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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传》 序 英译者前言 的自传第一版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出版。原著为古遮拉特文，定价一个卢比，共出五版，出售近50，000册。英译本定价奇昂（只出精装本），远非印度读者所能遍得，所以早就需要发行一种普及本了。现在合并为一册出版。应当指出，英译本曾在《青年印度》周刊上连载，并蒙甘地吉亲自订正。现在又经过一次细致的修改，就文字方面来看，还经过一位可敬的朋友细心润饰，他是一个负有声望的杰出的英国学者，别的且不说它。他在承担这个使命之前，提出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他的名字不得宣布。我接受了这个条件。不用说，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感戴。第五部第二十九章至四十三章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皮亚勒拉尔翻译的，当时我正忙于布罗姆菲尔德委员会于1928—29年所进行的八度里土地改革调查的工作住在八度里。 但有时也用以称呼同辈或下一辈的亲友，那就含有亲密的感情了——译注。 这一版增加了几张照片（有些是康努·甘地送的），我相信因此使本版更有价值了。 马诃德夫·德赛于1940年 -------------------- 注释： 序 绪言 四、五年前，由于我几个最亲近的同事的建议，我答应了写一部自传。我已经着手写作，但是头一页还没写完，孟买的暴动便发生了，于是这工作便停顿下来了。跟着便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终于导致我被囚于耶罗弗达狱中。捷朗达斯先生当时和我同狱，他要我把别的事情搁置一旁，继续写完我的自传。我回答他说，我已为自己订好了一个学习计划，除非完成了这个计划，我不打算再做别的什么事情。其实，如果在耶罗弗达狱中服满刑期，我真的可以写完自传，因为我获释后，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写完。这时史华密·阿南德又提出这个建议，而我也已经完成了《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我便准备为《新生活》写我的自传。史华密要我单独写一本书出版，可是我没有功夫。我只能一周写一章这样写下去，每一个星期我总得给《新生活》写一点东西，那么写自传不是很好吗？史华密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干起来。 然而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朋友，在我沉默的日子向我表示他的怀疑。他说：“您怎么这样冒冒失失，写自传是西洋人的一种特殊做法。除了那些受了西洋人的影响的人，我不知道东方有谁写过自传。而且您想写什么？要是明天您否定了今天自以为是一些有原则的东西，如果将来您改变了今天的计划，那些根据您说的或者写的而行事的人不是要犯错误了吗？您难道不觉得不写象自传这样的东西，至少是现在不写，不是更好一些吗？” 这种说法对我有些影响。不过我的意图倒不在于写一部真正的自传。我只是想把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讲出来，因为我生平没有别的，只有这种体验，这个故事采取自传的形式倒是真的。然而只要这个故事的每一页所说的都是我的体验，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我倒不在乎。我相信，或者至少这种信念使我感到得意，就是把所有这些体验的有关部分写出来，对读者不会是没有益处的。我在政治方面的体验现在不但印度都知道了，就是对于“文明的”世界，也多少知道一些了。这些体验对我倒没有多大价值，因此它们为我所挣得的“圣雄”的尊荣，价值就更小了。这个称号常常使我深深感到痛苦；而且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它曾使我感到过得意。然而我当然愿意把我在精神上的体验说出来，这些体验只有我自己知道，而且我在政治方面进行工作所具有的那种力量无不得自这些体验。如果这些体验真正是属于精神上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了。它们只能增加我的谦虚。我越是回想和回顾过去，我越发分明地感到自己不行。我所想要达到的——三十年来我所致力和争取达到的——就是自我实现，面对面看着上帝，达到。我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而且孜孜以求其实现。凡是我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我在政治方面的一切冒险，无一而不导向这同一目的；但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对一个人可能的事，对所有的人也是可能的，所以我的实验并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公开进行的；而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实降低了它们的精神价值。有些事情是只有一个人和他的造物主才知道的。这些当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所要说的体验不是属于这一类，不过它们是精神上的，或者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因为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 只有那些属于宗教的、大人小孩都能理解的事情，才包括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我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而谦虚的精神来讲这些体验，其他的很多体验者会找到他们进军的食粮。我还不敢说这些体验已经尽善尽美。我敢于宣称的只不过是象一个科学工作者那样，他虽然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进行实验，却从来不敢宣称他的结论就是最后的，而对它们采取一种虚心的态度。我经历过深刻的自我反省，一再探求自己，并且检查和分析每一种心理状态。然而我还远远不敢宣称我的结论就是最后的，没有错误的。只有一样我敢于宣称，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一点。对我来说，它们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暂时似乎是最后的。因为如果不然，我就不能根据它们采取行动，然而我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根据它们加以接受，或者加以拒绝，从而据以行事。而且只要我的行动使我的理性和良心感到满足，那我就必须坚决地按照我原来的结论行事。如果我只是讨论一些学院式的原理，我当然不应该写自传。然而我的目的是说明这些原理的各种实践上的运用。我给我打算写的这些篇章起一个题目《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这当然包括非暴力、独身生活和其他一些被认为与真理不同的行为的原则。然而对我来说，真理便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包括无数其他的原则。这个真理不单单是指言论的真实，而且也指思想的真实，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相对真理，而是绝对的真理，永恒的原理，即上帝。关于上帝，有无数的定义，因为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些表现使我惊奇和敬畏，有一个时候还使我惶恐。然而我只把上帝当作真理来崇拜。我还没有找到他，但是我正在追求他。我为了达到这个愿望，宁肯牺牲我最珍贵的东西。即使所要求的牺牲就是我的生命，我希望我能够把它贡献出来。然而只要我还不能实现这个绝对真理，我就得坚持我所理解的相对真理。那个相对真理同时还必须是我的光辉，护身符和防护物，虽然这条道路象刀刃那么径直，狭窄而锐利，对我来说，它却是最便捷而轻易的。就连我所犯的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我以为似乎也很渺小，因为我已经严于此道。因为这条道路已使我免于悲愁，而我已按照我的灯光前行。我在前进的过程中常常隐约看见绝对真理，即上帝的一点光辉，而且只有他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信念，天天都在我心里成长。让那些愿意的人了解一下这种信念是怎样在我心里滋长的；如果能够，让他们分享我的实验，也分享我的信念。更进一步的信念一直在我心中成长：凡是对我是可能的事情，甚至对一个小孩也是可能的，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追求真理的工具既简单也困难。对于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它们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对于一个无辜的儿童，却完全是可能的。追求真理的人应当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它的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践踏。只有这样，也只有到那时候，他才能够一瞥真理。之间的对话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在这几页里所写的任何事物使读者有骄傲的感觉，那末他就应当肯定我所追求的一定有什么错误，而我所瞥见的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让成千成万象我这样的人毁灭吧，然而让真理盛行。千万不要让象我这样以毫厘之差判断错误的生命来降低真理的标准。 我希望而且恳求不致有人把以下几章所发表的意见当作权威。这里所谈的一些体验可以当作是一种图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好和能力参照它来进行试验。我相信如果只限于这个范围，这些图解就会是确实有帮助的；因为我既不打算掩饰也不打算少说一些应当说的任何丑事。我希望把我所有的错误完全都告诉读者。我的目的是要描写我在非暴力抵抗的科学中的体验，而不是要说我的为人多么好。对于我自己的判断，我将尽可能做到严格而又真切，因为我要别人也这样。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我自己，我必须同首陀罗齐声高呼：哪里有一个坏人，象我这样邪恶而令人厌烦？我已抛弃我的造物主，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因为我还离他那么遥远，这使我极感痛苦。我完全明白，他统治着我生命中每一次呼吸，而我是他的后代。我知道我所以离他那么遥远，是因为我还有不良的感情，可是我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感情。 不过我得就此止住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开始这个真正的故事。姆·克·甘地1925年11月26日于沙巴玛第学院。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家世 <a name="note8">⑧昌德罗衍那（drayna），是一种绝食，每日的食量随月亮的盈亏而增减。 难才学会了乘法口诀。 有一次，有一个助理讲话侮辱了拉奇科特的王公，他立即挺身而出，维护他的主子，对那监督官加以诘责。监督官因此动怒，要求卡巴·甘地道歉。他自然不依，因此被羁留了好几个钟头。但是因为卡巴·甘地毫无屈从之意，那个监督官只好把他放了。 注释： 我在幼年的时候，常常有幸跟着她出去，我还记得她和本邦王公的寡母进行过多次生动的谈话。 <a name="note6">⑥毗湿奴（Vaishnu）是印度教中唯一至尊的上帝，他的信徒戒杀生，所以是素食者，他们极重视爱和慈悲——译注。 家世甘地家族属于，原先似乎是零售商人。然而，从我的祖父开始，他们已连续三代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我的祖父乌昙昌德·甘地，别名奥塔·甘地，想必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因为某种政治纷扰被迫离开了波尔班达；他原是那个地方的。他避难于朱纳卡德，以左手向当地的致敬。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不恭，他回答说：“我的右手已经矢忠于波尔班达了。” <a name="note3">③纳华伯（Nawab），印度莫卧儿王朝分封各地的军政长官，世袭职位 -------------------- 我的父亲是一个忠勇侠义、慷慨大方、热爱宗族的人，只是性情有些急躁。就某种程度上说，他似乎有点纵情肉欲，因为他第四次结婚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了。然而他却是一个廉洁的人，而且因为在家庭内外极为公正而闻名。他对于本邦忠心耿耿，这是人所共知的。 巴·甘地连续结婚四次，每次续弦都是因为前妻去世。他在头两次结婚中养了两个女儿。他最后的妻子普特丽白生了一女三男，我是当中最小的。 来，而且每天祷告的时候，总要朗诵几段。我的母亲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她的圣洁。她是一个深深信奉宗教的人；如果一日未作祷告，她就不想进食。到哈维立——神庙去参拜，是她每日必行之事。就我的记忆所及，她从来不错过。她有时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但她始终是信守不逾。甚至有病的时候，她也没有借故失愿。记得有一次她正在履行誓言的时候，她忽然病倒了，但她却不许病魔间断她禁食的誓愿。甚至连续禁食两三次，在她也不算什么。在四个月的禁食期中，每日只吃一顿，在她已习以为常了。她这还不满，有一次在“查土摩”禁食期间，她竟每隔两日绝食一天。还有一次，也是在四个月的禁食期间，她许愿不见太阳不进食。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做儿女的总是翘首企望天空，等候太阳一出现就报告我们的母亲。谁都知道，在雨季顶峰期间，太阳是不轻易露面的。我记得有好几天，我们发现太阳突然出现了，立即跑去告诉她。这时候她就跑出来亲自看一看，但是等她出来，那捉摸不定的太阳又隐没了，这样就剥夺了她进食的权利。她却心安理得地说：“不要紧，上帝不叫我今天吃饭。”于是她又进去重理家务了。 <a name="note4">④政治监督官（PoliticalAgent）是英国统治印度时代、驻印度英国总督派到印度较小土邦的官吏，实际上是该地的太上皇，连土邦王公也听命于他——译注。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章 童年 当我的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到拉奇科特去做王府法庭的法官时，我大概已经有七岁了。我就在那里上了小学，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包括教过我的老师的姓名以及他们<bdo>p://?9９ｌｉｂ?</bdo>的其他特点。关于我在这里的学习情况，也象在波尔班达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想必我当时还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后来我从这个小学转到郊外的另一所小学，而且一直读到中学，那时我已经十二岁了。在这个短时期中，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对师长或同学，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我总是很害羞，常常避开别人，书本和功课是我的唯一伴侣。准时到校，一散学就跑回家——这就是我每天的习惯。我的确是跑回去的，因为我生怕和别人讲话，甚至害怕有人向我取笑。 我在中学一年级考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有一个名叫齐尔斯先生的督学，到我们学校来视察。他要我们写五个字，借此测验我们是否写拼得正确。其中一个是“锅”字，我把这个字拼错了。教师用他的脚尖触我借以提示，可是我却体会不了他的用意。我不懂得他原来是要我去抄袭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学生石板上的写法，因为我以为教师站在那里是防止我们抄袭的。结果除我以外，别的学生每一个字都拼对了。只有我是愚蠢的。后来教师这样指责我，可是没有用。我是永远学不会“抄袭”的艺术的。然而这件事情丝毫没有减少我对教师的尊敬。我是生来看不见长者的缺点的。后来我知道他还有很多别的短处，可是我对他的尊敬始终如一。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遵从长者的吩咐，而不计较他们的行为。 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情我不会忘记。我平常并不喜欢阅读课外读物。每天的功课我总得做完，因为我不愿意受教师的诘问，更不愿意欺骗他。所以功课我总得要做，但时常心不在焉。因此既然作业不能完全做完，自然不存在什么课外阅读的问题了。可是有一次我看见父亲买来的一本书，是有关斯罗梵纳孝顺双亲的一个剧本。我读得津津有味。这时我们家里来了几个巡回演皮影戏的人。他们所演的影戏当中，有一个场面是斯罗梵纳用带子背着双目失明的父母去朝圣的情景。这本书和这种景象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这就是你应当效法的榜样”，我这样告诫自己。斯罗梵纳死去的时候，他的父母悲痛哀号的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新。这一段哀歌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曾用父亲买给我的手风琴演奏过这一段哀歌。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和另一出戏有关。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去看某剧团演出的一出戏，叫做“哈立斯昌德罗”，把我迷住了。这出戏我是百看不厌的。可是我究竟有多少机会再去看呢？它老追随着我的心思，我独自扮演哈立斯昌德罗也不知有多少次了。 我自己日夜自问：“为什么做人不应当象哈立斯昌德罗那么诚实呢？”我要象他那样服从真理，为了真理可以经受一切考验——这就是我受到鼓舞的一个思想。我当时完全相信哈立斯昌德罗的故事是真的。我一想起这个故事，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根据我现有的常识判断，哈立斯昌德罗大概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无论如何，我以为哈立斯昌德罗和斯罗梵纳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相信如果今天我重读这两个剧本，我一定会象从前一样受到感动。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章 童婚 我很希望最好不写这一章，我知道在这个叙述中我得咽下许多痛心的眼泪。不过如果我自命为真理的崇拜者，就不能回避这一段经历。这是我沉痛的责任，我得在这里记述我在十三岁就结婚的事情。今天我看到我所照料的、和我当年年岁相仿的孩子们，不禁想到我自己的婚姻，我为自己悲伤，为他们没有遭到我的命运而庆幸。象我这样荒唐的早婚，我看不出有什么道德的论据说得过去。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是结婚而不是订婚。因为在卡提亚华，订婚和结婚是两种不同的礼仪。订婚是男女双方的父母预先应许的婚约，并不是不可解除的。男的死了，女的用不着守寡。这完全是父母之间的一种协议，和做儿女的没有什么关系，有时连本人也不知道。我自己似乎就订过三次婚，虽然我自己也不晓得。我听说挑选给我的两个女孩子都先后死了，因此我猜想我是订过三次婚。我还模糊记得，我第三次订婚是在七岁的时候。不过我已记不清是不是有人通知过我这件事情。我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我结婚的经过，这一点我倒是记得极为清楚。 我们兄弟三个，大哥早就成亲了。我们的家长决定叫比我大两三岁的二哥，还有一个大概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和我自己三人同时结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更不是出于我们的愿望，而纯粹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和节省。 印度教徒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一场婚姻，男女双方的父母常常为之倾家荡产。 他们浪费金钱，浪费时间。为了购置衣饰、备办酒席，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光。酒席还要互相竞争，看看谁家的样数多而出色。做妇女的，不管她们是否长于歌唱，总要引吭高歌，甚至因此得病，大嚷大叫打搅邻居。而邻居们对于这些喧腾噪闹和残羹剩菜的烦扰，总是处之泰然，因为他们晓得总有一天他们也将有这么一场。 我们的家长懂得这些事体的麻烦，所以想要一气呵成，既省又好。因为一次花钱，就算弄得铺张一些，总比三次开销合算。我的父亲和叔叔年纪都很大了，我们又是最小的孩子，大概他们希望在未死以前，能够得到这最后一次婚事的快慰。由于这一切考虑，他们就作了这个三婚并举的决定，于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早几个月就忙着备办起来了。 就是由于忙着这些事情，我们才警觉到即将光临的事件。我想当时我不过以为结婚无非是穿好衣服，敲锣打鼓，迎接新娘，丰盛的酒席并得到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共同游玩，如此而已。性的欲望是后来才有的。为了遮羞，我想除了值得记述的若干情节，别的我就不谈了。 这些，以后再说。而且这些情节和我写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多大关系。 就这样二哥和我从拉奇科特被送回波尔班达。最后演出以前的准备工作还有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在我们周身涂抹姜黄膏——然而我必须从略不赘了。 我的父亲是个帝万，但无论如何是一个奴仆，由于他博得本邦王公的信任，更加显得如此。王公直到最后一刻才肯让我的父亲离开，给我父亲派了几辆专用的马车，这样可以节省两天的路程。然而命运另外作了安排。从拉奇科特到波尔班达有120英里，坐马车要走五天。我的父亲三天就赶到了，但在最后一程竟把车子赶翻了，他因此受了重伤。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遍体包扎着纱布。父亲和我们的兴趣虽然已经减了大半，可是婚礼还得举行。 因为婚期怎么可以改变呢？然而由于沉溺于婚礼的稚气的逸乐，我竟忘记了父亲的伤痛。 我对父母是孝敬的，但是我耽溺于肉欲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对父母的孝敬。我还不懂得孝敬父母应当牺牲一切幸福和快乐。于是，象是惩罚我耽于逸乐似的，发生了一件使我遗痛终生的事情，这事情我以后还要谈到。尼斯古兰纳歌中有一个句子说：“绝欲而不清心，终难持之有素。”我一唱起这只歌，或者听见别人在歌唱，便使我想起这件令人痛心的丑事，内心充满了惭愧。 我父亲虽然受伤，却还勉力参加了全部婚礼。直到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婚礼的每一个细节的过程中所坐的位置。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会严格地批评他使我在幼年的时候结婚。我觉得那一天每件事情都安排得恰当而令人愉快。自然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要结婚的。正因为我的父亲那天的一举一动无可厚非，那些事情回想起来仍然是新颖的。时至今日，我还能画出我们当时怎样坐在婚礼台上，怎样和新娘同行，作为新婚夫妻，我们怎样把送到彼此的咀里，而此后我们又是怎样同居的。还有，那新婚之夜！两个无知的孩子，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投身于人生的大海里。我的嫂嫂曾经充分地将初夜应有的知识传授给我。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教过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现在也不愿意过问了。读者一定认为我们当时非常紧张，不敢面对面。我们的确很难为情。我怎样和她交谈呢？谈什么好呢？嫂嫂教给我的，似乎还不足以使我得到多少的帮助。 事实上，象这样的事情是用不着有人指点的。前人所遗留给我们的印象足以使一切传授成为多余了。我们彼此逐渐了解起来，而且可以在一起随意交谈。我们是同年，但我不久便行使丈夫的权威。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章 做起丈夫来了 大约在我结婚的时候，常常发行出版一些价值（现在我记不得究竟是多少了）的小册子，谈论夫妻之爱、节约、童婚和其他类似的问题。每当我看到这种小册子，我总是从头至尾细细研读，当时我已养成一种忘我所恶、行我所好的习惯。这些小册子所谈论的把终生忠于妻子看成是做丈夫的责任，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况且，我秉性就有追求真理的热情，因此就不存在欺骗她的问题。再说那时候年纪还小，不忠于她的机会很少。 然而忠实的教训也有其不良的影响。我对自己说：“如果我必须对妻子忠实，她也必须忠实于我。”这种想法使我成为一个嫉妒的丈夫。她所遵循的义务轻易地成为我要求她忠实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十分留心我的权利。我绝对没有什么理由怀疑我的妻子的贞节，然而嫉妒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必须永远监视她的行动，因此非经我许可，不得随意动弹。这就撒下了我们之间老是吵架的种子。这种限制当然是形同囚禁。何况嘉斯杜白又不是一个忍受这种做法的女子。她决意随时要到她爱去的地方，我越是限制得紧，她越发自由行动，从而使我更加苦恼。彼此不讲话就这样成为我们这一对童婚者当时的状况。现在我明白，嘉斯杜白当时不顾我的限制而随意行动，原是无可非议的。一个无辜的女子怎能忍受不许去参拜神庙或探望朋友的限制？如果我有权利限制她，难道她就没有同样的权利来限制我吗？这一切今天对我倒是清楚了。 然而当时我得执行身为丈夫的权威！不过，请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我们的生活是痛苦不堪的。我所以这么苛刻，完全是出于爱情。我要叫我的妻子成为一个理想的妻子。我的野心是要她过一种纯洁的生活，学我之所知，使她的生活与思想和我的一致。 我不晓得嘉斯杜白是否也有此雄心。她是一个文盲。她秉性纯朴、自立、耐劳，而且至少对我是沉默寡言的。她对自己的无知并没有不安之情，我不记得我孜孜不倦于学习是否刺激过她也想和我同样的好学。因此我想，我的雄心是单方面的。我的爱情完全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我要它有所报答。然而即使得不到报答，也不至于是痛苦不堪的，因为至少有一方具有热烈的爱情。 我得承认我非常喜欢她。甚至在学校里，我也老是想她，夜的降临以及随之而来的会面，一直纠缠着我。分离是不可忍受的。我常常和她闲谈，弄得她深夜还不能入睡。在这种贪婪的爱情之中，如果在我身上不是有一种火热的责任感，那我不是成为病魔的牺牲而夭折，就是陷入不胜其负的生活中去。然而被指定的作业每天早晨都得完成，而我又不能对任何人撒谎。就是这最后的一点拯救了我，不然我不知坠入多少陷阱了。 我已说过，嘉斯杜白是个文盲。我很想教她识字，可是性爱没有给我留下时间。因为教书必须在违反她的意愿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只能在夜间。在长辈面前，我不敢和她在一起，更不要说和她讲话了。当时，就某种程度说，甚至于今天，卡提亚华还有其独特的、毫无用处而又野蛮的深闺制度。可见当时的环境是不好的。所以我必须承认，当我们年青的时候，我虽然努力教导嘉斯杜白，大部分却是不成功的。而当我从性爱的酣梦中醒悟过来时，我却已经投身于公众生活，留给我的空余时间就更少了。后来我虽然想请家庭教师教她，却也同样失败了。结果，现在嘉斯杜白连一封简单的信写起来都很吃力，只认得几个简单的古遮拉特字。我敢断言，我对她的爱如果绝对不沾染色情的话，她今天一定是个很有学问的夫人；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克制她不爱学习的习气。现在我懂得，为了纯粹的爱情，没有不可能的事。 我说过有一种情况多少把我从性爱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了。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一提。 无数的事例使我确信：上帝终将拯救动机纯良的人。印度教社会虽然有童婚的残酷习俗，却还有另一种风俗，就某种程度上说，减少了童婚的罪恶。做父母的不答应年青的夫妇长久生活在一起，童妇大半的时间消磨在娘家。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婚后的头五年（从13岁到18岁），我们在一起生活总共不过三年。我们很难得在一起消磨半年的时光，她的父母便把她叫回去了当时她娘家的这种叫唤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然而这却挽救了我们俩。我十八岁那年，便到英国去了，这等于一次长期而健康的别离。就是从英国回来以后，我们也很少在一起住上半年，因为我得奔走于拉奇科特和孟买之间。跟着便是来自南非的召唤，那时我已相当自如地摆脱性爱的纠缠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五章 上中学 我已经说过，我结婚的时候是一个中学生。我们三兄弟都在一个学校读书。大哥的班次最高，和我同时结婚的二哥只比我高一班。我们两人因为结婚耽搁了一年；二哥所受的影响更坏，他竟因此辍学了。天知道有多少青年遭受了和他一样的厄运。只有在我们当前的印度教社会里，才有读书和结婚并行的现象。 婚后我仍然继续念书。学校里的人并没有把我当傻子看待，我总是很得师长们的宠爱。 学校当局每年都给我的父母寄来我的成绩单和操行单；我从来没有得过坏评。事实上我在第二年考试以后还得过奖，到了第五和第六年级，则分别得到了四个卢比和十个卢比的奖学金。我所以取得这些成绩，与其说是由于我的用功，不如说是由于我的运气。因为奖学金并不是为所有的人而设的，而是保留给卡提亚华的索拉兹地区的优等学生；而当时在四、五十个学生的一个班里，来自索拉兹的孩子不会有多少。 就我自己所记得的，我对自己的才能并不怎么自豪。我在得到奖品和奖学金时，常常是很惊讶的。然而我对于自己的操行，却是小心维护、惟恐不周。只要一点小小的过失，便会使我流泪。当我应当受到、或者老师认为我应当受到责备的时候，我是受不了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受到了体罚。受罚我倒不怎么在意，我所难过的是别人以为我是罪有应得。我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时我还在一年级或二年级。我在七年级的时候，又发生了另一件这样的事。当时的校长是度罗伯济·叶杜吉·齐米。他很受学生欢迎，因为他严于纪律，而且教导有方。 他把体育和棒球的课程都列为高年级男生的必修科。这两样我都不喜欢。在它们被订为必修科以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运动，不管是棒球还是足球。我对运动抱着规避态度的原因之一是害羞，现在我知道这是错误。同时我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运动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才懂得体力的训练和智力的训练在课程内应受同样的重视。 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不大参加运动，我的身体却不见得衰弱。因为我从书本上得知露天作长时间散步的好处，我喜欢这种意见，并且养成了步行的习惯，至今不衰。由于这种散步，使我具有相当强健的体格。 我所以不爱好运动是因为我热切希望看护我的父亲。每天散学以后，我便赶快回家去侍候他老人家。运动成为必修课程，正好直接妨碍了我服侍父亲的工作。我请求齐米先生免除我的体育课程，以便我有时间侍候我的父亲。然而他竟置之不理。碰巧有一个星期六，上午上课完了，但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却得从家里赶回学校去上体育。我没有表，而那天又是阴天，我把时间弄错了，赶到学校的时候，学生们全都走了。第二天齐米先生检查点名簿，发现我曾缺席，便来问我旷课的原因，我只好据实以告。他不相信我的话，罚我交纳一个或两个安那（现在我不记得是多少了）。 我竟然被人说成撒谎！这使我极为伤心。我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无辜呢？我想没有办法。 我因极端痛苦而大哭起来。我从此便晓得：一个诚实的人也必须是一个谨慎的人。我在学校犯疏忽的错误，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我还依稀记得罚款最后是被撤销了。免除运动的事当然获准了，因为我父亲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他需要我在散学以后回家。 虽然没有因为忽视运动而吃亏，可是因为在别的方面忽视了，直到现在还受罚。我不知道从那里得到这么一个观念，认为书法并不是教育的必需部分，这种观念一直到我去英国的时候还保持着。后来，特别是在南非的时候，我看见当地的律师和生长在那里并在那里受教育的青年所写的字体都很秀丽，自己感到惭愧，并且悔恨自己的疏忽。我认为字写得不好应该被当作是教育不完善的一种迹象。以后我曾力图改善我的书法，可是已经太迟了。我永远不能弥补年青时候的疏忽。希望每一个青年男女从我的事例中吸取教训，应该懂得好的书法乃是教育的必需部分。现在我有这样的意见：小孩子在学写字以前，应该首先教他画画。应该让小孩子看图识字，如同观察不同的事物如花、鸟等等，等他学会了画东西再教他学写字。这样他就会写得一手好字。 我在学校时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我因为结婚耽误了一年学业，老师为了弥补我这种损失，让我跳了一班——通常只有勤奋的学生才能得到这种优待。因此我在三年级只念了六个月，期考以后便跳到四年级，跟着便放暑假了。四年级以后，大部分的课程都用英文讲授。 我发觉自己如坠入五里雾中。几何是一门新的功课，我觉得相当吃力，用英文讲授，就使我更感困难了。教员讲得很好，可是我却听不懂。我常常失掉信心，想要回到三年级去，因为感觉把两年的课程并为一年，未免野心太大了。然而这样做不但自己丢脸，老师的面子也过不去；因为他看到我还勤奋好学，才推荐我越级。这种怕双方都失面子的思想使我坚持下去。后来，由于我的努力，学到欧氏几何第十三定理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切都很容易。一种课程，如果只要求单纯运用一个人的推理能力，就不是很难的课程。从此以后我便觉得几何是一门容易而有趣的功课了。 梵文就比较困难了。几何是不凭记忆力的，但梵文却是处处需要死记。这门功课也是从四年级开始，我一进入六年级，便有点灰心了。教员是一个严厉的人，我认为他是在强迫学生念书。教梵文和波斯文的先生颇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味道。教波斯文的先生比较温和。学生们常常互相议论说波斯文非常容易，说波斯文教员很好，很能体谅学生。有一天，我因怕难，就跑到波斯文班上去听课。梵文老师很难过，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说：“难道你忘了自己是毗湿奴信徒父亲的儿子了吗？怎么连自己的宗教的文字都不学了吗？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我要尽力把你们的梵文教好。只要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其中有无穷的趣味。你不要灰心，还是回到梵文班上来吧。” 他这种亲切的态度使我惭愧。我不能不尊重老师的关怀。时至今日，我一想起克立斯纳商卡·潘提亚，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当时我如果没有学会那一点点梵文，我便很难有研读经典的兴趣。事实上，我还深深懊悔当时未能获得更加透彻的梵文知识，因为我从此认为每一个印度教徒的男女青年，都应当好好学习梵文。 现在我的意见是：在印度所有高等教育的课程里，除了当地的语文之外，都应当有印地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大家不必要为这许多语文课程所吓倒，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育更加系统化，而孩子们又卸下了以外国语文为进修的媒介，学这些语文就不至于成为一种令人厌倦的任务，反而感觉有无穷的乐趣。学会了一种科学的语文知识，就会使得其他语文的知识学起来比较容易了。 事实上，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梵文可以算是一种语文，而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也算是一种。波斯文虽然属于雅利安语系，而阿拉伯文则属于闪语系，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两种语文都自以为是起源于伊斯兰教。我认为乌尔都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语文，因为它采用了印地文的文法，大部分的语汇则取自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谁要学好乌尔都文，就必须学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正如学好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孟加拉文或马拉提文，必须学会梵文，是一个道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六章 一个悲剧（上） 我在中学时代，在不同的时间里，有两个人可以算得上是我少数的几个朋友当中比较知己的。我和其中一人的友谊，并不长久；不是我抛弃他，是因为我结交了另外一个朋友以后，他就不同我往来了。我和这第二个朋友的关系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悲剧。这种友谊为时甚久。我是在一种革新者的精神中和他结成这种友谊的。 这个同伴本来是我哥哥的朋友。他们是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的缺点，但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忠实的朋友看待。我的母亲，我的大哥和我的妻子都警告我，说我交上了一个坏朋友。为了保持做丈夫的尊严，妻子的警告我不听，但我却不敢把母亲和大哥的意见置之度外。然而我却为那个朋友辩护，对他们说：“我知道他的确象你们所说的，有缺点，可是他也有你们所不晓得的优点。他不会把我带坏，因为我和他交朋友正是为了改造他。如果他能改正，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有为的人。请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我想我的话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但他们却接受了我的解释，不再过问了。 后来我才晓得我的想法错了。一个革新者不应和他所要改造的朋友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真正的友谊是精神上的一致，这是人间少有的事情。只有气味相投的友谊，才是有价值而持久的。朋友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交谊中几乎没有改造朋友的余地。我以为一切排他性的亲密的关系都应当避免，因为人容易接受坏的影响，却不容易接受好的东西。而且凡是要和上帝做朋友的，必须孤独，不然就得和全世界的人为友。我的见解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我想要启发亲密友谊的企图算是失败了。 当我初次遇到这个朋友的时候，拉奇科特正浸沉在一种“改革”的热潮中。他告诉我说，我们的许多教员背地里吃肉喝酒。他还举出拉奇科特许多有名的人，也是同属一伙，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中学生。 我既惊讶而又难过。我请他将这些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他解释说：“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所以能够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你知道我的身体很强壮，我也跑得很快，这也是因为我是一个肉食者。吃荤的人不会长血瘤，有时即使偶然长上了，也好得快。我们的老师和其他知名人士并不是傻子，他们所以吃肉是因为他们知道吃肉的好处。你也应当这样做。试试看，不要紧。你不妨试一试，看看效果怎样。” 他为肉食宣扬的这些话，并不是一次说出来的。这是我的朋友随时想要说服我的长谈中雄辩的精辟之处。我哥哥已经坠入彀中，因此他就支持我的朋友的论据。我同我的哥哥和那位朋友比较起来，身体的确衰弱得多。他们都比我结实、强壮、勇敢。这个朋友的技能把我迷住了。他能作异常迅速的长跑，并且擅长跳高和跳远。加在他身上的体罚，无论多重，他都不在乎。他常常向我表演他的技能，正如一个人当看见别人具有自己所没有的才能时，常常为之神往一样，我也为这个朋友的技能所迷惑。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赶上他。我几乎既不能跳也不能跑。我为什么不应当象他那么强壮呢？而且我是一个胆怯的人：我怕贼，怕鬼，怕蛇；这种恐惧常在我的心中萦扰着。夜里我不敢到室外走动。黑暗对于我是一种恐怖。我几乎不能在黑暗里睡眠，因为我恐怕这一边来鬼，那一边来贼，另一边又来蛇。因此，如果屋里没有灯光，我就不能入睡。我怎么能够把这些恐惧告诉睡在我身边的妻子呢？那时候她已经不是小孩了，是一个青年了。我知道她比我胆子大，我也自感惭愧。她不怕蛇和鬼，什么黑暗的地方都敢去。我的朋友抓住了我这一切弱点。他告诉我，他能用手抓住活蛇，不怕贼也不相信鬼。而所有这些，自然是由于吃肉的结果。 在我同学里面流行着古遮拉特诗人纳玛德的一首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英人雄纠纠，印人何其小；肉食者治人，颀昂寓奇妙。 我受了这一切的影响，终于屈服了。这时候我才渐渐相信吃肉是好的，以为它能使我身强力壮，胆识过人；以为如果全国一致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 于是我们便选定了一天，开始我的体验。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我们甘地这一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所宗。他们经常到哈维立神庙去参拜。我们家族有自己的神廟，古遮拉特盛行，其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古遮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湿奴信徒反对和厌恶肉食的情况，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地方所没有的。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生长的，而且我极端孝顺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一旦获悉我破戒吃肉，他们就会吓坏。况且，我之热爱真理使我极为谨慎。当时我并不是不知道，如果我吃起肉来，就等于欺骗了父母。然而我的心思却倾向于“革新”事业。我并不是要顺从口腹之欲，我并没有想到肉食有什么特殊的好滋味。我只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得以强壮勇敢，这样就可以打倒英国人，使印度获得自由。“自治”这个字，我还没有听说过。但我已经明白自由的意义。我之热中于“革新”蒙蔽了自己。而且既然是秘密进行，我自己说服自己：仅仅把所做的事隐瞒着父母，并不能算是违背真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七章 一个悲剧（下）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当时的心情是很难充分描述的。我一方面抱着“革新”的热望和好寄的心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象窃贼一样地干着这不可告人的勾当而感到羞愧。这两种心情那一种占优势，连我自己都分辨不了。我们到河边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肉。我们还带了从面包店买来的面包。这两样东西我都吃不出什么味道来。那天的山羊肉粗糙得象牛皮一样，简直无法下咽。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抛下走开了。那天晚上我很难过，作了一夜的恶梦。每一次快要睡着的时候，总觉得好象有一只活山羊在我的肚子里苦苦地哀叫，使我懊悔地惊跳起来。然而我又安慰我自己说，肉食是一种责任，于是又觉得泰然心安了。 我的朋友是不肯轻易罢休的。现在他为我预备了许多荤菜，看起来真是色香俱全。至于我们聚餐的地方，已经不再是河边的僻处了，而是在一栋政府宾馆的餐厅里，桌子椅子应有尽有，是我的朋友和那里的大厨师特别布置的。 这种诱惑果然生效了。我不再厌恶洋面包了，我也不再为山羊而有所悯，而且变得好吃荤菜，虽然并不特别喜欢吃肉。这样继续了大约一年之久。但是统共也不过吃了五、六次荤菜席，因为政府宾馆并不是天天开放的，经常备办那么多贵重而美味的荤菜，显然也有困难。我没有钱来支付这种“革新”，所以每次都是我的朋友出钱。至于他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他总是弄到钱，因为他决心使我成为一个肉食者。然而他的能力终归有限，因为后来这种饮宴就越来越少，中间的间隔也越来越长了。 我每一次前赴这种秘密酒宴的时候，就不在家里吃饭了。我的母亲自然要叫我吃饭，而且问我为什么不想吃饭。我总是对她说：“我有点消化不良，今天我没有胃口。”这样的托词，使我很不安；我知道我在撒谎，而且是在向母亲撒谎。我也知道如果我的父母晓得我已经变成一个肉食者，他们会深深悲痛。 这些思想使我内心极感忧闷。因此我对自己说：“吃肉虽然是必要的，在国内进行饮食‘改革’也是必要的，可是欺骗父母、向父母撒谎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决不能再吃肉了。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那时我便可以公开吃肉，但是在这以前，我应当克制自己。” 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从此我没有再吃肉。我的父母一直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一度成为肉食者。 我之所以戒绝肉食，是因为我有一种纯洁的愿望，即不向父母说谎。可是我并没有和那位朋友断绝往来。我想要改造他的热望已经证明对我是一种祸害，可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这位朋友几乎使我做出不忠于我的妻子的事情来，可是幸免了。他有一次把我带到一个妓院去。他把应有的知识都告诉了我。一切都已预先安排停当了，连账都已经付清了。我进入罪恶之窟，幸亏上帝以他无限的慈悲保护了我。在这罪恶之窟，我几乎是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我在那个女人的床上，坐在她身边，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当然忍受不了，把我赶出屋门，并加以辱骂。我当时感到大丈夫的气概象是受到了伤害，惭愧得无地自容。然而我永远感谢上帝拯救了我。回顾我这一生，曾有四次类似的事件，我之得救，与其说是出于我个人的力量，不如说多半是由于我的幸运。从严格的伦理观点来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看作是道德上的堕落；因为这是肉欲的暴露，和已成事实同样的坏。但是从世俗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如果在肉体上没有犯罪，便算是已经得救了。我自己所指的得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人有时逃避了罪恶，好象天意为他和他周围的人作了安排。人们一旦醒悟过来，就会为自己的幸免而感谢上帝的慈悲。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有时无论怎样抗拒诱惑，终不免堕落；我们也知道，有时他要犯罪，而上帝却加以干涉而且把他拯救出来。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自由，他受环境支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由意志究竟有多大作用，命运究竟有无影响——这一切都是疑团，而且永远是疑团。 不过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说下去吧。甚至连这件事还不能使我认清这个朋友的恶劣。我因此还有许多可痛的经历，直到我看见他所做的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道德的行为，我才恍然大悟。关于这些事，我以后再按次序讲。 可是有一件事，我得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我和我的妻子发生一些误会的原因之一，无疑地是因为这个朋友的缘故。我是一个既专一而又妒忌的丈夫，这个朋友便火上加油，煽起我对于妻子的怀疑。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话是否可靠，常常根据他的闲话粗暴地折磨我的妻子，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永难宽恕自己。大概只有信奉印度教的妻子才能忍受这种折磨，所以我常想：女子是容忍的化身。做仆人如果无缘无故受了怀疑，可以离职不干；做儿子的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形，可以和父亲分居；做朋友的可以绝交。然而做妻子的，即使她怀疑自己的丈夫，也只能安于缄默；可是如果做丈夫的怀疑了她，那她就完了。她能上哪儿去呢？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妻子，不能向法庭请求离婚；法律不能伸雪·她·的冤屈。我一度把我的妻子逼得走投无路，这是我永难忘怀或饶恕自己的。 怀疑的毒瘤，直到我完全了解的意义，才得以根除。这时我才看见了的光辉，才懂得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隶，而是他的伴侣、他的助手，是他的一切忧愁和欢乐的共享者。她可以选择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如同她的丈夫一样。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些充满疑惑和猜忌的黑暗日子，我便痛恨自己的愚罔、荒淫和残忍，并为我盲目轻信朋友而感到悲痛。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八章 偷窃和赎罪 我在这个肉食时期以及在这之前的若干时候——大概是在结婚前后，还有其他一些错误，应当说一说。 有一个亲戚和我都染上了抽烟的嗜好。我们抽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喜欢香烟的味道，我们只觉得香云吐雾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叔叔有这个嗜好，我们看见他抽烟，便想学他的榜样。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烟，所以我们便把叔叔抛弃的烟头偷偷地拣起来抽。 不过，烟头并不是常常有的，而且也没有多少烟好抽。所以我们便开始偷窃佣人的零用钱，拿去买印度土烟卷。可是问题在于：买来的香烟搁到哪里才好。我们当然不能在长辈面前抽烟。这样偷钱买烟的事，继续了几个星期。同时我们听说，有一种植物的梗，里面有许多小孔，可以当烟吸，所以我们又开始抽这种烟了。 然而这些事还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开始感觉不自由的难过。没有长辈的许可就不能做任何事，这使我们无法忍受。最后，我们觉得非常厌烦，便决定去自杀！ 然而怎样才能自杀呢？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毒药呢？我们听说闹阳花子是一种有效的毒药。我们便到丛林中去寻找，果然找到了这个花子。我们以为晚上行事最适宜。我们到克达济神庙里去，把酥油放在神灯上，到神坛参拜一下，便要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去自杀。然而我们的勇气消沉下去了。如果我们一下子死不了，怎么办？自杀究竟有什么好处？缺少一点自由，为什么将就不了？虽然，我们还是吞下了两三粒花子。我们不敢多吃，我们俩都有点怕死，于是决定到罗摩吉神庙去镇静一番，摈除自杀之念。 我这才懂得：萌自杀之念易，而行之则难。而且从此，我一听见人家嚷着要自杀，很少动心或根本无动于衷。 自杀的念头终于把我们两人抽烟头和偷佣人的零钱去买烟的坏习惯革除了。 自从我长大成人以后，我再也没有抽烟的要求了。我总以为抽烟是野蛮的，肮脏的，有害的。我一直不懂世界上为什么还有这么一种抽烟的狂热。我最不能忍受坐在一节全车人都抽烟的车厢里去旅行，我受不了那种气氛。然而比这种偷窃更严重的却是我在不久以后所犯的一次。我偷零用钱在十二、三岁——可能更小的时候。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又犯过一次偷窃。这一次我是从我那位吃肉的哥哥的手镯上偷了一小点金子。他那时欠了一笔大约二十五个卢比的债。他手上的一只镯子是纯金的，弄下一小块并不困难。金子真的弄下来了，债也还清了。然而这一次我实在受不了，我立志不再偷窃。我还决心向父亲坦白，可是我不敢和他面谈。我并不是怕挨打。不，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我害怕这件事要使他痛苦。不过我觉得必须冒一冒险；我以为没有坦白的承认，就不能做底悔改。最后，我决定写一张悔过书交给我父亲，然后恳求他的饶恕。我写了一张字条，并且亲自交给了他。我在这张字条上不仅承认了我的罪状，而且请求给予适当的处分，末了我还要求他不要因为我的过错而自责。我还发誓以后永远不再偷窃。 我双手颤抖地把悔过书递给我父亲。当时他正害着瘘病，困于病场。他的床只是一块光木板。我把字条交给他以后，便坐在他对面。 他读完以后，晶莹的泪珠流满了他的双颊，连那张纸都弄湿了。他闭上双眼沉思了一会儿，于是把纸条撕毁了。他看着悔过书的时候是坐着的，后来他又躺下了。我看见他内心痛苦的样子，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今天我还能把当时的整个情景画下来。它在我的记忆中仍然非常生动。 那些出于慈爱的珍珠般的眼泪，涤净了我的心怀，并且洗掉了我的罪恶。只有经历过这种爱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做爱。正如圣诗所说的：只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才晓得爱的力量。 对于我，这是“非暴力”的一堂实物课。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父爱，今天我才懂得这是纯粹的“非暴力”。当这种“非暴力”包括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起了变化。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这种至高无尚的饶恕，对我父亲来说，并不是生性如此的。我以为他一定会生气，斥责，并自击其额。然而他却是那么异常的平静，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坦白悔过的缘故。坦白悔过，加上永不再犯的诺言，如果在一个有权利接受的人的跟前陈述，实在是一种最纯洁的忏悔。我知道我的悔过使我的父亲感到我是绝对安全的，也使他对于我增加了无限的慈爱。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九章 父亲之死和我的双重羞耻 我这里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在前面说过，我父亲害着瘘病，一直卧床不起。我母亲、家里一个老仆人和我自己是他的主要看护人。我担负着护士的责任，主要是给他包扎伤口，给他吃药，并且把需要在家里配好的药给他配好。每天晚上我在他的腿上给他按摩，只有他吩咐我去睡或者等他自己入睡以后，我才离去。我喜爱这样侍候他。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来没有疏忽过。我所有的时间，除了盥洗等事外，都用在上课和服侍父亲这两件事情上。只有他许可，或者他觉得好些的时候，我才在黄昏去散步。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妻子有了小孩。今天看起来，这件事对我是一种双重羞耻。因为第一，我还是一个学生，我应当克制自己，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其次是，这样纵情态欲不但妨碍了我求学的职责，而且妨碍了我履行更大的天职，就是对于父母的孝顺。因为我从小就把斯罗梵当作我的理想人物。每天晚上，我的双手虽然在忙着为父亲的双腿按摩，我的心却在卧室徘徊着，而且那个时候，无论是从宗教、医学和常识来说，都是不应当有性行为的。我的职务完了以后，我总是满心欢喜，向父亲道了晚安，便直奔寝室了。 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日益严重。的大夫们，术士们和地方上的庸医们，把他们所有的膏药、秘方都用尽了。有一个英国外科医生也来诊断过。他以为最后和唯一的办法只有动手术。但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不以为然。他反对对这样大年纪的病人动手术。这位医生既能干又著名，他的意见自然是被接受了。手术是不动了。为手术而购置的许多药品也弃置于一旁了。我现在的印象是，如果那位医生同意动手术的话，伤口很容易就会好起来。 而且手术也是要由当时孟买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做。但是上帝却另有主意。死亡将到了，还有谁能想到正当的治疗？我父亲从孟买带着所有手术器械回来，这些东西现在全然无用了。他已经不想再活了。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到后来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了。可是一直到不得已的时候，他还坚持要下床便溺。毗湿奴的信徒重视外部洁净的规矩是这样的不可逾越。 洁净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西方的医学已经教会我们，大小便等活动，包括洗澡，都可以在严格注意卫生的条件下在床上进行，病人一点不会感觉麻烦，被褥也不会弄脏。我认为这种洁净和毗湿奴的教条并没有什么冲突。然而我父亲坚持要下床大小便，当时的确使我惊奇，而且对他非常崇敬。可怕的夜晚终于到来了。我叔叔当时在拉奇科特。我仿佛记得他是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才赶回来的。他们两兄弟实在亲如手足。我叔叔整日坐在我父亲的床边，而且打发我们去睡觉以后，他坚持睡在父亲的身旁。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生死关头的一夜，虽说都知道危险随时都可以发生。大约是在晚上十点半或十一点钟的样子，我正在给父亲按摩。叔叔要来替我，我当然乐于把这工作交给他，径直回到我的寝室里去。我的妻子— —这可怜的人儿，已经熟睡了。可是我回来了，她怎么睡得了呢？我把她弄醒了。然而只不过五六分钟之久，佣人便来敲门。 我惊慌地跳起来。他说：“起来吧，你父亲病重了。”我自然知道父亲病重，所以我立即猜透了“病重了”当时是什么意思。我马上从床上下来。 “什么事？老实告诉我吧！” “父亲去世了。”一切都完了！我只有紧搓双手。我觉得愧痛交加。我跑到父亲的房里。 我知道如果我当时不为兽欲所蒙蔽，我就能够在他的最后一刻分其痛苦。我还能够为他按摩，那他就会在我怀中死去。但是现在却由我叔叔享受这种荣耀。他是那么深挚地敬爱他的哥哥，所以他会有那种最后服侍他的光荣！我父亲知道时候到了，他用手势叫人把纸笔拿来，写了“准备仪式”几个字。他把手臂上的和的金项链都摘下来放在一边，过了一会他就断气了。 我在前面一章所说的羞耻，指的就是当我在父亲临终而需要谨慎服侍的时候，还去放纵情欲。这一个污点是我终生不能洗刷和忘怀的。我常常想： 虽然我以为自己对父亲的孝心是无限的，而且无论为他牺牲什么都在所不惜，但是一到紧急关头，我便无可宽恕地失掉了凭借，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正为情欲所困。所以我常常以为我虽忠实于我的妻子，但却是一个纵情淫欲的丈夫。我经历了长期的考验，最后才摆脱了情欲的羁束。 我在没有结束这段双重羞耻的故事以前，还要提一提我的妻子所生下来的那个不幸的婴儿不到三四天便夭折了。还能指望什么吗？让那些已经结婚的人，以我的榜样而警惕吧。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章 宗教一瞥 至今日湿婆天神庙仍然是印度最普遍的神庙。他是保护神，保护牲畜、男女免受祸难；又是破坏神，因为他力大无边，能降妖伏魔，摧毁一切——译注。 几个月以后，我们搬到了拉奇科特，在那里没有人给我们朗诵《罗摩衍那》了。但是每缝说：“等到智力更加发达，书读多了，我就会懂得了。” 闹。而且我还听说神庙里也干着败坏道德的勾当，于是更感到它索然无味了。所以我从哈维立神庙里并没有得到什么。 注释： 他们和父亲的谈话往往涉及宗教和世俗的问题。 无论如何，《曼奴法典》当时并没有教给我“非暴力”。我在前面所说的肉食的故事，《曼奴法典》似乎是加以支持的。我还觉得杀害蛇虫之类是完全合乎道德的。我记得当时就曾杀害过臭虫和其他类似的昆虫，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a name="note5">⑤叶迦达希（Ekadashi）意即一个月中的“第十一日”，为印度教徒的绝食日。据印度教神话：有一个极为俭朴的人请求湿婆天神赐予不死，湿婆允之，但有一个条件，即他可以不死于凡人之手，但必死于一个无母之女。此人得此恩赐后即胆大无边，大闹天宫，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神不得不携眷逃避于一树洞之内，因过于拥挤，遂由他们的气体凝成一女，即无母之女，遂除此害。这个神女名叫叶迦达希，后人为纪念其恩典，每至月之十一日即行绝食，以示感戴——译注。 惠我杯水，报以美食；与我寒暄，报以长揖；锱铢之贻，重抵万金；尔命被救，赴义舍身。哲人言行，尔宜敬佩；善小必为，其酬十倍。至圣之域，人我界泯，以德报怨，其乐无边。 <a name="note2">②《罗摩护》（RamRaksha）是从《罗摩衍那》史诗中繁衍出来的经文，恳求罗摩的庇佑——译注。 所崇奉的神，我忍受不了。 但是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深信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础，真理为一切道德的本质。真理已成为我唯一的目标。真理的范围逐日扩大，而我对真理所下的定义也随之而广阔。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一章 准备赴英留学 1887年我念完中学。当时统一考试分别在阿赫梅达巴和孟买二地举行。由于印度一般都很贫困，所以卡提亚华的学生自然选择最近和最经济的地方去应试。我的家境也迫使我作同样的选择。这是我第一次从拉奇科特到阿赫梅达巴，而且还没有人作伴。 我的家长要我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进大学深造。八万纳伽和孟买都有大学，因为前者比较经济，我决定到那里去进萨玛尔达斯学院。我是去了，但如坠五里云雾中。事事有困难。 教授的讲授，我听不懂，更不要说有什么兴趣了。这不是他们的错误，因为那个学院的教授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可是我是那么笨拙，第一学期末了，我就回家了。 我们家里有一个老朋友和顾问，名叫马福济·达维，是一个机警而有学问的婆罗门。我父亲死后，他还保持和我们家里的关系。在我的假期中，他凑巧来探望我们。他在同我母亲和大哥的谈话中，问起我的学业。他晓得我在萨玛尔达斯学院读书，便说：“时代变了。如果你们不受适当的教育，不要指望继承令尊的衣钵。既然这个孩子还在继续求学，你们应当使他能够保持令尊的衣钵。他得念上四、五年的书，才能够得到学士的学位，而这充其量只能使他有资格谋求月薪六十卢比的职务，帝万可是当不成了。如果他也象我的儿子一样去学法律，时间就更长了。等他毕业的时候，一定有不少律师在竞争着帝万的职位。我想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留学。我的儿子柯华尔朗说，做律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出三年他就可以回来了，费用也不过四、五千卢比。你想想一个刚刚从英国回来的律师该是多么时髦啊！那时用不着他去谋求，帝万的职位就会送上门来。我极力主张你们今年就把穆罕达斯送到英国去。柯华尔朗在英国有很多朋友，他会写介绍信给他们，穆罕达斯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我们常常是这样称呼年老的马福济·达维的——转过来用诚恳的口气问我说：“与其在这里念书，你不是更愿意到英国去吗？”自然，这是我再欢迎也没有的了。我本来就担心学校的功课难，所以听到这个建议便高兴得跳起来，并说要送我去，愈早愈好。 不过要想很快通过考试，却不是那么容易。好不好把我送去学医呢？我哥哥打断了我的话说：“父亲不喜欢学医。他说过：我们毗湿奴信徒不应当做解剖尸体的事。父亲希望你当律师。”约希吉附和地说：“我倒不象甘地吉那样反对当医生。我们的并不反对行医。不过你要得了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而我却希望你将来能当个帝万，或比帝万更好的职位。只有这样，你才能担起照顾你们这个大家庭的责任。这个时代变化很快，而且一天比一天艰难。所以做律师倒是一个很好的打算。”他转过面来对我母亲说：“现在我该告辞了。仔细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吧。我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够听到你们准备让他去英国的消息。如果需要帮点什么忙，务必叫我知道。” 约希吉走了以后，我便开始构起空中楼阁了。我哥哥却是想到实际的问题：怎样才能为我筹措川旅呢？而且象我这么年青的人只身到国外去，可以信赖得过吗？我母亲只是感觉心乱。她是不愿意和我分离的。她找出这么一个借口说：“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者，我们应当先和他商量商量。如果他同意，我们再考虑这件事。” 我哥哥却有另一个主意，他对我说：“我们在波尔班达邦还有一定的权利。李立先生是现在的政务官，他对我们这一家很敬重，对叔叔也很好。我想请他推荐你由政府资助到英国去留学是很可能的。” 我觉得这些打算都很对，立即准备动身到波尔班达去。当时还没有铁路，坐牛车要五天才赶得到。我前面已经说过我是一个胆小鬼，然而那时候想到英国去的愿望完全占据了我，在这种愿望面前，胆怯竟为之消逝。我雇了一辆牛车坐到度罗基，从度罗基改骑骆驼，这样可以早一天赶到波尔班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骑骆驼赶路。 我终于到达波尔班达，向我叔叔行过礼，便把一切都告诉他。他考虑了一下，便说：“我不知道你到英国去和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不是有冲突。我所听见的一切，使我发生了怀疑。我所遇见的那些大律师，我看不出他们的生活和欧洲人的有什么分别。他们对于饮食没有禁戒。他们嘴上永远离不开雪茄。他们穿的衣服，也象英国人一样丢人。所有这一切都和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不久我就要去朝圣，而且也没有多少年好活了。在我这风烛残年的时候，我怎么敢答应你远涉重洋到英国去呢？不过我不愿意拦阻你。最要紧的还是你母亲的意见。如果她让你去，那么，祝你一路平安！告诉她我是不会干预这件事的。你会带着我的祝福一齐去的。” “我对您的期望也就是这样，”我说，“现在我要设法争取母亲的同意。不过，您能不能介绍我去见一见李立先生呢？” “我怎么能这样做？”他说道。“但是他是一个好人。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亲属关系，约他面谈一次。他一定会接见你，甚至还会帮助你。”我说不上我的叔叔为什么不给我写一封介绍信。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以为他对我的英国之行所以那么勉强，不愿直接表示同意，是因为他认为出国是一种不合宗教信仰的行为。 我写了一封信给李立先生，他要我到他的住所去看他。他在上楼梯的时候接见了我；而且简单地说：“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再来见我吧。现在不能帮助你。”说完话他就匆匆忙忙地上楼去了。我本来已经做了妥善的准备才去见他，而且细心学好了几句话要对他说，见他的时候还向他深深作揖、合掌致敬。 可是这一切都是白搭！我想到我妻子的首饰。我想到我的哥哥，我对他有很高的信仰。他为人极其慷慨，而且他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我。我从波尔班达回到拉奇科特，报告了一切经过。我还和约希吉相商，当然咯，他甚至建议必要的话宁可借债。我建议变卖我妻子的首饰，大概可以弄到二、三千卢比。我哥哥答应设法去弄钱。 然而我母亲还是不愿意。她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有人告诉她，青年人到英国就会堕落。别的人又说他们是吃肉的；更有人说他们没有酒就不能生活。“你晓得这一切吗？”她问我。我说：“你不能信任我吗？我决不向你撒谎。我发誓不干这种事情。如果我有这样的危险，约希吉会议我去吗？” “我可以信任你，”她说。“但是你已身在异国，叫我怎么放心得下？我的心都乱了，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要问一问贝恰吉·史华密。” 贝恰吉·史华密本来属于莫德·班尼亚种姓，但现在已成为耆那教僧侣了。和约希吉一样他也是我们的家庭顾问。他倒帮了我的忙，说：“我要这个孩子庄严地许下三个愿，然后就可以让他走。”他给我监誓，我于是发誓不喝酒、不接触女人、不吃肉。发了这种誓言，我的母亲便答应我出国了。我就读的那所中学为我举行了欢送会。对于一个拉奇科特的青年人来说，到英国去确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我先写好了几句答谢的话，可是简直念不出口。我记得当我站起来致答词的时候，我的头是怎样的发昏，周身如何颤抖。我既得了家长们的祝福，便动身到孟买去。这是我从拉奇科特到孟买的第一次旅行，由我哥哥伴送。然而好事多磨，我到孟买以后，又遇到了许多周折。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二章 种姓身分被开除了 得到母亲的许可和祝福以后，我便欢欢喜喜地到孟买去，离别了我的妻子和一个几个月的婴儿。然而一到孟买，便有几个朋友告诉我哥哥，说印度洋在六、七月间风浪很大，因为这是我的初次航行，他们要我等到十一月再走。还有人说最近有一艘轮船遇到暴风而沉没了。这使我哥哥感觉不安，他不肯冒险让我马上动身，他把我安置在孟买的一个朋友那里，便回拉奇科特去做他的事情去了。他把我的旅费委托给我的妻兄保管，并吩咐一些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尽可能给我一些照料。 我在孟买度日如年，常常做梦去英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种姓里的人对于我出国一事便议论纷纷。那时还没有哪个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去过英国，如果我居然去了，我得加以说明：他们召开了一个种姓会议，传我出席。我参加了。我当时如何突然鼓足了勇气到那里去，我实在不明所以。但是我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出席了那次会议。赛德——我们族里的族长——是我们的一个远亲，而且和我父亲相处很好，这时却厉声对我说：“照本族的意见，你去英国的打算是不妥当的。我们的宗教禁止航海远行。我们还听说到了那里如果不损害我们的宗教，便无法生活。去的人不得不和欧洲人同饮食！” 我回答说：“我并不认为到英国去是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到那里的目的是求学深造。 而且我已庄严地答应我母亲不做你们最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保障我的安全。”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那位族长反驳道：“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同你父亲的关系，你应当听从我的忠告。” “我知道那些关系，”我说道：“而且我把您当作我的长辈看待。但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了，我不能改变我去英国的决心。先父的朋友和顾问是一个很有学同的婆罗门，他并不反对我去英国，而家母和家兄也都准许我出国留学。” “可是你竟敢不顾本种姓的命令吗？” “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想种姓本身不应当干预这件事。”这话激怒了那位族长。他斥责我，但我坐着不动声色。于是他便宣布他的命令：“从今日起，这孩子不应当被看作是本种姓的人了。谁要是帮助他或到码头去给他送行，就得交纳一卢比四安那的罚款。”这个命令对于我并没有影响，我起身向那位族长告别。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哥哥会有什么反应。幸而他还很坚定，写信对我保证：不管那位族长的命令，他还是准许我出国。 然而这件事使我更急于要走。万一他们对我的哥哥施加压力发生了效果，那又怎么办？谁能担保不发生意外的事情？我正在为这种处境发愁的时候，听说有一位朱纳卡德的律师被召要到英国去执行业务，将于九月四日乘船启程。我去见我哥哥嘱托照应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同意我不应当错过同这位律师作伴的机会。时间已很匆促，我打电报请示我哥哥，他回电表示同意。我便向我的妻兄索取旅费，可是他竟提到那位族长的命令，说他担当不起丧失种姓身分的处分。我只好另找我家的一个朋友，要求他暂垫旅费和零用钱，并请他向我哥哥索还垫款。这位朋友不但满足了我的要求，而且还鼓励了我一番。我很感激他。我立刻拿出一部分钱去买船票，然后准备行装。还有一个朋友对航行很内行，他替我把衣服等物都准备停当。有一些衣服我还喜欢，有一些我根本不喜欢。领带我后来很爱用，当时却很厌恶。有一件短甲克我看很不庄重。但是当时一心要到英国去，这一切都管不了许多了。至于所携带的食物，则足够旅程之用而有余。我的朋友们帮我订的舱位和朱纳卡德那位律师特立安巴克莱·马兹慕达先生同一个房间。他们还把我介绍给他。他是一个上了年纪而饱经世故的人。 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初出茅庐，毫无经验。马兹慕达先生告诉我的朋友们不用为我操心。 九月四日我终于离开了孟买远航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三章 终于到达伦敦了 我在船上一点也不觉得晕船。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却感到局促不安。我对侍者讲话都觉得难为情。我很不习惯用英文讲话，而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所有二等舱的乘客都是英国人。我不敢和他们交谈，因为当他们和我谈话的时候，我简直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即使听懂了，我也回答不了。我得先在心里打好腹稿才讲得出口。我不晓得怎样使用刀叉，而且不敢问明菜单上有哪些素菜。所以我一直不敢到餐厅里去吃饭，总是叫到房间里来吃，而这些菜主要的全是甜品和水果，这些东西我自己都带了。马兹慕达先生却没有什么困难，他和每一个人都合得来。他常常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我却成天躲在房里，只有等到人很少的时候，才敢走上甲板。马兹慕达先生一直劝导我多和乘客们来往，多和他们随便谈谈。他告诉我，当律师的应有悬河之口，还为我叙述他的业务经验。他劝我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讲英文，不要怕讲错，因为这对于应用一种外国语言显然是无可避免的。然而怎么说我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 有一个英国旅客待我很好，他拉我攀谈起来。他的年纪比我大。他问我吃了什么，做什么的，上哪儿去，为什么害羞等等一连串的问题。他还劝我到餐厅吃饭。他笑我坚持不吃肉，当我们经过红海的时候，他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说：“现在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到了比斯开湾，恐怕你就得修正你的决定了。而且英国是那么冷，如果不吃肉就无法生活。” “可是我听说人们不吃肉也能在那里生活，”我说道。 “我告诉你，这是瞎扯，”他说。“就我所知，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吃肉的。难道你不明白我并没有叫你喝酒吗，虽然我自己是喝酒的？可是我认为你应当吃肉，因为不吃肉便活不下去。” “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已经庄严地答应了我母亲不吃肉，所以我连想都不敢想要吃肉。如果不吃肉确实活不了，我宁肯回印度去，也不能因为要在那里住下去而吃肉。” 我们终于进入了比斯开湾，然而我并不觉得需要吃肉或喝酒。有人劝我准备一些不吃肉的证件，我就请那位英国朋友给我开一份，他高兴地给了我一份证书，我把它珍藏了很久。 然而后来我知道连肉食者也可以弄到这种证书，它对于我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魅力了。如果我说的话都不能算数，弄到一份证书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终于在一个星期六到达了南安普顿。我在船上穿的是一套黑西服，朋友们给我买的那套白法兰绒，我是特意留到上岸时才穿的。我原来以为上岸的时候穿白衣服比较体面，所以我就穿上了那套法兰绒衣服。那时已经是九月的最后几天了，上岸以后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穿这种衣服。我把所有的衣箱和钥匙都交给格林德利公司的代理人托运，因为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就照办了。 我带了四封介绍信，分别给皮·捷·梅赫达医师，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瑙罗吉。船上有人劝我们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马兹慕达先生和我都接受了这个意见住到那个旅馆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穿白衣服这件事，使我越想越不好受。到了旅馆以后才晓得我的东西要到第二天才能够从格林德利公司那里取出来，因为那天正是星期天，这使我更为局促不安。 我在南安普顿给梅赫达医师发了一封电报，他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便来看我。他热烈地欢迎我，却笑我还穿着法兰绒的衣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无意中拿起他的礼帽，要试试它多么光滑，因为不懂得纹理，竟用手把绒毛弄乱了。梅赫达看见我这种行为，多少有些生气。他想阻止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警告，这是我学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梅赫达医师幽默地给我详细讲解起来，他说：“不要摸别人的东西：第一次见面，不要象我们在印度常常做的那样问许多问题；不要高声讲话；对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象我们在印度那样老是称呼他；只有仆人和属下的人才这样称呼他们的主人。”诸如此类。他还告诉我住旅馆很花钱，劝我最好住在私人的家里。我把这事情拖到星期一才考虑。 马兹慕达先生和我都觉得住旅馆很难过，而且也很贵。不过，同船有一个来自马耳他的信德人已经和马兹慕达先生交上了朋友，对于伦敦，他不算是一个生客，他答应帮我们找几间房。我们自然同意了。到了星期一，我们一拿到行李，付了房钱，便搬到那位信德友人替我们租好的房屋里去。我记得我的旅馆费达三英镑，其昂贵使我震惊！尽管费用这么沉重，事实上我却饿着肚皮！因为我什么也吃不下。有时我不喜欢吃这样东西，又叫了另一样东西，但是同样要付两份钱。事实上这几天我一直是依靠我从孟买带来的食物生活的。 搬入新房以后，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常常怀念我的家庭和祖国。我母亲的爱一直和我形影不离，到了晚上便泪流满颊，家庭的一切回忆使我不能成眠。我内心的苦闷是无法向人诉说的。即使能够，又有什么用处呢？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给我安慰，因为一切都是陌生的——无论是人，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的住所。对于英国的礼节，我是完全外行的，所以要不断地留神。对于发誓素食的人，尤为不便。就是我可以吃的菜，也是淡而无味。这使我感觉进退两难。在英国是不好受的，然而回印度去更不是办法。如今既然来了，便应当住满三年，我心里这么想。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四章 我的抉择 星期一那天梅赫达医师到维多利亚旅馆来，以为我还住在那里。他发现我们已经搬走了，找到了我们的新址，便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我因为不懂事，在船上染了癣病。在船上我们老是用海水洗衣服和洗澡，肥皂使不上。可是我却偏偏要用肥皂，以为用肥皂才能表示自己有文化，结果是不但没有把皮肤洗干净，反而弄得混身油腻，因此长了癣。我指给梅赫达医师看，他教我用醋酸洗涤。我还记得醋酸怎样辣得我痛叫起来。梅赫达医师看了我的房间和陈设，摇着头说：“这个地方不行。我们到英国来，与其说是为了求学，不如说是为了取得一点英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经验。为了这个缘故，你应当和英国人家住在一起。但是在这以前，我想你最好跟某某人当一下学徒，我带你去吧。” 我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又搬到一位英国朋友那里去住。他为人极其和蔼体贴，把我当弟弟看待，教导我英国人的规矩礼俗，使我习惯于用英文谈话。但是我的饮食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吃不下用开水煮过的不搁盐或香料的青菜，主妇不知道应该给我煮些什么才好。早餐的麦糊倒还可口，但是午饭和晚餐我总是吃不饱。那位朋友不断劝我吃肉，然而我总是以已有誓言为理由略加说明，然后默不作声。午饭和晚餐都有菠菜和面包，还有果子酱。我是一个能吃的人，胃口也很大，但是我只吃两三片面包，不好意思多要，因为多要好象是不对的。况且午饭和晚餐都没有牛奶。有一次那位朋友发急了，坦白地对我说：“如果你是我的亲弟弟，我就会送你回国。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这根本不是什么誓言，法律上也不会加以承认。坚守这种誓言是纯粹的迷信。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在这里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你承认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 你在绝对不需要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必须吃肉的地方来了，你却不吃。真是令人不解！” 然而我还是坚定不移。那位朋友还是日夜絮絮不休地劝导我，但是我始终以否定的态度面对着他。他愈争辩，我愈固执。我每天祷告，求上帝保佑，果然发生效验。我对上帝并没有什么观念，这是信仰的作用，这种信仰的种子是那位善良的保姆兰芭种下的。 有一天那位朋友开始给我读起边沁的《功利论》来。我简直如坠入五里云雾中：其文字之艰涩使我无法理解，他便为我解释起来。我说：“请原谅我吧，这些深奥的东西我实在捉摸不住。我承认人需要吃肉，但是我不能破坏自己的誓言。我不能争论这个问题，我明白争也争不过你。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固执的人饶了我吧。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爱护，我知道你确实希望我好。我也知道你再三启导我这个问题，是出于你对我的关怀，但是我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是不能违背的。”那位朋友惊讶地望着我。他把书合起来，说道：“好吧，我不再和你争辩了。”我听了很高兴。他果然不再讨论这个问题。然而他并没有终止对我的担忧。他既抽烟又喝酒，但是从来不要我抽烟喝酒。事实上，他倒叫我别抽烟别喝酒。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是： 别让我的身体因为不吃荤而衰弱，从而不会感觉在英国那么自在。 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学徒生活。那位朋友的家是在里奇蒙，一个星期最多只能上伦敦一两次。梅赫达医师和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因此决定我应当寄居在某一家庭里。苏克拉先生看上了西肯新敦一个英印混血种的家，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主人是个寡妇。我把我的誓言告诉了她。这位老太太答应适当地照顾我，我就在她家里住下来了。我在这里也几乎是挨饿的。 我已写信回家去要一些糖果和其他家乡风味的食品，可是还没有寄到。这里样样东西都是淡而无味。这位老太太每天都问我喜欢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象从前一样的难为情，不敢索取比人家所给我的更多的东西。她有两个女儿，她们总是多拿一两片面包给我。但是她们不知道，一大块面包也不一定填满我的肚子。 然而现在我总算安定下来了。我还没有开始正规的学习。由于苏克拉先生的提示，我这时候才开始读起报纸来。我在印度从来没有读过报纸，但是在这里，我已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我常常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和《保尔·玛尔公报》。这大约要花一个钟头。因为闲着，我便出去到处走走，想找一家素食馆。那位主妇曾告诉过我市区里是有这种地方的。我一天要走十英里到十二英里，找一家便宜的馆子畅畅快快地吃面包，可是总是不满足。有一次我在闲逛的时候，无意中在法林顿街发现了一家素食馆。 这个发现所给我的快乐正如一个孩子得到了他心爱的东西一样。我正想进去的时候，看见门边的玻璃窗里陈列着一些出售的书，其中有一本是萨尔特的《素食论》。我花了一个先令买了这本书，便一直走进餐厅里去。这是我到英国以来称心如意的第一餐。上帝终于给我援助了。 我把萨尔特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印象很深。自从读了这本书的那一天起，我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知所抉择的素食者了。想起我在母亲跟前发誓的那一天，不禁感慰交集。我从前不吃肉的动机是忠于真理和履行誓言，但同时却又希望每一个印度人都成为肉食者，我自己也盼望着终有一天也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吃肉，并且劝导别人也吃肉。现在我已经选择了素食，宣扬素食便成为我今后的使命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五章 充当英国绅士 我对素食的信仰越来越增长。萨尔特的书扩大了我研究饮食的兴趣。我到处搜罗并阅读一切有关素食的书，其中有一本是霍华德·威廉斯的《饮食伦理学》，是一部“自古迄今人类有关饮食著作的传记史”。这本书力图说明，自和耶稣到现代的一切哲学家和先知，无一不是素食者。安娜·金世福医师的《饮食善方》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艾林生医师关于卫生和健康的许多著作也很有帮助。他提倡一种以正规饮食治疗病人为基础的治疗制度。他自己就是一个素食者，他给病人开的方子也是严格的素食。读了这一切著作以后，饮食实验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开始作这些实验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健康问题，但是后来宗教便成为凌驾一切的动机了。 同时我的朋友并没有终止对我的关怀。由于他对我的眷爱，他总以为如果我坚持不吃肉，不但我的身体会变弱，而且我也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因为我在英国人的社会里永远不会感觉自在。当他获悉我正沉溺于素食理论的著作中时，他很担心这种研究会冲昏我的头脑，担心我的生活会消耗在实验中，担心我会忘了自己的工作，而成为一个幻想者。因此，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我改造过来。有一天他请我去看戏。在演出之前，他又请我到贺尔朋饭店去吃晚饭。这是我离开维多利亚旅馆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大饭店，是宫殿式的。我住在那个旅馆实在没有得到多个有益的经验，因为我住在那里的时候，还有点糊里糊涂。这位朋友有计划地把我带到这个饭店来，显然以为礼貌会禁止提出任何问题。当时在这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多，我的朋友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张餐桌上。第一道送上来的是汤。我不知道这汤是什么做的，但又不敢问那位朋友。因此我就召唤侍者过来。我的朋友看见我这种举动，在桌子那边严峻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很犹豫地告诉他，我想问一问这汤是不是素汤。他很生气地嚷起来：“你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莽汉。如果你不能克制你自己，你最好请便吧。你到别的饭店去吃你的吧，吃完了在外面等我。”这倒使我高兴，我自个儿出去了。附近本来有一家素食馆，可是已经关门了。所以那一夜我根本没有吃饭，我陪着那位朋友到剧院里去，但是他只字不谈我所造成的局面。我呢，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争执，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的朋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出于爱护，这一点我是明白而且感激的，而且正因为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中的分歧倒使我对他更为尊敬。 然而我决定我应该使他宽心，我应当向他保证我不再做莽汉了，而是竭力使自己成为适合于这个有礼貌的社会——一个文质彬彬、虽然素食却又不令人生厌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挑起了一个更不可能的任务——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绅士。 我从孟买带来的衣服，现在看来，似乎不大适合于英国社会，所以我就到陆海军商店去买一些新的衣服。我还花了十九先令——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买了一顶礼帽。我犹以此为未足，又到伦敦最时髦的中心区股票大街花了十英镑买了一套晚礼服；还叫我那个善良而心地崇高的哥哥给我寄了一条双层的金表链。打着现成的领结在当时是不体面的，所以我又学会了自己打领结的艺术。在印度的时候，镜子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家庭理发师来给我刮脸的时候，才有机会照一照。在这里我每天要花去十分钟的时间，站在一面大镜子面前，按当时正确的样子打领带和梳头发，独自端详一番。我的头发是很硬的，所以每天总要用刷子经过一场正规的斗争，才能弄得服服贴贴。每次戴上和摘下帽子的时候，我的手便会不知不觉地掠到头上去调理头发，更不必说坐在温文尔雅的圈子里，为了同样的目的，这只手应该随时随地怎样动弹才算合乎礼仪的那些有教养的习惯了。 这一切似乎还不足以显示我对这事情的认真，我又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成为一个英国绅士所必要的细节。有人告诉我，我必需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法文不单是法兰西邻国的语言，而且还是我想去周游一趟的欧洲大陆的混合语言。我决定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并且交了三英镑作为一个学期的学费。我在三个星期内大概上了六堂课，可是我总学不会那有节奏的动作。我不懂钢琴的音调，所以无法使步伐与节拍吻合。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隐士养了一只猫防鼠，又养了一头牛挤奶给猫吃，又雇了一个人来看牛，如此不已。我的欲望同那隐士的家庭一样，有增无巳。我认为我应当去学一学小提琴，以便使我的听觉习惯于西方的音乐。所以我又花了三英镑买了一把小提琴，还花了一些学费。我还请了第三个教员给我讲授演讲术，并且付了的头一期学费。他给我介绍一本培尔的《演说家典范》作为课本，我也买来了，而且开始学起的演说词来。 但是培尔先生的书却给我一个警告，使我醒悟过来。 我并不打算在英国住一辈子，我这样对自己说。那么我去学演说术有什么用呢？跳舞怎么能够使我成为一个绅士呢？小提琴我在印度也可以学的。我是一个学生，我还是应当去读书。我必须取得成为律师的资格。如果我的品行能使我成为一个绅士，那是再好不过了，不然，我就得放弃这种欲望。 这些类似的思想占有了我，我便写了一封信给那位演说教员，把这些想法告诉他，并且要求他原谅我不再去上课了。其实我只上了两三堂课。我还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给舞蹈教员，又亲自去找小提琴教员，请她替我卖掉那把小提琴，售价多少不计。她对我很和气，所以我告诉她，我怎样从追求一种错误的思想中觉悟过来。她鼓励我这种完全改变的决心。 这种愚昧可笑的生活大概过了三个月。至于服饰的讲究，还继续了几年之久。但是从此以后，我便成为一个学生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六章 改变 希望没有人会想象我对跳舞和其他类似的体验是我一生放纵的一个阶段。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那个迷恋于逸乐的时期里，就我自己来说，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反省。我花的每一个铜板都记了账，而且我的开销都是经过细心计算的。每一个细小的项目，象公共汽车费，邮费，买报纸的一两个铜板，全部登入账目里，每晚入睡以前结算一次。这种习惯我一直保持下来，而且我明白，我虽然经手处理过数达几十万的公共基金，却能够在开支方面做到严格的节俭，不但没有负债，而且在我领导的运动中，总是有盈余，就是由于养成这种习惯的结果。希望每一个青年人从我这里学得一点经验，对于每一样收支都能够记入账目，我相信他会和我一样得到好处。 正是由于我严密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才明白需要节俭。所以我决定将我的开支减少一半。我的账目中，车票的支出很多。因为我寄住在人家的家里，每个星期照例要付一次账。有时还要请东家的人上上馆子和参加一些集会。这一切都使车钱的负担加重，尤其是邀请的如果是一个女朋友，照规矩说得由男方支付所有的费用。而且在外面吃饭也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因为即使不在家里吃饭，每星期应付的伙食费也不好扣除。我觉得这些项目都可以节省下来，由于错误的礼节观念而开支的钱也可以省掉。 于是我便决定自己租房子住，不再作别人家里的寓公，而且斟酌工作需要，随时迁移，以便获得新的经验。我所选定的新居离工作地点只有徒步半小时的距离，这样，车费就可以省下了。以前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坐车，要散步就得另外找时间。这个新的办法把散步和经济结合起来了，既可以节省车钱，每天还可以步行八至十英里。我在英国期间，实际上没有害过什么病，而且身体还相当强壮，主要的就是由于养成了这种长时间步行的习惯。 就这样我租下了一套房子；一间会客室，还有一间寝室。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在后面。这些改变给我省下了一半的开支。可是我怎样利用时间才好呢？我知道法学考试用不着读多少书，所以我倒不觉得时间逼促。我一直很担心的倒是我的英文程度。李立先生（以后为弗立德烈爵士）“念完大学再来找我”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际。我想我不但要争取做一个律师，还应该弄个学位才好。我了解了一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还请教了几个朋友，我发觉如果我选定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那就得有更大的开销，在英国住的时间还要比我所准备住的长得多。有一个朋友建议说，如果我真想过一过高深的考试的瘾，我就得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我就得大大用功一番，并且会大大地增加一般的知识，而无需花费多少额外的开支。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然而课程表却吓住了我。拉丁文和一种现代外文是必修科！我怎么弄得了拉丁文？可是那位朋友极力主张念拉丁文，他说：“对于律师来说，拉丁文是很有价值的。懂拉丁文对于了解法律书籍非常有用，而且罗马法的一篇论文就完全是拉丁文。此外，懂得拉丁文，要精通英文就更容易了。”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决定不顾一切困难要学会拉丁文。法文我是已经开始学了，我想这应该算是现代语文吧。我参加了一个私人开设的大学预备班。这种考试每半年举行一次，我只有五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追求变成一个英国绅士的愿望，使我成为一个认真的学生。我订了一个很精密的时间表；然而无论是我的智力还是记忆力，都不容许我在这个时间内除了别的课程，还能应付拉丁文和法文。考试的结果是，拉丁文不及格。我觉得很可惜，但是并没有失掉信心。我已尝到了拉丁文的滋味，而且我还认为我的法文好得多，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我还想在理科方面选一门新课。化学我本来念过，但是因为缺乏实验，所以没有什么吸引力，不然，学起来一定是极有趣味的。这是印度各校的一门必修科，所以上一次我就选定这门课程参加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可是这一回我不选化学而改选热光学，据说比较容易，而且我发觉确实如此。 为了准备另一次考试，我竭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简化起来。我感到我的生活方法和我的家境是不相称的。我一想到我那不断奋斗的哥哥，总是慷慨地把我所需要的钱一笔一笔地寄来，心里就很难过。我看见有很多每月只花八至十五英镑的学生，功课都很好，我眼前有很多生活简朴的事例。我遇见过不少贫苦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比我差得多。其中有一个学生住在贫民窟里，他以每星期两个先令的租金租了一个房间，每顿饭只花两个便士，从罗哈特便宜的可可间买一点可可茶和面包充饥。我要学他自然是困难，但是我觉得我由两个房间改住一个房间，有时在家里自个儿烧饭吃，肯定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节省四、五英镑。我还读了几本论述如何过简单生活的书。我放弃了那套房间，改租单房，买了一个火炉，开始在家做起早饭来了。一顿早饭花不了二十分钟，因为只要煮麦片粥和可可茶就行了。中饭我是在外边吃的，晚饭则在家里吃面包和可可茶。这么一来，我一天只要花一个先令三个便士就行了。这个时期也是我最用功的日子。简单的生活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学习，于是我的考试及格了。 读者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使我很难堪，其实这种改变倒使我的精神和行动得以协调，这也更加适合于我的家庭经济。这样，我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率真，精神上也感到了无限的欢乐。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七章 饮食方法的体验 当我更深一步探索自己的时候，我越发感觉内心外情都需要有所改变。当我的开支和生活方式一有了变动，甚至在这种变动以前，我就开始调节我的饮食了。我知道论述素食主义的许多作家曾经非常细致地从宗教、科学、实践和医药方面着手探讨过这个问题。从伦理学的观点上说，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人之所以超越于下等动物，倒不在于前者必须以后者为食，而是高级动物必须保护低级动物，两者之间须有互助，一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指示这样的真理：人们之所以饮食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于是他们就有人据此建议并身体力行：不但不吃荤，而且不吃鸡蛋不喝牛奶。有人从科学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说：人体结构表明，人本来不是需要烹调，而是一种吃果子的动物；他只能吃他母亲的奶，等他长出牙齿了，便开始吃硬食物。从医学上说，他们的意见是：不吃所有的香料和酱料。根据实践和经济的说法，他们则表明，素食是最省钱的。这一切见地对我都有影响，在素食馆我遇到过所有这些类型的素食主义者。英国有一个素食者协会，而且由这个协会出版了一种周刊；我订阅了一份，参加了这个协会，而且不久还成了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就在这里，我同那些被认为是素食主义的著名人物有了往来，并且开始了我自己关于饮食方法的体验。 我不再吃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糖果和香料了。想法一转变过来，对于香料的嗜好就逐渐消逝了，现在我用开水煮熟的菠菜，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以前我在里奇蒙吃过，却是淡而无味。这许多实验教训了我，真正尝到滋味的并不是舌头而是心情。 经济上的考虑当然还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算着。当时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咖啡是有害的，主张喝可可。而我呢，我相信一个人只应该吃那些有益于身体的东西，因此当然不再喝茶和咖啡，而代之以可可。 在我经常光顾的那几家餐馆里，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那些景况相当好的人光顾的，有各色各样的菜，任人自由选择按价支付，这样每顿饭总得花上一两个先令。还有一部分只有三道菜和一片面包，每顿饭六个便士。在那些严格节约的日子里，我通常是在第二部分吃饭。 和这些主要的实验同时进行的，还有很多小实验；例如有时不吃淀粉质的食物，有时只靠面包和水果生活，有时又只吃奶酪、牛奶和鸡蛋。最后这一种实验是值得记述的。这种实验延续不到半个月。那些主张不吃淀粉质食物的改革者对鸡蛋有很高的评价，认为鸡蛋不是荤菜。吃鸡蛋对于生命显然是没有损害的。我就是听信了这种说法，而不顾我的誓言吃起鸡蛋来。可是这种荒唐究竟是片刻的事。我不愿意对这誓言加上什么新的解释。母亲为我监誓所作的说明我还记得。我知道她所指的荤菜包括鸡蛋。而当我一发现这誓言的真谛，我就不再吃鸡蛋，而这实验也就放弃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是值得一提的。我在英国听见有三种荤菜的定义。第一种是说，所谓荤菜仅指禽兽的肉而言，凡是接受这种定义的素食者都不吃禽兽的肉，但是吃鱼，更不必说鸡蛋了。第二种定义是说，所谓荤菜系指一切动物的肉而言。这么说来，鱼当然不能吃了，可是鸡蛋是可以吃的。第三种定义是把一切动物的肉及其所有的附产品都包括在荤菜之中，因此也包括了鸡蛋和牛奶。如果我接受第一种说法，我不但可以吃鸡蛋，而且还可以吃鱼。然而我相信我母亲的定义就是我应当遵循的界说。所以如果我要恪守誓言，我就不该吃鸡蛋。因此我就这样做了。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仔细追究就会发现，即使在素食馆里，有好多菜都包含着鸡蛋。这就是说，除非我确实知道了，我就得通过令人难堪的过程来弄清楚某个特殊的菜是否含有鸡蛋，因为有许多布丁和糕点是离不开它们的。虽然，为了分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引起了这种困难，它却简化了我的伙食。这种简化本身却又使我烦恼，因为这样一来有很多我所喜欢的食品都得放弃了。这些困难只不过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因为严格遵守誓言产生了一种显然更加健康、精美而永恒的内在滋味。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那是关于另一个誓言。但是谁敢损害上帝所保护的人呢？ 这里不妨谈一谈对各种誓词的解释。对于誓词的解释一直是世界上争辩不休的丰富的论题。不管这誓词多么简明，人们总是按自己的意图加以歪曲。这种人在社会上各个阶层里都可以碰到，从富人到穷人，从王公贵族到乡下农民。自私自利使他们色盲，他们以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欺骗了自己，也企图欺诈世人和上帝。有一个金科玉律，那就是诚心接受监誓者对于誓词所作的解释。另一个办法是，如果可能有两种解释，那就接受弱者一方的解释。拒绝了这两个办法，就会引起起源于不诚实的争吵和罪恶。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易于遵循这个金科玉律，他不需要寻求深奥的解释。我母亲关于荤菜的说法，按照这个金科玉律，对我来说该是唯一的真理，而不是我的比较广泛的阅历或引以自豪的比较丰富的知识可能教导我的那种说法。 我在英国的体验是由经济和养生之道的观点所指导的。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在我到南非进行全力的体验以前并未加以考虑，这在以后还要谈到。虽然，一切方面的种子在英国的时候就种下了。 一个改宗者对于他所信奉的新教的热情，往往比一个从小就信奉那种宗教的人还大得多。素食主义当时在英国是一种新的信仰，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原是以一个被说服的肉食者到那里的，但是后来却是有意识地改变成为一个素食者。怀着满腔新信徒对于素食主义的热忱，我决定在我的住宅区贝斯瓦特成立一个素食俱乐部。我邀请住在这个地区的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担任俱乐部副主任。《素食者》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担任主任，我自己则担任秘书。这个俱乐部活动了一个时候，但是过了几个月便结束了。因为按照我定期迁居的习惯，我离开了那个地区。可是这次简短而谨慎的经验却给了我一点点组织和经管社会团体的锻炼。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八章 羞涩是我的护身符 后来我被选为素食者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决定参加该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可是我总感觉舌结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奥德菲尔德博士对我说：“你同我讲话很自然，可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你为什么从不开口呢？你是一只雄蜂吧？”我很欣赏这个揶揄。蜜蜂是很忙碌的，雄蜂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在这些会议上，当大家发表意见时，我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并不是一件小小的怪事。倒不是我从来就不想讲话，但我总是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在我看来，其他所有的委员都比我懂事得多。有时正当我鼓起足够的勇气想要发言的时候，大家又常常开始讨论另一个新问题了。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很长时期。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以为缺席是不应当的，而且感觉到投一张沉默的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协会的主席希尔斯先生原是泰晤士钢铁工厂的老板，他是一个清教徒，协会的生存可以说实际上是依靠他的资助。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多多少少都是受他庇护的。享有素食者声誉的艾林生医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是当时新兴的节制生育运动的倡导者，并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节育方法。希尔斯先生认为这些方法正是要在道德的根蒂上开刀。他以为素食者协会的宗旨不仅是在讲饮食，而且还应该进行道德改革，因此象艾林生医师这样一个持有反清教徒观点的人，就不应当被容许留在协会里，因此建议开除他的会籍。这问题深深引起了我的关怀。艾林生医师关于人工节育的方法，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危险的。我还相信希尔斯先生作为一个清教徒，是有权利加以反对的。我对希尔斯先生的为人和他的慷慨也很尊敬。然而仅仅因为有人不承认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为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把他从素食者协会排除出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希尔斯先生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反清教徒的看法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协会所宣布的只是提倡素食并非倡导什么道德制度的宗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素食者，不论他对于其他的道德具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成为协会的会员。委员会中还有别的委员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亲自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怎样表示法倒是一个问题。我没有勇气讲出来，因此决定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我就带着这份书面的东西去参加会议。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甚至连宣读它的能力也没有，主席不得不找人代读。艾林生医师那天是失败了。这样，在这类问题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我就发现自己是在失败者这一边了。然而我以为我所做的是正当的，并以此自慰。我还依稀记得这事情发生过后，我就向委员会提出辞呈了。 我在英国的整个时期，一直保持了这种羞涩。有时我去作应酬性的拜访，如果在座的有半打以上的人，甚至也会使我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我和马兹慕达先生一齐到文特诺去。我们住在那里一个素食者家里。《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也住在这一个避暑盛地。我们见过他，他邀请我们到一个会上去为提倡素食讲演。我已明白在会上念讲稿的做法并不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为了讲话前后连贯而简洁，是这样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即席讲话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就把我的讲稿写下来。我在会上站起来宣读，可是读不出来。我的眼睛变得朦胧了，而且我还发抖，虽然我的讲稿总共不过一页。马兹慕达先生不得不代我宣读。他自己的讲话不用说是很漂亮的，博得了不少掌声。我自己感到很难为情，心里为自己的无能而悲伤。 我在英国作公开讲话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我离英返国的前夕。可是这一次我还是闹了笑话。我邀请我的索食朋友们到前边谈过的贺尔朋饭店去吃饭。我对自己说：“素餐当然只能在素食馆里吃。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到一家非素食饭店去吃呢？”我就同贺尔朋饭店的经理商量，要他准备一桌严格的素席。应邀赴宴的素食者为这个新的实验欢呼不已。一切宴会原是为了欢乐，但是西方已把它发展成为一种艺术。这种宴会是用喝采、音乐和讲演来进行的。 我所举行的小小的宴会也少不得要有一些这一类的表演，所以也有讲演。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站起来发言。本来我已经想好了只消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腹稿。可是讲了第一句话，第二句就讲不出来了。我读过关于艾迪逊的故事，他在英国下议院开始他的处女发言时，重复三次，后来再也讲不下去了，便有人站起来开玩笑说：“这位先生想了三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我原想引用这个逸话发表一通幽默的讲演。所以我就开始讲起来，可是欲吐还休。我本来打算讲得幽默有趣，一想却又完全想不起来，弄得自己贻笑大方。“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好意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突然说了这句话就坐下来了。 这种羞涩只是到了南非从后才有所克服，虽然我从来就没有完全克服过这个毛病。即席讲话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当我不得不面对陌生的听众时，我就犹豫起来，只要可能，我就推托不讲话。就是到了今天我还不能而且也不愿意让朋友们在一起瞎扯乱谈。 我应当说，我这种天赋的羞涩除了偶然闹笑话之外，倒是没有任何害处的。据我看来，事实正相反，这种羞涩对我确有很大好处。讲话犹豫，一度使我很伤脑筋，现在对我却是一种乐趣，它的最大好处是教会了我用字简练。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种约束自己的思想的习惯。现在我倒是可以给自己发一张证书，证明我的舌头或笔尖决不轻易放过一句思虑不周的话。在我的讲演中或写作中，我想不到曾经有什么使我感觉遗憾的地方。所以我一直避免了许多差错，也很少浪费时间。经验教我懂得，沉默是信奉真理的人精神训练的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浮夸、抹杀或缩小真理，原是人们一种天生的弱点，要克服这种弱点，沉默是必要的。一个很少讲话的人，他的言词很少是不经过考虑的；他会衡量每一句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确实有很多急于讲话的人。会议主席没有不为递条子要求讲话的事而感到苦恼的。而当准许一个人讲话时，他总是超过时限，要求更多的时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再也不管你准许不准许了。所有这种谈吐实在说不上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裨益。它是那么浪费时间。我的害羞确实维护了我。它容许我成长，帮助我识别真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九章 不老实之害 四十年前，到英国去留学的印度学生还比较少。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要装成单身汉的样子，虽然他们有的已经结婚了。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以为念书和婚姻生活是不能并行的。印度古代的好日子，也有这样的习俗，那时候的学生叫做。但是到了近代，我们却有了童婚制度，这在英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旅居英国的印度青年都不好意思承认他们已经结婚了。还有另一个不敢吐露真情的原因是：如果事实被人知道了，那些年青人便不可能和他们所寄寓的那个家庭的年青姑娘一同出去玩或者嬉戏了。嬉戏是不算什么的，做父母的甚至还加以鼓励；而且由于每一个青年人都得选一个配偶，男女青年的那种联系在那里倒是必要的。然而，如果印度青年一到英国就纵放于这种关系之中——这对英国青年来说是很自然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不堪设想的，正如我们所常常发现的。我见过有一些印度青年经受不住这种诱惑，因为常和英国女孩子在一起游玩而过着一种不诚实的生活。和女孩子游玩在英国青年来说，虽然是不算什么，但对于印度青年，实在不妙。我自己也受了他们的传染，毫不迟疑地冒充自己是一个单身汉，虽然我已是有妇之夫，而且早已做了父亲。可是我这样自欺欺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快乐。只是由于我的谨慎和羞怯，才使我没有陷入更深的水火之中。如果我不讲话，没有那个女孩子会愿意和我交谈或陪我出去走走的。 我固然有些胆怯，却也有些谨慎。有一次我住在文特诺一个人家家里，这样的人家有一种规矩，就是主妇的女儿要带着客人去散步。有一天我的主妇的女儿带着我到文特诺附近那些可爱的小山上去。我走路并不慢，但我的女伴走得比我更快，她一面在我的前头走，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我对于她的许多话，有时只能轻轻地说一声“是”或“不”，至多也不过说句“真的，多么美”！她象鸟一般的飞着，我却在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 就这样我们跑到了山顶。怎样再跑下去反而成了一个问题。虽然穿着高跟鞋，这位二十五岁的活泼少女竟象箭一般地急驰而下。我惭愧地挣扎着下来。她站在山下，笑嬉嬉地给我打气，还要上来扶我。我为什么这样胆怯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跌带爬地，总算爬到山下来。她却纵声大笑地嚷着“真好玩，真好玩”，使我更加难为情。 然而我还是逃脱不了灾厄，因为上帝要为我割去这个不诚实的脓包。有一次我到布莱顿去，这是一个和文特诺差不多的避暑胜地，这是我还没有去文特诺之前的事。我在那里的一家旅馆里遇见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寡妇。这是我在英国的第一年。旅馆里的菜单都是用法文写的，当时我还不懂法文。我凑巧和这位老太太同桌，她看见我是一个陌生人，知道我正在为难，便马上过来帮我的忙。她说：“你似乎是一个才到此地的人，象是不怎么熟悉这里的情形。为什么你没有叫菜？”这位好心肠的太太讲这番话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菜单，打算问一问侍者这些莱是用什么做的。我谢谢她，向她解释我的困难，告诉她我不懂法文，不知道那些是素菜。 “让我帮你的忙吧，”她说道。“我可以把菜单解释给你听，告诉你可以吃什么。”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帮助。我从此便认识了这位太太，以后彼此做了朋友，在我留英期间和离开英国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种友谊未曾间断。她把她在伦敦的地址给了我，请我每星期日到她家里去吃饭。有时她还特别邀请我，帮助我克服羞怯的心情，给我介绍一些年轻的女子，引导我和她们谈话。特别明显的是她常常引导我和一个同她住在一起的年轻女子谈话，让我们两个人单独交往。 最初感到非常为难，既不能开始交谈也不能开玩笑。但是她引导我。我开始学习，不久就盼着每个星期天，开始愿意和这个年青女子交谈了。 这位老太太把她的罗网一天比一天地放大，她对我们的会晤感到了兴趣。也许她对于我们有她自己的计划。 这时我才感到进退两难。我对自己说：“我恨不得把我已经结婚的事早点告诉这位老太太。那么她就不会在我们两人订婚的问题上打主意了。虽然，亡羊补牢，现在还不算晚。如果现在我把事实宣布出来，就可以省掉以后更多的麻烦。”我主意已定，便给她写了大致这样的一封信：“自从我们在布莱顿认识以来，你待我很好。你照料我如同母亲照料儿子一般。你也觉得我应该结婚，所以给我介绍一些年轻的女子。现在我因为怕惹出事来，所以要向你承认我实在不配你的厚谊。我早就应该在拜访你时告诉你，我是一个已婚的人。我知道留学英国的印度学生每每隐瞒他们已经结婚的事实，而我也这样做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应该告诉你，我是在童年的时候结婚的，而且已经是一个儿子的爸爸了。我这么久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实在感到内疚，但是可喜的是上帝现在已经给我勇气来说出真实的话。你能够饶恕我吗？我可以告诉你，我对于你好意给我介绍的那位年轻女子，并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我知道我应守的规矩。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有妇之夫，自然愿意为我们撮合。为了避免这件事情超越现有阶段，我不得不将事实告诉你。 “如果你接到这封信以后，认为我有负于你的厚意，我绝不会有怨言。你对我的盛情厚谊将使我铭感永世。如果自此以后，你仍然不嫌弃我，依然把我当作是值得你关怀的人，我当然会很快乐，并且当作是你的眷爱的进一步的象征。” 读者应该知道，这封信并不是一下写好的。我一定经过了再三修改。但是它把我心中的重负挪开了。她立刻给我回信，大意如下：“我收到了你那封坦率的信。我们两人都很欢喜，并且痛快地笑了一场。 你所说的关于你的不诚实的过失，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能将事实告诉我们，那是好的。我还是要请你来，而且我们确实希望你下个星期日和我们再见的时候，能为我们讲述一切有关你的童婚的情形，让我们沾你的光，饱笑一场。难道还需要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友谊丝毫不受这件事的影响吗？” 就这样，我把自己不诚实的脓包挤掉了，而且从此以后，只要是必需的，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将我已经结婚的事告诉别人。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章 初次接触各种宗教 我在英国第二年末，碰见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两兄弟，而且都是未婚的。他们对我谈起。他们正在阅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府之歌》，请我和他们一起读原文。我觉得惭愧，因为我并没有读过那首圣歌的梵文或古遮拉特文。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没有读过《纪达圣歌》，可是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读，虽然我的梵文知识很有限，我希望我对于原文的理解足以使我鉴别译文是否有讹误之处。于是我开始和他们读起《纪达圣歌》来，其中第二章有这么几行，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到现在还萦绕在我的耳际：人如果注意感觉之物，那就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爱好煽起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藩篱既破，浩气无存，终至精神丧失，身心同归于尽。 我觉得这本书象个无价之宝。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日益深刻，时至今日，我依然把它当作是人们认识真理的无上佳作。我在烦闷的时候，它给我极宝贵的帮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英文译本都读遍了，我认为安诺德的译本最好。他对于原文很忠实，而且读起来并不象是翻译的。我虽然和这些朋友读着《纪达圣歌》，但当时还说不上有什么研究，直到几年以后，它才成为我每日必读的书。 这两位弟兄还给我介绍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所著的《亚洲之光》。我以前只晓得他是《天府之歌》的作者，直至看见这一本书，我觉得读起来比《薄伽梵歌》有趣多了。我一旦开始读起来，便感到手不忍释。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带到布拉瓦斯基住宅里，把我介绍给布拉瓦斯基夫人和贝桑特夫人。那时贝桑特夫人刚刚加入通神学会，关于她改变信仰的辩论，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这些朋友劝我入会，但是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对于自己的宗教还没有什么心得，不便再加入别的宗教团体。”我记得我曾听从这两位弟兄的劝告，读了布拉瓦斯基夫人的《通神学入门》。这本书引起了我阅读有关印度教典籍的愿望，而且把传教士们所宣传的、认为印度教是充满迷信的观念，从我心中排除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家素食公寓里遇见了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善良的基督教徒。 他和我谈起基督教。我把我在拉奇科特所遇到的事情告诉他，他听了以后很难过。他说：“我是一个素食者，也不喝酒。有很多基督教徒既吃肉，也喝酒，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吃肉喝酒都不是圣经所训示的。你要是读一读圣经就知道了。”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他便给了我一本圣经。我依稀记得他自己也常常出售圣经，我向他买了一本有地图、有索引和其他优点的《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可是没有法子把《旧约》读完。我读了《创世纪》，以后的几章一读起来便想打磕睡。但是为了向人炫耀我也读过《圣经》，我非常勉强地读完了其他各书，既无兴趣，也不了解。我最不喜欢的是《民数记》。 然而《新约》却给人一个不同的印象，尤其是《登山宝训》，简直打入我的心坎。我认为它可以和《纪达圣歌》比美。里面说的“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想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我看后欣赏无已。并使我想起萨玛尔·巴特说的“惠我杯水，报以美食”那一段话。我那年青的心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和《登山宝训》的教训都贯穿起来。弃而不取乃是宗教的最高形式，它大大地鼓舞了我。 我所读的这几本书，引起了我研究其他宗教家的生平的兴趣。有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我读了《先知是英雄》那一章，才懂得先知的伟大、勇敢和严肃的生活。 除了这一点对宗教的认识以外，当时我已无力作更多的研究，因为忙于准备考试，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涉猎其他东西了。但是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打算，以后要多读宗教书籍，以求熟悉所有主要的宗教。 可是我对于无神论又怎能不多少有点认识呢？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布拉德劳的名字和他的所谓无神论。我曾读过有关无神论的一本书，书名却忘记了。这本书对于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无神论的撒哈拉沙漠。贝桑特夫人是当时社会上很引人注目的人物，她已从无神论转为有神论，这个事实也加强了我对于无神论的反对。我读了她的书《我怎样成为一个通神论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布拉德劳去世了。他安葬在沃金坟场。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因为我以为每一个旅居在伦敦的印度人都会去参加。还有几个牧师也前往对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我们送殡回来的时候，要在车站上等车。人群中有一个无神论者诘问其中的一个牧师说：“喂，先生，你相信有上帝吗？” “我相信”，那位善良的人低声说道。 “你也同意地球的圆周是两万八千英里，是吗？”那位无神论者很自信地笑着说。 “那当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上帝有多大？他究竟在哪里？” “好的，只要我们理会，他就住在我们两人心中。” “得了，得了，别把我当孩子哄吧，”那位无神论者胜利地望着我们说。那位牧师谦逊地默不作声。 这一番话更增加了我对无神论的偏见。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罗摩给弱者以力量 我和印度教从及世界上别的宗教，虽然已经有了泛泛之交，我却也懂得在我受的考验中，这一点点知识还远远不能使我得救。一个人当他经受着考验的时候，究竟有什么东西支持着他，他是毫无所感的，更别说先有所知了。如果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安全归功于机遇。如果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他就会说这是上帝拯救了他。他会下这么一个结论，说在内心里支持着他的是他对于宗教的研究或他精神上的纪律发生作用的结果。 然而在他获得解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究竟是他精神上的纪律还是别的东西援救了他。那些以他们的精神力量而自豪的人，不是也看见了它五体投地了吗？一种宗教知识与得自经验的知识不同，在经受这样一种考验的时候，不过是戏言罢了。 我第一次发现只靠宗教知识无济于事，是我留学英国的时候。我以前经历的几次遭遇，究竟如何得救，我也说不上来，因为那时我太年青了；可是现在我已经二十岁了，已经有妻室和儿子，有了一些经验。 就我记忆所及，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年，即1890年，朴次茅资举行了一次素食者会议，有一个印度朋友和我得到了邀请。朴次茅斯是一个海港，住有很多海军人员。那里有很多名声不好的妇女，她们并不是真正的妓女，但是同时，她们的道德并不那么好。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人家家里。自然咯，招待委员会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象朴次茅斯这样的城市，对于我们这种偶然来一两次的旅客，要找出什么好的和坏的住所，本来就有困难。 我们出席会议以后，晚间回到寓所。晚饭后我们坐下来玩桥牌，我们的女主人也来参加了，这本来是英国的一种规矩，就是上等人家也是这样。每一个玩牌的人，当然要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可是我的同伴却和我们的女主人讲了一些无聊的话。我还不晓得我的朋友是精于此道的人。他们的谈话吸引了我，我也参加了。正当我要越出界限把手里的牌都放下不玩的时候，上帝通过这位好同伴发出了可喜的警告：“你哪儿来的这种鬼主意呀，我的孩子？走吧，快！” 我感到惭愧。我接受了这个警告，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想起我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我立即从现场逃脱。我狼狈地。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我的房间，象一只被追逐的动物逃脱了它的追逐者。 我记得除了我的妻子以外这是第一次触动了我的情欲的女子。那一夜我通宵不能入睡，各种各样的思想烦扰着我。我是否应当离开这个屋子？我是否应当离开这个地方？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失掉了理智，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决定今后要谨小慎微；不但离开这个屋子，而且离开朴次茅斯。这次会议本来开两天就可以完了，我记得我在第二天晚上便离开了朴次茅斯，我的同伴还留在那里多住了一些时候。 当时我还不懂得宗教或上帝的实质，也不懂得他究竟怎样在我们心里起作用。我只是模糊地理解，那一次的遭遇是上帝拯救了我。我所经历过的一切的考验，都得到了他的救援。 今天我才懂得“上帝拯救我”这句话有更深刻的意义，而且我还觉得我并不能完全了解它的意义。只有更丰富的经验才能帮助我作更加充分的理解。但是就我所经受的一切考验来说——精神性的，作为一个律师，经管社团和从事政治活动——，我敢说，都是上帝保佑了我。 当一切希望都趋于幻灭时，“当援助者无能为力而安慰全无的时候”，我发觉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并不知道生路自何而来。祈愿、膜拜、祷告，都不算迷信：它们是比饮食住行等等行为更加真实的行为。只有它们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说法也不为过。 这种膜拜或祷告并不是夸夸其谈，也不是说说而已；它是出于内心。所以，当它“除了爱以外别无所有”的时候，只要我们达到那种心境纯洁的地步，只要我们把一切的弦音都纳入正调，它们“在音乐之中颤然成调而不为人所见”。祷告是用不着讲话的。它本身是独立于任何感性的努力之外的。我丝毫不怀疑祷告是清除心中情欲一种成功的手段，虽然它必须和极大的谦逊相结合。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纳拉扬·亨昌德罗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纳拉扬·亨昌德罗到英国来了。我早就听说他是一个作家。我们在印度国民协会曼宁小姐的家里和他见面。曼宁小姐知道我不擅长交际。每次我到她那里总是默默地坐着，除了回答别人的问话，自己从来不作声。她把我介绍给纳拉扬·亨昌德罗。他不懂英文。他的服装很古怪——一条笨拙的裤子，一件皱褶不堪而肮脏的穿的褐色衫子，既没有领带，也没有领结，还戴着一顶有繸子的绒帽。他留了一下巴的长须。 他的体格瘦小，圆圆的脸布满着天花的斑点。他的鼻子既不尖也不扁。他的手老是抚摸他的胡须。 这样一个奇形怪状、奇装异服的人，在一个时髦的社会里，自然特别引人注目。 我对他说：“久仰大名，我还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如蒙光临寒舍，我将非常高兴。” 纳拉扬·亨昌德罗的嗓子沙哑，他面带笑容回答我说：“当然，你住在哪里？” “在斯多尔大街。” “那么我们算是邻居了。我想学英文，你愿意教我吗？” “不算什么，只要我能教您，我都高兴，而且将尽力效劳。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到府上去。” “那怎么敢当？还是我上你那儿去吧。我还要带译文练习本来。”我们就这样约定了时间，不久便成为亲密的朋友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对于文法一窍不通；他把“马”当作动词，而“跑”则被视为名词。 我记得象这一类可笑的例子还很多。可是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灰心。我的文法知识很有限，不能给他多少印象。真的，他从来不以自己不懂文法为耻。 他全然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不象你上过学校。我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从来不感觉需要什么文法。我问你，你懂孟加拉文吗？我懂，我在孟加拉旅行过。是我把的作品转译成古遮拉特文。而且我还希望把许多别的语文的著作译成古遮拉特文。而且你知道我的译文从不拘泥于原文，只要把精神表达出来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别的人知识更丰富，将来可能做得更好。但是我虽然不懂文法，我所能做到的，我已十分满意。我懂马拉底文、印地文、孟加拉文，现在我又开始学英文。我所要的是一种丰富的词汇，那么你以为我的抱负仅止于此吗？别担心。我还要去法国学法文呢。我听说法文有很丰富的文学作品。如果可能，我还想到德国去学德文哩。”就这样他会谈个不完。他对于学外文和旅行国外，有着无穷的兴趣。 “那么你还要到美国去吗？” “当然。不去看看那个新大陆我怎么能够回印度呢？” “可是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 “我要钱干什么？我不象你那么时髦。我只求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而这一点只靠我写书和朋友们的帮助就够我开销了。我总是坐三等车旅行的。我去美国的时候，也打算搭统舱。” 纳拉扬·亨昌德罗的简朴是出于自然，同时他又非常率直。他一点也不表现骄傲，只是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未免过分注意了。 我们天天见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大部分是相同的。我们都是素食者，我们常常在一起吃午饭。这正是我自己做饭，每星期只花十七先令的日子。有时我到他的住处去，有时他到我这里来。我做的是英国式的饭，他却是除了印度饭以外，什么都不满意。他要没有便吃不下，我做的却是红萝卜汤，而他终觉得我的口味很可怜。有一次他弄到了一点，煮好了带到我这里来，我吃得很高兴。这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经常交换食物的规矩： 有时我把好吃的东西送到他那里，有时他也带来给我。 那时曼宁主教的名字正挂在每个人的嘴上。由于约翰·伯恩斯和曼宁主教的努力，码头工人的罢工提早结束了。我告诉纳拉扬·享昌德罗：狄斯荣立如何夸奖主教的简朴。他便说：“那么我一定得见一见这位圣人。” “他是一个大人物，你怎能见到他呢？” “怎么？我自有办法。我必须请你代我写一封信给他。你告诉他我是一个作家，我要为他所做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当面向他祝贺，还要告诉他因为我不懂英文，所以要你一齐去当翻译。” 我照他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不过两三天曼宁主教便回片约见我们。于是我们一同去见这位主教。我穿上平常会客的衣服，纳拉扬·亨昌德罗却是依然故我，还是穿着那件衫子和那条裤子。我对他这种打扮开了玩笑，可是他却纵声笑起来说：“你们这些文明人都是胆小鬼，大人物从来不注重一个人的外表，他们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进了主教的大厅。我们刚刚坐下，便有一位瘦瘦高高的老先生出来和我们握手。纳拉扬·亨昌德罗便这样寒暄说：“我不想多耽搁您的功夫。我是久仰大名，特地来致谢您为罢工工人所做的好事。我向来有一种拜会世界名人的习惯，所以今天前来打扰您。”这自然是我的翻译，他讲的是古遮拉特话。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在伦敦会感觉如意，也希望你们能多和这里的人往来。愿上帝祝福你们。” 说完这几句话，主教便站起来和我们告别。有一次纳拉扬·亨昌德罗穿着一件内衣和一条到我这里来。 我那位善良的女房东开了门，慌张地跑过来——这是一位新的女房东，她不认得纳拉扬·亨昌德罗——对我说：“有一个疯子模样的人要见你。”我连忙跑到门口去，想不到就是纳拉扬·亨昌德罗，我实在吃惊。然而他的脸上除了平时的笑容以外，并没有别的表情。 “可是街上的小孩子没有追你吗？” “是的，他们跟着我走。可是我不理会他们，他们也就不闹了。”纳拉扬·亨昌德罗在伦敦住了几个月，便到巴黎去了。他果然学起法文来，而且翻译了法文书籍。我的法文程度倒是够得上为他校对译文，所以他就将稿子寄给我看。其实他不是翻译，只是写下了大意。 最后，他果然贯彻了他访问美国的决心。他煞费苦心才弄到一张统舱船票。他到美国以后，有一次因为穿那件内衣和“拖地”上街，竟以“‘奇装异服”被扭控公庭。我记得他被判无罪开释。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大博览会 1890年巴黎举行过一次大博览会。关于这次博览会详细的筹备情况，我早就从报刊上读到了，而且我也有一种热切的心情想去看看巴黎。因此我以为最好是一举两得，就在这个时候去巴黎。这个博览会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座高达1，000英尺左右、完全用钢铁建筑的埃菲尔塔。博览会中当然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这座铁塔是最突出的，因为那时人们还以为这么高的建筑物是不可能安然屹立于地上的。 我早就听说巴黎有一家素食旅馆，我就在那里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七天。我的开销尽量做到省钱，包括到巴黎去的旅程和到那里以后的参观游览。我在巴黎出门大都是步行，我有一张巴黎的地图和博览会的路线图和指南，这些工具要指导一个人去主要的街道和名胜古迹，是绰绰有余的。 关于这个博览会，除了规模宏伟和内容繁杂以外，我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还清楚记得埃菲尔塔，因为我曾攀登过两三次，为了表示我也曾经在很高的地方吃过一顿饭，我花了七个先令在塔上的第一层月台吃了一顿午饭。 巴黎古老的教堂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之中，它们的宏伟和安宁是令人难于忘怀的。巴黎圣母院的美妙建筑和内部的华丽雕塑与精致装饰，是叫人忘不了的。当时我觉得除非人们心中充满了对于上帝的敬爱，是不会花千百万钱来修建这么神圣宏伟的大教堂的。 早些时候，我就读过很多有关巴黎的时髦和逸闻，这是每一条街上都可以看见的。然而那些教堂却令人侧目地屹立于这些情景之外。人们一旦走进这些教堂，立即就会忘却人间的嘈杂和繁忙。当他走过跪在圣母象前的人，他的态度就会转变，成为庄严而虔敬。当时我所具有的感情一直在我身上增长，我觉得这样跪下来祷告的人决非由于迷信；跪在圣母象前的虔诚的灵魂决非只是为了膜拜那块大理石。他们是由真诚的虔敬所燃热的人，他们所膜拜的并不是石头，而是它所象征的神灵。当时我所得到的一种印象是，他们这样崇拜不是损害了、而是增加了上帝的荣耀。 关于埃菲尔塔，我还得讲几句。今天我不懂得它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当年我所听见的，有诋毁，也有褒誉。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是对它进行非难的主要人物。他说埃菲尔塔乃是人们的愚蠢而不是智慧的遗迹。他说烟草是所有麻醉品中最坏的，因为一个上了烟瘾的人会犯上一个喝醉酒的人所不敢犯的罪；酒会使人疯狂，然而烟草却会蒙蔽一个人的明智而使他建立空中楼阁。埃菲尔塔就是人们在这种影响之下的创作之一。埃菲尔塔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无论如何决不能说它对于这个博览会的真正美丽有什么贡献。人们所以争先围观并以一登高塔为快，无非是因为这座建筑物新奇和庞大无比。事实上它是博览会的玩具。只要我们还具有小孩子的心情，我们终将要被各种各样的玩具所吸引。这座高塔正好说明了，我们还都是一群容易被装饰品所迷惑的孩子。这也许就是埃菲尔塔被建立起来的用意所在吧。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四章 当了律师又怎样？ 关于我去英国的目的，即打算当律师，我一直到如今还没有作什么交代，现在该简单地谈一谈了。 作为一个学生，他在正式当上律师以前，必须履行两个条件：“保持学期”——十二个学期相当于三年左右的时间；和考试及格。“保持学期”意即吃掉学期，也就是说每一个学期至少必须参加大约二十四次宴会中的六次。所谓吃掉并不是指真正的吃一顿饭，而是指在规定的时间亲自报到，其余的时间只是参加宴会而已。当然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人都是开怀大吃好菜大喝美酒。一顿晚饭要花二先令六便士到三先令六便士，即二至三个卢比。这还算是便宜的，因为如果是在旅馆吃饭，光是喝酒就得花那么多钱。对于我们这些在印度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文化”的话，酒钱超过饭钱，确是一件惊奇的事。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很吃惊的，我奇怪人们怎么有这样大的气量花那许多酒钱。后来我就明白了。在这种晚宴席上，我常常是不吃东西的，因为我所能吃的只有面包、煮的马铃薯和大白菜。最初我连这些东西也不吃，因为我根本不爱吃这些；后来我既然吃了，我也就有了勇气要别的菜吃。 晚宴席上准备给法官的菜往往比学生的好。有一个波希学生，也是素食者，为了替素食着想，我便申请只有法官席上才有的素菜。这个请求被接受了，我们便开始从法官席上取得了水果和其他的蔬菜。 每四个人一组可以分到两瓶酒，因为我不喝酒，人们都想拉我凑数，以便三个人喝两瓶酒。每学期还有一个“盛夜”，除了葡萄酒和樱桃酒以外，还有平时所没有的香槟酒。因此到了这种“盛夜”，我便受到特别邀请，而且到处都有人拉我入座。 当时我既看不出来，而且一直也弄不明白，这种晚宴怎样能够使学生更有资格充当律师。最初这种宴会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参加，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交谈，还有人发表演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他们获得具有一种优雅而精练的社交知识，而且还提高了他们讲话的能力。可是到了我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了。 这么一来，这种制度便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可是保守的英国还是保持着它的形式。 学习的课程是容易的，律师们被幽默地称做“宴会律师”。谁都知道，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在我那个时候，考试有两门：一门是罗马法，还有一门是普通法。当时有一些正规的课本是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而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可是几乎没有人去读它们。 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突击罗马法的笔记，便可以应试及格；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的笔记，也可以应试及格。考卷是很容易答的，主考员也是宽宏大量的。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住往达95％至99％，而大考的录取率则达75％或更多。所以谁也不怕落榜，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然而我却成功地把这两种考试并而为一。我觉得我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我以为不读这些书是一种错误。我花了很多钱去买课本。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我为了应付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获得的拉丁文知识，对我很有好处。而所有这一切阅读在我到了南非以后，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那里的普通法。所以读了贾斯丁尼亚的著作对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花了九个月相当艰苦的劳动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巨大而有趣的著作，我花了不少时间才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有一点儿难懂。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收集了一定的案例，很有意思而且富有启发性。我还以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威廉士的著作读起来象一部小说。我回到印度以后曾以同样浓郁的兴趣阅读的一部著作是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不过这里不是谈论印度法律书籍的地方，所以不谈了。 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登记。12日我便起程回国了。 然而不管我怎样读书，我的束手无策和恐惧心里并未因此而告终，我并不感宽自己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但是要描写我这种遇事束手无策的情形，只好另辟一章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我还是没有办法 在英国取得律师的资格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法律书我倒是钻研过，但是如何执行我却没有学过。我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但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我的业务上。 “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个格言，然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没有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印度法律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我一点也不懂。我连起诉书应该怎样写也没有学过，而且感到毫无办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在英国如何学得这种功夫，我倒是感觉奇异。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但是我究竟能不能依靠这种职业为生，的确使我深为不安。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已说过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很迟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麻烦这样一个大人物。每次听说他要演讲了，我便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谛听，等到眼福和耳福都得到满足了，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有密切的接触，他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着实快活。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以为除非最迫切的需要，就不应当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不敢接受那位朋友的劝告把自己的困难向达达巴伊提出来。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纯洁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救他，我也请他给我约定一次拜会的时间，他同意了。这一次的会晤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他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象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他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一些什么书。” 当我把读过的很少几本书告诉他时，我看出他有点失望。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的脸上很快又闪耀着那可爱的笑容。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你也不懂得世故，这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作为一个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以看出他品格的能力。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这位令人尊敬的朋友使我感激万分。在他面前，我的一切恐惧全都消逝了，但是我一离开他，便又不安起来。“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从看出他的品格”倒成了我的一个问题，我在回家途中一直想着上述的两本书。第二天我买了拉伐拓的书，申梅尔品尼克的书当时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我读了拉伐拓的书，觉得它的艰涩难懂尤甚于斯尼尔的《平衡法》，而且索然无味。我研究过莎士比亚的相貌，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技能，可以发现往来于伦敦街头的莎士比亚之流的人物。 拉伐拓的书并没有给我增加什么知识。宾卡特先生的忠告对我的直接用处很小，但是他的情谊却使我感奋起来。他那开朗的笑脸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即费罗泽夏·梅赫达的敏锐、记忆力和才能并不是一个有成就的律师所必需的；忠诚和勤奋便够了。而我自问在最后这两个方面来说，还算过得去，自己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我已不可能在英国读凯依和马尔逊的书，但我在南非终于读到了，因为我决心一有机会就去读一读。 我就这样带着一点点掺杂着无可奈何的希望的心情，乘“阿萨姆”号轮船在孟买登岸。 港口的风浪很大，我不得不搭一只小艇靠码头。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赖昌德巴伊 我在前一章说过，孟买港口的风浪很大，这在六、七月间的阿拉伯海并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船开出亚丁以后，一直是海浪汹涌，差不多每一个乘客都晕船；只有我一个人饮食如常，在甲板上看波涛滚滚，浪花飞溅。早餐席上，除我以外，就只有一两个人紧紧地捧着碟子吃麦片粥，免得四处横流。 这天然的风暴对我来说正是内在不安的一种象征。然而正如这天然的风暴并没有扰乱我一样，我敢说后者对我也没有什么两样。原来种姓的麻烦正等着我去应付。我已说过，我对如何开始执行律师的业务，感到徬徨无策。况且，我既自命为改革者，终得盘算着如何着手进行某些改革。这些都是我所想象得到的，岂知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我哥哥亲自到码头上来接我。那时他已经认识了梅赫达医师和他的哥哥，而由于梅赫达医师坚持要我住在他家里，我们便到那里去了。这个始于英国的结识就这样在印度继续下去，在这两个家庭之间结成了永恒的友谊。我一直渴望见到我母亲。我还不知道她已与世长辞，再也不能回到她的怀抱了。现在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我照规矩守了斋戒。我在英国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我哥哥却一直瞒着我，免得我在异国经受这么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个消息对于我仍然不失为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也不想在这里多提了。我的悲痛实在更甚于父亲的逝世。我最美好的愿望大多破灭了，但是我记得我并没有怎样过度地表示我的悲痛，我甚至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眼泪，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梅赫达医师给我介绍了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堂弟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我同他后来便成为终身的朋友。但是他所介绍的这几位朋友当中，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诗人赖昌德，一名拉治昌德罗，他是梅赫达医师一位哥哥的女婿，和贾吉望合资经营一家珠宝店。他那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便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名的，梅赫达医师曾叫我试试他的记忆能力。我竭尽我所知道的欧洲语言的字汇以告，请这位诗人背诵。他果然完全按照我的次序背诵如流。我羡慕他的天才，但是没有受他的迷惑。真正使我醉心的东西，直到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他那渊博的经典知识，他那纯洁无瑕的人格，和他那自我实现的热烈要求。我后来才晓得这最后的一件事就是他生存的唯一目的。他嘴里常常念着而且铭入他的心版之上的，是下列穆旦纳德的几行诗句：只有我在日常言行中，我才认为自己受了祝福；他实在是一条线，维系着穆旦纳德的生命。 赖昌德所经营的生意数达几十万卢比。他善于鉴别真珠和钻石。 买卖上的一切难题他都能应付裕如。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的一生活动的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他要面见上帝的热情。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有一本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他一做完生意，便立即打开那本宗教书籍或日记。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多半是从这本日记中摘录下来的。谈完一大宗生意以后就能够马上坐下来写述内心秘密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而我看见他在经营生意之中还能这样浸沉于神灵的追逐，已非偶然，而是一种经常的现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为任何事情失去心理上的均衡。他之于我，本来没有什么商务上的关系或其他私人的关系，可是我和他相处极为投机。我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律师，但是我们每次相见，他总是认真地和我谈论有关宗教的事情。我当时虽然还在暗中摸索，对于宗教问题还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但是我对于他的谈论一直感到趣味盎然。后来我见过许多宗教领袖或导师，我还竭力和各种宗教信仰的领袖接触，可是我应该承认，他们所给我的印象远远比不上赖昌德巴伊的深刻。他的话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他的理智和道德上的诚挚同样使我极为钦佩。特别使我深信不疑的是，他决不会引导我走入歧途，并永远能向我推心置腹。我每逢遇到什么精神上的危机，总是跑到他那里求援。 我对他虽然十分尊敬，我还不能把他当作心目中的大师。这个宝座依然空缺，而我的寻求还在继续之中。我相信印度教徒关于大师的理论以及他在精神现实中的重要性。我以为没有大师就不能有真正知识的那种说法，是包含着不少真理的。在世俗的事务中，一个不完善的导师还可以容忍，但在精神事务中可就不行了。只有一个已臻美境的才配被推崇为大师。 所以为人应当不断地追求至善。因为人们所得的大师如何，完全看他所追示的究竟是什么。 无限地追求至善是人类的权利，这是这种权利的报酬，其余的就操在上帝的手里了。 所以，我虽然不能推崇赖昌德巴伊为我心中的大师，他在很多场合仍不失为我的向导和帮助我的人。有三位现代人物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使我倾倒，这就是赖昌德巴伊的生活上的接触；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的心中》；和鲁斯金的书《直到这最后的一个》。但是它们各有适当的位置。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章 我怎样开始生活 我哥哥对我抱着很大的希望。他有很大的名利欲望。他是一个宽宏大量、待人宽厚的人，性情也很朴实，因此他的交游很广，他希望从中可以为我招揽一些顾客。他还以为不久我的业务就会飞黄腾达起来，因此他便听任家中费用日趋沉重。为了给我准备好开业的园地，他不煞费苦心，百般经营。我所属的种姓因为我出国而掀起的轩然大波，在我回国以后，还在兴风作浪。种姓里分成两派，一派马上恢复了我的种姓身分；另一派依然坚决要把我摈绝于种姓之外。我哥哥为了讨好前一派，在我回到拉奇科特以前把我带到纳西克的圣河里洗了一个澡，一回到拉奇科特，又摆设了种姓之宴。这些做法我都不以为然。但是由于哥哥对我的爱护是没有边际的，而我对他的尊敬也不减于他的厚爱，我便机械地按他的愿望行事，把他的意志当作金科玉律。这样，我恢复种姓身分的一场风波就算过去了。我从来就不想向拒绝恢复我的种姓阶级身分的那一部分人要求他们准许我的请求，我对于那一部分人的首领也不觉得有什么怨隙。他们中间也有不喜欢我的，但我极力避免伤害他们的威情。我十分尊重开除种姓身分的成规。根据这些规矩，所有我的亲戚，包括我的岳父母，甚至我的姊姊和姊夫，都不能招待我，就是在他们家里喝一杯水也不行。他们都打算悄悄地破除这种禁例，这却和我不肯背着人做事的脾气大相径庭。 正因为我的行为谨慎，所以我一直并不感觉受到种姓所加于我的麻烦；其实，就是把我看成是种姓异己的那一部分人，待我也是非常和气的。他们甚至在事务上帮助我，而不盼望我为种姓做什么事情。我相信这些可喜的事都是从我的不抵抗来的。假如我闹着要恢复种姓身分，假如我把这个种姓分成更多的派别，假如我触犯了种姓首领，他们一定会报复，这样，我从英国回来，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安然无事，而把自己陷于一场斗争的漩涡里或者陷入走向虚伪的一派。 我和妻子的关系，还是不很满意。我在英国虽然也算见过了世面，但是我的妒忌心理并没有治好。我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是神经过敏和捕风捉影，因此我所有的美好愿望都无由实现。我本来打算帮助她学习，使她能读能写，但是我的情欲一直在作梗，而她就得由于我自己的缺点而吃亏。有一次我甚至要她回娘家去，等到她很难过的时候才接她回来。后来我才明白，这都是由于我的无聊。 我本来就打算在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进行一些改革。我有几个侄儿，我去英国的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现在也快四岁了。我希望教这些孩子体育，增强他他的身体，而且由我亲自加以指导，使他们更有好处。这一点，我得到了哥哥的支持，我的努力多少也有些成绩。我非常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和他们玩耍讲笑话的习惯一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从那时起，我总以为我应当作一个良好的儿童教师。 在饮食的问题上，显然是需要“改革”的。茶和咖啡在我们家里已经有了它们的位置。 我哥哥以为我回来以后，应该保持一点英国气派，因此，瓷器之类的东西，从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使用，现在竟变成家常用具了。我的“改革”是锦上添花。我提倡吃麦片粥，从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其实是在茶和咖啡之外加上可可。，我却加上了西服，使欧化更加彻底。 开销就这样增加了。新鲜的东西每天都在增添。我们总算把一只白象拴在门口了，可是我们？票在拉奇科特执行律师业务，一定会惹人笑话。我连一个合格律师的知识都没有，可是我却指望能得十倍于人的收入！没有这样愚蠢的诉讼人会来找我。就是有这样的人，难道我还能在无知之上再加上自大和欺骗，以增加我对世人所担负的债责吗？ 朋友们劝我到孟买去住一些时候，以便在高等法院里获得一点经验，研究一下印度的法律，就能力所及地弄一点线。 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到孟买去了。我在孟买开始当家了，雇了一个和我一样无能的厨子。他是一个婆罗门，我不是把他当作一个仆人，而是把他当作一家人看待。他有时用水冲身，但从来没有认真洗过自己的身体，他穿的“拖地”是脏的，他戴的也是脏的，‘他对于印度教的经典也是一无所知。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更好的厨子呢？“那么，罗维商卡（这是他的名字），”我有时问他：“？” “礼拜呀，先生！耕犁就是我们的礼拜，铲子就是我们日常的仪式。我就是这么一个婆罗门。我是靠你的慈善过活的，不然，我当然只有去种地了。” 于是我不得不兼做罗维商卡的教师。我有的是时间。我开始自己做一顿饭，并且采用英国人素食烹饪的经验。我买了一个炉子，开始和罗维商卡奔走于厨房之间。我自己本来没有不和不同种姓的人一起吃饭的禁忌，罗维商卡，也不受这种陈规的约束，所以我们能够无拘无束地一齐生活。我们当中唯一的障碍就是罗维商卡一直改变不了他那肮脏的习气，饮食怎么也弄不干净！ 然而，因为没有收入来维持不断增长的费用，我在孟买最多只能住上四、五个月的时间。 我就是这样开始生活的。我发觉当律师是一种苦差事——有其名而无其实。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太重大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章 第一宗案子 我在孟买的时候，一方面着手研究印度法律，另一方面则开始实验饮食方法，和我一起进行实验的，还有一个朋友叫做维尔昌德·甘地。我的哥哥则极力为我招揽生意。 研究印度法律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民事诉讼法我怎么也钻不进去，可是学习见证法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维尔昌德·甘地正在准备参加讼师考试，他常告诉我有关律师和辩护士的各种情形。他总是说：“费罗泽夏爵士的才能就在于他有精湛的法律知识。他能背诵见证法，并且知道第三十二节所有的案例。巴德鲁丁·铁布告非凡的辩才则引起了法官的敬畏。”象这一类豪迈的故事却使我自馁起来。他接着说：“当一个律师，这样混上五年或七年，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签订合约充当辩护士。你要能够独立经营三年，就算你是幸运了。” 开销逐月在增长。门外挂着律师的招牌，屋里却在忙于准备执行律师业务，这种事情我实在干不了。因此我就不能专心研习。我对于见证法发生了一些爱好，还以深切的兴趣阅读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但是我却没有勇气受理案子。我无能为力的情况是无法形容的，简直就象新嫁娘新入婆家的门一样！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一个叫做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件“小案子”。有人告矫我说：“你得出一份佣金给中间人。”我坚决拒绝了。 “但是连刑事大律师某某先生每月收入虽达三、四千卢比之多，也得出这种佣金哩！” “我犯不着和他竞争，”我反驳道。“一个月要有300卢比的收入，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父亲收入也不过这么多呢。” “但是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孟买的费用贵得惊人。你得认真一点才行。”我坚定不移，未付佣金，但是照样接受了马密白的案子。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案子，我只收他30卢比的费用。这件案子看起来不用一天的功夫就可以了结了。这是我在小案法庭上的初出茅庐。我为被告辩护，因此就得盘问原告的见证人。我站起来了，可是心惊胆战。我的头在旋转，我觉得整个法庭似乎也在旋转，我竟想不出问题来诘问。法官一定觉得好笑，辩护士无疑地都在那里看洋相。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坐下，告诉代理人说我不能受理这件案子，请他最好去找巴德尔，并把我所收的费用退回去。巴德尔先生果然被请来了，收费51卢比。当然咯，这件案子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 我匆匆忙忙从法庭里退出来，不晓得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但是我自感惭愧，决定除非有足够的勇气，不再受理案子。果然，我去南非以前，再也没有去过法庭。我做这个决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必要的事情罢了。谁也不会那么愚蠢，肯把案子委托给我而只有败诉之一途！ 然而孟买还有一件案子待我处理。那是一件尚待起草的“状子”。有一个贫苦的穆斯林，他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他跑来找我，象个孝顺的儿子找他慈爱的父亲。他的案子看来没有什么指望，不过我还是答应为他草拟一份状子，印刷费由他自己负担。我拟好以后，就正于朋友，他们都很赞许，这多少使我感觉有了信心，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能力写状子，事实上我也确是这样。 如果我能免费为人写状子，我的业务就会兴盛起来。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我想找个教员的差事。我的英文程度还算不错，而且我也很愿意到学校去教新生的英文。这样我至少可以弥补一部分开销。我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告说：“征聘英文教员，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这个广告是一家有名的中学刊登的。我申请应征，并应约去面谈。我兴高采烈地到学校里去，可是校长一发现我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便抱歉地拒绝了我的申请。 “可是我是在伦敦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及格的，拉丁文是我的第二外国语。”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一个大学毕业生。”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失望地搓着双手。我哥哥也很为我操心。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在孟买再住下去是没有用了。我应当住到拉奇科特去，我哥哥自己就是一个小讼师，他可以给我一些起草呈文和状子之类的工作而且在拉奇科特既然有了一个家，不在孟买另起炉灶就可以节省许多钱。我赞成这个建议。在孟买住了六个月之后，我的小家当就这样收摊了。 我在孟买时天天都到高等法院去，可是说不上在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学习很多东西。我常常听不懂案情而打瞌睡。里面还有别的人也这样陪伴着我，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的惭愧心情。后来我连羞愧的心情都没有了，因为我知道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已成为时髦的事情。 如果这一代也有人象我在孟买那样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我要向他们介绍一点点有关生活的实际观念。当时我虽然是住在吉尔关，我几乎没有坐过马车或电车。徒步到高等法院已成为我的习惯。走一趟足足要花费四十五分钟，当然咯，回家的时候我还是步行。我已习惯于酷热的阳光。我这样步行来回于法院，确实节省了好些钱，而当我在孟买的朋友们常常病倒的时候，我却不记得在那里生过什么病。即使在我开始赚钱以后，我还是保持着徒步往来于事务所的习惯，因而我也一直由于这种习惯得了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章 头一次打击 我失望地离开了孟买，回到拉奇科特去建立我自己的事务所。这里我的收入倒还差强人意。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有300卢比的收入。这一点工作与其说是我自己的本领，不如说是得力于朋友的帮忙，因为我哥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颇有基础的业务。所有真正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呈文，全都送到大律师那里去。送到我这里来写的，都是他的贫苦的当事人的呈文。 这里我必须承认，我已和在孟买认真坚持不给回扣的原则妥协了。据说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孟买回扣是扣给中间人的，这里却是付给分办案子的辩护士；而且这里和孟买的情形一样，所有的律师全都无例外地拿一定价率的收入付回扣。我哥哥的理论，我无法辩驳。他说：“你要晓得，我是和另一个辩护士合伙的。我总是愿意把我们所受理的、你又能够对付的案件都分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拿回扣给我的伙伴，你一定会使我为难。你和我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你的收入就是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有一份。但是我的伙伴呢？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交给别的律师去办，他一定也从那个律师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以为自己如果要做律师，就不应当这样固执关于回扣的原则。我是这样同我自己理论，或者说穿了，就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不过，我应当补充一句：我不记得我在别的任何方面，给人拿过回扣。 虽然我这样已可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生平第一次打击。我从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是什么样的人，却一直还没有面对面地遇见过。 我哥哥在波尔班达的已故兰纳萨希布王公即位以前，曾经当过他的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控告他，说他在职时出过错误的主意。这件事搞到一向对我哥哥怀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这个官员我在英国就认识了，他对我可以说是相当客气的。我哥哥认为我应当利用这一点交情去为他说几句好话，看看能不能帮他消除那位政治监督官的成见。我对他这种想法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不愿意利用留英时很浅薄的一点儿交情去为人说项。如果我哥哥确实有错误，我去说情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他没有犯什么过失，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呈文，听候这件事的结果。我哥哥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你还不了解卡提亚华，你更不了解这个世界。这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你去向你认识的这位官员为我说情，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应当逃避这个责任。” 我没有办法推诿，非常勉强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去找他，并且充分意识到我这样做有损于我的自尊心。但是我还是去求见了，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提起了往日的交情，但立刻就发现卡提亚华和英国不同；同一个官员，在职的和休假的简直判若两人。这位政治监督官承认我们是相识的，但是提到这点交情，似乎使他更加强硬起来。“我想你决不是到这里来滥用这个交情吧？”这似乎是他那强硬的意思，而且象是表现于他的眉宇之间。虽然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这位老爷便不耐烦了。“你哥哥是一个阴谋家，我不愿意从你这里听到什么。我没有时间，如果你的哥哥有什么意见，让他遵循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这种答复已经足够了，或许还是我所应得的。然而自私是盲目的，我继续述说我的故事。 这位老爷站起来说：“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说完，”我这样说道。这使他更加生气。他把听差叫来，令他送我出去。听差果然进来了，我却还在迟疑；他把双手放在我的双肩上，把我推出房门。那位老爷和听差的都走了，我也焦急地离开了。我立刻就这件事写了一张条子送去，大意是说：“你侮辱了我。你通过你的听差侵犯了我。如果你不赔罪，我就要告你。”他的答复马上由他的随从送来了：“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我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我的听差送你出去。但是他叫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施一点力气送你出去。你要告我，悉听尊便。” 我把他的回信揣入衣袋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这不如意的事从头到尾都告诉了我的哥哥。他感觉难过，但不晓得怎样才能安慰我。他把这情形告诉了他的同行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老爷。这时候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件案子从孟买来到拉奇科特。但是象我这样一个新出茅庐的小律师怎么敢去见他呢？于是我把有关此案的文件转托聘请他的那位辩护士送给他，请他指教。他说：“告诉甘地吧，这是许多辩护士和律师司空见惯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他还不了解英国官员。如果他打算挣一点钱，在这里平安过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掉，忍受了这个耻辱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不会有什么好处的，相反，他倒会毁了自己。告诉他，他还不懂世故呢。” 这个忠告对于我就象毒药一样苦，但是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受了这个耻辱，却也得到了教训。我对自己说：“我永远不再把自己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永远不再这样滥用友谊。”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违反过这个决心。这一次的打击却改变了我的生活历程。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五章 准备赴南非 我跑去找那个官员，无疑是一种错误。然而他那样不耐烦和盛气凌人对我的错误来说，未免太过分了。他不必向我下逐客令，其实我最多不过占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根本不愿意听我讲话。他本来可以客客气气地请我走，可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一种反常的地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官员毫无忍耐的美德，侮辱来访者已成为他的习气，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如意，就可以把这位老爷弄得暴跳如雷。 现在我的大部分工作自然都在他的法庭里，我又不能和他敷衍，也不愿意讨好他。况且，既然声言要控告他，我也不甘缄默。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懂得一点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亚华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充满着勾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的猜忌和官吏的争权夺利，已成为家常便饭。就是那些王公们也总听别人的摆布，让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出主意。连那位老爷的听差都得好生待他，而那位老爷的文书比他的主子还要厉害，因为他是他的耳目和译员。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块总是比他的主子的收入多好几倍。这也许是夸大了，不过他的确不是靠薪水生活的。 我觉得这种气氛是有毒的，怎样可以不受它的沾染倒成了我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了。 我的确感到非常苦恼，这一点我哥哥显然是明白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一点事，我就应当离开这种勾心斗角的气氛。但是如果不耍一点手段，要想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和那位老爷发生了龃龉，要继续执业就有困难了。 当时波尔班达已受英国人的管辖，我在那里有一点工作，就是替波尔班达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为了佃农所负担的地租过重，我还不得不去见一个行政官。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我发现他的气焰让那位老爷还要嚣张。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是我看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得益。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力，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竞没有人加以注意，这实在使我吃惊。 所以我虽然担负着这个使命，仍然是相当失望。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就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什么规章可以抑制这些决定，还可以有点办法，但是在这里那位老爷的话就是法律，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实在愤慨极了。正在这个时候，波尔班达有一家商行写信给我哥哥，提出下列建议：“我们在南非洲做生意，有一家大商行，我们在那里的法院里有一件重大的案子，牵涉到40，000英镑的得失。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有好处。他会比我们更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顾问。他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到那里只是为了给他的顾问出出主意，还是要亲自出庭，但我有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介绍给我去见最近才去世的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他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件困难事。我们有好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会认识他们。你到我们的铺子里对我们很有用处。我们的信件多数是用英文，你还可以在这上面帮我们的忙。你到那里当然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不会有什么费用。” “你要我替你们做多久事情？”我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的来回旅费，坐头等舱房的轮船，另外付给你105英镑，一切在内。” 这不象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象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然而我很想离开印度。去见识见识一个新的国度，体验一些新的经历；这也是一个不应错过的好机会。而且我还可以把那105英镑寄给我的哥哥帮助家用。我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六章 到达纳塔耳 我动身去南非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当年到英国去时所经历的那种别离的痛苦。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多少已经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经有了旅行国外的知识，至于从拉奇科特到孟买，更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次我只觉得离开妻子很难过。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又养了一个孩子。我们的爱还说不上已经摆脱了肉欲，但是越来越纯洁了。我从欧洲回国以后，很少和她住在一起；而且现在我已成了她的教师，正在帮助她进行某些改革，不管对她关心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感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如果这些改革还要继续进行的话。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别离成为是可以忍受的。“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我以安慰的口吻对她说，于是离开了拉奇科特到孟买去。 我到孟买以后，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购买船票，可是舱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这一趟不走，我就要在孟买搁浅了。公司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尽力设法，想给你弄一张头等船票，可是怎么也弄不到。除非你打算坐统舱，这一趟怕走不成了。不过你要是坐统舱，还是可以安排到餐厅里去吃饭。”那时是我乘坐头等车船出门的日子，而且身为律师，怎么可以作为统舱乘客？所以我拒绝了他的建议，我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虚，因为我不相信连一张头等船票也弄不到。经过代理人同意以后，我亲自说法去买船票。我登上了轮船，见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很坦白地告诉我：“通常我们并没有这么挤，这一趟因为莫桑比克的总督要坐这条船，所有的舱位都给订光了。” “你能不能给我挤一个地方？”我问道。他从头到脚对我打量了一下，笑着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床位，通常是不卖给客人的，不过我打算把它让给你。”我连忙向他道谢，通知代理人去买那一张船票。1893年4月间我满怀热望地动身到南非去碰碰我的运气。 大约航行十三天以后，我们第一次停泊在拉谟港口。这时船长和我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他喜欢下棋，可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新手，他要一个比他更不懂的人作他的对手，所以他就邀请我。怎样下棋，我倒是听说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动手尝试过。下棋的人常说，棋盘有着辽阔的天地可以施展一个人的才智。船长主动说要教我，他发觉我是一个好徒弟，因为我有无限的耐性。每一次我都下输了，这使他更加热心想要教我。我倒是喜欢下棋，但是从未把我的嗜好带出棋盘以外，也不曾把我的知识扩大到移动棋子的限度以外。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看一看这个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但是他警告我说，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早点回来。 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到邮局里去，很高兴在那里看见了几个印度职员，并且和他们攀谈了一下。我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感兴趣，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这就耽搁了一些时候。我在船上还认识了几个统舱的乘客，他们也上岸了，想在岸上亲自做饭，好好地吃它一顿。这时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到船上去，于是就和他们一起搭上一只舢板。港内的潮水正在上涨，而我们的舢板又超过了正常的重量。浪潮是这么猛烈，连这只舢板都搭不住轮船的吊梯。它刚接触到吊梯，立刻又被浪潮冲开了。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已经吹过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桥上看见这情形，下令延缓开船五分钟。当时船边还有另一只舢板，是一个朋友花了十个卢比为我雇来的。这只舢板把我从那只超重的舢板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因此我只好拉住一条索子上去，轮船马上就启碇了。其他的乘客都还没上去。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过了拉谟，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可长了，共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另换了一条船。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发展到一种令人不敢恭维的偏向。他邀请了一个英国朋友和我陪着他上岸逛一逛，我们坐了他的小艇上岸。逛一逛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在这样的行径中，还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有一个招徕顾客的人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住的地方，每个人都被带进一个房间。我只是站在房里，羞得发呆了。 只有天知道那个不幸的女人把我当什么人看待。船长招呼我的时候，我出来了，就象我进去的情形一样。他看出我是一个清白的人。起初我觉得非常害羞，但是因为除了害怕以外，我再也想不到别的事情，羞耻的感觉终于消退了，谢谢上帝：那个女人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打动我。我厌恶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连拒绝走进房间的勇气都没有而感到可悲。 类似的事情在我这一生中，已经算是第三次了。有很多本来是无辜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羞耻的虚伪感觉而陷入罪恶的深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损害的人而感到光彩。如果我不进入那个房间，我就可以算是有光彩了。我应完全感谢那大慈大悲的上帝，亏得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仰，并在一定程度上教导我抛弃了虚伪的羞耻。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港口停留一个星期，我就住到城里，成天在住处附近蹓跶，增加了许多见识。赞稷巴绿树成荫，只有印度的马拉巴才能和它比美，我为那些庞大的树木和颀硕的果子而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我们于五月底从那里到达了纳塔耳。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七章 若干经历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也叫做纳塔耳港。到码头上来接我。船靠码头的时候，我看着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我发觉印度人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我不能不留心观察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藐视的神情，这使我们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经习惯了。那些望着我的人似乎都带着一种好奇心。我的服装和别的印度人不同。我穿着长过两膝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就跟孟加拉的人戴的相仿。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的住所，他们给了我一个单间，和阿布杜拉赛隔壁。 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他读着他弟弟交我带来的信件，更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以为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只白象。我的服装和生活看起来就和欧洲人一样费钱，这使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工作可以叫我做。他们的案子是在德兰士瓦耳进行的，把我立即送到那里去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那么他怎样才能相信我的能力和为人呢。他又不会到比勒陀利亚去看我办事。被告都在比勒陀利亚，他还以为他们对我会有不好的影响。而且如果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不能交给我去做，那么又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因为所有别的工作他的职员都能干得更好？职员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加以责备。如果我也做错了，那该怎么办呢？这么说来，要是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工作不能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阿布杜拉赛实际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有丰富的经验。他有一种巨大的智力，他自己也感觉有这一点特长。因为经常使用，他学会了一点点英文，仅够日常会话之用，但是这已够他处理一切事务，无论是和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还是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印度人对他极为尊敬。他的商行是当时印度商行中最大的，至少也是最大的一个。在这许多长处之中，他有一个短处——天性多疑。 他很看重伊斯兰教，而且喜欢谈论伊斯兰的哲学。他虽然不懂阿拉伯文，但他对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却懂得不少。他善于旁征博引，随时应用。我和他来往，获得了不少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当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以后，我们常常长时间地讨论宗教问题。 我到了两三天，他便带我去看杜尔班的法院。他在那里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人，让我坐在他的注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不断地望着我，后来还叫我摘下头巾。这一点我拒绝了，于是离开了法庭。 因此我就意识到，未来的斗争又在这里等候着我了。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为什么叫一些印度人摘头巾。他说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的印度人一到法庭，照例要摘下头巾。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点多余的区别，我必须详细说个清楚。在这两三天当中，我已看出来，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派的。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队伍。波希人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种人彼此都有些社会关系。但是为数最多的还是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订有契约的和自由的工人这三种人所构成的一个阶层。那些有契约的工人是根据协议到纳塔耳来做五年工的，他们叫做“吉尔米提亚人”，是英文“协议”一字的变音。其他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人称呼这些人做“苦力”，而由于大部分的印度侨民属于这个劳动阶层，所有印度人都被叫做“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接尾语，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这个字，其实就是梵文的“史华密”，意即主人。因此如果有一个印度人不满意自己被称为“沙弥”，而他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回敬一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是你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并不是你的主人呀！”有些英国人听了就会犹疑起来，另外一些人却会生气，骂印度人，如果有机会的话，甚至加以殴打；因为对他来说，“沙弥”是一句污辱人的话，把它说成是主人，简直是一种诬蔑！ 因为这个缘故，我便得了一个“苦力律师”的称号，做生意的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字的原意就这样被遗忘了，却成为所有印度人一个普通的称呼。穆斯林商人很不高兴这种名称，常说：“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我是商人”，如果他碰到的是一个客气的英国人，就会向他表示歉意。 在这种情形下，戴头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被迫摘下印度头巾，这就无异忍受了一场耻辱。所以我想我倒不如和印度头巾分手而改戴一顶英国式的帽子，免得受这种耻辱和引起不愉快的争论。 然而阿布杜拉赛不赞成我这个主意。他说：“如果你这样做，影响一定很坏。那些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人，你将置他们于何地？而且你戴印度头巾是很相称的。你要是戴上英国式的帽子，倒象是一个招待员了。” 他这一番话夹杂着实际见识，爱国思想和一点点狭隘心理。这种见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就不会坚持要戴印度头巾；他那么轻蔑地提到招待员正好说明他的狭隘。印度契约工人包括三个阶层的人，即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者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人的儿女。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已经很多了。他们穿英国服装，多数靠在旅馆里充当招待员为生。阿布杜拉批评英国式的帽子，指的就是这些人的服装。在旅馆里当招待员，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事。时至今日，有这种想法的人还很多呢。 大体说来，阿布杜拉赛的话我是赞成的。我给报馆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为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辩解。这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认，我则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这样一来，我到那里不过几天，这件事便为我在南非做了一次意外的广告。有的人支持我，也有人严厉批评我的冒昧。 事实上在我旅居南非期间，我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我在南非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根本不戴头饰，以后再谈吧。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八章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就和住在杜尔班的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有了接触。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认识了他，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已故的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访问过印度的南非代表团团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已故已希·罗斯敦吉和已故阿丹吉·米耶汗，所有这几位朋友，当时除了做生意以外，从无往来，后来却有了密切的交往。关于他们的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当我正在这样扩大我的交游范围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的一封信，说是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官司，还说阿布杜拉赛应当亲自到比勒托里亚，或者派一个代表到那里去。 阿布杜拉赛把这封信拿给我看，还问我愿不愿意上比勒托里亚去。我说：“只有等我从你那里弄清楚了这件案子，我才好说话。现在我还不明白到那里去我应该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件案子的案情。 我一开始研究这件案子，便感到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学起。我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曾到法庭去见识见识那里的工作。有一个波希律师正在考查一个证人，问他账本子里的许多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一点也不懂。我在学校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所要处理的案子，主要的都是一些有关账目的问题。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说明当中的问题。那个职员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觉得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o是什么意思，字典里也查不到这个字，只好求教于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加以研究。这倒给了我一些信心。我终于把案情弄清楚了。阿布杜拉赛本来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际知识可以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好上比勒托里亚去。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道。 “随便你怎么安排都行。”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写几封信给那里的弥曼朋友，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托里亚有很大的势力。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私人通讯，对我们就很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混熟了，对我们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谁也不会知道我们中间的秘密的。但是我却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在法庭以外解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铁布赛总归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本来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提到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我看多少使阿布杜拉赛感到有点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现在我们算是彼此有些了解了。我已经不再是一只“白象”了。所以他说：“那??好吧。能够在法庭以外和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很清楚。铁布赛不是一个随便就能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这方面有一点点粗心大意，他就会钻尽我们所有的空子，把我们整到底。所以你要有什么举动，请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你不必操心。”我说。“我不需要和铁布赛谈什么，也不需要和别的任何人谈起这件案子。我只消向他建议来一个谅解，免得引起一场不必要的诉讼。” 我到了杜尔班不过七、八天便离开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票，如果需要卧铺，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布杜拉赛一定要我订卧铺，但是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五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布杜拉警告我说：“小心点，这里不同印度。谢谢上帝，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点钱。你需要什么东西，请你不要吝啬。”我谢谢他，并请他不必操心。 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卧铺照例是在这一站给的。有一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他便走了。可是跟着便来了一个乘客，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他看我是一个“有色人种”，便不高兴起来。他马上走开，带了一两个官员回来。他们一言不发，这时又来了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贷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我告诉你，他们在杜尔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的，我一定要坐到目的地。”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推你出去。” “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九章 更多的苦头 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 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 如果车守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说了这些话，他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给了他必要的保证。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恐怕车守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房，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车守上来查票。他看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作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车守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说完走开了。 当晚八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章 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了解，因为我是星期天到的，他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我觉得为难起来，不晓得去哪里才好，因为我恐怕没有一家旅馆肯收留我。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亚车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的灯光黯淡，旅客稀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稍微空闲一些，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以投宿的地方；不然，我就只有在站上过夜。我应当承认，我连这一点也不敢要求他，因为我恐怕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然而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却和我攀谈起来了。 “这么说来，”他说道：“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从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我对这个建议有些怀疑，不过我还是向他致谢，并且接受了他的意见。他把我带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他把约翰斯顿拉到一旁说了几句，后者便同意让我住一夜，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开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道：“我没有种族成见。但是我只有欧洲顾客，所以如果我让你到饭厅里去吃板，我的客人也许会不高兴，甚至于走开。” “谢谢你，”我说道：“哪怕只能在这里住一宿。我现在多少知道了这里的情况，我也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间里开饭不要紧。我希望明天可以另作安排。”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饭吃，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并没有多少客人，我以为招待员很快就会把饭送来，没有想到约翰斯顿自己进来了。他说：“我叫你在这里吃饭，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对其他的客人谈到你，问问他们请你到饭厅里吃饭要紧不要紧。他们说他们没有意见，并且说你愿意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介意。所以我来请你到饭厅里去吃饭，并且，如果你不嫌弃，愿意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谢，到饭厅里吃了一顿痛快饭。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阿布杜拉赛曾把他的为人大致和我谈了一下，所以他的热诚接待，并不使我惊奇。他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很关怀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情况都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而且你自然可以使我和当事人的来往更便利一些，因为今后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我还没有给你找到住处，我想最好等见到你以后再说。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这样的人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收留你，这样她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到她那里去看看。”<bdo>.9９lｉｂ?</bdo> 于是他把我带到她的家里，他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在内，一周三十五先令。 贝克先生虽然是个律师，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普通的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而且已经放弃了律师的职业，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一个有财富的人。他现在还和我通信，信里总是谈论同样的话题。他从多种不同的观点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相信如果不认耶稣为上帝的独生子和人类的救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贝克先生便探听我对宗教的见解。我对他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印度教徒，可是对印度教我所知道的却很有限，其他的宗教我知道得更少。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把握，也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和应当相信什么。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说，很高兴地说：“我是南非宣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钱盖了一座教堂，按时到那里讲道。我没有种族成见。我有几个同事，我们每天下午一点钟都在一起聚会几分钟，祈求和平和光明。如果你愿意去参加我们的祷告，我会很高兴的。我可以介绍你认识我的同事，他们一定喜欢见到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会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几本宗教书籍看看，自然咯，圣经算是万书之书，这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向贝克先生道谢，答应尽可能按时去参加下午一点钟的祷告会。 “那么我明天一点钟在这里等你，我们一块见去祷告。”贝克先生加了这一句，我们就告别了。 我当时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我到约翰斯顿先生那里，付了房钱，便搬到新寓所去，在那里吃午饭。 女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给我做了一顿素食。不久我便和这一家人熟起来了。 跟着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拉所介给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旅居在南非的印度人所遭受的更多的苦难。他一定要请我住到他家里。我谢谢他的好意，告诉他我已作了安排。他请我凡有所需，不要迟疑地告诉他。 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便回到自己房里，躺在床上沉浸于深沉的思想中。当时并没有什么立刻要做的工作，我把这情况通知了阿布杜拉赛。我心里想，贝克先生对我有这样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从他的教友们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对基督教能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书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能够正确地了解基督教？我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我应当排除情感，研究我所碰到的一切事物，至于贝克先生的团体应当如何应付，只好听从上帝的指引了；在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应当信奉另一种宗教。 这样沉思着，我便入睡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一章 和基督教徒的往来 第二天一点钟的时候，我到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去。我在那里认识了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柯慈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跟着这样做。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愿望向上帝恳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是祈求那一天得以平安度过，或者请求上帝开启他的心扉。 现在他们却为我的福祉加上一段祷告：“主呀，请你为这位新来加入我们的兄弟指示道路。主呀，你所赏给我们的平安，也请你赏给他吧。愿救我们的主耶稣也救他。我们所祈求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这种祈祷会上，不唱圣诗或其他的音乐。每天为一件特别的事祈祷以后，我们便各自去吃午饭，因为那正是午饭的时刻。祈祷所占的时间不过五分钟。 赫丽斯和嘉碧小姐都是上了年纪的未婚女士。柯慈先生是教友会的会友。这两位女士住在一起，她们给我一个常年的邀请：每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到她们家里去唱茶。 每逢星期日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总是把一周来所作的宗教日记请柯慈先生过目，并和他讨论我所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所留给我的印象。这两位女士则常常叙述她们甜美的经验和她们所得到的平安。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白坚毅的青年。我们常常一齐出去散步，有时候他也带我去看别的基督教教友。 等我们彼此更加熟悉以后，他便开始把他所选择的书给我读，直到我的书架都堆满了他的书。他用书充实了我，事实确是如此。我在纯真的信仰中答应他读完这些书，读的时候，我们还加以讨论。 这一类的书，我在1893年读了不少。我已记不住所有的书名，只记得其中包括贝克博士的《城庙评注》，皮尔逊的《很多确凿的证明》和巴特勒的《对比论》。这些书有一部分是莫名其妙的，其中有的是我喜欢的，也有的是我不喜欢的。《很多确凿的证明》是根据作者所理解的事例来阐明《圣经》中的宗教，这本书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贝克的《评注》多是道德上的鼓励，但是它对一个对于流行的基督教还没有什么信仰的人来说，并不能有所帮助。巴特勒的《对比论》却是一部精湛艰深而又打动人心的著作，要想加以适当的理解，必须反复读四五遍。我觉得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似乎是要把无神论者都变成有神论者。书中关于上帝的存在的许多论点，对我来说是无关宏旨的，因为那时我已度过了不相信有上帝的阶段；但是它关于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和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者的论证，我看了以后，确实无动于衷。然而柯慈先生并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对我很关心。他看见我的脖子上戴着罗勒念珠的毗湿奴教项链，他以为这是一种迷信，心里很难过。 “这种迷信对你是很不合适的。来，让我把这条项链弄断。” “不，千万使不得。这是我母亲送我的圣礼。” “可是你相信它吗？” “我不了解它的神秘的意义。如果我不戴它，我想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决不能把这条项链取下来，因为我的母亲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是出于她的爱和一种信念，以为它将有助于我的幸福。当它随着岁月的消逝而自行耗损，终至破断的时候，我不会再想去弄一个新的。可是这条项链不能折断。” 柯慈先生不能理解我的理论，因为他对我的宗教并不尊重。他盼望着终有一天会把我从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力图使我相信，不管别的宗教是否也有一点真理，如果我不接受那代表真理的基督教，我要想得救是不可能的，除非耶稣过问，否则我的罪恶是无法洗涤的，而且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都归于无有。 他一方面推荐我读许多书，同时还给我介绍了他认为是坚定的几个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负责建立的许多关系都很好。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这个家庭往来的时候，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我没有料到的理论：“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无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就不会束缚我们。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耶稣就是因此而受苦，并为人类救赎所有的罪过。只有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试想一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平安的许诺。” 这一番议论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回答说：“如果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认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我所寻求的是从罪恶本身，或者不如说是从罪恶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赎。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不安的生活。” 关于这一点，那位普鲁茅斯教友反驳道：“我敢向你保证，你的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 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仔细考虑考虑吧。”而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有意犯了罪，却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不过在我遇见这些朋友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相信这样一种救赎论。柯慈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地是纯洁的，他也相信自我纯洁是可能的。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见解。我所读过的书有几本是充满着虔敬之心的。所以柯慈先生对于我最近这一次经历虽然十分忧虑，我还可以向他重申：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论还不歪于使我对基督教发生偏见。 我的困难是在别的地方，这就是关于《圣经》及其已为人所承认的解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二章 设法和印度人来往 在我进一步写到和基督教徒更多的往来以前，我必须就这个时期的其他经历谈一谈。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在比勒托里亚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誉是旗鼓相当的。凡有公众的活动，少了他就不好行进，我在比勒托里亚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认识了，我告诉他我很想和那里的每一个印度人有所接触。我表示我有一种愿望，想研究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况，请他惠予协助，这一点他倒是高兴地答应了。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召集一个会议，请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都来参加，打算把德兰士瓦印度人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次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凭一封介绍信认识他的。到会的大半是弥曼商人，虽然也有几个印度教徒参加了。事实上，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是很少的。 我在这一次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我的讲题是论商业上的诚实，在演讲之前，我已作过相当准备。我常常听见商人们说，做生意是不能讲诚实的。当时我不以为然，现在还是这样。时至今日还有些做生意的朋友说商业和诚实是不能并立的。 他们说，商业是很讲实际的，而诚实则是一件宗教的事情：他们认为实际的事是一回事，而宗教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以为做生意谈不上纯粹的诚实，除非是切实可行，人们是轻易不说的。我在演讲中竭力非难这种说法，使商人觉悟到他们的双重责任：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 我早已发现我们的人民的习惯和生活和他们周围的英国人比较起来是很不卫生的，我请他们加以注意。我还强调忘却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差别的必要性。 我在结束的时候，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把印度侨民的苦处陈述于有关当局。我答应尽可能抽出时间为这个协会服务。 我看出来这次会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讲话以后，便进行了讨论。有人表示愿意供给我许多事实。我感觉受到了鼓舞。我发现听众当中懂英文的很少。我觉得在这个国家英文知识是很有用的，我劝那些有时间的人学习英文。我告诉他们就算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可以学会一种语文，并举出实例证明。我打算开办一个英文班，此外，我还答应为那些愿意学习英文的人进行个别教授。 英文班没有开成，但是有三个青年人表示愿意在方便的时候学习，条件是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上课。其中有两个是穆斯林，一个是理发员，另一个是职员，第三个是个印度教徒，是一个小店员。我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我对于自己的教学能力是没有顾虑的，我的学生也许会厌倦，但是我决不会。有时候我到他们那里去了，却发现他们正在忙着做生意，可是我并没有失掉耐性。他们都不想把英文学得多深，但是有两个学了大约八个月以后，可以说是大有进步。有两个人学会了用英文记账和写普通的商业信札。那个理发员的雄心仅限于学会应付他的顾客。他们学习英文的结果是，有两个学习具备了获得较多收入的能力。 我以为那次的集会结果还算圆满。就我记忆所及，那次会议还决定了以后每周或者可能时每月开一次这样的会。这种会大体是按时举行了，会上大家还自由地交换了意见。结果是，凡是当时住在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没有一个我不认识，他们的情况我也没有不熟悉的。这就推动了我去见比勒托里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没有什么势力。虽然他答应尽力帮助我们，还请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去找他。这时我便写信给铁路当局，告诉他们，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章，印度人所受的旅行限制是不公正的。我得到了一封回信说：印度人只要是服装合式的，都可以买头、二等车票。这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谁的服装才算“合式”，决定权仍然操诸于站长。这位英国监督官给我看过一些有关印度人事务的文件。铁布赛以前也给我看过类似的文件。我从这些文件里得悉，印度人是如何残酷地被驱逐于奥伦治自由邦之外。 总之，我在比勒托里亚的居留使我有可能就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研究以后对我会有那么大价值，因为，我本来打算年底就回国，或者更早一些，如果那件案子年前可以结束的话。 然而，上帝却另有安排。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三章 “苦力”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要充分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和奥伦治自由邦的情况是不合适的。谁要愿意充分了解那里的情况，我建议他读一读我所写的《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可是，在这里提纲挈领地谈一谈还是必要的。 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由于1888年或者更早的时候所订立的一个特殊的法律，而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如果他们想在那里住下去，他们只有到旅馆去当招待员或者做一些其他类似的卑贱工作，才有可能。做生意的都被赶走了，虽然也给了一点点名义上的赔偿。他们请愿，递了申诉书，但是没有下文。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法律，1886年略有修改。根据这个修订过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交纳三英镑的人头税。除非在特别划给他们居住的地区内，他们不得私有土地，而实际上即使在这种地区内，他们也没有土地的私有权。他们没有选举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那个为亚洲人而立的特殊的法律，其他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对他们也有效。根据这些法律，有色人种，印度人都不得在公共的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得在夜间九时以后出门。这最后一项规定，对印度人来说，是很偏激的。凡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人，作为一种优待，都可以免受这项规定的约束。这么一来，谁能享受优待自然就要仰承警察的鼻息了。那时我得经受这两项规定的效验。我常常在夜间和柯慈先生外出散步，我们很少在十时以前回家。如果警察把我抓起来了，那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柯慈先生比我还关心。他给他们的黑人仆人发过通行证，可是他怎么可以发给我？只有做主人的才可以发许可证给他的仆人。即使我要一张通行证，而柯慈先生也打算发给我，他也不能这么干，因为这是犯法的。 于是柯慈先生或者他的一些朋友便带我到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那里，原来我们还是校友。我需要有一张通行证以便夜间九时以后出门这件事，使他忍受不了。他对我表示同情。他并没有下令发给我通行证，却给了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任何时候出门，警察不得干涉，我出门的时候，身上总是带着这封信。我从来没有用过这封信，但这只能说是意外。 克劳斯博士请我到他的地方去，我们可以算是朋友了。我偶尔也去拜访他，我得以认识他的更有名的哥哥——约翰内斯堡的检察官，就是由于他的介绍。波耳战争期间，他因密谋刺杀一个英国军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七年的徒刑，还被禁止执行律师业务。战争结束以后，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名誉，重新获准在德兰士瓦当律师并执行律师业务。 这些关系后来在我的公众生活中对我很有用，并且大大便利了我的工作。 关于使用人行道的规定，其结果对于我是相当严重的。我常常走过总统大街到一块空旷的地方去散步。克鲁泽总统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是一栋非常普通、不惹人注意的建筑物，没有花园，并且同周围房子差不多。比勒托里亚有很多百万富翁的房子比他的要豪华得多，而且四周都是花园。克鲁泽总统的俭朴的确是有口皆碑。只有在门前放哨的一名警察表明它是某某官员的房子。我总是沿着人行道不声不响地走过这个站岗的警察。 这时站岗的警察是常常轮班调换的。有一次有一个警察没有任何警告，甚至并不叫我离开人行道，便把我推开，并且把我打到街上去。这使我惊慌失措，我还没有来得及责问他的行为，正遇上骑马走过的柯慈先生，他招呼我说：“甘地，我什么都看见了。如果你到法院里去控告这个人，我将乐意作你的见证人。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 “你不必难过，”我说道：“这个可怜的人晓得什么呢？每一个有色人种，在他看来全都一样。无疑地，他对待黑人也象他对待我一样。我已立意不为任何个人的疾苦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控告他。” “你为人就是这样，”柯慈先生说道：“可是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象这种人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点教训才行。”于是他便对这个警察讲话并加以申斥。因为警察是波耳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谈些什么我听不懂。但是他却对我道歉了，这原是不必要的，我已经宽恕他了。 然而从此我再也不走这条马路了。总归会有别人来接替这个人的工作，由于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情，他们还会干出同样的事来。为什么我还要再吃一次不必要的亏呢？因此我挑选了另一条路散步。 这件事加深了我对于印度侨民的感情。我为这些条例会见了英国监督官以后，便和他们研究是否就这一类的案子来一次控告，如果大家觉得需要这样做的话。 因此我便对印度侨民的艰苦情况进行了密切的研究，不但就此读了很多材料，听了很多谈话，而且经过了亲身的体验。我明白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住得了的国家，如何才能使这种情况获得改善，便成为越来越使我操心的问题了。 然而当时我的主要任务却是关心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四章 准备打官司 住在比勒托里亚那一年，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我在这里有了学习公众工作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某些工作能力。在这里，我的宗教精神变成了一种活力；我得到了律师业务的真正知识，也是在这里。在这里我所学习的也就是一个资历还浅的律师向一个富有经验的律师所学的。在这里我还得到了一种信心，相信自己做律师总不致于失败。我获得了律师成功的秘诀，也是在这里。 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不算小，牵涉到40，000英镑的得失。因为它是由商业交易引起的，所以里面涉及许多琐碎的账目。有一部分要求是根据已经交付的期票，另一部分是根据对方交付期票的特别承诺。被告的辩护是说这些期票不是用合法的手续取得的，而且缺乏充分的理由。这个微妙的案子充满了无数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延聘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因此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研究他们的工作。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案子的事实，这工作是由我负责的。能够因此看到我所准备的材料有多少是为律师所采纳，又有多少是被舍弃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律师所准备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由法律顾问所采用的，这对我的确是一种教育。我懂得这种准备工作会给我相当的理解力和运用证件的能力。 我对这个案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我的确是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了。我把所有关于这些交易的文件都看过了。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他对我是绝对信任的，这使我的工作轻易得多。我对簿记学进行了相当研究。我的翻译能力也有提高，因为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古遮拉特文，需要翻译。 虽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宗教问题和公众工作中具有热切的兴趣，也常常分出一部分时间用在这些事务上，这却不是我当时主要的兴趣。我主要的兴趣还是为这件案子作好准备工作。读法律书籍，必要时查考法律案例，总是我首先要做的。结果，我对于这件案子的了解，恐怕连原告和被告都比不上，因为双方的文件都在我一个人手里。 我想起已故宾卡特先生的话，他说事实只占法律的四分之三。这种说法后来被已故南非著名的律师李昂纳先生充分地证实了。在我所经办的一件案子里，我发现我的当事人的理由虽然是充足的，法律却似乎不利于他。我没有办法，便去请教李昂纳先生。他也觉得这件案子的事实方面是非常强有力的，他突然喊道：“甘地，我晓得怎么办了：如果我们照顾了一个案子的事实方面，法律方面就可以听其自然。让我们钻到这件案子的事实方面去吧。”说完这几句话以后，他叫我就这件案子作进一步研究，然后再去找他。我回来把事实重新作一番推敲，我的眼光就完全改变了，同时我在无意中还找到了一件和这个案子颇相类似的南非旧案例。我喜出望外，去见李昂纳先生，告诉他一切。“对了，”他说道：“我们将打赢这场官司。不过我们要弄清楚，是那个法官经办这个案子。” 当我在为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进行准备的时候，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事实竟有那么大的关系。事实就是真理，我们一旦依附了真理，法律自然就会来帮助我们了。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事实方面的确是极为有力的，因此，法律方面当然是有利于他的。然而我也晓得，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原告和被告双方就会同归于尽，而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又是同多。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如果让它继续在法庭里弄个水落石出，它可能无限期地打下去，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双方都希望立即了结这个案子。 我去见铁布赛，劝他去找人仲裁。我建议他去见他的法律顾问。我向他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公断，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律师费急速地增长，当事人虽然都是大商贾，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这件案子占有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连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了。同时相互间的恶感也在稳步上升。我对于这种职业感到厌恶。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当然是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当事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胜诉的一方永远收不回来因此而破费的一切代价。根据诉讼费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固定的费用范围，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费用则高得多。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感觉我的责任是使双方重归于好。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他们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同意了。仲裁人是委定了。双方在他面前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满足。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对方立刻赔偿，铁布赛一定不可能全数付清。旅居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宁肯死亡而不愿破产。要铁布赛全部付清37，000英镑和讼费是不可能的。他决不愿意少付一个铜板，而他又不愿意宣布破产。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他分期偿付为数不大的款项。这一点他倒是慷慨地答应了，时间也拖得很长。取得分期付款的让步，对我来说，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可是双方对于这个结局都很满意，双方也因此获得舆论的推崇。我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我已经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学会了掌握人性之善良的方面而深入人们的心灵。 我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这个教训是这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以至在我执行律师业务的二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协。我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我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必说我的灵魂有什么损失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五章 宗教的激动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我和基督教朋友们的经历了。贝克先生越来越关心我的前途。他带我到威灵顿大会去。新教派的基督教徒每隔几年便召开这样的大会，使信徒们得到一种启发或自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 威灵顿大会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主席是当地有名的安德禄·穆莱牧师。贝克先生原希望大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和诚笃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我皈依基督教。 然而他最后的希望却寄托在祷告的功效上。他对于祈祷的信心是永不改变的。他确信凡是热诚的祷告，上帝不能不听。他举出好多例子，象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缪勒就是全靠祈祷，那怕是世俗的需要，也是如此。我抱着毫无成见的态度倾听他讲述祈祷的功效，并且向他保证：如果我感觉受到呼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我皈依基督教。我给他这个保证是毫无犹豫的，因为我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的声音。我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如果背着这种声音做事，对我来说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痛苦的。 于是我们便动身到威灵顿去。贝克先生陪着象我这样“一个有色人种”赴会实在是有些为难。他有好多次完全因为我的缘故而遭受不便。有一天碰巧是个星期日，由于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意在安息日旅行，我们便在途中逗留下来。虽然在诸多周折以后车站旅馆的经理总算同意收留我住宿，但绝对不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不是一个轻易让步的人，他要为旅馆的客人争取权利。但我晓得他的困难。到了威灵顿我还是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尽管他竭力隐藏他所遭到的一些不便，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大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一种集会，我对于他们的诚心感到高兴。我会见了穆莱牧师。我晓得好多人为我祈祷。 我喜欢他们唱的一些圣诗，这些歌非常好听。大会开了三天，我可以理解并欣赏那些赴会的虔诚的教徒。然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我的信仰——我的宗教。要我相信只有成为基督教徒才能进天堂或得到解脱，这是不可能的。当我直率地这样告诉几个相好的基督教朋友时，他们都很吃惊。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困难尚不止于此。我实在不能相信耶稣是上帝化身的独生子，只有信仰他的人才能得到永生。倘若上帝能有儿子，我们都可以算是他的儿子。若诺耶稣象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那么所有的人都象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我的理智并没有准备叫我相信，象字面上所说的那样，说耶稣的确是以他的死和他的血来赎救世界的罪恶。也许当它是个寓言，还有几分道理。还有，根据基督教的信仰，只有人类才有灵魂，其他生物却没有，所以对它们来说，死亡就等于完全的毁灭；我的信仰恰恰相反。我可以承认耶稣是个殉道者，是牺牲的体现者，是个神圣的大师，但不能认为他是空前最完善的人。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人世来说，是个伟大的示范，但是如果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玄妙或奇异的好处，我是无法接受的。基督教徒的虔诚生活并没有给我什么东西，如果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的生活不能给我什么的话。我在别人的生活中也曾看见过同样的改革，正如我在基督教徒中间所听到的。就哲学上说，基督教的原理并没有什么高超的地方。倘若从牺牲精神而论，我觉得印度教徒远远胜过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认为基督救是一种完美无瑕的宗教，更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最伟大的宗教。 我只要有机会便把心中这些翻来复去的思想告诉我的基督教朋友们，然而他们的回答却不能使我满意。 这样说来，我既然并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完美无瑕或最伟大的宗教，当时我也不相信印度教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印度教徒的缺点是我所深切感觉的。如果可以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这只能是腐朽的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瘤子。我不能理解无数的宗派和种姓为什么存在。说是上帝所启示的，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它们真是由于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圣经》和《可兰经》就不是？ 基督教的朋友们固然在说法改变我的信仰，连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也在这样做。阿布杜拉赛就一直在劝我研究伊斯兰教，当然啰，伊斯兰教的好处，他总是说不完的。我把我的困难写信告诉赖昌德巴伊。我还和印度其他的宗教权威们通讯，并且得到他们的答复，赖昌德巴伊的来信多少使我平静一些。他要我忍耐，要我更深一步地研究印度教。 他有这么一句话：“若以冷静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我相信别的宗教没有印度教那么深远的思想，没有它对于心灵的洞察，或它的博爱精神。” 我买了一部谢礼译的《可兰经》，并且开始读起来。我还弄到了关于伊斯兰教的其他书籍。我和住在英国的基督教朋友们通讯，其中有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爱德华·麦特兰，我和他也开始了信札往还。他寄给我一本《完美的道路》，这是他和安娜·金世福合著的书。这本书对流行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反面的看法。他还给我寄了另一本书《圣经新诠》。这两本书我都喜欢。它们似乎是支持印度教的。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使我倾倒。这本书给我留下一个不可抹灭的印象。在它的独立思考、深奥的道德和求真的精神面前，柯慈先生给我的所有的书籍似乎全都黯然失色了。 我所进行的研究就这样把我带到基督教朋友们所料想不到的方向。我和麦特兰的通讯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赖昌德巴伊的书信往来则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几本书，包括《五业》、《珍珠环》，华斯陀的《瑜伽论》中的《解脱章》，哈利班德罗·苏立的《妙见集》等。 我虽然走了基督教朋友不想叫我走的道路，我对于他们在我内心所唤起的宗教的向往，却是永远感念不忘的。我将一直怀念和他们的往来。未来的岁月已为我储备了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这一类甜美而神圣的联系。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六章 事与愿违 这件案子既已了结，我便没有理由再在比勒托里亚住下去了。于是我就赶回杜尔班，并开始作回国的准备。然而阿布杜拉赛却想为我饯别，否则就不让我走。他在西登罕为我举行了饯别宴会。 他们打算在那里消磨一整天。我在那里顺便翻阅几张报纸，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上的角落里有一段题为“印度人的选举权”的新闻，谈到当时立法议会正在讨论的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议案，于是成为到会最迟的一个客人。 我就这个问题问了一下阿布杜拉赛。他说：“这些事情我们能懂得什么呢？我们只懂得那些关系到我们的生意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奥伦治自由邦所有的营业全完了。这使我们急躁起来，可是没有用。况且我们都是一些不中用的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我们看报纸，一般只是为了弄清当天的行情等等，还能懂得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的耳目就算是这里的欧洲律师了。” “可是，”我说：“这里有那么多本地生的印度青年受过教育，难道他们不帮助你们吗？” “他们呀！”阿布杜拉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们从来不屑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更不耐烦买他们的账。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种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得受政府的管辖。” 这一席话却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觉得这一帮人应该算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难道基督教就意味着这样吗？难道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就不能再当印度人了吗？ 然而我就要回国了，我当时心里所想的，一时表达不出来。我只是对阿布杜拉赛简单地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可不是吗，”阿布杜拉赛也附和说：“我告诉你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吧。我们本来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我们最要好的一个律师艾斯坎比先生— —这人是你认识的，把这个问题装进了我们的脑子里。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战斗者，他和码头工程师勾心斗角极为猛烈，他怕这个工程师会剥夺他的选票而在选举中打败他。所以他就把我们的处境对我们说了，而我们也就在他的指使之下全都登记为选民，并且投了他的票。现在你该明白对于我们来说，选举权并没有象你所估量的那种价值了吧。不过我们懂得你的意思。那么，你的意见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别的客人都在注意倾听这席谈话，其中有一个人说：“要不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吗？你退掉这一条船的船票，在这里多住一个月，那么我们就照你的吩咐去进行斗争。” 其他人齐声说道：“好主意，好主意。阿布杜拉赛，你一定得把甘地留下。” 阿布杜拉赛是一个圆滑的人，他说：“现在不用我留他了，因为你们也有权利留他。不过你们说得很对，让我们·大·家劝他呆下来吧。可是你们要记住他是一个律师，他的费用怎么办？”提起费用就使我难过，我破口说道：“阿布杜拉赛，费用不成问题。为公众服务不能收费。如果能作为大家的一个公仆，我可以住下来。不过你知道，我和这些朋友都不熟，如果你相信他们会合作，我打算多住一个月。可是有一样，虽然你们不用给我什么钱，我们打算进行的这种性质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点儿基金是搞不起来的。譬如我们也许要发电报，也许要印发一点文件，也许得派人到处走动走动，也许得和当地的律师商量商量，而且由于我还不熟悉你们的法律，我也许需要几本法律书籍参考参考。所有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做不成的。而且这件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做得了的，得有很多人出来帮忙才行。” 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阿拉是伟大而仁慈的。钱会有的，人有的是，你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同意住下来，那么一切都会有办法。” 这个饯别宴会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我提议快点吃完晚饭回家去。我在心里打好了发动这个运动的纲领腹稿。我查明了那些选民名单上的人，决心再住一个月。 上帝就这样奠定了我在南非生活的基础，并撒下了为民族自尊心而斗争的种子。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七章 定居纳塔耳 1893年时，哈齐·穆罕默德·哈齐·达达赛被认为是纳塔耳印度侨民中最孚众望的领袖。就经济上说，阿布杜拉·哈齐·阿丹赛是他们当中的头子，但是在公众事务上，他和别的人总是把第一位让给哈齐·穆罕默德赛。因此就在阿布杜拉赛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并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 志愿人员进行了登记。在纳塔耳侨生的印度人，大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青年，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杜尔班法院的译员保罗先生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苏班·戈夫莱先生都出席了，他们负责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青年到会上来，这些人全都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 当地很多商人自然都登记了，其中值得提一提的有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穆罕默德·卡桑·康鲁丁赛，阿丹吉·米耶汗赛，阿·科兰达维鲁·皮莱，西·拉契朗，兰格沙密·巴提亚齐和阿玛德·齐华。巴希·罗斯敦济当然也在内。担任文书工作的有马尼克吉，约希，纳辛赫朗诸位先生，他们都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和其他大商行的雇员。他们全都又惊又喜地发现自己居然也分担了一部分公众工作。象这样被邀请来参加这种工作还是他们生平头一次。面对着整个侨团所遭受的苦难，所有高低、贵贱、主仆、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信德人等等差别，全都被忘却了。所有的人全都象是祖国的儿女和公仆。 这个法案已经或者即将。从讨论中的发言看来，没有印度人对这个不合理的法案表示反对，这个事实竟被认为他们不配享受选举权的佐证。 我在会上就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一个电报给议会的议长，要求他延期对这个法案作进一步的讨论。同样的电报还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艾斯坎比先生。议长很快便来了答复，答应将这个法案延搁两天讨论，这使我们的心快乐起来。 打算提交给立法议会的请愿书已经拟好了。这得缮写三份，还得多写一份发给新闻界。 请愿书上还得尽可能征集更多的人签名，而这一切工作必须一夜办完。懂英文的志愿人员和另外几个人搞了一个通宵。有一个老头叫阿瑟先生，因为书法好，负责誊写正本。其余几份则由一个人念，几个人写，就这样同时写好了五份。商人志愿人员有的坐自己的马车，有的自己出钱雇马车出去征求人家在请愿书上签名。这个工作很快就办完了，请愿书也发走了。 有几家报纸刊载了这个请愿书，并发表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并且引起了讨论。怀有成见的人为原议案进行了辩护，这种辩护显然是很软弱无力的，借此反驳请愿书中所提出来的论点。然而这个法案还是被通过了。我们全都预料到这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激动却给这个侨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且给他们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印度侨团已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这个侨团的政治权利和做生意的权利而进行斗争，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朋勋爵这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国务大臣。大家决定给他送一份大请愿书。这个任务不小，也不是一天所能完成的。我们又征集了一些志愿人员，他们全都分担了一部分工作。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起草这份请愿书。我读遍了所有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 我的论点集中环绕在一个原则和一种权宜之计上面。我提出我们在纳塔耳应该有选举权，因为我们在印度也有一种选举权。我吁请保留这种选举权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能够应用选举权的印度人究竟还是少数。 在不到半个月的短时间里，便有一万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要在全省征求这么多人签名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尤其是因为进行这件工作的人全都是生手。我们特别挑选了几个能干的志愿人员来担负这件工作，因为大家决定除非签名的人对这份请愿书有了充分的了解，就不勉强他签名。有些村庄分散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依靠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人，才能迅速完成这件工作。而这一点他们确是做到了。他们全都积极地完成了分配给它们的任务。今天当我提笔写这几行的时候，达乌德·穆罕默德赛，罗斯敦济，阿丹吉·米耶汗和阿玛德·齐华的形象又明晰地涌现在我的心上。他们征得了最多人的签名。达乌德赛成天不停地坐着他的马车奔跑。而这完全是一种出于爱的劳动，没有人要求过任何开支。达达·阿布杜拉的屋子立刻成为人们川流不息的中心和公众的办公所。有一批受过教育的朋友帮助我工作，还有很多人是在那里吃饭的。所以每一个帮手都要花不少钱。 这份请愿书终于递上去了。我们印了一千份散发出去。它第一次把纳塔耳印度人的情况公诸于世。我把这份请愿书分寄给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报馆和出版社。 《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有力地支持了印度人的要求。我们还寄了几份请愿书给英国各个党派的刊物和出版社。伦敦的《泰晤士》报支持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开始产生了一些希望，以为这个法案会被否决。 这时我要离开纳塔耳已经不可能了。印度朋友们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要求我长期住下来。我表示我的难处。我已立意不依靠公众的开支住下来。我觉得需要自立门户。我认为应该有一栋好房子，而且地点适中。我还有一种想法：除非我过着通常律师的生活，我就不会增加侨民的信任。而我觉得一年没有300英镑，要维持这样一个门面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决定，只有印度侨团保证给我最低限度的律师工作，我才能够住下来，于是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他们。 “不过，”他们说道：“我们宁愿让你为公众工作来筹措那笔钱，而且我们可以轻易地募集起来。自然这是在你私人的律师工作中应得的收入之外的。” “不，我不能为了公众工作这样要你们的钱。”我说：“这种工作要不了一个律师多少才能。我的工作主要是动员你们都来参加。那么我怎么可以因此算你们的钱呢？何况今后我还要经常为这类工作要求你们捐钱，如果我依靠你们的捐款来维持生活，那我就会觉得向你们募集大笔款项很不方便了，最后我们就将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了。再说，我还要侨团每年为公众工作筹措300英镑以上的数目呢？” “可是我们了解你已经有相当时间了，我们相信不需要的东西你是一点也不会要的。而且如果我们要你在这里长住，难道我们不应该负担你的开销吗？” “你们这样说，是因为你们的爱和眼前的热情。我们怎么能够肯定这种爱和热情将永远维持下去？而且作为你们的朋友和仆人，我会随时向你们诉苦，天知道那时候我是否还会得到你们的爱护。不过，我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公众工作接受你们任何薪水。你们都同意把你们的案子委托我办理，这对我已很信任了。虽然这一点已经会给你们增加很多困难了。因为我既不是一个白种人律师，我怎么能够肯定法院会答应我？况且我也拿不定，作为一个律师，我的运气究竟怎样。所以即使你们聘我为法律顾问，你们可能也要冒冒风险。你们既然支持了我，我当然把这个事实看成是我为大家效劳的报偿。”这次讨论的结果，有二十来个商人聘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为期一年。此外，达达·阿布杜拉把他打算为我送行的一笔钱替我购置了必要的家具。就这样，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八章 种族隔离 法庭的徽号是一架天平，不偏不倚地由一个公正、失明，但又明智的妇女操持。命运有意地使她双目失明，以免她在进行裁判的时候，只取决于一个人的外貌而不决定于他的真实价值。然而纳塔耳法律协会却想叫最高法院采取有背于此一原则的行动，从而背弃其徽号。 我申请到最高法院当律师。我有孟买高等法院发给我的许可证。我在那里登记为律师时，将一份英文证书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一次进行申请，需要附上两份品行证书，我想这两份证书如果是出自欧洲人就会更有分量，因此我就设法从阿布杜拉赛所介绍认识的两个有名的欧洲商人那里弄到这种证件。这种申请书必须通过法院的律师递上去，如果是由检察长递上去的，照章不收费。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坎比先生，是当时的检察长。我拜访了他，他愿意为我转递申请书。 这时法律协会却通知我，反对我申请为法院律师，使我大为惊讶。他们反对的理由之一，是说我的申请书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这样的，在制定律师入会申请手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料到会有有色人种的律师申请入会的可能。纳塔耳的成长得力于欧洲人的企业，所以欧洲人必须掌握法律界。如果有色人种也插足进来，他们就会在数量上逐渐超过欧洲人，那他们的屏障就要垮台。 法律协会聘请了一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的反对意见。因为他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也有关系，他托阿布杜拉赛传话给我，请我去看他。他很直率地和我交谈，而且还问起我的经历，这些我都告诉他了。后来他说：“我没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话要说。我只是恐怕你是一个殖民地土生的冒险家，而你的申请书未附原证件这一事实增加了我的怀疑。有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证件，但这些证件原来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你送来了欧洲商人给你的品行证书，我看不出有什么价值。他们知道你什么？他们和你的交情能有多深？” “不过，”我说：“这里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者，就连阿布杜拉赛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认识我的。”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是你的同乡吗？如果你的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阿布杜拉赛一定知道你的家族。要是他能为你写一份保证书，我绝对不加反对。那时我将乐于通知法律协会，说我无力反对你的申请。” 这一席话激怒了我，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如果我附上了达达·阿布杜拉的证明，”我对自己说：“还是会被拒绝的，那时他们却要欧洲人的证明。而且我申请入会当律师，和我的出身和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我的出身多么贫贱或令人厌恶，又怎么可以用来和我作对？”然而我克制了自己，泰然答道：“我不承认法律协会有什么权利来了解这些细节，虽然我还是准备提交一份你所希望要的保证书。” 阿布杜拉赛的保证书准备好了，而且送交了法律协会的理事会。他说他满意了，可是法律协会仍不以为然。它在最高法院反对我的申请，但是最高法院加以拒绝，甚至没有传艾斯坎比先生出庭作答。首席法官宣布说：“因为申请人未附上原证件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伪造证件，他将受到处分；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的名字也会被注销。法律对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并无差别。所以本法院无权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现在你可以进行宣誓了。” 我站起来，在登记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首席法官对我说道：“甘地先生，现在你必须取下你的头巾。在执行律师业务时，你必须遵守法院的规定，穿着规定的服装。” 我明白自己是受限制了。为了服从最高法院的命令，我取下了在县长法庭上曾经坚持不摘的头巾。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如果我抗拒了命令就不合理，而是由于我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就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样做是值得的。阿布杜拉赛和别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我屈从（或者说是软弱吧？）。他们觉得我应当坚持出庭执行律师职务时有戴头巾的权利。我设法说服他们。我设法使他们明白这样一句格言的真理：“。”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一个英国官员或法官下令叫你摘掉头巾而加以拒绝，那是对的；但是在纳塔耳省，作为法院的一个官员，如果我不尊重当地法院的习惯，那就错了。” 我用这些类似的说法多少使朋友们平息下来，但是就这件事来说，我并不认为已完全说服了他们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以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原则。然而在我这一生中，坚持真理这一点已经教导了我学会欣赏妥协的美妙。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明白这种精神就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它往往招致我的生命的危殆并引起朋友们的不满。然而真理却是坚如金刚，美如鲜花。法律协会的反对给我在南非作了又一次宣扬。大部分的报纸都在非议这种反对，并谴责法律协会的嫉妒。这种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我的工作。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九章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律师的业务曾经是，而且一直是我的次要职业。当时我必需集中精力搞公众工作，因为这正是我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散发关于褫夺选举权法案的请愿书本身是很不够的。要给殖民地国务大臣留一点印象，坚持鼓动是很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于是我便和阿布杜拉赛以及其他朋友商量这个问题，我们一致决定要有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公众组织。要给这个新的组织起一个名字伤透了我的脑筋。它最好不致和任何特殊的政党有所混同。我知道“大会”这个名称在英国保守党分子当中，名声是很坏的，可是国民大会却是印度的生命所系。我要在纳塔耳加以推广。它使人毫不犹疑地敢于采用这个名称。因此我就详加说明我的理由，建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并于5月22日宣布成立。 那一天，达达·阿布杜拉一间宽大的房子挤满了人。大会获得了全体到会者热烈的支持。会章很简单，会费却很重。只有一个月付得起五先令的人，才能成为会员。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人则被劝告尽量多交一些会费。阿布杜拉赛月交二英镑，名列前茅。还有两个朋友也写上了同样的数额。我想我不能太落后了，写上了月交一镑会费。这对我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不过只要节俭一些，我想还是可以负担的。而且上帝还在帮助我。我们果然有了一大批月交一镑会费的会员，写下月费10先令的人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些捐款，当然被感谢地接受了。 经验证明，单靠催索，谁也不会交纳会费。住在杜尔班以外的会员，要经常去找他们，也不可能。一时的热情，看来很快就消退了。就是住在杜尔班的会员，如果不再三催索，也不会交纳会费。 我是大会的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在我身上。后来弄得我不得不专门雇一个文书成天忙着收集会费。这个人对这种工作也搞得厌烦了，我也觉得，这种情况如果要加以改进，就得把会费由月费改为年费，即使这样，还得预先交纳才行。因此我便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每个人都欢迎把月费改为年费的建议，并规定一年最少要交三镑的会费。这样一来，收会费的工作就大为顺利了。 我从开始就懂得不能依靠借贷来进行公众工作。在大部分的事务上，人们可以依靠诺言，只有金钱的事情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按时交纳他所承担的会费，纳塔耳的印度人也是一样。正是因为没有钱的时候便不做事，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就从来没有负过债。 我的同事对联系会员的工作，有超越寻常的积极性。这是一种使他们感兴趣的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经验。广大的会员都愿意用现款交纳会费。在遥远的内地乡下，工作相当困难。人们不了解公众工作的性质。可是我们还常常接到访问远方的邀请，每一个地方的有名商人都很殷勤地接待我们。 有一次，我们在这种旅行中遭到了相当困难的局面。我们指望我们的主人捐助6镑，可是他只答应最多给3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数目，别人就会援例，那我们收费的工作就会受影响了。那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肚子都很饿。然而我们打算收取的数目还没有收到，怎么好吃饭呢？一切好话都说尽了，主人似乎极为坚决，不动声色。当地其他的商人都瞧他的，我们坐了一个通宵，双方都立意互不退让。我的同事们大多怒气腾腾，可是他们都克制了自己。最后，天已破晓，主人让步了，交了6镑，还请我们吃饭。这事发生于东卡特，但影响所及，虽远至北海岸的史丹泽和内地的查理斯城都感觉得到。这件事也加速了我们募集会费的工作。 然而募集基金并不是唯一的工作。事实上我早就懂得这样一个原则：不要使人有多于他所需要的金钱。 会议通常是一月一次，如果必要，也有一星期一次的。开会时总要宣读一下上次会议的记录，然后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还没有参加公众讨论的经验，也不懂得作扼要而有要领的发言。每个人要站起来讲话，都有些犹豫。我向他们说明会议的程序和规则，他们都加以遵守。他们懂得这对他们是一种教育，有很多从来不习惯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人，不久便养成了就公众利益问题当众考虑和发言的习惯。 我知道在公众工作中，小小的开支有时会造成大量的支出，所以开始的时候，决定连收据也不铅印。我的事务所里有一架油印机，收据和各种文件都采用油印。一直到大会有了充足的经费，会员的数目和工作都有所增加了，才拿这些东西去铅印。这种节约对每一个团体都是必要的，可是我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做得到。我所以对一个小小的但是在成长中的组织一开始就详细谈论这些小节，正是为了这个道理。 人们交纳会费并不在乎有没有收据，然而我们总是坚持开给收据。所以每一个铜板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断言，1894年的账簿今天还可以在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档案中完整无缺地找到。对于任何组织来说，细心保存账目是必不可缺的；没有它们，这个组织就会失去威信。没有保存妥当的账目，它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纯洁的真理。 大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吸收了当地侨生而受教育的印度人来为大家服务。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了，会员大多数是这一帮受教育的青年。他们得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和印度商人有所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范畴。协会还是一个辩论的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个和协会有联系的小图书室也建立起来了。 大会的第三个特点是宣传。这包括使南非和英国的英国人以及印度的人民了解纳塔耳的真情实况。为了这个目的，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头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包括一篇由事实所支持的声明，说明纳塔耳印度人的一般状况。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这本书包括一段以事实和数字概括了纳塔耳印度人选举权的简史。为了准备这些小册子，我花了不少的劳动进行研究，虽然很伤脑筋，结果却是很值得的。它们曾被广泛地传播。 所有这一切活动的结果是，为南非的印度人赢得了无数的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积极同情。这种活动还在南非的印度人面前展开了一条明确的行动路线。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章 巴拉宋达朗 内心的热诚而真纯的愿望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常常看到这个规律得到证实。为穷苦的人服务一直是我内心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常常使我置身于穷人之中，使我能够和他们求得一致。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会员虽然包括了侨生的印度人和以文书工作为生的阶层，但是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却不在它的范围以内。大会并不是他们的。要他们交纳会费才能成为会员，这是不可能的：大会只能为他们服务，才能取得他们的依附。有一个机会提供了这种便利，虽然当时大会和我都还说不上有什么准备。当我执行律师业务不过三、四个月，而大会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一个衣衫褴褛、手拿头巾、两个门牙被打掉、满口流血的泰米尔人颤抖地站在我的跟前哭泣，原来他遭受了主人的毒打。我有一个文书也是泰米尔人，我通过他了解了全部情况。巴拉宋达朗——这就是来访者的名字——按照契约正在杜尔班一个著名的欧洲人的家里做工。那个主人因为对他发了脾气，不能自制，狠狠地打了巴拉宋达朗一顿，打掉了他的两个门牙。我把他送到一个医生那里——那时还只能找到白种人医生。我要医生开一张证书，说明巴拉宋达朗受伤的性质。我拿到证书以后，便带着受伤的人直接去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读完起诉书，极为愤慨，立即发出传票传讯雇主。我当时的愿望远不是要使雇主受罚，我只是要他开释巴拉宋达朗罢了。 我读过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有一个普通佣人不言不语就擅离职守，他的主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 对于契约工人，情况完全两样。要是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并被判服刑。威廉·汉特尔爵士所以叫契约工人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坏，就是这个缘故。象奴隶一样，契约工人也是主人的财产。 当时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救巴拉宋达朗：要求契约工人的保护人取消契约将他转让给别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达朗的雇主释放他。我拜访了他的雇主，对他说：“我不愿意控告你使你受罚。你毒打了那个人，我想你是明白的。如果你同意将契约转让给别人，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点他立刻就接受了。然后我又去找保护人，他也同意了，条件是，要我去找一个新的雇主。 于是我便到处去找雇主。他必须是一个欧洲人，因为印度人不能雇用契约工人。当时我所认识的欧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个。他很慷慨地答应收留巴拉宋达朗。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县长宣判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责成他将契约转让给别人。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传到了每一个契约工人的耳朵里，而我则被认为是他们的朋友。我对于这种关系，极感高兴。契约工人经常不断地开始源源涌向我的事务所，而我则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的欢乐和悲愁。 巴拉宋达朗的案子所引起的反应，连远至马德拉斯的地方也听到了。从这个省份各地来到纳塔耳从事契约劳动的工人则从他们的契约弟兄们那里，听到了这个案件。 这件案子本身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然而纳塔耳有人照顾他们的利益并且公开为他们工作的这一事实，使契约工人感到又惊又喜，并且使他们感到鼓舞，充满了希望。 我已说过，巴拉宋达朗初次进入我的事务所时，手里拿着头巾。那种景象有一种特殊的伤感，这也表现了我们所受的屈辱。我已经叙述过我被要求摘下头巾时的情景。每一个契约工人和印度生客，当他访问欧洲人的时候，都被一种强制的习惯所迫而摘下他的头饰，不管头饰是帽子、头巾或缠在头上的披肩。以双手致敬的做法还嫌不足。巴拉宋达朗以为对我也应该遵循这种做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历。我感到屈辱，要他缠起他的头巾。他照我所吩咐的做了，虽然还有点迟疑，但是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欢喜之情。 当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时候，竟然有人自以为光荣，这对我来说，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三英镑人头税 巴拉宋达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约工人有所接触。然而，促使我就他们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却是对那种企图置他们于特别苛重的捐税之下的斗争。 就在这一年，即1894年，纳塔耳政府打算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25英镑。这项建议使我震惊。我把这件事提交大会讨论，大会立即决定组织必要的反抗。 首先，让我把这种捐税的起因简要地谈一谈。 大约在1860年，纳塔耳的欧洲人发现这里大有种植甘蔗的发展余地，但是缺少劳工。 因为纳塔耳的朱鲁人不适宜于这种形式的工作，如果没有外来的劳工，要想种植甘蔗和制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纳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讯，取得后者的同意来招募印度劳工。 招募的办法是签订在纳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约，期满后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里，并有充分的权利购买土地。这是对他们的诱饵，因为当时那些白种人正盼望着印度工人的技术在契约期满之后留下来改进他们的农业。 然而印度人却提供了比人们期望于他们的更多的东西。他们种植了大量的蔬菜。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印度品种，并设法种植，使当地的品种更加便宜。他们还传播了芒果。他们的企业并不限于农作。他们进入了商界。他们买地造房，有很多人从劳工的地位升为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随之而来，并定居下来经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赛就是他们当中的第一号人物；他很快便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生意。 这种情况，使白种商人心怀戒惧。他们最初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领。他们要是作为独立的农业者，也许还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却令人无法忍受。 这就撒下了敌视印度人的种子，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促使它的成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简朴，我们满足于微小的收入，我们对于清洁卫生的规定满不在乎，我们不善于维持周围环境的整洁，以及我们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煽起敌对的火焰。在取消选举权的法案中，在对印度契约工人征课捐税的立法中，都体现了这种敌对，除了立法之外，还有一大批进行欺压的办法早就开始了。 头一个倡议是印度劳工必须强迫予以遣返，这样，他们的契约期限就在印度满期了。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这种办法。 因此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其内容是：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得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增加一次工资；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的契约，每年就得交纳25英镑的捐税。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印度去为这个建议谋取印度政府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 当时我以为，甚至现在我还抱着同样的想法：这是总督方面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赞成这种建议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本来并没有什么责任去向纳塔耳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16岁以上的男孩和13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个四口之家——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过14先令，这种做法是残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要是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25英镑的税也赞同了。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也许完全是由于大会的不满。不过我这种想法或许是弄错了。印度政府说不定一开始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捐税，而将它降至3英镑，不管大会是否加以反对。总之，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为印度福利的受委托的人，总督绝不应该赞成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大会并不认为这种捐税已经从25英镑降为3英镑是什么重大的成就。大会不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决心要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种决心却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实现。而当这种决心实现了，它就不仅是纳塔耳印度人的，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这次斗争成了最后的一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由于当局断然开枪的结果，有些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抛弃了斗争而任命交纳这种捐税，认为那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可恶的捐税就将继续向印度契约工人征收，一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而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留下永恒的耻辱。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如果我发觉自己完全浸沉于为印度侨团服务，那么，它背后的理由是我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作我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认识上帝。所谓服务，在我便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无需寻求而自然到来的，而我也很愿意去做。我到南非去，是为了旅行，为了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争，也为了谋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上帝，并致力于自我实现。基督教的朋友们引起了我追求知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淡然置之，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杜尔班看上了我，我几乎变成了他家里的一员。我所以能够认识他，自然是由于我在比勒托里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来不曾请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却把他的生活象一本摊开的书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是一位极其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很喜欢这两口子的态度。我们了解彼此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无论怎样讨论，也不能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这种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们常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于宗教的兴趣勃然不衰。现在我已不能象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空闲的时间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小点空闲，我总要很好的利用。我的有关宗教问题的通讯，一直在继续着。赖昌德巴伊是我的导师。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纳玛达·尚卡所写的《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对我很有帮助。我曾听说过这位诗人所过的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谈到他怎样因为研究宗教而发生的生活的变革，使我为之神往。我逐渐爱上了这本书，从头到尾地专心研读。麦克思·缪勒写的《印度——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所出版的英译本我都喜欢读。这些书使我越发尊重印度教，并使我逐渐认识了它的优美。虽然，这并不使我对其他的宗教抱有偏见。我读过华盛顿·伊尔文的《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他的继承者》和卡莱尔对于这位先知的颂词。这些书提高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 我还读过一本书，叫做《查拉图斯特拉语录》。就这样，我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这种研究促进了我的自我反省的能力，还使我养成了一种有所启发即见诸实行的习惯。因此，从研究印度教的典籍所了解的一些，我便拿来实行。但是我的进度很有限，我决定回到印度以后，要找专家指导。然而这个意愿，始终未见实现。 对于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还进行过一次紧张的研究。《圣经简要，》《做什么？》和其他的几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实现博爱的无限的可能性。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我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每个星期日都到卫斯理教堂去做礼拜；每篷这一天，他们总是请我去吃饭。那个教堂给我的印象并不佳，讲道的人所讲的似乎是淡而无味，会众似乎不怎么虔诚，没有特别浓的宗教气氛。他们似乎都是一些世俗的人，他们所以上教堂做礼拜，无非是为了消遣和习惯。我在那里，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我觉得惭愧，但是在我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我才稍感自慰。这样做终非永久之计，所以不久我就不去了。 我和那个每星期日我都去的家庭的关系，后来突然破裂了。其实这可以说是我受到了警告：不要再到他们家里去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妇人，但是心胸狭小。我们时常讨论宗教问题。我当时正在重读着安诺德的《亚洲之光》。有一次我们把耶稣和佛陀的生平作了比较。我说：“看看是多么慈悲吧！他的慈悲并不限于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物身上。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上的羔羊，心里能不洋溢着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的生平之中，却看不出有这种对于一切生物的爱。”这个对比使得那位善良的夫人感到伤心。她的感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我把这个话题打断了，和她一齐去进餐室。她的儿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天使般的小孩，也同我们一起吃饭。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最快乐不过了，而这个孩子早就和我交上朋友了。我对于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加以讪诮，对于我自己的苹果则尽情赞美。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我说服了，和我一齐称赞水果的鲜美。然而作母亲的呢？她却惶然不安了。 我受到了警告。我克制住自己，改变了话题。第二个星期日我仍旧到她家里去，但是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我不晓得我不应该再去了，我觉得不去也不好。可是这个善良的夫人却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甘地先生”，她说道：“请你不要见怪，如果我说几句不得已的话。我的儿子和你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每天总是迟疑着不肯吃肉，要吃水果，还拿你的道理来对付我。 这就太过分了。如果他不吃肉，他一定会瘦弱下来，要是不害病的话。这样我怎么受得了？今后你只能和我们大人讨论这些问题；和小孩子谈论，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太太”，我回答道：“很对不起。我明白你们做父母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有儿女。我们很容易结束这种不愉快的情况。我对于饮食的选择当然比我所说的话更能影响这个孩子。所以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以后不再来打扰你们了，自然，这不必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谢谢你”，她说道，显然得到了宽慰。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操持家务 安家立户，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经验。不过，我在纳塔耳所建立的门户，却和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不同。这一次，有一部分开支完全是为了体面。我以为必须有这样一个门庭，使它和我在纳塔耳作为一个印度律师和代表的地位相称。因此我就在一个有名的地区找到一栋漂亮的小房子，而且还配备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我常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吃饭，家里的开销一直是很大的。 每一个家必须有一个好佣人。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佣人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作为同伴和帮手住在我家里的。我有一个厨子，他已成为我家里的一员。我还有几个事务所的文书，和我同住同吃。 我以为在这种体验中，我有相当多的成功之处；但是在生活的惨痛经验中，也并不是毫无缺陷的。 我的那个同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我以为他对我是很诚实的。然而这一点我是受骗了。他对住在我家里的一个文书心怀嫉妒，编造了这么严密的一个罗网，使我对这个文书产生了怀疑。这位文书朋友有他自己的怪脾气，他一知道我在怀疑他，便立刻离开了我的房子和事务所。我很难过，觉得说不定是我对不起他，而我的良心也一直使我烦闷。 这时，厨子正需要有几天的假期，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原因需要走开几天。他不在的那几天，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这个新来的人，我在以后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但是对我来说，他却是一个上帝特意派遣的人。他来了不过两三天，便发现某种不正常的事情，正在背着我在我家里偷偷地进行，他决心提醒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易于信任别人而且对人率直的人。所以这个发现对这个人来说，更使他震惊。每天中午一点钟的时候，我常常从事务所回到家里吃饭。有一天大约是十二点钟了，这个厨子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事务所来对我说：“请你马上回家，你会大吃一惊的。” “怎么回事啦？”我问道：“你得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呀！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事务所去看呢？” “你要不去，你会后悔的。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了。”我觉得他的坚持有一种督促力量。我立即回家，有一个文书和我一道，那个厨子则走在我们前头。他带我直奔楼上，指着我那位同伴的房间说：“打开这扇门，你就明白了。” 我全都知道了。我敲着门，却没有回答！我使劲地敲门，连墙壁都摇晃起来了。门开了，我看见房里有一个妓女。我要她走开，永远不许她再来。我转身对那个同伴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和你往来了。我一直受了欺骗，自己当了傻瓜。这就是你对待我对你的信赖吗？”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威胁说要掀我的底。 “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说道：“无论我做什么，都可以公开。但是你得马上滚开！” 这使他更恼了。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了，便对站在楼下的那位文书说：“请你去通知警长，为我致意，说有一个同我住在一起的人有不正当行为。我不愿意他再住在我家里，可是他不肯走。如果警察局能派人来帮帮忙，我十分感谢。” 这向他表明，我是很认真的。他的罪行使他紧张起来。他向我道歉，要求我不通知警察，答应立即离开我家里，之后他照做了。 这件事在我的生活中算是一次及时的警告。一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我是如何被这罪恶的精灵彻头彻尾地蒙在鼓里。当初我收容他，是采用了坏的方法想要达到好的目的，叫做“缘木求鱼”。我早就听说这个同伴的品行不好，但我相信他对我诚实。我想要改造他，却几乎毁了自己。我把许多好朋友的警告置之不理，对他的过于信赖完全把我蒙蔽住了。 要是没有这个新厨子，我就不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而在这个同伴的影响之下，说不定我就不能够过着我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生活。我就将永远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就会有力量置我于黑暗之中而把我引入歧途。 然而和以往一样，上帝拯救了我。我的用心是纯洁的，所以我虽然犯了错误，还是得到了挽救，而这一次早年的经历却为我的未来彻底地提出了警告。这个厨子可以说是上天所派来的使者。他不会做饭，而且作为一个厨子，他也不会在我家里住下去。可是没有别人能打开我的眼界。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女人被带到我家里来，这并不是第一次。以前她常常来，但是谁也不如这个厨子有勇气。因为谁都知道我是多么盲目地信任那个同伴。这个厨子，正如事实所表明的，就是专为这件事情被派遣来的，因为当时他马上要求离开。 “我不能住在你的家里，”他说道：“你是这么容易上当，这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让他走了。如今我才发现，毒化我的耳朵使我怀疑那个文书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同伴。我竭力设法想要补救我所做的对不起那个文书的事情。然而我始终不能完全使他满意，这是我终生的憾事。不管你怎样弥补，裂痕终归是裂痕。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四章 回国 到现在我旅居南非已有三年之久了。我已经多少了解了当地的人，而他们对我也有所了解。1896年我请准假回国半年，因为我明白我要久住在那里了。我已经建立了颇为良好的业务，而且人们显然感觉需要我在那里。所以我决心回家一趟，带着妻儿回来定居。我还觉得，如果我回国转一下，我也许还可以做一点公众工作，教育公众舆论并引起人们对于南非印度人的更大兴趣。3英镑人头税是一个已经公开了的疮疤，除非加以废除，人们是不会平息下来的。 不过我走了以后，谁来负责大会和教育协会的工作呢？我想到两个人：阿丹吉·米耶汗和巴希·罗斯敦济。现在从商界当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工作人员，但是担当得起经常性的工作以执行秘书职务、并且受到印度侨团的尊敬的，就算他们两人了。做秘书的当然需要具有能够应付的英文知识。我向大会推荐了已故阿丹吉·米耶汗的名字，大会同意任命他为秘书。 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使大家都满意，而且向大家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律师学位或受过高等英国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中，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有过密切的往来。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时。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告诉我：我应当具有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来。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好乌尔都文的老师，我们学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念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别乌尔都文字很难。我带着更大的耐性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颇有起色。当时找不到什么人帮助，幸而《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是一本好书，我并不感觉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帮助。 到了印度以后，我还希望继续这种学书，可是已经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在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中，确实有些进步，但都是在狱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许多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以自修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缺少应用，现在全都忘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极为不便。旅居南非的对我所表示的情谊，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不认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斗争是由不认字的战士进行的；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参加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成章的或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以报答他们的眷爱。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德鲁古文，我在印度虽然学过，却从未超越字母的范围。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文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虽然讲得很蹩脚。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它，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反成为他们学习自己祖国语文的障碍了。 可是我把话扯远了。让我讲完我的航程吧。我要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的船长。 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精神上的问题多于航海生活。他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对他来说，《圣经》上的教训如同儿戏；它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纯朴。他会说，让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信仰耶稣和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肯定是会得到赎救的。这位朋友引起了我对于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回忆。他认为不论什么宗教如果对人加上什么道德上的约束，总是不好的。 我的素食一直是所有这种争论的题目。我为什么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创造一切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人类的享受，正如——举例子说，他创造了植物世界的目的一样吗？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把我们卷入宗教的争论上去。 我们谁也说不服谁。我肯定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这位船长对于他所持的相反的意见，则是深信不疑。 愉快地航行二十四天以后，旅程结束了。我欣赏了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日搭火车赴孟买。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在印度 火车在开往孟买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一逛。我还得到药店里买一点药。药剂师还在惺忪半睡之中，他配药时慢条斯理，以致我赶回车站时，火车正好开走了。站长好心地为我延缓了一分钟的开车时间，但是没有看见我回来，只得细致地叫人把我的行李取下火车。 我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就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人家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是印度人的愿望的反对者。我记得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写了一张条子给吉士尼先生，告诉他我如何误了火车，请他约个时间谈谈，使我可以翌日离去。他立刻答应了，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报导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懂得、并且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应得的赤裸裸的正义罢了。” 我把这一天其余的时间花在看一看雄伟壮丽的，并计划着摆在我面前的工作。 这一次和《先驱报》主笔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打下了基础，这些事件终于导致我在纳塔耳受到刑罚。 我在孟买没有逗留，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去，着手准备写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功夫。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绿色的，后来便以《绿皮书》著称。我在这本小书中有目的地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状况的景象。我所用的文字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得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闻的事实往往甚过于真象。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一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款总社摘发纳塔耳。这则电讯印出来不过三行，只是一个简要，但是夸大了我所描述的印度人在纳塔耳的遭遇，而且不是我的原话。这在纳塔耳所造成的影响，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同时每一张有名的报纸对这个问题都大加评论。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但是我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所有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二、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的初次体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已成为我今天的同事。 这时孟买发生了传染病，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奇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在卫生部门会有些帮助，我便向政府报名投效。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去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检查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拒绝我们去检查厕所，而且他们还按照我们的建议，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工作。 然而当我们去检查上等人家的时候，有人甚至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共同的经验是，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 他们的厕所都是黑洞洞的，又臭又脏，蛆虫横生。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荒谬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 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看见我们来了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那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你们不会介意吧？”我问道。 “欢迎得很，先生。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不上是什么屋子，都是一些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地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过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很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子都洗刷得闪闪发光。这种地区不必担心会有传染病。 在上层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看见的一个厕所，我不能不在这里多写几句。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弄到小沟里去，整个屋子都有臭味。但是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间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是供大小便用的。这条小沟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房里臭不可当；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下去，只有让读者去想了。 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礼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礼神庙的僧侣和我的家庭很友善，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礼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这是人们常常从墙外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当餐盘用的叶子的地方，是乌鸦和老鹰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的建议究竟被这位僧侣采纳了多少，不得而知，因为我在拉奇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看见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很难过。一个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人们都指望在清洁卫生方面受到特别重视。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经典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六章 两种热情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很难有人可以相让。现在我明白，我对于真理的爱，就是根源于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是不可能的。我在纳塔耳所参加的集会，没有一个不奏国歌的，当时我就感到，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所看见的种族偏见，我以为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和英国人争相效忠于国王。我以谨慎的坚持力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遇有机会表达这种忠诚的时候，我总是毫无矫饰地参加。 我一生之中，从来不曾滥用这种忠诚，也从来没有想借忠诚为手段，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就我来说，忠诚勿宁是一种义务，我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奇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怀疑这种庆祝主要恐怕是摆摆场面而已。我发现当中有很多讹诈，心里相当难过。我开始反问我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委员会工作，但最后决定，只要做好我那一部分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祝活动中有一项建议是植树。我看见很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而已。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建议；要吗认真地种植，不然就根本不种。我的印象是，他们听见我这种说法，都禁不住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很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把英国国歌教给家里的孩子。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六十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这个歌词在我心中引起了冲突。因为我关于“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格外谨慎了。这支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行，特别和我的“非暴力”的感情发生抵触：把她的敌人打垮，使他们片甲不留；把他们的政治搅乱，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有同感。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要求于上帝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见解，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是谈到。 和忠诚一样，护理别人的倾向也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秉性之中。我喜爱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奇科特忙于写作有关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时，我有一个机会匆匆跑了一趟孟买。 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教育公众舆论，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首先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细心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有同样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所能够指导你的很少；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公众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是很同情的，能够有力地指导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这两位老前辈劝我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值我更清楚地了解，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公众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及时地见到了他，而且是有准备地去承受他的威仪的。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头衔，知道我是去见“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象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我。我们的会面是在他的寝室里进行的，他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围住，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给我作了介绍。我早就听说瓦恰先生，他被认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 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这些介绍最多花了两分钟时间，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道：“我看我得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转向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晤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姊夫，他正卧病床榻。他是一个没有钱财的人，而我的姊姊（他的妻子）也不善于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奇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姊姊和姊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有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终于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种热情，以致我常常抛开自己的工作不顾，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不但把我的妻子，而且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除非人们从中得到乐趣，否则这件服务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为了看样子，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妨碍人的成长而且损害他的精神。为人服务如果缺少愉快的心情，于己于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当人们以愉快的心情为他人服务的时候，别的一切欢乐和财富全都为之黯然失色。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七章 孟买的集会 就在我姊夫逝世的那一天，我得赶到孟买去出席公众大会，实在没有时间让我好好地考虑我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不安的焦急劳累，我已感到精疲力尽，而且连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去孟买就完全听凭上帝的安排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我于大会前夕下午五时亲自到他的事务所报到。 “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想即席发言。” “那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在这里做报告不好，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你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成吧？” 我感到很紧张，但是我说我可以尽力为之。 “那么，告诉我：什么时间孟希先生可以到你那里拿稿子？” “夜里十一点钟，”我说道。第二天我去出席大会的时候，我才懂得费罗泽夏爵士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凡是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讲话的集会，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主要的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出席这样的集会，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知道我的声音只有很少人可以听到，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还有点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断地叫我大声念下去，给我打气。而我的感觉是：这不但没有增加我的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 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刚好合适，但是听众不愿意听；大厅里响起了“华恰”、“华恰”的叫喊声。华恰先生便站起来念着讲稿，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直听到最后，不时以喝彩和“可耻”——必要的时候——的喊声打断他念讲稿。这使我心里快活起来。 费罗泽夏爵士喜欢这次的讲话。我觉得无上的快乐。这次的集会使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想暂时不提，因为今天他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决心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功阻了这位波希友人，因为这位波希友人正打算要结婚。他得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择取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然而巴希·罗斯敦济因为改变主意而作了悔悟，有一批波希姊妹现在还以亲自从事织布工作为那位从中作梗的姑娘赎罪。所以我就愉快地宽恕了那对夫妇。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走。今天他正为自己的食言而做着足够的补偿工作。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一直没有来。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现在也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所以我想劝诱律师到南非去的三次尝试，都没有结果。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我知道他的兄弟巴若济·巴德夏先生，因为他以“怪人”闻名。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非凡的记性，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有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个素食者，虽然是个波希人。贝斯敦济没有这么大的名气，但是他在伦敦的时候，就从博学著称。 不过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望尘莫及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他。他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凡是我所见到的朋友，我总是要求他们协助我在南非进行的工作。可是贝斯敦济·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要帮助你是不可能的，”他说：“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连你到南非去，我都不赞成。 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现在你瞧，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这个国家穷到什么样子吧。我们在南非的人，不用说，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不愿意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帮助我们在那里的同胞了。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象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齐牺牲。” 我不喜欢这种劝告，但是它却使我更加敬重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他对于国家的爱和对于自己的语言的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我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然而我并不是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而是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一个爱国者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对我来说，《纪达经》中的几句话是很清楚而且有分量的：尽己之责，虽败犹可；为人尽责，虽成犹失。尽责而终，非由于疾；别谋他途，仿徨无所。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浦那和马德拉斯费罗 泽夏爵士的帮助使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于是从孟买到浦那去。这里有两派；我却需要各方面的人的赞助。 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你要求各方面都给你帮助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近来他不大参加什么公众运动了。不过这个问题或许会把他拉出来。你去看他，然后告诉我他说些什么。我愿意尽力帮助你。当然，只要你高兴，你随时都可以来看我，我将为你效劳。” 这是我头一次会见。它使我探悉了他的无比声望的秘奥。 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他。他热情地欢迎我，他的态度立即赢得了我的心。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会面，可是我们就象是旧友重逢似的。对我来说，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座喜马拉雅山，而罗卡曼尼亚象是海洋。但是戈克利却象恒河。人们可以在这条圣河里来一次清新的沐浴，喜马拉雅山却是高不可攀，至于海洋，更是远不可及了，但是恒河却是袒胸相迎。一只船，一把桨橹，泛游于河上，该是多么惬意啊。戈克利细细地考了我一下，就象一个校长考试新生似的。他告诉我去找谁，怎么找他们。他要看看我的讲稿。他带我参观这个学院，向我保证随时听候我的差遣，嘱咐我把会见潘达卡博士的结果告诉他，使我极为快乐地离开了。就政治上说，戈克利生前在我心里所占有的位置，虽至今日，也还是绝对无可比拟的。潘达卡博士从慈父般的温情接待了我。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中午。我在这个时刻忙着找人这个事实，对这位不屈不挠的大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我坚持要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担任大会的主席，他倒是赞成的，他不自觉地连声说“这倒是的”，“这倒是的”。他听完我说明来意后，说道：“谁都会告诉你，我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 可是我不能拒绝你。你的问题是这么强有力，而你的努力又是这么令人欣赏，使我无法不参加你的大会。 你和狄拉克和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告诉他们：我将乐意担任这两个组织联名举行的大会的主席。你不必征求我什么时间合适；他们认为什么时间合适，对我都可以。”他说完了，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致贺和祝福。 浦那的这些学问渊博和大公无私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在一个朴素而大方的小地方举行了一次集会，并把我高高兴兴地送走，使我对于自己的使命怀着更大的信心。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巴拉宋达朗的事件给这次集会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对我来说，是相当长的，但是听众却很用心地谛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照例出卖了那本《绿皮书》。我拿出了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它们象刚出笼的点心一样被卖出去，不过我看并不需要这么大量印行。由于我的热心，我把对这本书的需要估计过多了。我的报告是对着讲英语的公众讲的，而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要不了一万本。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己故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对这问题有过细致的研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给我以指导。《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是很表同情的。但是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却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处理，而我也就无所顾虑地运用了这个机会。就我记忆所及，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大部分的朋友所给我的眷爱和他们对于这个事业的热心是这样的伟大，我虽不得不用英文和他们交谈，却也觉得毫无隔阂。人世间有什么障碍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九章 “速归”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很多困难。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便在大东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代表叶勒妥贝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当时他还不了解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发现了这条禁规，他便带我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于当地英国人的这种偏见表示难过，并且因为不能够请我到客厅里去而向我道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的偶象”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我见他的时候，他正被一批朋友围着。他说：“我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很不少。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瘏·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席诃罗瘏·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常常参加公众工作。” 我一一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待我很冷淡，说是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有所作为的话，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济。 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困难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更糟，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他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即使别人全都走光了。当我苦等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腾不开手吗？象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的地位。我早就听到《孟加拉人报》的大名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 他的报纸不怕没有事情好谈，而南非问题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 在当事人看来，不管他所遭受的苦难多么严重，他不过只是侵入这位主笔的办公室的无数人们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苦难。这位主笔怎么能够一一加以接谈呢？何况苦难者总以为报馆主笔是地方上最有权力的人。只有主笔自己才明白，他的权力实在很难跨越他的办公室的门槛。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还是继续去看其他各报的主笔。和过去一样，我也去找英印混血种的主笔。《政治家报》和《英吉利人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和他们作了长谈，他们把全文予以发表。 《英吉利人报》主笔宋德斯先生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他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交给我处理。他甚至准许我随意修改他所写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社论，把校样尽先给我送来。要说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他答应竭尽所能帮助我工作，而且言行一致，他和我保持通讯，一直到他病重为止。 我这一生享有很多这样的友情，他们都是在颇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产生的。宋德斯先生所以加爱于我，是由于我的不加渲染的自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爱。他在对我的事业有所同情之前，曾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询问；他认识到：我连南非的白种人的情况都对他作了不夹杂个人恩怨的公正说明，并且还公正地作了评价。 我的经验告诉我，待人公正，就能很快地得到公正。宋德斯先生所给予我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开始使我有了勇气去设想，要是在加尔各答举行一次公众集会，也许是会成功的；这时我却接到了杜尔班发来的一个电报：“议会一月开会，速归”。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报馆，说明我何以这样匆忙离开加尔各答，并即启程赴孟买。我在动身之前，发了一个电报给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孟买代理行，请他们给我安排头一只开往南非的轮船的舱位。达达·阿布杜拉当时刚好买了一条“科兰”汽轮，一定要我搭那条船，答应优待我和我的家眷全部免费。我感激地接受了这份盛情，而于十二月初第二次远渡南非，带着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的募姊的独子。还有一条船“纳德利”也在同一个时间开住杜尔班。这家轮船公司的代理行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这两条船的乘客总共有八百人左右，其中有一半是到德兰士瓦去的。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通常的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章 风暴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章 考验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然而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要他的命，车夫赶忙走开。我们只好往前走，人却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前进了。他们首先抓住劳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蛋向我投掷，还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别的人则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行。他们赶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警官的妻子认识我，她正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过来，当时虽然没有太阳，她却打开伞，站在群众和我中间。这么一来，这群暴徒的狂野便被阻挡住了，因为他们再要打我而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就有困难了。 同时，有一个印度青年看见了这个情景，连忙跑到警察所去报告。警官亚历山大先生派了一队警察，叫他们把我圈起来，安全地护送我到目的地。他们及时赶来了。警察所就在我们路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警官叫我暂时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却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他们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定会平息下来的。我相信他们是讲道理的。”我在警察的护送下，到了罗斯敦济的地方，再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已遍体鳞伤，但是除了有一个地方以外，并没有破皮流血。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医师当时也在场，他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房里倒很安静，但是外面的白种人却把屋子包围起来。天色已经晚了，外面不安的群众还在高声叫喊：“我们非要甘地不行。”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赶到现场，不是用威胁、而且讲一些幽默的话，力图控制那些群众，虽然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他传话这样告诉我：“如果你要保全你的朋友的房屋和财产，还有你的家属，你得照我的意见化装逃出这栋屋子。” 就这样我在同一天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局面。当生命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时候，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地对付它；我接受了这种劝告。而当危险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朋友给我相反的劝告，我也接受了。谁能肯定我这样做究竟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我不愿使朋友的生命财产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险呢？我第一次勇敢地面对着群众，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断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呢？ 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对了还是错了，来加以论断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理解它们，如果可能的话，从中取得教训以为借镜，倒是有益的。要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具体环境里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一个人的表面行动来作判断，无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测，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样，逃亡的准备使我忘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见，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个侦探跟着我，其中有一个打扮成印度商人，脸上抹的象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个人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到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为我们准备的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先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这样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么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吊起老甘地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他一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说道：“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我不到，你们就得走。我相信你们不会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大家终于散开了，大部分人赞扬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数人焦躁不快。 已故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打电报要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于我受人殴打负伤事表示歉意，并说道：“相信我，我对你个人所受的那怕是丝毫的损伤，都不会感到高兴。你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劝告而面临恶劣的处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不致于发生。现在只要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对于这些话，我的答复如下：“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毁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了。 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而且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当地指导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为我确实夸张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道：“因为我得把你的意见打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可以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闹事人的起诉的权利，你就会大大地帮助我恢复平静，而且还提高了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我来见你以前，就已经作了决定。我确信，我不应当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也打算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 说完这话，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章 风暴以后的平静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虽则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耳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访问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在答复中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都有讲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带在身边。我把这些文件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说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还不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指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对于那些前来寻求财富的人，德兰士瓦提供了比纳塔耳远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这次谈话和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印象，以致杜尔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于自己的行为。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就这样终于成为对我、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过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师业务。 然而，如果说这次事件提高了侨团的声誉，它也把反对侨团的偏见之火煽动起来了。一旦事实证明印度人也可以从事英勇的斗争，印度人便被认为是一种危险。有人在纳塔耳立法议会中提出了两个法案，一个对于印度商人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个则对印度人的入境加以严厉的限制。幸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个决定：即不得通过反对印度人的法案；也就是说，法律不得对肤色或人种加以区别对待。上述两个法案的条文虽然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它们的目的无疑地是要对纳塔耳的印度居民加上更进一步的限制。 这两个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众工作，而且使侨团空前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说明，使侨团完全懂得它们的巧妙的含意。我们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拒绝干预，因而这两个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现在公众工作开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这时已经到杜尔班来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以全部时间从事公众工作，多少减轻了我的负担。 阿丹济·米耶汗赛在我回国期间，很有功绩地代行了我的职务，他发展了很多会员，还给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金库增加了大约1，000英镑的基金。我利用两个法案所激起的觉悟和人们反对那两条船的乘客的示威游行，作为吸收会员和募集基金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会员加多了，基金也有了5，000英镑了。我的愿望是为大会募集一笔永久基金，这样它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进行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经营公众机构。我把这个意见向同事们提出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大会所购置的产业租出去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够它日常的开支。这项产业委托给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这个机构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不过这个机构已成为争吵不休的根源，结果现在只好把租金存放在法院里了。 这种不幸的情况是在我离开南非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种分歧发生从前，我想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早已起了变化。至今我已经有了经营许多公众团体的相当多的经验，我的坚定信念是：以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并不好。永久基金本身就包含了导致团体道德上没落的种子。一个公众团体是依靠公众的赞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依靠永久基金的维持而存在的团体，常常忽视公众的意见，而且往往要为和公众意见相反的行为负责。在我们国内，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这种体会。有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托管会根本不公布账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为业主，对谁也不负责。我不怀疑这种想法是要使一个团体生存下去，象大自然一样，一天也不停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当然没有存在的权利。一个团体每年所收到的会费就是它是否受人欢迎以及它的管理是否廉洁的一种考验，我认为一个团体都应当经受这种考验。然而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我有所误解。我的意见并不适用于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永久性房子就无法经营的团体。 我的意思是，日常的开支应该年年得自志愿捐献的会费。这种看法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一次规模宏伟的运动持续了六年之久，虽然没有永久基金，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费用。我还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捐款，就不晓得第二天该怎么办。然而我用不着预述未来的事情。读者从以后的叙述中，会发现上述意见是十分有道理的。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五章 儿童教育 我于1897年1月间在杜尔班登陆时，随身携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十岁见子，我自己的九岁和五岁的儿子。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受教育呢？ 我本来可以送他们到欧洲人的学校里去，但是只有特别优待和破格才能进去，别的印度孩子都进不了。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一些学校，可是我不打算送他们进这种学校，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学校所进行的教育。教会学校是只用英文讲授的：也许还有不准确的泰米尔或印地文，而且也很难于安排。对于这许多不利的东西，简直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设法教他们，但是极不经常，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员。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我登广告征聘英文教员，他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有一些经常功课由这位教员讲授，其他的功课就只有靠我不正常的一点讲授了。于是我聘请了一位家庭英文女教师，月薪七英镑。这个办法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是并没有使我满意。孩子们通过和我交谈学到了一些古遮拉特文，却是纯粹的土话。我舍不得把他们送回印度，因为当时我还认为少年儿童不应当和父母分开。孩子们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地受到的熏陶，在宿舍中是得不到的。我因此把孩子们留在我身边。我在印度的时候，也曾把我的外甥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住了几个月，但是不久我便把他们接回来了。后来，我的大儿子长大了，才和我分开，回到印度去进阿赫梅达巴的中学。我记得我的外甥对于我所能给予的教育，还算满意。不幸的是，他在害过一场暴病之后，便夭折了。我另外的三个儿子从来没有进过公共学校，虽然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的儿女所办的临时学校，也算上过正规的功课。 这些试验都不令人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给予的时间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我不能够给予足够的照料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原因，使我不能给他们我所希望的文字教育，致使我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全都对我有意见。一旦他们需要应考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于大学入学考试时，他们就要感到缺乏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然而我仍然认为，倘若我一定要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那种只有在富有经验的学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经常在一起才能得到的训练。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分数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验来说，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不会教导他们象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而他们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成为我的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虽然不能给予他们文字教育，使得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过去时，我并不认为我没有尽力承担我的责任。我没有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也不感觉遗憾。我总感到今天在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 我把当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这很象我的长子在那些给人印象最深的岁月里的表现，他自然不承认这些年正和我放纵不羁和毫无经验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反而相信当时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时刻，而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幻想，误以为开明。他怎么想只有随他便了。为什么他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觉醒的一个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表急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我给孩子们一种学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剪断他们的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涯？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我和无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自己或者通过别人，总是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认为很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东西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 然而我的体验的最终结果却还孕育在未来。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能有一个衡量，同时对于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有所估计。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验真理的时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出那位严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满足于我能给予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我就会剥夺他们因牺牲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和自尊的学习课题。而当需要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劝导过那些我从奴隶的城池——中学和大学——中呼唤出来的青年：与其套在奴隶的锁链中去寻求文字教育，还不如目不识丁、为自由而冲出囹圄。如今他们该可以找到我这个劝导的渊源了吧。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六章 服务精神 我的业务大有进展，但是远不能使我满意。每当一个麻疯病人来到我的门前的时候，进一步简化我的生活和替同胞多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等问题就一直使我感觉激动不安。我不忍心给他吃一顿饭就打发他走。所以我收容他住下来，为他的伤痛敷药，并且开始照料他。我不能这样无尽无休地做下去，我担负不了，我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的医院里去当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感觉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布斯医师是圣爱丹教会的会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为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的捐献，我们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医院，由布斯医师负责。我非常希望到这个医院里当一名护士。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我决心每天从事务所里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担任医院药房药剂师的工作。我的业务大部分是事务所的工作，出证书和公断。自然，在县法院里，我也常常有一些案子，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和我一齐到南非来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时候工作便由他处理。因此我有时间去为这个小医院服务： 每天早上两个钟头，包括来往走路的时间。这个工作多少使我心安。它包括问清病人的意见，向医生说明事实，配发药方。这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大部分是契约工人，也有泰米尔人、德鲁古人、北印度人。 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用处，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而能担当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抚养孩子的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是在南非生的，我在医院的服务工作对于解决养育他们的问题，是很有用的。我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不竭的泉源。我的妻子和我商定在她生产的时候，应当给她最好的医药帮助，但是如果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使我们陷入危境，我又怎么办呢？所以护士一定要一个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找一个有训练的印度护士，其困难情况实不亚于印度。于是我便研究有关安全分娩的必要知识。我阅读特立普望达斯医师的著作《母亲须知》，而且照书中的指点照料我的两个孩子，把我从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个护士——每次不过两个月——主要的是帮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婴孩；照料婴孩的工作是我亲自干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对我进行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阵痛突然而来，一时找不到医生，找接生婆也花了不少时候，就算她在场，她也不能帮助接生。我得从头到尾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我对特立普望达斯的著作的细心研读，给了我一种无法估量的帮助。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适当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有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一般知识。我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使我步步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利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就不会享有他们今天所有的一般健康。我们抱着一种迷信，认为孩子在五岁以前没有什么可学的。相反的，事实上孩子在五岁以前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五岁以后学不到的。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的时候。父母怀孩子的时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状态都反应在孩子身上。所以妊娠期间，胎儿总是不断受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的影响，自然也受她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下来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的成长完全依赖于父母。夫妇双方认识了这些事情，就永不会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当他们想要有子女的时候，才可以为之。有人相信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就象睡眠和饮食一样必不可少，我认为这种想法之无知达到了顶点。人世是依靠传代的行为而存在，而由于人间是上帝的游戏场和他的光荣的反映，传代的行为必须为了人世之有秩序的成长而加以节制。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孙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并且使这种知识加惠于他的后代。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七章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的时候了。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认为忠于妻子是我热爱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肯定，我的思想所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由于什么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书的启发，不过我还记得主导的因素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还记得我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为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看过一本书谈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出席下院的时候，还坚持弄茶给他喝，而这便成为这一对光辉的夫妇生活中的一种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调和。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顺便赞扬了这种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候——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样的关怀待他，你又觉得怎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象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人也有同样的诚爱，你是不是也会象喜欢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请你想一想我的这番话吧。” 赖昌德巴伊也是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有些刺耳，但是无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千倍地更值得颂扬，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这种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主仆之间，却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等的忠诚。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潮在我心里成长。 那么，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变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说句公道话，我的妻子对我从来不加引诱，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发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碍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纵然在这件事上我下了决心以后，也还有过两次失败了。我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动机还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关于避孕的书。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对我有过一时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那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强运用内心的努力，即自制的办法，却有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所以，因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制。这个任务有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只有在当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上床睡觉。所有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尝试的结果。 最后的解决办法迟至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以后不久，纳塔耳发生了朱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我感到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献议被接受了，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然而这个工作却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而且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和同事们商量。生育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矛盾的，这已成为我的信念。在“叛乱”期间，我为了服役不得不撤销我在约翰内斯堡的门户。我服役之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放弃我曾特别细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领着分配给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种办法献身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要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这次“叛乱”不过占去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了我生平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发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长。我认识到一种誓言，远非禁闭真正的自由之门，而是把它打开了。我到这个时候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就因为我的意志还薄弱，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我认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却象摆脱了荒淫的生活而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然，为什么这样难于作最后的决定呢？我发誓要逃脱自知将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避而已。我知道单靠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单靠努力意味着不认识蟒蛇一定会害我的肯定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 “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将来改变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定。可是那种疑虑也显示了对于必须抛弃一种特殊的事物这一点，还缺乏清楚的理解。这就是尼斯古兰纳所以这样唱的原因。 抛弃而不厌恶，是很难持久的。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八章 禁欲（下）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于1906年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一直到发誓的时候才和妻子商量，以前从来没有把我的想法和她谈过，她没有意见，但是我在作最后努力时，却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没有必要的力量，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欲呢？消除和妻子的肉体关系，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怀着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开始了新的体验。 当我回顾发誓以来这二十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奇妙的情怀。我自1901年以来就已开始实行自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在1906年以前，我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发誓以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乐观。我在发誓以前，随时有被诱惑所征服的可能。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反抗诱惑的一种可靠的武器。“禁欲”的伟大潜力对我来说，是日益显著了，我是在凤凰村的时候发誓的。我一摆脱了救护工作，便到凤凰村，然后回到约翰内斯堡去。我回到那里一个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础。“禁欲”誓言为我准备了这个运动，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是一种预谋的计划，它是自发地产生的，出乎我的意愿之外。不过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步骤都导向那个目标。我在约翰内斯堡大大地减少了家庭开支，跑到凤凰村去发下“禁欲”的誓言。 尽善尽美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认识并不是得之于经书，而是我从经验中慢慢体会得来的。我读有关这个问题的经书，还是后来的事情。奉行这个誓言的每一个日子都使我更加接近这个认识：“禁欲”具有保护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因为现在“禁欲”已不是艰苦忏悔的过程，而是一种安慰和欢乐，每天显示一种清新的美妙。 然而如果说它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欢乐，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今天我虽然已经是五十六岁的人了，我还懂得这是多么艰难困苦。我一天天地越发明白，这无异于在剑口上行走，我认为时时刻刻要有永恒的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首要条件就是克制胃口，我发现完全克制胃口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我现在对于饮食之道的体验不仅仅是从素食者的、而且是从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的结果是，我认为禁欲者的饮食必须予以限制，要简单、不加香料，而且，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六年的经验向我说话，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鲜的水果和坚果，我在改变饮食以前，一直不知道靠这种食物为生能够摆脱情欲的烦扰。当我在南非只吃水果和坚果的时候，奉行“禁欲”誓言一点也不觉得困难，自从我开始喝牛奶以来，就变得非常吃力了。我为什么不吃水果改喝牛奶，以后还要交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丝毫不怀疑喝牛奶使得“禁欲”誓言难于奉行。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推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不同的饮食对于禁欲者所起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的实验以后，才能肯定。我必须发现有什么水果可以代替牛奶，而又具有同等有助于筋肉的营养并易于消化。西医、印度教医生和穆斯林医生都没有能启导我。因此，我虽然知道牛奶多多少少是一种刺激品，却还一时不敢规劝别人不喝牛奶。 作为禁欲后一种外来助力，绝食是和挑选食物以及节食同样需要。情感具有这么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它受到了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时候，才能够加以控制。谁都知道，没有食粮，情感这东西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绝食对于节制情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绝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以为单靠机械的绝食就可以幸免于难，于是他们虽然不吃东西，却是满脑子的山珍海味，老是盘算着绝食期满以后要吃喝什么。这样的绝食既不能帮助他们控制胃口，也无助于他们节制情欲。只有在心情和饥饿的肉体合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肉体所不应有的东西都能漠然置之的时候，绝食才有用处。心情是一切情感的根蒂。所以绝食的用处是有限的，因为绝食者仍然会被情欲所支配。不过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绝食，性欲的消失通常是不可能的，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绝食是不行的。很多热烈拥护“禁欲”的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想要象不禁欲的人那样运用别的情感。所以他们的努力就象在盛暑而求冬寒一样的徒劳。一个禁欲者和一个非禁欲者，他们的生活中间应该有一条分明的界线。两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两者的区别应该象白书一样地清楚，虽然他们都从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的是，禁欲者用以观察上帝的光辉，别的人却用以观察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听，但不同的是，有的人充耳只闻天上赞歌，别的人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他们都常常深夜不眠，但不同的是，有的人用以专心祷告上天，别的人却把时间消磨在粗野而无聊的欢乐之中。他们内心都供奉着神灵，但不同的是，有人对于寺庙善加修葺，别的人却是饱食终日而置神皿于不顾。所以这两种人就象两根分立的柱子，他们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远。 “禁欲”的意思就是控制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中的情感。每一天我总是进一步地认识到节制上述各种欲望的必要性。放弃克制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即使对于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限制其放弃克制。这种“禁欲”是不可能以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志奉行“禁欲”的人应该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应该把缠绵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欲追索出来，并不断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受意志的完全控制，“禁欲”就不能完美无缺。不自觉的思想是一种心情的反应，所以克制思想就等于克制心情，而这甚而比捕风捉影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上帝存在人们内心，即使是控制心情也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在困难面前就无能为力。这是最崇高的目标，因而它需要最崇高的努力才能达到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我一直到回国以后，才认识到靠单纯的人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禁欲”的境界的。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消除一切情欲，所以我还以这种信念自慰：以为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作了。 但是我不应该先在这一章里谈我的斗争。同时我想讲清楚，凡是希望奉行“禁欲”从而认识上帝的人，都不必失望，只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不亚于对于自己努力的信心就行了。 所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惠便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我认识这个真理，还是回到印度以后的事。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九章 简朴的生活 我曾经度过一段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但是时间很短。我虽然曾经精心装饰过我的房子，但它丝毫不能使我留恋。所以我开始过这种生活不久，便把我的费用削减了。洗衣匠的账单是沉重的，而且因为他向来不遵守时间，我虽有两三打的衬衫和领子，都还不够应付，领子是天天要换的，衬衫如果不是一天换一件，至少每隔一天就得换一次。这就意味着双倍的开销，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便买了一件洗衣器来节省这笔开支。我买了一本有关洗衣服的书，研究了洗衣服的艺术，并且教会我的妻子，这自然增加了我的工作，但是由于它的新奇，使这个工作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永远忘不了我亲手洗过的头一条领子。我用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不够热，因为怕烫坏领子，我不敢使劲熨。结果呢，领子虽然相当平挺，表面的浆粉却不断掉下来。我带着这个领子到法院去，引起了同事们的嘲笑，但是当时我一点也不在意。 “唔，”我说道：“这是我头一次亲自浆洗自己的领子，所以浆的不好。不过我倒不在乎，却给你们提供了这么许多笑料。” “可是这里并不缺少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道。 “费用太贵了，”我说道：“洗一条领子的钱几乎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老是要依靠洗衣匠。我宁肯自己动手洗自己的东西。” 然而我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术而论我成为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决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显显身手。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说道：“你要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 于是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我还是坚持要给他熨，保证质量不差，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并且赢得了他的赏识。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余的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理发。这种本事，我也得学。我在比勒托里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理发馆那里去理发。 他轻蔑地拒绝为我理发。我当然觉得伤心，但是立即头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额前的头发我总算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却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们看见了，简直笑坏了。 “你的头发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多么坏。” 这个回答并不使朋友们惊讶。其实，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无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主顾。我们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我们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热情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将在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这个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萌芽、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工作后来也做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章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在这些伤兵当中，我们有幸救护过象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 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一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 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 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 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这一点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象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二章 返回印度 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系在我的身上，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着我，到处为我安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常隆重的。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己为侨团服务是不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有一样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五十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然而就是这件礼品也是为我的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礼品分开。 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深为激动，但是想不出办法。叫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是有困难的，叫我保存这些礼品更加困难。 就算我能够收下，我的孩子们又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妻子呢？他们正在受着训练去过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并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家里并没有值钱的首饰。我们很快就简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和钻石戒指呢？当时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现在珠宝跑到这儿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我决定不承受这些东西。我起草一封信，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并为之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终于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累。 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从他们入手。 孩子们马上就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必须转送侨团，而且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便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一定是为留给我们用的，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丢开这些东西？”然而说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东西，”我的妻子说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从了。我可以谅解你不准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媳妇怎么办？她们是一定要用的。况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这么好情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 争辩就这样汹涌澎湃地展开了，最后竟以眼泪助威。但是孩子们是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有我在，到时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你剥夺了我的首饰，我有了首饰，你就弄得我不得安宁。还指望你给媳妇们买首饰！你从今天起，就想叫我们儿子们当！不，这些首饰不能退回去。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项链？”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为了答谢你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的服务而送的？” “我同意。但是你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的服务，我日日夜夜为你操劳，难道不算是服务吗？你使唤大家来逼我，使我痛哭流涕，而我却为他们当牛马！” 这倒是一语道破，有些话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决定退还这些首饰。我总算取得了她勉强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礼品全部退还。我们准备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首饰便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的意愿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服务使用。 当我为公众目的需要基金，并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的时候，我常常设法另行募集，尽量不去动用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里，需要的时候也用过，但是经常是有所积累的。 我采取这个步骤，从来没有懊悔过，而且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也看到了这样做是有见地的。为使我们免除了很多诱惑。 我断然认定，一个公众工作者不应当接受贵重的礼品。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三章 重归印度 于是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较久，我上岸观光，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看看。当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开会，由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我离开孟买时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乘着同一列火车，因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他。我知道他的高贵生活方式。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我谢谢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被接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工作。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们多少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差不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厨房、餐室、洗衣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接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不卫生的情况坏到了极点。水沟到处都有。厕所只有几个。我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还有作呕之感。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他们干脆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干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个人奇异地望着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扫厕所，但是只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挤，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打扫，然而我一个人却干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别人呢，似乎根本不觉得脏臭。 然而这还不算。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却没有一个人打扫一下，而且我凝视即使我动手去扫，也没有人愿意分担这种光荣。以后的情况虽然已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自行其是从而损毁了国民大会党开会场所的那种不用脑子的代表，也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义务工作人员也还不是愿意老钉着他们打扫的。 我看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情况对于发生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四章 文书和听差 离国民大会党开会还有两天。我下定决心要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服务，以便取得一些经验。我到加尔各答以后，做完了日常的斋戒沐浴，便赶到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当时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作毛遂自荐。 他望了我一眼，说道：“我这里没有事，不过戈沙尔说不定会给你一点儿事情做做，请你去找他吧。”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只能给你文书工作，你干吗？” “当然，”我说道：“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干，只要我干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说道。他对着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又加上一句说：“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好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坐到那张椅子上去干吧。你明白吗，成千成万的人来看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见他们好呢，还是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来信好呢？我没有可以把这件工作交给他去办的人。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还得请你看一遍。凡是应当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 对于这种信任，我感到高兴。戈沙尔先生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问起我的来历。我觉得这件工作——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做起来很容易。我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我的历史的时候，他对于分配给我干文书工作感到相当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说：“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干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使我感激不已。我正想给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老实告诉你吧，”戈沙尔先生说道：“这正是一种正当的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却不了解它，当然，从大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况。事实上我可以说，大会的成立，除了得力于之外，我也有一份功劳。” 就这样我们便成为好朋友了。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饭。戈沙尔先生穿衣服常常叫佣人给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佣人的职务，而且我喜爱这工作，因为我对于长辈一直是很敬重的。当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小点个人的效劳，也就不介意了。其实他倒是高兴的。他叫我给他扣衣服的时候，总是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会的秘书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戈沙尔先生的天真使我好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做那种事情而发生厌恶的心情。我因为做了这件工作所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 不到几天功夫，我便知道了大会的工作。我见到了大部分的领导人。我观察了象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些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大量的时间的浪费。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所占的突出位置，当时就觉得不舒服。节省精力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一个人做得了的事情，却有好多人在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没有人做。 看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实在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有足够的仁慈，所以我总以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难以做得好，这就免得我低估了任何工作。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五章 在国民大会上 我终于参加了大会。宽大的天幕和穿得庄严大方的义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都令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上，我真不知道何以自处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就象一本书。要从头到尾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以后，便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会议。 费罗泽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纳我的提案，但是我不知道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因为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之士加以支持。 在那些老手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一种微弱的笛声，随着夜色的来临，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就我记忆所及，凡是最后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大家都急于要走。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没有勇气起来讲后。我已会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 我便凑近他的位子低声向他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你看他们是如何草率地通过各种决议的。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复·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了。”戈克利叫道。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我颤抖地宣读了我的提案。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有五分钟讲话的时间，甘地，”华恰先生说道。这个程序远远不能使我满意。谁都不耐烦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为戈克利已经看过这个提案了，就以为别的人无需乎去看或者了解了！ 那一天早上我就为我的发言担心。我在五分钟里应该讲些什么？我自己已经作了相当好的准备，可是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原已决定不念讲稿，打算即席讲话，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讲话才能这时似乎不翼而飞了。 一轮到我提出议案的时候，华恰先生便叫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我的头发晕。我好歹把提案念完了。有人刊印并在代表中间散发了他所写的一首歌颂向外国移民的诗。我把这首诗念出来了，并且谈到了南非移民者的疾苦。正在这个时候，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断定我还没有讲够五分钟。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警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别人讲半个钟头或三刻钟的话，却没有人对他们按铃。我感觉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坐下来。但是我当时稚气地认为，那首诗。决议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起手来，所有的议案也就一致通过了。 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失掉了一切重要性。不过就大会通过这个提案这一事实来说，已够使我高兴的了。大会的认可，就等于是全国的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觉高兴。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六章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这一次不是住旅馆，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间。俱乐部的会员有几个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们接触接触，使他们注意南非的工作。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个时候，便邀请我去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两天之后，便亲自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得在国内呆下去，这样客气是不成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给国民大会党工作。” 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朝觐的那一天，他们却穿上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为的是保存我们的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玛’，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了，但是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请我去参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觉得难过的是，看见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繸子，此外，腰带上还吊着金柄的宝剑。 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象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 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七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 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 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 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八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常常出门。我曾经告诉过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认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备极钦仰。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非议。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拖地”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服饰，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却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本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从此得到解脱，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没有结果。我谢谢他的好意，他没有满足我，但是这次会见对我却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尔各答街上走来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我需要他们赞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我正急于去看个究竟，特别是在我读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到庙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甚至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施舍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就坐下和他谈起来了。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宣传人们去反对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人们就象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走去。这不干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纠缠下去，便向神庙走去。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既恶感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会，我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 他说：“羊倒不感觉到什么。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对这个任务是无能为力的。 我今日还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见解。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护。在我能够希望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今天我认为我应当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炽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这个神庙净洁起来。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屠杀呢？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九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谈到和听到过关于的许多事情。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知道一些。我参加过几次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兴味盎然地读过那本著作，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不准许他会客，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此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了。 看够了梵教团以后，要不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可能满足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爱玛斯那么一个隐居的地方。但是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家里，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时，觉得失望而怅然。 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们谈话之中，也没有共同之处。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所以我便成为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对她没有任何苟同之处，我不能不重视并欣赏她对于印度教的厚爱。我后来又读了她的书。 我通常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看看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会上，作过有关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的报告。我和《英吉利人报》有过交情，这对于这一次的报告也很有帮助。当时宋达斯先生正卧病，但是他还是象1896年那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戈克利喜欢我这一次的讲话，他听到罗伊医师也很赏识，非常高兴。 这样，我住在戈克利家里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非常顺利，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的家族有了往来，并且也是我和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个令人怀念的一月中，有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了。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我到缅甸的走马观花以及那里的和尚。我看到他们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到过大金塔，我不喜欢神庙里点着那么许多小蜡烛，而殿内老鼠成群窜行，使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验。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可爱，而其男人的懒散使我痛心。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也看出来仰光并非缅甸，就象孟买并非印度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在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商人的经纪人一样，我们在缅甸竟和英国商人结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我们的经纪人。 我从缅甸回来以后便向戈克利告辞。这次别离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再住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在定居下来之前，很想乘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苦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克利。起初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可笑，但是当我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以后，他却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到贝纳勒斯去拜望贝桑特夫人，当时她正在病中。要坐三等车旅行，就需要给自己重新装备一下。戈克利本人送给我一个金属的点心盒子，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花了十二个安那买了一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外衣、一条“拖地”、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有一条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个水罐。这样准备停当以后，我便动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罗伊医师到站上来送行，我本来请他们别麻烦，可是他们一定要送。“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但是现在我必得送一送，”戈克利说道。 戈克利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被查票员挡住了，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让进了月台。我就这样带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章 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了。 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只有在巴兰埔是例外。就我记忆所及，这一趟旅行，所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坐三等车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车，不喜欢搭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车费也比较贵。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之糟糕，今天和当年并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也许好一些了，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坐过三等车——只有一次是坐头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坐位的设备，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拥挤，而在这里我发现正常的限额往往是超过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普通的是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一个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丝毫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发现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我一贯都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习惯，而且不让铁路当局太平无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见，切勿为了自己的舒适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的人犯规。这样做，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进。 1918—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这一直是一件使我难过而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当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那样的旅行。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问题，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早晨到达那里的，我决定到一个的地方去歇脚，我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来，我挑选了一个比其余的人都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备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 这位“潘达”当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他说道：“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我在那里所遇见的，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不料实际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通到神庙去的小巷是又狭又滑，那里谈不上安静，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实在令人难受。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显然这里是缺乏这种气氛的。要找这种气氛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姊妹们完全沉缅于冥想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不能赢得什么信任。当事人有责任创造并维持寺庙内外一种纯洁、甜美而安静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雕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绪不怎么好。“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摔掉。他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去。” 这倒没有使我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怎样，你这一阶级的人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我拣起那个铜板走了，心里正得意着那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是甘于失去一个铜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计较。如果我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的称号以后，象我上面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喧腾还不是依然如故。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衹，这使他神圣的名字蒙受多少屈辱？他老早就宣布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而且无法规避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 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无所事事地退去了。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等候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害过一场病刚好，我去见她，她立即出来了。因为我见她的目的只想问候问候她，我便说道：“我听说您身体欠适。 我只想前来问候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搁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话，我便向她告辞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定居孟买？ 戈克利很急切地要我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当时所谓公众工作就是指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而他所帮助进行的主要工作便是大会的行政事务。 我喜欢戈克利的意见，但是律师是不是当得好，我却缺乏信心。过去失败的那些不愉快的经验还记忆犹新，我对于使用谄媚手段才能开展业务的憎恶仍然象憎恶毒药一样。 所以我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柯华尔朗·马福济·达维还在那里，他一向对我寄与厚望，劝我到英国去留学的就是他，他马上就给我三个案子办理。其中两件是要到卡提亚华政治监督官的司法助理官那里去上诉，另外一个是在嘉姆纳伽的旧案件。最后这一个案子相当重要。我说我对这个案子没有多大把握，柯华尔朗·达维大声说：“胜诉还是败诉与你无关，你只要尽力为之就行了，我当然会帮助你的。” 对方的律师是已故沙玛兹先生。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倒不是我懂得很多印度法律，而是柯华尔朗·达维给了我非常透彻的指示。我去南非以前就听朋友们说过，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于见证法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一点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赴南非途中曾就印度见证法及其评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我在南非所获得的法律经验，也是很有用处的。 我赢得了这场官司并取得了若干信心。至于那两个上诉的案件，我本来就不怕，也胜诉了。这一切在我心里激起了一种希望：即使在孟买开业，我也不至于失败。 但是在我叙述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孟买以前，我想谈一谈我所看到的关于英国官员不顾民间疾苦的情况。原来司法助理官的法庭是巡回性的。他老是到处走动，律师们和当事人们都得跟着他转。律师一出门，收费就增加，当事人自然就得出双份钱。这位法官对这种情况是漠不关心的。 我在上边所说的案子打算在维罗瓦尔开庭，那里正闹时疫。就我所记得的，那个地方有5，500人口，每日疫情却有50起之多。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很荒凉的，我就住在离城较远的一个荒凉的福舍里，可是打官司的人住到哪里去呢？如果他们是贫苦的，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有一个朋友也有几件案子在这个法庭里，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叫我向法庭申请移到别处去开庭，因为维罗瓦尔闹时疫。我一递上这个申请书，那位官老爷便问我：“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怕不怕的问题。我自己可以搬来搬去，可是打官司的人呢？” “时疫在印度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位官老爷答道：“为什么怕它呢？维罗瓦尔的气候很好（这位官老爷住在离城很远的海边上，他在那里搭起宫殿似的帐篷）。人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露天生活。” 和这种哲学争论是没有用的。这位老爷对他的文书说：“你把甘地先生所说的话记下来吧，然后告诉我律师和打官司的人是不是感到很不方便。” 这位老爷自然是忠实地按照他以为是对的意见办事了。然而他怎么会想到贫苦的印度有什么疾苦呢？他怎么会了解人民的需要、习惯、特性和风俗呢？一个习惯于以金币衡量事物的人，忽然要用铜板来计算，他怎能够适应呢？一只大象不能想到蚂蚁的事情，尽管这个世界有着最好的意向，同样，英国人不会想到印度人的利益，或为印度的利益而立法。 不过我得接下去谈谈我还没有讲完的故事。我虽然有了一些成就，却还想在拉奇科特再多住一些时候。可是有一天柯华尔朗·达维却跑来对我说：“甘地，我们不让你埋没在这里，你得住到孟买去。” “可是那里谁会给我工作呢？”我问道：“你能帮我解决开销问题吗？” “当然，当然我能，”他说道：“我们有时候难免还要把你当作一个大律师从孟买请回来，写状子的工作我们会送到那里去给你的。一个律师成功还是失败，就看我们这些当律师的了。你在嘉姆纳伽和维罗瓦尔已经显出身手来了，所以我丝毫也不为你操心了。你是注定要干公众工作的，我们也不答应让你埋没在卡提亚华。那么你说吧，你什么时候上孟买去？” “我等纳塔耳汇一笔钱来，钱到了我就走。”我回答道。两个星期以后，钱汇到了，我便动身到孟买去了。我在裴尼、吉尔伯特和沙衍尼的事务所挂了牌，看起来我倒象是定居下来了。 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上帝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我才搬进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害上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在前几年他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的作用不大，但是给他吃鸡蛋喝鸡汤却有好处。 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险的，”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够的养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都很对，”我说道：“作为一个医生，你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我得为他着想，并且为他作出决定。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是对也好，是错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也应该有个限度。就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断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宗教并不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试一下我凑巧知道的水疗法。但是我不会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谅解了我的困难，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尔虽然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所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也会吃的。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掺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温并不下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思想缠扰着我。于是产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冶疗我的儿子，象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他们至多只能试验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操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尔的床上躺在他身边。 我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象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焦，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信仰受到了考验 我虽然在福特地区租了事务所，在齐尔关租了房子，上帝却不让我安顿下来。我才搬进新房子不久，二儿子曼尼拉尔便害上了严重的伤寒病，还夹带着肺炎和夜间昏迷的症状，在前几年他还害过一次严重的天花。 我们把医生请来了。他说吃药的作用不大，但是给他吃鸡蛋喝鸡汤却有好处。 曼尼拉尔只有十岁。征求他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作为他的监护人，我就得作出决定。这位医生是一个很好的波希人。我告诉他，我们会都吃素，我不可能给儿子吃这两样东西。因此他能不能推荐别的东西呢？ “你儿子的生命是有危险的，”这位好心的医生说道：“我们可以给他喝一点掺水的牛奶，但是他得不到足够的养料，你知道，有很多印度教徒人家也找我看病的，他们并不反对我所开的任何方子。我想你对待自己的儿子最好别那么固执。” “你说的都很对，”我说道：“作为一个医生，你也只能这样做。但是我的责任却很重大，如果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且尊重他的意见。可是现在我得为他着想，并且为他作出决定。我以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信仰才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是对也好，是错也好，人不能吃肉、吃鸡蛋和类似的东西，这是我的宗教信念的一部分。那怕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手段，也应该有个限度。就是为了生命本身，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断然不做的。就我所了解，即使是在这种场合，宗教并不允许我或我的家属用肉或鸡蛋治病，所以我就得冒你所说的那种可能的危险。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幸采用你的治病法，我打算试一下我凑巧知道的水疗法。但是我不会给孩子检查脉搏、胸膛、肺部等。如果你能费心随时来给他检查并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这位好心肠的医生谅解了我的困难，并且接受了我的要求。曼尼拉尔虽然自己还不能有所抉择，我还是把我和医生所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就请你试一试水疗法吧，”他说道：“我不吃鸡蛋，也不喝鸡汤。”这使我很高兴，虽然我也知道，如果我给他吃其中某种东西，他也会吃的。我懂得库赫尼疗法，而且也试过。我还知道绝食也有好处。于是我便开始按照库赫尼的方法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不超过三分钟，并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掺水的桔汁喝。 然而他的体温并不下降，高达华氏104度。到了夜间他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开始不安起来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我的哥哥又会怎样看我呢？我们能不能另找医生呢？为什么不找个“夜柔吠陀”的医生呢？做父母的有什么权利以自己的怪主意强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呢？ 这些思想缠扰着我。于是产生了一股相反的思潮。上帝看见我以同样的治疗法冶疗我的儿子，象治疗我自己一样，他会高兴的。我相信水疗法，不大相信对抗疗法。医生也不能保证治好，他们至多只能试验试验罢了。生命之线操在上帝手中。为什么不相信上帝并以他的名义继续进行我认为正确的治疗法呢？ 我的心为这两种冲突的思想折磨着。已经是夜晚了。我在曼尼拉尔的床上躺在他身边。 我决定把他用一条湿被单裹起来。我起床去泡一条被单，把水挤掉以后，便把曼尼拉尔裹起来，只把他的头露在外面，然后盖上两条毛毯。我用一条湿毛巾蒙在他的头上。他的整个身体烫的象热铁一样，而且非常干焦，一点汗也没有。 我已疲惫不堪。我把曼尼拉尔交给他的母亲，到乔巴底去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已经十点钟了，走路的人已经很少了。我正沉浸于思虑之中，很少去看行人。“主啊，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的荣誉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自己这样反复地念着，嘴里离不开“罗摩南玛”。过了一会儿我便回来了，心里怦怦地跳着。 我一进门，曼尼拉尔便说道：“你回来了吗，巴布？” “是的，好孩子。” “请你把我拖出去吧，我烧得厉害。” “你发汗了吗，孩子？” “我混身都湿透了，请你把我搬出去吧。”我摸一下他的额头，的确是汗水淋漓。温度下去了。我感谢上帝。 “曼尼拉尔，你现在肯定要退烧了。再出一点汗我就搬你出来。” “不，我求求你。快点把我从这个锅炉里救出来吧，要么以后再裹吧。”我设法哄他过了几分钟。汗水从他的额头直流下来。我解开了被单，擦干了他的身体。父子在一张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而且大家都睡的象木头一般，第二天一早曼尼拉尔没有那么烧了。他就这样靠掺水的牛奶和果汁过了四十天。如今我不害怕了。这是一种顽强的烧，但是它终于被制服了。 今天曼尼拉尔是我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谁能说他的康复是由于上帝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心饮食和看护呢？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决定吧。就我来说，我相信是上帝挽救了我的荣誉，时至今日，我的这种信念仍然不变。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再到南非去曼尼拉尔 康复以后，我觉得齐尔关的房子不合适；潮湿，光线不好，于是我和列瓦商卡·贾吉望先生商量，决定在孟买郊区租一栋空气清新的洋房。我到班德罗和珊塔·克罗兹去找寻，班德罗有一个屠宰场，但我们不能选择那个地方。喀特科巴和附近各地离海太远了。最后我们看上了珊塔·克罗兹一栋漂亮的洋房，从卫生观点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我们就租下来了。 我买了从珊塔·克罗兹到赤契喀特的头等火车季票，我还记得常常感到自豪，因为头等车厢里往往只有我一个乘客。 我常常步行到班德罗去搭直接开到赤契喀特的特快火车。 我的律师业务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兴旺。我的南非当事人常常给我一些工作，而这就够我开销了。 我在高等法院里还没有弄到什么工作，不过我却参加了当时常常举行的“辩论会”，虽然我一直不敢参加辩论。我记得贾米亚特朗·纳纳巴伊是一个出色的参加者。象别的刚做律师的人一样，我到高等法院去旁听，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见识，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令人陶醉的直接从海上吹来的微风。我发现享受这种乐趣的还不止我一个人。这似乎是一种时髦，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 然而我却开始利用高等法院的图书室了，而且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我觉得不久我就可以在高等法院里找到工作了。 就这样，一方面我开始感觉我的职业多少有些顺利了，另一方面戈克利的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忙着为我而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事务所两三次，常常是带几个他要我认识的朋友来，而且设法使我熟悉他的工作方式。 然而可以说上帝总是不容许我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方法消除了我的一些打算。 正当我觉得可以如愿以偿地定居下来的时候，我却接到了南非发来的一封意外的电报：“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我记得我的诺言，于是回电说一等他们汇钱来，我立刻就动身。他们很快便把钱汇来了，我关上了事务所，动身到南非去。 我估计我到那里去至少得工作一年，所以我保留了那栋房子，把妻子和孩子们留下。 当时我相信凡是有事业心的青年，如果在国内找不到门路，就应当到国外去想办法。所以我便带了四五个这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个便是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家族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大家族。我要把那些愿意离开迷途而敢于出国的人都找出来。我的父亲常常收容一大批人，给他们安插一些政府的工作。我要他们从这种诱惑中解放出来。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为他们找别的工作；我要他们自食其力。 然而当我的理想提出来的时候，我设法说服这些青年也把他们的理想同我的理想一致起来，而我在指导摩干拉尔·甘地方面，确实获得了最大的成就。不过这以后再谈吧。 和妻子儿女分离，眼看着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又拆散了，而且又要从安定走向不安定——所有这一切一时不免令人难过，但是我已使自己习惯于不安定的生活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上帝是真理以外，别的全都不是确定不变的，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周围所出现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暂时的。然而至高无上的上帝本身就是代表着确定，如果有人能看见他并遵照他的指引，那么就有福气了。追求那种真理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完美。 我恰逢其时地赶到了杜尔班。那里已有工作等着我。派代表去等候张伯伦先生的日期已经定了，我得起草一份备忘录，准备递交给他，还得和代表团一起去见他。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爱的劳动丧失了？” 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章 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根据规定逮捕我的问题曾被讨论过，可是谁也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当然打了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他们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而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不是甘心于这种失望的人。我虽然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自然是到处都有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的官员对人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得到一些好处。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把他们的专横也带来了，而且把那些专横者的习惯也搬来了。南非有一种责任政府或民主，而从亚洲人口的货色则是纯粹的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人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的政权。欧洲人在南非已经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成为南非的公民，对于政府官员有监察权。然而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现在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间了。 我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首长，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这位首长，为了表明这个说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并没有送书面的命令给我。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那位首长问他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委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能懂得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章 忍受侮辱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在城里司法地区内给我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我的职业工作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章 令人振作的牺牲精神 在我叙述为争取德兰士瓦印度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对付亚洲人事务部以前，我必须转过来谈一谈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被那种为未来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买去开设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到孟买来；他是一个容貌惹人喜欢而语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讨论起我的未来的幸福，“在美国，象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保人寿险的。难道你也不为你自己的未来保险吗？生命是说不定的。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我可以奉劝你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直到这时候我对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是冷淡相待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和对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却屈服于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诱惑了。当他发表他的议论时，我心眼里便展开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图画。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饰差不多卖光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把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你忍心这么做吗？”由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自己保了一万卢比的人寿险。 然而当我在南非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观点也变了。我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是为上帝效劳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并赚钱养活他们。这个计划使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对自己说，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处在我父亲的地位，他必然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媳妇是一种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别人先死呢？归根到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照应自己呢？世界上无数的贫苦人家又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这种思想反复通过我的心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我记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险费。 外在的环境也支持了这一连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间，基督教徒的影响使我内心保持了生动的宗教感情，现在增强这种感情的则是通神学者的影响。李琪先生是一个通神学者，他使我和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有所接触。我没有加入过这个团体，因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个通神学者几乎都有密切的往来。我和他们每天都进行宗教讨论。 他们常常诵读通神学的书，有时我还在他们的集会上讲话。通神学主要的精神是启发和促进兄弟之谊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争论，而且我还批评了那些在我看来其行为并不符合其理想的会员。这种批评对我并不是毫无有利影响的；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五章 反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象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瘏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 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焚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象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消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六章 为素食所进行的一次牺牲 正当牺牲和简朴的理想越来越得到实现，而宗教的意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活跃的时候，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着增长起来了。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用亲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的方法。约翰内斯堡有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经营的。我自己去过这家素食馆，并且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不过我知道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老是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我尽可能用我认为适当的办法赞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钱，可是它终于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这时有一个属于那个团体的有事业心的夫人出来开设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爱好艺术、夸夸其谈而不会算账的人。她交游甚广。开始的时候，这家索食馆规模很小，但后来她却决定租用大房间冒险加以扩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料想她的预算一定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钱存到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义借了大约一千英镑，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十分慷慨而真诚的人。他当初到南非来，还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喜欢，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认识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坐过牢。我以为经他同意就够了，于是把这笔钱借出来。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我本来可以用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笔钱一直没有清还，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这笔损失呢？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我得弥补。 有一次我把这宗交易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对我的愚蠢委婉地责怪道：“老兄，”——幸而我还没有成为“圣雄”，甚至还没有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往往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依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叫巴德立难过，你会掏自己的腰包还给他，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这里的钱来帮助你的改革计划，这些可怜的人全都毁了，而你不久也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可是你是受我们委托的人，应该懂得：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所有的公众工作就都完了。” 我对这位朋友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他现在还活着。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纯洁的人，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发现他对人们的怀疑没有根据的时候，便向他们认错以表白自己。 我明白他对我所提的警告是对的。因为我虽然补偿了巴德立的损失，我实在经受不起同样的任何损失，也经受不起长年负债——这是我生平没有做过，而且是终生所厌恶的。我认识到：即使一个人有进行改革的热心，也不应当超过本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也明白，我这样动用人家寄存的钱，实在违背了《梵歌》的主要教训：但事耕耘不问收获，才算是为人的美德，这次的错误成了我终生的一个警号。 这种供献于素食祭坛上的牺牲，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预料得到的。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七章 土疗和水疗的体验 由于我的生活日趋简朴，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吃药了。我在杜尔班执业的时候，害过一阵衰弱和风湿性感染病。皮·捷·梅赫达医师来看我，给我进行了治疗，我就好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我回印度的时候，我不记得害过什么说得上的疾病。 不过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却常常闹着便秘和头痛的毛病。我有时吃一点泻药，饮食也加以节制，倒没有什么。但是我说不上自己是健康的，而且常常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泻药的负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从报上获悉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该会倡导人的理论是说英国人吃东西的次数过密而且太多，说他们的医药费太重了，因为半夜里他们不要吃东西，还说他们至少应该不吃早餐，如果他们想改善这种情况的话。虽然这些事情不是对我而发的，我却觉得对我来说，倒也有一部分道理。我每天三餐，下午还要吃茶点。我吃东西从来不知节制，我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时，只要有好吃的总是尽量多吃。每天早晨我很少在六、七点钟以前起床，因此我也认为，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许就不至于头痛了。于是我便试验起来了。头几天的确相当难过，可是头痛完全没有了，这使我得出结论：我过去吃了远远超过自己所需要的分量。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使我脱离便秘的痛苦。我试验了一下库赫尼的坐浴疗法，多少有点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开素食馆的德国人，或者是旁的什么朋友——我不记得是谁了，给我一本贾斯特的著作《重归自然》。我在这本书里读到有关土疗的方法。作者还提倡鲜果和干果，作为人类的天然食物。我没有立刻就单吃水果，却马上开始试验土疗，而且得到了惊人的效果。办法是：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敷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便取掉。这个办法很快就有成效。以后我用这办法自疗，并向朋友们推荐，从未令人感到遗憾。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信心试验过这个办法。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以便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对于土疗和水疗的信仰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直到今天，遇有必要的时候，我还以一定程度的土疗法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们推荐。 我这一生虽然害过两次大病，我还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药物的。在1，000起病症中，有999起是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的。那些因为一小点病就跑去找医生——不管是印度教的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土医，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药和矿物药，不但是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经成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他便失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再成为人了。 这些意见虽然是在病床上写的，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看轻它们。我知道我为什么害病。我充分意识到我害这些病，应该由我自己负责，也正因为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我才没有失掉耐性。事实上，我应该为这些病感谢上帝，因为我从中取得了教训，有效地抗拒了服用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知道我的固执常常使医生们厌倦，但是他们都客气地忍受了，并不放弃我。 不过，话又扯远了。在我作更多的说明以前，我想给读者一个警告。凡是读了这一章而去购买贾斯特那本书的人，千万不要把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福音书中的真理。写文章的人往往只谈到事物的一面，而每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观察，而且可能全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在同时和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况且很多书都是为了争取买者和名利而写的。所以，凡是读过这一类书的人对于这些事情应该有所辨别，在根据书中的意见进行任何实验以前，最好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要不然在按照书中所述采取行动以前就该耐心地玩味和消化书中所说的一切。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八章 一个警告 我恐怕这一章还得继续谈一谈题外的话。我在进行土疗法的试验时，同时也在进行饮食的试验，在这里谈一下这个问题或许还不是不适当的，虽然以后也还有机会再谈。 不过现在和以后，关于饮食问题，我都不打算细谈，因为几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印度舆论》上用古遮拉特文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英文叫做《健康指南》。在我所写的几本小册子当中，这是一本在东方和西方同样最受欢迎的书，这是一件直到今天我都不甚了解的事情。这本书是为了《印度舆论》的读者写的。然而我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东方跟在西方一样，对很多人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人却从来没有看过《印度舆论》。因为他们是在通讯中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就这本小册子谈一谈，虽然我并不识为书里的观点需要修改，但是我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某些重大改变，这是那本书的读者所不知道的，而这些，我想又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象我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样，这本小册子的写成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目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目的经常鼓舞着我的每一个行动；因此，当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我今天却办不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确信一个人除了小时候吃妈妈的奶以外，根本不需要再喝奶。他的食物除了风吹日晒的果子和干果之外，不应当再有别的东西。他从葡萄和杏仁这一类果子就可以得到神经和身体组织所需要的足够营养。一个人如果能以这种食物为生，性欲和其他情感的节制就容易了。印度有一句谚语说“吃什么，象什么”，我的同事和我都有亲身的体会，觉得很有道理。 这些观点在那本书里都详细地谈到了。然而不幸，我在印度却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不得不否定自己的一些理论。 我在凯达从事募兵运动的时候，因为吃错了一点东西，搞坏了身体，几乎丧命。我竭力试图不喝牛奶来把一个坏了的机体重行建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求助于我所知道的医生，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学家，请他们推荐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建议喝豆汤，有人建议喝“茅赫罗”油，又有人建议喝杏仁露。我拚着命进行了这些食物的实验，但是没有一样能叫我离开病榻。印度教大夫给我引述了的许多诗文，说明宗教上关于饮食的顾虑，在治疗学上是没有位置的。所以他们无法帮助我维持生命，除非我喝牛奶。而那些毫不犹豫地介绍我喝牛肉茶和白兰地酒的人又怎能帮助我坚持吃没有牛奶的食物呢？ 因为我发过誓，我不能喝黄牛奶或水牛奶。自然，我发的誓是指不喝所有的奶，但是因为我在发誓时心目中指的是黄牛奶和水牛的奶，而且因为我还想活下去，我只好瞒着自己，从字面上强调我的誓言，决定喝牛奶，我在开始喝羊奶的时候，心里十分明白：我的誓言的精神遭到破坏了。 然而领导一次运动以反对劳莱特法案的想法占领着我，这就增加了我活下去的欲望。结果呢，我生平最重大的试验之一就此完结了。 我知道有人争论过灵魂和一个人的饮食无关的问题，因为灵魂本身既不吃，也不喝；说是问题不在于你从外面放进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你从内心所流露的是什么东西。这当中无疑地是有一些力量的。然而我不想检查此中原委，我只要宣布一下我的坚定信念就心满意足了：对于那些愿意生活于敬畏上帝的境界中、愿意面对面地看到上帝的人，节制饮食的数量和质量，是和节制思想与言论一样的重要。 然而在我的理论宣告失败的那些问题上，我不但要提出说明，而且还要发出严重警告要大家不要再加以运用。因此我向那些根据我的理论而不喝奶的人呼吁，请他们不必坚持这种实验，除非他们发觉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有好处，或者是出于有经验的医生的劝告，就我的经验来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凡是消化不良和困于病榻的人，再没有什么清淡和富有营养的东西可以同奶类比美的了。 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读到这一章以后，愿意凭他的体验而不是凭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可以代替奶类、具有和奶类同样的营养而容易消化的蔬菜，那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九章 同当权的人斗争 现在转回来谈一谈亚洲人事务部吧。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了。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而且是在压榨他们。每天都有人来向我作这样的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不能消除这种坏事，那我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 于是我便开始搜集证据，一到我掌握相当多的材料，我便去找警察局长。看来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不但没有以冷遇待我，还很耐心地听我诉说，并且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给他看。他亲自找见证人谈话，而且感到满意，不过他和我一样的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一个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有困难的。“然而”，他说道：“无论如何我们要试一试。因为怕陪审员为他们开脱就让这些罪犯逍遥法外，是不应该的。我得把他们抓起来。我向你保证我会想尽办法对付他们。” 我不需要这种保证。我怀疑一大批官员，不过因为我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拘捕令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人之有罪，我是丝毫不怀疑的。 我的行动从来不能保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我几乎天天跑去找警察局长。那两个要受到拘捕的官员手下有几个多少还有点办法的暗探，他们常常在我的事务所放哨，把我的行动报告给那两个官员。然而我应当承认，这两个官员太坏了，他们不可能有许多的暗探。要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帮助我，他们根本就不会被捕。 有一个人逃跑了。警察局长发了一张引渡的传票，又把他抓回德兰士瓦来。他们被审判了，虽然有充足的材料，而且陪审员也掌握了其中有一人逃跑的事实，但两个人却被宣判无罪开释。 我的确十分失望。警察局长也很难过。这使我对于干律师工作发生了厌恶的心情。在我看来，一个极为英明的人竟然变成一个令人憎恶的人，因为他为了掩盖罪恶竟可以舍弃本身的清白。然而这两个官员的罪恶是这么明显，以致他们尽管被开释了，政府却无法收容他们。他们两人都被革职，而亚洲人事务部也就比较干净了，印度侨团多少有了一点保障。 这个事件抬高了我的声誉，我的业务也就更多了。侨团每个月花掉的几百英镑的冤枉钱，虽然不是全部，因此省下来了。完全不花这种钱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贪污的人还在伺机干他们那套勾当。然而现在正直的人已经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这些官员虽然这样坏，我要说句良心话，我对他们并无私怨。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而当他们有困难前来找我的时候，我也帮助他们。他们有机会受雇于约翰内斯堡市政厅，只要我不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们的一个朋友为这件事跑来找我，我答应不加阻挠，他们因此受雇了。 我所持的这种态度使同我所往来的那些官员心安理得，而我虽然常常同他们的衙门打交道并应用一些强烈的言词，他们还是同我保持颇为友好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品行是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这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而且是“非暴力”的一种属性。 人和行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为是应该引起赞许的，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而做出此种行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总是因为他的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恶其罪而非恶其人”虽然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观念，却很少有人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怨恨的毒汁遍布世界的原因。 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我日益懂得，除非是以“非暴力”为基础，这种追求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抗拒和攻击一种制度是十分正当的，但是要抗拒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创立人，那就等于抗拒和攻击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都是同一个造物主的儿女，惟其如此，我们心中的神灵之力都是无穷无尽的。藐视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藐视那种神灵的力量，可见伤害的就不只那个人，同他一起被伤害的还有整个世界。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章 一次神圣的回忆和忏悔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我同他们往来的经验说明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我可以说我的心不会作这种区别。我不敢说这是我天性中的一种特殊美德，而并不是我作过某种努力的结果；至于象“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摩恰立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断争取其实现的。我在杜尔班执行律师业务时，事务所的职员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来说，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尔人。我不记得我除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以外，还怎样待过他们。我把他们当自己家人一样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碍我这样做，我就会同她吵架。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属于。 我们住的屋子是按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没有倒脏水的设备。因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夜壶。这些夜壶不是由佣人或扫地的人倒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经同我们住熟了的职员当然会自己清洗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基督教徒是一个生客，我们有责任去整理他的寝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别人用的那些便壶，但是要她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便壶，似乎就超越了她的限度了，于是我们就闹开了。她不但不容许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她责骂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发红，当她拿着夜壶走下楼梯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的景象。然而我是一个残忍的仁慈丈夫，我自以为是她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 我看她光是倒夜壶心里还不满意，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纵声说道：“在我屋里我受不了这种无聊的样子！” 这话象箭一样的伤害了她。她顶回来说：“你自己管家吧，让我走。” 我火了，怜悯之情烟消云散了。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无助的女人拖到梯子对面的大门口，想去开门好把她推出去。眼泪象潮水一样在她的脸上奔流，她嚷开了：“你不害臊吗？你忘了你自己了吗？我上哪儿去？我没有父母亲戚可以投靠。作为你的妻子，你以为我就应该叫你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爷分上，你自己检点一些，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见了不象话！” 我还是装作不买账的样子，但是确实感到惭愧，就把大门关上了。要说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少不了她。我们不晓得打过多少次架了，但是结果总是相安无事。作妻子的，因为具有无比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我多少可以用超然之情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属于我曾经幸福地经历过的那个时期的事情。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迷恋的丈夫了，不再是妻子的教师了。如果她愿意，嘉斯杜白今天还可以对我不客气，正如我从前常常对待她那样。我们都是经过考验的朋友，谁也不再把对方看作是发泄情欲的对象。当我害病的时候，她一直是个忠心的看护，她侍候我，没有任何求报答的念头。 我所说的这件事发生于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节欲”的思想。那时我还以为妻子是丈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是生来听命于丈夫的，还不懂得她是一个助手、同志和分担丈夫的欢乐与悲愁的人。 这种思想一直到1900年才发生剧烈的变化，到1906年才有了具体的形态，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再谈，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渐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便变得越来越平静、甜美和幸福了。听我这样说的人，可不要以为我们是一对理想的夫妻，或者以为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嘉斯杜白自己也许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思想。时至今日我有许多做法大概还是她所不赞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我看这种讨论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既未受过父母的教育，在我应当帮助她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赋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她总认为遵循我的步伐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加以阻挠。所以我们之间在文化程度上虽然有很大差别，我还是一直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一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上） 写到这一章，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这个故事是怎样一周一周地逐步写出来的。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没有日记或文件可供写作这个体验的故事的基础。我在写作的时候，是随着心神的运行而写的。我不敢说定我一切的有意识的思想和行动都是按照神灵的指示而行的。然而检查一下我这一生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骤，以及那些可以被视为最小的事情，要说都是遵照精灵的意志而行动，也不为过。 我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神。我之信奉上帝是出于本意，而且由于我的信仰是不可消除的，我把这种信仰视为一种经验。然而，把信仰描写成为经验，可以说是等于窜改了真理。 也许这样说更加正确些：我实在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明我对上帝的信仰的特性。 我为什么相信我写这个故事是出于神的主意，现在也许比较容易理解了。当我开始写前一章的时候，我用的是这一章的题目，但是我在写作当中意识到在我叙述同欧洲人交往的经验之前，我应该写一点象绪言之类的东西。我这样做了，题目也就改了。 现在，当我着手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关于我打算写的那些英国朋友，哪些事情应该提，哪些可以略去，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把有关的事情漏掉了，真理就受到隐蔽。而什么是有关的事情，却很难直截了当地作出决定，因为关于如何写法才算适当，连我自己都还不很明白。 今天我更加清楚地懂得，很久以前我所读过的说一切自传都不宜当作历史的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我就没有把所有记得的东西都写下来。为了真理，谁能说我究竟应该写进多少、省漏多少呢？我在法庭上所提供的我生平某些事件的片面证据，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检查一下我已写成的几章，他也许会给这几章增些光辉；如果遇上一个挑剔的评论家，他甚至会把“我的许多矫揉做作的虚伪之处”全都掀出来，以炫耀他自己。 因此这几章是否还要写下去，我倒有点犹豫了。但是只要没有人禁止这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我必须继续写下去。我必须遵循圣哲的名言：除非从道德上证明是错误，凡事既然开始了，就不应当半途而废。 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讨取批评家的欢心，写自传本身就是对于真理的一种体验。目的之一当然是给我的同事们提供一点安慰和回忆的材料。真的，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愿望着手写作的。要不是捷朗达斯和史华密·阿难德坚持他们的意见，这本书也许就写不成了。所以假如我写这本自传是错误的，那他们也应当分担责难。 现在还是谈谈题目以内的事情吧。正如有很多印度人同我住在一起，象我的家人一样，我在杜尔班的时候，也有英国朋友同我住在一起。并不是所有同我住过的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坚持要留他们住。我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聪明的，我也有一些痛苦的经验，包括印度人和欧洲人。我并不为这些经验感到遗憾。尽管我有过那些经验，尽管我时常引起朋友们的不便和不安，我却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行为，而朋友们也很客气地同我相处。当我同陌生人来往而朋友们感到不快时，我就毫不犹豫地责备朋友们。我认为信奉上帝的人要想在别人身上也看见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同一个上帝，必须有足够的超然之情去和别人共同生活。同别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不是回避这种交往的难得的机会，而是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欢迎这种交往，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有无机会的影响。 所以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我的屋子虽然已经住满了人，我还是接待了两个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他们都是通神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庆先生，关于他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多谈一些。这些朋友们常常弄得我的妻子眼泪纵横。不幸的是，因为我的缘故，她经受过很多这样的考验。英国朋友象家人一样亲密地同我住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我留学英国的时候虽然是住在英国人的家里，但是那时我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多少有点象住在公寓里。现在情形颇为相反，这两位英国朋友成为我们家里的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采用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屋里的设备虽然都是西式的，内部的生活可以说主要是印度化的。我记得把他们当作家人看待确有过一些困难，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我家里做到完全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是不太为难的，这样的交往在约翰内斯堡就比在杜尔班多得多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二章 同欧洲人的亲密往来（下） 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一度雇用过四人之多的印度职员，与其说他们是职员，倒不如说更象是我的儿子。然而即使这么多人，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说打字吧，没有它就不行，而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会打字。我教两个职员，但他们一直不合要求，因为他们的英文太差。其后有一个职员我想训练他当会计。我不能到纳塔耳去找人，因为没有入境证谁也不能到德兰士瓦来，而就我个人的方便来说，我是不愿意去求负责发证的官员的。 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事情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样勤奋，似乎很难把业务上的和公众工作上的事务都应付过去。我很想延聘一个欧洲人来当职员，但是否有白种男女愿意给一个象我这样的有色人种做事，我没有把握。不过我决定试一试。我去找一个我所认识的打字机经纪人，请他帮我物色一个速记员。当时女速记员倒是有的，他答应给我找一个试试看。他遇到一个苏格兰女子，名叫狄克小姐，是刚刚从苏格兰来的。她并不反对自谋一种正当的生活，随便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而且她需要工作。于是那个经纪人便叫她来见我。她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嫌弃吗？”我问她。 “我不在乎，”这是她坚定的答复。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 “十七镑十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需要的工作。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现在也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很高兴，马上口授信件让她打字。 不久，她同我的关系，就象一个女儿或妹妹一样，而不只是一个速记员。我对于她的工作，可以说找不到什么错处，我常常叫她经管数达几千英镑的巨款，还把账目交给她管理。 她得到我完全的信任，但是事情也许不单单是这样，她甚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都告诉我。她把最后选定丈夫的事也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甚至还享有为她主婚的荣幸。狄克小姐成为麦克唐纳夫人以后，便不得不离开我的事务所，但是就在婚后，当我工作上实在搞不过来了，只要找她帮忙，她无不应命而来。 然而现在我需要找一个固定的速记员来代替他的工作，幸而我又找到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史丽新小姐，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卡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现在是德兰士瓦一个中学的教员。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七岁。她有一点古怪的脾气，有时卡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说她是来当速记员，倒不如说她是来找经验的。 她禀性中缺乏那种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她对于年龄和经验似乎都满不在乎。甚至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斥责人，她也毫不犹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对就签发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对她的忠诚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牺牲精神，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她所得不过六英镑，从来不肯接受一个月多于十英镑的薪水。每逢我劝她多拿一些工资的时候，她总是怪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向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这笔钱全部清还了。 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已不象从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为人说出来，那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为运动操劳。她在黑夜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有胆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牢里了，就亏她一个人领导这个运动。她经管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的信件，手头还要管《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的这类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完。不过我想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的，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第一。”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三章 《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理和实践。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间，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监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间断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舆论》都有我的文章。这些文章，就我所记得的，没有一个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故意夸大，或专门讨好的东西。 诚然，这个刊物已成为我锻炼自制的好园地，对于朋友们来说，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个媒介。 爱好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事实上《印度舆论》的论调已迫使批评家们不得不抑制其笔锋。如果没有《印度舆论》，非暴力抵抗运动说不定就发动不起来。读者希望从这个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可靠情况，也想从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我研究人类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为我一直想要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亲密而正当的关系。我经常沉浸在读者许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写信人的性情不同，来信有的是亲切的关怀，有的是严正的批评，也有的是痛诋。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这些信件，对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过这些信件，我仿佛听见了侨团的声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因为我通过这个刊物抓住了侨团，使未来的运动能够见诸实行，而且具有那么尊严和无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舆论》出版的头一个月内，我便认识到新闻事业的唯一目的应该是服务。新闻报纸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庐和庄稼荡然摧毁一样，一支不加控制的笔也能起毁坏作用。如果控制是来自外界的，那比没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内在的监督，才能有益。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报刊经得起这种考验？然而谁能制止那些没有用处的报刊呢？而且谁来当裁判？有用的和无用的必须象好的和坏的一样并存，人们必须自己来选择。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四章 苦力区还是“隔度”？ 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特话叫做“德瓦度”（d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都高兴的。 在大约70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 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没有哪个人污辱地叫我。阿布杜拉赛用了一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当过契约工人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头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五章 黑热病（上） 市政当局虽然收回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权，却没有马上叫印度人搬出去。要叫他们搬走，先得给他们找到一些合适的新的住宅区，但是这一点，市政当局一时办不到，印度人因此只好还在这个“肮脏的”地区住下去，不同的是，他们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所有权既然失掉了，他们变成了市政当局的佃户，结果呢，他们的环境比以前更脏了。当他们还是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多少还保持一点清洁，即使仅仅是因为害怕法律。市政当局却不用害怕法律！住户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的是肮脏和混乱。 印度人正在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种黑热病，也叫肺炎传染病，比鼠疫还要可怕和厉害。 幸而发生这种传染病的不是这个地区，而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金矿，这个矿区的工人大部分是黑人，他们的清洁卫生是由白种雇主负完全责任的。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做着和这个金矿有关的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突然感染了这种病，一天晚上回到这个地区内他们的信所，而且病得很厉害。马丹吉特先生当时正在为《印度舆论》征求订户，碰巧也在这个地区。他是一个大无畏的人，他看见这些害病的人，心里大为不安，就用铅笔写了这么一个条子给我：“黑热病突然发生，请即来此及早设法，否即结果将不堪设想。请即来。” 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打开一间空房的锁，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进去。我骑自行车到那个地区，写了一张条子给城里的书记官，通知他我们为什么占用了这间房子。 当时正在约翰内斯堡行医的威廉·戈夫莱医师，一听到这消息便赶来救护，作了病人的医生兼护士。可是二十三个病人实在不是我们三个人应付得了的。 根据经验，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们的心地是纯洁的，如果遇到灾难，自然会有人和办法来应付。当时我的事务所有四个印度职员：卡利安达斯，马尼克拉尔，甘樊特莱·德赛先生，还有一位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卡利安达斯是他的父亲托我照应的。我在南非很少碰见过象他那样肯做事而又听话的人。幸而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把不管有多大危险的事情交给他去办。马尼克拉尔是我从约翰内斯堡找来的。就我所记得，他也没有结婚。所以我决定牺牲他们四个人——叫他们职员、同事、或者我的儿子都可以。卡利安达斯是用不着征求意见的，其他三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都答应了。 “你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这就是他们简短而甜蜜的回答。李琪先生有一个大家庭。他也打算投入这个工作，但是被我阻止住了。 我不忍心叫他冒险。所以他就在危险区外工作。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警戒和守护之夜。从前我也曾看护过不少病人，但是从来没有看护过黑热病人。戈夫莱医师的胆量真是有感染力。需要护理的事情并不多：给他们吃药，侍候他们的需要，把他们的床收拾干净整齐，安慰他们——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 这几个青年的不倦的工作热忱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使我格外高兴。象戈夫莱医师那样的勇敢和马丹吉特先生那样的有经验，我们是容易理解的。而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的精神确是不易理解！ 就我记忆所及，那一夜我们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了。然而整个事件，除了它的苦难之外，却具有那么大的引人的兴趣，而且对我来说，具有很大的宗教价值，因此我至少得花上两章的篇幅来加以记述。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六章 黑热病（下） 市书记官因为我们把病人集中在那个空房里并加以照料而向我表示谢意。他坦白承认市政委员会马上想不出办法来应付这样一件紧急的事情，但答应尽力帮忙。市政当局既然觉悟到责无旁贷，便毫不迟延地采取了快速的措施。 第二天他们拨了一座空的仓库给我使用，建议把病人移到那里，但市政当局不负清扫那座房子的责任。那座房子既凌乱又肮脏。我们自行打扫干净，通过几个好心的印度人的帮忙找了几张床和其他的必需品，配搭成一个临时医院。市政当局派了一个护士来帮忙，她带来了白兰地酒和其他的医院器械，戈夫莱医师仍然总管一切。 这位护士是一个慈祥的妇人，她很乐意看护病人，不过我们很少让她接近病人，免得她受到传染。 我们按照指示经常给病人喝一点白兰地酒。这位护士却要我们象她那样，也喝一点，以资预防，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喝过。它对病人究竟有什么好处，我都怀疑。征得戈夫莱医师的同意以后，我把三个不打算以白兰地酒进行医疗的病人，分出来进行土疗法，用湿土带敷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口上。其中有两个人治好了。其余的二十一人死于仓库里。 这时市政当局正在忙于采取其他的措施。离约翰内斯堡七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传染病隔离医院。那两个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医院附近的帐篷里，并准备把新来的病人也送到那里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工作中抽出身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听说那个善良的护士也传染上了，而且马上就死了。那两个病人究竟是怎样被救活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到传染，实在说不出来，但是这次的经验增加了我对于土疗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对于把白兰地酒当作药物的功能的怀疑。我知道这种信心和怀疑并没有什么牢靠的根据，但是我现在还有当时所得到的印象，因此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 这次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我给报界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指责市政当局收回这个地区以后又不负责清洁卫生工作的罪过，应该对这次疫病的发生负责。这封信使我结识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约瑟夫·杜克神甫结为朋友，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封信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常常到一家素食馆里去吃饭。我在那里认识了阿尔伯特·韦斯特先生。我们常常每天晚上在这家饭馆里碰头，饭后一起出去散步。韦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东。他在报上看见我那封关于发生疫症的信，在饭馆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觉不安。 同事们和我在传染病发生以后，便减少了食量，因为我早就有了一种规矩，只要有传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不吃晚饭了。中饭也是在别的客人到达以前就吃完了。我同这家饭馆的老板很熟，我已经通知他，因为我正忙于看护黑热病的病人，我将竭力避免同朋友们接触。韦斯特先生在饭馆里有一两天没有找到我，有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却跑来敲我的门了。我一开门，他便说道：“我在饭馆找不到你，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决定这么早来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我现在就听你吩咐吧。我准备帮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的。”我表示感激，并且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说：“我不打算要你去做看护。如果一两天内不增加新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自由了。不过却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能不能到杜尔班去主持《印度舆论》的印刷工作？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这里，杜尔班需要有个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大概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再给你最后的答复吗？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件事。” 我很高兴，我们谈了以后，他答应去。薪金多少他并没有考虑过，因为他志不在此。但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十英镑，如果有利润，也分一点红利给他。第二天韦斯特先生便搭晚上的邮车到杜尔班去了，把他的债务委托给我代收。从那一天起直到我离开南非的海岸，他一直是我一个同快乐共患难的朋友。 韦斯特先生出身于卢特（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农家。他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在经验的学校里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中，却得到了不少学问。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纯洁、冷静、敬神、爱人的英国人。 在以后几章中，我们还将更多地谈到他和他的家庭。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七章 火烧印度居民区 虽然同事们和我都解除了照顾病人的责任，还有很多由黑热病所引起的事情需要处理。 市政厅对于这个地区的疏忽，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可是市政厅对于白种人市民的健康却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保持他们的健康，市政厅本来已经花了很多钱，这时为了消灭黑热病的传染，花钱就象泼水一样。我虽然责备了市政厅置印度人于不顾的罪过，却不能不赞扬它对于白种市民的照应，并竭尽所能予以帮助。我记得如果我不给予合作，市政厅的工作会更加困难，那时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调用武装力量来行其下策。 然而这一切全部避免了。市政当局对于印度人的行为是满意的，将来防疫工作也就简单得多了。我用尽一切力量动员印度人去帮助市政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不记得有谁反对过我的主张。 印度人住的地区有人严密把守，没有许可，谁也不得进去。同事们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腾出来，在离开约翰内斯堡大约十三英里的平原上塔帐篷住三个星期，然后放火把这地区烧毁。要带粮食和其他应用物品到帐篷里住，自然要费一些时候，在这当中，便不得不派人把守。 人们都很惊慌，但是我经常在那里，对他们倒是一种安慰。有很多穷苦的人常常把一点点节余埋藏地下，现在就得挖出来了。他们没有银行，他们也不晓得可以存储银行。我倒成了他们的银行家了：钱象水流一样地流入我的事务所。在这种危机当中，我当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劳动收取任何费用。不过我倒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我存款的那家银行的经理很熟。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钱存到他那里。别的银行当然不希罕接受大量的铜币和银元，也有人担心银行职员会拒绝接受来自疫区的钱。然而这位经理却给我一切方便。我们决定所有的钱在存入银行以前必须消毒，就我所记得的，那一次差不多有六万英镑存进银行。我劝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银行里开固定户，他们都同意了。结果，有些人也习惯于把银存在银行里了。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一列专车搬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鲁伊特农场，由市政厅公费供给粮食。这个由帐篷构成的城市看起来就象一个兵营。不习惯于这种兵营生活的人对于这种安排自然是感到不安和惊异，但是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我天天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定居下来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把所有的疾苦全忘了，开始快乐地生活起来了。每次我到那里，都看见他们有说有笑，欢欢喜喜。露天住上三个星期显然增进了他们的健康。 就我所记得的，居民迁出以后的第二天，那个地区便被放火烧掉了。市政厅一点也不想从大火中救出任何物品。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同样的理由，市政厅还把商场里所有的木料都烧光了，损失大约有一万英镑。采取这个断然的步骤，据说是因为有人在商场里发现了几只死老鼠。 市政厅这次花了很多钱，但是它成功地把疫病的进一步蔓延阻止住了，从而市内的居民重新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八章 一本书的魔力 这一次的黑热病加深了我对穷苦的印度人的影响，并且增加了我的业务和责任。我同欧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变得很密切，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义上的职责。我在那家素食馆里认识了波拉克先生，就象我在那里认识韦斯特先生一样。一天晚上，有一个青年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桌子上，送了一张名片给我，说是愿意见见我。我请他到我桌子上来谈谈。 “我是《评论报》的副编辑，”他说道：“我看见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时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见见你。我很高兴果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波拉克先生的诚恳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我们彼此便都了解了。我们对于若干重要的生活问题，意见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点。 他在生活上进行的一些改变不但迅速，而且是剧烈的。 《印度舆论》的开支一天天大起来了。韦斯特先生辟头的一个报告便令人震惊。他写道：“我并不指望这个事业能产生象你所想象的利润。我甚至担心还要亏损。账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债应当追回来，但是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需要经过一番整理。不过你用不着为这一切惊慌。我一定尽力把这些事情弄得妥妥贴贴。有利润也好，没有利润也好，反正我要留下来。” 韦斯特先生发现这件工作无利可图的时候，本来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会怪他。其实他还可以指责我，说我没有确实的证据，便告诉他这个事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他始终没有一句怨言。不过我有一种印象，韦斯特先生因为这件事便认为我是一个容易受人欺骗的人。我只是简单地接受马丹吉特先生的预算，并没有加以检查，便告诉韦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润。 现在我才明白，一个为公众工作的人，不应该随便发表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意见。尤其是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更应该谨小慎微。让人相信未经充分证实的事情是对真理的损害。我虽然懂得这一点，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骗的习气，这是因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缘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实在令人难过。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们的不安，虽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韦斯特先生的来信，便到纳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当心腹看待。他到车站来送行，留给我一本书在旅途中阅读，他说他相信我会喜欢它的。这就是鲁斯金的《给那后来的》。 我一开始读这本书，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从约翰内斯堡到杜尔班是二十四小时的旅程。火车是在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鲁斯金的著作。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教科书，没有读过什么课外读物，献身于社会以后，读书的时间很少。因此我谈不上有多少书本上的知识。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没有吃多大的亏。相反，正因为我读书很少，倒使我可以彻底消化我所读过的书。使我的生活立刻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的，就是这本《给那后来的》，后来我把它译为古遮拉特文，定名为《万人之福》。 我相信我在鲁斯金这部伟大的著作里发现了它反映着我自己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这就是它所以能够吸引我并在我的生活中引起变化的原因。一个诗人就在于他能够把人们内心所蕴藏着的善良呼唤出来。诗人感人的力量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的造就有深浅之别。 我所了解的《给那后来的》的教训有： 1．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 2．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依靠工作谋生是人们共有的权利。 3．劳动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第一点是我所知道的。第二点我只有模糊的认识。第三点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给那后来的》为我清楚地说明：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包含在第一点里面了。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准备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九章 凤凰村 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都告诉了韦斯特先生，《给那后来的》一书对我的影响也对他说了，我还建议把《印度舆论》搬到一个农场里去，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个刊物工作。韦斯特先生赞成这个意见，我们于是决定无论属于什么人种肤色和国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镑的生活费。 但是印刷厂里的十来个工人是不是都愿意搬到偏僻的农场去住，是不是都能够以只维持生活为满足，实在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提议凡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都可以照旧领工资，希望他们也能逐渐成为这个新村的一分子。我把这个计划给工人们谈了。马丹吉特先生认为我的建议是愚妄的，他说这会把他全力以赴的事业给糟蹋了，工人们也不会干，《印度舆论》只有停刊，印刷厂只好关门大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当中有我的一个堂弟叫做恰干拉尔·甘地。我把这个计划告诉韦斯特先生的时候，也和他一起商量。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从小就决心跟着我练习作事，对我有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没有经过讨论便赞成了我的计划，从此一直同我一起工作。机械工人戈温达史华密也同意这个意见。其他的人没有同意我们的计划，但都答应无论印刷厂搬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我想我不过只用了两天的功夫便同这些人把事情安排就绪。于是我立刻登广告征求杜尔班附近靠火车站的一块土地。有人以凤凰区的一块土地应征。韦斯特先生和我去看了一下，在一星期内便买下了二十英亩的一片土地。这里有一小股幽雅的泉水，还有几棵桔子和芒果树。附近还有一片八十英亩的土地，有更多的果木树，还有一所破旧的农舍。我们把这一片土地也买下来了，一共花了一千英镑。 已故罗斯敦济先生始终支持我搞这种事业，他很喜欢这个计划。他把一个大仓库的旧波形铁片和别的建筑材料给我使用，于是我们就动手搞起来了。有几个曾经在波耳战争中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印度木匠和泥水匠，帮我盖了一所印刷厂。这座75英尺长50英尺宽的建筑物，不到一个月就建成了。韦斯特先生和别的几个人冒着个人极大的危险，同木匠和泥水匠们住在一起。这地方当时是没有人烟的，长了密密丛丛的杂草，隐伏着无数的蛇虫，住在那里显然是有危险的。最初大家都住在帐篷里。我们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便把大部分的东西用牛车拉到那里去了。这地方离杜尔班有十四英里，离火车站有两英里半。 只有一期的《印度舆论》是在外面由水银印刷厂承印的。现在我就致力于动员那些同我一起从印度到这里来碰运气而且正在从事各种生意的亲戚朋友都到凤凰村来。他们是想来发财致富的，所以要说服他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有一些人也同意了。在这些人当中，我只提一提摩干拉尔·甘地的名字。其他的人都回去做生意了。摩干拉尔·甘地永远放弃了他的商业，同我一块儿做事，由于他的才干、自我牺牲和虔诚，他在我进行道德实验的最初一批同事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若论他那无师自通的手艺，他的位置在他们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就这样，凤凰村便在1904年成立了，而《印度舆论》仍然在排除万难之中照常出版。 然而开始时所遇到的挫折、所进行的变革、所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一言难尽，需要另章叙述。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章 第一夜 要从凤凰村发出第一期的《印度舆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没有采取两件预防措施，第一期若不是出不成，也会延期出版的。我是不大愿意用一台发动机来推动那架印刷机的。村子里的农业都是用手工做的，所以我以为用人力印刷才能够保持这里的气氛。但是因为这个想法几乎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是装了一部用油的发动机。不过我曾向韦斯特先生提议，应作那部发动机万一不好使用的准备。因此他便预备了一个手摇的轮子。象报纸那样大小的纸张在凤凰村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不合用的，因此就把它裁小了，以便必要的时候靠一部踏板机印刷。 开始的时候，每出版一期，我们全都要弄到深更半夜。不论老少，人人都得动手折纸。 我们常常要弄到十点钟到半夜才能完工。然而第一夜是令人不能忘怀的。版都拼好了，可是发动机却不肯动弹。我们从杜尔班找来了一个工程师来安装这部机器。他和韦斯特先生都想尽了办法，但是机器还是不动。大家都着急了。最后韦斯特垂头丧气地来找我，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说：“机器动不了，恐怕这张报纸不能按时出版了。”我安慰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流泪是没有用的。让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尽一点人力吧。手摇轮子试过了吗？” “我们那里有人来摇呢？”他答道：“我们的人手不够。那个轮子要四个人才摇得动，还要轮班，可是我们的人都已经累了。” 当时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木匠还在那里。他们就睡在印刷厂的地板上。我指着他们说：“这些木匠用不上吗？我们大概得干一个通宵，我想这个办法还可以试试。” “我不敢叫醒这些木匠，而我们的人确实太累了。”韦斯特答道。 “好吧，我去交涉交涉看。”我说道。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对付得了这件工作。”韦斯特答道。我把木匠叫起来，请他们合作。他们并不需要勉强，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紧急的时候帮你的忙，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你们去休息吧，我们来摇这轮子。对我们来说，这是轻便的工作。”我们自己的人当然也准备好了。 韦斯特非常高兴，当我们工作起来的时候，他便唱起小调了。我同木匠一起工作，其他的人也轮流地干，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早上七点钟。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因此我建议韦斯特去叫工程师起来看看能不能把机器发动起来，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们就可以按时出版了。韦斯特把他叫醒了，他马上到机器房里去。看啊！看啊！他一摸，机器便共冬共冬地响起来了，厂里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昨夜我们费了那么多力气都没有用，今天早上却又这么容易开动，好象没有出过岔子似的呢？”我不禁问道。 “很难说，”我不记得是韦斯特还是工程师说道：“机器有时候好象我们一样，也需要休息休息。” 我看，这一次发动机的失败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考验，而它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却又工作起来了，倒象是我们认真劳动的成果。 刊物按时发出去了，大家都很快乐。这种开创时候的毅力，保证了报纸按时出版，并且在凤凰村建立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气氛。后来终于有一个时候，我们故意放弃机器的使用而单靠人力工作。我认为那些日子正是凤凰村中最高的道德上升的时刻。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波拉克毅然而来 我虽然建立了凤凰村，但我只在那里住过几次，为时很短，这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我原来的想法是要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到那里去住下来，用体力劳动来维持我的生活，以服务于凤凰村为我的快乐。然而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我凭经验懂得，人们所订的计划往往为上帝所推翻，但是如果寻求真理就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不管人们的计划受到了什么挫折，其结果不但不坏，而且往往比人们所预期的还好。凤凰村意料不到的转变和意外的事件当然没有害处，虽然也很难说它是否比我们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好。 为了使大家都能靠体力劳动来生活，我们把印刷厂周围的土地按三英亩一段分开，我自己也分到了一段。在这些地段上，我们用波形铁片盖起房子，虽然我们本来不愿意这样做。 我们很想用小土砖和茅草盖一些土草房子，象普通农民的那样。然而不可能，因为那样更花钱，而且也更费事，大家都是渴望着尽早安顿下来。编辑还是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他并没有接受这个新的移居计划，他还留在杜尔班的《印度舆论》分社经管这个刊物。我们虽然有雇用的排字工人，但是我们的想法是：让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学会排字；这是印刷作业中最轻便的一种，然而也是最麻烦的一种工序。因此凡是不懂得这种工作的，都学起来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学好。摩干拉尔·甘地的成绩最好。他以前虽然没有做过印刷工作，现在却成为一个排字专家，不但速度快，而且使我感到爱慕和惊奇的是，他很快便精通印刷工作的所有业务。我始终以为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我们还没有安顿好，房子也没有完全造好，可是我却不得不离开新居到约翰内斯堡去。我不能再把那里的工作置于一旁不加过问了。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以后，便把我所做的重大变革告诉波拉克先生。当他得悉他借给我的那一本书居然发生那样的效果，他实在有无穷的快慰。他问道：“我可以参加你们的新体验吗？”我说：“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加入那个村子。”他回答说：“只要你肯收留我，我就去。” 他的决心，我很佩服。他给他的上级一个通知，请求在一个月内解除他《评论报》的职务，到时候，他果然到了凤凰村。他善于交际，不久便很得人心而成为那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他生性纯朴，因此对凤凰村的生活，不但不以为苦，而且习以为常，如鱼得水。然而我不能把他留得太久。李琪先生决定到英国去念完他的法学课程，而我一个人实在担负不了事务所的担子，于是我便劝告波拉克到我的事务所来充当一个律师。我当时还以为我们两人最后可以退休而住到凤凰村去，然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实现。波拉克有这么一种令人信赖的气质，他一旦信赖一个朋友，就会竭力赞同他而不同他争论。他从凤凰村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虽然喜爱那里的生活，也很快乐，并且希望发展那个村子，他还是打算离开那里到我的事务所来充当律师，如果我认为这样做更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我衷心地欢迎这封信，波拉克便离开凤凰村到约翰内斯堡来同我订定合同。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苏格兰通神学者，本来是在我指导下打算参加当地的法律考试的，在我请他效法波拉克之后，也到我的事务所来当合同文书了，他的名字叫做马新泰先生。 可见，我虽然大肆渲染要尽快地实现凤凰村的理想，却似乎越来越陷入相反的急流里去，而且要不是上帝另有安排，我就会迷失在这个以简单生活为名的罗网里而不可自拔。 过几章以后，我就可以描述我和我的理想是怎样以一种人们所想象不到或预料不到的方法而得救的。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上帝所保护的人 这时我已放弃在最近将来回印度的一切希望了。我原答应我的妻子于一年之内回国，一年过去了，回国的事还是遥遥无期，于是我便决定把她和孩子们都接来。 他们在开往南非的一只船上，我的第三个儿子兰达斯在和船长玩耍的时候，把胳膊给摔断了，船长关切地照料他，叫船上的医生给他治疗。船靠岸的时候，兰达斯挂着一只手下船了。医生嘱咐我们说，一到家里就得找个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然而这时候正是我对于土疗法极其信仰的时期。我甚至于还劝过那些对我这一套也有信仰的当事人去试一试土疗和水疗法。 那么我该怎样对待兰达斯呢？他才刚满八岁。我问他是不是愿意让我给他治病。他微笑地说他很愿意。他那样的年纪，根本不可能判断什么是对他最好的东西，但是他能清楚辨别土医和正当的治疗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也懂得我的家庭疗法的习惯，具有把自己委托给我的足够的信仰。我带着恐惧和战抖的心情解下他的绷带，洗涤伤口，敷上干净的细土，又把它包起来。就这样天天换洗大概搞了一个月，伤口终于好了。我并没有用绷带包住他的手臂，而伤口复原的时间并不比船上的医生所说的在正常治疗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一次和其他的几次试验增加了我对这种家庭疗法的信仰，而且现在对于这种办法更加自信了。我把治疗的范围扩大了，试验用土疗、水疗和绝食的办法来治疗外伤、发烧、消化不良、黄疸病和其他的病症，而且大部分是有效的。不过今天我已没有象在南非时那样的信心，而且经验也说明这种试验显然是冒险的。 所以我在这里谈论这些试验，意思并不是要说明它们的成功。我对于任何试验，都不敢说完全成功。甚至做医务工作的人也不敢对他们的试验作这种定论。我的目的只是在于表明，凡是愿意进行这种新奇实验的人，必须先从自己开始。这会导致更快的发现真理，而上帝总是保护进行认真实验的人。 开辟同欧洲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验所冒的风险，和治病的实验所冒的风险是一样严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冒险的性质不一样。不过在培植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危险。 我请波拉克来和我同住，我们开始象亲兄弟一样的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个女朋友，订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拖了很长时间不结婚。我有一种印象，波拉克想积蓄一些钱再结婚。他理解鲁斯金的学说比我更透彻，但是他的西方环境妨碍他把鲁斯金的学说立即付诸实行。不过我劝他说：“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就象你的情形那样，仅仅因为经济上的考虑就把婚姻延搁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贫穷是一种障碍，那么贫苦的人就永远不能结婚了。而且现在你同我住在一起，并不发生家庭开支的问题。我看你还是尽快结婚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从来不和波拉克在一个问题上讨论两次。他很欣赏我有说服力，马上就这件事同他的女朋友通讯，她那时候还在英国。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不到几个月便到约翰内斯堡来了。婚礼本身没有花什么钱，甚至连一套新衣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他们用不着举行什么宗教仪式。波拉克夫人生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波拉克却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共同的宗教就是伦理的宗教。 我来顺便提一下有关这次婚姻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德兰士瓦的欧洲人结婚注册官不肯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婚姻办理登记手续。在这次的婚姻中，我做了他们的傧相。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欧洲朋友做傧相，而是因为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别人。所以我们三人一起到结婚登记处去办手续。但是登记官怎么会相信由我充当傧相的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对白种人呢？他建议延期登记，以便进行调查。第二天是星期天，跟着便是新年元旦，是一个公共假日。 凭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拖延一个庄严安排好的结婚日期，实在叫人不能容忍。我认识县长，登记处是归他管辖的，所以我便带着这一对男女去找他。他听说有这回事就笑起来了，给我开了一个交给登记官的条子，结婚手续就这样按时办妥了。 直到现在，凡是同我们住在一起的欧洲人，都是我们先前多少有些了解的。可是现在有一个完全陌生的英国妇女进入这个家庭来了。我不记得我们和这对新婚夫妇有过什么不同意见的争执，就算波拉克夫人和我的妻子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不过是一些正常的极为融洽的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罢了。而且应该记住，我的家庭应当被认为基本上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家庭，各种各样脾气的人都可以随便加入。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种和同种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想在这一章里，最好把韦斯特的婚事也一并庆祝了吧。我在这个时候，关于“节欲”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我总希望所有单身汉的朋友都能够结婚。有一次韦斯特要到卢特去探望他的父母，我就劝他可能的话在那里结了婚回来。凤凰村是一个共同的家庭，我们全都被认为已经变成农民了，我们不怕结婚及其通常的后果。韦斯特果然带着韦斯特夫人回来了。她是来自莱斯特的一个美丽的姑娘，出身于莱斯特一家工厂的鞋工家庭。韦斯特夫人本人也在这个工厂里有过一些工作经验。我说她美丽，是因为她内心的美立即吸引了我。真正的美总是包含在心灵的纯洁之中的。同韦斯特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丈母娘，这位年老的夫人现在还健在。她很勤劳，为人又轻快达观，真是使我们望尘莫及。 我一方面劝这些欧洲朋友结婚，同时还鼓励印度朋友们把他们的家眷都接来。凤凰村就这样发展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有半打家属来到这里定居下来了，而且开始繁殖起来。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家务一瞥 上面已经谈到，家庭开支虽然很大，我们在杜尔班时即已开始有了俭朴的倾向。但是根据鲁斯金的教训，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家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检查。 凡是一个律师的家庭所能够达到的检朴，我都实行了。没有一定数量的家具是不行的。 内心的改变比外在的改变要大一些。个人从事一切体力劳动的兴趣增加了。因此我也开始根据这种纪律来教育我的孩子。 为了不买现成的面包，我们开始按照库赫尼的食谱自制不发酵的黑面包。普通的细面粉做起来并不好，我们以为用手磨的面粉一定要更加简单、营养而又经济。所以我便花了七英镑买了一个手磨，这个手磨的铁轮子一个人推起来可很吃力，两个人就很轻便了。波拉克和我，还有孩子们就常常磨面粉。我的妻子有时候也帮一手，虽然磨面的时候，往往就是她在厨房里忙于做饭的时刻。波拉克夫人来了以后，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磨面是孩子们一种很有益的运动。我们从来不强加给他们做这种或其他工作，他们来帮一帮忙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一旦累了，随时可以跑开。然而这些孩子们，其中有几个我以后还要有所介绍，从来没有耽误过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落后的人，但是大部分都干得很起劲。我记得当时很少有不愿意工作或借口疲劳而逃避工作的。 我们雇了一个佣人照顾房子。他象家人一样的同我们住在一起，孩子们也常常帮助他工作。市政厅的清道夫负责倾倒粪便，但是厕所是由我们自己打扫的，从来不叫佣人、或指望佣人去打扫。这对孩子们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结果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对一般清洁卫生自然是比较注意的。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偶而有之，也总是由孩子们自愿担任看护。我并不是说我对他们的文字教育漠不关心，不过我丝毫也不犹豫牺牲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多少有些理由埋怨我。事实上他们有时也不隐藏这种不满，而我多少也得承认有缺点。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是有的，我甚至于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是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下来。由于我没有为他们安排家庭教师，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往来于事务所——大概要走五英里路的样子。这给他们和我很好的运动。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牵挂，我便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除了大儿子哈里拉尔住在印度之外，我所有的孩子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的。只要我天天至少抽出一小时对他们进行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一定会给他们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直是他们和我同感遗憾的事情。大儿子常常私下对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表示；其他几个则认为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而对我慷慨地加以宽恕。我倒不是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是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自己并没有成为理想的父亲。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文字教育是由于我真诚地、也许是错误地相信是为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 我非常清楚为了形成他们的品格，我并没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相信适当地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然作了这些努力，但是每当我的儿子发现有什么欠缺的时候，我确信，他们所反映的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不周，而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双方的缺点。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肉体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气质。环境固然很重要，但是小孩子开始生活的原始本钱却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我也看见过许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是由于他们所继承的是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和我常常因为应当不应当给孩子们英文教育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直认为作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出于这些想法，我便决定日常都用古遮拉特话同孩子们交谈。波拉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在糟蹋他们的前途。他始终认定，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象英文这样一种普遍通用的语文，他们将来在生活的竞争中就会比别人占到很多便宜。他这种见解并没有说服我。现在我已不记得是我的正确态度说服了他呢，还是因为我太顽固而使他作罢。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年以前，而我的信念却随着经验而加深了。我的几个儿子虽然因为缺少充分的文字教育而吃亏，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本族语言的知识对于自己和国家却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象外国人那样感觉陌生了。他们很自然地会了两国语文，用英文讲话和写作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同广大的英国朋友有所往来，而且他们住在一个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里。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四章 朱鲁人的“叛乱” 我虽然自以为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我却没有过过定居的生活。我刚刚感觉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了，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了朱鲁人在纳塔耳“叛乱”的消息。我对于朱鲁人没有冤仇，他们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时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诚的忠心甚至不让我对帝国有恶意的想法。因此这次“叛乱”的是非似乎不致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有一个自卫义勇队，它还在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乱”。 因为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立即回信接受这个献议。 我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幸亏我在没有写信以前，就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备停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把约翰内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个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到凤凰村去安顿下来。这个决定她是完全赞同的。我不记得象这样的事情，她有哪一次曾妨碍过我的意图。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一个正常的通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有些东西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然后我便到杜尔班去征求队员。我们不需要大队人马，一共只有二十四人，除我以外，还有四个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只有一个是自由的。 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当时的习惯，医务长给了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遴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地点，便晓得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叛乱”的事情，也看不见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过甚其词地被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一个朱鲁首领劝人不要缴纳一种向朱鲁人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往收税的军士。总之我是同情朱鲁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心里便高兴了。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因此他们的伤口便溃烂起来，使他束手无策。他以为那些无辜的人，得到我们的看护，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都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去。朱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 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想叫我们不替朱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便激怒起来，破口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干预了。在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礼上校，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我。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道谢。他们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他们是职业军人。威礼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律师。史巴克斯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 马赓志将军则是纳塔耳一个知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是志愿军，因此得到军事训练和经验。 我们所照料的受伤者并不是在战场上受伤的。有一部分人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过来的。这位将军判决他们鞭笞，所以他们便受了重伤。这些人的伤口因为没有人照料，便溃烂起来。 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鲁人，他们虽然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弄错了，开枪打伤了他们。 除了这一项工作以外，我还要给白种人士兵配药，并分发给他们。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早先在布斯医师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的训练。这一项工作使我同许多欧洲人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附属于一支快速队伍。这支队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里有危险，便开到哪里去。它大部分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营地一移动，我们便得抬着担架徒步随军而行。有两三次我们一天要赶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总是感谢上帝，使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误伤的朱鲁人，我们要用担架抬着行军，并照料他们，给他们当看护。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心的追寻 这次朱鲁人的“叛乱”充满了新的经验，给了我很多进行思考的食粮。波耳战争不象这次“叛乱”这样生动地使我感到战争的恐怖。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同很多英国人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每天早上听见士兵们的来福枪声象鞭炮般在无辜的村庄中乱打，要置身其间，确是一种考验。然而这一口苦酒我是咽下了，特别因为我这个救护队的工作只是给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朱鲁人便没有人照顾，因此我的良心倒得到安慰。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叫人不得不加以思考。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几个简单的所谓“未开化的”朱鲁人的村落散处在遥远的山岭和夹谷之间；通过这种森严寂静的境地，不管身边是否带着受伤的人，常常使我陷于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节欲”及其蕴含的意义，而我的信念便根深蒂固起来。我跟同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它是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我却清楚地懂得，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少不了它。我觉得我将来从事这种服务的机会一定更多，如果我还是纵情家室之乐和养儿育女，我对工作便不能胜任愉快。 总之，我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就以当前的情况来说，假如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就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不遵循“节欲”的生活，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便不能没有冲突。如果过着“节欲”的生活，那么两者就能完全获得一致了。 这么一想，我便有些急于想立下最后的誓言。这个决心给我一定的鼓舞。同时想象力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使我看见前途有无限的服务的远景。正当我这样从事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工作时，有消息说镇压“叛乱”的工作差不多快完了，我们不久就可以解散了。过了一两天，我们果然解散了，不到几天工夫，我们全都回到了家里。不久我接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别为救护队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一回到凤凰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尔、摩干拉尔、韦斯特和其他几位讨论“节欲”问题。他们赞成我的意见，并且认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们也提出了困难。其中有几个人勇敢地实行了，据我所知，有的已经成功了。 我自己也纵身跳到里边去——立下终身实行“节欲”的誓言。我必须承认我当时还不晓得这件事的关系那么重大。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这个誓言的重要性是逐渐明确起来的。我认为，不实行“节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和禽兽一样。野兽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有自制的能力。从前我认为宗教经籍中对于“节欲”的赞美是太夸张了，现在一天天看得更清楚了，觉得那些赞美是绝对正当而且是根据经验的。 我知道“节欲”虽然充满着奇异的力量，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只限于肉体方面的事。“节欲”始于肉体的自制，但不止于此。到了完善的境地，它甚至不许有不纯的思想。一个真正的“节欲者”，甚至口腹之欲也不敢放纵。一个人在达到这种境地以前，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对我来说，就是实行肉体上的“节欲”也是充满着困难的。今天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但我还没有达到思想上的完全的自主，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意志薄弱或不够努力，但是那些不正当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向我作突然的袭击，却仍然是我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人们是掌握着锁闭不正当思想的钥匙的，但这一把钥匙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找。圣者和贤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并未给我们留下普遍适用的单方。因为完美无误只能来自上帝的恩惠，所以追求上帝的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如《罗摩衍那》等，都以吉祥和纯洁著称。我们如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上帝的恩典，完全控制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本宗教典籍都有的教训，我在追求完美的“节欲”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感觉到这个教训的真实。 不过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几章还要谈到。我想说明我怎样完成这个目的来结束这一章。最初由于一时的热情，我觉得做起来倒很容易。我的头一个办法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和妻子分床，或者和她分室。 可见我从1900年就随意实行的“节欲”，直到1906年六七月间才以誓言巩固下来。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六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诞生 这时候在约翰内斯堡所发生的事情，都好象在使我这种自洁的功夫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初步工作。我现在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有因为“节欲”的誓约而达到极顶的重要事件，都在暗地里替这个运动作着准备。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是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发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实在说，当这名称诞生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过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句的含义太狭隘了，我还发觉它被当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不可以成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对这些解释，而说明印度人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显然，印度人必须创造一个新字来表示这个斗争。 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字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 这个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我在南非生活的历史，特别是我在那里体验真理的历史。我在耶罗佛达狱中写了这部历史的一大部分，出狱以后才全部写完。它最先发表于《新生活》，后来才印成单行本。华尔济·戈温吉·德赛先生曾为《思潮》译成英文，不过我现在正在安排尽早出版一部英译本，以便人们易于熟悉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实验。对于那些还没有读过我那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的人，我愿意介绍他们读一读。这里我不想重复那本书的内容大意，但是以下几章我要谈一谈该书所没有谈到的我在南非的几件个人遭遇。这以后，我将立即给读者提供一些我在印度体验真理的情况。因此想要按照严格的编年史体裁来看待这些体验的读者，现在就可以好好地抓住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历史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七章 饮食方法的更多的体验 我急于要在思想和言行上实行“节欲”，我也同样热望于把大部分的时间贡献给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并以培养纯洁的气质来使自己适应这种做法。因此就饮食问题来说，我又作了更多的改变以便对自己加以更大的节制。从前的一些改变，动机大多数是出于议究卫生，可是这一回新的实验却是着眼于宗教观点。 现在绝食和节制饮食在我的生活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形影相随的。我的情形就是这样。为了控制情欲和食欲，我遇到过不少困难，就是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把它们克服了。我自以为是一个能吃能喝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朋友们认为我应该克制的东西，我却没有感觉到。如果我的克制能力达不到现有的程度，我就降低到让野兽还不如的地步，自己也就老早完蛋了。然而，正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我才能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它们，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这些年来我才能够振作起来工作。 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且意外地和气味相投的人交上了朋友，我开始纯粹以水果充饥，或者是在”叶卡达希”日绝食，和其他类似的节日也绝食。 开始的时候，我吃的是水果，但是从节制的观点来说，水果和谷物实在没有什么差别。 我发现如果以同样的嗜好对待这两种食物，只要习惯了，可能还吃得更凶。因此对于绝食以及在节日一天只吃一顿的做法，我就更加看重了。而且只要遇上忏悔之类的场合，我总是乐于利用它来进行绝食。 然而我还明白，由于现在身体更加枯竭了，食物有了更好的滋味，而胃口也更大了。我知道绝食可以作为放纵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如同它可以作为节制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一样。以后我自己和别人的许多经验都可以为这个奇异的事实提供证明。我要改善和锻炼身体，但是因为我现在主要的目的是要达到节制和征服我的口欲，我先是挑选一种食物，然后再挑选别的，同时则限制食量。但是我的胃口还是象从前一样旺盛。当我不吃某一种东西而改吃另一种东西的时候，这后一种东西往往比前者更加鲜美和好吃。 我在进行这些实验的时候，都有一些同伴，其中主要的是赫曼·卡伦巴赤。关于这位朋友，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一书中已经谈过了，这里我不想重复。无论是在绝食或改变饮食的时候，卡伦巴赤先生总是同我一起进行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高潮时，我同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我们商量变换食物，从新的食物中比从旧的食物中找到了更大的乐趣。 当时谈论这些事情是兴味盎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不恰当。然而经验教导了我，讲究口味是错误的。吃东西并不是为了满足口味，而是为了保持体力。当每一种感觉器官都在为身体效力而且通过身体支持着灵魂的时候，食物的特殊滋味没有了，这时食物才是以大自然期望于它的方法开始发挥其作用。 为了达到这种同大自然相和谐的境地，实验多少次都不嫌多，任何牺牲也不嫌大。然而不幸的是，现在的潮流却在强烈地朝相反的方向奔流。为了粉饰行将消灭的肉体，为了力图把其生存的时间延长片刻，我们并不以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为耻，其结果是我们毁灭了自己，肉体和灵魂同归于尽。为了治疗一种旧病，我们引起了成百种新的疾病；为了享受声色之娱，我们终于连享受快乐的能力都丧失殆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眼前掠过的事实，但是再没有比那些视而不见的人更盲目了。 这样把目的和意图交代清楚以后，现在我要较为详细地谈一谈饮食方法的体验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嘉斯杜白的勇气 我的妻子生平有三次因为重病而濒于死亡。她的病是用家常药品治好的。她害头一场大病的时候，非暴力抵抗运动正在进行，或即将开始。她患痔疮。有一次医药界的朋友主张动手术，她有些犹豫，后来还是同意了。她的身体极为衰弱，所以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实行麻醉。手术经过良好，但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还是以非凡的勇敢支撑过来了。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全副精神来看护她。这是发生在杜尔班的事情。医生让我到约翰内斯堡去，嘱我不必为病人担忧。 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信说，嘉斯杜白病况恶化，身体过弱，甚至不能坐起来，而且一度不省人事。医生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给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挂了一次长途电话到约翰内斯堡我我，请我允许他给她牛肉茶喝。我答复他说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她的病况允许她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样做都可以。“可是，”医生说道：“我不能为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见。还是请你自己回来一趟吧。如果你不让我按需要规定病人的饮食，我就不能对你的夫人的生命负责了。” 我当天搭上火车回杜尔班，见到了那位医生，他安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给甘地夫人喝上牛肉茶了。” “大夫，这可是一种欺诈了。”我说道。 “给病人开药方和规定饮食，谈不上什么欺诈不欺诈。事实上我们做医生的，为了救活病人，即使哄骗病人或隐瞒他们的亲戚，也当作是一种美德。”医生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我很痛心，但还强作镇静。这位医生是个好人，也是我们个人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尽，然而我并不打算容忍他那医学上的道德。 “大夫，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我决不让我妻子吃肉，即使她会因此致命。当然，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也没有话说。” “你的哲学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夫人在我的治疗之下，我便有权按我的意见给她任何东西吃。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做，很对不起，我不得不请你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说，要我马上把她带走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你把她带走？我只是叫你给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这样办，我的妻子和我将为她竭尽所能，而你也可以离开这里，不必有丝毫牵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简单的道理，那便等于强迫我叫你把她从我这里带走。”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儿子跟着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母亲不应当喝牛肉茶。接着，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实在太弱了，不应当和她商量这样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医生和我的谈话告诉她，她给了我一个坚决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这个世界上，生为人类是一件难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这种可憎的东西玷污。” 我恳求她说，她不一定要听从我的说。我给她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时也拿肉和酒当药吃喝而并无禁忌。可是她非常坚执，她说：“不，请你马上把我带走。” 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决定把她带走时，内心却也不是毫无激动。我把她的决心告诉医生。医生气得叫起来：“你是个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这个样子，你还把这件事告诉她，你应当感到羞耻才对。我老实告诉你，她不宜于移动。她连一点震动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办，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给她牛肉茶喝，那我就连一天都不敢冒险把她留下来。” 我们于是决定立刻离开那个地方。那时正在细雨霏霏，而到车站又有一段路程。我们要从杜尔班乘火车到凤凰村，再从那里走两英里半的路，才到我们的村子。这无疑是在冒着极大的危险，但我信赖上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派人先到凤凰村请韦斯特预备一付吊床、一瓶热牛奶、一瓶热水和六个抬着嘉斯杜白的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在那危险的情况之下把她放上车子赶着去搭下一班的火车。 嘉斯杜白用不着鼓励。相反她倒安慰我说：“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别担心。” 她已经几天没有吃有营养的东西了，显得瘦骨嶙嶙。火车站的站台很长，人力车不能拉进去，人们要上火车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着她上车。我们用吊床把她抬到凤凰村，她在那里靠着水疗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们到凤凰村两三天以后，有一个史华密来看我们。他听说我们拒绝了医生的意见，抱着同情心来劝导我们。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的二子曼尼拉尔和三子兰达斯都在那里。他引证的话说，吃肉无损于宗教。我不喜欢他在我妻子跟前进行这种辩论，但为礼貌起见，只好容忍。我读过《摩奴法典》这几句话，我用不着它们来决定我的主张。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认为这些话是出于虚构，即使不是虚构，我的素食论的观点和宗教经训并无关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她对于经籍从未问津，但是她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宗教已经够她应用了。我的儿子自然是崇奉父亲的信仰，所以他们并不管史华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史华密吉，无论你怎么说，我总是不愿意用牛肉茶来治病。请你不要再麻烦我了。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讨论讨论。但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九章 家里的非暴力抵抗 我第一次尝到坐监牢的滋味是1908年的事情。我晓得犯人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则正是一个实行“节欲”的人——希望实行自制的人必须自觉遵守的。例如其中有一条规定：最后一顿饮食必须在太阳落山以前吃完。无论是印度犯人还是非洲犯人都没有茶或咖啡喝。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煮熟的食物里加一点盐，但是任何足以满足口味的东西都不准吃喝。有一次我要求监狱里的医官给我们一点咖哩粉，并且让我们在煮东西的时候加一点盐，他却说：“你们到这里不是来讲究吃的。从健康的观点来说，咖哩粉并不是必要的，至于煮熟以前还是以后加盐，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这些规定都修改了，虽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这两条办法却是大有助于自制的。 外力所强加的禁规本来是很少成功的，但是如果是出于自愿，肯定是会产生有益效果的。所以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立刻就给我自己规定了这两条。当时只要可能，我就不喝茶，而最后一顿饭总是在日落以前吃的。 这两条我现在实行起来已经毫不困难了。然而后来还有一次机会迫使我连盐也不吃了，而且这条禁规我一直执行了十年。我读过一些论素食的书，据说食盐并不是人类饮食的必需品，而且没有盐味的食物，倒是更有益于健康。我因此推论，一个实行“节欲”的人，以不吃盐为宜。书上说，我自己也认识到，身体虚弱的人应当戒吃豆类，而我却很喜欢吃豆类。 嘉斯杜白动过手术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稍好一些，但不久又流起血来了，而且这种病似乎很顽强。水疗法本身解决不了问题。她对我的治疗方法没有多大信心，虽然她并不加以拒绝。她当然不找外人帮助。因此在我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失败以后，我便恳求她戒绝盐和豆类。不管我怎样劝告，不管我引用了多么有权威的话来支持我的说法，她却是不同意。最后她向我挑战地说，如果有人劝我这样做，我也不会放弃这些食物的。我一方面感觉痛心，同时却又高兴——高兴的是，我得到了一个向她表示爱护的机会。我对她说道：“你弄错了。 如果我有病，医生劝我戒食这些或其他的东西，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瞧吧，哪怕没有医生的劝告，我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不论你是否这样做。” 她极为震惊，很过意不去地喊道：“请你饶恕我吧。我了解你，我不应当这样刺激你。 我答应戒食这些东西，但是看在老天爷分上，千万收回你许下的愿吧。这太使我难过了。” “你肯戒食这些东西是再好不过了。你不吃这些东西，我一点也不怀疑对你会有好处。 至于我，我不能把认真许下的愿收回来。而且我相信这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所有的节制，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总是对人有益。所以你不必管我。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也是帮助你实行这个决心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她于是不再干预我了。“你太倔强了。谁的话你都不听。” 说完，她竟丝丝地流下泪来。我把这件事当作非暴力抵抗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一生最甜美的回忆之一。这以后嘉斯杜白的健康就很快地恢复了。这究竟是因为戒除食盐和豆类的结果，还是由于她的食物有了其他的改变，究竟是因为我严守其他生活规则的结果，还是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的精神上的喜悦，果真如此，又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我都不得而知。然而她当真很快就好了，流血也完全停止了，而我这“庸医”的名声也因此而增加了。 至于我呢，我因为这些新的限制而获益不浅。过去的东西我从来不加怀念。这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我的感情比以前更加驯服了。这一个试验使我更趋向于自制的努力，因此，直到我回到印度许久以后，我还在戒除这些东西。只有1914年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又一次吃了这两样东西。不过我以后还要谈到，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怎样吃上这两样东西的。 我还劝我的许多同事戒除食盐和豆类，这种试验在南非的效果很好。就医学上说，对于这种吃法的价值也许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就道德上说，所有的自制都对心灵有益，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和一个耽于享乐的人，他们的食品当然是不同的，正如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一样。奉行“节欲”的人往往因为采取适于享乐生活的行径而宣告败北。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章 致力于自制 我在前一章说过，嘉斯杜白的病怎样促成了我的饮食的变化。后来为了实行“节欲”，饮食上的变换就更多了。 头一个改变是，我最初是从赖昌德巴伊那里知道，牛奶是刺激性欲的一种饮料。有关素食论的书籍也支持了这种意见，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许愿节欲，我一直拿不下主意不喝牛奶。我早就明白牛奶并不是支持肉体所必需的，但是禁绝不喝却不容易。为了自制而不喝牛奶的必要性正在增长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加尔各答寄来的几本书，谈到母牛受饲养人折磨的情形。这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影响。我同克伦巴赤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虽然已经向读者介绍过克伦巴赤先生，前面有一章我也谈起他，我以为这里还有必要再提一提这个人。我们的认识是很凑巧的。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因为发现他有脱世的气概，便把他介绍给我。 我一认识了他，便对他的喜爱奢侈和夸耀感到惊异。但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问了许多有关宗教的问题。我们偶尔谈到乔答摩佛陀的出家。我们一见如故，不久便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到我们的思想一模一样，而且他相信，凡是我所进行的自我改造，他一定要身体力行。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身汉，每个月个人的开销达1，200卢比，房租还不计算在内。现在他已大大地简化了，每个月的花费只有120卢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狱以后，我们便住在一起。我们当时的生活确实艰苦。 我们讨论有关牛奶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克伦巴赤先生说道：“我们老是说牛奶有害，那么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于这个建议，我感到可喜的惊奇，我热烈欢迎这个建议，我们决心从此不再喝牛奶。这是1912年在的事情。 然而这个改变并不能使我满足。这以后不久我又决定单纯以水果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们的心意是过最穷苦的生活。 吃水果还是一种极为方便的事情。煮饭烧菜的事情实际上不必要了。生的花生、香蕉、枣子、柠檬和橄榄油就是我们通常的粮食。 这里我必须对那些奉行“节欲”的人发出一个警告。我虽然在饮食和节欲之间找到了密切的关系，心灵肯定是主要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心灵有意识地不洁净，绝食也不能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什么用处。迷恋女色的人，除非加紧自我检查，向上帝投降，最后得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心灵是无法洁净的。然而心灵和肉体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而色欲的心灵往往耽于美味和华饰。为了摆脱这种倾向，节制饮食和绝食显然是必要的。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所以肉体总是需要清洁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的绝食。 凡是以轻微的节制饮食和绝食的办法进行自制的人，其错误一如完全依靠节食和绝食的人一样。就我的经验来说，对于那些一心想要自制的人来说，节食和绝食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色欲的心灵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一章 绝食 就在我停止喝牛奶和不吃谷物并开始实验以水果为主食的时候，我开始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克伦巴赤先生也参加一起绝食。过去我也常常绝食，但是那纯粹是为了健康的关系。自制需要绝食，这一点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出生于一个毗湿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亲又是一个坚守一切誓约的人，我在印度的时候，就奉行“叶迦德希”和其他的绝食，不过我这样做只是简单地模仿我的母亲并取得父母的欢心。 当时我并不了解，而且也不相信绝食有什么用处。但是因为看见我所说的那位朋友绝食而得到好处，我便学他的样子开始实行“叶迦德希”绝食，希望借此支持节欲的誓言。印度教徒绝食的日子，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这种绝食已成为我的家常便饭，所以现在我便完全绝食，只是喝水而已。我开始这种实验的时候，印度教历的正巧和伊斯兰日历的兰赞月同时。甘地家族不但遵奉毗湿奴教派，而且也遵奉赛义德的誓约，不但到赛义德的教堂去，也到毗湿奴的神庙里去。我们家里有一些人到了司罗梵月，常常是整个月实行，我决定照样实行。 这些重大的实验都是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的，这时克伦巴赤先生和我，还有几户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包括青年和儿童，都住在一起。我们为这些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其中有四、五个人是穆斯林。我始终帮助和鼓励他们遵守他们所有的宗教习俗。我常常检查他们是不是天天做礼拜。其中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认为鼓励他们遵守各自的教规是我的职责所在。所以在这个月份里，我总是劝导穆斯林青年奉行兰赞绝食。我自己当然是实行“普拉度萨”，不过现在我却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同我一起绝食。我向他们说明，同别人一起进行任何自制的行为，总是一件好事情。农场里有很多人欢迎我的建议。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模仿穆斯林；这样做也是不必要的。穆斯林青年一直要等到太阳落了才吃早饭，别的人并不是这样做，所以他们就能够为穆斯林朋友们做一点好吃的东西以招待他们。印度教徒和其他的青年在第二天太阳上升以前吃上他们一天的最后一餐，他们并不要求穆斯林作陪，而且除了穆斯林以外，别的人在绝食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喝水的。 这些实验的结果是，大家都相信绝食是值得的，而且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可贵的集体精神。 我们住在托尔斯泰农场的人，都是素食者。我感激地承认，我应该向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致谢。那些穆斯林青年在兰赞月份里，一定错过了吃肉的机会，但是他们谁也不让我知道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吃素，也吃得津津有味，而印度教青年也常常为他们做一点好吃的素食，以符合农场里纯朴的生活。 我有意在这一章中间把话题扯开，因为我不能够把这些甜蜜的回忆插到别的地方，而且我已经间接描述过我的一种个性，就是往往喜欢把我以为是好的事情也叫我的同事们共享。 绝食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幸亏有“普拉度萨”和“兰赞”禁食的习俗，使我很容易引起他们把绝食当作自制的一种手段的兴趣。 自制的气氛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农场里散开了。农场里所有的人现在都开始参加我们部分的或全部的绝食，这一点，我相信是非常好的。这种自制触及他们的内心究竟有多深，帮助他们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说不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却很大。然而我明白，对大家来说，要得到同样的效果并不一定要进行这样的绝食和遵循类似的规矩。 绝食有助于克制性欲，只有以自制为目的的时候才有效果。我有一些朋友绝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加了。这就是说，除非伴之以不断的要求自制，绝食是没有用的。就这一点来说，《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倒是值得引用：绝食者其情外露，情之所求者消逝，眷恋之情尚存；一俟会见上苍，眷恋之情并无。 所以绝食和类似的纪律，只不过是达到自制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并非一切，如果肉体上的绝食而不随之以精神上的绝食，结果必然是虚幻而不幸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二章 当校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我在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没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记住这一点，就容易弄清这几章之间的联系了。 由于这个农场的成长，我们发现必须为农场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条件。当时农场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个印度教徒女孩。专门给他们聘请教员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合格的印度教员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没有人愿意为那么一点儿工资跑到远离约翰内斯堡21英里远的地方去教书。况且我们也没有很多钱。而且我认为不必要从外面聘请教员到农场里来。我不相信现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凭经验和实验找出真正的办法，我只懂得这么一点，即理想的情况是：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我是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青一代的责任。 这个想法无疑地不是没有缺点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从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中长大的，而且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居于家长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够以完全的公正对待他们呢？ 然而我始终认为内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训练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别，因此我决定象一个父亲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给他们的教育奠定适当的基础，只要基础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可以学会一切其他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还有文字训练的必要性，我在克伦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赛先生的帮助下开了几个班。我对体力训练也不放松。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因为农场里没有佣人，所有的事情从烧饭到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自己干。农场里还有很多果子树需要照顾，而且还有足够的种植花木的工作要做。克伦巴赤先生是喜爱种花的，他在政府的一个示范花园里获得了一些这种工作的经验。农场里的人，不论老少，只要不是在厨房里工作的，都有义务做一点园艺工作。这个工作，孩子们做得不少，包括挖土、砍树和搬运东西。 这给了他们很多运动。他们很高兴做这工作，所以一般说来，他们不再需要别的运动或游戏。当然有的人，有时是所有的人装病和偷懒。有时我也姑息他们这种把戏，不过我常常是严格对待他们的。我敢说他们是不喜欢严格的，可是我不记得他们有谁反抗过。每当我严格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以说理的方法使他们相信，把工作当儿戏是不对的。然而这种效果维持不了多久，他们又会抛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这么训练他们的，而他们总算有了很强壮的体格。农场里几乎没有人害过病，虽然应该说，新鲜的空气和水，还有定时的饮食对这一点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还想就职业训练说一句话。我的意图是叫每一个青年人都学到某种有用的手艺。克伦巴赤先生为此跑到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学习做鞋。我向他学会了这种手艺，并传授给那些打算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克伦巴赤先生还懂得一点木工，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懂得，于是我们开了一小班木工的课程。烧饭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学会了。 这一切对他们全是新鲜的。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会学这些东西。因为一般说来，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够得到的唯一训练是读、写、算三者而已。 在托尔斯泰农场，我们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教员没有做的事，就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们做的工作，总是有个教员合作并且真正同他们一起工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青年人无论学什么，总是兴高采烈的。 关于文化训练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谈。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三章 文化训练 前一章已经谈到我们怎样在托尔斯泰农场进行体力训练和职业教育。 虽然进行的方法并不完全使我满意，但可以说多少是成功的。然而，文化训练却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我既没有所需要的资料，也没有文字上的修养；而且我也没有我希望投入这项工作的时间。我通常所进行的体力劳动往往使我到晚上疲累不堪，而在我最需要有一点休息的时候，我又得去上课。如果不是为了上课的时候精神好一些，我是可以勉强不睡觉的。早上的时间是做农场和家务的事情，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得安排在午饭以后，此外再没有别的时间适合于上课了。 文化训练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都教，教学都是以孩子们的方言进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得学的东西。 我担任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课程。我所懂得的一小点泰米尔文是在船上和狱中学到的。我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尔语手册》。我所认得的乌尔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学会的，而我所懂得的乌尔都语也只限于我从穆斯林朋友们那里学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至于梵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学所学的那么一点，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见得比人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进行教学的资本。由于我的文字修养贫乏，我的同事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对于祖国语文的热爱，我对于作为教员的能力的自信，还有学生们的无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宽宏大量，对我都很有帮助。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生长在南非的，所以泰米尔话懂得很少，文字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学生们明白，他们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会话上超过我，而当不懂得英文的泰米尔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我的翻译。我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掩饰我的无知。总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们显示我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的泰米尔文知识虽然极为贫乏，我从来没有失掉他们的敬爱。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乌尔都文是比较容易的。他们记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们读和写的兴趣就行了。 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认得字、没有上过学校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工作的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免得他们偷懒以外，能够教他们的实在很少。正因为我以此为满足，所以我能够吸引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不同的课程。 至于课本，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一直没有感觉有此需要。我甚至不记得怎么利用当时找得到的书籍，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给孩子们堆上多少书籍。我始终觉得学生们的真正课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少拿书本上的知识教我，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不依靠书本所教给我的东西。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所得到的东西比通过他们的眼睛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省事。我不记得我同我的孩子们从头到尾读过哪一本书。但是我用自己的语言把我所读过的并且经过消化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那些东西，他们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得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用嘴讲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背出来。读书是他们的一个任务，但是当我设法使我的课程能够引人入胜的时候，他们就把听我的讲解当作一种乐趣。而从他们由于听我的谈吐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上，我可以衡量他们的理解能力。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四章 精神训练 孩子们的精神训练，比起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训练来，要困难得多。在精神训练这件事情上，我依靠宗教书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对于自己的宗教，都应当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他自己的经典，也应当有一般的知识，因此我尽力把这种知识提供给他们。然而这在我看来，不过是智力训练的一部分。远在我负责教育托尔斯泰农场的儿童以前，我便晓得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上帝和自我实现。我以为这是训练青年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其他所有的训练如果没有精神陶冶，就没有用处，甚至是有害的。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但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宝贵经验的准备工作拖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实现，而是衰老之年，犹如再度经历可悲的儿童生活，成为人世间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即1911—1912年，还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种精神训练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我教孩子们熟读和背诵圣诗，我也将有关德育的书念给他们听。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同他们有了比较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才晓得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得之于体力运动，智力训练得之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能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总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个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师，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可能的。如果我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说实话，那是白费力气。一个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须永远用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便成为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纯良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可以说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强对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大半是这些委托给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发作起来。我气极了。 我从来没有处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设法同他讲道理，但他却象金刚石一般坚硬，甚至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旁边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里发抖，这情形，我敢说他是看见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完全新的经验。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宽恕。他之所以哭，并不是因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报复，他尽可以回敬我一拳，因为他是一个十七岁的体格结实的青年。他懂得我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违抗过我。可是我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恐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现的，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对体罚。我记得只有一次我对自己的一个儿子使用过体罚。因此时至今日，我还不敢断定我那次使用戒尺是不是正当。也许那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出于激怒和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难过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倒可以心安理得。然而那一次打人的动机是复杂的。 这件事情激发了我的思想，并且教会了我纠正学生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个方法在当时是否有效。那个青年不久便忘记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以后有过多大的进步。然而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师对学生的责任。 这以后，男孩子们还常常发生犯规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使用过体罚。因此我从在我管教之下的男女孩子们所经受的精神训练的体验里，越发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五章 良莠之分 就在托尔斯泰农场的时候，克伦巴赤先生引起我注意一个从前我没有理会过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农场里有些不规矩的坏孩子，其中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我的三个儿子天天同他们接触，别的孩子也和我的儿子一样，天天同他们在一起。这使克伦巴赤先生大为不安。 然而他所注意的是他以为我的·儿·子不应当同这些不守规矩的儿童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说出来了：“你让你的孩子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们将来一定要学坏的。” 我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是否使我为难，但是我记得我对他说的是什么：“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同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分开呢？我对于他们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些儿童是我请来的。如果我发一点儿钱把他们开除了，他们立刻就会跑回约翰内斯堡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说老实话，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大概以为他们到这里来，倒是给了我一份人情。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多不方便，这一点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职责是清楚的。我必须把他们留在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须同他们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要我教我的儿子从今天起觉得他们比别的孩子优越。叫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就会把他们毁了。叫他们同别的孩子来往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分别出善恶来。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对别的孩子也会有好影响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叫他们在这里；如果这也算冒险的话，我们只好冒这个险。” 克伦巴赤先生摇头不答。结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会因为这种试验而变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们实在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自高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相处。他们受过考验，懂得纪律。 这一次和其他类似的试验使我晓得，如果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合起来进行教育并将他们混在一起，好孩子是不会有所损失的，只要这种实验是在他们的父母和监护人的细心监察之下进行的。 用消过毒的棉花包起来的孩子，未必就能使他们免受诱惑或污染。诚热，若把受过各种教养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进行教育，就会使父母和教员受到一种极为严重的考验。他们必须经常保持警觉才行。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六章 把绝食当作忏悔 我越来越发清楚，把男女儿童抚育成人并以正当的方法教育他们，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如果我要成为他们真正的教师和监护人，我就必须触动他们的心弦，分担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把他们青年时代的奔放的热情纳入正轨。 某些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从监狱出来之后，托尔斯泰农场差不多没有人了。剩下来的几个人可以说都是凤凰村的，所以我叫他们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须经历一次激烈的锻炼。 当时我必须往来于约翰内斯堡和凤凰村之间。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得到一个消息说，书院里有两个人有堕落的行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显然失败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这个消息的到来，却象一个晴天霹雳。我当日乘火车赶回凤凰村，克伦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 他看到我当时的神情，不忍叫我一个人独往，因为带来那个令我难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对自己应负的责任似乎清楚了。我觉得被监护人或学生的堕落，做监护人或教师的总得承担一部分责任。于是我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便象白书一样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过我，但是因为我秉性易于相信别人，并没有理会她的话。我觉得要使犯罪的人晓得我的痛苦和他们自己堕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进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决定绝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为期四个半月。克伦巴赤先生想劝阻我，但是没有效果。最后他也赞成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坚持要同我一起绝食。我不能拒绝他这种毫无掩饰的关怀。 我感到大大地轻松了，因为这个决定使我释去心中的重担。我对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纯粹的怜悯。我的心情因此大为轻松，并且带着这种心情到达凤凰村。我对这件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须知道的细节。 我的忏悔使每一个人都难过，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关系也就更加坚固而真实了。不久以后由于这件事而发生了一种情况，使我不得不绝食十四天，获得了连我也没有意想到的结果。我叙述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当学生有败坏道德的行为，教师就应当绝食。不过我以为，有时候的确需要采取这种断然的办法。但是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养。如果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爱，如果学生的罪行没有打动教师的心弦，如果学生对教师缺乏敬意，绝食就不适当，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绝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师应对学生的错误负责，却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忏悔对我们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我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受什么影响。读者大概还记得，我在进行忏悔的整个期间，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绝食的后期却使我相当难受。我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罗摩那玛”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减少。 而且我还不懂得绝食的技术，特别是绝食时需要多喝水，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恶心和淡而无味。此外，第一次绝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绝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绝食的时候，我天天按库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绝食期间，洗了两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为水喝得少，喉咙干燥，身体虚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声音说话了。虽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写字的时候，我还能够口授写作。我经常听《罗摩衍那》和其他的经典。凡是紧急的事情，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讨论和提出意见。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七章 应戈克利之召 去伦敦关于南非的许多回忆，我必须从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结束的时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伦敦回国。于是嘉斯杜白、克伦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间乘船赴伦敦。 我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期间，便开始乘坐三等车船旅行。所以这一趟航行，所买的也是三等舱的船位。不过这条路线的三等舱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国内的三等火车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车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够、睡铺很少，而且很不干净。可是这一回去伦敦，船上不但有足够的舱位，而且很干净，轮船公司还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给了我们一个专用的盥洗间，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厨房特别供给我们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规，三等舱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这些便利使得我们十八天的航行过得很舒服。 这一次航行发生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克伦巴赤先生很喜欢望远镜，他有一两只很值钱的望远镜。我们每天总有一次谈论这个问题。我竭力使他明白，带望远镜是和我们想要达到的简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们站在船舱里靠窗的地方，发生了热烈的讨论。 “与其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题目，为什么不把它们丢下海去呢？”我说道。 “倒霉的东西当然可以丢掉，”克伦巴赤先生说道。 “我指的是这个，”我说。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于是我便把他的望远镜丢下海。这个望远镜价值七个英镑，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伦巴赤先生对它的喜爱少得多了。然而克伦巴赤自从舍弃了它，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不过是克伦巴赤先生和我之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之一而已。我们天天都用这办法学到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两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为了向真理进军，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则就达不到真理。一个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图，言语可能是真诚的，但他永远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寻找真理，就是要完全从爱与憎、福与祸的双重包围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起程的时候，我才停止绝食不久，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作一点运动，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东西。可是我连这一小点运动都受不了，两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伦敦的时候，情况比在南非的时候更坏。我在伦敦认识了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我把绝食和后来所感觉的不适都告诉他，他说：“如果你不彻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没有用了。”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绝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对于胃口还应该有所节制。停止绝食也许比进行绝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节制。 船到马得拉的时候，我们便听说世界大战有随时爆发的可能。当我们进入英吉利海峡，便得到消息说，大战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过整个海峡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两天才开到南安普敦。 战争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们于六日到达伦敦。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八章 我在大战中所做的事 我一到伦敦便听说戈克利因为健康的关系曾去巴黎，现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交通已经断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见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国的，但是谁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时候会来。 那么我这时候做什么好呢？我对于大战有什么责任呢？当时有一个曾和我同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正在伦敦学习法律。因为他是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坚强的参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国留学，以便取得律师的资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费用由普兰吉望达斯·梅赫达医师负责。我同他，并且通过他的介绍，还同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以及其他当时留学英国的几个人一起开会。和他们商量之后，我们便召开了一个英国和爱尔兰的印度侨民大会，我把我的意见向大会作了陈述。 我觉得侨居英国的印度人在战争中应当做一点工作。英国学生已经投笔从戎，印度人也不应该落后。这种主张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说，印度人和英国人有天渊之别：我们是奴隶，他们是主人。主人有急难的时候，奴隶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隶的，难道不应当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吗？当时我并不以这番议论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如果我们想利用帮助英国人并跟他们合作来提高我们的地位，那我们便应当在他们有急需的时候，支持他们以博得他们的同情。虽然制度是错误的，我并不以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认识一样。然而要是我今天对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颠政府合作，那末当时那些朋友不但对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对官员们也已经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又怎么办呢？ 当时反对我的朋友们，认为这正是大胆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进印度人地位的时候。 我则认为我们最好不在这个时候乘英国之危，而且我以为在战争期间不以我们的要求相胁，是更合适、更有远见的。因此我坚持我的意见，并号召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登记为志愿队。响应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队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给克立威勋爵写了一封信，把这些事实告诉他，表示我们愿意受训以担负救护工作，如果这也算是接受我们这个要求的先决条件的话。 克立威勋爵经过一番迟疑之后，便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由于我们肯在危难关头为帝国服务，表示感谢。 志愿人员开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医师的手下接受看护伤兵的基本训练，为期六周，时间虽短，初步的课程却也全部学完了。 我们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进行考试，只有一个人不及格。这时政府提供了军事的和其他的训练，贝克上校奉派负责这项工作。 伦敦在这些日子里的情况是值得一看的。大家没有惊慌的样子，但是大家都忙着尽力帮助做一点事情。健壮的成年人开始接受战斗员的训练，可是老弱的人和妇女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工作有的是。例如她们可以为伤兵裁制衣服和裹伤布等。 有一个妇女俱乐部尽了最大力量给士兵们做了很多衣服。沙罗珍尼·奈都女士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她全心全意投入了这个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她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拿给我设法去缝制，然后再还给她。我欢迎她的要求，我在受看护训练期间由于朋友们的协助，尽量设法缝制了很多衣服。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九章 精神上的难关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为战争服务的消息一传到南非，我便接到了两个电报。其中一个是波拉克先生打来的，他责问我的行动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这种非难我本来就有点预感，因为我在我所主编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讨论，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承认战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杀害我的敌人，我更不应该参加战争，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这次战争的原因及其意义的时候。朋友们当然都知道我从前在波耳战争中服过役，但是他们以为我的观点从那时以来就已经改变了。 其实当时促使我参加波耳战争的那种说法在我这次的行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参加战争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责总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原理。我们都是生活在互相残杀的火焰中的无助的凡人。 俗语说生命依生命而生，这有很深的意义。如果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进行对外界的杀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动— —必然造成某种杀害，即对于生命的摧残，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动都是出于怜悯，只要他尽力避开了对于微小如虫的动物的摧残，并设法加以营救从而不断地致力于从杀生的可怕的樊笼中解脱出来，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会不断地成长，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外界的杀生。 还有，因为“非暴力”包含着一切生命的统一，一个人的错误就不能不波及其余，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杀生。只要他依然是一个社会上的生物，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社会的存在本身所进行的杀生。一旦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他的职责就是阻止战争。凡是承担不起这种责任的，凡是没有力量抗拒战争的，凡是不配抗拒战争的，就可以参加战争，同时则竭力设法把他自己、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从战争中解救出来。我早就希望依靠不列颠帝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受到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并且在它的武装力量的庇护下求得安全，我直接参加了它的潜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希望保持我同帝国的关系并在它的旗帜下生活，我的前途只有三条道路：我可以宣布公开抗拒战争，而且按照非暴力抵抗的法则，对帝国实行抵制，直到它改变其军事政策为止；再不然我就采取不服从那些可以不服从的法律的办法而以不文明的罪名而入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站在帝国这一边参加战争，从而取得抵抗暴力战争的能力和锻炼。我正缺少这种能力和锻炼，所以我想除了为战争服役之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从“非暴力”的观点来看，我分不清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参加匪帮的人，不管他是为他们搬东西，还是在他们行劫的时候为他们放哨，还是在他们受伤的时候为他们看护，他所犯的罪是和土匪们一样的。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战争中只为伤兵当看护的人，也不能逃避战争的罪过。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电报以前，就已经这样地把这件事情作了通盘的考虑，一接到他的电报，又把这些看法同几个朋友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我有责任为战争服役。时至今日，我还看不出我那种说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到现在还赞成同英国人保持关系。 虽然我当时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场的正确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它承认各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见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认真在各界促其实践的人作尽可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不应当置习惯于不顾，他必须永远保持谦逊，只要一发现自己错了，就必须不顾一切承认错误并作补偿。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章 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虽然我就这样当作一种责任参加了战争，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参加，事实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我还被迫进行了可以说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说过，我们的名单一被批准便有一个军官被任命来负责我们的训练事宜。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这个指挥官之作为我们的首长只是就技术事务而言，就其他事务来说，我算是这个队的队长，也就是说，我直接负责内部纪律的事务，这个指挥官要处理队里的问题，就得通过我进行。可是这个军官从一开始便打破了我们这种想法。 索罗布吉·阿达加尼亚先生是一个机灵的人，他警告我说：“要留心这个人，他象是存心要来当我们的太上皇，我们可别听他的。我们准备把他当作一个导师，但是他所派来指导我们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为是我们的上司似的。” 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来训练我们的，是这个指挥官派来当我们的小队长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这个指挥官的强暴来，不过我劝索罗布吉不要着急，并设法使他平静。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这些家伙会用假话欺骗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叫我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难过了，而且还要叫我们同你一起难过。”他笑着说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难过以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说道。“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就让那个指挥官欺负我们吧，我不是告诉过你无数次欺人者终归是自欺吗？” 索罗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继续受人欺负吧。总有一天你会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还拖着象我这样的可怜人。” 这些话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弥丽·贺布豪斯小姐写给我的一封关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为了真理而走上绞刑架，我是不会感觉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护你。” 同索罗布吉谈这一席话是在那个指挥官奉命到我们队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们同他的关系便到了爆发点。我绝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我刚参加部队的时候，我常常要从家里走两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点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参加周末露营。别人都留下了，我却回家，这就发生了非暴力抵抗。 这个指挥官开始执行他的权威，多少有些过于随意。他叫我们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问题上，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都是归他负责，同时给我们尝一尝他的权威。索罗布吉急忙来找我，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来忍受这样粗暴的做法。他说：“我们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过你发下来，我们还在训练营里，就给我们下了这许多没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来指挥我们的青年和我们之间有着许多令人厌恶的差别。我们必须把这一点同指挥官讲清楚，否则我们就呆不下去了。参加我们救护队的印度学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从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们放弃他们为了自尊而从事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挥官，陈述我所听到的意见，提请他注意。他写了一个条子叫我把意见都用书面写给他，同时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见的人，提意见的正当程序是通过业已任命的小队长，他们会通过指导员告诉我的”。 对于这一点我答复说，我并不要求什么权力，就军事意义上说，我和别的任何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我曾经认为，作为志愿队的主席，我应当被允许非正式地充当他们的代表。我还把人们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难和要求向他陈述，即任命小队长而不照顾他们的情绪所引起的不满；这些小队长应即召回，并请救护队自己选举小队长，然后提请指挥官批准。 这并没有说动那个指挥官，他说小队长要由选举产生是不合军纪的，撤销业已下达的任命尤为一切法纪所不容。 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进行抵制，我把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除非撤销业已任命的小队长，并给救护队队员机会选举他们自己的队长，大家就将被迫停止军事训练和周末露营。 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指挥官，告诉他，他拒绝我的建议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证，我并不追求什么权力，我热切希望的是做事。我还举了先前的例子给他。我指出，波耳战争期间，我在南非印度救护队里虽然并没有官衔，葛尔威上校和救护队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团结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以便弄清楚队里的愿望。我还把头天晚上所通过的决议附给他。 这对那个指挥官并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他认为我们的集会和决议对于纪律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我因此给印度事务大臣写了一封信，把全盘经过都告诉他，还把决议附给他。他回信解释说，南非的情形不同，还要我注意，按规定，小队长是由指挥官委任的，不过他向我保证，以后如再委任小队长，指挥官应当考虑我的推荐。 以后我们的信息往还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谈这件痛心的事。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即我所得到的经验，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指挥官连威胁带哄骗地把我们的救护队分裂了。有几个举手赞成决议的人在指挥官的威胁或劝导下屈服了，在他们的允许下又回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大批伤兵意外地运到尼特利医院里来，马上需要我们的救护队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挥官的劝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别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队里的人员保持着通讯。副国务大臣罗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还来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对我诱导别的人去工作。他建议这些人单独成立一个救护队，到尼特利医院后他们只对指挥官负责，这样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问题了，政府是会调解的，但同时救护队应该到医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伤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这个意见，因此那些没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没有去，躺在家里养病。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一章 戈克利的仁爱 我已说过我在英国害了一场肋膜炎。不久戈克利便回到伦敦来了。克伦巴赤和我常常去看他。我们谈的大部分是关于战争的问题，由于克伦巴赤对德国的地理非常熟悉，在欧洲到过很多地方，他常常在地图上为他指出同战争有关的一些地点。 我害肋膜炎的时候，这种病也成为我们日常讨论的题目。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饮食实验也在进行。我的饮食包括花生、煮过的和新鲜的香蕉、柠檬、橄榄油、西红柿、葡萄等等。我完全戒绝了牛奶、谷物、豆类等食物。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为我治疗。他老是要我喝奶吃饭，我却坚决不干。事情传到戈克利那里。他不大理会以水果为生的理由，要我遵照医生为我的健康所指定的食物饮食。不听戈克利的劝告，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不容许人说一个不字的，我要求他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回到家里，我们便商量我究竟怎么办才好。他一直同我进行这种实验。他喜欢这种实验，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的健康需要的话，他是赞成我停止实验的。所以我得按照我内心的声音自己作决定。 我一夜未眠，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停止实验就无异于抛弃我在那个方向上的一切理想，可是我并不以为这些理想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对戈克利的爱的压力，我应该接受多少和为了所谓健康，我的实验可以有哪些修改。最后我决定还是坚持这种实验，因为进行这种实验的动机主要是宗教的；我决定凡是动机不纯的地方，就听从医生的劝告。我戒绝牛奶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我眼前有着一幅关于加尔各答的养牛人怎样从耕牛身上挤掉最后一滴奶的悲惨景象。我还有一种感觉，认为肉类既不是人的食物，那么动物的奶也不应当作为人的食粮。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便带着坚决不喝牛奶的决心起床。这使我大为轻松了。我有点怕见戈克利，不过我相信他会尊重我的决定。 那天晚上克伦巴赤和我到国立自由俱乐部去见戈克利。他辟头第一句话便问我：“好，你已经决定接受医生的劝告了吧？” 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回答说：“所有的意见我都愿意接受，只有一点我请求你不要勉强我。我决不喝牛奶，牛奶做的东西或肉我也不吃。如果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会死去，我觉得我宁可死去。” “这算是你最后的决定吗？”戈克利问道。 “我恐怕不能作别的决定了，”我说道：“我知道我的决定会使你难过，可是我请求你的宽恕。” 戈克利带着相当难过但是厚爱的心情说道：“我不赞成你的决定。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宗教来。不过我也不再勉强你了。”他说完这话便转过头去对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说道：“请你别再让他操心了。在他自己所规定的范围内随你开什么方子都可以。” 这位医师表示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他劝我喝“豆汤”，加一点阿魏树脂，这个意见我接受了。我喝了一两天，可是痛楚有增无已。由于我觉得不对症，我又重新吃起水果来了。当然，外敷药还是继续使用的，这多少减轻了我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清规戒律确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多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戈克利回国了，因为他受不了伦敦的十月重雾。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二章 肋膜炎的治疗 肋膜炎的长期不愈多少有些令人不安，不过我知道要治好这病，靠内服药物是不行的，应该改变饮食并辅之以外敷药物。 我去拜访有名的素食者艾林生医师，我在1890年见过他，他用调剂饮食的方法为人治病。他为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我向他解释我如何发誓不喝牛奶。他为我打气地说道：“你用不着喝牛奶。其实我想叫你停吃几天带脂肪的东西。”他于是劝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萝卜、葱和其他的青菜，还有新鲜的水果，主要是桔子等。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不能嚼碎的话，只须捣碎了吃。 我这样吃了三天，但是生的蔬菜对我并不怎么合适。我身体的情况使我不能对自己的实验保持完全公正的态度。吃生的蔬菜使我心神不安。 艾林生医师还劝我把房里的窗子尽夜都打开，用温水洗澡，用油在伤痛处摩擦，露天步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这些意见我都很喜欢。 我房里的窗子是法国式的，如果全都打开，雨水就会淋进来。扇形窗不好开，因此我把玻璃打破，使新鲜空气进来，并把窗子开到雨水淋不进来的程度。 所有这些办法多少改善了我的健康情况，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我的病。谢西丽亚·罗伯滋夫人有时来看我。我们成了朋友。她极力劝我喝牛奶，但是因为我坚决不接受，她便到处为我物色代用品。有一些朋友向她推荐麦芽奶粉，不自觉地向她保证，说是同牛奶毫无关系，是一种化学制品，具有牛奶的一切营养价值。我知道谢西丽亚夫人对我的宗教顾虑极为尊重，所以我绝对相信她。我用水冲一下奶粉试喝一口，发觉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样。我看一看瓶子上的说明，才知道所谓麦芽奶粉就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经太晚了。于是我只好放弃。我把这个发现通知谢西丽亚夫人，请她不必介意。她连忙赶来向我道歉。她的朋友根本没有看那说明。我请她不要担心，并为我不能接受她费尽心机弄来的东西向她表示歉意。我还向她保证，由于误会而喝了牛奶，我一点也不介意，而且也不觉得是违反誓言。 我同谢西丽亚夫人的往来还有许多好的回忆，但是不得不从略了。我还记得我在受考验和失望之中，有许多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都能在考验和失望之中，从这些朋友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悲，他于是就会化悲愁为欢乐。 艾林生医师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放宽了他的尺度，允许我吃花生酱或橄榄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爱吃的话，还可以煮饭菜，这些改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远不能完全治好我的病。极其细心的照料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不得不以大部分的时间在床上休息。 梅林达医师有时也来为我诊视，他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治疗建议，假如我有意听取他的劝告的话。 情况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拖下去，有一天罗伯滋先生来看我，他极力劝我回国。“看这情形你大概不能到尼特利去了。我们往后还有更冷的日子呢，我极力主张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完全好起来。等你身体好了，如果战争还在打着，那你还有很多机会贡献你的力量。即使现在这样，我认为你已做的事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贡献了。”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开始作回印度的准备。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三章 回国 克伦巴赤先生伴着我到英国原是想去印度的。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国人正受着严格的监视，我们怀疑克伦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护照。我尽力为他想办法，罗伯滋先生也很想为他弄个护照，他曾为此给印度总督打了一个电报。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回答说：“印度政府歉难冒此危险。”我们全都明白这个答复的力量。 我很难过不得不和克伦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还要难过。要是他到印度来，他今天一定是过着简朴而快乐的农夫和纺织者的生活。现在他在南非度着原来的生活，他是一个建筑师，生意很好。 我们原想搭三等舱，但因为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二等票。 我们随身带着从南非带来的干果，因为船上有的是新鲜水果，但是很难买到干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给我的肋骨绑上石膏，告诉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取下。头两天我还勉强带着，但是最后实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来，从而重新获得了进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发觉我在天天好起来，当我们的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我感觉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便逐渐增加了我的运动。我的身体所以好起来，我想主要是由于温带空气清新的缘故。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但是我发觉船上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是我从南非回来的途中所没有见过的。我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过，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们在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诚恳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有意无意地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是属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实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气氛。船一到亚丁，我们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们因为在杜尔班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们便到孟买了。阔别十载，一旦回到祖国，那种欢乐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发起了一个欢迎会，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却也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是怀着一种同他合而为一的热切希望到达印度的，因此觉得非常轻松自若。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四章 当律师的一些回忆 在我叙述我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以前，我觉得似乎需要把我曾经故意略去的在南非的一些体验追述一下。 有几个当律师的朋友要我把当律师的往事谈一谈。这类事情是太多了，要是全部写下来，就得占一本书的篇幅，那就超出了我的叙述范围了。但是如果把那些带有真理之实践的性质的若干事情追述一下，也许不是不妥当的。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已经说过我在职务上从来没有做过不老实的事情，而我的律师业务大部分是为了公益事业，我为这些事所收的费用从不超过实际开支，甚至实际开支有时还是我自己贴出来，关于我的律师业务，我想说到这个地步算是说到头了吧。然而朋友们还要我多谈一些。他们大概以为，如果我轻描淡写地谈几件我不愿意放过的事情，干律师这一行的就可以得到教益了。 当我作学生的时候，就听说律师这个行业是撒谎的行业。然而这种说法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并不想以撒谎致富盗名。 我的原则在南非受到了多次考验。我知道我的对手常常唆使他们的证人；只要我鼓励一下我的当事人或他的证人撒谎，我们就会打赢官司。但是我总是拒绝这种诱惑。我只记得有一次已经打赢了一场官司，我疑心我的当事人骗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老是希望我胜诉的案子总是正当的。我从来没有在确定收费的时候，把胜诉当作一个条件。不管我的当事人是胜还是败，我并不指望多收或少收费用。 每一个新的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首先就是警告他，我不受理欺诈的案件，他也别指望我去钻证人的空子。我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的声誉大增，没有一件欺诈的案子前来找我。 事实是有一些当事人愿意把清白的案子交给我办，而把一些可疑的案子找别人去办。 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办的，这真正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这件案子牵涉到一笔极复杂的账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个法院受理过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将有账目的部分交给几个有资格的会计师去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不小心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案情却很严重，因为他们把借方误列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别的原因反对这个仲裁。我当时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当主事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他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他的意见显然是：做律师的当然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主事律师反驳说：“如果这样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这是任何稳健的律师所不愿意干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极易冒这种危险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钱，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事人也在场。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当事人和我们双方应当冒这个险。仅仅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而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个错误呢？”主事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错，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发现不了呢？”我说道。 “那么，你愿意辩论这件案了吗？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说法同人家争论。”主事律师以决定的口气答道。 我谦虚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我就来干，只要我们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做。如果错误不改正过来，我在这个案子里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 我说这话时，一面看着我的当事人。他有些为难了。这件案子我从头就参与了的，当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对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差错改正了吧。失败就失败，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护正当的。” 我感到高兴。我所指望于他的，不过如此而已。主事律师又警告我，怜悯我的固执，但是还是同样向我祝贺。 结果如何，且听下一章分解。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狡诈行为？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非常怀疑我对这件案子是否能处理得十分恰当。我觉得要在高等法院辩论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陪审员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都害怕得发抖了。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火。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家不老实，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从开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说：“阁下还没有听我讲完就怀疑人有狡诈行为实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责的问题，”那个法官说道：“这只是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指责。我请求阁下听完我的话，然后若有根据再来指控我。” “我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对不起”那个法官答道：“请你继续说明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说明。由于这位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辩论。我感觉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法院细心听取了我的发言，使我有可能说服那些法官相信账目的差错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来的整个裁决。 对方的律师相信这个错误纠正以后并不需要进行多少辩论，似乎因此感觉安心。然而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核对出来的。那位律师极力攻击这个裁决，但是那个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现在肯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纠正这个错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问道。 “要我们再找一个比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会计专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处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会计专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强迫双方重新进行诉讼，为一个显然的错误再花一些钱。如果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下令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那位律师的意见就这样被撇开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个纠正了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进行复查，我已记不住了。 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和主事律师也同样高兴。我因此坚定了我的信念：对真理不加执拗就不可能当律师。 然而，请读者记住：就在职务的实践中保持诚实，也挽救不了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六章 当事人变成同事 在纳塔耳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同时也可以当状师：而德兰士瓦的情形就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有权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耳的时候，已经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又得申请当状师。因为作为一个辩护士，我不能和印度人进行直接的联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不过就是在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我看他在证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县长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奇，而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虚假的案子。他知道我从来就不受理虚妄的案子，当我把这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我在这件案子中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还看到我对于真理的忠诚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声誉，而且尽管由于肤色歧视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还赢得了他们的厚爱。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有一种习惯：凡是我所不懂的，我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或同事。每当我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便劝我的当事人去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让我去请教别的大律师。这种坦率的态度赢得了无限的好感和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帮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表明，我在南非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给侨团服务。即使如此，争取人们的信任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心地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从事挣钱的职业，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尝一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欣然接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涌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成千的当事人变成了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竟使本来是充满了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七章 一个当事人如何得救 读者现在对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该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个来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为我的当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就连私人的家务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从我的意见。甚至他在害病的时候，也要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土法医疗。 有一次这个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虽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办进口货，有时不免搞点走私的勾当。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也许是默许走私的。 古递拉特诗人阿科有一句话说得好，小偷象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老兄，我瞒了你。我的罪过今天被发现了。我走私了，现在完了。我一定会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把我从这个绝境里拯救出来。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我不应当拿这种做生意的手法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是现在，我多么后悔！”我安慰他说：“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 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来救你。”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跟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而不是对我犯了错误，你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答道。 “当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说道。 经过调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次被发现的，钱数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和这个律师不怎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插口说：“谢谢你，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因为我们彼此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给他指点指点。”这么堵住了法律顾问的问题以后，我们便到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去。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诉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又得听检察长的指示，我打算两个人都去找一找。 我建议你缴付他们所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会同意。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坐牢。我认为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丢人的事已经做了。你应当把坐牢当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错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济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当时勇气不足。他的名望处在危险中，而且如果他费尽心血所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旦摧毁，那他又将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说道：“我已经答应过你，我完全听你处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这件案子，我费尽唇舌。我去找海关官员，把整个事情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我还答应他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感到多么懊悔。 那个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自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难过。你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遵照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劝你去竭力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说道：“那我就感谢你了。”他答应了以后，我便写信给检察长并且去看他。我很高兴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毫无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没有隐瞒什么。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因为这个案件还是由于别的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率得到了他这样的评语：“我看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就这样调解解决了。他得交出两倍于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装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以经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当我把这种警告告诉罗斯敦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你打算坐牢吗？”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 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章 圣提尼克坦 我从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热烈地欢迎我。欢迎会是朴素、艺术和爱的美丽的结合。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巴洛达邦举办一所叫做“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了给他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到“安纳”（意即兄弟）的称呼，别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名称。阿难达南（史华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且一个一个地成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卡卡萨希布到各个院校去吸取经验，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满·萨斯特立原是同他们一起的，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帮助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别分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是他们的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叫人严守凤凰村学院所有的规矩。我看到由于他兼有爱、知识和忍耐，使他在圣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贾格丹南德巴布，尼巴尔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我向教员们提出来：如果他们和学生都不雇用厨子而自己做饭，他们便可以根据学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厨房，并且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自力更生的实物教育。有一两个教员摇头表示不以为然，也有极力赞成我的意见的。也许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学生都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实验。我请诗人发表意见，他说只要教员们赞成，他没有意见。他对学生说：“这个试验包含着自治的钥匙。”皮尔逊为了使这次试验成功，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他组织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等等。纳庚巴布和别的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 看到他们拿着锄头去工作，我心里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和老师如鱼得水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那就未免太奢望了。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有些人早就露出倦意，但是皮尔逊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常见他笑容满面地在厨房内外忙碌着。他自愿担任洗涤较大的餐具。有一批学生在这批洗涤餐具的学生面前弹着，以使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件事，圣提尼克坦便象蜂群聚居的地方那样显得忙碌起来。 象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总是继续发展的。不但凤凰村的人自己做饭，而且他们的饭菜极为简单。作料是不吃的。饭，豆汤，青菜甚至面粉同时放在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为了改革孟加拉的厨房，也着手进行类似的试验。有一两个教员和几个学生负责进行这个改革工作。 然而这次试验进行不久便中断了。我认为这个著名的学术机构进行这一次试验，时间虽短，却没有什么损失，其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对于教员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我本想在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时候，但是事与愿违。我到那里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浦那来的一个电报宣布戈克利逝世了。圣提尼克坦陷入悲痛之中。所有的人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集会来哀悼国家的损失。那是一个庄严的集会。 我即日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赶赴浦那，其余的人照旧留在圣提尼克坦。安德禄送我们到八德弯。他问我：“你以为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抵抗吗？如果可以，你看是在什么时候？” “这很难说，”我答道：“我在一年之内，不打算做什么。因为戈克利叫我答应过他，要我旅行全印度以广见闻、吸取经验，在这个观察时期内，不准我就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过了一年，我也不急于说话或表示什么意见。因此我想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不至于有什么非暴力抵抗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笑我一些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并且说：“等你在印度住上一年以后，你的看法就会得到纠正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五章 三等乘客的疾苦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到了一个三等车乘客连买一张车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难的情况。“三等车票没有那么早卖，”卖票的对我们这么说道。我去找站长，这也是一件难事。有人好心告诉我站长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难处。他也是作了同样的答复。后来卖票的窗子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权利，上前去买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个个上来不断地把我挤出来。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考验。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你推我，我推你。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碰上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车守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没空听我的话。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车守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给我们找个位子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高兴到那里去。” “你别跟我多话，”车守说道：“我不能给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补票，不然就下车。”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车抵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坐位，我便搬过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 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陈述改正，得到这样的回答：“照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如果全部写下来，就很容易地写一本书。因此我只能就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的做法，这是我终生的大憾事。 三等车乘客的疾苦无疑是由于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辞其责。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不雅、肮脏或自私。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供让我们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走过来。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种不相称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六章 追求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经是这么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庇护之下也觉得安稳。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应当请求入社。 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 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游说，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对我的友爱不相上下，但他们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无论如何，这种忠心并不亚于爱我的心意。因此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限于原则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说，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远。他们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决定。我回家的时候，内心颇为激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我是不是应当加入呢？这个行动是不是符合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见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七章 坎巴庙会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还在加尔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搜罗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主人家里的妇女通宵不睡为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尽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对于这种亲切的款待是极为感动的，但是一想到他们竟以全家的人忙于招待两三个客人，实在令人过意不去。然而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种令人为难的款待。 我是作为统舱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使我们感到难为情，那么，同我们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连一个统舱的乘客最起码的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受，厕所更是污浊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坐在哪里便在哪里吐痰，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随便乱丢，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嘈杂的声音永无休止，而且每一个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把这一切事实告诉他。由于写了这封信和梅赫达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回来虽然还是坐统舱，却不是那么难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酷日，脚下是烫人的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上，喉头虽然枯渴不堪，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肯喝。应当指出，正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或者是由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徒药剂师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那么犹豫，左问右问了。 我们住在圣提尼克坦时就已经懂得，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现在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为厕所。他是雇用清道夫来打扫这些厕所的。这就是凤凰村来的人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意见的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以大部分的时间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这样我竟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这些“朝拜”者也尾随着我，甚至我在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至此我才了解我在南非所进行的微小的服务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地位。我仿佛是陷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受着国内千百万人同受的疾苦，如乘坐三等车之类。但是我一到了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为“朝拜”狂的牺牲。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怜呢，我常常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爱往往使我生气，甚至令人痛心，但是旅行虽然劳顿，我的情绪却很好，很少生气。 当时我的身体还很强壮，可以到处走动，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多，到街上去还不会有那么大的麻烦。我在这些闲逛中，看到了香客的心不在焉、虚伪和无聊，比他们的虔诚表现得更加明显。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就象是生来专门享受人生中的好东西似的。 这里我看见有一头五脚母牛！我感到惊讶，但是知道的人很快便把内幕告诉我了。这头不幸的五脚母牛是一个坏人的贪婪的牺牲品。我听说第五支脚原来是从一只活生生的小牛身上砍下来的而栽到母牛的肩上的！这种双重残暴的结果是为了骗取无知者的钱。除了印度教徒以外，谁也不会被这头五脚母牛所吸引，而且也只有印度教徒才愿意为这么一头奇异的母牛布施。庙会的日子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纪念日子。我并不是怀着香客的心情到哈德瓦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以朝圣为进德之助。然而据说有一百七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庙会，他们未必都是伪善者，或者仅仅是为了游玩。他们当中，无疑地有无数的人是为着功德和自洁而到那里去的。这样的信仰对于人们的灵魂究竟能有多大提高，是不可能，或不容易断定的。 因此，我终夜不寐，反复深思。这一班虔诚的人生活在一些伪善者之中，出污泥而不染，在造物主的面前，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到哈德瓦来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便应当公开抗议这件事，并在开会那一天离开哈德瓦。如果到哈德瓦来参加庙会并不是什么过错，我便应当有一种自动的克己苦行，为那里流行着的罪恶进行忏悔以自洁。这在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我的生活是以遵守纪律为基础的。我想起我在加尔各答和仰光所受到的优厚的款待，实在是给主人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我因此法定节制我的饮食，并在日落以前进晚餐。我深信，如果我不这样限制自己，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造成很多不便，这样，我便不是为人服务，而是让人为我服务了。所以我法定在印度的时候，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食物不过五样，天黑以后绝不进食。我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愿意使它有什么破绽。我对自己说，假如我生了病，把药物当作五样食品中之一，而不要求特别食品情形又怎样呢？我最后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有例外。我严格遵守这个誓言已经有十三年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我可以证明它也是我的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办法使我的寿命增加了几年，并使我避免了很多疾病。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八章 拉克斯曼·朱拉 到了古鲁库尔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释去重负。我立刻感觉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 摩哈德玛以充溢的友爱对待我。实行“节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这里初次会见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对于在古鲁库尔添设工业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了很久。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见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接近。凤凰村的人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晓得我对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也没有穿衬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脖子上又没有圣环，心里很难过。他说：“你是一个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我看见了实在难过。这是印度教的两种外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有的。” 我不戴这两样东西是有一段历史的。我在十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亚华的家族还没有戴圣环的习惯。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我长大以后，在印度和南非都有人一再善意地劝我重新戴上圣环。但是没有结果。我的理由是，如果的人不能戴圣环，别的阶级的人有什么权利戴它呢？而且我也看不出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遵守我认为并不必要的风俗。我并不反对戴一条丝环，只是戴的理由不充足罢了。 我是一个毗湿奴派信徒，我的脖子上当然要戴小项圈，而“饰嘉”是长辈们认为必须有的。可是我在动身赴英国前夕，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怕我光着头会被人取笑，而且我当时以为，这会在英国人眼中被当作是野蛮人。老实说，这种怯弱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竟使我在南非的时候，叫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他由于宗教信仰而留下的“饰嘉”剃掉。 我怕他留着“饰嘉”有碍他的公众工作，所以不顾他是否难过，一定要他剃掉。 我把这一段经过向那位史华密全盘托出，并说：“我不戴圣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无数的印度教徒不戴圣环，还不是照样是印度教徒。况且圣环本来是精神上再生的一种象征，戴上圣环的人应当先立志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现在印度教中和印度全国戴圣环的人，是否都能维护佩带具有那种意义的标记的权利，实在是一个疑问。除非印度教本身把‘不可接触’的规矩废除，把一切尊卑贵贱的界限取消，并把其他许多在教内蔓延着的罪恶和虚伪全都摆脱了，不然，印度教徒就没有戴圣环的权利。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戴圣环。不过你劝我留‘饰嘉’倒是值得考虑的。我本来是留过的，后来因为错误地怕人家笑话才剃掉的。所以我觉得还应当留起来。这件事我得和我的同志们讨论一下。” 这位史华密并不欣赏我关于戴圣环的意见。我认为不应当戴圣环的理由，在他看来，正足以说明是应当戴的。时至今日，我的态度还是和在赫里克斯时一样。我认为只要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外表的象征。但是如果把象征当作圣物来崇拜，或者把它当作比别的宗教更加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把它放弃。今天在我看来，圣环并不是提高印度教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至于“饰嘉”，我是因为怯弱而剃掉的，所以我和朋友们商量以后，又把它留起来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到拉克斯曼·朱拉来了。我对赫里克斯周围和拉克斯曼·朱拉本身的天然景色是非常赞美的，对于我们的祖先具有这种自然美景的感觉，并具有赋予这种自然美景以宗教方面的意义，不能不肃然起敬。 然而人们使用这些美丽地方的方式却使我极为不安。在赫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人们把路上和恒河美丽的两岸都弄得龌龊不堪。他们甚至不惜玷污恒河的圣水。他们本来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隐蔽起来大小便，可是偏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河边自行其是，看见这种情形，不由得心里难过起来。我所看见的拉克斯曼·朱拉不过是恒河上面的一座铁吊桥而已。我听说这里本来是一座很好的绳索桥，可是有一个马尔瓦蒂慈善家出了一个主意，把它拆掉，以重资架上一座铁桥，然后把钥匙交给政府！绳索桥我没有见过，因此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架上一座铁桥实在杀风景。我当时对于政府虽然是忠心耿耿，对于把朝圣的桥梁的钥匙也交给政府的做法，也觉得太过分了。过了桥便到了福舍，这个地方糟得很，除了波形铁板斑驳不堪的架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种福舍，据说是为善男信女们盖的。当时可以说没有人住在那里。住在大屋里的那些人却给人一种不良的印象。 然而哈德瓦的经验对我来说，却证明是有无上价值的。这些经验大大有助于我决定住在哪里和要做些什么事。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九章 创立学院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昙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别的人又极力劝我选取拉奇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住下，他们自告奋勇为学院筹款，还要给我们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癖好。我是一个古递拉特人，我认为我应该通过古递拉特语言对国家提供最大的服务。而且阿赫梅达巴是古代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如果要恢复乡村手工纺织业，这似乎是一个最适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古递拉特的首都，因此在这里要获得有钱人的资助比别的地方更加容易。 不可接触者的问题自然是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讨论的题目之一。我向他们明言，我应当首先利用机会为学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他具备了其他的条件。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建立学院。至于住处的问题，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是我的主要帮手。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租下来了。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学院的名称。我和朋友们商量。有人建议采用“西伐士兰”（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俭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欢“西伐士兰”这个名称，只是觉得没有强调说出服务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因为俭朴虽为我们所需，我们却不能自命为俭朴之人。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试验过的办法，我想拿到印度运用一下，而且我希望在印度试一试这个办法究竟能运用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同伴和我选定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名称，因为它同时表达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服务方法。 为了使学院在言行上有所遵循，需要制订一个校训。因此有人提出一个草案，朋友们都被邀请发表他们的意见。当时所收到的许多条意见当中，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的意见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赞成我们的校训，但是建议加上“谦恭”一条，因为他认为青年一代特别缺乏谦恭。我虽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这个缺点，我却担心一旦把谦恭订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校训，谦恭就不再成为谦恭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若不然，就得采取别的办法以求其实现。如果一个奉行自救的人，或者一个奴仆缺乏谦恭或大公无私的行为，对于自救或服务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没有谦恭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这时我们这一帮人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些大约有二十五个男女。 这个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吃饭，并尽力象一家人一样地生活。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章 在讨论中学院成立 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简直没有料到的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们的学院，你们能接受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迎。 我写了一封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愿意遵守学院的校规。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孩子。杜达白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的很大意见。头一个难题就是用水井的事；这个水井的管理权有一部分是属于房东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对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且不顾一切，照旧去吊水。当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反骂他，他便自觉惭愧，也就不再麻烦我们了。 然而所有的资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经问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还有一种谣传，说有人要发起社会的封锁来对付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有了准备。我告诉我的同伴说，如果我们受到封锁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们决不要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用我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通知我说：“我们的基金快光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我淡淡地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象这一类的考验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最后一刻帮了我的忙。在摩干拉尔·甘地警告我经济困难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客人在外面的车子上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给这个学院一点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道：“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到我们的地方，而且喇叭响起来了。孩子们进来报信。那位客人没有进来，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庐比的钞票放到我手里，然后开车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捐款，而且帮助的方式是这么奇特！这位绅士以前并没有到过学院。据我记忆所及，我只会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谈过，而他竟是给了帮助便走了！这对我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验。这一笔钱暂时把我们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区去的打算搁置起来了。现在我们觉得，一年之内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风波一样，学院内部也发生了风波。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来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别的妇女却似乎不大喜欢在学院里收容他们。我的耳目很快便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不是憎恶，至少也是冷淡。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我发愁，但是这一次的内部风波却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个普通妇女。杜达白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我喜欢他的耐性。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对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请他忍受细小的屈辱。他不但答应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 我们接受这一家人，给学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我们一开头便向世界宣布：我们不能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帮助学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备，因而在学院这方面的工作就简单得多了。捐助和担负学院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件事实也许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证据，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帮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别人同吃的学院，这个事实本身便是不小的证据。 我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发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们怎样克服一些没有料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与体验真理有关的许多事情，不得不从略。下一章也有这个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细节省略，因为这出戏中的大部分脚色还健在，在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不取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妥当的。而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况且这种手续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外。因此我担心其他的故事，虽然在我看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却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的时日为止。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一章 废除契约移民 我们暂时得抛开从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的学院，简单地转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五年左右的契约从印度到国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的规定，到纳塔耳去的契约移民的三英镑税是废除了，但是来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纳税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不过我觉得这么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我们应当鼓动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这个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效地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确确实实地赞成立即废除。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相信确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 同时总督已不再隐讳“终必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据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之内有了另外的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个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国去鼓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在开始宣传鼓动以前，应当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便答应了。 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我和詹士福勋爵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他只答应帮忙，而没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从孟买开始。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 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决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规定一个时期，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即“尽速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还有“立即废除”。我主张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可以决定应付的办法。拉鲁白先生主张“立即废除”。他说“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说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们要他们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我们必须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立即”的含义——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释，至于“7月31日”，这是不会使人误会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这种说法的力量，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日子。这个决议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而印度各地的集会也都相应地通过这个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竭尽全力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记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尔莎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影响很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复。 我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很好的集会，而且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宣传鼓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经验。罪犯调查局的人员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隐秘，所以他们也不来烦扰我，而我也不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摩哈德玛” 的头衔，虽然认识我的人，见了我也时常大声呼喊这个名字。有一次，特务人员在好几个车站上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议道：“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老是麻烦这个可怜的沙陀呢？”他们又对我说：“犯不着把车票给这些流氓看！” 我温和地对他们说道：“把车票给他们看看也没有什么麻烦。这是他们的职务。”旅伴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越发对我表示同情，并强烈反对这样虐待无辜的人。其实，特务倒没有什么，真正的苦处还是坐三等车旅行。我最难受的经历是从拉合尔到德里。我是从卡拉奇到加尔各答去的，路上要在拉合尔换车。车上实在找不到坐位。客人都满了。能够挤进去的人都是靠本事，如果门关了，便从窗口爬进去。我必须赶到加尔各答去参加一个日期已经确定的集会。如果我错过这一班车，我就不能按时赶到那里。我上车的希望几乎已经没有了。谁也不愿意帮我忙，这时有一个挑夫发现了我的狼狈样子，便跑过来对我说：“给我十二个安那，我替你弄个坐位。”“行，”我说道：“只要你给我弄到一个位子，我一定给你十二个安那。”这个青年便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去向旅客们恳求，可是谁也不理他。车子快要开了，有的旅客说：“这里没有坐位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他推上来，他只好站着。”“你看怎样？”那个青年挑夫问道。我立刻答应了，他便从窗口把我的身体塞了进去。我就这样上了车了，而那个挑夫也赚到了十二个安那。 那一夜真是一场考验。别的旅客好歹总算是坐着的，我却站了两个钟头，用手抓住上铺的链子。这时候，有一些旅客不断地烦扰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是无位可坐，但是他们不容许我站着，虽然他们自己是直着身子躺在上层卧铺上。他们这样扰乱我，并不觉得烦腻，而我也总是温和地回答他们，并不以为嫌。最后，他们总算软化了。 有人便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他们，他们便觉得难为情了。他们向我道歉，并且给我让地方。忍耐就这样地得到了报偿。我实在累极了，头已经在旋转了，上帝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了我。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到了德里，又由德里到了加尔各答，喀辛巴刹王公是加尔各答大会的主席，他做了我的东道主。这里的人也和卡拉奇一样，有着无限的热情。这次集会有几个英国人也参加了。 还不到7月31日的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从印度出国的契约移民。我抗议这个制度的头一个请愿书是在1894年草拟的。当时我就希望这种“半奴隶制”——汗德爵士常常这样称呼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结束。 1894年发动这种斗争的时候，有很多人进行了帮助。但是我不能不说，那具有潜在力量的非暴力抵抗实在加速了它的成功。 要详细了解那次斗争的情况和参加那次斗争的人，我建议读者读一读拙著《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二章 靛青的污渍 三巴朗是的国土。那里现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却到处都是靛青种植园。三巴朗的佃农照法律规定，每耕种土地，其中要有三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刚好等于一英亩），因为每二十卡塔要有三卡塔种植靛青。 我应该承认我当时连这个地名也没有听见过，至于说三巴朗是在什么地方，我就更加茫然了。我对于靛青种植园，也是一个门外汉。我曾见过小包的靛青，但是没有想到它是在三巴朗由成千成万的农民经过千辛万苦种植和制造出来的。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就是遭受过这种欺压的一个农民。他满怀热情地要为成千成万的、象他所遭受的苦难的人，洗刷掉靛青的污渍。 1916年我到勒克瑙去出席国民大会党的大会时，这个人一把抓住我说：“律师先生会把我们的困苦告诉你的。”他还敦促我到三巴朗去看看。所谓“律师先生”并非别人，正是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他后来成为我在三巴朗的一个可敬的同事；他现在是比哈尔公众工作的灵魂。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他带到我的帐篷里来。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当时穿一件黑绒衣服和裤子，给我的印象不深。我以为他一定是一个欺诈纯朴农民的律师。我听他谈了一些三巴朗的情况以后，便照我平时的习惯回答他说：“在我没有亲眼看到那里的情况以前，我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请你在大会上提出你的决议案，但是暂时请你把我放开。”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自然是要得到国民大会党的支持。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提出了对三巴朗人民表示同情的决义，获得了全体一致的通过。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高兴的，但是远非满意。他要我亲自到三巴朗去看看农民们的困苦情况。我告诉他，我将把三巴朗放在我的旅程之内，在那里住一两天。“一天就够了，”他说：“你就会亲眼看见那里的情况。”我从勒克瑙到康埔去。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跟着我去。 “三巴朗离这里很近，请你去住一天吧。”他这样坚决请我。我对他说：“请原谅我这一趟。不过我答应一定要去的。”我作了进一步的许诺。我回到学院里。那随处都有他的脚迹的拉兹库玛尔也在那里。他说：“现在请你订个日子吧。”我说：“好吧。某日我到加尔各答去，你到那里去找我。 我跟你去。”我不晓得要到什么地方、干什么、看什么。我还没有到加尔各答布本巴布的家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早就在那里等我了。这个无知的、率直的但是坚决的农民就这样征服了我。 1917年初，我们离开了加尔各答到三巴朗去。我们的样子就象乡下老粗一样。我连坐什么火车都不知道。他把我带上车，同我坐在一起，一清早就到巴特拿。 这是我第一次到巴特拿。我想不起有什么朋友或熟人可以去住宿，我当时以为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他在巴特拿总该有一点影响。我在路上对他多作了一些了解，到巴特拿的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他什么都不懂。他认为是他的朋友的那些律师朋友们，其实都不是那么一些人。可怜的拉兹库玛尔，看来多少有点象他们的奴仆。在这种农民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之间，有着波涛滚滚的恒河那么宽的鸿沟。 拉兹库玛尔·苏克拉把我带到的家里。拉金德拉巴布已经到普里或别的他方去了；去什么地方我现在忘了。当时屋里有一两个佣人，他们并没有招呼我们。 我身上带了一点吃的。我要一点枣子，我的同伴便到市场上去帮我买来了。 比哈尔的不可接触者制度是很严格的。佣人们正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我不能到那里去汲水，因为他们不晓得我是属于哪个种姓的，他们怕我桶里滴下来的水会玷污他们。拉兹库玛尔带我上屋里的厕所，佣人立刻把我带到屋外的厕所。这一切并不使我感到惊奇或使我忿怒，因为这样的事我已习以为常了。佣人是在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以为这正是拉金德拉巴布希望他们做的。 这种待客的经验使我更加敬重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为人，同时也使我更加了解他的为人。这时我明白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已不能指引我，我必须亲自把缰绳拿过来。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三章 文雅的比哈尔人 我是在伦敦认识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的，他当时正在学习法律。当我在1915年孟买的国民大会党的大会上遇到他的时候——那一年他是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又重叙旧交，并请我无论何时去巴特拿的时候，务必住到他家里去。我想起这个邀请，便写了一个条子给他，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诉他。他立即坐他的汽车来看我，坚请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道谢，请他指导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车到我的目的地去，因为象我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火车时刻表并没有什么用处。他同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谈了一会儿，建议我先到穆扎伐埔，再搭当晚的火车到那个地方去。他还把我送上了车站。 克里巴兰尼校长当时正在穆扎伐埔。我自从访问过海德拉巴以后，便听见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对我讲过他的重大牺牲，他的简朴生活和他资助蔡特朗博士办学院的事情。他原是穆扎伐埔公立学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刚刚辞职。我打了一个电报通知他我要到那里，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到站上来接我，虽然火车是在半夜里到达的。他自己没有住处，他寄住在马尔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马尔康尼便成为我事实上的东道主。一个公立的大学教授收留象我这样一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克里巴兰尼教授把比哈尔的绝望情况、特别是狄哈特区的情形都告诉了我，并且给我指出我的任务大致将遭遇到的困难，他和比哈尔人已经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还对他们谈过我这次到比哈尔来的使命。 第二天早晨，有一小群律师来看我。我还记得其中有兰纳弗密·普拉沙德，他的热情特别打动了我。 “如果你住在这里（指马尔康尼教授的家里）”，他说道：“那你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工作。你得过来同我们的人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这里有名的律师。我是代表他来请你住到他家里去的。我承认我们都有点害怕政府，不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告诉你的事情大都是真实的。可惜我们的领导人今天不在这里。不过我已经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巴布两个人打了电报。我希望他们不久就会回来，他们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并且能给你很大的帮助。请你就到伽耶巴布那里去吧。” 这是我难于拒绝的一个要求，虽然我倒有点担心这会使伽耶巴布为难。然而他宽慰了我，于是我便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待我都非常热情。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从达尔班格、拉金德拉巴布从普里回来了。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已经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见过的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了。他这一次给我的印象是：谦逊，单纯，善良和非凡的信仰，这些都是比哈尔人的特征，这使我心里十分高兴。比哈尔的律师都很尊敬他，这使我感到可喜的惊讶。 不久我便感到我已和这一帮朋友结成了终生的友情。布拉兹吉索尔巴布把这件事情的本末都告诉了我。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常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我到那里的时候，正遇上两宗这样的案子。他一打赢这种案子，便以替穷人做了一点好事而自慰。他并不是不向那些单纯的农民收费。当律师的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他们不收费，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也就不能够对穷人进行有效的帮助。但是这里的律师所收的费用和孟加拉以及比哈尔的律师的收费标准比较起来，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花了10，000卢比请某某人出个主意，”有人对我说，随便什么案子，收费很少是在四个数字以下的。 朋友们听取了我的和蔼的谴责，而对我并无误解。 “研究了这些案子以后，”我说道：“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把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把这种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没有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如此受欺压和如此畏惧，法庭对他们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除非我们把比哈尔的“三分制”推翻，否则我们是不能安定的。我本来以为两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现在我才明白这里的工作做起来恐怕两年也做不完。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花它两年的时间。现在我觉得有了着落了，但是我需要你们的赞助。” 我发现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头脑特别冷静。他泰然地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但是请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帮助。” 于是我们坐下来谈到深夜。 “你们的法律知识，我是不大用得着的。”我对他们说道：“我需要文书工作和翻译工作的帮助。也许我们还要尝尝铁窗风味，不过，我虽然很喜欢叫你们去冒这种风险，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说别的，即使是把你们都变成文书、无限期地放弃你们的职业，已经不算是一件小事了。本地的印地方言，我觉得难懂，而且凯达语或乌尔都文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要你们帮我翻译。做这种工作，我们付不起钱。 做这种工作完全要出于爱和服务的精神。”布拉兹吉索尔巴布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现在轮流盘问我和他的同伴。 他要弄清楚我这一席话的含义——他们服务期限的长短，人数多少，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然后他又问在座的律师们究竟能付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我这样一个保证：“我们有这么一批人可以做你所吩咐的任何工作。还有一些人，你要他们同你一起工作多久都可以。至于要我们准备坐牢，那对我们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们愿意努力采纳你这个意见。”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四章 面对着“非暴力” 我的目的是要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为了这个目的我就得会见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过在进行调查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种植园主方面的情形，并且见一见本地区的专员。我向这两个方面要求会见，他们也都同我约定了时间。 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老实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局外人，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我要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用书面提出来。我客气地告诉他，我并不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们要我调查他们的情况，我当然是有权利调查的。 我又去拜会地方专员，他却威吓我，劝我立即离开狄哈特。我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向他们说明，政府很可能阻挠我的进一步活动，我也许会在早于我所预料的日子遭受逮捕，我告诉他们，要是被捕的话，最好是能在莫提哈里、可能的话就在贝提亚被捕。因此我应该尽早地到那些地方去。 三巴朗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县城。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家是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农是县里最穷苦的。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我也是急于这样做。 于是我当日就和我的同事们动身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们住在他家里，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客栈。这个地方简直容纳不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佃农受到了虐待。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由达郎尼塔·普拉沙德巴布陪我们一齐去看他，到时候我们骑着一只象去了。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象在古遮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还没有走到半路，便有一个警察局派来的差役赶来对我们说，警察局长向我们问好。我懂得他的用意。我于是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地去，自己坐上那个差役雇来的车子。他后来给我一个要我离开三巴朗的通知，并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他要我写张收条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便在收条上写道，在我完成我的调查以前，我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传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必要的指示。 通知我离境和传讯我受审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开。我听说，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戈拉克巴布的家和法庭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头一天夜里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我才能来应付这么许多人。我的同伴们的确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忙着维持秩序，因为我到哪里，人群便跟我到哪里。那些当官的——收税官、县长、警察局长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上说，我可以拒绝接受那些通知。然而我却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对待那些官员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这才明白，我对于他们个人并无干犯之意，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抗抵而已。他们因此便觉得放心了，不但不来为难我，反而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合作下帮忙维持秩序。然而这显然是在向他们证明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权威已经动摇了。此时此刻，人们忘却了对于刑罚的恐惧，而服从于他们的新朋友所运用的爱的力量。读者应当记得，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国民大会党在那些地方更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听见过国民大会党这个名称的人，也不敢参加，有的连名字都不敢提。可是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人却到这个地方来了，虽然不是用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出现的，但是却具有更为重大的实质意义。 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决定不用大会党的名义进行任何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名义、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这个名字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他们认为大会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律师们争吵的地方，代表他们利用法律上的空隙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打消他们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大会党这么一个组织。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够了，不必知道它的名称。 所以并没有人以大会党的名义被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秘密地为我们的到达进行准备活动。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并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工作。他们对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对待我却象对待故友一样。我这一次和农民的聚会，是我和上帝、“非暴力”与真理相见面，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我所以从人民得到这个称号（按指“圣雄”），细想起来，无非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事件，对于农民和我，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五章 撤销控告审判开始了 政府的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开审。但是我反对，要求县长不延期，因为我要供认，我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如下：“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这类事情上是有过不少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该是遵从政府对我发的命令。但是我要是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制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县长和政府律师都感到出乎意外，县长即宣布延期判决。同时我则把详情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决以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我的案子撤销，而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得到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去拜会收税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好人，热心于主持公道。 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调阅；如果我想找他，随时都可以去。 印度就这样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实际教训。地方上和报纸上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宣传。 我的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是这次调查不需要新闻记者或报纸上的社论加以赞助。 三巴朗的局势实在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所以过分的批评或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破坏我所希望做的事情。于是我便写信给各主要报纸的主笔，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因为凡是应当登载的东西，我一定给他们送去，让他们随时得到消息。 我知道政府容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是当地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我也知道，就是那些当官的，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说什么，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不正确或令人误解的报道更加容易刺激他们，而他们的忿怒当然不会向我发泄，而必然向那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农民发泄，而这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为这件案子寻求事实的工作。 尽管我预先有些警戒，种值园主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我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的种种污蔑。然而我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他们的锋芒。 种植园主对于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攻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攻击得越厉害，人民越发钦敬他。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我认为邀请别省的领袖到这里来是不适当的。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给我保证说，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他，只要通知他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麻烦他。我这样地避开了这次斗争的政治意味。但是我偶尔也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纸寄一些报告去，不过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看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能有助于这件事情。三巴朗的斗争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凡是在任何方面给人民以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在政治上有助于国家的。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六章 工作方法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 那些做记录的人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每一个农民都需要经过严密反复的盘问，不合格的就不得申诉。这就要花很多额外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实可靠。 我们做记录的时候，罪犯调查所总有一个官员在场。我们本来可以阻止他来，但是我们自始就决定，不但不必介意罪犯调查所的官员在场，并且要从礼相待，并尽可能供给他们所有的情况。这对我们毫无害处。相反，农民看在罪犯调查所的官员面前记录谈话这一事实，就使得农民更无所畏惧。这一方面可以消除农民对于罪犯调查所的过分畏惧，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官员的在场，是对言过其实的一种自然的限制。考查人民是罪犯调查所的职责，所以农民们是必然要提防的。 由于我不愿激怒种植园主，而想用温和的办法取胜于他们，因此我必须写信并会晤那些被人严厉指控的人。我也去见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把农民的疾苦向他们提出来，并听取他们的看法。有些种植园主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数几个人以礼待我。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七章 同伴们 布位兹吉索尔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对世无其匹的人。他们的热忱使得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便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的弟子或者说他们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达朗尼巴布、兰纳弗密巴布和其他几个律师，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文提亚巴布和贾纳克达立巴布也时常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比哈尔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农民们的谈话。 克里巴兰尼教授除了投入我们的共同工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虽然是一个信德人，他却比一个在比哈尔生长的人更贝有比哈尔人的气质。我只见过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入乡随俗，随遇而安。而克里巴兰尼便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令人不可能感觉他是一个外省人，他可以说是我的看门总管。在目前，他把设法使我避免人们的“朝拜”当作他的生活的目的。他挡住人们，有时是运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时又运用他那温和的威吓。到了晚上，他又执行起教员的职务，把他的历史研究或观察所得讲给他的同伴听，并使畏畏缩缩的来客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马志哈鲁尔·哈克早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列入长期赞助者的名单之中，只要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来一两次。他当年所过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同他今日的简单生活，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化。他同我们所维持的关系，使我们觉得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虽然他的时髦衣服，会给一个陌生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在比哈尔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因此我有了这样的信念，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乡村教育，要从事一种永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农民们的愚昧无知实在可怜。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孩子到处游荡，就是叫他们从早到晚在靛青园里做工，每天挣两个铜板。在那个时候，一个男工的工资不过十个派士，女工不过六个派士，童工不过三个派士。每天能够挣得上四个安那的，就算是最幸运的了。 我和同伴们商量以后，决定在六个村子里开办小学。我们同农民商定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他们供给教员食宿，其他的费用则由我们负担。乡下人手头是没有现钱的，但是他们很可以供应粮食。其实他们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供给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哪里去找教员倒是一个大问题。在当地很难找到肯为一点点津贴或毫无薪俸而工作的教员。我的主张是决不能把孩子交给普普通通的教员。教员的学问资格不如他们的道德品质那样重要。 于是我发出一个征求义务教员的公开呼吁，得到了很快的反应。甘伽达劳·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萨希布·索曼和彭达立克来找我们。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从孟买来，而阿难蒂白·卫珊巴扬夫人则从浦那来。我派人到我们的学院里去找卓达拉尔，苏伦德罗纳斯和我的儿子德夫达斯。大约就在这时候，摩诃德夫·德赛和纳罗哈立·巴立克带着他们的妻子，投奔我而来。嘉斯杜白也应召前来工作。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队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难蒂白夫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杜尔嘉·德赛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点点古遮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连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们怎么能用印地语来教导儿童呢？ 我对她们说明，我所希望她们的，不是教给儿童文法和读、写、算，而是教给他们清洁和礼貌。我还进一步向她们说明，就文字而论，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马拉提文，并没有她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的分别；无论如何，在低年级教授粗浅的字母和数字，并不算是一件难事。结果，这几位夫人所担任的班次成绩最好。这种经验增加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她们对于工作的兴趣。 阿望蒂克白的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的专长都贡献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夫人接近农村妇女。 然而我并不以兴办小学教育为满足。农村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满了污物，井的周围泥泞不堪，臭不可当，院子里也是脏得令人难受。年老的人最需要清洁教育。他们全都害着各色各样的皮肤病。于是我们决定尽可能多做一些卫生工作，并设法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 这个工作需要医生。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医师（现已故）借给我们。我们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立即答应服务六个月。男女教员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他们都奉有明白的指示，不要过问涉及对种植园主的控诉或有关政治的事情。人民有什么意见都叫他们来见我。谁也不许超越自己的职守。朋友们都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 我不记得有谁发生过不守纪律的事。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八章 深入农村 我们尽可能把每个学校交给一男一女去管理。这些志愿人员必须照料医药卫生工作。妇女工作则都通过妇女进行。 医药工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发给志愿人员仅有的药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发烧，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烫伤和疮疥之类，则先将患处洗净，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得将药品带回家去。遇有复杂的病症，便去找德夫医师商量。德夫医师每个星期都在一定的时间到各个中心区工作。 有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简单的医疗方法。这里流行病不多，简单的疗法便可以对付，用不着专家帮忙，所以我们的工作办法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对于人民来说，这种安排是再好不过了。 卫生工作却是一件难事。人民自己并不准备做什么。就连田地里的工人也不肯担任他们自己的清洁工作。但是德夫医师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他和志愿人员一起集中全力把一个村子弄得特别干净。他们打扫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沟，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惭愧，不得不出来担负这种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通行各处。这些美好的经验却也并不是没有掺杂着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痛苦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 在这里提一下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的一次经验，也许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一个小村子，有我们开设的一个学校。我碰巧到这个村子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去，发现那里的妇女穿的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向她们说了这番话。有一个妇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所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一条，我怎么能洗呢？请你告诉摩哈德玛吉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房子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褴褛不堪的破布遮身。 还有一次经历我想谈一谈。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放火把它烧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 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十九章 遇到一个好省长 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 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的调查是对农民有利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归还一部分榨取所得，而“三分田”制必须以法律废除。 委员会得以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之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盖德爵士出了很大的力气。若非他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运用他所有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就很难求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过。种植园主们使出了他们非凡的力量。种植园主们根本不顾及报告，而对土地改革法提出顽强的反对，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终于使委员会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跟着完蛋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靛青的污渍永远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我的愿望是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再继续几年，多开设几所学校，更有效地深入农村。底子倒是准备好了，但是正如往常一样，上帝不允许我实现计划。命运作了另外的决定，把我赶到别处去工作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章 和劳工接触 我在办理委员会的扫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一封信，告以凯达县的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赋，要我去指导他们。在我没有进行现场调查以前，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见。 同时安娜舒耶朋夫人来信说明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情况。工资低，工人们早就要求增加，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领导他们。但是隔得这样远，即使是对于这件比较小的事情，我却没有信心去指导。于是我便抓住头一个机会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做完这两件事情，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监督业已在那里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回到三巴朗去，结果，学校一个个关门了。我的同事们和我曾经建立了很多空中楼阁，此刻全都幻灭了。 除了农村中的卫生和教育工作外，理想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三巴朗展开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就已经看出护牛和印地文宣传早就是马尔瓦底人极为关心的事了。我在贝提亚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当地的其他马尔瓦底朋友的牛奶场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关于护牛的思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而这个想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意见是，护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地对待耕牛、组织模范牛奶场等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经答应过在这个工作上给我以充分的合作，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没能实现。 贝提亚的牛奶场还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牛奶场，三巴朗的耕牛依然承担着超越其耕种能力的工作。而那些所谓印席教徒还在虐待不幸的牲口并且玷污他的宗教信仰。 这个工作之仍然不能实现，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每当我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温和的责备时，我想起了那些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而深为叹息。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仍然在很多地方进行着。然而护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因此并没有向预定的方向前进。 当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了。 我的处境极为困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不好办。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作斗争，他代表着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对。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这就使我跟他们进行斗争更加困难了。我和他们商量过，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粉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 因此我只好劝导工人继续罢工。在这之前，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向他们说明，要求罢工胜利，应当具备的条件是：1．绝不使用暴力，2．绝不进行破坏，3．绝不依靠施舍，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罢工的领导人了解并接受了这些条件，而工人们则在一次大会上宣誓，除非他们的要求被接受，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他们决不复工。 我在这次罢工期间，结识了伐拉白·巴德尔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认识了的。 我们天天在沙巴玛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开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发言中总是提醒他们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责任。他们天天在市内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决不违言”。 这次罢工进行了二十一天。在罢工期间，我常常去找工厂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他们老是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学院一瞥 我在进一步叙述劳工纠纷的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无时不想着学院，有时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是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我看到学院里的孩子们在遭到明显的危险。不管我们把学院里的环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我们不可能不受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别的工作。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离开城市又离开村子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认为这次传染病是叫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通知。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常常以一种纯正无私的精神在很多事情上为我们服务。他很熟悉阿赫梅达巴的情形，主动要给我们弄一个适当的地方。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的南北，到处去找土地，我向他建议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较合式，他选中了现在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正常的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而且我知道为兴建监狱而选定的地点，一般说来，是有干净环境的。 不到八天工夫，土地便买下来了。地上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木。但是因为它位于河边而且是在荒野，倒也很有好处。 我们决定先住帐篷，搭一个铁皮厨房，然后再盖起永久性的房子。我们的学院慢慢地成长起来了。这时我们已经有四十多人了，包括男女老幼。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搬家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搬家的事情照例留给摩干拉尔去干。 在我们还没有固定的住处以前，困难确实很大。雨季快到了，而粮食要取自四英里外的城市。土地本来是荒废的，蛇很多，同小孩子们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确是很大的冒险。我们的一般规定是不准打蛇，虽然我承认，我们谁都怕毒蛇，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伤害毒蛇的规定大部分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就实行了的。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因为被蛇咬伤而致命。我在这种情况下，亲眼看见大慈大悲的上帝的保祐。千万别再吹毛求疵了，说什么上帝永远不会偏心的，说什么他没有时间管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没有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的事实，来描写我自己的始终如一的经验。上天之道是人类语言不能完美地加以描述的。我一直感觉上天之道是无法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然而如果哪个凡人敢于加以描述，除了他无声的语言以外，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如果认为二十五年不杀生能够完全免于灾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出于上帝的仁慈，如果把这种想法看做是一种迷信的话，那我将仍然持有这种迷信。 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正在罢工的时候，学院里正在奠定织布室的基础，因为当时学院的主要活动是织布。纺纱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二章 绝食 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我在这些场合总是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誓言，而他们总是高声向我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 但是后来，他们开始表现松弛的迹象了。就象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容易发脾气一样，当罢工看起来已经松弛的时候，他们对于工贼的态度越来越发忿怒，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会发生暴动。他们参加每天集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 最后有人通知我说，罢工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我深深感到不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过大规模罢工的经验，然而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形势却和那里不同。纺织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议发誓的，他们天天在我面前重申这个誓言，他们可能会违背誓言，这个念头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对于工人的骄傲呢，还是对于他们的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诚——谁说得上？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我正在束手无策，忽然感到有所启发。我自己不自觉地向大会宣称：“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解决，或者直到他们全都离开了纺织工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动。泪水沿着安娜舒耶朋的面颊滚滚而下。工人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你要是绝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一定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绝食，”我回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够了。你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基金，而我们又不愿意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继续我们的罢工。因此你们应当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罢工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同时伐拉白正在想办法在市政厅里给罢工工人找一点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说，我们的学院正在兴建一座纺织学校，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来干这工作。工人们欢迎这个建议。安娜舒耶朋头上顶着一筐子沙土，带头干，不久便看见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头上顶着一筐筐的沙土从河底上出来。这是很壮观的景象。工人们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付工资给他们，倒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的绝食并不是没有严重缺点。因为正如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的，我同工厂老板们有着非常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我的绝食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决定。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知道我不应当用绝食来反对他们，而应当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去产生影响。我之所以绝食，倒不是因为工厂老板们松了劲，而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松下来，我既然是他们的代表，便觉得自己有一分责任。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讲理；用绝食反对他们等于使用暴力。然而尽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绝食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压力，事实也是这样，我却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对我来说，进行绝食的责任是很清楚的。 我试图安慰纺织工厂的老板。我对他们说：“你们没有丝毫必要从你们的位子上撤退，”然而他们对我的话很冷淡，甚至对我进行尖酸刻薄的挖苦，当然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对于罢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的纺织工厂的老板们，主要的幕后人物是赛·安伯拉尔，他的坚定的意志和明彻的诚恳是惊人的，使我衷心钦佩。同他作对是一件乐事。我的绝食在以他为首的对方所引起的紧张，刺痛了我的心。而且他的夫人沙罗拉德维待我象亲姊妹一样的亲切，我看见她因为我所采取的行动而难受，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 安娜舒耶朋和其他许多朋友和工人，头一天便同我一起绝食。但是经过若干困难以后，我终于说服了他们不再绝食下去。 最后的结果是，善意的气氛算是建立起来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的心受到了感动，他们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安娜舒耶朋的屋子变成了他们的讨论地点。阿难商卡·特鲁瓦先生插手来过问这件事情，后来便被委为仲裁人，在我只绝食三天以后，罢工便宣告结束了。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在工人中间散发糖果来庆祝这个事件，经过21天的罢工就这样得到解决了。 在庆祝罢工结束的集会上，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和当地的专员都出席了。这位专员在这次会上对纺织工人的劝导是：“你们应当自始至终按照甘地先生的意见行事。”紧接着这件事以后，我不得已曾和这位绅士打过一次交道。然而环境变了，而他也跟着环境一起变了。那时他竟对凯达的农民发出警告，不准他们遵从我的意见。 这里，在我没有说明一件既令人好笑又令人痛心的事情从前，我不应当结束这一章。这件事的发生，是和分发糖果有关。纺织工厂的老板们定了大量的糖果，怎样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当中散发，的确是一个问题。他们决定最好是在工人们发誓的那棵大树底下的空地上散发，特别是因为把他们集合到任何其他的地方是一件极不方便的事。 我认为严格遵守纪律进行了足足21天罢工的工人们，在分发糖果的时候，毫无困难地站着不乱，并且不发生争先恐后的现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天一经试验，分发糖果的一切办法都失败了。每次糖果分发不到两分钟，队伍便乱起来了。纺织工人的领袖们极力要维持好秩序，但是都失败了。混乱、拥挤和争抢的情况严重到践踏了不少糖果，在空地上散发糖果的企图最后不得不放弃。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剩下的糖果搬到赛·安伯拉尔在米尔扎埔的屋里去。第二天，糖果就在那栋屋子的草地上顺利地分发了。这件事的滑稽是很清楚的，但是它的令人痛心的一面却值得提一提。后来的调查说明，阿赫梅达巴的叫化子风闻在那棵“发誓”的大树底下要散发糖果的消息，便都聚集到那里去，就是由于他们拚命争抢，才造成秩序混乱。我们的国家遭受的这种赤贫如洗和饥饿状态，年年迫使更多的人沦入叫化子的行列，他们为了面包所进行的拚命的斗争促使他们置一切礼仪和自尊于不顾。而我们的慈善家们不仅不给他们工作并坚持他们必须工作才能有面包，却给予他们施舍。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凯达的非暴力的抵抗 然而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罢工刚刚结束，我又得投入凯达的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中去。 由于收成不好，出现了饥荒的情况，而凯达的农民正在考虑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 在我向农民们提出明确的建议之前，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情况报告，此外还亲自和当地的专员讨论了这个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已经投入了这场战斗，并且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已故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斯·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鼓动起来。不止一个代表团为了这个问题在等候首长的接见。 那时我是古遮拉特大会的主席。大会向政府遞了请愿书、打了电报，甚至忍气吞声地承受专员的侮辱和威吓。这些官员们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是非常可笑而不成体统，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于置信。 农民们的要求象白书一样明亮，而且是这样的温和，以求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强有力的问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在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付那一年的田赋。照官方的数字，收成据说是在二分五以上。相反，农民们却争吵着说，收成不足二分五。然而政府根本不听，而且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书和祈求都失败了，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便劝导农民们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除了凯达的志愿人员以外，我在这次斗争中的主要同志有伐拉·白·巴德尔，商卡拉尔·班克，安娜舒耶朋夫人，印都拉尔·扬兹尼克，摩诃德夫·德赛先生等人。伐拉白先生因为参加了这次斗争，不得不停止他那美好的而日益兴旺的律师业务，以后由于实践上的原因，他再也不能复业了。 我们的总部设在纳底亚·安纳塔斯朗，因为别处再也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 下面是非暴力抵抗者所签订的誓言：“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停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的或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的自尊心受到损伤。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租税，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关于这一次斗争，我不能用很多篇幅来叙述。所有同这次斗争有关的很多美好的回忆都不得不割爱了。凡是愿意对这次重大战斗进行更充分和深入研究的人，读一读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写的完整而可靠的《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就够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四章 洋葱贼三巴朗 因为是在印度的一个偏僻地方，而新闻界又不能报道那次运动，所以并没有吸引多少外来的访客。凯达运动的情形则不然，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 古遮拉特人对这次斗争有深切兴趣，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为了斗争的胜利，他们准备全力加以支援。他们还不容易懂得，非暴力抵抗单单靠钱是不行的。钱是它最不需要的东西。我虽然作了劝告，孟买的商人还是给我们汇来了多于我们所需要的钱，所以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剩下好些钱。 同时，进行非暴力抵抗的志愿人员还得学习生活俭朴的新课程。我不敢说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大大改变了。 对于农民们来说，这次战斗也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因此我们得走遍各村向他们说明非暴力抵抗的原则。 主要的事情是要消除农民的害怕心理，使他们懂得当官的并不是主子，而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是从纳税人那里得到薪水的。但是要他们认识到把文明和大无畏的精神结合起来的这种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们消除了对于官员的恐惧，怎么阻挡得了他们不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加以回敬？可是如果他们不文明起来，那就会破坏非暴力的抵抗，就象一小点砒霜掉进牛奶里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所学到的文明的课程并没有我所指望的那么多。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抵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 开头的时候，人们居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政府似乎不打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是在人民所表现的坚定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时，政府就开始使用压力了。收税的官员卖掉人民的牲口，带走他们所能带走的东西。处罚的通告到处张贴散发，有许多地方，农作物也被抵押了。这使农民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人连忙去交税，有的人则按照官员们的办法把他们的便于携带的东西放在官员们经过的路上，以便让官员们拿去抵押交税。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人打算斗争到底。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商卡拉尔·巴立克有一个佃农把他的土地应交纳的田赋交付了。这引起了不安，商卡拉尔·巴立克立刻纠正了他的佃农的错误，他把那块已经交了田赋的土地捐献出来作为救济之用，因此挽回了他的荣誉并且为别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为了坚定那些被吓坏了的人们的心，我劝导他们，在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的领导下，把我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品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我并不以为这样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从，但是从然如此，我认为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导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起来，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这是人民学会承受罚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违抗命令的必然结果。对于穆罕拉尔·潘提亚来说，这正合他的心意。他不喜欢这次运动没有人因为坚持非暴力抵抗的原则而遭受拘捕就悄悄结束了。所以他自告奋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葱，跟着便有七、八个朋友和他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政府不可能置之不管。穆罕拉尔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被捕增加了人们的积极性。到了坐牢的恐惧也没有了的时候，人们再也克制不住了。开庭那一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潘提亚和他的同伴被判处短时间的拘禁。我认为这个判决是错误的，因为收割洋葱的行为并不能按照刑法“盗窃”的定义定罪。 然而我们没有上诉，因为我们的政策是避开法院。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护送“犯人”入狱，穆罕拉尔·潘提亚先生从此得到了人们给他的“洋葱贼”的光荣称号，一直到今天他还享有这个称号。 关于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将留待下一章去谈。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凯达非暴力抵抗的结束 这次运动得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人们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而我也有点犹豫，不愿让那些不屈服的人被导向彻底的毁灭。我正在设法寻找一种为非暴力抵抗者所能接受的可靠办法来结束这场斗争。这样一个办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出现了。纳底亚税区的收税官派人来告诉我，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我要他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加以肯定，果然写他了。然而一个税区的收税官只能负责他区内的事情，因此我便去问县里的税务长，因为只有他才能对全县的税收负责。我问他区收税官的话是否适用于全县，他回答说区收税官信中所说的停收田赋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这一点我还不知道，但如果是事实的话，人们的誓言算是实现了。应当记得，那个誓言的目的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命令表示满意。 然而这个结果远没有使我感觉快乐，因为它缺少每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结束时应得的好处。县税务长实施他的办法，好象根本没有经过什么调解。贫苦的人可以缓交，但是几乎没有人得到好处。人民有权决定谁是贫苦的人，可是他们不能运用这种权利。他们无力运用这种权利，我觉得很难过。所以，运动的结束虽然被当作非暴力抵抗的胜利来庆祝，我却没有因此得到鼓舞，因为它缺乏彻底胜利的要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只有当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开始时力量更加强大、精神更加焕发时，才算是值得的。但是，这次运动并不是没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间接成果，也不是没有我们今天正在收获的好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贝桑特博士的辉煌自治运动虽然确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但是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去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的，却是凯达的斗争。他们学会了怎样使自己和农民打成一片。 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范围，他们牺牲的能力增加了。伐拉白在这次运动中发现很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我们可以根据去年（1924年——译者）的水灾救济活动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来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显得生动活泼了。农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次教训不可磨灭地印在公众的心中，即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通过凯达的运动，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虽然我觉得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凯达的农民却很欢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他们发现了摆脱疾苦的真实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是有十足理由高兴的。 然而凯达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就会明白，他们是付出了代价才懂得那种意义的。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六章 热中于团结 凯达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的大战还在进行。这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方面的领袖到德里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到敦促去参加会议，我已经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和我有着诚挚的关系。 我应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是有意见的，主要原因是象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他们当时还在狱中。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虽然我听见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很称赞他们的服务和他们的勇气。我那时还没有和哈金·萨希布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度·安德禄曾对我讲过很多称赞他的话。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办公处见过苏埃布·顾列希先生和克华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过接触。我正在寻求善良的穆斯林的友谊，渴望通过同他们的最纯洁和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来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无论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毫不勉强地跟着他们走，为的是要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 远在我在南非的时候，就晓得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我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消除障碍求得团结。我秉性不喜欢用奉承或有损自尊心的方法去与人相处。然而我在南非的经验使我确信，我的不杀生的原则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上将要受到最严厉的考验，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体验非暴力的原则的最广阔的天地。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都感觉上帝在考验着我。 我既然抱着这样坚强的信念从南非回国，所以我很珍视和这两个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往来以前，他们却被隔离了。大毛位·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时候，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来长长的信，我申请到狱中去会见这两位兄弟，但是没有结果。 我被穆斯林朋友们邀请参加加尔各答穆斯林联盟的会议，是在阿里弟兄被捕入狱以后。 我应他们的请求在大会上讲了话，讲的是穆斯林营救阿里弟兄出狱的责任。会后不久，这些朋友们便把我带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去。我在那里邀请未来的律师们为祖国服务。 接着我便和政府通讯，要求释放阿里弟兄。为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了这两个兄弟的观点和他们有关的活动。我曾和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过。我觉得如果我要成为穆斯林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应当尽可能帮助营救这两个弟兄出狱，并使基拉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的绝对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宗教信仰的问题则不同，每个人的信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上具有同样的信仰，那么世界上便会只有一个宗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穆斯林关于基拉法的要求不但不违背什么伦理原则，而且英国的首相已经承认穆斯林的要求是正当的。因此我觉得我应当尽力之所及，来帮助取得首相诺言的实现。首相的诺言讲的清清楚楚，因此可以说，若就是非问题来检查穆斯林的要求，只能满足我自己的良心。 朋友们和批评家们曾批评过我对于基拉法问题的态度。虽然如此，我觉得我并没有理由要去修改它，或者因为同穆斯林合作而感到遗憾。如果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还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我动身去德里的时候，就打算把穆斯林这个问题向总督提出来。当时基拉法问题还没有具备后来的情况。 但是到德里以后，我参加会议的事，又遭到另一困难。安德禄提出关于我参加这次作战会议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他告诉我英国报纸上正在争论英国和意大利的秘密条约问题。如果英国和欧洲的另一个强国缔结了秘密条约，我怎么好去参加那个会议呢？安德禄先生这样问我。我对于这些条约，一无所知。但是丁纳班度·安德禄的话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詹士福勋爵，说明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有些踌躇。他请我去面谈这个问题。 我同他和他的私人秘书马菲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结果我同意参加会议。总督的论点实质上就是这样：“你当然不相信，英国内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总督都知道。我不敢说，而且谁也不敢说，英国政府不会做错事情。但是如果你同意整个说来帝国是一个好的强国，如果你相信整个说来印度和英国的关系是对印度有利的，难道你不承认每一个印度公民有责任在帝国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它吗？我自己也看到英国报纸上关于秘密条约的消息。我可以向你作保证，除了报纸上所说的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你知道这些报纸是常常造谣的。难道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你可以单凭报纸上的报道就拒绝帮助帝国了吗？等战争结束以后，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愿意提出的道德问题并可以随意向我们挑战，但是今天不是时候。”这番议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对我来说所以会是新的，是因为它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在这么一个时候提出来的，因此我便答应出席这次会议。至于穆斯林的要求，我要写一封信向总督提出来。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七章 招兵运动 这样我就参加了会议。总督非常希望我支持关于招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准许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建议我也用英语讲话。我本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很多人因为我用印度斯坦语讲话而向我祝贺。他们说，据大家所记得的，在这种会议上讲印度斯坦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大家的祝贺以及发现在总督主持的会议上我是第一个用印度斯坦语讲话的人，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觉得惭愧而无以自容。在本国所举行的集会上，讨论的又是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本国语言讲话，及至象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语讲了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可庆贺的事，这是多大的悲剧啊！这类事情促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变得多么低下了。 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个决议。在德里的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总督。在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为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着想，我有义务在信中说明我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要清楚说明人民期望于政府的是什么。 我在信中对于象罗卡曼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参加会议的事，表示遗憾，并且说明了在战争造成的形势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我要求总督准许我把这封信公开发表，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到去，因为会议结束之后，总督立刻就上那里去了。在我，这封信是极关重要的，通过邮局寄去耽误时间。我想要节省时间，可是又不愿随便派人送去。我想找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带去，并亲自送到总督的住处。丁纳班度·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带去。他答应带去，如果能让他先看一看，并且他认为满意才行。我不反对，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私信。他看了，满意了，并且表示愿意办这件事。我要给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但是他却推辞了，说他向来是坐二等半的。虽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了二等半的火车去了。他的简朴和率直的态度使我心服。这封信就这样由一个妥实的人带走了，我想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放心了，我的障碍扫除了。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招幕新兵。除了在凯达以外，我能从哪里入手呢？ 除了我自己的同事以外，我能请谁先来应征呢？所以我一到纳提亚，便和伐拉白以及其他的朋友们商谈这件事情。有些人不容易接受这个建议，赞成的人又怕它不能实现。在政府与我想向他们呼吁的那个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从政府官员那里所受过的痛苦经验，还是记忆犹新的。 然而他们还是赞成进行这件工作。可是我一开始进行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了。我的乐观主义受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用车子都租不到了，更不要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如果连车子都弄不到，要人们供给我们饮食，那就是妄想了。几乎不好去向人家要粮食。因此我们决定每一个志愿工作者的背包里必须自备干粮。幸而是在夏天，用不着带铺盖。 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举行集会。人们倒是参加，但是难得有一两人应征。“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他们常常拿这一类的问题来为难我们。 然而，我们坚持的工作逐渐收到了效果。报名的人很多，我们希望把第一批人送走以后，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应征。 我已开始同当地的专员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每一个分区的专员都仿照德里的办法举行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在古遮拉特举行，我的同事们和我都被请参加了。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地位不如在德里。在这种充满奴性的气氛里，我觉得非常不安。我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我不能说什么取悦于那些官员们的话，倒确有几句不好听的话要说。我常常散发传单，要求人们报名应征。我主张人们应征的理由之一是不合那位专员的胃口的：“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所干的很多坏事中，历史会判定那个剥夺全印度武装的法令是最大的坏事。如果我们想要取消这个法令，如果我们想要学习使用武器，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政府遭受考验的时刻，中产阶级肯出来帮助它，不信任就会消逝，而不准携带武器的禁令也就会撤消。”那个专员提到这一点时说，虽然我们彼此见解不同，他还是欣赏我出席了会议。而我则不得不尽量客气地说明我的观点。以下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给总督的那封信：“正如你所知道的，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我感到不得不向阁下表明，由于我在本月（4月）26日的信上所说的那些理由，我本来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承蒙您接见面谈之后，我终于决定参加，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确是出于我对您的最大的尊敬。我不想出席的理由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罗卡曼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弟兄没有得到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认为他们是公认的最有力的领袖。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没有请他们参加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因此我谨向您建议如果在以后的省的会议中—<strike>.9９ｌib?</strike> —我知道这是跟着就要举行的——这些领袖们能够被邀请贡献他们有益的意见帮助政府的话，这次的损失还可以弥补。恕我斗胆直陈，任何政府都不会不重视象这些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的观点根本不同。同时我又很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的各个委员会上，各党各派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就我来说，我是有意克制我自己不在我所属的委员会或在大会本身发表我的意见。我觉得只要我拥护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我就算是很好地为大会的宗旨服务了，而这一点我是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我希望尽早化语言为行动，只要政府接受我的建议，这个建议我已另函同时附上。 “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象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一个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由此说来，即使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在您的讲话中所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一般主要原则中，我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得大会的很多成员愿意给予政府以衷心的合作。 “如果我能够使我的同胞收回他们的要求，我一定要他们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而在这大战的危急期中，不再絮叨着要什么‘自治’或‘责任政府’。我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 我知道印度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就会成为帝国最得宠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就会成为过去的陈迹。然而事实上，印度的整个知识阶层所决定的却是采取比较无效的办法，而现在谁也不能再说知识阶层对于广大群众没有什么影响。自从我从南非回国以后，一直同农民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接触。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自治的要求已广泛地深入人心。上届的国大党大会我参加了，而国大党大会所通过的要由一个国会机构明文规定在一定时刻内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的责任政府的决议，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但是我相信，除非在最短期间实现一个明确的自治的幻想，印度人民是不会满意的。我知道印度有很多人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既然他们希望在帝国的范围内达到最后的地位，他们也应当为帝国作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也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拯救了帝国，我们在那个行动的本身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给帝国以所有可能的人力支援，但是在财政上，我们就不能提供同样的支持了。我同农民们的密切交往使我相信，印度捐献给帝国国库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度的能力之外。我知道我这样说是代表着我国大部分同胞的意见的。 “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同时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一样，意味着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贡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是特殊的。今天我们还够不上算是帝国的伙伴。我们的贡献是基于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不把我们的希望清楚地、如实地告诉您，那我对您和我的同胞就不真实了。我并非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而讨价还价，但是您应当懂得，失望就等于幻灭。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省略。您曾经向我们呼吁，要我们放弃内部的分歧。如果这个呼吁是指容忍官员们的专横和错误行为，我是无力响应的。我对有组织的横暴决心抵抗到底。 这个呼吁应该是指向官员们，要他们不得虐待平民、抛弃过去一贯的做法，多和人民商量，多尊重群众的意见。我在三巴朗的时候，因为抗拒一种长时期的专制，最后竟不得不诉之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凯达，不断咒骂政府的人们，现在却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政府，而是那种愿意为真理受难的代表着真理的力量。 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是一个为了人民的政府，因为当人们感受不公平的时候，这种政府能够容忍有秩序的和可敬的不服从。所以三巴朗和凯达的事件就是我对于这次战争的直接的、明确的和特殊的贡献。要叫我中止在那方面的活动，就无异叫我中止生命。如果我能够推广这种精神的力量——其实这就是爱的力量的别名——以代替暴力，我知道我可以为您呈献一个能遏制全世界的作恶行为的印度。因此，我将年复一年地锻炼我自己终生运用这种忍受苦难的永恒的法则，并把它提供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而且如果我参加了别的任何活动，其动机也是为了表明那个法则的无比的优越性。 “最后我要请您转请陛下的政府就穆斯林土邦问题提出明确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对这个问题是深切关怀的。作为一个印度教徒，我不能对他们的事业漠不关心。他们的悲愁也就是我们的悲愁。帝国的安全就在于以最慎重的态度尊重那些土邦的权利，尊重穆斯林对于礼拜场所的宗教感情，以及您对于印度自治要求的公正而及时的态度。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爱英国，而且我希望唤起每一个印度人对于英国人的忠心。”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濒于死亡 我在招兵运动中差不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吃的主要是花生、牛油和柠檬。我知道吃太多的牛油有损人的健康，可是我还是听任自己吃得很多。这使我患了轻微的痢疾。我倒不怎么在意，还是象平时一样在那天黄昏到学院里去。当时我很少吃药。我以为饿一顿就会好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吃早饭，当真觉得舒服多了。然而，我知道要完全好，必须延长绝食，如果我要吃东西的话，除了果汁以外，别的都不应当吃。 那天是一个节日，虽则我已经告诉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饭，她还是劝诱我吃，而我也就吃了。因为我已经立誓不喝牛奶或奶制品，她就特地给我做了一点甜麦粥，不放酥油而放一些植物油。她还给我留了一碗豆汤。这两样东西是我所爱吃的，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讨好嘉斯杜白并满足自己的食欲，而不致引起不欢。然而魔鬼正在等着机会，我不是吃得很少，而是吃得很饱。这已经足以把死亡的天使召来了。不到一个钟头，我的痢疾就厉害起来了。 那天夜里我还得回到纳提亚去。到沙尔玛第车站不过一英里多的路程，我却走得非常吃力。伐拉白先生在阿赫梅达巴和我同路，他看出我有病，但是我却没有让他知道我的痛楚是多么难以忍受。 约莫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纳提亚。我们总部的所在地印度教安纳塔学院，离车站只有半英里，但是我却觉得有十英里远。我总算勉强走到了，可是剧烈的绞痛却在不断增加。 厕所离我的房间很远，我没有用它，我要他们在我的隔壁房间里放一个便盆。我这样做很觉得惭愧，但是出于不得已。傅尔昌先生立即弄来了一个便盆，所有的朋友都围在我身边，深深地为我担心。他们出于一片厚爱和关心，但是不能消除我的痛楚。而我的固执更增加了他们的无可奈何。我拒绝一切医药治疗。我情愿为自己的过错忍受责罚，决不吃药。他们只好在旁边沮丧地看着，束手无策。我在一昼夜之间，大约泻了三、四十次之多。我已绝食，开头连果汁也不喝，胃口是完全没有了。我一向以为我的身体是铁一般的强壮，但是现在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变成一堆泥土了。它已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医师来看我，他劝我吃药。我推辞了。他要给我注射，我也谢绝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打针的无知是很可笑的。 我以为用来注射的药物一定是什么兽类的液汁。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要给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质，但是这个发现已经太晚了。肚子还是不断地泻，弄得我精疲力尽。身体的衰竭引起了一种致人昏迷的热症。朋友们更加着急了，又请来了几个医生。然而对于一个不听他们话的病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赛·安巴拉尔同他的善良夫人到纳提亚来，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以后，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阿赫梅达巴地方的他的米尔扎埔洋房里去。我在这次病中所享受的爱和无私的照料是难与伦比的。然而一种轻微的发烧仍然继续着，我的身体日渐消瘦。我感到这场病势必拖下去，并且可能是致命的。我在安巴拉尔的家里受着那样无微不至的厚爱和照料，心里着实不安。 我要他把我送回学院里去。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只好答应了。当我正在学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际，伐拉白先生带来消息说，德国已经完全被打败了，而那位专员也捎信来说不必再招募新兵了。这个消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不必再为募兵的事情操心了。 这时我开始试用水疗法，觉得舒服一些，但是要身体恢复健康，却是一件难事。很多医药顾问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可是我总不肯吃东西。有两三个人劝我喝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一种变通办法，并引证《夜柔吠陀》的权威来支持他们的意见。其中有一个人竭力劝我吃鸡蛋。但是对他们所有的人我只有一个回答：“不。” 我以为饮食的问题不能用经典的权威来决定。饮食问题和我的生命历程是息息相关的，而指导生活的原则，已不复依靠外界的权威了。我不愿意背弃这些原则而生活。我铁面无私地要求妻子儿女和朋友们所遵循的原则，自己怎么可以任意破坏呢？ 于是我这一场生平头一次的长病倒给我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检查我的这些原则并加以试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绝望了。我感到我已到了死神的门前。我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亚朋。 她立即跑到学院里来。伐拉白和康努加医师一齐来，后者摸了我一下脉搏说：“你的脉搏很好，我看绝对没有危险。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病，由于身体的极度衰弱而引起的。”然而我还是不相信。那一夜我根本没有睡觉。天亮了，但死神并没有来。可是我依然感觉死期已近，因此我开始把我所有的清醒时间都用于倾听学院的友好给我念《薄伽梵歌》。我已无力阅读。也不愿意讲话。稍一讲话，脑子便紧张起来。所有生存的兴趣都消头了，因为我从来不愿为了生存而苟生。自己既不能做事，还要朋友和同事们侍候，并且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坏下去，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生活，实在是痛苦。当我这样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有一天达瓦尔卡医师带了一个客人来，他是马哈拉斯特拉人，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一看见他便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是一个有癖好的人。他是来为我试验他的疗方的。他曾在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都快毕业了，但是没有取得学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梵社的会员。他的名字叫克尔卡先生，是一个独立而固执的人。他的拿手办法是用冰来治病，他要我试试看。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冰医生”。他自以为发现了某些有资格的医生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可惜的是，他的办法并不能令我信服，我相信他的办法到一定的程度，可是我担心他的某些结论下得太早了。然而不论他的发明好坏，我还是让他在我的身上作了试验。我并不在乎外疗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在全身敷冰。虽然我还不敢肯定他对我所进行的治疗有他所说的那种效果，但它的确在我心上灌输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精力，而且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影响了身体。我开始有了胃口了，而且可以进行五分钟到十分钟的缓慢的散步。这时他建议改革我的饮食。他说：“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你吃几个生鸡蛋，你的精力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鸡蛋和牛奶一样，对你绝无害处。它们当然不能算作肉类。而且你知道所有的鸡蛋都不是有生殖作用的吗？市面上也有消过毒的鸡蛋出卖的。”然而我连消过毒的鸡蛋也不打算吃。但是我的健康的好转已经够使我对于公众活动感觉兴趣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二十九章 劳莱特法案 和我的窘境朋友们和医生们都劝我，说我如果到马特朗去休养，我的健康会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可是马特朗的水是硬水，这使我住下去极感困难。我因为害了那场痢疾，肛门极为软弱，又因为我有裂疮病，所以大便时痛不可当，所以一提到吃东西，心里便充满了恐惧。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连忙离开。商卡拉尔·班克这时自命是我的健康的监护人，他极力劝我去找达拉尔医师商量一下。于是我去看了达拉尔医师。我很佩服他当机立断的能力。 他说：“除非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铁质和砷酸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你可以给我打针，”我回答道：“但是喝牛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过誓不喝牛奶。” “发誓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位医生问道。我把整个故事的始末和我发誓的理由，以及我自从知道母牛怎样被挤尽牛奶的情况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况且，我始终认为牛奶并不是人们的天然食物。所以我发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边听着。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了吧，”她插嘴说道。这位医生也乘机说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够了。”我让步了。我热切希望进行非暴力抵抗斗争使我产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强烈要求，所以我只满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义，而牺牲其精神。因为我发誓的时候，心目中指的虽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义应该包括所有动物的奶。再说我既然认为奶类并不是人们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应该用奶。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还是答应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对真理的虔诚究竟强烈得多，而一个崇奉真理的人因为热中于进行非暴力抵抗的斗争，一下子便对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让步。我采取这个行动的记忆时至今日依然盘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满着懊悔，我经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终摆脱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诱惑，那种依然占据着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我对于饮食的实验很看重，把它当作我寻求非暴力的一个部分。这些实验使我感到精神舒畅而快乐。然而我喝羊奶现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从饮食不杀生的观点来说，主要的还是由于从真理的观点来说的，因为这无异于违反誓言。我觉得我对于真理的理想比对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远解决不了非暴力的谜。真理的理想要求从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是杀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灵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这就是使我苦恼的原因。然而尽管我对这个问题心里很明白，我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换句话说，也许我还没有勇气采取断然的办法。归根到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因为怀疑不是别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结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祷告就是“主啊，赐我信仰吧！” 我开始喝羊奶以后不久，达拉尔医师便为我的裂疮动手术，经过良好。当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跃起来，特别是因为上帝已给我准备了很多工作。 在我的健康还没有怎样恢复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刚刚发表的的报告书。它的建议使我吃惊。商卡拉尔·班克和乌玛尔·苏班尼来向我建议，要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动。大约一个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达巴去。把我所担忧的事情告诉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情。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我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数几个人出来签名反对，并且他们拟议中的措施不顾我们的反对而被通过成为法律，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这个样子，我一定全力去进行斗争，并期望别人跟上来。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我不配担任这个任务。” 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决定召开同我有接触的少数几个人的会议。据我看来，劳莱特委员会的建议绝不是报告书里所列举的证据就能使之成立的，而且我觉得有自尊心的人绝不能屈从这些建议。我们决定召集的会议终于在学院里举行了。被请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到二十个人。就我所记得的，参加的人除伐拉白外，还有沙罗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已故乌玛尔·苏巴尼先生，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和安娜舒耶朋夫人。非暴力抵抗的誓约就是在这次会上起草的，而且我记得所有到会的人全都签名了。当时我还没有主编什么刊物，不过我常常通过日报透露我的观点。这一次我还是采取同样的做法。班克非常热心地参加这次斗争，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工作很踏实。 由于我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在我的建议之下，另外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大会。它的主要会员都在孟买，因此总部也就设在那里。有很多会员已经在誓约上签了名，又有人印发了传单，并且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一切情形都象凯达运动一样。 我被选为非暴力抵抗大会的主席。我不久便发现我和组成这个大会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很少有协同一致的机会。我坚持大会一定要用古遮拉特语文，还有我所提出的别的一些工作方法看起来很特别，使他们颇为不安和为难。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大多数很宽容地迁就了我的个性。 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大会不会支持多久。我觉得我所强调的真理和非暴力已经为一部分会员所不喜欢。虽然我们这个新的活动在创始的时候进行得蓬蓬勃勃，运动的发展也很迅速。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章 惊人的壮观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反对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的声势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是政府实行其建议的决心日益坚定，劳莱特法案就这样公布了。我这一生只参加过一次印度的立法议会，而这一次讨论的正是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警告。总督似乎已在屏息谛听，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斯特立吉滔滔不绝地倾泻其雄辩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切而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不能不深受感动。 然而只有一个人真正入睡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当时政府的处境就正是这样。政府只是急于要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萨斯特立吉的庄严警告，对于政府丝毫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话也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而已。我诚恳地向总督呼吁，我给他写了许多不公开的和公开的信，明白告诉他，政府的行动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别无他途可循。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实际。 这个法案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发表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定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够在大会上站着讲话。我如果要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觉很习惯。幸亏我在南非工作过，我觉得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请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出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请我来的却是。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无论如何我们亲自面谈，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拉贾戈帕拉查里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还不久，他是应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请而来的，也是为了便于更积极的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同他住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住的那栋洋房是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艾扬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诃德夫·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贾戈帕拉查里搞得很熟，而拉贾戈帕拉查里因为怕难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诃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当培植这个人。”我于是照他的意见去做。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斗争的计划，但是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步骤。如果劳莱特法案终于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晓得怎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来加以反对。人们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人们以不服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不能对其他的法律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呢？如果可以的话，界限又在哪里？ 这些和其他一大堆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题目。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召集了一个小小的指导人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维加耶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非暴力抵抗科学的说明，甚至写上详细的细节。我觉得这个任务远非我的能力所能胜任，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承认这一点。 我们正在这样躇踌不决的时候，便得到消息说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为这件事思索，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时稍微早一点。当我还在介乎沉睡和清醒间的朦胧状态时，忽然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仿佛做梦似的。早上我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拉贾戈帕拉查里。 “昨夜我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个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恰当的。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的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绝食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各省是否都会响应我们这个号召还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很好地进行总罢市，我想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了。” 拉贾戈帕拉查里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后，也无不表示欢迎。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紧急的通知。由于这事情马上就得办，所以不能及早发出通知。 然而谁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效果呢？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到那一天进行了总罢市，真是惊人而壮观的一幕。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一章难忘的一周！（上）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到达孟买。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的一封电报，叫我赶到那里去参加4月6日的庆典。 但是在同时，德里已于3月30日举行了罢市。当时还健在的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和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的话在那里就算是法律。关于总罢市延期至4月6日举行的电报到达时过迟了。德里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的总罢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应邀到朱姆玛大寺去作演讲。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当局所能容忍的。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的时候被警察堵住了，他们还向游行群众开枪，死伤很多人，而且在德里开始了镇压统治。史罗昙纳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电说，等4月6日孟买的庆典过后，便立刻动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发生的事，在拉合尔和阿姆里察也都大同小异地重演着。沙提亚巴尔博士和克其鲁博士从阿姆里察给我发来了紧急的邀请，叫我到那里去。当时我同他们还互不相识，但是我通知他们说，等我到德里办完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6日那天早晨，孟买成千上万的市民挤到乔巴蒂海边去沐浴，然后结队游行到塔库德华。游行的队伍里有少数妇女和儿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参加。同行的几个穆斯林朋友把我们参加队伍的人从塔库德华带到附近的一个伊斯兰教堂里去，并说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讲。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先生建议我们当时就地叫人们举行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但是我不赞成这个建议，理由是：宣誓不应草率从事，而且我们应当对人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满足。我以为一旦举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违背，因此，服用国货的誓言，其含义应当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团结的誓言所具有的责任，也应当为一切有关的人深刻认识。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会。 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置盐税法于不顾，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是已经被禁止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轻易的办法。因此这两本书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终止绝食以后在大会结束时发售。 6日晚上有一队志愿人员按预定计划带着这两本禁书出来向人民售卖。沙罗珍尼·蒂维夫人和我两个人坐车子出去。所有的书很快便卖光了。卖书所得的钱都用来进一步开展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两本书的定价都是四个安那，但是我记得从我手上买书的人不是只按定价付钱的。有很多把他们袋里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买一本书。为了买一本书，五卢比和十卢比的钞票象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我还卖了一本书，售价五十卢比！我们向买书的人讲清楚，我们所卖的是禁书，买这种书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后来我们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认为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卖，而我们所出卖的书并不在禁书的范围以内。政府把这些翻印的书当作是禁书的新版，出售新版书不算犯法。 这消息引起大家的失望。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个关于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这才第一次懂得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到会的几位姐妹。到会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经写好一份誓词带在身边。宣誓之前，我对到会的人说明了誓词的意义。到会的人这样少，既没有使我难过，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注意到群众态度上的这种特殊的差异：喜欢搞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欢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这种差异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辟一章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我首先听到我有可能被捕的传说。车过马都拉停在另一站时，阿恰利亚·齐德万尼到车上来看我，把我将被捕的确切消息告诉我，并问我需要他做什么事。我感谢他的好意，向他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有到达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书面命令，不准我进旁遮普境内，因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纷乱。警察要我下车，我拒绝说：“我是应一个紧急的邀请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最后火车进了巴尔瓦尔站。摩诃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镇定。我叫他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决定不服从对我所发的命令，并准备承受违法的处分，同时还要他说明，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充分的平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巴尔瓦尔车站，我从车上被带出来，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车从德里开来，我被迫上了一个三等车厢，由几个警察押着我走。车到马都拉的时候，我便被带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没有哪个警官能够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者准备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他们把我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到了中午他们又在沙威·马渡坡叫我下车。有一个警官叫鲍林先生从拉合尔乘特别快车赶来，现在负责押送我。 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于是我便由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而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个警官开始滔滔不绝地称赞。他说米凯尔爵士个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会引起地方上的骚乱，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动回孟买去，并答应不进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动回去。 警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便告诉我说，他不得不以法律加诸于我。我问他：“那么你预备拿我怎么办呢？”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此刻，我是把你送回孟买去，”他说道。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我被交给另一个警官看守。我们到孟买的时候，这个警官对我说：“你现在恢复自由了。”但他又接着说：“你最好是在海滨车站下卓，我可以叫火车在那里停一停。科拉巴车站可能有很多人拥在那里。”我告诉他我将乐于遵从他的安排。他听了很高兴，并且向我道谢。到了海滨站，我便下车了。有一个朋友的车子刚好从那里经过，他把我带到雷瓦沙卡·捷维礼家里。那位朋友告诉我说，我被捕的消息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他们差不多激动到了发疯的地步。他又说：“在白敦尼附近，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县长和警察都已经赶到那里去了。” 我刚刚到达目的地，乌玛尔·苏班尼和安娜舒亚朋便赶来，要我立即坐汽车到白敦尼去。他们说：“人民已经忍不住了，他们十分愤懑，我们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只有你亲自出马才行。” 我马上上车。在白敦尼附近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那里。人们一见我便欣喜若狂。他们立刻结成队伍，空中响彻了“祖国万岁”和“上帝至上”的呼声。在白敦尼我们看见一队骑马的警察。砖头象雨一样自天而降。我要求群众镇静，可是看起来我们似乎逃避不了砖头的袭击。当游行队伍经过阿布杜尔·拉赫曼大街，正要走向克罗福特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阻止他们进一步向要塞的方向行进。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几乎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在这广大的人群中，我的声音决没有被听见的可能。正在这个时候，骑兵警察的警官便下令驱散群众，于是马队便立刻向群众冲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枪矛。当时我以为我要受伤了。其实我所担心的并没有根据，因为枪矛挥过来的时候，只不过擦上汽车罢了。游行的队伍不久便被冲散了，他们在慌乱之中，马上成为一堆乱民。有的被人践踏，有的被人挤伤了。在那鼎沸的人海中实在没有让马走过的空隙，也没有让群众可以散开的出路。于是骑士们便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开一条去路。我很难想象他们会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整个事情呈现出一种极端恐怖的景象。骑士和人民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就这样群众被驱散了，游行队伍的前进被挡住了。我们的汽车获准前行。我在警察局门前停下来，进去向警察局长控诉警察的暴行。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二章难忘的一周！（下） 于是我走进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达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是在准备军事行动。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紧张。 当我被引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鲍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边。我把我所看见的情景对这位局长描述了一番。他简略地答道：“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行进，因为在那里难免发生骚乱。而当我看到人们不听劝告的时候，我只好下令骑警把群众冲散。” “可是，”我说道：“你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那些马一定会踩着人。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人民。” “你不能这样断言，”格立菲斯先生说道：“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发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告诉你，人们一定不受你的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接受服从法律的思想；他们无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责任。你的用意我是不怀疑的，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辩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说道：“如果你确知人们已经不听你那一套说法，你又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这样，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对鲍林先生说过，你一获释还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来打算搭下一班火车去。但是今天已经不行了。” “如果你能耐性一点，你就一定能得到上述的信念。你知道阿赫梅达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人们到处差不多象是发疯了。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有些地方电线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骚动都应当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我发现阿赫梅达巴也发生骚扰，我将极为痛心和惊讶。我不能为阿姆里察负责，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那里也没有人认识我。但是就算是在旁遮普，我也相信如果不是旁遮普的政府阻止我入境，我对于维持那里的治安，一定可以有不少帮助。但是他们不让我入境，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我们就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论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乔巴蒂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要向人民讲话，要他们保持平静，接着我就向他告别。群众大会是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的。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且说道：“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遵守这个原则，我便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安娜舒亚朋也接到了阿赫梅达巴发生骚动的消息。有人还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疯了，他们举行了罢工，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听说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拔掉，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得不得了。 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轮到他们来还债了，而且还得加上利息。车站上有一个警官等着我，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神色激怒，我温和地和他说话，并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说明戒严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大会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戒严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销了。我向大会讲了话，我极力想叫人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罪过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我对自己的责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应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罪过。但是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已故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决定却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曾经同我进行过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坚决认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直到今日，我还持有这同样的意见。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三章 “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大会一结束，我便立刻到纳提亚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个形容词，后来这个形容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在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错误。然而到了纳提亚，看到实际情况和听到凯达县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我现在所感到的一样，我号召凯达县和其他的地方过早地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承认铸成了大错，这件事招来了不少的嘲笑。但是我绝不后悔我承认错误，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我还以为一个打算实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更应当兢兢业业地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害怕犯法受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这样。例如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决不会突然偷东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窃的法律，可是就是他这同一个人对于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却不感到什么不对。确实，他是否能够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却没有觉察到。我现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透彻了解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所以在重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些原则，并且日以继夜警惕着正确执行。 我怀着这些思想到达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 这主要是靠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任务。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员也不多。就是那些报名真正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训练，而且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却是越来越少了。我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从的训练，进展得不象原来我所想的那么快。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四章 《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就这样，一方面，当这个争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运动正在稳步地虽然缓慢地开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镇压的政策却在全力推行，特别是在旁遮普表现得特别露骨。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戒严的法令，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公布了，特别刑事法庭成立起来了。这些特别刑事法庭并不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贯彻专制者专横意志的工具。判决书是在没有证据和公然违法的情况下宣布的。在阿姆里察，无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惶惶不可终日。在我看来，和这次暴行相比，嘉里安瓦拉花园的悲剧是不足道的，尽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剧。 我被催促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样。我给总督写过信，发过电报，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都没有结果。如果我得不到许可而毅然前往，我就无法进入旁遮普境内，结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从为满足。这使我深感进退两难。事情很明显，违反禁止我进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觉得不算是文明的不服从，因为我看不出在我周围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而旁遮普境内的肆无忌惮的镇压已经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令人愤懑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因此，我决定不顾朋友们的建议，不去旁遮普。这对我无异于咽下苦药。每天从旁遮普源源传来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消息，但是我却只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 正在这个时候，一手把《孟买纪事报》造成一种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当局驱逐出境。我认为政府的这个行动充满着污秽，直到现在我的鼻子里还闻到这种污秽的恶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从来不希望不合法的行动。他不喜欢我未经非暴力抵抗委员会的允许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拥护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事实上在我还没有宣布停止文明的不服从的决定以前，他就来信劝我这样做了。只是因为孟买和阿赫梅达巴之间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驱逐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 由于发生了这些事情，《孟买纪事报》的董事们便要求我负起指导这张报纸的责任。布列维先生已经参加那边的工作，所以我用不着做多少事情。不过按照我的性格说，像经常一样，我所担负的这种责任，就会成为一种额外负担。但是政府却来解了我的围；政府下令《纪事报》停止出版。 那些经营《纪事报》的朋友们，如乌玛尔·苏班尼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等，这时还掌握着《青年印度》，由于《纪事报》受到迫害，他们建议我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而且为了弥补《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应由周刊改为双周刊。我也觉得应当这么办。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向公众进行宣传，而且希望通过这个努力至少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因为在我所写的文章后面，还隐含着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宣传，这一点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这些朋友们所提出来的建议。 但是怎样通过英语来训练一般群众进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尔·扬兹尼克先生那时候与苏班尼和班克这一帮人有些联系。他正在经营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得到了这几位朋友的支持。他们把这个月刊也交给我处理，而印都拉尔也答应继续干下去。这个月刊便改为周刊。 后来《纪事报》又准许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来周刊的形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出版两个周刊对我很不方便，而且开支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经我建议搬到那里去了。 这种改变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通常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这在阿赫梅达巴做起来比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这两个刊物，现在我就开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教育，这两个刊物销行很广，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各达四万份。可是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额却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开头便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它们会有什么损失，相反的，我倒相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个刊物帮助了我保持内心的和平，因为立即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也算是竭尽棉薄了。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五章 在旁遮 普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 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 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我们如何一致决定不给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这里不必重复了。简单说这样一句就够了，事情相隔那么多年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依然认为当时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和恰当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已故德希班度·西勒·达斯，阿巴斯·铁布吉先生，姆·勒·贾亚卡先生和我自己都被委任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主席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担任。为了便于进行调查，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一个地区。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很多地方的调查工作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到了一个特有的机会来深入地考察旁遮普人民和旁遮普村庄的情况。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还认识了许多旁遮普的妇女。我们好象彼此已经认识了几百年似的。凡是我所到过的地方，她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我，在我跟前献上了她们带来的成堆棉纱。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使我弄明白那么一个事实，即旁遮普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纺织布工作的园地。 当我一步深入一步地调查人民受到的暴虐行为的时候，听见了很多关于政府的专制和官员的蛮横的故事，这些事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使我十分痛心。当时使我惊奇的，现在仍然使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大战期间曾经为英国政府供应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竟然遭受这一切穷凶极恶的暴行。 为这个委员会起草报告书的任务也委托给我。凡是想要了解旁遮普人民遭受过什么暴行的人，我劝他去看一看那本报告书。关于这个报告书我这里想说明的是，那里面没有一句我有意夸张的话，每一件记载都是有事实可稽的。而且报告书里所发表的证据不过是委员会所掌握的一部分而已。凡是稍有可疑之点的材料，都没有收入报告书里。提出这份报告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说明真相，而且也只有说明真相才能够使读者看清楚英国政府为了保持它的政权竟能做出多少惨无人道和野蛮无比的坏事。据我晓得的，这份报告书里的任何记载都没有被人推翻过。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六章 基拉法反对护牛？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旁遮普这些黑暗的事件。国民大会党在旁遮普对德耶主义进行的调查刚刚开始，我便接到邀请，要我出席在德里举行的讨论基拉法问题的印—穆联席会议。在邀请书上签名的有已故哈钦·阿兹玛尔汗·萨希布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说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要参加，而且如果我的记性还不错的话，他还是大会的副主席。就我记忆所及，这个会预定在那一年的11月间举行。这次会议要讨论基拉法被出卖所引起的形势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应当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邀请书中还说，会议所要讨论的不单是基拉法的问题，而且还要讨论护牛问题；所以这对于解决护牛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喜欢这样提出护牛的问题。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应尽可能来参加这次会议，一面提出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种讨价还价的精神中混为一谈，而应该根据各个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我带着满脑子的这类思想去出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尽管它还不如后来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集会那么可观。我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讨论了上述问题，他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很欣赏我的看法，叫我在会上提出来，我也同已故哈钦·萨希布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会上提出来说，如果基拉法问题有它正当而合法的根据——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如果政府的处理实在太不公平，那么印度教徒当然会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纠正基拉法的错误。如果他们借此机会提出护牛的问题，或者利用这个机会同穆斯林讨价还价，是不妥当的，正如穆斯林不应当以停止屠牛作为换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问题的代价一样。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对邻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责任感而自动停止屠牛，那就又当别论了，那就是一件好事，说明他们互相有很大的信任。我认为采取这么一种独立的态度是他们的责任，并且会提高他们行为的尊严。但是如果穆斯林认为作为邻居他们有责任停止屠牛，那他们就不用考虑印度教徒会不会在基拉法的问题上帮助他们。“所以，”我说道：“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讨论，而这次会议的题目应当只限于讨论基拉法的问题。”我的主张得到出席会议的人们的赞同，结果，护牛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就没有讨论。 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论印度教徒是否帮助我们，作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应当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而且有一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真象是放弃了屠牛似的。 某些方面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也应当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错误一并提出。 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事件，不能和我们决定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问题——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条款——混淆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过去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只是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中，有一个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宣誓服用国货，而这个誓言的自然结果就是抵制洋货。土布那时还没有找到它的适当地位。这个决议是哈斯拉特·萨希布所不能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那就要对不列颠帝国进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个相应的反建议，可能时专门抵制英国货。我不但从原则上，而且从实践上加以反对，我反对的理由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我在会上还提出我对于非暴力的看法。我看到我的发言给了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担心我的发言将不过是旷野中的孤鸣罢了。我所以鼓起勇气发言，是因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我的观点就将是一种玩忽责任。然而使我惊喜的是，我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极大注意，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着发言的人无不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那些领导人会明白，抵制英货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如果这个议案被通过了，他们就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参加大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一点点英国制造的货物。因此很多听众都认识到，通过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不能实行的议案，结果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 “单单抵制外国布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谁知道土布的产量什么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外国布进行有效的抵制？我们要做一点对英国人能马上发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国布的意见尽可保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另外给我们一点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这样说道。甚至当我正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国布，还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才行。在当时，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是显然不可能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土布以供国内的衣着需要；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另一方面，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外国布我们是要失败的。穆罕尼结束他的发言时，我还处在这个两难的状态中。 我因为不大懂得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觉得很不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大部分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上发表辩论式的演讲。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会上曾经用乌尔都语讲过话，不过只有几分钟，而且只是向听众作一点情感上的呼吁而已。相反，在这里，我所面临的是一些带有批评意味的、如果不是敌意的听众，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并争取他们了解我的观点。然而我把一切羞涩的心情都抛弃了，我在那里不是要用没有错误的经过选择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讲话，而是用我所能讲的支离破碎的印地语向听众表达我的观点。这一点我是做到了。这次集会给我一个直接的证明：只有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的语言才能成为印度的国语。如果我用英语讲话，我就不能对听众产生那天我所造成的印象，而穆罕尼也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提出他的挑战，或者就算他说了，我也不能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 我不能找到一句适当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一个新的思想，这多少使我感到为难。 最后，我用了“不合作”这个字来描写我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上采用这个字眼。 当穆罕尼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采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者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话，那他所说的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抵抗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和政府不止在一件事情上进行着合作。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停止和政府合作，才能够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字，我当时对于这个字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并不清楚，因此我并没有对这个字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是说：“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如果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的话——愿上帝禁止这样——他们就将停止和政府的一切合作。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在象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竟然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在我们遭受背弃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和政府合作。” 但是，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字才流行起来。在当时它还埋没在会议的记录里。 事实上，一个月后当我在阿姆里察国大党的会议上支持合作的决议时，我仍然希望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七章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旁遮普政府不可能将成千的旁遮普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是在戒严法的统治下被投入监狱的，而所有的证据又都不充分，办理这些案件的也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法庭。这种公然违反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继续监禁是不可能了。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以前，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基山拉尔和其他的领袖们也都被释放了。阿里弟兄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的。人们感到无比的欢欣。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是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极为兴旺的律师业务，把旁遮普当作他的总部，提供了巨大的服务。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截至这个时候，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还只限于建设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语，我的发言限于主张将印地语规定为国语，此外是在发言中提出印度海外侨民的问题。这一年我不想再做什么超越这个范围的事情。然而正如往常的许多情况一样，负责的工作总是突然地落到我的身上。 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时刚刚公布。这个方案连我都不能完全满意，其他人也都不满意。不过我当时觉得，那个方案虽有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个方案的语气里，我感到辛哈勋爵也参加了意见，这就显露了一线希望。然而那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如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频频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采取中立态度。 马拉维亚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典礼上，对他的简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因为同处一室，就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作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事实使我充满了欢欣惊奇的心情。他的房间有一种近乎贫民免费公寓的神气。你简直很难从屋里通过。屋里因为过分拥挤，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有很多不速之客随时来找他，并且可以随便占用他多少时间。在这个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我的棕绳木床，倒显得很庄严的样子。 不过我不应当占用这一章来描写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同马拉维亚吉讨论，他常常象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解释各党派的不同观点。我明白我参加关于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负责起草国大党关于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便觉得对于此案其他的未了事宜，也应当注意。就这个问题来说，需要和政府有所接洽。同样还有基拉法问题没有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鸠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容许被出卖。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释放，我以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通过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那个改革方案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坚决主张应当拒绝，认为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和不能令人满意。已故罗卡曼尼亚多多少少采取中立，但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赞同的任何决议。 和这些处世有方、久经锻炼、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于忍受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声音却又非常清楚。我企图离开这次大会，我告诉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莫迪拉尔吉：如果我不参加大会的其余几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那样我就免得暴露我同那些受人尊敬的领导人的意见上的分歧。 然而我的建议并没有为这两位前辈所赞同。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了拉拉·哈基山拉尔。 他说：“那是断断不可的，那样做会大大地伤害旁遮普人的感情。我同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和真纳先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最后，我把我的苦处告诉了马拉维亚吉。我对他说：“我看不出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议案，会上就会引起分裂，那就得进行表决。然而我在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难区分，而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进行计算表决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别进行表决，既没有这种条件，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但是拉拉·哈基山拉尔来给我解了围，他决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说：“进行表决那一天，我们不准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计算票数，我有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大会。” 我只好屈服了；我把议案写好，胆战心惊地准备在大会上提出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打算加以赞助。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意见分歧虽然并没有产生恶感的任何迹象，而我们的发言虽然都是根据冷静的推论，但是意见分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使他们痛心，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见。 甚至当发言正在进行的时候，主席台上也在酝酿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领导人之间也在为了这个目的而自由地交换纸条。马拉维亚吉想尽种种方法，要把鸿沟消除，正在这个时候，捷朗达斯递了一个修正案给我，用他那亲切的态度，请我设法避免使代表们陷于分裂的困境。他的修正案正合我的意思。马拉维亚吉的眼睛已经在向各方探索希望之光。我告诉他捷朗达斯的修正案在我看来似乎双方都可以接受。接着看这个修正案的是罗卡曼尼亚，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反对。”德希班度后来终于软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象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着希望，他抢过那一张修正案的纸条，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说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会嚷道：“代表弟兄们，你们一定乐于知道，妥协已经达成了。”那时的情景实在无法形容，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听众的阴暗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乐的光辉。 修正案的全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在于说明这个议案是怎样通过的，作为我在这几章里所谈到的一部分经验。 这次的妥协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责任。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八章 国大党的入党礼 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阿姆里察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仅仅是私人事务以外，我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不希望做更多的事。 我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也许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点能力做的，而且对于国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经看出，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故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是很高兴的。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请参加这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有时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癖好，一个是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国民大会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没有马拉维亚吉那种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项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我所预料的，募捐的主要责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而纪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却在那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如何应用这一笔纪念基金的问题，整个印度都没有办法。 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我有把问题简炼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用的基础，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是戈克利亲自告诉我的。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三十九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章 终于找到了！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们总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从他那里不断地收取棉条，心里觉得很不安。而且我总认为使用纺织厂的棉条，是一个根本错误。如果人们可以使用机器棉条，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纱呢？难道古代的人是靠纺纱厂供给棉条的吗？那么当时他们怎么造的棉条呢？心里有了这些念头，我便建议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给棉条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负起这个使命，雇了一个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个卢比的报酬。我那时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训练了几个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条，我向孟买要求供给棉花。亚斯望普拉沙德·德赛先生立刻答应了。甘嘉朋的事业因此意外地发达起来。 她又找了一些职工，把维加埔纺成的棉纱织成布疋，于是维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当这些事正在维加埔发展的时候，纺车在学院里已经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尔·甘地还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纺车作了许多改进，非暴力抵抗学院跟着便开始制造纺车和附件了。学院里自己织出来的头一匹布每码价值17个安那。布虽然粗，价格也贵，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向朋友们推销，而他们也乐于出这个价钱。 我在孟买虽然害病，却还可以勉力出去寻找纺车。最后，我碰巧遇见了两个纺工。他们每纺一棉纱索价一个卢比，那就是28个拖拉或将近四分之三磅。我当时还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觉得能够买得到手纺棉纱，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钱同维加埔的价钱一比较，我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这两个纺工却不愿意减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们做工了。不过他们也算做了好事，他们教会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尔·班克的寡母罗密白·康达夫人和华素玛蒂朋夫人怎样纺纱。纺车的辘辘之声开始兴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响起来了，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健康的恢复，纺车的声音实在出力不小。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这也已经表明，心理对于生理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从事纺纱，不过当时纺得不多。 在孟买，供应手工做的棉条的老问题又发生了。有一个梳棉工人天天在列瓦商卡先生的门前震弦而过。我把他找来，才知道他是弹棉被的。他答应给我们梳棉条，可是索价颇高，虽然，我还是照付了。我把这样得来的棉纱卖给毗湿奴教派的朋友们作为“叶迦德希”绝食日供献花环之用。许福济先生在孟买开了一个纺纱训练班。所有这些实验花了不少钱，但是那些具有爱国主义的朋友们，热爱祖国的人们，对土布运动都有信心，愿意花这笔钱。所以照我的肤浅意思看来，这样花的钱并不算浪费。它给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向我们显示了运用纺车的可能性。 我对于自己还没有服用土布这件事觉得难于容忍了。我的“拖地”仍然是印度纺织厂生产的细布。非暴力抵抗学院和维加埔所生产的粗布只有30英寸宽，我通知甘嘉朋说，如果她在一个月内不供给我一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我就只好穿用短的土布“拖地”了。这个最后通牒使她大为震动。然而事实证明她是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不到一个月，她便送来了两条45英寸宽的土布“拖地”，把我从困难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克斯密达斯先生和他的夫人甘嘉朋带了一个纺织工人兰芝先生从拉底来到非暴力抵抗学院，就在学院里从事纺织土布“拖地”。这对夫妻在推广土布的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他们在古遮拉特内外带动了一帮人从事手纺棉纱的手艺。甘嘉朋在织布机旁边织布的情景是很动人的。当这个不识字但是沉着的姐姐坐上织布机的时候，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于旁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起她的注意，要吸引她的眼睛离开她心爱的织布机就更加困难了。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一章 一场有启发性的对话 土布运动，当时也称为经济自主运动，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引起了纺织厂主们的很多批评。已故的乌玛尔·苏班尼自己就是一个很能干的纺织厂主，他不但以他的知识和经验，使我得益不浅，而且还使我了解了其他纺织厂主的意见。有一个厂主的议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劝我去看看他，我答应了。苏班尼先生安排了那次会谈。那个纺织厂老板首先开始谈话。 “你知道以前也闹过一阵经济自主吗？”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些纺织厂主曾充分运用了经济自主运动。当这个运动走上高潮的时候，我们抬高了布匹的价格，而且还作了比这更坏的事情。” “是的，这件事我听人说过一些，而且觉得很难过。” “我可以了解你是难过的，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值得难过。我们并不是为了举办慈善事业而做生意。我们做生意是为了赚钱，我们使股东们都满意了。一件商品的价格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定的，谁能够限制供求的法则呢？孟加拉人应当懂得，由于他们闹事，刺激了需要量，因此国产布的价格势必上涨。” 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孟加拉人象我一样，都是秉性诚实的人。他们满怀诚意地相信，纺织厂主不至于那么极端自私自利和毫无爱国心肠，在国事危急的时刻，出卖国家，甚至丧心病狂，把洋布冒充国产布卖出去。” “我知道你那相信人的天性，”他反驳道：“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请你屈驾到这里来，以便警告你，不要象这些头脑简单的孟加拉人那样再犯同样的错误。” 讲完了这几句话，那位纺织厂主便向站在旁边的一个职员招手，叫他把厂里产品的样本拿来。他指着样本说道：“你看看这种布。这是我们厂里最新的产品。这一种布销路极广。 这是用废布纱头织成的，价钱自然便宜。我们把它推销到北方，甚至远至喜马拉雅山谷。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代理人，就连你的声音或你的代理人永远都不能到达的地方，也有我们的人。因此你该明白，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代理人了。此外，你还应当晓得，印度所生产的布匹，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所以经济自主问题，无非是一个生产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大量增加生产，把质量提高到必要的程度，洋布的进口自然而然地就会停止了。所以我要劝告你，不要把你们的运动按照现在的方向进行下去，而应该把你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建立新的纺织厂这个方面上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用宣传的方法叫人多买我们的布，而是需要更多的生产。” “如果我已经在为你所说的这种工作而努力，那么，你一定要为我祝福吧？”我问道。 “那怎么可能？”他嚷道，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不过也许你正在设法提倡建立新的纺织厂，如果是这样，当然应当祝贺你。” “我所做的和你所想的，不完全一样，”我解释道：“我所致力的是怎样把纺车恢复起来。” “那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越发感到莫名其妙了。我把关于纺车的一切事情和我怎样费了许多功夫才把它找到的故事都告诉了他，接着又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变成纺织厂事实上的代理人，没有什么用处。这对国家来说，害多利少。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的布厂不怕没有主顾。所以我的工作应当是，而且现在就是，组织手纺土布的生产，并设法推销这种产品。所以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土布的生产上。我所以提倡这种形式的经济自主，就在于通过它，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我的用意是要叫这些妇女去纺纱，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的人民穿。我不知道这个运动能有多大成就，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头。不过我有充分的信心。无论如何，它总不会有坏处。相反的，那怕它的产量是多么微小，对于国内布匹的生产总有一些帮助，这也算是一种切实的收获。因此你可以看到，我所提倡的运动，绝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坏处。” 他答道：“如果你组织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增加生产，我并不加以反对，至于纺车在这个动力机器的时代能起多大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谨祝你成功。” -------------------- 注释：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二章 土布运动的兴起 我不想在这里用更多的篇幅进一步描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要把我的活动引起了群众注意以后的情况都加以描述，显然不是这几章所能办到的，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因为这个问题谈起来，需要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样自动地向我提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叙述不合作运动的故事吧。当阿里弟兄所鼓动起来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贤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讨论了穆斯林实行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他们都同意，认为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采取这个政策，他们便应当忠实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决议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通过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个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通宵。最初，已故的哈钦·萨希布对于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动是否行得通，颇为怀疑。但是一旦他的疑虑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赞助对于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紧跟着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议案。反对者的初步意见是说，在国大党还没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恰当的。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说这种限制只能应用于退后的运动；但是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级的组织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这样做。只要这样做之后自己负责，我认为凡有助于上级机构提高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获得许可再进行。会上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讨论，讨论很热烈，讨论时的气氛充满了“甜美的理性”。最后付诸表决时，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个决议所以能够得到通过，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的帮助不小。 后者为大会的主席，他的态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决议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召开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一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第四十三章 在拿格浦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 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告别现在该把这几章告一段落了。我从此以后的生活便完全公开了，差不多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们不知道的。而且，从1921年以后，我在工作上同国大党的领导人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在描述此后生活中的任何事件时，不能不提到我同他们的关系。今天，史罗昙纳吉、德希班度、哈钦·萨希布和拉拉吉虽然已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很多其他老练的国大党领导人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国大党的历史，自从有了我上述的重大改变以来，依然还在创造的过程中。而我在已往七年中的主要体验，都是通过国大党进行的。因此，如果我要继续描述我的体验，我便不能不提到我同这些领导人的关系。而这一点我是不能这么做的，即使是为了礼貌的缘故，至少在目前是不能这么做的。 最后，我对于现在所进行的试验，还不能下确切的结论。因此，我觉得把我的叙述就此结束，很明显是我的责任。事实上我的笔已经本能地拒绝继续往下写了。 我不得不向读者告别，心里自然不无感触。我对自己的体验有很高的评价。我不晓得我是否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体验。我只能说，我为了忠实的描述，从来不敢马虎将事。把我所感觉到的和我所确切得到的结论，据实刻画出来，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这种尝试给了我心理上一种无法形容的宁静，因为我的宿愿就是要使动摇的人皈依真理和非暴力。 我的一贯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如果这几章的每一页没有向读者宣示实现真理的唯一办法就是非暴力，我就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所费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即使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读者也应当明白，过错在于方式而不在于原则。我对非暴力的追求，不论是多么诚挚，究竟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因此，我在一瞬间所瞥见的一点真理，很难把它的无法形容的光辉宣泄于万一，这光辉的强烈，实百万倍于我们日常亲眼看见的太阳的光辉。其实我所抓到的只不过是这个伟大的光明的最微弱的一线而已。然而我可以保证说，根据我这一切体验的结果，只有完全实现了非暴力的人，才能完全看到真理。 要和普遍的和无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对面地相见，人们必须爱护最卑微的生物，一如爱护自己，而一个有志于此的人，便不能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态度。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于政治的缘故。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并以最谦逊的精神来说，凡以为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其实是不懂得宗教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自我纯洁的工作，要和每一件生物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没有自我纯洁，要遵行非暴力的法则也必然是一种梦想；一个心地不纯洁的人，决不能认识上帝。因此，自我纯洁必须包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纯洁。而由于纯洁是富有感染力的，个人纯洁的结果必然使周围的环境也纯洁了。然而自我纯洁的路程是艰难而崎岖的。一个人要达到完全的纯洁，就必须绝对摆脱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感情；超越于爱、憎、迎、拒的逆流之上。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三方面的纯洁，虽然我在这方面一直进行着不倦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赞誉不能使我动心，有时反而使我难过的道理。在我看来，克服微妙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我自从回到印度以后，总感到情欲一直在我的内心潜伏着。这一种感觉使我感到惭愧，但是并没有使我气馁。这些经验和尝试使我得以支撑下去，并给我以极大的快乐，然而我知道我的面前还有一条艰难的道路。我必须把我自己降为零。一个人若不能自动地在同类中甘居末位，就不能解脱。非暴力是最大限度的谦让。在和读者至少作暂时的告别的时候，我请读者同我一起向真理的上帝祈祷，求他赐给我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暴力的恩典。 后记 甘地年地谱 1869年10月2日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地方。 1876年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年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年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父亲逝世，享年63岁。 1887年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学回家。 1888年9月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1891年6月考试及格，获得律师资格，离伦敦回国。1892年去孟买当律师，因无收入，不到半年即重返拉奇科特，依靠乃兄分给的律师业务生活。 1893年4月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 1894年为南非杜尔班印度侨民起草请愿书递交纳塔耳立法议会，反对规定具有50英镑不动产才有选举权的歧视印度侨民的规定。甘地在纳塔耳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 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成立。 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选举权》，进行宣传工作。1896年夏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名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宣传南非印度侨民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携妻、二子再度赴南非，一子留国内。 1897—1899年在南非当律师。注意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 1899年10月英国人发动的殖民战争——波耳战争爆发，甘地组织了一个300人的印度救护队赴前线为英军服务。 1900年2月救护队解散。英国政府对甘地的效劳甚为赏识。 1901年12月应国内友人催促携眷返印度，并赶赴加尔各答参加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1902年12月应邀赴南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度侨民平等的待遇，但是没有结果。 1903年在南非研究印度契约工人的问题。 1904年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并在杜尔班附近花了1000英镑买下100英亩土地建立“凤凰村”，志愿参加该村者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维持同样简朴的生活，开设印刷厂，自行印刷《印度舆论》。 1905年致力于印度侨团各教派的团结工作。 1906年4—6月朱鲁人反英起义，甘地倡议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名义组织救护队为镇压“叛乱”的英军服务。但英军叫他去照料朱鲁伤员，这使甘地对被迫害的朱鲁人发生了同情。甘地从前线回来后，即与凤凰村人员讨论节育问题，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妻子。从此甘地实行了1900年以来从未坚决实行过的绝对节育的生活。 8月德兰士瓦政府规定印度“苦力”（对一般印度人的蔑称）居留八年以上者始可定居德兰士瓦，并须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受处罚。甘地组织侨民为取消此一规定而斗争，无结果。 10月甘地参加南非印侨代表团赴伦敦请愿，会见了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首相，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停止此项政令。 1907年德兰士瓦与奥朗吉殖民地合并为自由邦后，这个法令又被议会通过了，并定于1907年7月实行。后因受到抵制，政府又延期一月，仍受抵制。在这次斗争中，甘地初次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办法，而于12月最后一周被传讯，并被判驱逐出德兰士瓦。但甘地拒绝离境。旋即入狱。后来南非政府建议如印度侨民自动进行登记，该法令即可撤销。 甘地接受此项建议。 1908年1月31日甘地获释。但是那个法令并没有取消，甘地即劝印侨将居民证焚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政府背信弃义。 9月29日甘地再度被捕，并判处罚款25英镑或做苦工两月。他接受后者，拒绝前者。 12月初甘地出狱。 1909年2月甘地又回德兰士瓦，因无证件，又被判处徒刑三月，于5月24日获释。 6月23日甘地率代表团到伦敦请愿，但是没有结果。旅英期间同印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印度自治”的概念开始形成。 11月13日离英返南非。印度国内对甘地领导的斗争予以大力支持。 1910年5月甘地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办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1911年为了抗议南非歧视印度人的移民法，甘地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5月间同史沫滋将军达成了临时协议，双方暂时妥协。 1913年9月甘地再度组织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嘉斯杜白也参加了，并因此被捕。 10月甘地领导2000多印度矿工进行罢工，徒步自新堡至伏尔克斯鲁斯特，要求政府取消征收三英镑人头税的法令，甘地因此被捕，监禁九个月。 1914年史沫滋将军在印度侨民和舆论的压力下与甘地取得了临时协议，取消了三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的合法婚姻，同意印度人按了指模之后，即可进入南非。7月甘地离南非取道伦敦回国，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甘地即为英国政府组织印度救护队，他自己则因病于12月回国。 1915年甘地回国后到处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并在阿赫梅达巴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 1916年甘地继续旅行全国各地，在贝奈勒斯和马德拉斯大声疾呼，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主张经济自主。 10月甘地参加阿赫梅达巴印穆（斯林）政治领袖联合会议，力主印穆团结。 12月国大党在勒克瑙会议中通过了印穆合作公约。1917年甘地赴三巴朗调查靛青工人受剥削与折磨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比哈尔省政府后来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废除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度。 1918年甘地赴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地并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阿赫梅达巴罢工结束之后，甘地又赴凯达县组织农民进行抗税运动，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1—4月参加印度总督召开的作战会议，并应总督之请积极为大英帝国招募新兵以应欧洲前线之急需。 1919年为了抗议政府通过的剥夺人民民主的劳莱特法案，甘地在孟买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大会，并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定于4月6日举行全国总罢市。甘地因违禁进入旁遮普被捕押解回孟买。旁遮普阿姆里察发生了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惨案，孟买和阿赫梅达巴等地群众为抗议英国当局暴行，发生暴动，捣毁警局，各地纷纷宣布戒严法。甘地认为群众行动有违非暴力原则，亲赴阿赫梅达巴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为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理，在孟买创办《新生活》周刊并接编《青年印度》周刊。 11月甘地在德里主持基拉法会议，第一次提出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1920年8月1日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其后甘地到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等省旅行，宣传基拉法问题，力主印穆团结。 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修正案中加上自治的要求，把印度自治同印穆团结联系起来。甘地宣称，如果按他的计划行事，印度可望在一年内获得自治。 11月甘地在阿赫梅达巴创办古遮拉特国民学院，宗旨是印度统一，保存固有文化。 12月国大党在拿格埔举行年会，修改党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甘地提出一年内自治的口号，再度获得支持。 1921年1月加尔各答3000大学生罢课响应一年内自治的口号。 2月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之风大盛，学生纷纷离开英国学校，抵制英国式教育。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和不合作运动，甘地同时宣传社会改革、印穆团结，特别是不可接触者问题。全国有五十万人举行罢工，局势极为紧张。印度总督李定勋爵于5月邀见甘地，但是没有结果。 7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纺织和服用土布，抵制英国布，并决定抵制威尔斯王子的访问。甘地则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 9月甘地削发，上身裸露，从此始终保持此一装束，丘吉尔讥为“半裸体的游方僧”。 10月甘地等五十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弟兄，后来由于他们被判处两年徒刑，全印国大党会议还通过决议支持甘地等人的宣言。 11月17日威尔斯王子抵达孟买，全印举行总罢市，孟买发生大规模骚动，甘地则以此种行动有违他的非暴力主张，遂进行绝食，以示“忏悔”。全国许多省份的国大党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政府并开始大规模的逮捕。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印度总督李定勋爵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举行全国各党派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要求释放被捕的不合作运动者，公开宣布不干涉非暴力的活动；要求开放言禁；限期于七日内加以接受，否则即将展开全国规模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6日政府发表公报，完全加以拒绝。 5日 联合省乔里乔拉村农民举行示威，警察开枪，群众即纵火烧毁警局，21名警察被烧死。11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应甘地请求推延全国展开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计划，而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活动来代替。12日甘地进行五日的绝食。甘地的决定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不满和攻击。但是英印政府并不以此为足，于3月10日将甘地逮捕，并判六年徒刑。全国反英运动进入低潮。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盲肠炎施行手术获释。 3月22日甘地开始同罗曼罗兰通讯，并重新主编《青年印度》和《新生活》，重新宣传印穆团结的重要性。 6月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1．党员每日至少须纺织半小时，每月十五小时，至少须向党组织交纳纺纱三英两；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出缺，而由他人递补；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种抵制者，始得被选为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机织布，政府法庭，学校，封位和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4．谴责政治暗杀的行动，确定此种行动有违自治目的和非暴力的原则。上述提案遭到自治派的强烈反对，但仍以多数通过。摩迪拉尔·尼赫鲁批评甘地此举极为专制，引起国大党内部的分裂。 9月科哈特印穆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死伤155人。甘地为了促成印穆团结，进行了21天的绝食。26日在德里举行了印穆团结会议，甘地因绝食未参加。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即重申印穆将致力于团结事业，要求甘地停止绝食。但会议充满分歧，特别是在护牛问题上。 11月国大党年会开会。甘地和达斯、尼赫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以后国大党员必须交纳2000码土布以代替四安那的党费。 12月26日国大党在贝尔关举行大会，甘地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5年初甘地旅行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旅行比哈尔和联合省，大力宣传土布运动和废除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各地集会通过决议抵制洋布。 9月国大党在巴特那举行年会，在甘地倡议下成立全印纺织者协会。 12月甘地开始在《青年印度》周刊连载他的自传。1926年甘地退居阿赫梅达巴非暴力抵抗学院，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整顿该学院并进行巩固全印纺织者协会的工作。 12月甘地赴阿萨姆省戈哈地参加国大党年会，提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决议，并把它同取消国内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联系起来。 1927年上半年甘地又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言语等问题。 10月甘地应印度总督邀请赴德里商谈英国政府即将宣布成立西蒙委员会调查政府系统工作情况的问题。 11月甘地访问锡兰。 12月赴马德拉斯参加国大党年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刚从欧洲和苏联访问归来，提出印度独立和反帝决议，甘地认为过激，未参加讨论，但同意穆斯林联盟划分选区的建议以促进印穆团结。 1928年2月西蒙调查团到达孟买，全印各地纷纷举行总罢市和示威游行，发生流血事件。 5月甘地参加马德拉斯国大党全国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并决议召开全国党派会议，以抵制西蒙调查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则要求完全独立，并在党内成立“印度独立同盟”。 12月国大党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甘地提出自治领议案，并限期于1930年12月31日以前接受，否则将重新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少壮派加以反对，要求同英国断绝关系。最后甘地的议案修改为一年内获得自治的议案。 1929年2月甘地访问信德省。 3月访问缅甸。 3月底甘地返加尔各答，参加一次群众集会，会上焚毁英国布，甘地因此被拘留。 政府还在全国逮捕工会领袖，构成所谓米鲁特阴谋案，全国各地罢工罢课风起云涌，暴动四起。 5月甘地赴安德拉旅行六周。 5月底甘地参加孟买国大党全国会议，决定于1930年8月以前组织750，000人迎接革命高潮。 6—11月访问联合省各地。 9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开会，甘地支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0月印度总督艾尔文勋爵宣布英国政府准备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问题。同时，印度各党派领袖集会德里，要求给予自治领地位，并发表共同宣言，甘地也参加了。 12月艾尔文总督邀请甘地等人商谈自治领地位问题，无结果。国大党全国会议在勒克瑙召开，由于新任主席尼赫鲁的坚持，甘地同意将党章宗旨之“自治”改为“完全独立”，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于1月26日全国举行大示威，支持完全独立的决议。但是甘地并没有积极参加，因为他认为印度还没有得到自治，谈不上独立。他提出11点要求，如禁酒，减少田赋、盐税，释放政治犯，取消罪犯侦缉局等，如得到满足，即可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展开文明的抵抗运动，甘地建议以争取削减盐税为主要内容。 3月2日甘地致函印度总督，提出上列要求，否则即将展开全国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总督加以拒绝。 3月12日甘地挑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8名志愿人员，亲自率领自沙尔玛第出发至丹地海边淘盐，成千上万的人随行，各省纷纷响应。甘地便到各个滨海地区向群众进行动员教育。政府则加以残酷镇压。5月4日深夜甘地在苏拉特县被捕，全国举行大罢市和罢工抗议政府暴行，抵制英国布，形成革命高潮。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禁止集会游行。 7月英国政府为缓和矛盾，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吁请各党派领袖参加。 1931年1月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1月26日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并取消对国大党的禁令。 2月17日甘地赴德里与印度总督艾尔文会谈，提出六点要求，作为和谈条件：大赦，立刻停止迫害，发还没收的财产，恢复因政治理由被撤职的人员，准许自由制盐，调查警察暴行。会谈无结果。镇压仍继续进行。 2月27日甘地二次应邀与艾尔文会谈，仍无结果。 3月1日甘地三次应邀与艾尔文会谈。艾尔文同意减轻监视，释放政治犯，但拒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和处分警察暴行。艾尔文还同意在下一次圆桌会议上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但拒绝讨论独立问题。甘地加以接受，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勉强通过了甘地的意见。 3月5日甘地与艾尔文签订“休战协议”，革命高潮转趋低落，这个协定引起强烈反对。3月底甘地赴卡拉奇参加国大党会议时，有人在车站上组织了反对甘地的示威。大会重申要求独立的决心，并委派甘地为代表参加伦敦的圆桌会议。会后甘地赴各地解释国大党的政策，并呼吁印穆团结。 8月由于政府在联合省、西北边省等地仍继续镇压政策，屡经甘地呼吁无效，甘地等国大党代表取消赴伦敦开会的决定，以示抗议。 8月25日甘地赴西姆拉会晤印度总督威灵顿。28日发表声明说，政府承认原协议有效，答应对破坏协议事件进行调查，甘地遂决定代表国大党赴伦敦参加圆桌会议。9月甘地赴伦敦参加圆桌会议，在会上提出自治要求和大选建议，英国政府则坚持殖民地政策，但同意建立议会制、12月5日甘地离伦敦返印度，途次法国，会见了罗曼罗兰，并访问了罗马。 1932年1月甘地回到印度，发现政府对孟加拉、联合省、西北边省的国大党及其他党派仍进行迫害，甘地向总督呼吁无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乃通过决议抵制英国布，关闭酒店，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1月4日甘地被捕，大规模的迫害又展开了。但反英运动仍继续开展，头四个月被捕者达80，000人。 8月17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宣布印度少数民族选举法，各省议席增加一倍，孟加拉和旁遮普的少数民族和穆斯林另立选区分别选举，贱民阶级的选举权也得到承认，但须自立选区分别选举，并保留一定的席位。 18日甘地致电麦克唐纳，对贱民阶级的选举法提出抗议，并表示政府如不收回成命，将自9月20日起绝食至死。 9月19日全国各地集会要求英国政府撤销上述决定。9月20日甘地开始绝食。全国各地寺庙均为贱民开放，为甘地祈祷。 9月25日国大党领袖与贱民阶级代表就议席和选举法问题取得协议。甘地于27日停止绝食。英国政府终于同意。反英运动转为要求废除贱民阶级运动。 1933年2月甘地创办贱民周刊《哈里人》。 5月8日甘地为呼吁取消贱民阶级绝食21日，印度政府立即加以释放，甘地即宣布停止文明的抵抗一月，并吁请政府释放政治犯。 6月26日甘地宣布解散沙尔玛第非暴力抵抗学院，以便学员分别参加各地的不合作运动。 8月1日甘地以煽动治安罪被捕，4日获释，但不准离开浦那，后因违禁再度被捕，判处一年徒刑，但因甘地绝食又予假释，甘地即赴各地宣传哈里人运动，并募款进行社会改革。 1934年3月甘地赴比哈尔参加救济地震灾民的工作。 4月甘地决定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5月甘地在国大党全国会议上提出国大党参加大选的议案。 6月印度政府下令解禁国大党。 10月28日甘地宣布自国大党退休，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工作。 12月14日全印农村工业协会在瓦达成立，它的宗旨是遵照甘地的指示从事农村改组和复兴工作。 1935年甘地通过全印纺织者协会、全印农村工业协会、甘地哈里人之仆社和《哈里人》周刊，并亲自到全国各地宣传禁酒、基本教育、责任与义务、新旧秩序、医药卫生、节制生育、文学艺术等工作，为1937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打下基础。 1937年2月英属印度举行大选，国大党在11省的7个省份获得绝对多数。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研究大选形势，甘地参加了，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其后根据甘地建议，国大党通过决议，定印地语为印度国语，以代替英语。 3月国大党通过甘地草拟的决议，要求各省英国省督保证不干预国大党政府，否则拒绝组阁。英国政府最初加以拒绝，但最后不得不同意同国大党政府合作。甘地这个时期在《哈里人》所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国大党政府所遵循的指示。 8月国大党在瓦达召开全国委员会，各省国大党总理都参加。甘地提出禁酒决议。 国大党政府组成后即释放政治犯，撤销紧急权力，恢复许多组织的合法地位，解禁许多被封的报纸。 1938年4月甘地赴加尔各答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并提出决议草案，指责英印政府歧视印度商人。 4月28日甘地赴孟买与真纳会谈印穆团结问题，无结果。 10月甘地访西北边省，与“边疆甘地”加法汗讨论国内形势问题。 1939年1月31日国大党第一次以竞选方式选举主席，孟加拉少壮派苏巴斯·鲍斯击败了甘地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甘地自认为是一大失败。这时印度各土邦正在加紧镇压国大党人，使甘地特别伤心的是，拉奇科特当局也采取同样的镇压措施，甘地夫人因此被捕，引起全国骚动。 2月甘地亲赴拉奇科特与政府谈判，提出政治改革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3月3日甘地开始绝食至死，抗议土邦的高压手段。4日，孟买、比哈尔、中央省国大党政府致电印度总督要求干涉土邦的高压政策，林里资哥总督立即致电甘地，答应派人斡旋。 3月15日甘地赴德里与印度总督会谈印穆关系问题，无结果。 4月16日甘地在拉奇科特广场上做祷告，有一群穆斯林在场外示威反对他，祷告后甘地徒步通过示威群众，遭暴徒殴打。 4月29日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全国委员会。但是由于甘地的抵制，鲍斯未能成立新的工作委员会，而旧的工作委员会又拒绝同他合作，结果导致鲍斯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在国大党内另组前进集团，与甘地相抗衡。 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未与印度各党派会商，径自宣布对德作战，5日始邀请各党派领袖会商。9月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讨论印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通过了有名的决议，谴责英国政府越权为印度人民决定和战问题，反对法西斯和纳粹，表示印度人民与德、日人民无隙，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决议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起草）。 10月17日林里资哥总督宣布承认穆斯林联盟对印度穆斯林有发言权，宣布战后可以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声明反对，并呼吁各省国大党政府辞职抗议。10月底国大党政府全体辞职，各省政府的国大党职位即为穆斯林联盟所代替。 1940年3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的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同国大党的关系益趋对立。 8月8日林里资哥总督发表声明，同意战后给予印度自治，但是有两个条件：“少数民族的利益不容忽视”，宪法问题战后另议。国大党对此加以反对，仍坚持完全独立。 9月27日甘地赴西姆拉与印度总督会谈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无结果。 10月13日甘地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提出展开非暴力的抵抗运动的建议。 10月17日甘地授权文诺巴·巴维发表反战演说，展开个人的不服从运动。21日文诺巴被捕，政府禁令报刊透露任何有关反战活动的消息。 11月10日甘地主编的《哈里人》被迫停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继文诺巴之后，准备展开反战宣传运动，也被逮捕。11月中旬，甘地展开第二阶段的所谓“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由国大党各级负责人领导进行，这些人也都先后被捕。 12月24日至1941年1月4日甘地下令暂停非暴力的抵抗运动，作为对圣诞节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三阶段的非暴力的抵抗运动，规模较前更大。 4月开始第四阶段的斗争，被捕者达两万人。 6月中旬德军侵略苏联，国际形势更为紧张。 7月印度总督宣布扩大执行委员会，企图取得印度人更大的支持，国大党仍坚持抵制。 10月国大党各级领袖几已全部入狱，纷纷要求停止这种无效果的斗争，但甘地仍要坚持下去。 12月3日英国政府在战争形势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宣布释放贾瓦哈拉尔和国大党主席阿沙德。4日全部非暴力抵抗被捕者约二万五干人也被释放了。但是国大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12月中旬甘地发表有名的“建设纲领”，力主印穆团结，取消贱民阶级，禁酒，服用土布，兴办农村工业，农村卫生，基本教育，成人教育，提高妇女地位，普及国语等。 12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八度里开会，讨论日本扩大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通过决议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表示同情，但仍坚持印度独立，否则就不可能保卫自己。 1942年3月7日仰光陷落。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派遣克利浦斯赴印，提出成立印度联邦，具有自治领地位，战后制定宪法，但各省和土邦有权决定是否参加印度联邦。克利浦斯同甘地等各党派领袖举行会谈。穆斯林联盟因为没有满足它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拒绝克利浦斯方案。国大党和印度教大会党多少是满意的，但是因为没有规定时限，也加以拒绝，据说坚决主张拒绝的就是甘地。因为甘地反对任何战争。 4月甘地开始宣传英国“滚出印度”的主张。 8月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人交出政权。9日，甘地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也被捕，全国骚动。到1942年底，全国有250个火车站被破坏，500个邮电局受到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击。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从8月到11月，据官方统计，死伤群众900人以上，被捕者逾60，000人。 1943年2月10日甘地为抗议政府的高压政策，开始绝食三周。全国骚动，纷纷要求解放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 1944年2月22日甘地夫人嘉斯杜白死于狱中，全国各地举行大罢市，抗议政府的镇压措施。 5月6日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全部获释。 9月8日甘地同真纳举行最后一次会谈，试图解决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 会议继续到9月27日，无结果而散。真纳仍坚持印穆分治，成立巴基斯坦，甘地则坚决反对。 10月2日甘地75岁生日，全国各地热烈庆祝。 1945年6月14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给予印度自治，成立印度人的政府，英国只保留总督和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制宪问题待对日战争结束后另议。魏菲尔还建议在西姆拉举行党派会议，协商组织部长会议问题。甘地谢绝参加会议，建议改请国大党主席阿沙德参加。 6月25日会议在西姆拉举行，甘地未参加会议，但他仍赶赴西姆拉，幕后指导国大党。关于部长会议成员和席数问题，因国大党坚持为全国性政党，有权派穆斯林党员代表穆斯林参加政府，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穆斯林代表席位应由联盟包揽，双方相持不决，会议宣告破裂。 7月26日英国工党政府成立。 8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全印度举行大选。 9月21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举行，甘地因病未参加。大会通过决议指责魏菲尔方案不明确，说明英国仍坚持殖民地统治。 11月甘地赴孟加拉视察饥荒灾区。 12月7日甘地在加尔各答参加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该会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开除国大党内的共产党员，借口他们“违反1942年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 1946年1月甘地自孟买转赴阿萨姆视察饥荒灾区。 2月甘地赴马德拉斯视察饥荒灾区。 2月19日皇家印度海军印度籍官兵在孟买提出独立要求，英国政府不但加以拒绝，而且派兵镇压，于是发生兵变。甘地发表声明谴责印兵行动，认为违反非暴力原则。 5月2日甘地抵西姆拉参予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英国政府内阁代表团关于成立制宪会议和国民政府问题的谈判。但是由于穆斯林联盟仍坚持分治，这次谈判又告失败。 6月底英国内阁代表团提出一个新建议，以教派为基础成立制宪会议，组成印度联邦，各省于10年后可以决定是否留在联邦之内，国大党接受此一建议，穆斯林联盟则加以拒绝。 7月印度总督建议组织临时政府，国大党接受，并建议同穆斯林联盟组织联合政府。穆盟不但加以拒绝，且于8月16日宣布直接行动，在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的印穆冲突。 9月2日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组成，甘地给这个政府规定了四大任务：争取独立；解决教派冲突问题；消除不可接触者阶级；服用土布。 10月尼赫鲁再度与真纳谈判组织联合政府事，真纳终于同意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败府。甘地希望这将巩固印穆团结，但对穆盟参加临时政府是为了争取成立巴基斯坦事表示遗憾。甘地赴加尔各答，企图平息穆斯林的教派火焰。但这火焰不但没有平息，反面蔓延到奥里萨和比哈尔。甘地到处宣传和平团结，但效果不大。 1947年1月—3月甘地在比哈尔进行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继续宣传教派和平和团结问题。共走访47村，116英里。 4月1日甘地赴德里参加亚洲关系会议。 4月15日甘地与真纳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教派冲突，认为武力不能达到政治目的。 6月3日印度总督蒙巴顿、尼赫鲁、真纳相继宣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方案，甘地不加反对，他说他虽然不承认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的理论，也不向暴力屈服，但不得不向环境的努力屈服，因此他建议全印国大党会议接受此一方案。 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宣告成立。 8月15日印度联邦宣告成立。当时甘地则在加尔各答绝食一日，从事纺纱。 9月1日由于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屠杀，甘地在加尔各答开始绝食，要求国内各民族保持团结与和平。至3日印度教大会党和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领袖签发互不仇杀宣言后，甘地乃终止绝食。 9月7日甘地到德里。德里也发生了印穆冲突和流血事件。各省邦也有类似情况，大批难民涌入首都。 10月2日甘地度过78岁生日，接受各方的颂扬和祝贺。 10月27日克什米尔宣布并入印度联邦，印度空运部队入克邦抵抗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进攻，甘地加以支持。 11月15日—17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独立以后第一次会议，大会根据甘地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印穆关系、难民、教派组织、土邦地位和粮食配给的决议，重申以平等对待穆斯林，呼吁已逃亡的穆斯林重返印度。 1948年1月13日—18日甘地进行最后一次绝食。印巴分治以后，甘地集中全力于促进教派之间、特别是印穆之间的和睦相处。但是教派之间的冲突和屠杀始终不能平息。印巴两国的关系由于克什米尔的战争而趋于紧张。德里印穆冲突也日形激烈。甘地在绝望之余，再次试图运用个人威望以绝食促成教派冲突趋于平息。 18日德里的印、穆、锡克人三派领袖签订宣言，答应甘地的条件：和睦相处。 1月20日甘地停止绝食两日之后在祷告场上发生了炸弹爆炸案，凶手是一个西旁遮普难民，印度教徒。 1月27日甘地写了一篇题为《国大党的地位》的文章，指出国大党虽然以“非暴力”的方法为印度争得政治上的自由，但是还没有为印度取得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自由，而这远比取得政治上的自由困难得多。他要求国大党为完成这些建设工作而斗争。 1月29日甘地为国大党草拟了一个新的党章。他认为国大党应致力于经济、社会和道德建设工作，不应与其他党派竞争政权，因此应当解散，另行成立农村五老会，并为这种组织规定了具体任务。 1月30日下午甘地在赴祷告场途中被一个印度教徒所枪杀。 （根据德·格·丹达尔卡著八大卷英文版甘地传编辑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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