮奸。 2月7日，12岁的幼女半夜被奸污……她的下体发肿，不能行动。 …… 日军强奸老妇的兽行也屡见不鲜。1938年1月29日，一位性何的58岁妇女，被鬼子兵强奸两次。31日，四象桥一位年过60的老妇，被鬼子兵强奸，奸后又用刺刀扎进她的阴户而惨死。同日晚8时，两名鬼子兵闯入三牌楼民宅寻找年轻姑娘未见，结果找到一个71岁的老抠，要扒她的裤子，老妪不从，挨了一顿打。 2月初，在三牌楼地区又有两个均在60岁以上的老妪被强奸，其中有一个被奸10多次；另一个被奸完后，兽兵还强迫她以舌拭阳具上的秽物，其兽行令人难以置信。 1938年2月22日，在山西离石县九里湾惨案中，十几个鬼子兵窜入一家，将一位78岁的姓杨的老太大轮奸致死。 当南京南郊六朗桥18村遭到日军的攻击时，居民相继逃走。日军搜索至福音堂内，遇到妇3名，皆在60岁以上。日军逼迫脱去衣履，老妇不从，便遭到毒打，并由日军强行扒掉，驱使在堂内转圈以羞辱她们，复用刺刀划其身上各部，或用刺刀拨动干瘪的乳房，令其怪叫，后用小刀乱戳其阴部。有位老妪痛得昏厥过去，日军割下其小足，口里叫着：“中国女人的脚，顶小！顶小！”，然后狂笑而去。 下关有一位80岁的老妇，也被日军奸污。当时老妇说，我这么大年纪，你还能糟踏吗？日军回答，我并不要你生儿子。真是无耻之极。 1943年1月27日，日军侵入河北省迁西县的西水峪村，该村一年仅14岁的幼女，被搜山日军从其母身边拽走，强行轮奸，声声惨叫传来，其母心如刀扎，牙齿咬破嘴唇，泪水湿透衣衫…… 1943年5月8日至12日，日寇蹂躏厂窖期间，对我妇女同胞更是百般侮辱，千般残害。小至十来岁的幼女，大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凡躲避不及者，几乎都不能幸免。人们至今都在痛骂他们是“人面畜牲”、“两脚野猪”。 在厂窖茅草街，敌人仅在这地方盘踞一日夜，但被奸淫的妇女，却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有一名幼女，年仅10岁，惨被敌兵2名轮奸，其母痛恨，与女投河而死。—名62岁的老抠，被8个日本鬼子兵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刺到小腹致死。肖家湾一未婚女子，铰13个鬼子兵轮奸昏迷后，将擦灰搅入阴道，最后插入刺刀。16岁的肖姓姑娘，破一日军抓住企图施暴，姑娘奋力挣脱奔跑，日军追至河边再次将其抓住，姑娘拖住那个日军一起滚入河中，同归于尽。 在厂窖烷内，日军则更是大泄其兽欲。不仅是一般妇女难免被强奸，连修道院的“童贞女”也被强奸了。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孕妇、产妇、经期女人等，也难于逃脱被侮辱的灾祸。德福村当时有个年已60多的老妇人，见日寇枪杀她两个儿子，想跑出屋外求救，日寇发觉后，4个兽兵即强行轮奸，事后还拍手狞笑。因奸致死者，几乎到处可见。 万恶的日本兽兵，对孕妇也不放过。1937年12月19日下午7时多，两个鬼子兵轮奸怀孕9个月快要临产的少妇，导致少妇流产，精神错乱。洪武门外，有一个孕妇，日军将她凌辱后，竞丧心病狂地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取出胎儿戏耍。另有一名怀孕7个月的妇女，鬼子要强奸她，其婆婆忙上前阻拦，比豺狼还凶狠的鬼于，飞起一脚将婆婆踢开，又将孕妇开膛破肚，胎儿流到外边，顷刻母子均亡。另有一名孕妇即将临产，行动因难，只好呆在自己家中。一天，几名鬼子兵闯进她家，发现大腹便便毫无反抗力的孕妇，鬼子兵先是一个一个轮奸她，然后残忍地剖开她的肚子，取出婴儿玩弄。 日本鬼子兵对于中国妇女的奸辱是不分老幼的，同时他们犯罪也是不分场合的。 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在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日子里，几乎“每天24小时，无一小时无妇女不被日军拖出。”军医蒋公毅也曾日睹日军白日施淫的兽行。他在回亿录中说，日军“赤身露体，公然白天施淫，迭经中外人士目睹，当场斥为禽兽”。一位外侨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实际上，三分之一的强奸是白天干的。” 日本侵略军的奸淫暴行遍及南京城郊，不分老妇幼女，不分昼夜、不分场合、不分孕妇病女，其狂虐残暴，实人类历史上罕见。 贝茨博士在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 躲在中央大学里的3万名难民中，发生了数百起强奸事件。其准确而详细的信况，巳作为整个报告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向“德国官员”提出报告说，相信至少有20000人被强奸。前不久，他曾保守地估计，仅根据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强奸事件估计达8000起。日本兵成群结队，几乎每天每晚到处在马路上游荡，特别是在安全地带内转来转去。当时，大多数市民住在安全地带内，约有15至20个士兵结为一伙，他们为了寻找妇女进行强奸，到处乱窜。 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践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1000起，白天发生这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抵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戮杀，或开抢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上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底里病。 在当时的南京，“摸彩”这个名词，难民都知道。金陵女子大学是很有名气的，它的建筑与设备不亚于外国学校，校园很大，位于难民区内。国际委员会把这里当成女学生的收容所，由美国女士黄小姐负责。年轻的女学生都纷纷躲避到这里，约有上千人。 有一次日本鬼子兵强行住里冲，被黄小姐勇敢地挡在大门口，疯狂的鬼子兵举手打了她一个耳光。夜间，鬼子兵从低矮的竹篱上爬过来，校园没有电，鬼子兵不管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个，不准说话，将其奸污。这就是日本鬼子兵的所谓“摸彩”。一连多天晚上，鬼子兵纷纷过来“摸彩”，中国女学生惨遭蹂躏。后来由国际委员会出面，“请求”宪兵来把门，无奈，宪兵也挡不住日本鬼子兵的兽行，有一次两名女学生在竹篱下解手，被鬼子兵盯上了，把她们劫走，事后，黄小姐出了死力，才把她们要回来。 翻开(南京安全区档案)，查寻审判战犯法庭的证词，便可以看到厚厚的一份调查纪实。日本侵略军残害好杀中国妇女的暴行罄竹难书。各不相同的阶层、职业、年龄的妇女均不能幸免。日有千起，月逾2万件，一名妇女，被轮奸最多，达40次以上，就连当时日本的盟友德国官方，也称日军是“兽类集团”。 无怪，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发结锡国外交部的一份秘密电报中这样写道：“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日本鬼子，不但大行奸淫，而且往往在奸淫之后，还要残害那些被他们糟踏了的妇女。 1939年8月22日，在大同大王村惨案中，日军在对一位年轻妇女进行强奸后，还割掉其乳房，捆住其四肢，并将其扔进地窖中，用火烧死。 1944年4月，日寇纠集五六万兵力发动河南战役，法西斯强盗铁蹄所至，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生灵涂炭，十室九空，在襄城的郑沟村，鬼子兵对关押在一家院里的30多个妇女进行了集体奸污，奸后将26个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挑破了。鬼子兵为了戏弄取乐，还把从瘦河抓到的二三十个青年妇女剥光衣服，分别站在房屋两厢，然后跑着互相对撞，并且要身体碰在一起发出响声。 在周庄，周金玉一家被日寇杀死6口，三个媳妇被轮奸后刺死。其中周金玉的侄媳妇死的最惨。她破口大骂鬼子兵没有人性，鬼子兵上去把她按倒在地进行了轮奸。然后，禽兽不如的鬼子兵又用刺刀乱戳她的嘴和阴部，并刺中她的心脏而惨死，死后敌人割掉其两个乳房。还有很多妇女被奸后割去两个乳房，有的被剖腹。 人类和兽类的区别之一，是人类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和文明的性生活，而兽类却不是这样，它们不分辈份，乱伦群奸。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人类早已进入文明社会，日本已成为实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其军队在中国所犯的种种暴行，简直连兽类都不如。其暴行之一就是对中国女性实行惨无人性的轮奸。难怪当时日本军队被中外称为“兽类的集团”。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轮奸现象到处发生。据金陵大学的美国学者贝茨的日记记载，1937年12月16日，一个可伶的妇女被奸污了37次。其他资料对这类强暴事件也多有记载：12月中旬，民妇陶氏在南京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遭日军轮奸后，复被剖腹焚尸。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一个姑娘，被日军疯狂轮奸了17次。同时，日军闯入神学院，17名兽兵轮奸了一个妇女，妇女杨周氏，躲身于黄泥塘地洞里，被一群日军鬼子兵发现，遭到残忍的轮奸，然后被杀掉。 一位尚在世的张姓老妇回忆自己的悲惨遭遇说： 1937年冬月，囚我听说丈夫董良金被日军捅了三刀，第二天我就偷偷到出事地点去探望他，哪知却被日军看到，他们就想抓住我。我就拔腿逃跑，他们就追，开抢打。子弹从我肩膀上方穿过，没有打中。后来，终因我跑不过日本兵，就被追上了，立即上来5个日本兵，对我进行轮奸。当他们走后，我已不省人事，昏迷过去了。 1937年12月20日，日军和汉奸以日本军官需要洗衣妇为名，从铜银巷强行把6名妇女带到市中心偏西的一所房子里，这些妇女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通夜被强奸，岁数大一点的妇女一晚上被强奸一二十次；年轻漂亮的妇女一晚上被奸多达40次。 在南京市区，这种被日军轮奸的事例比比皆是。在其他地方，日军同样放肆。 1941年秋，日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大“扫荡”时，平方太口村的一个妇女先后被30个鬼子兵轮奸，事后灭绝人性的兽兵竞用刺刀刺向这个妇女的阴部，将其刺死。 侵华日军军士山原良一战后回忆了一起集体轮奸事件—— 1933年11月末，山原良一所在的第39师团第233联队第三大队第三机枪中队进犯到湖北省玉峰县刘家畔村，村里的人们都逃光了。 日本兵抢东西和找女人都红了眼，挨家挨户地闯进老百姓家乱翻乱砸。在村子里折腾完后，又向逃到后山去的老百姓们那边搜索。不多久，日军佐野和中川两人从半山腰里搜索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两人架着少女的双臂拖了出来。少女穿着天蓝色的衣服，被硬拖起来的双腿僵直并流着血，两面分开的乱发上结着红头绳，被两双魔爪紧茶抓住的肩膀微微地抽动着。 山原见到少女满脸堆笑地说：“喂，全森，这个妞比昨天那个漂亮啊！” “喂，姑娘，你几岁？”他目光贪婪地盯着少女，并捅了一下她的头。 倔犟的少女扭过身子，咬紧牙关看着地上。洁白脖颈上的蓬乱头皮微微颤抖着。 “这个小妞还够犟的，给我老实点儿！”日军佐野说着冲少女的后背踢去一脚。少女怒不可遏，咬牙切齿，用力地挣扎着。但她犹如羔羊碰见了狼群，怎样挣扎也逃不出厄运。 山原骂道：“这个小妞还挺狂的！”飞起一脚踢到少女的胸口上，少女一声惨叫摔倒在地。接眷山原抬起带泥的靴子就势踩在少女微微隆起的胸部。 中川接着喊了一声：“把她扒光！”于是几个兽兵七手八脚地上来扒少女的衣服，少女拼命地挣扎，她的裤子被撕成碎片，露出白嫩的肉体，恶魔们一下子燃起了兽欲。这时，少女骂了一声“鬼子！”一支胳膊挣脱开了，顺手检起碎瓦片打了过来。兽兵对她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硬把她拖到附近的破民房里，挨个地对她进行了轮奸。 满足善欲的恶狼一个个从屋里鱼贯而出。最后一个轮到山原，他为自己未能先占有少女心中有些不快，他把少女拖起来放在炕上，少女痛苦地紧闭双眼，已经失去了意识，但手脚时而微微抽动着。 “妈的，老实点儿免遭皮肉之苦。”山原说着正想准备把自己的身子压在少女身上，这时少女用嘶哑的嗓子喊了声：“妈妈……”一瞬间。少女的眼睛睁得好大，燃起愤怒的火烙，她用充血的牙齿狠狠地咬了山原一口。 “啊！……”疼得直叫的山原朝着少女就是一个耳光，他检起身旁已被撕烂的衣服把少女头蒙住，然后便压在少女的身上…… 从呻吟的少女身上起来的山原感到右手火辣辣的，被少女咬伤的地方流出了鲜血。 这个畜牲朝教少女的肚子踢了一脚。 只在呻吟巳动弹不得的少女好像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眼睛上，她狠狠地直盯着山原，眼中燃烧着愤怒和憎恨。脊背感到一阵发凉的山原猛然拾起旁边的高粱秸，把它使劲地插到少女的阴部里…… 动弹不得的少女发出震耳欲聋的惨叫声，她仰面朝天手抓着炕上的麦秸痛苦得乱滚。 这不是低级的色情描写，而是出自当年蹂躏中国妇女的山原良一的回亿，是当年日本侵华兽军的不可洗刷的一桩暴行。 最后，山原忏悔说：“今天，每当我想起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如同野兽一样的罪过时，就越发憎恨战争带来的罪恶。同时对自己作为帝国主义的一员所犯下的罪行十分悔恨。” 当年侵华日军哪个手上没有沽满中国人民的血和泪呢？省悟者固然可喜，少数没有省悟的能不扪心自问吗？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岁月里，日军强奸侮辱中国妇女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集体强奸是典型的一种。这里仅以当年华北等地日军的暴行加以说明。 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的8年当中，太行区有10多万名妇女被强好轮奸，太岳区有4.3万名妇女惨遭蹂躏。其中大多数人因被奸污而染上性病。 山西孟县屑于大行区的一个县，也是当时遭到日军涂炭蹂躏的重灾区之一。有一次大“扫荡”，日军包围了该县的杏花村，全村几百名妇女只有两个侥幸逃出包围圈而免遭蹂躏，其余妇女不分老幼、贫富、丑美统统被日军强奸。有一个小姑娘当时只有13岁，恰好不幸被13个日军轮奸了。 1940年5月前后，日军在龙华镇大肆“扫荡”，他们疯狂地抢掠财物、杀人放火，同时穷凶极恶地奸淫妇女。一天，日军“扫荡”到—座天主教堂，发现教堂里藏着一群避难的妇女，其中有20人被从教堂里强行拉走，关到另外一间屋于里，被一群日军军官肆意强奸凌辱。在日军暴行面前，上帝亦显得束手元策。 1942年，屡遭华北八路军和游击队袭击的日军，气急败坏地报复“清剿”，企图以此残酷暴行扑灭抗日火种。武安寺西村是所谓“治安区”维持村，当日军进行实施“清剿”时，天真善良的老百姓以为不会有什么危害，全村的妇女大多没有逃避。 然而，她们都遭到意想不到的奸淫和侮辱——日军进村后，便将全村的妇女集合在一起用刺刀逼迫她们全部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拉她们集体跳裸体舞或游行。这些中国妇女在此光天化日之下，个个羞愧难当，而日军却一个个乐得手舞足蹈，发出一阵阵淫笑。 “治安村”里的情形尚且如此，非“治安村”就更糟了。日军每到一个村庄后，就把全村的妇女以开会为名集合在一个开阔的场地上，随后姿意侮辱、强奸或杀戳。在一个叫西沟的村子里，日军命令几名伪军将全村妇女集合在一处，说是要她们对“皇军”表示敬意和效忠，表达方式就是用肉体。全村妇女悉数被强奸。 在另一个叫左顷马的村于里，日军让伪村长找女人，结果全村35岁以下，15岁以上的70名妇女，全被日军奸污。这还不算，日军还向伪村长提出另一个要求，那就是每晚提供妇女7名，陪日军睡觉发泄兽欲。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兽兵大规模集体奸淫的暴行，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发生。上至军官，下至士兵，都参与了这种暴行。南京大盾杀中更是后后发生这种集体强奸的暴行。一位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军人就目睹过日军这种兽行。 1937年底，在南京意大利驻中国领事馆隔壁有一栋漂亮的洋楼。日军进城前，洋楼主人逃走。当时有四五十位妇女带着孩子逃难住进楼里，以为这里靠着外国领事馆，日军不会到这里来施暴。哪知日军无处不至，随地制造暴行。 一天，一群日军来到这里，他们粗暴地敲门，难民开门略迟了—些，开门的人立即被几个日军揪住，不由分说，拳脚交加，打个半死。当他们瞥见楼里还有不少女人，一个个青筋暴跳，欲火上升，随即把那个打得半死的开门者放下，有的厉声叱喝、有的放声大笑，蜂涌进楼。兽兵们先把几名男人撵走，再把那些妇女强拉到一起，当着小孩的面，光天化日，明日张胆，将在大厅里的这些妇女们的衣服扒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人间最下流的一幕丑剧。 在大厅外面妇女的丈夫们，个个失魂落魄，画红耳赤。他们有的焦躁羞愤，有的抓耳挠腮。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明知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奸淫凌辱，而自己又无力保护她们，有的更为自己失去做丈夫的责任而痛苦不已。 人们以为这一次集体轮奸，屋里的兽兵们满足淫欲后很快就会过去的，殊不知，一个兽欲已足、裤带犹未系好的兽兵快步走出门来，走上大街，又唤来了几十名鬼子兵。一群“蝗虫”进进出出，呼朋牵侣，川流不息，而在大厅里备受荼毒的妇女们，已经被折腾得毫无力气，连呼救声都发不出来了。 在日本禽兽践踏下的中国土地上，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鬼蜮横行，悲惨恐怖，没有一个中国男人，敢说自己能活到哪一天，更没有一个女性，敢说自己能保得住贞节。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自古以来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女子贞操，高于一切。但是自“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日本兽兵所到之处，恃强逞暴，遍地淫掠，竟肆意强迫中国人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乱伦行为，稍有不从者就将其毙命。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每每对我同胞进行人格和道德上的侮辱。这些伤天害理的野兽们往往在奸淫我国妇女同胞之后，竟逼迫公公奸儿熄、父亲奸女儿、儿子奸母亲，僧侣奸少女。据资料记载，我国同胞在此种情况下，总是坚守伦理不从，而不从者总是含恨被害。 一位同胞曾目睹了如下场景： 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4天，一伙鬼子兵闻入水西门一户姓刘的人家中。他们看到刘家年少的女儿后，就逼迫少女脱光衣服，强迫父母每人把住女儿的一只脚，由一群鬼子兵挨个对少女加以轮奸。当他们发泄完兽欲后，竟然强迫这位父亲去奸污自己的女儿，父亲怒极，坚决不从。结果日军就用刺刀刺死了刘家父女。 城外沙洲卫有一朱姓人家，某日突去日兵4名，将朱姓儿媳(年40岁)强行奸淫，当日兵轮奸该妇时，强迫他的公公、丈夫、儿子站在旁边看着，轮奸后又逼其公公去奸淫，残暴的敌兵说： “老头！你快活快活！……” 同胞们，这是多么万恶的事啊，可是这老头在日兵的枪口之下也只好照办，伏在他的儿媳身上，做个样子，可是敌兵认为不对，又殴打老头，叫他认真去做…… 公公奸了儿媳，敌兵又逼该妇之子(年仅17岁)奸其母…… 日军鬼子兵的此类兽行馨竹难书，请看： 1938年1月11日夜，两名日军闯入高家酒馆44号隔壁，劫持两名妇女，在她们的丈夫面前轮奸。第二天，这两名鬼子兵同另外两名鬼子兵竟站在这家门前狂笑不已。看来他们不仅对自己昨天的行为在同伴面前炫耀一番，而且对中国人施行的侮辱感到非常快慰。 1941年9月20日，5名日军在金沙乡上甘冲屋乾奸一少女至奄奄一息，又逼迫邻居68岁的吴葵清行奸，吴痛骂鬼子兵，被当场打死，倒插入粪坑中。 有一次，日本兽兵们将一名中年妇女强奸后，从外面进来一个小伙子，大概是由难民区回来看家的，兽兵问小伙子，此女是他什么人，小伙子说是他的母亲。谁知兽军拍掌大笑，即令其将席子铺在堂屋地下，逼迫小伙子奸其母亲，他们在一旁拍掌戏笑。这种逼子奸母事件在南京发生过四五次。如果不从，即将其杀死。这简直是桓古未闻的兽性行为，甚至就在禽兽之间，这种事情也少有。 在南京北平路旁边有个古林寺。有一次，一个妇女在山上拾柴，不料被4个鬼于兵发现，当场将其抓住轮奸。奸后恰巧有4个中国男同胞从旁边经过，鬼子兵把他们招呼过来，逼迫他们奸淫躺在地上的妇女。4名男子一齐给鬼子兵下跪说：我们中国人不能如此乱来。不料日军恼羞成怒，当即击毙一个中国同胞，其余被逼无奈，只得于那惨绝人寰的勾当。 还有一件许多资料或著作都曾有记载或介绍的事件： 有一次，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为避免日本鬼子糟踏自己，装扮成男子，想由中华门逃出城外，找她的父亲。事先她当然细心化装一番。但极狡猾的鬼子兵早已经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对出城的人检查得很仔细，先是问话，接着解衣检查，最后甚至把手伸进裤档里捞一把，如此检查，女扮男装者大多检查出，而且一经查出，更加残忍地施以蹂躏。 当此女子经过城门时，照例地先向兽兵们鞠躬行礼，再交出难民证查验。当汉奸翻译问她十几岁时，她开口答18岁了。话一出口，即被兽兵看破。鬼子兵不由分说地把她拉进卫兵室里，轮流强奸。 奸完之后，兽兵们这次要想出新花样来，进一步摧残姑娘。恰好有4名进城的中国男同胞，被兽兵堵住，逼其奸淫该女子，大家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女同胞，遂哀求告兔。 这时，后边大摇大摆地走来一位和尚，兽兵把和尚拦住，将4名男同胞放走，继逼令和尚开戒奸淫此女，和尚见此情景马上双手一合，两眼一闭，口念：“阿弥陀佛！”不肯就范。兽兵发出一阵狂笑，说他长的东西失去了作用，当即把和尚放倒，将其生殖器割去，和尚惨叫一声，登了几下四肢，便一命归天。 《南京地方法院校查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时指出： 从一般年轻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的手段有强奸、轮奸，凡拒绝被强奸者即遭到杀害；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儿媳，从中取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戮破她们的心脏，打破她们的下巴，拔掉她们的牙齿，其状惨不忍睹。 耳闻目睹日本兽兵这种道德沦丧的残暴行径，人们都极端地愤怒，同时都在发问：日本国内到底是人的世界，还是兽的境域？难道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吗？他们也都这样伤风败俗、道德沦丧吗？ 日本兽兵这种暴行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它只能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 法西斯是恶魔，其“发明”、“创造”的奸淫方法，简直令人发指，日寇“创造”、“发明”的方法五花八门，其中员为残忍的莫过于奸污之后用异物插入阴户…… 济阳位于济南北45公里，战赂位置非常重要，素有济南北门户之称，1937年，侵华日军逼进山东，11月13日上午，日军出动重兵攻克济阳城。 据说，有个日军军官在指挥攻城时，被城内守军打伤，城陷后，这个军官下达了7天之内杀光全城百姓的命令。 1937年10月21日，在冀晋交界处的井烃县核桃园村，吴保拉的母亲年逾80，躲在闺女桑叶的家中，鬼子兵破门入室欲想奸污，又见她年老，使斜劈一刀，将她砍为两段。于XX的媳妇，被日军抓住，轮奸后将玉茭轴插入阴道，于XX的媳妇赤身裸体地惨死在大道上。 1937年12月1日，日军进入江苏江阴城时，在卡车上架着机枪沿街扫射，居民们纷纷死于乱枪之下。一大群想从江阴城内未能逃走的妇女，无论老幼，很少躲过鬼子兵的污辱。城郊一吴姓少妇被轮奸后投河，鬼子兵又把她捞上来，强奸后用一木捧插入其阴户致死。一扛煤工人的妻子被日军强奸后，用竹竿从阴户插入活活捅死。 1937年12月14日上午，在济南济阳的文庙，一伙日本鬼子兵闯进文庙后，捕捉了鲁胜和张继两人的妻子，来回轮奸了3个多小时。事后又将其乳房割掉，往其阴道里楔木橛子，两个妇女悲惨地死去。 1938年3月27日，日军第14师团一部进攻河南浚县城，29日，自城东北角突入城内。 日军进城后，有8名妇女躲进南关小庙，一伙日军鬼子兵闯进去，将这8个人轮奸后，又全部推入火堆里。日军将李金录家的大人杀死，把他的一个16岁、一个13岁的两个女儿轮奸，然后以刺刀捅人阴部刺死。 1943年10月7日至27日，日军鬼子兵侵入迁西县的西水峪村，该村30多岁的妇女彭XX惨道8个日军轮奸后，日军又将一根木棍扎入其阴道。在鬼子兵的狂笑声中，彭XXM惨叫翻滚，痛极死去。 日本鬼子兵奸淫妇女不择手段，采取各种野蛮行径。 南京街头上有很多轮奸致死的女同胞尸体，通身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凹下的部分呈黑褐色，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几个洞，肠子流淌出来，堆在身旁的地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有的妇女被奸之后，残忍的兽兵用东西塞满阴户，胀气而死。有的兽兵，用刺刀戳进阴户，令妇女当场毙命…… 残暴的兽行给无辜的女性带来不可名状的苦难，其卑劣的手段更是令人发指、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 正文 第十章 慰安妇 每个慰安妇大概一天要接客29人次，多者接客达100人次左右。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 “慰安妇”，这个走兽般的日寇用自己的卑劣行径创造和发明的称谓，不知给中国留下了多少难以抚平的伤疤。 根据一位战后协助美国处理军需情报的日本人说：“中国慰安妇的数字，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妇女总数的67.8％。”也就是说，在日军所设的“慰安所”里，每1000人中，中国妇女就有678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笔难以清算和赔偿的战争罪行。 “慰安妇”是在当时日本官方和军部，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下的罪恶产物。日本情报部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我们必胜的信心…… 这种无耻之极无异于流氓恶棍式的言论，充分反映出日本法西斯分子的丑恶灵魂。 1938年，日寇在刚占领不到一年的安徽芜湖设立军地慰安所数处。 日军官兵进入慰安所，按官衔等级排队付钱买牌子，牌子分两元、一元二角、一元和八角不等。买到牌子才准进入内院榜号入室。当听到锣声响时，男的就得从室内出来，换一批再进入，这样轮番进出，以锣声为号，便于控制时数，多作营业，加强对慰安妇的剥削。 在日本侵略军前沿的战地慰安所，慰安妇悲惨处境比之上述军地慰安所慰安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慰安妇除了接待战地前沿的官兵之外，还要随时接待大批即将投入侵略战争的新兵。参战前夕，新兵都必须响应上级号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因为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说法是：“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去体验女人。 于是，大批新兵成群地涌向慰安所。慰安所里的房间就像日本医院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走廊的两侧拉着帘子，眼面是细长的房间，约有50张左右的床，“慰安妇”在各自的房间里等待着接客。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队，每隔10分钟轮流跑入，有的帘子面还标着红色的记号，这表明这小屋里的慰安妇带有性病。可想而知，战地慰安妇要遭受着多可怕的痛苦！ 日寇不仅压迫、剥削和蹂躏日本慰安妇，也同时坑害中国年轻女子。凡被他们抓到的中国年轻女子先要张开双手，让日寇仔细检查手掌，如果是农民或工人的手，就当场作为“消遣品”而被奸污，或被送到慰安所当慰安妇。如果是个白手女人，就以八路军密探的嫌疑，交给日本宪兵队严加拷问，然后处死。 在军地慰安所里，日寇常迫使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譬如新田旅社慰安所，鸨子经常出“条子”派人送往集益里头排或二排，点名要地方名妓充当慰安妇，以补充日本慰安妇的不足。 慰安所无疑是对女性身心健康摧残的一个场所，在日军侵华期间，中国无数个纯洁女子，被迫沦为慰安妇，随着惨无人性的日寇，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慰安妇的处境可以说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的“待遇”，而慰安妇的来源却又是那么的卑鄙…… 以招工广告诱骗妇女是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一种高招。1938年早春的上海，一名叫阿珠的19岁姑娘，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 “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征，倘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50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 阿珠是上海一个女子中学毕业生，眉清目秀，家住闸北，日本侵华的炮火，迫使她和父母一家3口躲到租界里居住。不久。父亲所在的那家工厂倒闭，父亲失业，一家生活陷入恐慌之中。阿珠想替父母承担点生活责任，打算找个工作干。 看到广告后，她征得父母同意，按照广告的地址，前去应征。主考者见她长得如花似玉，仔细打量她一下，询问了她的姓名、年龄、籍贯及学历后，并没有经过什么考试，便对她说：你的条件很合适。但是这里是临时办事处，你还得坐上我们的汽车，由我们这里派一个职员，伴着你，到我们的公司里去，见见我们的总经理，面试一下。 阿珠觉得这好像是报考应有的步骤，而且在白天，所以毫不迟疑地跟着他们所派的职员上了汽车。汽车转弯抹角地行驶一阵，经过一座大桥，然后驶到一座大厦门前停了下来。 阿珠下车后，发觉这里是上海东区，前不久就是在这附近打响了“八一三”的炮火。她顿时感到恐怖，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她整个心灵，四肢战栗，不想再往前走，不容她站在那里呆想，一只强有力的臂膀突然扭住她的手臂，将她拖过又长又大的石级，拖上一个小小的电梯，又被拖进一间宽大的房间。 阿珠立即明白自己已经陷入魔窟，猛力挣脱强，想逃离这个人间地狱，但一切晚矣，她立即被擒住，泪水像雨水一样从眼眶里喷涌出来，内心的极大悲痛，使她哭不出声来。 接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魔鬼，强行把她推倒在地毯上。她究竟是一个女子，哪里有力量去抵抗这厄运的来临——她觉得好像一条毒蛇，爬上她的胸际，啮咬她那纯洁的心灵，一阵剧痛之后，她昏厥过去…… 过了一阵，她渐渐地清醒过来，发现最宝贵的贞操已经失去，身心、意志立即垮了下来。她慢慢地转过身，又发生了一阵剧烈的疼痛，魔鬼们在她的右臂上用火烙着一个“二四”的号码。她和身边的女子一样，已经陷入魔掌，处于悲惨的境地。这时她不禁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又昏厥过去。 从此，阿珠和其他可怜的女子一样，依着号码，没日没夜地惨遭蹂躏，成为魔鬼发泄兽欲的工具。过了一段时间，阿珠脸上原来苹果般的处女美，已经消逝得干干净净，变得面容枯黄瘦削，两个眼珠吐出软弱疲劳的目光，深深地陷在眼眶里。她自己明白，已经离死神不远了，但她不愿将尸体留在魔窟里，而宁愿死在家里。后来，阿珠的身体被蹂躏得彻底垮了，得以回到父母身边，当她把自己受骗受害的经过写出来之后，便服毒自杀了。 日军占领桂林后，“他们以设立工厂为借口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来的妇女，被强迫成为日本鬼子兵发泄兽欲的工具。”日本这种强征慰安妇的手段在其他各地都有存在。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便四处寻找妇女，抓到她们后，或者当即被强奸，或者把她们送进慰安所或据点以供蹂躏，这是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普遍的手段。如一位妇女回忆她被抓当慰安妇的情形时说： 1942年阴历8月20日，当时我16岁。这天，我正在家里做活，突然听说密探带着鬼子进了我们村。我也顾不得多想就顺着一条小道往山沟里跑。谁知，没有跑出多远，就被日本兵发现了。我在前面跑，他们哇哇乱叫着在后面追。后来，他们追上了我，用刺刀比划着让我跟他们走。我没有办法只得听他们的，结果被带进了附近日本人修的一个据点里。 我被抓进据点之后，日本兵用绳子把我的胳膊和腿捆住，由据点里的日本军官和当兵的把我轮奸。遭到这番摧残后，我既痛苦又害怕，就哭闹着要他们放我回家。他们不但没有放我走，反而拿着棍子对我一阵乱打，直到把我的一条腿打折了，才罢休。 我的腿被打折后，人也被关在炮台里，一关就是3个月。在这3个月里，日军官兵每天都来糟踏我，一天也没有中断，可恨的是，他们不仅糟蹋我，还要打我，一次又一次将我打得死去活来。 终于有一次，他们将我折磨得昏死过去，一连9天也没有醒过来。他们看我活不成了，就把我扔到了炮台后面的沟里，幸亏我父母及时听到了消息，带着变卖家产得采的500块大洋，换回了我的“尸体”。回家后，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我总算活了过来。但由于受到了日本人那种野蛮的摧残，我的身体彻底垮了，不仅那条被打折的腿从此残废，也落下了各种难以根治的妇科病。 1945年4月，日军侵占河南邓县城，在县城东河街设一慰安所，外面挂一块牌子美其名日“慰问团”。里边慰安妇都是被抓来的中国妇女。不仅如此，日军还任意在夜间到街上奸污妇女。仅4个月的时间，日寇在城关共奸污妇女500多人，甚至连50多岁的老妪也不得幸免。 日军占领山西盂县后，在各地到处修据点堡垒，每个据点和保垒里都有几十或几百个慰安妇，整个孟县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 近几年，有人曾到这里采访了该所慰安妇的情况，据采访者说，当年这里的慰安妇大多被折磨死，有些活过来多是疾病缠身，未活多长时间就去世了，现在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其中采访者介绍的A老太、B老太和C老太，可以了解当时这里慰安妇悲惨的一幕—— 还是在A15岁那年春天，日军“扫荡”她住的村子，一进村日军就把全村的老百姓召集在一起开会，借此之机将当时还处于少女时代的A和另外两个姑娘用绳子绑上，带到离家15公里的进圭据点。当天晚上，她即被老百姓称作毛驴队长的日本军官糟踏了。接着又不分昼夜地被其他当官的和众多日军及汉奸们轮奸。“有时是几个人，多的时候一天要应付十几个人”。 一个月的光景，她的身体就垮了。这时她的父亲东挪西借凑了800块银元，通过汉奸找到毛驴队长求情。毛驴队长看她已经不行了，收下钱同意放她走。但是，就在她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十几个日军和黑狗子又轮奸了她一遍。 A当年犹如一颗含苞待放的花蕾被残忍地糟踏摧残了。父亲把她接回家后，给她医治了好几年才慢慢恢复过来。 日军占领盂县那年B18岁，当时丈夫参军打鬼子去了。家里还有不满3岁的儿子，刚出生40多天的女儿，以及双目失明的婆婆和腿残的公公。日军在村上驻下后，伪村长带着日军找到她，要她到鬼子的据点去。 她听这句话后拔腿就跑，慌张地躲进邻居家的菜窖里，结果被日军和村长找到，从菜窖里把她拖出，劈头盖脸地一顿毒打，并在刺刀的威胁下带到了进圭据点。 她被押进据点后，第一天晚上她陪着称作红脸队长的日军军官，第二天晚上陪木板队长过夜。接着，她就被迫“慰安”其余众多日伪军。这些日伪军发泄兽欲根本不分白天和黑夜，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她一天少则几次遭到强暴，多则十几次。持续一断时间后，她的身体支撑不下去了，想和其他几个受难的姐妹自杀。她们的反常表现被据点里的一个好心的中国人发觉(据B讲。此人可能是打人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他劝慰她们不能走自杀的路，后设法将她们救了出去。 她回家后，小女儿已经饿死，丧女与失身使她无限悲痛。经过一段时间后，她渐渐得到恢复，但不久厄运又降到她的头上——有一天一个敌人暗探突然闯进她家，借口了解妇济会的情况，将她已恢复健康的情况报告给据点，于是，她又第二次被抓进据点。又被迫没日没夜地遭到兽兵蹂躏。 熬过一个月后，她的身体再一次被摧垮，这次是下身大出血，血污不停地流淌，身下总是红殷殷的一大片，日军看她已不能作为泄欲的工具，又让她回了家。回家后，身体虽逐渐恢复，但也是病缠终身。 1939年秋，当时年轻的C在河边洗衣服时被日伪军抓进据点被逼当上了慰安妇，当她被折磨的爬不起来时，幸亏父母和公婆(丈夫参加了八路军)借到一些银元送到据点，将她赎回。 还有一位叫王洪的妇女，1943年农历6月7日这天，被一群日伪军抓进据点充当慰安妇，因不堪摧残，她曾3次逃跑，又3次被抓回来。当她第3次被抓回据点后，日军对她进行了更毒恶的摧残。 残暴的日军，不仅无休止地蹂躏她，且常常毒打她。在一个月时间里，将她打得遍体鳞伤，胯骨和肋骨骨折，整个身体扭曲变形。后来有一次被折腾得昏死过去，几天都未醒来，被日军扔进据点旁边的一条河里，被一位好心的老人发现救活。 然而，她虽被救活，但身体完全垮了，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由于惨遭毒打，她的颈部陷入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形体大幅度萎缩，由原来的1.6米缩减到不足1.5米；身上几处骨折和多处重伤久治不愈，整整卧炕3年。 后来当她终于重新站靖起来的时候，已经成了残疾人，除体形缩变外，一只胳膊丧失功能，一只耳朵只剩下一半。 数十万的慰安妇，每个人都有十分悲惨的一页历史，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历史，她们的命运和下场没有一个是好的。上述介绍的几个慰安妇的血泪斑斑的控诉，反映了日军强征慰安妇和她们在慰安所惨遭蹂躏韵凄惨场景，是大量慰安妇的缩影。 据有关资料记载：“每个慰安妇大概一天要接客29人次，多者接客达100人次左右。”“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 随着同中国的战争日趋激烈，仗越打越大，军人对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需要更多的慰安妇上前线……因此，凡是有日本军队作战的地方都有慰安妇。 日军有时让慰安妇集中在一处接客，有时是用军车把慰安妇送到部队巡回接客。慰安所有的是用木桩和毯子围起来的，有的是用木板临时搭起来像公共厕所一样的棚子。 在这种地方，慰安妇简直就像奴隶、木偶一样。有的女孩子躺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有的少女像死人一样地被抬了出去剩下的人坐上军车再去另一个战场；她们吃在车里睡在车里。有的慰安妇连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好。她们疾病缠身，有的患肺结核、乳房痛、便秘；有的染上性病，阴部肿胀；有的胸部疼痛。这些真实的记述把在战争前线慰安妇的惨象描绘的淋漓尽致。 日军掳掠中国慰安妇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在南京，日军以所谓“登记”为名强征大量慰安妇。 1937年12月20日，日军开始登记。因日军规定不登者格杀勿论，所以，全南京的妇女同胞明知有危险也只得硬着头皮冒险去登记。结果，在履行登记手续的过程中，一些年轻美貌的青年妇女多被强行扣留。本来原定3天的登记，结果进行了17天，被留下的妇女约有数千人，她们均遭强奸，然后送进本地或上海某地的慰安所里成为慰安妇。 这种集体掳掠慰安妇的方式在其他各地也大量存在。 据统计，苏州沦陷后有2000名妇女被掳；无锡有3000名妇女被掠：在美女如云的杭州则有2万妇女被掳。 1940年4月110日，日军第35师团某联队第23中队12小队18名日军士兵，因轮奸河南新乡地区王各庄民女，遭当地百姓愤怒嘲击，全部死于棍棒之下。 日军第35师团第23中队奉命偷袭王各庄，屠杀乡民487人，拘留213人，烧毁民房106房，强迫当地妇女82人充当随军慰安曼，其中9人不堪忍受侮辱自杀，9人在3天内被蹂躏惨死，其余被押往山西大同慰安营，直至抗战胜利才被解放出来。 1941年1月13日，日军田中久一陆军中将率第38师团攻占香港，该师团第22。230联队所部日军冲进圣斯蒂芬学院屠杀英军伤员64名，捕掳该学院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日军在校院操场抱以集体轮奸，经凌辱残害尚余51人，被日军押送新加坡慰安营。 日军对于那些拒绝或反抗他们蹂躏的慰安妇以及生病、怀孕的慰安妇怎么处置呢？另一个朝鲜慰安妇申美子回忆说，对于这些反抗者，日军要么用刀剜去她们的乳房，要么往她们的子宫里打子弹，将她们摧残致死；对于那些生病或怀孕的慰安妇，他们手下也毫不留情，总是惨无人道地将她们杀害。 在任何一个慰安所里，人性和廉耻这样的概念都不复存在。 用“慰安妇”满足军队的性要求，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可怕的人类战争史上犯下的史无前例的有组织的滔天罪行，是当时日本侵略者的一大“发明”，它将使成为人类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是人类奇耻大辱、丑恶绝伦的“纪念品”，它将日本侵略者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正文 第十一章 酷刑折磨 600多只军犬就像潮水一样咆哮着扑向俘虏，张开血盆大口向俘虏扑来，有的撕咬咽喉，有的撕咬大腿。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溅在狗的头上，狼狗摇摇头，摆颤几下身子，又向俘虏的胸膛扑去，俘虏们惨叫着，怒骂着，挣扎反抗，越反抗狼狗咬得越凶，它们咬住一口肉，还左右晃动。眼看着50多个俘虏倒在地上，死于非命。有的喉管被咬断；有的大腿上的肉被撕开，露出白骨；还有的睾丸也被咬掉。 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灭绝人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鬼子兵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屠杀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他们不仅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被俘的官兵，而且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段、酷刑来折磨中国老百姓，以满足，其种种变态的精神快感。 “灌凉水”，是日本鬼手兵常用的一种虽不动刀棒，却手段十分残忍的酷刑。施刑时，将受刑的人仰面朝天推倒，几个人按住手脚，另一个人强行往口内灌凉水。开始受刑的人大都闭口窒气，咬紧牙关，以拒凉水灌人。如灌不入，日军即将毛巾浸湿，捂住受刑者的鼻子，人不能停止呼吸，必须张口换气。这时，另一个日本兵便手持水壶，趁机急往受刑者口中灌水，这样便不能再紧闭牙关，只好让其任意灌下去了。 于是，越灌肚子越胀，待将肚子胀的滚圆时，鬼子就用脚踏在肚子上一压一松地使劲踩，凉水便从受刑者嘴重又冒了出来，肚子又扁了下去。 就这样扁了再灌，胀了再压，直到把受刑者折磨的昏迷过去或惨死为止。这种酷刑使受刑者翻肠绞肚，剧痛难忍，不少人受刑时因水人气管，喷呛不止，而鬼子们强灌不止难以呼吸而致死。 下面是一个日军的回忆，从中我们可以完全了解日军是怎样的惨无人道： 731部队为了对中国人进行全面地控制，推行了一种所谓“恐怖政治”的做法。执行这种“恐怖政治”的机关，设在731北站外大约半里(250米，中国的一里为500米)的地方，我们都管它叫“衙门院”，其实是个拷问所。所谓“衙门院”，就是官府大院的意思。现在我想说说在这个大院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这个“衙门院”在老虎屯(老五屯)的农户中间，原名叫正黄旗五屯，用这种谐音的叫法，意思指的就是劳务班。从表面上看它也很像一栋普通的民宅，四面圈着一道土墙。墙有座苫草的土房，有一次我被派去修理房子，曾经进到屋里看过。这座房子大约东西有7米长，南北有6米宽，一共隔了五小间。其中有一间做了劳务班的办公室，余下的四间全放着拷问用的刑具，真是多得很。 ——中国劳工最怕上“罩匣刑”。可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个房间里放有一张木床，床板上，有相当于手和脚的位置上安着两副铁环，让犯人躺在床上，把手脚全用铁环套住，然后再用绳子把人绑在床上。 ——在放枕头、也就是挨着脑袋的位置上，钉有一个木箱，可以从脖子以上把脑袋罩在里面。当犯人的脑袋一扣进木箱，拷问者就拿水桶往犯人的脸上倒水，积存在木箱里的水很快就接近了鼻子、嘴，可还是接着往里倒，这下子积水就把鼻子、嘴全没过去了。犯人想抬抬脸，可罩住脑袋的匣眼简直就成了头枷，至于手脚和全身，也都被捆在床上，任凭怎样都甭想能够动上一动。 ——当水漫过面部，犯人往肚里一吸气就得猛呛一口水。越呛越得喝，还越是往木箱里倒水，这样麻利地轮番倒上几次，犯人也就被灌昏过去了。随后把人抬下床，撂在一边再让他苏醒过来。 使用这种刑罚，可以在表面不太大伤害人身体的情况下，给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他们用刑的目的，并不是要弄死这些中国劳工，只是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去迫使他们肯于顺从的干活。 1943年2月，鬼子兵在河北省承德县向各村村民拷问八路军的行踪时便大肆使用灌凉水的刑罚。 1943年2月2日，承德县两益城村干部邢俊伶，被日本宪兵绑在一头高一头低的板凳上灌凉水。肚子灌胀了，就被拖到外边，拴住两脚拇指倒吊起来，用擀面杖从肚子里往外擀水，擀完了再灌。一直灌了5桶凉水。鬼子们将其折磨得奄奄一息，才又拖回土圆仓。 胡杖子村张国普，大杖子姜海廷、牛亡牛窖村谢永宽、曲梦铎等村干部，在吊打、烫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宪兵就在凉水里掺上煤油、头发茬子等物，挨个地灌。灌胀了就用杠子在肚子上压。昏过去的抬到屋外冻。冻醒了再灌，再压。 人们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谁也没有吐露八路军的秘密和村中办事员的情况。 茫牛窖村赵山、关元献，胡杖子村窦岚贵、赵永等十几个人，被日本宪兵敲打骨节后，扒光衣服，排列在营房院内的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往上提水，泼在这些人身上，三九严寒，滴水成冰，这些人身上结满了冰渣。 胡杖子村窦岚之，被日本宪兵用通红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1942年12月24日到26日，日军纠集了河北省尧山、赞皇、宁晋等县的日伪军，疯狂地对西张村、东瓷窑沟、柳林沟、西庞、南岭五个村庄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 日军把东瓷窑沟的男女老少集中到村南河边的一个场上，让群众交出八路军，交出武器。群众沉默不语，日军就先叫保长魏老星出来答话。魏老星闭口不答，日军就将他捆在一架梯子上，扒光了上身，用皮鞭、棍棒往死里打。老星为了不使乡亲们受难，便承认自己是村里唯一的八路军。 日军并没因此罢休，要他说出第二个、第三个……魏老星一口咬定“就我一个”。几个日伪军就轮番往他嘴里灌凉水，灌一通，问一通，最后把他活活灌死。 座落于沙南浚县城东南侧的大丕山浮丘山是豫北佛教、道教胜地，1938年3月29日一伙敌军闯入浮丘山庙院。年逾古稀的王老太太避祸于庙院内，日军发现后，强令老人喝冷水，老人不从，日军竟用刺刀撬开老人嘴巴，将老人活活灌死，日军以此为乐事。 除了以上“人工”的酷刑之外，还有比其更残忍的，那就是训练狗将人活活地咬死、撕碎…… 高碑店火车站是京汉铁路上的咽喉，南连保定，北通京城，西有高易(县)小铁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京、津、保，派保定道日酋黑须大佐的一个大队500名日本鬼子驻屯扼守。 日军在高碑店集市闹区、铁道口、站台上层层设卡，盘查来往行人，发现可疑者即予以扣押，对上、下火车和做买卖的人严加盘问搜身，对外地口音的人更加严格，动辄把行人商贩当做八路军“嫌疑”逮捕拘禁，押到“万人坑”杀害。 日本鬼子在这里屠杀无辜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使人难以想象。车站上的日本鬼子的军犬高大肥壮，口吐长舌，眼露凶光。日军为了使这些畜牲成为他们残害中国人的工具，竞用我同胞的生命训练恶犬害人的本领。 开始，日本鬼子穿着特制的破烂衣服，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日本鬼子向军犬一示意，军犬就猛扑上去，乱抓乱咬。敌人再一示意，军犬叼着咬下的碎布跑回主子面前，鬼子们就丢给它生肉作为犒赏。后来，日军就直接用我同胞的身体来训练。经过这样训练出来的恶犬，见了中国人就猛扑上去乱撕乱咬，凶恶至极。 据刘青孚老人回忆，1942年端午前两天，他买了小鸡回来，被集口上的鬼子抓住押到大兵库，逼迫他扛运路口的木头，太阳快落山时见敌人押来四个被捆绑着的中国青年，关在车站警备室。傍晚，听到一阵阵惨叫声。他顺着墙走到“万人坑”边偷看，见三条恶犬正猛扑乱咬我被捆绑的四同胞，附近站着两个挎刀狂笑的日军。军犬饿狼似地撕咬，头和爪都沾满了鲜血，我四同胞的心肺五脏、碎衣、肉块四处可见，一个个被咬得鲜血淋漓，膛开肚破。据统计，在车站被鬼子军犬咬死的我同胞达300人之多。 “万人坑”是鬼子军犬和野狗的天下，被鬼子们残杀在那里的尸体大都被野狗吃掉，没有一具尸体被亲人领走掩埋，这堆堆白骨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狰狞面目，滩滩鲜血展示着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本性。 据公安部门1965年的调查，日本鬼子占领高碑店车站八年，仅在“万人坑”就杀害我无辜同胞600余名。“万人坑”是日本鬼子在新城杀人暴行的铁证，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一笔血债。 据原日本侵略者华北方面军士兵浅见和华北方面军军犬饲养所士兵山田揭露： 华北方面军军犬饲养所设在北平西南的长辛店。1941年7月的一天。该所有一个叫加藤的队长，带领士兵，把50多个中国俘虏赶进一块四面是围墙的空地，加藤站在围墙上大声下令：“开始袭击！”话音未落，围墙角的一个栅栏打开了，600多只军犬像潮水一样咆哮着，张开血盆大口向俘虏扑来，有的撕咬咽喉，有的撕咬大腿。鲜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溅在狗的头上，狼狗摇摇头，摆颤几下身子，又向俘虏的胸膛扑去，俘虏们惨叫着，怒骂着，挣扎反抗，越反抗狼狗咬得越凶，它们咬住一口肉，还左右晃动。眼看着50多个俘虏倒在地上，死于非命。有的喉管被咬断；有的大腿上的肉被撕开，露出白骨；还有的睾丸也被咬掉。 山东济阳县城位于济南北90华里，东、南两面傍临黄河，有居民3300多人，济阳城廓虽小，但战略位置重要，素有济南北门户之称。 1937年，侵华鬼子的逼近山东，济阳城是其侵占济南的必争之地。11月13日，日本鬼子100余辆汽车、装甲车由惠民穿过仁风黄河西岸向济阳扑来，当天下午攻破济阳城。第二天，日本鬼子进行全城大搜捕。 一伙鬼子从西门外陆可让家的地窑里搜出了他十几岁的两个儿子，将他们的衣服剥光，捆在大门前的枣树上，让狼狗撕咬。两个孩子发出阵阵撕裂人心的尖叫，鬼子们却哈哈大笑。半小时后，两个孩子被咬得血肉模糊，心肝五脏掉了一地。 家住南京市大钟家村的黄裁缝在大桥被鬼子抓住，日本兽兵唆使军犬猛扑，把黄裁缝按倒在地撕咬，直到咬得稀烂而死。王府巷青年王二顺，被日军捉住后，剥光衣服，让一群军犬撕咬，鬼子们在一旁指挥，指到哪里，狗就咬到哪里，倾刻王二顺肚子被咬破，肠子五脏拖了一地而死。 1942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夜里，河北省蓟县的日本宪兵队长山本纠集了日伪军500多人，包围了三河县东南的泗河村。 傍晚，为了夜间便于看管，日本鬼子们用刺刀硬逼着群众转移到王山如家院内，迎着凛冽的西北风跪在地上。张广和老人不堪忍受这惨无人道的折磨，他挣扎着站了起来，顺手从院里抄起一条扁担，嘴里骂着：“你们这群王八蛋，真不把我们当人，我豁出老命，跟你们拚了！”老人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头上打去。吓得敌人连忙躲闪。山本也慌了，他急忙呼出两条军犬，把张广和扑倒在地，军犬疯狂地撕咬着，没几分钟，老人家就变成血人，含恨身亡。 日本鬼子驻济南部队，1943年3月在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建立的一座奴役和虐杀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它附属于日寇济南军事法庭，负责监禁被俘、被捕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包括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制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以及虐杀我抗日军民的罪恶场所。 1944年6月，我部分被俘人员计划越狱被叛徒告密，为首者三人当即被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遭日军刀刺和开水烫，后被狼狗撕得骨肉分离。还有一次，日军将准备逃跑的20余名男女战俘，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桩上，男的用刺刀割死，女的则先让狼狗咬其阴部，后剖腹杀害。 “摔麻袋”、“坐飞机”与“坐好汉床”同样是日本鬼子发明创造的酷刑。 “摔麻袋”在动刑时，宪兵队行刑的人把受审者装在麻袋里，把门子捆好，然后好几个人把装有人的麻袋架起来投向高处再往地下摔。一边审问一边摔，如此反复直到把人摔得肉绽骨折，折磨的半死不活才肯罢休。“摔麻袋”这种酷刑是日本鬼子专门对付那些坚贞不屈、勇于反抗、不易用刑的抗日干部群众的。 “坐飞机”。所谓“坐飞机”则是日本鬼子好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审者的四肢，口里用日语喊着“一、二、三”的号子，一是一齐用力，二是向上提，三是同时撒手。这样他们先鹕受审者用力抛向高处，一齐撒手，将人仰面朝天甩于地上。 如此一边用刑，一边审问，多次反复，直到把人甩得皮开肉裂、昏死过去为止。有爵他们还将受审者的衣服全部剥光，在地面放上圪针、石块、玻璃渣之类的东西，再施行这种酷刑，那就愈发残忍。 “坐好汉床”，也称“坐老虎凳”。这也是鬼子们创造的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动刑时，日本鬼子将抓捕来的我方人员，先五花大绑捆起来，逼受刑者坐在一条长宽板凳上，双腿平伸出去，再把受刑者的大腿处连同板凳捆缚在一起。 施刑时，把砖块从小腿后跟下撑塞进去。撑一块，问一回口供。这伙暴徒、野兽便一块接一块地往里塞，有时竞增至十多块青砖。每撑塞进去一块，腿骨便嘎吱一声，筋裂骨断，痛彻心脾。 1938年10月8日，江西星子朱家港村(今温泉乡新塘坂村)38人避难于羲之洞中，因晒衣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将38人押至三祖庵，用机枪扫射，只有魏世付跳下高坎，跃入森林，逃脱虎口，死者中最惨的是卢善敏，鬼子选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大竹，同时弯曲下来，将卢的头、手、足各系一根，突然将山竹松开，卢的身体被分成五段而死。 可以说，日本鬼子在中国是倾尽其残害之能事，用尽其恶毒之心机，有许多酷刑是无辜的中国人民想也想不出来的，而日本鬼子却将其在中国人身上实践了，这其中包括插肛门、割舌头、剖肚填成菜、大卸八块等。 1937年9月14日，日本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部第14师团渡过永定河，侵入固安县境内。日本鬼子在东大堤抓到青年张万青，把他推倒在地，几把刺刀朝身上乱扎乱挑，张万青多处受伤，鲜血直流，疼痛得在地上左右翻滚，日本鬼子仍不罢休，又砍下一根一尺多长的枣木橛子，将一头削尖，从张的肛门狠狠地钉进去，血浆顺着木橛子往外喷，张万青大声惨叫身亡。 1943年5月4日湖南南县边境厂窖乡的汪宏奎，当时已60多岁，耳有点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即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瓦连堤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敌兵抓获后因见其行动迟慢，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有一次，鬼子从一个难民身上搜出一张“难民身份证”，即一刀从其头上劈柴般地砍下去，然后用刺刀挑开肚皮，弄来一些咸菜，塞入死者肚里。 1937年10月，河北赵县李家岗街李白子和其母藏在家里。突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户闯进来，看见李母就上去强奸。李白子一窜抱住一个鬼子就地滚打，又上来几个鬼子，把李白子捉住，先割去耳朵，再砍掉四肢，最后砍掉脑袋。李白子被大卸八块而死。鬼子在东晏头把陈大娘的儿子陈广泥卸下四肢，割成肉块，放在皮箱内，还硬逼迫陈大娘食儿之肉。 1941年4月16日，冀鲁战区的安山的一位70多岁老母亲竟被敌人砍成了8块。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太太，被开膛破腹，尸体分成五块散布在地上。 正文 第十二章 细菌人体实验 从睡眠着的少年的体内，肠子、脾脏、肾脏和胃等各种内脏，被有条不紊地取出来了，一个个分别拆开，噗咚噗咚地扔进了水桶。 由于高手K雇员酌“执刀”，少年的下半身几乎成了空洞。取出来的内脏，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还在不断地颧动。 取下胃，切除了肺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了脑袋。那脑袋小得像带壳的栗子。凑班的一个人，把少年的脑袋固定在台上，横着从耳朵向鼻子下了刀子。 切掉头皮之后，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剥离下来。在露出脑子的时候，队员向着柔软的保护膜伸进手去，取出少年的脑子，手脚麻利地放进了福尔马林容器中。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已成为空洞的身体的残骸。 日寇是疯狂的杀人恶魔，在罪恶的侵华战争中，置国际公约和人类文明于不顾，在战场上、村庄里遍施细菌战术，在波及中国大江南北的土地上，肆意残害我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留下一笔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血债。而731部队和100部队正是细菌战的刽子手，他们像毒蛇一样到处侵蚀我百姓躯体，造成沦陷区瘟疫成灾、霍乱、伤风等受害者遍地皆是。 侵华日军细菌战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谁也不能够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鬼子兵们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撤在中国土地上。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代号是“满洲第731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它盘据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当时叫平房的一个小镇。731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100部队留下的是霍乱。 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吉林省的榆树、永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9万余人，死亡7500余人。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 日本鬼子细菌战的目的是杀害人民。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的目的，他们还研究了散布细菌的手段，即用飞机、炮弹和人工散布三种方法。首先他们研制了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炮弹和飞机喷雾器。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 据石井供认，他们“已经发明和实验了9种用于飞机投掷的炸弹，其中包括为污染地面和产生传染云而设计的炸弹，还有破坏人的皮肤，利用伤口进行感染的炸弹”。 日军细菌部队广泛使用的炸弹，即所谓“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点既不会损伤细菌，也不会留下罪行物证。石井曾向盟军司令部供认：731制造的细菌炸弹总数，6年共有2470枚各种型号炸弹。有一种“50型宇治式”炸弹总重量约25公斤，容量为10公升。而“100型宇治式”炸弹则更大，装载容量约25公升。 日本鬼子实施细菌战，也必然会染及自身。为了自身的安全，731部队还研制出疫苗血清和多种药品，以达到预防和诊断治疗的目的。这些药品和医术被当时医学界称为“精华”，被日军赞为“天才”的发现。他们成功研制出伤寒、霍乱、破伤风、鼠疫等类血清，特别是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 在南京设立的日军细菌部队“中支军防疫给水部”，番号为1644部队，下设12个支队，共有官兵1500余人，也拥有生产细菌武器的设备，每一生产周期中，能够制造10公斤细菌。 在北京东单设立的“北支军防疫给水部”，对外称1855部队，规模比南京的还要庞大，曾经大量生产各种烈性的细菌武器。 在广州也有同样的部队。在新加坡的这个部队叫“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据冈村宁次战后回忆录中说：“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200种之多。”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千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在这座拥有众多博士、教授、专家、研究人员的细菌研究中心和细菌的工厂里，还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监狱里经常关押着200至300人的“囚犯”，有时高达400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不可理解的还有儿童、婴儿。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是说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供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从不见囚犯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如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而已。 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原木”、“特殊材料”和“马路大”。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 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费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据苏联军事法庭和731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症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有一次，石井等人进行伤寒病菌试验。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送来50名中国爱国分子。把准备的一公升投有伤寒菌的甜水，加水冲淡，分给这50人喝了，其中4人是事先经过预防伤寒病的疫苗注射的，结果其余46人全部死亡。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同时也要在野外条件下用话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艺建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电流爆炸。 有一次，他们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公尺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公尺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个星期就痛苦死去。 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从监狱送来15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100至200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原木”的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731部队里有一位博士病理学家，名叫石川太刀丸。1940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地区发生的他们撒布的鼠疫的时候，石川就立即从许多鼠疫患者中解剖了57个人。石川博士无耻吹嘘道：“就解剖的人数来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各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多少中国人。 731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50多次。石井中将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原木”，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 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原木”的阴部和大腿上粘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人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原木’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的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 一次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在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中，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30名。 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731部队撤退前夕，日本鬼子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牢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石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饥饿实验，不给“囚犯”食物，光给水喝，实验人能够活几天；断水实验正相反，只给“囚犯”吃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断定人生存的限度。据731队员说：“饥饿实验和断水实验，是在哈尔滨市内滨江火车站附近的南栋地下室关押处进行的，负责这项实验的是江口中校领导的江口班。在只供水的情况下，‘马路大’平均能活60到70天。如果光给面包，不供水，到实验的第五天，‘马路大’无一例外地口吐鲜血而死。” “干燥实验，是把俘虏绑在椅子上，活着送进高温干燥室，俘虏全身不停地出汗，被热风不停地吹干，直到身体上的水分被榨干。经过15个小时，俘虏的体内已经渗不出一滴水，成为人造‘木乃伊’。用秤一称，只有生前体重的22％。以此实验确定了人体内有78％的水分。”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究竟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呢？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731部队的一位护士长S女士说过这样一件事： 1943年3月18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永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 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 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731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丧天害理的坏事都干得出来。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 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3000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恶魔瘟神吗？ 731部队只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本鬼子的细菌部队，至今还是一个谜，估计被杀害的中国人也是不会少的。请看日本鬼子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的供词。 这个济南防疫给水部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说： 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茵战，用特殊设备制造出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茵，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茵的效力，曾向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共11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 用肠伤寒、副伤寒约1CC至2CC注射到俘虏的锁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在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痂期来研究茵力。此后又用电话向宪兵队联络，即开来汽车将尸体装在汽车上拉到郊外。 他还供认用特殊设备制造的肠伤寒、副伤寒菌由济南运往北京。他说：“在1943年8月间，由北京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先后派飞机到济南载运三次。从机场到防疫给水部是用汽车搬运，三次共运去玻璃制的圆桶15桶(直径40)。” 用细菌作战是日本鬼子者惯用的恶毒手段。 细菌武器，又标生物武器，是一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从后果看，它是进行战争最残酷的手段之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利用马鼻疽、炭疽病菌袭击协约国的人员和马匹，开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先河。日本法西斯最早进行的细菌战，是1939年在“诺门坎事件”中，由石井部队派部携带伤寒菌、霍乱菌、发疹伤寒菌，用野炮发射出去，杀害苏联人和蒙古人。 1940年10月23日，石井四郎亲自率领一支细菌部队用飞机在中国宁波上空低飞，撒下了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麦子、粟子、跳蚤。11月份又在金华、义乌、兰溪、衙县等地用飞机撤下鼠疫，鄞县流行鼠疫34天，染疫者99人，97人死亡。东阳县染疫者94人，死亡92人，义乌县染鼠疫者308人。死257人。兰溪县染鼠疫者36人，死亡12人。 据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现任华美医院院长的丁立成医师披露说：“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散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患，其中2人被治愈。”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竤)、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纷纷向蒋介石报告日本鬼子进行细菌战的情况： 1941年11月4日早晨5时许，日军一架飞机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茵的棉絮、谷麦等颗粒状物体，很快鼠疫便在市区蔓延并流行到桃源、丰县等地，许多居民全家死亡，仅石桥镇就有80多人。 来自“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的疫情旬报指出： 1942年3月中旬，绥远省政府函称：绥省于元月初发现鼠疫。据军政部第6防疫大队队长成正田3月12日电告，五临一带已死亡205人，河西死82人，磴口第五乡死21人…… 陕西省谷县、榆林均发生鼠疫，并有多人死亡。3月28日，谷县县长高克恭电告，20天内已死亡69人。 从1940年到1942年之间，日军向浙江、湖南、河南、湖北等省的11个县撒布鼠疫杆菌，引起了这些地区鼠疫流行，死亡人数无法统计。 <td>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鼠疫</td> 731部队的细菌实验都是在活人身上实验，而人体实验也都是采用活体解剖。 731这支恶魔部队进行的活人解剖，大体上可分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采集标本。人类得了传染病的时候，心脏是怎么肥大的？是不是不肥大？肝脏的变色怎么样？感染的各个阶段变化如何？在活人身上捕捉各个器官的变化，活人解剖是最“理想”的方法。 不光是为了采集感染疾病的标本，“原木”(所谓“原木”，就是被关东军宪兵队、该队特务机关及其下属的哈尔滨保护院所捕获的俄国人、中国人、蒙古人俘虏)服下一种药物之后，对于摸清时间经过和内脏的各种变化之间的各类问题，也是活人解剖的功绩。 为此。凡是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各种物质，都给“原木”注入过。往“原木”的静脉注入空气，看身体的各个器官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才导致窒息？尽管知道注射空气会招致死亡，但鬼子们对更为详细的经过抱有兴趣。 还有，当把“原木”倒吊起来的时候，看需要几小时多少分致死，身体各个部分有什么变化，都作了实验。把“原木”装入极大的离心分离器中，作高速旋转的实验，在“原木”死以前，反复进行。这也是为解剖用。 把尿和马的血液注入肾脏，看人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进行了猴子、马和人血的交换实验。实验从一个“原木”身上能抽取多少血液。曾使用泵进行过多次抽取血液的实验。那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榨取。 把烟大量送入肺中时会怎样？或者以毒气取代又会怎样？把糜烂性的东西、毒气送入胃中，将出现什么变化？ 一会儿进行这种药物的实验，一会儿又想看看那种物质将会怎么样？……平常连“想一想”都觉得是邪道加以避忌的东西，可是，在这个731部队里，却处之泰然。X光射线的长时间照射，也是活人实验之一。 “活人解剖的执刀，主要是研究班的助手级(雇员)来干的，……采集标本的设想是由班长级人员提出的。各班班长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学者或医生，但是他们除了特别感兴趣的‘原木’外，通常是怕污染自己的手，而让部下去干。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解剖活人的罪恶感。毋宁说各班都对能采集什么样的标本感兴趣。”原队员的证词说。 全身被麻醉或局部被麻醉的“原木”，在大约一小时以后，就变成了顶好的活人标本…… 把活生生的人解剖掉，在本人不知不觉当中，五脏被分了类变成标本占每当谈到活人解剖的场面时，原队员们就不愿开口了。 有个队员说：“一个星期就解剖掉一个活‘原木’。”另一个队员却说：“从速度来看，应该更多一些。” “原木”的活人解剖的目的之二在于各种“实验”。通过秘密地道送到解剖室来的“原木”，被剥得精光，施行麻醉。麻醉有时是全身，有时是局部。全身麻醉，是让“原木”自身失掉意识睡过去。在这期间进行全身解剖。与之相比，局部麻醉时，“原木”的意识是清楚的。 731队员们，把倒卧在手术台上的意识清楚的“原木”当做实验的好材料。不，麻醉本身就是一种实验。 对下半身施加强麻醉之后，哪怕是把腹部切开，“原木”也不会感到那么痛苦。 “把手术刀对准咽喉部，从腹部一直切到阴部，黄色的脂肪下面，露出了胃、肠、肝脏时……向左右两边扒开，这里一下，那里一下地摆弄，一边切，一边观察‘原木’的反应……一会儿切断动脉和神经，一会儿又接上。一个个地剥离内脏，把左臂和右臂互相换接，把小肠和食道直接连在一起来观察，真是为所欲为。”这是原队员的证词。真可谓手术的任意舞刀。 作为军属派到部队的医学家、研究人员，他们最关心的是“原木”的脑子。当时脑外科的研究，刚刚有点头绪，对人脑的内部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用麻醉使“原木”入睡，从他的耳朵这侧到另一耳朵的那一侧，刚好在额部发际横着切上一字形一刀。施行止血，在刀口处伸进指尖，向头顶方向用力一拽头皮，头皮就会咕噜一下翻转，像揭开碗盏一样，头盖骨裸露出来。然后用准备好了的小弓锯锯头盖骨。 “把这样露出来的活‘原木’的脑子用特殊的装置固定住，对各个部位，给予各种刺激。每刺激一次，就观察睡着了的‘愿木’的反应……”一个队员的证词如是说。 切开头盖骨露出的粉红色的活“原木”脑子，在各个研究班——特别是冈本、石川(都是负责病理研究的)两个研究班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据原队员的话说，在这样的活人解剖“实验”中，还有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日本教授和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大学的“研究委托”。 根据研究专题，虽然极为罕见，也有大学教授到731来的。这时，一下车就要原地被严密地蒙住眼睛，这是一种严重警戒方式，进了屋子才能取下蒙眼布。 有一次，出游哈尔滨的皇族突然来到第731部队。石井四郎部队长打着“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许可，任何人也不准进入”的这块牌子，让皇族在门前等得十分狼狈。在大摆其架子之后，才领着他们看了看设施。这个插曲，在有关人员中是颇为有名的。 石井四郎部队长(军医中将)把活人解剖的这种有魅力的实验，当做引诱感兴趣的日本医学家入队的钓饵。身为731队员，同时又在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等讲坛上讲课的教授，也为数不少。 “战后在日本的医学界中，做过无数个难手术而博得大名的某有名国立大学教授，从政府获得了勋章……这位先生的外科手术技术，何以那么精良？那么难的手术，倘若失败了，哪得了。但是，只有那位先生是决不会失败的。他先前有过几十次手术失败的经验……他是在哪儿积累了这么些经验？都是在731！” 在关西的一个原队员，说这个人以“原木”为对手，曾做过不少难手术的“实验”。 “原木”——是人，又不是人。“原木”都是以号码代替姓名，有编号的管理卡片，一个“原木”被“消费”之后，那个号码，会由新进来的“原木”代替。 但是，第731部队进行了活人解剖的，不光是那些“反日分子”。在这里写一个原队员当时目睹的实例。 1943年的一天，解剖室里领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据鬼子们说，这个少年不是“原木”，大概是从哪里拐骗来的，确切的情况不得而知。 在解剖室的一角，少年就像听天由命似的呆呆地蹲着。 在解剖台的周围，站着身穿白色衣服撸着两只消过毒的胳臂的几十名鬼子。一个鬼子用短促的话催着少年上了手术台。 中国少年按照命令脱光上衣，躺上了手术台。 往仰卧的少年的嘴和鼻子放上浸了三氯甲烷的脱脂棉，施用了麻醉。中国少年不明白从现在起在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脱掉他的下衣一看，少年的生殖器周围几乎还没有长阴毛。一般说来，中国东北部的人们体毛是较为稀薄的，但从生殖器的形状和从它的周围来看，少年的年龄，可以推测出只有十二三岁。 对全身实施了麻醉之后，把中国少年的身体用酒精擦拭干净。 从围绕着手术台的田部班中，K雇员握着手术刀向少年走近了一步。沿着胸廓，用刀切成丫字形。用轻便钳子止了血的皮肤上，血珠噗吱噗吱地冒出来，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人解剖开始了。 “少年不是‘原木’……因为还是个孩子，也不会参加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才知道，所以要解剖他，是因为想弄到一个健康的少年男孩的内脏。少年就是因此而被活活地肢解掉的……”这是一位后来回想起这次解剖情形的原731队员说的原话。 从睡眠着的少年的体内，肠子、脾脏、肾脏和胃等各种内脏，有条不紊地取出来了，一个个分别拆开，噗咚噗咚地扔进了水桶。扔进水桶的内脏，很快又转移到早巳准备好了的装着福尔马林溶液的大玻璃瓶内，益上了盖子。 沾着少年血液的手术刀还在闪闪发光。在冒着喷出的血泡当中，由于高手K雇员的“执刀”，少年的下半身几乎成了空洞。取出来的内脏，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还在不断地颤动。 “喂，这不还活着吗？”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是活着“大卸八块”。 取下胃，切除了肺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了脑袋。那脑袋小得象带壳的栗子。凑班的一个人，把少年的脑袋固定在台上，横着从耳朵向鼻子下了刀子。 切掉头皮之后，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剥离下来。在露出脑子的时候，鬼子向着柔软的保护膜伸进手去，取出少年的脑子，手脚麻利地放进了福尔马林容器中。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已成为空洞的身体的残骸。 到此解剖便告结束。 “拿走！” 等待着的另外一些鬼子，把装着少年内脏的福尔马林容器一件一件地拿走了。对于强加给少年的死，连一点伤感之情也没有。这连处刑都不是。不过是供恶魔食膳的一种肉！ 鬼子们在走廊中行走的时候，两只手里的玻璃容器摇摆着发出了噗噗的内脏收缩声。为了使这相当重的容器不至于掉下来队员们用全身力气捧着慢慢地往前走去…一 恐怕这个中国少年还刚刚活到青春期的门口，和许多“原木”一样，至今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少年对于自己活着被解剖的事，是无从知道的。少年在被强制的短短的假寐之中，一切便都结束了。 对于这个突然不知去向，终于不再回来的少年，中国的双亲该是多么痛苦啊！ 这位少年没有姐妹吗？他应该有他担任的工作，在他的嘴里应该有他哼哼的歌子呀！ 如果他活下去，他将来会有不少遭际，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在打盹当中，被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少年的脑子在收缩的时候，不知梦见了什么？！ 据原队员们的回忆，在第731部队里，有时还送来来历不明的“俘虏”。被解剖了的少年，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此外，队员之间风传着：在特设监狱里有一个“欧洲籍外国人”。 第731部队在计划对苏作战的同时，也有对美国实行细菌战的计划。因此，有人推测，这个外国人是美国人。不，也有人说这是日本鬼子在上海俘虏的英国人。还有人说这是在太平洋战争过程中，在东南亚抓到的荷兰人。 生产出来的鼠疫、跳蚤，对那些“洋鬼子”是不是也有效，这一实验在等待着这个外国人。 ——这份资料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对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进行彻底清查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曾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至今仍然是个受美国保护的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以“关于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用自制的斑疹伤寒疫苗在人体上的实验”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用我爱国同胞进行的一次人体细菌实验。 北野政次在这篇论文中，毫不掩饰地记述了他自己亲手惨杀我爱国同胞的残暴罪行。 北野政次在他的这篇“论文”里是这样写的： “实验时使用的人体，全是从32岁到74岁之间挑选出来的既未得斑疹伤寒，也没患过急性肠伤寒的健康男子。其中有商人和工人各一名，除此之外全是农民，而且又全是在五年甚或30年前从山东来到关外的” 那时，实验是在被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上直接进行的。他们惨无人道地给一个姓宋的，已是74岁的老人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在第八天的头上，这个姓宋的老人发了病，此后又过了六天，正是在发疹期，这个老人就被北野政次给活活地解剖了。后经病理检验证明，死者确属得上了斑疹伤寒。 还有一个中国人姓费，当时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过病毒之后，虽然发了病，但是由于他的身体特别健康，完全抑制住了病毒的发作，病情发作到第七天，体温便恢复了正常(37度左右)，不过就在这一天，北野政次却亲自动手把他杀害了。其余的11名同胞，北野政次也给他们接种了不同数量和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疫苗，这样经过一个月之后，北野政次又给他们再次接种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立克次氏体。 未过几天，其中有五名同胞相继发病了，北野政次为了认定这五个人是否真得了斑疹伤寒，从其中挑出一个同胞，在所谓抽样检查的名目下，也把他活活地杀害了。北野政次根据利用我国同胞进行人体实验的结果，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即把他自制的疫苗用2毫升注入人体内，经过一个月之后便可变成免疫体。 北野政次搞这种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他在论文中是这样说的：“当部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伤寒病流行区域时，如果能在一个月以前注射这种疫苗，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单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就足以看穿他纯属为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效劳的真面目。 至于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和它的去向问题。本多胜一先生在他所撰写的《中国之行》(朝日新闻社)一文里已经有过报道，这里就姑且从略了。 北野政次的实验室里： 在另一张工作台上，摆着一根骨骼标本。这骨骼很像一根枯干的树枝，“树枝”的中段已被折断！仍用铁丝绑着。骨骼的旁边放着一张文字说明。 尸体号1706号9/24 (大腿骨1168号) 满洲医科大学解捌教研室 全部晒骨病理解剖通知书 昭和年8月10日 病理学教室 原籍地沈阳县东25里双树子村 现住所沈阳县东25里双树子村 娃名佟报功 宣铳2年1月18日生 男27岁 一职业农民 二、临床诊断肺结核 三、死亡年月日昭和11年8月8日午前9时0分 四、解剖后处置系统解剖 五、解剖类教学用 右记事项谨此通知 关于这根骨骼，在中国调查书里有如下的记述： ——这根骨骼标本，是伪满医科大学遗留的。其中两只大腿的长度不同，左腿比右腿短三公分。右大腿骨的中段缠有铁丝，随着疮结的形成，铁丝深深地吃进骨头，从这种状况上看。铁丝缠在腿骨上至少已有一年多了。这根铁丝是用钳子拧紧在大腿骨上的，掐断的铁丝头朝外着，终日刺扎筋肉和神经，可以想象这种痛苦确实无法忍受。骨头上有个窟窿，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怠性骨髓炎变成慢性骨髓炎。以致整年淌浓流水穿透的。 那么，这根腿骨究竟是谁的呢？经我们翻查尸体登记簿发现，原来是我们的同胞佟报功的。他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迫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遗体登记簿上注明的是严重肺结核。明明写的是得了严重肺结核病，可那骨头却怎么搞成这种地步了呢？ 根据遗体登记簿上的记载。有关人员去到他的原籍作了调查。他的原籍已经写得很明白，是在离沈阳市25里地的郊区双树子村，即现今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我们访问了当地的老贫农，并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时年57的吴淑珍。她悲愤地流着泪水控诉7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她丈夫的经过。这位妇女的丈夫当时在村里是赶马车的，刚刚25岁。 有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穿便衣的特务，抓住她丈夫就绑在一棵大树上，用棍棒打得他死去活来。他白右腿当场就被打断了，随后又被送进小南门监狱。他在狱里被用铁丝把断腿“照原样缠到一起”。 这种用铁丝进行接骨的手术，恐怕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会有的。由于缠骨头的铁丝已经勒进了骨头，结果受了细菌感染变成骨髓炎，成年累月地往外淌浓流水，那种痛苦可想而知，该是多么凄惨的了。 我们韵同胞佟报功枉被捕以后，吴淑珍怀抱两岁的孩子，曾两次由监狱去探望丈夫。第一次去探监的时候，带着邻居给的鸡蛋，又加了点她自己买的食物，可是这些东西全被看守没收了。 当她同佟报功会面的时候，她丈夫只说了句“孩子就全托付给你吧！”当她第二次去会见丈夫的时候，看见他只能把脸紧贴着地面趴着，连勉强支起身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又过了不久，她便听说丈夫已经去世了。 正文 第十三章 毒气人体实验 在一天晚上，把其中一位抗日游击队员赤身裸体地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身上的跳蚤磨制成的液体。 19天后，这位战士便发烧到摄氏39.4度。石井又把他绑去，从他身上抽出一部分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过12天的潜伏期后，这个战士的身体同样发烧了，石并就对他活活地进行了解剖。解剖结果证明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是一种“定型性流行出血热肾”。 1936年春，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在中国满洲地区建立两支部队，专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研究。敕令中，指出这两支部队：“担负的是特殊的秘密任务”。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部队长是兽医少将、细菌学家若松次郎。其营地，设在长春市郊孟家屯，现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散热器厂厂址。 第100部队与哈尔滨731细菌部队，是同一敕令建立的。所不同者，731细菌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即用细菌污染人类居住地区，制造人间疫病传染与死亡。第100部队，则是用病菌污染牧场、贮水池；制造牲畜间的疫病传染与死亡。其留下的是霍乱。 这两支部队，名义上同属关东军司令部，但实际上直接听令于日本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里，除有专门委员会领导他们外，还各自有专职部门领导。 第100部队，则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兽医部指导，其负责人是中将兽医部长高桥隆笃。据有关资料证实，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里，有个兽医处，对外称马疫研究所，其处长安建诚太郎、中将北野政藏，都负有指导责任。 第100部队所需的经费，实际上是“依据需要，无限制地拨款”。但平常的经费来源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日本陆军省用部队人员的给养费的名义直接拨给；一是由关东军司令部呈报省批准，用制造军马防疫药品的名义。据有关资料记载，自1941年1月到1945年4月1日，总计领到的经费为100万日元。 为系统地介绍和揭露其罪行；如下记述。 第100部队建立后，分别于大连、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郊）、克山，设立有三个支队。据军方资料证实，自1941年7月起，即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它除在四平设有支队外，同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里，都奉令设立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配合第100部队的研究工作。 在第100部队总部指挥下，仅设在长春孟家屯营房的部门，便有第一、二、三、四部和总务部。在总务部下，还设有研究、设计等分部。 它的第一部，主要研究关东军司令部所属各部队的军马，以及其它动物的血液。通过这一研究，来研制鼻疽菌、痈疽菌、传染性贫血菌的方法，并研究导致马匹迅速死亡的病菌与生产它的方法。 第二部，在1943年前，设有五个分部。这个部，主要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但各个分部，又各有分工。第一分部研究繁殖各种细菌，第二分部重点研究鼻疽、羊痘、牛瘟、炭疽热等牲畜病毒，第三分部管理和繁殖供实验用的动物，第四分部研究有机化学(实为毒性的药物)，第五分部研究黑穗病等毒害农作物的病菌。 1943年12月，增设第六分部。它的建立，是因为731细菌部队研究鼠疫细菌武器成功，所以第100部队也设立这个部门，研制鼠疫细菌武器。 由于它是个秘密部门，因而在成立大会上，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亲临会场进行指导，第100部队长、兽医少将符松次郎亲自主持，并有许多高级官员如：副部队长何坂斯道中佐、山口文二少佐、井田清技师等人参加。高桥隆笃即席讲话。强调“成立第六分部，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会后，他亲自主持制订计划，在决定建立大批仓库于地下，并各自成一系统，以保藏细菌武器之用。 原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在1947年到长春任职时，特地到该部队的残址参观。他目测之后，认为第100部队所占土地面积，至少有20余平方公里。 第100部队的人员，时有变动，故人数不定。但人员仍经常保持在600到800人左右。其中，2／3的人员，是兽医专家、医学家或学者。而对其余1／3的人员，也通过训练班的方法，进行细菌学基础知识的教育。 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在其被俘时供认，他自1941年4月起，直到1944年10月，多次参加集训，学习炭疽热菌、鼻疽菌等的培殖方法。他主要管理孵育器，负责繁殖细菌。在他主管期间，每个月分别可生产炭疽热菌1000公斤，或生产鼻疽菌500公斤，或生产黑穗病菌100公斤…… 兽医师福住光山被俘时供认，第100部队研究用各种细菌毒杀牲畜的方法，是由许多兽医学家、细菌学家、化学家、农艺家等共同配合进行研究工作的。 第六分部长平樱全作被俘时供认，第100部队制造出的大量细菌和化学药物，都储存在地下特殊仓库里。进入地下仓库，需有特别许可证，并要用浸透特种防疫、防毒药水的口罩，将口鼻捂得严严的。还要戴上特制胶皮手套，才能去拿特制的铁盒。 因为在这些特制的铁盒里，装有最烈性的细菌或化学毒药，所以必须防备自身的污染。为保密起见，这些特制的铁盒上，只用油漆涂写号码，决不许写进细菌或化学药物的名称。 第100部队的研究项目，虽是毒杀牲畜的细菌或化学药物，但在进行实验时，是人畜并用的，一律称为“实验材料”。 1941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奉命监督和指导第100部队，以牲畜作实验，一次少则几十头，多者上百头，用来实验各种细菌的效力。 1943年9月，在中苏边境组织所谓“关特演”的军事演习，关东军司令部要第100部队参加，进行细菌战的实验。为此，用300头牛马作目标，用烈性细菌和毒物做实验。关东军司令部特派高级军官，乘飞机从空中视察。实验结果，300头牛马，全部倒毙死亡。关东军司令通令嘉奖了第100部队。 据军部档案资料记载，1945年8月20日，第100部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还继续犯罪。由其属下2630支队技术员桑原明，在支队的马棚里，指挥士兵灌田、池田、矢田、木村、石井、长谷川等六人，将鼻疽菌掺入燕麦里，喂给60匹马。然后，全部驱赶到附近的村庄里。结果，使农村里的马匹染上了鼻疽疫。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被俘后，供认：他在第100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的活动。他也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但与731细菌部队亦有不同处，即除少数留做继续实验用外，大多数是“实验”后枪杀。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就当三友一男的面，将两名“实验材料”枪杀。其理由是：已经做过多次实验，不能再做“实验材料”了。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连续进行多次实验。他奉松井技师之令，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说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等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全被“实验”折磨致死。 1943年8月，三友一男在实验室里，按松井技师的安排，在七名“实验材料”体上做毒物实验。他给其中一位的稀粥里投入一分克“海洛因”。过了30分钟后，这位“实验材料”便失去知觉。又过了五、六分钟死亡。 三友一男对其他六名“实验材料”，分别使用了“海洛因”、“朝颜”、“巴克塔尔”、“蓖麻青”等毒物。每个人和每次实验用的药量、致死时间，三友一男都留有记录，直到日本投降才烧毁。通过这些实验，寻找烈性毒物的使用方法。参加三友一男暴行的，除松井技师外，还有兽医师福住光由、实验员火田木章。 第100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还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宪兵水野、火田木章二人执行。只一次化学毒的实验，就有三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队毒杀或枪杀的“实验材料”，大多就近埋在牲畜棚外的大坑里。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方仁被拉佚当苦力，亲眼见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从隔离室推出时，混身已缠上白布，再也没放出来。 刘方仁在鬼子投降后，特地到被日本人炸毁的残址去查看。他在牲畜棚外看见一个大坑。长宽四、五十米。坑里，还能看见没有掩埋的人头、手、脚等。他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边装满了人骨灰。 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的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进去，强迫注射了一针药物。回家后，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妻子和儿子、媳妇。一个三代五口人的家庭，最后只剩下祖孙二人。 第100部队在中苏边境，曾组织了数次“远征队”，攻击目标是附近牧场上的牲畜。准备一旦日本战败，便进行细菌战。 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拟令，经司令部第二侦探部(亦称特务部)批准，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医官平樱全作充当。委任令是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的。同时，配备了七名士兵和技术员。 别动队出发前，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在向平樱全作进行训示的同时，亲自交给他一份盖有“极密”红印章的手令，严肃地告诉平樱全作：这项命令，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命令内容是：日苏战争一旦发生，必须立即将染有各种病毒的牲畜，在日军撤退时，全部驱赶到大兴安岭以东地区。 为此目的，要查清这个地区的牲畜总量以及牲畜中的常见病，以便准备出足够用于传染牲畜的病菌，制造大面积的病菌传染。命令中还估计到，“此一目的若达不到，就应准备出就地消灭这些染有病毒的牲畜的地方。”这就是说，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别动队在“远征”期间，据档案资料证实，平樱全作先后向若松部队长、高桥隆笃兽医部长两次做了汇报。 第一次的汇报时间是，1944年9月，即下达“远征”命令的半年之后，报告内容是：别动队的调查任务已经顺利完成，弄清了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牲畜总数，夏冬牧场的准确方位和面积，也摸清了道路、贮水池、以及居民的聚住点和分布情况。若松部队长听取汇报，并留有记录。 第二次汇报的时间是，1945年3月，距第一次汇报时间又过了半年。由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听录，并将平樱全作的汇报，全部标定在军用地图之上，在此次汇报前，关东军司令部拨款8万日元，命令平樱全作在海拉尔地区，购买了100头牛，3000只羊，还有许多马匹，全都暂存于附近的山沟里。故此次汇报后，高桥隆笃立即召集高级军医官会议，有兽医中佐雄坂、井田，以及若松部队长等，作出四条决定： 1、这批牛、羊、马匹中，准备使用炭疽热、牛瘟、鼻疽、羊痘菌等病毒，进行感染； 2、一旦战争爆发，除将这批染菌的牲畜驱入苏境内，还利用满洲第731航空队，向苏军后方空投细菌； 3、设法将当地居民之牲畜也都感染上各种病菌； 4、一旦战争爆发，将上述两批牲畜混合，制造大面积的感染区，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平樱全作率别动队，组织了频繁的实验。只在1945年度的一次实验中，就在第二部长惠坂的指挥下，用氰化钾和马前霜等，毒杀了50匹马。 为了在中苏边境上进行细菌战作好充分的准备，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发出作战命令，要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目的是考察一下在野战的条件下，或在寒冷的地带里，能否有大面积传染炭疽热菌、鼻疽菌的可能。 为此，别动队“远征”前，先派出军医上尉浅尾带部分士兵，化装潜入北兴安省的三河区。在靠近中苏边境约一公里的地方，向河流中投放了鼻疽菌，作为试探性的“远征”。其结果，成功了。别动队才开始“远征演习”。 别动队携带的病菌，全是第100部队自己培殖的。在行军中，还携带了实验室，配备了技术人员。一路上，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传染实验，还对河流、水井进行了实战投放细菌的实验。 别动队在平樱全作指挥下，在“远征演习”中，做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结尔布勒河和附近牧场的贮水池中，投放了鼻疽菌，考察牲畜在饮水时，能否感染病毒？二次是将鼻疽菌、炭疽热菌，投放在牧场上，考察能否制造大面积的病毒感染？ 只因是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所以兽医部长高桥隆笃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挥，并先后三次向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 第一次汇报在1944年7月，即山田乙三接任关东军司令部总司令职后不久，亲自召见了高桥隆笃。在汇报时，主要询问第100部队的性质，以及研究牛瘟、羊痘、鼻疽、黑穗病菌等情况。 第二次汇报是1944年11月，主要汇报别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组织“远征演习”的可能性。山田乙三大将着重问及，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在细菌战中，将采用哪些细菌合宜？这次在座听汇报的还有参谋长笠原幸雄、副参谋长池田、若松部队长、部长松村知胜和笈井等将佐。 第三次汇报是1945年2月，在研究“远征演习”计划的同时，山田乙三大将传达了日本普国大本营的命令，要求第100部队在日苏战争发生时，应成为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还要第100部队保证，在进行破坏性的细菌战时，应有足够的细菌武器供应需用。 在这次会议后，山田乙三大将以总司令的名义，分别命令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都应在实际上成为细菌战的部队。同时，下令给兽医部、医务部，要两个中将部长高桥隆笃和棍冢隆二，直即给“两个细菌实验部队，配备足够的细菌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兽医学家。以及有关的技术干部，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3月，平樱全作向高桥隆笃作了“远征演习”的汇报后，讧即奉命出发，率队去海拉尔地区。行前，若松部队长下令。将藏在沟里的牲畜，分别染上炭疽热菌、鼻疽菌、牛瘟、羊痘菌，等待中苏战争的爆发。 后来，又将这批染病的牲畜驱赶到海拉尔城西北约80公里的山沟里。为指导这次阴谋计划的实施，若松部队长派出军医少佐山口、军医中佐雄坂远行。 1945年8月7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别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菌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逃脱惩罚，被苏军所捕获，并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 第100部队实验用的牲畜从何而来？日本鬼子以“剿匪”、“防匪”为名，在辽西省和热河省西部，以及长城以北的一带地区，推行“集家并屯”的政策。将这一带地区的居民，1105人撵出家园，烧毁房屋382万间，在17.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制造了无人区。 就在这篇报道中，以“剿匪缴获”为名，将居民饲养的74.87万多头牲畜，转交给第100部队。 时间已经是8月中旬了，可在泰山脚下的红砖房前面，有五六名日本鬼子却穿着冬天的外套，戴着九五式防毒面具在进行操练。 在强烈的太阳光下，他们站在那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身上全是渗出的汗水。而战斗帽周围，都结成了一层白碱。 在正面土堤上，站着教官富山少尉，拄着军刀，看着军士们操练。看到这里，他便说道：“毒气散了！摘面具！”还没等他说完，鬼子们就把枪从身上摘下来，把面具从头上扯下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是独立混成第10旅第45营的新兵毒瓦斯训练班。教官富山少尉是全营资格最老的少尉。中村营长命令他“要对今年的毒瓦斯兵进行彻底的训练！”他已经成了营长的重要帮手。 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内务班刚刚把上级发放的武器和被服接收完毕。大家躺在床上或伏在桌子上认真地读《毒气防护教范》。副班长山内兵长和村木上等兵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站在窗户边谈论着。 这时，内务班长涤原军曹发布了命令：“全体紧急集合！把服装都带好，20分钟后出发。去向，等出发时再说，快作好准备！”他又说：“山内兵长马上到总部取10根红筒毒气弹。” 听到命令后，整个内务班像个乱了营的蜂窝一样，忙乱地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三四个钟头以后，在泰安以西11公里的地方，富山排长领着50多人包围了岩流店村。……“真奇怪！确实是接到了一个50名八路军来到这里的情报嘛！”在村外农田中的一棵大树旁，富山少尉盯着联络股的村木上等兵的脸这样说，他接着说道：“好！八路军是跑不掉的！把村子彻底地扫荡一遍！向各班传达下去！”“是！”站在旁边的传令兵尾崎一等兵马上向村里跑去。 富山少尉看着村木和尾崎跑远后，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站在村子中心的广场上。“村长到哪儿去了？”他喊道。不一会儿，日本鬼子们押着七八名40岁左右的农民走了过来。富山用军刀鞘点着最前面农民的胸脯问道：“喂！八路军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这个混蛋，快点说！”说完他突然用军刀鞘用力一戳，那个农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竟被戳倒了。 “哎哟！”农民倒下以后，马上就站起来说：“我们都是老百姓，不知道！”其余的农民也七嘴八舌地这样说。“好哇！不知道！我会让你们知道的！……来呀！把这些人都带到村外的高岗上去！” 岩流店东北方的高岗上有一块洼地。那8个农民都被押到这块洼地来。在洼地的正前方，集中了全排的鬼子兵。 “这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哪？”富山看了涤原一眼说道。“没有！”“是吗？那就把他们当做红筒毒瓦斯的实验品！”“是！”涤原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富山又大声吩咐道：“每个班派出两名哨兵去放哨，其余的人都来对付这些农民！” 被50名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包围在洼地里的农民们恐怖不安地看着这一切。 “戴面具！”排长发令了，鬼子兵们一齐戴好了防毒面具。他又向农民们喊叫道：“你们的，不许动一步，动的，死了死了的！”然后，他又问涤原：“都准备就绪了吗？”涤原回答道：“是！准备完毕！” “准备点火！”排长发令后，藤原军曹拿着两根93式中型红筒毒瓦斯弹，站在农民们的上风口5米左右的地方作好了点火准备。 “点火！”排长的命令刚一发出，只听见咔嚓咔嚓两声，两根红筒毒气弹尾部冒出的浓烟向农民那边1米、2米、3米地扩散着，很快地，洼地农民们全部被笼罩在烟雾中了。 “哎哟！毒气……”肩并肩的中国人一齐趴到地面上，用双手捂住脸，尽力躲避着毒气。 “畜生！不许动！……三上！不要对他们手软！谁要是动了，就开枪！”排长大声吆喝着。三上忠夫听了，便走到农民那边去，抓住一个人的衣领就往上拽，“畜生！把头抬起来！” “不！我是老百姓！”他用手捂住脸，拚命往地面上趴。三上忠夫用泥脚用力一踢，就把他踢倒了。然后，又抓住他的衣领往上提。 1分、1分半、2分……山内兵长看着红筒毒气弹尾部的计时器。他看到了那些农民的痛苦样子，大笑着说：“哈哈哈……谁让你们不肯提供情报呢！这回让你们尝尝红筒毒气弹的滋味！哈哈哈……”这时，又有几个鬼子兵跑进洼地，一人抓住一个老百姓的衣领往上提，嘴里还骂着：“混蛋！抬起头来！” “哎哟！啊嚏！啊……嚏！”农民们被毒气熏得不断地打喷嚏，流眼泪，胸痛，全身无力……痛苦极了。而鬼子们一边喊着“畜生！混蛋！坐起来！不许动！”一边用脚踢，用枪把打，用刺刀扎。往上拽……2分半……3分……农民们变得面红耳赤了，不断发出“啊……嚏”的声音，还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失去了呼吸能力。他们躺到地上，佝偻着身体，头发和头皮脱落了，流出鲜红的血来……而鬼子们还向他们身上乱扎刺刀…… 4分……4分半……农民们连举手投足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此时，红筒后部的喷口已经停止了冒烟，弥漫在农民之间的烟雾也渐渐地飘散了。 “燃烧时间5分钟！”山内向排长报告说。“嗯！好！这帮笨蛋！哈哈哈……”他一边用脚踢着死去的农民，一边喜形于色地笑着。当士兵们开始摘下面具的同时，有人发出了“啊……嚏！”的声音，因为毒气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时，排长与涤原、藤原说了两句。然后下令“全体集合”。 “喂！大家注意，要记住：93式红筒毒瓦斯弹，燃烧时间为5分钟。这向全世界显示了大日本皇军毒瓦斯的威力！不管八路军使用什么样的游击战术，我们用这招儿，就能把他们消灭干净！不要忘记这种毒瓦斯的威力。” “是！” 富山从衣袋里掏出那本《毒气防护教范》向士兵们挥动了几下，然后，发出了命令：“现在，全排出发！目标是泰安！” 日本鬼子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作实验，还要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而尚未死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活人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后用来作标本。 石井细菌部队成立后不久，哈尔滨宪兵队逮捕了两名东北游击队员和一名朝鲜青年学生，宪兵用酷刑拷打他们，逼他们招出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情况，他们虽遭日夜吊打，却始终守口如瓶。 最后；宪兵队把他们押送到石井细菌部队。法西斯分子石井郎，为了研究跳蚤身上究竟是哪种病菌，在一天晚上，把其中一个抗日游击队员赤身裸体地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大腿上注射一针用老鼠身上的跳蚤磨制成的液汁。 19天后，这位战士便发烧到摄氏39.4度。石井又把他绑去，从他身上抽出一部分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过12天的潜伏期后，这个战士的身体同样发烧了，石井就对他活活地进行了解剖。解剖结果证明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是一种“定型性流行。出血热肾”。 石井四郎为了确认这种病菌能用来制造细菌武器，就轮流坞在朝鲜青年学生和第一个战士身上进行实验，一个月后，朝鲜青年学生和战士已被折磨得不能动弹，就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把他们押到风雨中枪毙了。 像这种灭绝人性的活人解剖实验，何止一个石井部队！在日军各细菌战部队、医院以及伪满洲医科大学，也同样干着这种勾当。 当时在伪满医科大学解剖学的教室做勤杂工的张丕清控诉说： 我从1932年就在解剖学教室当勤杂工，记得在1941年冬的一天，有个日本人叫西村，他叫我去烧尸体。我到解剖室一看，大吃一惊，和往常学生做的尸体解剖完全不一样。尸体 台上放着几具尸体，被割得乱七八槽。肚子给割开了，内脏都被拿出来了，眼睛挖掉了，脑子也取出来了，鲜血流了满地。解剖台周围有一圈凳子，凳子上踩有很多脚印。一看这悲惨 现场我就明白了，是日本狗强盗在解剖室里活活把我们的同胞给杀害了。 第一点，这个尸体和一般有病的尸体完全不一样。学生解剖用的尸体，是一点血也没有，就是做病理解剖也只是在胸腔内有一点积血，血的颜色发黑发紫，而活体解剖的血是鲜红的； 其次，有病的尸体皮肤颜色发青发黄，呈青黄色，这个尸体皮肤是雪白雪白的。我一看这惨景，就知道是被他们活活给杀害的。当时为了证实我这个想法，我们三个工友在一起合计了这个问题，并想弄清这些被害者是从哪儿抓来的。一位娃刘的工友去问日本人昭井。昭井把眼睛一瞪就给姓刘的工友两个耳光。 我们想，西村让我们焚烧尸体，他一定会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又去问他。最初他不告诉我们，后来他说：“是从宪兵队送来的”。我们又问他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迷迷糊糊的。”第二天，我们听一个住在解剖室楼上的中国教员说：“昨天晚上睡觉时，听到解剖室有惨叫声”。这就更证实了这些强盗是把我们的同胞活活地给杀害了。 在1941年冬到1942年春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杀害了我爱国同胞十七八名，最多一次达八名。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没有看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情景是很悲惨的。 在日军各野战医院，拿中国被俘人员做活人解剖实验也是常事。原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野田实，就曾亲自参加过这种残无人道的实验。他在《太行山下一魔窟》一文中写道：1945年4月，曾在河南省焦作镇对一名年约25岁的中国青年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将这位中国青年的腹部、气管切开，四肢锯断。又往血管里和左胸心脏注入空气……致死后扔进了掩埋场。 从以上列举的桩桩血淋淋的事实，可以看出残暴的日本鬼子用活人做实验的项目是多种多样的，用活人作为“实验材料”的选择也是挖空心思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体强的，也有体弱的；有年长的，也有年幼的。 就这样，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惨死于日本鬼子“细菌屠刀”之下。每个正常的人看了这些，都会感到义愤填膺！就连原第731部队的队员想起这些往事，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一位原第731部队的队员在回忆自己曾拿着秒表，冷漠地观察母女两人害死并作记录时，悔恨地说：“现在无论我怎样忏梅，怎样祈祷，都不能抚慰死者的亡灵，也宽恕不了我的罪孽。” 正文 第十四章 对劳工的迫害 凡是死难的矿工和工属，不管男的、女人，衣服都被把头扒光卖了，然后把白条尸体成垛成垛地码在死人仓库城，我每天起着大车从死人仓库里住万人坑或烧人场拉死尸。日本人把拉死尸的车叫做“白条车”。一车装十四五具尸体。夏天，死人仓库每天存放的死尸三五十具不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千方百计地奴役中国劳工，而劳工所遭受的迫害也是举世罕见的。 劳工被征集后，就被装入闷罐车，像运送货物一样前往就劳地点。闷罐车上的铁门一直锁着，劳工们都在车内吃睡和大小便。到了换车地点，有时一停就是好几天。一路上根本无人过问，劳工生了病不但得不到治疗，甚至连必需的饮水也不供给。所以，很多劳工在运送途中就死去了。 据伪满治安部大臣邢士廉供称： 在某一车站上有一闷罐车军用劳工，因车门上了锁，防守严密，车站上无人知道此车内装的是劳工。所以，列车到站后便将此闷罐车倒入道岔，很长时阃无人过问。等到开门查看时，一幕凄惨的场面目不忍睹：车内劳工都已全部死于非命，只剩下一堆堆尸骨了。 失去劳动能力被遣送的劳工，因为没有任何榨取价值，所以，在运送时无人提供必要的用品，劳工只好忍受着各种折磨回家。很多劳工就在返回的途中死去了。 据1942年12月华北劳工协会的文件称： 本年度11月，有70多名伤残劳工(包括妇女儿童)，因不能劳动而被运回青岛。在运送途中，车内既无取暖设备也不供给饮水，车到山海关就冻死了6人，到青岛后又死了10名。经过劳工协会的交涉，使用劳工的日本长滨组只付了很少的丧葬费，将死去的劳工掩埋了事。其余的劳工及家属，个个蓬头垢面。疾病缠身，其惨状实不忍睹。就连迫害劳工的机构，也认为这是一种非人道的做法。 劳工们居住的宿舍，多半是就地搭起的小草棚子，夏天炎热潮湿，冬天寒冷。在严寒的冬天里，劳工的宿舍大部分都没有取暖设备。就是在条件好一些的大企业里，劳工住的低矮房屋都倾斜花山坡的臭水沟两旁，屋子里又脏又黑，苍蝇乱飞。还有的日本承包商为了赚钱，让劳工住在破旧的工棚里，经常发生倒塌伤人事故。 据东安宪兵队长报告，黑龙江省东部虎林县境内有150名为关东军修军营的劳工，住在多年不用的破砖窑里。因砖窑没有人使用和维修，加之风吹雨淋，在1942年4月27日的一场大雨过后破窑倒塌，大部分劳工被压在里边，当场有15人压死，有多人被砸伤。 劳工的饮食状况也极端恶劣，尤其实行粮食配给制以后。按照伪满政府的规定，在重要产业工作的人员，要首先保证粮食配给量。但是，由于各级伪职员的层层拦截，使本来很少的配给量也不能兑现，劳工只好饿着肚子去劳动。 据黑龙江省东宁县管理劳务的人员称： 在东宁县给关东军2643部队干活的劳工，早晚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粥和几片咸菜，中午每人给3个很小的冻窝头。米粥是由值班的人用木槽子抬到工棚里，吃不到一半粥就没有了。有些人吃不饱就去偷吃猪食，发现后遭到严刑拷打。 到了伪满后期粮食奇缺，劳工每日食粮配给量减少到七八两，而且经常掺杂橡子面等。因为劳工数量多，草根树皮也吃不到，很多劳工被饿死。1944年，仅东宁县一处就有数百名劳工饿死。 伪满时的劳工不但生活得不到基本保证，而且劳动条件也极端恶劣。 首先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伪满政府对各种劳工都规定了具体的就劳时间，一般每年不超过6个月，二三年内干满所规定的时间。但是日伪当局借口工程未完，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有的劳工一年之内多次被重复抓走。劳工每天工作的时间，也都尽量被延长，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做苦役。 正如关东军高级参谋在1941年劳务会上所说：“满人向来有黎明出劳薄暮归舍之习惯，如任意将其劳动时间缩短，不但使其劳动效率降低，并能养成其懒惰之恶习。”在这种借口之下，各使用劳工单位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作为提高效率的主要事段。 据1942年4月1日满洲新闻报导，丰满发电场在修筑堤堰时，劳工在寒冷刺骨的水里，从早上六时一直干到晚间六时，夜间继续，两班轮换，昼夜不停，每班工作达12个小时。抚顺煤矿工人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些，每天规定工作12个小时，实际上超过了14个小时。 其次，劳动条件、环境极其恶劣，尤其是军事工程和紧急临时征用的劳工。日伪当局为了节省开支大量奴役劳工，很多工程靠人海战术，关东军的军用道路、飞机场、营房阵地等一些笨重劳动。根本没有机械设备，全靠劳工的肉体完成，劳工每日付出的劳动量已超出了人体的极限。 伪三江省长卢元善1942年春曾到富锦县修飞机场工地“视察”，他看到各县供出的500多名劳工衣不遮体，光着脚在碎石上干活，脚上流着鲜血；还有的腰直不起来，只好趴在地上砌石头。当这位伪满大员刚要张口训示时，只见这500多人一齐跪下，请求省长发给鞋子。 1942年10月，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实施穆兴水路修改工程。该工程就是把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加以修改，以便形成对苏作战的有利阵地。该工程计划3年完成，共动员了7000多名劳工，总投资1000多万元。由于局势紧张，关东军要求提前完成任务。所以，这些劳工不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都在冰水中作业。工程经营部门不发给任何劳动保护用品，连水中劳动必备的皮靴也不发给，劳工常年泡在冰水里。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广大劳工身体受到了严重损伤。 1943年9月，天气突然寒冷，劳累过度的劳工大批患病，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死掉了1700名劳工。事后，伪满政府只将现场负责施工者以减薪处分了事。 由于极其繁重的劳役，长期饥饿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劳工身体极度衰弱，各种疾病、瘟疫到处流行，劳工染病死亡者到处可见。 据满洲新闻报载，1943年4月，通化县曾对1000名勤劳奉公队健康情况进行调查，其中患病者占75％(约750人)，剩余的25％身体状况也不符合健康标准。勤劳奉公队都是身体强壮的青年，他们的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劳工更可想而知了。劳工大批患病，大都是工程承包人野蛮的管理造成的，他们不把劳工当做人，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 据通化宪兵队1942年8月3日报告：“大栗子沟采矿所今年新来的劳工2438人，一至六月患病者达到1000多人，其中死亡268人，大多数都是特殊工人。”生病及死亡的原因是在严冬中“取暖设备不完善，配给量不足，进山后气候不适”。患病者大多数属于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是饮食和生活环境所致。伪满时的煤矿是劳工的地狱，患病者最多，而且经常发生危害极大的传染病。 1941年5月至7月间，阜新煤矿五龙采煤所的工人宿舍，有100多名劳工患了伤寒病。如果把这一情况向医务、警察部门报告，采煤所的劳工将被全部隔离而停止作业。为了不影响采煤，采煤所长玉置喜雄命令，将这些患病劳工秘密监禁在一栋房子里，房内既不消毒，也不给诊断医治，而且减少食物的配给。在不到几天的时间里，就有20多人死亡。 1944年，鸡西煤矿发生斑疹伤寒，由于煤矿当局只顾煤炭增产，不采取治疗办法，结果使500人丧失生命。伪宁安县长刘长贯去慰问本县供出的劳工，结果也染病身亡。劳工患病后，不但得不到治疗，还要强迫去干活。 1943年夏天，抚顺龙凤矿发生霍乱，日本人监工摸摸劳工的脑袋硬不硬，硬就得干活，干不动就打。实在不能动的病人就送到隔离所，不给饭吃不给治疗，快要死亡时就被抬出去扔在山沟里。开始时还有一个小棺材，后来只用两条铁丝把人抬出去。龙风矿的这次霍乱，闹了一个多月，共死了100多人。 对劳工残害最严重的是关东军的军事工程，恐怕其阴谋暴露，在工事修成之后，惨无人道地将劳工集体杀害。 1940年1月，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苏联战备，在珲春北部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修建洞穴式飞机场。为此从华北召募300多劳工从事该项工程。为了保守秘密，关东军派了一个小队日军日夜警戒。劳工们在严密的监视下昼夜施工，经过两年的时间，大约在1942年6月飞机场建成。 在一天傍晚。工程管理人员把劳工召集到一起说，工程结束了，每人发给2年工钱500元，晚上大家洗个澡，明天送你们回家。劳工们都信以为真。 第二天一早，全体劳工由关东军经理人员带领，从飞机场出发。大约走出了5公里，来到一个大山谷时，突然从两边山上响起了机关枪的猛烈射击。这是日军的一个分队事先埋伏好，专门在此等候中国劳工。密集的子弹将劳工一个个地射倒，然后日本兵从山上冲下来，用刺刀把还活着的劳工挑死。300多中国劳工就这样全部被杀害了，跟来的十几名经理部人员把劳工的血汗钱全部拿走了。 伪满时期最大一起劳工惨案发生在兴安岭的隧道工程。1942年初，关东军在兴安岭王爷庙地区修筑隧道军事工程。该工程用工浩大，从东北各地征用了2万名劳工。施工中的设备极其简陋，生活条件恶劣。 1944年秋天，当工程接近尾声时，关东军将其中6000名劳工秘密处死。对外则说，这些劳工是因为劳累过度、气候寒冷而死。为此，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曾对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说：“满洲死了这么多劳工，感觉很遗憾，我们已处罚了责任者，今后一定要注意，请你原谅。”6000中国劳工的生命，以两个刽子手互致歉意而了结。 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从肉体上残酷迫害中国劳工外，还从精神上毒害劳工，使劳工丧失斗志和理智，任其奴役。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就在劳工较多的地区开设赌场、妓院，向劳工出售鸦片、彩票，鼓励劳工吸毒。 海拉尔和黑河是华北劳工聚集的地方，为了掠夺劳工的工资，不使资金外流，同时也牵制华北劳工，使其滞留在东北，伪满政府以进行娱乐为名，在两地分别设了6个赌场，大力提倡劳工赌博。赌场由日本大把头控制，并有警察维持秩序，当地政府收缴税款。很多劳工因输了钱而自杀，尤其是华北劳工，把一年的积蓄在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全部输光，无法回家或汇款，被迫留下作工。这些劳工的家庭因得不到汇款，有很多妻儿老小被饿死。 伪满政府为加紧掠夺劳工的工钱，从1941年起将两地赌场集中起来，统一由政府管理。黑河、海拉尔的赌场，一直持续到伪满垮台的时候。 据伪满调查，1941年日伪当局征集使用的劳动力，一般劳工为192万人，特种劳工为3.3万余人，共计为195.3万余人。据称，该统计中特种工人是实际作业数，如加算伤病死者，总数将达200万以上。 另据《满洲国史》记载： 1944年的劳动力动员计划是331.3万人，其中勤奉队23.8万人，“行政供出”71.7万人。这个计划虽未完成，但使役的劳动力仍保持在250多万人。 1945年，总计计划数字有所减少，这是经济严重破产和劳动力来源枯竭的必然结果，但在总动员数221.4万人中，靠强制征集即所谓行政动员，占198.2万人，即将近200万人。 由此看来，自1941年实行劳务新体制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战争计划，每年酷使着20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200余万人中，至少有四、五十万人，是在日本关东军刺刀下负担着沉重的劳役。 据关东军的资料记载，1942年军方所需劳动力约40万人，其中华北劳工占4万人，1943年所需数量大致与1942年相同。当然，使役工人最多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其中矿山最多。早在1938年，矿业部门使役的劳动即达20万人。1941年增至38.1万人。 1945年矿业部门“在籍查定数”则为53.4万人可估计到，矿业部门每年使役劳动力很可能是数以百万计。其他如交通运输、工业、土建和林业等部门，也都是使役劳动力比较集中的部门。 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实行严格配给的情况下，劳工伙食的恶劣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哈尔滨油脂厂有个姓冯的被征集作劳工，住在路边的棚子里，每顿饭吃稀粥。同厂又一个姓李的工人，也曾被抓去当劳工，吃的是发了霉的黑豆面。 据一个汉奸省长供述： 1944年勤劳奉公队建筑东辽河水库工程时，队员每天吃的是三碗高梁米饭和一点咸菜。上面已经谈到，伪满的粮食配给标准本来是很低的，加上层层剥削克扣，能够吃到工人口中就更加可怜了。但就是这样微少的粮食，也是时断时续，得不到保证。 1943年，阜新煤矿有一度除日本人外，三天未配给粮，结果有200多名工人用怠工方式表示抗议。厂方知道配给粮远远不敷需要，唯恐一次发给后被工人吃光，因而总是用两三天发放一次的办法来维持工人的不死不活状态。所以，在伪满后期，广大工人和贫苦人民，常常是以糠菜和橡子面度日的，无米断炊，揭不开锅的悲惨景象极其普遍。 但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却被拉长到最大限度，劳动强度被提高到无法忍受的程度。1939年至1940年，伪满一般工业部提到伪满后期千百万劳工的伤病死亡情况，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怵然。 1942年1至6月，东边道开发公司工人患病者达1630人，死亡268人，而全公司工人不过3000多人。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特别是从华北被强制遣送到东北的特殊工人死亡最多。据伪满警务总局统计，1943年1至6月，各煤矿特殊工人死亡1154人。一个日本战犯也不得不供认：“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在兴安岭筑城工程中，4万名劳工有3000名死亡。”正是因为工人大批死亡，在各个使役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无例外地有埋葬中国工人尸骨的“万人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早就垂涎三尺。因为煤炭、钢铁、石油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后，在伪满洲国政府实业部的统治下，设立了北票煤矿复兴委员会及北票煤矿临时营业局，后改为日伪合办的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由1936年4月并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成立了冠山、台吉、三宝三个采炭所。 根据伪满洲国《产业开发计划》，从1937年着手大量开采掠夺北票煤炭。同年，在日本侵略者的亲自策划和监督下，开始大量开发三宝、台吉地区。开凿的这些矿井，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相继投产。到1940年北票煤炭年产量就超过了100万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所需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的数量不断增加，日本侵略者便通过伪满洲政府炮制一个又一个的急需《物资动员计划》和《生产力扩充计划》，来推进它的战时生产。这些紧急动员计划发布后，那些在日伪统治下的煤矿工人的生活，就更加悲惨了。 首先，日本鬼子在满炭系统强制矿工开展采炭报国运动。规定劳工每月勤绩30个以上，达不到30个的不予开资。根据满炭的要求，日本鬼子和把头不顾工人死活，逼着工人延长劳动时间，一般一天都要在井下干14到16小时。 据老工人周炳玉回忆：那年他在冠山矿采炭所一坑当劳工，一次在600尺采煤，日本鬼子非逼他们一小班出300吨煤，他们20人拼死干了16个小时，只出了240吨。升井后日本鬼子硬说没完成任务，不给发饭票。 台苗矿老工人王春说，他当劳工时，在台吉一坑采煤。一次，小班12个人，日本鬼子佐滕给下达采煤200车(每车1.2吨)的任务，如出不来就惩治。劳工们拼命干了一班，才出了130车。升井后，佐滕不仅不给打工票，每人还挨了好几个耳光子。 老工人杨山回忆说：康德11年他在台吉一坑采煤，当二头子(组长)。那年9月他们在西部一斜坑采煤，日本侵略者池田大喊采炭报国，他说：今天一班230车的干活，磨洋工的不要，磨洋工统统不准升井。结果他们15个人干一班，连口气都没敢喘，到钟点才出了180车。鬼子池田火了，骂他们心坏啦，不叫他们升井，并又派人轮流监工，到底干了3个班。所以在劳工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日本鬼子真混蛋，三天两头大采炭，逼着咱们多挖煤，累得个个筋骨断。” 日本鬼子为了更多的掠夺煤炭，根本不考虑矿工的生命安危，采取掠夺式的开采政策，逼着工人乱采乱掘，实行“前进扒两帮，一捅冒落光”的采煤方法，强制工人冒险作业，以人换煤，这就是惨绝人寰的“人肉开采”政策。那时井下经常发生片帮、冒顶、跑车、透水、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造成井下天天死人。 “特殊工人”王殿荣被俘后，被押到台吉采炭所“报国寮”，第一天上班，他与3个难友被煤压在下面。有人要上去抢救，可是日本鬼子怕影响出煤，硬是不叫去救，结果3个人全被压死在井下了。 仅据有关资料记载和部分老矿工回忆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不到12年间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22例，其中死亡矿工485人。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北票煤矿期间，以各种名义抓骗劳工56530多人。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用北票矿工的血汗，采掘并掠走了1051.8万吨优质煤炭。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煤矿残害死矿工共3.12万多人。如从1939年搞的所谓“采炭报国”运动算起，日本帝国主义每掠走1000吨煤炭，就得有4名中国劳工被扔进“万人坑”。可见，炭矿也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刑场！ 当年当劳工死里逃生的苏德林说： 1944年(伪满康德11年，农历八月到十一月底)，北镇县长王甲第派我为大队长，去阜新平安矿带劳工下洞挖煤。因原来石敬臣率领劳工大队500人，早去阜新矿已经几个月了，他没管好，致使大部分劳工都逃跑了，待我去接替时，只剩有180人。 这些劳工来自全县各村，多数是被摊派而来的，有势的人家不出劳工，有钱的人家雇劳工，没钱没势的穷人，才是被摊派或被雇去劳工的对象。不管你咋穷，就是家人吃不上饭，摊上也得去，不去或逃跑就算犯罪，抓、打、押、罚任凭处治。 我接替大队长以后，首先按传统惯例，带领全体劳工在坑口搞了一次祭老君庙的活动，又杀猪、又读祭文，所谓祈祷安全。这只不过是心理上诱骗劳工们的一种麻醉荆，有意暗示事故出在谁的头上，下洞压死或碰伤致残，你都不要直接去怨当局与当权者关心不够，只有暗怨自己对“老君”这个“护命神”的不虔诚，以此来减轻当权者的罪责。 为了满足狂妄贪婪的野心，日本鬼子不择手段地强力推行用人肉换取煤炭的“人肉开采”的反动政策。对劳工实行三班倒，置坑下水、火、风、毒、压等险情于不顾，强迫日夜下井挖煤，人死多少没关系，煤不可不挖。 结果，不几天，就因冒顶，把朝阳堡的一个姓王的劳工活活给砸死在井下(据知这人家非常穷困，是被雇而当劳工)。死了就算死了，任何安抚都没有。 平安矿上劳务分所，有个叫猪妖精的日本鬼子，对劳工是非常凶狠的，动不动非打即骂，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因挂号的事，狠狠打了一个小队长两个耳光。 有些小队长是为了发劳工苦难财不惜自己花钱上下走动“挖弄”来的。他们对劳工是经常打骂，公开向劳工们索要财物，什么坏事都干。其中，有一个小队长(北烧锅屯人)竞私自出卖劳工好几个。出卖一个劳工，顶少他要私得好处500元以上(所谓出卖劳工，就是他私得劳工一笔钱后，将他暗中放跑，然后公开向中队、大队报告了事)。 此外，天天同我们劳工一起下洞挖煤的，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所谓“劳光队”(是政治犯人的劳动组织)，头头是日本鬼子，领着他们天天下洞挖煤。走动时几个人用绳子串在一起，监管的特别严。我亲眼见到，他们有因吃不饱饿死的，有因下洞挖煤累死的，还有被冒顶砸死的，更有直接被打死的。时常看见抬着几个死尸，从我们旁边走过，埋到南山坡去。 据目击者张玉昆见证： 1944年(伪满康德11年)阜新新丘矿下菜园子，由日本鬼子用火车从关里抓来600多名所谓特殊工人，从车上下来，都是一串串全绑着。据说是日本鬼子坐着汽车，在山东、河北省农村，实行围屯抓青年，抓住一个绑一个，往车上一扔就拉来。到矿上立即把他们都圈到大房子里，周围全用电网围着，门口设几个荷枪实弹的岗哨，根本不准随便出入。下调挖煤上、下班时，也有日本鬼子用枪看着。 当伪满洲国临近垮台时，这些特殊工人中，有一个带头的大汉。扛着铁锹，把600人队伍拉出来，领着队伍冲到门卫处，为首的工人，一个箭步冲上前，手起锹落，立即把门卫劈死，下了枪支垃着队伍就走了。 1940年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节节失败，国内资源枯竭，日本侵略者公然在它所统治的鸡西各个煤矿提出了“少吃饭，多出炭”和“少用木头换煤炭”的口号，使矿区大面积空顶作业，加之井口通风不良，大冒顶和瓦斯爆炸事故层出不穷，死亡矿工人数成倍增长。 日伪统治者为了处理大批矿工、工人家属的尸体，先后在恒山、滴道、城子河、麻山等矿修建了十几座死人仓库，挖掘了七个万人坑，每天用大车或汽车从死人仓库、病号房(工人叫它“太平房”)源源不断地向万人坑运送尸体，造成矿工心理上的极大恐惧和愤慨。 日本法西斯为了销尸灭迹，掩人耳目，又在各矿设置了烧人场，修造了炼人炉，不到8年时问，就烧掉了近5万具户体。令人发指的是有的矿工、工属不等断气就被扔进死人仓库、万人坑或投入烧人场、炼人炉活活焚殁。 城子河煤矿五井地区老工人张生讲： 我是伪满死人仓库的见证人。伪满煤矿的死人仓库是临时放矿工尸体的地方，凡是矿工集居的工棚、训练所、矫正院都设有死人仓库。城子河矿的死人仓库是1942年设立的，比较大的死人仓库有三处：矫正院死人仓库、训练所死人仓库和二太堡死人仓库。死人仓库存放的尸体开始是用两副活底棺材往万人坑抬；后来死的工人越来越多，就用牛车或汽车往外拉。 我是1942年被日本鬼子派到特殊工人训练所死人仓库、拉死人的。凡是死难的矿工和工属，不管男的、女人，衣服都被把头扒光卖了，然后把白条尸体成垛成垛地码在死人仓库里栽每天赶着大丰从死人仓库里往万人坑或烧人场拉死尸。 日本鬼子把拉死尸的车叫做“白条车”。一车装十四五具尸体。夏天，死人仓库每天存放的死尸三五十具不等。冬天，每天要存放上100具尸体。把这些尸体拉到二太堡的万人沟(坑)后，50多具尸体垛在一起，然后浇上火油，点燃（拌）子烧掉。从1942年到1945年，仅城子河煤矿这三座死人仓库就拉出尸体5000多具。 当时我们矿工把日本人叫小鬼子，其实他们的心比小鬼子还要狠，有些伤病工人没等断气，就被拉到死人仓库上垛；一经上垛，就是不饿死，也会被上面的尸体压死。 我们城子河矿现任矿长聂志平，1942年被日本人从山东临沂县抓到城子河当劳工，因得了重感冒，日本人硬说是“伤寒病”，让把头刘百荣和陈广友把他拖到死人仓库，聂志平的叔叔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刘把头救他侄子一命，反而被刘百荣用炉钩子劈头盖脑打了七个大包。后来多亏他叔叔把聂志平藏起来，才幸免一死。而和聂志平一块从临沂抓来的斗云生因病没等咽气，就被日本人拖进死人仓库上了垛，被活活压死了。 1942年，为了完成这个工程，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为其无偿劳作，成为其任意残杀的劳工，开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 五顶山的劳工2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抓来的劳工一旦被决定送往富锦五顶山，便被集中到指定的地点，给每个人戴一顶“黑帽子”，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伪靖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100到120人，每棚两个从，每队4个班，每班10到15人(缺额不增补)。 每棚劳工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押(10到12人)，并配备3到5只日本狼狗。日军看押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7天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兵牵着，夜间全部放开。若想出逃，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大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设一中心大狗圈(有30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机构)。 劳工们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后来就是黄豆粕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一年四季喝的是山水、雨水和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人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只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为此，不少劳工大都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来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服装”，不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 每天早上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然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的监押下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扯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时间长了，日本人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 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干活。中午不准出坑，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为此，劳工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收工后仍然“点呼”然后按“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把每人的左肢用一条大绳拴住，五个人拴在一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有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种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砂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种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下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哪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稍有时间上的先后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h3>(一)劳工的“医疗所”和“狗圈”</h3> 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伙食低劣得连狗食都不如，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是卧床不起者)，鬼子兵便拉着去送“医疗所”，多半是有去无回。 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上宾”。鬼子兵们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麻醉针，而后便投人大狼狗圈。 鬼子兵们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h3>(二)贻害劳工的大烟土</h3>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人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烟份，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因此，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劳工区，也无法生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 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用一枪一弹，只要三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这大量的烟土，是日本开拓团专为五顶山军事工程种植加工的。 <h3>(三)屠刀下的劳工</h3> 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触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鬼子兵的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鬼子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在驻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着众劳工的面，用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也不知因为什么，日本鬼子酒后随便把哪个人拉出去砍头。 <h3>(四)惨死于毒药</h3> 一项工程结束，日本鬼子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鬼子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第二天，日本鬼子便宣布：“某区、某棚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h3>(五)送劳工“回家”</h3> 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时，日本鬼子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里满山转悠，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地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夫、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条捆绑双手，逐个地砍头杀死。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1945年8月9日被鬼子兵抓进山的车夫，被日军在撤退前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这次共砍了13人，因马的主动脉没被砍着，半夜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才死里逃生的。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地用极狠毒、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中国劳工。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在这座山上共杀害中国劳工2万余人。 1943年10月后，日本关东军决定将北满各部队管辖的特殊工人5264人移交抚顺炭矿，支撑抚顺炭矿解决其“增加生产的最大难关，最令人犯愁的是劳动者的获得问题”。这些人分四批到达后，实际入矿5218人。他们是军事工程的幸存者，由于受到非人的劳动和生活折磨，到抚顺炭矿进行身体检查时，合格者只有72％。1504人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患皮肤病者多达1038人，即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皮肤病。 本溪湖特殊工人住在大把头设立的大房子里，外面设有大小两层电网，特殊工人完全没有自由，无异于囚徒。为了防止特殊工人逃跑，实行了“连坐法”，即一人逃跑，大家受连。 1942年初，本溪湖煤矿在特殊工人中设立辅导班，由鬼子兵大竹、田布两人总负责，并配有董少舟、白长福等三名中国翻译。辅导班直辖茨沟、柳塘两个辅导中队，中队下属为38个小队。这些中小队长均从特殊工人中选配……此外，在辅导中队里，日伪都在其中派驻特高系的特务人员，秘密监视特殊工人。 日本鬼子还在特殊工人中挑选出年轻的300多人成立直辖系，由鬼子兵直接管理，下设4个小队，企图防止特殊工人逃跑。 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在本溪日本鬼子称其“纳工房”。纳工房冬冷夏潮，炎热之时臭气熏天，瘟疫流行。日本鬼子怕特殊工人逃跑，白天大小便也要请假，并有人监视；夜间去厕所除了请假之外，又规定了裸身大小便制度。 1943年6月，日本鬼子又成立辅导班事务所，由辅导系警备队看守特殊工人住的电网和哨卡，在大电网内增设小电网，特殊工人上下班不仅有老工人引导行动，还加派了武装押送，并在特殊工人经常行走的路线上设置13个流动哨位，矿警增加到80多人。 此外，在市区火车站也有流动哨兵，和便衣警察监视。特殊工人经历各种盘剥，终年囊内空空，真是寸步难行。在施加高压手段的同时，日本鬼子还在特殊工人住地开设妓院，选用妓女做耳目，监视特殊工人的言行。 特殊工人的粮食限制很紧，伙食极其恶劣，经常吃稀饭和少许咸菜，窝头是发霉的粮食做的，根本吃不饱。特殊工人平时穿的劳动服和劳保用品极为有限。例如棉衣既不耐穿又不御寒，春夏之时。他们经常是赤足光膀在矿井内劳动。他们居住的大房子条件也更恶劣，冬天限制生火炕。夏季人多卫生极差，传染病时常流行，死人的事天天发生。 1943年4月至5月间，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坑工人宿舍发生霍乱，因得不到治疗，有几十名工人病死。日本当局怕霍乱蔓延，竞将这一地区封锁起来，并命令万达屋诊疗所日本医师用注射器将10名霍乱病工人毒死。 北票煤矿当时把特殊工人住的大房子冠以“报国寮”、“跃进寮”、“协和寮”等名称，而实则是集中营监牢式的大筒子房。室内低矮阴暗并潮湿，室内两铺大炕，每铺炕挤住二三十人，睡觉时一个人头朝里。另一个人头朝外交叉并列。每铺炕设一名炕长监视工人言行。大房子还设有舍规，睡觉时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时出屋，不准谈论国事，不准携带铁镐等铁器人内，夜间大小便不准穿裤子外出等等戒律。 在北票煤矿的特殊工人帽头(柳条编制的矿工帽)上涂画上一个红圈，圈内写有一个“人”字，其目的是区别于一般工人，并把特殊工人视为囚犯。据北票报国寮的宋国昌揭露，寮内设有五种酷刑： 1、骑木马。就是将人的四肢捆绑在一条木凳上，迫害时进行轮番毒打； 2、蹲老虎笼子。在一个木笼上下左右钉满铁钉，钉尖朝外，施暴时人在里面坐不下站不起，只能活活被扎死； 3、浆冰棒。在严冬季节，将工人衣服扒光，绑在室外柱子上，从头顶浇凉水，冻上一层后再浇上一层水，直至僵硬； 4、点纸烟。将人手指缠上布，沾上汽油，而后点燃，活活烧焦； 5、做细菌试验。给人注射上带有病菌的药物，使其传染上病毒迫害致死。 在北票煤矿，日本队长、监工经常用皮鞭、木棒毒打特殊工人。他们手中木棒上刻有“打杀无论”字样。1941年8月15日，北票煤矿特殊工人因逃跑被抓回，报国寮的日本监工高木当众把特殊工人王大根活活打死，并张贴布告示众。“查王大根图谋纠众逃跑……罪不容赦，处以极刑，如有效法者遭同罪。” 1945年8月15日，在长春公主岭被俘的日本关东军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分队军曹、特高班员犬泽刚对日军行动的回忆是一个最有力的佐证，说明中国的劳工是怎样在日军的魔掌铁蹄下生存的： 叮当！叮当！……这摇铜铃的声音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痛苦地呻吟。 1945年3月8日早晨，在中国长春南侧的公主岭日军“森林兵营”里，一个日本鬼子边走边摇着破旧的铜铃。当时正值战况恶化，日军部队向南方转移之后，这个装甲车队的旧兵营，强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这个寒冷、没有丝毫热气的旧兵营里，木板大铺上，只铺着一层薄棉毯，上面睡着一个紧挨一个的中国人，要想翻身必须大家一块儿翻，不然，有人就会被压到底下。 日本监工是陆军伍长西原(兼宿舍长)，此时他正在长长的走廊里摇着起床铃。没起床的人披着被子坐在那里，起了床的人坐在薄棉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然后无精打采地去厕所，厕所里的下水道都结了冰。 在军需监察班里当宪兵伍长的我，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又把防寒帽耳朵放下来，用力踩着脚，在长长的走廊里巡逻，向左右两侧的宿舍里望着。 “西原君，在宿舍躺着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工？”我向摇铃的西原问道。 “今天能有300人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呢？” “6名受伤的还没好，还有50多名病号……” “他们不吃饭吗？” “吃啊！” “混帐！这可不行！如果把能吃饭的人叫病号，那么所有的不都是病号了吗？” “还有人在夜阃逃走了，所以一到早晨人数就减少。” “公主岭车站，不是说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卖给火车票吗？也可能他们流浪在街头？” “不。在公主岭街上流浪的没有了，因为有宪兵专门抓流浪汉。是有人事先跟他们勾结好，把他们送到蔡家车站上火车逃跑的。” “现在是只要有钱就能逃跑。可是，如果有偷偷逃跑的被抓回来，就要活活打死！打死几个不算什么！”听我这么说，西原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兵营操场正中央的旗杆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里有日本职工，他们不在兵营里住，住在附近的职工宿舍里；有从佳木斯中学来这里“勤劳报国”(勤劳奉仕)的200名日本中学生；再有就是300名被收容在这里强制劳动的中国人了。在西原的号令下，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先唱日本国歌，再唱满洲国国歌，两国国旗都升上天空。 300名中国人虽然也参加唱歌、升旗，可他们对这种事都不感兴趣。有人在那里吧嗒吧嗒直跺脚；有人还穿着夹鞋和露胳膊的衣服。当西原最后喊“敬礼”的时候，所有的中固人都不肯低下头来。 我是站在日本人队伍里的，所以，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我想，真是一群不懂礼貌的家伙，我在你们的国旗面前还敬礼呢，可你们自己却不敬礼。比这更严重的是，最近的战况恶化了，所以，我在街上走路时，总感到有人在嘲笑我，总感到中国人在进行着默默的抵抗。 中国人是在许多人的监督下去上工的，他们每天要横穿铁路，步行两公里到飞机制造厂去上工。每天，他们都在寒风中袖着两手，沉默地来回走着，骑着马的宪兵在队伍周围巡逻着，警戒着。 300名中国人又在工厂的操场上集合了。日本人职员和工人也集合了，然后，日本航空参谋总部派出的以军需监察官江口中尉为首的4名军官来到。接着到的是满洲飞行股份公司公主岭制造厂厂长西村、总务课长宫本、劳动课长恒成等人。 江口中尉走上台去，接受日本人的敬礼。当他戴着白手套的胳膊伸直以后，1名少尉非常小心地从桐木箱里取出日本天皇的《圣战诏书》来宣读。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都几次低下头去。接着是宫本走上台去，照例地训话说：“为了东洋的和平，圣战已经进行了4年。取得了赫赫战果的皇军，要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关键就在于飞机的制造。所以，这副担子，就落到诸君的肩上了。目前，日军急需2000架飞机。日本人和满洲国民，都要在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指导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大部分日本人职工都对这么冷的天气在露天开会感到不满，至于中国人就更没有一个人听这些训话了。解散以后。日本人职工都回到各分厂去，中国人也都袖着手走进了厂房。 这些中国人本来并不是这家军用飞机工厂的工人。是因为在奉天(今沈阳市)找不到活儿干，饥寒交迫，没办法才来到这座工厂的。去年12月末，由于这座工厂受到美军的轰炸，因此搬到公主岭来了。 日本人职工除了一部分是老工人外，大部分是从日本农村参加开拓团而到中国东北来当工人的。这一批人来到中国时只有15岁左右。 工厂里，没打包、没开箱的机器和原材料到处乱堆乱放着；角落里可看到日本人职工和学徒在那里开着机器干活儿。这座工厂原来是航空队的后勤仓库，厂房上的玻璃都是破烂不堪的，风雪嗖嗖地往里灌。 中国人一来到工厂，就被带到没开箱的机器旁边。现场的监工，用木棒驱赶着他们，搬运那些机器和原材料。中国人的脸上显出了他们很寒冷，很疲劳，还有为不堪侮辱而苦恼的心情。 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干这些活儿。我想：“飞机，飞机，特型攻击机的制造是最重要的！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也要为战争胜利而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一看到中国人慢悠悠地干活儿，心里就生气。 在我的头脑中想像着工厂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特型攻击机和特型攻击机满载着炸弹去击沉中国人军舰的情景。事实上，就在这家工厂的旁边，驻扎着一个航空队。每天，日军的少年航空兵在那里接受着特攻训练。 这时，有两个中国人用一根扁担抬着一台电机走了过来。突然，那条扁担“嘎吱”一声断了，电机一下子掉到水泥地上，发出“咕隆”一声响，主轴撞弯了。我走上前去，“啪、啪”打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畜生！找死啊……”我怒骂了一句，又用木棒殴打前边那个人的腰部，把他打得趴到地上，还不断踢他的肩膀。 这个人年龄大约30岁，颧骨突出的脸上，眼睛紧紧盯着我。我再次抬脚将他踢倒。当现场监工走过来时，我对他说：“这个姓刘的混蛋，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你注意他一点！”说完，我又踹了娃刘的一脚，然后把这里的事情交待给监工，来到另一个车间。 在这个车间有一个日本人正在老虎钳子上用锉刀锉着什么。走到他的面前，我把防寒帽耳朵系上了，然后又解开了，动作很自然。这时，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向车间一角的工具库走去。这个人是新京(长春)宪兵总部派来的伊藤曹长，任务是暗中侦察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政治活动，所以隐瞒了真实身份，装扮成普通工人。 在这座工厂里，除航空队的士兵外，其余的日本人也都是隐瞒了真实身份的。我跟他走进工具库，在一张“工具申请书”上把姓刘的中国人的事情密报给伊藤。 我当时的任务是监视发动机车问的150多名中国人。他们有的正在往水泥地上安装机械，有的在挑土筐，有的用铁棒或扁担运送机械，还有20人正在搬运一台大机器。 那个姓刘的中国人正在忍着腰伤用扁担抬运机械零件。旁边一个工人刚想去替换他一下，监工就拽住工人的衣襟往旁边一拉，衣服一下子扯出个一尺长的大口子。 我想：“谁要是对制造飞机有妨碍，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机械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都是中国人用双手和瘦弱的身体、肩膀搬运的。在日本的航空参谋本部，把关东军士兵中的技术人员组织成700人的技术队伍派进了这座工厂。 可是，直到4月份，日本资本家代表团来到这里参观时。这里还只能制造机翼和机舱，而最重要的发动机却一台也没生产出来。 我、江口、西村……不管我们怎么着急，结果不仅中国人不肯干活，连日本人也在怠工，人员还一个劲地减少。 当天的工作一直继续到深夜。下工的时候，在监工的辱骂与棍棒殴打下，干了一天活儿的中国人还要在工厂正门排队接受搜身检查，挨打受骂。 根据我的指示，门卫把姓刘的中国人扣住了。关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到宪兵队的讯问室。我穿着宪兵的军服，带着满身的酒气，拿着粗皮鞭坐在那里。在我的桌子前面，姓刘的被脱光了衣服坐在板凳上。 “你是故意让机器掉下来摔坏的！” “没有这回事！” “是谁派你来刺探皇军军事机密的？” “不知道！” 鞭子“啪、啪”地抽在他身上，抽起一道道红色的血痕，而他却咬紧牙关忍受着，不肯出声。我气得全身发抖，疯狂地抽打着他那已经变成紫色的、鲜血淋漓的脊背。 在隔壁的房间里，铃木军曾正在拷打一个日本青年工人。他是因为母亲生病打算离开工厂返回日本。只听见铃木喊道：“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说讨厌战争是不是！我就让你更加讨厌啦！过来！”这时又响起打耳光的声音。“你知道吗？现在，皇军的士兵正在那里拼死拼活地作战呢！” 于是，我马上比铃木更卖力气地殴打、辱骂娃刘的中国人…… 在“公主岭宪兵分队”的黑色建筑物里，每逢深夜，都有这种皮鞭声、呻吟声冲向静谧的夜空。 正文 第十五章 “万人坑” 虎石沟万人坑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现在挖开的仅是边沿部分的一角，挖掘的深度不到3米，露出白骨7层，在方圆不到140平方米的地方就有尸骨171具。在大石桥矿区还有马蹄沟万人坑等3处，从1939年到1945年8月的7年当中，被扔进万人坑里的死难矿工竟达到1.7万多人。 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不仅创造了无数种残杀中国人的手段，而且还发明了种种不堪人目的奸淫中国妇女的卑劣行径，更使人发指的是对中国劳工的迫害，不是零散的屠杀，而是集体火烧、活埋、水淹、屠杀…… “万人坑”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1933年2月，日本鬼子霸占了辽宁省的北票煤矿。1936年，北票并人，伪满炭矿株式会社，下设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矿工人数增加到万人以上。 1939年，日本鬼子由关内山东、河北等地将大批抓捕的青壮年、爱国人士和八路军被俘人员押送到北票，称为“特殊工人”。“特殊工人”干活不给工钱，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比一般矿工更悲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票又设立了日本宪兵队，随意抓捕残害工人，施以电刑、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装麻袋扔水坑淹死和喂狼狗等，对“特殊工人”更残忍。日本人给工人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粥、烂土豆、橡子面、豆饼，里面掺杂着老鼠粪、砂石。 工人的生产条件比生活条件更坏，经常发生冒顶、瓦斯爆炸。1942年，台吉一坑的六片采面瓦斯很大，日本人佐佐木强逼工人采煤，结果发生瓦斯爆炸，30多名工人无一生还。工人生病不给医治，四肢骨折立即截肢，得了传染病就扔进山谷喂野狗。1943年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不到一年时间，只剩下了10几个人，死亡率达97％。 从1938年“大采炭”算起，日本鬼子每从北票掠夺1000吨煤，就有4名工人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鬼子在北票残害死的工人总数在3.12万人以上。 在北票矿区台吉南山的1.7万平方米的地方，解放后人们就挖掘出6500‘’多具遗骨。遗骨的形态，有的张着嘴，有的抱着头，有的捂着肚子，有的是在向外爬，这些都是活着被扔进“万人坑”的。遗骨中有的头上有窟窿，有的身上缠着两道铁丝，有的四肢都断了，他们都是被活活打死的。 像台吉这样的“万人坑”，在北票矿区就有5个。 在山东省济南市郊西十里河庄琵琶山的南面，有一座万人坑，面积1700余平方米，四周有围墙，内有大小尸坑8个。在日军占领济南期间，凡是被“济南军法会议”判处死刑者，都押到琵琶山万人坑杀害。，从1941年到1943年3年间，日本鬼子几乎每隔一天在琵琶山就有一次屠杀，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万人坑修起不久，日本鬼子就将满满三卡车抗日军民屠杀在这里。1942年5月16日，在这里屠杀了44人。1943年1月，80余名病俘人员在这里被杀害。 1943年2月中旬，日本鬼子扫荡鲁南山区，逮捕八路军和民众800余人，其中650人被就地屠杀，余者150余人被押到济南，交军法会议审判，40余人被拷打致死，75人被判处死刑在琵琶山遭到杀害。 1945年2月初，日本鬼子第53旅团和54旅团在扫荡中，逮捕抗日军民1000余名，就地屠杀870余人，剩余130余人解至济南，30余人被刑讯致死，70多人军法会议被判处死刑杀害在琵琶山万人坑。 日本投降后，驻济南日军将军法会议的档案全部转移销毁。因此，在琵琶山万人坑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1954年底到1955年初，济南市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对琵琶山万人坑进行挖掘，共拣取遗骨4木箱、8席包、557蒲包，提取子弹头200余枚。 经法医组集体鉴定，遗骨为746人，其中可判断性别者，男性283人，女性7人，难以判断者456人；其中被火器烧伤后杀害者173人，火器伤及钝器杀害者15人，被钝器杀害者22人，锐器杀害者3人；颅骨粉碎骨折致死者210人，尸骨完整主要损伤肉体组织致死者97人，余为尸骨零散无法鉴定者。从遗骨判断，日本侵略者的杀人手段主要有枪杀、砍杀、刺杀、绞杀、殴杀、烧杀、活埋、犬咬等十几种。 七道沟铁矿位于吉林通化县七道沟镇，“九·一八”后的第二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对七道沟进行调查和开采勘测。1938年在通化成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下设大栗子、七道沟采矿所。1940年，七道沟铁矿正式开采。‘ 铁矿矿工的来源，一是骗招，对象主要是沦陷区的农民，山东的最多，河北、河南次之；二是从各地抓“浮浪者”和伪满向各村屯强行摊派；三是抗日军的俘虏；四是由征兵不合格的青年组成的“勤劳奉仕队”，进行为期3年的无偿劳役。 苦役、饥寒、瘟疫和残害，使矿工大批死亡。1941年从山东招来500多人，一到七道沟正赶上瘟疫流行，不到10天就死了400多人。一个组从1938年到1945年，共从山东骗招了1800多名工人。光复时仅剩下200多人。 从1938年至1945年，日本鬼子从七道沟铁矿运走了135.8万吨矿石，留下的是3个万人坑里的1.6万多具中国矿工的尸骨，平均每开采84吨矿石，就有1条人命。 1936年10月，满炭阜新矿业所成立后，日本鬼子对阜新煤炭掠夺步步加紧，对中国矿工的摧残日甚一日。矿工生活日苦，体质日衰，死亡频增。及至1939年，矿区内可供埋坟之处坟头爆满。 矿业所于1939年8月设新邱兴隆沟墓地，占地8万平方米；1940年8月设孙家湾南山墓地，占地17.5万平方米；1941年设城南墓地，占地4.5万平方为米。4处占地总面积50.4万平方米，统称“满炭墓地”，立有石碑。 矿业所在夏秋两季雇佣专人挖掘坟坑，以备常年应用。日复一日，坑、坟俱增，积数过万。矿工称墓地为“万人坑”，而不知“满炭墓地”其名。 前期被埋入万人坑的死难矿工，矿方尚给一具人称“狗碰”(狗一碰即散)的薄板棺材装殓。1941年后，多数死者已无“狗碰”装殓。更有许多死者被暴尸地上，任野狗吞食。1942年以后，日本鬼子掠夺煤炭加剧，强迫矿工“大出炭”，事故频发，加之传染病流行，矿工成批死亡。 1945年8月，日本鬼子在战败后将档案尽行销毁，被埋入万人坑的死难矿工人数，无资料可考。1948年阜新解放后，万人坑经多年雨水冲刷，多数坟头已无明显痕迹，加之开荒种地、建设工程占用或造林，万人坑原貌已毁，坟头无法核查。 据一些老矿工回忆，当年城南万人坑埋坟较少，数不及万，其余3处坟均过万。孙家湾南山万人坑埋坟最多，有说3万有余，有说多达4万者。 1968年，阜新矿务局筹建阶级教育展览馆，整理孙家湾南山万人坑的部分遗骨时，发现了群葬大墓坑，在原址保持原埋状况，建成两座遗骨馆，即东馆和西馆。两馆相距约1.5公里。东馆位于山之东坡，西馆位于西坡。 东馆墓地由北及南，顺山坡挖成，北高南低，长16米，宽2米，深不及1米。坑内所埋尸体共分成五垛码放，计83具，少者一垛两层，多者一垛5层。 西馆，分南北两坑，坑距22米，南坑顺山坡挖就，东高西低，高差约1米，南北长11.1米，宽3.5米，深不到1米，尸分双行双层，下肢交叉相杖码放，计尸骨52具。北坑，南北长13米，宽3.5米，深1米。坑内所埋尸体为单层平放，计埋尸58具。 两坑中均有肢体残缺者，有的肢骨、椎骨、肋骨折断，有的颅骨穿洞、断裂。此坑内更有一具尸骨两臂撑地，双腿后蹬，上身挺起，头微扬，俯卧于别尸之上，是前爬之势，显然是被活埋者，当时意欲挣扎爬出。睹其状，令人泪下。 黑龙江省鹤岗市有个东山万人坑。坑内累累白骨，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资源、残害我国人民的铁证。 那么，东山万人坑究竟什么时候形成，坑内累累白骨的来源是哪些方面？ 东山万人坑，是鹤岗两个最大的万人坑之一，现址在新一煤矿办公大楼东约800米处。1968年10月，掘开了东山万人坑的一角(长10米，宽8米，深2.5米的坑内，就堆积着死难者的尸骨1000余具)，并建筑了保护性房屋和围墙，辟为鹤岗矿务局阶级教育展览馆。 1945年8月鹤岗光复前，并没有万人坑这样的名称。那时在现在万人坑的周围，是长满桦树、柞树的乱尸岗子，尸横遍野，狗啃狼噬，惨不忍睹。1946年8月20日，东山成立工会后的第一项工 作就是发动工人钉木箱，去拣死难者的尸骨。工友们用了三天时间，将拣到的大量尸骨埋入了七个坑里。万人坑的名称由此叫出来的。 现在的万人坑就是当时扔死难者尸体较多的一个坑的一角。此坑原不是为扔人而专门挖的。据当年老工人魏文元回忆，当时井下采空区需用沙子回填，那个坑就是当年挖沙子后形成的。后来死难的许多工友矿业所不管，有的就扔到了这坑里。1944年日寇在附近设立了矫下辅导院，所死的人多数扔在里面，就成了专扔死人的坑。 可见，现在挖掘出来的万人坑，在日寇投降前只是个自然坑，坑内堆积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下惨死的中国人的尸骨。 据多次调查，万人坑尸骨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1、在日寇残酷统治下劳累致死的矿工、外包工和被抓进矫正辅导院的所谓“浮浪者”。 据老工人廉成山回忆： 1941年，我大哥在兴山二坑干活时得了病，劳务系的把头到家来催班，看到他躺在炕上，抡起皮鞭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硬逼着他上了班。我大哥有病又遭毒打，没过三天就离开了人世。 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000多名18岁至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早三点到晚九点)，吃的全是橡子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臭水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饿死了。 南山矿退休老工人许延岭说： 康德六年。为了修南一东线铁路，从天津招来了外包工600多人。日寇为加速对我煤发的掠夺，不顾工人的死活，逼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好，人已累死500多人，全部扔到东面的荒山坡上。 万人坑尸骨急剧增多则是在矫正辅导院成立之后。鹤岗东山的矫正辅导院于1944年5月成立了，不断有所谓浮浪者补抓进来，强制进行无偿的劳动。 据当时在东山矫正辅导院当调度员的尹影证实： 伪满鹤岗矫天辅导院从1944年成立至1945年8月9日，禁人数达1190人。被囚禁之人员全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12小时，每人每天只给6两精粮，穿更生布衣，坑内通风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反而将粮食减到三四两，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按井字样堆成垛。 1945年3月20日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34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2、日寇施行野蛮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井下事故不断发生，工人伤亡惨重。 新一矿退休工人齐华民回忆： 1943年1月6日下午1时5分，由于日本鬼子只顾要煤，强令工人在瓦斯集聚区干活，导致南山三坑发生了瓦斯爆炸事件。爆炸后日本人为了保住井口，竞在工人没出来的情况下，硬将井口门堵死，一直到晚上9时左右才扒开，好多工人都死在井口附近。这起事故共死亡工人94人。 据老工人卢本忠说： 1945年6月，西三槽作业场一次就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掌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余30人全被砸死。开始时凡工伤死亡的工人都给口薄棺材埋起来。后来，死者太多，不但不给薄棺材，而且不埋了，就将尸体往荒山坡上一扔，日久腐烂，便尸骨遍地都是了。 3、因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以致瘟疫盛行，工人因病死亡。 据老工人李春秋回忆： 伪满时期吃水困难，工人吃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马粪和死尸，这样的水喝了哪能不得病呢。1939年霍乱病流行，哪一座房子里有人生病，鬼子和把头就用铁丝网将房子全围上，不许里面的人出来，等人死了，就抬出来扔到荒山坡。我们的工棚就在现在万人坑的下边，工棚死了人就扔进大坑里。 老工人孙永山说，康德十年时伤寒病流行，我们工棚里的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把头来抬他，他还会说话，硬把他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只是看到一只鞋。 据老工人魏文元回忆： 1942年，伪把头从黄河边招来400多人。天天吃橡子面，吃了就拉稀生病，病倒就往外拽。每天都有死的，最后只剩下30多人。 4、一些工人在反抗中惨遭镇压、迫害致死。 矿山的工人和囚禁在辅导院里的浮浪者，对于日伪统治者稍有不从，就遭到严厉的镇压。 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工人、尤其矫正辅导院被囚禁者的强烈反抗，但每次都遭到日本鬼子的血腥镇压，多数未能逃出魔掌而惨遭杀害，仅发掘的万人坑之一角就有带脚镣的尸骨数十具。 据日寇投降才获释的浮浪杨丙升回忆： 矫正辅导院越狱事件经常发生，大型的集体暴动也有三四次。其中一次是1944年7月的一天晚上，当我们膝盖顶着膝盖盘腿而坐，等辅导士喊敬礼后再吃饭的时候，我左边的一个难友对我低声说，听到喊敬礼就跑，往下传。敬礼的喊声未落，许多人就跳下地冲了出去。鬼子、辅导士开始追赶。边追边打枪。难友们劳累了一天，有的跑得慢些，当场被鬼子打死。被抓回的都用绳子捆绑着，强迫跪在地上遭毒打，有的给活活打死。 辽宁省鸡西矿务局滴道煤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开采的。滴道河北万人坑，是鸡西矿区保存完好的万人坑之一。 滴道矿河北万人坑，处于海拔315米的无名山沟中。万人坑周围布满荒草，凄凉而荒僻。1966年为建阶级教育展览馆，在万人坑东北角挖掘一排尸坑，有尸骨74具；1968年又挖两排尸骨270多具。经过几次对万人坑的挖掘，东西方排列的尸骨已见12排，每排长约40一70米，宽3米，占地总面积3840平方米，地面上可见零星尸骨。 从1934年到1945年，日伪反动政权采取掠夺式的采煤方法，井下事故频繁，瘟疫流行，大批矿工及家属死于非命。死难矿工被丢弃下荒山野岭之中，任凭鸟兽啄食，风吹雨蚀。由于尸骨遍野，矿一见而生畏，纷纷逃跑，日伪当局便开始把乱葬的河北山沟作为集中掩埋的地点。最初，表面上还按民族风俗，进行一棺一尸掩埋。这是万人坑由来的开始阶段。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扩大化，更加紧对中国煤炭掠夺。他们强制工人进入无任何安全防范措施的矿井挖煤、背煤，因此，矿井死亡事故频繁；日伪当局采取了一棺两具的集中掩埋措施，即将两具尸体一颠一倒放进棺材里埋掉。1943年在老二井一次瓦斯爆炸中，死亡矿工146人，他们都被扔进河北万人坑中。 由于日伪统治不断强化，矿工劳累过度，贫病交加，加之流行瘟疫，死人的事连续发生，日伪当局专门设了一所死人仓库，人死后先扔进死人仓库，然后用无底棺材把尸体运到万人坑扔掉。 在日伪统治的末期，死亡矿工与日俱增，再也顾不得用装门面的无底棺材了，而是用大车把尸体运起，实行集中焚烧。在万人坑附近修建了炼人炉，把大批户体码成垛，然后浇上汽油焚烧。 炼人炉建成后还是不够用，炼不完的尸体又恢复了万人坑薄土掩埋办法，采用这种挖坑办法还是不够用，日伪当局又采取了把死人集中起来，扔进偏僻的河北山沟的乱葬办法，先后埋掉矿工尸骨1万具，故称万人坑。 通过对万人坑里的有棺、无棺埋葬方式，骨骸形态残迹的考证，以及深入老矿工中调查，日伪时期矿工死难原因有三：一是井下事故频繁，二是瘟疫流行；三是随时被残害。 初期的一棺一尸和一棺两具掩埋，大多是井下伤亡事故发生后的集中掩埋。如骨骸中的小腿部位骨折等现象，可证明死者是因当时伤残过重至死。 无底棺的分排掩埋，以及烧尸场的情形，可证明井下恶性事故中的大批死亡，或者是瘟疫流行期间的大批死亡。 第三种因素的残害致死，可见骨折、太阳穴被利器击穿、软骨上遗留着刺刀等明显击穿的缝隙。还有头骨被击穿的痕迹、颅骨中钉着铁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的、戴镣铐或铁锻脖套的等等。 万人坑暴露出来的尸骨，令人泪下，目不忍睹。 鸡西矿区的万人坑不止河北北山一处，仅滴道煤矿，除河北万人坑外，还有八坑死人沟等几处万人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掠夺，劳工人数不断增加，死亡率也俱增，集中掩埋人数及乱葬地点无法统计。 大石桥镁矿是我国生产高级耐火材料菱镁石的基地。此矿开采之初，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南满矿业株式会社在这里设立了一套掠夺机构，开掘了圣水寺等采矿厂，建筑了烧结镁矿石的工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更加疯狂掠夺镁矿，采矿场达十几处，烧结菱镁石工厂达30个，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大部分产品都运往日本国内。 虎石沟万人坑是大石桥矿区万人坑之一，它位于大石桥镁矿东北2公里小圣水寺虎石沟里。在它附近是营口第二监狱、大石桥矫正辅导院、劳工棚子的旧址，而山上就是小圣水寺采矿场。在矿山、监狱、矫正辅导院里被折磨死的矿工，大都扔到这个万人坑里。 当年的虎石沟万人坑尸横遍地，白骨成堆，天上乌鸦乱叫，地上野狗成群。在这些死难的矿工当中，有的是抗战被俘的特殊工人，有的是被诬以思想犯、政治犯、经济犯的无辜群众，有的是被日本鬼子抓来的劳工和勤劳奉仕队等等。 虎石沟万人坑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现在挖开的仅是连沿部分的一角，挖掘的深度不到3米，露出白骨7层，在方圆不到140平方米的地方就有尸骨171具。在大石桥矿区还有马蹄沟万人坑等3处，从1939年到1945年8月的7年当中，被扔进万人坑里的死难矿工竟达到1.7万多人。 最初，死难者的尸体还装在板皮做的破棺材里，后来人死的多了，一个破棺材就装两三具尸体；不久又改用两个草袋子头脚一套扔进万人坑；惨死的人越来越多，又改用活底棺材，一具具尸体被赤裸裸地扔进了万人坑。 在被挖掘出来的尸骨形态各异，从中可以看出死亡时状况。有的尸骨是用铁丝绑着双脚，这显然是被绑着活埋的；有的是十几具尸骨毫无间隙地排在一起，这说明是因反抗被集体屠杀的；还有的头骨被打裂、脚骨被砍掉，可以看出是被打伤后惨死的；也有的尸骨右手捂头，左手支撑挣扎的姿式，有的还侧着身子、张着嘴、弯着腰，说明这些矿工是被打伤后活理。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疯狂掠夺矿石，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那时的大石桥矿区就是人间地狱。 1968年9月，大石桥镁矿在虎石沟万人坑旧址建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既保扩了死难矿工的尸骨，又保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 日军法西斯在屠戮我中国百姓的时候，用尽各种卑劣手段，甚至连人们根本想不到的酷刑，而日军却施用了…… 正文 第十六章 轰炸 在洋街南头被炸的残缺不全的尸体有100多具，尤其是近郊西留庄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橡树下，有一个孕妇，胎儿被炸出腹外，飞迸出十多步，鲜血淋淋，惨不忍睹。 不完全的尸体横三倒四的躺着，有的炸去四肢，有的焦头烂额，树枝上挂着人肉和五脏，这里一个头盖骨，那里一块半截手，鲜血染红了大地，流水变成了赤渠。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期间，频频出动飞机，对中国的城市、乡村进行了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当时，各地都流行一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扔炸弹”。这是被敌轰炸地区人民惊恐的最真实的写照。 日本鬼子轰炸中国的第一个城市是东北的锦州。1931年10月，正在北京养病的张学良，获悉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沈阳、长春，便下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公署移到辽宁省锦州市，并令所属部队向锦州集结，以准备反攻。 日军派出11架飞机配合地面部队进攻，对张学良的兵营和机关所在地进行轰炸。75颗25公斤重的炸弹投到锦州，其中大部分落到了市内，命中了医院、学校等建筑物，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这是中国人初次经历空袭。 日本鬼子对平民区的轰炸和非军事人员的伤害，在对南京、上海、苏州、兰州、贵阳、成都、重庆、西宁等中国大中城市的空袭中暴露无遗。 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从台湾横越海洋首次袭击南京。以后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遭到了轰炸，甚至边远地区的城市也未能幸免。 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16架飞临南京上空开始进行轰炸。顿时，房倒屋塌，浓烟蔽日；恸哭之状，到处可闻。全市被轰炸特别严重的有34处。中央通讯总社和中央大学文学院全被炸毁。此外还有首都电厂、中央医院等，其他居民区被炸的更是难以统计。 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背着他母亲瘦小的尸体。他把母亲恭敬地放在医院看门人的脚边，恳求给予适当安葬，然后再去寻找失散的弟弟妹妹。另外，有一个妇女被炸掉了胳膊，还在继续往前跑，直到有人说她的胳膊没了，她才回头一看，接着就倒下了。 与此同时，一连串的炸弹落在上海最繁华的外滩，有名的华懋饭店、汇中饭店被炸中焚毁。南京路一带尸骸狼藉。受伤者压在被炸毁的建筑物下，呻吟和哀叫不已。 1937年8月23日中午，日机轰炸南京路闹市区和浙江路，先施公司被炸，电线折断，多处起火，有215人被炸死，一位年轻的母亲横卧血泊之中，怀中的孩子只剩下两只血淋淋的脚。此外，还炸伤570余人。 在8月25日下午，日军疯狂地轰炸上海南火车站，首先向南站投弹炸死难民500多人。不一会儿，又有8架日机飞抵南站上空投弹，又炸死200多人。车站的天桥、月台、铁轨被炸得稀烂，地上满是焦黑残缺的尸体。月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上面还碰着铅皮和木板。广场上有很多被炸死的妇女紧抱着无头缺肢的孩子。神情黯然、失魂落魄，欲悲无泪。 1937年7月中下旬，日军飞机连日对大同狂轰滥炸。19日和25日，日机出动30多架次，投弹300余枚，炸死炸伤无辜居民120多人。1938年2月21日，两架日机在阳城城关上空盘旋一阵，突然疯狂地投下一串串的炸弹。顿时火光四起，烟雾冲天，房屋倒塌，残尸遍地。1000多问房屋倾刻被炸毁，270多人当场丧命，受伤残废者不计其数，城东一带顿成废墟。东关一个叫马宏毅的屑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尸骨不存，城内一妇女正端着水走到院里。被突然飞来的一颗炮弹炸中，身首异处，脑浆进流，死状惨不忍睹。在此之前两天，日军还在沁县轮番轰炸，投下500公斤重的炸弹30枚，炸死群众12人，炸塌房屋100余间，炸死牲畜10头。 在8年抗战中，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重庆是我国遭受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 在1939年5月3日，日机自沅州起飞，中午1时17分侵入重庆市上空，沿长江北岸轰炸。市区27条街道中存19条被炸。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烈火浓烟之中，大量无辜平民在炸弹和火焰中丧生。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轰炸重庆市区，重庆一片火海，整个市区精华毁于一旦。大轰炸过后，重庆遍地死尸，手足头颅等残骸随处可见。到处一片血腥气和火药味。公路和路边乱七八糟地堆满尸体，要寻找亲人，就得搬开尸体，俯身细认，弯腰察看侧面。烧焦的尸体、手和四肢不全的尸体；口鼻出血、断气的孩子，大概是被冲击波掀掉了衣服而裸体的男男女女，姿势各种各样，都是轰炸致死的。 从死尸堆中找到亲人尸体者，用手推车把尸体运往灵堂。有的人家寻找不全，就把七零八落的头、胳膊拼凑起来。棺材已经卖完，就连用4块板子钉成的薄皮棺材也早没有了。许多人家只好用草席一裹，运到墓地埋掉。无人认领的尸体，由戴大口罩的士兵和救护人员，装上大卡车，运到郊外，挖个大坑一齐埋掉。接连几天，大街小巷，都在搬运尸体。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21日国民党放弃广州的1年多时间里，日本飞机经常飞临广州上空，对广州市民和居民区进行狂轰滥炸，给这座华南重镇留下了满目疮痍。 1938年5月28日到6月9日，日本轰炸机对广州进行了长达13天的连续轰炸。每天从清晨开始，日本轰炸机少则10多架多则50多架分几批轮番投掷炸弹和燃烧弹，持续轰炸到午夜。嗡嗡嗡的马达轰鸣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声，炸弹的呼啸爆炸声，人们的呼叫和痛哭声，燃烧弹爆炸冲起的火光，燃烧民房冲起的滚滚浓烟，民房和炸飞起的木块和尘土，构成了一幅恐怖的战争惨景。10多天里，广州居民就生活在这种恐怖之中。 中山纪念堂、昌华大街、逢源三巷、田庆新街、荔湾北区、中央公园、合华路等地的房屋被炸被烧600多间；黄沙一带房屋全毁，附近的柳波桥被燃烧弹炸中起火，周围有许多人葬身火海；沿河有大小20多艘船只被炸沉，水面上漂浮着100多具肢体残缺的尸体，还有不少受伤者在血泊中呼号挣扎，惨不忍睹。 一个浑身是血的妇女从被炸塌的破房中冲出来时，她怀中的孩子已血肉模糊；有一个妇女被压在断砖残瓦下面呻吟不断，她七八岁的孩子一边哭喊着“妈妈”一边拖着妈妈的一只手，想把妈妈救出来，直到精疲力竭。从砖石瓦砾下面挖出的尸体，不是缺头就是少肢，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目睹。有的尸体胸前被炸出个大洞，内脏全部炸飞了。 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妇人，捧着血淋淋的头，催促救护队救出埋在她身边乱瓦堆中的儿孙们。许多孩子半痴半呆，到处跑着寻找自已无法找到的妈妈。一位头部和脸部伤得很厉害的人，带着一个7岁左右的小女孩从倒塌的天花板、地板和墙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洞星钻出来。他恳求救护队第一批把他带走。他的妻子、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以及他的母亲，都被埋在房子底下了，他生怕再发生什么事使他失去这仅存的孩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长驱直入，向我华北地区进犯。10月初侵占石家庄，进而将其侵略魔爪伸向赵县。10月7日对赵县城内大肆狂轰滥炸。 10月7日(农历九月初四)，正逢赵县城大集，上午11时许，城内各条街道七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集市活动达到高潮。突然，从西北、东北方向飞来5架日军飞机，组成一字形，由北向南，对准赶集的人群扫射轰炸。顿时房倒屋塌，人畜伤亡。日军飞机在这人群拥挤的大集上投下了21枚罪恶的炸弹，炸死炸伤无辜群众200多人，损失财产不计其数。 十字街一家粮店被炸毁，炸死伙计6人。望汉台东边王子栋家的房屋被炸塌，儿媳、孙女被炸死，王子栋被炸瞎一只眼。老虎家一家8口，除姥姥外出幸免外，其余7口全部惨死。西马道曹小芝老少6口全被炸死。不足百米的东马道街，炸死20多人，血肉飞溅，满街尸体。有的被炸掉四肢，有的被炸掉脑袋，有的被炸去半个身子。炸飞的一根橼子插进一位赶集老乡的肚子里，老乡疼痛难忍，惨叫不止。 从1937年9月起，日军开始对衡阳进行轰炸。到1944年6月，总计达100余次。 1938年中秋节之夜，日机9架飞临衡阳，投弹700余枚，炸死炸伤居民2000多人。1941年8月中旬的一天，日机86架轰炸衡阳，炸死数千人，仅回雁峰附近就炸死居民500多人，回雁寺也全被炸毁。 日军飞机对衡阳最猛烈的轰炸，是在1939年4月6日，108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衡阳。一批从城北草桥炸到城南回雁峰，一批炸东岸的机场和西岸的大小西门，一批则在北正街、司前街、上下长街、大西门正等一带投下大量燃烧弹，全城大火烧了一天，许多市区被炸成废墟，到处都是残尸断臂，血肉、皮肉，炸得墙上、地上、树上，处处都是。1公里长的长街全部化为灰烬。一个伤兵收容所的数百人全部被炸死。后调查，这次轰炸，共炸死居民1万余人，炸毁房屋500余栋，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东里店，位于沂鲁山区腹地，原属沂水县，现属沂源县，1939年，这里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是一座经济比较繁荣的集镇，有上千户人家。 1939年6月7日上午10点钟，日军出动15架飞机，由北向南，朝东里店袭来。飞在前面的7架，越过凤凰崮，便接连投下数枚炸弹，东里店东村即刻腾起股股冲天火柱。 日机投下的乃是重型炸弹。大街上一棵5人合抱的古槐，被炸得沿树窝凿下去4米多深，地下水随即溢出地面。油坊里上千斤重的碾砣，被炸得飞出村外，砸死两个行人。 《国民日报》等两家报馆皆被炸毁，死伤四五十人。沿街的商店、饭馆等，被炸得墙倒屋塌，振兴书店店主及四五个伙计被埋到了土堆里。美容理发馆的八九位顾客被炸死在理发室内。省儿童影动剧团的女教师高原这天结婚，到她这里贺喜的、帮忙的团员不少。一颗炸弹落在院中，将高原、鞠以芝、王家秋等5人及在场的数名儿童炸死。 当时，东里店东村的人们慌忙逃到村前河滩，接着又遭到第二批8架飞机的轰炸。村民翟作志被气浪掀到半空，倒栽下来摔死。田信避在一棵柳树下，被飞来的弹片削掉了头颅。杨寿亭被炸掉一条腿，翟以本被炸去一只胳膊，翟作传被燃烧弹烧死。 仅短短的十几分钟，大火便燃遍了全村，三天三夜尚未熄灭，4000多间房舍化为灰烬。 轰炸停止后，幸存的人们纷纷返回寻找亲人。张彦亮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被挤在倒塌的墙缝间，大火烧身，他抓住妻子的胳膊往外拽，皮肉全部脱落下来。后经邻里帮助，才将妻子及孩子的尸体挖出。就在这个地方，人们还扒出了翟所常一家三口和省府人员翟丕一。 翟作荣一家8口被炸死5口，找到的残骸，只装了一小瓷盆。何兴彪到处寻找其母，直到第三天，才在一个水沟里捞到一只手，从所戴的顶针上辨认出来。 张凤祥的弟弟、翟作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炸得不见尸骨。宋元福的母亲等五六人，被烧得只留下一堆骨灰。 1938年8月29日，江汉平原的京山县遭日机大规模轰炸。3月，湖北省抗敌后援委员会京山县分会成立，以京山县县长蒋少瑗任委员长，人称“蒋委员长”。潜伏在京山的日本特务竞报告说，蒋介石在京山召开重要会议，于是在8月29日一天中，日军连续派出两批飞机共56架次轰炸京山，使这个拥有1200多栋房屋、2600余户人家的县城，只剩下不到508间被炸残的房屋。其死伤人数在3000人以上，90余户人家被炸绝。 1938年7月的一天，信阳城南角河桥两头，有100多人在洗衣、担水，桥上还有二三十人在行走。突然，5架日机呼啸而来，低空盘旋。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四处逃散，凄厉呼喊，无处躲藏。飞机反复向桥上投弹，桥被炸毁，人被炸得血肉模糊，河水被染得殷红，残肢断体顺河漂流，其幸存者廖廖无几。 1938年8月，日军敌机9架又轰炸信阳车站一带，紧急警报与投弹，几乎是同时的，全城惊恐万状。结果车站一带被炸甚惨！尤其是避难于树林中的难民，更是被炸得凄惨。人肉血肉，代替了树叶，挂满了树梢，倒处残肢断臂，树枝树叶血滴如雨，滴嗒！滴嗒！惨不忍睹。 1938年5月，日军敌机18架侵入驻马店上空，顷刻，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全城一片火海。在洋街南头被炸的残缺不全的尸体有100多具，尤其是近郊西留庄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橡树下，有一个孕妇，胎儿被炸出腹外，飞进出十多步，鲜血淋淋，目不忍睹。 1938年4月23日，一阵震天动地的巨响，使南湖(山东日照的一个中小市镇)和平的土地，掀起了飞沙和尘土，浓黑的烟幕，笼罩着天空，集市上杂物，满天乱舞，人们的血肉，到处横飞。 当时是中午12点钟，人们正在南湖集中买卖东西，嘈杂的集市声音听得很远。忽有敌机5架，由西北向东南飞着，当集市中人发觉时，那飞机已经掠过去了。大家正在呆立着注视它往东南飞去，认为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啦，不料敌机原来对这些毫无抵抗力而且缺乏防空常识的群众是先来一个麻痹，现在这5架敌机马上转回头来，直奔这集市上空了，这时集上人们措手不及，只是一窝蜂似地乱跑乱撞。残忍的敌机便对准这些纷乱的群众，低飞纵情扫射，整个集市上轰起一片哭叫声和牛驴牲畜的哀嚎声。 有的正在吃饭，有的正在奔跑，即被炸死或炸伤。买草的农民张纪坡浑身成了血人，还在拼命地跑，跑不到三四步就摔倒，爬起来又跑，跑几步又摔倒，如此数次，才逃出性命。还有一人被伤了脖子，跑出一里路还不知道自己受伤，向人家要点水喝，喝的水都从伤口流出，这样不几分钟就死了。 凶残的敌机，自中午12点一直炸到下午3点才飞去。赶集人的亲属都忙着跑来找人。避难的同胞，有的吓呆了，钻到泥里不敢动，有的头插到泥里去，腚被炸去一大块还不知道。不完全的尸体在横三倒四地躺着，有的炸去四肢，有的焦头烂额，树枝上挂着人肉和五脏，这里一个头盖骨，那里一块半截手，鲜血染红了大地，流水变成了赤渠。被炸伤的在惨叫，找尸的人在哀号，一片悲惨的声声，传遍了小沟里、麦地里和大路的两旁。 敌机在轰炸南湖集后，相隔有一个多小时，忽然又从西北飞来了。附近村庄寻找亲属和认尸的人们，没有防空常识，都慌忙向庄里逃奔。而可恨的敌机目标却正是有意地对准这个村庄——南湖。轰！轰！燃烧弹震得地动山摇，熊熊的火焰，发展到了全村，躲在屋里的人，不敢喘气，鸡犬牲畜，吞声匿迹。 南湖集上被炸死者468人，被炸伤者不计其数。南湖村被当场炸死者42人，嗣后死者38人，被炸伤者22人。 1939年2月21日上午，大雾刚散，9架日机向宜昌倾下炸弹。东起城东路，西至新街，南始献福路，北到北正街，这一大片地方民房全被炸毁。环城东路大东门廖家台防空壕正中一弹，全壕40余人全被炸死，仅一人因躲在防空壕门口而侥幸活下来。东门万寿宫和晴川书院两个大庙被一枚500公斤的炸弹全部摧毁，弹坑直径10米，深2米以上，竞涌出泉水来。这次轰炸，毁房屋600余栋，死伤1000人以上。压在屋内及埋在防空壕内而一时无法挖出的死伤者，不计其数。 1944年4月20日，光化县老河口遭日机毁灭性的轰炸。1939年秋，中国第五战区长官部由樊城迁往光化县老河口。1941年8月，日机3次轰炸老河口，炸死58人，炸伤116人。4月20日，36架日机从清晨6点轰炸到下午1点。日机抛下一颗颗重型炸弹，炸得整个老河口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横飞乱扫的弹片将许多人全身撕裂。 有个妇女抱着小孩，被炸得肉体四分五裂：肉皮飞挂在树枝上。轰炸结束后，从太平街到福民季院500多米长的街道上，躺满了鲜血直流的受伤群众。这次轰炸，6条大街中有5000多问民房被毁，其死伤居民无法计算。…日军飞机对中国各城市所造成的灾难是罄竹难书的，所造成的惨状是目不忍睹的…… 据有关材料记载： 1937年11月5日至1941年8月30日，日机对西北重镇兰州轰炸20余次。其中仅1939年12月26日至28日的轰炸，就投弹2000余枚，炸死120人，毁房7053间，无家可归的群众达1835人。 1939年2月1日，日军飞机7架空袭延安。 1939年2月4日，18架日机空袭贵阳，投弹124枚，炸死炸伤市民2000余人，毁房1326间，无家可归者逾5000人。大火蔓延一天一夜，全城繁华街区一片瓦砾，收敛的尸体很少有完整的，有的甚至被烧成焦黑色的肉团。 7日，日机37架重型轰炸机对重庆金佛山周围进行轰炸。 8日，日机袭击衡阳、襄阳一带。 10日，日机空袭重庆、沪州、南宁、北海、莎市。 11日，日机空袭桂林、南昌、吉安、北海、衡阳、株洲。 12日再次袭击桂林、北海、衡阳、株洲。 15日，日机肆虐潼关、贵县、重庆、万县，仅在万县一地就炸死学生、平民50余人，炸伤80余人。 18日，日机30余架轰炸延安，炸死炸伤居民300余人，毁坏民房300余间。 20日，日机4架再次空袭公安县城，投弹30余枚，死伤40余人，许多房屋和木船毁于一旦。 25日，日机狂炸洛阳，炸毁古迹多处。 31日，日机空袭南宁、韶关。 1939年4月6日，日机15架空袭陕甘宁，致使宁夏银川市精华被毁，居民300余人伤亡。7月1日，日机猛炸西安。 8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日机36架狂炸宜昌，将大北门、东正街和璞宝街炸成一片瓦砾，致使死者甚众。 12日，日机滥轰狂炸开封市。 14日，日机轰炸宜昌、西安。 15日，日机空袭湖南平江，英国人所办普爱医院被炸毁，英籍传教士李协邦被炸死。 16日，日机再次空袭平江。 23日，日机轰炸兰州，炸毁唐代著名建筑普照寺。 29日，日机18架轰炸梁山地区。 1939年6月11日，日机空袭成都，投弹85枚，炸死200余人，炸伤600余人，毁房1215间。在各被炸区域中，残足、破头、穿股之体触目皆是，甚至有的树枝梢头，亦发现人肉悬挂其上；余火堆中犹有黑色肉团。 …… 正文 第章十七章 千里无人区 日军鬼子对东河、横河、黑河山区进行搜剿，残杀无辜群众168人。如果搜到抗日干部，日本鬼子屠杀的手段就更为残忍。兴隆大西山村村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鬼子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个抗日干部的心，全部被吃掉了。 1942年春，日本鬼子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残酷的“扫荡”。他们把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多里的长城两侧，也即长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的广大地区，划为无人区。包括河北省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9个县。他们先是把三家五户的零散住户，集中到村子里去，然后把所有的小村子里的人集中到离长城40里以外山沟口较大的村子里，取名叫“部落”，老百姓愤怒地叫它“人圈”。 不愿屈服的老百姓进行各种反抗，日本鬼子每天就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和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使大片土地人烟罕见，一片凄凉。被刺刀逼迫到“人圈”里生活的人们，都过着非人的生活。人们只要稍有不满表示，就要被加上罪名处死。一旦进入“人圈”就要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10里以外的上地，不许耕种。“无人区”的实际宽度后来扩充到125公里，总面积4.37万平方公里。 在“无人区”政策的摧残下，长城内外，有600多万亩土地荒芜，1000多个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将近50万的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被杀害和死亡的人数更是无法计算。 早在“七·七”事变前，日本鬼子便在东北实行“圈屯”、“并户”，以制造无人区，切断抗日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36年，日伪军在黑龙江省汤原县的太平川，划定了东西宽600米、南北长660米的范围，建立集团部落。老百姓把这叫做“并围子”，也称做“归屯并户”。太平川村及附近的12个村庄的居民，除部分逃散他处，约有370多户被赶人太平川集团部落。在被迁走居民的村庄，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或拆掉。 归屯并户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0几个村屯的居民，在日本鬼子烧杀淫威的逼迫下，搬离自己亲手建起的家园，行动稍有迟延，便遭到大火焚毁。归屯并户使居民们损失的粮草、家具和衣物难以计数。仅是荒芜的耕地就有4000多垧。许多被逼并到集团部落的人家一时没有住处，只能用秫秸搭窝棚栖身。入冬以后，泥水结冰，盖棚子垒锅灶都非常困难。那些被迫流散的人家，流离失所，境遇也非常凄凉。 距太平川3里地有个刘盛全屯。屯里的人都不愿搬迁到集团部落。到了日本鬼子限定的期限，日本鬼子一窝蜂地全部出动，严严实实地把屯子围了，起来，不准一个人离开。接着便挨家挨户的抓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赶到村头大场院里，逼人们跪下，挨个地用棍棒毒打，把村民们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然后点火烧了全屯的房子，押着15户人家并入了太平川集团部落。 刘盛金屯的刘奎昌，和全屯人一道抗着不愿人户。日本鬼子在烧房子以前架上机枪，对准这所房子扫射了一排子弹。刘奎昌的妻子和女儿正在屋里抢着往外搬东西，枪响后急忙躲避，吓得趴在炕沿下面。母女俩虽然当时没被子弹打中，但却惊吓成疾，不久就去世了。刘奎昌从此家破人亡，押去大围子时，连点口粮也没抢出来。 集团部落戒备森严。周围修筑了3米高、2米宽，长达2532米的围墙，围墙外面挖有1.5米深、3米宽的水沟。水沟外面设有近2米多高的铁刺网，还筑有大小堡垒9个。 同时，部落内设有伪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各一处，以监视人民的行动。部落设有门岗，出入人马车辆都得搜查，凡往外运粮草就以通匪论处。部落里不准三、五个人结帮走路、谈话，夜间不准插点灯。特务们则在夜间四处活动，暗查偷听，两天一查户口，每天查夜，来客得报告，经过准许才留宿，有个叫荣德库的，刚一天黑躺在炕上和家人唠闲嗑，被警察偷听发现，闯进屋好个盘查，还霉于丁一顿。 还有一个叫李仁的，一年冬天去汤原街里办事回来晚了，大围子四门紧闭不敢叫，只好蹲在野地里。后来他冻得受不了，便和另外几个人冒险爬墙，让警察抓住了押在炮楼里，被打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才放回家。 同样骇人听闻的惨案也发生在黑龙江省桦南地区。日本鬼子在归屯并户过程中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多间，杀害、冻饿死群众1.3万多人，荒芜或放弃耕地2100多垧，伤害牲畜4800多头(匹)。 长城两侧的“无人区”，比起日本鬼子在东北的归屯并户有过之无不及，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日本鬼子疯狂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草木过刀，宅舍过火，奸淫抢劫，无恶不作。 杀光。日本鬼子制造“无人区”，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从1942年间日伪沿长城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之日起，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就是见一个杀一个。杀死后将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拿回去按数报功领赏。如此残暴的行径，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河北省宽城县孟子岭、王厂沟、石柱村一带，是日本鬼子制造“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的重点地区。 1943年9月10日，驻喜峰口的日本鬼子对这一带进行“扫荡”，逮捕了580人，屠杀380人，200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80％死于苦役之中。1943年12月石柱村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以后，遭到日本鬼子连续摧残，全村700人，被屠杀300多人，有22户(100多人)被杀绝。河北省的兴隆县是日本鬼子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全县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的地区占总面积40％多。 在连续几年的摧毁下，根据地被屠杀的群众约1.3万人。不要说中国人，就连牲畜、家禽，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日本鬼子都不放过。 兴隆县马尾沟的群众誓死不离家园，他们躲避在山洞里，忍饥挨饿与敌人周旋。狡猾的日本鬼子放出警犬，到处搜寻，一旦发现就加以杀害。有一个妇女背着孩子出洞寻找野菜被发现，15个日本鬼子轮奸了她，又割掉她的左乳房，逼问其他人藏在什么地方。这位妇女拒不回答，同孩子二起被敌人杀死。 马尾沟有70户人家，有一大半人口被日本鬼子砍死或烧死。在兴隆南部的前干涧村，日本鬼子一次搜捕了19名男女，日本鬼子将他们扒光衣服，用木棒乱打，然后推入萝卜窖内，放入干柴烧死。 1943年，日军对东河、横河、黑河山区进行搜剿，残杀无辜群众168人。如果搜到抗日干部，日本鬼子屠杀的手段就更为残忍。兴隆大西山村村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个抗日干部的心，全部吃掉了。 为了制造“无人区”，日本鬼子还采取了烧光的毒辣手段，彻底摧毁群众的一切居住条件。凡是被划为不准居住的地区，日本鬼子就强迫群众将房子彻底拆毁，搬进“人圈”。在“人圈”之外，绝对不准居住。对划为“无住禁作地带”的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从一开始就是纵火焚烧，片瓦不留。 河北省遵化县有112个村庄被烧为废墟。这个县寨主沟的群众不愿离开家园，日本鬼子烧一次就益一次，前后被敌人烧过19次，烧毁房屋共180多间。有的村子很小，敌人侦探到以后，立即出动，一把大火烧成灰烬。 此外，日本鬼子还大面积地放火焚烧树林，以摧毁抗日军民的藏身之地。昔日树木葱茏的山区，被大火洗劫后成为一片片焦土。据统计，整个“无人区”的1.7万个自然村落，全部夷为废墟，总共烧毁、拆毁380万间房屋。 日本鬼子对抗日根据地的掠夺疯狂到了极点。从制造“无人区”之日起，伴随着猖狂的烧杀，就是彻底的抢劫。本来生活就很贫苦的山民，经过日本鬼子连年“扫荡”，生活用品已极为匮乏，可日军每次进山“扫荡”，仍然是四处搜索抢劫，连半口破锅、一只空瓶也要砸碎，搬不动的碾子、磨盘，也要用炸药炸碎。 据统计，在热河省抗战期间被抢走的96亿斤粮食、24万多头牲畜中，其中“无人区”受灾最重。最使根据地人民深恶痛绝的是日本鬼子连年的“割青”、“扫荡”。他们不让人们在“无人区”居住，就是耕作也被禁止。可是，根据地人民为了生存，为了战斗，就得坚持生产。日本鬼子则疯狂的割毁庄稼，破坏生产。 据调查，河北省兴隆、承德、宽城、青龙、滦平几个县，从1942年起，大部分地区都被割了一次青苗；1943年割青面积更大，而在重点地区割了两遍；1944年不少地区割了三遍。 当年见过“无人区”惨状的人回忆说： “无人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方圆几十里内，见不到一丝炊烟，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鸣犬吠。田野里长满蒿草，村村镇镇都是一堆堆残垣断壁。乌鸦在空中盘旋，饿狼在草丛中穿行…… 日本鬼子还把东北实行的“集团部落”(即“人圈”)搬到冀东来。“人圈”内的老百姓像牛羊一样被圈在牲口棚里，横遭奴役、侮辱和迫害。被赶进“人圈”的群众由日本鬼子划定范围各自建房，但一贫如洗的老百姓有什么力量能建房呢？只好搭个马搭子窝棚。冬天的窝棚冰冷刺骨，不少人被冻死，仅兴隆一个县，几年中冻死的人就有1000多。到了夏天，窝棚周围遍地污水、粪便，泥泞不堪，臭气熏天，蚊子、苍蝇、臭虫、老鼠恣肆繁殖，各种瘟疫流行。 从1940年兴隆县羊羔峪集家点上闹瘟疫起，瘟神就降到“无人区”。伤寒、霍乱、疟疾、痢疾、鼠疫等可怕的传染病连年流行。瘟疫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赤城县千松台“人圈”，共有280户，有63户死绝。千松台、石片沟、张家营3个村，死于瘟疫病的都占总人口的1／4。平泉县127个部落村，共7万多人，死于瘟疫的1万多人。其中柳溪乡11个部落5300人，病死2100多人。在瘟疫流行时，人人病倒，家家陈尸，户户号啕，死了人都抬不出去，尸体就腐烂在屋里。 “人圈”内，老百姓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无着，还要遭到日本鬼子敲骨吸髓的经济盘剥。农民被赶进“人圈”以后，大片土地被荒芜。除了部落附近的土地可以耕作，更远的地区不是被划作不准耕作的，就是不能去耕作的。因为出入部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路远的土地根本没法去耕作。加之牲畜、农具都已被抢走或毁于火海，劳动效率极其低下，收获也就可想而知。如果遇上旱涝虫灾就会颗粒无收。 尽管如此，日本鬼子还设立各种苛捐杂税，盘剥老百姓。据统计，当时“人圈”里有各种捐税和强行摊派项目26种，如：“谷物出荷”，每亩1斗(15公斤)；“民生集谷”，每亩1斗；“义仓粮”，每亩1升；“地亩捐粮”，每亩2升；“地亩附加粮”，每亩1升民生税，每亩2角4分，还有“地亩税”、“地亩附加税”、“门牌税”、“协和会捐”、“出生捐”、“死亡捐”等等。 再就是巧立名目、种类繁多的强行摊派：“送草”，每甲3天10次，每次50至100斤。“送柴”，每甲3天1次，每次500斤。“送猪”，每甲每月3至10口，每口猪至少净肉80斤。“送鸡”，每甲每月5至12只。“送礼”，宪兵队长结婚、寿辰，每甲70元，讨伐中队长以上官员，每甲30元。还有什么“团员费”、“棍团费”、“劳工费”、“村甲职员费”等等。 丰宁县王家营子部落，不足9，000人，除粮食几乎全部被征光外，每年要献储金30万元，门户捐20万元，猪800口，羊300只。牛400头。大牲畜每年被征用219天；每年约500个劳力无偿劳动6个月。劳动一年，所剩无几。“人圈”里每年都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人们长期靠“配给”的一点豆饼、橡子面、谷糠生活。 日本侵略者还在“人圈”中实行残暴的高压统治。每个“人圈”都建立自卫队，下又分谍报组、联络组、搜查组、检举组，除负责日常防卫，就是跟日伪军外出“讨伐”，带路、当背佚夫，趟地雷、割庄稼、修道路。警察机构村村都有，不仅有部落警察，还有经济警察等等。敌人动辄就把各种罪名加在人民头上。他们大肆搜捕抗日干部，破坏抗日组织，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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