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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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1、鸦片的动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以为近代历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为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动。中西交往的大门就是以这种方式打开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这以后同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性质似乎都一样。虽然美国在一个世纪中同中国保持的友好关系以及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但学者们越来越紧密地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一基本事实来研究。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强大火力，却充分利用了新式的类似英国“复仇女神”号的明轮炮舰。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所需求的贸易利益与当时文明的传播相一致。

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是近代持续了很久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责却被其经济利益冲淡了，以致鸦片贸易延续了百年之久。鸦片产于印度，然后由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政府进行定期贩卖。那些把鸦片贩到中国的人只是些私商，他们把鸦片运到海岸，由中国的走私者负责销售。1800年以后，中国人口过剩，时世维艰，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强大的销售网络——对此我们至今尚未认真研究过——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起初，中国吸毒成瘾者很少，但到19世纪末，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可以和印度竞争。沉溺于鸦片之中，对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种灾难，因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吸鸦片者不得不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继而牺牲家庭和自身。从一开始，买卖双方就认识到由鸦片贸易带来的道德问题，英国议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曾六度就此问题投票表决，但直到1917年，这种贸易才停止。

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动机。尽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强调贸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国法律对英国人的保护的重要意义，但真正的动机是金钱——先是通过鸦片生意和在印度征税，然后是对英国进口茶叶的税收，这种茶叶贸易主要靠在广东销售鸦片提供资金。

其次，看看进行战争的手段。战争起因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试图在广东禁销鸦片，限制英国人的贸易。主张贸易自由的鸦片商人威廉·查顿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顿递交了发动这场战争的计划并阐述了进行战争的目的。贩运鸦片的船队帮着从印度运送远征军，鸦片商船的船长受雇成了舰队的领航员，鸦片公司的职员成了翻译。远征军军官和外交官从鸦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况中得到不少好处；英国军需官在伦敦银行通过卖证券得到银两，这些银两是从沿海鸦片接收地的中国买主手里换来的。从一开始英国人就想让中国赔偿远征军的全部费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索赔战争损失的投机买卖，这样，英国人可以间接赚到许多钱。战争结局，清政府战败，签订了赔偿英国2100万两白银巨额赔款的《南京条约》。

在那个时期，英国报界热衷于报道阿富汗战争和再次征服喀布尔，鸦片战争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前者对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关系。鸦片也流入了英国，不仅像托马斯·德·昆西和吞食过1/4磅鸦片醉混合剂的萨姆尔·泰勒·柯勒律治这样的名人，甚至改革领导人威廉姆·威尔伯福斯都成了鸦片牺牲品。每年约有500箱鸦片流人英国，而运到中国的鸦片有两万箱，最后达到八万箱。年轻的格拉德斯就鸦片贸易曾发表过人道主义的言论，但这种言论被后来要求治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罪恶的呼声淹没了。由于鸦片市场被中国的生产者占领，英国的鸦片贸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了。厌恶鸦片但支持战争的新教传教士们，面临着这段历史中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天主教传教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他们一边扩张一边进行颠覆活动。天主教的使命成为侵略的一部分。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传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庇护下穿行于各省，在日渐衰败的王朝中维持着一种异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国殉教的法国教士，同在沿海地区活动的鸦片商人查顿及其同僚亚历山大·麦森一样，公开嘲讽中国当局。天主教牧师——更不用说新教徒——旅行时常求助鸦片商人为其提供交通和资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这已成定论。

事实上，根据西方人的报道，中国的开放只不过是一种中外联营。拿撒路会和耶稣会的新人教者帮助维持基督教小团体，在中外贸易中，他们成了茶叶买办和中国鸦片贩子的同行。外国人得出一条在中国活动的基本规律：没有中国人的支持，什么事也干不成。从一开始，鸦片贸易就是中外联合的行动，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远胜于兰开夏的纺织品，由此出现了超乎外国人想象的鸦片销售网络。参与西方侵略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无赖、投机者和地痞流氓。香港变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帮会成员的避难所。虽然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20世纪终于以新中国最优秀、最爱国阶层之一的面貌出现，但在中国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们走的明显是下坡路。

19世纪40年代，人们经常能看到鸦片商人指导外交官和援助英国军队。中国的政府官员多次从经验和灾难中总结教训，想努力赶上西方的军事技术。1800年，英法侵略军终于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今天的研究报告揭露了鸦片贸易的罪恶、阴谋和政府在这种贸易中充当的不光彩角色，并谴责英国人侵略的不道德，尽管他们打着制裁的招牌。

19世纪衰败、没落的旧中国通商口岸与日渐繁荣的社会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英国的主要代表查尔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战争，恢复贸易，这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和反对鸦片贸易的声誉。英国商人对额尔金勋爵人道主义观点的厌恶当然是人所共知的。额尔金在1858—1860年间完成了1836年开始的“开放”中国的工作。

鸦片是一种类似现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瘾的麻醉剂，长期吸食会使人成为这种社会罪恶的牺牲品。人道主义者试图终止英国人在印度的鸦片生产和向中国贩运鸦片，他们遇到的困难同当今美国人的难题差不多，美国人力图使一些大的烟草公司停止香烟生产。

我们都承认，香烟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我们发现，许多州仍对此抱着浓厚的兴趣，反映在国会里，时有议员为之叫嚣鼓噪；再者，烟草公司的股东们也有利可图。简言之，我们知道现在对烟草的嗜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但烟草生意对美国经济的帮助太大了，以致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我们还在因鸦片贸易继续谴责英属印度的话，那我们也该反思自己了。

本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1976年1月11日的《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的是彼得·沃德·费伊所著《鸦片战争，1840—1842，19世纪初在天朝的野蛮人及他们强迫打开中国半封闭大门的战争》（卡波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5年；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和杰克·比庆所著《中国鸦片战争》（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1975年）。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2、传教士与牛仔：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1941年丘吉尔会见罗斯福时，美国人对中国的感伤情绪曾使他大为惊异。45年之后，这种感伤情绪仍在白宫中弥漫，尽管它已减弱到仅仅关心台湾的命运。这是一个需要历史学家做出解释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美国的中国政策放到美国人对今日外部世界不甚关心这一社会背景来看。美苏对抗就像好莱坞电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进行戏剧性争斗一样，它使得美国人养成了不切实际的思维模式。里根先生使他的听众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美国横贯欧洲和环太平洋扩张的传教士与牛仔精神——正言相劝要发展民主，无论如何，应迅速用武力支持我们为之承担义务的盟友。

美国常把这些与文化相关的福音传道用强暴的手段施加给邻国，但对处于特殊环境的中国，最初却并未这样做。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得到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在中国干了这种不体面的勾当，这使美国人能够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进行贸易和改变中国人政治信仰的机会。我想，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永久性情感。他们对中国怀有基督教式的冲动感情，但同时又没有承担政治义务。英国海军提供了炮舰，美国人就可以布道了。今天，里根先生对台湾的优虑和撒切尔夫人对香港的态度同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的政策是一样的。回顾帕默斯顿时代，英国人利用了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与中国的贸易能在外国法律下繁荣兴隆，同时，治外法权保护着外国人在中国的人权。不要嘲笑我们的先人，人权仍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话题。

美国人在朝鲜、台湾海峡和越南进行战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迈克尔·亨特所称的“门户开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负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这些人渗入到中国，并在美国国内宣传保卫和改革中国的观点”。1784年以后，美国人从广东的鸦片、茶叶和丝绸贸易中获利，开拓了久未实现过的神话般的中国市场。183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的先驱发现并没有皈依者，便发展了其作为精神造物主的双向职能。一方面，他们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质进步一并传给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向他们的家人描述中华文明在腐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沉沦中渐渐失去了它的绚丽光彩。19世纪90年代，他们要求得到门户开放的机会，寻求中国的买主和依者，贸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为一了。

这种“特殊关系”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非常不公平。19世纪中叶，广东的过剩劳力发现了加利福尼亚，很快，到那里去的中国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到中国的美国人。其中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在美利坚的中国苦力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很多是移民，并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在通常情况下，这便在他们各自的故乡产生了许多仇视异邦的百姓，“这明显反映出人们对想象中堕落的传教士和移民的忧虑，他们公然反对禁欲而以利用毒品和麻醉剂诱骗轻率的妇女和儿童……中国的教试和美国的唐人街都被认为是颠覆活动的温床”。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传教士有时为中国的暴民所伤，而受雇建造美国西部铁路的中国劳工又被美国工人的暴行所伤。在这些对应但并不相关的暴力骚乱中，死了许多中国人，却几乎没有美国人。由于中国非常缺少坚船利炮，所以中国人只被视为普通的外国人。

正如美国传教士兼公使秘书威尔斯·威廉姆斯早在1868年指出的：“如果在中国的美国人所忍受的痛苦超过了自1855年以来在美华人所受痛苦的1/10，肯定会发生战争。”中美条约规定了双边贸易和居住的权利，但仍在为获取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美国劳工运动，却不允许中国劳工拥有这种权利。在美国西部，排华运动不断高涨，由广东到加利福尼亚的开放门户骤然关闭；同时，中国摆脱传教士的运动导致了1900年不足称道的义和团起义。这之后，传教士越来越多，中国的门户开放对美国人来说已是陈词滥调了。

中国长期企求美国的亲善、调解、中立或与美国结成完全的同盟来反对其他列强；美国人始终使中国对美国抱有很高的希望。中国人觉得，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他们不需要不公正）。美国的公使和领事官员告诉中国人，他们不相信其他列强，美国人热心于和平、友好，并准备帮助中国。美国人的姿态几乎完全不带功利色彩，但这种高谈阔论的友好没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只是把中国人引上了歧路。每当需要行动的时候，美国人总是采取消极态度。

以李鸿章为例，他试图利用同美国的外交合作来防止在朝鲜有不幸事件发生。美国的海军军官、外交官、顾问甚至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每次总是很快在言辞上做出反应，但从不采取有效行动。国务卿约翰·海受英国人门户开放构想的启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但他从未就此同中国人磋商。20世纪初，张之洞和其他政治家为把东北（满洲）从俄日共同管辖下拯救出来，曾多次向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求助，但丝毫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经常刁难和侮辱试图进人旧金山的中国学生、学者甚至政府官员。亨特发现了一份骇人听闻的反映美国种族傲慢的报告，美国的这种种族主义触发了1905年中国第一次反对美国利益的爱国运动。

美国的新教领导人把他们表达的理想模式同对现实的估价混淆了起来，詹姆斯·里德就是由此人手开始研究所谓传教士思想的。他们所说的“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实际上就是北欧和北美白人基督教的扩张。在提到“基督教的中国”时，希望总是和现实纠缠不清。因此，1914年，刚从中国复兴宗教大会上归来的福音传教士舍伍德·埃迪宣称：“我们丝毫不怀疑，我们将为耶稣基督赢得亚洲。”总之，新教传教士是靠臆想生存的。1912年，英国的“中国通”布兰德把美国人热心于中华民国的革命看成是一种传教机构的“美国人天性同情失败者和乐观主义”的反映，“对他们来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职业的需要”。

这种臆想和十足的非现实主义观点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因为只有美国的传教团体掌握着第一手资料，而且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他们有着切身利益。里德估计，假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有300多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一年至少有3万次，这足以保证大约500万新教徒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但当时，美国的商业机构发现，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2％。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在同古老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已准备打开中国市场、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决策者关心的是欧洲事务。外交在美国还未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美国人的翻译上要来自教会系统。

因此，由传教士思想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有偏差的，“1905年到1915年间，建设基督教文明的运动成了一种十字军东征……上千名年轻聪慧的新教学生志愿者从旧金山出发航行到亚洲，建设基督教文明……到1915年，外国传教士将近一万……每1500名新教徒中，便有一个外国传教士”。

由于得不到更大经济、战略利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只在中国扮演具有仁慈心和高度原则性的角色。这使他们能广泛接触中国人，而中国人常常被外国的友好所哄骗。保罗·S·瑞恩慈牧师几乎一手推动了美国声明反对190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的行动，他并没向国务院透露此事，只是每大晚上和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威灵顿·古秘密协商。古极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胁，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古求助于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温情主义，并最终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教授的支持。威尔逊后来当选美国总统。

亨特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和里德对传教士思想的阐述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家长制作风和傲慢侵略的性质，这两位作者认为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正是由此引发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现实和误人歧途的。里德写道，这是因为“美国人意图虽好但很危险”，而亨特认为“这是有缺陷和本质上有种族优越感的设想造成的”。亨特还观察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在节新和衰落间徘徊，为美闰的扩张主义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机会，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帮助，这包括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后来约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帮助。在中国方面，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从导致中国革命的错综复杂的反抗中找到起因。这种特殊关系和为耶稣赢得中国的理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之中，中国向现代变革发展的潜能不断增强。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历史学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于中国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特关于中国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报道，会增加老传教士们的负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赎罪。历史需要不断修正，但终将会慢慢消逝。台湾和香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甚至传教士与牛仔都将慢慢消逝，但这一切尚没有结束。

此篇发表于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的是迈克尔·亨特所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里德所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马萨诸塞，坎布里奇，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1983年）。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3、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新闻写作

<small>现在，传教士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要焦点，我们所指的是与中国普通大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因此，传教士的亲历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大众生活的情况。</small>

<small>美国传教士总是以新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的诸多需求。像传教士早期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反缠足运动和从完全由男权支配下解放中国妇女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传教士态度的具体体现。在美国的边疆，当美国文明的先驱者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精神对被传统深深束缚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可贵的贡献。</small>

佐治亚州南方卫理公会教徒杨格·J·艾伦（1836—190年）是传教士队伍中最积极的一位英裔美国人，他用中文发表关于西方世界的新闻和评论，以此鼓励19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这些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的传教士，对工作抱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学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类获得的物质和精神进步的组成部分。艾伦特别指出，妇女解放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在埃默里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对基础科学有一定了解。此后，他继续宣传并创立了进行基督教训练的普通学校和大学，他在中国编辑中文刊物，强调非宗教性的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技术。他把他的《教会新报》（1868—1874年）重新命名为《万国公报》（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间，《万国公报》从宗教布道会得到一笔资金，购买了800本宗教小册子免费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从1881年到1893年，艾伦在中国担任南方卫理公会传道团体的负责人1883年，他种暂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复了《万国公报》，并一直出到1907年他去世为止。他为这份刊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艾伦的杂志流行于东亚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万国公报》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介，它不仅用中文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充当了发展中的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喉舌，成为中国基督教作家发表新闻和观点的论坛、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国化和教会机构发展的从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伦的刊物传递了中国（包括《北京公报》的翻译或文摘）和国际社会的新闻。由于刊物内容不断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这份周刊（1889—1907年改为月刊）是中国新闻刊物的先驱，随着内容的扩允，内地的基督教读者也越来越多，但这份杂志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范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国际联系的日益紧密，使这一时期充满了爆炸性新闻和社会的新的变化，最终使宗教内容、宗教题材失去了光彩。这份杂志一时成了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

当然，在酝酿变革的那个时代，西方的编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谋求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改良的种子通过这个媒介，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大多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外国旅居者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历史的记载，不管其影响如何。未来的研究者们或许希望能从这份刊物中发现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蕴含在1894—1911年间发生的改良运动中。《万国公报》留下了许多社会变革——例如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记录。

此篇部分发表于1984年1月出版的《传教士研究的国际公报》，评论的是艾德里安·A·贝内特所著《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杨格·J·艾伦和他的杂志，1860—1883》（阿森斯，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4、小说中所反映的传教士历史

<small>帝国主义（或帝国扩张）经常带来一些战争，而这当然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比较起来，英国拥有众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国在东亚只有杜威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早期还有个年轻的参谋艾森豪威尔。我们美国人的英雄多是那些并不起眼的机构创立者，他们大多是传教士。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他们怀有的那种强烈愿望，要把技术和人权传给中国。</small>

约翰·赫西的《召唤》是本开拓性的著作，因为它把一个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介绍给了公众。由于赫西见多识广，《召唤》更具有小说的味道。传教士的回忆录当数以百计，但像这部著作这样富有客观性的却为数极少，这种客观性只有出身于传教士的新闻记者才具有。

《召唤》是一篇新教传教士在中国120年所做所为的墓志铭。在美国公众看来，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教会一直在稳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加“学生志愿运动”的约翰·R·莫特在海外传道，提倡“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世界基督教化”，中国是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我们不理解今天里根式虔诚和弗尔威尔式传教的返祖现象，便无从了解我们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国”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为把越南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我们如何轻率地发动了“圣战”。

美国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抓住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时机。美国人最初只是为了贸易和传教而渡海到中国，并没有领土扩张的要求。对比来看，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都为的是侵占中国领土。只有带着新世界民主的美国人才认为自己是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极易被中国人理解的自我认可，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根基（倘若对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所了解，你就会在他们的血脉里找到这一踪迹）。

我们因享有“治外法权”而获得的特权地位使我们确信中美关系是友好的。治外法权意味着一位外国领事在中国拥有对本国人的裁决权。这是从中世纪中国人的实践中得来的，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让外国首领控制其在中国的居民。例如，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国皈依者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国之后，治外法权成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同占老中国人的习惯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非常骄傲地发明了治外法权。1860年以后，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同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签定了分割中国主权的条约，这些征服人民的异族统治者能彼此谅解。结果，传教上并非由于互爱而是由于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进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有机会从内陆到乡村抨击过时了的孔教的罪恶、妇女的屈从、青年的从属，孔门弟子自然把他们视为旧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变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49年，毛泽东又恢复了中央政权。在此期间出现了38年的政权空白期。在军阀混战、革命和外敌人侵的几十年间，外国人有特别的机会参与中国人的生活。这是美国人在中国实行半殖民地政策的黄金岁月。我们不必因实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种负罪感，毕竟加利福尼亚州不生产鸦片，不像英国人用它来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约翰·赫西的《召唤》描述了1910—1950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极大影响。《召唤》的主人公大卫·托德普是个来自纽约州的6.4英尺高的农家孩子，他善良、坚韧、精力充沛。在中国生活的45年中，他从事着传教的事业。在比较了19世纪传教的失败和医院、学校的成功以后，他及时赶到中国，参加了1907年的传教士百年纪念大会（100年前的1807年，英国人罗伯特·莫里森是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徒）。会议上形成了激进和保守两派，来自穷乡僻壤的老传教士只相信传播神圣的教义，而年轻的新来者认为，中国需要有益的社会福音。托德普属于后者，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在天津时，另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罗斯科·赫西为他提供食宿。我们从约翰·赫西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得知，他正是罗斯科·赫西的儿子。《召唤》描述了基督教会中现代派的看法，他们对中国人的需求和中国人的脾性最为敏感。

新教各派意见统一，很少争斗，虽然分散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但他们团结一致保持着改革的精神，这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截然不同。他们几乎不知道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早期耶稣会的传教历史。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谋求使中国上层改良者皈依的传教士们感到，他们已有了新的策略。

因此，托德普颇为独创性地组织科学演讲，以求吸引上层文人学者和政府官员。300年前，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已开始使用钟表、棱镜、地图和其他西方技术的产物。大卫·托德普专门讲了回转仪。他拿出一条软链子，它能爬上台后的梯子吗？不能吗？他的助手把链子钉在轮子上，然后让它随轮子滚过讲台，借助惯性爬上了梯子。托德普周游美国，从商人那里谋求资金赞助，收集设备，在上海建立起实验室，生产为讲解电、飞行器和其他科学奇迹所需的机器设备。这些演讲非常成功，以致他能和詹姆森·B·托德（代替杰出的传教士约翰·R·莫特）一起周游各地，吸引观众传播科学知识；托德普的演讲更胜一筹。1910—1915年的中国同明朝末期一样，科学已经开始传播，基督教却还在叩击着大门。

托德普在后来的经历中，结识了普通的中国人。20世纪，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越来越陷入到一个民族的社会问题之中，这个民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这点看，在美国的传教实践或许能赢得一些中国的皈依者，但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它并未切中要害。托德普和其他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包括一些中国人）一起到了法国，他帮助78万名中国劳工中的一些人给家乡写信。这激发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们开始了一场识字扫盲运动，并帮助开展中国的群众性教育。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詹姆斯·吉恩，也就是世界闻名的吉米·吉恩，进人中国的北部乡村，他教那里的百姓识字，学习公共卫生和农业科学知识。在《召唤》一书中，吉恩以“约翰尼·吴”的面目出现，托德普想加人他的队伍，吴说，外国人不受欢迎。

赫西强调指出，日本人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之后仍继续强占山东省，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反帝运动。学生们已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代表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教士身上。这时，中国人试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取代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因为他们来自异域并且要维持现状。

《召唤》读来很有吸引力，这应当归功于大卫·托德普。托德普勤奋笔耕，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新闻报道或书信。1943年被日本人扣留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搜查》。因此，赫西在叙述评论的时候，能时而引用托德普当时所写的文章，时而又写他40年后对此事的看法。此书以真实的笔调描述了旧中国的景观、声响、气味、愉悦和灾难，这些特征至今仍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所驱散。大卫·托德普显然是传教士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最出色的作家。

在回顾了50年的生活之后，他描述了最初从事皈依传教工作的原因——个人的需求，集体的狂热，传教者的蛊惑和自我恐惧。他还回顾了他成长历程中的事情。在他想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中国的时候，发现传教士也有世俗的需求，便想结了婚再去。遇到艾米丽·基恩小姐以前，他一直萎靡不振。他们在学校初识，以后便鸿雁往来，最后决定生活在一起。在妻子艾米丽看来，托德普完全是为事业而生。他先被派到中国，随后她也去了，但18个月以后他们才结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记传教士的信条，家庭应服从事业。他有一个孩子两岁时死了，当时他正在一次旅行中。

当然，传教士的工作非常繁忙，他们必须和其他传教士，其中包括中国基督徒一起度过大半生，在酷热、肮脏的中国城市、乡村生活。托德普喜欢到长江下游庐山（中国的避暑胜地）的幽僻山间或天津以北海岸的北戴河度假。在这里，他们接触不到中国人的生活。赫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部充满剥削、误解与敌意的历史。教会学校以及出版物为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机会。图为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玛丽·斯通在镇江一家教会医院里实施手术。

很清楚，从整体上看，传教士拥有自身的文化，并小心谨慎地保持这种文化。总之，如果习惯和观点变得过于中国化，他们就会失去传教士精神。

托德普传教生涯的另一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内政部认为，他仅仅是个“人道主义者”，并没有真正献身于上帝。正如艾米丽所说，“大卫对人类充满了太多的爱”。政府不再帮助他，但他得到非官方的支持，把工作坚持下去。很快，他有了另一个机会。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开始人侵中国北部。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传教士，在维持他们开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有益工作方面，确实有所作为。他们直到1941年还没受到日本人的攻击。夹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侵略之间，传教士们感到，他们的时间明显不多了，但他们还在继续为中国提供帮助。

在托德普独自从事乡村工作之后，赫西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活泼生动的画面：这个高大的美国人骑着一辆印度摩托车，满身灰尘，在一阵阵马达声中参观村庄。在当地军阀和日本人的侵略下，那些日子完全是在饥荒和疾病中度过的。严酷的现实使精神事业失去了意义。1943年，日本人最终扣留了托德普。赫西告诉我们，他忍受着信仰崩溃的痛苦。艾米丽已被送回国。托德普病了，毕生从事的工作一无所获，好像连上帝都不能解答他所见到的人类的痛苦。

这一信仰的丧失，似乎使我们对赫西的了解比对托德普的了解更多。这本传教士的著作并不关心精神奉献，而更注重对中国人民的实际帮助。赫西不是那种屈从压力和放弃信仰的人，即便这种信仰在他的中国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约翰·赫西在这里描述的，是他自身基督教意义上的幻灭，无疑，他在生活中早已经历过这种幻灭。毕竟赫西自己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他只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儿子。他用托德普信仰的破灭，来象征传播基督教的活动至少在中国是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传教士对社会机构所做的全部工作和对被压迫中国人民的有益帮助，现在看来，有它辉煌的瞬间，但已告结束。

如果约翰·赫西说明的正是这一点，那么，他把这一点同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关注结合了起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关注中国是个永恒的主题。托德普被日本人遣送回国之后不久，又回到了战后的中国，开始是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领导下工作，后来义参加了工业合作社，他甚至又回到了以前到过的中国农村。1949年，共产主义者组织井发动农民在“斗争会”上对他进行批斗，第二天，农民朋友们仍在街上热情和他打招呼：他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者的代表驱逐出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去世了，终年72岁。

赫西叙述了许多中国现代历史中错综复杂的人和事，这使他无暇研究流传在美国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民间传说。显然，美闪的历史学家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横跨大西洋研究欧洲人的起源，而且又转而向西，从大陆到太平洋，但没有人试图把古老中国的贸易和19世纪90年代中国似乎要开放的新开发区综合起来看、事实上，到1899年，门户开放己被奉为美国人的对华政策，虽然贸易尚未明显兴隆起来，但此后中国成厂能白由开展基督教工作的地区。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同俄国人的迥然不同少俄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南俄处于蒙占金帐汗国残酷蹂瞒下开始的。13世纪，蒙古人向西席卷了中国。俄罗斯人向东迁移，为的是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不冻港，这一迁移几乎没有任何传教的动机。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过一个基仔教传教会，但只为俄国人服务，并把主要精力花在汉学或酗酒上。俄国人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草原，遭到强大的清帝国的痛击。1689年被逐出北满的阿穆尔河。美国人同样经历了殖民扩张，似只限于征服像西丁、巴尔和杰若尼莫那样的美洲印第安人部族首领。这些部落首领实在缺乏其远方族亲，打败了俄国人的中国康熙皇帝的才能。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国际产生之前，俄国人从不努力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无疑，当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时，俄国人成为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楷模。我们不能不说，比邻的俄国人比起遥远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今天，当我们思考超级大国的对峙时，不由又想起了往日的苦恼：20世纪40年代，反耶稣的苏联共产主义者盗走了已经门户大开的中国，从我们手中扼杀了基督教的潜在发展。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的现代化努力谋求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时，我们也许应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无意识动机。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呢？

托德普是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物，除了记者、共产主义者或外事人员这些工作（乔·麦卡锡曾从事这一职业）之外，他几乎做过一名传教士能做的所有的工作。然而，他的生活使他远离宗教信仰，进人到现实世界。他打算向中国输出技术并试图向中国移植人权。只要我们能基于《召唤》所提供的知识来思考，那么，这种行动将肯定继续下去并更有意义。

此篇评论的是约翰·赫西所著《召唤》（纽约，诺普出版社，1985年），发表于1985年5月30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不可能的传教》。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5、汉学研究误入歧途：一个北京骗子

<small>在研究中国人的神秘生活方面，传教士的主要竞争者是那些汉学家，他们从语言和文化着手研究汉学。这两类外国人自然都对北京着了迷。</small>

本世纪初北京吸引了许多西方人定居，因为近1000年来，北京一直是外族征服者和汉族合作者的首都。公元947年，辽代契丹蒙古人建都北京；1122—1234年，通古斯金朝占据北京；而后，1368年，蒙古人进人北京；1644年以后，北京一直被满族人占领。1800年，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中国古都的官吏和商人像以往接受外族人一样，接受了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不久，满汉官僚们让英国人帮他们打败了上海周围的暴乱者，又让带着爱尔兰式精明的厄尔斯特青年罗伯特·哈特帮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新的财源。因此，当英国人热衷于谋求合法地位、保护商业扩张的利益时，中国统治者利用英国人的图谋和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帝国内部的中国派系被引进管理机构，汇入了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集团之中。

1900年，基督教联军（加上日本人）镇压了试图驱逐他们的义和团运动以后，外国定居者更喜欢北京了。从1901年到1937年新征服者来临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外国人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期，是一个外国人享有特权和特殊自由的时代，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深人到中国人的生活中。20世纪初，在北京的外国人同13世纪的蒙古部落首领或17世纪的满族领袖或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凯姆布鲁克和法斯卡尔领导的天文局一样，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我们现在称之为治外法权）。而且，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赌赛马或信仰上帝。对在他们家中和办公室勤快工作的中国仆人来说，文化共生现象像是一篇古老的传说。任何操着俚语的北京人，都会使外国朋友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外国人试图通过语言侵人中国文化，但他们却无从下手。

在这种文化情势下，出现了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公众的中国问题学者和汉学家，他们的中文水平（像中国的官僚阶层那样）使他们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并且受人尊敬。这两种角色是相关的，但并不能轻易融合。《时代》记者G·E·莫里森对中国的评论，没有受到任何语言知识的限制。J·O·P·布兰德只懂得一点实用的中文，但写了大量广为流传的著作。这两位学者常常能从中国问题专家埃德蒙·泰洛尼·贝克豪斯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献资料。

回顾以往我们知道，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国著作的外国汉学家和把中国介绍给他们同族人的外国学者。像莫里森这样精力旺盛的学者甚至能成为著名学者，成为一个能向中国人解释侵略者奇特生活方式的外国顾问。这些人在两种文化之间如履薄冰，有时他们被他们的国人所迷惑，相信“中国人是无组织的一盘散沙”,因为文化差异从理性上讲是难以解释的。这种差异有时使你感到可怕，有时又令人神往。只有性格坚强的汉学家才能不受他的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的诱惑。事实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复杂和神秘的。中国空谈家的预见能力并不比现在更强，而且，他们遇到莫测高深的问题不能解答时，往往用无关的细节描述来掩盖，这是中国学者的惯用伎俩。在北京俱乐部广泛流传的街谈巷议，与人们在西城中国人圈子中得到的消息相比，只是些简单的事实而已。

1901年到1937年间，一个在北京有很好社会关系的英国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个人的目的和欢乐，而对其后果却可以不负责任。北京是外国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温床：城东南受武装保护的使馆区内居了着养靠国内汇款生活的嗜酒的高官显贵：有外交背景、爱交际的寡妇，退了休领养老金的音乐家，喜欢孩子的困窘诗人，艺术收藏家，诚挚的学者，天主教前传教士，身为考古学家的教士，还有一些毛姆式的人物，虽然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被中国的名胜、喧闹、烹饪和北京的风俗迷住了。他们有权资助仆人、商人、中文教师（主要是满人）、马童、女仆、厨师、卫兵、人力车夫、清洁苦力、卖花商、街头小贩以及那些能帮他们接触中国人生活的人。外国团体争相体验这种经历：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他们只知其名但从未见过面的汉学家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把他们都甩在厂后面，他住在西城过着当地人的生活。

牛津大学现代史讲座教授休·特里沃，罗伯认为，贝克豪斯是个文学大骗子，其主要著作《琦善阁下的日记》，作为重要章节收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1910年）一书中，这是一部晚清朝廷的秘录。《琦善阁下的日记》由贝克豪斯提供材料，布兰德执笔，这是那个时代惟一部有影响的著作二贝克豪斯说，这部日记是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1900年，在琦善的书房发现的。日记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荣禄描绘成一个反对义和团过激行为的温和派。学者们早已指出，这本日记不可能对这一事件做出聪明的预见，而且，它抄袭了后来发表的材料，但像布兰德那样的一些人却坚信贝克豪斯是无辜的，这个捏造的罪名是强加给他的。

《北京的隐士》一举推翻了这种辩解。贝克豪斯爵士是个少有的骗子，他不断地在高层宫僚中进行金融交易，但每次又都诡密地使之成为泡影。杜撰只是他机敏地把自己的梦想当做事实传给世界的一种手段。特里沃·罗伯先生的著作，揭开了贝克豪斯捏造事实的伪装。贝克豪斯的父亲是巴克莱银行的董事，他弟弟是英国海军元帅。他因负债无力偿还离开牛津，呆在国外。1899年他到了北京，这年他只有25岁，靠国内汇款生活，同时他已经是个老练的骗子。他给罗伯特·哈特爵士带去几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德文郡公爵和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写的介绍信。这位神通广大的年轻人腼腆、可爱，有着天赋的语言能力，他主动结交了很多人，很快便成为莫里森和后来的布兰德的中文翻译，并与他们密切合作。

贝克豪斯伪造琦善日记只是个开始，1910年以后，他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杜撰之作。他自称同中国文化上层的知情者有联系，军机处大臣王文韶、大太监李莲英、总督徐世昌、国务总理段棋瑞、邮传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认为合适的人，都是他的好友。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显贵，对外国人来说形同陌路，文化、语言、社会的隔阂使外国人难以渗透到这些人组成的圈子之中，但并没有外国人就他们与贝克豪斯之间的友谊提出疑问。他超越了文化的断层。

1910年，他通过欺骗结识了大船业公司的经理人约翰·布朗。1916年，通过和中国政府“谈判”，他让这家公司“为中国海军提供6艘10400吨级的海防战船”但就在那一年他从北京消失了，这笔交易也随之告吹。

与此同时，他还经营大宗中国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为英国公使约翰·查顿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国秘密购买武器，以便在欧洲与德国人对抗。买主是英国陆军部和吉青纳勋爵（英国陆军元帅）。鉴于贝克豪斯在不列颠和中国如此神通广大，他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一微妙使命（中国是中立国，德国反对中国出售武器）。很快，他报告说已经购买到几十万条毛瑟枪、来福枪，几百挺机枪、几百门野战炮，听有这些都是从当地将军手里秘密购买的。他到处忙于协商、谈判，说武器要由长江“船运”而来交易一笔接一笔，英国出钱，满载武器的商船由上海开往香港。英国外交部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舰护航。船停在福州，后因改道滞留在广州。

查顿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是在中国最有影响、最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凯总统，但袁高深莫测地“假装完全不知道整个交易”,在这种情形下，贝克豪斯用秘密报告和密码电报甚至包括德国人向袁发出的“外交抗议”，编造他的“天方夜谭”，这使英国外交部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清醒过来。查顿让贝克豪斯把整个经过告诉政府总揽财政的梁士治，梁大吃一惊说，他认为贝克豪斯被人骗了。查顿报告说：“很显然，梁和贝克豪斯那伙人之间有分歧。”贝克豪斯太巧言令色了！查顿渐渐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个骗局，好在无人知晓。

同时，创造力旺盛的贝克豪斯开始了他宏大的纸币计划。他为美国纸币公司“联系”了一笔秘密交易，欲使之成为“惟一一家印中国纸币达10年的外国印刷公司”。印钞数量据说迅速增加，在贝克豪斯4次“私访”袁总统之后，印数已达到65亿。1916年底，贝克豪斯亲自到纽约向公司汇报。回到北京，他递交了总统和首相签名的中文合同，得到5600英镑的佣金，后来这笔交易却没了下文。最后，公司代理人告到法院，他被监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家人把他保释出来。

由于这些事和许多类似的事件长年秘而不宣，使得贝克豪斯还能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他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极有价值的中文图书藏本，包括15世纪初期珍贵的六卷本《永乐大典》。这部收有17000个条目的大典的确是无价之宝。牛津大学正式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被选为伦敦皇家学院中文客座教授。他和布兰德合著的第二本书《北京宫廷史话》（191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

后来，他声称身体欠佳、眼睛有疾，结束了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辞去皇家学院的客座教授，又回到北京。此后，他允诺向博德利图书馆赠送5.8万册书，使这所“著名的宫廷图书馆”兴奋不已。这些书在从天津船运之前，必须先用马车运700英里，送到甘肃西部的火车站。但博德利图书馆从未收到这批预支了钱的图书。

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说明这一骗局的话，可以从贝克豪斯为瑞士驻北京公使写的两卷粗糙的回忆录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这是他1944年1月死于北京之前写的。这两卷回忆录再次提供了详细的证实琦善日记真伪的材料。贝克豪斯以色情的笔调详细记录了琦善和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长期的同性恋生活。贝克豪斯估计，他看见过琦善为慈禧提供性服务大约有150次到200次。这些想入非非的推测细节和这个荒唐故事一道广为流传。《北京的隐士》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披露了稀奇古怪的内幕，还因为其构思像本侦探小说。特里沃·罗伯先生是个熟练的叙述者；他能吸引住读者，把精彩的事件意想不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他认为，贝克豪斯富于幻想的性格，是“完全一贯和合乎情理的”。成功的欺骗“取决于个人的魅力……坦率真挚……外在真实……实践的韧性”，以及“非同寻常的细节描写”。当然，还需要一种写作方法，使他成为惟一的记录者。

至于他的动机，我们只能推测。特里沃·罗伯先生把贝克豪斯看成一个附庸风雅的假绅士，他厌恶教友会的中间阶层，受到了“19世纪90年代‘唯美主义’、性狂热以及目空一切富于进取思潮”的影响。在这种“空虚”和“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之下”，他背离自己的文化跑到中国，最后向法西斯主义发展。乔纳森·斯宾斯教授的英文评论《神秘的生活》（《泰晤士文学增刊》1976年10月29日）进一步提供了说明他的动机的证据，其中包括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小弟弟，他比埃德蒙晚一年出生，3岁就死了，以后又生了一对孪生兄弟，取了他的名字以示纪念，后出生的这对孪生兄弟受人宠爱并很有作为。在前面的开头一段，我曾试图证明，北京的社会环境如何能培养一个粗俗的年轻人的脾性——他会讲两国语言，这能使他很快进人一种有两种文化的双重生活。

贝克豪斯的故事一直很有趣，斯宾斯先生评述了贝克豪斯的计划中体现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特点——国家政权和商业公司的天真、无知和“一时糊涂”。虽然《北京的隐士》找到了了解许多问题的线索，但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显然很不够。如特里沃·罗伯指出的，肯尼思·斯科特·拉脱瑞特的《中国人》滥用了《北京宫廷史话》中的材料，因而受到指责：布兰德以起诉相威胁，使麦克米伦在拉脱瑞特不在的情况下刊登了《一份自认为过失的道歉书》。（这使人们想到，在50年代《中国人》出版后，罗斯·科恩在《中国活动家》一朽中坚决把同样的材料删去了。）布兰德和贝克豪斯对历史的贡献需要重新估价和综合认识。

汉学研究当然是爱挑剔者的乐园一位叫“邮传部先生”的人，听起来使人怀疑为是“邮电部张先生”,这显然被弗兰奇勋爵曲解了。再者，虽然琦善日记被说成是“非常难认的‘草书'”，但基本中显示的部分更像较易认清的行书。在多大程度上，贝克豪斯参考了晚清朝廷大量的色情文学？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依靠从中国人那单得来的信息？他和荣禄家放有无联系？

特里沃·罗伯很笼统地描述了他的材料来源，而且还列了75个“资料小注”，幸好他用的不是哲学博士式的脚注。无疑，热心的读者将让他给予更多的指导。因此，他也许可以开办贝克豪斯工业。事实上，争议已经开始了。

特里沃，罗伯先生1973年去博德利图书馆检查藏书时，在巴赛尔机场得到两卷回忆录，他由此开始了对贝克豪斯的研究。战时帮助过贝克豪斯并委托他写回中忆录的瑞士公使雷恩哈德·霍布利博士,20世纪30年代是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寄生物学专家。（1933年，我的妻子威尔玛在那里为他编过一些文章。）他在1973年去世以前，准备出版回忆录，并亲自写了一篇后记，评估回忆录的价值并记录了他同作者的关系。在11月到次年1月的6期《泰晤士文学增刊》中，新学院的理查德·埃尔蒙先生和特里沃·罗伯先生就霍布利是否被贝克豪斯欺骗进行了3次辩论，埃尔蒙为霍布利做了辩护。两位作者都引用了霍布利留在博德利图书馆里一般读者难以看到的后记，双方均直言不讳，这种论战显然是现代式的决斗。如果语言能伤人，那他们俩都会住进医院，而埃尔蒙先生肯定会在病危之列。所有的迹象表明，埃德蒙爵士将永垂青史。

此篇评论的是休·特里沃·罗伯所著《北京的隐士：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纽约，诺普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4月14日的《纽约书评》，题为《骗子》。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6、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两面性

里根先生认为在日本海“保持和平”需要一个武装精良的日本，这使人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日本的军事扩张。幸运的是，一个把刺刀熔炼成轿车的国家显然并不想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

两位经历不同的领导人——一个是内阁成员，一个是革命的参与者——的两部自传性著作论证了这种动力。两部作品都是作者被攻击时出于自卫写成的。陆奥宗光是1894一1895年中日战争时期的外务大臣，宫崎滔天是世纪之交孙中山最著名的日本支持者。陆奥和宫崎都认为，日本有督促东亚地区西方化的使命。19世纪卯年代，与西方接触了40年后，变革已使日本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纯朴和清白的，它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它的主要愿望是改造中国。确实，使孙中山成名的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日本酝酿发动的——部分受日本模式的启发，部分得到日本“怀有崇高目的”的泛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试图在大陆寻求一种冒险事业）。

宫崎滔天（1870—1922年）是个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相貌可怕的人，满脑子言过其实的思想，一心想为伟大的利他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倘若他能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找到它。他“怀有崇高目的”的自我形象，正是日本封建主义衰退的一个证据。日本的武士阶层仍热衷于纯粹的奉献，他们崇尚武力，并把自身置于诚实的劳动平民之上，但又不容易在社会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他们能在西方找到同行，那一定是中世纪的游侠骑士或好莱坞私人侦探。

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于1902年连载发表，按日本人的算法，当时他33岁。1900年，在靠近香港的惠州，他用船为孙中山的起义运送了大批武器，这使他引起公愤，声名狼藉。人们可以推测，作者是为了洗刷污点，才向公众坦白了一切，他的一生都是充满善意的，不可能从事一种有计划的贩运行径，更不用说进行一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总而言之，坦诚直率和非常吸引人的自传，披露了他是一个具有浪漫和博大精神的人，也披露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渴求、追逐妓女，他把感情奉献给反叛事业、同谋、酒友以及一时的妓女朋友（他在书中一共列了285个这样的人）。他感情冲动，喜欢做出高姿态而不讲实际。他是这样一种人：匆匆赶到香港只是为了确定在途中的18天里，船可以在5个地方停泊。有宫崎滔天这样的支持者，孙中山的计划不需敌人的破坏便自行灭亡。22年过去了，宫崎在孙中山最后得到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以前死去，苏联人的武器倒确实能及时运到。

横跨太平洋的合作者詹森和江藤教授，对宫崎著名而广为流传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注释、翻译。他们在导言中把宫崎看成一个勇敢、无私和富有骑上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宫崎生来就是个叛逆者，但有一段时间他曾被视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努力维持中国地下组织领导人的团结与合作。1898年，他把被驱逐的改革者康有为从香港护送到日本，并试图为统一中国的革命运动，让康和孙中山携起手来。所有这一切都未成功。除了这种勇敢之举，宫崎著作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生动描写了他的冒险经历和浪漫主义理想。宫崎撇下陷于可怕贫穷中的母亲、妻子和儿子，让他们靠救济度日。他在梦幻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我想像自己进入了中国大陆，站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成了一位骑白马的将军……我欢呼雀跃并以酒壮胆。在其他时候，……这位将军死于敌人刺客的匕首之下……我最终走进了艺妓馆……那位将军只是我远大抱负的幻影……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生命的一半是由酒和性组成的……我如何才能以恢复人性的决心修正这种品行呢？”

陆奥宗光不存在这类问题。事实上，他得了肺结核并在担任外务大臣的两年中因肺结核病逝。他出身于土佐的封建领地，译者戈尔登·马克·伯杰认为，这促使他参与由萨摩藩士和长州藩士操纵的，而且能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认识寡头政治的客观现实。他加入了新政府，但“在1878年，因与土佐谋划推翻政体的阴谋有牵连”，服了五年刑。然而，寡头政治还是把他纳人了他们的行列——主要因为他的才能，也是为了与陆奥联合的民众权利运动取得和解。他担任了两年日本驻华盛顿公使，1892年成为新政体下伊藤博文第一任内阁的外务大臣。

陆奥在1894年和1895年推行的现实政策，比起宫崎滔天的梦幻更有实效。在短短12个月内，日本控制了朝鲜，并引人注目地打败了中国的陆、海军，同时使日本摆脱了不平等条约（这种不平等条约给西方国家以特权，并持续损害中国主权达半个世纪之久）。陆奥阻止了西方列强继续干涉中国的努力，并完全打乱了东亚的强权关系。日本人强迫中国领导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和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在短短的几天里，俄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三重干涉，要求日本归还中国的辽东，日本被迫答应了，但日本帝国也诞生了。英日于1902年签订同盟（直到1922年）。1905年，日本在满洲打败了俄国，在东亚升起了。

陆奥是取得这些成就的中心人物，他通过驻伦敦、圣彼得堡和其他国家首都有才能的外交官发动外交攻势。他逐渐影响了伊藤，说服内阁中寡头政治的执政者，而且利用了日本舆论界侵略主义的叫嚣。在朝鲜，他兼用武力和诡计威吓中国，而且始终关注国际法的微妙之处和西方列强的特殊利益。他和他的驻外使节在战争期间商定了新的平等条约，这威胁到列强的利益。1895年4月17日，他拟定并批准《马关条约》，虽然在3国干涉下，4月23日取消了条约中的一部分。（5月4日，日本接受三国干涉，5月8日，交换批准的中日和平条约，5月10日，在帝国诏书下达后，把辽东归还中国。）这样的外交进展是罕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从未成功地越过这层薄冰。

所有这一切实现以后，陆奥下台了。1895年6月5日，西园寺公望接替外务大臣职务。沉醉于荣耀的日本侵略主义分子和在野的政客，看好时机，极力反对归还中国的辽东，陆奥出于自卫的目的写了一份年度工作报告。然而，这本他称之为《自强不息》的报告披露了太多的内幕，伊藤首相认为这份报告“使人忧虑不安”,因此直到1929年才被公之于世。

除编辑方法之外，伯杰先生的翻译、注释堪称典范。题目《自强不息》，对那些熟悉中晦涩中文词组的日文发音的人来说，当然是意味深长的。其他人或许被告知，它是指“一部勤奋工作的记录”。但这本引人注目的译作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对于可理解性的东西而言更注重深奥难解的风格。基于这种考虑，书目提要和注释中引用了许多日文、朝文和罗马体印刷的中文。当然，对一个要读懂此书的聪明的外行人，还需在这个题目下加上英文翻译。也许他或她会对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有某种兴趣。陆奥指出了日本在侵略的每一阶段所采取政策的理论依据，这显示出，他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哥哥艾伦·杜勒斯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是为了支持那里的力量与中国抗衡。“我们决心让中国人成为侵略者。”但当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都到达之后，“甚至未能因故找出什么说得过去的借口，也没有开战理由……现在的关键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而制定几套外交策略。”结果，日本要求改革陈腐的朝鲜政府，这是同样陈腐的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国人聪明地指出：“旧本显然没有干涉的权利，因为她承认朝鲜的独立。”陆奥写道，这种顽固“限制我们势力范围”的企图，显示出中国人是如何成为“自己妄自尊大的阶下囚的”。

日本人扣押了朝鲜国王，任命年老的掌权。大院君是个孔教信徒，诅咒所有的现代事物。陆奥继续率直地解释为什么当时在朝鲜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没有理由驻在朝鲜。陆奥是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没有必要打着民族骑士精神的幌子，开展任何改革行动……我从未感到，朝鲜的内部改革在其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的确是个很合适的借口。我们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强不息》被隐瞒了34年。

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伊藤和陆奥在马关把和平协定强加给李鸿章。他们摧毁了李的陆、海军，拒绝停战，使72岁的李鸿章陷人窘境——要么立即接受日本的协定，要么眼见战火越来越烧近北京。但在1895年3月20日谈判开始后的第四天，李被一名自称是日本人的刺客击中了眼睛。突然，全日本都为这样对待一个客人而感到深深的耻辱，皇后也准备了绷带。伊藤和陆奥担心，如果李鸿章因病回国，外国列强可能最终干涉，日本就会失去对时局的控制。他们终于说服内阁同意停火，这样，裹着绷带的李鸿章在寝室里继续谈判。三国干涉出现时，伊藤和陆奥就能够对付了。

在1895年那个箭拔弩张的春天，天皇住在皇宫，而内阁和新议会则在广岛召开会议，这时距广岛被毁灭恰好是50年。陆奥的现实主义手段和宫崎滔天的浪漫主义冒险早已被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者所继承。当我们今天面临发展起来的索尼、三菱、尼桑和其他日本产品渗入美国人生活的时候，仍能看到这种现实主义手段和浪漫主义冒险以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形式起着作用。

此篇评论的是陆奥宗光所著《自强不息：中日战争的外交报告，1894—1895年》，戈尔登·马克·伯杰编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回忆录》，莫里斯·詹森、江藤新吉译（普林斯顿，普林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3年4月13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真实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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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7、乔·史迪威及其中国使命

<small>史迪威和麦克阿瑟是抗日战争中美国战区的两位指挥官，都是西点军校有杰出才能的毕业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却不尽相同。麦克阿瑟得到美国海军的帮助，美国海军把太平洋变成了美国的内陆湖。麦克阿瑟还恢复了一个以前的美国殖民地，他已被载入那里的史册。相比之下，史迪威所在的战区是横跨了缅甸北部群山的中国——缅甸——印度战区，在这一地区，中国和印度很少接触，这里还有些野蛮的部族成员，河水向南流去，阻碍了东西交往。1942年以后，中国和印度都不是主要的战略要点。乔·史迪威在这鲜为人知的地区，分兵穿过莽林，显示了他的巨大决心，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麦克阿瑟统治日本的时候，史迪威已在战争结束时死去。</small>

乔·史迪威具备最优秀的美国人所具有的特点——精力旺盛、足智多谋、坚韧刚毅、有进取精神、勇于自我反省。这些品德把我们送上了月球，也把我们带入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总之，史迪威是体现美国人品德的典型，这样的品德使我们在国内外遭受了许多灾难，在当今我们进行自我重新评价时，这种品德得到了充分显示。史迪威是我们解决中国战时问题的最好人选，可他所做的并不完美，他没能抓住要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中国的努力并不适于中国的革命，这主要在于这些努力与人民的需要毫无关系。

史迪威是年轻有为、聪明勤奋的西点军校学员，他以责任和国家荣誉来要求自己。他体魄强壮，是橄榄球比赛中的四分卫和纽约扬克斯海1/4英里赛跑的选手。他在西点经受住了第一年的艰苦训练（有两名新生不幸地死去）。他身材中等，体重较轻，却是个出色的运动员。他生性好强。1904年他在菲律宾当步兵，1906年回到西点用法语和西班牙语教授学生并辅导体育训练（讲解篮球）。夏天，他被委派到危地马拉和墨西哥，1911年取道日本和中国再次回到菲律宾，第一次目睹了中国的革命。他在远东时已对外国人民和语言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在西点再次执教（教历史和西班牙语）之后，由于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迪威像他那一代军人一样，被突然从和平时期军队的日常工作中抽调出来。1917年，他34岁，等待时机显示自己的才干。他首次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套训练军队的特殊方法。在普拉茨堡，美军的任务是尽快训练100万士兵。但很快，陆军少校史迪威因精通法语而被调到法国。他是G—2圣·米黑尔进攻计划的制定者，同领导，G—3计划的乔治·C·马歇尔一起工作。圣·米黑尔计划获得了成功，在和平到来、在军队缩减到和平时期的规模之前，聪明的士兵已开始谋划将来了。军事还没有成为一个主要行业。1919年，史迪威从和平的郁闷中挣脱出来，成为被委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军队语言教官。他开始在伯克利学习中文，后来到了北京。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呆在中国北部，先在公使馆研究了三年语言，然后又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呆了3年。乔治·马歇尔先于他到了那里。最后，在30年代后期，史迪威以使馆陆军武官的身份住在北京，这期间他周游了全中国。他非常喜爱民众，喜欢在中国旅行时过那种有意思的野外生活。

3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吸引史迪威这个美国人，既不是因为他在中国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也不是因为他的现代意识和他所受到的先进教育和掌握的先进技术。真正的魅力来自中国人民自身，他们经受着人类面临的各种苦难，并坚定不移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史迪威无疑是中国战区最好的军事专家，他非常熟悉广大地区的地形，熟悉当地领导人和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

在1941年的危机中，马歇尔升任参谋长，这时的史迪威已是美国最好的中国问题军事专家；在美国国内任职期间，他的功绩已使他成为正规军中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当然，和平时期，军队减少到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存在的程度。1939年9月，美军人数仅17.4万人。史迪威在军事演习中显示出不平凡的独创性和主动性，他确实是闪电进攻的天才。1940年，他成为一名将军，在加利福尼亚指挥训练一个师。他决不“纸上谈兵”,他是富有独创性的军人，对己对人绝对严厉，不留情面，有人说他是“冷血动物”。他非常接近下属，对那些装腔作势的傲慢之徒充满了敌意。他严于律己，着装随便，亲自带队行军。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马歇尔挑选史迪威指挥体育家行动计划，这将是美国在北非的第一次进攻性战役。马歇尔从军事演习中看出，史迪威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想像力丰富，足智多谋，充满自信；他研究过军事史，长于训练”。按战功而论，史迪威在九个军团指挥官中名列榜首。而且，如果他最后指挥北非登陆，无疑会继续在欧洲战区得到提升，至少可以和后来的布莱德雷的职务一样。中国的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冲突，可以在几次合作中从几个角度看出来。他们不仅都有强烈的个性，而且是两个国家领袖人物性格的典型。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史迪威批评了中国军事机构的弊端，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党的崩溃。蒋腐败的权力机构的组成是基于忠诚而不是效率。史迪威同情广大的士兵，不信任那些贪污、贿赂的中国官员。

史迪威改革和建设一支现代化中国军队的努力，迟早会使旧的军事权力机构分崩离析。蒋介石在军队中努力维持着中央的权力。饥饿的新人伍者、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克扣官饷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忠诚胜过功绩，加之抗日的压力和财力消耗，造成了中国极为保守的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的中国政策是用漂亮的允诺、金钱和军事装备来鼓动中国人不断抗击日本人。这也是罗斯福的天真想法，即帮助战后的中国，弥补由于战胜日本而带来的权力空白——美国人的这一理想从未实现，因为它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现状。

如果史迪威改造中国军队的想法得以实现，那么他将创造最终破坏蒋权力机构的军队和指挥官，而且无疑会出现某种军事政变。蒋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在和有美援撑腰的史迪威打交道时，蒋反对这位狂热追求战功、受过战火磨炼的效率专家。蒋主要关心的不是效率，也不是作战，他反对的是共产主义者一直在进行着的革命。美国人要求中国所做的战争努力，只会进一步破坏中国的现状。美国要向中国共产主义者提供援助，这大大搅乱了蒋虚弱无力的围歼计划，他不得不竭力阻挠史迪威握有实际指挥权。蒋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的这一企图，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

史迪威多次努力对日本人发动进攻，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准备在印度创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但他最终认识到，归根结底，蒋总司令并不需要这样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他担心自己难以控制。再者，国民党中国已经耗尽了财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要静观战争结束（在国民党中国，珍珠港事件被称为“停战纪念日”）。

史迪威的努力被蒋介石传统的战略、战术理论搅乱了。蒋遵循古代经典战争论著《孙子兵法》，强调防守的重要性，先让敌人运动而后歼灭之，除在占据极为优势兵力的情况下，从不主动出击。

在这种形势下，史迪威决心先在缅甸迎头痛击日本人，将其逐出缅甸并杀回中国，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简直是一个不会为任何战争做好准备的国家。缅甸北部丛林密布的山谷向南延伸，从东向西穿越公路和补给线的地形十分复杂。因此，史迪威在发动跨越中缅的战役中所取得的战绩，可以说是一部显示高度智慧的英雄诗篇。他是我们最有才能的指挥官之一，他在根本没有优先权的补给线的遥远尽头孤军作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海、空力量可以横跨太平洋，削弱日本人的力量，美国无需在中国建立基地。当史迪威向蒋摊牌说，美国命令他指挥中国军队时，美国在中国的战争努力已开始失去抗日的意义。美国的援助已介人了中国的内部政治斗争。

如果从美国对外扩张的角度来看史迪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史迪威失败了，蒋也失败了。首先，自命不凡的美国人一心想打败日本人赢得战争；军队为这种使命而训练，并形成了民族精神。美国军人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成了现代技术的奴隶、他们为责任感所驱使，致力于发展组织机构和火力的潜能，并在战争中赢得胜利：政治不是美国军人的第一使命，也不是第二使命、《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使敌人屈从自己的意志，用一切办法使之投降。美国军事专家更为关注的是建立突击部队，解决并设置战场所必需的后勤供给、至于和平实现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显然并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受训时也不被要求去考虑这些。

尽管方式和目的不同，美国人仍在利用中国来实现打败日本这一共同目标。中国不想被利用，它显然更为关心国内革命，这时，美国人便大为抱怨。从这点来看，作为外国人的美国人，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微乎其微。史迪威带着一些会讲中文的国务院官员会见延安的共产主义者，这个军事观察团（自然被称作“南部使团”，因为是前往敌占区）暂时抓住了机遇，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至少可以避免彼此交战。当时，美国日趋强大，很快就要战胜日本，对中国现实的客观估价似乎显得不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特使对这种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所做出的反应是草率和漠不关心的，这种合作很快成了泡影。虽然没有人明确指出，但20世纪40年代，在革命初期的中国，由一个美国将军来指挥中国军队的计划实在是一剂毒方。它很可能使美国军队在法律和命令的驱使下反对这场革命。美国人天真地臆想蒋的旧政权或许会被“改革”所拯救。假使史迪威真的指挥了中国军队，将会比他被召回造成更大的灾难。他被人接替说明，我们想通过战争努力拯救一个衰竭政权的企图失败了。

我们可以把史迪威看成美国技能、活力、实干和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但仁慈并且有实际能力的人。他在中美友好时代度过了他的中国生涯，当时两国人民之间有了广泛的接触。幸运的是，他没有活着看到我们相互变成了敌人，没有进入限制战争规模的核时代。史迪威属于伟大的帅才之列，从汉尼拔到罗伯特·李，他们都曾努力但最终被命运挫败了。他们生活在一个只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离我们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此篇评论的是巴布拉··达斯曼所著《史迪威与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1911—1945年》（纽约，麦克米伦出版，1971年）,发表于1971年3月27日的《新共和》和1971年2月13日的《商业周刊》。

第一章新帝国主义观 08、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美国军国主义

杜高特·道格，有些士兵这样称呼麦克阿瑟。他异常勇敢，无数次出生入死，为部队树立了榜样。他实际上是一名最伟大的士兵，从1918年至1951年这1/3个世纪期间所进行的3次战争中他都在前线指挥作战。他比任何一位美国人指挥的军队都多，而伤亡却很小。他还是公众广为争论的人物。他一直很自负，但人们感到，他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可与其战功堪比的成就。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战后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都被载人史册。

然而，麦克阿瑟一生中的表现是如此之不同——“高尚与卑鄙，机智与粗暴，妄自尊大与羞怯谨慎……喜怒无常……滑稽荒谬……卓越崇高。”正如曼彻斯特所写，所发生的一切都可归结到他的个性：麦克阿瑟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形象？他是否知道他在干些什么？我们可以从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一书中，详尽地了解麦克阿瑟，透过各个细节，可以把将军非凡个性的典型表现结合起来看。

第一个影响他的是他的英雄父亲。1863年11月，当18000名盟军士兵冲击田纳西州查努加城的教区高地时，第24威斯康星师的阿瑟·麦克阿瑟上尉第一个率先将军旗插上高地的顶峰。在以后的12次战役中，他表现出彻底的无畏精神。19岁时，他成为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陆军上校。然而，在这之后，军队只同印第安人打过几仗，军队生活只剩下华盛顿的军事政治。1898年，阿瑟·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陆军准将，派往马尼拉。他俘获了阿奎那多，镇压了菲律宾的共和运动，他已经创立了麦克阿瑟形象——一个精明的职业军人和富有想象力的战区指挥官，对敌作战临危不惧，对部队关怀备至，对部下奖赏慷慨（包括对皮顿·马奇和约翰·潘兴）他爱说大话，能言善辩（阿瑟·麦克阿瑟写道：“民族的同一性”可以“劝导人们响应同族领袖的号召”)，不能容忍文官的干涉，渴望受人称赞，确信华盛顿对他有成见，而且喜欢删改记者的新闻稿件。

正如他的助手所说：“在找遇到他的儿子以前，阿瑟·麦克阿瑟是最为妄自尊大的人。”由于他没能和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精诚合作，因此在1901年被调回国、“他说话总是毫无顾忌，”他批评陆军部和白宫，而巨预言将同日本和德国发生战争。麦克阿瑟陆军中将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却没被任命为参谋长，他64岁时非常痛苦、失望地辞去军职。他的儿子道格拉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而且在各个方面比他父亲走得更远。

第二个直接影响他的是他果敢的母亲。她是一位来自诺福克的南方美人，每天晚上都要教诲小道格拉斯说：“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的伟人。”（或者“像罗伯特·李”）他“8岁以前，母亲一直让他留着长长的卷发”，穿着女童裙。但在西得克萨斯军校，他成了棒球的游击手和橄榄球的四分卫，而且学业出众，并代农全校毕业生致告别辞。为了参加竟赛考试进人西点军校，母亲为他找了一位特别辅导员。他得了99.3分在西点的四年间，母亲就住在普兰郊仄的克莱尼旅馆，他每天晚餐前都去看望母亲。

父母的基因赋予这个年轻人出众的天赋和个人魅力，他总想到蛮荒的西部边塞冲锋征战，他一生的目标就是当军队领袖。在西点，像罗伯特·李和约翰·潘兴一样，他被提升为第一学员队队长。战争为道格拉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前线侦察时，他的战功便令人惊异。在法国，麦克阿瑟不仅率领部队跳出壕沟进攻，还在夜里爬过阵地观察敌情。美国人在圣·米黑尔胜利之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和副官偷偷爬过无人地带进人德国人的防线，从隐蔽的小山包上观察敌人的动静。他认为应当对敌人发动突然进攻，但指挥部有自己的方案，机会失去了。麦克阿瑟在法国因晓勇善战被授予7枚银星奖章。

麦克阿瑟与规章相违的独特装束非常引人注目——一顶四角软帽，高领毛线衫，不带钢盔，不带防毒面具，手拎着马鞭，不拿武器。这一特征和他在前线的勇武，构成了他作为领袖的超凡魅力。他熟知作战计划和写作，从不忘记任何事，而且他在部队中总是训练下属发挥其特长。

不光彩的行为——拙劣地给上司写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信件——显现出另一个麦克阿瑟。例如，他母亲给潘兴将军写信，恳求把儿子提升为准将：“鉴于我故去的丈夫非常赞赏您，我给您写这封推心置腹的信……我认识陆军部长，和他家过往甚密，他很器重麦克阿瑟上校，与他相交甚厚……我被告知，我的儿子确实上了您的名单……他将得到提升。”

1918年，麦克阿瑟升任陆军准将。在1925年成为陆军少将之后，他想晋升参谋长。1930年，他给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写信说，赫尔利关于菲律宾的报告“极具政治家的口才，您的这份报告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一份伟大而令人振奋的报告。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把更伟大的事业委托给您”。赫尔利当然同意他的看法。

1932年，麦克阿瑟作为胡佛政府的参谋长在公众中的形象极为糟糕。当时，他用坦克、催泪瓦斯和步兵野蛮地驱散了2.5万名手无寸铁的退役老兵，他们以“退休金进军”为名，聚集在国会大厦周围，要求政府给予退休金（关于他们可怜而可笑的经历，见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美国的历史，1932一1972年》）。他的助手艾森豪威尔少校不断告诫他，这纯粹是政治事件，但麦克阿瑟却把这些饥肠辘辘的退役老兵当成了敌人。

曼彻斯特还举例说明，麦克阿瑟无视规章和不服从制度，特别是他热衷于发表政治声明。而且，他对军事当局和上级怀有敌意，在潘兴的指挥部，他同乔治·马歇尔等陆军上校们发生摩擦，潘兴似乎曾准备撤他的职并把他调回国。总之，他的与众不同的军人的个性使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孤独地生存着。他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任何团体中的一分子。比较来看，世界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似乎都缺乏自信。自我为中心只是偶然使麦克阿瑟具有活力，它却使麦克阿瑟最终像希腊国王那样毁于妄自尊大。自我为中心使他在战争中战功卓著，战绩蜚然，充当英雄，统治日本，但也使他脱离了报界、许多同事以及美国公众。

麦克阿瑟吸引了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他在军事政治中谋到自己的职位，但在公众的争论中，日子却很不好过。他在1922年任西点军校校长时，同一位名叫路易丝·克伦威尔·布鲁克斯的富孀结了婚，实际上，参谋长潘兴也钟情于她。正因为此，麦克阿瑟被潘兴放逐到菲律宾（他在那里绘制了巴丹半岛的地形图）。1929年，路易丝和他离婚。与道格拉斯不同，她富有幽默感。她后来告诉她在乔治敦的邻居（我的母亲）说：“当道格在楼上踱着步练习演讲时，我在楼下对他说：‘需要掌声的时候，冲一下马捅，'‘别那么粗俗，’他说。”在1948年选举期间，她告诉记者：“如果他是匹黑马，也是在最后一圈才冲出来。”

罗斯福当政时期，麦克阿瑟似乎成了休·朗格式的危险人物。退了休的潘兴给他打电话，请求为乔治·马歇尔再加星，他却委派马歇尔上校去担任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教官。在担任参谋长四年期间，麦克阿瑟试图建立一支基干部队。此后他去菲律宾领导美国军事使团，艾森豪威尔仍是他的助手。菲律宾成立联邦之后，麦克阿瑟成为菲律宾第一个陆军元帅并被从美国军队的现役名单中抹去。他母亲已经过世，他和另一位南方人琼·费尔克洛思结了婚，琼的祖父曾是教区高地的守卫者之一。她全力支持他，并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阿瑟·麦克阿瑟四世。

麦克阿瑟的美国恺撒主义有两个辉煌时期：1941—1945年，他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1945—1951年，他担任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他在担任这两个职务时，控制人员流动，并试图控制新闻报道，计划军事行动，使部下最有效率地工作。总之，作为军事指挥官，他支配若一切。因此，他完全把战略情报局排除战区之外。而且，他完全控制了陆军情报部在指挥部的代表，以致这位代表被召回华盛顿开会时，什么也说不出来。

麦克阿瑟的战区得到的物资最少，“西南太平汀浅区得到的战争物资不到整个美军物资的15％”。然而,他成功地实施了87次两栖登陆。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两年战斗中，他的伤亡总数是27684人。比较来看，在安齐奥，伤亡达72306人；在诺曼底，伤亡28366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已渗入到新闻报道和公众的头脑中。）

麦克阿瑟说：“运用新式武器需要新的和富于想象力的方法。”除了最初在布纳作战之外，他没有采用美国海军在瓜达卡纳尔和图拉吉所进行的那种损失惨重的强行登陆，而是运用“迂回战术”，在海空力量掩护下包围敌人。曼彻斯特指出，在拉包尔绕过深沟高垒中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大概也是麦克阿瑟的主意。战役开始以后，麦克阿瑟率领部队迂回到荷兰蒂亚，最后到了莱特湾。阿伦布鲁克、利德尔·哈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军事韬略“胜过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所有的英美将军，包括蒙哥马利”。

在曼彻斯特的书中，麦克阿瑟的形象比他通常被描绘的要好得多。在偷袭珍珠港那天，他的飞机在地面就被摧毁了，日本人的偷袭使他迷惑不解（显然，就像希特勒发动进攻时的斯大林）。但他撤到巴丹半岛是经过巧妙安排的，只是忽略了粮株供给，在科雷吉多尔，他站在院子里看日本人轰炸，决意与那里的士兵共存亡。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被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说服了，麦克阿瑟必须撤回保卫澳大利亚（不然，柯廷就得从北非撤回3个澳大利亚师，把埃及让给隆美尔）。麦克阿瑟把部队交给温赖特指挥，这是他的一个痛苦失败。他说“我会回来的”，并为他的飞机取名巴丹。当他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时候，已经非常瘦弱的温赖特就站在他旁边。

日本转人战略防守之后，麦克阿瑟的主要竞争者是尼米兹及美国海军。海军成功地利用航空母舰直捣日本，使史迪威想把中国变成轰炸日本的基地的战争努力失去了意义。而且，随着轰炸技术的继续发展，麦克阿瑟也有成为战争配角的危险。是马歇尔拯救了这一切，他是一个谦虚谨慎和毫不自私自利的战争计划者。麦克阿瑟主张攻占吕宋，尼米兹提出攻占台湾，这个问题在他们于1944年7月在火奴鲁鲁和罗斯福会见时得到解决。曼彻斯特同意历史学家克莱顿·詹姆斯的看法，罗斯福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他的总统梦己经破灭）做了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即麦克阿瑟为配合罗斯福在11月进行的第四次竞选而及时重返菲律宾。不管怎样，10月，麦克阿瑟重新回到了菲律宾。

麦克阿瑟在不带武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降落在厚木机场，成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开始统治日本。厚木在横滨城外，是训练日本神风突击队队员的基地。当时，有谣传说，这些疯狂的死硬派正等着麦克阿瑟呢。丘吉尔称麦克阿瑟在厚木着陆是“这场战争中所有惊人的勇敢行动中”的最伟大之举。麦克阿瑟发现，在他进人的城市街道两旁，站立着3万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与他精心设计的所有冒险一样，这又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要永远胜过美国海军。那些海军将领正在横滨集结登陆。

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最高司令部的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日本专家休·巴顿等拟定的计划的指导，但麦克阿瑟的自行其是使其失去了意义。我们看到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是麦克阿瑟将寡头政治引人未经革命的菲律宾政权，他似乎成了一个有社会头脑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认为，麦克阿瑟任职期间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命于人，非个人能力所能达到——虽然像麦克阿瑟指挥的所有军事行动一样，乍看起来，似乎是他一人所为。这种看法是现实的。确实，麦克阿瑟的魅力就在于这位美国军队中傲慢、视死如归的将军，适应了日本人在危难之际需要权威的心理。

到1868年，日本由幕府将军统治的传统已有近700年历史，这种传统允许军人征服者的后代以天皇的名义统治日本。麦克阿瑟本人及他扮演的角色是如何顺应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这是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样，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的计划，麦克阿瑟和他部下的关系，如何在美国农业专家伍尔夫·莱德金斯基的指导下实行上地改革和建立什么样的麦克阿瑟政体，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各不相同，比麦克阿瑟的生平更值得分析研究。

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围歼了6月25日之后侵人南韩的北朝鲜部队。通往汉城的港口仁川是一片泥滩，只有在9月15日或9月27日出现32英尺高的潮汐时，才能通过现代化的舰船，而进攻时间只能选在拂晓或黄昏。每一位听到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的海陆军将军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最后辩解说，你们如此反对这项登陆计划，那么朝鲜人也不会料到我们的登陆。结果登陆成功，汉城收复，麦克阿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个天才，侵人北朝鲜的联合国军沉浸在欢乐之中。越过三八线不只是麦克阿瑟的主张，国防部长马歇尔为此开了绿灯，联合国大会也以47票对5票通过此案。

10月1日，杜鲁门总统飞抵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马歇尔和参谋长们没有同行，将军对此很感诧异。杜鲁门此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得到公众的支持；秘密速记员记录下这次“非正式”的会谈，后来，这份记录被杜鲁门利用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这位前炮兵上尉意见不一致。中国人出兵干涉之后，朝鲜战争陷人僵局，麦克阿瑟想扩大这场战争，并通过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未经批准的政治声明嘲笑那些政策制定者，他甚至破坏了杜鲁门为停战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并终因不服从命令于1951年4月10日被撤职。美国的政策开始转到是否还要进行这场局部战争——是否把这种僵局也看成胜利，因此可以避免战争扩大和使用核武器。麦克阿瑟体现出的那种天赋的军事才能，随着原子弹的诞生已经过时了。曼彻斯特先生把麦克阿瑟精彩的故事一直叙述到1964年他的葬礼，而对于他生涯的重要意义几乎没有说明，对他极为不服从命令的动机，也未加阐释。

禁止使用核武器已经持续了40年，但武器和军队仍是全世界的主要投资，我们显然处在一个新时代。对将级军官来说，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树立个人英勇的榜样，已不再成为可能，甚至利用海、空军力量包围敌人，也像越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是无效的（虽然我们不禁要想，或许麦克阿瑟能用2000架直升飞机于出点什么）。因此，一个钦佩麦克阿瑟卓越军事才能和爱国华丽言辞的读者只能断言，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们为保卫自由发动正义战争的冲动，以及不惜一切取得胜利的荣耀，似乎已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就在不久以前，麦克阿瑟用这些创造了历史。他死后不久，与他意见相左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还是在战争冲动下投入了在越南的另一场局部战争，而且我们所遭受的失败，比麦克阿瑟浪漫的自我为中心在朝鲜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我们能否把这位卓越的军事家永远置于脑后呢？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1》（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8年）,发表于1978年10月1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探究道格拉斯》。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09、第一印象，1971—1972

<small>在共产主义和美国言论自由的报界之间进行新闻和宣传冷战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的重新建立，使我们遭受了明显的失败。我们最棒的观察家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北京之前，先于1971年底到了北京，然后，我们最棒的时事评论家和尼克松一起出现在晚间的电视屏幕上。但这些天才都未曾注意到已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大学教授、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党政官员的攻击，在1971年至1972年达到了极点。尽管官方宣称，“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4月结束，但在军队的直接干预下，残忍地肃清怀疑分子和被迫悔过者的行为仍然继续着。当其他一切努力都失败时，便只好把军队召来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被送往乡下、农场和干脆被监禁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那种虐待。1972年5、6月间，我和妻子在北京访问，见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老朋友，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闭口不谈。我们知道，其他的朋友还在乡下或正在途中，总之是见不到了。</small>

<small>事实是，对于现在被视为毛领导的革命分水岭或顶峰的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根据10年后发表的报道推测，数十万人受到了迫害。他们在大会上被“批斗”、拷打、折磨，有些人被杀或自杀。有人粗略估计，虽然受害标准和事实本身一样难以确定，受害者大约逾百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把那个时期称为他们经历中的最低谷，对于这些，美国的报界和观察家仍然完全没有察觉。这段恐怖的历史，已通过香港和欧洲人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最终开始泄露出来。</small>

<small>在这种阴影下，美国人开始再次接触革命的中国，从中清醒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反映。当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分子。</small>

1971年4月至8月，三位训练有素的《纽约时报》记者先后访问了中国。实际上，他们所报道的中国共产主义一革命，似乎一直是成功地解放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好事，对我们并无特别的恶意。20年来，我们对中国的怀疑和敌意逐渐减弱。从这些报道来看，那些年我们似乎仍在万无一失的防务上浪费投资，其实，我们的技术足以承担行之有效的防御。8月，詹姆斯·罗斯顿在上海写道：“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华盛顿如此担心中国是一个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家。他们比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更注重内部事物……在我们试图‘包围’中国以前，他们就国门紧锁，自我满足。他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人口。”1944年，随军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获准访问延安，他很快感到毛及其同事们有远大的前途。28年后，《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证实了这一观点。为了照顾那些仍未跟上《纽约时报》对外政策变化的顽固分子，封面上用红字印着“红色中国”，但也提到了人民共和国（用小号字）。封底是斯科第·赖斯顿和周恩来并肩而坐，正在商谈政策。在8月9日的《纽约时报》上，他们的交谈占了整整26页，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一个月前基辛格和周之间20个小时的交谈却未做任何报道。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

第尔曼·德顿在毛掌权此前，已有15年报道中国的经历。西摩·托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了解了中国，他的妻子奥德丽捐献出大量的新闻电讯和照片、她是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罗宁的女儿，很有天赋、，她1946—1948年在中国，1966年第二次来中国。鉴于赖斯顿此前和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交谈过，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出评价。

德顿像汉学家里普·万·温克尔一样，将新旧中国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他发现在新中国没有敬畏祖先或宗教戒律的迹象，没有女人使用化妆品，没有旧的文学或戏剧，没有绚丽的婚礼或葬礼，“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似乎更直率而很少拘泥于礼节”。德顿重申，他随行的国际记者小组“并不同人民接触，只是由翻译带到供外国人参观的地方游览”。另一方面，奥德丽·托平于5月和父亲到了他的传教故地——湖北武汉西北175公里的樊城。他们发现，那里的人口由原来的4万上升到18.9万，大大小小的工厂共有200余家，38所中学，1.3万名学生，确实是新中国。

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观察家对中国总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很年轻、自信、组织有序，而且勤奋地致力于解决物质生产、卫生、扫盲和技术改进等社会问题。老城破旧，城郊的新工业区非常简陋，但更适于居住。乡村是发展的重点，毛主义正把农民转变为具有政治活力和责任感的城市居民。交通工具仍只限于铁路、汽车和自行车。公共保健事业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向农村发展，消除疾病，减缓人口增长。经济上的努力是使工业区分散，把生产消费品的分配尽可能维持在公社一级。在以前的集市上，建起了农村公社、生产队。它们实行地区性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总的自给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还担心什么呢？

赖斯顿在北京常想起“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在边疆生活的情景……国家正致力于使许许多多的合作社仓库充实……使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简朴的耕作生涯”。这很吸引人，却没给中美的未来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的两种文明显然会继续并存：一个赞美公民自由，一个强调自我牺牲；一个指责警察国家，一个反对个人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学说还是美国新闻处的那些记者，都不会把水稻化的中国和汽车化的美国归人平均主义的新世界。美国人会继续相信扩张——不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在这一代改变世界的信仰，还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业——而很久以前发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举制的中国人，将继续把信仰投人到社会组织中。对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观察和前后对照，使《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对中国现实的评估远远走在美国政府的前面。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诸如约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欧·克拉伯、约翰·巴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等，如果他们不被撤职，或许能为白宫提供有益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源于欧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进人学术界后，出版过两本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国与俄国：大游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把现在的中苏关系放到了两个帝国间漫长而复杂的背景之中。戴维斯先生的回忆录收在《龙尾巴》一书（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中。谢伟思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启发性的专著《美中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中心编，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当时，毛和周提出与美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1945年1月，他们甚至要求会见罗斯福，商议抗日军事合作的细节。我们能为有这些提供当时历史真实的著作感到庆幸，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够参加我们的小组，在1972年2月21日后的那个星期访问北京。如果我们在1965年问及这些官员，他们中不会有一个人接受这种观点，即可以用炸弹把亚洲人轰到谈判桌上。

当德顿和托平进行前后对比时，德国记者克劳斯·马汉特向美国公众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并把它同中苏关系做了比较。马汉特熟知四种文化，他父母是德国人；他生在莫斯科，20世纪30年代初生活在俄国；30年代后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鲁鲁，娶了一个美国妻子；40年代初他在上海编一本杂志。他最初了解中国是在1929年和1936年。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国。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帮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一年，历经一个月，游历了14个省。

作为一个得到特殊机遇的西德访问者，马汉特行程3000英里，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西方人。他不仅访问了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还到了西安、延安和山西省的大寨以及某些模范单位。他提到些敏感的问题，如奖励制度；他的报道不像《纽约时报》的记者被限制在几百字，而是更丰富、更透彻。如果说美国记者使美国国务院相形见细的话，克劳斯·马汉特则将他们远远抛在后头。这主要因为他很熟悉苏联体制，这有助于他对中国的深人了解。他尤其通晓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在苏联和毛泽东中国两者间，他更容易了解中国。

马汉特在山西著名的大寨大队呆了24个小时。他得知在这片53英亩的土地上，住着83户人家、420口人，有150个全劳力、100头牲畜、150口猪、400只羊。全国性“农业学大寨”的日号召来了450万参观者，这个口号是在1963年水灾后村民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时提出来的。1971年，大寨人甚至建起对电力索道，运送黄土修梯田，今汉特指出，大寨的秘密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不为金钱，只为“敬仰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祖国”。农民们把钱存入银行，却不知道利率。男壮劳力一天得10个工分；体力差些的女壮劳力一天得7个工分。这些人没有日工资，只是每天记工分，但薪水标准要在一年一度的村民集会上讨论确定，这主要看人们的“政治觉悟”。（毛去世以后披露的情况告诉我们，大寨是个虚假的典型，不是声称的那个样子，例如有些劳动是士兵们干的。毛精心塑造的样板村庄现在被人们厌恶了。）

马汉特还参观了北京东北的“五七”干校，城市千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以求更好地“接近群众”。那里有1255名男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据扼要介绍，这些人改造荒芜的土地，打井，修建住宅，建造砖厂、金属制品厂和罐头厂，人们在毛主席教导和“革命觉悟”的提高中无效而努力地工作着，打扫厕所，运送粪便。只有当人们想到远古统治阶级给予中国文人学士的特权时，才会理解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多大冲击。

马汉特觉得俄国和中国无法比较，一个是工业化和专家管理的国家，另一个是农业化和反专家的国家。他把苏联看成一个注重个人功绩和消费的社会，而中国是注重平均主义和生产的社会。苏联的集权统治和官僚主义同中国的权力下放和自觉性形成了对照。但苏联越来越少于空谈，逐渐对外开放，而1971年的中国却依然与世隔绝，中国正致力于积极分子的自助和毛反对新特权滋长的不断革命的努力。马汉特怀疑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公无私的人能否被很快创造出来，他担心“中国人的思想可能会被轻易控制、利用”。（他发现对毛的崇拜无所不在，当然，现在这种崇拜已被打破。）阅历较浅的美国领导人将如何对待毛的中国呢？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雪莉·麦克雷恩写出了《我看中国》。这本书的前半部《由此至彼》详细描绘了她在好莱坞和电视台的经历与麦戈文运动以及那些邪恶的个人主义者、性变态者和市侩商人，毛的革命无论如何要避免这些丑恶现象。1971年底，麦克雷恩受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他是个对人类实践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之邀，率一行12名妇女到中国访问。1973年4月，代表团到了中国。她们就像从诺亚方舟来的，人人各异：一位是来自密西西比，体重200磅，胸部巨大、皮肤漆黑的妇女，一位是来自得克萨斯的瓦莱塞特，还有一名新墨西哥州人，一名12岁的女学生莱辛，一名严肃的共和党人，几名大学生，一位摄影师。“她们都是争取女权运动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事业。”

这些美国人对在中国的旅游路线毫无准备，被搞得筋疲力尽，并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走向她们”。她们身在上海，思想却仍在美国。正如其领队所说：“我同人们谈宗教、死亡、结婚、金钱和幸福，我始终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新社会。”最后，她们带回了大量信息，无疑，她们的中国主人依然相信毛的思想：“造反有理。”

雪莉·麦克雷恩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就，不能简单归之于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一些别的因素起作用，人们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她认为，这是自我批评的结果，这种自我批评不允许有个人创造力的表现。“也许在新社会，诚实的人们交换意见不需要个人主义的艺术表现”。她把中国同“狂暴、犯罪和贿赂的美国风气……以及滥用自由的美国做了比较”。一年以后，麦克雷恩说：“中国使你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此篇部分选自对威廉·德顿，詹姆斯·罗斯顿、西摩·托平和奥德丽·托平所著《＜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弗兰克·辛格编，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72年）和克劳斯·马汉特所著《中国回归》（纽约，杜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1972年2月24日的《纽约书评》；部分选自对雪莉·麦克雷恩所著《由此至彼》（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1975年5月1日的《纽约书评》。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10、毛的劳改营

<small>冷战之后的全球社会，要求个人言沦自由如同粮食和能源一样，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美国，表现为水门事件；在苏联，表现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事件。</small>

中国会有萨哈罗夫式的人物出现吗？中国的科学技术！王益发展，对专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将会十分拥挤的未来世界，‘扫国个性自由的表现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更难以预测，因为中国组织严密，在习俗和道义上都是反个人主义的。他们是否将证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国际社会常用“中国的发展被延误了”或“中国是独特的”这两种理论，将中国纳入世界。第一种理论是，中国只不过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经踏上现代化的路途，就将和我们一样发展工业，并随之会带来罪恶和荣耀。第二种理论，当然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惯用理论，就是中国是独特的，并将永远有别于其他国家。（既然中国显然与别的国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处，这一问题的争论就是模棱两可的，争论双方都能自圆其说。）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必须遵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这一观点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现代科学理沦研究落后于苏联，因此像学者萨哈罗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至今仍未出现，但将来会有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也许最终会有一此特殊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把他们个人的看法流露出来。但人民中国正处于进化之中，在这一阶段，平均主义仍是主要哲学，教育只是为了公共日的，培养人员掌握技能是为了避免旧统治阶级传统的复活，在大学里不允许出现学生贵族。据此，中国和苏联一样已开始步我们的后尘，但前进的路途仍十分漫长。

如果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公认得更为复杂。这一观点，同毛的正统哲学相吻合。毛的哲学认为，苏联已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风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邪恶，包括美国式的个性主义。

从这两种观点来看，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为现代生活服务的难题上，得出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大量生产小汽车供个人消费，这样，中国就避免了汽车文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

这种观点表明，中国之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组织的旅游业使人们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但中国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得以维持。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

但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书的海洋里，寻找将来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部庞大生产机器中尽职而可互换的零件吗？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如何？他们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异议者是如何被处置的？

中国对劳改营中各类人的处置受到苏联的启发，但又的确是以中国方式而不是苏联方式发展起来的。一位法中混血儿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度过了7年贫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适应营中生活，并于1964年法国承认中国后获释。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法国军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从小和中国伙伴一起长大，相貌、谈吐都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学会了法语和英语，并在中国持有法国居民护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美国第五舰队宪兵部队和美陆军犯罪调查部中做一名民事专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个西方使馆中工作。1957年12月，在反右运动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动被判处12年徒刑，在中国劳改营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过了7年的劳改生活，成为几百万劳改大军中的一员。劳动改造不同于劳动教养。他于1964年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以后获释；随后，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现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师。

1969年，《生活》杂志驻巴黎记者鲁道夫·卡尔明斯基在莫斯科机关工作两年后来到巴黎，听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俩经过3年合作，写出《毛的囚犯》一书。不久，卡尔明斯基“发觉吉恩和我们写的书都不是反中国人，甚至也非反共产主义的（这真令我惊异不已）。坦率地说，他在劳改营中受到强制劳动，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干部的正直与尽职”。

此书确实独特，也许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像比尔·辛顿1966年写的《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一样，书中将对话、人物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并创造性地把苏联的劳改营同中国的劳改营做了偏向于中国的比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笔调，详细描述了对他的一次严厉审问，但这一事件是以言行绝对忠于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古代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通过教育和引导，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个人必须完全驯服并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证实了研究者从与逃往香港的广东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国劳改营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团”。在现代美国监狱及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强制的监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种非正式的次文化结构，这种次文化结构控制着囚犯并阻碍着他们的改过自新。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并不重视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于政治犯的管辖之下，这也许能促进生产，却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国人则避免了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说，中国对劳改营的管理十分有效，并能从中获益；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他们知道单靠强制并不能使犯人努力劳动。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间，中国的制度是用饥饿作为一种主要的惩戒，再加上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和自我鉴定作为自律手段。除劳动外，主要重点放在学习和自我改造上。对进过劳改营的上百万人来说，这种经历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人在刑满后，就留在劳改营工厂做一名“自由工人”。他们能在严格的纪律下享有一些权利，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是彻底改造好的具有生产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后，在一个审问中心关了15个月，由看守人员严密监视。12名同室犯人经常互相鼓励，要改过自新，并感谢政府给了他们赎罪的机会。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但关键在于要绝对服从领导。

包曾被领进一间布满可怖刑具的审讯室，他起先大吃一惊，后来被告知，这是从国民党时代保留下来的一个博物馆。在他整个服刑过程中，肉体拷打是严令禁止的。监狱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实，几乎常常占去整天的时间。囚犯们都低着头，不顾左右地一溜小跑。他们都严格按时做各种日常工作，包括按时像“一群佛教徒一样”盘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内有5天用来坦白、审问。每个人都要和审问者绞尽脑汁周旋一番。包共写了700页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学习，星期二打扫卫生，包括互相传递一只“指甲盒”。监狱工作人员每月收盒子，将指甲卖给中药店做药材。这笔钱可用来每四个月组织一场电影。在这个拘留中心的15个月中，包只“吃过一次米饭，从未吃过肉。被捕后6个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于身体和通铺接触，关节处开始出现特有的青紫块”。由于缺乏维生素，他开始掉发和脱发。“我们必须集体学习，互相监督，对得起政府”，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学习中常穿插着斗争会，这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文明的、由许多人甚至几千人对一个人的批斗，其中夹杂着威胁、侮辱和纯粹的肉体折磨。被斗人不能自卫，甚至连说明实情的权利也没有”。这种斗争会可以持续不断地开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养一种革命热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规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两小时午觉，“任何一个睁着眼的人，都会收到书面批评。如果批评次数多了，就要开斗争会。我们都很听话，像乖顺的孩子”。

审问结束后，包看到揭发控告他的档案材料。他发现各种各样的朋友、同事都写了批判材料，现在轮到他写批判别人的材料了。“我们要你改过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们揭发与你有关的人，我们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别人是你赎罪的好办法。”

阻止犯人抱团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同室犯人根据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决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没人会帮助朋友吃好点，这样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斗争。最后，包受到审判。“不用解释，问你，才许回答。我们已指定某某人为你辩护。”辩护律师做了简短的说明：“被告已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辩护。”等候宣判时，包被转到位于风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北京实验科学仪器设备厂。他在那里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尺长2尺宽的纸折三次，做成书本纸。晚上供12个人睡觉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开始，新到的犯人很难达到每天30为张纸的定额，但平均定额是每人每天4500张，而政府的要求是仪翔）张。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据劳动表现而定，新来的犯人每月31斤，一天能完成3000张的每月41斤。劳动时间为每天上午5点至晚上7点半。熟悉一段后，包每天能折3500张了，但他的体重掉到只有100斤。到他离开这个工厂时，指甲几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万张纸。最后他被判处12年劳改。也许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的宣判相当明确。在许多情况下，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对本人宣布的，让他觉得是20年或无期徒刑。这样，当他被告知已刑满并成为自由工人时，虽然仍在劳改营，但会觉得自己的刑期显然缩短了，并对政府充满感激之情。

包在关押一年半后，才同妻子和几个孩子中的一个会见了6分钟。囚犯会客前要被彻底搜查，衣服内衬要用剃须刀割开检查；会客时，必须隔着木栏大声交谈。但这也比“丢脸的会见”好，因为如果哪个犯人敢于顽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员就把他家里人找来对他进行斥责，劝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们也卷入了当时的运动。监管人员催促包写对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并写到政府对他的关心是伪装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劳役。很快，在这场政治改革运动的后期，这句话使他成了斗争的靶子。他被戴上手铐，关在一间只够他坐着而不能站立或躺下的4尺见方、4尺半高的禁闭室中。室内还有一只整天亮着的大灯泡。吃饭时，手由背铐改为前铐，使他不致于像狗一样抵食。但由于双手被铐，他对身上迅速滋生的虱子无能为力。

5天后，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谈话，说政府欺骗了他。看守向他保证坦白有奖，要他把最坏的想法写在纸上。“我对政府和党十分信赖，于是我就这样做了。但我得到的是关禁闭。我哪里做错了？”这样，他被放出了禁闭室，因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贯性，并以此为骄傲”。

1959年9月，包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监禁，这是一所模范监狱。在那儿，“我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因此我很吃惊”。监狱中的伙食质好量多，看守人员和蔼、人道。“也许这是一种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经历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后重新过上了像样的生活，这使他受到强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写下一份全面的思想汇报。在这所监狱中，同狱外一样，也要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必须马上主动坦白，其他人必须立刻帮助犯错误的人，使他更快认识错误。只有在这一切都不见效时，才开斗争会和关禁闭。包在思想汇报中特意写道，对他的判决是非常宽大、公正的，并坦白说没有遵守监狱有关必须两个人一起活动的规定，有好几次都是一个人上厕所，学习时没按规定方式坐着；工作时间说了话。可糟糕的是，他不愿给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报告，虽然实际上揭发别人“对双方都有好处，它能帮政府了解发生的事情，也能帮被告者认识自己的错误”。他最后发誓说，一切听从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时只能明哲保身，“在我离开中国监狱之前，我一直这样写、这样想，一个老犯人告诉我：‘要想在监狱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过说得越深越好，……但千万不要暗示监狱领导或政府对你的罪过负有任何责任’。”

包被诊为染上结核病，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出院后，他到清河劳改农场干农活。当时，中国正处于营养不良的困难时期，狱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响。包周围尽是些老人或病人，纪律相对松一些，规定较少，几乎没有卫兵。他是强劳力，负责处理猪粪，并学会了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着猪取暖。

由于伙食不好，他从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问题：但有一天，劳改营中的理发师诱奸了一个弱智的年轻犯人。不出几小时，这个理发师就被带到群众大会上，受到批评、谴责，然后执行枪决。“我读到过在西方监狱有强奸的事发生，但在中国，这样的罪犯会被就地枪决。”

10月中旬，包作为志愿者，长途跋涉到了地处中苏边境哈尔滨以东荒野上有名的兴凯湖农场。“在东北，一切都显得那么富足，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监狱。”劳改营占了很大一片田野，有营房、了望塔和村落。“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当。”居民们把新来的犯人当普通人一样热烈欢迎。伙食是一流的，“这里的伙食定量标准由态度好坏而非劳动力强弱而定，在田里干了几天后，我为能来到这块荒野感到由衷的高兴”。不幸的是，有人意识到他是个外国人，在这敏感的边境地区不合适。因此，在这令人勃发朝气的环境中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几位华侨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农场。1960年秋末，寒冬将至，包此时仍在为温饱努力工作。劳动时间减为每天六小时。由于食品供给日益减缩，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劳改农场开始把纸浆混在食物中，起初这确能使馒头变大，并更能充饥，但不久全农场的人都得了“可能是医疗史上最为严重的集体便秘，因为纸浆粉末吸干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从肛门里抠出一团团像锯末一样的干块”。后来农场又尝试食用沼泽中的浮游生物，实践证明，人体很难消化吸收这些东西。尽管如此，看守们还是在新年之际给犯人准备了米饭、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觉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话，尊敬大多数卫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怜爱他们，至少在其能力范围内会尽力使他们在困难时期保持健康。在这半饥荒的岁月中，看守们让所有犯人参观厨房，表明他们和犯人一样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秆为生，这消除了犯人中流传的谣言。“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经常是很狂热的，但他们都非常坦率、正直。”作为一个外国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机会离开中国。因此，他尽量不触犯禁止搜取额外食物的规定。但他患了低血压，得了许多缺乏维生素的病症。这时，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萝卜，或把别人丢弃的老菜叶拿来重新加工，以此来补充维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给了他一些散发着强烈氨臭味的玉米粉，这是那人从马粪中偷来的。1961年5月，包得了痢疾和贫血，生命垂危，住进医院。他的同伴常给他送来一些特别食品（都是偷捡来的）。当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劳动时，这些同伴告诉池：“包，你是惟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迈出这个大门。只有外国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行。你是惟一一个以后能把这些情况跟外面讲的人。”夏天，他们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干活，可以捕到青蛙。“我们就地剥去蛙皮，然后生吃。先从嘴剥起，然后把蛙头连脊柱一起剥掉。”

一个寒冷的夜晚，包没有跑到200米以外的公共厕所小便，而是对着墙角撒尿。“我还没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脚。回头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卫生规定吗？’他问道。看守是对的，可他踢了一个理论老手的屁股。‘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印象中记得，政府工作人员不许动手打犯人。我认为虐待犯人是不允许的。”'看守承认了错误，并说将在下一次学习会上做自我批评。然后，看守把包带回牢房，让他写检查。包坦白说，他在墙上撒尿是“无视政府教诲，抵制改造，是暗中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时，碎政府的脸。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从重处罚我。”结果，他未受到处罚。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积极活跃使他当选为室长。“我带着一个真正改过自新的人的热情，想方设法为政府服务，帮助我的伙伴、朋友。”夏天，他曾为节省政府的皮鞋，光脚走路。但他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有坏念头：如果中国领事要求接触在印度牢营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正在这样做），那法国领事也应有办法接触到在中国的包。他知道有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可还是这样想了。他写道：“如果我对政府隐瞒这种想法，那我就是不诚实。”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这也许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后作为一个法国公民得以释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国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则未能得到像包一样深刻的改造。他记录了许多同类犯人的个人悲剧，海外背景使他们屡遭不幸。

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同苏联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十分轻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总爱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评论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鲁道夫·卡尔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个幸存者关于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报道》（纽约，考厄德，麦肯和乔贺根出版社，1973年），发表于1973年11月1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中国的监狱》。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11、统治阶层支配的历史

我们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国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词句，使我们对它更难理解。中国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还常掺杂进一些对历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被视为一个残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人物），还有最近发明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如“走资派”（指赞成用物质奖励促进生产的忠诚的党员；他本人并非资本家，但主张走物质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俗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人来说都是异邦之物，我们在这两者间发现一些意义含混的词语，其威力显而易见，内容却令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国的政治论争通常是间接和隐晦的，那么，这种迷惑也正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无知。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扮演着两个典型的历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体时，中国的独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当时毛还是一所小学的尖子生。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这样一个世界最古老的统治机构，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学的术语加以分析、研究——无疑，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中国的史料记载太浩繁、太难懂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君主政治和科举制度一样都出自同一个政治传统。科举最早出现于唐朝，比查里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权还早200年。再提早1100年，中国已发明了官僚政治，那时，中国就着手创立中央集权统治极为复杂的政府机构。这一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甚至仍控制着当今的中国政治。

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想抛开历史，使一切从头开始。但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历史感，毛语录中充满了历史的引喻。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建。假设新的革命理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而人类行为中有一半或2/3（或90%?）的行为是不自觉形成的，那么，这些行为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呢？毛对旧思想和旧习俗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

以执政期的长短为例，在1607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有两个皇帝各自统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从1861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权也达40多年。此后是毛泽东，他与慈禧太后在各个方面都截然对立，只是在执政时间之长这一点上一致。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从1932年入主白宫一直呆到现在，会是什么情景。毛泽东从1935年——有人说是从1927年起就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愿意接受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无上。

毛比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创造力，这成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测，甚至在销声匿迹几个月之后，又闪电般地出现。中国政治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吗？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两度罢免第二号人物（1967年，是刘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换大臣一样，并把曾被撤职的第三号人物邓小平副总理官复原职，同时，自己总是稳坐头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处在一个占人口不足5％的由官员、上层学者和地主商人组成的贵族统治阶级之上。毛对旧的统治阶级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攻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他的独特地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历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城楼上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几百年前紫禁城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处在同一个中轴线上。站在这里攻击中国陈腐的过去，最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认为，作为19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所显露的许多品质都是由中国传统精神和习惯做法而来的。我们不必从未做大量报道的毛对母亲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与父亲的对立中，寻求他行为的秘密。实际上，在他成为中国最高领袖之后，就被深埋在中国人思想和行为中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支配了。

中国的皇帝是高于一切的天子，他只遵从先祖、政体和孔教的遗训，不易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选任官员的最后决定者；选拔时，他必须权衡能力和忠诚，或根据手下官员的表现决定其命运。他的行为代表着王朝的利益，不受规则约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变幻无常，高深莫测，冷酷无情，官员们莫名其妙地被免职（有时反因为干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显位，就越祸福难测，也许今天还在行使权力，明天就铐镣加身，发配充军。这种帝王宠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员们尽职尽力的一种手段。

例如，管理学家们惊奇地发现，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世纪初发明了一种绝密的“御览”情报系统。全国的官员向皇帝递交的奏折，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写在折子上的批语，也只交给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机构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员中安插了许多情报人员。

周恩来是个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来，他始终忠于毛，无私地忠于职守，管理灵活、务实，具有一种感染、影响中国人民大众和外国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备周公那种才智的人（大约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个小皇帝治理国家），才能毫无争议地稳坐新中国总理宝座达1/4世纪之久。周恩来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号人物，并能自始至终地调和矛盾，达到妥协，脚踏实地，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当然，做到这些的关键是他从不冒犯最高权威，并能把他从偏激中拯救过来。当毛的运动把政府机构搞得支离破碎时，他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最后，周成为反对激进派的温和派领袖，这说明周也无法阻止毛领导机构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实权，两人组成了联合阵线。这段历史表明，周对毛、周联合阵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位领导人都是致力于摧毁旧秩序、创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这并不能使他们从中国旧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整个中国革命都是在与传统做斗争，但当革命者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又都以传统来反击对方。这种历史的延续不摒弃近期的新发明，例如，现在认为，人能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完善，并信奉行为主义的浅显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传统似乎并没有支配现在——对美国人来说，这很难理解。正如句子结构比内容相对稳定一样，尽管观念、政策被彻底颠倒了，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将得以延续。例如，孔教和谐的理想被毛从西方引进的斗争观念所取代，但这两种思想都成为官方的正统理论，是庞大的中国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在研究近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时，我们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其革命中看到一种共有的现象。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工业化或更广泛地讲在运用科技解决现代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稳步发展；另一方面，革命热情在不断高涨。人们把斗争看成一场反对邪恶的旧秩序的道德运动，新闻界喜欢将温和派称为“实用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些人似乎比“激进分子”及其抽象的理论术语更易于接受。总之，我们能够理解那些发展技术的人，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主义者对自由联合企业的憎恶。邓小平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那些激进分子则运用一种近乎疯狂的语言，只关心夺权，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我们有把丹麦王子置于革命的《哈姆雷特》之外的危险，因为中国进行的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革命，其社会目标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研究中国革命，必先回顾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儿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宫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而其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5％或10％。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中国的统治阶级谱写了中国的历史，因此，只能透过中国统治阶级考察中国历史。所以，史料中很难见到有关中国庞大农业人口的记载，尽管他们辛勤耕耘，忍饥挨饿或揭竿而起，但他们总是受一小部分脑力劳动者的控制和引导。

到了20世纪，旧的统治阶级已逐渐瓦解，因此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消除达官贵人的特权，把文化知识、能动性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传播给普通百姓。从广义上看，这确实是一场民主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行这场革命的过程中，新生的公民还是产生了传统的，要求提高地位、享受更多特权和跻身上流社会的欲望。事实上，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渗人到大众的头脑中，跻身上流社会在人们心目中仍是奋斗目标。因此，今天的人很容易被地位和特权诱惑。毛在革命中所要消除的东西，在那些领导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身上似乎又重现了。这也说明为什么毛认为必须发动一系列的革命，来消除传统的弊端。我们非常同情这位老人，他在60年代发现在新的官僚机构中又出现了特权。我们也很欣赏他的政治手腕：发动那些十几岁的红卫兵，出奇不意地攻击派系总部，帮他清除异己——莫斯科至今仍对这场运动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毛的革命理想在美国人看来并不民主，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仍过于严格。毛泽东主义者很巧妙地利用宣传媒介，攻击“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但毛泽东主义者自身有何怨言呢？

在此，美国观察家又一次被中国的传统迷惑了。在中国，人们总是把不合时宜的政策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对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从未有满意的解释。它似乎源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行为表现性格，言必表现于行。这种传统思想一经成立，人们就不能像西方人那样，把政策与道德区分开来，相反，政策是官员行为的组成部分。一旦其政策为人厌恶，其道德品质也就受人怀疑了。这种观点产生的结果是，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意见”，因为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政策，就是反对他本人。因此，他们不像英美人那样，把对元首的忠诚和对元首现行政策的不满区分开。

我们在当代中国看到一个更令人惊异的现象——揭发当权者的恶劣品行。这使人想起帝王时代的监察宫——很久以前，他们就有权弹勃、劝诫官员注意言行。这些监察官受传统道德经典的教育，认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至高无上，对其他任何有悖于此的世俗或自私的言行加以批驳。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文主义的官员们还在劝告皇帝反对与外国人接触，特别是不要同法国妥协，当时，中法正在印度支那边境上交战。中国政治学中把这种职能称为“清议”。它类似于我们政治舞台上喧嚣的崇尚美国或反共运动，并兼有古老福音传道的地狱之火。“清议”者把自己置于无可指摘的理论权威的地位，且不负任何责任。面对这类批评家，没有人能取胜。另一方面，皇帝又偏信谗言，并把这做为惩罚官吏或重新组阁的依据。

中国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及代表两种路线的阵营，是我们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法相比的。中国两派力量的对比极为鲜明，一方主张发展经济，一方主张改造社会；一方是要完成人类使命的管理人员，一方是追求意识形态中完美准则的理论家。管理人员总体上握有军政大权，而理论家们则操纵着宣传工具。因此，我们看不到权力的平衡；激进分子显然在宣传上占了上风，却很少付诸行动。

所有试图了解中国政治的努力，都因一基本过失而屡遭挫折：我们总是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政治。我们必须牢记一点，中国行政管理人员和思想理论家所追求的目标，和我们美国人所追求的迥然不同。例如，我们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统。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代，主席为使社会变革，发动了周期性的运动，总理行使着管理的职能。这种工作上多年的合作一直很成功，结果，毛泽东主席及其周围的人摆脱了另一方的束缚和制约。以前，伟大领袖可以统帅两条不同路线的人，只是偶尔侧重于推行一条路线，但后来毛完全站到了激进、喧嚣的派系一边。这使中国的形势恶化易变，但在政策上终归存在着两条路线，因为中国革命的两重性，即通过经济现代化强化国家，同时通过发动有利于民众的社会变革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决定了两种路线、政策的存在。事实上，革命的盛衰荣枯并没有使他们放弃目标。

在中国，中央政权特别是官僚统治阶层，依赖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这使中国革命特别容易出现起伏不定的局面。对于一个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来说，主要祸患是随之而来的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但革命理想不会泯灭，中国有悠久的儒家改革的传统，而且不断地与官僚主义和特权做着不懈的斗争。中国历史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因此，美国人要想了解中国革命，必先了解中国历史。

此篇评论的是《毛主席与人民对话：1956—1971年》（纽约：众神出版社，1974年），斯图尔特·斯瑞姆编辑，约翰·辛那瑞、泰云译，部分发表于1975年5月1日的《纽约书评》，其余部分发表在1976年9月的《哈佛杂志》，题为《北京政治：一位西方向导》。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12、探究中国的个人主义

人权外交政策的一个缺点是，人权并非像人的正义感那样深入人心，因此，自命正确的革命者在苏联和中国垄断了人们的正义感来反对美国的说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曾怀着戒心接受过一点西方的人权思想，而北京的领导人则从没这样做过。在基督教和罗马法律告诉我们每人都有不死的灵魂和自由的权利之前，中国就已产生了特有的通过仁慈行为达到仁政的传统。孔夫子的道德观强调人的责任而非权利，并把它视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粘合剂，个人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个贬义词。事实上，虽然世界共同信奉人权思想，但它却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人权思想崇尚至高的法律和法律程序；而毛泽东主义者则不能容忍法律的存在，甚至蔑视法律的威严。他们赞扬毛的行为道德准则，把我们的民权视为巨大物质财富的政治表现形式，是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相一致的。因此，中国不需要这种思想。中国人的个人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国家和社会相关联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差异一直很感兴趣，两者像男人和女人之不同一样吸引人，只是这种区别更为复杂，不易明辨。中国人从美国的大街上和新闻媒介中看到许多反面例证，他们是否从中了解到一点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很难确定的。中国人的群居历史比我们长，也许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物质生态学和个人的自律。佛教和孔教教会他们，社会不安定主要是由人的欲望引起，而这正是我们的消费广告、旅游业、健康事业和性工业所追求的。我们以个人主义的名义发挥自己的才干，可这正是富于集体精神的中国所要避免的。

然而，个人主义信仰是美国文化的核心，那些在中国未被文化冲击迷惑的美国人都想在中国寻求友谊，希望交流思想和看法，享受在中国特有的经历。而对中国新秩序的组织者来说，这种行为是资产阶级的，有颠覆和毒化人们思想的危险。正如在19世纪卯年代，西方人争着试验看谁能在被赶出西藏之前离拉萨最近一样，现在到人民中国去的外国人，也争着看谁最能和一个中国人进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

奥维尔·谢尔参加了一个年龄在18—60岁之间由20人组成的美国旅游团，于1975年访问中国。他同旅游团一起参观了北京、延安、西安、湖南毛主席的故乡和上海，而且还在上海的工厂和山西大寨红旗生产队的农田里止干活。这次接触中国平民“大众”的活动，是辛顿家族（佛蒙特州卜特尼学院）组织的，长期以来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一个立足点（比尔·辛顿的《翻身》成为一部介绍4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当时，谢尔35岁，精通汉语，对历史已有所研究，并在越南等地当过两年记者。

在我1972年以来读过的大量与中国有关的书中，《人民共和国》是最好的著作之一，谢尔因此书在其美国同行中享有声誉。他并没有叙述在这次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而是着重描写了他与中国人的私下接触及山此而产生的感想。他在与中国人交流思想、寻求友谊时困难重重。首先，美国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遥远，鲜为人知，因此，他们对美国都不感兴趣。更糟的是，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

西方记者很难理解这种缺乏个人主义的无私精神。谢尔指出，他那些香港同行，以故意夸大中国境内的污垢来掩饰其不纯洁的外部世界。例如，他们总是报道北京、上海那些专赚外国人钱的业余妓女，而事实上，从总体上看，中国几乎没有卖淫的。“中国的纯洁对那些生活在充满危机和竞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只能把充满贪婪、淫欲、自私和自我满足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谢尔在从宿舍到工厂的路上，遇到一位有一双明亮眼睛的漂亮姑娘韶枫（译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公共场合单独在一起，往往被认为是约会。韶枫发觉白己处在了“一对一，小伙儿会姑娘”的情形中，就叫了一位女伴同行，这样她才感到自在。后来，在剧院里，韶枫无意间坐在谢尔旁边。谢尔想进一步与她交往，但与他同来的中国伙伴马上看出问题，跟他换了座。谢尔不禁想到，是否中国人“已学会了抵制性吸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是以此为中心，并因此而流于世俗”。“美国人总是想方设法让中国人多谈论一些个人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会对满座的公社干部和官员提问，并希望得到有关婚前性行为问题的答案。”谢尔认为，中国人回避性是“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不是性压抑”。他发现，“在两性关系上，人们很直率”,“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受鼓励去寻欢作乐。”

人们对国家政治问题和决策也采取同样的回避态度，他们所广泛讨论的只是那些已决定了的政策（过去，群众不许参政，现在，他们仍非常谨慎）。谢尔说，中国人情愿讨论那些“已解决的问题，而不愿议论正在议论中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能成为新闻议题，只有那些定死了调子的，尤其是和党的路线相符的问题，才能放心大胆地讨论。这就像对老影片的情节了如指掌，却总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现。我们意识到，这些纸张、印刷术和书籍的发明者以及官员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学会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头上就时事随便发表不成熟的看法。谢尔总结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恰恰是他们最难进行的。中国人大谈批判权威思想……但他们在权威面前却显得非常驯服，几乎不敢轻举妄动。”

谢尔在大寨的一家商店里，遇到一位“下放”劳动的果树专家黄先生。他很有头脑，谈吐风趣。谢尔和他交谈得很愉快，并要求再次安排与他交谈。那天晚上，他没去看电影，在家里写作，准备睡觉。突然，头顶上的灯亮了，一位负责干部告诉他，他与黄先生的会谈被取消了，并说，既然谢尔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里，不用出门。谢尔意识到，他太好问了，“总想单独活动，而没完全遵守规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在人民共和国》（纽约，蓝登书屋，1977)，发表于1977年5月12日的《纽约书评》以及谢尔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这些外国客人：中西冲突》（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1年4月16日的《纽约书评》。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13、江青：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许多记者发现在中国大众身上有许多个性却很少有个人主义精神，而罗克西恩·威特克在江青身上却同时发现了这两种品质。作为一个公认的汉学专家（曾在宾汉顿、斯坦佛、芝加哥和伯克利等大学从事研究），威特克为研究中国的妇女运动，于1972年7月来到北京。江青把她看成女埃德加·斯诺，花了6个小时向她叙述自己的经历。但威特克遇到了麻烦：那些记录稿只译了个开头，便没下文了。幸好，她与江青在广州做过一个星期马拉松式的交谈，并做了大量记录，拍了许多照片。在此后一年中，又得到一些有关江青的材料。中国官方告诫江青不要接受此次采访，可她仍坚持，并想让人为她写本传记，记录她30年代在上海舞台和电影界、40年代在延安，特别是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写毛的英雄传奇时进展顺利，而威特克的传记则较为冗长，叙述也不明晰。《江青同志》是一本装潇精美、篇幅很长的著作，书中收有珍贵的照片，是一本有价值的编年史，并列有人名、专有术语和研究批注。在江青当政10年倒台后6个月，《时代》周刊发表了该书简介。无论失望还是振奋，批评家们都不能否认此书的独到之处，但要确定其中的史料价值尚需一定时间。

首先，有关江青生涯的记录是一份不完整的政治文献，真实的成份只占江青隐秘经历中的一小部分。试想，的历史依据，只是基于国会记录和哈罗特·艾克斯片面的回忆录！江青的传记虽经过周恩来及其他一些人审阅，但它所记录的，显然只是个人的经历而不是就如何评价过去所做出的集体判断。书中未提及被江青清除的四人集团（周扬、田汉、夏衍和阳翰笙）,他们在她之前垄断着文化界的大权。江青没有直接或间接谈论权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未就她签署或立案的决定做任何评论。此书不像《赫鲁晓夫回忆录》那样根据谈话录音编写，而是在1972年将江青的口头叙说和回忆，通过翻译由罗克西恩·威特克录音，然后由威特克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编辑而成。录音里有两个声音，但把江青的话加上引号显然不恰当。作者只是把她记录的江青的话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加以评论。因此，读者只能跟着作者的思维走。

江青成了反党叛徒，人们可以想见江青如何用秘密形式对北京的前领导人口诛笔伐。处在更为开放和多元世界，试图揭开中国政治之迷的美国人，无疑将感谢罗克西恩花费大量心血编写了江青的故事，尽管其可信度值得怀疑。

简言之，江青的早期生涯是在贫困艰辛中度过的，她想当女影星，后来参加了革命。1933年她19岁时加人共产党。她并不了解这一组织，但她在上海从事着危险的共产主义地下工作。当时，她只是一个名叫李云鹤的女演员，后来，成为影星蓝萍。她说在1933年被国民党关押了8个月（现在这成为她的一条罪证），后来经一个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的外国人交涉才得以释放。

1937年8月，她带着这一革命历史来到延安，取名江青（淡青色的大河）。毛泽东当时44岁，很快对她发生兴趣，不久俩人就结婚了。江青丰富的城市经验弥补了毛由农村背景带来的不足。她在23岁时就有了充分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且有足够的精力了解毛的农民生活方式。1947年至1948年内战期间，她一直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住在农民的茅舍中，还要经常夜行军，以牵制国民党军队。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使她的健康受到很大伤害（得过肺结核、癌症、肝肿大等）。50年代，她几乎一直病魔缠身，不得不先后四次到苏联治病疗养。她只是在50年代末，才以一个领导人的面目出现在党中央和历次运动的舞台上。

江青最终是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踏人历史舞台的。她曾参与土地改革，1959年回到上海，并从1962年开始在表演艺术界抨击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她使主席相信，必须在文艺界确立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地位，以控制意识形态（她为此与毛争论了好几年）。”她认为中国的文化生活与经济和政体不同，尚未清除解放前的余孽。

江青试图建立革命的教育、艺术和文学的文化上层建筑的努力，起源于40年代毛在延安所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设想和方法。但如威特克指出的：“独裁的政治统治和独立的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永远是不可调和的。在毛统治时期，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被简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毛的正确路线……和与他对立的错误路线。”简言之，毛用政治上的思想改造来说明，“在认识上与他相左这一事实本身，即是对他个人的不忠”。这一逻辑同样为江青所用，她在30年代不为党的文化委员们所赏识，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到60年代，她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30年来，他们一直控制着文艺界）。

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起草了关键性的文件，开始改革京剧，并很快公开露面，甚至发表讲话，成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军队的文化顾问，最后，在1966年成为引导整个运动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1969年，她达到权力的顶峰——当上政治局委员，负责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学历，其中包括5年小学。她使大学关闭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书籍和电影的出版、发行，主持创作了8部革命样板戏。这种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战胜敌人的模式化的样板戏统治了全国的舞台。英雄人物总是紧握双拳，意志坚定，双目炯炯有神，正气浩然。这种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1976年10月即毛去世后一个月他的遗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着整个文艺界。

如何评价江青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国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多持贬义。我们从照片上见过狂热的青年挥动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宝书。毛动员这么多青少年红卫兵，为的是肃清党内官僚主义。但在这之后，几百万红卫兵被疏散到了农村。这些混乱最终有何收益呢？

我们美国人对毛发动的第二场革命迷惑不解，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传统的无知。在古代，一切组织形式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国大众引人现代生活的那种平均主义，与鼓励由中央控制的大众交流技术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平等，并未减弱人民对最高权威的需要。因此，与过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条管理约束老百姓相比，一党专政可以更为积极主动地操纵政治和群众。

共产党认为杰出人物产生于广大群众之中，江青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赢得群众的信任并且领导群众，是革命者的最高职责。如毛月成兑：“只有虚心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如果他自认为是群众的主人……群众就不需要他。”话虽如此，中国仍实行独裁政治，而且，这个管理8亿中国人的庞杂的精英政府，近期内不会改观。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谁能说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样板戏在中国大众中不是有效的？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材料，来全面评价江青当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论，有个结论是明确的：一个被选出来用平均主义统治大众、维持现政权统治的杰出人物，不可能拥护外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信条。在我们敲响对华政策的人权之鼓以前，需要从文化差异中找出共性，并寻求共同的基础。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纵。我们应该承认，双方都不能成为彼此的楷模。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吧。

此篇评论的是罗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5月12日《纽约书评》，题为《毛夫人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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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 14、1976年的危机起伏与“毛周时代”的结束

<small>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护的邓小平代总理被免去官职。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重新上台，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small>

中国的政治使我们迷惑不解，它同样也迷惑了中国人自己。代总理邓小平被免职就是一个例证。过去，皇帝仅仅为显龙威，可以今天罢免重臣，明天又让他官复原职。帝王政权是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为官者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职越高，突然被罢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为当时的最高领袖，继承了这种不可预知的帝王性格。

当然，中国政治也常因我们的无知而使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我们必须清楚，中文书面语比语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实到书面，就会比仅凭口头表达严肃得多，因为文字及学识的魅力，给中文书面语增添了力量。在19世纪，想发动一场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官员或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的运动，其方法是张贴布告，召集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会，此后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今天的大字报和墙报，就是这一古老习俗的直接后裔。

我们必须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逝世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不幸的是，中国深奥难懂的政治语言使人感到费解。首先，中国仍处于悠久历史的巨大阴影之中。1912年中国末代皇帝退位时，毛泽东已经是个青年人。1976年7月，就在毛逝世前两个月，中国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对他的个人迷信，但我怀疑他是否会避开它。在这样一个有2000年独裁历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实行了如此长时间的统治，无疑给这个国家和社会留下阴影。中国长达10天的悼念活动，使我们想起对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动：在那段凄渗的时间，连商业广告都停止了。中国因为没有商业广告，其电视、广播系统所受的干扰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对此做进一步比较，还要看看我们因失去全国崇拜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而经历的悲哀。拯救了联邦的伟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国当政只有4年，而统一中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则在位达27年之久。除他之外，几乎再没什么最高层人士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另外，中国人更多地依赖道德品性和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立领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证明，我们的宪法是以法律程序为依据，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随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它有碍于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国在更换领导人时显得比我们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总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为什么邓小平受到攻击？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们认为他失去了他的保护者周恩来。邓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从屈辱中解救出来。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对中国和我们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层决策人之一。周恩来年轻时到过日本，随后又到法国留学，而毛则从未出过“家”门。周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亚、非很多国家。从更广义上看，周还是一位杰出的调解人，他不仅平息了一系列争吵，还在毛领导下保持着中间地位。

40年来，毛、周关系的关键，是周对毛的忠诚。在外交领域，周恩来创建外交部，选派了大批驻外人员，除此之外，他总是避免出现党内派系。20年来，刘少奇的地位一直仅次于毛，在党内居第二位。刘对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和工人运动更有经验，而毛则擅长农民运动。刘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他“第二”的位置被当时的军队领袖林彪所取代，后来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据称是刺杀毛的未遂行动中。当时，周一直稳坐第三把交椅，从未有任何争权夺利的迹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后，邓小平很快作为代总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邓受到以毛为后台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家的激进分子的抨击，这并不难理解。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随着道德复兴与技术进步以及“红”与“专”之间冲突的激发而发展。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两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条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为可以因教导、规劝以及学习以往的榜样得到改进。结果，孔教的改革家们接连不断站出来谴责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甚至进谏皇帝。他们常引经据典，很像那些用国旗裹身斥责亲共或亲外倾向的美国的。他们表现得非常正直，使官员们胆战心惊。

当革命来临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异常正直，就能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传统继承人的今日官僚组成了党派和政府来完成现代职责，扩大生产，从而把中国从贫困落后中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质，毛泽东主张用不断革命来更新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第二章毛的中国之内幕领导了整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创举，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目标。1973年，邓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对此毛的感情是复杂的。

从更深一层讲，美国观察家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实际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关心政治；我们也不要忘记，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组成统治阶级来管理中国的一切事物，是中国最为牢固的传统之一。总之，中国在唐朝就确立了科举制，而西欧在此几百年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建设农村，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服务。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规，对我们来说也更易理解的目标。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就会扼杀革命。因此，毛一直坚持中间偏左，并向那些掌握新闻媒介的激进分子提供攻击政府要员邓小平的机会。

当时，邓小平虽然被另一位代总理排挤掉，可还保留着在党内的基本地位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攻击邓小平的标语和报刊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看到，1976年，美国和中国都处在危机四伏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们先进行了30次总统初选，而后两个政党相继开会，最后是全国大选。中国与我们不同，由于毛泽东是革命之父，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更严重。周恩来先于毛逝世，无疑削弱了毛的势力。如果周恩来仍是国务院总理，尼克松会被再次（水门事件以后）邀请访问北京吗？尼克松的第二次访华，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尼克松创建的）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同时也暗示他的继承者在履行1972年2月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美国义务时表现迟缓。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宽恕了这位因违反宪法而被迫辞职的丢人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为，毛主席对这些原则问题表现得特别迟钝。简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国对人权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一个不肖子，但毛择东似乎很少注意人权及法律程序。也许他曾极力为他以“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基础而发出的邀请开脱，但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变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来掌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就会采取另外的方针，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们的研究领域，对他们似乎可以理解、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坚决反对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一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由少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中国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保护着艺术和商业，而且在靠农民养活的同时统治着当地和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192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述农民问题的异端报告，这实际上是革命的先导。从这时开始，攻击中国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10年间，“解放”使农民获得自由，他们有了学文化和技术的愿望。延安初步培养出一批新的党的干部，他们发动群众投入到生产、战争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后，大型的民众组织和全国性运动又造就了官僚和学者，并逐步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毛泽东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流毒仍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的“文革”中，曾设法铲除这种特权。“五七干校”显示出中国的独特，它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从图书馆馆员到政府工作人员等所有城市白领工人，在“五七干校”里像农民一样干着农活。从此，“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了特殊的含义，“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特权。

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毛作为一位圣人和导师，采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把人民大众引人政治生活，使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像本世纪初梁启超那样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敏感却又经常反叛的农民自治。孙中山把教育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则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后来倡导的平均主义的秩序仍然由一些党内精英管理。来中国的旅游者都对中国强烈的等级观念感到惊异。现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仍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也为党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口号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感震惊。

总之，毛为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由人民来领导，民主参政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毛是个伟大的鼓动者，他向人民宣传农民权利、妇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学技术、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传也是有代价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须削平山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性格，就必须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识、压制个性。知识分子渴求书本，同时又惧怕教条主义的组织者。高等教育终止了5年，代之以技术培训。中国有些人争辩说，就是尖端技术需要时也可以进口，认为“纯科学”是没用的，他们只看重“实用”。很奇怪，这一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导道德品质（红）而反对物质技术（专）的人，让人想起19世纪的儒家官员。在儒教帝国中，文人低毁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掌权。那些用孔教教义打扮自己的狂热的保守派耽误了一代人向中国现代化迈进。我并不是说毛与19世纪的那些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肆意攻击对方，历来是中国人也是毛的习惯。在政治局内部矛盾冲突的背后，还有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东西。

北京的路线斗争反映出北京的历史，同时也产生出两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即把毛反对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特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重视、培养必需的现代科技管理专家。“红与专”、政治道德标准与技术生产能力仍将是一对矛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旁观者只能透过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地感觉到。问题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员会像座城堡，一切行动不为人知；外国记者被当成间谍，他们为弄懂中国政策，被迫像中国人一样学习晦涩的词句和间接的厉史引喻。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也许，还需很长时问。1860年，英法的枪炮使西方外交宫能长驻北京，此后17年，中国的外交官才被派驻欧洲各国首都。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去评价中国，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不是一般人物。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人发动的伟大革命中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反对这场革命。我们根本没必要与中国人在朝鲜开仗；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并准备开赴鸭绿江、征服北朝鲜之前，周恩来就警告我们，中国不会坐视紧邻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友好邻邦被公开的敌人占领。在朝鲜，我们造成中国伤亡100万人。这之后，我们又对北越狂轰滥炸，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这是对所有中国飞行员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这一切，最后，他邀请我们战败的领导人访问北京，因为这时与苏联相比，我们对中国的威胁变小了。显然，他还会就国家大事与这个洋鬼子饮茶座谈。

在周恩来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帮助下，毛领导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现在这一时期已告结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能对中国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吗？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以往一样仍孜孜埋头于国内事务，我们只有突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自己努力了解中国。毛、周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如果我们既要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又要保证台湾的稳定与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关系，那就必须学习毛、周的深谋远虑、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错失了良机。1949年以前，我们与中国接触很多，却没有把握住机会。中国革命领导人在掌权之前就已广泛接触了美国人和美国方式。周恩来与马歇尔将军谈判过。周的情报主任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他的姐姐和罗斯福夫人一起工作过。中国派往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毕业于清华大学，该校是美国用清朝庚子赔款援建的。他在联合国的继承者曾就读于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埃德加·斯诺为毛写传记。当人民共和国在延安还处于酝酿中时，到那里去的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正因为1949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共产主义革命才觉得必须清除这种影响，因而，美国人有一种“失去中国”的感觉。但从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历史中站错了立场，但中国人了解了美国，并觉得可与美国重修前缘。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熟悉我们的一代中国人已经消逝。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教授和科学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1946年马歇尔将军斡旋失败后，中美之间产生了隔阂。那些发动伟大革命并知道美国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国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们从教科书中得知，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是被打败的轰炸越南的国家。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关系消失了，其实我们本应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设意义的接触，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毛、周时代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通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变得平坦。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6年3月26日的《每日新闻》，其余选1976年10月14日《纽约书评》中的《论毛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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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章正常化之路 15、重新评估中国的扩张性：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

这些强烈的辞令，不免有点自相矛盾。1959年8月9日，尼赫鲁说西部边界从未明确过，但到11月，他声称“任何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印度这一具有传统和历史的边界，近2000年来一直与印度的文化和传统紧密相连，并已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印有争议的地段是东、西两端的边境。在东端，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麦克马洪线，其实不过是一个叫亨利·麦克马洪的英国上尉在1914年划定的界线。中国对此从不承认。此线在阿萨姆平原以北140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东延伸。在英国人撤走前十年，印度声明此线重新生效，并把边界哨位移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他们继承了这块占领来的土地。中印边境的西端更不明确，既未划定，也未撤销原划定的边界线。在印度的英国总督曾提出过三种不同的方案，这三种方案又演变出11种不伺的计划。1954年，印度根据尼赫鲁的指示，采取早先英国总督提出的边界方案中最为激进的方案，声称对喀喇昆仑山以外直到昆仑山脉，包括阿克赛钦（Aksai Cok)，把西藏和新疆连接起来。西藏和中亚商人一直在利用这条惟一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印度人或印度政府的代表从未到过这一地区，印度在1958年才对这一地区提出正式的主权声明。

马克斯韦尔指出：“到1958年，帝国时代留下的中印边界两边的无人地带都被占领了，双方出于战略和实际的考虑，都把居民从这一地区撤走。”中国认为双方对边境问题有争议，但尚未明确划定，因此需要谈判解决。中国愿意将接受尚未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因为印度人已经在那儿了，而印度也应根据同一精神，接受中国对阿克赛钦的主权。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它涉及不到神圣的祖国领土问题，因为在阿萨姆喜玛拉雅和喀喇昆仑山区，从未有中国人居住。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必须作出让步。

但在印度方面，问题可没有这么简单。中国进驻西藏，镇压西藏暴乱分子，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寻求政治避难，然后指控中国在西藏进行大屠杀……这使新德里的政治气氛变得异常燥热。对周恩来提出的谈判建议，尼赫鲁回绝说，印度的边境早已明确，不需要再举行谈判。周恩来建议，在举行边界谈判时，可以接受双方争议地区内的现状，但尼赫鲁玩弄辞令，同意维持“现状”，可中国必须回到修建阿克赛钦公路以前的“现状”，并从所有印度声明拥有主权的地区撤走。因此，尼赫鲁所谓的“现状”，实际上是指“现状前”。尼赫鲁对新德里反对党所提的意见置若罔闻，而且他的默武主义叫嚣愈演愈烈。不久，他就声称，在那些19世纪英国总督提出的几乎为人忘却的、无效的边界方案中划归印度的领土，“从历史上看一直是印度的边疆”，而且“不用和任何人谈判”。中国确实想占有喜玛拉雅，它是“印度的皇冠”，是印度“文化、血液和叶脉”的一部分。中国“据傲无礼，炫耀武力，使我们只能默默忍受”。中国是想欺负印度，和中国谈判就意味着退却。

尼赫鲁进而声明，事实上边界早已确定，“现在的边界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

但印度政府一方面事实上接受了停火，一方面又公开反对谈判。它的激进政策失败了，损失了二三千印度士兵。但“不谈判”仍是印度的政策。“在边境冲突问题上，外界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国无故入侵印度，这更证明了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即北京遵循一种冒险的、沙文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国赢得了战争，而印度底得了世界舆论。

中印边境问题为政治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不像今天的台湾问题那样充满火药味。2000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在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各自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中国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以后，马上对以前帝国主义统治者设置的边界提出归属声明。

印度的政治家向那些将领保证中国人不会还击，并会被迫后撤。“当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新闻界看到，印度对其所认定的中国的侵略作寸土不让的勇敢斗争时，都在为印度呐喊助威。”

11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发动反击，并在3天内击溃东、西边界上供给极差的印度军队。许多勇敢的印度士兵死在哨位上，几个月后，尸体都冰冻了。印度政治将领的行动像无头苍蝇一样，使印度军队遭到彻底失败。1962年11月21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在西端逐步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处，在东端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这样，他们3年来一直提示的边界要求，得到了满足。

20年前，中国在与印度边境冲突中的表现表明，我们对中国法律和道义上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实力，都必须予以重视；周恩来的谈判者们对实际要求很灵活，例如，他们能在谈判桌上接受帝国主义者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只要这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台湾自治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形下，是会被接受、容忍的；但如果台湾在边境地区仍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简言之，中印边境冲突表明，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反击性的，并不是主动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鲁那样自寻事端，就会遇到麻烦。

首先，中苏关系破裂是6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70年代导致了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平衡关系的构想。回顾以往，我们应对用如此长的时间才承认中国和北越出现的民族共产主义感到惊奇，我们关注的是“共产主义”的极端邪恶，并不相信它会在莫斯科的国际阵营中受到国际强权政治的危害。我们对60年代出现的中苏关系破裂熟视无睹，不予重视。赫鲁晓夫突然把成千上万的苏联工程师和顾问连同图纸一起撤出中国，世界上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无不为此感到震惊；而不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却只是猜想“共产主义者”又在玩弄什么新计谋愚弄他们。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在1960年之后，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已公开互相攻击。我们卷入越战，声称是为了把越南从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地的触角下拯救出来。整整八年，我们试图阻止北越统一越南，以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向南扩张。但结果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成了兵戎相见的死对头，这一事实使60年代美国参与越战显得更为荒唐。

到1962年8月，印度在中国前哨的枪口下，在中国声明的中国境内，建立了40个哨卡，每个哨卡有12名至40名士兵把守。这些士兵只靠空投，孤立无助，成了“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及其文武官员断言中国决不会反击的人质”。然而，尼赫鲁把印度用武力而不是通过谈判迫使中国撤退的危险的冒险行动，说成是印度清白的抵御行动，因此，若有任何让步的迹象，便会立刻遭到新德里官员们的反对。尼赫鲁使自己陷人绝境。印度派25阅名身穿夏装的士兵，携带武器，跨过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高原关卡，进玫山脊上修筑牢固的中国地堡，武装冲突由此暴发。许多印度将领都反对这种近乎自杀的行动，可那些政治将领握有指挥权。例如，从简易机场给海拔15500英尺高的哨卡送给养，需要一个搬运工爬5天大山，来回就是10天。这样，他背送的东西除维持自己生存的食物，几乎剩不下什么别的。在麦克马洪线以外的2500多名士兵中，只有二三百人有冬衣和帐篷，谁也没有斧子和挖掘工具，更不用说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了。他们受命发动一场小规模的进攻，但10月10日中国军队就把他们赶了回来。

我们从中印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处理中印边境问题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在与印度交界的边境上集结大量军队，在不能通过谈判合理解决边界问题时，便只有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做得并不过分。而在台湾海峡，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与美国第七舰队抗衡，因此，中国不能用武力实现对台湾的要求，而只能用强硬的措辞表达其强烈愿望，有时还不得不承认或谴责一些不合人意的状况。

即使马克斯韦尔没有北京方面的内幕材料，从印度方面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方面却越来越无理、不理智。尼赫鲁反复强调⑴为了和平事业，他愿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举行会谈，但⑵他绝不就印度神圣的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的区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时也避免向中国就边境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北京的一项原则。我们可以注意到，北京要求重新就由英帝国遗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和中缅边界进行谈判，以便消除其帝国主义成分，尽管1960年中缅协定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都使中国接受了最初由英国人建议划定的边界线。至于台湾问题，一般人认为，中国只是在形式上让世界承认中国人的主权。北京和台湾都力争这一点，虽然双方仍在争执由谁统治整个中国，却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些犹像和不情愿，毛领导的中国并不像冷战时期美国舆论宣传的那样在亚洲扩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从1962年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得出以上这一结论。

因此，1911年，当中华民国结束清王朝统治以后，马上声明拥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蒋介石也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使这些声明付诸实施。今天，中国人仍为外蒙古处在苏联的支持下保持独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从未把西藏变为保护国，使之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权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把它称为“中国西藏地区”时，从国际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

冷战时期，美国对“共产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何时何地出现，都强烈反对。现在，美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转变。

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北京的“扩张主义”。印度宣称，1962年10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这无疑更加深了美国认为中国是“扩张主义者”的印象。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仔细研究过中印边境冲突的材料，驳斥了作为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错觉，其次是美国人的错觉。他告诉了我们中国人处理边境争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关系——的方法，并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特别是台湾问题，提出了可供思考的问题。

中国军队反击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进攻，在新德里掀起了战争热潮，而且使新德里欣喜若狂。周恩来提出的双方都维持现状、举行谈判的建议，再次被斥为侵略。尼赫鲁说：“中国的建议意味着（印度）靠乞求一个狂妄自大、富有扩张主义的邻国的怜悯而谋求生存。”他开始接受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事援助。马克斯韦尔说：“人们几乎忘记，印度军队实际已开始采取进攻性行动。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指出的和谈要求。”同时，中国军队击退印军后，开始修筑公路，支援前线阵地；而印度军队则分散在各个无防御设施的兵营里，仍然相信中国人不敢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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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曾就读麦克基尔和剑桥大学，在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办事处工作过三年，后于1959年作为《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报道了中印边境争端以及尼赫鲁政府最后几年的情况。周游印度八年后他回到伦敦，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著书立说。如他所说，在近期发生的国际冲突中，还没有比中印冲突“记录材料更全面……却又被如此广泛误解的”。像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边境：边境争端的起源》和《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国研究学者一样，其丰富而全面的历史材料不仅源于亲身经历，还来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对那些印度军队中的职业将军来说，这一策略非常危险、荒唐。在中印边界东、西两端，中国方面有供给线，可用汽车为边界哨卡提供给养和增援部队。相反，印度军队新建的前沿哨卡，根本没有公路为其提供给养。所有供给，包括水，都得空投。那些在海拔14000英尺或15000英尺以上巡逻的部队，需要配备高原用具，但他们常常连防寒棉衣都没有。印度的巡逻兵只能披着毯子、背着弹药去巡逻。

把台湾作为边境争端，必须从两个不同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是在法律程序方面：“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呢？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北京看来，这是继承了帝国主义时期的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控制下，一直和大陆分离，已达50年之久。1950年以后，台湾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

虽然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0年代，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中印关系“亲如兄弟”。尼赫鲁是不结盟运动著名的政治家；印度同共产主义中国竞争，要引导亚洲的发展。两国的福利和发展都不依赖被上帝遗弃的喜玛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群山峻岭中的双方边界。它除了成为尼赫鲁和全印度爱国主义表现的焦点外，再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这一问题提出时，其最根本的战略意义在于，由于北坡较为平缓，中国能把公路修到声明的边界，而印度处于喜玛拉雅山脉陡峭的南侧，汽车开不到边界。

最后，60年代毛的闭关锁国政策显然未使中国有所收益；中国不得不对外开放，扩大与外界的交往。这意味着，美国在改变与台湾关系的前提下，可与中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使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继续保持台湾省的自治。1984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显然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台湾独立于中国大陆在将来能成为事实，那么，如何解决台湾自治和中国要求收复台湾的矛盾呢？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很广，可以指中央政府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

这些华丽辞句的效用是使外界相信中国确实像西方世界认为的那样，极具侵略性。但最糟的是，印度总理自己也被蒙骗了，他把中国人出现在阿克赛钦看成是侵略，因而决定要采取行动。结果，他采取了“激进策略”，从1960年开始派印度巡逻队到中国占领的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流动哨，破坏中国人在该地区的正常活动。马克斯韦尔指出一个极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印度对付中国人的策略，事实上与印度以前用以对付英国人的非暴力、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印度这次不是市民的非暴力抵抗，而是派武装军队来实施。他们要迫使中国人退却，如果中国人动用武力，就会像英国人在印度一样引火烧身。

面对气候条件的恶劣和逻辑上的荒谬，印度军队直到1961年底仍裹足不前。后来，尼赫鲁改用政治将领统帅军队，他的策略才得以贯彻。这些政界人物对军队毫无经验可言，印度军界指挥权的政治化，使本已处于劣势的印军，在指挥上更显得无能和愚蠢。

注释：

第三章正常化之路 16、毛的对外策略与尼克松初访北京

<small>历史学家会断言，我们与北京接触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倒是我们如此长时期地延误了这种接触。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省钱。我们坚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致尼克松说出“人民共和国”一词，就成了头版新闻。然而在这之后不久，一个来自美国桑塔莫尼卡，留着过肩长发，穿着紫色喇叭裤约小青年突然出现在北京，向神奇人物周恩来问道：“你对嬉皮士有何看法？”</small>

<small>强权政治集团的统治时间很少超过一代人。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缓解就已在酝酿之中。中国统治者2000年来已习惯于利用一个强大的异邦来抵御另一强邻，中国好几代学童都在学习“三国”中的谋略，就如在具有扩张性的西方，学童常被灌输恺撒大帝征服高卢的业绩一样。</small>

1971年，北京正处于两大强国的对峙之间，我们也是如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苏联、美国一样，是一个核大国。紧张的中苏关系需要强有力的美国加以平衡。在美国和日本看来，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重视台湾的地位，关心台湾以北大陆架石油资源的开发、日本的裁军和对日贸易以及与日本和美国有关的类似问题。

所有这些，都促使北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美国接触，加入联合国，但北京历经艰辛才做到这一点。

5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中苏同盟的保护下发展，后来毛主义变得愈加民族主义化和激进，并试图通过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马上实现工业化。这时，中苏同盟出现裂痕。

60年代初期，中苏裂痕随着双方的激烈论战日趋扩大。北京决定独自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向他们派出文化团体，举办展览，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1965年9月，毛的接班人林彪在《论人民解放战争》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毛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立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集团的理论。林彪元帅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可以运用到占人口2/3的不发达国家和区域，进行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

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但如何在世界各地具体实施这一策略，中国并没做出书面的指示。中国主张，人民革命必须独立自主，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指路、提供援助，但必须由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这并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扩张侵略，它使人想起中国古代诸侯国与北京的附属关系——中国是各国的模式，各国都自愿跟随并受中国领导。中国是在其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时为各国人民革命提出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主张的。1965年2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虽然美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大门的北越领土，但实际上人民共和国为不能保护历来是中国卫星国般的邻国，不得不忍受屈辱。

中国一直试图组织召开除苏联之外的亚、非大会。1965年6月，这一努力失败了。接着，在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流产，导致大量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员被杀。简言之，1965年中国试图领导世界革命的努力屡遭挫折。这一切使中国转向国内事务，并开始集中精力发动1966年至1969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后在呜咽中结束时，它使经济明显处于停滞状态。毛先生打碎了政府官僚体制，复活了革命，在政治中注人新鲜血液。但最后平息事态的是军队领导，军队控制、管理着全国。1969年4月，第九届党代会最终确认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决定再次着重抓经济建设，并把那些召回的大使重新派往国外。北京是在先独自领导第三世界，随后又同外部世界一度中断联系之后，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中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北京精心策划的人民外交会抛弃通常的颠覆计划和强硬的讨价还价。许多美国人急于从越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尼克松政府也为与北京接触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尼克松访华仅是一个开端。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让我们站在中国的角度来历史地观察尼克松的访华。国家首脑互访是中国的老习惯。北京作为首都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几乎每年都有外国君主或使节来访，就像冬至、秋分一样有规律。这些来访的外国君主和使节当然各有目的，大多数是来献礼以求在贸易上有所收益，有些是来寻求对其国家合法化的承认，还有些是来请求军事援助，很少有吵闹着来讨债的。

有些君主则是不情愿来的，如15世纪初的满喇加国国王。还有些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北京，如1215年的成吉思汗，1644年的清朝顺治皇帝。但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总是富有特殊的韵味，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神秘感。尼克松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当然不知道这么多，他们踏上了前人多次走过的旅途。

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拜九叩之礼。1793年，马克特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克特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毛领导的革命一直致力于消除不符合现代生活的旧习俗，但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为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到自给自足而感到骄傲的心理是不易被消除的。事实上，到北京一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仍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关心道·琼斯指数、裙子的底边、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或下届总统大选。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被同化了，逐渐适应了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如不提倡个人主义）。尼克松先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没有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或被中国化，但中国人务实的观点使他深有感触。尽管这种观点有其前提条件，可还是很理智的。它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强调自律，愿将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这也正是管理那些急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部落首领们所必需的方法。近期发生的事，当然有其影响。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完成了从西贡撤回旧金山的和平之旅。尼克松先生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和平之旅，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革命化的中国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美国的报界和司法机关现在还在引用始于乾隆末期时代的人权宣言，同样，周恩来在接待外国来访者时，也在沿用中国以往惯用的原则。外国访问者是国家的客人，必须像别的客人一样遵守一定的礼节：不能在争论时用手指着主席的鼻子。这可与尼克松当副总统时与赫鲁晓夫主席的争辩不同，尊严优于主张。

正如人的言行反映人的性格，国家的礼宾仪式也能反映出国家的社会秩序。无论尼克松的访华是确立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是被一种“人民外交”所覆盖，这次访华确实强调了他个人对和平的渴求。他的访华是负着使命而来，必须实现诺言。

这样的访问当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谈判。清帝国与塔夫脱当政时的美国做生意时，在北京的西方达官显贵们沮丧地发现，许多词语在译成中文时都走了样。“个人自由”(Liberty）被译成“特权”(Lise）。即便在今天，“自决”（Seif-detemaination）和“主权”(Snty）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两者的关系如何？17世纪的俄国大使们一直就叩头长期争论不休，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基本的国家体制。中国现在的国体大不相同了，确是一种新体制，只是尚不完善，仍在发展。其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给“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留了空间，但不能把荣誉归于客人。

可以这样讲，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访问北京的路途是最长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好。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1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成熟》；其余部分发表于1971年7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题为《中国的旧俗：接纳了千年帝王的北京》。

第三章正常化之路 17、解决“一个中国”的难题

<small>尽管以下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和对策早在1979年我们彼此承认之前3年就已进行，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由历史造成的关系的主要结构是有效的。文章发表于1976年9月。</small>

美国的中国政策建立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协定之上，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能看出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声明，因为它阐述的只是个外交概念。稍经思考即知道，由于北京和台北都宣称自己是惟一的中国，它所代表的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华盛顿两头为难，进退维谷。要从这些极不平等的竞争者即中国的各党派中解脱出来，第一步先要看看我们是怎样陷人这种困境的。

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844年，我们的第一个条约维护了大英帝国在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特权。在此后一个世纪，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成为中国变革的动因，帮助促进了伟大的现代中国革命。1943年，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正式废除，那时，我们已作为对日宣战的同盟国而深深卷入到中国的内部事务之中。自1954年以来，同台湾当局签定的安全条约，把我们置于在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愿意与否，美国人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比我们所普遍认识到的更为紧密地卷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松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华盛顿与北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为时太晚。显然，1960年中苏决裂以后，只有共和党右派领导人才能结束由于美国同中国革命相隔绝而带来的灾难。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希望美国在同中国和苏联的三角关系中保持平衡，这样，苏联就不能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间人了。1972年2月，尼克松、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其非同一般的功绩，在于揭示出双方的分歧点和一致处。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确切期限尚有未确定。

<h3>大陆与海上中国</h3>

总的来说，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两个主要区域，可称之为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

海上中国较为年轻，然而它的历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里，他们留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这些打了隔离舱、很适于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中国人也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的船舶到达之前就已航行于澳门、广州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1514年第一个进人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通过这些中国帆船的贸易航线进人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

海上中国在欧洲殖民势力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在对外贸易上，私人企业是基本成份，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主导地位。

总之，海上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看法。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14世纪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险船去印度并跨越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和非洲时，比因成功绕过好望角而开创欧洲航海新纪元的第一批欧洲人早了几乎一个世纪。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中国并未这样做，因为海外殖民地对统治大陆中国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胁。

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彼此竞争的统治者商业式甚至海盗式的贪婪中，初次尝到了苦头。这种极度的贪婪，使中国朝廷感到震惊，中国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过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世纪，台湾成为中国探险家郑成功势力范围的大本营。18世纪，广州成为对欧贸易的惟一通商口岸。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通商口岸开放，海上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掌握外商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买办，很快成为其职权范围内的中方商人，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这种发展虽然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所减弱，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广东人成为东、西方伟大的中间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导下向加利福尼亚迁移的中国人，主要来自该地区。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就是广东人，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最初也是在这里取得的成功。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也是广东人，他在19世纪70年代成功地把在双边文化中起到先锋作用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带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大都是广东人。

今天，广东又一次主导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海上中国己成熟，它现在包括英国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国、台湾和数以万计的在吉隆坡、槟榔屿、曼谷、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区的华裔，他们将其忠诚奉献给了东南亚新独立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地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经济发展之路，与日本、韩国和那些具有孔子伦理背景的东亚国家相似。

就其结果而论，这是一次比大陆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更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革命。在为美国和西欧所熟悉的家庭的或合作企业的基础上，它预示着沿海地区将联合起来加人到国际贸易社会之中。海上中国的人口可能只有2500万或3000万，而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活动能量，曾一度超过拥有10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h3>统一的思想</h3>

台湾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其经济是“海上中国”的一部分，但它的意识形态却仍然是“大陆中国”的。我赞成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是2000年来所有大陆争权者的主要思想。在这2000年里，至少有1/3的时间，中国实际上存在一个以上政权或有组织的城邦。然而，统一的思想——所有炎黄子孙统一在由天子领导的惟一朝廷之下——一直被奉为最终的政治目标。在其余2/3的时间里，这种思想得以实现，这就更加强了上述思想的说服力。

如同以往的年代一样，中国在20世纪以避免内战和军阀掠夺的方式体现出对统一的渴望。1912年，中国避免了日本人的入侵，使统一得到暂时维持。1928年，中国以极大的自豪和喜悦取得国家的统一。蒋介石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事业。尽管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统一是不完整的，但统一中国，并使其强大到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是蒋介石的毕生信念。因而他的台湾政权30年来一直把统一的思想作为政治信仰，重申其光复大陆的决心。

最高统帅之子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政权，出于父子关系上的忠孝，在道义上有责任按既定方针办。台湾共享着东亚经济起飞的奇迹，但仍未摆脱大陆中国政治思想的传统。这是一个陈旧思想与现代实践并存的奇特例证。

更重要的是，台湾所持一个中国的思想使其处在一种同人民共和国保持内战状态的位置。中国盟友那不可根除的、带有宗教成分的成见，横阻在想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来的美国人面前。

假如蒋介石的自傲和对理想的忠诚允许的话，在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只要放弃对大陆的要求，就可以合法加入联合国而成为其一个成员。这种做法是建立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的，不受西方思想的干扰。然而，过去30多年生活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根本就不认同这种做法。台湾朋友仍然要求我们把其作为与人民共和国势不两立的朋友来支持他们。甚至在今天，“两个中国”对北京和台湾都是个雌醒的词儿。

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让我们轻松多少，他们在日常口号中反复强调，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要收复台湾。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并必须慎重对待的。北京的统治者在清除争权者方面没少费力气。明朝的永乐皇帝甚至派出远征队出海搜索那些申请留居海外的逃难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一次大的内战中肃清了明朝的幸存者，而且在台湾独立40年后，又收复了台湾。铲除夺权者对北京来说一直是必需的合法行动。

自帕特里克·赫尔利和乔治·马歇尔斡旋于重庆和延安以来，我们参与中国国内战乱已超过30年。显然，从1972年起，我们只有形式上的地位，中国内战中彼此争权的党派之间的问题，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没有我们什么事。然而，历史还是把我们扯了进去，我们同台湾于1954年签订的双边安全条约，表现出与激发我们早在19世纪介入中国人生活时就有的、美国人对贸易和接触的兴趣。那时的海上贸易世界属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今天的海上贸易世界则属于跨国公司与新帝国主义。共产主义者对此继续表示痛惜，而有时又要与它们竞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正在向新的事实让步。

那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两个相对立的矛盾体呢？保知想想，“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是为巧妙地操纵那些单纯的野蛮人而使用的中国古老谋略中的一个。我们的关系如同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每位小姐都说“只爱我一个”，并要我们抛弃另一个。基于这一点，在1/4世纪里，我们否认了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同越南关系紧张。此后，北京希望我们彻底反过来，否认我们长期的盟友和被保护者的存在。但美国的世界是多重的，不能满足每一个中国政党。

<h3>构想的使用</h3>

从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间，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时，才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指出这一点对于“一个中国”的神话，面子上是不大光彩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尽管没有发展台湾的文化生活，但发展了它的经济，美国此后的援助，也扶持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总之，来自中国大陆的内地人还有台湾人所开办的企业，创造出现在的高生活水平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生产能力。作为海上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变得不大容易被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

至于台湾的独立，除了从未以国民党政府实际替代者的面目出现过的地下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这种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台湾独立不仅会使北京一华盛顿的和解恶化，而且也是对北京的公然挑衅，对此，北京绝不会漠然处之。总之，来自太平洋彼岸与中国有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

这就迫使我们借助于一种构想。我们无力使台湾回归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想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用不着把“一个中国”当成我们政治信念的基本条款，所以我们没有义务打破台湾同大陆的分裂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同台湾的长期合作，在道义上我们颇有责任使它维持下去：对国民党政府约半个世纪的承认（自1928年）以及对海岛王国1/4世纪的支持（自1950年），产生了思维的延续性和不能摆脱或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友谊的纽带。台湾社会毕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通过贸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径，同我们越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相同的观念和宪法机构，破坏这种关系既不可行也不人道。然而，我们同幅员辽阔的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外交、贸易、旅游和互派科技代表团方面获得稳步发展。北京接待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其中2/3带有中国血统），安排他们做为期几周的游览。放弃同大约占世界人口1/4的人民进行交往，是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个政府具有核威慑力。没有北京一华盛顿的合作，人类未来的和平将难以保证。当然我们对苏联也表示关切。至少，我们要使同中国的接触同与苏联的接触程度相等。

<h3>正常化</h3>

幸运的是，北京与台北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兴趣有所不同。中苏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时，与美国的分歧就成为次要矛盾——包括美国在台湾的插足(“占领”）。事实上，就现实政策而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继续存在，是为中美和解局面所接受甚至是所希望的，只要它维持稳定（即抵制苏联的扩张），且不触犯中国的长远利益（如对台湾的主权）。这样，北京理论仁的长远利益就与台北实际的短期利益不同了。我们也就可以从夹缝里溜过去。

以上考虑把我们引到了“正常化”的来龙去脉上来。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我们的政策作一区别。既然接受“一个中国”的理论，那我们除了以协定的形式承认北京对台北享有主权外毫无办法。如果像中国人那样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过去80年的既成事实，即台湾有一个游离于大陆的政府，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治，而且看起来无论我们怎样做，它都会长期保持这种状况。基于这点，我们可以断定，北京对台湾的主权是一种延期兑现的主权。原则上，我们任何时候都承认这种主权，而实际上却徒有其名。至于我们的经济关系，如果我们对北京的承认使其在同美国的贸易上获得最惠国的地位，那么在“一个中国”的信条下，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最惠国待遇同样适用于台湾。这样我们在处理同北京关系的其他方面时，只要是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下，就能很自然地主张给台湾以平等待遇。当然，有许多法律程序需要解决，以便使台湾的贸易和交往以其原有的方式持续下去。然而，这是美国人的事，它关系到我们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但法律的圆滑能使我们得到所需的方案（1980年初，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所需的结果）。

日本把在北京的贸易使团变成大使馆，而把在台湾的大使馆变成贸易使团，这种日本模式为我们铺了路。日本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调整法律一经济程序的榜样，在1972年通过有关三方间的艰难协商才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法律的构想使日本在台湾必要的领事功能继续得以执行，并使其在台的贸易、旅游和继续投资成为可能。

当然，日本模式缺少的主要是安全条约，而我们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才是问题的关键。台湾的安全及我们为台湾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对日本有直接的吸引力——是我们的防务承诺保障着日本的发展。

按照1972年尼克松一周恩来的声明及以后的允诺，美国答应削减和从台湾撤回美国军队，但并未提及在菲律宾和冲绳的美军基地。从苏比克湾到台湾并不很远，而且美国单方面声明将保护该岛不受攻击，这具有永久的可信度。美国的义务不再是保护一个已不承认的政府，而是保护一个区域，同时还要避免触犯北京有关主权的思想，我们单方面允诺的只是“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应以尽可能少的官方意识来理解，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第七舰队仍会巡护台湾海峡。

同北京进行艰难地或许是非正式地商讨，也许能解决向台湾军队提供军援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向半个世界提供武器的国家，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途径对台湾进行某种形式的援助不是不可能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律构想必须相当成熟。我们可以要求，在承认“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有权向驻京使馆所不及的地方派遣领事。或者，我们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对其附近的岛屿享有管辖权。我们早先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充当了以商业利润为报酬的领事。国际法中有许多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解决方法。

这种正常化的设计，把我们从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中疏远一方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它不会解决北京和台北间的军事对抗，而我们那份虽经掩饰却是真正保护台湾的承诺，仍会使我们介人中国的政治。但更明确地承认“大陆中国”的存在，不再充当中华帝国古老的“一个中国”神话的奴隶，将是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它使我们能自如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关系全球生存的议事日程进行磋商。台湾的稳定相对于更大的目标，只是一个开端。

所有必要的能解决我们继续保持与“大陆中国”以及西太平洋上“海上中国”关系的创造性的安排，应以一种务实的和不给人难堪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必要的法律构想，相对祟高的政策、原则而言，是低层次和次要的，只是给双边关系带来了某些方便。我们同北京未来的关系，应以北京所得到的具体好处来说明其正确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证明，彻底放弃同台湾可能保持的关系是值得的。不管法律构想是否可行，没有谁能威胁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或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我们老是把它们的存在解释成一种对“一个中国”伟大理想的必要反应，而这并不是一个可操作的事实。

有一点是基本的：从正常化退回来，将是向上个世纪潜伏着可怕战争危机的帝国主义的倒退。说得实际点就是，虽然我们承认“一个中国”的思想，但我们不能接受任何一方，即北京和台北的中国朋友所提出的“一个中国”的要求。如果我们永远不能从中国的内战中坐收渔利，那就必须在北京为台湾安置的自主权（延期的）和台北的自治权（有限的）中选择其一才能得以解脱。这样才能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18、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古代王国中，中华帝国一直是最稳固的一个。这个帝国现在已演变为被称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它强加给中国公众的政治秩序，缺乏我国公民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权。毫无疑问，旧中国对专制主义实行了某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在复兴的国家中如何起作用，尚不能确定。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学者和记者正对毛在这场革命中的专制地位以及新秩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质量，作出成熟的判断。许多中国人就像遭龙卷风袭击的幸存者一样，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受到了什么打击。但至少在目前，一连串的回忆以及与局外人较轻松的接触，使我们对这场革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毛的大跃进就使我们，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人难以理解。1960年，《中国季刊》在伦敦出版，成为对毛的革命进行学术讨论的先驱。《中国季刊》首任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花了8年时间，才使这家杂志出了名，随后，他又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的皇家国家问题研究所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毛在1966年至1969年间先是打破继而又重建他所创建的国家政体的做法，震撼了中华大地，使世界人民感到极为震惊。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伟大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政权都被解散，然后又重建。麦克法夸尔先生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此书于1974年出版后，麦克法夸尔作为工党代表，当过5年议员。他说：“70年代英国的温和社会主义，远不能与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相比。”然而，他在议院的经历，显然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领导人与追随者、意识形态与政策以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政客与官僚……良心与妥协”之间的相互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与他撰写的描述1914年战争起因的外交史杰作（这些杰作在通讯极为发达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一样，使用了大量有关何人在何时、何地说过何话的材料。麦克法夸尔仔细研究了在毛的最后10年（1966—1976年）中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以及后来的平反工作，找出了导致灾难的毛主义政策的根源及变迁。世界上尚无人对大跃进做出过如此精辟而又全面的总结。

毛主席的弱点是，他总想干自己最擅长的事——发动群众对现状发起冲击。其结果是三幕悲剧：第一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中国的许多开明人士和专家打了下去；第二幕是1958年至1960的大跃进，使经济遭到破坏；第三幕是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冲击。毛在1956年后的全面影响，毫无疑问是使中国倒退了，尽管在此期间中国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中国共产党现在也同意这种看法，尽管这使它感到难堪，但这种看法毕竟是正确的。现在当政的毛的受害者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完全可以对这段历史作出判断。

麦克法夸尔先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作了专门而广泛的剖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繁忙，总在各地巡视，却不断相互磋商。当他们看到，中国农业无力支撑苏联式的重工业化，便于1958年初到各地视察，制定了使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来取得中国式的突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计划。1958年1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员磋商，随后相继到最南部的广西、广东，然后回到北京；2月，毛去东北；3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月，毛视察中国中部的武汉和长沙，后来又去了广东；5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刘少奇一起正式发动大跃进。

在这些磋商会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使麦克法夸尔得以持续追踪其政策发展情况。他发现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力主进行带冒险性的巨大创新。例如，公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个农户，不足以动员所需人力修建水坝、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设施。为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组织。1958年的磋商会是鼓励这一作法的，但当时并未替这些组织命名。

1958年4月，河南省2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属9369个农户组成一个严密的劳动组织。同年6月，毛突然开始要求把公社作为中国的基本组织，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和民兵合为一体，即全民皆兵”。到8月底，政治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在经验尚不足的情况下，把公社正式作为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多功能万人大军。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乌托邦式的跃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因为这一跃进使中国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莫斯科后来谴责了这种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乌托邦狂热病，也有国际上的原因：赫鲁晓夫于7月31日会见毛，两位领导人未就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合作达成协议。8月23日，毛独自决定开始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此举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在毛放弃收复金门的冒险计划后，苏联人才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种子已经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应该自行其是。

乌托邦主义很快占了上风。在金门问题上的让步，被一场巨大的“全民皆兵”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民兵。到1959年1月，中国共武装了2.2亿人，但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弹药的更少。同时，人人都享受“供给”制，在食堂吃饭，人人都自愿做工，而不需领取物质主义的“资产阶级”工资。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厂必须与学校相结合，以便培养刘少奇所说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全国性的狂热病，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达到疯狂的地步。麦克法夸尔在书中列举生动的例证，来说明1958年底席卷数亿人的生产热。在这一生产热中，连必要的炊具都被扔进高炉熔化；公社的农业生产也像打仗一样实行军事化；粮食产量一次又一次翻番（其结果是粮食上交定额增加，以致农民自己缺少口粮度日）；深耕破坏了土壤。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愚蠢行为，包括消灭麻雀运动。许多待收的农作物只好烂在地里，因为人们忙得没有时间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们已明显看到：生产数字浮夸；大炼钢铁运动失败；农业遭到破坏；农民筋疲力尽，营养不良。麦克法夸尔这部戏剧性作品的高潮是“庐山的明月”，描写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解放军的晓将和领导人彭德怀将军（他从不对毛献媚奉承）把责任归咎于伟大领袖。毛实施自卫反击，把彭将军打人冷宫。政治局全体成员都与这场危机有牵连，他们在毛与彭之间只能选择毛。其结果是以一种“复兴精神”继续开展大跃进，使这场灾难更加复杂，并使其成为1965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这一切，根源何在？这种轻率的浪漫主义，不可能调动美国法尔戈、弗雪兹诺或普罗沃这些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大跃进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奇特的喜悦，这一喜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人们希望有内容充实的历史书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先例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仍然不发达，管理国家（政事）的伟大传统（即官僚们如何惯于组织和操纵民众）被忽视，历史学家们现在都纷纷研究社会史，认为这种研究更适合当前的要求。

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作分析，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摇役修建大型公用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相互监督、相互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永丰粮仓”和在边境上使用兵士开荒屯田。这些方法虽有历史记载，但却无人研究。至于在实践中学者兼管理者的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这一问题至今基本上仍无答案。这些学者兼管理者，代表着统治者无可争辩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取缔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民的生活。

我们知道，毛很赞赏“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史书记载，1368年以后，明代第一个皇帝在宫廷种了许多树，让大臣们礼仪性地击打。事实上，他已变成妄想狂，杀戮重臣，威吓学者。我想，精通历史的毛明显继承了其许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们的方法，只是毛还有些新点子，做得也更匆忙。

麦克法夸尔最后列举了一组可怕的数字，表明大跃进确实建起了重工业，但人力上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农民中就更是如此。1960年，农业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由于大跃进，在大跃进期间多死了1640万至2950万人”。这一灾难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公社，……不会有大炼钢铁运动，……不会有大跃进的复兴”。精熟历史记载的政治家会说，这已经足够了，但史学家也许还能补充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也就不会有毛。

此篇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4年1月19日的《纽约书评》。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19、山西一个村庄的革命与改革

比尔·辛顿（注：中文名叫韩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时，还是个身材高大、开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义”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给革命的中国带去了博爱的集体奋斗精神和技术才能。正是利用这种精神和才能，他母亲卡米莉塔·辛顿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创办过一所进步学校。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国，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职务是拖拉机技术员。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个工作组，对北京西南山西省武乡县黄土高原上中庄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调查。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辛顿广泛收集村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情况。村民斗争了地主豪绅——地主特权阶级，为每个人划定了阶级成份，把村里的财产平分，以创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辛顿于1953年最终回到美国时，美国海关总署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安全原因没收了他的笔记。辛顿花了5年时间和一大笔诉讼费，才把笔记弄回来。他后来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的著作，书中描写的是外国人所能了解到的有关中国农民革命最内幕的情况。书中援引了许多人的谈话，并对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时，比多·辛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国作为期7个月的访问，包括对中庄村的访问。和以前一样，他还是共产党一个工作小组的观察员。但不同的是，这次协助他的是他的女儿卡玛。卡玛十分能干，天真活泼。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由女儿作翻译，比尔·辛顿的采访记录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许多内容是相互矛盾的”。

他根据这些笔记，写出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深翻》。此书描写了数十个人物的生活，他们的小计谋、爱与恨、希望与问题等，就像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翻身”的意思是转向新秩序；而“深翻”指“深耕”,也就是新秩序下所发生的变迁。辛顿的前一部著作基调乐观，描写村民经过斗争，取得胜利，过上了新生活。而第二部著作却较为忧郁，写村民如何努力想解决村中的问题，却总得不到解决的情况。它追溯了中庄村村民1947年至1971年的历史，这23年包括4个连续的革命阶段，每个阶段对中庄村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影响。1948年后开始的第一阶段是集体化时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但此举却使共产党面临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允许一部分有胆识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富农经济呢，还是让每个农民都走向平均主义的集体化？毛力主实行集体化。集体化运动分为3个阶段，包括互助组、合作社（在合作社里，农民按照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的投入量分配收人），直至最后的生产队把农民的所有财产都买走，再按农民所挣的工分付给他们报酬。1956年以后，所有地界都被拆除，再也没有人能认出自己的土地，土地已成为公有财产。中庄村整个村子是一个大队，下分7个小队，其中6个小队搞农业生产，1个小队搞副业生产，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并禁止向城市移民。此举使国家容易收购余粮，并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

中国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过了一代人之后又引起人们的兴趣。邓小平推行的个人承包和家庭农场等新的“责任制”，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劳动热情，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现在我们又听说，村民在拆除集体设施的同时，把所种的树也砍了，学校的门窗也被偷走。

中庄村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的大跃进。这是一场调动所有人力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群众运动。辛顿发现，村民对大跃进感到振奋。尽管大跃进未能持久，但在当时却是一场真正了不起的运动。这种动员劳力修建大型公共设施的做法，不仅仅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作的一种努力。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电力学和应用力学。

大跃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些做法太过火。猛烈的“共产风”使人们一味追求平均主义，而完全忽略了既得利益或互利原则。不着边际的浮夸被视为巨大的胜利，政府中的官僚把统计数字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更糟糕的是，领导干部已变得昏昏然，脱离了实际。他们提出各种计划，并要求别人照计划办，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只会招致失败。相互矛盾的指示和过高的积极性，使农民筋疲力尽。最后，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大的灾难是说胡话。”接踵而来的是农业欠收和半饥饿状态。

此后，中庄村的革命又经历了60年代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图把“阶级斗争”宣传为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更高阶段，但这种做法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总的看来，群众接受继续划分阶级成分以及由子女继承“权利”的做法。但划分成分的标准很不明确，因此无法准确执行。这些整风运动引起了一些个人恩怨，而这些恩怨的根源是地方争斗和其他非经济性质的问题。

最后一个阶段，是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由于反对新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在上层未能奏效，毛就利用十几岁的红卫兵在下层“发动革命”。《深翻》描述了中庄村以及山西全省和东南部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情况。

在毛号召“炮打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同时，官僚们也同样在动员红卫兵和部署他们那一派的力量，以便保护自己，同毛杭衡。随着党政领导人被赶下台和新人物上台，斗争方式也逐步从游行、集会升级到拳打脚踢，直至使用武器。

许多地区出现了全面内战，随后军队也介人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中立的态度。中庄村出现了一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领导班子，很快这个班子就变得腐化、专横起来。到1971年，辛顿加人试图扭转这一局势的工作组时，文化革命似乎已快寿终正寝。

在参加工作组的会议时，比尔·辛顿反映了革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新建的党政机构再一次把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分离开。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这种权利必须服从压倒一切和至高无上的集体利益，最终也就是服从由党代表的国家至上的利益。辛顿还注意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严厉谴责、义愤填膺和不容妥协的倾向。这些倾向导致了派性，把文化大革命引人灾难。辛顿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是，只要一有运动，一些小组织就会联合起来，组成两大对立组织。和中的情况一样，这些组织建立在个人间的关系和对派别领导人效忠的基础上。一派总是把另一派称为反革命，这是他们的战斗口号，也是为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所找的借口。同时，人们面对一种巨大的盲从的压力，想不介入任何一派是很困难的。但是，参加任何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正义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意义。当然，从历史上看，这种派性斗争源于中国农民生活中村落之间的传统怨恨。同时，官僚主义继续提出种种要求。例如，他们命令把沟挖得宽些，实行麦子和棉花套种。比尔·辛顿是位有经验的农民，他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套种意味着拖拉机和大车都无法进到庄稼地里。这样，农民就必须把肥料肩挑到地里，因而把地又踩实了，不得不多锄几次。这在人力上是极大的浪费。

上级干部要求实行的另一个策略，是让家家户户都养猪，这一政策耗费了大量粮食。有一阵子，养猪等副业生产曾被斥为“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上面还下过把猪都杀掉的命令。自负、无知的干部尽管缺乏农业方面的经验，却发布有关翻地、栽种、种子和农民的命令，导致无尽的灾难。官僚作风威胁着集体化。

然而，今天，比尔·辛顿仍然担心，家庭农场的复兴和解散农民辛苦劳作的集体化合作，能否适合中国将来的需要。

“过去，我以为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是为地主阶级服务，并保护他们利益的。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旧的国家机构已经转化成一个自主的实体……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彻底根除了地主……却重新产生了基层官僚机构，不由使人想到过去的封建王朝。”

总而言之，中国肯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变化并不如你所想像的那么大。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辛顿所著《深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3年5月15日的《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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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20、如何做一名红卫兵

数十万红卫兵戴着红袖章从北京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列队而过，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他们主要是来自城市中学的少男少女。红卫兵运动在1966年夏末和秋天发动时，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到1968年年中红卫兵解散时，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一部具有巨大摧毁力的可怕机器。这些青年学生极为崇拜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并响应他的号召，从革命中学习革命。他们代表毛主席在中国各地清除社会中所有旧的东西，包括古老的艺术品和旧思想。我相信，从童子十字军以来，世界上就未曾有过类似的运动。

在红卫兵两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经历是痛苦的。开始时，他们免费乘火车“长征”到全国各地，每到一处，都赢得友情并享有特权。尽管开始他们是国家及其革命的清道夫与救世主，但他们很快便加入了学校中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快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打派仗。他们名义上经管着各种公有企业，取代了党的领导和城市及工厂的官员。在掌管地方政权以后，他们又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们之间的派性冲突，又一次从游行示威发展到拳打脚踢，乃至动用武器。到1968年夏天，许多城市完全被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所破坏。地方上的军队开始只是袖手旁观，当然有时也向红卫兵们提供武器。后来，他们又奉命制止红卫兵之间的武斗，恢复公共秩序。毛伤心地批评那些介人武斗的青年人，指责他们辜负了他的期望，并开始送他们上山下乡，从而结束了他们当红卫兵的痛苦经历。尽管他们在集体的压力下“自愿”上山下乡，可离开城市并像农民一样的生活和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挑战，对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挑战。毛泽东发动并在开始时领导了这场红卫兵运动，但运动后来变得很难控制，接着便夭折了。

一些处在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的红卫兵逃避上山下乡，跑到了香港和台湾。《苍天的报复》一书描述的，正是一位参加者的切身体会。此书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它就像一件谋杀案中出示的证据。这位年轻的作者正介于新、旧之间，而且显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安全、自尊心、爱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以及希望通过出书获利。

这位笔名为凌恳的作者坦露，他于1966年7月成为一名红卫兵，在厦门和福州的红卫兵夺权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他在1966年下半年到过上海、青岛、北京、东北、太原、兰州等地，1967年还在厦门帮助一派反对另一派。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在派仗中使用了武器，各派都死伤了许多人。各派头头最后于1968年2月被召到北京，并被剥夺了权力。凌在同年7月偷渡到金门岛的一个村落，后来到了台湾，写出50万字的回忆文章，又花300多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伊万·伦敦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的采访。两者合在一起，便成了一本描写一位地方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书。在凌的回忆录出版过程中，发生过两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这本书从头至尾把毛及其政治领导贬得一钱不值：小红书不过是个小玩意儿；见到毛也没留下印象；对红卫兵头头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他们怎样才能更多地利用毛，而不是被毛利用。这无疑与欧洲和其他观察家们提供的证据不符。根据这些观察家的报道，在红卫兵运动初期，数百万受毛鼓舞的年轻人达到了痴迷和狂热的地步。这种抹杀“文化大革命”理想主义中心动力的做法，显然只有从台湾的文件里才能看到。而对台湾来说，内战现在（或者不久前）仍然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有关凌回忆录的第二件趣事是，书中还加人了一个不大可能发生却十分甜蜜的爱情故事。这使人们想起一位美国译者，他在翻译老舍的悲剧小说（纽约雷纳尔和希契柯克出版社，1945年）时，增加了一段离奇的小伙儿娶姑娘的情节。加人这一情节毫无疑问使这本译著成了美国中部的畅销书。这位红卫兵女主人公名叫梅梅，这恐怕是中国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字，意思是“小妹妹”。女主人公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少女：高雅、有作为，属于上等阶层，生活极为讲究，尤其遵从旧的道德观念。她与凌热恋着，此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到处破“四旧”，而且当时到处发生武斗、强奸和打伤人的事件，尽管如此，两人却从未发生过性关系。这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梦幻少女，只不过她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凌对红卫兵在他家乡福建逐步掌权的描述，却是非常逼真、感人，因为从整部著作来看，这段描述无需怪诞的编造。当党委拒绝用卡车把厦门八中他所领导的304名年轻人运往福州时，他们便开始行军，并严格要求自己不吃饭、不喝水。在炎炎烈日下行进31公里后，有10个人晕倒。这时，党的领导人感到有必要用卡车把他们送到福州去。后来，在福州的“八二九”武斗中，这个厦门小组虽然寡不敌众，却向当地党的领导提出了挑战。“福州的红卫兵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凌被六七个姑娘包围，并被她们咬伤、抓伤和掐伤达37处之多，包括他的下腹部。读者能感受到，凌讲的是他的亲身经历。

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始于学校。那时，红卫兵给老师戴上高帽子，把他们当成“牛鬼蛇神”（这是当时的用语）关进“黑窝”。书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人受到残酷拷打和狠袭的描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中国的那场骚乱中，确实发生过这种暴行。当时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不起作用了。骚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或如苏联人所说，成了“流氓行为”，而不是以善的名义去施行暴力。而有的报道却认为，以善的名义实行暴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

在第二阶段，红卫兵冲进公共场所破“四旧”。凌所在厦门八中的那个小分队被分成22个更小的组，名称各式各样，包括“打虎队”和“冻死苍蝇”队。在毛“造反有理”口号的鼓励下，他们开始在厦门市大搞破坏。尽管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使人震惊，但当时还得到了广泛宣传。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发展到第三阶段，其目的是夺权。他们组织红卫兵司令部及其特别机构，搞到吉普车、卡车和扩音器，并在最后推翻党委，接管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在这期间，军队并未介人，甚至连警察也不开枪自卫。最后，红卫兵运动变成纯粹的派仗，一个组织和另一个组织相互争斗，同时也越来越诉诸武力。这时，军队进行了镇压，解散了红卫兵。描述用第一人称，既骇人听闻，又极为辛辣。

此篇评论的主要是凌恳、伊万·伦教和米莉姆·伦教所著《苍天的报复：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伦教，普特南出版社，1971年），发表于1972年2月24日的《纽约书评》。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21、毛为建立新教育制度所作的努力

中国在毛统治的最后十年如同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一样，充满了混乱和让人吃惊的事。就规模和复杂性而言，“文化大革命”当然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无论如何，人们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从各个角度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打击，而中国是一个历来崇尚学识并在1300年前就发明了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家。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知识在中国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既有的权力机构之中。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如果人们不看历史，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由于20世纪的中国教育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差无几，乔纳森·安格所写的《毛制度下的教育》一书最初只不过是他的调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由大不列颠发展研究所赞助，其目的是“解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教育制度中严重存在的‘文凭病”，。把中国狂暴的“文化大革命”当成文凭病的一种表现加以研究，无异于把中毒休克当成水痘来治疗。不过不要紧，我们总是以国防需要为名给研究中国的项目提供资助。

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来研究，大概能满足所有社会科学家进行比较研究的需要，而不管这种比较是否能对任何问题作出解释。苏珊·舍克在她《同志间的竞争》一书的开头就指出，毛的政治伦理学与卢梭以及其他革命运动（清教徒、法西斯主义、印度甘地所主张的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大致相同，而所有这些革命运动都主张进行“全面的伦理学改革”。舍克是一位结构学家，她说：“要理解人们的行为，最好是从由政策造成的结构人手”，而不要从通常人们所关心的通过文化传统遗传下来的心理倾向着手。人们不禁要问：那么，“由政策造成的结构”后面的“由文化造成的政策”又如何呢？

当然，对舍克所研究的这门社会科学来说，不能由于中国的历史造成了中国的不同文化，就把它做为例外。因此，苏珊·舍克指出，毛的“伦理观也源于中国古老的传统”。看来安格也通晓历史，他在附录B中指出，中国的知识界“一直是与政界相联系的”。两位作者都对历史顶礼膜拜，但他们情愿研究当代的形势，向空间扩展，而不愿在时间上向前追溯。

按照他们的比较观和现代世界观，无论是根据定义还是根据它自己的政策声明，中国都应属于第三世界。看看事实就会发现，中国确实属于第三世界，但它无论在幅员和历史上都鹤立鸡群。把中国与加纳相比无疑只有理论上的价值。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说成是一个“被自己的历史束缚的国家”（止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那这只能再次说明：中国问题专家被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束缚住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把中国列为例外是狭隘的、反科学的做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求社会科学家竭力无视历史呢？是不是行为研究的方法就排除了遗传学的方法呢？文凭病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对比，都无法解释毛主义对教育制度所开展的残忍的“阶级斗争”。

要了解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我们必须首先对它所攻击的既有权力机构（不仅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的党的机构，而且还有毛看到的正在党内重新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了解。这自然要追溯到中国在2000年前汉朝时期发明了官僚政治以及后来又发明了纸张、印刷和文官考试制度的历史。到1000年前的宋朝，这种科举制度成了国家重要的一环。直到1905年这一制度被废除前，国家一直用这一制度招募所需的封建特权人物，对群众实行统治。因为管理农民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稳固的帝国最大的特长。

如果说汉朝统治着4500万农民，1叭刃年清朝时就有3亿农民。今天，毛的接班人统治着8亿多农民，比美洲、欧洲、日本和苏联农民的总数还要多。

这就是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1949年毛当政后，需要通过一批受他思想灌翰的精英为国家制定各种制度，而这批人就像1905年以前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一样（毛在1905年刚刚12岁）。他需要的是受过正统国家理论教育的人，是能够推行他的新社会秩序的人。由于政党专政在20世纪20年代已取代王朝专制统治而成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所需的英才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即献身于他的革命的“赤色分子”。如何通过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这样的活动已成为当务之急。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容易。1905年以前，那些希望平步青云的人，都在家中或村里念过私塾，为那种旧的政府考试做准备。那些选拔出来的精英还曾在数千个半官方的学校里就读，这些学校算是中国的住宿学校或大学。这种考试制度的结构是多层次、多渠道的，它在那些想谋求世俗功名的人中形成了一种“考试心理”。它并不是一种公共教育制度，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普及教育。它奖赏文学才能、正统思想和保守的（也许是顽固的）伦理观念，却不为专门技术研究提供机会。但是，从1911年到1949年，即从清朝末年到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这段中央政权空白期内，中国的教育按现代方针进行了重建，先是按日本方式组建了学校系统，后来又基本上按自由主义的美国方式开办了大学。

这种现代教育的产物，就是中国20世纪受过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名义上有时在精神上普遍被视为旧科举制度下中举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继承者。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1905年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包括记者、作家、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在内的新知识阶层。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落第后，大都成为地方绅士；国家选用时，则成为文官。他们不再同心同德，也不再全力宣传国家的意识形态及其德政。他们是专家，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人。1949年后，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正是希望招募这些专家，帮助他们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继承在旧考试制度下中举者功能的人，不是这种现代专家，而是那些新的、红色的党的干部，因为他们是精选出来的杰出人物，在道义上忠于国家领导人及其平均主义的革命理想。数百年来，中国的政府依靠的是同政府思想一致的干部。他们并不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苏联造。尽管他们现在反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要比党的干部更加热衷于追求新的思想。这就为“红”反对“专”的“阶级斗争”设置了舞台。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只是因为一个老人的失意。它代表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即新的统治者对人民在思想上对他效忠的习惯性需要和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专门技术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是一个极注重传统的人，他把教育看成是思想灌输。他甚至对50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苏联模式感到遗憾，因为这样做能使专家们变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可能变得偏离正统思想，至少在他们各自研究的学科领域是这样。但是，鉴于中国革命迟迟未能使农民群众介入政治，毛所面临的问题是，学校考试仍然有利于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为实现中国技术现代化而工作的专家，很少有农民出身的。

毛继承了自古以来农民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把他们看成是官僚和地方权贵的残余，他还从宋代的王安石(1021—1086年）直至清代的顾炎武（1613—1682年）那里，继承了中国抨击旧科举制度的五行学说。中国的教育有着悠久、复杂的历史，它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至今仍有影响，例如脑力和体力自然是相分离的；学问应通过国家服务于社会；正统观念是维护秩序的关键，等等。这不禁使人怀疑，中国的文凭病究竟应该是第三世界的一种通病，还是中国国家内部有上千年历史的考试病？

安格和舍克的研究工作开始后，在香港做了许多采访。在那里，他们能对合作者提供的许多详尽的材料反复进行核实。乔纳森·安格集中研究了广州实行国家政策与运动的情况。除阅读广州的报刊与文件外，他还在1975年至1976年间对43位中国移民进行了191次采访。从这些采访中，他编出每个人在校班级的情况，由于每个班的学生都同窗数年，因此相互极为了解。苏珊·舍克1969年便在香港开始采访，特别是在1971年和1978年至1979年，她用普通话对从中国城市中学逃到香港的31名学生和三名教师进行了深人采访。她的书后有关方法论的附录充分说明，她使用的是一种深人细致而非广泛、详尽的手法。

这一熟练采访技巧产生的效果，与罗伯特·泰勒的研究成果——《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泰勒的研究完全基于图书馆的资料以及他对毛的所作所为自以为是的判断。除去常见的书籍、报刊和译文外，泰勒还列举出33家中国报纸和期刊。他详尽阅读了这些出版物，并据此描述了足智多谋的刘少奇对“功能专一”（这种专一容易使个人主义复活）的无穷兴趣和“毛提出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观念”之间的斗争。罗伯特·泰勒重视历史，因此他在书的开头便对历史作了总结，然后进而描写了考生应具备的条件和要做的准备工作、大学招生工作、选拔机构、英才与群众之间的结构，等等。但是，越到后面，他所写的东西就越显得缺乏事实，站不住脚。他所选用的证据，都涉及思想方面的目标与愿望、规章制度及其理论基础、零碎的材料与估计和对恶行的谴责等，总之，所有证据都是一些毛所倡导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他通过中国现代报刊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无异于人们从银行家大会上的发言来了解美国经济。泰勒显然是被60年代后期的毛主义狂热冲昏了头脑，他详细描述了毛如何希望以“政治挂帅”和“实现教育与社会相结合”，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958年，毛希望教育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要与业余教育机构合并，并与社会相结合……到了1965年，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清楚地看到：要防止刘（少奇）破坏党的教育宗旨，惟一的方法是关闭大专院校，同时摧毁当时的教育制度……到1970年，通过生产实现教育与社会相结合有三个途径：

⑴工人参与大学管理；⑵教师参加生产；⑶学生参加劳动……教育与社会的结合将通过教师、学生和工人互相变换角色来实现。

众所周知，这些做法造成极度混乱。正如毛不懂经济学一样（他在1959年承认，“我完全不懂工业计划”)，这段令人费解的文字，充分说明他也不懂科学技术。按照中国的传统，任何一位新统治者都必须使全国就正统思想达成一致，支持他的革命政权。这就使毛把农民捧得高于学者（无产阶级高于资产阶级），并使他陷入了反对现代知识的斗争。

这场斗争并不是瞬间掀起的。在50年代，解放前的旧体制依然存在。学生在从低向高分为四级的学校里竞争：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中国人和以往一样，坚信学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1905年前的政府考试，分县、地区、省、京城和宫廷等级别。现在，革命再次把思想意识放在首位。过去，保证把思想意识放在首位的方法，是考生必须精通儒家经典著作，但20世纪自由主义的课程里已抛弃了儒家学说。

为了重建支持革命政府的正统观念，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划定了不同的阶级成分。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宣布这些阶级成分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词句，但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实行过的。这位皇帝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他和以前的那些帝王一样，在1368年后让所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家庭、军人家庭和官员家庭都进行登记，并让儿子继承父亲的成分。这位皇帝声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教育实行改造。”他还下令：“州、县、郡、府建立学校，每个学校的师生员工都由国家资助。”（摘自查尔斯·欧·哈克1978年写的《明朝的起源及其机构的演变》一书）

5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只能这样做。中国共产党用三个标准衡量申请人学的人：家庭阶级成分、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阶级成分有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士兵、工人、农民）、中（过去的中农和城市职员）、差（资本家、富农、地主、“右派”）三类。在每个地区，教师水平最高、设备最好的学校是重点学校，特别招收家庭出身好的中共官员的子女和成分中等的知识分子的子女（这些人从其父母那里获得了学术上的才能）。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只能进最差的中学或另一个等级的职业学校，然后直接进工厂。

强调阶级出身及政治表现的目的，在于防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女继续管理新中国。中共还采取了许多权宜措施，努力培养工农兵毕业生，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业余民办学校，缩短学制，简化教科书和降低教学要求。另一个改革措施是减少死记硬背（据安格讲，之所以提倡死记硬背，是因为中文写作的特殊性，中国人相信范文以及中国人具有通过学习经典伦理溉言推行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传统）。教师们认为，“需要教给学生的只有一个真理，即‘正确的路线”,，他们还经常对学生进行测验。为反对这种倾向，重点学校和大学试行了开卷考试。安格还提到农村的半农半读学校以及像苏联那样把12年学制缩短到10年的计划。到1965年，这两者都渐渐被取消，“回到由更高一级学校的考试所设定的标准，回到正常的教学课程，因为这一课程及其考试制度规定了公众和学校教师认为是正统的教育制度”。

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有人否认这种考试制度（舍克称之为“英才教育”）是衡量当代中国公众的标准吗？安格并未谈及此问题，但只要再研究点历史，他就能告诉我们，中国的英才教育在时间上先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考试制度比英国的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历史更悠久。这种考试制度是中国人谋取功名的主要途径，这一点已为中国人的经验所证明。在中国，与我们的罗钦瓦尔和利剧·阿伯纳等民间英雄齐名的人物，一般都是这种考试的考生。（哈克·芳当然可以算是个不成器的学者。）在恺撒或基督诞生前，中国的帝王已开始考核高级官员推荐的候选人。早在查里曼帝国建立以前，中国的考试制度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官员们推荐候选人；礼部公正地对候选人进行考核，排出名次，然后再由户部任命官职。选拔与任命是分开的。

考试的程序和防范措施、各种学位（包括可用钱购买或通过一般推荐便可获得的学位）、就政策的内容和变化所发生的争斗、学位在各行政区的分摊以及官员的连续“考龄”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它们本身就能构成一部厚厚的材料。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数千人每3年一次在各主要省的省会角逐（而现在，这种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这样挑选出来的精华人物，还不到总人口的2%，相当于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百分比。毛的革命是一场悲剧，因为他在努力取消这种选拔英才可怕做法的同时，也极为反对知识。

安格和舍克援引了许多第一人称的叙述。随着60年代学生人数的增加，竞争愈演愈烈。同时，政治活动家（主要来自共青团）和学者（主要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苏珊·舍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作是德育对智育的关系。雄心勃勃的学生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能动主义把人们推向政治，甚至有可能使他们获得权力，但它也使人们互相疏远，甚至最终使他们脱离政治。这是因为衡量正确政治行为的标准是含糊、主观并且极为变化不定的；每个人都被放到与他地位相同的人中去衡量；而且，在政治角逐中，每个人都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舍克的结论是，在德育中，“人们不是互相合作，而且相互之间在学术和政治上进行激烈的角逐。学生们对政治活动家既不钦佩，也不信任，而是回避他们。政府对人们提出的政治要求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不是相反。学生们为了保护朋友，在公开批判时只是草草走过场，相互批评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德育……培养出来的不是毛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而是一些小心谨慎、见风使舵的人”。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及对领导的信任”。

道德能动性（“政治挂帅”）在学校中的失败，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之间的武斗。乔纳森·安格列了一份他所采访过的人与其同班同学在当红卫兵时关系情况的图表，这张图表说明，“派性等于阶级斗争”。在广州，忠于毛的“东风”派红卫兵主要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而他们的对立派“红旗”派红卫兵则多出身于阶级成分中等或不好的家庭。安格著作的涉及面比舍克的要广。安格在书中描述了毛在1967年通过把红卫兵遣送到农村而平息了学生武斗后，对中国教育实行改革的情况。在改革中，重点学校和升学考试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推荐制（这是取代考试的传统做法）；大学在农村设立分校，以便学生参加田间劳动；课程减少了；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做法受到阻挠。

毛于1976年逝世后，这些做法又被推翻。刘少奇得到平反。考试又恢复了。教育正在稳步前进。但是，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不失为一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变动。这场大变动也许有着吸引人的目标，但其具体细节却是骇人听闻、极具破坏性的，对此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中国农村现在仍有8亿农民，怎样才能使这些人受到教育，以适应现代生活呢？

此篇评论的是乔纳森·安格所著《毛制度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课堂与斗争，1960—198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苏珊·L·舍克所著《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罗伯特·泰勒所著《中国知识界的困境：政治和大学招生制度，1949—1978年》（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发表于1982年12月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红”还是“专”?》。

第四章文化大革命 22、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

《革命之子》一书实际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的亲身经历；第二部分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与过去诀别的辛辣分析。所有这三部分都值得一读。

梁恒1954年出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统一中国，制止了通货膨胀，并且开始搞苏联式的工业化和重新组织农民。原来的私有土地都合并成高效率的大片农田，归村里的生产小队使用。为改造土地和人民，共产党发明了群众运动，动员6亿中国人抗涝抗旱，反对地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所有可能会阻碍中国进步的邪恶旧势力。这些群众运动可谓硕果累累。在朝鲜，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国人停战。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变了世界局势。

梁恒最先学会说的是爸爸、妈妈、奶奶和毛主席。3岁时，他被送人讨厌的日托幼儿园。有一次，他爬出幼儿园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结果，他受到处罚，因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亲是长沙（湖南日报》记者，母亲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虔诚的积极分子，并且梦想“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认为足够纯洁、忠诚，可以吸收他们人党”。但他们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在“双百”运动中，党鼓励他的母亲发表批评意见。她最后遵命给上司提了一点温和的批评意见。但1957年突然开始了反右运动，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须揪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贬默，被判有罪，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然后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没有上诉法庭，我那忠厚老实的母亲就这样去农村当了农民。”

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恒陷人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斗争，并受到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都一心扑在革命上，很少有时间呆在一起。“父亲全身心地相信党，相信党永远不会犯错误。”为使孩子不背负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离了婚。梁的母亲感到极为羞愧，她的哥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恒恨母亲，因为她毁了他们一家。在小学里，他也受到骚扰和排斥。

梁的成长分为红卫兵、农民和工厂工人三个阶段。1966年他12岁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月，毛畅游长江；8月，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梁恒参加了批判老师的运动。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因有一个兄弟在台湾，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批判。一个工作组要梁恒谴责父亲；父亲也劝他这样做。在批斗大会上，这些“恶棍”都被揪出来示众，并遭到毒打。这些反对宫僚和知识分子的恐怖行为，是在人们的巨大热情、对道德胜利的狂喜和对毛崇拜的气氛下进行的。小梁恒戴上红卫兵袖章，和伙伴们一起长征240英里，到了井冈山，那是毛在1928年开始造反的地方。这些成群结队进行长征的年轻人，都狂热地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严重腹泻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还是冒着雨雪，攀上井冈山的顶峰。数以千计的人汇集到这一圣地，但最后不得不撤离，以免一死。就在梁和他的伙伴坐上军用卡车撤走后，许多留在山上的人死于脑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间，梁恒到了北京和广州。他同数以10万计的年轻人一起，免费乘坐火车到祖国各地考察。在北京，他这个13岁的红卫兵，负责看守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这位钢琴家曾在莫斯科获过奖，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双手叉腰站着，严厉看管着他，……刘诗昆抬起头来……，我马上喝斥道：‘不许动！’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一会儿，他舔了舔嘴唇，轻轻地说：‘请给我一点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该拿水给敌人喝，可就在几码远的地方便放着水壶，里面有水。如果被人发觉了怎么办？……我匆匆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时候，我厉声对他说：‘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下次我就什么都不给你了’。”

1967年5月1日，梁恒和伙伴们一起去颐和园，可那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留在那里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过手的人……。这些被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当时成了人们的兴奋点，所有人都伸出双臂向他们涌去，希望毛主席神圣的一触能转移到自己身上……希望能同和我们的大救星握过手的人握手……最后，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来毛主席握过的手，而是顺次往下转移已达100次的一握。”

在长沙，红卫兵各派于1967年年中开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导致街头内战。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月，毛主席不得不动用军队制止派仗，没收红卫兵的枪支。到1968年初，梁恒的两个姐姐都已报名下乡帮助农民。同时，他父亲被送到军营参加一个军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梁那时只有14岁，却必须一人靠父亲的一小部分工资独立生活。他与其他男孩子一起结成团伙。他们学会了打架、喝酒、偷窃，并与流氓阿飞为伍，勉强糊口度日。梁还学会了从不对思想问题表态。现在，他也知道该如何独立生活和照料自己。

1969年他15岁时，父亲平反“解放”，并到农村当了农民。父子俩放弃城市户口，经过两天的行程，一起来到一个偏僻乡村的生产队。梁在那里学种地。乡村的贫穷使他惊愕。他落户在一家姓郭的农民家，那家农民夫妇只有一条好裤子，谁上街谁穿；他们经常吃的是政府发给他们当猪饲料的谷糠。“每次老郭送猪到集上去卖以前，都让猪撑饱潜水，然后用布把猪的肛门堵上，以免失去宝贵的重量。”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只有不到1/3的人到过（4英里外的）县城。”

最后，由于梁是干部子弟，他上了中学，那时他已小学毕业3年。由于父亲的身份，他的粮食定量比别人高些，但仍然是右派的儿子，因此受到农民出身学生的监视和骚扰。他们没有课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他伙同别的孩子夜里到地里偷红薯，然后就躺在泥地里吃生红薯。尽管如此，他在学校的贮藏室里找到许多书。这样，他就可以把它们偷回去看了。有一次，他受到严厉审问，事关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个朋友是“五一六”极左组织的成员。此时，他对革命的反复无常已经感到绝望。由于未能考人高中，他想到自杀。但父亲在生活上不能自理，梁恒一直在村子里照顾他，直到1971年初父亲被批准回城。父亲回城后，便整天忙于替政府官员起草讲话稿。

这样，梁在17岁时有机会上了高中。他的个子很高（5英尺11英寸），因此成为篮球队的明星，一年后，当上了篮球队队长。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锻炼，食量极大，个子长到6英尺1英寸。他后来被送到体育训练学校，1972年秋天参加省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一位教练选他参加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但因他不是工人而被取消资格。梁的父亲起初反对儿子进工厂，他觉得梁应该上大学。但他最后又同意梁恒去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在当时看来是飞黄腾达的惟一途径。这样，梁恒就成了油页岩工厂的工人，并在湖南省到处参加篮球比赛。后来，有人推荐他去当一名职业运动员，但未能通过政治考核，因为他有一个伯父在台湾，而他的父母又都是右派。

他发现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干活，每天的时光都被开会、政治学习耗费了。由于缺少原料，工厂的生产一再延误。梁恒决心实行一项秘密读书计划。此时他49岁的父亲因患中风，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梁恒已经当了两年农民、四年工人。他给该疏通的人都送了礼，得到工厂的推荐去上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大学人学考试，梁恒突击准备了两个月，顺利通过考试（他那个工厂只有他一人通过），进了湖南师范学院，学制四年，毕业后当教师。此事是在1978年2月，他23岁。当接到录取通知时，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除了没当过兵，他经历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尽管家里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两个姐姐在农村结了婚。尽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终于活了下来，而没有靠共产党收养。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给上司送礼，以便走后门。他从不向别人谈自己的思想，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爱情故事的描写。这部分一开始便描述梁恒与年轻姑娘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广州人，他一直与她通信，还到广州去看过她。但是她父亲猜出梁恒的右派家庭出身，义正辞严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儿往来，这位姑娘被吓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车上碰到的。梁对姑娘家庭内部的问题感到同情；于是，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假冒高级干部对姑娘继父的儿子进行恐吓，因为后者强迫姑娘代替他的亲兄弟去农村插队。最后，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又遇到一位女列车员。这位女列车员当时正设法帮助另一位受冤屈的妇女。梁恒欣赏这种有侠义之气的人，并很快和这位姑娘发生了性关系。这位姑娘不15是湖南省公安厅前厅长的女儿。当姑娘把梁恒带到她豪华漂亮的家中，把他介绍给家人时，她的父亲极为热情。但后来，这位父亲却严厉斥责女儿竟想同一个门第比她低的人结婚。他接着又对女儿大打出手，极力阻止这件婚事。他们之间的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湖南师范学院偶尔也举办舞会，但有人怀疑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合适。男生们都互为舞伴，因为这样保险些。突然，1979年春，“我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人……她看上去跳得如此放松、如此熟练，与中国妇女的舞姿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总是把身子绷得紧紧的……观看这种自由洒脱的西方舞蹈，真令人大饱眼福！”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有人建议他去找这位美国教师帮助修改。“我请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他听后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如果去找一个外国人，会有人产生种种怀疑，但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去，那我就一个人去。他听后坚持和我一块去，说这是为了我好。如果我以后遭到盘问，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他们一起到了美国教师的家。这位教师借给他一些书，还同意以后有空时和他一起讨论文学。他后来独自去拜访她时，发现她能大谈文学、教育、美学及其他问题。“一个只有25岁的女子居然如此博学，使我感到惊讶……她从来不打听我的政治背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友情与日俱增……我开始懂得，她也极为孤独。尽管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她都很热情，……但没有人敢真正和她交朋友……我本能地感到，如果我能让她了解我，我就能赢得她。于是，我毫无保留地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详细告诉了她。她听后极为感动，花了一夜又一夜，把我所说的全都记了下来……我感到她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深，对我也越来越尊重。同时，我心灵上的创伤也渐渐愈合。”

朱迪思·夏皮罗1953年生于纽约，她在布莱尔利学校念过书，197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她在普林斯顿学的是人类学，也学了点中文，后来又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继续学中文。1977年，她又在伊利诺斯大学取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便首次到了中国。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亚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后，来到长沙任教。在学了八年中文之后，她对有机会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在与梁恒的第一次长谈后，她告诉梁，她在一夜之间从他这里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比她以前在中国六个月了解的还要多。他们很快感到，两人在一起很投缘。

由于怕别人发现，他们向学院负责人提出要求结婚。尽管当时并不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学院当局还是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严肃地对梁恒说：“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他们说要征求他父母的意见，这突然导致了一场危机：梁恒赶紧和朱迪思一起去见他母亲和父亲，生怕学院当局动员他父母反对这桩婚事。学院当局对此事一直拖而不决，院长的态度是：学生是不许结婚的，如果梁恒要结婚，就必须退学。

最后，朱迪思直接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邓小平提出了和梁结婚的要求。“这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邓看了朱迪思写的上诉书。一位官员后来悄悄告诉我，邓在读上诉书时不断皱眉头，还说‘当然应该让他们结婚’，然后就在上面写了批示。”这一大胆举动，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最后，他们回到纽约。梁恒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朱迪思·夏皮罗在国务院任翻译，陪同去中国访问或中国来美访问的代表团。《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描写的是梁恒的经历，却由朱迪思·夏皮罗执笔。梁恒只是提供情况，书中的词句都是朱迪思的。写这么一本书需要双方密切和长期的合作，甚至比他们一起生个孩子所需要的合作还要密切、长久得多。我们应该祝贺这对幸福的夫妇。把大相径庭的中文或日文译成英文无疑需分两步走，首先必须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谛，但把它“译出来”需要用英语进行再创造。拿《革命之子》来说，所有的笔记和回忆录都是中文的，书中所有情节和谈话都得由两位作者用英文写或翻译出来。他们两人都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但也深深了解中国领导人易犯的错误和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许多令人不快的现实。

这本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书颇具现实感，读者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离中国很遥远，而且不是农民。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居然会始终不渝地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个既定目标是打破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而这些知识分子是历代王朝通过官方考试造就和选拔出来的。过去，学识是权力的工具，是进行思想灌输和维护正统思想的关键。然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毛轻视他们，把他们贬为“寄生虫”。即使这些观点过去有其正确的一面，现在却是完全过时了。毛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官员们肆无忌惮的独裁和共产党内的新官僚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反复向别人灌输的独裁主义思想作风。

《革命之子》从底层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一致，这向我们表明了毛反对的是什么。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随者。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是他们与当局持不同意见的思想基础。梁恒的父亲在文学方面有广泛的兴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业余作曲家及指挥”。但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束缚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知识分子出身与政治上的完全被动结合在一起了，当积极分子无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时，他不但不谴责这些积极分子、保护他的妻子，反过来却批判她，并最后和她离了婚，助封为虐。他乐于对人对己采取党要求他采取的行动。他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脱胎换骨，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他最后被遣送到农村生产队时，他发现他还是知识分子，是教书先生；农民还是农民，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教诲。他在天刚亮的时候便吹响哨子，召集农民一起学习毛的语录。他成为当地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的干部。

他对党的忠诚，从1969年才开始减退。那时，城里的党内狂热分子决心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农民个人不要再养猪、养鸡、养鸭，以免在农村保留罪恶的资本主义倾向。对梁的生产队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从副业中获得的收人，并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一位大胆的农民对外头来的一名干部说，他的鸭子是为毛主席养的，他要把鸭子送到北京去，“谁敢杀我的鸭子，那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位干部狼狈而去，可梁的父亲还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劝那位农民把小鸭子都杀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真正捍卫党的政策；他对党的忠诚已经耗尽。

梁的父亲看来是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身，他极力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征，对权威绝对服从。至于任何与党的命令相对抗的行为准则，他连想都不会想。但是，国家权力以前在村子里不过是表面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而现在，国家权力通过党甚至已经影响到农民的鸭子。怎样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这些鸭子呢？梁和夏皮罗想要传递的公开信息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息的措辞十分温和：就在梁恒准备离开中国到国外学习时，他认识到：“我是多么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在经历了浩劫后，我这一代人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盲从是危险的。”

此篇评论的是梁恒、朱迪思·夏皮罗合著《革命之子》（纽约，诺普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3年5月12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盲从》。

第五章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23、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

《中国的阴影》一书是一篇精彩的檄文。本书在1974年出版后，结束了法国对毛的烦扬热。作者西蒙·雷斯的真名为皮埃尔·里克曼斯，是一位比利时艺术历史学家，曾发表过数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苏仁山：19世纪中国的叛逆画家与狂人》，一本词集和由中文经典著作译成法文的《孙子兵法》，他还为法文版《孙子兵法》加了批注。雷斯1955年首次访华，并与一位中国妇女结婚（他写的书是献给她的），对中国人的生活十分了解。雷斯后来又在香港住了五年，他在1971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粗暴攻击。这是一位汉学家对“文革”所作的最无情的揭露。

1972年，雷斯在中国逗留了六个月，他住在北京饭店，到各省访问过七次。他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北京附近的一些旅游点、古都洛阳和西安、河南林县的灌溉工程、山西的大寨大队、湖南毛的诞生地以及上海附近的苏州和杭州。《中国的阴影》一书的主要部分写于1972年和1973年。1973年，雷斯再次到中国，但逗留的时间很短。1976年以来，他又对此书增加了一些注解。因此，雷斯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可与大多数观察家所看到的东西相媲美，但他在知识面和表现力方面却远远超过他们。

长期以来，对毛的解剖都极力贬低毛的经济政策；苏联人仍对毛的政治政策感到愤慨，他们不赞成十几岁的红卫兵抨击党内官僚主义者。但是，在毛为作革命煎蛋卷所打破的所有鸡蛋里，西方公众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的阴影》谴责毛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和知识分子。因此，此书揭示出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毛主义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差距。鉴于这两种人都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之间的区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学者的作用，他们的意见截然相反。在1905年前的1300年中，中国的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科举制度中相互竞争，实行自我教育，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中国直到本世纪才出现由批评家、改革家和革命者组成的现代知识界。作为一位农民组织者，毛从不钦佩也不信任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他看来，他们仍然表现出古代学者——官僚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傲慢。毛同乡下的农民非常谈得来，这使他既反对知识分子，又反对美的东西。与许多神经过敏、权迷心窍的帝王一样，毛把作家和艺术家贬得一钱不值。他的夫人江青在被监禁之前也曾这样做。

西蒙·雷斯也和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先是被中国文化的魅力迷住，随后又为中国文化的美所倾倒，最后变得越来越欣赏中国文化，而且感到自己也变得充实起来。这样的经历必定使这些外国人产生一种从属感。尽管他们与中国的接触肤浅、有限，但这种接触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却显得很重要。他们同情中国同行，憎恨中国官僚机构对艺术和文化的摧残，有时还对中国提出西方式的批评，认为中国政治本身就是对政府的背叛和蔑视。

雷斯的《中国的阴影》一开始便抨击中国的旅游业，包括把旅游只限制在十几个城市，让旅游者住高级宾馆、坐小轿车以及“在人民之间发展友谊”而不许个人之间友好等做法。“外国人只能见到8亿人中的的人左右……，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国人。”他认为，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使他们与中国人隔绝，并把这些特权称做“帝国主义一殖民主义旧时代的可耻遗产”。他嘲笑那些“驯服的访问者”，因为他们从不和中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也从不在街头小摊吃面条。他们“随遇而安，住在阴暗的宫殿中，把自己与世隔绝，对中国人的音容笑貌不闻不问”。由于这些“旅游者对中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甚至对多年的第二把手（刘少奇）突然成了叛徒，毛长期的机要秘书（陈伯达）原来是个骗子以及毛的第二位指定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出乎意料地试图谋杀毛等问题都不感到吃惊。雷斯也描写了那些受到冷遇的外国人，包括被当成间谍而受到骚扰的记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旅游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被关在笼子里搬来搬去；而那些必须呆在北京的居民，却有充裕的时间去数笼子上所有的铁条。”

此书的其他章节讨论了这些有组织旅游的肤浅，抨击假冒的英雄和按照党的路线进行思考的做法，随后又讨论了阶级斗争、官僚机构和大学的情况。雷斯在文化大革命后周游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极为敏感。他在书中常常援引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伟大杂文作家鲁迅以及乔治·奥维尔的话。他在人民共和国看到了极权主义行为——“毛主义的毒瘤……在侵蚀着中国的面容……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们接受传统的训练，学会了寻衅闹事，并把暴力行为和仇恨别人合法化。他们每天都亲眼目睹少年们在‘阶级斗争’的借口下，对长辈进行抢劫、报复、打骂和侮辱；他们必须出席公开批判邻居、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大会，甚至还要积极发言。……这场反对智力的斗争，几乎导致了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灭绝”。

由于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送到国外展览，以此向外部世界掩饰对古刹及其他纪念物的大破坏。实际上，除重要城市中还保留了一两座这类建筑供人参观外，其他的类似建筑都被破坏殆尽”。毛是农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关闭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这在现代世界无疑是创纪录的）。教授们受到骚扰、中伤，罚做体力劳动。但取代这些教授的无产阶级分子却没有什么可教给学生的。这样，在接受了体力劳动再教育后，9/10的教职员回到自己的岗位，但他们在学生中已经没什么威信了。同时，除了毛的著作，书刊杂志都停止出版。“所有文化大革命前的电影、戏剧、歌剧等都禁演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自杀了。”在发生了这些过火行动后，恢复工作极为缓慢，“中国人民仍然渴望文化生活”。这样，《中国的阴影》便解释了1976年10月毛的追随者“四人帮”倒台后人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解释这种反知识的做法时，雷斯所用的是奥维尔和鲁迅用过的悲剧词句。他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专制统治的“单一正统思想”。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从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中国早先自由的文化发展便“脱轨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比毛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应归咎于数百年积淀起来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农民一旦在这个封闭的社会掌了权，就只能推行他们先前的阶级敌人推行过的官僚主义，因而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确实，毛的文化大革命专门针对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毛用政治控制文学艺术的信条，直接来自18世纪的乾隆皇帝，这位皇帝使许多指责朝廷的文人学士遭到满门诛杀。这表明，如果中国想消除官僚主义（以及在士气低落时就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继续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这种接触过去曾对瓦解旧统治阶级起过作用），造就一个由独立的企业家、实业家、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界。当然，现在这种接触已在大规模进行之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阴影》几乎只字未提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这有损于雷斯的立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重建了中国，包括植树造林，修筑水坝、水渠、机井和良田，种庄稼和办工厂。它还通过让社会成员学文化、组织起来学习技术、讲卫生、介人政治、爱国、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组了社会。周恩来如果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外国人解释说，革命是曲折的。他决不会持悲观态度，我们也不应该悲观。中国不是俄国，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所谓法家思想传统，而毛正是利用了这一传统。也许，雷斯今天能看到，自我修养的儒家传统仍然能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此篇评论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国的阴影》（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8月28日的《纽约时报书评》，题为《毛向文化开战》。

第五章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24、现在能披露的新闻报道

<small>众所周知，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受到舆论的左右。想入非非与悲观失望、极度兴奋与愤世疾俗等情感相继出现，似乎我们的国民心理是由某种狂郁症仪表调节的。当前对中国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周期性的，已转向50年代对毛早期革命所表现出的过分热情的反面。但是，这一新的失望情绪也许表明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是历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于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影响到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应变为反省。</small>

1943年夏天，美国的战争宣传与新闻检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三位姓氏以B打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汉森·巴德温和t·A·比森捅破了这个玫瑰色的气球，报道了国民党中国实际存在的懈怠、腐败、士气低落和分裂，这三个“B”在重庆被斥为破坏者，但他们具有求实精神，要求美国人正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蒋介石要求他的官员少接触美国人。现在又多了两个“B”：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们也要求我们面对不愉快的现实。

同40年前一样，我们被夹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揭发丑闻的报道（现在被称为调查性报道），对美国人来说是公益服务。美国人每天都需要有关丑闻的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但在中国报道丑闻却被视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现行秩序的行为，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由于中国和美国看来都变得难以驾驭，因此，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美国是热门新闻；而在中国，大谈这些差距对政府来说却是坏新闻。但是，北京强调“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老问题：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一开始就研究了中国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主张记者必须摆脱有趣的汽车游览和丰盛的饭菜，尽管这两样东西使中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两位记者有一个共同的长处：他们都受过正规的汉学和历史学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记者。他们不像普通的旅游者那样被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相反，他们能像中国人那样，把中国的现在与其悠久的历史加以比较。

他们还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批懂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受青少年红卫兵和毛主义者无情迫害的情况了。两位记者都报道了具体人受迫害的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盖了，但他们所报道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与近来许多有关报道相符的。最骇人听闻的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爱国华侨所受的迫害，这些华侨回国是为帮助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他们后来却被怀疑、控告、判刑和监禁，以致最后失去工作能力。他们惟一的罪名是受“资产阶级”（美国）的影响。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书中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现政权和社会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巴特菲尔德1958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到台湾学习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台湾时，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10年后，他又成了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最佳记者。1979年，《纽约时报》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尔德十分自信，极有个性魅力。这使他在常驻北京的20个月里，得以收集极为详细的资料和人证。《苦海余生》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为在苦难中生存。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中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特权，通过个人关系飞黄腾达或独自生存，社会及环境对恋爱婚姻的限制，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业、新闻控制等多方面的情况，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最全面的报道。理查德·伯恩斯坦从1966年到1973年对中国问题进行过七年的基本研究，随后成为《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大陆的记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尔德的篇幅要小，但书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认真推敲，因此极有见解和说服力。他对中国生活情况的探讨，特别是对四川和北京生活情况的探讨，与对人和对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还把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备受限制。伯恩斯坦说，每次他去登长城，都联想起修建长城时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的年前修筑长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国防，就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一样。于是，毛主席（他钦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调动中国的人力，力图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结果却有得有失。

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毛最后10年中的灾难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伟大的舵手使中国之船倒退，并驶上了暗礁。毛在70多岁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时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确实憎恨官僚和知识分子。60年代的中国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极为需要一个更富建设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却发明了一种“摆脱政府”的做法，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资派”。狂热的红卫兵自以为在道义上处于正确地位，他们制造了一场大动荡。在这场动荡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没有人称这一大动荡为毛主义，但伟大舵手的游击战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里根主义相似。例如，他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视相对优势这一经济规律。他不让有的省产棉、有的省产粮供应全国，而是让各省都各自成为游击战基地，实现粮食自给。结果，棉花和大米的产量下降。他还取消了中央统计局，把它原来担负的工作分还给各省，结果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当然，毛的这些倒退行为，并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为那么令人喜欢。毛也决不会放弃权力。

这些记者从中国向我们传来的对毛的失望情绪，看来反映出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后期走人歧途，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疯狂的破坏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本世纪前，中国历届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那时，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级政府机构得到实施，而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都处在庞大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在北京统治王朝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和由儒家家庭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各家族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平衡。官员可以辞官归隐。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现在已被打破。党的专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统治，并对农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户都进行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党的专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电信，迅速从上到下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并在运动中操纵他们。但是，农民却很难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见的途径。毛的群众路线，即党必须听取群众意见的路线，仍然建立在家长式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官员们无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华横溢的加拿大记者约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员逮捕（这些人坐的车一直跟着他的车）。北京总部的警察问他：“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好好想想，然后告诉我们。”在被单独拘禁数小时后，他便明白了。“我在开车时只顾看地图，没有看路，违反了交通规则。”然后，他们对伯恩斯坦说：“对，现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尔德描述中国普遍存在的三级控制系统——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和学习小组。工作单位就像过去的家族一样对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因为它发放粮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学、提供公费医疗和娱乐活动。它还控制通信和旅游。街道委员会监视人们所有的行为和与外部的接触，随意搜查居民住宅，监视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劝架和制止未经许可的怀孕。你若想有隐私，最好挤到人群中。同时，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调动工作极为困难；夫妻俩也许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对一个人说心里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因为有两个证人作证，便能定你犯了叛国罪。这种集体主义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旧政府的专制主义更为严重地渗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且，另一个巨大的新现实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渗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惊的拥塞现象。由于使用电水泵和良种，进行植树和土地合并以及让村民学文化和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等，中国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这些成就看来有极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长把这些物质成就完全抵销了。革命在过去取得了不少经济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现在却使全体中国人不得不你争我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变得自私起来。住房不足使他们的居住条件变得空前拥挤，一人一间房是不可能的。结婚可能会因为另一对夫妇缺房而被推迟。现代革命在性欲的自我表现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队买东西要耗去数小时时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太多，结果导致人浮于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国家陷人贫穷。

人口过多也加剧着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弊端。文化大革命使共产党的队伍充满了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员；这些人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而非斗士；现在他们挤满政府各部门，成了无能的趋炎附势者。毛的改革运动导致了他所担心的东西——一个由愤世疾俗的官僚组成的政权，而这些官僚最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得依靠个人关系、走后门来飞黄腾达。为一己私利而溜须拍马的做法总是同腐败紧密相联的，因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并不是金钱，而是在住房、交通、保姆、特供商店和特殊学校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

何种前景才能抵销这一失望情绪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现在的状况也许比过去好些，可对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极为严酷。我们也知道，早期工业化造成的污染、城市膨胀和劳力开发，对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可怕的。毛的革命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学习文化和使用通信设备，因而激起人们的希望和期待。但这些希望和期待是难以实现的。此外，每场革命都会耗尽自己的能量。毛掌权达37年之久。巴特菲尔德、伯恩斯坦的朋友和向他们提供情况的人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忧国忧民。为防止误解，对10亿人作概括性论述需要许多说明，但是，这两本书所描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所受的压力和不快，都是两位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它们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在人们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后就能消除的。

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我们有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它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对那些支持人权并把它当成一种世俗信仰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从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据英国炮制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在中国享受到种种特权，这些条约还使在华的美国人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这种治外法权现在已被中国人视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现在看来，它等于是美国人要求在中国享有我们在国内享有的民权——享受个人自由、占有财产和甚至通过传教士表达自我的合法权利。这种民权就是自由主义的信念。当前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个人进行控制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中国缺乏法制一自由传统。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国人，只能受到据说是由党组织代表的群众在道义上的判决，而不能要求更高级的裁决。这样，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都成了毛及其追随者所痛恨的压迫者。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科举制度，把知识界与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斗争，但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样），中美两个社会各有长短，任何一方都不单独享有廉洁、理智和高效率。中国当前的领导人邓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个主要的幸存者。我们希望邓先生及其同事采取建设性措施，并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样，实行改革计划。

同时，我们自己也存在领导人的问题。如果我们降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原谅了里根先生在竞选时有关改善对台关系的讲话，这样，就会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邓小平政权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国进行交流能获得这种技能。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碰到过许多想要逃往国外，以摆脱国内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国人。但是，通过电视和口头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对中国现实的不满，也可能引起对美国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我们也许会由于我们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毛发动原本死气沉沉的农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做法，触发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外国人的狂热，而这种狂热现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迈进时，不得不考虑到那些从小就知道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敌人的群众和党内知识分子。也许，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现在最让人感到恼怒的是：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随后又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这确实使人丢脸，把这些完全归咎于“四人帮”无疑是自欺欺人。中国人是按毛的指示办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毛在领导群众前进时总是走在前面。现在，中国必须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现在却很穷。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对里根先生来说，如果同台湾关系“升级”，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于这种正常化，美国同北京建立官方关系，而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只会有利于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台湾的境况很好，并未因卡特与北京实行关系正常化而遭受损失。台湾当局当然欢迎里根先生这种过时的情感，全然不顾内战已在1949年结束这一事实，仍然称自己为“享有主权的中华民国”。台湾还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关系活动，重点是向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的领导人做工作，通过派遣代表团、免费招待客人、召开会议和派官员访问等方法，加强友好关系。台湾每年向美国派1.7万多名留学生，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人数的一倍。我们力图同所有的中国人友好，并且有时天真地为能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感到高兴。但台湾与里根共和党人更为密切的关系，导致北京发起了反攻。北京感到有必要对我们武装台湾提出异议，这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倾向，那么双方相互间就可能意外地产生严重的失望情绪。倘若中国的生活已变得像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所说的那么可怕，那我们就应该谨慎行事。中国的群众不一定富有理性，他们可能是沉睡的猛兽。不过，他们也可能对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如何才能防止这一不祥的前景？

中美两国通过友好接触解决问题的做法，最初是由一个常驻北京的记者家庭提议的。在《10亿：中国纪事》一书中，杰伊和琳达·马修斯对中国抱有既同情又批评的态度。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无疑反映出这两位作者一起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琳达·马修斯曾任第一位女主编，后来又获得法学学位。最后，她成了《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杰伊·马修斯也曾是《哈佛深红色》的记者，但后来转而研究中国问题，获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最后成为该报驻北京分社社长。他们俩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在中国生活，便具备了探索周围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优越条件。

他们所抱的友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书的结构上。此书真正是新闻工作者为掌握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这个难以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实体所作的努力（据我所知，这是在这方面所作的效果最佳的努力）。这一实体也正是使中国人运转起来的东西。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强调了构成中国人行为基础的集体感和办任何事都需要的关系。“做中国人……等于是相互承担义务——数十亿个小关系构成了一个大整体。”接着，作者描写中国普遍存在的历史观念，这与美国人着眼于今天的观念大相径庭。最后，他们还解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工作单位确定各自地位的。这种确定个人地位的方法，是孔子五常的结晶。五常是孔子用以把个人及其家庭连结在一起的一种手段。

此书的三个部分首先描写作者所说的“10亿”，即中国人民拥塞不堪的生活；接着是组织中国人民生活的“制度”；最后是“出路”，也就是使中国人在其制度下得以生存的消遣活动。这一结构使马修斯夫妇得以讨论许多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只同少数几个十分富裕的乡下人谈过话。他们记录下许多谈话和许多人的经历。在题为《工作》的一章里，他们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人们进行鼓励和刺激方面继续存在的困难；《语言》一章谈到为改革写作，并使之更有效。在描写性关系的一章里，作者描写了中国人缺乏隐私和性知识的情况。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子们害怕接吻会导致怀孕。他们写道，革命“只革到卧室门口”。在这方面，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婚姻本身仍然是相当牢固的，是经过周密计划并实际上持久不变的。另一方面，中国人生孩子的特长面临一条新法律：北京的宣传栏说“一个就够了”。对中国人来说，这伤害了他们作为世界上惟一的10亿人口大国的自豪感。

书中有关“制度”的章节，描写中国人是如何通过送礼、走后门等方法，战胜这一制度的。新闻是政府垄断的，但臾泊万份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刊登的是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些消息能把“信息反馈给中国人民”。考试制度彻底恢复，500万年轻人可以参加考试，每20个报名者中有一人能考上大学。200万大学生（这个数字尚未达到）只占人口的0.2％。和过去一样，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极少数，是社会的精华。高居显位的人能享受许多特权。

马修斯夫妇还描写了当局对不同意见是何等敏感。，他们相信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限制知识分子自由权方面一定会谨慎行事。不过，“法律”仍像过去一样严厉，罪大恶极者仍然要判死刑。“（西藏东北面的）整个（青海）省可以说是一个监狱殖民地。”就像在苏联一样，劳改营为政府可靠地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还可由政府在国内随意调动”。新的法律制度还远远没有克服不公正行为。

最后一部分————描述了一种复杂的状况：拥挤、官僚主义化和警察专政等现象，不但被中国的烹调、戏剧和书画篆刻艺术、电影、音乐及文学所缓和，而且还被斗蟋蟀、赌博、打赌、体育等“娱乐”所减轻。两位作者还详细描述了相声中的笑话（相声是巾国的又一特产）。马修斯夫妇还报道了“人们对物质利益和民主的强烈向往，同当权者（他们可以借鉴历史统治者数百年的掌权经验）顽固压制不同意见，两者之间无时不在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已到了“政治动乱……崩溃……绝望的边缘，他们的自尊心和信心……到了临界点”。然而，他们知道如何在现行制度下生存。中国人“痛恨一些人是自觉的，而大部分人几乎是不自觉的）政府体制的压制和干扰，但是宁愿施技巧战胜政府，而不直接去挑战”。

总之，中国人生活在复辟了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这一国家统治是由全体国民的集体精神认可并通过现代技术实施的。正是在这一困境中，中国人实践着我们可称之为隐秘的、小规模个人主义的东西，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只涉及与集体无关的小事。西方人信仰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公开个人主义，这种公开的个人主义在目前表现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对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来说，这种对公开个人主义的信仰比基督教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甚至连他们这些人在目前也不得不把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由于我们美国人正设法摆脱电脑的控制，因此我们感到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人有共同之处。

此篇评论的是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所著《苦海余生》（纽约，时报出版社，1982年）和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来自地球中心的报道：对中国现实的探索》（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2年5月27日的《纽约书评）；杰伊·马修斯、琳达·马修斯所著《10亿：中国纪卒）（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4年1月19日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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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五章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25、仍然面临“两个中国”

中美关系现在处在蜜月阶段，然而展望未来和回顾过去，对我们显然也是必要的。我们很清楚，中国过去每隔一段时期就会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而美国则强调反共。那么，我们能希望中美关系的蜜月持久下去吗？吉米·卡特和邓小平是要两国永世友好，还是只不过开始了一种既爱又恨关系的新周期？中国的革命能和美国的即兴表演和睦相处吗？

美国在1893年至1976年毛在世期间，曾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角色。在1899年至190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后，我们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1912年，我们欢迎中华民国突然实行议会政体的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当中国1923年开始实行政党专政时，我们把这一政策归咎于赤色分子，并最终支持蒋介石和他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的夫人及其哈佛大学毕业的内弟实行的反赤色分子的一党专政。毛后来称我们为帝国主义剥削者，指责我们支持“封建反动派”。他们讲的封建反动派，指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特权阶层。今天，我们再次成为享有特权的旅游者和外国投资者（后者还帮助中国搞现代化的人制造新的技术特权阶层）。历史会不会重新让我们陷入泥潭？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计划，是中国为解决如何从城市管理农村这一古老问题而采取的最新变革性方法。中国的农村现在有8亿人口，而城市只有2亿。到2000年，不管四个现代化是否能实现，中国农村的人口都可达到10亿，城市人口增加到3亿。粮食和行政管理仍然会是大问题。美国人更习惯于农庄，而不是村落，而且美国的农村一般都成了市郊。因此，美国人只能在脑海中设想中国的情况。人口的压力在经济、政府和道德方面带来不少复杂的问题，包括人权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

如果我们重复30年代同国民党中国打交道时的做法，只是在城市做生产、搞投资、办教育和旅游，那我们就可能会再次对农村的情况感到吃惊、困惑和愤怒。中国的农民不会像我们的农民那样消失到城市中心去，他们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在农村呆着了，而且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呆下去。现代变革才刚刚开始触及他们。周、邓的现代化讨一划正寻求我们在培训、设备和合资企业方面进行技术投资。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熟悉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了，应该多考虑我们尚不了解的农村。如果向中国提供帮助时很盲目，只了解他们用英文告知的情况，而不了解中国朋友的困难与问题，那就会重蹈40年代的覆辙，在中国造成另一场美国灾难。

我们现在同意，台湾是一个实行自治、拥有武装的省份，而且从长远观点来说北京对它拥有主权。因此，持续30年之久的两个中国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另一个“两个中国”的问题，即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并未结束，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冲突，因而导致了总是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政策上的曲折，这些曲折正像人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一样，是革命进程中必有的现象。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旨在把农民从二等公民的地位、无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来，它试图消灭由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官员、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剥削者组成的旧的统治阶段。但是，在发动农民实现这一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毛的高度崇拜，就像对某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一样；毛晚年的追随者（以所谓“四人帮”为首）最终成了反理性的教条主义者。正如加尔文派教徒清除原罪那样，他们以“政治挂帅”，对“资产阶级倾向”发起攻击，反对物质刺激，认为物质刺激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既不办教育，也不搞生产，导致了经济停顿。“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又改变了路线。

在邓小平领导下，旨在把现代技术应用于中国生活各个领域的另一场革命，现在正在进行，我们应该帮助它取得成功。但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北京是否会把它当作长期的主要国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各种类型的外国人都能在中国找到伙伴。我们的鸦片商曾找到中国人为其推销鸦片，传教士也曾找到乐善好施的中国人。如果没有我们服务总署那些骗钱专家们的帮助，在资本主义美国搞采购的中国人，会真正觉到自己身在敌国。和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要用长长的筷子。甚至连住在中国新的大宾馆里的外国游客施舍的10美元一张的钞票，都能使人堕落。我们尊重可口可乐，它确实无可辩驳地为美国赢得了美名，但我们也怀疑可口可乐是否真正符合河南人的口味。在夏令时节，它能满足上海人的要求，可它能增加林县的耕地吗？喝可口可乐的人能浇灌更多的耕地吗？

在制订钢铁、煤炭和石油的生产计划和加强工业建设时，我们必须戴上双光眼镜，以免看不见农村的8亿人口。1949年以来，农村人口翻了一番，但他们还是极端贫困。如果我们帮助培养的城市新特权阶层与农村失去了联系，毛的幽灵肯定会在许多村庄出现，大喊“别忘了我！”由于现在能识文断字，而且又有了收音机，地球上最团结、最庞大的一群人正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邓小平计划在中国农村控制一定程度的连锁反应，会有不少风险。可以预料，再过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能为中国城市提供口粮，以换取我们无法廉价生产的商品。但是，这种共生现象只涉及到一小部分现代化和国际化了的中国人，他们只有2亿到3亿人，而仍处于贫困状态的10亿农民，可能还需要重新组织。总之，我们需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国所需的技术，需要品味的不只是中国为旅游者提供的佳肴，需要提供的也不只是听到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所表现的热情。他们也存在问题，鉴于未来是全球共享的世界，我们无法逃避同他们的联系。

目前的出版物全面反映了这些问题以及西方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些书还解释了许多中国官员认为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完全没有用处的原因。当前，他们肯定更喜欢西方经济学家，而不是西方社会学家。

毛号召把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人们意识与道德标准的手段，而邓则主张搞物质生产。邓的计划是在1975年的一系列会议上制定的，并载人了三个文件；但“四人帮”把这三个文件斥为“三株大毒草”。在邓的总政策声明中，每一段都援引了毛主席语录；而关于工业发展的阐述，则对现在执行的路线进行了实事求是和相当具体的预测。

总的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5%，工业每年增长9％。这种增长率令我们羡慕。如果政治稳定，军事开支能受到控制，那么，逐步、缓慢地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水平不会自动改善，有几个因素可能会妨碍它的提高。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政治动乱和扩军，而且还包括恶劣的气候或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

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缺少可耕地。平整和合并土地、在山上修梯田和开垦荒地等做法，效果都越来越不佳。某些造田计划会使美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例如，他们在河床上种庄稼，而在河床下挖一条隧道让河水通过。修建这样一条河底隧道的石头是用人力开凿的。这些人力和修筑长城的劳力一样，都十分廉价。这种劳动力现在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缺乏生产设备，生产率仍然很低。邓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的是把劳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这些乡镇企业现在为当地农村提供水泥、化工产品、铁、电力、机械和消费品。拿美国或苏联的标准衡量，这些小企业的质量很差，而且是一种浪费。但是，农村必须办工业，尽管中心城市的大生产很经济，中国还是要摒弃这种做法，因为它缺少能把商品送到8亿消费者手里的运输系统。村镇必须在原地搞工业化。

中国人口众多，统计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中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产国（仅次于美国、苏联和沙特阿拉伯），但它的人均现代能源消费量在世界175个国家中接近第100位。而中国其他东西的比例却极大：有350万人的军队；世界上第三大空军，第三大非军事援助计划，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万中国技术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业。所有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大中华在统计数字上很庞大，但中国人必须紧巴巴地过日子。

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工业急速发展，而农村的粮食生产每年只增加3％一3.5％左右，刚刚超过人口的增长（1.8％—2%）。因此，能剩下来供商业和工业用以提供出口赚取外汇的农产品很少。尽管从1964年到1974年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不到3%，现在的计划却要求每年增长4.5%，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产粮国能保持4.5％的增长速度。新的化肥厂（正像经济学家生动描述的那样）“全力以赴”，这有助于提高粮食生产。增加粮食生产的另一个策略是强化对土地的使用，每年不只种两季庄稼，而是种3季。然而，我们的经济分析家认为，对这种种多季庄稼的做法，需要做成本分析。由于这种做法需要早熟的种子、更多的劳力、肥料和灌溉，因此它实际上可能并不经济。

同时，邓断断续续地达成了一连串用外国资金购买日本卡车、英国飞机、法国反应堆、德国化工产品、美国饭店联号和石油技术的协定，这说明他抛弃了毛自力更生的信条。邓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复了一人治厂的“专制主义”，追求利润，反对平均主义，并且重新发动农民。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通过四个现代化加强国家的实力。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看来十分富裕。而在中国农村，情况就不同了。尽管邓的改革使一部分农民富了起来，但是其他农民变穷了。如果穷人的数量大大超过富人，毛主义可能会死灰复燃。中国以前曾发生过农民起义，我们必须仔细关注中国农村。

此篇评论的是《毛逝世后的中国经济，官方文件摘要》第一卷：（政策与现状》，1978年11月9日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出版（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政府出版署，1978年）；迟新所著（(“四人帮”一案：邓小平“三株毒草”的首次转化》（香港：宇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和《邓小平：政治传记》（香港：宇宙出版社，无出版日期）以及类似的著作，发表于1979年3月8日套纽约书评》，题为《新的两个中国问题》。

第五章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26、相似之处和似问题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中国不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中国人追求美国的某些东西和方式，但这些东西和方式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也只有将来才能得到。这种追求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对此必须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观察，否则我们就会错把这种追求当作未来的潮流。

中国的变化速度唤起了观察家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回忆。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对中国进行的两年访问和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主张的改良主义观点（“一点一点，一滴一滴”）。胡适是杜威的学生兼翻译，他反对思想上的各种“主义”以及这些“主义”所主张的暴力手段。“五四运动”中信奉马列主义的陈独秀派，直到1921年7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那时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暴力革命对于创造新秩序无疑显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后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号召暴力革命，这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转而反对这种作法，并赞成逐步务实的改革，这就使中美关系令人高兴地和谐起来。现代发展的问题一直扼着我们的咽喉，现在也开始威胁中国。我们派代表团互访，商讨这方面的问题。协商是可能的，因为至少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正义而头脑发热，而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却不时发生这种情况。

1966年，我们美国人在极为遥远的越南，上演了最后一场思想闹剧，而中国人则在自己国内以较低的代价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1965年至1973年，我们对越南十字军远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国开展运动，这两种狂热同时发作了将近10年，并几乎断送了我们两个国家。两者是否有相互联系？肯定有联系。首先，请注意中美两国爱国主义的领导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1961年中苏两国痛苦地公开分裂之后，如果还有些美国领导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是团结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么这些人需要检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越南自古以来对中国的控制怀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们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听说越南。日本、俄国甚至韩国，都是靠向外国学习实现了现代化。如果中国领导人高傲地认为，中国可以在一种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状况下，依靠迅速重新发明车轮和蒸汽车，并通过反复强调毛的思想改变阶级结构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那他们也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了解中国的实际。当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窑洞里就确信自己掌握了实际。

由于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内部都很团结，因为它们害怕外国“共产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它们是一对类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一种巨大的威胁，必须以新的严正态度来对待。当美国的士兵轰炸越南村庄时，中国的红卫兵正在批斗知识分子——这两种丑恶行径互相呼应，只是由于实用主义的常识和各自在朝鲜的灾难，才使双方没有出兵到北越交战。

毛泽东和林登·约翰逊在20世纪的年代末期开展的讨伐运动遇到阻力，此时中美两国在经历方面的相似之处，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尼克松总统在1975年下台，“四人帮”于1976年被推翻，这两件事无疑又有些相似之处。不管怎样，在1987年，目前看来我们双方都不那么狂热，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从崇高、自信的正义感中解脱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正义感，才使全国性的运动成为可能。

奥维尔·谢尔报道了中国从“四人帮”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义狂热向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务实主义政策转变的过程。谢尔和一小批其他激进的美国学生一起，曾于1975年在毛的全国性集体农业先进单位大寨大队种过地。大寨地处北京西南边山西省的黄土高原（大寨现在被指责为假典型）。自从1976年毛去世之后，谢尔曾经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触过一些对政府不满的中国人。这些人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他们的谈话使谢尔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么事？”

谢尔写的不是总领事馆那种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和人们亲身接触后留下的印象：大寨农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宝利莱照相机诱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厅里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费主义——卖淫；自以为美国化了的骑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员的漂亮女儿在蒙古种了6年地，当了4年工人，最后又上了大学；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遭囚禁；大连新开放的自由市场。问题在于这样的城市居民，对乡下人究竟有多大影响，因为后者的消费欲望可能会大大低落。

在这些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文中，谢尔还插人了他作为记者对邓访问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洛杉矶的印象。在这些城市中，美国新闻界报道了我们物质方面的小玩意儿和极度的消费主义，并向中国的新电视网播送。谢尔描绘出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美国，一个自由到了缺乏自我约束的美国。美国想把它在文化方面的混乱提供给骄傲然而羡慕美国、正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但中国不能接受，至多只能有选择地接受一部分。谢尔的短文充满了象征意味。邓在佐治亚州黑普维尔轻轻拍打一辆刚在福特汽车生产线上装配好的黄色豪华型轿车，这就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表明，现在“又允许向往西方的奢侈品，又可以提高技术专家的地位了”。谢尔还看到，得克萨斯州西蒙顿的驯牛竞技表演有了突破：美国人把邓及其随行人员（他们都是名人）团团围住，索要纪念品。但是，参加竞技表演的得克萨斯人却“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去巴结客人”。他们只是“像平常一样欢快、好客”，而不怀任何别的企图。这有助于两国相互认可，包括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两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互相帮助。然而，要中国人不断扩大同美国的交往只能是一种梦想，而且这种梦想看来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两国间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必须放慢脚步。奥维尔·谢尔和他的中国朋友都不认为美国化能在中国无限制地发展。他的朋友想逃离中国去美国。在10亿中国人中，私人汽车还未成为生活中的必要工具，而且中国人也不能同意我们的某些观点，例如不足五月的胎儿已经是人，枪支是和其他东西一样可以在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中国人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像美国人那样态意挥霍。同时，我们的法律和诉讼制度，并不比中国的传统道德优越多少。

邓及其接班人必须努力把革命后的发展降温，降到能控制的水平。例如，社会学研究是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学家能在中国农村随意活动。美国的所有东西都有副作用，因为它们可能引起中国人过高的期望和失意。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亿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国刺激会引起极度紧张，以致导致爆炸。我们太容易借故生端。我们不应该让哈莱姆环球篮球队到中国去招收队员，而必须等待中国篮球管理当局选派它自己7英尺高的队员上场。

我们不要忘记，在当今国际化的世界上，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发展中社会，但直到最近它仍然是其所在地区一个人口占多数的主要文明国家，因此，中国在接受这种发展中社会的地位时动作缓慢。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和开拓者组成的社会，它可能将继续扩大与中国的关系。但是，同毛一样，中国的领导人总想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10亿中国人的自尊和贫穷以及强烈的同一感和物质需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想法。谢尔从他认识的边缘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在1957年后同毛思想疏远的情况，看来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受害者中广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歇斯底里的过程中，新革命者要把老革命者消灭掉。毛在“炮打司令部”和摧毁党组织的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因此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就让邓的新领导班子在面对合法性的问题上进退维谷。在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后，苏联人仍然能把列宁尊为苏联的创始人。但毛既是中国革命的创始人，又是暴君，这点现在已经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对物、对人、对道德标准的摧残和破坏骇人听闻，现在被揭露出来的这类事件日益增加6邓政权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遗产同“四人帮”一起推翻。

中国人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且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但是，他们显然需要限制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份，这不仅因为美国化的代价很高，而且还因为那种更微妙的仇外传统。谢尔的著作题为《警惕这些外国客人！》，这个题目正好揭示出中国的这种传统。总之，务实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警惕这些外国客人！》，发表于1981年4月16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一滴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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