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使命·共和国第一税案调查》 第一章 绝密方案 代号“807” 当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中华大地时，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个东方古国真正变了，开始变得富有、强大，变得生机盎然，中国重新回到了在19世纪以前千年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9万亿元，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七。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有能力决定自身命运，并影响世界的国家。中国经济巨轮将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继续快速前进。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在《2000年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报告中说：“20年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包括腐败、失业、环境污染、国企转制、社会保障、产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都亟待解决；中国的经济秩序，尤待梳理和重建…… 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在成功打击走私、骗汇后，又重拳出击，把正义之剑指向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骗取出口退税！ 2000年8月7日，风光旖旎的北戴河。 这一天，国务院召开总理办公会议。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朱镕基代表国务院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成立“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任组长，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税务总局。 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重点目标——广东省潮汕地区。 因为这一天是8月7日，因而工作组领导提出此案以“807”命名。 8月，正是北京热浪蒸腾的日子，而此时的北戴河却是它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绿树摇曳，海风吹拂，光着脚在海边的沙滩上走走，或者到水中畅游一番，这对于都市人来说，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马森在沙滩上走着。马森爱山，但更爱海，爱海的率真，爱海的博大，爱海的坦荡……海能开阔你的心胸，能排遣你的忧愁。郁闷时，看看那无际的海，心胸会变得更加开阔；忧伤时，到海滩边走走，心中的伤痕就会被海浪抚平…… 马森喜欢游泳，但这一天，他没有下水。他虽然被同事们拉到海边，却一个人在沙滩上不停地走着，走着……他在想朱总理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甚至每一个表情及手势。总理的口气有时是平缓的，有时是激烈的。马森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他坐在会议室第五排的位置，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听总理作指示。总理说话时一顿一挫，字字充满力量，句句道中要义。马森认真地倾听着总理的讲话，以及讲话背后深深的内涵。马森明白了，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是我国整顿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马森在沙滩上默默地走着，他抬眼望去，风渐渐歇了，大海平静得像一个熟睡的婴儿，均匀地呼吸着。火红的太阳从云霞中悄悄地钻出，不一会儿，整个大海变成了美丽的橙色。一道长长的波光，从脚下一直伸展到天边，泛着琥珀般耀眼的光芒。 “真美啊！”马森暗叹道，脸上露出了多日不见的笑容…… 作为国家税务总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司的司长，他必然要挑起这次打骗的重担，他已经感到了肩上的压力。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翻飞的彩云，思绪又飞到了打骗的背景中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活力大大增强。但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也随之显现，经济秩序亟待整治和规范。于是，我国政府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整顿，整顿经济秩序的序幕渐渐拉开。 首先打响的是反走私战役。 1998年7月，中国反走私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次原定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会议，经中央政治局议定，升格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当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出现在北京京西宾馆会议上时，人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决心，同时也看到了形势的严峻。 中国的反走私战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久，破获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走私大案，这就是著名的厦门远华“420”特大走私案。此案涉案金额达500多亿人民币，是建国以来走私数额最大、涉嫌层面最广、偷逃税额最多、走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惊天大案。 紧接着打响的是打击骗汇战役。 1998年7月，在国务院部署下，海关、外汇管理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全国外汇检查，对那些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以伪造、变造或者虚假的凭证和单据向银行骗购外汇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这一年的10月，外管局下发了对累计金额在500万美元以下、能主动交代问题、追回骗汇资金的企业予以从轻处罚的决定。到30日，近千家企业主动交代了骗汇问题。 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从而在立法上为严厉打击骗汇行为提供了依据。 1999年，曾经猖獗多年的假单骗汇活动，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打击下，几乎绝迹。 应该说，眼下一系列运筹，正是要进行的第三个战役。 这将是一个以税务系统唱主角的以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为内容的国家行动。 第一章 绝密方案 务必铲除的毒瘤 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出口退税，什么叫骗取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国家为鼓励国产货物出口，通过退税或免税方式使本国货物以不含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一种税收政策。 骗取出口退税，是指不法分子以非法手段，骗取国家退税款的违法犯罪行为。 骗取出口退税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它不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扰乱正常的经贸秩序，在经济上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而且还妨碍税收法制的正确贯彻实施，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毒害国家干部，动摇基层政权。 在马森的案头上，有无数笔有关骗税的记录，这些记录重复的，是同一个地方——广东潮汕地区！ 骗税骗到什么程度？ 某省国税局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在审核企业申报退税的单证中发现，该企业申报退税单上出口的短裤数量竟高达50亿条！ 有人就说，你出口的是什么短裤啊？怎么全世界的人一人能有一条？这个企业是哪儿的？ 一查，该企业的“货源”是潮汕地区的。 潮汕成了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监控的地区。 1995年初，税务总局派了80多人到潮汕等地区进行出口退税大检查。结果发现，潮汕地区骗税问题非常严重。 第二年，税务总局又派人对整个广东省的出口退税情况进行了大检查。结果发现，骗税最多、最严重的地区还是潮汕地区。 严重的骗税问题惊动了国务院。 1997年，税务总局接到一个由国务院办公厅转来的朱镕基同志的批示。批示中说，有群众举报，潮汕地区虚开增值税发票、骗税现象严重，请税务总局派人调查。 税务总局立即派稽查局的一个副局长带队，到潮汕地区进行检查。这次办案人员共检查了30多户企业，其中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开办的企业就让别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发票10亿元！ 1998年，中央正在查处厦门“420”特大走私案件，税务总局又接到国务院转发的一个批示，称厦门“420”案中，大量走私货物的增值税发票是从潮汕地区开出的，请税务总局派人到潮汕配合检查。 潮汕地区的普宁市1999年1月至10月“两税”收入为2.6亿元，而本地同期应退税4.49亿元，实退税2.39亿元。应退税数额已大大超过其“两税”收入总额。这就是说，这里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没有一点内销。当地企业出口产品的退税额已经超过其实纳税额。 公安部的资料还显示，全国特别重大的骗税案件，有80%～90%的犯罪嫌疑人是潮汕地区的，他们或者充当主谋或者就是后台老板；上海、广西、陕西、湖北、福建等20多个省市的税案，抵扣发票大多来自潮汕…… 潮汕形成了十分猖獗的“骗税经济”。 潮汕成了全国骗税的中心和主要策源地。 潮汕的经济、税收秩序几近崩溃。 潮汕，骗税；骗税，潮汕。 这是寄生在共和国躯体内日渐凸起的毒瘤。虽然它们在中国的版图上只是区区几个小县，但它释放的能量将极大地干扰我国的经济秩序。大量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像浊水般涌向全国各地，大量国家税款被非法抵扣，作为流转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的安全性受到严重威胁，税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斯时正是中国“入世”的前夜。有人说，如果角逐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是长征火箭，那么出口退税就是它的捆绑式助推器。现在，倘若助推器出现问题，轻则减小动力，重则危及整个火箭的安全。也就是说，如果出口退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差池，就会影响整个角逐国际市场的战略计划。这是务必铲除的毒瘤！ 于是，龙年的夏末，一场秘而不宣的“807”行动开始了…… 第一章 绝密方案 “老潮汕”心中的痛 潮汕位于广东省东部，毗邻福建，古时亦称潮州。随着近代汕头市的崛起，汕与潮齐名，故人们习惯上又将潮州称为潮汕。经过多次演变，现代潮汕从区域上分为4个地级市，即汕头、潮州、揭阳和汕尾，习惯上也称粤东地区。在这4个市中，尤以揭阳市和汕头市虚开和骗税行为最严重。 按理说，对一个地区的骗税行为，由税收最高管理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对其进行集中打击就足够了，为何非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呢？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然而，了解潮汕的人都知道，那里已经冰冻三尺，并不是一个执法部门所能撼动的 —— 这方面，有“老潮汕”之称的韩秋深有体会。 韩秋是青海人，大西北的辽阔土地滋养了她豁朗爽直、朴实大方的性格。同时，她又是一个充满了热情和活力的女人。在她端庄的脸庞上，有一双温情而锐利的眼睛。 自1994年调到进出口税收管理司工作后，韩秋几乎每年都带队到潮汕地区检查。 1994年，税务总局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说潮汕地区有一户企业申报出口服装，数量上亿件，而服装销往的国家，人口还不足5000万。总局派韩秋等人去查，结果情况属实。 1995年初，税务总局根据各地国税局调查的结果，组织了一个专项调查组，由韩秋带队，赶赴潮汕进行出口退税大检查。在两次检查中，韩秋看到了潮汕地区骗税活动的猖獗。 1997年，韩秋从进出口税收管理司调到了稽查局任处长，负责进出口涉税案件的稽查工作。这一年，韩秋又被总局派到潮汕稽查案件。 韩秋负责稽查的案件，是汕头潮阳市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案件。韩秋到潮阳后，与她带去的十几名稽查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取证，查实了这个人大代表让别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发票10亿元，税额1.7亿元。 韩秋日益感到潮汕骗税的严重性。她还感到，潮汕地区似乎有一股强大的黑白两种势力与骗税企业纽结在一起，使税务总局稽查骗税的阻力增大，有时甚至难以进行。 韩秋到潮汕地区检查，让她记忆最深的，还是揭阳和普宁的那次。 那是1999年夏天，税务总局从海关获悉，潮汕地区服装出口异常，出口货物的增长额，国内的统计数字比国外口岸的统计数字高出几倍。同时，总局还从有关方面获悉，国内许多报关出口的货物运到国外后，不是通关销往市场，而是把一些用垃圾伪装的货物抛到异国海岸，然后把那些剩余的少数成品货物再重新包装，伪造成进口货物运往国内。 税务总局得知这些信息后，立即要稽查局派人到潮汕地区对进出口企业进行检查。 稽查局派韩秋带队去了潮汕。 到潮汕后，韩秋选择了揭阳市和该市属下的普宁市进行重点检查。在揭阳市检查进项增值税发票时，他们发现许多发票是从揭西开来的。揭西是揭阳市的一个县，在揭阳市的西部，距揭阳市60多公里，是一个较穷的山区。韩秋让检查组的两名稽查人员到揭西核实进项发票的真伪情况，自己则在揭阳市坐镇指挥稽查商贸企业。 这两名稽查人员在揭西不到两天，就给韩秋打电话，说：“哎呀，韩处，这儿的企业没法查，去了不是找不到企业，就是老板不在，我们今儿个去不在，明儿个去也不在。我们一连去了十几次了，都不在……”韩秋在电话里说：“你到国税局调这些企业的纳税资料！”稽查人员说：“我们去了呀，我们到国税局调纳税资料，根本调不出来。”韩秋问：“为什么？”回答是：“管资料的人也不在……” 韩秋有些恼了，说：“别着急，我们明天就去揭西！”第二天，韩秋带着检查人员到了揭西。揭西的领导知道后，组织几大班子迎接韩秋一行。 仪式是挺隆重的，但骨子里却暗含杀机。县里的领导一见面就说：“哎呀，你还敢到我们这来呀？”韩秋说：“你这有什么不能来的？”这位领导说：“你不知道啊，我们这儿过去可是打游击的呀！”韩秋正色道：“那是过去，现在这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嘛！”县领导迟疑了一下，说：“你来了，你最好不要在这儿住……”在向县里领导说清此行目的后，韩秋说：“住不住是我的问题。我这次来主要是进行税务检查，你们这些领导工作都很忙，你们忙你们的吧，有什么事，咱们日后再交流……” 县里的几大班子见韩秋这么一说，又寒暄了几句，便都走了。 县领导走后，揭西国税局的一些领导留了下来。韩秋关上门，对县国税局黄局长说：“局长您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黄局长说：“30多年了。”韩秋诚恳地说道：“哎哟，那你是税务系统的老前辈，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黄局长愣愣地看着她。韩秋慢慢地跟他讲道理：“我组里的同志来过四五回了，一次都见不到企业的老板。按企业的注册地址去查，不是在马路边上，就是在居民楼里。可到马路边上一看，又什么都没有，问带路的，他说是修马路给拆了；问老百姓，老百姓说从来没见过这儿有企业；找工商局、税务局，你们又都说有，可向你们要企业的资料，你们又说管资料的不在……”黄局长装作认真地听着。韩秋口气突然严厉起来，说：“我问你，你们这儿到底有没有问题，你得好好掂量掂量！”黄局长支支吾吾地说：“啊……我们这儿没问题……没问题，确实是人不在。”韩秋把眼睛瞪得溜圆，说道：“那怎么这么巧啊？你的人不是今天吐血，就是明天骨折，怎么天天都如此啊？”这位税务局长动了动嘴巴，没回上话来。韩秋一字一顿地说：“你是老前辈，咱们分析分析全国的形势，前年，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开展打击走私，去年又是打击骗汇，说不定，明年就要在全国开展打击骗税了。如果潮汕地区骗税的盖子在你这儿揭开，我看啊，这个责任你负担不起！” 黄局长听着，脸色一阵白一阵青的。 韩秋接着说道：“你工作这么些年了，不要把你的人生句号画在一颗枪子儿上。你好好考虑考虑。”韩秋看到，黄局长的汗滴答滴答往下掉，就又说：“我今天的话可能说得重了点，但我是对你好，对咱们局好……”不一会儿，黄局长说话了：“韩处，你……你要找的那个企业法人代表来了，你要见见吗？”韩秋说：“暂不说我见不见，起码你的态度有问题。你大门没出，二门没迈，电话也没打，却说这个人在。你老老实实说，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黄局长哆哆嗦嗦地说：“有，真有……”韩秋说：“那好，你把企业的法人代表找来，我们谈谈。” 这位国税局长出去了一会儿，还真找来一个企业的法人代表。可韩秋他们一看，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不但问什么都不懂，甚至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说不清楚。韩秋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我找来这么个人应付，我先记着……现在我们核对一下你们开具的税票。结果一查，这个税务局的所有税款都是以现金方式缴纳。原来，他们的税款都是用现金收的，几十万、几百万摆在那里。韩秋说，按照有关规定，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这儿收税为什么不走银行账户？黄局长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韩秋问，你们主管计财的在哪儿？黄局长回答，正在山里做法事。韩秋疑惑地问，什么法事？黄局长看韩秋不懂，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什么叫法事。 原来，当地的一些人讲迷信，不管你是娶妻生子或是老人去世等红白喜事，还是分房、盖楼、乔迁、远游以及日常琐事，都要找找风水先生、麻衣相士看个阴宅、阳宅，或娶妻、乔迁等，让他们给择个良辰吉日。黄局长说的那个计财股长，正赶上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新房，想找阴阳先生看看新房的风水，便跟黄局长请假，要进山做法事。 韩秋说，我不管他做什么法事不法事，你必须把他找来！黄局长装作为难地说，今天他确实不能来，他家里真的做法事哩！韩秋说，股长做法事去了，那副股长呢？黄局长还装作一脸的无奈，说，副股长也不在。韩秋问，你们这是什么地方？那咱们直接去计财股看看。她刚一出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吓了她一跳。韩秋问，你是干什么的？那男人低声说道，我是计财股的。韩秋又问，你是计财股干什么的？回答是副股长。韩秋把他拉到黄局长跟前问，你看他到底是计财股的什么人？黄局长面红耳赤地说，哎呀，你怎么在这呀？我一早上就找你，怎么没找到哇？韩秋看黄局长瞪着眼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 后经查实，这个局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第一章 绝密方案 人头涨到了50万元 在揭西，韩秋感到一身疲惫。过去，她曾为警方破案的艰难而感慨；如今，她感到自己的工作比警方调查取证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在这里，除了“刑”事，还有“人”事；在这里，韩秋如同陷入了泥淖，如同走进了迷宫，如同步入了另一个荒蛮世界…… 然而，潮汕人又很“智慧”，他们能把骗税生意做得娴熟无比，你要是来查，那你见到的就是一具具“无名尸”，一桩桩“断头案”。 揭西的调查，让韩秋等检查人员步履维艰，那么普宁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韩秋带队到普宁检查的第一天，就受到了市委市府等几大班子的接待，其规格比揭西还要盛大热烈。市政府还准备了丰盛的午宴招待检查组。检查组不接受宴请，但对方一个劲儿地把你往饭桌上拉。不仅如此，副市长赖某得知检查组的住处后，竟住在了检查组的隔壁。早晨吃饭，他跟在检查组的后面，嘻嘻哈哈；中午吃饭，他追着韩秋，点头哈腰；晚上吃饭，他喝得醉醺醺的，满口酒话。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检查组工作时，他寸步不离，看似配合，实是察看动静。 事隔多年，韩秋对这位赖副市长的一举一动还记忆犹新：我说，赖市长，你是忙人，该忙什么忙什么去。他嘻嘻哈哈的还陪着不走。我最后火了，拍着桌子说，赖市长，你有工夫陪我们，我可没工夫陪你啊！ 他并不见怪，装出一副笑脸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陪你们，这也是我的工作……说完，仍呆在我们身边，要多赖有多赖。我心想，你真是一个赖市长。 这个时候，我也能拉下脸来。你在这儿，我就去别的地方，把弟兄们叫过来开会，该布置工作布置工作。他一过来，我说我们正在工作，你就是再大的领导，不该你介入你也不应过来，请你回避。我下了逐客令。他也不恼，嬉皮笑脸地说，你们讲你们的，我就在这儿听听嘛，学习学习…… 这就是我们在普宁的遭遇。 后来，这个赖副市长在工作组抓他之前逃跑了。 赖春安的表现，更有失一个市国税局长的面子了。韩秋说：我们到普宁市国税局吃工作餐，你看那个国税局长赖春安，举着酒杯给我敬酒，腰能弯到90度，用北京话说跟孙子一样。我说你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个样子，活像个受气包。他脱口而出，说，韩处，我怕呀。我说你怕什么？他说哎呀，我刚接了局长的工作，怕检查的时候出问题，我不好交待。我说你怕什么？查出问题你应该高兴，针对问题好改进嘛。他连声说，那是，那是。话是这样说，但我一看就知道他心里有鬼。我们下企业检查，要资料要不来，税务分局局长说管资料人的奶奶去世了；我要带着人去找，分局长又说他姥姥去世了。我说不管谁去世，今天也得给我找回来，我留下两个人在这儿等着。然后，我就带人上企业。到了企业一看，只是一栋破房子，里边有一个傻呆呆的人，说话也不利落。我说，今天老板不来，我就在这等他。从早上9点钟开始，一直等到中午11点半。我发话给他们，我说今天老板不来，我们晚上就不走了，就在这儿住下去。中午，赖春安派人叫我们吃饭，我不吃，他就亲自来，说领导的身体要紧啊，你们要是饿坏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啊。我说，你净说好听的，赶快找人去！我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这里的人不来，我们在这里就不走。他们一看我们打起了牌，知道我们是铁了心要等下去，不是随便就能支走的，就去叫人了。到了下午3点多，企业的法人代表、会计、财务全都来了。等我们调了账，调了资料后，才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一个工作组的成员说，韩处长，这户企业的进项发票也是他们这里企业开的。我就对陪吃饭的赖春安说，既然这样，咱们就一块儿看看，现在就去。话还没说完，赖春安的汗就滴答开了，手也开始哆嗦。他说，你明天再去吧。我说不行，就今天去。本来赖春安一直陪着我们检查，现在不陪了，说他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会，必须得参加，让副局长陪你去吧。我知道那时他心里有鬼，但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就由他去了。 这时，韩秋就与大家一起检查另一家企业。 走到半路，普宁的上级局揭阳市国税局的人就来电话了，说：“处长，今天晚上我们市长书记请您吃饭，您现在务必赶过来。”韩秋说：“不行，我们不能随便接受宴请，再说，我们正在查企业，赶不过去。”他们说：“不行呀，我们国税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才能工作，总局来人了，当地政府不能不表示表示。咱不能把人家市长书记搁一边吧？”韩秋知道这是赖春安搬的救兵，用的是缓兵之计。就说：“要不，你们等着我们检查完再去。” 检查组硬是找到了那家企业。 这家企业就像一座破庙，里边的草有半人深。等韩秋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进去后，见小屋里有一个老人。韩秋说：“老板在这儿吗？”那老头摆摆手说：“我听不懂你的话。”检查组的人就在那儿等了半个小时，也没等来老板。后来那个副局长就解释说：“老板可能在深圳，我让他连夜赶回来，明天把账给你送去。”韩秋看天也快黑了，就答应先放一放，等明天再查。 这边揭阳的电话又来了，说：“市长书记已到饭店了，催你们赶快出发。”韩秋说：“我们自己吃点就行了，不能让别人请。”揭阳那边的人说：“你不去不行，市领导都等着呢，你不去人家开不了饭。”韩秋拗不过，只得去。一路上，陪韩秋他们去的司机和一个办公室主任，就给韩秋他们讲发生在揭阳和普宁的血腥案件。这两人说：“处长，若待会儿发生意外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感到突然，这条马路正是我们这儿的血腥之路。前些天在这里发生的碎尸案、断头案，至今还没破呢……”韩秋也给他们打哈哈，说：“那以后出来还得穿防弹背心吧，不光要穿防弹背心，还要戴钢盔来破案吧。”韩秋他们一路哈哈笑着，以冲淡对方制造的恐怖气氛。 吃饭的时候，席间有人说，听说现在办案的人头一个涨到了50万元，原来是30万元，这两天一下子涨了。有人大声嚷嚷，现在50万元都不止啦。韩秋当然知道这弦外之音，她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起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韩秋的脑袋没有那么值钱，5万块钱都不值，别看我脑袋不值钱，可我谁也不怕！” 通过几次实地调查，作为税务总局的一位稽查干部，韩秋惊愕地发现，那里的骗税已经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骗税，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产业”，一些犯罪分子与政府官员勾结，猫鼠同流，一经一纬，共同编织了一张大肆偷盗国税的利益黑网，不仅使数亿数十亿国家税款装入犯罪分子的私囊，而且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羁绊国家前进的脚步。 一个正常的国家，怎么能让这种丑恶现象长期存在呢？ 坚决不能！韩秋在心里呐喊。 在我国取得打击走私、打击骗汇专项斗争胜利后不久，2000年6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总理办公会上指示，要像打击走私和骗汇一样，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活动，并做出了在全国开展一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的决定。 于是，一个由国务院领导指挥，国家税务总局牵头，公安、监察、财政等13个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领导小组成立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战役即将在潮汕地区打响…… 第一章 绝密方案 保密，保密 国务院“807”工作组成立之前，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国家税务总局于6月中旬成立了一个打骗工作方案筹备小组。吕华就是这个筹备小组的负责人。如果说，撒向潮汕地区的是一张天罗地网，那么，吕华一干人就是最早编织这张网的人。 吕华当时正去威海参加全国出口加工区工作会议。从威海到宁波的途中，他接到了局长金人庆的电话。电话里，金人庆以十分郑重的口气向他传达了国务院的决定，让他立即组织打骗筹备小组，准备打击骗税的方案。他二话没说立即返程。从那一刻起，他就与一场史无前例的专项斗争结交了；从那时起，他的心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吕华，山东人，他有着山东人豪爽的性格，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坚毅而智慧的眼睛。他热情，开朗，办事干练果断，从不拖泥带水。 受命成立筹备小组时，作为税务总局副局长，吕华正好主管稽查和进出口税收管理工作。这次国务院让税务总局牵头到潮汕进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他理所当然成为打击骗税的领头人。 在没有去潮汕之前，吕华最担心的是工作组去潮汕后打不开局面，查不出问题。 吕华的脸色就是案件情势的晴雨表。他有饭后散步的习惯，一般就在住宅附近，在熟悉的河边，沐着蒙蒙月光，就着依依杨柳，他总和夫人结伴而行。初时，他还和夫人谈笑风生，说这说那，两人都轻轻松松；慢慢地，他的话少了，他有点儿走神，夫人说什么他就应和两声；再后来，他干脆不说话了，还是陪着夫人，他的思想却开始远行……思绪的羽翼像薄雾一样飞升，越飞越高，他看到了风，看到了雨，看到了乌云和雷电，看到了天外之天和事外之事……他机械地走着，脚步变得异常的沉重。看到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夫人知道他心里有不便说的事，也不好问，任他信马由缰，自己成了一个孤独的陪伴者。 这时，吕华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潮汕情况复杂，矛盾突出，要调动和运用工作组成员全部力量和智慧，战胜一切困难，把这个地区的骗税问题彻底查清；第二，地方保护主义是这个地方骗税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方设法攻克那里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堡垒，为打骗的深入开展扫清障碍；第三，对检查中涉及到的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执法人员要依法坚决查处，决不姑息。 因此，在去潮汕之前，他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 吕华的凝重感渐渐笼罩了筹备组。 先搭台，后唱戏，好戏自然要一个好台子。在国务院做出成立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决定之前，税务总局就成立了一个打骗筹备小组。吕华是筹备小组的第一负责人，马森成了他的助手。 筹备小组把国税系统的几个精兵强将招至帐下。他们是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省市国税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和稽查部门的出色人才，大多有赴潮汕进行税务稽查的经历。这些人中，有总局的韩秋、刘建，有从其他省市国税局抽调的李大忠、吴频、左伟、朱武魁、徐建兵、王聿、罗文、罗洁等。因为税务稽查是一个业务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精于业务的税务干部来承担，因此，后来“807”工作组的主体，也是来自系统内的税务干部。 筹备小组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这些人需要去完成决定这次打骗成败的大事 —— 研究制订打骗的行动目标和打骗的实施方案。 筹备组成员一到北京的指定场所，最先接到的命令只有两个字：“保密”。 筹备组的领导清楚，这是一次成败未卜的战斗，如果把进攻目标和战略战术透漏给对方，工作组将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整个打骗战役就有可能失败。于是，对方案的保密，被首先提了出来。 筹备组成员被集中并封闭在指定地点。不允许他们与外界的人来往，不允许他们到税务总局的其他处室串门；外地的税务干部回去之后，也不允许向他们的领导汇报在筹备组工作的事；对家人只能说是业务培训，不能说出有关潮汕的只字片语。为了保密，筹备组三易办公地点。他们最先住的是一家部队招待所，但因房间有限，很快挪到了铁道大厦。因为那里人来人往，客源复杂，最后又转到保密性强的京西宾馆。 对于当时的保密一事，筹备组的吴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说：“我们到北京后，马森司长首先向我们宣布了四条工作纪律。这四条纪律中，有三条说的是保密，一条是安全。第一条，筹备组的工作对税务总局负责，班子成员不得对原工作单位及外界泄露任何工作情况，给家属打电话也只能报报平安，不得谈工作上的任何情况；第二条，对总局与此事无关的同志也不能泄露其工作情况；第三条，班子各成员之间不得打听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第四条，大家要患难与共，团结互助，注意安全。天哪！我们是地下工作者还是特务？这感觉太新鲜也令人有点惶恐，像是电影、小说中的情节。真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更要命的是，还不知道怎么向单位领导去说。” 尽管这样，潮汕人对中央的这一行动还是有所风闻。据说，潮汕那边专门派人到北京打探消息。 一次，韩秋回到办公室，电话响了。她拿起电话，对方说：“处长，你们怎么还不下来啊？”韩秋当时一惊，她忙问：“你是谁？”那人说：“我是广东的一个举报人。”韩秋忙打马虎眼说：“你让我去干什么？”那人说：“你们不是要马上组织工作组下来吗？你赶快来，现在我们这里人人都在做假账，你们再不来就查不出来了。”韩秋听着对方说得也很诚恳，也像是检举人，但她不敢露出丁点儿口风，她只得在电话里装糊涂，说：“我早就不管这个事了，去干什么啊。我也没听说总局要派什么工作组下去，没有这事儿。” 韩秋将以上情况向吕华一说，吕华认为必须立即了解潮汕当下的情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怎么个去法呢？吕华要马森拿出办法。马森思忖着，认为明着去，会暴露自己的意图；暗着去，就摸不来情况。最后想出一个“半明半暗”的办法，即让地方的国税局稽查人员以“协查”的名义去。这样，既能摸到情况，又不会暴露目标。于是，马森便派人在浙江找了两个稽查干部，叫他们到潮汕以协查的名义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两个稽查人员带着特殊的任务去了潮汕。 他们到潮汕后发现，这里的税务干部都忙忙碌碌，不是接待企业的人就是忙着打电话。在一家税务所，他们看到一位老板对税务干部说：“……这个账还得你们去把把关，我们的会计是‘二把刀’。”在另一家税务所，所长正在给企业通电话：“30台太少了，你的货可是上千万呢……” “30台”什么呢？八成是加工设备。这两个曾经来过潮汕的税务干部已经清晰地感觉到，这里的税务机关正在与不法企业勾结，共同对付即将到来的检查。 四五天后，两位稽查人员向马森作了汇报。马森感觉到事态的严重。马森认为，如果部署不当，这次打骗就会受挫。 这次行动从哪里下手，是筹备组需要拟订的核心机密之一。 靶子找错了，即使打得再准，也是徒劳。潮汕地区是全国骗税的重灾区，这是无疑的，可是潮汕地区有十几个市县区，选择哪儿作为重点检查的对象？ 围绕着确定打击目标和制订打骗方案两项主要内容，筹备小组立即行动起来。税务总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司向除广东省以外的35个省市国税局发了文件，要求各地立即上报从潮汕地区购进货物、办理申报退税的往来信息。待各地电子信息报来，筹备组立即进行技术处理分析，然后汇总。这是一个纯粹数字化处理过程，很枯燥，还必须细心。 为了避免偏差和误差，为了万无一失，也为了更加稳准狠地打击目标，筹备组借助现代信息手段对调集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最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国务院打骗小组的领导。 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最终出了结果，潮汕地区的潮阳、普宁等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分析发现，仅一年半的时间，潮汕地区1800余家生产企业供应给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共计476亿元。其中供应省内外贸企业411亿元，省外65亿元。而且，仅供潮汕地区本地的就达350亿元。 筹备组领导与税务总局领导经过研究后认为，检查的范围太大，不利于查深查透，于是选择了潮阳市作为重点检查的目标。方案报到国务院后，国务院领导要求再增加一个地方。经再次研究，筹备组决定增加一个普宁市。就这样，经过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潮汕地区的潮阳和普宁两市为这次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重点。 目标选定了，接下来就需要考虑这个仗怎么个打法，需要制订具体的作战方案。 兵者，谋也。如果把“807”比做一场战斗，那么，作战方案是否科学就是决定这场战斗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吕华给筹备小组布置了作业，拿出平时设计的各种检查方案。筹备小组的人都是税务检查的行家里手，几天时间，各自都拿出了检查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供货企业检查方案、外贸企业检查方案、银行和国库检查方案、工商海关外管外经贸检查方案…… 大家比较看重的是供货企业检查方案。筹备组的多数人认为，先对供货企业实施检查比过去常用的先对外贸企业实施检查更加科学有效。因为查外贸企业时，会惊动供货企业，待你再去检查有问题的供货企业时，人家已经作了充分准备，有的干脆人都跑了，不如直接查上一环节 —— 供货企业，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系列检查方案由马森把关后，被送到吕华手中。吕华看后说，一般检查方案我们要做好做细，但更需要考虑他们采取对策后，我们的方案怎么跟上，如同打牌下棋，走一步想一步，往往是输多赢少。我们现在对方案考虑得越周到，检查中遇到的困难就会越少。于是，方案一改再改，有的方案修改竟达十多次。 待这些方案弄得百无一疏时，吕华还不满意。他说：“兵法云：出奇制胜。如果我们用常规之法制非常规之敌，你的常规方案再好，也免不了打败仗。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除了这些常规方案，我们难道没有别的方案了吗？”吕华自问自答，“依我看，除了这些对外检查方案，是不是还应该有对内检查方案？” 马森说：“有啊，我们正在考虑内查方案，考虑从税务入手，检查税收征管资料的方案。” 韩秋说：“从税务内部入手确是一个好的思路，根据以前去潮汕稽查的经验，查企业确实非常困难。第一，很多企业，当你去查的时候，不是老板不在，就是会计不在，检查无法进行；第二，当地基层政府往往与假企业串在一起，用真企业替换假企业，检查人员一时很难搞清；第三，如果骗税企业知道了北京要下去检查，很可能会把资料销毁，这样，检查就更困难了……” 吕华一言不发，他的心里已经有底了 —— 这次检查要打破常规，从税务内部入手！ 吕华已经想到了从内部入手，调取税收征管资料的好处。听了去潮汕“摸底”的两个稽查人员的汇报后，吕华意识到潮汕地区的一些政府部门，很可能与当地的违法企业勾结在一起。如果这样，此次去潮汕打骗，还按照以往的惯例，一去就先到企业，翻企业的账，弄不好还是查不出什么结果。如果从税务入手，就是一个全新的检查方法。每个征管单位管理多少户企业，企业的经营活动，尤其是领购增值税发票情况、专用缴款书情况、征税情况，税务机关都有。哪家是供货企业，哪家是出口企业，哪家企业开了多少票，都开给了谁，都有案可查。如果全部掌控这些企业的相关资料，再对企业进行检查，应该说是十拿九稳了。 吕华喜怒不形于色，用平淡的口吻说：“你们先拿出一套内查也就是对税务实施检查的方案来。对外检查的方案，该完善的继续完善。最后用哪一套，临战时再做决定。” 吕华的态度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那里情况复杂多变，刀枪剑戟，用什么家伙，要视情况而定。二是如何检查，这是绝密方案的核心，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除极个别人外，吕华对将要采用的方案秘而不宣。 吕华给这个方案暗自定了个名，叫“税务闪击”。 第二章 兵指潮汕 “打不赢这仗，我辞职” 同时成立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吕华任组长，国家税务总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司司长马森、广东省政府秘书长陈坚、广东省国税局局长陈流明、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南任副组长。 于是，韩秋大胆地提起了条件：“第一，要有计算机，起码每个组都要配备。第二，要有通讯设备，要配备一部分手机，不然无法指挥。第三，传真机必须保证。第四，要有复印机。另外，根据以往到潮汕检查的经验，语言也是一大障碍。因为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讲话，有时他们之间互相串通对付检查，我们就像聋子一样干着急。所以每个工作组最好配一个翻译……” 7月28日，朱镕基总理听取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等关于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汇报时再次指出，出口退税促进了外贸的发展，成绩很大，但骗税的问题也很严重，要像打击走私一样打击骗税违法犯罪活动，对重点地区要加强打击力度。 吕华一边听一边点着头。等韩秋说完，吕华痛快地说：“好，你说的我全答应你！” 韩秋见吕华脸带微笑，就更加直接地说：“吕局长，这次我们去检查不同以往，领导必须答应我们几个条件。” 欢乐一下变成了沉重的思考。是啊，如果撬不开潮普两市骗税的盖子，别说没法向国务院交差，也没法向税务总局甚至向自己交差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筹备组的一次会上，韩秋总结了以往去潮汕检查的经验后说道：“过去，我们的检查都是手工式的，这对于小规模的检查来说，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这次是国务院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检查，若再用老式的手工检查办法，恐怕难以适应目前潮汕复杂的形势了。因此，这次挥师潮汕检查，要想确保查出问题，除有好的检查方案外，配备现代化的设备也很重要。” 事隔几日，金人庆局长与吕华、马森一起向吴仪同志汇报打骗方案。当三人走出吴仪同志的办公室，刚下楼梯时，金人庆走近马森，突然问：“马森，你觉得这次到潮汕能不能查出问题？” 吴仪同志对工组提出的要求一一做了安排。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一场国家行动，但能否打赢这一仗，是人们始终担心的问题。 工作组由从全国国税、公安系统和其他部门抽调的300多名干部组成。 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了。筹备组成员兴高采烈。 一场打击潮汕地区骗取出口退税的大战，即将打响…… 在筹备组领导制订打骗方案期间，忽然网上传播一条消息，称有关部门有两个在潮汕办案的干部，在下榻的汕头迎宾馆失火中被烧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吕华兼任主任，办公室设在国家税务总局。 这是金人庆第一次问马森到潮汕能不能查出问题来。时隔不久，在8月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前的那天晚上，金人庆又问马森到潮汕能不能查出问题。开完总理办公会，金人庆与马森在一起吃饭，刚拿起筷子，金人庆又问：“马森，你觉得能不能查出问题来呀？这次总理办公会可要决定了……” 马森说：“按照我们目前的实力，对付潮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行动中会遇到各种困难，这些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 8月17日，吕华先期抵达广州，并同广东省有关部门领导交换意见。 马森想了想，觉得这问题挺不好回答。以前税务总局、省局那么多工作组都带队到潮汕检查过，只发现一些表面问题，带着疑问回来了，这次他去就能查出来吗？马森虽然一次也没去过潮汕，但他还是严肃地说：“能不能查出问题，我不敢打保票……如果打不赢这一仗，只能怪我们无能，我就辞职，司长不当了！” 于是，工作组在制订方案时更加认真、周密。大家心里清楚，这不是一般的税务检查，而是一项政治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 几天后，吴仪同志听取了税务总局的汇报，就专项斗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8月15日，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的吴仪任组长，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任副组长。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交通部、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门有关领导为领导小组成员。 吕华问：“什么条件？你提吧。” 吕华和马森每天紧盯着筹备组制订方案。他们把去潮汕后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想到了，然后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研究，制订更加详细的工作方案。 筹备组的人员情绪高涨，又根据各自的检查经验，提出了一些想法。有人提出，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工作组要有武警保卫。关于配备武警的问题，提出来的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也就随口说说而已。哪知，税务总局领导在汇集大家意见后，直接去找了吴仪同志。 这件事虽然与“807”工作组南下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却牵动着工作组成员紧张的神经，让他们在制订方案中更加审慎细心。 韩秋提的，也是马森想提的。马森环视一周，对大家说：“别让韩秋一个人提，大家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工作后再说就晚了。” 第二章 兵指潮汕 “省尾国角” 潮汕是个文化地域概念，它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广东省东部。潮汕地区背五岭而面南海，古时与中原交通不畅，被称为“省尾国角”。潮汕在中国行政区划的地域概念上，是三个地级市的统称。历史上，潮汕因为与中原地区关山阻隔，每有朝代更迭，大批流亡者便蜂拥而至，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寸土寸金之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土地如此缺少，这里的人便不得不另谋出路，因此潮汕人中经商者居多。由于潮汕人最早接受海洋文化，因此走出海外者居多，当地也就有“本地一千万，海外一千万”之说。 潮汕人还特别会经商。潮汕歌谣唱道：“什么弯弯天上挂，什么无脚走天下？月儿弯弯天上挂，红头船无脚走天下。”红头船就是潮汕船特有的标志，就是在船头用红油漆成红色，两侧下锚的地方画着两只眼睛。这是长着眼睛的船，也是会辨别风浪识别风云的船。多少潮汕人踏海出洋，经商者总能比别人看到更多的商机，做生意总比别人看得长远。他们诚实守信，不贪求，识大局，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强烈，于是就比别的商家棋高一筹。“潮汕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出处就在于此。 潮汕人自古以来最讲究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守信”二字。所谓潮州、潮汕、潮阳、潮安等等，无不与“潮”字有关。潮州得名是取潮水往复之意，而潮水最大的特点就是守信。与天地有约，与日月有约，于是潮涨潮落，往去复来，不忍归去，不忍舍弃，缠绵悱恻，情深意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熟悉的地点相约，在熟识的地点谋面，永不背叛，永不失约，这就是潮水，这就是潮汕，这就是潮汕人的性格特征。 正是有这些优良的秉性，潮汕人中才多出俊杰。尤其是潮商，更是蜚声全国，堪与世界上最善于经商的犹太人相比。 潮汕人的成功，除勤奋、拼搏、精明、守信外，还有外地人都不具备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中国有数万公里的海岸线，为什么独有潮汕人有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这是因为潮汕紧傍南海，与东南亚咫尺毗邻的缘故。海洋文化，必须具备商品交换的条件和海上交通能到达彼岸的条件。这一点别的海岸线很难做到，而东南沿海则能做到。从温州到惠州，较典型的是潮汕，从汕头到汕尾，中心是潮阳、普宁及海陆丰。恩格斯在《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中国“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潮汕文化含有深远的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和潮人文化，还有独一无二的海洋文化，这几种文化在潮汕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因此，尽管潮汕人多半来自中原，但其思想方法、行为特点又大别于中原人。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三级跳，即，一跳出中原，二跳出潮汕，三跳下南洋。正是有了这样的下南洋意识，就像山东人“闯关东”，陕西人“走西口”，潮汕人的性格里就少了中原人的保守。同时，这种海洋意识也比内地人更具备开拓精神和反抗精神。 以普宁为例，从19世纪始，该地乡民们便跨海过洋去暹罗（泰国）移民。如今，泰国的普宁人约有40万之众，而潮汕人在泰国约500万之多。其中，潮汕籍的亿万富翁有40余人。 20世纪末叶，勤劳、守信、精明的潮汕人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979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继而，国务院批准汕头特区从1991年11月1日起，区域范围扩大为2340平方公里，即基本上包括整个原汕头市区，同时带潮阳、澄海、南澳三个县。 从此，汕头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汕头这个“粤东龙头”，曾几何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中央整治的重点地区。 2001年2月底，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汕头召开粤东现场办公会。省委主要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里在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潮汕部分地区秩序紊乱，执法部门几近陷落。潮普两市的税务干部忘记了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责任和使命，不仅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甚至为犯罪分子出谋划策、保驾护航。除税务部门外，别的执法部门也形同虚设。一位新华社记者在一份内参中写道：“……同时，当地工商部门在企业登记方面也把关不严。大量的骗税企业都是虚假企业，有的一址多厂甚至是‘三无’企业，但工商部门都为其办理了营业执照。如潮阳市骗税分子林某送了6000元给当地工商所有关人员，就办妥了用于骗税的‘三无’企业的营业执照。此外，当地一些金融机构为不法分子骗税提供资金保障，一些外贸部门授予虚假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也为骗税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潮普两市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时候了。 在这次“807”打骗行动中，广东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抽调大量精干力量参与打骗工作。他们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不隐过，不护短，对打骗工作的成功开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兵指潮汕 不合格，让局领导来领人 当湖北省国税局办公室的小赵看到由税务总局传来的要求抽调有关检查人员的《 内部明电 》时，感到非常惊讶。 这份通知对人员的要求几近苛刻。除了要求政治过硬、身体健康外，还要求抽调的人员必须是各地国税系统的业务骨干。最扎眼的一条，是“若发现有不符合检查工作要求者，由各地局领导将该人员领回”，对检查工作造成影响的，“将追究有关地区国税局领导的责任”。 小赵将这份力重千钧的电报交给了局长。 这份电报，实际上是税务总局向各省市国税局发出的点将令。 这些将，马上就是各个检查组的组长。根据筹备组掌握的线索，这次潮阳和普宁大概有800多户企业存在问题，需要重点检查的企业就有400多户。这就需要抽调大量的税务干部。而能否查出骗税企业的问题，是国务院此次打击骗税专项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工作组领导决定，必须抽调一批税务系统懂稽查、懂进出口税收和涉外税收业务的骨干，而且还要精通计算机，会查账。他们决定从全国税务系统抽调200名左右的干部组成税务检查组。检查组的组长，必须由税务总局点名抽调的各省市税务稽查部门和进出口税收管理部门的处级干部担任，其他税务干部必须是本部门的业务骨干。 类似这样的文件，在税务史上是空前的，在其他行政机关估计也是没有的。 抽人要抽最好的，方案要拿最好的，而且事无巨细，亲自参与其中。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吕华认为，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完成这个重任。 各局积极配合，将最优秀的干部送到北京。 可是，这些将被抽调的税务精英，都是业务缠身，尤其经常参加税务检查的一些处长，每人手里都积压着好多案子！ 为了使这些人能及时到位，马森亲自给各省市国税局长打电话。对那些正在办案的处长，马森要求他们赶快移交案件。 筹备组只有几个人，保密相对容易做到。可是，要对几百人的大兵团实施保密，就困难得多。马上就要去潮汕检查，如何做好保密工作呢？这些人都来自四面八方，如果走漏风声，就会功亏一篑。 思考再三后，工作组决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以税务总局在广东举办培训班的名义，向各省市国税局下发紧急通知，要他们选派税务干部到广州报到。 在出兵潮汕之前，工作组已经进行了组织分工。工作组下设4个组，即综合协调组、税务检查组、纪检专案组、公安专案组。在这4个组中，综合协调组负责工作组的综合协调、上传下达、举报受理、文件收发、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工作；税务检查组下设综合组、税务检查小组和机动组，其中税务检查小组是税务检查组的主体，主要负责税务检查的实施；纪检专案组主要负责对政府及执法机关的违纪人员的查处；公安专案组负责对涉案人员的调查取证和嫌犯的抓捕，以及向检察机关的移送。 工作组内部职能独立，分工明确。组与组之间根据工作需要，互相配合。一句话，工作组严格遵循相关法律，坚持依法办案。 对于筹备组来说，可谓事无巨细，在忙完大事之后，小事也不能忽略。比如，工作证也必须在北京做好，在潮汕做，可能还没等发下去，人家盗印的就出来了。这样，工作组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第二章 兵指潮汕 迎宾花园 吕华站在地图前，目光聚集潮汕，然后寻找汕头、潮阳、揭阳、普宁……他在考虑工作组开到潮汕后，在哪里扎营？ 工作组住哪儿，不是一件区区小事吗？ 不是。 因为潮普两市的治安环境不好，工作组的驻地必须考虑安全。同时，还要考虑保密和交通便捷等因素。 从检查方便上来讲，工作组驻地应该选择在潮阳、普宁两市。可是，住在这两个市，不安全的因素太多。那么，能不能找在这两个市中间，距这两个市不太远，检查起来又方便的地方作为工作组的驻地呢？ 一起看地图的还有马森。马森把手指在一个地方，对吕华说，吕局长，你看，在潮阳和普宁之间有个峡山镇，位置比较不错，峡山镇的干线公路左通普宁、右通潮阳，应该是个比较理想的驻地。吕华说，这个峡山镇有没有能够驻扎二三百人的宾馆呢？那里的宾馆便不便于保卫呢？ 于是，吕华让马森通知税务总局机关服务中心处长、综合协调组副组长贺全福去潮汕选址。 贺全福接到指令的时间是8月15日，离税务系统处级干部开赴广州只有4天了。 事有不测。就在贺全福接到吕华命令的当晚，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他的老父亲去世了。他流着泪把父亲去世的事对马森说了，并问能不能换个人去潮汕，他想回家给老父亲守灵。 马森想了想，便给吕华打了个电话。 吕华接到电话后，考虑到各种因素，没有同意，说人不能换，就给他一天假吧。 这样，贺全福请了一天假，第二天早晨乘飞机赶回哈尔滨老家，给老父亲守了一宿灵。第三天，他都没来得及给老父亲送行，含着泪匆匆坐上飞机，赶回北京。 吕华在首都机场等着贺全福。吕华嘱咐他一番后，两人匆匆分手。贺全福飞往汕头，按照吕华的指示去完成选址任务。吕华直飞广州，因为大队人马不日将云集广州。 看看登机的时间已到，贺全福就拎着一个大皮箱向登机口走去。这时，他才发现手中的皮箱格外重。这只皮箱是刚才同事送来的。里边盛着真正的“国家机密”。原来，这是几天前就准备好的工作组的证件，上面写着“国务院‘807’工作组”的字样。 当贺全福提着满满一箱证件来到安检口时，工作人员早就瞄上了这个神情怪异的人。一番外部检查过后，安检人员命令贺全福把箱子打开。贺全福心想，刚刚吕局长还说，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身份，不能泄露机密。倘若安检人员一打开箱子，秘密不就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吗？于是他就说，这东西您最好别看。看他神秘的口吻，安检人员的责任心和好奇心一同被调动了起来，于是坚持要贺全福把箱子打开。贺全福这时把安检人员叫到一边，压低着声音对他说：“我可以给你打开，你也可以检查，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我希望你看过之后就像没看过一样……” 因为吕华在机场接头的时候说，你不能暴露是税务总局工作人员的身份，你是以公安人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所以，他说话的口气就带有公安的味道。贺全福没有想到吕华只给自己转换了角色，并没有通知机场方面，当然机场安检人员并不买账，一看皮箱内全是证件，就以为抓到了一个贩卖假证的贩子，当即就把皮箱扣下了。 贺全福只得继续南下，取证的事只有再委托他人。 考虑到这里的治安环境，工作组执行的又是特殊使命，不管选在哪儿，安全必须是第一位的。 贺全福到汕头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了。下了飞机，贺全福和提前到达汕头市的公安部的同志会合，乘车去了潮阳市的峡山镇。到峡山镇一看，贺全福觉得这地方太乱了，而且找了十几家宾馆，没有一家是符合要求的。他只好赶到潮阳市，一看表，已经晚上10点多了。到潮阳一看，觉得这里更不行。他来到潮阳一家比较大的宾馆，沿着宾馆转了一圈，心说，这肯定不行！这家宾馆环境比较复杂，也不安全，不适合工作组办公。 他们又来到汕头市。在汕头市，他看中了两家宾馆，一个是迎宾馆，一个是迎宾花园。这两个宾馆都是汕头市委市府的。迎宾馆占地面积很大，里面莫说容纳二三百人，就是上千人也不成问题。而且迎宾馆高墙耸立，给人一种壁垒森严的感觉。这里确实适合工作组办公。可是，这里刚刚发生一起失火案，据说还烧死了两个查办案件的人。失火的时候，新上任的汕头市市长也在这座楼里，险些被烧。贺全福一想，选这地方不太合适。 贺全福又来到迎宾花园。 迎宾花园距汕头市区20公里，抬眼望去，宾馆就在一座小山的顶上，在一片葱绿之中，凸起的翠色建筑物犹如堡垒。贺全福上山一看，宾馆的三面环海，只有一条盘旋而上的水泥路可通山顶，外人很难对其侦探和偷袭。太好了！贺全福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这的确是个既美丽又安全的地方。工作之余，看看山，观观海，疲劳顿消。 迎宾花园确实符合工作组驻地安全保密的要求。但是，迎宾花园在汕头市南区，距潮阳市很近，可离普宁市就很远了。在交通的便捷上，不占优势。 于是，第二天早晨，贺全福又往远处的揭阳、普宁跑了一趟。接着，他还去了驻军招待所。经过一番比较，贺全福心中有了底，还是迎宾花园最好。 第二章 兵指潮汕 兵抵广州 贺全福返回广州，向吕华汇报了在汕头选址的情况。经过一番研究，吕华最终同意把“807”工作组驻地定在汕头市的迎宾花园。 此时，已是8月18日晚，按计划，明天在全国税务系统抽调的处级以上干部就要抵达广州了。这批人，都是“807”工作组检查组的组长。按工作组在北京的决定，19日先对他们进行先期培训。 被抽调的检查组组长陆续抵达广州，吴频就是其中一位。 吴频被筹备组抽调到北京已经一个多月了。临来的时候，吴频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吴频的爱人是湖北一所大学的老师，专业上很不错，被深圳的一所大学相中，时下正式关系虽还没调去，但已经孔雀东南飞了。丈夫一走，吴频蓦然吃紧。比如，女儿现在上高二，高考在即。过去吴频出差，丈夫只要早上叫叫女儿，晚上催促女儿早点休息，吴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可现在丈夫一走，吴频再出差，家里缺了半边天，孩子就没人照料了。 吴频接受的任务是拟出生产企业检查方案。其间辛苦自不必说，仅修改就超过十次。每次等待结果对她来说，都是一次折磨。每每方案报上去的时候，她就吃不下饭，吃饭的时候也只能吃几片西瓜，更要命的是晚上睡不着觉，数数、看天花板、看书，用什么方法也难成眠。她就在这间歇性的煎熬中终于迎来了方案的顺利通过，于是她便急急忙忙往回赶，去处理家里那一大堆的事。 筹备组就给吴频两天假。她急急忙忙赶回武汉。仅仅两天的时间，她需要办下列事项：向省局领导请假、给女儿转学、个人准备。 就这样，吴频用急行军的速度，在两天的时间内办完了家中诸事后，上了回京的列车。到了火车上，吴频想想这两天发生的事，觉得这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经历。 吴频赶回北京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宾馆，把所有资料都装上箱，与筹备组的同志们直飞广州。这个时候，全国各地抽调的人马已云集指定位置。大家就像去打仗似的，宾馆里的人潮水般涌动，大家都按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各个检查组组长到达广州后，马森又组织对这些组长的培训。于是，这些组长就成了发面用的酵母，继续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批税务干部进行培训，为这次检查争取了时间。 第二章 兵指潮汕 战前总动员 8月20日，各路人马纷纷集结广州。 随着大战的临近，吕华心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除了面临的是一场大战外，还在于对潮汕的情况不能充分把握。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筹备小组对检查方案虽然准备得非常周全，但都是“纸上谈兵”，都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再说，吕华对潮汕的状态只是“听说”，而没有亲历。那里的骗税到底有多严重，那里的“水”到底有多深，吕华心里没底。这次打骗虽然是国务院领导指挥，但区区几百人，偏师深入，也不是没有陷进去的可能。要是陷进去出不来怎么办呢？要是揭不开骗税盖子怎么办？ 踏着朦胧的月影，吕华在宾馆的院里踱步。明天，他就要向全体检查人员作动员报告，吴仪同志也要抵达广州，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自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应该表现出怎样的信心和决心呢？想着想着，他突然向身旁的宋咏发问：“宋咏，你对这次行动有信心吗？” 宋咏曾带着公安两次深入潮汕。因为业务娴熟和了解潮汕情况，在打骗筹备小组成立之初，成为最早被调到北京参与谋划的打骗干将之一，后来成为税务检查组的副组长，是税务检查组的重要骨干。宋咏坚决地说：“吕局长，您放心，我们有这么成熟的检查方案，保证能查出问题！” 吕华点点头。 20日下午，打骗成员报到截止的时候，会务组的人告诉马森，大连市国税局的人还没到。一上来就掉链子，那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呢？马森急了。他急忙向吕华组长汇报。吕华一听，生气地说：“怎么回事，赶紧给我查清楚，是这里没把文件发过去，还是那边给耽误了，马上设法补救！” 马森赶紧安排人打电话了解情况。 原来，工作组为了保密起见，报到的前两天才发通知，而且是用传真机发的。本来通知的内容是两页，大连市国税局说只收到了一页，另一页没收到，所以也不知道上哪儿报到。 马森责怪道：“没收到你们不会打电话问问吗！” 第二天上午，大连市国税局的人急匆匆地赶来了。 执行前期工作的税务检查干部总人数共计208人。另外，加上公安部、监察部、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等部门抽调来的同志，共计300多人。 21日上午，工作组全体人员召开会议。 端坐在主席台中央的吕华神色凝重，目光坚定。吕华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指示，说明了抽调税务干部的用意，讲了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背景、意义以及选择潮汕地区进行重点检查的原因。 吕华说：“任何一个有能力的政府，都不允许像潮阳、普宁这样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存在。对潮普两市的骗税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国家行动。我们既要有必胜的信心，又要有对付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 吕华对打骗行动提出了 4点要求。他说：“第一，这次打骗行动不是一般的税务检查，而是对两市的严重骗税行为进行集中打击，是重拳出击，大家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完成国务院交办的任务。这个仗，只能打赢，不能打输！第二，我们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项特殊的使命，或者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大家一定要同心同德，团结协作，共同打好这一仗。第三，我们面对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今天动用国家的力量对这一地区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实并非如此。潮汕骗税问题已经冰冻三尺，原因错综复杂。如果我们大意了，说不定就会吃败仗。由于难度大，这次战役不可能速战速决，大家要有吃苦耐劳、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第四，大家要做好保密工作。我们这次不是常规检查，而是一次经过反复研究的特殊战斗。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把作战方案都泄露给了对方，我们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吕华最后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继打击走私、打击骗汇之后的又一重大战役，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国家行动。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全面胜利……” 工作组成员这时才知道自己此行的真正的使命，他们无不为之欣喜，为之振奋。 按照吕华的指示，工作组副组长马森对打骗进行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是根据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领导小组决定，对广东省潮汕地区的潮普两市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的对象是1999年以来所有的出口供货企业，看这些企业是否提供货源。即便倒闭的企业，倘若发现问题，也要向上追溯，盘根寻底，一查到底。对有疑点的外贸企业也一并检查。发现骗税、伪造单据、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犯罪行为要坚决打击。在检查中，如果发现税务部门、海关、执法部门以及地方党政部门参与犯罪一并查处。对拒不配合、阻碍检查的单位或个人，要严厉惩处……” 21日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领导小组组长吴仪抵达广州。翌日，吴仪和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接见了工作组全体成员，吴仪同志出席动员会，传达了国务院关于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检查的决定，对赴潮阳市、普宁市进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试点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 吴仪同志讲话说，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同走私、套汇、偷税等其他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一样，对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危害性极大。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切实提高对打击骗税重要性的认识，本着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从讲政治的高度和全局的角度，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的狭隘观念，对骗税现象狠狠打击，决不手软，毫不留情。据调查，潮阳和普宁是骗税的主要策源地，这是我们选择这两个市作为检查重点的原因。吴仪同志要求工作组全体成员要坚定信心，步调一致，知难而进。要对困难和任务的艰巨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及地方党政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打好对骗税多发地区进行查处这一关键战役，圆满完成任务！ 省长卢瑞华代表省委、省政府讲了话。卢瑞华说，广东省委、省政府坚决拥护国务院对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潮阳、普宁两市进行重点检查的决定。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广东经济发展的支持、鞭策和帮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经济改革可以说先走了一步，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多了一些。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决不护短，一定要积极配合国务院打骗工作组的工作。因此，我表态，倘若发现有谁弄虚作假或从中作梗，当场撤职不讨论；检查骗税时涉及到什么人，就查什么人，一查到底，决不留情；省有关部门若不配合，马上撤换领导。 吴仪同志的动员和有关领导的讲话，给工作组全体成员以极大的鼓舞，他们渐渐明白，将要执行的不是一般的税务检查，而是肩负国家的使命，为国家利益而战，于是，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崇高感和使命感。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兵进潮汕 这时，作为税务检查组组长的韩秋也在车上忙开了。 马森乘坐在最后一辆小车上。 车走得很慢，马森有些急。是不是司机故意这样呢？大客车是向广州一家公司租的，按说与潮汕一些人串通的可能性不大，但车为什么跑不快呢？也许是马森太急了，所以感觉车出奇的慢。明天就要投入战斗，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晚上就绪啊。马森没法不着急。 当时在北京筹备阶段，吕华就在心里定下了到潮汕后从税务机关入手的方案，并将其命名为“税务闪击方案”。从税务机关入手，一定要先搞清楚潮阳和普宁的税务分局和税务所的分布情况。吕华派人把北京的各大书店跑了一溜儿够，也没有找到那里的地图。这样，地图就只能到潮汕后再向当地要了。 “807”工作组在广州完成调兵遣将、战前动员和初步培训后，于8月22日下午奔赴作战前线。300多名兵将此时都有一种大战即临的兴奋与激动。 他的头仰靠在椅背上，半眯着眼睛，脑子却一点也平静不下来。大家都知道，一旦马森在车上半眯着眼睛，做休息状，就是他思维最活跃的时候。这个被称为“省尾国角”的潮汕是什么样子？那里的骗税真的成为一种产业？那里的一些官员已经与犯罪分子勾结？那里已经织就抵抗检查的大网？一个个问号在马森的脑海里下意识地闪现。马森不愿再想这些。他需要考虑的是明天的“税务闪击方案”如何实施。尽管一切已经烂熟于心，但战场上变数太多，你必须拿出诸多应变的策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807”来说，明天虽然是首战，但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战，如果首战失利，“807”就会陷入泥淖。马森比较谨慎，做事往往要考虑有多大风险。在“807”作战方案的制订上，马森与工作组的其他领导是思考了再思考，比较了再比较。尽管对明天的方案胸有成竹，但马森的心头依然有一种难以卸去的沉重感…… 马森端正的脸上架一副眼镜，外表斯文，说话和蔼，他那直爽的性格被其谨慎周详的处事方式所掩盖。 车在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盘旋，路边小草含翠，花团飘香，遥望山峦起伏，林木葱茏，风景果然不错。几分钟时间，车就转到了坡顶，在一幢青白色的楼前缓缓停下。马森下车后，抬头看到了房顶“迎宾花园”4个大字，又看看四周，前山后海，山长水远，禁不住啧啧赞叹，只可惜身在山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一片美景，无心欣赏。 车快到汕头的时候，韩秋给揭阳和汕头市两个国税局局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准备两张当地的地图。究竟是哪个市县的，那是机密，她不能直言，只能说，把你们那几个县市的地图都找来吧。 在警车的导引和护卫下，五六辆大客车及数辆小轿车在广州北郊上了324国道，直奔汕头……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谁能打得了骗税” 工作组兵马未行，潮汕的一些骗税分子及保护势力就有所风闻。于是，一部分人惶恐，而更多的人并不把这当回事：“谁能打得了骗税？没一个能打的！” “税务总局那帮人我们都清楚，哪个能打？” “哼，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派调查组来也打不了骗税……” 这些人没有想到，这回真是国务院派调查组来了。 真正心里冒火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是潮阳市国税局长林为岩，一个是普宁市国税局长赖春安。两人虽然不在一市，但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奔波：对付检查，对付不同以往的超强检查。 对他们两人来说，面临的将是一次难以躲过的险关。 潮汕人真可谓神通广大。在打骗筹备组成立不久且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潮普两地的一些党政领导似乎嗅到了什么。 在潮阳，市领导就把林为岩叫去，叫他赶紧制定应付检查的对策。一位市政府领导说：“兵来将挡，国税局责无旁贷！”接着，市委市府要求国税局牵头，组织各个乡镇采取措施对付工作组的检查。 林为岩哪敢违命，这是为市里，也是为自己。如果出了事，最大的罪过不得由他自己承担嘛！林为岩这些天开着车东跑西跑，一点也停不下来。他是个高学历的文人，文人办事最讲究方式方法。他到潮阳市所属的各个乡镇转了一圈，谓之调查，然后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一个“迎接”检查组到来的书面材料，然后上报到市里。他在材料中写道：“据我们了解，这次工作组来头大、人员多、势头猛，检查的力度比过去要大得多……经过一段时间（ 的调研 ），我们发现，有些乡镇对这个事还不太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硬件，有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厂房，没有设备，硬件不行。再一个是软件，有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有财务人员，或者有的找到财务人员了，但这些财务人员根本不懂（ 财务管理 ）。你问他企业经营情况，问他财务账，一问三不知……” 林为岩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讲企业如何不重视上面要来检查的事，很有条理，实际上这也是他应付税务检查的一贯伎俩。 林为岩向市领导汇报的材料中还写道：“现在各乡镇都不太重视上面的检查，我是一个国税局长，与各乡镇长是平级的，我管不了他们，我说话他们也不听。现在他们的企业一看就有问题，一旦上面来检查，肯定要出大问题……” 潮阳市两大班子领导一听，也紧张起来，便决定让一个副市长紧急召集各乡镇书记、镇长开会，解决企业的软硬件问题。会上，副市长对各乡镇书记、镇长说了不重视这次检查的危害性，并强调：“你们要重视这次检查，这次的检查不同以往，来头大，势头猛……”最后，副市长让林为岩讲了应付这次检查的具体办法。 林为岩又从软硬件的角度，讲了应付检查的具体措施。也就是说，没有厂房、设备、人员等硬件的企业，赶紧想办法解决；没有会计或有会计但业务不好的企业，赶紧找懂得财务管理和会做账的人当会计。 林为岩讲完，这位副市长对各乡镇书记、镇长说：“你们一定要按林局长说的去办；否则，谁出问题谁负责！” 市领导下了指示，各乡镇长立刻行动起来。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留下的就是“汉奸” 为了应付检查，供货企业需要购置大量设备。因为纺织服装出口量大，退税率较高，加之海关监管不易，最容易骗取退税。于是，缝纫机这个加工服装、鞋帽的主要设备成为紧俏产品，旧缝纫机也因此身价倍增。 潮普两市的骗税分子这些年积累了不少抵御上级检查的经验，他们采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方式对付检查。平时，骗税分子租一两间房子虚开增值税发票用来骗税，到有人检查时，就租一个厂房，买一些设备，临时雇一些工人，给人以企业有一定规模的感觉。曾经到这里检查过的人发现，一些企业虽然放着一大排缝纫机，但有的根本就不能使，有的连电源都没接。这些缝纫机，都是收破烂的人临时收上来的。有的废品商囤积居奇，平时几块钱把人家扔掉的缝纫机收上来，等上面要来检查时，再以十元几十元的价格卖给工厂。 除了放一些缝纫机摆样子外，犯罪分子还采用“狸猫换太子”之术，蒙蔽检查人员。即找一家真企业，把自己企业的牌子和工商、税务登记证挂到那家真企业，以真充假。如果你“生意”做得大，政府的领导也会出面，帮你找有实力的真企业做替身。 在潮阳、普宁，对付检查已成为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大事。 据赖春安后来交代，以往工作组到潮汕检查，他们对付的办法就是，市政府拨款给国税局，用来招待检查人员。据赖春安讲，有一次，他听说税务总局要派工作组到普宁检查，就急忙向市政府汇报。 市长问：“这回来的有多少人，你清楚吗？” 赖春安说：“清楚，二三十人吧。” 市长不屑地说：“那你怕什么啊？来就来吧。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想喝什么就给他喝什么，想玩什么就领他去玩什么，想要什么就送他什么……” 赖春安说：“那您得给我们批钱啊。” 市长一挥手说：“没关系，我给你批100万。” 赖春安被带走后，专案组的同志问他：“多少天啊，你就花了100万？” 赖春安想了想说：“不到30天。” “20几个人，不到30天，花得了100万吗？” “检查组的人没花，好多部门一听说市长给我100万，他们有报销不了的，也上我这儿来报销，这样就花了100万。” 这次的情况不同以往，弄不好就会翻船。工作组在北京秣马厉兵之时，普宁市政府就召集国税局、各乡镇领导研究应付检查的对策。 这些乡领导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了一个比潮阳还绝的对策 —— 让企业老板逃跑。 这些管理者给企业发出通知，称工作组即将抵达潮汕，企业的相关责任人要赶紧出去避避风头。待工作组撤回后，再回企业。谁要是留下不走，如果工作组掌握了这里的情况，就一定是谁透露的，谁就是“汉奸”！ 一位官员还对一些企业主说：“你们有今天，是谁给你们创造的？我们潮汕人有一个好传统，就是知恩图报，就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就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出卖朋友！” 潮普两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和税务部门听说工作组要来检查，费尽心思帮着骗税企业研究应付对策。可他们并不知道，一些人这次是插翅难飞了。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不眠之夜 这天晚上，迎宾花园成了整个潮汕的焦点。 汕头和揭阳两市的国税局局长最先感受到了这里不同寻常的气氛。当他们拿着韩秋要的地图，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迎宾花园门口等候时，不禁大吃一惊：迎宾花园的四周以及好几个出入口已经布满手持微冲的武警。 看来，这次真是兵临城下了。 握手的时候，马森感到他们的手在微微发抖。 “807”工作组成员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各自的房间。这时，不少人发现这里的电话已经被掐断了，主要是工作组吸取了查办有关大案的教训。工作组领导十分重视保密工作。在北京准备阶段，工作组就决定到潮汕后把驻地的电话全部掐断。工作组内部成员都用手机联络。为了避免引起潮汕不法分子的怀疑，几百部手机号码在汕头等地分散购买。 入住迎宾花园后，马森又向大家宣布纪律：“严格遵守保密制度。除坚决不允许向外透露任何与案情有关的信息外，各组之间还实行信息隔离，组与组之间不允许相互打听消息。工作组成员除给家里报个平安外，不要谈及与案子有关的事。今晚，工作组成员的手机号全部换掉，不许继续使用……”接着，马森又让综合协调组的同志给每个人发放工作牌，并告诉大家：“这个牌绝对不许丢。我们进出迎宾花园必须佩戴工作牌。守卫的武警只认牌，不认人……” 这时，作为后勤保障的综合协调组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仗还没打，组长刘建、副组长贺全福已经瘦了一圈。刘建是税务总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司一名处长。他除承担后勤保障外，还负责工作组联系调度和相关文案工作。 昨天，先期到达的贺全福已经围着迎宾花园转了一溜儿够。他们看好了哪里是薄弱环节，需要加强警卫；哪里是进入的关隘，需要增加哨卡。 接下来，是饮食和饮水的安全问题。去潮汕前，马森就对贺全福说，如果在这方面出纰漏，那可是大问题，一定要做到防范在先，大意不得！首先，他们要防止出现饮用水有人投毒的问题。他们在迎宾花园的附近找到了水源，安排两个武警日夜轮流守卫。接着，严把蔬菜、水果和其他食品的选购关、检验关，消除食物中毒隐患。后来，互联网上有文章说，“807”工作组到潮汕后，不用当地的水，不购买当地的蔬菜、水果和粮食。用的水都是从外地运来的矿泉水，所吃的蔬菜、水果和粮食也都是从外地运来的。这些消息，当然属于过分夸张。 这时，30多个“翻译”全部到位，即刻被安排到各检查小组。这些“翻译”都是从福建某市税务机关抽调的，因为那里和潮汕的语音比较接近，相互间都能听懂。 在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的协调下，从汕头和揭阳抽调的30多名警察被配备到17个税务检查小组。 大战在即，明天这仗怎么个打法，目前依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工作组成员开始窃窃私语：“怎么对我们也保密？怎么拿我们当外人……” 马森发话了：“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实话相告，检查方案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我们几个人，包括检查组的组长今天晚上是睡不了觉了，但我希望更多的同志今晚能睡个好觉，养精蓄锐，去迎接明天的大战……” 实际上，工作组的人都没能睡好。一位组长的一番话代表了一批工作组成员的心声：“虽闻不到火药味，可比闻到了有硝烟的战场还要使人紧张和肃穆的气息，大家都感到肩上担子和责任重于泰山。尤其是吕局长，从他那紧锁的眉头可以明显感到他身上巨大的压力。是呀，我们要是交不出像样的答卷，拿不出打骗税的丰硕成果，怎么向上级交待？散会后，我连夜召集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安排工作，交待注意事项。今天一天真是累死人了，可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夜深了，但迎宾花园的几个房间依然灯火通明。 吕华虽然心中早就有了“税务闪击方案”，但最后在桌面上敲定，却是在到达汕头迎宾花园的那天晚上，即大战的前夜。这套方案就是一反以前的套路，不是外查，而是内查，不查企业，先查税务。在同一时间，把潮普两市税务系统的一般纳税人征管资料，全部拉回工作组驻地。 这一检查方案，是过去的税务稽查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首先，工作组在战术上占了先机，使对方已经安排的抵制检查行动落空。同时，一般纳税人填开的增值税发票，在税务机关都留有存根，某家企业开了多少票，开给了谁，有没有虚开嫌疑，都可以在存根上找到答案。出口退税企业，都要预缴税款，并领到税务机关开给的税收专用缴款书。税收专用缴款书在税务机关也有留档。这些资料，比工作组在北京出发前掌握的，要充分得多。另外，税务机关的一些重大决策，都留有会议纪要。税务机关是否操纵骗税，也可以在会议纪要中觅到踪迹。 “税务闪击方案”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先查税务等于向自己开炮，这需要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需要大局观念。吕华等工作组的领导一定还记得，在广州会议上，吴仪同志宣布散会后，她接着把参加此次会议的各部、局的领导又叫回来。等这些人坐定之后，吴仪同志沉吟良久，意味深长地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依法打击与不法分子相勾结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样做对纯洁我们的队伍是有利的！在座的人都听出了吴仪同志的弦外之音。她是在提醒大家，祸起萧墙呀！要想遏制这股骗税势头，必须先整肃内部，坚决不能护短。 这是这场战斗成败与否的关键！ 另外，先对税务下手还要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有人会说打骗扩大化，有人会说先从自己开刀是别有用心。后来，还真有人给上面领导写信，说工作组哪里是打骗税，实际上是打税务、整税务，是居心不良。 为了国家利益，为了这次打骗的成功，吕华和马森等工作组领导层最后决定，明天实施“税务闪击方案”，即内查方案，“向我开炮”。 凌晨两点，税务检查组组长韩秋和副组长宋咏还趴在昨晚刚刚拿到的地图上，确定各个税务分局或税务所的具体位置，并计算着距离。 吕华和马森来到韩秋的房间，马森问道：“明天6点能分好组吗？” 韩秋说：“差不多吧。” 马森下了死命令：“明天早晨6点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在广州培训阶段，税务检查组就分了17个检查小组。可那时，还不知道这些税务局的门朝哪边开，也没法问。这样，也就无法将检查任务分配到17个检查小组。如今，韩秋和宋咏把潮阳和普宁两市的地图铺在地上，趴着查找各市所属税务分局或所的位置。地图上的字很小，而且密密麻麻，很难辨认。找到地点后，他们还要用尺子测出数据，然后按比例算出各所之间的实际距离。直到凌晨4点半，他俩才把各个小组的任务分配好，并把每个小组要去哪几个税务分局的名称、路线以及大致的距离等都记录下来。 忙完这些后，韩秋和宋咏已经两眼昏花，两腿发麻，头昏脑胀了。 宋咏站起身，看了看表，说：“唉，都这时候了，天快亮了，看来也甭想睡了。” 韩秋说：“赶紧向马司长和吕局长汇报吧。” 宋咏说：“不知他们睡没睡？” 韩秋说：“那么晚了……” 话说到一半，吕华推开了虚掩的门，马森也跟在后头。吕华说：“‘联络图’搞出来了吗？” 韩秋说：“刚搞出来，我们正要给您送去，还怕您休息了呢。” “我能休息吗？”吕局长说，“即使没事，我也睡不了；再说，明天有多少事还要等今天做好筹划啊！” 吕华来到窗前，看了看，东方已经微白。 8月23日早饭毕，也就是临战前几分钟，吕华才把行动方案告诉工作组成员。吕华对今天的税务检查工作作了一番简单的动员。他告诉大家，今天实施的是“税务闪击方案”，查的是税务局，所谓“闪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快速出击，在对方还没提防，或者还没有作好准备时，我们就把战斗解决了。吕华说，我们检查的是“自家人”。这是工作组经过充分酝酿和研究的一个最佳作战方案。只有执行这个方案，才能一举掌握对方的情报，才能从这些情况入手，打开当地骗税的缺口，并取得这次打骗行动的最终胜利…… 吕华还宣布，本次税务检查行动由马森任组长，韩秋、宋咏担任检查组副组长。分别负责普宁和潮阳的检查。 马森宣读了经过反复研究的主管征收机关和退税机关的检查步骤：⒈ 调取有关会议记录，包括所有会议记录等有关资料。 ⒉ 调取税收征管资料。⒊ 调取被查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有人对调取会议记录表示不解，认为调这么多东西没有什么用。马森严肃地说：“那些会议记录是我们破解执法机关是否参与涉税犯罪的密码，大意不得！” 太阳披着满头的露水，从山那边升起，一头扎进翻舞的云层，好一会儿，才从一片絮状的云霞中钻出，露出半拉热辣辣的脸来。 时钟指向7点30分，检查组组长马森把手一挥，宣布道：“税务检查组现在出发 —— ” 几十辆面包车载着17个检查小组200多名税务检查干部和上百名警察，出了迎宾花园，向潮阳和普宁两市进发……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向税务局摊牌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9辆小型面包车停在了普宁市国税局大楼前。 当普宁市国税局的一把手赖春安来到楼下“迎接”检查小组时，他的脚步有些散乱，说话也不像平时那么利索了。 马森对赖春安说：“今天我们是奉命对普宁市国税局进行检查，希望你能配合。” “没……没问题，我们一定配合。”赖春安说，“先到办公室坐坐，喝点儿茶……” “茶不必倒了，”马森说，“坐坐可以，我把工作先向你们通报一下。” 马森和韩秋跟着赖春安进入二楼的会议室，一起进入会议室的还有局党组其他成员和办公室主任。 这时，税务检查组已经奔赴各个分局或所…… 大战在即，马森的讲话非常简洁。在对这次打骗的背景和工作组的性质作了概要叙述之后，马森说：“今天我们是奉国务院‘807’工作组之命对普宁国税进行检查。检查的内容，我一会儿告诉各位。” 马森笑了笑，先抛出稳军之术。他说：“我代表‘807’工作组首先声明，我们今天检查税务机关，是工作需要，绝不是有意与税务过不去。查税务是我们预定的工作内容之一，希望得到市局领导的理解。尽管普宁可能会有大量的骗税现象存在，但我相信，我们的执法部门，我们市局的班子，我们的全体税务干部是好的。即使会有一些税务干部卷入骗税活动中去，但应该是极少数……” 坐在马森对面的赖春安脸色灰暗，表情很不自然。 马森接着说：“常在河边走，免不了弄湿鞋。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干部的主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同时，还要看他在配合工作组检查时的表现……” 马森最后强调：“这次打骗工作组，由国务院领导挂帅。对这次打骗行动，国务院是下了决心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克服！我希望，各位领导能配合我们今天的检查工作。工作组决定，对阻碍执法的，将给予现场撤职等处分……我相信，普宁市国税局干部能够认清形势，把握方向，积极配合工作组检查，与我们一起，共同帮助潮普两市走出泥潭……” 工作组有关领导与潮阳市国税局党组也进行了沟通。 各检查小组很快抵达规定地点。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打响第一枪 打响第一枪的是大坪组。 大坪镇位于普宁西南端，是普宁最偏远的乡镇。我们到大坪采访时，汽车从普宁市区到大坪走了两个小时，沿途皆山，满眼苍翠。据说，大坪就是因为这里群山连绵，只有一块平地而得名。这里盛产青梅，曾有一些外商到这里投资，加工青梅，但因为环境不好，先后走了。据说，这里登记在籍的企业有七八十家，每年的税收竟达二三千万元！可是，我们在那里转了一圈，除了一些小买卖和不大的加工企业，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工厂。这些税收从哪里来，不言自明。 大坪虽处穷乡僻壤，但“生意人”却喜欢在这里扎堆儿。据说，不久前破获的卓氏兄弟制造的假币第一案，就与这里有牵连。大坪曾是印制假币的中心窝点之一。这里是揭阳与海陆丰的交界地，又加上高山阻隔，进退自如，于是成为一些犯罪分子作案的窝点。 大坪税务分局就设在大坪镇的中心位置。 奔赴大坪的为普二组，组长是张志。 普二组一进入税务分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余小兵便大惊失色。他虽然知道这几天国务院工作组已经下来，但没想到，他们首先杀到了税务局！ 检查组的突然到来，使余小兵等人猝不及防。 看到一车人呼啦啦进了分局的院子，余小兵一下愣了，不知怎么办好。 组长张志向余小兵说明来意，要求他配合检查组工作。余小兵诺诺连声，脸色很不好看。 余小兵把张志递过来的要提取的资料单子往桌子上一放，就开始沏功夫茶。那功夫茶很费工夫，张志说：“茶我们不喝，赶紧给我们准备资料吧！” 余小兵赔着笑脸，慢慢地说：“你们这么远来了，不喝这里的茶哪儿行，不喝功夫茶，等于没有到潮汕，来，坐下来，这就能喝……” 张志看出来了，余小兵劝茶之意不在茶，忙说：“我们领情了，你赶紧给我们找资料。” 张志说完，余小兵还是没动，而是往一个个小杯里倒茶。张志往侧面一看，有一个税务干部在那里不停地拉抽屉。张志眼睛很毒，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于是立即把组员杜洪泉招到身旁说：“你过去看一下，那家伙老拉抽屉，不知在干什么？” 杜洪泉领会了，就来到张志指着的那个税务干部面前。后来知道，这个人叫温伯森，是分局的票管员。 杜洪泉走过去说：“请你把抽屉打开让我们看看。” 温伯森慌了，忙说：“抽屉里没……没什么……” 杜洪泉说：“没什么你就打开，让我们看看……” 温伯森没言声，用颤抖的身子挡住桌子和抽屉。 杜洪泉一步上前，把温伯森推开，把抽屉拉出来，放在了桌子上。于是，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抽屉里有很多增值税发票和税收专用缴款书的借条。经过清点，共有32张增值税发票被借出去了，而税收缴款书的借条有49份之多！ 这些借条说明，这些增值税发票和税收缴款书没有履行正常手续。这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而且说明税务干部极有可能已与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 于是，张志就把副局长余小兵叫来问话：“企业向税务局领票，怎么还打借条呢？这不是借票给企业嘛！” 余小兵和税务所所长官无雀、票管员温伯森三人面面相觑，答不出话来。 这时，大家清楚了，温伯森一个劲儿地拉抽屉，是想趁检查人员不注意销毁证据。 张志觉得问题严重，赶紧给韩秋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之后，他问：“这三个人怎么办？” 韩秋想了想，觉得问题很严重，就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先向马司长请示一下吧。” 韩秋给马森打了电话。 马森听说后，觉得税务分局借这些票给企业，问题十分严重。这种行为，有税务局与违法企业勾结的重大嫌疑。正常的企业是不会用这种违法的方式领购税票的。退一步讲，即便他们没有与非法企业相勾结，作为国家行政执法人员，有重大的违规行为，也应该按规定接受调查。于是，马森当机立断地说：“把人带回迎宾花园讯问调查！” 韩秋请示马森后，又给张志打了电话，叫他们把余小兵、官无雀、温伯森三人先带到原先约定的普宁市国税局集中点来，然后带回工作组驻地，接受调查。 余小兵等人听说后，吓得脸色大变。 就在打响“大坪第一枪”的时候，韩秋带领普一组的同志开始调取普宁市国税局的征管资料。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共调取十几大箱的资料。这些资料被捆扎后，放到了国税局大楼的走廊上。 工作组人员调取资料时，赖春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楼上楼下不停地走着。快中午的时候，赖春安围着那堆资料箱转了几圈，然后走近韩秋，说：“韩处长，你是不是下手太狠了？没想到，你还真够黑的……” 韩秋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随便说道：“是吗？你要是心里没事，也别在意，查完了你也就踏实了。” 赖春安没有接话。 这时，一个检查人员问韩秋：“韩处长，这么多资料，我们把它封起来后，放在这儿，还是带回工作组驻地？” 韩秋不假思索地说：“必须全部拉回工作组驻地。” 当张志带着检查大坪的普二组的检查人员，把余小兵等三人带到韩秋在普宁市所设的集中点时，太阳已经西斜了。 这时，参加普宁行动的7个组都先后在普宁市国税局集中，每个组调取的资料都装满了各自的面包车。 大坪组也在这时到达普宁国税局集中点。 与其他组不同，大坪组还带了三个税务干部。这时，大家的感受都不太好，倪嘉回忆说：“在路上，三个人一言不发，从大坪到普宁这段路程，感觉很漫长，很沉闷。这三个人按说都是税务人员，要是换个场合，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儿，要是他们没有问题，天南海北的税务人员坐在一辆车里还能没话说？我们彼此都不习惯这种气氛，相互都觉得别扭，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了警察与小偷的关系。可是，我们并没有当过警察，而面前的人都是佩戴国徽的税务人员呢。这些人沦落到这种地步，作为同行，我真为他们痛心，也感到愤怒。” 赖春安一直在市局大楼的楼里楼外转悠。当他发现余小兵等三人被工作组带来时，脸色大变。他急忙过去，叽哩呱啦地向他们说了一阵潮汕话。接着，这三个人趁人不备就慢慢地往东边厕所边儿溜…… 幸亏有的检查人员眼尖，看见余小兵、官无雀、温伯森三个人想跑，就要追上去。 “不用追！”韩秋大声说道。然后，她转身严厉地对赖春安说，“赖局长，这三个人要是跑了，我就把你带回去……”看到这三人还没跑远，韩秋对赖春安说，“你赶紧让他们回来！” 赖春安一听要把他带回去，急忙向那三人招手，那三人又乖乖地回来了。 往回带时，这三个人一反常态，开始在车上忙开了。倪嘉回忆说：“我们继续带着那三个人回汕头，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将他们送到迎宾花园接受调查。一路上，那三个人不再保持沉默，话反而异常的多。那个叫余小兵的分局副局长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我们几次劝阻他，他态度很好，但就是不听。就像有毒瘾一样停几分钟后就又打起电话来。当时因情况不明，还没定性，因此不能硬性制止他。实际上，这时的普宁市国税局局长赖春安已经完全堕落了，他是利用工作组听不懂潮汕话的空子，给这几个部下支招，他叮嘱他们咬紧牙关不要乱说，他在外面想办法搭救他们。余小兵在车上不停地打电话，估计也是与赖春安等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 大约晚上9点多钟，韩秋带领的普宁检查组回到了迎宾花园。这时，潮阳的10个检查小组也陆陆续续回来了，每个小组也都调回了足足有一面包车的资料。这样，潮阳和普宁两个检查组加起来，调回的税务资料足足有20多车。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奇异的四联发票 就在普宁组打响“大坪第一枪”的同时，潮阳组也进展顺利。 潮阳组的组长是宋咏。潮阳组有10个检查小组。负责调取潮阳市国税局征管资料的为潮一组，组长是邢智铁。因为市局的征管资料太多，一车拉不回去，怎么办？有人说，就先放这儿，贴上封条吧。这时，邢智铁还没来得及完成角色的转换，还把潮阳国税当做“兄弟单位”，认为放一夜不会有什么事，就把整理好的资料贴上封条回去了。 回到总部，待邢智铁向吕华汇报后，吕华就火了，说：“你们太没经验了！光贴封条有什么用？万一他们把资料毁了怎么办？” 吕华招呼他们赶紧吃饭，然后连夜赶回去把资料拉回来。 经吕华一说，邢智铁额头直冒冷汗，紧急召集潮一组的人，要了几辆车，迅速返回了潮阳市国税局。 待他们到潮阳市国税局门口时，看见大楼前面有晃动的人影，继而是一声大喊：“不好啦，中央检查组又回来了！” 怎么还有人放哨？邢智铁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 邢智铁向司机催促道：“快点，把车开过去。” 汽车在国税局大楼前停下，楼里刚才还亮着着的灯，“刷”一下都灭了。 邢智铁顿时傻了眼，好像灭的不是前面楼里的灯光，而是他大脑里的电流。他稍作镇定，然后一个箭步从车里蹿出来，跑上楼去抢夺那些不知是否还在的资料。 冲进大楼后，手电散乱的光柱映出里面飞跑的脚步和人影。工作组人员冲向二楼、三楼、四楼…… 邢智铁进去一看，资料还在，他犹如找到了一笔失而复得的巨款，激动万分。邢智铁立即找来市局的领导，命令他们立即配合检查组把资料装到车上。就这样，一箱一箱地打包装运，一共装了8车。邢智铁看了一下表，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在灶浦税务所，检查组发现了奇特的四联发票。 灶浦是潮阳最北的一个镇，从市区到那里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由于调取灶浦税务所资料不充分，第二天，检查人员又紧急赶了过去。 天蒙蒙亮，检查人员就赶到了灶浦税务所。 检查人员赶到那时非常吃惊。本来他们想赶个大早，但人家比你还要早 —— 税务所的人昨晚压根就没回家。他们一个个眼睛熬得通红。根据情况判断，他们极有可能正在销毁证据。 见工作组骤然而至，税务人员惊恐万状，一个个不知所措。其中一位五十五六岁的瘦脸男子神色慌张地从桌上抓起一把东西塞进兜里。 检查人员见到这个男子的异常表现，急忙上去掏出他的东西。一看，是税务所自己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再问这个人的姓名和身份，原来是税务所长林镇裕。 检查人员开始翻阅这些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税务人员慌忙起身，向外溜去。刚到门口，就被一个检查人员发现了。 检查人员问：“干什么去？” 对方哆哆嗦嗦地表示去卫生间。 检查人员点点头，让他去了卫生间。 可是，那人去了卫生间后，立刻插上门，拉上了窗帘。 大白天拉窗帘干什么？检查人员警觉起来，疾步向卫生间走去。 这位税务人员进了厕所，或许是因为害怕的原故，拉窗帘的声音特别响，老远都能听见。检查人员走到厕所门口，听见里边马桶哗哗地响着，就在门口等着。 过了十几分钟，上厕所的人没有出来。 又过十几分钟，上厕所的人还是没有出来。 情况不对！检查人员到厕所门口一听，里边的马桶还哗哗地响着。推推厕所的门，推不动。检查人员急了，砰砰打门，叫里边快开门。叫<dfn></dfn>了半天，里边的人根本不开门。 检查人员大喊：“开门，快开门！你干什么哪？” 这时，又有几个检查人员赶了过来，一齐打门。许久，门才打开，里边的人靠在厕所的窗边上，上衣口袋和裤子口袋鼓鼓囊囊的，检查人员喝令他掏出口袋里的东西，一看全是发票，再看马桶里，还有零星的发票碎片。 他在销毁证据！ 检查人员马上从那人手中夺过发票，仔细一看，是一种奇怪的发票。这种发票一共四联，一联、四联有字，二联、三联都是白纸。 这种发票干什么用呢？检查人员不懂。他们又在厕所的卫生篓里发现好多这种发票，来到休息间，掀开床铺，床铺底下一本本的全是这种发票。检查人员赶紧向马森作了汇报。 马森指示：“把发票和销毁发票的人都带回工作组驻地！” 接下来，工作组领导开始研究这些奇怪的发票。研究来研究去，也没有搞懂。最后，只好向这个接受工作组调查的人“请教”。原来，这种发票是税务所自己印制的假发票，是用来应付上级检查的。一联、四联属于税务部门的存根联，印上真发票的号码；二联、三联，是税款抵扣联，是开给企业的。因为这是假发票，根本用不着二三联，所以也没印字，实际上是两张白纸。为什么这样印呢？原来，这样印能降低印刷成本。看来，这里的人还真有“经济头脑”，连印假发票也要精打细算。 “大坪案”、“灶浦案”、“流沙镇案”等皆为“税务闪击方案”实施过程中率先突破的经典案例，为后来揭开潮普偷骗税盖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天下午4点，去潮阳的一个检查小组给马森去了电话，说调取征管资料受阻。阻力是“管资料的人不在”，听说是在汕头住院。所长说，他亲自去取，一个钟头准回来。谁知道，这所长一去不复返，检查人员被他涮了。等了一天，眼看受骗了，只得向组长汇报，也有求救的意思。 马森急了，非常生气地说：“那你们就在那儿傻等着啊？怎么不早跟我说！” “我觉得跟您说，所长也回不来啊……” 马森的声音很大，问：“是哪个税务所？所长叫什么？” 组长一一说了。 “好，你在那儿等着，我给你协调这事儿。” 马森挂断了电话，气还憋在胸中。他觉得，这个税务所还是用以往“推、拖、逃、躲”那些老办法来对付检查。工作组第一天工作，这里就用这种糊弄小孩子的办法公然对抗检查，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对这种行为进行惩治，工作组今后就难以顺利开展工作。而且，工作组在行动之前，已经向当地税务部门领导摊了牌，对抵制检查的，当即撤职。 潮阳是县级市，他的上级部门是汕头市。理清思绪后，马森给汕头市国税局长打电话，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最后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汕头市国税局党组要立即开会，免掉这个人的所长职务。第二，将免职情况向全市税务系统通报。马森要求这位局长在当晚8点钟前，将免职文件送到工作组驻地。同时，将文件送至揭阳市国税局，并向各市县国税局通报。 汕头市国税局立即执行了工作组的决定。 这时，工作组已经调集了潮阳和普宁两市国税局下辖的19个分局和49个税务所一年的征管资料，数量大得惊人，把迎宾花园7个会议室和一层地下室全部装满。 这时，作为“807”工作组组长的吕华，心中突然一动：如果迎宾花园被人放火烧了，那些资料没了，两市的税收征管就成了一笔糊涂账，那工作组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啊…… 想到这里，吕华立即做出决定：紧急调集警力，加强对迎宾花园的守卫！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单刀赴会 “807”工作组进驻潮汕后的第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虚假企业一朝现形，潮阳、普宁政府和执法机关掩盖骗税事实的企图被全面粉碎。然而就在这时，一些人不甘心失败，开始散布流言，制造紧张空气…… 散布谣言的人把工作组说得很恐怖，潮阳的情况尤其严重。谣言说，“807”工作组来了之后，潮阳市的老百姓晚上都不敢出门上街了，家家房门紧闭；有人扬言，给工作组点儿厉害看看；更有一些当地的政府官员，居然煞有介事地向工作组组长吕华汇报此事，其目的无非是想瓦解工作组打骗的决心与斗志。 吕华听了一些地方官的汇报后，对这些恐吓并不感觉害怕，但对是否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他却非常关注。他想，第一，工作组没住在潮阳市里；第二，没跟当地的老百姓打交道；第三，我们的宗旨非常清楚，就是打击违法，保护合法。你老百姓有什么可怕的呢？怎么能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呢？想到这里，他便决定亲自到潮阳市去转转。 这一天，吕华吃完晚饭，只带了一个司机和工作组的一个同志，悄悄地去了潮阳市。到了市区，吕华叫司机停下车。他来到潮阳市最繁华的街市，到商场、宾馆、超市、影剧院门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察看。他发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正常，该逛街的逛街，该看电影的看电影，并没有因为工作组的到来，受到丝毫影响。 回到驻地，人们知道他连警卫都没带就夜访潮阳，先是感到惊讶，继而提出意见，说这样做太危险。潮汕社会治安不好，再加上你在这儿打骗，在砸人家的饭碗，万一有人铤而走险，事情就麻烦了！ 可吕华不这么看，他对大家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而最安全的地方有时最危险。我到街上去，没人知道，所以是安全的；反过来，你开着警车前呼后拥地过去，就好像打了广告，谁都知道你来了，那是最不安全的。” 吕华又说，打骗是一场正义的行动，代表的是国家，而犯罪分子在地下活动，他们的心是虚的，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没什么可怕的。 不管怎么说，“807”的人都说吕华胆大。 这还不算什么。 一两天后，吕华在光天化日之下去了潮阳和普宁。 “807”先查了税务局，必定会人心惶惶，而税务局的正常工作还得开展，税还得照常收。吕华决定，到两个市的国税局走走，让税务干部安心工作。 考虑到安全问题，负责保卫的干部要求带上公安、武警，可吕华说什么也不让带。他说，你去的目的是稳定税务干部的紧张情绪，你带公安、武警上会场，会引起税务干部的进一步恐慌，这不是适得其反吗？于是，吕华决定单刀赴会，只让秘书田金和综合协调组组长刘建跟从。 吕华曾夜访潮阳市区，那次行动没人知道；这回可不同，是发了通知的。吕华要单刀赴会，人们无不为他捏一把汗。 说起那天的事，刘建说：“那天下午，天气不太好，有点雾沉沉的，气氛格外紧张。最主要的是安全问题。这里的环境很不好，吕局长是‘807’的头儿，出点事不得了。我们到那儿后，电影院门口和对面已经黑压压地围了一大群人，主要是来看热闹的。我看到许多人在照相，闪光灯一闪一闪的。田金走在前头，我走在后头，我们两个一前一后保护着吕局长。我们两个手无缚鸡之力，实际上一点用也没有。我四下张望，主要怕遭人暗算。走到影剧院门口的时候，里面静得一点声响都没有。这时，我听见当时国税局副局长郭兵雨陡然一声高喊：‘起立 —— ’那声音吓我一大跳。接着，下面‘刷’的一声，全站起来了。我仔细一看，里面黑压压的全是人，有三四百人。要在平时，这里肯定唧唧喳喳、闹闹哄哄的，可那天，静得就像里面没人似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吕局长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关于打骗的指示精神，说明为什么选择潮普两地作为打骗的重点；二是潮阳市国税干部对这次检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国务院这次派工作组到潮阳和普宁两市进行打骗，目的是打击违法，保护合法，促进经济发展，绝不是谣传说的那样，是来打当地国税的；三是要求潮阳全体税务干部统一思想，积极配合工作组的工作，并希望有问题的税务干部要认清形势，消除侥幸心理，主动到工作组说明情况。” 这一天是8月27日。第二天，吕华又在普宁市国税局作了同样的讲话。 吕华到两市国税局讲话平安无事，但检查组第二次去大坪镇时，却遇到了危险。 那天，为了落实一个案子，检查组的高东旭等人冒雨驾一辆三菱越野车来到大坪镇。 因为时已过午，高东旭等几个人在大坪镇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就在这当间，犯罪分子在这辆车上做了手脚。 为了及时赶回汕头，高东旭他们把车开得飞快。等回到驻地，下车后，人都跑进楼里了，高东旭这才听见身后的车“刺刺”直响，然后又冒雨回去看哪儿出了什么问题。这时，见陷在水里的车轮，正在往外使劲冒着水泡。考虑到马上还要用车，高东旭就开车去找维修店修车。高东旭把车开过去后，店里的师傅歪着头看车轮，查了一会儿，拿出钳子一下子夹出来一块不锈钢三角形钢片。哪知这钢片刚拔出来，那师傅在同一个点上又拔出一块钢片来，然后又用惊诧的眼光打量着高东旭等人。那个师傅肯定地说：“这车是被人故意扎的。”那师傅还说：“多亏你们开的是进口车。这个车跑的时候，漏气很少，停下来的时候就撒得快，咱不知道人家日本车是咋设计的。只要再等半个小时，要是走高速超过100迈，那车就翻了，你们的命够大的……” 与汽车相关的还有更悬的事。一天，检查组的朱延波和同组的人到潮阳的一个镇上查账。到地方之后，大家都下了车，只剩下司机在车上。这时，突然开来十多辆摩托车，这些车莫名其妙地围着工作组的车转，转了一圈又一圈，接着就提着装满汽油的塑料桶边转边洒汽油。司机一看情况不好，急忙从车上跳下来。因为油太多，太滑，司机摔了个仰巴叉，竟晕了过去。也许情况太危急了，大概几秒钟的时间，他就努力睁开了眼，发现摩托车仍围着他转，汽油仍在洒，而他的耳朵已经听不到声音了。这时，有许多群众围上来，他赶紧报警，才没有出现意外。在警方的帮助下，汽车被推出了汽油圈。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台风战役” “807”工作组进驻潮汕的第二天，中央气象台预报，在南太平洋海面上，有一股强热带风暴正在生成，它的代号叫“碧利斯”，这股风暴不久将在潮汕地区登陆。就在这股听起来有些像温柔女性的风暴登陆之前，为配合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动，公安部门以潮阳市为主战场，以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四川等13个省市为外围战场，同时发起打击制售假增值税发票的“台风战役”。 8月25日凌晨3点，在潮阳主战场，当地公安机关千名警察和几百名武警官兵分22路扑向目标，对制作、贩卖假增值税发票的窝点进行突击搜查。 在这次“台风战役”中，抓获潮阳市司马浦镇的“肥婆”曾宝玉，成为整个行动的亮点。 曾宝玉时年39岁，别名肥婆。21岁那年，与小她一岁的一个男人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大孩子就出世了。在尔后的10年里，曾宝玉就学着周围的一些人，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她一年一生，两年一产，到30岁的时候，已经是3个儿子两个女儿的妈妈了。 10年5个孩子，再加上数目不菲的超生罚款，把曾宝玉压得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竟是白痴！为了给这个呆儿子治病，曾宝玉和丈夫跑遍了省城的医院，借了一屁股的债，最终，傻子还是傻子。 曾宝玉和丈夫只得背地里叹自己命苦。 为了使家庭过上好日子，两口子想遍了致富门路。潮阳地少人多，靠种庄稼这条道已经行不通了。要想在经济上翻身，只有办厂一条路了。于是，曾的丈夫就四处打听，遍访亲友。转了一圈后，他发现还是搞印刷比较来钱。 夫妻俩一商量，决定开一家印刷厂挣钱。 对于丈夫选定的项目，曾宝玉还是激动了一回。在曾宝玉的心目中，丈夫是一个不成事的人，凡事从不过心，做事总像坏学生写作业一样敷衍了事。你说他是那种坏男人，绝对不是，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做不了坏人。做坏人要心狠手辣胆魄过人且还要有体力、“魄力”和“能力”，而他一样也不具备，一样也提不起来。他就是一个干啥啥不行，啥事又不做的那种人。跟了他这么多年，两人除了生一大堆孩子、背一身债外，别的啥也没落下。这一次，她的丈夫不知动了哪根筋，居然也想做生意了。 干印刷厂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这资金就不好筹备。但因做生意是正经事，借钱时的胆子就壮了一些。两个人串亲访友，竟然凑了几十万元，在司马浦镇温美村一个朋友那里租了厂房，进了各种设备，雇了几个小工，办下了特种行业许可证、印刷许可证等有关证件，一应俱全。曾的丈夫事先请人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西洋印刷厂。然后择了吉日，请镇上村里的头面人物放鞭炮、剪彩并吃了饭，这印刷厂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从此，曾宝玉在家带孩子，丈夫就在印刷厂忙活。开张之后，生意很不景气。原来，曾夫在立项时没看明白，自己考察的那几家印刷厂都是靠印假冒标识、黄色图书发家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很难挣钱。试想，人家大企业大批量的活儿，谁上你这没有烟酒店大的小厂来印？即使有些小活，也是找活儿者成了孙子，给活儿的成了大爷，你给他印了，他也不见得给你钱，只说等书款收齐了再给，往往一拖就不知拖到猴年马月了。然而，印刷厂但凡开工，就不能停下来，厂租要付，水电费要付，工人的工资要付，纸墨钱要付，杂七杂八下来，每月都要往里赔个万儿八千的。刚开始，夫妻俩还能撑得住劲儿，然而到年底，厂里的蜘蛛比麻雀大了，生意还没有一点起色，曾的丈夫便撑不住了，回到家像孩子一样嗷嗷哭起来。曾宝玉一看这架式，心里咯噔一下，满腹的失望又像草一样从心里长了出来。 但是，日子还要往前走呀，印刷厂这摊子怎么办？房东不管你有没有收入，反正照样收钱，工人也照样在厂里蹲着，不管有活儿没活儿，也得月月给人家发工资。两口子一看，这一天天干坐着啥也不动，钱就像流水似的，哗哗往外淌呀。这钱不就像两个人的血吗？想着想着，两个人都哭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曾宝玉知道丈夫是那种撑不住的人。细想想，遇到这种光赔钱不挣钱的事，谁能不犯愁呢？ 屋漏偏遇连夜雨，船破偏碰顶头风。一天夜里，印刷厂莫名其妙地着了大火，熊熊的火焰把厂房烧得干干净净。 曾的丈夫光着脚板，拎着一桶桶水往房间里泼，但只是杯水车薪，哪儿压得住噌噌往外蹿的大火啊？无奈之中，他一屁股坐到地上，眼巴巴看着大火把东西烧光了。 回家后，曾的丈夫眼泪鼻涕，说不出一句话来。约莫半个时辰，他才恢复了理智，说是厂子着了大火。曾宝玉一听，也跟着哭了起来。5个孩子看大人哭，也咿咿呜呜地凑起热闹。就这样，一家7口哭得个天昏地黑，声震屋宇。 曾宝玉万念俱灰。她知道，这辈子再也别想翻身了。 大火之后，就是地狱的感觉了。一些借给钟家钱的亲朋好友听说钟家的厂子被大火烧个精光，立时想到这家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看看钟家有啥值钱的东西，能捞一点是一点。于是，就不约而同来到钟家，有的抱彩电，有的抬冰箱，有的扛家具，有的赶生猪，吓得孩子们哇哇直哭。 一连三天，曾宝玉始终在床上趴着。到第四天，曾宝玉醒来时，发现身边空落落的。起初，她并没在意，等到饭做好了，还不见丈夫的踪影，就叫儿子到外面找，找了半天也没影子，这下曾宝玉慌了。儿子从茶几上拿来一张纸条，上边歪歪斜斜写着：“妻，厂烧了，债来了，我走了……” 曾宝玉不明白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丈夫，把一堆孩子和一屁股债务往她身上一推，就一走了之！ 曾宝玉只感到前途一片黑暗。要不是为了5个孩子，她恐怕早就跳进河里了。 时光像冬日里瓦檐上的冰珠，艰难地嘀嗒着。掐指算算，丈夫离家出走两年多了。这期间，他曾打回来几次电话，曾宝玉一听是他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她不想听这个挨千刀的声音，他既然不管家里娘儿几个的死活，谁还稀罕他是活是死呢！ 曾的丈夫离家出走之后，可谓家徒四壁。曾宝玉终日以泪洗面，那些登门索债的人很是纠缠了一些时日，见实在榨不出油水来，只得留下话等曾的丈夫回来再说。 然而，5个孩子5张口，每天三顿饭，少一顿也不行。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女们，曾宝玉不到40岁，已经有白发爬上了头。日子总要往前走，怎么办？她就想起了歪点子 —— 沿着原来的路往前走，不过路走偏了，她开办的是地下印刷厂。 一开始，曾宝玉并没有打印假发票的主意，是斜对门一家小印刷厂的发迹史使她受了“教育”。这家过去穷得丁当响，靠男人刘某捡破烂脱了贫，而且还小有积蓄，买了一套印刷设备，干起了揽黑活的勾当。曾宝玉去过那家厂子，刘某对他的生意经从来都秘而不宣，但对单身女人曾宝玉却能和盘托出。刘某有心，曾宝玉无意。曾宝玉心想，再怎么地，也不能跟一个捡过破烂的人有什么瓜葛！心上这么想，嘴上却不能这么说。否则，人家怎么能带你上道呢？ 在刘某的悉心帮助下，曾宝玉开始往那条黑道上奔。之前，曾宝玉也犹豫过，那终究是犯法的事啊。但是看周围的人都不在乎，自己还在乎什么呢？ 走黑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能够印出逼真的增值税发票，必须购买价钱不菲的印刷设备。于是，曾宝玉咬着牙再次向妹妹借了8万元，又向姑姑借了4.5万元，到汕头红领巾路一家公司买了所需机器，干脆把机器搬到自家楼里，干起了私印增值税发票的不法勾当来。 既然向着黑暗走去，下面必然是万丈深渊。这是一个物体跌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能干”，曾宝玉成了魁首，以她为轴心，村里村外形形色色的人开始向她汇聚，有提供模板的，有提供印刷技术的，有负责发票销售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完成了一个地下网络的初建。在曾宝玉的操纵下，这个犯罪团伙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事实证明，曾宝玉干起事情来远比她丈夫要“精明”得多。操纵一个工厂不易，要操纵一个黑工厂就更难。曾宝玉带着5个儿女，却能把印制增值税发票之事做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一时间，厂里厂外经常有生意人出入，大把大把的钞票不仅抹平了巨债的缝隙，而且家里添置了高档电器，过去被大火烧掉的家当又置办了起来。下一步，就是建一栋好房子了。曾宝玉算过，用不了3年，她就可以盖起一栋3层的小洋楼。 也许是知道她已经东山再起，抛家而去的丈夫不愿再在外面受冻挨饥，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了。 一天晚上，当曾宝玉刚刚把几个孩子哄到床上的时候，门被轻轻敲响。“谁？”“我。”曾宝玉一听，是丈夫回来了。 曾宝玉没有立即开门，她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什么心情。一个男人，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离去了，把一切灾难和痛苦推给了女人；而在女人从地狱中爬出，重新开辟一片天地时，他又回来享受生活了，这是哪来的道理呢？ “快开门，是我，没听出来吗？” 曾宝玉下意识地开了门，泪水却禁不住哗哗地滚落，毕竟是自己的男人嘛。 几天前，曾宝玉和厂里的一个伙计去山上求佛。曾宝玉顺手抽了一个凶签，两人忙找人求化解之法。一个算命先生说，只要不让丈夫回来，凶兆自会化解，若是丈夫近日转回，必有大难临头，因为她的丈夫命相不好，有“丧门吊堂”之煞…… 丈夫回来的这一天，是2000年8月21日。 8月23日，就在曾宝玉夫妻团圆，享受天伦之乐刚刚两天，“807”工作组兵驻汕头。曾宝玉本想拉着夫君和5个孩子出去躲躲，但丈夫没有同意。他说：“我颠沛流离了好几年，刚刚过上两天安稳日子，怎么又要漂泊江湖？”曾宝玉一看，中央虽然来人了，但周围的企业毫发未损，就想再等等看。如果几户“邻居”都跑的话，自己也“凑凑热闹”，因为她也不想说走就走。她不像那些空壳企业，没有家当，她可不是，她有一大堆印刷设备，这可是她花十多万元钱买的啊！要是工作组动了真格，她当然也会走的。为了以防万一，曾宝玉把金银细软放在床头，并和衣而睡，只要前门后院有点响动，就溜之大吉。 她没有想到，一点响动也没有，公安局就来抓人了。8月25日凌晨3点，公安人员如神兵天降，把她的屋子团团包围了…… 曾宝玉被刑事拘留。 曾宝玉案件本身并没有离奇古怪的情节，也鲜有男欢女爱的风流艳事，但它仍然给人以刺痛感。曾宝玉以自己的堕落告诉我们，愚昧无知和法律意识的淡薄，会使人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人往往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一不小心，就会跌入犯罪的深渊。 经过数小时的突击，在潮阳主战场，主要集中在司马浦、峡山、两英3镇的8个制造假增值税发票窝点被一举捣毁。 全国13个省市的外围战场，成绩也很显著。24个印制假增值税发票的地下工厂和发票存放点、39个售票窝点被捣毁和查获，95名涉嫌犯罪人员被抓获。 曾宝玉被判无期徒刑并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据说，这是广东惟一的女子监狱。其他制售假增值税发票的案犯也同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台风战役”的成功，不仅铲除了滋生虚开发票、骗税等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源头，也为工作组顺利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动扫除了障碍。 第三章 打响第一枪 初战告捷 “税务闪击方案”实施后，按照部署，工作组开始了案头工作。所谓案头工作，就是审查从当地税务系统拉来的资料。如果把潮阳、普宁的骗税比做一道道黑幕，那么，这些资料就是记录这些黑幕的胶卷。目前要做的就是冲洗这些胶卷，然后放大。 指挥部给各组提出如下要求：审核资料时，倘能认定有违规违法违纪问题，随时报告，不允许拖延；发现材料中的疑点，应进一步审查至弄清为止；发现有关供货企业的问题立即着手调查，弄清来龙去脉…… 当时最大的问题，一是资料浩如烟海，工作量极大；二是时间紧迫，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理出头绪，就不能在以后的税收检查工作中占据主动地位。 检查人员要清理的资料有企业纳税申报表，上面有企业有关纳税申报的全部信息，哪家企业纳税是否异常，在申报表上都有反映；哪家企业领了多少增值税发票，都开给了哪些企业，使用的发票是否属于伪造，可以从增值税发票存根联找到答案；哪家企业有出口业务，退了多少税款，可以从税务机关存档的税收专用缴款书上寻到踪迹；税务机关的工作决策，大多会在相关文书及会议纪要上有所记录…… 想想，那么多纳税人，那么多相关资料，要在短时间整理完毕，谈何容易。 资料堆到了屋顶。这些资料要检查人员一张一张地翻。况且，光翻不行，还要琢磨，还要推敲，还要甄别，还要汇总统计…… 时间紧迫，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处理这些资料的巨大难度。看着这些资料，韩秋犯了愁，马森犯了愁，吕华也犯了愁。 马森后来回忆说：“整理那些资料真像翻越一座高山，而且比翻越高山还要难。爬山要是累了，可以放慢速度，再不行还可以歇一会儿。这可不行，你还得与时间赛跑。如果你按部就班地搞，就会给下一步工作带来被动。”马森说，他们采用了普遍查和重点查，常规查和专项查相结合的办法，加快了工作进程。 鉴定增值税发票的真伪，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组通过人民银行从造币总公司抽调了几个人，负责鉴定发票真伪的工作。 在税务检查组审查征管资料时，就发现了大量虚开的假发票，凭经验，检查人员对这些假发票用肉眼都能看出来，可是，如果立案，作为证据使用，就必须由法定的部门鉴定后，才有法律效力。 鉴定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鉴定仪器无法托运。据说仪器经飞机、火车托运后就不准了，而这种仪器只有设在北京的造币总公司有。 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鉴定人员先用肉眼和简单的仪器进行鉴定，如果基本确定是假发票，暂由各个税务检查小组保管，如果需要立案，待进入司法程序后，再把发票运到北京鉴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鉴定小组鉴定了11万份商贸企业进项发票，居然有8万份是假的。 造币总公司的一位处长说：“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地方真不得了！” 8月29日，工作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 走上讲台的吕华精神很好，毕竟打了大胜仗。吕华总结通报了第一阶段战役的情况。他说，工作组来到潮汕虽然只有短短的6天，但由于方法得当，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打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是基本摸清了潮普两市骗税的情况。多年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国税局想摸清潮汕骗税的情况，揭开骗税的盖子，都不成功。这次，我们离揭开这里的骗税盖子渐渐近了。二是初步摸清了骗税链条关键部分的来龙去脉，知道了他们究竟如何骗税。三是发现个别乡镇党委、政府、有关执法机关有纵容、指使、参与骗税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有的地方甚至是税企联手，内外勾结，合谋骗税…… 吕华还通报了工作组召开的两市税务机关干部大会，澄清了当地对“807”工作组的一些错误认识。吕华说：“有些税务干部认为这次工作组一来就到国税局查封资料，对国税局的干部进行讯问，‘807’的矛头是对准税务部门的，这样说话是十分错误的。”说到这儿，吕局长义愤填膺，他提高了嗓音，“一切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有良知的国家干部，难道看见违法的问题不管吗？税务部门违法就合法吗？这些人是穿着税服，为骗税分子打工的帮凶，是变相的骗税分子，他们早就不是我们的同志了。抓这些人，难道是抓错了吗？难道你们还要同情这些税务部门的败类吗？” 全场鸦雀无声。吕华讲到这儿时，静得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大家都被他的话震撼了。 吕华还通报说，随着“大坪第一枪”的成功，负责大坪战役的普二组圈定了周松青、罗村茂、王翡光等11人涉嫌犯罪，其他组发现的重要案件也同时向工作组指挥部汇总。指挥部按照重点突破的原则，最后确定了7起案件。这既是战果，又是检查工作向前推进的问路石。 这天的会议非常振奋人心。午餐时，大家在饭桌上议论吕华组长的讲话讲得好，讲得鼓舞人心。这时，忽见吕华手拿一页稿纸走上餐厅正中央的小讲台，手提扩音喇叭向大家宣布刚刚从北京发来的电传。内容是朱镕基同志在《 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简报 》上的批示：“初战告捷，再接再厉，穷追猛打，务求全歼。” 大家听了后，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对工作组成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 总理的批示，给在艰难中跋涉的工作组成员以信心和勇气。 巨大的工作量使工作组成员变成了日夜不停的机器。 一天，吕华到餐厅吃饭，突然发现工作组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通红的，他以为大家得红眼病了呢，就把大夫叫来，问：“怎么回事？大家的眼睛都是通红通红的，是不是都得红眼病了呢？” “不是红眼病，”大夫说，“都是熬夜熬的。他们几乎每天都是凌晨收工，有的一干就是通宵。” 大夫看了看吕华组长的眼睛，惊讶地说：“您的眼睛比他们还红哪！” 吕华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些天，他比大家睡得还少。 吃完饭，吕华回房间对着镜子一照，可不是嘛，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他知道，为了完成繁重的梳理任务，哪一个不是连轴转？这些活儿，要是在平时，哪个组不得干上一月俩月。但吕华给的时间只有10天。他也觉得，自己真够狠的。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赶快把这些资料理出来，不赶快把这些骗税企业挖出来，难道还要等对方有了抵挡的对策后再去查吗？当然不可能。这里如同战场，时间决定胜负。丧失时间，就是丧失胜利。 看到大家眼睛红红的，吕华又十分心疼。哪个将军不爱自己的战士？要是真的一个个倒下来，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开夜车了！ 在第二天的组长会议上，吕华板起脸来说：“有的组在搞通宵，其精神固然可嘉，但人弄垮了怎么办？如果哪个组再这么搞，人垮下了，我就拿你们组长是问！” 组长们都看出来，吕华不是随便说说的。作为工作组一线的最高指挥，他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大家也发现，吕华并没有因此给大家放宽清理资料的时间，因为他也处在两难的境地。如同作战一样，一边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占领高地，一边是大批的战士伤亡。 他能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一个人必须得当几个人使，每一天必须得当几天用。 宋咏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是工作组最困难、最紧张、压力最大，但同时又是最激昂、最开心、最激情澎湃的时候，为什么呢？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那么多年都弄不动那里，这次一定要与骗税势力一决高低，一定要把潮普两市的骗税问题查出来，一定要向国务院交一份好的成绩单。马森司长每天下半夜要到各个房间巡视，催大家赶紧睡。但大家工作没做完，睡不下啊！为什么大家能挺过来呢？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大家。到后来实施“飓风行动”揭开骗税盖子后，大家才觉得累，才觉得体力不支了。 宋咏还跟我们讲了一件事。他说：“有一天，吕局长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房彪来找我，说，大哥，我实在顶不住了，吕局长白天工作，我一步不能离开，晚上他又不睡。即使睡下了，也睡不熟，一会儿就醒，一醒就让我给谁谁拨电话，或者让我找什么资料，或者问什么问题，我真的熬不住了。我说，房彪啊，什么叫关键时候？这就是关键时候！你熬得住得熬，熬不住也得熬。房彪说，大哥，那我就听你的，只要不倒下，我就坚持着。” “税务闪击方案”的成功实施，印证了“绝密方案”的科学有效，为“807”工作向纵深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作组顶着强大的舆论压力，用非常规手段和超强的力度，对税务机关进行出其不意的税务检查，调取了对日后查案起到关键作用的当地税务机关的全部征管和退税资料。经过10个昼夜的奋战，一般纳税人档案资料清理工作基本完成。调查表明，这里不少企业资金的进出与申报纳税情况严重不符，纳税情况明显异常，一些企业存在重大虚开和偷骗税嫌疑；经鉴定，在核查的11万份增值税发票中，有8万份系伪造，职业犯罪分子大肆注册虚假企业，利用“洗票”等方式套取形式真实内容虚假的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大坪第一枪”和“流沙镇案”的初步突破，证明一些基层政府和执法部门涉嫌与犯罪分子互相勾结，为骗税分子提供庇护…… “税务闪击方案”的成功实施，为揭开两市偷骗税盖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税务闪击方案”像一颗闪亮的照明弹，将骗税的沉沉暗夜映得如同白昼；“税务闪击方案”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兵，把对方的军事部署摸得一清二楚；“税务闪击方案”像一位密码破译专家，把云里雾里充满暗话隐语的绝密情报悉数译出…… 第四章 飓风行动 把你拖入泥潭 刘东问：“远不远？” 小陈看着刘东疑惑的神色说：“我跟你说了吧，这企业不会是假的。” 小陈又把大家往右带。刘东看到，里面真是一个大车间，车间里放着数百台缝纫机，机器声响成一片。 刚刚享受几天胜利喜悦的工作组成员，心头又压上了沉重的石头…… “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工作组到潮汕打击骗税最艰难的阶段。”吕华回忆这一阶段工作的情景时说道，“我一个晚上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就是反复思考，有时，想到一定程度，突然来了灵感，半夜两三点钟也把人叫来研究检查方案……” 怎么办？ 小陈说：“我向毛主席保证，绝对有这企业，而且他的企业特大，非常正规，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在潮阳灶浦，陈楚荣的企业被工作组列入重点检查对象。当时，陈楚荣是用别人的身份证注册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是陈楚荣。这一天，潮九组的刘东带着两名检查人员来到灶浦税务所，提出对“潮阳先展服装厂”进行检查。因为出现“四联发票”事件，所长林镇裕已成惊弓之鸟。他向屋里喊了一下：“小陈，你带工作组去看一下‘先展公司’。” 小陈说：“不远，一会儿就到。” 刘东没有理会他，而是跑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女工面前问：“您这儿叫什么公司？” 刘东问：“那家企业究竟有没有？你可别说瞎话。” “税务闪击方案”成功实施后，手握“密电码”的工作组成员踌躇满志。事情明摆着，只要循着这些有问题的票证和这些票证上提供的信息，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这些企业就会成为瓮中之鳖，网中之鱼。打骗，已经胜利在望了。 工作组领导层意识到，如果按一天查一户的速度查下去，两市1100户企业，别说原定查3个月，就是3年也不一定查得完。很明显，犯罪分子与工作组玩起了老鼠戏猫的游戏，你来查，我就躲，最后把你拖入泥潭，把你拖垮、拖死…… 下一步就要按迹寻踪了。 这时，其他检查组陆续回到了总部，情况大抵如此。也是税务人员陪着你转，转了半天，找到了企业，一查挺正规的。那么，是工作组掌握的情况有误吗？绝对不是。后来，工作组的人搞清楚了，税务人员陪着你转的时候，企业开始找“挂靠”场地，一般由政府出面协调哪家企业为你“挂靠”。所谓“挂靠”，实为替身，就是用一家像样的企业替换虚假企业。小陈拼命地打电话，就是询问企业的牌子和营业执照等挂好没有，因为这一切得有一个过程，所以带路的人就故意带你七转八转，直等准备工作完毕，他才带你去看那家企业。 刘东问：“怎么又转回来了呢？” 小陈放下手中的报纸，陪着刘东去看这家公司。 出了税务所的门，小陈带着检查组的人七拐八拐，就是到不了。眼看走到村头，他又拐了回来。 刘东见企业没有问题，就只好打道回府。 大约又过了30多分钟，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公司。公司在一个大院里。大门外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潮阳先展服装厂”。外面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门卫。一进屋，看见正前方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供着财神 —— 红脸关公像，而且都上了香，摆上了五花八门的供品。供品有水果、白酒、纸叠的金元宝等，供桌上方还有绣满金字的条幅。往里走，墙上挂着工商执照和税务登记证，还有工作守则、工作纪律、奖罚制度，以及各种奖状。刘东看了一下工商执照，上面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尚的。往里，是一个办公室，在一张硕大的写字台后面，还真坐着一个60多岁的人。小陈说：“他就是这儿的法人代表，叫尚林原。”老板朝检查人员点了点头。 结果怎么样？ 检查中发现，也有一些企业找不到挂靠企业，于是，当地税务人员就带你七转八转，给你领到一块空地上一指，企业就在这儿。你再问，他就说，过去在这儿，现在不知什么原因不在了。 也有少数企业为自己伪装。知道工作组已经下来，这些企业于是收购一大批旧缝纫机放在车间里，再临时雇几个工人，在那儿踏着机器，衣架上也挂着十几件衣服。当你问他为什么这些缝纫机大多盖着块红布，而且积满了灰尘？他会用普通话说，最近生意不好啦，没有订单啦。 检查，陷入了困境。 尽管工作组的有些领导不这么看，但大多数同志都有这样的想法。不仅因为“税务闪击方案”实施得非常成功，还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掌握了骗税企业的情况。 奇怪的是，小陈一路上不停地打电话。刚才他还在办公室里闲着看报纸，怎么一出来就这么多电话？刘东凑过去听，人家叽哩咕噜说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刘东让从漳州来的翻译小夏凑上去听。小陈看见有人靠近，就压低了声音。小夏只听小陈在问：“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到底什么准备好了没有，小夏没有听清。 为提高工作效率，工作组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的办法。 结果根本查不下去。 夜深了，雨还在断断续续地下着。吕华打开窗户，潮湿的海风涌进了房间。大海像一道硕大的黑幕，平铺着。海浪轻一阵重一阵地打着堤岸，如寒风在荒谷中低吟。吕华双眉紧锁，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如何面对目前的局面呢？如何打赢这场大战呢？“税务闪击方案”成功了，这里的问题也暴露了，但那张无形的网却随处都在，他们采用疲军之术，想把你拖入泥潭，让你来得了，打不赢，呆不住。如果你久攻不下，就等于败阵而回。吕华想，自己统帅的可是精锐之师，如果打不赢，责任在指挥者。你承担的是国家的使命，你是为国家利益而战，你只能迎难而上，只能取得胜利！如何摆脱目前的窘境呢？用什么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呢？吕华苦苦地思索着。他想到了秦扫六合，想到了十面埋伏，想到了雨打梧桐，想到了风卷残云……渐渐地，他已经接近了智慧之门……他拿起了电话，一看表，已经凌晨4点了，于是又放下了电话。 他说了这话，检查组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女工答：“先展服装厂。” 小陈说：“噢，我记错了，他的企业原来在这边，后来换地儿了，我糊里糊涂把你们带到这儿了，实在对不起。” 第四章 飓风行动 一张无形的网 这时，工作组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中的人说，他要见工作组最高的领导，有重要情况汇报。这个人提出，见面不能在潮阳和普宁，具体地点要由他来定，见面时不能有别人在场。吕华当即同意见这个人。 可是与工作组其他几位领导一商量，大伙儿都不同意吕华见这个人。原因是太危险，万一是违法分子设的圈套，不就坏事了嘛。 吕华想了想，说：“我应该见这个人。现在，我们工作组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我们急需相关信息。如果不见，我们就会失去想要的东西。”吕华还认真地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个人来举报有三种可能：第一，这个人知道自己的问题可能很严重，为的是通过举报减轻他的罪过。第二，这个人思想压力很大，怕报复，所以不敢在潮阳和普宁两市与我们见面。第三，这个人可能知道内情，这也正是我们工作组急需的。吕华说：“我们在潮普两市这么久了，他肯定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他敢提出直接与工作组最高领导面谈，就说明里面肯定有内容。所以，我要见他。危险可能存在，但顾忌多了就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其他领导听吕华这么一说，也不好再劝，但还是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马森建议由他去见这位神秘人物，吕华没有同意。 几天后，那个神秘人物又来了电话，吕华秘书田金与其商量后，约定在汕头的一家宾馆见面。 在这项特殊工作中，田金作为领导的秘书，一方面要在工作、生活中为领导做好服务，另一方面还要对领导的人身安全绝对负责。因此，每一次大的行动，田金都对安全工作做出周密安排。这次与神秘人物的见面，就更不例外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田金没有告诉神秘人物见面宾馆是哪一家，而是约定在见面半小时前电话通知。这样，田金和公安部的一个同志提前对这家饭店进行了勘查，并做了认真的部署。他们在神秘人物和吕华约见的房间对面，又预订了一个房间，在约见的那一天，他们在这个房间安排了两个警卫。晚上9点左右，田金首先只身一人与神秘人物在宾馆大堂接头，看情况一切正常后，电话报告等在车里的吕华进入宾馆。 原来，神秘人物是当地一个税务所的负责人。 神秘人物对吕华说：“我们这里有的公司原是当地较大的企业，可当骗税风潮一来，快被骗税企业挤垮了。工作组一来，政府层层动员，鼓动老板外逃，到外地避风头。避风头的人大都是假企业，他们既无工厂也无工人，说走就走，而正规企业，怎么能说走就走呢？老板一走，群龙无首，企业不乱套了嘛。地方领导威胁说，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个人要服从组织，一家企业要服从全市企业，如果有谁不跑不躲，万一被中央工作组抓到，把情况泄露出去，他就是我们潮汕人的叛徒，大家就会群起而攻之。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个企业老板的生命安全，我们可保证不了……” 这个神秘人物还介绍了这个地方骗取出口退税的做法，说这里有不少企业没有任何生产能力，其全部工作就是为出口企业提供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只要查出这些虚假的生产企业，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查出骗取出口退税款的外贸企业。他还说，这里的虚假企业与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把这里的骗税情况查个水落石出，必须先撕开这张无形的保护网。 吕华听了这位神秘人物的话，感到非常震惊。难怪近阶段查企业怎么也查不动，原来当地的某些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在保护和支持骗税企业。看来，要想在潮汕打赢这场打击骗税的战役，不仅需要与骗税分子作斗争，还要和当地的一些党政官员、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较量，这难度就太大了！ “807”工作组的领导层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潮普两市有一张无形的网，在这张网下，窝藏着一批犯罪团伙。如果不冲破这张网，就无法惩处这些犯罪团伙，打骗斗争就难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四章 飓风行动 全线出击 天放晴了，空气显出平日少有的通透。马森拉开了整扇窗户，让海风卷走满屋的烟雾。 马森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然后说：“‘税务闪击方案’成功了，但想不到我们又陷进去了，这潮汕的水真够深的。” 韩秋笑了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这就是潮汕……” 马森点了点头，也苦笑了一下，说：“咱们是国务院工作组，输不起啊！” “我也在动员检查组的人想办法出主意，他们都是有实战经验的啊！” 马森突然想起什么，说：“昨天晚上散步时，吕局长跟我说，还得搞一次集中行动。” 韩秋抬头问：“还跟‘税务闪击方案’那样？” 马森赞同地说：“应该是吧，吕局长没细说，估计方案还没考虑成熟。”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用真企业掩饰假企业，”韩秋说，“搞集中行动确是对付企业互相挂牌的最好办法。再说，因为检查受到阻挠，我们一天查不了几家企业，这样下去，什么时候完成打骗任务呢？”韩秋蹙着眉说，“集中行动是好，但是，几百家企业一起查，人员那么分散，能行吗？” 马森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吕华叫他们过去一趟。 他们俩推开吕华虚掩的房门。进去后，两人就看见吕华组长脸上带着少有的喜色。 “你们俩讲讲，有办法了吗？”吕华让他们先讲。 马森说：“我们俩正说着这事呢。我们觉得您昨天跟我说的想法挺好的，就是……” 吕华说：“就是什么？你说。” 马森说：“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分散检查，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工作组检查人员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我们的力量不够……” 吕华说：“先不要说力量够不够，你说，搞大规模的集中行动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效果？” 马森说：“当然有了，我们刚才还在分析，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全线出击，才能破解被查企业偷梁换柱之术，才能摧毁地方政府的保护伞，才能揭开潮普两市疯狂骗税的厚重盖子。” 吕华大声说：“好！只要你们认可这个方案，力量够不够你们不用顾虑，我们可以请求当地公安支持嘛。” 马森说：“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目前的困境……” 韩秋说：“是啊，当地老给咱们玩儿‘大变企业’游戏，拿假企业来充当真企业，如果咱们来个全线出击，遍地开花，不给他们变戏法、耍花招的机会，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嘛。” 吕华要求马森根据这个思路与税务检查组一起研究具体方案。这一天是9月1日，离即将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行动还不到3天。 方案拟就后，工作组领导层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方案。 会议上，方案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和赞赏。 工作组领导给这次战役命名为“飓风行动”。 “飓风行动”的前一天，汕头和揭阳两市的书记、市长和公安局局长被请到了迎宾花园，马森向他们介绍了“飓风行动”方案和部署，并要求他们在警力上予以支持。他们表示大力支持工作组行动，保证提供工作组所需警力。吕华对两市的领导说，这是证明当地警方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队伍的一次机会。虽然这里的骗税到了疯狂的程度，但我相信，潮汕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大多数群众是好的。 根据新方案的特点，工作组把原来的17个检查小组重新编成64个检查小组。每个小组由两名税务人员和8名至10名警察组成。这些警察中，有两名便衣警察跟着检查人员下企业，其余坐在车里，一旦检查人员遇到危险，紧急下车接应。每组还配备福建来的“翻译”一名。 另外，为了防止在检查中发生意外，工作组详细分析了行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一一制订了化解的方案，并准备了足够的后备力量，以便应付大的突发事件。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时隔多年，韩秋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她说：“9月4日的前一晚，按照计划，必须把一份企业名单交给公安部门。为了拿出这份名单，我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这份名单是于9月3日晚上11点多钟我才交到广东省公安厅张绍处长手中的。” 8月31日，韩秋遵照工作组领导的指示，在开展“飓风行动”前，综合前一段税务部门调取的征管资料情况，拿出一份潮阳、普宁被查企业的名单。这份名单，不仅要有企业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还要标明企业的性质、类型、规模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这份名单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数百乃至上千家企业中筛选出来，可真不是简单的事儿。 根据“税务闪击方案”中获取的信息，检查组选定了400多户企业作为“飓风行动”的重点检查目标。到最后打名单的时候，打字员累得直打盹儿。这位打字员也像韩秋一样，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实在支撑不住了。这时已经是9月3日晚上。第二天就要行动了，省公安厅的同志还在催着要名单。打字员咬着嘴唇，硬挺着，在做最后的努力，继续打着名单。时间长了，还是困得不行，就去卫生间往头上泼凉水。可是，没一会儿，人又蔫儿了。就这样，快到夜里11点了，韩秋才拿到打好的企业名单。当她把这份名单交到广东省公安厅张绍处长手上的时候，离第二天的总攻只有8个小时。这时，张绍正急得要命，他们已经把任务布置下去了，整个汕头、揭阳的公安队伍整装待命，单等着这一份排查名单了。 就在张绍接到被查企业名单前几个小时，工作组全体成员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大家猜想，憋了那么多天，肯定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如何打，大家心里没数，因为这属于高度机密。 会议开始时，服务人员被请了出去。吕华对“飓风行动”作了简单的动员，要求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明天的检查工作中去，坚决打赢这场关系到打骗能不能深入、能不能胜利的大战。他说：“工作组在完成‘审查资料、发现问题、揭开盖子’的第一阶段任务后，将转入以‘查清骗税企业、抓捕骗税分子、追缴国家税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通过‘税务闪击行动’，潮普两市存在严重骗税的事实已被我们充分掌握，但是，我们的打骗工作还是步履维艰，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张无形的网在保护他们。我们决定明天对潮普两市400多家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冲破这张大网，彻底揭开这里骗税的盖子……”吕华还介绍了“全线出击”行动方案及要达到的目的。 马森对明天的行动作了补充发言。他说：“与‘税务闪击方案’近似，我们的‘飓风行动’也是闪击战，尽管战斗不是这一天结束，但这一天有没有大的突破，关系到大战的全局。根据我们判断，只要在行动上没有失误，打赢这场仗是有把握的。”马森对行动又进行了一番分析，“对潮普两市的检查方法，有其不同于一般检查的特殊性，我们已经反复讲过。简单地说，我们检查的主体是供货企业。我们要查的主要是票、货、款、税、账，等等。检查的方法，主要是调、看、查、验、比、听、问、取，等等，这些已经给大家讲过多遍，这里不再重复。我们要查的企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或骗取出口退税成立的虚假企业，就是无厂房、无设备、无经营场所，但表面上有经营活动和资金往来，而且还办理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的企业。另一类是有生产和经营能力的企业。第三类是半真半假企业。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一是将真假企业分开，尽可能取得虚假企业的有关证据；二是将半真半假企业登记造册，为下一步检查打好基础。” 接着，马森又提出了检查的几点具体要求：第一，按时完成任务。因为每个小组要查六七户企业，任务重，要把企业分类，如果企业有生产能力，暂不深究。第二，如果是虚假企业，就要当即取证。每个小组带上一个照相机，把虚假企业的证据拍下来。如果企业是在一块平地上，哪怕是厕所，也要拍照，然后再让当地税务局、派出所或者工商局、居委会的人出虚假企业的证明。如果将来需要立案，再进一步取证。第三，要分清职责，遵守纪律，行动中参加的公安人员是保护检查人员安全的，他们不直接参加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每个检查人员都要遵守工作纪律，不扰民，不损害合法企业的利益，不做检查工作以外的事情…… 这时，刚刚拿到被查企业名单的汕头、揭阳两市的公安部门也在紧急落实第二天的工作。他们立即组织人员，连夜进行布置，将400余户企业的地址在地图上一一标出，并将任务分解到各个检查小组。为了严防泄密，民警的手机、呼机都被收了上来。待到安排完毕，已是拂晓。 早晨7点前，千余名民警各就各位，只等一声号令，他们就将奔赴战场…… 第四章 飓风行动 雷霆之击 9月4日清晨，当第一抹朝晖富有激情地登临迎宾花园那翠色屋顶时，共和国历史上最壮观最不同凡响的税务检查在粤东的潮普两市展开了。 随着一声令下，200辆汽车载着1600多名执法人员，从汕头和揭阳两地同时出发。刹那间，绵延数公里的检查队伍犹如一条神武的长龙，抖擞着、吟啸着、奔腾着向指定目标进发！64个检查小组犹如64把利剑，直插潮普两市骗税违法犯罪团伙的心脏！这是守法企业的心愿，是驱云拨雾的利剑，是正义之师的呐喊，是法制中国的铁拳…… 顶着振奋的晨阳，大部队逶迤而行，带着威严，带着使命，带着必胜的信心…… 韩秋说，她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太令人激动了！ 她觉得，这一天是“807”的胆，是“807”的魂，是“807”辉煌乐曲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 作为普宁片的指挥，韩秋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了出发现场，给检查人员一个个发着任务单，这任务单上有这一天检查工作的全部密码。普宁一共安排了27个税务检查小组，每个小组检查六七户企业。早晨，阳光有些热，但还不太晒，而她已经是汗流满面了。大战马上就要开始，她的心跳在加速。今天的大战能胜利吗？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自己了。实际上，最早问她的是马森。尽管马森对这“遍地开花”的方案信心百倍，但他还是在方案决定的那天问了她。她说，能行，一定能行！马森为什么要问她，因为他把这场战役看得太重了，还因为她是个熟悉情况的“老潮汕”。在这数百人的队伍中，她最熟悉这里。流沙有几条马路，灶浦税务所有几间屋子，谷饶有多少家服装企业，甚至峡山镇的假劳力士手表哪摊货最好，她心里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她太熟悉潮汕了。她熟悉林为岩戴着眼镜的白皙的脸，熟悉赖春安有些发颤的手，熟悉张圭奚因逾越法律而导致的命运的沉浮……即使这么熟悉，她还是屡屡无功而返。为什么？就是因为检查组势孤力单，就是因为地方牢固的保护伞，就是因为一些厂子“大变企业”的超级游戏……如今，64个小分队，1600人的执法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潮普，使你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你的“大变企业”的游戏就会死机，就会崩溃。胜利是有把握的，但韩秋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就连前线总指挥吕华这些天也心事重重。为了这史无前例的大行动，韩秋已经三天三夜没睡，吕局长又何曾真正地合过眼？她看到了，出来才10天时间，吕局长的眼睛都眍进去了，而且眼圈有些发黑。她为领导的健康担心。她所能做的，就是为领导多分点忧…… 普宁片的一长串蓝色小车已经启动，隆隆地响着，那声音如同声声动地的鼙鼓，威严而深沉，厚重而有力。那声音是冲锋陷阵的号角，是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投向犯罪分子的炮弹，是穿透厚厚阴霾的一抹掷地有声的阳光…… 钢铁长龙舒展了一下筋骨，迈开了有力的脚步，上了榕华大道，跨过榕江南河，从揭阳南郊直奔普宁……韩秋脑海里涌现出检查人员来到一个个乡镇，进入一个个企业，察看企业规模，调阅公司账簿，虚假企业在这强大的攻势中败下阵来，纷纷现出原形…… 这是何等的快事！ 绵延千余米的车流开始提速，浩浩荡荡地向西南奔去。韩秋关注着车流，神色是庄严而欣慰的。蓦地，一丝忧虑又莫名地爬上了她的心头，显现在她那张端庄的脸上，她对这次行动成功的把握性产生了疑虑…… 疑虑来自于对胜利的强烈企盼，来自于对各种可能的过度夸张……待韩秋到达普宁指挥部，坐在市交通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景象，看到这些汽车井然有序地进入各镇各村的各个道口，然后奔向各个企业，尤其是“飓风行动”大捷时，方感觉到自己确实有些多虑了。 一位小组长在日记里记录了那天早晨的情景：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也是共和国税收历史上应该牢记的一天。 清晨，天刚蒙蒙亮。食堂的师傅们已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早餐，司机们已经在发动和擦洗车辆，C栋楼前广场上一片忙碌的景象。 头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天亮时，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同房间小陈的起床声惊醒了。匆匆洗漱后赶到餐厅，整个餐厅已是人声鼎沸。为了不影响准时出发，组长喊组员的，男同志催女同志赶快吃的，抢不到馒头着急的，喝稀饭太快烫嘴的，整个餐厅真是既热闹又紧张…… 普宁片的检查人马已经出发。我带上所有准备好的资料，赶紧招呼兄弟们到大堂前广场集合待命。一出大堂，只见门前广场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路上全停满了面包车和吉普车，黑压压的一片。潮阳片的警察已全部整装待命，吕华副局长、马森司长、朱辰笙副主任、冯泽主任，还有广东省公安厅和国税局等领导都在现场指挥，大家按事先通知的编组和车号正在各就各位，现场是一片紧张严肃的气氛。 说真的，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阵势和场面，不过我在内心默默地祈求，永远也不要再见到这种阵势和场面。事到临头，而又身处这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刻，我才知道军人意味着什么，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总理的嘱托意味着什么，人民的期望意味着什么……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而又强烈，它激励着我和大家的斗志，不管前面是什么艰难险阻，不管前面是什么“刀山火海”，“807”这支队伍今天都要冲上去。我按下激动的情绪，清点好我们小组的人数，坐在面包车上默默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7时半，车队准时出发了，我们组的车排在最后，我推开车窗，见吕华副局长等人在路边向大家挥手致意并不断嘱咐大家注意安全。 车队一离开迎宾花园，便像利剑出鞘，呼啸着向潮阳方向疾驶而去…… 第四章 飓风行动 资金保卫战 “飓风行动”中还有一条重要的战线 —— 暂时冻结涉案企业的银行账户行动。 工作组进驻潮汕后，在对违法企业进行银行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资金的暗流突然涛飞浪卷，大量赃款被迅速转移，一些银行违规操作，允许私人大量提现。 望着资金像潮水般外流，吕华焦急万分。再这样下去，违法资金必将全部提取或转走，国家将蒙受巨大损失，打骗行动就会受到影响。要避免资金被提现或转移，就需暂时冻结两市涉案企业的账户。然而，所涉企业面又是如此之大，如果产生负面影响，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经过一番谋划，一个既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又维护守法企业利益的两全办法出来了。被冻结账户的企业如能证明自己属合法经营，可以去找工作组申请撤销冻结。工作组将在24小时之内为申请人办结解冻手续。 这是一件过去没有先例的大事。工作组有关领导立即与汕头、揭阳两市的主要领导碰了头，商议了冻结两市涉案企业账户的方案。两市领导对工作组的做法表示支持。 工作组要求银行积极配合，并提出具体要求：一、各银行指定一名行长和一名联络员，专门负责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工作；二、工作组在现阶段凭工作组工作证可进入各银行及其下属营业网点查账、询问、复印有关资料；三、工作组依法冻结涉案企业的账户，各银行应立即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决定不得解冻；四、各银行在核查期间不得安排会计主管、会计档案管理人员出差；五、必要时由银行提供车辆、人员，协助工作组开展工作；六、严格做好保密工作。 “飓风行动”的前一天上午，驻工作组的中国人民银行吴保东处长和工作组分管潮普两市的金融组长接到马森布置给他们的任务。面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拿出可行的方案，并在一天内冻结这么多企业的账户，几位具体操办人顿感肩上落下千斤重担。潮阳金融组组长吴频回忆说： 我们金融组的工作是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冻结400多家企业的上千个银行账户。这么大的工作量，这么多的金融机构，企业开户的银行网点又那么分散，我一听马森司长的话，头“嗡”的一声几乎要炸了。 马司长说，就给你半天时间准备行动方案，下午就得将方案报上来研究批准。 军令如山倒，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此时的马司长整个一个“黑脸包公”，一点也没有了往日的和蔼和可亲。 我连午饭都没吃，直到下午3点，我们拿出了工作方案草案，经过进一步的修改，方案得到了工作组各级领导的认可。接着，我便和两市人民银行的行长通电话，传达了工作组决定，要求他们召集相关人员明天上午9点在指定地点开会，部署“807”有关工作。 9月4日上午不到8点半，我们赶到潮阳市人民银行。我们和行长见了面，我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先与他进行了交谈，他表示坚决执行“807”的行动决定。 不到9点，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广发行、农发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加上人行共9家银行的一把手全部到齐。中国人民银行的吴保东处长和我代表工作组对冻结涉案企业账户一事进行了动员和布置。 开了一个小时的会后，冻结涉案企业资金的行动在两市旋风般展开，各行马上成立了3人至5人的工作组，全力配合“807”金融组的工作。 到9月4日晚10点，在各银行的大力支持下，工作组共查封企业银行账户1148个，冻结资金2300多万元。冻结涉案企业账户行动取得初步成功。 第四章 飓风行动 “胜利会师” 沐着清新而激昂的晨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普三组的杜继邦到了普宁的池尾镇。杜继邦这个检查小组的任务是对池尾镇的5户企业进行检查。 谈起那天的经历，杜继邦兴致很高。他说，9月4日那天，我们都很激动。“税务闪击方案”打响后，检查工作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有无数双手拉扯着你，有无数条绳索绊你的腿。打骗处于胶着状态。你想，我们是劳师远征，对方是以守为攻，如果拖下去，吃亏的是我们。于是，工作组领导在“税务闪击方案”以智取胜的基础上，又出一招：全面出击！你不是玩移花接木吗？你不是玩鱼目混珠吗？你不是玩真假李逵吗？好，我给你来个狂风暴雨，让你顾此失彼，难以招架。“飓风行动”那一天，别说犯罪分子，别说地方政府，就连我都被震撼了。这是多么大的一支队伍，这是多么强的一股力量！当队伍出发时，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冲动，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检查，而是去战斗。我要去的不是企业，而是战场。我们面对的不是应付检查的老板，而是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我们在车上都不太说话，我看了看大家，都有一种临战的激动。只是在途经流沙镇时，我的同伴说，8月23日那天，流沙发现了很多问题，那里的假发票可以用箱装，可以用车载，那里是一个骗税的深渊。 杜继邦说，过流沙才五六分钟，我们就到了检查的地点池尾镇。这时，已经是上午9点了。幸亏那天出来得早。我记得是5点钟起床，6点钟吃饭，7点半就出发了。到达指定位置后，韩秋处长就给我们发任务单，这任务单是计算机打出来的，然后直接剪开，每个小组拿着任务单找检查单位。每个小组包六七家企业，主要是生产企业，包括贸易公司。 那天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洪暹强的案子。那天最有意思的是，杜继邦和其他几个组在洪暹强的企业“胜利会师”。什么意思呢？就是几个组找企业找到一块去了。那天最无聊的，就是被人带着你瞎转悠。 为什么瞎转悠呢？就是根本找不到企业，连个门脸都没有。工作组要查的企业，一般都是“流水”很大的企业，但这样的企业，竟连一个铺面都没有。杜继邦很纳闷，他说，在我们大连，谁注册企业，肯定得有办公场所，工商局的人必须到办公场所去查看，连办公场所都没看就给注册，在我们那儿根本不可能。但是在这儿，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实际经营，照样给办理工商注册，办理税务登记，照样可以拿其他单证。所以说，仅税务一家烂了，其他执法部门好好的，都能依法办事，这里成不了全国骗税的策源地。 找不到门脸，税务局的人还是带你转。要是不带你转，直接告诉你这家企业是地下的，那税务局是干吗吃的？如果这样，那税务局就不仅仅是失职的问题了。尽管事情确实这样，但嘴上还不好直接说。直接说没有这家企业，那税务局不是与人家扯在一块儿吗，那是犯法；如果找不到企业，可能是企业失踪了，税务局也就是失职罢了。避重就轻，税务局的人就带你去找，结果可想而知。这时，池尾分局的那个税务干部就领着杜继邦的小组曲里拐弯地找，找不到，就又打电话询问，找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找不到。杜继邦就问他，这家企业既然是你的管户，你就应该知道它的真实地址。他回答说，我接管的时间不长，办税务登记的时候我还没来呢。不知是他瞎话说得像还是他真的接管时间不长，杜继邦权且拿他的话当真。于是，杜继邦他们就又找到前任管理人。前任来了，说不在这儿，就又带检查小组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七拐八拐的，到了一座楼前。杜继邦以为这座楼就是了，但那个专管员却说，以前办公地点是在这儿，现在没有了。杜继邦知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一旦找不到企业，就说以前在这儿，现在没了。后来杜继邦去其他几家企业，大多数也是这样的情况。没有企业，检查小组就拍照片，让当地税务分局出证明，说明这是家虚假企业。 杜继邦说，这只是一个插曲，接着他又给我们说洪暹强的企业。洪暹强后来成了“807”的大案，虚开额大得吓人，如果加上接受人家的虚开，总数超过了10亿。杜继邦说，洪暹强这个人的名字比较怪，那个“暹”字是泰国的旧称，计算机打不出来，于是我们就把中间这个字改成了“婵”字。后来审问他的时候，就叫他洪婵强，他照样也答应。 洪暹强自己经营了二十八九家工厂，其中还有贸易公司。到了他的厂子，杜继邦一看是一座小楼，立马就愣住了。面前不就是一栋很普通的楼房吗？粤东农村时下都喜欢盖一家一栋的小楼，楼房一般三层高，面积大约在二三百平方米左右。每个楼门上都有着自己的名号，大都写着“聚德楼”、“福星楼”、“德昌楼”、“福满楼”等等，或者干脆以房主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成为粤东农村的一大文化景观。那位税务干部就把检查人员带到这栋“振池楼”前。这里是池尾镇，“振池楼”是振兴池尾的意思。这家企业一年进出几千万元，“振池”这个名字应该说还是担当得起的。但是，如果说这座楼房是进出几千万元的企业，说给谁也不会信。于是，杜继邦再次问带路的税务人员，要找的企业是不是在这里？那位同志非常肯定地说，上半年他还来过，几千万的生意在这里做，就是这个企业！杜继邦侧目一看，人家牌子还挂在那儿，上面清楚地写着“普宁市强华服装厂”，税务人员还真没说瞎话。杜继邦一琢磨，这洪暹强志向还不小，有“振池”、“强华”之志。可惜，他的“志基”是歪的。当时，洪暹强人已经跑了。普宁假企业多，政府知道根本经不起大规模检查，因此早就通知让他们跑了。但是洪暹强后来还是被抓住了，是在苏州的一个镇里被抓住的。这座楼的小院里有一片草坪和花园，里边的花草全枯萎了，可见已经跑很长时间了。 到当地派出所了解洪暹强的情况后，工作组又去洪暹强家寻找。洪暹强家紧傍大马路，是一个独门独户独家小楼，是住宅兼做生意的地方。一层有6间，里边装修豪华、设备齐全，三楼有客房、卡拉OK厅、麻将室等等。二层就是办公室和加工厂。办公室很小，有几张桌子，可能不只是他一人的。二层还有职工宿舍，有一个房间放了8张床，就是上下铺的那种。二楼还有两个保险柜，派出所找人把保险柜打开了，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房间里有被销毁的纸屑，所有有字的东西全被销毁了，只有没字的账簿一摞摞摆得很整齐，地上的纸箱里满是纸屑，说明屋里的人临撤走之前曾经销毁了所有的证据。东西该拿走的全拿走了，只有一些印章扔在桌上…… 杜继邦说，就在我们挨屋查看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工作组的另一路人马也找到了这里。原来，他们也顺藤摸瓜摸到了这里。更可乐的是，我们还没出大院，仅仅不到半个小时，后面又有三四个组来了，原来要找的企业都在一个地方，我们五六个组挤在一起，算是胜利会师了…… 普宁战线指挥韩秋说，“飓风行动”那天地方政府企图以偷梁换柱之术对付检查的伎俩在工作组凌厉的攻势面前彻底破产了。韩秋说，过去我来潮汕地区，为什么没发现虚假企业呢？“飓风行动”揭开了谜底。一切都真相大白之后，再想想这个问题，便发出许多感慨。我们每年下来检查，不管是查甲企业还是乙企业，都是单向的，或者是线式的，从来也没有想过铺天盖地一块儿查。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把甲变成乙，或者把乙变成甲。比如，我要检查甲，实际上这是个虚假企业，它根本不存在，但从材料上看，它创造利税几千万元，那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企业。我们就给当地政府或税务部门说，就查这个企业。于是甲和乙就串通一气，把别人的牌子摘下来，把自己的牌子挂上去，然后又把自己的人弄去坐在厂长办公室或总经理办公室。不了解内情的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这都是假的。我就看过一个很大的企业，有两三千名工人在那儿生产，规模大得很，可这次“飓风行动”一看，原来根本不是我要检查的那个企业。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欺骗了很多人，不仅仅是骗上边的检查组，还有外地许多企业。外地企业过来一看，嗬，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大规模，又这么气派，好，成交；好，投资；好，把钱打过去……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假的，是冒名顶替、鱼目混珠的。“飓风行动”是大兵团作战，是全线出击，于是，真企业为假企业挂牌不成了，但多家企业“拥有”一个工作场地的现象顿时暴露，虚假企业的身份被当即确认。 第四章 飓风行动 心怀鬼胎 看到检查组的车停在税务所的门口，哗啦啦下来好几个人，方庭人的心“咚咚”直跳。前几天刚来过，把那整整一车的税务资料全部拉走了，怎么这些人又来了呢？莫非这次是来抓人？等工作组的同志交代后，方知他们这次是要对一些涉嫌企业进行调查，要税务所里的人配合带路。 方庭人是潮阳国税局田心税务所的专管员。这些天，他接二连三接到上级电话，让他们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一定要配合“807”工作组的检查，像往年一样出色地完成任务。 方庭人是个聪明人。他早听出了弦外之音。自己一定要守土抗战，把各自门前的麻烦事立马清除，不能让上级看出一点蛛丝马迹。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工作组已经抄走了税务资料，下一步，就是直接来查企业。这企业与税务是连在一块儿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不能让工作组查出什么问题来。 今天，人家要在这里查3户企业，所长把找华美电器厂的任务交给了方庭人。方庭人在心里大骂，你真够损的，偏把这家没影子的企业让我去找，但嘴上却说，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出了门，方庭人就想，所长这人也真够缺德的，他把一家针织品服装厂交给了一个老同志去带路，因为那家针织服装厂虽然也在虚开，但人家起码还有个基本规模，也有几百号人，几百平方米的厂房，容易把工作组给骗了。方庭人知道所长照顾老同志，但这种时候还讲年纪大小吗？这是尊老扶幼的时候吗？方庭人觉得所长有些偏心。 方庭人刚走到街心，就看到又有两辆工作组的车从眼前开过。汽车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好像一把小锤在砸他的心。 看着这些车，方庭人的腿就打颤，他不经意间发现，车上还有四五个穿制服的人，那不是警察吗？警察不是来抓人的吗？他们为什么不下来？是不是没有找到证据，先蛰伏在里面，等发现有问题再来抓人？ 方庭人这么紧张是因为心怀鬼胎。工作组一定已经发现那家叫金华人造花厂的企业有问题了。那是一周前，也是方庭人带着去查的那家厂。本来，方庭人还挺镇静，因为人家那家厂确实够规模，厂房面积2000平方米，生产车间1000多平方米，各种设备60多台，工人有100多名。厂长陈创澎倒茶递烟，镇定自若地接待了检查组。方庭人觉得，那位领头的翻了翻账册后，还是觉得这家企业有问题，结果绷着脸，连一口水都没喝就走了。实际上，检查出问题是真，但不喝水是工作组的纪律，不是对你企业有意见。 哪家企业出事都行，他就怕金华人造花厂出事，因为这家企业与他太有干系了。如今他还清晰地记得，是他把老板陈创澎拉下水的。早在1996年，陈创澎刚刚注册企业时，专管员方庭人就来了。陈创澎要做买卖，就拉拢方庭人。刚开始，方庭人也只是拿人家几条烟几瓶酒的，后来两人的关系融洽了，两人的“交往”也逐步深入。这时，方庭人就给他出主意，说这年头，实打实不行，还得动点脑子。动什么脑子呢？方庭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开发票”能挣钱。陈创澎说，开发票我不懂啊。方庭人说，什么事一开始就懂得吗？有我教还怕什么？于是，陈创澎拼命虚开，然后再从方庭人手里买进项发票，陈创澎支付给方庭人1.3%的手续费。四五年的时间，方庭人一共从陈创澎手中拿走30万元的开票费。当然，方庭人和陈创澎最后都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8年。这是后话。 方庭人走在前头，跟在他后面的是好几位检查人员。方庭人发现，走在最后面的两位不说话，这两人一定是“便衣”。方庭人的后背开始冒汗，他倒不怕今天被抓走，因为他知道不会因为他找不到企业就把他抓走，尽管以后被抓走的可能性很大。他顾虑的是，眼前找不到企业怎么交差？ 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方庭人就向两个检查人员攀谈：“你们贵姓？”离方庭人近的一位同志说：“我姓王。”姓王的这位同志说完又指了指旁边的人说，“他姓刘。”为了安全起见，工作组规定，检查时得称姓，不得称名，也不能说自己是哪个省来的。方庭人问：“你们都是从北京来的？”小王随便地点点头，算是作了回答。接下来，该小王问他了，“转了那么半天，这个电器厂到底有没有？”“当然有了，一会儿就到。”“多半天了，怎么还没到？要是耽误了我们的事，你要承担责任！” 是啊，西洋景早晚要戳穿，不如早一点卸了包袱。但是，他带人家转了那么半天，怎么能说找不到就找不到呢？刚才小王不是说了嘛，耽误了人家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一边走一办想办法。 这时，他遇到了另一组检查人员，带路的是所里的老王。他不是带检查组找玩具厂去了吗？噢，人家一定从那里回来了，而自己竟还带着人家没完没了地转。他发现老王走到新盖的一个厕所那儿不走了，竟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用手指着那个厕所的位置说，厂子就在这儿，引得一大群人过来看热闹。原来，地址上说的汉寿街都是密密匝匝的居民房，只有厕所及其四周的空地“可能”建过企业，除了这儿，他还能往哪儿指呢？ 老王一指，倒给方庭人一个提醒，既然人家可以往厕所指，咱们为何不能往厕所旁边的瓦砾堆指呢？反正厂址上只写了汉寿街，而没有具体的地址。于是，方庭人使劲儿挤了挤眼睛，也想弄得像老王那样，掉下一点眼泪。可惜，眼泪挤不出来。于是，他只好哭丧着脸向厕所旁一指：“电器厂就在这儿！” 小王急了，说：“刚才不是从这儿过嘛，你为什么不早说？害得我们一个劲儿地跑！” 方庭人说：“正因为这儿没房子，所以我刚才没看见。” “那为什么现在看见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厂子很大，我经常来，可是……可是前不久这里来了台风，这家企业可能被吹倒了……” 十几天后，方庭人就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工作组带到东山问话了。 第四章 飓风行动 老板莫名其妙地失踪 左伟这天遇到了怪事。 他把一家当地知名企业给查了，证据确凿，但老板却莫名其妙地跑了。 左伟是潮四组的组长。这天，他去查的这户企业是“全国优秀先进乡镇企业”。这样的企业既好查又难查。说它好查，是因为人家企业戳在那儿，不用你满世界找；说它难查，因为有没有问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必须查账。 他是熟悉这户企业的。因为前几天左伟下所时，接触过这家企业。也不是发现企业有什么问题，只是顺便向企业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人家有“全国优秀先进乡镇企业”的大牌子，左伟就把企业的郭老板请到当地税务局谈了一下。左伟记得当时算是面对面吧，有人记录，有人发问。左伟问郭老板，做了多少生意，办了多少厂子，有多少职工，给当地做了多少贡献，缴了多少税款，一切都是善意的。因为没去他们厂子，只看了照片和企业介绍资料等，觉得这个企业有一定规模，有自营进出口权，郭老板有思路，企业发展很健康，左伟对这家企业和老板的印象还不错。谈了约有一小时，郭老板就走了。 郭老板走后，工作组一个担任记录的同志给左伟提供了一个细节，说这个老板特怪，每当左伟问一次，这个老板脖子后边的一条筋就会跳一次。记录者正好坐在他的旁边，发现了这个细节。但左伟坐在他的正面，看他却非常正常，并且对他有见多识广对答如流的感觉。可是这个记录员却说，这个人紧张得很，紧张到能引起他生理上都发生了变化。 这个细节的提供，引起了左伟等人的注意。左伟想，如果企业正常，在回答一般性询问时是用不着这样紧张的，何况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这样反常？只能说明他心里有鬼。 “飓风行动”时，左伟多留了个心眼儿了，没被这优秀乡企的光环所迷惑，细细地查了这家企业。 这家企业的问题，当天就被查出来了，但老板却莫名其妙地跑了。 潮阳与普宁不同。普宁因为虚假企业太多，约占被查企业户数的79.03%，快八成了，一查，肯定稀里哗啦。于是，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就让企业主赶紧逃跑。潮阳国税因为有林为岩这位“高知”把门，企业要“规范”一些，那些“三无企业”被国税局自己刷下去了一部分。这样，潮阳“不上档次”的虚假企业要少一些，留下来的大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不少都是半真半假的企业。所以，工作组来了之后，很多老板不仅大多呆在企业，而且机器轰鸣，干活的女工忙得顾不上抬头看人。 今天，郭老板稳稳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高背皮椅上。他不知道，今天工作组的势头这么猛，是来查他个底儿掉的。要不，没等上面通知，自己早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这家企业有一座两层小楼，院子不大，靠近院门是一个自行车棚，是给工人存放自行车用的。可是，左伟他们去的时候，看到车棚里圈了十多条样子很凶的狗。看见左伟他们停车要进院，这十多条狗就像饿狼似的蹿出了车棚，抬头狂吠着。幸好这十几条狗都拴着铁链。 这时，穿着大红裙装的老板娘从楼里出来，把检查人员领了进去。 进楼之后，老板娘直接把检查人员领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房间显眼处钉着财务、营销、质检、产品开发办等牌子。房间的一面挂着几十件衣服样品。左伟他们在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见到了郭老板。郭老板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他赶紧过来给检查人员倒水递烟。 左伟叫郭老板不要客气，让他赶紧把企业的账册拿出来。 另一个检查人员跟会计来到办公区。只见会计站在一个铁皮柜前，犹犹豫豫地打开了铁皮柜，然后紧张地拉动着抽屉，其情形与工作组实施“税务闪击方案”检查大坪时那个叫温伯森的票管员拉抽屉的动作差不多，哆哆嗦嗦的。检查人员一步跨上去，一看抽屉里放着一大堆公章和票据。一家企业怎么有这么多公章？这位检查人员又拿起几本票据，一翻，不同票据盖着不同的章。这家企业有严重问题！这位检查人员急忙把左伟叫过来。 左伟过来看了一会儿，把抽屉拿到郭老板的跟前，沉着脸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郭老板慌了，磕磕绊绊地说：“这……这得找会计问问……” 郭老板装着叫会计的样子往外走，左伟紧跟着他。 到了办公区的门外，郭老板说：“会计可能去财务室了，你等着，我给你去找。” 左伟抬头一看，财务室就在前面，就用手指着说：“这不是财务室吗？” 郭老板说：“不是这个，在外面……外面的那个……” 左伟在后面紧紧跟着。郭老板来到一间屋子前，掏出钥匙开了起来。打开锁后，郭老板推开门，让左伟先进去。左伟也没考虑太多，就进了屋。屋子不大，有一张办公桌，靠桌的地方，也有一个铁皮柜。 左伟想问问郭老板铁皮柜里装的是什么，可一回头，老板不见了。也就是几秒钟的工夫。左伟急忙出屋，发现郭老板匆匆忙忙上了楼梯。他追过去，看见郭老板进了办公区。 这时，左伟已经警惕起来了，他猜想郭老板可能要逃，就往楼上追。他追到楼上，可是郭老板已经不见了。奇怪，从他发现郭老板匆忙上楼，到追过来，一共不超过20秒钟。 “谁看见老板了？”左伟就问周围的工人。 周围的工人都一个劲儿地摇头。左伟觉得怪了，这么一会儿人怎么就不见了？门口有警察把着，他不可能出去啊。 这时有人说，郭老板可能进卫生间了。 左伟就对老板娘说：“你到卫生间看一下，他在不在？” 老板娘去了一会回来说：“在呢，在厕所呢，等一会就出来。” 等了一会儿，郭老板还没有出来。这时，另外一个检查人员已经把铁皮柜里所有的资料都找出来了，左伟便和他一起查阅，结果发现，这家企业有严重的虚开和骗税问题，他立刻叫过老板娘，对她说：“你们这家企业有问题，他解完手后，赶快让他出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可是，先后等了20多分钟，还不见郭老板出来，左伟就说：“你再去看看，别摔在厕所里了。” 老板娘去了，回来还是“马上就出来”这句话。 左伟一看情况不妙，就自己径直去找。走进小屋，推开厕所的门，左伟傻了，厕所里哪有人？ 左伟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看见郭老板上楼了，又一直看着他，怎么就没有了呢？莫不是这屋里有暗道机关？他急忙在大房间、小房间里翻了一通，也没找到暗道机关。 左伟知道，人肯定跑了。 这时，镇长、书记都过来说：“郭老板不会跑的，我们帮你找找……” 镇长、书记在屋里屋外跑着，看似帮忙，实是在与检查人员周旋，好让郭老板跑得远点。 左伟迅速把情况向正在峡山坐镇指挥的马森进行了汇报，并希望立即冻结这家企业的银行账号。没过多久，指挥部来了电话，说银行账户已经冻结，这个老板的钱转移不出去了。 事后，左伟才知道，这个老板跑出去，就是为了转钱。他一看事情已败露，想立刻脱身，通知银行转钱。就一两个小时的工夫，他往北京打了200多万元，好在这些钱最后还是被控制住了。 直到最后，左伟也不知道郭老板究竟是怎么逃出去的。是在警察不注意时出去的，还是家里设有暗道机关？ 要是有暗道机关的话，这家企业一开始就没打算正儿八经地干，提前想好了出路。 第四章 飓风行动 比的是智慧 与左伟一样，余建平检查的一家企业的老板也莫名其妙地跑了。那家企业老板如何跑的，这里按下不表，我们只说说那天余建平们智慧的一面。 早在北京时，筹备小组就拟订了各种检查方案，包括从企业入手的检查方案。根据过去对潮汕检查的经验，这些方案经过一次次修正，已经十分完善。这套方案包括对企业检查的全过程。实际上，“飓风行动”那一天只用上这个方案的一个环节。向各地税务机关协查等，是“飓风行动”以后的事了。 “飓风行动”前，作为税务检查组组长，韩秋在大会上向大家介绍了这次检查中的难点——对半真半假企业的甄别。所谓半真半假企业，就是有企业实体，也有经营行为，但涉及偷骗税或虚开行为。韩秋说：“虚假企业辨别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这类企业大多连工厂的空壳都没有，或者是挂牌企业。对真企业的确认，也不是‘飓风行动’的工作重点。” 韩秋接着说：“对半真半假企业的检查，第一，看规模。如果一个企业只有几十台缝纫机，而产值是几千万元，那么，这家企业保准有问题。第二，看细节。一些企业是临时找来的设备，应付检查组，但只要仔细看，还是能够发现问题的。比如，以前我来潮汕检查，就发现有的企业放了一大排缝纫机，工人也在桌子上趴着，但却不干活。我们过去一问，说没活儿干。我仔细一看，发现了破绽，怎么回事？缝纫机都是刚刚收购来摆样子的，机器下面的插销板都找不到，有的被卸了马达。再一看，有的企业的电表一个月才走几百个字儿，只够点灯泡用的，而产值却是上千万。这样的企业，也是有问题的。第三，看账证。看账册凭证比较难。因为这些供货企业的增值税发票大多是真的，要判定这些企业是否接受虚开发票，一时很难断定。一般来说，问题企业的账册都是重新处理的，要通过之后的各地税务机关的协查，以及到银行查看资金往来等手段，方能断定这家企业是否存在涉税犯罪。但是，在现场也不是没有一点办法。有的违法企业记账有漏洞，有的银行对账单、汇票印制得很粗糙，一看就是私印的，不像伪造的增值税发票，做得几可乱真。更有甚者，我过去检查时，还发现过有企业伪造银行对账单的情况。什么叫银行对账单呢？就是企业在银行的资金往来的记录。如果我们这次检查中发现企业伪造对账单，就可以断定其为问题企业……”韩秋补充说，“半真半假企业，有一些既没有虚开，也没有骗税，而是非法获取进项发票，虚增进项，加大抵扣，属于偷税。对这类偷税企业，因涉及环节多，链条长，落实证据则要在大规模检查行动之后了，9月4日的任务是获取涉案线索。” 余建平就是检查组里的众多高手之一。 “飓风行动”那天，余建平查的是潮阳。他说，他们去查的企业，多数都有问题，因为他们做了准备，如果按常规手法查，就有可能使违法企业漏网。他说，“飓风行动”那天，从表面上看，体现的是一种气势，我们像潮水一样涌去，实际上更是智慧的较量，是谋略的竞赛。两市的违法企业在工作组下去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给企业进行“辅导”的，都是经验丰富的税务人员和老会计。可是，我们这些人又是道高一丈。你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抽调的，哪一个不是业务尖子。我们这些人对付企业，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 得益于经验和水平，余建平负责的6家企业全部查出了问题。 余建平从检查企业进货发票和银行付款这两方面查找企业的问题。“飓风行动”这天，他带着检查小组检查潮阳市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他和另一个检查人员及公安人员来到这家企业。余建平发现，老板看见他们后，说话时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余建平觉得，这家企业八成有问题。 余建平他们检查了一会儿进项发票和销项发票的存根，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因为经过商贸环节“洗票”，到生产环节基本都是真票了。 余建平又叫财会人员拿出一些其他资料。实际上，他要的是银行付款凭证，但没有直说，而是说把所有凭证都拿出来。 余建平把注意力放在银行付款单据上。他发现这家企业有许多银行付款单据，有的是空白的，也有许多是填写好的，还盖着银行的章。余建平拿起几张填好的付款单看了一会儿，心中有底了。 余建平来到老板跟前，语气平静地说：“老板，你会写字吗？” 老板愣了一下，不明就里地说：“写字嘛，当然会写啦。” 余建平笑着说：“那你给我写几个字吧。” “怎么，考我啊？” “也不是，你随便给我们写几个字吧。” 老板不知检查人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皱着眉头问：“写什么字呀？” 余建平欲擒故纵，拿起笔来给他：“你随便写吧，想写什么写什么，比如，你叫什么名字，你家的地址，你的身份证号码什么的……” 老板觉得碰上了怪事，这位中央来的人一不翻我的账本，二不查我的发票，却让我写起字来。于是，他就龙飞凤舞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以及身份证号码。 余建平端详了一下老板的字，心里已经基本有数了，说：“你的阿拉伯数字写得挺规矩的……嗯，会写大写吗？” “会写，会写。” 余建平随便报了个数：“你就给我写×万×仟×佰×拾元整。” 老板吃力地写了起来，余建平收了那张纸条，就像设密码似的，又让他重新写了一遍。 余建平拿着老板写的两行大写的数字，又拿出两张银行付款单，递到同组的小张面前，说：“请你看一下，这两样东西的笔迹是不是一样的？” 小张看了银行付款单上的数，又看了看老板写的数字，说：“肯定是一个人写的，你看那个勾，都是向上挑的。” “这说明他并没有实际货物购进。”余建平进一步解释说，“这付款单据，或者说付款凭证，都是银行给他的，以便证明你在这家银行打款了。可是，这银行单据上的数字却是他自己填写的。这可能吗？打个比方说，你到邮局订阅报刊杂志，钱交完后，邮局要给你一个邮局填写的收款凭证。这个凭证能让你自己填写吗？如今，这位老板的银行付款凭证都是自己写的，这说明付款是假的，他并没有实际货物购进。这也说明，这家企业肯定有问题……” 这家企业犯罪的伎俩，就这样被检查人员的火眼金睛识破了。 第四章 飓风行动 被总理点名 对铜盂镇的检查，使刘兴大吃一惊。原来，增值税发票还可以扎堆儿开！ 铜盂镇位于潮阳市中部，与“飓风行动”潮阳指挥中心的峡山镇紧临。刘兴在铜盂找一家涉嫌虚开的出口供货企业。专管员郭石秋带着刘兴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这家企业。刘兴心里急得冒火，心想，我一天要检查六七家企业，你带我瞎转悠，我到时完不成任务，找谁算账呢？于是，刘兴板起脸来对郭石秋说：“你这是糊弄娃子呢？如果再不带我去，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刘兴瞟了一眼跟在后面的便衣。郭石秋心里清楚，如果再拖的话，弄不好自己就会被带走。犹豫了一阵后，他还是把刘兴等人带了去。 不一会儿，郭石秋把刘兴带到一家当街的宾馆前。这时，所长卢黄毛也来到了这里。刘兴一看，是一座四层小楼，招牌上写着“美丽华宾馆”几个字。他不相信这里会有企业，火就上来了。擒贼擒王，刘兴就对旁边的卢黄毛说：“你是所长，你实事求是地给我们讲，这个企业有没有？有，咱们就进去；没有，就说没有，咱就不进去了。反正，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有……一定有……” 这样，大家就跟着进去了。 这时，卢黄毛又有些后悔，因为天机一旦泄露，他知道自己罪过就大了，还不如不进去。 他转过身来看了看刘兴，有回头走的意思。 这时，刘兴却没有出去的意思，他已经径直往里走了。因为，他感到这家宾馆很有意思，或者说很特别，宾馆里空空荡荡，空无一人。生意这么萧条，这家宾馆不是赔了吗？一层这样，二层这样，三层、四层也这样，楼道里没人。但奇怪的是，每个房间的门前都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公司。刘兴明白了，这家宾馆都出租给了公司。但是，这些公司怎么不做生意呢？是不是都是违法企业，工作组一来，不敢做生意了呢？ 刘兴首先要求打开他们要找的这家公司的门。打开房门，刘兴发现屋里有床和柜子，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有桌子、椅子。目标暴露在桌子上放着的税控机上，机打发票还在上面。刘兴明白了，原来这家供货企业数千万元的货，就是用这台税控机开出来的！ 想到旁边的每一个房间可能与这个房间相同，刘兴要求对所有房间进行检查。结果令刘兴惊呆了：所有房间都是相同的摆设，都有一台税控机，有不少发票还在上面。这样的公司共有37家！刘兴立即问跟在后面的卢黄毛：“这是怎么回事？” 卢黄毛支支吾吾地说：“这是集中办公……” 刘兴再一看，卢黄毛拿烟的手正在颤抖。他断定这是执法部门庇护下的集中虚开。这可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案，目前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税控机看管起来，以保留证据。于是，刘兴就立即打电话向指挥部请示。 韩秋在电话里问清原因后，同意刘兴的主张，先扣押这些税控机。 那天正是一个非常闷热的日子，往楼下扛机器的人都大汗淋漓，一边搬一边擦额头上的汗。卢黄毛也自觉地加入了搬运的行列。卢黄毛已经50多岁了，刘兴见他又流汗又喘气的，就对他说：“你不用搬了，叫所里的年轻人来搬就行了。” 卢黄毛说：“我哪能不搬呢，我的工作有差错，心里过意不去，我一定要搬……” 于是，卢黄毛打电话叫来所里的人跑前跑后地搬着，把37台税控机和一些打印机都装走了，装了满满一汽车。 因为这些机器一时不好运，经过请示，韩秋同意先将这些税控机封存在铜盂税务所。 这些税控机被运到税务所后，刘兴对卢黄毛说：“卢黄毛，咱们都是干税务的，内行人说内行话，这税控机对检查意味着什么，你清楚，我也清楚。现在东西放在你这里，你说一句话，能不能保证安全？” 卢黄毛擦了一下从额头上淌下来的汗，很认真地说：“我有错，但我以党纪来保证，税控机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 第二天一大早，马森给刘兴去电话，说要看看这37家公司，看看这个美丽华宾馆。不一会儿，马森果然带了一些人来到铜孟镇，来到美丽华宾馆，来到税务所。所长卢黄毛严肃而恭敬地向马森行了个军礼，说：“我错了……” 这些税控机立即被拉回到迎宾花园。工作组请来广东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把其中的数据打印出来。打印出来的数据大得惊人。证据表明，这37家公司全是虚开发票的骗税公司。 后来，朱镕基总理点了这个集中开票事件，点了“美丽华”的名字，这个铜孟镇上的“美丽华”宾馆，被记录在“807”的厚厚的档案当中。 对刘兴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对工作组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第四章 飓风行动 三道金牌 落日红红的，带着奔波一天的欢欣与激动、收获与满足，投入了群山的怀抱…… 马森看了看表，已经下午7点了。 胜利在望，马森的心渐渐平静下来，身旁的宋咏看到，马森的眉头渐渐舒展了。 这一天过得太慢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问题，都要他当即拍板定夺。而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飓风行动”的进程与质量，他的心始终提着，他多么祈盼充满风险的一天赶快翻过。这一天过得太快了，他又多么希望在频传的捷报声中流连，让“807”工作中最光辉灿烂的一天在时间的长河中定格，然后慢慢欣赏，慢慢体味，让胜利的喜悦渗透到每一个细胞。 这时候是马森一天中最忙的时候。除了不断地指挥调度外，就是催促各组按时返回驻地。到晚上五六点钟，检查工作已基本完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马森让手下的几个助手一个组一个组地打电话，让他们及时撤回，自己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在几个小时前，马森还亲赴企业，掌握第一手情况。 为了看看这里的企业究竟什么样，下午二三点钟，马森一边拿着手提电话指挥各组，一边亲赴指挥部峡山镇的几个企业。 马森去了三家企业。他看到的企业的情况与其他组看到的基本一致，去的三户企业只有一户企业放着几十台缝纫机，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生产，其他两家都是人去屋空。从现场看，这两户企业也是好久不生产了，实际上就是虚假企业。而列入工作组检查名单的，大多是“开票”和“出口”的大户。 除了这些，马森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里一些税务干部对违法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而且素质之低令人吃惊，马森说：我们让一个税务干部陪着到了一户企业，我就问这个税务干部，如果外地税务局发来协查函，你们怎么处理？这个税务干部用平静的口气说，我们就让（ 被调查的 ）企业自己去填，填好后先由我专管员签字，接着所长签字，再是市局局长签字，然后再给人家寄回去。税务人员都知道，协查函是税务机关之间核查开票企业是否虚开的重要文书，具有法律效力，被委托方税务机关有协助调查的义务，失职或行政不作为，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这里的税务干部怎么会置之不顾呢？我知道这里虚假回函情况严重，但从这位税务干部自己嘴里说出来，还是感到非常吃惊。我突然问，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时，我们正去企业的财务室，正从楼梯下往上走。他回头看了我一下，眼里流露出惊慌的神色，腿也有些发颤，额头上的汗也一下子出来了。嘴里结结巴巴，也不知道怎么回话了。这个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这说明这里税务干部的法制意识普遍淡薄，同时也反映了一些税务干部文化水平不高。要是有点法律意识，有点文化的话，能在国务院工作组的检查人员面前说这话吗？据说，在潮阳和普宁居然有不识字的税务干部。当然，这肯定是极个别的，但这极个别现象也不应该发生。看到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必要再向这位税务干部问什么了。 马森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还真得自己亲口尝一尝。马森的峡山踏访，可谓不虚此行。 从企业回到指挥部，已经是晚上五六点了。 天擦黑的时候，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对马森说，有一个检查小组，还差一户企业没检查完，他们正在去另一个村子的途中。保护他们安全的警察认为天色已晚，不应该再去那儿了，免得出危险。因为，这两位警察认为人家是国务院派来的人，不好直接向组长提出撤回的要求，就向这位副局长作了反映。 马森有些纳闷，不是刚刚让宋咏向下面打了招呼嘛，他们也都同意撤回，现在已经7点，不管有没有查完，不许再到新的企业检查。没有完成检查任务的，明天再补。怎么还有继续干的呢？ 原来，工作组给每个小组安排了检查六七户企业的任务，但有的企业间距离较远，在路上就要耗去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有的企业根本找不到地方，税务干部带着你来回转，一转就耗去了不少时间；有的企业账目很乱，一翻就是好几个钟头。就这样，有一些小组就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任务。为了不掉队，也不愿因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影响“飓风行动”，他们一方面抓紧时间检查，一方面就采用加班加点的方式尽量完成工作组布置的任务。于是，这个小组的两个人明知另一家企业很远，但他们还想赶去。因为有公安人员跟着，他们就没有过多考虑安全问题。 马森对公安局副局长说，我马上通知这个小组赶回。 一个小时过去了，副局长又对马森说，那个小组还没有回来，你们再催催，出点什么事不好交代。你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可以理解，但这里不比你们内地，还是小心一点好。 马森有些生气了，就又对宋咏说，你再催催，说马司长说了，不管查完没查完，立即返回工作组驻地，这是命令！ 宋咏又给这个组组长打了电话，告诉他们马司长急了，再不回来你们就要挨批评了。再说还有人身安全问题，你们别以为有两个警察保护着你们就行了，天一黑，两个警察能管多大的事？宋咏苦口婆心，说了一大通，对方连连说，我们马上就回。 实际上，那个组还是没回。10分钟后，公安局副局长又来到马森的身边，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他对马森说：“马司长，这个组去的地方挨着普宁，是社会治安很不好的一个村，很容易发生暴力事件。我们平时到那个地方去抓人，都是由便衣提前一个星期去踩好点，弄清楚要抓的人在没在，然后我们派四五十个公安，白天扑过去，嘁哩喀嚓，抓完马上就走人，都不敢在村里呆着。晚上，一般不去这个村抓人。” 马森一听，心想，怎么有这样的地方？抓个人还要带四五十个警察，还不敢晚上去，抓完人就跑，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马森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让他们两个人立即返回。于是，他对宋咏说，你接着给他打电话，让他们务必立即返回。宋咏接着拨电话。不知什么原因，那边的手机断了信号。马森对宋咏说：“你接着拨，一直拨到拨通为止。” 几分钟后，宋咏拨通了那个小组长的电话。宋咏还没说两句话，马森就夺过电话，说：“你们知道那地方有多危险吗？你们必须立即回来，这是命令！”听到马森严厉的态度，小组长只得同意。 过了一会儿，马森向副局长核实，知道那个小组真的开始往回返了，这才放下心来。 这件事让马森很受触动。一方面，马森觉得工作组的一些同志纪律观念有待加强，像这样的行动，如果各行其事，工作怎么开展；另一方面，马森也为这些人的忘我精神所感动，为了抢活儿，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顾一天的疲劳，不顾可能被领导批评的压力。 回到驻地后，马森来到食堂。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马森发现，食堂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在用餐，这些人都是刚刚从检查现场回来的。 看马森正在巡视，那两个人自己站了起来，一脸准备接受批评的样子。马森走过去问：“你们俩就是××组的吧？” 两人低着头，小声说：“是的。” 看到他们的样子，马森把批评他们不守纪律的话咽了下去，反而安慰道：“你们辛苦了……那个村情况复杂，我在手机里不便给你们细讲。刚才我电话里口气有点硬，请你们多多谅解……” 一听这话，这两个人感到颇为意外，小组长由衷地说：“对不起，我们错了。今后我们一定遵守纪律……” 马森想，这是多好的同志啊！那么敬业，那么忘我，那么朴实和真诚。 “飓风行动”取得了辉煌战果。 “飓风行动”组成64个检查小组，历时15小时，出动执法人员1600余人，共检查企业432户，初步发现虚假企业231户，占被查户数的53%。同时发现生产能力与实际供货明显不符的为15%；需进一步检查才能定性的企业为17%。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46.4亿元，税额7.9亿元。冻结资金2300多万元。 “飓风行动”如暴风骤雨，眨眼间掠过潮普两市的城镇乡村，通过集中行动、全面出击，揭开了骗税的盖子，寄生在潮普两市的毒瘤被切除，一个辐射全国的最主要的骗税窝点被端掉；“飓风行动”之后，大量的为骗税而设立的虚假企业全部暴露，真相大白，一些基层政府和执法部门不得不承认铁的事实，地方保护伞被工作组强有力的手一举打掉，地方保护主义嚣张气焰被彻底扑灭，地方势力再也不敢与工作组公开对抗，不敢明目张胆地保护偷骗税犯罪行为；虚假企业、骗税分子因失去庇护，难再为害，难隐其身，覆亡已成必然；“飓风行动”的胜利振奋了工作组兵将的士气，结束了由于地方政府抵制检查而导致的检查难以深入的僵持局面，办案进程大大加快，办案人员精神倍增，士气高昂。 “飓风行动”是暗夜的一道闪电，虽然瞬间发力，却一下子撕开了潮普两地沉沉的黑幕，使那里的犯罪行为悉数曝光；“飓风行动”是一柄正义之剑，把两市的骗税恶行和地方保护势力一并斩除；“飓风行动”是一声春雷，向人们宣示潮普两市骗税冬夜的终结！ 第五章 月圆计划 月圆缉捕 工作组领导分析后认为，虚假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基层税务干部是掌握的。 两市的税务干部都表现得比较配合。不久，当地税务干部就把当地所有的企业全部统计出来了，核实了真假，弄请了谁是实际经营者，报给了工作组。据工作组后来审核认定，当地税务部门统计上报的真假企业准确率达98％以上。 “飓风行动”后，200多户虚假企业被查出。但是，这些虚假企业的实际经营者是谁，很难弄清。 吕华微笑着说：“就这么定了，咱们给这个行动取个名，就叫‘月圆计划’吧！” 虚假企业的实际操作者找出来了，但这些人有的在工作组进驻潮普前隐匿，有的在工作组检查时出逃。 抓捕嫌犯成了当务之急。 如果把“807”比做一条浩荡的大江，那么“飓风行动”以前就是江之上游，其高潮处是夺人心魄的长江三峡；出西陵峡，为长江之中下游，这时江面开阔，滔滔汩汩，水流浩荡。前者是壮观，后者是壮阔；前者是瑰丽，后者是清丽；前者是激流浩荡，后者是从容不迫…… “各位看看，咱们有没有具体的好的办法？”吕华环视一周，然后把目标集中到高岳和张绍两人身上，说，“当然啦，主要还是靠你们公安。” 韩秋的话掷地有声。 “对，”吕华说，“具体方案还可以再研究，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这次抓捕行动不能扰民。” “飓风行动”撬开了潮普两市骗税的盖子，打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打骗工作将由“揭开盖子”进入“专案调查”、“专案审理”阶段。主要工作是本着“依法办案，办成铁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则，对“飓风行动”中发现的涉税线索，对涉嫌偷骗税和虚开的证据进行落实，然后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公安机关在进一步核实证据和追捕嫌犯后，再向检察院移送，检察院落实证据后再向法院起诉。工作组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方针政策，严格履行法律程序，始终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 于是，对已查企业以外的所有一般纳税人企业的检查和企业实际经营者确认工作在潮普两市迅速展开。 马森说：“这个事也得保守秘密，不能让逃出去的人知道。同时，我们还要营造一种宽松的过节的气氛，让逃出去的人敢回来。” “月圆计划”方案就这样在“807”决策层定下来了。 韩秋和广东省国税局有关领导一起来到普宁市国税局，向国税局、国税分局和税务所领导交代政策，要求他们在工作组和省国税局的领导下，对全市所有一般纳税人企业开展一次自查。 不知道谁是实际经营者，抓捕工作就无法进行。 “税务闪击方案”和“飓风行动”犹如两场大战，消耗了“807”工作组大军巨大的精力，将士们应该进入一段休整、疗伤和下一战役的准备期。然而，要做的事情太多，大家在对“飓风行动”大捷进行庆贺的同时，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高岳抬头看着吕华说，“咱们是不是再搞一个集中行动……” 这些用他人身份注册虚假企业的现象绝非个别。工作组一查，200多户虚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绝大部分与实际经营者不符。 一天，工作组来了两位潮阳市农民。他们对韩秋说：“我们两个都是本地的农民，这些年，刚出去给人打工。不成想，一下成了某服装玩具厂的法人代表。对此，我们感到莫名其妙。通过仔细回忆，我们俩1997年4月底的时候，在这企业看仓库。当时，该厂一个姓马的司机对我们说，老板向我们要身份证及相片，说要做证件。后来，身份证一直没要回来。直到前两天，海门镇政府协助查找企业法人领导小组向我们发通知，才知道我们当上了这家厂子的法人代表。请工作组为我们查清这些不法行为者。这些人自己搞非法勾当，让我们背黑锅，太缺德了！” 韩秋代表工作组在会上讲了话。她语调严厉中带着平和：“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现在只能面对现实。我今天到这儿来的目的，是要求你们配合工作组的下一步工作。”韩秋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什么工作呢？是要求各个局、所对所有一般纳税人企业开展一次自查。你们要尽快安排专管员把当地的所有企业都登记出来，并且注明每一户企业的真假，实际经营者是谁，然后由专管员签字，再由税务所长或分局长签字，最后再由市国税局长签字，之后报到工作组来。如果谁负责的企业有遗漏或者写错了，把假的写成真的了，由签字者承担责任！”最后，韩秋严肃地说，“工作组定了一个原则，就是自查从轻，这是给大家的一次机会！” 在同一时间，宋咏与广东省国税局有关领导赴潮阳市国税局行使了同样的使命。 对涉案企业的协查，也在“飓风行动”后全面展开。所谓协查，就是对“飓风行动”检查的432户虚假企业开出的增值税发票进行跨地区调查，看其有没有真实交易；再将已经定性的206户虚假供货企业开出去的增值税发票情况通报给接收地税务机关；另外，对工作组进驻潮普前两市税务机关给各地税务机关的大多为虚假的协查回函再次进行甄别回复。这是一项工作量非常大的事项。工作组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必须在接到协查函后三昼夜内，将信息反馈工作组。由于涉案发票多达数万份，工作量大得惊人，协查组的三位同志昼夜工作。 大家都向高岳投去赞许的目光。吕华也点了点头，说：“这倒是个办法，咱们可以试试嘛。” “飓风行动”只是税务集中检查的一个高潮。9月4日后，工作组乘胜追击，开始了延伸检查，周松青、黄文龙等大案要案都是在“飓风行动”后被一个个挖出的。“飓风行动”后，根据虚假供货企业发票的流向，工作组又对汕头、揭阳市区，同时包括潮阳、普宁的40几家出口企业进行了检查。 大家的目光都看着高岳，高岳略作沉吟后说：“过几天不是中秋节了嘛，我听说潮汕人很看重过节，尤其是中秋团圆节，一些出逃的嫌疑人完全有可能深夜潜回家中，咱们要是搞一个集中行动，来他个突然袭击……” 在潮普两市，税务部门当时对企业还实行专管员制度，而全国随着征管体制改革，已全部取消了这项制度。专管员就跟片儿警似的，一个警察管几个楼，哪户是军属，哪户有前科，哪户常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片儿警心里跟明镜似的。专管员与那些企业老板也是称兄道弟的，谁是企业的实际经营者，谁家有多大铺面，做多大生意，是老实本分的还是偷奸耍滑虚开骗税的，专管员都心明眼亮。 吕华自信的脸上蕴着一丝焦虑。他在对“飓风行动”进行回顾，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布置后，又对张波、高岳和张绍说：“‘飓风行动’中，公安起到了很大的护卫作用，出色地完成了揭开盖子的集中行动。下一步可要看你们的了，嫌疑人抓不到，‘807’工作就不能有序推进啊……” 张波说：“抓人与在公路设卡应该同步进行，防止回来的嫌犯再次逃跑……” 9月7日上午，即“飓风行动”后的第三天，吕华把马森和公安专案组的几位负责人张波、高岳和张绍叫到一起，就如何缉拿嫌犯进行了研究。参加会议的还有朱辰笙、韩秋、宋咏等工作组主要领导。 高岳点点头说：“您急，我们更急。我们公安在‘807’中的作用，就是维护执法秩序和抓捕嫌疑人，以及向检察院移送案件。如果嫌疑人抓不到，后续工作就无法跟进。我们正在想办法，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缉拿嫌犯。” 第五章 月圆计划 千万税耗子落网 “月圆计划”前，工作组还多了一项工作内容：受理当地群众的各种举报。 这项内容并非工作组事先盘算安排的，而是此时此刻“807”大树中伸展开来的一片新绿。 “807”工作组进驻汕头后，一些党政干部和不法分子大造谣言，说“807”就是来整潮汕的，工作组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其目的就是想把潮汕搞垮。也有人说，“807”打不了潮汕的骗税，结果与往年不会两样，必定草草收场。出乎当地百姓意料，工作组奉行的是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的原则，而且力度强劲，一下揭开了当地骗税的盖子，赖春安等在当地名声显赫的头面人物相继被工作组叫去调查，潮阳市国税局长林为岩等人成了惊弓之鸟。见到工作组如轰雷激电，向邪恶势力真正开了火，老百姓与工作组的距离一下近了。有人甚至说，海瑞来了，包大人来了，看腐败分子往哪里逃！于是，几天前还将信将疑、隔岸观火的群众，一下子转变了认识，他们纷纷向工作组靠近，纷纷向工作组举报当地官员的涉税犯罪、腐败以及计划生育等各种问题。有的写信，有的打电话，还有的直接来人举报，反映问题。马森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来潮普打骗，不就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嘛。满足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于是，马森吩咐综合协调组设立专人负责接待群众的来信来访，由综合协调组组长刘建牵头。 事隔多年，刘建还记得其中的一些事，他说：“有一天中午，烈日当空，有八九个人一下子来到工作组驻地门口，要求见‘吕青天’，反映当地一个镇政府土地管理乱收费的问题，警卫战士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则嚷着不走。我去接待了他们，收了他们的举报信，苦口婆心地劝了他们半天才走。后来，我们把举报信转给了汕头市有关方面妥善处理。这说明，工作组的工作已深入人心，大得民心，得到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工作组在当地人民心中，已经成为正义的化身。” 为了接受更多人的举报，工作组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的名义在《 汕头日报 》、《 揭阳日报 》刊登公告。公告公布了设立于汕头的举报电话。 工作组对举报按内容进行了分类。对反映骗税或与骗税相关的，由工作组直接处理；对反映当地党政领导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转省纪委处理；对反映一般工作违法违纪的，转汕头或揭阳市纪委处理。 金融组组长吴频就亲自调查并协助警方抓捕过被举报贪污税款的一名嫌犯，其过程颇有故事性。 举报信的内容是一位税务干部贪污税款，数额达几百万元。马森对这封举报信特别重视，要求纪检专案组查证落实。组长冯泽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吴频。 该信是举报潮阳胪岗税务所一名叫黄潘武的会计涉嫌贪污税款的事。此事发生在1994年前后，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吴频担心这封信是凑热闹。但不管是真是假，从举报信中看，属案情重大，必须进行调查。 根据举报信上的线索，吴频等人的调查从潮阳市建行入手。 经建行行长同意，吴频到位于建行办公楼顶层的库房进行查账，按举报信中的一点线索，从成箱成捆的原始凭证中寻找证据。这件事，吴频至今记忆颇深：我和小张将落满灰尘的铁箱一个个翻开查找，终于找到举报信中所说的转款凭证。我和小张顺藤摸瓜再往深查，这一查惊得我和小张目瞪口呆。这不是举报信中所说的贪污几百万元的问题，而是贪污了1000多万元！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小的税务所干部哪里有这种胆量，明目张胆地将国家的税款像拿工资一样拿到自己及自己老婆的银行账户上，这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落实马森司长及冯泽主任“查实、查准”的指示，我和小张再一次从头查起。对30万、50万的转款我们暂不去理会，只对其中两笔500万元以上的转款进行了深入查证。我们从税务所的过渡账户查起，到黄潘武从该账户转款到自己私人账户，再从黄潘武私人账户找出转款到他老婆账户上的凭证，最后是他老婆取款的银行凭证，一切都是这么明明白白，一切都是这么简简单单。贪污作案的手法并不高明，也不复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喊来了该行会计部的张主任，她确认了这些凭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这时，黄潘武已调任和平税务所副所长。巧的是，吴频前些天到下面乡镇查账，中午没地方吃饭，还上这个所吃过饭，当时就是黄潘武热情地张罗和招呼吴频他们。吴频发现，黄潘武戴一副眼镜，显得文文静静的。吃饭时，黄潘武还问了吴频税收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给吴频的印象是一个老实、素质较好的国税干部。 经建行行长同意，吴频带走了有关的银行原始凭证，回驻地后连夜写出检查报告。第二天一早，吴频将检查报告及取证材料交给了马森，并口头向马森作了汇报。马森先是吃惊，接着郑重地问：“查准了没有？”吴频也很严肃地回答：“我用党性担保，的确是查准了！”马森连检查报告都没看，沉着脸想了一会儿，便吩咐说：“没办法，只有一着棋了。今天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你和贺处带几个人去，把黄潘武带回来再说。” 怎么带呢？经过与大家一起研究，吴频决定以外省来人要求协查当地企业的名义，并以请和平所新任所长和黄潘武一起到驻地谈情况为由，把黄潘武“请”过来为上策，吴频说：到税务所后，我和小陶上了二楼，这时我的心狂跳不已，我努力镇定着自己。只见所长与另外几名税务干部正在商量事情，其中就有黄潘武。为了证实确实是他，我将张所长喊到一边，将今天的来意向所长摊了牌，所长听后张大了嘴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半天，他才说：“我一定支持，一定配合，黄潘武现正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听你们的安排。” 我和小陶随所长一起走进办公室，黄潘武马上起身热情地欢迎我们，为我们又让座又泡功夫茶。我观察了一下黄潘武的脸色非常正常，他知道我经常下来查账，对我不会有什么防备，他压根儿想不到多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会在这场打骗行动中露出马脚。我按事先拟订的方案说：“外省国税局来协查几张发票。发票涉及你们这几家企业。”我还说出了几家企业的名字。所长问黄潘武：“你对这些企业的情况熟不熟？”黄潘武连声说：“熟，情况我都熟。”我说：“要不这样，所里的征管资料都在‘807’驻地，具体数字你们也记不准了，外省的同志们来汕头一次也不容易，我们都是国税部门，肯定要配合把这几家企业的事情查清楚，干脆，让张所长和黄所长一起到迎宾花园见见外省来的同志，他们在我们那儿正在查你们所的征管资料呢。”我的话说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于是，张所长和黄潘武与我们一起下了楼。 所有的人都没看出什么破绽，我压着心慌，拉开前门坐在驾驶员旁边，小陶用手指了指黄潘武，两名执法人员立即一左一右将黄潘武夹在中间坐下。 直到这时，黄潘武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他不敢出声。我从前排扭过头看了看他，见他正仇恨地盯着我，当两人的目光一碰时，我赶紧回过头来。我不是怕他，是心里难受。我虽然嫉恶如仇，但想着黄潘武早上穿着税服上班，他的妻子、孩子今晚还盼着他下班回家一起吃饭呢，平静、幸福的生活就让我们今天的行动给打破了，我心里委实有点不忍。 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车到了迎宾花园后，两名执法人员将黄潘武带到专门为涉案人员安排的房间。 很快，黄潘武被带到福建东山，在这个“807”专案调查地接受讯问。黄潘武贪污税款一事很快就被查实。 统计表明，当时工作组受理各种群众举报400多件，涉税金额4.5亿元。 第五章 月圆计划 海上生明月 明月像一面镜子，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月光如水般倾洒在辽阔的海面上，泛起粼粼波光，清爽的海风迎面而来，吹拂着热乎乎的胸膛。马森站在迎宾花园专家楼的欧式廊台上，享受着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清风皓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马森没有想到，儿时吟诵的诗句，几十年后竟在这里体验到了…… 月亮在慢慢地爬升，一片薄薄的白云纱巾般将半个月亮遮盖，群星点缀着无际的苍穹，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山脚，四周显得愈加寂静。进驻迎宾花园已经20天了，但马森还是第一次这样欣赏着山海美景，虽然他爱海，但他的胸膛里已经星转帆舞，涛飞浪卷，他心里只有“807”，只有国家利益！今天，“飓风行动”已经成功，堡垒已经炸开，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他心里清楚，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沟沟坎坎需要他和大家一起迈过。就是今天，他还要指挥一场战斗…… 这是一场以智取胜的伏击战。 按计划，在夜深人静时，将对回家过节的嫌犯进行抓捕。负责这次抓捕任务的是当地的公安和武警。除了警方的主要领导，警员只知道今晚有一个大的行动，至于行动的内容，是高度保密的。工作组也派员参加，主要负责对嫌犯的指认等工作。 这场战斗的前奏，早在这一天上午就悄然打响了。 为了麻痹嫌犯，工作组有意制造了宽松的气氛，他们一边参观市容，一边又搞联欢晚会。一位工作组成员在日记中写道：9月12日 晴今天是中秋节，工作组领导宣布放假半天。上午由汕头市政府接待处安排，工作组分两批乘20多辆中巴车游览了汕头市容，参观了林百欣会展中心、汕头大学、北回归线纪念塔、市府广场。整个车队浩浩荡荡。搞这么大的动作，根据我的第六感觉，好像是做给人看的。专案检查组、公安专案组的弟兄们没准儿又有什么行动了。因为听说潮汕这个地方特别重视春节、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外出的人都要回家团圆，这个时候也是“807”抓捕人犯的好时机。今天，工作组大规模“出游示众”，等于向当地老百姓宣布工作组今天放假了。 晚上6点，工作组在迎宾花园举行了宴会。吕华、马森分别致辞，大意是，“807”前一段工作成绩卓著，“税务闪击方案”、“飓风行动”都干得非常漂亮。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大家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森宣布一条“纪律”：“今天是过节，又是庆贺两次大捷，每一个人都必须喝酒！” 马森的这句话引来如雷掌声。大家都知道，工作组平时都吃自助餐，不允许喝酒。再说，每天大家都疲惫不堪，没有人在吃上打过主意。今天，晚宴不仅有酒，还有诱人的大月饼，又听马森这么一说，大家兴致盎然。 宴会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着。30多人事先已被秘密通知，他们还要参加秘密行动。 晚6点半，受邀的汕头市委市府、潮阳市委市府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赶到迎宾花园，参加工作组组织的宴会和中秋联欢晚会。 为了尽地主之谊，汕头市政府为晚会请来了当地专业歌舞团。 晚8点，大家陆续来到专家楼一层广场。 这时，皓月当空，银光遍地。宾馆工作人员已经为二三百个参加联欢晚会的人摆好了桌子，准备了潮汕的功夫茶和广式月饼。 歌舞团的表演，为晚会的主打节目；工作组自娱自乐的节目，也是晚会的重头戏。一个是生猛海鲜，一个是猪肉白菜；一个是奶油蛋糕，一个是苞米窝头。两相比较，各有优长。专业演员载歌载舞，艺术精到，让人一饱眼福；工作组自己献上的节目，既亲又近，更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在自娱自乐的节目中，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要属韩秋。她给大家献上的歌曲是《 明月几时有 》。这一天，韩秋穿一袭月白色套裙，脚穿一双玫瑰色工字型凉鞋，她一出场，就让大家的眼睛为之一亮。演唱前，韩秋像大牌歌星那样，来了一番“即兴演说”：“今天是中秋佳节，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明月下大海边共度良宵。多少个中秋日，淹没在城市繁华的灯光下，淹没在忙碌琐碎的生活中，淹没在儿时的记忆里……今天，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 大家 看，月是那么的圆，海是那么的深，我们的‘807’事业是那么澄明与深澈、庄严与恢宏！我相信，这个中秋节，将印入每一个人的脑海，成为每一个‘807’人永恒的记忆……明月共享，情深同寄。值此良机，我向在座的每一位及其家属献上诚挚的问候与深深的祝福：愿大家相亲永远，幸福永远，就像歌词中所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韩秋平时说话直来直去，想不到也有曲里拐弯咬文嚼字甜言蜜语的时候，如潮般掌声汹涌而来。 韩秋向大家深深地道谢，深深地鞠躬。 音乐随之而起。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伴着悠扬的旋律，温润而略带磁性的歌声在四周飞扬盘绕……无论是乐感、音色，还是发声吐字，在业余里绝对算是上乘。人们没有想到，一位性格爽直、办事果决的西北女子，还有这么两下子。于是，浪涛般的掌声压过了她那洪亮的歌喉。 晚上10点，一些有任务的工作组成员悄然离席，去协助警方执行抓捕任务。 第五章 月圆计划 夜半出击 几辆面包车已经停在迎宾花园门口。30多个工作组成员先后上车出发。马森和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南亲临一线，现场督战指挥。 晚上12点，战斗正式打响。汕头市公安局和潮阳市公安局出动500多名警察，分乘70多辆警车，根据前线摸查掌握的400多户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线索，组成11个搜捕小组，分赴两市搜捕涉案在逃对象。一批武警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抓捕嫌犯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工作组里的税务人员都没有防弹衣，因此抓捕变得更加危险。临行的时候，公安人员提示：“如果遇到打枪，你们就趴下……”听公安人员这样一说，工作组人员多少有些紧张。 刘建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紧张的气氛。他说：“那天晚上出发前，我陪马森司长去给参加抓捕工作的税务人员送行，他们列着队，大家一一握手，真有点诀别的悲壮感。那场景就像电影《 上甘岭 》中战役结束后部队首长与活着的英雄们一一握手那样。那天，马司长也要去，我劝他不要去，太危险，可他一定要去。那天晚上，我和老宋他们三个人在值班室，没敢睡觉，一直守在电话边，怕出事。到天快亮时，人基本回来了，我们才去睡觉。马司长回来得还要晚一些，都快6点了。” 抓捕人员分为若干个小组，根据地域划分，分别负责若干个嫌犯的抓捕工作。同时，两个抓捕组在两条公路干线上守候。 工作组的路明对抓捕郭兵雨至今记忆犹新。郭兵雨何许人也？他就是吕华到潮阳向该市全体国税人员发表讲话时，高喊一声“立正”的那个人。他是潮阳国税局的副局长，主管一般纳税人的认定和增值税发票的领购工作，很有实权。调查表明，潮阳国税成了烂摊子，他有很大的责任。工作组掌握了很多他纵容犯罪的证据。“月圆计划”实施时，工作组在掌握他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开始实施对他的抓捕。路明说：郭兵雨根本不在他原来的家里呆着，局里都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住哪儿。我们到了（ 潮阳 ）峡山指挥部后，公安还没弄到他的住处。这时，已经下半夜3点多了。我跟公安的说，你给我配两个人，我找他试试。说这话时，我对找到郭兵雨已经心里有底了。我与两个公安一起，先找了（ 局里的 ）办公室主任。半夜三更的，办公室主任也挺紧张。我用十分坚决的口气对他说，你把郭兵雨的司机给我叫来。他没办法，就给司机打了电话，说局里有事，立即来一趟。司机一到，公安上去就关了他的手机。司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下愣住了。我们让他见过办公室主任，但不让他们说话。然后我们对司机说，带我们去找郭兵雨，口气很坚决。司机看办公室主任就在旁边，只好开着车带我们去。 郭兵雨曾经当过兵，上过前线，好像升到了连长的职位。转业后到了税务局。他有很强的反侦查经验。 找到郭兵雨家时天已经快亮了。郭兵雨的房子就在峡山，外表很豪华，好像是3层的楼房，但是一户一门洞。防盗门、防盗窗装得很坚固。公安先在房前房后布置了人，然后再由司机给他屋里打电话，没人接。接着就按门铃，再就是敲门，也没人应。这时邻居出来说，这家人有好几天不在这儿住了。这时，我们知道他在几天前已经携妻带子出逃了。 他逃到衡阳的一个战友那儿，跟人家说，他退休了，想到各地走走，疗养疗养。人家只知道他是副局长，不知道他是逃犯。那位战友给他联系了当地的一家医院，他住了进去。 他本以为太平无事了，想不到几个月后，“807”抓捕组如神兵天降，将他抓了回来…… 一个叫卢嵘的记者在一家报纸上披露了武警方面协助警方参与这次行动的几个片断：中秋之夜（ 9月12日 ），千家万户沉浸在举家团聚的喜庆气氛里，官兵们为大家，舍小家，以大无畏的精神迅速出击，扑向一个个抓捕对象。13日凌晨3时许，潮阳市峡山镇的一座7层豪宅被严密布控。刚刚打开大门，一条狼狗狂叫着直向官兵扑来，官兵门机警地闪过，在中队长李建强的带领下，迅速占领7楼，控制了制高点，其余的配合民警进行搜捕。突然，6楼一阵响动，李队长闻声追去，见一个黑影正顺着下水道逃窜，便大吼一声，向前扑去。“黑影”被震慑住了，乖乖束手就擒。在两英镇，郑中队长带领10名战士对一处住宅进行搜查后，发现少了一个犯罪嫌疑人，便对附近耐心地进行拉网式搜索，最终在猪圈里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到凌晨8时许，行动圆满结束，120名官兵共搜查了12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其中重点对象7名。 当时的行动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为了保密，抓捕行动完全由武警执行。执行任务前，先由线人踩好点，每次行动有100名～150名武警战士参加；行动时，分成若干小组，每5人一个小组，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必须保证不让他外逃。3个武警负责分控抓捕对象的前后两个门，两个武警负责破门抓捕。对于抓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对抗、逃跑、行凶、自杀等情况都进行了实际的布置和安排。 为了防止通风报信和走漏风声，这些武警战士都经过特别挑选，凡是潮汕籍的战士都不得参与行动，这两次大行动，武警支队有50多名潮汕籍的士兵都没有参与。行动开始前，所有参与行动的官兵的通讯工具全部收缴，用塑料袋装起来。行动前，除了事先踩点带路的公安，没有人知道行动的目的和抓捕对象。 “月圆计划”采取多路出击的作战之法，在上门缉捕的同时，警方又上要道堵截。 堵截主要在两个路口：一个是通往福建漳州的324国道，检查点在广东境内的广东与福建交界处；一个是通往深圳的深汕高速，检查点在揭阳境内的揭阳与汕尾交界处，由民警、武警和工作组成员组成的检查人员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过往人员的身份证要与工作组携带的手提电脑涉案人员的身份证号码进行比对。只要是涉案人员，当即留置调查。对不属涉案人员的，立即放行。 工作组的朱辉和陶岱岷配合十多个警察在通往漳州、厦门的路段设卡堵截。朱辉说，那天晚上联欢会开了一半，他们就上路了，直奔指定地点。他们把涉案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全部输入笔记本电脑，然后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一一检查并比对。 朱辉说，这天晚上，他那个路口没有发现重要嫌犯，只扣了一些没有带身份证的待查人员，但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抓了个贩毒的。第二天凌晨，来了辆30多人的大巴，车上的一个小伙子见到全副武装的武警上了车，哆嗦上了。因为他不知道这里在开展针对打骗的“月圆计划”，还以为是缉毒的，所以一见武警就吓坏了。这下可好，没费力气，就把这个毒贩子给抓住了。从这个毒贩的包里，检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支手枪。 在深汕高速的那个路卡，抓到了两个涉案人员。 下半夜1点多钟，过来一辆面包车，速度很快，看到前面打着灯的警车后，突然减缓了速度。因为调头逃跑已不可能，只好乖乖地开了上来。这时，十多个警察已经将车左右围住。有一个警察上去，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车里坐着4个人，后面的一对好像是夫妇，那个女的东摸摸西摸摸，那明显发抖的手总是找不到身份证。警察说：“找不到，你们两人都跟我们走。”见躲不过去了，那个女人把两人的身份证拿了出来。经配合警方守在这个路口的工作组成员郑加和用电脑比对，正是工作组追逃的嫌犯。 三四点钟的时候，过来一辆大客车。警察上去将身份证一一收了上来。这时，一个坐在车门旁的土头土脸的年轻人在递交了身份证后，慌慌张张地要下车方便，被车下的警察堵在了车内。 经电脑比对，这个人就是在逃的“807”重要涉案人员。这个嫌犯说：“我本想回汕头看看，先找找朋友，风声紧的话，我就不往家里赶，如果没啥事的话，就与家人团聚一下。没想到，工作组竟会在这么老远设卡，我真是服了。” “月圆计划”持续到第二天上午10时结束，一批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第六章 罪之渊薮 快哉“卡努” 下班后，他开的车直打晃。穿过一条马路，当他路过一家文具店时，便停下车走了进去，为女儿买了个粉红色书包。他知道，女儿最喜欢这个颜色。当15岁的女儿接过漂亮的书包正要亲一下父亲时，聪明的女儿遽然从父亲忧郁的眼神里读出了什么……她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她不知所措，立即跑进书房，关上门，“呜”地哭了起来。 马森想了想说：“还是先不要控制人为好，潮普两市的税务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先进一步接触吧。” 陈楚荣就这样被陈巧禄轰走了。 第二天，韩秋亲自上阵，来到了西胪税务所。 是抗拒，还是隐瞒，陈巧禄思想斗争岂止三天五日。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将副所长陈冠敢、专管员刘武雄叫到自己的家里，商定对策。然而三个人三个意见，一个说，早晚得说，晚说不如早说；一个说，千万不能说，说了就得坐牢；一个说，说不说都得坐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如大家一起逃走。持最后一种态度的是所长陈巧禄。 韩秋点点头说：“陈楚荣虚开的数越查越大，现在已经三四亿了，估计最后得有七八亿，在潮阳数一数二，但现在人已经跑了。” 在家里，他也不是踏实的主儿。父亲把喂猪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割草倒还积极，只是打架的恶习依然不改。 马森推开窗户，隆隆的涛声涌进他的房间，扑面而来的海风拍打着他略显苍白的面孔，他抬手擦去溅到额上的水珠。又是台风！马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殷红色的太阳喷着火焰，渐渐地向滔天的海浪靠近。海水涌动着琥珀色的浪涛，像千万匹脱缰的野马，挟风掣雨，咆哮着奔来。大浪犹如震天巨雷，“嘭嘭”地撼打着堤岸……马森感到他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酣畅…… 4年后，20岁的陈楚荣学成归家，回到了潮阳市西胪乡。这时，陈楚荣已是人高马大，再加上会一些拳脚，颇引人注目，在西胪也算一号人物。 马森先让韩秋看海，说了很多对海的“奇谈怪论”。韩秋说：“你急着叫我是让我看海啊？如果要看海，我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就看了，干吗上你这儿来？”马森让韩秋坐下，放下闲话，说起了正经事：“吕局长下午跟我说，案件调查要抓紧，几个嫌犯这几天还没抓到，但这边的工作不能停……吕局长还跟我提到了陈楚荣的案子。你知道吧，这是大案！” “碰头会”没有结果。 听陈冠敢这样一说，陈楚荣信了。趁着夜色，陈楚荣离开了西胪…… 陈巧禄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着，一寸长的烟灰掉在自己的裤子上。他正了正身子，开始交代陈楚荣大肆虚开发票的情况…… 调查，成了工作组全体成员工作的核心。 15岁那年，因为看了一部有关少林寺的片子，他执意要到少林寺学艺。他父亲不答应。于是，陈楚荣开始偷偷地做生意攒钱。每天喂完猪，他就到镇里卖水果，一元一元地攒了起来。一年后，他还真攒了100多元钱。于是，他只身一人去了少林寺。 马森关上窗户，拿起了电话。 国庆前夕，迎宾花园。 所长陈巧禄得知陈楚荣真的跑了，心里踏实多了。反正有什么事往他身上一推，就齐了，自己顶多算是渎职而已。当韩秋来到西胪时，陈巧禄已经盘算再三，把陈楚荣虚开的事情供了出来，说自己只是防范不严。 陈巧禄离开潮阳前，陈楚荣也走了。陈楚荣是陈巧禄叫他走的。 从此，陈巧禄从潮阳蒸发了…… 韩秋说：“我们是工作组的，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 陈楚荣出生于文革期间。1974年，7岁的陈楚荣进了村里破旧的祠堂上学。陈楚荣不爱读书。老师在上头讲，他在下面搞小动作，下课后就与人家打架。老师对陈楚荣的父亲说，这样的孩子，还是在家养猪好……陈楚荣也对他的父亲说，读书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我不想上学了。父亲看他不是读书的料，就不再让他上学了。于是，陈楚荣成了个文盲。 “请你具体说来。” 陈巧禄看了一眼韩秋，又低下了头，说话也不太利索了：“我一定配合，一定把企业的情况讲……讲清楚。” 韩秋蹙起了眉，想了想说：“税务所突破难度会大一点……我们可以试试先从所长陈巧禄等人那儿突破……这几个人用不用先控制起来？” 当韩秋问到陈楚荣的去向时，陈巧禄显得非常配合。明明知道陈楚荣早已逃遁，陈巧禄却说：“我前几天刚见到他，要他老老实实地缴税。”副所长陈冠敢赶紧附和道：“不错不错，昨天我去镇政府，还见他在大门口与人说话呢。”这时，陈楚荣已经逃了多日，哪有昨日见面的事。更可气的是专管员刘武雄。当工作组同志让他带路去找他专管的陈楚荣的公司时，他装模作样七拐八拐地把工作组的同志带了去。一进陈楚荣那简易的办公室，刘武雄就说：“今天他怎么不在？我前几天还来过他这儿，与他一起喝了一阵乌龙茶呢。”哪知一问房东，房东气呼呼地说：“他说的那个是鬼呦，那个姓陈的有一两个月不见踪影了，他连房租都没得交，怎么说前几天还见过他？” “对陈楚荣，我们在外围已经作了很多调查。今天，一来是对案情进行核实，二来也是给你一个机会，”韩秋微微一笑，“我们税务终究是一家嘛。” “陈楚荣是在我们的庇护下得以虚开的。”当说出这句话时，陈巧禄反倒不再紧张了。他翻了翻手中的笔记本说，“据粗略统计，陈楚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亿多元，税额也有1亿多元……” 这时，陈楚荣要为生计考虑，因为他知道拳脚只能在兄弟们面前偶尔露一手，但当不了饭吃。于是，他重操15岁时的旧业，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 “孩子？你自己的命都难保了，还顾什么孩子！” 马森在房间里踱着步说：“陈楚荣的案子不仅数额大，而且与魏俊武、张圭奚、张直帆扯在一块儿……他人跑了，我们可以先从税务所突破。” 陈巧禄的办法好是好，但往哪里逃呢？能逃一辈子吗？再说，几个人都有家小，能对他们弃之不管吗？大家都摇头，陈巧禄自己也摇起了头。 陈楚荣哭丧着脸说：“那我……我的6个孩子怎么办？” 当地偷骗税盖子被揭开后，工作组重点转向专案调查阶段。在这一时期，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一是及时将涉案线索和涉案嫌疑人资料向公安机关移送；二是为案件的侦查取证提供充分的证据；三是向汕头、揭阳两市的公安、检察专案组派出了30多人的专案联络人员。 一听到“受贿问题”4个字，陈巧禄的心中擂起了鼓。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但当这几个字从工作组领导那充满原则的嘴里说出来时，他慌了……想想，这几年自己拿了陈楚荣那么多的钱，这可是受贿啊！ 这个决定是在他吃完油条、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做出的。 这一天，陈巧禄供出了陈楚荣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主要事实。韩秋客气地对他说：“你配合得很好。明天，除继续对陈楚荣虚开发票举证外，再说说你们几个人的受贿问题。你要相信组织。至于怎么处理，全看你的态度。” 马森喜欢海。每天坐在税务总局的大楼里，哪里去见大海？即使出差偶尔能见到海，那也是与大海短暂一晤，刚刚照面，就得忍痛而别。如今，他每天能与大海私语，与大海为伴。夜里，海水轻轻拍打着堤岸，有如天籁之声，陪伴他进入梦乡。他觉得，这是人与自然真正零距离的接触，是天伦之乐！只恨入睡太快，刚听完曲首，疲惫的身子就拉着他进入了梦乡。他喜欢海的胸怀，更喜欢海的性情。温和时，如轻风细雨，送去直抵心灵的抚爱；愠怒时，似风暴雷霆，宣泄难以排遣的积愤。他觉得海太博大，太壮丽，也太可爱了…… 陈巧禄坐在会议室长桌的一侧，旁边是陌生又严厉的面孔。作为西胪税务所所长，陈巧禄经常坐在这里，对他的十几个部下发号施令。今天，却是倒了个个儿，他成了被“审讯”的对象。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了犯人。 此时陈楚荣已经跑远了。 “……” “我们相信你能配合。”韩秋打开笔记本，语气和缓地说，“我们跟你不熟，但我们都打听了，你是个老实人，要不，我们早就采取措施了，我们的谈话也就不会在这会议室里了。其实，我们还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的。” 这时，父亲已经轻轻地带上门，离家走了。 这两天，他为几个关键的嫌犯没被抓到而急，为几个案件没有进展而急。海就像知道他的心事，与他同悲喜。“807”工作组进驻潮汕的第二天，当工作组以雷霆之势实施“税务闪击行动”时，“碧丽斯”风暴就从南太平洋席卷而来，为工作组助威。今天，当案件调查进入攻坚阶段时，飓风“卡努”又如期而至…… “是的，是的……税务是一家。”陈巧禄勉强地一笑，“我一定把陈楚荣等人的问题交代清楚。” 陈楚荣很快成了家。接下来，他不停地生孩子和挣钱养活这些孩子。在10年时间里，他一连生了6个孩子。这时，全国到处都在搞计划生育，潮汕也如此。但这项基本国策在这里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超生罚款，我有的是钱，罚一万两万不要紧。 对陈楚荣来说，做生意不算难事。11岁那年，他就已经站在车站卖起甘蔗了。如今，他要考虑的是干什么能挣更多的钱。与其他“经商盲流”一样，他东跑西颠，贩过服装，倒过海鲜，也挣了一点钱。后来，他发现行商不如坐贾，于是便在潮阳市国税局大楼斜对面的一条小马路上开起了饭馆，取名金鑫酒家。说是酒家，实际上还是一家饭馆。陈楚荣没有什么文化，认不了几个字。“金鑫”这个名字还是从别的店家抄来的。 在少林，陈楚荣接受了剃度，法号悟谛。于是，他在晨钟暮鼓的陪伴下，开始了舞拳踢腿、使棒弄枪的习武生涯。由于他身手灵便，又能吃苦，不久便练得一身好功夫。 面对工作组，他打算道出实情。要是别人先说了出来，我还扛着，那不是罪加一等嘛！ 见到韩秋，所长陈巧禄显然十分紧张。“飓风行动”后，与专案调查同步，对潮普两市国税干部队伍的整顿，也在悄然开始。陈巧禄是个小小的所长，对干部队伍整顿倒不在乎，他担心的是，自己在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打骗行动中暴露。 陈巧禄一夜没有合眼。天蒙蒙亮时，他就开着车到了所里。停好车，他过马路去买油条。不料想，一辆汽车在他的眼前戛然而止，差一尺他就有可能命归黄泉。司机破口大骂：“你他妈不要命了！”陈巧禄头都没扭，依然往前走。司机自言自语：“真倒霉，碰到个精神病！” 检查组组长韩秋被叫到了806房间。 “我立即派检查人员加紧对陈巧禄等几个税务干部的调查。” “不走，你找死呢！”见陈楚荣有些犹豫，陈巧禄拍起了桌子，“我都要走了，你还不走？我是堂堂国家干部！你呢？你是个个体户，你有什么可犹豫的！” 第六章 罪之渊薮 饭馆 还算是一个比较稳当的生意，但陈楚荣却因开饭店发了大财。当然，发财并不是因为他的饭馆生意好，而是因为别样的原因。 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陈楚荣的饭店来了两位客人，一高一矮。陈楚荣认得这位偏矮的，知道他姓魏，是位有钱的老板。陈楚荣虽然是店主，但没事时也常到席间转转。碰到熟人，就为他们敬杯酒，再送一果盘，有时也会与他们唠唠。陈楚荣为两位客人敬完酒后，就进了屋。 不一会，陈楚荣听到大厅里嚷嚷起来。出来一看，是魏老板与旁边的一桌吵了起来。旁边那桌有五六个人，个个气势汹汹，好像要动手的样子，一看就是以强凌弱。 别说姓魏的是熟客，即使是生人，陈楚荣也不容许有人在他的饭馆里动拳脚，影响买卖不说，但要知道这是谁开的店。想在母夜叉开的包子铺里撒野吗？绝对不允许。 他过去一问方知，原来是魏老板嫌这帮人吵，再加上香烟一个劲儿地往这边飘，就要他们别抽烟了。这帮人仗着人多势众，竟拍桌子骂人。陈楚荣一听就火了，真想过去揍他们一顿，但他还是压住气说：“得了得了，先别抽烟了……” 不料，这帮人急了，其中一位络腮胡子的人抄起了酒瓶，恶狠狠地说：“老子给你送钱来了，你怎么拉一个打一个，再说连你一块儿揍！” 陈楚荣心想，你们这是悟空头上舞棍棒，关公面前耍大刀。不教训他们一下不知道老子的厉害。于是，他大喊：“慢着！你们这帮人不是什么好鸟。要打，到门口练练……” 络腮胡子也不示弱，他一挥手，这帮人稀里哗啦地都往大门口走去。 这时，吃饭的人都跟了出来，想看看这只有武侠片中才能看到的场面。 陈楚荣冷笑一声，哈哈，各位是选“挂彩”还是“烂芯”？陈楚荣见这些人不明白，就解释说：“‘挂彩’就是皮毛受点损，看起来人，实际没什么；‘烂芯’就是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不破皮，不流血，但这个人也许就没救了。” “呸！”络腮胡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又挥了一下手，招呼几个兄弟一块儿上。 这时，陈楚荣的老婆拨开围观的人群，跑到陈楚荣前面，大喊道：“楚荣，你要闯祸啊！”说完，她转脸对那几个正在摩拳擦掌的青年说：“几位大哥，千万别动手，我们家老公可有真功夫，是少林弟子，一动手你们就会没命的……” “少林弟子？”有人嚷嚷起来，“让我们开开眼！” 魏老板和那位高个子一看事情要闹大，就上前说：“各位兄弟，不要动手，都是我们的错……” 这些人哪里听劝。络腮胡子看了看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哪里撤得了，就大喊道：“你们看好吧！” 这时，陈楚荣的女人突然想起什么，拉着他指了指墙根的一堆砖：“楚荣，你给他们劈砖，给他们劈砖！” 周围的人听蒙了，都把眼光齐刷刷地向那堆红砖望去。 陈楚荣明白了，咧嘴一笑，心想还是老婆心眼儿多。于是，他朝墙根走去，把砖一块块拾起，摞在一条石凳上，一共10块。然后转身问那几个人：“你们的脑袋硬，还是这砖头硬？” 这些人瞪大了眼睛，看了看砖，又看了看陈楚荣的手，谁也没说话。 陈楚荣搓了搓手，身子微微下沉，开始运气，约十几秒钟工夫，随着“嗨 ——”的一声，陈楚荣手起掌落，像菜刀切萝卜似的把一摞砖头当间切开。 围观的人群一阵唏嘘，然后是噼哩啪啦的一阵掌声。 络腮胡子立即上前，拱手道：“大哥此举让小弟们开眼了。要是你这一掌劈在我的脑袋上，脑浆子早就出来了。我们是有眼无珠，还请大哥多多包涵……” “不打不相识嘛……”陈楚荣将他们请进饭馆，满酒压惊。 第六章 罪之渊薮 结识香港老板 这次出手的另一个收获是，陈楚荣与魏老板成了朋友。魏老板告诉他，他叫魏俊武，3年前移居香港，目前在大陆专门做服装生意。同他一起就餐的那位姓张，叫张圭奚，在谷饶镇办了个大厂，有三四千工人，专门生产胸衣，一年流水几十亿，是潮阳市数得上的大老板，还是全国人大代表。 陈楚荣一听，知道魏俊武是一个香港老板，便心生羡慕。至于人大代表什么的，他倒没太在乎。 此后，魏俊武来得比以前更勤了。有时一人来，有时带几个人来，陈楚荣总是要出来招呼一下。要是魏俊武一人来，陈楚荣总要陪他喝两盅，跟他聊聊。一开始是礼节性的，后来陈楚荣发现，魏俊武还是一个很爱交朋友且很讲义气的人。两人一聊，陈楚荣方知魏俊武很年轻，人家是1971年生人，还不到30，比自己小4岁。魏俊武对陈楚荣说，你的饭馆规模偏小，只能挣些小钱，要是办个酒楼，才能有好的进账。陈楚荣说，我何尝不这么想呢，只是路要一步步走，生意只能一点点做大，等有了一定积蓄后，再渐渐做大。魏俊武说，那得猴年马月呀，如果你缺钱，我给你想办法。陈楚荣说，俊武，你真是个好人，有您这句话就足够了。 一天中午，魏俊武又来吃饭，说他刚从张直帆那里来。陈楚荣问他张直帆是谁？他说张直帆与张圭奚是谷饶双雄，是大企业家，两人都是做胸罩的，产品出口。他们两人做的胸罩总量，够欧美的妇女一人一个了，说完哈哈大笑。魏俊武接着说：“你的饭馆扩不扩？” “以后再说吧。” 魏俊武自斟自饮，然后说：“不扩也罢，跟我做服装生意吧，保证比你现在挣得多。” 陈楚荣立马来了精神，他早就等着魏俊武说这句话呢，于是说：“那好，那好……可是我没有文化，哪儿搞得了企业啊。” 魏俊武把一只虾放进嘴里，接着说：“要什么文化，能管理就行了。就像你开饭馆，不一定非得会炒菜。” 陈楚荣皱了皱眉，不好意思地说：“那我也没什么钱啊。” 魏俊武很大方地说：“没关系，你把饭馆盘出去，余下缺多少钱，我都包了。” “这……” “没关系。”魏俊武把手一挥，“我先送你一个厂，省了你先期投入。这样一切都是现成的，你马上就可以挣钱了。” 就这样，魏俊武就把一家名为“潮阳市新富荣服装工艺厂”的企业送给了陈楚荣。 陈楚荣摇身一变，由饭馆老板一跃而成为企业的老总。 这家企业不大，一个办公室，一个车间，车间里放着几十台落了灰尘的缝纫机，根本不见什么工人。这怎么挣钱呢？陈楚荣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高背沙发上，一脸迷惑地望着天花板。 “楚荣啊，恭贺开业之禧。”魏俊武来了，一脸笑容，“我没给你买鲜花，给你先送点钱过来。”说着把一大摞钱放在了桌子上，“这是5万，你先花着，然后咱们再结算。” 陈楚荣心想，怎么没工人呢？嘴上却说：“我这还没开工呢，怎么可以先拿钱呢？” “开什么工！你光给我开票就行了。” 陈楚荣一脸疑惑地说：“光开票怎么会来钱呢？” “我前几天不是跟你说过嘛，一些企业要发票，我说的是增值税发票，他们可以拿去作进项抵扣，或者去搞假出口，搞出口退税。然后，让他们再给咱们一笔开票费。你呢，给我的企业开票就行了。” 陈楚荣似乎有些明白了，就说：“这样做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大家都在干。连政府机关都支持咱们。”魏俊武接着给他打气，“你知道张圭奚、张直帆吧，人家都是全国和市里的人大代表，还不是从我这儿要票。这社会，谁脑袋瓜子活谁就挣钱。你要记着，当今大陆，是最好挣钱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在香港呆着，就是因为大陆的钱好挣。” 按着魏俊武的旨意，陈楚荣开始为他开票。魏俊武不但手把手地教他怎样开票，而且教他如何与税务局打交道，如何领购发票和申报纳税。陈楚荣虽然没有文化，但也是个聪明人。没几天，他就掌握了虚开发票的全部流程，而且觉得开票这么简单，开票给别人，然后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低的不到票额的1%，高的5.5%，再搞些假发票或者以比较低的价格从别的地方找些发票为自己虚开，做进项发票，最后多多少少给税务局缴点税，就万事大吉了。 陈楚荣弄明白了，要多开票，就得多开几家公司，公司多了，就能从税务局领出更多的发票。公司好办，只要多注册几个，多租些门脸，多花点钱就是了。如果跟工商税务的人熟，花点钱，租不租门脸都行。魏俊武很关心陈楚荣的生意，他见陈楚荣干上了瘾，就再送一个人情，陆陆续续送给他十来家公司。当然，这些公司大多是纸上的。只有“执照”，而没有实在的场所。到案发时，陈楚荣已经有“潮阳市新富荣服装工艺厂”等3家空壳工厂和“潮阳市洽兴贸易公司”等9家商贸企业了。 渐渐地，陈楚荣的翅膀硬了，他有了独立操作的意识。跟着魏俊武干，心是省了，但挣钱还是有限。因为你开给魏俊武的票，收费肯定不能太高；但老是低走，就有违“市场规则”，心里总是不太情愿。魏俊武也看出了陈楚荣的心思。一天，魏俊武对陈楚荣说：“你愿意独立核算也行，亲兄弟明算账嘛……”这时，陈楚荣觉得魏俊武还真是个好人。 单干以后，就得自己处理与税务局的关系了。陈楚荣心里清楚，只有让他们得到好处，他们才能为你让路。这年头，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谁能白白为人做事呢？ 怎么与税务局套近乎呢？陈楚荣也没有什么新花招，就是拉人家吃饭。初次邀请，选定的饭店档次不能低了，而且得让人高兴。这年头，谁缺吃？吃饭是给面子。于是，他选了云梦酒店。与那些有名的酒店比起来，云梦还差着档次，但云梦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有野味，二是有相关的娱乐服务。 在陈楚荣的盛情相邀下，税务所所长陈巧禄、副所长陈冠敢、专管员刘武雄来到了云梦酒店。一落座，陈楚荣开宗明义：“有三位领导的关照，我的生意才顺顺当当地开张了。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但理儿还是清楚的，因此我就说一句话，不管我挣多少钱，都有你们的一份。” 专管员刘武雄向两位所长介绍说：“在我的管片里，陈老弟算是爽快人。虽然我们执法要公平，但对陈老弟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有所帮助……” 斟了酒，上了菜，房门一开，进来4位花枝招展的小姐，她们是过来为客人陪酒的。陈楚荣知道，只有吃好，喝好，玩好，他们才能记着你，才能为你开启绿色通道。 陪完酒，小姐会跟着你去洗桑拿，或者进房间给你按摩，或者由你带出酒店，一切自便。反正主人已经为你买单了。 因为招待得好，以后凡陈楚荣相请，这几位领导一般不会推辞。当然，这样的招待起不了多大作用，真正要税务为你“服务”，让你领到比别人更多的发票，你还得花钱，把你自己挣到的钱分出去一份。 在税务局的“配合”下，陈楚荣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潮阳市的“商界大鳄”。他的12家企业虽然没有生产能力，但来“购货”的人却踏破门槛，几百万、几千万的“买卖”在这里顷刻成交。据“807”工作组查证，从1999年1月至2000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陈楚荣在当地税务所的“掩护”下，疯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45亿元，税额1.28亿元，受票单位利用这些发票抵扣税款1.17亿元，骗取出口退税数百万元。 陈楚荣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特别巨大，被法院终审判处死刑。 第六章 罪之渊薮 亡命天涯 抓获陈楚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逃离西胪后，去了很多地方。东转转西转转都觉得不安全，就想起了少林寺。他认为，那佛祖圣地肯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况且自己对那里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去少林寺不到半个月，他突然发现有两个陌生人总在那里转悠。尽管这里都是陌生人，但这两个人总有些特别。一般来旅游的人都是转转就走了，哪有天天在这里的？他意识到情况不好，就星夜离开了少林寺。 离开少林寺后，他去了上海。住了两天后，他觉得那里太嘈杂，即使没有人专门去抓他，他也会被警方在例行公事时把他捎上。他拿的身份证是假的，他知道那证件蒙旅馆行，蒙警察估计不一定行。住在旅馆里即使不被抓到，就是每天做噩梦也够他受的。做了那么多年生意，朋友倒是各地都有。但以什么借口住人家里呢？说自己是逃犯？那肯定不行。除非是亲戚家，没准儿稀里糊涂就住上了。他叔叔、舅舅有一大堆，一家住一个月，半年就过去了。但他细一想，这些地方公安局没准儿会盯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被抓住就惨了。陈冠敢不是说了么，抓住没准儿要掉脑袋。陈楚荣不想死。一方面他有6个孩子，他难以想像这些孩子这么早就没有了父亲会怎么样。另一方面，他挣了这么多钱，还没来得及花呢。他吃了小半辈子的苦，下半辈子就该是享福的时候了。他不愿在该享福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 如飘萍一般，这时他飘到了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究竟什么样，他想去看看。如果行的话，就在那里住下来。 潮汕的风光不错，但一到杭州，他觉得这里比潮汕要好一大截。 他忘了自己是一个逃犯，竟像普通游客那样，参观起这里的风景。在三潭印月，他还有了照相留念的兴致。相片是立等可取的，靠在石柱上的他还算英武，只是戴着帽子的缘故，上半拉脸是灰的。他不敢摘帽子，因为在少林寺剃了头后，头发还没有长上。秃头是很惹人眼目的，哪怕照相的一瞬，都有可能被路过的警察发现。为了躲人眼目，他在远郊区的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刚住到第三天，半夜三更的，听见有人敲门。他从猫眼里一看，差一点把他吓趴下 —— 站在门前的竟是他日夜躲避的警察！他的身子像筛糠似的抖了起来。他不敢开门。一开门，他就将与这个世界告别……但细一想，人家一脚就能揣开这门，能躲得过去吗？他镇定了一下，开了门。警察进屋后，并没有注意他的神情，而是在房间的角角落落找了一遍，而后就出去了。“阿弥陀佛！”陈楚荣默默地念道。他觉得自己的命真大。这些天，自己娱乐场所没少去，从来没有碰到警察；今天，警察来了，自己却平平安安。 命大归命大，陈楚荣不敢再在旅店住了。要是再碰到公安，说不定就出事了。不住旅店住哪儿呢？想着想着，他又想到了寺庙。 去哪儿的寺庙呢？陈楚荣认为还是家乡的好。如果风声不那么紧了，他逮着机会还可以夜半回去看看宝贝孩子。汕头的寺庙有的是，但他不敢去，因为在那儿呆着，他会睡不着觉的。如果离远了，山河阻隔，也不太方便。想了半天，他打算去汕尾，这样既离开了汕头，离家又不那么远，而且，他早就听说过那儿有个寺庙，叫元山寺。 经过一番打听，陈楚荣找到了位于陆丰市碣石镇的元山寺。碣石镇，陈楚荣一听这名就感觉有些怪。什么叫碣石，他搞不懂。到那里一看，原来这个镇位于玄武山上。从高处往下看，坐落于中央的碣石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陈楚荣惊叹，多好的风水啊！陈楚荣边走边看，山上遍是巨石，或陡然屹立，或横亘山岗，或像虎，或似牛。碣石镇一定是因此得名。陈楚荣感慨道，过去只知嵩山好，少林寺好，到了这里，方知山外有山，寺外有寺。 陈楚荣已经知道了寺庙里的规矩，知道寺庙能收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轻松地被元山寺接纳了。于是，他再次落发为僧，在这里重新过起吃素念佛、青灯黄卷、晨钟暮鼓的生活…… 陈楚荣为元山寺的巍峨肃穆富丽端庄所折服。他去过少林寺，去过灵隐寺，觉得元山寺的建筑形制比那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识不了几个字，也弄不懂这个千年古寺的来由和演变，一两周下来，他渐渐知道了这里还有民族英雄林则徐、清末同治皇帝和碣石镇总兵的一块块题匾。 头两天，陈楚荣还挺适应的。因为这毕竟是久违了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有一种令他心醉的感觉。他想，即使回不了家，能在这里了却一生，也应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然而，要是在十年前，他也许能够做到。如今，他不但完全世俗化了，而且过的是花天酒地的生活。酒色财气，如今他是一件不能少，少了就像吸毒的人离开了毒品一样难受。渐渐地，他过不了六根清静的生活了，便三天两头到镇里喝酒吃肉，寻欢作乐。别说去特殊场所，就是去饭馆吃肉，穿着袈裟肯定不那么方便。于是，他出门时带着便衣，到半路上钻进树林，把行头换了，再出入酒肆青楼。 就像做贼似的，一两次不一定被抓，但时间长了，没有不栽的。 一天，可能是喝多了点儿，陈楚荣竟忘了换上袈裟，穿着西服晃晃悠悠回到了寺庙。 众僧一看，这位新来的小厮整个一个花和尚鲁达！ 佛门净地怎么容得了这种六根不净的人！不管陈楚荣如何解释，还是被方丈赶出了寺庙。 陈楚荣本想再去一家别的庙宇，但细一想，吃素念佛的日子他绝对过不了，但每天像做贼似的往外寻荤，用不了几天就会被人发现。与其到佛门里受限制，不如自己找个偏远的地方住起来既方便又踏实。 去哪里呢？他想到了漠河，想到了喀什，想到了三亚。他觉得，漠河太冷，喀什太偏，只有三亚最好，那里的气候与潮汕相似，过得惯，尤其是眼下的冬季，在那里能呆得住。于是，他去了天涯海角。 由于有在杭州受到惊吓的经历，他只在三亚住了两宿，就在郊区租了一个民居。他知道，民居是最安全的，那里绝不会有警察去。只要你不在那里开赌场、倒腾光盘，没有人会注意你。于是，他又过起了优哉游哉的日子。虽然夜里有时会做噩梦，但生活质量还是蛮不错的，比在元山寺的日子强多了。除了做噩梦，他还不时梦见他的6个宝贝孩子。他太想他的孩子了，他觉得自己一天也离不开他们。而今，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们的面容，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回去见他们是不可能的，公安局一定还在他家门口蹲着，回去等于自投罗网。 那么，听听他们的声音总是可以的吧？ 一天夜里，他拿起住宅电话，刚拨到最后一个号码，他立即放下了话筒。他觉得不应该在住处打电话，应该找一部公用电话。于是，陈楚荣披上外衣，下了楼，走到院外，在一个小卖部给家人拨起了电话。他先向妻子问好，接着与6个孩子一个个说话，情意绵绵…… 就是这个电话，使苦苦躲藏的陈楚荣暴露了目标。第二天，警方就来到他的身边。通过调查，警方敲响了他的房间。狡猾的陈楚荣逃避了两个月后，终于在天涯海角被“807”抓捕组擒获。 正如陈冠敢猜想的那样，陈楚荣被判处了死刑。 陈楚荣被抓后，首先供出了把他领进门的魏俊武。工作组成员王振向我们介绍说：“对被判处死刑的结果，陈楚荣是没有想到的。他一直以为最多关几年监狱，根本没有想到，自虚开第一张增值税发票起，他就一步步走向‘高墙大院’，一步步走向灭亡。庭审时，陈楚荣说自己是被人利用的，真正操纵虚开的人是峡山人魏俊武，他只不过是被魏俊武利用的替罪羊。他过去一直觉得魏俊武这个人很讲义气，很大方。现在看来，魏俊武是利用自己当挡箭牌，让自己做替死鬼。” 进了看守所后，陈楚荣就装傻充愣，工作组成员浦永说：“陈楚荣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每次提审都令人大伤脑筋。专案组有个澄海市公安局的同志，每次都是他配合我们审陈楚荣。为什么说审讯陈楚荣大伤脑筋呢？第一，因为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第二，他不会说普通话，得由那个公安当翻译。我们问话，先告诉公安，然后由公安转告陈楚荣；陈楚荣用潮汕话说给公安，公安再用普通话转给我们；后来干脆直接笔录，我们再看笔录理解其中意思。这样，关于审问陈楚荣的笔录就有三种：一种是公安部门的，第二种是专案组的，第三种就是我们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三种记录三个答案，口径都不一致。我们只好再问陈楚荣，陈楚荣就装听不懂糊弄我们。陈楚荣以前是开饭店的小老板，贩过海鲜，跑过深圳，据说他还是武林高手。我们问他跟张直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说是以前做海鲜生意时认识的，1992年就认识了，是在深圳认识的。陈楚荣是一个装傻充愣的人，他很狡猾。他说他不会说普通话，但一审判决之前，我们再去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普通话了，而且他不让你走，说还要交代什么问题，说是谁谁把人杀了，最后掏钱私了了等等。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判死刑了，知道自己耍小聪明顽抗到底要付出生命代价，他才知道害怕了。” 韩秋曾到澄海看守所找陈楚荣谈话。陈楚荣一改过去装傻充愣的态度，表现得非常配合。这次，他不但会讲普通话了，而且主动揭发了张直帆等人，交代了许多过去没有交代的问题。韩秋过去也询问过陈楚荣，但他很不配合。韩秋对陈楚荣态度的突然变化表示不解，陈楚荣说：“过去我挺着不说，但精神压力非常大；现在说了，我就感到非常轻松，等于身上的包袱卸下了。”韩秋问：“怎么不早检举他人早卸包袱呢？”陈楚荣说了实话：“为了保命呗……” 我们在监狱里见到了陈楚荣，见他长得非常结实。脑门宽宽的，下巴有些尖。虽然在农村长大，但并不很像农民，只是一说话就露出了土气。他对我们说：“我死倒没有什么关系，最对不住的是我的6个孩子。他们最大的才10岁，最小的才1岁。临出逃前，我把6个孩子叫到一起，对他们说，我要走了。老大问，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就随口一说，去天堂。接着是老三问，天堂在哪里？我说在天上。老三马上高兴得蹦了起来，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鼻子一酸，流泪了。说实在的，我这人挺犟的，从懂事起没掉过泪，即使在少林寺最孤独的日子里也没掉过泪……” 说到这里，陈楚荣抬头看了看窗外的高墙，眼里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他接着说：“我一恨自己太贪，弄钱没个够，有人劝我悬崖勒马，包括税务所的一位老所长就劝过我，但我听不进去。我二恨税务所的几个人，他们是国家干部，是懂法的，我觉得与他们配合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唉！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第六章 罪之渊薮 寻找替身 “生意”火的时候，陈楚荣几乎不用再出门了。他雇了三个会计专门为他开票。这三个人每天键盘敲得噼啪响，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可是在刚刚脱离魏俊武那阵，他还得亲自上阵，到各处拉买卖，也就是推销发票。他杀出外地的第一站是普宁，上那里去找周晓晴。陈楚荣漂泊天涯十来年，可谓朋友遍天下，但情分最深的也许就是周晓晴了。 周晓晴是普宁流沙镇人。流沙镇是普宁市政府所在地，虽然是县级市，但到底也是市，那么周晓晴也是城里人了。七八年前，陈楚荣在深圳贩海鲜时，曾经有过赔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的经历。是同乡和同行的周松青慷慨解囊，不但给他回家的路费，而且当即拍给他6000元钱，让他再进一些货，以便起死回生。正是靠着这6000元钱，陈楚荣得以翻本又盈利，最后挣得一笔钱开起了饭馆。 做人不能忘本。陈楚荣刚富起来，就跑到流沙镇找周晓晴。陈楚荣开着车，穿得西装革履的，周晓晴差一点没认出他来。陈楚荣把周晓晴拉到华都饭店，两人推杯换盏，话旧说新。他不仅要用请客和送礼来报答他，而且还要给他生财之道 —— 让他与自己一起做“发票生意”。 就这样，在陈楚荣的示范和帮扶下，周晓晴踏上了罪恶的骗税之旅。 周晓晴干起骗税勾当后，又把黄文龙拉下了水。 黄文龙后来成为“807”税案要犯，被第一批执行死刑。 周晓晴和黄文龙的关系，与魏俊武和陈楚荣的关系颇为相似。只是周晓晴躲到幕后，自己不再出面，而魏俊武把陈楚荣推到前沿阵地后，自己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 周晓晴不但是城里人，其父母都是吃官饭的，母亲在一家外资企业服务公司工作。与陈楚荣相比，周晓晴的心更高。他一直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急，他母亲更急，儿子已经快三十的人了，连老婆都没讨，何谈立业呢？当周晓晴向母亲要钱，说要办公司用虚开发票办法挣钱时，其母且喜且忧。喜的是，这也是一条发财路，别人干得，咱们为何干不得？忧的是，她知道这是犯罪，是犯大罪。她没有马上答复儿子，而是先到机关里打听。后来知道这都是政府暗里支持的事，她心一横，就答应了儿子的要求。为了把事情做好，她决定亲自出马，与儿子在大风大浪里一起搏击。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儿子把公司升级成自营进出口公司。 母亲的责任是养育孩子，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灵的。应该教会孩子辨别真假美丑，善恶是非，引导孩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和道德高尚的人，最起码也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和无害于社会的人。但她却是个例外，为了孩子过上“美好生活”，她可以不择手段，拿孩子的命做赌注。这样的母亲，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据说，她之所以敢让儿子这样干，是请人算过命的。算命先生说，周晓晴将大富大贵，但前提条件是敢于闯荡，如果躺在家里，不但不能富贵，而且还会重病缠身。于是，她就把周晓晴放出去了。 她信佛，被专案调查后，还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纪检干部刘崇善说：“她被送到东山后，揭阳方面派几个女公安看守她。奇怪的是，她见了人就双手合十，像和尚那样给人作揖，嘴里还念念有词。因为公安怕她自杀，要求她把挂在脖子上的小玉佛交上去。她说，摘了玉佛她就会死去，死活不肯摘，公安就来找我。我到那儿后，她还是那个说法。我说，今天一定要把你的玉佛摘下来，这是纪律，我们要保证你的安全。如果摘了后你真的死了，我替你偿命，你可以拿纸条写下来。最后没办法，她只好摘了玉佛。” 她平时在机关是不是这样，我们未作调查。 她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为儿子办公司铺路。但当儿子的公司在流沙镇火起来，开始大把大把进钱的时候，她倒有些不安了。古人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不会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这个理儿。事儿太顺了往往会令人生疑，因为谁都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本来一个月也就挣一两千元，如今可好，钱都能用簸箕撮了，让人反而觉得有些不现实。她后来说：“人像电影中似的，飘飘然，着不了地。”她当时50多岁，因长得还算俏丽，每天都要拾掇拾掇，但这几天，她突然没了心思，觉得有点害怕了。自己倒没什么，年已半百，家也打理出来了，即使到牢里蹲几年也没什么。但孩子还小啊，至少还没有成家，如果有个好歹怎么办？这些天，她有些慌了。怎么办？与同事商量，他们说这种事也许能做，也许不能说；与男人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男人是个没主意的人，他是没有胆量支持家人做这种事的。她突然想起了女儿。何不听听她的主意呢？在他们家，女儿的地位最高，因为人家有文化，是大学生嘛。 “干不得！”正在大学学法律的女儿给母亲、兄长当头泼了一盆凉水，“潮汕骗税的很多，我也关注过这事……据我所知，虚开发票，数额大了，还要判死刑哩！” “当真？”她眼睛瞪得大大的，“那……那就不能干了？” “你们真糊涂，这种事能干吗？亏你还是干部哩。” “那怎么别人都在干？” “别人干你就让他干，关你什么事？” “别人干就让他去干”，女儿的这句话倒给她一个提醒，能不能找一个人当“托儿”，自己在幕后操纵分钱哩？ 她决定走中间路线，自己不完全退出，而既可分钱又可规避法律风险。 这个“托儿”就是黄文龙。然而黄文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托儿”，而是真正参与其中，并站在前台表演的人，是个台柱子。 这一天，周晓晴把黄文龙请到了家里。 周晓晴与黄文龙是中学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都曾参加高考，结果都名落孙山。两人还有相同的志向，那就是先立业后成家。两人毕业后都闯荡了多年，虽然也都挣到了一些钱，但都没有发财。 虽然黄文龙有半年没去他家了，但这次去却发现他家变化大了。客厅铺的是锃亮的地砖，大沙发豪华而气派，背投占了半个墙壁。正羡慕间，房间里翩然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的女孩。周晓晴向黄文龙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姓韩。过去，周晓晴与黄文龙经常在一起谈起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没想到，他还真找到了一位中意的女人。 令黄文龙不解的是，过去与自己也是一样的穷光蛋，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富了？而且骗到了这么个大美妞。 周晓晴母亲也走过来，在黄文龙的斜对面坐下，关切地说：“晓晴啊，你得帮帮小黄，你们俩是同学，不能光顾自己。” 周晓晴说：“我是想帮他找，但人家长得那么好，我身边实在没有合适的人啊。小韩，你们公司有合适的吗，帮人家看看。” “一定的。”小韩莞尔而笑，黄文龙觉得她的笑很迷人。小韩接着说，“不知你是什么条件？” “我……我先不找呢……” 小韩问：“为什么？” “我现在条件不好。” 蔡说：“你的条件多好啊……钱可以慢慢挣嘛。” 黄文龙现在心里不好受，除看到别人的女朋友心里酸酸的外，就是为自己挣不到大钱而焦急。黄文龙心想，有了钱，一切都会有的；没有钱，一切都是空谈。 周晓晴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他目前最紧要的是能挣到钱，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说：“文龙啊，你别急，我过去比你还急，但急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不急了，一切都有了。” 黄文龙知道他说的一切都有了是指两件事，一个是钱，一个是女人，就想问他最近靠什么发了财。但看屋里人多，又觉得不便问，就相互间说了些闲话。 周晓晴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让他着急，他越急就越能办成事。这是周晓晴希望的。 黄文龙带着对周晓晴如何发财的谜团回去了。他原想过几天再找个机会问问周晓晴，他到底靠什么发了财，能不能拉老同学一把，但又觉得不妥，人家要是有心，就主动告诉你了。 一晃已有月余，黄文龙努力想把那天的事忘掉，但小韩的笑靥，总浮现在眼前…… 如果说个人条件，黄文龙比周晓晴强。黄文龙是1.82米的大高个子，长得一表人才，而且学习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篮球打得又好，闻名校园。高中毕业时，汕头大学到黄文龙所读学校挑打篮球的，可惜黄文龙已经帮人搬货去了，失去了因此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是苦出身，所以黄文龙还不怕吃苦，但他不甘心靠苦力挣钱。于是，与陈楚荣一样，他走南闯北，一直在寻找发展的机会。但机会是碰到的，不是找到的。如今，周晓晴找到了挣钱的机会，他会不会帮自己一把呢？ 电话来了，周晓晴约他去打球。上学的时候，两人是球友；毕业后，也经常在一起打球。只是以后各奔东西，一起打球的机会很少了。周晓晴这时约他打球，黄文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球是在学校打的。打完球已经快中午了，周晓晴说到他母亲单位吃饭，就把黄文龙拉上了。他们来到普宁市外经委。上了楼，黄文龙见到一个门上挂着“贸易部”的牌子，进去之后，见到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空着，一张桌子前坐着周晓晴的母亲。她笑盈盈地迎接黄文龙，给黄文龙沏了上好的茶。不一会，她要带他们到下面的馆子里去吃午饭，黄文龙不去，说我们就是到这里来吃工作餐的。她为他们俩打来了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大家先是扯了一些闲话，后来说到周晓晴开了一家公司。她就说：“小黄是你最好的同学，你就拉着他一起干吧。” 周晓晴说：“那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啦。” “我现在穷途末路，还有什么愿干不愿干的？”黄文龙放下手中的筷子，半带责怪的口气，“苟富贵毋相忘，我记得毕业时你是说过这句话的。” 周晓晴不服地说：“你心高嘛，我干的事不知你看得上看不上呢。” 黄文龙有些认真起来，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刚开始时是开发票，”周晓晴说，“后来嘛，我们就做起了出口生意，因为我妈这块很熟。” “出口生意？”黄文龙眼神里显出惊讶，“这玩艺儿怎么搞？我可不懂。” “没关系。”周晓晴说，“这出口生意听起来挺玄的，但真正做起来也没什么。” 黄文龙一脸的疑问：“那怎么挣钱呢？” “挣的是出口退税的钱。” “什么叫出口退税？反正我一点也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周晓晴说，“做起来就懂了……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自己拿钱垫进去，等到退税就有的赚了。” 周晓晴母亲插话说：“小黄，做这生意是有风险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风险我倒不怕，”黄文龙回答得很干脆，“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 她显得非常认真：“这不是一般的风险，以后让晓晴慢慢跟你说。” 这天之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接触。谈好周晓晴与黄文龙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两人各出资50%，利润也平均分配。周晓晴的母亲为公司出口协调关系，但不取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文龙挑头出任，因为这样有利于她在外围活动。要是为自己儿子办事，就不好说话了。 被捕后，黄文龙方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是周晓晴母子设了圈套，让他当了炮灰。 <h3>讯问笔录</h3> 时间：2001年5月10日 地点：揭阳市第二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黄文龙 …… 问：周晓晴和他母亲如何拉你参股经营“大兴实业公司”的？ 答：在1998年，有一次我到周晓晴的“大兴实业公司”闲谈时，周晓晴告诉我：“现在虚开税票和出口退税的生意有钱赚，你有没有兴趣，我俩合股一起干，开票和做退税的本钱我和你各出一半，利润各分一半。”我当时告诉周晓晴，做开票和退税的生意我不熟悉，要考虑一下，后来周晓晴又向我说起几次，周的母亲也鼓励我与周晓晴一起合作。最后，我答应了，并与周晓晴谈妥各出资150万元。 问：自大兴公司获得进出口权后，共以这种手段骗取多少国家退税款？ 答：大兴公司共以这种假出口、虚开的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100多万元。 问：你和周晓晴从中非法获利多少钱？ 答：我和周晓晴从中获利400多万元，扣除公司费用及请客送礼、行贿用去约180万元，实际获利约280万元。这280万元，我和周晓晴又重新投资购买报关单，用在购买黑市外汇（和）虚开增值税发票上。这些资料已经齐备，准备向国税局退税，而且这280万元的利润，也包括公司的下属企业开票的获利。利润我和周晓晴都没有拿到。 问：你和周晓晴在大兴公司是如何分工的？ 答：大兴公司的日常工作，人员安排主要是我负责，有时周晓晴也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的资金由我和周晓晴各负责一半，利润各分一半。 这时的黄文龙后悔了，后悔当了炮灰，但他过去并不这样想。黄文龙把骗税当做自己的事业或者产业。在获得400多万元纯利后，黄文龙与周晓晴一分不花，全部投入到“再生产”，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 黄文龙是个胆大的人，不像周晓晴那样小心谨慎。黄文龙认为，人生就是赌博，你下多大赌注就有多大收益。如果你不敢冒险，那你就到街上开一家面馆算了。当法定代表人风险确实要大一点，但为这事推来推去，就做不成事了。再说，人家的摊子已经起来了，就等着点钱了，你总得投入吧？不投入风险，你投入啥？ 黄文龙想明白了，就将“普宁市大兴实业公司”进行了变更登记，黄文龙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干起来，黄文龙就知道如何做“出口生意”了。刚开始觉得繁琐一些，渐渐就熟练起来：首先向外汇管理局申领“出口核销单”，接着“组织货源”，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就到海关领取“出口货物报关单”。为了证明你真的有货发出去，还得有人从境外往你的账户上打外汇。当然，这个外汇是要你提前汇出去的。收了外汇后，就可以从外汇管理局拿到“出口收汇核销单”了。至于“专用税票”，只要拿钱到税务局预缴税款就行了。 等把申请出口退税所需的“两票两单”—— “增值税专用发票”、“专用税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 一应俱全了，接下来，就可以拿着这些单子到普宁市国税局申报出口退税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市场化运作，本来非常困难的事，在这里变得并不困难了。就像眼下你要办一个假证、刻一个假公章一样，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行了，除了出钱，你一切都不用管了。当然，潮汕的骗税分子不会把联系电话写在马路边上的大墙上，但入了圈后，要找这些人不是什么难事。这里有人给你提供“一条龙”服务。 在潮汕，一些生意人不问白道黑道，不问过程，只问结果。您买了车，盖了楼，你就是爷，至于钱是怎么来的，无人过问；您老老实实，安分守己，或者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但如果身上没有钱，照样会被人笑话。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却不问道。于是，更多的人把目光瞄准在如何聚财上，至于用什么方法聚，则鲜有人问。于是，那些在其他地区认为违法而不能干的事，或者至少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在这里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缺什么可由市场解决。 在黄文龙穿行的市场中，最核心的“中间人”有两位。一位是报关行的许樵工。因此人长得一头鬈发，跟他来往的人都叫他“鬈毛”。黄文龙与鬈毛商定，大兴公司的出口货物，由他办理相关的海关报关手续。黄文龙付给他佣金，鬈毛则保证报关单没有问题。双方谈好的佣金为“出口”1美元货物付0.16元人民币。如果鬈毛拿来的报关单是1万美元，黄文龙就要支付鬈毛1600元人民币。 另一位人物是与黄文龙同村的陈钦忠。陈钦忠因为个子矮，大家背后叫他“陈矮子”。陈矮子已经移居香港，他的角色是负责外汇方面的事情。陈矮子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向黄文龙提供盖好章的空白购销合同，然后再从香港向大兴公司汇来“购货”的外汇，以此造成大兴公司有货物出口的假象。而黄文龙则在得到出口核销单的同时，把买外汇的钱和佣金提前汇入陈矮子指定的账户。这里的佣金，就是黑市美元与人民币的价差，如果汇入时黑市美元是1美元兑换9元人民币，而正常的美元牌价是1美元兑换8.30元人民币，那么陈矮子汇入美元时，黄文龙就得付给陈矮子0.70元人民币。 黄文龙后来在接受工作组调查时说：“以我公司出口1美元货物计算，大约可以从税务局领取到1.35元人民币的退税款。但这些钱我不能独吞，需付给负责出口报关的鬈毛人民币0.16元，付给陈矮子调美金手续费人民币0.70元；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每出口1美元货物需付人民币0.37元。以上3项共须付费用1.23元。扣除这3项费用，每出口1美元，我公司可获人民币0.12元的利润，不到总利润的10 ％。” 不管黄文龙说的是不是实话，但围绕着骗税的“大生意”，确实先后有工商、税务、海关、外经贸、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的人一起参与。这样，国家税款就成了一块唐僧肉，你来切一刀，他来割一块，只要自己能得到好处，哪管国家受多大的损失。 一条龙作业和网络化服务，为黄文龙骗税走上“快车道”创造了条件。黄文龙及其同伙们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各个复杂的程序走完，把各个过节打通。为了多办企业，多领票，多骗税，他们从附近的老人、残疾人，或者村里的农民手里弄来身份证，登记注册多个公司。商贸企业向税务部门领购增值税发票后，虚开销项给供货企业，用于自己抵扣的进项则用假发票来抵充。这就是当地普遍存在的“洗票”现象。通过“洗票”，商贸企业假的进项票，出去后变成了真票。下一步，就是供货企业再虚开给出口企业，最终由出口企业申报办理退税。这样，黄文龙们就走完了骗税的全部程序，把国家税款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入道不几天，黄文龙的腰包就鼓起来了，身上行头换了，摩托车也不骑了，房子也看好了。但是最令他企盼的还是讨一个好老婆，就像周晓晴那样，不仅自己悦目赏心，而且出门也能给自己撑门面。 “咚咚咚……”门被轻轻敲响。当黄文龙拉开门迎上去后，他怔住了，站在门口的竟是小韩。他朝她的身后看看，没有别人，顿时明白了。他的心狂跳起来……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进……进来吧……”他这才发现，自己在门口已经挡了人家半天了，“坐下，坐下，我给你倒水……”他有些手忙脚乱，倒是小韩要比他镇定得多：“不用倒水了，我是路过这儿，顺便上来看你一下，你有两星期没上晓晴家去了？”这时，黄文龙才渐渐平静下来：“是的，我最近一直在为公司奔忙。” 黄文龙这时才有心思细细打量她，小韩秀发飘飘，卷曲的发梢如幔般搭在柔滑的肩膀上，那双眼睛水汪汪的，很动人。外貌虽不是无可挑剔，但也算出类拔萃了。 说一些闲话后，双方就不再拘束。 黄文龙给她讲闯荡世界的故事，都是些趣事、逗事；而小韩也讲她公司里的事，说她喜欢有魄力的男人，喜欢心眼宽的女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午夜。这一天，黄文龙觉得很甜蜜。 只隔了两天，小韩又来了。黄文龙感觉到她是个敢爱敢恨的女人，是一个活泼大方、充满激情的女人。这一天，黄文龙说话也就更随便了。他又给她讲闯荡世界的故事，不过扯得比前天远了一些。他说他走过私，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到汕头走私，不止一次被缉私警抓去，但很快就被放了；还上深圳倒过服装，在批发市场一不小心被人偷了钱，连回来的路费都没了，不得已，只得又去偷别人的包，找回了损失；还做过好事，他们村的一户人家仗着兄弟多，动不动欺侮人，一天还打了一位做生意的外乡人，他看不下去，当晚用老鼠药将他们家的两头猪全毒死了…… “那还是好事哩？”小韩笑得掉出了眼泪，“现在不干这些事了吧？”“现在不干了，年纪大了嘛。”“年纪大了？你不就28岁嘛。”“你怎么知道？”“你是晓晴的同学嘛。”“噢，我糊涂了。”黄文龙说，他现在是一门心思做生意，等赚够了钱，干脆移民海外，舒舒服服过日子。黄文龙怕她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就问她：“你知道我在做什么生意吗？”“知道，不就是做出口生意嘛。”“你说对了一半，主要是为了退税。”“我知道，就是从税务局领钱。”黄文龙不知道她到底知道多少，但又不好细问，就打住了话头。 小韩回家后，黄文龙才想起怎么向周晓晴交代呢？人家把你领进了生意场，你却抢走了人家的心上人。 事情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周晓晴表现出少有的大度，从容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见有埋怨的话。也许不是黄文龙从周晓晴那里夺走了女人，而是小韩主动找的黄文龙，因而周晓晴没有理由怨恨他；也许是为了与他能有不寻常的合作，不能因为女人而坏了轰轰烈烈的“事业”。 黄文龙在生意场和情场之间奔走。 他的“两票两单”都要花钱买，但买增值税发票他觉得不值。他觉得搞增值税发票并不难，只要自己再有一些实体，然后打通税务局的关系就行了。于是，黄文龙又成立了8家公司，专门给自己的大兴公司开票。这些企业当然都是虚假的，场地、设备、人员都是没有的。虚假公司怎么可以注册呢？在这里，几百万、几千万的税都轻而易举地可以骗出来，注册些空壳公司几乎是小菜一碟。 要开发票就得自己去打通税务局。擒贼擒王，搞关系得先把那些头头脑脑搞定。黄文龙知道，在检察院上班的好朋友周松青认识市国税局局长赖春安。 第六章 罪之渊薮 60万元大礼包 周松青把黄文龙视作大恩人，因为，是黄文龙把他拉上了发财路。 周松青长黄文龙3岁，他早就做起了买卖。最成功的买卖，就是这几年开的洗浴中心。所谓洗浴，就是为人提供娱乐休息，当然搓澡、淋浴、按摩一应俱全。生意好不好，自然要看你的“服务”搞得怎么样。周松青脑子活，人精明，又善结交各路朋友，其洗浴中心自然打理得不错。 一晃几年，钱是挣到了点，但比起一些兄弟们来，只是小巫见大巫。那些暴富的人中，光是同班同学就有七八个。挣钱的手段，无不是开公司做买卖。周松青纳闷，那些上学时功课远不如自己的人，竟相继做起了进出口生意。后来他渐渐知道，这些人的生意都是假的，发的都是国家的财。 一天，周松青请黄文龙吃饭。席间，周松青问黄文龙这“出口生意”怎么做？黄文龙说了半天，周松青还是不明白。周松青以为黄文龙不肯白帮忙，也没再细问。 但周松青并没有死心，他想先在黄文龙身上下点本儿。从此，凡是洗浴中心有了“好货”，周松青就一个电话把黄文龙招来，把黄文龙侍候得服服帖帖。 一天，黄文龙突然主动找上门来。周松青以为黄文龙又想到这里松松筋骨，没想到黄文龙却一本正经地，把他拉到了酒桌上。 周松青知道黄文龙找他有事，但弄不清找他究竟有什么事。 黄文龙先开了口：“你不是想跟我发财吗？” 周松青心中暗喜。急忙说：“怎么，想帮我？” “我一直想拉着你干，但如果跟着我干吧，觉得亏待了你。如果你自己挑的话，又不懂业务。” 周松青瞪起了眼：“那怎么办？” “我派个会计上你那儿指导指导。” “那太好了！”周松青喜出望外，“那我马上把洗浴中心关了。” “关不得。”黄文龙点燃手中的烟，“只是可以缩小一些规模，做得精一些。” 周松青一脸的疑惑：“那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今日才拉你入伙呢？”黄文龙吐出一串长长的烟圈，慢条斯理地说，“你看我在你那儿泡妞，实际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咱能不能把这个洗浴中心利用起来。现在我想清楚了，这个洗浴中心有很大的价值。” “噢，你别说，我心里有数了。”聪明的周松青一击掌，“你听我说，你是想用这个洗浴中心作为……” 周松青不知道下面的词该怎么说，黄文龙抢过话头说：“对，拿洗浴中心作为一个场所，然后再把‘好货’送给有用的官员，就不怕咱们在普宁地界踢不开拳脚……” 周松青突然收敛了笑容，摇着头说：“现在娱乐场所到处都是，人家会拿这个当回事吗？” “这你就不懂了。”黄文龙解释说，“老百姓无所顾忌，而官员却不同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 周松青似乎有些明白了，说：“你是让我的洗浴中心变得更加安全？” “对！”黄文龙拍了下桌子。 周松青明白了，他与黄文龙狠狠地碰了一杯，然后说：“你放心，一切我来办，你什么时候‘有事’就言语。” 于是，周松青开始为两件事忙，一是把洗浴中心继续“办好”，一是办公司。好在黄文龙给他派来一个临时会计，进行业务辅导。这位姓陈的会计告诉他，光“开发票”比较简单，只跟税务局打交道，把发票领出来，然后给企业开就行了。如果搞“出口退税”就比较复杂，除打通税务局外，还得打通海关、外汇、外经贸等环节，即使找“中介”代理，那你自己也得懂。于是，周松青选择了虚开。虚开的发票，一部分被别人拿去骗取出口退税，另一部分被企业用做进项抵扣，以偷逃税款。 等企业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等证照办齐后，周松青才知道“开票”原来很简单：只要在税务局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然后从税务局领出增值税发票，就可做虚假销售，将发票开给需要的企业，那些企业拿着发票可以进行进项抵扣，然后你就可以提取手续费了。手续费的高低取决于开票量，还要看是熟客还是生客。一般提取票面的4 ％，老客户要低一些，有的低到1 ％以下。但因为一开就是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成千上万元的收入，在涂抹之中就到手了。 周松青高兴到了极点。 他想，人的命，天注定。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走运的时候，想挡都挡不住。 因为无心打理以及对业务进行重新定位，他的洗浴中心的生意渐渐淡了。不见了大堂里花枝招展的小姐，客人自然少了。周松青干脆把门口的招牌换了，把打眼的“按摩”等字眼及低俗的画面去掉，只留素素净净的“洗浴中心”4个字。 黄文龙经常带着“客人”光顾。周松青知道，这些都是有用的人。 洗浴中心的利润越来越小，但有公司撑着，周松青倒也不急。他心想，只要把房租弄回来就得了，就是赔一点，也没什么。 一天，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进了洗浴中心。周松青眼睛一亮，这不是检察院的周广森院长吗？这是贵客啊！普宁属县级市，地方小，市里的一些头头，三天两头上电视，周松青几乎都认得。 “周院长啊，你的到来令我店蓬荜生辉！”周松青也会诌两句文词。 “我家离这儿近，就过来看看。” 周松青不敢怠慢，跑前跑后，端茶递水，亲自为周院长服务，而且找来最漂亮的小姐为周院长按摩。尽管被安排在单间，但周院长坚持开着门，不接受“特殊服务”。周松青想，人家是头面人物，怎么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呢？ 周松青是聪明人，周院长来的次数多了，他就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吗？尽管不是工商局、税务局的，对自己做生意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如果能进检察院，当个干部，既有钱又有权，不是更好吗？ 周松青殷勤地为他服务着，周广森也三天两头地光顾。 来来往往，周松青与周广森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周松青提出能否进检察院？周广森见周松青头脑灵活，又会做生意，就把他弄进了市检察院，让他承包检察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周广森说，检察院目前没有编制，进来后只能算临时工，等有了编制再给你转正。 进了检察院后，周松青发现让他承包的公司这些年一直亏损，濒临倒闭，如果不是请他，估计其他人都做不好。 周松青经营公司的制胜法宝没有别的，就是虚开发票，掏国家的钱。把周松青招进来时，周广森是否知道他在虚开发票，在案卷中没有反映。 有了检察院的金字招牌，“生意”比过去好做多了。一般企业到税务局领发票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数量上要限制；而检察院的企业，无疑更规矩一些，票不会胡乱开，且更讲究一些章法，也就是说，更不易被受票方的税务局查出来。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周松青很讲究开票的“质量”。他请的12个会计，都是有证的，不像有的公司，在街上胡乱招几个人，会记点账就行。刚上岗的会计，到周松青的公司开票都要有老会计带。为了提高工作质量，也是为了过税务局的那道关，他对要票方的属地进行了规定，不能光开给本地。为了把假做成比真的还真，他刻了一大麻袋的章，水泥厂的，造纸厂的，化工厂的，要什么有什么，到底有多少章，周松青也说不清楚。后来，工作组查封了他的公司，好家伙，一共查出528枚章！ 周松青的公司一开始设在市检察院院内，17家公司都在一起办公，因为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也怕要票的见了衙门多少会有些顾虑，周广森就对周松青说，你这种开票的事在这种地方干，我怎么看怎么别扭，你就再找个地方吧……反正公司依然是检察院的，地方在哪儿都一样。周松青二话没说，在城西找了个铺面房，在那儿风风火火地又干了起来。那是2000年4月，离“807”工作组开过来只有4个月的时间。 巧得很，周松青公司往东是银行，往西不远处是黄文龙的大兴公司。周松青爽快得很，你黄文龙要多少票就给开多少票，而手续费也是最低的。 不久，周松青的腰包鼓了，在检察院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出色的“工作业绩”使周松青成了周广森身边的人。再加上周松青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个图报，主要是不断地上供。用周广森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干公司的，弄钱总要方便点嘛，我就不客气了……”为了让周广森满意，周松青就小节一小送，大节一大送。当然，除了过节，周松青平时也少不了应酬。 一次，周广森在办公室与周松青闲聊，不经意间说出上面某某领导的夫人曾与他谈起家里要装修但钱没有着落的事。几天后，周广森要他陪着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周松青心里明白，那一定是要他出钱赞助这位领导的夫人，他是万万推辞不得的。于是，周松青二话没说，带上钱，就与周广森一起去见那位领导的夫人。到了宾馆后，周松青没有上楼，而是将一个装有8万元钱的纸包递给了周广森，自己知趣地坐在车里等着。 如同找到了摇钱树，周松青的钱是不愁了。吃的有了，喝的有了，住的有了，玩的也有了，但他依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虽然在检察院上班，但只是在人家的公司里干，还算不上什么正经的干部，更没有权力。他倒不是那么看重权，而是为了脸面。他认为，自己没有考上大学，但如果能在检察院谋个一官半职，也算找回点面子了。再说，这“发票生意”虽然能发财，但能做到几时，有谁能说得准呢？不如提前找出路，当个干部，踏踏实实过日子，享受享受生活。于是，在得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后，就向周广森发起了第二轮攻势。 这个攻势还是送钱。 不久，周松青给周广森一个特大的礼包，礼包里装着60万元港币。周松青将这个秘密一直坚持到得悉自己将被判处死刑时才说出来，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周松青的发财梦没有做多少时间，最火的时候不过一年多。“我实际上没有挣到多少钱，因为要打点的地方太多……如果中央不来人，再过一两年，估计还能多搞点。”周松青胃口也够大的，到案发时，他已经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3.8亿元，在“807”税案中也算数得上的人物了。 周松青自知罪孽深重。“807”工作组进驻潮汕的第二天，他就匆忙逃窜。走的时候，只有几个核心人物知道，包括好朋友黄文龙。 第六章 罪之渊薮 “我留下很多遗憾” 周松青最羡慕的是黄文龙有艳福，轻而易举，更准确地说是一点力气也没费就骗到了一个漂亮姑娘。黄文龙说：“还没娶过来呢，这种事说不定。”周松青问：“什么时候请我吃喜酒？”“快了，现在正在看房呢，我想买好点的，但流沙没好房，没我看上的。”“这女人还真有眼光，你比周晓晴强多了，他长得小气巴拉的，不过家庭背景好一些，是城市户口。”“她性格很活，有一种别的女人没有的朝气，整天活蹦乱跳的。”“男人都喜欢活泛的女人，你真有福气。注意，别让她跑了。”“我也这样想。我的计划就是先立业，再成家。现在业已经立了，下一步就是成家。”“你做发票的事她知道吗？”“知道一点吧。”“她不反对？”“她不知道我搞得那么凶，我跟她说是打点擦边球，违点法，但大家都那么干。中秋节前，我还往税务局、海关送红包，她还跟着去了呢。我说这是我女朋友，人家就不介意了。不过，钱给得都不多，都是两三千，最多的也就五千一万的。”“钱给多了，你可不能带人去，人家会拒收的。”“这我知道。她一跟我去，就觉得我的事不是偷偷摸摸的，至少是人家默许的。她也就不反对了。”“在女人面前，你还真有心眼儿。不像我，随便划拉个就行了。”“对了，赖春安我还不熟，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那好说，赖局长那儿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周松青把黄文龙带到赖春安的办公室。 周松青推开赖春安办公室的门，见一个人正在向赖春安告辞。赖春安说，这是里湖税务分局的秦河局长，来向他汇报税收工作。 周松青忙把黄文龙介绍给赖春安。赖春安对黄文龙的名字不熟悉，但说起大兴公司时，他有了印象，说：“原来是你啊，你这个公司做得很大嘛，前两天流沙的黄（ 小士 ）镇长还跟我说起过大兴公司，说做得很好，黄小士说要多给你点创税补贴，我说不是有规定比例嘛，破了规矩就不好办。” 上面所说的创税补贴，是流沙镇给“出口供货企业”镇级财政的补贴。你为镇里做出了“贡献”，镇里会惦记着你，用钱刺激你，让你把“生意”做得再大一点。 周松青说：“流沙真不错，对企业支持真大，这黄小士真是一个能干的人。” “税收返还不算什么，”赖春安说，“好多地方都有，你吸引企业得有实招，税收上缴的部分，基层征收单位动不得，但地方政府的那份分一点给企业总可以吧……流沙对企业最大的帮助不是税收返还，而是对出口企业给予贷款，用于预缴税款。” 周松青在一边说：“这样，出口企业就一身轻松了，不用再满世界找钱，企业的风险小多了。” 黄文龙一边频频点头，一边赶紧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信封。 因为是初次见面，黄文龙的信封里只装了1万元钱，只是礼节性的。黄文龙对赖春安说：“给您带来点茶水钱，没多少，让您见笑了。” 初次见面，黄文龙对赖春安的评价是，人挺爽快的，有什么说什么，不藏藏掖掖的，没什么官架子。 赖春安收下礼，然后笑嘻嘻地问黄文龙：“你的企业不是在城西吗？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发展？” 黄文龙说：“没有，全在流沙。” 赖春安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然后说：“太集中了不好，像小周，他的企业哪儿都有，流沙、里湖、大坪……” 周松青说：“还有洪阳。” 赖春安给黄文龙支招说：“你也可以多几个地儿嘛……里湖就不错，你想去吗？” 黄文龙使劲儿点头。 赖春安拿起电话，给里湖分局的秦河局长拨了过去：“是秦河吗？我姓赖……我给你介绍一个老板啊，姓黄……你跟张书记打个招呼，让他们关照一下……” 黄文龙起身说：“太让您费心了，真不好意思。” 第二天一早，黄文龙准备去里湖。已经出门了，方想起这一天是星期六。这些天忙忙碌碌的，日子都过糊涂了。 黄文龙调转车头，去找小韩。他一直想带她去汕头看看戒指。 车上了324国道，过潮阳，经海湾大桥，约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就到了汕头市区。在开往珠宝店的途中，在龙湖区路过一家装修很好的时装店。他们进去转了一圈，一件衣服也没看上，最后只买了一条白丝巾。小韩说，她有一套黑裙子，戴上这白丝巾一定很好看，就买了下来。 出了时装店，车向南行，经过金园区，不一会就到了名叫星光的珠宝店。在店里，小韩看上了一款白金钻戒，6666元。黄文龙觉得档次太低，为她挑选了一枚镶嵌绿宝石的铂金戒指，价格贵了一点，是10万元。他对她说，只有这样的戒指，才配戴在她的手上。小韩觉得太贵了，但黄文龙执意要买，就砍了个6折，花6万元买下了。 星期一，黄文龙去里湖镇，先是见了分局长秦河。因为赖春安打了招呼，秦河很客气。他把里湖的情况作了介绍后，就带着黄文龙去见镇里的书记张浚德。 一进门，张浚德就迎上来说：“秦局长，我们正要找你哩，就是为了开票的事。” 秦河说：“这种事就你们自己定吧，我是全力支持你们的。” 张浚德说：“具体问题咱们还得集体商量，这不是小事。” 秦河说：“那你召集一下吧。” 他们所说的开票之事，就是镇里成立的“开票业务组”，由镇“企业办”具体操办，负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这时，秦河才向张浚德介绍起黄文龙来。张浚德说，到我们这里办企业，我们当然欢迎，再说，你是秦局长介绍的人。秦河说，不是我介绍的，是赖局长介绍的。黄文龙就问起了具体情况：“办企业创税，政府有没有补贴？” “创税补贴没有问题。”张浚德说，“即使不是局长介绍的，我们也要考虑。” “资金能解决吗？”黄文龙问。 “资金嘛，”张浚德迟疑了一下说，“资金现在还有些困难。” “那场地挂靠呢？”黄文龙问。 “场地挂靠没问题。”张浚德说得很坚决。 他们所说的挂靠，就是指上面来检查时，如果检查到虚假的供货企业，镇里就帮助联系一家正规企业，然后把虚假企业的牌子挂到正规企业，用来蒙混过关。这样，镇干部为了局部小利益，竟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把法律和国家利益抛到了一边。 张浚德后来在他的交代材料中说： 我记得，在我1999年刚上任当里湖镇书记时，李汉武镇长到我办公室汇报税收的主要来源情况时，跟我谈到镇的税收一部分是靠“企业办”利用几家出口供货企业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来创收，同时谈到1999年税收任务重，问我该如何处理？我说涉及税收问题，我们找国税局秦河局长商量一下。正说着，秦河带黄文龙到我办公室找我。我立即叫来副镇长、“企业办”主任等5人，一起商量如何完成税收任务的事。我又提出原“企业办”利用出口供货企业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做法，是否今年开始不再搞，改由各家供货企业自己搞。秦河说：“各家企业原本都没有开过票，没有开票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又不熟悉业务，怕到时完不成税收任务。”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继续由镇“企业办”办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来创收的事。 为了使“开票”达到一定规模，里湖镇成立了“开票业务组”。这个“开票业务组”实际领导者就是里湖镇人民政府的一干人等：镇党委书记张浚德亲自挂帅，国税局里湖分局局长秦河担任业务指导，黄副镇长主管业务组的工作，由该镇“企业办”退休干部老李负责业务组的日常事务。这样，以“企业办”名义出面的镇政府一班人直接干起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勾当。这里已经分不清青红皂白、是非善恶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骗税分子自然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张浚德对黄文龙到里湖办厂以及政府对黄文龙支持的事记忆犹新：秦河带黄文龙到我办公室找我和李镇长，当时黄副镇长也在场，黄文龙提出办企业需要镇政府扶持资金、补贴及协助找厂房挂牌的问题。当时黄文龙要办的是电器厂，我表示开票补贴得跟其他镇一样，资金就没有办法帮助。李镇长也表示场地挂牌的事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协调。以后黄文龙就在里湖镇办了虚假企业，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到1999年底，黄文龙共创税收300多万元。镇上按普宁市政府办公室有关协调加强国税税收的会议纪要的精神和里湖镇的实际情况，我和李镇长在镇联席会议上通知，决定给予黄文龙创税额12%的奖励，奖励黄文龙30多万元…… 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强，黄文龙的企业遍地开花。不久，黄文龙又到本市的梅塘镇“发展”。梅塘的官员们也开通得很，什么创税返还、场地挂靠等一一答应。他们要用最优质的“服务”吸引各路“客商”，把当地的蛋糕做大，至于是不是挖国家墙脚，或者干脆自己直接去挖国家墙脚，他们都能泰然处之。有人说，在这种地方工作得练就一种对什么都能泰然处之的心态，就是古人所说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大将风度。 由于税务总局每年都到潮汕这个骗税重灾区检查，潮普等地对应付检查已经有了一套经验。1999年，当总局的几位稽查干部奔赴潮汕前，流沙、里湖、梅塘等镇都拨出专款，其中里湖镇拨款10万元，作为用于应付检查的开支，黄文龙在梅塘开的“亨伟纶织造有限公司”因“规模”较大，被重点保护。 梅塘镇田丰村一村民描述道：“在（ 检查 ）10天前左右，村干部带一名镇政府的干部（ 镇办公室主任 ）到我厂，他们二人说要借用我厂的办公室及办公室内的桌椅。因我们是外地人，又是村长出面，我儿子就同意将（ 自己的 ）厂办公场地借给他们。第二天，就有三个年轻的女人到我厂，将我们原来的厂牌拿下来，挂上一块有限公司的牌子，并带来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还有投资企业批准书等。” 当然，镇政府保护的不仅仅是黄文龙的几家企业，凡在当地经营的非法企业都得到镇政府的保护。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的饭碗和乌纱帽。 在解决了场地挂靠、创税补贴等问题后，黄文龙考虑最多的是能够及时退税。那些年，中央对各地的退税实行了计划控制。这样，赖春安等税务局的领导不仅控管着增值税发票的发放权，还掌握着退税大权。 黄文龙心里清楚，赖春安对他还是很照顾的。但黄文龙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自从通过周松青认识了赖春安后，他没少往赖春安那儿跑。一般都是到他的办公室，以顺便到税务局来看看的名义，悄悄地塞上一个信封。赖春安一般都会“笑纳”。 这一天，因为礼重一些，黄文龙来到了赖春安的家。他开车来到城西的南平里，让小韩在车上等他，自己拿着包上了三楼。他对小韩说，今天要送点钱，你还是不去的好。 黄文龙进门后，发现赖春安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下身是一条黑色短裤。他用手指了指左边的沙发，示意黄文龙坐下。 赖春安正在看电视，黄文龙刚落座，就有一条消息说，广东省警方在普宁市一间民宅内查获一条德国产VCD光盘生产线。赖春安说：“你看，又上了电视，还是中央台的，把我们普宁的牌子都砸了。” “是的，”黄文龙说，“我出去做生意，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潮汕的，他们就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专门做坏事的。” 赖春安关了电视，然后说：“谁让咱们这边人急功近利哩……” 黄文龙点了一下头，说：“这年头，谁都奔钱去了，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哩。” 黄文龙看赖春安没有接话，就趁机把背包打开，把一个装有10万元人民币的大纸包放在了茶几上，然后说：“赖局长，你在退税上帮了我不少忙，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赖春安笑着说：“我没关系，几个分局长你要处好关系，因为事情还要他们办。” “这个我知道。” 黄文龙品了一口茶，然后站起来欣赏起墙上的字画来。墙的左面是一幅镶着镜框的山水画，右边是一帧条幅，上面是花鸟。电视上方是一横幅，上面有四个行草：紫气东来。 对于画，黄文龙一点不懂，字的好坏还是看得出一点的。他说：“这几个字写得真不错。” “当然了，”赖春安说，“这是刘炳森写的。” “您认识他？” “是北京的一个朋友帮助搞的，好几年了。” 黄文龙问道：“这‘紫气东来’是什么意思呢？” “‘紫气东来’就是紫气自东而来，比喻祥瑞降临。紫是吉祥高贵之色，说你很出名，叫红得发紫；北京的故宫，过去叫紫禁城；在我国古代，紫微星被当做帝星……” “还真有些讲究。”黄文龙接着问，“那您很喜欢这幅字啦？” 赖春安的语气有些低沉：“图个吉利嘛。” 黄文龙应和道：“您是有福之人。” “我的运气还真是挺好的，应该说比一般人顺。但谁知以后呢？” 黄文龙拣好听的说：“以后一定会更好的。” “那说不定，谁在我的位子上谁知道。”赖春安给自己倒上水，又给黄文龙倒上，“不像你们，现在挣着钱，到时候想走就走……” “不会吧……”黄文龙看赖春安情绪不太好，就不再聊这个了。 出得门来，黄文龙掐指一算，给官员们的红包已经达到180万元，送给赖春安的有23万元。后来，在对赖春安的审查中，他只承认拿了黄文龙19万元。 几天后，周松青来找黄文龙，见到黄文龙后兴冲冲地说：“我在汕头看上了一套房子，你准喜欢。”黄文龙准备这几天带小韩一起去看看，行的话，两人一块儿买。 星期六，黄文龙与小韩约好一起去汕头看房。上了车，黄文龙看小韩闷闷不乐，就问：“今天你怎么了？” 小韩没有回答，她转过脸去，用手擦去快要掉下来的眼泪。 黄文龙也有些害怕了，接着问：“怎么了，亲爱的？” 小韩转过脸来，垂着眼睑：“咱们可能……” “你说什么？”黄文龙差一点嚷嚷起来。 “真的……” 黄文龙把车开到路旁，慢慢停了下来。他转过身子，接着问：“怎么了？你详细说说。” “我把咱们的关系跟我爸说了，我爸不同意。” 原来这样，他多少松了口气：“你爸不同意怕什么，你又不是小孩，这种事自己还做不了主。” “你听我说啊，”小韩抬了抬头，“我爸本来是同意的。前两天我爸问我，这戒指多少钱，我没说，昨天晚上，我爸又问，我说几万块钱吧。我爸急了，问你的朋友在做什么生意，怎么能挣那么多钱。我说挣钱多不是好事嘛。但他问得很认真，我就说你在做退税生意。不知怎么的，他一听就明白了，要我坚决与你断绝关系，说，否则……” 黄文龙脸变了色：“否则什么？” “你别问了，我细一想，我爸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黄文龙用手推了小韩一把：“你听你爸的了？” 小韩轻轻地点了点头，然后摘下了手上的戒指，递给黄文龙。 黄文龙推了推她递过来的手：“那……那咱们的关系就这样断了……” 她的眼泪又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然后喃喃地说：“除非……” “除非什么？你说！” 小韩的脸看着窗外，好像不是说给黄文龙听的：“你做不到的，男人是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改变自己的。” “你说吧，我一定听你的。” 小韩转过脸来，说：“除非……除非你把公司关了……” 黄文龙犹豫了一会儿，说：“关，但得把眼下的生意做完，把该退的税退回来。” 小韩的声音有些颤动：“我知道，你……你这是应付我。” “我怎么会呢？”黄文龙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我现在投进去的就有几百万，能说撤就撤吗？” 小韩从包里取出戒指盒，把戒指装到里面，然后放到车前的台面上，无奈地说：“一切看你的吧……” 就这样，两人的关系搁浅了。 这时，黄文龙的骗税活动已经到了高峰。他曾犹豫过，动摇过，但也只是情感牵扯时的一闪念，就像他自己所说，投进去几百万，能说撤就撤吗？即使他再为女人痛苦，但也不会即刻罢手。 与周松青一样，黄文龙乘坐在高速列车上，不是想下就能下的。至案发时，黄文龙接受虚开的进项增值税发票1.78亿元，虚开销项增值税发票1.3亿元，实际骗取出口退税2101万元。黄文龙也因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判处死刑，并成为“807”案件中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4个要犯之一。 黄文龙给办案人员晏煌的印象很不好。晏煌是一名公安人员，“807”进入专案调查阶段后奉命赶赴潮汕办案。 “人高高大大的，长得也挺端正，”晏煌说，“表面看上去也是挺爽快的人，比如在与周晓晴的合作上，但在看守所里却有些不可理喻。审讯黄文龙时非常吃力，而周晓晴就比较好，即使是个罪犯，也显得很个性，很男人气。黄文龙就不是这样，说话出尔反尔，上一回说的，下一回就不承认。” 也许是对生命的珍惜，黄文龙一开始很不配合，此时周晓晴母子又将他往死里推了一把。周晓晴的母亲在供词中说：“周晓晴只是出一部分资金给黄文龙合伙做退税，大兴公司平时的工作和业务的开展，晓晴都没有参与，我还说过周晓晴，‘你白白拿钱给别人用，公司的事你都不管，钱让别人侵吞了你还不知？’晓晴说：‘我的事你别管。’” 此时，黄文龙已经有口难辩了。 黄文龙也清楚，辩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看守所里，他大度地对我们说：“如果由我一个人承担，周晓晴他们不负什么责任也可以。我已经是死的人了，他们承不承担责任对我没什么意义。” 尽管如此，黄文龙还是觉得自己有些冤，冤就冤在大家都在干，而且是一些政府官员鼓励他干。黄文龙说：“如果没有当地政府、执法部门的章，不要说骗到税，连企业都办不了。”黄文龙举例说，“普宁的一个镇，镇里的书记和（ 税务 ）局长还请我吃过饭。饭桌上，书记、局长一起劝我到他们镇办厂，并给我许诺了三条优惠政策：一是上级检查时，帮助解决挂靠；二是预缴税款有困难，镇里帮助解决；三是年终创税返还问题，数额是实际缴税额的15％。” 在这种环境下，黄文龙感到自己的生意“一切正常”。直到进了看守所，黄文龙都认为自己不违法。他说：“经过教育，才知道这是犯罪，是很重的罪。从给国家带来危害的角度说，对我的量刑不重，适当。” “生命快终结了，我留下了很多遗憾……”这句话是黄文龙在接受中国税务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时的真情流露。 黄文龙说：“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做事很努力。我以前一无所有。我们家里养了好多猪，有两头母猪，我每天喂猪、干活，跟邻居的关系也很好。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的学习还可以，升入高中时的成绩还是前十名。那会儿，我已经长到一米七八了，学校挑我去打篮球。高中毕业的时候，汕头大学到我们学校挑打球的人，我本来有机会去念书，但那时我已经开始帮人搬货了。因为想早点挣钱，自己撑起这个家，我就没去……那会儿我在长途汽车站，帮人家搬货。一包服装搬上车，可以挣几元钱。有时候还得押车到广州。那会儿没有高速公路，我就在车顶上七八个小时一路颠到广州。有个老板看我厚道，借了我两万元钱，在广州租房卖服装。那会儿卖那种弹力裤，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两大包。”他在回忆中兴奋起来，用手比画着弹力裤的样子。 十几天后，我们在法庭上再见到黄文龙时，他已经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站在押赴刑场的囚车上，当车开出大门时，黄文龙转身向旁听席上喊了一声，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扭过头看去，见后面站着一个个子很高的漂亮女孩，她穿着一身黑衣，手里举着一条白丝巾，哭泣着向他挥手……我们想了起来，她就是小韩！也许，失去小韩，或者说没有听小韩的忠告，成了黄文龙短暂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第七章 天罗地网 降服毒魔 马森说：“这是大事，我必须去，今天20个，明天就有可能40个，后天就有可能80个，都倒下了，谁做事！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晚饭后，马森在迎宾花园周围的空地上刚走了一圈，就急匆匆往楼里赶，他要准备明天上午开会的材料，调查取证和嫌犯的抓捕，成了他肩上的重负。 马森的鼻子有些发酸。他板着面孔，用命令的口吻对那些希望留下来工作的组员说：“这是工作组的决定，不管你有没有意见都得执行！” 马森急道：“这哪儿行啊，我跟他们说去！” 的确，从实施隔离措施的第二天开始，新发病人数一天比一天少，到第六天，新发病人数终于为零了。老病员也渐渐康复。一场来势凶猛、可能严重削弱工作组战斗力的毒魔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降服。 一些人虽被隔离，但心却在工作一线。我们的采访本上有胡杨的这么一段话：我们几个得了流感后，都被隔离在一号楼。虽然不用再熬夜，但心理压力却更大。这个压力体现在迎宾花园一楼过道的工作进度表上，那上面每天显示工作进度。比如，一个组管两个乡镇，共有200户企业，你查了多少户，查出多少假企业，都在上面有所显示。工作组成员吃饭来去都经过这个过道，都能看到这个工作进度表。这些同志虽说来自四面八方，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思想上进，业务突出。大家都暗暗较劲，都愿意为“807”多做点贡献，哪个组都是拼死拼活往前赶，恨不得每天都高居榜首一路领先。如果有病得封闭起来，一封闭就干不成活了，不但自己小组的工作会受到影响，而且自己的工作还得别人替你完成，那么速度自然就会降下来，工作就会落在别组的后面，这样自己的心里就不好受。我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也一样。有人说，社会是一所大学，我觉得“807”是一所最优秀的政治大学。它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拼搏，什么叫奉献，什么叫无私和忘我。 马森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工作组的家难当啊，大到方案制订，小到生活琐事，哪一个环节也不能疏漏。正因为领导决策得当，思虑周密，“807”才打了胜仗，向国务院交了满意的答卷。 病员被送到旁边的专家楼后，马森立即与市政府联系，要求汕头有关医院派医生到工作组驻地给这些病人治疗。市政府十分重视，立即与市卫生系统联系。到晚上11点，医院来了人，一些重病员马上被挂上了吊瓶。 小雨刚过，地湿漉漉的，草绿汪汪的，蜜蜂在花团里飞来飞去，嗡嗡地叫着，空气里弥漫着花草的芬芳…… 贺全福说：“我劝他们停止工作，接受治疗，可他们不听，说活儿没干完，不能离开岗位。” 马森还嘱咐要把病员房间的窗户打开通风。同时，对没有得病的人进行体温检测，发现体温异常立即隔离治疗，对食堂的餐具实施严格消毒。 9月的潮汕有些热，有时又十分凉爽。 贺全福说：“是的，而且得的人很多，一天比一天多，眼下有30来个了。” 马森看韩秋的神情有些严肃，就问：“怎么，是流感？” 第二天，市防疫站的同志也来到迎宾花园，对楼内的房间进行了消毒。防疫站的人说：“你们采取的隔离措施既正确又及时，否则流感完全有可能大面积蔓延。” 马森立即问：“采取措施了吗？” 韩秋说：“谁会想到，呼啦一下就那么多。” 前后用了一个小时，马森把所有病员动员到了专家楼。这么长时间在病员的房间滞留，韩秋和贺全福真为马森捏一把汗。 马森知道大家都坚守着岗位，很多人还在开夜班，但到各屋一看，受到的触动更深。房间里资料堆得小山似的，桌上、床上、地上满是资料，都没有下脚的地方。组员们坐着的、蹲着的都有，都在不停地翻阅、核查着资料，好人这么干都受不了，何况都是发着高烧的病人。也许是忙晕了，大家想不了那么多，于是有病和没病的住在一起，有不少房间的窗户还紧闭着。马森感觉到这太危险了！决定由贺全福列出病员名单，马森一个个房间敲门，一个个人落实，要求他们立即到旁边的楼里接受隔离治疗。马森的神情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坚决而不容置疑的。尽管这样，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离开工作岗位。有一位病人开玩笑说：“我们要干活儿，我们不愿被‘双规’！”此情此景，让马森很受感动。正因为有了这些同志们的无私和忘我，忠诚与执著，工作组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果。 马森回头一看，跟上来的是韩秋和综合协调组副组长贺全福，就问：“有什么事？” 马森说得对。这流感在迎宾花园传播刚3天，第一天发现时四五个，第二天十几个，第三天就20多个了。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马森立即吩咐贺全福，征用旁边的专家楼，把病员送到那栋楼里隔离治疗。 韩秋与贺全福坚决不同意马森去病人的房间，怕他万一传染上了流感，工作组这么一大摊子事，谁来撑着。 马森睁大了眼睛说：“那么多，怎么不早告诉我？” 韩秋说：“马司长，有不少人感冒了，可能是流感。” 第七章 天罗地网 一步一回头 迎宾花园七层会议室。 一抹晨光穿过薄薄的白色窗幔，把大半个会议室照得明晃晃的，丝丝缕缕的烟雾游走着，飞舞着，像薄雾，像轻烟，像旋流，像跳跃的思想和智慧…… 吕华环视一周，神色凝重地说：“到目前，还有很多重点嫌疑人没有抓到，我们还得想一些好法子才行……” 见没有人发言，马森接着说：“吕局长的意思是，除常规的加大抓捕力度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突破性的办法，就像‘税务闪击方案’、‘飓风行动’、‘月圆计划’，等等，我们‘807’能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就是智力上的角逐，我们的抓捕，是不是再想些办法……” 公安专案组组长高岳转过头来，略作沉吟后说：“我有一个想法，算不上是办法，咱们能不能出台一个政策，对涉案人员自首从轻……这样，如果有一批嫌犯到案，我们抓捕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好！”吕华说，“回来三五个是好事，回来十个八个算是丰收，你们先拿出个方案。” 于是，一条鼓励涉案人员主动自首的政策出台了。政策规定：凡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到工作组自首，积极配合“807”工作组检查，主动提供检查资料，如实交待涉税问题，能积极补缴税款、罚款或退回骗取税款的，可以建议司法部门不追究或减轻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政策制定后，工作组立即与两市政府沟通，两市政府又与一些商会联系，要求他们做会员的工作，希望涉案人员尽早到工作组说明情况，争取宽大处理。 不几天，揭阳市政府的一位领导给工作组打电话，说经他们做工作，有一位企业老板已回到揭阳，希望工作组接待一下。 第二天，一名叫罗辉平的涉案人员来到工作组，希望见到工作组有关领导。马森、韩秋和公安专案组副组长张绍接待了罗辉平。 马森对罗辉平能够主动到工作组自首表示欢迎，并交代了工作组的政策，希望他能讲清情况，争取宽大处理。 罗辉平在交代了自己的涉税问题后说：“我跑出去两个月，吃不好，睡不香，每天担惊受怕的。晚上睡觉，汽车灯往窗户上一闪，都能把我吓着。三天两头做噩梦，醒来后都是大汗淋漓的。有一天出门，后面有人向我问路，可能是声音大了一点，吓了我一大跳，差一点没当路趴下。你说，这日子叫我怎么过？知道了工作组的政策后，我毫不犹豫就回来了。我想好了，回来坐牢都比在外头躲着强，只要不杀我，怎么都行……” 罗辉平对自己所在公司骗税1300多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理。 在经过一番询问之后，马森说：“有些事实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哪天你把会计等有关人员叫齐了，再到工作组来一次。今天你先回去。” 罗辉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了一句：“回去……” 马森非常肯定地回答：“是啊，回去。” 罗辉平这天穿得西装革履、干干净净，衬衫白白的，袜子也是白白的，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这么大的罪过，工作组还能让他回去。 马森看着罗老板狐疑的眼神，对韩秋说：“韩秋，你送一下他。” 罗辉平这才站起来，缓慢地在前头走着，韩秋在后头送着。韩秋向我们回忆说：“这个时候，罗老板仿佛觉得不是真的，他虽然往外走着，但腿却不利索，一步一回头，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他才知道这是真的。” 对工作组的这一举措，连省公安厅的一位同志都不理解，或者说觉得有些可惜。这位同志说，我们抓罗辉平花了多大的人力财力，这回他送上门来了，又让他走了，实在太可惜了。 马森说：“我们工作组要讲信用啊。” 果然，罗辉平回去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很多涉案老板都到工作组自首。工作组用政策鼓励涉案人员自首的办法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第七章 天罗地网 总理点名的要犯 鼓励涉案人员自首政策只适用于一部分人，对更多的涉案人员，尤其是虚开或骗税数额特别巨大而又不投案自首的嫌犯，就需要警方的恢恢法网了。 当“807”工作组实施“税务闪击方案”的第二天，即2000年8月24日，周松青望风而逃。 在普宁市检察院上班的周松青因为虚开金额特别巨大，被朱镕基总理点名限期缉拿。 这位虚开大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为53家受票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20份，价税合计3.8亿元，受票单位利用这些发票已在各省市国税部门抵扣税款2300万元，骗取出口退税910万元。 23日夜里，周松青接到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告诉他说：国务院工作组已经来到潮汕，抄了咱们的纳税资料……说不定，明天就要抓你了。 听声音，这个打电话的人好像是赖春安。 这天早晨，天色阴沉，时为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周松青告别妻子，拿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开着警车，沿着324国道出普宁，进陆丰，在内湖镇上了深汕高速，一路西奔，直抵深圳。 这时，“807”打骗行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在潮汕展开。 “飓风行动”结束后的第三天，工作组的同志正忙得热火朝天，吕华组长就召集会议，听取了检查组关于大坪周松青案、流沙江极岛案的案情汇报，并研究制定了下一阶段工作计划，主要是部署抓捕有关的涉案人员。 吕华说：“‘飓风行动’取得辉煌战果，潮普两地虚开骗税的盖子被揭开了。这为我们夺得‘807’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抓捕有关涉案人员。这些人不抓到，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就无法进行，其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参加会议的“807”公安专案组组长高岳和副组长张绍当即表态：“飓风行动”后，真正到警方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将抓捕“807”要犯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抓，力求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天下午的会上，吕华、马森、朱辰笙等还听取了税务检查组三个主要案件的汇报，其中一个就是周松青案。 周松青成了警方首批缉捕的要犯。 这时，周松青已经藏到深圳的安乐窝里，正与两个小情人厮混。 约在两周前，周松青情人之一的张×给他写来情书，说是要与他在深圳相会……当然，这位正在上大学的女生不知道周松青已经犯了弥天大罪并成为震动国务院领导的要犯。 当周松青要出逃的那一刻，他就把藏身的目标锁定到了深圳。一来没有人知道其情人的住处，住到那里万无一失；二来有美女相伴，日子可以过得逍遥复逍遥。 周松青有家有业，对于小情人无疑是玩儿一把，但张×却当了真。情书写得可谓天真烂漫。就在去深圳的途中，他还在回忆张×的情书。其中一段是对过去时光的回忆：“你是否记得，也是在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在海风轻拂的大梅沙海滩上，你我相识了。在以后的几天里，你我每晚都在这里相约。我们手拉着手，看月光轻抚碧波，听海浪拍打金沙，我说校园里的小故事，你谈艰难的创业史……你问我最喜欢做什么？我把嘴贴到你的耳边，然后大声说做二奶！你都快笑折了腰，两只脚趟到了水里头。我也陪着你大笑，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一股莫名的哀伤涌上心头，当时我落了泪，又偷偷地擦去了。我知道你身边还有其他人，包括你透露过的深圳的一个小妹，这我能理解。我不奢求与你终身相随，只希望一时拥有……” 信写得缠绵悱恻，还颇通人情。信的末尾说：“你来吧，希望相见在中秋。I love you！” 在亡命途中，还能咀嚼情书，周松青自己也感到浪漫得有些过了头。 没过几天，他的名字就被列入“807”工作组首批缉捕案犯的名单中。 负责抓捕周松青的任务落到了公安专案组负责抓捕的侦查员吉金等人身上。听说周松青是被总理点名的要犯，吉金既激动又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吉金带两名侦查员迅速行动。 通过紧急调查，吉金得到一个有用的信息，会计陈红怜与周松青关系密切，是公司的核心人员。而这时，自知罪责难逃的陈红怜已经悄然藏匿。 吉金开始搜集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信息。 在对企业搜查时，吉金发现了陈红怜的呼机号码。这个呼机她还用不用呢？吉金用她家的电话对她进行传呼。陈红怜一看是家中的电话，立即回电。在回电的过程中，她躲藏的位置也被吉金等侦查员掌握。很快，陈红怜被侦查员抓到。 吉金需要从她的嘴里挖出周松青的去处。陈红怜交代说，她只知道周松青去了深圳，躲藏在其情人家。但具体住在哪儿，她一点也不知道。 偌大的城市，上哪里去找？ 正在人们十分焦急的时候，吉金获得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信息：在搜查周松青住处时，发现一封写给周松青的情书。情书果真来自深圳，而且有寄信人的电话和地址。 吉金大喜过望！ 吉金判定，陈红怜交代属实，周松青十有八九去了深圳。 周松青在温柔乡里一呆，自知安全无比。他一不开手机，二不住旅馆，心想你公安局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抓到我。尽管公司的一些人可能知道他去了深圳，但深圳那么大，你上哪儿去找？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忙中疏忽，他塞在床铺下的那封情书落到了警方手里。 正当吉金要赴深圳抓捕之时，被监控的周松青家里的电话在夜半骤然响起。周松青在听了老婆一阵呜咽之后对她说，要在几月几日到普宁接她出去，还说自己开的是什么牌子什么颜色的车，要她到什么地方等。警方获得这一重要信息后，立即布置警力，对周松青接人地点进行了深入勘察，并重重设岗，打算趁此将周松青一举擒获。 谁知，这是乐而忘忧的周松青与警方玩的一场老鼠戏猫的游戏。他为自己略施的小计能调动千军万马而得意。你们公安局不是要抓我吗，让你们先忙活忙活，折腾折腾，弄得你们急不得恼不得的，等风头一过，我还真要把老婆接出来，然后再到天涯海角安个家，好好地过安生日子。 就在周松青自鸣得意之时，通过技侦手段，吉金已经发现他的藏身之处。在摸清周松青藏身于哪个房间并知道他没有出院子之后，吉金率侦查员迅速出击，对周松青实施抓捕。 吉金说：“当我们敲开房门，冲进屋内时，没有发现周松青，而只有他的两个小情人。我当时一下子就傻了。我们在那儿蹲了好几天，知道他在家才动的手。如果现在抓不到周松青，下一步再想抓他就更难了。如果抓不到他，怎么回去向领导交代！事情已经这样了，惟一的办法就是从他的这两个小情人身上找线索。我们立即对这两人实施隔离。一个放客厅，一个在房间里，分别对她们进行问讯。一问才知道，这个大一点的姓张，正在深圳读大学，给周松青的情书就是她写的；小一点的还在上高一。这两人年轻漂亮。我们当时就说，这周松青还真有艳福。张小姐比较老练，她一口咬定不认识周松青。但我说，你可是给周松青写过情书的啊。张小姐听了后一惊，然后低下了头，不再抵赖，但她仍说不知道周松青在什么地方。那位中学生因为涉世不深，被突如其来的遭遇惊呆了，三问两问就说出了实情，说周松青正在后面的楼里打麻将呐，并把我们领去。周松青就这样被缉拿归案了。” 周松青后来说：“人的命，天注定。那天我有预感。上楼打麻将，好好的，却在楼里摔了一跤。我觉得有点儿背，心想是不是要大祸临头了。坐在麻将桌上，我琢磨着，会不会哪儿出了纰漏。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了那封情书，我打麻将的手突然抖了起来。那时我要是跑，一百个也跑了，但我没有跑。我想已经快半夜了，过了今晚再走，不会出事吧。没想到，那晚还真栽了，那就是命……” “807”工作组成员黄宏在揭阳监狱中与周松青有过一次对话。 黄宏说，韩秋处长让他去落实一件事，牵涉到周松青，他们就到揭阳监狱里把周松青提了出来，看看周松青有什么交代。揭阳监狱很大，找到监狱长，履行了一大堆手续，快到中午时才把周松青提出来。周松青看见工作组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又来找我干什么，我已经被判刑，现正在服刑。我的案子已经结了，你们工作组的人又来找我。我不喜欢监狱里面的人知道我是工作组抓来的要犯。”黄宏对周松青说主要想了解一下你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没有别的意思，不是非要把你怎么样，而是对你负责。政府是关心你的，看看你还有别的情况反映没有。 周松青阴沉着脸说：“没有，没什么反映的。”但不一会儿，他又打开了话匣子，带着一大堆怨气开始诉说。他说：“首先，是工作组使我违背了做人的原则。”黄宏感到纳闷，就问：“工作组怎么叫你违背了做人的原则呢？”周松青说：“我从来不做出卖朋友的事。我们潮汕人做事都讲义气，虽然我读书不多，但我从小就讲究‘义’字当先。可是你们一审把我判了死刑，我为了捞命，迫不得已把对我有恩的人揭发了，这样才把我的命保住了。可是，我这是贪生怕死呀，是恩将仇报呀，我不就是东郭先生救的那条狼吗？这是我平生最痛恨的人，可是，我现在却成了这样的人，我再也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了。想想这是谁造成的，难道不是‘807’工作组让我违背了做人的原则吗？” 黄宏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接着问：“你对工作组还有什么意见，一块儿说出来。”周松青说：“第二，是‘807’毁了我的名誉。”黄宏说：“难道是工作组让你做的坏事？”周松青说：“我指的并不是经济犯罪。在潮汕这块儿，经济犯罪并不臭，就像出海打鱼那样平常。我指的名誉是指乱搞女人的事。你们工作组的人到处说我在深圳逃亡期间带了两个情妇，这个事情我已在里边一五一十对你们说过了。为什么审判我的时候，当着我的家人，当着我的老婆还要重说一遍？我老婆又没跟我离婚，父母家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再说，这件事和经济案件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非要在开庭时大提特提呢？你们不是败坏我的名誉是什么？”黄宏说：“工作组哪一个人在开庭时说你带情妇的事了？你怎么把账都算到‘807’头上？再说了，人家是依法行事，而你呢，到底有没有带情妇？”周松青扭捏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有倒是有，不过不是情妇，是两个女学生。”黄宏说：“你还说毁坏你的名誉呢，你玩儿的也够高级的。像你这种一有钱就变坏的人还怕家人知道？你要经常想想，也就不会干那种不名誉的事了。”周松青不说话了。 第七章 天罗地网 “谷饶双雄” 张直帆是被警方诱捕的。 之所以采用诱捕这个方式，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在潮汕打骗高潮的那段时间，张直帆曾经出逃。工作组一到潮普两市，当地政府就鼓动企业老板外逃避风，但张直帆起初并没有盲从，人家终究是大老板，不像小蟊贼，没有家业，说走就走。然而有一天，他正在镇上与人闲聊时，突然看见数辆警车呼啸而来，且看见车内有人冲自己指指点点，便以为是抓自己来了，于是连家都没回就逃跑了。 由于出逃的人太多，工作组展开了宣传攻势，希望违法的人主动投案。张直帆见机回到了谷饶镇。 巧的是，张直帆与张圭奚不仅同市同镇，而且两家厂子的门脸挨着，都在潮阳市谷饶镇的一条很宽的大街上，被称为“谷饶双雄”。张圭奚是全国人大代表，张直帆是汕头市人大代表。遗憾的是，这两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领军人物，也领头搞起了骗税。 张直帆，1952年生人，略比张圭奚年长。张直帆幼时家贫，仅上过小学五年级。13岁时，张直帆用母亲给的5元钱开始做小本生意，他卖过茶水、花生米，用自行车贩运过水果、水产品，还卖过化工原料。经过一番打拼，到1981年已积累了16万元的资金，这在当时已是令人眼热的谷饶富豪了。但张直帆绝不骄傲自满，又和外商合作办起了企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从最早的仅有60个工人的小厂起步，经过8年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到1996年已有企业员工1500人。1996年，张直帆成立了集团公司，名曰“益生发”，他任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与张圭奚的桂光集团一样，“益生发”主要生产文胸。 张直帆平生谨慎低调，衣着朴素。虽然腰缠万贯，但在外表上绝对是农民打扮。手腕上戴的是5块钱一只的电子表，全身行头超不过50块钱。在为人处事方面，他奉行“三惜”原则，即珍惜身体健康，珍惜家庭美满幸福，珍惜子女健康成长。他不仅事业有成，且家庭美满，妻子相夫教子贤惠可嘉，儿女学业优异令人羡慕。他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每年都拿到奖学金；大女儿在加拿大读书，功课门门优秀；其余4个女儿在国内上学，学习成绩大都名列前茅。 然而一个闻名遐迩的农民企业家，顷刻之间就被骗税分子拖下了水，且从此如泥牛入海烂成了一摊污泥…… 对张直帆的涉嫌骗税问题正在加紧调查之中。 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是林天兆。他能进入工作组，除他业务水平高外，还因为他会潮汕话。工作组副组长是王振。 张直帆拿到的进项发票多是陈楚荣开给他的。但张直帆很狡猾，谎称他不认识陈楚荣，那些票都是他手下的两个人接手的，而那两个手下都已跑了。 那时，陈楚荣已经被抓到了。在看守所里，陈楚荣装聋作哑，声称自己没文化，一个字不认识，听不懂普通话。专案组专门找人给他当翻译。后来专案组才知道，这些都是陈楚荣装出来的。 张直帆与陈楚荣关系并不一般。有人说，张直帆到市里开表彰会时，“益生发”的奖牌都是由陈楚荣代领的，因为张直帆不喜欢抛头露面。陈楚荣平常开的吉普车就是张直帆的。 陈楚荣被抓后，张直帆和他订了攻守同盟，并每月给他送3000块钱，放在看守所，让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此陈楚荣力保张直帆。 这时，调查受到了阻碍。 张直帆的案子是“807”中的大案。专案组每三天和一周分别向韩秋和马森汇报一次案情。马森对专案组的人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尽量少跟张直帆正面接触，先在外围调查取证，掌握足够的证据后再对他采取行动……” 张直帆的案子是从刘文给身上突破的。 刘文给是益生发集团的副总经理，但实际上他是主管财务的核心人物。刘文给被叫到了工作组的驻地。林天兆只三言两语，刘文给就浑身抖了起来，拿烟的手哆哆嗦嗦，另一只手连水杯都端不住。林天兆搞预审很有一套，他那几句切中要害的话语和犀利的眼神，使刘文给难以招架。三下五除二，刘文给就把如何接受陈楚荣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整个过程的关键点说出来了，并承认张直帆手下的两位经手人实为子虚。 刘文给的交待使案件有了关键性的突破，张直帆的真正面目暴露出来了…… 林天兆向我们叙述了专案组诱捕张直帆的详细过程：我刚到专案组在外围调查的时候，与张直帆见面总是嘻嘻哈哈的。记得第一次见张直帆是在潮阳市国税局，是我和王振一起去的。我们以补缴税款的理由把他叫来，而且当时给他一个错觉，认为他的几个厂子已进行了处理，也写了报告，只要把税款补缴就没事了。 张直帆似乎也松弛了许多。他见我们开的是一辆白色的破车，就开玩笑地说：“哎呀，你们那么大干部怎么开这么个车呢？”我们说：“那有什么办法，干活么，哪像你们这些阔老板。”张直帆说：“把我的皇冠给你们，你们先开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敢开这个口；如果开口，他立马会送给我们的。与他谈完话之后，吃饭的时间到了，张直帆就想请我们吃饭，他说：“请你们多少次了，你们也不肯赏光，这次我带着钱来了，你们吃什么，随便点！”我们当然还是推托了。 后来，还是吃饭这个由头，在抓捕张直帆时帮了我们的忙。 3月5日夜里12点，韩秋说，张直帆、刘文给以及其他需要抓捕人员的名单及相关资料弄出来，已经送到了汕头市公安局。3月6日中午，汕头市公安局抓捕的人来了，说谷饶的环境不太好，问我们怎么实施抓捕。我们想了想，想起了张直帆总约我们吃饭的事，就决定诱捕他。王振给他打电话，说汕头市国税局稽查局下了处理决定书，补缴900多万元；一下子交这么多钱比较困难，先交一部分吧，你今天下午来一下，咱们谈谈怎样缴税的事情。张直帆在电话那端问，下午几点？王振给他放烟雾弹，就说，也不要太早，中午我们休息，两点半过来吧，晚上我们请你吃饭。王振说得很轻松，不让张直帆有所觉察。张直帆说，还是我请你们吃饭吧，你们来这么久了，让我请一次行不行？王振说，还是我们请吧，你按时来就行啦。 张直帆很准时，两点半打来电话说：“我到了。”把他领上来后，我们就开始谈。实际上也没什么好谈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因为我们给公安的人说好了，让他们过来把他带走就算完成任务，哪知左等右等，汕头公安的人就是不来。我们当然也不能放他走，就只得海阔天空瞎侃一通。 张直帆也不知我们是什么意思，本来说好是谈补税的事，见我们不谈这方面的话题，他也不好往这方面引，于是就扯起了别的事情。他说过去这里很穷，女人都不用文胸的，都是用布把胸缠起来。一些海外的人回来，作为礼品带了一点过来送亲戚姑姐之类的。刚开始是家里人用，后来用不了，就送人。这里大都有海外关系，大家就要来技术资料，开始自己搞起来，以后逐渐形成了制造内衣和文胸的产业。现在，据说世界上每三个女人就有一个人用潮阳产的文胸。侃完文胸，我们又侃出国见闻。大概他刚出国归来，于是就谈起了土耳其的风土人情，谈起了在匈牙利的见闻等等，一连侃了几个小时，快到6点钟的时候，他开始看表了，因为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汕头市公安局的人仍没有来，我们就对他说：“别急嘛，一起吃饭嘛。”他说：“司机在下边，我下去跟他说一声，安排一下吃饭的事。”我们就说：“咱们不要下去了，就在楼上吃吧。”于是就让后勤把饭送了上来。这个时候张直帆有所查觉，情绪开始低落。吃完饭，他就不再说话了，低着头，脸色非常不好，他知道自己完了。 到晚上七八点钟，汕头公安的人来了，他们把张直帆带走了。那天晚上，汕头公安为什么姗姗来迟？因为他们要办相关手续。公安人员来了后搜了他的衣兜，结果搜出1万元人民币、2万元港币、一张50万元的支票，另外还有手机、手表，还有一张护身符。看来张直帆真是做好了要请我们吃饭的准备。 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工作组和汕头公安，加上我和王振，连夜把张直帆送到福建东山。这时，车上还坐了一个人，是张圭奚。他是刚从北京被带回来的。谁也没有想到，“谷饶双雄”竟会以这种身份见面。 临上车之前，张直帆用拳头猛力击打着自己的胸部，嘴里含糊不清地骂着，数落着，可能是骂我们骗了他，骂也不敢大声骂，就那样捶胸顿足，情绪完全失控了…… 我们在狱中见到了张直帆。听说张直帆被判了11年。张直帆很闲散的样子，没有别的犯人那种紧张感和犯罪感。他坐在椅子上，甚至还跷起了二郎腿，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种平静淡泊的心态。一个农民，在一个很好的年代，白手起家，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成为亿万富翁，这应该算是一个神话人物。但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又回到了原点，他辛辛苦苦建构的益生发大厦瞬间坍塌了，回到原点的张直帆似乎已经习惯了现在扮演的角色，他的农民本色帮了他的忙。他没有了刚进来时歇斯底里的样子，也没有了怨天尤人的愤懑。现在的他只有平静和淡然，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好奇地注视着我们…… 采访将要结束时，我们问张直帆：“监狱里不也有服装加工厂吗，如果把它承包给你，行不行？” 张直帆咧嘴笑了，说：“没问题吧……” 第七章 天罗地网 涉案值第一 金秋时节，工作组进入专案调查阶段。 10月11日，工作组召开会议。马森在会议上部署的6项内容中，前3项都是针对专案的。 马森向大家通报说，工作组已向公安机关移送了32件重点案件，工作组内部又确定了15起专案。 专案工作中，抓捕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在“807”案件侦破过程中，汕头市和揭阳市公安系统功不可没，两市公安机关共抽调180余名警察，分别成立了“807”公安专案组，负责追捕嫌犯。 揭阳市公安局局长说，揭阳公安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但在“807”打骗行动中，他们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仅在为自己干事，还为省里、中央干事。这个时候，不能掉链子啊！ 这位局长介绍说，“807”工作组一共给两市公安局下达了4批任务、40宗案件、47个重点嫌犯，揭阳市完成了23宗，抓了36个犯罪嫌疑人。揭阳市公安局抓捕组把“807”下达的抓捕任务加以量化、细化、具体化，提出完成任务60%的，算及格；完成80%的，给予奖励；完成100%的，向上级请功。本组任务完成之后，协助别的组完成抓捕任务的，同样给予奖励。完成任务不力者，组长写检查；对完成任务不到50%的，重新调换岗位；还不行的，送回原单位。 卢银彪就是揭阳市公安局执行抓捕任务的抓捕组成员。我们从他的事迹中，就可以看出揭阳干警的整体素质和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精神风貌。 卢银彪到抓捕组后，受领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洪暹强、方少辉和周晓辉的任务。 这3名嫌犯自“807”工作组进驻潮汕后就畏罪潜逃，几个月来，迟迟未能归案。于是，抓捕主要嫌犯的任务就落到了卢银彪等人的身上。 卢银彪等人是2000年12月接到通知的，要求1月2日到专案组报到。到专案组后，他被安排到抓逃组。卢银彪说：“这时，我还有没忙完的工作，市局王局长就对我说，‘807’是政治案子，是局里的头等大事，要以这个工作为重，其他的工作不要做了。”于是，卢银彪等人就被派到工作组了。 到工作组以后，公安专案组的负责人高岳和张绍就给他们介绍情况并安排工作。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任务挺重的，压力也挺大。”卢银彪说，“汕头市公安局那边负责追逃的有100多人，而我们还不到20人。当时‘807’工作组公布的几个重要嫌犯，排在前几号的人都没有抓到，比如洪暹强、方少辉等，骗税数额都很大。如果不将这些人抓捕归案，作为人民警察，真是脸上无光。我们的队长是陈卢华，当然他的压力更大。他对我说，打蛇打七寸，抓逃犯先抓重点目标，咱们要先把几个重点人抓回来，既是对其他嫌犯的震慑，也缓解了我们的压力。经过一番研究，我们先确定了两个抓捕目标，这就是洪暹强和方少辉。” 洪暹强是普宁市池尾镇农民，时年38岁。在“807”中，他的虚开数额可谓名列前茅。他在当地办了20多家空壳公司，从1998年初至案发，共为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金额3.71亿元；自己为自己虚开金额2.55亿元；让别人为自己虚开金额5.28亿元。如果将3项合计，总数就有11.54亿元。这样，洪暹强当然是“807”的要犯了。 抓捕目标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侦查员要做的基本工作：熟悉嫌犯的个人情况及家庭情况。比如，嫌犯的姐妹兄弟、父亲母亲，妻家的姐妹兄弟、岳父岳母等，从他的亲戚到远方亲戚，然后是朋友或生意合伙人…… 卢银彪抓捕小组的第一个抓捕目标是洪暹强。首先是寻找洪暹强的下落。一个月过去了，洪暹强仍然杳无音信。正在卢银彪为此着急的时候，发现洪暹强的妹夫在与他联系。“有门儿！继续跟踪。”卢银彪兴奋起来。作为一名技术娴熟的侦查员，卢银彪知道，只要有线索，就能抓到人。 然而，洪暹强行踪不定，只有他妹夫知道他的下落。卢银彪说：“我们就向领导汇报，确定先把他妹夫控制起来。将他妹夫依法留置之后，他妹夫不配合，死活不说。他说，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很好，相互之间很少来往。现在，他的妻兄究竟去哪儿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就这样僵持了三天。我们的人过去两三个，而这边的目标还要跟，我们不可能在那边无限期地呆下去。”难道就这样放弃吗？这可是惟一的线索啊！卢银彪当然不甘心，他决定做最后的努力。“临走，我又同他妹夫说，咱们再谈半个钟头。说不说你自己定。这半个小时中，我说了很多话，软的硬的都说了，他虽然仍处在犹豫之中，但还是不肯说。我火了，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我说，你给我站起来！他站了起来。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见死不救？洪暹强怎么也是你老婆的亲哥，他如果早早归案，把事情弄清楚，兴许还能留条性命，你们这样包庇他，实际上是害他！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再说。又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半钟头，洪暹强的妹夫最后说出了洪暹强的一个呼机号码和他在揭阳与广西的两个手机号码。” 终于柳暗花明。但是，洪暹强妹夫所说是否真实？这些通讯工具是否还在用呢？卢银彪的心又提起来了。经查询，一个手机号码是广西的。通过向其他嫌犯了解，说洪暹强确实去过广西，但以后又离开了，可能去了上海。揭阳的手机号码是他逃离揭阳前用的。这两个手机已经没有信号。呼机是苏州的，这说明洪暹强很有可能在苏州。 事不宜迟，卢银彪和刑侦科副科长等3个人立即赶赴苏州。 到苏州后，得知呼机已经停用。这个惟一的线索又断了。 时值早春三月，江南的天气有些阴冷，卢银彪他们心情异常沉重。3天过去了，没有音讯；又等了3天，到了第六天，终于发现有人与这个呼机联系了。经调查，这个呼机是以王大毛的身份开的。但是一查，根本没有王大毛这个人。然而，与这个叫王大毛联系的人依然不断。于是，卢银彪决定先把这个叫王大毛的人控制起来。 在苏州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王大毛在苏州的盛泽镇被留置。盛泽镇在浙江和江苏的交界处，又是布料、丝绸的集散地，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控制王大毛后，他承认见过洪暹强，而且在他家住过，但是几天前洪暹强已经走了。 卢银彪对王大毛持怀疑态度，就严厉地对他说：“你知道你是在与谁打交道吗？你是在与一个重罪嫌犯打交道，你犯的是包庇罪。你如果再继续欺骗我们，那就是罪上加罪。”王大毛说：“他真的走了，我不骗你们。”卢银彪紧接着问：“走是走了，走哪儿了？走远了还是走近了？”王大毛说：“没走多远，还是在盛泽，是租住在另一个地方。”卢银彪又问：“住在什么地方？”王大毛说：“是一个新地方，还没通电话。几天前他还住在我家，他是刚刚搬过去的。” 成功在渐渐靠近。卢银彪说：“此时和我们同来的还有公安部的张处长，他坐镇指挥，江苏省公安厅和苏州市公安局都非常重视，都把‘807’大案当做政治任务来抓，因此，大家对王大毛的口供相当重视，当地公安已对整个盛泽的娱乐场所、歌舞厅、桑拿室进行了布控，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但是，王大毛说的话有几分真实？如果他所说是假，这样兴师动众，消耗人力物力不说，拖延了时间，耽误了‘807’的进程，这责任由谁来负？”于是，大家开碰头会时有人提出，能不能相信王大毛？卢银彪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你信不信他，也得信一次了。大家的思路最后统一到继续从王大毛提供的线索入手。卢银彪对王大毛说：“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干不干？”王大毛说：“只要能保证我无事，我就干。”卢银彪说：“那好，你能不能把洪暹强引出来？”王大毛痛快地回答：“能。”卢银彪说：“只要你配合我们抓到洪暹强，保你没事儿。”王大毛说：“好，我帮你们找到洪暹强。” 王大毛给一个姓张的人打电话，这个姓张的人就是帮洪暹强另外租房子的人。电话打到姓张的人家里，姓张的妻子说他不在。卢银彪在一旁对王大毛说：“问他手机号码！”姓张的妻子就告诉了他的手机号码。王大毛连忙打姓张的手机，姓张的回话说：“我就在你的附近，你到桥头等我，我在那里等你。”这时，卢银彪已经了解了这个人的特点，个子比较高。卢银彪带侦查员把车开到桥头，远远看到姓张的打了一把伞，在那里左右张望。王大毛说：“那个打伞的人就是。”卢银彪让王大毛在车里等着，几个侦查员三下五除二就把姓张的弄上了车。 上了车之后，卢银彪问他洪暹强在什么地方住。他不说，总是拿眼瞟王大毛，王大毛说，跟他们说吧，已经是这样了。那人就领着侦查员去找洪暹强。 “现在看来，相信王大毛是对的。”卢银彪说，“如果不信，也许洪暹强又跑了。”这时天已经很晚了，当赶到洪暹强住的地方后，见楼下停了一辆车，侦查员便走过去。看见这么多人，那辆车掉头就跑了。 那座楼共4层，洪暹强住的是第三层，其他3层的灯都关着，只有洪暹强住的这层灯是亮着的。然而，姓张的却带侦查员上了4层。他说洪暹强住在4层。卢银彪说：“我们多长了个心眼儿，干脆把3层4层楼梯口都封住。上了4层，我们就敲门，当时大家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等了很久没人出来。再敲时，有一对老夫妇来开门，原来是房东。房东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卢银彪说是公安局的。房东说，你们有什么事？卢银彪问，这里就住你一个人吗？房东说不是，说着就往楼下看了一眼。” 这就等于说洪暹强就住在3层。 这个时候，3层的灯熄了。看来，姓张的这个时候还没完全说实话。卢银彪说：“一切部署完毕后，我们没有敲门，是破门而入。当我们进去时，发现洪暹强正躲在门后，而他的小情妇正在床上瑟瑟发抖……” 洪暹强外号洪胖子，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难逃一死，情绪非常不好。他一句话不说，脸是青的，走道趔趄着。为了防止他发生意外，在途中，卢银彪就跟他说些宽慰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罪重的不一定都是死刑，你还有机会争取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主动揭发检举，或者老实坦白交待，这样对你的量刑都会有好处。”“我还给他开玩笑，说如果服完刑出来后，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他的情绪就好多了。我怕他压力太大，万一想不开，出点什么事，就没法向‘807’交代了。” 就这样，洪暹强被安全地带了回来。卢银彪的叙述也变得轻松了，他说：“想想在江苏的6天，很有意思。到第五天，还一点着落也没有，谁知到第六天晚上，柳暗花明，虽然是大海捞针，却得来全不费工夫，真是够悬的，我们开玩笑地说，真能写一篇报告文学了。” 第七章 天罗地网 唉！护身符 回到揭阳后，抓捕组把洪暹强交给审讯组，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深圳，去抓捕方少辉。侦查得知，此时方少辉不在深圳，就在东莞，估计在二者之间来回漂移，卢银彪就和侦查员们一起在深圳和东莞之间跑来跑去。 方少辉，时年29岁，普宁流沙镇人，为市工商联贸易总公司职工，还是市政协第六届委员。看到身边不少人因为骗税发了财，他也躁动不安起来，从1997年开始就用假身份证注册虚假公司，开始打起了虚开发票赚钱的主意。由于方少辉胆子大，出手狠，至案发时，他成了“807”缉拿的重要嫌犯。几年来，他共给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8亿元，自己给自己虚开2560万元，接受虚开的专用发票2.41亿元。 方少辉的抓捕工作也颇多曲折，卢银彪向我们细细道来：通过情报，我们了解到方少辉的老婆住在东莞市的一个小镇上，于是我们就移师东莞，在那个镇的周围进行了布控。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确认方少辉也经常来这里，但他经常外出。他有一个哥哥在深圳，弟弟是一个吃白粉的人。他哥哥有时也找方少辉，但他哥哥很鬼，不直接与方少辉联系，而是通过一个广西人帮他联系。看来，这个广西人知道方少辉的行踪。于是，我们通过技侦手段，锁定这个广西人在深圳的布吉镇。据查证，方少辉的哥哥在该镇买了一套房子，估计方少辉到深圳就住在他哥哥的这所房子里。所说方少辉经常在深圳东莞出没，实际上就是在他哥哥和老婆住的两个镇上跑来跑去。 此时，另一个案犯李光益也露出水面。李光益和方少辉属同一个案子，同样潜逃在外，他是个关键人物。虽然虚开的数额不是很大，但若找不到他就很难定案。 此时，李光益躲在深圳福田区一个远房亲戚家里，目标已被锁定。 深圳市公安局给予了大力配合。与其他案子相比，“807”案各地在配合上更加有力。市公安局领导坐镇指挥，落实抓捕事项。他们把警力分成两个组，一组抓方少辉，一组抓李光益，并对执行任务的民警说：“这两个案犯非常重要，是‘807’的大案，我们务必要完成抓捕任务。” 侦查员都摩拳擦掌，谁也不甘落后。 我只身一人，无法兼顾两个组，就只能建议抓捕时，最好先抓李光益，再抓方少辉。他们同意了。 李光益抓到了，经确认后，我就又向另一组赶去。 本来说好，我去之后再抓方少辉，但那里情况突然有变，所以他们提前行动了。这一行动，让大家吃惊不小。我人还没到，他们就来了电话，说：“坏了，坏了……人跑了，完蛋了！”我一听立马傻眼了，急忙问：“现场控制了没有？”他们回答：“控制住了。”我又问：“有人跑没有？”回答：“没有。”我忙说：“等着，我马上赶来。”我知道事儿砸了，但心想，既然人一个没跑，也许还有希望。当时，我急得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到了那里，我看那套房子里一共9个人，我挨个儿看了一遍，这里面确实没有方少辉。我们是拿着照片一个个对的，对过之后，确实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边正在装修。装饰材料堆得乱七八糟，人就错落在那些材料之间，给人一种视觉上的误差。我想了想，觉得行动在大的环节上没有出错，而屋内人又多，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关键要沉住气，要沉下心来辨别。 我又逐个打量了一遍，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躺在床上，满不在乎地翻着书。这时候谁还那么悠闲？我看这里面八成有鬼。这个人的脸朝里，躺在那里看书。我让他翻过身来，他大半身未动，只把脸呈给我们看。这样，他的脸就是歪的，和照片上的人不是很像。我命令他起来。他说了一通当地话，嘴里呜哩哇啦的。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姓林，我再看看照片，就大声对他说：“你就是方少辉！” 那人一愣，突然醒过神来似的辩解，说我是林某某，不是方少辉。我不听他的话，几个人就上来搜他的身，在他身上发现一个钱包。钱包里没有别的，只有几块钱，我再仔细看看，发现里边还有一个写着“福”字的护身符。这是潮汕一带人烧香拜佛后求神保佑的东西。我随便地把护身符翻了过来。这一翻，让我大喜过望 —— 护身符后面赫然写着“方少辉求”4个字！我把那东西一亮，对他说：“这不是你的护身符吗？你再不老实，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这时，我们又把他哥哥带过来，让他指认。他哥哥可好，都这时候了，还一口咬定不是方少辉，说他今天没来。我们又问别的人，他们也学着他哥哥的样子，都说这个人不是方少辉。当时我就急了，说：“你再想想，如果你还不说，你哥、你弟都抓了，你想让你全家都栽进去吗？” 可能这句话起了作用，他想想，说：“我说好了……我就是。”我问：“你是什么？”他说：“我就是方少辉。”我说：“你刚才干吗说你不是？”他说：“我想能混过去就混过去，混不过去就再承认。” 就在我们把方少辉往车上带的时候，方少辉自言自语道：“这张护身符我带了十多年，没想到……看来，这是命啊……” 谁也没想到，那天晚上会一石二鸟，同时抓到两个人。一路上我们的心情好极了，把方少辉、李光益往回带的时候，我们问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说曾到俄罗斯、白俄罗斯那边呆了一段时间。 第七章 天罗地网 找到这儿，我服你们了 把方少辉、李光益安全移交之后，卢银彪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转向第三个目标，这就是周晓辉。 周晓辉，时年41岁，普宁市梅塘镇人。与上面三个人不同的是，他还算有点文化，有张大专文凭。从1995年开始，一心想着发财的他就开始注册虚假企业，从事虚开发票活动。他做“生意”的大本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家乡梅塘镇，一个是毗邻的里湖镇，两地相隔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他与梅塘镇镇长李永亮、里湖税务分局局长秦河混得跟把兄弟一样，于是两人为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方便。到案发时，他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25亿元，被受票企业用于骗取出口退税1524万元。而梅塘镇政府也曾因为别人虚开而完成了当年的税收任务，并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获得普宁市财政超收分成311万元和88万元的奖励。 抓捕周晓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句话说，你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把你追回来。抓捕周晓辉就应了这句话。 周晓辉跑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可以说是到了天边。 周晓辉犯事后，先来到海南的海口，后又躲到他叔叔所在的一个农场里，那个农场在海南的乐东县。 卢银彪带人过去之后，没有直接去他叔叔家，怕打草惊蛇，而是派当地的一个人先去看一下，证实他在不在。经过了解，证实周晓辉确实不在这里，但却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周晓辉可能潜藏在海南的另一亲戚家。 但是，周晓辉另一亲戚的家在哪儿，警方并没有掌握，目前只知道他叔叔家。因为怕打草惊蛇，所以又不敢动。于是，卢银彪他们就在乐东县外围转，一转眼就是十多天，还是没有周晓辉的线索。怎么办？卢银彪急了，急的原因是上面催得紧，要求尽快将周晓辉捕获。而眼下，这个案子还是没有头绪。还等吗？卢银彪觉得这个案子很难再从其他地方下手，缺口只有一个，就是他叔叔。于是，卢银彪就请示领导，要求秘密讯问周晓辉的叔叔，从他叔叔口中弄出需要的东西。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卢银彪他们就在乐东讯问了周晓辉的叔叔。经过讯问，他说他真不知道周晓辉在哪儿。那天晚上因为是秘密行动，是把周晓辉的叔叔引出家之后才讯问的，他的家人并不知道。如果他家人知道了，说不定就会把消息捅出去，这对抓周晓辉是不利的。因此讯问的时间肯定不能超过当晚，否则就会引起他家人的怀疑。然而，直到凌晨4点，他的叔叔才从嘴缝里溜出一句话，说周晓辉的情况他确实不知道，不知他舅舅、舅妈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一了解，方知周晓辉在海南还有一个舅舅，就在附近的东方县。 已是凌晨4点，怎么办？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凌晨赶到东方县抓周晓辉正是时机。但海南的警察却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巧的事，这人说的话你能相信？他要是逗你玩儿呢？ 情况迫在眉睫。情节与在江苏抓获王大毛时如出一辙。卢银彪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了抉择，说：“夜长梦多，走，到东方县抓捕周晓辉！” 连夜与东方县公安部门联系后，卢银彪和海南的警察以最快的时间驱车赶到周晓辉舅舅家。此时天已放亮，云雾缭绕的村庄正眨着惺忪的眼，鸡鸭已经出笼，满地跑着。卢银彪他们敲响了周晓辉舅舅的家门。 周晓辉的舅舅、舅妈开门后显得特别惊讶。问他们话，回答总是藏藏掖掖，躲躲闪闪。问他外甥去哪儿了，他们说很久之前来过，不过最近没见着。看来，他们还是不想说。 此时天已大亮。既然已经打了草，倘若这次抓不住，那周晓辉这条蛇肯定溜走无疑。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敲开了他舅舅家的门，只好下决心从他舅舅、舅妈身上做文章。 卢银彪想了想，有了主意，就是把他们夫妇分开。因为外甥和舅舅有血缘关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舅妈就不一样。如果把利害关系给她说清楚，倘若因为这件事危及她们的家庭利益，她或许会觉得得不偿失，有可能把真相说出来。 这样，就把夫妇俩分开了。 卢银彪开始做周晓辉舅妈的工作。卢银彪说：“你们都是国家干部，应该有法制观念和政策观念。知道嫌犯在哪里，知情不报，尤其是面对警方讯问作虚假陈述，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周晓辉舅妈不说话。卢银彪知道，她在作思想斗争，就接着说：“周晓辉犯的法不是太重，如果主动向政府靠拢，处理就会轻些。但是，如果你们一味包庇，知情不报，这就把事情弄向反面了，就会被加重刑罚，你们也肯定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她听了后，心有些动，就小心翼翼地问：“他能轻判吗？”卢银彪说：“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如果他现在跟我们走，坦白交待，政府是会从宽处理的。”这样的话翻来覆去说过五六遍之后，她低声说：“那我带你们去吧，看他在不在那里。”卢银彪急忙问：“哪儿？”她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一个农场，许多普宁人都在那里。” 抓到周晓辉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尽管海南的警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他叔叔、舅妈都在糊弄警方，但卢银彪却不这么想，尤其是目前，除她提供的这个线索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线索了，这是惟一的选择，只能一步步往前走。 事不宜迟。经过一番部署，决定由周晓辉舅舅的家人带侦查员去农场。临出发时，卢银彪也在犯嘀咕，他舅妈说的话能是真的吗？于是转过身来试探性地对她说：“如果他不在，对不起，由你们承担责任！”她坚决地说：“这种事我不会瞎说的。” 那个农场是在山里，曲曲折折、七拐八拐，有一段路不通车，抓捕人员只好下车步行。到了农场之后，里边像是有人声，但还都没出来。此时，卢银彪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差5分8点。 到了农场门口，有人好像察觉了什么，就跑着对里面的人大声喊：“晓辉 —— 晓辉 —— ”这时，就听见有人在里边应着，好像刚起床的样子。侦查员立即冲进去，把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侦查员一眼就认出周晓辉，扑上去把他按倒在床沿上。这时，周晓辉刚起床，而且刚穿好衣服。如果再慢一点，他可能就出去了，抓捕就有可能落空。 带到警车上后，周晓辉说：“我躲来躲去好辛苦，没想到你们真行，就是躲到地底下，你们也能把人挖出来，服你们了……抓到也好，抓到也好，我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海南警方也说：“通过这次抓捕行动，你们的敬业精神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很佩服你们……” 就这样，揭阳市公安局“807”抓捕组在很短的时间内，抓捕了逃犯总人数的80%以上，受到“807”工作组的表扬，卢银彪个人也荣立了二等功。 揭阳市公安局长在回答我们揭阳干警何以重拳出击不手软、关键时刻过得硬时说：“关键是我们局党委重视，上下齐心。对我们来说，‘807’行动就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是一场捍卫改革开放成果和保卫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1月3日，公安部副部长赵永吉抵达汕头工作组驻地，宣布公安部将在汕头召开全国16个省市公安厅厅长会议，专门研究部署“807”的抓捕任务。 抓捕工作成绩显著。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807”公安专案组及汕头、揭阳市公安专案组按照“807”工作组“分级督捕、责任到人、务求全歼”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一线抓捕力量，拓宽侦查思路，灵活运用多种侦查手段，缜密侦查，严密布控，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两市公安机关共抓捕涉案人员253人，工作组圈定的重要嫌犯绝大部分到案。工作组的一位领导说，这么高的到案率，在过去涉税案件中是极少见的。 在公安部副部长赵永吉抵达汕头的前一天，吕华也刚刚从北京飞抵汕头。他向工作组全体成员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指示。 “我要告诉大家，”吕华在会场上动情地对大家说，“国务院领导对打骗工作非常重视，仅在10月24日至11月1日的7天时间里，国务院领导就先后4次听取了金人庆局长和我的工作汇报。在25日上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第83次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国务院领导对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镕基总理指出，税务总局和有关部门配合得很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大好。检查结果和我们预料的一样，问题很严重，必须乘胜追击，穷追不舍，全面铺开，重点打击，务求全胜。” 吕华对工作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布置。在谈到专案工作时，他说：“朱镕基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在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到了要集中力量抓大案的问题。我认为，贯彻落实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的指示，我们只有抓好大案要案，办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件，惩处一批首恶分子，包括与骗税相勾结的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才能真正对违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 2000年11月，吕华回到北京，主持全国打骗工作。当时“807”组建时，国务院把潮普两市作为打骗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向全国铺开。在“飓风行动”揭开骗税盖子、涉案调查顺利推进、潮普打骗取得阶段性成果时，国务院决定立即在全国展开打骗行动。11月16～1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会议对如何开展全国性打骗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议决定在全国10个重点省区市展开打骗行动。吕华回京坐阵指挥全国打骗工作后，“807”工作组组长由马森担任，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朱辰笙、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少南、公安部二局处长高岳任副组长。 第八章 东山角逐 聚焦东山 工作组领导给他规定了条件：时间不能超过一周。从保密、安全和避免干扰的角度考虑，地点不能放在广东，也不能离广东太远。因为路途遥遥鞍马劳顿，不利办案。 于是，冯泽就按照领导的要求精心选址。 东山是一个县，过去叫东山岛，可谓大名鼎鼎。 东山与广东相邻，距广东边界不足100公里。 地处小岛，酒店又在一个僻静之处。于是，这个安全静谧的地方，就成了“807”工作组对犯罪嫌疑人和违纪干部进行专案调查的特殊场所…… 东山岛四面环海，一年刮6级大风的时间长达半年。解放前，这里土地荒凉，人烟稀少。海岛的东南部，沙滩连片，绵亘起伏，寸草不长。真是狂风吹兮沙飞扬，何处觅兮吾故乡。岛上无数个流动沙丘随风肆虐，步步紧逼，数十年间，竟吞噬了十多个村庄、千余间房屋，无数耕地被沙掩埋……据刚解放时的统计数字，东山人逃亡到海外谋生的占十分之一，出外当乞丐的不计其数。当地民谣曰：“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春雨来临柴草绝，作物有种多无收……” 冯泽与大案有缘。 工作组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选定专案调查地点。 进入“807”工作组之后，受领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807”专案调查场所。 冯泽刚刚从长春税院培训学习回京，“807”工作组就通知他参与查处潮汕税案。 被冯泽选定的东山扬波酒店，实际上是一个税务干部培训中心。扬波酒店的两边绿树披拂，沙沙作响；前面百余步，是一望无垠的大海，但见海浪翻涌，涛声隆隆。当地人说，对面就是台湾。 我们专门去了一趟东山。从汕头迎宾花园到东山，正好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东山虽称为岛，实际上是个半岛，有一条宽阔的马路与之相连。岛上林木参差，丘峦墨绿。山上和路边满是一种个头不高树干笔直的树，当地人说，这种树叫木麻黄，特别适合干旱的土质。这种树是一个叫谷文昌的县委书记带领当地人种的。几十年时间，这个沙岛已经变成了碧波荡漾的林海。 由于这里距离台湾最近，因此上演的故事总引人关注。解放前，东山仅6万人口，国民党军队溃退前夕，在此地掳走了4000多名中青年壮丁。东山县有一个铜钵村，全村的青壮年几乎被抓走，一夜之间，妻离子散，家破人失。因此，铜钵村又称寡妇村。之后的数十年间，上百名失去丈夫、儿子的妇女们常常来到海滩，面对烟云阻隔的台湾，焚香秉烛，遥寄相思。 冯泽好一阵没接案子了。参加查办轰动全国的涉案金额达63亿元的金华税案之后，冯泽就像战士好久没上战场一样，手怪痒痒的。当听说要南下广东，他不由得有些激动。 经过一番考察和周折，冯泽看好了福建的东山。 第八章 东山角逐 跟踪，白色卡迪拉克 冯泽把地点选好，特向吕华和马森作了汇报，请吕华到东山视察。吕华应允了，但具体时间没有透露。 没有透露也是为了安全。 工作组领导的安全问题，一直为工作组所重视。在工作组南下之前，就发生了汕头迎宾馆发生火灾烧死办案干部的事，继而，潮阳、普宁又谣言四起，扬言要给工作组点儿厉害看看。也有人说，当地骗税分子已与黑社会勾结，要袭击工作组驻地。鉴于这样的情况，在马森等人的再三劝说下，吕华不得不接受由两名警卫员保护。 9月2日下午，吕华突然提出要去一趟东山。出发前，工作组提出了安全保卫计划，即用武警护送。但吕华执意不让送，也不让接。工作组的同志不放心，还是请警方在广东、福建交界处的分水关安排了6个全副武装的武警接应，以防意外。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吕华的秘密行动，还是被守候在迎宾花园外的犯罪分子跟踪到了。 车出宾馆不久，一辆车牌号为26618的白色加长卡迪拉克就尾随在后边。 为了保护吕华的安全，冯泽要了三辆车，第一辆是先导车，仅有一名司机。第二辆是吕华的车，冯泽乘第三辆车断后。起初，冯泽只顾关照前边的车辆，叮嘱前车司机速度不要太快，与后边的司机保持距离，以防止别的车辆“加塞儿”，乱了队形。等他吩咐完刚想歇歇神儿的时候，脑袋一歪，正好在反光镜里看到了那辆白色卡迪拉克。 冯泽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认真搜索记忆，好像这辆车在他们刚上路不久就闪现过。如今出去几十公里了，这辆车怎么还跟在后头？ 冯泽预感到这辆车有问题。 说它有问题，主要是其不即不离的势态，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为了防止别人插车，工作组的三辆车打着蹦灯，这辆车也跟着打起蹦灯，紧紧地跟在后头。工作组的车到了收费站，不用交费就过去了，那辆车也不交费跟着过去了。一开始，冯泽还以为这辆车是为了逃费。渐渐地，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有几次，冯泽把车速减慢下来，等它上来后，冯泽从车窗里伸出头，挥手示意它们先走。哪知人家并不超车，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跟在车队的后面。 冯泽预感到情况不好。 联想到有人故意用三角铁扎破车胎企图造成交通事故，联想到有人扬言用四零火箭筒打迎宾花园等事情，炮兵出身的冯泽不寒而栗。他想，如果白色车里真有几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用火箭筒瞄着吕局长的车，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故啊！想到这里，冯泽惊出了一身冷汗。 冯泽立即将情况向坐在中间那辆车的秘书田金作了通报，让他们加强戒备。田金回答说，他们也发现了那辆白色车，吕局长说再观察一下，看它如何动作，然后再做决定。说话间，车队已到潮州的饶平县地界。原先路两边店铺林立，路人众多，犯罪分子可能感觉不好下手，故不紧不慢地尾随着。而饶平地面就相对荒僻一些，于是白色车便将油门一轰，速度明显快了。 眼看它要冲过去了，冯泽急打方向盘“别”了它一下，白色车急忙刹车，冯泽油门一踩，把它甩在了身后。然而，白色车紧追不舍，又一次冲上来。冯泽再次把它“别”了一下。 等那辆车第三次冲上来的时候，车队停了下来。那辆车一看3辆车都停下来了，不好再停，油门一轰超了过去。然而，这辆车并没有走远，又在1000米处停了下来，像只拦路虎般趴在前头。 这时，冯泽立即给武警政委打电话，要求他立即派武警赶来。 这时，冯泽告诉吕华，前面约两公里处的分水岭有6个武警。吕华说：“车队全速前进，冲过去，把那辆白色车引到武警的口袋里去！” 车队又一次冲在了前面，白色车仍然穷追不舍…… 车行至分水关省界，白色车见到手持微冲、高度警戒的武警，立即调转车头仓皇逃去…… 冯泽请示吕华要不要追？ 吕华说：“没有足够的证据，算了。” 冯泽即刻对这辆白色卡迪拉克的车号进行了查询，广东警方证实是一个假车牌…… 第八章 东山角逐 波澜不惊 作为纪检专案组组长，冯泽配合公安部门具体负责东山事务。 冯泽感到了肩上的压力。 “飓风行动”过后，当地骗税的盖子被揭开，打骗工作重心转入专案调查阶段。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是本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原税务检查组人员被充实到各个专案小组，开展对专案的调查取证，一批纪检干部也被及时抽调到工作组。能否及时有效地完成调查任务并向公安机关移送，关系到整个打骗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冯泽负责的主要工作是配合警方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同时安全方面还不能出现问题，尤其是自残自杀事件。那么，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原来的宾馆进行特殊改造。作为干部培训中心的扬波酒店与一般的培训中心没有两样，若要办案，许多设施就需要进行一番改造。 公安、纪检等办案人员共有60多人，分12个专案组。赖春安、林为岩、张圭奚等人的28个专案调查工作，全部在东山完成，并顺利移交给司法部门。 有人说，办案用的宾馆虽然叫“扬波”，但在这一年间，却一直波澜不惊，没有发生任何险情，没有一次食物中毒，没有一次流感，仅有少数自杀未遂事件，经治疗很快痊愈。 一次，有一位涉案人员在被窝里咕咚咕咚乱动。工作人员觉得奇怪，于是揭开被子一看，是这位涉案人员用裤子想把自己勒死。因为裤带已被看管人员收走，他只能用裤腿勒。但他缺乏一个常识，自己是不能把自己勒死的，因为到最后手就软了。 赖春安进东山后，态度还算不错，但他不懂司法程序，以为一交代就能很快结案。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就让他有了轻生的念头。一天，赖春安对值勤的武警说：“我那个交代材料写了半截，麻烦你给拿一下。”赖春安趁工作人员不备，朝墙的棱角撞去，于是头皮翻卷，血流满面，但很快被救了过来。后来，他又咬自己的舌头，被武警发现后立即抢救，缝了3针。 第一批上东山的是普宁大坪税务分局的副局长余小兵、税务所长官无雀、票管员温伯森3个违纪干部。这3个人是因为涉嫌与违法企业勾结，将增值税发票借给企业而被送到东山接受调查的。那时，这里的武警还没有到位，吕华亲自给当地国税局长打电话，要了12个税务干部。这些税务人员也不知道去东山干什么，挤上一辆考司特就急匆匆地来了。到了东山后才知道是看管涉案人员。第二天，武警来了，就把这12个人替换下来。 当时，吕华来电话说涉案人员已经送上来了，这个头一定要开好。冯泽心里清楚，要是一上来就是个哑炮，怎么交代呢？于是，冯泽说：“你们先歇着，瞧我的。这叫做一鼓作气，二鼓三鼓没准儿就不好使了。” 海口是夸出去了，但能不能拿下来，冯泽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怎么问呢？冯泽挠了挠头皮，问送上来的人，“这3个人中，哪一个弱一点？”来人说：“那个温伯森弱一点，来的时候，身子直抖。” 于是，柿子拣软的捏，冯泽就先找温伯森下手。 几个回合下来，温伯森招了。 温伯森一招，余小兵、官无雀就像豁了口的墙，一推就倒。 之后，又相继调来一些有审案经验的公安人员和纪委有办案经验的同志，让他们传帮带，审案人员的水平普遍提高。 第八章 东山角逐 老将风度 在东山，周广森案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周广森在普宁绝对是个风云人物。他当了几年纪委书记、12年检察长，都当成精了。他身上挂满了荣誉和光环，曾获“全国十大优秀检察长”称号。他熟悉公检法工作，有很强的反侦破能力，再加上是当地人，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和社会力量支撑，所以周广森的案子非常棘手。“807”工作组非常重视这个案子，把它当做重点案件来研究。又加上国务院几次开会点这个案子，所以非突破不可。然而，周广森却极其顽固，说自己与周松青没有一点干系。 1月8日，马森代表工作组做出决定，为加大周广森案的审查力度，调整周广森案专案组力量，由省纪委执法检查室主任黄育强牵头。马森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周广森就是周松青的靠山，但周广森自以为熟悉司法工作，又因为没有找到周松青，就死不开口。现在，我们只得充实审查力量，尽快把周广森案拿下来。” 黄育强是一位审案经验十分丰富的纪检干部。他说，违纪干部多是高智商的，用对付一般嫌犯的办法对付他们往往不行。而且对违纪干部不能用蛮劲，得用巧劲，要讲究战略战术。 黄育强把审案当做敌我双方的一场战斗，把谋略放在首要位置。 事情还没干，黄育强就像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向工作组提出了条件。他在会议上说：“如果让我当组长，必须答应我的条件。” 冯泽说：“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我有3点要求。”黄育强说，“第一，我接手这个案子后，不经我同意，任何人不能接触周广森；第二，周广森案跟周松青案有直接关系，必须把周松青列为重点通缉对象，无论如何也要抓回来，死要见尸，活要见人，要下死命令抓；第三，在案件没有突破之前，我觉得需要汇报的事，自然会汇报，我觉得没有必要汇报的事，我会严格控制，任何人也别想在我这儿打听出什么消息。” 冯泽说：“就这些要求？没别的问题了！” 黄育强心想，条件虽然不算苛刻，但也算讲了条件。人家答应了你的条件，接下去该你出马了，那就是撬开周广森的嘴。再说，你属于中途上去的，人家把你看得比别人更高，要是拿不下来，说什么也没用。成与败，就看你能否拿下周广森以及与周广森案扯在一起的周松青了。 黄育强披挂上阵了。 到底是老纪检，出的招就是与众不同。 黄育强把专案组的几个人叫到他的房间一起喝茶，就是潮汕人家家户户喝的那个乌龙茶。喝那个茶是功夫活儿，那茶杯是紫砂做的，也就汤圆那么大，主人没完没了地倒，客人一点一点地品。今天，黄育强当起了主人，那几个组员就成为客人。喝了半晌，黄育强还是天南地北地聊，案子的事一句不说。大家想，这黄主任真有大将风度。人家都为你能否拿下这个案子捏一把汗，如今接了，他却不起急不着慌的。毕竟是省里的干部，见多识广啊。 还是小王绷不住了，说：“黄主任，周广森的材料不多，但周松青的卷宗可够多的，有半人多高呢……” 黄育强听出了小王的言外之意。他给各位又倒了茶，然后慢悠悠地说：“不着急，心急喝不了热粥，办事得有耐心。” 大家心想，得，碰着一个慢性子的人，弄不好，这案子到他手里就得黄了。 到下午了，黄育强才渐渐地说起正事，他把那个小杯子往桌上一放，说：“我打算用缓兵之计。” 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杯子，听他往下讲。“我先不去理他。过去审周广森的案子，不是今天问，就是明天问，对他进行轮番轰炸。而且问的都是老一套，他可以对答如流，因为没有什么新炮弹，他把我们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是从容不迫。他狡猾得很，往往还从你的问话里揣摩信息，以获得外面的情况。另外，也不排除内部有人向他通报情况。我的思路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周广森，我一不提问，二不找他谈话，三不让他写交代材料，四不过问其他事项，就像是把他遗忘了一样。没有我的条子，任何人不允许找他谈话！” 大家点点头，琢磨着黄育强的战略战术。黄育强接着说：“这么做有一个前提，就是做好保密工作！切断周广森和外部的一切联系。我的想法是，封锁周广森两个月，让他成为瞎子、聋子，心里没底，两眼一抹黑。因为他不摸这边的底，又断了一切信息，肯定就慌了。” 黄育强说，在这段时间里，专案组的人分3个小组查找核实周广森的相关材料。比如，他用几百万建的房子，收了人家多少红包，他与池尾镇的什么人合作办企业等。只有深入调查，工作做细，才能把炮弹填满，杀伤力才大。等一切准备就绪，专案组才去接触他。 这个时候，周松青也逮捕归案了。 黄育强第一次与周广森接触是在一个下午。 周广森抬起头，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位新来的专案组长，说：“你来了更好，我的案子可以早一点结；不像他们，总觉得我有事，这不是搞有罪推定嘛！” 黄育强与周广森一接触，就感觉他不是个善主，说话的样子还是他坐检察长位置时的那一套，就说：“有没有罪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没有问题，我们是不会把你请到这儿的。” 周广森一听，倒先来火了，他拍着桌子说：“你是一个纪检干部，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你不要把我们工作中间一些负面的东西当做宝贝，你们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的，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以此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周广森的身子往后一仰，接着说，“你要知道，普宁市的广大干部群众对你们‘807’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是有抵触情绪的！你们才办了几次案子？不要以为你就是对的，你认为有罪就有罪，你认为没罪就没罪，办案要有证据，审查要有纪律，你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黄育强一听，周广森的位子坐反了，好像被审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对面的办案人员。黄育强的火一下子蹿上来了，但他马上又强压怒火，用平静而有力的口气说：“周广森，我有充分证据能定你的罪，之所以给你时间，是让你充分思考，让你良心发现，同时也是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要错误地判断形势，认为我们奈何不了你，你是跑不掉的……” 没想到，周广森跟没事一样，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点烟的时候手不抖，嘴唇也不哆嗦，没有任何激动和亢奋的样子。 黄育强心想，周广森呀周广森，你还跟我装，非让我戳穿你不行吗？于是就不温不火地说：“周广森，你说你没问题，你说你廉洁，全普宁市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那是你伪装得好！” 周广森又把眼睛瞪起来了，攥着拳说：“我伪装？全普宁市的干部找不到像我这样干净的，我在经济上从来不沾公家的边，我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办事公道，要不能在检察长这个位置上呆这么长的时间？这说明上级党组织没有看错人，普宁人民没有看错人……” 黄育强想，不能再让他耍嘴皮子了，得掏一点真东西给他，就说：“你以为周松青是你一手招来的，是你一手提拔的，是你的亲信，你就能保证他不揭发你吗？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周松青一直逍遥法外。实话对你说吧，我们已经抓住他了！” 黄育强本想以此震撼他一下，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哪知周广森又让人大吃一惊。周广森一拍桌子，说：“好啊！抓住周松青太好了，这样他就可以证明我无罪了……” 都说周广森具有极好的心理素质，黄育强这次真是领教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育强当仁不让，他一拍桌子迎上去，说：“你激动什么，这说明你心里有鬼，没鬼你发什么火？你这是欲盖弥彰！我告诉你，现在一切都是组织在等待你，给你机会，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第一次谈话之后，黄育强对周广森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黄育强发现周广森是个硬钉子，等他良心发现再主动交代，难之又难。既然已经抓到周松青了，就应该加紧对周松青防线的突破，只要攻破周松青的心理防线，周广森再硬也硬不起来了。 第八章 东山角逐 “人家巴不得你快死” 不成想，周松青也非常顽固。 黄育强打破常规，不问他虚开的事，而是先问他与周广森的关系：“据我们了解，你与周广森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还是想让你说，给你一次机会。” 周松青连想都没想便说：“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我被检察院招进来是正常的招工，是因为他们看我比较能干，我符合他们的标准。” 黄育强看他一点没有交代的意思，就严肃地说：“周松青，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你犯的是重罪，要杀头的。你知道吗？你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揭发问题，这样才能减轻你的罪过。” 不料，周松青也挺硬，他梗了梗脖子，说：“我什么也不怕，我有个3岁的儿子，有接班人了，20年后又是一个周松青，后继有人啦，我怕什么？但要让我出卖朋友，让我害人，嘿嘿，我不干！” 黄育强看周松青很硬，眼下似乎拿他没什么办法，就淡淡地说：“那好啊，你不是说你不怕吗？我告诉你，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按照现行法律，该判你什么罪，你应该清楚，是极刑。现在是给你坦白立功、减轻罪责的机会……” 黄育强不再说什么，给他留点悬念。 按照法律程序，第一批案件一审判决很快下来了，周松青被判处死刑。 黄育强抓住这个有利信息，立即对组里的其他同志说：“你们故意把判决结果透露给周松青，就对他说，要想死得快，就十天半月的事。” 黄育强知道，对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人，生命是按分秒计算的，而我们，又用起了缓兵之计，不去理他，一天、两天、三天，就这么僵持着…… 半个月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周松青情绪很不好，吃不好，睡不好，常常闷头坐着想心事。专案组也不搭理他，给他一个感觉就是，他这一页已经掀过去了，既然已经判为死刑，就只能等死了，大家已不再对他感兴趣，哪怕是他有话要说，专案组也无心听。 周松青听了一耳朵专案组人员扯闲篇时说的话，说执行死刑也就是十天半月的事。盘算日子，已经离死不远了，不是今天死，就是明天完，再不说点什么，就有十条命也保不住了。人呢，到真要死的时候，没几个不当回事的。周松青反复考虑后，提出要见专案组的人。专案人员故意卖关子，说，哎呀，怕是晚了，真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 周松青明确提出，要见工作组领导，见中纪委、省纪委负责同志，不见检察院的，说有重大问题报告。这样，中纪委执法检查室副主任朱辰笙和省纪委执法检查室主任黄育强就去见了周松青。这一切正是工作组需要的。 出乎意料的是，朱辰笙和黄育强去了后，周松青却扯起了闲篇，两个小时过去了，正事一点没说。 你说要找工作组的领导，要找中纪委、省纪委的负责同志，如今人来了，你却不说，这不是耍人吗？朱辰笙和黄育强都很生气。 作为老纪检，朱辰笙也看出周松青有心理负担，他既想立功，又怕报复，他在作思想斗争。 当时，骗税的这些人都有这么一个心理状态，怕舆论谴责，怕遭报复。潮阳和普宁的社会秩序不好，有黑白两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你在里边揭发了谁，传到外边，你就抬不起头来了，还可能遭黑道人的报复，弄不好就会家破人亡。 朱辰笙坐在周松青的对面，用平缓的口气对他说：“你不要有顾虑，顾虑来顾虑去，最后自己连命都没了，到时后悔就晚了。” “我要是说了什么，能不能减刑？”周松青半是探口风，半是讲条件。 “这要看你交代的是什么问题了。立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你春节给周广森送几千块钱就算立功了。” “那我真没什么更大的事可检举的了。” “周松青，你头脑应该再清醒一些，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 “什么罪？” 朱辰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今年有30了吗？我真替你惋惜。” 周松青听明白了，就耍起无赖，说：“那我反正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呗，我不在乎。” 朱辰笙火了，说：“既然你是这样的态度，还找我们干什么？命是你自己的，你都不在乎，我们还在乎吗？你自己要死，我们也就没办法了。” 看朱辰笙他们来气了，周松青口气软了一些，说：“我确实有顾虑。我哪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朱辰笙和黄育强就告诉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周松青还有些不信，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证件？你们不让我看证件，我绝对不说。我是怕当地人报复，包括省里人，我认为他们都是上下串通的，我只要谈点线索，马上就透漏出去了。我一听广东人口音就不信任。” 朱辰笙和黄育强说，我们俩可不是广东人。说着，就把证件给他看了。周松青就像海关核定出入境人员一样，很认真地核准身份证、工作证上的人与真人是否一致，又看到黄育强是广西籍人，才同意接着谈。 他谈的就是周广森的事。 周松青为什么不敢说，因为当时抓捕他的是公安局的人，后来移送到检察院，之后诸多事情都在检察院办理，比如起诉、补充证据、落实证据等，都由市检察院办理。而市检察院是周广森经营了十多年的地盘，即使周广森不在，他的影响并未消除。周松青知道检察院水深似海，稍不留心滑进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周松青顾虑重重。 但是保命要紧。要想保命，就必须有立功表现。周松青要想立功，惟一的出路就是揭发周广森。这是众人期待多日的一出好戏。而周松青就为难在这里。他这里刚一张口，没准周广森那里就知道了。因为周松青的案子就被公安、检察院办着，天依旧是周广森的天，地依旧是周广森的地，熟悉普宁情况的周松青非常明白，目前的情势既不能不揭发，又不能揭太深。因此，周松青深思熟虑后，供出了符合这条标准的一件事。 周松青揭发说，周广森有意拉他去宾馆看一位领导的夫人，说这位领导的夫人曾向周广森透露过没钱装修的事。周松青明白周广森的意思，于是就准备了8万块钱，跟周广森一起去宾馆，并把钱给了周广森。 专案组到周广森那里核实此事。周广森说，这事弄岔了，并且他已经交代过。他说，周松青在宾馆楼下把一包钱给了他，他又给了那位领导的夫人，还说当时去的时候都有谁在场。一一详述，基本吻合。这些钱等于捐给了“公益事业”，与周广森没有关系。 周松青心里清楚，这件事与周广森没有多少关系，但也算是揭发了一回。周松青心存侥幸，想以此换取减刑。工作组的人说，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减刑，要求他继续揭发。他又重新沉默，说没有别的了。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春节送过两次红包，一次送了2000元，另一次送了3000元，仅此而已。 朱辰笙对专案组的人说：“对待周松青这样狡猾的罪犯，只要他开始说话，就一定还会继续说下去，因为他有保命的愿望，见说的那些不管用，他就会继续说。” 朱辰笙到底是经验丰富的人。没过几天，周松青又一次要求见工作组的领导。朱辰笙说：“我就不去了，让省纪委的人见见就行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小子又开始挤牙膏了……” 黄育强又一次见了周松青。 周松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黄主任，我想来想去，想了很多，我不能死，说啥也不能死。” 黄育强装作事外之人的样子，说：“这由不得你，你明摆着是要死的呀。你现在不就是往这条路上奔吗，你能不死吗？” 周松青点了点头，接着又用否定的神情说：“那也不一定。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任何事都是心中有数的。别看我判的是死刑，但我明白，我说能救自己就能救自己。关键得看我自己，说穿了就是我卖不卖你的问题。说实在的，他们的命我攥着呢，可我自己的命呢，也在我自己手里攥着呢。只是我救了他们的命，就救不了我自己的命……” 黄育强看周松青有些动摇，就趁热打铁地说：“是啊，明摆着判了死刑，而且很快就要执行了。只有你的死，才能换来一些人的生。现在，一些人恨不得你马上死呢，只有你死了，不揭发他们，他们才会睡个安稳觉；你一天不死，他们就一天不得安生。现在是谁盼望着你死？不会是你的父母吧，不会是你的妻儿吧，不会是你亲戚朋友吧？是谁呢，你好好想想！” 周松青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陡然站了起来，说：“我为什么要死？想让我死，我还不能死呢！” “你不是攥着人家的命吗？只有你死了，人家才能松一口气。人家巴不得你快死，你的存在给人家带来多么大的威胁啊，人家能不恨你吗？结果你还在这里傻想着人家不知怎么感谢你呢？都说你周松青聪明，我看你够愚蠢的！我可以说，只要你一死，肯定有人高兴得睡不着觉……” 周松青咬了咬牙，坐下来接着说：“我死了，那些王八蛋不知道怎么说我呢，他们可能把啥坏事都推到我身上了。我为什么要死？哪怕判刑，我在监狱里也可以知道我儿子一天天长大，将来怎么样。我不能死，想来想去不能死……” 黄育强说：“这就对了！你算是活明白了，你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那你就说吧。” 结果，周松青说出了给周广森60万元港币的重大线索…… 周松青交代后，就不怕周广森再耍花招了。 这一天，黄育强找到周广森。看到黄育强志在必得的神情，周广森心里就打起了鼓。黄育强口气坚定地说：“周广森，你不要再抵赖了，周松青已经交代，他一次就送你60万元钱！我们这次是来取证、落实的，你怎么拿的，把当时的过程说一说。” 一向霸气十足的周广森终于低下头，沉默不语了。黄育强也不说话，因为黄育强心里清楚，这次周广森肯定扛不住了。大约过了5分钟，周广森说话了：“你让我想想，因为时间太长了。” 这样，周广森的心理防线算是突破了。 周广森很快承认了收受周松青60万元港币的事实。 第八章 东山角逐 “这回看我的” 作为“807”办案的重要场所之一，东山的进展情况也时刻牵动着吕华的心。 那天，吕华又去东山对二号专案对象赖春安进行了讯问。 冯泽把赖春安的情况向吕华进行了一番简单介绍。吕华说：“审案就像谈判，是互相探底的过程，要是你证据确凿，对方没有不服软的。赖春安不是个死硬分子，他扛着不交代，就是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他的情况……这回，你看我的。” 吕华抓住了赖春安什么把柄呢？一旁的冯泽实在弄不明白。 见到吕华后，赖春安的额上就开始微微冒汗。赖春安是认识吕华的。早在赖春安主动到迎宾花园说明情况的第二天，吕华就与他谈过话。尽管吕华说话时语气平和，但赖春安还是觉得吕华有一种内藏的威严。 首先开口的是冯泽，他说：“赖春安，今天工作组的崔组长来了，有问题赶紧说，错过了这个机会，再想见就不那么容易了。” 赖春安点点头，说：“我一定交代问题，我一定交代问题。” 吕华说：“这里住得怎么样？” 赖春安没有想到崔组长竟以这样的话开头，紧张情绪一下消了大半。 吕华说：“赖春安，据我了解，你的态度还不错，说了一些事情，但是不彻底，有些藏藏掖掖的。主要是你有侥幸心理，以为我们不知道情况。” 吕华抖了抖手上拿着的文件夹，说：“这些天，我们工作组都在干什么呢？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这时，赖春安开始交代，说哪年过年，谁谁给过他多少钱，数额有几千元。 这是吕华早就料到的，他把手中的材料一翻，然后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上边都有，说下边的！” 赖春安又继续交待，口气就有些发虚，但数额渐渐大了一些。 吕华再次把手中的材料一翻，依然淡淡地说：“这些上边都有，说下边的！” 赖春安的额上淌出了汗珠，说话的逻辑性也没有刚才那么强了。 吕华继续提问，并故意拿一点话来引他。赖春安便说了一些从来没有说过的情况。 然而，吕华并不罢休。就在赖春安想停下来的时候，他竟然把材料往桌上一扔，说：“赖春安，那几家公司给钱的事怎么不说？周松青给钱的事怎么不说？唉！本来我想帮你一把，只要从你口中放出来，就能减轻你的罪过，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机会呢？你是聪明还是糊涂呢？” 赖春安低下头，放在腿上的两只手微微发抖。他心想，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再顽抗已无任何意义，说出来算是自己坦白的，那就说吧。赖春安眼睛一闭，便承认了为周松青、黄文龙等骗税分子开启绿灯和收受钱物的事…… 当时就在吕华身边的冯泽，看到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当然特别高兴，但同时也非常生气。原来，一些情况吕华早已掌握，为什么不事先通报给大家呢？至少对我这个纪检专案组长不能保密吧？于是冯泽就对吕华说：“吕局长，您这保密工作做得够到家的，连我都不告诉。” 吕华把材料往桌子上一扔，说：“给你，你看看是啥东西！” 冯泽一看，原来这些材料竟全是他冯泽自己提供的！吕华不但瞒住了赖春安，还把这个纪检专案组长唬住了。 吕华说：“这审案里面可有大学问了，要在已掌握的证据里分析内在之联系，从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它是谋略的比拼，是智慧的角逐。” 吕华说得非常对。在东山，一个个大案的突破，哪一个不凝聚着工作组成员的心血和智慧啊！ 自吕华亲自讯问后，赖春安问题有了实质性突破，打响“大坪第一枪”的二号专案组长张志说：吕局长到东山后，是对赖春安案的一个突破。赖春安虽然不是一个死硬分子，但出于本能，他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有受贿行为。赖春安有“赖一亿”之绰号，说没钱是没人信的。于是，赖春安就说他确实有一些钱，但这些钱是多年炒股的红利所得，还有一些就是与一个朋友一起做药材生意时积攒的，但那个朋友已经死了。任我们怎么问，赖春安就咬死没有大的受贿，只承认过年过节时收过部下一些红包。 吕局长一问，缺口打开了，他承认了与骗税分子勾结并受贿的事。吕局长走后，我们就找赖春安落实。赖春安向我们要纸。我们给他拿来半本。赖春安说，这哪儿够啊，多拿点儿！于是，我们给拿了两本。第二天，我们问他写了多少，他说还没写呢。好几天过去了，他还是没写。我们看出来了，他心里有矛盾。于是，我们也不逼他催他，而是跟他一起学《 刑法 》，让他知道什么样算自首，什么样算立功，怎么做可以从宽，怎么做可以减刑。后来，他思想渐渐通了，表示愿意配合公安和工作组交代问题…… 就在吕华到东山的前一天，冯泽等纪检专案组主要领导和公安方面有关负责人已经到工作组大本营迎宾花园开了会。冯泽清楚地记得，吕华首先对东山的公安人员和纪检干部工作进行了一番肯定，接着谈到了党政干部庇护违法企业问题。吕华说：“揭阳市委让普宁市有关部门核实企业户数，有关部门竟称没有一户是虚假企业。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807’工作组查出的假企业不就是错的吗？嫌犯的口供难道不对吗？他们所说的手续齐全，是只看形式上的，而不顾明摆着的疑点。在下一步工作中，对犯罪分子一个都不能漏网，对内外勾结的更不能放过。潮阳、普宁国税局的原局长都与犯罪分子相勾结。普宁国税局长赖春安，受贿巨大，豢养了一批骗税分子；林为岩也与少数骗税分子勾结在一起。这次，我们抓获的嫌犯的口供涉及国税、海关、工商、银行部门，根子都深得很哪！堂堂的国家税务局被骗税分子操纵，这正常吗？所有涉案的领导干部一个都不能放过！干扰、阻拦工作组检查的，也都不能放过。” 冯泽发现，每每说到基层政府及执法机构的一些腐败分子内外勾结挖国库墙脚时，吕华总是疾恶如仇，满腔怒火。吕华那刚直不阿、敢于碰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无疑是“807”的脊梁，是“807”全体成员日夜辛劳、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作组在东山共对328名涉案人员进行了调查，有64名违纪干部的问题基本查清后即进入司法程序，为司法机关的进一步调查、取证和审理减少了障碍，保证了“807”专项行动的顺利推进。 第九章 积沙成滩 “政治好比流沙” 这两个侧翼就是中心分局局长林有和镇财政所副所长何陪共。 流沙镇案被定为“五号专案”。 “有没有问题你心里清楚，”邬崇灏说，“这件事也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这样吧，黄总经理跟我们走一趟吧，到工作组驻地把问题说清楚。” 就这样，黄小且被“请”上了面包车。 黄小且故作惊讶：“什么？我们公司会有问题？” 这些预缴税款为什么退到总公司去了呢？ 于一光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骗税集团。 晚上10点，普宁市国税局城区中心分局局长林有的桑塔纳旅行车呼啸着驶进了流沙镇政府大院。林有狠狠地踩下刹车，但他并没有马上下车。随着“807”工作组的突然到来，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毕竟还年轻，只有36岁。他在仕途的赛程上还有许多纪录可以创造。他定了定神，用自以为有力的脚步走进了会议室。 林有出事后，他最担心的是女儿能否再次承受家庭给她带去的精神重创。 与此同时，普一组组长于一光带领的几个组先后查问了与发展总公司密切相关的流沙财政所和流沙镇政府的相关资料，为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证据。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沙成滩，蛟龙兴焉。 不一会儿，流沙镇镇长黄小士、副镇长黄小且、镇财政所副所长何陪共也先后赶到，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向会议室。这一天，黄小士的脸上没有了平时的笑容，黄小且在桌子的一头坐定，一言不发。 调查得知，林有的家庭很不幸。他的父母已经70多岁了，他的前妻与婆婆的关系处得不好，林有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在一次婆媳争吵过程中，林有可能有点偏向母亲，这下捅了大娄子。他母亲不愿再与儿媳一块住，就搬出去了。林有看到妻子脸色不好，就带着四五岁的女儿出了门。不成想，他的妻子脑子转不过弯来，竟在家里泼了汽油自焚。家破人亡的悲剧竟这样在林有家上演了。 林有娶了第二个妻子后，发现她对自己前妻的女儿不太好。林有不在的时候，女儿常常受气，而林有又十分疼爱女儿。因为家庭的影响，林有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太理想，而且不爱回家，这成了林有的一大烦恼。于是，林有把女儿放到深圳的一个寄宿学校读中专。由于学习压力和家庭问题，他女儿的内心很苦，一打电话就哭。 于一光立即向韩秋和马森报告。在晚上的分析会上，吕华高兴地说：“普一组干得好！你们为潮普骗税撬开了一个大口子。”吕华当即作出指示说：“你们要沿着这个突破口，把17户企业的来龙去脉查清楚。我们派5个组支援你们，全归你于一光指挥。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林有戳穿了黄小士的谎言。 临行前，黄小士还拿了证明自己没有问题的证据，一是总公司与借款企业签的规规矩矩的合同，二是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借款支持骗税企业的工作笔记。 除此，镇里的几个领导先后与市领导“沟通”。 据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说，林有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专案组的同志从林有家庭情况入手做工作，终于使林有受到触动并交待自己的问题。 两天后，黄小士、何陪共、税务分局局长林有先后被工作组讯问。 “走吧，”邬崇灏做了一个手势，“黄总，请上车。” 你急我不急，邬崇灏口气平和地说：“我们只是向你讯问一下，没有问题你可以立即回来。” 8月23日，城区中心分局的征管资料全被普一组拉走。第二天，普一组的同志开始梳理这些资料。在调看那些资料时，工作组成员张聪敏惊讶地发现，17户企业预缴的6.8%税款，不是退到这些企业，而是全部退到了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这些税款共21笔、1089万元。张聪敏当时就“哎哟”地叫出声来。 调查表明，黄小且虽是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但只是一个参与者，实际操纵这家公司的是镇长黄小士和财政所副所长何陪共。按专案组组长刘崇善的说法，财政所副所长何陪共是黄小士的参谋长，好多事情是何陪共出主意，黄小士采纳。黄小士既是决策者，又是操作人。 负责五号专案的刘崇善组长发现，在讯问林有时，他每次都是眼泪汪汪的。林有说，要是自己坐了牢，那么，他的宝贝女儿就可能会出事…… 正面不行，专案组决定转变进攻方向，从两个侧翼入手。 黄小士的“轻松”是以周密的部署做底的。他认为，公司的事，只有他和何陪共在具体操作，只要他们俩扛住了，工作组有天大的本事，也拿他们没办法。何陪共是他的心腹。黄小士心里清楚，即使何陪共没有在他面前表什么决心，何陪共也不会把事兜出来。倒是分局长林有，不一定能为他顶雷。但是，林有那边拿不出使他“致命”的证据。所以，他认为自己到汕头呆几天就能平安回来。 等一切安排完毕，第二天，黄小士就被工作组“请”到了迎宾花园。走时，黄小士还若无其事地说：“小且被（ 工作组 ）叫走了，看来，我也要到汕头去吃几天闲饭了。现在忙得要死，去那里休息几天也好。”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张聪敏立即向普一组组长于一光报告。于一光立即调集全组人马，对总公司的有关出口退税的单据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中，问题进一步显现：第一个问题，21笔申请退税的单子全是一个人的笔迹，而税务分局只有两人的笔迹，一个是局长林有，一个是专管员孙某；第二个问题，这17户企业中，有几户是机械厂，而拿到的却是有关服装的退税款；第三个问题，这些企业的规模不大，而退税款数额却特别巨大。 邬崇灏等人想，我正找你呢，你自己撞上来更好！邬崇灏没有想到的是，公司出了那么大的事，这位总经理还那么“镇定自若”。 黄小且正在汕头接受工作组讯问。 针对林有的这种心理状况，刘崇善组长有的放矢。他劝导林有说，事情到这份儿上了，想躲是躲不过去的；你能救女儿的，就是赶快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 什么叫遇事不慌？黄小士的这般“从容”和“镇定”才叫遇事不慌。 “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黄小士说，“以前也不是没查过。关键是把账处理好，补贴的事就别提了，问起来就说是借款给企业了。”黄小士转身对黄小且说，“如果检查组问到你，就说是政府行为，主要为了支持企业发展，另外抓紧安排人把账处理一下。” 黄小士在被调查的前一天，安排了三项工作：第一，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如何应对工作组对公司的进一步审查；第二，立即涂改账簿，把以前借给企业用于骗税的“借款”改为“支工周转金”；第三，立即转移相关涉案资料。 黄小士估计得有些过分乐观了。几天后，“流沙镇案”就水落石出。 到了工作组后，黄小士振振有词，说总公司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是因为企业没有开展经营活动，以公司的名义贷款再借给企业完全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工作组这样搞是居心叵测，他要抗议！ 在以后的讯问中，黄小士也是咬紧牙关，不肯交代问题。 “问什么问？你们这不是胡来嘛！” 流沙是一个好地方。因其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流沙在很早的时候就是闻名潮汕的集镇了。后来，这里先后成为普宁县和普宁市的政府所在地。流沙镇之所以称流沙，据说是因了地理特征的关系。一本地名志中说：“相传该地原为洼地，有一溪发源于大南山，常因山洪暴发，泥沙随水流至此，堆积成一片沙滩，故名流沙。”有人说，流沙的大厦之所以坍塌，就是因为这里的地基出了问题。当然，这不过是人们借题发挥而已。然而，流沙的现实确让人痛心！一个政府班子在骗税狂潮中全部陷落，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地基不牢，地动山摇。正是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地基的塌陷，才动摇了流沙乃至普宁经济社会快步发展的基础…… “流沙镇案”和“大坪第一枪”，是实施“税务闪击方案”过程中最漂亮的两个战役。 “政治好比流沙。”这是巴蒙塔古对政治的形象比喻。对流沙镇的官员来说，政治比“流沙”要严酷得多。 经外围调查得知，书记与镇长黄小士不是一条线上的人。黄小士很霸道，很多人怕他，书记有点被他架空。尽管许多有关借款给骗税企业等联席会议书记都参加了，但真正做主的是黄小士。就是具体借款给哪家企业，也是黄小士一人说了算。 第二天，5个小组一起杀向这17户企业和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一查，17户企业基本都找不到，全是虚假企业。经济发展总公司倒是存在，但这家公司是流沙镇政府办的。 于是，邬崇灏说：“贵公司问题不小啊！” 黄小士一口咬定总公司为骗税企业贷款的事他一无所知，而且连什么叫骗税都不懂。 普一组的副组长邬崇灏一行来到流沙镇政府。接待工作组的是办公室的一位女同志。工作组要求见镇里的领导，但这位女同志说这些领导都出去办事了。经调阅总公司的相关资料，证明这家企业没有办理税务登记，除了为一些企业提供贷款外，也没做过什么生意，是一家很不正常的企业。邬崇灏又提出要求见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这位女同志依然说公司的领导去了哪里哪里。 这时，流沙镇政府涉嫌操纵骗税的轮廓基本出来了。工作组立即向国务院发了简报。朱镕基总理在工作组的简报中批示：“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骗取出口退税多为内外勾结，监守自盗，因此肆无忌惮，案值巨大……如果不加整治，这个政府将成为窝藏犯罪分子的政府。” 林有说，他过去工作一帆风顺，曾任普宁市人大代表，是市局的一位科长。到流沙任分局长时间不长，就出事了；要是他不去分局，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自己毁就毁了，怕的是女儿出事。 在刘崇善的劝导下，林有交代了黄小士等人一手控制下的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支持并参与骗税的过程1999年，经流沙镇政府领导同意并协调，由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用向银行贷款和挪用专项资金等办法，将3笔款项共计1200万元，先后转入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转借给出口企业，用于预缴6.8%的增值税，出口企业借款金额为预缴税款的70%。总公司向银行贷款由镇财政所担保，借款业务由财政所负责。 在犯罪分子大发横财的同时，流沙镇政府也得到了81万元的超收奖励。 黄小且一下急了，说：“我是政府的人，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权力对我这样！” 正当工作组要离开镇政府时，一个人大踏步地走进了办公室。他嚷嚷说：“你们不是要找总公司的领导嘛，我就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原来，这个人是黄小且，是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流沙镇的副镇长。 林有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今天，‘807’工作组到银行查了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账，听说是韩秋亲自在普宁坐镇。现在麻烦了，总公司与企业之间的款项往来肯定会被发现。” 第九章 积沙成滩 “防火墙”失效了 正当流沙镇案有了一定突破之时，吕华来到汕头。 12月1日上午，在听取了马森和专案组长刘崇善对流沙镇案的汇报后，吕华神情严肃，提出了对潮普涉案人员的3个不能放过。他说：“第一，犯罪链条上的不法分子和与骗税分子相勾结的相关人员不能放过；第二，涉及案件中的领导干部不能放过；第三，干预、阻碍执法的领导干部不能放过。”吕华同时指出，“对主动交代问题的，主动退赃的，可以从宽处理。” 吕华说，流沙镇案是地方政府操纵骗税的典型，一定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查清楚。对涉案人员一定要严惩。 流沙镇政府操纵骗税的手段之一，就是拆除国家为了防止骗取出口退税而设置的“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就是“预缴税款”。 国家为了防止骗取出口退税，要求出口货物供货企业在销售货物给出口企业之前，应先按增值税税率（ 17 ％ ）的40 ％向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税款，由税务机关开具“出口专用发票缴款书”，简称“专用税票”。出口供货企业按季度根据规定计算应纳增值税，实行多退少补。如果有生产能力、真实出口的企业，一般也应当缴纳这部分税款；如果是虚假企业，为了骗取出口退税而假冒出口，一旦被查出来，预交税款就不能退回，等于增加了骗税成本，等于额外增加了巨大的风险。流沙镇政府给出口企业提供贷款，实际上是降低了退税的门槛，减低了退税的成本。国家为防止骗税设置的这道“防火墙”，却被流沙镇政府以向虚假企业贷款的形式轻易地破坏了。 林有是怎样戳穿黄小士谎言的呢？ 1999年5月，黄小士曾经问过林有骗税成本的事，而且还作了记录。为了让黄小士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明白，林有还在一张公文纸上为黄小士算了账，计算了黑市外汇和银行正常外汇牌价的差额、最低税负、购入进项发票和报关费，等等，并写上“仅供参考”字样。 事实证明，黄小士对向虚假企业贷款之事清清楚楚。同时也说明，黄小士到迎宾花园后提供给工作组的笔记本是假的。那么，他一定还有真笔记本没交！ 黄小士被带走讯问后，他的办公室随之被贴上了封条。 专案组直奔黄小士的办公室。检查的结果令人惊喜：他的34个笔记本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他办公室套间的资料室里。检查人员从其中的一个笔记本里找到了林有讲给黄小士听的骗税成本核算。 于是，黄小士对骗税没有主观故意的谎言终被击破。 专案组进攻的流沙镇案的另一个侧翼是财政所副所长何陪共。 何陪共一开始也是避重就轻，否认政府参与骗税的事。经过一个月的较量，何陪共扛不住了。他承认了1999年总公司给骗税分子提供贷款的事实，他手里还保存着约20份给骗税分子贷款的合同，受用的主要是江极岛等三四个人。这些合同就在何陪共的办公室里放着。 至此，五号专案获得重大突破，流沙镇政府涉嫌操纵骗税已经昭然。 几天之后，何陪共还交代了另一个涉及政府腐败的重大问题。 原来，黄小士在被工作组叫走前，将镇里的“核心机密”交给他的铁杆儿何陪共保管。何陪共将这些机密材料藏到了他的连襟家。何陪共交代后，立即给其妻打电话，要她配合工作组交出资料。这些资料记载着什么内容呢？ 这些资料记载着从1995年开始，流沙镇利用假工程预算等款项向上面送礼的内容。 黄小士在后来的供词中说： 1995年至2000年违规筹集资金，用于春节和中秋慰问送礼770多万元。其中，1995年利用假工程预算筹资130多万元用于1996年春节，1996年利用假工程预算筹资150万元用于1997年春节，1997年利用假工程预算筹资150万元用于1998年春节，1999年春节期间动用临时财政户头150万元，2000年春节动用临时财政户头160万元。 1995年～1999年筹资都是经过流沙镇书记会和联席会研究的。1999年和2000年的都是由财政所陈某某和何陪共提出，我请示黄直军同意的。筹集这些资金的目的是用于每年春节和中秋节时某有关单位、某某班子领导，以及其他一些上级领导慰问送礼。 …… 这些交代说明，一个乡级小镇的官员们为了护官养官，在5年的时间里，送礼竟达770万元！流沙镇的官员用这些钱滋养着自己的权力，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动摇着流沙镇本来就脆弱的地基！ 得悉何陪共交待这件事情后，黄小士的精神堤坝坍塌了。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回忆说：“黄小士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紧张。因为没有其他帮助自杀的工具，黄小士拿写材料的笔在自己的脑门上使劲戳了一下，留下了黄豆大的伤口。因为及时被制止，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 “后来，黄小士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内容是‘人心难测，苍天无眼。善有善报’。我们对黄小士进行了讯问，问他写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但他不说实话，说只是随便划划而已。我觉得不是的。我猜想，‘人心难测’，很可能指的是何陪共，他觉得何陪共是最靠得住的，材料放在他那里是万无一失的，结果问题就出在他那里。‘苍天无眼’，可能指的是他自己认为对流沙做了很大贡献。流沙镇政府大楼盖得非常气派，连围墙都贴着马赛克。我们在搜查他的笔记本时，发现黄小士的办公室很大，一共有4间，中间两间明屋是办公的，桌上放着监视器，一边是会客室，一边是资料室，比厅级甚至省部级干部的办公室还豪华。他觉得他对流沙有贡献。然而，我们清楚，流沙镇经济根本不行，他盖楼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善有善报’，他认为对流沙办了事，应该有好的结果。后一句‘恶有恶报’他没写，要是写了的话，估计也是对着何陪共的。” 黄小士为骗税企业提供贷款，是不是得到好处了呢？刘崇善说：“我们追问时他不说，但后来揭阳市纪委的同志讯问他的时候，仅一个晚上他就交代了50万元。” 专案组又向何陪共追查前几年总公司支持企业骗税的情况。何陪共说，1998年没搞，但1996年和1997年搞了。当专案组追查证据时，何陪共说，资料全烧了。专案组负责人说，烧了资料就建议司法部门加重你罪行。于是，何陪共说，资料就在他的办公室。调查表明，1996年和1997年两年，总公司共为江极岛、许楚波、陈林强等人骗税提供贷款1600万元，这些人除骗税外，还虚开增值税发票21.6亿元。 为立功赎罪，何陪共还供出了与财政所陈某、郑某挪用公款50万元的事，其中何陪共分得17万元。 林有除指证黄小士对骗税有主观故意外，承认自己曾向流沙镇委镇政府提交了支持出口产品供货企业的建议。黄小士大笔一挥，同意让流沙镇财政所按出口供货企业实际入库税款金额，分别给予服装企业19.5%、机电企业14.5%的镇级财政补贴，同时还决定按此数额给城区中心分局0.5 ％的补充经费。 实际上，这些补助是镇政府给虚假企业的回扣，以刺激这些企业“再生产”。 当然，这个决定是经过“集体讨论”。不仅仅是这个决定，所有具有风险的决定，黄小士都要召集镇委镇政府领导开会，形成文件，以免日后把账算到他的头上。当然，文件上的话说得都冠冕堂皇，从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林有说，之所以要求对虚假企业进行补助，是因为当时上级和镇政府下的税收任务太重。林有最初到分局任职以后，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分局所辖管部分企业进行了一次全税源调查。调查的范围涉及服装行业、水电行业和专业市场个体税收。结果表明，城区中心分局每年实际税源也就5000万元左右，约占每年市局下达任务的60%～70%，也就是说，城区中心分局要想完成税收任务，必须另想办法。于是，急于干出点成绩的林有和黄小士等人走到了一起。 一位办案人员说，林有这个人本质不是很坏，交代问题还算痛快。中心分局的公章没有专人保管，就放在他的抽屉里，部分税收缴款书上的章是不是他盖的，他记不起来了。但他说，只要盖了章，他愿意承担责任。林有之所以堕落，除了没有把握好自己外，与环境和任务压力不无关系。 第九章 积沙成滩 向恶势力投降 黄小士一开始也是个干事的人。 黄小士是随着改革大潮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他先是在占陇镇办公室当一般干部，后升为副主任、主任，不久又调到市委办公室工作。在部队机关工作打下的文字基础和政工干部的理论素养，在这里帮了他不少忙，他很快当上了资料组副组长，不久又当上了副主任兼资料组组长。1994年12月，黄小士调到流沙镇任党委副书记，1995年3月当选为该镇的镇长。 黄小士初到流沙镇时也想大干一番，他是那种有点理想和有些事业心的人。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何况自己脑袋上扣了一个镇长的帽子，虽比不上芝麻官，却也快算个副县级了。他得干出点政绩来，一是为自己的仕途铺好路子，二是真得干出点名堂，不能让普宁人说他黄小士白吃干饭，也不能让人戳自己的脊梁骨。 但是干着干着，黄小士就偏离了正道。 那么，是什么因素使这个原本年轻有为，身上有着诸多光环，什么“普宁市杰出青年”、“普宁市人大代表”，不久就有可能飞升的政治新星，一下子黯淡下来了呢？ 且看黄小士的自我表白： 流沙镇在出口退税、黄赌毒、社会治安上存在的问题，本人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一是对决策失误负责任。我5月份前作为政府第一把手，班子第二位，本应对决策问题起重要作用，但几年来存在的问题，说明我们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决策上有失误，特别是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导致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本人对此负主要责任。 二是对经济发展指导偏差负责任。本人这几年曾经对经济发展雄心勃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对如何引导企业依法经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上做得不够，片面地理解发展，所以在把握政策上未能严格要求，而是采取“打擦边球”的办法，钻政策空子，如通过经济发展总公司贷款给出口公司，这就是一个例子。 三是对政策法规教育不够负责任。几年来，对干部队伍、对各类人员的教育虽然有一些，但明显的是走过场、做样子，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没有经常性地开展活动。干部群众的政策法规水平、思想觉悟不是提高，而是出现是非不清的问题，导致违法违纪问题日益严重。对此，我有一定的责任。 回顾过去，教训惨痛。几年来本人虽然整天忙忙碌碌，很少休息，但结局是这样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影响了党的干部形象，辜负了组织对我的长期培养，辜负了养育我的父母和对我寄予厚望的亲人，我心痛至极。这些都是我几年来放松学习改造、对自己要求不严、对政策法规理解不透、在重大问题上模糊不清、原则性不强所造成的，是自吃苦果，我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认识，我还要逐步反思，深刻反省，恳求组织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痛改前非。 当黄小士找到林有询问进出口业务的有关细节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信号，它说明黄小士本人和流沙镇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一个基层政权应有的使命和责任，放弃了共产党人的操守和信念，完全堕落成一个打着政府旗号实行骗税的犯罪团伙。 记得就在黄小士向林有问计的当天，也就是普宁召开2000年经济工作会议的前一天，已经决意向险恶的流沙镇经济秩序全面投降并沆瀣一气的时候，黄小士却在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新年经济工作措施及经济工作总的思想和要求： 正视困难，增强信心。 拓宽思路，抓住机遇。 加强管理，挖掘潜力。 工贸并进，全面增长。 这些在党政干部工作日志上最常看到的文字，现在也同样出现在黄小士的笔记本里。只可惜，这段激扬文字没有提供黄小士的前程，倒是后几页的一段文字成了黄小士身陷牢狱的导火索。知情人告诉我们，黄小士的笔记本中关于向林有问计的记录之所以成为他从事骗税活动的证据，关键是其中有“按近期平均每100万美元换人民币915万元，每100万美金中按收购价826.53万元，应付市场价与收购价差额为88.47万元”等字样，倘若进行正常的进出口贸易，是不用到黑市去套汇的。 在骗税分子瓜分国家退税款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骗税分子要垫付用于骗税活动的“骗税成本”。任何一个环节被阻止了，骗税分子就要痛失先期投入。由此，骗税分子不惜重金大行贿赂之术，拉拢地方党政领导、执法人员，以寻求骗税活动的保护伞；地方政府和执法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乐意保护骗税分子，从而派生出一张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犯罪网络。 在骗税分子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所有要素中，政府对骗税活动的约束力应该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各执法部门有其自身的监管和约束机制，但惟有政府才具有统而领之引而导之的作用。倘若一个地方政府陷进去，那就是整体性陷落，全城失守。 第九章 积沙成滩 “你发财，我发展” 流沙就是一个地方政府陷落的典型例子。 在807工作组查处流沙案的过程中，黄小士始终只承认自己是为了鼓励出口，才想到了贷款给出口企业的办法，根本不知道这些企业是虚假企业。事实是怎样的呢？请看林有和黄小士的一段对话：黄小士：市里决定出口供货要支持，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林有：现在购货企业有颠倒现象，真正有生产能力的厂家，大都不愿出口供货，怕检查、怕麻烦。而喜欢做这些业务的老板，又大多属于生产规模不大、生产不正常、一厂多牌的情况，一遇到检查，就东拼西凑，找厂挂靠。 黄小士：没关系，假如流沙搞不好，那么山区乡镇不就更惨了吗？流沙是全市经济中心，要找挂靠是很容易的。 何为挂靠？普宁市一位企业老板在写给工作组的材料中，对此作了详细描述：“工作组来检查前，镇企业管理办公室的江主任通知我到办公室，介绍一个姓曾的老板与我认识，说他是镇委书记的兄弟，要我与他合作做出口贸易，我不同意。工作组到厂检查的前5天，江主任到我厂组织接受检查的准备工作，亲自指挥布置生产现场，重新装修扩大办公室，增设曾老板人员的办公桌和资料柜。 “工作组到厂检查的前一天，江主任通知我：‘你们的财务账已经和曾老板的合在一起了，等一下你们先看熟，明天按财务账向工作组汇报。’我向他提出不能合账，他说：‘这是上级的决定，你只能执行。’看到曾老板的贸易资料、财务账单据和凭证，全部使用虚假的印章，模仿法人代表的笔迹签名，我又一次向江主任提出不能这样向工作组汇报。他说：‘你不要耽误时间了，这是政府布置的，是上级的命令，也是组织的决定，你要绝对服从。’” 就这样，真假两家厂集中在同一间办公室接受了工作组的检查。 有一名流沙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忆，他曾接受指派帮助骗税分子许楚波找企业挂靠。这位工作人员说：“许楚波许诺对方，挂一个厂牌给一笔钱，并说有事他负责。但是该厂老板坚决不同意，又找几家老板谈，还是谈不成，我们只好向黄小士汇报。后来听说黄小士安排国税局出面落实了。” 其实，税务局也有办不成的时候，林有在检查临近还有虚假企业没有落实挂靠时，向镇长黄小士汇报。黄小士马上让企业办主任帮助虚假企业落实挂靠问题，并在检查前，亲自带领林有、黄小且等人检查骗税分子江极岛等人落实生产规模、生产设备的情况。 在普宁当地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生产企业真正生产的，得不到任何的扶持，而虚假企业会得到各方面的扶持。上级机关进行检查的时候，政府出面到正常的生产企业去为虚假企业强行挂牌，有些生产企业不愿意挂牌，政府还威胁这些正常的生产企业，这就使得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企业在当地苦不堪言。 黄小士等政府官员走到与骗税分子为伍这一步，与干部腐败有紧密关联，但与干部管理制度缺陷也不无关系。 1999年，普宁市政府下达给流沙镇的工商各税收入任务基数为8100万元，其中增值税收入任务为5850万元。同时规定，完成任务的可按上一年度分成数给予分成；超额完成的，属增值税部分则将该市所得分成与乡镇四六分成；完不成任务的，则要扣减分成数。 黄小士、林有等人都清楚，该镇的实际税源只有任务的60%～70%，很大一部分税收是靠虚假企业缴上来的。这些企业靠虚假出口，从中央金库骗取出口退税，其中一部分又以税收的形式缴给了当地。这就相当于骗税分子向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交的“保护费”，大家心照不宣，各有所得。于是，不法分子骗取出口退税的干劲越来越大，对流沙镇的税收贡献也就越大。当年，流沙镇政府和普宁市国税城区中心分局都超额完成了税收任务。其中流沙镇超收600多万元，而这些虚假企业虚开的增值税就达到1370多万元，镇政府和税务分局也分别得到1250万元超收分成和120万元经费补贴。 对黄小士来说，流沙镇全面失守，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认真追究，应站在审判席上的决不只是他一个人。 普宁市市委书记丁韦文在任期间，骗税经济在本市大行其道，而他却从未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抵抗或批评，甚至连规劝的话也没有；而市长赖辰俊更怂恿支持骗税经济，为下边骗税企业鸣锣开道；到了黄小士这一级更有恃无恐，黄小士干脆就把上级的意图领会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你发财，我发展；怎么挣钱，怎么干。” 工作组一位同志说：“我们查了流沙镇政府两年的会议记录，集中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抓计划生育，一个就是抓税收。然而，流沙镇政府抓税收是不择手段的。” 第九章 积沙成滩 毁坏的是环境 在利益驱动下的巧妙运作让大家皆大欢喜，但是国家却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更可怕的是，在镇政府这种发展经济的思路指导和亲力亲为的示范下，涉税犯罪在当地形成了一种风气，成为许多人发财致富的“窍门”，当地的税收秩序和经济环境空前恶化。 一位记者来普宁采访，刚下车，就被一群“摩托仔”围了上来：“要假烟吗？” “不要。” “要假币吗？” “不要。” “要假发票吗？” “不要。” “摩托仔”很生气地说：“那你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这就是那时当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混乱程度的真实写照。 有位新华社记者采访潮汕一些地区后曾撰文说：记者近日在广东潮阳、普宁两市采访发现，这里之所以一度成为全国骗税重灾区，除了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铤而走险等原因之外，还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 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不够端正，对骗税问题认识上存在严重偏颇。潮阳普宁两市的主要领导告诉记者，前些年，当地政府领导班子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常常是只管税收指标的完成，从不管税收的来源。潮阳市国税局新任局长说，2000年全市完成税收8亿多，国税收了5.6亿元，其中有2.4亿属于因骗税而多收的。 潮阳市新常务副市长郑喜宣告诉记者：“在今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强烈提出全市经济发展要拧干水分，税收增长速度要回落。但相当多的干部不同意，仍提出GDP要增长8%、财税增长5%。前两天，我找新上任的市国税局长做工作，他表示很难完成。” 普宁市新任市委书记谢烈鹏说，对于骗税问题，原市委领导成员不是不知道，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只要对地方经济有利，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用管”。一些乡镇干部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对立起来，为增加地方财政、税收收入，支持怂恿不法企业骗税，甚至在一些乡镇出现了“政府骗税行为”。 记者在普宁采访发现，当地部分干部至今对骗税问题仍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说：“政府是出于完成税收任务才那么做的。”还有的认为：“为了公家的事，他们栽进去了。共产党的官不好当。” 地处粤东地区的潮阳、普宁，都是全国的人口大县，人多田少，许多人跑出来经商办企业。如骗税分子黄金洞是潮阳峡县镇一个农民，今年38岁，却生了7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想方设法赚钱。当地政府领导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了全市商贸经济的繁荣景象。但相当一部分人为了“发横财”，搞不正当经营，造成这里经济秩序十分混乱，各种经济犯罪活动层出不穷。 郑喜宣说，潮阳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但是，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却经常误入歧途。前些年，制作黄色录像、私设地下光盘生产线、“六合彩”赌博、制贩假烟等，潮阳人大都走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前面，当地政府被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整治这里的市场经济秩序。近些年，由于政府加大了打击赌博、贩毒和造假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一些人便寻找新的途径。当发现骗税有漏洞可钻时，又把眼睛盯在这一块肥肉上。 一位商铺的老板告诉记者，有些暴发户公开说：“我就是要发国家的财（ 骗税 ）。”潮阳市一公司老总认为：“这里的企业主素质太低，根本不懂市场经济规则，而是搞‘海盗式’经济做法。”一位在这里开了8年出租的河南人说：“潮汕人胆子大，发财的点子多。但直接到国家的口袋掏钱，胆子也太大了！” 黄小士现在遭遇的就是遍地流沙一样的普宁经济。它原本绿草茵茵草木丰盈，现在却是病虫害泛滥，乱砍乱伐，盗贼蜂起，不一而足，曾经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这片特区的次生林千疮百孔，水土已经流失，黄沙映入眼帘…… 就像许多文章的开头一样，它本可以成为有志之士拍案而起、奋发有为的背景描写，谁能想到，却成为另外一种意义的转折点，这就是自黄小士起，管理者成了破坏者，小偷小摸转为明火执仗，地下骗税转为地上骗税，民间自发变为基层政府引导…… 然而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也是抹不掉的。由于黄小士、林有、何陪共、黄小且等人知法犯法，对犯罪行为的纵容，被送上法庭，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同时，流沙经济发展总公司、普宁国税城区中心分局也都成了被告。 镇政府参与乃至纵容犯罪，这在建国以来都不多见。“这个案子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前虚开增值税发票这类犯罪的一些突出特点。”广东揭阳市法院郑永谋庭长说，“镇政府和税务机关为了他们部门的利益，与犯罪分子勾结，坑害国家，偷逃国家税款，具有典型性。” 郑永谋指出：“这种犯罪，比社会上自然人犯罪的危害性更大。这类犯罪并不仅仅在于给国家造成多少经济损失，更在于它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它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作为一级政府，不去维护政府的利益，反而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会让百姓失去对政府的信心。这是其危害性最大的地方。” 广东省揭阳市人民法院依法对流沙案进行了宣判：被告单位普宁市流沙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和普宁市国税局城区中心分局，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分别判处罚金人民币80万元和120万元；被告人普宁市流沙镇原镇长黄小士，普宁市国税局城区中心分局原局长林有，普宁市流沙镇原副镇长、流沙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黄小且，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2年、3年；被告人普宁市流沙镇人民政府财政所原副所长何陪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在潮普税案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流沙镇案。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个法治国家，竟有这样一个为犯罪势力鸣锣开道的政府班子。他们改善环境发展生产无方，但在歪门邪道方面却很在行，很卖力，也很敢干。国家有骗税的“防火墙”，我给你撤掉；你交了“保护费”，税可以随便偷；你要迈过税务等管理部门的门坎，我把你送过去……还有，过年过节以镇政府名义向上级领导大肆行贿，等等，都是行家里手。流沙好好的一块地，被挖得千疮百孔，满目蒿草。“807”的如期而至，将各种破坏因素一举剪除，对流沙来说，实是不幸中的万幸。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二号专案 吕华又说到了办案的工作标准，他说：“对‘807’工作组的工作评判，要按照吴仪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去衡量：第一，骗税多发地区的骗税势头是否得到遏制；第二，犯罪分子是否受到惩治；第三，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我们要按这三条标准去努力。” 出于对该案的高度重视，检察机关派出最得力的干将实施对赖春安的起诉。李光将被检察院选中，负责对赖春安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起诉。 然而，他遇到了战争。 有人说，战争会使人向两个不同的方面发展。战争震撼人心，能使人的灵魂升华；战争也会使人在经历大风大浪、大生大死的跌宕之后，激情之火趋于熄灭。 对赖春安来说，1994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一是捞到了副局长的官位，二是开始大把大把地捞钱。权和钱是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就会有钱，有了钱就能得到更大的权力。赖春安这样盘算着。他再也不满足于别人给的几条烟、几瓶酒。他要钱，他要挺挺刮刮、厚厚实实的钱。只有钱，才能把自己的官位一点一点地垫起来。如果把官位比做台阶，那么这台阶都是用钱铸成的。钱越多，台阶越高，官也就越大。有了权力后，又能弄到更多的钱，就能得到更大的快乐。 果然，赖春安官运亨通，在第二年的9月，赖春安被提升为普宁市国税局副局长。 早春二月，北国还是一片严寒，潮汕已是满眼青翠。 在专管员的位置上干了4年之后，他当上了这个所的副所长。虽然升职不算太快，但也够顺的了。这是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是踏上仕途之船的第一步，往前走就不那么费力了，只要坐稳，你就能借势而行。 从赖春安的履历看，影响他人生的主要有三步：一是当兵，二是进税务机关，三是当领导。 战争使人的灵魂受到震撼。在这场战争中，无数的战友在他的眼前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刚才还是鲜活的生命，瞬间就变得支离破碎，再也不会说话，再也见不到他的亲人，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然而，在这种时候，赖春安并没有去想生与死，没有去想能不能活着回去，没有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只是觉得，死亡离你是那么的近，生与死只有一步之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这时，他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切都在这个时候发生改变，金钱没了铜臭气，烈士墓地长蒿草，这一切，使赖春安益发彷徨，益发迷茫。他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一阵后，就作出了本能的选择抓住权力，享受人生。 我们调阅了赖春安的卷宗，了解了他的大致经历。赖春安，1958年出生，普宁人，大专文化，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1977年参军，1980年转业分配到水利部门，半年后转到占陇税务所任专管员，1984年后历任副所长、所长、副局长、局长之职。 3月初的一天，吕华来到汕头。 他没有把军队当做人生的大学校，当做重新锤造自己的大熔炉，而是把入伍当做一次人生命运转变的新机遇，一个摆脱现状跳出田垄的大阶梯。开始，他并没有完全这么想，他懵懵懂懂的，只觉得青年人就应该有所为，应该闯荡闯荡，应该到部队这个海洋里锻炼自己，塑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正因为他的思想纯净、意志坚强，所以被领导看好并被提拔。 当兵对赖春安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他于1977年参军，两年后参加了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自卫反击战中，他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是个农村娃子，3年的务农生活，已经使这个19岁的青年比城里兵显得质朴和健壮，因此也更被连队看好。在这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赖春安很幸运，他没有战死。 战争使赖春安成熟了，觉悟了。 在各组组长参加的会议上，吕华在听了大家的汇报后，形象地说：“如今，打骗斗争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航程，惊涛骇浪估计不一定会有，但暗礁险滩不可忽视。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振作精神，勇往直前，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吕华接着说，“下一步工作任务还很重，要继续加大抓捕力度，使一些重要嫌疑人尽早到案；要搞好案件的调查工作，要掌握原则，实事求是，把所有的案件都办成铁案，不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 赖春安在这场战争过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荣誉和待遇。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正排级干部，他受到了家乡父老乡亲的欢迎，复员后被分配在水利部门工作。 李光将说话铿锵有力，线条感很强的脸显得有些冷峻，眼睛里有一种坚毅的力量。李光将等检察官非常重视对证据的认定，他说：“我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对证据的认定上，哪方面的证据认定是事实，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证据确实充分，某些方面是不是还存在问题，就我们起诉的角度向反贪部门反馈，争取得到他们的配合调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起诉，并把案件办成铁案，这是李光将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说：“根据领导指示，我们立即赶到广州广东省看守所，提取了赖春安，在广州提审了一天，第二天就把他带到揭阳，放在揭东看守所。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对一些需补充的问题、证据进行再调查，到普宁国税局和一些企业，找一些关键的证人，尤其是行贿数额比较大的，我们都比较慎重，本着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负责，对赖春安本人负责的宗旨，充分显示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同时也尊重最基本的人性。因此，我们在每个环节都相当慎重，层层核实，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阅卷、提审、押解、起诉全过程。” 如果说入伍前赖春安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农村青年，如今，23岁的赖春安真正长大成人了。他过过纪律严明的营房生活，他见到过大风大浪，他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有人说，要想让人快速成长，就去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待一天，如同在普通生活中待一年。它让人知道了什么叫英勇，什么叫厮杀，什么叫生与死。 赖春安成为后一种人。 从接手赖春安案开始，李光将就全身心投入到资料的海洋中去，双休日过不上了，晚上自然要在单位加班加点。李光将说：“累是累一点，但这样的案子一生能赶上几回呢？这是国务院抓的案子，我们领导特别重视，把这个案子的一部分交给我，本来就是对我的信任，我能不拼命干吗？” 在听取了赖春安案的汇报后，吕华说：“这次打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抓出了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违法分子、腐败分子，纯洁了我们的队伍。赖春安是执法部门参与犯罪的重要代表之一，是‘二号专案’，一定要查清查实。” 战争结束了，看到自己还幸运地活着，他才回过神来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回忆惨烈的昨天。他觉得，今天的一切包括生命的存在，是多么不容易啊！他觉得生命的可贵，觉得应该珍重生命，让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升值。只有这样，才真正对得起脆弱的生命，对得起宝贵的人生。 命运之神为他实现这两大愿望奠定了基础。1980年，赖春安从水利部门转到税务机关，时任专管员。税务所是税务机关的基层单位，由专管员对企业进行划片管理。于是，赖春安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初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这时，专案调查已到关键阶段，许多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创造敛钱新方式 当上领导后，赖春安就开始不停地弄钱。开始时主要靠人家一万两万地送，年成好的时候还要多一点，年成不好就保不齐了。于是，他开始琢磨“旱涝保收”的办法。 1994年，这个机会来了。 这一年，我国改革了工商税收制度。这次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新税制出台以后，由于税务机关对增值税发票监控正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就趁机虚开增值税发票，盗取国家税款。 虚开增值税发票是犯罪分子牟取不法利益的机会，同样也是赖春安大把捞钱进而捞官的机会。 这一天，一个叫张秋叶的女人给赖春安打电话。这个女人的声音很细也很柔：“赖所长吗，你在忙什么呢？” 赖春安听出来了，她是在南园村做生意的张秋叶，于是就说：“秋叶啊，难得有你的电话，找我有什么好事？” “没事就不能找了？”张秋叶嗔怪道，“我知道你现在是忙人啦，要见你也不容易了……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赖春安爽快地说：“你说吧，什么时候都行。” “那下午吧。” “哪儿见？” “我家吧。” 赖春安猜想，一个女人把他叫到家里，一定不是拉拉家常。于是，赖春安兴冲冲地去了。进屋后，赖春安发现里面有一位客人。张秋叶为两位相互作了介绍。原来，另一位客人叫陈章金，是一位香港老板，在普宁有两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一番客套后，张秋叶点出了主题：“赖所长，咱们的关系没的说，这陈先生么，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想在您那儿弄点增值税发票，原则是大家都有好处，我不过是个中间人，具体你们自己谈。” 陈章金带着浓重的香港腔，一边品着功夫茶，一边说：“这发票也不是我要，是别人找到我的，我曾听秋叶说认识你赖所长，就想请你帮帮忙……” 原来，这发票还真不是陈章金自己要的。陈章金后来在他的自述中说道：1994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陈仕虚来我家找我，说他看到我厂规模较大，生意很好，有件事想请我帮忙，要我厂帮他开增值税发票。我想，我是正经办厂做生意的，这种事情我不干，所以就拒绝了。陈仕虚就请我找其他厂的人帮他开发票，我说可以。陈仕虚又说，如果这样，就要跟税务所长熟才行，这样才方便。而且增值税发票能很快到手，又能保证不是假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关系他就不想要了。他说，最好能和税务所里的人合作。我就答应了。 接下来，就是陈章金与赖春安谈合作事宜。陈章金先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件事如果大家合作，都会得点好处。但你那边必须保证是正规的增值税发票，上缴的税要降到最低程度，从税务所到税务局的关系由你负责，客户由我们下边负责。” 赖春安点点头，然后大方地说：“没问题，可以干。” 违法分子直接向税务干部索要增值税发票，用于虚开并骗取税款，这种如同盗宝贼向金库看门人索要金条一样荒唐的事，在这里上演了。可以想见，当时的普宁、潮阳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赖春安既然已经同意，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了。赖春安比陈章金还老到，他首先问陈章金：“这样做，我能分几成利润？” 陈章金想了想，觉得给低了，赖春安肯定不干，给高了又不合算，就说：“赖所长，还是你说吧。” 赖春安当仁不让，就说：“六四分成吧，你们得六，我得四。” “赖所长也是个爽快人，咱们就这样说定了。”陈章金立即过来高兴地与赖春安握手。 送走了赖春安，陈章金就把商量的结果告诉了张秋叶。不料，张秋叶觉得赖春安得多了。陈章金就说，那边一切都要靠人家赖所长，给少了也不行。反正，今天谈成了就是一件好事，要是人家不干，不是一分也挣不着嘛。 陈章金又把结果告诉了要发票的陈仕虚。在这个虚开团伙里，如果把赖春安比做卖方的话，那么陈仕虚就是买方，其他人都是中间人。陈仕虚一听赖春安要四成，也觉得高了。陈章金说，我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好收回，等摸通了路，不行以后自己做。 接着，陈仕虚就与陈章金商量如何分配比例。陈章金在自述中说：过了几天，张秋叶联系了一家较有规模的厂家报给赖春安，赖同意由这个厂家开增值税发票。在我印象中，这家厂是南园开发公司下面的一个厂。 几天以后，张秋叶拿着这家厂的公章及增值税发票到我厂找我，我就说这家厂的利润我们怎么补偿？张就说看看生意好坏再决定给这家厂多少利润。同时，张提出她自己要利润分成的一成，我不同意。我说，我总共才分二成，给你一成，我自己只剩一成了，这样吧，我给你半成，但张秋叶不同意。最后，我还是决定给她分利润的一成。 之后，我找到陈仕虚，告诉他张秋叶要一成，我本人能否再多分一成，陈仕虚说可以，但活动经费由大家按比例出…… 这时的赖春安，已经把权力入股了。十多年的收税生涯，使赖春安摸到了捞钱的门道。回想当初，收了人家万儿八千的，要乐上好几天；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小儿科了。 自打当专管员起，他得到的好处就没断过，不过刚开始是物，后来渐渐变成钱了。尽管也有十万八万的大钱，但也是拣着一个是一个。你想打税收的主意，好，我放你一马，但你不能当白眼狼，一定要出点血，否则，我这关你就过不去。这样的机会虽然有，但都是不定的，就像农田里的收成，主要靠老天爷帮忙。而权力入股就不同了，可以旱涝保收，细水长流，只要青山在，必然有柴烧；只要权力在手，不怕断了来路。一般来说，行贿者是主动的，他可以随时出击，想送就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而受贿者是被动的，你只有被人找的份儿，不太可能主动找上门去，问人家是不是给你送钱了？你不能计算今年能有多大的收成，是一两万还是10万？因为这是被动的，因此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儿，赶上了就捞一大笔，赶不上只有徒叹奈何。也不是行贿的人少了，多数情况是行贿人没有给你送钱的渠道。总不能来到你的办公室，连人都不熟悉，就往你的办公桌上扔一大叠钱吧？你呢，不是熟人，也不敢随意接人的钱。再说，这行贿也不是光彩的事，总跟做贼似的，这些受贿者，因为是拿人家的好处，也觉得有些不太光彩，有时还真不得不推掉。而权力入股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你是股东，就可以坦坦然然地拿，光明正大地拿，没有脸面障碍和心理负担的问题，而行贿者也不用卑躬屈膝地给，也不用担心你收不收，他也像股东一样，可与你平起平坐了。于是，权力量化了，权力变成了资产，不是一次性的现钞，而是分不完的红利。行贿者和受贿者，由过去一时的相互利用，变成了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 在用权力攫取金钱的道路上，赖春安可谓健步如飞。 半年后，赖春安开始取得红利。陈章金在自述中说：199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这件事情做了几个月之后，我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有些客户在报关时故意把价格抬高，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也有假票，而且我们几个也出现了争执。所以我就叫我厂的会计结算这段时间的利润，会计统计后告诉我，赚取的纯利润是600万元人民币。 其中100万元人民币是我经手给赖春安的。一次，赖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查账，他要去北京活动，需要活动费用七八十万元，我就同意了，并叫他到该厂去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我也去该厂。我对该厂的财务人员说，要七八十万元人民币，并讲出张秋叶的名字，这厂的财务就取出了七八十万元交给我，我就把钱交给了赖春安。 另外一次也是赖春安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来查账，他需要活动经费，我现在不记得是多少钱。总之，这一次也是给赖春安几十万元人民币，我当时也答应了，并叫他来我厂或是去开增值税发票的那间厂。我经手给了赖春安几十万元人民币。 当时我们之间出现了矛盾，主要是对赖春安有意见，因为按照这件事一开始时的商定，赖春安分成利润为四成，并负责上面的关系。也就是说，他的活动经费（ 指两次“上北京”拿的钱 ）应该是在他所得利润的四成中支出的，而不应该在他所得利润的四成外支出。所以，大家都对此有意见，我不愿意再这样做下去，我知道这样做下去迟早会出事。所以这件事到1994年六七月就终止了，之后再也没有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按照当初协商的结果分成的，其中赖春安分得240万元，张秋叶分得60万元，我分得60万元，陈仕虚应该分得240万元，但他不同意按600万元分成，一定要按800万元分成，最后陈仕虚拿到了320万元，我应得的60万元，到最后就不要了，而且还倒贴20万元给陈仕虚…… 这样，赖春安在半年时间里，就收获240万元。 有了这权力入股，赖春安的钱袋飞速地鼓胀起来。有了这些钱，赖春安也就有了往上飞升的阶梯。赖春安心里清楚，在普宁市，要往上走，如果没有财力的支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位子，那么多人盯着，当然谁对上司忠心耿耿，就先给谁。这个忠心，自然不是用嘴皮子说的，除了钱，还有什么更有力量呢？ 要说明赖春安如何聚敛巨额钱财，无需更多实例。这些钱，是如何花出去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不久，赖春安又升官了。1994年9月，赖春安升任普宁市国税局副局长。 赖春安在副局长这个岗位上一共待了5年，主管税收征管和稽查等工作。当时的正局长是政工干部出身，业务不精，赖春安虽然是局里的第二把手，但是主管业务的局长，就权力范围来讲，不比局长小。 到副局长这个岗位后，他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他把手伸得更长，他的财富聚集得更快。5年之后，即1999年5月，他的官位又升了，成为普宁市国税局局长。 对赖春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一步一步走到一个县级市税务系统的最高行政长官，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拿到任命书的那天晚上，他买了一大堆菜，亲自下厨做饭，并打开了一瓶洋酒，为妻子、女儿和儿子，每人倒了一杯酒。赖春安说：“这些年真累，如今到一站了，我该歇歇了。”在财政局工作的妻子认同地点点头，说：“是该歇歇了，这几年，多累啊。安安稳稳过日子吧……”赖春安听得出来，妻子所说的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什么意思。他那一大堆小山似的钱和30块金子，一直放在卧室的大衣柜里。 权力和金钱是会让人上瘾的，一旦上瘾，想罢手就非常困难。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日进斗金 有钱的感觉真好。赖春安在连欧洲阔佬都轻易不敢涉足的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一家高档珠宝店，一掷上万美元，一下子买了5颗钻石。其豪举竟令见多识广的金发售货小姐瞠目。 当然，这一切都有人替他买单。赖春安在欧洲转了一圈，连玩儿带喝外加买点“纪念品”，自己一分没花还有得赚。 这次出游是一个叫王翡光的企业老板邀请的。上法国、比利时等欧洲五国兜了一圈，为什么赖春安还能挣钱呢？基本花销自然是王翡光给包了，额外开销也有人给。就在出去的前一周，赖春安碰到了周松青。这个周松青就是在普宁市检察院上班开17家公司的那个人。赖春安对周松青说：“下周我要出趟远门，你别来找我。”周松青就问：“局长去什么好地方？”赖春安就说：“上欧洲看看。”周松青心里明白，赖局长告诉他要出国，自己不表示表示就是不知趣了。第二天，周松青就来到赖春安的办公室，拿出一个牛皮袋放在办公桌上，说：“赖局长，给你带点钱，到欧洲买两件衣服。”周松青走后，赖春安把钱拿出来一看，是5叠百元面额的港币，一共5万元。 王翡光是何许人也？王翡光在“807”税案中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在普宁开办了两家厂，一家服装厂，一家玩具厂。这些厂都是摆设，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打税的主意。王翡光后因虚开增值税发票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王翡光是军人出身，三句两句就与赖春安扯到一块去了。当然，赖春安是看上他手中的钱了。王翡光在普宁的“买卖”做得很大，赖春安当然沾光啊。但是，这光也不是白沾的，王翡光遇到什么麻烦，都得你赖春安去解决。如今，赖春安是局领导了，领几本发票之类的小事自然不管了，只有非他出面不可的事，他才会给打个招呼。 这不，王翡光有事了。王翡光手伸得很长，他觉得普宁地盘小，又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待他把238万美元汇票开到广西，想骗取出口退税不成后，王翡光就想到普宁骗税。本来是破绽百出的事，经赖春安在普宁甚至是揭阳市局上下运作后，竟一路绿灯，王翡光顺利地把203万退税款骗到了手。 当头儿的感觉真好。赖春安一手捧着犯罪分子递上来的大把大把的钱，一手又接过部下“贡奉”的“小钱”—— 虽然都是万儿八千的，但赖春安也不推辞。赖春安后来向工作组交代： 1999年春节期间，我在局长办公室上班，普宁市国税局城区××分局局长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几句后，他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并对我说：“赖局，这些钱是给你春节慰问用的。”我客气几句后便接过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事后我打开信封看过，里面装有1万元人民币。 2000年春节前几天，普宁市国税局城区××分局局长到我的办公室，他说要跟我说事儿，我带他到办公室里的卧室，他将用信封装着的1万元人民币送给我。我收下钱后，他就走了。 1999年春节、2000年春节，普宁市国税局××分局原局长两次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人民币总共2万元。 1999年春节期间，普宁市国税局××分局局长共送给我人民币2万元。其中，1999年春节，他到我家拜年，将装有5000元人民币的信封给我。1999年中秋节的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找我，这次他送给我人民币5000元。2000年春节期间，他到我家拜年，当时我和他在客厅喝茶，他将一个装有1万元的信封送给我，说是一点小意思，让我买些东西。 2000年春节，普宁市国税局××分局局长送给我人民币1万元。钱是他直接到我家给我拜年，大家在客厅喝茶时，将用信封装着的1万元人民币送给我，让我春节买些烟、茶叶之类的。 1999年～2000年春节，普宁市国税局××分局局长送给我人民币15000元。 …… 这些都是赖春安部下两年中“上供”的，那些得到赖春安“帮助”的公司老板，更是把赖春安家的门槛给踏破了。一到过年，赖春安就得打起精神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数钱。这些钱与从企业抽股的钱比起来，只能算个零头，但赖春安也数得很带劲。 实际上，赖春安天天就像在过年。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赖春安竟然聚敛人民币530万元、港币743万元、黄金30公斤、“劳力士”手表6块等财物。这些资产加到一起，约有1800万元，如果按这个数目算，赖春安几乎可以连续5年每天进1万元。 赖春安把这些钱都放在家里，包括那30块大金砖，都堆放在卧室的大衣柜里，直到“807”工作组来到潮汕，赖春安才把这些财物转移到深圳和香港。怪不得他的妻子看了着实担心，要他“安安稳稳过日子”。 据说，赖春安的这些金砖是托人从阿拉伯国家弄过来的。工作组起获这些黄金后，曾到银行鉴定真伪。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上面的编号，说绝对是真货。 赖春安为什么要存这么多黄金呢？有人曾问过赖春安。赖春安的回答是，黄金感觉好。那是金灿灿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像纸币，只是一种凭证，一种媒介，一个概念，总给人一种虚的感觉。而手握黄金则不一样了。国人自古就有收藏黄金的习惯，潮汕人走南洋、下暹罗，来来去去身上带的不都是轻便的黄金白银吗？赖春安从小就听老人说，当地有钱人都用金条压箱底，因为黄金能给家人带来富贵与吉祥，平安与幸福。赖春安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些。刚搞到黄金时，赖春安没事总要拿出来看看。黄金给人一种踏实感，亮亮的，重重的，你看到的似乎是一幢楼，一片地，一份产业。更重要的是，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和载体，能实现保值和升值。赖春安对专案组的一位同志说，他是个局长，普宁地方小，大家都认识他，他不敢把那么多钱存银行，于是放在家里的一个大衣柜里，都堆满了。再说，当时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金价开始上涨。如果把钱放在家里，就会贬值，而黄金则是升值。赖春安是搞税收的，这点账他算得来。赖春安不缺钱，这钱一放很有可能就是十几年，或几十年。假定通胀率为5%，1000万元放20年，最后就只剩358万元了。谁这么干，那等于冒傻气。黄金就不一样了，放20年，还是那么亮，还是那么沉，还是那么金贵。赶上社会动荡、金融危机，金价噌噌地往上涨，那就是意外收获了。没听说有人专门拿储存黄金作为投资手段嘛。所以，赖春安看上了黄金。如果他不出事，他还会继续去搞黄金，把所有的钱都换成黄金。这样，等退休之后，他就可以躺在金山上，稳稳当当快快活活地享清福了。 不过，在享福之前，他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紧张，或者说恐惧。当年，韩秋率税务总局出口退税调查组到普宁时，赖春安惊慌失措，他给各分局和所下了“不准出事”的死命令。在给韩秋敬酒时，赖春安腰弯到了90度，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他心里清楚，只要中央下决心查，那么他就没跑儿。每每想到这一结果，他就会不寒而栗。据说，赖春安很迷信，普宁国税局办公大楼动工之前还请了风水先生左看右看。“807”工作组抵达潮汕时，赖春安还去算了命。算命的说赖春安有一大劫，但只要把这年的秋天过去，他就会平安度过，还会加官晋级。但是，赖春安还是没有平安度过这年的秋天。 赖春安信命，他知道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 在“807”工作组进入潮汕后，赖春安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便悄悄地离开普宁出去“散心”。 8月28日晚上，作为“动荡时期”的普宁市国税局一把手赖春安突然失踪。 当时，赖春安向局里要了一辆车，带着市局纪检组长顾小君顺着深汕高速，去了深圳。到了深圳后，他叫司机把车开了回去，手机就留在车里没拿。吃完消夜后，他在街上买了一部新手机和电话卡。接着又连夜乘出租车去了广州。第二天，他又从广州乘大巴去了湛江。赖春安在这些地方漂来漂去，实际上是他思想正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激烈地斗争着。 赖春安这样的人物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出走，能没有动静吗？工作组很快知道了赖春安出走的消息。29日深夜，吕华、马森、张绍、田金就在迎宾花园7楼会议室研究由省公安厅的张绍处长负责控制赖春安的事。当晚11点多，赖春安的目标被锁定。下半夜两点多钟，赖春安给揭阳市国税局和省国税局领导打了电话，说他正在回普宁的途中。赖春安后来在交代材料中说：“我打电话时，市局的几位领导在汕头的迎宾馆（ 花园 ）。我当时想，我不如直接到汕头找‘807’工作组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从宽处理。我又打电话给省局领导，告诉他我要去迎宾馆（ 花园 ）找‘807’直接谈一些问题。领导说，好。这样我就叫了一部出租车，直接去汕头找‘807’工作组了。当晚（ 29日 ），‘807’工作组副组长马森领导与我谈话，并对我说：‘你能主动回来找工作组交代问题很好，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好好想想你的问题，然后主动向组织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样，我就留了下来……” 按吕华的指示，马森与赖春安进行了谈话，问了他一天多时间都上哪里去了？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赖春安回答：“8月23日上午，‘807’工作组到普宁，调了税务局的征管资料，下午又将大坪分局余小兵等三人带往汕头调查，局里的一些干部包括我都慌了。我估计这次在劫难逃。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度过的。听了‘807’工作组领导在会上的讲话，普宁市出现骗税问题，国税局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后，我心情很沉重。另外，当时有一些基层干部被工作组叫去讯问。这些干部都是我陪去的，有的有问题没能回来，而这些人的家属就向我要人。我没法向人解释，也不便向工作组打听，我觉得怪对不住人家的。因为心理压力大，我就走了……” 这几天，作为工作组最高指挥的吕华、马森等同志肩头的担子是复杂而沉重的。听取各工作小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召开潮普两市全体国税干部大会……一天到晚有忙不完的事。有时刚刚躺下，东方已经露白了。打响第一枪后，潮阳、普宁存在大肆骗税现象已被认定，但这只是打骗工作的第一步，如何揭开骗税的盖子，把打骗工作向纵深推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吕华整天眉头紧锁。他知道，眼下正是考验其智慧和领导能力的时候。如果一步走错，弄不好就会满盘皆输。 对赖春安的调查工作在进行之中。 10月18日，吕华来到东山，对赖春安等违纪干部进行了问话。吕华对赖春安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很多情况，我们想给你坦白自首的机会。如果你心存侥幸，最终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检察官李光将说：“赖春安的态度还是不错的。赖春安受贿金额有300多万元人民币，但从赖春安自己交代的受贿数目看，比300万元还要多，至少有500万元，但我们在认定时比较客观，注重证据，没有证人指认的就没有算，所以只认定受贿300多万元。其他的1200多万元就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了下来。” 李光将说，在开庭之前，他们与赖春安的律师进行了充分的交谈。李光将认为，与被告律师交流互动，第一，可以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第二，与律师交流可以掌握他对这个案件辩护的思路。第三，与律师交流后，可以得到他们对这个案件证据的一些意见。李光将认为，这几个方面对办案都非常有用。他说：“比如赖春安受贿罪的指控问题，按照法律条文来讲，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才构成受贿罪。但在某一件的受贿事实上，辩护人会提出质疑。”李光将举例说，“比如周松青向赖春安行贿一事，双方都承认有这件事，即周松青向赖春安送了10万元，说是在大坪国税局办事的时候遇到困难，请他出面疏通一下，因为赖春安是市局局长，大坪国税是他的下属。但赖春安承认周松青给了他10万元，却说根本没有为他落实这个事情，没有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用我们现行的关于受贿罪的定义就难以认定，这就出现了问题。”李光将说，“因为我们的工作方方面面做得比较充分，对辩护方的观点思路掌握得比较清楚，因此这个案件在法院开庭之后基本上是原原本本按我们起诉的事实全部认定的，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致命一击 与那些死扛到底的人比起来，赖春安的认罪态度算是好的。但一开始，赖春安并不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一进东山就把问题稀里哗啦全说了。办案人员几轮攻下来，赖春安还是避重就轻，只承认自己有一些小小的经济问题。 在吕华对赖春安行贿问题有了重大突破后，在取证核实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马森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普宁市国税局的一把手，希望对赖春安参与骗税问题做进一步调查。 对于攻下赖春安，马森十拿九稳，因为他发现了赖春安“鳄鱼的软腹”。 见到马森，赖春安就有些着慌，说话时嘴唇有些发颤。赖春安知道坦白从宽，但他同样知道一旦把参与骗税的事供出来，弄不好会把命搭上！ 马森把一份材料往桌子上一放，用平缓但底气十足的口吻说：“赖春安，你看看这个。” 马森发现，赖春安的眼睛掠过一丝惊惶的神色，但又故作镇静地说：“这不是一张《 出口退税分配表 》嘛……” “这上面有你和（ 普宁市长 ）赖辰俊的签字，你真的不知道这张表意味着什么吗？” 赖春安故意摆出疑惑的表情，说：“……我真不知道这有什么问题。” 马森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然后就像一架大型轰炸机开启底仓，鱼撒子似的投下一串串炸弹：“第一，企业退税是年度的过程，而且一般集中在下半年；你可好，企业生产还没完成，你当年5月就算出了企业全年的退税金额，为什么？第二，我们给企业退税精确到几角几分，零头是出口额乘上税率后产生的；你这表里都是整数，为什么？第三，普宁国税局的出口退税是由上级税务机关审核，为什么却要市长来签字？而且，赖辰俊还要给好几家企业增加退税金额，这钱从哪儿出，为什么？” 这些炸弹一投下，赖春安的脸已是满目焦土，红一块黑一块。赖春安的抵抗，也在毫无希望中开始：“这是……按照市政府的要求，由外经贸局提出的意见，是他们两家让报的……” 整个儿驴唇不对马嘴。 马森是个耐得住性子的人，他让赖春安讲完，然后说：“咱们一条一条说吧，如果你能回答我其中的一条，那我就什么都不问了。” “我先说第一条吧，”赖春安嗫嚅着，“5月份做全年计划是预测数，我们把预测数先放上，不然，指标不够我们怎么退？第二条，我们觉得零头对企业没有意义，就给抹掉了。第三条……” “赖春安，”马森实在听不下去了，但语气还是那样平缓，“你那些话蒙蒙外行行，对懂业务的人来说，一点都不管用。我不用问你三条，我只问你一条，赖辰俊为什么在单子上给人加钱？” “……” “赖春安，你的话都不能自圆其说，又怎么去说服人呢？” 又经过一番争辩，赖春安服输了：“马司长，你别逼我了，我说实话……” 赖春安开始一五一十地说来：“计划是按市政府的意思做的，我们先把退税指标分配给企业，并算出退税金额；企业反过来再去找出口报关单、增值税发票等票单。因为是分配的数，所以退税数额都是整数，不会有零头。我们每年做出口退税计划时，都要给市长留出10%的金额，由他来定这些钱给哪些企业。所以，单子上有市长增加的退税数，单子也必须经他签字……” 后经查证，在赖辰俊审定的《 出口退税分配表 》中，有两家参与骗税的企业，是赖辰俊居住在香港的亲戚搞的。 赖春安案的突破表明，当地政府直接参与了骗取出口退税！ 怪不得流沙镇、里湖镇政府敢这么干，原来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已经赤膊上阵了。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拿钱买命 采访赖春安是在梅州监狱。 据悉，梅州监狱关押的大多是重刑犯人。赖春安本来是死罪，因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且有重大立功表现，退赔较彻底，于是就保住了一条命，被判为无期徒刑。 从监狱的大铁门进去，要走一段较长的路，才能到赖春安的监区。监区里面布局规整，气氛森然。院子里不时能遇到队列整齐的犯人队伍，喊口令，唱队列歌曲，兵营气氛很浓。惟一不同的是，四周都是高墙，有电网，有武警战士来回在哨位上游动。 赖春安被叫到中队部办公室。赖春安被叫到办公室时，因为没有他的座位，就很习惯地站在墙根。管教大声说：“赖春安，回去把你的凳子搬来。”赖春安就答应一声出去，不一会儿提个塑料凳子回来了，那是个树根状的东西，就像小孩儿的玩具。于是赖春安便又靠墙根坐下。他本来就有些矮胖，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更显矮胖了。他很平静地看着我们。看来，赖春安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那个原来在普宁市很霸道很威风的“赖局长”不见了，狱中生活仅仅一年，就把他又弄到了生活的原点，就像他20多年前刚刚入伍没穿军装之前那样。那时的赖春安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样子。当他从田间第一次进入接兵部队的办公室，一定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畏首畏尾。 赖春安的脾气很暴烈。这是我们听审问过他的人讲述的。见到赖春安那天，我们看到他脑袋靠前的部位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像是被钝器击打过留下的。我们以为是他当兵时留下的伤痕，于是便问：“赖春安，你头上的伤是自卫反击战时留下的吧？” 赖春安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算是对我们的回答。 事后有人告诉我们，他头上的伤哪是打仗留下的？那是他在审查时留下的。 审查时，赖春安趁人不注意，朝墙的棱角撞去，头皮撞得翻着肉，血泉水一样冒着…… 但是赖春安仍然没有死，他被救了过来。 接下来，我们问：“普宁骗税搞得那么凶，你怕不怕？” “当然怕了。” “怕，你为什么还要搞？” 他挠了挠光溜溜的头，说：“不搞不行啊。” “为什么？” “不搞就完不成税收任务。” 我们有些不解，就问：“那么人家按规矩办事的地方，不是也照样完成了税收任务？” “……”赖春安没有回答。 我们接着对他说：“全国税收增长一直高于GDP的速度，难道人家也跟普宁一样走歪道吗？” “要是一开始就不搞虚的，也就没事了，”赖春安拉大了嗓门说，“税收计划都是逐年递增的，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但是，普宁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虚开、骗税早就有了，基数一年一年地被抬高。你不搞，就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你这个局长就当不成。” 潮阳、普宁的问题的确很值得人们思考。这两个地方之所以成为骗税的重灾区，虽然与骗税分子活动猖獗、一些政府部门助纣为虐有关，但是与我们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不健全也不无关系。目前，我们考核一个干部称不称职，最重要的就是看数字。没完成任务，往往一票否决。如果上届领导班子的数字有水分，接任的那位领导就要倒霉了。除非你不想当官，如果想当官的话，你的数字还得往上升。于是，就得水分上面再加水分。于是，像潮阳、普宁那样，以前财政数字都是虚假的，下一任还得在这个虚假的数字上加码。数字不上去，就只能搞歪门邪道。 用数字考核干部，在各地似有推而广之的趋势。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码到成功；下联：从下到上，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化。这里的数字如果仅仅是掺水，危害还小些，如果像潮阳、普宁那样，用从国库里盗出来的钱垫上去的话，其危害就可想而知了。 诚然，数字可以成为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如果随意加重数字的砝码，使它成为考核干部成绩的惟一指标，就会使老老实实办事的人吃亏，而让那些名利思想严重的甚至是投机钻营的人钻空子。 我们在潮阳采访时，有的税务干部把当地政府部门与骗税分子搞到一起比做“击鼓传花”。这个“花”是已经点燃引信的炸药，只要锣鼓一响，每个人都会拼命地往下传“花”，以免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也与这个“击鼓传花”相类似，没有严格的离任考核制度。干部往上升的时候，升前是否有问题，往往被忽视。你升官了，就等于离开了是非之地，至于升前是不是有不良行为，是不是靠非法手段获得政绩，没人追问。一些干部在被绳之以法之前，早已劣迹斑斑，然而却能官运亨通、屡屡晋升。这种“既往不咎”的干部任用制度，就会给赖春安这样的人一个侥幸心理，赶紧出成绩，赶紧往上升。只要一升，就万事大吉，就一切OK了。 接下来，我们提了一个曾令我们困惑的问题：“赖春安，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当着大家的面，赖春安淡笑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刚开始还有点刺激，有兴奋感，但到后来，就没有感觉了。之所以还接受别人的钱财，只是因为习惯，因为规矩。” 赖春安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慢慢地解释道：“所谓规矩，就是一切都用钱来换，这就像到商场买东西一样，你要那东西，必须掏人民币，这是常识，是规矩。虽然，我到后来见钱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我还是接别人送来的钱，主要是不能坏了这规矩……” 我们相信赖春安此番说的全是真话。一切已尘埃落定，他已没有必要再为自己遮遮掩掩，一切修饰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赖春安的堕落固然与其私心过重以及欲望膨胀有关，但私心并不是赖春安所独有。私心是人性的共有弱点，只不过有人善于控制、有人较为放任而已。如果把赖春安的堕落仅仅归结为自私和贪婪，不免失于简单。赖春安发展到这种地步，有其自身的因素，也与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有关。在潮阳和普宁，领导干部的腐败已不是一人两人的问题。赖春安现象给我们的巨大警示，就是单个的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赖春安这样的腐败分子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一种现象，一种文化。 在这种环境下，老百姓不得不屈从由赖春安们形成的腐败概念、腐败现象和腐败文化，不得不屈从这些由深厚腐败土壤所产生的不可逾越的“规矩”。 正如赖春安所说，他本人见到钱一点也打不起精神了，但他却仍像一个无精打采的看门人一样，要对这个规矩负责，给钱才能进得门来。 赖春安虽然是自己主动来到工作组的，但要他放下顾虑，交代全部犯罪事实，需要工作组领导做进一步的工作。 检察官李光将说：“赖春安本人认罪态度较好。他不是那种太工于心计的人，也可以说性子有些直，但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刚开始他认罪态度好，有些像竹筒倒豆子，哗啦一下子倒出来，想速战速决，并且有些向我们讨价还价的意思。他的潜台词就是，你看，我够意思吧，希望你们也够意思，从宽处理我。他想得太过简单了，也可以说太不懂法律。任何犯罪嫌疑人一进入法律程序，就要完全服从于法律自身建构的规律，它有一套科学而完备的体系，你必须走完这个长长的隧道才能看到结果。但是，赖春安是一个性急的人，是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他凭想当然揣度司法部门，揣度审查部门，一旦不符合自己的主观预期，立时就闹起了情绪。加上考虑家庭比较多，便走极端，想一死了之。趁看管人员不备，拿脑袋撞墙，头皮都翻了，后来又咬舌头，缝了三针。在我们的教育下，不久他又稳定下来。他不仅交代自己的罪行，还检举揭发了别人，有立功表现。我们起诉时充分考虑了这些情况，并与辩护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赖春安最后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赖春安虽然有万贯家财，但没见他大肆挥霍。他不嫖不赌，也没有听到他有包养情妇的传闻。他之所以不动这些钱，可能已经预料有朝一日可能锒铛入狱。他想用这些钱去赎回他的性命。 第十章 三十块金砖 千里追赃 赖春安被带到东山调查后，工作组开始寻找他的千万元赃款。作为知情人，赖春安的妻子也成了调查对象之一。专案组组长张志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此还有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税务人员，亲历税务系统自己查自己的经历，可以说百感交集。我记得查赖春安的案子时，赖春安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他的信必须先由我们审查，证明没有问题后才能转交给他妻子。这封信写得很动情，作为一个税务干部，我感到很不是滋味。赖春安的妻子是财政局的一个干部，当时找她的时候，她只是哭，什么也不说。让她看信，要她配合交出那些钱的时候，她就说那些东西，那些钱，在这之前就转移了。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哭。 我们去赖春安家的时候，赖妻正跟孩子生气。赖春安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正在上高三；小的是儿子，正上小学。特别是女儿，正是读书的关键时候。她原来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很有希望上重点大学。但是，正在这节骨眼上，她的父亲出事了，被逮捕了，当地的新闻舆论搞得沸沸扬扬，她在学校也被人侧目而视，从局长千金的位置一下子变成罪犯的女儿，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她一时难以承受，学习立时受到了影响。孩子高考在即便遇到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很难迈过这个坎儿的，那么，她一生的命运就得改写。赖春安的儿子正在上小学，父亲出事之后，同学们都歧视他，骂他是贪官的儿子。他受不了，就不想上学。说是上学去了，实际上是躲起来了，逃学好多天才被发现。我们去时，赖妻正为上学的事训孩子，他儿子正哭天抹泪哩。这是我们办案中无意碰到的一幕。这也许是很多家庭常见的教子诲人的场景，但这一幕发生在一个身陷大狱的税务干部家庭的身上，对我们这些税务干部的震动和触动是巨大的。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心情都比较沉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家庭就这样完了。仅仅因为赖春安一个人犯罪，便殃及了整个家庭，从此这个家庭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阴云将会永远笼罩着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赖春安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他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却是让人同情的。张志的话代表了“807”办案人员此时工作中复杂的心理。那就是，他们一面在探寻他人的犯罪轨迹，一面也在实施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一面是公正无私执法如山，一面又具有极富人性的情感。 与张志一同负责追款的还有吴频。吴频当时是税务检查组下设的金融组组长。马森对两位组长交代：“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些钱追回来！”两位组长带着人，去了赖春安的家。没想到，一去就碰了钉子。吴频说：“赖春安的赃款有1000多万元，普宁当地老百姓送赖春安一个外号‘赖一亿’。12月4日，我们两个组分乘两辆面包车直奔普宁市财政局。由于保密工作到位，到财政局我们亮出‘807’工作证后，马上就找到了该局的局长，并要他将正在上班的赖妻带到会议室。财政局长知道‘807’是干什么的，更知道赖春安已被‘807’带走调查多日。他立即安排人将赖妻带到小会议室。我们在小会议室里终于见到赖妻，只见她40多岁年纪，微胖，穿着并不奢华。她到后，一听局长的介绍，脸上颜色马上变了。局长走后，她便沉默不语，任我们怎么问怎么做工作，就是死不开口。赖妻并不知道她丈夫已经交待问题，我们说了她丈夫的情况，她还以为我们在诈她，直到我们让她看了赖春安写给她的亲笔信后，她才嚎啕痛哭，但仍不开口。面对这样的较量，我才体会到这场打骗税斗争的严酷性，才深切体会到公安、武警天天要与这类人打交道的艰难和风险。整整5个多小时过去了，赖妻始终不开口。我们请示了工作组领导后，由公安将她带回工作组驻地谈话。深夜10点多钟，我们才疲惫不堪地赶回驻地。张志处长决定连夜讯问，争取突破她的思想防线。” 到了工作组后，张志和吴频接着做赖春安妻子的工作。赖妻提出要见赖春安，但如果见了面后两人串供怎么办？吴频没有答应。赖春安妻子的态度自然没有转变。于是，吴频就给她讲，只有配合工作组，把赃款交上了，挽回国家损失，才能减轻赖春安的罪责。她还是说不知道钱的下落。吴频又反复对她讲，检察院起诉和法院量刑，都会充分考虑国家财产的损失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如果有立功表现，可能得到从宽处理。如果对抗的话，死刑也有可能。经过工作组同志深入细致的工作，她渐渐感觉到对抗可能会加重对赖春安的处理，最后表示配合工作组把赃款交回。 钱去了哪儿呢？赖春安把一部分钱让朋友带到深圳，存在深圳的几家银行；另一部分转移到香港，由赖春安的妻妹保管。于是，张志、吴频等人陪同赖妻带着几个人赶往深圳取钱。虽然赖妻点了头，同意把钱交出来，但结果怎样，大家心里没底。吴频说：“把赖妻带到深圳之后，我与另一个女同志和赖妻住在一个房间。赖妻睡中间，我们俩睡两边。3个晚上我基本没睡，不敢合眼。” 赖春安妻子情绪低落，她开始不吃饭，也不说话。不吃饭把人弄出毛病来怎么办？吴频就给她做工作。看到她没带换洗的衣服，吴频又跑到商场给她买内衣、内裤。吴频还与招待所的领导商量，要求他们给赖春安妻子的粥里放点桂圆、红枣，给她补补身子。这时，吴频还在不停地劝慰她，希望她能真正与工作组配合。 吴频说：“也许是我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她，也许是连日的思想工作和政策攻心起了作用，那晚，赖妻终于开口与我交谈。她说看得出来我这个大姐是个好人，她有些话愿意和我一个人谈一谈。赖妻说，老赖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原因。我感到奇怪，难道是组织上让他去参与骗税和受贿的吗？赖妻说，吴大姐，你不知道普宁那个地方，经济实际上都是个空架子。市长书记个个都要政绩，年年逼国税局超额完成任务。老赖有什么办法，只好这么干哪。而且周围县市都是这么干的，多年都是这么干的，也没见出什么事。国家年年来检查，地方政府年年帮忙都应付过去了，哪里知道这次检查说抓人就抓人，而且是先抓国税局的人呢。我说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们追缴赖春安的赃款赃物，有了立功表现，可以争取宽大处理，没准能保住老赖的一条命呢。我的这番话说到她的心坎上去了。她终于开口说出了她家里窝藏赃款的数目，其中港币数目与赖春安交待的出入很大。我再进一步启发她。她说，大姐，我的确都交待了，老赖在里边交待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记得的就这么多。老实说，因事发突然，家里放的现金又多，都是一小捆一小捆的现钞，也可能是自己心慌，捆数数错了也有可能，我的确全部交待了。我观察她的表情，感觉她说的是真话。于是又问了一个我内心感到好奇的问题。我说，你们家藏了这么多的钱，老赖为什么这次没跑？香港也有你的亲戚，为什么没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赖妻说，其实，老赖还是很有上进心的，为了国税局的工作，他把心都操碎了。他还想在国税局好好干，争取再往上提拔提拔。再说，我们两口子文化程度都不高，更不懂外语，往哪儿跑啊。两个孩子年龄都还小，性格又内向，他们都不愿出国。这次老赖出了事，整个普宁市都知道了，学校同学天天取笑我的孩子。现在，我天天打老二，逼他去上学，他也不上了。赖妻说我真悔啊，没拦住老赖做这些事，现在人没有了，要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孩子也跟着我们大人受牵连，老赖真是害苦了我们一家人啊。听到这里，我鼻子直发酸，毕竟都是做母亲的，她现在心中的痛、心中的悔，我都可以理解。” 那天晚上取金子时，大家还真有些担惊受怕，张志说：到深圳后，赖妻与深圳那个保管钱的人联系好在一家大商场门口见面递交。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晚上9点，但在那里一直等到11点那人还是没来。我一看那地方太危险，虽然我们有5个人，其中也有公安人员，但要是遇到黑社会就不好办了。于是，我们就撤了。我们对赖妻说，要她立即与那人联系，如果不把那些钱物拿来，我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反正我们当时知道了那个人的电话。赖妻提出，能不能保证人家的安全？我说，这没问题。于是，赖妻再与那个人联系，双方约定下半夜1点在老地方交接。到时，那个人果然来了。只见他提了个尼龙袋，放下就要跑。我一把拉住了那人的胳膊，说也得看看东西啊。一拉一扯，加上包里的东西重，袋子上的绳折了，东西“咣”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们打开一看，是一堆金子和手表，于是就放了那个人。我们一数，一共有30块金子，6块劳力士手表。金子有空调遥控器那般大小，但很沉，上面还刻着帆船图像，后来经银行鉴定后说是阿拉伯的货。 赖春安妻妹把631万元港币汇到深圳，同时随身带了113万元港币的现金。吴频说：“那金子亮闪闪的，我长那么大没见过那么多金子，全是进口的金条，特别好看。” 没成想，把这些钱打到工作组账号上，却费了大力气。吴频他们先到一家银行取出500多万元港币。开始时银行行长不配合，后来把道理向他们讲清了，一直磨到快下班，终于把钱打到了工作组指定的账户上。但银行要把吴频人押那儿。吴频又费了很多口舌，才得以放行。 接着，就去另一家银行取钱。因为赖春安妻妹到深圳后，怕随身携带那么多现金不安全，就把刚带来的100万元港币现金存到了银行，把银行卡交给了工作组。结果，这钱一存进去，再取出来就费劲了。一直磨到下班，还是没有结果。第二天，吴频看“807”工作组的介绍信在深圳不管用，认为还得求助深圳税务部门。深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带着深圳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并陪着工作组的几位同志来到这家银行。 这家银行的办公室主任说，他们的行长在开会，这个事没有行长批不能给你办，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散会吧。这样，吴频他们就在银行等，从9点一直等到11点，没有人理会他们。吴频说：“当时我就急了，我不能再等了，我冲到行长办公室。” 为了工作，吴频忍着脾气跟行长讲，昨天都谈妥了，怎么今日就不行了呢？行长说，办公室主任跟他说了，这个钱是存了，但是是外汇，这个钱不能随便往外汇。如果要汇的话，必须到深圳市外汇管理局办手续，并办一个批文，才能把港币汇到“807”账号上去。吴频说，昨天办公室主任可不是这么说的，没让她办什么批件。行长就说，这是银行规定，没有外汇管理局的批件是不能汇的。 没办法，吴频一方面联系工作组，一方面联系深圳市国税局，找当地国税局局长来做工作。这时，吴频看这位行长外貌有点像潮汕那边的人，就打起了攻心战：“林行长，你是不是潮汕人？”行长很吃惊地一抬头，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潮汕人？”吴频说：“我猜到你是潮汕人。”吴频接着说，“本来我是来办案子的，没有义务跟你讲这些，但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我可以透露一点，‘807’工作组在潮汕打骗税，那里的问题很严重……据我所知，潮汕人是很讲同乡情的，这笔钱实际上关系到你一个老乡的生命，如果这笔钱能尽快回去，量刑就可能会轻一点；如果这笔赃款不能及时退回，他就会被判死刑。你看着办吧。” 攻心战还是有点效果，行长软了一点。吴频趁热打铁，继续对他说：“我刚才说话是有点冲动，因为你们首先不礼貌。让我等了3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进去看我一下。你还这么年轻，大概30出头，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让我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如果把你分到工作组，让你办案子，你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这100万港币最后还是按我们的要求办了。”吴频带着疲惫的口气说，一切办妥后，工作组成员把金块、贵重物品和上千万元的汇单拿在手里，就像打了胜仗一样，浩浩荡荡满载而归，回到了汕头迎宾花园。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不重视，肯定要出大问题” 林为岩清了一下嗓子，开始讲话：“今天，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下面有人议论了，说：“税务总局不是年年来检查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们不知道林为岩当时是什么心情，只知道他这几天上上下下不停地跑，局里几乎见不到他的人。跑了将近两周后，7月19日，他向市政府有关领导提交了一份报告，名称为“潮阳市国税局关于出口退税检查备查情况汇报”。报告的核心内容有3项：1.充实厂房、设备，尽量缩小销售量与厂房设备的差距；2.马上聘请有经验的财务人员，完善账务，充实凭证；3.企业老板一定要与国税部门善始善终地搞好配合，同舟共济。 汇报中还说：“现在各乡镇都不太重视上面的检查，我是一个国税局长，和各乡镇长是平级的，我也管不了他们，我说话他们也不听。现在，他们的企业一看就有问题，一旦上面来检查，肯定要出大问题，希望市政府出面协调。” 今天召开的是分局、所长会议。市局办公室主任已经通知下面，一把手务必参加，不得迟到。 林为岩的目光向周围扫了一下，看大家并没有把总局要来检查当回事儿，不由地板起了面孔，说：“这次不同以往，这一回税务总局要动真格的了，弄不好要把潮汕连锅端了！” 林为岩接着说：“据可靠消息，税务总局又要来进行税务检查。” 潮阳市国税局一楼会议室。 林为岩目光扫视了一周，接着说：“今天主要是通气会，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如果没有好的办法，咱们就从软硬件上下手。软硬件是什么，就是不让检查组的人看出企业是假的。全局班子必须高度重视，从今日起，大家迅速行动，各基层单位要先行组织自查和完善整改，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各局、所要做好企业的分类工作，逐户落实厂房、设备。我们市局班子成员分5个片包干，把工作落到实处……” 局长林为岩已经在桌子的一头坐定。两边的几位副手看他的脸色不太好，本想随便问一下，但见他比较严肃，就没有说什么。 会议室的空气这时才变得紧张起来。 林为岩说：“上面组织了一个检查组，来头大，势头猛，检查的力度比过去要大得多。俗话说，兵来将挡。你们说，怎么挡？” 一位分局长的笔记本清楚地记着，这一天是2000年7月7日，离国务院办公会议最终敲定打骗工作组挥师潮汕还差一个月。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民主测评，得票全局第一 林为岩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 认真，使他自学读完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使他拿到财政专业研究生文凭，并成为全局学历最高的人；认真，使他从一个工人奔到一个市局局长的位置。 林为岩后来曾感叹说：“我一步步奔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可如今，一切都完了……” 林为岩的进步，应该说是很快的。看一下他的简历，我们就清楚了： 1979年为汕头市向阳五金塑料厂工人 1979年～1983年，在汕头市地区财办秘书科工作 1984年～1986年，任汕头市税务局工商税务科科员 1987年～1988年，任汕头市税务局监察科副科长 1989年～1991年，任汕头市税务局办公室副主任 1992年～1994年，任汕头市税务局税政二科科长 1995年～1997年，任汕头市国税局征管科科长兼发票管理局局长 1998年1月，任潮阳市国税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1998年8月，任潮阳市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0年8月，调回汕头市国税局办公室工作 从这个简历可以看出，林为岩用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一个工人到局长的大跨越。林为岩是1958年12月23日生人，40岁不到，就当上了潮阳市国税局局长，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啊。可林为岩做到了。林为岩，包括林为岩周围的人都猜想，如果“807”这个时候不来，那么，他还会接着往上升。他到潮阳本来就是挂职的。遗憾的是，“807”还是来了，不早不晚，就在他办调动手续的时候。正当他一只脚迈进汕头市国税局大门，一只脚还在潮阳国税局时，“807”就来了，怎么这么寸。 “这是命中注定啊！”林为岩不止一次地哀叹。 林为岩信命，信运气。就在他刚刚当上国税局长时，他曾请一位姓陈的个体老板吃饭。陈老板恭维了他一通后，林为岩说：“我也没啥本事，就是自己努力，又加上运气好。” 林为岩所说的努力，无非是勤勤恳恳工作，规规矩矩做人。这两点，一开始他都做到了。1985年，当时还是汕头市税务局工商科的一名小科员的林为岩，被局里推荐参加市委组织部的中青年干部挂职锻炼。所谓挂职锻炼，实际上就是实地考核，让一些预提对象到边远地方委以当地的副职，或当副乡长或当副县长不等，给这些人两年的时间，给其空间和场所，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到期后收集一下当地领导和群众的反映，回来酌情录用。 林为岩看到了希望，就像夜航的人看到日出，隆冬里的人感受到了春风，只要踏上仕途，就等于搭上了顺风车，就能一站站往前走。作为干部子女的林为岩之妻，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这时，他们的女儿刚满6个月，妻子的产假才刚刚休完。看看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和虚弱的妻子，林为岩着实不忍远行。但是妻子坚决支持了他。 林为岩的妻子是有眼光的。尽管林为岩结婚前还是一个科员，当时家徒四壁，而人家早就看上彩电了，他还看着黑白的，但她却不嫌林为岩穷。她看出来了，像他这样勤奋和聪明的人，出人头地是早晚的事。果不其然，结婚不久，人家就当上了科长，而后更是平步青云。要是他后来能把握自己，真可谓前途无量。如今，林为岩仕途的航船已经起程，她能不倾全力支持吗？ 林为岩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清楚，自己参加的虽然只是一个预科班，只是一个见习生，但领导已经把他推到了赛场的起跑线。虽然只是初赛，但只有在初赛中获胜，才有可能进入决赛，才能在整个比赛中夺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时时牢记着这个古训。林为岩知道，虽然远在郊县，但领导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己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在一个环节出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小的差错，就有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挂职锻炼的那段时间里，他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他边工作，边学习，学业务，学文化，学做人。他很快成为汕头市国税局内的一棵劲挺的新苗。在他破土而出、显示其强壮生命力之时，他赶上了充沛的阳光和雨露。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为了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国家需要千千万万个年轻干部，可以说，林为岩生逢其时，正好赶上这场伟大的变革和社会大发展时期，从而使激情与机缘相遇，志向与社会需求一致。社会把林为岩这个有志青年推到了社会的大熔炉中，让他锻炼锤打，塑型淬火。 在郊县锻炼的日子里，林为岩时刻体现出一个进步青年的优秀品质。他对自己的要求几近苛刻。为了给公家节省两元钱，每周都是妻子骑车送他上郊县。因挂职单位远离市区，林为岩每周才能回来一次。 林为岩从挂职单位回来后，便被提为局监察科副科长。虽然只是副科长，但他已经迈出了前进的步伐。更重要的是，经过挂职锻炼，他进入干部储备库，已经是船下水、帆上桅，只要东风一起，他的人生之船就能劈波斩浪，驶向充满希望的远方。 经过一系列的锻炼，林为岩愈加稳重和干练。他干得有章有法，不急不躁。他的谦虚谨慎和不事张扬的风格为人所称道。虽然他不显山露水，但本系统的人都承认他坚实的存在。 1997年，汕头市国税局测评后备干部，林为岩得票全局第一。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挂职锻炼，他偏偏选中了潮阳 按照干部提拔程序，后备干部如果没有基层工作经历，就要下基层锻炼两年。汕头市下辖潮阳、澄海、南澳3县（ 市 ），另有龙湖、金国、升平、达濠、河浦5个区。若说是基层，这些下属的税务局都可以供林为岩选择。 但是，林为岩偏偏选中了潮阳市，而潮阳市偏偏是“807”打击的重点。 熟悉林为岩的人说，去潮阳是林为岩的性格使然。去潮阳之前的林为岩，客观地讲，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年轻干部，他的本意是去潮阳干一番事业的。尽管谁都知道这纯粹是走过场，但锻炼两年，即使政绩平平，还是会调上来的，汕头市国税局副局长的位子很有可能等他来坐。但林为岩不想走过场，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他参加财税工作近20个年头，但基本都是在市局工作，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作为一个称职的领导，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是最大的缺憾，而且这个缺憾往往无法弥补。林为岩认为，要干就正儿八经地干。 林为岩去哪里挂职，本可以挑一下的。但是，林为岩要求去最难干的地方，因为只有最难干的地方，才最锻炼人。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林为岩就是要济沧海，登巫山，把自己锻造成一块不怕烈日暴晒、不怕寒风侵蚀的坚石美玉。 于是，林为岩选择了潮阳。 林为岩曾在市国税局发票管理分局任局长，对潮阳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个地方总爱搞邪门歪道，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税在那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不怕。他去的目的就是要把恶的变成善的，邪的变成正的，黑的变成白的，就是要刹一刹那里的歪风。他认为，潮阳之所以搞得乌烟瘴气，之所以泥沙俱下信用尽失，不是那里的地方不好，不是那里的土壤不好，更不是那里的百姓不好，而是个别不负责的领导把那里的环境搞糟了，损坏了形象。 林为岩认为，潮阳看上去一塌糊涂，但底子应该说是好的。尽管潮阳处于“省尾国角”，但都在中国的版图内，有什么扳不过来的？当年蜀汉南方造反，诸葛亮率兵亲征，不是把那个孟获七擒七纵了吗？辩证地说，潮阳的病在表，不在里，只要切中脉，下对药，让潮阳渐渐康复不算什么难事。 林为岩有信心把潮阳的病治好。有过去的成功奠基，他想试一试。 于是林为岩选择了潮阳。 待林为岩进入潮阳后，终被撞得头破血流。这时，他感觉到他对潮阳了解得太少了。汕头与潮阳近在咫尺，也许就是因为太近了，所以让他更看不清潮阳。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时他方感到，走进潮阳，就如同走进无边的沼泽，走进无处不在的陷阱。他感到过去把潮阳看得简单了，犯下了轻敌的错误。林为岩进入潮阳后，一步步陷入重围，很快失去招架能力，从而败下阵来。 从案头的材料上，我们没有看见关于林为岩如何与当地骗税经济作斗争的事例。但我们想，林为岩既然雄心勃勃，当初是会有这方面动作的，至少是会有这方面的反抗动机的。但是，对手太强大了。更可怕的是，对手并不仅仅是个体，而是组织，是当地政府，是将整个潮阳罩住的密密匝匝的大网。靠林为岩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撕破这张大网。 于是，林为岩先是乱了方寸，继而全面失守。昔日的雄心壮志和道德操守荡然无存。林为岩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掌握专业知识。但这些有利因素和可资与潮阳现实对抗的东西，他一样也没有拿出来，便像战场上的败兵一样弃械投降了。 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降兵。 这且不说，林为岩不但向潮阳的现实妥协了，还一头扎进黑暗的怀抱，为潮阳的“骗税经济”鸣锣开道。林为岩上任潮阳市国税局局长后不久，就利用他业务上的优势，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使骗税行为更具隐蔽性、更不易被上级部门察觉的土政策，成为潮阳“骗税经济”的护卫者。 林为岩制定的土政策，主要是在潮阳市出口供货企业中实行“最低税负控制率”、“销售额最高控制线”和“三四三原则”等。所谓“三四三原则”，就是要求企业进项发票开自本镇的占30%，开自本镇之外本市之内的占40%，开自市外的占30%。 林为岩还理由十足地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完成）一定的税收任务，控制虚假企业虚开发票的数量”。 从表面上看，这些土政策还真起到了很大效果，的确使潮阳的一般纳税人户数从1997年的3500户，压减为2000年的1200户。但是，这样做不但没有使潮阳虚假企业的违法行为有所收敛，反而令潮阳虚假企业的虚开发票、骗税行为更具隐蔽性，使骗税行为至少在程序上更具“规范化”和“合法化”，也更难以被常规检查方法查出。林为岩使骗税的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使散兵游勇变成了整肃的连队。 这，就是林为岩的“高明”之处。 随着案件的深入，来自潮阳国税内部披露的隐秘情节，也证实了林为岩存在的严重问题…… 调查表明，由于林为岩在担任潮阳国税局局长期间不负责任，明知潮阳市存在着大量的虚假企业，不仅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制止，反而亲自制定一系列违规措施，致使潮阳市的虚假企业不但未能得到及时制止，反而愈演愈烈，虚开骗税活动更加猖獗。据统计，在林为岩任职期间，潮阳市共有虚假企业479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88万份，共计人民币86亿元，税额14亿元。 林为岩的堕落说明，一个原本思想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由于缺乏思想改造，缺乏抵抗腐蚀的能力，最后同样会蜕化变质，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如同一株好苗，如果栽种到荒地里，又没有人去打理，很可能会变成野草枯藤。一个人也是一样，一开始思想单纯，行为端正，有理想，有抱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不能保证他不走向人生的另一端，成为一个有害于社会的人。社会上的诱惑太多，金钱、名誉、地位，甚至美色，它们像病毒一样，始终包裹着你，更准确地说，就潜伏在你的机体里。一旦哪天你的抵抗力下降，它就会伺机而入。要防止病毒入侵，你就要不断“锻炼身体”，提高机体免疫能力。 林为岩到潮阳后，还没站稳脚跟，就被那里的香风毒雾给熏晕了，他的精神堤坝被俗恶的洪水冲垮了。速度之快，跌落之深，令人惊奇。 林为岩是如何向恶势力屈服、一步步充当犯罪分子帮凶的，这还是一团迷雾。但从个案中，我们也依稀发现林为岩逐渐堕落的轨迹。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灶浦又小又穷，要搞也不要搞那么多” 林为岩有很浓的文人气质。白白净净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说话办事也是规规矩矩、认认真真的。但林为岩性格中又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好交朋友。而且，他交朋友也不太挑官阶身份，不分鸿儒白丁。在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叫陈文城的老板就与林为岩往来甚密。在“807”工作组到来时，陈文城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依法逮捕，他交代了与林为岩的交往过程。 1998年1月的一天，陈文城接到林为岩一个电话，说是请他吃饭，陈文城又惊又喜。惊的是，人家当上大局长了，还跟过去似的，屈尊请他吃饭；喜的是，他正要找林为岩办事，这不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嘛。有局长保驾护航，陈文城不怕生意做不大，不怕财神请不来。 “林局长啊，您如今当大官了，可别把咱忘了？” “你怎么知道我当局长了？” “那么大的事，我能不知道吗？” “我请你吃饭吧。” “那太谢谢了，”陈文城说，“我还在上海，回来马上跟您联系。” 陈文城当时还是一个小老板，经常到上海等地倒腾一些服装。与其他个体户比起来，他不过战线拉得长一些，生意做得大一点，与当地的一些大老板不能相提并论。但林为岩并不嫌他身份低，当上局长后还主动请他吃饭。我们并不知道林为岩当时的心态，是哥们儿义气，还是把陈文城当做一座可供开采的矿藏。 陈文城虽然看上去憨厚老实，但骨子里却十分精明。多年的市场历练，使他变得非常善于交际，只要有用的人，他都想结交。 一年前的一天，陈文城与汕头市国税局一位姓陈的税务人员在龙湖宾馆喝茶。其间，陈税官看到了林为岩，并与林为岩打招呼。出于礼节，陈税官把林为岩介绍给陈文城。这时，林为岩任汕头市国税局征管科科长兼发票局局长。陈文城脑子一转，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便将林为岩的手机号码记下来，以便日后联系。 没隔多久，陈文城就找上林为岩。陈文城的服装买卖做大了，准备往上海、北京批量发货，就想在汕头注册一家公司。办完工商登记后，陈文城就去办理税务登记，因为林为岩当时负责征管科，陈文城就找了林为岩。林为岩很爽快地给他办了。为了“便于纳税”，陈文城又要求林为岩给他介绍几位管事的人。于是，在一家酒店里，林为岩把汕头市直属分局局长和一位专管员介绍给陈文城。这位专管员后来就负责陈文城的企业。按陈文城自己的说法，以后他“正常做服装生意，正常缴税”。 然而，陈文城绝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看周围的人一个个靠税发了财，他心里怪痒痒的。然而，陈文城接受警方讯问时却说是税务人员拉他下水的。他交代说，1998年初，潮阳市国税局灶浦征收所专管员黄列单到汕头来找他。黄列单与他是老乡，知道他在汕头做生意。在酒桌上，黄列单问他：“你跟林为岩是不是挺熟的？”陈文城说：“是啊，我们一起在龙湖宾馆吃过饭。”黄列单说：“那好。如今，林为岩已经到潮阳市局当局长啦。”陈文城有些惊讶地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黄列单说：“你去我们那儿办理出口供货企业吧，保证你有钱赚。”陈文城说：“这个方面我没有搞过，不知道怎么搞。”黄列单说：“这又不是真供货，你到我们灶浦来办，我来分管你的企业，我教你怎样做。”陈文城说：“那太好了，现在服装可难做了，根本挣不到钱，等我把手头的货发完，我再找林为岩。” 没过几天，林为岩就给陈文城打了电话，说要请他吃饭，当时陈文城在上海。 两个月后，陈文城从上海回到汕头，他给林为岩去了电话。陈文城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约在1998年3月份，我从上海回汕头，给林为岩打了一个电话，他马上从潮阳赶回汕头，在新豪门夜总会下面振海食府见面，我们一起吃了饭，在一个包厢内唱歌。在唱歌的过程中，我想起了黄列单向我提起办虚假出口供货企业一事，即问林为岩我要到灶浦去办出口供货企业。林为岩也明白我是办虚假企业，（ 否则 ）不可能到灶浦那个偏僻的小地方去开工厂，他也知道我没有搞过生产企业，所以他对我说：“那好，但硬件和软件都要，下面的关系你自己搞好。”他说这话我明白了，他所说的硬件是要场地、设备、资金等方面（ 都齐备 ），软件是要有各种制度，要建立账目，还要报各种表之类的，防止被人一下就能发现都是虚假企业，否则他不会提醒我软件、硬件都要，因为办企业硬件一定不能少的。另外，他还告诉我的意思是潮阳（ 市国税局 ）方面有他没什么关系，但下面的关系我自己去疏通。我见林为岩同意了，再唱了一会儿歌便走了。这次是由林为岩付款的。 陈文城要去“办企业”的地方叫灶浦。灶浦是潮阳最北端的一个镇，经济条件比较差。我们曾驱车到灶浦采访。从潮阳市区到灶浦要走一个多小时，从柏油路上下来，又在黄尘飞扬的乡村公路上行驶约20分钟后，我们在一大片棕榈树后面发现了灶浦税务所遗址。之所以称其为遗址，是因为我们去时，税务所已经人去楼空，铁栅锈迹斑斑，院里蒿草遍地。据说，这个院落新建不久，一些配套措施还没来得及完成，灶浦税务所就消失了。灶浦虽然属潮阳的边镇，经济条件差，但来做“生意”的人却不少。灶浦成了潮阳骗税的重灾区。 林为岩同意陈文城到灶浦“办企业”后，陈文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想把他拉到灶浦“办企业”的专管员黄列单。黄列单说，那你就过来，跟我们所长谈谈吧。 所长叫林镇裕。他听陈文城谈了办企业的意向后，知道陈文城是来办虚假企业的，就直言不讳地说：“你到别的地方转转吧，我们这儿不缺你这样的企业。” 黄列单在一旁忙说：“他跟林局长关系不错，最好能照顾一下。” 林镇裕打量了一下陈文城，有些怀疑地说：“是吗？你跟林局长认识？” 陈文城说：“是的，不信，你打电话问一下。” 林镇裕没有打电话，就淡淡地说：“我们不想做那些违规的事情。” 林镇裕真是一个正人君子吗？非也。他不仅没有阻止骗税行为在灶浦的蔓延，而且开门揖盗，把一些骗税分子拉到这座小楼里，与税务人员“联合办公”。在林镇裕和副所长陈楚杰等人的庇护和参与下，仅黄金洞就在这座小楼里虚开增值税发票1.9亿元，税款3238万元。 黄列单对陈文城说：“林镇裕不同意你到灶浦来办企业，主要是怕抽不到油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清楚你与林为岩的关系。” 陈文城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灶浦。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黄列单给他来了电话： “灶浦办厂的事你还可以想想办法……哪天你要是能把林为岩请来，让林镇裕与林为岩见个面，这事就好办了。” 陈文城说：“你还真有办法，请林局长这倒不难。” 陈文城在他的交代材料中说： 于是，我便打了电话，问林为岩晚上有没有时间，想与他凑一下（ 见面的意思 ）。林说他有时间。这样，黄列单便开车将林镇裕接到振海食府，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钟。我又打个电话给林为岩，林说他在开会，马上就过来。约半个小时林为岩开车来了。我们开始吃饭，在吃饭时，林镇裕对林为岩说：“林局长，陈文城想在灶浦办出口供货企业。”林为岩说：“灶浦又小又穷，要搞也不要搞那么多。”林镇裕听后点了点头，其他没说什么，因林为岩电话也多，我们再也没有说什么，吃完饭我们都走了，这样林镇裕也知道我与林为岩的关系，同时还知道林为岩同意我在灶浦办企业了。后来黄列单叫我把钱给他，由他去帮我办理工商、税务登记等手续……并给了黄4万元现金，由黄去帮我办理一切手续。这样，灶浦的4家企业就这样办成了。 采访中，每谈到林为岩，工作组的同志总会说起林为岩的“灶浦又小又穷，要搞也不要搞那么多”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自明，灶浦是个小地方，经济发展慢，如果虚开或骗税搞得太多了，很容易被人发现。这句话也反映了林为岩小心谨慎的性格特征。这时，林为岩去潮阳刚刚两个月。脚跟还没有站稳，林为岩就与邪恶势力妥协了，而且充当了犯罪分子的帮凶。一个这么要求上进的干部，这么快就倒戈了，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陈文城为什么一口气要开4家公司呢？为的是多开一些发票，多赚一些钱。 企业刚刚开张，生意就来了。 黄列单打电话给陈文城，兴奋地对他说： “发票领出来了，3本，10万位的。10万位的发票控制得很严，是要局长批的。” 陈文城说：“看来，林镇裕还是挺买林局长账的。” “那当然了，”黄列单说，“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金玉税务所副所长陈阿俱也要票，你赶紧开。开完票后你就能拿手续费了。” 陈文城不解地说：“税务所的人怎么要票？他不是自己就能开吗？” “不是的。”黄列单说，“税务局对发票控制得很紧，即使税务局的人也不能把发票往家拿。如果这样，银行的人不是可以往家拿钱了吗？” “那是，那是。”陈文城连连称是。 陈文城拉着伙计小郭，开车先去灶浦，然后再奔金玉。金玉镇与灶浦镇紧挨着，不过几公里的路。因为有一半是土路，一走就是半个小时。因为得到林镇裕和副所长陈楚杰的批准，陈文城一开就是1100万元。按事先商定的价税合计2.8%的提成，陈文城一次就得到30万元的好处。 陈文城兴奋异常，动动手指头，一下子就可以得30万元，这太刺激了。30万元，要是倒腾衣服，够他倒腾两年的，如今，只是弹指一挥间。 这是陈文城在灶浦虚开的第一笔增值税发票。不久，陈文城又为一位姓马的人虚开一笔发票，金额又是1100万元。开票费也是2.8%。 陈文城立即给林为岩去了电话：“林局长，您真是帮大忙了。这回，我要请您吃饭。您的那份钱，到时我给您带去。”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如今为现实而盘算 陈文城像吸毒一样上了瘾。继灶浦之后，陈文城又在西胪镇办了5家工厂和两家公司。西胪税务所所长陈巧禄，早与大肆虚开的犯罪分子陈楚荣同流合污，坐地分赃了。如今来了陈文城，只要有好处，他当然积极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税务人员对他的调教，陈文城虚开发票的水平大大提高。他用5家工厂向汕头等地的企业虚开发票，另外两家公司专门为5家公司虚开发票作为进项抵扣，再购假发票给两个公司作进项抵扣。 陈文城在灶浦大手大脚惯了，觉得万元版发票太不过瘾，万元版发票最多只能开9万多元，陈文城说那等于拿钢儿玩老虎机，没意思。他到西胪也想领10万元版的发票，所长陈巧禄说，你有本事自己去找市局，因为10万元版的发票所里没权批。 “咱市局有人。”陈文城嘴上念叨了一句后，立即去了市局，并径直去找林为岩。见到林为岩后，他见办公室没人，就递上一个大纸包。林为岩客气了一下，就放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陈文城说：“赶紧给我批点10万元版的发票吧。”林为岩说：“这不是我的职责，你找那位分管（ 副 ）局长去吧。”陈文城敲了分管副局长的门，人不在，就又找林为岩，并对他说：“我现在等着急用，那个（ 副 ）局长不在，你帮我批了吧。”林为岩大笔一挥，给他批了5本10万元版的增值税发票。 林为岩是否知道陈文城在西胪办的7家企业都是虚假的呢？当然知道。陈文城在供述中说：“我在西胪办的7家企业，因全是虚假企业，（ 为了 ）防止被查处，我都告诉了林为岩，有的是我将企业的名称写给他的，有的是我（ 口头 ）告诉他的，（ 为的是有什么事 ）便于关照。一句话，林知道西胪的企业都是假的。” 当然，陈文城是不能让林为岩白关照的。陈文城交代说：“我们的（ 开票 ）手续费，除去缴税，只有开票总额的1%左右……我是以按虚开价税的0.2 ％的比例付给林为岩的，估计给了20～30万元。我记得有一次在汕头九宫娘娘庙门口给他1.2万美元，还有一次送到他办公室，共7万元，另外还在帝豪茶座、溢香茶座、新豪门夜总会、中嘉夜总会，也给了林局（ 钱 ），但具体数目记不清楚了……”当然，那些税务所长、专管员也不会白忙，陈文城说：“我都是各按0.2%的价款比例付钱给林镇裕、黄列单他们的。” 陈文城除了给税务干部钱，还要经营关系，办法无非是去饭店、去歌厅，或者拉他们去旅游。关系近了，事情就好办了。在与林为岩的接触中，陈文城发现林为岩这个人防范心特别重。陈文城说，自己虽然与林为岩是好朋友，但林为岩绝不会向他或者任何人敞开心扉。受审时，陈文城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他俩曾几次到歌厅找小姐唱歌，倘若唱歌的时候林为岩看上了这个小姐，想跟这个小姐开房时，林为岩是绝对不会让陈文城看出来的。陈文城和林为岩的关系到了唱歌找小姐的地步，但林为岩这个时候仍是很谨慎的。本来，陈文城是不知道林为岩这一点的，他是通过一个细节才知道林为岩这个人的特点的。有一次两个人唱歌时，中途陈文城去厕所，他回包房时，无意发现房间还有一个小门，从那个小门可以看见里边，而里边的人则看不到外边的情况。他看见林为岩正抱着刚才和他唱歌的小姐，两个人又亲热又留电话的。平时林为岩可不是这样的，他即使唱歌也是正正经经的，最多就是说说话，一副很文雅的样子。听到陈文城的脚步声，林为岩立马放开了那个小姐，又马上正襟危坐起来。通过这次发现，以后再唱歌的时候，陈文城就故意中途出来，给林为岩留够时间。只要两个人离开歌厅，陈文城就知道林为岩立即会给小姐打电话，两个人就会去宾馆开房…… 林为岩偷偷摸摸找小姐也曾遇到过麻烦。1998年10月，林为岩去深圳。晚上去歌厅时，让小姐敲了一把。那天，一个姓杨的小姐陪了他一晚上。这个小姐原来在汕头某歌厅，林为岩在汕头歌厅和她相识并多有亲密过往。异地相见两人分外亲热。哪知杨小姐趁林为岩不注意，弄清了他的身份、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并以此要挟林为岩，说是给弟弟买出租车，向他索要5万元钱。林为岩不能因小失大，只得在深圳借了5万元给她才算了结。 林为岩的变化够快的。一踏入潮阳的土地，林为岩就变了，过去的林为岩再也见不到了。面对一片混沌，林为岩迷茫了，失落了。渐渐地，他从妥协到屈服，又从屈服发展成为恶势力的帮凶。一个党培养多年，而且思想根基牢固的年轻干部，不但不能为维护国家权力尽应尽之责，相反，成了国家权力的破坏力量。他的这种行为如同警察开枪打人，士兵阵地倒戈。 林为岩到潮阳后，首先是入乡随俗，很快适应了那里的环境，思想即刻发生了变化。当上市国税局局长后，林为岩立即把有用的关系都拣了起来。两个月后，他就为陈文城到灶浦办虚假企业开了绿灯。林为岩觉得，环境影响人的力量比人改变环境的力量大得多。人可以改变环境，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也许就是丧失十多年来一块块铺垫起来的仕途的台阶，甚至更多。而随波逐流则要轻快得多，只要你能找住时机，在适当的水段攒劲一跃，就可能独占鳌头。 其次是搞钱。林为岩爱交朋友，但他这时交朋友是有选择性的，他喜欢与企业老板打交道。林为岩有权，而企业老板有钱。两者是可以交易的。到了潮阳后，林为岩发现，他需要钱。没有钱，不但过不了潇洒的生活，而且也少了继续往上爬的资本。因此他要弄钱，用他的权力换足够的钱。 第三，税收收入不能往下掉。上面下多少任务，你必须完成多少任务，只能超收，不能欠收。税收任务虽然年年长，但上面说，GDP在涨，税收当然也要涨了。上一年的基数里有没有水分，没人过问。你要是对完成税收收入任务没把握，那你就下去，因为有的是人干。你要当官，就得按“规矩”办。至于税收收入是怎么来的，也没人过问。这里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第四，绝不能出事。要在虚假的基数上完成税收任务，就得不择手段，管它是虚开还是骗税。但不能胡来，要讲究“科学”，要把犯事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于是，他主持制定了“三四三原则”等土政策。有了这些政策，企业就“规范”多了。如果你用常规的方法检查，准保查不出事来。只要平安度过这两年，自己拍屁股走人，当上汕头市局的领导，就不用在这种地方担惊受怕了。 林为岩是一个很能盘算的人。过去为理想而盘算，如今为现实而盘算。当然，在为现实盘算中也包含对理想的盘算。算来算去，聪明反被聪明误，林为岩差一点丢了卿卿性命。 2000年8月29日，与赖春安自行走进迎宾花园的同一天，已经调回汕头国税局的林为<dfn>.９９ｌib?</dfn>岩被“请”到汕头迎宾花园。 将林为岩带到迎宾花园调查，是工作组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的。是否对林为岩实施讯问调查，工作组内部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林为岩只是一市的国税局长，他虽然要对潮阳出现的这么严重的骗税现象负领导责任，但他是否参与或纵容骗税，目前还不好说，如果带走后拿不到足够的证据，就会给“807”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另一种声音认为，潮普两市能出现这么严重的骗税现象，就是因为有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庇护。打击骗税这么难，就是因为有一张阻碍执法的网。各种迹象表明，林为岩是潮阳骗税的主要保护力量之一，他组织税务部门和企业共同抵抗工作组调查，且与骗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导致林为岩出逃，就会影响“807”工作的顺利推进。两害相权取其轻。工作组领导最后大胆地决定，对林为岩实施调查。后来的事实证明，工作组领导的决断是十分正确的。调查期间，专案组从他藏匿汽车的后备箱里搜出一个密码箱，里面有护照、假身份证、几张信用卡及洗漱用品，林为岩已经做好出逃的准备。 进了迎宾花园，“807”工作组副组长马森与林为岩进行了短暂谈话。马森说：“目前，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潮阳、普宁两市的骗税情况，作为潮阳市局的局长，你是难辞其咎的。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些地方的骗税事实一定会被全部查清。我们希望你能积极配合工作组，主动交代问题，如果心存侥幸，吃亏的是你自己……” 不久，“807”成立了专案组，林为岩案被定为“一号专案”，赖春安案被定为“二号专案”。潮阳、普宁两市的国税局长双双被抓，这成为一种标志，它传达了一个严酷的信息：这两个市的国税队伍领导的基石已经塌陷……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一个很难对付的人 林为岩案被定为“一号专案”后，工作组领导要求专案组，务必把林为岩案拿下来。 专案组的成员有李继亮、胡保强、王均和王云4人。主审胡保强是公安系统的预审科副科长，其他3位来自税务系统的同志主要提供业务支持。 吕华和马森非常重视“一号专案”，马森还亲自与林为岩谈话。 马森说：“工作组到汕头后，林为岩就想跑，他已经做好出逃的准备，但一直在犹豫。要是晚几天找他，估计他就跑了。林为岩这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业务也挺懂的。于是，他就大玩‘业务游戏’，大谈‘最低税负率’的好处。设置‘最低税负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收税。” 据说，有的办案人员在讯问林为岩时，差一点被他带到沟里去。可见林为岩还是有一套的。这次马森与他谈话，他还是拿出看家的本领，说“最低税负率”如何之好。岂不知，他这次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找错了人。 林为岩说：“我们潮阳的包税率，是局党组反复研究决定的，我们这儿经济不太好，要是不定最低税负率，就连百分之二点几都收不上来。我们是为了多收税才这么搞。” 马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最低税负率’绝不是为了给国家多收税，而是地方政府想从中分多少钱，说白了是地方利益的驱动。” 法律规定，增值税是根据销项税减去进项税征收税款，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变通。潮阳市自行设定“最低税负率”，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般工业企业的税负为5%左右，而潮阳只有2.1 ％至2.2 ％，与全国平均税负有很大差距。之所以收不到5 ％左右，是因为还得考虑骗税分子的利益。据了解，潮普两市的增值税收入，占了当地增值税收入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增值税，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虚假企业缴的税款。在“飓风行动”中，工作组就发现潮普两市有近一半的企业是虚假的。如果不降低税率，骗税分子就无法立足，政府就得不到这块收入。搞“最低税负率”的目的，就是当地政府想从中分钱。 马森的分析让林为岩无言以对，两眼不敢抬头直视。尽管林为岩没有当场承认他的“最低税负率”的真实用意，但他狡辩已经没有了市场。 马森与林为岩谈话后，专案组继续与林为岩较量。 通过工作组成员王均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林为岩堕落的一些细节。王均说，林为岩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林为岩在税务系统曾经当过纪检监察干部，审讯他的时候，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问他什么，他都先回答不知道，然后再想，一个问题能想几十分钟。想得成熟了，或者说就像电脑一样存盘了，他再回答你，而且一旦思考成熟，就很难出错，问多少遍答案都一样，很少出现漏洞。就是交代点什么，他也是一点点地吐，不是一次说痛快了，不像有的嫌犯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哗啦掉地上，就这一摊儿了，你们看着办吧。他不是，用吞吞吐吐形容他都不太恰当，应该用星星点点往外挤形容他才对。 王均说：“林为岩就是这样一个人，心眼太多。我们就是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每天都得斗智斗勇。林为岩对我们几个人颇有微词，说李继亮是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说我一天到晚凶巴巴的，而王云是搞文字材料的，他说王云没按他的话去记录，他说东，王云记的是西。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正因为他太狡猾，我们不得不倾尽全力对付他。他有时特别让人生气。打比方说，咱们中午吃的是油饼，咱也知道他中午吃的是油饼，但按照讯问程序，你必须问他这个环节，就是问他中午吃的是什么？他痛痛快快地回答吃油饼不就结了呗。你猜他怎么着？他能说不知道，然后足足想20分钟，再回答你说：吃了油饼。真能把人气死，他真是这个样子。” 王均发现，林为岩税收业务好，在具体操作上比他要熟练。加上他脑子灵，在税务系统口碑又好，是作为后备干部考核第一名身份下去挂职锻炼的，这些情况与复杂的案情交织在一起，使这个案子显得有点扑朔迷离。林为岩还大谈他制定的“最低税负控制率”和“三四三原则”完全是迫不得已，这些都是他在沉重的社会压力和领导压力下才想出的策略。由于实施他的这些措施，潮阳骗税的商贸企业慢慢被管起来，渐渐有了秩序，这两年已呈下降趋势。这些“政绩”说明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心劳，税务系统的人又“相煎何太急”呢？林为岩说得振振有词，也确实迷惑了一些办案人员。但是，工作组领导及时发现了这个情况，组长在大会上批驳了这些荒谬的论点，让大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比如，林为岩提出的“三四三原则”，完全是为了应付检查，他把原来全是潮阳本地的进项税票改为本镇的、本镇之外本市之内的和市外的进项税票，并按三四三比例配置，让它伪装得更隐蔽、更合法化。这是典型的渎职失职、滥用职权行为，性质是极其恶劣的。 然而，最初审问林为岩时，他死不承认有“三四三原则”。其实，工作组去潮阳检查时，消息已经泄露了。王均说，他去潮阳调查时，专门搜集了国税局相关领导的笔记本，因为那是直接证据。但那些干部都说没有工作笔记，或者说找不到。偶尔找到了，一看也都是潦潦草草的。为什么？原来是他们听说税务总局检查组要下来，集中把原来的笔记本或藏起来或销毁了。销毁之前，他们又根据原来的笔记重抄了一份，把重要的东西都删改了，剩下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内容。因为慌忙，加之又是一口气抄的，所以字迹潦草而且非常相同。工作组拿到了林为岩的两个笔记本，发现两个相同日期的记录，内容却不同，这一本写一套，那一本写的却是另一套，破绽百出。 假的就是假的，真笔记本最后还是让工作组弄到了。王均兴奋地说：“潮阳国税一些分局或所的领导差不多都换了笔记本。只有一个分局的局长特别神，他是出差了还是干什么去了，没有把笔记本藏起来。因此，只有他的笔记本还真实地记录着一些事情。我们是8月底去的，那笔记本记录的是8月中旬的事儿。笔记本里写着：‘上边说，总局要来检查，这次风声紧，势头重，林局长指示务必做好准备，包括销毁一切不利证据……’我们把所有分局的工作笔记本都收集起来，只有他的笔记本记录着这些话，也只有他的笔记是真的。从笔记本中透露的信息看，林为岩他们早就知道税务总局要下来检查的消息，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布置以应付检查，包括林为岩亲自找上层的事。他对市长、市委书记说，这一回总局要动真格的了，你们要出来挡一挡，我们是挡不住了，你们挡不住咱们就全完了。最后由市里拨款，帮助下边的虚假企业租机器、找厂房，这完全是政府领导下的弄虚作假，这些事情笔记本里都有反映……” 第十一章 一号专案 不能辜负党中央的重托 林为岩案被列为工作组重点案件的首位。 12月底，林为岩案、赖春安案、丁韦文案、赖辰俊案、周广森案等7起案件被列为工作组重中之重的案件。 28日，离岁末只有两三天时间了，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吕华的陪同下来到汕头，慰问工作组全体成员。 “大家好！元旦马上就要到了，离春节也不到一个月，”金人庆满面笑容地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都非常关心在第一线进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的同志们。吴仪同志委托我到汕头来看望大家，向大家表示节日的祝贺，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给大家拜个早年。” 金人庆暖人心怀的讲话赢来了热烈的掌声。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金人庆说，“从8月21日由吴仪同志亲自到广州进行战前动员，到目前已经4个多月了。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任务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我们没有白辛苦。”金人庆接着说，“我们在座的‘天兵天将’，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的重托，把潮阳、普宁两市的骗税盖子揭开了。没有你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没有大家的团结协作、埋头苦干，绝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说这话，不是借着给大家拜年的机会说几句客气话，这些话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总理也说过。10月25日，总理在听取吕华同志汇报工作组两个月工作进展的时候说，开始大家有顾虑，怕查不出问题，现在你们把问题查清了，立了功。” “行百步者半九十，”金人庆说，“只有坚持不懈，才能防止功亏一篑，才能取得这次打骗行动的最后胜利。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十分艰巨。第一，要继续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第二，要突出工作重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办案，要抓一些大案要案。现在工作组要抓住一二十个重中之重的案件来办。所谓重中之重，就是涉嫌犯罪的数额巨大、性质最严重，特别是跟党政部门、执法部门内外勾结的案件。这些案件最有代表性，最能够从中吸取和总结经验教训。第三，积极配合全国范围的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特别是协查、协捕工作。” 林为岩案就是最重大案件之一。 专案组在汕头、潮阳收集了林为岩部分资料证据之后，就去了东山。在对林为岩的讯问过程中，林为岩或守口如瓶，或星星点点地给你挤一点，工作进展很慢。 专案组组长李继亮道出了突破林为岩的过程：一开始，林为岩根本不交代。我们掌握的线索很少，不好突破。最后，这个案子57天才突破。林为岩回答问题有3个步骤。第一步，是先否定。不管是什么事，他先说这事不是我干的。第二步，是容我想想。说可能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得我回忆一下才行。或者说好像有这回事。第三步，说是回忆起来了，但这事不是我干的，是某某某干的，把责任推出去。所以我接手这个案子后，感到很头疼。但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咱们就得把他拿下了，否则，对不起“807”，也对不起我自己。怎么突破呢？我先十几天不问他。因为他老想从我们专案组人员那儿得到消息。 十几天后，我与林为岩谈。我很严肃地对他说，老林啊，我跟你谈了很多次，今天我要给你透个底儿：第一，你被定为“一号专案”。一号专案就意味着是大案要案，是“807”里最大的案子。这样的案子能随随便便放过去吗？不会的！第二，你以为我们专案组就3个人吗？你弄错了，你是一号专案，我们总部还有十多个人在做基础工作，他们要查你的银行存款，查你的房产。你家庭成员的情况，我们一清二楚。说着，我把公安弄的他的户籍情况拽给了他。第三，你知道“807”是谁抓的吗？是国务院。你的一号专案早就报到国务院去了，工作组领导下命令了，一号专案必须破！老林啊，现在救命稻草在你的手里，而不是在我们手里，就看你抓不抓。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配合组织，愿不愿意立功。林为岩沉默了5分钟，然后抱头痛哭，说，工作组饶不了我啊！林为岩的心理防线一举攻破。当时，我立即把情况向纪检专案组组长冯泽报告。冯组长很高兴，立即向前线指挥部发快讯，说一号专案有重大突破。当时，大家都在关注一号专案，二号专案已经突破很长时间了。 林为岩思想虽然有了转变，但让他彻底交代，还得有个过程。于是，专案组趁热打铁，开始做他家属的工作。林为岩的妻子是机关干部，他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据说他女儿很聪明，学习成绩又好，专案组决定先做他女儿的工作。 就这样，专案组的几位同志到汕头林为岩女儿就读的学校。通过对他女儿一说，他女儿同意做他父亲的工作。她动情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让他抓紧时间交代问题，争取早日出来，一家人能够团圆。 李继亮说：“这封信虽然写得很动情，但叙述方式很朴素，不是哭天抹泪的那种，更不是肝肠寸断的那种。信虽然没有特别的内容，但林为岩突然发现，信纸上有他女儿的泪水。泪水把信上的字都洇湿了。林为岩一下子放声痛哭，说我对不住女儿，对不住家人。我看到这种情景，鼻子也酸了。我赶紧对他说，你只有赶紧交代问题，才能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 亲情把林为岩感化了。经过这次女儿的劝导，他的态度好了许多，开始比较深入地交代问题。 有一天，林为岩终于透露了一个细节，说有几份材料放在了他的一个哥哥家里，这些材料主要是他的笔记本。然而，当专案组去取证时，却遇到了困难。 林为岩给他的这个哥哥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哥哥，工作组的同志去取我放在你那儿的一份材料，请你配合。组长李继亮和王均拿着信去了。谁知，他哥不承认。他哥看完信后，却说林为岩一定是记错了，说这里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份材料。他哥在一家商店当经理，他说，他用30年的党龄保证，绝对没有这回事。 好不容易让林为岩交代了，如今他亲属又不配合，怎么办？ 去他哥那儿之前，李继亮就与王均商量，如果他哥不配合，就把他带回去。王均就对李继亮说：“不行，不能就这样回去。把他哥带上的话，人家又不是虚开或骗税的企业，但是，如果他知情不报，窝藏证据，实施检查倒是应该的。” 于是，他们请公安的同志补办了检查手续。 找了很长时间一无所获。 也许是歪打正着。材料没找到，王均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件东西——车钥匙。 林为岩有一辆白色本田车，据说是骗税分子吴铜雄送给他的。虽然车是以吴铜雄的名字买的，但实际拥有权却是林为岩的。车的行驶证、钥匙都藏在他哥这里。他哥也是用了心思的，就是把车钥匙和行驶证一起用胶布粘到了写字台抽屉的上边，但粘得不是很牢固，王均拉抽屉时，就觉得蹭到了什么，伸手一摸，就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时，他哥的脸色立即就变了。 王均问：“这是什么？” “不知道。” “这不是你弟弟的本田车吗？” “不是的，这是吴铜雄的。” “别人的车，为什么钥匙在你这儿？” “是……” “你说不清楚，就跟我们一起走。” 林为岩的哥哥还是不说。证据在手，专案组就不客气了。结果，专案组把他哥带了回来。 林为岩的哥哥以为工作组是诈他的，虽然有林为岩的亲笔信，但他认为不是真的。因此，他死扛不说。带回来后，专案组就突击讯问他。一开始，他扛着不说。后来，办案人员再三强调窝赃的法律后果，他终于承认有几包东西放在他那里。 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就过去把东西找到了。 这个东西就是林为岩真正的笔记本。林为岩交给工作组的笔记本是假的，这才是真正的笔记本，里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然也是重要的证据。 在工作组拿到车钥匙前后，林为岩也已承认这辆白色本田雅阁小轿车，是一个叫吴铜雄的人买后送给他的，价值33万元，属受贿所得。然而在工作组索要这辆车时，林为岩的妻子却谎称不知。 纪检专案组组长冯泽对此印象颇深，他向我们介绍了如何追缴本田车的一些细节。 一开始，林为岩妻子不承认她丈夫有本田车这回事。她是一名干部，应该说，她是有基本觉悟和法律知识的。但由于丈夫被抓，或由于对丈夫的爱，使她失去了理智，她坚持说不知道，并说车是他开的，放在什么地方谁能晓得。接下来工作组的人就给她做工作，好说歹说，她仍然无动于衷。 怎么办？如何撕开这个口子呢？ 工作组在审讯林为岩时，曾经涉及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个外表儒雅斯文内心却追求风流狂放的人，在单位是领导，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他的妻子对其另外一面并不知晓，一直蒙在鼓里。因此，他的妻子拼死维护着自己丈夫的形象，为了丈夫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工作组手里有几张林为岩与几个年轻女人关系暧昧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上传达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一颗炸弹，它将会炸塌林妻牢固的家庭堤坝。另外，他经常到歌厅找小姐，以及在深圳被小姐敲一把的事，她也一概不知。 为了让林妻尽快交出车来，专案人员把照片递给了林妻。一向温柔贤淑的她暴怒了。她说，他经常晚回来，我以为他应酬多，也没有多想，原来，他在外面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事。她不再犹豫，当即说出了那辆白色本田车的下落…… 林为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林为岩有期徒刑15年，来源不明的财产折合人民币10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我们采访了该案的审判员陈保强，他说：“林为岩这个案子在当地影响很大，开庭时，旁听的人很多。一个原来地位显赫也颇有希望的国税局长，现在成为阶下囚，反差太大了，很引人关注。由于当时打击经济犯罪已经进行了一些时候，司法也形成了气候，对这件事的反映也都比较客观，大家认为他虽然有些可惜，但也是咎由自取。”陈保强接着说，“庭审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到被告人陈述的时候，林为岩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可以说是痛哭流涕，觉得自己受党教育多年，他领导下的潮阳国税局制定的一些违规政策，造成了国家严重的损失，对国家、对潮阳、对本单位、对个人和家庭造成这样灾难性的后果，他很后悔。他声泪俱下，非常痛心。从当时的情景看，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 林为岩是一个要求上进的人，又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又是一个很信命的人。他相信命，认为一切都是命里注定。升得快，是命定的；跌得狠，也是命里注定的。李继亮给我们讲了两件林为岩在东山的事：10月23日是林为岩的生日。平时，林为岩这些人是吃盒饭的。这一天，我对厨师说，今天给林为岩做几个好菜，加两个鸡蛋。第二天，我就问他，老林啊，昨天的伙食怎么样？昨天是你的生日，我们的同志非常关心你，要改善一下你的伙食，还给你弄了两个鸡蛋。林为岩说，老李啊，我一看见这鸡蛋就知道要完蛋！我感到非常惊讶，说，老林啊，这是大家关心你，给你补补，你怎么这样想呢？他没说话，只是苦笑。 另一件事，是我们查获他的赃车时，从后备厢里翻出了一副手铐，我们拿去让他确认。林为岩过去在汕头市税务局税检室当过科长，经常办一些税案。这个时候，他找人弄了一副手铐。你猜他见到这副手铐后怎么说？他说，老李，我倒霉就倒霉在这副手铐上！就是因为留了这副手铐，我把自己铐进来了。 林为岩曾对自己没有及时交代问题感到后悔。较早接触一号专案的国税纪检干部刘崇善说：“2001年1月中旬，我陪马森司长去东山，看了一下林为岩。当时，林为岩侧过身来给我鞠了个躬，第一句话说，刘组长，在汕头时，我对不住您，我要是早点听您的话，把问题交代了，我就轻松了。第二句话说，如果我也像你们这样，有机会查办这样的案子，多一些经验教训，我就不会犯今天的错误……” 看来，林为岩后来还是有所悔悟的。 我们曾专程去揭阳监狱采访林为岩，但却未遇。狱中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林为岩去汕头医院看病去了。我们看到，揭阳监狱花草遍地，环境优美，秩序井然，让人感受到人道关怀的阵阵春风。然而这儿终究是改造思想和没有自由的地方，林为岩就要在这里度过漫长的15个寒暑…… 这时的林为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自由和人间温暖，他在给妻女的长达17页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当我只能远远地望着窗户上铁网外湛蓝湛蓝的晴空和随风摇曳的防风林带，想象着窗外那自由、清新的空气时，总想为什么仅短短数月，今后这美好的一切将与我无缘，我再也不能与我的爱妻爱女共同分享这美好的世界了。 都怪自己在复杂的环境中没有把握好自己，听不进您以前的提醒，在抵制（你忠告）的同时，也背着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坏事，令自己感到耻辱。如今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害苦了你们母女，对不起你父母和家中的其他亲朋好友，让你们母女长期笼罩在难以解脱的阴影中。尤其是对不起我的婷儿，在她刚考上高中，急需关怀，即将进入人生第一个冲刺的关键时刻，给她单纯、幼稚的心灵带来如此残酷的摧残，我是多么地自责和痛苦啊。 女儿呀，望你在今后的人生中，一定要吸取爸爸的教训，宁可清贫过自在的日子，也不要受各种贪欲所迷惑…… 林为岩对他的过去进行了深深的忏悔。 林为岩走到这一步是令人心痛的。一个人走错的有时只有一步，但这一步也许就会使他跌入万丈深渊。林为岩的堕落虽然有社会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意志薄弱，经不住各种利益的诱惑，最后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第十二章 万言悔过书 正不压邪 今天在新会堂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我的报告大家还是给以较高的评价。中午稍作休息后便继续开会。总结表彰会结束后开年度考核测评会。赖辰俊又搞了鬼。我在台上看见他划我为“不称职”。陈把表挡住，可见心怀鬼胎！169人参加，我的优秀票只得第三，不称职票第一！达19票。我心情似不太好！这些人就是如此本性。 丁韦文这样的人与赖辰俊对垒，真是秀才遇到兵，结果可想而知。于是，丁韦文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 丁韦文可谓春风得意。38岁那年，他就当上了普宁市委书记。 在“807”涉案人员中，丁韦文的口碑最好。口碑是道德层面的，与法律层面不完全一致。尽管他最后不能固守道德的堤坝，与当地的一些污俗渐行渐近，但他良知尚存。从他的行为轨迹可以看出，他的“不打自招”和“万言悔过书”并不全是出于危难的本能自保。 来普宁之前，丁韦文的人生顺风顺水，到普宁之后，丁韦文却事事不顺。身为市委书记，丁韦文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力，况且他还是揭阳市的常委，一个副地级干部统领一个县级市，理论上有些杀鸡用牛刀的意思。 丁韦文就像不明就里的新东家，市委市府两个圈子他都要管。但他哪里知道要进哪扇门还得看赖辰俊愿意不愿意，答应不答应。 本·迪斯雷里说：“从政是最大的赌博。”在这场赌博中，丁韦文是一个输家。 <h3>1999年8月24日 星期三 雨</h3> 与丁韦文不同，赖辰俊属于土生土长的人。在普宁当地，赖姓和卢姓都是本地旺族，有着很大的家族势力。赖辰俊作为本地出生的普宁市长，他对普宁的了解程度要比丁韦文深得多，也全得多。而作为一个独特的地方和民情风俗甚至民族性情，它在丁韦文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社会风气已经形成。赖辰俊就像一个掌握了各种暗道机关的大管家，他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只要他愿意，市委市政府里的哪扇门他都能打开。 我们通过以下丁韦文日记的叙述，就可以看出他的落寞和赖辰俊的骄横。 丁韦文来普宁伊始，就给市委班子成员约法三章。比如，吃饭不许到外边饭店，请客在机关食堂，还必须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四菜一汤，节后上缴红包等等。丁韦文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年中的几个节日下来，他带头上缴红包，竟占全市干部上缴红包的50%以上，几年下来，仅上缴红包的数额就达60万元之多。然而，他却因此站在了大多数干部的对立面……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中，事情偏偏不是这样。 恰好此时，“807”工作组来了。 丁韦文曾是一介书生，潮洲人，大学毕业后在教育口工作，并从普通教师一步步干到师专的领导层，可见他并非草莽之人。后来，他转向从政，在政府部门一步步干起来，先是在小市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后又到大市宣传部当副部长、部长，直到进入市委常委，成为揭阳最年轻的地区级干部，说丁韦文是揭阳一颗政坛的希望之星一点也不过分。 为培养年轻干部，广东省每年都要分期派一批干部到国外深造，丁韦文恰好就在2000年这批名单中。正当丁韦文买好机票准备出国时，省里的一个领导到普宁考察工作，看到当时的社会治安实在很成问题。原来普宁是广东省非常繁荣的县级市，有十大专业市场，可由于社会秩序太乱，把投资商都吓跑了，群众也纷纷闹事。于是，经省里研究决定，先不让丁韦文出国，而是让他集中一段时间的精力解决社会治安等问题。 丁韦文约法三章后，自己带头执行，来客人了就在机关食堂吃饭，全部是四菜一汤，朴素简约得让宾客连声说好。哪知，赖市长晚上又把这位客人请到金叶大厦的豪华包间，以万元大餐招待宾客，宾客也说好好好。但谁都知道，赖市长招待的才叫真好，丁韦文招待的叫假好。消息传到了丁韦文的耳朵里，丁韦文也只能干摇头。 下午在办公室，约两位同事到陈店吃饭。饭后，到流沙镇政府打麻将。10点钟回家。一位同事说到一个情况：村民6月29日集体上访，干扰机关秩序，我即去办公室，即主持会议，布置采取措施。晚上一直在办公室。赖辰俊散布说我缩头，躲在办公室不敢下来。清场后，我即连夜通知班子开会。赖即说：“开嘛会，让他一个人去开！”在场的流沙镇干部都亲耳所闻。对我带队到闽浙，赖又散布说：到处都在处理法轮功，普宁也出那么多事情，可他带一班人去游山玩水，到哪里都没人理，班子不出来接待，只让办公室来应付。 带头闹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工作中的搭档，普宁市长赖辰俊。 <h3>1999年1月27日 星期三 晴</h3> 他输在政坛的险恶上，输在搭档的算计上，同时也输在他不懂规矩上。 第十二章 万言悔过书 好人也会变坏 孔光熔的一番话，说得丁韦文大汗淋漓，他当即表示愿意彻底交代问题，配合组织，把受贿赃款全部上交。他一连写了几封信给妻子，望她们主动配合工作组，把不义之财悉数上交，使家庭从危险的境地走出来。 <small>明天女儿就要期末考试了，到了12月就放寒假，关于你的事，我已经跟她说了一点，主要怕影响她的学习，你给她的信等放假我才会给她看。你放心，我一定会教育好女儿。女儿也很坚强，她跟我说：“妈妈你一定要为我和爸爸活着，女儿也保证要为爸爸、妈妈好好活着，发奋学习，以优异成绩来报答爸爸、妈妈。”女儿还说：不管今后爸爸怎么样，在女儿的心眼中爸爸永远是个为人正直的好爸爸！如果组织同意，我想带女儿到那里看你。19日是你的生日，我们在这里会为你祝愿，祝生日快乐！</small> 丁韦文的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一辈子听从丈夫，夫唱妇随，在关键时刻仍然一如既往。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吕华要求工作组再接再厉，搞好专案调查取证和移送工作，使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 <small>昨天接到你托组织带给我和女儿的信，你已经知道了女儿被汕头青少年活动中心评为首届潮汕希望之星（不是汕头市“十佳”希望之星）荣誉称号。同时青少年活动中心为每个被评上的人在潮汕网上设立一个网页，让世界上网的人可以了解潮汕地区青少年、素质、文化、教育等情况。</small> 现摘录丁韦文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2月26日，马森等人专门就丁韦文案等党政干部的案件向吕华领导进行了汇报。吕华说：“对丁韦文案，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尽管他一开始不坏，或者说比有些干部要好些，但是他后来还是堕落了。他的堕落有环境因素，但更有他自身的因素。如果是一块金子，放哪儿也不会长锈。如果他不断加强学习，端正思想，打了针，种了痘，就不会堕落，不会犯罪。”吕华话锋一转，“领导干部犯罪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正是由于丁韦文、赖辰俊、林为岩、赖春安等干部的放纵、庇护或参与犯罪，才使潮普两市的骗税活动如此猖獗。”吕华翻开笔记本说，“朱镕基总理在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上说，从潮阳、普宁及其他地区反映出的情况看，某些地方党政领导、有关部门为骗税分子开绿灯，为骗税分子充当保护伞，纵容骗税行为，任其泛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些地方的政权已经基本瘫痪。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允许这种乌烟瘴气存在，要坚决割除这种寄生在我们健康机体上的毒瘤。” 孔光熔说，我劝丁韦文，老丁，你是个有知识的人，也是个明白人，你应该知道怎样保护你的家庭。在正常情况下，你的妻子和女儿是不会受到牵连的，她们应该没有危险。但我为什么说你的家庭正面临着一场祸害呢，那就是有一种可能，因为你没有向组织交代你的全部问题，并且隐瞒了事情的真相。这些真相是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出现的，也就是我们所追查的那些赃款，只要你的亲人知情，并且帮助你转移或者隐藏，在法律上就犯了窝藏罪和包庇罪。而你知道，从理论上讲，凡是犯了罪的，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而这一天就是你家破人亡的时候，你不仅自己有可能住进监狱，也会害你贤惠的妻子和无辜的女儿甚至两家老人都住进监狱。你想想，要是这样，你害了自己不说，你还害了自己的最亲爱的人，你不仅让自己的女儿一生无望前程顿失，让妻子还让老人在生命的尽头备受铁窗之苦，你一个人害了三代人，哪头轻，哪头重，请你考虑。依我看，你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一五一十向组织交代问题，把那些不义之财悉数上交，既让自己一身轻，也不牵连亲友家属。这是我对你最好的建议…… 丁韦文案引起了工作组上下的注目，终究是一个“本性不坏”而且在官场争斗旋涡中处于弱势的基层高官。 <small>我把罪行交代清楚之后，心里觉得很好受，睡得好些。我们确实不能再这样被这些不义之财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求得组织和人民的饶恕。你存放起来的金条和戒指，要交出来。华城花园我们用不义之财所购的组合音响和各式电脑，要交出来。汕头家中还有两台照相机和两支都彭高级钢笔也要交公。还有什么钱、物，明显属非法所得，你要帮我想，向组织坦白，主动交出。属共同财产和合法部分，可向组织说明，组织会给予检查、鉴别，保留合法部分，给你们的生活留条后路的。要相信组织，切切。我的这些信件都要保留好，今后请个律师，这些信件是有用处的。</small> 在广东省纪委办案人员的耐心劝导下，丁韦文有意为家庭着想，尽量避免给家庭带去任何危险。在他本人一步走错的情况下，没有步步走错。他想尽量减少他给家庭带去的痛苦和灾难。 <small>看到你的来信，我理解你现在的境况，你现在要振作起精神，不要太悲观，应该理智地配合组织要了解的情况。你在那里不要胡思乱想，要振作起来，我相信你现在的处境是暂时的。</small> 孔光熔为查办丁韦文案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其家庭的工作。他说，丁韦文原本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贤淑端庄，出身于教育世家，女儿好学聪慧，被汕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评为首届潮汕希望之星。但是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却面临着一场大祸害。 广东省纪委执法检查室的孔光熔曾是最早接手丁韦文案的人士之一，他对丁韦文有着深刻的印象。他说，丁韦文应该说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有着基本觉悟的人。但好人也会犯错误，也会犯罪。实际上，由好变坏的干部不是个别现象。许多人一开始是好的，但后来慢慢变坏了。我很赞同吕局长的看法，一个人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思想。你当了领导，你做错了什么事，很少有人直接提醒你，你要自己给自己敲警钟。孔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如果每个人每天能想想自己每天做了什么，对不对，就会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small>我现在的心情很乱，一方面对你的所作所为很失望，另方面相信你会重新做人，一切从头开始，家人及朋友都对此还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我们母女仍爱着你，朋友们还关心着家里，关心着你，希望你不会再令我们失望。</small> 第十二章 万言悔过书 “痛并快乐着” 2001年7月19日，丁韦文在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他对公诉机关指控的28宗犯罪事实大部分不持异议，并流露出深切的悔疚之意。 法院审理认定，1996年5月～2000年6月，丁韦文在任中共普宁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普宁市机关领导干部及中层干部的提拔任用、工作调动，为公司、企业及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共计人民币61.35万元、港币23.8万元、美元1.5万元、劳力士手表3块、金项链1条。此外，他在汕头购买了一套高级住宅，连同装修价值总计100万元，对此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如下： 普宁市委原常委兼流沙镇党委书记黄××（ 另案处理 ），为继续留任流沙镇党委书记及在晋升问题上得到丁的支持，1997年1月，送给丁50万元，后丁将其中28万元退还给黄××，留下22万元。此后，黄××还送给丁“劳力士”手表。 原普宁市池尾镇党委书记翁××（ 另案处理 ），为进入市委领导班子，多次要求丁支持，翁××于1996年中秋节前用公款送给丁港币5万元。 普宁市财政局长蔡××曾向丁提过家属的工作问题，请丁帮忙。蔡××于1997年～1999年利用春节、中秋节，以慰问的名义先后5次用公款送给丁人民币5万元。 此外，丁韦文还收受普宁多名领导干部的钱物。据统计，参与向丁行贿的领导干部有16人之多。 除权钱交易外，协调和平衡属下单位之间的关系，本来是丁韦文应做的事情，但由于普宁对中央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在内部形成本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各单位之间搞起了利益割据，政府职能部门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不是考虑如何服务社会，而是成为制约他人的有效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丁韦文这个原本应该是公仆的人，现在也搞起了有偿服务。 一开始，丁韦文还是比较廉洁的，他说： 4年间的8个大节日，我共9次上缴58万余元人民币、8万多港币和两三千元美金。尽管我一个人上缴的数额，占全揭阳市每年由纪委统计的处级干部上缴红包总款数的一半以上，但同我自己收受的全部红包款相比，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比例逐年下降。因而，我个人的非法财产便急剧上升。 一个人难于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深深苦恼，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地过日子。我也曾苦苦思索过，可就是没有为自己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 到普宁工作的第一年春节，丁韦文上缴红包款的事情成为新闻。一个退下来的老上级专门找他谈话，说韦文呀，偌大一个揭阳市，怎么就显你丁韦文？上有书记市长，下有局长处长，怎么就你交得多？你以为就你有红包？你不想想你在揭阳是个什么角色，你并不是主角，也非举足轻重，说明你的红包并不比别人多，为什么别人不交惟你多交呢，是因为大家都懂得规矩，都在维护这个规矩，而你却不懂。现在送红包已经成为官场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被官场普遍接受，成为一种共识，这个规矩既非你一人所定，也绝非你一人能破，你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头？如果你偶然为之，大家会原谅你，倘若如是者三，就说明你故意与规矩作对。我说，规矩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群体的；规矩从来都比人厉害，个体力量很难和它对抗。你丁韦文究竟想干什么？你是想当官还是想出风头？想当官你就顺从它，服从它，维护它；想出风头你就反对它。但可以说这是死路一条，你就会得到规矩圈内人的集体反对，就会受到集体弹劾，就会把你逐出局，到那时你会声名狼藉，官将不官人将不人…… 老领导说得诚而又诚，恳而又恳。丁韦文只得诺诺称是。丁韦文不能不听，因为老领导说的都是肺腑之言。老领导之所以说得这样精辟，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官场失败者。当年，他与丁韦文现在一样，凭党性干活，以原则为人生准则，秉公办事，立党为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这些优秀品质的禀赋来自他的前辈们，那是建国之后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一代党政干部们。那时，他刚刚走出校门，还是稚气未退的学生娃，是那些老干部手把手地帮带，使他一步步走成今天的模样。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以后也成为领导干部。可是当他把当年老一辈传下来的东西说给手下听时，却发现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他死死守望着传统，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预期的进步，反而被人看做是不通世故愚不可及的，而那些资历和政绩远不及他的干部，因为调整得快，脑瓜灵动，像坐火箭一样高升而去……他成为失败者，一个孤独的失败者。在所有的失败中，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再也没有传统可言。他清楚地记得那些前辈们，官职并没有自己这么大，经历也没有自己复杂，但他们给后辈们讲授传统时那么幸福，那么自然，那么令人信服。而今天的自己，再把这一套说给别人时，人家就会从鼻子里哼出声来，人家会在心里暗暗讥笑你，收起那一套吧，看看你自己吧……因此，他无话可说。官场从来都是以成败论英雄，谁上去就是英雄，谁下去就是狗熊。一个狗熊的理论谁会听呢？ 老领导说，韦文呀，你是我看着成长的，我觉得你是好人，我才给你讲这一套。我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傻，像我一样失败，我才提醒你。你好自为之吧！ 丁韦文听得出来，这是老领导的血泪之声。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最要命的是白白来世上走一遭。老领导否定了自己的信仰，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人生。他这样做是多么的不情愿，是撕心裂肺的疼痛啊。但是，面对现实，他在自己最钟爱的下级面前，连敢说传统的勇气也没有了，岂止不敢说传统，他还得忍痛做相反的工作，他在最后的时光里，宣传的实际上是他多年反对的东西！ 丁韦文记住了老领导的话，但并没有完全照着去做。他照常交红包，想法却柔和了许多。他并不打算和规矩对着干，也不打算出风头，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完全按着官场的规矩做。 可丁韦文不仅没有找到一条所谓正确的出路，还玩起“痛并快乐着”的游戏。他在纸醉金迷的腐败道路中麻醉着自己的灵魂，并且越走越远，已经彻底堕落成一名腐败分子。 丁韦文的堕落与腐败成为一个象征。由于他的陨落，应了一句戏文：洪洞县里无好人。哪怕他顽强抵抗到最后一刻，哪怕他落荒而逃，也会让人看到潮普两地存在着微弱的希望之光。但是，他放弃了。放弃，就意味着彻底的陷落。 由于丁韦文等人放弃了好的东西，潮普两市的最后防线被彻底击溃。在地方保护主义这面大旗下，丁韦文等人的堕落成为这面旗帜的暗影下的一名分一杯羹的小丑。由于当地政府的领导支持参与，工商、税务、外经贸、财政、海关、银行、企业、开票公司、地下钱庄、地下印刷厂、报关中间人、外汇中间人、套汇人等，都在利益均沾的思想里和混乱的是非观念下，不是从国家、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首先考虑对自己有什么实际好处。“只要有的赚，什么都好办”。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安排分配关系，使当地骗税犯罪活动达到高度的社会化，严密的组织化。大家人人动手，就像《 西游记 》中众妖争吃唐僧肉一般，齐挖国库的墙脚。 因此，我们说，潮阳骗税经济的根子在于人心的贪婪，在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严重性，在于社会风气的恶劣，在于经济秩序的败坏。而这些只是次要的根系，它的主根则是党风不正，地方政府失职，官员集体腐败…… 第十二章 万言悔过书 “我深深地悔过” 丁韦文被带走调查后，曾写了一封信给家人及工作组办案人员，及其《 我的悔过书 》，洋洋万言，发人深思。 2000年12月30日，广东省纪委执法检查室主任黄育强将此信转给“807”工作组领导，黄育强在报告中写道： 吕华等工作组领导同志按照黄育强的建议，将丁韦文的《 我的悔过书 》上报给了国务院、中纪委领导同志。 <small>孩提和青年时代的我，不断在“原我”中实现了“自我”，入党、参加工作后，我拼命地以英模人物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逐步迈向超越自我的阶段。可惜近年来，由于我个人在诱惑对象增多、诱惑力度增强的形势下，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增强自身的抵抗力。终于逐渐地从“自我”又回到了“原我”：利欲熏心、吃喝玩乐，已成了兽性十足的动物！</small> 丁韦文的“搭档”赖辰俊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现将此文录后示众。 <small>我深深地悔过，尽管我知道为时已晚。</small> <small>我一个人难于撑破这张大网。我为此而深深苦恼过，与家人一起心惊肉跳过日子。我也曾苦苦思索过，可就是自己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正确的出路。</small> <small>丁韦文的《 我的悔过书 》及他写给家人、工作组的信，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人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心态”，很具教育价值。建议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如加一按语转县处以上领导干部一阅，以此为鉴，也许比开几次会进行教育还要管用。</small> <small>自90年代开始，普宁的涉毒、涉枪等刑事案件，假冒伪劣、计划生育等问题就相继发生。1996年5月，我到普宁任职后，一开始，确是努力，拼命工作，做了一点点工作，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由于我缺乏艰苦环境的磨练，一直在顺境中前进，由于后期缺乏应有的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工作中一受点挫折，就悲观、消极、被动，特别是己之不正，无法正人，无法统领全局，没有确实地负起一个市委主要领导应尽的职责，团结带领党政班子和全市干部群众调查研究，及时决策部署，认真抓好督促查办，努力开创普宁工作的新局面，而且纸上谈兵、形式主义、迎来送往、被动应付，甚至在生活上灯迷酒醉。当问题出现了，不了解、不深入、不部署，甚至放任自流，任其膨胀发展，致使普宁市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计生问题，特别是骗取出口退税等严重问题，各种矛盾集中暴露，使普宁、使国家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对此，我作为主持普宁市委三年十个月的全面工作的书记，应负重大的、主要的责任，应负失职之过、渎职之罪！</small> <small>我走上犯罪道路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极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但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得到不断的、很好的改造，在走上了领导岗位以后，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和诱惑。在我的机能抵抗力较弱时，腐朽没落的东西趁虚而入，自己又没有适时调节，及时就医吃药，最终发展到病入膏肓、无药可治。</small> 法院审理后判定，赖辰俊因受贿价值300万元的别墅，违规动用住房基金导致1758万元无法追回，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 <small>由于我个人的意志薄弱，由于我追求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占上风，由于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抱怨情绪、攀比心理、侥幸思想，特别是我常常抱有贪婪无度的欲望，使我走上了这一条严重犯罪的道路。我是自己走上去的，我不怨天，不尤人，只恨我自己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在走错了第一步之后，思想上的防线全面崩溃，越发不可收拾，我是自己走上了这条罪恶之路的，但周边、社会的因素这些外因，也对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以说，我自己走着，干部队伍中一些人把我推着，亲人们把我护着，社会上亲近的人把我哄着，使我朝着这腐化堕落之路一直走着，而且越走越远，最终滑入了不可挽救的万丈深渊！当然，不管周围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如果我能时刻牢记党的原则和宗旨，保持高度民主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党纪国法时时警醒和约束自己，不要惧怕别人对我的讽刺，不要害怕世俗的力量，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孤立，但我却站在党和人民一边，自己也就不会沦为今天这样一名罪人！</small> <small>普宁可谓人杰地灵，乘改革开放之春风，自80年代中期起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神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速度，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有时机就会全面暴露，酿成大乱。</small> <small>我喜欢表现自己，卡拉OK这种娱乐形式恰好应我而生。从在揭阳市委宣传部时，我便经常出入歌舞厅。我美其名曰：“检查了解社会文化市场情况。”而社会营业性的娱乐这东西是一种慢性的“鸦片”，它让你沾上后老觉得离不开它，对它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久而久之，我也沾上了“毒瘾”。刚到普宁后，我“戒”了些时间，但由于自身的缘故，在参加一些场合的活动，接受了部下的安排，在新的诱惑下，我又“复吸”这种“鸦片”，“毒瘾”发作的时间逐步缩短。又因为有了金钱的支持而最终干上了道德败坏之事。</small> <small>普宁市经济活跃，社会复杂，管理难度很大。我一介书生，从校门到校门，进机关的时间不长，又长期搞理论宣传工作，没有或甚少接触过经济部门和企业，不懂得具体的经济运作，和行政运作，我更没有经历艰苦复杂环境的磨练，党性不强作风不纯。我又是单枪匹马没有带着任何干部到普宁，基层的情况、普宁的干部队伍和社会关系网十分错综复杂，加上班子的主要领导间又产生了严重的裂痕。但是，假如我自己能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及时决策、加强督察，还是能够发现和解决不少的问题的；假如我不随波逐流，不收受贿赂，能以自己之正，去正他人，也还是能够集合班子成员的正气和力量，去带领全市干部群众走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去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去维护普宁社会的稳定，去实现新的跨越的。可惜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从1997年中期以后工作消极、被动应付、忙于迎来送往，甚至迷于歌舞娱乐，把自己的精力相当多的部分浪费在应酬和自己的个人生活之中，再加上自己原本就政治洞察力不强、工作水平不高、工作魄力不大，使问题和矛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恶性膨胀，无法控制，最终就如火山爆发，全面暴露，使普宁的事业、国家的事业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作为一名市委书记，对此起着主导的、关键的作用。对于普宁出现的问题，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有严重的失职之过和渎职之罪！</small> <small>以前，我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思维活跃、聪明能干、能说会道、能文能武、晓通百科。而就是没有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只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我总觉得别的干部水平低，甚至连普通话都无法讲好，连文章也无法写好。当与其他班子成员有矛盾或在工作中有挫折时，总不能往自己个人身上找原因，而常常抱怨揭阳市委没有把普宁市班子配好。在总爱往自己的好处想的同时，又不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喜欢表现自己、浅薄轻浮、作风不深入、基层情况不熟悉，虽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但不肯动脑筋将理论问题不断梳理，不善于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而且喜欢交友，吃喝玩乐，把大好时光白白浪费。到后阶段，只是照稿宣科，开会作报告讲话没有自己应有的思想、观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集于我的一身。这样一来，工作常被耽误，矛盾不断积聚。直到这次组织对我停职立案审查，我才有了一次冷静思考问题，反思自己的机会，我猛然发现自己竟是这么一个坏人、坏干部，不但长期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还长期迷惑了揭阳地区的干部和群众！</small> <small>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动物性齐备的自然人，也即是“原我”。人生来就有各种生理上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的需要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断地得到扩充。这种“原我”的需要是较难控制的，一旦意志力衰退时，便会呈恶性的膨胀，一发不可收拾。可是，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他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的群体，组成了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要遵守所在社会的法律法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如果超越了道德规范，就要受社会公众的谴责；如果违反了行为准则，就要受社会的处罚；而如果触犯了法律法规，则要受到国家的制裁。因而，人在此阶段是属于“自我”的阶段，他是一个社会的人，他为了不遭到谴责、不遭到处罚、不遭到制裁，一般来说，都会循规蹈矩的。而且，一些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还会时时处处事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舍弃自己的幸福而换得大众的欢乐，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去换得大众的安宁。这些人已可以说是达到了“超我”的阶段。尽管这些人比例不高，但不少党的优秀干部如孔繁森、焦裕禄、吴金印等，就是这些人中的代表。但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往往此起彼落，凡社会控制力、制度规范力、道德约束力稍为不强、稍有漏洞时，或者当一个人本身的抵抗力、意志力不够的时候，社会人 —— “自我”就不是走向“超我”，而是沦为自然人 —— “原我”。人的兽欲占了上风，这个人就变坏或沦为罪人！</small> <small>成大器者，当主要领导干部者，不能只有小聪明，而首先应该具备的是坚强的纯洁的党性，然后才是广博的才干！</small> <small>十多年来，我也曾努力拒贿，我采取了以下四种方式拒贿。</small> <small>第一种方式是事后回赠。我试图把这些干部当做“朋友”，你送我钱物，我记住（ 但没有记下 ），但当你搬新居、娶亲、出游时，有了机会，我就回赠你些钱物。可是，这一种方式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钱物。下级干部送你的钱，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一旦受到上司的馈赠，他都会受宠若惊，刻骨铭心，在下一个春节等节日“加倍偿还”。就是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我总是得到了“差价”，又使自己的不义之财有了新的增加。此种方式后来我不敢用。</small> <small>第三种方式是事后退回。我事后见一些信封太厚、分量太多的，有时单独约见该位干部，同他好好谈，劝他收回，并表示不声张出去，给他面子。如1996年8月，我到香港拜访同乡会，在深圳歇脚时，有一个干部给了我5万港元，放在我司机处。我没收下，请司机收好，回普宁后，我专门约他谈了一场，也真的是退回去了。但到下一个节日，他又送上门来，还是推辞不掉。如1999年初，我在广州开会，一位干部送上两万元人民币我硬是把它退回，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收回。但是，几年来，先后能退回的也就是十多次，而且耗费精力甚大。尽管有时候退回了一些，但占收受总数的比例还是不高，收效甚微。</small> <small>第二种方式是当场拒收。可是，这种方式也是收效甚微。每年春节中秋节，送礼的人往往集中在几天里。这几天上门的人络绎不绝，你前脚走，他后脚进。我不敢对绝大部分下属与附势趋炎、随波逐流的干部严厉训斥，只能同他们讲道理。但单独一人还可以做工作，但社会风气如此，一位还未走，另一位送礼的又上门来，相互间心照不宣又不愿让对方知道底细。在这几天里做工作的成功率确是微乎其微。可以说，送上门来的红包中能顶回去的，当场拒收的还占不到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是你推我搡，最后他们都是扔下就跑，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small> <small>第四种方法是节后上缴。1995年（ 还是1996年？我记不准 ）春节，我还兼任揭阳市委宣传部长时，因为是常委，送礼的人多了，一下子使我招架不住。但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清醒，上缴的红包数占收受的总数比例还是较高的。1996年中秋，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大节日，1997年春节，是我到普宁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节后将一大部分红包上缴普宁市委办公室，有一次好像是十几万人民币和一点港币。但就有了不少议论。连一些外地的老领导都说我不应上缴这么多，以免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当一名领导干部要保持一点（ 不是完全 ）廉洁都是这么的难。以后，我每年都上缴巨额红包款，4年间的8个大节日，我共9次上缴58万多元人民币、8万多港币和两三千元美金。尽管我一个人上缴的数额占全揭阳市每年由纪委统计的处级领导干部上缴红包款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同我自己收受的全部红包款相比，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比例逐年下降。因而，我个人的非法财产额便急剧上升。</small> 丁韦文在悔过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一个官员从高处向下堕落时呈自由落体的状态，人的精神、意志、信念在高处，成为人生攀援的支点，一旦失去，人就会迅速跌落。 <small>我自知罪孽深重，罪恶难恕。但我还是恳切请求组织考虑我在被调查期间的表现：主动积极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真诚、积极配合组织劝说家人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妥善的方式清理、追回、上缴全部赃款、赃物，避免给国家造成新的损失。如能给予考虑，给我今后在法办时予以减刑，我将感恩戴德，将会继续发挥我的作用，在狱中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情。</small> <small>这几天来，我冷静分析、苦苦思索，我越往深处想，越往最坏的结果想，才越发现了许许多多我以前没有发现到认识到的缺点、毛病、颓废甚至罪恶的一面。就是小聪明害苦了自己！</small> 2001年8月，丁韦文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small>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一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干部走到罪恶的深渊。我深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罪恶大到了法律不容宽恕的地步，再坦白也是死路一条。在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坦白以求得一死，一是狡赖以求侥幸。强烈的求生欲望曾驱使我想捞根救命稻草，想抱侥幸心理再下一次罪恶的赌注。但我还是坚决选择了前一条道路，因为第二条道路是一次胜率极低而赔率最高的赌注。胜了，可以求得生还，这对我来说是高于我自己的一切的机会。败了，却不但自己无法获生还，而且我的亲人要受祸灾，我的挚友要受连累，我的领导要受麻烦，专案组的同志要多花一些心血。我不愿意让我的亲人因窝赃、假证而犯共同犯之罪，我不愿让我的挚友为我犯窝赃洗钱之罪，我也不愿让关心我的、信任我的领导、同志们为我开脱说情而背上失察、失职之名。我曾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人，但我已成了一个坏党员、坏干部、坏人，就让我在人生的终点再做一次诚实的好人吧，我只是被停职，还没有完成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程序，就让我再履行一次党员、干部的责任吧！</small> 2000年12月，赖辰俊被带到了东山，对赖辰俊的专案调查随即展开。工作组专门就赖辰俊等党政领导涉案问题向国务院进行了汇报。国务院领导指示，为了把骗税案件查清查透，工作组主要调查涉税案件，由涉税案件带出的其他经济犯罪等腐败案件，交广东省有关部门处理。 <small>随着地位的上升，我不是把它看成是责任的加重，而更多的是把它看成是利禄的增加。我常常思想过把我的非法收入都退回、上缴，但我又总是无此勇气，存有侥幸。我常常要求自己不要追求太高的享受，但又总是跟别的干部攀比。比如用车的问题，本人乘坐的是三菱牌V6吉普车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当看到别的同级领导甚至下级干部乘坐的是丰田牌V8 — 4700型吉普车时，只是慑于明文的规定、惧于明摆的违规而作罢，但心理总是不平衡。又比如我接待客人有一段时间在机关食堂用餐，也基本上喝普宁产的青稞酒，可当看到别的干部都上金叶酒店用餐、上高档洋酒时，自己就产生了心理上的新的不平衡，也跟着大家而后退。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主要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还肩负着带领大家前进的重任而决不可随大流、逐世俗。这样一来，不但成了尾巴，而且助长了坏的风气。</small> 第十二章 万言悔过书 纪检官的反腐“三说” 在谈起反腐败这个话题时，广东省纪委执法检查室主任黄育强似已经研究多年且颇有心得，他曾应邀给潮汕地区处以上干部作过多场报告，反响很好。我们曾亲闻黄育强先生的宏论，听后感受颇深。黄育强说：“807”案结束之后，我曾应邀给潮汕地区处以上干部讲课。在谈到反腐败问题时，我谈了三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江泽民同志的观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作为党和国家来说，哪怕是在一定的区域，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了重大的偏差和失误，党和国家虽然蒙受巨大的损失，但说一下子能导致亡党亡国，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是例子。像这样大的灾难，祸及全国、长达十年，我们党都可以挺过来，党和国家并没有灭亡，说明要想战胜我们党是很难的，这也是我们的自信心之所在。对每一个干部党员来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却是你的第一头等大事，因为生死存亡就是这一天，就是今天明天的事，一念之差就会抱憾终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你今天还身居高位，还前呼后拥，但你突然鬼迷心窍，贪人钱财，第二天就有可能东窗事发，就可能锒铛入狱，就可能命丧黄泉。这之间的荣辱转换生死轮回实际上像纸一样薄。特别是我们立法部门规定，贪污几千元就可以立案，几万元就可以判刑，一些干部念头一松就超出这个数目，因此他明里是领导干部，而暗里已是罪犯心态。他这样的人昨天还好好的，还在台上又蹦又跳，今天就有可能被抓，一旦抓进监狱，从此生命就完结了，政治生命完了，个体生命即使活着，后半生也没多大意思了。不仅你个人完了，甚至家破人亡。因此我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腐败会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但对个人却是灭顶之灾。 第二个观点是腐败有害健康。腐败分子拿了不义之财之后，从此之后就会夜夜惊心。比如我亲自审理的某市的一个教育局长，他拿的第一笔是222万元，他说我从拿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睡不好觉直到现在。因为第一笔拿222万元，起点就高，以后就越拿越多，越拿得多，就越睡不好觉。从那时起，他一闭眼睛，就觉得脑子里好像有一窝蚂蚁一样，总是睡不着觉。丁韦文不也是这样吗？他说受贿之后，全家都提心吊胆过日子，这样担惊受怕，怎么能不影响他的健康呢？在广东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纪检干部要是在大街上见到某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在他背后搭他肩膀，他会突然瘫在地上的。为什么？因为心理负担太重，赃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为纪检干部要把他带走呢。这些腐败官员虽然捞了不少钱，但也夜夜惊心，随时准备赴刑，久而久之，必酿大病，百病缠身，无药可治。“807”案开始后，我曾找当地一个干部谈话，谈话时，他站不起来，走不动步。他说“807”一来，我吃什么药都没用，病越来越重。谢谢省委省政府和“807”工作组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我交代问题，你们不一定从轻，但却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心里轻松多了。交代完问题后，我发现他确实走路都有劲了。 第三个观点是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每个干部在腐败前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认为别人都是笨蛋，惟有自己聪明。组织上每查处一个腐败分子，在通报案件时，他们想的不是引以为戒，而是在心里说，这个家伙怎么这么笨，要搞就搞隐蔽一些，还会让人发现？要我就不会，我会怎么怎么的，好像总觉得比别人高，心眼比别人多。另外他还会想，我以前也搞过一些小动作、小实验，觉得也没问题，就抱着侥幸心理来再搞大的动作。然而，正是这一下子，就会使他陷进万丈深渊…… 黄育强的反腐败之说虽然只是一家之言，却发人深省。 丁韦文在押期间，我们曾专程到揭阳监狱采访他。 我们见到丁韦文时，往日的书记变成了一个罪人，但他的精神尚好，只是略显得清瘦。 此时，他刚从监狱的“报社”转行到“医院”。监狱办了一个小报，由丁韦文负责。管理人员送了我们几份他编发的报纸，上边有学习“三个代表”的理论文章，评论员文章，还有诗词歌赋等等，图文并茂，读来感觉不错。以一个地区的宣传部长来办这份报纸，想必是有些大材小用了。但丁韦文颇为用心，以至于累得“心脏有些不舒服”。监狱于是就让他到医院当一个看门人，说这不用动脑子，也清闲许多。 我们约他谈了一些问题。比如，潮汕地区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潮汕地区干部从政环境险恶的问题，还有人生的选择等问题，他都对答如流，滔滔复滔滔。最后，他还谈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说，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官，自己都是一个失败者……他还谈起了他的女儿，说女儿已经考上了上海一家名牌大学，父女俩经常通信，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政治问题。令人奇怪的是，以丁韦文的遭遇，该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应该极力反对自己女儿以后再走仕途之路。没想到，他却主张女儿日后从政。他说女儿才华出众思想敏捷，极富领导才能，如果她能以自己的教训为教训，警钟长鸣，不贪不腐，一定是很有前途的…… 我们看到了丁韦文2001年国庆兼中秋节写于狱中的两首词，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small>明月一轮窗外，哀伤万结心头。</small> <small>时逢国庆又中秋，满把思家泪洒。</small> <small>苦涩莲蓉月饼，酸楚柿子蜜柚。</small> <small>更残漏尽何消愁，叵耐无从沽酒。</small> 词中，可以看到丁韦文内心的苦楚和对前程的无限哀叹。 一个才华出众、意气风发，一开始也想成为一个好官的市委书记，因为屈服于邪恶势力，因为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从天上一下跌至地下。尽管他在监狱里得到了关照，尽管已经刑满出狱，但如今的丁韦文与昔日的丁韦文怎能相提并论？他的内心一定饱含着深深的痛苦，这种痛苦必将伴他终身。正像黄育强所说，从此，他的“政治生命完了，个体生命即使活着，后半生也没多大意思了”。 丁韦文的这段经历，给我们尤其是为官者们多么大的教训和启示啊！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其兴也勃焉 家里这样困难，父亲还供我读书。我学习成绩不错，数学更好，在我们班是前一二名。高中毕业那年，我19岁。这一年，我母亲生病吐血不止，不久就去世了。我已经高中毕业，这在农村已经够用了。我那时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让人看看。 张圭奚善于跑关系的事，工作组的人都很清楚。张圭奚第一次偷税被查后，他就飞到了北京。他想用社会上流行的送礼说情走后门的办法把这事摆平。要说北京天子脚下侯门似海，要想打听哪个官员的下落，犹如大海捞针，但张圭奚们不怕。东询问西打听，不但能知道你住哪院哪楼哪门哪号，而且还能知道你的脾气禀性有啥嗜好祖籍何方。对张圭奚来说，要想知道韩秋家一点不难，但人家韩秋家里根本不接待跑关系的客人。别说家里，就是办公室也不接待，就是你在饭店设宴也不赏光。这难不倒张圭奚。如果遇到这点事就退缩了，哪能干出今天这样的大事业？一天，韩秋出总局办事。一出门，张圭奚突然神秘地出现在身边，硬是把韩秋给堵住了。有道是官家不打笑脸客，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家是全国人大代表，声名赫赫，如今竟屈尊如此，韩秋也不好太驳面子，只得悉听尊便。那张圭奚另备好酒席，专门为韩秋“汇报工作”。席间彼此都心照不宣，韩秋早有应对之法，待张圭奚说到正题，韩秋就顺水推舟，说处理决定岂是她能做主的？她人微言轻，不敢造次，还是找一找领导吧。张圭奚无奈，只得怏怏而回。吃过饭，韩秋回到局里，把张圭奚的事向稽查局长作了汇报。说到张圭奚，稽查局长拿起一张名片递给韩秋说，你看是不是这个人，他已经来过我这里了。 马森与张圭奚谈话之后，专案组对他的调查也一步步深入。在马森面前，张圭奚都不打憷，更何况一般办案人员了。张圭奚还是用那句老话说，你们一来，出口退税就停止了，我有7000万元的税款不能退了。现在，我正搞工业园区，大兴土木，日耗斗金月耗千万，正是用钱之际，希望你们关怀一下我们民营企业，把7000万元税款给我退了吧！他白天去工作组活动，晚上回企业加紧布置。如果说以攻为守是第一个方案的话，第二个方案仍是沿用前例，如法炮制，即找几个虚拟人物代替。1999年，他虚拟的两个人，一个叫“郑如彬”，一个叫“林有生”，说是他们伙同外人虚开进项发票。结果，这两个乱臣贼子害怕东窗事发，在检查组来之前畏罪潜逃不知所终。这次，他又编了4个人，即两个采购员和两个仓库保管员。一个采购员叫“张振源”，一个叫“陈国雄”，一个仓库保管员叫“林有强”，一个叫“郑伟彬”。这些人的名字都由张圭奚拟就，然后让手下人写了3份报告，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到这4个人身上。 8月、9月就这样过去了，10月、11月也风平浪静。 与其他乡镇企业家一样，张圭奚也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他在汕头看守所接受我们采访时，讲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为企业家的坎坷经历： 张圭奚敢这样大胆妄为，绝非出于偶然。他上一次偷骗税的数额巨大，但他依靠头上的耀眼的光环和复杂而牢靠的关系网，最后顺利过关。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电视上的新闻节目已播完了，武警战士小心翼翼地调了一个台，立即有欢快的乐曲充满了偌大的房间。一个武警战士想给张圭奚端上一杯茶，就见张圭奚站起来，直挺挺地向电视机撞了过去…… 可是，我已经有了3600万左右的资金，算是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 潮阳市人大的一位副主任说，张圭奚老板当大之后，人变得很傲气，特别是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后，作为潮阳市人大代表的他却很少来潮阳市参加会议。 消息像一声落地的惊雷，迅速向四周扩散。先是桂光集团的员工，再是谷饶镇，接着是整个潮阳市……尽管乡间邻里有人料到他一定会被抓，但还是感到惊讶。因为对谷饶镇来说，张圭奚实在太重要了！张圭奚的桂光集团养活了镇里镇外的3000多口子，他还为镇里修了一条水泥马路，他和桂光集团的存在使谷饶闻名潮汕…… 2001年3月，正当张圭奚准备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到北京出席会议之时，“807”工作组对他的调查取证工作已经完成。 这个时候，我已在潮汕地区小有名气了。那时市场经济开始复苏，我是第一批在经济大潮里游泳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成功的木材商，我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后来我开始搞服装贸易。1991年底，我就和香港的恒生公司直接谈生意了。从1991年到1995年，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发展势头十分迅猛。1992年，我就重新建了2万平方米的厂房，有工人1000多人；到1995年，我的企业已经在汕头地区名列前茅了…… 生意做大后，张圭奚渐渐变了。 张圭奚仍和以前一样大喊冤枉，他说：“这个事情我两个月前就知道了，我被手下人骗了。有两个采购员真不是东西，他俩伙同另外两个仓库保管员虚开，使我公司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失。我太相信别人了，太麻痹了，太没有防范之心了，我一定汲取教训。我们集团早已就这件事情写了报告，我要亲自找工作组的领导说清楚……” 张圭奚不曾想到，他那风风光光的日子马上就要打住了。 到了1989年的时候，农村的住房模式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已不满足那种平面的功能不全的平房、四合院，而开始兴建楼房了。楼房的主体结构是钢筋水泥，对木材的需求就相应减少，木材生意便不好做了。 来工作组之前，张圭奚也不是没有一点担心的，他也怕工作组趁便把他“留下”，但细一想，你越怕抓就越会被抓，自己主动上门，就像刘邦主动鸿门赴宴，才躲过一劫一样。“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张圭奚不一定知晓这句话，但知道这个理儿。与马森谈完话后，张圭奚果然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工作组就是让他做个示范，希望通过他让更多的涉案人员回来。 谷饶镇传出爆炸性消息：“张圭奚被抓了！” 张圭奚说他的所作所为是环境使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张圭奚确实也不是等闲之辈，主观上的原因不是说推就能推开的。他自己蔑视法律缺乏约束和后来的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以为偷骗税不算什么，不出事赚一大笔，出了事能用金钱用关系摆平，是他胆大妄为向国库连连伸手的主要原因。 多行不义必自毙。当国务院“807”工作组进驻汕头后，张圭奚法网难逃了。 我们在谷饶看到，过去红得发紫的桂光集团，已经人去楼空，繁华不再。 听说工作组上门，张圭奚先来个以攻为守，多次要求见工作组组长。吕华对马森说，他主动要找工作组，你见一下吧，给他讲讲政策。马森脑子一闪念，现在抓嫌犯是最紧要的时候，怎不用张圭奚市商会会长的特殊身份，让他动员一些出逃的人回来呢？马森将这个想法向吕华作了汇报。吕华说，这个办法好，可以试试。 一位工作人员不敢怠慢，立时就打开电视，不偏不倚，屏幕上出现的正好是广东台，而让人极度诧异的是，电视上正巧播放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罢免张圭奚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 我讲这些话时，张圭奚老婆和另外一个手下都在场。我发现他们听了我的话脸色都不太正常。但他仍继续狡辩说，我不排除这些发票是虚开的，但确实不是我叫他们开的，我实际是一个受害者，我是无辜的。 在当地，张圭奚更是如鱼得水。在接受专案组调查期间，他向专案组长路明说了一个打通关节中的“故事”。张圭奚说：“在我们那儿，走正道没法生存，因为各个环节你都得打点，走正道你就没有打点的钱。中秋节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还没给市里的一位领导送钱，于是，立即给这位领导打电话，说过节了，去看看您，顺便给您送点茶水钱。到了约定的某饭店，这位领导从包厢里出来。我将装有20万元钱的塑料袋递过去，说给您买点茶。这位领导一看，问这是你给我的茶水钱？我说是啊。这位领导马上不高兴了，说，他妈的，你怎么这么笨！这么重的东西让我怎么拿？你怎么不把它换成美元或港币？我说，我这两天有些忙，没来得及换，就只好拿人民币了。这位领导说，真不会办事！说完，提着钱走了。” 刘兴回来向韩秋、马森报告了与张圭奚谈话的情况。马森觉得桂光集团毕竟影响太大，加之涉及桂光集团的各种骗税和虚开证据还没整齐，张圭奚案子收网的时机尚未成熟，马森把张圭奚的情况向吕华局长汇报后，吕华说：“张圭奚的事要内紧外松，继续查！” 中国桂光集团声名显赫。该集团投资达2.5亿元，生产设备2300多台套，员工近3000人。集团公司连续多年被潮阳市、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评为“先进乡镇企业”、“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和“广东省模范纳税户”。 小时候，我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我有3个弟弟3个妹妹，我母亲经常生病，家里穷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13岁的时候，父亲偷偷带我去做点小本生意。我当时正在读书，可以说边读书边做生意。我卖过大米，甚至还养过马匹，把生产队的马拉回来养，为的是沤肥多挣些工分。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家里更困难了，我父亲咬牙卖掉了自己的口粮，买来一些鸡仔回来养。鸡需要饲料，我们全家含辛茹苦省下口粮换来麸糠菜叶喂鸡，哪知道，等肥鸡快长成的时候却遭了鸡瘟，一大片肥鸡死光了，赔得血本无归。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和我想起了搞木材生意。这时已是70年代，我们这里一些印尼的华侨回来安家，需要建一些平房，我们就从过去的老房子上拆一些木料卖给他们，然后换一点口粮维持生活。那些华侨回来盖房子时，我父亲也去帮他们建房子，为的就是中午去吃一顿饱饭。有时候我放学回来了，我父亲就故意让我替他干活，父亲借故走开，为的是让我吃这顿饭。那时候我正上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顿饱饭的意义可大了。但是，这个伎俩很快就被人发现了，一些人就取笑我，见我一来，他们就故意高声说：看，谁的儿子又来了。或者说，看白吃饭的人又来了……我当时臊得恨不得钻到地底下。但是，因为肚子饿得实在不行，再没脸也得把肚子填饱，只得红着脸伸手接饭吃。 桂光集团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太急功近利，太无视法律，从而导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东山马銮湾边的扬波酒店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所在。张圭奚下榻在酒店的豪华套间，内有会客室、冰箱、空调、电视，还有高级卫生间，一应俱全。张圭奚对这个安排相当满意，心情自然轻松起来。刚看过房间，又到卫生间撒了一泡尿，他就忙不迭地吩咐两个陪着他的武警战士，说快点把电视打开，看看今天的新闻。 我仍旧搞木材生意，因为搞木材生意我比较熟悉。主要还是拆旧房子，把旧木料拆下来，卖给别人，赚一点点钱。后来，周边的旧房子没有了，我就到外地去，甚至去贵州、云南等地。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松动，我就去把那里的旧木材一车一车拉下来，重新整理后再卖给别人。那时我的生意已经开始做大了。1977年我结婚，这时我已经存下了3000元钱，而且也建了一栋平房，这在农村已经了不起了，别人已经开始刮目相看了。但我继续努力下去，逐渐扩大经营范围，我在那边租了10亩地，放置那些旧木材。这个时候，整个旧木材的生意都不错，我就趁热打铁，一直干到1985年、1986年，直到旧木材全部都收购没了，我就又搞新木材生意，还到贵州、云南、广西等山区放木排，然后在广州这边搞批发，与一些香港老板做买卖。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烈日暴晒，蚊叮虫咬，寒风刺骨，凉雨浇心，但每天看到顺江而下的木排，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收获感和成就感。我虽然是个生意人，但我能从大量的木材需求上感受到国家的巨大变化，而我也为这种变化感到鼓舞。 张圭奚被带到了福建东山。 我当然不信他这一套。我说张圭奚，现在工作组实际上是给你机会挽救你，如果你还认识不到，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给你说三点，请你记住。第一，虽说有一些实质性的证据尚未抓住，但你手下的马仔已经抓住了，魏俊武手下的人已经被抓住了，你究竟在没在他们公司买货，情况早晚会弄清楚的，你想隐瞒也隐瞒不住。第二，你说虚开这些事情是你手下人干的，太小儿科了。你这个桂光集团，虽说有十几家企业，但我清楚，实际上只你一人说了算。照行情，开票是要手续费的，几个亿的手续费就是几百万元。这些钱只有你张圭奚能拿得起，其他的最多能帮你传递一下。几百万的开支没有哪个员工能自己掏腰包，谁会冒着这个风险替你办这个事？这些谎言只能骗骗外行。第三，这一次非同寻常，是国家行动，你看国务院下这么大的决心，工作组下这么大的决心，你就是皇亲国戚也没人敢保你。你不如把情况实事求是说出来，虽然怎样处理是法律上的事情，但自己讲出来和迫于无奈讲出来，处理是绝对不同的。 张圭奚的狐狸尾巴就这样渐渐露了出来。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 一切准备就绪，张圭奚便以为稳坐钓鱼台了。 张圭奚滔滔不绝，马森细细听着。等张圭奚讲完，马森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摁，开始有效地进行还击：“你说的也没错，但你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普宁绝大多数企业都是虚假的，工作组要打击的是虚假企业，这是一；第二，你没有产品出口，却退了税，等于侵占了国家资产；第三，你的企业过去有问题，被查处过，如今要是再犯，按照《 税收征管法 》，再犯是要从重处罚的……” 张圭奚没有想到，面前这位温文尔雅的司局级官员，说话还挺狠的，与他过招，不会有什么好处。于是，张圭奚换了话题。马森给他施加一些压力，是为以后调查铺平道路，如今目的已经达到，见张圭奚不再与其“辩论”，也就不再深究了。 韩秋指挥的一路检查人员发现，从1999年1月到2000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桂光集团竟新办了11家企业。这11家企业中有7家是生产企业，其中4家有进出口经营权。这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都不是张圭奚，而是他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张圭奚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办这么多的企业？其用意不言而喻。 张圭奚说得天花乱坠，唾液四溅。 工作组成员刘兴找到张圭奚，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调查，桂光集团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我以‘807’工作组的名义，希望你把事实讲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负。” 张圭奚立时僵住了，他变成了一具雕像，很长时间，他一动不动…… 不一会，马森谈到了让一些出逃涉案人员回来的事。马森给他讲了工作组的政策，如果能主动回来自首，工作组将建议司法机关从轻处罚。让他做做工作，张圭奚表示尽力而为，配合工作组的工作。 我们在汕头市检察院采访时，一位检察官说，张圭奚的架子很大，我们的检察长过去要见一见他都很费劲。 张圭奚一开始搞企业时还是一个很本分很有点子也很勤劳的人，在别人还按部就班固守成规时，他已经不甘寂寞远走他乡投入商海了。上堡村村民反映，张圭奚刚开始办企业时很能实干，企业效益也不错。但后来，张圭奚逐渐把精力放在经营关系网经营政治资本上，把企业交给他家族的人打理。他勾兑各种关系敢花大钱，这在潮阳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位镇干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桂光集团号称旗下有十大工厂、十大公司，其实真正属于张圭奚本人的只有桂光制衣厂，其余都是他家族中其他人和亲戚的。他的企业以‘中国’冠名名不副实，泡沫成分很大。至于他是如何打通关节，外人不得而知。反正，张圭奚长年不在厂里，都在外面跑。” 我记得韩秋当时说过，张圭奚不到最后是不会说实话的。韩处长所说的“最后”，我想就是等拿到证据，在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环境下，他才会说实话。他不到这一步是不会轻易说的。他一直认为自己身上的政治头衔是自己的保护伞，许多搞邪门歪道的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他想错了。 在“807”案件中，张圭奚案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属于二次偷骗税，而且数额惊人。 对张圭奚的调查在一步紧似一步地进行。 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见了马森后，张圭奚表面上显得非常从容，而且来个先发制人。张圭奚用带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一来，我们企业就受到影响，出口退税退不了，工人也没心思干活了，而且不是我一家企业，其他企业也是一样。说得冒昧一些，工作组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998年，税务总局检查组对桂光集团进行检查，查出其下属7家企业让别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10亿元，税额1.7亿元。对此，张圭奚沉痛地向检查组检讨，说全是他疏忽之过，被手下两个采购员蒙蔽了。 出生于1955年的张圭奚为谷饶镇上堡村人，1989年，创办名为上堡制衣厂的小企业；1994年，组建潮阳桂光集团有限公司；1995年，他的企业名前被冠以“中国”二字；199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代号“619” 200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吴频等工作组成员去桂光集团检查。面对工作组的稳军之术，诚惶诚恐的张圭奚还摸不透工作组的心思，吴频说：一天早上，马森司长叫我和潮六组的刘处去找张圭奚及他的弟弟谈话，并宣传工作组的政策。原来，张圭奚已经来工作组找过马司长，他主动要求配合检查，还给外逃的弟弟，即和光公司老板做工作，使这个外逃的弟弟回到了潮阳。张圭奚要求工作组保证他弟弟的人身安全，不要抓他。 我和刘处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才来到谷饶镇桂光集团总部。谷饶镇是一个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集镇，主要产品有文胸、针织内衣、牛仔裤等，也是偷骗税的重灾区。与陈店、峡山、和平等镇一样，当地国税每年的收入任务都在5000万元左右。我组从协查中已查出，桂光集团、益生发集团等大企业都有非常严重的骗税行为，尤其是这几家企业都与地下钱庄有密切的资金往来并涉嫌骗汇套汇。但今日我们是去做宣传和检查工作的，所以我和刘处在路上商量了该如何进行这场谈话或是询问，彼此进行了分工。 到了桂光集团总部，张圭奚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并执意要我们先参观他的厂房设备和仓库等。我和刘处先将大家安顿在财务部查账，随后我和刘处也就随张圭奚参观了桂光集团的生产区。从参观中看出桂光集团的确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设备也很先进，库存原材料和库存半成品、产成品等也很多，这证明该集团有一定的加工出口能力。但正是这类企业，偷骗税水平要高于那些虚假企业。据说，潮阳企业骗税水平高于普宁企业3年。所谓“高于3年”，当然是指骗了税还叫外界察觉不了或叫你检查组难以查实。从“807”进驻汕头搜集的一些数据来看，的确如此。潮阳的骗税已经进入专业化、智能化、网络化、半真半假、虚虚实实的高水平阶段，而普宁还停留在靠办假企业、假出口、假单证骗税的阶段。而前者给我们的查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从我的推测来看，眼前的桂光集团，还有隔壁的益生发集团已处于骗税的“高水平”阶段了。但水平再高也有露出马脚的时候，桂光集团去年已被税务总局查实偷税1亿多元。今天张圭奚过分热情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掩饰他内心的恐慌。他和他弟弟的公司都有让别人为自己虚开和对外虚开的嫌疑。 我和刘处例行地问了张圭奚一些关于生产和财务方面的情况后，就让他叫来了他弟弟张某。我们叫张圭奚回避，讯问和谈话便开始了。刘处重点问了生产、采购、进项发票之类的事，我重点问了资金支付往来方面的事。张某很紧张，总是一问三不知，还将很多事情都推到了采购员的身上，而采购员已“不知去向”，包括几百万、几千万“货款”的支付，他说也是手下人和采购员们在办，而且说进出的发票，都经当地国税局查验过。今天工作组这样对他，他觉得委屈。接着，他还无中生有地找我们工作组的过错。我们对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警告他如果对“807”耍花招，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最好积极主动配合工作组，争取宽大处理。 工作组最高层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圭奚的涉案调查。 11月26日，吕华陪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来到工作组。此行的目的，是督促工作组加大重点案件调查力度，及时将案件向司法机关移送。在听取了“807”工作组相关汇报后，翌日，吕华又与大家一起研究桂光集团案情。吕华当即指出：“工作组对桂光集团及其法人代表张圭奚采取几条措施：一、查清桂光集团接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采购员张某等人的去向并实施抓捕；二、立即提审为桂光集团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人；三、对张圭奚等涉案人员实行边控；四、在取得确凿证据后，立即由公安部门提请罢免张圭奚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在此前后，张圭奚要求见马森。 这时，工作组已经掌握了张圭奚许多涉嫌骗税的证据。马森觉得，与以前相比，张圭奚底气不那么足了，谈话中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但马森还是觉得，张圭奚不是那么好对付，他一定有很深的背景。张圭奚在出口上就搞猫腻。比如他一次出口2000多万条文胸，但他厂里没有生产过这些产品，也没有包装过、运输过。据一些个体户交代，他们想把货卖到香港，但他们退不了税，张圭奚就免费把这些人的货运到香港，送到香港商人手里。于是，别人的东西一转眼变成自己的了，从而骗取了退税。 马森想，这个时候见一下张圭奚，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对案件的推进有好处。 2001年6月15日，北京，税务总局三楼会议室。 在听取了办案人员关于桂光集团案件的详细汇报后，吕华说：“桂光集团的骗税问题是一个重大发现。以前我们多是从抵扣角度查虚开增值税发票，现在又从发票开出去的渠道，抓住了桂光集团的尾巴。现在一定要在查清桂光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基础上，把桂光集团骗取出口退税的环节查清楚。这个案件不管花多少精力，都要坚决查清。你们立即回汕头，给马森汇报，拿出方案，然后再向我汇报。” 6月19日，马森等率人由汕头飞往北京向吕华汇报，在这次会上形成了张圭奚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的查处方案，称“619”专案。 会议决定，由北京、河北、广东三地税务、公安机关抽人分别成立三个联合专案组，对同案企业河北葆祥进出口（ 集团 ）公司及其他涉案企业涉及潮阳桂光集团的问题分别侦查。 会议还明确了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对桂光集团及其所属企业骗税问题追溯到1997年，其他两个专案组是否需要追溯，视广东专案组侦查情况再定；对1999年以来张圭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加紧追查，重在收集证据。 一次小组长会议之后，路明被留了下来。 马森对路明说：“你知道让你当这个专案组长意味着什么吗？” 路明说：“是一个要案吧。” 马森说：“对，给你的是一副重担。为什么呢？一些涉案人员大多都已到案，而张圭奚、张直帆等还没动，而他们虚开和骗税数目又非常大。如果不突破这些堡垒，不把这些人法办，其他的涉案人员就不会服。因此，你这个组长的担子很重啊！” 路明说：“马司长，我一定把张圭奚的案子拿下来。” 张圭奚案开始向纵深地带推进……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众叛亲离 张圭奚的两位核心干将，财务部长张宏涛和财务总监薛培育，首先被带到“807”工作组。 张宏涛就是潮阳谷饶人，是跟着张圭奚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从最底层的工人干起，渐渐地升至桂光集团的核心层。张宏涛被抓之初，他不相信张圭奚能被扳倒，因此表现得很顽强。第一次讯问，他大多数时间保持沉默，摆出誓死捍卫张圭奚的样子。但是，这样的姿态仅仅保持了24小时；到第二天，他就想通了，也很配合了。不知道是谁给他透了消息还是他顿悟出来的，反正他不再为张圭奚做殉葬品了。 我们见张宏涛有3次，两次是参加开庭审判时见到他的，一次是在拘留所采访他。在张圭奚不在场的情况下，张宏涛似乎对张圭奚怨气很大，说全是跟他跟到了黑，如果不是张圭奚搞这样的邪门歪道，他张宏涛说啥也不会混到这步田地。他跟张圭奚算是倒了八辈子霉，捞钱没捞着，却捞了一脑门子官司，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帮，现在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自己是因为张圭奚吃官司的，是陪他坐牢的，家里生活发生困难，他连言语一声也没有。虽然他被抓起来了，但他老婆手里还有钱，为什么不上我家里看看？这样无情无义的人，谁跟他谁倒霉……但是，当着张圭奚的面且涉及张圭奚的一些问题时，他说话声音顿时就含混起来。 张圭奚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是薛培育。据说薛培育在潮阳企业界颇有名气，说他精于理财，且头脑好使，如果张圭奚人称电脑的话，他就是超级电脑。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更像一个读书人。我们在澄海市看守所见到薛培育时，他就称自己别无爱好，就是喜欢读书，且不论经济、政治、文学艺术，都爱翻阅。我们问他肯定有不少藏书吧，他说倒也不多，只是爱读书。他的妻子是个学校老师，孩子们也正在上学，他说他们家是个爱读书的家庭。说着说着，他竟哭起来了，声泪俱下。他说他坏就坏在爱读书上，因为爱读书才落了这么个下场。此话一出，让我们大吃一惊，于是问他理由何在？他把戴铐的手一晃，很含混地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但我们还是不知道明摆着的是什么，难道他是说现在读书人都穷，他才去给张圭奚这样的人打工；还是说书中教会了他迂腐，他才稀里糊涂地跟人瞎跑；抑或是说书中教会了他便宜机巧之事，他偷鸡不成蚀把米才有如此体味？因时间紧，我们没来得及与他深谈。薛培育对张圭奚的怨言也有，总的来讲是把他当成了核心，但并没有把他当成心腹。核心和心腹是不一样的，是两个概念。张圭奚把薛培育请来时就给他约法三章，不让他参与企业管理。张圭奚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各个要害部门都由家族中人把持，外人插不进手。 薛培育交代了从魏俊武那里取得虚开的发票及虚拟4名员工对付工作组的事，他说：1999年我到桂光集团工作的时候，桂光集团就已经找魏俊武虚开增值税发票了。我来后只是继续将这点“业务”（ 虚开发票 ）做下去而已。 张圭奚曾经交代过魏俊武，叫魏俊武每个月为桂光集团属下的公司、工厂虚开三四百万元的发票。所以魏俊武每个月不用我们直接通知他，他自己就可以按我们提供给他的桂光集团属下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即名称、地址、电话、银行账号、税务登记号 ），每个厂按每月三四百万元的金额开票，然后再将发票送到桂光集团。 大概是我进桂光集团工作不久，魏俊武就送发票到桂光集团。我记得在公司财务部的时候，魏俊武提出要桂光集团将以后虚开的工厂、公司列成清单传给他，但张圭奚说：“不用了，你以后每个月给我每个厂开三四百万元就可以了，有什么变动再通知你。”就是这一次，张圭奚把我的电话留给了魏俊武，并交代魏俊武以后将开的发票直接送给我。 是我交代会计将集团属下的11家企业的条码写给魏俊武的，好像分两次提供给他。 据我所知，张圭奚与魏俊武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手续费的结算主要以现金为主，我也曾帮张圭奚点现金付给魏俊武。据我所知，魏俊武虚开给张圭奚的这些发票，手续费在0.6%至1.0%之间，是浮动的。集团公司也曾以转账的方式付给魏俊武手续费。 中央工作组来桂光集团检查的时候，要求桂光集团将有关银行的资金往来情况（ 作出 ）说明，所以张圭奚跟我们说了，要我们将有关的银行账务清理出来，以卖衣服、卖电脑等有关的业务加以说明并上报中央工作组，假造了有业务往来的迹象，以应付中央工作组的检查，避免被查出虚开发票的违法事实。 “张振源”、“陈国雄”、“林有强”、“郑伟彬”这4人是张圭奚为了减轻责任，虚构出来的。实际上，桂光集团并没有这4名员工。当时中央工作组来桂光集团调查之后，张圭奚为了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好减轻他的责任，要我们虚构“张振源”、“陈国雄”两个采购员和“林有强”、“郑伟彬”两个仓管员。并跟我们说：“如果工作组来调查的话，就说公司采购员的工作是由张振源、陈国雄负责，他们采购的货源及发票的来源，其他人都不清楚。货物到公司后由他们与仓管员林有强、郑伟彬交接，发票则直接送到财务部。然后再说这4人在2000年7月份已经辞职，不知去向。”我还记得这4人的名字还是张宏涛虚构出来的。当时公司会计人员由我来通知，其他部门的人张圭奚落实人事部门通知。 据我初步估算，桂光集团属下11家企业接受魏俊武虚开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大约6亿多元，除后来税务机关清理检查之后大约七八千万元发票没有抵扣外，其他的发票金额大约5亿多元已经全部申报抵扣了。 张宏涛和薛培育一招供，张圭奚的骗税勾当再也瞒不住了。 这时，桂光集团虚假进项发票的主要提供者魏俊武，也落到了警方手里。 魏俊武是一直为桂光集团虚开的犯罪嫌疑人，他逃至香港，最终被我公安部门抓获。 魏俊武说，他于1996年移居香港，系香港居民，但未取得永久居留权。他承认从1999年开始，由他控制的十多家企业为张圭奚虚开增值税发票，并收取7 ‰～1.25 ％的手续费。每次开票都是由张圭奚叫人将受票单位的名称、货物品名、金额制成清单传真给他，他再按照清单开出发票并亲自送到桂光集团。最初是直接交给张圭奚的，后来就交给薛培育，或由张宏涛转交薛培育。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全线瓦解 被宣布逮捕之后的张圭奚方知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晚了。于是，张圭奚选择了沉默。 张圭奚一直是潮阳的一面旗帜。相对来说，他还比较注意自身形象，他不像一些人一夜暴富后就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或置豪宅，或购名车，或搞三妻四妾，他既没有香车美人，又没有花天酒地，他的家还是多年前的老房子，室内家具老旧，彩电还是十几英寸的，公安人员登门查封时还误以为走错了人家，一点不像亿万富翁的样子。而对公益事业，张圭奚总是慷慨解囊，有时一掷千金也不足惜。1998年洪水、内蒙古雪灾、张家口地震，他都踊跃捐款，家乡的教育事业、医疗单位、慈善机构等，他更是责无旁贷。据不完全统计，张圭奚的桂光集团自1998年以来捐赠各项公益事业金额达1000余万元。 张圭奚被捕后，潮阳市、谷饶镇民间掀起了一股声势颇大的求情行动，有20多个村委、单位给“807”工作组写信，请求给张圭奚减罪。这些来自民间的呼声和案件的凝滞扭结在一起，让人有张圭奚备受冤屈之感。 专案组顶着压力，静悄悄地加快了工作进程。 一方面，专案组分两个组从正面接触张圭奚，采取轮番讯问的策略，不让张圭奚有喘息的时间；另一方面，外围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待工作组同志再审问张圭奚的时候，已是成竹在胸了。专案组的黄宏说：第一天张圭奚还是老样子，说起外贸出口的过程，他就瞎编了一个类似黑社会那样的秘密组织，怎样怎样帮他运货，香港那边的公司也是在黑道上混的，这一切一切如何神秘刺激。张圭奚大谈特谈，把他有限的想像力都用到了编故事上，就像一个评书艺人摆龙门阵一样。我们不动声色，看他怎样瞎编，看他怎样收场。就这样，他胡扯了一个上午。到了下午，他又继续说故事，但到紧要处，他说到香港的信江公司时，我们不经意地说，我们知道，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你儿子，叫什么什么名字。他谈兴正浓时，冷不丁地听我们这样一说，立时就有些傻眼。我们看他阵脚有些乱，立马逼过去。我们说你就瞎编吧，你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呢，告诉你，你不说，你手下的人会说，谁说谁主动，谁说谁能得到从宽处理。张圭奚立时脸变了色，他马上问，他们都被抓起来了吗？我说，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反正你不说他们会说的。他马上说，我的事情都是我做主，他们都不知道具体情况，请工作组宽大一点。我说那就看你的表现了，要还像你现在的表现，谁也救不了你。 说到这里，我们又给他透露了一点消息，我们手头有一套张葆祥的材料，我们就在他面前把手一扬说，给你透露一点，你不说，张葆祥会说。他一惊，瞠目结舌的样子，半天才问，张葆祥也逮捕了？我说现在可以给你说，张葆祥已经被逮捕了。他又问了一句，你们抓了张葆祥？我说抓了，那还有假？他就把脸埋了下去，低头想了许久。大概到了下午4点钟，他突然说，我想通了，我什么都告诉你们吧。但我有一个条件，我现在要休息，明天早上我与你们谈。 我不容他想就说，要说你就痛痛快快谈，谈出来，你今晚就会睡个好觉，要是你明天谈，你今晚肯定睡不好，你说是不是？ 张圭奚又想了想，说，好吧，就开始谈起来。 张圭奚的防线全部瓦解…… 2001年7月12日，专案组对张圭奚的专案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张圭奚初步供述了涉嫌骗取出口退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事实。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张圭奚的“三大恨” 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王卿生处长曾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张圭奚“三大恨”的故事，其核心意思是张圭奚之所以闯下大祸，都是别人害的。 张圭奚对王卿生说，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三个人害的。 张圭奚第一恨的人是李水江。此人原是潮阳市谷饶镇国税所所长。当初对如何虚开增值税发票，如何骗取出口退税，张圭奚一点也不懂。正在这时，李水江闯入了他的视线，一手教他如何虚开和骗税，包括张圭奚身边的财会人员，都是李水江介绍的，怎样做账，怎样逃税，怎样做出口退税业务，都是李水江言传身教的。同样，骗税之后的分成，也少不了给李水江，数额共达400万元，但每次给李水江钱时，张圭奚都有记录。有一次，李水江从办公室拿钱的时候，看见了张圭奚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李水江一下子急了，说，张圭奚，你找死呢，赶快给我撕掉！张圭奚无奈，只得把关于李水江的记录当场销毁了。因证据销毁，司法机关对李水江的受贿问题认定困难。 李水江当过兵，颇有心计。据张圭奚讲，李水江的保险柜始终保持着100万元的现金。但是“807”来了之后，到广东省所有的银行、证券、房地产，包括到他家里去搜，就是查不到钱。 张圭奚第二恨的人是潮阳市副市长朱骄道。朱骄道曾任谷饶镇委书记，张圭奚恰好又是在谷饶发迹的，在张圭奚看来，朱骄道就好比他的引路人。那时张圭奚总觉得是朱骄道领着企业向上走，使企业迅速膨胀，现在才知道朱骄道是一步步把自己领到了悬崖绝壁上，而他却把梯子给撤了，张圭奚想下也下不来了。 就拿朱骄道来说，朱骄道是谷饶镇的党政一把手，他非常明白张圭奚对他意味着什么。过去，像他这种地位，有着一览众山小的绝对权力。但是现在情势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钱便是草头王，经济上去了，人家才听你的；经济上不去，几个有钱的企业家去市政府一煽呼，就能给你炒鱿鱼。 朱骄道对付张圭奚的策略，可以说是又打又拉又威胁又利诱，各种招数齐头并进。朱骄道知道张圭奚的软肋在哪里。在与张圭奚接触的最初日子里，朱骄道鼓动张圭奚最多的就是让他到外地看看，到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佛山、顺德、东莞、深圳等地，看看人家的民营企业如科龙、美的是怎样发展的，看看人家是怎样不骄傲自满快速前进的。张圭奚是扛木头挣钱出身，与人家一比，不管是企业规模还是科技含量，都差一大截子，若论经济效益，那更是无法与人相比。看看人家老板的派头，再问问人家老板的履历都差不多，但业绩却大不相同。张圭奚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几次比较下来，就把他的张狂打了下去，但却把他的“进取心”给刺激出来了，“发展”的欲望愈发强烈。 朱骄道为张圭奚“办事”，也不会白忙活。张圭奚后来揭发说，他曾给朱骄道送过70万元的“红包”。但因无第三人在场，检举最终无法落实。 在朱骄道的“帮扶”下，张圭奚走上了骗税之路。在朱骄道的引导下，从决心发展的那一天起，张圭奚实际上就跳上了一条贼船…… 张圭奚第三恨的就是河北人张葆祥。这是个做外贸出口的“大生意人”，是原河北葆祥进出口（ 集团 ）公司董事长。张葆祥的公司号称是部属企业，一年出口二三亿美元。如果说朱骄道是引着他往悬崖上走的人，那么张葆祥就是领着他往水里去的人。这水是海水，是大洋洲的水，张葆祥是个“洋务派”，他总鼓动张圭奚面向市场，要形成规模效应，要与世界接轨，要多搞对外贸易，实际上却是搞骗税生意。张葆祥把张圭奚领到了深海区，最后把好端端的一条船葬身海底…… 张葆祥是个雄辩滔滔之士。他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外贸出口的经验，见多识广的阅历，一步步牵引着张圭奚完成了“三级跳”。如果说李水江使他跳到了黑道，如果说朱骄道使他跳到了悬崖，那张葆祥便是让张圭奚跳到大海里的那个人。这第三跳，让他血本无归，整个企业如泥牛入海，再也没有翻转的可能。 据张圭奚说，张葆祥第一次来广东的时候，是来寻找合作伙伴的。张葆祥是通过广东省经贸委介绍下来的，说这是个很大很不错的外省企业，他看了桂光后流露出不太满意的神情，嫌桂光企业不够规模，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构想，想搞一个南北结合的企业集团。这边一定要有一个大大的工业城，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厂区，有亚洲最大的生产能力。这样，他在北方搞出口，南方这里搞加工生产，目标就是中国服装行业的龙头老大。张圭奚觉得是个机遇，就亲自陪同张葆祥，于是两人认识了。 在张葆祥的鼓动下，桂光开始搞起了工业城。张圭奚计划用五六年的时间，在谷饶镇搞一个几十万平方米的工业城。等上了马，张圭奚才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又因为缺钱，不得以才搞起了邪门歪道。张圭奚说，要是不遇上张葆祥，要是不听他的话，要是不建工业城，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张圭奚认为，他是受了张葆祥的指使和诱惑，从而使他在骗税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我们从张圭奚的话语里读出了他对张葆祥的愤恨与懊悔之情。 2003年初春，我们专程赴石家庄采访，正值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张葆祥涉嫌骗税一案，张葆祥等人正在接受正义的审判。 采访得知，张葆祥这个人很讲派头，很爱显摆。他逢人必说我是外经贸部的企业，每年创汇多少多少亿，吹得云山雾罩，让人如入五里雾中。我们看到了一本装帧精美的介绍葆祥集团的画册，里面有很多张葆祥的照片。在其中一页《 世界名人录 》上，张葆祥的照片处理得很特别，张葆祥被安排在中间的位置，上下左右分别是美国电影明星施瓦辛格、意大利时装设计师范思哲、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相临的位置还有美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张葆祥俨然成了20世纪世界顶级名人。 在葆祥公司大门的一侧，伫立着一尊与真人等高的张葆祥铜像，张葆祥骗税东窗事发后，这尊铜像被扛到了公司的仓库里。张葆祥曾经以自己为原型，请人拍了部名为《 走出沼泽 》的电视剧。然而，成名后的张葆祥却又为自己导演了一出走入沼泽的骗税丑剧。 张葆祥早年在北京读的是艺术专业，毕业后干了多年编导，可以说阅人无数。于是，他比一般人更能逢场作戏，是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阳光下可以周吴郑王、暗地里可以黑白两道的人。张圭奚在他旁边坐着，说话都有些结巴。你瞧人家，不仅是国有大企业的总裁、正厅级干部，葆祥公司还是全国惟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有企业，而且张葆祥还是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河北省政协常委。张圭奚虽然已有响当当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但人家张葆祥却是教授、高工、科学家，尽管张圭奚搞不懂张葆祥这些头衔是怎么弄来的，但终究是耀人眼目。谁都知道，他张圭奚是扛木头出身，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家可是从艺术圈里或者说是文化圈里钻出来的，自己怎么能跟人家比呢？怪不得张葆祥一到谷饶，就说桂光集团比想像的要差，给张圭奚一个下马威，而且一句话就把张圭奚给降服了，任由张葆祥牵着他的鼻子走。 专案组成员黄宏说：“我们到河北调查后发现，葆祥公司和桂光集团实际上就是合起来一块儿骗税。这两家一南一北，张圭奚是潮汕地区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而张葆祥则是外经贸部的公司，是国家级的企业，让人感觉这两家联手是绝对的强强联合，实际上却是联合骗税。张葆祥知道，潮普等地管理较松，张圭奚的企业又在当地吃得开，有办法搞到报关单、增值税发票等单证，找谁也没有找张圭奚合适。于是，张葆祥就把目光盯到了张圭奚身上。当然，张圭奚也有好处，每结一个汇，张葆祥都得给张圭奚提成。这样，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张葆祥在接受讯问时显得很滑稽。专案组问他出口那么多货物，到底有没有外商？张葆祥不打自招，说外商就是张圭奚。 据法庭审理查明，葆祥公司共骗取出口退税款1.93亿元。张葆祥因骗取出口退税罪、偷税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3个人，出现在张圭奚的3个历史时期。当时，张圭奚认为这3个人是他企业上升时期的3个助推器。现在他才清楚，原来这3个人每人都狠狠地在背后踹了他一脚，这3个趔趄使他一路跟头跌跌撞撞来到了大狱里。 王卿生说，他在谷饶镇时讯问过张圭奚几次，在东山讯问过三四次，张圭奚总是这样，一见王卿生就说，哎呀，领导来了，救救我！张圭奚消息很灵通，包括后来到了看守所也是这样。王卿生参加“815”海关反走私，张圭奚就对王卿生说，你去了“815”了。王卿生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张圭奚就说，你不要问了，反正我是知道的。张圭奚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所以耳聪目明。王卿生讯问他的时候就说，张圭奚，你只是潮阳的小萝卜头，你上面还有人，还有大萝卜。张圭奚笑一笑说，还没有到时候，到时候如果判我死刑，我全部都端出来，包括上面的大萝卜。 为了有利于调查，张圭奚曾被挪过几个看守所。 第十三章 明星陨落 其亡也忽焉 罢免张圭奚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不久，张圭奚就被公安立案侦查，送到了看守所。马森第三次对张圭奚进行了讯问。这次讯问是与张圭奚相关的党政干部和执法部门腐败的问题，因此必须是工作组领导亲自出马。 马森看到，张圭奚被看押在一个只有四五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当时天气已经很热了，门窗上的水泥台子和铁栏杆被太阳一晒，热气一股股往里涌，跟蒸笼似的。张圭奚不曾想到他竟会过上这样的日子。 往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张圭奚又大谈特谈一番他过去如何如何。但不管怎么说，都是明日黄花，终拂不去心中的隐痛。 聊了一通后，张圭奚开始说“正经事”。张圭奚说，工作组到汕头的那天晚上，谷饶镇的一位副镇长慌慌忙忙地找到他，说这次上面动了真格，你张圭奚肯定脱不了干系，让他赶紧逃跑。说这不仅是他的主意，也是市领导的意思。 张圭奚为什么没跑呢？一是工厂的生产离不开自己。他一跑，这几千号人的工厂就得停下来，损失太大。二是他很自信，认为工作组不止是来了一趟两趟了，哪次不都安全过关了吗？这次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 副镇长等人的“劝逃”，说明当地政府已与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潮普两市之所以能掀起骗税狂潮，就是因为有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推波助澜，为虎作伥。 张圭奚还交代，当时市里的某领导，说要到他的企业去“视察”。张圭奚立即赶到厂里迎候。这时，张圭奚翻箱倒柜找出了1万美元。当这位领导在企业“试衣服”时，张圭奚悄悄地把这钱塞进了领导的衣兜…… 对一些税务干部，张圭奚也小心“侍候”，时不时递上银子。一次，他陪着一些税务干部去深圳买房。尽管当时这些人说是借款，但张圭奚心里清楚，这借款肯定是有借无还。其中一位税务干部很鬼，没多久还让张圭奚给他打一张归还借款的收条，免得日后生事。 张圭奚这般努力与官家人周旋，是希望得到这些人的庇护。如果自己光明正大，往外多掏一个子儿他不一定愿意。张圭奚是苦出身，过惯了穷日子，最看不惯的就是大手大脚。而在这些官家人面前，只能是挥金如土，不计其数。 官家人给了他什么好处呢？张圭奚向马森交代，当地的税务干部每年都要按当地土政策与他谈一个缴纳增值税的比例，前些年，一般是1点几，到“807”工作组去的那年，已经过了2％。当年是市领导、镇领导带着税务分局的领导与张圭奚谈缴税比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官方希望收2.2 ％，张圭奚希望缴2.1 ％。最后，定了2.1 ％。官家人让了步，张圭奚就得给人好处。 增值税税率为17％，生产环节的实际税负大致在5 ％左右。张圭奚为了把税率降至2.1 ％，就必须有大量的虚假进项发票来抵扣。仅上一次税案，张圭奚就让别人为自己虚开10亿元虚假增值税进项发票，偷逃税款1.7亿元。 与企业商谈税率，说明地方政府和税务机关在共做“税收文章”方面已经陷得很深，是在纵容企业用虚假增值税发票逃税，在纵容企业犯罪！ 我们在汕头看守所见到张圭奚时已是2002年的冬月，此时一审已经结束，判决结果尚未知晓。有人在私下里说，张圭奚大概已经知道了结果，可能已无性命之虞，要不怎么看他又有些气定神闲红光满面了。 汕头看守所在市郊一个偏僻的去处，离牛田洋不远。听开车的小丁说，他的舅家就在这一带办了个海殖场，鱼贝海物之类的不少。小丁说，把你们放在这里我就去看舅舅了。小丁一说，我们立即就闻到了随风吹来的海水的味道。 牛田洋过去出过大名，当年的许多知青在这里围海造田，弄得动静很大。从张圭奚的年龄推算，这些事他总该知道吧。想想那时的冲动与盲从固然很傻，但觉得尚有人间浩气在，而现在张圭奚这些人是怎么了？太聪明？太实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目光短浅利欲熏心？虽说潮汕环境恶劣，经济失序，但张圭奚自己的主观恶意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不，他不会被这场骗税狂潮卷下海去的…… 张圭奚穿着看守所发的杏黄色的背心，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押解下，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指定的位置。从企业家到阶下囚，从全国人大代表到罪犯，这大富大贵大起大落都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我们并没有在他的脸上发现些许的沧桑感和沮丧感。看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角色的转换。 在采访过程中，张圭奚流了几次泪，特别是谈到自己被捕、桂光集团树倒猢狲散的景况之后不禁大放悲声。临结束前，当我们询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说有话要对工作组领导说。 张圭奚说：“本人大胆地向工作组请求，骗取的2290万元税款，能不能让我分期付还，厂房、原材料和服装产品，拍卖也值不了几个钱，能不能让我戴罪立功。我在国际市场上客户很多，库存的服装产品通过客户去卖还有七八成价值，特别是这次中央‘807’工作组对潮汕地区混乱的经济秩序进行了整顿，我今后一定公平竞争，老老实实做生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服装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再加上有本人20多年的经商经验，拥有众多的客户，至少每年可为当地上缴税收1000万元，为国家创汇2000万美元和公司利润1500万元，还可以解决社会一些劳动就业问题。以上是本人的请求，请组织考虑……”末了，张圭奚还咬文嚼字地对自己的经历来了一番总结：“前天的我是辛勤劳动、艰苦创业；昨天的我是鬼迷心窍、头脑发热，今天的我是要求坦白从宽、争取立功，明天的我是要求宽大处理、主动赎罪，后天的我要求让我发展、戴罪立功……” 采访张圭奚一个月后，我们听到广东方面传来的消息，张圭奚被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法院审理核实，张圭奚所属的潮阳市桂光（集团）有限公司于1999年7月～2000年6月，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让魏某等人以潮阳市光正工贸有限公司等34家企业的名义，为其下属11家生产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51份，税额达人民币1.3亿余元，并已全部抵扣税款。在没有实际缴纳税款的情况下，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200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圭奚决定并指挥其单位潮阳市桂光（ 集团 ）有限公司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作为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单位的直接负责人员承担刑事责任。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和在坦白交代本人犯罪的同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协助动员他人配合税务检查，补缴税款的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由明星到罪犯，张圭奚的跌落给人的教训是深刻的。首先，张圭奚发展企业的指导思想不端正。张圭奚起步于新旧体制转轨，各种“游戏规则”不够完备之时，他的脑子里还残留着靠投机取巧，拉关系走门子的发展思想；不成想，眼下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任何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都必然受到惩罚。 其次，张圭奚个人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张圭奚13岁时开始跟着父亲出门挣钱，边读书边做生意，文化程度不高。对于法律，更是一窍不通。张圭奚到了漳州看守所后，对专案组组长路明说：“我虽说是全国人大代表，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法律，现在看守所民警组织学，才逐渐知道点儿法；我要当时学学法律，该多好，我真后悔啊！我当时光想着挣钱了，政府要政绩，逼着我去做‘出口’。做了，我犯罪了。实际上，我也没挣到什么钱，我搞10元钱的假出口，骗来1.7元的税，各处打点后，到我这儿只剩0.35元。多少人跟我分钱，没抓他们，只抓了我。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真傻！” 一谈到骗税，张圭奚就会扯到政府的责任。这也不全是张圭奚在推脱。潮普两市之所以出现骗税狂潮，与政府官员和执法部门的纵容和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谷饶镇，除了桂光集团，参与骗税的还有14家企业，如果没有执法部门的默许和支持，这些企业的骗税就不可能得逞。张圭奚与一些政府官员，更是你来我往，投桃报李。当地的一些群众说：“张圭奚们之所以能骗到税，关键还是他没日没夜多年‘勾兑’的关系。” 从优秀企业家到骗税分子，从人大代表到失去自由的囚徒，张圭奚的人生轨迹至少给我们这样一种警示：守法，是公民和企业主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参加“807”是一种幸运 钱园很感激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候给他以强有力的支持。 几个月后，他们相恋了。 钱园办理的案子很复杂，仅卷宗就有半人多高，钱园陷入了资料的海洋里。头几天，他还看过女儿一两次，后来实在抽不出时间，就只能通过妻子向女儿致歉。他回家的时间总在深夜或凌晨。有一天，因为实在困得不行了，他就想在沙发上打个盹，不料，一下就睡到凌晨3点，直到他妻子拨打的电话铃声响起，才把他惊醒，他在迷迷糊糊中骑车回了家。到家后，他对妻子说，以后只要过两点，就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了，这样他可以在单位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此后，他真有好几天没回家。 巧的是，两人游泳的时间总是一致的，因此常常碰面，或者说天天碰面。这时已是初冬，海里没有多少人浮着，他俩相互都能看到，于是就会相互打招呼。 这可是国家级的奖赏啊！会场上顿时响起如雷般的掌声。 钱园把花插到瓶子里，然后说：“咱们一起去游泳吧。”她知道他在开玩笑，就说：“还游泳呢，到水里还上得来吗？恐怕下去要喂鱼了吧。” 他们的恋爱不是花前月下，而是澄澈的海水里。于是，他们过起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浪漫的爱情生活…… 钱园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 钱园有一副好身板，这副好身板是长的，也是练的。他喜欢游泳，每天下班后要到金沙滩游上1000多米，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他觉得游泳很有意思，不仅锻炼了身体，还锻炼了意志。如果你偶尔去游一次泳，那是一种娱乐，但如果让你每天都去，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再说，到了冬天，这里虽然不是很冷，但海水的温度还是很低的，坚持下来的人很少。而钱园，一游就是10年。游泳，不仅让他收获了体魄，收获了意志，而且还收获了爱情。 “工作组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吕华提高了声音，“吴仪同志前不久说，‘807’工作组充分发挥主力军和先锋作用，抓住当前骗取出口退税的特点，一举揭开了潮阳、普宁两市骗税的盖子，摧毁了骗税网络中心。广西、北京等9个省市工作组和河北、贵州两个检查小组全面开展重点检查，各个击破，扩大了战果。通过全面打击，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惩处了一批重点罪犯，打击了骗税分子的嚣张气焰，初步遏制了骗税犯罪的势头……” 那时，假若哪一天他见不到她，或者她见不到他，两人心里就会涌上一种莫名的怅惘。 “目前，”吕华从容地说，“打骗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807’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通过工作组上下共同努力，在9个月的时间里，将骗税窝巢一举摧毁，骗税势力得到有效遏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人的一生往往干不了许多大事，但是，我们干了一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重视的大事。从去年7月份总理召集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开始，到8月7日、10月25日的两次总理办公会，11月17日的全国会议总理亲自到会作了讲话，12月9日又在南京开座谈会，可见总理对这件事的关心。有一句老话，叫‘不辱使命’，我们做到了！胜利，得益于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广东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工作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说一声谢谢！”吕华站起来，向大家深情地鞠了一躬。 他对她很好，她对他也很好。他们很珍惜这浪漫的爱情际遇。 大家发现，自“飓风行动”揭开潮普两市骗税盖子后，吕华的脸上始终挂着这一微笑。尽管有时这种微笑也会消失，但往往是短暂的。待工作组克服面临的困难后，吕华的脸上很快就会绽出笑容。 工作完成时，他抱着材料向领导汇报，无力的脚在楼道一脚踏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磕出一脑门血。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他说：“幸好，我的工作干完了，否则就交不了差了……” 人的一生中无疑会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对参加过“807”的人来说，他们在南方那片土地上经历的日日夜夜，无疑是其记忆海洋中最活跃最耀眼最撼人心魄的一朵朵浪花。 2001年6月的一天，刚刚来到汕头迎宾花园的吕华被大家围在门口。虽然只有一个多月没见，但大家总觉得分别很久。大家非常想听到他带来的中央的指示，听到他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每每在工作组最艰辛，压力最大，最需要支持和鼓励的时候，是他向大家宣读国务院领导的声音；每每在工作组遇到困难，需要寻找最佳突破口的时候，是他领着大家冲了过去。近一年的战斗生活，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大家见到吕华，都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里包含着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包含着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包含着上下齐心共同履行神圣的国家使命…… 掌声响彻会场…… 他为难了。接着干，每天埋在案子里，妻子能接受吗？放弃这个案子，让别人去接必然影响进度，领导会同意吗？自己这样做合适吗？正在钱园左右为难之际，他妻子说：“你去吧，孩子由我一人照料，你就别管了。” 一天，钱园总算晚上9点回家了，背着的大书包还装的鼓鼓囊囊，这使她大感意外。钱园从大书包里慢慢地掏出一束鲜花，她恍然大悟，今天是她的生日。他每年都要给她过生日，而且形式很特别，一般是一家3口来到海边，孩子在沙滩上玩耍，父母则到海里游泳。然后，3个人到馆子里撮一顿。 孩子住院的事，他没有告诉单位的任何人。他不愿意单位领导和同事为他担忧。 接到通知的那天，钱园特别兴奋。对一个检察官来说，其业绩不外乎就是办过多少有影响的案子。如同一个演员，最高兴的无非就是能在一部大戏中扮演主角。 会场上，吕华微笑着望着大家。 然而，这个主角不好演。并不是因为角色有多难，关键是时间非常紧，你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案件的起诉，而且还要“保质保量”，在举证上不出问题。 接着，吕华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将对‘807’工作组有功人员记功表彰！” 钱园虽然接下了“807”案子，但没过几天，家里就出现了让他为难的事。 钱园的爱情很有传奇色彩。10年前，也就是他上班不久，刚刚上金沙滩游泳没有多长时间，技术还不那么娴熟。不成想有一天，一位经常在此游泳的小姐走过来，帮助他纠正不正确的姿势。那位小姐告诉他，她是一个学校的游泳教练。经小姐点拨，他游泳的水平大幅提高。后来想起过去自己游蛙泳的姿势，头就像水中的蛇一样，始终抬着，两只胳膊拼命往两边拨水，要多可笑有多可笑。正因为那位小姐看不过去了，才过来教他。钱园看到，穿着泳装，小姐的身材真是美妙无比。钱园当时想，爱情难道就这样神奇地降临了吗？这不是小说里的镜头吗？他觉得这不可能。小说与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谁要把小说当真，谁就是傻子。钱园当时一点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在案子起诉的最后阶段，钱园一天也没回家，也没有上医院看女儿。最后3天，他几乎没有睡觉，每天只是在沙发上打个盹。为了防止睡着，打盹前，他都要灌一肚子水，这样等肚子一胀，他就奋力起来，继续工作。 吕华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布置。吕华说，“807”工作组成员陆续开始撤离。工作组撤离后，绝大多数案件移交广东省有关部门继续查办。工作组下一步的主要职能，是变直接查办案件为督促指导地方有关部门办案。 所幸的是，钱园的伤势不重，只是在头部缝了7针。 钱园是检察院的业务尖子，“807”开进潮汕后不久，钱园就放下手头的工作，被院里抽去办理工作组的案子。对钱园来说，能被院里看中，去承办“807”大案，应该是一种幸运。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恐惧的夜晚 胡杨也来自海滨城市。她非常喜欢游泳。不过，在潮汕的一年多时间里，她无暇游泳。让她记忆最深的，是在迎宾花园里的一个个夜晚。 夜深了，大海像一个硕大的黑洞，冥蒙浩淼。海浪拍打着堤岸，“哗哗”地响着，轻一阵重一阵，给人置身深海孤岛的感觉。胡杨站在迎宾花园的房间里，前面不远处是从海水里隆起的一座小山，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如巨鲸，如暗堡，如坟墓，于是那山那石就变成了她噩梦的一部分…… 这一天，胡杨同房间的一个上海女孩儿有事回去了。顿时，她感到形单影只，恐惧感一下袭上心头。 胡杨每天晚饭后几乎都要继续工作，这一天也不例外。夜晚没完没了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但只有工作时，她才不会感到恐惧。那时，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复印从企业取证的材料，大家都用复印机，一个楼层一台复印机，要复印的材料太多太多，于是就得排队。各组的任务指标进度每月都写在楼道的板报上，集体荣誉感促使着每个工作组成员拼命地工作。复印材料像小山一样码在那里，大家都排着队，谁也不能加塞。那些复印机都是日本进口的，性能非常好，但仍扛不住日夜损耗，不长时间就坏了。由于复印的材料多，有时候要等到深夜甚至凌晨，通常是人轮流作战，然而机器却片刻不停。一台机器复印十万张就要大修，而这里的复印机往往印到七八万张就不好用了。女同志复印材料通常是当仁不让的，谁先来谁先印。但由于女伴走了，胡杨故意把它放在深夜，让工作陪伴她打发这恐惧的夜晚。 但是，工作总是会干完的。已是晚上两点多了，胡杨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当她不由自主地撩起窗帘，看到黑漆漆的山影时，她的心就狂跳不止，她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各种各样的传言像坟墓里的阴魂一样，随着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钻到胡杨的想象里…… 胡杨实在无法入睡。她想象着有人拿枪瞄准她的样子。她觉得自己在房间来回走动，枪手就会在外举枪随着她的影子晃动，枪手会在某处提前扣动扳机，让子弹和她的身体在某处重合。她甚至想象着被子弹击倒的样子…… 这太可怕了。胡杨不敢再在房间走来走去了。她和衣倒在床上，这样或许目标会小些。又一想，还不行，这岂不是把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吗？那可更是一打一个准儿。为了避免一枪被毙命的结果，她学着电影里常看到的镜头，把被子伪装成有人睡觉的样子，而她自己却在暗处机警地躲藏。 尽管如此，胡杨还是害怕。她说： 当一个女人的恐惧达到极限，或者到了临界点时，她的思维就会出现问题。已是夜里两点多的时候，我拨通了楼下原来我们稽查科一个男同事的电话，我说我们房间那个女孩不在了。他感到很纳闷，说不在了？谁不在了？我说是上海的那个女孩不在了。他说她去哪了？我说她回上海了。他仍然很奇怪我对他说的这些话，他说她不在就不在了。意思是你干吗给我说这个呢？ 这真是有些不正常。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女人半夜三更给一个男人打电话，告诉人家她的房间没有别的人，只有她独身一人时，实际上就是暧昧的暗示了。 但我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有什么不妥。我见他仍然执迷不悟，就顾不得许多了，干脆就说我自己在这儿害怕！男同事在电话里反问了一句，害怕，那怎么办？ 男同事肯定也是刚刚忙完手中的活儿，刚要倒头睡觉时接到了我的电话，他有些迷迷糊糊。当他意识到我的真正用意时，马上在电话那头说，好吧，好吧，我上去吧。我立马就说，好好好，你上来吧。 他就上来了。 两个人独处一室，又是一男一女，这就有些别扭了。他也想到了这一层，就说我们看电视吧。我说行，就把电视打开了。他想找座位，但电视正冲着床铺，他就说，那我就靠着这被子看吧。被子是上海那个女孩的，还没打开，他弄成一个卷，放在身后倚着，准备看个通宵。 电视的音量有些大，我赶忙把房间的门掩住，突然又觉得不对劲，就又留了一个小缝。 谁知我刚返回去，就听见男同事的呼噜上来了。 哎呀呀，真要命，排山倒海的呼噜声，炸雷似的，一浪高过一浪！ 这可怎么办？从一个女同志的房间里传出男人的呼噜声，这怎么向人解释？我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干脆把门打开，就让他睡吧，就让他打呼噜去吧！ 我就这样坐了一夜，眼睁睁地看着东方渐渐发白，曙光从窗帘爬上来，才算熬过了这一恐惧之夜。 “807”的经历太令人难忘了。如果生活是一部书，那么在“807”的那段经历，无疑是这部书中最精彩的篇章……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没见过这样的病人 如果说胡杨为“807”承受着心理、生理上的双重考验，那么，范远就是为按时完成任务将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的人。 大家都为范远可惜，因为，他本来是可以到美国进修的。范远是法院的干部。就在他接了“807”案子的第三天，领导找他说，去美国进修的事批下来了，原来定的是你，如果你想去的话，还是你去，案子让别人接一下。范远犹豫了一下说，我已经接这个案子了，进修就让别人去进修吧。领导对他说，你可想好了，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不去，可能就没有机会了。范远说，那不是挑肥拣瘦嘛？领导说，本来定的就是你，也不能说是挑肥拣瘦。范远想了想说，谢谢领导，我还是干“807”的案子吧，你们为我考虑，我也得为院里考虑，关键时刻我也得顶上去。你们不是说了嘛，这“807”不是一般的案子，是国务院定的案子，马虎不得，我也可以通过这个案子锻炼一下自己。 就这样，范远忍痛割爱，接下了“807”案子。 范远接手的是一个大案。这是国务院限期侦破、起诉和判决的案子，时间之紧可想而知。 范远放弃了身边的一切杂事，不读书，不看报，连对象也不想见了。 范远还处在热恋阶段。每当夕阳西下，在杨柳树旁，榕江河畔，常常能见到这对年轻人的身影。她是学历史的，而范远是学法律的，于是两人找法律与历史的结合点。他们谈北宋的开封知府包拯，谈明代的军事法庭锦衣卫，谈唐代酷吏来俊臣的《 罗织经 》，谈太史公隐忍奇耻大辱，谈袁崇焕蒙受不白之冤……他们觉得很有共同语言。 范远还与人辩论过，挑对象是有共同语言重要，还是性格相投重要。然而，大家都各执一词。范远自己倒是把共同语言看得更重。 眼下，矛盾出来了。范远的女朋友是很有个性的人，很难哄。一天，范远说，眼下咱们不能每天见面了，我手中有个案子，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咱们每天通通电话就得了。女朋友急了，有什么急案子，难道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了？范远想再作一番解释，女朋友不容范远开口，一撅嘴就走了。 范远赶紧追上去，不管她听不听，再三解释。女朋友就说，那你就忙你的吧，等你有时间了再来找我。范远听得出来，女朋友还是不满。以为他可能又有新的目标了。 范远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办完案子再弥补了。 范远开始专心办案。为了提高效率，他连家都不回了，每天吃住都在单位，晚上单位没饭，他就吃方便面。头两天还觉得吃方便面挺香，后来越吃越没味，就只有捏着鼻子往下吞。这时，女朋友方知他确实重任在身，并不是另有目标或拿她不当回事儿，这才开始给他当生活助理，时不时上单位给他送一下换洗的衣服，或者买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时还拉着他下一两次馆子。如果他嫌浪费时间，她就先到饭馆点菜，待菜快上来了，再让他下楼。有时剩菜多了，他就提前离开，让女朋友慢慢打包。 案子到了节骨眼上，范远突然得了流感。刚开始时他扛着，自己吃点感冒冲剂。但这病特急，一两天时间，他就开始发烧。实在挺不住了，范远就到社区医院打点滴。打完点滴回来继续工作。没几天，身子瘦了一圈。一周后，感冒倒是好了，但身子还是感觉没劲儿，但他忍着，继续没日没夜地干。他的女朋友每天来看他，但她一来就被轰走了。他说，如果把你传染了，谁来照顾我。 这时，他又感到胸口隐隐作痛。起初，他觉得那是心理压力大闹的，就挺着，想把业务办完再到医院检查。女朋友知道后，说这可不能挺，万一延误了病情怎么办？范远说，现在去，就算查出什么病，也不能看啊。女朋友不听他的，自作主张给他挂了号，拉着他去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说，范远得了心肌炎。范远先不问这病要不要紧，只是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得病。大夫说，你这病是因为感冒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引起的，必须立即住院。 这时候能休息吗？这时住院，那案子怎么办？范远没有听大夫的，又坚持了两周，一边吃药一边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开庭判决。 住院时，范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脸色土灰。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病人，要是再拖些日子，很可能就会拖成慢性病，到时再想治好就难了。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打骗必须先学会“骗人” 高东旭是个帅小伙子，怪不得他的女朋友对他紧追不舍。然而，高东旭上了“807”后，却把人家姑娘折腾得够苦的了。 去“807”之前，高东旭曾和女朋友在当地最有名的海天大厦订了婚日喜宴。海天大厦是个五星级大酒店。对当地人来说，到海天大酒店订一桌酒席，相当于到北京王府饭店撮了一顿。但对高东旭来说，到海天大厦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菜肴卓绝、环境优美，更重要的是意义深远。通常一对情人终成眷属时，男女表露心迹，都有一句话叫“对天盟誓”，誓盟中最有代表的话叫“海枯石烂不变心”。而到海天大厦吃喜宴，岂不既有海又有天，这具有多么完整而又深刻的意义呀。高东旭打心眼儿里想对自己的女朋友说：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高东旭的女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一个医务工作者。因为自身优越的条件，使她身边慕者如云。追求者队伍里不乏商贾大款，也有英俊帅哥，在众多追求者里，高东旭一直处于守势。他一没钱，二没权，虽然模样也还端正，但模样好毕竟当不了饭吃。当然，高东旭也有一些资本，比如他为人诚恳，工作敬业，是个优秀的税务工作者，虽然这些条件眼下并不让一些女孩子看重，但这些毕竟是他的长处。正是这个眼下日益世俗的标准救了高东旭的爱情，他在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终于成为美丽姑娘的准新郎。 虽然抱得美人归，但高东旭心里总有些不安，是不是委屈人家啦，便生出隐隐的歉意。因此，他决定办一个最风光的婚礼，以回报姑娘的“知遇之恩”。 因为这些原因，高东旭就和姑娘一起来到海天大厦。 那时正是8月中旬，离10月1日国庆节还有一个多月。谁知，这么早订酒席都没有订到。没办法，高东旭只得动用自己的人才储备，他找到一个当厨师的同学，才把这事盘下来。 就在两个人欢天喜地如愿以偿的时候，高东旭接到了要他去广东接受培训的电话。 高东旭说，他是8月10日接到韩秋电话的。当时韩处长说要他去广东集中培训，问他能不能去。高东旭问有多长时间，韩秋说3个月的时间。高东旭一算时间，不就3个月吗，到时候中途请几天假回来把婚结了不就行了吗。高东旭想，新婚前暂时搞点小分离，没准感情会更浓，结婚时感觉会更妙。想想这事挺好，结婚学习两不误，就答应了韩秋。 谁知道，这一去不是3个月，而是整整13个月。 以后大家与韩秋熟了，都说她，打骗必须先学会“骗人”，我们都是被你“骗”来的…… 眼看国庆节到了，未婚妻在那头一个劲儿地催。 在海天大酒店这样五星级的酒店结婚，一般要提前3个月才能预订上。就是未婚妻不急，人家大酒店也着急，因为这一天是良辰吉日，排队结婚的人有的是，如果轮空，就会影响酒店的效益。于是，海天大酒店催促高东旭未婚妻能否确定下来，他们好心中有数。 电话总在高东旭耳边炸响。 无奈，高东旭把这个情况向韩秋作了汇报。 韩秋也想让小高回去，这是成人之美，谁都有这样的恻隐之心，但眼下军情十万火急，整天加班加点还来不及呢，她怎能有胆量放人回去？但她实在不好意思驳小高这个面子，只得寻找适当时机再把这个难题提出来。 一天吃饭时候，韩秋一看，吕华同志也在，便和小高凑到了他的身边。 韩秋故意把话题扯到了小高的婚事上。她想让吕局长现场办公，或许领导一高兴，就能批准小高回去完婚。 吕华同志关切地询问小高的家庭情况，他像征询意见似的对小高说，你能不能给未婚妻商量一下，咱们的情况到了这个份上，是不是克服一下？ 领导既然这样说了，高东旭还能说啥？他马上表示：我能做好未婚妻的工作，请局长放心…… 女朋友还是通情达理的。她的亲威朋友多，有80多岁的奶奶，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诸多亲威，她都一一做了工作。婚期推迟了，但推到什么时候呢？她来电话询问高东旭，高东旭顺口说，就11月份吧。 11月眨眼的工夫就到了。 未婚妻在电话中问，能不能回来？ 高东旭又推说，12月份吧。 到了12月，高东旭还真回去了。他是第一批去汕头的，就像部队轮战似的，新来一批参战部队，老的部队可以下来休整。领导考虑到高东旭身体已经透支，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就决定让他撤离汕头。 高东旭去汕头之前，体重一百四五十斤，三四个月后，少了30多斤肉，原来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 未婚妻到机场接高东旭时，差点没认出来，看他走路轻飘飘的样子，像是一个初中生放学回家。 到了局里，同事呼啦围上来，惊呼，小高你减肥咋减这么好啊，你用的是什么新式的减肥方法？ 原来一直要结婚的未婚妻也不嚷嚷了，一是考虑到人也不走了，就在眼跟前，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不用着急了。二是已到冬天，当地天寒地冻。当地最美的季节是春夏，那些碧水蓝天、绿树红瓦的背景都消失了，未婚妻穿着一袭婚纱连照相的好景致都没有了，让人多扫兴。于是两个人就商议，干脆到明年春天再结婚！ 高东旭没在家呆几天，汕头那边来了电话。韩秋说，小高，你如果手头不忙的话，能不能再回来一下。 高东旭又再次返回汕头。 临走前，高东旭对未婚妻说，离过年还有几天时间，过了年就是开春，我把工作交接一下，立马回来，你在家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我一回来咱就结婚。 高东旭原本是可以不回汕头的，但税务总局领导特意点名让他回去，这一份信任胜过任何话语。再说，像“807”这样的行动，一个税务工作者一生干不了几次，要干就要有始有终，怎能半途而废。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重返汕头的。 一回汕头，他就又回到协查组。等把协查组的系统建立起来后，工作组仍没有放他走的意思，又把他抽到了专案组。 家里这边，高东旭全家总动员，为他的婚事加紧准备着。 新居需要装修，这可是个粗活累活，高东旭的父亲患高血压，于是全部工作就落在了母亲和未婚妻的身上。 装修需要水泥、木材、板料、油漆、灯具、电线杂七杂八的，这些繁杂的事情全部由她娘俩承担。老人为了省几块钱，天天坐公交车，今天去买一块板子，明天买个插销，忙得团团转，有时人家会问，你们家儿女呢，怎么全由你老太太一人打理呢？未婚妻同样也是跑来跑去的，为了买一套好看的家具，她能连续跑五六趟，每趟都有新主意，每次都有新变化，当然，每趟都要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君汇报…… 几个月过去了，新居装饰好了，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未婚妻在那边电话催问，东旭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看春天不是到了吗？ 高东旭说，广东这边没有季节，我都把春天的事给忘了……好好，我给领导说说，尽量早点回去…… 正巧，单位机构改革让高东旭回去几天，工作组批了几天假。高东旭立即把消息告诉了未婚妻，还没等他说完，她在电话里就哭了起来，说你终于回来了…… 高东旭知道她领会错了。但他不想再伤她的心，就没解释。 下了飞机，未婚妻又问，这次可不走了吧。高东旭看她满是期待的眼神，真是不忍心扫她的兴，就顺着她说，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未婚妻生怕他再走似的，挽着他的胳膊便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新家，都添了些什么家具，买了什么样的沙发，刷了什么颜色的墙壁，有了什么水晶灯饰…… 未婚妻讲得高兴无比，高乐旭听得只想掉泪。 高东旭心想，反正还有一周的时间，到临走的时候再给她说真话吧，如果现在就说，她转不过弯来，7天都别别扭扭的，多不好。 未婚妻看他少言寡语，而且两手空空，感到有些奇怪，便问，你走时带的大包呢？ 高东旭忙说，有的同志带的东西少，借给他们用了。 未婚妻就没再问下去。 一周时间转眼过去了。 又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了。头天晚上，高东旭几次想张口，话又咽回去了。未婚妻那样美丽贤淑，那样温柔可爱，怎么向她张这个口呀。如果她问，广东汕头有什么样的事能使你这样牵魂萦梦的？为什么非走不可呢？如果给她说现在办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她或许能相信，但组织上有规定，要严格保密呀！既然不能说，也就难以向她解释清楚，还不如不说。 他想起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走了之，到汕头再给她打电话吧。 走的那天，高东旭装着要上班的样子，先送未婚妻，后自己上班。因为是中午的飞机，他又于10点50分悄悄回家收拾东西。正收拾时，母亲把他房间的门推开了。 母亲看儿子正收拾东西，便一切都明白了。 高东旭要回汕头的事连父母也没敢告诉。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患有高血压和脑血栓。一着急或一生气，后果不堪设想。自己三番五次去广东，一点说法没有，而且几次推迟婚期，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都觉得儿子好像另有想法。 他们早就怀疑上了高东旭。 今天，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 母亲问，你跟她说了没有？ 高东旭说，没有，我到汕头后再给她打电话。 母亲立时就哭了。母亲的哭声里内涵非常丰富，她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早就知道你的心思了，那就是，你千方百计想逃离这个家，隔三差五地往汕头跑，你是不是在那边有人啦？你高东旭去汕头之前好好的，是个听话的孩子，怎么到汕头之后就变了呢？连父母亲你都骗，你都蒙，你能不骗你女人吗？人家闺女多好的条件，要模样有模样，要条件有条件，哪样不比你强啊。人家闺女身后追求的人有多少，不就看中你像忠厚人，将来能靠得住，这才跟你好了吗？你怎么没有三天新鲜劲儿就把人家晾一边了呢？你这样做不坏良心吗？你爹身体这样，你不但不在床前尽孝，反而给他添堵，你不是要他的老命吗？你咋是这样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东西呢？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呢？ 母亲呜呜哭的声音，像无边的秋风吹得高东旭心头一阵凉似一阵。 他就在这样的情绪中坐上了去汕头的飞机。 在飞机场时，他犹豫了半天才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哪知未婚妻却不在家。他想了想，决定还是回汕头再打，如果她真的赶到机场，高东旭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成。 到了汕头，已是下午4点多。 刚打开手机，未婚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未婚妻问，我给你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高东旭站在汕头机场，无言以对。 未婚妻又说，我现在就在你单位的楼下，现在下雨了，我知道你今天上班没带伞，我给你送伞来了，你快下楼拿伞吧，你在18层楼，我不想上了…… 高东旭泪流下来了，说，我用不上了，我，我已经回到汕头…… 未婚妻是在高东旭单位楼前广场上的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那里平时打电话的人很多，就在那样的场合，就在那样一个雨天，高东旭听见未婚妻“哇”的一声哭了，继而是那种号啕大哭的声音，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咔嗒”一声挂了……此时，高东旭全身发冷，犹如立在倾盆大雨中。在他的耳中，这种哭声一直回响，回响，直到“807”结束…… 高东旭向我们谈了一通他的婚事，至于如何忘我工作，他却不知从哪里说起。他只觉得工作很琐碎，说起来会很絮叨。反正，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伤了。我们说，那你就说说这个吧。于是，他就向我们说了一些：在“807”的日子里，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累的日子。我们累到什么程度，可以给你举一个小例子。与我同组的一个江西的小伙子，晚上在迎宾花园后面转悠，我们吃力地爬上了一座很小很小的小山，这座小山比我们的楼房高不了多少，但是，他上去就下不来了。他给已经下来的我打电话说，快来帮帮我，我下不来了。我吃力地爬上去把他扶了下来。其实，我也比他强不了多少，下山时两条腿直打晃，我们互相搀扶着下了那座百米小山，我边走还边想掉泪……江西小伙子来时多精神呀，走的时候头发稀稀疏疏的，白发老些老些…… 我来“807”之前，身体非常好。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在18层，每天我都坚持走上18层，从来不坐电梯。单位紧靠大海，我每天中午都游泳，风雨无阻，而且游得相当远，游得也相当好。游泳的时候，局里很多女同志跟着我，为什么？因为我会潜水。海边很多地方有海带苗，是养殖场一带飘过来的，我们潜水的地方长了好多海带苗，我帮她们捞海带，潜五六米、七八米深都没问题。她们把海带捎回去，晚上就不用买菜了。然而，就这样棒的身体，到“807”后期竟然给累病了。 到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我得了偏头疼的毛病。症状就是半个脑袋像针扎一样，疼一下，停一下，不是连续性的头痛，却比一般性的头疼更要命。到医务室去看，大夫说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太劳累，给你烤烤电、吃几服药就好了。我想想也是，没准过几天就会好，所以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儿。 哪知我们的工作没有一天是轻松的，也没有一天不让人劳累的，于是这头痛病就一直没见好过。加上我性子急，工作任务重的时候，头痛马上就会有反应，脑袋就像被扎得更重一样，频率也加快了，我就感觉痛苦。日久天长，这毛病就升级了，我的半边脸开始发麻，脸部的肌肉也开始抽搐，每隔四五分钟就抖动一次，搞得我心神不宁、魂不守舍，有时想想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哇，真是活着没劲，生活顿时感觉好像没有了阳光似的。 但是，像我这样的不止一个，没有几个人没有伤着身体……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来一阵风，会把他吹倒 自打进了“807”，沈杰巍也伤得不轻。 沈杰巍身材瘦瘦高高的，戴一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毕业后，他去了一家报社。后来，他到某地采访，与一位省领导同桌吃饭时，这位领导就开玩笑说，你这身板应该到纪委工作。没想到，后来他还真去了纪委。 “807”工作组进驻汕头后，沈杰巍也住进了工作组。进了工作组，他就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停不下来了。 沈杰巍喜欢跑步。在家时，每天晚上都要在附近的公园里跑上四五十分钟。如今不行了，警卫不让出门，每天晚饭后最多围着楼转几圈。再说，这里有忙不完的事，你想跑都没时间。他需要与工作赛跑，而不是自己的身体。 沈杰巍最怕家人打来电话，倒不是他无情，而是这里要做的事太多了，容不得他分心。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孩子平时淘气，上课不好好听讲，家长成了第二位老师。孩子的母亲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每天忙得自己都顾不了自己，孩子的事一直是父亲管。他走后，儿子虽然交给了母亲，但母亲管不了或者顾不过来时，都要找他。受父亲的影响，儿子从小喜欢历史，每次写作都要引经据典，找不到经典，儿子就会问父亲。他去了工作组后，儿子还缠着他。沈杰巍就说，找你妈去吧。儿子说，妈没你知道的事儿多，只能问你了。后来，他就给儿子规定，一周打电话不能超过两次，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儿子对父亲说，你真是个吝啬鬼。这一招多少还管点用。虽然儿子没有严格遵守规定，但儿子打电话的时间比以前确实少多了。 沈杰巍看上去很瘦弱，但身体还好，只是熬夜不太行。好在上班时不怎么熬夜，因此身体还算好。到工作组后，什么时候睡觉就没谱了，下半夜两三点钟睡觉是常事儿。一开始，沈杰巍还能对付，到后来真的不行了，他的神经衰弱犯了。为什么说犯了呢？考大学时，他得了神经衰弱，上大学后，经过调养，这个病就好了。不成想，一到工作组，这个病竟又犯了。于是，本来宝贵的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却不能全部利用上。本来睡觉时就已经下半夜了，但他却在床上像翻烙饼似的。好不容易睡着了，天又亮了。这样，第二天还怎么工作？他开始吃安定。开始时吃一片不管用，就吃两片。过不了两周，这两片似乎也不管用了，他就吃3片。即使这样，第二天他精神还是不好，本来白白的脸，一下变得黄黄的，像得了黄疸病。 纪检专案组组长冯泽见他这么虚弱，就让他回家休息几天，等缓过来了再回来。他却说，再挺挺吧。就这样，他天天坚持工作着。 有一天，冯泽让他到潮阳办一个案子。沈杰巍刚出门，冯泽想起有一件事没有嘱咐，就追了出去。这时，沈杰巍刚下楼，正跌跌撞撞地走着，要是来一阵风，真会把他吹倒。冯泽看后，不禁鼻子一酸，流下了泪。 第十四章 中流击水 “歪”风”袭来 如果把人比做一台复印机，连续复印七八万张没事，连续复印十来万张也可能没事，但当你复印到15万张时，如果还能正常复印，那就大大的感到意外了。 “807”工作组的同志，精力已经大大透支。就像一台远远超出工作载荷的复印机，看上去尽管跟新的一样，但走起来已经步履蹒跚，说停就停了。 有一天晚上，审理组组长李大忠去韩秋办公室说事情，灯光下，韩秋见李大忠的脸有些怪怪的，说话时，他嘴的一边一跳一跳的。她定睛一看，哎呀，模样端正的李大忠嘴歪了！韩秋不敢直接道破，就说：“李大忠，你的嘴怎么回事？”李大忠摸了摸自己的嘴，不解地说：“没什么事呀。”韩秋说：“你的嘴有些问题，你照照镜子。”李大忠来到镜子前，努了努嘴，说：“我没觉得歪啊。”韩秋说：“明天你赶紧去看医生吧。” 工作组的同志讲，李大忠真是人如其名，从他说话办事中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忠厚、实在的人，大家都叫他“阿忠”。李大忠的工作是对检查组定下的案子进行复核和验收。审理组的同志不仅要懂政策，业务精，而且还要能够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让李大忠去当审核组的组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选。工作组前后一共审理1400多个案子，由于各组把关严格，定性准确，全部办成了铁案。到目前为止，被工作组查处的案件，没有一位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 李大忠走出韩秋的办公室，在走廊上迎面碰见综合协调组组长刘建。刘建见是李大忠，立马叫住他，说，李大忠，我正要找你呢，给你们组的材料弄完了没有？ 刘建站在过道的灯光下，灯光把他的脸部照得很清楚。李大忠见刘处说得很费劲，但却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再一细看，很快找到了原因，原来刘处的嘴也歪了！ 李大忠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刘建，想想韩秋的话，突然明白了。原来，人说话的时候和不说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要是把嘴抿起来或是绷起来，不说话时，那是看不出嘴歪不歪的。只要你一张嘴说话，嘴两边的肌肉就会用力，那就很难保持平衡。这个重大发现促使李大忠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了一会儿，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嘴确实歪了。他站在镜子前，足足呆了好几分钟。 “807”的歪嘴之风仍在不断蔓延，不仅是李大忠和刘建，也不仅是男同事，最后连女同事也得了歪嘴病。小姑娘贾敏，本来正是柳绿花红的好年华，谁知道这歪嘴病也缠上了她。弄得韩秋紧张得不行，说这可不行，咱小贾连婆家都还没有，以后要是歪着嘴可咋相对象呀？于是就赶紧张罗给她看病，让她到汕头扎针吃药紧忙活一通。 医生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过度疲劳导致中风引起的。在“807”时除了吃饭和很少的睡眠，剩余时间都在工作。晚上吃完饭，这些人最多围着楼走一圈，像犯人放风一样。因为规定工作组成员不准出宾馆，所以大家都很自觉，转一圈后就赶快回宾馆。宾馆的宿舍是办公室，各种案卷资料堆积如山，回去就又接着干，既像沙里淘金，又像愚公移山。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久而久之就累出了毛病…… “歪风”刚刚止住，流感的毒雾又在工作组弥漫。一时间，迎宾花园咳嗽之声相闻，嚏喷之息不止。发烧乏力，流鼻涕、流眼泪，弄得大家一个个像瘾君子犯了瘾似的。 当我们在两年后跟着马森司长重返迎宾花园时，马司长特意引领我们看了主楼旁边的这座楼房。这座楼更靠近大海，楼上有一个环形走廊，凭栏眺望，可见渔帆点点，红霞朵朵。马森说，就在流感最重的时候，吕局长来这里看望大家，一个人一个人握手，一个都不少，让大家很受感动…… 马森说，说实在的，同志们主要是累病的，我们当时心知肚明，但没有办法。有时看着同志们两眼通红，鼻涕眼泪的，真不忍心让他们再加班。但是，我们是向税务总局领导、国务院领导立了军令状的呀，虽然同志们表现够好了，尽管他们是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仍强忍着向他们挥鞭…… 在“807”工作最繁忙的时候，马森也因心脏病病倒，但他没有休息，他也不能休息，有多少事需要他作出决断啊！于是，马森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在病榻上发号施令。看到他用颤巍巍的手在文件上签字时，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自来到潮汕后，马森的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每天靠大把大把的药撑着。 身体严重透支的还有工作组组长吕华。自进驻迎宾花园后，吕华血压不断升高，经常头晕目眩，医生多次劝他休养，但他说，就是倒下，我也不能离开工作组！ 工作组领导成员朱辰笙同志始终战斗在工作一线，即使他的夫人住院做手术也未能回去照顾。 韩秋过去打起篮球来健步如飞，比小伙子一点不差，完全是运动员的身板，但进“807”之后，她身体弱得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也终于得了糖尿病。 …… 一位参加过“807”战斗的同志讲，“807”是一种精神，对党和人民来说它意味着无比忠诚，对一个团队来说它意味着团结战斗，对犯罪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决不手软。 宋咏说，我们后来与参加过“807”的一些人碰面时，常常谈起“807”时的那段经历，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段时间的事实在太令人难忘了。我们每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一想起“807”，就觉得不算什么。可以说，“807”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807”太令人感动了。尽管大家来自各条战线，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在共同的使命的感召下，将自己的生命化做燃烧的火焰，将满腔的激情点燃，为了誓言，为了信念，为了社会主义星空更加璀璨……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