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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一章 家世和青少年时期 高岗，原名崇德，字硕卿。在清朝末年，沧海横流，战乱频繁的1905年农历9月2日，他出生于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故乡——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贫苦农民家庭，他的住宅位于高家沟的“小盆地”坐北向南的阳坡上，是一开门两厢的三孔土窑洞。四面环山雄伟峻壁，沟口狭窄，犹如瓶颈，坐落谷中央的一个黄土墩拔地而起，高约20来米，峡沟深处，奇峰突兀遥相对映着高岗家院，象一旗杆，沟底由西向东两条鸿沟流着两股小溪，环绕拥抱土墩而汇合，犹如母亲一样无私奉献着乳汁，养育着她的子孙。高岗老祖先在几百年前逃荒到此安家落户，耕耘谋生。 <h3>一、贫寒家世与苦难童年</h3> 高岗的祖父高万智，靠土圪塔岭谋生渡日。他生三个儿子，高岗父亲为长子，取名高仲来，老二高仲魁，老三高仲发(去世于1930年陕北发生的鼠疫中)。 高仲来继父辈世代以农为业。幼时，家境贫困，缺吃少穿，随父勤劳持家。他父亲去世时，欠下地主豪门很多债务。两个弟弟也未成家立业，全家的重担落在他这个长兄的肩上。逼债的成天踢塌门槛，赖下十天半月不走，连茶饭也管不起，哪有钱还债。债逼无耐，将部分救命的耕地典当出去还债。二弟高仲魁长年给地富打工，白天给富豪劳动晚上为家干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仲来以兄代父，把两个弟弟拉扯大，娶妻成家，分家立业。他仅有十来垧(陕北3亩为1垧)薄地，农忙耕种作务，农闲赶毛驴运输，贩盐倒酒，从李继迁(原李继迁寨)买瓷运到三边换粮食，运回来换成酒倒卖，还在武家坡(现武镇)遇集市当牙记，挣点手续费，维持生活。终因生活贫困，劳累过度，在50多岁就去世。 高仲来先妻杨氏，以温顺、善良、通达、憨厚闻名于乡里，有很好的人缘，她勤劳简朴，在家里操持是一把好手。她生育2男2女，长子崇义，次子崇德即高岗，长女乳名长俊，次女崇礼。在高岗7岁那年，杨氏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中年病逝。之后，仲来继娶常氏，也在中年病逝。 高岗从呱呱落地，宽额大脸，虎头虎脑，体魄壮实，所以附引体形也正好排行老二故取名为二愣。他从小好胜性强，顽烈、好动、爱斗，母亲时刻把他招呼到身边，怕跟村里娃娃斗阵，惹下乱子，出山劳动也引到地里，小二愣在黄土坡上玩得更美，从上坡翻跟斗到下坡，使母亲提心吊胆，既要劳动，又要揪留二愣，一心二用。 高岗在童年时期，国家动乱，家遭不幸，天灾人祸，连年不断，他五、六岁时就跟母亲上山掏苦菜糊口，过着少吃没穿，饥寒交迫的生活。高岗的姐姐15岁就出嫁，同邻村的周生华结婚，婚后他俩随父母逃荒到安定县(现子长县)新窑湾村为邻揽工。他妹妹高崇礼6岁上换6吊钱当了童养媳，嫁给马丕英，逃荒到延安的李家渠安家谋生。 高岗诞生前后，中国处在各地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者暴动此起彼伏的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高岗6岁那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封建帝王统治。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曾发生过如义和团运动等反清斗争，许多秘密团体活动于民间，在清末民初哥老会和“硬肚”组织，在陕北影响最大，分布极广。清王朝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这些秘密组织，互济互卫，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反对官府，反对贪官，反对土豪，颇有群众基础，这无异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后来，这些组织，有的倾向和投入革命组织，有的堕落成黑社会组织，有的成了国民党的帮凶。 高岗的父亲曾是武家坡地区“硬肚”组织的成员之一，受到过富裕家族的攻击和出户、压烟洞的惩罚。高岗早年加入哥老会组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把名为“讨吃”的实际是哥老会成员引到家里和亲友家里食宿，使亲戚朋友很不高兴，自然敬而远之，富人反对，诬蔑为“土匪”。 关于高仲来加入“硬肚”组织的详情细节，无法搞清。至于高岗加入哥老会组织，无论如何是受到他父的极大影响。很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岗家里第一个参加带有政治色彩，反对官府的不是高岗，是他父高仲来。但是，他吃尽没文化的苦头，逐步认识到“靠勇无智不行，没文化，成不了气候”。从而他夫妻俩决心典田卖地供儿子上学念书。 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诞生，人们情不自禁地交口称赞。可是，幼小的高岗接连大难临头，他母亲患病不起，既无钱又无药，病饿交加逝世。她临终前，回忆着受辱受罪的苦楚，又担心二愣惹乱子便向高仲来说：“我不行了，我死后，再苦再累也要操心二愣惹乱子，别让他跟人家娃娃撕打，你管不住，就典田卖地也供他上学念书，让学校管教好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咽气了。他母亲埋葬不久，高岗又患天花病，父亲既要顾家，又要种地，为一家糊口生存奔波，顾不上照料，高岗又顽皮好胜，出去着风，致成终身残疾——麻子脸，村里小孩都叫他“愣麻子”。后来称“高麻子”，这个外号虽不文雅，可敌人听到高麻子的队伍，提心吊胆。 高岗的生母逝世后，他父光棍失意，四个孩子缝衣做饭都成困难，有时饭做熟，先让娃娃吃，自己一天饿着肚子灰溜溜的硬撑着。后来顾了家顾不了地，顾了地又顾不了家，遂娶常氏为后妻。高岗兄弟姐妹几个有继母缝衣做饭无不高兴，但好景不长，常氏生一子，在二岁上夭折。继母常氏忧愁过甚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成天疯说疯跑，连羞耻也不顾，不久也去世。 武家坡，地处丘陵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层峦叠峰，奔腾飞动，东靠子洲县，南接壤子长县，北距古长城约40华里，西挨李自成故里和祖坟皇陵山20多里，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地方。义和团运动期间，武家坡地区的“硬肚”组织抗粮抗捐驰名陕北。特别是三百年前的李自成青少年时代在这儿度过，揽工放羊，当和尚，坐朝点将，当驿卒，练兵打仗，组织农民揭竿起义乃至推翻明王朝的战绩、故事在武家坡地区流传甚广，几乎妇孺皆知。中老年人，在茶余饭后或劳动休息时，以故乡人自豪，津津乐道讲述李自成青年时代的传奇故事，对青少年时期的高岗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孕育着他的成长。他混集村里一群儿童，耍枪弄棒，练骑打仗，跟村里放牲口的娃娃，骑上毛驴赛跑，学李自成打仗，模仿打倒宣统皇帝。所以，他从小就熟练骑马、刺杀，参加革命后，骑术更精，再刁烈的马到高岗手里服服帖帖。 高岗爱玩好斗，常抱打不平惹人讨厌，也给他父增加了许多苦恼。仲来的个性暴躁，常为高岗与人打架而狠狠打一顿，高岗不嚎不哭，牙咬口唇撑着。被打后不气馁也不记告状之仇，继续顽斗，于是他成了娃娃头，周围村里的娃娃都怕他，“他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出名于乡里。 距高家沟不远的邓家墕村有一处煤窑，高家沟的娃娃都跑到煤窑上捡煤渣子，被邓家墕村富家子弟打回来，捡煤渣的筐筐也被“没收”。一次高岗从学校回来，村里娃娃向高岗诉苦，高岗听后说：“那你们不长手？我带你们去！”他带着一群娃娃到煤窑捡煤渣，果然，邓村里的娃娃集合起来围打过来，石头、炭块、土圪塔乱飞，捡煤渣的娃娃被打怕了连嚎带哭，抱头鼠窜，高岗天胆力大，冲向邓家娃娃群，脚踢手拨拉，把邓村的娃娃赶跑，并夺回被抢的筐子，捡满煤渣子胜利回家。从此，邓家墕的娃娃再不敢欺负高家沟的捡煤渣娃娃。 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在“边区参议员介绍”中描述高岗说：“这是一个顽皮的家伙”，很小时候的高岗同志，就因纠合学生‘打衙役’‘打科员’等‘不法’行为，而被大人、先生们这样辱骂着了。 “在黑暗愚昧军阀横行的横山，生长出这样一位‘离经叛道’的怪人，其被人辱骂与打击，是必然的，在被剥削的贫寒的农家，其将反抗与还击，亦是必然的啊！”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的风暴，激荡于全国的时候，高岗还不过是十九岁的青年，他投入了革命的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奔走于西北高原的大风沙里，为着组建党组织红色游击队而斗争着。 “提起了‘老刘’‘老谢’，人们便不能不提到高岗同志了。他们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创造了陕北的苏维埃，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等职。 “在这些艰苦斗争中，高岗同志，以机警、英勇的天才，冲破了重重的困难，经历过无数的生死危险，而开辟了陕甘宁边区这片光明的新地。每当他和人们谈到‘西安脱险’、‘化装木匠’等等故事，他是多么感叹而又欢愉的啊。” <h3>二、小学拔尖生追求革命真理</h3> 高岗从小伶俐聪颖，对新鲜事好奇、感兴趣。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农村，引起了村谈家议，众口一词“清朝完了”。都说三岁稚令的娃娃怎么能当皇帝，连自己穿衣吃饭都要人侍奉，怎能为万民办事……。这些国家大事传到小高岗的耳朵里，他好奇地打烂沙锅问到底，问父亲：“大大，皇帝是做什么的？”他父亲给他讲“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官，不劳动，不种地，不做工，还吃得好，穿得好，风不吹，雨不洒，歌舞相伴，住在皇宫光享福。”从此，在他脑子里种下不满皇帝的种子。 1915年冬，高岗进了武家坡武老师私塾冬学。1916年夏，因家贫，高岗给本村高万才放羊，有饭没工钱。同年冬继续上学念书，念、。他聪明心灵，记性很好，钻研好学，所念过的两本书，用沙盘写会背熟，时有过目不忘之说。 1917年春夏，高岗到安定县的杨家山，揽工放羊，挨打受骂，从那时起他就对富豪的愤恨像种子埋在心里孕育。秋季，高仲来看到高岗天资聪颖，先妻临终遗言常在他心上萦绕着。加之他们祖辈没文化，吃尽苦头，倍受村里村外欺凌，认识到唯有读书才能有点出头之日。正好一个看相先生说高岗脸上有将帅才气，从而深深触动了高仲来“望子成龙”的思想念头。同时，高岗的顽烈个性，刁抉无良，他看下难以驾驭，将来也不是种庄稼的材料，坚定了送子上学的决心。于是，在翌年送高岗到邻近的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并起官名为崇德。他对子女起名很讲究，什么崇义、崇德、崇礼，是专门请赵相林先生起的，赵相林发现二愣有才智天资，企想培养“德才”皆优，故取官名“崇德”，含有高尚、修德的双重寄托，重于德的修养。“高岗”这个名字是1928年陕北特委派往延安做兵运工作时用的化名，在陇东搞兵运时用字“硕卿”。 龙镇小学赵相林先生，治学有方，在陕北享有盛名，师高第子巧，马明方、刘澜涛、汪洋等高级干部都曾经是他的学生。高岗是赵先生的拔尖生，他头脑聪颖，学习用功，但难以驾驭，把书桌垒起坐朝点将，被赵先生责骂，经常挨戒尺打。赵先生对这个调皮学生，经常用提问题回答，写仿拔毛笔等方法考验高岗的学业、智力和毅志，也似有以示惩罚、治服他的因素。可是，他所提问题，高岗回答如流得体。赵先生发现他有一定的辩才、急才和智力；高岗是全校学生写仿唯一拔不起毛笔的学生。高岗的魏碑写的较好，就是赵老师手下打的底子。赵先生认为他颖悟性好，有坚韧的毅力。功课常常满分，赵先生是个爱才若渴的教师，对这个调皮的学生学习渐渐抓紧，甚至给“偏吃偏喝”，专门给讲辛亥革命的意义和清朝垮台、民国诞生的过程和道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进行重点培养超常教育了。同时赵相林建议高岗的父亲多供他几年，“若要强，扛钢枪，强中强，上学堂”。别看他调皮，“一定有出息。典田卖地也让他上学”。 高岗在龙镇念书期间，横山地区乃至陕北连年遭旱灾，继母去世，6岁的小妹妹卖6吊铜钱，家里仍揭不开锅，生活无法过下去，父亲再无能力供高岗上学，让其退学回家劳动。赵相林对此很遗憾，他特意将高仲来找到学校，劝说启发，勾起仲来先妻临终嘱咐，咬紧牙关，下狠心把仅有的13.5垧坡地先典后卖，供高岗继续上学，望他有个出头之日，少受人欺侮。他自己租种少量地，赶牲口贩运和当“牙记”，维持着吃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陕北历来是殷实人家念书，象高岗这样的穷光蛋家庭根本上不起学，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陕北的穷山沟里，破产供子上学，进行智力投资确是少见的，不能说他没有远见。 苏联革命成功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震撼着神洲大地。 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外国列强虎视眈眈的时期。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发动“五四运动”的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等成为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苏联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高岗提供了追求革命真理的广阔天地。 1922年，17岁的高岗以优异的成绩从龙镇小学考入横山县第一高级小学。高岗进入县城第一所高级小学，大开眼界，精神振奋。当时，横山县城比较繁华，学校师资较好。他考上一高很荣幸，家族也光荣，他叔父专程送他报到。此时高岗已经萌发爱国思想，在横山学习期间，开始刻苦攻读，立志学好救国救民的本领，改变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他善于研究问题，经常和同学曹动之、王东皋等一起谈论时事、政治，他提出“为什么有的人不做工，不种地，还富得流油，吃得好，穿得好，住得阔气，说话也声大气粗；有的人没明没黑，成天头上的汗水流到脚底，还没吃没穿，有时活活饿死？”“社会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如何改变？他自己心里也是茫然的，只能提出来议论议论。 此时，“五四”以来推崇的民主、科学的革命道理和进步读物传人学校，尤其是横山旅榆学友接受魏野畴、李子洲和杜斌丞先生讲授的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传播，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促进高岗的革命思想逐步走向成熟。他渐渐就不是刻苦钻研功课的学生了，他同学校的进步学生，传阅《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籍和进步读物，讨论“民主”“科学”和“五四”精神。学马克思学说、苏联革命的经验，抨击旧政权不民主，独裁统治，尊孔读经，政治空气闭塞等弊端，通过涉猎大量书刊和讨论，参加青年社、学生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非基督教大同盟等进步团体的文化活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活动，使高岗认识到贫富不均，是黑暗社会制度造成的，不是天定的。在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熏陶下，奠定了要舍得一身刮，豁出去，组织人民大众推翻旧制度的思想基础。 1921年腊月三十日，高岗与杨芝芳结婚，没择吉日，趁大年三十神不管神，鬼不管鬼的机会，同高崇义兄弟俩一天完婚的，没请人待客。迷信传说一个家里不设两个洞房，高崇义在家里定帐，高岗的洞房是借邻家的单窑。结婚时只缝一块条布被子，两条山羊毛毡，连吃的粮也没有。高岗幼年丧母，芝芳幼年丧父，是同病相怜的夫妻。父母包办少男少女成婚，婚后的高岗继续上学，杨芝芳多在娘家住。 高岗一贯爱好文体活动，如打球、象棋等等。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他和学生会头头一起组织了一个鼓乐队，利用县城集会、庙会和星期天上街演讲、歌唱，广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民主、科学，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他亲自背大鼓、上街作演讲。这些有意义的活动，招引很多远近农民乘星期天来县城买东西，看热闹，使县城的星期天自然形成群众集会，变成传播新思想和革命真理的场所，在陕北地区广播革命火种。 高岗在延安时期的警卫员高崇道说：“高岗年轻时是个球迷。”他爱打蓝球，踢足球，滑冰，跳舞。在横山一高、榆中上学时和1928年在响水和马明方一起搞地下工作中，经常带头组织球队，响水学校没有足球，他用烂麻、羊毛做成足球，每天下午不要命的玩。他打蓝球，踢足球很勇敢，一上场猛冲、猛踢，其他同学怕得直躲，都叫他“亡命徒。”高岗还利用体育活动，结识朋友，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在延安搞士兵运动中，常到延安第四中学，高双成部队，利用打球结识一批革命者和进步青年，开展兵运和统战工作。”他的球艺不佳，但断断续续有20多年的历史，在陕甘宁边区直至1945年到东北，仍参加打球、滑冰活动。东北局机关和某部队打球，机关队员与部队队员发生打架，高岗劝架时挨了战士两拳。部队领导知道打了联军副政委、东北局副书记，赶忙带着战士到高岗处检讨认错，表示严肃处理……高岗说，连我都敢打，打仗肯定是好样的，快放了，领回去。他的宽宏大度，对部队教育很大，这支部队在解放东北中打得顽强英勇。由于打球锻炼，他的体质很好，很少得病，能吃能喝，是个大烟筒，开两三小时会吸一盒烟。 高岗在横山一高上学时，还得有一个“打狗司令”外号。这个外号也多少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当时，学校灶上的食油和食品，一不小心就被邻居的狗偷吃，有时连油罐子也被狗叼出去，弄得负责食物保管人赔偿损失，叫苦连天。高岗知道后，说：“你们真是些笨蛋，连一个狗都没办法，还学什么革命本领。”“革命”二字那时候在学生中已成时髦语言。食物保管者说：“你吹牛不贴印花，你若能治住狗偷吃油，我请你吃一次馆子”。一天下午，高岗带了几个学生，每人准备一根柴把子，分别藏在狗急跳墙的地方，将大门畅开，下午饭后，一条大灰狗摇尾撒欢钻进院子，高岗把大门一关，指挥各个位置布置的人手说：“动手，关门打狗！”刹时，他一棒，你一棒，那条大灰狗满院乱窜，汪汪乱叫，跑来跑去跑不动了，躺在当院，高岗又照狗头狠击两棒，狗脖子一伸，四蹄子一蹬，再不动弹了。从此，附近居民把狗看管得极严，再没有狗偷吃油的事发生，校内学生叫他“打狗司令”。后来叫他“由打狗司令变成打狐(胡宗南)司令。” 1924年冬，已经加入青年团的高岗不久后担任学生会的头头，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寒假回家，向村里青年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组织。被他父亲听见，便训斥：“榆林井大人(即井岳秀，时任陕北镇守使，也是陕北土皇帝)说共产党就是学生搞起来的，下令处罚学生，你们这些碎脑小子，不想活了，这是掉脑袋的事”。高岗坚定地强辩道：“穷人要翻身，就要推翻反动派，反动派不会自动交出政权，怕掉脑袋，就不能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怕什么，中国几亿人不会杀完！”表现出同反动派不共戴天的决心。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二章 在大革命洪流中前进 大革命的洪流，猛烈地荡涤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也震动了陕北黄土高原，革命潮流锐不可挡。高岗投身在大革命的激流之中，他参加发动学潮，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组织农讲所，动员农民抗税捐，渡贫荒。 <h3>一、大闹学潮 营造革命“先声”</h3> 在横山一高和榆中闹学潮中，高岗渐渐投身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洪流中，踏上了推翻旧中国的漫漫革命征途。 二十年代初，由旅北京、西安的陕北学生把共产主义思想散布于陕北青年及学校。1925年大革命开始时，横山一高爆发了一次震憾陕北高原的学潮，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一高学生在共产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榆林中学的新学风的感召下，一高也活跃起来，对尊孔读经，奴化教育早已不满；对官府欺凌剥削群众的行径，深恶痛绝。是年，开学不久，不少学生交不起学费，倾家荡产，有的卖口粮，有的破家产供孩子上学，高岗就是其中卖地上学的一个；有的交不出学费退学。有一个学生的家长为儿子上学凑够学费，赶毛驴从内蒙驮来二、三斗食盐，在横山街上出卖，被盐务局无理没收，急的学生家长呼天叫地，只好让儿子辍学回家。高岗、鲁贲等同学对此愤愤不平地赶至盐务局，要求该局将盐退给本人。盐务局不但不退，且大骂学生，还要处罚说情的学生。那时候正是“座座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钱无理吃得开”的世道。盐务局的无理谩骂，更激起了学生的公愤。高岗等学生跟盐务局讲理，盐务局的当权者哪能听得进，要赶学生出去。高岗、鲁贲、曹开诚、石作琦等带领学生一拥而上，抓住骂学生的盐务局长痛打一顿。打盐务局长的“事件”发生后，群众拍手称快，却引起了县政府官员极大恐慌，下令学校领导对学生严加管教。学校领导禀承县太爷的旨意对学生严加控制。为堵死学生串连、闲谈的机会，以防引起反抗政府的激情，不仅平素监督管理很严，同时，以学好课文为借口，连星期天也不允许学生自由活动，取消鼓乐队上街宣传，校方强行规定星期天自学半天。他们多次要求校方取消星期天的学习时间，校方置之不理。这下更激起学生的愤慨，高岗等带领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到县衙请愿、交涉，却遭到二少爷(即知事刘智堂弟)破口大骂，并指使衙役驱赶学生，激怒了学生，高岗带头砸了县衙大堂，殴打衙役。县衙召开紧急会议，县知事刘智堂大发雷霆，下令学校开除高岗、王东皋、曹开诚(动之)、王怀信等5名学生的学籍，并每人罚款100元大洋。学生会的王东皋、曹开诚、高岗、白培谋、鲁贲等组织全校学生，利用古历3月18日庙会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讲民主、学科学，强烈要求学校废除星期天“集体自学规定”，高呼“星期天要自由！”“抗议校方变相体罚学生！”“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奴化教育！”“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废除旧教育，改教新科学！”“反对读死书，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这样，街上锣鼓声、小号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闹腾了一天。这可激怒了县太爷刘智堂，他在县政府大堂里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走来走去，布置衙役了解动态的发展，汇报情况，也忙乎了一天。学生会组织学生全部离校罢课，搬住在高殿峁等街上的店房里，扩大讲演，抗议政府无理迫害学生的行径。县政府的官老爷恼羞成怒，密谋武力解决学潮。学生会得悉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在鲁贲、高岗、曹开诚等提议下，认为靠横山解决无出路，大家决定上榆林道伊公署告刘县长。大家研究的意见向全体学生一宣布，学生异口同声“走！上榆林罢免刘智堂的县官！”全校一百几十名学生一拥起身了。3月20日，学生浩浩荡荡，向城东门外行进。县衙们着了忙，当即派出大批荷枪实弹武装人员阻挡学生前进，鸣枪示警。高岗虎性大发，要为被开除、处罚的学生鸣不平，出口气，他首先带头抓起两块半砖头，高喊：“同学们，准备斗争！”一呼百应，同学们都在地里觅捡石头、砖头，拿在手里随高岗走向武装人员跟前，大声呼喊：“你狗来，来了就揍你狗们！”石作琦(外号叫石灰锤)扬手向武装人员扔石头，并喊：“打哪狗日的！”这下可把衙门汉们震住了，有的呆若木鸡，有的直后退，怕吃现亏。他们没有开枪打人的命令，只把枪栓拉来拉去瞎咋唬一阵，狼狈地溜回城里，恶人先告状，刘智堂县长急派快马到榆林报告一高学潮情况。 请愿的学生向榆林行进，晚上住在波罗镇，第二天开到响水。横山一高的校长曹雨山是响水人，正在家里养病，得知后来劝说学生暂住下好商量。曹雨生即写信派人送给杜斌丞校长，并汇报了情况，请求杜校长设法解决。消息很快传到榆中校长杜斌丞和横山旅榆校友那里，得到榆林各学校同学声援支持。杜校长写信派人送到响水，叫派代表赴榆申述，以防学生上榆林惨遭军警迫害。学生在曹雨山的协助下安排住在响水各户家和店坊里。学生会负责组织安排住宿和管伙食的专人，将学生随身带的钱你十元，他八元收起来，安排了食宿。大家推选高岗、王东皋、韩绳祖、王殿英、郭长伸等五人为赴榆谈判代表，连夜赶到榆林，受到榆林各学校学生、学生会领导和榆中领导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榆中校长杜斌丞和中共党团特别支部负责人刘志丹等亲切接见了学生代表。 刘志丹和高岗一见如故，意气相投，频繁接触，对学潮问题处理有商有量，共同决策，并奠定了长期革命友谊的基础。杜斌丞和榆中特支负责人与代表单独谈话时，发现高岗开言吐语，很讲策略，很有见识，很有头脑，有捷才辩才，刚直不阿，特支负责人向韩绳祖、王东皋个别询问了解高岗在学校的表现，家庭出身等情况。随后，在杜斌丞和刘志丹等大力活动下，召开了榆林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联席会，高岗、王东皋报告了学潮起因过程，与会者一致表示支持横山一高学生斗争精神，并请求杜校长向道尹公署申诉，禀公处理横山学风。 此时，杜校长同井岳秀交往较密，井颇尊重杜斌丞的学识、气派、见解。经过杜校长的奔波周旋，道尹公署根据杜校长的建议确定撤销开除学生、罚款的处分，并答应免去曹雨山校长职务，调离县长刘智堂。接着，杜斌丞骑一匹黄骟马，亲自把请愿学生代表送到响水，并在响水召开学生大会，杜校长宣布了道伊公署的决定，讲了话，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新文化新思想，钻研科学，提高自己爱国为民的本领，并向曹雨山交待(时未宣布撤职)，禀公处理善后工作，注意改革教学方法，要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文化，大力提倡学科学。杜校长的讲话，对一高学生鼓舞很大，人人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思想教育。 震动陕北高原的一高学潮胜利了。学生在返校的路上，高兴地自编自唱： 小小学生真英雄，背起缮布走榆林。 智堂县长待我无礼貌，斌丞前来了事情。 学生提条件，雨山都答应。 今后学校再打骂，我们就要作斗争。 哎咳么，哎咳么，我们胜利了。 这次学潮向反动当局挑战，使高岗受到极大启发教育，他第一次尝试到：“要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不冒点险是决不能成功的”，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和刘志丹接触，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革命友谊从此开始，后来和志丹一起搞革命，他对志丹相当崇拜，言听计从，结为亲密战友。 此后，学校改组了领导班子，调谷玉山(共产党员)任校长，调共产党员曹丕杰、钱德明和思想进步的程振善等替换了原来思想守旧的老师，还从西安、北平聘请来陈建晨、黄亚忠两位进步青年女教师。新思想、新文化、新学制、新女生进入学校，实行男女同班学习，改变了死读书，读死书的方法。这次学潮对一高学生教育、锻炼极大，揭开了山沟里的学生向反当局斗争的序幕，时称为李自成故乡革命的“先声”。同时，也翻开了高岗革命生涯的心扉。 1925年秋，高岗考入陕北最高学府——榆林中学。他进入榆中后正值刘志丹从西安回来传达全省联学代表会和共进社代表会精神，并介绍高岗加入“共进社”，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在“两代”会精神推动下，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参加校政管理，校方不准。经多次交涉辩论无效，学生散发传单，揭露总务主任高崇山的罪状，要求地方当局对高崇山给予处分。但是地方当局不予理睬，学生奋起举行罢课斗争，一些教师也支持学生斗争而罢教。高岗自告奋勇，参加学生纠察队，维护学校自治秩序，同校方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井岳秀派人在学生中搞“策反”活动。不久，一部分学生在高崇山的活动下要求复课，学生从内部分裂为两派，高崇山乘内部分裂的空子，从井岳秀那里搬来一连队伍包围了学校，武装镇压学生运动，开除19名(一说29名)党员、团员的学籍，其中有王子宜、李登霄、焦维炽等，两兵绑一，推揣拉打，送出榆林城南门外三义庙滩，不准再进城。 1926年春，佛教节街上唱戏，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榆中学生)在街上看戏时，嫌人拥挤，指使护兵打了学生苗存权(共产党员)，激起学生的愤慨，学生会开会声讨井岳秀纵子行凶，要求井岳秀到校向被打学生道歉并开除井文龙……。代理校务的无计可施，请求时任道尹的景崇征设法处理，景只请教师劝说，而不答应学生要求。学生会再次发动学生罢课，大部分学生离校，搬到街上旅馆住宿。景崇征见事态闹大，众怒难犯，即派人请杜斌丞(在家养病)回校解决学潮问题。校方基本答应学生要求，学生取得胜利回校复课。高岗参加斗争井文龙并以拉架为名猛击井文龙一掌倒地。有人在井岳秀跟前告高岗打了井文龙。井岳秀假惺惺地说，高崇德敢打我儿子，是好样的，有出息。榆中党组织告诉高岗要小心。高岗经过学潮斗争的锻练，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反动派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种苗，他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视野逐步开阔，对反动派的面目认识更清，坚定了造反动派反的坚强意志。高岗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革命思想逐步成熟起来，经过党组织的考验，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马马虎虎的爱国青年成为职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为防井岳秀毒手迫害，宁肯不要毕业证书，被迫辍学离开榆中(一说被开除)。从此“离经叛道”，走上了革命征途。 <h3>二、中山军事学校深造</h3> 高岗在两校学潮中受到极大启发教育和锻炼，特别榆中第一次学潮被武装镇压下，对他触动更为深刻。他辍学回家后，思谋造反坦途。他曾受着大人讲述李自成传奇故事，并阅读有关李自成的一些书籍的影响，向往着李自成揭竿举旗的造反精神，他徒步翻沟越岭，专程到李自成当年揽工、放羊、坐朝龙墩(传说)、点将练兵场地、祖先皇陵、出生地遗址游转，和当地农民议论李自成起义前在这在那活动，“咱们这里能再出个李闯王就好了，把国民党推翻掉。”他在思古幽情中，对李自成童年、起义和起义后回乡祭祖的艰苦和如烟往事有所追想。依稀梦想着未来的宏图大业。1926年秋，高岗离开榆中到伊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他是进入伊盟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建立伊盟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发展党员，在少数民族地区点燃革命火种。” 随着大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冯玉祥、于右任入陕并将北洋军阀在陕西的头子刘镇华、吴新田被逐出后，代之以国民党的进步势力为冯、于方面，使陕西由反动局面转为革命局面，西安成为西北革命的中心。在大革命的热潮中，中共北方局李大钊积极倡导培养军事、党务和工农干部，同时向黄埔军校、保定军校及广州、武汉农讲所派了大批学员。之后中共陕甘区委急需培养干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创办军事、农运和党政学校，取得了冯玉祥的支持，联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2月，高岗随史可轩等到西安，在李子洲、魏野畴办的讲学班亦称教导队学习，同时协助创办中山军事学校。 1927年3月，在军事、农运教导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山军事学校并正式开学，学校办学宗旨在招生启示和广告中明确规定：“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才”。每学期6个月，以学军事为主，军事、政治并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入学的学生大部分是陕甘、陕北各地党组织输送来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还吸收了原西北大学一部分进步青年，榆林中学、绥德四师，延安四中，赤水职工学校、华县咸林中学、西安一中、二中及三原渭北等地区输送来的学生，共500多人，其中中共党、团员150多名。学生编为3个大队，每大队下设3个中队，每中队下设3个分队，各级队长多数由中共党员担任。学校设在西安北院门(今西安市政府院内)，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出北京后，到西安避难时，曾住在这里。 这所学校名义上属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所新型政治学校，也是我党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当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学校主要领导基本由共产党人史可轩、刘含初、李子洲、许权中、邓希贤(小平)等担任，刘志丹担任政治教官。高岗在校主要学军事、农运和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最感兴趣的中国军事政治和农运课，同时，担任农运课、军事教官兼任中队长，亦生亦官。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是高岗走上革命生涯的最主要起点。在这段时间，为他后来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军事活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从小天赋聪明，颖悟性好，上课时非常认真听讲，善于思考，感到新鲜的段落，作少量笔记。学校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教育，阅读的全是马列主义著作，从事的都是革命的活动。中山军事学校改变了读死书的教学方法，实行读书与实践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和社会实践广泛接触，在斗争中学习锻炼提高，学以致用，“为西北培养了革命的军事基础”。高岗根据学校“学以求知，学以救国”的要求，经常到街头、郊区农村这块“无字天书”中学习，作调查、演讲、宣传。他协助组建城市工会、郊区农会、妇女协进会等群众组织，他把书本上学的，拿到实践中运用，得到的感悟带回来给同学讲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受到农运班学生的好评。在组织工、农、学活动中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 这时期“陕西农民运动的规模声势，震惊了黑暗的中国。”农民组织遍及全省60多县成立农会，农村建立农协会3800多个，农民会员达41.1万之众；农民自卫武装队员10万多人。3月，陕西省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和选举领导人。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惩治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等20个决议，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出现高潮。长安县农民协会逮捕大地主、豪绅，并将罪大恶极者予以处决，大灭反动派气焰，大长了农民革命斗争士气。 与此同时，在上海工人两次举行起义的影响下，西安邮电、制造局等单位工会相继成立，号召工友积极组织起来，“站在一个旗帜之下，共同去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完成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5月1日，陕西省总工会成立，通过了宣言和章程，提出“工人武装起来，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军阀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革命……”的口号。 陕西以西安为中心工农运动紧密结合，蓬勃发展，声势、规模浩大，在中共的领导下，与南方工农运动形成南北呼应，风起云涌之势，发挥了主力军的伟大作用，时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说。高岗在参加组建工会、农会和妇女会实践中，受到很大锻炼，组织才能初露头角，成为陕西党内小有名气的活跃人物。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陕甘区委组织西安10万多人声讨蒋介石集会游行示威。这一时期，西安革命异常活跃，广泛发动组织了各界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商会、学校、妇女协会，还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利用纪念“五一”、“五卅”济南惨案和“五四”节等一系列活动，宣传革命，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动员工农武装起来，反对独裁统治。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高岗在此时革命热情极高，非常活跃，积极参加了组织、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各种集会活动，并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表现出他勇敢的爱国热情，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更激发了与会者的信心，增强了对蒋的仇恨。他亲自到大街小巷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秘密给中山军事学校搬运武器、弹药。他利用夜间给党团员讲课，组织反蒋活动，表现出高昂奔放，朝气勃勃的革命热情和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对未来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在蒋、汪叛变革命的形势下，冯玉祥摇身一变积极追随蒋汪反革命，电令西安石敬亭进行“清共”，解散中山军事学校，政治保卫队调往洛阳，下令查封各县所有农会组织。西安警备司令部发出：禁止共产党人活动的命令；各机关所有共产党员，一律让其立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不许有任何违反三民主义的宣传的“布告”，到处张贴。令出人随，他们紧接着派出了大批武装警察，查封各界群众团体组织，搜捕共产党的领导者和活动者。西安地区顿时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挫折。 从此，西安的共产党组织由原来半公开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这腥风血雨，一片黑暗的日子里，“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论联合政府》)。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高岗无法公开活动了，他坚持利用晚间，冒着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每天深更半夜出去，和高鹏飞等，在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农民、市民起来，跟军阀斗争，进行抗粮、抗捐、抗税。 高岗在反蒋斗争中积极、勇敢的活动，早已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把他列入逮捕的黑名单。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保卫部长史可轩(共产党员)获息后，立即通知高岗等人离开西安。高岗正在安排工作，还来不及动身，警察已经开始搜捕高岗。高岗在陈建晨(此时陈在兴民学校任教曾在横山一高时是高岗的老师)家里藏了两天，机智地翻过城墙，爬过护城河，星夜离开西安，回到陕北，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本来，西北地区革命形势很好，不少要害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共所掌握和共产党影响大的主要军队有井岳秀部队的石谦旅，杨虎城的第十军，甄寿山的师和史可轩带领的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学校，不少人掌握着实权，军事实力比较强。这几支部队特别是政治保卫队(近千人)、中山军事学校里中共党团员最多，又有共产党员史可轩，许权中等精明强干的军事人才和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决策，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对冯玉祥造成一定的威胁。但是，当时省委(已由区委改为省委)主要领导人耿炳光，认为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要请示中央的批准，不敢作主，派李子洲去武汉请示中央；让史可轩把保卫队近千人带出西安，佯装执行冯玉祥调往洛阳的训令等待中央指示，观察事态的变化。高岗对耿的这种主张极为不满，他说：“将来革命还得靠军事，要靠人民武装。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光喊空口号解决不了政权问题，蒋介石为什么搞‘四·一二’，蒋介石不是傻瓜，他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把手中的政权交给你。”他的这种军事观点与毛泽东在1927年讲的“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相一致。李子洲到武汉，汪精卫政府也于7月15日发动叛变革命，一片杀气腾腾的形势。蒋汪合流，镇压革命，甚至汪比蒋介石更加毒辣，到处贴着“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布告。中共中央已转入地下活动，李子洲一时找不到人，无法汇报工作。 史可轩率保卫队撤出西安，等待中央指示。此时，驻陕北总部副司令邓宝珊派他的秘书葛齐云(共产党员)向省委联系，计划组织左派军事力量联合反对冯玉祥。史可轩根据省委的意见，率领保卫队和中山学校部分学生向陕北进发，建立根据地，“联邓反冯”，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敌人为消灭这支武装做了充分准备。史率部北进时，途径富平县美原镇，遭地方军阀田生春杀害，到陕北的计划失败。高岗在总结西北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曾说：冯、于入陕后，我党坚持统一战线，发扬陕北革命历史传统，在国民党军队、政权、教育文化、党务等方面派进大量党员和进步力量，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工人、农民、学生运动，把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我党组织普遍建立，党员发展到数千人，建立了陕甘区委，统一了陕北与关中党的组织领导，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培育锻炼了革命骨干，特别是军事干部，使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涨时期。但是由于我党与国民党统一战线中有右倾倾向，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只看到革命的一面忽略了反动的一面，所以对下层工作和农民运动发展不足，没有注意土地问题，武装工作只做上层政治工作，不懂得组织自己的军队。总之没有适应变化而转变党的工作和应变思想准备。国民党的郑州会议一开，实行“清党”，地主向农民反攻，杀的杀，赶的赶，抓的抓，使西北党与革命受到很大损失。西北由革命转为反革命局面，革命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城市转入农村艰苦斗争。 <h3>三、创办“农讲所”抗粮抗税</h3> 高岗在榆中和中山军事学校涉猎很多的进步刊物，那时他和进步同学一起抨击北平胡适宣传的“好人政府”的论调。他在横山一高上学时，看到《努力》上发表的蔡元培，胡适等人文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公开财政，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措施后，他就提出异议，当时他同一些赞成这一主张的学生进行辩论，指出“好人政府”对什么人好的问题。他认为好人政府的观点是一种妥协的倾向，现在是向军阀斗争，不是和军阀和好。高岗经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和参加西安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受到深刻教育和血与火的锻炼，胆子越来越大，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革命艺术有很大提高，思想较前成熟许多。高增培曾谈到，高岗从西安回到横山一高开展革命活动时，他正在横山一高念书，高岗和以前比较，判若两人，思想境界，工作方法，政治头脑比以前成熟多了，真正成了一个无产阶级职业革命者。“他把军校学的知识带回来和实际结合起来。”“后来在绥蒙和边区工作期间，群众中有威信，他与群众关系密切，和大家打成一片。威信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而是由联系群众、实干、苦干精神决定的，他不和群众打一片，就不会有威信。” 高岗离开西安回到家乡横山，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党员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的决定，协助马继武(即马明方，时任横山响水第三高级小学教师)和曹亚华(后叛变)，共同领导横山区委(书记马明方)，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员100多名，建立起6个支部，在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他深入响水、武家坡、横山城周围和黑木头川等地动员农民武装起来，组织通俗讲习所、农民讲习所、农民协会，他宣传鼓动农民造反，说：“中国农民被封建压迫剥削最残酷，最深重，农民大众一旦接受革命思想，就会象火山爆发，是国民革命的最大力量，是推翻反动派的源泉。”“帝国主义武装、经济侵略中国，把洋烟贩进来，毒害中国人，把大量财富换出去。”官僚、军阀、土豪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一起，欺压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多如牛毛。农民将东山日头背到西山，还吃不饱，穿不暖，受尽牛马苦，连猪狗食也吃不上。农民到秋季庄稼还没收回来，井岳秀就派出狗腿子收粮要款，大吃大喝，棒响人叫唤。吃饱喝足，不是抽洋烟，就是搂姑娘。农民交不起粮款，不是拷打，就是坐牢。井岳秀一个人有八、九个老婆。不打倒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军阀、豪绅，农民永远受压迫。“只有农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同他狗日的们斗，才能推翻反动派。李自成就是受不了压迫起来造反的。”农民听了高岗的宣讲，脑子都动起来了，足手行动起来了，敢于同反动政府斗。他还在横山一高小学建立“暑假研究会”，举办教师培训班，宣讲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在响水小学办起“自救社”(实际是共产党的代号)，在学生中发展十几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高岗要求学生，“注意学习文化，学习武装。”并动员学生利用回家、放假机会到农村宣传减租减息和反抗苛捐杂税，高岗亲自组织清算贪官的贪污账，为发动农民运动树立榜样，促进运动的发展，揭开横山地区农民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28年(民国17年)，陕北地区遭受特大旱灾。农民到处抬龙王爷楼子祈雨，地主却祈旱，因干旱一次，农民的土地向地主集中一次。农民苦苦耕耘，结果赤地千里，秋后籽种无回。贫苦农民饥寒交迫，卖地当产，卖儿卖女，妻离家散，流离失所。高岗到农村看见十户九绝粮，饿殍遍野。农民连野菜也吃不到，靠树皮、干菜叶充饥，把树都刮成白杆杆，沿路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走老山(延安)，过黄河(至山西)。村庄路旁横七竖八的死尸、饿殍，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死亡不计其数；响水、武家坡卖儿卖女卖妻的到处可见，横山县城设立卖人市场，残忍的人贩子，用绳子捆，鞭子抽，把青少年男女象猪羊似的一群一群，倒贩到山西省。据资料记载，横山居民出走逃命者8408人，2128户，被卖到山西省的1596人，活活饿死2000多人，出走和死亡的人数占全县总人口将近一半，而大户的余粮囤积不卖，即使卖也价很高，贫苦农民哪里有钱买粮。天灾人祸，无路可走，一些村庄断绝人烟。现在志丹、安塞、延安、甘泉、富县等县市的大批横山籍人，就是那时候逃荒下去的难民。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压迫、剥削变本加厉，地主豪绅仰仗政府的鼻息，趁天灾人祸，双管齐下，更加盘剥农民，敲骨吸髓，趁机兼并土地。腐败的政府中一些正直富有同情心的官员，看到此情此景也不寒而栗，秉报上级下拔一些粮款，以安慰灾民。国民党横山县政府却不顾人民的死活，乘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经过一级一级克扣，蚕食鲸吞，轮到灾民手里寥寥无几。更令人痛恶的是，反动政府为了镇压造反的农民，把部分粮款挪作修建监狱。地保人员到处收粮要款，敲诈勒索，高利剥削。本来就被剥削的山穷水尽，天怒人怨，民穷财尽，满目疮痕的陕北，长年干旱的高原上饥民遍野，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在大灾之年更经受不了官府的压榨。高岗对反动政府和土豪早就恨之入骨，发动农民分吃大户粮，他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对克扣农民救灾粮款的刘尚和、武世昌，曹思潮等贪官污吏，进行清算斗争，使贪污分子吐出了鲸吞的粮款，分给贫苦灾民，取得胜利。同时，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包围县城，抗粮、抗款、抗税、抗捐，取得胜利，县政府被迫减免粮税，打击反动派的气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农民从闯王推翻明王朝到现在，三百来年积蓄在胸中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岩浆般喷发了出来，同反动派对着干。横山农民同官府多次斗争，千人至万人的斗争有三次，县长怕的钻进猪圈。高岗从农民抗粮抗捐斗争中，看到闯王故乡大地上的农民反对官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大地潜在的力量，正是李自成发动农民起义的革命形势，从而奠定了注重农村工作的思想基础。 趁此机会，他组织农会，宣传李自成为什么造反、闹革命，就是天灾人祸逼出来的，“官逼民反”。李自成为人民生存，组织农民起义，打倒官府。大家为谋生存，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行动起来，反对官府。这些，引起了敌人对高岗的极大仇恨。被高岗算账斗争过的武世昌等土豪，跑到县政府告状，狼狈为奸，勾结一起，搜集黑材料，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高岗去年在西安等地当“土匪抢过人”，高岗是“共党分子”，在西安街上贴标语，散传单，煽动群众反对老蒋。他们和政府密谋策划，四处布控撒网，捉拿高岗。高岗为避免敌人逮捕，离开了横山，转移到外地工作。 <h3>四、延安“特别党员”“挂狗头卖羊肉”</h3> 高岗得到反动派策划捉拿他的消息后，同马明方等商量，暂离开横山。1928年前神木国民党高石秀等部队参加“倒井”活动未成。高岗离横前往高部打入手枪队，了解兵运情况，并利用关系当了高石秀的护兵。他秘密发展党组织，暗地策动兵变。高岗在高部发动兵变，策动拉走手枪队被敌人发觉，他闻风只身逃跑到安定县亲戚家躲避敌人逮捕。他到安定后，和此地哥老会组织一起动员农民进行抗粮抗款度灾荒斗争，分吃大户粮。他用西安亲眼看到的事实，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农民武装。他说“农民运动要深入发展必须逐步武装起来干”。期间，高岗到佳县、吴堡和慕嘉积、慕生贵、樊福仁、柳韶华(柳青兄)等考察和发动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团员，整顿农民协会，宣传武装农民革命。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高岗触动很大，通过西安革命的失败和横山站不住脚的现实，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没有武装，革命没有希望”。从而坚定了“抓枪杆子”，壮大人民武装的决心，“抓枪杆子”是高岗的口头禅，念念不忘，难怪有人说他是个“枪迷”。他说：“穷人若要强，就要抓武装”。“要夺取革命胜利，非有工人榔头，农民锄头和军人枪头结合不可。”“千百年来穷人没有枪，没有穷人的武装，便没有穷人的天下。”这个观点和毛泽东对枪杆子和人民武装重要性的论述是一致的。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更进一步具体指出：“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战争和战略问题》)。 陕北特委根据省委“党员要到军队去”的指示，决定高岗以特别党员身份派往肤施(现延安)搞兵运工作，任中共延安区委委员。从此，他化名为“高岗”。区委负责人李馥华，委员还有王世泰、吴鸿滨、高鹏飞、高崇义、杜守智等。 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仍打着“革命”的旗号。当时延安地区革命力量很薄弱，我党活动很难开展，区党委决定利用国民党的牌子，开展有利于我党的工作。经组织批准，高岗打进国民党，在他参与协助下，由国民党肤施县临时党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县党部，高岗被选为县党部委员，任党部录事，取得了合法身份，并打入高双成部搞兵运。延安县党部党务工作，基本上由共产党人包揽，党部主要负责人是焦维炽(共产党员)，党部委员高岗、陈俞延、易厚庵等均为中共党员。县党部设在延安钟楼附近的“义合站”，门上挂着“中国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的牌子，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联络站，里边设有游艺室、阅览室、会议室等。他们利用这个合法场所宣传革命，每逢节日、纪念日以国民党部名义召开大会演讲，张贴标语，把动员贫苦农民开展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势力的斗争及反对贪官、土豪，反对黑暗统治、动员吃大户粮渡灾荒的内容寓于其中，高岗寓意深长地说：“我们是‘挂狗头，卖羊肉’”，“打白旗，干红事”。“打上国民党的旗号，为共产党办事，这不是最好的事吗！”采取这种方法，似有不当，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起到发动群众的目的。 1929年春夏未下雨，上年大灾，陕北农民大乱，东奔西走，死尸遍地。这次灾荒，陕甘豫有3500万饥民，陕甘“鼠疫、饥饿死亡人达350万之多”，史称“中国历史上十大自然灾害之一。”官府地保豪绅，相互勾结，疯狂镇压“闹事”的灾民。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和儿子在家里无法生存，连树皮也吃不到了，还受到人们歧视，反动派说是“土匪”家属，家也被抄了门上封条，高岗的哥哥高崇义被抓押送榆林。她带儿子来到安定，在姐姐家托人打听到高岗在延安县党部干事，捎信给高岗。高岗不久来安定把杨芝芳和儿子接到延安。他们在去延安的路上，看到大川、小路上逃难的灾民，络绎不绝，饿的眉膀脸肿，一个个骨瘦如柴，一张张痛苦呻吟的面容和沿门乞求的惨相：“干大、干妈，行行好，给点吃的，救救这娃娃。”在山沟里扔着候娃娃哭叫，惨不忍听，惨不忍睹。高岗认识不少人及听口音大部是横山、米脂、榆林等一带的人。“富人兼拼土地，囤积粮食，穷人流离失所，尸横遍野。”男儿有泪不轻掸，此种惨状，使这个陕北汉子心里难受的撕肝裂胆，不时流出眼泪，痛骂黑暗社会制度。 去年大旱，也造成延安地区贫苦农民家无粮，加之外来灾民很多，高岗看准了这正是发动农民造反动派反的好时机，他在区党委会上提出专题研究讨论了救灾的问题，借此发动农民运动，配合兵变拉出枪杆子，组织自己的武装。他亲自到高双成部发动士兵运动，到延安四中发动学生运动，刻腊板，搞油印，向各县中共支部(当时延安所属各县只建支部)发指示，要求各县党员到农村，组织农民抗粮、抗税、抗捐，分吃大户粮，救饥民的命。他自己利用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的身份，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领导发动饥民吃大户粮，解救了很多饥民的生命。他和地下党员冯世光等在安塞地区以“哥老会”名义组织地下游击队斗争富豪，开仓放粮救灾民。并指挥高善祥、闫树华等带领饥民，把安塞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高岗又以高双成的副官身份给县长做工作，伪县长被迫办起舍饭点，给饥民发粮食，舍饭3个月。这些举措，受到陕北逃难饥民的感恩，他们说：“横山出了个李自成，爱护穷人率大军；高岗学着李自成，救济我们穷人的命。”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三章 创立西北党的独立武装 陕甘红军初建时，没有武器，军事活动全靠打入军阀内部做士兵和下级军官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学习军事，培养干部，伺机举行兵暴，夺取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 <h3>一、延安兵变失败</h3> 1929年春，在南昌和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影响下，陕北特委在榆林城北雄山寺翠然阁(即红石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会议批判了特委负责人杨国栋的右倾、消极错误。会议决定今后党的工作，重点由农运、学运转移到兵运上来，集中力量抓武装斗争，刘志丹担任军委书记。会后，刘志丹到延安视察，在延安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刘希向家里召集汇报会。高岗、李馥华向刘志丹汇报了情况，冯世光、刘希向、吴鸿滨、杜守智、高鹏飞等参加会议。刘志丹在会上传达了红石峡会议“党员到军队去，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的精神，主要讲了趁着救灾抓紧建立游击队，开展陕北游击战争。他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建工农红军，开辟根据地，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陕北人民闹革命的道路；把农运、学运转移到兵运工作上来，要求党员同志们，夺取反动派的武装以建立地下游击队，想办法筹款，抓豪绅索款。刘志丹传达的精神正中高岗的心意，如同久旱逢甘霖。高岗在会上说：革命非抓枪杆子不行，打进敌营拉来枪，枪杆子和农民结合，掌握武装，打击敌人，否则没有出路。我们打进敌人内部的方针是“钻进去，站住脚、爬上去，拉出来”。他还说：“咱陕西地区和毛泽东讲的情况一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劣绅，是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会议对延安地区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延安地区总负责人李馥华并兼管延安县工作；延长县由冯世光负责；洛川县王世泰负责；保安县曹初本负责；黄龙县李象九负责；甘泉县薛太来负责。高双成部负责兵运的有高岗、李含芳、高鹏飞等，亦称军事组。会议之后，在国民党延安高双成部负责兵运工作的高岗、李含芳等，在高崇义的小店里和刘志丹一起研究了兵运工作，决定在高双成部搞一次兵变，暴动胜利后，将部队拉到保安县二将川地区打游击。 高岗是高双成部地下军事组负责人，他利用担任旅部的司书为掩护，领导军事组和部队地下党员一起，积极发动兵变。高岗为给地下游击队送武器，取得高双成同意派兵出去“巢匪”的队伍以失利为名给地下武装队送了武器弹药，并以“被俘”而拉走了部队，准备配合、接应延安兵变，少数人逃回延安报信，高岗又假意向高双成做安慰工作。同时，他以旅部司书(团附)的身份，广泛接触了国民党八十六师来往的上层人物，拉扯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为后来抗战时期延安同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打下基础。 其时，横山反动乡绅，勾结政府和军队，到处捕捉高岗未获，使尽卑劣之手段，以捏造高岗当“土匪”，在家里私藏枪支为罪名，逮捕了高岗的叔父高仲魁、高仲发作人质，押送横山公安局下狱。公安局令其找回高岗，并诱嘱高岗回来可以委以重任，否则严惩他二人。他叔父将情况写信托人转告高岗。高岗接到信，未看完就勃然大怒，将信扯的粉碎，并连声说：“难道我革命了几年，再去当反革命？办不到！”“革命就不能缠绵留恋了。”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气节。 高岗打入高双成部期间，除和李含芳(时任营长)、李妙斋(即王之宪）、刘景明等地下党员，秘密组织发动兵变外，他还到延安四中搞学运，利用到学校打篮球，踢足球等活动，广泛交朋友。他通过工友姚安吉(共产党员)在学校发展党员，策划学潮，宣传革命，以策应兵变，结识一些学校知识分子朋友，利用学校油印设备，亲自刻腊板，印发上级来文来信，宣传资料，和各县支部联系，供给地下游击队宣传资料。他和姚安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俩经常在一起交谈工作，搞宣传，姚叫高岗回老家时，到镇川买点干炉尝尝，“听说你们那里干炉好吃”。 这年冬季，高岗在高双成部发动组织兵变，已经有把握了，还联系安塞地区西河口、高桥、镰刀湾地下游击队和哥老会配合拉出队伍，夺取武器。在关键时刻，被叛徒出卖，说出高岗是共产党，策划部队哗变……破坏了延安兵变计划。高双成下令逮捕高岗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高岗即找本城人姚安吉，他说：“党内出了叛徒，我已被出卖，部队决定抓我。”姚安吉及时把高岗藏在城北角王台子农民刘胜华(共产党员)家里，白天不敢出门。三个城门关闭，城墙戒备森严，出入行人辨认，盘查极严，“抓捕高麻子”，城内捉拿高岗的风声越传越大。姚安吉以炊事员不打眼的身份，假借买菜、买柴的机会，观察哨位和城墙的高低，选择在清凉山对面延河畔的一座祠堂跟前城墙底有个污水洞，跟底堆积很多垃圾，洞口安几根铁柱，石头多年腐蚀，铁柱子夹的不紧。一天晚上夜深人睡后，姚安吉拿火柱将石缝挖宽，把铁柱板斜，高岗从污水洞爬出去。这是高岗五次大难不死、死里逃生的第二次。延安区委被叛徒出卖，惨遭破坏，大部分党员逃跑，有的被捕，有的自首，有的被杀，全城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王志环(时任高双成部连长)和他的妻子王彩云(时任地下党联络员)因给地下党通信惨遭杀害。区委遭破坏，兵变失败，各县支部都处于瘫痪状态。 杨芝芳逃荒到延安后，高岗安排住在一家姓史的大户院，她从横山带下去的儿子不服水土而夭折。高岗逃出城，托武善扬(横山武镇人)连夜把杨悄悄带走，连房东也没告诉。杨芝芳是小脚女人走长路困难，高岗用身带的钱买了一匹马，将杨芝芳送往安定县。由于不敢走大路，绕山路走，马在路上打滑掉入泥滩溺死。他们徒步到新窑湾周生华家住两天，杨芝芳由武善扬送到武家坡的杨家峁娘家住。高岗路过安塞和胡立亭、薛应昌(后叛变)等将地下游击队(时诬为土匪)带往保安二将川找到刘志丹，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策动兵变，抓枪杆子，发展武装。敌人得悉新窑湾住高岗亲戚，连续两次到周生华家里捉拿，周家人到山里躲藏，家里被洗劫一空。 <h3>二、培养军事骨干开展兵运</h3> 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学习了南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总结了清涧、渭华、旬邑、延安等地多次武装兵变失败的教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陕甘边交界地区，全力发展共产党自己掌握的武装。 1929年秋至1930年春，冯玉祥同阎锡山结为反蒋联盟，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将他的嫡系部队调去参战。期间，西北各省军阀都为自己扩充势力奔波。国民党甘肃军阀苏雨生骑兵四师为扩充势力，新编了两个旅即八旅、九旅，到处招兵买马。陕北特委趁苏雨生扩军的机会，先后派高岗、张东皎、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曹华山、白天齐、曹炳奎、史法直、常焕章等5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前往宁夏平罗县的李岗堡、姚福堡谷连舫、石子俊部当兵，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兵运工作，准备夺取枪杆子，拉走队伍，到桥山山区打游击战争。谢子长、刘志丹先行前去并担任九旅副旅长和八旅十六团副职。接着，张东皎等返回陕北与井岳秀为联系扩军问题，又带去吴世才、李友竹、李贵春、魏长春、魏长城等党团员、青年到八旅十五团，该团辖四个连队都有党团员，全是陕北来的。高岗、张东皎被派到石子俊旅较同情共产党的王子元十五团，建立了一个学兵大队(即教导队)，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兼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兼分队长，李友竹任司务长、黄育华任秘书，卢子元、常柴良、牛化东等讲军事课。他们在学兵队建立了秘密中共地下党的特别支部(亦称军委)，张东皎、高岗任正副书记，受陕北特委领导。不久，刘、谢离开苏雨生部。张东皎、高岗领导下，在苏雨生部开展革命活动，巧妙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亲友、社会和军队中的关系，和其他国民党军队活动，进行争取、改造和分化工作，建立秘密组织，发展杨林，曹胜荣、李向明、李仲英等为党员，灵活的利用军阀军队中及社会各阶级矛盾来为革命服务，更重要的是学兵队员通过活动和联系，学会了做统战工作的方法，结识各方面的人士，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他们组织党员和青年，联合和支持比较进步的以及危害较小的势力来打击最反动的力量。比如利用当时较开明的陈圭璋的力量，反对陕甘边最反动的恶霸张廷芝团(是石子俊旅的十六团)。在张东皎、高岗的领导下，学兵队政治文化生活很活跃，经常举办学习会，讨论会，讲政治课，讨论共产主义，唱革命歌曲，组织秧歌队，还写诗作画，颂扬劳动人民，揭露反动派剥削百姓，压制士兵的罪恶行径。学兵队官兵平等，互敬互爱，同军阀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1930年夏，苏部奉冯玉祥令移防平凉，走到半路上，平凉已被陈圭璋部占领，苏部的八、九旅返回宁夏时，又受马鸿宾部打击，该部南下无路，北上受打，感到跟苏雨生已无前途，在宁安堡宣布脱离苏部，并收缴了苏部的军械处的一些破烂武器，上了罗山。大家说：“我们也是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到罗山部队生活极度困难，学兵队本来就没好武器，吃穿也无着落，司务长李树林(即友竹)成天奔波后勤供应，把半成熟的大麦割来搓下炒着吃，一天吃半肚饭，衣服、鞋子都没得穿，高岗赤着脚在热烫的石头上和带荆刺的草地上一拐一拐艰难地走路，李树林将他带的一双鞋送给高岗穿，使高岗感动地说：“这是热里送鞋”。全队战士都感动地赞扬李树林在极度困难时将一双新鞋送给队长，既带感情又富有纪念意义。正是“饿时吃一口，强出饱时吃一斗”。直到全国解放后，高岗和李树林等学兵队员在北京会面时，还谈及这件送鞋的事。六、七月，九旅和八旅的十五团(当时每旅两个团，八旅的十六团已被张廷芝拉走陕北)被甘肃省代主席王祯收编为雷中田八师，改编为三旅，移防到静远，后又开拔到定西。石子俊任三旅旅长，王子元仍任团长，王团实际只有3个连和学兵队，王子元本来就不满反动的石子俊，而石子俊想搞掉王子元，下令将王子元团实力较强的学兵队解散，将队员分配到各连队，一些人被驱出部队。高岗对石子俊的这种飞扬跋扈反对王子元，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作风，极为愤恨，在石子俊断绝王子元部供养的情况下，高岗和战士们连单衣没办法换，他组织了“拥王反石”斗争，发扬了艰苦、勇敢奋斗精神和斗争艺术。经过斗争，石子俊无奈，又答应成立学兵连，任命高岗为连长，只给个空牌子，没有兵，没有枪，让高岗自己到陕北招人。 其间，高岗多次找旅部参谋长曹又参(曹是高在榆中的老师)谈话，研究对策。并请曹设法给予留队的人以保护、支持，消除危机。曹答应想办法，并说：“你们有什么大的行动，要告诉我”。还提出要高岗确定专人经常同他联系。 高岗离开部队前，利用晚间两次在曹又参家中商量研究问题，指定李树林为中共组织同曹又参联系。曹又参根据高岗的建议，辞去旅参谋长的职务，组建了一个新兵独立营，自任营长，连、排干部有高鹏飞、曹胜荣、李仲英等共产党员为核心，掌握了一些要害岗位的实力，为后来起义打下底。安排牛化东、李树林等党的骨干长期潜伏在后来的国民党十一旅(前身三旅)开展统战工作，使红军以及后来陕甘宁边区同十一旅一直保持较好关系，高岗和曹又参保持经常通信来往。1943年秋，由于十一旅不听调遣，和八路军“磨擦”不力，国民党克扣粮饷，冬季连棉衣也无法更换，经济极度困难。边区政府财政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经高岗批准拿出30万法币给十一旅，以示关怀。曹又参在官兵会上讲述了这件事，广大官兵倍受鼓舞，加强了统战工作。十一旅于1945年冬起义，西北地区以旅为单位起义的是第一次，抗战胜利后，全国以旅规模起义的也是第一次。毛泽东称此次起义是“火车头”。这次起义，震惊了胡宗南集团，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 1930年秋，高岗和陈国宾离甘回陕北，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派张志明等打入榆林井岳秀部搞兵运，准备从敌部拉出人枪。他又秘密潜入神木高石秀部和地下党研究策动手枪队起义，扩充学兵连。手枪队拉出后西进中至安边地区失败。不久，陕西省委调高岗回陕西省委军委负责兵运工作和省委交通工作。他先后到西安地区杨虎城部和汉中、甘肃胡宗南部，陕北井岳秀部做兵运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在陕甘边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联系发动兵变，夺取武器，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 1931年农历正月，部队改编后向南梁开拔，行军至宁县张皮原同陈圭璋部战斗受挫，部队被打散。刘志丹带部分党员和战士，至小石崖与团总、哥老会大爷罗连城搞统战关系，罗连城收留了伤病员，并支援志丹一些武器。刘志丹又派马锡伍和陈鸿滨，谷连舫等与苏雨生拉关系，将刘志丹的少部分游击队暂编苏雨生部的补充团，刘任团长，驻旬邑县职田镇。补充团初建基本上是空架子。高岗到织田积极协助志丹在职田休整部队，筹措粮款，集合了张皮原被打散的人员，扩大队伍，伺机将队伍拉走。经努力在短期内，补充团发展到200多人，内有30多名共产党员。1931年4月，高岗参加陕西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对张文华、张资平进行斗争，进一步讨论确定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会议决定高岗在军委工作，负责兵运和省委交通，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会后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职田镇，和刘志丹联系陕甘游击战争的事，并传达省委指示：“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快扩大队伍，积极准备打出红旗。”省委的指示是装在点心里带出来的。刘志丹、高岗召开支部会进行研究，决定尽快扩大力量，做好士兵思想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准备起义，打出红旗。对如何扩大力量的问题上，他们研究采取对小股土匪、民团、哥老会进行分化与争取的政策，指派一些干部、党员到土匪、民团、哥老会里边活动，争取他们转变乃至走向革命。当时称之为“三色”兵运(即建立红军称红色，白军里搞兵运叫白色，土匪里搞分化为灰色)，夺取武器，孤立和打击反动的家伙，以至消灭之。高岗负责恢复了刘志丹的党籍(此前陕北特委因刘坚持在军阀、土匪里搞军事拉武装而被开除党籍)。(见《刘志丹和高岗的革命军事活动》存省档案馆)。 他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先后到甘肃和陕北领导开展兵运工作。一次在安边被胡景通部属逮捕，后经保安民团负责人曹力如(共产党员)交涉取保释放。这是高岗第三次死里逃生。他对曹力如风趣地说：“有贵人扶持，一路逢凶化吉。” 1929年到1931年间，我党在艰苦、复杂的工作环境中，运用统一战线政策，联合、支持比较进步的，打击群众愤恨的反动势力，争取了一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的力量，有的接收过来改编为革命的队伍。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这种政策是可行的，和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发展壮大红军的观点一致。毛泽东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杨虎城也是黄龙山毕业的。”不少土匪、民团，处于中立、同情，并给游击队借枪、借粮、借路、借钱，向游击队通风报讯，接收疗养伤病员。 30年代，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组织很多，活动范围很广，是一支很大的潜在力量，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占山为匪的“山大王”也不少。刘志丹经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介绍加入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刘、高利用哥老会成员身份，对这类“龙头”、“大爷”和“山大王”采取联合、争取工作和宣传教育他们走革命道路，利用他们的地盘作联络站或隐蔽所，夺取武器、扩大力量，龙头大爷马锡五经过宣传教育，1930年春带百余名成员参加革命。安定县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1936年担任红二十九军军长，马锡五当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在开创时期，哥老会成员为革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斗土豪，分田地，献枪支，捐粮食，参军参战，外出买武器，给红军通风报讯，当侦察员。海旺家成了红军的兵站，后来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陕甘宁边区中华救国会副主任。毛泽东在1936年7月15日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1931年5月，刘志丹在职田镇期间，为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组织贫苦农民打富济贫，吃大户粮，派补充团团副陈鸿滨向当地大豪绅刘日新要20石粮，限期送来，刘日新顶碰陈部时被战士踢打后而上吊自杀。这一带地主、豪绅借此大作文章，联名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党部(刘日新的儿子在省党部干事)告刘志丹是共产党，准备搞兵变。于是苏雨生根据省党部指示诱骗刘志丹到彬县逮捕下狱，并派兵缴了补充团的枪，将人员编为苏部的一个运输队，魏佑民、刘约山任正副队长。共产党员师智才奔赴西安和刘映胜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省委即指示当时任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的南汉宸(中共党员)和军委高岗活动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营救刘志丹。高岗、马志贞先至彬县积极采取措施营救，通过关系在监狱探望志丹，并观察地形，命刘景范等组织力量，准备劫狱。同时指示苏雨生部的地下党员和通过苏部进步势力的活动，给苏施加压力，使苏雨生部下埋怨苏不该把刘抓起，拖延时间。省党部连续两次急令苏雨生，将刘押送省上处治。苏正准备押送，省党部又来紧急命令，要苏就地处决刘志丹。志丹得息毫不畏惧，并对来探望的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处决刘志丹的命令难住了苏雨生，既不敢放，又来不及送，也不忍杀在他手里。正在左右为难时，杜斌丞奉杨虎城命到彬县视察，令苏释放了刘志丹，使刘志丹捡的一条命。 高岗、志丹等住在彬县一小店里，杜斌丞去看望并面授机宜，说：“你们应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要站在长线上，不要站在短线上(后、短线指国民党)。”高岗向刘志丹等传达了省委指示，计划在甘肃策动五个旅的兵变计划，刘、高等研究了贯彻省委的指示，决定到平凉和甘肃警备司令陈圭璋谈判，准备收编在宁县李培霄的饥民武装近千人，改编一个旅，暂归陈部，待后拉出来，打出红旗。陈圭璋的副官李勤甫(志丹的老乡)到天津为陈购买武器回来，路过彬县也被苏雨生扣押下狱，恰好和刘志丹关在一起，经谷连舫(苏部副旅长)周旋放出来。高岗、刘志丹和李勤甫交谈，李约请高岗、刘志丹到平凉陈部共事，这样两方不谋而合。杜斌丞的秘书姬伯雄将他们俩安排到李勤甫运武器的车上一起到平凉。苏部地下党员白冠伍相送到彬县大佛寺。刘志丹临别赠白冠伍一首诗：“丹心绵绵欲诉君，五中耿耿千秋明，西出阳关击螃蟹，旭日东升遍地红。”高岗改了两个字，递给白冠伍。他们到平凉经陈圭璋的警备团长刘保堂(保安人)积极推荐，李勤甫鼎力相助，陈圭璋也对刘志丹很敬重，任命刘志丹为十一旅旅长，刘保堂的警备团拨归十一旅并任刘保堂为副旅长，驻防甘肃正宁、宁县一带，高岗积极帮助刘志丹招兵买马，扩建武装，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高岗在平凉地区继续搞兵运，贯彻省委5个旅的兵变指示。 其间，杜斌丞向杨虎城、邓宝珊建议：要搞西北大联合，否则斗不过蒋介石。杨、邓有同感，构成争取陕、甘、宁、青、新杂牌军队和中共武装联合，力争实现“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的意图。杜斌丞为实现这一意图，曾几次奔走甘肃、青海，和军政要人及各方实力派磋商、沟通。1931年秋，杜斌丞两次到甘肃，打算利用杨、邓的实力，首先实现“陕甘一体”，然后再向青、宁扩展。他首先到平凉与各自为政且和共产党游击队有联系的驻平凉新编十三师陈圭璋部联系。高岗等到杜参议住所拜访、交谈。杜向他们透露了西北大联合信息“打开后门，关住前门”。杜斌丞的韬略恢弘政治家的风度，对高岗扩宽视野，受益匪浅。他表示但愿如此。可他认为西北的军阀头子，没有爱国的思想观念，画地为牢，各霸一方，派系纷争，各怀异心，都是想当土皇帝，非枪杆子，很难统一起来。经过交谈他们之间友谊更加深厚。 不久，高岗回陕北搞军事活动，在安定被捕处以死刑，幸得同志的设法营救出来，化妆成脚户逃回西安。 高岗在搞兵运和交通工作期间，凭他的机警、胆略、沉着、洞察和能言善辩的特点，奔走陕甘边，出入敌人营垒，策动兵变；争取哥老会，瓦解民团，深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传递情报，在敌人严密监视下，经过一道道关卡，避开多处暗礁，在“来无形，去无踪”的战线上，没出任何差错，保证了省委和下边这条“血脉通道”的联系，同时，使自己在对敌斗争中受到锻炼。 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后，1948年10月，陕甘宁边区各界举行杜斌丞先生追悼会，高岗从东北发来吊唁挽词： “悼斌丞先生：杜斌丞先生，是我党的忠实朋友，为人民民主事业坚贞奋斗，贡献颇多，因此赢得西北人民的同情和爱戴，但也因而遭遇到蒋胡匪帮姤忌以至最后杀害。杜先生为真理正义奋斗的意志，实是全国一切民主人士的榜样。杜斌丞的死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损失。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惩办凶手，告慰英灵。” <h3>三、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h3>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甘边依托桥山山脉建立工农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原来埋伏在陕甘军阀队伍中的共产党员，都准备哗变，拖出几个旅的部队到桥山建立根据地。高岗在42年高干会上总结农运和兵运经验教训时说，虽然取得一些暂时胜利，取得一些经验，锻炼了一批干部，最终多数失败。当时省委的兵变计划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是单打一，从单纯农运转入单纯军事的倾向，农民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兵变和农民运动结合不起来，又没有游击队援应，打游击战争的经验不足，“只会击，不会游”，没有很好地依靠农村。 当时，对枪杆子与农民结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得法，成立什么“行动委员会”，要在陕北、关中、甘肃建立三个军的兵力，片面强调赤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提倡暴徒泼妇精神”。没有发动农民土地斗争等，使旬邑、横山、绥德和礼泉、扶风、两当、靖远等地的农民、士兵暴动，没有很好结合起来。 高岗按省委的兵变计划在陇东地区白军中发动兵变，虽然作了极大努力，费尽心血，起义都没有成功。期间，刘志丹从彬县到平凉陈圭璋师后，挂一个十一旅的番号，自任旅长，驻扎宁县早胜镇，高岗、刘景范去协助刘志丹招人买马，队伍迅速扩大。从井岳秀部哗变出来的高广仁部投靠陈圭璋，改编十三旅也驻早胜后，又哗变扣留刘志丹，并缴了十一旅的枪，使刘、高拉起来的一支部队，在军阀火并中丧失。后被陈部蒋云台旅打垮高广仁旅，蒋云台以刘志丹失掉早胜为由准备抓捕刘志丹，旧友刘保堂告诉刘志丹，刘趁雨夜逃离，进入南梁地区林锦庙(现华池县林镇乡)一带活动，高岗协助收留了被打散的人员，在南梁附近收编了一些饥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起义过来的官兵、土匪，还收编了胡立亭、赵连壁、杨培胜、贾生财等小股武装，重新组织了一支南梁游击队300多人。他在多次失败中，摸索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正确的方向。 1931年秋冬，闫红彦、杨重远等带领晋西游击队从山西过河后，收编师储杰等带领的保商队武装，经安定县辗转到合水县，在林锦庙和志丹的武装会合。省委对这两支部队很关注，希望能根据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改变以往“借水养鱼”、“借鸡下蛋”的兵运方法，公开打出红旗，建立一支正式的红军武装，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打富济贫，“养鸡下蛋”，“畜水养鱼”，扩充武装，建立根据地。 10月，谢子长、高岗根据省委指示：要负责把刘志丹、杨重远、刘保堂的三支部队组织起来，开展游击运动。子长和高岗在平凉了解陈圭璋部的兵运情况，相机发动兵变。他们在东关旅社住了半个多月，进行社会调查。一位国民党要员在平凉召开民众大会训话，子长、高岗以商人打扮，大模大样在会场转游，一边听“训话”，一边观察会场对“训话”的反响。之后，他和子长一起到南梁召开党团员会议，成立了游击队委员会。在刘、谢、高的共同努力工作下，刘、谢、高和刘保堂、杨重远等18人结拜，刘志丹写了《金兰谱》，以拈香结拜的方法，将三股武装合编一起，找主求生，暂归编陈圭璋部，为领取过冬衣食供给。但在打什么旗？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一时无法定下来，于是队委会决定派高岗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刘保堂向平凉陈圭璋请示。为了等待省委指示，部队暂住庆阳县新堡。刘保堂当时意味深长地说：“和你们交往值得，这些人将来是西北的要人。”刘保堂的预料还是有远见的。 高岗回到西安后，陈圭璋去兰州时被孙尉如部下杨子恒部暗杀了，对刘保堂震动很大，在打什么旗、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他对刘谢高说：全由你们决定吧。“9·18”事变后，西北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抗日倾向，中下层要求抗日，这一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许多军队的中上层分子也找中共的组织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还有许多地方著名人士要求抗日，接近共产党人。高岗看到西安、汉中、渭北各地学生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游行示威，砸国民党党部。西安市学生包围南京来的要员的住宅，驱逐戴季陶，并烧了汽车，使他感到民众抗日情绪日增，正是发展武装的好时机，积极主张发展抗日力量。但省委领导受左倾路线影响，搞关门主义，拒绝统一战线，白军进步军官来商谈合作，不予谈判；把富农和地主一样打击，分配中农财产的“左”倾路线指导下，使革命误失了良机。 11月，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决定正式成立陕甘人民武装，由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在陕甘边组织领导武装部队。高岗向省委汇报了南梁组织活动情况。省委根据高岗的陕甘情况汇报，决定成立中共领导的独立武装。12月，高岗回到新堡传达省委指示。指示说，根据“9·18”事变后全国和西北革命形势的变化，省委决定部队脱离国民党部队，单独搞武装，并经整顿南下，扩大到关中交界，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省委还决定拉出来的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2月底，部队离新堡、悦乐，沿武子岭南下，行至庆阳六寸原，击溃了陈圭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到达正宁县柴桥子村驻扎，以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和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第一次提出反帝抗日的口号，打出了反帝抗日的旗帜，对敌人震动很大。经过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长期的奋斗，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反帝抗日武装部队胜利诞生了。子长、志丹任正副指挥。下辖两个支队，高岗任二支队第二大队指导员(亦称政委)。“同盟军”成立时，发出通电，号召西北所有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救国。部队在短期内发展到500多人。 同盟军成立后，在三嘉原上和杨虎城部队第一次交战，旗开得胜，击败了杨部的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装备、战马，大长“同盟军”的士气，对当地群众鼓舞很大。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驻扎期间，高岗回省委汇报“同盟军”建立情况，部队边整训边宣传群众，打土豪，筹经费，扩充队伍。在整训中，一支队和二支队的意见发生一些分歧。为春节准备年食，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赵二娃(连壁)带部分队员出去打土豪，在永和集市上赶了一些羊子、牲畜，违犯群众纪律，影响很坏。腊月28日，部队开拔时，以整纪为名，执法队和警卫队领导指挥开枪打死赵二娃、二支队第三大队队长谷聚山、中队长王某某和战士周毛牛，打伤二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白冠五等，并将二支队的武器全部收缴。指挥部宣布解散二支队，刘志丹的枪也被收缴，令干部离开同盟军。这件事未同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商量，是荣子卿等人的荒唐决定。第二天(一说当天，一说第三天)，一支队队长师储杰拉走近200人投奔杨虎城部队。致使同盟军500多人的一支革命武装锐减至100多人，蒙受极大损失。“三嘉原事件”在领导之间、官兵之间、干部之间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西北历史上争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85年，中央对这件长期争论的问题作出结论。结论指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几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多数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马锡五、刘景范被勒令离开部队后到职田镇的第二天，恰好高岗汇报工作后带着1932年1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夹在小说中)，以省委特派员返回“同盟军”指挥部，路过职田镇，马、刘二人将“三嘉原事件” 给高岗作了汇报。高岗赶到部队将刘志丹枪还给本人，协助指挥部整顿和收归了一部分队员。 “同盟军”成立不久，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部队尽快打出红旗，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要求部队改编后，向渭北平原挺进，在靠近西安附近建立根据地，威胁西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高岗回省委后不知道三嘉原的事件。他返回来和一些人在执行省委指示时，不同意部队尽快改编，因为部队刚建立，装备不良，在“三嘉原事件”中蒙受损失，力量减弱，思想素质差，发展巩固一段时间再改编，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向平原地区进军，指战员意见更大。可是，省委坚持“一省数省”的左倾路线，随后派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到部队监督执行省委的改编指示。 1932年2月12日(正月初六)，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西北反帝同盟军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将“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天，在三嘉原细咀子的锦章村群众的打麦场上，召开军人大会，全体指战员脖子上系有红色的“牺牲带”，战马披红挂彩，大会主席台上搭着彩棚，横额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两旁插着绣着镰刀斧头的鲜红小旗。游击队、赤卫军和十里八乡群众数百人参加大会。高岗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指示信”说，省委听了高岗同志报告后，关于你们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希望你们深刻讨论，坚决执行。指示信指出“红军胜利与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陕西剧烈扩大情势之下，必然要更加迅速发展前去，这一形势正需要我们党坚决领导农民革命的游击战争与革命的兵士哗变才能推进斗争的发展与保障它的胜利，使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汇合苏维埃的旗帜下来，这一客观的政治形势是非常有利于你们发展的条件。”“你们行动的方针，是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旬邑县)、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主要方向……你们将来必须和这些区域内农民斗争配合起来。”(原件陕西省档案馆存)。 会上，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建制，任命了军队领导人：总指挥谢子长，副指挥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下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警卫大队。高岗任二大队委书记兼第二大队队长、政委。大队下设中队、小队，还设一个军政干部训练队，培训小队长以上干部，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授给谢子长游击队旗。 指挥部成立了队委会，由20多人组成，李杰夫任队委书记，在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在游击队建立了政治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和民主权利。三嘉原、秋头原、阳坡头、职田等地农民吹着唢呐，抬着猪羊，载歌载舞，前来庆祝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并打出红军旗帜的游击队成立。 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部队经过长期的努力，这天正式成立，第一次在西北高原打起工农红军革命军的旗帜，公开了这支部队的性质、任务和目的，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标志着西北革命军事斗争的开始，使人们明确了革命性质、方向。 陕甘游击队初创时期，领导多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或多或少存在乌托帮的思想，都有些无政府主义观点，不喜欢纪律、训练和革命军人的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等东西，特别有些从收编的土匪、民团中来的战士，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尤为突出，更看不起政治，甚至对黑暗统治的罪恶根源认识不够清楚。所以绝对平均主义盛行，战士对负责同志住好点的房子，骑马行军、吃的好些，都表示反对，要领导也站岗放哨喂马……。 部队改编后即离开三嘉原，开展游击战争，投入消灭反动派武装的斗争。第二天，一举攻占了职田镇，消灭了守镇民团，捣毁了伪区公所，逮捕了几名豪绅，粮食分配给农民。继之，在阳坡头伏击了杨虎城的警卫团一个营，粉碎了彬县、淳化、旬邑三县民团近千人的进攻，大获全胜，打伤和毙俘敌300多人，缴获手提机枪20余支，盒子枪7支，长枪150余支，一个敌连长被俘。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打的第一次大胜仗，打出了军威，“赤色战士的勇气立即提高”，使敌人为之震惊。阳坡头伏击战后，谢子长和高岗等率部队沿马栏河进军到旬邑、淳化和正宁、宁县交界的土桥原一线等地活动，并将土豪的财产土地分给农民。2月21日，消灭了照金民团，收缴30多支枪。部队在该镇休整，召开了党委会，总结了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情况，分析了形势，会议决定以《古田决议》为主要教材，对部队干部进行政治整顿。高岗受谢子长委托负责给干部、战士讲政治课、纪律课和组织原则，学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军队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原则，纠正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加强了部队自身建设，发展地方党组织，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处理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和违法犯纪分子，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坚持“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扰，敌疲我打”的方针，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寻机打击敌人。 部队休整后厉兵秣马，转入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境内活动。首先消灭了窑曲镇民团和国民党十六师驻焦家坪一个连，击溃一个营，打退了富平、同官，耀县等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共歼敌200多人，缴枪200多支。为了避开敌人追剿，趁陕西十七路军和甘肃暂编十三师在陇东混战之机，谢子长、高岗等率游击队西跨桥山，进入中部县上珍子地区，而后出击陇东，开创根据地。 <h3>四、西北曙光——寺村原革委会</h3> 1932年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又回到正宁县境内。此时，陇东军阀混战，甘军失败后官军和土匪勾结，趁火打劫农民，维持给养。正宁伪县政府向农民派款10万元多，摊派大量公粮，还勒索敲诈不计其数，人民无法承受，致成“官逼民反”的形势。当地群众在红军的影响下，自发组织起几个自卫民团，进行抗款抗粮的自发斗争。谢子长、高岗等带领的游击队回到柴桥子村后，群众无不高兴，民团派人来联系要求攻打山河镇。游击队委召开会议，经过分析研究，作出决定，支持群众的要求，采取就地联合民团，组织农民，准备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3月17日，高岗带骑兵部队和少年先锋队百余人，率先开进寺村原新庄村，分别与各村民团、民众联系，约定3月19日拂晓，军民联合，分东西两路进攻山河镇，并和城内国民党军队部分官兵取得联系，准备哗变内应。接着，指挥部命令两路部队赶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但因谢子长带200多人的东路部队夜行军，走错了路，19日早晨才到山河城东；高岗带的西路骑兵部队和30个村的600多农民，于18日晚在苟仁寺集中，高岗作简短动员讲话，民众由杜兴邦负责，行军到柏树坳，遭敌骑兵和绅士的阻拦，高岗命骑兵部队和敌人交火，民团、群众见红白军打起来了，慌乱退散，部队向东南绕道，快吃早饭时才赶到山河城跟前。由于未按时投入战斗，造成欲攻不能，城内有二三十人准备内应也暴露了，被敌人逮捕。游击队在城外埋伏一天，晚间撤出山河镇。第一次攻打山河镇未成。 游击队从山河镇撤下来，谢子长在西坡四圪塔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计划。谢子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高岗在会上也就建立根据地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决定：一、到南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二、广泛发动群众，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为自卫军；三、立即实行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四、准备再次攻打山河；五、创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会后，部队开到寺村原，趁自发的群众斗争方兴末艾，在子长、高岗等指导下，将原有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高岗、杨森带骑兵部队到各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张贴标语，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根据地。高岗等组织干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促膝谈心，做群众思想发动工作。经过广泛组织发动，各村普遍建立起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组织，以寺村原为中心，扩展红色区域，南北40多里宽，东西100多里长，共有72个村都组建基层政权组织，进行打土豪，分财产斗争，受到群众的好评。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见了穷人，就象见了亲人，到穷人家，就象回到自己家，扫院、担水、打柴……什么活都干，真是穷人的部队，有了这样的队伍，国民党的尾巴长不了几天了。”当时，游击队经过整顿，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线一针，吃饭买粮付钱。游击队离村，群众列队欢送。 4月初，72村的赤卫军，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一千余人，在新庄村召开大会，成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下设军事、财粮、贫农、工人、青年委员会。革委会成立后，又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土豪，在苟仁寺处决了大土豪赵元亨(赵大人)及其走狗巩得功，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使群众扬眉吐气，大煞了地主豪绅的威风。 寺村原革委会，是高岗在陕甘边区亲手参与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西北地区的曙光。革命委员会在游击队配合下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牛羊和财物，分配给贫苦百姓。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委会，扩大其影响，高岗指挥骑兵部队到正宁县的永和、北极、庙底和彬县的永乐、旬邑的职田、大峪、张洪等村镇，抓土豪，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佃农，烧毁一切契约，显示了游击队和革委的威力，当时，革命政权不稳固，农民只敢接收浮财，不敢要土地，怕游击队一走就没有保障。游击队和革委不强人所难，听其自愿。 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集中活动了20多天，建立和保卫了红色政权，是苏维埃政权建设，创立根据地的第一次学习、偿试、锻炼和实践，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为后来照金、南梁建立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同时，游击队在寺村原活动期间，相对地有个稳定的群众基础，继续加强了部队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教育。原来部队纪律很差，绝对平均主义严重，游击队领导行军中骑马也受到战士的批评，经过在斗争中加强教育改造成份，淘汰了无法转变的土匪、流氓分子，改变了帮会、绿林的色彩，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军，使部队的素质有所提高，战斗力不断加强。 游击队在寺村原活动一段后，准备再次打山河镇，革委会、赤卫军指挥部组织72村近千人手持长矛、大刀，在苟仁寺集中，配合游击队联合作战。4月13日，在谢子长、高岗等指挥下，从山河东、南、北三面发起攻击。高岗率骑兵一直冲到山河城下。战斗打响后，敌人都钻进城里，凭借坚固工事，向周围游击队和赤卫军还击，双方对打了两天一夜。15日下午，敌驻早胜的一个骑兵营前来增援，游击队迅速撤退，隐蔽在城西十来里的西坡坳里，当敌人赶到时，游击队突然杀回马枪，歼灭敌人200多人，当场击毙敌40多人。敌人大挫锐气，急调头撤退，高岗等率游击队乘胜追击，将残敌赶入城内。由于山河镇位于平原上的一个坚固土围子，我游击队没炮兵，第二次攻打山河又未得手。 游击队回到根据地寺村原，队委会研究下一步游击行动的问题时，旬邑来人说县城空虚，请游击队去攻打。谢子长、高岗率部队当天晚从寺村原出发，于翌日拂晓到达旬邑县城跟前。高岗、吴岱峰率第二大队乘敌熟睡之机，首先摸到西山寨堡上，活捉了哨兵，游击队冲入堡内，像沸水灌蚁窝，全部收拾守敌，占领了西山寨子，掩护西城门登城的战士占领了东门和南门后，两路夹攻，敌一个连及两个排不战而降，并控制了制高点。城内部分守敌及一些政府人员见势不好，纷纷逃跑于北山的魁星楼内。由于北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游击队为避免伤亡，放弃攻打。 我游击队攻进城后，活捉了伪县长和警察局长等，并召开群众大会，例数其罪状并处决了反动家伙；打开监狱，放出所有“犯人”，分了大地主高万安的粮食等物；慰问了革命烈士家属；在街上刷写了大幅宣传标语；火烧掉了县衙门的卷宗、帐目和伪县政府。 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是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县城，毙俘伤敌300多人，缴枪近200支，城里城外贫苦老百姓拍手称赞“红军打得好！红军打得好！” 游击队成立后，虽然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但为攻城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此时，高岗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运用“避实就虚”的战略，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乡村根据地。部队从寺村原出发，向有利于游击战的照金一带发展，发动群众，打土豪，灭民团，创造根据地。 4月下旬，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和刘志丹(刘是打山河镇前回省委汇报工作，实际是反映三嘉原事件的)一起到游击队来。(杜衡是陕西省佳县人，担任过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和二团政委。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后到台湾。)杜衡一到游击队，执行左倾路线，抓住三嘉原事件和攻打山河镇未胜等问题，撤销了指挥部，谢子长被打发到甘肃搞兵运。游击队按省委指示，在旬邑的马家堡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长，高岗任三支队队委书记，阎红彦任五支队长。游击队在刘、高、闫的指挥下，在乾县、永寿、耀县、三原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接着，敌人分几路进剿。针对敌人进攻态势，5月上旬，省委又决定成立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高岗任队委书记。游击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和“游击运动”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发展方向上，游击队委分析敌情，认为北面敌人分散，又距西安、延安较远，指挥迟缓，增援不易，为敌薄弱地区，利于我军游击作战，队委决定向敌人空虚的北面转移，寻机打击薄弱之敌。 作战策略和方向确定后，指挥部率领部队从清水原出发，向宜君、黄陵、洛川、富县、宜川等地挺进。 5月15日，部队乘夜袭击马栏镇，歼敌2个连及部分民团，毙伤俘200多敌人，缴枪200余支。17日，向凤凰山守敌发起攻击，大获全胜，歼敌2个连，同日，还歼焦家坪，五里镇民团，一天打了三仗，共歼敌500多人，缴获枪400多支，并在这一带打击土豪，分财产，扩大红军。之后，到白水，黄陵等地歼灭一些民团，扩大红军影响。5月27日(一说26日)，因部队连打胜仗，指战员产生麻痹思想，在富县吉子岘，高双成部趁我开仓放粮之机，派特务团袭击，并在分粮群众里混进了便衣敌特人员，里击外攻，我部队伤亡很大，丢掉辎重，轻装夜渡洛河，到第二天在交道原休整时，又遭高双成的一个营扑来堵击，被游击队击溃。 5月30日，在牛武镇歼井岳秀部陈卓武一个营。31日，在宜川县英旺镇消灭敌300多人，缴获300多支枪，两万多发子弹和大批物资。此战高岗带二大队将冲出城的敌人从后山压下沟底，骑兵堵住沟口，造成全歼整营的形势。俘虏们惊奇地说：“怎么神不觉鬼不知，你们就来了，难怪老百姓都说你们是神军。” 在5月后半月，游击队在刘、闫、高等指挥下，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有把握地“击”，巧妙地“游”，连打九仗八胜，歼敌1400多人，缴获1200多支枪，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我军发展到1500多人。战士说：“志丹、高岗一结合，如虎添翼，仗仗胜利。” <h3>五、临镇“脱逃”与华池起义</h3> 1932年6月3日，游击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今属延安市)。临镇位于延安东南面约100多里，是个山区小镇。云岩河由西向东从镇南边流过，东侧山边有一山寨，可以控制全镇。攻城战斗部署是：阎红彦指挥五支队担任正面攻击，高岗指挥第二大队占领东山寨，掩护主力攻击。战斗打响后，高岗按时占领了东山制高点， 掩护阎红彦正面攻击并已攻入镇内。接着，敌人组织力量进行反攻，阎红彦部被冲散，退出镇内，敌人火力集中到东山寨，以抢占制高点，把高岗的部队打散，阵地被敌人夺去。高继续组织被冲散部队反击。此时中队长党益山的部队被冲散，遂拉出十几人，强行将高岗的枪下了，把部队拉出战场，向西转移，主力向东撤退，相互失去联系。 游击队攻城未果，部队撤出战场，主力转移到宜川集义镇休整。6月4日，在阎红彦的提议下，刘志丹主持召开了队委会，高岗以临阵脱逃论处，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高岗。 游击队一连串打了胜仗，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可谓人多势重，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远离根据地，高对此曾向指挥部提出意见，未被采纳。在攻打临镇时又有轻敌情绪，侦察情报有误，说临镇寨子空虚，敌人不多，实际驻1个整营，造成此战失利。刘志丹的干将高岗脱离主力，实际给刘抹了黑。部队向韩城等地游击运动，引起敌人重视，派来一个旅的兵力追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又处不利游击战争的平原地带，打了次几败仗，人员锐减到不足300来人，在干部中出现悲观情绪，战士思想发生动摇。6月底，游击队撤出韩城，转移到正宁县麻子掌。在队委会上李杰夫等提出“南北分家”的主张，就是各回各地区活动，陕北的回陕北，关中的回关中，陕甘边的回陕甘边。李杰夫说：愿南下的跟我走，愿北上的跟刘走。这种错误倾向遭到一些正确意见的反对，特别是刘志丹、阎红彦坚决反对。队委会决定改选了领导，刘志丹指挥、李杰夫政委职务被免去，阎红彦担任指挥，将三、五支队改为骑兵大队和两个步兵大队，在闫红彦率部向西面挺进，转战到陕甘边的盘克原一带休整活动。实践一再证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平原地区要立足正是刘志丹曾说的“寡妇梦见男人。” 党益山中队在临镇被冲散后，当日下午在麻洞川东面的稍沟村南山住宿。晚上，党益山从山上下到稍沟村打听大部队去向情况，正好碰上高朗亭负责的陕北延川游击队在延长遭敌人袭击，撤到稍沟村住宿。党益山被高朗亭游击队扣起来，下了他的枪(正是高岗的枪)。党益山说他是刘志丹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长，大队长是高岗，在临镇被敌人打散，现住南山上，他下来打听寻找大部队，“正好是你们，是自己人”。高朗亭的游击队里有个刘益三(经济员)，他曾在1929年延安四中念书时认识高岗，知道高岗在延安搞过学运、兵运。高朗亭把党益山的枪收起来，让其徒手上山通知高岗下山来。不多时，高岗下来，背一个空枪套子和子弹带子，将他被冲散的过程和找志丹部队情况向高朗亭谈了，并询问高朗亭的游击队情况。高岗问：“你的游击队受那里领导？”高朗亭说受“第四国际领导”。高岗说“怎么受第四国际领导？”。高朗亭说：“第三国际革命，第四国际更革命”。高岗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高朗亭要建游击队，请示陕北特委未批准，高组织起来拉出去活动。随后，两人谈判，经高岗动员后。高朗亭同意联合行动一道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将两支游击队合编一起，仍叫“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高朗亭将枪交给高岗。同时，建立了党总支，党思恭任书记。 党益山带的19个人，21支枪，高朗亭带的50多人，20多支枪，合编为三个中队，由高岗、高朗亭负责，向西转移，寻找刘志丹大部队，但打听不到大部队去向。为避免南下敌人的锋芒，决定北上。部队到延安城南马不踏河红市村，折转北上。高朗亭因在延长遭遇战中受伤，无法行军，到延安去治病。部队由高岗和参谋长杨作栋带领，经杜甫川到安塞县的高桥，一路打击地主豪绅，筹集经费，开仓放粮，避敌锋茫，打其弱点，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七、八十头骡马及军用物资，又折转向西盘克原方向前进。被延安高双成二六七旅发现，遂派一营兵力尾追上来，保安民团150多人埋伏在安条岭，在木头河前堵后追，将游击队包围在沟里，顿时枪声大作，高岗指挥战斗，因寡不敌众，部队已失控，所缴获的几十匹骡马未经过仗火，枪一响惊的前后沟乱窜，将敌人震住了。敌人也弄不清怎么回事，攻击停下来，那群骡马帮了大忙，游击队员趁此机会各顾逃生。高岗此战腿部负重伤并跌人深沟的灌木丛中，昏厥过去(他的脚腕有个圪瘩就是这次伤的残痕)。战斗结束后，党益山的中队被打散，埋枪人散；高朗亭的队伍由杨作栋(后叛变)收留回陕北后也解散。高岗半天才醒过来，成了“光杆司令”，只有一支手枪伴随。敌人走后，爬着扳折一树枝拄着，晃晃悠悠拐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随后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家里养伤。 此时谢子长到甘肃搞兵运，派杨林、苏杰儒等到西华池石子俊部队联系，没有成功。这个部队在1930年已埋伏下冯世光、曹化民、曹胜荣等，都是陕北人，是苏雨生部学兵队的队员。高鹏飞任曹又参营的一连连长，曹胜荣任二连的排长。高鹏飞是高岗的战友，曾在中山军事学校、延安高双成部和陕甘学兵队，合作共事，关系很好。胡立亭既是老乡，又是高岗入党介绍人之一。高岗成了“光杆司令”后，又受了伤，但没有气馁，伤还未愈就辗转到西华池曹又参部搞兵运，他到合水县城北关，派人给时任连长的李树林一张纸条，约李会面，高岗让李拉出部队扩大游击队，经研究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高让李继续隐蔽起来秘密活动，待机行事。李给高岗换一身军衣，高岗又到华池住在曹又参家里。一边疗养枪伤，一边发动兵变。曹向高岗谈了部队内部情况和打算清除石子俊等顽固分子，要求红军游击队给予支持，高岗完全同意，并一块商量了对策，决定让曹又参到庆阳以麻痹、消除石子俊怀疑的策略，并设法将曹营所辖的四个连全部调进庆阳，实现清除石子俊的计划。恰在此时，高岗获息刘志丹带的游击队南下受挫回到盘克原，他遂派人和刘志丹的游击队联系，要游击队接应。高岗为红军增强力量，稳定情绪，在曹又参到庆阳部署清除石子俊期间，高岗和高鹏飞、曹胜荣等共产党员研究决定先组织一、二连发动兵变。7月19日(一说21日)利用部队出操、打拳训练的机会，诱带队的潘立挺营副打麻将牌，在赌场将其击毙，拉出两个连队伍近200人、枪。 西华池起义，高岗为高鹏飞出谋划策，撑腰壮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威逼二连胁从起义的意见是高岗提出来的，有些人不同意，怕影响一连起义的成功。在这方面高岗比高鹏飞经验多，胆子也大，指定曹胜荣负责，使这次起义成功。起义后，高岗、高鹏飞带领起义部队，转辗到宁县盘克原和刘志丹带的游击队会合，7月21日在宁县秋头原召开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此时，高岗的腿伤还未痊愈，走路一拐一拐。高岗发动华池起义成功，以功补过，取消了“处分”。这就是高岗两次“脱逃”的全过程，临镇离队后在华池发动起义，实际上也是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步。 这次起义，由于精心组织，拉出来又得到游击队援应，击退了追击的敌人，是自开始搞兵变工作(据资料说70多次)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特别是在红军为难之时，刘志丹、闫红彦到盘克原约200多人，拉来装备齐全的两个连，使红军立即斗志大振，刘志丹等领导高度赞扬了这次起义说：“是几十次起义最成功的一次”。 曹又参到庆阳第四天后西华池起义，高岗拉走他的两个连，清除石子俊的计划落空，曹又参对高岗很有意见。高岗写信说：“对不起曹老师，这时期最需要人，更需要枪”。 起义部队和游击队会合后，在秋头、南邑休整。红军得到西华池拉出来的人和枪的补充，提高了部队的情绪，力量大大加强，为组建红二十六军打下基础。部队改编为三个大队，第一队队长高宝山，第二队队长刘志丹，第三队队长高鹏飞，还有一个骑兵队，队长强世龙。总兵力500多人，游击队声威复振。 游击队休整后，决定恢复寺村原72村革委会所辖红色区域。寺村原自4月下旬游击队撤离后，国民党军队和官府一起占领，逮捕革委会、赤卫军的骨干，使原组建的革委会、赤卫军和其他群众组织随之解体。这次游击队回到寺村原，群众欢欣鼓舞，在秋头原举行了军民联欢会，军威复振，百姓高兴，高岗此时军内无职务，参与负责重建了寺村原72村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和有关组织，开展根据地建设活动。 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李艮到游击队任政委。他带着“左倾”政策，将刚重建的72村革委会宣布取消，而建立五顷原一村革命委员会，作为他的“试点”，然后一村一村扩大，并成立秘密队委会。8月初，李艮主持召开游击队中队长以上党员干部会，强行贯彻他的所谓“新路线”。会议持续六、七天，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滞，成天空谈“创造新苏区”，“组建二十六军”，批判所谓“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派部队到五顷原分配土地，群众不敢要，他命令队伍用武装强迫群众分地，限期在20天内分配完。游击队指挥机构和中队长以上干部，光在会上无休止地争吵，未作任何应付敌人“围剿”的准备工作，驻庆阳、山河镇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地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根据地中心寺村原、秋头一带村庄和要道，都被敌人占领，切断两地交通。8月12日，在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经高岗等极力反对后，李艮才停止了会议，指挥部队仓促投入战斗，进行反“围剿”。由于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内线作战条件受到限制，本应转出外线待机破敌，但以李艮为首的指挥部错误地提出“要死守阵地”，“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不让敌人铁蹄践踏五顷塬一寸土地”。因而，指挥部命令部队进攻强固的王浪坡寨堡，由闫红彦指挥，坚攻两天未克，伤亡五六十人，撤出战斗，游击队转到三嘉原、五顷原。敌马鸿宾骑兵团和当地驻军勾结一起，联合向三嘉原游击队发起进攻，李艮下命令要“死守五顷原”的“试点”，游击队顶不住敌人的进攻，边抗击、边撤退，伤亡30多人，又吃败仗。当部队脱离战场，撤退到狼牙洼、秦曲、前马原等村庄刚住下。8月19日一大早，敌人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咀子包围上来，游击队奋起抵抗，且打且退，退到菜头湾，敌骑兵已堵死退路，游击队被包围，腹背受敌，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关头。部队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分别突围。此时的高岗在游击队没有什么职务，为挽救部队覆灭的危险，他以大无畏的不怕死精神，高喊：“跟我来！杀出去！”他全身衣服沾成泥棒，赤着脚片，率领第三队战士勇猛刺杀敌人。正在刺杀如火如荼，奋力开辟一条血路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太阳升起，昨天下了一场雨，大雾腾起，游击队以排，班及个人为战，乘大雾弥漫突围出去。到8月24日，全队在马栏才完成了归队集结。“高岗刺杀手”的美名在游击队开始传颂。在1935年劳山战役中又一次发挥了他的刺杀手精神。40年代边区练兵时，以“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高岗刺杀手”为榜样训练部队。 李艮到部队20来天，瞎指挥，连打三个败仗，全队只保留下来200多人，损失惨重，根据地丧失殆尽，哭着鼻子离开部队。五顷塬的失利，指挥闫红彦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被撤职。 8月底，游击队领导又换成谢子长，部队在耀县、照金地区休整，扩充队伍。9月底北上，袭击保安失利，在瓦子川、墩儿梁打两次败仗，后退到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活动。由于连战失利，战士士气低落，又加上发生伤寒病，伤病员增多，过冬的服装和铺盖、吃饭都成困难，处境非常严重。自古以来“兵无粮自散”。谢子长主持召开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三路外出游击，筹集粮款，渡过了难关。刘志丹、高岗率领一个大队到华池、合水一带活动，杨森带六、七十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杨重远、闫红彦带领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活动；谢子长带二三十人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保护六、七十名伤病员治疗。12月上旬，游击队在合水县拓八原会合，壮大了力量，筹措齐过冬供给。 此时，中央北方会议后，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二十六军，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到三原一带开辟苏区，并派杜衡到游击队。部队开到宜君改编，成立二十六军。杜衡一贯是“左”倾空谈家，他一到游击队便打击原来的干部，拒绝任何的统一战线，反对一切，打倒一切，对土匪民团不加任何区别，一律从肉体上消灭，对倾向和支援红军的民团、土匪也是如此。对白军进步的军官拒绝谈判合作。攻击刘志丹、谢子长、高冈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高岗在搞兵运时和白军军官建立统一战线被骂为是“勾结军阀”等等，大帽子满天飞，结果造成所有白军、土匪、民团与我们对立。12月22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大会，杜衡无端地攻击游击队领导，把他们说的一无是处。24日，在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杜衡宣布成立二十六军，先成立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参谋长郑毅，杜衡自任军、团政委，把部队领导人都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刘志丹、谢子长靠边站。闫红彦派往上海学习，高岗排挤出部队，派到陇南搞兵运工作。二十六军在33年1月攻打庙湾民团失利，杜衡将责任推给郑毅并撤职，成了杜衡的替罪羊。 高岗回到省委后，由当时省委书记孟用潜主持，召集高岗、王伯栋等人学习中央、省委有关兵变的文件，后派往甘肃武都胡宗南部土匪出身的鲁大昌师搞兵变。由于敌人防变极严，经考察条件不成熟，高岗被调回省委军委工作，任省军委委员。 期间，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入陕南，高岗以省委特派员到陕南，和部队取得联系，参加整顿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并协助将该地几股游击队组建为红二十九军。这支部队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由于李艮等不懂游击战，只击不游，坚持阵地硬打硬拼，沿袭五顷原的作法，没多久失败，全军覆没，李艮阵亡，李艮成了左倾路线的阵地战牺牲品。(据汪峰访问记录)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四章 临危受命重建二十六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对西北国民党反动派震动很大，使革命人民倍受鼓舞。但是这支革命武装，在“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手里终于断送在渭华。年仅28岁的高岗临危受命到陕甘边又重建起二十六军，开创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显示了他的胆略和魄力，力挽危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h3>一、参加领导耀县起义与西安脱险</h3>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红军不断壮大，吸取了寺村原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按照省委决议精神，以照金为中心的苏区建设成效显著。1933年6月，杜衡的“左”倾路线又膨胀起来，骄傲自满，一意孤行，此前杜衡提出组建骑兵师，北上打通“国际路线”，遭到省委多数同志反对后，又主张南下，要在靠近西安创建根据地，于6月中旬在照金北梁会议上，杜主持决定强令部队主力二团南下，在渭华开辟根据地。参谋长刘志丹等起来反对，杜批评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刘志丹是老右倾”。还说，在渭华建立根据地，“有华山之险，群众条件好，是敌人交通大道，给敌人威胁更大。”离西安近，随时可以夺取西安，“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战士们用高岗的话说：“将来要办到的事情现在来做，就是倒穿鞋，根本走不出去”。 杜衡的脑袋一热，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亲自带二团400多人，选配精良武器，远离根据地，行军到霸桥附近的寇家庄后，沿路打了几仗，被敌人吓破了胆，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临时委任汪锋为代理政委。他临走时向部队经济处要了一头毛驴，拿一匹兰绸子和20两烟土，50元银洋，只身离开部队。杜衡走后，未回西安，在三原县境内游逛。省委得知二十六军南下的行动，立即决定由时任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南下，恰好碰见杜衡，随即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召集三原县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游击队负责人杨声(即刘映胜)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进行严厉批评，并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党支部，立即按照省委指示，阻止部队南下。结果部队从照金出发，日夜兼程，在6月30日左右已渡过渭河。又派人去追回，却末找到。二十六军南下孤军深入虎穴，人地两生，前无依，后无靠，群众基础差，跟十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两个月，在张家坪战斗中，被敌人四面包围，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刘志丹、汪锋、王世泰等带一小部分战士，分散活动一段时间。敌人捉不住刘志丹不罢休，搜山捉人，并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经过艰苦努力创建的一支革命主力武装部队，被敌人摧毁在渭华，基本全军覆没。敌人到处喧嚷：“二十六军失败了！”“活捉匪首刘志丹。”“刘志丹枭首了！” 是年三、四月，高岗到杨虎城部驻耀县王泰吉骑兵团策动起义投入抗日阵线，王泰吉原是共产党员，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扣押解往南京，失掉党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高岗工作后王准备起义投靠红军。一次打发他的老同学何寓础(是小学教师、共产党员)去西安找省委派人来领导起义。何到西安找到共产党员李赋言，把王泰吉的意见转告省委。省委责成高岗负责联系，高岗接受任务后，派余海丰以军委特派员身份和何寓础联系，余海丰向何寓础传达了军委高岗的意见：“这很好，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要是王泰吉骑兵团能这个时候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革命都有利。”又说：“我将你们的要求报告省委，研究后告诉你”。不几天，余海丰和高岗向省委汇报情况，并将省委的意见转告何寓础：“省委欢迎王泰吉起义，而且决定派人领导起义，只是事先须跟王泰吉本人接头，以便具体研究有关事宜，作好准备。”接着，高派余海丰和何寓础一起到耀县和王泰吉接头。王泰吉高兴地接待了余海丰并汇报了起义的意见，表示了决心，就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由于这次起义事关重大，余海丰请求省委派负责同志代表省委来领导起义。余海丰走后，王泰吉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到西安在杨虎城司令部领取一批军用物资，打算连人带物一并拉出。但王泰吉往回押运物资时被红军游击队袭击并将物资截掳去，王泰吉脱险逃回耀县。截击事情发生后，省委对派人领导起义迟疑一段时间。可王泰吉仍立等省委派人来，遂派他侄子王振民(地下党员)去西安联系。 王振民到三原恰好碰上杜衡，杜衡派杨声去骑兵团领导起义。这时，省委也派高岗以省委特派员到耀县了解情况伺机领导起义(杨声到耀县省委不知道)，高岗到耀县，骑兵团已经起义。那是1933年7月21日下午，王泰吉率全团官兵在药王山下的耀县故城宣布起义，在石川河滨号声嘹亮，红旗翻腾。起义后，王泰吉、高岗和杨声领导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拾了全城的反动武装，收编了民团、公安局的警察，还吸收一部农民参军，连起义部队约一千余人。同时收缴一部电台，四门迫击炮，马骡数百匹。起义部队打开监狱，放出了“犯人”。高岗以省委代表身份给王泰吉恢复了党籍(未公开宣布)，并临时决定起义部队暂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指挥，杨声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召开军民大会，发布了《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揭露蒋介石独裁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奋起革命，抗日救国。同时处决了民团头子和地主恶霸左善楚、宋瑞萱、左国鼎等。 高岗意见：部队暂驻耀县整顿后，及早向白水、黄龙山一带挺进，创造苏区。高岗代表省委把工作部署后，离开部队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起义和改编及行动方向等情况。部队经过几天整训，王泰吉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过分相信同盟军，想争取旧友驻三原的一个营起义，改变了原来高岗定的发展方向而南下。部队向三原进发至鲁家桥附近，和前来追剿的孙友仁部相遇，激战多时，加之第三大队张龙韬叛变，内外夹击。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得三原的那个营响应起义，反而末能及时北上，拖延了时间，给敌人以足够的追剿准备的时问，在敌人攻击下，使起义部队遭受极大损失，有的叛变，有的逃跑，有的被打死、打伤，王泰吉带残部冲出敌人的包围投奔到照金，不足200人、枪。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耀县起义部队遭受惨重损失，敌人集中兵力“围剿”渭北苏区，挨村逐户，翻山越岭日夜进行搜“剿”惨杀群众400多人，逮捕六七百人，有的送往西安禁闭起来。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省委派贾拓夫将渭北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也无法活动，退出渭北，转移到照金。 7月28日，省委在西安市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会议，高岗，贾拓夫和杜衡、袁岳栋(小章)等参加，听取高岗汇报耀县起义情况，讨论扭转红军受挫的问题，研究派一些骨干去加强起义部队的工作，同时，准备斗争杜衡。高岗等正在开会，特务冲入砸了会场，杜衡、袁岳栋等被捕叛变革命。贾拓夫从后门逃走，高岗从来胆大、力大，他临危不惧，顺手抓起板凳砸倒一个特务，冲出饭店脱险。杜衡等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了无耻的自首书，并给敌人提供的线索和名单，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根据叛徒提供的情况，到处捉拿共产党员、革命同志，一片白色恐怖，使陕西省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多数都被摧毁，被捕200多人，直到西安事变后才放出来。甘肃共产党也受到破坏，关中、甘肃各县党员多人自首，西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苏区不断缩小，粮食紧缺，群众斗争情绪降低，没有力量抵抗，红军游击队不敢在村里住，只有钻进梢沟里躲避，形势异常严重，一些革命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有的甚至公开跑到敌人那边去了。这是西北共产党和革命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省委破坏后，主要领导只逃出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贾拓夫和军委委员高岗，他们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及时通知军委秘书科的同志转移。贾拓夫亲笔写介绍信以省委名义派高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回照金恢复二十六军和整顿西北抗日义勇军，整顿党组织，拉起来再干，他自己去上海找中央。高岗是特务正在重金悬赏捉拿的重点人物，无法逃出城外，他潜藏在杜斌丞的公馆，寻机出城。 杜公馆在西安大湖子庙街上，是一栋二层小楼，二层楼侧边有一小房，放些杂物，高岗就藏在这个不打眼的小房子里，白天不敢出门，由杜良明送水送饭，甚至倒屎倒尿。一天，省肃反委员会头子宋志先的“保镖”冯大个来杜斌丞家闲串(是米脂人，和杜是老乡)，杜良明只顾跟冯大个闲聊，不敢给高岗送便壶。高岗尿憋了，就在小房从窗口向外撒尿，被冯大个发现了。冯走后，杜良明及时报告杜斌丞，斌丞即采取紧急措施，将高岗化装成上坟烧纸的，安排在他的马拉轿车里边，杜斌丞、杜良明坐在马车门前口，护送高岗安全逃出西安城。之后，杜斌丞长子杜鸿范(共产党员)写了三个大字“避难斋”，贴在小屋内墙壁上，以示纪念。 高岗带着省委恢复二十六军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离开西安城后，到三原再化装成木匠，换一身农民衣服，拿几件木匠家俱路过某村遇一土豪挡住让他做木活，吃罢饭，高岗假装肚痛，出去买药，摆脱纠缠，木匠工具也丢了，奔往照金苏区。 <h3>二、在陈家坡会议上显才能</h3> 照金苏区此时处于极度危机之中，敌人“围剿”，领导束手无策，干部忧虑，战士动摇，人心浮动。正在危难之中，高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照金，受到陕甘边特委(特委是33年3月成立，书记金理科，委员有习仲勋、李妙斋、周至冬、王满堂、秦武山等)的热情欢迎，大家无不兴奋，都感到省委派来代表，心里有了主心骨。特委随即决定由高岗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治委员，杨声仍回游击队。高岗上任后，王泰吉集合“义勇军”全体官兵，欢迎高岗出任政委，并介绍了高岗的情况，当时义勇军官兵都穿着国民党发的整齐军装，高岗脱险出来时仍穿着破烂的农民衣服，向义勇军发表了重要讲话，分析了形势，指出当前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号召大家坚定信心，重振旗鼓，拉起再干，争取胜利。高岗很善于演讲，话音浑厚，宏亮，讲话时常以手势为助，显得铿锵有力，对官兵鼓舞、激励很大，提高了广大官兵战斗士气。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田万生、高增培说：“高岗一贯能说能干，口才很好，也善于演讲，具有演讲天才。尤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能抓住人们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有理的说法，常不拿讲稿，借助手势，说话通俗易懂，引导台下回答等形式，鼓动性很大，能打动与会者每个人的心坎。”“高岗这个人很聪明，有人说他有二杆子劲，其实不然，他胆大，不怕事，敢说敢做，口出心快，决断快速。有些事看准了，先做后报，有的报也不报。”他在三边工作时，“对我们说过搞革命没有个具体样样，特别是在创造时期，对党对人民有利的，认准就干，三请示两报告，有时误失良机。”一句话，“要把历史颠倒过来，穷人翻身，人民掌权”。1927年省委书记如果听我的建议，不派李子洲去武汉汇报，先斩后奏，可对冯玉祥造成威胁，陕北可能占一席之地。“结果等待中央指示，被敌人消灭净光”。“高岗讨厌几棍打不出响屁的人，反对懒懒散散的人。他是不瞌睡的人，精力充沛，可以几天几夜不睡仍坚持工作，一躺在床上就鼾声如雷。他对睡觉早了或不早起床的，他进房子把灯点着或乱翻东西，故意把你惊醒起来，在横山一高、榆林中学和创造时期尤为常事。” 由于省委被破坏，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渭北苏区缩小，耀县起义严重受挫，刘志丹南下生死未卜。国民党在报纸上登载重金悬赏捉拿高岗的消息，到处张贴通缉高岗的布告：“活捉高岗赏五千大洋，割来脑袋赏三千大洋”。在此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革命队伍里一些人被吓破了胆，一种失败主义思想情绪与日剧增，认为革命没有出路了，部队分散游击，游击不成解散，主张把枪藏起来，搞秘密活动。 在右倾分散主义影响下，高岗作了调查研究，听取陕甘边特委汇报，进行认真的、反复的研究。为扭转当时严重危机的局面，8月14日，在陈家坡召开陕甘边特委扩大会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秦武山、张秀山、陈学鼎、张邦英、黄子祥，强世卿、杨森等同志和部队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会议是在一个草棚子里开的。特委负责人宣布开会，讲了开会的议题。高岗在会上首先提出：成立红军总指挥部，对红四团、义勇军、各个游击队，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提议会议讨论。黄子祥、黄子文、王桕栋等提出不同意统一指挥，集中领导。黄子祥说：“省委破坏了，跑出来的人一个也不见。关中，甘肃的党被杜衡搞光了。眼前，我们的军队不多，敌人大过我们几十倍。不能集中统一指挥，只能分散了，各回各自的地区。我们红四团(黄时任红四团团长)回辛武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把枪压了，人散了，做秘密工作，或者先找省委关系，找到关系后再谈别的。”这些意见当然是悲观失望的表现。会议主持者说：“目前我们很困难，二十六军失败了，省委破坏，辛武区失败，敌人不断来围剿，我们遇到严重危机，如何克服困难，黄子祥同志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子祥要带红四团回渭北，我们觉得不合适。大家一块研究解决黄子祥的问题。”大家对黄的悲观情绪提出反对的意见。 会议在集中领导与埋枪分散的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以黄子祥、王柏栋为代表的主张分散；以高岗为代表的多数人主张集中统一领导，你一言他一句，争论了一夜。高岗坚定地说：“当前形势严重，当务之急，是要把红军重新整顿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形成拳头，以少胜多，打几个胜仗，击退敌人‘围剿’，把部队情绪提高起来，坚持开展陕甘苏区”。他接着说：“老黄，不能这么说，我来时带着省委的决定。按老黄想的办法，这只能使革命瓦解。兵法上讲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眼前我们只有三四百人，只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避敌锋芒，避实就虚，相机打击敌人弱点，壮大自己，为恢复二十六军打下基础。否则，我们就全完了！”他的发言获得会议多数同志赞同。可黄子祥、王柏栋等反对高岗的意见，固执已见，提出“红四团受省委领导，省委破坏了，不能接受陕甘特委领导，我们回渭北自己干。” 习仲勋、秦武山说：“高岗来照金时，拿省委决定，是贾拓夫亲笔写的”。他们批评了黄子祥的右倾分散主义思想。张秀山说：“红四团是渭北苏区建立的，省委破坏了，就要受省委特派员和特委领导，不能满天飞。”张邦英说：“咱们耀县、三原是老邻居，不能为坚持个人意见连组织也不服从了，一个军队的负责人不听党的指挥，闹分散主义，是很危险的。” 经过辩论，大家批判了以黄子祥为代表的右倾失败思想和分散主义。主持会议的说：“咱们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表决结果，大多数同意成立指挥部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并宣布：“同意集中统一领导是多数，不同意的是少数。”黄子祥说：“多数也不一定正确。”大家说：“不正确你讲嘛。”黄灰心丧气地说：“不成不成，我不干了，回家务农。”边说边向会场外走。有人拉扯黄劝说别走，精明强干的高岗站起厉声说：“要走就叫他走！革命的洪流是阻止不了的，愿意革命的同志和共产党员，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我们集中起来坚决干下去！”“坚决把二十六军失败、省委破坏的败局挽回来，争取前进、胜利！”“我们的革命有希望了，眼前只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分散是没出路的，分散不用多长时间就会被敌人全部吃掉。” 会议根据高岗提议，决定成立游击队指挥部，依特委意见选举高岗任指挥部政治委员，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改任照金游击队指挥，在恢复照金苏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会议从头天下午开始，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上山，正确路线胜利了。高岗在陈家坡会议上表现了顽强毅力和力挽危局的精神。 陈家坡会议对挽救陕甘地区革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会议。在高岗的指导下，不仅成立了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领导机构，统一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了团结奋斗气氛。同时，批判了右倾失败悲观情绪，斗争了分裂部队的分散主义。干部的信心增强了，战士的情绪提高了。高岗依靠特委和地方党里的张秀山、习仲勋、张邦英、杨森等骨干力量的帮助，把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三支队集中起来，人、枪300多，重整旗鼓，统一指挥，拉出来奋战。同时还组织了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六个游击队，壮大声势，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扩大新苏区，仍以照金为中心根据地，扩大陕甘新苏区，然后扩大游击区，逐步建立桥山中段、渭北、陕北等三个游击区。高岗根据当时形势，在国民党军占绝对优势，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提出作战方针“打小仗不打大仗，变小胜为大胜”，避实就虚，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夺枪夺物，武装自己。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稳定人心，提高部队情绪和胜利的信心。 红军临时指挥部成立，“西北革命获得蓬勃发展”，二十六军重建特别是在四十二师成立之后，党的发展也是如此。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党组织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这一时期，陕西省委被敌破坏，二十六军重建后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坏事也变为好事，避免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刘、高以陕甘的实际，充分施展了他们在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造的才华。“否则，南梁能不能奠基还很难说。”(张邦英访问记) <h3>三、攻打张洪镇 智克合水城</h3> 红军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三天，高岗、王泰吉率部队从照金地区出发，包围了后沟寨子，用迫击炮轰，甩炸弹攻击(游击队自制的铜炸弹)，吓得敌人胆战心惊，当晚经过隔寨墙喊话，达成协议，派人进去谈判，敌人慑于我火力猛烈而投降了。我军首战告捷，当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胜利。高岗、王泰吉在大会上讲话，周围群众喜形于色，奔走相告。接着，划分寨子里堆积的粮食、物资，人背畜驮，来来往往。他们高兴地说：“打开寨子分粮食，土豪财物分个光。” 8月18日，高、王指挥游击队围歼了被诱出的庙湾民团一部。21日，在高山槐打击了耀县张万礼的民团。24日又消灭了耀县民团一部。然后部队返回照金根据地，进行三天休整，改善装备。27日，高、王率游击队袭击了柳林镇，消灭民团一部，接着于9月3日，总指挥部带部队西进，在彬县的马龙、高村等地打击民团，折转北上到甘肃宁县境内消灭一批地主武装。其他各个游击队在各地也相继打了些小型胜仗。高岗给正宁县何炳正布置领导农民暴动，夺取武器，夺取政权，创造根据地。何回去后按高岗的指示，暗地组织40多人，杀团丁，夺武器，打土壕，杀坏蛋，成立了平子游击队，成为宁县第一支革命武装，驰骋于宁县、正宁县平原，扩大队伍，后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区三支队，为二十六军红一团成立奠定了基础。 指挥部成立不到一个月，集中领导，集中兵力，集中时间，打击了照金附近的民团和地主武装，拓宽了根据地地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为改善部队装备提供了物资条件。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干部，训练了队伍，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民心，使原来动摇的一些人都坚定起来。根据地青年小伙子踊跃参军参战，红军迅速扩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支前工作，做军鞋，护伤员，担架运输，组建地方各种民众团体，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了扩大战果，推动革命发展，部队经过边打仗边休整后，于9月17日，高岗决定留部分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红军转入外线作战，开到陕甘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部队开进旬邑县后，指挥部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攻打旬邑县城张洪镇。一天，城里一股民团出来掳抢群众时，被红军全歼。其中有一个团丁叫宋飞，是共产党员，被红军俘虏回来，高岗认识他，盘问了城里情况，当即决定将计就计，由宋飞带一部分红军战士，换上民团服装，化装成民团，还有一些少先队化装成农民的娃娃，一起混进土围子里，游击队后继跟上，形成里迎外击，使敌措手不及，游击队一涌攻入城内，吸取第一次攻城的教训，抢占了城北魁星楼高地，全歼驻军一连和民团，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活捉伪县长和县党部书记等10来人。当游击队战士冲进民团总部朱鸿章的房子时，团总和他的太太正面对面躺在炕上抽大烟，红军战士一枪打死朱鸿章，其老婆怕的乱叫唤，向外逃跑又来不及，被我战士一枪打死。红军占领了县城后，立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东西。县城里聚集了附近几县的富豪、地主等的大量物资，仓库塞的满满的，粮食、棉花、布匹堆积如山。指挥部决定将一部分物资分配给贫苦群众，一部分运回照金根据地，装备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和机关干部。 在张洪镇城里，高岗亲自主持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处决了反动透顶、民愤极大的伪县长、“剿匪”指挥官、县党部书记和监狱官，红军威名大震，农民拍手称快，称高岗、王泰吉为“神将军”。 这是红军总指挥部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旬邑县城解放后，红军继续在附近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和收编了一些小股民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产。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红军。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红军发展到六、七百人。 这次战斗，是红军总指挥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这次战斗胜利，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10月4日，高岗、王泰吉带些战利品回照金，慰劳特委机关和留守根据地部队，欢渡中秋节。恰好，刘志丹、王世泰等一行4人从终南山脱险辗转回到照金根据地，“苍天不负有心人”，中秋佳节又团圆。王泰吉、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李妙斋、张仲良，张邦英等领导出来热烈欢迎老战友安全归来，大家由衷高兴，狂欢一晚。志丹和高岗等彻夜交谈红军南下失败的情况。第二天，高岗、王泰吉、习仲勋等向刘志丹汇报了红军总指挥部成立、陈家坡会议情况和最近打了几个胜仗等。志丹听汇报后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右倾错误，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刘志丹等回到照金，全军振奋，部队在照金休整、红火了几天。总指挥部在高岗的主持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吸取平原创建根据地的沉痛教训，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使大家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批判“梢山路线”，我们“还得搞梢山路线”。同时，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高岗说，怕“梢山主义”，眼前我们还要搞“梢山主义”，“否则没有出路”。“这是用同志们的鲜血生命换来的经验。”他提出在桥山中段的庆阳、合水、华池和保安几县交界处创建根据地，然后再向外发展的行动方向，获得刘志丹的赞同。于是，指挥部根据刘志丹、高岗的提议，确定以桥山中段为中心建立立脚点，创立根据地。 桥山中段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国民党军阀统治较弱，哥老会势力很大，有很多土匪、土霸，搞几条枪，在这里割据一方，建立根据地大有可为。刘志丹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里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弄革命呢？”。 这一带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一是遍地梢林，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有利于游击队进退和隐蔽；二是土匪、土霸多，他们都有武器，可以夺取过来，建立革命武装队伍；三是农民贫苦，难民又多，对军阀土豪非常仇恨，易于发动起来闹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四是有很多哥老会倾向红军；五是刘志丹、高岗于1929至1932年在这一带活动过，人情、地形比较熟悉。 战略方向确定后，部队出发前，高岗提出让刘志丹担任政委，他说：“你对这一带情况比我熟，人称你是‘活地图’，你担任政委合适。”王泰吉和张秀山也提出让志丹担任指挥。刘志丹坚决不接受这两个职务。他说，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脱险的途中，好多事情又不知道，你们这段搞得很好嘛。那样搞，既不利于团结，还会给敌人造谣留下空子，会说我一回来就夺权。指挥部还需要我，我搞点参谋、文书工作都可以。最后，在高岗提议下，陕甘特委和指挥部决定刘志丹任参谋长。 此时，敌人纠集了几千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围剿”。10月12日，王、高、刘率主力部队从照金出发向北挺进，转出外线作战。三人一直相随同行，边走边议，从现代的经验教训谈到古代的“三国”、“水浒”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的故事。他们沿午子岭北上行程300多里，15日，部队开到合水县黑木原，高岗主持召开指挥部临时会议，决定打掉合水县城这个据点，既可为南梁地区进军扫除障碍，又可使将来南梁与照金连接。会议决定封锁消息，部队隐蔽在大梢林地里，边休整，边演习攻合水县城，赶做登城的云梯。指挥部派侦察队侦探敌情地形，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研究攻城部署，17日，在夜幕的掩护下，指挥部率部队急行军，18日拂晓前人不知鬼不觉把合水县城包围得水泄不通。 这次攻城由于准备充分，王、高、刘亲自指挥，夜袭战斗打响后，王世泰带手枪队首先攻克了东城炮楼，缴了一班人的枪，打开城门，放进大部队，强世卿从另一路冲进城门，到天亮时，一股敌人从城里冲出来，妄图逃跑，高岗指挥骑兵部队追击全歼，城里敌人有的被打垮，有的被俘虏，不到一小时，消灭了一个连和数十名民团，共20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同时打开禁闭，放出杨培胜等“政治犯”。高岗亲自组织政工人员进行政治宣传，在大街的十字路口显眼的地方张贴标语和《安民布告》，派战士分片展开宣传时，群众才知道是刘志丹、高岗指挥的红军打开县城。他们知道把国民党的兵消灭了，县政府、县党部、公安局的官都被捆起来后，大家拍手叫好。在《安民布告》的广为张贴和宣传队的发动下，群众纷纷跑到县政府划分东西，驮粮背布，把四乡土豪存放进来的、民团抢来的和县政府储备的大量物资、枪枝弹药，还有很多大烟、银洋等，大部分给群众和部队(主要是弹药、银洋、大烟等)。合水县城最大的豪绅“杜老爷”家里财物很多，光四季衣服几百件。指挥部在城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处决了恶霸，妥善地处理了俘虏，愿参军的留下，不愿参军的发给路费回去。该县公安局长李炎思想开明，当即表示愿参加红军，高岗亲自审查批准他夫妻俩一同参加革命，曾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忠心耿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工作很有能力。遗憾的是，后在1935年冬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杀害，还给高岗加了一条包庇反革命的罪状。高岗、王泰吉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号召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斗争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闹革命保翻身。部队离开合水县城时，群众列队路旁，慰劳欢送，拿着鸡蛋、饼子等食物，往战士手里塞，并高呼：“红军是老百姓的救星！”“坚决拥护红军！” <h3>四、包家寨会议恢复二十六军</h3> 红军主力向北出击，打开合水县城，对国民党反动派震惊很大。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司令部着了慌，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红军活动情况，决定调冯钦哉、杨子恒、何高候、孙甫臣部各一个团，又纠集了各县几个民团，约五、六千人，向红军主力跟踪追来，并“围剿”照金根据地。 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县战斗后，红四团北上庆阳一带活动，击溃谭世麟的骑兵部队，谭的坐骑也被缴获，在卅里铺洋堂抓了两个洋人，没收了药品等财物，高岗率耀县三支队和义勇军南下，为策应照金根据地游击队的斗争，掩护张秀山、吴岱峰等带领后方机关撤出照金转移到宁县的盘克原，10月21日在杨家店消灭了敌人一个连。 敌赵文治团在合水被歼一个连，不甘心失败，立即组织兵力，对我军紧追不舍。高岗率部挥师北上，指挥部召开会议，高岗主持了指挥部会议，王泰吉、刘志丹、杨森等参加，并研究粉碎敌人的战略。高岗说，我们只有几百人，装备也差，全面对付几股进剿的敌人，有困难。我们首先应集中力量打击杨子恒部的赵文治团，挫败其他几股敌人的锐气，然后各个歼灭。王泰吉、刘志丹赞同高岗的主张。志丹说，这次进剿，赵文治企图抢头功，又有庆阳民团谭世麟骑兵营配合，他以为胜利在握。高岗胸有成竹地说：“他非走骄兵必败的道路不可”。赵文治在抢头功欲速胜心理驱使下率领部队，分三路向四、五百人的红军主力追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高岗等针对敌人经不往疲劳战的弱点，采取疲劳战术，牵着敌人转了几个圈子，然后选择庆阳县毛家沟门村(现属华池县)的有利地形，耀县三支队，义勇军等住沟底，红四团和指挥部住北山坡上。 10月28日拂晓，敌赵文治团突然扑来，向我军发动袭击，我军发现时，敌先头数十人已进了村子，我军沉着应战，把敌人赶出村子。此时，敌大部队已到，赵文治在合水县失利后正在气头上，一发现红军主力，便下命令“咬住不要放掉一个！”从几面发起进攻。赵文治提着手枪督战，几百名敌人象一窝马蜂似的的向山坡上爬，面对强敌，总指挥部命令我军向北山转移。骄横的敌人，仗着人多势重，武器精良，误为我军逃跑，一直追到半山坡。指挥部领导决定反击，王泰吉急下命令停止撤退。高岗坚定地说：“敌人送上门来了，把狗日得一排子打下去！这仗要坚决打”。王泰吉说：“我们指挥部和大家一齐冲锋，坚决消灭来犯之敌”。军令如山倒，王泰吉、高岗等身先士卒，率领战士象猛虎下山，发起反冲锋，向山坡下冲人敌群，顿时“冲呀”，“杀呀”喊声、号声和枪弹声响成一片，震荡山谷，山坡上黄尘飞扬，罩住天空。高岗个大，腿长，胆量过人，冲到前边，猛打猛杀；王泰吉英勇顽强，猛冲猛打，刘志丹督阵。指挥员齐上阵打冲锋，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不怕死的精神，越战越强，使敌人几面受袭，首尾不顾，边打边退，刹时溃不成军，各顾逃命，尸体留下一坡，敌指挥官赵文治狼狈逃跑。高岗的脚腕扭伤，杨森带彩，继续追杀敌人，流一道血路。高岗即抓来担架，亲自拐着脚将杨森抬出战场，结果自己也走不动了，战士把他背出战场。在短短的几分钟，在王、高、刘的正确指挥和参战下，将敌人一个团约800人给打垮了，击毙200多人，俘敌100多人，缴枪200多支，还有弹药、战马等军用品，粉碎了敌人的进剿。谭世麟在北面山岭上见势不好没敢投入战斗，赵文治残败逃跑后，反动派毕竟是反动派，谭氏部下借红军的威力，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趁机咋唬逃窜的敌人，夺取弹药、马匹，大发横财。赵团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恢复。 红军在王泰吉、高岗、刘志丹指挥下，勇歼骄敌震吓住几路敌人的进攻，使形势有所转机，红军游击运动更加发展，为重建二十六军创造了条件。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在高岗等正确指挥下，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两座县城，打垮一个团，消灭了大量敌人，游击区拓宽，红军不断壮大，装备得到改善，重建二十六军的条件完全成熟。部队转战到合水县莲花寺(现属华池县)一带活动时，高岗、王泰吉、刘志丹考虑和酝酿了重建二十六军，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的问题。 莲花寺属南梁地区，环绕着桥山山脉绵亘不断的大山岭，森林茂密，显得雄伟壮丽。 11月3至5日，在包家寨召开指挥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岗、王泰吉、刘志丹及红军部分领导。这次会议是陈家坡会议的继续，高岗在陈家坡会议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恢复二十六军，建立三路游击区问题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得到解决。 高岗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以毛泽东同志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一小块或若干小块”长期存在的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指挥部成立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提出重建二十六军，创建根据地，建立游击区等任务。他说，陈家坡会议上就提出重建二十六军，创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问题，没来得及深入讨论研究。陈家坡会议后红军形势发生了转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红军队伍扩大了，战斗力加强了，是重建二十六军，打起二十六军的旗帜来号召，鼓舞部队和人民的时候了。他指出这是“适应形势，顺乎民心”的大事。二十六军二团的建立，是根据党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相当力量正规红军的理论建立的，是深得人心的，震慑了敌人，为创建照金根据地建立了功勋，锻炼了一批干部。二十六军虽然被杜衡“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我们从中可以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拉起来再干，夺取更大的胜利！”他说，“现在我们虽然丢掉了薛家寨(据传说薛刚西征时在此驻兵，黄巢在此建立根据地)，‘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记取退出照金根据地的教训，我还是那句老话，‘狡兔有三窟’。我们的根据地只在一个地方周转不开，还是采取李自成荣阳的老办法，应同时建立几个游击区和根据地。分路出击，使红军才能有回旋余地，到处打击敌人，到处创立根据地，二十六军主力居中策应，相机消灭敌人，拓宽根据地。这块失掉了，可以到另一块活动，否则就成了无根莎蓬。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的长期存在’和‘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理论’”。 他在报告中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立三路游击区并成立游击队指挥部的建议。他说，第一路陕北游击队以安定县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第二路陇东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第三路关中游击队，以照金为中心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他说：“各路游击队独立开创游击区，创建根据地。但要服从统一指挥，不能各自为政，各路游击队必须以南梁为中心总根据地。二十六军居中迂回，配合各路游击区创造根据地。”刘志丹完全赞同高岗的意见。刘志丹在会上也讲了很好意见，他们共同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一条正确道路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成功地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新时期。(引自张秀山访问笔记和华池县党史资料。) 会议根据高岗的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陈已见，一致拥护高岗的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根据高岗的报告和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了三项决定： 一、撤销指挥部，重建二十六军，改编部队； 二、划分三路游击区并成立指挥部； 三、军事后方机关移住南梁，以及今后的战略行动、方向、方针等问题。 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党自觉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红军理论，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总结陕甘边革命斗争历史经验教训和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关键性会议，在西北革命军事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第一次尝到共产党要推翻反动统治，必须掌握革命武装并形成拳头——主力部队；部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统一意志，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反过来，没有军队作保障党也无法活动。 11月8日，在莲花寺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恢复二十六军，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十二师，高岗任军、师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驰名的红二十六军重建，在开创陕甘宁苏区斗争中，刘、高配合默契，结为更加亲密的战友，将走投无路的红军引向胜利的坦途。 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以耀县三支队、义勇军为基础改编为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红四团扩编为骑兵团，团长赵国卿，政委杨森(后为张秀山)，还有一支实力较强的少先队，全师人、枪500多。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成立师、团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师党委书记张秀山，因张暂不在部队，高岗代理党委书记，主持师党委的工作。在成立师党委的会上，高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闹革命，不掌握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强的党组织也不行”。他主持师党委会工作期间，下决心抓武装部队中党的建设工作，责成团党委和连队党支部以中央发布的“十大纲领”和“古田决议”为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加强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在35年“肃反”时，高岗被诬蔑为“党棍”。 二十六军重新建立，师党委的成立，加强了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高举起二十六军旗帜，打破了敌人到处叫嚣：“省委捣毁了，二十六军消灭了，照金‘匪巢’摧毁了，红军再闹不起来了”的造谣宣传。 高岗主持师党委会决定成立了三路游击队指挥部，任命强世卿为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魏武为政委(以安定为中心)；任命杨琪为第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高岗兼政委(以南梁为中心)；任命王安民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张仲良为政委(以照金为中心)。 红军主力和各路游击队在师党委和师部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展开独立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四十二师居中迂回作战，各路游击队在四十二师协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坚持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原则，克服了“左”倾的错误，充分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坚持执行刘、高的正确路线和战略决策，摒弃了杜衡等“左”倾的影响，使部队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大加强了。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不断扩大，越战越强，仗越打越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陕甘边和陕北的群众斗争迅速发展起来，从分粮抗款斗争发展到分配土地，建立革命人民政权，打击敌人。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五章 创建陕甘边新苏区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表明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领导的成熟和团结一致，由此奠定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的基础。刘志丹与高岗一道领导军民在南梁重新燃起革命的燎原烈火，映红了陕甘宁这块土地。 <h3>一、创建南梁中心根据地</h3> 照金根据地失掉后，包家寨会议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把红军后方机关移到南梁地区。高岗根据会议精神，着力奠基南梁创建新苏区，发展壮大武装。这一带陕北难民很多，大都是1928年灾荒后的贫苦农民到这落地求生，开荒种地，放牧为生。他们租种庆阳、合水地区地主的土地，给大户放牧牛羊和揽工维持生活。他们对旧统治者深恶痛绝，坚决拥护共产党、红军打富济贫的政策。高岗、刘志丹对这一地区情况熟悉，特别是刘志丹人称“活地图”，他对每一条沟、每条岭、每个村庄，都很清楚，甚至对各个村庄里住几户、多少人都清清楚楚。他们认为南梁一带最适合作为红军的后方基地，于是率红军指挥部退出照金的薛家寨后，冲破了敌人的围堵追击，进军到南梁地区。 为了打开局面，以南梁为中心创造根据地，部队进至南梁后，师党委决定兵分两路，命杨森率骑兵团向西活动，打击地方民团。高岗、王泰吉、刘志丹率主力三团向东挺进，到咸(阳)榆(林)公路，消灭沿线敌人和地方武装。首先在甘泉县道佐铺消灭民团几十人。随后偷袭甘泉未克，刘、高率部转由洛河川向北行进到葡萄沟门时，延安派出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和200名多民团向刘、高的红军扑来。刘、高设伏击圈，狡猾的敌人未进入伏击圈而停止前进，伏击计划未实现，刘、高指挥三团反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此次东行，虽未攻克甘泉和完全消灭来犯的敌人，但震住东面敌人不敢轻举西进。刘、高决定率部返回南梁，红三团和骑兵团在二将川会师。南梁地区有大小民团10多个，大的六七十人，小的四五十人，还有谭世鳞的骑兵营，张廷芝的新兵营，总兵力千余人，他们勾结官府，占山为王，称霸一方，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名为民团，实为土匪。我军在高岗、王泰吉、刘志丹的指挥下，对盘踞在南梁四周的地方反动武装，展开左右扫荡，先后消灭了荔园堡、闫家洼子、赵家沟门、新堡等地民团，拔除了这一带的敌人据点，处决了惯匪头子张廷芝的帮凶等反动家伙，为民除了害，群众拍手称快。消息传开后，周围钻进梢山的小股民团、土匪纷纷逃窜或投降红军收编，红军占领梢山，站住了脚根，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军四十二师南梁休整时，在梁沟门召开师党委和师部联席会议，王、高、刘在会上讲话，高岗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趁战斗空隙组织部队，干部配合帮助发展地方游击队，拔除敌人据点和清除散兵游勇，开展根据地建设。会议根据高岗的讲话精神决定抓紧时机，加强后方根据地创建。会议决定，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养病。派一支留守队看护，其他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和干部都到平定川、豹子川、大风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组建第二路游击队。高岗、张策、习仲勋等挨门逐户做群众工作，访贫问苦，启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建立基层组织，发展党员。 当时这里的群众觉悟低，又没文化，对共产党、爱国家、无产阶级、红军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干部也只能浅显地解释：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无产阶级就是穷的一无所有，每分一块地就是共产主义，等等。这种解释并不准确，但根据这里的群众觉悟水平只能如此。工作中，把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党政组织，解决人民疾苦，分配土地，扩充武装紧密结合起来。 1933年11月25日，南梁地区的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农村建立起农民联合会，把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还组织起5个赤卫队，约有1000多人参加，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红军和游击队作战，发展、巩固根据地。四十二师党委根据高岗的提议，决定抽出一批干部到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组织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利用各种关系派一些人打进敌军和土匪中，开展分化瓦解工作。 荔园堡是南梁根据地中心地带，是清朝末修筑的土堡，后称南梁堡，位于白马庙川和玉皇庙川的交叉点，是南梁地区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堡子里驻敌张廷芝属下的一个头目——梁邦栋，号称一个营，实际只是一个连。提起梁邦栋，这一带的群众恨得咬牙切齿。梁匪在南梁一带给张廷芝拉丁抢马，扩充势力，催粮要草，专门对付红军，还暗地和土匪、流氓、强盗勾结一起，趁火打劫，奸淫妇女，祸害贫苦百姓。不拔掉梁邦栋这个钉子，红军别想在这里站稳脚根，随时会有地震的危险。 刘志丹、高岗一到南梁就谋划消灭这股敌人，遂派了一个连长带领一个排长、一个游击队长，前去荔园堡侦察地形和敌情。第二天天刚亮，刘志丹、高岗指挥红军包围了敌人，枪声大作，在几分钟内将敌人全部消灭，恶贯满盈的敌营长梁邦栋被活捉。红军在荔园堡召开了公判大会，将作恶多端的梁邦栋五花大绑，押入会场。部队领导例数梁匪的罪恶，会场群众愤怒地高喊：“打死梁邦栋！”“枪打梁邦栋！”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就地处决了梁邦栋。对俘虏愿回家的释放，愿参加红军的经审查后参军。荔园堡从此成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后来成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1934年2月底，山东刘桂堂(外号刘二黑子，后来曾危害晋察冀边区，先投靠日本，后为匪，解放战争中在山东被消灭。)带万数人在豫陕边境活动，给王泰吉写信，要求王泰吉来协助他搞起义。刘桂堂和王泰吉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王泰吉接信后，向高岗、刘志丹提出要去河南搞兵运，争取刘起义，为党做工作，刘高挽留不住，王坚持要去争取刘桂堂投红。经师党委研究，批准了王泰吉的请求。师党委决定，四十二师南下，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扩大游击区，同时护送王泰吉同志出边区，王泰吉的师长职务由刘志丹接任。刘、高率四十二师从南梁出发，经连家砭，固城川，沿宁县、正宁县南下，到淳化县后，王泰吉化装成农民，离开部队，进入白区的通润镇，被旧日相识的民团马云从认出并出卖被捕押送西安，于1934年3月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王泰吉的壮烈牺牲，使我西北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我军失去一个好指挥员，高岗、刘志丹失去一名好战友。他自耀县起义时和高岗合作共事以来，两人建立了深厚革命友谊，志同道合，带兵打仗，配合默契，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为重建二十六军做出了贡献。对王泰吉的牺牲万分悲痛，在部队进行追悼缅怀。 四十二师南下后，在淳化、旬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帮助整顿第三路游击队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第三路游击区游击战争，相机打击了一些小股地方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恢复了三原、耀县、淳化等苏区。之后，刘、高率部挥师北上。在北上的途中，部队开到正宁县秋头原的南邑堡村宿营。南邑堡村沟畔有一户大豪绅的寨堡，四周临沟，仅有一个吊桥通过。堡内豢养少量武装。当时，红军经费紧张，师部决定派部队夺寨子，打土豪。高岗带三团部分战士化装成农民混进堡子，消灭了地主武装，缴获十来支枪，没收了土豪的财产。 英雄难过美人关。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和清理财产时，高岗犯了生活作风错误，被时任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并反映给刘志丹。第三天，部队到达南梁的连家砭召开师党委会，严肃批评了高岗的错误，并决定撤销其军师政委职务。刘志丹批评时说：“你这个毛病不改，将来要往这上死。”从此，高岗成了二路游击队指挥部的专职政委。师政委杨森接替(一说张秀山接任)。当时给高岗几支枪，令其组建一个团队伍，立功补错。 春节后，四十二师主力离开南梁，在耀县、同官一带活动，以壮声势，扩大红军影响，寻机歼灭敌人。高岗留守南梁根据地，坐镇指挥游击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大二路游击队，壮大实力，巩固和扩大二路游击区。 高岗坐阵南梁期间，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同志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研究战略战术。吸取1932年游击运动中远离根据地的失利教训，并亲自到保安、安塞、合水、庆阳等县组织整顿游击队，使二路游击队指挥部所辖各县游击队人员迅速扩大，四面出击，连战连胜。庆阳游击队(队长杨培胜，政委王保珊)开始只有8个人，3支枪。在高岗的指导下，以奔袭的策略，闯入二将川刘坪堡，收缴了民团的30多支枪，70颗手榴弹。他积极动员当地逃荒的横山、米脂和三边难民60多人参军。接着又将二将川民团赵富奎的家眷抓获，迫使赵团总交出60多支枪，将家眷换回，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枪。这支部队到1934年夏发展到170多人，扩编为2个支队，1个骑兵队。合水游击队成立时只有5个人(队长张振东，政委孙帝国)他们机智地缴获了东华池民团的25支枪，摧毁了反动据点，吸收了一部分新队员。接着由高岗指挥下，在太白、连家砭、葫芦河川等地收编民团100多人，缴获枪百余支，到1934年夏，发展到180多人，扩编为3个中队，兵强武器足，成了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庆阳、合水游击队在高岗、杨琪的指挥下，在所属县内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分财物，以给群众实际利益发动群众，吸引群众。高岗还到洛河川的胡皮头组织整顿了安塞县的游击队(队长王子长，政委吴亚雄)，由原七、八人扩大到几十人。保安游击队在赵家石子歼灭了30多个敌人，夺得30多支枪，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二路游击队员达千人多，战斗力和斗争策略不断提高。 庆阳、合水等四县的游击队在二路游击队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作战，时而分散活动，忽左忽右，声东击西，寻机歼灭了东华池、林锦庙、高台、刘家砭等地9股民团，组织群众斗争了地主豪绅，分配土地、财产。此时，高岗注意贯彻统战政策，他利用南梁地区大量哥老会“大爷”等疏通关系，收编了一些民团、土匪，为我所用，扩大了红军武装队伍，增加了武器装备。这时已经是3月份。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初具规模，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方圆百十里，都成了红军割据的地区。红军到达南梁前，这一带没有共产党组织，群众运动没有基础。群众对共产党、红军不了解，有的人受了敌人反动宣传，见了红军来，钻进梢沟，家里的东西藏起来。经过二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干部沿门逐户，耐心向群众宣传，群众互相叫回来。高岗等带领干部深入各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发现群众最缺牛羊和吃穿。于是他们发动群众和部队一起打土豪，分牛羊和粮食、衣物，使群众得到利益，逐步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农村的各种群众组织和党组织建立起来，赤卫军组织象雨后春笋，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根据地。广大苦大仇深的翻身老百姓高兴地唱起信天游： 千里雷声万里闪，上来些红军闹共产。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大路穷人走。南梁山川扎营盘，志丹高岗名声传。红军打仗真勇敢，白狗听了吓破胆。打土豪来分田地，穷苦百姓把身翻。踊跃报名把军参，跟上刘高打江山。 <h3>二、粉碎敌人“围剿”南梁苏区</h3> 陕甘边区根据地扩大，红军武装力量的发展，引起敌人极大不安。西安绥靖公署在1933年底到1934年春，调集保安、合水、庆阳等县驻军和民团乘红军立足末稳之机，向南梁根据地发动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刘、高领导红军，坚持了避其主力，打其弱点的策略，刘志丹带主力部队转出外线作战。高岗、杨琪指挥二路游击队钻梢沟、绕山岭，寻机打击来犯之敌，游击队忽多忽少，出没无常，弄得敌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安。组织小股赤卫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袭扰钻进根据地的敌人。同时，组织动员群众搞坚壁清野，使敌人进入根据地无法立足。保安县游击队根据二路游击队指挥部的命令，配合赤卫军先后袭击敌人五次。庆阳、合水县游击队，在高岗亲自指挥下，转入外线战斗，打下古城镇，歼灭民团百余人。转入正宁县一带活动，在何炳正的平子游击队配合下，王浪坡消灭一个民团，在寺村原、三嘉原、清水原等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组织赤卫军，建立传递哨，随时监视敌人的行动，配合游击队袭击敌人。使敌至根据地不仅没有消灭红军，所到之处连吃的也搞不到，还四处挨打、被歼，被迫狼狈地退出根据地。 这段期间，二路游击队在高岗、杨琪的领导下，配合红军的主力，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同时打出外线，拓宽了游击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四十二师主力输送了大批兵员和战马，壮大主力部队的力量，提供了大量装备，筹措了资金。 福建事变后，陕甘边敌人观望形势，对苏区暂停进攻。福建事变失败后，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正在南方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西北军阀，看到陕甘边和陕北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惊恐不安，他们配合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地区，一边加紧建立保甲制，实行步步为营，广筑碉堡，逼民上寨，禁止群众的革命活动；一边开始部署“围剿”西北苏区和红军。西安绥靖公署纠集6000多人，令陕西冯钦哉的两个团，从耀县北上进剿；甘肃杨于恒调集仇良明、王子义等3个团兵力，从正宁、庆阳、合水出发，向陕甘边界包围；陕北井岳秀抽一个团从延安、保安出发西进，配合“围剿”。3月份，甘肃敌军打头阵，配合地方民团分八路，首先进犯陕甘边苏区，妄图摧毁苏区，消灭红军。面对敌众我寡的形势，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转到耀县、宜君、富县等地打击和牵制敌人北上。二路游击队在高、杨的指挥下，在南梁根据地迂回作战，打击杨子恒部的进犯。合水、庆阳游击队首先消灭了庆阳民团一个大队，继之，又消灭了观音庙地主武装。接着袭击了合水县杨家寨子民团，攻克了这个险要寨堡，将寨子里的财物统统分配给贫苦百姓。又攻打悦乐堡、柔远川，消灭了田生孝民团。合水游击队攻打崖窑民团。保安游击队经吴堡川、百宝川，连夜袭击了水泛台、李家梁的张廷芝匪部，牵制敌人进犯。二路游击队到处打击滞阻敌人。随后，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回师南梁地区，和高岗率领的二路游击队会师，并举行了四十二师返回的欢迎大会，高岗、刘志丹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然后一起向北进发，声言打保安县城，向西封锁消息，给敌人造成错觉。次日，红军折转向西急行军，暗渡洛河，直捣三道川张廷芝的巢穴，在三道川掌的官庙、蔺家砭等地消灭张廷芝两个连，夺得战马50多匹。3月28日，二路游击队和四十二师乘胜前进，行军到高桥。高桥的伪区长是当地大地主，前后沟、几道梁都是他家的地。这天，高区长正在家为其父过周年，请了许多客人。刘志丹、高岗决定派几名战士，化装成讨吃的，身上暗藏手枪，守在高区长的三道门口溜达，待大部队到来。接着一支部队从山上下来，被客人看见了，急呼：“红军来了！快跑！”一时院内大乱，人们拼命向三道门涌出来。“便衣”拔出手枪喊道：“不准动！”堵住了大门口。保安游击队的人认得当地地主，没费一枪一弹，将五个地主抓起来。高区长为客人准备的酒席，正好作为部队的午饭。饭后，部队即继续向西前进。高岗指挥二路游击队骑兵队，在元城子打了一仗，消灭了谭世麟一个骑兵连，歼敌近百人，掳战马百余匹。 4月2日，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开到华池(是个旧小城)。四十二师三团驻北城内，骑兵团驻东门外，二路游击队驻城东沟畔。红军正休息，准备做午饭，高岗到师部开会，二路游击队发现敌人追来，派人火速报告高岗。高岗即爬上旧城墙观察敌情和地形。国民党杨子恒部王子义团2个营和团直属机炮连，共7个连近千人，从庆阳出发，象饿狼似的向红军扑来。刘、高急研究消灭敌人的方案，高岗提出：步兵合围，骑兵冲锋，庆阳、合水游击队从中插进，一排子把狗日的打下去，彻底消灭敌人的方案。刘志丹赞同并说：“想的路数很对”。战斗方案确定后，刘、高互相推让坐阵指挥。“这仗打起来不简单，你给咱坐阵指挥。”刘志丹让高岗指挥。高岗说：“那不行，你坐阵，我指挥游击队冲。”志丹说：“那好吧，咱们一齐指挥”，遂命令部队进入位置。 此时，敌人已经赶到了，和二路游击队接上火。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会合后，共是7个连1000多人，敌我力量相等，敌人的武器好，我军的斗志强。红三团正面攻击，骑兵团冲到敌人后面，庆阳、合水游击队已经拦腰卡住打开了。可是敌人不理睬，以为游击队掩护主力红军撤退，仍以队形前赶，要咬住红军主力。敌前卫营长对团指挥官说：“前边敌人已拦住，部队赶快展开吧！”敌指挥官说：“赶快走！等你展开时，敌人主力就跑了，一定抓住主力消之！”敌指挥官正在提枪督促前进中，我军全面出击，高岗命二路游击队正面拦住狠打，红三团合围过来，迎头痛击；张秀山指挥骑兵团从敌人背后冲锋过来。高岗身先士卒，率二路游击队一马冲入敌群心脏，东砍西杀，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地。敌人的头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被我军人声呼喊，子弹呼啸，马刀闪光，马踏刀劈，四面夹击，中间插刀，顿时敌人乱作一团，溃不成军，被压下山沟里，投降求饶。枪声停了，满沟黄尘弥漫看不见人，只听到红军战士一片高喊：“交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敌人统统举起双手交枪。 此战消灭了敌人7个连，缴获长短枪800余支、2门迫击炮，2挺机枪，战马80多匹，弹药几十箱子，毙、伤、俘敌700多人。这是红军进入陕甘边区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这一仗彻底粉碎了敌人对新苏区的“围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了，使南梁地区较长一段时期呈安定形势。根据地群众到处唱信天游：“鸡娃子叫鸣狗娃咬，红军哥哥又回来了……”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不到1小时，就解决了战斗，我军伤亡很少。参加此战的老同志张秀山等说，这次战斗之所以迅速取得胜利，关键是志丹、高岗指挥正确，部署周密，利用地形好，步兵围，骑兵冲，更关键的是二路游击队插入敌心脏，犹如“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急命令，速决战，没等敌人展开，我军发动攻击，敌人头脑未反应过来就被打跨了；还有一条原因，志丹、高岗一结合，如虎添翼，一个多谋善断，一个勇敢顽强，充分显示了他俩的军事才能，治军有方，善于管理，培养教育部属优良作风，指战员经过去年以来连续打仗的锻炼，接连打了几十仗，连战皆捷，士气高昂，战斗情绪高，武器更换精良。 这次战斗，是西北红军组建以来的典范，为以后大打歼灭战提供了战例经验。速战速决速胜，打出了红军威风，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至此，小股敌人打听到刘志丹、“高麻子”的部队，闻风而逃，根本不敢妄动，就是大部队也担惊受怕。 杨子恒部王子义团被消灭后，敌人“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又一次破产。红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回师南梁，举行了庆祝胜利大会，刘志丹、高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红军士气大振，群众扬眉吐气，积极慰劳军队。群众在慰劳军队中唱呀，跳呀，兴奋异常。 <small>一杆杆红旗硷畔上插，我把红军接回家。</small></small> <small>人人都说红军好，我也跟上把革命闹。</small></small> <h3>三、复出任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h3> 南梁根据地初具规模，基层政权、党的组织、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组织普遍建立，特别是二路游击队的迅速壮大又向四十二师主力补充了一批兵员，游击区扩宽到十来个县。刘志丹看到南梁根据地的好形势非常高兴，对高岗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倍加赞赏，他说：“我们有可靠的后方基地了”。 红军主力和二路游击队在华池取得反“围剿”胜利后，在南梁休整几天，刘志丹率主力红军又南下作战，帮助三原、耀县、淳化等地三路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高岗领导南梁地区游击运动。敌人发动的“围剿”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后不死心，乘我主力离开南梁，又对南梁发动新的进攻。仇良明、谭世麟、张廷芝等，狼狈为奸，纠集匪徒向南梁扑来，凭兵多、武器好，于5月中旬，仇、谭、张部侵占南梁老爷岭以西，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烧粮食、油料、赶走羊牲口，所过之处洗劫一空。 高岗针对敌人进攻态势，实行“战略上是防御，战术上是集中力量首先消灭一路敌人”的方针，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寻机打击敌人的进犯。组织群众继续坚壁清野，隐蔽在梢林里。组织赤卫军袭扰敌人。敌人抓不住红军，以疯狂的仇恨，直奔保安，烧了刘志丹的家，运用风水压胜计，挖了志丹的祖坟，破坏红军的“风水”，屠杀志丹的亲属(张廷芝清楚志丹的亲属)，无恶不作，搞得鸡犬不宁。高岗指挥刘景范率保安游击队回保安，借人熟地熟的优势，偷袭敌人，打击为仇良明团当帮凶的民团、土豪，以挫他们的反动气焰。他们采用汉刘邦和楚项羽在荥阳、成皋之战的战略相似的方法，击退敌人。高岗、杨琪率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向敌人的后方——庆阳、合水挺进，趁敌人后方空虚，采取在敌后迂回的游击战争，寻机抄敌人后方。高岗说：“我们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象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他就回头。”他指挥游击队转入敌后，攻寨堡，打民团，斗土豪，把敌人引回庆阳，保护根据地。这一策略真见效，敌人后方起火，杨子恒急命令仇良明、谭世麟惊慌撤退，游击队利用敌人撤退机会，消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取得胜利。“围剿”根据地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产。我二路游击队回师收复了南梁，恢复、巩固根据地和发展党组织，整顿地方政权、群众团体。经过几次反“围剿”，提高赤卫军战斗力，积极扩大二路游击队，筹措经费，补充马匹，以壮大实力，准备迎击敌人再次进攻。群众颂扬道：“红军回来了，白军赶跑了，土豪劣绅打倒了，穷人翻身了。” 5月，红军四十二师主力南下后，敌人调集大批兵力，跟踪追击而来。因寡不敌众，红四十二师不适宜平原作战，遂回师南梁后方，一路打了几仗，受到一定损失，结果还是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击才回到南梁。二路游击队给主力部队补充了损失的兵员、马匹，提供了经费。游击队给高岗送个外号：“兵贩子”。高岗说：“为革命当‘兵贩子’是光荣的，不当‘兵贩子’红军能扩大吗？”刘志丹回来看到南梁地区，在高岗等领导下，不仅粉碎了敌人再次“围剿”，根据地又有新的变化，二路游击队更加巩固壮大，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素质有新的提高，不仅是一支战斗力强的武装队，也是群众工作队，既能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指挥调动上更加自如灵验了，纪律性、组织性大大提高。 5月28日，在南梁的寨子湾召开党委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南梁根据地建设工作，并决定正式恢复陕甘边特委(陕甘特委自撤出照金再未活动)，张秀山任书记，以后由惠子俊接替。鉴于高岗自撤职后，他没灰心丧气，何况男女作风是他的老毛病，不以为然，仍信心百倍，为保卫南梁根据地发展游击队，补充主力等做出贡献。特委决定调整四十二师领导班子，高岗复出任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师政治委员，杨森任师长。同时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等12人为军委委员。高岗又回到主力军领导岗位。 会议认真总结了3月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决定加强以南梁为中心的新苏区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恢复被敌人“围剿”造成的创伤。会议后，刘、高、杨指挥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分头出发，在陕甘边区展开游击运动，巩固和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权和群众组织、赤卫军建设，巩固根据地。同时发动群众，动员农民青年参军，壮大武装力量，整训军队，提高军事战略战术。 高岗率骑兵连南下，到韩城、白水等地后辗转北上到安定、甘泉、宜川、延长、安塞、保安等地长途奔袭策应，帮助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一路散发传单，署名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师长杨森，刷写标语，召开群众会，宣传我党政策和红军的任务，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安定县给谢子长留一部分枪支、弹药和经费，并请谢子长到南梁来共同商讨今后工作。谢子长、郭洪涛要求骑兵团留陕北策应游击队开展游击区。高岗认为陕北游击队力量弱，游击区范围很小，骑兵目标大，不便活动，决定返回南梁。高岗没听谢、郭的意见，给自己种下二次被撤职的阴影。高岗率部队此行千余里，广播了革命火种，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骑兵连回到南梁后，先后派王宝珊、刘约三带领庆阳游击队开到陕北配合陕北游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垮了敌八十六师张建南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扩大了陕北游击队的人、枪，壮大了红军声势，支援和推动了陕北游击运动蓬勃发展。 安定县西、北两区，清涧沿无定河的两个区，绥德、吴堡、佳县、神木、横山等县的一些村庄都“红”了，虽然，地方政权没有建立起来，但由贫农会履行行政权工作，管理红区村庄的大小事情，为创造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西北的革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敌人力量强大，曾遭过多次的失败。经过了几年的奋斗，到了1933年秋，接受了过去屡遭失败的教训，才开始走上正确的道路。”(张策语)从1933年建立红军临时指挥部以后，二十六军重建以来，到1934年夏，根据地由小到大，红军由少到多，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同敌战斗几十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反复扫荡，粉碎敌人几次进攻，消灭敌人3千余人，解放了陕甘两省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除了敌人几十个据点，摧毁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大片地区的党组织、工农政权，根据地扩大到6万多平方公里。赤安(保安)、庆北、华池、安塞、中宜、富西等县和东区(甘泉和宜川)渭北南区(所辖新正宁、新宁县、合水等县)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起14支游击队，队员达到3000多名，四十二师主力发展到1000多人。张策说：“大多数县革委会和游击队及成立陕甘民主政府，高岗亲自参与组建，充分显示他的组织才能。”随着红军不断取得胜利，土地革命不断深入，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正是南梁地区群众颂扬的： <small>梢大沟深南梁山，陕甘交界三不管，</small></small> <small>志丹高岗看得远，寨则湾里扎营盘。</small></small> <small>带领红军进梢山，拔除据点灭民团，</small></small> <small>创造革命根据地，武装解放陕甘边。</small></small> <h3>四、闫家洼会上“挨了一大锤”</h3> 为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建设和扩充军队，7月5日，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2月25日成立)和四十二师在南梁召开联席会议，高岗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党政军建设问题。会议总结了经验，检讨了党政军民工作，研究了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权建设等任务，指出解决：“压迫人的人和受压迫人”的问题。会议做出《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西北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残酷的压迫剥削之下，一般穷苦群众不断的发动一切斗争，“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开始便是武装冲突，如同陇东群众自动的杀死催款委员，陕北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农民，公开的反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粮要款，一直到开展游击战争与分土地，更进到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创造的阶段中。”《决议》还指出，党的领导太薄弱，“不起核心作用”，游击队中存在的问题等，不能适应“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 《决议》对当前党的各项任务提出具体要求： (一)党的工作 加强华池苏区的领导，恢复和建立建全党的各级组织，形成苏区核心，巩固苏区内各种群众组织。“四十二师及各游击队的党，应该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转变部队的领导，使党真正的成为群众核心。”“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每个区委和各队委……必须选择一个中心支部。”特委成立一个训练班，提拔最有认识的农民同志以及各连队干部受训，以培养干部，锻炼干部。党的领导应该立即转变领导方法，主要的是一切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倾听群众意见，密切党的关系，密切党的组织，并用“启发式和革命竞赛”的方式去领导。 (二)政权问题 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在革委会建立党团组织，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整顿各部门的工作。各革命委员会马上颁发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对于农协会、赤卫队、少先队、雇工队、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须颁发条例与简章。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以华池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四十二师要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帮照金恢复苏区。 (三)扩大与巩固红军 为加强无产阶级力量，保障无产阶级政权，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月内各完成一个团的任务，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个师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个军。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军队，巩固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要求连队政治人员抓好政治教育，组织列宁室、识字组、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革命军事委员会开设军事政治学校，培训军政干部。 (四)开展游击运动 各路游击队完成红军团的任务之下，要产生第二个游击队，以开展游击战争。特委要把洛(川)宜(川)游击队和陕州游击队组织起来。 (五)深入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展开，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这个《决议》共9条，对开展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解决“两种人”问题等提出具体战略任务。高岗亲自参加研究起草决议。 会后高岗以“7·5决议”精神为指针，致力于抓军队和党政的建设工作，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注重培训，加强军队党的领导，“用枪杆子保卫和发展以南梁为中心革命根据地。” 一个历史事件往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来确定它的地位。南梁7月会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会议，对巩固南梁根据地，扩大红军，建设政权，开创陕甘、陕北根据地，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 南梁苏区正以“7·5决议”为指导，广泛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中，谢子长、郭洪涛等带陕北游击队(100多人，50余条枪)，于7月23日辗转到南梁根据地。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和部队、群众热烈欢迎谢子长到南梁来。部队举行联欢、互相参观学习、慰问，关系融洽，亲如一家。 当时，自陕西省委破坏，陕甘边党和上级断绝了联系，党组织和干部非常渴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高岗曾派秦武山去关中地区联系，起身时没路费，高岗动员战士捐的七八十元钱，才打发秦上路，结果未见回音。1934年春，在荔园堡胡志禄(革委员会粮食委员)家里，高岗口授并负责，张策执笔，在一张纸烟盒内薄纸上写了陕甘边苏区情况和二十六军重建等汇报提纲，派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也无着落。此时，中央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上海只留临时中央局。后来据说，王锦全到上海找不到中央，拉人力车渡日。早在去年高岗到照金后就派崔廷儒回关中恢复党组织也未见消息。先后三次派人出动和上级联系都未见回音。真是天天盼，月月盼，盼得上级来人。春夏之交，听到谢子长从北方局回到陕北，高岗亲自到陕北跟谢子长联系。所以从北方回来的谢子长等到南梁，大家精神振奋。 7月28日，在南梁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陕甘边特委扩大会，也叫陕甘、陕北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惠子俊、张秀山、龚逢春和陕北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参加会议，还有陕甘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政委、队长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和四十二师革命斗争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北方局的两封信；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今后工作方针、任务。会上，杨森代表四十二师汇报了建立四十二师以来，部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杨森在汇报中把高岗在元月犯错误撤职和创建南梁根据地、发展二路游击队做出显著贡献后又复职的情况也如实说了一遍。谢子长以北方局派往西北特派员身份，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指示信不顾客观事实，对二十六军横加指责，以王明“左倾”路线观点说什么红二十六军一贯地拘泥于“逃跑主义”和“钻梢林主义”；硬把杜衡强行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的“左倾冒险主义”却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的结果”；把十倍于我之敌“围剿”照金根据地的困难情况下，退出渭北和照金根据地的行动，说成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建立游击队和收编、改造绿林武装的方针、政策，说成是“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招兵买马的土匪流氓的发展”、“枪杆子万能”；耀县骑兵团起义和王泰吉的牺牲是什么“没有丝毫的阶级立场”，“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勇气”等等。一句话，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发展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谢子长、郭洪涛根据“指示信”的左倾观点，作了长篇发言，对二十六军进行批评，按“指示信”如法炮制更具体化，“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森林主义”，把矛头指向二十六军领导，说高岗收编、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为游击队是“土匪路线”、“枪杆子万能”；抓住高岗的作风问题，指责刘志丹恢复高岗二十六军师政委职务是“右倾调和主义”；他们认为南梁根据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是“富农路线”等等。“指示信”和他们的发言给会议笼罩了一层黑影。与会的同志在当时还不知道王明的“左”倾路线，但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更奇怪的是自去年省委被破坏后，几次派出去人找党中央，杳无音信，上级未派来任何人过问二十六军的情况，贾拓夫找中央也未见回音。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与上级断绝关系后，他们像没娘的孩子，天天盼望上级党派来人指导，第一次见到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信”，就使大家很心寒。这种错误陆路线，理所当然的受到陕甘边领导的反对。会议进行激烈争论，大家站起来说，这指示信的根据是什么？从没有来人调查，北方局靠什么指责？难道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反倒有罪了吗？高岗坚决反对，他说我们都是陕北人，初来陕甘时执行杜衡的那一套，弄得屡受挫折，大家都挨整，给革命带来损失，造成二十六军覆没，在十倍于我之敌人“围剿”的形势下，红军只有几百人，不得不退出照金苏区；谁愿意钻梢林，平原地区能不能站住脚？“要是把愿望当成事实，乞丐早发财了。”目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无异于叫花子想抱新娘子，穷作梦”“枪杆就是万能，不万能为什么要搞兵运？拿什么打倒反动派，没枪是打而不倒的”；“有枪就是‘草头王’，没有枪，万万不能，放屁也不响”。“历代王朝兴衰，就看能不能掌握军队，没有枪杆子，能夺天下吗？枪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上级不给发，蒋介石不给，只能夺取，哪个真龙天子赤手空拳夺天下？不都是靠军队东打西战打下来的江山。没有军队，就是坐了天下，有人发动政变，顷刻便被推翻了。”要建立根据地，眼前非要按陕甘这种办法搞不行，反对“梢林主义”还得搞“梢山主义”，毛主席也得上井岗山，否则没有希望的。习仲勋、惠子俊等同志说，盼来盼去，盼来一瓢冷水，盼来一顿指责，我们宁去找中央，也不能接受文件的指责。黄子文说：我去找北方局，北方局我熟，他们根据是什么……后来据朱理智在1945年西北局高干座谈会上说：两封信是根据郭洪涛报告来的。 会议越争越激烈，刘志丹对一些问题有看法，但他不愿和谢子长掰情，加之战事紧张，极力控制会议气氛缓和下来。陕甘领导特别是刘志丹根据谢子长“特派员”的意见，本着革命利益和友谊为重，把高岗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免掉，降为临时参谋长，后又安排为红军政治学校政委，“高岗挨了一大锤打下来”(马文瑞语)，谢子长接任四十二师政委，并提出陕北游击队搞起时间短，力量单薄，如今井岳秀来“围剿”(即第一次围剿)，红三团到陕北去一趟，帮助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欣然答应三团去陕北，并另派了些干部和战士，给一批枪支、弹药和钱物，支持陕北发展武装。谢子长政委率领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三团回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后，四十二师主力三团由王世泰、黄罗斌带领到达陕北，在谢子长的指挥和陕北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在横山的金吴塌(现属子长县)、绥德县张家圪台、清涧县河口等地连打三个胜仗，最后在横山县董家寺(现属子长县)打垮井岳秀的一个营，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共缴获200多支枪和大量弹药，俘敌100多人，拔掉了很多土豪盘踞的岩堡，克服了由于敌人的进攻而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恐惧心理，乃至“反水”状况，大长了群众士气，提高了游击队的斗志，增强了武器装备，扩大了革命影响，推动了陕北的游击战争。红三团北上反“围剿”中，高岗师政委的职务被撤，革命责任仍在，大义当先，荣辱不惊，他以参谋长率二团骑兵部队，又一次到宜川、延安、延长、安定、甘泉、安塞、保安等地区奔袭，牵制敌人北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持陕北反“围剿”战斗，把延安等地的敌人引向注视南边，放弃了北攻，减轻了陕北的压力，拓宽了以安定为中心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骑兵部队行动快速，装备齐全，每人一条枪、一把大刀，奔袭突击，举刀催马，杀声震天，连续袭击了几次敌人。沿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张贴标语，广泛宣传“打富济贫”，“红军绝对保护人民的利益”，利用田间地头开群众会，宣传革命道理，推翻反动统治的主张，教育人民当家作主，壮大红军和游击队，对这一带群众鼓舞很大。 为巩固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成果，帮陕北趁反“围剿”胜利，震慑敌人，开展游击运动，王世泰回南梁后，杨森、高岗率领部队2次到陕北，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高岗在安定县湫峪沟打垮白军一个新兵连，清涧县折家坪全歼一个连。协助组建陕北红一、二两个团，为红二十七军成立奠定基础。 总之，陕甘对陕北开展游击运动支持帮助很大。自二十六军恢复后，成立了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并派强世卿、魏武带游击队100多人到陕北开创苏区，接着又派王兆相、杨文谋、王宝珊、杨重远、杨琪等得力干部到陕北创建军队并担任重要领导，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之后组建红二十七军。1935年，陕甘主力部队开进陕北，和陕北二十七军一起解放大片地区和县城、集镇，打通陕甘与陕北联系。 郭洪涛同志曾在1945年西北局高干会上说：“从全区来说以二十六军为主以陕北为辅，粉碎一二三次围剿来说也是如此。1934年，陕甘派来几次干部，带来正确路线和部队来行动，粉碎第一次围剿。1935年，双方党政军统一以后，工作开展是刘志丹高岗直接领导的。”正是在二十六军的支持，对开辟陕北苏区，发展游击战争做出贡献，为35年解放6县创造了条件。 <h3>五、南梁苏维埃政权建设</h3> 陕甘边在特委和临时革命委员会、军委会的领导下，加强了党、政、军的建设。根据照金苏区的经验，遵照“7·5”决议，革命委员会决定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土地分配政策规定：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分配给没地或少地的雇农、贫农和中农，主张联合富农，把大地主和小地主区分开。这里田地多，住户少，因此，不分山地，只分川地；中心地区分地，边境地区不分地，因边境地区政权不巩固，怕分配的土地保不住。没收的牛羊等，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和红军家属，留一部分公养。 在南梁新苏区，为了发展金融，还发行了布质苏票流通，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了集市贸易，交流物资，允许外地商人到苏区做生意。实行保护小商人利益政策，临时革委会还建立牧场，公家饲养牛、羊、马、猪，公养公用；鼓励农民种好土地，保障农民过上好光景。当时，军队用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夺之于敌人，向农民收购少量粮食，对于粮食保护，设有流动仓库，分散储存，以防患于未然。 为发展军队，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军委开办了军事政治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高岗先后分别任政委。高岗在讲政治课时说，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国民党用压迫、剥削的办法来争夺、征服，我们共产党人用代表和保护他们的权益来争取，把他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害怕国民党，而热心跟共产党走，这自然成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我们革命必胜的根本保证。南梁还开办了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南梁地区文化很落后，知识分子很少。他们对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清白，就信任、培养和利用，用高岗话说，把知识分子当“宝贝”，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革委会还发布了禁赌、放足、禁烟和发展经济的法令。利民的法令一发布，群众拍手拥护。唯有禁烟令发出后，群众表示反对，种烟是来钱源地，有的人要搬出苏区，他们一是不觉悟，二是他们靠种洋烟维持生活。革委会根据群众觉悟和当地贫困的实际情况，暂时收回禁烟法令，延缓一年执行，以等待群众觉悟。在整个执行政策法令上，本着有利于根据地巩固，争取民心，体现了很大的群众性、灵活性和稳定性、原则性。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偏重于照顾雇农，规定给他们发单衣、棉衣、毛巾等物品，后来有些雇农成了公家老人，好吃懒做。革委会改变了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规定必须好好劳动生产，广大群众对红军更加热爱，更加拥护了，他们说：“共产党、红军是按实际办事的。”群众对解放妇女非常满意，他们说：“如今的世事大改变，男当红军女宣传，长头发剪成短缨缨，裤子别到大腿弯，走起路来实好看。”南梁地区普遍流传一首《放脚歌》： “天生的大脚多自然，为啥要把脚缠残？好好的骨肉硬缠小，颠颠小脚实难看。脚儿小，腿儿软，难下地，难爬山，打起仗来行走难，实在太悲惨……”。 南梁根据地实行自愿兵役制。苏维埃政府一声动员，群众踊跃自愿报名参军，先在游击队经过一段锻炼和训练，再扩编成正规红军。根据地普遍建立赤卫军和少先队，在此基础上建立游击小组，做为游击队后备军，而游击队是主力红军的后备军。在肃反问题上，刘志丹、高岗对山里的土匪、民团和白军的俘虏，实行不同的政策，区别恶善，起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作用，避免了山里山外到处树敌的弊端，使自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对于极端反动的民愤极大的，又无法改造的，就坚决彻底消灭掉；对于一般的土匪、民团，就采取争取、联合和改造，使他们转向革命，不少人变成革命战士，有的还当了红军的干部；对俘虏又不再当土匪，也不想当红军的，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对于同情和靠拢红军的民团，就同他们实行统战，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他们购买军火，借武器和地盘、道路，打击极反动的敌人。过去，红军有个别杀俘虏的事发生，使白军官兵非常仇恨红军。自刘、高改变了对待俘虏的政策，不杀俘虏，抓到的俘虏，想尽一些办法，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在实行这一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小股土匪，民团等投降红军，有不少俘虏成了红军的领导干部。对于敌探、奸细分子，证据确凿的坚决镇压，处以死刑，处决罪犯，都经过群众大会通过，不搞暗杀人，有的虽处死刑，若有群众保释的，也可以不杀观其以后表现。原黄龙山土匪头子之一的郭宝珊就是在刘、高实行的军事和肃反正确政策的影响下投降红军的。郭宝珊原是河南人，幼年随父逃荒到陕西黄龙县。后因反动派的剥削压榨，家破人亡，被逼上黄龙山，当了“山大王”，在梁占奎部下任营长。 1931年陕甘边闹革命，刘志丹、高岗曾多次通过哥老会的人捎话、写信，争取他弃暗投明。他对红军有倾向，有同情，一般不和红军打仗。1932年夏，红军在临真被打散后转战韩城地区打仗又失利，有些失散红军战士(有的是伤员)路过黄龙县，他没有伤害，还掩护伤员转移。1934年夏，志丹、高岗又派黄罗斌到黄龙山宣传革命道理，动员郭宝珊投奔红军。其时，国民党十七路军杨子恒部威胁利诱贾德功、梁占奎匪首归编。9月间，郭宝珊随贾、梁开到甘肃庆阳接受杨子恒收编中，在路过太白一带短住时，红军派人去同郭联系，并赠送慰问品。郭宝珊通过哥老会的关系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意投靠红军。但是，他对红军不大了解，怕又重蹈杨谋子的复撤(杨谋子是黄龙山土匪，曾被红军收编，1934年春企图复叛为匪，被红军镇压)，踌躇不定。郭宝珊开到合水城关等地时，刘志丹、高岗派马锡五去联系谈判。谈判时，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南下，只留二路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活动，贾德功和梁占奎等策划趁隙袭击游击队，妄图向杨子恒献功。高岗发觉贾、梁策划袭击游击队的企图，立即在四山设了疑兵阵势，以示主力已回师南梁。在高岗的疑兵阵势的震慑和郭宝珊出面制止下，袭击事件未发生。10月中旬，国民党六十一师和三十五师的3个旅兵力，将贾、梁部包围，迫其接受收编。郭宝珊经过我党我军的统战工作，他借口出动弄点经费，于10月20日在新堡毅然起义，率所部120多人进入庆北苏区的柔远川张湾，高岗、杨森率部队前往接迎，击退杨子恒的追兵，接应起义部队到南梁地区，并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高岗等边区党政军领导出席会议，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派任浪华任政治委员，加强了部队整顿，高岗从各个游击队抽了一些党员战士给郭部补充了兵员，加强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给指战员戒烟(不少人吸大烟)治病，增强了郭部的政治力量，逐渐提高了军事素质。 郭宝珊部改编后，统一归四十二师指挥，但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和后勤供应暂仍独立进行，政治上以团级待遇，经济生活上优于其他团。陕甘边区政府发动群众送猪、羊、鸡和瓜果、蔬菜等进行慰问，对起义部队鼓舞、激励很大。他们初到时，担心红军不信任，群众恨他们。驻扎一段，看到苏区军民关系如鱼水深情，对起义部队很欢迎，使他们受到很大教育和改造，逐步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1935年春，郭宝珊率部参加了粉碎敌人“围剿”黄大原、六寸原战斗。随后与红三团奉命北上参加陕北解放延长、靖边等六县的战斗，做出重大贡献。刘志丹、高岗帮郭宝珊解决了配偶。郭宝珊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三边分区司令员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高岗在阎家洼会议上虽然“挨了一大锤”，撤官降职，他不以为然，干劲仍十足，信心百倍，始终坚持贯彻7月会议精神，他认为7月会议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管风吹浪打，他始终坚持正确方向。虽然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被撤，他仍继续集中扩大军队，专心抓建设苏区政权的任务，他坚定地加强巩固南梁根据地，把它作为向外发展的基地。他根据“7·5”决议精神，积极发展扩大二十六军。9月，在三路游击区以平子游击队和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成立四十二师红一团，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从正宁、宁县的游击队抽调部分人员，共计200多人，组成两个连，后发展成3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10月，以二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四十二师红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两个连和一个少年先锋队，共180多人。至此，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经发展到5个主力团的兵力，提前完成“7·5”决议提出的任务。 高岗在发展壮大四十二师主力红军的同时，积极指导各地建立第二游击队，动员青年民参军，壮大武装队伍，使原来游击队被抽掉到主力部队的缺额在短期内补足并有所增加，还在甘泉、富县、宜君、黄陵、洛川、延安、靖边等7个县新组建起7个游击队，队员达1500余人，在本县开展游击活动，积极配合主力作战。 随着红军不断壮大，建立苏维埃政权有了保障。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根据地初具规模后，于2月25日，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特委机关，自去年照金失守后也没有开会活动，5月28日在南梁的寨子湾会议决定恢复特委。在陕甘边特委、革委、军委和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到1934年秋末，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安塞、富县、甘泉等18个县相继建立了正式或临时革命政权，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一千多人，各县都有自己的游击队，军队和解放区的党组织普遍建立，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切合实际的”“是正确的”，从而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打通陕甘和陕北连成一片奠定基础，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根据“7·5”决议精神，决定在11月1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将临时机关转变为正式政权机关。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开了七天，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100多人参加，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并任命了委员会的委员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18个县革命委员会。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节”这天召开大会，在南梁荔园堡正式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3000多人参加，各地群众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呈现一派喜庆节日的景象。大会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边区党政军领导检阅了全副武装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实施革命法规，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形成雏型。 南梁根据地群众用顺口溜颂扬阅兵和新旧作了对比，现摘录两段： 一、陕甘儿女有志气，赤手空拳夺权利。今日武器扛肩上，列队阵阵成铁墙。 二、冬月天，北风吹，冰天雪地到处白。有钱人，生炭火，二毛皮袄把身裹。没钱人，实难过，终日梢林找食果。婆姨哭，娃娃叫，力尽汗干把命丧。到如今，不同了，农民翻身志气高。有土地，有牛羊，手里拿旗到山岗(站哨)。志丹高岗举红旗，齐心打倒蒋匪帮。……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六章 打通陕甘与陕北根据地联系 1934年冬至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4个师和1个旅共23个团4万余人之兵力，以陕北为重点，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陕甘边、陕北党和军队针对敌人“围剿”计划，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围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 <h3>一、任西北军委副主席</h3> 1934年夏，马明方到天津向北方局汇报了陕甘、陕北统一领导，得到北方局的同意。冬季，为了统一陕甘、陕北两根据地的两支武装力量的领导，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黄翰为巡视员到达陕北。他根据北方代表的指示和谢子长伤势严重不能视职等原因，派人送信到南梁，调刘志丹同志回陕北领导两地军队工作。 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刘志丹、高岗根据代表大会决议精神，指挥军队不断对侵扰边区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打击，向庆北敌人盘踞的据点进军，巩固、扩大苏区。庆北地区的敌人趁我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初建，不断扰乱苏区，欺压百姓，群众痛恨至极。刘、高指挥部队于11月中旬，在吴堡川、楼坊坪两次伏击国民党两个团，苏维埃诞生后，首战告捷，缴获大批武器、战马和物资。下旬，刘志丹、高岗决定攻打环县县城曲子镇，命骑兵团和庆北游击队在茅野川会合。高岗前去传达军委的命令，指挥两支部队作战。高岗到茅野川召集骑兵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和庆北游击队长张自孝、政委王宝珊等参加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决定以奔袭的办法，出奇制胜，一举全歼。骑兵团根据作战方案，先派精干小股兵力急进，骑兵团主力居中，庆北游击队后卫接应。先行的小股骑兵根据高岗的指示临近城下，将马留下，换成便衣，乔装成上早市的小商贩混入城内，以城内枪声为号，搞里应外合。骑兵团决定派一连蔡排长带20多个小伙子按计划赶天刚亮进了城。赵团长、高政委率主力团埋伏城外。愚蠢的敌人毫无戒备，民团们刚从床上爬起来，敌骑兵连正在上操的时候，城内枪声一响，我骑兵团飞速冲进城内，挥刀催马，杀声震天向敌人驻地猛烈进攻。刹时，城里上早市的人大乱。敌人见红军突然出现，丢盔弃甲，各顾逃生，街上乱窜，已经无法抵抗。我军四面追击，庆北游击队捉拿乱跑的敌人，经过一小时的战斗，歼灭6个区的民团、1个骑兵连和县大队等近千人，俘虏500多人，其余的逃跑或被击毙，缴获300多支枪，百余匹马和其它物资。战斗结束后，部队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民团头子李恒太、民团队长景崇富，还有盐务局长等民愤大的家伙。此战装备了庆北游击队，把长矛换成钢枪。 环县解放不久接到北方代表特派员黄翰的指示信和陕北特委领导马明方的信，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刘志丹、高岗等连夜召开党政军领导会议，研究讨论了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确定刘志丹先去，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由高岗和张秀山、刘景范等负责。刘志丹将陕甘边工作安排后又到各地转了转，12月，由红二团和安塞县游击队护送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南梁，经安塞到安定县。刘志丹到安定住两天和马明方等交谈了陕北工作情况，而后一起到灯盏湾看望了谢子长。谢子长是去年8月河口战斗中负伤的。子长一见刘志丹流着眼泪交谈往事，如三嘉原缴枪，阎家洼子会议上的事“是有错误的”。志丹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好好安心养伤”。他们两人还对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共同战斗，粉碎敌人的“围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共识，并确定调高岗、惠子俊等到陕北。不久，刘志丹通知高岗到陕北协助组建二十七军。高岗到安定后前往灯盏湾看望子长，交谈了工作。此时，子长同志病情日渐恶化，连话也说不出来多少，一见面就流眼泪。似有苦衷和难言之隐，欲言又止。 谢子长同志对陕甘、陕北革命初创时期和刘志丹、高岗合作共事建立武装，创建苏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北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是西北地区拉武装向国民党军队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之一。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陕北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和刘志丹、高岗参与领导下，于1935年1月31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将原陕北独立师(下辖一、二团)和几支游击队为基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八十四师是陕北根据地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现属子长县)召开两地特委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领导两地党政军的工作，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原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高岗被选为工委委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高岗任军委副主席兼任秘书长，统一了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各地游击队的集中领导，统一指挥。 会议在酝酿讨论工委的人选时发生分歧，刘志丹、高岗等提议由惠子俊任工委书记，理由是他在陕甘边担任特委书记期间工作很有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有的人提议让雇农出身的人担任书记。高岗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提倡工农干部担任领导是对的。但是要选拔有能力的工农干部，不可能是工农干部就能当领导。有些人斗大的字不识几口袋，连话也讲不清，把批评批评说成“剥削剥削”，把意思也搞颠倒了，至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更谈不上。这怎么能领导陕甘两省的革命斗争？不能独立思考就不能坚持革命原则。这不是栽葱栽蒜，栽上几株就算了。 会议上认真讨论了刘志丹、高岗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案，决定集中两根据地主要兵力在陕北地区作战，重点打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之敌，打击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等敌人，而后向南、向西发展，打通与陕甘的联系，结束被敌人分割两端的局面；调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到陕北，同二十七军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在陕北机动作战；将陕北新一、八游击队和第十、十二、二十三游击队编成第一、三游击纵队。陕北地区其他游击支队也分别改编成第二、四、五、六游击纵队，以各游击区为依托，积极向北发展，包围敌人据点，袭扰与消灭小股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协助当地政府组织、武装群众，扩大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主力一、二团，骑兵团和陕甘边各地游击队坚持陕甘边根据地和南线斗争，配合陕北反“围剿”战斗。 周家硷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为进一步推动西北革命大发展奠定了政治、组织、军事、思想基础。 在此前，南方中央苏区在王明的错误路线指导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根据地大部被破坏，中央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出根据地，已经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蒋介石得意忘形，妄图一举歼灭革命武装，南北呼应，前堵后追，四面夹击。中央红军在长征中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同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我党内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向抗日前线辗转开进。 西北军委的成立及其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日渐拓宽。陕甘、陕北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土地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沉重地打击了陕甘、陕北敌人的反动气焰，极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情绪。这样，不仅动摇了西北军阀、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恐慌。1934年至1935年春，中央红军正在长征路途中，国民党中央军委命令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四省军阀军队四、五万人，发动对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围剿”，企图消灭西北革命力量，挖掉红军唯一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的军事“清剿”部署是：北面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八十六师的5个团由北向南，对神木、府谷、佳县、米脂、横山、靖边、保安等县进行“清剿”；东面以晋军七十一师陈兵黄河东岸，其二零六旅于4月西渡黄河，占领吴堡、绥德一带，支援敌八十六师“清剿”；南面有敌四十二师4个团，由南向北，对宜君、富县、中部(即黄陵)、洛川、甘泉等地区“清剿”；西面由马鸿逵的三十五师7个团，对合水、华池、庆阳地区进行“清剿”。蒋介石调其嫡系六十一师的6个团，布防在正宁、宁县一带，作为二线进剿递队，河南洛阳调来的高桂滋八十四师4个团，受命对绥德、清涧、安定、延长、延川、延安等陕北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清剿”。国民党这次发动的大规模分区“围剿”中，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推行了南方第五次“围剿”我中央苏区的办法，采取分区“清剿”，围堵结合，修碉驻点，逼民上寨，合并村庄，清查户口，建立保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进攻，蚕食根据地，妄图消灭西北红军力量。蒋介石为加强“清剿”的领导，协调各路军阀之间关系，监督各军阀的行动，专调派毛侃率领的参谋团进驻绥德督阵。 当时，陕甘、陕北苏区互不联系，红军武装力量也很小，主力红军不到4000人，能上战场的只有3000余人，两地的游击队约三、四千人，两部分合起只及敌人的八分之一左右。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交通工具等，更不能相比。甘军首先攻入陕甘边苏区的中心——南梁，大肆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受到空前未有的浩劫，豹子川、平定川、葫芦河川、林锦庙、连家砭等地变成一片荒凉。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险些被俘，被警卫员王殿斌等救出来，政府机关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洛河川下寺湾。地主豪绅回来夺回分出的土地、财物，反攻倒算，恢复法西斯统治和剥削。陕北苏区也面临严重危险。高桂滋部进入陕北，如入无人之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绥德、清涧、安定等地区接防后，到处修碉扎点，加强地主武装，成立“肃反”委员会，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组建“铲共义勇队”，破坏我党、团组织，进行“肃反”“策反”活动，捣毁政权，拷打百姓，残害人民，寻找捕捉红军主力，妄图消灭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及其生存的条件，并向蒋介石捷报称：“一弹未发，赤匪已平”。 4月15日，西北工委和军委在赤源县玉家湾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高长久、张达志等出席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刘志丹、高岗提出陕甘以部分主力牵制南线敌人，陕北“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在游击队和群众配合下首先打击钻人陕北苏区的高桂滋部。有人提出向绥德、米脂敌人工事攻坚城市进攻的冒险计划，受到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和前总实际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会议根据刘、高的主张，针对敌人的进剿，着重分析了敌情，研究部署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具体方案。总指挥部发出了刘志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和高岗主持制订的政治纪律和战勤动员条例，集中兵力，配合群众战争，坚决打击进犯苏区之敌。“动员令”强调指出，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动员令要求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都要服从命令，听从统一指挥，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反对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的状态。指出地方党组织、群众团体，广泛动员群众配合军队反“围剿”战争。会后，刘志丹、高岗抓紧时机，把陕北各县游击队实行统一编制，培训游击队长等骨干。高岗亲自作战斗思想动员、讲课，进行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各部队认真进行整训，学习了西北军委颁发的军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等规定，提高了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红二十六军主力根据刘、高的战略计划，在陕甘边南线配合游击队、赤卫军和广大群众打退南线敌人进剿后，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奉命北上，同二十七军协同作战。由于组织动员和部署周密及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部队投入战斗后，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决执行刘、高提出的“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计划”，协同奋战。红军所到之处，地方党政组织动员群众紧密配合，赤卫军、少先队，都拿起矛子、大刀、土枪协助红军、游击队战斗。他们散布在敌人据点的周围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封锁敌人的消息，随时把敌人的数量和行动用鸡毛信报告给红军或游击队。群众到处建立传递哨，以扬土为标记，向那里扬土就表示敌人向那里行动，一山传一山，很快传到红军和游击队指挥部。有时还布成疑兵阵，在山上摇旗呐喊，威吓、迷惑敌人；有时派出队伍牵制、扰乱敌人的行动；有时遇到红军和游击队兵力不足，他们就跟着红军和游击队打仗，争城夺地。各地群众在动员令的鼓舞下，积极参军，参加引路、送信、放哨、担架、运输、盘查行人、慰劳伤员、备粮运草等工作，妇女为部队补衣做鞋，看护伤病员。整个根据地众志成城，军民万众一心，凝聚成粉碎敌人“围剿”的坚强力量。 <h3>二、两军会师反“围剿”首战告捷</h3> 二十六军主力在南线作战与先钻进陕甘边根据地的敌军打仗，在游击队、赤卫军的协助下，歼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一直打到墩几梁，六寸原，歼灭马鸿滨部一部敌人，击溃了一个营，阻止住敌人的前进。这次战斗，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和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部队返回南梁休整后三团长由吴岱峰代理，骑兵团长由康健民接任。根据西北军委和前总的命令，骑兵团、红一团、二团由刘景范、杨森指挥，坚持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开赴陕北。红三团和义勇军北上，沿途跟敌人打了几仗，取得胜利，辗转到赤源县的孙家河一带驻营，张秀山派人送信给刘志丹、高岗。刘、高接信随即骑马到部队宿营地迎接。张秀山、吴岱峰、郭宝珊等正在开会，高岗、刘志丹参加了会议并把周家硷会议情况和精神向张秀山等传达。志丹说：“秀山同志未到会，会议决定你任西北工委宣传部长，你这个临时政委(即26军42师政委)仍交由老高兼任”。刘、高询问了南梁情况和王世泰、赵国卿的伤势等情况，张秀山等作了详细汇报。 4月22日，高岗兼任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师政委和刘志丹一起亲自指挥红三团、义勇军，首先在横山县寺儿畔(现属靖边县)战斗中消灭了陕北军阀井岳秀的一个精锐连。初战告捷，鼓舞了部队士气，增强了群众胜利的信心，灭了敌人威风。这次战斗是二十六军主力北上第一个胜仗，是和二十七军会师的见面礼。此后，横山流行这样一首颂扬红军在寺儿畔胜利歌： <small>千里雷声万里闪，一圪塔云彩来遮暗；</small></small> <small>上来红军要共产，先共了安定后共横山。</small></small> <small>白军扎在寺儿畔，奸淫烧杀真可恨；</small></small> <small>刘志丹带领红三团，打得白狗子四处逃窜。</small></small> 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两军合起来2000多人，组成主力兵团，举行了万人联欢大会，高岗主持大会并讲话，刘志丹正式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并做了重要讲话。两军的代表在大会讲话并表示了决心。高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两军会合后一定要互相配合协作，搞好团结奋战，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在红五月里用枪杆子打出一个新局面，把陕甘、陕北联成一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主力红军反“围剿”。 这天，白庙岔异常热闹，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穿着新衣服赶来参加会议，扬眉吐气，群情激昂，会场上洋溢着兄弟部队和群众亲密团结热情的气氛。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刘志丹、高岗、马明方、张秀山、吴岱峰等前指和两军的领导人。台下群众在交头接耳，拉悄悄话，盘问每个领导的姓名和官位。他们说：“你们南梁的老红军上来啦，可美的太！咱们要靠你们翻身过好日子哩！”此后编成歌曲唱道： <small>老刘南梁来，陕北当统帅，老三团，义勇军，来打反动派！</small></small> <small>花儿遍地开，红军都开来，游击队、赤卫军，山上巧安排！</small></small> 两军会师后，在刘、高统一指挥下，使有限的兵力形成有力的拳头，加上红军有巩固的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援，游击队、赤卫军密切配合，可以集中兵力大踏步地机动作战。 高桂滋部“清剿”开始时，自恃兵力多，装备好，武器足，气焰十分嚣张。高桂滋的指挥部刚进驻绥德就到处安钉子、设据点，把十个指头都伸开，打算长期驻定陕北，过他的家乡日月，并带人马回他的老家定边“省亲”，到处吹牛说西北红军的领导都是陕北人，有我在陕北，他们就不敢动了，“我站在城墙上高喊一声，红军就回来啦”(意思投降)。4月以前，他已经陆续侵占了根据地的一些城镇，逐步蚕食根据地，把清涧、安定作为重点。为控制根据地群众生活必需的瓦窑堡煤炭便驻扎一个团。5月2日，高桂滋又调一个营进驻杨园则，修筑工事，准备扎点，以维持清涧至瓦窑堡的交通，控制杨园则煤矿，掠夺煤炭，并向周围进行“清剿”。我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情况不熟之时，立即部署兵力，坚决消灭该部，拔掉这颗钉子，杀一杀高桂滋的威风。高岗作战斗动员报告指出我们的力量还弱，在战略上是防御，在战术上是集中全力消灭敌一路。我们会师后第一仗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全军指战员要坚决打胜这仗。 5月6日夜，刘、高命二十七军开进杨园则，二十六军攻打墩山寨子。另抽1个团兵力阻击清涧增援之敌。部队开进指定位置，隐蔽起来，向外封锁消息，对敌人构成犄角攻势。7日晨，刘高观察地形，发现寨墙高，山势险要，易守不易攻，遂改变计划，命令部队后撤15里待命。红军撤退时，天已大亮，敌人发现后分两路追来，正好成了引蛇出洞，我军奋起抵抗，主力继续后撤，诱敌深入。二十七军红一团撤到吴家寨子准备做早饭吃时，瓦窑堡敌五0 0团1个连押送一批“犯人”向吴家寨子行进，准备送往绥德。前总即命红一团在铺儿设伏击，一举歼灭了该敌，除10余人逃跑外，俘敌百余人，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90多支和一批弹药，救出了被押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驻扎在杨园则的敌人听到枪声，离开工事冲出来增援，占领了吴家寨及其后山头。我前指趁敌人脱离坚固的工事之机，急令后撤的部队返回发起攻击，使敌人陷入我军包围之中，当地赤卫军、少先队及群众听到枪声来到四山助战支援，经过几小时激战，全歼敌军500多人，其中生俘敌副营长以下450人，击毙了敌营长郭子丰等50多人，缴获枪500多支，机枪27挺，还有大量弹药、物资。 是日，敌八十四师五0 0团第三营和团直属机炮连护送一个团的薪饷、被服等约三四百驮物资，还有团长李少堂的太太等一些军官家属，从绥德出发在清涧住一宿，7日下午向瓦窑堡行进，进至马家坪附近，受到陕北游击队、赤卫军阻击，毙伤敌前卫10余人。敌人刚进苏区不仅是聋子，也是瞎子，一点消息也得不到。敌不知虚实，进退两难，被迫停止前进，宿营马家坪。当地政府和党组织动员很多群众，配合游击队、赤卫军在四山打枪，燃放纸炮，助威壮营的赤卫军、少先队越来越多，各个山头红旗招展，鸣枪放炮，遥相呼应，聚集近万人，自然形成疑兵阵，气势壮观。敌人欲进不能，要退不得，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看到满山遍野尽是红军，几次妄图突围被游击队、赤卫军打回去。敌人在马家坪以北的两条山上修筑防御工事，死守待援。 红军主力在杨园则、吴家寨战斗胜利后，撤到黄家川一带休整。地方党组织派人给前指送信。9日，刘志丹、高岗率主力急行军赶到马家坪，遂发起攻击，红军主力冲，四山上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摇旗呐喊，打枪放炮助威，枪炮声、喊杀声顿时响成一片，震天动地，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红军迅速把敌人压下马家坪全歼，击毙敌人40多人，俘敌450多人，还有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铲共义勇队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400多支，2挺重机枪，20多挺轻机枪，82迫击炮2门以及军衣2000套，银洋10万元和药品等大批物资、武器，装备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敌团长的太太等家属也被俘。人人有枪有弹，服装大换，红军装备得到改善，生活上也解决了困难。西北红军第一次向战士发薪饷。 两军会师后在杨园则、马家坪战斗仅用三天时间，消灭了高桂滋八十四师两个整营又1个连，击毙100多人，俘敌11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物资，重创了敌人的锐气。高桂滋的牛屁吹破了，连敌人也叫骂：“八十四师高桂滋，你把老子活气死，几天损失两个营，叫你牛屁吹不成。” 杨园则、吴家寨子、马家坪三次战斗后，高桂滋八十四师受到沉重打击，被迫收缩据点，将其五0 0团驻守安定县城的部队慌忙撤回瓦窑堡，我军没用一枪一弹，于10日顺利进县城。进犯秀延、安定的敌人亦龟缩回去，革命根据地扩大和巩固，红军壮大，军民必胜的信心大大增强，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强大威力，创造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作战的典范，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思想，也圆满地实现高岗在战前动员时所指出的“打好第一仗”目的。由于组织周密，深入动员，认真培训，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和群众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冲锋陷阵，围歼敌人、备粮送水、抬伤兵、押俘虏，支前参军情绪高涨，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情此景不仅对红军指战员是一次战地动员教育，同时，对俘虏也是极好的教育。俘虏说：“你们红军战士真勇敢。根据地群众积极性那么高，真是军民一条心……”。 杨园则、马家坪战斗结束后，前敌总指挥部重视教育争取俘虏，抓紧落实俘虏政策。前指向各师、团部队领导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红军是为解放贫苦老百姓，推翻反动统治而打仗的。特别加强做好大批俘虏的工作，高岗亲自给俘虏讲红军打仗的目的，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许多俘虏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并为我今后扩充兵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愿意回家的俘虏，每人发2元钱路费，打发回家。敌军官家属由地方党领导赵通儒和敌团长李少堂谈判，商定交接地点和时间，双方约定在瓦窑堡郊区张家沟菜园作为交换地点，敌人接收时送来些武器、烧酒，接回了家属。 通过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兑现，对敌人营垒震动很大，他们说“共产党、红军是讲信誉的，言行一致。”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根据地群众拥军参军达到空前未有高潮。红军路过的地方，有正在耕地、放羊的年轻小伙子把工具一扔跟上红军当兵走了，给家里招呼也不打一下。部队前边走，后边跟一群要当红军的青年农民。当时因后勤应无保障，大量扩军有困难。高岗组织政工干部一边动员他们返回，一边对坚持不回的青年经审查、挑选吸收到红军当兵，使红军迅速扩大。有的当不上兵，请人说情“找靠山”、“走后门”。曾担任高岗的警卫员刘志龙(内蒙自治区纪检委离休干部)说，他当时就是请人说情当上了红军。群众自己编出的扩红顺口溜： <small>揽工汉、穷人娃，爱听志丹高岗的话；</small></small> <small>指挥部，发号召，青年小伙子跟红军跑。</small></small> <small>男当红军女宣传，娃娃组织儿童团；</small></small> <small>要想翻身当红军，跟上刘高打江山；</small></small> <small>白天还是庄稼汉，晚上背枪打营盘。</small></small> <h3>三、解放六座县城扩大苏区</h3> 5月10日，西北工委、军委、前总在秀延县玉家湾召开祝捷大会，庆祝三次战斗的胜利。会上认真分析形势，研究了战略问题，决定挥师南下，打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刘志丹提出一定要“在红五月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前敌总指挥部，认真总结了依靠人民战争取胜的经验，进一步研究了战略战术问题，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决定外线出击，声东击西，奔袭延长。会议上对郭洪涛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调整了职务，同时会上奖励和表扬了作战模范单位和有功人员。刘志丹、高岗代表西北军委和前总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先进单位和有功人员，“再接再厉，为在红五月打通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再立新功，再创奇迹！”群众歌颂道： <small>羊群走路靠头羊，陕北闹起共产党；</small></small> <small>千里雷声万里闪，陕北红了半边天。</small></small> 在玉家湾会议上，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批评了一些同志坚持攻坚战，进攻敌人防守坚固的城市的冒险主张。部队连续打胜仗，加上这次总结动员，斗志昂扬，摩拳擦掌，为打通陕甘与陕北联系，求战心切。会议后，刘志丹、高岗率主力出发，为了迷惑敌人，用声东击西的策略，部队向东挺进，转移延长守敌的注意力。红军东进至定仙焉对敌据点驻扎晋军史泽波一个营准备攻打。刘志丹、高岗亲自侦察地形，发现敌据点地形险要，寨墙又高，易守难攻。他们遂决定放弃攻打计划折转向绥德进发，在张家圪台歼灭了高桂滋八十四师1个连，缴获机枪9挺，长短枪80多支，毙敌连长以下20余人，俘敌百余人。该敌被歼，群众欢欣鼓舞，游击区扩大到吴堡以南绥德以东，直至黄河西岸的广大地区。 之后，前总有意放风传出红军要攻打清涧、绥德县城，然后北上向米脂、吴堡、佳县根据地发展，打通和神府根据地联系，会合王兆相、杨文谋的部队。这下可给敌人造成了一个大错觉，弄得绥德、清涧守敌恐慌万状，日夜赶修工事，严加戒备。米脂守敌收缩据点，严加防御，而延长县城驻守八十四师一个骑兵连和百余民团以为红军东进，自己却高枕无忧，相安无事了，防备松懈，警戒不严。刘、高决定迅速挥师南下，昼宿夜行，奔袭延长，5月25日赶到延长附近隐蔽，待机攻城。 延长城北面靠山，南临延河，只有两个城门，城内有两个制高点，驻敌兵150余人，还有民团、县警，共约三、四百人。红军约2000余人，比敌人多几倍。但是，敌人虽少，可枪支、弹药充足。地主豪绅聚集城内，民团里多数是地主、豪绅羔子极为反动，是些亡命之徒，加之凭寨险据守，偷袭可能造成红军一定损失。前指改变强攻的计划，决定诱敌出城，“调虎离山，乘隙攻取”，遂令二十七军二团的1个连和部分游击队担负诱敌出城的任务，开到离城20来里的地方，打土豪，分财物，搞得热火朝天，声势很大。其他大部队严密隐蔽起来，准备攻城。被斗争的地主豪绅纷纷偷跑进城报信求援，都说红军不多，是些游击队，大部队打绥德、清涧去了。城里的地主豪绅和民团里流氓、恶棍、狗腿子，日夜敦促民团团总李鸣吾出城“讨伐”。李鸣吾听说红军不多而急于抢头功，率民团百余人杀气腾腾，向原上打土豪的红军扑来。我诱敌出城的部队示弱纵敌，佯装败退，节节抵御。李鸣吾得意忘形紧追不放，一直追了几十里路。城里的敌人以为红军被李鸣吾赶跑了，更为松懈，等待“胜利”的回音。 前指摆下这个迷魂阵后加紧了攻城准备。5月29日夜，我前指命部队搭云梯登城。经过短促激战，红一团和义勇军夺取东门，全歼制高点守敌于睡梦中。刘志丹、高岗率主力部队进城，指挥义勇军直扑敌骑兵连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全歼连部守敌，活捉了敌连长汪镜河。西山寨和西门被四十二师三团打开，消灭了西北角守敌，收拾了矿警队。刘、高指挥一支部队直奔县政府，县长不见了，可绣花被子还热乎乎地在床上扔着，衣架挂的中山装没顾得穿就逃跑了。后来战士从柴垛里拉出来这个狼狈不堪的县太爷。周围山头的赤卫军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枪声、喊声在深夜回荡山谷。30日晨，全城守敌干净、利索被歼。当天中午，民团总李鸣吾发现上了红军的圈套，象个输光了的赌棍，气急败坏地带跑乏的民团回窜延长县城。红军前总早已布下埋伏，李鸣吾进至城东呼家川，被我军前后夹击全歼，当场打死地头蛇李鸣吾。延长县城解放后，甘谷驿、安河渠等地民团闻风丧胆，纷纷向红军投诚。 延长战斗中，刘、高妙用“声东击西”、诱敌出巢和“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我仅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敌近四百人，缴获骡马170余匹，各种枪支400多，银元10万多块，还有大批被服、药品，又一次改善了新扩编红军的装备，筹集了经费，部队第二次领到薪饷。 打开延长县城，大快人心，部队就地休整几天，成立了城防司令部。高岗指示延长县委、县工农民主政权迁进县城办公，并协助白如冰(县书)和罗成德(县长)组建维护城市秩序的保卫部门和群众组织，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处决了伪县长董松寿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刘志<dfn>?９9liｂ?</dfn>丹、高岗和县领导在镇反大会上讲了话，他们鼓励军民继续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同时总结红军游击战和机动战相结合的经验，使红军威势大振，群众扬眉吐气。参加会议的部队、游击队、赤卫军、居民、农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会后，刘志丹、高岗和部队指战员、地方领导一起照相留念。 战略的目的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达到战争的任务。延长解放后，6月1日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的1个连和民团唯恐被歼，连夜逃回清涧，永坪镇守敌龟缩回瓦窑堡。我军没用一枪一弹，进驻延川、永坪。 至此，宜川以北，咸榆公路以东，临镇、延长、延川和绥德以南，除清涧、瓦窑堡城里驻扎部分敌人外，其他各敌据点全部拔掉，根据地和游击区大大拓宽，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相继建立和加强，发动和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使根据地日益巩固。 安定、延长、延川三县相继解放后，刘、高率部西进，乘胜拔除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中间的敌据点，以打通两地的联系为主要目标。前敌总指决定先夺甘泉，孤立延安，再打安塞的进军计划。6月4日，部队从宜川县的临镇出发，日夜兼程西进，奔袭甘泉，准备6日拂晓发起攻击。甘泉驻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部队到麻子掌，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已发现红军的意图，加修工事，戒备严密。红军由于连续作战，伤病员逐渐增多，强攻不易取胜。刘、高在这里召开前指会议，经分析研究，确定放弃攻打甘泉的计划，遂命部队转移到陕甘边政府驻地——下寺湾休整。 下寺湾是陕甘边的老根据地，地处洛河上游，群众条件好。陕甘边特委、军委和政府机关在春季搬到这里，红军总医院、兵工厂等也迁到这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王家坪。高岗等带领师、团领导拿着战利品到医院看望伤病员，询问医疗、食宿等情况，安慰伤员安心养伤。这一带是高岗曾多次活动的地区，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中，结识不少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一次在“十里香”的小店里住宿，高双成部一股队伍“追剿”红军，半夜闯进店里，高岗来不及出走，店主把他藏在粮囤子里，避免了厄运。 在休整期间，刘、高重新研究了作战部署，确定先打安塞县城兴乐寨。兴乐寨驻守民团200余人，力量不强，可寨子比较难攻，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地形险要。红军没有炮兵，只靠机步枪很难得手。刘高命部队在敌人的寨跟底挖地洞，并准备安一副棺材装炸药爆破寨墙，没等红军爆破，寨子里的敌人趁夜逃跑。第二天天亮部队冲进寨子，活捉了正在交接手续的新旧两任县长，肃清了残敌，未伤一兵一卒解放了安塞县城。高桥民团得悉兴乐寨解放，日夜慌恐不安。前指命张达志、贺晋年带1个团到高桥包围了寨子。兵临城下，经过政治攻势，民团向红军投降，同时打垮了延安派来的援军。安塞县除李家塌，全县敌人据点全被拔除。前指决定坚决拔除李家塌这颗钉子，打掉陕甘与陕北通道上的主要障碍。 李家塌寨堡，北高南低，位于真武洞西面的一个阳湾里。东、西、南三面临天然大沟，沟深峭壁，很难登寨。东北角是全寨的制高点，既可控制全寨，又可俯瞰寨外周围。寨子只有一个东门，又开在陡峭的崖畔上，地形十分险要。寨墙周围布满滚木檑石。该寨是安塞境内最后一个敌据点，且是控制陕甘边和陕北互相往来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寨子里聚集着全县最反动的地主、恶霸、豪绅及其武装、家属等2000多人，驻有民团200多人，非常反动、顽固。他们的全部财物都积聚在寨子里，周围的群众对此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红军来消灭这群豺狼。部队在兴乐寨没打上仗，手正急的发痒，各团纷纷请求主攻任务。 6月17日，刘志丹、高岗率部队包围了李家塌寨子，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任务，转了几天，无法攀登。刘高经过仔细观察研究，6月21日命贺晋年挑选了30多个能爬崖的战士，组织“敢死队”，在二十六军三团的机枪掩护下顺石缝爬上去，越过寨墙，冲进寨子，马枪、短枪、手榴弹一齐打向敌人。敌人倾巢而出，用滚木、擂石、盆盆碗碗、菜刀和枪弹一齐向敢死队打来。战士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杀向东门，有的队员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终于打开东门，主力部队冲进去，占领制高点，全寨的敌人无路可逃，有的顽固分子跳寨墙摔死，有的交枪投降。当日傍晚战斗结束，共毙伤600多人，缴枪200多支。我军伤亡也较大，是陕北二次反“围剿”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寨子打开后，刘志丹、高岗上寨看到牺牲的战士，高岗悲愤地说，你们打得好，完成了党的一个光荣任务，敌人越临近灭亡越是疯狂，我们用不少同志的生命、鲜血换来陕甘、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们要以更大的胜利纪念英勇牺牲的同志，并命令各团处理好烈士遗体和伤员转移治疗工作。 第二天，前指成立临时法庭。在李家塌对面湾大树底召开军民大会，审判处决了几名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家伙，群众拍手称快。他们说：“这下可把我们几辈子的仇恨都报了。” 群众编歌唱道： <small>志丹高岗计划能，用兵赛过诸孔明；</small></small> <small>夺城平寨都取胜，陕甘两地一片红。</small></small> 此时，麦收期已到，瓦窑堡和横山县石湾镇守敌，趁我大军南下而出城抢收麦子，掳掠财物，糟害百姓，进犯赤源县、秀延县，威胁西北工委、军委机关。刘、高决定派二十七军二团返回安定打击敌人，保护后方，牵制敌人西犯。主力部队准备攻打靖边县城——镇靖。 红军主力打罢李家塌，将伤员转送到下寺湾红军野战医院。刘、高率部队到青阳岔、卧牛城休整。6月26日召开团以上军事干部会议，重新研究了下步作战方案。有的提出先打安边，这里富裕，好筹措部队供给；有的提出保安好打，但群众生活困难，部队供给不好筹集；有的提出先打靖边保险。刘、高根据大家意见决定攻打靖边，用奔袭的方法一举拿下。方案作出后，高岗回后方机关，由张达志代理二十六军政委。27日，部队从驻地出发到水脑界，第二天夜急行军逼近镇靖城，命靖边游击队警戒柠条梁(现梁镇)守敌增援镇靖，一部到芦河咀一带阻击横山敌人增援。 靖边县城驻守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二营，营长屈志鹏，共4个连，400多人，另有安定、安塞、靖边三县民团和县警队，共600多兵力，战斗力很强。红军共3000多人，占绝对优势。但是，屈营是井岳秀的“王牌”营，武器弹药充足，凭险据守，攻城相当困难。前指命令义勇军攻占西山寨，二十六军二团(此时二团归建)在城东南角突破向钟楼进攻，二十七军三团强攻城南门城楼，向城内发展，预定28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开火。结果因夜行军有的未按时进入阵地，义勇军的带路人不熟地形见距镇靖不远地方有一个旧城误为镇靖耽误了一段时问，天亮才向镇靖开进时被敌人发现，偷袭未成，变为强攻。战斗开始，异常激烈。敌人把老百姓逼到前面当盾牌，他们在后反击，我军伤亡也很大。前进受阻，战斗形成僵持状态。前指遂调整部署，决定预备队等一齐上战场，指挥部领导亲临阵地指挥，向三道城门同时攻击，很快打乱敌人阵脚，刹时敌人溃不成军。敌营长看大势已去，无法控制，带残部越城逃跑。红军主攻部队围歼城里敌人，总指挥部命警卫部队骑兵，经过十来里地追击全歼逃敌，击毙屈志鹏于沙窝里。到下午4时战斗结束，毙、伤、俘敌人500余人，缴枪500多条、迫击炮6门。从安塞、安定和靖边跑进城的土豪、反革命分子等被一网打尽，红军打开监狱，放出“犯人”，全部、彻底消灭了榆林军阀的一个精锐营。井岳秀自寺儿畔吃亏后，又一次尝试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厉害。 打开靖边，吓开保安。敌八十六师驻保安县城的一个营慑于红军威力，仓皇弃城逃跑，保安县城遂告解放。伪县长等政府要员惊恐万状，慌慌张张收拾值钱的东西逃跑，装铜钱的袋子拿走，装银洋的袋子丢下没顾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卫队在白天章、刘景范、马锡五指挥下，冲进保安县伪政府缴获装银洋的袋子和大批物资。张家畔、金佛坪、三道川等驻敌闻风逃回安边、旦八寨子、柠条梁。靖边县除阎家寨子、柠条梁和保安县的旦八寨子外，两县的敌人据点全部拔除。三个据点的敌人，凭险固守待援，提心吊胆，不敢妄动。 靖边县解放后，高岗得悉打靖边伤亡大，骑马连夜到麻城界前敌总指，刘志丹谈了解放靖边的情况，他悲伤地说：“靖边牺牲这么多干部和战士，比李家塌代价还大。”高岗说：“革命战争，免不了牺牲一些好同志。”他俩在回师安定的路上边走边谈，高岗针对后方机关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后方机关特别是干部培养，确定吴岱峰专抓军政干部培训。 靖边县群众编唱民歌颂扬红军(节抄)： 红缨杆子长，人马闹嚷嚷，走一回靖边，提了一回枪。 靖边包围定，老刘在前行，造了个云梯，爬上了城墙。 炸弹打得凶，烟气冒空中，机枪打开呀，一呀一哇声。 打开监牢门，“罪人”放出城，劳苦的群众，都呀都欢迎。 老刘指挥能，炮打屈志鹏，歇兵整三天，回呀回了营。 回到大后方，各团补充兵，弟兄都补起，闹呀闹革命。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七章 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第三次“围剿” 前总率部回师安定在杨园则、唐家川休整，针对敌人进攻态势，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确定实行“东击北攻，集中南下”的战略决策，取得胜利。 <h3>一、排除“左”倾干扰痛歼晋军</h3> 在陕北反“围剿”战争中，我陕北第一、三游击纵队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布置，分别向神府、长城内外发展，积极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斗争。第一纵队在横山县候家高山(今为子州县)伏击了武家坡敌八十六师1个连，后又袭击贺草峁民团，两次歼敌近300人，缴枪200多支。第三纵队趁夜袭击横山县油房头民团。 红二十六军第一、二团和骑兵团，根据西北军委、前总的动员令指出的“向西牵制，向东出击，西面监视敌六十一师，东面袭击敌四十二师”的方针，在宜川、洛川、甘泉、宜君、白水等地区打击敌人，开辟游击区，他们控制了咸榆公路宜川——洛川段，牵制了敌四十二师的行动；关中地区张邦英等指挥的游击队沉重打击南线敌人并阻制其北上，有力地支援了陕北主力反“围剿”战争。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前总在唐家川召开解放6县庆祝大会，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刘志丹、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前敌总指挥部成立以来坚持人民战争方针，贯彻“动员令”的精神，取得伟大胜利。他们在讲话中回顾了几个月来，两军同力协作，发扬了英勇顽强和连续战斗的作风，转战几百里，解放了6座县城，拔掉不少敌人据点，歼敌正规军2千多人，地方武装3千多人，缴枪3千多支，子弹30万发，轻重机枪2百多挺，各种炮几十门，把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发展到30多县的广大地区。 1935年7月，山西闫锡山部李生达、孙楚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黄河，对吴堡、绥德进行“围剿”，并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针对晋军进攻态势，我前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向东挺进，打退晋军，然后南下打击东北军的战略方针。刘、高根据这一方针，部署作战方案，安排了后方的工作，派黄罗斌带1个团主力南下配合地方游击队，牵制敌人，侦察东北军的行动，为主力东击北攻后南下作战摸清情况。在红军主力东进攻打晋军前，刘志丹、高岗亲自指导各团、营、连层层加强部队整训，补充兵员，总结经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培训补充新兵以适应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 他们对后方工作也作了具体安排：王世泰伤愈回部队接替吴岱峰代理三团长职务，吴岱峰到后方负责办干部学校，培养营、连、排干部；组建了后方医院、服装厂、枪械修理等后勤单位，并派得力且懂行的干部担任领导。刘志丹妻子同桂荣、高岗妻子杨芝芳等一批家属安排到被服厂工作。高岗对后勤工作明确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打仗是打后勤，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后勤工作好坏是至关命运的大事。 西北红军在前指的指挥下，打出陕甘、陕北一片红。西北工委和军委机关从山沟里于7月初进驻永坪镇，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也搬到这里。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坚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认真总结经验，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并且开始实施反“围剿”作战方案的时候，上海临时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聂鸿钧、刘炸夫组成驻西北代表团，于1935年7月初来到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朱理智等带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倾路线“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涛做为助手，当参谋”，下车伊始，乱批乱斗，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给陕北、陕甘根据地和二十六军造成危机，铸成严重的错误。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过程。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高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团去陕北，“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分子。”(见聂鸿钧回忆) 5月30日，聂鸿钧从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驻)高文华书记向聂鸿钧介绍情况和上海谈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聂鸿钧脑子里铸定了一个印象，他认定陕甘、陕北的情况属实，是右派掌权的问题，要抓右派反革命。 聂鸿钧、朱理智先后到达陕北，对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等和二十六军领导怀有偏见，多方刁难、找岔子，没作深入调查，只听信某些人一面之词如说什么“从太原、西安来的‘来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张慕陶派来的，有的是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如李西萍(已经逮捕)在苏区破坏活动事实”等等，“这些人能进来都是刘志丹、高岗引进来并受到他们的包庇”，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高岗是刘志丹的谋士，是一个‘党棍’。”聂、朱听了这些不实之词，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两人坚信无疑了。殊不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正是来自郭洪涛同志的报告。聂、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问题”，坚定了开展“肃反”的决心。他们一股脑儿贯彻王明路线，搞得腥风血雨。 刘志丹、高岗率领主力红军南征北战，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斗争，聂鸿钧、朱理智等在后方策划“肃反”活动。朱理智自任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书记，自授命有领导西北工委、军委的职权，严重干扰了西北苏区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上由朱理智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会议没有让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员参加，擅自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的职务，把他批斗了一顿派到米西县当副书记。朱理智自任代表团书记能直接领导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职能，又以代表团书记的职权，指定聂鸿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设副主席，刘、高在军委的领导权自然消失，朱、聂轻而易举篡夺党和军队领导权。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经胜利的发展着。”还说：“中国目前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日益动摇崩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权，另一个是新兴的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军事崩溃、财政恐慌、碉堡政策失败，甚至说“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武装力量削弱”，“白军战士走向革命道路”；“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中占全国六分之一”，说什么“我们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前面”，“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自吹这是“列宁主义路线”的估计。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估计，说什么“陕甘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对第三次反“围剿”，提出了错误的方针、任务，要红军全线出击，还提出“反对崇拜枪杆的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奇谈怪论。 永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夺取绥德、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还无根据地提出“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并要“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即铜川)、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合水发展”。要在敌人重点驻守的洛川开展工作，消灭甘泉、富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向宁夏、三边等地发展，“打通国际通路”等等。他们对当时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空谈宏论，坐在后方安全的办公室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捏造以攻坚战取代运动战，光说大话、空话，做出超越实际的极左的“四面出击”的所谓决议。他们好象有撒豆成兵的法术，舞文弄墨，对敌人磨刀霍霍，气势汹汹从四面包围来却无动于衷，住在后方策划在西北党内、军内“肃反”。正如列宁曾经批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他们把口气当力气，想推翻一切，改造一切，是智者无知。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也推行左倾政策，肉体消灭地主，富农分坏地，打击中农，还提出农村实行六小时制，改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刘、高看到“决议案”坚决反对，刘志丹说：“这是做梦。”高岗说：“不是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吗？拿什么打通国际通道？”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取消革命”。朱理智等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刘、高认为陕甘工人阶级不多，不能照搬天津、上海的办法。朱理智认为这是“党与无产阶级的领导应当停止，解除革命武装。”是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使陕甘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是“更进一步的暴露了反革命的实质”，是“反动统治各派别在党内的联盟军与应声虫”等等。 前总对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后勤保障工作安排后准备出发时，驻陕北代表团派人送来信叫红军主力攻打米脂、绥德、清涧、瓦窑堡、延安，再打通神府联系。刘、高经研究分析认为上述城市，敌人防守严密，工事坚固，兵力较大，据险固守，很难取胜。对这个错误主张，刘志丹考虑到是北方代表驻陕北代表团的决定有点犹豫，但仍决定攻打瓦窑堡未得手，高岗在当时对“形势认识的比较清楚”，在他支持下前总没有再执行代表团指示，决定东进打退晋军，安定后方，南下作战。 此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发动的陕北第二次“围剿”彻底破产，损兵失地。我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红二十五军正在经甘肃向陕北转战。面对长征红军即将进入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取得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高桂滋向蒋介石急电求援日：“防广兵单，防不胜防。如不增兵，陕北将成为第二江西也。”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合并挖掉长征红军立足之地，在调集大军堵截长征红军的同时，集中了陕甘宁晋绥等军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兵分五路，东面沿黄河一线有晋军5个旅；北面敌八十四、八十六师；西面东北军5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又1个团，西北面宁陕交界地区有马鸿逵3个骑兵团；南面洛川一线东北军3个师，共10万多兵力。此次“围剿”，敌人仍以陕北为重点，以东北军为主力，以刘、高主力为主要对象。战略上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四面合围，企图聚歼我主力红军，彻底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将“只剩”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抠掉，摧毁中央红军的立足点。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蒋介石决定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代总司令职权。“剿总”机关从武汉搬到西安，张学良坐阵指挥。中央红军快到陕北时，蒋介石电令东北军、马鸿逵、马鸿宾等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高岗。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包围，予以歼灭。” 蒋介石以损人的目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他企图借中共军队削弱或消灭东北军，以东北军削弱或消灭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结果，东北军和红军打成了朋友。西北红军前总领导刘志丹、高岗认真分析敌情，根据敌人向来各怀鬼计，互不协调，部署尚未完备的情况，前指采取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灭敌人的战略，首先打击进入根据地晋军先头部队，以巩固后方根据地。 7月21日，刘、高率部东进到秀延县王家沟时，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向我发起攻击。我军奉命进行反击，毙伤敌70余人，缴获30多支枪。继之，高桂滋部艾捷三团原由绥德出发增援靖边，赶到半路得息靖边县守敌已被红军消灭，辗转返回绥德的途中，滞留在三皇峁、老君殿一带抢劫、掳掠、抓民夫，大肆骚扰百性。我前总命部队趁其不备，向敌人发起进攻，在高家塌、南沟岔消灭艾捷三1个营，击溃2个营，敌人死伤惨重。艾捷三负伤弃马逃回绥德。其残部和敌四九九团、张廷芝的骑兵营又向我军发动进攻。我军乘胜击溃该敌。此次战斗，共歼敌300余人，缴获300多支枪和一批战马，揭开第三次反“围剿”的序幕。 高桂滋初进陕北气势汹汹，最终没有逃脱骄兵必败的下场，两个旅已减少一半，寸步难行，再不敢轻举妄动，固守在绥德、清涧城里。 根据地群众对这次战斗编歌谣唱道： <small>六月里来热难当，双湖峪闪出个艾团长，</small></small> <small>艾团长来领大兵，一心要来打红军。</small></small> <small>一路上放火往前行，掳些牲口好骑乘。</small></small> <small>赶黑到了苗家坪，苗家坪的坏种笑盈盈。</small></small> <small>守卫放哨老操心，把艾团长当老人敬。</small></small> <small>鸡叫三遍天大亮，拔营收哨起了身。</small></small> <small>走狗坏种头前行，艾团长后排连大营。</small></small> <small>只顾走，不顾看，二郎山碰上刘志丹。</small></small> <small>刘志丹，名声大，艾团长听见害了怕。</small></small> <small>艾团长领兵往后逃，蛇沟里出来一纵队(即红一团)。</small></small> <small>一纵队，战火硬，打得艾团长撑不定。</small></small> <small>艾团长上了寺儿畔，山里下来老三团。</small></small> <small>老三团，挂子端(打枪准)，快枪机枪手榴弹，</small></small> <small>红军军号吹得欢，吹得艾团泪涟涟。</small></small> <small>西庄里落下个扫把星，东庄里跑了个小张营(即张廷芝)。</small></small> <small>幸亏太阳落得早，若不然，艾团长的脑袋提尿罐。</small></small> <small>不是艾团长跑得欢，早把艾团筋打断。</small></small> 至此，根据地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苏区南北近2千里，东西1千多里。红军主力发展到近5千人，游击队4千多人。赤卫军、少先队，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遍布各县广大乡村，形势一派大好，解放区军民振奋。第三次反“围剿”首战告捷，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扩大了陕甘宁边区构成版图，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创立了立足点和抗日的出发点奠定了基础。 首战打垮八十四师艾捷三等部队，扫除了东击障碍，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主力兵团东线出击。8月1日在清涧县的袁家沟等地区集结，趁晋军立足未稳，先发制敌，轻装急进到吴堡县境内，严密隐蔽待机歼敌。在前指的统一部署下，陕北第二、五游击纵队和当地赤卫军已将敌据点慕家塬包围，前总决定首先歼灭该敌。高岗等到寨底观察，发现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强攻危险，遂改变为“围城打援”。慕家塬寨墙坚固，四周筑有碉堡，驻晋军二0六旅1个连。刘高认为该据点与宋家川、郭家沟等敌据点同属敌四一二团建制，围击该点必引来各点增援。他们决定命1个团担任围点攻击任务，其余主力分路打击增援之敌。 8月10日夜，我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团对慕家塬寨子发起偷袭未成，又加四十二师三团发起强攻，将守敌一连全歼灭。12日，宋家川等据点敌人得悉慕家塬被红军包围，不知道已经被歼，出动1个营又2个连兵力前来增援，被我部阻击打垮，其大部被歼，余部狼狈逃窜，此战缴获大批辎重物资。 西北红军首次同晋军交战告捷，对部队鼓舞很大。此战后，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吴堡地区，误以为我军要北上神府，急忙向北调兵防守。我前总却挥师南下到绥德东南新庄一带，准备打定仙焉。定仙焉是绥德——宋家川交通要道，驻守晋军1个营已被我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多日，断粮断水，晋军正太护路军三旅六团前去增援，并派飞机助战。我前总决定实施以“围城打援”的战法，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晋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智派郭洪涛送来指示信命前指向北发展，打通佳、米、神府根据地。刘、高研究后认为不妥，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仍部署消灭定仙焉守敌。 他们命1个团配合游击队、赤卫军继续包围定仙焉，诱敌驰援，其余主力隐蔽各点准备歼灭援敌。 8月21日拂晓，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长马延寿亲率第六团由枣林坪出发向定仙焉行进增援。敌人进至王家辛店遭我军主力阻击。刘志丹、高岗亲自指挥各团正面攻击，迂回敌后，大胆穿插，四面夹击，打乱敌人建制，歼其部分兵力。敌人遂退后，我军乘胜追歼，连夺几个山头，敌人溃不成军，毙伤俘大量敌人，剩余残敌没命逃跑。我军奋勇追歼，经过几小时激烈围歼战斗，在金簿兰沟把敌围住，除敌旅长等少数人化装逃跑外，其余全歼。此战毙伤俘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1900多人(一说1800)，缴获轻重机枪60多挺，82迫击炮6门，长短枪1900多支，骡马80多匹。 此战后，西北红军主力正式建立了机炮连，这是西北红军诞生的第一个重兵器连。被缴获的炮和重机枪都集中在这个连，以后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西北红军发展重武器的先驱。 在慕家塬、定仙焉两次战斗中，刘志丹、高岗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用“围点打援”与迂回阻击等战法相结合，应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消灭了晋军两个团，使入陕的阎锡山两个旅受到重创，仓皇逃回山西，尝试到了我军的厉害，惊呼“刘志丹、高岗匪部啃不动”。我军趁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地区。这次战斗时间短，伤亡少，战果大，缴获多，在西北红军战争史上创造了首次辉煌战例，创造了消灭整团整旅的纪录，为以后集中兵力击破南线敌主力东北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 在定仙焉战斗中，敌机进行侦察助战时，被我军在山上用机枪击伤一架坠落到绥德县薛家峁地区，还俘获两名飞行员。这是西北红军创建以来缴获的第一架敌机，指战员们高兴地在现场观看，消除了畏飞机的“迷信”，议论飞机是可以战胜的。 闫锡山部在陕北吃了败仗，为解窘迫，谎造军情，在《晋阳日报》上说：“陕北刘志丹、高岗赤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七十万，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二十余万人。”“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国民党天津《大公报》也登载了类似报道。 中央红军到甘肃哈达铺正好看到这张报纸，从茫然中看到曙光。毛泽东及时找时任白区部长贾拓夫问清陕北情况，他高兴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贾拓夫将1933年二十六军失败、刘志丹死活不知、陕西省委破坏、他派高岗到照金恢复二十六军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敌人的这张报纸所通报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情况，成了中央红军的无声向导。 中央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我们的根据地。”他高兴地右手一扬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那里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 刘志丹、高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没有执行朱理智的瞎指挥，率领红军有限的力量全力以赴，与敌人进行血与火的殊死战斗，在夺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又组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首战告捷，旗开得胜，打退东线晋军，凯旋归来。回师到延川县的文安驿休整。前指召开会议，研究对南线敌人作战方案部署，讨论战略战术原则，对部队进行战术培训，让俘虏来的炮手修理和讲授使用重武器技术课，战士学习操作所缴获的机炮等武器应用技术。前总组建机炮等重兵器部队，加强军事、军容和军纪教育。正在紧张地南线作战准备期间，代表团朱理智等来到文安驿部队驻地，进行干扰。 8月27日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永坪会议《决议》和北方代表的5封信，并决定用两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朱理智把在永坪会议讲的那一套重复了一遍，要求干部讨论“如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问题，干扰了部队休整、训练。参加听传达的同志越听越糊涂，讨论中大家提出一大堆疑难问题。朱理智等非但不答复解释，反而说什么“这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布置的挑拨阴谋”。随后，朱理智等在《西北战斗》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消极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奋斗》，号召“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和右倾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攻击刘、高等不听他们的瞎指挥是什么“取消党的领导”。 朱理智认为高岗是个敢想、敢说、敢于的人才，是个“直筒子”，在军队中威信高，在地方党组织中影响也大，不把他拉过来，开展反对右派取消主义有困难，妄图“分化瓦解”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拉一派打一派。他找高岗谈话、做工作，要高岗和他们一起“反对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严辞顶回去。高岗坚定地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右派取消主义！”旗帜鲜明的敢顶中央驻陕北代表团，表明他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正如马文瑞同志在1945年西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对中国革命形势看得清楚。”刘志丹、高岗对朱理智的那一套坚决抵制，在文安驿会议上展开激烈的斗争。高岗主张寻机打击南线敌人进攻，“各个击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朱理智等要“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双方针锋相对，广大指战员一致拥护刘、高等人的正确路线，理所当然地否定了朱理智等人的错误路线。 朱、聂等迫不及待地企图拿掉刘、高的军队指挥权，由他们取而代之的计划没有得逞并未善罢甘休，回到永坪酝酿更大的“肃反”斗争。他们费尽脑汁，给刘、高等罗织莫须有罪名，只和郭洪涛同志谈，并搜找所谓证据，诬蔑刘、高同杨虎城搞统战是和“敌人勾结”；区别对待哥老会和土匪的政策是“土匪路线”；对外来知识分子提任领导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甚至把刘、高指挥打仗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阴谋”，特别抓住攻打横山县城未克的问题是“已经暴露了反革命原形”等等，朱理智对创造苏区地方干部都扣上右倾取消主义者的帽子，加以打击。真是不打倒刘高不罢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费尽了心机，更残酷的斗争还在后头。 打退晋军，安定东线。前指在延川县文安驿等地休整期间，研究准备南下作战时，陕北第四游击队纵队负责人曹动之前来报告说，横山县城守敌力量不大，防守不严，周围地区已被游击队占领。他要求主力部队前去攻打横山。前指考虑到消除北患，认为横山群众基础好，二十年代就开展了农运学运，击退北线敌人会对集中南下作战有利，前指开会决定我八十四师和四十二师的义勇军出击北线。 横山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雍正初年置县制后，陆续修茸，是三面临沟，东面依山，石头砌墙的一座古城。它位于长城南侧的无定河支流——芦河东岸，易守难攻。以横山县城为中心沿芦河岸南有清坪、威武两堡(清代被农民起义军所破)，北有波罗、响水两座古堡驻有国民党军队，距大夏首都统万城40多公里。是榆林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城内驻国民党井岳秀八十六师独立骑兵支队300多人，在城东面的五里墩驻敌一个连，距县城东南30里的五龙山和50里的韩岔各驻一个连。红军总指挥部作战方案是：在城东15里地张尔家峁、沙坪沟和城北斩贼关部署了打击敌援部队，对县城趁敌戒备不严，采取偷袭击破。 9月初，我主力在刘、高带领下秘密从文安驿出发北上，在横山东南地区鲁家河集结，并进行攻城部署。10日晚，主力部队开到城西10里的陈阳洼等地严密封锁横山的消息，来往行人一律只许进不许出去。前指在该村召开指挥员攻城动员会议并部署了兵力。曹动之介绍了情况，刘志丹、高岗分别作了战斗动员。在傍晚抓的一个自称是给红军通信的人说，南墩梁只住二三十人，柴兴梁、郭墩也没多少敌人。这些据点都是高岗熟悉的地方。所以，前指在这些地方部署兵力不多，主要目标集中县城部署、计划偷袭一举成功。八十四师连长吴瑞旺年轻体壮，打仗勇敢，带领30名战士组成登城突出队，负责架云梯登城。似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有充分准备。那个自称给红军“通信”的人晚上不见了，怀疑是敌探。是夜，红军在墨黑的情况下登城，先上去两三人是隐蔽起来还是被敌人无声无息抓走，后面登梯的人以为隐蔽起来继续上登。云梯是几节竹杆结成，连天下雨，既软又短，战士登城心切，上去的人太多压弯云梯，人都甩下来。此时敌人手榴弹顺声扔下来，牺牲许多人。 11日，偷袭未成改为强攻，前指发出攻击南墩、柴兴梁、郭墩敌据点的命令，结果南墩梁驻近一连人，事后才知道是头天下午从五龙山调进部分兵力，加强了这个碉堡的。我军派一个连去攻打，伤亡很大，几乎全连覆没，连长梁文郁牺牲。其它据点敌人回窜进城时在娘娘庙前被击毙、击伤多人。城外据点全部拔除，敌只守孤城，惊恐万状，准备突围逃跑，由于我军不明情况，连天下雨而撤围，敌侥幸保住了城。 这次奔袭横山城完全出敌人意料，虽然因战术上有缺点，失掉了突然性，未克县城，可使井岳秀大为震惊，起到敲山震虎之作用。敌八十六师畏我再战，怕红军继续北进，仓皇收缩兵力，固守榆林，急调“围剿”神府的部队向榆林转移，同时加强了横山、米脂的防务，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减轻了神府红三团压力。横山、米脂的守敌也不敢轻举妄动，横山以东、南、西面的广大农村一片红，石窑沟、威武、清坪等地区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小组游击队，赤卫军组织大发展。靖横连成一片，我军北线出击达到了拓宽和巩固后方之目的，解除了南下作战后顾之忧。 红军主力由南往东，由南往北，两次出击，打退晋军，吓住北面井岳秀部，使陕北地区除榆林全县在敌人控制外，敌人只守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和延安等几座孤立的县城，广大乡村都成红色区域。部队壮大，武器充足，后勤改善，赤卫队、小组游击队和地方政权、基层党组织蓬勃发展，贫农会、妇女会都成立起来，广大根据地日益巩固，集中兵力打击南线东北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h3>二、西北红军和二十五军会师</h3> 横山战斗后，红军回到文安驿、玉家湾等地休整期间，召开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刘志丹、高岗在干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抨击了左倾冒险主义，系统地总结了西北军委和前总成立以来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都是不怕牺牲的战士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不是坐在办公室说来的，更不是“纸上谈兵”得来的。他说，每支枪、每颗子弹、每块解放区土地，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号召大家要珍惜它，保护它，以利夺取更大的胜利。刘志丹在讲话中号召指战员，要戒骄戒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打退东北军的进攻。会议研究了南下作战的方案。 刘志丹、高岗在指挥解放陕北6县战斗中，特别注重了经验总结和地形勘察，每次战斗开始前亲自观察地形地物；战斗开始亲临战场，指挥战斗，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创陕甘苏区时，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说高岗经常深入连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询问火夫、马夫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点滴经验并记在本子上，弥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大会上介绍出来，很实在。他不像刘志丹那样文雅，讲话有时很粗莽，不分上下级，不顾场合，常讲脏话，说左倾狂热病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起来。可是，他讲话群众爱听，语言简练、明快、易懂。陕北红军初创时期，新参军和收编民团等人员多数是为谋生而来，有的对爱国和害国的概念都弄不清。高岗给战士解释说，现在工人农民造反动派的反，国民党说是“害国”，所以爱国有“罪”，爱国者成了“害国”者，害国者反而成了“爱国”者，于是害国者镇压爱国者。战士们听了顿开茅塞。 半年来，西北红军转战陕北、陕甘地区，在西北军委、前总的正确指挥下，有时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在内线打，有时出敌不意打其不备在外线的敌占区内打，解放了大片土地；有时打大的，围歼1个团，有时打小的，吃掉1个连，还通过政治攻势，兵临城下敦促敌人缴械投诚；有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时攻坚，夺取县城和集镇；有时打击敌人的主力，有时打击敌人的控制部队。兵法上的“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城打援”和“长途奔袭”等战术都用上了。他们的战略战术和毛泽东同志的人民群众战争的军事思想相符合的。实施了集中全力，各个击破敌人，有利时就打，不利时就走的战略，始终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周密的部署，准确的侦察，选择好战场，摸清敌人的实力，特别注意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志丹、高岗配合融洽，冷静沉着，多谋善断，随机应变。这是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同时抵制了朱理智等执行的左倾高压政策。张邦英、张秀山等老人谈到陈家坡会议后的两年时间里，一度和上边失掉联系，“左倾”路线影响不大，刘高按陕甘实际部署工作，开展革命，创造出陕甘根据地和扩大了红军队伍，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地，否则，陕北的历史可能是另一番写法。 刘志丹、高岗在总结解放六座县城经验后，特别要求部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自满思想。志丹告诫指战员，这些成绩不值得骄傲，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正如俗话说：“老鼠拉木掀，大头还在后头”。高岗说，我们不仅夺取陕甘，将来还要夺取西北乃至全国。广大指战员在讨论前指的总结时一致表示拥护，认为总结句句讲的是亲身干过的，最实际，又合理，高度概括，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大家说老刘老高讲的越听越想听，听了心情舒畅，斗志增强，朱代表团讲的，越听越糊涂，气得人肚子疼。“他俩配合好，相得益彰，既有冷静的政治头脑，又有火热的战斗意志，他们的那套战术经验，是从过去多次失败中得来的，是用烈士鲜血换来，越来越精了。”有的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同弟兄们共同生活，战斗在一起，得到弟兄们的信任，这给咱们很大帮助。他们还很注意政治工作，使指战员明确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士气极高昂。 前总正在部队休整期间，研究部署南下攻打东北军的作战任务时，西北工委送来通知说徐海东、程子华率二十五军已到永坪镇附近，要刘、高率红军向永坪集结，欢迎和会师。西北红军指战员接到通知非常高兴，表示热烈欢迎。前指随即召开会议讨论拟定《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玉家湾召开军人大会，刘、高作了动员讲话。高岗说二十五军是久经沙场的正规军，全体指战员要虚心学习他们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他号召向红军老大哥学习，搞好团结，密切配合二十五军作战，在南下作战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9月13日，刘志丹、高岗率部队从玉家湾驻地出发，14日到达永坪西北工委驻地集结，15日同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6日举行了3个军的团长以上干部会议，互相见面，互致问候，互相介绍了经验和情况。徐海东、刘志丹在会上讲了活，庆祝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17日，朱理智以陕北代表团书记身份，在永坪镇对面娘娘庙里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高岗、刘志丹、徐海东、郭洪涛、程子华、郭述申、聂鸿钧、张达志、崔田夫、杨琪、张秀山、白治民、史秀云、慕纯农、王月明、王达成、杨和亭等参加会议。会上，朱理智抓住刘、高没执行他们要打绥德、延安、米脂、清涧和佳县的指示以及奔袭横山未克，肆意把原西北工委惠子俊和军委主席、副主席、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高岗说得一无是处。他置几个月连续解放6座县城和大片土地，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土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是当时在中国大地上革命最活跃、地盘最大的一块根据地的事实于不顾，借着二十五军的势力，恶意攻击西北工委和前指、原军委。从远道而来的二十五军的同志，不明真相，一时又无法明辩是非，加之，当时急于打击敌人的进攻，朱理智、聂鸿钧等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拉程子华(程是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二十五军的代表)为代表团的成员，顶替了刘炸夫末到之缺。会议一边倒，高岗在会上对朱、聂的错误指责进行斗争，被刘志丹制止。 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朱理智担任书记，郭洪涛副书记，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原西北工委委员一位也没保留。当时有人私下议论，省委名称加一个“晋”字，既无山西的部队，又无“晋”的地盘，只有朱是山西人。 西北军委改组，聂鸿钧追任军委主席(原已任命)，戴季英任军委参谋长，撤掉原军委参谋长朱子休、医院院长李向富的职务。原西北工委、军委部门的负责人，除原宣传部长张秀山改任供给部长外，其他均排挤在省委、军委之外。至此，朱理智等提出的“左”倾路线主张，文安驿会议上未能得逞，这次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借二十五军的势力，党和军队权篡夺到手，为错误“肃反”提供条件。 会议还决定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改编为十五军团。9月18日(即“九·一八”纪念日)，在永坪石油矿西北红军干校门前广场上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了十五军团正式成立。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一说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副主任。军团下辖3个师，原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张绍东任师长(后叛变)、政委赵林波(后叛变)；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由二十五军派的张明先担任(后脱离革命)；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这天，当地群众从几十里路赶来参加大会，人山人海，会场上红旗飘扬，标语满墙，气氛非常威武壮观。 几天之后，高岗的政委一职由代表团成员程子华接替，高岗成了专职政治部主任。高岗的政委职务取消后，省委、军委和军团的4个正职和部门的领导职务都被朱理智、聂鸿钧等担任，大家都想不通，向刘志丹、高岗谈看法。刘、高仍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表现丝毫争名位的情绪并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还主动抽出人力和物力武装补充二十五军。二十五军从鄂豫突围出来，到永坪兵员锐减到不足1200人，武器短缺，衣着破烂不堪，经费拮据。刘志丹、高岗决定拿出一笔经费、粮食给二十五军，调500多人给二十五军补充缺员，将二十六、二十七军60挺机枪和几十门炮及一部长短枪支、弹药以及被服等调给二十五军，改善了二十五军的装备。朱理智阴阳怪气地说：“他们使用不了这些重武器。” <h3>三、“赤膀战劳山”蒙冤下牢狱</h3> 9月19日下午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南线作战、打退东北军“进剿”的战略。徐海东、高岗和刘志丹等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大军压境，打蛇先打头，首先打掉进入苏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如果先集中兵力打垮他两个师，挫败敌人锐气，陕北战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徐海东说：“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首先打响第一炮。”高岗以政委的身份积极支持徐海东的讲话，他坚定地说：“红十五军团成立，第一仗只能成功，给东北军一点颜色，叫张学良看看，红军就是战无不胜！” 会后，部队从永坪出发，经过3天晓宿夜行绕过延安，9月下旬到甘泉县的王家坪等地隐蔽、集结，寻机歼灭东北军。军团部召开会议，研究歼敌方案，刘、高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建议佯攻甘泉守敌，诱驻延安敌人增援，采取“围城打援”战略，歼敌于大小劳山。 当时，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的一一0师和一二九师已进驻延安地区，一0七师随王以哲军部到洛川。敌一一0师六二九团第二营长陈镇藩带5个连随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及两个师的军需主任，由延安到甘泉接运西安送往延安的棉服装备。他们一进甘泉县城就被红军包围。军团部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带团以上指挥员到咸榆公路边的甘泉以北15公里的劳山看地形。大家一致认为大小劳山打伏击战很理想，两面山岭连绵起伏，林木茂密，咸榆公路延安——甘泉段夹在一条沟间，正好是一条口袋，便于伏击。如果把敌人装进来，正如把狡猾的狐狸装进口袋，有再大的本事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伏击战场确定后，军团部立即部署兵力，命八十一师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包围和佯攻甘泉城守敌一一0师的1个营和接运服装的部队，利用攻打甘泉诱延安敌人出来增援，遂命主力八十一师进到甘泉以北之白土坡及其东山正面堵击敌援兵，阻止其与甘泉守敌会合，配合主力预伏战场歼灭之，要不惜一切代价在白土坡堵住敌人，否则，延安援敌与甘泉敌人会合，我军将失去战机。……七十五师埋伏在大劳山东北后山上，七十八师隐蔽于小劳山两侧山地一带，骑兵团位于芦家村黄土沟地域，对敌人形成伏击圈子。 诱出延安增援敌人后堵击敌人与甘泉敌人会合，是劳山战役的攻坚战，高岗负责具体部署此翼。9月29日八十一师奉命急行军隐蔽在吴家沟待命。先遣1个团已经包围并开始佯攻甘泉县城。 10月1日，不出我军预料，延安敌人出动1个师按我军团部预定的时间驰援甘泉，象一群灰老鼠进入伏击“口袋”里。敌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骑在马上带着部队大摇大摆向甘泉行进，真是浩浩荡荡，有点欺人太甚，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劳山是延安至甘泉段最高的山，一一0师原以为红军可能在沿山设伏，在山上派尖兵和少量搜索部队，大部队顺川沿公路行进，一直未见红军一兵一卒动作，顺顺利利通过几道险要的山势。当到我军伏击圈时，敌师部命尖兵和山上的部队撤下川来，将原来一路改为四路纵队，集中快速前进。一一0师师长何立中得意地加鞭催马，乐观地对参谋长说：“红军鬼计多端，我当他们在这一带打我们的伏击，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不会再中共军的口袋阵了。”何立中得意洋洋地海口刚夸完，参谋长还未来得及回话，红军的信号枪打响了。红八十一师正面发起堵击，七十八师把退路截断，公路两旁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一齐在约二华里的敌人群中开花，立刻混响成一片，震天动地，响彻山沟。分不清枪声和手榴弹声，几千敌人象戳了的马蜂窝，向两侧山上东窜西跑，何立中带师部和直属队占了路西的山头，凭借山上的村庄顽抗，被我八十一师二0一团一个冲锋，将敌压制到一个小山头。敌六二八团拼命向甘泉方向冲来，三面火力向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压下来，企图打开一条血路向甘泉靠拢，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高岗从指挥所赶来，亲自上阵指挥该团抢占了大劳山一侧，并亲自参加战斗，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率警卫连、侦察连赶来增援，很快把敌人堵在小劳山东山。敌人向师部靠拢，抱成一团，几次反攻，妄图打通甘泉的道路，高岗指挥八十一师打回去了，并发起猛烈反击，指战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夺回来敌人占领的山头，正面堵击敌人达三小时，使敌人被迫退到小劳山村。这时太阳即将落山，我军有好几个营、连、排干部伤亡，二营教导员王学礼负伤，栾新春、谢四娃、杨玉清、李富贵等7个连级干部伤亡，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高岗顿时仇恨满胸膛，审时度势，一把脱掉外衣，一声呐喊跃出战壕带领部队冲锋，不畏生死的杀敌。杨森、贺吉祥等师团领导也跳出战壕，冒刃血战，拼命冲杀，率部队乘胜追击，攻进村子，围歼敌人。七十八师从左侧压下来，接着七十五师也投入战斗从右侧包抄过来，打的异常激烈，公路两旁地里麻叶子都打光了。有的战士受伤拉着肠子爬着战斗。到日落前将被包围的一一0师大部歼灭，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后丧命，参谋长范驭洲当场被击毙，活捉团长裴焕彩，团长杨德新自杀。天黑前，战斗结束。可在总结会上，把八十一师一团团长免职，要当场枪毙作战勇敢而幸存的两个营长，经高岗、李赤然等出来说话，才免于一死，实在令人费解。 这一仗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得第一个大仗、硬仗、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支劲旅，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重创了东北军的骄横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打下了共产党和张学良在洛川举行和谈的基础。这次战役共伤俘敌人3700余人，击毙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有炮12门，轻重机枪180多挺，步枪3千多支，电台一部，战马300多匹。高岗在“这次战役中起了最大作用，为夺取这次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高岗同志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适时赤膀上阵，身先士卒。他带头发扬了不怕死的精神，极大地鼓舞战士英勇冲杀，如果拿不下对面的山头，再晚一小时，到天黑了，战斗就无法结束。敌人会趁夜逃跑的，战场也不好打扫，好多伤员抬不下来，被冷死、渴死。”(见李赤然回忆记录)后来，陕甘宁边区到处传颂“高岗赤膀战劳山”的传奇佳话，编入小学课本。劳山战役后，流行一首顺口溜： “张学良成什么样，日本来了不抵抗，来到陕北打内仗。丧家离妻也不枉，何立中劳山把命丧。联合红军把日抗，打回老家才高尚。” “左”倾路线和个人权欲一联姻，必然要产生恶胎，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朱理智等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社会政策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然和刘、高执行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二十五军也带来了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戴季英把张国焘那里的一套搬来，并大加发挥。刘、高正在前方不顾生死带领红军打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紧急关头，后方朱理智指控他们是“右派反革命”，罗织他们的所谓“罪状”。 劳山战役胜利后，瓦窑堡守敌闻讯而逃，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机关从永坪移到瓦窑堡。 刘志丹、高岗等在前方指挥血与火的战斗，西北战场首次取得最大胜利。而朱理智等掌握了大权，有二十五军作后盾并抽给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在后方积极策划肃清“右派反革命”的部署，“没有二十五军某些人支持，朱理智他们不容易搞起来的”。所以，他们更有恃无恐了，十五军团开拔前线的第二天，省委就发出了“肃反”的指示，给高岗、刘志丹等肆意罗织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说他们占据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土改时不肉体消灭地主，给富农生活出路，是“富农路线”；在民团、土匪里拉武器、改造绿林为游击队员是“土匪路线”；和国民党中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等等，专门召开省委会成立保卫局，戴季英兼任局长，确定了“肃清”“来路不明的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认定“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中”，要“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 省委会一结束，对已经关起来的真右派反革命分子李西萍、姜绪搞逼供信，首先把供出的张庆孚、蔡子伟等抓起来，刑讯逼供。 李西萍、姜绪对朱理智、戴季英等的意图，心领神会，见风使舵，你想要什么，他就供什么，为搅混水，趁隙逃避罪责，嫁祸于人。审讯中指供谁，他们就编出谁的一堆“罪状”。接着，后方机关把张秀山、黄罗斌、高朗亭、张文舟、李启明、高锦纯、张仲良、孔令甫、胡彦英、赵起明、赵守一、汪锋、郭宝珊、贺笑晓、刘汉武、黄子文、张文华、朱子休及其妻子段秀珍等逮捕关押。他们只听李西萍、姜绪等人被逼的供词，不相信同志的辩解和创造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事实，使肃反严重扩大化，很快波及到前方，开始大逮捕，大屠杀。他们不搞任何调查研究，不看证据，硬打硬拷，施以酷刑，捏造出许多人的名字，硬打得叫他们承认是“反革命”。其实他们根本不敢调查，刘、高等一批老干部在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民中威信很高，贡献很大，有良心的人无法给他们捏造什么“罪证”的，群众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翻身”、“经济上救命”的恩人。所以，他们只有给刘、高扣上“右派反革命”才能把他们打倒，欺骗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因群众对右派反革命概念不懂)。 劳山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即10月4日，省委给前方聂鸿钧等送来信说后方已逮捕几个人，供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刘景范、张策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指令前方立即在军内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聂鸿钧、徐海东等研究执行省委的指示时怕出乱子，徐海东提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较好，没敢轻举妄动。军团部在劳山战役中从俘敌手中缴获电文得息，朱毛红军已到甘肃的陕州，“有流窜陕甘边模样”，不能让其会合。 在军团部会上研究下步出击计划时，高岗、刘志丹主张部队西出环县、庆阳，迎接中央红军。军团会议同意高岗等人的意见，决定出兵环县、庆阳之间，接应中央红军，并将军团部的决定报告省委。省委没有同意并未答复，有人竟说什么“中央红军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徐海东、聂鸿钧等给省委去信催问后，省委才答复：在甘(泉)鄜(县)之间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这实际是按兵不动，加速了所谓“肃反”，要赶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之前，解决刘、高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问题，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前方军团部没有执行在军内进行肃反的指令，仍打算西出环县、庆阳。朱理智等送紧急指示到前方，信中严令停止红军出击环县的行动，指出“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刘志丹、高岗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助解决。” 十五军团接到信，原地等待并写信催促郭洪涛快来。军团部把刘志丹和高岗隔离开来。高岗和杨森等被调到安塞县后方地区，以防“发生事变”。结果郭洪涛没来，来了个程子华，他有病，坐的架窝子，以十五军团政委前去执行任务。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研究，仍没敢下手，因当时二十六、二十七军有五、六千人，二十五军连补充了几百兵员还不足两千人，加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对刘志丹、高岗很爱戴，就是二十五军的官兵，对刘、高也有了感情，他们亲眼看见刘志丹、高岗在行军中只骑马，有时还让有病的战士骑马，自己步行。特别是高岗在劳山战役中，赤膀上阵，英勇冲杀，以“刺杀手”在部队传颂，二十五军官兵对高岗产生了敬重之心。在前方抓起来，既不利于当时的紧张战斗，又怕发生事变。因而决定采取分而逮之的办法，将刘志丹骗哄调回后方工作，然后再分别抓高岗、刘景范、习仲勋、杨森、马文瑞、张策等一批党政军领导。 刘志丹随即带着警卫员谢文祥动身回后方，从下寺湾的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路过安塞县的真武洞时，碰见了省委的通讯员又去军团部送紧急信。通讯员不知底细，他认得刘志丹是军团的领导遂将信交给刘志丹，志丹拆开信看见，正是一份逮捕他和高岗等几十人的名单。刘志丹看后把信封好，交给通讯员并说：“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并给高岗写一封信，说这信你看后交给军团长，绝不能让红军打红军，他连夜到中央代表团住处去了，给他们汇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志丹和警卫员快马加鞭到瓦窑堡，结果一到就被抓了起来，连警卫员也抓起来，刘志丹的坐骑成天不下鞍，造成别人虽见不到刘志丹，以为是在忙开会，准备走的假象。随后把马也藏起来，怕人看到刘志丹的马，志丹的爱人同桂荣及其女儿贞娃(即刘力贞)天天打听，等待志丹回来，却一直未见到。后方把刘志丹抓起来，通知前方聂鸿钧等按省委通知的名单，即在高桥、王家坪、卅里铺等地将高岗、杨森、习仲勋、马文瑞、张策、刘景范等陕甘边党政领导和二十六军领导抓起来。他们作贼心虚，不敢公开抓人，都是以“开会”、“研究要事”等为名骗来抓人。保安民团胡继元、高景山(就是前面说到的为“老人过周年的高区长”)带70多名全副武装起义，跑来下寺湾找刘志丹、高岗投奔红军。白天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会，当晚以设宴招待领导为名把10名大小头头都逮捕起来关进监牢，在军队和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战士们说：“红军的政策变了，以往欢迎来投降，优待俘虏，现在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还敢投降我们呢？”陕甘西区办事处主任张策是从保安骗回来的，当天下午还是欢迎民团的主持人，晚上也被抓起来，和民团头头关在一起，民团头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真是荒唐至极。之后将起义的民团头头，以土豪恶霸用黑布袋子套在头上，拉到十五军团驻地窨子沟集体挖坑活埋。 陕甘边和二十六军被抓起来的“右派反革命”，经过一番打扮，被巧装成国民党的俘虏，头上套一个布袋蒙得严严实实，从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解押送到瓦窑堡，脚上戴八斤镣，手上卡三斤铐，手铐不够，用绳子把手捆着，投入牢房。高岗、黄罗斌、郭宝珊、任浪华、孔令甫、张策等关押到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不分昼夜，轮番审讯、逼供。有人甚至诬蔑刘高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刘志丹知道自己要遭逮捕，还来瓦窑堡是为骗取党的信任”，“解放六座县城消灭白军，纯属反革命欺骗党和群众耍的花招。”张庆孚(即张胖子)是34年上海中央局派往陕北的特派员，他一到陕北按“左”倾观点指责刘、高右倾。经过一段时问观察，看到刘、高的做法是正确的，抵制代表团的做法，首先被抓起来，骂他是“叛徒”，是刘、高的“走卒”，往死里整，把他和张秀山等吊起来、鼻孔里灌辣面水，张庆孚被整得精神失常。 监狱里没有任何人道可言。监狱是特制的，原来的旧窑里做几个小洞子，没有铺盖，地上垫些谷草，叫你站不起，活动不成，一动干草吵吵作响，看守进来用刀背、枪托乱砍乱打一顿。有个“犯人”听到隔壁审讯室打得惨叫，神经受刺激拼命向外冲，进来几个战士不分清红皂白向那人戳了几刺刀，倒在血泊中，然后又拖出去砍了。“犯人”吃不饱饭，喝不上水，害病硬撑着，往死折磨，有一个“犯人”拉肚子也不让出去，便在脚地下，弄得满窑臭气熏天。“犯人”的衣服长期不脱，身上的虱子一串一串，高岗、习仲勋、张策等要求松开绑捉一下虱子，被站岗的打了一顿。高岗质问说：“为什么打我们，我们又不是蒋介石。你们有本事去打蒋介石……”站岗的说“你们是蒋介石派进来的，打你们和打蒋介石一样”。天冷夜长，不许出去小便，他们只好便在吃饭的碗里第二天放风时倒掉，然后拿来再吃饭，真是残忍至极。 在审讯中他们用尽了极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高岗在被审讯中，坚持了党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进行了坚决抵抗和斗争。他在监狱里还编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挂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不知犯了什么罪？”他的抗争顺口溜招来多次毒打。 这样，后方指名逼供的名单送前方抓，前方逼供的名单送后方抓，背靠背逼供，两面抓人。后来逼得有人连保卫局长戴季英和朱理智等也被供为右派反革命，他们气急败坏地将供词的人暗杀了，有的惨遭活埋。 陕甘边党政至县书、县长和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无限上纲，无限扩大，戕害好人，枪打、刀砍、活埋了好干部、好党员很多名。高岗等人的监狱后院已经挖了一个大坑，随时都有可能将这些人无声无息地埋掉。高岗妻子杨芝芳、儿子老虎(即高毅)成天提心吊胆打听，杨芝芳在被服厂工作也被开除，她让老虎出去看他爸爸被抓没有，见每拉回一批蒙头罩面人，老虎跑来说“又拉回来一批土豪”。后来从高朗亭那里得到高岗被抓的消息，她母子揪心裂肝，天天盼，夜夜盼老高放出来。她几次找范子文、雷恩俊打问，他们未给告诉。 这次“肃反”铸成浩劫，一批党员干部为创造和巩固陕甘、陕北根据地在陕甘边打退敌人多次“围剿”，陕北打退三次“围剿”，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枪林弹雨，铁血交织，天当被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却被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的关，杀的杀，活埋的活埋，弄得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干部躲避，群众外逃，军队恐慌，离散情绪日高。据资料记载，枪打、刀砍、活埋200多人。苏区到处议论刘志丹、高岗等“被关起来”，“二十六军的机关枪被二十五军缴了”，“二十五军是白军，假装成红军来消灭二十六军的”，二十五军也为“左”倾路线执行者背了新黑锅。不过，没有二十五军作后盾，朱理智等不敢向刘、高等下毒手。陕北苏区人人自危，区乡干部见二十五军躲起来，打发群众应付差事。军队互相戒备猜疑，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内部互相对打缴械，有的投敌叛变，之后宗文耀、金铃等带的几股游击队叛变引发了有名的“赤安事件”、“三边事件”。陕北游击队、赤卫军准备劫刘志丹、高岗等人的监狱。被刘、高整治的地主、豪绅、反动派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打上白旗搞反攻倒算，控诉刘志丹、高岗的“罪行”，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水”活动，夺回了农民分得的土地、财物，搞得根据地党政军民惶恐不可终日，党政领导机关不出来制止。地主豪绅逼债户交付已经宣布废除的债务，从而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共产党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人心冷淡，各有散心，部队战士开小差成风，领导辞职当战士。 以朱理智等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对边区党和革命造成极严重损失，吴生秀说：“不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刘志丹、高岗他们要被整死的。”在习仲勋的回忆里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天意也吧，机遇也吧，他们在断头的时刻被挽救而幸存下来者，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忠诚！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八章 把中央红军迎回“家” 在陕北腥风血雨的“肃反”正在进行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红军经过11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现吴旗县城)。从此，陕北苏区成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落脚求生，东山再起”的根据地，在黄土高原找到了“家”，建家创业，将几乎走投无路、生死悠关的中央红军引向夺取胜利的坦途，且使之充满了朝气蓬勃和巨大活力，揭开中国革命胜利新的一页。鲁迅先生知道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写信祝捷：“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而蒋介石在峨嵋山上听到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消息，他对左右沮丧地说：“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灭毛，非人力所及也。” <h3>一、毛泽东给他松了绑</h3> 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开始转移并不是远离江西，到了贵州两进遵义，未能在此地落脚，随后打算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最后改变为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都未如愿以偿。后来他们一直到了甘肃更不明确落脚点，前途茫茫，去宁夏向外蒙发展？向苏联发展？没有一定的明确方向。1935年9月中央红军选择陕北是从偶尔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有一则消息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红军和根据地而确定的。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支队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会议决定去陕北。当时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彭德怀对三军团讲话时流着眼泪。毛泽东在会上说：陕北有自己人，那里有个“家”。这对人困马乏，损失惨重，前途茫茫的中央红军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晋阳日报》为解晋军失败窘境，夸大陕北红军的实力，为中央红军指明了方向，对救中央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改编时还有14000人，不足一个月时间到吴起只剩不足8千人，如果没有陕北落脚点，再拖两个月，后果很难设想，西北历史可能改写。 高岗、刘志丹在劳山战役中知道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红军已转战到甘肃，他们天天盼，夜夜盼，时时盼中央红军到陕北。 刘志丹、高岗正处在被枪毙、活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等来到吴起镇看到“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高岗”的标语。他们在吴起工农民主政府和保安游击队和骑兵团干部张明科、马福记、龚逢春、刘景权等同志迎接时，了解到刘志丹、高岗等许多革命干部被西北代表团关、杀、埋的情况。10月22日在吴起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行动的方针报告，会后总书记张闻天派中央保卫局长王首道和刘向三、贾拓夫带一部电台先赴瓦窑堡传达毛主席的：“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命令。毛主席给王首道谈话时说：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王首道等到瓦窑堡后尽快把事态控制下来，对高岗、志丹等“要犯”进行了调查了解和审查，及时解决了陕北的肃反问题，扭转了陕北危机局面。张策说“其意义不仅在此，也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高潮和争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央来了挽救了陕北，陕北也挽救了中央。从陕甘根据地而后所产生的作用看，也是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央当时没有陕北落脚地，的确后果不堪设想。 陕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出发点，也是转折点，新起点。正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丁玲对她的挚友杨芝芳说，毛主席曾在保安与她谈话时说，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真像是叫花子。陕北红军送去许多大洋、粮食、衣物，解决中央红军燃眉之急。“陕北红军跟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他们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毛泽东抓紧时间部署和指挥陕甘支队打退了尾追中央红军的马鸿逵部的四个骑兵团，割掉“尾巴”。 10月29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下寺湾会师后，中央红军(时称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致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中说：“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期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兄弟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久已听到，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能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携手，更使我们无比兴奋。”致书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和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致书号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而斗争！ 11月3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央机关到甘泉县下寺湾陕甘边特委和十五军团部驻地，会见徐海东时说：“一定要在陕北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毛泽东为什么用略带伤感的古赋描绘陕北未来的景色，没人能知道。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聂鸿钧、程子华等把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十五军团组建、劳山战役及“肃反”等情况向中央作了口头汇报。毛泽东批评逮捕刘志丹、高岗等同志的错误说：“没有这些好同志，哪来的这块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兼)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中央机关设在瓦窑堡，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陕北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3个特委。5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向部队发表讲话，决定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一方面军，(恢复了原来的番号)，共11000多人。13日毛泽东在下寺湾召开的中央西北局会议上说，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不足一万人。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在布置直罗战役时，彭德怀召开七十八师(原二十六军)干部会议，他针对二十六军干部受整的情况时说：“陕甘根据地很重要。红二十六军、二十七10日，张闻天、秦邦宪等率中央机关由下寺湾出发辗转到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后，按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保卫局，由中央保卫局接管了一切工作；以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等五人组成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中被关的高岗、刘志丹等主要‘案犯’进行认真审查。张闻天、博古等听取了审查汇报。在审查期间，朱理智等把真实情况隐藏起来，歪曲历史，蒙蔽中央，还说他们‘创造了陕北红军和苏区……’‘创造了十五军团’。” 中央召开党务委员会，朱理智、郭洪涛也参加，戴季英抱来一堆高岗等人的莫须有的罪证材料。党务委员会经过查阅材料，发现漏洞百出，大帽子底下毫无事实。11月初旬，打开牢门乌云拨退，先释放了高岗、刘志丹、习仲勋和刘志丹的警卫员等18人，保住了脑袋，“重见了太阳”。正如刘志丹在狱中对难友说：“乌云总不能遮住太阳。” 11月11日中央召开平反大会，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以暴力手段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传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党内不许‘整人’，社会上也不许‘整人”’。公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分配工作。王首道在保卫局设便宴，他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都是创造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好同志，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是无私无畏的指战员和革命干部。这次肃反是错误的，中央给你们平反，恢复你们的工作，并向你们道歉。时至1982年，王首道在一次座谈会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前，一度把他们抓起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激动的。” 刘志丹代表出狱的同志致感谢答词。他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得很及时，解救了我们，如果来得晚些，我们大家就可能没命了。”他还说，“这次肃反扩大到我们头上，主要是西北代表团偏听偏信，甚至只听右派分子为蒙混过关、保护自己、陷害好人、破坏革命而编造的假话，我们的话半句他们也听不进，不相信自己同志的斗争历史事实，以致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他还对出狱的同志说，我们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要严于责己，善于作自我批评。中央恢复我们的工作，同志们在接受工作中不要计较职位高低，要服从党中央领导，做好本职工作。 刘志丹、高岗出狱后，广大军民得知后，奔走相告，欢心鼓舞，高呼：“陕北得救了！”“刘志丹、高岗得救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12月6日离开东村经安塞县到瓦窑堡，听了五人小组汇报了肃反情况后说：“逮捕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13日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说：“你们受委曲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种考验”。刘志丹说：“中央来，今后一切都好办了。”高岗说：“老刘带领大家冒着生命开创根据地，毛主席迟来陕北，我们就可能没命了。他们不听革命者的话，一意孤行，只听个别人的话。” 毛泽东说：“你们在这里不是搞得很不错嘛！我一到陕北，就看到人民群众很懂得革命的道理，政治觉悟很高，乡村政权很巩固，游击队战斗力很强，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还说“陕北这个地方，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里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我们感谢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我是来投奔你们的呀！”“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他批评戴季英等人得了“疯狂病”，戴季英不服气地强辩。周恩来说：“象刘志丹、高岗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象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见习仲勋回忆) 刘志丹、高岗释放出来，群众说他们成“气候”也，必然有“百日之灾”，有“贵人相救”，这是“天数所定”。 是年冬季，党中央到瓦窑堡后，中央有关部门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考察，结论指出：“陕甘党的同志，红二十六军工作是最好的。” 老干部王东皋回忆当时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说：“35年秋底，我从赤源县被调到瓦窑堡肃反，交待右派反革命问题，被关了50多天禁闭，那简直是人间地狱，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那时差不多天天审讯，审问者都是南方口音，有些话你听不懂就得挨打；指明问供，你说不知道也得挨打；你不回答也得挨打；你若说刘志丹、高岗对穷人好的意思，打的更惨，硬打硬逼，蛮不讲理，可把人整惨了，枪打、刀砍、活埋很多人。和我同号关的两个干部，他们说了刘志丹、高岗爱穷人的话(他们不知道刘、高也被关)，便骂他们为‘右派反革命’涂脂抹粉，打得鼻口流血，脸肿的肥大，半死不活被拉出去活埋了。我见刘、高也被抓了，死咬门牙一句话不说，挨了几次打。 “中央红军到瓦窑堡，我被放出来，看到九死一生的中央红军，不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兵，都一样个个破衣烂裤，肌黄面瘦，头发老长，真象叫花子，四散住在老乡家里，懒懒散散地进行整训。连毛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周副主席都穿粗布破衣。” 高岗出狱后，受中央组织部委托，到各地了解“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做些稳定工作。他奉命到赤源、横靖县等地区了解情况，宣传党中央到陕北的喜讯。他到横靖县麻城界区正好碰见从白区来的谷奇峰、冯效章(原横山一高同学)在家乡联络10多名青年准备参加军红，担心红军不收白区的人，古历十月，先由谷、冯两人前去与红军联系，却被关押起来。 此前，我党政军正在大搞错误肃反，他俩不知道肃反和高岗被关押。他们找到区政府要求当红军，并说他们是高岗同学，打出高岗同学的牌子，反起到负作用，将他们安排到山沟的村子里，派游击队监视。随后白军来围剿苏区，游击队把他俩和地主、豪绅关押一起，戴上脚镣，多次转移。谷奇峰给区政府写了几封信。未见回信。一次在转移中，恰巧被高岗看见说：“胖娃娃(谷个小体胖，学校时都叫他胖娃娃)，怎么你在这里？”谷将来参军和被关押的情况告诉高岗后，高岗回到区政府的当天下午放了谷、冯。他对谷、冯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革命形势很好，还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你们被关押了几十天，家里人也不放心。部队正需要文化人，你是小知识分子，家在白区，先回去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配合部队解放横山县城。”遂给些宣传品和书籍，并给乌审旗的王兆林、徐鸿猶等写一封信，捎些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宣传资料。 <h3>二、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报告</h3> 1935年12月17——25日，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下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定》。为适应新的形势，会议明确的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策略和方针，以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会议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积极扩充兵员，准备对日军直接作战。 政治局会议之后，于27日在瓦窑堡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高岗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精辟演讲，对他启发教育很大，眼界大开，开动脑筋，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他从心底里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站的高，看得远，讲话博大精深，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策略论述的精辟，坚定了高岗跟毛泽东干革命的决心。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精辟的论述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工人农民不能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革命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之一。 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不仅切准了南方革命失败的要害，也完全符合西北革命运动过程中的实际。毛泽东同志只能在遵义会议经过串连、做个别人的工作，战胜了错误路线，也是在失去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没有干扰才取得军队领导权，也只能到达陕北可靠落脚的根据地，才获得系统地说明中央对这样重大的政治策略问题上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这次的讲话之所以对高岗印象最深，就是毛泽东讲的正是高岗想的；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正是高岗所实行的所谓“右倾取消主义”；毛泽东批判的“关门主义”、“急性病”等，正是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中感到的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问题。面对现实，感受很深。他原来认为朱理智等人的那一套和现实不对头，但从理论上又说不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才明白了中央也有两条路线斗争。 实际上毛泽东曾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到延安他对高岗忆旧时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在城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毛泽东到湖南搞调查目睹农民运动写出考察报告，他认为农民一定会起来，是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元勋，所以他大胆地采取了一个合乎中国历史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战术，发动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然后向城市进攻。他在井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0年斯大林派年仅25岁在苏联读书的王明为第三国际代表回到中国。列宁逝世后，第三国际就成了斯大林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就纳入了第三国际的指挥下，自然成了工具的工具。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把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改为推向城市。毛泽东认为当时革命力量薄弱，先搞城市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会大伤元气的，因而大力反对。他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按中国情况自己定，不应由外国人来决定，他反对外国插手。但是，当时中共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等把自己的脑袋交由斯大林来摇，自然把毛打成了右倾保守者，“狭隘经验主义者”，斯大林甚至说毛泽东是“异端分子”、“红皮白心萝卜”。博古嘲笑毛泽东为《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他们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李德在湖南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挥舞着拳头大吼“毛泽东盅惑人心，阴谋篡党夺权……”因而毛泽东多次被排挤，撤职，降职，调离部队，倍受折磨，致使红军损失极大，根据地缩小到不足6个县的地盘。1933年夏蒋介石吸取前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后，于6月8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确定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采取“战备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的滚铁式战法，李德以阵地战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湘江战役损失更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不得不撤退出根据地。撤退时博古、李德不让毛泽东跟大部队走，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力争下，才同意随部队转移，幸于34年10月18日离开根据地。蒋介石的军队没用一枪一弹大摇大摆踏着红军的饿殍，举着青天白日旗帜进驻赤都——瑞金城。我军被几十万敌人，围追堵击，赶出几个省，从南国赶到北国，正是“东方不亮有西方，南方黑了有北方。” “另觅宝地，落脚求生，东山再起。”毛泽东一直认为早期红军失败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有关系。把“中国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军由30万人损失到2万人左右。我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当时中共不少领导也同意王明、博古的那一套，不赞成毛泽东那一套“农民游击战术”，和毛关系较好的王稼祥也不赞成那种适合农民口胃的做法。他认为中国农民革命毕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只满足于农民运动。如果这样，与李自成、洪秀全又有什么区别呢？可他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是和李自成、洪秀全根本区别的所在。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一书中说：在敌人第五次进攻红军时，“红军因为党的中央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没有能击破敌人的进攻。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期间，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左’倾分子同样的损害。各地红军，除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领导的陕甘红军外，都先后退出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长征。”“在国民党第五次围攻以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到陕北会合之后，总共不到三万人。但这是红军和党的极可宝贵的精华。” 毛泽东一贯认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他在长征的路上和王稼祥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乃至博古的左倾幼稚病就在于对中国现状把握失当。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不成熟，怎么能照搬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呢？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没有发动起来，哪怕城市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最后也会消融在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里。因此，中国的革命，“不能不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千万优秀共产党人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农民在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跟党走，中国的革命没有打不胜的道理。”他说不要再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相信中国无产阶级速胜的呓语”，一切中国人自己做主，借助于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复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顿开茅塞，心悦诚服。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回军事指挥权时，有王稼祥的一大功劳。 毛泽东到延安后和高岗谈话中多次讲到这些道理，使他对农民的力量、意义认识更加提高，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正确。这也是他紧紧跟随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弱，工人占不到1％，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民深受土地危机之苦，土地危机一定有助于他们鼓动全国，动摇蒋氏政权。同时他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朱理智要攻城市，强调“提拔工人在领导机关、保护无产阶级领导权”，无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从“北方”带来的“奇货”贩卖而已，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到延安不久，找高岗、肖劲光谈军事问题时，又一次赞扬延安：“我们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走了两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了这块落脚之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在这里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他还强调军事工作，根据地、政权要靠枪杆子取得的重要性。毫无疑意，中央红军经过十多省一年来的长征途中脱险后，有个安身立命的家，自然感到“家”里的温暖。 <h3>三、为东征扩红筹资</h3>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央军委成立动员部，派高岗到陕北省负责扩大红军，准备东征，跟日本军直接作战。随他到陕北省延安、赤源、延川等县扩红的还有高长久、贺晋年等。高岗到秀延县扩红，他依靠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了扩红宣传运动，组织男女青年秧歌队，宣传队，深入村庄，通过唱歌、扭秧歌，说快板，说评书，演节目等办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参军。高岗组织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有《送郎当红军最光荣》、《要翻身只有当红军》和《一人当红军全家都光荣》等，特别是组织了一批青年妇女宣传队(女同志，女宣传是新名称)和儿童团的宣传号召力最大。“女宣传”一到村庄演唱：“三月里三月三，男当红军女宣传，一心呀要共产，人人把身翻……”“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宣传队进村，群众说快去看女同志唱歌，小红军(少年)讲话，周围群众都来看热闹。 高岗利用这些场合多次发表动员讲话，号召青年参军保家保地保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他说：“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国民党的军队是维护地主豪绅的利益；红军是保护咱贫苦老百姓胜利果实的军队，没有红军保卫，咱们的胜利还要得而复失，又叫地主豪绅抢去的”。“日本正在侵略中国领土，从东向西打过来，没有共产党领导红军和全国人民抵抗小日本，咱们就要受到日本鬼子的欺侮”。他还说：“中央红军为了革命，为咱贫苦老百姓，从江西南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为消灭反动派，爬雪山过草地，经过千险万难，吃尽了苦头，咱们和他们比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要有人的出人，男当红军女宣传，有钱的出钱，为打倒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出人出钱。”经动员后，秀延县出现“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局面。 在扩红运动中，他们坚持贯彻拥军优属政策，把扩红和打土豪、分田地等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军属优先分好地，分牛羊和财物，开会、看戏坐前排，家里缺劳动的给代耕，使军属既感到光荣，又得到经济实惠。广大贫苦农民祖祖辈辈受苦受压受剥削，对国民党军阀、官僚和土豪恶霸早就恨之入骨，原来无力量报仇雪恨，一经宣传动员，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当红军光荣”，“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到处讲“要翻身当红军，当红军才能过上好光景。”一传百，百传千，改变了广大群众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 高岗很善于发动群众，群众听了高岗的动员，“呼”地成了燎原之势，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秀延县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有2000多名青年参军。中央军委、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办事处、陕北省政府及时表扬了秀延县的扩红事迹。《红色中华报》连篇报道了秀延县的扩红成绩和经验，推广到全省、全边区。贺晋年、高长久等同志在清涧等县推广运用了秀延县的经验，发动扩红运动。报道中说“秀延县扩红得第一位”，“秀延县扩红走在前边，筹集经费超额完成任务”，号召各县“向秀延县学习，向秀延县看齐！”中央军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刘志丹)把秀延县树为扩红榜样，立为“擂台”。在秀延县的带动下，加快了陕北地区扩红的进程，到1936年春完成扩大红军任务2万多人，给新成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和为东征、西征输送了大量兵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为了扩大北线回旋余地，1935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组建临时北路军，刘志丹任指挥，宋任穷任政委，带领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高岗、张爱萍带领直属中央军委二路骑兵团和陕北游击师(原米西、横山游击队)，从瓦窑堡出发向横山地区挺进，打击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北部根据地“围剿”，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12月28日，北路军发出《告井岳秀部队书》，号召井部弃暗投明，与红军一道抗日救国。 12月30日，中央决定成立二十八军，下辖三个团，1200多人，在横山石窑沟地区召开军人大会宣布成立。以绥、吴战斗团改编为一团；陕北游击师改编为二团；安、清独立团改编三团，刘志丹任军长，政委宋任穷。 1936年1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刘、宋：“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敌援，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宋等，“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陕北游击队和骑兵团仍在北线行动，消灭井岳秀的小股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道七十八师行动的目的。” 刘志丹、宋任穷、高岗、张爱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电令率北路军，经绥德县三眼泉(今子州县)、横山县的石湾、石窑沟、武家坡等地，整编游击队，扩充队伍，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掩护七十八师转移。于腊月15日直逼横山县城跟前集结，当晚，先锋军摸到县城周围侦察敌情。16日晨，红军两个营攻击五龙山守军，一连国民党军闻讯弃寨逃跑。中午，指挥部命令各部队在曹动之、吴亚雄的骑兵游击部队、赤卫军的配合下，全面包围了横山县城。下午三时左右战斗打响，红军首先向李家洼、五里墩等城外守军发起进攻，不到半小时占领县城外面的全部敌人据点，并歼灭了部分敌人，其余敌人逃回城里。国民党军张子英部固守孤城，惶恐不安。刘志丹、宋任穷、高岗、张爱萍对横山守敌围而不打，在“围城打援”中消灭一部敌人。达到了掩护七十八师暗暗南移和敌人北调，加强榆林和米脂、绥德一线，扩大红军影响的目的后，主动撤出战场，到石窑沟等地休整，欢度春节。期间，中央命二十八军返回瓦窑堡。 2月19日，刘志丹、宋任穷致电周恩来： 甲、我们拟以五天行程到达瓦窑堡。 乙、关于独立营及游击队的布置，我们意见米西独立营及第二支队十五日已出横山与波罗之间活动，并散布谣言察横山，波罗二处无敌情，该部即渡过无定河在横山以北以西活动。在横山、波罗之间活动，再经横山以西向横山活动。第二支队在水地湾，周家硷、三皇峁一带活动。第三支队在武家坡一带活动。以上布置今晚电发，以便告诉米西县委。 骑兵团仍按原定向伊盟行动。 第二次打横山达到了为红军东渡作准备的战略目的，使神府、佳县和吴堡的守敌迅速抽兵北调，集中兵力固守榆林等地，刘志丹率二十八军从瓦窑堡出发经吴堡到神府过河东征。 陕北红军两次攻打横山，当地群众编出信天游和顺口溜： “三十个马队两杆号，一队队红旗朝北摇，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刘志丹是清官，坐上飞机打横山，一心要共产，……” <small>英雄刘志丹，一心要打横山，他带上少先队，又带上红军团。</small></small> <small>红军出了营，带上了赤卫军，手枪红缨枪，消灭白匪军。</small></small> <small>来到横山城，四面包围定，打开横山城，捣毁敌营盘。</small></small> <small>机枪腾腾腾，大炮轰轰轰，蒋介石打内战，一定要完蛋。</small></small> “高岗刘志丹，百姓都喜欢，解放横山城，人民把身翻。” 高岗等从禁闭出来不以右派反革命对待了，但在信任和使用上，仍受着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干扰，实际未能得到彻底平反，正确使用。头上仍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两顶帽子。刘志丹至阵亡这两顶帽子还戴着。正如李维汉回忆里说：“当时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张秀山说：所关押出狱的领导干部，都降职降级使用，习仲勋当环县书记，惠子俊当赤安县组织部长，杨森、杨琪、黄罗斌、王世泰等高干当独立营长、县军事部长，他自己去红大当教员，高岗带十几人、马打发到伊盟草地。刘志丹、杨森、杨琪在东征时都牺牲了。 打罢横山后，高岗按中央决定到伊盟开辟根据地，被任命为伊盟工作组长(一说陕北省委书记)带骑兵团开进长城线的陕北和伊盟边界。抵抗日寇从绥蒙而来，他带领的骑兵团基本是一个空架子，挂着中央军委直属陕北骑兵团的番号，原骑兵团人马武器抽得七零八落，只有十几人、马、枪，人马靠自己扩，枪支全靠他自己从敌人手里夺。 开展创建三边和伊盟根据地几乎是“白手起家”。高岗到靖边由曹动之、吴亚雄和郝玉山、马腾保的游击队给调一些人马和武器。开辟伊盟地区力量单薄，装备极差，供给困难，没群众基础，开展工作困难可以想见。可“左”倾路线执行者都担任重要职务，还说什么“中央刚来，不了解陕甘、陕北的情况”，想方设法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歪曲历史，欺骗中央。他们向中央党务委员会夸功说他们创造了十五军团，把自己打扮成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造者，将“肃反”错误全推给聂鸿钧、戴季英，与他们没有责任。党务委员会讨论出狱同志的党籍时，有人仍认为刘志丹、高岗等“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自由主义态度。”在他们的干扰下，使平反工作留下一条尾巴。贾拓夫到关中任特委书记要高岗任司令员时，有人说“他没能力，做不了。”毛泽东叫高岗任陕北省书记，他们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跟前嘀嘀咕咕说高岗的坏话，毛泽东气愤地说：“在实践中考验，他是真革命，会为抗战奋斗，为人民服务；是假革命让他们跟敌人跑去”。1945年秋，西北局高干会上座谈西北历史问题时，马文瑞说，实际上象苏武牧羊，把高岗“流放到沙漠草地。”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九章 开辟陕宁蒙边根据地 高岗是伊盟地区点燃革命火炬，传播革命真理，领导人民冲破黑暗，迎来曙光的第一个共产党人。1926年秋，陕北革命初创时期，高岗只身到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在纳林河成立第一个党小组，播下革命火种。10年后的1936年春，他率骑兵团开到伊盟地区，贯彻执行党中央《三五宣言》，开创绥蒙根据地。他坚持“接近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和“不拉土豪劣绅”的方针政策，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组织和民族自治政权，扩充军队，戌守北边，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在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为我党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探索了经验，做出了贡献，赢得了蒙古民族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我们的高司令”。 <h3>一、“长城扬威”赶走“黄马队”</h3> 1934年赤源县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沿长城的威武、清坪两堡东、南地区成了解放区，长城北面有曹动之、吴亚雄、郝玉山等带领游击队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夏，靖边解放后建立了长城、威武、清坪等区乡政权，游击队活动异常活跃。秋冬，大部队南下作战，打击“围剿”苏区的东北军又遭错误的肃反，敌人趁机将魔瓜伸进靖边等地。傅作义派一支骑兵部队进驻张家畔，士兵着黄衣，马是土黄色，故群众称“黄马队”。黄马队进驻后，勾结惯匪张廷芝和靖边、横山的驻军、地方武装以及投敌叛变分子，串通一起，四面出击，为非作歹，“围剿”苏区，到处掳掠抢劫，捕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基层干部，残酷迫害群众，破坏苏维埃政权，逼迫群众交粮送草，摊派苛捐杂税，修寨建堡，成立保甲，逼民上寨，瓦解我党政组织，加强反动统治。赤源县六区主席投敌后向闫家寨子反动派递送情报，密告游击队组织和活动情况，出谋划策攻打苏区党政机关。八区主席杨国太叛变后充当了国民党横山县威武堡清乡团副队长(51年被镇压)，带引国民党队伍多次袭击我区乡政府。。横山县五堡民团团总曹仰汉(后被镇压)带领民团到威武、长城、清坪解放区清户口、查“敌情”，建立“铲共义勇军”和“肃反”组织，进行“肃反”，消灭“赤匪”。他们组织建立连环保，一家有事，全甲担保，隐藏不报，与“匪”同罪，先后杀害了我区乡干部许怀生、韩步云、孙祥清、邵二骡、刘应歧、张文广、张继生等多人，严刑拷打赤卫军干部卜培英、张宝山等。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长城内外的情况下，革命队伍内少数不坚定者动摇妥协，有的脱离革命队伍，个别的投敌叛变；有的当了敌人的走狗，摇身一变成了“铲共义勇队”的头头，带领还乡团和投敌叛变分子，借助黄马队势力和熟悉当地情况大肆骚扰，使陕蒙边界、长城内外我区乡政府一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坚持下来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转移到无定河以南山区活动。芦河北及长城外被敌人侵占，刚获得解放的人民又处在黑暗统治的水火之中。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瓦窑堡发表了《对蒙古人民的宣言》(亦称三·五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蒙古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一条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宣言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妄图实现其“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中国”的侵略野心。宣言指出日本侵蒙的目的是“把你们的土地当作战场，人民当作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最后消灭蒙古族。何况还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党中央政治局于35年12月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族)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宣言、决定为蒙古民族解放斗争指明了方向，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号召蒙古族要“自觉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可欺也。”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高岗以毛泽东指示为指针，以“宣言”、“决定”为武器，率部到塞外开展革命工作，计划到东胜一带开创根据地。 伊盟，位于鄂尔多斯草原和毛乌素沙漠腹地，在陕、宁、绥三省区交接处与山西晋西北隔河(黄河)相望，属陕甘苏区的北大门，又是日军从绥远向陕甘苏区进攻的前哨重点，日伪、蒙奸和国民党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开辟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创造根据地，争取与团结强悍的蒙古民族一道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保卫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伊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频，也是物华天宝之地，盛产食盐、煤炭、皮毛，又是中华民族发祥地——河套地区。据史志记载，远古时期，这里是汪洋大海，到侏罗纪变成了陆地，北部的阴山拔地而起，伊盟东部和接壤的神府、榆横属下游地段，地下水位高，沙泥土质沉积，为植物生长提供了条件，形成茂密森林地带。秦汉时代，毛乌素地区是“沃野千里食稼殷积”，“水草丰美”，“群羊塞道”的农牧业均为发展的“塞外桃园”。公元400年初，匈奴赫连勃勃在“骇浪惊涛”的无定河畔修筑统万城为大夏王朝国都，居民20万，甚是繁华，是个“临广泽而带清流”的都市。唐朝中后期，由于民族间纷争频繁，争夺这块宝地的战争迭起，屯兵、战争、开垦和放火烧荒致恶性循环，到公元八、九百年，逐渐退化到茫茫沙漠，统万城(即白城)“深处沙漠之中”。清朝时期破坏更为严重，腐败的清王朝以“借地养民”的名义，大量放垦，到解放时期伊盟80％土地沙化，沙漠面积达1750多万亩。伊盟各族人民处在食不胞腹，衣不蔽体的境地。伊盟人民渴望革命党来拯救。 伊盟地区是强悍善骑射的成吉思汗的发迹和陵寝之地。曾经在这里发生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和本世纪二十年代旨在反帝反封建王公贵族的“独贵龙”运动，给予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勾结蒙奸德王和李守信侵占华北和内蒙地区，妄图征服满蒙乃至占领全中国。抗日战争中，日伪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把伊盟作为从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哨阵地，与我争夺甚为激烈。 1936年1月底，高岗带骑兵团开到张家畔、龙洲界一带活动，和这里活动的曹动之蒙汉游击队会师。广大群众奔走相告“大红军上来了！”骑兵团和游击队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正在策划打击“黄马队”的部署，黄马队慌忙逃回绥远。高岗率骑兵团收复了张家畔作为立脚点，招兵买马向伊盟地区扩展，相继解放了柠条梁、掌高兔、大石砭、黄大梁、雷龙湾、巴兔湾、纳林河等地区，拔除十多处敌人据点，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拓宽游击区。1936年2月张爱萍为此作诗一首《长城扬威》： 瀚海万顷起波澜，长城内外铁骑暄。 连克柠条(梁)张家畔，百里扬鞭奏凯还。 <h3>二、打开伊盟统战局面</h3> 张家畔收复后，高岗指挥部队乘胜开进伊盟的乌审旗，宣传“三五宣言”，开展游击运动。他针对蒙古民族好客、厚道和拈香拜把的风俗习惯，广结“安达”(即拜把)，交识了一批蒙古族上层人士和伊盟群众，争取团结蒙族和汉族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日军和国民党军阀，点燃了伊盟地区少数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烈火。 2月，高岗在榆地沟(现属横山县塔湾乡)何满金家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乌审县苏维埃政权，在思家洼(即长城区所在地)宣布成立了伊盟地区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乌审县委，设置一套与汉族地区一样称谓的党政军群机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田万生，县委书记赵成书，组织部长曹步诚，宣传部长白永成，军事部长李林凡，公安局长张文清。还组建了一支20多人保安队，负责保卫苏维埃政权。 这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建立县级政权。乌审县党政机关建立后，高岗指挥骑兵团积极配合乌审县新政权开展伊盟革命活动，宣传中共路线、政策，做好内蒙古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牧民中发展中共组织。高岗深入蒙族群众，亲自发展牧民武八石、兰庆山、陶日告岱等加入中共组织。由于生活、语言、风俗不同，开展工作极为困难，派出去的干部以放牧、赶脚、货郎、行医、安牙、画画、算命等为掩护，有的当喇嘛，学佛经，采取拈香结拜、送礼品等办法拉关系、搞工作；有的打进王府内部，视探情报，分化瓦解，接近上层，争取中层，团结下层。 乌审县政府成立后上报中央，受到中央的批评并令撤销了乌审县政权。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成立乌审县是错误的，改旗设县是大汉族主义的做法，伊盟地区刚开展活动，在蒙古民族地区搞县制会引起蒙古族人民的怀疑和不满。中央指示说：“今天在蒙人中主要策略应该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我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不急于赤化蒙地，意义在于使其成为一个缓冲地带以应付敌人，减少敌人进攻乌审的借口，使乌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及工作，以对付内蒙凶恶强大的民族敌人。……要把乌审旗作为一个模范。”尊照中央的指示，于2月底将乌审县政府撤销了，中共乌审县委改为乌审旗工委。事实证明，中央的指示英明正确，当时有些蒙古同胞对成立乌审县很不满，怀疑是不是要占领伊盟地区，及时纠正错误，受到蒙古族的好评。高岗经过这次乌审县成立和撤销的变动，进一步理解、明确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乌审旗和横山接壤，两地群众结亲、交往甚密。高岗在横山一高和榆林中学上学时，结识一些伊盟的学生，了解蒙古族的风俗和习惯。1926年秋，高岗到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据伊盟党史资料记载：“陕北共产党创造人之一的高岗和一位姓思的，一个姓魏的人(即魏刚)，在乌审旗河南地区，与牧民巴音图等人歃血为盟，结为‘拜识’兄弟，说明他们不是第一次相见，而是早已熟悉了。高岗是迄今所知第一个进入伊盟的中国共产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在陕北活动、战争时，高岗派曹动之、陆占金等在蒙古族人民中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中共党员，做乌审旗保安司令部的统战工作，王爷府那素营长即到横山找高岗协商边界纠纷。1936年春，高岗带骑兵团到长城线一带活动，乌审旗保安司令部的副官奇国贤闻讯决心投靠红军， 通过地下共产党员张金贵引荐来到骑兵团驻地，受到高岗等热烈欢迎。他们杀猪宰羊，款待奇副官，并由王维杰老人扶香，高岗、张爱萍、曹动之、吴亚雄、田万生、张金贵、赵成书、高德义和奇国贤拈香结拜，歃血结盟为生死弟兄。晚上吃喝弹唱，热闹非常。在场群众即席纵情唱起蒙汉人民心连心的歌曲，为结盟宴会助兴。 <small>脑畔上苦菜根连着根，汉人蒙人心连着心。</small></small> <small>黑天半夜没一点点明，共产党就是那指路的灯。</small></small> 第二天，高岗、张爱萍陪同奇国贤到羊虎台骑兵团营地参观。红军全副武装，列队欢迎奇国贤，暴风雨般掌声和口号响成一片：“热烈欢迎乌审旗王爷府副官！”“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大汉族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高岗、奇国贤分别讲了话。 会后，高岗等向奇国贤交谈了乌审旗情况，布置了开展乌审旗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高岗说：“奇副官来找共产党，和我们交朋友，参加革命，我们十分欢迎。乌审旗蒙古族人民受压迫最深，我们要帮助你们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希望你回去多联系蒙古人民，广泛开展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 “我早就听说红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蒙古人的。我在北京、西安亦有所闻，我看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将来是要得天下的，百闻不如一见，共产党、红军如此关心蒙古人的事业，我们蒙人有希望了。”奇国贤向高岗谈了自己的看法。 曹动之说：“我们如今拈了香，就是一家兄弟嘛！党中央、毛主席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奇副官回去后多跟王公上层联系，宣传党的政策，和我们一道工作，并以副官的身份团结好部队中的兄弟。” 奇国贤离开部队驻地时将一匹大青鬃马赠给高岗作为坐骑，还赠送了一些酥油、奶酪等蒙人食品。高岗代表骑兵团送奇国贤一头骡子和两支马枪及一些子弹。奇国贤在接受礼物时说：“草原上的人最善于识别狼和羊，成吉思汗的子孙懂得怎样与朋友交往。” 高岗到伊盟做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首先在乌审旗王爷府打开局面。奇国贤回去根据高岗的要求一心投入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向乌审旗王爷奇德山和他的部队宣传中共的民族统战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奇德山为和共产党拉关系提任奇国贤为协理，先后争取团结过来奇金山(保安部队副团长)和奇国华(王府队长)、那素(王府营长)、王悦丰(保安部队中队长)等投入革命，此后拉出一个团的兵力，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民族武装，为开辟乌审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奇国贤身在乌审旗王府，经常和中共负责人高岗及乌审旗工委负责人曹动之、田万生等同志联系，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向蒙古同胞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蒙古青年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倒日本。先后有赵玉山、存根等一批蒙族牧民走上革命道路。高岗争取一人，团结一层，联系一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的“内蒙民族正在将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在高岗的领导下驰骋于古长城内外、无定河两岸的陕蒙宁边的伊盟草原和陕西的横山、靖边、定边及宁夏的盐池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运用政治宣传和武装开路的措施，除恶扬善，打富济贫(汉人地区)，扩充武装，建立组织，筹措经费，准备进入东胜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6年3月，高岗、张爱萍率骑兵团向北开进时，由张爱萍指挥在胡石窑沟(现属横山)宣传抗日，筹措经费，没收烟土(这里种洋烟)，被横山县响水、党岔国民党驻军500多人包围。骑兵部队正在吃饭时，敌人突然三面发起攻击，骑兵冲，步兵围，红军奋起反击，经过激烈战斗，毙伤敌几十人，终因寡不敌众又在沟里，骑兵无法展开而被敌人打散。张爱萍等率小部分战士冲出包围。正在波罗某村召开地下党员会的高岗闻讯，会未开完迅速跑到波罗沙河等村，集合了被冲散的骑兵队员。这次战斗损失很大，我骑兵团伤、亡惨重，还牺牲了三连指导员齐志珍。战士张生荣(外号叫灰张四)等三人被敌人围到无定河边黑峁墩河滩，敌人口喊交枪不杀，其他两人把枪放下，被敌人“叭！叭！”两枪打死。张生荣见交枪也活不了，急中生智，趁鞋子陷进泥滩里拔出赤脚片子没命地向沙坡爬上去，敌骑马上陡沙坡不行，只管打枪。张生荣跑中觉得左肩下一震，跑到沙窝里鼻口出血，浑身汗水淋漓，脱下衣服一看，棉袄被子弹打开一个窟窿，子弹头还在羊毛絮里装着。张生荣说：“看到子弹在衣服里，盘算起真害怕，多亏老先人没做亏人事。”高岗听了张生荣报告后说：“灰张四急中生智，捡得一条命，真是死里逃生，三生有幸。要不是把鞋脱掉，沙坡就爬不上去，可能成烈士了。”他号召部队学习张生荣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扛枪杆子就要不怕死，才能你死我活，遂决定提任副排长。 这次战斗中，骑兵团被敌人虏了几名战士。敌营长派兵将红军战士往榆林押送，路过鱼河堡天黑住宿，锁在一房子里的红军战士互相背靠背把绳子解开从窗子爬出，将敌兵砸倒，逃跑回来归队。高岗说“你们干得对！你不砸倒他，送到榆林就没命了。” 由于在胡石窑沟战斗受挫，张爱萍被调到瓦窑堡红大学习，作了检讨，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进军东胜计划取消。 高岗率部队回到长城区楼沟等地休整。他对田万生说“胡石窑沟这次失利，完全吃大意的亏。他们正在弄饭吃，山上连哨也没布，只顾收没富豪洋烟。敌人来得急，他们只有向西沙撤。但西沙又是陡坡，无法快速撤走，部队被打散了。”“这次一无所获，牺牲一个指导员，张政委险些送了命。此仇迟早要报！”为了扩充民族武装，高岗从骑兵团抽出几十条枪给乌审旗工委和长城区，武装了地方游击队，工委和区乡干部都有了枪，既是政权机关干部，又是游击队的领导和队员，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了条件。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在高岗的统一指挥下，有分有合，需要集中就集中起来，需要分散游击就分开活动，出没在长城内外的沙漠草地，拔除了乌审旗和靖(边)横(山)边界的敌人据点，摧毁了保甲制。然后，骑兵团向柠条梁、安边、定边和宁夏盐池县发展，开展游击活动，侦察敌情，扩大影响，以策应和迎接红军主力西征。 红军主力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奋勇东征前进时，蒋介石、闫锡山纠集大批军队对红军反扑。蒋介石飞抵太原亲自部署进攻东征红军的事宜。红军在敌优势兵力的压迫下逐步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高岗指挥骑兵团、游击队在西线战场打开局面，为红军主力西征创造了条件。 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促成国共一致抗日，毛泽东主席率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保存抗日力量。5月初，党中央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旬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军队纪律，提出了西征的战略决策，决定成立西方野战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了西征的命令。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东征取得了大胜利，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壮大了红军队伍，还筹备到粮款。他最后用极低沉的语调说“我们也有很大的损失，这就是刘志丹同志阵前牺牲了……” 红军回师陕北很长一段时间，高岗获悉一起战斗十多年的亲密战友刘志丹牺牲的噩耗，痛哭流涕，没想到他抗日的壮志未酬，竟倒在东征抗日的路上，“出征初捷身先死”。他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协助西征主力解放柠条梁、定边、盐池，开辟陕绥宁边根据地。 西征野战军分两路向甘肃、宁夏和三边挺进。左权为军长、聂荣臻为政委组成左路军率8000多人，经永坪、蟠龙、吴起西进，连克曲子、环县、阜城等地，直抵宁夏清水河一带，解放了大片地区。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组成了右路军率6000余人，从延川、贾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保安等地向三边高原进发。高岗率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迎接红军主力西征，积极提供敌情，配合作战，动员群众筹粮备草，保障后勤供应。 5月27日，高岗率骑兵团配合红军主力二十八军首战靖边县柠条梁告捷，旋即包围了安边城守敌。6月17日解放了定边县城，全歼守敌3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180匹马及物资。红军乘胜前进，于19日配合韩先楚、崔田民率领的七十八师，包围了宁夏的盐池县城，经过两小时激战未克。20日，七十八师围城不打，高岗布置骑兵团到城周围做群众工作，侦察敌情，摸好地形，了解到守城之敌对马鸿逵的统治不满，不会顽抗的情况。根据侦察的情况，高岗提议强攻盐池县城。21日集中火力发起攻击，一举攻克盐池县城，汤浇蚁窝，歼灭守敌一个营、一个民团和县警队等近千人，缴获战马200多匹和大量枪支、弹药、物资及一部电台，击毙敌营长孙兆祥和公安局长。5天连克两县城一镇，高岗亲自组建了定边、盐池、安边三个县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立即进行组织动员恢复城市战争创伤，整顿城市秩序，开展工商营业，发展生产特别是盐业生产，为巩固三边和开辟伊盟后套地区提供了前提和建立了后方基地。至此除安边城、闫家寨子敌人占领外，三边城乡一片红。 <h3>三、开辟绥蒙后套根据地</h3> 定边、盐池解放后为开创绥蒙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高岗借助红军主力西征所向披靡的东风，积极准备进军绥蒙后套的部署，先派田万生等到召皇、三段地了解敌情，观察地形。田万生在侦察敌情、地形时，从一个大边商闲谈中意外地获知榆林驻军派部队已到城川增援安边守敌的情况，他连早饭未顾吃疾速回来向我围困安边的部队、高岗等领导汇报。围城部队及时调整部署，伏击了增援的敌人，取得胜利，使榆林敌人再未敢轻举妄动。 其时，中央决定成立蒙古游击队指挥部，任命高岗为司令。他率骑兵团和蒙汉游击队先后从盐池县、定边县出发，向鄂托克旗驰进，武装开辟绥蒙后套根据地。他们宣传“三五宣言”，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反动势力，清剿土匪，动员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抗击日寇的入侵。红军在日夜急行军中，触动了高岗追古思今的幽情，他竟然讲起了历史故事。一个支队长风趣地说“王昭君出塞为了蒙汉人民团结做出贡献，留芳千古。我们红军出塞，解放蒙古民族，功垂万年！”在行军中，针对部分战士对草原骑兵作战畏难情绪，高岗动员能编善唱的战士自编自唱起攻打骑兵战歌： <small>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small></small> <small>排子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small></small> <small>我们是无敌的铁红军，打垮蒋贼百万兵，</small></small> <small>努力勇敢打骑兵，我们百战能百胜。</small></small> 这么一唱，消除了部队夜行军中的疲劳和一些战士害怕敌骑兵的心理，浑身是劲，跃马扬鞭，越走越快。这支兵强马壮、英勇善战的铁骑经过两天昼夜兼程，沿途赶跑和打散傲包池、苟池、北大池和哈拉腾、召皇一带盘踞和流窜的几股土匪和民团，骑兵团开进了二道川、马场井、三段地。司令部驻扎在水漫塘指挥部队消灭土匪，打击民团，赶跑了马鸿逵的驻军，将盐池夺回来。解放了鄂托克旗大片地区，建立了伊盟地区的第二块根据地。骑兵团初到三段地，在国民党和王公贵族的反动宣传下，不少蒙古群众不了解红军的政策，有些人逃到草原、沙圪劳里藏起来，一些汉人也把粮食财物藏起来。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沙漠地带，部队供给成严重困难。7月13(即农历5月25日)，民间传说是龙王爷聚会布雨的日子，马场井一个龙王庙上聚集很多人求天降雨，杀羊领牲。炖在锅里的羊肉快要熟的时候，高岗带领红军路过，群众见红军来了惊恐万状，以为羊肉吃不成了。高岗随即发表讲话：“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帮助蒙古族同胞打反动派，抵抗日本的进攻。”经过他和蔼亲切和深入浅出地讲解红军的政策、抗日主张和纪律，蒙汉劳动人民是一家的阶级兄弟的宣传。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红军并不象“杀人放火”那样的“土匪”，大家要红军吃羊肉。高岗说：你们领牲求雨，羊肉应由你们吃，龙王爷才认为你们诚心，说不定就降雨救生了。大家都笑了，气氛轻松了，消除了害怕红军的心理。 面对困难形势，高岗亲自组织部队学习有关民族政策，讲解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严格红军纪律，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配到各地挨村逐户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消灭土匪、民团。部队所到之处，严守纪律，对蒙民的财产秋毫无犯，所用的生活资料和战马的草料平买平卖，对蒙汉同胞一视同仁，还组织帮助老艺人编写二人台演唱，从政治舆论上粉碎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反动宣传。经过一段活动改变了蒙民的看法，他们认识到红军和白军不一样，红军是保护蒙民利益的军队，是为蒙民报仇的。从而骑兵团在鄂托克旗站住了脚根。有不少蒙人找骑兵团，控诉敌人的暴行和王公贵族对他们的欺压和剥削罪行。 鄂托克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干旱荒漠草原，东南靠毛乌素大沙漠，西临都思兔河，北壤海勃湾，是内蒙古与陕西、宁夏交界处，是蒙汉回族杂居之地，统治者盘根错节。据有关资料记载：满人入关前，这里水草丰茂，植被完好。自清朝统治以来，统治者进行掠夺性的乱垦、乱伐，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变成了“风起沙扬黄龙滚，千村万户被沙吞，道路被阻难通行，十年种田九年空”的悲惨景象。到民国年间，国民党实行大汉族主义，反动军阀，地方民团，土匪流寇成群结伙，轮番流窜骚扰，搜刮残害人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随着骑兵团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蒙民提高了认识，积极拥护共产党，拥护骑兵团，不少牧民参加红军，牧民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同时建立起中共鄂旗工作委员会，金生华任书记(后张生智)，副书记曹步诚，这是内蒙地区建立的第二个县级中共组织。鄂旗工委建立后进一步扩大宣传，进行“抗日保蒙”和“抗日救国”教育，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保蒙运动。高岗帮助组建了一支鄂旗工委游击队，骑兵团给游击队调20多支枪。他要求用枪杆子保护蒙民利益，对那些反共和破坏抗日的分子坚决镇压，对蒙古族基本群众广泛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在提高蒙古族群众抗日保蒙、抗日救国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建立抗日群众组织，以发展和巩固根据地。 鄂旗工委是秘密组织，对外称招待所，专门接待蒙、回族群众和上层人物，协助解决实际问题。鄂旗工委特别重视蒙古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蒙族群众跑来招待所和骑兵团诉苦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告国民党的，告民团的，告土匪恶霸的，告王公贵族的。高岗主持召开旗工委、骑兵团领导会议，根据蒙民反映的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讨论了如何深入开展工作，争取广大蒙民的问题。高岗对工委、骑兵团领导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初来时群众躲我们，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找我们靠我们，这是很大变化，说明我们工作成绩很大。我们不解决群众关心的具体实际问题，群众又会不相信我们。会议根据高岗的意见，反复研究讨论做出三项决定：①在汉人聚居地区，开展挖匪根，斗恶霸；②广泛发动群众，在分清敌我的基础上，组织农、牧、青、妇等抗日救国会；③深入宣传“三五宣言”，争取王公贵族抵御外侮，保障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权力。高岗在会上强调要求在开展斗恶霸、打土匪运动中，将他们(主要是汉人)掠夺老百姓的牛羊、土地财物没收回来，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发动农牧民和青年妇女建立抗日救国会，在基层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鄂旗抗日救国会，对蒙回族做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广大蒙回族人民共同抗日，消灭反动派。要利用请吃送礼、拈香结拜等各种方法，拉拢关系，疏通渠道和王爷谈判。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团结中层人士，增强蒙汉人民是一家的观念，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决定”和高岗的具体指导下，鄂旗工委以三段地为中心，普遍建立“蒙古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和农牧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出现了抗日救国热潮。 8月，为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高岗指挥骑兵团开到陕甘宁交界的山城堡、惠安堡，配合主力部队消灭胡宗南一个半旅，在庆阳歼灭了马鸿逵的冶成章(外号野骡子)旅一部。10月初，高岗率骑兵团从豫旺出发，晓宿夜行两晚疾驰100公里，偷袭甘肃会宁县城，配合主力全歼守敌，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一定的贡献。西征战役共歼2000多敌人，缴获战马500多匹，筹集大批财物，拓宽大片地区。之后，他又率部转战到鄂旗，在群众抗战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组建自治政权，国共合作后改为抗敌后援会。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10月间在三段地召开一次军民大会，苦大仇深的蒙古族同胞控诉了军阀、民团、土匪和反动的王公牧主的压迫、剥削的罪行。参加大会的人很多，男女老幼，蒙、汉、回族都有。高岗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他的讲话不时被“蒙汉人民团结万岁！”“共产党万岁！”“拥护高司令！”等口号声所打断，掌声经久不息。高岗讲话中指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它的任务是抗日救国，为蒙、汉、回等民族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的。他说红军进行西征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胜利将推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使与会者进一步明确了大好形势。接着讲了内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从反抗奴隶主、封建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扫清灭洋和“独贵龙”运动到共产党成立，讲到蒙古人民革命斗争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从长期斗争实践证明，只有跟共产党走，内蒙人民才能彻底解放。当前，日寇的魔爪又向内蒙伸进来，这就要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蒙汉回民族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武装队伍，拿起枪杆子，跟上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闹革命，求解放，过幸福生活。 高岗的讲话对与会群众鼓舞、教育很大，当场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红军。会后，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会议精神不径而走，到处谈论革命、红军、抗日救国和求解放的道理。这次群众大会是骑兵团进入鄂旗以来规模很大的一次大发动、大动员会。蒙古青年踊跃参军，骑兵团队伍不断壮大，还建立了游击队、自卫军，红军的声威越来越高。 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形势的发展，高岗抓住时机，派周仁山、田万生等进出王爷府、喇嘛庙，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宣传“抗日保蒙”政策、红军的主张，使阿拉庙的大嗽嘛、鄂旗王爷、保安司令章文轩也接受了我党我军抗日主张，达成不破坏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 特务、汉奸对鄂旗形势的变化恨之入骨，到处造谣破坏，说什么共产党要“打倒王爷喇嘛”、“共产党共产共妻”，“把当官的蒙人都换成汉人”等等。鄂旗工委根据中央蒙古工委的指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宣传群众，揭露特务、汉奸的罪行，并公开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分子，使革命人民更加拥护共产党，热爱红军。 陕甘宁绥交界地区哥老会成员是一股很大的潜在力量，他们打富济贫，抑强助弱，多为保护生命财产而入伙，活动很广，影响较大，弄得国民党政权无可奈何，为了争取、改造、团结哥老会成员走向抗日救国，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保安县城后，于13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发表宣言，号召哥老会成员投入抗日救国战线。 农历八月下旬，在保安县永宁山石畔乡的码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处设在龙头大爷马海旺家里。参加1000多人，会期7天，代表吃住全由马海旺负责解决。高岗奉毛泽东命到会发表讲话，要求与会代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宣言和高岗的讲话，进行广泛的讨论，明确了抗日救国路线和方向。会议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选举产生了主任、副主任，还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会后，抗日救国会章程得到各地哥老会成员积极实施，使陕甘宁边区哥老会成员多数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他们有的竟相捐款献粮，有的参加抗日队伍，有的奔走各地收骗土匪，有的到白区做地下工作，购买枪支弹药，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救国工作。抗日救国会副主任、全国进步哥老会副主任马海旺几次到白区通过哥老会关系，买回一批枪支和子弹，武装了地方游击队，后被选为边区劳动模范、志丹县抗联委员会主任。1944年7月2日马海旺病逝，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高岗、林伯渠、曹力如、谢党哉等送了挽联，表示悼念抗日爱国志士，林伯渠题写了碑文。不少哥老会进步成员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如哥老会大爷李仲英曾任红二十九军军长，马锡五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了“马锡五判案方式”。 高岗对反对革命的哥老会成员甚至当敌特、汉奸分子坚决镇压，对倾向抗日救国的进步成员争取、改造、团结。1937年春，宁夏哥老会头子杨老五等六、七个回民，来到漫水塘我骑兵团部队驻地搞策反，拉拢游击队叛变，制造游击队、自卫军(自卫军是当地大户自筹资金买枪招人而组织起来的抗匪组织)同骑兵团的摩擦，妄图挑起自相残杀，以达到消灭红军力量的目的。有两个特务已打进游击队内部搞阴谋哗变活动，准备里应外合袭击骑兵团。游击队长发觉后即派人到二道川向高岗报告，高岗于当天傍晚带几个战士回到漫水塘，听取了金生华、高德义的汇报，遂决定审讯搞策反的特务。高岗亲自审问，弄清罪恶后，处决了首恶分子，其余的关押一夜第二天放了，只留杨老五打算第二天公开审判枪毙。杨老五被拉到野地上准备枪毙时，他苦苦哀求饶命，并要求让他把衣服扣子扣上穿戴整齐再枪毙。哥老会的龙头李大辫子极力为杨老五说情，请赦免一死。高岗为争取哥老会(这一带哥老会组织很多)，就借机给李大辫子一个人情，放了杨老五，让其改罪自新。蒙古工委和鄂旗工委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挑选了一批干部，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分配到二段地、三段地和二道川等地区，组织群众，开展反奸、除霸工作。他们募集公粮，筹措资金，购买战马，扩建武装，巩固后方根据地，积极负责。在培训和分配时，高岗亲自讲课和布置任务。干部下去后宣传发动群众反奸除霸，监督坏人的自觉性提高了。一天，桃力民地区可泊庙群众抓来两个汉奸送到指挥部审问时，发现就是替杨老五说情的那个李大辫子和他的儿子。原来他是日特，以哥老会大爷伪装骗取高岗的信任，蒙混过关，自以为得计，回去后受日寇派遣到桃力民我军驻地侦察情报。他到桃力民不长时间，刚开始阴谋活动就被群众抓获。高岗亲自复审后核实了其罪行，在桃力民召开军民大会，枪毙了这两个汉奸，对汉奸、特务以沉重打击，擦亮了群众眼睛，使特务、汉奸再不敢进入根据地活动。三段地、桃力民地区在抗战时期曾是伊盟地区安定的后方根据地，为内蒙各地特别是大青山根据地培养、锻炼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后来内蒙古自治区把三段地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桃力民地区善舞爱唱的蒙古族翻身姑娘们到处颂扬共产党，唱道： <small>在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我们的骏马并肩驰骋；</small></small> <small>党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small></small> <h3>四、在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h3> 在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后，苏区扩大到陕甘宁绥四省的大片地区，苏区总面积达到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0多万，以保安(今志丹)为中心的四周敌人据点全部拔除，党中央于1936年6月从瓦窑堡迁移到保安县。 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特别是加强伊盟地区党的领导，发展党的统一战线，贯彻民族政策，巩固根据地，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人士抗击国民党军和入侵华北的日本军，党中央到保安后，根据伊盟形势发展变化决定加强蒙古领导工作，成立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开始是李维汉)，曹动之、赵通儒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内蒙古的革命工作。 党中央对少数民族工作极为重视。因为党中央迁驻保安后，一直有解放宁夏，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打通外蒙古和苏联联系的打算。 蒙古工作委员会在盐池县成立，后迁到定边，中央党校等机关迁住定边。蒙古工委决定以骑兵团和曹动之带领的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骑兵部队指挥部，高岗兼任司令，曹动之副之，统一指挥三边、伊盟各县、旗的地方部队、游击队、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统战工作，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抗日救国，高岗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揭露了日伪蒙奸合伙泡制“内蒙独立自治” 的骗局和国民党军阀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改县调印(即旗改县，调换印章)，建立保甲，帮助日寇吞并内蒙的罪行。明确指出关乎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严重问题，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蒙古工委在定边成立了蒙民招待所，专门接待、联系蒙族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发展统一战线。同时开办了训练班，专门培养训练蒙古族干部。 蒙古工委按照中央提出的“在少数民族中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的精神，确定蒙古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以伊盟为中心，有计划地大力领导蒙古族的抗日救国运动和开展民族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蒙古族群众，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争取大部分蒙古上层人士同情抗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政组织，动员群众，发展农、牧和盐业生产。 乌审旗、鄂旗在蒙古工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和建立统一战线活动。按照蒙古工委“以上层活动为中心，求得上层分子的进步”的指示精神，田万生、赵通儒、白汉臣、郝登鸿等一批干部到伊盟各地针对蒙古族重义气、讲信用和磕头拜把的习俗，以做买卖、揽短工为名，联系上层人士和蒙古族群众，扩大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反蒋救国的道理，在深戛鲁图、舍尔利格等地发展蒙民党员，组建基层支部。田万生去乌审旗动身时，高岗亲自和他谈话。他说：“开展乌审旗地区的工作很重要，这里的工作一做好了向后套发展，就可以为打通国际交通线创造条件。你在乌审旗已经有了关系，要先找奇国贤，然后扩大范围，为上层工作的开辟创造条件，争取乌审旗成为模范区域。”田万生作为蒙委特派员独身到乌审旗王府做统战工作，他按高岗的指示首先找到奇国贤家，对奇说：“是高岗派我来乌审工作，请兄弟关照。”并把高岗嘱咐告奇。奇国贤说：“高司令派来的人，只要是我管辖的地方，你可以放手工作，我想办法保护你。”田万生经过一段工作和蒙古族群众熟了，拈香结拜，称兄道弟，亲如一家。有些蒙族同胞要求到延安参观红区，经高岗请示中央同意，于1937年1月(党中央刚迁到延安)组织了一个54人参观团，由田万生、其劳(汉名赵玉山)带领到延安，白坚负责接待，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进行友好谈话，使参观团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对开展伊盟地区统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参观团的同志给延安和毛主席着了神奇的色彩，有的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和凡人不一样，是天星转世，神仙下凡。回到伊盟后，越传越神奇。 蒙古工委在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在政治上坚持抗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战线，还以经济领域进行统战工作。在解放前，定边、盐池、鄂旗，大池、苟池、傲包池等名义上是蒙人管理，实际上所有权归马鸿逵一手掌握。驮盐的要割两张税票，一张由王爷开，税款轻，给蒙人一点甜头，另一张叫花定票，由马鸿逵的盐务所开，这张票税很重，收得税几乎全部归马鸿逵。骑兵团把盐池收回管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阿拉庙伊南游击司令部保安司令章文轩向我蒙古工委及高岗提出要管理盐池。蒙古工委为争取蒙古上层人士，高岗同边区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研究决定将盐池交回鄂旗蒙人管理。章文轩随即派人来蒙古工委接收并受到高岗等热情接待。盐池交回，对鄂旗一带特别是上层人士影响很大，为我党在伊盟开展统战工作创造条件。蒙古族群众说：“红军真为少数民族办好事，马鸿逵把我们的盐池抢占了，红军给我们夺回来。”借此机会，高岗及时派田万生、曹步诚、慕生发等做王爷章文轩的统战工作，送给几十条枪，打消了章文轩对红军的戒备心理。双方洽谈达成四项协议：①相互来往，有事共商；②章部允许共产党在鄂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发动和宣传群众抗日；③章部允许共产党在汉人地区征收抗日公粮，杜绝保安部队挑衅事件；④双方协议条款，对国民党方面严守保密。从而，鄂旗地区蒙汉人民友好往来，扩大了我党我军影响，抵制了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汉奸向伊西的侵占，为创造和发展伊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夏，中央调骑兵团到瓦窑堡休整。高岗和张爱萍(5月从红大回到骑兵团)率部从靖边县麻城界出发行进中听老乡说，我驻李秋家坪县政府被张廷芝的队伍袭击。高、张指挥部队追击，一直追到下午未发现敌人，高岗主张停止追击，张坚持继续追，并亲自带领部队追击，想挽回胡石窑沟失利影响。骑兵团入春以来，除胡石窑沟失利后，在高岗指挥下连打胜仗，士气高昂，不顾疲劳。张爱萍是犟脾气，带领部队又追了二、三十里找到了敌人。战斗打响，战士们义愤填膺，奋勇当先，当即消灭部分，俘敌40多人，夺回了敌人抢去的东西。不料在返回途中遭敌伏击，部队受到损失，东西全丢，俘敌逃跑。气得高岗直拍脑袋，到乡政府连炖羊肉也吃不下。张爱萍在李秋家坪战斗失利后又调到红大学习。去校前，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张爱萍说：“你又犯了错误！你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作为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是不是？我看还是没接受教训，没有承认错误吧。” 1936年7月，中央派以毛齐华、贾拓夫和工、青、妇负责人李坚真、钟月林(宋任穷妻)等为巡视团和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到定边、盐池县等解放区考察和指导经济工作，对蒙古工作委员会给以极高评价。蒙古工委发动群众从老财家里挖出大烟、元宝银洋交中央财政部解决困难。有人对蒙古工委机关财务混乱感到怀疑。蒙古工委机关管帐先生为人老实，没文化，记下一本糊涂帐，检查团的同志帮助搞了几天弄不清，后来经考察团协助下反复核对把帐弄清了。高岗高兴地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提醒我们对经济的重视，只顾政治，没注意经济，几乎说不清，落个贪污名。蒙古工委在检查团的帮助下，深入发动群众，落实了工商业政策，对团结各民族发挥了极大作用。 期间，蒙民头头来很多人要同高岗和中央经济巡视团的同志结拜，为了搞好统战工作，高岗、贾拓夫、毛泽民、毛齐华等和蒙古上层人士设香案，结“安达”。高岗向毛齐华说中央红军未到陕北前，受朱理智等人的迫害，关进监牢，受冷受潮，致腿部生湿疮，至今未好。毛齐华说：“你到中央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治疗？”高岗说：“小毛病，不好意思提。”毛齐华回中央反映后，周恩来、张闻天电告部队派医生给高岗治疗好湿疮。 9月，中央在保安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部署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向前线指挥员部署讨论。高岗以地方领导干部身份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宁夏战役”等问题。高岗在会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及今后意见。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赞扬了高岗领导绥蒙工作的成绩。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在红军将领中，高岗同志能够独当一面，力挽狂澜，他和刘志丹一起使红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别人的根据地全部丢失，而唯有陕北根据地得到发展，这说明他们的正确果敢，“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高岗这样的同志”。毛泽东讲这番话似是针对一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而言的。 通过这次会议，高岗对陕北错误肃反的根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认识到政治上搞“左”倾主义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高岗被放在绥蒙草地沙漠没有辜负毛泽东主席的期望，经受起了“真革命”考验，不仅开拓了地盘，在绥蒙少数民族地区站住脚，在乌审旗、鄂旗和盐池创建根据地，还扩大了红军，和蒙古上层分子拉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并取得经验，出现了“抗日保蒙”的局面。这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属首创。 会议决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亦称三边保安司令部)，属中央军委二局，任命高岗为司令员。会议还决定改蒙古工作委员会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开始李维汉)兼蒙古游击司令，统一领导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团结蒙回等民族反蒋抗日。他担任保安司令后加强对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狠抓保安部队建设，做了大量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已经成为一名可靠的、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赢得毛泽东的完全信任和重视。 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宁夏工委成立后，积极为宁夏战役做准备。西安事变后，宁夏工委撤销。 一次，高岗患病躺在老乡家的炕上。毛泽东亲自去看望，他见高迷迷糊糊，用手摸头滚烫，即派人通知中央保健医生傅连璋前去检查治疗。毛泽东亲自给高倒洗脸水，并对高岗随从人员说你们要好好照顾，高司令的安危关系到中央的安全。高岗不好意思地说：“着凉了，过两天就没事啦，我的命大，这点小病不要紧……别叫医生。”这件事连警卫人员也感动了，他们说：“毛主席真是人民的领导，爱兵如子，爱民如子，跟他干革命，一定可以得天下。”毛泽东和高岗交谈时，说：“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红军救了“中央红军”。高岗不同意这样说，他说：“中央红军救了陕北，也救了一批干部”。 西方野战军准备打宁夏、夺银川，中央派中组部长李维汉到定边于9月22日成立定边工作委员会，李任书记，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10月，定边工委改为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高岗、李维汉、毛泽民、宋任穷为委员，高岗兼任军事部长。杨芝芳也到定边工作，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 为了增强汉、蒙、回三大民族团结抗日，10月下旬民族工作委员会在定边县城举行三大民族盛大宴会，进行会餐和歌舞演唱。高岗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各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争取中国独立，各民族解放。三大民族代表也互相表示民族团结的心愿。他们说：“这样的宴会从来没有过，现在响应高司令的号召，我们要亲密团结一致驱逐日寇，争取中国独立，使各民族得到解放。”这次名义是聚餐宴会，实质上是一次各民族代表人物交流感情，增强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动员会议。 为了联合东北军抗日，早在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高岗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士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已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致将士书说，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敌，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北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后，蒋介石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的地方和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豫鄂皖边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喜欢，教东北军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致将士书指出，打红军不是东北军的出路，而且是“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我们不揣冒昧的为东北军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诚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愿同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是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在致将士书中提出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欢迎到苏区来。对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并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在致东北军将士书的敦促和释放俘虏高福元的劝解下，对张学良等将领触动很大。之后，红军派代表同张学良等谈判，统一战线取得一定进展，最终形成三位一体促成西安事变，达到国共合作抗战局势。 高岗按中央战略策略主要打击宁马军队和地方民团，避免同东北军作战。1936年秋张学良去南京，何柱国部趁机向我军进犯，我军奋起反击，打垮何部4个连，俘虏一批战马和人员。经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宣传和谈判，达成互不打仗的统一战线协议，我方将俘虏、战马等战利品归还。我军属下怨声很大，“我们用生命鲜血夺来的，当官的又送给，白干了一场……”高岗给部下做思想工作，解释统一战线的意义，揭露蒋介石企图趁红军跟东北军打仗，借红军的力量消灭异己东北军，同时削弱红军力量，达到两败俱伤，他好从中取利的阴谋，这叫“借刀杀人”。战士们听了高岗的解释，心悦诚服，怨声渐消。 红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设想以宁夏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以便于同外蒙和苏联的联系，争取外援。随着“打宁夏，夺银川”的准备工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筹备军粮在定边成立征粮委员会，由李维汉、董必武负责，贾拓夫、高岗为委员。具体征粮工作主要由高岗抓，他为红军主力打宁夏，夺银川筹粮、备草，保障了主力部队供养。后来由于西路军渡黄河后失败，宁夏战役计划取消。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西安逮捕了国民党几十名要员，实行“兵谏”。我中共中央在保安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推动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促进了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4日张、杨两将军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所有“剿共”事宜一律停止，结束了西北战场上红白两军和国共两党的对峙状况。16日，南京政府何应钦军事部长演“戏中有戏”，悍然宣布了讨伐张、杨的命令，命令中央军开进潼关向西安逼进，妄图趁讨伐张、杨的机会，灭蒋反共，为投降日本消除障碍，铺平道路。张、杨为回击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进攻，把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关中东部。我红军主力也日夜兼程急行军南下，在西安西部集结策应东北军、西北军，打击中央军的进犯。 红军主力南下，高岗指挥骑兵团和游击队，承担中共中央所在地和西北面的保卫防御工作。同时，征得东北军的同意，红军进入了原东北军驻守的陕北部分防地。12月25日，红军进驻延安，三边工作由民族工委统一负责领导。 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当时有很多人心存疑虑，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在苏联的催促下，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高岗来到保安毛泽东住的石窑洞里说，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蒋介石这人向来出尔反尔，他不会信守诺言……下边都想不通，议论纷纷，说蒋介石不打日本，“9·18”后一再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共产党势在必剿。把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专门“围剿”红军，把中央红军赶到陕北，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罪该万死。革命就是要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好不容易捉住又放走。经毛泽东对“逼蒋抗日”解释后，提高了他的认识，疑虑顿释，心情轻松，并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胸怀。他积极向部下解释说，捉蒋是逼他抗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军队统一行动，一致对日，这是毛主席放眼全国救亡的。杀了蒋介石，正中了亲日派的阴谋诡计，发动内战，会削弱抗日力量…… 期间，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反动派勾结一起，趁我主力南下，肆意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危害中央机关，策动游击队叛变。为了保卫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安全，高岗奉命调回保安加强保卫工作，清除暗藏的特务、地方反动分子，有一次险些遭敌人暗算丧命。驻扎盐池县井记沟的豫旺县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策反下，趁我军南下，策划谋反叛变。民族工委发觉后，高岗指挥骑兵团前往包围了游击队并当场缴枪，带回定边改编，消除了我后方一大隐患，稳定了军心，保卫了党中央的西面和北面后方基地的安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地区不仅要团结蒙古族，还要团结回族、藏族和其他民族一致抗日。1937年初，为加强民委的力量，根据高岗的要求，中央调杨一木、高增培、王万义、鲁直等一批骨干到民委工作。高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意见，组织学习《三五宣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36年5月25日发表)。他指出加强团结蒙民和回民工作“是党在西北的战略任务”。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两个“宣言”的精神，回族人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协助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高岗亲自点名抽调一批骨干派往绥蒙各旗的桃力民、郡王旗、杭锦旗等地，全面开展伊盟地区的革命工作。他们继续深入贯彻《三五宣言》，宣传解释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蒙汉联合抗日保蒙救国。同时，抽部分干部到宁夏开展活动，发展回民地区抗日统一战线。他对派往各地的干部要求：要高举抗日旗帜，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争取蒙、回、汉团结起来，抗日保蒙、保回救国。 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蒙民部、回民部，杨一木任回民部长，赵通儒任民委秘书长兼蒙民部长，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还成立回民学校、蒙民学校，以便联系蒙、回民族，培养蒙、回族干部，还扩建了蒙汉支队，组织了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蒙汉支队是由曹动之领导的乌审旗卫队和横山县二支队的基础上组建的，刘约三任支队长，李占胜任政委，何英武任总支部书记；回民支队由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任政委。 这个时期，高岗在蒙族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他和蒙族群众及上层人士混得很熟，拈香结拜，请吃请喝，互相来往谈工作，交朋友很频繁。他们之间建立浓厚感情和革命友谊。成群结队从远道赶来定边的蒙族群众和王公贵族要见高岗，一见面就要结“安达”。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做工作，把统一战线工作寓于交朋友之中，为尔后开展伊盟工作结识了大批朋友，培养了一批蒙族干部。在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特务和日伪汉奸煽动破坏，制造摩擦，我方的人员被蒙人扣留后一说是高岗的人，蒙方就放了。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高岗先后带领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一班人，从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在三边和伊盟、盐池、豫旺开创根据地，以“三五宣言”和“回民宣言”为指导方针，宣传贯彻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以交友拜把子为手段，反对大汉族主义，深入细致地做民族上层人士和下层群众工作，争取团结了大批少数民族同胞包括上层人士和爱国分子及革命分子，解放了群众，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取得了成功的民族地区工作经验，并在蒙古族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树立了威信。高岗回到陕甘宁边区工作期间，伊盟的上层人士和群众是高岗的常客，称兄道弟，亲如家人。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和西北局，高岗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讨论蒙、回等民族地区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解放斗争，探索了正确的道路，从理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结合上创立了典范。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十一章 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西安事变”后，国共二次合作形成。1937年1月13日，高岗护送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他协助中央军委二局选择中央领导住所和安排保卫工作。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高岗参加讨论进驻延安后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有些人看不起“贫瘠”的陕北说：“我们的延安很美啊！”“不要小看延安这个地方，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几乎把所有的根据地都掉光了，只剩下了这块落脚地。这是我们的资本，我们要在这扎根，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党中央奠基延安后，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时代的主流转向延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h3>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h3> 1937年3月，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复电中，主动提出五条要求和四项保证，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的地位，陕甘苏区改为特区，撤消苏维埃中央政府，实行民主制度，“停止赤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红军改为国军，受南京中央军委领导。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特区领导人选等问题上，悬而不决。5月，党中央决定将西北办事处改为特区，并设保安司令部实施行政和保安职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协商，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设主席团，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副之，高岗、秦邦宪、董必武、马明方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首府设在党中央驻地延安，管辖陕甘宁交界23个县。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制定了各种法规，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政治、组织保证。马文瑞说：“陕甘宁政权，为新中国的创造铺下第一块基石。” “延安是共和国的老根”。延安时期，我党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和民族的解放道路，把中国革命从这里引向了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根据当年5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的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边区民主政治共和制建设，高举民主政治旗帜，团结一切爱国党派、爱国人士，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坚决抗日的、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员到边区政府中负责工作，改变了过去政权中由清一色共产党员办事的做法，以“民主政治”对抗“独裁统治”，吸引了革命力量。 为建立边区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成立了法制起草委员会，高岗任主任，负责领导法律法规研究和起草工作。边区先后召开四次参议会，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议会及行政组织纲领》、《选举条例》《惩治汉奸条例》、《婚姻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全边区普遍实行民主普选制度，只要是爱国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还有外国籍的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乡、县和边区三级参议会及其领导，选举产生政府组成人员，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出席议员145名。高岗主持了大会，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各厅、局、院分别作了报告。会议上高岗高度赞扬了两年来，在实施民主政治建设、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贯彻毛主席提出创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模范区域”的号召，各条战线上取得重大成就，提出今后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任务。大会通过了高岗主持起草经党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参议会组织条例、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等法规性文件和发展经济、教育等议案提交参议会讨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对边区实行三民主义作出28条规定。“纲领”经讨论一致通过公布实行，作为“边区一切工作的准绳”。 大会还发布了《告全区同胞书》，号召全区人民拥护国共合作，加强民主建设，坚持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首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崔田夫、毛齐华等七人为常驻议员；选举林伯渠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 这次参议会在中央的指导和高岗的亲自领导下，开的成功，是边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不仅决定了今后经济、民主建设的方针任务，还使民主共和制建设日趋正规化、制度化、法律化。同时为解放区起到“火车头”的作用，群众称为“延安是民主的首都”。毛泽东说：“延安是边区的首都”，“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1939年毛泽东为《边区实录》一书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边区在全国说来，是个政治上先进的地区”。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对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给予极高评价。他说：“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这个《施政纲领》是个十分重要的文件，事实上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基本政策”。 1941年11月6日-21日，边区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议，出席参议员219名，连同晋察冀、鲁西等根据地和各界来宾共500多人。高岗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要把这次参议会开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员会，开成团结一切力量的团结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高岗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参议会和上届参议会不同，“现在是处在人类存亡成败的关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希特勒拿了25000辆坦克，200个机械化师团，以及他全部飞机的四分之三，向苏联进攻”，正如希特勒所狂叫的“这一次战争是今年冬最后的一次，是空前的，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战争”。日本进攻中国已经5年了，东条内阁组成后，更进一步侵略中国。长沙、郑州、许昌战役以及最近在黄河上，“六、七千军队天天在军渡、宋家川、碛口、丁家坪、禹口等地炮击，天天在哒哒的放机关枪”，企图经过边区“想把西安搞下来”。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全国团结一致，坚决打退日军的进攻，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全国的人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决的主张中国的民主”。他说边区是西北的最前线，边区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地区。蒙、回、汉等所有的民族“团结得象钢铁一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高岗针对当时国民党到处制造摩擦的状况指出，现在“不是自己里面，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是最愚笨的最有害的办法，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办法，也是我们边区所坚决反对的办法，今天最好的办法是更加把民主巩固扩大，更加把民主提高一步，把西北的抗日阵线更加巩固起来，这样我们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有力量。”他说，抗战是持久的，“不是一两年就可以结束的，这个战争是长期的。”我们在困难中进行抗战，今后还要更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正如毛主席说的，“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高岗在“开幕词”中指出，边区工作中有不少缺点，要求议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指出来，批评、指责，我们民主的政府是不怕人批评的。他说，这届参议会确定边区今后的大政方针。“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特别加强军队建设”。“团结西北人民，积聚我们力量”，“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高岗代表中央西北局向大会提交的《五一施政纲领》，并作了施政纲领的解释，他指出“施政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日、救中国”七个字。他说，中国近数十年的历史教训了我们，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团结的好就有出路，分裂就没有出路。第一次大革命时候，全国团结，所得到的是北伐胜利，而团结破裂的时候，所得到的是东北四省被日本拿去。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化基础的建立，以至日本这一次进攻中国，使我们民族遭受了千古未有的磨难。由此可见，团结与分裂是利害分明的。他说，纲领是我们二十多年的斗争经验，讨论总结制定的。它从头到尾贯彻着团结、抗战和救中国的精神，目的在于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盛的新中国。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要适应两头小(即大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中间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特点，“既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独裁，而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大家来赶跑日本，大家来治国家。”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抗战也是长期的。这是从共产党二十年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只有团结才能救中国，分裂革命就要失败。他郑重地宣布：“我们共产党不但要宣传这个纲领，而且更重要的是坚决贯彻这个纲领。我们共产党一向最反对的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果。” 如何贯彻施政纲领，他说：“首先要保证政权三三制”，“一切实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还要“保证各级参议会确实成为一个有力的机关而不是请客吃饭的摆设。它是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参议会的一切决议，政府必须完完全全的实行。”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遵守纲领的规定，他说：“施政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如果共产党不遵守，还叫谁来遵守？”对违犯纲领的要“惩办处分”，还可向西北局乃至中央告发。 总之，延安时期民主空气很浓，参议员、政府组成人员，实行竞选，搞竞选演说。群众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 为了贯彻这个施政纲领，边区政府委员会于翌年一月发出布告。布告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第一个最大的成功，就是全体议员代表全边区两百万人民大众，全部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局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并且一致的决议把它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本会同时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代表高岗先生的报告，并详细研究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所提出的施政纲领之后，一致认为该纲领不但符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方针，也是团结抗日以救中国的良策。因此，本会全部接受，作为政府今后的施政纲领，并责成政府督导全边区人民切实执行之。”“在参议会监督下，坚决执行，使全部的纲领，迅速的彻底的实现。” “施政纲领”主旨是团结、抗战、救中国，对于各个抗日民主阶级都有照顾，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调节了劳资关系，使工农生活有改善，地主、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以，施政纲领，得到中外人民的拥护和赞扬，是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抗战胜利和建立独立、自由、强盛的新中国的战斗旗帜。这不仅是为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订立下一个基本宪章，使边区施政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据，也是各抗日根据地制定法规的依据。同时，创建了“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纠正“议行并列”“架床垒屋”的偏向。 这个纲领是在贯彻实行《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随着形势发展变化，边区中央局在变化了的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较前一个纲领更加完善，不啻是个“临时宪法”，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精神和团结抗战与进步之总方针，还规定了各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实行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它不仅是边区最适宜的施政纲领，同时，对华北、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对中外震动很大”。中外报纸纷纷刊登译载，称：“中共文告实行民治主义，矢忠于国家第一观念，团结各党各派抵抗侵略。”边区参议员李丹生说：“五一施政纲领使政策方案益臻明确具体，能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加强一切建设事业，执进步之先导，开民主之宏模，大义在昭，倾全国人之心，宽大为怀，感敌奸之归化，以之抗战，抗战必胜，以之建国，建国必成。” “五一施政纲领”在5月1日开始在边区内试行。《解放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经高岗审改的社论说：“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政策，都是我们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的纲领。” 这次大会根据施政纲领原则，制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规，以及军事、政法、财政、文教、经济和李鼎铭等十一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一百多件。贯彻执行了“纲领”，不仅促进了边区的大团结，高度发扬了民主，推动各项工作，为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作出了光辉榜样，推进了新民主主义全面建设，而且为其他解放区、根据地制定实施纲领提供根据，推动了其它解放区民主政治建设，对建国初制定《共同纲领》和各种条例、暂行办法提供了实践经验。毛主席曾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就是新中国的形象面向世界展现了，当时成为中国的精神高地。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就看不到新中国。”美国的学者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说：“延安时期的历史和经济奠定了1949年胜利的基础”。 大会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议长和政府委员会、政府主席。高岗被选为议长，安文钦(非党)、谢觉哉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非党)为副主席，并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结束后，《解放日报》记者到高岗办公室进行采访，问高岗有何“政见”，高岗说：“我的政见很简单的，本人是共产党员，既被选为连任议长，本人只有虚心接受大会对于边区工作的批评，而加倍努力为具体实现‘五一’施政纲领而斗争。” 其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个别部门关系不太融洽，有闹独立的现象。毛泽东派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是中共元老之一，便于协调相互关系。李去边区前， 毛泽东找李谈话时提出五条要求：“一，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二，要精兵简政；三，要发展生产；四，要搞好文化教育，边区文化教育落后，文肓多、巫神多、迷信多；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毛泽东说：“延安好比英国伦敦。”(李维汉的理解：意思是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根据地，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的中心，则是一样的。)“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实际上有代行中央行政职能的职责。 为加强军政领导工作，1942年8月，三边、关中、陇东和延属等4个分区，成立了统一的军政委员会，高岗任书记，贺龙任副书记。 1944年12月4日至19日，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出席议员187人，连同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代表及邀请各界人士共1000多人参加。具有全国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和性质。 这次会议规模大，大会以高岗等19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大会。 高岗在会上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他指出边区和蒋管区实行的两种道路，得到两种结果。边区的政权是“真正人民的政权”，工农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独裁政权，“公私交困，民不聊生”。他用大量事实和数字对比说明了这个问题。 会议听取了林伯渠作《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报告和副议长谢觉哉作了《民主的边区是中国解放旗帜》的报告。 朱德、周恩来等到会讲话。新四军代表陈毅军长在祝词中说：“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其发源地就是陕甘宁边区。”刘伯承在讲话中说：“抗战和民主运动，是从陕甘宁边区发源的。”山东军区政委朱瑞说：“陕甘宁边区民主、团结和经济建设的道路就是全国人民的道路”。参议员在讨论时说：“边区是照亮全国的灯塔。” 毛泽东在15日向大会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特别指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沦陷区、解放区，都要为此目的而奋斗。 会议通过4个法规文件和35件提案。 这两届参议会，把边区乃至全国的民主、抗战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边区和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坚持民主，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取得抗战彻底胜利的时间不长了。边区军民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把民主、抗战、建国工作等作为重要任务，民主、抗战深得人心，并变为实际行动，纷纷奔赴前线。 1946年4月召开的边区第三届一次参议会上，在45年已去东北工作的高岗仍被选为参议长，边区劳动英雄刘建章在唱票时：“高岗！高岗！高岗！……”他是得票最多的一个。人们都知道高岗去年就去东北又选为议长。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林伯渠和群众。林伯渠说：“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一九三九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凡举边区一切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中共中央到陕甘宁边区以前，高议长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起革命流血，多年奋斗后，才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使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得此抗日前进阵地，中国人民力量得由此逐渐扩张，边区人民享受到应有之利益。”南区合作社代表耿喜对记者说：“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领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得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们关于农民生活改善情形，指导我们合作社的方针，他是心里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合格了！”劳动英雄吴满有说：“人民爱他，要叫他当议长。这叫做民心所归！他时时挂念咱老百姓，体贴穷人，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次和我谈话都是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是个好议长！” 边区民主共和制从第一届参议会开始三三制政权建设，并日趋完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到鼎盛时期，高岗与边区的党组织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边区具体实践相结合，精心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朱德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实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边区是第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地区，是真正实行革命三民主义亦即新民主主义的地区。”“边区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对各个解放区及全国有伟大作用。” “三三制”政权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新中国国体、政体作了探索并形成雏形。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其兴也勃”，最根本的是坚持正确的纲领，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1945年7月，黄炎培、褚辅成、冷通、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飞抵延安考察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高岗等到东关机场迎接。高岗等陪同黄炎培参观了延安有关地方。黄炎培在谈观感时说，他们到延安自由参观，他们感到很随便，没有对他们有任何限制，也没有像在重庆常紧跟后面的“尾巴”。他们看到延安街头的商店里，摆着吃的用的，种类着实不少。延安城里到处是新房。黄炎培想起他游历内地时见到大群大群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何时才能像延安这样“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1938年共产党初来延安时，地方上妇女还穿着破烂露肉裤子，现在衣着好多了。延安城由过去的2千人扩展到现在的5万人，其中3万是公务员。公务员每月获得肉三斤，食用油1.5斤，每日20两小米，一斤菜。医药、生育、文具费用皆免费供应，婴儿6个月之内公家给钱；半岁至1岁半，每月面粉20斤，母奶乏，则供牛奶羊奶。 黄炎培说，在延安街上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没有一个面带烟容的颓唐的人。“没有一寸土地荒着的，也没一个人好象在闲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象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在黄炎培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问他们感想如何？黄老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迈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的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h3>二、“三三制搞得好”</h3> 1940年，德、意、日等世界法西斯势力十分嚣张，骄横跋扈，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国又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任何政党办好国事，所实行的政策必须照顾“中间大”的阶级利益。边区党委针对当时形势，全力贯彻我党的十大方针政策和边区施政纲领，从政权建设上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各方面抗战人民，实行民主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1940年3月，边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抗战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在高岗等领导下，认真研究和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首先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试建“三三制”政权，聘请党外人士参加各县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收到很好效果。在政权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就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按“三三制”建立民主政权。县、乡均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全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如绥德、清涧等县9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农村文化落后，有些人不懂“民主”，干部给解释：“民主就是大家来当家作主”。不识字的人用豆子投票，选举“如意的人来当家”。全区选出各级参议员三万多名，县、乡两级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高岗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宣布：经过十个月来全区选举运动胜利结束，全区选民参加者平均达90％……基本上建立了“三三制”的民意机关和政府组织。这一重大创举，是边区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为各个根据地政权建设、统一战线树立了旗帜。 1941年9月1日，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中央局发布试行的《五一施政纲领》中对“三三制”政权作了法律性的明确规定，争取开明绅士和资产阶级中进步的、中间势力参加边区建设，支援长期抗战。11月，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有蒙、回、藏、汉等各族代表，有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国是。高岗在会上作《五一施政纲领》解释中，进一步阐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等问题。他强调指出落实施政纲领，“首先就要作到政权三三制，要大家都来参加政权，而不是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政权，就是在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士占三分之二。共产党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显然决不是请非党人士来装门面，而是真正的要共产党外人士有实际做事权力。中国是这样大，这样复杂的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口，共产党员才50万，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包办的。全国的人才多的很，不让他们进来实际管理政权是要不得的，共产党决不这样做，谁要这样做了，……谁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还说，“中国共产党员当选过多，党可以决定党员退出，让出位置给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是那样说的，也是那样做的。在这次选政府委员前，高岗代表王维舟等同志退出候选人。他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在候选人中占的太多了”。按比例多了一个党员，徐特立请求退出，民主人士白文焕依次补上。 边区和县、乡根据高岗的指示精神，各级参议会和政府领导干部中，都做到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的标准。争取了大量的爱国抗日分子参加政权管理。有些地区不愿意选非党人士，高岗指示共产党员带头选他们，并宣传群众选他们，从而实现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民主抗战和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还有富农、地主、少数民族等，被选为人民代表、参议员、政府委员。边区政府的各部门和各专区、县，有不少非党人士担任正副厅长、行政专员、县长等重要职务，有职有权，民主政治制度完全建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民主选举。它不仅加强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团结，而且“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领导地位”，同时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孤立了反共顽固派，避免了在政权建设中“左”的和右的错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高岗高兴地说：“伟大的革命巨人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实现了他的三民主义”。 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高岗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对于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先在党委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交参议会或参议会常驻会及政府委员会讨论。这样，既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又得到党内与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实践证明，这种共和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各个阶级都能接受，得到各阶级、党派、各人民团体等群体的拥护，为团结抗战、巩固政权和解放区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民主运动，为新中国诞生建立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可靠根据和模型。 边区民主政治、三三制建设，实质是新中国建立前的“试验区”，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国体、政体的形式。正如毛泽东同志评价说：“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民主制度在国外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是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推广到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事实上，边区实行的民主政治，成为宪政的雏形，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 建立三三制政权容易，巩固这个政权困难。边区是个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早些时候实行工农民主制度。1937年以来实行民主制度后，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都恢复了公民权，同工农民众一样享有人权、财权、政权，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同工农之间有些对立情绪。但是他们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一样有抗日和民主的共同要求。这就是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实行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曾出现过左右摇摆的现象，当时有一部分党员干部甚至是边区级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认识，边区政府曾一度对副主席李鼎铭不够尊重，开会时送一个通知单，事先并不同他商量会议内容；有些非党人士也认为“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存在着作客思想；还有些群众认为共产党不靠穷人了，依靠地主、富农了；也有的对具体地区不作具体分析，缺乏从实际出发的作风，把三三制绝对化，机械地实行三分平均，在政治上不加区别，凡是一切上层分子和所谓有威望的人一律视为“三三制人物”，个别不纯分子混进政权机关，从中捣鬼，破坏三三制政权，破坏经济建设，破坏文化教育，出现压制农民的现象。农民说：“政府怕地主”，“政权落在坏人手里”。1943年，开展了反奸、肃特、审干和减租减息运动后，又出现党外人士不安、畏惧的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高岗带领考察团到延川等地进行调查了解，并在参议会常驻会上认真进行研究，弄清出现上述毛病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理解不深，存在着主观主义、关门主义，对施政纲领领会不够，对抗战政策认识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他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认识问题，多次强调党内外团结合作共事，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调一致，共谋大计。特别强调指出要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教育党员干部要谦虚谨慎，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能用党内的方式对待他们，向群众做解释工作。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不是陪衬，这是“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如果党内把民主人士当客人，民主人士认为自己是客人，三三制政权就难以巩固。”要求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理论政策，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改进领导艺术，巩固三三制政权。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的残余”；同时，不要忘记，“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外”的规定，“三三制必须以施政纲领为政治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基础”，从而赢得党内外群众的好评，他们说：“高岗同志是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统一抗战，共建边区的典范。” 对待党外人士的学习、生活，高岗也是关心备至。他既尊重民主人士，放手让他们工作，又抓紧他们的学习，如1942年春，他带民主人士李鼎铭、柳浞等到绥德、米脂进行两个多月向实践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和党外人士一起研究解决基层问题，有时让党外人士直接解决具体问题。1944年1月，西北局召集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本年工作意见，林伯渠作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完成今年工作的报告。高岗作了总结讲话。这样做，既锻炼提高党外人士工作艺术和领导水平，又在群众中树立了他们的威信；既做出样子让各级仿行，又为将要开始整风从实践中掌握第一手材料，使整风有的放矢。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放手让党外人士大胆工作，让他们有职有权，同时又坚持了我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权和立场原则。所以，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无话不讲，关系非常融洽。“精兵简政”这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对于加强集中领导，克服困难，解决财政紧张等问题，挥了重大作用。党内外干部群众普遍反映：“高岗同志是一个统战政策水平很高的领导干部，在统一战线中，他巧妙地具体运用毛主席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并有新的发展和新套套。他魄力大，眼光远，敢放手，又大胆。”他对办公厅和交际处的同志说：“要重视交际处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统战政策要从接待中体现出来。我们经济困难，应该花的钱要花，不能过于寒酸。”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悄悄部署分九路向边区进攻，指使不法之徒印发什么“告边区父老书”，造遥说李鼎铭边区的副主席已被“撤职”，采取卑鄙的手段，造谣惑众，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破坏三三制政权。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写文章驳斥了敌人的谣言，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日。”他尽职尽责为抗日救国、为边区建设而努力工作。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地方实力人物和蒙、回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如榆林二十二军邓宝珊、高双成，西边八十四师高桂滋，伊盟蒙古族上层人物沙王、乌审旗的王府协理奇国贤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同边区保持了团结、合作抗战的友好关系。延安时期中共与非党人士合作最好时期，并创造了新鲜经验。毛泽东曾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是“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模范。” <h3>三、精兵简政渡难关</h3> 由于机关编制扩大、人员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和海内外的革命青年和爱国进步分子，在“抗日救国真理在延安”的影响下，蜂涌而来边区，寻求抗战救国真理，吃供应粮的人口急剧增加。加之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募捐区域缩小，机关干部、军队、学校供给非常紧张，是边区最困难时期。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把如何克服困难，渡过经济难关，坚持长期抗战作为大会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高岗在会上要求与会参议员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共议克服困难，渡过财政困难之大计。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等11人以主人翁的精神，在会上提出几个提案，其中最关键的是“精兵简政”的提案。这条议案提出后，在讨论过程中，有些议员不赞成，有的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议案，一来参议会通不过，二来共产党不会接受。李鼎铭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从长期抗战着想，增加了信心，主动地同姬伯雄几位议员商量，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议案提交大会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的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的紧要关头，国民党正以大兵向边区进攻，我们的力量本来就不多，还要精兵简政，不是束手待擒吗？现在的问题不是精简，而是要增加……。有的竟然怀疑他的提案是别有用心，动机不良。不少议员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但多数议员认为提案有一定道理，办法也可取。议论传到高岗的耳朵后，引起高度重视。他到各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并说这个提案是中肯的，是有远见的，是共产党的真朋友，敢讲心里话的表现。他要求主席团召开各组负责人会议，听取了讨论的情况报告并亲自看了提案内容后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讲出道理，提出了办法，击准了要害，提交大会表决。在表决时，得到165票通过。高岗亲自向毛泽东专题汇报。毛泽东主席把提案内容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提案上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2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明确提出：“为了长期抗战，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议案经参议会通过后，边区政府召开委员会，成立以刘景范为主任的整编委员会，首先在边区开始精兵简政工作。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贯彻精兵简政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为贯彻这一政策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扫除了一些干部在贯彻精兵简政政策中的思想阻力。西北局机关带头开始精简。高岗提出边区级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紧缩上层，加强下层，合署办公，党政分明。经过两年的努力，经过三次运动，边区级机关裁并一百多处，人员减少40％，基本适应财政的要求，达到“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人员减少，工效提高”。边区政府文秘科3个人就作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工作量较前增加了近二倍。通过精简，解决了“头重脚轻”和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问题。共减少12300多人……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县、区，加强基层工作。县级领导机关加强职权，规定一县之内应兴应革，干部调配、培训和经费支配等，都由县委、县政府决定，使基层政权不仅增加人员，权力也扩大了。一部分到生产第一线，充实基层领导生产，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精兵简政工作不仅在边区实行，并取得宝贵经验，其他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等单位，都贯彻了这一极其重要政策，推广边区的经验，进行了精简活动，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大刀阔斧进行精兵简政，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机关主义，改进了领导作风，改善了上下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党政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劳动生产力，对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起了重大作用。 “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边区的普遍风尚。高岗担任边区党委领导后，狠抓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的问题，他决定公开发表了早在1926年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通知说：“在革命潮流中，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党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定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反对腐败作风的文件。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组织，按文件精神，向党员、干部进行廉洁勤俭、反对铺张浪费的教育。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共15条。条例规定贪污千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五百元以上者，处以五年徒刑或死刑；百元处以一年徒刑或苦役。边区政府还发出规定指出：“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帐”，禁止“高价办酒席”。“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护每件公物。”除招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会、婚丧，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浪费宴请。” 边区党委、政府领导高岗、林泊渠等身体力行，坚决执行有关规定，作廉洁奉公的模范。据资料记载，42年光客饭招待，就节省6000石粮食。这种领导以身作则，廉洁勤俭，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号召，群众从干部的行动上，来认识共产党，决心跟党干革命。在艰苦的年代，它对团结革命队伍，维系党心、军心、民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使边区成为“廉俭奉公的模范”。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先后参观访问重庆和延安对比后说：“余观感之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十二章 加强武装保卫边区 延安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共国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建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特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吃掉共产党，取消边区，消灭革命力量的野心。陕甘宁边区四周国民党军驻扎得满满的，对边区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将较同情共产党的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西，把他的嫡系胡宗南调来陕西布防边区南面，西边有马鸿逵，北面有二十二军和傅作义的军队，共约30万兵力，东面日军陈兵黄河东岸，虎视眈眈。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保卫中共中央和抗日民主策源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并“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人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该有强大的军队。”高岗在边区工作中把毛泽东的这一英明论断落到实处。 <h3>一、致力部队建设</h3> 1937年7月17日开始，国民党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均无结果。在上海吃紧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的条件，最后在庐山达成协议，将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党军委会。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称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0师(以陕北红军和一方面军部分改编的)、一二九师，共4万多人(一说3万多)，实际大于这个数字。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时，一些人对更换着装、领章、帽徵等接受不了。高岗亲自给一些干部战士做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要解放全中国是实质，是红军的目的，改个名堂，换个帽子，变不了我们的心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改个番号，换个着装，有利于抗战，没有改变性质，别在感情上通不过去……” 红军主力改编时，将一部分地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和充实了主力，其中有些作为八路军留守处部队，一部分改编为保安部队。但是，八路军主力改编后，开往抗日前线作战，边区的留守处部队(一二九师的七七0团，一二0师的七一八团)和保安部队，数量少，装备差，素质低，而任务却很繁重，远不能承担后方保卫的任务。当时，国民党政府不给留守部队番号，也不委任领导，企图取消边区的武装力量。 1937年5月，陕甘宁特区成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保安司令部，任命高岗为司令员。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正式对外宣布。高岗仍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公安处长，谭希林为参谋长，吕振球为政治部主任，统领地方武装和保安部队。 从此，高岗担任着用枪杆子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和人民既得利益，保卫抗战大后方建设的重任。他根据毛泽东“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指示和洛川会议决定“扩大红军”的精神，集中全力抓紧整顿和扩建保安部队，加紧培养训练，提高战斗力，以适应大部队开上前线后，加强巩固抗日根据地需要，着手发动群众，动员参军，扩大八路军留守处部队和保安部队，改造赤卫军组织。其间，收留一部国民党军一些散兵游勇和小股起义队伍，扩充红军。如高岗派慕生忠到绥德收编国民党吴堡一支暴动队伍，时自称“黑军”(内有各联保武装)遂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并委任领导。 他按照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警卫部队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等情况，分别改编为保安基干大队、县保安大队和警卫队。首先组建起关中、庆环、三边、神府和延属等保安司令部(后称警备司令部)和10个基干保安大队，23个县均建立保安大队和若干警卫队以及加强骑兵团、教导营等部队，还整组起3万多人的一支基干自卫军。 保安部队肩负着肃清边区内土匪、汉奸，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随时准备同日军作战的任务。他们除了独立作战以外，还承担配合八路军作战，为八路军留守部队输送干部和战士的任务。 1937年冬，为适应剿匪和抗战的需要，党中央将边区地方部队统一整编为8个警备团和骑兵团，以利指挥和扩大队伍。之后在绥德、佳县、吴堡、清涧等地设警备司令部。八路军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司令部(对外仍称留守处)。留守部队扩编2500人，高岗从自卫军动员一些人参军外，大部分是保安部队输送的。同时，保安司令部决定：扩充保安队4000人，从11月开始到12月中旬完成任务。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又作出扩大3500名军队的决议。到1940年保安部队和留守部队达3万多人。这支部队参加战斗都与保卫家乡相联系，多数打仗在本地区，人情地形熟悉，便于发挥优势，战斗力较强。所以，保安部队是地方政权的直接依靠力量，为巩固政权，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模范区建设，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支柱的作用。 1938年1月28日，高岗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保安部门和部队整顿的情况。毛泽东听后指示：保安部队应受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在组建保安部队的同时，加强自卫军的建设，高岗亲自主持起草，经边区党委作出《关于改造赤卫军的决定》，指出将原来赤卫军改编为抗日自卫军。他还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由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布命令，颁发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配合保安部队或单独负责消灭汉奸、土匪，搜索零星土匪，捕捉侦探，担任警戒，设置盘查哨，侦察敌人，递送情报，进行抗战训练，战时担负有关军事工作。 自卫军组建以延安县为典型，5月间，举行了自卫军检阅，3000多名自卫军参加，高岗在检阅会上作了报告，宣布了《条例》和《决定》。 自卫军以班排连营建制，以营为最高单位。每个自卫军队员都自备一件武器。保安司令部给发一部分枪支等武器，到1938年底，参加自卫军的人数达22万之众。其中组建了3万人的模范自卫军和4万基干自卫军。全边区的村、乡、县都建立起自己的自卫军组织，并给前方部队和留守处部队输送了7000多名战士。之后，又组织起少先队28万人。参加自卫军和少先队的人数占全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到抗战后的45年全区有3万人参军作战。 在大部队开赴前线的情况下，这支强大的地方人民武装力量，既是保卫边区安宁的主要支柱，又是我党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巩固政权的基础，也是抗日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提高保安部队和自卫军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保安司令部加紧进行练兵习武，提出“任务重于生命，服从组织第一”的口号。采取官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训练方法，经常整顿组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加强了纪律性。在自卫军中重点培养了基干自卫军队，使之平时维持地方秩序，参加生产，战时配合部队打仗，有时完全脱产，随部队战斗，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保安部队和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地方“土八路”，经过整组训练，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不断提高，从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的艰苦岁月里，这支部队在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保卫边防，保卫河防，反击摩擦，保卫政权和剿匪肃特、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保卫了大后方，支援了大前方。正如陈云说的“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如果没有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我们也就不能在这里存在，早就被人家赶跑了。”他还说：边区的群众是有革命传统的，对党中央是全心全意拥护和支持的，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热情。但是，“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群众切身利益解决不好，扩大军队就困难，甚至会影响军队的巩固。” 为了发展和巩固武装，在边区党代会和参议会上，高岗主持起草并拿到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根绝土匪、汉奸、扩大地方武装案、拥护八路军的决议，优待抗日军属案等法规文件，为发展和壮大武装部队提供了法规依据。 194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统一陕甘宁绥和晋西北两个区域的军队指挥。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副政委，代理政委(政委关向应养病)，徐向前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一二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边区保安部、炮兵团等统归联司领导和指挥。保安部队编人正规部队，在边区的总兵力近4万人。6月又成立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任财委委员，主任林伯渠。中央规定联防司令部和财经委员会的职能：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建设；二、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9月，陕甘宁边区军内着手精兵简政，统一军事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联防司令部合并，(对外只称留守兵团司令部)，由西北局统一领导。肖劲光任司令员，高岗任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副司令，方强任副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留守兵团评价说：留守兵团在边区即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中央这些人“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鸟有窠，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他还对莫文骅说：“部队在边区，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 为了积蓄抗日反攻力量，留守兵团司令部管辖部队不断增加，1943年，中央军委调回边区有三五八旅、独立一旅、新四旅和抗大总校、七分校，部队人员新增加3.5万多人。10月，西北局、联防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和军事干部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高岗、林彪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 1944年6月，又从前方调来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统归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至1945年联防军发展到76000多人，成为边区强有力的部队。 陕甘宁晋绥地区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后，联防司令部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培养军事骨干，积极为反攻准备，迎接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大批部队调往他地，接收新区。 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留守处和保安司令部在边区党委(后为中央局)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以学习“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高岗刺杀手”为主要内容，对部队进行实战训练，指导部队军事建设。1944年9月中旬，延安召开留守兵团学习模范和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高岗在西北局招待英模代表的会议上发表讲话。26日，高岗陪同毛泽东、贺龙、陈毅、林彪、聂荣臻等及美国军事观察组鲍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留守部队模范代表投弹、刺杀、射击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受到毛泽东和各位将领及美国观察组人员的赞扬。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比较，战争相对少些。但是练兵习武，军事训练相对多些。高岗经常亲自到练兵场传授和指导投弹、刺杀、射击等技术。 边区军事走的一条由自卫军、民兵——地方部队——主力部队的逐步升级的道路，使部队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做出贡献。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武装建设上，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心血，是个“枪迷”，“兵贩子”驰名中国。在经费上给予保障，抗战时期军费占边区经费将近一半。 陕甘宁边区这块热土，不仅是培养干部的摇篮，也是人民军队走向全国，走向胜利的策源地。从1937年八路军由陕甘根据地出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军开辟了华北、华东、华南敌后战场，包括陕甘宁母根据地在内，创造了20个抗日根据地，遍及全国19个省区，到处都有陕甘宁边区出去的党政军和经济领导、骨干，军队发展到120万。阎锡山惊呼道：“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抗大了！” <h3>二、根绝土匪渡河抗战</h3> 1937年冬，日军侵占大同，在忻口战役中，阎锡山的军队一触即溃，11月太原失守，接着临汾等地沦陷，并形成向绥远、宁夏进攻态势。阎锡山慌忙逃到陕西宜川秋林躲避。高岗根据毛泽东指示，立即进行直接抗战准备动员。 1938年，日本军占领晋西北后，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企图渡河西犯。驻绥远日军伺机向伊盟进犯。河防吃紧，边区危险，为了保卫千里河防，保卫两千里边防，保卫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合署，保安部队归留守兵团司令部统一指挥。合署后，执行超越地方性的作战计划，和留守部队一样参加对日作战，保卫边防、保卫河防，并为开赴前线的主力输送兵员和担负“培养和积蓄军事干部”的任务。 为保卫后方的安全，保安部队在留守部队和抗日自卫军的配合下，以强大攻势进行剿灭土匪战斗。先后消灭边区境内土匪四十多股(内彻底消灭36股，击溃10多股)，4000多人，其中毙伤300多人，缴获步、马枪1700多支，机枪10多挺，炮2门，子弹7万多发，还有战马及其他物资，武装了保安部队，边区境内匪患肃清。 1937年秋，三边地区土匪借日军在绥蒙进犯之机迭起。惯匪张廷芝和范玉山、薛子茂等匪徒，所到之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给人民群众带来沉重灾难。张廷芝属国民党陆军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下，不思抗日，复叛为匪，在青阳岔袭击红军一个营和骑兵团，然后流窜到三边捣乱。党中央和毛主席命边区保安司令高岗兼任剿匪司令，并命骑兵团从洛川开往三边剿匪。团长兼政委孔令甫带骑兵团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张家畔见到高岗，遂率部向定边、盐池进发，在官滩一带消灭了一股匪徒，残部逃人马鸿逵统治区的白土岗等地。之后，张廷芝匪部被我包围在西八蜡梁，土匪惊恐万状，把所带东西全部丢掉，拼命轻装突围，被我打死打伤一部分，未彻底消灭。部队跟踪追击到定边的劳湾村住宿，高岗对指战员讲，今天打的不解恨，大家不要气馁。要鼓足勇气，要有信心，一定能够消灭这股土匪，活捉土匪头子。第二天，高岗率部追击到定边堆子梁，白泥井，后在安边北面的仓房梁寨子把敌人包围住，围困了两天一夜，敌人挖洞乘夜逃跑时，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并追至靖边柠条梁，又将敌包围，骑兵团和警备团东西对进，四面合围，先后歼灭400多人，缴枪500余支，战马100多匹，这次对张廷芝匪部的重大打击，使其溃不成军，残部龟缩进安边城里，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是年9月，高岗率部在志丹县对该县境的股匪王子义、李天才、金林等进行围歼，毙伤俘敌200多人，其余溃散残匪逃离边区。 10月底至11月初，高岗率部从安边地区对绥远的范玉山、薛子茂等流窜到三边的土匪接火追歼，一直追到横山县的冷窑则，活捉薛子茂夫妇，毙伤俘匪徒百余人，缴获弹药、枪支、战马，残部逃往榆林等地。 三边剿匪任务完成后，部队到定边休整，盐池、定边两县政府和各人民团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和衣物等慰劳部队，高岗司令代表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并讲话。 高岗指挥剿灭土匪时，在三边、伊盟等地组建起自卫军近万人，基干自卫军近2000人，定边、靖边、盐池等县都建立了保安队，队员达280人，维护这一带地方治安。1938年春，高岗命保安队对黄龙地区、安定地区的股匪进行剿灭，取得胜利。 经过两年来反复剿灭，边区土匪绝迹。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报告中说，现在我们可以说，边区内部的土匪已告肃清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在三边地区剿匪斗争取得胜利时，中央针对太原被日军侵占后，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地区人民动摇不定，有的地方在汉奸日特的活动下，蒙奸德王和日特策划成立“内蒙自治”傀儡政府，一些人已经倾日等情况，为稳定内蒙，镇定人心，发动“抗日保蒙”运动，1937年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高岗： <small>(一)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各旗蒙区，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包头 失守后，马占山等部，结集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维持。目前形势仍需我们有一支骑兵北出蒙古，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small></small> <small>(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small></small> <small>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small></small> <small>乙，……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的进攻。</small></small> <small>(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跟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small></small> <small>(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北税局拨2000元购买皮衣。</small></small> 高岗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积极筹备北出蒙地，开展游击战争，联络上层，团结下层，打击敌人，“镇定人心”。但因情况不明和人畜的粮草和冬衣一时无法解决而未成行。 1938年1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高岗任司令，他先后两次到榆林，和二十二军协商联防问题。20日，中央书记处给贺龙、关向应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蒙古混成旅和联防问题工作意见中指出：“内蒙工作及榆林一带友军联络工作，均由高岗同志到榆林负责主持。”高岗根据中央指示，到榆林磋商军事和设办事处等问题。这年春节高岗在榆林过的，他和高双成、邓宝珊就共同抗日，红白两军互不打仗和延安在榆林设办事处等问题谈判，达成共识和协议。高岗返回延安汇报后，中央决定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离开定边后，少工委归三边特委领导)改为驻榆林办事处，由白坚、高增培、曹动之带领机关人员到榆林，高双成通知上峰不同意在榆林设共产党办事机构。白坚留下继续交涉，高、曹带工作人员(20多人)返回靖边县。 是年5月，高岗二次到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商谈统战和加强边防工作，因高岗曾在延安高双成部任过司书，有很多熟人，高岗到榆林后，受到邓、高的热烈欢迎，并同高双成等研究防御日军入侵陕北的问题。在这次访问中，高双成召集国民党驻榆林城内几千官兵于大操场，邀请高岗讲话。高双成握着高岗的手，并肩走进会场，对官兵说：“这就是同我们打过几年仗，现在和我们是朋友的高岗先生，欢迎给我们讲话。”高岗向全体官兵发表国共团结抗战，枪口对外的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全国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日军侵占东北、华北后大步西犯的危险态势。他强调：中国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抗击日军，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一致御敌，把倭寇赶出中国。他讲了抗战的有利条件，中国人不可侮，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最终要失败的。他指出，当前我们借黄河屏障御敌西犯，我们团结一致，坚决抵抗，不让日倭践踏陕北一寸土地。他的讲话激发了官兵仇恨日本侵略者，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为捍卫河防和保卫伊盟边防打下坚实基础。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边区和榆林保持团结一致，配合作战，共同抗日。邓宝珊三赴延安，受到党中央、边区领导毛泽东、高岗等热烈欢迎，设宴招待。 高岗亲自陪同邓参观抗大、陕北公学、工农业展览，邀请出席劳模大会。高岗同邓多次会谈，商讨民主建国和抗战防务，取得共识，使邓每次怀着赞叹与欣慰之情离开延安。 1943年夏，国民党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召陕蒙总司令邓宝珊去重庆，面授反共事宜，并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对指定路线极为反感，他说：“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他决定取道延安后，高岗指示沿途地、县热烈欢迎。邓到边区境米脂县城，绥德地委派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前去迎接入境。邓宝珊到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主持欢迎会，吴、清警备司令徐向前致欢迎词。6月中旬，邓到延安，边区组织千余名战士到郊外列队欢迎。当天，毛主席在杨家岭中央礼堂设宴为邓洗尘，高岗等作陪。中央和边区先后派周小舟、肖劲光、袁任远、杨明轩、曹力如、黄罗斌等到榆林多次协商边防抗战问题。当时在国民党军营房里，挂着蒋介石的画象。据胡景通回忆说：随周小舟的通讯员年龄不过14、5岁，高双成的副官指着蒋介石的像问：“你看蒋委员长好，还是毛主席好？”红小鬼说：“都是我们的抗战领袖。”副官又问“你们在延安生活很苦吧？”红小鬼说“我们精神很愉快。”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这个娃娃语言得体，双方无损。这充分说明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人，抗日统一战线深入人心，高尚的革命情操，使那位副官很钦佩。他对别人说：“这个小鬼回答问题，我们成年人也答不出来，共产党的教育真了不起。” 日本侵占了山西以后，向晋西北晋东南挺进，在黄河东岸摆了4个师团，企图西渡，突破西北大门，占领西北。边区军民在剿匪除奸，打击顽军进攻的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所辖区域从宜川到神府一线近千里的河防地区各个主要渡口驻守几个团兵力，并成立神府和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严阵以待，抗击日军西犯。日本侵略军曾在河防阵地发动了几十次进攻，其中大的有20多次，每次出动兵力两千至一万之众。沿河军民响应高岗在1938年延安召开的留守兵团、保安部队领导联席会议上提出“不让日本鬼子侵占边区一寸土地”的号召，奋起反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1938年3月、5月，39年1月、6月、10月、11月，40年3月，我先后7次渡河同晋南日军作战，消灭大量日军，先后组织两万多人参加担架、修工事及近2万头牲畜运送粮草、物资，支援部队，粉碎了日军西犯的计划。 1939年6月，日军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向晋西北进犯，占领柳林、军渡等河东沿岸，虎视眈眈，并以大炮、飞机轰炸河西的宋家川等地区，沿河日夜侦察渡口，妄图渡河进攻边区，占领西安乃至西北。高岗命令地方武装部队和自卫军积极配合留守部队准备对日作战，组织大批人员和牲畜，渡河支援山西前线抗战。为缓减河西岸被突破的危险，还组织部队过河配合主力袭击柳林日军，胜利而归。 7月7日，延安军民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高岗在会上发表纪念讲话，强调指出，要贯彻党中央“7·7”宣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奋斗！同时，朱德、彭德怀、高岗等联名向南京各负责人和全国各将领、战区负责人、各党派、各界同胞，发出通电，表明了八路军全体将士抗战的决心，揭露汪精卫等背叛民族，投降日本，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分裂团结的罪行。边区党委发出《纪念抗战两周年告全边区民众书》，要求边区军民加紧保卫边区的战斗准备，粉碎投降妥协阴谋，打退日军新的进攻。 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央军委急调三五九旅由华北开赴绥德、米脂、佳县、清涧、吴堡等地区加强军事力量。高岗带副官吴瑞旺等一行5人，从延安出发，经宜川、延川、清涧、绥德、吴堡县等沿黄河西岸，视察了河防部署，视察部队驻守阵地。在河口、枣林坪、宋家川等地召开干部会议、军人会、民兵会和群众会，号召河防地区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同心协力，一致抗战到底。不让日本鬼子过河侵占一寸土地，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大西北安全而不惜一切代价。他在视察中发现个别布防不当的，随时随地和地方党委、河防司令何长工、陈奇涵等驻军领导共同研究方案作出新的部署。到清涧野战医院和沿路看望慰问了从山西转移来的伤病员，向他们询问病伤情，了解膳食和医药治疗情况，勉慰他们安心养伤治病，并要求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住户，“要对伤病员护理好，要象一母同胞对待”。他说：“这些伤员是为消灭日本侵略军而受伤的，想尽办法搞好护理，搞好伙食，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保卫河防不受侵犯。没有他们流血受伤，我们的河防就没有保障。”高岗视察，对当地驻军、群众鼓舞、教育很大，原来有个别住户不愿接护伤员，听了高岗讲话，抢着接护伤员，把好窑洞让给伤员住，好食品给伤员吃。沿河防军民众志成城，坚决阻击，在晋军民的配合下，佳县、府谷、吴堡、延川、延长等沿河防打退了日军的70多次的进攻，使千里河防，固若金汤，保卫了抗战总后方。褒扬革命烈士，弘扬革命精神，为反攻日军进行思想教育。在定边建立一座烈士纪念塔，高岗亲手题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1943年4月，高岗的亲密战友刘志丹灵柩从瓦窑堡运往志丹县。途经延安时，高岗等延安万人上街迎灵。23日在延安广场举行1万5千人的公祭大会，高岗出席公祭并报告志丹的生平史略，送了挽幛，挽词“患难共十年，尝胆卧薪，坚持革命为党国；永别七年，抗战御侮，继承遗志建边区”。随后，志丹灵柩运抵志丹县安葬。高岗、张秀山、刘景范等陪灵到志丹县。于5月2日在志丹县举行万人公祭大会，高岗再次介绍了志丹的生平。 4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的“代论”文章，文章中说：“志丹同志被公认为西北党和西北人民的好领袖。他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他深谙战争的艺术，特别擅长运动战和游击战争，是西北党的军事家。 “民国二十五年，志丹同志奉党中央命令，率部东征，北出佳吴，由神府渡河南下，击败了黄河两岸阻挡红军抗日前进道路的军队不下数十营团，威声大振，不幸于同年四月中旬，志丹同志在强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志丹同志之死，实是我西北党的重大损失。 “志丹同志在十余年奋斗史中，曾经数次失败，然而他一心为党为国，从不灰心。……不屈不挠，继续与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记得志丹在彬县曾遭军阀苏雨生逮捕，在反动的法庭上，志丹同志坚持革命气节，抵抗反革命的审判。……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 “志丹同志是西北党的领导人，他一贯地代表着西北党的正确路线。他曾经反对叛徒杜衡等的‘左’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城市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曾经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闹学潮，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上面，而不知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力量，于是一批批的青年学生被反革命屠杀监禁。志丹同志当时批评这种斗争方式说：这等于蒙古人向喇嘛跪求布施。志丹同志之所以这样批评当时的斗争方式，因为他从多次失败与胜利的斗争中，逐渐体验到了枪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一真理。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枪杆子。枪杆子要靠农民。……西北党内曾经有人反对志丹同志，说志丹同志这一主张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志丹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志丹同志的方向是西北人民的方向。而反对志丹同志这一方向的，恰恰就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 “志丹同志临死时……他除遗给我们的革命财产——边区而外，自己只剩下一个破被袱，一身破大衣，一个纸烟盒子，六根纸烟和几份被翻得烂熟了的党内文件。志丹同志一生为党为革命奋斗，从不想到个人利益，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工作的轻重。党派他做任何工作，无不赴汤蹈火以完成任务。他胸襟宽大，坦白自如，大公无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今天纪念志丹同志，我们要向志丹同志学习，学习志丹同志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学习他再接再励百折不悔的革命毅力；学习他眼睛向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同群众密切的联系；学习他的艰苦和遵守党纪的模范。” “我们秉承志丹同志的遗志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巩固与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为纪念革命烈士，高岗提议保安改志丹县，安定改为子长县后，在1944年1月1日他提议、经西北局、边区政府决定，将绥德分区西川办事处改设子洲县，以纪念烈士李子洲。 <h3>三、反摩擦与粉碎反共高潮</h3> 1939年前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山西被日军侵占后，边区军民以黄河为屏障顶住了日军西渡。国民党大批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向抗日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由原来的保安队和旧政权制造“摩擦”变为正规军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时，陕甘宁边区所辖范围内，一些地方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的特殊情况。原来一些地区国民党部队撤走了，旧政权和党部依然存在，还保留一些保安队。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保安队进驻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敌后援会。旧的政权仍秉承国民党的旨意，到处制造“摩擦”，向我驻军进攻，压制群众的抗日运动，打击抗日力量，唆使地主势力颠覆民主政府，捣毁抗日组织，进行反攻倒算，收回分出的土地、财产，逼迫归还已废弃的旧债。日本汉奸武装，国民党特务和被打击的反革命分子、地主恶霸分子等纠集一起，流窜各地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无恶不做。他们暗杀中共党政军工作人员，勾结伪保安队袭击八路军，围歼抗日自卫军，捣毁地方政权，大肆诬蔑中共和八路军，破坏两党两军的关系，挑拨我党政军和群众的关系。在旧政权的阴谋策动下，边区摩擦日益加剧。 1938年5月，国民党旬邑县长李笑然借故枪杀八路军工作人员，还反咬一口，向国民党西安行营谎报“八路军包围县城”，并私自调集伪保安队驱逐当地八路军。富县党部指导员范文龙放黑枪打死我看守所长。7月，国民党米脂县长刘学海和县党部指导员王道之，指使部下伪造陷害“八路军信件”，挑拨两党关系，破坏团结，改组抗敌后援会，下令驱赶八路军。清涧县长强迫取消青年救亡活动。吴堡县国民党保安队无故逮捕八路军残废人员。7月12日，新上任的旬邑县长张中堂，调集伪保安队七八百人，向八路军独立营发动进攻。包围殴打驻土桥镇的八路军的残废人员，并枪杀了9名残废人员。国民党安定县长田杰生非法捕捉八路军工作人员，阻挠抗敌后援会工作，绑架我安定县长薛兰斌，调动伪保安队400多人威胁我瓦窑堡驻军，延川县政府被伪保安队袭击。 特别是武汉被日军侵占，正在趾高气扬时的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受到打击后，基本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日军将其65％的军事力量和95％的伪军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其时，汪精卫被日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行民族欺骗政策。国民政府反共活动逐步升级，蒋介石继续按他的“日本人是癣疥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的政策，秘密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决议，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具体政策，把他的政策重点变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共摩擦日趋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由旧政权制造的摩擦转向正规军进攻。胡宗南的20万部队更是有恃无恐，拥兵恃重，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驻防区域，应再归国民党军队驻守。1938年至1939年，在关中地区发动武装进攻20多起，拘捕我党政人员26人，暗杀23人，驱出19人。同时阻挠我征粮和其他事件时有发生，共计达130多起。国民党不仅到处制造“摩擦”，发动军事进攻、封锁，而且在一些县设立县党部，扩建保安队。在陕北设绥德、富县警备区，绥德成立专员公署并派专员，专门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严重地干扰破坏边区的安宁，影响团结抗战方针的贯彻。12月25日，朱德、高岗等对国民党军在边区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行径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通电揭露了敌人在宁县、镇原、富县、靖边、安定等制造摩擦的事实，呼吁停止对边区的进攻，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月底，高岗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反摩擦的情况。 绥蒙地区顽固派到处制造“摩擦”，我工委负责人受王明投降路线的影响，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把后套地区搞的很乱。高岗主持召开区党委会，专题研究绥蒙的反摩擦斗争，决定派杨一木等加强伊盟领导。他找杨谈话，“中央决定你去伊盟工委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上校联络参谋，南京委任状下来，你就去绥蒙工作，先抓一下军事活动和统战工作。”伊盟工委负责人赵通儒列席会议。原来抗敌后援会(实际是工委机关)挂毛泽东画像和蒋介石画像，后来被自卫军头头纪松令把毛泽东的像摘掉了，高岗知道后很恼火，当面批评赵通儒：“你这个人是聋子，瞎子，你到处跑什么？毛主席的像被人拿掉你不管，你要有点斗争劲，革命就是斗争。实行统战，结果连纪松令也不敢惹，这是政治问题。”“越兆仁(自卫军司令)到底怎么样？下面的大队长是听我们的，还是听人家的？你是把枪杆子交给他们了……”赵吱吱唔唔回答不清。高岗对杨一木交待说：“后套那里问题比较多，有些组织烂掉了，有些人有问题，你先去管一管军事工作和统战工作，然后集中力量把伊盟的工作抓起来。在伊盟地区，我们要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上要摩擦来反摩擦去，军事上积极防御。” 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为了保卫边区安宁，支援抗战，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根据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敌斗争方针，对国民党的旧政权制造“摩擦”和军事进攻，给予狠狠打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0年7月21日，边区召开各分区(亦称警备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军事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既要注意政策和策略，也不能绑住我们的手足。他强调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必须紧紧把握“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等重大政策和策略问题，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会议认真讨论了高岗的报告，交流了各分区开展反“摩擦”斗争的经验，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引向深入。24日下午，高岗带领分区司令员，骑马到杨家岭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会议情况，毛主席老早就在门口等候，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他说：“同志们辛苦了。”又一一问了司令员的姓名，盘问了各分区反“摩擦”斗争的情况，并讲了话，为大家进一步指明了斗争方向和策略。 边区党委和保安司令部、留守兵团，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既分寸适度又措施得力，“政治上要摩擦来反摩擦去”，团结抗战，保卫边区，取得胜利，赢得了广大军民的赞誉。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保安队，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那些制造“摩擦”的“专家”们，对土匪的绝迹，深感到失去了一支“别动队”，削弱了他们对付边区的力量，进尔赤膀上阵，指挥正规军出去制造事端。1939年10月15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和留守部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到会作指示，要求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坚持政治原则，实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11月，国民党的五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企图进攻延安。国民党派中央军封锁边区。过去的一些摩擦规模小，有的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在1939年冬至40年春，国民党九十七师在陇东对驻防的八路军形成包围势态，一六五师侵入八路军驻防庆阳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实行军事压迫，支持旧政权和伪保安队有计划的在共产党、八路军驻防地区的活动，接着发动军事进攻。1939年12月，该师五七八团配合庆阳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的二营，合水县县长率县保安队袭击八路军三五八旅直属队，配合进攻宁县，九十七师步兵炮兵千余人配合几县的保安队，围攻八路军驻镇原县城内的三营，进占县城，并公开宣布要进攻边区，消灭八路军。在环县等地，抢劫烧杀，增兵彬县、旬邑等县。随后又占了正宁、淳化县城，先后袭击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五座县城。 边区军民在区党委领导和保安司令部、留守兵团的指挥下，对进犯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还击。同时，为避免两军内耗，团结抗战，朱德、高岗等联名通电全国，抗议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主持公道，惩办肇事魁首，取缔反共邪说，制止反共军事行动，并且在边区四周布防了自卫军事力量，防御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进攻，命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绥德，赶走了反共“专家”何绍南。 国民党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兼绥德县长何绍南是一个制造反共摩擦的专家，反共的老手。纠集13个县保安中队企图袭击当地八路军，并肆意诬蔑三五九旅是同日军打仗败下阵的“溃军”。强令限制群众不给八路军三五九旅卖菜卖粮，不准给借房子住，妄图撵走三五九旅。王震旅长根据高岗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揭露何绍南在绥德编保甲，制造摩擦，欺压群众，私自倒贩大烟、白银、贪污公款数十万元的罪行。高岗、林伯渠、肖劲光致电国民党当局，控诉何绍南破坏统一战线，侵吞公、民粮款，在河防吃紧时擅离职守等罪行。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专员，收回绥德、佳县、吴堡、米脂、清涧等五县行政隶属边区，以利保卫河防，何绍南感到无法立足，1940年春，带保安队狼狈溜走。 接着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致电西安驻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要求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立即撤销淳化、旬邑、延安、甘泉、延长、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佳县、靖边、安定等13县的县长，如不撤退，边区将有权护送出境。随后，边区党委对“统战区”的旧政权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对于多次制造摩擦的反共分子逮捕；对于一般的予以“放行”出境；对于主张抗日，维护统一战线的个别人热情接待或留用。从而，使边区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委任了自己的县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统一行政领导，进一步推进了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巩固了边区。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破。 国民党政府把陕甘宁边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作为它贯彻“必先安内”政策的重点，无时不在企图消灭、取消它。从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就到处修堡驻军，制造摩擦，军事进攻，阴谋破产后，仍不甘心失败，于1940年冬季至41年春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西北配合南方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积极策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摩擦事件有增无减。在陕甘宁边区之西、南、北，三面修筑了长达几百里、内外纵深五道碉堡封锁线，以40万军队层层包围，断绝我边区与外界来往，不断进攻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摩擦事件，把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仅40年7月到10月，对边区发动了武装进攻20多起，抢劫、抓人、暗杀人70来起。边区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命令各部队进行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在陇东、三边的多次进攻，赶跑了阎家寨、望宁堡的敌人，拔掉边区的钉子。1941年7、8月间，国民党认为十一旅反共不力，胡宗南令张廷芝、张廷祥兄弟俩将十一旅吃掉，就地扩入保安十三团和绥蒙游击师，配合陈长捷部何文鼎二十六师进驻三边，打开进攻延安的通道。张家父子兄弟，为消灭十一旅，重演三道川的“美人计”故伎，将张廷芝的养女张小芹(对外讲是亲闺女)，主动提亲许配刘保堂(十一旅长)的少爷，张廷芝约定一天以定亲和庆祝升师长为幌子，把十一旅在安边的各级头头都请到张家赴宴，其中有刘保堂、陈国宾、曹又参等20多人，张廷祥(保安十三团长)趁大家吃菜喝酒热闹非凡之机开枪打死刘保堂。枪响后，张事先部署的兵丁一齐出动，将十一旅的官员悉数绑起来，就地关押，并下令保安部队攻打城内的十一旅驻军，驻军群龙无首，士兵委员会自觉发起抵抗。 十一旅中共地下党员即派人快马加鞭到三边分区报告，分区请示西北局书记高岗即指示：警三旅全力协助十一旅救出曹又参等十一旅领导，趁势铲除张廷芝恶霸团伙。由于十一旅士兵委员会立即行动和三边警三旅的配合，吓得张廷芝等匪徒逃跑出城，张兰亭和张廷芝父子逃往榆林时，被追击的部队抓住，张廷芝以财物贿通追击部队的头头被放走。张雨亭和张廷祥父子被刘保堂的弟弟抓住押回公审处决了。胡宗南利用土匪头子张廷芝妄图吃掉十一旅，打通进攻延安的突破口的阴谋失败后，10月，驻伊盟的国民党二十六师何文鼎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准备南下，企图进攻三边。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决定调王震部驻扎三边前线，迎击陈(长捷)何(文鼎)部的进犯。毛泽东说：“王胡子在绥德已打出威风，派你去三边最合适。你把摩擦专员何绍南吓跑了，威名大得很咧！”高岗根据毛泽东“何来必打，不能做做样子”的指令，对王震说：“三边是边区的门户，盐池是边区的财源，只要打，绝不能让何文鼎占到便宜。”王震部队到定边和地方部队组成6千人的野战兵团，吓得何文鼎部被迫缩回去，未敢轻举妄动。至此，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石借机指使特务到处叫嚷，“马列主义已破产”、“共产党解散”、“取消陕甘宁边区”、“消灭八路军”，并密令胡宗南向边区进犯，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高谈“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势在必剿”方针老调，悍然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急调驻河防的军队和原来部署封锁边区的军队16个师进驻洛川，宜君、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分九路妄图闪击边区，夺取延安。战略上仿照南方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伎俩，采取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对边区加紧军事、交通、经济的封锁，构成“彻底吃掉”的态势。到处拉民夫，拆民房，修碉堡，步步为营，压缩边区。东由黄河边的宜川，瓦子街、英旺镇、洛川、交道镇、隆坊镇、七里镇，西起宁夏和甘肃的正宁县、宁县、西峰镇，南面的黄陵、宜君、铜川、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绵亘几省，长达700多华里的地方，部署了五、六十万军队，修筑碉堡100多座和堑壕无数，内外几层，犬牙交错，妄图迫使边区“放下武装”，交出政权，或者闪击边区，打下延安，消灭抗日民主“模范区域”。从5月到8月，对边区扰乱100多次，攻占村庄，抢劫人民的牲畜、财物和现款1100万元，强奸妇女19人。抓走工作人员和群众20多人，杀害10人，打残13人。到处制造事端，散布谣言“共军要打出去”，“什么革命不革命？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吧？还革谁的命。” “敌中有我”。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辉(中共地下党员)把胡闪击边区的部署密告我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延安获息后，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调整军事部署，加大舆论力度，针对蒋介石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叫嚣，我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针锋相对，给予敌人坚决回击。 7月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了紧急动员大会，高岗在大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号召全区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制止内战。他指出：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百倍。是全国人民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朱德、高岗等联名再次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呼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会场口号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响应高岗同志的号召！”“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共产党！”“保卫全中国！” 边区政府委员、蒙古族领袖那素，抱病到国民党驻延安办事处质问，抗议国民党调河防部队进攻边区的罪行。7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回民救国会呼吁制止内战的电文，赞扬边区党政军对回民生活、生产、贸易、住宅、教育诸方面关怀和帮助的事迹，说明边区人民达到真正解放。电文指出：“共产党与边区的共存，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全中华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无限信心，谁要进攻它，取消它，谁就必会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各族的共同唾弃。” 电文说：伊斯兰的辉煌教义是团结御侮，对内和平。我们恪遵穆圣遗训：“爱护国家，应如鸟爱其巢。”边区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家乡，是抗战建国的柱石，如边区遭受任何攻击，我们也必定发挥伊斯兰的光辉传统，“凡侵犯尔等者，尔等其如彼之侵犯而侵犯之！”坚决予粉碎的打击！ 边区军民响应大会号召，立刻全体总动员起来，誓死保卫边区，各部队迅速开到前线，准备以自卫战给狂妄野心者进攻以打击。边区人民对保卫边区表现了极大热忱，对顽固派极大义愤。备粮送草，惟恐战士饿肚子，马吃不饱。甘泉县三天做一千多双军鞋。妇女们说：“我们响应高司令号召，为部队炒好米，炒好面，做好鞋，只要把顽固派挡住，我们多出物多吃苦不要紧，顽固分子来了，咱们妇女可不得了。”军队开到哪里，哪里慰劳形成热潮。连国民党区的人民同样拥护八路军。敌三十五师开到洛川时，群众把青年妇女送到解放区。她们说：“八路军是好人，不强奸妇女。”人民自卫武装普遍动员起来，吸收了一批打猎的神枪手。张村驿自卫军抓来几十个国民党兵。甘泉县四区自卫军里有40个神枪手，向县上保证包打一个团。有的自卫军保证：“敌人来一连消灭一连，来一营消灭一营。”全区各地层层召开自卫战动员会，几十岁的老人和常不出门的闺女都焦急地说：咱到会“听一听”，“看怎么办？”。少数民族代表上台讲话，表决心，自卫反击情绪激烈，空前未有。他们说：“咱边区共产党、八路军辛辛苦苦领导老百姓开荒生产，安置移民，大家有吃有穿，顽固派看见不顺眼，想来发洋财，进攻边区，咱们要和他拼个死活，老百姓人多势重一齐来，不要你躲我避，和八路军一起保卫咱家乡。”“没有边区就没有自己的家，就没丰衣足食的生活，只要有边区就有了一切。” 经过全边区军民的紧急动员，坚决反对，在西坡店、大库连、方里镇等地给予已经进犯之敌沉重打击。同时，抓住事实充分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阴谋，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这种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各解放区的人民积极表示愿为边区的后盾，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美、英、法的同情。 在边区军民有了充分的准备，加上国内外人民的强大舆论反对下，蒋介石迫于形势，“闪击”边区的阴谋败露，勉强接受了谈判。边区人民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 从1939年到1943年秋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制造“摩擦”1000多起(内武装进攻270多次，抢劫450多次，暗杀和捕捉我人员300多人)，分裂边区的团结抗战，在严重威胁边区安全的逆境下，高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带领边区党政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有力地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克服了当时的严重危机，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群众编顺口溜道： <small>八路军是好汉子，头上戴个毡帽子，</small></small> <small>打起仗来猛汉子，怕的敌人尿裤子。</small></small> 在这五年的斗争中，高岗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反对摩擦、粉碎反共高潮的方针，巧妙地运用策略，本着长期抗战大局为重，坚持了阶级斗争服从抗日的民族斗争，对国民党作了一些有条件的让步、妥协，争取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实行“既统一、又斗争”，在斗争中求统一、求团结的策略，既得了民心，又行使了独立自主权利，在既不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保护了人民既得利益的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争取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加强了民主政治模范区域建设，取得打退了反共高潮和统一战线、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他用枪杆子创造边区，又用枪杆子保卫共产党，保卫边区，保卫政府。延安被誉为“抗日的灯塔”。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枪杆子“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战争与战略问题》) 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在总结粉碎反共高潮的原因时说：“边区党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在边区创造者高岗同志领导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抗日以来，边区党实行三三制，各阶层人民更加团结。农业上实行“利民政策”，机关生产，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群众积极性提高，生活改善，变工队、生产班子、“唐将”班子遍布各地，劳动英雄一批一批涌现，群众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而国统区人民一天天走向饥饿死亡之路，不帮人民发展生产，还要钱，要人(拉丁)、要命(不当特务的杀)。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显明对比之下，群众认识更清楚，更加拥护共产党，保卫边区的积极性更高。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岗带领全边区军民，用枪杆子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保卫西北，赢得党和西北军民信任和爱戴。1945年9月下旬，党中央决定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自卫战争拓宽回旋余地，任命高岗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为副司令，张仲良为副政委。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十三章 在边区经济文教建设中 抗战时期边区在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高岗带领全区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了中外驰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h3>一、发动大生产运动</h3> 1930年前，陕甘宁边区这块土地，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杂捐如毛，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凄惨。 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经过不足十年的建设，到抗战胜利前夕，老百姓异口同声说：“政治民主，社会安定，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刘志丹、谢子长先后牺牲后，高岗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继承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遗志，奋发努力保卫和建设这块新地。从1925年开始闹革命到抗战胜利的20年来，他一直在这块红色宝地上闹革命，搞建设，足及大部山山水水，南征北战，东挡西冲，出生入死，披肝沥胆，在血与火中奋斗半生。 高岗接任边区党委书记后，除抓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之外，特别注重抓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当作第一件大事来抓，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39年2月22日，为了发展边区生产建设，以高岗为首成立了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委员有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总生产委员会成立后，狠抓了发展生产和教育这两个支持长期抗战的关键，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干会上讲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长的命，敌人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总生产委员会，首先抓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历代农民起义，吃不饱肚子是根本原因。特别是边区所辖范围，地瘠雨少，风多霜早，祖祖辈辈，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一遇天灾人祸，尸横遍野。从李自成造反推翻明王朝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高岗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到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没有粮，就要慌”，“农民闹革命的热情高，除了黑暗统治压迫受不了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吃不饱。” 历来十年九旱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落后。边区和中央机关从抗战开始，公务人员逐年增加，经常保持7万多人吃“皇粮”，最多增加到12万之众，占边区总人口8％左右，平均4个多劳动力负担1个脱产人员。这批人员的吃穿住行的生活用品和公务费，都要从边区不足200万人发展生产来保障供给，还要向前方支援粮、款、物，仅粮食一年就需20万石左右。八年抗战中，安置残废、复员军人1.5万多人，优待抗日家属10万多人，代耕的近2万户，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农民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嫌公粮太重。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正在边区开会被雷电打死，有的受伤。消息传出后，有一农民说：“怎么雷没把老毛打死”。借此发泄对征粮太重不满情绪。公安处以反革命论处抓起来准备枪毙。高岗亲自听取汇报，并派人调查，主要是对公粮有意见。高岗将情况及时汇报毛泽东，遂决定放了农民。毛泽东对高岗说：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借雷劈一事发泄不满。人家说公粮任务重，这是实际情况，要允许人家讲话，不要抓人。并说：“这个农民骂得好，高岗同志也反映得好。”“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共产党人应该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挨骂后，遂指示边区将公粮由20万石减为16万石。 1938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停止了经费供给，又连年天时不利，累遭灾害，收成不好。天灾人祸，人祸天灾交加，造成边区经济极度困难，外援完全断绝，内地生产力不发达，要保障供给，对边区党政领导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边区人民的生存、幸福，为了抗战救国，边区党政组织始终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去抓，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解放生产力，鼓励农民种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创立了强国富民的延安精神。 抗战开始后，边区人民负担大幅增加。当时，国民党在边区内搞“摩擦”，外边对边区实行封锁，下令“不让一颗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日本在河防进攻，飞机在延安等地轮番轰炸。边区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毛主席针对国内时局逆转的形势，于1939年1月召开机关和军队干部会议，发表了那篇著名演讲：现在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办法，大家等着饿死、冻死；第三是靠我们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讲到这里用右手有力地往下一砍，大声说：“不要解散！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成立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为委员。 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在会上作动员讲话，提出开荒60万亩的生产任务，号召机关、军队、学校和全区人民动员起来，开荒种地，增产粮食，丰衣足食，支持长期抗战！ 会后，高岗带领全区党政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开展了一次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生产自给群众运动。1939年春，边区级机关、学校等开种荒地11万多亩，到6月，共收获杂粮一万多石，蔬菜120万斤，解决了两万多公务人员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蔬菜肉食部分自给，马草自给一半。在生产自给运动中，高岗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高岗在动员生产运动大会上说：“解决经济困难，就要大家一齐干，短时间加重群众负担可以，长期下去群众受不了。我们不能象国民党那样无止境的搜刮老百姓。”“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新式武器锄头一把，丰衣足食面向荒山’。参加生产，丰衣足食，兵强马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会上，认真讨论了发展经济的问题，并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和《关于深入乡村工作的决议》，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高岗对轻视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个别领导对农业的指导方面存在自流的现象，说农民祖辈是种地打粮，何必要我们抓，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高岗针对不重视经济领导的思想倾向，多次反复强调党和政府要重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指出边区的中心工作第一是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农民过上好光景，才有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 高岗为《解放日报》写代论《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的文章，强调作计划要结合农村实际，反对层层分配数字下达了就完事的做法。要使群众知道实际利益，才能真心实干。 1939年，在边区首届参议会上，根据高岗的意见，专题讨论了发展生产的问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案》。会上通过的“施政纲领”中，对发展生产作出法律性的规定。会议还提出发展经济的总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 为推动大生产运动，1月，在延安举办首届农业展览，展出农业产品2000多件，显示了边区去年农业生产成果。高岗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大规模开展生产运动，大家动手，齐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困难，保障供给，战胜敌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一定能战胜敌人。”“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又举办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展出手工业、矿业、机械工业等各种产品2400件，反映了边区工业生产起步实绩。当时负责边区工业的吴生秀后来回忆说：高岗陪毛主席参加工业展览开幕。毛主席赞扬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搞得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边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样大的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真了不起的”。 大封锁逼出来一个大生产运动。1939年大生产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至能劳动的小孩，不分官兵、男女都有自己的生产劳动计划和任务，大家一齐动手，为丰衣足食而战。党中央和边区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自给运动首战告捷，至9月，全边区共开荒地105.5万亩，超过原计划75％；新修水地5490亩，植树造林139万棵，还建起供销合作社121处。到年底，全边区耕地达到1004万亩，比抗战前增加200多万亩，粮食总产175万石。畜牧也有大发展，羊子达到117万只，牛驴骡马28万头，分别比抗战前增加一倍多。积草囤粮，摆脱财政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开荒地，广积粮，在全边区形成高潮，成为支持长期抗战一大物资基础。到40年，开荒地达170万亩，大家畜发展到33万头，羊子180万只，人均一只羊。 西北局领导把解决群众的吃穿温饱，保障党中央和边区机关干部、军队供给作为头等任务。西北局第一把手的高岗，不仅全力抓生产，总结经验，还身体力行，为自己订出生产计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成为边区领导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模范，毛泽东亲手题写“劳动模范”的奖状，赠给高岗。 高岗陪同朱德等到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钻山越岭勘察军垦地区，研究部署屯田计划和政策及组织领导措施。从1941年起，部队普遍实行屯田政策，三五九旅由王震将军率领开进南泥湾拓荒种地。部队生产热情很高，在紧张的劳动中唱着鼓舞人们奋进的歌曲： <small>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中央；</small></small> <small>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small></small> <small>南泥湾，好风光，红红太阳照山岗；</small></small> <small>开荒生产反封锁，气死鬼子和老蒋。</small></small> 《南泥湾》和《军民大生产》歌曲风靡全边区，驰名四海，鼓舞军民向上奋进，战胜困难，渡过封锁关。 高岗对部队屯田极为重视，多次主持会议，研究、解决生产中具体问题，先后几次到南泥湾等屯田军营地视察，并派劳动英雄吴满有去部队传授掏梢、整地、播种技术。1943年9月，高岗陪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军垦地，看到满山遍地丰收景象。1944年秋，仅三五九旅种地20万亩，打粮3万多石，产棉2万多公斤，除部队达到完全自给自足外，还向国家交粮交棉，创造了军队建设史上的奇迹，被誉为“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延安警备8团郝树才，日开荒地4亩，誉获“气死牛”雅号。边区军队实行世界上鲜为人见的屯田政策，“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军”，粮食、肉食、蔬菜等做到自给和半自给，减轻人民10万石粮负担。 毛泽东赞扬：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它一切全部自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朱德总司令说：“近年来，我们在养兵方面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这就是用我们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负担，这个新创造对我军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这样的军队，我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拥护军队。”“几千年来，国家养活的兵都是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收秋，这是天下少有的。”群众说：共产党的军队“当兵不脱产，经费全自给”，“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新鲜事，八路军是我们的贴心人。” 1940年2月，边区举行第二次工、农业展览会，高岗致开幕词。毛泽东、王明、吴玉章、林伯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制造摩擦说：“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会上展出产品6000件，其中有1000多件受奖，有吴满有、申长林、杨步浩、赵占魁等3000多名劳动英雄受奖。这次展览盛会，对于展示过去，促进今后工农业生产发挥重大作用。2月10日，中央和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一般可按延安的经验，同时进行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达到改善生活，克服困难，节省公费之目的。” 到1941年，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农业一年上一个新台阶，畜牧业、林业相继得到发展。农业耕作技术改进，克服了粗放经营习惯，改造好吃懒做的“二流子”6万多人。 在大生产运动中，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导下，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精心指导和鼓励干部、职工和农民生产自给的积极性，开展了大规模学习吴满有和赵占魁及改造“二流子”运动，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开展劳动竞赛，互助变工，促进了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展。 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妥善安置移民。边区先后几次颁发优待移民政策，发布布告，规定移民种地三年不交公粮，不负担义务劳动，不征兵。这项政策吸引了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来的大量难民和移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仅延安县共安置移民38900多人，帮助解决住宿、耕畜等生产、生活等困难，为生产运动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南川卅里铺成立了农业学校，培训各县区级干部。边区成立了光华农场，聚集了一批专家，实行生产、试验和推广技术三结合，使农场成了边区农业技术改革的尖兵，培训农技人才的场所。还成立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高岗在大会上讲话祝贺。 1940年9月，边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努力从事经济建设。10月3日，边区中央局(区党委改为中央局)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在讲话中，号召大力发展经济，立即动员起来，为41年增产粮食作好准备，支援长期抗战。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实行强有力的领导，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23日，又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要求全区财政工作执行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发展边区国民经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使经济与财政相适应。更重要的是，群众得到实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把自己命运同党和军队联系到一起。 <h3>二、整风运动促进经济发展</h3> 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和第二次党代会，为边区确定了大政方针，提出了边区建设的蓝图，指明了边区发展的方向，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对后来边区建设突飞猛进有很大推动。 1941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西北局召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高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了边区工作的方针，就是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工业生产。二届一次参议会上(6日至20日)，高岗在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我们在困难中，今后还要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他要求各参议员检讨政府的工作，把缺点都指出来，确定今后的大政方针，规定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团结西北人民，凝聚我们力量，保卫西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当前要着手的工作，就是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 在这次参议会上，高岗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会议通过边区中央局提出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和土地问题，“发展工业与商业流通”和私人手工业、劳动工资等政策方针。这些方针、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2月，边区召开党政军群机关生产动员大会，随后西北局作出《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全力贯彻执行以农业为第一、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 1942年春，高岗通过在绥德、米脂深入基层了解实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对改进领导作风，加强经济工作领导，做到心中有数。2月，西北局根据高岗意见发出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上半年完成40万亩荒地开垦，增产细粮20万石，种植棉花15万亩，种苜蓿5万亩的任务，并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吴满有、赵占魁先进事迹运动。《解放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推动了全区学先进、促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整风运动，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整风学习、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了一些高干不重视经济的倾向，工作思想作风大转变，工作、生产效率大提高，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把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抓整风，促生产，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头一条就是要农民手头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他说，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的共同中心任务，而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凡此都是为了休养民力，支援前方所必须的。 “经过整风运动学习，端正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西北局高干会议，又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业生产第一的方针，借此东风，把大生产运动引向深入发展。1943年的生产得到突飞猛进，创造边区建立以来最好水平。 “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了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布置机关生产任务，高岗在大会上讲话中强调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争取在粮食、肉、菜等方面达到全自给有余。19日，边区政府召开各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为了支持农业生产的发纺织运动。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亦多被改造而卷入生产热潮。” 高岗在总结六年来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上升，不仅衣食改善，而且财富也大大增加了。“由于边区的经济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程度和抗战情绪，增加了他们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和建国途径的认识。”过去“边区地广人稀，素以贫瘠著称，然而今天竟能丰衣足食，欣欣向荣。” 边区发展生产靠什么力量呢？文章中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就是因为边区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 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中国既是定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让人民来讲话”。他又说：“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国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仆也。”他还说：“我们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高岗说：“孙中山先生这一崇高理想，在边区已经实现了。”也已做到了官吏乃“人民之公仆的理想”，“乡长、区长、县长、专员以至边区政府的委员，他们终日忙碌，为的是发展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生产，以达到丰衣足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更有力的支持前方，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只有使人民大众丰衣足食，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于抗战建国的热情和信心，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达到丰衣足食，又必须真心诚意实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高岗把发展经济提高到政治位置，凝聚力量，他说：“我们不仅要懂得发展生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认识清楚它的重大政治意义。” 由于方针、政策正确，领导得力，使1943年取得精神、经济两大丰收。从11月底至12月中旬，边区举行的第三次生产展览及第一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引人注目的展品是吴满有、杨步浩的玉米、谷子、小麦，轰动了展览会。群众编唱道： 山川万里气象新，五谷生长绿茵茵。 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生产大运动。 挖了穷根翻了身，感谢领袖高司令。 出席这次大会的135名劳动英雄代表(代表全区几千个劳动模范)，广泛地交流了农业、牧业、工业、合作商业等15个项目的典型经验，对今后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边区发展方向。会上展出6千件产品，从1980张图表、照片反映的边区经济概貌看，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其中本年开荒100万亩，粮食总产达184万石，棉花种植15万亩，总产173万斤，产盐60万驮，全区32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等占三分之二。全边区兴修水地4.1万亩(包括42年在内)，大家畜达40多万头，羊子200多万只。在安塞县苗店子村办起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这就是毛主席在55年讲话中提到的延安建立了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以及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络着手巾，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儿挨冻受饿，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在向西北局前进的大路上，他们都回忆起这段暴风雨时代，无数人民追随着老刘老高，为了劳苦群众的翻身，他们流了多少汗，多少血，才有了今天。欢迎的口号，震天的锣鼓，把英雄们引进西北局礼堂，这时，高司令出来了，相随着的是西北局各部委负责同志，高岗同志比看见自己的亲生兄弟还喜欢，诚挚的招呼他们，站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高岗同志和他的朋友、知心人，亲密地交谈着。申长林说，今年又见高司令了，上次蟠龙见面后，一直就想他呢！ 杨清同志宣布开会，第一项是献旗，这时锣鼓敲的更紧，口号叫的更亮：“拥护西北局！”“拥护高岗同志！”“高岗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献旗共六面，由各分区劳动英雄一一献上，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中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接着，各分区代表宣读了献词。在献词中唱着：“刘志丹、高司令，创造陕甘宁……”歌曲。高岗在献旗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他熟悉地点出了石明德、冯云等各地组织起来的过程和典型事迹，并要求向他们学习。他特别提到“光景好了，丰衣足食了，我们的事业还很大，过去我们曾在一起干，现在也在一起干，将来还要在一起干，才能真正组织起来。”他提醒“党的工作者、政府工作者、经济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群众困难，这样我们的群众工作才能生根，事情才能办好。” 献旗的劳动英雄的代表答词中说，我们边区男女老幼一条心，一条路，过去天黑着呢，我们老百姓摸不着路，高司令就在西北打起一盏明灯，给我们照明一条路，这样我们就翻身了。我们在高司令领导下，个个生产、人人劳动，“今年很多地方已做到耕一年吃两年，明年更加努力，部分地方要做到耕一年吃三年，全边区要做到耕三余一。”大会奖励了一批劳动英雄，奖品有耕牛、农具等，更大地鼓舞劳动英雄努力更上一层楼的积极性、创造性，带动全边区经济的发展。 会议期间，高岗带领吴满有、申长林、石明德等17名劳动英雄代表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到枣园，座谈了互助合作问题，鼓励他们将会议上好的经验广泛宣传，全面推广，带动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解放日报》社论提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坚持把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劳模大会通过的《宣言》说：让我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说句心里话：“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 展览会和模范工作者会议结束后，全区展开了宣传、贯彻会议精神，响应高岗的“宣传大会精神，做好1944年发展经济的准备工作”号召，推动了备耕运动。柳林区二乡(即吴满有所在乡)掀起“响应高岗同志号召，吴满有创造模范乡”的热潮，提出全乡增产细粮3900石，做到“耕一余一”的生产目标，对于发展畜牧、运盐、纺织、安移民、植树、优抚、修路和教育等工作，确定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措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及时推广了柳林区二乡的经验，并在1943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指导全边区的备耕运动。 1944年1月11日，高岗召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议，他高度赞扬在去年经济发展中取得伟大胜利，并指出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整风和高干会搞通了思想，又抓住了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在会上，高岗提出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并要有劳动能力的常驻议员，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提各自的生产节约计划。2月《解放日报》发表《高岗的生产计划》，自我要求种棉花、洋芋4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自给。 3月5日，边区举行组织广大妇女从事生产纪念“三八”节的会议，高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指出，男女平等和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基本关键，就是要妇女参加生产，要获得应有的经济地位。他号召边区组织25万妇女参加生产，一年产细粮125万石。他说，“首先要在延安机关干部中先动员起来，传到下面去，这样分区、县、区、乡都能动员起来了。”1944年边区耕地由37年800万亩增到1500万亩，粮食产量由1937年111万石增到203万石，其中干部生产10万多石粮食。 边区在发展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提高农民积极性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1939年以来一直坚持执行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两个方针。1939年春，边区发布了《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章程》，仿照苏联农庄创建了集体农场和较高级的农业合作社，西北局编印了《边区的劳动互助》一书，《解放日报》连载有关章节，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互助合作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的教导，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胜利。至1945年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40％；中农、新富农由原13％增至61％，贫雇农由原82％下降至38％。 <h3>三、工商业崛起奠定物质基础</h3> 边区从1938年以来，为了解决军民的穿衣和日用工业品的需要，积极开办工厂，发展合作、公营自给工业。先后建立了一批公营经济，如纺织厂、纸厂、服装厂、药厂、火柴厂、农具厂、兵器厂等。创办了综合性的合作社250多处。1940年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封锁，边区掀起了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热潮。到1941年，建起公营纺织、造纸、化学、石油、皮革、兵器等工厂100多家，职工7000多名。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等做到了自给有余。新民主主义公营企业在贫困落后的陕北诞生。1942——1943年进行了公营企业整顿、提高，在经营规模、机器设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有发展和提高，职工达到12000多人。公营和私营、合作企业稳定发展，保障供给，并有外销。尤其纺织业，1944年家庭纺织工人有15万人，纺纱166万斤，织布11万匹。公营、集体和私营商业并进，虽然公营没私营多，可公营、集体效率、利润比私营大。尤以合作社发展最快，到1945年有合作社600多个，股金达7亿多元。 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召开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参加203名代表。会议研究大力发展工业的问题。朱德、周恩来等到会讲话。高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讲话。他说：自去年工厂会议、整风运动和赵占魁运动开展以后，产量增多，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模范工程师、厂长、模范工人大批涌现。“我们边区正在艰苦抗战中，边区又受到重重封锁，任何机器不能进到边区来，而我们内部有些同志认为边区‘地瘠民贫’，无法发展经济。我们不否认历史和旧社会的遗产是贫乏的。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共产党人及革命同志的责任，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造这种‘地瘠民贫’的状况。”事实已经证明：由于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去年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紧接着我们就要解决用的问题。”“边区毫无工业基础，发展到现在有77个工厂(整顿中合并一些公营厂子)，这是陕北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我们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脱离了过去工业品完全靠外面供应的情况，向工业品全面自给的目标迈进着。这一巨大的进步是劳动群众热忱和技术人才的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创造成果，证明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已日益生长起来，壮大起来，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他针对当时工业战线上出现的问题，及时地指出了“自满”情绪和一些“天才”思想要不得等问题，注意把好“质量关”。他说我们虚心检查工作中缺点，在“只有切实工作，虚心学习，有耐心、有毅力，三番五次的试验，千百次的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只有具备这样品质的人，才是真正从地上生长起来的天才，只有这样的人，群众才会拥护他。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技术，把政治热情和技术结合起来，以求创造出更多的东西！”他很重视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他最后号召：“所有工人、技师、厂长和做工会工作、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完成边区工业产品自给自足的目标奋斗。” 会议根据高岗等领导的讲话，确定了今后两年全部实现自给与提高质量而斗争的工业生产方向和任务，提出公私兼顾，工业以自给为主，军民齐办，改变了过去先公后私的方针，大大调动了民办的积极性，小型军民工业遍布全区各地。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学习赵占魁运动的新内容和革命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的统一，工厂企业化等重大原则和方针。会上还奖励了80多名特、甲等劳动英雄。 厂长会议结束后，西北局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高岗要求技术人员到工厂去进一步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7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提出五项要求：一、工业管理部门要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二、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炭、瓷器等工业；三、提高工业品质量；四、重视技术，重视技术人员；五、加强领导和坚持学习赵占魁运动等。 在发展工业生产中，特别注重了原材料生产。陕北的棉花从1941年开始种植，随后在延长、延川、固临等县普遍发展棉花生产，到1944年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年产量三百万斤，1945年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为了发展棉花生产，解决人民穿衣困难，边区对棉农实行优惠政策，给低息贷款，免纳税，加强技术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民大种棉花。在子长(原安定)发展煤炭，煤油生产，解决群众和工厂的燃料问题。定边发展盐业生产，年产量和营运达到60万驮，约合1千万斤。食盐是边区出口换取外汇的拳头产品。在发展盐业生产中，西北局于1941年5月作出《关于运销盐的决定》。决定指出运销食盐是党与边区人民的迫切的中心任务。同时，成立了以高岗为主任的食盐督导运输委员会，习仲勋、王维舟、贺晋年、王震为督导运输食盐的各路司令，各县长组织食盐运输队，加强食盐运销工作的领导，食盐销往关中、甘肃、山西、内蒙等解放区和国统区，为边区发展经济开辟了最广阔的财源。高岗抓住志丹县组织3千多头牲畜运盐的事迹，写信指示，要奖励运盐劳动竞赛中劳动英雄，揭露破坏分子的造谣。各地传达了指示信，推动运盐竞赛热潮。全边区组织1.6万头畜力运盐，各地通往定边县的大小道路上，铃响马帮，川流不息，“一道道水来，一架架山，赶上毛驴运盐欢”歌声嘹亮。 在发展工业品自给运动中，全边区组织了十多万妇女参加纺花、织布运动。1943年三分之二的群众穿衣达到自给。西北局领导高岗等亲自纺线，学习织布，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所需煤炭、石油、工具、肥皂、纸张、火柴、布匹等日用工业品，达到自给自足。 随着农业、工业大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商业流通领域的工作。坚持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创办集市贸易、工农产品和骡马交易会。1943年1月，高岗陪毛泽东、朱德参观延安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商品、骡马交易大会。组织出口食盐，换回抗战和军民必需的物资，发展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市场。 当时，边区商业资本的剥削很厉害，为想办法使群众不受这种剥削，想办法着手办合作社。1939年10月，边区召开成立供销合作总社会议，李会友任理事会主任。高岗到会讲话指出，要把商业一定办好，解决好军民生产、生活日用品供应，为发展工、农业服务。由于公营和集体性质的商业合作事业在边区尚属首创，开始办合作社没经验，经营方向不对，群众意见很大。会议通过了合作社章程和决议，指导合作事业的发展。会上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纠正了少数合作社的商业投机思想，使合作社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1944年6月27日至7月7日，边区召开合作社主任会议。6月29日，在西北局招待合作社主任会上，高岗作了题为《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的长篇讲话。他说，去年以来合作社进步很大，“打烂了旧的合作社，创造了新的合作社。”他说，过去有些合作社专以赚钱为目的，不以为群众服务为目的，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从来不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在群众中留下一个印象“你不给我办事”。1943年根据群众的意见，对一些没有办好的合作社进行改造，撤换了一些合作社领导，出现了新的合作社。有的同志有情绪，说：“我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为什么叫我走呢？”高岗批评说：“是的，你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可是你也辛辛苦苦的把老百姓妨碍了多年。”他强调指出，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树立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把合作社办好，为群众办实事。合作社只要给群众办实事，群众就会拥护合作社，合作社也才有力量。 为了推动合作商业发展，进一步肯定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树立了南区合作社、蟠龙合作社为模范，还奖励了94名英雄，会议要求全边区合作社向他们学习。 7月9日，西北局由高岗主持作出《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议的决定》中指出：“合作社是私有财产基础上各阶层人民大众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卫生、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杠杆。”至年底，综合性的合作社达435个(包括农、工、商、信用、运输等)，社员发展到24万多人。 在发展工商业生产中，高岗极力支持经济管理部门放手工作，交给“业务自主权、人事选调权、劳动奖惩权”等三权，他还亲自签发文电。同时又抓了厉行节约，反对大手大脚。1944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专题研究了经济管理整顿。会后调整了经济干部，加强了领导，严格了管理，反对铺张浪费，防止钱物多了而大手大脚，胡花乱用，使边区日趋物资充裕，价格平稳，市场繁荣，信用不断提高。“价高招远商，货高招远客”。西安、甘肃、宁夏等地的一些地方都成立了边区的进出口物资的转运站。国民党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也成了转运物资的保护伞了。由于国民党的法币贬值，士兵吃不饱，跑到边区买东西。仅1943年，绥德专区给榆林二十二军协商卖粮2千石。边区的商行主动地给白区出卖多余的东西，并帮助运出，使封锁线冲垮了，边区的业务拓宽了，一直扩展到晋察冀、晋东南地区，既保障我方渡过难关，也和敌占区拉开商贸关系，为边区准备反攻积累了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从工业自给和合作商业运动中，锻炼了一批能打仗、懂经济的干部，学会了从事公营经济建设的本领，建立了一个新式的财政、金融、公营经济占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模型。 1944年9月，边区召开仓库主任、二科科长联席会议，研究反攻的物质准备。高岗作了《保存粮食，准备反攻》的报告。在会上提出“休养生息，藏粮于民，准备反攻”的号召。在发展经济的政策上也作了具体规定，鼓励农民多“保存粮食，准备反攻”。他说保管粮食十分重要，粮食工作在今天有其头等重要的意义，任何时候任何人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在战争时期粮食更为重要。过去粮食不多，今天粮食多了，要重视保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边区在敌人军事、政治、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农、工、商得以蓬勃发展。到1944年底，粮食达到“耕三余一”和“耕三余二”的目标；工业生产基本保证了军民日用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边区圆满实现。群众有吃又有穿，享受到真正的“安居乐业”的幸福。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参观团来边区参观、考察，也受到很大震惊，他们感慨地说：“没有想到！”中外记者团、美军考察组到边区参观南泥湾和绥德、延长等处的经济、军事。毛泽东和高岗等与各次参观团多次会谈，并用事实回答了参观团成员提出的问题。他们看到麦苗青，谷子壮，牛羊成群，听到雄壮的劳动竞赛歌声，无不称赞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无坚不催的革命精神及边区人民勤劳俭朴的作风。 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奇迹，推动了全国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贺龙同志在晋西北推广了边区的经验，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生产，解决了党政军的发饷、生活困难，稳定了民心，增强军队士气。 1944年底到1945年春，法西斯阵线的轴心德国、日本由衰落而走向垮台，反法西斯阵线由相持而走向反攻的形势下，西北地区响应高岗的号召，全面进行反攻的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 1944年12月，在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会议上，高岗作了《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的重要讲话，讲了边区大后方准备反攻的大好形势，提出当前的各项任务，突出强调加强团结，发展生产和培训教育干部。他要求劳动英雄发挥“带头、骨干、桥梁”作用；边区各级干部和领导要深入基层，改造农村，提高农民，完成45年215万石粮食和400万斤棉花生产任务。 1945年1月9日，西北局召开高干座谈会，高岗针对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指出当前存在着：跑腿多、调查多、会议多、任务多、主动少、研究少、用脑少、检查少的现象，要改变不良作风，“共产党除了真理和老百姓以外，再没有不可丢掉的东西。” 期间，高岗在思想上和情报方面作了对日反攻的准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苏联反攻力度加大，高岗得悉苏联有出兵东北的意向，及时决定加强北线工作，掌握北面动态，侦察敌情。先后派黎光、葛申、周兴等40多人到绥蒙、宁夏了解动态，侦察敌情。在动身前，北出的情报人员由周兴、李启明引到高岗办公室，高岗对抗战形势进行分析和布置了任务。他说：“根据目前抗日形势的发展，估计一年打败日本，那时苏联红军可能对日宣战，出兵于东北。我们和国民党在华北将有大的争夺战。现在派你们去要把那里的情报工作做好，以配合这个争夺战。”(见黎光回忆，原件存内蒙自治区档案馆)。 当时，苏联驻延安情报观察组孙平同志(俄名弗拉基米洛夫)和高岗关系比较好，经常一块喝酒，无话不谈。孙常到高岗办公室了解边区的情况，诸如建设、思想动态、反攻准备情况等。高岗也试探了苏联的态度，互通了不少情报。孙平说，苏联把西线敌人打垮后，东线可能对日本宣战出兵。苏联出兵东北信息，最早就是从私人交谈和酒后吐真言的这个渠道获得的。 孙平在《延安日记》里是这样描述高岗的，“高岗的个儿魁梧，一脸麻子，头发往后梳，说话声音低沉，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是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高岗尽管有过一段悲观的经历，“但还是和蔼可亲。他跟人交往没有露出一点意志消沉和不相信人的样子。他喜欢听人讲笑话，自己也爱讲笑话。他那非凡的韧性是惊人的。不是忍耐，而是有韧性。” 高岗将他从小道获得信息向毛泽东透露，引起中央的重视，领导一块研究分析形势，认识不统一。毛泽东考虑颇多，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经枯竭，对苏联的力量没有估计的那么充分，会不会打日，还不能肯定。朱德认为苏日条约期满(4月13日)后可能对日作战。叶剑英等军队领导和高岗都坚信苏联会参战的，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的。周恩来对苏参战与否，不发表明确意见。高岗说，苏参战可能在蒙古边从内蒙归绥、包头等地日军薄弱地区突破。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对孙平特别亲近，套近乎，一改以往态度，想探到信息，未得到孙平的实话。 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西北局和高岗带领全边区军民认真贯彻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生产运动，机关、军队、学校等干部职工、战士都参加生产，“建立革命家务”，为抗日反攻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边区经济欣欣向荣，博得敌占区人民的向往和羡慕。在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环境下，没有被困难吓倒，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到抗战胜利前夕工农业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敌人妄图把边区人民饿死、冻死或“兵无粮自散”的美梦彻底破产。边区毅然成了全中国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的抗战救国的光辉旗帜，创造了强国富民的延安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的生产运动，成了全国的模范。” 到1945年物质更加雄厚，党的“七大”前后，边区调回几个旅部队进行反攻训练和集中培训大批干部，整顿三风，准备接管新区，保障了一时期骤增几万人的供应，可国库里还积存了2万多匹雁塔布和10万多斤棉花，结存10万多两黄金的家底(各分区、县除外)。农民平均每户存粮上万斤。毫无疑议，高岗带领边区一班人，将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落到实处，发动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这一伟大创举和成果已载入新中国史册。 <h3>四、文化教育 培养英才</h3> 抗战开始以后，根据毛泽东“新文化”的指示，开展革命文化运动，边区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事业建设花了很大的心血，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促进文化教育工作改革，纠正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旧教条的教育倾向后，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有很大发展。 高岗在西北局、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参议会上多次强调指出：“尊重知识，注重教育，尊重人才”等问题，并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视察，当发现一些学校的规程是抄袭国民党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把学校办成“不红不白”的现象时，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整顿提高。指出：今后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改变干部学校和国民教育质量太差的状况。大部分课程是旧的一套，没多少改变，延安第一完小一度教学方法脱离实际，上学的人数较少，他亲自到学校调查了解，发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后，立即指示革新教学方法，增设适合农村实际应用的内容，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使学生猛增，由原来的180来人增加到300多人。并指示教育部门领导，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解决农村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从而使大量学校改变了面貌，不少学生学会务农、养畜的新技术和记帐、写信、打路条、拥军优属、锄奸报案和演秧歌戏的本事，特别突出的是边学边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既是文化者，又是劳动者，既培养了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的情操，又为学校经费不足广开了财源，有不少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后，达到开支自给自足。群众普遍称赞说：“如今学校里教育的学生，真是文武双全。” 为了推动文化教育，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7月中国女子大学和农业学校相继成立。8月边区召开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成立了边区师范学校，由教育厅长周扬兼任校长。边区党委始终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工作，在经费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教育经费投入占总经费的25％。 1940年1月4日至12日，边区文化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123名各界知名文化人士和107个文化团体的273名代表参加，旁听者200多人。会议通过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等议案。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演讲，张闻天作了报告，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讲话。9月在延安召开边区教育工作会议。晋西北派代表参加了会议。高岗、张闻天、徐特立等到会讲话。高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了教育工作要搞统一战线，培养师资，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小学教员的地位和待遇”，解决教材困难。 会议集中修改和讨论制定了小学法、小学规程、实施义务教育暂行条例、民教馆组织条例等法规。条例规定，边区的教育方针和学制：服从于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治原则，适合今天边区抗战和建设需要，为边区人民服务和学校教育与劳动、社会、家庭教育相结合。完全小学实行五年制(即初级三年，高级两年)，普遍提倡民办小学，以及后来实行“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 由于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重视文化教育，各地区小学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绥德、米脂办起了女子小学。延安成立了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很大一部分抗属子女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到边区的儿童，如李鹏、刘力贞等一批烈士子女在保育院保小就学。在少数民族居多地区——镇原县、定边县成立了伊斯兰小学，在伊盟的城川成立了蒙古族小学，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娃娃有机会受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教育。米脂县的杨家沟和关中的扶风创办了民办小学，并将经验向全边区推广，带动了其他地方创造民办小学的积极性。小学出来的娃娃，受到家长喜欢、群众欢迎。他们说：“现在学校里教的娃娃比过去好多了，既能文，又能劳，在农忙的节骨眼上放忙假，一回来帮家里做活很行当。” 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在“五一施政纲领”指引下和整风运动、高干会的推动下，向深层次发展和提高。“五一纲领”第十四条中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动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和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的民主同政治权利，实施公务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纲领还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西北局对194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力充实教育内容和加强教学设施，发展师范教育，提高教师质量。在教育界实行统一战线，发动全边区各个方面抓教育的积极性。 在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西北局、边区政府根据以上指导思想，相继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鲁艺学院、延安大学(后改为行政大学)、西北党校、民族学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延安中学等20多所学校和各种短训班，培养训练大批干部、学生，输送全国各地。高岗对边区直管的学校积极奔走筹备，并兼任西北党校校长和民族学院院长职务，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和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针对边区人民对物质和文化日益迫切需要，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正确方针，把文化教育运动逐步引向纵深发展。到1944年，全边区学校发展到1300多所，在校学生达到4万多人，比1935年增加近10倍，教育质量大大提高。毛泽东在12月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多种活动，大抓社会教育。1941年冬，边区成立冬学委员会，高岗担任冬学委员会主任，加强了业余教育工作领导，促进了冬学、夜校和扫盲识字活动。1944年底统计，全边区建立识字组2千多个，参加2万多人；夜校、冬校1600多处，学员达5万之众；普遍建立起读报组和办起黑板报。一些县城还办起25个民教馆及展览室、图书馆、小型剧团、秧歌队等文化艺术组织，文化教育运动变成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参加学校和群众文化学习的人数达十几万，在历来贫瘠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促进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鼓励先进，带动后进，1944年冬在延安召开文教代表大会。高岗在大会讲演中提出：“加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的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者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大、中、小学办好，各区乡干部把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一律办干部文化夜校，在两三年内扫除干部中的文盲，为长期建设边区、建设国家，反攻日军打下基础。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为战争生产服务，打日本、反汉奸、反封建迷信。” 他指出教育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关键，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予以第一等的注意。”各县、区、乡都要办好冬训班，扫文盲，讲卫生。文化教育“永远为群众服务，永远依靠群众。”他为《解放日报》题词：“为革命文化事业牺牲”。 边区党政为吸收、团结、教育外来的知识分子制订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关心、照顾及使用的办法，调动了知识分子为工农兵服务的积极性。高岗针对一些人不愿接收知识分子入党和安排工作的现象，他指出：这是不懂得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不懂得国民党正同共产党夺取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他要求组织、人事部门要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参政、入党，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大但使用，生活上优选照顾，地方干部与知识分子搞好团结，搞好关系，相互取长补短。 高岗极重视新闻、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为新闻单位指出正确方向。”1942年10月，西北局作出关于报纸工作决定，规定了指导思想和方向。党中央于10月28日《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中肯定西北局的“决定”，要求“各地亦应仿照此办法，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边区创办了几十种刊物，不仅培养了一批“从政、党务、拿枪”的队伍，也培养锻炼出一批“文化队伍”，促进了各个根据地文化运动，幅射到国统区和敌占区。边区已成了吸收、培训、输送干部的基地。 边区文化教育运动从编小型戏剧和民歌活动开始，教育不断革新和发展，又促进了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不断提高。边区各县、区、乡普遍建立文艺宣传组织，有剧团、秧歌表演队等，他们采取就地取材，自编自演《兄妹开荒》、《大家欢喜》、《拥军优属》和《血泪仇》、《刘巧儿团圆》等小剧，逢年过节到集镇、农村表演，宣传边区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事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作一批中外驰名的优秀民歌，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除了在边区演出宣传，活跃文化生活外，还到陕北白区的榆林各地和关中、陇东等国民党军营地、农村表演，受到白军官兵和白区群众的好评。文化教育运动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使精神变为物质财富。安塞县马家沟村群众在读报组学习了吴满有、杨步浩等劳动英雄的事迹和毛泽东主席、高岗司令参加生产的报导后，当即提出为毛主席、高司令、林主席等代耕细粮五石。关中白源村有个二流子看了改造二流子王三保的小剧《大家欢喜》后，把计划开荒地8亩改为28亩，精心务育，夺取了丰收，多交公购粮，支援边区抗战建设。子长县第一完小秧歌队演出了这出戏，有个二流子看后说：“只要你们不嫌我，我决心务正，你们帮我改掉游手好闲的习气。”延安市区群众看了吴家枣园吴满有组织的秧歌队演出宣传后说：“新戏比旧戏班子好看，都是当地的事情，一看就懂，既增加了知识，又能劝人，真是演一台戏，劝一场人。”真人真事小剧、秧歌的唱词、台白，都是当地群众斗争、生产、生活中的实事情，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群众喜闻乐见，正是自我教育的好方法。 边区过去由于经济、文教落后，不讲卫生。边区党政领导随着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时发动群众卫生运动，全边区组建起医疗单位49个，动员群众修厕所，讲卫生，除疾病，破除迷信，进行反巫婆神汉斗争，使边区可怕的死亡率逐年下降。1944年5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联合召开边区医药卫生工作会议，成立以大夫傅连璋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卫生工作，并组织医疗队下乡流动扑灭疫情，减除疾病。6月，边区召开卫生动员大会，高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发动了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做到了人财两旺。还在会议上奖励了70多名模范卫生工作者。 随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边区体育、新闻、出版事业也达到蓬勃发展，精神高度文明，娼妓、赌博、吸毒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一扫而光，抢劫、偷盗现象绝迹，出现“夜不闭户，昼不锁门”和人人为抗战救国的局面。林赠送政治、文学、历史、传记、中外问题等书籍万余册，支持发展文化教育，在当时书籍紧张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他从小揽工放羊，清楚陕北地广人穷，有发展羊子的条件且是农民穿衣、铺盖的主要来源，皮毛肉是重要出售的商品，东北人民政府捐资黄金80两亦称“黄金吩羊”，支援陕北老区发展畜牧，脱贫致富。陕北是高岗的家乡，也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于是他对老区关爱多了一份亲情，在陕北人民中留下深刻影响。后来，高岗出事被作为一条罪状。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十四章 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求解放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居住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的棘手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党中央、毛主席一到陕北就提出民族团结的问题。1936年春派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田万生等同志到绥蒙地区开展团结蒙古民族抗战工作。蒙古民族从古代起，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绥蒙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h3>一、“少数民族解放灯塔”</h3> 1939年春，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要管陕甘宁青绥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春，西北工委在讨论制定《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委员会里边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回回不能算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回回宗教徒。就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进行讨论。高岗、王若飞、李富春等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在回、蒙族地区工作过。高岗在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工作期间，为制定民族政策，曾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发言中摆了大量论据，说明回回是一个民族。经过会议讨论，从大量历史资料中说明，我国回回是元代时从波斯等地来中国的回回人，也有唐宋时来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回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和汉族通婚及历史上强迫汉人人回教等原因渗入大量汉人成份。肯定了回回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纯属回教徒。认识统一后，制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毛泽东审阅时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他在《提纲》中补充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就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更全面地指明方针。这个提纲后经中央书记处基本同意，发至各级党委。 同年7月，西工委又提出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上报中央印发各级党委。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不仅西北工委和边区党内，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受了旧社会遗毒的影响，认识不统一。蒋介石集团极力反对民族团结，推行大汉族主义和压迫民族政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断言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各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个“国族”的大小“宗支”、“宗族”。回回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也不承认蒙古民族，说蒙古民族是“边民”，蒙古民族问题是所谓“边疆问题”。 日本的侵略魔爪伸进内蒙搞什么“独立”政权。内蒙东部沦陷后，日军向宁夏发展，并派特务、汉奸，企图策动回族上层中一些人成立“回回国”，诱骗回族搞分裂，闹“独立”，企图借机侵占整个大西北。 以张闻天为首的西北工委和以高岗为首的边区党委，为对少数民族问题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注入了大量心血。他们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为制定两个“提纲”提供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统一了认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汉、贾拓夫、高岗等做了大量的具体调研工作。他们都在蒙委和民委工作过，对蒙、回民族的情况比较熟。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民族团结，各民族关系一直很融洽。在陇东、三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了自治乡、自治村。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有蒙、回族同胞参加。在抗战期间，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很活跃，成为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范，被少数民族誉为“边区是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1940年3月底，延安建立“蒙古文化促进会”，高岗为大会主席和大会通过的“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大会通过了高岗、贾拓夫提出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纪念堂建成后，于7月4日，隆重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会，高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早在1939年，日军侵华步步深入，归绥(即呼和浩特)、包头失陷后，成吉思汗陵墓有被劫的危险。于是确定移灵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解放后又移回原地)。移灵途经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时，延安举行隆重祭奠仪式。延安各界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祭奠。高岗出席祭奠大会，对成吉思汗给予极高评价，他在祭文中说：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杰”和“宇宙巨人……古今无匹”。 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这样隆重祭奠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震动很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共同抗战、共求解放的斗争中，激发启迪了蒙古民族发扬骁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继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于10月召开了延安清真寺落成典礼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本来延安的回民不多，但是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体现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边区中央局和政府出资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并聘请阿訇担任清真寺的教长，毛泽东题写了“清真寺”三个大字。这座清真寺当时在延安可以说是工程壮观，装钸清雅的第一流建筑，对广大回民同胞影响很大。可惜的是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放火烧毁了，也正是国民党无视少数民族的例证。 1941年春，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工委的工作任务移交西北局。7月，西北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兼任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边区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任主任。 高岗指示组织部调配得力少数民族干部到民委工作，并把民族工作列入西北局议事日程，经常督促、检查民委工作，要求各部门支持、配合民委工作，不折不扣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调动少数民族抗战建国、共求解放的积极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公敌。 为了团结东方民族的力量，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世界反法西斯阵营。1941年秋，朱德、高岗等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中央批准后，9月在延安召集东方各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备成立“大同盟”的有关问题。到会的代表有国际国内的团体20个的代表21人，通过召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高岗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大同盟”的宗旨在东方各民族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10月30日，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各民族组织有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回、蒙文化促进会、日本反战同盟等团体和18个民族的100多位代表出席大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绪和战斗气氛。毛泽东、朱德、高岗冒雨出席大会，并分别作报告、讲了话。大会宣布“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并选举出“大同盟”执行委员会，高岗等选为委员，朱德为主席。大会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统治。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早在1936年高岗率骑兵部队和一批干部进入伊盟和盐池地区时，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提高。在蒙古民族中发展中共党员，办训练班，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开辟陕宁蒙边区革命根据地。1939年春，高岗致赵通儒的信中说：“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认真的培养一些蒙民所拥戴的蒙人干部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要从政治上大大提高民族同胞的积极性，坚持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厉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目前伊盟工委最重要的任务。” 1941年10月，西北局决定成立民族学院，高岗兼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处长。高岗亲自参加讨论和制定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突出了中国革命和抗战形势的需要，着重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和研究。民族学院根据高岗的指示，对学生重点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少数民族团结抗日、共求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中国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方针的教育；文化知识和时事政策的教育。高岗亲自给民院学生讲政治课。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恰当，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受到好评。学生说：高院长理论不深，不咬文嚼字，讲得好听，对蒙古风俗习惯、人情、历史都很熟。 民院成立之前，在延安的各大、中学都有少数民族的学生，有的学校设立少数民族学生班和部。民院成立后，将各个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都集中到民院，按程度分别高级、中级、低级班组，因年级和程度施教。高级班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时事政策。低年级课程有政治常识、文化、历史、地理、数学等课。年龄大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编一个研究班，如杨静仁、云北峰等在研究班学习。全院共有学生400多名，蒙族最多，其次回族学生也不少，还有藏族、彝族等。民院的学生有起义过来和收编民族武装的干部、战士和农牧民青年。这所由蒙回等7个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革命学府，对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以及建设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和经济建设领导干部及文教干部。 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院长特别重视民院学生的生活给养和教学设备。他指示院务领导，设法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他说对民院学生应本着“特殊点、优待点”的原则进行安排，吃粮标准要比其他学校高一点。规定每月每人多供10来斤白面，服装每人每年二套单衣，一套棉衣，而其他学校每人每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照顾民族习惯风俗，举行庆祝活动，进行会餐、跳舞等，高岗经常和民院学生一起联欢、打球、跳舞。 高岗要求民院，不仅要办成学习革命知识的学校，还应该是一所工作的学校和劳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我党创办革命干部学校的优良传统，要有良好的学风、校风和作风。他亲自参加修改、审定学院校歌。学院的师生员工遵照高岗的指示，不仅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自尊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工作实践活动，培养了实际工作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如学生自己动手打窑修房，种地打粮，砍柴烧木炭，在生产劳动中锻炼意志，提高能文能武的本领。在大生产运动中，民院学生开荒种地，收获大量粮食和蔬菜，中央领导称赞民院学生“都是好劳动”。 民院还是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根据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长，利用课余时间，积极组织文娱活动，自己编创的歌曲和秧歌剧，在过新年、春节等节日进行表演和拥军优属慰问演出，表现了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喜闻乐见的节目受到群众的好评，得到延安文艺界的称赞。 1943年10月，边区召开回民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回民地区有关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春，报经中央同意，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移到定边，这里紧挨伊盟和宁夏，在这里蒙、回居民较多，可以直接与蒙回民接触，参加一些具体实际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提高。在民族学院这座革命熔炉里，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学习，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觉悟和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对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提高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的理解水平。学院不少学生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民院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前线及革命需要的地方，有的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为各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h3>二、贯彻团结斗争统战方针</h3>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不仅在汉人地区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维护了我党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高岗在边区担任领导工作中，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战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以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原则，不断调整和变通、灵活地贯彻执行团结抗战方针、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西安事变前，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华北部分地区后，准备以“内蒙作为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及西北抗日力量的前进阵地”，内蒙古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党中央曾经提出民族“自决”、“独立”的特殊主张，号召内蒙人民与全国人民、外蒙人民以及苏联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侵略者。共产党与苏维埃红军实行“赞助内蒙人民的事情由蒙古人民自己管理与决定，无条件的废除一切军阀对蒙古人民的压迫”的政策。应用一切办法，向内蒙古人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内蒙的事实和灭亡蒙古的危险，促起蒙古民族的觉醒，进行民族解放斗争。1936年冬，以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高岗两次向中央报告，对蒙民的动态作了具体分析，对内蒙工作政策提出调整意见。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中央于1937年2月在给民委和高岗的复信中，根据高岗的意见，对内蒙工作做了调整，指出蒙古工作的中心，应该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人民拥护傅作义抗战，动员内蒙人民联合起来参加抗战，给前线物资帮助和组织慰劳团去前线慰问。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对汉人军阀”并提的策略，否则会使蒙民与正在抗日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处于对立地位，使蒙民不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复信中赞同高岗信中“华北只依靠蒙人抗击日军力量不足”的观点，必须争取汉人军官主张坚决抗日派，纠正了“亲红派”和“联红抗日”的说法，帮助蒙汉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们的力量，用以抗日的名义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更易于团结广大蒙民。吸收蒙民中的开明王公参加并主持抗战工作，蒙人的事情由蒙人自己决定，我们只给帮助，出主意，不得使民族仇怨加深。为团结蒙人抗战，不仅将盐池归蒙人管辖，而且对蒙民要回土地的纠纷，应持调解态度，说服双方，在不妨碍感情之下，帮助蒙人索回土地。 民委、高岗的报告和中央的复信，对内蒙工作进一步拨正航向，奠定了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从而，内蒙出现大好形势，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隶属，动员千千万万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御辱，把日军赶出内蒙，决不给日军当亡国奴。 “七七”事变后，进一步改变了政策策略，以蒙汉联合抗日为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发动蒙古各阶级的抗日运动的广大潮流，实行对蒙人中较有影响、威望的人都争取的政策，瓦解日军在华北的力量，动摇其基础，将原来“打倒蒙奸德王”的口号，改为“要求德王抗日”，望德王回头抗日。同时，对德王进行公开批评，以使蒙古民族认识反动民族运动与革命民族运动的区别。动员口号：“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蒙汉联合，抗日援绥，保卫绥远，保卫蒙古！驱逐日军出绥远！”“蒙古人不打蒙古人！不打抗日军！不替日军当走狗！” 高岗尊照上述精神，遂与绥远、宁夏和榆林当局之问，相机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他们仍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对蒙人苛税剥削、武装镇压、不许蒙人有抗战的自由和阻挠蒙汉联合抗日的做法，他本着抗战第一的原则，对蒙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采取批评和斗争及协商调解办法解决之。 在回民地区坚持实行“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治(此前“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无条件赞助与拥护回民的解放运动，直到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回民地区实行“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回汉民族的团结)。 1941年春，内蒙新三师(属傅作义部)主要领导白海峰、乌兰夫要起义，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刘瑞森回延安向高岗汇报新三师的情况后，高岗当即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起义。因为这支部队，名义上是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是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他说：“边区经济很困难，暂不起义还能领取国民政府的给养，一起义打起八路军旗号，不仅断绝国民党的给养，同时对于国共合作也不利，给敌人造成反共的口实。”刘瑞森回去传达了高岗的指示后，有些人接受不了，就连乌兰夫也不同意。他亲自回延安汇报，高岗说：“让白海峰也回来研究”。随后高岗同白海峰、乌兰夫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高岗的意见。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一些同志才认识到当时高岗的指示是正确的。 同年冬，高岗派周仁山、田万生先后到阿拉庙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的统战工作。临行时，高岗分别找他们谈话、交待任务，并让赵通儒和章文轩结拜，逐步解决苟池、大池的运盐问题。田万生根据高岗的指示，到阿拉庙住在章文轩的亲戚家里，让他的亲友转告章文轩：赵通儒要同他结拜。章文轩也想同共产党拉关系，他欣然同意和赵通儒(中共伊盟负责人)结成“安达”。然后，周仁山、赵通儒、田万生和章文轩结为把兄弟，拉上了关系，开展了蒙人上层统战工作。后来，章文轩被他们内部人杀了，高岗严厉批评了伊盟负责人赵通儒等人，说你们工作不深不细，给敌人造成口实，影响党的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调集军队进驻伊盟，破坏蒙汉联合抗战，西北局及时对伊盟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调整了政策，指明了对付国民党顽军的策略。国民党军进驻前，对蒙人实行拉拢，陈长捷、何文鼎部进占伊盟后，和共产党、八路军对抗，妄图征服蒙人。高岗主持西北局会议，多次讨论制定发动蒙人，对抗“陈何祸蒙”的政策和策略，指示伊盟工委要争取上层、中层人士，下层不必著名地进行活动，打击顽固分子，保护进步人士。高岗针对“陈何”所实行的“一拉一打，软硬兼施”的伎俩，杀害进步人士，镇压扎旗王府，赶走沙王的罪行，指示伊盟工委在反抗“陈何运动”中，应在蒙人中提出“救沙王”、“救蒙古”、“为××(被敌人杀死者)报仇”，“粮食藏起来，不给何文鼎”，“牛羊藏起来，死也不交出”，“不让陈何的兵抢夺蒙人地”，“拿起枪来保护蒙人命”，“抗日先保蒙”等口号，广泛宣传，动员蒙人反抗陈长捷、何文鼎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伊盟七旗蒙人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指出“蒙人一条心，千军万马也难敌，不怕陈、不怕何，只怕蒙人不齐心”，“蒙人不来打蒙人，蒙人一条心，合力来救蒙”，要以蒙人口吻，编成歌曲，利用蒙人善歌的优势，到处唱起来，激励与提高蒙人坚持斗争的情绪。在反抗陈何的斗争中，要告戒蒙人小心上日伪的当，要对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搞好统一战线而避免多树敌人，共同对付陈何。伊盟工委根据上述指示，做艰苦细致工作，起到团结蒙人，使陈何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争取上层人士，高岗亲自给惠中权写信，要惠中权、赵通儒、郭秉坤等做沙王的争取工作，并让他们和沙王结拜兄弟，提出：1．向沙王解释国民党的一切黑暗的反动罪恶，不要上国民党的当，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骗你们蒙古人的空头支票。如果这次事变没有八路军和共产党，你沙王还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吗？(沙王是扎萨旗王爷、伊盟盟长，被陈长捷赶下台，赶出境，得到共产党、八路军援救)把道理向沙王解释清楚，打破沙王对国民党的幻想。2．我们不要一下子企望沙王就坚决依靠我们和反对国民党。现在沙王怕我们把他染“红”，我们就不要勉强出席他们的谈判会。现在他既和国民党谈判了，我们要做他们的“幕后人”，给他们出谋定计，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去榆林、陕坝，坚决要国民党军队离开伊盟。口号是“蒙人的事蒙人办，蒙古的民蒙人管”。说明依靠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如沙王来延安时，我们可以给他供所有人数的冬衣，可以发他100支好枪，给他粮食吃。3．在蒙古人中必须进行中下层人士的工作。郭秉坤、赵通儒和你(指惠中权)，可以和沙王的老赖连长、毕团长、阿委员等拜为把兄弟，建立深厚的朋友感情。在谈判时，经过老赖连长、毕团长等的口，向沙王提出对国民党强硬的条件，坚定沙王，不要沙王动摇妥协。4．对乌审旗鄂宝山，可以叫他来延安，对其应很好待遇，回去把那素的遗言，要翻译为蒙文送给沙王看。5．对伊盟各旗上下层应想办法经过沙王进行工作，揭露国民党一切欺骗，号召各旗上下团结一致，在沙王领导下抵抗国民党压迫。坚持保护蒙人自己的利益，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历史上压迫蒙人的罪行广泛向各旗蒙人宣传。 <h3>三、争取上层人物支持抗战</h3> 利用蒙人好客、憨厚的传统习惯，通过结拜、送礼等多种方式拉关系，争上层，搞统战，为增加力量，特别是争取了一批望高孚众的中层人士，借以联系、团结蒙回群众。如奇国贤、奇金山、那素、马本斋等蒙回族干部。这些人先后牺牲和去世，边区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印制纪念册、搞革命事迹展览，对少数民族影响很大。 那素(汉名雷寿昌)是乌审旗纳林河人。他早期参加了席尼喇嘛反封建专权的革命活动。在大革命时期，他听说高岗到乌审旗和高音巴图等人结拜、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就产生了羡慕之情。1930年前后知道高岗、曹动之等在横山闹革命，他把两匹好马送给曹动之的游击队，并打听高岗行住的地方。1935年春，在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从南梁来到陕北开展革命活动的影响下，那素发动武装政变，把孟克乌力计赶下台，掌握了军权，自任营长，宣布废除了封建王公贵族的封建专权制度，成为打击乌审旗反对势力的一支力量。同年秋，刘志丹、高岗等带领红军攻打横山时，那素闻讯带几人来横山联系。1936年春，高岗带骑兵到伊盟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那素专程到方滩找高岗请教。高岗向他讲了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他全盘接受。高岗送给他十几支枪，那素给高岗几匹马，并为高岗编了一首歌：“高岗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或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并与高岗结拜为把兄弟。那素回到蒙地向群众宣传说：我这次找上共产党了，“我看共产党的主张完全正确。”“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和救星。”秋季，那素带些人马到定边蒙古工委，受到高岗热情接待，送给那素30多支枪和几千发子弹。他回来又给蒙古工委送了十几匹马和奶食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1937年春夏之交，乌审旗和鄂托克旗边界发生纠纷，那素带20多人到定边找高岗并汇报鄂旗抢牲畜事件，要求高岗给些人马和武器，准备打鄂旗。高岗劝他不要打，“要把力量用在最凶恶的日军上。”并给那素一些枪，还派两名警卫员，负责保护那素的安全，对乌审旗工作作了指示。那素回到鸟审旗根据高岗的指示和奇金山、奇国贤等联系，在河南、靖边、乌审旗一带活动，扩大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春，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指示，率部投奔乌兰夫白海峰的骑兵独立旅(后改为新三师)任营长，和白海峰、乌兰夫、纪贞甫等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在反动王爷奇玉山造谣挑拨下，部队对那素产生怀疑，准备处理。我党派向儒(即张秉义)给那素通信，让他提高警惕，万一不行就回解放区。1940年初，那素带领人马(近3百人)回到解放区。那素拉走部队，傅作义严励训斥了白海峰。白海峰急派他的参议杨开山到乌审旗、河南宿营地游说。那素经请示高岗、曹动之，同意他再回去，可以利用公开番号，得到国民党的给养。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那素带领部分人马回到解放区后到延安，延安党政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和高岗等热烈欢迎那素归来，并召开隆重欢迎大会，朱德、高岗在会上致欢迎词。 那素到延安送高岗两匹马，高岗辞纳时，那素说：“两匹马算什么呢？共产党、八路军给我们蒙古人这许多好处，难道是两匹马能够报答的吗？” 那素到延安后，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蒙古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民族学院副院长兼民院蒙文教授，并参加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工作。边区党通过那素联系、争取了大批蒙古民族中上层人士投奔团结抗日战线。那素到延安，在绥蒙出现了一股追随那素到延安的热潮，上至几十岁的中老年人，小至十几岁的娃娃，相约离家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为争取蒙族共同抗日，共求解放，做出卓越贡献。 1942年秋，那素的挚友奇国贤被陈长捷诱捕杀害，那素代表边区政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奇国贤追悼会上痛斥了国民党的罪行，号召蒙古人民提高警惕，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同反动派斗争到底。 1943年春，国民党制造了伊盟“3·26”事件，那素义愤填膺，他到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办事处，提出抗议，联络处主任郭仲云被质问的哑口无言。6月前后，国民党把防务日军的驻河防部队撤退下来，进攻陕甘宁边区。那素痛心疾首，到处奔走，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由于极度忧愤和劳疾，一病未起。7月13日，那素在延安医院与世长辞。 那素在住院期间，高岗多次到医院看望、安慰，并嘱咐医生精心治疗。那素流着眼泪对高岗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上帝不让我再做事了，你是蒙古族的老朋友，指导蒙古民族彻底解放……”。他在病危时，叫医生给高岗打电话。高岗正在开会，随即赶到医院，那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机关代表及蒙回彝民族一千余人，为悼念“蒙古族革命领袖”(解放日报语)那素举行追悼会。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中央西北局和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均到会致以沉痛的悼辞。高岗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蒙古同胞依照那素生前的道路前进！“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愿意和蒙古人民团结抗战到底！争取蒙汉各民族的解放！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华各民族来纪念那素先生！”为了纪念那素先生，边区政府根据高岗的意见，设立那素纪念堂，把那素委员创办的农场改为“那素农场”，并编印了《那素纪念册》。 奇金山曾和奇国贤、那素等蒙族干部一起活动，开展蒙古上层人物的争取、统战工作，长期在蒙古军队中干事，和中共党保持联系。奇金山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高岗得悉即致电赵通儒核实，并要在《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开展悼念活动，印发纪念册，在三边地区搞图片展览。高岗还在致王世泰、高峰的电报中说：“奇金山(被害)说明这是国民党又一次指使的阴谋，是谋害蒙古人的，我们要为奇报仇，引起蒙人对国民党无限仇恨。” 赵通儒根据高岗指示，对奇金山(即哈诺墨拉)死因进行认真调查核准报告边区。呈文称：“乌审旗人奇金山团长，于二月十六日午夜被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挑拨害死。该旗官、兵、民对此异常愤恨与哀惋。闻已定于古历三月二十一日(阳历五月二日)在大石砭庙举行盛大追悼会。查奇金山团长为人一生耿直不阿，待人公平，富于正义，爱民如子，对我边区素重邻谊，为此我提议，请我边区政府届时派员赍礼吊唁，以慰忠魂而睦谊，可否请裁示为盼。” 1945年5月4日，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奇金山追悼会。奇金山是台吉(贵族)出身，曾和我军保持暗地联系，他是一个坚决反内战，赞助抗日团结的英勇战士，深得蒙汉人民拥戴，“成为蒙古民族的一个人民领袖。”悼词最后说：“他的死不但是西乌审旗人民的损失，并且使抗战反攻损失了有力的支柱。” 高岗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确费尽了心血。不仅争取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还通过祭奠死者，唤醒了大批“睡觉”的蒙回民众。冀中回民支队领导马本斋，为了反抗国民党和日军，早在1937年就组织武装力量。1938年，经中共冀中省委书记鲁贲和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做工作，马本斋成为中共党在冀中地区抗击日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日军作战百余次，转战华北大地。1944年，调马本斋部回延安休整，他正身患病未能随部队回延安而病故，延安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高岗出席会议，中央和边区有关领导出席追悼会并送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民族英雄，吾党战士”等。高岗委托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是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回族代表在会上讲话说：“坚决打倒日军，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争取解放。”“坚信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各抗日根据地是回民解放的靠山。” <h3>四、为解放各民族制定政策性文件</h3> 西北地区是蒙回两大民族聚居地区，还有藏、满、彝等少数民族，这就使中共的民族政策显得极为重要。高岗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动员、团结各民族抗日救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各族人民，制定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长期在民族地区学习贯彻。早在1936年，他在蒙古工委代中央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在内蒙搞所谓“独立政府”的阴谋鬼计，妄图“变整个内蒙为日本殖民地，以求再并吞全中国与进攻苏联。”指示信为蒙古族提高警惕并指明了解放道路和方向。1937年夏，少数民族委员会《关于目前绥蒙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工作》中，全面分析了绥蒙地区形势，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及策略口号，“动员绥蒙地区人民抗日救国、抗日保蒙”，使绥蒙地区抗日的上层人士和群众更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策略。1938年1月3日，三边特委召开蒙古工作座谈会，高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内蒙抗日形势进行分析，就工作策略和统一战线进行详细阐述，提出要注意保护积聚力量，不宜过早暴露力量。在后套、五原发展蒙汉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内蒙干部，待机而动。并获得会议一致赞同，最后做出《关于开展内蒙抗日工作结论》。同年11月22日，高岗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做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对绥蒙地区的任务、统一战线策略、在蒙人中的工作、友军工作、汉人群众中的工作、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和部队的行动与扩大中共党的组织等8个问题，分别作出了全面、具体要求。同时决定成立绥远省委，任命白如冰为省委书记，武新宇、刘道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为委员；蒙古工作统归高岗负责，由中央军委领导。 高岗要求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着力根据地创建和争取上层人士工作。1939年春，边区党委召开伊盟工作座谈会，高岗主持了会议并产生了《纪要》。接着，高岗签发了区党委《关于绥蒙工作给赵通儒的指示信》和《关于蒙汉团结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对蒙汉团结抗日，建立武装、培养调配干部及经费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指出：“目前的方针仍是积蓄力量，加强蒙汉民族团结，反对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的挑拨离间。从政治上巩固蒙汉已有武装部队及建立新的武装力量。并认真的培养一些为蒙汉所拥戴的蒙人干部等都是很重要的。”指示说：“绥蒙工作要埋头苦干，任何大吹大擂的工作方式，只是暴露力量，引起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摩擦，这是有害的，望特别注意。”随后，高岗亲自主持并签发了《关于对伊盟党的建设和统战、干部工作的指示》。针对伊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在敌人加紧进攻西北的形势下，伊盟工作无论在现在或将来，均占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的工作成绩是极不够的，尤其是蒙民中的工作，还是很薄弱的。领导同志中某些不融洽不团结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同志间紧密亲爱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开展今后的工作获得更大进步。指示还指出：必须想尽办法打入伪军中工作，这是保卫伊盟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工作之一，望万勿忽视。要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的团结，没有党的团结一致，工作是不能做好的。 同年，还发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会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团结、教育回民抗日，发动全体回民反对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破坏回汉民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要求对回民工作应有极大耐心，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因为回民一时的落后而发生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 边区先后对回民地区革命工作做出具体要求和部署。高岗要求“在保卫西北和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争取回民是我们中心工作之一”，“开展回民抗日运动，使之成为保卫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号召“发扬回教反侵略精神”，“团结回汉两族共同抗日”。 为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利于发动回族与汉族共同抗日，在延安、定边、盐池、曲子、正宁、庙儿沟、三岔等地，政府赠资建立9个清真寺，定边还建了回民街，从宁夏移来很多回民，种田、开店、做生意，搞得红火热闹，生活大大改善。他们说：“回民来到边区生活幸福了，共产党真是少数民族的救星。”劳动英雄马忠标(回民)说：“边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日子，但在我老家人民没饭吃，还要抓兵派款，逼的人过不成日子。” 1940年白如冰回延安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工作，高岗讲话指出争取蒙回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还对伊盟工委充实了力量。以伊盟、后套、大青山为中心根据地，开辟革命活动，创建和巩固根据地。以上指示和决定对绥蒙根据地的创造和巩固，积蓄力量、打击日伪、准备反攻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历史意义，在绥蒙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1945年春，在抗战胜利前，西北局就伊盟工作召开座谈会，并产生《纪要》，进一步指出伊盟是对日反攻中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要巩固统一战线，“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纪要》对团结蒙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上，作出具体要求。 毛泽东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给予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共产国际(后为苏联)驻延安观察组孙平在《延安日记》中说：特区的几个省里，各个不同民族和宗教集团，长期发生激烈战争。少数民族互相之间、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斗争。中央到陕北后，“党派高岗解决特区复杂的民族问题。高岗经验丰富，透澈了解各种民族集团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集团问题以及他们的关系。1935年后，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团停止了相互残杀，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高岗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为少数民族地区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策略的制定并实施，作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付出了大量心血，并获得蒙回族人民的拥护，为中央制定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 陕甘宁边区，北靠绥蒙，西挨宁夏、甘肃，能否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好蒙、回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抗战工作，是关系到边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有着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高岗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把民族问题作为边区革命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持制定的“施政纲领”中，对少数民族问题以法律形式作出具体规定，实行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使汉、蒙、回民族和彝、满族的团结，取得成功的经验。 高岗在西北乃至东北政权建设中，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48年8月，高岗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干部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工作现状；内蒙党当前的政策；加强蒙汉干部团结；会后要办好几件事。讲话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特点，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调动了他们当家作主，建设祖国的积极性。1949年初，米高杨和毛泽东会谈时提到中国民族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他还说，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中央将高岗在内蒙古干部会上的讲话印发有关地区。建国后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印《政策文件汇编》把高岗讲话作为一个单元，印发全国学习贯彻执行，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较长期的政策文件贯彻执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军工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经济、文化发挥重大作用。 第二篇 高岗在东北 第十五章 率部出关夺取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了！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是人类战争历史上的奇迹，奇就奇在一个弱国打败了强国。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且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以及全世界范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抗战胜利后，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版图雄鸡头的东北，地大物博，工业雄厚，交通发达。苏联军队将要撤回，出现了权力真空。为填补日伪被消灭后的空白，不仅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地区，也是美苏两大势力角斗的热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 东北背靠苏联，西边接壤外蒙，东边与朝鲜隔江相望。毛泽东主席在“七大”绘制夺取全中国的蓝图时，把东北作为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之后，中央决定派了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领导东北的解放战争，建立解放全国的后方基地。毛泽东说：“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h3>一、庆祝抗战胜利内战前夜忧虑</h3>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要求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国民党集团却倒行逆施，要恢复其在全国的封建独裁统治，内战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1945年8月3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的协定对日宣战。苏联后贝加尔军区、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等，组成了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与机械化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总兵力157万，大炮28000多门，坦克5500辆，飞机5000多架，舰艇500艘以及自动推进炮若干，于9日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发起对日军进攻作战，突破了日军的防线，攻入中国东北境内。盘踞在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成了强弩之末，在苏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打击下，土崩瓦解。东路，由麦列茨科夫元帅率远东第一方面军与关东军主力交战，日军负隅顽抗，但军力对比悬殊，第一线阵地迅速崩溃，双方装甲部队刚一接触，日军的坦克装甲板薄，高射机枪一扫，装甲板像马蜂窝似的，全是窟窿眼儿，而苏军坦克装甲坚厚，炮弹都打不穿。于8月中旬，攻占了勃利、图门、敦化等地区；西路，马科诺夫斯基元帅率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由蒙古东部出击，横穿大漠，跨越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于8月中旬，主力前锋进抵长春、沈阳近郊，左翼攻占齐齐哈尔，右翼进至张北、承德、赤峰等地区，一举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的联系；北路，普尔卡耶夫大将率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黑龙江，主力在黑龙江舰队配合下，沿松花江南下，右翼攻占暖辉，向嫩江挺进，左翼近逼宝清，连克佳木斯、依兰，逼近哈尔滨、北安等地。 其间，苏伞兵部队同时配合主力在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等城空降。各路苏军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师。9月1日，东北全境解放，彻底摧毁了日军在中国的大本营，也摧毁了日军准备进攻苏军的力量。不可一世的武士道迎来了最后的末日，骄傲逞凶的太阳旗纷纷降落在黑土地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了七道命令，其中第三道是命令冀察热辽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李运昌、万毅等部向东北进发，配合苏军占领山海关、锦州和承德等就近的城市。美国同时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这样，三方进攻迫使日本政府于8月15日接受无条件投降。 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反对国民党垄断接收日本投降权利，指出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投降。 9月2日，日本天皇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128万日本军队向中国无条件放下武器。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举国沸腾，万民同庆。抗日根据地革命首府——延安，人们正在沉睡的时刻，突然传来日本投降的特大新闻，延河两岸欢声雷动，无数的火把，映红了夜空。巍巍嘉岭山之宝塔，放射着奇光异彩，延河水卷起了巨浪。各院校、工厂、机关职工、师生和农民，把棉衣里的棉套揪出来缠在木棍上，醮上油，做成火把，不约而同地向延安南关新市场狂奔而来。街上的大商号在门口高喊：“胜利了！大减价！”小摊贩们把水果、面食品等抛向庆祝的人群中，高兴地喊着：“胜利了！快吃！我们终于胜利了！”延安城的人民连续几天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兴奋的说呀、笑呀、唱呀，睡不着觉。高岗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轻轻唱起《东方红》、《刘志丹上横山》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的民歌。 抗战胜利，不仅中国人民欢天喜地，全世界人民都高兴，连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在他的回忆中说：“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师哲老人回忆：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连日来开会分析抗战胜利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毛泽东去重庆前，同高岗在杨家岭谈话时说：“我们在延安恐怕住不长了。” 高岗说，内战可能爆发，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早憋不住了。毛泽东说：“内战一爆发，人民又要遭殃了，我们还可能要上山打游击哩。” 高岗说：“主席的看法正确！抗战胜利了！也是喜忧参半。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把他狗日的彻底消灭。” 毛泽东说：“对！一喜一怕。喜的是日本投降了，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怕的是国民党还有四、五百万军队，是强大的呀，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离开延安啊。” 高岗说：“离开延安，换一个地方夺取全中国！”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那里是不会得到权力的。利用国际政治力量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分出权力，也许不是空想。” 高岗说：“要强者自动让出权力，这还没有过先例。” 9月5日，延安城几万人冒着细雨集会庆祝抗战胜利。高岗代表西北局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郑重宣布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毛泽东为抗战胜利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在八年浴血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械69.4万余支，炮1800多门，解放区人口达1亿左右，人民军队由3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民兵达到220万人(据96年报刊资料：军队130万，民兵250万)。创造了19个解放区，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和伪军95％。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的。据资料记载，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损失财产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以上。我党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也是出发点。在党中央、西北局领导下，为各抗日根据地和战场培训、积蓄、输送了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军队，支持了一定物资，又发挥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榜样作用，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得来的权利。早在8月10日日本政府提出投降后，11日，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面命其军队日夜兼程，抢夺胜利果实，一面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不许接受日伪投降。还命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7月初，国民党政府派宋子文偕蒋经国同斯大林经过1个多月的会谈，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条约》。其中，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受降权利，把受降权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并答应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独立和签订《同盟条约》而换取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这就是蒋介石承认外蒙古为条件，换得接收东北和由蒋统一领导中国的权利。蒋介石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尚方宝剑”，当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的电报。 这个条约于8月下旬公布，之前中共全然不知，这和斯大林在雅尔塔向美英首脑许诺：“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一中国”不无两样。之后，斯大林给中共发来一封耸人听闻的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 不信邪的毛泽东说：“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 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代表中共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蒋介石利用和谈之机，准备发动内战。 就在毛泽东初到重庆之时，8月29日，国民党军队总司令何应钦印发了蒋介石在反人民内战时期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本》；10月13日，即在签订《双十协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即密令其部队遵照“手本”进行“剿匪”，“督励所属，努力进剿，速达成任务。”但是，国民党军队远离华东、华北和东北，一时难以调遣。 8月30日，为抢占东北，蒋介石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命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以便与苏联交涉，并公布划分东北为九省二市(即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和哈尔滨、大连市)建制，任命了省、市长，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开始调兵遣将，抢先争夺东北。正如毛泽东指出，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了。 我党中央对抗战胜利后建国工作早有准备。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七大”以后，党中央和西北局积极抽调干部进行培训，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工作做准备。 1945年开春，高岗除集中精力抓了干部组织培训外，还对1942年整风审干以来靠边站、“挂起来”和错整错斗的干部，抓紧进行甄别、结论，使之解脱出来工作。因为被“审查抢救”的人大多数是外地和国统区来的，由于条件限制不好调查，所以一些人的情况一时无法弄清和作出“肯定、否定”的结论。我挺进东北急需大批干部，高岗等向毛泽东建议，让一部分被“挂起来”的人“自已甄别自己”，“自己结论自己”。毛泽东同意了，他说，东北新区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一来，被“审查抢救”的人基本都解放了，派往东北地区工作。 其间，高岗部署了国民党驻三边的十一旅准备起义的任务。十一旅老底是苏雨生部，早在1930年，高岗、张东皎等在该旅搞兵运，培训干部，建立中共地下组织。1932年拉出两连队伍起义，解救了红军游击队危急。此后，一批党员长期潜伏其部做统战工作，使十一旅和边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高岗和曹又参以师生关系书信来往频繁。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因该旅反共不力，一直视为杂牌军，受尽了歧视排挤之辱，吃尽了分化瓦解之苦，国民党克扣军饷，在边区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指示边区政府拨款支助。 高岗一直关注十一旅走向人民方面的前途，抗战胜利之前，预料到内战危险的存在，西北局先后派李启明、黎光、葛申等到宁夏、绥蒙考察动态。他们在安边了解十一旅的情况期间，向地下党传达了高岗的指示，要求地下党组织一方面坚持维护统一战线，准备对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另方面准备抗战胜利后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打内战的阴谋；要积极培训干部，扩大进步力量，发展外围组织，对军官和士兵进行民主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地下党组织积蓄力量，加强领导，一旦时机成熟，就带全旅起义，走向人民方面，反对内战。 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根据西北局、高岗的要求，取得一团团长曹又参的同意，举办了两期军事培训班，在牛化东、李树林等地下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对一团班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他们以军训为名，进行了民主革命政治思想教育，为起义奠定思想基础。同时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工作。一团共13个连长中有11个是中共党员，团副长(牛化东)和一个营长(李树林)也是中共党员。 1945年10月初，高岗派胡立亭到安边传达了毛主席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并告诉代旅长曹又参：“总的一句话，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的。”希望十一旅走向人民一边反对内战。曹表示决心率部起义，走向延安。曹想争取邓宝珊带领杂牌军队也举起反对内战的旗帜，震动更大些，他对胡立亭说：“一切问题到榆林后决定，你回延安向西北局请示一下，最好他们也去榆林一趟。” 全国内战爆发的前夜——1945年10月25日，十一旅脱离国民党，毅然宣布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以旅规模第一次起义，在西北地区是继“华池起义”第二次最成功的起义，在全国来说，也仅次于华北高树勋起义规模。十一旅起义对胡宗南马鸿逵集团震动很大，为国民党杂牌部队指明了前途。该旅成功起义，是我党地下人员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有高岗的一份心血。曹又参代旅长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毛泽东主席握着曹又参的手说：“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你们是历史的火车头”。朱德、贺龙、彭德怀分别举行宴会、晚会，观看《逼上梁山》评剧。在“火车头”带动下，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有100多个旅师起义。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11日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3日，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军队高级将领参加，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抗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和前途，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指出对蒋介石“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他说，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在演讲中反复阐述了新时期的任务是国内斗争，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斗争，这将是一场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是中国两种形势、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他科学地估计了内战的严重危险性，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准备内战，做好保卫抗战胜利的精神准备。“我们再三再四讲明内战危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有的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丢在脑后。”他用保安县旦八寨子为例说明反动派的本性，批评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抱幻想的人。指出“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新中国是我们的！”这就意味着中共一定要夺取全国政权。 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讲话，从思想上政治上武装了全党，为保卫抗战胜利，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 高岗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提高了对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和内战危险性的认识，坚定了以武装自卫战反对反革命内战，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卖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形势下，出现和平局面有点可能，因为如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象江西时那么容易对付的，比那时强大的多。但是从蒋介石的过去看，内战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原来“攘外”时集中力量“安内”，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而现在共产党越“安”力量越大。蒋介石决不会善罢干休。 我党反对恢复战前的旧中国，要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已经确定的目标，也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不可能扭转的根本意志，可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允许的。 23日，各战区将领临返前线时，刘伯承准备到保育院看望小孩子。天不亮前，他的小女儿——华北，被敌人残杀。伯承偕夫人到保育院看到小女儿血淋淋的死在小床上。敌人以杀害革命后代给刘伯承等将领示威。刘伯承将军说：“华北不只是我的女儿，也是中国人民的女儿，孩子死是有贡献的，她要我们永远不能麻痹，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敌人用暗杀革命后代的阴谋来扰乱军心、民心是妄想，敌人不投降，就把它彻底消灭。”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是明摆着，反革命的内战是必然的，须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党内通知，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气势汹汹所吓倒。”毛泽东反复告戒全党“立足于打”，不放弃“争取和平”，不能对和平谈判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高岗等，欢送各解放区领导和高级将领分赴各战场。毛泽东又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谈得越好。” 同日，党中央根据会议讨论的问题，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指出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主席去重庆前，党中央决定派林枫、张秀山等带领1500名干部，先行进入东北工作，拿不下来，可做地下工作。干部团由部队护送，从延安出发，经绥德、晋西北，向东北挺进。干部队伍出发前，中央和西北局领导刘少奇、高岗等和张秀山、黄永胜等进行谈话，交待任务，并组织欢送。 9月14日，苏联红军代表和时任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从东北飞抵延安。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当晚，根据汇报情况，政治局研究了全国军事部署的战略问题，确定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高岗出席了这次调整战略方针的会议，并对全国军事部署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积极支持刘少奇工作。他认为东北背靠苏联、蒙古、朝鲜，现在空白，调军队、干部尽快去，前面拖住几个口子，东北就是我们的。“独占东北，我们就有可靠的后方基地。”政治局开了一夜会，经请示在重庆的毛泽东，15日凌晨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工作，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于18日到沈阳。 党中央加强东北的争夺工作，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件大事，能不能把东北拿到手关系到全国解放战争能不能早胜利的关键一环。所以，政治局继续开会研究决定西北等各中央局，立即调配一百个团的军事干部和大批地方干部、军队，各自寻找能最迅速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 高岗对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调整战略方针很满意，在研究去东北局的人选时，高岗主动提出到东北去。刘少奇没同意，他认为高岗在西北威望高，对边区情况熟，党中央在延安，继续让高岗在西北工作有好处。但是后来有人说，派高岗去东北本来是最好人选，他有根据地、军事经验，比彭真更合适，可以避免初进东北期间的一些错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统领西北党政军工作。期间，刘、高相处最融洽，配合默契，共谋大计，为解放战争开始做出了贡献。 9月19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征得毛主席的同意，遂派林彪、罗荣桓等高级干部赴东北工作。去东北的政治局委员4名，中央委员20名；从陕甘宁边区抽2万干部，从山东、华中和西北调10万军队进入东北，抢在国民党进入东北、苏军撤退之前，打算我独占东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炮兵学校和通讯学校全盘搬往东北。外电报道说：“共产党、八路军真如神兵天降。” 高岗等日以继夜抽组和动员干部去东北工作就绪后，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听了刘少奇等汇报后，决定派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加强东北干部力量。毛主席在杨家岭召见高、张谈话，他们分析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日本投降后的形势，一致认为我党先期占领东北的重要性，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北满、西满地域广阔，背靠苏联、蒙古，是我们首先要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你们一个是建设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都有长期革命工作的经验，中央派你们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干部力量。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我就放心了。”东北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你们做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汇报，不管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北满根据地搞好，要像钉子一样死死站住北满，有了这片根据地，我们就有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了。”他接着说：“老高啊，让你离开西北行不行啊？我们要占领东北，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光独霸西北不够的。你回去安排一下，让习仲勋暂时负责西北局工作，这里有彭德怀、贺龙同志，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安全。” 高岗如愿以偿，和张闻天、李富春、王鹤寿等乘坐美国军事观察组的飞机出关夺天下，准备独占东北。刘少奇、朱德、林伯渠、习仲勋等中央和边区领导到延安东郊机场热情欢送并寄予厚望。高岗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于10月下旬离开他革命20年的西北，飞往东北。 他从1925年闹学潮到1945年抗战胜利，没有离开陕甘宁边区一步，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血汗，他带着一股对边区深厚的感情驱车到东关机场，登机起飞后，回首宝塔山，延河水和绵土沟、小砭沟(他的故居)，留下了冲动的眷恋之情，在冲天而起的飞机上久久不能平静，萦绕着在西北20年来走过的一条坎坷不平、遍地荆棘的道路，曾被敌人追捕、抄家、监禁、判死刑、反革命分子暗算和左倾路线者批斗、关押和准备活埋，先后遭七次劫数，历历在目；思考着飞往东北新的战场，创造东北根据地，夺取东北胜利。 北方的10月，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从飞机上俯瞰到农民忙于收获辛苦一年的果实，不由得回味着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教导和日前讲话。他们先飞抵邯郸，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休息几天后，改乘火车和汽车，经承德、朝阳到锦州，会合冀东来的李大章、张策等一起乘火车于11月21到达沈阳。他们沿途向已进入东北的干部、部队了解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精神，部署争夺东北的策略和任务。 由于形势紧张，东北情况不熟，加上苏军干涉，高岗等高级干部为防万一，不敢在沈阳下火车，而在沈阳附近的马三家子就下火车，然后坐汽车到沈阳市。当时，沈阳一片兵荒马乱的局面，东北局先住在沈阳博物馆的一个大建筑物中，因苏军干涉而搬到铁西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将东北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由国民党政府接管。 苏联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以及“走钢丝”的姿态持续很长时间。他们不相信中共领导人民能够打败蒋介石，夺取政权，更不相信中共能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控制东北，扭转局面。他们对中共及其领导的不了解也是事实。他们认为中共是“农民土地改良者”，不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中共的军队只是些分散的缺少训练的“游击队”，成不了大事业。斯大林在早以前就要中国共产党像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杆子，中共当然不能同意的。所以，他极力拉拢蒋介石，给中国的物资、武器都运给国民党军队，皖南事变后将数百门大炮运兰州支援蒋介石。1937年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稼祥和王明时，询问陕北有多少红军？王稼祥回答：约3万人。王明赶忙插话说30万。因为在俄文里没有“万”字的数目，只能说30千、300千。这就给斯大林种下陕北红军多的概念。在苏德战争紧张时，斯大林两次电报要求中共出兵长城外、蒙古边境，形成对希特勒威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所以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红皮萝卜”，一直不大信任，认为毛泽东不听他的话，不听他指挥，说毛是：“特殊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免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苏联政府不知道中共的情况，他们也不征求任何意见。”1948年初，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来摸底后，斯大林看法有所改变。他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谈话时说：我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即划江而治)，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动员人民的力量战斗。“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 但是，直至1950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式人物，开始只称“毛泽东先生”。抗战胜利后，他同意国民党军队空运至东北接管各大城市、铁路，又不让共产党的机关、部队驻扎大城市，也不让打出共产党的机关、八路军的旗号，我们不使斯大林为难，48年前称“自治军”、“民主联军”，机关和军队迁出大城市，到农村、小城市。高岗等一到沈阳就遇苏军通知东北局、八路军限期撤出沈阳。东北局再三交涉无效，竟扬言不撤就用坦克赶出沈阳。我军某师赶往前线乘车途经沈阳，被苏军赶下火车，限期离开，否则就缴枪。部队派人找东北局领导，高岗说，照苏军讲的办，回去给你们领导讲，就说是我的命令。实际东北局也没办法，他们都是被赶之列，高岗他们到哈尔滨也照样被扣起来。 高岗到达沈阳前，对“独占东北”信心很大。经沿途冀东、热河等地了解情况且国民党军已占山海关，并向北推进和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危机四伏的现实，他依形势突变一改初衷，认定我独占东北不可能了。在11月21日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研究东北战略方针时，他与东北局主要领导发生分歧意见。他说，苏联要履行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沈阳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国民党军已进占山海关。目前敌强我弱，又无地方党组织支持，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根据地，部队装备差，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避开大城市，应该到铁路两侧和农村及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创造根据地，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认为不能放弃大城市的优势，丢弃大城市就丢弃了优势，主张力争坚持大城市，苏联红军按理支持我们，也应该支持我们。不会把我们控制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大城市很重要，绝不能放弃，有大城市就占优势。这种主张是彭真在七大发言时就强调以城市为中心，他说：“不掌握城市就不能有胜利。”先占大城市还是先占农村的两种意见发生分歧，林彪、张闻天赞成高岗的意见，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彭真坚持己见，直到“守四平，保长春”失败后，彭真的主张失败了，并造成极大损失，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教育了彭真。沈阳会议后，林彪对高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向中央建议，由你来主持东北局的工作。高岗说：我坚决不同意，“你千万不要说”。 高岗到哈尔滨对东北战略方针很担忧，他对老战友张秀山等同志说，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时，对先占城市还是先占农村的方向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城市不是不想要，现时争不到，争到也守不住，我弱敌强，非到农村创造根据地不可，力量壮大再夺城市。 客观地讲，苏军也给我军以支持、帮助，以牵制国民党，也同国民党打交道，不敢惹美国，不让美国抓住斯大林曾承诺的把柄，于是为“不使苏军在外交上为难”，东北局撤出沈阳，北满分局和军区也从哈尔滨迁到宾县。因此在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的行政官员和保安部队控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收编伪武装约20多万人，扩充其保安队等。 此时，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中国问题的公报，指出苏军尽早撤离中国。但是，国民党要求苏军推迟撤离时间，替它维持现状，以便乘机调进大批军队，独霸东北。苏军也想拖延以便搬运战利品。这样正好使苏军和中共领导及其领导的军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使苏军领导对中共和军队有所了解，看到八路军穿的烂，吃的差，武器劣，打仗很勇敢。在不违背雅尔塔协议的条件下，给中共的军队一定的方便和支持。把“三八式”枪丢下让我军拿，甚至将日军武器库暗示我军搬运。据有关资料称：我党我军进东北收缴日伪枪支50多万，为中共东北扩军提供了条件。 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定”成立，双方颁发停战命令，但蒋介石同时密令调派部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他利用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来进行“和平”欺骗，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h3>二、创建稳固的东北根据地</h3> 提出满洲战略建议。高岗根据多年流血牺牲的实践证明，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当时东北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看，已经洞察出“独占东北”无可能，准备“长期斗争”。要夺取东北地区，首先要形成守住背靠苏联、朝鲜的北满地区，并以此为出发点，角逐东北的中心，然后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构想。 中央红军到延安时，毛泽东曾找高岗、肖劲光谈话。他说，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了建设根据地的重要，还要靠我们去做工作。南方丢了根据地，长征二万五，真尝到流离失所的滋味。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指出，要提高部队的素质，需要搞军事训练，特别是提高干部的素质，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动员青年参军，扩大部队。 毛泽东的教导铭刻在高岗的脑海里，不仅在边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抓干部素质的提高，到北满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仍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教导，“学汉高祖刘邦，建立根据地”。 1945年10月31日，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人事安排，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并建立总部。调刚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改任自治军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 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根据党中央11月2日的指示，于11月16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和吉黑军区(后改称北满军区)。在讨论人选时，陈云推让高岗当分局书记，他说：你是西北局书记，当书记顺当。高岗说这不行，你当书记，我当司令，打仗、搞根据地，我比你有经验，我在外边打仗，你在家坐阵，有问题一起商量，保证听你的。他们俩都是东北局委员，创建北满根据地的重任落在他们肩上。 由于伪满时期，东北党组织损失殆尽，此时开展工作十分困难。高岗等到哈尔滨，住在南岗花园街的一座破房里，连门窗也没有，乱七八糟。从延安去的干部着装，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看起来很不象样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向苏军告他们是一伙“土匪”，苏军便把一部分人抓起来，押进监牢，后经交涉才放出来。 当时进军东北仓促，又没翻译，与苏军语言不通，无法接谈，有时只能用《国际歌》和马列书籍表示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苏军看不起我们，国民党也没放在眼里，群众看到八路军说，看你们那一身行囊，就凭你们那几条破枪还想夺天下。由此可以看出开展北满工作形势严竣，条件很差，创业艰难。 苏军为履行《中苏条约》和雅尔塔协议，将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11月17日通知我军公开的机关和武装部队限至23日前撤离哈尔滨市。我公开机关于本月22日从哈尔滨迁到距哈尔滨市90公里的宾县安营办公。军区机关在转移途中遭到土匪的袭击。先遣部队回报，宾县县城也被土匪包围，军区命汽车营迅速前往，在我先前到宾县城驻守仓库的两个连的配合下打退敌人。军区机关进城不久，又发生了敌人在城内搞里应外合的反革命暴乱，被我军消灭了叛匪。北满分局、军区和松江省的领导机关迁到宾县，也便于发动群众，创建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据地。 陈云、高岗、张闻天于24日在哈尔滨市会合后开了三天会，进一步全面分析了满洲的形势，国军海陆空齐头并进，土匪猖獗，危机四伏，又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组织，没群众支持，连抬担架的人也找不到，有“西路军”过黄河之危险。他们总结了几个月来东北经验教训，提出全满洲战略决策的建议。11月30日，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和东北局发出关于《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对前几个月东北工作坚守大城市、独占东北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战略调整的意见。电报说：“当前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沈、长、哈)，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并提出在以牡丹江、佳木斯、北安、龙江、洮南等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电报分两天发出，中央当天收到前半部分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当中央收到电报全文后，完全同意陈、高、张的“几点意见”。接着，高岗等要求东北局增派部队到北满，肃清反动势力，创造后方根据地。 北满会议确定战略方针。北满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央同意的电报意见，于12月1日，召开中央北满分局扩大会议。陈云、高岗在会上就目前形势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作了重要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要进入东北。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创造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高岗在创造根据地是有经验的，他针对国民党运兵东北态势，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国民党要争夺东北已经肯定，我们独占东北无可能了。我们要在东北站住脚，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中小城市和铁路两侧的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他说，北满匪患极为严重，群众深恶痛绝，土匪不消灭，群众难以发动，根据地无法创造，我们无法站稳脚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象闯进沙漠里的兔子，迟早要渴死饿死……”各级党组织和部队领导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创造能进能退的根据地，准备同国民党“长期的斗争”。他针对当时东北局的指导思想说，如果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国民党军队进来，我们进退维谷，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进来，我们是绝对占不住大城市的，进一步明确了形势和任务。会议一致通过了陈、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准备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到群众中去，建立有广大群众可以依靠的乡村阵地。 会议后，北满地区抓紧组建各省、地领导班子，松江、合江、嫩江、北安(即黑龙江)、牡丹江等地的省委和军区指挥机构相继建立，并层层传达贯彻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整训队伍，派大批干部下去，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剿匪除霸，使北满地区形势斐然巨变，成了解放全东北的巩固后方基地。北满会议确定的“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整军扩兵”的方针落到实处。 高岗在指挥剿匪战斗中，特别强调部队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体贴群众的工作，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满足群众对经济的要求，从而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他把发动群众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做”，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他的话来说：在陕甘开创时期，跟刘志丹学到不少发动和联系群众的工作艺术。依靠群众就胜利，眼睛明，耳朵灵；脱离群众就失败，成了聋子、瞎子，部队难以扩大。延安时期从1936年始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决策会议，已介入高层领导宫闱，加之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领导艺术，政治理论有很大提高，他对干部说：“中国革命不依靠农民群众，不能成功。”“东北党员少，干部少，军队也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待觉悟的农民，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任何革命，农民都是重要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动员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军，李自成就是其中之一。” 北满会议在东北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它不仅决定我党我军在北满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措施，同时，对调整东北的基本方针、战略部署和创造解放全东北的后方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调整东北战略部署。毛泽东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提醒：“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对“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形势认识不足。我党初进东北时，正是存在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的情形。 苏联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后，蒋介石更加气焰嚣张，又有《中苏条约》的“尚方宝剑”，发动内战，夺取东北的方针、部署已定，划分省市建制，委任行政官员，建立国民党部组织，对伪武装和土匪头子封官加委，还把远在云南、四川等地的军队调往东北。 在1945年11月初，由美国的30多艘军舰护送下，国民党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集结完毕后，开始向山海关中共刚到达的山东第七师进攻，并占领山海关，继之夺取锦州。同时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东北，与日伪军警相勾结，收编伪军和土匪，组成所谓“先遣军”等，以壮声势，与中共争夺地盘。 美蒋的战略目标，先抢占北平、天津，控制华北，以华北为基地，再进军东北，妄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独占东北。11月5日，苏军允许蒋介石在苏军撤离前五天空运部队接收各大城市。这就使国民党军队迅速大规模进入东北更为方便，从海、陆、空运往东北大量军队，武器装备也比我优良得多。我军兵力不足，又只靠两条腿，连小米加步枪也保障不了。东北局主要领导仍然抱独占东北的企图，把注意力集中于夺取大城市。 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并高岗等人的电报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高岗、陈云当日即回电不同意“彭罗”(即彭真、罗荣桓)的意见，认为中央东北局的部署与中央的指示不相符，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高、陈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7日，刘少奇根据高、陈的意见，回电指出：“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求迅速分散发展扩大部队，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东北局于10日复电中央表示：“决遵照执行”，并放手收编伪武装，彭真对张秀山说：“伪满兵都经过良好训练，我们有枪发给他们，即为我所用，‘拒敌于国门之外，独占东北’。” 马上发展大批军队，准备“决战”也不符合东北的情况。北满分局、军区收到刘少奇的指示电，及时电报中央和东北局，根据北满敌我斗争主要问题，提出补充意见。同时，汇报了北满地区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并存在着以国民党为“正统”的观念；我军现有两万多新部队，多系招集收编合股而来，阶级觉悟低，成份复杂，流氓、土匪、宪兵伪军极多，不但不能消灭敌人，还勾引土匪，助长敌人士气，没有战斗力，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群众对我不满，存在不稳定等情况。电报指出：这些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员，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东北局在部署上仍把注意力集中于三大城市，“屁股坐在大城市”徘徊。12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高岗、陈云、黄克诚等的意见，发出关于东北建立长期永久根据地的指示，指出：“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中央东北局和北满分局向中共中央反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远在延安的中央对东北情况又不了解。12月24日，针对东北的情况，中央倾向北满的意见，以刘少奇名义向东北局发出指示，明确地指出“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指示指出了东北工作的要害。 其间，苏联获知东北局和北满分局的分歧的消息后，派一军官到宾县转达了苏联的意见，要高、陈转告中共中央，说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把根据地建立在树梢上，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经过潜心研究分析东北形势后，在养病期间亲自代表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为我党在东北提出战略任务和取得胜利的根本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积蓄力量，准备进攻。高岗、林彪等立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东北局仍抱着夺取大城市“战略决策”，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贯彻，还批评高岗等“泄密”，逼他们作检讨。仍寄希望于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幻想，认为占领大城市争取主动权，造成既成优势。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弃“独占东北”战略的，我们愿望无法实现。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伪满垮台，东北这块肥缺，不仅是国共争夺的焦点，也是美苏插手的热点。历来，和谈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蒋介石握有400多万军队，超过我军四分之三，装备精良，训练也较有素，在亚洲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不多。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杜聿明带一个军，一路攻占义县、阜新、北票、朝阳、叶柏寿等城市，简直攻无不克，所向披靡，随后几个军跟了上来。很显然，他们和谈是为争取时间，调兵北进，独占东北，切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然后南北夹击，一举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群众愤慨地说：“十四年前蒋介石如果有这样的劲头，日本不至于那样轻而易举占领东北并依东北、华北作为基地，向各地发展。退一步讲，抵抗不住，也挫一挫日军的锐气。” 中央这次指示，形势与任务应该说已经明确了。可是，东北局虽然于12月撤出沈阳，仍留恋不舍大城市，在沈阳附近的卫星城——本溪、抚顺等城市打圈子。 高岗等对形势变化作了深刻分析判断，认定我独占东北“无可能”。随着形势变化，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应变策略，这是一个高级领导必具备的条件。他和陈云、张闻天去年11月就提出全满洲战略建议。刘少奇提出扩大部队问题，他们针对当时扩军形势，又及时指出：不忙于扩军(即收编伪武装)，要巩固好“现有军队”。因为当时，兵员成份很复杂，日本投降，伪满倒台，八路军进东北早，大量成建制的伪满军队走投无路，被我收编过来不少，军队迅速扩大。曾克林到沈阳不到10天，收编两万军队，北满也收编4个多旅的伪军。这些兵有的弄不清八路军、中央军是怎么回事，反正日伪垮了，苏军要走，跟八路军是中国军队，大部地方“和平接收”，旧政权的头头也包下来，戴上一顶红帽子；有的成建制被收编，多数是国民党建军分子组织的先遣军，配合国军接收东北，国民党军未到前，暂时投靠八路军求生存的。以“先八路，后中央”的策略，不少坏人混入我军。所以，军队扩大很快，在短期扩大军队近10万人。结果靠不住，国民党军队一进来，说国军是“正牌”，大部叛变，掉转枪口，打八路军，杀害我派进的干部。据资料记载1945年12月底到46年1月初，十多天叛变的有4万多人。随着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原收编的伪军警，多数叛变为“政治土匪。” 领导者在战略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显而易见。1946年2月，陈云、高岗针对东北形蛰日趋恶化的情况，又接连向东北局和中央电报反映情况，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的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主力以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以陈云、高岗为首的北满分局、军区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并为中央做出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对后来东北战略部署的调整，实行正确的领导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这些番号改来改去，都是为不使斯大林为难。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民主联军的管辖下，东满、南满、西满军区相继建立，连已建的北满军区共四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扩大组织补充团和地方武装。除山东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七旅直属联军总部外，其余主力部队整编后均归各大军区指挥。扩编后的山东第七师、陕甘宁的三五九旅和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等5个军区划归北满军区所辖。在陈云、高岗的领导下，上下团结，左右一致，军民合作，同心协力，造成强大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声势，建设政权，发展党组织，加快了北满根据地建设步伐，中央曾对北满工作给予极高评价。出师剿匪，发动群众，反奸清算。高岗到北满地区率先指挥剿匪战斗。他向总部要来三五九旅、山东七师等主力到北满剿匪地区，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短期取得胜利，打开局面。在剿匪的同时，以剿匪战斗开路，普遍开展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和除霸的群众斗争。高岗和陈云在宾县抓试点，他们亲自部署、指挥，掀起了反奸除霸的高潮。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发动群众，大造声势。他们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浮财，分配给贫苦百姓，同时在城市里清算汉奸及民愤极大的高利贷者等，将清算、没收所得交配给社分配。陈云、高岗等到点上总结经验，在全松江省乃至北满各省推广，指导各地反奸清算，动员群众除霸，建立依靠群众的根据地。还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社论，推动了东北各地区发动群众工作。北满分局和军区抽调干部和部分队伍，派到宾县基层进行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高岗向干部、部队交待：每到一处，都吃住在赤贫户家里，关心群众疾苦，严格遵守纪律。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把工作队员当作亲人。一开始，采取一个屯一个屯做工作，对在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及时进行培养教育，组织起来带到新区开展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干部的不足，又发挥了他们了解当地民情风俗的优势，说话群众爱听，也相信，反过来又教育了干部。从而由一个屯一个屯做工作，发展为一大片一大片地展开反奸清算、反霸，犹如“星火燎原”。分局、军区领导称之为“蝗虫政策”。北满地区农民多数是山东、河北逃荒来的难民、雇工、零工、伙种者占农民60％，如不解决他们的要求，便无法取得农民的拥护。抗战时期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抗战胜利后，中央没有分土地、反剥削的指示。为急于发动群众，高岗大胆主张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只要有利于发动群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除了分配了开拓地外，还分配了汉奸地。高岗说，群众要分汉奸的土地就分，要清算严重的剥削者就清算，要减租就减，要减多少就减多少，不要束缚他们的手脚。实行这种特殊办法是不得已的。鉴于目前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大胆点放开手脚，让他们多得点实惠，待群众觉悟了，会按政策办事的。这种办法吸引了大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有利于中共与民主联军把经济、扩兵和剿匪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哈尔滨郊外周围县城和广大集镇、农村很快掌握到我们手里，群众积极配合部队，挖掉了土匪立足的土壤，主动地及时地给我们通风报信，踊跃参军参战，为消灭土匪、反奸除霸出力献策献计。分局领导把这种做法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 在宾县取得经验后，1946年春，北满地区全面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反奸、除霸斗争，干部、部队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开拓地”给贫苦农民，安抚救济，把政治上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同解决农民迫切经济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奠定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在土匪盘踞较多的合江、松江、牡丹江等省军区按照北满军区的部署，结合经济斗争，组织强有力的部队，划区包干作战，向大罗勒密、克木兰、延寿等地区流窜的政治土匪发起攻击，歼灭几千人，为民除大害，进一步揭开了发动群众斗争的盖子，群众扬眉吐气，所谓的“正统”观念不断改变，中共与民主联军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使我们在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站稳了脚跟。 到4月中旬，北满所辖5省，除黑龙江省5个县、合江省2个县仍被土匪占领正在进剿外，其他地区均在我党我军手里。嫩江、龙江(即黑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均建立民主政府。北满共65县我占58县。县政府大部分经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多数经过改造，“经过四个半月的剿匪、民运工作，北满农民已认识共产党是帮助农民的，国民党不利农民。人民对我纪律严明及生活艰苦有好感。”不少人到哈尔滨去宣传民主联军的好处，扩大了中共民主联军的影响，为解放哈尔滨创造了条件。 第二篇 高岗在东北 第十八章 出任新中国副主席 辽沈战役结束后，苏联政府转来南京国民党政府要和谈的讯息，试探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停止内战，中共中央没有理睬。东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数量、质量都属人民解放军之最的东野百万雄师浩浩荡荡进关，装备精良，战略高超，士气激昂，战力强大，战术精湛，行动神速，它的威慑力足以使华北守敌以及国民党中枢胆战心惊。杜聿明从葫芦岛逃到北平，沮丧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杜聿明的预言还是准确的。林彪率部入关，高岗主持东北党政军全盘工作，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着力于发展与巩固新东北。 <h3>一、参加策划解放全国</h3> 东北军区原决定部队休整一段，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令东野一股作气，乘胜前进。根据毛泽东命令，东野晓宿夜行，十分隐蔽，秘密向关内挺进。林彪等带轻便指挥机关，从沈阳出发，经义县、朝阳一线向关内进发。 1948年11月19日，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召开军政工作会议。此时，中央军委命令东野迅速入关，遂将会议改为进关动员会。于23日战尘未洗，马不停蹄的80万大军，在林彪、罗荣桓等带领下，离开黑土地和关东父老，浩浩荡荡入关作战。 东野入关间，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巩固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高岗指出，东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林彪从东北离开一星期后，新华社和东北电台、报纸，仍发部队在沈阳、新民、锦州等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并发林彪的讲话和照片，以便迷惑、麻痹敌人。 林彪在进关的火车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拍发一份电报，建议他入关后让“高岗担任东北局、军区”一把手。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回忆，这是林彪在东北期间以个人名义第一次向中央发电报的。 高岗指挥各级党政军为人关作战部队组织了数15万民工，日夜抢修公路、铁路，调动人力、物力、畜力和运输工具，运送粮、被服、武器、弹药、油料等1000火车皮，保证了入关部队的全部供应。 12月初旬，高岗等带领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和行政委员会机关进驻沈阳，抓紧部署有关急事后，遂到华北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一起参与平津战役的策划和部署，对毛泽东的战役部署提出调整意见。原部署先打南北两头之敌即南打塘沽、大沽、芦台，北打新保安、绥远，争取傅作义起义。中央军委一致认为这是最高明的部署，可能逼傅作义投降，保平、津两城市完整。高岗到前线和林彪等交谈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部署愿望是对的，但是平津集结几十万兵力，逼急了敌可能趁我顾打两头，中间兵力薄弱之隙，他孤注一掷强行突围，以图侥幸成功，那么，敌我激战难免，双方伤亡会增大，平津敌人突围毁坏也会大，北平也难保全。林彪对高岗的看法有同感。 最后提出调整意见：重兵包围北平，集中打掉天津，使傅作义要打打不过，要跑跑不走，要守守不住，北平可能造成“长春局面”。“以打促谈，以打促和，他不谈也得谈，不和也得和，以保全古都北平。”毛泽东同意林、高等的意见。 平津战役部署方案改变后，决定打下天津，促使傅作义采纳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傅作义仍抱侥幸，以为天津城可以持久固守，以此作为与中共进行谈判讨价资本。他对天津城防坚固信心十足，认为固守一两月不成问题。我军发起攻打天津前，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还表现出了较高的自信。 在谈判中，邓向林彪等建议：“天津嘛，最好不要打！”他又问：“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林彪成竹在胸地说：“计划打三天！”邓说：“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林彪不以为然。 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指挥解放天津战役，只用30多个小时就取得彻底胜利，林彪说三天还留有余地的，击破了傅作义讨价的筹码希望，不得不接受出城和平改编，我军以最小代价，取得平津战役全面胜利。 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12月下旬，高岗被中央召回开会，研究部署1949年战略方针、任务和讨论准备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高岗一到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互相谈了情况。高岗汇报了东北的经济建设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毛不断点头同意。谈到中央的打算时，毛泽东说：“中央的工作难着哩。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很难在短时期消除干净。”他们俩就有关建国和建国后方略等重大问题彻夜交谈，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启发了思路。 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高岗从1945年离开党中央、毛主席，整整3年后，又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决策全国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部署，并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块欢度不寻常的1949年新年，共进新年午餐，心情格外振奋。元旦未休假，继续开会，座谈讨论了准备建立中央政府前，如何将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逐步统一起来。高岗积极支持毛泽东急于消除分散主义的倾向，认真研究讨论了这一问题，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中研究了财经、军工、铁路、运输等统一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朱德、董必武、高岗、刘伯承、陈毅、林彪、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等各野战军负责人。座谈会产生了纪要，毛主席亲自审阅，他对“纪要”很满意，为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和逐步统一全国工作做准备。 根据中央会议的精神，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蒋介石也发表元旦声明，他秉承美帝策划的“划江而治”的阴谋，声明要“和平”，企图以“和平”的幌子，维持他江南的统治，阻止解放军南进。1月3日，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妄图赢得喘息机会，卷土重来。 6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的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决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说出全国人民的心愿，坚定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会议要求揭露美蒋反动派新的和谈阴谋，号召党和人民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计划，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彻底摧毁或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表明了中共决不搞南北朝割据的决心。周恩来在会上就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作长篇讲话。政治局会议对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研究了和南京谈判的几项条件。还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城市工作等重大问题。 高岗回到沈阳于当月底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2月中旬，东北局常委会上，讨论东北党的历史问题，研究当前中心任务——抓经济工作，高岗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部署了各项工作。3月5至1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高岗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此时，三大战役结束，消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150多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基本瓦解，反动政权已经基本崩溃，各国驻华使馆纷纷向本国政府报告情况说：国民政府“无法挽回败局”。连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戴维·巴尔也说：在我看来，军队的损失……显示出覆灭的开始，“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抵抗进攻的能力和意志”，“世界上最坏的领导，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败坏士气的因素，导致了作战意志的完全丧失。” 中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战略方针调整为解放区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中央的视野，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不是军事问题了，由军事斗争开始转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国，怎样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巩固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了正确和错误路线在各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及时提出警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这就意味着：革命将不停顿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上讨论研究了经济问题和民主建国问题。 会议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曾多次和高岗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会议研究了进北京的问题，并对高级干部提出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要求。毛泽东还告戒大家：我们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指导解放全国取得伟大胜利，又指导建国后经济建设取得伟大胜利。至今重温这次会议决议，仍有伟大现实指导意义。 3月14日，中央召开座谈会，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经讨论做出决定。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出席座谈会的除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后，开始准备中央各机关迁往北平。 3月23日，风和日丽。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高岗和叶剑英、腾代远等中央领导登上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还有11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拉着中央机关全部家当。这月，刚好是毛泽东47年3月离开延安，48年3月东渡黄河，49年3月进驻北平，有意安排还是巧合，不得而知。 毛泽东往北平的途中继续向中央领导谈及李自成进京因胜利而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以引起大家防止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警惕。毛泽东到逐县，刘亚楼到逐县市迎接毛泽东等领导。毛说：“十来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一时不明“赶考”的意思。旁边的周恩来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试，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24日到达北平，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向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他又说，但不是完全胜利。 当时，还没估计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但是天意也罢，民心也罢，奇迹已经出现了，中国古都的北平已经开始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首脑。 毛泽东进北平不久，在香山“劳动大学”(中央机关代号)接见四野师以上的干部，高岗是受接见者其中之一。名为接见，实为南下作战动员。毛泽东讲话中说，丝毫也不应该松懈你们的战斗意志，应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他接着说，我们四野就要南下作战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朱德也作了南下动员讲话。高岗参加研究决定南征的四野领导班子。东野70多万部队在华北平原“重整大军向南打，踏过黄河奔江南”的嘹亮战歌声中，于4月中旬分三路纵队，浩浩荡荡，大举南下，席卷中南，解放两湖、两广和参与江西、贵州、云南的解放，一直打到海南岛。 四野从1945年冬10万出关，到49年发展到100多万，先后歼敌近200万，从长白山打到五指山，1950年入朝作战打头阵。在全国来说，军队占全国三分之一，解放的省份占三分之一，消灭敌人三分之一，的确业绩卓著，战功赫赫。 中国人民常讲天意，有人说蒋介石垮台是“苍天注定”的。什么是“天意”，天意不就是民心、民意嘛！美国政府拼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给钱给武器，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结果是“扶不起的天子”。美国的失误，就在于他选择的是被人民唾弃的、脱离人民的、腐败透顶的政权。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气急败坏地训斥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不得不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老实话：“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是廉洁换来的民心。”他在人民胜利面前不得不承认廉洁是比飞机大炮厉害得多的东西。蒋介石在下台时沮丧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这句话后来变成“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蒋介石打倒的。” <h3>二、协商成立新政协筹备会</h3> 早在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就曾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并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称旧政协)。但是，蒋介石随即发动全面内战，政协会议的决议成泡影，并非法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绑架民主人士事件时有发生。1946年后半年，在我党的领导和安排下，一部分进步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闻一多、杜斌丞等被国民党杀害。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了“双十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学商和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3月，东北局做出了今年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决策。 党中央在1948年“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党中央的这个伟大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曾经转移到香港的一批资深望重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郭沫若等，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和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复电，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关于召集此次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据说毛迟复电是来电收到迟) 高岗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东北地区是当时全国比较巩固的一块根据地，又背靠苏联、朝鲜；蒙古民族集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也于1947年5月胜利成立，以北满为依托，就全国来说，中共得手的第一座大城市——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解放区坚如盘石；东北除国民党霸占几座孤城外，几乎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第一个地区。 党中央决定将召集各民主人士商讨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放在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进行，由高岗代表中央负责协商。1948年夏，东北局拿出专款租用苏联船，接冯玉祥从美国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不幸的是他乘苏“胜利号”离开纽约回国途中，因电影胶片引起轮船失火遇难。9月，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欢迎迁往香港的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 东北局根据中央的决定，把接待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到哈尔滨共商建国大计，协商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为一个最急迫的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高岗负责此项工作，他认真负责，显示了运筹建国的才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香港等地民主人士先后分三批到达东北解放区，李富春、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等分别亲自到朝鲜罗津和大连、安东等地迎接回哈尔滨。高岗对迎接各民主人士到东北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障等作了具体指示和周密安排，派专人到苏军控制的大连联系安排最好的旅馆。让民主党派领导人住单人房间。北方寒冷，为他们准备了皮大衣，皮帽子、皮暖鞋等防寒服装，还安排游览市区，为他们举行宴会。到哈尔滨后，东北局召开了欢迎民主人士大会，高岗代表东北局在欢迎会上讲话，向民主人士介绍了东北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和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对民主人士鼓舞极大。高岗等党政领导人分别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马叙伦、彭泽民、王绍鏊、李章达和郭沫若、柳亚子、许广平等，座谈情况，交换意见。 同时，按照中央指示：由高岗、张闻天、林枫代表东北局并与高崇民、张学思、朱学范等人和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谈征询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时间、人选及议程等问题，进行多次协商，并将征询的意见由高岗签发报告中央。 中央随着“五·一”口号发出后，委托东北局筹备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东北局根据中央的要求，以高岗为首组成调查研究工作团，对东北解放区和即将全境解放后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和城市工作的新问题，深入各地和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为劳工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8月初，高岚主持在哈尔滨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出席会议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东北、华中、华东、西北、中原、两广等各地区职工会的代表，上海、天津、武汉等国统区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共500多人，他们代表全国有组织的近300万职工。高岗代表东北局向大会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政治报告。《东北日报》报道中说：“……，在雷动的掌声中，高岗同志首先以兴奋的语句称：‘我们今天能在自己的城市哈尔滨这样辉煌的礼堂召开大会，这是工人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并简要叙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多年来艰苦奋斗的历史。继即详尽的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并着重扼要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高岗在每一部分报告中，均以现实的具体实例、生动有力地事实说明今天革命的新形势，大大提高了与会代表积极努力争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不时引起全场大鼓掌。”高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陈云同志在大会也作了重要报告。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大会发言、小会讨论中，坚决拥护党中央“五·一”提出召集新政协会议的号召，拥护高岗的报告。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美蒋反动集团，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公敌。他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全体会员，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他讲话中“希望其早日实现”。 第六次劳动大会，为建立新中国成立做了思想准备。会议通过劳动协会政治提案，主张由中共负责召开新政协会，团结各民主阶层摧毁反动统治。并建议大会公告全国工人阶级及世界各国职工组织，宣布国民党及反动统治特务工贼操揽包办之所谓“全国总工会”及一切地方“伪工会”压迫与摧残工人的罪恶，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一致声讨”。“建议大会衷诚接受高岗同志的政治报告及陈云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并号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全体工人阶级……聚积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掌握策略，联合民族资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大会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斯大林发出通电。 东北战场已经转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队由追打成“守”，共产党军队由退打成“进”。毛泽东急于听到来自东北劳动大会和辽沈决战部署，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全面胜利的情况，他亲自和林彪、高岗电报联系指导。毛泽东对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很满意，大加赞赏，他在西柏坡高兴地说：“各路英雄聚会哈尔滨了。”直至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六次劳动大会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 大会根据高岗报告决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在《共同纲领》中采纳，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辽沈战役中，高岗除了日夜进行紧张的工作外，于10月8日(48年)，按中央电报指示，代表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征询、商谈，就中央拿出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草案，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7人进行民主协商。实际他们7人代表着7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并东北局，提出7个民主党派和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等17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15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3人；中国人民救国会史良等7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等6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3人。 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就召开新政协的问题和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与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负责人，经过反复多次民主协商讨论，于10月25日达成协议，随即汇报中央。 11月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和李富春，请与沈钧儒、谭平山、王绍鏊商量，多邀请一些与中共合作的中间人士，以扩大统一战线。高岗按中央指示，又深入细致地与有关人士进行协商，征询意见。 11月2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作战的第二天，在哈尔滨正式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议，高岗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就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全面磋商，会议确定首先在哈尔滨举行筹备会，对于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筹备会组织条例等问题进行广泛地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达成如下共同协议：新的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和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有不同意见时，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还规定“南京反动政府系统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商定由中共负责起草筹备会组织条例等准备工作；筹备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高岗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信赖的领导之一，高岗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协商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延安时期积累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经验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体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深入广泛地磋商，发挥了他在政权建设中的组织才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好评。 1949年2月下旬，北平解放后，李济深、郭沫若等35名民主人士赴京起程，高岗等在沈阳热烈欢送，并安排他们的安全工作。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决定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由原定在哈尔滨召开改为在北平召开。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新政协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主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人物等134人，代表着23个单位。毛泽东、李济深等在开幕典礼会上分别讲了话。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这次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适当时候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会议一致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会议开了5天，6月20日闭幕。高岗在筹备会上，同各界代表已经熟悉了，集体和个别进行广泛协商讨论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心，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整个会议过程中充满了各界各族人士民主团结协商的气氛和实事求是创基立业的精神。 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条例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决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协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方案及其他有关事项。 <h3>三、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h3> 中共密访苏联的问题，在1948年春就提到日程上。4月，中央机关从陕北渡河到山西后，解放战争已开始大反攻，胜利指日可待。鉴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情况不大了解，毛泽东准备亲自去莫斯科通报，并电告斯大林。同时组建了一个班子作准备工作。斯大林复电说：中国革命战争正处在决定的时刻，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事需要商量，他派一个政治局委员来华相商。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5月，中央打算让苏共中央派代表来华。 恰在此时，傅作义准备奔袭石家庄，因战争紧张，党中央电报致苏联代表来华未成行。 1948年9月，中央会议就访苏问题作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他告戒与会领导，“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这就在高岗的脑子里烙印下深刻印象，奠定与苏联、斯大林拉关系的思想基础。 9月28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9月会议情况，并告知他将在11月赴莫斯科向苏共通报。之后，在党内发出《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10月16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正在召集高岗……诸同志来中央开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七届二中全会。” 其间，平津、淮海战役已打响，蒋介石招架不住，又玩和谈把戏，苏联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的一封信，请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之争，让苏说服中共不要打了，意欲斯大林实现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让蒋主席统一中国)的“承诺”。 接着，于1949年1月底至2月初，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秘密访问中国时，在西柏坡和党中央会谈时，毛泽东明确把打过长江，解放全国的决心告诉米高扬，不赞成把中国割据成两个政权的折中设想，下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决心。 蒋介石为造成“划江而治”的割据局面，在此时耍一了个花招，引退下野，推出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提出“和谈”的要求，并同意中共的8条和谈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遂派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雄、屈武等为成员在北平进行谈判，企图搞缓兵之计，达到“划江而治”目的，然后仰仗美国的支持，再卷土重来。 苏联仍持“走钢丝”的政策，苏驻华大使同李宗仁提出调停内战的3项条件，实际支持了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搞“南北朝”割据的企图。在南京解放前国内外有些“好心肠”的人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千万不能过长江，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过了长江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党中央本来不想谈，由于苏联的压力，应付苏联的面子，同意举行谈判。谈判中对国民党的阴谋理所当然地被我揭穿。同时，中央做好了应急美国出兵干涉的一切准备。“好心人”的劝阻未果，和谈崩溃。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号召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这一伟大号召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老巢——南京，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地区。 南京的解放意味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西北也向西安等地发起进军。解放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已经被打垮，只剩下100多万，战斗力强的只有二、三十万人。 1949年5月，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并确定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着手进行负责筹划毛泽东秘密访苏事宜。此时，一方面访苏条件成熟，因为建国条件具备，但是经验不足，需加强中苏两党关系事关重大；另一方面，苏共对中共了解不深，它们对蒋记政权还抱幻想。南京解放时，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大使馆都撤回国，而唯独苏联驻南京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毛泽东交待准备到苏联要讲的几个问题是：关于解放战争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和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要谈的不少，最迫切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 在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在“适当时候建国”，没有提到及时建国成立政府。据有关资料说，毛泽东打算在50年上半年建立中央政府，大致在1月份成立。他曾多次说过，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么，当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不是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吗？ 政协筹备会结束后，全国解放战争还在紧张进行，毛泽东脱身不开，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刘少奇、高岗率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王稼祥(东北局宣传部长)和徐介藩(翻译)、师哲(翻译)、邓力群(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戈宝权等。 7月初，刘少奇从北京出发，到沈阳同高岗等会合。代表团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坐苏联飞机到莫斯科。为了安全起见，飞机绕朝鲜上空转一大圈子飞抵伯力。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款待。本来几小时就能飞到莫斯科，结果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他们沿途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很受感动。 师哲说：高岗身穿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脚蹬一双锃亮皮鞋，大背头梳的光亮，戴一副宽边眼镜，身材魁梧，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一路上健谈好玩，热情豪爽。他思想敏捷，表述简练，对接谈人很能应付自如，不论跟大小人物交谈都能驾驭对方，对谈话调子和话题，都能确切、得体地把握分寸。 在飞行和下榻期间，代表团几人就如何谈判问题进行商量。王稼祥在苏联工作过，首先谈了苏联和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通报情况好办，要求苏联援助等问题恐怕有些困难，要多费些口舌，苏联是斯大林一人说了算。高岗充满希望地说，“情况要通报好，要打动斯大林，援助再困难，实质性问题非讲不可，要谈就要谈成功。我们各行各业缺乏大量专家，像沈阳机械厂、鞍山钢厂等，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专家是不行的。我们缺乏资金，需要贷款，我们东北至少需要两三亿美元，还有中苏贸易……” 他们到莫斯科受到苏共领导热烈欢迎，安排住在高级宾馆。7月10日，刘少奇、高岗等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接受斯大林会见并赴宴会。斯大林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到门口迎接，刘、高等依次与苏共领导握手，互致问候。宴会准备的很丰盛，桌上杯盘棋布，几色美酒，鲜花点缀。宴会延续达四个小时，刘、高和苏共领导先后依次互相举杯敬酒，场面非常热烈。 会谈都是斯大林亲自主持进行，实质性的问题都由斯大林直接同中共代表团会谈。先后同斯大林会谈六次。代表团向苏联领导斯大林等介绍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和经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关系问题及经济贸易等。 这是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同苏共高级领导会谈。苏共领导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罔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高级将领参加会谈。 在7月11日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全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介绍，提出经济援助、中苏贸易、中苏两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使斯大林对中国的胜利情况有了第一次较详细的了解，斯大林等苏联领导非常敬佩中共的胜利。斯大林当即对中国革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诸如早建国，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还有解决新疆的问题、大连撤兵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他以检讨的口吻说：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干部是成熟的有水平的。他还说，由于苏联对中国不甚熟悉和了解，曾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妨碍了中国革命”。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损失？”他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讲了关于暂缓建国、成立政府的问题，他说他和任弼时“不进政府”。斯大林发问：“高岗同志参加不参加政府？”刘少奇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要担任主要职务。”他又说，建国和成立中央政府，计划在50年1月1日进行。我们想听一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请求给我们建议和帮助。 斯大林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杭州、上海、太原、西安、广州、贵阳等各大城市和大片地区相继解放，解放战争在全中国范围内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所以，他听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暂缓立国的意思后，特别对暂缓建国的问题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你们考虑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考虑了没有？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现在几乎是全国解放，蒋介石政府不复存在，这时不成立政府，使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容易给帝国主义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帝国主义联合干涉那就被动了。他还谈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24国联合干涉他们成立中央政府的往事。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首先承认。他主张通过人民选举人民政府，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斯大林在会谈期间多次赞扬中国党已度过幼年和青年时期，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中国党的成熟是有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干部，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的成熟，苏联人及亚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话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西欧人由于骄傲，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亚洲。他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联联系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他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些义务。“我们共产党人，中苏两党彼此敞开思想，坦率交换意见。” 刘少奇说：“好！好！”高岗说：“开诚布公。”斯大林身子转向高岗说：“高岗同志说的好，开诚布公地谈。你们有什么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我们有什么问题，也毫无保留的讲出来。” 会谈中关于旅顺驻兵，斯大林讲到“历史遗留”问题时说：旅顺驻兵，是为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利益。并说：“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军。”如果中国同志要求撤兵，“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 高岗说：现在中国东北是“两个政权”，有些关系不好处理。他提出：“大连港口，我们也想利用。”斯大林说，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起来，“大连港口为中苏两国所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权”归还中国，撤军还是不松手。因为斯大林以“美国从日本撤军”为先决条件，高岗也不好反驳，认为苏军在旅大驻兵，中方想利用港口很不方便。但政权问题解决了，于是他说，在撤军问题未解决前，我们东北政府，将保障好苏军的供应，并处理好双方关系。斯大林表示同意。 在援助和经贸谈判中，斯大林说，你们要求援助需要哪些援助？最迫切的是什么？可以谈的具体一点……他转身向高岗说：“还是开诚布公吧，对不对，高岗同志。”高岗礼貌地点点头并转向团长刘少奇，以防喧宾夺主。刘少奇就有关政府职能、金融、学校、群众团体等方面，要求苏方解答，并希望派专家、中国派参观团和留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他示意高岗、王稼祥提具体要求。刘少奇首次同世界出名的谈判高手斯大林谈判，显得非常谨慎。 高岗发言开门见山，他讲了我们的困难，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他说，我们全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受到很大破坏，大城市相继解放，还有些地区正在解放，面临最大困难，最迫切的是全面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如东北在日伪蒋时期，工业比较发达，但战后因厂矿设备被日伪蒋破坏、拆卸运走，已不能生产。“恢复生产需要钱。希望苏联政府能给我们贷款，援助我们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他原想将苏军拆设备的事讲出来，因此事斯大林不一定知道，和刘少奇商量，只用“拆卸运走”一句带过。 斯大林说，你要多少贷款？“先贷三亿美元，怎么样？”刘少奇接着说就按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高岗还想多争取点贷款，但刘少奇一说，就不好再说了。 接着商定借款起草委员会，苏方提出由米高扬牵头。中方刘少奇说：“我和高岗、稼祥同志参加。”斯大林建议中方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说：“高岗同志出面方便些。你看呢？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点头表示同意，没说一句话。又不好反问，似有不大满意。周恩来在六十年代说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做法，特别赏识高岗”。实际斯大林的意思是中共代表团这次出国是密访，中国中央政府未成立，为了避免中共是苏联附庸的话柄，以东北政府官员高岗出面，便于对外发表消息。实际谈判经贸等问题刘、高、王都参加。 斯大林向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说：“在《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从外交角度来说，斯大林的意见是对的。 高岗高兴地说：“这样，我就可以在莫斯科露面了，参观一下你们的企业和农庄……”斯大林说：“当然可以。” 高岗以经贸谈判首席代表，胆子更大，思想放开。他说：“中苏贸易急需扩大。”他讲了东北进出口差额很大，即进口600万美元，出口不足500万美元。在全国所有解放区来说，首先和苏联做生意，东北的情况肯定是最好的，扩大贸易，当然第一位是和苏联。 斯大林赞成两国贸易扩大，但是中国外汇有限，他主张以物换物的形式比较简便，可以不用外汇。 高岗认为目前扩大贸易，以物易物对双方都有好处，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以物易物对中国最有利，中国外汇有限，可以不用外汇。但是，他很清楚以物换物，中国只能出口农副产品和原料，按世界市场价格看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与工业品比价相差很大，中国还要吃亏。他的脑子转动快，便说：“以物易物，请贵方多考虑我们的实际困难，要把价格定得合理些。”斯大林即表示同意。 刘、高等同苏方有关部门经过几次会谈，高岗对斯大林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国际主义的精神，他的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自我批评的作风，在高岗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在东北局领导中私下议论说，他提出的要求基本都解决了，就是大连驻军问题，再不好争了，怕斯大林觉得帮你们把日军赶走了，美军来了怎么办，驻军为震慑美国。 其间，刘、高等观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纪录影片，意在显示苏联也有原子弹，不是美国独有。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的情况随时电告国内，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进程加快了步伐。 高岗以东北地区的行政首脑的身份，同苏联政府的计委、外贸等部门谈判了12个月以物易物的协定，并公开发表了以高岗率东北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商务问题的消息。苏联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工业品价格是最大的优惠，最后签订了协定。高岗达到了“非谈成功不可”的目的，非常欣慰。 在访问期间，高岗就中长铁路和铁路部门进行会谈。当时，负责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自称斯大林私人代表)在东北和高岗关系是不错的，但在铁路问题上发生些矛盾。后来，柯写了一份诬蔑中国的长信，说高岗出卖东北。这个问题，在近年的报刊上披露过。师哲是当时代表团翻译。笔者走访师哲老人时专题询问此事，他说这纯属造谣，高岗不懂俄文，他和苏谈判都经翻译，根本没有此事。何况，这么大的事，毛主席也不敢定的，高岗不是灰汉，他怎么敢提出东北划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还说高岗要发一个声明，纯属笑话。“这是给斯大林和高岗栽脏。”他在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的文章，批驳了柯瓦谬夫的造谣。他说所谓高岗所“建议”的两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它不敢或无意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事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中已分析得很清楚。 他说：1949年6月，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上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对建国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到7月，解放战争已告尾声，杭州、上海、西安、广州、贵阳等大城市和大片地区相继解放。此时，不光东北是巩固的后方，华北和西北及华中、华东、西南的大部也已是巩固的后方，所谓为了“使东北成为最后歼灭蒋介石军队的可靠根据地”，岂不是大大落后于形势？这是柯瓦谬夫这样的“政治家”才想得出来！ 他说刘高访苏期间，发生过一点分歧，并不是什么出卖东北的事，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事。刘少奇在会谈中说，建国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高岗认为刘少奇的观点不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当会就提出不同看法，回到住地后和刘少奇同志发生争论。 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谈判和通报，把中国革命胜利的经过、经验和当前形势、特点、任务等，全面介绍给苏共中央全体领导，使苏共较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贷款、外贸、派专家等方面都达到预期目的，取得圆满成功，大家都感到高兴，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最大的荣幸。 中共代表团出访之前，高岗给苏联写了一封信争取援助，经中央批准，直接寄给斯大林。这封信对争取经援发挥了作用。 期间他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经济建设和集体农庄进行了参观考察，看到城乡都在热火朝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干劲冲天，使他非常羡慕。他憧憬中国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并坚定走苏联路，东北首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访苏代表团成员除王稼祥留苏筹备使馆外，其他成员陆续回到东北。高岗提前于8月初回到东北，他回到沈阳知道建国日期提前了，非常高兴，召集东北局领导开会，传达了苏联谈判成功，听了东北人代会准备情况汇报，布置了苏联专家将要来东北后的工作分配和生活供应。此时东北局和政府一些重要工作正急等高岗回来拍板定案。随后，刘少奇带一批专家回到东北逗留一段时间。近年一些报刊说高岗“出卖东北”，刘少奇叫中央提前召回高岗。其实，东北人代会即将召开，他要求先回国的，并无刘少奇叫中央召回的事。 <h3>四、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副主席</h3> 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和米高扬会谈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三权鼎立。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和群众条件决定的。这就为建什么样的国家指明了方针和性质。 高岗于9月中旬到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晚毛泽东召见谈话，盘问访苏情况和通气建国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出访苏联成绩很大啊。要来了贷款，签订了易货协议，请来了专家，得到中苏建交的承诺，拜了师，取了经，又通报了情况，总之成绩大的很啊！” 高岗说：“这都是按主席指示做的。”他接着说，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很友好，热情爽快，和蔼可亲。他对主席评价很高，他说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毛泽东摆手说，这是面子话，别听这些…… 高岗认真地说：“斯大林很诚恳，我看他是说的心里的话。他一再向我们说，‘在你们进行革命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你们，妨害过你们，曾出了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有什么意见请你们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 “你们是怎么回答的？” “少奇同志说，没有妨碍过。”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嘛。”他确实妨碍过我们，我们没听就是了。斯大林没有忘记，抗战胜利后，“苏联给我们打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 高岗说：他已经感到内疚。“他说中国同志讲礼貌的，总是客气。我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的。你们有意见不肯讲出来罢了。” 毛泽东说，他能这么讲，已经不容易了，不文过饰非，善于自我批评，“我看斯大林是伟大的。” 毛泽东将谈话转到建国和政府人事安排上。他说，请你来，是给你通个情况，你们访苏期间，建国筹备工作很快。“中央已决定10月1日建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嘛，政治局已经讨论几次，并征求了非党人士的意见，拟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主席嘛，大家提名让我担任，副主席嘛，由朱老总、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你担任，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认真地听后说：其他人选我都没意见。至于我嘛，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党内还有资历比我老，能力比我强的，目前担任的职务比我高，还有许多老同志，“在他们中选一个比较好。” 毛泽东说，副主席中没有一个北方人，大家提名你，你就别说喽。在蒋介石看来，连我也不够格，但人民看来就够格。听人民的，当仁不让喽。这只是提名人选，但究竟如何，“还要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如果你当选了，你仍在东北工作，“担任原职务，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搞好。东北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来说非常重要。把东北建成像陕甘宁边区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那里解放早，基础也好，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把东北建设好，支援关内，支援全国。这样全国这盘棋就活了。”“高岗同志啊，你的担子不轻啊！”高岗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9月17日，在北平召开第二次新政协筹备会议，出席代表136人，高岗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向会议报告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情况。会议原则通过了新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草案，准备提交全国政协全会讨论通过。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工作，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工作就绪。 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22名代表会聚一堂，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为了防备敌机空袭，会议开幕式在下午7时30分开始。毛泽东以洪亮而纯厚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布：“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顷刻间，军乐、礼炮齐鸣，随之而起的掌声、欢呼声，使这座长期沉寂的古老殿堂淹没在声浪之中，怀仁堂沸腾了。 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只讲18分钟。 会上讲话都很短，高岗代表解放区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扼要阐述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的过程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他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没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说：“现在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关于农民，关于土地改革。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不可分开的问题，是和人民解放军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人民统一战线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就是说，领导农民翻身，是人民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农民占有全国人口的80％，他们受了几千年的压迫，特别近代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如果不领导他们站起来，中国事情就办不好，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坚持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因此，农民才会自觉起来，觉得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踊跃地参军，英勇地作战，不吝惜地支出粮食，负担必须的作战工作。没有农民在政治上并逐步地在经济上的解放，就不可能争得农民来积极参加解放战争。”“解放战争需要依靠农民，建立民主制度也需要依靠农民，如果没有占人口80％的、有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那么，我们要建设民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也要依靠农民的土地改革。显然，如果没有提高占80％到90％以上的人口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我们要真正发展工业和农业，也是不可能的。” 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的丰功伟绩。他说：“工人阶级则不但在这种伟大革命中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在前线上，在生产战线上对于解放战争和克服困难，都尽了极伟大的贡献。”“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国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都是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高岗最后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打败了，过去被敌人分割的局面结束了。当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加紧进行封锁、破坏捣乱等活动，但我们只要继续依靠工人，依靠农民，依靠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大团结，继续有步骤地消灭残余敌人，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粉碎敌人的各种捣乱行为，而且一定能把新中国建设得很好。”他声音洪亮，一口浓重的陕北腔，富有阶级感情做了半小时的讲话，赢得全场几次热烈掌声。高岗的讲话算长的，刘少奇只讲14分钟，最少的是陈毅，只讲几分钟。 在大会发言中，一位代表叫吴奇伟发言末了，举手喊出：“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他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精神紧张，过去喊惯了“中国国民党万岁”，脱口而出这样的口号，使严肃的会场出点差错。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几天里，各小组会场聚集着代表新中国各方面的政治家和人士，热情洋溢，畅所欲言，绘制新中国的蓝图，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为之奋斗的梦想，即将实现了。 在协商讨论中央政府、政务院领导候选人时，有些争议，有人认为民主人士进领导班子的人多了些，“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对李济深、张澜当中央政府副主席有意见，说李济深在福建杀害很多革命同志。四方面军代表对张澜的意见最大，(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时，张是四川省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分头到代表团做工作。有人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中共代表团对高岗当副主席候选人，有人提出从资历、贡献、职务来说，党内比高岗更合适的大有人在，李富春从井冈山来的，就比高岗更合适。毛泽东说：“选高岗为副主席候选人是我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落脚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地区的历史贡献，这是不能以资历来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会议对国名争议很大，何香凝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创造的，国名就不改了。有的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出反对意见，有“人民”就代表民主，难道人民不民主…… 这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文件。大会做出四项决议：即北平改为北京为首都，实行公元年纪，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刘少奇、高岗等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央政府委员会由63人组成。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7名正副主席中，有3名非中共人士；56名委员中，非中共人士20多名，充分体现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高岗认为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流血牺牲夺取江山，共产党人进人中央政府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人数偏少。 会议在晚9点闭幕，朱德作闭幕讲话。 这次会议全体代表吃住在当时最豪华的北京饭店。闭会那天晚上，全体代表在北京饭店聚餐，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等正副主席坐在第一桌，各桌选派代表离坐向第一桌走来向主席、副主席敬酒，主席、副主席也分头到各桌敬酒，气氛热闹非凡。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是个庄严无比、举世瞩目的天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和委员宣誓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方针。会议选举和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务院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还做出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本政府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完毕后，大家都兴高采烈，高岗从投身革命起就盼望着这么一天的到来，他喜形于色、兴奋异常地和大家交谈十来分钟。 下午2时50分，毛泽东主席领头，高岗等几位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分别乘汽车由勤政殿出发，经中南海东门来到天安门后边下车。高岗是正副主席里边最年轻的一个，这年他44岁。他招呼大家并扶着年纪大的走下车集合好，跟毛主席3点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典礼大会。高岗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和几位副主席等都在胸前别有红绸佩条，印上自己的名字，用烫金粉印的，端端正正佩带胸前，金光闪闪。可是毛泽东的佩条不见了，胸前光秃秃的。这次大会还专门请了苏联摄影师来拍彩色影片，毛泽东不别绸条怎么办？可把叶子龙忙坏了，他急派吉普车让钟灵回中南海用手写了“毛泽东”三个仿宋体字的红绸条而代替了烫金印的佩条。 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庄严地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天天安门广场上彩旗缤纷，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54门礼炮齐鸣28响，据说，它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并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随后，30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开国大典宣布结束后，参加庆祝的人群仍不肯离去，拥向金水桥，向城楼上的毛主席欢呼致敬，毛主席向大家招手回礼，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站在毛泽东旁边的高岗心情激动地说：“流血牺牲，没有虚度此生。” 新中国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压迫、剥削，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苦难的祖国被人欺凌宰割的历史再也不复返了。 共和国老根的延安人民欣喜异常，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今后我们誓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大家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并题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还派老区慰问团去延安慰问。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挥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 开国大典时，苏联派了一个彩色电影摄制组，遗憾是影片在制作时失火烧掉一些，受到斯大林的批评。名画家董希文目睹了开国大典现场盛况，他呕心沥血，按当时现状创作了开国大典油画，在创作中曾拜访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国初，随处可见到这张油画，画中每个人面孔基本家喻户晓。六位副主席斜排在毛泽东两边，带着近视眼镜，身着标致的中山装身材高大的高岗，被长须飘胸的张澜遮住半身，只露出侧半身和完整的头颅。 这张油画，随着高岗事件发生而被打入地狱，遭到销毁，董希文也得随着长官的意志修改历史。他接受的任务是很快去掉高岗的像。露出粗糙的画布。建国十周年，不能没有“开国大典”的象征，印制“开国大典”的邮票，高岗像用一盆菊花所代替。刘少奇的问题出来后又一次修改。国庆四十周年前夕，农业出版社出版四十周年大型画册时，无处找到原作，只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一张翻拍照片。后来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原作面貌。近年在参观天安门城楼的“纪念册”和“开国大典”上恢复了历史原貌。 10月2日，高岗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3日，毛泽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举行宴会，高岗被邀请参加。毛泽东说，西北人民特别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要求大家到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界。对高岗说，你让他们在大连、沈阳参观，给他们介绍情况。 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高岗当选为理事。 10月8日，高岗出席周恩来主席主持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的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协商全国政协工作等问题，高岗在会上发言。 10月15日，高岗在中南海为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致贺。 10月中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马明方、杨明轩、赵寿山、王世泰、杨拯民、李景膺、杨志芳等一行20多人到东北参观访问，高岗于10月21日回沈后举行宴会招待参观团同志，并介绍了东北总的情况，还陪同参观沈阳等地的工厂。 高岗在北京开会期间，时任榆林市副市长李志洁看到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非常高兴，便给高岗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曾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高岗在甘肃搞兵运时李资助高活动的友情，并索要《毛泽东选集》。高岗看到信后，即回信： <small>去京开会月余，致信至今始捧诵。欣悉你在榆林工作，甚慰！甚慰！</small></small> <small>深为发展榆林工业、水利、教育和组织榆林人民而努力，为榆林与陕北人民多作贡献。……所需书籍，待(马)明方、(王)世泰同志返回西北时带到西安，再设法转上。</small></small> 高岗对马明方、杨明轩等托捎书时说：“我跟李志洁是患难朋友。这个人很够朋友，可以给工作做。”马明方将《毛泽东选集》带转给李志洁。 抗美援朝开始后，李志洁再次致信高岗，要求到东北参加抗美援朝工作。高复信：前方后方都一样，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样为保家卫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苏联按7月会谈承诺，向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增强了新中国的威望和国际地位。 12月初，毛泽东同志首次到莫斯科访问，期间还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在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东北局人民政府领导到车站上车迎送毛主席，高说：“我送你到满洲里国境线，再回来。”毛说“不必了。”高说：主席注意身体，苏联比中国寒冷得多，早晚要加衣服。汪东兴问高岗：已通知的几条纪律通知了，高说：“通知了”。 毛泽东这次出国乘坐的专列，在当时是最高级的，据铁道部滕代远回忆说，是美国赠给蒋介石的列车，蒋介石还未坐一次，只宋美龄坐过一次，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列火车是按南方气候设计的。列车进人严寒的东北后，暖气管子被冻坏，一时修不好，车厢内很冷，行驶也很慢。毛泽东对随身警卫说：“看来美国人出的这些东西也不灵啊！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什么都好，月亮是圆的，我历来不信。”“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比老牛车还慢，我已准备冻成冰棍喽！”专列到达边境满洲里，由苏联派出列车和斯大林的卫队长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专程来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到莫斯科。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950年1月中旬也到莫斯科。高岗积极协助中央选调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绝大部分是东北有关部门的领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和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长常彦卿、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等，几乎全部是东北人民政府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和从东北调回中央不久的叶季壮(中央贸易部长)、伍修权(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长)，讨论协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长铁路共管的问题，旅大的问题，在各大城市互设领事馆的问题，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新疆的问题以及经济建设等。 2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3月初高岗、罗瑞卿、滕代远等专程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访问归来到哈尔滨。毛泽东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短暂停留，高岗陪同毛泽东视察了工厂、学校等，接见了地方干部。在沈阳铁路宾馆毛主席召集东北局有关领导会议，听取了高岗就东北工作汇报。毛泽东对东北工作很满意，他特意了解了航空学校的情况，考虑建立空军的构想。 毛泽东在哈尔滨、沈阳期间，黑龙江省委、东北局设盛宴招待。毛泽东批评高岗等东北领导铺张浪费。他走进餐厅看到摆满餐桌的丰盛食物，脸色沉了下来，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气色。在就餐时，只吃了些简单的蔬菜，喝了点红酒，吃点米饭，高档菜一筷未动，让随同毛泽东从苏联来的越南党领导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放下碗筷，开始吸烟。饭后到会议室，对高岗和省委等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应黑龙江省委的请求为干部题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发展生产”，毛泽东到沈阳在东北局、辽宁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他肯定了东北工作后，他要求东北局“要把东北建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要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又次指出铺张浪费的问题。他说，这次和恩来同志等路过东北，主要是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工业情况，发现浪费很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他对高岗等指出：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做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做表率…… 周恩来在东北局会议上讲话中对东北工作成绩给予肯定，指出：东北对全国解放、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贡献。 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安全问题，东北局和公安部、铁道部作了周密部署。周总理向滕代远交待：“全党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据资料记载，12月6日，毛泽东从西直门上车，途经的沿线摆了3个军的兵力，亦相当机密。沿路几十米地派有经过挑选的武装人员和民兵站哨、护路。据后来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的某同志说，他当时是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冻的真够呛。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两边，每隔50米左右，部队和民兵昼夜轮流看守。警戒撤销后很久，才知道火车上坐着毛主席回国。那次，公安部长罗瑞卿挨了批评，毛泽东刚出行到天津站，就发现道旁撩两颗手榴弹，杨村桥墩(天津段)上还发现一包炸药。周恩来说：“怎么搞的。”立即命罗瑞卿追查，所以，返回时搞得更神秘。毛泽东返回时，长春郊区数里铁路干线破坏扒开，亡图制造列车颠覆，发现后及时修复。致使安全保卫工作更为警惕。高岗陪同毛泽东的专列到长春站，正好是中午，转乘轿车往下榻的地方走时，沿大街小巷看不到人影，毛泽东便问当地一位领导：“为什么街巷一个人也看不到啊！”回答：“现在正在吃中午饭。”毛泽东意识到是搞戒严，便说：“噢，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啊！”“你们是在说假话，搞戒严了，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建国初，暗藏的敌特分子非常猖狂，尽管严密封锁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仍被暗藏的敌特分子和电台侦知，没有放过难得的机会，毛人凤在台湾遥控指挥敌特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投放炸弹炸药，扒铁路均未得逞。 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动身回国时发表了讲话并发布消息，回国途中安全更为重大。为了确保安全行车，26日深夜有三列火车开出满洲里，为迷惑敌人，第一列是空车轨道开路，第二列是担任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高岗和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的车上，3月14日，毛泽东等安全回到北京。 第二篇 高岗在东北 第二十章 发动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巩固政权，扭转财政困难，加强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高岗在东北地区率先发动了爱国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给予资产阶级的进攻以沉重打击，也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实质是一次打退资产阶级从经济领域向新生政权猖狂进攻的革命。毛泽东说：“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对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下。” <h3>一、增产节约为国家积累财富</h3>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爆发后，东北边防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军委做出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调集20多万兵力和原驻东北的20多万军队，组建了边防兵团。同时加强了东北地方兵团建设和特种兵的建设，兵力和经费急剧增加。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东北地区不仅承担地方兵团的后勤供应，开赴朝鲜参战的志愿军供应亦由东北负担。军费支出占东北总经费的一半以上。由于朝鲜战场后勤供应有保障，使志愿军勇猛作战，连战皆捷，迫使敌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为保证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经费，高岗及时提出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实行了一边支援打仗，一边建设经济的指导方针。他亲自领导了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召开委员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作的《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建设强大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5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有东北人民政府及各省市主管工业的行政、党务、工会、青年团领导和一些重点企业的主要领导等380多人。高岗作了《为增产五百万吨粮食财富而奋斗》的报告，并做出相应的决定。 东北地区积极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爱国增产节约运动首先在东北地区的工业系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然后在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逐步展开。 在运动中，由于各级领导亲自负责，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的积极努力，在短期内取得重大成绩。东北局关于增产节约的通报指出：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认识到增产节约运动是发展工业，巩固国防，争取抗美援朝胜利与建设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道路。通报说，广大工人在算细账后说：“高岗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再晚一年，不知咱们又犯多大的罪，给国家浪费多少财富！”有的工人给高岗写信说：“打一鎯头，烧一块铁，都想到对国家的责任。”沈阳等城市许多工厂中的工人“从班组到个人都备有增产节约的贡献本子，每天记录着增产节约的成绩，随时准备向毛主席、高主席献礼。” 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技术改革工作。广大工人为完成自己的增产节约计划，传授技术，学习技术和献计献策活动空前高涨，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和提合理化建议运动”，仅沈阳市的各厂提出并实现了合理化建议达几千件，克服了生产上的许多困难，推广了许多新技术，创造了许多新纪录，实现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增产节约的计划。同时，认真地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东北地区各厂矿企业党委、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技术员、职员，根据高岗的指示，主动地、有计划地深入车间，研究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改善和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 到10月，全区已取得增产节约1000万吨粮食价值的成绩，为国家增加了巨大财富，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经济建设。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的严重问题。 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取得重大成绩，捷报频频飞向北京，高岗在东北高干会上的讲话报送中央后，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1951年10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高岗汇报了东北精简机构、增产节约运动的成就，并经过讨论一致肯定了东北的成绩和经验。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学习、推广东北的经验，在各条战线上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其内容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增产节约，准备国家大规模建设。 10月下旬，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陈云副总理代表政务院向大会所作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报告中，对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给予极高评价。他指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他说，东北地区今年单从经济方面提倡节约和增产，就创造一千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果我们从全国范围的一切方面都实行节约，就可以找出大批的钱，用到经济建设投资和国防建设上去。《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新华月报》等发表和转载了东北局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和有关经验。 在党中央号召并转发了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推动下，一个规模巨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在全国城乡展开。在中央的鼓励支持下，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乘胜前进。 10月26日，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报告，突出强调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分析、总结前段的形势，肯定了成绩，指出了运动中的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布置了后几个月的任务，使运动健康地、深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 12月3日，高岗关于工矿中车间开展节约情况，向中央、毛主席作了报告。14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政府工业部门、工会党组。批示： “高岗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关于在工矿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企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执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东北增产节约成绩辉煌，到年底增产节约完成1600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比原计划翻了两番。 1952年5月初，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及厂矿的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为完成国家工业生产计划与增产节约八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和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会议上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的指示，被中央及时转发各中央局，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对全国经济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高岗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高度赞扬了1951年增产节约的成绩和劳动人民、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他说，去年东北国营、公营的工业中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一千六百万吨粮食巨大财富”。并提出：今年能够开展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国家增产节约更多的财富的任务。他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1952年经济工作总方针、工业方面的任务和实现任务的有利条件，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几点要求和政治工作的任务。 他在报告中讲到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时说：“八百万吨粮食，将近东北全体农民去年粮食总产的一半。”若用以投资建设工业，可以建成发电能力10万千瓦的火电厂7个；或者建成年产母机2650台的新型机器厂1.8个；或者建成年产3万辆拖拉机的工厂4个；或者建成年产30万千瓦的透平发电机制造厂3个；或者建成具有5万纱锭和2000台布机的纺织厂15个。若用以改善职工福利，则可以建成500万平方米住房；或者修230所每个有500床位的医院；或者换1443万多尺灰斜布。如果用于充实国防力量，则可以购买3300架战斗机，或者购买5600门大炮。 他通过举例算账说明增产节约的社会、经济意义后，强调指出，应当大张旗鼓宣传今年的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他要求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形成一个深入人心的群众运动。”要在“全东北范围内普遍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东北局在此期间，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从五月份起开展爱国主义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把工作重点转到生产和基本建设上来，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职工群众明确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重大意义和“三害”、“五毒”的危害性，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指出：厂矿车间和工程单位组织动员全体职工动脑动手，想办法，出主意，找窍门，制订单位和个人的计划、措施及执行的方法等。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中，实行分类指导，分级负责；以工业系统为龙头，先行一步，做出成绩，总结经验，带动了一切事企业部门和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紧缩开支。由于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各地涌现出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改进生产技术，推广运用先进经验，不断刷新生产纪录。1952年取得增产节约1620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比原计划超额一倍多。城乡结合，工农团结一致，为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做出卓越贡献。农村在互助组和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数千万农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改进耕作技术，全区推广了肇源县的增产经验，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 <h3>二、“亲自动手”发动三反</h3> 随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东北各地暴露和发现大量的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高岗审时度势，1951年8月，适时地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整顿党的作风和增产节约、三反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者前后交叉互相配合，互相推动。 延安整风期间，高岗聆听了毛泽东主席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告戒“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借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详细地论述了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途中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50年春毛泽东访苏后回到东北，批评高岗等铺张浪费，对他触动很大。他对毛泽东主席的谆谆告戒记忆犹新，并重新学习：李自成“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没有多久，李自成“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使政权从明王朝夺回来，又断送给清王朝宰治了260多年。毛泽东的教导和李自成悲剧历史，对高岗教育和影响很深。他针对胜利后东北党内产生的骄傲自满和享乐腐化的问题及毛泽东“决不当李自成”的教导，及时地亲自发动“三反”运动，用群众的力量，对于资产阶级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违法活动，给予粉碎性的打击。 8月底，东北局召开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针对增产节约运动发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在会上作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他说，我们党经过30来年光荣、伟大、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党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巩固自己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毛主席的光荣，党的光荣，无数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同志们的光荣！他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等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恰恰相反，随着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肩负的责任是愈加重大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说，今后的任务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才能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将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才能将我国的社会制度逐步地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所奋斗的目标。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全面地、恰当地分析了东北地区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他说，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的机关、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而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的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是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坠人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队伍，妨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彻底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 他指出，有些共产党员“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盗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蜕化分子，为了掩盖其卑劣行为争取“同盟者”，正在制造各种借口，如说：“由乡村转入城市，为适应新的环境要讲究一些”，“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应酬”；“机关家务是我们搞生产弄来的，个人用一点不算什么”，如果批评他们，他们说别人是“农村观点”，“注意生活小节”。他们害怕民主，他们利用种种“理由”来压制与打击群众对他们盗窃行为的批评与揭发。 他说，某些党员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地主、买办、封建官僚与其他非工人阶级的观点和作风；有些人认为夺取政权是革命胜利的“尽头”，不认为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因而，骄傲麻痹，在“政治上丧失警惕”，敌我不分，无原则地任用私人，把反革命分子也拉进革命机关来。他指出，东北人民政府有一个部长，不经组织批准录用了16个亲戚朋友为干部(内有4个叛党分子，3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个逃亡地主)；还有一个副局长，私自介绍6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亲友到他单位工作，并委以科长等职务。沈阳市政府有个局长，把一个有血债的犯人委以工程队长(后被处决)，还包庇重用有严重问题的人。有些党员干部忽视政治，不愿过组织生活，不重视理论学习，甚至有的拒绝做党的工作，不当支部书记。他大声质问：“这些人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到哪里去了？” 高岗把上述问题的性质提到政治高度原则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党内来。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它是腐蚀党的毒素，是党与人民的敌人所喜欢的东西，如不及时克服，任其发展，将会腐蚀党的战斗力，并使党的事业无法前进一步。“必须组织全党同这种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对上述严重问题发生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这种严重现象能在革命队伍中存在，除了一些不纯分子混入党内，在人民政府中留用了不少思想上未经彻底改造的人员外，还有较老的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享受思想的发展，特别应指出的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组织不严密，马列主义教育不够，检查工作很差，因而对上述思想倾向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对于贪污分子，采取“慢慢地教育他们，不要着急”的姑息态度，这就给那些贪污蜕化分子以可乘之机。 他接着指出，东北一级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他说有些机关和领导，沾染了浓厚的官僚主义习气，注意形式的装璜，美国、英国的汽车多起来了，送礼请客多起来了。似乎不坐美英汽车就不能工作，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开会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至于说到工作，就不如对汽车、请客那样“积极”。他说，东北人民政府的一个机关，一件渔民组织工会的法令，在机关中旅行了四个月后才公布。我们一个部队的参谋长经过他自己签发的一个命令，既不加检查，而且连这个命令也忘了。有个飞机场的场长报告说：“据报机场被水淹”，其实机场没有水淹，这个场长住在飞机场里还要“据报”呢，官僚主义到了何等程度！至于机关随便添人，添家具，随便接家眷，雇保姆的更多了，不爱惜公物达到惊人程度。某些机关中的形式主义，敷衍搪塞、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滥发文件、表格，不检查，不解决问题，“以致把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变成了没有生气，没有创造，谈空话，滥发号令的官僚机关的事实，也不胜枚举”。 “这些官僚主义者，对盗窃国家财产，侵吞公产的事实，简直是熟视无睹，他们从不对这些罪恶行为加以起码的检查和追究。”允许盗窃国家财产，允许贪污浪费的胡行，就是允许破坏国家的物质基础，允许破坏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高岗揭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表现、性质、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后，提出两个“肃清”，四条措施。两肃清是肃清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肃清贪污蜕化倾向。四条措施：一，在所有机关中，开展一个群众性民主运动，来揭发本机关内部的以及有关部门和一切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蜕化的思想行为与官僚主义的作风。运动由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号召犯错误的自动坦白改过，号召群众揭发检举，使全体人民认识贪污蜕化是革命队伍中最丑恶的行为，认识这种思想与行为对于党和国家的危害性，使大家了解“大敌当前，有打倒之必要”，从而使贪污蜕化分子在革命队伍中无藏身之所，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空气。各级领导机关负责同志，要以“坚决的态度，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健康、事业前进。”要使这个运动开展好，必须同整党教育联系进行，使党员明白，贪污蜕化所喜欢的东西，正是我们反对的东西，他们所憎恶，所害怕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加强的东西。二，运动中揭发与检举出的证据确凿的贪污蜕化分子，要严肃的处理，任何迁就与原谅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革命的罪恶；如果不这样，就等于放纵坏人，鼓励坏人做坏事。他告戒，在贪污蜕化的人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悔过自新，重新为人民工作；一条是继续坏下去，为党和人民所唾弃。何去何从，须要他们自己选择。三，在处理贪污蜕化分子时，应表扬奖励那些有高度事业心和创造性，廉洁奉公的模范人物，并提拔起来，藉以申张正气，肃清歪风。四，对各机关的工作和领导作风来一次严肃的检查，向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开火，它是贪污腐化这种毒苗之所以能够滋长的温床。 高岗为借用革命导师的权威增强他的报告的重要性，引用了大量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蜕化和损公肥私的论断。 高岗的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一致赞扬是适时的，重要的，表示坚决贯彻执行。 这是一次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补偏救弊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会议，寓增产节约运动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并在东北地区首先搞起来，并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部署了任务，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赞赏的“新开辟的一条战线”，“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革命运动。 9月6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从9月初起，高岗发动的伟大的“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雷励风行地”展开，声势大，范围广。斗争先后在东北大区机关和省市一级机关展开，并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由于各级领导按高岗的指示，“机关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三反”运动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斗争成果。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高岗亲自深入检查指导。 为进一步推进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深入发展，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又作了题为《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对三反运动进行再动员，再发动。会上传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精神。他首先肯定了两个月的成绩。他说三反斗争，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倾向，提高了干部与群众的觉悟，揭发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培养了干部和积极分子，机关开支大大紧缩。他说，由于“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洗掉了我们机关中的不少灰尘，加强了领导，提高了群众”，发现了工作中的问题，大大推动了工作前进。 高岗在报告中，对三反运动概括了6条经验，指出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两个月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不肃清，“不但断送了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无法积累资金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他指示：要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事业心和积极性，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提出，内部往来不准请客送礼，不准购买沙发和地毯等，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他号召：“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全国政协会议精神和高岗的指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进一步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党中央适时地推广了东北地区的经验。1951年11月20日中央批准了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转发的报告写了批示：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高岗在报告中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五亿(旧币)人民币；铁路系统积压价值千亿元的材料不作处理。”他在报告中指出：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大量事实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来往纪律，坚持贯彻在运动中所制订出的各种制度。《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先后发表和转载了高岗在8月和10月的两次报告及东北有关经验材料。东北暴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问题。仅东北一级机关中，贪污在百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占全体工作人员15——30％，其中党员占10％，有些是科级以上干部。有一个省查处贪污千万元以上的党员干部500多人，其中有科级以上干部占13％，浪费极为严重，估计等于7年工业的全部投资500万吨粮食的价值。如此严重的浪费不加以制止，将使工业化积累资本必然成空话。我在走访张秀山老人时，他说：“三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场恶战，是经济战线上的一次辽沈战役”。东北局为“三反”彻底，提出几条标准，即揭发和严肃处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提拔和表扬了好的干部；教育和提高了群众觉悟，杜绝了贪污浪费，建立了各种制度和贯彻整编等。这几条对东北三反、整党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东北地区的“三反运动”给全国敲响了警钟，提供了经验。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系统地介绍了东北地区开展三反斗争的经验。社论说，在两三个月前，“东北人民政府就注意了这种不可容忍的现象，并开展了全区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八月三十一日，高岗同志在东北局各直属机关干部会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高岗同志号召东北各个机关和各个部门，展开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根据高岗同志的指示，从九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即先后在东北一级各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揭发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加强和提高了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而贪污现象大为减少，机关开支大为紧缩。这就使许多参加工作不久的干部深受感动，改变了过去‘看不出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的思想，认识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措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欣喜地看到‘中国真是前途远大，无限光明’。” 社论说，从东北地区所发现的贪污事件看，“贪污现象在经济工作部门内是比较严重的。例如沈阳市在反贪污斗争的第一阶段，仅工商局各专业公司及其他单位，即揭发、批判并初步处理了三千六百二十九人程度不同的贪污行为。” 社论指出：“我们全国人民正在热烈响应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指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国各地都应该参照东北区的经验，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斗争，努力根除这种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罪恶现象。” 社论还强调指出：“根据东北区的经验，要把反贪污斗争坚持下去，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为此，应该吸收一切党和非党群众参加这一运动。第二，必须由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并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作不好，再作第二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必须着重思想领导。第四，必须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提高，领导机关应及时提出新的指示，并总结经验，以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第六，各单位应由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社论最后说：“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12月1日，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坚决斗争，东北的党已在这方面走在先头，他们的经验可供全国仿办。”决定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11月和12月，先后亲自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开展三反斗争的重大意义，明确规定了斗争的方针与政策。11月30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中指出：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12月7日，政务院举行114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席卷全国。 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查，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为督促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在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致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2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协机关协助政府，大胆地检举贪污浪费，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盗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肃清反动的国民党作风的影响，树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扫清道路。 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团拜会祝词中号召：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下，参照东北经验，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神洲大地雷厉风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据资料记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人(不包括军队)。全国共查出贪污并定案的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120多万人，其中有党员19.66万人，贪污赃款赃物总值6万亿元。有4.5％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在运动中共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10.5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0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死刑的42人，判死缓的9人。判死刑的最高职务的有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市长张子善。有两万多党员被开除党籍。 东北在高岗的领导下，首先发动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新开辟的这条战线并取得伟大胜利，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为国家创造和积累财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风清弊绝，改造社会，并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污毒洗刷干净的社会改革运动，表现了他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魄力，敢于碰硬，真正做到了从高干抓起，从严治党，从严执政。没有极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没有为党为国长治久安的觉悟，没有远见卓识，执政能力强的党来领导，是做不到的。 在运动中清理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清除了党的肌体上的腐败毒瘤，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对于建设为政廉洁高效、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保证国家事业特别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全东北乃至全国形成健康的、革命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也起了重要作用。 <h3>三、“五反运动”痛击资产阶级</h3> 随着增产节约和三反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揭发、清理和审结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使用的手段，跟社会上不法的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查出贪污浪费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旧社会的留用人员和同他们的影响有关。这就充分表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有所发展。 东北地区在解放前，工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初解放时，公营企业很少，除铁路、矿山和没收日伪、汉奸、官僚资本家的钢铁、机械工业外，大多数企业仍是资本家和私人所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历史原因，解放时，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国家同私人工商企业是加工、订货、代销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购买力也相应提高，私人资本家加工、订货、代销量日益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大发展。以沈阳市为例，1948年底只有私营工业6500多户，到1949年增加到11750多户，1950年增加到15700多户，1951年增到18400多户；私人工业职工1948年只有26000多人，到1949年增到47500多人，1950年增到66200多人，1951年增到85600多人。私营商业1948年只有11000多户，到1951年增加将近一倍，销售总额增加将近两倍。东北的发展是符合《共同纲领》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符合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私营企业的快步前进。 东北地区从1949年开始调整工商业政策，比全国提早一年多。东北党和政府在调整工商业政策中，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和教育工作提到日程上，从各个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加以限制。这样，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法资本家在近几年特别抗美援朝开始后，乘着加工订货等机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出于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本性和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竭力摆脱国家的限制，违法活动日趋严重。他们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党政干部和工商业资本家加工、订货和承包工程等接触增多的机会，采取各种卑劣手段，腐蚀了一些国家干部，引诱和助长他们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而落水，同时严重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破坏抗美援朝。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内部，特别是经济部门内部大放“五毒”，进行贿赂、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实行猖狂的进攻。三反运动中，高岗亲自指导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进行调查，发现私人工商户中，有70％以上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错误和罪行，偷漏的税款将近一半，只收回应缴的税款不足52％。不法分子采取设置假账，伪造单据，不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办法，隐瞒真实业务情况，大肆偷漏国税；在承包国家工程、承办器材和接收加工订货任务时，采用以次顶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虚报成本，提高价格，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等手段，大肆盗骗国家资财。特别令人愤慨的是，不法分子在承办抗美援朝的军用物资中，用旧油桶皮做军用铁铣，一铲就卷；用方铁制镐，用废次胶制军鞋，一穿就裂，还高价卖给志愿军。更严重的是，用坏鸡蛋、胡萝卜粉掺加蛋粉，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牛肉制作罐头，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送到抗美援朝前线，严重危害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安全，在战争中因用了染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和坏疽菌的急救包的感染，使一些不该残的战士致残了，不该牺牲的战士牺牲了。高岗是抗美援朝后勤供应总负责人，在调查材料中发现以上问题，使他对不法分子深恶痛绝。 资本家还采用“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段，在国家经济部门安插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如贸易计划、产品运销、物资储备、调拨，有关经济政策变动和人事安排等等，都成了他们窃取的范围，以便伺机破坏市场和价格。为了使偷漏国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的活动得逞，资产阶级大肆施放“糖衣炮弹”，用行贿的办法，拉拢、腐蚀、收买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意志薄弱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是广拉关系，吹捧拍马，称兄道弟，请吃请喝请看戏，请打牌，请跳舞，建立所谓的感情。然后送东西，先送食品、衣料服饰，后送高级商品，满堂家具，大把钞票，或送佣金，回扣、干薪、干股。一步一步把干部“拉过去”打下水。有的资本家在自己企业里专设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有的吹嘘他的企业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到他们企业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在资产阶级“五毒”的袭击下，不少国家干部吃了败仗，蜕化变质，甚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告戒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从以上看出，“五毒”俱全的不法资产阶级猖狂到何种程度。东北局在高岗的领导下，从1951年11月开始，发动了向资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领导权的斗争，投机资本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阻力很大，特别是来自内部的干扰阻挠和党内的右倾思想的危害，给这一斗争造成很大困难。 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捍卫党的纯洁性，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高岗亲自几经动员，并亲自批发了揭发资产阶级施行“五毒”的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教育，促使广大干部清醒起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报告中，针对“三反”运动中东北地区党员干部在思想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进一步发动了反对党内右倾思想和“五反”运动。他在报告中指出：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是有成绩的。去年至11月统计，已增产节约价值1458万吨粮食的财富(至年底1620万吨)。在三反斗争方面也是有成绩的。他说：“这个斗争暴露了党员干部思想中许多严重的问题，使我们在领导工作中更加清醒地认识资产阶级是如何猖狂地采取新的花样来侵蚀党的队伍，党内右倾思想是如何地在增长。”“为了更深入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从思想上挖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根源，就必须认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严重危害，并加以坚决的克服。不这样做，不仅不能贯彻中央‘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而且会使我们已得的成绩也不能巩固。” 他说，东北地区党内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早已向全党发出警告，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东北局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曾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对于党的侵蚀，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还是有增无减。 他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以及在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的原因。他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将工作重点转入城市，转入经济建设，因而与资产阶级的接触日增(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资产阶级一面承认我党的领导，一面则在各方面尽量扩大其思想影响，并采取各种新的方法和形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全国的胜利，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人中发生了错觉，产生了若干糊涂思想，他们以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是意味着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加剧，而以为是阶级斗争的缓和。他们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让步，欣赏资产阶级的捧场。至于有些党员本来出身资产阶级的，当然更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其中少数人，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盗窃国家财富的叛徒了。我们党内工人阶级成份的薄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不够，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政治倾向的批判不够，都加重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的危险性。” 他说，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方法是两条：“拉过去，派进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拉过去’就是腐蚀我们的干部”。在三反中已经发现干部中贪污现象是严重的。“这些贪污事件，特别是财经机关和企业中贪污，绝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勾引下进行的。”在资产阶级勾引下，“这些贪污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构、人民企业中的暗盗。他们盗卖商情、盗卖资料、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本家追逐暴利。”他说，资本家为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长春税务局一个职员每月挣私商九百分(当时是供给制，干部工资以分数领钱，900分要高出一般职员月薪的几十倍)，一次即包庇7户私商漏税一亿二千万元(东北币)。资本家对他说：“公家如果开除了你，我养活你。”高岗说，资本家同时和这些贪污分子订立合同，规定“各守据点，掉头不谈。谁也不讲谁，攻破谁算谁。” 他说资产阶级腐蚀党的另一手法是“派进来”。据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吉林的材料，我们的国营商店与合作社有相当多的人员是资本家派进来的。他举例说，大连百货公司有6个营业组长都是大商人，该公司1300多人，其中1200多人是经私商介绍和招聘的。该公司管理物价的共35人，其中有12人受贿。“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报员，物价一变商人即先知道，并争先抢购。”这公司钟表部组长，是大连有名的钟表商，在被聘任组长时与公司订立条约言明：一不参加会议；二不参加学习。任组长后以自己商店的坏钟表，换走公家的好钟表，甚至把人民为抗美援朝捐献的好表也换走了。大连的粮食、土产、花纱布等公司的营业组长都是旧商人；也有资本家派其子女、亲戚、亲信钻进国家商店或合作社。高岗严厉地批判说：他们进来不是为国家商店和合作社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一些地方的国家商店与合作社被其篡夺领导，倒换货物，偷窃商情，囤积居奇，扰乱市场，把国家的企业机构，作为资本家盗公肥私、投机牟利的工具。而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资本家这种阴险恶毒的办法，却失去知觉，甚至还有这样糊涂的同志，认为‘资本家真开明，连自己的商店都社会主义化了！’‘资本家会做买卖，懂业务，我们必须依靠他们。”’ 高岗在报告中郑重指出：“依靠资产阶级，就会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大众，就会亡党亡国。” 他说，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竭力壮大与搞好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天天盘算“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更有甚者，则要当商人和工厂老板，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让私商占便宜。还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级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家庭、通过亲戚，投资私人商店、工厂，为自己谋利。他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受到国法党纪制裁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应该赶快回过头来，向党坦白，改正错误。”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对执行政策的右倾表现指出五点：一、在贸易政策上，对私商向国营商业把握地盘和投机违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帮助，而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业务则很不积极。这就助长了投机商活动，抬高物价。二、对于委托资本家加工和订货时，资本家偷工减料、获取暴利和勾结公家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惩处。三、在税收政策上，商业税轻于工业税，而行商税又轻于座商税。这就助长了资本家投机倒把活动，将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座商转为行商。四、在私人企业中工人运动政策上，对虐待工人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令行为，很少制裁。有些劳资协商会议，沦为资本家蒙蔽国家、蒙蔽工人，偷工减料，投机漏税的工具。五、无原则地提倡私商联营。他说，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思想缺乏严肃的斗争，忽视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在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上滥用私人，使不少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各机关部门，对于留用人员和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人员，放弃了思想改造和政治领导，致使各种敌对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由泛滥而无人过问。 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高岗要求“应把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力量与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犯法行为，予以彻底揭露、处理。”各城市必须迅速召开协商委员会、人民代表会和工商业者的会议，在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之后，号召他们限期坦白和检举；凡坦白彻底者，重者减罪，轻者免罪；检举他人者以功折罪，证据确凿而不坦白者，加重处罚。他对处理的原则在报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高岗针对前段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不彻底的和未动的三种情况，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未动的单位迅速布置，五天之内行动起来，否则那些单位的首长一律撤职。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带领一批得力的干部组成检查团进行检查，各省要抽出力量帮助和检查所属的县。要少发文件，少开会，少坐机关，深入下层，面向工厂、农村、商店等基层单位。 他最后要求运动要做到严肃，对贪污浪费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判处徒刑，甚至枪毙。并宣布处理了几名领导干部。同时，表扬了一批搞得好的单位和领导干部。 高岗这个报告极为重要，他及时根据各方面暴露的许多严重问题，精辟阐述了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把运动适时地引向反对资产阶级施放“五毒”侵蚀党的斗争，指明运动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处理的办法，在东北地区首先掀起“五反”运动。中央及时转发了高岗的这个报告，《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等报刊发表和出版了高岗的报告，推动全国的“五反”运动蓬勃发展。 东北地区根据高岗指示，首先在城市发动群众，团结工人和市民，形成统一战线，向违法的资本家展开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的“三反”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先后交错，互相推动，互相结合，赢得了辉煌胜利，从政治上孤立了资产阶级，巩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4月基本结束。5月13日至20日，东北局举行全体委员会，会上高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会议根据高岗的报告，着重地讨论了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和加强经济建设工作等问题，并作出了有关的决议和指示。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和收获，分析了东北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猖狂进攻的情况和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任务。 高岗指出：“三反五反斗争的意义，在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最根本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清除障碍和准备条件，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并为将来胜利地转入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关于这一运动的收获，高岗说：“‘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制止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活动，保证了共同纲领的贯彻。‘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制止了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增强了廉洁奉公的观点，改变了国家机关中若干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丰富了整党的内容，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更加纯洁和巩固了，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工人群众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新的俭朴、节约风气，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主人翁的自觉性。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活动、贪污分子以及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将由此而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监督。数千年来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将由此而被清除。 他说：“‘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是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胜利后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东北地区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盗窃性和投机性的具体表现。他说：东北所有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普遍地偷税漏税外，几乎都是依靠盗窃国家财产发展起来的。他们曾经勾结国家机关内部的贪污蜕化分子，大量地盗窃或违禁倒卖国家企业所生产并为国家所控制的资财，转手又以高价卖给国家；他们在国家所委托的加工和采购中，大量地掺假作弊，偷工减料，骗取非法暴利。因此，私营工商业中的某些企业才得以一跃而为“暴发户”。他们极大的投机性表现在他们不依靠改进经营方法获得正当利润，而是依靠投机倒把牟取非法暴利；他们用非法手段攫取的暴利，不是投资于工业建设或扩大生产和正当经商，而是购囤黄金，或分散转移，或投入投机商业市场；他们经营工业的兴趣少，从事商业投机的兴趣大，有不少的工业资金转向了投机商业。在经营工业中，他们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保持产品信誉而是以“捞一把”为目的；商业中的许多业主根本不从事于固定的行业，而是什么利大就钻营什么。他们为了掩盖这种违法活动，经常改换工厂或商店名称；门面瘦，暗库肥；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以至名为工业实为商业、名为坐商实为行商等等。 高岗指出：东北地区的不法资产阶级分子这种盗窃、投机活动，是以国家经济机关和国营企业为主要进攻对象，因此直接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除了经济上的进攻外，他们还采取思想侵蚀和组织上渗透的方法，向共产党、工人阶级内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攻，企图以此来削弱以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高岗在总结报告中，根据三反五反中暴露的问题，指出：全国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若干组织和不少党员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党和国家建设事业。主要表现在：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机关和各工作部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党在城市的若干组织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极为薄弱甚至软弱无力，以致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乘机蔓延；有一部分干部蜕化堕落，败坏了国家财政纪律，损害了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变质分子在不法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下，更与他们内外相呼应，沦为大量吞噬国家财富的盗贼。 高岗在分析了产生上述情况的几个原因后，在报告中指出：巩固和发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其决定的环节在于搞好经济”。他扼要强调了加强经济工作的几个关键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及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等问题。他说：“今后必须在各方面经常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并把与侵入党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当作一个长期的、重大的政治任务。”他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正确处理贪污分子，清洗坏分子出去，交待干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审查干部，完成整编；大量提拔和培养新干部，积极发展新党员，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 全委会一致同意高岗的报告，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大家发言充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致认为三反五反运动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击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推进了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改造事业。“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巩固了和纯洁了党的组织，大大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东北局全体委员通过对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更加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为全国做出表率。 第二篇 高岗在东北 第二十二章 “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 东北解放不久，东北局及政府、军区机关于1948年12月移到沈阳，对中国第一个大解放区的政治形势全面地施行控制。在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领导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建立巩固的政权，经受了考验。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高岗及时提出：“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他说，要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强有力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和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建设目标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带领东北党加强政权、国防、教育与党的建设。高岗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他领导东北建设，蒸蒸日上，已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见建国初出版的《新名词辞典》)。 <h3>一、强化东北人民政权</h3> 高岗在政权建设上，主要抓了政权职能转变，即由战争转为经济建设；抓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大力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抓干部作风转变。 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建立各省联席会议(后改为行政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为东北解放和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东北局曾经作出决定，在适当时期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 1949年3月，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原来的9个省，合并建立为6省4市，重新建立的省有：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吉林、热河；4个直辖市是：沈阳、大连、鞍山、本溪。重新划分省市行政区划，更集中和加强各省市领导，提高了工作效能，并为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创造了条件。 为东北人民政府制定施政方针。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8月下旬，东北地区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代表东北局向大会提出了东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建议。在建议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已经根本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现各路大军正在西南、西北扫荡残敌，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了。 他说，解放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来说，是个护身法宝，万万不可弃置不用。” 东北是全国最先获得全部解放的地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以及官僚资产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的任务，业已基本完成。在这个时候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是东北人民的一件大事。”“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建设。”高岗说：“这是即将产生新东北人民政府的任务”。要“动员组织一切能劳动的人民，以大力从事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部胜利，为全国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并从而逐步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以巩固与建设新东北。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由于东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高于全国，它对支援全国战争胜利，创造全国工业化的条件所负担的任务特别重大与艰巨，“我们必须担负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高岗在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中，强调指出，东北全境解放，粉碎了中外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及东北内部封建残余势力对他们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继续进行各种可能的捣乱破坏来反对东北人民。“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警惕，彻底消灭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以保证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岗专题阐述了“政权建设进一步民主化”的方针，指出：“为了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除继续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与坚决贯彻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身体的自由，实行男女平等，以及保护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进行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外，今后必须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建设的民主化。”“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基本形式。”他要求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立即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县区村则在今年秋后建立，省人民代表会议早日建立。“一俟条件成熟，这种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成为各地的权力机关，选举各地人民政府。”要“纠正任何忽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错误观点。” 在政权建设中，东北“精简政府组织”，减少层次，实行简政，加强集中统一，使政府更密切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改变城市中区、街政权组织，提高干部质量，培训工人、农民、妇女、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他对干部提出：“发扬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贪污腐化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现象”的要求。“要建立人民监察制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动人民检举各种渎职乱纪现象，并向之开展坚决斗争。”他还强调了“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是党的政策”的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高岗在报告中对东北人民政府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国防建设、公安政法和民族平等等方面的施政方针、政策和今后三年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措施都作了详尽阐述。与会全体代表对高岗的报告进行认真讨论，并一致拥护和通过。这个施政方针报告，完全符合后来全国政协会通过的《共同纲领》的精神，作为东北地区在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贯彻执行，加强了政权建设，推动了东北经济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日新月异的变化。 9月，高岗主持召开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做出关于政府整编节约的决定，提出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财力，明确各级人员的任务和职权，实行专业化，工作手续简化，改善会议制度，加强政府职能转变，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东北地区在“施政方针”的指引下，各地区在建国前就普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这一“根本制度”。通过人民群众酝酿选出自己爱戴、信赖的人民代表作为群众的代言人、使者，代表人民选举出高效能、精干的、廉洁的、统一的人民政府，对全国解放迟的地区做出示范。 1949年冬，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高岗针对一些县、区和农村对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够重视的现象，突出强调“普遍召开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巩固农村人民民主专政。”他说，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和有关条例，目的是进一步巩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密切团结，发展生产，加强对地主阶级的专政与一切明的或暗的坏分子作斗争，在农村中应以贫雇农与中农、新富农及乡村其他劳动者的亲密团结为基础，团结农村的知识分子，小作坊主、商人，组成农村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通过县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改进农村干部的作风，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一切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那种以为‘民主了，就不好办事了’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认识人民代表会议就是上司”。 谁是革命的力量，谁是革命的对象？是政权建设的首要问题。他对农村阶级斗争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正确斗争策略。强调区别对待的政策，“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他说，对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要加以具体分析，以便决定正确的对策，以现况看，公开进行破坏、杀人放火的是极少数，对这种人必须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另一部分地主，心怀仇恨，但不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而转入秘密特务活动，这种人虽然也很少，但对我们危害甚大，我们应提高警惕，加强公安保卫工作，有计划地进行隐蔽的斗争，找到其线索，予以逮捕法办。还有一种人，虽然心怀不满，见大势已去，只好勤劳生产，等待时机，这是目前地主阶级的多数，对于他们之中表现好的，个别找他们谈话，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鼓励其安心生产，过好日子。 他指出：“人民代表会是人民的权力机关”，要改变一些地方“以党代政”的现象。人代会不仅是布置工作，而是讨论决定工作的。改正某些干部轻视代表的现象，改变党代表会与人民代表会不分的现象。人民代表中的党员最多不超过一半。人民代表会着重讨论人民赞成我们什么，反对什么，展开批评。“农村干部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在会上表扬了农村干部领导生产、带头生产的模范干部的先进事迹，批评了个别“党群干部成天跑，政权干部尽填表”的现象。 东北地区各级人代会议对于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群众积极性与民主生活的发展，加强了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岗在1950年10月1日《东北日报》上发表《实施共同纲领的伟大一年》纪念文章对人民代表会议给予极高评价。文章说，东北各省、县、区、村普遍召开了人代会。在这些人代会上，发扬了民主，贯彻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解决了城乡生产中许多重大问题，调整工商业政策，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促进城乡交流等均有成就。 高岗的文章说：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同经济建设的前进与胜利分不开的。东北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面，人民经济的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各种成份的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并互相密切结合，“如果片面强调国营而忽视私营，或者片面强调私营而忽视国营，各种社会经济都不能获得发展。” 文章最后号召：全东北人民团结起来，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推到新的胜利，从而巩固我们的国防，保卫祖国的边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维护世界的和平。 <h3>二、殚精竭虑建设国防</h3> 东北地区是建国后受美帝发动侵略战争威胁最大的一个地区，解放全国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保家卫国的最前线。国防建设在东北党政军的任务中显得特别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枪杆子巩固政权，是高岗着力的头等任务。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彻底失败，美国出钱出物出枪，蒋介石出人、出力打输了之后，他们不甘心失败，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循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规律，步日本侵略中国的后尘，于1950年6月，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此为基地，“遏制共产主义”，作为“缓冲地区”然后占领我东北、华北，再达到侵略全中国进而威胁苏联的目的。1950年夏秋之交，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决定。东北局、东北军区立即根据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着手组建边防武装力量，以应对突发事变。 加强国防军正规化建设。东北地区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正确领导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945年冬由东北境外调进10万多部队为骨干，到1950年夏秋除入关作战一百多万军队外，东北仍保持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东北当时约5000万人口(包括冀东、热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参加军队达160多万人，占全国军队三分之一，歼灭国民党军将近三分之一，解放地方三分之一。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高岗在组建这支强大的军队中，付出极大心血。1949年5月1日，他在沈阳人民纪念“五一”节大会上说：“经过三年来翻天覆地的英勇斗争，我们已经消灭了美帝国主义装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一百零八万军队，肃清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解放了全东北，并欢送了一百多万子弟兵——英勇善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华北的敌人……”现在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地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扫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马不停蹄，挥师秘密入关，出敌不意，突然包围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城市，打响平津战役。高岗到华北前线参与平津战役的决策和部署。平津战役胜利后，这支部队乘胜南下作战。 1950年，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又折转回到东北，担任保卫东北边防的任务，监视美帝的行动。党中央出兵朝鲜的命令下达后，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入朝作战。这支部队在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斗中，不愧是一支“英勇善战”和“战无不胜”的军队。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和南下作战后，高岗注意克服一些人的“太平观念”，仍十分重视国防武装力量的建设。1949年春，他科学预料并针对美帝的侵略野心，向部队发出号召：“我们的武装部队的同志们要学习政治，学习技术，学习文化，掌握技术，使我们的部队不仅成为有高度政治素养的，而且能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部队！以便更加有力的消灭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与随时警惕向我们进行偷袭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制造侵略战争分子。”他的意料50年就出现了。 东北局发出纪念“8.15”四周年的通知，指出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者，必须加强爱护人民军队，改进优待烈军属的工作，继续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工作效率，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 四野入关后，东北驻扎武装力量较少，东北军区报经中央批准又组建10个独立师，加强了武装部队。1949年8月，在东北地区人代会上，高岗代表东北局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的任务，他说：“我们在东北已赢得了和全国即将全部赢得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是绝不甘心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放松人民军队的建设，相反，我们要加强它。”“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籍以保卫国家，保卫和平，保卫经济建设，镇压反动派。” 在正规化国防军建设上，高岗提出六条具体方针措施：(一)加强现有部队，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们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二)在军队组织上确定正规编制与制度，加强各级军事组织，克服游击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的残余。(三)加强现有军事学校，学习苏军建军经验，提高干部质量，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对部队实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加强文化与技术教育。(四)加强政治工作，提倡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提高与发扬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战斗意志。(五)加强人民武装的组织与教育。(六)各级政府要注意荣军与退伍军人的安置，组织他们就业，从事生产，贯彻实行政府优待军属烈属条例。 这六条举措，为东北地区全境解放后正规化的国防军事建设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方针政策，提出具体要求和奋斗目标，指导东北国防部队和人民武装建设，保卫和巩固了东北边防，保卫了东北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 1951年针对美帝发动的侵朝战争进而侵略中国东北的扩张野心，高岗提出“进一步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任务，他说“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要更加壮大我们的国防军，训练新的技术兵种，加强我们空防与海防，有计划地训练公安武装和民兵，改进我们的后勤、军工、卫生的建设，以适合于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 他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郑重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充分认识了：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他说，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那种离开国防需要“埋头建设”的愿望，事实说明是一种完全不合实际的空想。“我们必须大大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在一切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忘我的勤劳和勇敢，充分发展国防与经济力量，完成全国解放，并随时准备粉碎美帝侵略者及其走狗对我们祖国的任何挑衅，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必须了解：我们的国防力量愈强大，我们的经济建设成果，我们所致力争取的和平事业，才愈有保障。”他向东北各级组织号召：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我们的一切建设事业与工业基点的建设，必须从国防需要出发；我们的生产成果必须优先分配给我们的国防军与国防建设的需要；一切为了加强国防的动员工作，必须与发展生产密切配合起来。我们坚决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东北人民一定能够完成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任务！ 1951年2月20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惩治反革命条例》。高岗等各大区领导汇报了本辖区的工作。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东北军区党委在高岗主持下，于1951年4月初作出了东北军事系统内镇反工作计划，报告毛主席。毛看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这个计划很周密恰当”。遂批转各大军区“注意研究，作为参考。”5月21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东北地区根据毛泽东批示和高岗的指示，1951年把国防建设列为头等重大任务来完成，取得辉煌成就，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国防，保卫了经济建设高速发展。 高岗对人民空军的组建作出了努力。早在1941年元月，中央批准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航空学校(对外称机械学校)。高岗对此极为重视，他带领中央军委委任的王弼校长到安塞县选择校址，勘察机场并开始筹备建校工作。是年春招收60多名学员，他亲自去讲政治课，关心学校衣食住等学员生活，要求衣食供给优待。后半年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航校停办，学员转入抗大学校。 1945年10月，王弼、常乾坤随着边区大批干部到东北，在民主联军和各级党政组织的协助下，将缴获日本的破旧飞机和航空器材收集起来，开始筹办航空学校。1946年3月，我国第一所航校在通化正式恢复。将原延安航校和新疆航校学员吸收校内为骨干。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四平保卫战后，国民党军向北推进，通化吃紧，航校移到北满牡丹江畔，后又迁到东安，高岗亲自主持航校的选址和迁移。1946年夏他到东安视察时专门和吴亮平等座谈航校迁入东安的有关事宜。1948年春航校又迁回到牡丹江。1949年3月，东北军区决定航校迁到长春。5月，中央决定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仍归东北局、军区领导。 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所自己的航校，短短几年被迫连续搬迁几次，飞机破烂，机场设施残损，航空骨干不足，器材奇缺，艰苦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领导下，在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航校全体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长起了飞翔的翅膀。到1949年10月，已经培训出飞行员、机械员、领航员等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00多名。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航空人员，为后来组建人民空军奠定了基础，培养了骨干。 1949年夏，中央正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初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引起了中央极大重视。周恩来、高岗专门找航校常乾坤、王弼研究了首都防空的任务。8月中旬，第一支作战小分队进驻南苑机场，担负起首都防空的任务。 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上空出现的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机群就是东北航校培训出来的，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 三大战役结束后，航校领导根据东北局、东北军区指示，组织力量到全国各地搜集器材、招揽人才，增强东北航校的教字设备和骨干力量。中央和东北局把过去在国民党搞过航空的人员调到东北航校工作，让他们学以致用，发挥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东北局为航校制定了办校方针和有关具体政策。高岗对航校领导当面指出：对日本和国民党过来的一些专家、技术人员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业务上放手，生活上关心，使他们全心全意为航校建设尽心尽力，为组建人民空军做出贡献。他亲自到航校视察，解决航校的困难，并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支持航校。 1949年3月8日，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听取了高岗和东北航校负责同志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高兴地说：“了不起，了不起。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在东北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好了准备工作”。随后，中央电告东北军区并高岗，决定在沈阳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中抽调。3月底，在高岗亲自领导下航空局成立，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委。沈阳的“飞机城”由此而得名。 7月，刘少奇、高岗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电示他们向斯大林提出协助中国建造空军的问题。代表团向斯大林转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并提出购买200架飞机和代培飞行员的要求。斯大林一向认为毛泽东从未到苏联学习过马列，是“农民领袖”，听说要建空军大吃一惊，他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中国现在提出组建空军已经晚了，早一年搞，空军可以参加中国南方战役。高岗介绍了航校已建立几年的情况后，他更为中共领导吃惊，更高兴了，认为中共是成熟的，干部是有水平的。他说对中国空军支持要尽最大努力。 斯大林支持组建空军的情况反馈国内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等写信要组建空军。并建议购买飞机和派人到苏联学习空军业务，连同现有空军组建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作战，准备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根据高岗推荐，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立即召见刘亚楼并责成由他提出组建空军的有关建议以便研究。刘亚楼曾在苏联军校学习过并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随苏军进入东北，后任四野参谋长，对东北航校熟悉，他是负责组建空军最合适的人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前进，缴获了一批飞机、器材，接收一些机场、航空工厂和大批人员。1949年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肖华为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海军、空军主要领导都从“四野”里选拔的。 这都与林彪、高岗提议有关系。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哈尔滨、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等地方创办了六所航校，在牡丹江还专门建一所培养运输机空地勤人员航校。苏联卖给中国434架飞机，及时派出800多名专家来华培训飞行员，成为新中国空军的“助产婆”和启蒙师。 东北局全力以赴，支援空军建设的经费成了压倒一切的重点。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到沈阳接见东北党政军领导时，他听了高岗汇报后，特意询问了航校的情况，并说：“希望再接再励，早点把翅膀练硬，飞出新中国空军的军威。” 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期间，航空事业发展计划等大事都由高岗亲自敲定并要求各部门积极支持。高岗任国家计委领导后，在他提议下，航空局并入国家二机部归计委直管，1953年9月27日，高岗召集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带航空局主要领导和苏联顾问到东郊民巷8号高岗住地汇报了1951年提出的三至五年计划实施的阶段情况、原料不足问题和将航空工业计划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等。朱德、李富春、王秉章、安志文和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负责人参加听取了汇报。高岗听汇报后表示同意修订后的航空工业五年发展计划，并说：“第一，大力支持；第二，有力就要用尽；第三，汁委将召开会议解决此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朱德高兴地说：“我这年纪还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制造的战斗机？”苏联专家说：“能看到，不久就能看到。” 国家计委在高岗主持专门会议上研究航空工业问题，并将修订后的计划列入第一个五年国家计划。到1954年，我空军共组建起29个航空兵师，20个团，飞机达3000多架，我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高岗对海军建设非常重视，53年11月下旬，听了肖劲光汇报并确定了三至十年的建设规划。 先辈老将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东打西战，枕戈待旦，出尽精力，元气大伤。徐向前总参谋长经常有病疗养，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抗美援朝中总参任务太重，也劳累病休。1952年朝鲜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彭德怀从前线回到北京治病做手术，病愈后留京工作，毛泽东让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兼任总参谋长。彭知道军委特别总参工作最繁重，自己年事已高，应该选调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担任。他向毛泽东推荐由高岗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合适。并讲了高岗在军队工作方面许多优点和经验。毛泽东说，你净说他的优点，就没有缺点嘛？现在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很繁重，我就让高岗抓经济工作，搞经济要比搞军队更能发挥他的作用。从林彪推荐高岗出兵朝鲜挂帅，彭德怀推荐兼总参谋长，可见高岗在军事上还有两下子的。 1953年秋，彭德怀请高岗向在京军事系统干部作形势和五年计划情况报告，受到军队干部赞许。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也紧跟实行。 党中央决定在年底前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有关军事系统高级干部参加。会议任务：总结过去几年来军事工作经验，决定今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总任务、总方针和建设的道路；研究讨论军队实行“三大制度”(即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改革和军队编制、军事训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会议筹备工作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负责。毛泽东召集高岗等军委有关领导讨论彭德怀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初稿时，高岗认为报告稿“思想性、政治性不强”，使人听了有松散感觉……毛泽东表示也有同样感觉。 彭德怀很佩服高岗思想敏捷，政治性强，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跟得紧。在延安时期，在东北局、军区和负责抗美援朝抓后勤以及调到中央工作期间，高岗多次主持起草重要文件、报告、讲话，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赞扬。他具有军事才干、知识和经验。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建国以来参加人数最多，内容最广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高岗是军委副主席，由他主持修改报告稿更恰当。于是彭借机又次想把军委日常工作推给高岗，便建议让高主席主持修改报告稿。毛泽东看出彭的用意，在报告初稿上批示：“以彭为主，高岗参加修改”。毛泽东又次没完全同意彭的意见。 高岗在初稿的基础上亲自动笔加以修改，有些段落是重新写的，突出了新时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和政治性、思想性、组织纪律性特点和新意。大会报告后使与会者受到很大鼓舞，报告作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长期贯彻执行的文件。报告里明确规定把军队建设成世界上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并指出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经常的中心工作是政治教育，训练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教育、训练。这就把军事教育、训练提高到了军事中心工作地位。随后又决定成立军事训练部。部队按照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总任务，在军队建设尤其是在政治建设、军事训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部队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以劳养武，劳武结合。东北的国防军，发扬了延安精神，既是一支保卫边防的武装部队，又是一支发展经济的生产队，普遍实行劳武结合，采取“边训练、边抗美、边生产”，既增加部队收入，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军民关系鱼水一般。 1950年春，东北军区召开第一次部队生产会议，布置了部队生产建设任务。高岗司令员提出“自给三个月粮食的任务”。各个军区和边防部队，根据高岗的号召和军区会议精神，紧急动员春耕准备，修盖草房500多间，组织牲畜5000多头和1200多辆大车、汽车，装运肥料、种子和农具等3700余万斤，购买肥田粉240万斤，豆饼40余万斤。军区和部队领导深入生产第一线，具体领导生产，及时研究解决技术问题。党团员带头劳动，到5月已适时播种水稻等早秋作物40多万亩。部队除开展粮食生产外，还大办工商企业，组织工程队发展工副业生产。各部队根据本地区的优势，建立供销社，办砖瓦厂、加工水产品，开粉坊、豆腐坊，办养猪场，从多方面增加副业收入。一大批建筑工程队，开挖、修理水渠和筑防洪堤坝，搬动近亿土方，保护了大量农田。工程队还承包国家基建工程。驻沈阳部队承包浑河灌溉工程，奋斗20天，完成近10万土方，保证6万亩水稻用水，获得东北币38亿元。驻本溪、抚顺等地部队包修铁路、公路、水渠等，既增加了部队收人，又解决交通建设，保证农田用水。驻长春部队包修了一条公路，获得200亿元工资，解决了部队的生活福利费用，大大减轻人民政府的负担。部队通过生产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拜老农为师，既帮助生产，也学习了农作技术，使军民关系更为密切，出现军学民，民学军，军教民，民教军，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取长补短，共同前进的局面。部队把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和劳动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取得又劳又武又文三丰收。东北群众看到部队搞生产，惊奇地说：“自古来，当兵，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也种粮，真是人民的子弟兵。” 新中国的第一个生日，沈阳市近百万人参加盛大庆祝活动。会场威武雄壮，主席台挂着毛泽东主席像，两侧大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高岗全副武装，骑马检阅了陆军、海军、炮兵和摩托部队，各兵种以高举毛泽东主席像为先导，以崭新的军容军貌接受了检阅，显示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显示了东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东北边界之际，阅兵式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东北军民鼓舞极大，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一次示威。 接受检阅的还有一支耀武扬威的坦克部队。我军坦克部队是东北首先创建的一支现代化部队。高岗为我军创建炮兵、坦克部队注入大量心血。早在延安时期就建立了炮校。抗战胜利后炮校搬到东北。高岗到东北后，始终重视炮兵部队的建设，多次指示部队和地方政府收集破旧坦克和炮及零部件，并规定收集任务。1946年在战场上首次缴获的几辆坦克，经炮校师生员工精心修整拆配，在炮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炮兵部队，后建立了炮兵纵队。坦克部队在我军历史上首次参加了锦州战役，发挥了重大作用，随后又参加了天津战役。 高岗素有“枪迷”之说，他向来对解放军、公安武装以及地方武装建设高度重视。高岗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军队、民兵的训练、教育的经验，不断解决实际困难问题，不断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1950年后半年开始，东北各部队响应高司令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学习英雄模范热潮，开展革命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竞赛运动，大家纷纷树壮志，表决心，要在捍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出一切力量，准备迎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战斗英雄和模范单位针对美帝侵略野心，提出：“准备随时接受毛主席、高司令的命令，迎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学习英雄模范的竞赛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出兵朝鲜的命令一下达，志愿军迅速组织起来，如期入朝参战，连战皆捷，把美帝打得焦头烂额，在短期内把美国佬赶出三八线外，爬下求和。 注重地方武装建设和拥政爱民。东北军区在抓正规军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到1950年冬，自卫队(即民兵)发展到几百万人，其中模范自卫队员达56万之众。这批地方武装力量都经历了解放战争的锻炼，曾出色完成过担架、运输、侦察、警戒和袭扰敌人的任务。东北解放后，这批地方武装继续执行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产建设的任务。各地都建立起联防组织，坚持站岗放哨，配合解放军、公安武装清除残余土匪、特务，保卫了城乡秩序。东北大批主力部队出国后，地方武装协助解放军保卫边防，继续担任护路、护桥和护送从朝鲜下来的伤病员的任务，保障抗美援朝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 这批地方武装的日益扩大，不仅承担保卫边防，保卫地方安全和支援前线的任务，并踊跃参加解放军，向抗美援朝战争输送了大量兵员。他们又是生产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带头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动员和带动广大群众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使东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参军人数较多，全国解放后复员人数相对也比其他地区多。高岗对解放战争中作出贡献的荣誉复员军人照顾、关心备至。早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就特别重视荣复军人安置、照顾，在书店里给荣复军人以九折优待售书，优先分好地、好房和牲畜，办学校和办企业优先安排他们学习和工作。各地普遍成立了抚恤委员会，办理荣军日常事务。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高岗、李富春等党政军领导，亲自给荣军和复员军人发慰问信，高度评价他们的功绩。慰问信说：“你们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战争中，创造了卓越的功绩，这种崇高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慨，是值得人民敬佩的，值得每个同志学习的。你们的荣誉，也是人民的荣誉，国家的荣誉。在这胜利的新中国第一个新春佳节之际，特向你们表示敬意，并致亲切的慰问。”他们在慰问信中向荣复军人提出新的要求：“新的伟大而光荣的经济任务，是战后压倒一切首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也一定可以完成。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打垮美蒋反动派，就一定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新中国。”他殷切希望荣誉军人和革命军人保持自己的荣誉和优良传统，不骄不躁，更加奋勉，努力前进，为人民祖国的建设继续努力。 为鼓励和表彰荣誉军人积极参加保卫边防和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冬东北地区首次召开荣军劳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荣誉军人劳模、英雄代表以优异的成绩向东北局、政府、军区汇报。 高岗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指出荣誉军人们在解放战争中，曾经以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精神战胜了敌人，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转业复员后，又在农村、工厂、农场、学校等各个工作岗位上成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是人们忠实战士，是值得大家尊敬的。他在讲话中提出今后任务和希望。他还题词勉励荣誉军人：“积极工作，努力生产，热爱祖国，做人民的模范，永远保持与发扬你们的荣誉。”朱德总司令和总政治部、内务部等发来祝贺词。 《东北日报》在报道中称：高岗主席的讲话，给全体荣军代表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和鼓励，全体代表一致感到增加了无限勇气和力量，纷纷表示下定决心继续努力，创造更大的成绩，保持与发扬荣誉，以不辜负党和人民的爱戴与期望。 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倡导和高岗领导发扬的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的传统作风，在东北地区更加发扬光大。早在1947年，高岗主持东北军区行政工作时就强调发扬延安精神，开展大规模的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和东北行政机关发出指示，规定每年农历正月为军爱民、民拥军的运动月。几年来，通过这一活动创造了一种军民军政团结奋进、亲如鱼水的良好关系。仅在1948年底至1950年1月15日，东北各地慰问前方将士物品200多种，发出慰问信33万封，慰问袋20.5万多个，现金54.7亿元(东北币)，送去猪7万头，粉条10万多斤，干菜122万斤、香烟645万盒，对前方将士鼓励很大。时至九十年代，中央举行“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50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号召继续发扬延安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加强军民鱼水情关系。 同时注意褒扬革命先烈的工作，东北地区在解放战争期间发生过大的战役、战斗的地方都及时修建了烈士纪念塔和纪念馆、陵园，高岗、林彪等为纪念塔题词，缅怀烈士。高岗为哈尔滨、锦州、四平等烈士纪念塔、馆题词。如为四平纪念塔题写：“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战士永垂不朽”。他还为战斗英雄杨子荣等纪念碑题字，对于教育人民，激励指战员，启迪后人完成先烈未竞事业起了极大作用。 <h3>三、教育文化卫生斐然</h3> 为了相应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巩固新生的政权，东北局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和提出了具体任务。随着东北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取得高速度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高岗深谙自古以来“武足以定国，文足以安邦”的治国之道。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使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日趋发展”，从学校到学生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起了重大变化，翻身的农民子弟纷纷入学。为适应工作急需，高岗指示在中学坚持学用一致的原则，设立基层干部培训班，训练一批农村建设的骨干队伍。中等以上的专业学校、学院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设立农业、林业、牧业、采矿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电业、纺织、服装皮革业、食品业、化学等工业课程和班级，依据学员文化程度学制长短不等，结业后分配到适合学以致用的单位，使学有专长的人都有机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发挥其“天才创造”作用。 东北党和政府把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放在同等地位。在发展教育中，同时抓了工人学习文化、技术和政治，成立工人政治大学和业余、夜校等。1949年3月，高岗在工人政治大学成立开学典礼大会上致祝贺词中，强调办工人大学的意义和任务。他说，过去的大学学生多是豪门子弟，工人是没有权利学习的。今天我们工人有了这个权利，是由于工人阶级多年来流血斗争所得来的。我们既有了自己的学校就应该努力学习，充实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管理国家的知识，相信工人同志一定会努力完成学习任务。他指出创办工人大学“是要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干部，来管理大城市，领导新民主主义政权。”这是政治学校，同时也是技术学校，组织工人学技术。今后，“一切城市里的学校都要注意吸收工人参加学习。”在工作中要注意培养工农干部，提拔他们，给他们以锻炼能力的机会，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 1950年3月，高岗署名发出《关于目前高等教育工作的决定》，并在《东北日报》全文发表。决定对高等教育方针，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工农知识分子的培养，俄文人才的培养以及招生计划、领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决定指出，要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政府关于高等教育工作方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的干部应该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高级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并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使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使实际经验与科学结合。高等教育质量中心是制定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克服不结合实际的形式主义，有计划地解决教材，提高教师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加强教育工作领导的中枢机构。 8月初，东北局发出《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指出东北今后的中心任务转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决定实行“精干与正规”的方针，建立统一的、正规的教育制度。 东北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对东北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任务作了明确规定。高岗指出目前文化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及工农干部，为发展生产与国防建设服务。”“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人才，靠大老粗建不成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高岗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特别是工业人才，同时注意改进中学教育；普及国民教育；开展工厂及农村中的文化卫生运动，逐渐扫除文盲。 高岗说，高等教育应根据精干与正规化的方针，统一专科以上学校的教育任务和招生计划，中等学校应根据今后经济建设和高等教育及小学师资的需要改善师资，提高教学质量。小学应予考虑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方便，在自愿的原则下奖励人民自力兴办，由政府统一规定课程和学科，并加以领导。他还要求培养与提高各级教师水平，团结改造旧有教师，责成教育部门到关内聘请大批有知识有经验的教师到东北。他强调要尽可能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 他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加强学习的任务，要求机关建立学习制度，以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之目的，“开展对工人、农民的社会教育，培养劳动观念，遵守纪律，爱护国家财产，勇敢保卫祖国，警惕中外反动派破坏阴谋，注重卫生健康等新国民教育。”他强调学习宣传苏联建设经验和成就，中学以上学校设俄文课。当时，在苏联技术经验的影响下，东北出现学俄文热。 在繁荣文化艺术方面，高岗强调坚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强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开展工农群众的文艺活动。他多次强调要加强东北地区文艺组织领导，组织文艺工作者及团体深入实际，创作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奖励优秀作品，加强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文艺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东北地区在以上文件、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文化教育高潮，人民对文化的要求日益增长，学校、学生大幅度增加。到1950年，高等学校达到41所，学生达到3.5万人；中学比1949年增加106％，学生发展到16.7万多人，比上年增加38％，教师增加43％，工农班的学生达5千多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小学达到36807所，学生457.6万人。1951年和52年，学校学生大幅度增加，小学生达到553万余人，中学生44万余人，高等学校学生为1949年的4倍半，质量不断提高。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东北从1950年开始开展大规模的业余文化教育运动，普遍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冬学、识字班、工人夜校，掀起了工农学习文化高潮，提高了投身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本领。参加长年业余文化学习的农民2百多万人，上冬学的每年保持5百多万人，农民自己兴办的民校上学学生3万多人，职工业余夜校4千多处，学员达40万多人。还有2.3万多学员参加军事学习和国防建设。 到1952年，全区76％的学龄儿童人学，参加学校学习和业余学习的、上冬学的人数总共近1200万人，占东北总人数的22％，这在东北地区是史无前例的。 为发展教育、文化，东北人民政府根据高岗主席的指示，在极度困难的1949年就拿出22.5万吨高梁作为教育经费，照顾大量公费生，优待烈军属和照顾工农子弟。此后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到苏联等外国求学、深造，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李鹏、邹家华、谢绍明等就是由东北派往苏联学习的。 为了掀起文化建设的高潮，1949年12月东北地区召开文化代表会议，高岗很重视文化艺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会议期间，高岗到会作报告。他首先肯定了东北地区几年来无论文学、新闻、出版、戏剧、音乐、美术、电影、摄影、舞蹈及文艺工作者都是有成绩的。接着指出东北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建设的阶段。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挺身向前，发挥自己的天才与智慧，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他在说明东北工作的重点后，号召六百多位代表及全东北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积极参加新东北的建设”。他说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与文艺工作才有可依靠的物质基础”。为此，高岗向文化工作者提出五点要求，要为工农兵服务，培养新意识形态，加强文艺战斗性，要参加实际运动，互相团结和学习。 会议根据高岗讲话，认真讨论了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问题，各省代表发言，介绍了各省开展文化运动经验和贯彻高岗指示的打算。会后全区出现文化艺术建设高潮。东北广播事业是全国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1952年在吉林省九台等县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属全国第一批县广播站。高岗指示东北新华书店为陕甘宁贫困地区赠送了大批书籍。 卫生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东北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卫生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大力开展卫生医药和防疫保健事业，提倡保护母亲、婴儿与儿童的健康，团结与改造旧有各种中西医医务人员，使“东北地区的卫生事业已有辉煌成就”，人民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从1952年春起，全区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移风易俗和改造社会的作用。 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卫生事业很落后，国民党占领东北后只管压迫剥削人民，不管人民健康，卫生事业更加糟糕，疫病猖獗。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大力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1952年医院比1950年增加45％多，卫生所增加了23％，卫生人员达8.3万多人。全区县、旗都建立了医院和卫生院。大部分地区设立了卫生所，卫生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几年来，高等医学院培养出3439名医师，大大超过军阀、日伪和国民党34年(即1915年至1949年)统治时期所培养医师总数(326名)十倍多。中级卫生技术学校也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三倍以上。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级医务技术人员。这些高级和中级的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东北地区的国营制药工业，生产了大量现代化的药品，供人民治病保健需要。医学图书出版社出版近百万册医学书刊和宣传卫生知识的通俗读物。 厂矿的劳动保护和劳动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在工矿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迅速发展了防疫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配备齐全。安全设备和保健福利大大改善，广大职工享受着免费治疗和各种福利，职业病和灾害损伤大大减少。 妇幼保健组织的普遍建立，保证了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几年来，在农村发展了1.5万多个接生站，改造了4万多名旧接生婆，推行了无痛分娩法。解放前，农村婴儿死亡率高达50％——60％，1952年降低到13％左右，普遍建立托儿所，并建立了儿童卡介苗和各种疫苗的预防接种。 解放后短短几年，东北人民政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各级政府设置各种传染病防治机构，采取有效措施，基本防治或制止了传染病。为扑灭地方病，建立了地方病防治研究机构，系统地进行防治工作，地方病大大减少。“这是卫生事业的一大胜利。” 针对美帝使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从1952年起，全东北地区普遍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这又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移风易俗的卫生教育活动。它改变了旧社会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不重视卫生的坏习惯，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在运动中，根据高岗提出的“人人动手，户户动员”的号召，大张旗鼓开展了灭鼠、灭蝇和打扫垃圾运动，出现了很多的无鼠区、无蝇街、卫生模范组织和卫生模范村，城乡的面貌焕然一新。据1952年《东北日报》报道称：东北人民政府在辽阳地区的刘二堡进行检查52户人家，从室内到室外，从厨房到厕所，从猪圈到粪堆，一共找到60只蝇子。四平市郊区立业村下了近千个夹子，结果只打到1只老鼠。长春市小南岭过去被称为“大粪屯”，现在成了卫生模范村。沈阳市清除了积累20多年的垃圾堆。机关和厂矿执行了“人民卫生日”的制度，经常保持环境的清洁。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了人民的防疫卫生知识，城乡患病的比例较过去大大减少。美帝侵略者所进行的细菌战，在东北人民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下，遭到彻底失败。 <h3>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h3> 高岗在东北党的建设上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加强党的领导。解放后，加强党对新东北的领导，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自我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增强执政能力。高岗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这个“根本问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有权力，也有胆识，头脑清醒，办事果断，被称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有人说他大是大非“抓得很紧，小事不多过问”，“发动群众拼命干”。在人事上坚持任人唯“贤”、唯“能”是用的原则。1949在重新划分省市和成立新省市委时他首先选调一批得力党员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党的领导班子，重视了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和巩固东北党的领导力量。 随着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从领导战争夺取政权时期而进入了“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由被压迫、被取消、被围剿、被屠杀的“不合法”在野党，变为一个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长期流血牺牲奋斗的结果，党的执政地位确立之后，共产党能够更直接、更广泛地联系群众，宣传教育群众，直接通过和依靠政权贯彻执行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 但是，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也为共产党执政带来了新的考验。东北党建立得比较迟。早在三、四十年代建立的东北地下党组织遭受伪满的破坏，日本军队的反复扫荡，有的被杀、被关，有的叛变投敌，有的逃亡苏联，幸存下来的不多了。“8.15”前东北就没有党的组织了。 东北中共党的统一领导机关从1945年9月才建立，党的组织是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到1950年底，党员达到60多万，党支部3.6多个。1949年以前，东北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全区人民，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消灭土匪，用武装夺取政权。东北党在完成这个任务时，无疑付出了巨大代价。高岗从陕甘宁边区创造和建设到东北解放战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在毛泽东身边担任领导工作近十年，倍受毛泽东的赏识、器重以及培养教育。他在东北长期主持东北局和政府军区工作，取得新的更丰富的经验，掌握了更多和更高的领导艺术。在东北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解放战争、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中，发挥了核心领导和先锋模范作用。 但是由于党的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党的工作重点由武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党的地位由自卫转变为领导地位，要团结一班人，带领人民建设经济，巩固国防，解放生产力，无疑比解放战争时期更艰巨，更复杂，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何况，东北地区又是长期以来封建军阀统治的地区，日伪统治14年，是典型的殖民性质的经济，如何进行改造、恢复和建设，如何率先变为全国的工业化基地，对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高岗来说，是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他是全国6个大区唯一的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一个，要完成这样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把东北作为“试验区”，“建成像陕甘宁一样模范的区”，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榜样，“把东北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又是缺乏经验的。他虽然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领导过经济建设，但那是在敌人封锁的局部的环境下进行的，规模很小，程度很低，内容也非常简单，地域也不大，不足200万人，其复杂程度和东北几千万人、几个省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与工业化建设任务是不能相比的，已有的经验远远不足。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对高岗和东北党政压力很大，也是严峻的考验。正如毛泽东同志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需要东北共产党人从头学习，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和探索，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水平，才能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高岗曾说过：“在东北经济建设面前，是存在着严重困难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原有的经济基础的殖民地性质，原有的工业设备又遭受了敌伪的严重破坏和战争的创伤，在恢复和改造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克服缺乏资金、缺乏装备、缺乏技术、缺乏干部，特别是缺乏经验的困难。”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建设形势，克服经验不足的困难，加强干部作风转变和建设力度，警惕干部蜕化变质、居功自傲、争荣誉地位，从1949年以来，他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亲自领导高级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作出加强企业党委干部、工会干部的决定。 由于革命胜利，大批干部进城，有些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腐化、堕落，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要官要权，违法犯纪蔓延。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针对不良现象，1949年9月8日高岗在东北干部会上发表了《荣誉是属于谁的》讲演。他针对东北干部在新形势、新任务的面前“使不上劲”，“缺乏象在土改与战争时期那样高涨的热情与劲头”，甚至有个别人因和平环境和城市生活的影响，“走向堕落和腐化”等情况，全面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提高全党干部革命事业心的必要性。他指出“没有全党与全体人民的非凡努力，没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劲头与新的事业精神，要搞好这一工作是不可能的。”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对于当前具体的革命进取心与钻研精神，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与智慧，发扬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完成国家与人民的重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翻天覆地伟大理想的，是自觉的献身于革命事业，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统治一切”。 接着，高岗对东北党内干部情况分为积极努力的，按步就班的、不求进步的三种类型进行分析，特别对第三类型“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质享受”的干部进行严厉的批判。他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荣誉、地位“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动力。我们革命与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地位可说。我们的革命与建设，是要使人民大众获得更好又更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如果不去努力发展建设事业，从发展建设事业去一步一步地使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向上改善，使群众首先受到革命与建设的果实，如果不首先关心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而只关心我们个人物质生活，如果不首先关心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而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那么，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完全是可耻的，是可鄙的堕落。”“只有人民大众获得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之后，我们方可说到共产党干部与非党干部个人之间的荣誉、地位和物质待遇的问题。” 高岗说，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在任何岗位上把工作搞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较个人得失。要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党的最高利益。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待遇”是人民根据你贡献给的酬劳。 高岗的这个讲演在东北地区引起很大反响，长期作为党内外干部和整党整风的必读文件，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培养、教育、提高干部素质，树立正确的荣誉、地位、待遇观，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克服一些干部享乐、腐化作风起了极大作用。 党的作风建设。党夺取政权后，东北党组织有很大发展，但几乎全部党员是1945年冬以后特别是东北全境解放以来发展的，有相当一批党员进了城并担任了东北一级和省市的领导，作了“大官”，环境、地位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高岗针对进城后确有些干部“纷纷然”“昏昏然”的情况，把《甲申三百年祭》列为高干学习文件，要高干按照毛主席“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的教导，要求各级组织联系本部门工作，联系个人思想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克服“骄傲腐化”现象。东北军区等文工团还编演《李闯王》剧，到各大城市和部队演出数百场，对于防止“骄傲腐化”，提高干部素质反响很大。 为了巩固革命胜利，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担负起国家经济建设和争取财政状况的好转的重任，党中央在1950年5月决定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并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发出指示。 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于6月发出整党工作指示。要求在中央总的领导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整顿县以上包括主要财经、企业单位，然后整顿一般党员干部作风，经过一年来的学习整风和各级人代会、党代会，在思想作风上有显著进步。 但是，新的经济建设任务，要求党的执政水平更高、更密切联系群众，更全面地贯彻执行政策，领导更加深入具体，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更加严密起来。指示还指出，在胜利与和平环境中，有部分老干部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大批新党员、新干部存在许多不纯的思想与作风，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存在的若干错误思想作风，严重地影响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与障碍着党的政策之贯彻。主要表现在：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缺乏政策观点；缺乏整体观念的本位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开展，原则空气淡薄，有些干部利用职权压制党内外民主，少数党员干部追求享受，贪污腐化。 7月1日，在建党29周年那天，东北局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高岗在会上作了整风动员报告，题目是《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参加这次整党动员会的有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和各省及直属市党的主要干部千余人。 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和领导者了。为了完成党所面临的建设任务，按照中央决定，东北局已发出整党的指示，在全党全军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根据同各部委和省市负责同志座谈和东北局已派出干部调查的情况，具体指出各主要工作部门目前存在的严重毛病。他说，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缺乏“政策观点，群众观点和民主作风”，一些同志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随之而来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恶劣倾向，这些问题的产生又很久得不到纠正，是同高级机关中某种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党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我们党在人民中威信很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不去掉这些恶劣作风，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危害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他明确指出，我们这次整风就是为“搞好经济建设”。要为经济工作来整顿作风，不是脱离当前实际或从书本出发抽象地去整顿党的作风。我们认真来一次全党检查工作的运动，主动地揭发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各种毛病和缺点、错误，检讨阻碍我们工作前进与影响党和群众联系的根源。他号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检查各部门工作，解决问题，以整顿党的作风，切实改进工作中思想作风上的缺点错误，进一步发挥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全党首先是主要负责同志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把党的工作作风加以整顿，更加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与提高党的纯洁性，使全党的同志明确而负责地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与东北全体人民紧密联系，搞好东北经济建设及其它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这次整风的基本目的。” 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大家警惕，不要因胜利冲昏了头脑，要继续兢兢业业，检查工作，承担错误，加以改正。他指出当前带普遍性的有：一是党内政策贯彻与政策教育不够，二是钻研业务与精密计算不够，三是满足于现有成绩，四是官僚主义态度。这是整风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与“旧社会的影响分不开的。”他说，我们的事业发展很快很大，“新党员新干部大量增加，党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青，而老干部对于今天这样新的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又缺乏经验”，一些人习惯过去的一套。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未能有系统地给以政策作风的教育，及时检查与总结工作，致使这些问题未得及时解决。他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同志，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严肃的检查，反对一般化的检查，要一个一个发现与研究政策、党务的具体问题，并一个一个解决，不是清谈一番了事。在方法步骤上，采取由上而下，抓首脑，抓领导，先把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整好，再整中级机关和中级干部。对下层干部，他说主要是帮助他们总结工作，从而锻炼与提高他们，不懂的东西，帮助他们学会；群众不喜欢的东西，帮助他们去掉，“培养他们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方法上广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东北地区整党工作，在东北局指示的指引和高岗的动员下，各地从1950年7月份陆续展开。结合贯彻中央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先行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企业抓了46个试点，取得经验，培养一批干部，然后全面展开。 东北整党运动一直贯穿在三反、五反运动之中，联系三反实际整顿党风。高岗抓住执政党在建国初期自身建设这个根本问题，采取多种办法，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提高了战斗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党的理论建设。在党的理论建设上，高岗主要抓了两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学习教育，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 曾有人说，东北经济蒸蒸日上，是靠“两论”起家的，不无道理。东北地区在1950年就在工业系统开始《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当时针对建设工业化缺乏经验的实际，根据高岗的指示，东北地区带着建设工业的问题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提高了实践的勇气，树立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解决了许多的实际问题，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1952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高岗领导东北学习矛盾论》的报道，说高岗亲自组织和领导东北局的高干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他多次参加学习和讨论会，其他领导在他的带领下，林枫、张秀山、张明远、李卓然、凯丰、王鹤寿、顾卓新、张维桢、马洪、刘芝明等同志，并有各部局委的处长等30多人，都积极参加学习。 干部学习《矛盾论》是在学习《实践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紧接着伟大的“三反”运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普遍要求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高岗的领导下，这次学习有效地推动了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提高了干部的执政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高岗在领导学习矛盾论的过程中，具体地运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学习开始时，高岗要求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首先反复学习原著，求得领会原著的精神实质；然后结合当前实际工作情况，联系干部的思想认识，提出问题，按照矛盾论的观点展开讨论。对每个问题既要反对不着边际、庸俗的乱联系“实际”，又要反对只是死抠概念，硬钻名词，在文字上打圈子。他说这两种学习方法都是错误的，都不应当采用。 东北局负责干部对矛盾论学习，正是按照高岗指出的学习方法进行的。在学习讨论会上，根据各部门学习小组结合其他业务所提出的问题，着重讨论了当前东北农村中的矛盾问题，当前工业建设中主要矛盾问题，“三反”、“五反”运动所表现的矛盾形势和斗争方法问题，国营工矿企业中“工会和行政的立场一致”的问题，以及我国当前国内阶级关系上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的基本矛盾问题，中国革命成功的内因和外因等问题。 高岗在领导学习中，是一步一步地引导大家对各个问题作深入学习、研究。首先让大家把各种矛盾摆出来，进行分析研究，使大家了解各个矛盾的各个方面，然后联系起来加以对比、考察，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进一步讨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样就使每个参加学习的同志能较为深刻地去体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辩证法，同时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高岗在组织学习时，是采用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将东北局负责干部的学习与各部委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东北局委员除参加局小组学习外，还亲自领导本部的处、局长一级干部的学习。东北局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成了各部委学习小组的核心，推动和领导了各部门的学习。在每一次学习讨论之前，高岗要求东北局机关党委在本单位组织负责干部进行酝酿漫谈，提出问题，开展争论；然后把讨论的主要问题或者经争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到东北局的学习组讨论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并求得一致的认识后再拿到各部门的干部学习讨论会上去研究。这样，各部门的学习小组为局核心小组的学习讨论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而局核心小组所讨论和解决的也正是各部门学习小组的同志所要求解决的或认识不清的问题。这样就使上下结合起来，使东北局的学习核心小组对各部门的学习上有了具体指导。高岗指出：不仅在工作中要随时集中和分析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求得思想上的一致，然后贯彻下去；在学习中，也要按照这一方法进行领导，这样才有可能弄清问题的实质，使干部认识达到提高。 由于高岗的领导，东北局负责干部认真进行了矛盾论的学习，就推动了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各部委的理论学习。各部门在其负责同志亲自领导下都成立了学习小组，而且比较认真地和有领导地进行了理论学习，特别是东北局办公厅、宣传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公安部等单位学习效果较大。同时，各省、市委在东北局的指导和影响下，也采用了这一方法，由省、市委书记亲自组织学习小组，进行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毛主席其他著作的学习。 高岗认真学习和认真领导学习的态度也引起了各级干部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视。他名符其实地担任东北局的学习小组长，经常仔细地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和参考有关资料，为了准备讨论，他有时亲自找几个同志漫谈。高岗模范地遵守着学习制度，每次讨论会他都准时出席，仔细倾听同志们的发言，并对每个讨论的问题作具体的明确的总结。 东北地区的理论学习在高岗的亲自领导和东北局学习小组的带动下，取得很大成效，大大加强东北党的理论建设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建设。通过理论学习特别是“两论”学习，干部们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强化了“实践第一”、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以及巧妙运用内外因关系改进了工作方法，干部的政治积极性也因之大大增强了，领导上的方针、政策更容易贯彻了，上下的步调一致了，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大造了舆论，解放了思想，武装了头脑，真正达到“党风正，纪律严，政令统一”，极大地推动了东北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带动和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支援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党中央总结和推广了东北高干学习理论的经验。《人民日报》根据东北的经验发表了《必须重视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的社论，论述了高干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中央局一级的机关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善于学习和善于领导学习的范例。我们应当要求所有高级干部都能向这些范例看齐，使我们的学习真正达到提高思想水平，改进工作的目的。”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就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社论还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完成经济建设的巨大任务，就必须努力学习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掌握事物运动的法则，从而获得预见的能力，否则我们就会眼光短浅，或者盲目冒进，或者固步自封，使工作受到损失，就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高干学习理论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本报今天介绍了他们的经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领导同志依靠抓紧理论学习来提高工作和干部水平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推广的。” 《人民日报》社论认为东北学习理论的经验在于：“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能否坚持的关键，在于主要负责干部的认识和决心。”领导“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以身作则地带头学习，坚持学习制度，学习就能坚持下去。”高岗从西北到东北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建党建政思想。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把中国的解放、独立、文明、富强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也许是所谓“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都具有农民的儿子的特征，从过去公开发表高岗的大量文章、讲话中，每篇无不言及毛泽东的语录和观点，从他所引用的语录之恰当、得体，说明学得深，领会得透。高岗对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也是极为重视的，在建国前中央未建立统一的毛泽东著作出版机构的时候，在延安和东北经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就大量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选集》和选读、单行本子。高岗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后极为重视《毛选》出版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主动将这一问题提到东北局会上作出决定。到1948年底，东北书店出版发行毛泽东著作《毛选》共六卷，是全国出版《毛泽东选集》最早最多的地区。东北全境解放后他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东北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真正做到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毛泽东思想，将其作为东北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收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效果。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注重学习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经验和列宁合作社及斯大林集体农庄的论述和联共(布)党史等。 干部队伍建设。为了适应经济建设新时期，东北局和人民政府特别注意抓了培养大批干部工作，创办了工人政治大学、行政学院和各种中专、学习班等专门培养工农干部，同时在实践中发现、培养、选拔使用干部，重用人才。高岗经常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都要重视这个问题，“用各种办法来培养、教育大批工人干部。”截至1952年，东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高岗的指示，仅在工人中培养选拔了近10万干部，招聘专业技术人员9万多，加强了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力量。在国营企业中选拔的干部，分别担任了厂长、矿长、科长、车间主任和技术员。这些干部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又是生产能手，熟练技术操作，并且是历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钻研业务，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企业部门的骨干，创造了许多卓越成绩。还从旧政权，旧企业留用了一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有的提拔为领导参与政权、教育和经济建设工作。 抓干部队伍建设是东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1950年夏开始的整党和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东北局决定培养40万干部。按照高岗克服“现用现找”的要求，各省、地、县有计划、有组织地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培养、选拔干部，普遍建立积极分子和选拔干部后备名单，有目的地在实践中培养锻炼、考察，成熟一个提拔一个，改变了“现用现找”，盲目提拔，“滥竽充数”以及提拔起来不胜任的现象。公营企业按行业、文化程度分别办业余技术、政治学校、学习班、夜校等进行培养、训练。在培养干部中注意培养技术工人、生产能手。工业系统根据高岗的“提拔干部和提拔工人升级相结合”的指示，使提拔工人当干部后参加生产，为不断培养工人干部开辟了广阔道路。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对培养、教育和恰当使用干部的重视，是应具备的条件。 张秀山等老同志说高岗在选拔使用干部中，明确指出“德、才、勤、绩”选拔标准和坚持“任人唯贤”的政策，要“尊重知识，注重培训，尊重人才”，“用人不疑”，大胆启用能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这是东北工作进步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所提拔的干部，先由领导提出初选名单，召开群众座谈会审查或个别征求意见，人事部门再作观察、修正名单，最后任命宣布。从1949年起至52年，东北给中央机关、华北地区、新解放区输送干部4万多人。 高岗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文章《迎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中说：“有了建设的计划，还需要执行计划的人才。”他说，精确的资源勘察，正确的设计，施工、安装设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准的人才”。要管好现有厂矿和新建厂矿，还要有大批的“工业管理人才”。“因之，培养勘测人才、设计人才、施工和安装的人才，训练掌握复杂技术的各种技工，以及不断地提高企业管理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高岗还指出：“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 高岗任东北一把手后，毛泽东主席对一些干部说，高岗是个“成熟的马列主义者”，要求听从他的领导。毛泽东亲自大量批转了东北恢复经济、工业建设、发展农业、三反五反等方面文件、讲话、文章，一直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用和信任和支持。 总而言之，高岗主政东北一显身手，善抓大事，不拘小节，大刀阔斧，令行禁止，奖惩分明，充分展现他的建党建政建军建经济英才大略。在短短几年，他带领一班人把战乱频繁，土匪如麻，民生凋弊，工商倒塌的东北黑土地治理得样样在全国领先。农村土地改革，城市工商调整，工农商学纳入新民主主义轨道，工业连年翻番，商业繁荣昌盛，农林牧副丰收，文卫事业辉煌，国防力量加强，社会秩序安定，全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景象。 东北地区过去饱尝封建军阀统治，日伪蹂躏。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沐浴阳光，进入和平民主、安居乐业，经济腾飞的岁月。东北的粮食、军火、物资和人力源源不断支援入关作战的百万雄兵，给华北、南方大量调粮食、调钢材、木材、工业品，打破私商囤积居奇，稳定城市秩序；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召集民主党派和人士协商建国国是，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组织人力、物力运往朝鲜，全力支援志愿军又做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建设中东北是全国建设的“试验区”和典范。 高岗对东北人民造福谋利，举世瞩目，业绩辉煌，载入史册。东北人民崇敬他，他的名字、荣誉和西北一样，家喻户晓。他的画像在机关、学校悬挂(建国初中央政府正副主席都挂大像)，群众都可以在报纸、画报上随处看见，在新闻影片和广播中看见听见他那魁梧体格、着中山装，大背头，国字脸和嘹亮有力的陕北口音，东北人民心目中对他的印象、感情至深。东北人民得解放、富裕、安居乐业，发自内心感激他，敬重他，把幸福生活的账记在他身上，有的人知道高岗、盖苏文，不太知道毛泽东、李世民，有翻身农民竟然喊他“万岁”。高岗知道后，即令办公厅、宣传部坚决“制止”。他苦笑着说，陕北推翻明王朝的农民领袖李自成都不是万岁，我怎能是万岁呢。“中国只有毛主席一个才能呼万岁。”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说，延安时期不是呼朱老总万岁，还有标语吗？听说南方呼周公(周恩来)万岁吗？这是个别翻身群众喊的。高岗生气地说：“群众喊也不行，坚决制止，这是政治问题，绝不能含糊！”拂袖而走。 第三篇 高岗在北京 第二十七章 “西北星辰”陨落紫禁城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直至逝世前，唯独四中全会例外他去杭州休假未参加，高岗要去杭州请示检讨问题，又不让高岗到杭州见面。为什么？此前的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并讲话，因为他深知高岗的错误与他自己分不开，不愿意看到会议明批高岗的错误，实则影射他自己的尴尬窘境，有人说：以高岗为靶子，用毛泽东思想批评毛泽东。高岗的言行，毛泽东最清楚，刘少奇也清楚高岗散布反对他的言论与毛泽东有关系。刘少奇为排解毛泽东困惑，阻止高去杭州，正合毛泽东意，并指拨刘少奇的检讨，表示支持刘少奇。 <h3>一、自杀未遂被管教</h3> 毛泽东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不在场，重大问题谁敢拍板，威望很高，地位显赫，手握大权的刘少奇、周恩来，未请示他成立“总党委”、出台“新税制”，甚至连签发文件等都不放心，认为是架空中央，搞独立王国，搞分散主义，向中央搞分权。何况，1953年春，中央决定各部委的“重要”和“重大”的事项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发文、发电也要经他看，“否则无效”。在四中全会决议中又重申了这一原则。有人劝他“多休息，少管事，保重身体”，他都不高兴，认为跟他“争权”。召开四中全会处理一个政治局委员、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和东北大区一把手，又是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自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要“打倒”他自己的“反党篡权”、是“一种政变式的阴谋”特大事件，身为党和国家的“太上皇”置身事外，躲在千里之外的杭州林园遥控指挥，还说让“他们在北京斗争，我们在南方休息”，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存在着奈人遐想的空间。毛泽东身边的医生曾经说：毛主席有这样一种兴趣，想批判谁，有时他不公开批判，给别人透底，让别人批，最后连透底的人也批了甚至打倒。高岗被打倒的过程也有类似的现象。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主张是明显的两条道路。毛泽东要消灭剥削制度，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要“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刘少奇要保护资产阶级，确保私有；毛泽东要从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就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20至30年；毛泽东要建立农业合作社，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认为搞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毛泽东主张限制党员发展成富农，刘少奇说提的过早，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以及五年计划安排比重、工会问题，等等。高岗紧跟毛泽东，为维护毛泽东在全国全党的权威，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刘少奇的主张，从高岗的全部历史看，始终坚持的后来被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刘少奇不仅在国内发表一些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建国方略相悖的言论，出现在高层会议和中央文件上，而且在出国访问时，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讲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高岗当即提出反对意见。 实事求是地看，高岗从思想感情和毛泽东一脉相承，在建国方略上一致共识，配合默契，利用高岗打头阵，毛泽东支持重用，抑制刘、周左右手，又用刘、周敲打高岗的狂劲，换取刘少奇的支持，各个击破，以得到平衡，谁也不能获胜，稳坐江山的目的，是毛泽东政治艺术所在。高岗到阴曹地府多年，毛泽东不是照样反对刘少奇的错误和做法吗？他认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旨在针对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彻底打倒逐出京城；不是照旧想将总理一职易为柯庆施吗？林彪死后还对周恩来发难，这些当然不能再委过于高岗这个“替死鬼”了。 不能否认高岗有错误，而且有严重的错误，正如他在四中全会上和座谈会上所作的检查和他的《我的反省》，并一再表示改正错误的态度。 被认为高岗的检查不深刻，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替人委过的检讨也是很难的，犹如薄一波在财经会议上的检讨，两次检查也过不了关，要叫作三次检查被薄拒绝。客观地说，薄一波在财经工作中有错误，有责任，不可否认。但是，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财委主任兼党组书记陈云，他们都比薄的官大权大，有些事薄一波照他们指示办的，至少由他们同意办的，比如新税制的实行是经财委党组讨论、政务院会议通过颁发的，他们有着义不容辞的一定责任，末了一股脑儿推到薄一波一人身上，甚至把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也压在薄一波的头上，批评薄一波影射刘少奇等，不是高岗一人，毛泽东也不例外，可以说他是主要的。所以说，替人委过是有极限的，超过一定极限要达到“深刻”，那才是不诚恳，而是欺骗。薄一波拒绝深刻检查是理所当然的，再要深刻不是把“后台”挖出来了吗？ 饶漱石抓住安子文不放也不是企想挖出两组名单“后台”吗？高岗作了几次检查，认为不深刻，再能说什么？再要深刻不就深刻到“后台”那里去了吗？性格刚烈的高岗替人委过，怎么能检讨深刻呢？一方面主观上不愿意深刻，另方面客观上不好深挖，他从毛泽东那里打听来一些信息，和陈云等“酝酿”、“交换意见”且取得共识，认为毛泽东不好出面，把事情办成，以事实向毛泽东是最好的“汇报”，致未向毛通气。硬要说他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再要叫他深挖历史、思想、组织根源，不就深到代表党的毛泽东哪里去了吗？正是邓小平后来说的：“老人家也有责任”，高岗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这正是抓住高岗不放，“杀鸡警猴”，打在高的身上，痛在毛的心上。还射击“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高饶集团”的“领袖”彭德怀等将领。用陈云的话说：“打驴警骡子”。但是，高岗宁死也不敢挖到他一贯尊崇的领袖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对高岗的方针，应该说经过几次检讨，搞得差不多了，高岗自己承认犯了错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中指示：“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侯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无疑是指高岗说的。刘少奇有点太过分的地方，就是欲置高岗于死地而后快。急欲除掉这个心中“最大的威胁”。在四中全会打倒高岗目的未达到，全会闭幕后，认为高岗检讨不深刻为借口，又召开名为座谈会，实为整治斗争高岗。这是陈云在四中全会前出的“两路夹攻”的点子，陈、邓是告发人，惟恐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2月中旬一天，陈云来到东交民巷和高岗谈话，劝高岗承认错误。高岗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刘少奇不满意的话，怎么都推在我一人头上。陈说：你先承认下来，等毛主席气消了后，看形势发展再说。高说：我没野心，没反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只不想让少奇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你最清楚。反对少奇不是我一个人，你是主要的，你心里最清楚，你叫王鹤寿给我送材料，你派人从北京给我送刘在天津讲话，你说：“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讲的，你忘了吗？现在你叫我承认，你自己推得干干净净……陈说：刘已经作了检讨，应不该揪住不放……他俩彻底决裂，吵得面红耳赤。高岗竟连声说：“主席说你是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陈云走时，高岗没去送，是李力群和赵家梁送陈下楼走的。又一次显现了不识趣的高岗世故浅，莽撞、粗犷、幼稚、高傲的表现。陈、高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搭档“堡垒”内部决裂。这正是有两句名言说的：相处容易，决裂坚决，相处越深，决裂越残。 2月15日，座谈会开始，参加部分中央委员和东北、西北部分高干，由周恩来主持，揭批高岗的问题。同时，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华东高干会，揭批饶漱石的问题。 高岗本来就对座谈会有抵触情绪，已在刘少奇面前和集体谈话时及四中全会上已作过三次检讨，承认了他的错误，他对旨在针对他自己的“决议”也表示完全拥护，又接受了四十多人未点名的批评、教育，每个发言者，以拥护“决议”为穿靴戴帽开场白，其主要内容是针对高饶问题讲的，还不过瘾，一再认为高岗检讨不深刻，不“等候”他的觉悟，变个戏法，要开什么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突然让高岗作第四次检讨，他又一次检查自己犯了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居功高傲等错误，对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把自己和少奇同志不同观点给别人讲过，把一些错误看成系统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缺乏分析。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团结，就会有分裂党的后果。但是，这个后果发展下去才会形成，不是现在就分裂了。有些是“客观原因形成的，不是主观故意的。”他所说的“客观原因”，是指刘少奇有错误才反对的，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有意见，也含有毛泽东支持之意。总之，他认识到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说了些违心的话。 刘少奇让周恩来把高岗所谓“反党篡权”的材料和此前检讨材料转告会议，并介绍了高岗反党、分裂党、篡夺最高权力的活动情况。会议搞突然袭击，不给高岗说明的机会，会议一边倒。陈云首先发言揭发批判，一口咬住高岗要篡党夺权，要当中央副主席，拉拢他说：“你一个，我一个。”把他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高岗反驳时，周恩来严辞不准高岗说话。接着，群起而攻之，与财经会上的薄一波一样，高岗成了众矢之的。刘亚楼说，高岗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把中央领导内部事告诉苏联人，高岗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陈正人把他在杭州对高岗讲的不满刘少奇的话，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去年7月财经会上批薄一波的作法，现在轮回兑现在高岗身上。 与会者极严厉批判了高岗搞阴谋诡计，拱倒刘少奇，反对周恩来，反党，分裂党中央，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乱扣大帽子，无限上纲，把他传播毛泽东的一些话加在他头上批。高岗传播别人的话也加在他身上。高岗本来善讲，头脑敏捷，起初还不示弱，作了些辩解。当有人说他反党，要交待思想根源和反党目的，高岗反唇回驳，我没有反党，对刘少奇有意见，我不认为是反党，我没反对周恩来同志。我就是对少奇同志有意见，靠他掌舵我不放心。反对少奇本人就是反党？我不这么认为，少奇不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当有人批他挑拨中苏关系时，高岗说，我没有挑拨中苏关系，只和他们争取经济援助的，有翻译在场，是毛主席、党中央叫搞的。当有人说他继续坚持反党，不是什么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是搞地下活动，是搞分裂党中央，推翻党中央的问题，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问题。高岗说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问题发展下去，会形成这样的后果，但不是现在就有了。那你们这样搞对吗？符合四中全会精神吗？符合毛主席的方针吗？符合“决议”原则吗？这不是往死里整人吗？在揭发男女作风时，高岗说有这个事，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有人揭发所谓“军党论”，高岗说：我不认为是军党论，“枪杆创造党”是毛主席讲过的。有人说还继续“打毛主席的旗号”，高岗说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旗帜，不打毛主席的旗打谁的？当有人说想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高岗说我没有，也没那个本事。 周恩来严厉制止高岗辩解、说明的情况下，高怒气冲冲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愤怒的双眼盯着地板，任由多张嘴、无限上纲上线，屎盆尿盆、污水泼向他身上。 高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反对某个人，不等于反党。正如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会上说：“我们动不动就给自己的同志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其实，人家只对某一个具体领导有意见。反对某个人，怎么能就是反党？你反对毛主席，也只是反对毛主席个人嘛。”这是符合党章精神的。但是，高岗反对刘少奇，定性反党是否符合这一观点？ “朋友本是林中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最反感的是原来和他私交深的“战友”，甚至曾给他“启发”、“出谋”的人，被刘少奇他们收买、同化了，为保自己赎“罪”，将自己曾对高岗说的话嫁祸于高岗。实际上高岗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质问时他以横眉冷对，批判时他以旁若无人。批判发言时，什么“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什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阴谋家”、什么“李国焘”、“王国焘”、贝利亚等词语不离咀，大帽满天飞。毛主席的指示和四中全会决议墨迹未干，他自己几次检讨，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历历眼前，他对这些得理不饶人的做法，越想越愤怒。 16日，高岗回到家，拉着李力群的手说：“我完了！”哪里是对同志的帮助，是有意陷害，是进行攻击，有些事是“莫须有”的，根本不是事实。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栽到我头上。“毛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给他讲了，和他交换意见。”如主席讲：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少奇爱迎来送往，将来可当议长，接待来往宾友的事。他说：他要退到二线，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几个副主席。这些话，我都对陈云讲了，他当时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轮流。他还说：有些事，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和先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很器重的。现在他在会议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说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周总理不准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1935年郭洪涛、朱理智把我和刘志丹抓起来要杀，说我们是右倾反革命分子。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把刘志丹和我放出来。以后把我下放到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展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我想想这一生，出生入死为革命，多次受伤，死里逃生，我现在竟然落到这个地步，活着有什么意思，等等。 李力群听了这些话，思想很紧张，深怕高岗出事，把高岗情绪不好和他个性强的情况，及时告诉赵家梁、董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请他们千万注意高的状况，防止意外。 其时的高岗，思想情绪沉闷到临界点。当日晚上一夜没睡觉，不知写什么(事后知道给毛、周写信)。17日早饭后，高岗打发李力群去习仲勋家探问消息。李走后，他叫秘书拿酒来，烟酒不离口，苦苦思索着什么？ 秘书给高岗安慰，劝说不要喝了，下午还要开会。高岗说开什么鸟会，还不是批判斗争嘛。他喊冤叫屈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没有篡权，我不是野心家，阴谋家，“老天爷知道”。张秀山、马明方等来看望、安慰，高岗什么也不说，都被支使出去。最后把身边工作人员差遣出去，卫士长白俊杰和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计委机要处，让赵家梁去计委找安志文帮助他起草发言稿，高身边只留卫士矫洪良及勤杂服务员。 李力群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对习仲勋说：高岗昨天开完会回来后，情绪很坏，说他活不下去了，一夜没睡，座谈会是怎么回事？习仲勋听后，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对着高岗，“从来没见总理这样过”。陈云发言，把他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说成是高岗对他讲的。高岗要说明，总理不准高岗讲话。刘亚楼说，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告诉苏联人。陈正人说，在杭州高岗对他说了许多不满刘少奇的坏话，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的意见，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组织部副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习仲勋说：这次对待高岗好像1935年朱理智、郭洪涛把我们抓起来要杀掉的样子，不知道还要整谁？要死就死在一起。不像是对待同志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都是扣大帽子，高岗个性太刚烈，怎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还说，过去，他对老高讲，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和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刘少奇。他把安志文从东北带来，提拔为计委委员。过去，张秀山出差新疆，回到西安，嘴巴不牢，乱说，他说过张秀山。老高不听劝说，把陈云当圣人，什么话都对陈云说。这下好了，人家都不得不站出来说他(高)说的，有理无处讲。他要到杭州见主席，主席不让他去，刘少奇让他过关吗？邓小平对他印象不好，主席对他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习仲勋让李马上回去，以免高岗发生意外。 李力群和工作人员都被高岗支使出去，他将已写好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信交给小张转机要通讯员，并嘱马上送出去，不要交秘书了。一封是交刘少奇转给毛泽东的封口信，大信封里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信的大意是：你大概不会想到，我追随你20多年，今天会走上这样的结局。我喜欢生活，但我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归宿。因为我们党内没有能容纳我生活的空间了，我只求得对子女给予关照，他们是无辜的，必要时将他们送回陕北劳动。信中承认毛主席和他私下谈话的一些内容，对陈云说过，两组名单对林彪、罗荣桓和陈云说过，并提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他一个人，陈云、林彪、彭德怀、徐海东、刘亚楼、张鼎承、黄克诚、罗瑞卿、王鹤寿、何凯丰、陶铸、陈正人等都对刘少奇有意见。“你一个，我一个”是陈云对他讲的，陈云还说：“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彭德怀、林彪等对他说的话等等，不承认他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莫须有”的罪名。他就是不满刘少奇，要把他拉下来接班人位置。 另一封是给周恩来的托孤信(不封口)，要求周恩来对他的子女予以关照。李力群虽然跟他结婚十来年，她还年轻，(注：当时34岁)，他走后她可能改嫁，只担心幼小的孩子们受罪，请周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血流汗，念我们多年一块工作的情分日后照顾，他的几个孩子是无辜的，必要时送回陕北老家劳动。 高岗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看到警卫员矫洪良腰别手枪(矫是从东北带来的老卫士)，高将枪要来装入裤兜里回到房里。矫洪良的枪被高拿去后即向卫士长白俊杰打电话，白俊杰在计委副主席贾拓夫办公室找到赵家梁，两人赶回东交民巷。贾拓夫给值班室打电话：你们要小心，设法把枪要回来，千万不要出意外。此时，李力群忧心忡忡，离开习仲勋家回到家里，矫洪良对李说：他的枪被首长要去了。李力群急忙跑上楼，在一个平时没人去的库房里找到高岗，见门的拉手上栓一条绳子，高手里捏着绳头，躲在门圪捞里。李强装笑脸说：“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顺手把高拉回到小餐厅里坐在椅子上，把习仲勋对她讲的一些话告诉高岗。高岗似听非听，又让李力群去找师哲，看他那里情况怎样？ 赵家梁回来后，信还未送出去，赵和机要通讯员王兴悦看了信的内容，高岗把服务员打发下来，说首长叫把信追回来。实际是高支开小张，并非追回信，机要通讯员骑摩托车出去，他知道追不回来的。赵家梁等看信后更紧张，他和白俊杰、董文彬等上楼，高毅和妻子宋丽达、李力群都在餐室。赵家梁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你绝不能这样做呀！高岗说：“不啦、不啦！”让董文彬、李力群把信烧了吧。 高岗深思一会儿后，从裤兜里抓枪在手，打开保险，枪口指向太阳穴举起时，在跟前的高毅朝父亲右肘猛一托，“叭”一声枪响，子弹顺耳边射出打人房墙！高毅又猛击一掌将手枪打落在地，几人即动手和高岗抱成一团，在地上抢枪，把赵秘书的手也擦烂了，鲜血直流。枪被夺回，白俊杰把枪装入衣兜。在抢枪时，赵家梁在情急时说：“快打电话。”几个人将高岗拖在凳子上，卡住脚手，高岗涨红着脸，还在挣扎，叫喊着：“别管我，让我死！让我死！”他掉着眼泪，喃喃地说：“冤枉！冤枉！我为革命出生入死搞了多少年，末了落个反党篡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下场，还有什么活法……” 这时，安志文来了，他进门一看，说：“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大家把枪击事说了一遍。安志文对高岗说：“你怎么搞的嘛！”遂交待：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高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不能参加？高岗说：身体不舒服，请假。 安志文、赵家梁下楼商量，认为这件事不能隐瞒，要向中央报告。 高岗枪杀未遂的事件，下午三点左右，由赵家梁、安志文去向主持“座谈会”的周恩来汇报。 赵家梁汇报中，周恩来出去到隔壁会议室叫来正在开座谈会的习仲勋、彭德怀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几个领导人坐定后，周恩来说：今天早上，高岗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赵家梁就事情发生的经过从头较详细作了汇报。汇报完，周恩来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他自己留下和赵、安继续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要站在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汇报，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他还交待：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经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叮嘱：高岗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要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他。要注意高岗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他。你们两个和张秀山都住在楼上。要赵家梁尽快把烧了的信内容写出来，交给中央。之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向赵家梁询问高岗的情况。并指出：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要用猛药来治，要对他实行管教。人员不够，中央会调来人。张秀山、安志文和赵家梁在高岗的楼上住，李力群和高老虎(高毅)也不要离开。 当天晚间，公安部派来李树槐处长和赵光华等6个科级警卫干部驻进东交民巷8号大院，负责警卫工作。 枪击事件，当天下午由周恩来即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打来电话指示，周恩来让赵家梁向高岗传达，大意是：错误严重，不能错上加错，他不能用这种办法威胁我，希望他不要走这条路，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别召开会议，周恩来通报了高岗自杀未遂的过程。有人说，他根本不想死。有人说，把枪给他，他敢向自己开枪，承认他是“好汉”。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实行隔离审查处理措施，并对高岗监控管理教育(实际软禁)，由赵家梁、李树槐(朱德卫士长，公安部处长)、董文彬组成“管教”小组，赵家梁任组长，李树槐为副组长，后来增补安志文、李力群为组员，李树槐调走后，由赵光华为副组长。 傍晚，中央派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张秀山、贺晋年等来到东交民巷，由习仲勋代表中央给高岗谈话，他说：我们代表中央来跟你谈判，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你错上加错，你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再不能错上加错。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要好好休息，不去参加会议，准备进行检查反省。习仲勋宣布：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理教育，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他过去是你的秘书，今后你都要听他的管教。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高岗泪流满面，极低沉地表示：我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他对赵家梁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你的管教。 自此始高岗成了半囚徒。正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管教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任务就是周恩来、习仲勋交待的三条：让高岗为反省做准备；防止他杀人和自杀；防止外逃(东交民巷驻很多外国使馆)。 习仲勋宣布完即离去，张秀山按周恩来指示，住在高岗家里，一边参加座谈会，一边做高岗的思想工作，他将座谈会对高岗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就是反党、反中央等揭发情况转达高岗，有些事高坚决不承认。高岗说：“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反中央，他不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我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先看到名单没有向主席反映，又没有按毛主席交待办，没有想到扩散后的严重性，和陈云等人交谈时说出去了，闯下乱子。先看到名单没向主席反映，以为主席知道有问题，才让他看的。又没有按主席交待办，毛主席发现追查时，又没敢承认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这是我的最大错误。毛主席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团结是非常正确的，我对主席、对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念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是路线上的分歧。”他说：“我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要我承认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搞阴谋等罪名，至死也坚决不承认。”高岗和张秀山的谈话，管教组长赵家梁在场，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继续进行，高岗成了缺席审判的人。2月24日，令高岗到会作第五次检查，主要是骗枪自杀的错误。高岗承认自己一时想不通，认识糊涂，认为毁灭了自己，一了百了。他也承认对刘少奇的批评等问题，不同观点向别人讲过，把一些错误看成系统的错误，对一些干部的看法缺乏分析，爱听表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 25日，审判高岗的座谈会结束，没让高岗参加。周恩来在结束时作了总结性的发言，题目为《发言提纲》里系统地揭发、批判、分析了高岗的问题，将给尤金介绍的12条归纳为10个方面。 周恩来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他指出：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高岗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企图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为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高岗诬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盖自己的宗派活动，以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书记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诬蔑中央领导不赞成某同志担任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制造派别，破坏党内团结。说要提某为中央候补委员，某某同志政治局委员。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报喜不报忧，不愿检讨，受不得批评。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于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号，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心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 周恩来说，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他指出：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 他说，高岗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周恩来说：“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对于高岗目前的似乎有些悔罪的谈话，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没有长期的考验，决不会相信他会丢掉他的长期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周恩来的《发言提纲》由在杭州的毛泽东和胡乔木、陈伯达作了修改。毛泽东于2月28日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高岗自杀未遂实行管教后，中央对四野高级将领怀疑防范极严，罗荣桓的住处派军队监视多天。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10天前，毛泽东的批文中还有高岗的名字，自12月15日中央的小会后，邓小平去停车场时所交谈及和陈云争吵，自16日、17日邓、陈告状后，批文上再未出现高岗的名字。同年11月下旬，《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刊登高岗等和金日成谈判中国援助朝鲜的经济协定情况和毛泽东、高岗等和金日成签订协议的大幅照片，12月底发表高岗陪同苏联领导在鞍钢活动的消息外，再未见到高岗工作的情况。 3月初旬，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之后，向全国党员干部传达。 高岗看到刘少奇向座谈会上转达的话和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后，他反复申辩不符合事实的有关内容，他申诉对“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军党论”、“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反对周总理”、“挑拨中苏关系”、“野心家”、“搞分裂”、“阴谋反党篡权”等罪名坚决不承认，不接受。他说我没有那个野心，没有驾驭全党全国的本事，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靠他掌舵不放心…… 1954年3月初，毛泽东看到发自东京的合众社一则电讯揣测：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及继承人的可能性问题。电讯中对高岗评价说：“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的尊敬”，云云。毛对这则电讯很重视，遂批示：“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同志一阅。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合作的。” 东北地区由周恩来和罗瑞卿负责传达，随同去的有马洪，安志文。他们到沈阳摸了几天情况，找一些人谈话，因东北是高岗的第二个发迹的地区，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威望比西北还高，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解放后，他在东北工作期间抓住解放早，土地改革早，工业基础好，率先向外国开放，和苏联签订了多项经济协议等特殊优越条件，是中共政权首先打开海关局面，发展经济，确实办了许多得人心的好事，为党和国家、人民创造了福利，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对高岗的印象较深。周、罗在调查了解、谈话、发动的基础上，于3月下旬召开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历时一个月，揭批高岗在东北的问题。周恩来传达四中全会和座谈会精神和高饶反党篡权的问题后就返回北京，为参加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罗瑞卿名为以观察员始终参加高干会。会议在罗瑞卿的指导下，由林枫主持。高干会对高岗的错误进行批判和进一步揭发高岗在东北的“反党”活动、执行一条“错误路线”，例如企业实行“一长制”、使用“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重用“难领导”的干部，偏重“专家知识分子”，“坐在知识分子怀里”即所谓“派别性的干部政策”，提拔马洪等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等。最厉害、最多的是男女关系丑事，成了置高岗于死地的杀手锏。同时对“五虎上将”东北局第二书记、军区副政委张秀山，东北局第三书记张明远，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赵德尊和已调离的郭峰、马洪以及陈伯村、华明、韩天石等多人也进行揭发批判，把他们打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亦称以张秀山为首的“反党集团”，东北局和鞍山、大连等基本属“烂掉的班子”，凡是和高岗关系好些的人，都沾上了“高岗集团”和“五虎上将”张秀山为首的“反党集团”的腥，东北局主要领导除林枫外，基本全军覆没。宋平由周恩来(曾任周秘书)说话，王鹤寿有陈云说话过了关。 据陈伯村回忆说，东北局领导班子是中央安排的。高岗出事前(即52年)，安子文到东北听到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反映。刘少奇曾对他(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谈话时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拉去的。他让陈回去向大家讲清楚，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在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搞武装斗争的、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他们为东北解放战争、经济恢复、建设和抗美援朝胜利，各尽其责，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党工作，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他回东北局向领导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高岗出事后，都成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高岗出问题后，情况就变了，为着斗争高岗的需要，把为党工作的一批人打进和高岗一起搞“反党、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竟说，高岗离开东北后，张秀山、张明远等实际上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宗派领导，使林枫无法行使职权。可林枫在高干会上发言时说，他对这样严重情况“没有察觉”。其实，本来不存“无法行使职权”的问题，欲加之罪，昭然若揭。 高干会期间，罗瑞卿、林枫上北京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若干人，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或口号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张秀山说：这算什么“纲领”？纯属欲加之罪。 罗瑞卿和张秀山谈话时说：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张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意见不是反党。罗瑞卿问张秀山：“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张说：我建议你核实一下这件事过程。 4月24日，东北高干会结束时，罗瑞卿作总结发言里说：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是长期的、有计划的，高岗的这种活动最早是在1949年就开始了。按高岗所制定并为若干人同意了的反党政纲到处进行反党宣传，这样一些人不叫反党宗派亦即反党小集团，那么又应叫什么呢？ 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四中全会和讨论高饶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四中全会决议和刘少奇的报告是“我党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与会同志对于高岗阴谋分裂党以图夺取党与国家领导权力的罪恶及饶漱石参与高岗阴谋活动的反党罪行，表示深恶痛绝，极为愤慨；并认为党中央及时地揭发和坚决的制止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活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表示决心彻底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所“造成的一切恶劣影响，并以实际工作来补偿由于这种恶劣影响所给予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损失……”决议认为高岗的罪恶活动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高岗业已完全变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他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夺取中央权力的野心和阴谋的障碍，便千方百计地对中央领导实行卑鄙的造谣诬蔑，企图由此达到他推翻中央的领导，实行篡党、篡军、篡政，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目的。”这一切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和腐蚀党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是为反革命的复辟开阔道路。” 会议通过了撤销张秀山等5人职务的建议，原文为：“东北局转报中央：东北地区党的高干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五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在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 对这五人的处分，没有具体事实、处分结论、组织审查、组织谈话，没有听取个人申述，只凭东北局一纸报告，中央政治局迅速于4月28日批准。东北局改组，林枫任东北局书记。 东北地区在贯彻“决议”中有抵触情绪，党员、干部认为决议里有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符合事实，互相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工人、农民等群众意见更大，他们说没有高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成就从那里来，冤枉了高岗，他把什么“破坏”了？有什么“重大损失”？东北的先进事实在那里摆着，毛主席也表扬高岗，表扬东北局，有错误就将一生为革命事业的心血一笔“勾销”，扫地无余，这是什么“实事求是作风”？“要看他的全部历史，不能看一时一事”，“一世英雄，付之东流”。“高岗犯什么错误可能，反党、反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不可能。” 当时，在东北干部中引起忧悒不安，私下议论高岗跟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按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怎么会可能反党呢？他的许多讲话、报告、文章，党中央、毛主席批转全党全国机关干部学习，报纸、刊物登载、电台广播。《荣誉是属于谁的》讲得很好，作为整党学习文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他是怎么反党的？有什么事实？怎么会是反党野心家呢？1949年就开始反党，还让他当副主席？或许高岗反党、反中央，那是他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反党小集团，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不少人对高岗反党集团、反中央、反毛主席持怀疑。事实上，有些人被打成追随高岗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所谓“成员”、“爪牙”连怎么回事都不清楚，过去接受高岗的领导是属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怎么成了跟上高岗反党呢。 西北地区传达高饶反党问题后，有人说：揽工小子出身的高岗为穷人翻身，赴汤蹈火，九死一生，跟共产党闹革命，怎么会反党呢？这又像似陕北错误肃反，把刘志丹、高岗打成反革命，延安挽救运动中把揽工汉、童养媳当成“特务”、“反革命”抓起来的做法重演。有人说：被南方人排挤下去了。据有关资料说，高饶事件牵扯进去处级以上干部千余人(当时处级相当现在司级)，将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联盟”的成员、爪牙，采取专政手段，分别隔离审查、威逼利诱、撤职查办、开除党籍、降职降级、无所不用其极。 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打倒高岗不是偶然的，是要打所谓“西北山头”(康生语)。 建国初期，以《荣誉属于谁》为片名拍摄一部电影，中宣部各部长、处长都认为很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是，最高层领导都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主管文学艺术副部长周扬回到部里和众秀才揣摩都不理解，摸不着缘由，不知如何是好？后来，高岗出事才明白，因为片名用了和高岗文章的标题相似，只少一个“的”字。这就说明高层领导心目中对高岗问题已经有谱，当时不可能告诉周扬的。高岗出问题后，周扬很后怕，多亏周扬觉得不对劲，没有怎么宣传该电影，逃过这一劫。后来，《刘志丹》小说送周扬审阅，他认为很好，可以出版，还可以拍电影。“劫数难逃”，批判《刘志丹》和“习贾刘集团”时，把周扬牵扯进去。 建国后从高饶事件创造的先河新例始，乃至此后多次政治运动斗争，和那句“莫须有”著名词一拼合，何其相似，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多少证据、理由，随便捏造“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分裂党”、“篡党、篡政、篡军”、“野心家、阴谋家”、“资产阶级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像个帽子公司有大帽子一摞，对谁一不如意，不要讨价还价就强制给戴上，进行残酷斗争，以念紧箍咒立威，以整人树权。硬把人整死，还要给戴上一顶“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帽子。 1954年3、4月间，为配合揭批高饶的“罪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五年计划领导小组组长易人(由陈云担任)的消息和《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为题的社论。社论指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和人民的敌人——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已不可能和很少用公开面目来进行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他们必然是采取两面手段，“躲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进行”。社论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粉碎敌人破坏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 高岗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打进“反革命分子”的范围，压力更加沉重。 <h3>二、“星辰”陨落紫禁城</h3> 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高岗听了习仲勋代表组织谈判和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思想情绪逐步稍许平静下来，他还把一线希望寄予毛泽东搭救，在沉闷的软禁空间中度过了半年。开始时，万簌俱寂，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他躺在床上睁着一双眼睛，苦苦地思索着，想着该怎么“反省？”他扪心自问，回顾了那些似乎不大遥远的往事，诸如西北、东北和到京后毛泽东与他谈话，也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及座谈会上斗争的场面。来到北京后一年多来的高岗和现在的高岗，截然是两个环境、两个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突然成了“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反复思考了自己的言行，在哪些方面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有些事情没有向毛主席具体汇报，没按毛主席交待办，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好的，不是现在就有了损失。他认为在几次检讨已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深刻，就是没承认反党、反中央、推翻党中央、其他错误都检讨了，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批判渐渐升级，招来更加激烈、更加严厉批判的言辞，“莫须有”的罪名在脑际回荡，又不让说明、申述，似有不打倒而不后快，刘少奇这一关是过不了的。再作深刻检查，如何检查呢？高岗一贯是批评别人的人，今天自己接受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是很难承受的。要再深刻还能说些什么呢？难道能说是毛主席是怎么对自己讲的？能说要打倒刘少奇，打倒毛泽东，自己来当领袖吗？对党如何反对或者充满敌意吗？要为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吗？这些不是他心里想的不会说，也不能说，更不敢说，不能捏造假话上纲。反对刘少奇的错误观点，是维护毛泽东的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毛主席叫看的，却变成了“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把这些“莫须有”的陷害、攻击作为事实承认吗？他一贯能吃能喝、能说能笑、争强好胜、爱动爱玩的习惯，在管教期间丧失殆尽，政治和威信扫地，可谓处在身败名裂的境地。但是，开枪自杀未遂，绝路中逢生后，他有活下去的念头。他知道自己的错误与毛泽东分不开，毛泽东最清楚犯错误的根源。 高岗软禁之后，从1954年3月初开始，一方面加强党性学习，阅读党章，一方面认真反省他一生旅途和错误，准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反省中，有时情绪平静，跟管教人员一块下象棋，打扑克，看电影、画报、报刊等，情绪比较好些了。 赵家梁早在东北未任高岗的秘书前，两人常在一起奕棋，后来当了秘书时，高岗说：“哦，你就是赵家梁啊，认识早了，你的棋下得好。”揭批和软禁高岗期间，对外保守机密很严，社会上没有什么风声。他们经常调国内外电影片子看，片库管理人员听说东交民巷8号调片，随便选调。 在毛泽东“重新做人”的指教和党性学习及管教组的帮助下，高岗打消了死的念头，较深刻反省错误，有的自己执笔写，有的他说让秘书记录，花了很长时间，每天的活动除了少许玩耍象棋、扑克外，就是写检查交待。他本着周恩来在第一次集体谈话指出的“严于解剖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精神，将他自参加革命活动和革命工作以来，对思想上、政治上、觉悟上、作风上、世界观上和从产生错误的根源，特别是对自己的缺乏组织纪律性、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唯我独尊、骄傲自满、男女作风、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和开枪自杀等错误作了全面反省。据秘书讲，高岗的反省是深刻的。为了争取领导的原谅，消除对立情绪，企想度过这一关，在《我的反省》中，被迫写了些自我无限上纲、上线的违心的话。“反省”最后由秘书归整出来，高岗又仔细斟酌、推敲、增删，让秘书送交习仲勋阅看后，他半夜没睡觉，苦思冥想良久，自言自语：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吗？路线之争、建国方略之争、社会制度之争，靠刘少奇掌舵不放心，毛主席也不放心，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就是反党，分裂党中央？毛主席说过要“挪挪”刘少奇的位置，说他爱迎来送往，叫他搞议会去，这又作何解释？毛主席也戏言吗？想了很久很久后对秘书说：就按他们(指刘、周、邓、陈等)说的写，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最后，他违心的叫秘书写上：“想把刘少奇拉下台，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助手。” 其实，他本来就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之一，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已经是毛主席抓经济工作的助手。 高岗的《我的反省》于4月29日送交中央。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希望、催促、忍耐、等待中央来人谈话、处置。烦躁时和工作人员下棋、玩扑克，屋子里踱步、发呆，回忆20多年来沧桑岁月里的往事，揽工放羊，闹学潮砸县衙，发动灾民吃大户粮，创建红军、风风火火开辟陕甘苏区；1935年被郭洪涛、朱理智、聂洪钧、戴季英等抓起来坐牢，毛主席来了救出监狱；三边、伊盟和蒙人交朋友，解决民族间纠纷；保安县保卫中央机关中险些送命；建设陕甘宁边区和创建东北根据地，扩军建政，解放东北，为全国解放，一心一意；建设新东北，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制定全国五年计划没明没夜，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想方设法，和毛泽东亲密交谈，情投意合，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配合默契，心情舒畅。一件件，一桩桩，历历在目，萦回脑际，和秘书交谈上述往事，他说内蒙工作期间，大姑娘、小寡妇，把作风混坏了。当回想到近来情景和陈云、彭德怀、林彪等交谈，四中全会、座谈会等，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心寒意冷，前途茫然困惑，但仍抱一线希望，毛主席进城后不会变吧，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会消除误解，明察秋毫，不会完全抛弃他的。 他的反省送中央后，盼星星、盼月亮，幻想像35年陕北肃反中，盼得毛泽东来了松了绑，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重见太阳。他托管教组多次催促中央，等待中央来人谈话，了断他的问题，急燥、忍耐、希望、羞辱溶合一起，心里流血，眼水望干，渺无音信。 周恩来是高岗专案组的负责人，他在座谈会上讲话中规定“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实际上是要“管教”到首届人代会国家机构、人员定之后。 后来，高岗获悉东北局高干会继续揭发了他的问题，并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陈伯村、华明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后，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时不时地自言自语说：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啊。我那两篇文章(即《荣誉是属于谁的》、《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党内在右倾思想》)就是和马洪等研究起草的，毛主席批给很多人看过，还指示中央有关报刊发表，让全国学习；由东北带动搞起了“三反”、“五反”。他们这些同志是冤枉的，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有关对刘少奇的议论和意见，到家里来和我说得最多的是何凯丰、王鹤寿等人，安志文也知道这些情况。赵家梁插话说：安志文跟总理去东北参加高干会的路上将情况都给总理说了，他没事了，连会也没怎么参加。宋平、王鹤寿是周恩来、陈云说话过关了。马洪承认他自觉反党。 安志文在陕甘宁边区高岗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跟高岗到东北，高岗到中央又把安带回来并建议任计委专职委员，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有人说高岗把安志文提拔到计委专职委员，是为讨好他哥哥安子文的。安志文经常去高岗家，高岗出事后，安志文住在高岗家，做高岗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争吵起来，高岗把桌子都推翻，茶杯子甩在地上。 张秀山曾参加创造西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工作，是首先率干部团进入东北；张明远在榆林师范学校教书时，高岗带到延安，后长期在冀东做党的地下工作。赵德尊、郭峰曾担任黑龙江、辽西省委书记，调东北局任部长是正常的，马洪有能力，懂经济，提拔是应该的。高岗曾说过这几个同志，有能力，政治强，懂经济，是年轻的“优秀干部”，作为“培养对象”，怎么算是宗派集团？其实是为高岗问题座谈会呼应，给高岗罗织罪状而设置的。后来，周恩来对王震说：“东北高干会没有开好。” 1953年春，高岗出席的中央人民政府第20次委员会上，讨论了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普遍进行选举工作。至54年8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政府、领导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决定在9月份召开首届全国人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高岗原先把毛泽东挽救自己的命运的希望和全国人代会联系在一起，抱一线希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开，他的政治生命就会明朗化。 高岗的“反省”材料送中央已经几个月，没人理睬，管教组多次向高岗专案组长周恩来汇报情况，请求中央来人谈话，后来周恩来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高岗专案由邓小平、杨尚昆负责，他们没有过问，既没来人，也未回音，犹如石沉大海，看来连他要求回陕北劳动也不能如愿。 高岗担任的一切职务除五年计划组长外均未免除。从7月1日起，《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陆续发表各地区人代会情况，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十分关心此事，他认真的听广播，仔细翻看报纸。他看到华东地区代表没有饶漱石、向明等的名字，东北地区大部主要领导人也未当选代表，他才意识到这些人受到了他的株连，他对工作人员和李力群说：我连累了他们，以后见到这些人，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对不起他们。他心里很不安，心情更加恶化，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自毁的念头重新萌发。 在此期间，李力群被杨尚昆召进中南海谈一次话。当时，李力群正怀孕显现妊娠症状。杨问她：你身体怎么样？李说：身体不方便，感到很累。“你怀孕了？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你要离开高岗。”李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李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杨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李力群听了杨尚昆说要把高岗换到“公主坟”，自我预感到不祥的凶兆。随即，杨尚昆派中央保健室医生力伯畏陪李力群到协和医院检查，是不是怀孕，能不能做手术？经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检查后对李说：你生孩子多，不能做人流了。要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给你接生。 李力群回到家，难过到极限，觉得他们要对高岗下最后毒手，被关牢或者枪毙。赵家梁问她：杨尚昆找你谈了些什么？李说杨尚昆叫我把孩子打掉。赵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住在一起了。李力群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一起住！高岗现在处境这样危难，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能提出离开他呢？ 李力群回忆说，她心里想来想去，这是生离死别啊！不知怎么对高岗说还是不法。当天晚上，李力群将杨尚昆的谈话告诉高岗。高岗听后显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说：“我是冤枉了。不是坐牢就是被杀掉。”35年被关进监牢，毛主席再迟几天到陕北，我和刘志丹就被朱理智等活埋了，这次毛主席不出来搭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还对党和毛主席抱有希望。他说：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你，生了几个孩子。“有一天你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给我说清楚”。“我受别人的暗算了，这次陷害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主席也很为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智、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离开我们的孩子，抚养孩子成人，什么也不要说。将来生活困难，可以带孩子回陕北，那里人民不会忘记我和刘志丹的。” 在此前后，高岗正处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口，有死的打算。他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斗争也异常激烈，脸色非常难看，情绪极度烦燥，彻夜不眠，饮食不进。不分白天晚上念叨：张明远、张秀山、马洪、赵德尊、郭峰等是冤枉的，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成员呢？习仲勋曾劝告和提醒我说，安志文在你那里是有任务的，是受人指使的……我不听习的话，现在才明白了，他们怎能这样做呢？高岗说：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吗？谁能给毛主席讲真情况呢？因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怎么能对得起他们，不如死了算了，我死了，也对不起这些同志，他们是为党工作的。 高岗自管教后，睡眠不好，要管教人员给他弄安眠药吃。李力群深怕高岗出事，她把这些话告诉赵家梁、安志文等，并提醒他们千万注意，你们最好不能给他药，给安眠药会……安志文说：你不知道他这人吗？不给不行嘛，他硬要，说他睡不着觉，吃不进饭，会把身体折磨垮的。再说他心肠大，不会再干蠢事了。赵家梁说，他不会再死的，他只是对你说说，怕你与他离婚走了。据赵家梁说，管教组也注意了防范，每次吃药按医嘱，定量定时给药，并在跟前看着咽下去才离开。这期间，高岗常和管教、警卫人员玩扑克，谁也没想到他还会再次自杀。 高岗认为自己从辉煌顶端掉进谷底，还牵连了大批为党工作的同志。与其被人折磨、屈辱、耻笑活着或者关牢、杀头，不如来过快刑死了，已决心为自毁做了准备，将噙在口里的药喘到舌根底下，喝水时佯装咽下去，待管教人员离开又吐出来，集攒下来作为自毁的“武器”。他的叉裤旧了，让勤务员买了一条新的裤头准备死时换用，谁也没意识到他为死做准备。 东北地区、北京地区和解放军的人大代表公布，他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东北一把手，军委副主席、计委主席，这三个区域都可选，他看到没有“高岗”的名字，对毛泽东的希望破灭，思想情绪更坏，坐卧不安，精神恍惚。他记得“七大”时大家都不同意王明进中央委员会，是毛主席出面说服大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建国时任命为中央的部长。多次要求中央来人谈话未果，一连数天的关注破灭了。原来希冀毛泽东会念旧情知遇之恩，在国家新的领导班子瞎好安个位子也无望了。一个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连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感到彻说，觉得高岗给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有个公正的说底的完蛋了、绝望了，被毛泽东完全抛弃了，自裁铁了心。他内心有一种无名火燃烧着，冤枉、委曲、悲伤、痛心裂肝，他走出屋外仰天看地，星光隐去，月落西山，走完了它们的路程，黑沉沉的天空像凝固一样，神秘莫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容纳自己的栖身之地和空间。他是农民的儿子，黑暗的旧社会把他逼上了革命道路，跟毛泽东共产党，东打西战夺取了江山，舍生忘死，始终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建设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半生多经历使他深信，毛泽东和党的曲折最终会公正地裁判。没想到毛泽东倒向刘少奇，将自己抛出去，反成了反党篡权头子。 他是成立共和国时的代行人民代表会职能的政协全委会上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多么风光，而这次人代大会他自己必然像“座谈会”一样作为批斗的对象，捋掉披挂一身的桂冠，荣辱交加，对性格刚烈的高岗来说，反差太大了。这种种精神的压力，诬陷，耻辱溶合一起，远比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物质困难的压力大过多少倍，英雄落难的屈辱，不杀不放，“长期管教”，活活折磨，无异等于慢性自杀。 杨芝芳说：他从19岁开始闹学潮、拉杆子造反起，多次险些丧命，死里逃生。他脚腕上的伤疤，是1932年安条岭遭敌伏击战中，敌人的子弹给他留下的仇恨和纪念。赤膊上阵战劳山中，子弹擦身而过划破一层皮，保安县反动分子暗算他，绥蒙披着哥老会外衣的日特分子谋杀他、哈尔滨反革命分子冲杀他，都未得逞；指挥东北剿匪，打土豪，分土地，协助林彪指挥作战，保障后勤，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绝望了，毛泽东不出来搭救，和高岗关系最好、私交最深的陈云陷害，积极支持他的彭德怀、林彪不出来说句公道话。人生旅途走尽了，戴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野心家”帽子，活下去没什么意义了。人在承受巨大枉加的精神压力时，眼前一片黑暗，被这种压力所刺激，无期等待折磨，是最容易产生轻生念头的，只能把死当成唯一的解脱。作为一个性格刚烈，身经沙场的高岗来说，勇气是应具备的品质，生比死更需要勇气，谁又能不死呢？ 现在，国民党打倒了，新中国建立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硬逼他承认“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实在生不如死，民不畏死无奈以死抗争，不比屈服侮辱而苟活差。人生在世，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欢乐与苦恼、生与死，是永恒不变的规律。活着的人谁不愿意活而愿意死？可是谁又能不死？但是，他的信仰将永存，自信共产党的事业将永存。毛泽东进城后的这种做法会带来灾难的，他迟早会明白自己是忠于他的，忠于党的事业的。他去死似有出于信念和理想，出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冲突。以他的死来抗议，震惊国人，来唤醒毛泽东的良知。 无论如何，这个以自杀走向死亡的人，绝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也是要有勇气的，只有一死，一切烦恼和屈辱就会结束。他的肉体对死并无恐惧，九死一生本来就是他的本色。第一次开枪自杀，阎王薄上未报到，苟活了半年，反省、要求，如泥牛人海，忍耐、屈辱、希望到绝望、绝路。“他根本不想死”，“他敢向自己开枪，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不能用这种办法威胁我”等促他死的话，他在阴曹里才会知道。 他知道人大代表选举结束，就要召开全国人代大会，他想象首届人代会的情景，回忆着代行人代会职能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成立新中国的往事，这次人代会他是被审判的对象，这对他来说这样的反差实在承受不了。 1949年9月，是他奋斗二十多年的夙愿实现的喜庆日子，他代表解放区在大会上只用十几分钟发表了热情洋溢、心情欢快的讲话，博得全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10月1日，是举世难忘的开国大典，他站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胸别红绸烫金佩条，排在副主席的第六位，中共党员副主席他是第三位，多么神气地检阅几十万军民庆祝游行，昂首仰望自己付出心血的十几架战鹰凌空在蓝天翱翔。他无比自豪、兴奋、骄傲。今年的人代会，是绘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蓝图，选举国家机构和领导人员，而他被扣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最高权力的几顶帽子，处于身败名裂，软禁受辱，与世隔绝的天地。过去那样的光辉已走尽了头，不复存在，与其待人代会召开时，像“座谈会”那样批斗羞辱难受，不如早些离开这个肮脏的政治斗争的漩涡。 他受不了旧社会的压迫、剥削，出来闹革命，他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敌人斗争了二十多年，斗败了敌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打退了胡宗南的多次进攻；千里河防，固若金汤，日军多次企图渡河西进，他动员军民齐心协力打退；东北战场协助林彪等，把蒋介石的心腹大将熊式辉、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一个个打下台；建设国家，发展经济，抗美援朝，整整奔波五年，被认为他领导的地区、部门是“独立王国”；雄心勃勃，要在东北创立中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工作井井有条，事业项项卓著，政绩样样突出，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试验田”，万万没料到执着毛泽东思想同右倾错误斗争，诚心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反而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他一生经历了贫困潦倒，举旗造反，虎口脱险，叱咤风云，艰苦创业，殚精竭虑，为党和国家、为人民解放、幸福做出了贡献，垒筑了光辉的亮点，受到世界共产党领袖斯大林的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赞扬、重用，荣升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地位。他赢得毛泽东器重，地位攀升，是在革命斗争中实抓实干得来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不是搞阴谋诡计篡夺的。到头来落个反党篡权阴谋家的下场。由光辉的顶点一下子摔到黑暗的低谷。他也没枉活一回人，人生在世该经历的酸甜苦辣、艰难险阻、风流倜傥、荣华富贵，都偿试了。他自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容他生活的空间了，该告别勾心斗角、忠伪不辩的世事了。他做了大官后变得自尊心极强，不愿忍辱偷生，他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人，“士可杀不可辱”，实在咽不下为正确路线、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被羞辱、被抛弃这口恶气，替没良心的领导卖命有什么意义。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争，死而无憾，宁折不弯的他以死向世人表明宁死不屈的“一条好汉”。他告“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求人不答应。他最委曲的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意图……”“有人授意，有人支持，是党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意见，毛泽东也不例外，现在都往他身上栽，要他一个人负责，还有什么真理，硬要逼他承认反革命，承认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家，佯活在世上，名活实亡，还有什么活法。” 他根本不知道此时中央多数要员包括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开会，审定宪法。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不敢作主，请示在北戴河的毛泽东，同意让习仲勋代表中央给高岗谈话。习仲勋鉴于和高岗以往的关系，向周恩来提出写个文字的东西比较好，实际是怕毛主席忘记、反悔，把自己陷进去。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有这种毛病的，有时他说的话过后忘了或者反悔，累见不鲜。周恩来又不敢出文件，让习仲勋直接向毛主席请示联系。毛泽东原打算叫高岗当陕西省省长或副书记，此前高岗有过回陕北老家劳动要求。毛泽东让习仲勋给高岗谈话，保留党籍，保留中央委员，高岗想回陕北，同意他回陕北工作，当延安地委书记。习仲勋不敢向毛泽东要文字把柄。后与周恩来商量，周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不久回北京，再等几天，毛主席回来再说。据后来习仲勋说，自东北高干会后，去东交民巷要安子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批准，否则谁也不让进去。毛泽东的意向习仲勋没及时向高岗谈，所以，高一无所知。就在这个扯皮的节骨眼间，高岗宁死也不愿戴上“反党篡权”野心家的帽子活在世上，第二次自杀身亡。 那是8月17日，恰好是高岗第一次自杀的整整半年，距《我的反省》送交中央的110天。是日晚他和李力群交谈到两点左右，高岗待李力群母女、管教人员都熟睡后，窗帘拉好，刮胡子，洗了脸，梳好大背头，换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几天前买的新叉裤换上，把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拿来吞服，睡到床上。这一切行动，睡在另一卧室的李力群母女毫无察觉。早上天亮，李力群让小女叫他爸爸起床，小女去叫不答应，李力群去见高岗呼隆呼隆出粗气，很不正常，她边推边喊叫不答应，即打发小女叫来管教组的人员，随时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并施人工呼吸，抢救无效，至早晨10点多些，高岗在自己的生死簿上划上了句号。 据中央保健医生力伯畏回忆，8月17日那天，她正好在保健局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前后，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来看。她随即拨通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告诉：“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你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也听到汇报，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力伯畏给计打完电话，又给在北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尽快赶到高岗家。这是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即时咨询请教。 两个电话打完，力伯畏要一辆车子，从弓弦胡同出发，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和洗胃设备，直弛东交民巷高岗家。一下车他(她)们直奔高岗卧室，一看高岗已经死去，再进行任何抢救都没有意义和必要了。 接着，苏联专家也赶到，力伯畏说她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专家到来后，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身体的时候，他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腾腾我囊(速可眼)，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医生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据赵家梁、李力群回忆：8月16日晚，高岗和李力群谈了很长时间，怀孕的李力群困乏了，对高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长叹一口气说：睡吧……自7月以来，高岗和李力群经常在深夜长谈，今天晚上谈的更多，至凌晨两点多。高岗讲了他自己的革命经历、艰难，困苦和死里逃生等情况，讲了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了思想上的矛盾和认识上的疑惑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李力群多次予宽心、劝慰。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组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看了高岗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李力群的汇报，临走时嘱咐说：“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来到高岗家，他们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下楼在大厅里听取了管教组汇报后，交待要严守纪律，不许外传；责成由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丧事，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接着，总理让齐燕铭同志通知有关领导晚8点半到东交民巷开会。8点半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8点半，所通知领导人员有马文瑞、马明方、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马洪、王光伟、乌兰夫、刘澜涛、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倪伟、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等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高岗秘书赵家梁3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查结果。”晚10点多，解剖检验结束，大家听取了医生汇报了检验结论：“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总理最后叮嘱：“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自高岗管教一直向专案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出国期间，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 当习仲勋等看过遗体后，周恩来委托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息的毛泽东汇报了高岗的死讯。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即转告毛主席：“主席，高岗出事了，他自杀了！”还说周总理、彭总到现场去看，详细情况一会儿再报。毛泽东铁青着脸在屋里发呆。 叶子龙二次进来，毛泽东急切地问：“人死了么？”叶说：“死了。”毛说：“怎么死的？”叶说：“可能是服药死的。现正在检验着”。 毛泽东深思很久后，喃喃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太刚烈，不该走这条路……”似有内疚的表情。 叶子龙说：“还怪他，这不是自绝于党么？” “话是这么说，但党内斗争死人总是不好。”毛泽东以极低沉的神情说：“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上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让他继续工作，他有能力，年纪也轻，原想叫他到陕西当省长或副书记，听说他想回老家，到陕北工作，我与习仲勋约了，目的是让他讲。我想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他也愿意。可迟了一步，我还没有来得及谈，他就走了，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 叶子龙说：“最终还是怪他。”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沉思一阵说：“检查结果一出来，迅速告我。” 李力群回忆说：总理和彭总上楼看高岗遗体时，彭总走到高岗床前跺着脚连声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楚。周总理对发呆的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 当晚检验期间，毛主席打来电话说：对高岗“善殓厚葬，用最好的棺木。”“对高岗的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周当场宣布了毛主席的电话指示，并对安子文说：找个四合院，让李力群和孩子住在一起，派一个厨师和一个服务员看门。他对李力群说：暂不去教育部上班，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再定。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资料：得知高岗服药致死确讯后，毛泽东的精神上最痛苦，受刺激最大，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有一个月多心情很不好。毛泽东对高岗走绝路似早有预感，去年他和罗瑞卿说：高对形势与他不利时可能胡来，“甚至铤而走险”。54年1月22日和胡乔术、杨尚昆、罗瑞卿研究给刘少奇回电时说：“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会走绝路了。”陈云到杭州调查高岗问题时，林彪说：“高岗可能自杀。”这些预感从何而来？是个谜。 高岗问题座谈会后几个月来，高多次要求中央来人谈话未果，精神折磨受不了无奈而死。 根据总理指示，高岗的丧葬主要由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负责，赵家梁参与操办，李树槐和保卫科王科长负责买的柏木棺材，为防腐，棺内用桑皮纸包石灰、木炭充塞空隙，全身穿着他生前喜爱的中山装新衣，因解剖而用白布缠尸，埋葬到北京城西玉泉山下的万安公墓。墓冢用混凝土浇注的半露天冢，竖有大理石无字碑，距李大钊墓百米左右。万安公墓，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市，远离市区，人迹罕至，比较幽静。过去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身之地。高岗能安葬在这里，是总理指示的，他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不知何故，从未刻写墓主的姓名，也没碑文。出殡和埋葬时，卡车上装的棺材盖的麻袋片，没黑纱、白花，偷偷搞的，与后来他的老对手刘少奇逝世差不多一样，据听说刘少奇火化后还捏了个假名字，高岗连假名字也没敢捏，公墓管理处都不知道这座墓里埋的是什么人？登记册上至今没有记载，这算什么“善殓厚葬”。但公墓管理人员知道是个大官，因这里埋葬的都是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这座无字碑墓里埋的人是什么身份，什么名字，他们就一无所知。笔者问管理人员，他们说：“不知道。”后来高岗死讯公开后，公墓管理人员有所猜察。高岗的子女在清明节去扫墓、敬花，才知道它是高岗的墓冢。无字碑约1.5米高，上端打掉三分之一，据听说是文革中造反派打掉的。 万安公墓偌大的一片墓地，墓碑林立，有清朝高级将领，女士，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女士，碑上都写有某某之墓，唯独高岗的墓碑上没有，这是底气虚弱的显现，也说明高岗的威望。对“高岗”这个名字就这么害怕？令人看了很悲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就高岗问题的调查和自杀情况，向苏共中央发送了通报。同时通报了饶漱石的问题。通报最后说：“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至此，“西北星辰”(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团给高岗献锦旗写的)陨落在紫禁城，高岗在这个大千世界上，从政治上、肉体上完全消失了。高岗死了，并未一了百了。他“兵不血刃”自毁，死无对证，确有人幸灾乐祸，秦桧式的康生等梦寐以求的愿望没有用吹灰之力达到了。 后来，教育部派李力群出差广州办事时，广州市委书记薛炎(曾为高岗下属)请她吃饭，谈到高岗的问题，薛炎说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习仲勋为什么不给高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我看习仲勋是为了保自己……薛炎说：朱老总到广州休息时，他问老总说：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了，上当了。他死的可惜。”薛炎还对李力群说：“我对你讲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你时，你可以如实的讲，你也可以讲，是听我讲的，我不怕。” 习仲勋谈到高岗死的情况时说：他对高岗是有感情的，高岗的死，他心里很难过。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管专案，邓小平还不时查问他，老给他说高岗像挤牛奶似的。习说，他对高既同情他，也生气他，多次劝他不听。把陈云当成圣人，结果圣人圣掉了性命。邓小平过去对主席重用高岗、表扬高岗，要向高岗学习有看法。邓是长征过来的，他能服高岗？能看上高岗吗？这不是明摆的嘛。可是高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主席器重他，简直冲昏了头，自以为了不起，有毛主席作后台和支持。高还常对他讲毛主席经常与他(指高)谈刘少奇对主席工作帮助不大。结果，把这些话说给陈云。所以，邓小平一口咬定高岗想当领袖，有野心。陈云看形势不对，也说高岗给他说这样那样的。 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兑现，反复无常，步高岗后尘的大有人在，跳楼的、卧轨的、上吊的、投江的、整死整残的，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数不胜数。打压、整治的受不了硬逼的自找归宿解脱折磨，还给扣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文革期间，田家英在危急时，给江青打电话，要求和江青谈一谈，想通过她向毛泽东求救。江青非但不帮忙，反而又捅了一刀子，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得意的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什么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身边究竟帮做了多少事？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把我送上断头台的人。接着，安子文亲自到田家宣布隔离审查田家英，文件交戚本禹接收，田家英求救无望被逼的上吊自杀。后来江青自己也步上了田家英的后尘。刘少奇危难时，和高岗一样要面见毛泽东被拒绝，弥留之际比高岗还惨。当年高岗危难时，写信要求见毛泽东，请示四中全会上作检讨的问题，刘少奇主持会议研究出几条馊主意，不让高岗去杭州。后来他也遭遇了类似的难堪。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再次被造反派批斗、侮辱后，他回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宪法》，他火山爆发一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指工作人员)怎样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对待高岗的办法轮回到他头上，他不会忘记高岗也是人代会选的，也是个公民，不是照样没经人代会罢免吗？不让他申辩吗？缺席审判吗？ 他随即打电话要见毛主席。此时，江青正在毛泽东的书房，她接电话向毛泽东示意是刘少奇的电话，毛泽东摇摇头示意不接。江青说：“主席刚休息，不能接电话，有什么事情吗？如果重要，请你按组织程序向办公厅直接讲，如果可以和我讲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主席。”刘少奇说：“你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可以和你谈一谈”。江青说：和我谈没必要了，只是负责转告主席一些话。刘少奇说：请你向毛主席说一下，我有好多话想向主席和政治局讲，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是否让我最后参加一次政治局会议，我向中央交权，到延安去劳动。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总得要和我说个明白呀，就是对我进行审判，也应该让我说话呀！”江青说：“你找主席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屁话吗？你刘少奇也是整了许多人的，难道不明白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吗？有事向中央办公厅讲嘛，”“当年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时候，你是怎么讲的？轮到你的时候就受不了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够忍辱负重吗？你的修养哪里去了？” 刘少奇要求被江青挡驾，还遭了一连串谩骂、质问、奚落。林彪后来为打倒刘少奇，不遗余力，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他最后的结果，火烽风扬，葬身于异国，时间一到的报应。 高岗原先要求到延安，毛泽东同意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同意让他任延安地委书记，后因耽误了谈话迟了一步而自杀。刘少奇要步高岗的后尘，向毛泽东要求要到延安而被拒绝。最后，被撵出京城，逝世在外地。 历史对一些政治人物往往耍弄玩笑，不无讽刺味道。刘少奇对高饶的往事的一切一切最后轮到自己头上，虽未寻死自杀，实际上被林彪、“四人帮”整的比高岗还残酷，反倒和高岗一样，激起人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同情。罗瑞卿和高岗走的差不多一条路，他批判高岗“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揭批罗瑞卿时，最终未逃脱“罗瑞卿和高岗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罪名，罗在受批斗时会尝到“枉加罪名”滋味难忍的，他也步上高岗的后尘，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跳楼寻死未遂，折断了腿，最后去世于德国，据说与治腿伤有关。刘少奇之子卧轨身亡，邓小平之子跳楼腿伤，整得受不了，只能选择自杀来解脱。惠庶昌、田家英、周小舟、朱子休等高干选择这条路的屡见不鲜。 为什么刘、高进城后就不注意延安作风了，危急时都记起延安呢？无非一是延安是他俩的发迹地，刘少奇虽然不是延安起家的，但是在延安荣升的，原来和高岗的职务相等的；二是怀念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似有企想启发毛泽东对延安时期民主作风的深思。 建国后，自开创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先河新例后，动不动用“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党中央”等作为打压、整肃不同意见者的“法宝武器”，成了效仿传承做法，每次党内斗争如法炮制，拿不出什么事实，虚设罪名，扣大帽打压，文化大革命中愈演愈烈，造成了浩劫。 第三篇 高岗在北京 第二十八章 绝望而死不安宁 高岗死后，谣传众说纷纭，随便乱说：在批斗高岗的座谈会上，高从公文包里拿出护身手枪对准刘少奇时，被监视人——刘少奇的警卫李触肘，子弹打飞，李反手开枪击毙了高岗；周恩来知道高岗有手枪，担心胡闹，事先安排陈赓、宋任穷挨高岗坐在两边，高岗拿出手枪，被陈、宋夺去；高岗心情悒郁，长期失眠，要吃安眠药，康生一伙故意给毒药毒死，延安时期毒害王明的“处方事件”未成，在高岗身上重演成功；验尸时见尸体裹一身白布，不让揭开看遗容，怀疑不是高岗；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高岗家距苏联大使馆近，逃匿苏联大使馆，后去苏联，中国要人，苏联不给，中央宣布高岗自杀，惹恼苏联，中苏关系恶化，直至中越边界战争中，还有谣传高岗的儿子指挥苏、越军队打中国军队；竟有当事权威人杨尚昆回忆文章里说：高岗是触电而死；还有的说，毛主席提出让酝酿主持一线工作的人选，他想挪动刘少奇的位置，自己不好讲出，叫高岗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使毛处于被动境地，所以，躲在杭州，叫刘少奇、周恩来惩治高岗，也含有批评他(毛)自己的意思，会上不让高岗解释、说明，软禁时中央长期未派人给高岗谈话，早已清楚高岗有自杀信息，等待他自裁，最终含冤而死。 <h3>一、所谓“阴谋”死后实现</h3> 高岗的横死，余威幽灵在世，留给后人无穷遐想、疑惑空间。一个贫困潦倒，少年揽工谋生，受不了旧社会的压榨，“离经叛道”，打旗造反，跟共产党和毛主席靠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搬掉了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整奋斗了多半生，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赴汤蹈火，生死度外，陕北错误肃反中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屠刀下被党中央、毛主席救出来，怎么会突然成了“反党”、“反党中央”、“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呢？最终搭上了性命，不能不使局外人猜疑。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代会在北京举行。忠厚老实的西北翻身工农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从报纸上看不到高岗的名字，叹息地说：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头瓦窑堡炭，陕北人坐不成官，横山皇帝寿命短。李自成进京坐40天皇帝，高岗才是个副主席，不到4年也不见了，一定出事了，可能叫南方人排挤下去了。 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朱德当选为国家正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人大常委(即议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国务院代替了中央政府职能。毛泽东认为“高饶反党联盟”的“领袖”彭德怀当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当了第二副总理。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的班子，印证了高岗“阴谋”的意图。从国家主席和国务院领导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一二三四野战军的主要将领放到实质性的位置；各部部长也基本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这正是指控高岗所谓“是如何卑鄙地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阴谋”实现。高岗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主体的观点成立。高岗原散布过要把打天下的功臣应放在重要实权的岗位上，被指控为“煽动”、“影响”军队中的高级干部。他认为原来中央政府和政务院领导中非党人士多了些，中央政府委员会成了各党派“联合会”，却被指控为“诬蔑”，挪刘少奇地位，让他搞议会，被指控为“反党”。人代会选举、任命的结果，正好以事实兑现了指控高岗生前的设想。这就显现出高岗和毛泽东的意图不谋而合，思路一致，或许是有谋而合。如果说高岗主张打天下的功臣应放到有实权性岗位错了，那么人代会选举结果能说错了吗？ 首届人代会结束将近半年，1955年3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高饶问题是会议的三项议程之一，由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长达1.8万字，共分5个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叙述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在我党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个新的胜利和当前阶级斗争形势。 报告说，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叛徒和反党分子。1927年，党进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1935年红军长征中，党粉碎了叛徒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迎来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的到来。历史上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发生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 我们的党现在的处境当然同在上面所说的两个时候有根本区别。革命已经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现在同样是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同样是在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我们的党正在率领广大的劳动人民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是一切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敌人当然不会因此而停止对我们的党的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必然更加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进攻我们的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在我国的过渡时期，我们虽然还可能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如果认为各种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日益被剥夺和排挤的过程中不会进行反抗，那就是一种极危险的幻想了。事实上，城乡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在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他们还拥有不能忽视的武器，那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阶级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这些东西是经常地包围着和腐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无论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都知道要进攻中国人民，最厉害的办法莫如首先进攻中国人民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要利用共产党内最不坚定最不可靠的分子，要经过他们来分裂我们党、腐蚀和瓦解我们党，以便最顺利地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我们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看作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发生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中，当然决不是偶然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用以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进行阴谋活动。这就是这个反党联盟的最主要的标志和纲领。他们为什么要推翻中央的领导呢？他们没有任何公开的一定的理由。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提出过什么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而且相反，他们在正式的场合还是口口声声拥护中央的。正因为他们不敢公开提出任何反对中央的政纲和原则，可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又非要推翻中央的领导不可，他们就只能采取阴谋的方法来活动，就只能采取结成秘密宗派、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在这里这样说，在那里那样说，在党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说的方法来活动。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和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表明，他们远不是一时地和个别问题上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既然适应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他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我们的党要领导广大人民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同党外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就必须而且首先必须同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号召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为增强党的团结、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分裂我们党的阴谋，粉碎在我们党内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向党的进攻而斗争。在四中全会上和四中全会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受到了党的揭露、孤立和彻底的击破。 当然不能认为，在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必须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还只是在开始，会后我们还要经历比以往几年更加复杂、更加尖锐的斗争。因此，总结这一次斗争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高、饶联盟的阴谋活动是怎样暴露的和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报告说，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中间和同年9月至10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以及这两个会议的前后期间暴露出来的。他们调来中央工作不久。当他们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企图是完全隐蔽的。当高岗调到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中央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们的阴谋活动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互相结合起来，而在上述两个会议期间及其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了，财经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的方针是要提出党在过度时期的总路线，并且纠正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和财经工作中表现着某些资产阶级的观点。但高岗却利用了这个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攻击。高岗、饶漱石竟以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阴谋已经初步成功，从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活动。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造谣挑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不满的情绪，散布了分裂党和篡夺党而捏造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党谬论，并且用他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鼓吹他的“改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计划，也就是推翻党中央的领导而由他来代替的计划。 高岗在南方活动回到北京后，更积极地狂妄地展开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以至当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的时候，高岗就出来反对，并且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即是说要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样就充分暴露了他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给了这个反党联盟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七届四中全会中，高岗、饶漱石完全没有悔过的表示。在1954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选择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对证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 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对党表示仇恨。他在座谈还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已经用自杀来表示他背叛党的决心。这次自杀虽未得逞，但是他仍未改变他仇视党、仇视人民的态度。终于1954年8月，以再一次自杀结束了他叛徒的生命。 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1949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从那时以来，他为了达到推翻中央领导的目的，就不断制造和散布各种荒谬的谣言以破坏中央的威信，挑拨全党的团结，吹嘘自己的本领，力图用秘密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夺取领导权力，并且组成了自己的反党宗派作为他的阴谋活动的工具。 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象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了。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 高岗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明知道自己是完全无道理的。所以他从来不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他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有什么意见。他不敢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谈，而且是偷偷摸摸地在党内挑拨离间，迷惑缺少判断力的人，并且在他的追随者中鼓舞士气，使他们大胆地帮助他到处散布种种反党谣言。 为了实现他的篡党阴谋，高岗重用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一个反党的宗派。他用越级提拔的办法向他们封官许愿，说将来他要把某某提成委员等类的办法来笼络他们，用反中央的阴谋来武装他们。在高岗指挥下积极参加高岗的反党活动的有原中央东北局干部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高峰、陈伯村等同志。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高岗和他的宗派竭力把持东北局的工作，排斥和打击一切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在1952年高岗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已任命林枫同志代理中央东北局书记，主持东北局工作，但高岗仍指示张秀山、张明远等东北局内把持实权，排挤林枫同志，使他实际不能主持东北局工作。高岗和他的宗派把持东北地区看作不受中央领导的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竞争领导威信。他们宣传所谓“东北特殊”、“东北比中央先进”的荒谬思想，用种种或“左”或右的错误政策来抵制中央的正确政策，甚至拒绝执行一贯的决议。他们又常把中央所决定的政策说成是由他们在东北首先发起的，好象不是中央领导东北地区，倒是他们东北领导中央。高岗多次在知道中央有什么新的工作布置以后立即抢先在东北发号施令，然后宣传自己比中央“先进”。这种反党的话正是表明，在高岗及其一伙人的心目中，东北早已成为“高岗王国”。 高岗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后，自称是组织了“经济内图”。他的阴谋就是要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相对抗，以分裂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机关。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党内使用阴谋方法来夺取权力，这是同党的生命不能并存的，这只能符合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需要。 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蓄谋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1946年至1947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1948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1947年12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却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1948年12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整党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一长制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的错误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1952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为让步，“五反”初期他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所谓“以特反特”。在农村工作中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石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论，在许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作一贯采取消极态度，并主张对私营企业不要加以限制，内陆农村工作上一贯地违反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反对互助合作方针，而应当依靠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应当“坚决允许富农经济发展”。 报告说，东北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对全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北地区所以能处于这样的地位，当然不是因为高岗“能力强”、“领导得好”的缘故。在1945年到1948年，中央派了十几个中央委员管理东北的工作，而且那时候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主要是林彪同志，并不是高岗。在东北全部解放，林彪同志入关以后，中央确定了首先稳定和恢复东北经济的方针，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战争的影响，并动员全国力量来支援东北的经济恢复。由于中央的领导和全党的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又由于东北的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东北的经济建设工作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取得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于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施行，那么东北地区成绩还比现在更大些。 第四部分，主要讲了高饶这样的阴谋家为什么会在我们党内出现的问题。 邓小平说，正当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入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3年的时候，在我们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企图推翻党中央的阴谋活动。在阶级斗争的关头企图夺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司令部，这是包含着怎样阴谋！难道高岗、饶漱石之流能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吗？难道他们长期间进行处心积虑的活动，不异一方面用自己的命运来作赌博，另方面用党和国家的命运来赌博，能够无意识的儿戏吗？当然不是如此。这种阴谋家的出现，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只能是当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全党在知道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各种事实，并结合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传达后，绝大数的同志都已经深刻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的性质和它的极端危险性。但是有些较比缺乏政治经验或比较不善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同志，会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想，为什么像这样的“大干部”还会犯错误吗？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他们的不能理解就因为他们还不是从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要知道，我们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越来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党员如果离开党的领导和原则，如果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就一定会滚到社会主义的敌人那边去，甚至发展为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阴谋家。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并不是什么超乎阶级斗争规律以外的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只有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来正确地认识这种反党活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有效地同这种反党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缘故。 有极少数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作是反党的活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有系统地进行分裂、颠覆党中央的活动，已经暴露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而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改造党和国家，阴谋如果得逞，前途就是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他们的错误的性质还能算是党内的一般性质的错误吗？尤其像高岗那样，在党已经揭露了他的全部阴谋的时候，还公然采取与党对抗的自杀手段，当然就不是别的，而只是一个最可耻的叛徒！ 第五部分，主要是对高饶处理和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和吸取粉碎高饶反党集团的教训。 报告说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对于向明和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中央政治局已分别根据山东省党代表会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决议撤销了他们的原有职务。 报告最后说，我们的党已经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性的胜利。会议对邓小平的报告进行分组和大会讨论，先后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康生、彭真、彭德怀等100多人发言，批判了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有的作自我检讨。 毛泽东在代表会上致《开幕词》和《结论》讲话里说：高饶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对高饶联盟定性讲了“六点”。他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从财经会议、组工会议、饶漱石的话里，高岗、饶漱石散布两组名单和高饶相互说情等五个方面“许多事情”看来，他们是有一个联盟的。“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难怪有人对“反党联盟”定性提出疑异，就毛泽东讲的所有证据也不是充分的，是牵强附会、推断论定、拉郎配式的前后矛盾。他在讲话中强调“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他讲形势时说，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劣势“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但是，在党代会前即3月19日中央讨论高饶联盟问题时，毛泽东说：高岗有农民习气，江湖义气，狂妄自大，好斗好胜，老子天下第一；只能团结和他意见一致的一道工作的一面，不能说他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那不是事实。他说，东北群众喊他“万岁”，也没什么了不起，说明群众拥护嘛！还有喊彭总万岁，林彪万岁，周公万岁的，万岁越多越好，兴旺发达嘛。人生在世哪能万岁，能长命百岁，已经很难得了。当然，不能多中心，万岁多了不好统一集中。 鉴于高岗自杀，会议决定撤销党内外各项职务，开除党籍。饶漱石不能参加党代会了(高饶原为代表)，撤销中央委员，不开除党籍。 党代会期间，出现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陈毅向周恩来汇报了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曾面见汪精卫的情况，又揭发出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和饶漱石用“以特反特”等问题，使会议骤然严峻起来，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子，党内斗争突然变成对反革命的斗争，饶漱石成了包庇反革命的头自然是“反革命”。对饶漱石的问题定性变了。4月1日，罗瑞卿、陈毅、谭震林到中南海西楼(即书记处会议室)汇报逮捕饶漱石的情况。随后将潘汉年、杨帆定为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判刑。饶漱石被捕，乐极了康生，心头宿怨除掉。杨尚昆日记里说：逮捕了饶漱石，“康生情绪很好”。在剧院看戏时向杨尚昆说：“逮捕了饶漱石，我很高兴，所以，我来看戏了。” 有人说，饶漱石是华东局的领导，陈毅自上海一解放就是上海的市长，潘汉年是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杨帆是公安局长，陈毅一点问题没有，怎能把华东局的饶漱石搅进去关禁闭？局外人想不通，私下议论：“包庇反革命”罪全归饶、潘、杨，陈毅没干系？反而成了反饶的干将。 全国党代会结束后，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代会关于“高饶反党联盟”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四中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全国党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做出“高饶集团”决议后，支持高饶联盟的“大后台”林彪被毛泽东提议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里“有林无薄”了，印证了高岗“拉拢”林彪进政治局的“阴谋”愿望。 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高饶集团”的“领袖”、“大后台”彭德怀、林彪授予元帅军衔，还有一批赞成高岗观点的将领黄克诚、徐海东、邓华等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军衔。真是九天之上，九地之下。 1956年党的“八大”会上，自认为“我不配，不要当”副主席的陈云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也印证了高岗“你一个”的拉拢“阴谋”。邓小平当上了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这是顺理成章的，他俩是揭发高饶的功臣，自然是最大的实惠者。“八大”闭幕不久，林彪也爬到政治局常委。令人费解的是，林彪是陈云亲自去杭州作倒戈工作的，“陷得相当深的”彭德怀是毛泽东、邓小平作倒戈工作的。毛泽东在1954年春对陈毅说：“老鼠屎不只一颗，伸手的何止高饶。”林彪、彭德怀等，显然不是“漏掉”、“潜伏”下来的，高饶联盟的“后台”、“领袖”，中央是知道的，都未追究“反党”、“反毛主席”、“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责，保护过关留原职就够从宽了，然而升官了，前台的高岗、饶漱石直至搞死、判刑，在封建社会的法规里也是罕见的。真好像似一出“牺牲车马，保留将帅”的把戏。这倒不是说“升官”升的不对，因为他们的错误本来就不大，无非就是反对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挪挪”他的位置而已。问题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没说服力，使人难以诠释。 陈云当副主席还能说得过去，他是“堡垒”内破杀出来的，反戈一击，揭发高岗有功。那么，林彪作为支持“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揭发过高岗多少问题？作过检讨吗？没有。自陈云打招呼后，狡猾的林彪再没有和高岗来往。毛泽东派朱德做林彪做倒戈工作，让林彪揭发高岗串连活动的情况。林说：主席既然认为高岗有个反党集团，那就把他抓起来算了，何必兴师动众呢。朱德说，还是请你想一想？林彪恶狠狠地说，没什么好想的，忿忿而走。朱总向毛主席汇报谈话情况时，毛说：以后就“不要追究此事了。”其实，朱总原来也倾向过毛泽东、高岗的观点，主张轮流执班的，曾在毛泽东跟前讲过奉承高岗的话，心理上疑虑重重。“不要追究”的话，使朱总的思想压力轻松许多，自此后，清闲起来了。 邓小平在党代表会上的报告，认定高饶为“反党联盟”。后来作为一次“路线斗争”，事实上，高岗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要说是路线斗争，只能是坚持毛泽东路线同刘少奇主张的路线斗争。再后来又说不是路线斗争，是要“拱倒”刘少奇，是搞阴谋活动的。定性一变再变，万变不离其宗，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反中央”、“分裂党”，挪动刘少奇的地位，就是“篡党夺权”、“推翻党中央”的罪名没有变。人们不禁持疑，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打倒刘少奇并逐出京城，该作何论？ 有句古语：奇文共欣赏，疑义分与析。对高饶集团定性，当时就有人持疑义，正如“报告”里所批驳，“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认为“高岗、饶漱石所犯的错误只是一般性质的党内错误，还不能看作是反党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批驳了“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的观点。其实，报告里有把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互助合作、富农问题等一些观点和毛泽东戏称国家计委“经济内阁”等话，都安在高饶头上指控，这就必然给后人留下疑义的空间。可想而知，当年在那样的高压的态势下，有正义感的人见不平则鸣是必然的。 <h3>二、死后幽灵不宁</h3> 自拔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才明了，什么是政治运动和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手段及后果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家长式一言堂作风对待不同观点的人，用暴力手段打压整肃，挑动内讧，你整他，他整你，人整人，人咬人，彼此相斗。名日：“路线斗争”，实质不能离开“权力斗争”。 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镇反都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步入了快车道之际，东北经济建设、社会改革对全国来说已经走在前头，起到领军的作用。这是符合《共产党宣言》名言：民主革命胜利后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高岗在毛泽东支持下反对刘少奇的一些错误主张反而被定为“反党篡权”罪，他是怎么“反党”、“反毛主席”的？这个歪曲历史事实真相，凭分析推测，假设定罪的先河新例的头没开好。随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没有多少安宁太平年间，沿用反对“高饶”的手段，在整人理论家和“刑官”康生等狗头军师的出谋划策下，随心所欲，派生出名目繁多的所谓“潘杨集团”，“胡风集团”、“丁陈集团”、“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习马刘集团”、“彭高习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等林立，文革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运动用这股力量打击那股力量，再次用那股力量打击这股力量，甚至夹杂公报私仇。任意捏造事实，枉加罪名，给一批批人戴上“反党、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反党篡权”、“野心家”、“阴谋家”、“里通外国”、“颠覆活动”等大帽子。不分青红皂白，硬要强迫被批斗者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只有承认“罪状”的义务，没有解释、申辩和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指鹿为马”，被批斗者多次检讨，主持者认为不深刻，那就再斗，直至说了违心的话，仍过不了关，硬要打倒、斗臭、致于死地而后快。有人竟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每次政治斗争，都是全国性的，左扯右拉，上挂下连，不知迫害多少人？“分裂党”的高岗死后并未安宁，利用死人整活人，他的尸骨活象一只棋子，随心所欲，任人摆来摆去，那里需要拉扯到那里；又像一根棍子，顺手拿来，打来打去；像个坏事的根子，凡是大些的政治斗争运动，他是运动的陪衬、底垫，什么坏事都与高岗有联系，给他枉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泼一身污秽，竭尽攻击诋毁之能事，落下千古一世骂名。 时过50年的2004年中组部领导看望高岗的未亡人——李力群谈话时，第一次称“高岗同志”。这是巧遇还是有意而合，恰是高岗死的50周年。 1955年，全国党代会后，全国党内批判高饶“罪行”期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对胡风集团写了许多批语，指出：胡风集团的成员咒骂、诬蔑、攻击“共产党的‘力量’要‘乌乎完蛋’，‘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体尸’”等等。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把“高饶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相提并论。《指示》指出：“高饶反党集团、潘杨集团、胡风集团的揭发，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开始，而不是斗争的终结。”高岗被打入“暗藏的反革命”里边。胡风有毛泽东指出的“攻击”党的言论、潘杨有所谓“以特反特”罪恶，都在拨乱反正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高岗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行为？找不到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他不就是不满刘少奇的右倾思想，认为“靠他掌舵不放心”，“挪”动刘少奇的位置嘛，并非打倒。依毛泽东意图让他搞议会，高岗死后召开的首届人代会，刘少奇果然当选人大委员长，这是偶然的吗？ 高岗是反右倾栽倒致死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说右派的进攻是高饶集团的反映。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高岗是属较“左”的，他是反右栽倒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反右开始前，毛泽东旨在整“三风”(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号召各方面帮助党整风，不料方向转为引火烧到毛泽东本人，突然变成反右斗争。毛泽东的整“三风”的意图没有达到并未罢休，反右后至1958年，继续进行反右倾，发动大跃进，在杭州、南宁、成都、北京等召开的会议上，矛头指向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批评极为严厉。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他说：“过去我就听高岗的。”他手里拿着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讲话材料，晃来晃去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用高岗尸骨打击周恩来、刘少奇等。刘、周等在会上作了检讨。国家科委主任黄敬怕得精神失常，不久去世，有人说是“怕死的”。接着，在成都会议上，与会者都唯唯诺诺，乖乖接受批评、站起来作检讨。毛泽东又批评说：这些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肯坐下来……。他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正确，说：“按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我们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铁托式的，我们不辩论。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1959年春，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全国发出了一份《农村通讯》，对“共产风”、“浮夸风”等作了些纠正，农村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时隔不久的8月，在庐山会议上，主要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时批评了“左”的错误。会议快要结束时仍不涉及“左”的要害，“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彭德怀心里焦急。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谈谈。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彭德怀在周恩来支持下去找主席时被卫士挡架了，没有谈成。他经过再三考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于7月14日交给毛主席，陈伯达发现毛泽东对信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彭和陈散步时，陈对彭称许一番，“唯我彭大将军”。彭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陈说：你说出了大家心里话，我怎能反对呢？ 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刘少奇等人看后对“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却成了扭转会议方向的风帆，有人认为不制止，“左”派就散了，“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彭德怀不久前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几个国家回来，利用工作失误，以为时机已到，向党进攻，是有国际背景的，致使“左”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反“左”的“神仙会”突然变成了狂风夹雹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会，又和“高饶集团”联系起来，彭德怀被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领袖”，新账旧账都“追究”清算，为给彭德怀罗织反毛主席的罪状，将林彪在遵义会议后给新三人指挥团(即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建议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事，硬说是彭授意林彪写的。林彪当场说：“写信彭德怀不知道。”但彭德怀“反毛主席”、“篡党篡军”罪仍未幸免，这顶帽子像紧箍咒戴在彭德怀头上。有人认为，彭德怀曾反对过周恩来，知道彭的个性，“欲擒故纵”，把彭套进去了。 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话时说：党的历史上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饶四条路线，彭德怀参加了“高饶集团”的主要成员，实际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头子”，高饶集团的“领袖”是彭德怀。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他针对周恩来说：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以批彭射周，使周恩来紧张起来，又得主持会议批斗彭德怀，为迎合毛泽东的脾气，不得不表现出积极态度。庐山会议上是周恩来让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惹的祸，批斗彭时，他和刘少奇轮流主持会批判彭德怀，并带头发言批判，硬说彭德怀反党、反毛主席，分裂党，里通外国，和高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指控。 在8月中旬庐山举行的中央全会期间，毛泽东讲到彭德怀的问题时又说了这样一番话：“高饶也狭隘的很，两个摊摊都要打倒，剩下不多了。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同习仲勋谈，我已经同他约好了。那时高岗想去陕北，回老家。我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他就自杀了。竟是这样一个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件事怪我，这是很不好的事。”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对高岗的死承担了责任和显露出惋惜之情；同时示意彭德怀别像高岗干那种傻事；对与会者提醒吸取处理高岗事件的教训，对彭德怀等“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 彭德怀回忆中说：他给毛主席的信是让毛主席个人参考，怎么成了“彭德怀的意见”呢？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会议批判。7月23日，毛主席打他一闷棒！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把井冈山时错杀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和林彪给新“三人团”等信的事都安在他头上，又一连打了几十棒。以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三十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先找我谈谈、规劝规劝，规劝不听再用重刑也不迟啊！”八中全会不事先通知就成斗争对象。他说：“这闷棒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在经济上打出马鞍形。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习惯搞一言堂了。”毛主席一讲话，对我群起而攻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康生、柯庆施、王任重、李井泉、曾希圣等无限上纲，发言最积极、最凶狠，有人竟伸手要打。有人夹杂旧怨，别有用心，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看不出他们是与人为善的。会议一边倒，由纠“左”变为反右，不啻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田家英发言同情彭总的观点，被罗瑞卿打断发言，并指责：“你小小年纪，懂多少马列主义，也胡说八道。”李锐发言被周恩来训斥：“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会上发言。”庐山会后，李锐给开除党籍处分多年。 斗争彭德怀比斗争高岗还激烈的多，因为他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领袖、头子，“高彭联盟”，他曾经对高岗讲过不满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轮流主持批斗会，把反右倾机会主义推向极端。 庐山会议作出的《关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里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而彭德怀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高饶反党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本质上是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风暴卷进北京。9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德怀，同时批判邓华、洪学智等，他俩是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左右手，和高岗交往较多。硬逼彭交待和高岗组织“军事俱乐部”的问题、“里通外国”和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等罪行，彭拒不承认“莫须有”罪名。他说：“你们谁是俱乐部成员？”与高岗议论刘少奇不是“反党”，不存在“联盟”。刘少奇在批判发言时说：三面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彭德怀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组织军事俱乐部，在庐山会上“急于发难”。周恩来情知彭德怀在庐山会上惹得祸与他有关，他在发言中有点内疚地说：我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天的错误。 军委扩大会议批判邓华、洪学智等人时，指控邓华和彭德怀、高岗打得火热，彭、高“反党、反毛主席，邓华也跟着反党、反毛主席”。邓华辩解：“我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18岁就跟毛主席闹革命……”黄永胜说：你在朝鲜就和彭一拍即合，彭爱骂人，许多人都挨骂，就没骂你，这是为什么？邓反驳说：“他骂你是因为拉皮拌，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骂我。”洪学智是毛泽东说话被解脱了。会议认定邓华“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也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军委扩大会议斗争是残酷的。曾任东野十二纵司令、四十九军军长、解放军防空部队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在会上对枉加给有关将领和他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反驳时，当场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送进监牢。 邓华在东北战场上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组建志愿军司令部时，由高岗向彭总推荐担任第一副手，在朝鲜战争中与彭配合默契，是彭的得力助手。在第五次战役中，彭没听邓华的意见，吃了大亏。邓主张将敌人放进来打，彭坚持主动出击，投入15个军，8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的兵力，奋战50天，歼敌8万多人，我军付出8万多人的代价，撤退时2万多人失踪，一八0师损失7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彭总后来对第五战役没听邓华的意见很后悔，承认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上的错误之一。 彭德怀回国后，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4月，东北局高干会批判高岗及其“五虎将”期间，任命邓华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高岗死后，邓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随后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959年打成“高饶联盟的残余”、“党内的危险人物”，逐出军事机关。 政治斗争历史，轮回兑现。在这种不良作风的影响下，都学会了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只要权力在手，仿照传承。1958年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批判肖克、李达等同志时，也是无限上纲、上线，指控肖克等“反党篡军”等罪，1959年，轮回兑现到自己头上，被打下台，赶出中南海。高饶集团的“大后台”林彪已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后推为党的副统帅，大肆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缔造，由林彪同志直接指挥。一朝权在手，随便把不同观点和过去有芥蒂的人，打成“三反分子”、“篡党、篡政、篡军”的“野心家”、“阴谋家”。 1969年在“九大”预备会上，推举主席团主席，毛泽东提出：“我推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说：“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好不好。”周恩来为迎合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林彪奉称类似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的评价，对林彪说了许多赞美之词，使人看了有一种不舒服感。江青、叶群假惺惺谦虚不进政治局，他亲自给江、叶谈话说：历史把你们推上“前台”。党的“九大”会上毛泽东钦定且写进了党章：“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9·13”前，林彪发红发紫，是呼风唤雨的响当当二号人物，有人用肉麻的溢美之辞吹捧，骗得全国人民天天高喊：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9·13”后，林彪又与高岗联系起来，才开始清算“保护”了的“高饶集团”大后台的旧账，林彪如何如何支持高岗，高岗如何如何拉拢林彪，只字不提吹捧和写进党章里的第二代接班人的问题。 彭德怀驱出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出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像高岗自杀；今后的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将来是非自有公论”。“公论”的希望彭总死后才实现。 彭德怀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信惹下的祸，全国人民和干部何罪之有？庐山会后，全党全国自上而下，如法炮制，县以上层层召开干部会，发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迫害了一大批敢谏言、讲真话、办实事的人，结果错批一批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据国内资料说非正常死人4000多万，外电的数字大于此数，说饿死五、六千万。庐山会议后到1962年，全国死人数目不少于文革浩劫死人数字。有关资料记载：四川饿死1千多万人。湖南省委周小舟、周惠等被打倒后，全省批斗“二周”，抓他们的追随者，造成严重灾难，至1962年全省非正常死千万人，有一个乡一半人被活活饿死，有的村绝烟火。贵州省死人近千万(这些数字可靠否，无法考证，可能是本省人口减少数，其中包括逃荒出走人数)。这不是什么错误，简直成了罪过。周小舟最终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抗战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是打倒反动的蒋家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对彭德怀“集团”是党内斗争，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恶果，事实说明，一次错误路线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亚于抗战和解放战争，死人数比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还多。同时，反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中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打倒了一批优秀干部。 1962年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参加县委书记以上干部7118人(亦称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庐山会议后的教训。回顾这段历史实践，如果按彭总的所谓“万言书”纠正“左”倾错误，那就可能不会出现刘少奇在七千人会上概括的“我国的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恶果。他说：有的同志讲，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止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能说服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承认“违反了经济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实际对“七分人祸”的估计是不满意的。“七分人祸”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他是发号司令的一把手，正如他在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不过，主持党中央一线工作、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脱离不开干系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他们也是推波助澜者。刘少奇参观常熟的和平公社亩产万斤丰产稻田时说：“还能多产嘛，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其实毛泽东没有去看一块高产田，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打不了那么多，不想泼冷水，让他们“吹”。在强大压力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大跃进形势也讲了些不符合逻辑和言不由衷的话，同时检讨了所谓的“右倾”、“反冒进”错误。 庐山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是主持会议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积极者。刘少奇在七千人会上讲话对总路线、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说：“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执行中有些偏差。”邓小平说：“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林彪却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他事先让叶群起草讲话稿时交待：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要负主要责任，要照顾首脑的情绪，把责任都推在毛主席身上是不公正的。 七千人会前，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请求要到湖南搞调查三个月。杨尚昆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到哪里都可以，半年也行。彭总到湘潭地区，地委书记华国锋宴请彭总时说：“从这几年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彭总将调查报告托杨尚昆转党中央、毛主席。彭总对即将召开七千人会议纠正大跃进和庐山会后的错误及平反他自己的冤案抱乐观希望。他接到开会通知和刘少奇向大会的书面报告稿，认为报告里讲的问题与他在庐山写给毛主席信里说的内容大体相仿，感到捂了几年的错误盖子捂不下去了，终于才坦率承认。 但是报告里有一段话，使彭总的乐观希望消失。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庐山会议主要错误就是批斗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造成全国人死财散的恶果。 刘少奇把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的所谓“错误”以及八中全会“决议”进一步肯定，这就显现出夹带私怨。彭德怀认为他指出大跃进以来全国性的“左”倾错误，反而被打成向党“进攻”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定为“反党集团”，又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比高岗反右倾思想激烈的多，那些一度纠正了的“左”倾做法重新实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伤口上又撒一把盐。远远超过57、58年的错误。株连了相当一批领导人，造成经济“临近崩溃”，饿死几千万人。有人说：“58年伤了皮肉，60年伤了骨头”。王任重在七千人会上描绘农村形势：“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在历史严重惩罚下，付出了沉重代价，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严峻形势支撑不下去了，实在无回天之力捂住错误了，不得不坦诚地检讨错误，纠正“左”的做法。奇怪的是刘少奇仍咬定对彭德怀不放，彭德怀的一腔希望破灭。他意识到自己曾反对过刘少奇的错误，与高岗谈过“挪”刘少奇的位置，“现在理由再多说明没有错误，刘少奇也不会给自己平反的。”于是，他向中央请假，未参加会议，以示抗争。七千人会名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会议，对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律平反，实际是一风吹。但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总结“七分人祸”教训并不满意，正如江青说：毛主席“憋了一口气。”1964年，社教开始后，毛、刘由分歧到冲突，毛泽东对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讲：“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他对陈士榘将军说：“你也是井岗山头的人”。 没出彭德怀判断刘少奇“不会给自己平反”的所料，反而变了个戏法，对他的问题升级了。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时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他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阴谋篡党。彭德怀和高岗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篡党夺权’”。他还更具体地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恐怕是彭高联盟。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毛泽东当时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会后，彭看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对上述一段话非常气愤，随时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请转告刘少奇，申明他没有刘少奇讲的“此事”。之后，他用很长时间写出众所周知“八万言书”，对庐山会议、军委会议加给他的不实之辞的一些真相说明和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对他的“诬蔑”，向中央和毛主席申诉新加给他的“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和“彭高联盟”等罪名。他指出：完全是“无中生有”。他说：和高岗来往中议论刘少奇是不对的，但不存在“彭高联盟”。说我“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心怀委曲，是诬蔑”，“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我宁可按以叛国罪论处，判处死刑无怨”。他说：“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他申辩：我没有任何“小集团”，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是对我的“诬蔑”。“刘少奇未免有点太过分。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他表明为真理抗争到底的心迹。 彭德怀在申诉中，对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纲领”那封信写的原因及过程和历次出访与苏联等国领导谈话情况作了真相说明。时任北师大领导的浦安修(彭妻)，看后认为是真诚的，她在师大对人说：“少奇同志在七千人会上讲的情况和彭德怀在庐山讲的差不多。”这句话惹下了大祸，被批斗多次过不了关，并威逼她与彭划清界线。浦安修在“划清界线”的压力下提出离婚申请报送北京市委，市委转呈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将申请转给周恩来，周问：“彭德怀同意吗？离不离由他们自己决定。离也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邓小平则看也不看这个申请，并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最后，为划清界线，逼得浦安修与彭德怀离婚家散。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是1962年6月中旬报送毛主席。8月22日，彭再次给毛主席写信申辩：“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他在申诉中说：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彭德怀的请求变成翻案罪。 恰在其间，刘志丹弟媳李健彤写了一本《刘志丹》传记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罗冶”。是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中全会作准备，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闫红彦借机硬说“罗冶”是高岗代名，《刘志丹》小说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他利用小说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十中全会开始的第一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就成了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是闫红彦利用小说告状迫害无辜者是“一大发明”。 迫害魔狂——康生一贯凭“敏感”、“捏造”、“推测”、“假设”定罪，极力煽动对《刘志丹》批判，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反党集团，《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康生一伙对李健彤残酷迫害，定为反革命并对她曾走访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西北一块工作过的干部、地方群众，逐一追查、定罪、批斗，逼死或撤职、查办、株连近万人和家庭，制造了一起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会议认为国内党内出现了“三股黑风”即翻案风(即高岗、彭德怀)、单干风、黑暗风(对形势)。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在康生之流的煽动下，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马文瑞、马明方、张策等都沾了一点腥。康生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宁夏区党委在批判习贾刘集团“罪行”时，主要领导杨静仁指控习仲勋比高岗“更阴险毒辣”，“是高岗反党集团潜伏下来的第二道防线。习仲勋指使某某暗杀高岗灭口”。为打倒习仲勋没有什么证据，凭空捏造罪名，无所不用其极。据李健彤说，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书稿后同意出版，习仲勋看后说不要出版了，并没有支持。后来军队出版社胆大，看后决定出版的，与习仲勋没一点关系。 彭德怀两次申诉，不仅未达到公正、全面“审查处理”，反而招来更大的灾难，被认为彭德怀利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翻案”，“八万言”书是根本否认他“59年的错误”，根本否定“反党集团”问题，“向党进行新的进攻”。《刘志丹》定为为高岗翻案，将彭德怀“八万言”和《刘志丹》小说联系起来，高岗尸骨幽灵再次遭劫，使斗争更加复杂化，成了为打“西北山头”的斗争了。之后，断然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扳正了彭德怀为“高饶联盟”的“头子”、“领袖”地位，彭德怀再次遭到严酷的批斗。把一些历史的真相遮蔽起来，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妄图逼彭走高岗自杀灭口而后快。 有人说，毛泽东对刘少奇不给彭德怀平反保留着意见的。时至1965年9月，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一封信很高兴，他还是重感情、念旧情的，要启用彭德怀去搞大三线建设，刘少奇等不赞成，毛泽东生气地说：一个同志犯了错误改正了，欢迎他，“不要揪住不放”。毛泽东派彭真给彭德怀谈话没有谈成，彭总说，我的问题没解决怎么工作呢，“要是我不去呢？”彭真说是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说：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还在，我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批臭了，还怎么干工作。他还说，我没做过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我的问题未重新审查。毛泽东亲自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一起召见彭德怀谈话。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不情愿地到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指挥，李井泉是正指挥。 在中苏大论战期间，康生主持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时，赫鲁晓夫声言要在莫斯科红场挂高岗的像，康生等指示东北、西北地区进行“肃清”高岗在“教育战线的流毒”。西北局将榆林地委和延安地委关于“肃清毒”的报告转发西北各省区党委，并上报中央。 文革中，彭德怀被造反派从四川揪回北京，斗的死去活来，他不愧为“彭大将军”，铁骨铮铮，不屈服淫威，多次逼他交待伙同高岗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彭实事求是地承认有错，不认为是“反党”，当时对刘少奇有意见，不是反党。他对专案组说：“高岗过去在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是有功的”。专案组认为他为“高岗评功摆好”，替高岗密鸣不平，罪加一等。全国到处建立批斗“彭高饶联盟联络站”、“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络站”。专案组写出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综合报告》里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证据确凿。”在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与毛泽东生死与共30多年的关系嘎然而止，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开国大元帅含冤于1974年11月29日逝世。 1980年1月5日，中央批复陕西省委《关于所谓“彭高习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中组部于1月11日转发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指出：对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一概推倒。 彭德怀生前对刘少奇的定论说：“将来是非自有公论”，“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预言，他在阴曹地狱里印证了。 人们不禁提出，彭德怀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党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而彭德怀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对政治局委员、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最终达到实事求是平反昭雪，体现了党的求真务实精神，赢得人民的赞扬。 对彭德怀问题定性的“决议”说明，高岗还没有反对毛主席。据资料记载，在拨乱反正期间，全国有300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在冤假错案甄别期间，胡耀邦将高岗列入重新审查对象，他当面对李力群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犯了自由主义。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个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与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刘少奇的长与短。“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他说：过去东北工作的老同志也对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高岗“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 1994年，张秀山对笔者说，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他对陈云说，1954年东北局高干会上，把他们定为高岗集团的“五虎将”，一大批干部和家属、子女受株连，并不是邓小平说的“没有伤害什么人”。东北各省市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撤职、撤换、下放，长期不分配工作，中央应该重新审查这个问题，有个明确说法。陈云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张老说：1982年中央决定任命郭峰为中央组织部长(因患病做手术)，长期未上任，胡耀邦对郭说：“你们的问题要解决。”结果，一直没有解决。1985年整党时，他们向整党指导委员会提出重新审查“五虎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表示，在整党后期解决，结果成了空头支票。 张老说，他多次要求中央重新审查，华东受高饶株连的向明、潘杨等人的问题都解决了，西北的彭高习集团案也解决了，说明高饶两个集团不能成立了。邓小平在55年党代会上说高饶反党联盟没有提出和中央不同的政纲和原则，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什么真话也不讲，这不符合事实。其实，高岗在财经会议上讲话的稿子毛主席修改过的，在组织工作会上，刘少奇、安子文几次要他提意，他向毛主席汇报内容，毛主席支持讲的。这能说不是党的会议？结果都被定为反党的证据和罪行。 他拿出给中央申诉意见给我看，他说只给组织部和刘少奇提点意见，1954年被定高饶集团成员，撤职下放到农场，4级工资降为8级，不实事求是的，株连了子女和曾一块工作的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已经几十年了还没个公正说法。 由于“官无悔判”的门槛无法逾越，以胡耀邦“糊涂了”而搁浅，据说胡耀邦下台与此事多少有丁点因素。可好的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向明集团”，等等，都实事求是地作出正公合理结论，还历史本来面目。人们要求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作出合理、公正的结论，还历史本来真相，不无道理。 一贯争强好胜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受了批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毛刘之间不和逐步加深，1962年下半年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他在高岗死后乃至林彪死前，曾多次讲到高岗的问题，也多次说过承认他自己有错误，很遗憾的话，表明了念旧情、重感情的意念。 1964年5至6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亦称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教等问题。与会人员在十三陵参观罗瑞卿组织、杨成武指挥部队大比武的活动时，中央政治局在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把矛头指向了接班人刘少奇。他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中突出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讲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三条时说：“他们必须是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他在讲话中提到高岗时说：“原来打算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结果死了。我看有人为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后来，他同陈伯达、关锋等谈话时说：“高岗不死就好了，他还能说清好多事情，他不该走那条路。有人说高岗办舞会勾引女人，这件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事算不了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小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毛泽东在十三陵举行的政治局会上讲话，使刘少奇觉察到什么？他为适应毛泽东“左”的偏向，以“左”的姿态奉顺毛意，投其所好，毛泽东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表示拥护，并进一步强调说：在群众没有发动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随后，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刘亲自挂帅，指挥全国社教并主持制定社教工作后“十条”，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搞民主补课，把矛盾扩大化，全国县以上都召开干部会，推广“挑园经验”。西北地区搞得更凶，刘澜涛提出“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说什么“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到处搞什么“囲根子”，补定了一批富农、地主、半地主，“左”的出奇，批斗、关押、开除、撤职了一批干部，整死了很多人。胡耀邦来陕西为刹住极“左”风，搞了几个“暂停”，不久被赶下台。 罗瑞卿搞大比武，林彪嫉妒，认为是篡军权，罗织罪名整罗瑞卿。林彪深知，要打倒罗瑞卿也得靠毛泽东支持。罗瑞卿是紧跟毛泽东的“忠诚卫士”，毛也信任罗。毛每次出巡，罗跟随保卫。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意打倒罗瑞卿？这就要权衡支持林彪还是保罗瑞卿呢？1965冬，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听信了，遂派汪东兴护送叶群回京，怕罗瑞卿在路上“暗算”叶群。其实，毛泽东知道罗的问题不怎么大，就是与林彪不和。但是，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牺牲罗瑞卿而支持他预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上海批斗罗瑞卿的会上，毛泽东说：罗瑞卿实际上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看待，是“野心家”。会议把过去罗瑞卿和高岗的关系旧账翻腾出来，指控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和“高岗合谋篡党夺权”。原来用“野心家”反“野心家”，这对罗瑞卿来说不无讽刺味道，哭笑皆非。但毛泽东对林彪谈话时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他反对我游泳，也是好意。”抛出罗瑞卿换取林彪的支持，与当年牺牲高岗换取刘少奇、周恩来支持的条件差不多，1953年12月，毛和刘、周谈话时说，高岗主要“反对你们两个”。意思是高岗没有反对他。但他和苏联客人谈话时说：有人要要打倒他自己。 高岗死后，毛泽东失去一臂，身边力量失衡。刘少奇“慢慢从毛泽东那里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既是国家主席，又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出现了毛刘两个“太阳”，刘少奇的地位更多巩固，他的山头上的人更多了，毛泽东山头(即井冈山)的人减少了。毛、刘之间的分歧并未因“分裂党”的高岗死后而消除，刘少奇也不是按他“照主席指示办”的承诺行事，而且分歧意见逐渐攀升。在党的“八大”会上已经显露苗头。1954年在四中全会上的报告和1955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现在“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不但不会和缓，而只会更加复杂，更加尖锐”。“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广泛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弦子绷得很紧，反对高饶本来属于党内斗争性质，故意按需要编造一套阶级斗争紧张形势。时隔一年的1956年“八大”会上，一改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是否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年反对高饶时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十分紧张时期在一年就消失了，使毛泽东不满，埋下“秋后算账”的祸根。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和社教运动中，毛刘之间时有冲突，毛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彻底失去了希望，导致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剪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消除所谓黑线山头，企图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也就是沿着毛泽东路线前进，防止苏修在中国重演。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大动乱，大清洗，把一个国家搞的乱七八糟，使党的威望、国家元气受到极大损失，既是党和国家的悲剧，毛、刘的悲剧，也是人民的悲剧，龙虎相斗，百姓遭殃。 全国人民陪着刘少奇遭难，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生产队干部，多数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造成经济再次崩溃的边缘。 凡在高岗工作过的西北、东北和内蒙，都有以高岗为首的“反党集团”，华东地区饶漱石工作过的地方亦如此。可想而知，“高饶”一案株连、迫害多少人？我亲眼见到某县一个教师从画报上剪下来一张高岗1949年访苏时在莫斯科的照片挟在旧笔记中忘清除，多年后被抄出来，该教师被斗的死去活来。有些档案馆存档的书刊、报纸上印有高岗照片头像涂掉，高岗署名的文章批上“反党分子”字样。1954年以来，牵强附会与高岗拉郎配式的总要批斗、打倒、整肃甚至整死一批人。 建国初期粉碎“高饶集团”后，外国评论说：“共产党集团权威有所削弱”。国外评论有些是不怀好意，不无挑拨离间，借机攻击、丑化我党，但不能说没一点根据，说出了一些事实。党内斗争和中苏关系破裂，对国家建设造成损失，耽误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时间。 历史地看，一向说打倒高岗是“新的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其实不是什么“胜利”，恰恰相反，造成唯一工业经济崛起的东北大区重大损失，破坏了已经形成的和解放战争一样的趋势，中国经济由北向南发展和支援全国的大好形势。高岗事件中，东北是重中之重“灾区”，人才受到迫害，经济受到影响，东北局主要领导除第一副书记林枫外，基本全班打下台。查办、撤掉、降级降职、下放一批政治强、有能力、懂经济的党政军和事企业领导，有的部门和单位全军覆没。 在揭批高岗及其“五虎将”支持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行”中，大批“一长制”、“重知识分子”、“宗派干部政策”等，大抓高岗及其“五虎将”的“追随者”、“成员”、“爪牙”、“肃流毒”，搞得心神惶惶，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东北干部情绪和经济建设。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撤换、降级、降职下放，有的长期不给分配工作。鞍山市委8个常委全部撤职，市委书记华明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的工程师，年轻的大学生，能力强，他给高岗当过秘书，后来被逼自杀。黑龙江省长李常青被撤职下放后，死在乡间。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被降职，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被撤职。东北人民政府人事局长王培年降为省民政厅长。 西北地区曾经和高岗一块工作的老同志都沾染了高岗反党的腥，加上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彭高习集团、高乌(兰夫)集团等，不知株连多少人。 客观地回眸这段历史，毛泽东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是对的，对高岗的错误狂劲，敲打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遵循了“七大”会议的基本精神和方法，有利于增强党内团结，克服胜利后的骄傲情绪，争取经济建设的胜利。“座谈会”并未按毛泽东的方针和四中全会决议做，激化了矛盾，高岗放一枪和东北高干会使问题更复杂化，致高岗于死地。但是，高岗被打倒致死，西北、东北的历史打而不倒，永远载入共和国史册，翻开解放战争和建国初经济建设历史，全国六大区有谁可比？有人在党代表会上颠倒黑白，说：如果不是高岗的宗派活动对东北地区的工作起了许多“破坏作用”，并妨害了中央某些政策在东北贯彻实施，东北地区成绩还比现在“更大些”。事实是，不是高岗创造性地结合东北实际贯彻中央的政策，按保守思想为指导，恐怕连那些成绩也取不得，近年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经济建设，实在是英明之举，也意味着曾经东北发展功不可没。 附录 李力群略传 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县(原宿迁县)普塘乡。母亲早逝，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叔父李毅民是小学教师，中共党员。李力群6岁始随李毅民任教的瑶湾镇小学上学，14岁考入徐州女子师范中学读书。17岁奔赴“北国”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国难当头之际，延安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发源地，“抗日救国真理”在延安，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热潮。正在上中学的年仅17岁南方姑娘——小李力群在叔父李毅民和朱瑞(后任山东军区政委、东野炮兵司令，辽沈战役中在义县牺牲)革命活动的影响教育、指点下，增强了抗日救国热忱，不听父母兄妹们的劝阻，拿着叔父李毅民的上级朱瑞给林伯渠的介绍信，毅然离校奔赴“北国”参加革命，她和鲍月华、姚静修、孙月华等结伴，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奔走延安的漫漫程途，经过多次盘查，通过道道关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换上了八路军服装，从西安出发，于10月到达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李力群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后到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当时，正逢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在这穷山沟里，大家都面对着曾未遇到过的困难，她和同学一起挖窑洞、打柴、担水，开荒种地，他们奋发图强，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经受了风餐露宿、严寒劳作的考验。南方姑娘随风就俗，变成了陕北红军的打扮。她卖力劳动，刻苦学习，要求进步，表现也好，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入中央党校深造、提高。她努力攻读抗日救国政治理论、政策，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勤听“党建”讲课，用心从中寻求革命的踪迹和救国真理，思想、政治进步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依靠的力量。 1939年10月，李力群在中央党校结业后，她去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陈云部长和干部科长王鹤寿给李力群谈话。她要求到抗日前线去，陈云部长说：你学过党建，要服从组织分配，要加强组织观念，给你讲党建的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高岗同志，你到他那里工作。李力群一心想到火热的前线，不愿留在后方机关，又不敢力争，只好服从组织安排。接着，她被分配到边区党委机关，边区党委组织部分配到区党委秘书处工作兼高岗办秘书。实际上组织已为高岗物色好了的对象。 与此前后，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延安等城市。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1939年11月在安塞县的山沟里——徐家沟村举行。李力群等被抽到党代会搞服务，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这是她第一次为这样的高级会议搞服务工作，大开她的眼界，增长了不少实际经验、知识。她灵活机智，办事麻利，深得领导与高岗的赏识。 那时候，延安的高级干部结婚要经组织审查，毛泽东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听就是了。陈云等为高岗物色对象并牵线，要她和高岗结合。李力群年轻，当时不打算恋爱且对高岗不大如意，高岗比大十多岁，她还是年轻女娃娃，刚到机关上班不久，对高岗不甚了解，没什么感情。她回忆，当时思想很矛盾，暂不想结婚，但组织部长介绍，又不敢拒绝，心想也许是“组织安排”。 党代会结束后，李力群从安塞回到延安。一天下午，高岗约力群到杨家岭去见毛主席，这是她早已仰慕的夙愿，非常高兴地随高岗一起到毛主席的家里。她见毛主席家的摆设简单朴素，和老百姓的家差不多，就是书多。李力群平生第一次在毛主席对面坐下，思想兴奋，精神有些紧张，羞怯的不敢说话，心里一直发慌。毛主席以长者和谒地盘问李力群的年龄、谁介绍来延安等情况，她怯生生地以江苏腔一一作答。毛主席说：“你从南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分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大约他获知陈云介绍李与高结合的情况，于是对李力群讲了些高岗的情况，说高岗和刘志丹“创造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他是陕北人民领袖，是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又说：高岗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联系群众好，在陕北人民中很有威信；他是个好同志，很有能力，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要向他学习”。你跟他一起生活，要相处好。毛泽东和谐地笑着说：“南方姑娘，陕北汉子，郎才女貌，南北结合，很好嘛！”毛主席和他们一块吃饭，饭菜很简单，鸡蛋炒辣椒、土豆片和小米饭。 毛泽东成了高、李的间接“红娘”了。李力群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急促跳动的心想，这不是“御定”了吗？思想感到有压力，很害怕，却不敢说一句话。因为她嫌高岗年龄比较大，职位也高，觉得不相配，思想一直在矛盾中。她对笔者说，看到高岗常与穿制服的干部、穿烂皮袄的农民，双腿盘坐在土炕上开会或研究工作，心想这就是“领袖”吗？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不知怎么才好。这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尘埃一直到她生第一个孩子才落定。 李力群从杨家岭回来后，还在忐忑不安中。一天晚上，王若飞、柯庆施、王明、习仲勋等一起来，约李力群去他们那里参加晚会，她坚持不去，经不住他们几人再三催促，习仲勋说：“你这女娃子，还封建呢。”她只好跟他们去了，把她和高岗安排坐在一起，王若飞说：今天煮了鸡子和红枣，开个晚会，他介绍了刘志丹和高岗一起干革命，创造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情况。“他们在1935年朱理智、郭洪涛等搞错误肃反，把他打成右倾反革命，抓进禁闭，差点被杀掉，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后把他们救出来”。“高岗是西北人民的好领袖，毛主席请你们吃饭，叫你和高书记结合是会幸福的”。 依陕北的风俗习惯，这天就算是正式定婚了。1940年元旦，李力群与高岗举行了简单婚礼，与他们一起举行婚礼的还有张邦英。总书记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及王明、李富春夫妇等参加祝贺。 高岗是个热心的“工作狂”，白天晚上忙工作，不知疲劳，使李力群看到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和真抓实干的作风；对力群多方关心、爱护和帮助，在他的传、帮、带和指导下，使她逐渐对高岗很崇敬，进一步提高了她的思想政治觉悟，学到了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方法的经验。 组织上为了让李力群能到下边多学习、锻炼，1941年，她被派到延安柳林区任党委宣传科长，后任该区党委副书记兼区妇联主任。柳林区是边区的重点模范区，著名的南区合作社、以誉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吴满有乡”都属该区所辖。曾以吴满有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劳动英雄》电影故事片(上海制片厂陈波儿拍摄)。李力群在柳林区工作期问，积极协助区委主要领导培养、树模，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妇纺，发动大生产运动，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基层工作经验，体验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工作艺术，锻炼了革命意志。 1943年，李力群再次上中央党校学习，她带着基层实际问题，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著作，从理论中寻找实践中遇到困难的答案，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进一步弄懂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和方法，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指示较深领会。 李力群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里，从机关、农村冶炼了8年，经受了艰难困苦考验，学习了马列、毛著，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期间，正是中共发奋寻求抗战救国、探讨建立民主政治的新中国道路时期，李力群理应是延安培养、锻炼出来的“老八路”之一。 1945年，日本侵略者被打败，无条件投降，李力群和全国人民一样，心喜热狂，积极参加庆祝抗战胜利活动。抗战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打算“独占东北”。毛泽东从重庆回来，决定让“建设根据地专家”高岗、“党内理论家”张闻天到东北工作。随后，李力群带两个孩子和彭真、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高干家属，由黄火青带队护送，骑马跋涉前往东北。李力群对延安有深厚感情，是她成熟的摇蓝地方，恋恋不舍地离开延安，她骑在马背上不时回望宝塔山、延河水。前往东北的路上，走走停停，12月底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张家口。 由于日伪投降时的破坏，承德段铁路不通，他们在张家口过春节，一直到1946年春，从张家口乘汽车出发到赤峰、洮南，再到齐齐哈尔，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安排送他们到哈尔滨，已经5月份了。 1946年冬至1947年，李力群任松江省委妇女工作部办公室主任兼区梦觉部长的秘书。她主持举办农村妇女训练班，用运延安的经验，培养训练女干部，组织、带领广大妇女参加土地改革、斗争土豪劣绅、开展反奸清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劳动，支援前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46年夏，哈尔滨处战争状态，东北局准备撤出哈市，高干家属进行紧急救护训练，李力群、叶群、刘沙(吕正操妻)等参加了集训。 1948年，李力群被任命为东北局妇委会委员，东北总工会执行委员，参加东北地区妇联、工会的领导工作，1952年被评定为行政11级(局级)属高干级别。 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后，李力群于11月，随东北局一起迁到沈阳。 东北解放军入关作战，各将领的子女都留在沈阳学习，高岗、张闻天决定沈阳创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张闻天命名为“东北第一育才学校”，任命李力群为首任校长。她乐意地接受任务后，操劳费心，积极筹办，确定校址，选调人员，招收学生，认真负责培养干部子女。首批招收近千名，多数是高干子女和烈士的孤儿。 1950年，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为了防美机空袭、保障学生安全，李力群带领全校师生员工迁转到哈尔滨继续坚持上课。朝鲜第五次战役后，美军被打得焦头烂额，爬下求和、谈判。 1951年，育才学校又迁回沈阳。这批学生在李力群等的呕心沥血培养教育下，大多数成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的高级领导和栋梁之才。 1952年夏，李力群与高岗带孩子到大连休假，张鼎承、何香凝、蔡畅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及妻子陆璀等也到大连休假。李力群和高岗一起去看望了到大连休假的同志。一次，铙漱石夫妇来看望高岗，在交谈时，饶说：“主席对我说，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让我来向你学习，你要无保留地向我介绍。”高岗说：“很不够，还要努力。” 不久之后，高岗调到北京工作，本年底李力群也调到北京，在刚成立的教育部普教司负责。她已有几年办学经验、体会，对普教工作雄心勃勃，矢志协助部领导，做出业绩，改变中国文化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然而，壮志未酬，厄运临头，一腔热情被彻底击得粉碎。 1954年，“高铙事件”发生后，对李力群来说，犹如五雷击顶，美好的理想信念，灰飞烟散，自身难保。从此，她成了中央领导争权夺利的所谓“路线斗争”中的关注的神秘人物。几次搬家，几次软禁，羞辱、批斗、隔离，没完没了的讯问、揭发、交待，中央领导亲自出马审问，公安部派人监控，政法、公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折磨了近20年，自七届四中全会后至1973年，李力群没有什么安宁的日子。反对胡风集团、彭黄张周集团、习贾刘集团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林彪集团期间，李力群被折腾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连真名实性都得奉命改换。 李力群说，四中全会后，周总理主持的名为高岗问题座谈会，实为突然袭击斗争会，事先没有任何人给高岗打招呼，高岗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1953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陈云突然来到高岗家，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高岗说了些很难听的话，连声说：“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不信，把主席的话都对你说了，我高岗看错了你，我上了你的当。”高岗把这些话都讲出来了。陈云走时，高未出门送，李力群和秘书下楼送走陈云。 1954年2月16日，高岗回到家，拉着李力群的手说：“我完了！那里是对同志的帮助，是有准备的有意攻击陷害，有些事是莫须有的，根本不是事实，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毛主席呢！尤其是陈云颠倒黑白，有些话是他说的，都栽在我头上。”“主席每次与我谈话，我回来都给陈云讲了，和他交换意见。”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对他帮助不大，“还常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少奇爱迎来送往，让他搞议会。主席说他退到二线后，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是否可以轮流主持，也可以多设副主席或设总书记，让中央领导酝酿。”“这些话我都向陈云讲了。当时陈云就说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可以轮流”。他还说：有些话你可以先说、先做，“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对你是器重的。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他在会上竟然说：“你一个，我一个”是我讲的。我要在会上说明情况，总理不让我说明，还有什么“真理可谈”。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把主席的话都告诉陈云，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老子不怕死，35年朱理智等把我和刘志丹抓起要杀。毛主席到陕北说“刀下留人”，救了我们。以后把我打发到内蒙伊克昭盟最艰苦的地方，开展革命工作，刘志丹被派去东征，打仗牺牲了……我想我这一生为革命出生入死，多次受伤，死里逃生，现在落到这个地步，成了反党、反中央、篡权的野心家，活着有什么意思。 李力群回忆说：“座谈会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听了高岗的这些话，思想很紧张，也很忧虑，深怕高岗出事”。她随时把高岗的情绪和他一贯的个性强的情况，告诉安志文、赵家梁、董文彬和警卫长白俊杰，让他们千万注意高岗情绪。 当日晚，高岗一夜没有睡觉，不知写什么(后来知道是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17日上午，他们(即高岗和秘书)叫李力群快去向习仲勋问情况。她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对习说了高岗的情绪很坏，“他说他活不下去了。”回家一夜没睡，“高岗在会上是怎么会事？”习仲勋掉着泪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的对着高岗，从来没见过总理这样过。”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他把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点子，通通说成是高岗对他陈云说的，高岗站起来反驳，总理不让他解释。接着，刘亚楼、陈正人等发言，都说了莫须有的事。刘亚楼说：高岗如何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的事告诉苏联人。高岗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庇！在场人都笑了(据高一警卫人员说，一次苏联工作人员来要见高岗，恰高不在，另一同志与苏人员交谈)。陈正人在杭州对高岗说了许多不满刘少奇的话，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讲的，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中组部副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不满刘少奇的话。这次对待高岗，好像35年朱理智，郭洪涛对待我们一样凶狠，要杀掉的，还不知道要整谁呢？要死就死在一起，根本不像对待同志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都是扣大帽子，高岗的个性太刚烈，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仲勋还说，他过去对老高说过，不要太相信安志文和陈云，小安志文和大安子文总是亲兄弟，有什么事情都会告诉刘少奇，高把安志文从东北带来，提拔为计委委员。张秀山休假到西北，嘴巴不牢，乱说，他说过张秀山。老高不听劝说，把陈云当圣人，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下圣好了，人家都不得站出来说他(高)讲的，有理也无处说，他要去杭州见主席，他们不让去，主席对杨尚昆说让高“过关”，刘少奇能让他过关吗？小平对他的印象不好，主席对高器重，当国家计委主席，小平有看法，总理在这里能说什么，高怎么受得了。 李力群听了习仲勋的这些话，心里更乱、更难过，忧心忡忡。她回到家，警卫员矫洪良急忙说：首长把他的枪拿去了。李力群即跑上楼，从一个小房找到高岗并拉到小餐厅坐下，接着，赵家梁、高毅等也来到餐厅，高岗从裤兜拿出手枪，打开保险，指向自己头部，被身边的高毅将他父胳膊一托，子弹打向房墙。在场几人把枪夺来，将高岗按到凳子上坐下。高岗涨红着脸说：“别管我，让我死。冤枉！冤枉！我为革命出生入死搞了多少年，落个反党篡权的野心家还有什么活法……” 经在场的几人劝解，高岗的莽撞情绪稍许平静，他让秘书将两封信烧了。李力群说信的内容她不知道，据赵家梁回忆：一封信封口，是给毛主席的，信封写刘少奇名字，大意是：毛主席对高岗私下一些谈话，他给陈云讲了；两组各单对陈云、林彪、罗荣桓说过；党内对刘少奇的意见不是他一个，在东北时，陈云、王鹤寿、林彪、何凯丰等人，对他讲过对刘少奇不满的话；“你一个，我一个”的话先是陈云讲的；这个世界没我生活的空间，我不能不找这样的归宿，走这样路。给周总理的信未封口，是托孤信，请总理能看在他一生为革命流汗流血和多年一块共事的情分上，日后能照顾他的几个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必要时打发回陕北劳动…… 烧信的事周恩来知道后，叫赵家梁将内容回忆写出来上交了。原来机要交通员拿到信后交赵家梁看了内容。 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由安志文、赵家梁向刘少奇、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张秀山、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贺晋年来东交民巷8号，习仲勋代表中央对高岗谈话指出：“自杀是很大错误”，要他好好休息，不去参加会议了，准备作反省。并指定赵家梁等负责管理教育。 其时，毛泽东打来电话说：“他不要用这种办法威胁。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错误严重，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知道，是周恩来给毛泽东汇报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后，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将电话记录让赵家梁转高岗看了。 李力群回忆，习仲勋等谈话后，和看了毛主席的电话记录稿，高的情绪并未彻底改变。但是，他自己感到后悔，认识到使情况恶化。有人说是向中央“示威”。他根本不想“死”，把枪给他，敢向自己开枪，承认他是“好汉”。李力群说，高岗的莽撞举动，是“错上加错”，如果说是“威胁中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是，这种错误举动是怎样造成的？座谈会上对高岗揭发批斗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是不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是符合四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方针？乱扣大帽子，无限上纲上线，极尽造谣、假捏、诬陷，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一边倒打压，不许辩解、澄清。这和后来批斗彭黄张周、习贾刘、彭罗陆扬乃至文革中的一些人做法何其相似，罗瑞卿、田家英、刘允斌邓朴方等一些人跳楼、卧轨、跳江、上吊、服药自毁，是为什么？是怎样造成的？整的受不了，只有自杀解脱。高岗几次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认罪，仍一口咬住不放过，不致于死地就是不后快。高岗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也是人，他有自己的人格和人生原则，在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都生死度外，人不怕伤皮肉，就怕伤心肝，用“莫须有”的罪名，通过袭击高压硬逼他承认自己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又不让他说明，把别人的话甚至有些是毛主席的观点都加在他身上，对于一心忠于党、舍生忘死、紧跟毛主席夺取江山，矢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岗来说怎么能承受得了，他把人格尊严看得比自己生命重要，把为党的革命事业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用自杀莽撞举动，是无可奈何，也是对那种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的斗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无奈地抗争和无言的申诉。 过一段时间，高岗的情绪有所平静，一边学习党性，一边写《我的反省》，有时和警卫和管教人员打麻将、玩扑克、看电影。李力群身体不好，住进协和医院。 后来，高岗得知东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把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陈伯村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华明被逼的后来自杀(时任鞍山市委书记，曾任高岗秘书)，有的神经失常，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长吁短叹。儿子高轩来医院对母亲说，他爸爸情绪很不好，叫她早点出院。 李力群回到家里，看到高岗的情绪很不好，愁眉苦脸，坐卧不安，夜不入睡，要赵家梁和安志文给他弄安眠药。经常自言自语：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的，怎么能说他们是我的集团呢？有关对刘少奇的意见和议论，我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我是对何凯丰、王鹤寿等谈议过，还有安志文清楚这些情况。习仲勋曾提醒我，安志文常在你那里是有任务的，是受人指使的……我不听他的劝告。现在才明白了，他们怎能这样做呢？这些情况，毛主席能知道吗？谁能给毛主席讲真实的情况呢？ 据高岗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管教的初期是周恩来负责的，经常过问高岗的学习、情绪、生活情况。后来，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交由邓小平、杨尚昆负责管理，没有问过什么，对高岗封锁各种消息。高岗让李力群出去打听情况。李力群说，东北高干会后，贺晋年曾来过几次，与高岗聊天，啦家常，气氛融洽。贺每次来后，高岗高兴几天，约在7月至8月上旬，全国各地举行人代会，高岗的情绪很恶劣，精神恍惚，白天晚上对李力群说，你与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让她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人，他舍不得孩子。有时掉着眼泪说：“将来生活困难时，可以带孩子回陕北，那里的人民会养活你们的，他们不会忘掉我和刘志丹，你不要离开我们的孩子。”李力群听了这些话，察觉到他仍有死的念头，她心如刀搅，只能强压心中的痛苦，勉强安慰他，劝他不要胡思乱想，毛主席会认真伪的。李力群将这些话及时告诉管教人员，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再给安眠药。赵家梁说：他不会死了，他只是对你说的，怕你与他离婚走了。安志文说：不给他药他睡不着，你得看住他。李说：我怀孕，身体不好，怎能看得住他呢？ 其间，杨尚昆召李力群到中南海谈一次话。李已怀孕5个多月，显现出妊娠症状。杨问她：你身体怎么样？李说：身体不方便，感到很累。杨说：“你怀孕了？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你要离开高岗。”李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李力群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杨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李力群听了杨尚昆说要把高岗换到“公主坟”，预感到不详的凶兆。 杨尚昆叫中央保健室医生力伯畏陪李力群到协和医院检查，是不是怀孕，能不能做手术。经妇产科代夫林巧稚检查后说：“你生孩子多，不能做人流了。要好好休养，生的时候，我亲自接生。” 李力群回到家，难过到极限，觉得他们已准备要对高岗下最后手段了，被关牢或者枪毙。她回家后，赵家梁问：杨尚昆找你谈了些什么？李说杨尚昆让我把孩子打掉。赵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住在一起了。”李力群生气地说：“我们是合法夫妻，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能一起住！”“高岗现在处境这样危难，还有几个孩子，我怎么提出离开他呢？”她心里想来想去，这是生离死别啊！不知怎么对高岗说，高岗给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当天晚，李力群把杨尚昆的谈话告诉了高岗，高岗表露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说：“我是冤枉了。不是坐牢就是被杀掉。”35年被关进监牢，毛主席再迟几天到陕北，我和刘志丹就被朱理智等活埋了。这次，毛主席不出来搭救，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还对毛主席抱希望说：“有一天你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给我说情楚。”“我受别人的暗算，这次迫害是有准备的，很突然，已经做成了局面，主席也很危难，很可能出现35年被朱理智、郭洪涛整肃那样的事情。我万一有不测，你千万不离开我们的孩子，什么也不要说。” 悲剧终于发生了。1954年8月17日晚，李力群和管教人员都已入睡，高岗吞服过量安眠药。早上天亮时，发现高岗粗气，叫不答应，逐即找中央保建室和北京医院代夫来，抢救无效。 高岗死了。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来高岗家。彭德怀来到高岗床前，看着尸体，直跺脚连声说：可惜！可惜！你不该死，有些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讲清梦。李力群已经呆木了，周恩来说：你要坚强，不要倒下……周的警卫员把她扶上楼。 周恩来对杨尚昆说：买最好的棺材，“善殓厚葬”。他对安子文说，毛主席指示：几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由中组部管。找个四合院让李力群和孩子住在一起，给一个厨师和一个看门的。周对李力群说：不要去教育部上班了，先休息，等生完孩子后再定。 此后，李力群掉着眼泪，带着孩子离开东交民巷8号院高岗屈死的地方，搬到宽街一处四合院住下，劫数还在后头。 <strong>伴随中央领导斗争厄运接踵而来</strong>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代会结束，国家政权领导确定下来，刘少奇去搞议会(即人大)，高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阵亡，林彪任命为副总理，9个副总理请一色中共党员，各野战军头头进入了实质性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应证了高岗“改组”国家政权“面貌”的意向。事实说明，高岗和毛泽东不谋而合还是有谋而合，无非是高岗嘴巴不牢，提前讲了些真话而已。不久，林彪当上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直至法定接班人。 人代会后，高岗的遗霜李力群被调到劳动部工作，因她有办学经验，分配到培训司。她去报到前，周总理亲自给他谈话，说：劳动部长马文瑞，对你会有所关照的。李力群上班后，正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饶潘杨反革命集团”和贯彻党代会关于“高铙集团”的报告和决议，部里干部开会、学习，不让她参加，独身在办公室坐冷板凳。把高饶和所谓胡风、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联系一起批判斗争，李力群自然成了“藏暗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了，把她的级别由11级降为13级。她的级别原来在东北调级时经评议按职务定的。一次，中组部马定邦处长(后为中组部副部长)来看望李力群时谈到级别的事，马处长说：现在不管给什么级别，你不要说什么，给一碗饭吃就行了。你知道安子文要改变你的级别，不是马文瑞部长，你要理解马部长的难处。 在劳动部期间，有人劝她改嫁，马文瑞爱人孙敏说：“你年轻，还守什么节……”她听到劝改嫁的话，就记起高岗死前反复叮嘱：“抚养好孩子，不要离开孩子”的话，在痛苦中下定恨心不改嫁。 随着中央领导之间的斗争，李力群的厄运接连不断而来。1959庐山会议上，把高饶反党联盟的“领袖”彭德怀揪出来，要打倒彭德怀，这自然要和高岗挂起来。一天下午，安志文奉命来劳动部接李力群回到宽街家里，宣布不准上班，不准外出。她看到公安部几个干部住进院内南屋，把电话线接到她住的北屋电话上。这种不寻常的侵权、监控行为，使李力群心里很不安，预感到又有什么事降临到自己头上。她怯生生地问安志文为什么这样？是怎么回事？安说：彭德怀在庐山会上反毛主席，反党中央。你在家好好想想，不要接触什么人……，并递给她一个“提纲”，要她按提纲写出彭德怀和高岗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要揭发交待。李力群哆嗦着手接过提纲，边看边说：彭总和高岗接触最多是1950年和51年，只知道他们一个是志愿军司令员，一个是负责后勤的，彭总在我们家里(沈阳)来过，彭总和金日成一块也来过，听说都是谈抗美援朝的事，我哪能知道他们怎么勾结反党的。他们在房子里谈，门上站的岗，连秘书也不让进去，我怎能揭发呢？安又问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关系，李说：不知道。 此后，每星期孩子回来，公安干部都得审问谁去学校看过你们？谈些什么？问过什么？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安志文开来汽车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她看见主管政法的彭真、管人事的安子文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都坐在沙发上，威仪的很。李力群说，她一进门害怕的肉惊心跳。彭真首先发问：今天找你来问问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问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反毛主席、反党，你知道彭德怀与那些人的关系？你知道彭怀德与林彪、陈云的关系吗？高岗死前给你讲些什么？高岗与彭德怀如何反党？ 彭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特别提到“反党”的彭德怀与台上的林彪、陈云的关系时，心里更害怕了，他们竟敢查问走红的林、陈？因为林、陈在东北工作时和李力群有来往，在北京期间，陈云常来家里和高岗交谈，谁搞什么阴谋，自己怎能知道，让她一个女流之辈知道还算什么阴谋。她边想边说：彭政委(东北任过政委)，我所知道的都是些工作，其他关系我怎能知道。最后彭真说：“今天晚上的谈话不准向任何人讲。” 这实际是以彭真为首集体给李力群谈话。李回家后，想来想去想不通，林彪、陈云和彭总又搞什么明堂？政法、公安出面？她终日不宁，一直担惊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来审问？ 李力群就是这样，在家里由公安部几个人监视、监听下软禁了三个月。高岗的“罪愆”，压的李力群几乎难以喘息。 这就不难看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彭德怀也不过是写了一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信，大搞兴师动众，连死去几年的高岗家属也不放过且采用政法、公安手段来对待，为打倒彭德怀，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1962年秋，在反对“习贾刘集团”前，劳动部接到一个电话，叫李力群赶紧回家。她是狼咬怕的羊，精神紧张地赶回来，看见门前停一辆红旗小轿车，心想又是什么大人物登门？她说：“当时骨石也软了，心慌不停。”车门推开钻出来的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叶群说：林总让我接你和孩子到毛家湾玩玩，他想看看孩子。李力群说，她心里稍平静些，在车上心仍在不安。自从她搬出东交民巷后，除陕北的同志来看望过，彭总派一军人来家里盘问孩子好不好，生活有什么困难，再就是安志文问问情况，林彪自1953年在杭州见过再未见面，怎么突然来接她去林家？预感又出什么事了？到林彪家见林彪坐在沙发上，让李力群坐下，叫林豆豆和力群的孩子出去玩。 林彪问李力群：高岗是怎么死的情况，搞管教的是那些人？安志文在那里(指李家)干了什么？高岗死后谁看过你和孩子？有什么人找你谈过什么话等等。李力群对林彪的提问，一一作答。 林彪接着说：高岗能干，懂得农村、懂得军事。在东北时，没有他后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扩大兵员，补充前方部队……我打不了胜仗。他说，他在杭州时，陈云来杭州找他了解高岗在杭州休假时给他讲过什么？他对陈云说，高岗在东北是有功的，也说到对少奇同志的一些意见，听高岗说是毛主席对他讲的，少奇对主席帮助不大等。林说，他没有向陈云讲什么，只说了高岗在东北的情况。又说，听到在座谈会上，有人在胡说，听说刘亚楼说高岗“里通外国”，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等等，与会的同志听后都笑了。尤其是陈云讲的，有些不是事实，有些话，他对我和高岗都讲过，不能都说成是高岗讲的。听说陈正人也在会上瞎说，其实陈正人对少奇的意见最多，他在杭州来就讲过对少奇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对高岗的压力很大，他死得太可惜！有些事也应该给主席讲清楚，主席听了另一面同志的意见。最后，林彪嘱她：你在杭州给高岗捎那封信，主要是劝高岗不要乱说……。以后谁问高岗的情况，你得小心谨慎。还盘问生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叶群送李回家时，给带些大米、食油。在车上叶群说：高岗上当了，让别人当枪使了。陈云是个老奸巨猾的人，遇到事情苗头不对就马上缩回去了，高岗常在毛主席、林总面前夸陈云会出点子…… 李力群从毛家湾回来后，安志文来问她：林总接你去他家干什么？这就说明，李力群的一言一行经常受到跟踪、监视。 不多久，康生根据闫红彦指控李健彤写的《刘志丹》一书替高岗翻案，写了一纸条，就变了毛主席的语录：“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把曾经和高岗一块创造西北根据地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狂风恶浪突然又向李力群袭来，她得再次搬家，并不准上班，不准外出，监禁了三个月，并令他交待、揭发习、高与她谈些什么？彭、高、习的关系？安志文是领导的使者，来问她：《刘志丹》小说看过没？要她好好想想，交待彭高习贾刘的问题，高岗死前，习仲勋来你家对高岗说些什么？你去习仲勋家时，他对你说些什么？刘景范、李健彤和你们来往中说些什么？等等。 “过去，他们来往是工作关系，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搞什么阴谋不阴谋，我怎能知道。”李力群说。 李力群在回忆往事时说：他们都知道，谁搞阴谋反党能让我知道吗？叫我知道还算什么“阴谋”。后来，索性定为“彭高习集团”，《刘志丹》小说被定为“反党纲领”，小说作者李健彤被打成反革命，据听说株连万人和家庭。 不多久，中组部长安子文来谈话，要李力群迁到宣武区牛街居住，并叫她回教育部工作。据李力群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何况，那时候机密程度严格，来人找高岗谈什么多在楼上，有时秘书也不在场。她所知道的就是高岗临死前对她讲的一些情况。但是，中央每次出现斗争，硬逼硬拷她讲出不知道的“阴谋”。 经过几次折腾后，李力群回到教育部安排到学生司工作，负责大学生招收和分配，他认真负责，手不释文档，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使学生招收、分配工作有条不紊。 好景不长，更大的厄运即将来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力群家首当其冲被洗劫一空，连书籍、画报、照片等都不放过。家被抄后，周总理得知即通知教育部赵秀山将她家搬到新街宿舍住，并派专案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她接待各地学生时，对他们调查高岗事件的情况，就说：“不知道。”若问彭德怀、陈云的情况，也不要说什么。要牢记，学生问什么，“就说不知道”。她“牢记”总理的指示，有一次学生问于若木和陈云闹离婚是怎么回事？李力群说“不知道，不认识”。学生伸手就打，鼻口流血。学生斥责：你胡说，东北你们门对门住，高岗和陈云一起工作，在北京常来往，你会不认识？北大、清华和地质学院的学生，把李力群抓到校里关押起来审问、批斗，总理打电话叫学生把她放出来，“她什么也不知道”。李力群从清华回到教育部，又被部里的造反派关起来，仍然挨批挨斗。文革开始至1971年前，李力群没有一天安宁日子，在北京期间差不多每天有三三两两的学生，不分白天晚上来查问高饶联盟的事，彭德怀、陈云等同志的事及他们的关系。 李力群在教育部被关押时，毛主席知道后，对周总理说：“关她干什么，让她去干校锻炼。”驻教育部的军管组负责人叫朱奎是南京军区派来的，曾在陕北刘志丹、高岗部下当过连指导员，偷偷向李力群暗示，总理让我保护你，并透露不久让她去干校。李力群急想去干校劳动，躲开没完没了的批斗、揭发，实在在这肮脏的旋涡里受不了了。 1969年秋，李力群到教育部在安徽省凤阳县设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审查。她参加学习、劳动，什么活都干。几个孩子疏散到内蒙、甘肃、河南、湖南等地接受“再教育”，只有小儿子不能上山下乡，托付高岗原部下一同志抚养。李力群成天劳累，想念儿女，揪心裂肝度过两年。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指示，由中央办公厅派两人到安徽接李力群回京，教育部造反派和军代表不放人。随后中办又派人拿着毛主席的指示，才接回来。实际是要她回来揭林彪的问题和高岗的关系。她回科教组(原教育部)，组长刘西尧，副组长迟群向她介绍了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情况，并交待边休息，边回忆揭发林彪，叶群在东北的情况，以及53年林彪和高岗勾结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阴谋活动。 过了几天，周恩来亲自召见李力群谈话，盘问她的孩子都在那里？文革中中央组织部停发生活费，他们怎么生活的？李力群说高毅、杨芝芳和同学、高岗的司机等都帮助过。周说他叫中组部补发生活费，把孩子接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以后由国务院管理局管。你的家被抄过，谁都知道你的住处，先搬住在夹蜂道，户口也改了，不叫李力群，几个孩子名姓改了，并给几个孩子起了姓名。如高轩叫李晨，燕生叫李纯……女儿都改姓“李”。 周总理向李力群说：主席让习仲勋去给高岗说，“保留中央委员，回陕西省或延安工作”，习去了没有？李说：后来习仲勋就不敢去了(指东交民巷)，因管教组不准随便去人。周说：如果习仲勋对高岗讲了主席的意见，他不会死。 此时，已是高岗死后近20年了。原来毛泽东约习仲勋向高岗没及时转达毛主席的意见的原因，周总理是清楚的，他又明知故问李力群。 李力群借周总理召见机会将她几次软禁、监视、批斗、审查的情况细说了一遍。周听后说：“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对他们有所进一步了解。” 中央出一次事，李力群遭一次劫，一家人像小偷，到处藏猫猫，避躲灾难，搬家改姓，失去公民人格权利，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1959年逼她揭发、交待彭黄张周和高岗勾结的罪行，1962年要她揭发高岗与习贾刘的问题，“9·13”后又要她揭发高岗和林彪、叶群的问题，要她这样写，那样写。在领导打压、造反派批斗的形势下，逼她写的一些所谓揭发、交待，有些也是不实之词。 经过多年处在惊涛骇浪、提心吊胆的李力群，黑暗苦难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即将春色明媚，柳暗花明。她从干校回来主动要求到北京图书馆工作，管几本书不会有风险，刘西尧同意她的要求。李力群到图书馆工作十多天，刘西尧组长打来电话说，周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让她仍回科教组工作。原来是毛主席问总理：“小李在那里工作？”总理说：“在北京图书馆。”主席说：“她是有影响的人，让她仍回教育部工作。” 李力群回到科教组被安排到计划司，后转到学生司负责。时值国庆来临(73年)，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总理审查邀请出席庆祝宴会人名单时，填上“李力群”的名字，她荣幸地出席了国庆宴会并首次上天安门观礼。毛主席对李力群是关注的，他一到宴会厅便问周总理：“小李来了没有？”周说：“来了。” 之后，李力群在天津市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光荣地出席了两会，参加讨论政府、政协工作报告，就教育等问题作了发言。 高岗先后两个妻子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先妻杨芝芳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力群说，以上这些荣誉，是共产党、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予的，是人民给予的，实际是对高岗在革命中有功的肯定。 李力群在回忆往事时，她愧疚地说，自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没有为党为人民作出过什么大的贡献，从来也没有想到这至高无上的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妻子，我承受了以上的荣誉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切关怀，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高岗生生死死几十年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肯定。自己内心每每想到这些，悲喜交加，酸甜苦辣，齐涌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高岗的“五虎将”都恢复了工作和级别，陈伯村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恢复李力群的级别，降她的级别没有道理，指出她的级别是根据中央规定的标准和当时她担任东北局妇委、总工会执行委员评定的，怎么不能评11级，绝不是因高岗的关系。当时林枫的妻子郭明秋、宋平的妻子陈舜瑶和李力群一样职务，都评定为11级，李力群不能评没道理。中组部同意恢复了李力群的级别。 李力群曾经出差到广州，广州市委书记薛炎请吃饭，谈到高岗问题时，薛炎说：高岗反党吗？反毛主席吗？习仲勋为什么不给高岗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我看习仲勋是为了保自己。朱老总来广州休息时，我问老总：高岗怎么反党？反毛主席呢？朱老总比划着说：“高岗被人利用当枪使了，上当了，他死的可惜！”薛炎说：我对你说的这些，我负责。如果中央问你时，你可以如实讲，你可以说是听我讲的，我不怕。 1983年，李力群要求离休后，仍关注教育事业，发挥余热，积极联系退下来的老教育者，一起创办了一所“求知大学”，自任校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人才。她还动员儿子为高岗家乡支助教育，在高家沟建立了“崇德中学”。 高岗去世时，李力群年仅34岁，带几个孩子，生活艰辛，文革时一度只发40元钱，子女的生活费停发，经济困难，政治压力，精神压力和习惯努力的影响，作为新中国首任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的家庭，几次搬家改姓，多次软禁批斗，受尽了痛苦的折磨，所幸没有判刑，在那异常艰难曲折的岁月里扑腾过来，实在不容易啊！他的几个孩子，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照下，都在北京上大学，在北京安排工作。 李力群晚年生活还好，组织给予副部级待遇，公费保姆，冬季国务院管理局派人烧暖气。现住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的一个四合院(原姬鹏飞副委员长住所)。她头脑敏捷，撰写她的往事《难忘的回忆录》。 吴冷西患心脏住院时，李力群去看望，吴说：原东北局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大批干部到全国各地工作。他说高岗死的太早，东北经济建设受到损失，建国初高岗是最大的冤案，许多老同志心里都明白，但在过去的政治气氛下不敢说出来，有的人为保自己还胡说八道，社会上有不少报不负责，把胡说的东西也登出来。有许多50岁以下的人不了解党的历史，更不了解高岗其人，你不要看和听这些东西，自我烦恼。你要相信党组织将来会以真实历史看待高岗，重新实事求是给高岗定论的。 李力群晚年最大的希望中央对高岗的问题重新审查。她多次向中央领导写信，要求中央对冤死的高岗，实事求是地予以作出公正的结论。李力群说，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在抓甄别冤假错案，她到胡耀邦家看望，她进家刚坐下还未说明来意，胡要去开会，便开门见山对她说：“高岗是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有错误，不应该将毛主席个别对他讲的话又在个别的老同志面前透露，还与一些老同志面前议论少奇同志的长与短。”“高岗是人民内部问题，我已要中组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平反”。胡耀邦还说：“过去在东北工作的同志给我谈过，也给组织部写过信，说明高岗在东北工作的情况，对党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在西北、东北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是有功的。过去毛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多次在书面、电报和口头表扬过，让大家向他学习”。李力群听了胡耀邦的谈话，已明白了她上门来的意思，激动地再未说什么。胡见她未说话，就向她告辞，他去开会走了。李力群得到满意的回答，高兴的离开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家。 八十年代初整党时，原打算在整党后期对高饶一案进行重新审查。据听说，有人干预并认为胡耀邦“糊涂”，重新审查希望搁浅。 李力群老人，对重新审查高岗问题很关切，她充满信心相信中央会对高岗历史作出公正的、合理的、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使将寝就木的她过世瞑目。 2004年夏，中组部赵洪祝副部长到家里看望李力群老太太，使她感到很欣慰。赵部长谈话时说：党中央对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 自从1954年以来，李力群第一次听到中央组织部领导称“高岗同志”，激动的痛哭起来。 建国初期，发生了“高饶事件”，党内斗争开了一个歪屈历史事实的先河新例，致高岗含冤英年早逝的悲剧，也是毛主席的悲剧，党和国家的悲剧。回眸共和国老根延安革命时期始至今，李力群老人的幸运、遭遇、再幸运，酷似共和国兴盛——劫数——复兴的缩影。笔者3曾多次走访李老太太交谈了她的往事，她每次提起往事，泪流满面，很同情她一生的坎坷命运，于是撰写了这份略传，赠给鹤发中颜的李力群老太太。 附录 本书主要参参考资料 陕甘宁边区实录、陕甘宁边区简史、陕甘宁边区概述、民族英雄刘志丹、南梁曙光、陇东兵暴概述、陇东革命历史人物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陕西文史资料、革命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党史研究、中共党史人物传、革命英烈、新民主主义时期陕西大事记述、内蒙古统战档案史料选编、甘肃文史资料、甘肃党史通迅、宁夏文史资料、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文化史、陕甘宁边区经济史、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西乌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大事记、庆阳大事记、伊克昭盟组织史、陇东革命史料选辑、红军师、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刘志丹高岗革命军事活动、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月报、四二年延安整风和高干会资料、辽沈决战、凯歌进行的时期、东北大事记、解放战争实录、抗美援朝回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剿匪战斗、中共中央文献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 军事资料、四野战史、毛泽东军事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历史巨人身边、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伟人毛泽东、彭德怀年谱等。 李子洲、史可轩、谢子长、张策、鲁贲、曹动之、郝玉山、王世泰、高锦纯、习仲勋、蔡子伟、贺晋年、刘景范、李力果、徐海东、李树林、白如冰、任弼时、乔桂章、赵伯平、高朗亭、张爱萍、李维汉、马明方、王首道、聂鸿钧、冯文彬、曹又参、吴亮平、潘自力、黄克诚、李锐、陈伯村、杨尚昆、王子宜、胡乔木、黎光、毛齐华、赵德尊、汪东兴等老同志的传记、回忆以及近年书报刊披露的资料。 西北、华北、东北、北京有关省、市、区，地、县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党史办、文史办和中组部、总参、总政等部门查抄资料和先后走访杨芝芳、李力群、张秀山、张明远、师哲、高增培、张邦英、谷奇峰、谢怀德、汪洋、马文瑞、张策、马洪、何英武、陈伯村、牛化东、王丕年、郝玉山、魏宝玉、赵家梁、李健彤、吴生秀、赵生应、吴瑞旺、罗成德、王殿斌、秦川、刘志龙、曹海炳等老同志的笔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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