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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真实的长征》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1、中国土地上两个德国人的较量

1934年，国民党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及红军的反“围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军事指挥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土地上的较量。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冯·西克特的建议，改弦更张，施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围剿”方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筑碉，一点点地蚕食中央苏区。

与此同时，作为西克特的对手，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却在战略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他拟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在国民党军队修建碉堡、步步推进的同时，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也应中革军委的要求，在江西黎川以南、广昌以北等地的城、镇、村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分兵把守，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李德的错误指挥，最终使得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虽经苦战，伤亡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进行战略转移。两个德国人的较量，的确耐人深思。

冯·西克特出身于普鲁士一个贵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历任麦肯森第十一军团、卡尔大公军团、约瑟夫大公军团及土耳其军团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又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0年到1926年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并实施了建立10万“袖珍陆军”的计划，从而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1926年晋升一级上将，不久退休。之后他奉希特勒之命来中国担任了蒋介石的军事高级顾问。希特勒之所以选派他来华助蒋，不仅仅因为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是希特勒法西斯独裁主义的追随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分子，能把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主义推向全球。

冯·西克特一到中国，便一遍遍向蒋介石贩卖希特勒的独裁主义——绝不能让多数人决定制度，只能由领袖来作决定。领袖需要顾问，但顾问只是为了领袖更好地独裁。领袖的绝对权威是国家机器高效快速运转的必需，而这种权威只有在独裁下才能产生。重大问题，是无法用决议和多数人表决来解决的，这样往往会使事情变得一团糟，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只能用铁血来解决……

冯·西克特的言论无疑对蒋介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蒋介石并没有全盘接受，用武力一统天下是可以的，但光有这手还不够。

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冯·西克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红军队伍中，还有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在和他作殊死的较量。他们不谋而合地采用了同一种战术，却通过两支中国的军队在进行相互拼杀。早在慕尼黑的街垒战中，两人已经较量过了。不过那时两个人的身份不同，冯？西克特那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国防军总司令，而李德则是一个不起眼的参加起义的战士。到中国后，两个德国顾问却不遗余力地对抗着，冯？西克特按德国军队的战斗条令指挥蒋军，李德则按照苏联军队的条令指挥红军，结果，李德的军事洋教条战术却败在了冯？西克特正规化战术的手下。冯？西克特眼看着红军的根据地在他的堡垒战术围攻下正节节溃退，曾有过短暂的兴奋，但冯？西克特没有来得及等到他那光荣梦想的实现，便于1935年回国，不久就病逝了。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19岁那年，他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29天的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年到1921年加入了汉堡共产党组织。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军事论著，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仓、苏沃洛夫、恺撒等人的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乎无知。他到中国后，根本就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他的指挥失灵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李德实施作战指挥的风格或所谓个性特征，伍修权有过画龙点睛的概略描述。他清楚地记得，“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挥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伍修权从一个翻译人员的角度，深刻地感受到李德这种“只唯图，只唯己，而不唯实”的作战指挥，是“难免吃败仗”的。

就在李德独揽红军指挥大权期间，作为红军总部作战科参谋的吴黎平，则从履行参谋职能，专事下情上报，上情下达的角度，亲身领教了李德的所谓正规作战指挥程式。从吴黎平的回忆中，人们不难具体、形象地想象到：在瑞金，在红军总部专门为他准备的“独立房子”里，每当李德接到有关军情的电报后，总是要围着他房间里的大地图绕着圈子踱步，一边不断地大口大口吸烟，一边紧锁双眉冥思苦想。时而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时而移动地图比例尺东量西测。然后，神情严肃地口述他的指令，由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迅速交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并转交军委的朱德、刘伯承等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等人签署命令下达执行。李德拟定作战指挥要图，通常连哨兵站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或一座碉堡配置在什么位置诸如此类原本中下级指挥员可以灵活确定的细节问题，他都要作出硬性规定，并用电话直接通知有关部队按图进行标定。当时红军使用的是1：100000的地图，不是经过实地勘测法而是采用问测法绘制而成的，误差很多也很大，有的竟然连地名及敌我位置等都弄颠倒了，甚至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误差。因此，李德的“地图指挥”常常给部队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加上李德不了解实际情况，又经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得前线指挥员胸中无数，来回折腾，无所适从，手忙脚乱，结果贻误了许多有利战机。

李德很少离开他的专门办公室——“独立房子”，到前线去进行实地考察和战场指挥，即便是偶尔到了前线，也不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按照实际情况修订作战计划，而是单纯地检查他那“圣旨”般的“正规化”命令，是否已在前线“无条件”地得到了贯彻和执行。因此，日复一日，部队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李德每到前线一次，部队指战员就要倒霉一次。有一次，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去阵地视察，看到有一个山头上修了一座孤零零的碉堡。从军事常识来看，这样独立明显的目标，是最容易招致敌人炮火射击的。唐天际为避免挨打，并充分发挥碉堡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作用，指示部队在河边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处构筑了工事。工事刚刚构筑完毕，李德来了，他拿着早在“独立房子”标绘好了的阵地配系和构筑图，到实地一对照，发现图上并未标明在河边构筑工事，便怒不可遏地加以训斥：“谁让在河边构筑工事的？”当即下令毁掉工事，并撤了唐天际的职务。

可是，战斗打响以后，敌人的炮兵只用一炮便摧毁了按照李德的命令构筑在山头上的那座碉堡，坚守碉堡的红军战士不幸全部阵亡。

彭德怀作为一员威震中外的名将，也从战争指挥的角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李德充其量只能算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却于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由于其身份的特殊与显赫，他俨然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过于盲目自信，一意孤行，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保卫战的失利，表明两个德国人之间的较量最终决出了胜负，作为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全线抵御”的战术宣告破产。红十九军团和守备十四师，从1934年4月10日到28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11个师，激战18天，以损失5500多人、广昌失守的代价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随后北大门会昌、筠门岭也相继失守，敌人深入到苏区内部，红军在内线打败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中国革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2、长征序曲：北上和西征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利后，红军被逼到闽赣边境的狭小地区，中央苏区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由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革命苏区。中央当时的想法是，以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而且可以缓解敌人对苏区进攻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央也希望这支部队能在敌人后方有更大的作为，建立新苏区，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来，李德的处境越发尴尬，对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他要负主要责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可“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也只得忠实地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李德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此时的李德深知有必要担当起挽救革命危局的担子，然而，这位只善于“纸上谈兵”的洋顾问能否担负得起呢？

在此之前，中央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应该派一支部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块投出去的问路石，是一支能起一石三鸟作用的队伍。博古提出让红七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意见，李德和周恩来没有表示反对。

于是，红七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当时，部队仅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甚至没有枪支弹药，肩扛梭镖。他们非常疲惫，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一项新的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他们并不清楚。

红七军团一到瑞金，最高“三人团”的李德、周恩来就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当时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李德很快向红七军团下达作战任务。他们一路要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再向东过闽江，最后到达皖南。从派出这支部队的目的和方向看，是一直向东。而以后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却向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三人团”的声东击西、扰乱敌人视线的良苦用心。红七军团的北上，可以说是为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揭开了序幕。

红七军团出发那天，是1934年7月7日，艳阳高照，天气晴朗。红七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这2000多名新兵中大部分没有武器，他们只是背着大刀、梭镖。其他的军需物资却一样不少地带上了，仅中央交给红七军团的宣传物品就多达300多担，再加上一些炊事用具，竟达500多担。这些肩背辎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组成了一支搬家大军。红七军团的这次北上成为几个月后红军大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一次预演。

李德对这支部队的期望很高，他希望这支奇兵能吸引大批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并能很快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有关红七军团途中失利的电文、消息一件件地放到了李德的案头上来了：8月9日，红七军团攻打福州失利，兵员损失几百人，被迫撤出福州的桃源向闽东转移……皖南苏区消息：几个县组织的暴动已经失败。敌方消息：蒋介石得知红七军团的实力和意图后，调回了大批追堵部队，重新向苏区“围剿”……李德看着案头的一则则消息，感到自己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地落空，然而他又不甘心这么快就失败了。他习惯性地站在军用地图前，对红七军团再次下达了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他幻想着这支放出去的箭能够响起来。

红七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在葛源以北的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部队会合，组成了红十军团。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红十军团。1934年10月，红十军团被围困在赣东北方圆15公里的怀玉山地区，敌人完成四面包围后，即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组成多路“搜剿”队伍，纵横穿插于包围圈中，将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时值隆冬腊月，风雪交加，被围困在荒山僻野的红军战士，身着单衣，茹雪啖草，在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下，爬山越野，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予敌以很大的杀伤。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刘畴西被捕，关进监狱后，受尽了严刑拷打，半年后壮烈牺牲。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方志敏在山中几个月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方志敏是国民党蒋介石重金悬赏的重要人物，被俘后，敌人费尽了心机，威逼利诱，但方志敏不为所动。被捕当晚，他写下自述：“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在狱中斗争艰苦岁月中，他以坚强的毅力写下了、《清贫》、《狱中记实》等不朽文字，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反映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崇高的品质和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密令驻赣“绥靖公署”秘密处死方志敏。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

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分块包围并打散后，粟裕领导的一部，组成了挺进师，转战闽浙边区，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聚拢后的红七军团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红七军团东进调敌的同时，中央命令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退出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并设法同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会合，它要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为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的路线。红军的北上和西征，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一路是为了探路，一路是为了调兵。”

7月下旬，红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突围西移的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和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地方部队配合下，由衙前、五斗江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西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但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还带着一台沉重的印刷机印刷告示作宣传之用，这大大地拖累了部队。军团长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从突围的开始，他就非常担心此次行军。红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一张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10英寸×12英寸（1英寸等于0.0254米）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没有多大用处。红六军团在迷宫般的崇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又大都是文盲，山外面的地方大都说不清，更无法告诉他们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沿途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己也损失过半了。此时，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后来的红二军团）主力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红六军团经78天艰苦转战，行程2500余公里，打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64个团8万余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24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完成了转移任务。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红三、六军团转战湘鄂西，并发动了湘西攻势。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地完成了转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锋探路的作用。

继红六军团西征后，1934年9月，中革军委命令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二十五军进军西北，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的领导下，从皖西根据地出发，沿途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底到达陕南地区，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并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在得知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立即从根据地出发西进北上，开始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之路。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3、血色长征从于都出发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都已经非常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毫无可能了。李德等最高“三人团”在1934年春就准备作战略大转移，4月，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退出苏区，并在5月电告共产国际：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这个计划得到批准。但具体到哪儿去，什么时间走等重大问题还没有在红军高层领导集体中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时只准备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走，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为此还做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一是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队伍，建立新的兵团。那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第二十二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都是这时期新建立的。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军了。二是做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有一大批金银财宝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里。1934年春，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被秘密派出将它取出来。这些财宝起初保存在瑞金，直到长征时才把金银和钞票分给各个军团，以便他们离开苏区后能有钱购买物资。苏区的各个工厂全天候地开工，特别是武器火药的制造，增加到平时的6倍到30倍，并采办了大批特制的军衣发给士兵，还在出发的前夕，采买了60万石粮食。但由于准备终究太仓促，特别是强行命令部队要将在根据地积存的物资和设备一律带走，结果，成了“大搬家”似的转移，出发时不仅要带走兵工厂和印刷厂的机器，还要把印刷的钞票和宣传品、纸张甚至石印机的石板都搬走。这8万多人中，军委、中央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的大批物资，竟达1000多副担子。这8万多人，担任运输队的就达2万人，其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负重行军。他们不打仗，走得慢，累赘至极。同时，为了保证这些运输队的安全，还得派大批红军主力护送他们。搬不尽的坛坛罐罐，抬不完的笨重家什，严重地拖累了部队，以致几万人经常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常常一夜只能走几公里，或者只能翻一个小山岭。走走停停，战士无谓地消耗着体力，站着睡，走着睡，红军戏称“睡眠行进”。

至于到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博古、李德坚持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理由仍是让部队有个“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稳脚跟后，与贺龙和肖克部队联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重新创建苏区。博古、李德这一意图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却不切实际。被排挤出党与军队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对上述做法心急如焚，他认为这个计划有导致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研究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提议坚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与蒋介石较量多次，他太了解蒋介石的用兵之道了。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好落入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蒋介石已派重兵层层封锁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如果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这个计划，无疑会遭到惨败。但他的意见最后遭到了否决。5月，处于万般无奈的毛泽东只得以苏区主席的名义在青山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他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他心情沉重地说：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对此要有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三人团”决定项英、陈毅等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留在苏区继续战斗。

中共中央虽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却太不充分。对此，我们还可了解到，当时，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过充分讨论。除了“三人团”外，对这次行军的原因、任务、目标等重大问题，都被当作最高机密，“秘而不宣”，甚至还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甚至有的战士不辞而别，开了小差，这给部队转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红军战略转移从于都出发。于都位于江西省南部，素有“赣州河东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要冲”的称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先后在于都县的城东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

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则移交防务，隐蔽撤离战场，到于都集结。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渡过于都河，开始突围西进。

“于都河畔送红军，长忆军民鱼水情”，虽然红军在于都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于都人民对红军的离别却依依不舍。

渡于都河前，于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他们没有歌声，没有笑脸，心情沉重，争先恐后地与红军洒泪道别，泣不成声地表达苏区人民的心愿：“我们盼你们早日打回来。”红军指战员也怀着沉重的心情与乡亲们辞别。他们依恋着苏区的人民群众，依恋着苏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难以割舍与苏区人民的血肉深情。他们向苏区人民群众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中央苏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血，浸透着苏区军民团结创业的辛劳汗水，而此时中央红军就要远征了，就要离开这片亲手打造的根据地了，怎么不叫人留恋呢？时隔50年后，聂荣臻还深情地说：“一军团的部队，是在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上长征之途。对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里，我不胜留恋。”史实证明：于都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响应扩大红军的号召，为红军送去5000余名新兵。他们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余名红军伤病员，最多的一户农民主动要求安置7名红军伤病员。他们还组织数以万计的民工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长征。多少年过去了，尽管于都河畔支援红军捆绑浮桥的呐喊声，欢送好儿郎当红军的铿锵锣鼓声，运输队支前的匆匆脚步声早已远去，但一代代于都人却依然忘不了那难以忘怀的艰难岁月……在红军渡河出征的日日夜夜里，于都河两岸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捐船运木、铺路架桥，如火如荼。当地群众拿出了所有能拿出的粮食，拆下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脱谷和碾米的轰鸣声终日不绝于耳，陆定一有诗留下记录红军从于都出征：“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河宽600多米，水流湍急，除少数渡口插上河标可以涉水渡河外，大部分只能架设浮桥渡河。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800多条用作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了上下60里河面。这是一个怎样壮观激烈的场面啊！为避免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的工作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涌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送门板等木材，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公里的于都河面上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了众多摆渡和涉河点。值得一提的是，于都河上本没有桥，听说红军要过河，沿岸的百姓将自己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县城里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几乎都卸下来铺在了浮桥上。一些居民甚至将家里的房子拆掉，把木材送给红军。一位姓曾的老大爷，连准备用来做棺木的寿材也拿来了。红军的一名连长过意不去，执意不收，曾大爷还发了火，冲连长嚷道：“你是不是嫌我的木材不好？”于都人民就是这样帮红军渡过了于都河。

在距离于都县城不远的古田村，住着当年为红军摆渡的李声仁老人。老人对当年发生的事记忆犹新。当时只有17岁的他和16岁的妻子同撑一条小船，与自己的父亲、叔叔、伯伯和其他乡亲一起，将皮定钧师长率领的左翼后卫红九军团十三师的队伍送过了河。李声仁也曾和国民党军队打过交道。老人说两支队伍太不一样了。“红军是自己人，是穷人，也是我们渔民的兄弟。我们送他们过河，红军首长给了每条船一块银圆和一袋大米，还说等胜利回来好好报答我们这些渔民兄弟。那些国民党的大兵不仅抢我们的船，还打我们的人，简直和土匪一个样。”老人边讲边指着自己身体比画，“他们用枪托狠狠地拍，用脚使劲踢，和红军没法比”。

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顺利渡过了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也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红军渡过于都河后，面临的是蒋介石所设下的重重封锁线。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4、陈济棠让道，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红军大部队西征的准备工作已到了最后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指战员艰苦斗争克服重重险阻奋力前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矛盾、削弱敌军力量方面，表现了超群的智慧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其中粤军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使红军迅速通过广东边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重兵布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其中的一大杰作。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从瑞金发来的电令，让他即刻赶到瑞金。他知道部队又要有大的行动了。他接到周恩来的电令后，天一亮便带着作战参谋和警卫员赶到瑞金。

何长工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已经感受到这仗愈打愈窝火，红军连续失利不说，艰苦创建的根据地也在一天天缩小，不仅红军战士不满，他们这些指挥员也早已是满腹牢骚。但对下级他们不能把牢骚挂在嘴上，也不能写在脸上，对于中央的指示，只能想方设法说服下级去执行，并且千方百计地完成好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何长工做梦都想变换一下对敌斗争策略了。果然，周恩来电召他急赴瑞金。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似乎已经嗅到了一种战前备战的紧张气息。

何长工一见到周恩来就急切地问道：“周总政委，到底是什么任务？”

周恩来严肃地说：“‘南天王’陈济棠已电约我们，要和我们举行秘密军事谈判。”

何长工吃惊地望着周恩来，和“南天王”谈判既在他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周恩来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商量过了，派你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济棠管区寻乌去和陈的代表密谈此事。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行动。如用电报通知你们‘你喂的鸽子飞走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谈判期间有什么困难我们用密码随时联系。”周恩来又交给一封朱德署名的介绍信，这封信是写给陈济堂的代表第七师师长黄质文的。介绍信中写道：

<small>兹就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名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指为感！</small></small>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大军，分东南西北四路“围剿”中央苏区。四路总指挥分别为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近一年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北线打得异常惨烈，可南线却一直比较缓和，这与南线陈济棠所指挥的粤军，与蒋介石嫡系争名夺利，矛盾重重是分不开的。粤军历来与蒋介石同床异梦，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在这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了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封了陈济棠一个南路军总司令的头衔。可陈济棠并没有买蒋介石的账，他为了保存粤军的实力，在江西并不想替蒋介石卖命。他对蒋介石的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已有领教，深知蒋介石“一石二鸟”的惯用伎俩，不想在江西替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攻占会昌之后便屯兵不动，坐观动静。

之后，毛泽东从瑞金赶到会昌前线，指挥红军连打了几个胜仗，同时对粤军进行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陈济棠在“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主张感召下，暗地里派人前来苏区作试探性和谈。陈济棠的高参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送给驻会昌的红军。在交战前线，送弹药给对方，这在战争史上是少有的。陈也知道蒋介石这次调他围剿红军的利害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永踞“南天王”的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一直觊觎韶关，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红军，同时也防堵蒋介石的中央军入粤。为了保存实力，他只抽调了10个团的兵力进入江西，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是为自己切身利益着想。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陈济棠的代表杨德昭，给了陈济棠巨额军饷，催促陈济棠速进兵马，以“剿”红军。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陈济棠深知进攻红军不会有好结果，而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也不会有好下场。他被逼无奈，只好和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派部队进攻红军把守的筠门岭，一面又派人和红军拉关系，以试探虚实。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并马不停蹄地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把守的南线不得不派出南路军的2个纵队，计6个师，1个航空兵大队，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红军把守的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红军立即迎头痛击，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英勇抵抗，给陈济棠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伤亡。这一交手使陈济棠大为吃惊，他万没料到红军会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通过交手，也使陈济棠更加坚信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入广东的最好屏障。他既害怕蒋介石入粵，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在攻占了筠门岭之后，他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进攻，摆出决战的架势，另一面又秘密地派出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不再互犯的姿态。蒋介石虽对陈济棠的伎俩有所察觉，但因疲于“围剿”红军，对陈济棠的做法也无计可施。

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可以利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吃紧之际，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身份，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指示：一定要吸取十九路军兵变的失败教训，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搞好统战工作。毛泽东经过多次调查，工作卓有成效，回到瑞金后心情舒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清平乐 会昌》，其中就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周恩来在这次“借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秘密派代表与陈交涉，使南线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为中央苏区以后向南突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34年9月，陈济棠又密派李君为代表，要求和红军进行谈判。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信中说：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厖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协定。并拟了五条协定：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蒋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等。

朱德的信很快得到了陈济棠的答复，朱德和周恩来研究商定，遂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前去寻乌与陈济棠秘密商谈。

第二天，何长工和潘汉年带上两名警卫便出发了。这次他们一行四人都换上了便装，何长工和潘汉年一律长衫礼帽，一副商人打扮。两个红军战士也一律随从装扮。四匹红马急速向“南天王”管区寻乌驰去。

第二天一早，陈部少将参谋杨幼敏便带着七师师长黄质文等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到了正题上，双方代表唇枪舌剑，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等；五、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的护照。

谈判刚刚结束，译电员便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潘、何接到电报就起身告辞。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潘汉年、何长工一行到筠门岭以北的木桥边。几个人策马扬鞭赶回于都，周恩来早已派人在于都等候他们。这时已是1934年10月中旬，到了10月下旬，红军中央机关开始突围长征。按照双方“可以互相借道”的协定，陈济棠在湘粤边界划定道路，让出了一条40里宽的通道，让红军顺利地迅速通过广东边界进入湖南。红军只以减员3700余人的代价通过了蒋介石苦心设置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5、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队尚未摸清红军转移的战略意图。粤军已将主力撤至赣粤边境，仍防红军进入广东。湘军何键部队一时未驻扎在赣湘边界，湘南仅有地方武装把守。所以，红军沿着赣粤和湘粵边界，向湘南的汝城一带推进。担任左前锋的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境内，沿赣粤南侧向湘南推进。右前锋红三军团进入大余境内，向湘南推进。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未摆在湘南，但已电令粤军和湘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赣边区的汝城、仁化、乐昌间设置了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10月下旬，粤军从北、南两面对红军夹击。红军在大余等地进行反击后，折向汝城、城口，准备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汝城位于湖南省南端，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处，是湘、粤、赣三省交界之地。县境内多丘陵和山地，概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加庄园”。这个县历史悠久，从东晋以来就设置了县制。县城地势高，四面环山，周围海拔渐低，整个县境呈“山”字形结构。水系发达，形成了“溪重涧复，万派倒流，实踞湘、粤、赣三省之上游地”，众流直向三省而汇聚的景观。全县有东、南、西共60余支水系通向三省。由于遍布矿藏和水能资源，县内有丰富的地热，有湖南省面积最宽、流量最大、埋藏最浅、水温最高的热水型温泉，史称“灵泉”。红军当年来到这里的遗迹犹存，有些水池边还刻有“红军池”等字迹。

汝城是共产党和红军活动历史遗迹较多的一个县，为湖南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等都曾率军来过这里，朱德还来过多次。有一年，朱德到这里进行革命活动，遇到土匪袭击，朱德机智地扮作“伙头夫”骗过了他们，从窗口跳出而逃脱险境。1934年8月，为红军先行探路的红六军团也曾进入该县。正是由于汝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良好的革命活动基础，1934年10月底，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又分三路进入汝城，突破国民党军队在粤北城口至此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城口属广东仁化县。从城口至汝城，沿线80里都筑有碉堡，仅汝城县内就有200多座。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在汝城行军作战16天，足迹遍及湘南20多个乡镇，进行大小战斗13次。其中延寿阻击战最为激烈。红军8万人马西进在五岭山区的羊肠小道上，由于携带着大量笨重的武器、器材，带有兵工、造币、印刷、被服、制药5个工厂的设备和大量物资，动员了1万多名民夫抬着，拥挤不堪，行动十分缓慢，有时一天只走十多里。这支庞大而臃肿的后勤部队给作战行军带来了很大的拖累。三十四师为了掩护这支辎重部队顺利通过，经过三天三夜的浴血奋战，许多战士就因此而牺牲了。此次突围虽没有进行特别大的战役，但也损失了9700余人，主要是由于长途急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原因。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最高“三人团”正式下达通知，此次行军的主要目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将湘鄂川黔的苏区连为一体，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国民党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沿粤汉铁路湘粤连接的宜章一线，又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修筑碉堡114座，并在中心碉堡里储备万斤粮、万斤煤、万担水，准备置红军于死地。中革军委采纳彭德怀等的建议，为迅速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红三军团为前锋，急行军至宜章北，一路以红一军团为前锋，进军宜章南。红军冒着倾盆大雨昼夜行军，红三军团在打垮地方武装后，摧毁了敌人的中心碉堡，于11日占领宜章县城。南路的红一军团，经过一天激战，占领了县城南20多里的白石渡镇。该镇是粤汉铁路的宜章车站，为重要的交通要道。

白石渡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市镇，由于正在修铁路，当时有三四千筑路工人聚集在此。除了本地人外，还有许多外乡人，他们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下令部队就地休息，边筹款，边发动这些筑路工人参加红军，很快就招了300多人。红军前锋分别占领了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上的两个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站后，为全军顺利地通过粤汉铁路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红三军团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勇往直前，受到中革军委的表彰。11月11日，中革军委通电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模范的战斗作用”。但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在行军中采用了避战方针，没有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这一有利时机，打几个歼灭战，而只是指令红军疲于奔命，因而一直无法摆脱时刻被围追的不利局面。红军走的是山间小道，下雨路滑，战士们行动缓慢，敌人走的是大路，速度很快，时刻追堵在红军周围，使红军总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着。结果，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减员达8600多人。

红军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进入零陵的蓝山、宁远、道县、江永地区，进逼广西桂东。蓝山境内“山岭重叠，荟蔚苍翠，浮空而蓝”，在唐代就设立县制。周恩来在11月19日晚亲率红一军团一部攻占该县城，没收了伪县政府的10多斤黄金和5000多块银圆。宁远自秦朝就设立了县制，九嶷山坐落在县城南端60里，纵横200里。它有形态相似的九大奇峰，峰峰矗立，互不相连，挺拔耸峻，竞秀争高。九峰之外，群山莽莽，重峦叠翠，连绵起伏，有万山朝九嶷之势。中央红军各部于11月中旬经过宁远，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朱德经过梅翠八角亭，写下了《咏八角亭》的诗：“八角三门四个孔，一梯直上两层楼。先公几费精神造，重新依赖后人修。”江华是零陵地区最大的一个县，也是全国瑶族人口最多的县。县城有国内外最大的祭祀瑶族始祖的盘王殿（被喻为“中国瑶族第一殿”）。红军攻占县城后，保护了该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一路阴雨绵绵，红军行程艰难，部队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没有村庄、人烟，指战员们忍受饥、冷、劳的折磨。炮兵营更是苦不堪言，当时一纵队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们拖着这些笨重的家伙进入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地区，山峰重叠，树丛茂盛，根本无路可走，人走都很困难，何况还带着一百多门炮。红军最高领导人也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刘伯承来到前线和小伙子们一道爬山越岭急行军。毛泽东发现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并嘱咐他安心养病。就是靠着这种为革命团结一致、勇于牺牲的精神，红军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师。在红军的英勇奋斗下，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于11月17日进入道县，长途急进200里，于次日深夜赶到县城潇水南岸，抢架100多米长的浮桥，并围困县城三天，牢牢控制了通往桂北要道，掩护主力西进。

红军将面对的是更为强大的敌人——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和其所部的“铁军”。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6、“小诸葛”的计谋

1934年11月13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继续向桂北进发。红军经过桂北时，盘踞广西的地方势力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新桂系军阀。广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以出能征善战的军队著名。清末，太平天国初兴时，太平军只有3万人，但就是靠这3万清一色的广西兵，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威震全国。太平军北伐后，士兵多以安徽人和江浙人为主，其战斗力明显不如广西兵。曾国藩就曾说过：“长毛（太平军）中后期之三十万之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三万。”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抗法和在台湾抗日，冯子才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这些都是广西兵打的。广西兵会打仗。于是当时有人传言：“清朝末年对洋人的战争中，全国人几乎都在打败仗，只有广西人打胜了。”

在民国时期，李宗仁的桂系部队非常强悍，特别是桂军的第七军，有“铁军”的美誉，第七军在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时候很少吃败仗。

十年内战初期，在国民党新军阀中，蒋系与桂系分分合合，为利益相争，二者矛盾冲突甚烈。但有时蒋介石不得不对桂系这支非嫡系部队的强硬做法作出点让步，与之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貌合神离、互相利用的关系纠缠于蒋介石、桂系的每次合作中。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时，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一个师归余汉谋指挥参加第五次“围剿”，白崇禧指派第四十四师王贺斌率莫德宏、周元两个团参加。在出发前白崇禧告诫说：“广西地瘠民贫，养不起兵，而老蒋又时时想解决我们，不能不多养一些兵，以图自存。现在派你们两个团去围剿，必须换回四个团的经费补给来，同时你们也不能损伤一个兵，一支枪，这是主要原则。”

桂系军阀在多次反蒋战争失败后，暂时退回老巢。从1931年起，李宗仁常驻广州。广西内部则由白崇禧、黄旭初实际负责，整理省政，开浚财源，秣马厉兵，扩充实力，以冀东山再起，与蒋介石重争高下。1931年，桂系军阀在集团内部建立了“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的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反蒋色彩很浓，当时就曾明确宣称：“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

红军长征时，桂系军阀的力量已受到很大削弱。李、白统率的第四集团军所辖兵力只有第七军廖磊，第十五军夏威两个军。第七军下属周祖晃第十九师，覃连芳第二十四师；第十五军下属第四十三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每师三团，另有一警卫团，总共16个团，3万余人。既然蒋、桂两派军阀矛盾极深，桂系把蒋介石视为最主要的敌人，手中掌握的兵力又仅有16个团，而我中央红军号称10万，且连续冲破赣、粤、湘三道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桂系军阀不可能把只有3万之众的本钱在堵击红军的战斗中拼光。对此，白崇禧明确表白：“硬打，没那么蠢。”

蒋介石估计中央红军突围后，很可能沿红六军团的路线，经过桂北，于是，他命令桂系军队在桂北严密防守，并令中央军、湘军在红军背后“追剿”。在蒋介石电令出兵和红军突围而来的严重形势下，桂系军阀所面临的已不是执行或不执行蒋介石命令的问题，而是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无论采取什么策略，都要尽力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二是尽力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军为借口跟进广西。这两大难题对割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当11月中旬我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攻占道县，逼近广西的时候，身为桂系军阀主要首领、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频繁往来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他企图以守为攻，先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

11月上旬，湘、桂军阀就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商讨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最后达成“全州协议”，即两省军阀联合对红军作战的所谓“协剿计划”。议定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湘军衔接。

全州会议后，桂系紧急征调4万民工，在全州、灌阳、恭城、贺县等湘桂交界之关隘，如龙虎关、雷口关、高木关、永安关、清水关等地构筑碉堡工事。全州至兴安之间130里的湘江两岸，筑成碉堡140余座。到11月18日，桂系军阀的兵力配置也已完成。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加上桂林地区民团3个常备大队，各县4个民团联队，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主力则集结于灌阳县文市附近。廖磊的第七军为右翼，加上十五军的四十五师，布防于贺县、富川、钟山及恭城之龙虎关，主力则放在龙虎关方面。七军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的界首，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驻防全州的咸水，守卫湘江。

因此，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的态势，左有粤军数万人布防在连州、星子一带；右有薛岳率“中央军”五个师正向零陵与红军作平行前进；前有湘江，已被湘、桂军阀近十个师封锁；后有周浑元“中央军”四个师，湘军李云杰两个师、李韫珩一个师追击。此时的蒋介石兴高采烈，似乎稳操胜券。他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写进发给各军的电令中，他指望湘、桂军阀及“中央军”各部能够执行他的计划，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在湘江以东全歼红军。

不料，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于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这就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18日，红五军团先头部队到达龙虎关前，与桂军四十四师发生战斗。20日，红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白崇禧得悉红军占领江华，又接到报告，说有红军2万余人，向江华、永明而来，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白崇禧极为紧张，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白崇禧权衡得失，决定立即放弃湘江防线。于是，除留一团在灌阳策应，七十一团从咸水调守全州县城外，将第十五军主力以及第七军覃师全部转移到富川、贺县。而以周祖晃第十九师担任龙虎关防务。至此，桂北全州、兴安、灌阳一带只有桂军三个团，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敌正规军防守。

桂系军阀从全州、兴安一线撤防，顿使何键手忙脚乱。11月23日，何键发给蒋介石长电一封，叫苦不迭，声明湘军无力接替桂军所留下的防守任务，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何键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是因为桂系军阀从兴安、全州撤防，使湘军陷入非常狼狈和极为不利的境地。

何键，这个背叛大革命而突起的暴发户，到1934年时，已拥有一支人数在1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成为统治湖南的地方军阀实力派人物。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九个师分别为第二、第三路。蒋介石的指令，使湘军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西路军变为“追剿”军。何键受宠若惊，感觉到湘军在追堵红军上所负有的重大责任，他不能不比从前更加卖力。然而，何键之所以热衷于联合桂军封锁湘江，并非只是出于他的责任感，更主要的是湘系集团害怕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湖南立足，形成对湖南的直接威胁。防止两支红军会合是何键的既定方针，为了阻止中央红军从零陵以南通过，何键将湘军嫡系集中在零陵至黄沙河线上。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沙河附近，与其说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要求何键务须将红军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命令，不如说是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湘、桂军阀在全州达成的所谓“协剿计划”，在兵力配置上，说到底，仍然是自顾自，各自把守门户。广西地段的湘江归桂军防守，湖南地段的湘江归湘军防守。双方谁也不肯越出省外。不过，不属“追剿”军序列的桂系部队肯配合何键封锁湘江，已经使何键感到很满意了。因为这样已可使何键腾出更多的兵力来用于保障湖南的安全。

桂军撤防后在兴安、全州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负有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东岸“重大使命”的何键遵蒋介石令也有责任补救。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再次接到蒋介石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受到蒋的指责。为此，何键大伤脑筋。最后，何键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宁可担当“抗命”之嫌。11月23日，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像何键在回电中所言的那样，即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25公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80多公里。如湘军立即行动，11月24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于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

何键为了推卸责任，立即以“惋惜”的口气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大肆强调客观原因，替湘军开脱，把责任都推到蒋介石允许桂系的撤离。蒋介石对桂系撤兵，无可奈何，而何键的埋怨、推卸责任的电文，也不无道理，眼看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由于湘、桂双方各自的打算而遭到破坏，蒋介石就把桂军和湘军都大骂了一通。谁知白崇禧根本不买蒋介石的账，立即给蒋发了一封电报。白崇僖在电报中抨击蒋介石指挥失当，“剿匪”不力，标榜新桂系反共坚决，回溯历史，滔滔不绝，把对蒋介石多年的积怨倾腹吐出。具体到封锁湘江的失败，白崇禧拒绝承担丝毫责任，讽刺“中央军”对红军反应的迟滞和无能。认为“追剿”各军如果在湘南对红军能加以“痛剿”就根本不必封锁湘江，应负责的不是桂军，而是湘军和“中央军”。白崇禧态度如此强硬，是由于桂系军阀同蒋介石的特殊历史关系决定的，当时整个西南军阀势力中敢于以这样的口气回击蒋介石的，恐怕也只有白崇禧。

事实上，桂系此时与湘军联合的愿望比何键更为迫切，要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仅靠广西的兵力是不够的，必须借助湘军的力量，但是，当白崇禧发现让红军从桂北通过更有利于他时，便立即将夏威的十五军从桂北灌阳撤到恭城。蒋介石妄图聚歼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灭了。

由于蒋、桂、湘的矛盾，使桂北的湘江防线在11月21日至28日的7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果我中央红军能在此时越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损失完全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湘江血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7、红飘带上最沉重的一个结

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既对粤军和湘军的围堵不力十分恼火，又增强了其一定要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湘桂边界以西的桂东北地区的企图。

还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前，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南进突围的战略意图，所以他任命反共健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26个师、30余万兵力，全力“围歼”红军。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在宁远的天堂圩与道县间进行合击。此一步骤若不能实现，第二步，则是聚集各路大军，阻截红军于桂东北至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之滨聚歼之。

国民党早在红六军团西进时，就作了守备湘江沿线的准备，在桂东北、湘西南沿江两岸筑起大小碉堡共550多座。这次，凭借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再加上湘江“天堑”(国民党军吹嘘这个地区是“铁三角”），各路“追剿”的任务就是要“铁壁合围”。

蒋介石为了将红军“围歼”于他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亲自在南昌行营督战。他给何键写信，指出“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并赠与一首唐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充分表露了其“剿共灭红”之心。

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与军事顾问李德等都对敌情估计不足。早在1934年11月17日，他们就已获悉何键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潇水以东地区的计划，但直到24日还认为“目前尾随之敌其行动仍极慎重，表现为无急追之心，而系相机进展的性质”。因此，他们迟迟没有定下迅速渡江的决心。

11月25日，红军大部从湘南道县与水口（今江华）之间渡过潇水。蒋介石在第一步计划落空后，严令湘、桂两军按原定计划，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务必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是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要求红军抢渡湘江，迅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何键的“追剿”军两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急进；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进至潇水以东之道县地区；由全州、兴安南撤的4个师也向灌阳及其西北前进，企图配合“追剿”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中央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和中革军委的命令，昼夜兼程地向湘江急进。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觉山铺之间的渡江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28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这时如果轻装急进，还可迅速渡过湘江，减少损失。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把那些“坛坛罐罐”抛弃，以致红军主力部队的机动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行动十分迟缓，每天只能走20多公里，足足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致使湘江两岸的部队为了掩护全军渡江，与优势敌军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当红军两翼前锋已抢占渡口和作战阵地，正等待军委纵队之时，国民党中央军已撤回道县进行追击；湘军已进入全州，占领部分渡口并封锁湘江，进行堵截；桂军已回师灌阳进行阻击。这样，敌军在总体上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妄图围歼红军的格局。那时，对于敌军各部的个性特征流传着一种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红军要突破国民党的湘江防线，势必要同湘桂虎狼猴军进行一场恶战。惨烈的湘江血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1月28日凌晨，红军突破敌军湘江防线的战役开始了，首先打响的是红三军团红五师在新圩对桂军的阻击战。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师“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掩护中央两个纵队过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是广西临桂县人，贫苦农家出身，长征开始后，他和政委钟赤兵率领红五师一直担任红三军团前卫，掩护军团主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在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后，他率两个团立即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全军左翼安全。

新圩，位于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江的必经之地。11月28日晨，红五师阵地刚部署完毕，桂军7个团沿着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展开猛烈进攻。天上敌机低空扫射，地面敌炮连珠轰击，敌步兵作集团式轮番冲锋，但红五师无所畏惧，顽强阻击。这一天，桂军只占领了几个小山头。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大骂部属指挥无能。部属实告：红军部队是彭德怀的三军团第五师，从师长李天佑到团营连长，很多官兵都是广西人，对这一带很熟悉，有的原来是我们的部下；他们很能打，难攻克。于是，桂军又投入新的兵力，加派飞机参战。29日和30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五师指战员拼死坚守阵地，与敌军反复争夺山头，进行白刃战，击退敌数十次进攻。战至30日下午，完成阻击任务后才奉命撤离。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师参谋长胡震牺牲了，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也大部分壮烈牺牲。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

11月29日，敌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觉山铺的红二师发起进攻，一部向黄沙河开进；其余四路“追剿”军正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将其主力分为两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的红军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江点。于是，在湘江两岸，红军与各路敌军进行了一场血与火的生死大搏斗。而这天战斗最激烈的是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距湘江主要渡口之一界首只有6里路。这里为一片宽广的丘陵地，坡度不大，视野较开阔，打仗不宜选作防守阵地。但是，担任前卫的红三军团红四师不能作别的选择。为了阻击由全州攻打过来的湘军和由灌阳追过来的桂军，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江，只有在这里背水一战。在这里承担阻击任务的，只有红四师的红十团，要迎击桂军四个团的猛烈进攻。为此，彭德怀将军团指挥部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200多米，且靠近江边的一座叫三官堂的祠堂里。这里虽无任何隐蔽物，但地势稍高，能观察渡口情况。他亲自指挥这场关系重大、异常严酷的阻击战，有三天三夜没合过眼。

29日晚，桂军四个团全部出动，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企图对红军进行夜袭。擅长夜战的桂军突破红军在光华铺的阵地，直插界首渡口。红十团发现敌人后，命令时任三营营长的张震率部堵击，坚决截住。

红三营奉命堵击，同敌军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红军虽已消灭大部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渡口，加强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但在继续争夺的战斗中，沈团长和代理他的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美都中弹牺牲。到了中午，敌军两个团在被红军打得尸横遍野后才占领光华铺；敌军另一个团沿湘江东岸向界首渡口进逼。这时，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一方面紧急调四师两个团来接应红十军团，另一方面又令五师一个团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红军全师向处在高处的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艰苦战斗，终于守住了红军阵地的第二道阻击线。天亮，已是12月1日。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红四师一道阻击住了敌军数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黄公路后，这部分红军才奉命撤离。

11月29日开始的全州觉山铺阻击战，是湘江血战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斗。觉山铺北距全州20里，南离界首50多里，是敌军抢占湘江主要渡口的咽喉要冲。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在27日过江后，其红二师在觉山铺一线阻击从北面全州县城开来的湘军三个师。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在29日清晨向红军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数十门大炮和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将红军阵地前的松树林炸得只剩下一根根树桩。11月30日凌晨，红一师两个团在湖南潇水完成阻敌任务后，急速赶来投入战斗。红一师刚到，部队非常疲劳，但马上进入阵地。这一天的阻击战进入高潮。敌人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打垮，丟下了几十具尸体，又组织第二次冲锋。随着敌冲锋次数的增多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大，阵地上硝烟弥漫。红军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军尸体越来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从三面向红军阵地围攻，红军多处阵地失守，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军端着刺刀上来了，易荡平政委要求他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易荡平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四团政委杨成武同志也负了重伤。经过一天拼杀，红军还是守住了主要阵地。

12月1日这天，对于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敌军已疯狂逼近，不惜一切代价与红军前锋部队抢夺渡口。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作战命令。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程，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应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1号1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安全穿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冲去！”

在军事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地步，也不多见。仅此，即可见当时战局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中央的感觉即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12月1日这一天，战斗空前激烈。国民党各军向红军各部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实现蒋介石下达的“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之目的。在觉山铺的战斗已白热化。红军将士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弹药用完了，就与敌人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连接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染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残酷，惨不忍睹，以致后来当地老百姓有“三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至12月1日中午，中央纵队和红军后续部队过了湘江，湘江东岸8个师的红军有6个师在作出巨大牺牲后也过了江。下午17时，敌军占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打掩护的包括3个军团的红军后卫部队无法过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其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桂军3个师激战两昼夜，奋力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被桂军分割包围，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六师的另两个团也伤亡很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作为红军西征转移的最后的总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军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又率部回征湘南，转战江永、江华、道县，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部队所剩无几。陈树湘师长在道县身负重伤被捕，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没能得到活口，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挂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100多人，最后也没摆脱厄运。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这在红军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1日中央纵队和红军后卫部队渡过湘江，共经历了7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拼死斗争，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中央红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才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突破了其重兵包围的湘江防线。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8、头顶星星、拉着马尾巴前行的地方——老山界

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初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仍然将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整部署，以原“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等部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以第二、第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芷江地区前进。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以一部兵力对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1934年12月3日，何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给刘建绪、薛岳下达命令：“着第一兵团刘总指挥即以一部尾匪追剿，主力经新宁、城步间觅匪，节节予以截击；着第二兵团薛总指挥先以大部由武冈经长铺子、竹江舟，径开会同，并与洪江王东原师联络，截击西窜之匪，并堵匪北窜，以一部策应第一兵团，据要堵匪。”

这时，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于12月4日作出决定：红军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准备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此时，红军前进的队列是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翼，以红三军团为左翼。5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一、九军团，翻过湘桂边界的越城岭，也就是老山界，经过瑶族地区之要隘——白茅隘。

老山界是红军从江西出发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难行的高山，这里山势很陡，群峰林立，人烟稀少。老山界又叫越城岭，山体很大，东西长600多里，南北宽200多里，上山30里，下山15里，主峰猫儿岭海拔2100多米，是华南第一高峰。红军历尽艰辛，用了两天多时间翻越国民党军队不敢上去的老山界。陈云假托军医的身份，对此曾有记载：

“西延山脉之高峰老山界，确为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过的高山。千家寺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总卫生部才抵千家寺，当时休息吃饭后，即上山。上了20里到一个小村子，只七八户人家。此时太阳西下，夫子、马夫均忙于找火把。过一下天黑了，队伍还是前进。可是因为队伍中有些人没有找到火把（因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里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下流水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又不敢合眼，因为路太狭了，只有一英尺阔的路。有一个看护生在行军时，因为天黑未找到火把，再加上睡眼矇眬地走着，忽然一失足滚入水沟里去了。当时就命传令兵执了火把，慢慢地拉住树根攀到水沟里，可是那个看护生已经跌得不只是满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语了。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着。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把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地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5到10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序地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部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夫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序喊‘向后传’——实在太疲惫了，不管地下是干是湿，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更好，不要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梦乡了……

“老山界这座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到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

“八十里的老山界，比红军后来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红军在高山上两天两夜的不断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士兵，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实在是由于红军中士兵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时，红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想得周到。”

红军在翻越老山界时，虽然已经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追堵，但时常还会遇到地方反动民团、地主武装的袭扰。12月4日在白茅隘，红一军团第二师就击溃了当地反动民团的固守，使这天红一军团主力顺利通过此地。而三军团根据红军司令部的命令，12月5日晨从千家寺到达河口、八滩地区，坚守河口两岸以掩护军委一、二纵队由此通过。此区域是广西辖区，部队仍旧受到广西地方军的威胁，所以只能一边行军，一边打仗。

通常日记记得很简短的军委二局政委伍云甫，这天用了120字描述当天的经历。他在日记中写道：“五时自廖姓房出发，经龙塘江、大坳，下午八时左右到达唐洞宿营，行程六十里，是日越四十五里的高山，且险峻异常，其最陡的一段，土人叫做三千七百坎，三千七百个梯坎而得名。龙塘江居民均瑶族人，能操汉语，甚流利。他们自相讲话，简直一句也听不懂。”他还在日记中提到工作上的问题时说：“是日六分队不带洋油充电；一分队电瓶掉队，均影响了工作。”根据伍云甫的日记，这天他所在的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著名的老山界，一座号称上坡30里，下坡15里的大山。

对于翻越老山界，跟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军的陆定一描述得更加详尽，他说：“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的高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发起喊来了‘走、走、走！’于是再站起来走。满指望可以多走一段，但不大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夜间当走到一个只有二尺宽的峭壁上时，上面传下令，就地休息，明天一早登山。陆定一得知此消息吃了一惊，在这种地方睡觉，一个翻身就跌到深渊里去了，但没办法。陆定一横下一条心，裹着一条毯子就睡了。他说：“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逼人，浑身打着战，把毯子裹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

这天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从千家寺出发，抵达中洞，而由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当日由枫木山出发，到达千家寺宿营，两军在大榕江一带交防。陈伯钧说此时敌人离千家寺只有10里，三十八团到后，即有交锋。这是桂系李宗仁的尾追部队在骚扰。

12月6日，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向河口的前进途中，终日与桂军激战。而被蒋介石封为“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的薛岳于当日下达的一个训令中说：“据报，敌一、三、五、八、九军团残部，现正向绥宁通道以西地区逃窜，本路军决定自明日起向洪江进击。”而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右翼第一、第九军团当日由横路口出发向茶元一带挺进。

根据伍云甫的日记，军委一纵队当日已翻越老山界最高的山峰雷公岩，从唐洞进抵江底，走了70里。伍云甫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是夜点火把时不小心，山中草木数处着火，蔓延十数里。”

陆定一在他的“老山界”回忆录中也提到火把。陆定一说知道部队要夜行军，恐怕有人折老乡的竹篱笆当火把用，他们政治部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告诫部队保留并指出哪里有竹林可用作火把。这些细微的工作，对少数民族同胞理解红军起了很大作用。陆定一记得，这天黎明他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此时山下有人送饭上来。陆定一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来吃。”上面传下指示，部队今天无论如何要越过这座山。为了给战士们鼓劲，陆定一说：“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伤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星纵队（也就是军委第二纵队）运过山去。”陆定一说，“到了山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陆定一看到自己昨晚宿营的雷公岩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说这个雷公岩，真是陡极了，几乎是90度的石梯，只有几尺宽，旁边就是悬崖。当时崖下已经聚集了许多马匹，都是等明天才上山，有几匹马从崖上跌下来，腿骨都断了。而远处，枪声密集。陆定一判断是从昨天出发的地方传来的，他估计是红五、八军团正与敌军交火。

根据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日记，这两天从枫木山到千家寺，又从千家寺翻越老山界，十三师仍旧走在全军的最后担任后卫角色，因此经常与追击的敌军交锋，军情时紧时松。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还提到：“沿途给养更成问题，以致落伍人员剧增，部队较乱。”

红军不畏艰难，冒着敌机的轰炸，奋力攀登，终于在12月7日下午胜利地越过了老山界，进入龙胜县境。龙胜属广西，境内居住着苗族、瑶族和侗族人民。该地区经济、文化较落后，当地人多居住在山区，房屋以茅草构成，其生产大多不能自给，生活相当贫困。据陆定一回忆，他们在过老山界时曾到一家瑶族农户家休息。陆定一说这家瑶民三口人，男人听说过部队吓跑了，家里只剩母子俩，生人的到来，特别又是当兵的，让女主人多少有些惊惶。经过陆定一他们与这位瑶族大妈的亲切攀谈，那位大妈哭了，向亲人红军道出一肚子苦水。临走时，陆定一他们忍着自己的饥饿，把一个米袋子送给了她。陆定一说“她非常喜欢地接受了”。红军在越过老山界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这是因为国民党为了挑拨红军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阻碍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区，便派出特工人员在中央红军驻地纵火焚烧民房，并嫁祸于红军。但是红军努力扑灭大火后，又严密巡查，终于捕获奸细，并交给群众公审，从而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同时又搞好了群众关系，为红军顺利通过此地打下了基础。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09、担架上“三人团”的“阴谋”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实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进行过坚决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可是当湘江血战后，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大多数人都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开始着手发动一场撤换“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斗争。他首先争取的是王稼祥和张闻天。

在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前，为了加强部队战略转移的机动性，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并把非带走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张闻天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争取同情者，从而有利于正确意见的贯彻。如果分散到各军团，彼此间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稼祥，王稼祥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博古和李德虽然对毛泽东时刻提防，但他们认为把毛泽东放在纵队，毛泽东就不能直接接触部队，便没有在军队进行活动的机会。而且，就算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有伤病在身，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他们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不错了，哪还有能力进行政治活动！

可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不仅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也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而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经常碰到一起，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张闻天虽然骑马，也可以放慢速度加入他们的谈话。没有战事的时候，白天他们还可以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初，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等在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钟，忽然两架敌机飞来，外面响起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他第一个跨出大门，仰头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进腹部，升结肠已经穿孔感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能对他进行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根未除，王稼祥的腹部伤口一直流脓，所以他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长征开始前，王稼祥担心自己会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后来，他在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因此也得罪了李德等人。后来当他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对毛泽东非常感激。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这样回忆说：“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毛泽东争取的另外一个人是张闻天。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一路上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也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在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同毛泽东逐步一致起来。他开始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时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团”中，论年龄毛泽东最大，论职务张闻天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按理应以张闻天为“师”。但张闻天信奉“真理在谁手中，就跟谁走”，他这时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十分尊重。所以，在他们三人中，毛泽东实际上是“师”，是灵魂和旗帜。

他们在一起的谈话，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确，不能小看这些谈话。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飞跃。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如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阐述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便在长征路上形成了。它虽然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是在反对李德、博古“左”倾错误路线中的一种政治上的联盟，也不像李德说的是在中央苏区就存在的一个宗派主义组织，但是这个松散的“中央队三人集团”比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更掌握真理，更有战斗力。

湘江血战后，“中央队三人集团”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发起了挑战，打出的旗帜是：讨论失败原因。并由此引出对红军长征前进方向的讨论。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10、通道转兵，前进道路开始畅通

红军在翻越老山界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究竟前往何方。

此时，蒋介石已在中央红军向红二、六军团根据地前进的方向上摆设了重兵，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势必又要打一场湘江血战，红军此时已经没有本钱再赌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向周恩来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由李德、博古把持的“三人团”中，周恩来力不从心，难定大局；李德、博古固执己见，作出继续按原定方案实施的决定。

1934年12月9日晚20时，博古、李德以野战军司令朱德的名义发电给各军团、纵队首长，下达了明天按原定前进方向行军作战的部署。电报的最后特别加了一句话：“但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根据红军司令部的这个部署，红一军团兵发通道，同时向绥宁、靖县警戒；红三军团向白岩、平寨、石村地区开进，当日到达马蹄街。12月11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由陈光、刘亚楼率领的红二师攻占了通道城。12日，第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区；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区；第五、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一线西移；野战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

此时，蒋介石已将国民党军的追堵部队由原来的五路军改为两个兵团，分别由刘建绪和薛岳出任总指挥。薛岳辖本部和周浑元部，刘建绪辖本部和李云杰等部，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造工事，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人预先布下的口袋阵，后果不堪设想；这引起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极大忧虑。周恩来在后来回忆道：“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12月12日举行的通道会议，就是这场重大争论的开端。

通道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中心议题是红军

当时的战略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这时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和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而且黔军内部派系多，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各个击破。第三，可以打乱敌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还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利于红军以后的战略发展——即东出可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北上可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李德的一套，蒋介石的一套，都分析得很清楚，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得不错，但最终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选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建议遭到李德的强烈反对，却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和拥护。博古也不得不承认在贵州那里才有可能遇到敌人较小的抵抗。这次会议通过了行军路线转向贵州的决定。但是在战略行动方向上，博古、李德仍然顽固地坚持北出湘西，拒绝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正确主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议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注意：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红二、六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根据邓颖超的回忆，此次会议是在通道城外一户农民家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央红军目前所处的严峻形势，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从而冲破敌人的重兵包围，争取主动，寻机打几个胜仗，鼓舞全军士气，力挽危局。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关于红军战略转移系列会议的开始，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以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没有意义重大的遵义会议。而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红军向贵州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通道转兵，红军前进道路开始畅通。

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12月17日，中革军委纵队进驻黎平。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11、侗族大歌里的红色旋律

通道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改道分两路进军贵州。右路为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从通道经靖县的新厂，由界牌入贵州黎平县境。右路军的前卫部队为红一军团二师第六团，经猫儿塘、潭溪、五里桥直进黎平县境。1934年12月14日，右路军前卫部队向黎平城外的据点潭溪进军，还未接触，守敌就弃堡而逃，一直逃到十万坪。驻十万坪的敌人也跟着溃军一块儿逃跑，一直逃到五里桥。跟踪敌人而来的红军先头连，以及由官田漂洞小路包抄而来的红军，用机枪、手榴弹一阵猛攻之后，敌人便狼狈逃窜，敌长官周芳仁及其他军官一块儿逃跑。黎平县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一看周芳仁逃跑了，黎平县城只怕也保不住了，便也跟着弃城而逃。

黎平城内的群众，见官僚和地主们都逃走了，猜测红军即将到来，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因为当红六军团于9月间路过黎平时，红军的严明纪律和政策已深入当地人民的心中。群众自发组织了几百人，到东门外5公里的地方迎接红军大部队进城。12月14日，红军便在群众的夹道欢迎中，进入黎平县城。

处于贵州省东南部的黎平县是侗族、苗族人民居住较多的地方。黎平城位于山顶上，周围群山环抱，看不到一块平地。侗族人民能歌善舞，以歌叙情，以歌娱乐；歌分大歌、情歌、酒歌、拦路歌等形式，其所住村寨被誉为“歌的海洋”。侗族乐器有琵琶、侗笛和牛腿琴。侗族的歌就是诗，一首歌词就是一首诗，要求格律严谨、语言精炼。侗歌种类繁多，主要分单声部和多声部两大类，大歌是多声部歌曲，一人主唱，多人伴唱，情深意真，非常感人。

国民党政府在统治黎平时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并且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红军为了调整民族关系，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就在黎平城开展了一些文艺宣传活动，并利用侗族人民喜爱唱歌跳舞的习性，邀请他们共同参与到这些文艺活动中来。通过这些文艺活动，红军跟少数民族人民拉近了距离，并且借机向侗族、苗族人民宣传

民族平等，各民族应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军阀与地主的压迫等政策。

黎平县当地群众一贫如洗，十室九空，仅有的一点稻谷也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抽光了，而黎平县国民党政府的粮食却堆积如山。当红军到达黎平县城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仓皇逃跑时，没有来得及运走和烧毁这些粮食，红军即打开粮食仓库，把谷子分配给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粮食，个个欢天喜地。而且由于黎平县城内居民大多是侗族、苗族同胞，所以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送一件礼物给侗族、苗族兄弟。战士们都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衣服、毛巾、日用品等物送给他们，当苗族兄弟拿到这些礼物后，都感动得流泪。另外红军还把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枪支、弹药也送给他们，使其武装自己。红军的这些行为深得侗、苗族人民的赞扬和拥护，所以红军所到之处，都得到侗、苗族人民的热情接待。许多少数民族子弟纷纷要求加入红军部队，并且有一些人在加入红军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红军后来能够顺利地越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山、河流、险滩，也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由于在通道会议上的争论还未结束，所以中央决定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问题仍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上，多数同志同李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鉴于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中兵力，再次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区建立新苏区。周恩来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更密切地协同合作，也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今后红军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战略决策，它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使红军争得了主动。而且，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从而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并为以后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黎平会议的情况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为精简机构，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八军团，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都编入红五军团。周昆任红五军团军团

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此外，中革军委还决定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军委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梯队，纵队首长兼第一梯队首长，何长工任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维汉任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除三个梯队外，另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辖。

在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至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的这段时间里，敌情又发生了变化。贵州王家烈部退向施秉、镇远、台江地区；“中央军”正开始向铜仁、玉屏、天柱一线前进，企图拦截中央红军北上；桂敌一个师向榕江前进，企图向红军实行侧击。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

1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2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深入到连队中去，做好宣传工作，号召全体红军战士，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改向川黔边前进。右纵队红一军团由柳霁、南家堡地区出发，经剑河北西进，于25日攻占镇远，26日占施秉。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随红一军团后跟进，由剑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红一军团夺取镇远，并警戒红军右翼。左纵队红三军团由黎平西北地区出发，经南加、南哨地区，于24日进占台江以南地区。军委纵队由黎平出发，24日进到剑河。红五军团随军委纵队之后，于24日到达南哨地区。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12、乌江咏叹调

红军西入贵州，大出敌军意外。蒋介石、何键原定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被迫调整部署，令“追剿”军第一兵团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1934年12月28日该部进驻锦屏；“追剿”军第二兵团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今新晃）、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27日该部吴奇伟纵队向镇远进攻；黔军王家烈部集中6个团于施秉、黄平地区布防，阻止红军西进贵阳。

根据上述敌情，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日夜兼程向西疾进。1934年12月28日，右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余庆，第二师进占老黄平（今旧州）；左纵队红三军团占领黄平，军委纵队进到施秉、黄平之间地区，红五军团进到台拱（台江）。29日，红一军团分两路进逼乌江，红二师30日进占猴场（今草塘）、陈家寨，31日进至木老平及其东北地区。红一师由余庆出发，30日到达乌江渡口龙溪。30日15时，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猴场。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决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愿过乌江和在川黔边地区建立苏区，而仍要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野战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决定还指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会议要求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会议还要求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以便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这时，尾追红军之敌吴奇伟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4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中央红军为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的决议，决心在薛岳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抢渡乌江，向遵义地区前进。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它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道天然屏障。

当红一方面军抵达乌江南岸以前，王家烈已命令东自思南县的塘头，西到遵义的老君关，在这长达100多公里的江流中的十几个渡口，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这时，贵州另外一个军阀、时任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川南边防军司令侯之担也将其所率林秀生旅的两个团调回乌江以北。王家烈还拨驻湄潭的第八军（万式炯部）归侯之担统一指挥；尾追红一方面军的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此时已到达施秉、黄平、镇远一线。桂军廖磊部也已进入都匀、独山地区。当红一军团第二师分三路进抵乌江南岸时，侯之担派他的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指挥，指挥部设瓮安县猪场（现珠藏），他自己带川南边防军第一旅第一团驻守遵义，负责城防。

侯之担回到遵义后，召集旅、团长开会。他在会上说：“教导师奉命防守乌江，必须堵截红军越过，如有玩忽职守，军法从事。”他还说，“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敢来攻乌江，可能走其他路线。”但他还是委派他的旅长林秀生担任江防司令，加强各渡口的守备。同时，尾追的敌人也正在加紧逼近。

乌江宽只有二三百米，江水很深，流速达1.8米/秒左右。两岸群峰连绵起伏，江界渡口两岸都高达500米。红二师第四团来到渡口时，船只和器材都已被转移或烧毁，连渡口的茅屋也烧光了。当地群众说：渡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大木船，二必须是大晴天，三要有熟悉乌江的好船夫。可是，目前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如果不迅速渡江，就有被迫与敌背水而战的危险。

在这个紧急关头，中革军委命令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强渡乌江，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分别在江界、龙溪渡口突破。

1935年1月3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红二师红四团驻地江界渡口，告诉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说，后面尾追红军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并督促他们迅速完成渡江任务。随后，他还派来了一个工兵营，归红四团指挥，专门担任架桥任务。上午9时，部队已经绑扎了60多个竹筏。此外，头一天白天一次强渡，夜晚一次偷渡，只有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四名战士乘一小竹筏登上对岸，隐蔽在江边的石崖下，等待攻击时机。强渡乌江开始，红四团在大渡口仍以小部队佯攻，真正的攻击目标却在上游500米处一个叫老虎洞的小渡口。3日清晨，经过挑选的十几名游水能手，赤膊短裤，冒着严寒乘竹筏开始强渡。他们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加上埋伏在对岸的毛连长等5人火力配合，抢渡成功。在抢占江北岸工事战斗中，多亏军团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这个神炮手。炮兵连从中央苏区出发时背的5发迫击炮弹，这一次就用了4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在敌群爆炸，顿时倒下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号叫着向后溃逃。

这时，工兵营用竹筏和门板架起浮桥，部队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红一师的一团在乌江下游龙溪的回龙坝渡口，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强渡。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次强渡乌江的情况。他和政委黎林一起到附近村庄调查，这里别说没有船，甚至连像样的木板也叫敌军搜走了。船渡、架桥都不可能。凫水渡，水深流急，汹涌的江水会把你吞没、冲走。下午，他们派到附近村庄的人也回来了，根本没有船只，船夫也都跑光了。这天又是狂风大雨，风声、浪声呼呼地号叫，雨也越下越大。杨得志和黎林苦苦思索，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急得在江边凹处来回踱着步子。这时骄横的敌人大概猜透了红军没有办法，又向对岸打起枪来。杨得志正想拿出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的情况，忽然发现从江心漂过来一节竹子，随着水浪的冲击旋转着，尽管一个个浪头淹没了它，浪头一过，它又浮出水面。他看见忽起忽陷的竹子，忽然得到了启发。“老黎！”他用手指着竹子说：“看！有办法了！”他们一边抹着脸上的雨珠，一边跑向山后的村子。对大家一说，立刻从村子里弄来了许多竹子，大家七手八脚地你扎我捆，3个小时，便扎成了1丈多宽、2丈多长的竹排。这一来大家情绪都很高，战士们纷纷报名要划第一个竹排过江。

竹排扎成了，但是能不能渡过江还没有把握，于是便从前卫营里挑了8位熟悉水性的战士，决定由他们先试渡。8个战士，每人都配足了武器、弹药，没有木桨，就用竹片代替。

天黑了，这8个勇士跳上了竹排，对岸稀疏的枪声还在响着，竹排缓缓地离开了江边，冲过一个个险浪，突然，竹排在江中颠了两下，一个小山似的水浪向竹排猛扑过来，竹排上的人全被水吞没了。岸边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不一会，竹排又从水中冒了出来，上面还是8个人。“继续向前！”从江中传来了竹排上班长的声音，大家都为有这样勇敢的战士而自豪。

忽然又听“啪”的一声，竹排撞在礁石上，大家又紧张起来。不过，毫无关系，竹排一点也不在乎，继续前进。大约又过了几分钟，突然岸上的红军战士中有人“啊呀”一声，大家急忙往江心看去，隐隐约约地看到竹排在江心翻动了一阵，接着随汹涌的江水，迅速地冲向下游。几个黑点在浪里浮游一会，便被旋涡卷走了，不用说，是竹排上的同志。

风还在刮着，雨还在下着。杨得志看着凝望江心的黎林政委，低声说：“怎么办？”“一定要渡过去！”黎林说。接着，他们又把继续渡江的任务交给一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挑选了十几个战士，装备与渡江工具和方才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渡江点换在下游几十米处水流较缓的地方，竹排上又补充了几个水手。这时，天已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竹排离开江边。大家都在黑暗中瞪着眼睛，注视着对岸，不时，江上传来几声冷枪声。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突然江上传来“砰砰”两枪。黎林立刻惊叫起来：“是我们的！”大家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开船！”杨得志兴奋地大声下达命令，早已准备好了的另外一只竹排又出动了。第二天上午11点多钟，全团胜利渡过了乌江。

1月3日，两个渡口的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当后面薛岳的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烧毁浮桥，拆散竹排，继续向北挺进。

红军先头部队渡过乌江到达北岸，敌江防部队便节节败退。红四团一营的一个连队，登上北岸立即向敌军跟踪追击，吓得敌人溃不成军，“双枪兵”的烟枪、步枪沿途丢弃。敌江防司令林秀生，连电报稿、机要文件都不要了，带着他的守乌江渡口的3个团，向遵义方向逃去。红军一鼓作气追出20公里，当日下午占领猪场，并在该地宿营。

1935年1月15日，中革军委的《红星报》上刊出大字标题“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红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得红星奖章，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战斗英雄的名单有罗有保、林玉、王海云、钟锦友、江大标、杨尚坤、孙明、朱光定、林文来、罗家平、丁胜心等同志。”杨成武同志后来说，奖励的文字“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他们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永远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篇 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 13、军号声打败了“双枪兵”

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分别于1935年1月2日、1月3日于回龙场、江界口胜利渡过乌江，敌人吹嘘的“重叠坚固，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顷刻被瓦解。

1月4日，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六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这时据守遵义的敌军是贵州军阀王家烈所统率的一部。由于贵州地处边远，加上当地十分贫穷，王家烈在统治贵州时，为了筹足军饷，就对当地的烟土走私和买卖不但不打击，还加以保护，以便从中获取暴利。由于这一原因，贵州的军队大多吸食鸦片，所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被称为“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那个时候对于敌军各部流传一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所以，防守遵义的黔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差的。

红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在进军遵义途中对如何夺取遵义作了认真的考虑，他们认为遵义守敌尽管战斗力不强，但敌人是以逸待劳，地形熟悉，所以红军还须认真对待。他们对攻城的兵力部署、政治工作、物质保障等，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在白日行军途中，朱水秋团长和王集成政委把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在马颈上，二人开始“鞍上办公”。研究的结果，确定红军一、二营为突击营，从遵义城东、南两面突进城去；三营为预备营。当晚，他们在距离遵义45公里的团溪宿营。第二天凌晨，红军总部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风尘仆仆地从总部赶来。他一见到王集成政委，就急切地问道：“你们打遵义有把握么？”王集成回答：“没有问题，王家烈的部队我们领教过，一定能攻进去！”刘伯承点头同意并进一步指示：“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多用点智慧了！”

1月6日上午，红六团由团溪经龙坪向遵义疾步挺进。午后，当红军部队挺进到深溪水时，侦察员报告：在距离遵义15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驻有一个多营的兵力。当时，刘伯承指出：要全歼这里的敌人，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红军攻打遵义。红六团的领导经过研究，立即把部队分为两路，像一把钳子，迅速把这个庄子包围，趁着大雨打了进去，敌营长被击毙，其余无一漏网。

为了进一步掌握遵义城的敌情和地形，他们从俘虏群中挑出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较贫寒的士兵进行谈话，讲明我党的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军阀、地主，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经过耐心说服教育，消除俘虏的顾虑后，就明确地告诉他们：红军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应当详细报告我们，说得对的事后有赏。俘虏中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愿效劳！”接着，他把遵义城内的工事，守城的兵力，以及城防部署，敌军装备都一一讲了，并画了一幅城防要图。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朱团长和王政委商定化装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打算报告刘司令员，刘伯承非常满意。最终决定这出戏由一营长曾宝堂来演。由他带领三连和侦察排，又在全团挑选了20多个司号员，个个都是敌军士兵打扮，由十几个经过教育愿为红军效力的俘虏带路，其他部队跟在后面，做好两手准备，如诈城不成，便强攻上去。

晚上9点多钟，红六团冒着大雨出发了，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因路太滑，每个人都摔了几跤，变成了泥人。1月7日凌晨，快到遵义城时大雨停了，从夜幕中看见半空中吊着一盏灯。这时，曾宝堂指挥红军战士扮作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黔军来到遵义城下，一出智取遵义城的好戏开演了。时任红六团政委的王集成在回忆录中写到：当城楼上的守敌发现曾宝堂他们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随之枪栓也拉得哗啦哗啦直响。“自己人！”被红军抓住的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哪一部分的？”城楼上又问。这个俘虏的连长就按红军事先给他安排的内容，讲了一遍。城上还不放心，左考问，又考问，还射下几道手电光，认真查看。直到守敌确认城下是“自己人”后，才打开了城门。开城门的守敌还恐慌地问红军侦察排的同志：“怎么红军已经过乌江了？来得好快呀！”侦察排的战士就答：“是呀！现在已经到了遵义城。”说着就把枪对准了敌人的脑袋，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个守敌吓得“啊”了一声，瘫在地上。大幕拉开了，好戏开始登场。二三十个司号员一起吹起了冲锋号，六团大队人马顺势涌进城里，顿时，遵义城里热闹起来。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惨叫，大多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走了。

1月7日凌晨，黔北重镇遵义城被攻占了。

红军进入黔北各城市之前，为了保证执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更好地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影响，曾制订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红军部队严格遵守，不得侵犯。

红军先头部队夺取遵义时，正值半夜，红军战士没有敲群众的门，而是怀抱武器，顶着寒风在屋檐下休息。第二天群众起来，出门后看到围坐在屋檐下的红军战士，深受感动。

耿彪、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红四团也于当日早晨进抵遵义。杨成武说：“经过战斗的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中，我们看到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开始营业，鲜红的橘子，松软的蛋糕——真是琳琅满目，呈现着独有的景象。”这让整日钻在大山里打仗的红军战士备感新鲜，而更新鲜的事是好奇的学生围住战士们要看“水马”。原来王家烈的黔军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编造出红军有“水马”，过江不沉底，上城不用梯子，子弹打不透，把红军吹得神乎其神。难怪老百姓涌上来围观。

1月9日下午，当红军的领导人及大部队要进城的消息传来时，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兴高采烈地赶到城外欢迎红军进城，满街贴满了“欢迎红军”、“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等标语。大部队在鞭炮声、口号声以及群众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遵义城。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4、不同寻常的会议

1935年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领导人先后到达遵义城。遵义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是黔北重镇，贵州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省城贵阳。这天一直下着雨，但是也不妨碍红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战士们满身泥污，停在城外洗脸洗手，高唱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定的行动准则：说话要和气，借老百姓东西要还，行动听从指挥，不损坏庄稼……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各个地方军阀，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红军这样拥有严明的纪律。遵义城的百姓站在街道两旁，摆着烟、茶、酒、糕点，敲锣鼓、放鞭炮迎接红军。

红军进入贵州前，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都是些双枪兵，战斗力不强。可就在毛泽东他们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率兵接管了贵阳。蒋介石在重庆坐镇指挥，调动了湘军、川军和滇军的一些部队，大约40万人，准备围攻红军的3万多人。

到达遵义后，红军才发现在这个地区建立苏区的设想（黎平会议作出的决定）根本行不通。敌军越聚越多，遵义的地理位置对红军也十分不利，它三面环水，东边是乌江黔江，西面是赤水，北边则是滚滚长江，西南方留有一个缺口——但极容易被敌人封死。而且遵义地区经济落后，虽盛产鸦片，供应军队的粮食却成了大问题。如果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红军很快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

根据黎平会议的建议，红军决定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转移以来军事失利的原因，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再决定下一步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和行动。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以来，一直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认真检讨所犯的错误，召开一次重大的会议迫在眉睫。

会议在遵义城最好的洋房里举行。这幢漂亮的房子是黔军第二师师长柏章辉的公馆，新建还不到两年。柏章辉像大多数军阀一样，经营着家族产业，他和自己的几个兄弟从事商业和银行业，在当地颇有名望。他的房子结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建筑的一些风格，屋顶有飞檐，带有宽阔的游廊。房子旁边还有一棵大槐树。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被安排住在这幢舒服的房子里，邓颖超记得自己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朱德和康克清、彭德怀、刘少奇也住在这儿。毛泽东则和王稼祥、洛甫住在另外一处军阀的房子里，正是他们几个一路上在担架上的“密谋”，促使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接连数日，周恩来忙着准备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书，每天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都得不到保证。他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之间产生的原则性分歧，使得两人冷面相向。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已经对李德生搬硬套的军事指挥表示强烈的不满。对于军事领导权和军事策略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阵营。李德、博古还有凯丰（何克全）依旧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并且凯丰试图说服聂荣臻支持他们，但没有成功。毛泽东则获得了王稼祥、洛甫的有力支持。——周恩来也已完全倾向于毛泽东等人，他知道自己将在会上作的军事报告，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些天来，他冷静思考着红军过去所犯的错误，试图去理清错误的根源，并且找到解决的办法。他的报告，涂涂改改，一遍遍斟酌了数次……

1935年1月15日，晚上7点钟，遵义会议在柏章辉公馆内一间大屋子里举行。屋子里陈设简单，中间是一张破旧的方桌，摆着一圈椅子。天气寒冷，桌子底下放着一个生着炭火的小铁炉。到会的有20人，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包括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王稼祥和聂荣臻是被担架抬着参加会议的。聂荣臻的脚在湘江战役中受了伤，未得到及时治疗，进入贵州后开始化脓，正在疗养。王稼祥的伤由来已久，早在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他被弹片击中了腹部。因为医疗条件极差，8个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他的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救命。但是伤口经常发炎，引起高烧不退，常常需要服用吗啡止痛。直到1936年，王稼祥到莫斯科治疗，他的病才被彻底治愈。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他当时担任《红星报》的主编，以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的身份为会议作记录。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会议，伍修权担任他的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个发言。

他谈到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批评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把红军的军事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兵力的强大和中央苏区以外红军配合的不力。他试图为错误辩护。

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经过几天深思熟虑的准备，他发言的时候，严肃地承认对付敌人的策略不对，不该放弃红军游击战的传统，转而打阵地战——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态度坦率而诚恳，愿意承担错误军事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尽管后果已经无法弥补。

周恩来的发言，让李德感到不安。遵义会议从酝酿到召开，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会议一开始，他的处境便很狼狈。别人围着长桌坐着，李德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伍修权形容他“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李德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断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他认为周恩来在发言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同他和博古保持了一定距离。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作报告时依据的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三个人一路上在担架上达成的共识（前文里，我们把这种共识，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是紧接着张闻天发言的。通常，他总是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再作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但这次他一反常态，首先讲了话。他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比起其他人的发言，他的算得上是宏篇大论了。

他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取代了红军实用的运动战（毛泽东曾经总结过十六字要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不顾军事实力的差异，跟蒋介石拼阵地拼消耗，结果一败涂地。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都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战术致使红军必须放弃中央苏区大转移。所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是博古所说的军队数量的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毛泽东提出，红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博古和李德犯了“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李德的指挥，一味纸上谈兵：不考虑士兵要走路、吃饭和睡觉，也不问走平路还是山路，地形是平原还是河流，摊开地图，用铅笔一画（李德因此被讽称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打好这一仗。——这样打仗，当然是打不好的。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在苏区红军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的事情，红军因此失去了一个获得同盟军的大好机会。如果红军能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绕到敌人背后迂回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周恩来、洛甫和他都曾经主张联合十九路军作战。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他说出了很多指挥员的心声，中国土地上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外国人的瞎指挥。

伍修权回忆，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就对他说过“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一类的反对意见，引起了博古的不满。博古指责张闻天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待1905年俄国革命一样。张闻天不服，便和博古吵了起来。李德便来劝架，说这里的事情要由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起内部摩擦。张闻天虽然和博古一样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但他却不像博古那样唯命是从，他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听李德的，要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张闻天和王稼祥（1925年，王和张同船赴苏联留学）都全力支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更是如此。继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发言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在会议上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李德一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顾问，只是为中国革命提供意见。现在事情搞砸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的，而不是他。李德一直不承认任何错误，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态度依旧如此。李德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对中国红色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管如何，遵义会议召开后，李德的指挥权便被彻底解除了。实际上，湘江战役的惨败，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在党内错误领导的结束。

遵义会议接连开了三天，因为要讨论的事情太多，也太有必要。一般都是晚上7点开始，每次四五个小时，不时有警卫员进来倒茶换水。与会人员的言辞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站到毛泽东这边，也渐渐理出了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头绪来。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应当打过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的条件比贵州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交通比贵州便利，人口较多，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矛盾较大，红军可以适当地利用这一矛盾……这一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虽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北渡长江（他主张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他服从了会议的决定。当时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对自己在会上的处境打了一个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红军的军事指挥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担当。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内部决定再分工，如何分工，会上没有深入讨论下去。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没有被指派担任军事指挥，但他能够建议和参与军事决策，不再被排除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之外。伍修权对当时红军的领导问题作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但是毛泽东亲自掌舵红军，是迟早的事情。

李德被撤销中央的军事顾问职权后，主动要求和林彪的红一军团一起行动。——据说是李德欣赏林彪的军事才能，尽管他和林彪以前接触得并不多。林彪给他很好的待遇，但李德此时的情绪已经很不好。

蒋介石直到2月间才得到遵义会议召开的消息，老对手毛泽东的复出，对蒋介石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从此以后，国民党军阀和红军之间，将进行一场更加曲折复杂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5、土城鏖战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路军，向土城、赤水城方向前进，打算北渡赤水河，然后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开辟新的根据地。

赤水县的土城场（今贵州习水县土城镇）是一个傍河而建的小镇。1935年时，这个镇子和当时中国普通的西南小镇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着上百间木板房，错落地沿着一条石板路一直延伸到赤水河边。土城场很小，却因盐和酒而闻名。它的酒，几乎和紧邻的茅台镇齐名；它又是川盐入黔的一个重要码头，四川的盐通过赤水河运到土城，再由盐商雇佣苦力，背负着运销黔北各地。赤水城在土城的北面，也紧临着赤水河，离四川宜宾、泸州、江津、重庆都不远，过了赤水城往西北就是泸州、宜宾。谁也未曾料到，土城会因一场关系红军命运的战斗载入史册。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大约有4000人，作为先头部队抵达土城。土城的黔军，就是前面提到的双枪兵，弃城而逃。林彪在土城稍作休息，就北上赤水城。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急速调集兵力堵截，阻止红军渡过赤水进入川南。

林彪带领红军战士们到达赤水城外时，正是夜晚，从长征开始以来，战士们没有进过大点的城市，他们看见城内的电灯光都兴奋不已。兴奋并不代表能打胜仗。1月27日，一军团在赤水城外和敌人周旋了一整天，丝毫没有进展，他们打不进城内，而且还发现蒋介石调集了援兵。林彪不得已，27日连夜给主力部队发去了赤水城久攻不下的消息。先头部队行动受挫，主力红军接连几天也遭到一股敌人的追击。

早在1933年秋天，红军就破获了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红军轻易便能破译上至蒋介石总统府，下至国民党军队战场师团长之间的电报内容。红军敢于在遵义停留12天，就是因为得到可靠情报，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尚未完成。

而在土城，情报却出了差错，使得红军确信他们遭遇的这股敌人是黔军，一共4个团兵力，六七千人。

黔军历来羸弱不堪，一打即溃，否则林彪的先头部队也不会那么容易进入土城——红军决策者们认为只要拖垮他们再收拾就行了。

在林彪于赤水城外同敌人僵持的同一天，也就是27日，红军主力来到土城郊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董振堂的红五军团部署在城镇周围。红军根据得到的敌情报告，决定第二天早上迎击追兵，并把他们消灭掉。朱毛（朱德毛泽东）在游击战中学会了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像猫捉老鼠一样，跟敌人周旋，利用行动迅速灵活的优势，拖住敌人，等到敌人疲乏，再出其不意地攻击。这次他们以为和往常一样，能够迅速地制住这小股敌人，各个击破，摆脱骚扰，等到先头部队林彪红一军团打通了赤水城的通道，就可以立即北渡赤水河人川南。

1月28日拂晓，长途行军至土城的红三军团发起了对追兵的进攻。红军在土城以东的青㭎坡搭建了临时指挥所，此地视野开阔，可以环视四周，紧密地注意战况。按照以前遭遇战的经验，对付王家烈的“双枪兵”只需要几个小时。可是一直打到上午10点钟左右，敌人没有任何被打垮的迹象，反而越战越勇，战场情况表明，与红军正面对峙的应该不是黔军，而是另外一支军队。收到林彪前夜拍发的电报后，更证实了土城红军对敌情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

这股敌军不是黔军，而是川军刘湘的精锐师；不是只有4个团，而是6个团，1万余人，而且还有后续部队。蜀地自古多勇兵，此话不假。这支精锐部队由郭勋祺做指挥官，他是刘湘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干将，十分精明，狡猾能干，被人称作“郭猫子”。川军装备好，弹药足，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善于走山路，是名副其实的“山耗子”。他们早就占据土城场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狙击红军。

到了中午时分，红军指挥员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红军长途行军，弹药供应不足，不熟悉土城的环境，川军又占据了较高的山头，红军被压制在低处山脚，只能在火力的掩护下仰攻敌人。红军骑虎难下，以血肉为代价的几次冲击，仅仅夺得了敌人阵地前的小山头和表面的工事，伤亡相当严重。

继红三军团后，红五军团、红军干部团、作为预备队的红一军团二师也先后加入到战争中来。川军其他部队不断向土城增援，合围红军。就数量上来说，川军人数比红军部署的战斗人员要多，差不多是二比一。红军确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左右的部队在土城附近集结，但是不敢贸然参战。因为蒋介石正结集重兵，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孙渡）和王家烈的黔军都往土城赶来，另有一部川军则沿长江布防，想将红军压制于长江以南、黔江以东、乌江以北以西地区歼灭。

下午，土城战斗还在继续，红五军团阵地被川军攻占，情势不妙。林彪红一军团被通知从赤水城回援青㭎坡。林彪前夜已经下令部队停止进攻，他在土城以北大约30公里的地方等待命令，虽然半天急行军能够到达青㭎坡增援红三军团，但是他最早也要天黑才能赶到。

红军遇到了湘江战役以后又一个生死攸关的战局，红军总司令朱德要求亲自上前线。古人有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高级军事指挥官一般情况下不会亲临前线，除非战况非常紧急，动一发而牵动全局。朱德此时已经顾不得自身的安危，坚持要上火线。

红军其他领导人迟迟不肯同意朱德的请求，危险太大，万一牺牲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对红军来说得不偿失。朱德却把帽子一脱，满不在乎。此时，朱德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全，而是整个红军队伍的安危，只要遵义会议能够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来，区区一个朱德何足挂齿呢？况且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我朱德的。朱德总是这样的乐观，红军的许多官兵也像他一样充满乐观的情绪去克服暂时的困难。朱德离开总司令部上前线督战，博古（此时他名义上仍旧是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以及军委纵队的部分指战员，都来送朱德上前线。但是总司令亲赴前沿，并不能改变战事的败局。红军弹药不足，基本上没有重型武器，唯有两门幸存下来的克虏伯炮，炮兵连的红军抬着它们渡潇水、闯湘江、过乌江带到土城。战斗中，朱德使用了其中的一门炮，开炮轰击充作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将仅剩下的三发炮弹打完。后来朱德下令把炮扔进了赤水河。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到了傍晚，战斗仍旧在继续。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战斗。如果僵持下去，敌人聚集的军队越来越多，红军很可能被合围歼灭。

军事委员会迫不得已，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长征过程中红军召开的唯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黄昏时分停止战斗，取消攻下土城北渡赤水河的计划，改由土城附近撤退，西渡赤水河，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渡赤水。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剩下了3万余人，土城战役，红军又损失了约4000人。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6、一渡赤水，“鸡鸣三省”博古让权

土城一战失利，红军被迫西渡赤水河。赤水河是长江的支流，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滇、黔、川三省，全长420公里，流域面积2万平方公里，河水宽处300多米，最大水深10多米，大部分在黔、川两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奔腾。由于沿河两岸多为红色土壤，每年5、6月的雨水期，山洪不断将红土冲入河中，整条河水便呈现出红褐色来，赤水河由此得名。赤水河的长度和流域面积都不大，但名声却远远超越了河流本身。一方面是由于红军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另外一方面，这条短短的河流，竟然出产中国60%以上顶级的白酒，被誉为美酒河。在后面一些章节的文字里，大家会陆续读到关于这条河上战斗与美酒的故事。

1935年1月28日的夜晚，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紧张疲惫的晚上，红军依旧处于危险的境地。前线，红军与川军对垒的枪炮声不断；赤水河上，工兵在艰难紧张地架桥。架桥地点是周恩来亲自带领有经验的工兵和作战参谋定下来的。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的时候，曾经夺取过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他们没有毁掉浮桥，但需要稍微修缮一下才能用。工兵们同时得到命令，日出前再架起两座浮桥。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三次到现场督促指挥，又三次派人去架桥点检查进展情况。天气尚好，没有再下雪，严寒稍有缓解。河面宽阔，河水浅而平稳，冬季枯水期帮了工兵们的大忙。假如是5、6月份丰水期，工兵们架桥的难度就要大许多，他们进展顺利，浮桥修得很宽阔。工兵连按时完成任务，到天明时分，整个部队已经轻装西渡了赤水河。为了防止敌人跟进，红军征得老乡们的同意，对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的船只（用来架桥）作价赔偿后，在每只船内装上了炸药，炸毁了浮桥，其中包括伪区长强行征集来的12只盐船。

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接到了新命令，原来是让他回援土城，现在命令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前过河，他在稍晚些的时候，在略北一点的猿猴（今元厚）过了河。

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在土城作战的川军失去了作战目标，一时找不到红军的去向。红军似乎总是这样的行踪不定，并且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神出鬼没，在令人惊讶的地方出现。过了赤水后不久，红军右路军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和左路军会合，往扎西（今云南威信）前进。

进入这一区域，红军才真正感受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特色。天气不是毛毛细雨就是雾气蒙蒙，红军穿行在山路中，见到的老百姓瘦弱矮小，多半住在茅草棚内。即使是严寒的冬季，也衣不遮体，一阵风刮来就会吹倒似的。这样的荒凉贫穷反倒给红军带来了一个大好处，敌军极不愿到这类贫瘠的地方来，沿途也就没发生什么大战斗。红军进入云南后，追击的川军和黔军也都停止了追击。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也确实是比较侥幸地脱险。

渡过赤水后，红军经过的许多小路，是长征以来在湘黔两省从未经过的地形。尤其以两河隘（即云南威信两合岩）最为险要。两合岩离威信县城约5公里，是两座山的悬崖峭壁合在一块，中间夹一小岩缝，两岩几乎合拢成一块岩石，所以被称作两合岩。红军当年来到这里时，两边峭壁中有扎西河，无法行走，只能靠着一边山崖上开凿的栈道依次通过。只要道路被破坏5尺，军队就无法通过。如今道路已不险要，1973年修建了威信到石坎的公路，公路从两合岩的夹缝中通过，沿河炸岩修路，架起了一道2个大拱，6个小拱的月亮形拱桥，凿通了90米的山岩隧道，以往的天堑变成了通途。

一渡赤水后，被认为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代表人博古还担任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李德离开后，博古实际上也被取消了领导全党工作的权利。博古尽管顶着虚职，许多人还是对他越来越不满，希望更换他，选出新的领导人。

1935年2月5日，红军军委纵队来到了云南扎西的水田寨（今威信县水田乡）。这个地方位于川、滇、黔三省的交界处，当时它有个美妙的名字，叫作“鸡鸣三省”。其名称源于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此地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交汇处，名叫岔河——河流交汇形成了三省的交界点，也自然形成了三个冲击扇面。这三个扇面又分属于四川的叙永县、云南的镇雄和威信两县、贵州的毕节县。传说很久以前，三省交界处都各住着一户人家，三家都有报晓的大公鸡，三家中无论有哪家的公鸡先叫一声，其他两家都可以听见鸡叫，因此这个地方被叫作了“鸡鸣三省”。

红军开进水田的时候，老百姓由于不明真相，怕被军队拉了壮丁，几乎所有的壮年男子都离开寨子躲了起来，可能是躲到了附近山上，当时这个地方是山高林密。5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水田“花房子”(因为门、窗、板壁上刻有花鸟草虫图案，就叫成了“花房子”）召开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博古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由洛甫接替他负责中央总的工作。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有比较准确的回忆，他记起是在一个叫作“鸡鸣三省”的小村庄，由洛甫替代了博古。

洛甫当选为中央总的负责人后，当即主持中央常委进行了日常的分工，决定让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做军事指挥，毛泽东进入到核心军事指挥圈中，逐渐担负起指挥红军的重任。红军也是至此才在指挥上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新转机。虽然此后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也曾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批评，却一直得到洛甫的有力支持。据说在花房子，只要毛泽东点点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鉴于种种原因，推举了张闻天（前面提到过，他和博古一样，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事实证明，他们在长征过程中一直愉快地合作。红军在“鸡鸣三省”只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拔进入扎西城。

被撤职的博古，1935年初还不到28周岁，十分年轻，个子不高，瘦而结实，戴着深度眼镜，动作有点不协调不平稳，总是显得很紧张。他于1926年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受共产国际思想影响很深。他思想活跃，具有政治家的风范。伍修权（也在中山大学学习，担任过李德的翻译）曾在回忆中提及学生时代的博古既具有学者风度，又锋芒毕露。博古当了中央负责人后，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都是如此风格。

博古虽然在领导红军作战上有错误和偏差，但是他为人正派，品德高尚，对于革命的忠诚是一心一意的。博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将中央几担装有重要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移交了出去。此后，凭借着他的一身才华，1941年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的社长。博古精通俄文，翻译了许多诸如《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介绍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1946年，博古作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会议。但是不幸的是，他搭乘飞机从重庆回延安时，因天气方面的原因，飞机失事遇难，死时只有39岁。同机另有王若飞、叶挺。

2月6日，红军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扎西，这天正好是正月初三。红军在扎西又召开了会议，主要讨论红军面临的形势，解决下一步红军进军的方向。中央红军到达扎西的时候，蒋介石调集了滇军3个旅，川军10多个旅由北向南压，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也向扎西方向扑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主张红军转移到黔北去。他根据破译的云南省主席龙云7日发布的绝密电报《作战方略》（对付红军的），决定趁着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契机，掉头向东，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桐梓、遵义进攻。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土城战役情报出了差错后，红军的情报人员吸取了教训，在此后数月的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为红军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立了大功。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7、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利用敌人依旧判断红军将寻找机会北渡长江的时机，红军决定忽然掉头，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

红军的这一招确实令敌人猝不及防。回师贵州的过程，和一渡赤水后躲避追兵的过程一样，也没受到敌人大的阻击，因为大部分敌军都集结到了扎西方向。当然，追兵还是很快尾随而至，红军必须迅速渡过赤水河。红军于是分兵两路，选择从二郎滩和太平渡同时渡河。从云贵高原往北汇入长江的赤水，在二郎滩之前的地段为上游，属于云贵高原，流经区域都在1000米高度之上；到了二郎滩，来到了四川盆地的边缘，海拔陡然落至400多米，河面宽只有60多米，滩险水急，不通航船，四周悬崖绝壁突兀，山峰错落起伏，气势苍莽恢宏。二郎滩下游约20公里的地方，就是太平渡。二郎滩与太平渡位于赤水河左岸，属于四川古蔺县境，右岸则是贵州习水县境。

1935年2月18日的傍晚，担任中央红军东进先遣任务的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到达二郎滩，他们利用3只木船和抢修的浮桥渡过赤水河后，就与黔军一支部队在东岸遭遇上了。这部黔军事先占据了制高点，致使红军唯有背水一战。第二天的凌晨，红军三路正面进攻，一路绕到敌人的背后，两面夹击打败了敌人，保证了后续部队的过河。

在太平渡过河的红军虽然没和敌人正面遭遇，但是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慌，他们以为王家烈的“双枪兵”来了，关门闭户，躲到山上，把船藏在河滩里。当时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军阀部队，他们分不清楚红军和这些军队的区别。但是当他们真正见识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之后，特别是了解到这支军队还是替老百姓打仗，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无不真心喜欢上这支部队，还有不少人参加到红军中来。

在二郎滩和太平渡，红军坚持他们的一贯传统，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盐和衣物分给穷苦人家。二郎滩出产郎酒，全部用清冽的泉水酿造而成。红军在二郎滩开仓分盐，老百姓则用美酒犒劳士兵们。红军得到郎酒后，舍不得喝，大都用来擦洗伤口。在今天赤水河上，还能听到一首民歌：“郎泉之水清啊，可以濯我脚；郎泉之酒香啊，可以作我药。”

红军一共四渡赤水，前后72天的时间，其中三次进入古蔺城，在古蔺境内停留多达54天。2月18日至21日，红军陆续渡过了二郎滩和太平渡，又一次甩掉敌人，进入贵州。红军第四次越过赤水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两个渡口。

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往桐梓、遵义方向急行军。蒋介石拦阻了这支队伍的北渡、西行，他认为红军在黔北更容易被围困，必不会久留，一定会再试图去湘西和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娄山关、遵义、桐梓一带布下重兵。蒋介石这时已经被毛泽东一系列战术、行动弄糊涂了，很难搞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其实，就连红军内部的高级指战员也不是很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就在几天前，2月16日，红军从扎西回师黔北途中，发布了一个文件《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风很像毛泽东的口吻，其中告诉大家，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段文字，对毛泽东建议红军往东、回师遵义走老路的办法，多少能够作出一些解释吧。尽管文件宗旨十分明白，一切都是为了打胜仗求生存，但在红军东奔西跑寻找生机的情况下，毛泽东每天都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连他自己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告诉红军：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就一定能够成功。有一部分红军将领反对曲折蜿蜒的行军，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他抱怨部队调动得太频繁，疲于奔命，休整太少。

2月24日，红军进入桐梓县城。桐梓县城往南约13公里，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娄山关，娄山关再往南约50公里，就是遵义，娄山关正处在桐梓与遵义的交界处。娄山关海拔1500多米，北拒巴蜀，南扼黔桂，是桐梓通往遵义的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有句俗语，桐梓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大门易进，二门难开，——娄山关情形确实如此，山峰似剑，关隘两边悬崖峭壁，尤其点金山高而陡峭，不容易攀登，群山中只有一条狭窄的隘道通过，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根据情报，娄山关上有黔军重兵把守，林彪建议26日行动，攻打娄山关，以便部队能够休息一下。但是彭德怀建议，趁着敌人还未赶来增援娄山关之前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

25日凌晨，部队向娄山关跑步行军，红三军团的十二、十三团担任前锋。同一天黔军的一支部队在早上八九点钟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截住他们。时间分秒必争，红军必须抢在下午敌人援军到来之前拿下娄山关。敌军占据了地形的优势，用火力封锁住主要阵地点金山的断崖。红军发动了十几次的突击，也只能把阵地往前推进100多米，一个上午下来，伤亡了500多人。彭德怀从桐梓指挥部赶到关口，正逢十三团组织新一轮进攻，大约一个营的士兵陷在了隘口前面一处凹进去的断崖下，在黔军火力扫射中进退两难。

硬攻不下，红军只好采取侧后迂回的办法，这个办法林彪红一军团在第一次突破娄山关时曾经用到过。彭德怀下了一道坚决的命令，黄昏前一定要拿下娄山关，只准提前不准延误。——到下午3点多，好消息传来，正面进攻的红十三团在右侧的悬崖绝壁里发现了一条荆棘密布的沟壑，可以攀登到山顶偷袭敌人，并且左右两翼红军已进入预定地点，一部攻克了左翼的两个山头，一部切断了右翼敌人增援的道路。当偷袭成功，彭德怀登上峰顶，向遵义方向眺望时，发现山的北侧，敌人援军距离他们只有两三百米，他们只比敌人早到5分钟。

依靠夺取的点金山高地，红军打退了黔军一次次进攻。傍晚时分，娄山关已完全被红军控制住。娄山关战役的胜利，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随后几天内，红军第二次攻下了遵义城，击溃、歼灭了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人2400多人，俘虏3000多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有战士提到，战斗中，他们两天虽只吃了两顿饭，却打了一个漂亮仗，很是高兴。这一仗确是长征中红军第一次大的胜利，蒋介石恼火地声称，这是国军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红军在贵州的获胜也帮助了湘西的贺龙和肖克，他们当时遭到敌人4个师的进攻。为了阻止贵州红军入湘，这部敌人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对贺、肖的进攻，转而防守中央红军。

取得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后，毛泽东充满了信心，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庆祝娄山关大捷：“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自己也说，“万里长征，千回百转，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红军还需要顽强地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彻底摆脱蒋介石的追剿。

胜利使红军得到了急需的补充。一是物资，二是战斗人员。红军把俘虏集中起来开会，动员他们参加共产党的军队，每个士兵可以领到三块钱银圆和一支枪。之后，有许多人加人到红军队伍中来。也有不想参加红军的，当即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总之他们可以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红军决不阻拦，也不会虐待俘虏。这点和国民党的军队截然不同。红军缴获了许多被服、弹药和牲畜等东西。红军都喜欢跟国民党的中央军作战，中央军通常比地方军富有，战利品要丰厚得多。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8、得意之笔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了桐梓、遵义大捷，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建立黔北根据地有了可能。洛甫对当时的情况十分乐观，他说：

“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为了进一步扭转战局，军委决定趁着打了胜仗的好时机，进攻一直对红军紧追不舍的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消灭不了周浑元的部队，红军就无法建立黔北根据地。

1935年3月4日，军委特别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以便加强对将要到来的新战斗的指挥。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此时红军领导层内部却起了一场风波。

3月10日，林彪建议攻打滇军驻守在打鼓新场的一个师，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而毛泽东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个建议明显干扰了打击敌军主力的计划——结果，他被撤了刚委任的前敌政委的职务。毛泽东为硬攻敌人一事放心不下，半夜里，又提着马灯独自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被毛泽东说服了，第二天一早，他召开会议，出面平息了这场风波，肯定了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他的战略、远见和智慧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被取消了。

3月11日，为了更好地指挥战斗，红军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直到这个时刻，遵义会议后复出的毛泽东才算真正获得了掌舵红军的权力。他开始睿智而天马行空地指挥红军，带领红军摆脱困境。

但是，眼前这场对周浑元的战斗，红军还是遇到了困难。敌军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优势。无奈，红军被迫于3月15日发起了对鲁班场的攻坚战。鲁班场位于怀仁东南，是遵义通往赤水河的必经之路，峰峦叠嶂，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周浑元部有15个团，依靠有利地形，固守防御工事，以逸待劳。红军能够投入的兵力也是15个团，但除去警戒、掩护和抗击援敌的部队，实际上能投入的兵力没有敌军多。清晨开始的战斗，一直打到黄昏，红军伤亡了不少，也未能拿下鲁班场。军委下令撤出战斗，命令红军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

比较第三次横渡赤水和第一次渡赤水，可以发现它们的相似之处：关键战役失利（土城战役和鲁班场战役），红军被迫转移寻找新的出路。

茅台当时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镇，拥挤不堪，建造在赤水河边20多米高的陡峭岩石上，整个镇子的上空都弥漫着高粱小麦混合物发酵的刺鼻气味。茅台和土城一样，经营酒和盐，还转运鸦片。茅台酒是赤水河上最负盛名的烈酒，浓度近乎纯酒精。

红军几乎一枪不发就拿下了茅台。战士们发现了一座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这座酒坊是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每口大缸可以装20担水。——最初发现这座烧房的士兵，不知道大缸里装的是酒，便用来洗脚。等到嗅到四溢的香气，才恍然大悟是酒，可惜数缸美酒，已经成了洗脚的脚汤。

据说，李德（他喜欢饮酒）听到这个消息，就邀了几个人同往酒坊，他们打开了一缸年代最为久远的白酒，痛饮了一场。还据传，李德喝酒过量，以致一个星期不省人事。陆续经过茅台的部队，都到这座酒坊痛饮一杯。等到最后一部红军经过的时候，就连脚汤也没留下一滴。

3月16日、17日，红军于茅台渡口过河。敌军发现了此情况，派出飞机进行轰炸。一颗炸弹击中了周恩来临时办公室旁边的一座房子，大家劝他隐蔽一下，周恩来拒绝了。轰炸并不很猛烈，有时候飞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涂有白色弹药号码的大石块。

红军一过河，毛泽东就命令大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紧急行军到达100多公里开外的古兰，然后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引人注意。他们忽东忽西，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让蒋介石误解：红军正在向长江的某个渡口前进，促使蒋介石把敌军往赤水河西边调遣。

蒋介石得知红军三渡赤水的消息，认为红军几近两个月，徘徊于赤水河两岸，大部队行动困难，难有进展，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打游击了。于是他采取了在江西修碉堡围攻的老办法，步步为营，包围红军。蒋介石在乌江南岸各个渡口，乌江北岸的大定至遵义、桐梓沿线，直至赤水河西岸一线，都布置碉堡。这些碉堡星罗棋布，红军几乎每行动一步，都可能遇到敌人的阻击。

红军渡过赤水才一天，3月18日，军委作出了四渡赤水的决定：从第二次渡过赤水的太平渡、二郎滩东渡。刘伯承给工兵连的连长王耀南下达了一个任务，派他去检查上次搭的浮桥还在不在。并且红一军团得到一个密令，让他们组织先遣队，在3月26日前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

红军的行动显得诡异莫测，突然离开黔北南下贵阳，其中必然有蹊跷。

原来，红军截获了蒋介石3月24日将要到贵阳督战的重要情报。肖锋，1935年3月20日在他的《长征日记》里记载：“据师通报，蒋介石来到贵阳督战，敌人新的进攻又开始了。”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消息，大胆一搏，直捣贵阳，威胁蒋介石本人的安全，从而促使整个战局发生大转变，进而掌握主动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整个策略的关键是要让蒋介石继续相信：红军仍旧滞留在乌江以北，无路可逃。——红军这些天的行动变得秘密而小心谨慎。东渡赤水河的命令在最后一刻才下达，“野战军秘密、迅速、坚决地行动，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为了防止泄密，军委在下达的一切命令中都用到了“寻求机动”，这个模糊的字眼代替了红军真正而确定的目标：佯攻贵阳。

红军若是打草惊蛇，蒋介石取消贵阳之行，或者把分散的兵力调回一部分保卫贵阳，那么，毛泽东灵活多变的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3月21日、22日，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小心翼翼地向乌江靠拢。红军一小部则继续向黔东北佯动，掩护主力的行动。

3月24日傍晚，蒋介石一行到达贵阳。

3月31日，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4月2日，红军前锋逼近贵阳。

蒋介石可能没有想到，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他的贵阳之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后来发生的事情：红军声东击西兵临贵阳，连环计里调虎离山威逼昆明，最后虚虚实实巧渡金沙江，都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指挥才能。

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来华访问，他称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回答：“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19、声东击西

3月底，红军主力一周内两次横渡赤水河。此时，蒋介石认为，红军的行动反复无常，混乱不堪，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只剩下一口气在垂死挣扎。

3月24日，蒋介石由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和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剿匪”，随行的还有陈诚、晏道刚等十几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陈布雷等政府官员。蒋介石初抵贵阳的几天里，他和一帮近臣主要忙着商量如何解决王家烈的问题。蒋介石早就想将川、滇、黔西南三省的实权收归南京，无奈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下手。趁着追缴红军的机会，顺便收拾了川、滇、黔，一箭双雕，不失为绝妙的主意。王家烈一个月内被解决掉了。3月底，蒋介石借口王家烈“剿匪”不力，撤去了他贵州省主席的职务，剥夺了他的军政大权。

但是，想收伏红军却不如收伏王家烈那么简单。初抵贵阳时，蒋介石吹牛说：共匪已是强弩之末，现被迫逃入黔境，寻找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除非他们长就翅膀，否则逃不出我们的天罗地网……

确实，蒋介石张开了一张大网等着红军往里面钻。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50万到70万的军队，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严密防守：东面，红军不可能突围返回湖南、江西；南面，红军不可能穿过贵州打回广西或广东；西面，不可能进入四川或云南；北面，滔滔长江挡住了红军去路。这一次，蒋介石相信毛泽东真正被套住了——他可能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毛泽东过人的胆略和计谋，此时毛正在利用他的贵阳之行将计就计。

毛泽东率领部队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主力迅速南进乌江，同时派一小支部队佯装向北。敌人被声东击西的招数迷惑了，他们往北赶去的时候，红军大部队正和他们背道而驰向南。

3月31日，红军分别在三个渡口横渡了乌江。中途休息，毛泽东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打开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他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红杠，这条红杠从遵义附近向东南，然后折向西，再向西南，入云南昆明附近，延伸至金沙江边。——这是一个绕半个大圈跳出蒋介石包围圈的行军计划。红军要实现这一计划，就要把据守在滇黔边境的云南军阀调出来。

毛泽东一再强调：“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要想调出滇军，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调集援兵是关键。

为了继续迷惑敌人，渡乌江后，红军又派出了一支队伍在清水江上架桥，佯装东渡返回湖南（蒋介石又不得不调兵加强湘桂黔边的布防）。红军主力则急速南下，直逼贵阳。毛泽东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着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假装要进攻贵阳活捉蒋介石，真正上演了一场声东击西的好戏。

当时，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拦截红军，贵阳城外围只有四个团的兵力担任守卫，城内部队包括宪兵队在内还不到两个闭，周边地区基本无兵可调。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被委任为警备司令，负责贵阳城的安全。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红军在遭受重围的情况下，还敢进逼贵阳。

4月初，贵阳东南十几公里的地方接二连三发现有红军活动的踪迹，大有乘虚袭击贵阳的迹象。蒋介石下令，各党政军人员必须坚守职责，要与城共存亡，闻风弃城者杀无赦，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

蒋介石通晚都心神不安，他亲自去察看城防工事。离南门不远的城垣边，上百个士兵聚在空地上，抽烟、打牌、聊天吹牛，只有少数几个人在修筑防御工事。蒋介石怒气冲冲，朝着负责军官大发脾气，斥责他玩忽职守，命令他一天内完成修筑任务。

到了4月6日的晚上，蒋介石得到贵阳城外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蒋介石反复询问了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重要地段的工事与城防情况，还特别关注地询问清镇机场的情况。王天锡被命令加强城内的防务，他组织一营宪兵、两连消防队员和一些警察，总共400多人，花了24小时沿着城墙修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介石不敢相信建造速度是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新修工事，顾祝同跑来报告说，红军已经到了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六七公里了。

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下了命令：滇军司令孙渡火速率领三个精锐旅救援贵阳。——这正好中了毛泽东的下怀，调出了孙渡的滇军，便能除掉红军奔赴金沙江路上的最大障碍。蒋介石认为驰援的三个旅足以抵挡毛泽东率红军对贵阳的进攻。但是他想错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任何进攻贵阳的意图，他只是希望蒋介石中圈套。令人高兴的是，蒋介石正好落入了毛泽东设计好的圈套中。

奉命驰援贵阳的孙渡很卖力，他日夜兼程，三四天就走了400多里路。但是他离贵阳有很长一段距离，而红军两个小时内即可到达。

蒋介石开始考虑撤退的途径。他问警备司令王天锡这里离机场有多远，王还没来得及回答，又传来了一快报，在清镇机场附近发现红军的活动。蒋介石默不作声，徘徊了一阵后，他又问王天锡不经过清镇，是否有便路到达安顺。王天锡告诉他，从南门出去，经过花溪走马场直达平坝，从平坝到安顺只有60多里。蒋介石让王天锡准备10多匹好马，两乘轿子，另找些忠实可靠的向导，动作越快越好。——王天锡猜想蒋介石在准备逃命，但他还是飞快地跑去张罗逃跑的队伍了。

王天锡走后，蒋介石问顾祝同和陈诚，孙渡的部队什么时候能到。他得到了一个令他颇为不快的回答：恐怕最快也要到明天中午。

第二天，煎熬了一整夜的蒋介石终于得到了几则好消息：红军绕过贵阳，正向东面龙里方向前进；孙渡的“勤王师”已经赶来听命。——

滇军的表现让蒋介石相当满意。孙渡到达贵阳不到一天，便奉命向龙里追击红军，与红军打了几次激烈的遭遇战。其中一次，红军的子弹穿透了孙渡乘坐的汽车，孙渡幸运地没被击中。蒋介石不久又得到情报：红军转向西南疾驰，把所有追击的国民党军甩在身后了。至此，贵阳已无大碍，可是耐人寻味的是，红军的队伍究竟要到哪里去呢？蒋介石拉着薛岳、顾祝同、陈诚、端纳他们研究了半天，最后他肯定地得出结论，红军正在返回湖南或者江西。

而这时，红军正急速往西南行进，渡过北盘江，往西直入云南。

蒋介石被红军搅得晕头转向，无法预料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真正意图，只好被牵着鼻子走。4月10日，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讲话，不得不承认“（红军）或东或西，时进时退，使我们不容易判断他的意图”。国民党的一些将领也多有感慨，红军“佯为东窜之图，实为西窥之计”，“贵阳一役，为共军西窜最紧凑之一幕”。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0、“云南王”的小算盘

1935年4月，正值明媚的春天，中央红军进入到云南。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相比，云南天气要好得多，山路也平缓得多。田野里的小麦等待收割，万紫千红的罂粟花异常鲜艳，迎风摇曳。红军爬上山顶后，不是下山，而是一片平原，地势一层一层渐高，城镇周围往往是几十里几百里的平原，当地人称作“坝子”，昆明城就在坝子里。30年代初，这是座宁静的城市，市中心几条林阴道上种着法国梧桐，因为处在法国的势力范围内，因而带有一丝浪漫的异国情调。

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一直追踪红军进了云南。蒋介石曾嘱咐过薛岳，到了云南必须稳打稳扎、认真防范，不要再上毛泽东的当。的确，他们两人都被毛泽东神出鬼没、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法弄得狼狈不堪，焦头烂额，因此，不得不小心地提防着再次上当。

云南地处西南，为地方军阀所控制，南京中央的权力尚难企及。省政府主席龙云，有个绰号叫作“云南王”，自从红军和中央军一前一后进了自己的地盘，他就寝食难安，情绪不振。

红军在贵州境内四处游走时，就曾几次逼近滇境，引得龙云一阵紧张。

龙云不大相信红军会进入云南，他的幕僚们对红军将要行军的路线意见不一分成了两派。一派和他持相同的看法，认为红军不会来云南这种贫瘠的山区，只有物产丰饶的四川才可供红军生存；一派认为四川江面宽阔，蒋介石容易调兵围堵，而云南交通远不如四川盆地方便，红军很可能西渡川滇边境的金沙江寻找出路。此后的事实证明，后一种关于红军转移路线的判断是准确的。不管如何，龙云一百个不愿意红军或者中央军其中的任何一支军队入境。他主动采取了一些措施，贵阳紧急时，他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尽管政治上比较独立，云南王还是要看南京的眼色行事），调出了滇军精锐孙渡部队前去救援；并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加修碉堡，仅昆明城附近就修了30多座。

红军还是进了云南，其中一支部队在4月底的时候，到达了昆明东北的杨林，距离昆明不过百来里路。不久，龙云又得到报告，离昆明只有10多公里的大板桥出现了红军。这两处传来的消息，都说红军要攻打昆明城，活捉龙云。其实，红军并不想占领昆明，只是想让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减轻主力部队前往金沙江边的压力，与调出滇军保卫贵阳的策略如出一辙。林彪执行了这次佯攻的任务，他善于迷惑敌人，是红军将领中颇具军事才能的人。毛泽东让他带了6个团大约1万人的兵力来完成这次任务。

换作平时，龙云肯定不会如此焦虑紧张，他的军队素有“铁脚板”的称誉，是支颇能打战的队伍。但这次不同，孙渡率领的几个主力旅还在紧急回援昆明的路上（滇军被红军戏弄了一番，在昆明、贵阳之间白白跑了一个来回），城内加上警卫营、宪兵队、新兵队和一些零星部队，大约只有500人，几乎是一座空城。如果红军真来进攻，定会端了云南王的老窝。昆明变得和贵阳一样，人心惶惶，居住在城内的外国人，在大雨滂沱中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躲避到了越南河内。但是林彪在昆明附近仅仅虚晃了一招，然后就向西北方前进了。

龙云虚惊一场，躲过了红军一“劫”，接踵而至的却是很难对付的中央军。贵州王家烈已有前车之鉴，龙云不想引火烧身，但他毕竟不是王家烈，云南也不是贵州。龙云精明过人，在云南根底很深，蒋介石想对付他，夺取他的地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5月初的一天，龙云给刚刚赶到昆明，驻守在城外的薛岳拍了一封电报，规定除了他的采办人员能够凭证件入城，其余人等一律不许入内。薛岳被气得火冒三丈，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说了不少龙云的坏话：龙云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曾有私交；龙云派人与曾是滇军军官的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接触过，恐有默契；龙云对中央军态度傲慢无礼，如此种种。不多时，薛岳却接到龙云邀请他第二天上午赴宴的请帖和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信。当然，龙云早有打算，他邀请的是薛岳个人，而不是他带领的整个中央军，中央军休想进入昆明城。第二天，薛岳只带了

副官、士兵各一人面见龙云。

狡猾的云南王早已经想好了借口。他谎称：云南由于地处边塞，地方民团大部分没见过国民党中央军，又认为红军不过是一群衣衫褴褛、四处流窜的土包子。4月底的时候，有几支红军穿上缴获来的草绿色国民党军服，大摇大摆地冒充中央军，骗得了好些情报，智取了禄劝、武定、元谋等几座县城，而且还被招待得好吃好喝。——龙云对薛岳说，他恐怕红军故伎重演，中央军最好不进昆明城。最主要的，还是怕进了城，耽误中央军的行程，追堵不了红军，反而误了大事。还有一点，红军劫去了地方慰问中央军的一批物资和一箱云南军用地图，其中有几张昆明地图，防御工事标注得清清楚楚，怕被赤匪利用了，更应以谨慎为妙。

有趣的是，被截获的这批物资确实帮了红军的大忙。红军也是偶然之中得到这批物资的。28日，红军纵队向昆明以东的马龙前进，周恩来率领着这支队伍。他们看见从昆明方向开过来几辆大卡车，一直开到队伍前面。周恩来命令队伍包围他们，他们才停下车。刚开始指挥官还跟红军说：“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有紧急任务，别开玩笑啦！”后来才明白原来碰见了红军。车队是龙云派去送云南地图给薛岳的。车里还装有食品，云南的宣威火腿，此外还有药品，尤其是专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非常珍贵，还有普洱茶，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地图对红军来说比其他东西更有用处。当时红军手里仅有一份云南简图，地点路线都不准确，找不出红军急需知道的金沙江渡口的位置。依靠当地向导，也只能了解两三天行程内的路线，还要走不少弯路。而缴获的彩色地图绘制得十分详细，标出了9处渡口，渡口船只的数量也有标明，有的渡口有一条船，有的有三条船。毛泽东利用这些地图，作出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后来谈到这件事情，红军的指战员们都说，兆头真是不错啊，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图；我们路过云南入川，龙云给我们送图。这批送上门来的地图，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不过，不是用来进攻昆明，而是用来过江的。

薛岳虽知道是龙云的托辞，却又不好提出异议。当时，龙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云南省境的中央军，必须按照他提出的路线前进，如果走错路，产生“误会”，滇军概不负责。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在桂军的地盘上吃过“发生误会”的亏，况且蒋介石也要他万不可轻举妄动，他只好答应了龙云的要求。——龙云并不希望南京借口剿匪而插手云南，红军和中央军都不能惹，只能盼望他们赶快离境。

薛岳怀疑龙云与罗炳辉之间有默契，龙云也确曾派人会见罗炳辉，劝说红军从巧家一带过江，不要深入云南。按照蒋介石的要求，龙云派兵追击红军，每日却只追数十里，保持着不与红军发生正面冲突的距离。蒋介石要他沿金沙江边巧家到元谋一带布防，他也只是请求各县协助滇黔绥靖公署派出的数十个军官，封锁了几个渡口，破坏、藏匿了河边的船只。龙云是个演戏的高手，做足了表面功夫给蒋介石和薛岳看。

更令人惊讶的是，龙云很快博得了薛岳的好感，薛岳赴宴的结果，是与云南王拜了把子，以兄弟相称。他们结拜的时候，却是红军抢渡金沙江之时。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1、金沙江边的七昼夜

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在大肆地宣传中央红军正在仓皇逃窜，伤亡的人数每天都在1000人以上。红军当时大约有2万多人，按照报纸上的说法，在5月之前，红军都应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中，仍旧招募了数千新兵，补充战斗和掉队造成的减员。

进入云南后，红军北上唯一的可能就是必须横渡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发源于青海，流经西藏、四川、云南省境内，往北流至四川叙府后（今宜宾）。金沙江边悬崖绝壁耸立，高度达到300多米；两岸10公里左右的地带都寸草不生，史书《三国志》里记载，蜀国的一位将军马岱，率领2000多名将士渡金沙江，因天气炎热，饮金沙水，中毒而死的有1500人，或者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相传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便是此处。金沙江水波涛汹涌，渡口很少，红军必须在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的金沙江的大转弯处夺取渡口过河，否则就有被迫西进西藏的危险。西藏到处是绵延的雪山，居民稀少，粮食缺乏，根本无法维持2万多人的军队的生存，也没法补充兵员。所以，毛泽东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指挥部队抢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能否过江，关键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迷惑敌人，使敌军判断不出其真正的意图，争取更多的渡江时间；二是加快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过江。林彪佯攻昆明的行动调动了敌军；为了更好地迷惑住敌人，红军故意向西攻占禄劝、定武、元谋三县，还在元谋以北的龙街佯装渡河。毛泽东运用的计谋确实为红军争取到了一点时间，追剿的敌军绕到了元谋，而红军却在禄劝县的皎平渡抢渡金沙江。

皎平渡，又叫作绞车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从禄劝过此渡口便是四川的会理，满载着食盐、粮食、白银、皮革的四川商队就是从这个渡口进入到滇北进行贸易。附近还有一条进出西藏的道路，西藏运出来的草药、黄金及其他特产也从皎平渡转运到各个地方。

红军派了干部团先遣队赶往皎平渡口。先遣队一路上急行军，天气炎热，山路崎岖，有时候根本没有路走，太阳晒得人汗流浃背，但没有一个战士叫苦——却苦了找来的当地向导。这些向导土生土长，素以脚力著称，长时间快速地跟着红军行军却遇到了困难。他们都腰酸背痛，叫苦连天，不停地要求红军同志走慢点。为了不耽搁行程，红军只好走一段路，换一个向导。最后遇见了一个老头，看起来很老，其实也不过四十多岁。他对皎平渡一带的山路十分熟悉，红军就没再更换向导，因为找向导也需要花上一定时间。这个老头吸鸦片，走不快，烟瘾一上来就打呵欠流鼻涕口水，站立不稳。战士们想了一个好办法，给他一两块大烟（缴获来的），由两人轮流架着他走路，这样他就可以一边走一边掰着吃，如此才勉强跟上了队伍。

当这支先遣队来到离皎平渡只有30多里地的杉老树时，碰见了国民党区公所的一个胖秘书（有人说他是伪区长）。红军又冒充了一回国民党中央军，胖秘书很高兴地告诉红军，他刚巧接到通知，正要去金沙江边焚烧渡船——却被俘虏做了向导。这是发生在5月3日的事情，这天黄昏，先遣队的红军行军30个小时280公里后，终于赶到了皎平渡。

皎平渡当年由彝族的一个姓金的土司管理，为了防止红军渡江，金土司早就派人把所有的船都划到四川境内藏了起来。红军一时半会找不到渡船。半夜，对岸却过来了一只小船，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佑——金土司的兄弟烟瘾发作，派手下人划船过来取大烟，给红军送了一条船上门。于是红军连夜过江，迅速占领了对岸，并且找到了6条船，这样红军就有了7条渡船，又找到了36名船工。当年船工的领头人叫张朝寿。皎平渡水流很急，无法搭建浮桥，因而只能坐船过江。皎平渡北岸有一排在石壁上开凿的山洞，渡江指挥部就设在山洞内，由刘伯承统一指挥渡江。

大部队渡江可用的船，只有6条，因为有一条船是渔民用来打鱼，供养金土司家的，只能坐七八人，太小，红军就放弃了使用这条船。6条船渡2万多人，只能将所有船工分成两班，轮流摆渡，昼夜不停，歇人不歇船。船设有编号，大叶子船渡60人，二叶子船渡40人（大叶子、二叶子是张朝寿那些船工对船的称呼，是当地人通常叫法）。每船设有渡江负责人，凡是船上人员，都听从负责人指挥。部队到了江边，需等待命令过江，不能抢渡。船靠了岸后，依照能渡人的数目，命令此数目的红军到渡口沙滩上，战士们再依次上船。船上又设有指定座位，对号入座。所有的驴马都顺带牵着随船浮过金沙江。白天，江边队伍络绎不绝，到了黑夜，两岸又燃起火把，军号声声里，渡船你来我往穿梭在江面上，快而不乱。按照红军原定的计划，是分成三路分别在洪门、龙街、皎平渡三个渡口过江。红三军团在洪门江边搭起了一座浮桥，先头部队过江后，江水却把浮桥冲走了。他们被命令转移到龙街渡江。龙街的水流也很湍急，预定在那渡江的红一军团也没法过江。于是红一、三军团都赶到皎平渡来过江。5月7日，红三军团渡江。8日，红一军团渡江。负责后卫的红五军团一直在阻止着吴奇伟率领的中央军近1万人的精锐师，他们完成任务后，8日到9日也全部在皎平渡过了江。敌人的侦察飞机曾经两次飞过皎平渡江面，但是江面太窄，两边又是峭壁，无法轰炸。

江边有一块3米多高、叫作“龙头石”的大石头，刘伯承就站在那块大石头上指挥渡江。从5月3日到5月9日，一共七天七夜，没有丢失一人一马，全部红军安全渡江。按照事先的约定，每个船工每天的工钱是2块银元，若要领鸦片烟的话，可以领到5两。一直摆渡的船工最后得到了30块银元，其中有条船，是船工的私人财产，他得到了红军80块银元的赔偿。但是红军一走，许多船工被国民党抓了起来。

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凭借着6条小船竟然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而敌人的追兵，在大部队已经过河的两天后才到达江边。

红军能够从容不迫地过江，就如前面提到的两个条件，迷惑敌人与加快速度，红军完全做到了这两点。毛泽东称赞刘伯承是条下凡的龙，“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有的文献记载，红军过金沙江，是7条船9天9夜。这很有必要再作点说明：主力红军在过江后就毁掉了所乘坐的大船，后来的两天内，陆续有掉队的红军赶到河边，船工们就用供养土司家的小渔船，把这些人送过了河。所以，两种说法都没有错。

红军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编演了一出讽刺剧，剧名叫作《一只破草鞋》。剧情内容大致是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追了红军好几千里，追到金沙江边，见不到红军，却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丢下来的一只破草鞋。敌人于是拼命地抢这只破草鞋，争着拿回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红军战士们看了这出戏，都大笑不止。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2、弓弦与弓背之争

红军于云南皎平渡跨过金沙江后，进入到江北岸的四川会理。这座川滇交界古城，是古南方丝绸之路必经的要塞，川滇商旅云集之地。其最早于西汉元鼎年间（前116—前110年）建有县制。从明代开始大规模修建城市，清雍正时期，在城中心建造了钟鼓楼，成为古城标志性的建筑，同时，整个城市的格局也构造完成。它有内外两城，内城大，外城小，筑有坚固厚实的城墙。

1935年5月，红军到达会理时，它已经相当的残破，只有一条直街，两条横街，全城人口仅3000多人。1935年7月的《云南日报》有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过会理：“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风餐露宿，目击伤心。”

当时，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不只是会理古城，还有忽然到来的红军。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穿过四道封锁线，湘江一战损失四五万人后，打到了遵义，紧接着四渡赤水，远征云南，渡过金沙江来到这里。除了在遵义休整12天，此后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内，红军几乎没有停留过。不仅白天行军，有时候为了抢时间，还在晚上行军，特别是进入云南后，天气渐渐炎热起来，红军战士都衣衫褴褛，疲惫不堪。

红军将士们不断地询问今后的去向。他们中大部分是江西人和湖南人，原来以为会从贵州打到四川渡过长江，谁知却曲折迂回地来到了川滇边境。周围的环境为平时所不熟悉，而且离开家乡越来越远。很多普通战士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要去哪里；牺牲的战友越来越多，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去。中央红军无法与贺龙、肖克部会合，也不知道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具体的去向，只知道是在川陕一带活动。下一步究竟要怎么办呢？不仅战士中间议论很多，高级将领里也开始有人发牢骚。

毛泽东此时考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怎样才能把红军带离困境，打开一条广阔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而目前能做的，就是在敌人追兵赶到之前，让红军在会理城好好休息几天，就像上次在遵义时那样。然后最为迫切的，就是商量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5月9日，红军渡江后就出其不意地进攻会理城，但是没有成功。会理内外的城墙是两道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红军曾突破过外城墙，川军将领刘元瑭率领1000多人（蒋介石把刘文辉的川军拨了一部分给刘元瑭守城），把红军挡在了内城墙外。

红军第二次攻城的时候，城防部队撤走了两道城墙之间的居民，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大火迫使红军退回到外城墙。国民党军又命令居民用大锅熬粥，把滚烫的稀粥往攻城竹梯上浇，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牺牲了。

红军接着采取了以往从未用过的战术，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地道，进行爆破，想通过地道进入城内，敌人则派工兵挖沟灌水，红军攻城未能如愿。

攻打会理城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古代的攻城战。会理也是长征中，红军未能攻下的少数几个县城之一。为了减少伤亡，红军改变策略，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紧紧把会理城围住。当刘元瑭守城到第六天的时候，蒋介石把他升为了中将旅长，并用飞机投送了1万元犒赏他率领的川军。

此时红军驻扎在城外休息，并且于5月12日在城郊的铁厂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一场风波引起的，源起林彪。

林彪是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这一点在前面好些地方都提到过。1935年，他只有27岁，具有冷静聪慧的头脑，为人很严肃，几乎不开玩笑。尽管他在黔北赤水城的战斗中未能获胜，但那对任何指挥官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攻占赤水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林彪善用疑兵，胆量过人，所以毛泽东喜欢派他去迷惑敌人，特别是在昆明的那次，他佯攻得十分巧妙。林彪个性孤傲，不易听取人家的意见。虽然他总是圆满执行了毛泽东派遣的任务，但是，却渐渐对毛泽东在行军途中的军事指挥才能表示怀疑与不满。

四渡赤水的时候，林彪把行军的路线比喻成了一张弓，说红军总是在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不走捷径（有些战士也抱怨总在不停地行军），像毛泽东这样的指挥不行。

聂荣臻听到林彪的牢骚，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当然是赞同毛泽东的做法。他劝解林彪说，这就好比我们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灵活而机动，如何能出得口袋呢？

林彪还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回绝了林彪的建议。

林彪坚持己见，还写了一封信给军事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反映部队中产生的对不停行军的厌烦情绪：部队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不少冤枉路，会拖垮红军的。他在信里建议更换前敌总指挥毛泽东，让彭德怀出任。而此时，毛泽东和周、王等军事委员会的人正和其他人员一起，考虑当前红军的策略和规划，决定指挥军队北上，并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找到聂荣臻，希望聂荣臻在信上签字，再把信递上去。聂拒绝了林彪的请求。

林彪的信交给军事三人团的时候，正是行军最紧张的时候。到了会理，才有时间开会解决这个问题。杨尚昆临时被通知参加会议，当时他有腿伤，是被担架抬着去的。事前他并不知道开会的内容，看到会议印发的林彪信件内容后，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和刘少奇曾经签字的一份电报，和林彪的某些看法不谋而合。这封电报是土城战役失利后拍发的。因为战役打得很苦，许多指战员不理解，满腹牢骚，认为仗不应该那样打。他们把调查到的情况拍电报给中央，没想到，这封反映战士想法的电报也受了批评。同时受批评的，还有黄克诚。黄克诚性格直爽，他直接写信给中央，说土城战役伤亡既大，又没达到目的，不划算。

这些意见，在会上都受到了批评。年轻的林彪则成了会上主要的受批评对象。会议批评了林彪等人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红军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非常生气，他当时40出头，经验比林彪丰富许多，曾成功指挥过中央苏区反“围剿”。他直言不讳地讽刺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

受林彪牵连最大的就是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都证实彭德怀回绝了林彪让他做军事总指挥的建议（彭接到电话时，这些人都在场），但是彭还是被怀疑与林彪一起参与反对部队的机动作战，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彭德怀。

虽然与事实有出入，彭德怀还是在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对红三军团出现的所谓右倾现象，他承担了主要责任。可是彭德怀坚决否认了与林彪的信件有任何瓜葛。对此事，建国后他在《自述》中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我们不能纠缠历史的老账，当然，史实有待澄清。不管如何，会理会议统一了红军领导层内部的思想，缓和了遵义会议以来积累的不满情绪。会议最后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继续北上，穿过彝族大凉山地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3、彝海结盟

从会理到大渡河的直线距离，大约450公里，但是红军要走的是山路，有将近800公里。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搜索，红军多数是夜间行军。

5月16日，红军从会理出发，经过西昌，到达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到安顺场（红军北进的重要渡口）；大路经越西到大树堡，这条路上敌人的守备力量较强。红军此时又开始了与敌军的赛跑，为了争取时间，军委决定主力部队走小路，另外派一支部队走大路牵制敌人。

选择走小路，就意味着红军必须经过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大凉山彝族居住区。当时大凉山彝族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黑彝是特权阶层，白彝是普通百姓。早在2000多年前，彝人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他们的外貌和汉族人有明显的区别，身材高大挺拔，皮肤颜色偏黑。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语言。彝族人善于射箭打枪，体格彪悍，性格直率。他们大多数纯洁、真诚而朴实，勤劳且顽强，生活简朴，保持着民族的尊严。

但是他们当时却被汉人统治者蔑称为“倮倮”，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靠着近乎原始的畜牧、农业、采集、渔猎的方式生存。他们中的大部分，男人穷得只有一件破斗篷，女人只在下身围一块破布，小孩则什么也不穿。

一些狡猾的汉族商人利用彝族人的善良淳朴，在双方商品买卖的时候进行欺诈。后来，当地军阀和国民党军阀又经常对他们“剿讨”和掠夺。——他们既害怕汉人，又仇视汉人。红军来到彝区之前，有一支军阀部队试图穿越彝人山区，为首的将领被彝人击毙，他的部下也全部被消灭。

因此，红军想顺利通过彝族山区，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红军事先调查了彝族的风俗习惯，并且一路贴出布告，宣传红军平等的民族政策。这张布告是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一共26句话，每句话6个字，念起来很押韵，像一首诗：

<small>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small></small>

<small>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small></small>

<small>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small></small>

<small>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small></small>

<small>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small></small>

<small>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small></small>

<small>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small></small>

<small>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small></small>

<small>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small></small>

<small>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small></small>

<small>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small></small>

<small>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small></small>

<small>希望努力传播，将此广播西蜀。</small></small>

据说，对于红军的战略转移，曾经先后有过“长途行军与战斗”、“西征大军”、“远征”等称呼，“长征”的说法，即来源于布告中的一句话“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红军还请到了一个通司（翻译），他是个长期在彝区做生意的商人，能帮助红军解决语言不通的麻烦。

经过一些准备后，先遣队于5月22日的清晨进入彝民区，随先遣队一起行动的特别工作组由肖华率领。肖华不仅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写过《长征组诗》，1976年周恩来弥留之际，曾要求听听他写的诗歌。

大凉山海拔2000多米，一路上层峦叠嶂，山谷郁郁葱葱，地面上淤积着腐烂的树叶，厚达数寸。山区的气候变化多端，时而淫雨霏霏，时而雾气弥漫，让人感觉瘴气很重。相传，诸葛亮七擒彝族首领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

当先遣队到了牯麻子村时，彝民们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几百彝人拿着棍棒、石块、长矛、弓箭和枪支，不许肖华的工作组前进。通司向彝民们传达了红军的意思：红军和别的军队不同，不是要和你们为难，只是想借道路过这里。长久以来，彝人对汉人军队芥蒂很深，他们不相信通司的说法，始终流露着怀疑、惊惧的神情。双方交流了一阵以后，一个小头领模样的人告诉通司，他们需要200块大洋的买路钱。肖华他们给了钱。但是另有一群人，又提出要给更多的钱。双方僵持不下，许多彝人仍然高喊着“不许过”。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前面山口的入口处，过来一个骑着黑骡的高大的中年彝族人。通司认出他是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肖华告诉他，红军的领袖刘伯承带领军队北上，路过此地，红军不会伤害、打扰他们，而且红军是替像彝民这样的穷苦人打天下的。根据彝族人特别讲义气的特点，肖华又告诉他，刘伯承愿意与小叶丹结盟为兄弟。

小叶丹的四叔将信将疑，但是，当他看见眼前的这支队伍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烧杀抢夺的时候，他答应了肖华的请求。肖华则送了几支步枪和一支手枪给他，以表示红军的诚意。

肖华向刘伯承报告了这个情况，刘伯承喜出望外，刚才还在为前进路上可能引起的冲突而焦虑，这时却盼来了这样好的消息。刘伯承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为人和蔼，指挥才能高超，红军过金沙江就是由他任总指挥。这次指挥过大凉山的任务也交给他。

由肖华引见，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身材和他叔叔一样，也很高大，长相英俊，是个骑马的好手。小叶丹看见刘伯承，用彝人待人的隆重礼节向刘伯承跪拜，刘伯承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地和小叶丹交谈，发誓愿与小叶丹结拜成兄弟。刘伯承答应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之后，帮助彝族解除一切外来的压迫。

刘伯承提出要和小叶丹吃血酒结为兄弟，这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歃血为盟的办法。傍晚，结盟仪式在牯麻子村附近的袁居海子边进行。海子里的水清澈透明，夕阳倒映着岸边的葱郁树林。结盟仪式简单而隆重。两碗清清湖水，一只大雄鸡，割断鸡的喉咙，将鲜血滴进碗里。刘伯承和小叶丹、小叶丹的四叔，虔诚地并排跪下。没有香烛，由蓝天和碧水主持盟誓。

刘伯承端起大碗，大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将鸡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发誓愿与刘伯承结成兄弟，若三心二意，就像鸡一样死去。他们叔侄也把碗内的血酒一饮而尽。仪式结束，盟誓生效。

22日天黑前，红军不可能再穿过彝人山区，他们退回到先前经过的一个村庄宿营。小叶丹叔侄被邀请到营地做客。彝人善饮，酒量如海，刘伯承买下了村子里所有的酒招待他们。

在和小叶丹喝酒交谈的过程中，刘伯承得知，沽基家和另一支彝人部落罗洪家长期不和，经常发生械斗（小叶丹与刘伯承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刘伯承告诉他，彝族人内部要团结，彝人和汉人也要团结。穷人不要打穷人，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刘打了一个比喻：“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就力量大了。”

小叶丹向刘伯承提出要建立一支和红军一样的队伍，刘伯承赠了他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后来，小叶丹真的联合其他的彝人家族对抗国民党军队，至死都保持着对刘伯承的敬意。他告诉妻子和家人，万一他死了，一定要好好保护这面旗，将来亲手交给红军。彝人的义气和诚信，的确让人敬佩。

第二天，红军开拔。结盟的消息已经在附近传开，彝人相信红军和他们首领的结盟是真诚而有效的。当毛泽东他们来到这里时，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一群妇女，怀里抱着火红的大公鸡表示敬意，毛泽东也学着彝人，双手放在胸前表示最深情的谢意。

红军走出沽基家的地界后，小叶丹派向导带领红军抄近路赶往安顺场。途经别的彝家地段时，向导就告诉其他部落的彝人：小叶丹的朋友要路过此地。在沽基向导们的带领下，红军没有遭到彝人的阻拦。5月24日的清晨，天还没大亮，先遣队已经能俯瞰到大渡河边的小镇——安顺场。

红军主力沿着先遣队的路线，陆续来到大渡河边。大部分的红军都能安全通过大凉山。不过，也有一小部分，主要是那些掉队的士兵，会受到彝人的攻击。他们只抢走红军身上的物品，包括扒光他们的衣服。被扒得精光的红军士兵，很少有能活下来的，大部分被饿死或者冻死了。

有一个存活下来的士兵回忆道，当他和其他四个同伴被彝人包围起来的时候，只要他们开枪，就很容易离开。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开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凭彝人抢掠。他们没开枪，是因为他们事先得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开枪。他们比较幸运，不久便被搭救了。

5月26日，毛泽东在安顺场见到刘伯承，他很风趣地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收服孟获，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是因为执行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在小叶丹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到达大渡河口。若再推迟三天，蒋介石调集的重兵就会在安顺场堵住红军了。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4、红军不姓“石”

5月底，红军翻越800里凉山，来到大渡河边。

大渡河和金沙江一样，同属于长江水系。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穿越大雪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大凉山、峨眉山等众多山脉，在四川乐山汇入岷江，转而流入长江，其从源头到河口的落差有4177米。每年5、6月份，天气转暖，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水势便会暴涨，水流比金沙江更宽更急。

在石棉的安顺场，大渡河来了一个90度的大转弯，由北向南的流向陡然转变成由西向东流去。自古以来，安顺场就是川西南的凉山进入川西北高原的重要渡口，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彝区和藏区交界点。安顺场往北约110公里，便是泸定，一南一北两处险关，扼守着大渡河，它们就像是“一根扁担上的两个孪生兄弟”，为兵家必争之地。

安顺场，也叫紫打地，在藏语中的意思为“适合种蔬菜的地方”。百余年来，紫打地发生的两次大战役，使这里声名远播，一次是石达开兵败，一次是红军强渡大渡河，时间前后相隔72年。历史给人难以置信的巧合，同样的季节、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遭受重围——幸运的是，结果并没有巧合。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的一员大将，翼王石达开，率领4万多太平军，经过云南巧家渡入川。他们沿着会理、德昌到达紫打地。此时恰逢石达开的十四王妃产下一子，石达开下令全军休息三天庆贺。在这命运攸关、决定生死的三天内，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兵遣将，完成了对石达开的合围。而三日前平静的河水，因连日大雨滂沱，陡然猛涨，汹涌奔腾，成了石达开北进的天堑屏障。石达开被围后，欲率领军队北上泸定，孰料藏族土司早已斩断松林河上（北进要道）的铁索桥；欲率军后退，彝族土司又用巨石、木头堵住了山口道路。石达开进退维谷，困守安顺场，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经过几天几夜的恶战，大渡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石达开求生无门，为保全剩余将士的性命，他向清军自首投降。他本想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其他将士的活路，但是，清军还是对他的部下大开杀戒。石达开的军队全军覆没。石达开自己，被押至成都凌迟处死，他的妻儿老小也无一幸存。

1935年5月底，红军领袖毛泽东率领2万多人，也转战至安顺场。不论是毛泽东还是石达开，他们都知道安顺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然他们不会贸然地选择来到这里。而且，他们心里都清楚，不能越过大渡河往西，再往西去，就进入了藏区，对于军队的生存极为不利。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布置了数十万大军追赶、合围红军，四川军阀则沿大渡河的渡口布防。红军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追兵将至，处境十分险恶。假如不能尽快渡河，毛泽东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5月24日夜里，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红一团赶到安顺场。他们发起了突袭，经过20多分钟的战斗，占领了大渡河南岸渡口，并缴获了一只木船。

木船是安顺场的乡长赖执中留在渡口的，他也是川军中的一个营长，管理彝务。当时安顺场街上的房子大部分是赖执中的产业。24日白天，他从北岸坐船回到南岸的家中。因为南岸正在准备烧街烧船，阻止红军前进。赖执中不愿意烧街，一旦烧街，就毁了他的家业和名声。于是，他和执行烧街命令的川军长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差点动起枪来。

赖执中最终迫使执行命令的军官妥协了。他留宿家中，小船泊在了渡口，派人看守着。但是，当夜红军就袭击了他们，缴获了那只木船（赖执中逃脱了）。

24日的夜里下过雨，到天明，雨停了下来。被雨水冲刷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险峻，大渡河水一刻不停地翻滚咆哮。

红一团的团长杨得志从望远镜里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安顺场渡口两岸有着百来户人家，对岸建有半人高的围墙，修有几处碉堡。碉堡等防御工事倚靠着北岸的悬崖峭壁，峭壁上开凿了一条石阶小道，这条小道是通往对岸的唯一道路。

河水很急，河面大约有300米宽，深度约有三四丈。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唯一过河的希望就是缴获的那只木船。

大渡河的渡船，样式奇特。它的船头高高翘起，以抵挡湍急的水流。渡河的方式也颇为曲折。船上需要8个船工，先要将船逆流拉上五六十米，再顺着水流斜划至对岸。船到对岸时，必须对准河埠头，不能靠前或者靠后，否则一不小心，船就会触礁。红军找到了12个有经验的船夫，他们熟悉渡口的水路，也有胆量冒着被对岸敌人击毙的危险载着红军渡河。

这天清晨，红一团一营的营长孙继先，亲手挑选了17名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孙继先自幼学习武术，专攻杨家枪谱，武艺高超。他从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身经百战，却毫发未伤。17名勇士每人配有一把大刀，一把冲锋枪，还有一支短枪和五六个手榴弹。由炮手赵章成和三个特等射击手组成掩护阵容。

强渡早上7点开始。船刚驶离南岸，北岸的敌人就开火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河的小船上。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四周是打偏的子弹溅起的浪花。有一发炮弹恰巧落在船边，打得小船剧烈摇晃。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道：“我的心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静了下来……”船继续前进，不久又出现了险情。水流太急，船工们把握不住方向，小船飞快地向下滑出几十米，撞在了大礁石上。若再下滑到漩涡中去，就会翻船。这时候，船上跳下了4个船工，站在水中，用背抵着船，船上另外4个船工拼命地撑动竹篙，过了一阵，船终于前进了。

岸上进行火力掩护的赵章成，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他打出的炮弹不偏不倚，在阻止勇士们上岸的敌人中开了花。守卫渡口的川军向北逃去，17名勇士趁机上岸攻占了北岸。

后来，红军又在下游找到了两条船，于是点起篝火昼夜摆渡。但是安顺场水深渡口小，如果红军全部由这里渡河，需要花上比渡过金沙江更长的时间，甚至需要一个月。而围追的敌人几天内就能赶到安顺场。

红军必须迅速渡河。毛泽东发过誓，决不让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红军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放弃从安顺场过河。毛泽东和往常很多次一样，挑选了一条出人意料，几乎无法行走的道路：派遣突击队沿大渡河谷的西岸北上，夺取另一处要塞——泸定桥，主力红军从泸定桥过河。已经渡过河的红一师，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向北前进，牵制敌人，掩护西岸的红军主力。

红军的指挥员中，只有朱德曾经走过泸定桥。他在四川军阀部队里打仗的时候，被迫和几个士兵从云南辗转回四川。他们就是渡过金沙江，走过泸定桥后到达安全地带的。

而通常，过往泸定桥的人，都是在成都—拉萨一线行走。从成都出发，沿着大渡河东岸北上，过了泸定桥后往西，到达拉萨。或者从拉萨过来，沿着相同的路线反向而行。很少有人会穿越大渡河西岸，跨过泸定桥北上。红军能否安全过河，一切都取决于部队能否在蒋介石猜透毛泽东的意图前，通过大渡河西岸几乎无人行走的小路，夺下泸定桥。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5、大渡河上唯一的桥

1935年5月27日清晨，红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让他们沿着大渡河西岸北上，在30日赶到泸定桥。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立即率领全团战士向泸定桥进发。一路上有很多敌人的据点，红四团必须边走边打。

红四团出发前的两天里，一直在行军，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沿河走了不多久，就遭到了对岸敌人的袭击。大渡河的河面在有些地段非常窄，可以清楚地看见对岸的道路，听见对面传过来的声音。为了避免更多地与敌人撞见，加快行军速度，红四团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就不叫作“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

27日这天，红四团打了两仗。一次击溃了一支100多人的守卫部队；一次从山后迂回包抄，打垮了敌人的一个营。夜幕降临后，他们就地休息了一夜。

此时，敌情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从情报中得知，蒋介石派了援兵正向泸定桥奔去。在敌人援军未到达之前，红四团先遣队必须发动攻势夺下这座桥。否则，夺桥的战斗很难取得胜利。28日凌晨5点，战士们吃了点干粮继续赶路不久，就得到军委发来的新命令。这条命令限定红四团在29日前夺取泸定桥，并预祝他们取得胜利。

杨成武有点不敢相信，第一天行军，边走边打，红军才走了大约40公里。要在随后的24小时内，走上几近于第一天三倍的路程，简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它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再艰难也要执行，容不得半点延误。

红四团下了一道全团跑步前进的命令。一个上午，他们跑了30多公里的路程，来到了猛虎岗。猛虎岗是一座上下路程数十里的高山，山上云雾缭绕，山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它是通向泸定桥的必经之路。山顶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营，战士们趁着大雾摸到敌人的阵地，突袭拿下了这个山隘口。到了下午2点多钟，红四团下山，赶到了一个叫作磨西的村庄，又击溃了敌人一个营。从磨西前进路上的一座小桥被敌人炸掉了，红四团耽误了两个小时新架了一座桥。大部分战士趁机休息了一下。桥架好后，他们又跑步行军。天黑时分，到了奎武，这里离泸定桥还有大约55公里。

红军继续前进。在红四团和时间赛跑的同时，敌人增援的两个旅，也正沿着大渡河东岸火速地向泸定桥增援。

天公不作美，傍晚时分下起瓢泼大雨，将人浇了个透湿。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道路泥泞，走一步挪一步。战士们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吃饭，只是嚼点生米，喝点凉水。他们又冷又饿，还在继续赶路。但是因为看不清道路，行军速度明显地放慢下来。

晚上11点多，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红四团发现对岸有一支亮着火把赶路的敌军。杨成武灵机一动，告诉团长王开湘：“我们也可以点火把。”王开湘也认为是个好办法，但是两支军队一河之隔，定会引起敌军的怀疑。杨成武他们决定大胆一博，利用白天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迷惑敌人。

红军也点起了火把赶路。西岸火把燃起不久，东岸敌人的号音便透过风雨声和大渡河的涛声传过来。红军同样用号声告诉对岸，我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刚消灭了一支“赤匪”。敌人并没有半点怀疑。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夜晚，大渡河两岸，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奇景，两支长长的火龙在山间游走，隔河映照，都朝着同一个目标扑去。两支队伍齐头并进了大约15公里，12点的时候，对岸火光熄灭了。红军再次吹号询问，敌人回答说要宿营休息。杨成武他们把敌人给骗了，敌军停下来后，红军继续赶路。第二天清晨，红四团按照预定的时间赶到了泸定桥。

桥边的山谷里，风景十分美丽。山坡上粉红的杜鹃正在开放，马铃薯花雪白一片，红色的樱桃和黄色的枇杷都成熟了，将整个河谷装点得绚丽多彩。

景色虽美丽，但泸定桥之险，却让人惊叹。桥身高悬于河上近10丈的空中，桥下河水滔滔，撞击着参差的礁石，发出轰轰巨响，溅起满河谷的浪花。

泸定桥是座铁索桥，桥身由13根铁索组成，每根重约1.5吨。9条为桥面，4条为扶手，组成一条长100米、宽2.7米的悬空索道，上铺3米长的木板组成桥面。13根铁索均有碗口粗，由铁环相扣而成，共有扣环12164个，总重21吨，加上桥台地龙桩、卧龙桩的用铁，总重40多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政府耗费了13省的民力建造完工。康熙帝御书“泸定桥”的匾额，“泸定”即是“泸水（大渡河的旧称）平定”之意，庆祝平定打箭炉叛乱。泸定桥原属西康省泸定县，建国后，划归四川省管辖。1935年时，大渡河千里河道上，只有泸定桥这唯一的一座桥梁。桥西一块石碑上刻有两句诗——“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说的就是这座桥的险峻伟岸。红军主力必须跨过桥，才能进入四川北上。

红四团先遣队到达泸定桥后，立即察看了地形。桥对岸是泸定小镇，桥头堡和后面城门处的几座碉堡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守桥的川军已经把桥上的木板抽空，只剩下13根黝黑的铁链悬在空中，易守而难攻。对岸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昨晚和红军隔岸而行的国民党援军已经到达的话，对岸的兵力将更多。

红四团占领了西岸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小天主教堂。对岸敌军发现他们后，从东岸打过来几发迫击炮，弄得砖块石头乱飞。敌军大声地叫嚷“有种的飞过来！”

红四团认真布置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第一营正面突击：二连处在最前的位置，组成22人的敢死纵队；三连跟进，负责铺上木板；一连紧跟三连，负责掩护冲锋。第二营和第三营侧面火力掩护。杨成武让炊事员做了一顿饭，战士们吃饱了、休息好了才能打好仗。

下午4点钟，红四团所有的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掩护突击营的火力一齐向对岸开火。夺桥战斗开始了。

二连长廖大珠率领21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绑手榴弹，向对岸爬去。雨早就停了，太阳晒得人浑身发热。战士们浑身汗水，匍匐在铁索上，一点一点地向东岸挪去。桥下波涛翻滚，桥上枪林弹雨。廖大珠他们离东岸越来越近，三连的士兵紧随其后，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爬着铺下木板。当他们快接近桥头堡的时候，桥头燃起了大火。敌军为了防止红军强攻过来，将桥上抽下的木板浇上煤油，试图用火攻击退红军。没有任何方法能阻止红军的前进，突击队员们扑进火中，在浓烟和烈火中与敌人搏斗，拿下了桥头堡。

随后的两个小时中，红四团击溃了守敌，牢牢控制了泸定小镇和泸定桥。

到了晚上，沿东岸行军的红一军团红一师也陆续抵达了泸定。杨成武领着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踏上泸定桥。三人从桥东走到桥西，再从桥西折回。一轮弯月挂在碧蓝的星空里，朦胧映照着宁静的铁索桥。刘伯承突然停在了桥中间，感慨万分——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红军终于夺下了大渡河上唯一的大通道。

红四团夺下泸定桥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主力部队正行进在猛虎岗。他预感到先头部队已经夺下了泸定桥。当他下山走到磨西村时，果然得到了红军夺桥的绝好消息。

泸定桥300年不垮，完全得益于不断地修缮。按照习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铁索卸下来放在河滩里，由最有经验的铁工一环环地检查。也许是巧合，红军飞夺泸定桥时，铁索桥刚刚完成大修仅3个月，异常结实。

打下泸定后的第三天，红一方面军主力沿着红四团走过的小道来到了泸定。2万多人从泸定桥跨过了大渡河。蒋介石派飞机对泸定桥连续轰炸了三天，但是一根铁索也没有炸断。铁索太牢固，河岸又高，飞机无法下降到炸断铁索需要的高度。

6月初，殿后的红九军团跨过大渡河后，由政委何长工指挥，锯断了4根铁链。直到第二年5月，才由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拨款3万元进行修复。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得到了当时最高的嘉奖：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一双筷子。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6、孤寂雪山的来客

红军渡过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他们在泸定作了短暂的休整。毛泽东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长征初期，红一、四方面军断断续续地有一些联系，但是他们互通消息的时候很少。1935年1月22日，张国焘曾经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电报，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行动，帮助红一方面军渡过长江。后面的情形我们都知道，红一方面军未能靠近长江上的任何一个渡口，而是被迫绕道贵州、云南，从金沙江、大渡河渡江北上。此后几个月中，两支军队都处在不停运动的状态之中，联系非常困难。他们极少联系还有一个解释：红四方面军曾经丢失过一个电报密码本，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手里。毛泽东和张国焘了解到彼此的一些情况，有时候是通过老百姓的传闻，有时候是通过国民党报纸上关于“剿匪”的报道，当然，这样的消息总是不十分确切。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贵州兜圈子的时候，张国焘挥师西北的时候，他们之间更没有消息往来。毛泽东的行动机动多变，不断使用迷惑敌人的计谋，不光张国焘不了解其行踪，就连追着中央红军跑的蒋介石，也会在某些时候找不到他们。

但是，到了5月上旬，张国焘得到了红一方面军渡过了金沙江的消息。他们在江油附近召开会议，讨论和中央红军会师的问题。6月2号这一天，毛泽东率部进入了泸定，也是这一天，红军先头部队突然接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small>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望转呈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small></small>

<small>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得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small></small>

<small>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巩固之后方根据地。</small></small>

之后的几天内，红四方面军派出的迎接部队占领了懋功，李先念在懋功设立指挥部，等候毛泽东等人率中央红军的到来。但是李先念并不知道中央红军什么时候到达懋功，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

而红一方面军面临着一种选择：走哪条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是最合适的。

北上的路线有三条。一是左边的道路，从泸定沿着马帮的山路取道丹巴，这条路最近，却要经过民风彪悍的藏区。藏区群众向来对军队充满敌意，红军通过有一定困难。二是右路，沿着邛崃山和四川盆地边缘北上松潘，这条路最好走，但沿途容易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三是走中间的道路，翻越夹金雪山到达懋功，这是条偏僻的道路，很少有人行走，但当地有人曾经走过这条路。

毛泽东经过仔细考虑，他没有把握能够通过左右两边的道路，因而选择了自然条件最为艰难的中间道路，带领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脉连绵不断，从小金县纵贯至天全县，长约200多公里，其主峰海拔4900多米，是青衣江的源头。红军准备翻越的是宝兴硗碛与小金懋功（达维）分界处的王母寨，海拔将近4000米，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王母寨上白雪皑皑，云雾缭绕，被当地老百姓尊奉为神仙山——顾名思义，除了神仙，连鸟也飞不过去。红军许多战士都是南方人，觉得6月天还有这么多雪，在自己的家乡简直是奇观。他们对雪山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翻越雪山将要遇到的危险。

山脚下的老百姓告诉红军，神仙山上上下下有70多里地，必须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3点以前通过，其他时间风雪交加，看不清道路，还可能遇上雪崩。出发前要喝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暖和些；要穿上厚实的衣服，准备好拐杖，防止跌倒。据说当地有人上山后，爬到一半给冰雹砸死了，也有遇见瘴气再也没回来的。他们看见红军衣裳单薄，更是对他们能否爬过雪山产生怀疑，说这样，即使不饿死、累死，也会冻死。大多数红军的冬衣早在云南丢下了，这会儿也找不到足够御寒的衣服，甚至连白酒、辣椒一类的东西也很缺乏。

即使这样，也阻止不了红军翻越雪山的决心。6月12日，先头部队红四团开始翻越雪山。在过雪山之前，所有的战士作了出发前的准备，他们得到了一些关于雪山的知识：寒冷、冰雪以及雪盲（需要用布条遮一下眼睛），要吃饱，穿上所有的衣服……并且，他们被要求互相帮助，“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行的抬着走”，一定要让每一个战士安全地越过大雪山。

早上9点，红四团沿着硗碛村边的小溪，向神仙山迈进。山底下天气炎热，爬不多久，大家都大汗淋淋，抬头能看见白茫茫的山尖在白云里浮动。越往上爬，气温越低，脚下的路已经被冻得坚硬。到了半山腰，四周便都是白皑皑一片，除了前进的队伍，再见不到任何颜色，也见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雪花在漫天飞舞，空气渐渐地稀薄起来，许多人感觉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牙齿战栗。绝大部分红军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高原反应，他们没想到会死，也没想到山上空气如此的稀薄。

将近山顶，突然下起了冰雹，身上被砸中的地方立即肿了起来。大家都有失去了知觉的感受，肌肉麻木得好像胳膊和腿早已不存在似的。坚持上到山顶后，却不能多停留一会，因为就是那么一小会，缺氧、寒冷就会让人长眠于此。

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多了，下至半山腰，进入一条山谷，就有了春天般的温暖。到了山脚下的达维村时，红四团遇见了红四方面军派出的会合中央红军的一支队伍。在经历过数不清的磨难后，中央红军终于看到了新的希望。

两天后，6月14日，毛泽东率领大部队开始翻越雪山。当他们走到夹金山最高也是最长的五道拐时，太阳突然消失了，霎时大雪纷飞，天气变得异常恶劣。毛泽东走得十分吃力，他没有穿棉袄，棉布裤子和布鞋全湿透了。他和贴身警卫员陈昌奉相互鼓励、扶持着越过了雪山。红一军团司令林彪在山顶几次昏厥了过去，靠着警卫员的帮助才下到山脚。

下山和上山一样，并没有路。许多人体力不支，为了尽快下到山脚，红军战士坐在冰上往下滑行，有的人摔断了骨头，有的人摔下了悬崖，但这仍旧是一个有效的好办法。

尽管在当时条件下，红军做了尽可能的准备，伤亡人数还是很多。特别是对于体弱和有病的人来说，空气稀薄尤其让人难受。吃辣椒水对身体强健的人会起到一些作用，对体弱的人则没有效果。有的人冷得牙齿不停地磕响，像放机关枪一样，停也停不住；有的人脸被冻成了黝黑的颜色；有的人坚持不住，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沿途都有收容队，期望能够救活那些掉队的战士，往往，掉队的人早就成了冰雪下的僵硬躯体。有些体弱的人，在山上无法照顾他们，只能尽快把他们送到山脚。经常还没送下去，这些人就牺牲了，死在同伴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

不断有人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眼睁睁看着一个战友倒下去，等到他们走到这个战士身旁，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尸体被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了。

御寒的衣物奇缺，上山后，有的战士把毯子都拿出来披在身上。棉衣和厚实一点的衣物，则被分配给那些年老和瘦弱的战士。有一个年老的红军战士，被发现倚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死了，他衣服单薄破旧，身上落满积雪，右手则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烟火早被雪给打灭了。带领这支队伍的首长非常生气，他埋怨军需处长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但是，当他询问军需处长的下落，有人告诉他：雪地上的年老长者就是军需处长。红军中很多的战士都是这样，宁愿自己牺牲，也不让同伴死在雪山上。红三军团的两个炊事员在山顶为战士们做辣椒汤取暖，他们把热汤端给别人，自己却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对大多数红军来说，过雪山是长征最艰苦的一关。它的艰难程度，超过了湘江战役，超过了翻越五岭，也超过了四渡赤水。爬过雪山后，红军非战斗减员达400多人。

夹金山脉的神仙山并非红军爬过的唯一一座雪山，此后，中央红军又翻越了四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梦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和打古山。

第二篇 艰难的转折 27、巾帼不让须眉

1934年10月的一天，王泉媛被一道紧急命令召回瑞金，当时她正在乡下进行扩红工作。回到瑞金后，她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异常，她的领导，少共中央的同志命令她只准带上衣被、草鞋，其他物品统统扔掉，随着代号为“红星”的妇女工作团开拔，团长由董必武担任。她和许多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一样，出了赣南，过了湘江，一直往北走，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了。

随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女干部一共有30名，她们有的在中央政府或者军队中担任职务，有的是经过挑选的妇女骨干。王泉媛在参加红军前，就是吉安县委的妇女部长，加入红军后，被派往瑞金马列主义大学学文化（当时她还不识字）。学习结束，被分配在少共中央工作。——30名长征女战士，除了蔡畅、康克清、刘英等6人外，其余的24人都安排在妇女工作团。她们主要是沿途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筹粮筹款，雇人抬担架，照顾伤员等。除了这些女干部，还有一些负责护理工作的妇女。

女作家丁玲认为长征中的女人最为艰难。她并没有参加长征，但是她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界名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有着火一般热情的新女性，桀骜不驯。她认为参加长征的女性，都是贤惠的女子，也是一群能吃苦耐劳的女子，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二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延安。

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回忆长征往事时说，行军非常难，她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其实每天超强度行军，用热水洗脚也无济于事。妇女也得和男同志承受同样的疲惫和病痛，甚至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需要比男性更具备忍耐性。有的女同志是小脚，不便行走，走路爬山却从不落后。另外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来月经，往往找不到一张纸、一块破布，只能任凭经血从裤管往下流。过度的紧张疲劳，加上饥饿、寒冷、潮湿，许多妇女闭了经，特别是翻过雪山后，有的人再也没来过月经，也就不可能生小孩了。

长征刚开始时，因为组织比较混乱，她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男女同志还为了食物发生了争吵。只好把妇女单独编队，刘群先当队长，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负责粮食补给，情况比先前好了许多。但是挨饿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四川两河口的时候，一些妇女被留下来负责收容工作，只是因为路边写着一个通知，说后面还有军队，让她们留下来负责联系。她们只好停留在两河口等待，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早断了粮，每天靠着野菜充饥。一天王泉媛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买粮食，走了30多里地，一粒粮也没买到，只好吃老百姓栽种的用来喂猪的笔杆草，才不至于昏倒。她们吃过猪草之后，还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放上了一块银元。

红军女战士整日整夜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觉得总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前路有多远。入贵州时，雾雨蒙蒙而寒冷；到了云南、四川，太阳又每天暴晒，炎热不堪；进入雪山，却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柱。危秀英个头矮小，她说，长征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只有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是个例外，她认为长征比较轻松。至1935年，她和朱德结婚已差不多7年了。她嫁给朱德的时候才17岁（朱德43岁），一个字也不认识。1933年康克清从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毕业。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前四次“围剿”，康克清几乎每次战斗都参加了。因为长期的战争，她成为了优秀的射击手。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夫妻双方只能在星期六晚上见面，遇到丈夫或者妻子有病，需要对方照顾才可以打破规矩。长征中也是如此。但是朱德和康克清却是例外中的例外。长征时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是分开的，因为康克清能打仗，她不仅背着手枪(她配有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皮包、军用地图和粮食，而且背着自己的包袱和毯子，还常常帮助劳累的战士扛上三四支步枪。有一次，战士瞧见她在一个河岸边，伏在自己的腿上拟写直属部队渡河程序的命令。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文化程度和军事技能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康克清曾经对采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说过，长征“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她确实很能走路和骑马，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比许多男同志都能吃苦耐劳。

尽管如此多的困难，中央红军的30名妇女，除了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外，其余27名都安全到达陕北，没有一个掉队。

很多人以为，这些妇女同志是劳苦惯了的，所以能够安全地走到延安。其实并非如此，虽然她们中许多人习惯劳作，但是其中也有出身富裕家庭、享受过小姐生活的人，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出国留过学的学生，也有早就享有声誉的政治活动者。

这里，不得不提到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1915年，邓颖超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相貌并不出众，却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热衷政治活动，善于演讲。1919年，天津几所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15岁的邓颖超被推选为讲演队长。她的演讲热情奔放，慷慨激昂，极具鼓动性。也就是这一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她和周恩来认识了，他们都是爱国进步的学生代表，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觉悟社”。到了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的一些职务，包括大家熟悉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那段时期也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部长，中央监查委员，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广东不少人称邓颖超为演说家。

她和周恩来是自由恋爱而结婚，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感情融洽。在遇到周恩来之前，她是讨厌婚姻的，觉得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后来的情况证明，邓颖超选择了革命的伴侣。她回忆，晚年周恩来一次给小辈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时说到，就是看见邓颖超能坚持革命才和她结婚的。邓颖超也是看中了周恩来这一点。——长征中许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像张闻天和刘英、李富春和蔡畅、李维汉和金维映、杨尚昆和李伯钊——都是这样的结合。

邓颖超长征前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过草地的时候掉进了沼泽地，被人救起后，第二天发起高烧，连续七天七夜粒米未进，周围的同志都认为她不行了，可是她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和周恩来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她病稍好些不久，周恩来又得了肝病，差点因为肝脓肿死掉。邓颖超被担架抬着过草地上的一条河流，河水有三尺深，部队因而滞留在河边按顺序渡过。有不少的中下级军官去看她，她不停地喘息，却依然关心地问围着她的军官：“河水深到什么程度？”还嘱咐大家要牵着手过去才好，不要沾湿了衣服，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在场的战士们无不为之动容。

蔡畅是湖南人，也受过相当高的教育，曾经留学法国。她的哥哥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五四时期，他们发起了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她的嫂子向警予，也是很出名的革命者。蔡畅和蔡和森1919年前往巴黎，他们的母亲，一个50多岁的小脚老太，毅然陪着一双儿女漂洋过海。在法国，蔡畅认识了李富春，他们结了婚。在中国，很难找到比蔡畅全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红军中的人都亲切地喊蔡畅“大姐”。她穿着军装麻鞋，佩着手枪，站在队伍中，不熟悉她容貌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是女子。她的法文很好，会唱《马赛曲》，战士们一找到机会，就请求她唱这支歌。她的歌声慷慨激昂，战士们长途跋涉，饥寒交迫，听到她的歌声，减轻了不少的疲劳和寂寞。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康克清称之为他们的“精神粮食”。用乐观的精神鼓舞人，这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

比蔡畅更善于做文艺宣传的是“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她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得很漂亮，气质优雅。长征路上，她总在队伍中奔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宿营时，她又和许多女同志到驻地群众中作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休息的时间，她常常会自己编节目，组织演出，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她的丈夫杨尚昆说：“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无论是在湘江畔，在老山界，在大渡河，都能听到她的歌声，有时她会欢快地跳起苏联水兵舞，姿态让大家着迷。

红二十五军比中央红军晚一个月开始长征，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随行有7名女护士。她们为了不掉队，夜间行军时，用裹腿布结成一条长绳拉着前进。政治部的同志几次劝她们留下，都没有成功。她们一路护理伤员，做宣传工作，她们是各路长征队伍里最早到达陕北的。

红四方面军里的妇女数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2000多人的妇女独立师。1933年3月，这支娘子军的前身——四川通江妇女独立营成立，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最初约300多人。妇女独立师有两个团，师长张琴秋。女战士们大部分是川北农村十六七岁的姑娘，最小的年龄才9岁。女子们无论年纪大小，一律平头，灰军装，戴斗笠，缠绑腿，穿草鞋，握刀扛枪，与男子没有任何区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军的机关办公部门、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移伤员。她们跟着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尝尽了艰辛。工兵营的女战士，除了负担全营的辎重外，还要运输供给红四军部的物资，每个人身上起码背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一次遇见敌人空袭，伤员被堵在了河边，一个叫作王学农的连长，带领女兵，跳进河中，用肩膀架起一座桥让伤员通过。

张琴秋师长是红四军里职务最高、学历最高的女子，也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师长。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6年成了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妻子。1933年夏天，她带领500女兵护送红军伤员，遇到一个团的川军。她指挥女兵沉着应战，竟然策动敌人内讧，川军士兵把他们的军官都捆起来，投降了红军。

1936年妇女独立师到达陕北后，人数锐减，缩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后来，她们随张国焘沿着河西走廊西征，被马步芳的骑兵逼入戈壁荒漠，转战祁连山，最终仅存的300人全部被俘。整个妇女团女子的命运，不外乎被俘、牺牲、流落他乡，能回延安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张琴秋西征时已有身孕，1937年1月转战中生下的男孩，很快便被戈壁滩的寒冷冰雪夺去了生命。红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女同志在长征途中生孩子，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她们没法在炮火连天中照料自己的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有时候时间来不及，就把孩子放在路边，留下一张关于小孩身世的纸条。失散的孩子大都无法再找回来。

根据资料统计，参加长征的女性，红一方面军30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2000多人。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28、懋功会师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达维乡胜利会师。

懋功（今小金），是夹金山下的一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县城，居住着藏、回、汉等族人民。周围有雪山环抱：东南面是夹金山，南面有蛇皮梁子，东北面有牛头巴朗山、虹桥山，北面有梦笔山。在距小金县城35公里的达维老街东侧300米处的河岸上，有一座长13.6米，宽2.8米，呈东北向西南走向，至今保存完好的小木桥。它就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部队胜利会师的历史见证——达维会师桥。如今该桥和县城美兴镇的天主教堂（红军“同乐会”遗址），已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二师四团，克服重重困难翻越夹金山，来到与达维古镇遥相呼应的半山坡上，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策应部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意外相逢。当时红四团的战士们刚到山脚，便听到一阵枪声，由于两军相距较远，一时敌友难辨，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一方面军团长王开湘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司号员先吹起了联络音号，战士们接着大声喊话，对方回答了，但距离太远，听不清楚。随着两军距离的拉近，随风飘来了微弱的声音：“我们是红军！”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来到了。顿时，山脚下爆发起一阵长时间的热烈的欢呼声。在达维的木城沟（今夹金沟），会合后的两军战友们紧紧握手，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经过多少艰难征战，在这荒凉的雪山脚下，两支兄弟部队想不到竟在这里胜利会师了。

战士们欢呼着涌进红四方面军驻地达维村，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热情地欢迎中央红军的战友们，给兄弟们腾让住房，运送粮食，嘘寒问暖。早在多天前他们得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就着手准备迎接兄弟的事宜了，他们发动群众筹集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还亲手织了毛衣，打了草鞋。仅红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红一方面军衣服500套，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100条，鞋170双，袜底200双。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战士们对红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使衣衫破烂、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备感温暖。

在杂谷垴街旁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两位高大的红军，正在热烈握手。它是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象征，也表达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日夜盼望中央红军到来的喜悦心情。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带领党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陆续翻过夹金山，进抵达维，在达维桥头受到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所部的热烈欢迎。

红军还没走到桥边，激昂的口号声已经响成一片。“欢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老大哥辛苦了！”这些平实而简单的口号此时在转战万里尝尽艰辛的战士们的耳中听来，别有一番感触。人人热泪盈眶。这些来自山南海北的朴素的工农子弟，他们本来都是不相识的，今天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起一种难以描述的亲切而深厚的兄弟情感。

为了庆祝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红军在达维古镇后山上的喇嘛寺前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了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夜晚，熊熊的篝火映红了天空，战士们的脸上闪耀着欢乐的光辉。当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来到会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战友深情。随后，部队表演了精彩的文娱节目，四川民歌、兴国山歌、舞蹈、话剧……一个接一个；杨尚昆将军的妻子李伯钊跳的苏联水兵舞，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家反复要她再来一个。红军战士们兴高采烈，掌声不绝，热烈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指战员们人人兴高采烈，大家放声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

<small>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small></small>

<small>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small></small>

<small>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small></small>

<small>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small></small>

<small>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small></small>

<small>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small></small>

<small>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small></small>

<small>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small></small>

随后，6月16日，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驻懋功，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6月18日晚上，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会见了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了解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深切关怀和慰问。无疑，懋功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61年，当地政府在达维会师桥头上方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如今它仍坐落在达维，见证着曾经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懋功会师不仅仅是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也是一段情缘締结的开始。刘伯承与汪荣华这对伉俪佳偶就是在会师中结识的。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派代表团慰问四方面军，在杂谷垴河边，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代表团10多名成员中，有一位戴着眼镜、富有军人气质的人特别引人注目。在欢迎的队列里，有一位来自大别山区的18岁姑娘，名叫汪荣华，见这位军人气质非凡，不由看出了神。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说：“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陈明义告诉她：“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啊！他是刘伯承！”汪荣华不由得多望了刘伯承几眼，当刘伯承从她面前走过，汪荣华脸一下红了，低下了头。也许，她自己还不清楚，爱神之箭已射中了她。随后他们在二万五千里征程中培养出了感情，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也结出了果实。他们的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29、欢歌下的暗流

两河口（懋功县的一个镇）。1935年6月25日下午。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在这里会师，这是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参加1923年于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后的第一次重逢。自1931年开始主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以来，张国焘一直率领红四方面军作战，开辟了一系列根据地，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红军队伍。毛泽东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经受了种种磨难，但他坚持革命，不屈不挠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这天，天公却不作美，大雨倾盆而下。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10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

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人急忙从暗褐色的油布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等候。不一会儿，张国焘策马来到，直冲毛泽东等人跟前。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自尊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翻身下马，同迎上来的毛泽东等人热烈握手拥抱。

见到毛泽东与张国焘热情握手的情景，红军战士欢呼起来，口号声震天响。在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与拥戴下，毛泽东、张国焘两人登上讲台，雨水从他们的军装上往下淌。毛泽东致欢迎词，张国焘作答词。然后，他们走进镇内，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这两位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现又各自率领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十几年来并未有多少联系，当初两人彼此间也没有留下过太深的印象，但今天毕竟是阔别重逢，两人互相客气着，在历史性会面的瞬间显得非常亲热。

毛泽东照例用他的辣椒幽默活跃宴会的气氛。他一连吃了几只油炸的红辣椒，也不就饭，使得周围的同仁啧啧不已。

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调侃道：“如果你不能吃辣子，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祖籍江苏的博古立即表示异议，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道：“江苏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你湖南的辣子。相反，你们贵省的何键，吃辣椒比你不差，他算个什么革命者呀！”

张国焘勉强地笑了笑，没有作答。他不想参与这场能不能吃辣子的争论，他希望人们告诉他红一方面军的有关情况以及遵义会议的细节，或者提及红四方面军的话题，这样，他就可以趁此向人们炫耀一番自己的功绩，也可以从中打听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情况，从而为日后的出路与发展作打算。可是偏偏没有人提及这些话题。张国焘觉得受到冷落，心中闷闷不乐。

显然，在表面的欢乐气氛掩盖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暗流：猜忌、不满和怨恨。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国焘试图从周恩来嘴里打听到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直接向周恩来发问：“恩来兄，艰难转战损失不小吧，一方面军还剩多少人？”

周恩来看起来很疲倦，由于睡眠不足，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神秘莫测的光芒，粗硬浓密的胡子里藏着无穷的智慧，带着一种政治家的翩翩风度。他机智地反问道：“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说：“我们有10万。”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3万。”显而易见，双方都在试探，而且都有些夸张。

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队约有8万余人，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从两军会合后的领导人身上似乎也可看出二者力量强弱的明显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不瘦，毫无饥苦之色。毛泽东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只是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像海洋一般的深沉，像天空一般的清澈。显然，这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经历过无数磨难后，一双锻炼得能够看透他人肺腑、洞察政治风云的眼睛。张国焘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衣服上还有两个斜插进去的口袋，而毛泽东仍穿着他长征时一直穿着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绑腿里像士兵一样插着一双筷子，皮带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茶缸子。有大学教授风度的张闻天，帽檐儿总是那么软塌塌的。博古架着圆圆的近视眼镜，眼镜腿儿显然出了毛病。周恩来的胡子长得老长。朱德脸色黑而瘦，更像一个伙夫头了。

周恩来告辞后，朱德又来看望张国焘，俩人各自谈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及现状，朱德没有想到此时的张国焘自觉兵强马壮，个人野心这么重，就对张国焘说了一些情况。朱德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经过，叹息着向张国焘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朱德估计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1万多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5颗子弹。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张国焘感到有了实力资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兵强马壮，于是，以势压众、以强凌弱，达到个人目的之野心便暗暗滋生。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自负的特点，就连李德也似乎察觉到了张国焘当时的心境，回忆说：“张国焘，40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国焘的这种态度与他们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一个富裕地主家庭。这是一个世代书香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也做过几任知府；他的父亲张嘉铭，是一位孝廉公，是当地最大的拥有近千顷土地和山林的客籍地主。因为有这样一个富有的家庭，张国焘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便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他们在那时就认识了。

不可否认，张国焘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但其领袖欲也极强。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了。那时，他还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弟子，就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

中共建立后，张国焘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张国焘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他曾为自己起了不少的笔名和化名，如“特立”、“凯音”、“特”、“天师”等，以此表达他的超凡脱俗的个性和他的不同凡响的影响。

1931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差不多都取得了胜利，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1935年春转到川西北。张国焘个人权势欲很强，他把红四方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资本。他认为，谁军多，谁就强，谁就应该当第一把手。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壮大，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夕，1935年5月30日，张国焘宣布建立了所谓的西北联邦，俨然以西北领导中心的负责人自居，大造声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与即将抵达西北地区的党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妄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张国焘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这种“欢迎”态度，给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埋下了极为有害的隐患。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0、两条河能否汇成一条巨流

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张国焘在两河口相会。事有凑巧，两河口正位于两条河的相汇之处。一条是自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下来的一条河，当地称之为虹桥河，一条是自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下来的一条河，当地称之为梦笔河。这两条河在此相汇，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满是野花的绿洲，两河口镇就坐落在这片绿洲上。镇子并不大，不过几十户人家，一条短短的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通观全镇，最显眼的就是坐落在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一块大大的影壁，一个不算太小的大殿，两侧分别是一座钟楼，一座鼓楼，后面山坡上还有一个小小的观音阁，当年周恩来和朱德住在左侧山坡上的房子里，毛泽东就住在大庙里。这座大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地址。如今关帝庙已失火坍塌，主体建筑已损毁无存，仅余后部马房。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人们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上遍地盛开的野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上两河并一流的大江。人们希望两条河汇成一条巨流，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后来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军总兵力共达10余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涨。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东北深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就要来到。在这种新形势下，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北上？南下？红军究竟是北上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高潮，还是南下，向川康地区发展，远离抗日的前线？

为消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进一步统一认识，实现团结北上的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河口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他捋了捋他长长的胡子，展开他事先准备的提纲，神情严肃、庄重而又从容不迫。他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红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向北发展，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发展。这两个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决定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因此，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另外，他又对敌情作了分析。他指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会增兵到西康这一带，这样就会逐步把红军压到草原，红军将没有出路。在当前，最理想的地区就是川陕甘地区。这一地区区域宽，道路广阔，人口多，物产富，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向南不可能发展；过岷江向东敌人有130个团，也不可能发展；向西是大草原；目前只有向北才是唯一的出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夺取松潘与敌胡宗南作战，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张国焘一直神色高傲地听着周恩来的讲话，当他听到指挥权要集中统一，集中到军委，而且这是“最高原则”的时候，他的脸立刻沉下来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意识到自己失态，他看看大家没有发现，脸上又立刻装出微笑的样子。其实，张国焘内心十分不平静，思绪万千，等他将思绪收回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结束了报告。

会议就红军行动方针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时，大家的目光纷纷集中在张国焘的身上。他轻轻地咳了两声，开始发言。张国焘的发言，一向都是慢吞吞的，似乎要显示出他是个极有身份的人。他的发言既不像博古那样口若悬河，才华横溢，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更不像周恩来那样富有条理，准确周密，也不像朱德那样淳朴亲切，带有浓厚的泥土味。他的话听起来，语调平直，令人困倦，说话没有什么激情也没有闪光的思想，只喜欢用刻板的政治术语来表达意思。他慢吞吞地用大部分时间讲述了四方面军会师之前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接着摆出种种困难，说白了就是不同意北上。他认为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北面有胡宗南部20余团兵力，如不消灭他的主力，去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张国焘的发言，立刻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见此情景，毛泽东起身说道：根据地只能在进攻中去创建，不能后退逃跑。他不赞成向南打成都，这样的话会使红军逼退到西康，而西康地区人口少，不能供养红军，如果红军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30万”之众。当他得知中央红军长途征战仅剩下不到2万人的情况后，他对毛泽东的发言不以为然。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地讲道理，以理服人。发言时并没有直接批评张国焘，话语中还不断地出现“国焘”、“国焘同志”这些称谓。

毛泽东发言后，气氛稍有缓和。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依次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报告，支持两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而夺取松潘、打击胡敌是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他们反对躲避斗争的退却主张。他们还强调了两军统一指挥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

张国焘的意见在会上没有人赞同，最后他只得口是心非地表示同意北上。

两河口会议正确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并通过了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为实现党的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历史见证了一切，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两河口决策的正确。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1、红军总政委的高风亮节

提起长征中的周恩来，亿万人民都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敬意。长征途中，周恩来顾全大局，从加强红一、四方面军两军团结，实现北上方针出发，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与张国焘。这段历史已被传为佳话。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抗日的需要，红军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6月29日，周恩来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代表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会后却在暗中酝酿和推行他的南下主张。为了夺取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他一方面施展小恩小惠企图拉拢一方面军某些干部：派其秘书长黄超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反对北上，当然最后并未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鼓动四方面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改组中央，向中央要权：他鼓动陈昌浩向中央发电请求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对于张国焘到两河口以来的无礼态度和争权野心，毛泽东作了慎重的考虑，认为张国焘领导着几个军达数万人的队伍，从大局出发，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两河口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对于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他受用了这次提升。但他又攻击这个决定是出自“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没有满足张国焘的胃口，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行动。中央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北上和南下的争论一直持续着，行军路线迂回曲折，走了不知多少回头路。红一、四方面军要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关键就在张国焘一人身上了。周恩来发着高烧，病中仍为两大主力的团结操心。

自从长征以来，周恩来一直非常忙碌，白天与战士一道行军，到宿营地后，要工作到深夜才去休息。他的休息也只是趴在桌上打个盹儿。他太累了，身体日益消瘦，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到毛儿盖后，他每天照常工作到很晚。过雪山以后，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这次他病得很重，突发高烧，体温高达40℃，整天昏迷不醒。邓颖超一直在他的身边精心照顾，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等都来看望。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问题，让总卫生部的同志去请红军中有名的医生——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可当时傅医生离得太远，回不来。此时，总卫生部同志说，一方面军还有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毛泽东要卫生部立即发电报叫那位戴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戴医生很快来了。他嘱咐警卫员们从附近雪山上取来冰水，泡毛巾做冷敷给周恩来降温，几天后，周恩来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神志也清醒了。戴医生诊断，周恩来患的是一种急性肝炎，又叫阿米巴肝脓肿。这种病治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尤其在长征极艰苦的条件下。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周恩来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患病所留下的肝脓肿的疤痕，40年后却引发出了肿瘤。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写道，他大肠内肿瘤的位置正好是40年前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肿病的地方。“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正是这个肿瘤与膀胱癌一道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

病中，周恩来一直心系两军团结，与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讨论了解决与张国焘的矛盾的各种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对于张国焘公开讨要的军委主席一职，毛泽东坚决不让，“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战争年代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不能让于野心家。但只当副主席，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张闻天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就会改变了。”他们几个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要争取张国焘，既要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低着头一个劲儿捻他的长胡子，忽然抬起脸说：“我把总政委让出来给张国焘。”周恩来主动表示愿把总政委的职务让出，对其高风亮节，在场的领导人心存敬意。

这样，中革军委发布了由朱德担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

就在周恩来出让红军总政委一职的同时，还发生了陈赓救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生病期间，身体虚弱得无法走动，毛泽东指定彭德怀的三军团负责照顾周恩来的行动，凡部队行军，都用担架抬着周恩来行进。彭德怀立刻把办事一向认真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找了来，命令道：“抬着周副主席行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从现在起你就是担架队的队长，我给你分配40名战士来。”“是，我可以亲自抬！”陈赓爽快地答应道。

32岁的陈赓，曾任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四方面军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脸膛红润，鼻梁不高，看似腼腆，却很机警、潇洒、风流倜傥。他是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初战广东军阀时，他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介石拔出手枪要自杀，陈赓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里，我已没脸面见人……”蒋介石说着正要扣动扳机，突然枪被陈赓一把夺下，不由分说，陈赓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次，陈赓在四方面军作战时被国民党军队抓住，蒋介石托信试图诱使他归顺国民党。陈赓嗤之以鼻。蒋介石念他有救命之恩，还是把他放了。

川西北高原，辽阔的地域在地势上东南明显低于西北，海拔由780米逐步升高到3000米以上，由南向北走，基本上是上坡。陈赓抬起周恩来的担架，稳健地踏向新的征途。彭德怀下决心扔掉红三军团唯一还保留下来的2门迫击炮（当时整个一方面军只有8门这样的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彭德怀算了一笔账：“别说是2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这次，陈赓很好地完成了照顾周恩来的任务，周恩来幽默地对陈赓说：“你当年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你要救我的命了。”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2、活佛成了无神论者的朋友

布谷鸟走后，柳树空了一半；柳树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布谷鸟走了。……

红军走后，寨子空了一半；寨子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红军走了。

这首动情的歌唱出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怀念，唱出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感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在藏区，那些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有的仍然清晰可见，向人们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两河口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先后进入卓克基、黑水芦花、毛儿盖、阿坝等地。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是藏民的聚居地，藏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搞好同藏族人民的民族关系成为红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与生存的首要问题。

藏族分布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当地有句俗话：“官住民，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寨子一般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民房用石头砌成，一般分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

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此地区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10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画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画地为牢”。

卓克基的土司宫：卓克基是前清乾隆帝劳民伤财所建造的小金川七大土司宫之一。土司宫建筑在两河的汇流点上，前临急流，后倚峻岭，在一块石砌的8丈高、10丈阔的方台上，建筑着4座高楼。前幢2层，左、右、后3幢均是4层，屹立于万山环绕中，成为理番境内的一幅独特的风景画。该宫的1、2两层，都是土司的厨房、贮藏室，及下人的卧室。第3、4层楼，装饰得非常华丽，四面皆有玻璃窗，所有的房门与壁板，都有精美的雕刻。右幢数室，陈设最为精致，沿壁都有古董架子，架内都是磁铜玉石的古玩。室内的床、书桌、板凳，都是精致的上等木器。这大概是土司的卧室。左幢两巨室内有木炕，一切的桌凳装饰都是雅致的，这大概是土司属员的卧室。后幢楼上为大佛堂，内有佛像、佛幛、铜鼓和很多的藏经，都有条有理地放在经架上。两壁的壁画，因为年代久远，已熏黑，不能辨识为哪朝的古画。左右两幢各有一个小佛堂，堂的两旁，有鲜艳美丽的壁画，虽是近代所绘，但画中的马象狮虎英雄甲胄等，都有生动的姿势。在此地区内有这样水平高的艺术珍品，实属难得。土司的会客室内题有“蜀饰楼”三字，他的书桌上置有一部及其他汉文书籍，足见他受汉文化的影响。据说这位土司索观瀛，曾在成都大学读过书，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交情颇深。

藏民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在街道上穿红袍子的喇嘛随处可见。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会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比较精美。喇嘛庙很像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候喇嘛也像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群，人们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倚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宗教政权合一的首脑。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叩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而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由此足见喇嘛教在藏族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进入藏区时，红军各部第一次遇见了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当地居民。红军在此地区遇到了麻烦，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红军拿了钱，可是买不到食物；手中有枪械，可是“敌人”却看不到。这些藏民，由于不了解情况，向后撤退，躲进了山林。他们把房子里的东西都带走了，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运走了，把牛和鸡等家畜、家禽都赶到山林里去，简直把整个的区域都撤清了。没有了给养，红军食盐断绝，粮秣恐慌相继而来，每日两餐青菜、荞麦、洋芋都无法保证，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一顿，有些部队则每顿吃半饱。无可奈何，只好实行节省，将两天粮食分作三天来吃。

在路的两旁半里路开外，就是非常不安全的。许多红军战士，冒险去放一只羊吃草，就再没回来。这些山民埋伏在深山密林里，向前进的“侵入者”袭击。他们爬上了高山，等红军排队走过那深而狭窄的石路的时候，——那里有时只能一个或两个人并肩走过——藏民们就从山上

滚下大块的圆石头，攻打红军的士兵和牲口。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又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由于从清朝到民国，统治者实行歧视藏族的政策，使得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残酷地搜刮藏人，霸占金矿、药山等（该地区产麝香、虫草、大黄等名药），藏民稍有反抗，即遭武装挞伐，甚至大批屠杀，这就造成了藏民对汉人极端仇视心理。红军初到藏区，无从解释红军的民族政策，所以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为了做通藏族同胞的思想工作，让红军借道北上，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四方面军都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不任意占用民房，不随意动用藏民的东西，缺粮时宁可上山采摘野菜充饥。田里的青稞麦成熟了，红军也不随意收割；到了断炊绝粮时，红军则先割土司头人的麦子；万不得已割了普通藏民的麦子，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上面写明收麦数量、割麦原因，藏民可持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取麦钱。红军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会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红军还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些部队支起被单在树下宿营。

对当地藏民田里麦子的收割问题，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下列规定：

（一）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粮钱。

（四）只割巳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割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收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偶有藏民回来，了解到具体情况后，深受感动。于是他们互相转告，畏惧情绪逐渐消失，一些外躲的藏民也陆续回来了。后来，他们成群结队地捧着糌粑前来慰问红军，还帮战士们补鞋子。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影响迅速扩大了。这时，红军一面帮助群众收割成熟的青稞，一面号召藏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红军还帮助他们组织了藏民革命政府。

藏族人民亲眼所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为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他们渐渐从心眼里拥护党和红军。8月中、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划分为左右两路开始进入草地，向北前进。在进入草地前需筹集粮食做好过草地的准备。于是，藏民们纷纷自动协助红军做筹粮、运粮等工作。

当红军完成筹粮任务，离开卓克基、毛儿盖等地时，藏族人民依依不舍，前来送行。他们说：“你们真好，为什么就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党和红军在藏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军纪严明，不徇私情。在红军铁的纪律面前，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经过藏族地区时的一件事。

贺子珍的小弟弟贺敏仁，追随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当战士，“扩红”时改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子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作“美人”，还戏谑地称他是“红军小舅子”。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在经过一座喇嘛庙时，红军战士发现藏民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圆和铜板，战士们看了没人敢动，可贺敏仁不管这些，捡起些银圆和铜板跑了出来，他想以后可以用它来买些吃的。但此事很快被报告到团部，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并有人告发说，他窃取了1000多块大洋。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而不是1000多块。有人说，拿100块和拿1000块性质同样恶劣，必须执行铁的纪律，不论是谁，都应严惩不贷。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情况，救他一命。但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贺敏仁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红军铁一般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但是事情调查后，贺敏仁虽然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圆，他根本拿不走1000多块银圆。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毡，真有那么多银圆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

红军正是靠着不徇私情，严明军纪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最后，争取到藏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顺利通过了藏区。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3、死亡地带的行军

卅里草地廿里水，荒无人迹鸟不飞。

如有行人误入内，十有九个去难归。

这是当年流传于川西北草地的一首民谣。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一段最艰苦的历程。毛泽东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

1935年8月，红军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北上。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作为先头团，先入草地，随后党中央、右路军陆续进入了大草地。红一方面军先行，随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一方面军三军殿后。

大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四川西北部的若尔盖高原。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是由两条河（墨曲河、二曲河）水流淤滞而成沼泽。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草连天，天连草，没有房屋，没有人烟，不见鸟兽，不闻虫鸣，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整个大地笼罩着原始的寂静。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占年降水量的90%，在这一时期，大量雨水注入地表，使本来已滞水泥泞的沼泽，变成漫漫泽国。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也分不清东西南北。红四团请了当地藏民作向导，踏入草地时，60多岁的藏族通司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告诉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人在这小路上行走，须十分小心，只有拣草根密集，草茎和腐草连接比较结实的地方，脚才能够踏上去，否则，会陷进深不可测的泥潭。草地上的水淤黑的，都是陈年腐草泡出来的，有毒，喝了就会使肚子发涨，甚至中毒而死。别说喝，就是脚被水草划破了，伤口也会红肿溃烂。

红四团在这个藏民的指导下，才从水草深处，寻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来，每逢岔路，便插上一个“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指导后面的部队过草地。在这样的路上行走，真使人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因为这路面的坚韧，仅止于草根的联结，那下面或许是不知多深的烂泥潭。据说，能够真正辨认草地上这样的路的，是那生长在草原上的牦牛。

右路军进入草地后，就不断有战士陷进草地的烂泥潭。沼泽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起初，红军没有经验，当一个战士不小心陷进了泥潭，身旁的战士急忙伸手去拉，猛一用力，自己也陷了进去，接着第三名战士也……就这样，在沼泽、泥潭上留下了一顶顶嵌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后来有了经验，知道不能再用手去拉，他们伸出枪支、扁担或解下几条绑腿带，将带头抛给陷下去的同志，让他们缠在腰间，然后，大家合力往上拉，才能拉得上来。

草地里的气候属高原气候，春夏秋冬一天过，变幻莫测：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雨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达0℃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本来红军战士们在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上，缺氧已使他们行动艰难，再加上这样恶劣的天气，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如果说阅兵式是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军人严整的军姿和体现出军队高度的集中性，那么，这草地上的军容和队列则是另一方面的展现。软绵绵的草地泥潭耗尽了红军指战员的体力，也形成了草地行军中这光怪陆离的队伍。红军从南方来到草地，身上单薄的衣服已破旧不堪了。为了抵御草地的风雨和寒冷，战士们不得不穿起各色各样的衣服鞋帽。有的穿着单衣、夹衣、毛衣或棉衣，有的裹着毯子，有的披着各种兽皮；有的脚上穿着稻草或布条打的草鞋，有的穿着兽皮制的皮鞋，有的甚至赤着脚；有的头上戴着斗笠、草帽，有的顶着油布，有的打着雨伞，也有的干脆光着头……但是，在这些战士的褴褛的衣饰里面，跳跃着的却是一颗无比坚强的心。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甘受人间的种种苦难，无畏地向草地深处走去。有人即景写下了《草地行军有感》：

军行早，满目皆荒草。破衣遮得风雪寒，树皮草根充饥饱。北上是英豪。

日日夜夜，红军指战员们在无边无际的草海中行军和露宿。草地夜晚寒气逼人，遍地是水。战士们“铺的是地，盖的是天”。为了战胜这草地的严寒，他们便三三两两背靠背地坐在草地中稍高的地方，互相用体温来取暖。正如有的战士所说的：“我们唯一能够借以取暖的，只有同志的背脊。”红四团刚进草地的第一天晚上风雨交加，雨中还夹杂有冰雹。油布、树棚、油纸伞都不顶用了，战士们只能在风雨淋浇下熬过一夜。但是，夜晚太冷了，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到牺牲的同志。红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

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红军刚进入草地时，吃的是青稞麦粒或青稞粉，这是过草地前准备的干粮。由于粮食储备有限，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如果有战士不小心摔了跤，把干粮袋掉到了有毒的污水里，或把干粮撒在污泥里，那么，这将是他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因为粮食像生命一样宝贵，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口粮，往后，他只能从其他战友那里去匀得一点干粮，以度过这艰难的时刻。烧水饮用，看着“开”了，可喝入嘴里却是温的。高原的气压总等不得“开水”在100℃沸腾，刚过60℃就成了滚开的水。

当身上带的干粮吃完了的时候，战士们便不得不在草地里寻找野菜或草根来充饥，有的野菜、野草吃了有毒，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据一个红军战士说：“那阵儿我们都怕别人说自己‘胖’了，因为那等于接到了死亡通知。”找不到野菜，他们就煮吃自己身上穿用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还有马鞍子。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或自己的粪便中没有消化的青稞麦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如今，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长征时吃剩的半截皮带，上面有红军战士刻下的“长征记”三个大字。要说洗澡、洗头，雨水从头顶下来，就算头也洗了，澡也洗了。

在这风雨饥寒的草地里，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女战士，还是“红小鬼”，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革命的乐观精神，与困难作顽强的斗争。

“人定胜天”。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六七天后，右路军各支部队先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沉睡了千万年的草地由于红军的跨越，结束了它自古以来没有大军通过的历史。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姬鹏飞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他回忆道：“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清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许多红军指战员在血与火的作战中英勇冲锋陷阵，没有倒下，却在缺粮少药、高原缺氧的艰苦环境中痛苦地离开部队，长眠在漫无边际的草地上。

野地荒草岁岁枯荣有期，而红军草地岁月是史册中永不褪色的一页。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4、消失了的炊事班

长征，以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著称于世。长征，在现代社会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词。长征之苦，是举世无双的。超常态自然条件的艰苦，极度险恶的战争环境，都欲置人于死地。行走在长征路上的人是艰苦的，负重行走的炊事员们在长征中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更是催人泪下。

三军团一个连队里有一个炊事班，只有9名炊事员。炊事班长姓钱，江西吉安人，个子很矮，皮肤黝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不怎么说话；副班长姓刘，江西兴国人，中等身材，人很活泼，爱说笑话，经常逗大伙乐。挑水的老王也是江西吉安人，其余几个人连姓什么都不清楚，即使有几个知道姓的炊事员，其名字也无从查考，因为，他们都牺牲在长征路上，可他们的革命精神却永垂不朽。

长征的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个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有人给那个连的司务长谢方祠提意见，说司务长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炊事班为战士着想，司务员感动得无语了，只好让他们多挑点上路。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丁丁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吹着哨子飞跑，就像六七十斤的担子没放在肩上一样。其实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别人睡觉了，他们却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部队进入广西之后，山区人家少，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这就更加重了炊事班的工作。他们经常要翻过好几座山，跑到部队的最前面去买谷子。谷子必须把皮碾掉才能吃，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小石磨，班长怕以后找不到石磨，就花钱向老乡买了下来。于是炊事员又增加了这134斤重的笨家伙。后来，副班长又在路上拾到一个破筛子和一个破簸箕，也把它挑上了。从此，炊事班不再叫戏班子，而被战士们称作“小磨房”了。

不久，部队在贵州土城的东南山上狙击敌人，炊事班的那个连坚守在前沿阵地上。炊事班被隔在后面，几次派人送饭都被敌人打回来。战士们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副班长急得围着锅灶直转圈。他和几个炊事员嘀咕了一阵，对司务长说：“司务长！让我和老王再送一次吧！”他把饭背在身上，就跟老王走了。炊事班的其他战士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们，只见老王在前，副班长在后，飞快地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跑过去。战士们正想为他们拍手叫好的时候，敌人的轻机枪响了，老王一个筋斗栽倒了，紧接着，副班长也倒下了。其他的炊事员一阵难过，都认为他俩牺牲了。谁知到了半夜，他俩又回来了。副班长开玩笑地说：“我们上阎王爷那儿去报到，可小鬼不让我们进门！”原来他们是为了欺骗敌人故意倒下的。靠他们的机警，终于把饭送上了阵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一出贵州，炊事班长就闹眼病，两只眼红红的，肿得像个桃，但他还是挑着70多斤的担子，拄着棍子跟着部队走。开始，他的眼睛只是淌眼泪，后来流起血水来，可他还是不闲着，总要找点活儿干。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炊事班轻装。他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了些生姜、辣子和十几斤干柴。

梁子大山很高，部队整整爬了一天。山上空气稀薄，到处是白花花的积雪，树枝上也都是冰花。爬到山顶，有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就起不来了。炊事员便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拉起来。这时，炊事员又都变成了卫生员。炊事班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的时候，有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队友们怎么喊，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时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10天干粮，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炊事班长老钱又向司务长提议：“司务长！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司务长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是考虑到，草地行军坎事员比战士更辛苦，担米、做饭已经够受的了，怎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就没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他们的炊事班。

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在前面走，忽然身子一歪倒下去，一声不响就牺牲了。第二个炊事员跑了过去，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挑起往前走。

草地的天气瞬息万变：一会是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一会又是暴雨，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正午，雨下大了，部队停下休息，炊事班赶快找个地方支起锅，烧姜汤、辣子水给战士们御寒。汤烧开了，刚才挑铜锅的炊事员端着碗往战士手里送。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仅仅半天工夫，两位炊事员就牺牲了。

第五天晚上宿营时，连长要给炊事班补充几个战士。这事让炊事员知道了，他们推举班长去见连长。班长对连长说：“连长，决不能从连里抽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牺牲的同志的担子，我们担着，我们担得起！”连长考虑了一下，觉得他的话有道理。那时候他们连经过几次战斗，100多人只剩下30多个，也实在不能再往炊事班里调了。

长征路上，老钱最辛苦。行军时，几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从不让别人换；宿营时，总要别人休息，却把活儿抢过去自己干。日子久了，他瘦得皮包骨，大家劝他多注意身体，可他总是说：“没关系，我又能吃，又能干，累不倒。”他对战士非常关心，就是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想法改善生活。打土豪分到了腌鱼、腊肉，自己从来舍不得尝一尝，全部留给战士们。因此，战士们一提到他，总是非常自豪地说：“有我们的钱班长在，就别愁饿肚子。……”

后半夜，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司务长知道他昨天还发高烧，就劝他回去休息，但他怎么也不愿意去休息。司务长便起床帮助他。望着他瘦削的面孔，司务长突然发现老钱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觉得很不对头，正要问他，只听到钱班长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老谢，给我点水喝！”这时水开了，司务长忙把锅盖掀起来，忽听身后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老钱躺在地上不动了。司务长急急走前几步叫着他，喊着他。灶膛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却在渐渐变冷。有的人死在战场上，有的人死在酷刑下，而我们的钱班长却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炊事员们醒了，连首长、战士们都来了，大家都沉痛地淌着泪。

第二天，铜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照常有开水和洗脚水。

部队到达陕北的时候，那口铜锅担在司务长的肩上。连长看见了，低下了头；战士们看见了，流出了眼泪。大家嘴里不说，心里都知道，炊事员全牺牲了。可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三军团的那个连的战士，除了战斗减员以外，没有因饥饿而牺牲一个人。后来那口标志着烈士们功绩的铜锅，仍被珍贵地保留在他们的连里。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5、吕端大事不糊涂

红军右路军经过将近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大草地。接着，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取得了包座大捷。

梦寐以求的北进通道终于打开了，这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忠心和鲜血铺成的通道。红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徐向前指挥下，经过几天几夜激战，红十师师长王友均等指战员壮烈牺牲，才攻下了包座。但大家未料到，北进的通道虽然打开，但此时张国焘却从中作梗，阻挠红军合力北上。

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当左路军从卓克基经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他按兵不动，并以种种借口，反对北上。张国焘在左路军出阿坝不远的噶曲河畔，以一场大雨为借口拒渡噶曲河，强调气候、地理、粮食等困难条件，私令部队返回阿坝，擅自决定率领红军南下川康边境。形势急转直下，张国焘最终打定主意，作出决断：不是同意北上，而是凭借实力解决南下问题。

愤愤不平的博古以史喻今：“大渡河畔刚刚避免了做太平天国石达开第二，草地上突然又有张国焘要做第二个太平天国的杨秀清。”

以史为证，杨秀清的逼封万岁，导致了韦昌辉的大屠杀和石达开的出走，致使太平天国几乎顷刻灭亡。80年后的川西北，历史似乎又要重演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那兄弟间互相残杀的一幕。

毛泽东等人力主北上，而张国焘却极力反对，力主南下。其时，他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兵力，企图以此胁迫毛泽东与党中央立即停止北上的行动。

张国焘决定先向毛泽东及中央下手，以武力解决北上与南下之争的问题。

1935年9月9日这天中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陈昌浩正在作长篇讲话时，译电员拿了一份新电报进来，“报告，陈政委的电报！”译电员将一份电报送进会议室。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亲自译出，但他太忙，嘱托一名译电员代他译出交给他。译电员见总政治部主任正讲得兴起，便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想把电报递上去，“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愿让人打断他的思路。叶剑英缩回手。他顺眼看了一下电报，立刻意识到这封电报不同寻常！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

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若违，坚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看完电报内容，叶剑英头皮发麻，吓了一大跳，所谓“彻底开展”，不是意味着张国焘最后要动用武力相威胁吗？事不宜迟，否则，要出大事了。他脸上不露声色，沉着地装出随意样子，把电报像往常一样塞进衣袋。呆了一会儿，他借口上厕所溜了出去，拉过一匹马，快马扬鞭飞驰到10里外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看电报，神情顿时很紧张。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以伟人特有的驾驭惊涛骇浪的气魄从容处置。毛泽东从口袋中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现在都有谁知道这个电报？”“他们都还不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我马上赶回去后就得交给他们。”叶剑英说。毛泽东嘱咐叶剑英：“不要让人知道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电报。”叶剑英在没有人察觉的情况下，又顺利返回会议室。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政委的电报。”叶剑英机智地把电文转交给陈昌浩的秘书，以免引起陈昌浩等人的怀疑。

此时，毛泽东等人已认识到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那样做，只会招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当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西会议。鉴于张国焘倚仗手中兵力，企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为了继续贯彻党中央的北上决议，中央决定红一、三军团必须在今晚拂晓前脱离此危险地区，急速北进俄界。

漆黑的夜空，静悄悄的，在掩护着毛泽东人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逃跑”行动。对他来说，此日是极其漫长的一天。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35年的9月10日，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一天，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同样是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1921年建党，1927年建军，成千上万先烈的流血牺牲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命事业很可能就因为长征途中的这一内部分裂而付诸东流。

黎明前，毛泽东紧紧盯着东方的启明星，他恨不得把黑夜拉长，让中央红军借夜幕脱离险境。

临行前，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有危险。”“你们先走吧，我现在还不能和你们一同走。”叶剑英说。“为什么？这里已经成了极其危险的是非之地！”博古说。

“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况且军委直属队还在前敌总指挥部，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军委直属队走后才能走。你们先走，我以后会跟来的。”叶剑英向张闻天等人握手告别，回到前敌指挥部所在地。

怎样带走军委直属队？叶剑英颇动了番脑筋，他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叶剑英以外出筹集粮食的借口带出了军委直属队。在行动的过程中，叶剑英机智地带走了甘肃地图，这是在包座战役中缴获的唯一一张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全图。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地图对于到异地行军打仗的红军是何等的重要啊！

黎明之际，叶剑英带着军委直属队赶上了中央的队伍，毛泽东见到叶剑英非常高兴地说：“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会合。”张闻天深深地感叹道：“今天如果不是叶剑英，恐怕我们都要成为阶下囚了！”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大智大勇，果断机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提及遵义会议前后，他为毛泽东等人排除险情的另几件事。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想走从军强国之路，自改名剑英。毕业后，即追随孙中山革命。陈炯明叛变时，他是陈炯明下面的一个营长，毅然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中山脱险。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很赏识他的才华，他在国民党军中官至少将师长。本可平步青云，然而当他耳闻蒋介石“四一二”残杀工人群众的消息，毅然弃职出走，声明反蒋，加入了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等人企图利用开会之机，诱杀叶挺、贺龙，也是他事先侦知了消息，告知了叶、贺，才使二人幸免于难。

长征中，叶剑英几次帮助战友化险为夷。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进进出出兜圈子。一天路过一个小山谷，突然遭到敌军的袭击，那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伏击圈里，敌军喊着活捉“朱毛”，冲下山来，情况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叶剑英带领通讯排从后面赶来，很快占领对面山头，从上面往下打，赶跑了敌人。事后人们说，这次没有叶副司令员，我们的命就没了。

还有一次，1935年3月在打鼓新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开军委会，讨论成立指挥小组问题。会议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突然来了，当时他什么都顾不得了，眼疾手快，大喊“主席跟我来！”拉着毛泽东就跑到一个山沟，和毛泽东躲在草丛里，直到敌机离去，才安全走出。

对此次长征途中叶剑英为避免红军之间的“内讧”所立下的重大功勋，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也说过：“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泽东，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破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6、攻克腊子口

打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性的一仗。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是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遇到的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国民党在此设置重兵扼守，企图阻止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陕甘地区。于是，在中国西北部的这一险关隘口，爆发了一场红军长征中颇为著名的战斗。

1935年9月15日黄昏，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师部命令：“即速继续北进，着第二师第四团为先头团，具体向甘肃南部的岷州前进，三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英勇的战士们在响亮的军号中向200里外的腊子口进军了。

黑夜，暗无星光；山路，崎岖难行。战士们翻大山，过独木桥，穿老林，摸黑前进。山上没有道路，只靠随着先头部队走过之足迹前进。浓雾和雨又笼罩着全山，山之高大无可测量。战士们进入山林不到10里，天已漆黑，既无路又无火光，一个跟着一个，像瞎子一样牵着往前走。扛无线电台及伙食担子的同志，跌得一塌糊涂。前面的道路一堵，后面就跟不上。连队与连队之间失去了联络，失去联络，方向也就迷失，于是互相乱摸乱找，满山谷都是人。这里叫：“司令部在哪里？”那里叫：“电话队在哪里？”“无线电队在哪里？”“工兵营在哪里？”“炮兵团在哪里？”四面号音也吹个不停，你问我答，声音十分嘈杂。司令部大概见这种情形无法行进了，于是下了一道命令，令各部就地停止行进。各人听到停止行进号音之后，便就地找根树木靠着坐下。坐到天亮，张开眼睛一看，明明同队的人就在自己旁边，相隔不到咫尺，但坐了一晚却不知所在，大家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好笑。

9月17日红军赶到了天险腊子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战士们吃惊不已，腊子口被称为天险当之无愧。

这一带，周围都是重峦叠嶂，莽莽森林。从北面的达拉梁到南面的白龙江，有一条30多公里长的峡谷，叫腊子沟。沟里流着腊子河水，河的右岸是绝壁，拔地而起。人是爬不上去的，甚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只有鸟儿才能找到立足之地。河的左岸崖边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往岷县城。而腊子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两旁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巍峨对峙，中间相隔只有几米宽，终年流水的腊子河，便从沟底哗哗地流出，水深流急，激荡而成漩涡，很难游过河。河上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山连在一起。要过腊子口，就必须通过这座桥，除此别无他路。

人们说：“人过洮岷山，像过鬼门关；走过腊子河，像过老虎口。”敌人就在这木桥和山河处，布置了重兵，进行防守。在桥东山脚下，有敌一个营驻守。在桥头顶端的悬崖上，筑有几个坚固的碉堡，敌人有个机枪排驻在里面，4挺重机枪排列在桥头堡内，封锁着红军向木桥进攻时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碉堡的下面，敌人还筑有工事。在腊子口后面的三角形谷地，驻有敌人一个营，亦筑有工事。口子后面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上积着一层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报，敌人以1个旅部率3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的去路。敌鲁大昌部妄图凭借此险隘，阻挡红军北上的去路。在敌人眼中，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

红军指站员们对这一带的地形和敌情，进行了缜密的侦察。他们发现，腊子口敌人的防守并非没有弱点，其弱点就在于敌人的碉堡没有盖顶，只要居高临下，易被攻破；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在正面，凭险防御，两侧因是高山，敌人设防的力量薄弱，山顶上没有敌人。如果迂回到敌军侧后，爬上高山，从上向下以手榴弹投向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腊子口敌人的防线就可攻破了。

可是，如何才能攀上对岸的陡壁呢？这面石壁，高约80多米，几乎与地面成90度，既直又陡，连猴子也难爬上去，石缝里零零星星地歪出几株弯弯扭扭的古松。这时，一个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能爬上去。大家都惊奇地望着他。这小鬼只有十六七岁，个子不高，很瘦，脸黑巴巴的，只是那双大眼睛乌黑有神，流露着一种山野的彪悍之气。

原来他是从云南贵州的苗区入伍的，从小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很深，反抗性很强，入伍后，经过教育，作战非常勇敢。战士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云贵川”。“云贵川”说，他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攀陡壁，眼下这个悬崖绝壁，只要用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就能爬到山顶上去。

大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苗族小战士的身上，只要他一个人能爬上去，在山顶上绑好绳子，就可以上去一个连，一个营。

腊子沟水流太急，难以徒涉。大家找了一匹高头大马把他驮过河，“云贵川”利用外凸的山石形成的敌人看不到的死角，轻手轻脚地溜到断崖之下。只见他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接成的长绳，拿着长竿，用竿头的铁钩搭住一根胳膊粗细的歪脖子树根，两手使劲地握住竿子，一把一把地往上爬，两脚用脚趾抠住石缝、石板，噌噌噌，就爬到了竿头的顶点。他像猴子似的伏在那里稍喘了口气，又向上寻找可以搭钩的石嘴……

战友们个个提心吊胆，屏住呼吸，生怕他会掉下来。终于，小鬼登上了绝顶，稳稳当当站在夕阳艳丽的红光里。他一只手拿着长竿，一只手还向这边摆了摆，似乎是说他的毛遂自荐并非虚妄。接着，他就用同样的方式，一级一级地顺着竿子哧溜哧溜下到断崖之下。

难题解决了，参谋处下令，将全团指战员的绑腿都收集起来拧成粗绳，由“云贵川”带上山顶。团长王开湘亲自带领由一、二连和侦察队、信号组组成的迂回部队随着“云贵川”爬上山去。战士们一个个精神饱满，背挂冲锋枪，腰缠十多颗手榴弹，准备从“天上”给敌人的碉堡送份“大礼”。

迂回部队上去了。在迂回部队攀崖的同时，担任正面进攻的二营战士们也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六连是主攻连，20个突击队员在四团政委杨成武，六连连长杨信义、政委胡炳云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作掩护，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运动。狡猾的敌人，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一团团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红军几次冲锋都没成功，先后伤亡了一些人。

“打，不让兔崽子抬头！”红军进一步加强了进攻的火力。所有轻重机枪像滚雷似的轰鸣，子弹打得敌人阵地上的石头直冒火星，周围的树木都烧成焦炭。但是，仍压不住敌人，敌人碉堡内的机枪像一条条毒蛇乱吐火舌，敌人扔过来一束束的手榴弹，不断在战士们突击的道路上爆炸。从黄昏一直攻到午夜，战士们仍无法接近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爆炸的弹片，在桥头30米内的山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有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起厚厚一层了。

夜色沉沉，敌人认为红军无力进攻了，都缩进碉堡里打起盹来。岂知，红军又组织了突击队员，他们一个个背插大刀，身挂手榴弹，有的还佩有一支短枪，趁着天黑，分作两路，一路顺河岸崖壁前进，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桩运动到对岸，以袭击桥上的敌人，另一路先运动到桥头，等第一路打响，他们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人实行两面夹攻。

突击队员的正面战斗正在进行，突然从敌方的后山上，接连升起了一红一绿的信号弹，这是迂回部队胜利到达预定地点的信号。接着，又有3颗红色信号弹从正面突击队的背后升起来。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信号弹还没有熄灭，冲锋号、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呐喊声就从四面八方一起响了起来。

在敌人正面的战士们，抡起大刀，端起步枪，在敌人中间飞舞、猛击。右边悬崖上的迂回部队，居高临下，对准下面没有盖顶的碉堡内的敌人，扔去手榴弹，并且用机枪扫射，向后山敌人阵地勇猛进击，打得敌人死伤狼藉，四处逃窜，有的从石崖上跌进了峡谷深渊，有的倒悬在陡崖上，手拉着树枝狂叫，有的被撞得头破血流，嘶声哭喊。……腊子口阵前的敌人，听得阵后一片混乱，知道红军兜抄了他们的后路。而正面进攻的红军已经纷纷过河，继续猛冲猛杀，敌人自知处于前后夹击，四面被围的困境，于是甩下枪支，没命地溃逃。

天险腊子口被攻破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了的嗓子唱起了得胜的凯歌：

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

红军大队长长的队伍，正从腊子口奔向北方，这股铁流一直向前延伸。

感慨万千的杨成武政委即兴赋诗《突破天险腊子口》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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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7、长征中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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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铺，位于岷山东麓丘陵川坝之中，海拔2280米，是陇南地区西北部的一个重镇。哈达铺明代以前叫哈达川，明时商贸兴旺，多设铺，故名。这里自古盛产当归，是驰名中外的“岷归”主要产地。如今哈达铺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化名镇，哈达铺有红军在甘肃省长征途中革命文物陈列最多、原貌保存最完整的故址。红军长征纪念馆坐落于此，毛泽东、张闻天住过的义和昌药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及周恩来住过的小院同善社，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址关帝庙，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贺龙、任弼时住过的张家大院，原哈达铺邮政代办所五处长征旧址是现存重要的旅游景点。由382家店铺组成的一条长约1200多米的街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街——向人们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1935年9月21日上午十点半左右，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里注定要成为许多红军战士终身难忘的地方，因为红军在这里开始过上较为正常的生活。

走出茫茫草地、皑皑雪山的红军指战员们，一进入甘南地区，猛然间听到狗叫鸡鸣，看到庄稼村舍和田野上成群的牛羊，无不热泪盈眶，感到十分亲切。哈达铺是回汉族杂居地区，三个多月以来，红军在藏区听不懂居民的语言，在雪山草地中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如今在哈达铺看到和他们长相特征、语言一样的人，那真是如同回到家乡一样亲切。红军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他们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全军上下，每人都发了1元大洋去购物。哈达铺地处甘肃省的边缘，交通不便，物产运不到内地，东西十分便宜，这就引起了指战员们的“抢购”之风，不管买到什么东西都如获至宝。有人买了许多各种颜色的布，问他做什么，他乐呵呵地说，能买到东西高兴啊，自己虽然用不上，可以献给连队做擦枪布；司号员也高兴地买了很多红绸子绑在军号上，军号上飘起了一束几乎拖着地的红绸子。吸烟的人更是高兴得合不上嘴，单刀、双刀、白飞机、哈德门等品种的香烟装满了衣袋，互相递来递去地品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5元钱就可以买一头七八十斤重的猪，2元钱买一只肥羊，1元钱买5只鸡，1毛钱买20个鸡蛋，5元钱可以买七八十斤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1吨盐，6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尤其红军队伍中福建、江西、湖南籍的干部战士，很久没闻到米香了，一见到大米、白面，顿时胃口大开。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他们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这一带是回汉族杂居地区，回民约占一半以上。红军战士们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擅自进入回民村庄和清真寺，不任意借用回民器皿、饮具，不在回民住处杀猪，吃猪肉、猪油，说话和气，买卖公平，按价付钱，不差分文，有事先找阿訇联系，并邀请驻地群众参加会餐等。……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友善态度赢得了当地群众的爱戴，群众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做客，拉着战士们的手，问这问那。他们为红军端茶水，让房子，筹粮食，送蔬菜，很是热情。红军战士们长期跋涉在雪山草地里，已经好久没有获得和群众说话的机会了，如今，遇到了这些热情的群众，甭提有多高兴了。他们和乡亲们一说起来就聊个没完，好像有说不尽的话。村前地边，场前屋后，到处可以听到五成群的红军和乡亲们的欢声笑语。

哈达铺的妇女对红军中的女兵很感惊奇，有些大胆的妇女主动与那些剪短发、穿军装、皮带上挎着手枪的女红军搭话，前后仔细端详审查，然后把她们请到家中，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消除了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故事。

在哈达铺，红军进行了休整。红军惊喜地获悉：在哈达铺居然有个邮政代办所！原来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红军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载有“国军”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通篇高喊“剿匪”的口号。毛泽东看了报纸，兴奋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著名的革命首领、脚踏实地的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率着他的部队。英勇善战的二十五军和徐海东也在那里。

在距江西的出发点千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要落脚的目标终于明确了。

第二天，在哈达铺镇西的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红日东升，古庙前的树上拴满了战马，院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的笑声。由于睡饱了觉，改善了生活，洗了澡理了发，大家看上去都精神多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的演说，不时地为掌声所打断。

他首先掰着指头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的胜利！

“同志们哪！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全场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甘根据地去！”口号声震天，响彻哈达铺。

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我们出发时是八万六千人，现在只剩下八千人了，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到达陕北根据地！”

在哈达铺，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进行了整编。哈达铺是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成了长征的“加油站”。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8、天高云淡过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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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small></small>

<small>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small></small>

<small>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small></small>

六盘山，原名鹿盘山，是我国最年轻的山脉之一，它雄跨甘肃、宁夏，位居今宁夏南部隆德与固原两县交界处，是陕北和陇中两高原的界山。它南连秦岭，北濒大河，逶迤200余公里，海拔3000米左右。陡峭的耸岩危峰，愈显山势挺拔雄伟，真不负“关中项背、河陇咽喉”之称。古诗即有云：“峰高太华三千丈，雄踞秦关两百重。”依山体凿建的穿山公路盘旋蜿蜒而上，弯弯曲曲缠绕在山间，上下数来共有6盘，因此人们又称它为“六盘山”，而渐渐把它的本名“鹿盘山”给忘记了。

1227年，成吉思汗在率军攻打西夏途中患病死于六盘山。一代天骄，死后究竟葬在哪里，古今众说纷纭。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前攀登的最后一座高山，过了这山，直到陕北，就再没遇到高山险峰了。在这里毛泽东留下了气势磅礴的千古绝句《清平乐.六盘山》，回顾了红军万里长征的战斗历程，抒发了一代伟人登上西北高峰、指点江山的壮志豪情。

红军指战员们，满怀胜利的喜悦，一口气登上六盘山，猎猎红旗，迎风招展，格外壮丽。红军英雄们，登临高峰，展望前程，心情是何等兴奋！

在六盘山区，红军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骑兵，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战中，是快速部队。

骑兵打仗的优势在于速度，如一阵狂风骤然而至，刀光闪闪，声势夺人，飘忽而去，不见踪迹。红军在北上的途中，渐由山岭进入丘陵平原，自然环境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好些了，但是国民党军的骑兵部队又成了刚到陇东高原的红军的劲敌，红军部队数次与国民党军骑兵遭遇。

对于此时的红军来说，别说骑兵部队，就是马，不少南方战士也是在川西北才见到；还有不少战士连骡子和马也分不清楚，到了陕北才弄明白骡子与马的区别。还在过草地时，红军最早受到骑兵的威胁主要来自藏族地区零星武装的袭击。红军在过去没有与骑兵对过阵，以往的作战中多是与只有两条腿的敌人较量，如今却遇到“6条腿”的敌人，确实成了一个大难题。刚开始作战时吃了不少亏，后来红军积累了一些经验，想了许多办法对付国民党的骑兵部队。当时，不同词曲的《打骑兵歌》就体现了红军消灭敌人骑兵的办法。歌中唱道：

指挥员和战斗员，努力学习打骑兵。

四个基本原则呀，一个一个要记清：

第一沉着又冷静，勇敢果断又坚定，

集中火力一起放，坚决打它不留情。

第二姿势要分明，立射跪射打远骑，

坐射卧射打近兵。

……

瞄准敌人快快打，一个一个消灭净。

这次红军刚翻过六盘山高峰，走到青石嘴附近就遇到了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他的第七师第十九团的两个连队驻扎在此。当时，空中袅袅炊烟，所有马身上的马鞍子都被卸下，马匹散放在马路两旁吃草，它们的主人正聚集在100米外的地方吃饭。这一切，聂荣臻、林彪、左权在望远镜中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正在休息。这是袭击敌人的好机会，毛泽东把各个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歼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一样冲下山去，国民党的骑兵部队正在休息，根本没想到红军会从六盘山上冲下来，一个个被打得晕头转向，马嘶人叫，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红军歼灭和俘虏了敌人两个连的士兵，缴获了战马100多匹，以及10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衣。这真是国民党送来的一批“厚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一个骑兵侦察连，梁兴初任连长，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这次红军的步兵战胜了国民党的骑兵，大大增强了红军打骑兵的信心。

后来这支由毛泽东亲手组建于六盘山下陇东的红军骑兵部队，扩编为晋察冀根据地骑兵团，抗日战争时期威震一方。

然而六盘山下红军留下的并非都是美好的回忆。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沟谷川道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300多人。

这场意外的悲剧令所有的人震惊了，300多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仅剩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太大了！更何况他们死得太离奇了。

到底谁是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红军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投毒谋害红军，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

半个世纪后，此事终于弄清楚了，原来那些红军是中毒身亡。解放军驻宁夏的给水团战士调查发现：当年红军饮用的沟水水质有问题。经他们科学检测，六盘山沟底的水含有浓度很高的钾、钠离子，1吨水中含纯钾竟达1～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1吨水纯钾含量只有500克。由于该地区为石油分布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从油层溢出大量的氰。氰与钾、钠具有亲和力，首先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其次与钠结合生成氰化钠。氰化钾和氰化钠是两种剧毒性化合物，毒性极强，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当年发生意外的红军就是因为到沟底喝了这种水，很快就中毒窒息而亡。

六盘山下红军命案终于揭开。而当时很多过六盘山的战士们已经过世了，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战友们的死因。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39、中央红军到陕北

1935年10月19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这天傍晚，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陕甘支队，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小镇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胜利结束。

吴起镇，这是一个小小的历史名城。相传战国时期，名将吴起在此把守边关，为抵抗侵略，牺牲在战场上。后人为了纪念他便把此地取名为吴起镇。随后红军又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仗，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镇的最高处砚洼山上。于是，当地群众又把“吴起”改称为“吴旗”，表示毛泽东从此地开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之意。而砚洼山改名为胜利山，以纪念毛泽东在这里指挥的切尾巴战役。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县时，把吴起镇正式定名为吴旗县。

饱经万里征战之苦的红一方面军战士们一走进吴起镇，就看到在镇子的土墙上，有陕北红军写的“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刘志丹”等醒目的标语；在一处破窑洞的门口，挂着“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红军战士们感到无比亲切，许多人激动得热泪横流，跑上去抚摸着这块木牌，欢呼着“我们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了！”长征以来，红军指战员们做梦都想找一个落脚点，如今总算到“家”了。

可是，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还没来得及好好体验“家”的温暖，国民党的骑兵团便跟踪而来，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部队紧追其后，不断骚扰红军的后续部队。原来蒋介石没有能实现在长征途中歼灭红军的毒计，他连连发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的哀号；当他听到红军已到陕北的消息，就急忙发电报给追击部队，“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命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骑兵部队被红军“相机包围”了。

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发现了尾随在红军队伍后的这条“尾巴”，他让聂荣臻到前面阵地上实地考察了一下，了解一下敌情。聂荣臻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当即决定给予追敌一次有力的打击。毛泽东说，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到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吴起镇西面的头道川和二道川，地形险要，是歼灭敌人骑兵的理想阵地。红军利用地形优势在山上设下埋伏。10月21日早晨，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和白凤翔的东北军骑兵师“如约”前来，他们刚进入山谷，立即遭到红军的猛烈袭击。彭德怀直接指挥了这一战斗。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勇猛打击。敌人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应战，就已经溃不成军了。战场上处处是骑兵惊马，狂奔乱叫，敌军不战自溃。山谷中响起了红军的喊话声：“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敌团长马培清被红军强大威力和政治攻势所震慑，与各营营长计议后，决定立即撤离战场。他对各营长说：“如上级追问，就说子弹用光了，谁也不准走漏半点风声。”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一路走下来，人数只剩7200多人，而10月的陕北已是北风凛冽，许多战士还是单衣草鞋，长时间行军使大家的身体十分虚弱，不少人打摆子、拉痢疾，红军就是在这种疲惫的状况下干净利索地歼灭了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了后续的三个骑兵团，抓获了大批俘虏，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和马匹，砍掉了这条讨厌的“尾巴”。此后，敌人不敢贸然在红军后面跟踪进犯。这个漂亮仗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胜仗，红军把胜利的战旗插上了镇上的山头，那山因此而得名——胜利山。

这个胜仗是中央红军送给与他们即将会师的陕北红军的见面礼，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尾声。毛泽东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啊！”为此，他写了一首诗称赞彭德怀的杰出指挥才能：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10月24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对长征作了精辟的总结。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中央红军长征以陕北为终点，到此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热情赞扬中国红军长征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后来，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誉中国红军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举世无双的”，“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长征中毛泽东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寓意深远的不朽名篇《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悬岩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后来发表的《长征》诗，毛泽东改此句中“浪”为“水”，“悬岩”为“云崖”。）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40、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

提起长征，人们就会想到那恶劣的自然环境，那惨烈的战争，那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以及一场场与国民党军队厮杀的战役。殊不知对长征的领导者们来说，长征路上的艰苦斗争还有党内严肃的政治斗争。统领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与他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更是处于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毛泽东称赞坚持北上反对张国焘分裂行径的朱总司令是“意志坚如刚，肚量大如海”，他的伟大功绩，将永远铭刻在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丰碑上。

1935年8月，中革军委为继续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推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推进，然后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进甘南。朱德此时告别了一路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战友，开始同张国焘共事，他深知往后的路途并不会平坦。

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自恃人多枪多，对抗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他在阿坝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是在阿坝一座喇嘛庙（格尔底寺）里举行的。会场的粗圆柱上，贴了两条非常刺目的标语，上面赫然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张国焘首先发言，攻击毛泽东等率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台上台下有些人开始起哄，要朱德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从容应付眼前一切。

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张国焘、黄超对朱德的这一回答非常恼火。黄超破口大骂，“你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

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应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朱德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相信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四方面军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他丢给张国焘不管。

看到一部分人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挺身而出，“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

下，会场上的斗争矛头立刻转向了刘伯承。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张国焘眼看无计可施，在台上连转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

康克清1938年7月在接受《朱德传》作者访谈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会议结束后，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同志，找到朱德，义愤填膺地说：“总司令，您带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去！”还有的说：“要是张国焘拦我们，我们就跟他干！”朱德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但胸怀全局、处变不乱的朱德深知，如果走，张国焘必追，双方很可能火拼，会使红军的裂痕更大，创伤更深。他劝这些同志必须克制和忍耐，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在朱德语重心长的指示下，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这使他们在受到张国焘的排斥时，仍能安心埋头工作，避免做出冒险行动和无谓牺牲，保持了红军内部的团结。朱德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复强调红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连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朱德胸怀坦荡，临难不苟，真正做到了“意志坚如刚，肚量大如海”。

当时，张国焘等还进一步挑拨朱德和毛泽东的关系，逼迫朱德表态反对毛泽东。朱德严正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张国焘为了中伤毛泽东、党中央，竟然公开造谣说：毛泽东“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都放火烧了！”朱德一听这话，很气愤，他立即驳斥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听后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从此，张国焘对朱德更加忌恨，使用了种种迫害手段，指使人在夜间把司令部的骡马牵走，把朱德的警卫员和司令部的勤杂人员全部调走，连门岗也撤掉，说是要他们参加学习班，“换换脑筋”，使朱德的安全没有保障。但朱德正气凛然，泰然自若地应对一切。

朱德同一向专横跋扈的张国焘在一起，难免受到挟制和压迫，但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称赞他“临大节而不辱”。

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朱德拒绝了这个任命并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理服人，一方面讲斗争，一方面讲团结，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在艰难而危险的处境下，他以其特有的坚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这场危机的重担，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当1949年10月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升起时，广场上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人民的呼声正代表了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

第三篇 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 41、“第二中央”的来电

当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的时候，张国焘却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南下，他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命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向川康地区退却。

右路军中的红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从包座地区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左路军各部，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广大红军指战员这次南下重过草地时，与第一次过草地时的情况大不相同，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川西北的草地上，已是深秋季节，黄草漫漫，寒气凛冽，霜雪砭肌，到处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原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阿坝所作的一首诗中记叙了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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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上次过草地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不少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无法掩埋的红军的尸体，再加上指战员们心里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呢？整个部队陷入一片迷惘抑郁的气氛之中。衣单粮缺自然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上次可食用的草和野菜，已被摘采过了，现在寻觅起来更加困难。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更多的红军战士默默无言地倒下，他们宝贵的生命，变成了张国焘分裂活动的牺牲品。

9月下旬红军南下部队先后会合于松冈地区。张国焘急于实现篡党夺权的黄粱美梦，10月5日，在卓木碉（脚木足）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罗炳辉、余天云、周纯全等军以上干部，大约40多人。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卓木碉寨子位于四川马尔康县以西40公里处。整个寨子在接近山顶的高崖上，散散落落住着不过几十户人家。这个村寨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一座六棱形的碉堡。它与常见的碉堡颇不相同，下粗上细，高约五六十米，颇像一个高高的烟囱。离碉堡不远，就是一座相当大的喇嘛寺。开会那天喇嘛寺外插满了红旗，布满了岗哨，有一种与平常不同的紧张气氛。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神情自定，不苟言笑。他讲话一向慢条斯理的，这次讲话语速更慢了，仿佛他自己充分意识到今天是发表历史性的演说。他的话是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开始的。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纯是军事路线问题。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共中央固执己见，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红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中央北上的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最后发展到“私自率红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是一些“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者”。他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另立中央的事情，来得那么突然，人们不禁面面相觑，傻了眼。张国焘自感发言有点出格，但他自命不凡，本以为经过多日的苦思酝酿出的动人的演说应该会有人支持，没想到现在竟然没人响应，他多少觉得有些难堪。他掏出一盒烟来，磕出一支叼在嘴上，却忘了点烟，把一根根火柴划着了，又扔到地上。这样连续划了四根火柴，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把烟点着。

这次会上，张国焘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组织，成立了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委员会”和“团中央”等一整套机构；张国焘“黄袍加身”，自封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为了掩人耳目，张国焘还将朱德、任弼时、陈毅、彭德怀等强行拉入这个“第二中央”，并以这个“中央”名义，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为了表示“临时中央”的英明政策，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显然，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到此时已发展到了顶峰。会议以张国焘个人的意志强行通过了“决议”。

随后，张国焘竟打电报给陕北的党中央，狂妄地宣称：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红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电报的内容让人忍俊不禁，竟称真正的党中央为“北方局”。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也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

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坚决反对。朱德严正声明：他决不赞成搞“第二中央”，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按照党的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说话时他还打了一个激烈的手势，用一只手掌从上到下猛力一劈，斩钉截铁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这雷霆般的语言，震撼了在座的人们。人们惊呆了，此时的朱德已经不是他们平时见到的一天到晚像个老妈妈那样慈祥的朱德，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叱咤风云的巨人。

朱德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时在左路军中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力争，使张国焘不敢为所欲为。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受到朱德的阻拦，心中多少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分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非法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是空中楼阁。张国焘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会后，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只能服从“第二中央”最高负责人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了。北上、南下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针，在严酷的斗争实践中，终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2、直罗镇“惹牛”、“牵牛”、“追牛”

1935年11月3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振奋红军士气，解决军备供应缺乏的问题，毛泽东决定，由他亲自指挥，打一次漂亮的大胜仗。地点选在直罗镇，歼灭对象圈定为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师长是牛元峰，“惹牛”、“牵牛”、“追牛”的故事由此而发生。

为了歼灭牛元峰部，首先得“惹”牛。11月5日，毛泽东交代林彪：给你一天的时间，你要对直罗镇附近的道路、地形、人家作详细调查，明天就将调查情况报告上来。第二天，林彪将直罗镇的调查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再次指示林彪作进一步调查，把直罗镇地形图绘制出来，并附上文字报告。

此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会合，由彭德怀司令员带队，大家快马加鞭跑了30余里路，赶到直罗镇，实地察看地形。他们爬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放眼望去，直罗镇及附近地区一览无余。直罗镇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从镇子中央穿过，镇的北面是一条流速和缓的小河。红军将领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彭德怀注意到，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房屋虽然倒塌，但石头砌的寨墙却完好无损。为了防止敌人利用它做据点，彭德怀当即指示徐海东，派红十五军团的一个营连夜把寨墙拆掉。

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开赴直罗镇附近地区。为了迷惑敌人、惹“牛”进栏，毛泽东特别把红十五军团的一个连部署在直罗镇西边的一个山头上，担负诱敌深入的任务。同时，毛泽东命令红二四一团加紧围攻甘泉，制造夺取甘泉的假象。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果然中计，马上下令第五十七军迅速东进，去解甘泉之围。

国民党第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接到了命令，立即在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到底是走南道还是走北道去解甘泉之围。走南道，虽然比较安全，但要多走100公里路程。走北道，要绕过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地区，路虽近，但狭窄险峻，不好走，容易遭红军截击。会上不少人主张走南道，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却不以为然，狂妄自大地站出来说：“我主张走北路，我们晚走早住，怕什么？那么胆小，还打什么仗！”牛元峰提出，让他的一〇九师打前阵，为全军开路。主张走南道的人不想再被指责为胆小鬼，也就放弃了走南道的主张。第五十七军属东北军的编制，代军长董英斌起家并不在东北军，不是张学良的嫡系，而牛元峰却是张学良最信任的人，董英斌知道牛元峰不能轻易得罪，他也不好反驳牛元峰的意见，只好顺从。为稳妥起见，董英斌还把一一一师六三二团临时配属给牛元峰指挥。

会后，牛元峰率领第一零九师一路横冲直撞，牛气十足地向直罗镇方向狂奔而来。

毛泽东得知“牛”已被惹了出来，暗自高兴，对下一步“牵牛”作出了明确指示：各部队在驻地立即自行筹足7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凡是伤病员，一律不让参战。刚刚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下到红一方面军各师、各团，核实战斗员和伤病员。

当左权参谋长核实到红十三团时，遇着了在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十三团团长陈赓。他对陈赓说：“你的脚有骨折性战伤，就不要参加了，由我代替你指挥十三团吧！”陈赓急忙争辩道：“老同学！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直罗镇战役这么重要，我这个团长怎能不上阵呢？”争执了一阵子后，左权只好让步，同意陈赓带伤上阵，但要给他配两匹马。陈赓说啥也不接受，他说：“长征我是走过来的，不是骑马过来的。如今到了家，更不能骑马！”左权只好命令特派员欧致富：马上落实一副担架，从现在起，担架不得离开陈赓左右，他算是提前出院参加指挥。

送走了左权，陈赓当即召开战斗部署会。他的开场白很特别，不谈打仗，却问大家：“你们谁杀过牛？”大家面面相觑，有人点头，有人却摇头回答没有杀过牛。陈赓说：“我们这次战斗要杀牛！当然不是草地上杀的那种牦牛。这头牛，在我们进入陕甘后，一直跟着我们啃屁股……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让我们回头一击，砸碎牛头，狠狠给它一锤，然后给它开膛剖肚！”听了陈赓形象的比喻，大家才明白，这头“牛”原来是指牛元峰率领的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于是大家哈哈大笑地表示：“好，我们保证把这条‘牛’宰了！”

11月19日，牛元峰率第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一带，五十七军另外两个师尾随其后，进至张家湾以东地区。

20日早晨，牛元峰的第一〇九师在6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在距直罗镇10公里处，与小股红军接触，红军且战且退，引着牛元峰部往直罗镇方向走。牛元峰自以为红军被打败，便在下午4时进占直罗镇。他先叫参谋拟电向总部和军部“报捷”，然后又命令一一一师六三二团归还原建制，接着传令下属杀猪宰羊，庆贺“旗开得胜”。酒足饭饱之后，牛元峰放心地睡起大觉来。他做梦也没想到，他和他的部队已经进入红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晚上，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急行军进入前沿阵地。陈赓特别来劲，感到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不肯坐担架，而是拄起棍子一瘸一拐地往前赶着夜路，可怎么也跑不快，渐渐地落在了部队后面。特派员欧致富急了，马上命令：“警卫员，背团长！”陈赓这时也不好拒绝，只好由两个警卫员轮流背了一段路。尽管这样，还是和部队拉开了距离。陈赓这回急了，忍不住叫了起来：“担架！”于是，担架队员和警卫员扶陈团长上了担架，抬起就走。陈赓说：“辛苦你们了，”又叹气道，“这真是抬将军上阵了！”从此以后，“抬着将军战直罗”成为红军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一夜的奔跑，红一方面军参战的部队都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乘夜色包围了直罗镇，占领了周围山头，控制住所有制高点。

毛泽东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有几孔破窑洞，为了便于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没有进窑洞，而是把指挥台设在窑洞口一块大青石板上。他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看牛元峰这头“牛”挨宰了！各部队负责同志务必注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定要打歼灭战。

“追牛”、“宰牛”的戏接着往下演。21日，天刚蒙蒙亮，毛泽东一声令下，只听得三声枪响，两路红军如两只铁拳，从南北两面的高山上向直罗镇牛元峰部砸了下来。另以一部分部队直插黑水寺，堵住敌军退路，并牵制黑水寺之敌。顿时漫山遍野红旗飞舞，枪声震天，杀声四起。牛元峰师猝不及防，转眼间成了瓮中之鳖。在红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下，牛元峰师被夹击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川谷中，溃不成军，狼奔豕突。

打到上午11时，红军两路部队已将敌军分割包围，红二师首先攻入直罗镇，占领了牛元峰的师部。国民党军士兵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红军漫山遍野去抓俘虏。有的国民党士兵连声说：“我举过两次手了，别打，别打！”那些顽抗的国民党士兵，很快被红军击毙。

到此时，牛元峰才意识到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只好带着一个营逃进了镇东小寨子里，修筑工事，负隅顽抗。镇东小寨虽被红军战前拆毁，但地形险要复杂，易守难攻，加之敌军昨天来后，抓紧抢修，部分已经恢复。红十五军团第一次猛攻没有成功，正准备发动第二次猛攻时，周恩来指示：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暂缓攻击，围而不打；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其突围时把他们消灭干净。

这一招真灵。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发出去，要求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马上派兵前来解围。董英斌派出第一〇六师、第一一一师由黑水寺前来增援，没到半路上就遭到红一军团主力和红十五军团两个营迎头痛击，被打得焦头烂额，调头便跑。红军则乘胜追击，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歼灭了第一〇六师六一七团。在待援无望、缺粮少水的情况下，23日半夜，牛元峰率残部向西突围逃跑。红十五军团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红十五军团战士一口气“追牛”25里，将牛元峰残部一个营全部歼灭。这时牛元峰身边只剩下了两个手下，红军越追越近，在后面高喊“缴枪”。牛元峰眼看自己快要成为红军的俘虏，沮丧地抽出腰上的手枪，试了几次，却又不敢向自己的脑袋开枪，于是就把手枪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这头“牛”顿时面颊炸碎而死。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被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

回师路上，特派员欧致富要陈赓坐着担架回去，陈赓说什么都不肯坐，命令两名担架队员去抬其他伤员。他风趣地说：“你要知道，抬上阵光荣。抬下阵呢？人家说你是‘败将’。多难听呀！再不坐了！”

直罗镇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全部和第一〇六师1个团，俘敌5300余人，打死打伤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红军指战员在战役结束后全部穿上了棉衣。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迫使敌一〇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东路侵入羊泉源的一一七师也被赶出鄜县（今富县），陕北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

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东村教堂召开了庆祝会师和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毛泽东兴奋地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3、张国焘南下碰壁

在红一方面军节节胜利的同时，张国焘正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往绝路上走。

卓木碉会议之后，张国焘加紧制定南下作战方案。8万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藏区和雪山草地上水土不服，饥一餐饱一餐地往南走。张国焘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一个颇有诱惑力的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

1935年10月8日，许世友率红四军来到大金川河岸边，发现强渡难以成功，眉头一皱，想起中孔明草船借箭的故事，顿时一条妙计涌上心头。晚上，许世友命令从河的上游放下8只木筏，上面放置着一批衣冠整齐的稻草人。对岸的敌人果然中计，把注意力和火力全都集中到了稻草人身上。接着，许世友命令红军战士从不远处登上7只小木船。偷渡过河的红军很快就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弃甲而逃。红四军乘胜进击，相继攻下绥靖和丹巴。10月15日，红九军击溃了两河口杨森部守敌，连续急行军500里，夺取了抚边。月黑风高之夜，九军二十七师神兵般到达了达维镇。红军战士摸进街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敌第四旅旅长高德州听到枪声才从美梦中惊醒过来，他顾不上穿衣服就落荒而逃，跑到夹金山下时，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条大花裤头。紧接着李先念率三十军攻占了懋功。12天的时间，红四方面军击溃川军6个旅，把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绥丹崇懋战役的胜利。

初战告捷，张国焘心花怒放，侥幸取胜的心理更甚。1934年10月20日，张国焘欣然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

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第二十军八十八师翻越夹金山，居高临下冲击驻守在山脚的川军杨森部一个团。川军丢了魂似的沿着隘路猛跑，仅被挤下深渊丢掉性命的就有200多人。11月1日，王树声率部占领了宝兴县城，接着又进逼芦山城。与此同时，许世友找来采药农民当向导，带着红四军用大刀披荆斩棘，开出一条路来，只花了一天一夜就翻过了夹金山，于11月8日抵达紫石关下。紫石关地势险要，只有山间一条小路，易守难攻。守军刘文辉部袁国瑞旅做梦也没想到，红军竟然从悬崖绝壁爬上来。在红军的内外夹击下，敌人弃关而逃，逃到天全城外，但守城的刘湘部郭勋祺师不肯开门，还向袁旅士兵扫射，扬言“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9日，红军采取夜袭的战术攻进了天全县城，敌师长郭勋祺跳墙而逃。12日，红军又攻占了芦山县城。

仅10多天，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5000多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这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对此，张国焘喜形于色，得意忘形。他以中央的名义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去了以下电报：

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胜利，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张国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想到他的南下方针与行动正在把红四方面军拖入危险的境地。

朱德这时提醒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将领：部队已经打出了川西高原的山险隘口，作战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城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要特别加强防空。

地形变了，打法也得变，如何组织对空射击、防空隐蔽，朱德提出要作认真研究，但张国焘等人不以为然。

蒋介石对川军的节节败退非常恼火，他一面让薛岳率“中央军”前去“进剿”，一面严令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参谋长贺国光亲临前线与刘湘一道指挥。这时的刘湘如惊弓之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老巢完蛋。他向四川各路军阀紧急呼吁：摒弃前嫌，共同抗击红军。同时，急调其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星夜赶赴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拦截阻击红军。当他的部下范绍增率部到达邛崃县时，刘湘特地在郊外迎接，在草亭设宴为范绍增等人接风洗尘，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凡是能调动的力量，刘湘这时都设法收买和拉拢。一时间，刘湘搜罗到不少反动势力，并把他们编入了他的“特组义勇队”。

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向朱家场、太和场发起猛攻，把敌人的两个团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16日，红军攻下了邛崃、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土肥粮足、人丁兴旺的川西平原就近在红军眼前了。

19日，川军集中了80个团20万的优势兵力大举反攻百丈地区仅有15个团的红军。敌人从东、北、南三面向红军进攻，百丈关决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百丈，又称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地势开阔，除了靠近百丈关的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小山，其余无险可守。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而对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攻坚战的红军极为不利。

以前，川军总是以保存实力为目的，一般都是被红军赶着跑，而百丈关一仗，川军却如狼似虎地向红军扑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川军已经意识到，红军正把他们往死路上逼，红军一旦进入川西平原，他们谁都不会再有好日子过了。因此，川军誓与红军在百丈决一死战。刘湘以总指挥的名义给川军官兵们下达命令：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总指挥有权枪毙师长，师长有权枪毙旅长，旅长有权枪毙团长，团长有权枪毙营长，营长有权枪毙连长，连长有权枪毙排长，排长有权枪毙士兵。川军专门配备了督战队，发现逃跑者格杀勿论。

19日，百丈关战役一打响，敌人就集中强大炮火，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的战线上，硝烟弥漫，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敌我双方都打红了眼。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重磅炸弹一颗接着一颗地向着红军阵地疯狂轰炸。敌人企图用两个旅的兵力通过稻田进占百丈，而占据碉堡的红军用几十挺机枪猛烈地扫射，只见整营整连的敌军被击毙在稻田里，横七竖八，尸横遍野。但川军的后续部队不断增援，丝毫没有减弱攻势。

红军指战员愈战愈勇，红八十八师有一个班，打得剩下3个战士。但是，这3个战士却像钉子一样坚守在那片树林中，死死扼守着阵地，以一当百地和敌人厮杀着。

川军第三十一团团长谢浚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准备进行最后的拼命一搏。他命令把白花花的银圆一筐一筐地抬上前线，以每人20块大洋的悬赏来组织敢死队。尽管如此，至下午3时，川军还是被英勇的红军打退了然而就在此时，敌人的飞机突然如黄蜂般飞临上空，对着红军狂轰滥炸。红军战士只好四散隐蔽，不少人被炸伤或炸死。敌人的援兵也跟了上来。敌人乘机反扑，红军被迫退入百丈镇中与敌人巷战。危急关头，红四军十师师长陈锡联率部前来增援，击毙了土匪出身的川军敢死队头目王廷章。川军见势不妙，纷纷朝镇东退却。川军团长谢浚站在东桥头提着大刀拦阻，却无法阻止川军的退却。气急败坏的他索性往地上一躺，号叫着：“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就在这时，川军的援军又来了，与红军在镇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谢浚打了一天，全团伤亡过半，非常狼狈。

20日凌晨，气急败坏的谢浚下令四处纵火，烧毁百丈镇内的民房。风助火势，烧得很猛。当红军和镇上居民救火时，川军就用机枪扫射，滥杀无辜。黎明时分，镇东已化为一片灰烬，镇西房屋由于红军奋力扑救才得以保住。徐向前亲自来到百丈镇指挥。红军战士冒着浓烟烈火与敌人拼杀。百丈镇及其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变成了敌我厮杀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

11月下旬，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又从南面压了过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持久对峙对红军不利，红四方面军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撤出百丈地带。在敌人的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下，红四方面军南下或向东出击已无可能。

百丈关决战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打得最为惨烈的一场恶战。正如徐向前所说：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7天7夜，我军共毙敌15000多人，自身伤亡也将近1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其惨烈程度在长征时期仅次于湘江战役。

百丈关决战，也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因此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之中，被迫后撤至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这一带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红军的兵员、装备都发生严重困难。这年的冬天下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对红四方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到年底，红军已由9月份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多人，损失近半。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翻越雪山，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转移，进入到人烟更为稀少的藏区。

这次南下失利，使得越来越多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意识到南下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1935年9月毛泽东的严重警告——“南下是绝路”，这时得到了证实。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4、杀头不能像割韭菜

1935年9月下旬，就在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向陕北全力前进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内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大事。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一大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关进了监狱，有的甚至已经被杀害了；瓦窑堡城门附近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不久这里极有可能成为那些在押者的坟场。

事情得从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说起。1935年9月18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当头一棒。

在此次反“围剿”中，红二十五军俘虏了一个名叫张汉民的国民党军官。张汉民交代，他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卧底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志丹可以为他证明。审讯人员不知是疏忽草率还是出于故意，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就把张汉民就地枪毙了。深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的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等人利用这件事荒唐地推论出：刘志丹等人与国民党有联系，陕北红二十六军已被国民党势力渗透，必须清洗。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就此展开。

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骑马赶往红十五军团总部开会，半路上恰巧碰上了由西北军委派往红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知道他是红十五军团的首长，于是下马向刘志丹敬了个礼，把一封急信递交给他。刘志丹打开信一看，竟然是西北军委政治保卫局给十五军团下达的一道逮捕令，上面列有要逮捕的干部名单，刘志丹名字赫然在上。刘志丹看完后，若无其事地把信折叠好，交还给通讯员，对他讲：你把这封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到瓦窑堡去了。说完，刘志丹调转马头，直奔瓦窑堡，主动跑到了西北军委政治保卫部。他把左轮手枪交了出来，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找我，我就来了。

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下令把刘志丹关进了牢房。在此前后，100多名陕甘边区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军队营以上的领导干部被投入了监狱。刘志丹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被送进了劳改队。保卫局的人害怕群众知道刘志丹被抓，他们将刘志丹骑的马都关了起来，免得人们看到它单独栓在马厩里而生意外。押解刘志丹等人过街时，还特意在他们头上套上了布罩。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志丹的党性十分强。如果他看了那封信，不到瓦窑堡，而到驻在附近的第八十一师，这个师是由他过去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的，这样，保卫部就抓不到他了。如果十五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甘苏区就完了。”

通讯员骑马赶到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部，军团长徐海东正等着刘志丹来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看过逮捕令，知道刘志丹已去了政治保卫局，徐海东顿时肺都要气炸了，他厌恶戴季英领导的保卫局，大敌当前，保卫局却要自毁长城。戴季英肃反手段之残酷，徐海东早就领教过。他清楚这次刘志丹落在戴季英手中，凶多吉少，在劫难逃。

原来，早在鄂豫皖苏区时，徐海东和戴季英同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任职，徐海东任师长，戴季英任师政委。一次，戴季英亲自下手，把二二〇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徐海东很惊讶地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戴季英说：“肃反，干什么？！”徐海东听说戴季英要审案子，就坚持要和他一块儿去。在审讯中，徐海东亲眼看见，戴季英将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逼问口供。最后，戴季英命令警卫员把这位指导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赶紧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季英不耐烦地讲：“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更加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徐海东坚决反对，戴季英就警告徐海东：“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就这样，49名干部全被戴季英杀掉了。事后，徐海东这个堂堂七尺男儿，两个眼睛都哭肿了，起床后又怕别人看见，赶紧用热水敷。在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路上，戴季英又多次提出肃反，徐海东火冒三丈，当着他的面拍了好几次桌子，坚决予以反对。

陕北的指战员们和革命群众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这些甘愿洒热血、抛头颅的陕北根据地创建者会是国民党的“奸细”。一直以来，刘志丹在陕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地流传着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当时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不少指战员认为，从外面来的红二十五军存心要整他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刘志丹被捕的事传出后，根据地内上千户的群众不明真相，纷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天天地缩小。

就在陕北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之时，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1日，在吴起镇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会见了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了解到了陕北根据地的严重形势。毛泽东被“肃反”一事震怒了，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对反映情况的干部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为了尽快挽救陕北危局，毛泽东马上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人找来，让他们组成调查组，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携带一部电台，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代表党中央去接管戴季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组一行人赶到瓦窑堡，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王首道代行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务。戴季英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很突然，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做得很对，理直气壮地搬出了许多卷宗，证明刘志丹等同志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反革命”。调查组接受这些案卷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调查研究。

调查中，调查组发现，那些支持着刘志丹等人是所谓反革命的“口供”，极少部分是坏人故意捏造出来的，其余的都是戴季英等人通过刑讯逼供方式得到的假口供。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等人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忠贞不移，屡建奇功，经受了斗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戴季英等人罗织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调查组质问戴季英：“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毛泽东听了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戴季英不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为自己的行为狡辩，周恩来对此愤怒已极，指着他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11月30日，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领导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2月初，刘志丹等党、政、军领导干部100多人从牢里释放了出来，一个个又回到了各自的领导岗位。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的窑洞里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等人。

在这之后，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二十八军军长。

与此同时，徐海东也向毛泽东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情况，说现在红二十五军中至今还有300多个同志蒙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他要徐海东代表他，去给这些人平反并进行安慰。

当徐海东向红二十五军300多个被冤枉的指战员宣布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时，他们全都哭了，徐海东自己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广大红军指战员从这件事上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是最实事求是的。如果不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来，受迫害的那些同志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

一场乌云至此被驱散了，红军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力量迅速增强。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5、神秘的共产国际代表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已经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长征前，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无线电总台由于功率不够大，只能借助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进行中转，间接地与共产国际联络。1934年8月16日，上海中央局给瑞金的中共中央发了最后一份电报，之后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和电台都遭到了破坏，中共中央因此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遵义会议后，为了将遵义会议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联络员，转道上海去莫斯科汇报。1935年6月初，红军占领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等人作为中央代表携带电台密码到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重新建立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1936年11月的一天，张闻天在瓦窑堡突然接到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的电话：刚才远在几百里之外的甘肃定边县党组织发来电报，说那里有一个穿着羊皮大衣、挑着货郎担的小商人，名叫张浩，要求会见党和红军的领导。郭洪涛不知张浩是何许人也。张闻天听了，也感觉纳闷，他也不知道这个张浩是谁，但他感到此人定有来历。他把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大家都在猜测：这个神秘的“张浩”很有可能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同志。于是，他们发电报给定边县党组织，要他们好好照顾这个叫“张浩”的人。

11月中旬，这个叫“张浩”的人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安全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闻天一见到他，马上迎了上去，俩人紧紧地拥抱着，激动得好一阵子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这位神秘的共产国际代表不是别人，正是大家所熟悉的林育英，林彪（原名林育容）的堂兄。

林育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林育英，1897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是我国工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1922年2月，林育英经恽代英和他的弟弟林育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林育英等人集资在武昌创办了利群毛巾厂。这个厂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联络地点。

1925年五卅运动后，林育英结束了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12月6日下午，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的广场，工人、学生、市民举行万人集会，声援首都革命。突然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察包围了会场。会议决定，举行万人大游行。林育英率领沪东区的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气急败坏之下的军警开了枪，林育英镇定自若地指挥工人夺下军警的枪支。身先士卒的他，头顶被敌人的刺刀挑开了一寸多宽的口子，血流如注。为了避免游行队伍被冲散，林育英挣扎着走上主席台，振臂高呼：“冲！冲！冲！……”话未讲完，就晕倒了。群众抬着满头是血的林育英向军警冲去，军警们吓得手足无措，步步后退。游行的队伍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打倒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的口号声震撼了全上海。

林育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脱了险，但从此落下病根，时常头疼。

1928年，党中央又派林育英到安源与贺昌、滕代远一起组建湖南省委。他任省委常委、职工委员会书记。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省委多数同志离开了湖南，只留下林育英继续在安源负责联络工作。大批敌人军警前来搜查，机敏的林育英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跑到庙里做了和尚。庙中的老和尚知道这个假和尚是共产党员，在敌人前来搜查时，老和尚把林育英藏在瓜棚下，从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接着老和尚又掩护林育英安全地离开了安源。身无分文的林育英装扮成苦行僧，一路上化缘乞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上海。

1930年，林育英在东北领导工人运动。为了联系群众和应付敌人，他用煤灰把脸弄黑，和工人一块劳动。因叛徒出卖，林育英等34人被关进了日本侵略者的监狱。日本人认定他是领头的共产党员，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在非人的折磨下，林育英已是骨瘦如柴，生命垂危。但他丝毫不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严守着党的秘密。

1932年林育英出狱，回到上海，在全国总工会工作。

1933年，林育英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统一阵线。林育英参加了大会，并参与了策略路线的制定。他是中共《八一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1935年8月，陈云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经过慎重挑选，林育英成了完成这一重任的最佳人选。为了安全起见，林育英给自己起了“张浩”这个化名。回国途中，林育英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小商人，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于11月到达了陕甘边区。

在瓦窑堡，林育英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李维汉等人。当有人问林育英是怎么回来的，不喜张扬的林育英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有车坐车，没车走路”，丝毫不提万里跋涉的艰难。林育英究竟是如何穿越茫茫的千里沙漠，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12月8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与林育英做了长谈。刚刚指挥完直罗镇战役的毛泽东听说林育英来了，非常高兴地致电中央，要求在直罗镇与瓦窑堡之间的安塞与林育英见面。毛泽东心急，先到了安塞，发现林育英他们还没到，迫不及待的他又急奔瓦窑堡。谁知，他一走，张闻天、林育英就赶到了安塞。得知情况后，他们二人又连夜骑马赶回了瓦窑堡。

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讲述了《八一宣言》的制定经过。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同时会议还确定，鉴于林育英带回了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密码，“准备以六个月(2月至7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瓦窑堡会议的召开，预示着中国革命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决定，由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来做张国焘的工作，争取他北上。林育英的“电报攻势”由此展开。12月16日前后，林育英向朱德、张国焘发出第一封电报，告知他到达陕北的消息。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正被南下失利折磨得焦头烂额的张国焘有些欣喜若狂。他对林育英非常熟悉，他们是老朋友、老同事。早在1922年，他们就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认为，终于找到一个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机会。于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回了电报，向林育英数落了中共中央的六大“罪状”。林育英看了张国焘这封回电，深感事态严重，党内的矛盾和分歧远远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

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电文中对张国焘说：“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他提议：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尖锐化。第二，张国焘可以仿效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等，或者直属中央，或者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

林育英的来电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张国焘不得不放松对朱德的约束和控制。12月30日，朱德给林育英发了电报，呼吁红一、四方面军加强联系，尤其是加大情报互换的力度。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阅电后很兴奋，1936年元旦给朱德回了电：我们这里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发生了联系，而且与共产国际也联系上了；你们的发展方针应该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对于党内过去的争论，可以由共产国际和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电报很不满意。1936年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批判毛泽东等人所谓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电报，诬蔑毛泽东等人分裂了党。

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很少；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你们如有什么电报要交国际，我可以代为传递；还有，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意见，准备向你们转达。

然而，张国焘却坚持错误主张，他在复电中说，遵义会议决议不应当承认，取消的不应当是他的第二“中央”，而应当是中共中央这个“假冒中央”。原则必须坚持，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月23日，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一份分量很重的电报：

<small>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small></small>

<small>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small></small>

这封电报对张国焘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电报的意思很清楚：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否定张国焘对中央所谓逃跑主张的指责，肯定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了，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可不由中央直接管。红四方面军的官兵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连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处于南下的穷途末路之中的张国焘知道，再这样僵持下去，他将面临四面楚歌，无法收拾的局面。

1936年1月底，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任家坝会议。与会者纷纷拥护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张国焘不得不表示，赞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百般的狡辩。会后，张国焘给四川军阀写信，要和他们搞统一战线，但四川军阀不理睬他。

1月27日，张国焘给中共中央连发两封电报，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几条补充意见，还说：“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这时的他勉强承认了中共中央，已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了。

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中央就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个方案为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共同北进，第二个方案为就地发展，第三个方案为南下转战，并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

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方案。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可以取得苏联的先进武器，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攻势”可谓成效显著。1936年6月3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塘附近会合。6月6日，在炉霍寿灵寺，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卓木碉“黄袍加身”的闹剧终于收了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育英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因他过度劳累，体力不支，党中央决定调他回延安，做职工运动工作，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

1940年，林育英突发脑溢血。临终前，林育英要求将他葬在延安桃花岭。桃花岭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办公所在地——杨家岭隔河相望。林育英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1942年3月6日，林育英病逝。3月9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亲自为林育英同志抬棺，执绋，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给人抬棺材。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6、“最年幼的红军”

1935年11月2日，就在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连打了几次胜仗之时，后方的王震给他发来一份特别的电报：“祝贺副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贺龙一看乐开了花，他知道孩子出生了。

贺龙忙对着孩子的姨父肖克说道：“快，你给起个名字，你是红军里的文化人！”肖克沉思片刻，乐呵呵地对贺龙说：“既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贺捷生的出生给40来岁的贺龙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此后，只要他回到后方就抱着小捷生不肯放手，对女儿格外亲热。贺捷生是贺龙的第三个孩子，贺龙的另外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

贺龙的第一个孩子叫贺金莲，是贺龙的第一任妻子所生。1910年春，14岁的贺龙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比他大几岁的贫农女儿徐月姑结了婚。后来，徐月姑生下了女儿贺金莲，但没过几年，徐月姑就在南昌病故。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闹革命，女儿贺金莲被送往上海。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贺金莲不得不经常随大人东躲西藏。本来体弱多病的她病情加重，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夭折了。后来在长征途中，贺龙对战友们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呢！”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副鞋扣襻儿展示给大家：“看，这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襻儿！”

贺龙的第二个孩子，小名叫红红，是贺龙的第二任妻子蹇先任所生。蹇先任出生在湖南慈利县一个商人家庭，在家排行老二。大革命时她和大弟蹇先为都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姐弟俩回到了湘西，参加了贺龙领导的红军。蹇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战士。她在红军中先是当文化教员，教大家识字读书，贺龙也常常去听她上课，并亲切地叫她“任先生”。1929年9月，贺龙与蹇先任结为夫妻。1930年春，贺龙奉命率红四军离开湘西东征，蹇先任因怀有身孕，被留在湘西。女儿红红出生后，蹇先任的随身警卫叛变，贺龙派人及时地把她们接回了部队。1931年春，因随军奔波非常不便，母女俩只得再次离开部队。没过多久，红红患上了重症，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只有1岁的红红死在蹇先任的怀里。

贺捷生出生之后，国民党又集中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红二、六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贺龙担心刚出生的贺捷生经不起长途颠簸，起初想把她寄养在一个亲戚家。他背着蹇先任，带着孩子，骑着马走了几十里，发现那家亲戚家门紧锁，不知去向。贺龙只好回来，对蹇先任说：还是带着小捷生走吧，只是长途远征，带着小娃儿，苦了你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了长征。红二、六军团后来改名为红二方面军，因此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应当从这时算起。蹇先任怀抱着刚出生18天的贺捷生，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贺捷生是这支远征大军中年龄最小的一员，被大家称为“最年幼的红军”。

次日，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澧水封锁线。蹇先任母女被编入伤员队伍，最后一批过澧水。船划到河中央时，几架敌机飞过来，朝着江面轰炸、扫射。蹇先任紧紧抱着贺捷生，拼命保持着平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船总算安全地驶到了对岸，大家你扶着我、我帮着你地走过了沙滩，到达了宿营地。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没休息的蹇先任赶紧照料一下孩子。稍稍安顿了一会儿，出发的号音又响了起来。

之后，红二、六军团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长驱直入湖南中部，然后虚晃一枪，调头向贵州东部挺进。蹇先任带着贺捷生跟着大部队，继续行进在漫漫征途上。

一次，红二、六军团从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蹇先任为了避免小捷生哭闹而暴露目标，就用布带把小捷生紧紧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小捷生的头。过了封锁线，蹇先任打开盖在上面的衣服，才发现小捷生的脸已被憋得像紫茄子似的，差一点窒息。

还有一次，蹇先任病倒了，怎么也抱不动女儿了，只好把小捷生交给贺龙。贺龙用布带子把女儿裹在怀里，骑着马指挥部队与拦阻的敌人战斗，一路跃马举枪，冲锋陷阵。小捷生什么时候从他的怀抱里弹出去了，贺龙竟没发觉。战斗结束后，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一向镇定的贺龙这下慌了神，赶紧沿来路去找。途中，贺龙发现一队伤病员正在路边休息，他问道：“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吗？是一个婴儿！女孩！”这些伤病员们这才知道，原来在草丛里捡到的女婴竟是贺龙的女儿。他们马上高兴地把小捷生抱给贺龙。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贺龙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止不住内心的感慨，顿时泪流满面。

年幼的贺捷生在这番折腾下生病了，高烧几天不止，靠在妈妈的背上紧闭着双眼，不哭也不闹。蹇先任见了心如刀绞，唯恐小捷生会重蹈她的姐姐——红红的厄运，连忙抱着她去找医生。长征途中缺医少药，医生摸着小捷生滚烫的额头说：只能用个土办法退烧了，打上一个鸡蛋清，加一小撮灶心土，搅拌一起敷在孩子的肚脐上，试试看吧。警卫班的战士连跑了好几家才买到两个鸡蛋。蹇先任救女心切，一下子把两个鸡蛋全都用上了。等到取下敷在孩子肚脐上的灶心土时，发现贺捷生体内的高温已将灶心土烧得焦干。但这个土办法真灵，小捷生的高烧退了，精神也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一路上大家轮流背着、抱着小捷生，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大家都喜欢逗这个小不点。红二、六军团里有一个特殊的俘虏，一个名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他也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薄复礼后来在书中回忆道：“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贺龙得知薄复礼会打毛衣，就请他给小捷生打一件毛衣，薄复礼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回忆说：“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很用心地连夜编织，织完小毛衣后，他却病倒了。

这个叫薄复礼的外国传教士不是红二、六军团的一员，按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他是“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但他在红二、六军团18个月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薄复礼因此在西方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薄复礼的英文名字是鲁道夫？勃沙特，他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20世纪20年代初，20多岁的他受英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的遵义、镇远、黄平一带传教。“薄复礼”是他的中文名字，是他自己依据中“克己复礼”这一典故起的名字。红二、六军团会师前，薄复礼和妻子在参加完一个宗教仪式后，从安顺返回镇远，路上正好被红六军团战士抓住。红军指战员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他们要把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以获取药品和经费。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海峰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六军团攻下旧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的妻子。

接下来，红军攻下了黄平县老城，在一所天主教堂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这幅地图是用法文标的，但红军里没人懂法文。肖克叫人把薄复礼押了过来。薄复礼回忆道：“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于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薄复礼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肖克翻译，肖克仔细地记录，直到半夜才忙完。通过这件事，他俩彼此间有了新的认识，薄复礼与红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行军途中，薄复礼被红军严密的纪律和非凡的能力所折服。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他对他的友人说：“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红军是怎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跑了。”红军指战员对他的称呼也由开始的“大鼻子”、“洋鬼子”，变成了“薄牧师”，甚至有人叫他“老薄”了。薄复礼主动地为红军做起事来。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尽量给予薄复礼特殊照顾。分战利品时，不会忘记分给他一大块牛肉。薄复礼的鞋子破了，红军战士就会把鞋子脱下来，送给他穿。晚上宿营时，他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的楼板上，而红军战士通常是席地而睡，身下只垫一块木板。保卫局长吴海峰还特意找来一只骡子让薄复礼骑。

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逼近云南昆明时，肖克给薄复礼摆了一桌告别宴，告诉他：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实行区别对待，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有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薄复礼又惊又喜。肖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明确一条，不准用上帝麻醉学生。肖克询问薄复礼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提出至少需要4块银元，肖克就叫手下给了他10块银圆，并告诉他离开后如何前往昆明。第二天一早，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18个月的红军俘虏生活。

获得自由后，薄复礼立即着手把他这18个月的经历写成书，书中赞扬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密。1936年8月，当红二、红六军团还在长征时，这本书就在英国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于很受读者欢迎，这本书很快又再版。

1986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受肖克将军委托，几经周折，终于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区的卓尔敦找到了薄复礼，薄复礼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肖克和薄复礼在离别50年之后得以再次联系。

多少年来，薄复礼挂念着一件事：他织的那件毛衣是不是穿到了贺捷生身上。他不曾想到，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已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7、坐着轿子长征的老绅士

1936年2月初，红二、六军团由黔东向黔西进军。红二、六军团很快渡过了鸭池河，占领了黔西和大定两座县城，下一个目标直指毕节县城。

闻悉红军要攻打毕节的消息，毕节县的国民党专员莫雄一下子慌了手脚，他急急忙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动员县里的绅士、地主做好逃跑的准备。当他跑到当地最有声望的绅士——周素园家时，却遭到了这个57岁老绅士的断然拒绝：“我没有为害乡里，也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他还劝莫雄，“你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

莫雄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实施招安，让绿林武装席大明部给他打头阵，以阻挡红军进城。前几个月，莫雄手下两个团的兵力一直在进剿席大明领导的绿林武装，除了被拖得晕头转向外，没占到一点便宜。眼看红军兵临城下，莫雄只好改变策略，派人前去招抚席大明，给席大明送上“清乡司令”的委任状。莫雄没想到的是，席大明早已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邓止戈建立了联系，二人结成了好友。席大明看了莫雄的“招安”信后，立即把邓止戈请来商议。邓止戈告诉席大明：“这是一箭双雕！等打败了红军后，他再收拾你，用心好歹毒！”席大明恍然大悟。邓止戈建议席大明不妨将计就计，借这次机会好好教训一下莫雄。席大明按照邓止戈出的计谋，与莫雄达成了协议，趁机向莫雄要了10箱子弹和2000元钱。然后席大明以打头阵为借口，占领了最重要的两个军事要地，一个是大定至毕节间的要隘——头步桥，一个是毕节城郊的制高点——虎踞山。邓止戈马上派人去大定县城给红二、六军团送信。2月9日，王震、夏曦率红六军团机关及红十六师进军毕节。行至头步桥要塞时，席大明出示了彝族人穿的红披毡，并走出防地亲自迎接红军，引导红军直扑毕节城。莫雄这才如梦初醒，发现大势不妙，慌忙率部弃城而逃。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毕节，并活捉了莫雄的弟弟和敌参谋长，缴获了所有军用物资和一辆吉普车。至此，红二、六军团占领了整个黔、大、毕地区。

红军进入毕节后，打土豪，分浮财，声势很大。一些打土豪的红军战士来到城里一座豪华宅第，这里正是前清贡生周素园的家。令这些红军战士惊讶的是，宅院虽然宽敞，但家当却不多，没有什么浮财可没收，倒是书房里摆放着很多书籍。红军战士翻开桌上的书籍，见里面圈圈点点，注释眉批密密麻麻。红军战士问道：“你这地主是做什么的？”周素园指着书平静地回答道：“你们看，我在研究这个。”战士们看不明白是些什么书，就跑到红六军团部向王震、夏曦报告。王震、夏曦马上赶到周素园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里面许多书竟然是马克思的著作。他们没想到，在毕节这么一个僻远的地方竟然还有这么用功研究马克思著作的人，而且这个人竟然是个穿着长衫、蓄着花白长胡子的老人。

王震和夏曦问周素园为什么不逃走，为什么看马克思的书，周素园回答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等人对他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素园回答得很干脆：“赞成，完全赞成！”

他们越谈越投机，仿佛俞伯牙遇到钟子期，相见恨晚。从交谈中王震等人得知，周素园又名周培艺，1879年7月7日生，是清末贡生，早年组织过贵州第一个革命政党——贵州自治学社，后参加了同盟会，并创办了《黔报》。1911年，周素园参加了辛亥革命，是贵州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推翻清政府后，他出任贵州军政府枢密院行政总理、贵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贵州省公署政务厅长等职。1925年，因为不满官场的明争暗斗、军阀的昏庸残暴，周素园离开了政界和军界，返回毕节老家隐居，并开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

很快，在大定县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了毕节。红二、六军团决定在各地游击队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抗日救国军。贺龙、肖克、王震等人专程登门拜访，请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老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委任，并把抗日救国军司令部设在自己的家里。周素园以他的声望，四处奔波，多方筹措粮食和钱款，积极扩大这支武装。很快，一支下辖3个支队的抗日救国军成立了，邓止戈任参谋长，席大明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周质夫任第二支队司令员，阮俊臣任第三支队司令员。

蒋介石和何应钦早闻周素园的大名，对这事非常恼火。为了替自己遮丑，何应钦急电贵阳：“乡人周培艺君，字素园，近在毕节被匪掳去，请查明设法营救为祷。”命令顾祝同和吴忠信设法“营救”。

与此同时，周素园还大力号召当地青年参加红军。红二、六军团的“扩红”工作在黔、大、毕地区取得了显著成绩。仅20多天，就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

为了分化国民党军队，周素园利用他和云南省主席龙云、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相识的关系，给两人写信，告诉他们：蒋介石派“中央军”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打了只会落得两败俱伤，那时“中央军”来了，云南还是你们的吗？！希望你们吸取假道灭虢的教训。周素园的这封信所言之事，龙云和孙渡不能不考虑，结果，二人在威宁、昭通一带按兵不动。

1936年2月27日，王震和夏曦找到周素园、邓止戈，告诉他们，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让他们率领抗日救国军一起撤退。由于第一、三支队已经外出行动，他俩只带着第二支队撤退。3月2日，红六军团进至赫章县七星关时，一位干部前来向夏曦和周素园报告：席大明部不愿离开家乡随红军转移。周素园对夏曦说：“席大明部的枪支弹药，是当地彝族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用来同当地恶霸、土匪作斗争，保护彝族群众家园。席大明如果将武装全部带走，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走是意料之中的事。”夏曦还是不知就里，以为席大明要“反水”和“逃跑”，他认为自己作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有责任做好席大明的思想工作，于是急匆匆地带着3名战士去找席大明。途中，他们要涉过一条河。河虽只有七八十米宽，但水深流急。就在他们涉水到河中央时，对面山坡上突然冒出来两个人。警卫员向这两个人喊话，但那两个人就是不吱声。看到这两个人行迹可疑，警卫员便对空鸣枪示警，这两人马上逃得不见踪影。夏曦等人担心对面有埋伏，就往回涉。不料一股激流猛冲过来，把夏曦卷进了漩涡之中，夏曦因此溺水身亡。周素园得知夏曦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心说：“我怎么就没有把他劝住呢？！”

正如周素园所分析的，席大明部不离开毕节，并不是要“反水”和“逃跑”。夏曦到死还不知道，此前，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等人已经批准了席大明部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红军走后，席大明部还一度夺回哲庄、营盘等地。但在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地主武装联合围剿下，最后席大明战斗到弹尽粮绝，不幸被捕，1936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毕节大校场。

离开毕节后不久，周素园带出来的抗日救国军编入了红二、六军团，邓止戈调到红六军团部任作战参谋，周素园也就成了红二、六军团重要的一员。考虑到周素园已近六十高龄，路上奔波劳累，贺龙、王震等人担心周素园身体吃不消，就把邓止戈找来交代：“周素园同志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行军有困难。你是否跟他谈谈，请他到香港去当富翁，为党做统战工作。如果他愿意去，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银圆可以给他一些，到香港修栋房子住下来。”邓止戈担心周素园会产生误会。王震对他讲：“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让你去谈。你与他相熟甚早，他会充分信任你的。”接下来，邓止戈跑到周素园那里把贺龙等首长的意思向他作了转达。周素园说啥也不肯离开红军队伍，他很认真地讲：“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60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邓止戈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贺龙，贺龙非常钦佩周素园的革命热忱，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好啊，我就欣赏这样的人！就是拿18个人，我也要抬着他长征。”周素园不善骑马，贺龙就特意安排了一组红军战士给他抬轿子。起初周老先生死活不肯坐轿子，非要自已走，但他年岁大了，走起路来没多久就气喘吁吁。王震抓住机会对他说：“周司令，还是坐上轿子吧！你可以坐一段，走一段嘛！”周素园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影响行军速度，就坐上了轿子。于是周素园就成了“坐着轿子长征的老绅士”。

周素园随红二、六军团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他的事迹，专门接见了周素园，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8、穿过香格里拉去甘孜会师

1933年，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了一本名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小说发表后立即成为当时的最畅销图书，作者也因此荣获英国著名的霍桑登文学奖。1944年，美国好莱坞的制片商将小说拍成电影，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这部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美丽迷人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作者说它就在中国西部。为了一睹香格里拉的美丽面容，世界各地的探险家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找寻香格里拉的踪迹。通过专家们深入细致地科学考察和研究，无数的证据显示，希尔顿笔下承载着人类美好理想的香格里拉，就是今天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市为核心的一个广袤区域。2001年，国务院批准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1936年，红二、六军团穿越了这一神秘的香格里拉地区。

1936年3月底，红二、六军团进占贵州盘县，进入南、北盘江地区。红军总部发来两封电报，建议他们尽早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红二、六军团放弃了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6年3月31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滇中急进，直逼龙云的老巢——昆明，吓得龙云急忙收兵回守省城。这样，红二、六军团打开了北上通道，乘势长驱直入滇西北。

红二、六军团快到丽江时，国民党大肆造谣说红军是“杀人放火之匪”，全城居民因此而惶恐不安。一位年逾古稀的绅士站出来安抚大家：“共产党红军是一个政党，有自己的纲领，不会杀人放火！”大家一看，这人正是晚清进士和庚吉，全城就数他的威望最高了，大家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地方当局接受了和庚吉的建议，没有阻击红军。在和庚吉的动员下，丽江人民手持印有“欢迎义军”的彩旗，出城到七八里外的地方欢迎红军。4月24日，红二、六军团兵不血刃地进入了有8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丽江。和庚吉把自己的书房腾出来给贺龙做指挥部。

红二、六军团选定从丽江县石鼓镇渡过金沙江。石鼓镇距离丽江县城50公里，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在这里转了第一个大弯，因此这里又被称作长江第一湾。石鼓镇背靠青山，面朝金沙江，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三国时，诸葛亮曾在这里“五月渡泸”。至今这里还留有诸葛岭、武侯坡等遗址。

贺龙指示部队在石鼓镇沿岸迅速找船。此前，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已叫手下将船只运往河对岸，藏匿起来。红军侦察兵只找到一只来不及隐藏的小船。贺龙亲自给鲁桥乡副乡长、纳西族开明士绅王赞贤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他帮忙解决渡河船只。这让王副乡长很感动，他把隐蔽在东岸的一条船捐了出来，并给红军找来4名水手。

4月25日夕阳西下之时，红二、六军团在石鼓镇木瓜寨渡口点燃通红的火炬，开始夜以继日地横渡金沙江。最先过江的红四师十二团沿着河东岸的羊肠小道挥师北上。红六师则在师长卢冬生的率领下，沿河西岸北上，与红十二团隔岸并进。这两支队伍很快就肃清了石鼓以上百余里的敌人。后来，红二、六军团共找到大小船7只，水手28人，此外还做了一些筏子。在东起石鼓、西至巨甸的5个渡口，红二、六军团的渡江作业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经过4天3夜不停地摆渡，到28日黎明来临的时候，红二、六军团18000人马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胜利的号角伴随着金沙江的浪花一起歌唱，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几个小时之后，敌人才气喘吁吁地赶到金沙江岸边，而红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孙渡纵队刘正富旅摸进石鼓镇，只找到了红军留给他们的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气得他们七窍生烟，向空中乱放一阵枪以泄心头之恨。

5月1日，红二、六军团翻越玉龙雪山支脉的哈巴雪山，到达了康藏高原名城——中甸县城（现香格里拉县城）。这里气温很低，在季节上与丽江有两三个月的时差。红军缺衣缺粮的问题更显严重。原先红二、六军团计划在中甸县好好休整一段时间，到后才发现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名城居然是一座只有几百户藏民的荒凉小城。

红军进入中甸县城时，街上不见行人，街旁一间间矮小的店铺紧闭着门，一片冷冷清清的景象。费了好大劲，红军才找到几个孤寡老人。从他们口中得知，城里居民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要不躲到山上去了，要不就闭门不出。为此，红二、六军团以贺龙的名义颁发布告，说明红军的来意、性质、纪律和政治主张，并且要求指战员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到喝碗水、吃块粑粑都要付现金，请群众缝补衣服、磨青稞面也要给报酬。当地藏族人民发现，平常国民党官兵来时，总喜欢把他们插在房梁上的表示吉祥如意的红布经幡强行拔掉，而红军来后非但没有碰经幡，还帮他们做好事。红军的行动感动了当地藏民，他们纷纷出来为红军磨炒面、打草鞋、缝衣。

在中甸城外五公里的佛屏山下，有一座由康熙皇帝和五世达赖敕建的喇嘛庙——归化寺，又叫松赞林寺，它是藏区著名的十三寺之一，也是云南规模最大的喇嘛庙，在川滇一带被誉为“小布达拉宫”。归化寺里面至少住着几百名喇嘛，有枪有炮，它的最高统治者是八大老僧。得知红二、六军团来到中甸，归化寺的喇嘛们起初惊恐异常，紧闭着庙门，不敢出来。后来看到红军越来越受广大藏民的欢迎，八大老僧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派出代表夏拿古瓦与红军谈判。临行时，夏拿古瓦非常害怕，特地向八大老僧请求：“如果我死了，请寺庙赡养我的一家老小。”出乎夏拿古瓦意料之外，贺龙热情接待了他，并耐心地讲解了党的宗教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夏拿古瓦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临别时，贺龙写了一封信，请他带给八大老僧。信中写道：

(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八大老僧看过信，听完夏拿古瓦绘声绘色的描述，对红军的误会顿时冰释。为了表达对贺龙将军的敬仰和对红二、六军团的拥戴，八大老僧决定，归化寺破例举行一次跳神盛会。“跳神”，又称“巴羌”，“巴”是面具，“羌”是跳，因此也称“面具舞”。它的用意在于庆祝丰收和祈求吉祥如意。归化寺的跳神盛会场面很壮观，在云南堪称首屈一指，一般只在每年藏历年底格冬节（公历12月26—29日）举行。

贺龙欣然接受了八大老僧的邀请。5月2日，他率领40多位红军代表来到归化寺，受到了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跳神仪式开始前，双方互献了哈达，贺龙首先代表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归化寺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并以个人名义向归化寺赠送红色锦幛一面，上面写着“兴盛番族”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祝福藏族人民繁荣昌盛。接着八大老僧将贺龙等人请入上座，欢快的锣鼓响了起来，跳神仪式正式开始。30多位喇嘛头戴面具，手执法器，扮演着牛角神、土地爷等法神，他们先绕场一周，表演了一段大场面的舞蹈。之后，分段上演了骷髅舞、牛神舞、鹿神舞等舞蹈，每段舞蹈都有着一定的宗教内容。段与段中间还穿插有丑角喇嘛的表演。最后是驱鬼，大家将酥油做的魔鬼——“朵玛”押送到寺外空旷处焚烧，除一年之邪，祈一年之福。贺龙等人品着香喷喷的酥油茶，看得津津有味。

5月3日、4日，八大老僧命令，打开归化寺的粮仓，帮助红军这支仁义之师解决粮食问题。一时间，喇嘛庙旁边的小街上，铺上了一条长长的坛布，一队队小喇嘛背来青稞，把它倒在坛布上，红军代表高兴地边付钱，边领粮。归化寺还额外赠送给红军不少“碗碗糖”（康藏高原不产糖，糖在这个地区是极为珍贵的）。两天中红军共筹集粮食约10万斤，在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县城能筹集如此多的粮食实属不易。

5月上旬，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兵分两路离开中甸。红军到中甸前后不到10天，但与当地藏民和喇嘛结下了深情厚谊。离开中甸时，僧俗百姓夹道欢送，异常热闹，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嘎雷松（慢慢走），纽巴霍（快快回)！”八大老僧还特意派出归化寺的两队僧兵，让他们骑着马在前面为红军带路。

在去甘孜的路上，红二军团连续翻越了三座大雪山。红六军团则爬了两座高高的雪山。雪山上天气瞬息万变，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逼得衣着单薄的红军上气难接下气，但如果停在山上休息或者喝雪水，就有生命危险。贺龙的妻弟蹇先超就是在过雪山时，停下歇脚就再也没有起来，永远长眠于皑皑白雪之中。

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记录了下面这组惊人的数据：在雪山上因为休息和吃雪水而死亡的红军战士大约100人。从白松到茨乌因为走错了路，在过一座雪山时又死亡了几十个红军战士。从东南方向翻越另一座雪山时，因为前面道路被破坏，前面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被迫滞留在山上，这时突然下起大雪，一下子又冻死了100多人。

然而，严寒、缺氧、饥饿丝毫不能动摇指战员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大家一路上互助互爱，军纪严明，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行军途中还发生了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离得荣县城还有好几天的路程的时候，红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饥饿把全连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战士们在路上找不到一根马骨头，就连马粪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都找不着。全连官兵只好找些野菜熬着喝。大家都盼望着到得荣县城来个“大会餐”。能走的病号坚持着向前走，不能走的病号也由战友扶着走。

到了得荣县城，大家才发现，整个县城居然只有三座房子。找了半天，居然连一粒粮渣子也没有找到。就在大家失望时，一位上士在一家牛圈里有了新发现，他招呼大家过来，然后他用手轻轻地揭去堆在地上的干牛粪，扒开新土，掀开一块木板，接着一大缸青稞露了出来。

该不该动这一大缸青稞，大家又犯了难。不动的话，就没有粮食吃，特别是十几个病号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很可能会活活地饿死；动的话，就会违反部队纪律。于是，红二连在牛圈旁召开了一次紧急党支部委员会。经过讨论，支委会作出了用银圆买粮食的决定。全体支部委员一齐动手，一会儿就把埋在地下的400来斤青稞全挖出来了。支委会开始发放粮食，病号每人分8小碗，一般同志每人5小碗，干部每人3小碗。病号有救了，全连有救了，战士们个个笑逐颜开，荒凉、冷清的得荣县城一下子显得生气勃勃起来。

埋银圆时，红二连特意写了一张纸条压在上面，纸条上写道：“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您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银圆留给您，请收下。”在把50块银圆和纸条放入缸后，战士怕不够，又往里面加了12块云南银币。原封原样地埋好后，大家这才放心离去。

得知红二、六军团就要到来，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很高兴。4月27日，徐向前派罗炳辉率三十二军前往雅江、稻城迎接红二、六军团。徐向前在动员大会上深情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话引起了共鸣。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除了准备吃住，还收集了许多羊毛，昼夜不停地洗、揉、捻、织，为红二、六军团每一个指战员都准备了一套毛衣和毛袜。

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与远道前来迎接的红二十二军胜利会师。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会合。30日，红六军团移驻甘孜的甘海子。同一天，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

7月1日，贺龙、任弼时率部赶往甘孜甘海子，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特意带着一队骑兵跑了十几里路，在半路上迎接。一见到贺龙、任弼时等人，朱德就与他们紧紧握手，激动不已地对他们说：“这下好啦，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子也硬啦！”任弼时、贺龙等人笑着回答道：“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接着朱德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经过简要地告诉了贺龙、任弼时等人，嘱咐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要有韧性，要像吃牛皮糖，千万不要急，要想办法促使张国焘北上会合中央。

抵达甘海子红军总部，他们一同会见了张国焘、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许多藏族同胞也簇拥在路旁，捧着酥青油糌粑夹道欢迎，口里不住赞叹：“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49、让张国焘头痛的“任胡子”

红二、六军团前来甘孜会师，张国焘似乎又打起了精神，他的如意算盘是：把红二、六军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增加自己向中央叫价的砝码。然而，1936年7月1日，当张国焘在甘孜见着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后，他感到自己是理发匠遇到了大胡子——难剃（难题）。红二、六军团三个蓄着胡子的领导，一见面就给张国焘留下了不好对付的难忘印象。

第一个蓄着胡子的领导是任弼时，多年前张国焘总爱把富有青年气味的任弼时叫作小弟弟，现在令张国焘惊讶的是，任弼时经过多年的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张国焘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改叫他为“任胡子”。第二个蓄着胡子的领导是贺龙，张国焘和贺龙在南昌起义时就打过交道，因为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他俩为此还大吵了一场，随后张国焘又说贺龙是军阀和土匪，不同意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国焘现在发现，贺龙完全变成了一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共产党军人。第三个蓄着胡子的领导是红二军团的副政委关向应。在张国焘看来，关向应虽然还富有青年气味，但原则性已很强，也不好对付。

张国焘先是对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这三位“胡子”进行了一番恭维和吹捧，接着就向他们提出共同召开党的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他妄图把红二、六军团往他分裂红军的路上拉。任弼时立即识破了他的阴谋，反问张国焘：“报告由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又怎么办？”张国焘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提出召开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干部联席会议，试图以多数压少数，强行通过他的决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商量了一下，告诉张国焘：“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要说在前头，不准以多数压少数。”张国焘的图谋再次化为泡影。任弼时、贺龙等人抓住时机转守为攻，他们知道张国焘闹分裂的最大资本就是人多枪多，因此就由贺龙出面向张国焘提要求：红二、六军团一路上损耗太多，现在缺人又缺枪，请求张总政委给予解决。张国焘被他们磨得没有办法，只好把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调配给任弼时、贺龙等人指挥。在这之后，陕北来电，党中央决定由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张国焘继续耍着阴谋。他派出一个工作组去红二方面军做宣传，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方式，妄图煽动红二方面军对中共中央的不满。他还叫人给红二方面军送去《干部必读》，这是一本恶毒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书。为了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任弼时专门给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要求对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在红二方面军内部不准议论有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张国焘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得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非常生气地说：“《干部必读》不准看，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张国焘不甘心，又下令要把红六军团交给他指挥，并准备换掉红二方面军四个师以上的政委，结果还是遭到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一致抵制。贺龙告诉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大帅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反对毛大帅，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

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2日，朱德召集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张国焘发言之前，坐在他身旁的贺龙对着他轻声耳语：“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声音虽小，但震慑力极大，让张国焘浑身不自在。在会上，张国焘讲不出一句与中央闹分歧的话来。这次会议决定，红二、四方面军这个月就抓紧时间过草地北上，尽早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徐向前率领中路纵队从炉霍出发，董振堂率领右路纵队从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则跟在左纵队后面北上。会议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司令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负责传授对付骑兵的战术。朱德的这一招非常巧妙，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无形中加强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任弼时和朱德、张国焘一样，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威信很高。任弼时的斗争精神，大家有目共睹，他是个为了真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物。早在八七会议之前，他就大胆地站出来批评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朱德安排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为教二方面军打骑兵，实际上是保护刘伯承，避免张国焘对刘伯承下毒手，同时加强红二方面军的领导力量，从外部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担心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问题，他不惜花费时间，分别和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详谈，研究北上南下之争的症结所在，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办法，加强全党、全军团结。张国焘嘲笑着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他告诉张国焘，自己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

过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找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俩都在莫斯科留过学，俄语都很好，为了谈话方便，两人干脆就用俄语交谈。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又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任弼时很惊讶，原来红四方面军许多高级干部竟然还被张国焘蒙在鼓里。任弼时严肃地问：“北上有决议没有？”傅钟回答：“有。”任弼时又问：“有，为什么不执行？”次日，任弼时让傅钟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以前的电报，傅钟这才完全弄清楚张国焘闹分裂的真相。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把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会议纪录拿了出来，任弼时看过后说：“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此后，任弼时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对张国焘的行为，任弼时非常气愤地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得这样严重。”在任弼时的努力下，傅钟、陈昌浩等许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有了根本转变，然后这些人又去影响和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张国焘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任弼时理直气壮地将他的意见告诉张国焘，说卓木碉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张国焘自知理亏，表面上未置可否，心里很不是滋味，越来越感到这个“任胡子”真令他头痛。

为了消除隔阂，促进团结，7月10日，任弼时在北上途中致电中央，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任弼时的建议，两天后，张闻天回电，告诉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同时请共产国际派遣代表出席。

过草地期间，任弼时还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和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在川陕苏区“肃反”中，张国焘把廖承志等人打成“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将他们关押了起来。在那时，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一直用着“何礼华”的化名。仅仅因为廖承志会画画和刻蜡版，张国焘才没杀他。在被当作犯人押着长征的过程中，廖承志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谁也不敢和他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1936年7月的一天，任弼时正在一个小山坡上与张国焘交谈，突然看见一行犯人正被押着往前走，他立即站了起来，走过去与廖承志握手，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张国焘在旁边很狼狈，装起笑面虎似的笑脸，怪腔怪调地问任弼时：“怎么，你认识他么？”任弼时回答：“老早认得。”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俩并不认识。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没过多久，部队到达了炉霍，廖承志等人恢复了部分自由。廖承志多年后还深情地说：“那就不能不感谢弼时同志在那时候对张国焘严肃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在过草地的艰难日子里，任弼时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至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就是任弼时过草地留下的半条牛皮带。在这里面隐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任弼时他们在草地连续走了十多天，到了没有干粮，连野菜也找不到的地步。他的警卫员李少清愁容不展地问对任弼时：“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任弼时从地上拔起一把草，笑着回答道：“野草甜，野草香，红军粮食满山冈。这不是吃的吗？”李少清告诉他，这草吃不得。任弼时说：“不要愁，想想办法。”他瞧见警卫员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高兴地说：“有办法了。看，身上背的牛皮带可以吃呀！快解下来。”

于是，任弼时与李少清每人扯住皮带一头，用小刀在皮带上每隔一寸就割开一条很长的口子，一共割了8块，然后亲自把它放到火上烤。烧到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去，再放到水里煮。煮了一两个小时，任弼时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牛肉吧。”他带头“咯吱咯吱”地嚼着皮带，告诉大家：“这东西很有味道。”

贺龙、关向应走了过来，任弼时忙招呼他们吃，贺龙等人连声说：“这是好东西，比野菜好！”“你们真有办法！”随后，任弼时的这个方法在红二、四方面军中得到了推广。

走出草地的时候，任弼时原有的两条牛皮带，吃得只剩下了半条。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写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50、三位断臂将军的磨难

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仪式上，有三位独臂将军非常引人注目，他们是上将贺炳炎、中将余秋里、中将晏福生。不说不知道，三位将军的一只手臂都是在长征途中失去的。毛泽东见到他们这几个断臂的开国将军时，不禁感慨万千，动情地说道：“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贺炳炎是红二方面军的一员勇将，也是贺龙最喜欢的一员战将。他一生共负伤11次，身上留下了16处战伤。

贺炳炎出生于湖北松滋县一户贫困农民家庭。6岁时母亲去世，因为家境贫寒，他的姐姐被迫给人当了童养媳，他的哥哥也被迫过继给他人做儿子。年幼的他，不得不去给人放牛，破竹篾，背煤块，做铁匠，尝尽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1929年，贺炳炎16岁这年，目不识丁的他随父亲贺学文一道参加了红军。和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相似，贺炳炎上阵打仗也喜欢拿一把菜刀，多次挥舞着菜刀冲入敌阵，一阵猛劈狂砍，把敌人一个个撂倒在地，使得敌人望而生畏。由于作战勇敢顽强，仅两年时间，他就由一位普通战士逐步被提升到了团长。

1933年5月，夏曦在湘鄂西搞“肃反”扩大化，贺炳炎与不少的革命同志无端地遭到诬陷，被当作所谓改组派成员抓了起来，不仅开除了党籍，而且还关了29天。贺龙知道贺炳炎被抓的事后，非常气愤地质问夏曦：“贺炳炎打起仗来不要命，与反动派是死对头，难道有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吗？”在贺龙的力保下，贺炳炎才免遭误杀。

1953年8月，红二、六军团在湖北宣恩县板栗园伏击国民党第八十五师。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最后，敌八十五师被红二、六军团全歼，师长谢彬被生擒。贺炳炎看见负了伤的敌师长谢彬躺在滑竿上，想起自己红十八团伤亡过半，两位营长牺牲，一时怒不可遏，冲上前去就把谢彬的头砍了下来。谢彬是国民党有名的儒将，写过《国民政党史》、《国防与外交》、《中国邮电航空史》等书。为此事，贺龙、任弼时严厉地批评了贺炳炎。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出发长征，贺炳炎已任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他率领第五师担负着前锋的任务。

1935年12月，队伍行进到云南省瓦屋塘，准备由此进入贵州境内。在这里，红军遭到了敌人的阻击，为了尽快扫除前进中的障碍，贺炳炎下令机枪掩护，自己则一马当先冲了过去，战士们在师长的感召下也纷纷冲向敌人阵地。在这次战斗中，贺炳炎第6次负伤，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血流不止。贺龙得知消息后，马上与红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赶了过来。贺彪检查完贺炳炎的伤口，心情沉重地对贺龙说：“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会有生命危险。”然而当时医疗手术器械都已转移了，一时无法取来。找不到手术锯，大家只好到老乡那里找来了一把伐木用的锯子，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伤的右臂。

要锯手臂了，可是大家又找不到止痛药和麻醉药，于是有人找来吗啡，想用它做代替品。尽管它的副作用大，但总还是可以起到麻醉的作用。

贺龙见到这种情形，非常忧虑地说：“吃这么多吗啡，往后怎么打仗嘛！”

贺炳炎一听，一把就把吗啡摔在地上，坚决要求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木锯截掉他的右臂。他对在场的人说：“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贺彪叫来四位战士，要他们从四个方向按住贺炳炎。贺炳炎说：“不用他们，我挺得住，”他让卫生员把他绑在门板上，把一块毛巾塞进他的嘴里。

贺彪做起了手术，锯子在贺炳炎的骨头上不停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血水不断地顺着锯条流淌而下。贺彪将贺炳炎的右臂锯下后，又用钢锉将骨面锉平。贺炳炎强忍着剧痛，闭着眼睛，紧紧咬着嘴里的毛巾，汗水湿透了全身，他却一动不动。

手术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小时。手术完毕时，贺炳炎已将嘴里的毛巾咬成了碎片。贺龙拾起贺炳炎右臂上一块残骨，小心翼翼收藏了起来，心痛不已地说：“这就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贺炳炎问贺龙：“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贺龙紧紧握住贺炳炎的左手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一路上贺炳炎还坚持打草鞋，以前是两只手打草鞋，现在是一只手再加一张嘴，他的门牙因此被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贺炳炎既是师长，又是重伤员，但配给自己的马却很少骑，经常用它来驮伤病战士。爬雪山时，他让重伤员骑在马上，叫轻伤员扶着马身，拽着马尾巴，自己却牵着缰绳在前面领路。

在茫茫的大草地里，分布着许许多多的沼泽泥潭，贺炳炎少了一只胳膊，在泥泞的草地上走路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很难保持平衡，因此经常跌跤，跌得比别人都要多，但他却不以为然。

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到后来，能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贺炳炎所部作为后卫部队只得找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为了避免中毒，贺炳炎一到宿营地，就和政委廖汉生一起到处找野菜品尝，证明没有毒，才向全师推广。一些野菜又苦又涩，少数战士吃不下去，贺炳炎就把野菜送到他们的嘴边，恳切地说：“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你们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听了贺师长一席话，战士们流着热泪把野菜吞了下去。

后来，贺炳炎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他举起左手向毛泽东行军礼，毛泽东连忙用右手握着他的左手，对他说：“你是独臂将军，免礼！”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22岁的余秋里担任了红十八团政委。

1936年3月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行进到贵州与云南交界的乌蒙山区。从俘虏口中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将经过得章坝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决定在得章坝截击敌十三师。余秋里接到贺总指挥的命令后，率领红十八团火速赶往得章坝设伏。3月12日，敌十三师大摇大摆地进了红军的埋伏圈，占据制高点的红十八团在余秋里等人的指挥下，发动了猛烈袭击，敌十三师措手不及，死伤累累。敌纵队司令兼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吓得要命，忙乱中换上了士兵的衣服，带着几个士兵落荒而逃。敌人退到了一道山沟里，凭借着有利的地形负隅顽抗。红十八团团长成本兴为了确定进攻路线，直起身来观察敌方情况。在一旁的余秋里突然发现敌人举枪正要朝红军阵地射击，大喊了一声“危险！”便不顾一切地站起来，把成团长猛然推倒在地。成团长安然无事，余秋里的左臂却被射过来的一排子弹击中。余秋里简单地包扎一下，就带着战士们冲向沟底。

下午四五时，红二、六军团指挥部得知敌人援兵就要赶到，命令各部主动撤出战斗，由余秋里率领的红十八团担任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就在余秋里带领部队冲上山顶时，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偏偏又打在他已经负伤的左臂上，他的衣衫顿时被鲜血染红。余秋里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口，发现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微微颤动。他没有顾及伤口，继续指挥着战斗。机枪连的战士们看见余秋里负了重伤，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用梯子把余秋里抬了下来。在第二次包扎后，余秋里动动了手指，发现左手只有一根指头能活动，其他的四根指头已经不听使唤了。

余秋里当时不想截肢，他还想着保住左臂。这样的手术比截肢要复杂得多。但那一段时间，红军每天都要打仗和行军，动手术既没时间，又没条件。

有一天，原十八团团长、现五师师长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余秋里，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坚决不答应：“不能锯，我还要留着它干革命呢！”

贺龙、任弼时等人非常关心余秋里，给他准备了一副担架，送来了一件皮衣，还在一座天主教堂为他找来了一床鸭绒被。

过金沙江的时候，余秋里还处于昏迷状态，什么时候战友们把他抬上了竹筏他全然不知。渡到江中时，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那条盖在身上的鸭绒被在关键时候起了作用，让他浮在水面上，减缓了下沉的速度，战友们得以及时把他救上了岸。

在中甸地区的格罗湾，部队终于得到了休整的机会，贺龙、任弼时特地指示卫生部长：利用这段宝贵时间，好好治一治余秋里的伤。但得到的回答是：“部队过金沙江时，不慎将医疗器械全掉进江里，现在已无法做手术了。”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此时的余秋里，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满肚子的蛔虫，吃了大量打虫药后，下泻、口吐的都是蛔虫。他的左臂更加疼痛了，红二方面军医生拆掉了臂上的绷带，只见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伤口上爬满了白蛆。由于无药，医生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抬着继续前进。

过草地时，战友们抢着给余秋里抬担架，把好的路留给他。余秋里于心不忍，他知道战友们的身体都很虚弱，为了少给战友们添麻烦，他尽量多走路，少坐担架。可以说，有一半的长征路，余秋里是走过来的。为了应付难耐的疼痛，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他专门准备了一个水壶，平时里面装满水，疼痛厉害时，就把水壶里的凉水浇在伤口上，浇在两根突出的断筋上。余秋里觉得这是最好的“止痛药”。钢铁般的意志和特殊的“止痛药”帮助余秋里走出了茫茫草地。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徽县，从敌三十七军缴获了一批医疗器械。军医检查了余秋里的伤势，发现他的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进行截肢就会危及生命。军医立即开始给余秋里做手术。手术器械除止血钳是缴获的外，刀是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剃头刀，锯子是伐木用的普通钢条锯。军医先用缴获的镇痛剂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道药的使用剂量，一针打下去，余秋里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在刮掉了余秋里左臂上的腐肉后，医生接着用锯子锯掉他臂上的坏骨头，由于锯子不好，手术进行得非常吃力。截完臂后，医生想方设法把失去知觉的余秋里抢救过来。余秋里醒来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贺老总，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长征中余秋里从负伤到做手术，熬过了近200个日日夜夜。他拖着那只断了的左臂，从贵州到达甘肃徽县，走过了5个省，行程达2万里。

晏福生是红二方面军一位历尽磨难的福将。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经历充满着福分，关键时候他总能化险为夷，死而复生。长征前后，他所在部队为他举行了两次追悼会，每次过不了多久，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到了部队。

在1935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委的晏福生突然发现一股敌人正夺路而逃，一时间难以调动部队，他就带着警卫员前去歼击。战友们打扫完战场后发现，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都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他俩牺牲了。团长召开大会，提议大家为晏福生和他的警卫员默哀三分钟。就在此时，晏福生和警卫员突然在追悼会场冒了出来，两人身上挂满长短枪支。晏福生诙谐地对大家说：“革命没成功，阎王老子不收我！”

1936年10月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向通渭进发，以红六军团为右纵队，以红二军团及三十二军为左纵队。担任右纵队前卫的是由政委晏福生、师长张辉率领的红十六师。

10月4日，红十六师进至娘娘坝镇，师长张辉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压在政委晏福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二天后，10月7日，当晏福生率部由天水镇行至罗家堡时，突然与从盐关镇出来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遭遇。战斗进行得异常激战，敌人越来越多，形势已明显变为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红十六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相继负伤，被迫离开阵地，红十六师的指挥任务落到了晏福生一个人身上。晏福生很清楚，如果不能杀出一条血路，不仅红十六师危在旦夕，而且整个红六军团都将元气大伤。

晏福生决定智取，他命令三营猛烈攻击敌人队伍比较密集的右翼，制造迷惑敌军的假象，接着指挥其余的几个营向北猛冲，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军团直属机关、后勤部门和其他各部沿着红十六师开辟的通道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晏福生看见大部队安全离开，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他率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突然飞过来投下一颗炸弹，就在他身边“轰隆”一声爆炸，眨眼间他的右臂被炸断，鲜血喷涌而出。见此情景，警卫员向宣德、麻婆子与其他两位同志赶紧跑上前，给他包扎伤口。

晏福生看着黑压压的敌人扑了过来，自认性命难保、厄运难逃，就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交代警卫员向宣德把它带出去。然后又从地上捡起自己的驳壳枪，庄重地递给警卫员麻婆子，说：“大个子，你有劲，这个你带上。”

在场的几个同志都明白了晏福生的想法，他们一拥而上，不容分说，架起晏福生就走。

晏福生着急地叫：“快把我放下，你们赶紧走！”大家才不理他那一套：“不，要走一起走，要死死一块儿！”

敌人在一步一步逼近，晏福生更急了，他说：“我命令你们快走，要不我枪毙你们！大个子，给我枪！”

到了这种地步，大家看晏福生气得要动真格的了，只好三步一回头地离他而去。

看到战友们还在依依不舍，为了他们不至于让敌人抓住，晏福生断然选择了自尽，他从高山坡上纵身一跳，转眼间就消失了身影。没料到他命不该绝，跳下后正好被酸枣树枝和粗蒿草秆子拦挡，缓慢地滚到了山坡下。这里正好有一个土窑洞，他就顺势滚了进去，窑洞口连一个脚印也没留下。

向宣德一行人看见后，急忙到山坡下寻找晏福生，但没有找着。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这才匆匆离开。

敌人看见晏福生跳下山去，根据刚才看到的情形，他们认定这人肯定是红军军官，就一批接一批地往山坡下搜査。有一队敌人走到土窑洞前，看见窑前没有脚印，窑洞洞口又非常狭小，就没有爬进去搜，晏福生总算躲过了一劫。但因断臂失血过多，他在窑洞里晕了过去。

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听了有关晏福生的情况报告后，当即指派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带部队回去寻找。大家走遍了所有的山头阵地，都没发现晏福生的踪影。于是，红六军团上上下下都认定晏福生已经牺牲了。王震政委非常难过，在红六军团排以上干部大会上向大家提议：“请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是第二次为晏福生默哀和开追悼会了。大家没有想到，没有多久晏福生又复生了。

晏福生在窑洞里昏睡到第二天清晨，才被断臂的疼痛刺醒过来。过了一阵，两个穿着破烂的当地老百姓走了过来，晏福生听着他俩在窑洞外的对话，判定这两人是父子俩，是红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就呼喊着向他俩求救。这父子俩把晏福生扶到家里，又是喂米汤，又是剥山药蛋给他吃，把晏福生感动得热泪盈眶。晏福生吃饱后，感觉体力恢复了不少，就起身告辞，一门心思地去赶部队。

然而晏福生总是慢了一步。10月8日，晏福生赶到刘家坝，红六军团却到了横门镇；9日，他找到横门镇，红六军团又开到达门镇；10日，他来到达门镇，红六军团又进到了盘安镇……

当晏福生好不容易走到大水头地区时，由于伤病和饥寒，他晕倒在路旁。晏福生醒来时，发现身旁有几个衣着褴褛的庄稼汉正在议论他，他向他们说明自己是红军，请求他们把他抬到红军那里去。这些庄稼汉听说是红军，二话没说，很快就找来了一块门板，在天黑时分把他抬到了驻扎在黄河岸边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

这个师的师长前一阵子才听说晏福生已经牺牲，见到了晏福生，他还不敢相信，在晏福生的要求下，这个师长给原红六军团军团长、现三十一军军长肖克发了电报。

肖克接到电报后，非常诧异，他在想，这个晏福生会不会是假的呢？他马上派人将晏福生接到军部来。在军部亲眼见着晏福生，肖克这才相信他真的还活着。察看了晏福生的断臂，萧克心疼地说：“你受苦了！”

鉴于晏福生伤势严重，肖克派人把他送到了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由人称“一刀准”的卫生部长苏井观亲自给晏福生化脓且已腐烂的右臂做了截肢手术。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51、一对生死与共的“夫妻将星”

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她的丈夫甘泗淇则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夫妻俩都是将军，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仅此一例，人们把这夫妻俩称为“夫妻将星”。他们俩在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动人传奇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着。 1934年10月，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随后两支队伍联合在一起，转战到湘西，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李贞由红六军团组织部长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甘泗淇则由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的夫人陈棕英对李贞的终身大事非常关心。一天，李贞从乡下回来，陈棕英在询问完农村工作后，意味深长地对李贞说：“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又不能总单身一个人呀！”李贞当时不知该如何回答。陈棕英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李贞问：“谁？”陈棕英说：“甘主任，你熟悉的！”李贞知道甘主任就是甘泗淇，甘泗淇的情况她确实很熟悉。甘泗淇原名姜凤威，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与李贞的家乡湖南浏阳县相邻。甘泗淇从小饱尝疾苦，在宁乡县云山高小读书时，受到了谢觉哉等人革命思想的熏陶。1919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党组织派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那时起，他将“姜凤威”改名为甘泗淇。1931年，甘泗淇从苏联回国，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湘赣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不久湘赣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空缺，组织上一开始有意调李贞担任，但找到李贞谈话时，李贞表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坚决要求由更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之后，组织上确定由甘泗淇来担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

对于李贞的情况，甘泗淇同样也是很熟悉的。李贞年幼丧父，6岁时因为家里穷得吃饭都成问题，她的母亲含着眼泪，很无奈地把她送到一户古姓人家做童养媳。在古家，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只要做事手脚慢了一点，稍不称古家人意，就会遭到古家人的一顿打骂。1924年，李贞16岁，她的逆反心理增强了，胆子也大了起来。一天，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暗地里合计，打算偷偷到城里去做工。她们的这个举动被古家人发现了，李贞的婆婆赶紧逼着李贞与古天顺圆了房。但这次婚姻并没有让李贞过上好日子，她依旧过着受虐待、受压迫的生活。

1925年，大革命席卷了李贞的家乡浏阳县。17岁的李贞冲破阻力，积极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了妇女协会。1927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李贞婆家人怕李贞的行为会连累古家，赶紧写了一封休书。李贞接到休书后，开怀大笑起来，她庆幸自己终于脱离了牢笼。

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共产党员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回到了浏阳东乡，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他们联络上李贞，与李贞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成立了浏东游击队，由李贞担任了游击队的士兵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5月，张启龙被国民党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大家都心急如焚。有人主张强攻团防局，把张启龙给救出来。李贞却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好。第二天，李贞打扮成新娘子，坐进花轿里，十几个壮汉敲锣打鼓地组成一支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在顺利地骗过了关卡上的团丁，到了团防局门口后，他们迅速从花轿里取出枪支，一起冲进团防局，很快就从牢里救出了张启龙。过了几天，在同志们的撮合下，李贞和张启龙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李贞做了真正的新娘。1929年初，李贞怀孕了。但是不久，李贞带领的一部分游击队员在一个叫十八折的地方与敌人发生了遭遇战。他们与敌人打了两天两夜，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人多势众的敌人将他们逼到了一个叫祖师崖的山头。在子弹全都打光的情况下，李贞对战友们说：“我们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跟我往下跳！”说完她带头跳了下去，其他4个游击队员跟着也跳下了悬崖。这5个游击队员，有3个跳下去就牺牲了，李贞和另一个队员碰巧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这才保住了命。但是由于跳崖的剧烈碰撞，李贞肚子里刚4个月的胎儿流产了。李贞和队友怀着悲痛的心情把胎儿就地草草地进行了掩埋。没想到的是，另一件不幸的事又接踵而来。1933年，在“肃反”运动中，张启龙被错划成“阶级异己分子”给关押起来。当时的湘赣省委组织部长刘士杰（后叛变被处决）阴气森森地找李贞谈话，以组织的名义要求李贞作出抉择：要么与张启龙划清界线，马上离婚，要么离开革命队伍。李贞把革命和爱情看得都很神圣，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认为革命更神圣、更重要，于是被迫选择了离婚。牢里的张启龙为了不连累李贞，也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左”倾错误路线就这样活生生拆散了一对夫妻。

甘泗淇不在乎李贞已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到达湘西后，他对李贞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在贺龙、任弼时、陈棕英等人的关心下，他们之间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彼此也更了解对方。他俩在一起无论是谈工作与理想，还是谈生活与爱情，都很投缘。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对甘泗淇的帮助极为感动，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1935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结婚仪式。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李贞和甘泗淇的苦难历程也就开始了。长征不久，李贞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组织上曾动员她就地留下，等孩子生下再说。她含着泪讲：“我感谢组织上的照顾，但我能经受任何考验，请组织上放心！”长征途中，李贞所在组织部精简到只有三名干部，工作量却很大，李贞从早到晚地忙得没有尽头。

李贞夫妇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战友。部队给李贞配了一匹马，但她却让给一位伤员骑。部队给她发了一顶小帐篷，她却经常把它让给伤病员和小红军战士。在战友们休息的时候她还忙里偷闲地为战友缝补衣服。看见一位女战士病了，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件好衣服送给她，自己却穿着单薄的旧衣。长时间的奔波，风寒侵袭，使得李贞病情加重起来，她仍咬着牙跟着部队前进。直到她无法迈步时，战友们这才发现李贞病了。战友们纷纷来看望她的病情，那个伤员流着泪将马退还给李贞，但李贞就是不肯接受。最后大家不由分说，用一条长布带将她强行捆在了马背上。

长征中，甘泗淇作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每天工作非常繁杂，他经常犯头痛病。顾了工作这一头，甘泗淇就难以顾到李贞这一头。贺龙和任弼时得知李贞病重后，马上下令甘泗淇火速赶过去照顾。看到李贞高烧不止，甘泗淇心痛和愧疚不已。经医生确诊，李贞染上了伤寒病。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甘泗淇把自己仅有的私人财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给李贞买来了药剂，总算把李贞的高烧给退了下来。看着妻子穿着单薄的旧衣裳，甘泗淇将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脱下来给李贞穿上。

过雪山时，寒风刺骨。身体虚弱的李贞步履维艰地攀登着雪山冰峰，手冻僵了，脚麻木了，又饥又饿。第五师师政委廖汉生见到李贞，当即把自己围在腰间的一块羊皮脱下来送给李贞。李贞感激地接过羊皮，又将羊皮分成两片，自己身上绑上一片，另一片则送给了一个伤病员。

过草地时，李贞已怀孕7个多月。在粮食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甘泗淇把自己那份口粮全拿出来，分给了伤病员，他自己则主要靠捡野菜充饥。每天，甘泗淇到达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政治部机关的同志们四处寻找野菜。能吃的野菜被前面的部队吃得差不多了，他就试着吃那些不知道是否有毒的野菜。甘泗淇一旦经过试吃证明了某种野菜确实无毒，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马上拟出电报稿，详述这种野菜的形态，交电台迅速发往各部队，通知指挥员尽快派人采集。

然而偏偏就在这个缺食少衣，不得不吃树皮、嚼野菜、啃皮带的时候，李贞早产了。热心的战友们给她送来破衣服做孩子的尿布，还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稀少而又宝贵的青稞面送给她，权当李贞的营养品。母亲没多少东西可吃，自然给孩子吃的奶水就少得可怜。孩子一生下来，就先天营养不良，老是哭个不停。还没等李贞他们走出草地，这可怜的小生命在来到这个世界仅仅十几天就夭折了。这已是李贞第二次痛失爱子了，而且这一次李贞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也算得上甘泗淇、李贞夫妇为革命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孩子夭折后，病魔又紧紧地缠着李贞。她高烧不止，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甘泗淇一忙完工作，就会跑过来照顾李贞。李贞骑不得马，甘泗淇就背着她向前。战友们都希望能帮上他俩一把，于是大伙一起做了副担架，硬是要抬着李贞走。这使甘泗淇分外感激，但他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尽量减少战友们的负担。

走出草地后，甘泗淇也患病了，连饭都吃不下，炊事员见后，就炒了一个菜给他送去。可他说什么也不吃，马上把总务处长找来，告诉他这属于特殊照顾，今后一定不要对他特殊照顾。

就这样，李贞夫妇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终于到达了陕北。贺龙非常感慨地评论他俩：“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解放后，一些老同志见到甘泗淇都非常遗憾地说：“老甘啊，太遗憾了，你革命几十年，连个孩子也没有啊！”李贞对此也很内疚，她劝甘泗淇：“老甘，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再娶个妻子吧，好给你生个孩子呀！”甘泗淇回答得非常干脆：“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甘泗淇的这份爱心深深地震撼了李贞的心灵。

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妻子李贞继续抚养着20多个革命烈士的孤儿。26年后，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她在遗嘱中嘱托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将她的骨灰和甘泗淇的骨灰合葬在一起，她要和甘泗淇生死相随；第二件大事，把她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分成部分，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办学补助。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52、参加长征的三个外国人

究竟有多少外国人参加了红军长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有人说，有四个外国人，也有人说有六个，甚至把外国传教士薄复礼、海曼等人也算在内。这两种说法都有误。有资料表明，仅仅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朝鲜籍战士就有30多个。据此可以肯定，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至少应在30多人以上。

传教士薄复礼、海曼、凯尔纳根本算不上参加了长征，因为他们并不是红军队伍的成员，而是因“间谍”嫌疑被红军抓获并扣留的。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薄复礼称为“长征队伍里的局外人”，这一称呼是比较恰当的。

参加长征的外国人，现在史实较详，可查证的有四个人：德国人李德，越南人洪水，朝鲜人毕士悌、武亭。李德在前面已有介绍，这里着重介绍另外三个人。

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授勋的唯一外籍将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原名武元伯，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嘉林县一户富人家庭。1924年因为参加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学生运动而被法国警察通缉。这年年底，他同越南一些爱国青年来到了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胡志明恰恰这时也到了广州，为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洪水等人参加了胡志明在广州创办的政治训练班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当时反动派都把革命看作是“洪水猛兽”，而他所向往的就是用革命的手段、用洪水般的气势来摧毁旧势力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洪水”。1926年3月，洪水由李富春、蔡畅等人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他与林彪、刘志丹等人是同学。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屠杀。此时，洪水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他与其他30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越南青年一道参加了广州起义。1930年初，洪水担任了红军第十二军团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员。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洪水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然而没有多久，“左”倾错误领导人就把洪水打成了“高级特务”，粗暴地开除了他的党籍。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洪水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军委干部团。朱德、刘伯承特别关照洪水，把他编入直属队，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内“左”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和清理，中央纵队党委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洪水非常感慨地说：“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也挽救了我的命运。”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兵分两路过草地，洪水被分配到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所在的左路军。左路军到达噶曲河边时，本来就不想北上的张国焘故意找借口，强令左、右两路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洪水坚定地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反对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一次，他毫不畏惧地与张国焘当面争辩起来，这让张国焘非常恼火，一怒之下，莫须有地把洪水打成“国际间谍”，再次开除了洪水的党籍。如果当时不是朱德、刘伯承等人极力保护，洪水恐怕早就被张国焘杀害了。

不久，洪水在部队南下途中的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开始了一个人的北上长征。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往北走，就一定会找到党中央和红军。一路上，他忍饥挨饿，露宿荒野，吃尽了苦头。为了谋生，他给别人牧羊、喂骆驼。但大多数时候他是靠沿途讨饭度日。1936年初，在延安，一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手里拿着讨饭用的碗、身上穿着破藏袍的人，突然出现在红军指战员们面前，人们几乎都认不出他就是洪水了。战友们确信是他后，无不钦佩他的这种顽强精神。中央领导听说他的故事也很感动，组织上再一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再一次恢复了他的党籍。洪水非常感慨地对战友们说：“这就是革命。如果一个人决心参加革命，就必须经受得住各种磨难和打击，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误解，否则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

1936年6月，洪水成了红军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1月底，朱德、刘伯承、贺龙、张国焘等人到了延安。张国焘看到洪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朱德高兴地对洪水说：小洪，听说你们的队伍被打散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想不到你比我早到延安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洪水笑着回答道：我现在能在红军大学学习就是后福。

毛泽东曾深情地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长征路上牺牲的毕士悌，就是这些朝鲜革命烈士的杰出代表。

毕士悌，又名杨林，朝鲜名为金勋。1901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朝鲜爆发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起义，毕士悌和他的父亲都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由于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包括毕士悌的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朝鲜人遭到了屠杀。毕士悌遭到了通缉，被迫流亡到了中国。1921年6月，他到达昆明，考入由蔡锷创办的云南讲武学校。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此时正好与他同校，据周保中回忆，毕士悌每天早上都要背着砖头跑10里路进行锻炼，生活很俭朴，说话不多却待人热情，在全校无论学科和术科都是第一名。学校教育长号召学员们要向这位“有志的高丽学生”学习。

1924年11月，毕士悌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在那里，他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影响，转而信仰共产主义。他先后率黄埔军校学员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讨伐陈炯明和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924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毕士悌被党组织调去，担任第三营营长。1925年夏，毕士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党组织又将毕士悌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他回到中国，在东北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7月，他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华苏维埃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成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得力助手。一次，毛泽东遇到毕士悌，得知毕士悌的妻子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时，毛泽东马上嘱咐中央交通机关要想办法把他的妻子调到中央苏区来。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毕士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他调入红军大学主管教务。

1934年10月，红军大学编入军委干部团，陈赓任团长，毕士悌任团参谋长。干部团全由干部组成，党中央把它看得很重，尽可能地保护这支特殊队伍，万不得已不会动用干部团。但到四渡赤水时，由于红军减员较大，毛泽东不得不动用这支队伍。毕士悌等人率领领导干部团先后参加了土城战斗和遵义战斗，立下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功。每次战斗，毕士悌都要冲锋在前。在巧渡绞平渡口和强占通安镇这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毕士悌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1935年4月末，抢渡金沙江时，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达任务，务必在5月1日前占领绞平渡。毕士悌亲自带队，一昼夜强行军180里到达绞平渡，不开一枪、不伤一人就占领了渡口，守渡口的敌人还在睡梦中就成了毕士悌等人枪下的俘虏。第二天早晨，毕士梯带领一个排，飞奔通安镇，出其不意地以一个排的兵力击败了国民党的一个团，俘虏了几百个敌兵。为此，他得到了军委的嘉奖。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毕士悌被中央派到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担任参谋长。11月，毕士悌奉命率七十五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跟随红十五军团行动，毕士悌率领的第七十五师被确定为先头部队。20日晚上，一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毕士悌亲自挑选了4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渡河先遣支队（实际上就是敢死队），由他带队，登上了5只小木船，后随装载一连士兵的2只大船，由此拉开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序幕。船刚划到河中央，就被狡猾的敌人发现了，敌人的子弹马上射了过来。毕士悌果断决定，改偷渡为强渡。船一抵岸，毕士悌就带着战士们冲入敌阵，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他们摧毁了河对岸敌人所有的堡垒，迫使一个连的守敌缴械投降。为了扩大战果，保障十五军团顺利渡河，毕士悌一鼓作气地带着部队继续追歼逃敌。没想到，突然之间，一颗子弹射入了毕士悌的腹部。

身负重伤、不能动弹的毕士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询问战友：“前方情况如何？毛泽东过河没有？”他对周围的战友讲：“你们不要管我，赶快继续前进！”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毕士悌牺牲后，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的30多个朝鲜战士，到这时只剩下武亭一人了，这让彭德怀非常痛心。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时很激动，他说：“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这之后，军委对武亭下了休息命令，让他进红军学校学习。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1919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了“三一”反日爱国运动。

1923年，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武亭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他进入北方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军校期间，他参加了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在攻占天津时立下了战功。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2岁的他由于军事才能过人，被晋升为炮兵中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在武汉搞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被判处死刑。恰好这个时候，武汉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要求释放包括武亭在内的政治犯，当地共产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武亭这才得以获救。1929年，他被推举为上海工人暴动的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被英国军警抓住，判刑2个月。

1930年，他加入红三军团。不久，红三军团攻克湖南岳阳，缴获了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的专长得以发挥出来。《彭德怀自传》这样记载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之后，红军中革军委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武亭被任命为该营营长。红军长征之前，武亭还被选进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

1934年11月下旬，在湘江之战中，武亭率领他的军委炮兵营对敌人的阵地发起了猛攻，为红军抢占湘江渡口、冲开血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之后，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黎平会议后，部队整编，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彭德怀非常器重武亭。张国焘即将分裂红军前夕，彭德怀已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已将红一方面军的密码本全都收上去了，致使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之间无法互相联系。毛泽东等人所在的右路军过完草地到达巴西时，彭德怀一方面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等人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另一方面派武亭拿着指南针，带着新编的电报密码本去找红一军团，以恢复红一、三军团之间的电讯联络，防止突发事变。武亭在俄界找到了红一军团，红一、三军团之间的联系得以恢复。恰在这时，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逼迫党中央和红军南下。武亭在关键时刻的这一举动，无疑有助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摆脱张国焘的控制。

1945年，日本战败后，武亭回到了朝鲜。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出任炮兵总司令，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四篇 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一53、一波三折的三军大会师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相继走出了茫茫草地，到达包座地区集结。

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特意赶到王友钧烈士墓前献了鲜花。王友钧烈士生前是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师长，是全军闻名的“夜摸将军”。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过草地，为了打开北上通道，他身先士卒，把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上猛烈扫射敌人，没想到年仅24岁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烈士墓前，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心情都很沉重：要不是张国焘阴谋作祟，红四方面军当时就跟着中央去了陕北，王友钧等烈士们的鲜血也不会白流，大家也用不着吃尽苦头三过草地了。

为了尽早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岷洮西固战役。8月9日，红四方面军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0日，陈昌浩亲率红五、九军兵临岷州城下，与国民党鲁大昌部展开了激烈的搏杀，双方伤亡都很惨重。鲁大昌部凭借着坚固的城墙负隅顽抗，红军虽然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不能攻入城内。这期间，红四方面军其他部队绕过岷州城继续北进，19日攻下漳县，20日夺下洮州旧城，26日占领渭源，9月7日又攻克了通渭县城，形成了威胁兰州的态势。

红二方面军相机策应，发动了陇南战役。从9月7日到19日，短短12天中，红二方面军夺取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即将大会师的形势十分震惊，手忙脚乱的他匆忙平息了两广军阀造反的事件后，就将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一军调遣北上，开回兰州对付红军，同时他还酝酿着撤换张学良、分化东北军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不得不调整原有的战略部署。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一、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南北夹击胡宗南的计划。这和中央的意图不谋而合，中央回电明确指出，占领静宁、会宁等地区是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央决定派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南下静宁接应。

9月16日至18日，张国焘、朱德召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在岷州三十里铺开了3天的会，研究红四方面军的下一步进军方案。张国焘担心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自己会垮台，所以在这次会上他大谈特谈陕北地瘠民贫，透露出不愿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同时提出了红四方面军西进青海西宁的方案。会议围绕着是北上还是西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陈昌浩极力陈述北进的重大意义，赢得了与会的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最后，岷州会议通过了北上发动静会战役的决定。

19日，朱德和陈昌浩制定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张国焘在上面签了字，他们三人还联名致电中央，报告岷州会议的结论。中央当天就回电，赞成立即发动静、会战役，并告知会合后红一、四方面军将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联结苏联的通道，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这个计划，届时苏联将给予武器上的援助。

然而，仅仅只隔了一天，20日，就在朱德带领参谋们制定和落实静、会战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突然变了卦，他冲进红军总司令部强词夺理地提出，从静宁、会宁北上会断送红四方面军，静、会战役必须取消。朱德耐心劝说张国焘，要他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张国焘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是红军总政委，掌握着最后决定权，部队必须在他的命令下调头西进。张国焘这种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做法，激起了在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的强烈不满。张国焘离开后，陈昌浩来了，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勃然大怒。陈昌浩觉得自己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和岷州会议的参与者，有责任维护甘孜会议和岷州会议的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于是他又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要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原地待命，不得西进。

到了晚上，张国焘获悉陈昌浩推翻了自己的决定，心急如焚，深夜3点就从河对岸跑过来找陈昌浩，于是他俩发生了共事以来第一次尖锐冲突。张国焘怒气冲冲地指责陈昌浩：第一，你没有权力改变我红军总政委下达的命令；第二，今天的革命形势是应该保存红四方面军，会合是错误的；第三，会合之后我们一切就完了，中央肯定会让我们交出军权，然后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张国焘格外伤心，竟嚎啕大哭起来。陈昌浩不吃张国焘这一套，有理有节地驳斥张国焘的无理指责：第一，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可是你的决定是错误的。第二，革命形势要求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而分裂对革命是不利的，甘孜会议早就决定要北上与中央会合的，为什么偏偏你要改变它呢？第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就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国焘从来没有看到过陈昌浩在他面前像今天这样义正辞严，毫不退让，对他这个上级一点也不客气。张国焘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了，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陈昌浩以为张国焘会就此罢手，他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出了门就摸着黑、骑着马到了漳县徐向前的指挥部。一进指挥部，张国焘就要徐向前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找来。然后他故伎重施，无限伤感地对徐向前等人讲：“我这个主席不干了啦！我这个总政委也不干了啦！让昌浩干吧！”这让徐向前等人十分惊讶和莫名奇妙。接着，张国焘把他与陈昌浩的冲突讲给大家听，越讲越激动，越讲越伤心，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在场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很少看到张国焘哭过，看到他这么伤心欲绝，大家反倒同情他了，一些人不免产生了错觉，认为陈昌浩与“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大家纷纷来劝张国焘，对他说：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可以继续商量。听到这句话，张国焘一下子止住了泪水，劲头十足地开始在地图前边讲边比画。大家觉得，从军事观点来看，张国焘的意见也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张国焘当场亲自制定了西进的具体行动部署。

21日，朱德和陈昌浩率红军总司令部北进，途中突然收到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要他们来漳县商量，并命令部队调头西进，准备从循化地区渡过黄河。朱德、陈昌浩看后大吃一惊。陈昌浩立刻骑马飞奔漳县，希望能够扭转局面。一向从容不迫的朱总司令，这时眉头紧蹙，想了好一会儿，他决定发电报给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告知有少数同志打算推翻静、会战役计划，并说：“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朱德表明了自己坚持北上的立场，同时也积极寻求中央和红二方面军的援助。22日一大早，陈昌浩一进漳县红军指挥部，就遭到了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将领的指责，不管陈昌浩怎么解释，还是洗刷不掉“篡权夺位”的嫌疑，陈昌浩陷入了被动、孤立的境地。朱德等人随后赶到了漳县开会。会前，张国焘已经取得了参与会议的多数成员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开会时，他的情绪很好，气也消了，牢骚也没了，不再提辞职的事，只是指着地图绘声绘色地讲他这个西进方案的“优越性”。与他相反，陈昌浩在会上情绪很不好，他表示不想当红四方面军政委。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比较了北上和西进两个方案，指出北上方案好处更多一些。一些与会者站出来支持张国焘的方案。大家都知道，红四方面军有一部分部队已经向西进发，要让张国焘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暂时照第二方案执行。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建议，向中央报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北上方案。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直到整个红四方面军已经向西移动了4天之后，26日，张国焘才给中央发电报，报告他的西进计划，表面上还说：如果你们仍然认为北上万分重要，而西进计划万分不妥当，那么就请明令停止西进。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明确表示反对西进，马上回电告诉张国焘等人：红四方面军完全有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主力可以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也可以向北移动钳制敌人。张国焘看后很不满意，他打算再与中央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当天他给中央回电报，在继续大谈他的西进计划如何必要的同时，还特意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建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这是分裂后张国焘第一次公开承认接受中央的领导。他作出这样的让步，意图很明显，就是换取中央同意他的西进方案，以便红四方面军最早获得苏联的武器援助。一旦装备了苏联的飞机大炮，红四方面军的实力无疑会加倍增强，这样他在中央的地位，谁也无法动摇，谁也奈何不了他。

27日，当红四方面军总部向西推进到洮州时，张国焘又接到了中央的电报。这是一份措辞很强硬、态度很明确的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并告诉张国焘等人：会合会使实力增强，分开会使实力减弱。会合的话，就可以夺取宁夏和甘西，完成共产国际交付的任务；分开的话，这两处地方都难夺取，而且会有很大的危险。中央的这份电报是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的，没给张国焘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张国焘看后依然故我，命令部队继续西进。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27日当天，徐向前从前线跑来向张国焘报告：过了洮州，我们就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面对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西渡黄河的计划无法实现。张国焘没想到老天会和他作对，他还不死心，固执地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啊。朱德这时候劝他说：国焘同志，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只好召开洮州会议。张国焘首先问大家：“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陈昌浩回答道：“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大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徐向前由衷地感慨道：“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其他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都认为，中央已经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纷纷表示支持北上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张国焘在会上成了孤家寡人，在得不到其他任何人的支持下，只好放弃西进计划。29日，张国焘无奈地第二次下达了进军静宁的命令。第一次是19日，前后相差了10天。张国焘的出尔反尔，无疑贻误了战机，推迟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时间。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为5个纵队北上，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加快了接应步伐。10月2日，红一方面军攻占了会宁城。会宁是甘肃省的一座古老城镇，四周筑有高大的城墙，当时居民有2000多人。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进入会宁城，受到了红一方面军和会宁城百姓的热烈欢迎。10日，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城的孔庙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

红一、二方面军会师的时间要稍晚一些。红二方面军这段时间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红四方面军。在进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之后，红二方面军的任务是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只有在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才能北上。张国焘闹着西进，使得9月下旬红二方面军只能在原地等待，失去了北上的大好时机。而国民党胡宗南部却获得了西进的时间。9月中旬，胡宗南的4个师才从长沙、衡阳乘火车赶到咸阳，但到10月初，他的部队已经到了清水、秦安一带，与天水的毛炳文部差不多靠拢了，这就从北面构成了对红二方面军的威胁。南面，国民党王均部发起了对成县的进攻，川军孙震部发动了对康县的进攻，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有被隔断于西兰公路和渭河以南，陷入国民党军队包围圈的危险。张国焘西进不成，转而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这些行动都没有告诉红二方面军。直到10月3日，红二方面军得到中央急电，这时才向北进发。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围攻，贺龙、任弼时下令急行军摆脱敌人。但国民党军队咬着不放，穷追不舍，红二方面军损失很大，急行军就损失几千人。7日，红六军团十六师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遭遇战，激战几个小时后，十六师被打散，伤亡很大，后勤物资几乎丢尽。9日，红二方面军渡渭河，由于没有船只，全军只好徒步涉过200米宽的渭河。由于上游下暴雨，渡河过程中河水猛涨，一些战士被洪水冲走。过完渭河，敌人的飞机又飞过来对着红二方面军狂轰猛炸。贺龙回忆说：“张国焘违背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渭河南岸也很危险，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差点被炸弹炸死。”后来在陕北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贺龙非常气愤地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历尽艰难险阻，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到达了会宁以东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齐聚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实现了战略转移的全面胜利，长征宣告结束，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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