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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 正文 第一部 监狱工业 第一章 逮捕 第一部监狱工业 ---------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第一章逮捕 ---------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于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人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容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莫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乌鸦车""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万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色辫子的美人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色的连衣裙料子，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来请她坐上马车（而车夫却已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头：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道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卢宾卡，驶进黑洞洞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春天以后），穿着白制服、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蛋糕，那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蛋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进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做得干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到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么能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沃罗比尧夫，边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饱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巴巴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巴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像安德烈?巴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也许拔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n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了什么？"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样的人一个个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巴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什么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 虽然这个问题平常是得不到回答的，但奇怪的是，我却得到了回答。这值得一提，因为这太异乎寻常了。反间谍人员刚结束了对我的搜查，与图囊一起拿走了我记录我的政治思考的本子。德国炮弹炸得玻璃震颤，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于是连忙把我推向门口。这时一个果断的声音突然向我传来--是的！穿过那随着一声"你被捕了"而在我和留下的人们之间沉重地落下的闸门，穿过这个什么声音都不敢通过的瘟疫带--传来了旅长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话！ "索尔仁尼琴。回来。" 于是，我就一个急转身从反间谍人员的手里挣脱出来，回头向旅长走去。我对他了解很少，他从来没有降低身份同我作过普通的谈话。他的脸对我来说，一直是命令、号令、愤怒的表象。现在它却由于沉思而显得明朗起来--是对自己身不由土地参与肮脏勾当而感到羞愧？是突然产生的要打破终身的可怜的从属关系的冲动？十天以前我从他的拥有十二件重武器的一个炮兵营陷入的包围圈中，把自己的侦察炮连几乎完整无损地带了出来，而现在他却必须在一纸公文面前同我划清界线。 他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地问道："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反间谍机关的大尉和少校冲着上校叫喊起来。墙角里站着的随从参谋人员惊恐地缩成一团，好似害怕分担旅长那闻所未闻的轻率行为的责任（而政治工作人员已经准备提供旅长的材料了）。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立即懂得，我是因为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通信而被捕的，并且明白了，我应当从哪几条线上预料危险性。 虽然，扎哈尔?格奥尔盖维奇?特拉夫金本可就此而止！但是没有！他继续清洗自己的良心，舒展自己的灵魂，他从桌子后面矍然起立（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迎着我站起来过！），穿过瘟疫带向我伸出手来（当我自由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向我伸出过手！），在华若寒蝉的随从人员们的恐怖目光下，他握着我的手，一向严峻的脸上露出暖意，无畏地、字字分明地说： "祝您--幸福--大尉！" 我不仅已经不是大尉，而且已经是一个被揭穿了的人民敌人（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从逮捕之时起，就算已经完全被揭穿了）。这么说，他是在向敌人祝福？…… 玻璃在震颤。德国炮弹的爆炸在二百米远近的地方撕裂着大地。它引起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在较远的后方，在我们本国的土地上，在稳定的生活的保护罩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死亡迫在眉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生活的回忆录。因此，我不去叙述我那四不像的逮捕的极其有趣的细节。在那一夜，反间谍人员们对于按地图辨别方向（他们也从来没有查看过地图）已完全绝望，因而客气地把它交给了我，并请我向司机说明，怎样去集团军的反间谍机关。于是我把自己和他们带到了这个监狱。他们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立即就把我关进牢房，而是关进了禁闭室。关于这个！临时用作禁闭室的德国农家的小贮藏室，倒不能不说几句。 它有一个人身材的长度，而宽度--三个人躺着就觉得挤，四个人--则要紧挨着了。我正好是第四个人。把我推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以后了。三个躺着的人在煤油灯光下从睡梦中向我皱起了眉头，挪开了一点地方。这样，在地面铺着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子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找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子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身。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腿，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点不知道。难道那些坏蛋会告诉你吗？" 然而，我的同监难友--戴着黑色软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子之心--是我在战争年代里深深喜欢上了的一类人（我自己要复杂些和坏些）。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露着线痕。在弄脏了的军服上，色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深红色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驻扎的村子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身上弄得湿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进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骚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腿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点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进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强奸，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种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身露体地在菜园子奔跑，拍拍大腿--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一便出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部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按方面军的命令核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道敌军交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庭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子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吸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口，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像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马上给我们添进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戴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进来，当地转向旋转口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子、满颊红晕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边来，"他敏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出自己的身分--舍宁和图尔兄弟"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子懂事地叹了口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头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道。我气炸了，一个粗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融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弄得肮脏不堪，那么乱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色阴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紧点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身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色大伤疤却清晰可见。 "你们这里指的是什么地方？"他轻声地问道，没有显示出愿意赶紧回到那散发着煤油气息的禁闭室的意思。 "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准尉用骄傲的过分响亮的嗓门粗声粗气地回答（反间谍人员很喜欢这个用"死亡"和"间谍"两个字趣味低劣地揉成的"死灭尔施""，认为它是很吓人的）。 "在我们那里是慢的。"上尉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软盔挪到了脑后，头上露出还没有被剃掉的头发，他在火线上磨出腿子的屁股正迎着令人舒适的冷冷的微风。 "你们那里指的是什么地方？"准尉超过实际需要地大声吠叫。 "红军。"上尉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用眼光扫射了一下这个未成事实的火炮架尾拖拉手，非常心平气和地回答。 这就是我呼吸到的最初几口的监狱气息。 正文 第二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1 第二章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 现在一写个人迷信的胡作非为，老是再三地钉住那个如鲠在喉的三七三八年不放。给人的脑子里留下个印象，好像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关过人，一切全是在三七三八年。 我手头没有任何统计资料，但不怕错说一句：三七三八年的水流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可能只是曾经涨满过我们监狱下水系统阴暗恶臭的管道的三股最大水流中的一股。 在此以前有二九三O年的水流，浩如鄂毕河，把一千五百万上下（说不定还要多）的庄稼人塞入冻土带和泰加林。但庄稼人是沉默寡言、不识字的人，他们既没有写申诉书，也没有写回忆录。对于他们，侦查员无须成夜成夜地埋头苦干，也不必花费时间作笔录只要树苏维埃的一纸决议就够了。这股水流溢进、渗入了永久冻土带，今天连最热心肠的人士也差不多没有谁回忆这件事。好像它并没有使俄罗斯的良心受到损伤。然而斯大林（也是你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比这件事更重的了。 以后是四四四六年的水流，浩如叶尼塞河：顺着污水管道，把整个整个的民族和几百万几百万当了俘虏（那是为了我们！）。被赶到德国而后来返回祖国的人驱逐了（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烧灼伤口好使它赶快结痂的疗法，免得整个人民的身体都需要休息、喘气、休整）。但在这股水流中，多数也是普通人，也没有写回忆录。 而三七年的水流，把有地位的人、有党内资历的人、受过教 育的人，也卷进去了，也把他们带到群岛，他们周围有许多受到株连的人留在城市里，而且有多少笔杆子呀！他们现在一起写呀，说呀，回忆呀：三七年！人民苦难的伏尔加河！ 可是你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加尔梅克人、或者车臣人说："三七年"他们只会耸耸肩膀。对于列宁格勒说来，以前已经有过三五年，三七年又算得了什么？而对"二进宫"的人或波罗的海沿岸人，四八四九年不更艰难吗？如果热心于文体和地理学的人们责备我，说我还忽略了俄国的另外一些大河，那么请稍候一下，因为各股水流我还没有说完呢，容我在下面细说。有了水流就不愁不汇成其他的大河。 大家都知道，任何器官不进行练习是要衰亡的。 因此，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被歌颂的并高置于全体活人之上的机关（他们自己用这个难听的词来称呼自己）的一根触须也没有衰亡，相反长得愈来愈长，筋肉愈来愈壮一那就很容易猜到，他们是经常在进行练习的。 管道里的水流有脉动，压力有时高于设计标准，有时低于设计标准，但监狱下水道从来也没有空过。我们被压榨出的血、汗和尿，经常拍击着管壁。这个下水管道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吞进和流走的历史，只是汛期和平水期不时交替。水流一会儿较大，一会地较小，还有一些涓涓山溪、沟槽泄水以及被收拢的单独水滴，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 往下按时间顺序列举的事实，既包括千百万被捕者所构成的水流，也将涉及普通的不显眼的几十人构成的小溪。但这还很不完全，还很贫乏，还受我洞察历史的能力所限。这方面需要由活着的知情人来作许多补充。 在列数史实的时候，最难的是开端。因为追溯的年代越远，留下来的证人就越少，传闻湮灭了，模糊了，而编年史却没有，或者已经成为禁书。同时，把特别残酷无情的年代（国内战争）同本可发发善心的最初的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也是不怎么公平的。 但是，在爆发国内战争以前，早已看得出来，像现在这样的俄国，有着这样的居民成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自然都是行不通的。这个国家当时就已经被弄得一团糟了。专政的最初一个打击落在立宪民主党人头上（在沙皇制度下，它是极端的革命传染病，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极端的反动传染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底，在未开成的首届立宪会议预定会期内，立宪民主党就被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了对其党人的逮捕。大约同一时期，对"立宪会议同盟"、"士兵大学"系统实行了抓捕关押n 根据革命的意志和精神很容易猜想到，在这数月里，"克列斯特"、"布蒂尔卡"及许多同一类的外省监狱，塞满了大富豪、社会知名人士、将军和军官，以及各部和整个国家机关的那些不执行新政权命令的官员。契卡的最初一项行动，就是逮捕全俄职员协会罢工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最初一个通令指出："鉴于官吏们的怠工……各地应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不放弃没收、强制和逮捕等手段"。 虽然弗?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底为了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要求"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人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企图"就是说，他预料十月革命的主要危险将是来自醉鬼，而反革命分子仅仅聚集在第三排的某个地方。但是他对任务也有比较广泛的提法。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一九一八年一月七、十日），弗?伊?列宁宣布了一个普遍性的统一目标"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而且，他把害虫理解为不仅是阶级异己分子，并且还有"逃避工作的工人"，例如彼得堡党印刷所的排字工人（这是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我们现在甚至难于理解，工人们刚成了专政者，怎么会逃避为他们自己干活）。还有："……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咱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诚然，肃清害虫的形式，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预见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地方坐牢；有的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有的地方把寄生虫枪决，这里可供选择的是：监牢"或者受到最劳累的强迫劳动的处分"。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规定并提示了惩罚的基本方向，但还建议把找寻最好的肃清办法作为"公社和村社"竞赛的对象。 谁被包括在这个广泛的害虫定义中，我们现在已无法作详尽无遗的研究：俄国的居民成分太不划一了，其中可以遇到一些孤立的、完全不需要的、而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小集团。地方自治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都是害虫。在文科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教会的教区理事会满是害虫，教会合唱团里害虫在嗡嗡叫。所有的神甫都是害虫，所有男女僧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连那些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们去参加苏维埃工作，譬如说参加铁路工作时，没有书面起誓保证拿着武器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也暴露出自己是害虫（我们还将看到对他们进行审判的事例）。话既然说到铁路就说说铁路吧有很多害虫躲在铁路制服下，必须把他们揪出来，对某些还要拍打拍打。还有报务人员，这些不知为什么大量地是不同情苏维埃的不可救药的害虫。关于铁路员工全俄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工会，也说不出什么好话，那里往往充满了敌视工人阶级的害虫。 仅仅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集团．就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足够几年的清除工作了。 而各种各样的可恶的知识分子、不安生的学生、各种怪人、真理寻求者和苦行者又有多少呀？彼得一世就曾竭力从罗斯身上清除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总是妨碍严整的政制。 如果利用过时了的诉讼形式和法律规范，而且还是在战争的条件下，要进行这项卫生大扫除是不可能的。但是，采取了一种崭新的形式；非司法的制裁，全俄肃反委员会把跟踪、逮捕、侦查、检察、审判和决定的执行集中于一身的革命哨兵，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惩罚机关，就担负起了这项不高尚的工作。 在一九一八年，为了使革命在文化方面也得到更快的胜利，开始掏空和撒净圣徒的遗骸，拿走教堂用具。为了捍卫遭到破产的教会和寺院，爆发了人民骚动。到处敲起了警钟，东正教徒们跑来了，有的还拿着棍棒。当然，有的必须就地开销，有的要抓起来。 现在对一九一八一九二O年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那些还没有送进牢房就已经崩了的人算不算进监狱流量中去？所有被贫农委员会在村苏维埃办公室旁边或院子后面收拾掉的人，列入哪一栏？每省都揭开了成嘟噜的阴谋（梁赞两起、科斯特罗马一起、维西汉沃格茨克一起、魏里日一起、基辅几起、莫斯科几起、萨拉托夫一起、契尔尼科夫一起、阿斯特拉罕一起、雪里格尔斯克一起、斯摩棱斯克一起、波勃鲁依斯克一起、唐波夫一起、卡伐克利斯克一起、契姆巴尔斯克、魏里戈鲁克、姆斯季斯拉夫里一起，及其他）。它们的参加者哪怕是来得及一只脚踏上了群岛的土地？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就不必列入我们研究的对象了？除了一些著名的暴乱（雅罗斯拉夫尔、穆罗姆斯克、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被镇压外，我们对某些事件光是知道一个名称例如一九一八年六月科尔宾斯克枪杀事件这是怎么回事？枪杀了谁？……往哪里写呢？ 解决下列的问题也有不少困难：是否应把好几万的人质算在这里，或者应列入国内战争的资产负债表？这是一些本人并没有被控犯什么罪甚至没有用铅笔登录过姓名的和平居民，他们被抓来消灭掉是为了恐吓和报复军事上的敌人或暴动起来的群众。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地发出指示"立即逮捕一切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和军官阶层中则应取得大量人质"。（好吧，譬如说在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组人谋杀未遂后，不光是把这批人逮捕，而且把俄国所有的大学生及大量地方自治工作者都抓起来，那又如何呢？）国防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作出决议显然是在列宁的主持下建议契卡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清除铁路积雪工作"进行得不完全令人满意"的地区的农民取作人质，"如果以后不完成清除积雪工作，他们将被枪决"。人民委员会一九二0年底的决议允许把社会民主党人也取作人质。 然而，在仅限于考察普通逮捕的同时，我们就应当指出，多年间滔滔不绝的"背叛革命的"社会党人的水流早自一九一八年春天就开始流淌了。所有这些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几十年来只是假装成革命家，只是戴上了假面具他们为此也曾去服苦役，那全是装模作样。只是在革命的急速进程中，才立即暴露出这些社会叛徒们的资产阶级本质。那自然就应当把他们抓起来！在逮捕立宪民主党人、驱散立宪会议、解除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团和其他团的武装后，紧接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起初是悄悄地，逮捕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起，即把他们开除出一切苏维埃之日起，这种逮捕就进行得较多较齐整了。从七月六日起，把那些更狡猾、更长久地假装成唯一彻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同盟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赶到了那里。从那个时候起，只要在任何一个工厂或在任何一个城市发生工人骚动、不满、罢工（这些骚动、不满、罢工在一九一八年就已发生过多起，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震动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后来是喀琅施塔得，并逼出来一个新经济政策），契卡就在安抚、让步、满足工人正当要求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为这些骚动的真正罪魁祸首抓起来。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和十月，大抓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把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中能抓到的那部分人投入牢狱他们在布蒂尔卡监狱一直坐到一九二二年对他们的审判。就在一九一九年，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彻底消灭宗教，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把东正教信徒本身大批地关押起来的办法。对男女僧众的取缔、关押和放逐进行得十分紧张，先前的俄国生活就是被这些人搞成一团漆黑的。教会的活动分子们也被抓起来判刑。范围越来越大到后来连普通信教的俗人、老年人、特别是妇人也被包括进去。妇女们的信仰尤其顽固，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里人们许多年内还把这类妇女称做尼姑。 诚然，当时认为，抓他们和审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本身，而是因为他们公然说出自己的信仰以及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子女。正如丹尼哑?霍德凯维奇所写的： "你可以自由地祈祷， 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一个相信自己握有精神真理的人，必须把它隐瞒起来，不使……自己的子女知道！！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在二十年代开始按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项，即反革命宣传论罪！诚然，在法庭上还会给你一个宣布脱离宗教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常见，但是有过：一个家庭，父亲脱离了宗教，留下来抚养子女，而母亲却上了索洛维茨（在这几十年中间，妇女在信仰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忍性）。所有宗教犯的刑期一概是十年当时的最高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的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尼姑们"混在一起被送到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断绝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前途。） 在二十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纯民族的水流对各自的边疆区说来，尤其是用俄国的尺度来衡量，暂时还不算大：阿塞拜疆的平等党党员、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反抗在中亚细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土库曼巴斯马赤（中亚境内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面俄国人占的比重极大，被人说成是俄国人的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的"盖哈鲁茨协会"，因为赶不上风靡一时的国际主义的浪头，全体成员都在一九二六年被关进了牢狱。 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高校自治"、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说"耗磨"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这样，"因隐瞒社会出身"、因"原社会地位"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不甚了然地抓过所谓个人贵族，其实就是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抓了，便是有来无回，泼水难收。革命的哨兵是不会有错的。 （不然，回来的路毕竟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些细弱的回流但它们有时能够穿透石壁。这里我们略谈一下其中第一股。贵族和军官的妻女中不乏人品出众、姿色动人的女子。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得以作为一股小小的对流返回地面。这些人记得，生命只有一次，最可贵的莫过于我们的生命。他们自荐于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愿意充当情报员、工作人员或随便什么人，被看中者便被接纳。这些人是情报员当中最有成效的分子！她们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帮了大忙，因为"过去的人们"很相信她们。这类人中有最后一位公爵夫人维亚塞姆斯卡哑，她是革命后最著名的"眼线"［她的公子在索洛维茨也是一名"眼线"〕；有康考尔吉娅?尼古拉耶夫娜?约塞一看来是一位具有非凡素质的女人：她的丈夫，一个军官，当着她的面被枪杀，她自己也被遣送到索洛维茨，但是她竟能获准返回原籍，并在卢宾卡附近开设了一间理发厅，这座大楼里的大头儿们都成了她的常客。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她才跟她的雅果达顾客们一起再度被关进监狱。） 说来可笑，但由于荒唐的传统，从旧俄保存下来了一个政治红十字会。它有三个分会：莫斯科分会（E?彼什科娃一维纳魏尔），哈尔科夫分会（桑多米尔斯卡娅）和彼得格勒分会。莫斯科分会很守规矩一因而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被取缔。彼得格勒分会（老民粹派舍夫佐夫、瘸子加特曼、科切罗夫斯基）则表现得颇为讨厌和狂妄，立卷进政治事件，寻求施吕瑟尔堡要塞老囚犯们（诺沃鲁斯基，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同案人）的支持，不仅帮助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接济反革命分子。它于一九二六年被查封，它的活动家们被流放。 岁月在流逝，过去的事情不再重温便会在记忆中销蚀。我们今天看那蒙胧远方的一九二七年，觉得它是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砍掉手足以前的一个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年头。而实际上它是很紧张的一年，时常被报纸上的爆炸性新闻引起震荡的一年。当时在我国产生的感觉和制造的印象是我们正处在世界革命战争的前夜。苏联驻华沙政治代表的遇害占据了六月份报纸的大量版面，马雅可夫斯基为此写了四首惊雷般的诗作。 但事不凑巧：波兰道了歉，暗杀沃伊柯夫的唯一的凶手在当地被捕获诗人号召如何执行和对谁执行呢： "用团结， 用建设， 用自制 和惩治， 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 拧下脖子！" 惩治难呢？拧下谁的脖子呢？于是就开始了"沃伊柯夫招生"。向来如此，在发生任何骚动和紧张情况时，就把"过去的人们关起来，把无政府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关起来，而且不需什么特别理由还把知识分子关起来。实际也是这样在城市里该把谁关起来呢？总不能是工人阶级吧！"近立宪民主党"知识界从一九一九年起就已经给折腾够了。那么是否到了动动那些貌似进步的知识界的时候了呢？对大学生必须进行清理。这时马雅可夫斯基又得心应手了： "日日月月 要想着 共青团！ 自己的 队伍 瞧得锐利些。 是否全部 共青团员 真正是团员 或者 只是 假装成共青团员？" 方便的世界观也就产生方便的法律术语：社会预防。它施行了，它被接受了，它立即为大家所理解（不久以后，白波运河建设工程的一个长官拉扎尔?柯甘就会说："我相信，你本人是完全无辜的。但你是有教养的人，应当理解，这是在实行广泛的社会预防！"）真的，这些不可靠的同路人，整个这堆知识分子破烂货，如果不是在世界革命战争前夕把他们关起来，那什么时候关起来呢？大战一开始就晚了。 于是，在莫斯科就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进行有计划的掏挖。到处都有什么人应当抓起来。口号是："我们要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叫全世界都吓得发抖！""乌鸦车"、小汽车、有篷卡车、敞篷马车甚至在大白天都纷纷向卢宾卡、向布蒂尔卡奔驶。大门口发生堵塞，院子里发生堵塞。对于抓来的人连卸车和登记都忙不过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城市里。在顿河罗斯托夫，三十三号大楼的地下室里，这些日子连地上都已经挤满了人，新抓去的包依科好不容易才找到坐下来的地方）。 这条水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几十个年轻人时常聚在一起举行事先没有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许可的音乐晚会。他们听音乐，然后喝茶。茶钱是他们随意出点零钱凑的份子。完全清楚，音乐是为掩护他们的反革命情绪，凑钱也根本不是为了喝茶，而是用以帮助正濒于灭亡的世界资产阶级。于是把他们全体逮捕，分别判了三年到十年（安娜?斯科里普尼科娃五年），而不认罪的首恶分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瓦伦佐夫以及其他一些人）枪毙！ 再一个例子。在同一年，流亡国外的高等法政学校学生在巴黎某地集会庆祝传统的"普希金"高等法政学校纪念日。此事登在报上。显然，这是受了致命伤的帝国主义耍的花招。于是，所有留在苏联的前高等法政学校学生都被逮捕，与此一起，还把"前法学院毕业生"（另一所这样的特权阶层子弟学校）也抓了起来。 "沃伊柯夫招生"的规模暂时还受着北方特种营的容量的限制。但是古拉格群岛已经开始了它的恶性的生存，而且很快就会把它的癌细胞扩散到国家的全身。 尝到了新的味道，新的食欲也就产生。摧毁技术知识界的时刻早就到来了，这些人过分地以为自己不可替代，并且不惯于迅速领会上级的意志。 这就是说，对于工程师们对于资本主义！日主子的这些仆从们，我们历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从革命初年起，就把他们置于工人的正当的不信任和监督之下。然而，在恢复时期，我们还是容许他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工作，而把阶级打击的全部力量指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经济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越成熟，计划的数量越增多而这些计划是经常互相冲突和打架的旧工程界的暗害本质、它的假心假意、狡猾和叛卖行径，就显得越清楚。革命的哨兵更加锐利地眯缝起眼睛只要他把眯缝着的眼光射向哪里，哪里就立即发现暗害行为的巢穴。 从一九二七年起，这项保健工作就开足马力进行，并且立即有真凭实据地向无产阶级揭示了我们经济上失利和短缺的全部原因。交通人民委员部（铁路）有暗害行为（怪不得难以坐上火车，怪不得运输经常中断）。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有暗害行为（断电）。石油工业有暗害行为（买不到煤油）。纺织工业有暗害行为（工人穿不上衣服）。煤炭工业有大规模暗害行为（所以我们挨冻！）。金属工业、军事工业、机械制造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矿山开采工业、黄金白金冶炼工业、水利事业到处都是暗害行为的脓疮烂疱！四面八方都是带着计算尺的敌人！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了揪出和抓捕暗害分子忙得喘不过气来。在各首府和各省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委员会和无产阶级法院在进行工作，翻腾这堆粘糊糊的股东西，劳动者每天从报纸上惊异不止地获知（有的并没有获知）他们的新的卑鄙勾当。他们知道了帕尔钦斯基、冯-梅克、维里奇科，还有多少无名之辈呀。每个部门、每个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都应当在本单位找寻暗害行为，而刚一开始马上就找到了（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某个革命前毕业的工程师如果还没有成为被揭穿的暗害分子，那一定可以怀疑他是这种暗害分子。 这些老工程师是怎样一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啊，他们多么善于用各种方法穷凶极恶地进行暗害啊！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冯一梅克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假装成很忠于新经济的建设，能够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并且喜欢提出建议。他的一项最有害的建议就是：增加货运列车长度，不要害怕重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下，冯-梅克被揭穿了（并被枪决）：他想使线路、车轮和机车损耗，让共和国遇外国武装干涉时没有铁路使用！过了短短的时间，新的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使用重载列车，甚至两倍、三倍超载的列车（因为这项发明，他和其他领导人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时，坏心肠的工程师们就以极限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大叫大嚷，说这太过分了，说这将毁灭性地损耗机车车辆，于是他们就因不信任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优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枪决。 这些极限论者挨了好几年打，他们在各部门摇晃着自己的计算公式，并且不想理解人的干劲能帮助桥梁和机床提高强度（这是整个人民心理大翻个的年代；那种"要快就不会好"的瞻前顾后的民间智慧受到嘲笑，那则"欲速则不达"的古老谚语被颠倒过来）。对老工程师们的逮捕有时延缓，只是因为接班人还没有准备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的总工程师，起初因"极限论"、因"对备用强度的迷信"，由于这种迷信，他认为奥尔忠尼启则签署的扩建工厂的投资金额不够用（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同旧工程师们是这样谈话的：他在写字桌的右边放上一支手枪，左边还有一支。）而遭到逮捕。但后来改为对他实行监外管制，并命令他在原单位工作（业务没有他就要垮台）。他渐渐把工作搞上轨道。但资金原来不够，现在依然不够于是这时又以"资金使用不当"为名重新把他投入监狱：资金之所以不够，是因为总工程师对资金处理不当！拉德仁斯基在戊木场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这样，在几年内，加林一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亚金惯于描写的主角曾为我国增光的老一辈俄罗斯工程界的脊梁就被砸断了。 不言而喻，在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样，也会捎进其他一些人，与受害者亲近和有牵连的一些人，例如还有……我根本不想珐污哨兵的晶莹光泽的古铜色面孔，但不得不如此……还有未收买成的情报员。我请读者永远记住这股完全秘密的、一点也不公开显露出来的水流特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当时人们往往很高傲，许多人还不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只具有狭隘的阶级含意的东西，还敢于拒绝请他们效劳的建议，因之他们全都遭到了无情的惩罚。有一次，要求一个年轻女人马格达林娜?艾朱波娃监视工程界人士。她不仅拒绝了，并且还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他正是应当监视的对象）；然而这个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并在侦查中招认了一切。怀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业务上的机密"被捕，并被判处枪决（然而，她只服了数种刑期加起来共为二十五年的徒刑）。这些年内（一九二七），在另一类人哈尔科夫的显要共产党人中间，也有一件这样的事，纳杰日达?维塔里耶芙娜?苏罗维茨拒绝对乌克兰政府成员进行监视和告密为此，她被抓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且只是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马河上挣扎钻了出来。关于没有浮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密工，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密工"：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O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里亚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连在一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陷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一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如果不算列宁、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审判社会革命党的那次实验，那么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斯大林搞"饥荒制造者"审判时开的头。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然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然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哈诺夫-雅库博维奇的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又踩了几蹄子。（格罗曼更像是立宪民主党，雅库博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而吉梅尔-苏哈诺夫则是二月革命的理论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卡河滨路他的住宅里开会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忽然间他又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共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一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N?风?康德拉季耶夫、刀?;农业部长"）。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亚连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花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像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分配也好，而且一切都做得那么诚实，国家一百年也达不到那个水平，但是，可惜，他们太有文化了，宗教文献读得太多了，并且他们的哲学不是无神论，而是洗礼教派、托尔斯泰主义和瑜伽论的混合物。因此，这样的公社是犯罪的，它不可能造福人民）。在二十年代，相当大的一群托尔斯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的山前地带，在那里，他们与洗礼派教徒一起创建了公社村。当开始建设库兹涅茨联合企业的时候，他们向它供给了农产品。后来开始抓人起初是教师（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孩子们叫嚷着跟在汽车后面跑，然后是村社的领导人。 社会主义者的大牌阵不断地、自然而然地摆来摆去； 在一九二九年，把未被及时逐出国境的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塔尔列、柳巴夫斯基、戈季耶、利哈乔夫、伊兹梅洛夫）、杰出的文学理论家M?M?巴赫金投入监狱； 会儿从这个边区，一会儿从那个边区，冒出一股股民族的水流。 亚库梯人在一九二八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一九二九年暴动后被关进监狱（据说枪杀了将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未能核实）。哈萨克人在布琼尼的骑兵于一九三三一年进行英勇镇压后被关进监狱。在一九三O年初审判了乌克兰解放同盟（叶弗列莫夫教授、切霍夫斯基、尼科夫斯基等），如果你知道我们公开宣布的东西和秘密的东西之间的比例那么还有多少人在他们的背后呢？暗中逮捕的有多少呢？…… 轮到执政党党员蹲监狱的时刻正在临近，缓慢地，但是正在临近。暂时（一九二七二九年）这是"工人反对派"或者是那些选择了不成功的首领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暂时是几百人，很快将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要开了头就好办！正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无动于衷地看着异党成员进监狱一样，现在其他党员也赞同地瞧着把托洛茨基分子关进去。接着就出现了一股莫须有的"右倾"反对派水流。一张大口从尾巴开始一节一节地咬嚼，最后就要嚼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从一九二八年起，同资产阶级余孽耐普曼算帐的时间来到了。往往是要他们交付越来越大的力不胜任的税款，一旦他们拒绝交付，马上就把他们以破产为理由关起来，并没收财产（对于小手工业者理发师、裁缝，还有那些修理煤油炉子的，只是取消营业执照）。 耐普曼水流的开导有其经济利益。国家需要财产，需要黄金，可是连一个科雷马都还没有呢。从一九二九年起开始发作著名的黄金热，只是发热的不是那些找寻黄金的人，而是那些被搜刮黄金的人。新的"黄金"水流的特点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于这些家兔们，说实话，并不指控犯有什么罪行，并且不一定把他们送到古拉格之邦去，而只要按强者的权力取走他们的黄金。因此，监狱挤得满满的，侦查员们疲惫不堪，而递解站、宿泊站、劳改营得到的补充却少得不成比例。 在"黄金"水流中关起来的是些什么人呢？所有在十五年前经营过"实业"、做过买卖、靠手艺挣过钱因而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想法可能会保存下黄金的人。但恰好他们往往是没有黄金的：他们有过动产、不动产，所有这些，在革命中都失掉了，被没收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当然也抱着极大希望把技师、首饰匠、钟表匠关起来。根据告密可以获知在最意料不到的手中拥有黄金的消息：一个百分之百的"机床工人"不知从哪里得到并保存着六十个尼古拉皇帝五卢布金币；著名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来到了敖德萨，随身带来了一口袋金子；彼得堡的鞑靼马车夫人人都藏有金子。黄金告密的暗影落在谁的身上，他就不能用任何理由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本质也好，革命的功劳也好，来进行辩护。他们全都被抓起来，塞进国家保卫局的牢房，每间屋子里关的人数之多以前简直难以想象那更好，他们会更快地交出来！甚至搞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彼此当着面上马桶谁管这些小事，交出金子来，坏蛋！侦查员们不作笔录，因为谁也木需要这种文书。以后是否能判得上刑，这也很少有人关心，重要的只是：交出金子来，坏蛋！国家需要黄金，你要它干吗？侦查员嗓子已经喊哑了，进行威胁和拷打的力气也不够了，但是有一个通用的手法：光给囚犯吃咸东西，不给水喝。谁交出金子就给谁水喝！一块金币换一杯净水！ 人为金属而死亡…… 这股水流有别于以前各股和以后各股水流之点是，即使不是这股水流的一半，至少一部分，自己的命运就跳动在自己的手中。如果你真的没有金子，你就毫无出路，你将挨打、挨烧、受刑讯， 用鞭子活活抽死。也许到了真的相信你没有金子的时候终于住手。但如果你有金子，那就由你自己来确定用刑的程度、能忍受的程度和自己未来的命运。然而，这在心理上并不轻松些，而是要更沉重些，因为一经失着，你将永远对不起自己。当然，已经熟知这个机关习性的人，会让步交出来，这样会轻松些。但也不能过分轻易就交出去：他们不会相信你已完全交出，还会把你扣留下来。但交得太迟也不行，那会把小命丢掉的，或者他们会恼羞成怒给你判卜几年、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拷打：没有金子！那时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又把女儿关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三十年代伊始，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也给劳改营提供了相当大的补充。当初彼得一世为了简化国民结构铲平了夹在各等级之间的沟沟坎坎，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身份证制度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它扫清了夹缝中的虫豸，它打中了那一部分狡猾的、没有住所的、没有所属单位的居民。而且人们起初使用身份证时也常有违犯规定的情形于是没有报户口的和没有注销户口的都被耙进了群岛，哪怕只呆一年。 各股水流就这样泛着泡沫，哗哗地流淌着但是在一九二九三0年，一条冲决一切的巨流滚滚而来，这就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扫地出门的富农。它的流量过于巨大，尽管我们的侦查监狱十分发达，恐怕也是容纳不下的（况且已被"黄金"水流填满了）。但是它绕过了侦查监狱，直接奔向递解站，进入押解路途，进入古拉格的国土。这条水流（这个大洋！）一度的膨胀，突破了甚至大国的监狱司法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它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这是国民大迁徙，这是民族的浩劫。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古拉格的渠道研制得这样巧妙，如果不是震撼各个城镇的三年奇怪的饥荒无旱灾和无战争的饥荒，城市居民对此可能还一无所知呢！ 这条水流和以前各股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次不必讲客套，用不着先抓一家之主，然后再瞧瞧怎样处置他的家属。相反，这次一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袭用来对付犹太人，而斯大林又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这条水流所包括的那些用来转移视线的真正的富农是少得可怜的。俄语中富农这个词儿原是指那种吝啬的、不老实的农村倒卖商贩，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别人的劳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居间富裕起来。这样的人，各个地方即使在革命前也是极少的，而革命又完全使他们失去了活动的土壤。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富农这个词儿也用来称呼（在官方和宣传文献中，由此变成口头习惯用语）那些一般使用雇工劳动的人，哪怕是因为他家里人手暂时不够。但我们不要忽略，在革命后，使用任何这样的劳动不可能不公平地付给报酬保护雇农的有贫农委员会和村苏维埃，谁得罪雇农试试！劳动的公平雇佣，在我国就是现在也是容许的。 但是，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止地膨胀着，到一九三0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民从红军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时是家庭人手的多寡造成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勤劳和顽强吗？俄国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失去了关于"人类"的任何观念，失去了几千年养成的人的悟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扔进泰加林。 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能不引起许多并发症。也需要使乡村摆脱掉这样的农民，他们不过是表示不愿进集体农庄，不爱过集体生活，因为这种集体生活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怀疑（现在我们知道是多么有根据）这将是二流子当领导，将是强制劳动和忍饥挨饿。还需要摆脱掉那样一些农民（有时完全是不富裕的），他们大胆、强壮、果断，集会上讲话响亮、热爱正义，因而受到同村人的喜爱，但他们的独立不羁精神对集体农庄领导却是危险的。（这种类型的农民及其命运，在C?扎雷金的中篇小说中以斯捷潘?乔索夫为代表作了不朽的描述。）此外，在每个村里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个人挡住了这里的积极分子的道路。出于嫉妒、出于羡慕、出于积怨，现在是同他们算帐的最方便的机会。对于所有这些牺牲者，需要有一个新的名词于是这个名词就产生了。在这个名词中已经没有任何"社会的"、经济的东西，但它听起来却相当响亮：二富农。就是说，我认为你是敌人的帮凶。这就够了！衣服穿得最破烂的雇农也都完全可以被算作二富农！（我记得很清楚，在少年时代，这个名词我们觉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含混的地方。） 这样，用两个词就把所有构成农村的精华、构成它的活力、它的机智和勤劳、它的反抗和良心的人都概括了进去。把他们搞走了集体化也就实现了。 正文 第二章 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2 但是从实现了集体化的农村中又涌出一些新的水流： 农业暗害分子水流。到处揭露出农艺师陪客分子，在这一年以前他们毕生都是诚实地工作的，而现在却故意使俄国的田地长满莠草（当然是根据那个现在已完全被揭穿的莫斯科研究所的指示。他们正是那些当初没有关起来的二十万名劳农党员！）。一些农艺师没有执行李森科的聪明透顶的指示（在一九三一年的这股水流中，"土豆王"洛尔赫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另一些人执行得准确过分了，从而暴露出这些指示的愚蠢（一九三四年，普斯科夫的农艺师们把亚麻种在雪地里准确地遵照李森科的指示。种子胀大了，发了霉，毁掉了。广阔的田地荒了一年。李森科不能说雪是富农，或者说自己是傻瓜。他指控这些农艺师是富农，歪曲了他的工艺学。于是农艺师们便成串地登上了去西伯利亚的路程）。还有，几乎在所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里都发现了拖拉机修理上的暗害行为（这就是集体农庄最初几年失利的原因！）。 歉收"水流（而"歉收"了多少，是同"估产委员会"春天提出的那个任意数字比较出来的）。 "未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水流（区委会包下的任务，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去坐牢吧！）。 一剃穗头水流。夜间在田地里用手剃穗头！完全新的农活种类和新式的收割法！这是一股不小的水流，这是好多万农民，往往不是成年的庄稼汉和村妇，而是小伙子和大姑娘，小男孩和小姑娘，他们被大人派去搞夜间剃头，因为对自己的白天劳动不抱能从集体农庄取得报酬的希望。对这种辛酸的、得利微薄的作业（在农奴制时代农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穷困的地步！），法院量以满刑；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的著名法律（在囚犯的口头语中称为八七法），作为最危险的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罪，判处十年。 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认定是th恐怖行为的意图，也可以当做从严适用本条的根据。（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夸张，像是滑稽剧但这个滑稽剧不是我们编出来的，我与这些人一起坐过牢。） 第九分条用爆炸或者放火……实施破坏或者损毁行为（必定怀有反革命目的）。简称为破坏。 扩大化的作法是，强加以反革命目的（侦查员对于犯罪人脑子里想的事比他本人了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产中发生的人所难免的疏忽、错误、失败都不能得到原谅，都被看成是破坏。 但是，对五十八条中哪一分条的解释，也没有象对第十分条那样广而无边，革命良心也没有燃烧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号召推翻、颠覆或削弱苏维埃政权内容的宣传或鼓动，以及传播或制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个条文的但书只规定了在和平时期的最低刑（不能低于！不轻于！），而最高刑则是没有限制的！ 一个堂堂大国对自己公民的言论竟是如此恐惧！ 这个著名条文的著名广义解释是："包含号召的鼓动"可以理解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间的私下谈话，或者私人信件；而号召则可能是个人的劝告（我们得出"可以，可能"的结论，是以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马雅可夫斯基） 单份书写的信件、笔记、隐秘的日记，都可以理解为"制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条有了这样美满的广义解释，还有哪一种脑子里出现的、嘴巴里讲出来的或用手写下来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条是个特种条文，它没有独立的内容，而只是给上述各分条加重分量的添秤，适用于有组织地准备犯罪或者犯罪人参加了组织的情况。 实际上这一分条广义解释到并不需要有任何组织。我对这一分条的精致适用有亲身体会。校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秘密地交流过思想，两个人就是组织的萌芽，就是组织！ 第十二分条最触及公民的良心：这是关于对上列任何罪行不检举的条文。为惩治不检举的深重罪孽，没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这一分条已经广义解释到如此无边无际的程度，以至进一步的广义解释已经不需要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第十三分条看来是早已解决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机关供职（担任后来的同类职务，相反却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英勇行为）。 有心理上的根据怀疑约?斯大林还有依五十八条这一分条的前科。有关替这种机关办事的文件，好多都毁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没有公布。前警察厅长B?Q?钟科夫斯基在科雷马快死的时候肯定地说，二月革命后头几天匆忙烧毁警察局的档案，是几个有利害关系的革命家的一致的冲动。实际上，在胜利时刻为什么要烧毁如此有价值的敌人档案？ 第十四分条惩罚"有意识地不履行一定的义务，或者故意漫不经心地履行这种义务"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枪决。这简称为"怠工"或"经济反革命"。 而区别故意和非故意，只有侦查员根据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识才能做到。这个分条曾适用于不交征购粮的农民。这个分条曾适用于没有做满规定的劳动日的集体农庄庄员。适用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劳改犯。在战后这个条文开始波及从劳改营逃跑的盗窃犯，就是说广义地认为盗窃犯逃跑的动机不是恢复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颠覆劳改营制度。 这就是五十八条遮盖了整个人类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后一根扇骨。 对这一伟大条文作了这个概评以后，我们往后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锻造后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试锋芒的、在以后十年的各条水流中都浸淬过的五十八条的利剑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冲锋中开始大杀大砍。 应当说，一九三七年的行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计划好的，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苏联的许多监狱里都进行了设备改装从牢房里搬走单人床，搭起紧挨的板铺，有一层的，有两层的。列宁格勒的大楼（内务机关办公楼）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们回忆说，似乎第一次打击就是密集的，全国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个夜里动手（但是由于熟知我问的动作的迟钝，我不太相信这个说法）。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诙谐家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关于三七年，这里无须再重复已经大写特写的并且还将多次重复的东西：党、苏维埃管理机关、军事指挥的上层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上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未必在哪个省里能保全下省委第一书记或者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大林正在选拔更顺手的人。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奥丽加?恰夫恰瓦泽讲述当时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他们的助手、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任命了新人。过了两个月，又关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处长、所有主任会计、所有主任经济专家。留下来的是：一般会计、打字员、清洁工人、通信员…… 逮捕普通党员方面，看来有一个无论在笔录和判决书上都不写明的秘密动机；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列宁格勒执行得特别坚决，因为在新反对派"纲领"上这些人都签了名（他们怎能不签呢？他们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宁格勒省委呢？）。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休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0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今天正在制造着新的神话。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说，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叙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悲剧。众口采砾金，我们也不由得跟着以为三七三八监狱年被关进去的全是共产党大人物，好像此外没有别人。但当时抓起来的几百万人当中，党和国家的大官们怎么也超不过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送牢饭的，多半也是像卖牛奶的女人那样的普通妇女。 从间接的统计资料中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是有见证人的证实的：那些还没死光的住着被扫地出门的富农的"特别村"，一九三七年划入了群岛范围：或是迁入劳改营，或是就地圈为劳改区。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汇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给它增加了好几百万人。 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门的军官们一开始对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不相信，甚至怀疑他们冒名顶替。审查的方法是交叉讯问、当面对质、互相供述。经过审查，一部分突围者重新获得自己原来的姓名、军衔和信任，编入各部队。另一部分，暂时是小部分，则构成了叛国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们得到五十八条1一乙，但起初，在标准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战部队这样清洗。但是远东和蒙古还有一支庞大的不作战部队。不让这支军队生锈是保卫部门的一项崇高任务。哈尔钦河和哈桑湖的英雄们不作战闲话就多起来，再加上现在又让他们练习使用原来对自己的军人都保密的捷格嘉辽夫式自动步枪和团迫击炮。手里拿着这样的武器，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西线退却。隔着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他们怎么也搞不通，我们一天后退一百二十公里，不过是重复库图佐夫诱敌深入的策略。只有从东部军队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这个思想。嘴巴收紧了，信念也就成为铁的了。 自然在上层人物中也出现了对退却负有罪责的人的水流（总不能是伟大的战略家对此应负罪责！）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将军流。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将军们中间最多的是空军将领空军司令斯穆什凯维奇，E?C?普图兴将军（他说："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亲头上扔炸弹，然后再坐监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胜利产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现在定下心来考虑，发现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胁、连政府都迁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坏政府威信（五十八条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军（五十八条1一甲，同时援引十九条，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喂养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侦查员）。 不用说，五十八条10，ACA（反苏宣传）从来没有中断过，在整个战争时期笼罩着后方和前线。撤退出来的人如果讲述了退却的惨状（报纸上明明写着退却是有计划进行的嘛），得到这一条；在后方胡说口粮配给少的人，得到这一条；在前线胡说德军技术强大的人，得到这一条；一九四二年，不论在哪里，凡是胡说被围困在列宁格勒的人们正在饿死的人，都得到这一条。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万人被俘）、在哈尔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后，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大退却的过程中还吸出了一条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愿死守阵地、擅自后撤的军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号命令的话来说，这些人使祖国蒙受的耻辱，是最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条水流没有到达古拉格，他们由各师的军事法庭作了加速处理，全部被赶进惩戒连而无影无踪地消耗在前沿阵地的红沙里。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胜利奠基的水泥，但没有载入俄国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专史之中。 （顺便说，我们在这里试图探寻的只是从外界流进古拉格来的那些水流。至于在古拉格内部各贮水池之间的抽送，战争年代特别盛行的所谓营内判刑，则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为了认真起见，也需要提一下战时的一些回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兰人、从劳改营释放出来送到前线的刑事犯，都是属于这一类。 从一九四三年起，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以后，开始冒出一股来自原敌占区和欧洲的成百万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两个主要部分是： 在德军占领下生活过的或给德军做过事的公民（给他们的是带"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当过俘虏的军职人员（给他们的是带"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个留在敌占区的人总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为，因此在理论上就可能与每天吃的饭一起给自己挣得未来的犯罪构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国，那至少也得落个资敌罪。然而实际上只要在身份证上注明曾在敌占区生活就足够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使那么广大的空间变得荒无人烟，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为了提高一般的觉悟，只把以下各类中百分之见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们在一道篱笆上晒过包脚布的人关起来就够了。 但是只需要一百万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组成一打旺盛热闹的劳改点了。 不要以为，诚实地参加过地下抗德组织就必定可以免于掉进这条水流。一个基辅共青团员由地下组织派到基辅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报。小伙子诚实地向共青团组织送情报，但是我军一到，他却得到了十年徒刑，因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职，就不会不沾染上敌人的习气，也不能完全不执行敌人交给的任务。 把在欧洲生活过的即便是当过东方奴隶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过是看到过一小块欧洲的生活，并且可能讲出来，讲这些事，在我国从来叫人不舒服（当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随笔以外），在破坏严重、生活无着的战后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说在欧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大多数战俘，特别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国死亡营稍多一点东西的战俘被判刑，正是这个原因，而根本不是单纯因为他们当了俘虏。 这是慢慢显出来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经有一些乱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尔库达工地上。长期称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这是美军在非洲从隆美尔集团军中抓到的俄国战俘（"志愿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轮卡车经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们遣返祖国。在里海的荒凉海湾里，立即把他们圈进带刺的铁丝网，从他们身上撕下了军阶标志，搜光了他们的美国赠品（不用说，得利的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因为还没有经验，既没有判什么刑，也没有适用什么条文，先一概送到沃尔库达，听候上面的专门指示。因而这些"非洲客"在沃尔库达的处境实在莫名其妙：没人看守，但没有通行证他们在沃尔库达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证他们是没有的；付给他们自由雇佣者的工资，但把他们当犯人使用。可是专门指示总不下来。把他们忘了…… 被扣留人员也一概当作战俘来判刑，从这个做法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上面讲的道理。例如，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一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作为来自收复区的总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过错的少数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过： 在一九四三年加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机关，这些民族就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一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经转归继承者们所有了。 像在战争初期对待日尔曼族人那样，现在对这些民族也是只看血统，不登记造册，就送去流放党员也好，劳动英雄也好，还没打完的这场战争的英雄也好，都向那里流去。 在战争最后两年，自然出现了一条德国战争罪犯的水流，这些人是从一般战俘营系统中挑出来，通过法庭转入古拉格系统的。 一九四五年，对日战争虽然只打了不到三个星期，可是为了满足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紧急的建设需要，弄来了大量的日本战俘，从日本战俘当中也进行了挑选战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我仍然确信，对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这是一种报复行动，是为拖长使用劳动力期限采用的手法。） 从我们的军队打进巴尔干半岛的一九四四年底开始，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当它到达中欧的时候，顺着古拉格的渠道还流来了一条俄国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时期离开的，青年人是在那里长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国的通常是男人，让妇女和儿童留在侨居地（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来哪怕稍微表示过政治观点的，或者出国前在革命时期曾表示过观点的。对那些纯粹过着植物生活的人没有触动）。主流来自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较少；东欧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俄国侨民。 与西边相呼应，一九四五年从满洲也涌出了一条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马上逮捕：邀请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国，在国内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关进监狱）。 整个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条总算是真的反苏维埃政权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萨克一克拉斯诺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队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着群岛滚滚流去，他们中间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胁从的。 与他们一起，抓获了不下一百万从苏维埃政权下逃出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难民。这些平民起初在盟军占领区成功地隐藏了起来，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国当局奸诈地送还到苏联手里。 数目不详的波兰人一国家军的成员、米科瓦伊奇克的拥护者，在一九四五年经过我国监狱进入了古拉格。 还有若干数量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 从战争结束时起，后来多年不断地滚滚流淌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班杰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这个几百万人的战后大迁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觉这样一些小股细流，如： 勾搭外国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许外国人向自己献殷勤的女郎。对这些女郎依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们的国内战争时期被带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年了的人。他们虽然是我国寄宿学校里教育出来的，但同我们的生活却很不合拍，许多人闹着"回家"。也给了他们三十五条7，社会危险分子，特别顽固的一五十八条6，替……美国当间谍。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不忘记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迹！三十年来第一次释放神甫！说实在的，并没有到一个一个劳改营去找寻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记得并能说出名字和准确地点来的一就释放出来，以便加强正在重建的教会）。 应当提醒大家，这一章决不企图列举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举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学课程，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之后，可以接着从头详细描述淋巴系统。我们也可以接着从头考察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惯犯的水流。这种描述也可能会占不少篇幅。这可能会使许多著名的、现在已经部分遗忘了的（尽管从来也没有用法律手续废除过）、给贪得无厌的群岛供应了丰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阐明。那是关于旷工的法令。那是关于生产劣质产品的法令。那是关于私自造酒的法令（贯彻这项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关于惩治集体农庄庄员不完成规定出工天数的法令。那是关于在铁路上实施军事状态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战争刚开始时，而是在它的好转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传统，每颁布一项这样的新法令，就是当前最重要的法规，毫不考虑甚至不记得前一项法规。这些不接头的地方，要求法学家们去协调，但是他们干得并不热心，也不十分顺利。 法令的这种脉动造成国内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会发觉，无论偷盗、杀人、私自造酒或强奸，都不是时而在这里或那里作案，都不是由于人的弱点、淫欲和放纵而偶然发生，不是的！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好象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在全国各地这个种类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来。 铁路军事化法令把战争年代铁路工作人员中占最大多数的妇女和少年赶上了军事法庭，他们没有经过兵营的训练，常常迟到和违反制度。关于不完成出工天数的法令简化了放逐那些不愿白干活的集体农在庄员的手续。如果以前为此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并适用"经济反革命"的条文，那么现在只要一纸区执委会批准的集体农庄决议就够了；而且庄员们本身知道尽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划成人民敌人，也觉比较轻快。（规定的出工天数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对高加索人最优待七十五个劳动日，但连他们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们不打算对惯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长篇大论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经讲到了一九四七年，我们就不能对一项最宏伟的斯大林的法令缄口不言。论述一九三二年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这个法律，许多人因一颗穗头、一根黄瓜、两个土豆、一块木头、一轴线（在笔录中写的是"二百米缝纫用材料"。毕竟不好意思写"一轴线"。）而被关进狱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时代的需要在变化，在等待一场酷烈的战争时，十年好象是够了，现时，在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后，看起来就有点单薄了。于是又一次置法典于不顾，或者是因为忘记了已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偷盗的条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布了一项使它们一概不作数的法令，不知发愁的犯人们立刻把它命名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优越性首先就在于它的新鲜：法令一出，这类犯罪就应当随之勃发，保证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优越性在于刑期：如果去剃穗头的，为了壮胆，不是一个乡下丫头，而是三个（"有组织的匪伙"），去偷黄瓜或苹果的是几个十二岁的淘气孩子，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劳改；在工厂里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废除死刑前几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后，一个由来已久的歪理什么只有政治不检举行为才是国事罪如今被纠正了。现在对有关盗窃国家或集体农庄财产的不检举行为，也处以三年劳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颁布后的最初几年，成师的城乡居民被遣送去耕种古拉格群岛的土地，替代那里死绝了的土著居民。诚然，这些水流是通过民警机关和普通法院到那里去的，没有充塞战后年代本来就已经过分满溢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渠道。 斯大林的这条新路线现在，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应当空前起劲、大量和长久地捕人当然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来。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监视明显加强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出连斯大林的不讲理时代也是前所未见的"二进宫"的悲喜剧。 用古拉格的语言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条命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熬过了不堪设想的、难以忍受的十年，现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备受折磨、精疲力尽以后，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过短促的残生。但是某种野蛮的幻想（或者是固执的狠毒心肠，或者是不知厌足的报复心理）促使大元帅一胜利者发布一道命令：把所有这些残废人重新关起来，无须有新的罪过！往吞咽机里填塞它本身的下脚料，这甚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这样的命令。这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必要性要脾气之一例。 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部苦难历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没有问"为了什么？"也没有向亲人说"我会回来的，"他们挑些比较脏的衣服穿上，在劳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一"是我。""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太少！还有他们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恶梦）。经过考虑、估量，开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还不是全部！这样就开始了一条子女一复仇者的水流（十七岁的林娜?科萨列娃和三十五岁的叶林娜?拉科夫斯卡娅都落入这类子女行列）。 在欧洲大混杂以后，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终于又把屋墙筑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钉得低低的，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把原来一九三七年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于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连串地出现了。 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田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时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国技术； BAII吹捧美国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与一九三七年相似，价刑期则不相似：现在的标准已经不是那古旧的"十卢布纸币"，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卢布票子"。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从新颁布的泄露国家机密惩治法令中也涌出了一条不小的水流（认为是机密的有：区里的收成；任何一种流行病的统计资料；任何车间和小工厂的生产任务；民用机场的名称；城市公共交通路线；劳改营在押犯人的姓名），依这个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从来也没有被遗忘。在森林战场上怒气冲冲地捉到的班杰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着。同时，所有西部乌克兰的乡村居民，多少同游击队有过接触的（留他们住过一夜，给他们吃过一顿饭，没有告发他们），也得到十年劳改与五年流放。大约从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条班杰拉分子老婆的水流为了尽快收拾完他们的男人，以不检举的罪名给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时候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抵抗运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从那里进涌出新的社会预防和保证实现集体化的强大水流。整列车整列车地从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把城市居民和农民运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历史的节奏在这些共和国里发生了错乱。现在他们必须在压缩得短短的时期内重新走一遍全国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还有一条民族的水流亚速夫海沿岸、库班和苏呼米的希腊人涌往流放地。他们在战争年代可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父亲的事，现在父亲是不是为了在希腊遭到的失败拿他们出气呢？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个人丧失理智的产物。大多数希腊人去了中亚细亚的流放地，表示不满的进政治隔离所。 在一九五0年前后，不知是同样为了出那场打输了的战争的气，还是为了和已经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亚转交给我们的马尔科斯起义军战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岛。 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犹太人水流已经明确地露了头（从一九五①年起，他们已经作为世界主义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岛）。医生案件就是为这个目的而策划的。似乎他要搞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图。上帝命令他好象借助于人之手一命呜呼了。 前面的一番叙述看来足以表明，把成百万人赶出老窝，让古拉格住满人，有冷静地设想好的顺序，有始终不减弱的顽强性。 我国的监狱从来没有空的，只有满的，或者是过分满的。 当你们悠然自得地从事于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尔对萨特的影响、搜集毕加索的图画、乘坐有包房的车厢去疗养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别墅的时候"乌鸦车"不断地在城里乱窜，国家安全人员在敲门和按门铃。 因而我想，这篇叙述也证明了，"机关"从来没有白吃饭。 正文 第三章 侦查-1 第三章侦查 如果对契诃夫笔下那些老是猜想二十--三十--四十年后将是什么情形的知识分子回答说，四十年后在俄罗斯将有刑讯，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的浴槽中去，把赤身裸体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肛门去（"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古米廖夫案件"是一个假案。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阴谋"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 E?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谁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意思是，自已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实在找不到罪名，只好指控特-夫的姓是假的。（虽然姓是再真实不过，仍由特别庭给他扣上个五十八条10，三年）。侦查员不知找什么碴儿好，便问："干什么工作的？""计划员。"--"写份说明书来：工厂的计划和它的实现办法。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了什么被捕的。"（他在说明书中会找出点什么头绪。） 从那地方是回不来的，几十年来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吗？除了一九三九年短暂的有意识的倒退动作外，审讯结果把人放出来的事，只能听到极少、极个别的传说。而且：这个人或者很快又被关进去，或者放出来是为了跟踪监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传说，机关的工作中是从来不出废品的，那么无罪的人怎样处理呢？…… 达里的《详解词典》做了这样一个区别。"调查不同于侦查之点是，它的实行是为了事先查证有无进行侦查的根据。" 啊，神圣的天真！机关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调查！上面交下来的名单，或者最初的嫌疑，密人员的报告，甚至一封匿名告密信，都会引起逮捕，随后必然认为有罪。给予侦查的时间并不是用来弄清罪行，百分之九十五都用来磨难、消耗、削弱受侦查的人，使得他但求赶快结束，即便用斧子砍头也罢。 在一九一九年侦查员的主要手法就已经是：把手枪往上摆 不仅政治罪的侦查这样进行，"普通罪"也如此。在审理燃料总管理局案件时（一九二一年），被告马赫罗夫斯卡娅申诉说，在审问时给她灌了可卡因。公诉人驳斥道："如果她申诉说，她受到粗暴对待，用枪毙威胁她等也许这些勉强还可以相信。"手枪吓人地放在桌上，有时对准着你，侦查员就不必花力气去臆想你的罪状，而是："说吧，你自己知道！"在一九二七年侦查员哈依金就是这样要求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在一九二九年也是这样要求维特科夫斯基的。四分之一世纪后也丝毫没有改变。在一九五二年，国家安全部奥尔忠尼启则市侦查处长西瓦科夫对第五次入狱的斯克里普尼科娃说："狱医给我们的表报上说，你的血压是240／120。这太低，畜牲（她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们要叫你升到三百四，让你这条毒蛇断气，见不到青伤，见不到外伤，见不到骨折。我们只要不让你睡觉就能办到！"如果斯克里普尼科娃在通宵审讯后白天在监室里闭上眼睛，看守就会冲进来大声吼叫："睁开眼睛，不然我就从床上把你倒拖下来，把你站着捆到墙上！" 在一九二一年，夜间审讯是主要的。当时就用汽车的前灯照脸（梁赞的契卡，斯捷利马赫）。一九二六年在卢宾卡（贝尔塔?甘达尔证明），曾利用采暖设备一会儿向监室输进冷空气，一会儿输进臭气。还有闭塞式的监室，那里本来就没有空气，还要继续烘烤。好像诗人克留耶夫曾住过这种监室，贝尔塔?甘达尔也曾住过。一九一八年雅罗斯拉夫尔暴动的参加者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卡西亚诺夫叙述说，把这种监室一直烤到身体毛孔出血为止，从监视孔里看见了这种情况后，便把囚犯放在担架上抢去签署笔录。"黄金"时期曾用过"热"法（以及"盐"法）。一九二六年在格鲁吉亚曾用烟卷烧灼受审讯人的手；在梅捷赫监狱曾把他们在黑暗中推到脏水池里去。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联系：既然无论如何要问罪--威胁、暴力、刑讯就不可避免，而且罪名越离奇，审讯也就应当越残酷，才能逼出供状。既然假案从来没有断过，那末暴力和刑讯也从来没有断过。这不光是一九三七年才有，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特征，是一般性的现象。所以如今在前犯人的一些回忆录中有时读到"刑讯是从一九三八年春天起得到允许的"，之类的话，令人觉得奇怪。能够制止机关实行刑讯的那种精神道德上的阻障从来也不存在。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周报》、《红色宝剑》和《红色恐怖》上，公开讨论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否能采用刑讯的问题。接后果来判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虽然不是全面的。 关于一九三八年确切些应该这样说：如果说在这年以前，每个侦查案件采用刑讯时都需要办理某种手续，都需要取得许可（即使很容易取得），--一那末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由于非常的形势（要求在规定的短期内通过个别侦查机构把规定的几百万人犯送进群岛，而以前的大规模水流，为"富农流"和"民族流"，都未曾通过这样的机构。）允许侦查员根据他们的工作和规定期限的需要，无限制地、任意地采用暴力和刑讯。并且，对刑讯的种类也不作规定，容许各显其能。 在一九三九年，这种全面广泛的许可被撤销了，重新要求对刑讯办理书面手续，并且可能并不那么方便（然而普通的威胁、讹诈、欺骗、用不让睡眠和关禁闭来消耗体力，从来也没有禁止过）。但是从战争本期起和在战后的年代已经明令规定了一定类别的囚犯，对他们预先允许采用种类广泛的刑讯。列入这里的，有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立陶宛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即有一个真的或者臆想的地下联络网，必须把它整个拽出来，必须从抓来的人嘴里搞出全部姓名。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毫不相干！一九五0年我在古比雪夫递解站遇见过一个从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来的乌克兰人，在追查"关系"和个人的时候他受到了各种刑讯，包括罚站禁闭室，这种禁闭室有一根插进来供一昼夜四小时睡眠时支撑用的小树棍。在战后曾对科学院通讯院士列维娜进行了残酷折磨。 还有，把重口供、轻证据、轻事实这项"发明"归属于一九三七年，恐怕也不对。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只有维辛斯基的精彩学说是赶在一九三七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当时仅下达到侦查员和检察长，是为了坚定他们的精神，至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晚了二十年才知道--当它在报纸文章的从属句子和次要段落里当作一件早已周知的事情挨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在那人们记忆中阴森恐怖的一年，安得烈?亚努阿里耶维奇（很想讹念为亚古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民，以及现在的电子机器，我们都不许可按这种辩证法行事，因为对他们说来早就县县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人，而只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也许维辛斯基本人当时对这种辩证法安慰的需要并不下于自己的听众。从检察长席上叫嚷"把所有的人都当作疯狗枪毙"的时候，他这个既凶恶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被告是无罪的。很可能，他和布哈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大师都曾抱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为法庭上的谎言进行辩证法的修饰：布哈林觉得，如果连个罪名都没有就死掉，未免太愚蠢、太窝囊--他甚至需要找到自己的罪过！而对于维辛斯基来说，感到自己是一个逻辑家总比感到自己是一个露骨的下流坯更愉快些。 由此产生一个最实用的结论：寻找绝对的罪证（罪证都是相对的）、无疑的证人（他们可能说得不一致）是白费时间。至于相对的、近似的有罪证据，侦查员不用罪证也无须证人，不必走出办公室，"不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且依靠自己的党性感觉、自己的道德力量"（既依靠睡足了、吃饱了和不挨打的人的优越性）"和自己的性格"（下毒手的毅力），也能够找到。 当然，这一套理论比拉齐斯的指示要雅致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在一件事上维辛斯基不够彻底，离开了辩证逻辑：不知为什么他同意子弹依然是绝对的…… 这样，先进法学的结论，沿着螺旋形的发展轨道，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前的或中世纪的观点。像中世纪的刽子手那样，我们的侦查员、检察长和审判员一致同意把受侦查的人的招认看做是有罪的主要证据。 然而，朴拙的中世纪为了退出合意的供认，采用了戏剧性如壮观手段：拷问架、轮子、火盆、锯齿杆、插木橛子。在二十世纪，有了发达的医学和不少的监狱经验，认为利用这种强烈手段"加温"是多余的。在大规模应用时--是累赘的。并且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情况：斯大林从来也不把话说死，总是要下属们自己去领会，他则给自己留下后退的狼窟，好去写《胜利冲昏头脑》。对成百万人进行有计划的摧残，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不管自己的权力多大，斯大林对于成功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巨大的材料上作试验比在小材料上情形可能不同。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的中央通令中有过关于"施加肉体影响"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始终应当披着天使般纯洁的法衣。因此，应当设想并没有开列过刑讯和凌辱方法的情冲印发给各个侦查员，而只不过要求每个侦查处在指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供指定数目的全部招认了的家兔。只不过讲过（口头上，但经常地），一切旨在实现崇高目标的办法和手段都是好的，谁也不会因受侦查的人的死亡而追究侦查员的责任；狱医应当尽可能少干预侦查的进行。想必曾经举行过同志式的经验交流，"学先进"；当然还宣布过"物质利益"原则--加夜班的高报酬，缩短侦查期的奖金；当然也曾警告过，没有完成任务的侦查员将要……现在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个省局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局长在斯大林面前是干净的：他没有发过用刑的直接指示。然而却保证了刑讯！ 一部分普通侦查员（不是那些发疯似地热衷的）懂得上司们在给自己留后手，也力求从比较温和的方法开始，而在加温时，则避免采用留下太明显的痕迹的做法：打出了的眼珠、揪掉的耳朵、折断的脊椎骨，就连遍体青紫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在一九三七年的各省局以及同一省局的不同侦查员那里，除了"熬鹰"之外，看不到整齐划一的刑讯方法。传说顿河罗斯托夫和克拉斯诺达尔的刑讯特别严酷，但没有证明材料。在克拉斯诺达尔想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强迫被侦查人在空白纸上签字，然后自己填进假话。不过，还用得着刑讯吗？一九三七年牢房里没有消毒措施，伤寒肆虐，尸体留在拥挤的人群中五天不收，谁要是在号子里发了疯--拖到走廊里用棍子打死。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以所谓轻便手段为主（我们现在就将看到这些方法）。这是条不会出差错的路子。其实人的平衡状态真正界限是很厌的，因而要使一个普通的人失去自制能力，完全不需要拷问架、火盆。 现在我们试着举出某些最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摧折囚犯的意志和人格，而不在他的肉体上留下痕迹。 我们先从心理方法说起，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准备自己去经受监狱苦难的家兔们说来--这些方法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即便你是有信念的，那也是不好受的。 1从夜审开始。为什么主要的攻心战全在夜间进行呢？为什么机关从其初创起就选定了夜间呢？因为夜间从睡梦中被拖出来的（就连还没有受到"熬鹰"折磨的）囚犯，不可能象白天那么平稳和清醒，他较易受到影响。 2用诚挚的语调进行说服。这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玩猫捉老鼠呢？在其他受侦查人中间稍微呆过一阵以后，囚犯其实就已经懂得了总的形势。于是侦查员就懒洋洋地、友好地向他说："你自己清楚，刑期是反正要得到的。如果你要抗拒，那末在这里，在监狱里，你就会拖垮、就会失去健康。而上劳改营去-一就会看到空气、阳光……因此还是立即签名为妙。"很合乎逻辑。如果问题只涉及自己，头脑清醒的人便同意签字。但这是罕见的。于是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对党员则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咱们国内供应不足，甚至有饥荒，那您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就应当决定：您是否能说这是整个党的过错，或者是苏维埃政权的过错？""不，当然不！"--亚麻中心经理急忙回答。"那么您就拿出勇气把罪责自己承担起来！"于是他就承担起来了。 3粗暴辱骂。方法很简单，但对于有教养的、娇生惯养的、气质柔弱的人可以发生很大效果。我知道两起神甫让步于普通辱骂的事件。其中一个（市蒂尔卡，一九四四年）由一名妇女负责审讯。起初他对这个妇女的彬彬有礼在监室里赞不绝口。但有一次他回来时郁郁不乐，好久不肯重复她那些淋漓尽致花样翻新的骂人话。（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引用她的一句妙语。） 4心理对比的打击。出其不意的转变：整个审讯或者一部分审讯都是极端客气的，以名与父名相称，答应给予种种照顾。后来突然摇晃一下文件夹子："嗨，毒蛇！后脑门给你九克！"接着伸直双手，好像要抓头发，好像指甲尖上还装着针，朝你慢慢逼近（对付妇女这种方法很有效）。 另一方案：两个侦查员交替，一个拳打脚踢，另一个很可爱，几乎很亲切。受审问的人进入审讯室时每次都发抖--这次要见哪一个？对比之下情愿向第二个签署并招认一切，哪怕根本没有的事。 5预先凌辱。在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三十三号"）的著名地下室里，在大街人行道的厚玻璃下（过去的仓库），叫等待审讯的人犯脸朝下一连几小时趴在大走廊的地上，禁止抬头，禁止出声。他们像做礼拜的穆斯林一样趴在地上，直到传带员前来碰碰他们的肩膀带去审讯。--亚历山德拉?奥-娃在卢宾卡没有作出所需的供述。把她转到了列福尔托沃。在那里的接收站上，女看守叫她脱掉衣服，把她光着身于关在隔离室里，然而中走了她的衣服，说是去消毒。马上来了一些男看守，从监视孔里窥看，哄笑并评论她的身体。-一如果普遍询问，想必还可搜集到许多例子。而目的是一个：造成精神颓丧的状态。 6任何足以使受审问的人心慌意乱的方法。请看对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是怎样审讯的。女侦查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脱衣舞！），但一直继续进行审讯，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走近他的身边，力争他在供述中做出让步。也许，这是她个人的一种需要，也可能是一种冷静的计算：受审问的人头脑一发昏就会签名！而她则丝毫也受不到威胁：有手枪、电铃。 7.恫吓。最易采用和非常多样化的方法。往往与诱引、许愿（当然是假的）结合起来进行。一九二四年："不承认，就得上索洛维茨去。谁承认，我们就放他。"一九四四年："把你分到什么样的劳改营，全在我决定。劳改营与劳改营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有了苦役营。你要是坦白-一就上轻松的地方去。要是抗拒-一二十五年戴上镣铐在地底下干活！"--拿另一个更坏的监狱进行恫吓："要是抗拒，就送你到列福尔托沃去（如果你是在卢宾卡），到苏汉诺夫卡去（如果你是在列福尔托沃），那里就不会像这样和你讲话了。"而你已经习惯于想：在这个监狱里管理制度好像还过得去，那里谁知道会受什么罪？还有转监……让步吧？…… 恫吓对于那些还没有被捕、而暂时是用传票传到大楼去的人有很了不起的作用。他（她）还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他（她）什么都怕--一怕今天不放回去，怕没收财物、住所。他情愿作出许多供述和让步，但求避免这些危险。她当然不知道刑法典，于是在审讯开始时至少要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伪造的法典摘录："我已受到警告，凡作假证者……五年监襟"（实际上--第九十五条--一两年以下）……拒绝提供证词的-一五年……（实际上第九十二条--三个月以下）。在这方面已经通行了并且将永远会通行一种侦查方法： 8谎话。我们这些羔羊们是不许撒谎的，而侦查员却经常不断地说谎话，所有这些条文对他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失去了提出"他说谎话该判什么刑？"这个问题的依据。他可以随便在我们面前放上多少份伪造我们亲人和朋友签名的笔录-一而这还算是一种很雅致的侦查手法呢。 结合诱引和谎话进行的恫吓，是对传唤来作证人陈述的亲属施加影响的基本方法。"如果你不提供这样的（所需的）陈述，他将更糟糕……你将完全毁了他……（母亲听到后将作何感想？）只有在这张（塞给他的）纸上签名，你才能挽救（毁灭）他。" 9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对受侦查人也很起作用。这甚至是最有效的一种恫吓手段，利用对亲人的感情可以摧毁无所畏惧的人（啊，这是多么有预见性的格言："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记得那个谜按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0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病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威胁把你心爱的人都关起来。有时带着音响伴奏：你的妻子已经抓进来了，她往后的命运全看你是否坦白。现在她正在隔壁房间里受审讯，听吧！果真隔墙有女人的哭声和尖叫声（其实这类声音都是相似的，何况还隔着一堵墙，而且你的神经已经紧张到极度，你已经没有能力鉴别；有时这只不过是在放一张录有"标准妻子"声音的唱片--女高音或女低音，这是某人的合理化建议）。但接着已经不是弄虚作假，而让你通过玻璃门看到，她悲伤地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着，--不错！你的妻子！走在国家安全机关的走廊里！你的顽固不化毁了她！她已经被捕了！（而她只不过是用传票传来办理某项微不足道的手续，在约定的时刻放她通过走廊，但吩咐她，头不要抬起来，否则别想从这里出去！）--有时还给你念她的信，一点不错是她的笔迹：我和你脱离关系！我听到了你干的那些卑鄙事情，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既然这样的妻子、这样的信在我们的国家里未始不可能有，那末你就只好凭心灵判断，你的妻子是不是这样的？）。 侦查员戈尔德曼（一九四四年）通过威胁向B?A?科尔汉耶娃索取咬别人的供词："我们要没收你的房子，把你那些老太婆扔到街上去。"信念坚定的科尔涅耶娃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她做好了受难的准备。但戈尔德曼的威胁对于我们的法律来说是完全现实的，她为亲人们忧心如焚。一夜之间几种笔录都被拒绝了，被撕碎了，最后到天亮时，戈尔德曼开始写第四稿，这次受控的只是她一个人，科尔汉耶娃便怀着内心胜利的感觉欣然签了名。连普通的人的本能--进行辩护和甩掉莫须有的罪名--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保存下来。其实哪谈得上这个！能把全部罪责由自己承担起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像自然界中的任何分类没有硬性的界限一样，我们也做不到一清二楚地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区别开来。例如，象下面这样的玩意儿当列入何类： 10.声法。叫受审问的人坐在六米--八米的距离之外，强迫他一直大声说话，重复自己的话。对于已经疲乏不堪的人这是不轻松的。或者一个侦查员用硬纸壳做两个喇叭筒，和另一个进屋来的侦查员靠近囚犯身边，对准他的两个耳朵叫嚷："招认吧，坏蛋！"囚犯被震得发聋，有时便失去听觉。但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办法，只不过是侦查员们在单调的工作中也想寻寻开心，于是就各显神通地想出一些花招。 11呵痒。也是寻开心。把手脚绑起来或者按住，用羽毛往鼻子里呵痒。囚犯便天旋地转起来，他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是在往脑子里钻孔。 12在被告的皮肤上掐灭烟卷（上面已经讲到）。 13光法。关着囚犯的监室或隔离间里昼夜不灭的刺眼的电灯光，对于墙壁刷着白粉的小屋说来亮度大得过分的灯泡（小学生们和家庭主妇们节约下来的电力）。眼皮发炎，这是很痛的。而在审讯室里又有室内聚光灯对准了他。 14别出心裁。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前夜，契博塔廖夫通宵十二个小时没有受审讯。不对：带去过好多次，契博塔廖夫，手背起来！带出监室，跑上楼，进了侦查员办公室。传带员退出。但是侦查员不提一个问题，有几次连坐也没有让他坐，拿起听筒就说：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来了人，带他回监室。身子刚落铺，门锁响了：契博塔廖夫，审讯！手背起来，到了那儿：把一百0七号房间里的带走！ 而一般地说，对犯人施加影响的方法可以在侦查室以前就开始采用。 15监狱是从隔离室开始的，就是说从"匣子"或"立柜"开始的。一个人刚刚从外边被抓进来，正处于思绪起伏的高潮，决意要弄清问题，进行争论、斗争---一跨进监狱就被关进一个匣子，有时里面装着灯，他可以在那里坐下，有时是黑漆漆的，而且只能站着，还被门挤着，他被关在这里几小时，半昼夜，一昼夜。一切难以预料的时刻。也许他要一辈子被活砌在这里面了？他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行不出来！这种心潮翻滚的最初时刻渐渐消逝。有一些人意志消沉了---正好在这时候就给他们来个第一次审讯！另一些人憋了一肚子火--那就更好，他们马上会侮辱侦查员，做出一些失策的事--那就更容易把案子给他们套上。 16隔离室不够的时候还这样做。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昼夜-一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小时。 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枝上（再往前些！持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小时不许他动一厂。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17因地制宜。隔离室可以用陷阱代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戈罗雀维茨军队集中营里就采用过这个办法。抓起来的人被推进这种深三米、直径两米的陷阱，让他几昼夜呆在露天，日晒雨淋，陷阱既是他的监室，又是他的厕所。三百克的面包和水，用绳子系着放下去给他。请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被捕，心里正像开锅似地翻腾着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是什么滋味？ 不知是因为给红军所有保卫部门下达过统一的指示，还是因为他们相同的野营生活，这种方法曾经非常盛行。例如，一九四一年驻扎在蒙古沙漠上的哈勒欣战役参战部队第三十六机械化步兵师里，对一个刚被捕的人，二话不说（保卫科长萨穆廖夫），交给他一把铁锹，命令他挖掘一个有准确尺寸的坟坑（这已经是与心理方法交织在一起）。当被捕者挖到超过腰部时，叫他停止，命令他坐在坑底，从外面已经看不见他的头。一名哨兵看守这样几个坑，四周好像是空无一人、在一片荒漠上，受侦查的人在蒙古酷热的白天头上没有遮盖，寒冷的夜晚身上没有衣服。什么刑讯都不搞--为什么要花费力气动刑呢？口粮标准是：一昼夜一百克面包和一杯水。丘利佩尼奥夫中尉是一个魁梧大汉，拳击运动员，二十一岁，这样坐了一个月。十天后，他满身虱子。十五天后才第一次传讯。 18罚跪。--一不是在某种假借的意义上，而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下跪，屁股本许贴脚后跟，腰背挺直。可以在侦查员办公室里或走廊上罚跪十二小时、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侦查员自己可以回家、睡觉、娱乐），有一套规定办法：罚跪的人身边设岗。哨兵按时轮换。让谁罚跪最合适呢？已经被压弯、已经准备投降的人。让妇女罚跪最合适。--一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讲述了这类方法的一种变体：让年轻的洛尔德基帕尼泽跪着，侦查员往他脸上撒尿！什么别的办法都攻不克的洛尔德基帕尼泽，却被这种做法摧垮了。可见，对付有傲气的人，这办法也很有作用…… 19要不就罚站。可以在审讯时罚站，这也能消耗他的体力。摧折地的精神。也可以让他在审讯时坐着但在两次审讯之间站着（设置岗哨，看守盯着不许靠墙，如果睡着了倒下来就踢，就拽）。要叫一个人变软，要他供什么就供什么，有时只要罚站一昼夜，就已经足够了。 20每回连续三、四、五昼夜的罚站，通常不给水喝。 越来越懂得要把心理方法同肉体方法配合起来。还明白了，所有上述的办法，都可以结合： 21"熬鹰"。中世纪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个方法的重要，因为它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其中保持他的人格的范围是多么狭仄。不让睡觉（再结合罚站、干渴、强光、恐惧和对前途一无所知--你那些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能模糊神智、动摇意志，使人不再成为自己的"我"（契河夫的《想睡觉》，但是那里要轻得多，那里的小姑娘可以稍稍躺一下，息息精神，这样的一分钟就可以救命地使脑子清醒）。人的行动一半是无意识，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因此就不要为他的供述见怪于他…… 请想象一个外国人，还是不懂俄语的，在这种神志模糊的状态中让他在什么东西上签字。一个叫尤普?阿申布伦纳的巴伐利亚人就这样签了字，承认曾在"杀人汽车"上干过。一九五四年在劳改营里他才得以证明，当时他在慕尼黑的电焊工训练班学习。 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地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请看一个受害者（在此以前他刚在臭虫隔离室坐过一昼夜）怎样描写受刑后的感觉："由于大量失血直打寒颤。眼皮发干，好像有人拿一块烧红的铁紧挨着你的眼睛。舌头干渴得肿起来，稍稍一动就像刺猥在扎。吞咽痉挛使喉咙像刀割一样。" "熬鹰"是一种伟大的刑讯手段，并且完全不留下可以看得见的痕迹，甚至连申诉的口实也不给你，哪怕从未见过的检查团突然降临。"没有让你睡觉？可是这里并不是疗养所呀！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没有睡觉。"（他们白天已经睡足了。）可以说，"熬鹰"在机关军已经成了万应药剂，它由一种刑讯手段变成了国家安全部门的生活常规，因而是最省事的方法，不必设什么岗就能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侦查牢房里，从起床到熄灯，一分钟也不能睡觉（在苏哈诺夫卡，还在其他一些监狱里，为了这个目的，白天把床折到墙里，在另一些监狱里，根本就不许躺下，甚至不许坐着闭上眼睛）。主要的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自动形成这种状况：谁正在受审讯，谁就在一星期内至少五昼夜没有时间睡觉（星期六夜里和星期目的夜里侦查员们自己努力争取休息）。 22作为上述方法的发展--侦查员的车轮战术你不仅睡不了觉，而且接连三、四昼夜由侦查员轮流交替不断宙讯。 23臭虫隔离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漆黑的木板钉的匣子里，繁殖了成百只、也许是成千只臭虫。关进去的人身上的外衣或军便服要扒掉，顿时间饥饿的臭虫从墙上爬下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纷纷落到他的身上。起初，他还猛烈同它们进行战斗，在自己身上、在墙板上掐死它们，被臭味熏得出不了气，但过了几小时后他就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地让它们吸血了。 24禁闭室。监室不管怎样不好，但禁闭室总要比它更坏，从那里看，监室永远是天堂。在禁闭室里，人受到饥饿和一般是寒冷的折磨（在苏哈诺夫卡还有热禁闭室）。例如，列福尔托沃的禁闭室根本就不生暖气，暖气片只给走廊供暖，而在这"供暖的"走廊里，值班的看守还需要穿着毡靴和棉衣来回走动。囚犯被扒掉衣服，只剩内衣，有时只剩一条衬裤，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因为面积狭窄）在禁闭室里呆上三、四、五昼夜（热的烂菜场只在第三天才有）。在最初时刻你心里想，我恐怕连一小时也受不住。但某种奇迹使人挨过了五昼夜，也许从此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禁闭室有不同类型：潮湿的，有水的。已经是战后了，在契尔诺维茨监狱里让玛莎?t光着脚在齐踝骨深的冰水里呆了两小时--招认吧！（她当时是十八岁，还多么怜惜自己的脚，还要带着这双脚活多少年呀！）。 25，锁在站龛算不算关禁闭室的一个变种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对C?A?契博塔廖夫曾这样施刑：把他赤身裸体关在一个混凝土做的站龛里，在那里他既不能屈屈膝，又不能把手舒展一下换换位置，也不能转动头部。这还不算数。冷水开始一滴一滴往头顶上掉（多么高妙！……），于是一道道的小溪便顺着身子流下来。对他当然没有说明这只是二十四小时的事。可怕吗？不可怕吗？--但他失去了知觉，次日发现他好像已经死了，他苏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用阿莫尼亚水、咖啡因、按摩身体才使他恢复过来。他好久想不起--一地从哪儿来，前夜发生了什么事情。整整一个月他甚至不适于受审讯（我敢于推测，这种站龛和滴水装置不是为契博塔廖夫一个人制作的。在一九四九年，我那个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同学也曾在类似的场所呆过，虽然那里没有滴水。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之间，十六年内可能还有其他的点？）。 26饥饿。在介绍配合施加影响的方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不是什么稀见的方法：用饥饿迫使犯人招认。说实话，饥饿的因素，像利用夜间审讯一样，已经成为普遍的施加影响办法。贫乏的监狱口粮在不打仗的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克，一九四五年在卢宾卡是一百五十克。因此，耍弄允许和禁止送牢饭，允许和禁止到小卖部买食物的游戏--这是使用于所有人的，是万能的办法。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然而一次也没有让吃。这是多么老式、封建式、洞穴式的做法呀！只有一点是新鲜的，那就是实施于社会主义社会！其他的人也讲到类似的做法，这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要转述契博塔廖夫遭遇的一件事，因为它是配合方式的范例。把他关在侦查员办公室里七十二小时，唯一允许做的是带去上厕所。其余都不许：不许吃，不许喝（旁边就放着一瓶水），不许睡觉。在办公室里老有三个侦查员。他们分三班轮流工作。一个经常（默默地，丝毫也不打扰受侦查的人！）在写什么东西，第二个在沙发上睡觉，第三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要契博塔廖夫一打瞌睡，马上就打。然后他们换了角色（也许他们自己因工作上出了毛病正在受处分？）。突然给契博塔廖夫送来饭菜：油呼呼的乌克兰红菜汤，配有炸土豆块的煎肉排，装在水晶高预瓶里的红酒。契博塔廖夫因为一生厌恶酒类，所以不管侦查员怎样勉强（也不能过分勉强，否则就要搞坏这场游戏）还是不喝。吃过饭以后便对他说：这是你当着两名证人做的供述，现在签名吧！-一原来就是在一睡一醒的两名侦查人员在场时，默不作声地写成的那份东西。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市拉吉宁，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一结果被枪决了（对子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27.不留痕迹的殴打，用橡皮棒打，用木裙子和砂袋打。打在骨头上，例如，审讯员用皮靴踢骨头几乎贴着肉皮的小腿，是很痛的。旅长卡尔布尼奇-勃拉文被接连打了二十一天（他现在说："过了三十年，浑身骨头还都在发痛，头也痛。"），回忆亲自挨过的和别人讲的，他统计出五十二种打法。比方有这种做法：把手夹在专门的装置里--使被告的手掌平贴在桌上--用直尺边缘敲打关节--能让你嚎叫出来！是不是该把打落牙齿作为殴打的特殊形式单独提一提呢？（卡尔布尼奇给打掉了八颗牙齿。） 一九四九年被捕入狱的卡累利阿省委书记r?库普里亚诺夫给打掉的牙齿有的是普通的，它们不算数，有的是金的。起初给收据，说是拿去保存。后来觉得不对头，便把收据收回了。 每个人都知道，拳打腹腔神经丛能叫人暂时停止呼吸，但却留不下一点点痕迹。列福托尔沃监狱的西多罗夫上校在战后采用过用一只胶鞋向男人的睾丸发任意球的做法（被球打中过腹股沟的足球运动员会知道这种打法的分量）。这种疼痛无与伦比，一般会失去知觉。 28在诺沃罗西斯克的内务人员委员部里，发明了一种夹钳手指甲的机器。后来在递解站看到许多诺沃罗西斯克犯人手指甲脱落。 29还有和平衣呢？ 30还有折断脊椎骨呢？（也是那个哈巴罗夫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九三三年。）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正文 第三章 侦查-2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一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决斗中怎能不犯错误呢？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们说过"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但是在三七年（还有四五年）监狱发生人满之患的时候，这个新抓来的受侦查人的理想的孤独原则无法得到遵守。囚犯几乎从最初几小时起就处在人烟稠密的集体监室中。 但这也有它的优点，可以弥补不足。监室的拥挤不仅代替了狭小的单人隔离室，它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刑讯，特别可贵的是，这种刑讯长达整整的几昼夜、几星期-一并且侦查员不用花任何精力：刑讯囚犯由囚犯自己未进行！监室中挤进了那么多的囚犯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小块的地方，人踩着人，甚至根本不能移动地方，彼此坐在脚上一例如，一九四五年在基什尼奥夫的羁押所里一个单人监室塞进一了十八个人，一九三七年在卢甘斯克--十五人，而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一九三八年在定员二十五人的布蒂尔卡标准监室中蹲在一百四十人中间。他对牢房生活描写得很好。厕所这样拥挤，以至一昼夜只让解一次手，有时甚至是半夜去，放风也这样！他在卢宾卡接收站"狗窝"里曾经计算，整整几个星期内，每一平方米的地面平均同时要摆三个人（请合计一下，请安排一下！）在"狗窝"里，没有窗和通风装置，由于体温和呼吸，温度高达四十至四十五度，大家都只穿一条村裤（冬季衣物垫在自己身下），他们的赤裸肉体挤在一起，由于别人的汗水，皮肤长上了湿疹。他们就这样几星期地蹲在那里，既不给他们空气，也不给他们水喝（除了烂菜汤和早上的一杯茶）。 这一年在布蒂尔卡新被捕的犯人（已经过洗澡房和隔离间的处理）几昼夜坐在楼梯台阶上，等待起解的犯人腾出监室。特-夫早七年，即一九三一年在布蒂尔卡蹲过，他说，板铺下都塞得满满的，犯人们躺在沥青地上。我晚七年即在一九四五年蹲过--同样的情况。但不久前我从M?K?勃-契得到了一份关于一九一八年布蒂尔卡拥挤情况的宝贵的个人证明：在那年十月（红色恐怖的第二个月），挤得那么满，甚至在洗衣房里设置了七十人的女监室！那末，布蒂尔卡什么时候空过呢？ 如果再加上用马桶代替上厕所（或者相反，从一次上厕所到另一次上厕所之间，在监室里没有马桶，像在西伯利亚某些监狱里那样）；如果再加上吃饭四人合用一个钵子，并且还相互坐在膝盖上；如果时而拉出什么人去审讯，时而推进个挨过毒打、困倦不堪、浑身瘫软的什么人；如果这些瘫软的人们的样子要比侦查员的任何威胁更有说服力；一个等了几个月还没有传讯的人会觉得，任何一种死亡，任何一种劳改营似乎都比他们的扭曲的姿态轻松得多--这种种也许完全可以代替理想的孤独状态？并且在这样乱七八糟的人堆里，向谁讲心里话，很不好下决心，也并不是经常能找到一个能商量事情的人。因此对于刑讯和毒打，当侦查员拿它作威胁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相信，而一看到受过刑讯的人们，你便深信不疑了。 受害者会亲口告诉你，怎样往喉咙里灌盐水，然后一昼夜在隔离室里受干渴的折磨（卡尔布尼奇），或者，用擦板擦背直到出血，然后再涂上松节油（鲁道夫?平措夫旅长两者都尝到了，而且还用针插进他的指甲，灌水直到要把肚子胀破--逼他在笔录上签名，招认他想在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上把坦克旅开向政府领导人）。从全苏自然科学家协会前艺术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可以获知阿巴库莫夫本人是怎样打人的（一九四八年），亚历山德罗夫被打断了脊椎骨，身子向一侧倾斜，他失去了抑制眼泪的机能。 是的，是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本人决不鄙弃这种粗活（亲临前沿的苏沃洛夫！），他喜欢有时亲手拿拿橡皮棍。他的副手留明就更乐意打人。他是在苏哈诺夫卡的"将军"侦查办公室里干这种活的。办公室有核桃木的护墙板，门窗上挂着丝绸帘子，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幅波斯地毯。为了不弄坏这件漂亮东西，给准备挨打的人在地毯上铺了一条肮脏的血迹斑斑的长垫子。在拷打时作留明助手的不是普通的看守，而是一名上校。留明抚摸着直径四厘米的橡皮棍，客气地说："这么说来，您光荣地经受住了熬鹰的考验（一个月不让睡觉，亚历山大?多尔甘是靠耍滑头才支持下来的--他站着睡）。现在我们拿棍子试试。我们这里没有人能支持两三场的。请您褪下裤子，请趴在垫子上。"上校骑在挨打者的背上。多尔甘想计算打击的次数。他还不知道，由于长期挨饿，屁股已经塌下去，橡皮棍打在坐骨神经上是什么滋味。感到痛的不是挨打的地方，而是头痛欲裂。在第一下打击后，挨打者就痛得失去理智，用指甲乱抓垫子。留明继续打，力求打到点子上。上校用他那肥胖的身躯使劲压住--这正是为权力无边的留明当助手的、肩章上有三颗大金星的人该干的工作！（在一场以后，挨了打的人就不能走路了，当然不是把他抬出去，而是在地上拖出去。臀部很快就痛得扣不上裤子，伤痕却几乎没有。发作了一场很厉害的腹泻，而多尔甘坐在自己的单人监室的马桶上却哈哈大笑，他还要去挨第二场，第三场，打得皮开肉绽，留明狠劲上来，动手朝他肚子上揍，打破了腹膜，肠子流下造成严重的疝气，他得了腹膜炎，拉进市蒂尔卡医院，强迫他干缺德事的企图也就暂时歇手了。） 你也会受到这种折磨！在这种场面以后，基什尼奥夫的侦查员丹尼洛夫用通条打维克多?希波瓦尔尼科夫神甫的后脑壳，揪住发辫拉来拉去，简直像是父亲的爱抚（对神甫这样揪方便些，对普通俗人则可以揪住胡子从办公室的一角拖到另一角。而对付李哈德?阿霍拉--芬兰赤卫队员，追捕悉尼?雷利的参加者和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时的连年--一的办法是用钳子夹住他那大八字胡的一端把人提起来，一会儿又夹住另一端，各持续十分钟，不让脚着地）。 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一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让上帝而不是人们去责备你吧…… 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的盘算：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要是你死在审讯室里，他们就向亲属宣布："判了劳改，剥夺了通信权。"让他们去找吧。 如果你是个正统派，那末就会有另一个正统派靠过来，怀着敌意看看四周，免得局外人偷听，开始热烈地对你做工作： "我们有义务支持苏维埃的侦查工作。我们周围充满了战斗。怪我们自己：我们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有这种腐烂东西在国内繁殖起来。正在进行着残酷的秘密战争。这里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敌人，你听见他们的言论吗？党并没有必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报告--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既然这样要求，那就应当签名。" 还有一个正统派悄悄凑近来说： "我签名咬出了三十五个人，所有的熟人都咬出来了。我也劝你：尽可能多说出一些姓名，尽可能多拉一些人进来！那时就会明白，这是瞎扯淡，就会把大家放了。" 这正中机关的下怀！正统派的自觉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目的自然地合拍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正需要这把姓名的折扇，正需要姓名的这种扩大再生产。这也正是他们工作质量的标志和抛出新套索用的木橛。"同谋！同谋！思想一致的同伙！"--硬逼着每一个人交代。（据说，P?拉洛夫交代说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他的同谋，把他写入了笔录--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恢复名誉时的那一次审讯，谁也没有感到奇怪。） 正好说到了正统派就再说一点。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刊，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末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那该怎么办呢？你--一个触肤知痛的、柔弱的、眷恋亲人的、毫无准备的人，怎样才能顶得住？ 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亲人们对我说来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说来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例如，别尔佳耶夫小组里有的人被变成了审判庭上的傀儡，而拿他本人却没有办法。本想把他拉进这一场审判，两次逮捕，曾带到（一九二二年）捷尔任斯基那里去进行夜间审讯，加米涅夫也坐在那里（可见他也不嫌弃通过契卡来进行思想斗争）。但别尔佳耶夫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央告，而是坚定地阐述了作为他不接受俄国现政权的根据的那些宗教和道德原则，结果，他们不仅认为让他出庭没有好处，而且把他释放了。人竟出了观点！ ;可别说是过去的，他是现在的！不错，我有福气接待了他，""好，那他以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谁那里去了？""我知道，就是不说！"（大主教通过教徒的关系逃到了芬兰）侦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在老太婆的脸前晃拳头，而她对他们说："你们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剁成碎块也没用。其实你们害怕长官，互相害怕，甚至害怕把我杀死（"线索断了"）。可我什么也不害怕！就是马上去见上帝也行！" 在三七年也有过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从审讯室回到监室来取行囊。他们选择了死亡，但没有株连任何人。 不能说俄国革命者的历史给过我们坚强不屈的范例。但这里无法比较，因为我们的革命者从来也没有见识过拥有五十二种方法的这种真正的好的侦查工作。 舍什科夫斯基没有摧残拉季舍夫"。拉季舍夫根据当时的惯例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儿子们将依然会当近卫军官，并且谁也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谁也不会去没收拉季舍夫的世袭领地。但这个卓越人物到底还是在他短短两星期的侦查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自己写的书--并请求宽恕。 尼古拉一世没有这份聪明--把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抓来逼她们在隔壁公事房里尖叫或者对十二月党人本人用刑，--不过他也没有这种需要。对十二月党人的侦查完全是自由的，甚至把问题送进单人囚室让他们事先考虑。没有一个十二月党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回答被人曲解。不追究对"暴动准备"知情不报的责任。被判刑者的亲属也没受到任何牵连（关于这一点，有沙皇的特谕）。但是，甚至雷列耶夫也是"详尽坦白，毫无隐瞒"地回答问题。甚至彼斯捷尔都分裂出来了，供出受他委托埋藏《俄国法典广的诸同志，以及埋藏地点声很少一些人，像卢宁那样，显示出对侦查委员会的不屑和蔑视。大部分人表现得平平庸庸，互相攀扯，许多人低首请求宽恕！扎瓦利申把一切都推在雷列耶夫身上。E?11?奥波连斯基和C?11?特鲁别茨科伊甚至赶紧咬出格里鲍耶陀夫来--这点，连尼古拉一世也不相信。 在《仟悔书》里巴枯宁在尼古拉一世面前卑躬屈节地向自己脸上吐口水，从而逃脱了死刑。精神的渺小？还是革命的狡计？ 好像，承担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任务的那些人应当是因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而被选中的吧？可是，格里涅维茨基与沙皇同归于尽，而雷萨科夫却活着并落到了侦查机关的手中。就在当天他已经败露了秘密接头住所和参与密谋的人，由于害怕断送自己的年轻生命，就急忙把比预期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更多的情报告知了政府！他悔恨交加，不知所云，他建议"揭穿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秘密"。 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受侦查人如果认为所提问题不适当或涉及了个人隐私，宪兵军官就当即把问题撤回。--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一再举一个例子。从一篇现代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得知，宪兵们拿走了列宁的《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手稿，但是没有能够通过它追查出作者来。 "在审讯中，不出所料（这里和以后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一作者注），宪兵们从瓦涅耶夫（大学生）处了解到的东西并不多。他总共只不过告知他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手稿是搜查前几天由一个他不愿说出姓名的人放在一个包着其他东西的大包里拿来交他保存的。侦查官毫无办法（怎么？那淹到踝骨的冰水呢？盐水呢？留明的棍子呢？……），只能把手稿送去鉴定。"结果竟是一无所获--一看来佩列斯韦托夫本人是熬过了若干年监牢生活的，他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出来，如果有一个《我们的部长们在想些什么？》文稿的保存者坐在侦查员面前，侦查员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C?11?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感情去回忆它。" 这里有一个观念的差距，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尺度。正如果戈理时代以前的盐粮贩子不能领会喷气式飞机的速度一样，不经过古拉格接收站绞肉机的人，是不能完全认识到侦查机关的一大神通的。 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尤莉娅?鲁米扬采娃被抓进纳粹集中营的内部监狱，为了查明从这个集中营逃跑的她丈夫的下落。她知道，但是--拒绝回答！对于不知底细的读者来说，这是英勇精神的范例。对于具有古拉格痛苦经验的读者来说，这是侦查员颟顸迟钝的范例：尤莉娅没有在刑讯下死亡，没有被逼得发疯，而是在一个月后活得好好地干脆被放了出来！ 这类应当使自己心如木石的想法，当时对我还是完全陌生的。我非但没有割断温情脉脉的尘缘的准备，连那几百支法贝尔牌的战利品铅笔在逮捕时被没收，还长久地使我耿耿于怀。后来从漫长的监狱岁月中回顾对自己的侦查阶段，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我，当然，本可表现得更坚强些。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神智昏沉，精神颓丧。这些回忆所以没有使我感到内疚，只是因为，谢天谢地，我避免了株连任何人。可是已经差一点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与我的同案人尼古拉B）的陷入囹圄带有孩子气的性质，虽然我们已经是前线的军官了。战时我与他在两个战区作战，互相之间通信，明知部队有检查信件的制度，却忍不住在信里几乎公开地表示对最最英明的人的政治不满和责骂，该写父亲的地方，我们使用了一眼能看穿的"贼头"这个代号（后来我在监狱中讲述我的案情时我们的幼稚只是引起了讪笑和惊奇。人们对我说，这样的傻瓜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也相信这一点）。突然，我阅读关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一案的研究著作时发现，他们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因不慎的通信而落网的，并且只是这个情况才于一八八七年三月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命。 暗杀小组成员安德烈尤什金寄给哈尔科夫的朋友一封坦率的信："我坚信（我们这里）一定会发生一次最无情的恐怖行动，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红色恐怖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为我的收信人担心（他已经写过好多封同样的信--作者注）……如果他遭到那个那我也会遭到那个，而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因为将牵连许多很能干的人。"根据这封信进行了五个星期的从容不迫的搜查--经过哈尔科夫，目的是打探出彼得堡的发信人。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查明了安德烈尤什金的姓名--于是三月一日，在预定的暗杀前，已经带着炸弹到达涅瓦大街的掷弹者被抓了起来！ 我的侦查员;俄罗斯"保险公司大厦不是为刑讯而建造的）--于是，利用它的五米高度，挂起了威力无穷的主宰的四米高的全身立像，对这个主宰，我，一粒小砂子，献出了自己的仇恨。侦查员有时站到他面前，演戏似地发誓赌咒说："为他我们情愿献出生命！我们为他决心躺到坦克下去！"在这幅祭坛似的庄严法像面前，我的那些什么净化的列宁主义之类的咕咕哝哝显得实在可怜，而我这个渎神者所应得到的也只能是死亡。 单单我们通信的内容就已构成给我们两人判刑的充足材料；从它们开始放到军邮检查机关行动人员桌上起，我和维特凯维奇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只是让我们给他们扩大战果，多给他们带来些好处。但更无情的是：已经一年了，我们在行军挎包里每人不离身地各带着一份我们在一次前线会面中拟定的《第一号决议》，以便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存，只要一个人能活下来。这个《决议》是对我国整个欺骗和压迫制度的有力而扼要的批判，接着，像政治纲领中应有的那样，大致叙述了改造国家生活的方案，并用这样一句话作结束："没有组织，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甚至用不着侦查员的牵强附会，这已是一份成立新党的文件。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我们通信中的话--胜利后我们将如何进行"战后的战争"。因此我的侦查员不需要为我发明什么花样，他只是尽力地给我还曾写过信的或曾给我写过信的所有人套上绳索，以及查出我们这个青年集团后头有没有年长的指使者。我在书信中，对我的同龄男女大胆地、几乎是鲁莽地表达了大逆不道的思想--而朋友们不知为什么仍继续同我通信！甚至在他们的回信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可疑的用语。现在叶泽波夫也像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那样，要求我对所有这些作出有头有尾的解释：如果我们在受检查的信中都能写出这类话，那么我们私下谈话时更能说些什么呢？我总不能向他保证激烈言论完全是信里说的吧……我得用昏昏沉沉的脑子现编一些我和朋友们见面的情形（见面是信里提到的），要编得很像真的，要和信的色调一致，要沾一点政治的边--但毕竟够不上刑法典。还要把这些解释一口气讲出来，使我的老练的侦查员相信我的单纯、技穷和彻底坦白。要使-一这是最主要的---我那懒惰的侦查员不想去清理我装在自己这个该死的箱子里带来的该死的货物--许多本用黯淡的硬铅笔写成的"战时日记"，笔迹细得像针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蹭掉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奢望。我不相信我们的奇妙记忆力，因此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努力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这还不算是大问题）和从人家那里听到的一切、我不谨慎地记下了我的战友们所讲的全部内容--关于农业集体化，关于乌克兰的饥荒，关于三七年，由于仔细的习惯并且因为从来没有挨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咬，所以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是谁对我讲的。从刚一被捕起，当行动人员把这些日记扔进我的提箱，用火漆封上，让我把这只箱子拎到莫斯科---把烧红的钳子就夹着我的心。你看，所有这些在火线上，在死亡面前曾是那么自然的故事，现在到达了四米高的办公室里的斯大林的脚下--并且对于我那些纯洁的、英勇的、有反叛精神的战友们散发着潮湿监狱气息。 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战时日记"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三十三号"）跳出来一样。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 多么加速和简化了的侦查呀！真是以往的人类闻所未闻的。机关根本不必花费力气去找寻证据！一只被逮住的家兔，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没有权利给任何人写信、给任何人打电话，从外面带进任何东西，被剥夺了睡眼、食物，没有纸张、铅笔，甚至没有钮扣，被放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光板凳上，应当自己去找寻并向无所事事的侦查员摆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如果他找不到这些证据（他从哪里能找到呢？），从而也就给了侦查机关说明他有罪的大概的证据！ 我知道一件事，有一个当过德国人俘虏的老人坐在这条光板凳上，摊开光秃的手指，终于做到了向恶魔般的侦查员证明他没有背叛祖国甚至没有这样的意图！真是一件丢脸的事！那怎么样呢，把他放了？哪有的事！--他是在布蒂尔卡而不是在特维尔林荫路上对我讲这件事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要的侦查员外，又增加了第二名，他们两人同老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回忆往事的夜晚，然后两人一起在证人陈述上签了名，证明在这个晚上，饥饿的昏昏欲睡的老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反苏宣传！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把老人转给第三个侦查员。这一位给他撤销了理由不足的背叛祖国的罪名，但一丝不苟地给他办好了同样的十年刑期的手续，因为他在侦查时进行反苏宣传。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而好办的案子始终是有的--甚至在臭名昭著的一九三七年。例如，博罗德科被控告的罪名是，他在十六年前曾经常到波兰去探望父母，并且那时没有领取出国护照（爸爸和妈妈住在离他十俄里的地方，但外交家们签字把这部分白俄罗斯地方给了波兰，而在一九二一年人们还不习惯，还照老样子往来）。侦查只用了半个小时。去过吗？--去过。--怎样去的？--骑马去。--得到了十年， KP11！（反革命活动。） 但这样的速度有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味道，而这个运动在蓝箍帽中间是没有追随者的。按照诉讼法典，任何案件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在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允许请求检察长延长几次期限，每次一月（检察长当然不会驳回）。因此，白费精力，不利用这种拖延，用工厂里的说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哄抬定额，那是愚蠢的。侦查员们认为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每次侦查的最初突击周内，可以使使嗓子和拳头，消耗消耗意志和性格（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然后就把案件拖延起来，好多积累一些省心的老案子，少一些新案子。在两个月内终结一项政治案件的侦查被认为简直是不成体统的。 国家的制度由于缺乏对干部的信任和灵活性而使本身受到惩罚。对于那些精选出来的干部也不信任：大概也要求这些人登记上下班时间，而对于传来讯问的犯人那更是必须进行登记，以便检查。为了保证得到附加工资，侦查员有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某个受侦查人传来，让他坐在角落里，提上个把吓唬吓唬人的问题---自己就忘记了他，只顾长时间看报，做政治学习笔记，写私人信件，互相往来串门（让传带员坐在那里替自己装样子）。侦查员坐在沙发上同前来的朋友安安静静地聊天，有时忽然想起来，便严厉地望着受侦查人说： "瞧这坏蛋！瞧他这个少见的坏蛋！好吧，没有关系，对他不吝惜这九克！" 我的侦查员还不断打电话。例如，他打电话到家里，一面用眼睛瞄着我一面跟妻子说，今天晚上要通宵审讯，天亮前不用等他回来（我丧气了：这么说，我要通宵受审讯了！）。但马上他又拨了自己情妇的电话号码，低声细语地约定现在就到她那里去过夜（好了，可以睡点觉了！-一我的心轻松了）。 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空白"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检察长讯问"以前看到过他。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第二百零六条"，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集团"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案"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外头是五月。办公室的窗户，像这个部所有的外窗一样，关得死死的，连冬天的糊窗纸也没有撕掉--不许外面的热气和花香冲进这些暗室。最后一道光线已从壁炉上的青铜座钟上消失，轻轻响过一遍钟声。 从头来？……看来死也比一切从头来轻松些。可是今后好歹还能希望得到某种生活（要是我当时知道竟是怎样的生活！……）。再说那个关伪警的地方是去不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惹他生气，因为这关系到他将用什么调子来写起诉书…… 于是，我就签了名。连带十一分条一起签了名。当时我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是告诉我，它并不增添刑期。由于这十一分条我陷进了苦役营。由于这十一分条，我在"获释"后，没有任何判决，被发配去永久流放。 但也许这样更好。没有这种种，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我的侦查员，除了用不让睡觉、撒谎和恫吓等等完全合法的方法外，没有对我采用任何手段。因此，他不需要象一些恶作剧的侦查员那样，为了保险起见，在办理第二百0六条规定的手续时塞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省局里，这项措施是配套地进行的：打印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连同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一起塞给囚犯（以后从劳动营释放时--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甘结）。 又怎样呢？我们的逆来顺受的习惯，我们的被压弯（或折断）了的脊背，使我们对这种土匪式的消灭罪迹的方法既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表示愤慨。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 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正文 第四章 蓝滚边-1 我们被拽着从大夜店的小齿轮间通过，心灵被磨成齑粉，皮肉一条条地耷拉着，像流浪汉的褴褛衣衫--在那里，太多的苦难，太深的痛楚，使我们不能用透彻和预见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残我们的面色铁青的夜间刽子手。涨满胸中的苦水淹没了我们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能写出我们的磨难者的怎样的一部历史啊！-一而他们自己是不会写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个过去的囚犯都能详详细细地回忆起自己所受到的侦查，记得受过怎样的压榨，被压出些什么脏水。但是关于侦查员本人，他往往连姓名也不记得，更不用说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是这样。虽然我跟那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叶泽波夫面对面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不短时间，可是要说能想起来的事，关于任何一个同室难友的也要比关于这个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内容。 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先进的学说"，花岗岩的思想体系。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M?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侦查员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尔加运河）的妻子感动地对邻居说："我们科利亚"可能干了。有一个人好久不肯招认--把他交给了科利亚。科利亚同他谈了一夜--那个人就招认了。" 为什么他们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热衷地一味追求被处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数字呢？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方便，不致跟不上总的潮流。因为这些数字就是他们的安宁生活、就是他们的附加工资、奖励、升官，就是机关本身的扩大和福利。在数字完成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偷偷懒，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里出去玩玩（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数字低，那就会遭到撤职、降级，失掉这个饭碗，--因为斯大林不会相信，在某个区里、城市里或部队里突然间没有他的敌人了。 因此，对于那些不肯被纳入数字的，"熬鹰"、禁闭、饥饿都治服不了的顽固不化的囚犯，他们不是产生恻隐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触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认罪，就是损害了侦查员的个人地位！他们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办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样子！软管插进你的喉咙，请喝盐水吧！ "蓝色商店"的从业员们按其工作的种类和所作出的生活选择来说，是丧失了人类存在的高级领域的，他们全副身心贪婪地生活在低级领域里。在那里掌握和指使着他们的，是低级领域最强烈的本能（除饥饿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权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别是权力。在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间，它要比金钱更重要）。 权力是一副毒剂，这是几千年来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的物质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毒。他们一旦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记得托尔斯泰关于权力是怎样写的吗？伊万?伊里奇占有这样的职位，这使他能够毁灭任何一个他想毁灭的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为被告给带到他那里去。（这不正是说我们那些蓝箍帽！这都不需要作什么补充！）他觉得对这种权力的意识（"以及使它变得温和一些的可能性"--托尔斯泰附带说明，但这对我们那些小伙子无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是担任公职的主要乐趣和令人神往之处。 何止令人神往！--简直令人陶醉！须知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还年轻，说句随便的话，你还是个拖鼻涕的小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前父母还为你伤脑筋，不知往哪里安置你，你又蠢又不爱念书，可是你在那个学校里混了三年以后--立见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变化呀！你的动作变了！你的眼神、脑袋转动的姿势也变了！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在开会--你走进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让院长坐在那里去张罗吧，你在旁边坐下，但大家都明白，这里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别部门。你可以在那里坐上五分钟就走，这是你比教授们优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后来你对他们的决定可以动动眉毛（或者最好是动动嘴唇）向院长说："不行。有一些意见……"到此为止！别无二话！--一或者你是个特科人员，反间谍人员，不过是个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队的指挥员，见到你进来就站起来，竭力奉承你，讨好你，如果不邀请你，他同参谋长就不敢喝酒。你只有两颗小星，这没有关系，这甚至好玩：须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于普通军官的完全另一种标度来衡量的（有时，在执行特别任务中，允许你戴上例如少校之类的肩章，这好似假名，好似暗号）。对这个部队或这个工厂、或这个区的所有的人，你所拥有的权力，比之指挥员、厂长、区委书记，要深远得多。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职务、工资、名誉，而你所支配的是人们的自由。谁也不敢在会议上说到你，谁也不敢在报纸上提到你--不仅不敢说坏话！就是好话也不敢说！！你像隐秘的神灵一样，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着，大家都感觉到你！但你好像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从你戴上这顶天神的蓝箍帽时起，你就比公开的权力高出一头。你所做的事，谁也不敢去检查，但是每个人都受你的检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谓公民（而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段段木头）面前，你最适宜于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深思远虑的表情。须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特别意见，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因此你永远是对的。 只是有一点你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你不是侥幸成为机关-一这个像人身体里的绦虫～样寄生在国家内部的柔软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个小环节的话，那你也会是同样的一段木头。现在一切是属于你的，一切是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须忠于机关！你永远会受到袒护！随时都会有人帮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扫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要忠于机关！执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会替你考虑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会坐上侦查员的交椅，以后也许会以方志学家的身份出发去谢利格尔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顺便为了让你松弛一下神经。然后可能从你名声太大的城市调到国家的另一端去当教会事务特派员。（凶残的雅罗斯拉夫尔的侦查员沃尔科比亚洛夫后为摩尔达维亚的教会事务特派员。）或者成为作家协会的责任书记（另一个伊利英，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国家安全部门的中将。）。什么也不要感到惊奇：人们的真正用途和给人们的真正等级，只有机关知道，对于其余的人说来，这些只不过是让他们玩玩而已：什么功勋艺术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英雄--只要吹口气，就没有他了。（谢罗夫将军在柏林间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么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没有张惶失措，带着那种遗传的哥萨克的大胆精神反问："你是什么人？"谢罗夫立即更正说："您是学者吗？"） 侦查员的工作当然需要付出劳力：白天要去上班，夜里也要去上班，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但是不要为"证据"去绞脑汁（此事让受侦查人去伤脑筋吧），不要去思考什么有罪无罪--照机关所需要的去做，这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怎样进行侦查，那就已经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捞到点什么好处，不然的话即便能寻寻开心也好。坐着，坐着，突然间想出了一种影响手段--可找到啦！--马上给朋友打电话，到各办公室去串串门讲讲--多好玩呀！来试试，伙计们，拿谁试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这些颤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胆怯的顺从，真没意思--找个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欢强的对手！高兴去折断他们的脊梁！"（列宁格勒的侦查员希托夫对格夫说。） 要是碰到一个这样强的对手，他怎么也不屈服，你的一切办法都没有结果，那时该怎样呢？你气疯了吗？用不着克制狂怒！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翱翔！--尽情发泄你的狂怒吧，不给它任何阻挡！让肩膀发痒吧！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就会往可恶的受侦查人张开的嘴里吐痰！把他的脸往满满的痰盂里按！（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书中所述瓦西里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也就会揪住神甫的发辫拖来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脸上撒尿！在发泄了狂怒以后，你就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或者审讯一下"勾搭外国人的女郎"艾斯菲尔?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来两句荤的，就问问她："怎么，美国人的那玩艺儿是有棱角的吗？光俄国人不够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她认这些外国人那里一定长了点什么见识。不能错过机会，这可跟到国外出一次差差不多！于是你就追根问底地仔细盘问起来：怎么搞法？都有些什么姿势？……还有些什么姿势？……详细说！每个细节都要说！（自己用得着，还要告诉哥儿们！）那丫头满脸通红，流了一脸泪水，说这跟案子没关系--"不，有关系！说！"这就显出你的权力是怎么回事了！她全都会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你说。要她画出来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没路可走，她的禁闭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里。 ．你（侦查员波希尔科，克麦罗沃国家安全局）要一个女速记员来记录审讯--给派来了一个模样好看的，你在受侦查的男孩子（中学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怀里去--他好像不是个人，不必顾忌他。 是呀，一般说来，你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如果你喜欢玩女人（谁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个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摆布。在什么地方遇见了一个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里也跑不了。任何一个有夫之妇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个短篇小说《弄坏了的妻子》的题材。但看来是不打算去写了。它的梗概如下。在远东的一支空军部队里，在朝鲜战争前，有某个中校出差回来，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医生并没有对他隐瞒：她的性器官由于遭到病态的对待而受了损伤。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里，经过一番努力使她承认了，这是他们部队的特科人员上尉干的事（然而，看来也不是没有她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卫人员的办公室里，抽出手枪，威胁要杀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弯下腰来，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胁要把他关到最可怕的劳改营里去烂掉，那时他就会央告给他一个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样接受下来（某种东西无可挽回地被破坏了），同她一起生活，绝对不许离婚，绝对不许控告--这就是他不被关进去的代价！中校都-。一照办了。（这是那个特科人员的司机对我讲的人 这类事件应当是不少的。这是一个最能诱引人去使用权力的领域。有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曾强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陆军将军的女儿嫁给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亲关起来。姑娘有未婚夫，但为了拯救父亲，她嫁给了国家安全人员。在短短的婚后生活中，她写了日记，把它交给了心爱的人，然后就自杀了。 不，这应当亲身去体会-一什么是蓝箍帽！任何东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滚开！脚下的土地--是你的！头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蓝色的呀！！ 至于发财的欲望-一那是他们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这样的权力和这样的不受监督的地位去发财致富呢？除非是个圣人！…… 如果我们能够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动力，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尽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但其个别抉择，把谁关起来，个人的选定，在四分之三的场合是出于人的贪利心和报复心，而有半数的这种场合则出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机关（当然还有检察机关，我们将不把它们分开）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岛旅行是怎样开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区消费合作社主任，有一次专门给党的积极分子（不是给老百姓，这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难为精）售卖布正（这种东西现在谁也不会要），检察长的妻子却没能买到：因为她不在场，检察长自己则不好意思走到售货台旁边去，而弗拉索夫也没有想起该说一声--"我给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远不会让他这样说。）还有一次，检察长鲁索夫把一个朋友带到党员内部食堂（三十年代有这样的食堂）去吃饭，那人没有供应关系（就是说级别低了些），食堂管理员就没有允许给那个朋友供饭。检察长要求弗拉索夫惩罚管理员，而弗拉索夫却没有惩罚。还有他曾同样令人难堪地侮辱过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于是就给他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 蓝滚边们的打算和行动有时小气到令人惊奇的程度。行动特派员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带兵军官的图囊和军用包，并当着他的面使用起来。借助于笔录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个被捕者的外国手套（在我军进攻时期特别勾起他们不快的，是他们的战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团军的反间谍人员，对我的烟盒起了觊觎之心--其实这甚至并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德国人办公用的某种小盒子，但具有诱人的鲜红颜色。为了这个不值一钱的东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务上的迂回战术：先是不把它写入笔录（"这个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后，明知口袋里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还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这是什么？取走！"--为了使我不能抗议："把他关到禁闭室去！"（哪个沙皇的宪兵敢于这样对待祖国的保卫者？）--每一个侦查员都拨给一定数量的烟卷，那是为了鼓励招认者和眼线用的。有些侦查员就把烟卷全部吞没了。甚至在侦查的钟点上--在付给他们加倍工资的夜间工作的钟点上，他们也搞鬼：我们曾在夜间的笔录上发觉"从"几点"到"几点的时间被拉长了。--侦查员费多罗夫（列舍塔站，二三五号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尔祖兴住所时亲自偷了手表。--侦查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克鲁日科夫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公然对自己的受侦查人k?11?斯特拉霍维奇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克多罗芙娜说；"我需要一条棉被。给我带来！"她回答说："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间已经被查封了。"那时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坏国家安全机关的铅封，把整个门把手卸了下来（侦查员快乐地对她说："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工作的！"），他动手从那里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顺手还把一件水晶器皿塞进口袋（伊?维自己也尽力拿，自己的东西嘛。他制止说："你拿的够了！"．而自己却还在拿）。 一九五四年，这个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丈夫对一切，甚至对死刑判决，都原谅了，并劝阻说：别去干这事！）出庭揭发侦查员克鲁日科夫。由于克鲁日科夫干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而且违反了机关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里能呆久吗？…… 这类事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系统地问问过去的被捕者和他们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书"（从一九一八年起）。也许现在和过去都有一些从来不偷东西的、不侵吞什么的蓝滚边们-一但我断然不能想象出一个这样的蓝滚边！我干脆不明白，既有这样的思想体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东西，有什么能制止住他呢？还在三十年代初，当我们穿着青年突击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西方贵族式的沙龙里，如像孔科尔吉娅?约塞的住宅，举办起晚会来了，他们的夫人就已经全身外国服饰打扮--这从哪里弄来的呢？ 请看他们的姓名--好像他们是根据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麦罗沃省的国家安全机关里五十年代初期有：检察长特鲁特涅夫（俄语中有"不劳而食者"的意思--此处及以下各姓的俄语含义均为译者注），侦查处长什库尔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处长巴兰京中校（"烂菜汤"的意思），他们有个侦查员叫斯科罗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这连想都想不出来！一下都凑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复提沃尔科比亚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抢劫"的意思）之类了。这类的姓名又是这样地集中，难道完全没有反映出什么东西来吗？ 又要怪囚犯的记忆力；II?科尔涅耶夫忘掉了那个同他一起蹲过弗拉基米尔隔离所的国家安全机关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尔吉娅?约塞的朋友（科尔涅耶夫也认识她）。这个上校是追求权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宝贵的"战利品"时期，他死气白赖要求到机关中负责监督这种抢劫的单位去工作，这些单位（由阿巴库莫夫亲自带头）不是为国家而是为自己拼命捞取"战利品"（并且很得手）。我们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几车厢的东西，造了好几所别墅（一所在克林）。战后，他的气派那么大，当他一抵达新西伯利亚车站时，就命令把餐厅里的全部顾客赶走，并让人把姑娘和女人们赶到一起，强迫她们光着身子在桌子＿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即使干这种事他本来也会平安无事，但是他却违背了另一条重要的戒律，像克鲁日科夫那样，触犯了自己人。那个是欺骗了机关，而这个则是专拿引诱别人妻子打赌，他引诱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而是契卡行动工作同志的妻子。于是就没有得到原谅！--带着五十八条被关进了政治隔离所。他在牢里，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关起来，感到十分恼火。他毫不怀疑上头还会改变生意的（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这种倒霉的命运--自己坐牢，对于蓝滚边们并不是那么稀有的，避免这种命运的真正包票是没有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很少吸取过去的教训。想必又是由于缺乏高级理性的缘故，而低级理性则对他们说：情形稀见，碰上的人也很少，我会躲掉的，况且自己人也不会撒手不管。 在患难中自己人确实尽力照顾，他们有一条默契：对于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给予优惠（马尔芬特种监狱里的h?q?沃罗比约夫上校、卢宾卡监狱里的上面已经说到过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享受优待）。他们中因私人过失而个别坐牢的那些人，由于这种行帮内的照顾措施，通常过得并不坏，这使他们认识到平时工作中那种逍遥法外的感觉是有根据的。然而，也知道有几个把劳改营行动特派员扔到一般劳改营服刑的例子，他们甚至碰上了自己过去管辖的犯人，这时他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盗窃犯当依靠对象并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条犯人的行动人员蒙申，就被他依靠过的那些盗窃犯赶到了板铺底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探听到这些事例的详情--无法细说。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险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国家安全人员。水流--这是一种自然力量，这是一种比机关本身还要强的力量，这里谁也不会来帮你的忙，否则连自己也会被卷进这个深渊去。 在最后的时刻，如果你消息灵通，有强烈的契卡人员意识，你还可逃出这个狂澜，证明你与它无关。例如萨延科大尉（不是那个以枪杀、用军刀在身体上钻眼、打断小腿、用重锤压扁脑袋和用火刑闻名的一九一八年哈尔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员，--但也许是亲戚？）出于一时软弱爱上了中东铁路人员科汉斯卡哑并同她结了婚。突然，在浪潮刚一兴起时，他就打听到要抓捕中东铁路人员。他在这时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处长。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一把心爱的妻子投进监狱！--甚至不是作为中东铁路人员，而是给她炮制了一个案子。于是就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内务局长。（又是一个题材，这种题材这里有多少呀！也许什么人能用上。） 水流县依照某种神秘的更新机关的法则而产生的-一定期作点小小的牺牲，以使留下来的人们具有洗净了的样子。机关的人员更替应当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长和衰老进行得快一些：国家安全人员中一批批的鱼群应当像为给后代让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鲤鱼那样，毫不动摇地献出脑袋来。这一条法则，具有高级理智的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蓝边帽们怎么也不想承认和预见这个法则。于是机关的骄子们，机关的要人和部长们本人，每当大限一到，就得把脑袋放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一个鱼群带走了雅戈达。大概有许多我们将在本书《白海运河》一章中称颂不已的光荣名字也落入了这一群中，而他们的姓名后来就从诗篇中给涂掉了。 第二个鱼群很快就把昙花一现的叶若夫拖了进去。三七年的好汉们有的就在这股水流中牺牲了（但不应夸大，远非所有的好汉都进去了）。叶若夫本人在侦查时挨了打，样子看来很可怜。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与叶若夫一起入狱的还有古拉格的财务局长、古拉格的卫生局长、古拉格的军警队队长，甚至还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动处长--所有劳改营的头头们！ 后来就是贝利亚的鱼群。 那个胖大笨重、自以为是的阿巴库莫夫则在此以前单独地摔了跤。 机关历史的作者们有朝一日（如果档案不烧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叙述这个情况-一有数字，也有显赫的名字。 我在这里只想稍稍说一点--说一点我偶尔得知的关于留明--阿巴库莫夫的历史情况（关于他们已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不再重复） 靠阿巴库莫夫飞黄腾达并受阿巴库莫夫宠信的留明，于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库莫夫那里去报告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是医生艾廷格尔教授已经承认对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作了错误的诊治（抱着害死的目的）。阿巴库莫夫不相信这种事，他深知这类勾当，断定是留明走得太远了（而留明对斯大林的心意体会得更好！）。为了核对起见，就在当晚对艾廷格尔举行了交叉审讯，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阿巴库莫夫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医生案件"，而留明则认为是有的。早晨本来要再一次进行核对，但由于"夜店"的神奇特点，艾廷格尔于当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经阿巴库莫夫同意并背着他给中央委员会打电话，请求斯大林接见！（我想，这不是他最果断的一步。拿脑袋作赌注的最果断的一步是头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库莫夫的意见，说不定也包括夜里杀掉艾廷格尔。但谁知道这些宫廷秘史呢！--也许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触？）斯大林接见了留明，亲自交办了医生案件，而阿巴库莫夫则被逮捕了。以后留明似乎是独立处理医生案件，甚至把贝利亚都撇开了！（有迹象显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贝利亚已处于发发可危的状态，--也许正是通过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就是否定了医生案件。留明当即被捕（还在贝利亚掌权的时候），但阿巴库莫夫也没有获释！在卢宾卡实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检察长跨进了它的门槛（捷列霍夫），留明显得手忙脚乱，巴结讨好，连声说"我无罪，我凭白无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审讯。他照老习惯嘴里吮着一块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后，他把糖块吐在手掌里说："对不起。"阿巴库莫夫的表现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哈哈大笑起来，认为是个"大骗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权检查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的证件给他看。阿巴库莫夫挥了下手说："这种东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为"本单位的热爱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监牢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图谋侵害这个不受世上任何单位节制的机关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并被处决。而阿巴库莫夫依然坐牢。在审讯时，他对捷列霍夫说："你的眼睛太漂亮，我将来会舍不得枪毙你！扔下我的案子走开吧，和和气气走开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传来，让他读登载揭露贝利亚消息的报纸。这在当时几乎是一桩轰动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库莫夫读了后，眉毛也不动一下，翻过来读起体育运动新闻来了。另一次审讯时，有一个国家安全部的大头头在场，他不久前还是阿巴库莫夫的部下，阿巴库莫夫问他："你们怎么能容许贝利亚案件的侦查不由国家安全部负责，而由检察机关负责呢？！"--（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这个国家安全部长会受审？！""是的。""那你就快卷铺盖走吧！机关再也不存在了！……"（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信差，当然把事情看得太阴暗了。）阿巴库莫夫在卢宾卡坐牢的时候怕的不是受审判，而是被毒死（毕竟是当之无愧的机关之子I），他开始完全拒绝吃监狱的饭食，只吃从小卖部买来的鸡蛋（在这上面他缺乏技术头脑，他以为鸡蛋里是不会放毒的）。从收藏极为丰富的卢宾卡监狱图书馆中，他只借阅斯大林（把他关起来的人……）的著作。但这多半是一种示威行动，或者是一种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拥护者不会不取得上风的。他蹲了两年监狱。为什么不把他放出去呢？这不是个幼稚的问题。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来衡量，他是浑身浸透在鲜血里的，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哪！而那些人却都太平无事。这里也有秘密：有个隐约的传闻，说是过去某个时候他曾亲自毒打过赫鲁晓夫的儿媳柳芭?谢德赫--他那个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投入惩戒营并在那里战死的大儿子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这个被斯大林关起来的人，却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审判（在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处决。 而他的忧虑是枉然的：机关并没有因此而灭亡。 但是，像民间智慧所奉劝的：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是我们的。 为了别那么起劲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当旗子摇晃，清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吗？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 我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学三年级。我们这些男团员曾被叫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过，第二次被叫去的时候几乎不征求同意就让我们填写履历表，说你们这些物理数学系、化学系的学生够多了，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去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永远是这样，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国需要，祖国需要什么，总有个什么官儿代替她知道并代表她说话）。 前一年，那个区委会还曾动员我们进航空学校。我们也顶回去了（舍不得扔了大学），但不像现在这一次那么坚决。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人们可能认为，当然馆，你们当时明白，周围正在大张旗鼓地抓人，你们知道监狱里怎样虐待犯人，他们想把你们拉去干多么肮脏的勾当。不！！。要知道"乌鸦车"是在夜间开动，而我们是白天举着旗帜游行的人。我们从何得知并且怎么能想到逮捕呢？撤换了省里的全部领导人--这对我们反正都一样。关进去了两三个教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跳过舞，而且考试起来还更容易交卷。我们这些二十岁年纪的人，迈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龄人的行列里，而且，作为十月革命的同龄人，等待着我们的是最光明的未来。 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应该去，"你自己的头脑也说："应该去！"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不，还要更深远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某个碰巧来检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数落了一顿。我（还是上过大学的！）还辩解说：在军官学校里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那就是说，既然我们是在军队里，哪里还能有什么一般人的观念？ （在机关里就更不用说了……） 骄傲在心中增长起来，像猪身上的肥膘一样。 正文 第四章 蓝滚边-2 我向下属发出一个个不容争辩的命令，坚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线上，处在死亡好像使我们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权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着听取他们"立正"站着报告。打断他们的话，作指示。对那些论年纪能当我父亲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称（他们当然称我为"您"）。派他们钻到枪林弹雨下去接通打断的电线，只是为了高级长官不致责备我（安得烈雅申就是这样牺牲的）。我吃自己的军官黄油加饼干，毫不思考为什么我该有这样的东西而士兵却没有。我当然有一个勤务兵（说得好听点叫通讯员），我给他添了无数的麻烦，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为我单独做和士兵不一样的饭食（卢宾卡的侦查员倒是没有这种通讯员，这点对他们没话可说）。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们为我弯腰挖特殊的地下掩护所，顶上铺些较粗的圆木，好让我舒服而安全。啊，对不起，在我的炮兵连里，也有过禁闭室，不错！--就是设在树林里的那东西吧？--也是一个坑，当然要比戈罗霍维茨的陷阱好一些，因为是有遮盖的，还能吃到士兵的口粮，维尤什科夫因为丢掉马在那里蹲过，还有波普科夫因为瞎摆弄卡宾枪也在那里蹲过。啊，真对不起，还想起一件事来：当兵的用德国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机坐垫上的皮）给我缝制了一个图囊，却没有皮带。我正发愁。他们无意中在一个游击队政委（当地区委里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适的一条皮带--就把它卸下来了：我们是正规军嘛，我们高人一等！（记得那个行动人员先琴科吗？）最后，还有那个鲜红色的烟盒也是我夺来的，怪不得我牢记着被人夺走的情景…… 瞧，肩章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祖母在圣像前的谆谆告诫都到哪儿去了呀！还有少先队员关于未来神圣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里去了！ 因此，当反间谍人员在旅长的指挥所里从我身上撕下这一对可诅咒的肩章，卸下皮带，连推带搡地把我带出去上他们的汽车时，尽管我整个命运已经完蛋了，我仍然为一件事不安：我在这种被罢官的状态中怎能走过电话员们的房间呢--我这副样子不应当让列兵们看到！ 在被捕后第二天，就开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尔之旅。一批被抓获的人犯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发送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从奥斯特罗德押送我们步行走到布罗德尼茨。 把我从禁闭室带出去列队时，那里已经站着七名囚犯，排成三对半背向着我。其中六人穿着破旧不堪的饱经风霜的俄国士兵大农，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着"SU"两个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苏联），我已经知道这个标记，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带着又悲伤又抱歉的神色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解放了他们的队伍迎面走来的我们俄国战俘的背上看到过。他们被解放了，但是在这种解放中没有相互的欢乐，祖国同胞们用那种比对待德国人更阴郁的眼光斜视着他们，而在不远的后方，他们遭遇到的将是：被关进监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我是一个军官。让德国人拿吧。"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而我却不能。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长长的一列没有载货、的马车队。驭手们好奇地回头观望，有的在车上站起来，瞪大眼睛瞧着。很快我便明白了，他们的活跃和痛恨表情是冲我来的--我跟其余的人有显著的区别：我的军大衣是新的、长长的、照身材缝制的，领章还没有拆下来，没有割下的钮扣在露出云层的太阳光下闪烁着廉价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军官，新鲜的，刚被抓起来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军官的垮台使他们感到快意的激动（正义感的某种余迹），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被政治讲话填满了的脑袋里容纳不下一个想法：他们的连长也能这样一下子被抓起来的。于是便一致断定，我是从那边来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我被他们想象为一个什么国际恶棍，然而到底给逮住了--于是现在前线的进攻就会进展得更迅速，战争就会结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们些什么呢？一句话都禁止我说，而我却应当向每个人说明全部生活。我怎样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不是潜入的破坏分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为了他们我才在这个地方？我便微笑起来……我朝他们那边瞧，我从起解的囚犯队伍里向他们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齿在他们眼里要比嘲笑更坏，于是他们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热向我发出侮辱的喊叫，并且挥拳威胁。 我微笑着，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偷窃，并不是因为背叛祖国或者临阵脱逃，而是因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恶毒的秘密。我微笑着，因为我想要并且也许还能稍稍改正一下我们俄国的生活。 然而，这个时候我的箱子却由别人拿着…… 我甚至对此并不感到内疚！如果走在我旁边的那个陷塌的脸上两星期来已长满柔软的茸毛、眼神充满痛苦感受的人，当时用清清楚楚的俄语责备我，说我求助于押解人员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荣誉，说我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说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会理储他的！也许我干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要知道我是一个军官呀！ 如果我们中间的七个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个可以被押解人员救出来--那末有什么能妨碍我喊出： "军士！救我。我是军官！ 请看，什么叫做军官，即便他的肩章并不是蓝色的！ 如果肩章还是蓝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输了他是军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输了这种想法，即他比别人更受信任，他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应当让受侦查人的脑袋夹在两腿中间并在这种状态中把他塞进管道去呢？ 干吗不塞呢？…… 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培养好了的刽于手。要是我在叶吉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末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须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谁能消灭掉自己的一小块心呢？……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写在他帐上了。 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我们准备把欺侮我们的人推进深坑，但我们在坑前停下来，我们张惶了：须知当时是他们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们，这只是形势所致。 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向我们喝令一声，大概我们也会照办不误！……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末，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社会上关于过去那些非法行为和刑讯的回忆刚一被激发起来，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们解释，写东西反对，他们说：那里（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里）也有好人嘛！ 他们的"好人"我们是知道的：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向老布尔什维克们咬耳朵说"当心点！"，或者甚至暗中给放上一块夹心面包，而对其余的人则一个挨一个地用脚踢。至于超出党派之见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里有没有呢？ 一般说来那里不会有：那里不要这种人，招收时就留意了的。这样的人自己也想方设法躲掉。谁要误入到那里-一或者是随遇而安，与环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挤，给撵走，甚至有自寻短见的。但毕竟-一没有剩下来的吗？ 在基什尼奥夫，希波瓦尔尼科夫被捕前一个月，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国家安全人员上他那里去说："走吧，走吧，他们要逮捕您！"（自动前来？还是母亲派他来拯救牧师？）在逮捕后，正好赶上也是他去押解维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您不离开呀？ 或者请看这件事。我部下有一个排长奥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线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了。整个战争有一半时间我与他共用一个小锅，为了不把汤放凉了，在弹雨纷飞下吃过，在两次爆炸的空隙吃过。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心灵那么纯洁，观点丝毫不带偏见，无论军官学校，无论军官职位，都一点也没有把他搞坏。他在许多方面也使我变得温和起来。他当军官只为做一件事：尽力保全手下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上了年纪的）的生命和体力。我从他嘴里头一次知道了农村的现状和集体农庄是什么东西（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激愤，没有抗议，而是随随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树木的枝枝节节一样）。当我被捕入狱时，他极为震惊，尽量把我的战斗鉴定写得好些，并拿去给师长签名。复员以后，他还通过亲属找过我--尽量想帮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与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别！）。我在侦查中怕他们翻我的"战时日记"，主要就是为了他：那里记述着他的故事。--当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复名誉时，很想找到他。我记得他乡下的地址。一次两次给他写信--都没有回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他曾在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毕业，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好极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里的地址给他写信--没有答复。过了几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好吧，现在总该有回音了。没有！再过了三年，我请自己的一个雅罗斯拉夫尔的通信者亲自上他那里去一趟，并把信交到他手里。这个都照办了，给我写了封信说："他好像连《伊凡?杰尼索维奇》都没有读过……"可也是，他们干吗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后的命运呢？……这一次奥夫先尼科夫没法再沉默了，给了个回音："学院毕业后，他们要我到机关去工作，我当时觉得在那里也能干出一点成绩（什么成绩？……），结果在新的行当里搞得并不很顺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欢，但工作也还算主动，我想大概不至于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谊！--也算是一条理由！）今后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考虑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没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见面（如果见了面--我想整个这一章我会写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时期的最后几年，他已经当了侦查员，一股脑儿给所有抓起来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这个弯子在他头脑里是怎样转过来的？他的思想是怎样变黑的？但我还记得过去那个泉水一样清澈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小伙子，难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复返了？在他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什么活的萌芽了？ 当侦查员戈尔德曼让薇拉?科尔汉耶娃按照刑诉法典第二百0六条的规定签名时，她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着手对他们的"宗教集团"全部十七名参加者的案卷详细地研究起来。侦查员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绝。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带到一间大办公室去，那里坐着六七个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起初科尔涅耶娃只是阅看材料，后来不知怎地，也许是工作人员们为了解闷，攀谈起来--这时薇拉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布道（她这人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头脑灵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虽然在外面她只是个钳工、饲马员、家庭妇女）。大家凝神屏息地听她讲，偶尔提些问题以便加深理解。这一切，他们都是闻所未闻，出乎意外的。聚了满满一屋子人，别的房间的人也来了。尽管他们不是侦查员，而只是一些打字员、速记员、文件装订员--但总归是他们圈子里的人，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机关啊！我们无法复述她的独白，她说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们最可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器。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那就依靠发展教育吧--据说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为什么要抓人？--这时戈尔德曼走了进来，想粗暴地打断说话。但大家冲着他嚷了起来："你住嘴！……你闭口！……说吧，说吧，妇人！"（怎样称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这些都是禁止的，这是一套陈规陋习造成的难题。妇人！像基督那样来称呼是不会错的）于是薇拉便在自己的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宣讲！！ 请看科尔汉耶娃在国家安全机关办公室里的这些听众--为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话能打进他们的心里？ 前面说过的捷列霍夫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很为他惋惜。"能保持这样的记忆说明他总还有点人心吧（而那以后被他判死刑的许多人他已经记不得了，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记数）。 这是捷列霍夫的一个插曲。当他向我证明赫鲁晓夫统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时，使劲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边缘上划破了手腕。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工作人员进来打了个立正，值班军官给他拿来了碘酒和双氧水。他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蘸了药水的棉花在划破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按了一个来小时：原来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爷通过这一点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却在审判着，把一个个死刑判决加在别人身上…… "大楼"的监管人员不管怎样冷若冰霜--而心灵的内核，内核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总还应当保留着吧？;大楼"近旁接连爆炸，好像现在就要扔到他们头上。女传带员朝自己的犯人猛跑过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寻求人的融和与同情。但轰炸过去了。于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来！走！" 当然，在死的恐惧中流露人性并不值得特别称道。正如舐犊情深未必证明其善良（人们常常以"他是为了顾家"为恶人解脱）。人们称赞最高法院院长戈利亚科夫：爱种花，爱读书，常去逛旧书店，对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很有研究-一但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害了多少万人呀？或者，譬如说那个上校，约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尔的隔离所里还哈哈大笑地讲述他怎样把犹太老人们关进冰窖--他的行为放荡不羁，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发觉：她相信他，认为他是个高尚的人，他也珍惜这点z但难道我们敢把这种感情当作他心中的善的基点吗？ 他们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颜色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在莱蒙托夫的时候就有--"你们天蓝色的制服！"，然后是蓝帽子、蓝肩章、蓝领章，后来叫他们不要那么显眼，大片的蓝色渐渐避开了人民的感恩的视线，渐渐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只剩下细滚边，厌帽箍--但毕竟还是蓝色的！ 这--只是一场假面舞会吗！ 或者这表示任何黑暗的东西偶尔也要去领受苍天的圣餐？ 这样想倒是很美丽的。但是，你知道雅戈达是穿着什么制服去参拜神圣的吗？……据一个目睹者（此人与高尔基过从甚密，同时和雅戈达也很接近）说：；在莫斯科近郊雅戈达的领地上，在澡堂脱衣间里，特意放着一些圣像--雅戈达及其同伴们脱衣后先要用手枪向它们射几下，才进去洗澡……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 我《已更接近于这种想法：不可能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人。童话里描绘恶人--说给孩子听，为了情节的明了，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历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已经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主要问题在于描绘这些恶人的手法。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干脆就这样思考：我不作恶便不能生活。让我来唆使父亲去反对兄弟！让我来享受牺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与动机是黑暗的，是由仇恨产生的。 不，没有这样的事！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幸而人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找出正当理由的天性。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翻旧帐"嘛。 然而，如果把八万六千个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国的人数，应当是二十五万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作为他们的象征，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三号住着洋洋自得的、头脑僵化的、什么也没有想通的、浑身浸透着我们鲜血的莫洛托夫，他气度高贵地走过人行道，坐上又长又宽的小汽车。 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猜出的谜是：惩罚自己的恶人的机会为了什么给予了德国，而俄国却未能得到？如果我们永无清除在我们体内腐烂的秽物之日，那末我们将面临一条怎样的绝路？俄国将给世界做出什么样子？ 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充满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 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 那我们怎么办呢？……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罗斯伟大的忏悔传统他们根本不懂而且觉得可笑，那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对于承受他们给别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怀着动物的恐惧，而这种心理又压倒了他们身上任何公正倾向时，那又怎么办呢？如果他们死死抱住用死难者的鲜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实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摇绞肉机把手的人，现在都已不年轻了，他们都是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了，他们丰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时光--因此任何同等的还报都为时已晚，都已经不能对他们实行了。 就让我们宽大为怀吧，我们不枪毙他们，不灌他们盐水，不把臭虫撒在他们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飞"，不让一星期站着不睡觉，不用皮靴踢他们，不用橡皮棍打他们，不用铁环箍脑瓜，不把他们塞进监室像行李那样撂起来--不做他们做过的任何事！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 "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 如果这句话在我们国家只说出二十五万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后于西德）--一也许就够了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正文 第五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1 这怎样理解呢--监室怎么忽然和爱连在一起了？……噢，想必是这么回事：你是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被关进了"大楼"的吧？那就明白了，因为把你塞到了那里，你才拣了一条命。这是列宁格勒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对住在那里、有防炮轰的地下办公室的侦查人员而言。不是开玩笑，当时在列宁格勒人们不洗脸，脸上都结了一层嘎渣，而在"大楼"里，囚犯每十天洗一次热水淋浴。不错，暖气只供看守呆的走廊，监室木供暖，但在监室里却也有可用的自来水管，也有厕所--这在列宁格勒哪里有呢？面包和外边一样，一百二十五克。而且每天还有一顿死马肉熬的场！还有一顿粥！ 猫儿羡慕起狗的生活来了！那--禁闭室呢？那--最高刑呢？不，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坐下来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一下：在我服刑期间一共蹲过多少间监室呀！数都数不清呀！而在每一间里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监室里是两人，有的--一百五十人。有的地方只呆了五分钟，有的--呆了一个漫长的夏天。 但所有的监室当中，在你的记忆中占第一位的永远是你蹲过的第一间，在那里你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的绝望的命运相同的人。你一生都将怀着大约只有回忆初恋才有的那种激动心情去回忆它。当你用新的眼光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想起和你在这石头棺材里同睡一块地面、同吸一种空气的那些人们，如同回忆自己的家人。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也只有他们才是你的家人。 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在你以后的全部生活中，绝找不出与你在第一个侦查监室中的感受相类似的东西。就算监狱在你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你之后还会存在多少年（但愿少些……）--但你在受侦查期间蹲过的那个监室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得的。 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只有肮脏的地面。村苏维埃、民警所、车站或港口附设的叫做羁押室的巨子（羁押室和羁押所--它们在我国地面上分布最广，大量人犯正是集中在那里）。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的"单身监室"，那里的窗玻璃都涂着铅丹，好使被糟塌了的白昼的光亮只有变为血红色才能进入你的屋子，好使固定的十五瓦的灯泡永远在天花板下发光。或者乔巴山市的"单身监室"，那里你们十四个人一连几个月人贴人地坐在六平方米的地面上，只能按口令大家一起挪动一下蜷缩起来的腿。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其余的则与列福托沃的每间监室一样：沥青地；暖气开关在走廊里，由看守掌握；而主要的是--一连好多小时的撕裂人心的啸吼声（来自邻近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的空气动力管，但这并不是故意安排的，尽管难以置信），它使放着水杯的钵子颤振着从桌面上滑下去，在这种啸声下说话是白费劲，但可以放声歌唱，看守是听不见的--啸声一停，那真是进入了胜于自由的极乐境界。 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在到达这个最初的监室以前，曾需要闯过多少关口啊！你被关押在地洞里，或者隔离室里，或者地下室里。谁也不对你说一句人话，谁也不用人的目光瞧你一眼--只是用铁像从你的脑子和心脏里往外掏东西，你叫喊，你呻吟--而他们却在哄笑。 在一星期或者一个月之内。你孤零零地处在敌人中间，你已经同理智与生命诀别，你已经恨不得站到暖气片上头冲下跳下来在铁铸的排水口上把脑袋碰个粉碎，--没想到你竟然活了下来，而且被带到自己的朋友中间。于是你又恢复了理智。 这就叫做第一个监室！ 你期待过这个监室，你几乎像憧憬释放那样憧憬过它，--可是那些监狱不是火坑就是苦海，不论是列福托沃，还是传奇般的魔窟苏哈诺夫卡。 苏哈诺夫卡--这是只有国家安全部才有的最可怕的监狱。侦查员发着凶险的咝咝声说出它的名字，用来恐吓我们这种人（从蹲过这个监狱的人嘴里打听不出什么来：或者是说一堆语无伦次的梦呓，或者是已经不在人世）。 苏哈诺夫卡--原先是叶卡德林宁荒郊修道院，有两座楼房--一定期服刑楼和侦查楼，共六十八间小室。"乌鸦车"去那里需两个小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监狱是在离列宁的戈尔基和季娜伊达?沃尔康斯卡哑"往日的领地几公里的地方。那一带风景很优美。 囚犯一进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你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你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是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你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办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你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 那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受侦查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你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你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你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你永远在监视下，你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你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你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你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你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你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你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你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你走的是一条道，你可以用"我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你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你的个性（"我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我们强烈地愤慨！……我们要求！……我们发誓！……"）--现在却使你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你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我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我的门。我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我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我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我感到迷惑不解和遗憾，因为这是最宝贵的时间，我裹上了包脚布，穿上了靴子、军大衣，戴上了冬帽，抱起了公家的床垫，看守踢起脚跟，不断向我做手势叫我不要弄出响声，带着我通过卢宾卡四层楼的死寂的走廊，经过监楼长的桌旁，经过像镜面一样光滑的监室号牌和在监视孔上放下的橄榄色的小挡板，他给我打开了六十七号监室，我一进去，他立即就在我身后锁上了门。 虽然熄灯时间只过了一刻来钟，但受侦查人的睡眠时间是那么靠不住和那么少，所以六十七号监室的房客在我来到之前就已经在铁床上睡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外面。 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各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监牢里，逐步发明了各种管束办法来补充旧狱规。二十年代初在这里蹲过的人还不知道有这种办法，那时灯光在夜里也是熄灭的，像人们过日子那样。但后来开始不灭灯，这是有逻辑根据的：为了在夜里的任何时刻都可看得见犯人（但如果每次检查时临时开灯，那就更糟）。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我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我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问我（这是对新来的人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这是新来的人通常作的第一个回答）。 他们指的是，我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我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我是从"外面"来的，难道我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我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我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二月末了。但关于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普鲁士的包抄，以及关于我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华沙攻势，甚至关于盟军的十二月惨退，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受侦查人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耳目"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耳目"，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明天将有微弱的白昼亮光进来，在白天将有几分钟的时间关掉刺眼的电灯。这是多么了不起呀！--白天可以生活在白昼的亮光下！ 监室里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茶壶、象棋、一叠书（我还木知道为什么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原来又是依照卢宾卡的规矩：时时刻刻地通过监视孔窥看时，看守应当确信，没有人滥用行政当局的这些恩赐：没有人用茶壶来凿墙，没有人甘冒自绝于人民、当不成苏联公民的危险，把棋子吞进肚里；没有人想法点着书籍企图把监狱烧掉。而囚犯自己的眼镜被认为是那么危险的武器，所以夜里不准放在桌上，看守把它们收去到早晨再发还）。 多么舒适的生活呀！--象棋，书籍，弹簧床，厚厚的垫子，干净的被单。是呀，我不记得整个战争中哪天这样睡过。擦得亮亮的镶木地板。从窗到门几乎可以走四步路。这不枉是中心政治监狱--纯粹的疗养院。 也没有炮弹掉下来……我一会儿记起它们在头上高高飞过时的呼呼的声音，一会儿记起越来越强的尖啸声和爆炸的轰隆声。迫击炮弹的嗖嗖声是多么温柔。而天牛产下的四个卵震得周围天摇地动。我记起伏尔姆迪特城下的烂泥，我就是从那里被抓走的，我们的人现在还在那里踩着烂泥和湿雪，不让德军从大包围圈中逃出去。 见你们的鬼去吗，不要我打仗--一那就不打。 在失去了的许多尺度中，我们还失去了这样一个，那就是在我们之前用俄语说过话和写作过的那些人的高度的坚定性。奇怪的是，在我们革命前的著作中，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描写。我们描写的，要不就是多余的人，要不就是脆弱的、缺乏适应能力的幻想家。单凭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几乎没法理解：俄罗斯靠什么人维持了十个世纪，是靠什么人支撑着的？而且它最近这半个世纪，还不是靠他们过来的吗？而且是更加要靠它们了。另外还有这些幻想家们。他们看到的太多，所以不能选定一种。他们对崇高的事物追求得太强烈，所以不能在地上站车。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的阶层-一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只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在私生活中，他们特别没有办法：既不会卑躬屈膝，又不会装模作样，也不会搞好关系，动不动就是意见、激动、抗议。这样的人正好是对草机收割的对象。这样的人正好被铡草机粉碎。 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伊里奇?法斯坚科。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宣言"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强迫他们干重活，而对此谁也木感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坚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入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坚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戴镣铐和四年流放。头四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壁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马者出入的缺口，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出去就出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出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配备了手枪），蜂拥至缺口处，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坚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乱。 可是在叶尼塞的流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流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坚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身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流放地点。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轮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身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入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出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坚科又是那么不感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交出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坚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子。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马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马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身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马卡罗夫先生！马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坚科到了巴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美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坚科感到吃惊：他得出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种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坚科内心已经感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坚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水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水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口，带着钱，带着一部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交出了拖拉机。这部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水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做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身体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出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出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水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坚科身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坚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马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感到这是一种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种缘故，法斯坚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种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出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具有感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根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进入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坚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出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出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做记录，要凭脑子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口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高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高出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时候，出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拔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出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做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含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处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荡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处夸口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具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坚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子。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头地点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 老伴儿（他们没有子女）按许可每隔十天给阿纳托里一，伊里奇递送一次她能弄到的食物：一块三百克重的黑面包（它是在集市上买的，每公斤价值一百卢布！）加上十来个煮熟了剥了皮的（在搜查时还被锥子戳穿了的）土豆。看到这些贫乏的--真正是神圣的--食物，不禁使人心肝俱裂。 这就是一个人的正直和怀疑的六十三年所得到的全部报偿。 我们监室里有四张床，中间留下了一条放着桌子的窄过道。但在我进来后过了几天，又给我们添进第五个人，横放了一张床。 新犯人是起床前一小时带进来的，这是最甜蜜的休息脑子的时刻，因此我们中间的三个人都没有抬起头来，只有克拉马连科下了床，想弄到点烟叶子（也许还能给侦查员弄到点材料）。他们开始耳语起来，我们努力不去听他们，但要不把新来者的耳语分别出来是木可能的：它是那么响、惊惶、紧张，甚至接近于号哭，可以明白，一桩不寻常的痛苦进入了我们的监室。新来人问，被枪决的人多吗？我没有转过头去，但终究还是嘘了嘘他们，叫他们声音放低点。 当我们按起床时间一齐跳起来的时候（睡过头有关禁闭室的危险），我们看到了--个将军。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等级标志，甚至没有撕下或拧下的痕迹，也没有领章--但高级料子的制服，柔软的军大衣，还有整个体态和面孔！--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将军，标准的将军，甚至必定是一个大将军，而不是什么少将之类。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躯体很宽，肩膀也宽，脸则相当胖，但这种饱食所致的肥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感，而使他具有身份重要、属于高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部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部而是下半部--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欲，这些特性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根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出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种工程专业进入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入社会，转入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流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点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点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精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性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强壮得多，实感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眼色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头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子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子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进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种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精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入了共青团，而这种共青团员的身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出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进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出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管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高点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高点。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顶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精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强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进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食"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皮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道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配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粗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根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马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管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管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干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物的样子很少使他感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点、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口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深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性：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出的欢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敏捷的办事才干。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管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色，给自己做了一双鞣革马靴，套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身。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眼光。<bdo>?９9ｌｉｂ.</bdo>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点吃的、暖和暖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子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种体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种男人的力气，这点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子里抓虾吃一样，嚼开，吮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物体的可塑性，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乱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强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头头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融、都能脱身、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道，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进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进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紧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头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他自高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子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头上滚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美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头。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道是淫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道大概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种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进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眼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欢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头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棒。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慰。如此美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感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子，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眼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身上冲决出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壁的全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子的怜悯。早就失欢的妻子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奶油、红鱼子、小牛肉、鲤鱼肉。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肉的面包，一根卷好的叶子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食物（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色香喜人），他的眼泪又加倍地流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子的泪水，淌了整整几年的泪水：一会儿是因为在他裤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出了他在汽车里仓猝液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裤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子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头发楂子的爱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法斯坚科恰恰相反，在监室里是最生气勃勃的，虽然，以年龄而论，他是唯一已经不能指望熬过一切而重获自由的人。他接住了我的肩膀说： 为真理挺站--算得了什么！ 为真理坐牢才是英雄本色2或者教我唱自己的政治苦役犯歌曲： 如果需要牺牲， 在牢狱和潮湿的矿井-- 我们的事业永远会得到 后代人的响应！ 我相信！但愿这些篇章有助于实现他的信念！ 我们监室十六小时的一天缺乏外部事件，但却是那么有意思，譬如拿我来说，等十六分钟的无轨电车要比这十六小时无聊得多。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而一到晚上你却会长叹一声，觉得时间又是不够，一天又飞快过去了。事件是细小的，但你第一次学会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来观察。 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是最初两个小时：一听到钥匙开锁的声音（在卢宾卡还没有"送饭口"，所以喊"起床"号令也需要开门），我们毫不迟缓地跳起来，铺好床，无聊地、无望地在电灯光下坐在床上。清早六点钟强迫起床，这时候，脑子睡得懒洋洋的，觉得整个世界都可厌，整个一生都完蛋了，监室里一口新鲜空气都没有，特别哭笑不得的是那些夜间受审讯刚眯糊了一会儿的人。但是别想耍花招！如果你要打个瞌睡试试，稍稍把身子靠在墙上，或者手托脑袋撑在桌上装做下象棋，或者脸对着放在膝上装模作样打开的书本浑身放松--那就会发出用钥匙敲门的警告声，或者更糟糕些：用有响声的锁锁上的门突然无声地打开（卢宾卡的看守受过专门训练），一个下士像无声的影子，像穿墙破壁的精灵，迅速走进监室三步，把瞌睡中的你敲一记，你也许会进禁闭室，也许会拿走全监室的书籍或者取消放风，这是对全监室的残酷的不公正的惩罚，还有写在狱规上的一条条罚则--你读去吧！它就挂在每个监室的墙上。顺便说说，你如果看东西要戴眼镜，那你在这困乏人的两小时内，无论书籍还是神圣的狱规都读不了：因为眼镜到夜间是收走的，在这两小时内让你有眼镜仍然认为是危险的。在这两小时内，决不会有人往监室送什么东西；谁也不会来这里，谁也不会问什么，谁也不会被传去--侦查员们正睡得香，监狱的长官们才醒--不眠的只有"维尔都海"，他时时拨开监视孔的小档板往里窥望声 但有一项程序是在这两个小时内办理的：早解手。还在起床时，看守就要作一项重要宣布：任命你们监室里的某人今天负责端马桶（在那些各自为政的不出名的监狱里，犯人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自治权恰好足以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总政治监狱里，这种事件是不能听任自发的）。于是你们就迅速一个挨一个地排好队，前面是那位马桶负责人，他把容量八公升的带盖的洋铁桶抱在胸前。到达目的地，又把你们锁在里面，锁门以前，你们有多少人就发给你们多少有两张火车票大小的纸片（在卢宾卡没有多大意思：白的纸。有这样一些吸引人的监狱，那里发的是书本的碎页--这是一种多有意思的阅读呀！猜测是从哪儿来的，把两面从头到尾读完，领会内容，评价风格--在断章残句中去评量吧！--与同伴交换阅读。那里有时发给一度曾是进步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的残页，而有时说起来都害怕，是经地作家的书页，那可根本不是文艺方面的啊……。上厕所成了获得知识的行动）。 但可乐的事不多。这项粗俗的需要在文学作品里是不作兴提及的（尽管这里也只是轻巧地说出了一个万古不变的道理："清早出恭，其乐无穷……"），狱中一日的这种似乎是自然的开场，已经为囚犯的一整天设下了圈套--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圈套，气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监狱的不活动和食物贫乏的情况下，在虚弱的昏睡后，你怎么也不能一起床就打发掉自然需要。可是很快又要你回去并锁起来，--直到晚上六点钟（而在有的监狱里则到第二天早晨）。现在你一想起白天审讯时间快到了，一想起一天有那么多事情，心里就发毛，还要往肚里填进口粮、水和烂菜汤，可是谁也不再放你上那个美好的场所去了，自由人不懂得可以轻易进入这种场所的价值。难以忍受的庸俗需要能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上产生，并且在早解手后很快产生，然后整天折磨你，压迫你，使你不能畅快谈话、阅读、思想，甚至吞不进一点食物。 有时在监室里讨论：卢宾卡的狱规，以及一般的任何狱规是怎样产生的--是一种故意设计的暴行或者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我想-一各有不同。起床--这当然是出于恶意的打算，而其他许多东西起初是完全机械地形成的（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暴行一样），后来上头看出有好处，因而批准了。交接班是在早上和晚上八点钟，因此带出去解手在交班前最方便（要是在一天中间一个个单独放出去--那就需要多余的操心和预防措施，这些活儿是拿不到报酬的）。在眼镜问题上也是这样：何必一起床就操这个心？夜班交班前还给他们就行了。 现在已经听得到在分发眼镜--门打开了。可以判断，邻室有没有戴眼镜的（你的同案人不戴眼镜吗？当然我们不敢敲墙对话，对待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瞧，也给我们监室里的人拿眼镜来了。法斯坚科只在读东西的时候才戴眼镜，而苏济则经常戴着。他戴上了，眼睛不再眯缝了。一戴上角质框眼镜-一眼上的框边是直线，他的脸马上就变得严厉了，有洞察力了，像我们所能想象的本世纪有教养人的脸。还在革命前，他就在彼得格勒文史学院学习，爱沙尼亚独立后二十年间保持了不带一点口音的纯粹俄语。后来在塔尔图学完了法律专科。除了爱沙尼亚国语外，他还通晓英语和德语，所有这些年代他经常注视着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注视着综合性的各种德国《学报》，研究各国的宪法和法典。在我们的监室里他当之无愧而又含蓄地代表着欧洲。他还是一个爱沙尼亚的知名律师．人们称他为"KuIdsuu"（金口）。 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我们的"耳目"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给谁？--给指导员！）--但"耳目"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拐杖"和一天的中心事件。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送茶水来了。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早点名。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立正"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像是权利但又搞成很像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像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端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恼，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险公司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铛铛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宠口的铆接钢板，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班反射到我们窗户笼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真正的小白兔"--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以纠正！ 像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像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俄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正文 第五章 最初的监室-一最初的爱-2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皮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目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叶夫图霍维奇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曼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 他被从我们监室带走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我打听了多少次，也没有听说谁在布蒂尔卡同他一起坐过车，谁在递解站看见过他。连普通的弗拉索夫分子们也都无影无踪地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进了土，有些人至今还领不到离开北方荒僻地区的许可证。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命运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平常的。 这里和下面的"弗拉索夫分子"这个词，是在它在苏联语言中出现和确立时就具有的那种模糊的但牢固的含义上使用的，对它无法加以准确地定义，寻找这个定义对于非官方人士是危险的，对于官方人士是不宜的："弗拉索夫分子"一般是指在这场战争中拿着武器站到敌人方面去的苏联人。还需要岁月和著作，以便能对这个概念加以分析，划分出不同的类别，那时剩下将是本来意义上的"弗拉索夫分子"--即弗拉索夫将军自被德国俘虏并使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冠以自己的名字之时起的拥护者或下属。在战争的某些月份，这类拥护者总共不过数百人，而具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弗拉索夫军本身实质上并未来得及建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德国人搞了一场宣传把戏：发表了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了（从来没有举行过的）"俄国委员会""成立会议"的消息，它似乎是想成为类似俄国政府的东西，又好象不是，消息说得含混不清，--只把弗拉索夫中将和马雷什金少将的姓名拿了出来。德国人自然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先宣布，然后取消，然后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但是传单从飞机上飘下来了，落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了，落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弗拉索夫的"委员会自然就带上了一个运动的概念，一支武装力量的概念，而当德军中开始出现拿着武器的我国同胞--俄国的或者民族的部队时，我们唯一知道的那个词"弗拉索夫分子"就贴到了他们头上，我们的政治指导员们并不阻止我们这样做。整个运动就这样假借地但牢固地和弗拉索夫的姓名联在一道了。 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祖国的这类武装的我国同胞究竟有多少人？"不少于八十万苏联公民加入了以反对苏维埃国家为目的的战斗组织"--一位研究者（t;ensieverderben;，Stuttgart，一九五二）提供的材料说。另一些人的估计也大致相同（如SvenSteenberg－"iassoeroderPatriot？"－Koin，一九六八）。判明准确数字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德国行政当局和军事指挥部门的各派之间有斗争，对战争进程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下层机构要求缩小这个数字，免得上层对反布尔什维克却非亲德的势力的增长而感到害怕。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四年末组建独立的"俄国解放军"之前很久很久的事。 卢宾卡吃午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老早我们就听见走廊里盘碗叮铛的快乐音响，然后，像在饭馆似地用托盘端着给每人送来两个铝盘子（不是钵子）：一勺汤和一勺稀极的无油粥。 在初期的焦急不安状态中，受侦查的人什么也咽不下去，有的几昼夜不碰面包，不知该把它往哪里放。但渐渐地恢复了胃口，然后是经常的饥饿状态，甚至达到贪馋的程度。以后，如果你能克制自己，胃就缩小了，适应于少食--这里的可怜的饮食甚至成为恰到好处。为此需要进行自我教育，丢掉斜视多吃一点的人的习惯，绝对不搞孕育着危险后果的那种狱中的精神会餐。尽可能地上升到高级领域去。在卢宾卡这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允许午饭后躺两小时--这也是极妙的疗养院规则。我们背向门上的旋转口躺着，装样子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便打起盹来。睡觉本来是禁止的，看守也看到了很久不翻动的书本，但在这两小时内通常不敲门。（这种人道态度的原因是，不该睡觉的人在这时候正在受到白天的审讯。对于不肯在笔录上签名的顽固分子，这种做法甚至使他感到更强烈的对比：受审讯回来，而这里午睡时间已经结束。） 睡眠--这是克服饥饿和忧愁的良药：机体也不消耗热量，脑子也不再反复思考你犯下的错误。 随即就来了晚饭--又是一勺稀粥。生活急于把一切赠赐在你面前摆出来。现在，熄灯前的五六个小时，你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放进嘴里去，但这已经不可怕了，晚上易于习惯不想吃东西--军事医学上早就知道这一条，在后备团里晚上也是不开价的。 随即就到了晚解手的时间，这个时刻你多半已经战栗地等待了一整天。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多么轻松了呀！世界上一切大问题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了--你感觉到了吗？ 轻飘飘的卢宾卡的黄昏啊！（不过，只有你不等待着夜间提审的时候，它才是轻飘的。）轻飘飘的肉体，每天的稀粥恰好把它满足到使灵魂感觉不到它的压迫的程度。多么轻松自由的思想呀！我们好似升到了西奈的山巅，这里，真理从火焰中向我们显露了真身。普希金向往的是否就是这种境界呢： "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 我们正是在受难，在思索，我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的东西。而抵达这个理想境界却原来是那么容易啊…… 我们当然在晚上也争论，丢下同苏济的棋局，扔下书籍。冲突最激烈．又是我和E，因为问题都是爆炸性的，例如--关于战争的结局。瞧，看守不说话、没有表情地走了进来，放下了窗上的蓝色伪装帘子。现在，在第二层帘子的后面，傍晚的莫斯科又放起礼炮来。我们既看不见礼花齐放的天空，又看不到欧洲地图，但试图在脑子里绘出一幅详图并猜测哪些城市已经拿下。这些礼炮特别使尤里感到不自在。象是在召唤命运来改正他所犯下的错误，他坚持说战争决不是正在结束，现在红军马上就要和英美军互相冲突，只有那时才开始真正的战争。监室里的人对这种预言非常感兴趣。结局是什么呢？尤里担保说，结局是红军轻而易举地被击溃（它意味着我们被解放？或被枪毙？）。我对此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特别激烈地争论起来。他的理由--我们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失血过多、装备不良，而主要的是，对盟军作战已经不会那样坚决。我以我所熟悉的部队为例坚持说，与其说军队已疲惫不堪，不如说它已积累起了经验，现在是又强大又凶猛，因而在这种场合会比打德国人还要干脆地把盟军打个落花流水。"永远不会！"尤里喊起来（但用低嗓门）。"那么阿登呢？"我也喊起来（低嗓门）。法斯坚科插了进来并嘲笑我们，说我们两人都不理解西方，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人能够迫使盟军对我们作战。 但晚上毕竟不那么想争论，倒想听点什么有趣的东西，甚至调和的东西，大家和睦地说说话。 监狱中最心爱的话题之一，就是谈论监狱的传统，谈论以前是怎么坐牢的。我们有法斯坚科，因此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手材料。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会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现在这已经成为奇闻。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目前的捐募一一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瞧我们野兽化到了什么程度！ 这些节日礼物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这只是美味的食物吗？它们使人感到温暖，感到外面在想着你，关心你。 法斯坚科告诉我们，在苏维埃时期也存在过一个政治红十学会，--对这件事，我们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而是有点难以设想。他说，彼什科娃利用自己不可侵犯的身份曾多次出国去，在那里募钱（在我们这里是募不到多少的），然后在国内购买食品送给没有亲属的政治犯。给一切政治犯吗？马上说明白：不是，不结反革命分子（譬如，这意思就是不给工程师们，不给牧师们），而只给过去的政党的成员。原来如此，那就干脆直说吧！……不过，政治红十字会的成员，除了彼什科娃外，基本上也都一个个给关进去了…… 晚上不等待审讯时还有一个乐意谈的题目--关于释放。是呀，据说，竟有释放犯人这等怪事。泽一夫拿着东西从我们这里给带走了--说不定是释放？侦查不可能终结得这么快。（过了十天，他又回来了：把他拖到了列福托沃。看来他在那里很快就签了名，于是又把他送回这里）喂，听着，要是把你放了--你不是自己说你的案子是鸡毛蒜皮吗？--一定要上我老婆那里去一趟，见到以后，让她在送来的牢饭里头做个暗号，譬如说放上两个苹果……--现在苹果哪里也没有--那就三个面包圈吧--说不定在莫斯科面包圈也买不到--那好吧，就放上四个土豆（这样约定好了。后来果真叫h拿着东西走了，而M也在牢饭里头得到了四个土豆。惊人！绝妙！他被释放了，而他的案子要比我严重得多--那末说我也可能快了？……实际上只不过是第五个土豆掉落在M夫人的提包里，而h已经被关在轮船的底舱里运往科雷马去了）。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地闲聊，回忆某件可笑的事情--在这些完全不是你生活圈子里的，完全不是你经验范围内的有意思的人中间，你感到又愉快又惬意--而与此同时，已经度过了不声不响的晚点名，眼镜也收去了--电灯眨了三次服。这就是说--过五分钟就到睡觉时间！ 赶快，赶快，钻进被子！好像在前线，不知道炮弹会不会马上、一分钟之后将狂风暴雨般地落在你身边一样--我OJ在这里也不能预料自己是否面！闲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审讯之夜。我们躺下，把一只手放在被子上面，我们努力把各种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睡觉！ 在四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送走了叶夫图霍维奇以后不久，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门锁响了。心收缩了起来：叫谁呀？现在看守就会用咝咝的声音传呼："C开头的！"，"3开头的！"。可是看守没有发出咝声。门打开了。我们抬起头。门旁站着一个新来的人：瘦瘦的，年青的，穿着一身简陋的蓝色衣服，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他没有任何东西。他仍然若失地环视四周。 他不安地问："哪一号监室？" "五十三号。" 他战栗了一下。 我们问："从外面来？" 他痛苦地摇摇头说："不--是……" "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早上。"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他有着一张稍带傻气的、很柔和的面孔，眉毛几乎完全是白的。 "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问题，不能期待对它作出回答。） "不知道……就这样，为了点小事……" 人人都这样回答，人人都是为了点小事坐牢。特别是受侦查人本人总是感到案子是微不足道的。 "那究竟为了什么？" "我。……写了个号召书。致俄国人民的。" "什--么？？？"（这样的"小事"我们从来还没有碰到过！） "会枪毙吗？"--他的脸拉长了。他拿住那一直没有脱下的鸭舌帽檐揪来揪去。 我们安慰说；"大概不会吧；现在谁也不枪毙。十年是准的。" 我们那位忠于阶级原则的社会民主党人问他："你是工人？职员？" "工人。" 法斯坚科伸出了一只手，胜利地对我感叹说： "瞧见了吧，工人阶级的情绪！" 说完便回过身去睡了，以为到此为止再也没有什么可听的了。 但他错了。 "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来个号召书？用谁的名义？" "用我自己的名义。" "你是什么人呀？" 新来的人抱歉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 "米哈伊尔皇帝。"好像一粒火星烧穿了我们的皮肉。我们在床上坐起身来，仔细瞧瞧。他那腼腆的瘦脸丝毫也不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年龄也……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觉吧！"--苏济严厉地说。 我们朦胧入睡了，预感到明天早上吃干粮前的两小时是不会寂寞的。 给皇上也拿进了一张床和被褥，于是他便悄悄地在马桶近旁躺下了。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莫斯科火车司机别洛夫家里，进来了一个长着淡褐色胡子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儿，对司机的笃信上帝的妻子说："佩拉格娅！你有个一岁的儿子。为上帝好好保护他。时间一到，我会再来。"说完就走了。 这个老头是谁--佩拉格娅不知道，但他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威严，他的话征服了母亲的心。于是她对这个孩子疼得比保护眼睛还厉害。维克多长成了一个安静的、听话的、虔信的人，他常常看见天使和圣母的幻影。后来少了些。老头儿再也没有出现。维克多学会了开汽车，一九三六年他应征入伍，分配到比罗比詹，在汽车连服役。他完全不是一个放肆的人，也许正是这种不像司机的文静性格把一个在部队里当雇员的姑娘迷住了，因而挡了追求这个姑娘的自己排长的道。在这个时候，布柳赫尔元帅前来视察他们的演习，他的司机忽然得了重病。布柳赫尔命令汽车连长给他派去一个连里最好的司机，连长把排长叫来，这个排长马上想到把自己的情敌别洛夫塞给元帅（在军队里常常这样：提拔的并不是有条件的人，而是想甩掉的人）。何况别洛夫是一个不喝酒的、干活卖力的人，不会捅漏子的。 别洛夫中了布柳赫尔的意，便留在他那里了。不久，布柳赫尔被像煞有介事地召到莫斯科去（用这个办法在逮捕前把布柳赫尔和听他话的远东地区分开了），他把自己的司机也带到了那里。别洛夫失去了头头以后，进了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有时给米哈伊洛夫（共青团）开车，有时给洛佐夫斯基开车，还给什么人开过，最后是给赫鲁晓夫开车。在这里别洛夫看够了（给我们讲了好多）那些宴会、风习、警戒措施。作为普通的莫斯科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工会大厦旁听过对布哈林的审判。说起自己的那些主子，他只对赫鲁晓夫一个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有在他家里，让司机与全家同桌吃饭，而不是在厨房里单独吃；在那些年代只有在他家里还保留了工人的朴实作风。乐观愉快的赫鲁晓夫也喜欢上了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九三八年调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很想带他一起走。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早知这样一辈子也不会离开赫鲁晓夫。"但有点什么事情使他在莫斯科留了下来。 在一九四一年，战争快开始的时候，他工作上有一段间断，他不在政府汽车队里工作了。于是兵役局马上把他这个失去后台的人征召入伍。他由于体质弱没有上前线，而分到了工人营--先是步行到英查，在那里挖掘战壕，修筑道路。在最近几年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后--这日子使他简直吃不消。他尝够了穷困和痛苦，他在周围看到，人民在战争发生前不仅没有生活得好些，反而更加穷苦了。自己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因病退伍回到了莫斯科，在这里又找到了差事：给谢尔巴科夫开车，后来给石油人民委员谢金开车。但谢金侵吞了公款（总共三千五百万）被悄悄地撤了，而别洛夫不知什么原因又失去了在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于是他就上汽车场当司机，空闲的时间在莫斯科与红巴赫拉之间捞点外快。 但他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别的事了。一九四三年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天她正洗着衣服，拿了桶出去到水龙头那里接水。这时，门开了，屋里走进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身材高大的陌生老头。他对着圣像划了十字，威严地看了别洛夫一眼说："你好，米哈伊尔，上帝祝福你。"别洛夫回答："我是维克多。"老头儿坚持说："你将成为米哈伊尔--神圣俄罗斯的皇帝！"这时母亲送来了，一见就吓软了，把桶里的水溅了一地：这就是那个二十七年前来过的老头儿，须发白了，但正是他。老头儿说："让上帝保佑你吧，佩拉格娅，你把儿子保全了。"说毕就同未来的皇帝撇开旁人去密谈，像总主教扶持他登基一样。他告诉这个惊震不已的年轻人说，一九五三年将要改朝换代，他将成为全俄罗斯的皇帝。（所以五十三号监狱那么使他吃惊！）为此在一九四八年应当开始积聚力量。老头子没有接着教他怎样积聚力量就走了，而维克多也没有来得及问。 现在已经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换个别人也许早就丢开了这种力不胜任的意图，但恰好维克多在那种地方，在最高层人士中间厮混过，常见到这些米哈伊洛夫们、谢尔巴科夫们、谢金们，从别的司机那里听过好多事，并且弄明白了，这里完全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才能，甚至是恰恰相反。 刚行过登基涂油礼的皇帝是安详的，有良心的，富于同情心的，像留里克朝最后一个皇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样，感到皇冠沉重地紧箍在自己头上。周围是贫困和人民的痛苦，在此以前是不由他负责的--现在却压在他的双肩上，这种状况继续一日，他便应负其咎。他感到奇怪--为什么要等到一九四八年，于是在那个四三年的秋天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个告俄国人民的宣言，并念给了石油人民委员部汽车队的四名工作人员听…………我们从早上起就把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围了起来，他态度谦和地告诉了我们一切。我们过分被不平常的故事所吸引，没有留意他那幼稚的轻信态度，因此--出于我们的过错！-一没有来得及防备"耳目"。而且我们脑子里也没有想到，他在这里对我们做的朴质的陈述，还会包含着一些侦查员不完全知道的材料！……故事讲完以后，克拉马连科不知是要"上典狱长那里去拿烟叶"，还是要去看病，要求出去，总之很快就把他传去了。他到上头去把石油人民委员部的这四个人给兜了出来，这本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第二天，别洛夫提审回来，表示奇怪，侦查员是从哪里得知了这些人的。这才把我们惊醒了……）……石油人民委员都这几个人读了宣言，都表示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告发皇上！但他自己感到，这--过早了！过早了！于是就把宣言烧了。 过了一年。维克多在汽车场车库当机修工。一九四四年秋天他又写了一个宣言，给十个人--司机和钳工读了。大家都赞同！而且谁也没有出卖！（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告密盛行的时代--真是罕见的现象！法斯坚科关于"工人阶级的情绪"的结论没有错。）诚然，皇上同时也耍了一些天真的花招：暗示他在政府里有得力的靠山；答应给自己的拥护者们出差的机会，以便去团结地方上的保皇势力。 过了几个月。皇上把机密又透露给车库里的两个姑娘。这可就走了火--姑娘们原来都是有高度觉悟的！维克多的心马上像被揪住了，感到灾祸临头。在报喜节"后的星期天，他在市场上走，身上带着宣言。一个同谋的老工人碰到他，对他说："维克多！你最好先烧了那张纸吧！怎么样？"维克多也尖锐地感到：是呀，写早了！该烧掉！"不错，现在就去烧掉。"于是他便回家去烧。但是，市场上立刻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叫住了他："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跟我们坐车走一趟吧！"他们用小汽车把他带到了卢宾卡。这里是那么紧张忙乱，以至忘了按常规搜身，因而提供了一个时机--皇上差点儿没有把自己的宣言在厕所里销毁，但一想，他们会更加纠缠：藏到哪里去了？藏到哪儿去了？便作罢了。直接带他乘电梯上楼到了将军和上校那里，将军亲手从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了宣言书。 然而，大卢宾卡只作了一次审讯就放了心；原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汽车场车库里抓了十个。石油人民委员部里抓了四个。接着就把侦查任务交给了一个中校，这个中校嘻嘻哈哈地分析着号召书的内容： "陛下：您这里写着：我将谕令我的农业大臣开春以前解散集体农庄--但是怎样分配农具呢？您在这里没有明确规定……然后您写道：我要加强住宅建设，让每个人住到他工作地点附近，提高工人工资……陛下，您哪儿来的本钱？票子全靠在机器上印吧？您又把公债废除了！……还有：把克里姆林宫全部平毁。但您把自己的政府安顿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大卢宾卡的房子您还满意吗？想不想去瞧瞧？……" 年轻的侦查员们也跑去嘲笑全俄的皇帝。他们除了可笑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们在监室里也不是总能克制住微笑。泽一夫向我们挤眉弄眼说："我希望到了一九五三年您不会忘记我们吧？" 大家取笑他…… 白眉毛的、傻里傻气的、双手长满老茧的维克多?阿列克谢维奇收到他那倒霉的母亲佩拉格哑送来的土豆，就不分你我地请我们吃："吃吧，吃吧，同志们……" 他腼腆地微笑。他很清楚，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和可笑--当全俄的皇帝。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上帝的选择落到了他的身上？ 不久，就把他从我们的监室里带走了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从窗上取下了灯火伪装。战争眼见得要结束了。 那天傍晚，卢宾卡是从未有过的宁静。正好碰上是复活节的第二天，节日交错在一起了。侦查员们都在莫斯科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我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五月二日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拿下了欧洲的一个首都。还没拿下的首都只剩下两个了--布拉格和柏林，需要从这两个中间去猜测。 五月九日，午饭与晚饭一起送来，在卢宾卡只有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才这样做。 只是根据这一点，我们才猜到战争已经结束。 晚上，又一次放了三十响的礼炮。没有拿下的首都一个也不剩了。当晚又放了一次礼炮--好像是四十响的--这已经是最终的结局了。 通过我们的窗户和卢宾卡其他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我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用寥寥的八行诗，用最日常的语句，描写了这最后的一次礼炮：诗里讲他们如何已经在板铺上躺下，盖上了军大衣，如何被吵醒；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噢，放礼炮，便又躺下了。 "又盖上了军大衣。" 就是那些沾满了战壕泥土、青火灰烬、被德国弹片撕破的军大衣。 那个胜利不是我们的。那个春天不是我们的。 正文 第六章 那个春天-1 一九四五年六月，每个早晨，每个晚上，从不远的地方--从森林街或诺沃斯洛波德街，往布蒂尔卡监狱的窗里送来一阵阵铜管乐器的声音。这全是一些进行曲，一遍一遍反复演奏的进行曲。 我们站在打开了但爬不出去的监狱窗子旁边，站在暗绿色的玻璃钢筋笼口后面听着。是部队在列队行进吗？或者是劳动者们正在甘心乐意地把工休时间贡献给步伐操练吗？--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听到了传闻，说是正准备着举行胜利大检阅，预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开始四周年在红场举行。 用作基础的石头只能在下头呻吟和受压，大厦落成时却没有它们的份儿。但是，那些毫无意义地被抛弃了的、曾注定要用脑门、用肋骨去承受这次战争的最初打击从而防止了别人胜利的人们，连当一块基石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欢乐的声音对背叛者有何意义？"…… 一九四五年我国各个监狱中的那个春天主要是俄国被俘人员的春天。他们像大洋里的鲜鱼，聚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密密麻麻的灰色鱼群，游过苏联的各个监狱。尤里?叶夫图霍维奇的出现是我同这个鱼群的第一次照面。而现在我已经被它们连成一大片的，好像有固定方向的运动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通过那些监室的不光是我国被俘人员-一当时出现了一股所有到过欧洲的人员的水流：有国内战争时期的流亡者；有新德意志军中的"东方兵"；有观点太激烈太出格的红军军官，斯大林担心他们远征欧洲之后产生引进欧洲自由的念头，出现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做过的那种事。但最多的还是我的同龄人，甚至不是我的而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与十月革命同时诞生，一九三七年没有受到什么牵扯，成群结队地参加过二十周年游行，他们的年龄在战争开始时正好使他们成为几星期内就被打得稀烂的那支军队的骨干。 因之，胜利进行曲声中度过的那个令人疲倦的狱中之春，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受惩罚的春天。 是我们睡在摇篮里就听见唱："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我们用晒黑了的孩子的小手握住少先队铜号的把手，听到"你们要准备好！"的喊声后齐声回答"随时准备着！"是我们把武器偷偷带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现在成了黑的，唯一的原因是我们终于活了下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活F来的囚犯被关进我们的劳改营的理由就是：你怎样能在死亡营里活下来的？一定有问题！） 当我们还在分割东普鲁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往回走的被俘人员的垂头丧气的行列--周围一片欢乐声中唯一愁眉苦脸的人们--当时他们的郁郁寡欢就已经使我感到震惊，虽然我还不明白它的原因。我从车上跳了下来，走近这些自动排成的纵队（干吗排成纵队？他们为什么要列队？要知道谁也没有强迫他们这样做，各国战俘回去的时候都是分散走的！而我们的被俘人员回国的时候却想显得更加服帖一些……）。在那里我还带着大尉的肩章。又带着肩章，又是在行军途中，对于他们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命运也使我转过身去跟在这些被俘人员屁股后头了。从集团军反间谍机关到方面军反间谍机关，我已经和他们同路，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我听到了他们最初的一些故事，当时我还不太懂，后来尤里?叶夫图霍维奇使我明白了，而现在，在红褐色的布蒂尔卡城堡的圆顶下，我感觉到，几百万俄国战俘的经历，像大头针钉住蟑螂一样，死死地打住了我。我本人陷入囹圄的经历，在我看来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我不再为被撕下的肩章伤心。我没有落到我的这些同龄人落到的地方，只是偶然。我明白了，我的义务是用肩膀在他们共同重负的一角上搭一把力，并一直扛到最后一口气，扛到被压垮。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和这些小伙子们在索洛维约夫渡口、在哈尔科夫的包围圈里、在刻赤的采石场上一起当了俘虏；双手背在后面，把苏维埃人的自豪感带进了集中营的铁丝网；在严寒中排几小时的队等待一勺卡威（咖啡的代用品），还没有挨到大锅旁边就倒卧在地上变成一具僵尸；在六十八号军官集中营（苏瓦基）里，为了不致在露天场地上过冬，用手指头和饭盒盖挖掘（口朝上的）钟形地坑；一个变成野兽的战俘向我这个垂死的人爬来，要啃我臂肘以下的还没有冰凉的肉；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有时我们想说谎话，但语言却不让我们这样做。把这些人宣布为叛徒，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地搞错了--审判员、检察长、侦查员都搞错了。被判刑的人，全体人民，所有报纸都重复了并固定了这个错误，同时却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话：本想把他们宣布为背叛祖国者，但谁都说成甚至在审判材料上也都写成"祖国背叛者"。 这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背叛了她的人，而是被她背叛了的 人。不是他们这些不幸的人背叛了祖国，而是精打细算的祖国背叛了他们，而且背叛了三次。 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当时受祖国宠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摘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了军队进行抵抗。战俘--正是那些用自己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严 俄罗斯建立国家以来的一千一百年间，卑鄙龌龊的事情好像不知干过多少，见过多少！--但是有没有过像这种对几百万人干下的下流勾当：出卖了自己的战士而又宣布他们为叛徒？！ 我们多么轻易地把他们从自己的帐上一笔勾掉：叛变了？--可耻！--勾掉！是呀！还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父亲就已经把他们注销了：他把装备着一八六六年制造的独子步枪（而且还是五人一枝）的莫斯科知识界的精华投进了维亚兹马的绞肉机。（有哪个列夫?托尔斯泰能向我们展示这个博罗季诺的场面呢？）而伟大的战略家用肥胖的短手指在地图上拙笨地移动一下，在四一年十二月，光为了制造一条动人的新年新闻，就把十二万我们的小伙子--几乎是投入博罗季诺战役的全部俄国军队--运过了刻赤海峡，不经战斗全部奉送给德国人。 不知为什么成为叛徒的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们多么易于受先入为主的称呼的影响，我们多么轻易地同意了把这些忠诚的人算做叛徒！那年春天，在市蒂尔卡的一个监室里关着一个叫列别捷夫的老头，冶金工作者，拥有教授的称号，但看外表倒像上一世纪甚至上上世纪捷米多夫工厂的强壮工匠。宽肩膀、宽脑门，长着一把普加乔夫式的大胡子，而那张大手掌足可托起四普特重的小型钢水包。在监室里他穿着直接套在内衣．上面的褪了色的灰色工作服，很不讲究清洁，当他没有坐下读书，脸上没有显出他惯常的思想威力的光彩的时候，可能被人以为是一个狱中的杂役。人们经常聚在他身边，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恶犬："拚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而他突然挥动大手，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五十八条第1分条一乙--都是祖国的叛徒，不能原谅他们。而周围的板铺上却挤满着"第1分条一乙"，唉，小伙子们心里多么委屈呀！老头子是代表农民的和劳动的俄罗斯坚信不疑他郑重声明的--面对这一方面的责难，小伙子们难于并耻于为自己辩护。为他们辩护并和老头子评理的责任落到我以及两个"第十分条"的小家伙身上。但是干篇一律的国家谎言已经使人们的头脑昏乱到什么程度！甚至我们中间最有容量的人也只能容下他亲身体尝过的那一部分真理。 关于这种情形，维特科夫斯基有比较概括的叙述（关于三十年代）：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甫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甫们应该消灭。一个坐车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合适。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突然普通人民中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与我们并肩作战反对希特勒的，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马克思对那里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痛苦曾做过雄辩的描述。为什么这场战争中他们那里只出了一个叛徒--商业家"豪豪勋爵"？而我们这里却有几百万呢？ 说这话连张口都觉得害怕，也许问题毕竟在于国家制度？ 我们有一则很老的谚语就曾为俘虏辩护："被俘有音讯，阵亡永无声。"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皇帝的时候，为了褒奖忍受俘虏生活还授给过贵族称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换回自己的俘虏，抚慰他们，温暖他们，始终是社会的一项任务。被俘者每一次从敌人手中的逃亡都被作为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加以赞扬。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一直进行着救济我国俘虏的募捐，我们的女护士们被准许进入德国去照看我国的被俘者，每一号报纸都提醒读者们，他们的同胞正在恶劣的俘虏营中受苦。所有西方各国在这次战争中也都这样做；邮包、书信、各种形式的资助通过中立国家不受阻挠地源源送去。西方的战俘没有低三下四从德国的锅中要饭吃，他们带着瞧不起的神气同德国警卫谈话。西方政府对本国的被俘军人，都是照算军龄，照例晋升，甚至照发薪金。 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这就等于说，你去死吧，我们却要活着。但哪怕你是丢了腿，如果你拄着双拐活着从俘虏营回来（列宁格勒人伊万诺夫，芬兰战争中的机枪排长，后来关在乌斯特魏姆劳改营）--那我们就将审判你。 只有被祖国抛弃了的、在敌人和盟友眼中最无价值的我国士兵，才会去吃第三帝国后院里发给的猪食。只有他，回家的大门被关得死死的，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 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公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维尔?邦达连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摘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一而说成是那里我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铛地上那里去的！）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2）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一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上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十二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摈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清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对拉脱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幕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一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涅墨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个上了点学、戴上了角质框眼镜的庄稼汉。）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国去当蒋一介石的军事顾问了。但总的说传单上的传记中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农民家庭。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读完下诺夫戈罗德宗教小学，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宗教中学。一九一九年春应召加入红军，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排长，内战结束时为连长，作为干部留在部队。一九二八年在射击训练班受训，后在司令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联共（布），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团长军衔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弗拉索夫成为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升任师长，一九四0年首次实行"新的"周日的）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衔。根据后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说，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师，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现在被《红星报》提作榜样，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军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佩列梅什利，并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跨过了军长职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三十七集团军。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二十军，立即投入莫斯科郊区的希姆基保卫战，反攻至勒热夫，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报局十二月十二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员，三月，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二突击军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后撤，相反地，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沿着已经化冻的沼泽地带，没有给养，没有装备，没有空中支援。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从那里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的牢房里对我讲述他们刨下腐烂的死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国飞机）。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才接到斯大林准许撤回沃尔霍夫一线的命令。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好像重复着同样丧失理智地被扔进敌人包围圈的俄国第二萨姆索诺夫军的命运）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作无谓的牺牲--对于一个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弗拉索夫没有自杀，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维尔区就俘。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察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那是由后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暴露和牺牲了）的这种庇护下生活。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卫师师长博亚尔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府。（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他妻子的父母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了，她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暗中却在帮助他们。现在她和儿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不知从哪天起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至于后来的那些报道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POA"俄罗斯解放军"。这些年曾有几十万志愿助战队员-一;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军，尽管对此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一它们来自急于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他们影响有限，处于中等职位，但有现实的眼光，认为靠希特勒的狂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这些军人当中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如施特里科-施特里克费尔德大尉。这一批人徒劳地力图说服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军队的名称、未来的条例、缝在德军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白底蓝色斜十字），都在他们的幻想中设计出来了。一九四二年在奥尔沙附近的奥辛托尔夫村，在几名俄国流亡者（伊万诺夫，克罗米阿迪，伊戈尔?萨哈罗夫，格里戈里?兰斯道夫）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苏联战俘组成的"试验部队"--穿苏联军装，拿苏制武器，但佩戴旧式肩章和民族帽徽。这支军队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人，四个准备扩编为团的营，他们认为自己是P;俄国民族人民军"的前身。志愿者超过了这支部队能接受的数量。但是--没有信心：因为不信任德国人，而且这是对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将部队解体的命令：化分为单独的营，穿德国军服，编入德军建制。当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秋，为了统一所有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号，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勒大本营否定了中级军官为使德国放弃东方殖民计划代之以建立俄国民族武装力量而进行的尝试。刚刚决心作出性命攸关的选择，刚刚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经变成仅为宣传所需要的人物了--这样一直到最终。庇护弗拉索夫的军人们想让事情运作起来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于是便决定搞了那个"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军前线上空撒下）--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国部队有营以上的建制……）他们违背禁令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散发了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和期望。游击队揭露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摩棱斯克委员会，什么俄国解放军，这是德国人的谎言。头一个主意现在又迈出了下一个主意--让弗拉索夫到占领区各地去作巡回宣传（又是未经请示大本营和希特勒的擅自行动；这样的自由放任是我们的准极权主义意识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没有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迈，不过找们的体制也要比纳粹的过硬得多，我们那时已经挺了四分之一世纪，而纳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制的不属于任何军队的军大衣--褐色，有将军服的红色翻领，没有等级标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这样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四月做了第二次（里加-佩乔雷-普斯科夫-格多夫-卢加）。这几次旅行鼓舞了俄罗斯居民，它们造成了俄罗斯独立运动正在诞生、独立的俄罗斯可能复活的逼真的表象。弗拉家夫在人满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剧场里发表演说，谈了解放运动的目标，同时公开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德国人也不可能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听众也公开地问他：德国人想要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把俄国人民变为牛马，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至今没人宣布战后俄国将会怎样？为什么德国人不准许占领区俄国人自治？为什么反斯大林志愿军只能受德军指挥？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谨，比他本人此时尚能指望的要乐观。而德国大本营对此的反应是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一纸命令："鉴于在未报告元首和我的情况下发生的战俘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赴我军北方集群期间的毫无知识的无耻言论，将其立即移送战俘营。"将军的名字只许利用于宣传目的，如果他再次以个人名义讲话--即应交盖世太保处置。 这是尚有成百万苏联人处于斯大林政权之外的最后几个月，还可以拿起武器反对本国的布尔什维克奴役，还能建立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发生动摇：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库尔斯克-奥廖尔会战前夕，希特勒重申：永远不会建立俄国独立军，德国只需要俄国人作为劳动力。希特勒不懂得推翻共产主义制度唯一的历史机会就在于居民本身的运动，受折磨人民的兴起。希特勒害怕这样的俄国和这样的胜利甚于任何一种失败。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后，希特勒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当斯大林捞取着最高的祖国卫士的角色，恢复着旧时的俄国肩章、东正教会并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把他们送去挖煤，后来改为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壁障，去对付同盟国军队，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斯大林。 有关独立的俄国军队的整个构想的结局，实质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况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说之后又被当做战俘，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对野兽抱希望做妥协的毁灭道路，而与启示录的野兽们相处，只有从第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步才能得救。不过，俄国公民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刻呢？它从最初起就注定了要作为尚未冷却的一九一七年祭坛上的一份补加的牺牲品而毁灭。消灭了几百万苏联战俘的战争的第一个（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经拉出了一条还从夏天为拯救布尔什维主义而动员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当民兵就开始了的这些牺牲品的白骨制成的长链。 这里适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团军司令卢金少将做一个对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为反斯大林制度而斗争，但要求保证非共产主义俄国的民族独立，在没有得到这种保证之前，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战俘营。弗拉索夫却被无保证的希望所引诱，在这条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安抚性的论据。他进行过挣扎--想停止，退后，拒绝，但总有这样一类论据："他们会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战俘们将会没有出路"，"东方工（即在德的俄国工人）的处境会恶化"。在这些论据的借口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签署了致被调往西部前线的志愿部队公开信：讲这项措施的暂时性，讲必须服从…… 这个痛苦的志愿军运动的最后一点转瞬即逝的意义就这样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当做炮灰送去对付同盟国军队和对付法国抵抗运动--去对付饱尝德国人的残忍和德国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国人唯一对之抱有真诚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当中怀抱的对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渐渐地破灭了：如果同盟国连共产党也支持，那么难道他们不会支持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反对希特勒吗？……特别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当苏联向欧洲以至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制度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候，--难道西方还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专政吗？这里就有一个时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国人和西方人观念的差异了。西方进行的仅是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为此认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别是苏联，都是好的。再说，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设想苏联各族人民可能有与共产党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务，西方觉得麻烦，碍事。同盟军向开到西部前线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营散发号召书说，保证将投诚者立即送往苏联，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绘为"第三势力"，即处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势力，但是斯大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们脚下的支撑：对于西方他们是某种奇怪类别的纳粹帮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国人在打我们，而且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廖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像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土，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问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像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由于事情到了极端，出于超过限度的绝望，由于不可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凑合着活下去，由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我曾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来就俘的人，告诉他们要改扮成农民，分激进到各个村子里去）。被俄国人俘虏也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博布鲁伊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个中土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去了讨会--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必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个特科人员还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 于是，面孔像野兽似的特别科人员像对待牲口一样继续抽打和驱赶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 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眼前。这几乎就是群岛的象征，可以把它印在书的封面上。 所有这些，他们早已预感到，早已预先知道--但仍是在德国制服的左袖口缝上了带着白蓝红三色镶边的、安德烈底色的和POA三个字母的盾徽。 来自布良斯克州洛科奇的卡明斯基旅拥有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一九四三年七月该旅派出一部至奥廖尔州德米特罗夫斯克一线。秋天该旅一个团坚守谢夫斯克，在防御战中被全歼：苏军打死伤员，把团长绑到坦克上拖死。全旅从洛科奇区撤退时带着家属，辎重，人数超过五万人。（可以想像，内务人民委员部赶到之后是怎样清剿这个反苏自治区的！），出了布良斯克边界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痛苦的跋涉，列佩利城外的屈辱的驻扎，被利用于对付游击队，然后是撤至上西里西亚，卡明斯基在那里得到镇压华沙起义的命令，不能不去，带领一千七百名无家属的人员，穿着带黄袖箍的苏军制服去了。德国人对所有这些三色帽徽、安德烈底色和胜利者基格奥尔吉就是这样理解的。俄语和德语相互是不可翻译，不可表达，不可对应的。 正文 第六章 那个春天-2 被解体的奥辛托尔夫部队的各营也遭遇到前去对付游击队或被投入西部前线的命运。一九四三年为数几百人的"俄国解放军近卫旅"驻扎在普斯科夫郊外（在斯特列穆特卡），他们和郊区俄国居民有联系，但德国军方阻止他们扩编。 志愿部队的可怜的小报是经过德国检查机关的斧子加工过的。弗拉索夫分子们只剩下拚死作战，空闲时间一瓶接一瓶地灌伏特加。命中注定--这就是他们在整个战争和流落他乡异国年代的存在，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已经在到处退却了，已经到灭亡前夕了，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仍然未能克服他们对俄国人独立建制的顽固的不信任，不敢让一个独立的、不从属于他们的俄国的影子出现。只是在最后台火的崩塌声中，一九四四年九月，希姆莱同意了组建由完整的俄国师构成的POA--俄国解放军，甚至还包括一支小小的空军，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最后一出戏被批准开演了：召集"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只是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弗拉索夫将军才获得了似乎真实的行动机会，--明摆着是为时已晚的机会。联邦制原则也没能把许多人拉进来：被德国人从狱中释放（也在一九四四年）的班杰拉避免与弗拉索夫结盟；分立主义的民族部队把弗拉索夫看作俄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愿意落到他的控制下；克拉斯诺夫将军代表哥萨克表示了拒绝，--只是在整个德国的末日前十天，希姆莱才同意将哥萨克兵团划归弗拉索夫指挥。纳粹领导层已经发生混乱：一些长官准许将俄国志愿部队集结组成俄国解放军，而另一些人阻挠。实际上每一支正在作战的这样的部队都很难从前沿上抽出来，即使愿意参加俄国解放军的"东方工"，要把他们从后方的劳动岗位上抽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德国人也没有抓紧为弗拉索夫的军队释放战俘，干释放的活--他们的机器运转不灵。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俄国解放军第一师（一半是洛科奇区的人）总算是组成了，第二师也开始组建。以为这些师将能和德国联合作战，这种设想已经迟了；弗拉索夫领导层中早就隐藏着的对苏联与同盟国冲突的希望这时燃烧起来了。在德国宣传部的报告（一九四五年二月）里也指出了这一点："弗拉索夫运动并不认为自己和德国有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中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与该变方针的想法。这个运动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总的说他们不承认犹太人问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布拉格（这是为了在斯拉夫的土地上）发表的"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反映出这种骑墙态度。免不了说"以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其强大实力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之上的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用保卫民主、文化与文明的口号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之类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直接奉承国家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大日尔曼的词句，仅仅是把同盟国的所有敌人称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欢迎"德国在不触及我们祖国的荣誉和独立的条件下给予的帮助。"并期待着与德国的"光荣和平"--不管是怎样的光荣和平，但一定不会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坏--它在地位上高于布列斯特和约，但仍是应根据全欧和约做修改的。宣言里还使劲宣布自己是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保障民族分离的自由），那种当时还完全没有成熟的、还没有自信心的准苏维埃社会思想的小爪子在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爬行着：什么"陈旧的沙皇制度"，什么旧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什么"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革命"等等……只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彻底的。 这一切在布拉格受到了小规模的庆祝，有"波希米亚保护国"代表即三等的德国官吏们出席。我当时在前线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份宣言和配套的节目--整个的印象是：一出不适时的注定要完蛋的戏。这份宣言在西方世界根本没引起注意，没有增加一丝理解--但在"东方工"中间却有很大效果：听说参加俄国解放军的申请如雪片飞来（斯温?斯特恩贝格文章中说有三十万份）--这是在德国眼看要垮台的毫无希望的几个月，这些不幸的被抛弃的苏联人只能指望依靠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厌恶的力量来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红军了。 这支组建中的军队能有怎样的计划呢？似乎是：冲进南斯拉夫，与那里的哥萨克、俄侨军队及米哈伊洛维奇联合，捍卫南斯拉夫使其不落入共产主义手里。但是首先：难道德军指挥部在他们最困难的月份能够让在自己后方顺利地组建一支独立的俄国军队吗？他们不慌不忙地把这些部队拽到东部前线--一会儿把一个反坦克支队（伊?萨哈罗夫-兰斯道夫）调往波莫瑞，一会儿把整个第一师调到奥德河--弗拉索夫怎么样呢？一次一次乖乖地交出去，一旦采取了让步路线，这就成普遍规律了，尽管交出目前唯一的一个师就使得整个建军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了。总是有论据帮忙："德国人不信任我们。等第一师用战绩说服了他们，俄国解放军的组建进度就会加快了。"然而进度却很差。第二师和一个预备旅，共两万人，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还是一群徒手之众--不但没有火炮，而且几乎没有步兵武器，连服装都供不上。第一师（一万六千人）被用于毫无希望的必死无疑的作战行动，只是德国已经全面瓦解才使师长布尼亚琴科得以擅自把它从前沿撤下来，冲破将军们的反抗把队伍拉进捷克。（沿途解放苏联战俘，那些人也参加了进来--"俄国人要在一起"。）五月初到达布拉格近郊。这时五月五日在首都起义的捷克人叫他们来支援，布尼亚琴科师五月六日进入布拉格，在五月七日的激战中拯救了起义和城市。这真像是开了个玩笑，以便证明最无远见的德国人的远见，第一个弗拉索夫的师用它的第一和最后一次独立的行动恰好是给予了……德国人一个打击，它发泄出了不自由的俄国人在这三年残酷的昏沉的岁月中在胸中聚集起来的对德国人的全部深仇和怨恨。（捷克人用鲜花迎接俄国人，在那些日子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否后来所有人都记得，究意是哪一些俄国人拯救了他们的城市？我们现在认为是苏联军队解放了布拉格，不错，丘吉尔按照斯大林的愿望这些日子不急于供给布拉格人武器，美国人延缓了前进速度以便让苏联人拿下布拉格，而对遥远的未来尚一无所知的当时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正在大骂叛徒弗拉索夫分子，只盼着从苏联人手里得到解放。） 这几周内弗拉索夫不像个统帅的样子，而是处于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状态。在布拉格战役中他没有指挥第一师，使第二师及一些零星部队无所适从，在飞快消逝的时间里谁也找不到预定与哥萨克汇合的兵力。弗拉索夫只是始终如一地拒绝单独逃跑（曾等待一架去西班牙的飞机），看来是在意志瘫痪的状态下束手就擒。他最后几个星期唯一的积极活动是派遣秘密代表谋求和英美人接触。司令部其他成员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于弗拉索夫分子来说，他们长期悬在德国人绞索里因有了一种新的意义而显得光亮起来，那就是现在，到了最后时刻，他们对同盟国有用了。一直怀抱着，不，燃烧着这样的希望：战争结束了，强大的英美要求斯大林改变国内政策的时刻就要到了--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军队正在接近，它们将在被压碎的希特勒身上发生冲突！--保存和利用我们这时不是对西方有利吗？他们不是明白布尔什维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吗？ 不，他们不大明白！噢，西方民主的痴呆啊！什么？你们说你们是政治反对派？难道你们国家里有反对派吗？为什么它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如果你们对斯大林木满意，那么你们就回国去在头一次大选里就把他选掉，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而且还是德国的武器？不，现在我们有责任把你们交出去，不然是不体面的，而且会搞坏同英勇的盟国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为自己保住了它，而把我们（和东欧）赶进更深两倍的奴役的深渊。 弗拉索夫最后一个企图是发表声明说俄国解放军的领导人准备在国际法庭出庭受审，但是把该军引渡给苏联当局使其面临必定无疑的死亡，这是和引渡反对派运动成员一样违背国际法的---谁也没听到这几声吱吱叫，而且大部分美国军事长官听说还存在着一些什么俄国人，而不是苏联人，甚至感到惊讶，按照苏联属性把他们移交出去，那是自然的事。 俄国解放军不是简单地对美军投降，而且是祈求他们受降，只要保证不引渡给苏联。不理解大政治的美国中级军官有时也天真地答应了他们。（后来所有这些诺言都违背了，把俘虏们欺骗了。）但是整个第一师（皮尔森，五月十一日）还有差不多整个的第二师都被美军以武力拒之门外：拒绝俘虏他们，拒绝放他们进入自己的占领区：在雅尔塔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了必须遣返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战俘的协议，协议里没提遣返是自愿还是强迫的问题，因为地球上还有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什么样的祖国是它的儿女们．不愿意自愿返回的？在雅尔塔的签字笔里浓缩了西方的全部近视。 美军不受降，而苏联坦克只差几公里就开到了。只剩下或是打最后一仗，或是……布尼亚琴科和兹维廖夫（第二师）做了相同的部署：没有打。（这也是俄国人的性格：说不定？……终归是--自己人嘛……我从狱中听来的故事里知道许多这种贸然的喝醉酒似的向--自己人投降的情形。五月十二日全副武装的全员的第一师奉命开进森林："解散！"穿上老百姓的衣裳，撕掉等级标志，烧毁文件，开枪自杀。夜间开始了苏联军队的围捕。约一万人被击毙和活捉，其余冲入美军占领区，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移交给苏联军队，第二师、空军、各独立支队的人情况也一样。另有一些人在美国战俘营里蹲了好多个月（米安德罗夫一批人）。不知道是美国人的轻蔑，还是暗示他们"自行逃散"，仍像以前德国人那样要他们挨饿，用脚踢，用枪托打--而看守得很松。有人逃跑，但很大一部分人留下了！是对美国的信任吗？相信美国人不可能出卖他们吗？他们已经被苏联的宣传员，被自我谴责，被意志消沉瓦解了，他们留着等待自己可怕的命运，--于是一批接一批地，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被移交给苏联去惩办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最高法院军事厅对弗拉索夫及其十一名亲信的判决：处以绞刑。）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英国在奥地利也完成了一项忠于盟友的步骤（出于惯常的谦逊在我国没有公布）：他们把从南斯拉夫突围出来的哥萨克兵团（四至五万人）引渡给了苏军司令部。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以外，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可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怀疑。五月二十八日把骑兵连长以上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在途中军官们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美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债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装进围了带刺铁丝网的列车。（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苏联报纸公布了将彼得?克拉斯诺夫、施库罗及另外几名将军处绞刑的消息。） 与此同时，从意大利来了一支三万五千人的辎重队"哥萨克野营地"，停在德拉瓦河边的林茨山谷。那里面有参加战斗的哥萨克，但有许多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全都不愿意返回哥萨克家乡的河畔。然而英国人的心并没有颤抖，也并非他们的民主理性受到蒙蔽。英国警备司令官戴维斯少校（他的名字现在至少一定会写进俄国历史的），一个需要时亲切得酥软、需要时残酷无情的人，在用欺骗手段弄走了军官们之后，公开宣布六月一日强迫引渡。成千人用齐声呐喊回答他："我们不去！"难民营上空出现了黑旗，在行军教堂里进行着不间断的祈祷仪式：活人们为自己作安灵弥撒！……开来了英国坦克和士兵。通过扩音器命令坐进卡车。人群唱着安灵曲，神父们举起了十字架，年轻的在老人、妇女和儿童们四周组成了人墙。英国人用枪托和棍棒殴打他们，把人们硬拽出来，扔进卡车，受伤的装进口袋扔上去。神父站的木台被后退的人群挤垮了，后来难民营的围墙也垮了，人们涌到德拉瓦河的桥上，英国坦克切断了道路，有些哥萨克全家投河自尽，英国部队在四郊抓捕和枪杀逃亡者。（在林茨保留着被打死和踩死者的墓地。） 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他们不经审判地枪毙和消灭。 在有着独立报刊的自由的大不列颠，到目前为止的二十五年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讲述这件出卖行为，没有引起社会的警觉。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有朝一日英国可能会布满这位伟人的纪念碑。而在我们眼里，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四一年费劲地磨到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没能使东欧的独立得到任何保证？他们怎能为了四国共管的柏林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艺（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在中国巩固毛泽东、在半个朝鲜巩固金日成！……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后来当米科瓦伊奇克被挤走，贝奈斯和马萨里克也完了蛋，柏林被围困，布达佩斯的烈火燃起又熄灭，朝鲜硝烟弥漫，保守党从苏伊士运河溜之大吉的时候--难道他们当中记性最好的人在这时也没想起哪怕是引渡哥萨克人的事件吗？ 连这些还只是开始。整个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忠于斯大林的西方盟国接连不断地把苏联公民违背本人意愿地交给斯大林去摧残--有以前的军人，也有纯粹的老百姓，只想把这批搞不清的人当包袱卸掉。从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挪威、瑞典，从美国占领区，都在送。在英国占领区这些年还保留着集中营，大概不次于希特勒的。（例如，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集中营：命令妇女们弯着腰，但不许蹲下，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草，第十一根草用第十二根捆成一"束"，连干许多小时。在存在英国议会传统的情况下竟可能有这类事情发生，迫使人们思考我们文明的外壳究竟有多厚。）战后很多年许多俄国人带着假证件住在西方，生活在被交给苏联的沉重的恐惧之中，害怕英美当局犹如以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那些不引渡的地方--便有大量苏联特务通行无阻地四处活动，不受干扰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西方国家首都钢大街上，偷走活人。 除了组建中的"俄国解放军"以外，还有不少俄国人的分队穿着无特殊标志的德军制服继续在德军内部混日子。他们在不同的战区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我被捕前几天我也遭受弗拉索夫分子的射击。被我军围在东普鲁士大包围圈中的也有俄国人。在一月底的一个夜里，他们的一支部队，不做炮火准备，不声不响地通过我们的防地向西突围。当时没有连续的防线，他们很快插入纵深，对我的一个凸出在前沿的听音炮兵连实行夹击，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从最后留下的一条路拉出来。但后来我又回去抢救打坏了的汽车，在黎明前看到，他们穿着伪装液在雪地里集结，突然一跃而起，喊着"乌拉"向阿德里格?施文基登附近的炮兵营（火炮的口径为152毫米）的火力阵地猛扑过去，向十二门重炮扔出手榴弹，不让它们发出一炮。我方剩下的最后一小股人在他们的曳光弹追逐下，在积雪的野地里一口气跑了三公里，撤到巴萨格河桥头。他们在那里才被堵住。 不久我就被捕了，而现在，在胜利大检阅前夕，我们一起坐在布蒂尔卡的板铺上，我抽完他们的半截烟，他们抽完我的半截烟，我还跟他们之中的什么人两人一起往外抬过六提桶容量的洋铁马桶。 许多"弗拉索夫分子"同那些"一小时的间谍"一样，都是年轻人，是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二年之间出生的，正是那位手忙脚乱的卢那察尔斯基用普希金的名义急于表示欢迎的"生疏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大多数是被偶然性的浪头带进新编的军队，正如邻旁集中营里的他们的同伴偶然当上了间谍一样--这就看招募人员是从哪里派来的。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滚蛋吧！垮台吧！"）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为什么要算老帐呀？……"），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情总算还记得清楚，关于从诺沃罗西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形还能说得出来。但博尔希好似又返回了童年，他天真地嘟嚷着说，他怎样在卢宾卡庆祝了复活节：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他只吃半份口粮，把另一半留下来，逐渐用新鲜的倒换发硬的。就这样为了开斋他积蓄了七份口粮，于是复活节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丝毫不证明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这仅是苏维埃国家的复仇行为：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曾反抗过共产主义，尽管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度着有家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亚谢维奇上校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束手无策的木乃伊。对于他来说，国内战争结束后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显然并没有结束。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在何处和如何进行--他没有讲给我们听。但是好像在监室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概念混乱，视线模糊而歪曲，而他对周围事物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点，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壮健、弹性、活力。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脑袋完全秃了，不剩下一根头发，他熬过了侦查（像我们大家一样正等待着判决），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却保持着年轻的、甚至红润的皮肤，在全监室中只他一个人做早操，在水龙头下冲冷水（我们大家则舍不得浪费监狱配给口粮提供的热量）。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他就抓紧时间--在这五六米的地方，用板正的步伐、板正的身姿，来回走步，手交叉在胸前，明亮而年轻的眼光好像透过墙壁望着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特朗科。我同他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白卫分子"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非预决派"。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只有那时，它才能显示出健康发展的能力。 我幻想着活到这一天。 人是软弱的，软弱的。归根结底连我们中间最固执的人在那年春天也想得到宽恕，决意牺牲许多东西来换取一小块生命。流行过这样一个笑话："被告，你的最后陈述！""送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那里有苏维埃政权！还有--阳光……"我们不会有失去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倒是有失掉阳光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到最远的北极地带去，不愿意去得坏血病，去得营养不良症。在监室里不知为什么特别盛行关于阿尔泰的传说。极少数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尤其是没有去过的人，把同监难友引入一场美梦：阿尔泰可是好地方！既有西伯利亚的辽阔，又有温和的气候。小麦堆满岸，蜜糖流成河，草原和山岭，羊群、野物、鱼虾。人烟茂盛的富裕的农村…… 囚犯们关于阿尔泰的憧憬--是否是旧时农民对它的憧憬的继续？在阿尔泰曾经有过所谓内阁的土地，因为这个缘故，它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对移民在长时间内是比较不开放的。--但农民们最向往的正是上那里去（并且不断地向那里移居）这种持久的传说是否由此而来的呢？ 啊，往这个安静地方躲起来吧！听听雄鸡在清新空气中的清脆响亮的歌声！抚摸抚摸善良严肃的马胜！一切伟大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让别的什么人，傻一点的人去为你们伤脑筋吧。躲开侦查员的骂娘和对你全部生活的厌人的盘诘，躲开监狱门锁的响声，躲开监室里令人窒息的闷热，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它是渺小短促的--而我们却作孽地把它塞到别人的机枪下面去，或者带着它，带着这纯洁无暇的生命钻到政治的肮脏垃圾堆里去。那里，在阿尔泰，似乎可以住在靠近森林的村边上最低矮最黑暗的小房子里。不是为了检树枝，不是为了摘蘑菇，而是随便往森林里走走，搂住两根树干：我的亲爱的！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那一年的春天本身就呼唤着人们的善心：它是如此浩大的战争结束的春天！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我们这样的囚犯正流入监狱，还有大大超过此数的囚犯在劳改营中等着我们，取得空前伟大的世界性胜利之后，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人留在监狱里？现在把我们关着大概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好使我们记得牢些吧。当然会颁布大赦，我们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去。有人甚至赌咒发誓说，他亲自在报上读到过，斯大林回答美国记者（姓名吗？--我记不得了……）时说，战后我国将实行一次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赦。侦查员也确实亲自对什么人说过很快要宣布普遍的大赦（这些传闻对侦查员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削弱我们的意志：算了，签字吧，反正不会呆久的）。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我们中间少数头脑清醒的人说什么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从未对政治犯实行过大赦--而且永远不会，我们听不进去这类丧气话。（一个熟知监牢掌故的眼线还跳出来回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所有的监狱都空了，在上面挂起了白旗！"这种监狱上挂白旗的惊人景象--为什么是白旗？--特别使人动心。）我们没有理会我们中间那些明白事理的人的解释：正是因为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几百万人才去蹲在这里--前线再也不需要我们，对于后方，我们是危险分子，而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没有我们连一块砖也放不上去（我们心里还有个人利益作怪，所以不能领会斯大林的纵然不是恶毒的，至少也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打算！现在有谁在复员以后还愿意抛弃家庭、房子，到那还没有道路，还没有房屋的科雷马去，到沃尔库塔去，到西伯利亚去？这已经几乎是国家计委的一项任务：给内务部下达抓人的控制数字）。大赦！我们等待和渴望着的宽大、广泛的大赦！据说，在英国甚至在加冕周年纪念都有大赦，就是说每一年都有大赦！ 在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周年纪念日曾经大赦了许多政治犯。在取得了一个世纪甚至超过一个世纪规模的胜利后，难道现在斯大林的政府还将这样斤斤计较地记仇，还将对自己每个小小公民的每个差错和失足那么念念不忘吗？……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够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波尔塔瓦的胜利对俄国是一个不幸：它引起了两个世纪的极大紧张、破坏、不自由--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新战争。波尔塔瓦的失败却使瑞典人得救：失去了打仗的愿望后，瑞典人成了欧洲最繁荣昌盛和自由的民族。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为我们对拿破仑的胜利而自豪，以至忽略了一个情况：正是由于这个胜利，农民的解放才没有早半个世纪发生（法国的占领对俄国并非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克里米亚战争却给我们带来了自由。 那年春天我们相信大赦--这毫不新鲜。你同老囚犯们谈谈就清楚：这种对仁慈的渴望和对仁慈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的灰色墙壁。十年接着十年，各种来源的囚犯总是期待、总是相信：要么会有大赦，要么会有新的法典，要么会有对案件的普遍复查（而且传闻总是得到机关的巧妙谨慎的支持）。十月革命的某个周年，列宁的纪念日和胜利纪念日，红军纪念日或巴黎公社纪念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届例会，每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最高法院的每次全会--凡是囚犯的想象力能为期待着的解放天使下凡安排的日子都安排到了。而且囚犯们的成分越是希奇古怪，囚犯来源之广泛越是离奇荒唐，--他们也就越多产生对大赦的信仰，而不是头脑清醒的估计。 所有的光源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太阳相比。而太阳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同样，世界上的一切期待都可以与期待大赦相比，而期待大赦则同什么都不能比较。 一九四五年春天，每个新来的人一进监室，大家首先就问他听到过什么关于大赦的消息没有？如果两三个人拿着东西从监室被带走--监室里的行家们马上对照他们的案情推断说，他们的案情最轻，当然是带去释放的。这就开始了！在厕所里，在洗澡房里，在囚犯的邮局里，我们的积极分子到处找寻大赦的痕和记载。突然，在布蒂尔卡洗澡房著名的紫色前室里，我们于七月初读到了用肥皂在比人头高得多的地方的紫釉砖上写的预言（说明是站在别人肩上写的，免得很快被擦掉）： "乌拉！！！七月十七日大赦！" 我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呀！（如果他们不确实知道，就不会写出来！）心脏、脉搏、血液，在欢乐的冲击下都停了下来，牢门快打开了…… 但是--对于善心需要有理智…… 七月中旬，我们监室中的一个老头儿被走廊看守派去打扫厕所，在那里，看守同情地望着他的一头白发，私下（如有第三者在场他未必敢说）问他："老爷子，犯的是哪一条？"家里老少三代为他哭泣的老头儿心里一阵高兴："五十八条。"看守叹口气说："不在里面。"瞎说--监室里一致断定--这个看守根本没有水平。 在这监室里有一个年轻的基辅人瓦连金（姓不记得了），他有着一对大大的女人似的漂亮眼睛，侦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无疑是一个预见者，这个本领也许只是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产生的。不止一次，他早上在监室里走一圈，指指这个指指那个：今天你和你将被带走，我梦见了。果然他们给带走了！正是他们！话又说回来，囚犯的心灵是那么倾向于神秘主义，以至见到预言的应验几乎不觉得奇怪。 七月二十七日瓦连金走到我身边说："亚历山大！今天是我和你了。"接着向我讲了一个带有监狱梦境一切特征的梦：混浊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十字架。我开始收拾起东西，真地没有白做：在喝了早茶以后就把我和他叫走了。全监室以热闹的良好祝愿欢送我们，许多人担保说，我们准是给带去释放的（从对我们的轻微案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你可以真心地不相信这个，不允许自己相信，你可以说几句笑话挡回去，但是，地球上最热不过的一把火红的铁钳突然夹紧你的心：要是真的呢？…… 从不同的监室里提出来二十来个人，起先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每个生活的转折点上囚犯首先应当经过洗澡房）。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光景的时间去猜测和思考。然后，热出了一身大汗、遍体感到舒服的我们--被带过布蒂尔卡内院的一个苍翠的小花园，那里的鸟儿（多半只是麻雀）叫得似乎要震破我们的耳鼓，树木绿得使不习惯的眼睛感到难以忍受地鲜明。我的眼睛从来没有像在那个春天里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树叶的绿色！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布蒂尔卡小花园更接近于天堂的东西，而沿沥青小道走过这个花园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十秒钟！ 把我们带到了布蒂尔卡"车站"（接收和发送囚犯的地方；名称很中肯，而且那里的主要前厅颇像一个不错的候车室），赶进了一间宽敞的大隔离室。里面光线半明半暗，有清洁的新鲜空气：它唯～的一扇小窗开得很高，不带笼口。它就向着那个阳光明媚的小花园开着，经过打开的气窗，卿卿喳喳的鸟叫声使我们耳朵发聋，一根碧绿的树枝在气窗孔里晃动，给我们大家以自由和回家的希望。（真好呀！这样好的隔离室我们从来还没有蹲过！--这不会是偶然的：） 我们大家都是属于特别庭管辖的。如此说来，我们的案子全是区区小事。 三个小时谁也没有来管我们，谁也没有来开门。我们在隔离室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瓷砖砌面的长椅上坐下来。而树枝老是在窗孔外晃呀，晃呀，麻雀发了狂似地对叫着。 突然，门轰隆一声打开了，传唤我们中间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安静的会计出去。他走了出去，门又锁上。我们更加起劲地在我们的匣子里来回走动，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是开门的响声，传走了另一个，送回原来那个。我们向他拥过去。但这已经不是他了！他脸上的生命停止了，他睁开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恍惚地在隔离室的光滑地板上摇摇晃晃地移动。他受到脑震荡吗？他被烫衣服的板子打昏了吗？ "什么？什么？"--我们屏息地问（如果他不是刚坐过了电椅，那至少已经向他宣布了死刑判决）。他用宣告宇宙末日来临的那种声调挤出了两个字： "五！！年！！！" 门又响了--回来得那么快，好像上厕所去解了个小手。这个人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显然是把他释放了。 我们怀着失而复返的希望聚集在一起问："怎样？怎样？"他甩了一下手，笑得喘不过气来： "十五年！" 这真是太荒唐了，荒唐得难以马上相信。 正文 第七章 在机器间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泊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偌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像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好像统治者和臣民都开始养成对社会的类似法制观念的东西。然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柯罗连科还观察到一些代替司法审判的行政制裁事件。他自己就曾在一八七六年与两个大学生一起，不经审判和侦查而依国家财产副大臣的命令遭到放逐（特别庭的典型事例）。另一次他与兄弟一起不经审判而被流放到格拉佐夫。柯罗连科给我们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有费多尔?波格丹一个上告到沙皇的农民请愿代表，后被放逐；皮扬科夫，他经法院宣告无罪但奉偷令被流放；还有其他几个人。 这样，传统像一条虚线似的在延续着，但是它太松散，并且只能适合那种沉睡着的而不是向前跃进的亚洲国家。再者，这是一种无人负责现象：谁是特别庭呢？一会儿是沙皇，一会儿是总督，一会儿又是副大臣。还有，对不起，如果连姓名和事件都可以-一列举的话，它的气魄还实在太小。 气魄是从二十年代开始具备的，那时为了经常地绕过法庭建立了各级常设的三人小组。起初甚至骄傲地加以标榜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审理人员的名字不仅不隐瞒，而且还大肆宣扬！在索洛维茨谁不知道著名的莫斯科三人小组格列布?博基、武尔和瓦西里耶夫？！何况tPO;三人小组"？这是什么意思？法庭也不是四人组成的呀！但三人小组却不是法庭！而更大的神秘感在于它是不露面的。我们没有到过那里，没有看到过，只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文书：签字吧。实际上三人小组比革命法庭还可怕。而且后来它还与世隔离了，裹得紧紧的，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姓名也瞒起来。于是，我们就习惯于认为三人小组的成员是不吃、不喝、不在人们中间走动的。他们一旦进入了评议室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只是经过打字员给我们送来判决（而且阅后退回：这样的文件是不能留在手头的）。 这些三人小组（为牢靠起见，我们用的是多数，好像讲到群神众仙那样，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适合以下的绝对需要：一旦抓过去就不能放出来（它类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检验科：不许出废品）。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而且实在没有法予审判他，那就叫他通过三人小组得到自己的"减三十二"（省会）""或者流放两三年，再一瞧一只耳朵上的毛已经被剪光了，他已经永远打上了记号，从今以后就是"累犯"了。 （请读者原谅，我们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用了"罪"的概念，什么有罪、无罪之类。不是向我们解释过了吗，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是否有罪，而在于社会危险性；如果是社会异己分子，无罪也可关进监牢，如果是社会亲近分子，有罪也可释放。但是，如果我们二十五年来据以生活的一九二六年法典本身，也因"不可容许的资产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充分"、"依行为轻重程度量刑的资产阶级态度"而受到了批判。）那末，我们这些法律的门外汉更是有情可原的。 可惜我们无缘写出这个机关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国家政治保卫局整个存在期间进行缺席定罪时是否一直有枪毙人的权利？（如像一九二七年对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帕维尔，多尔戈鲁科夫，一九二九年对帕尔钦斯基，冯?梅克和维利奇科。）是否仅在证据不足但本人显系社会危险分子的情况下才采用三人小组的方式，或许比这更随意些？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悲哀地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时，白石城中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特别会议"，而各州的三人小组如何开始称为州法院专门庭，也就是由三名法院人员组成、没有半个人民陪审员、永远秘密开庭的那个庭。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各州和自治共和国里又增添了由州委书记、州内务局局长和州检察长组成的另一种三人小组。（这些新的三人小组头上是莫斯科的由内务人民委员及苏联总检察长组成的简简单单的二人小组您得同意，总不便于请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作为第三个成员来参加会议吧？）当时从一九三八年末起，这些三人小组啊，二人小组啊，都不知不觉地消散了（须知连叶若夫也栽了）但同时我们亲爱的OCO（特别庭）却更加巩固了，把缺席的和不经审判的处分权先为十年以下，后来到十年以上，后来包括枪决接收了过来。亲爱的OCO的风光日子延续到一九五八年，直到我们的恩人贝利亚跌跤子的时候。 它存在了十九年，可是你问：我们那些衮衮诸公中谁参加过这个机构；多长时间开一次庭，每次多久；有茶没茶，吃什么茶点；这种讨论本身是怎么进行的讨论时互相交谈还是连谈都不谈？我们写不出来-一因为不知道。我们只是风闻，特别庭的实质是三位一体，虽然现在说不出它那些勤恳的审理员的姓名，但知道那里派有常任代表的三个机关党中央一个，内务部一个，检察院一个。然而如果哪天我们发现根本没开过什么庭，在编的只有几个负责从不存在的笔录中编造摘录的经验丰富的女打字员，和一名领导女打字员的办公室主任，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女打字员确实会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保证！ 特别庭无论在宪法上、无论在法典里都没有提到，然而却是一台最方便的绞肉机它没有己见、要求不高，而且不需添加法律的润滑油。法典是一回事，特别庭是另一回事，它很容易运转，而不需要法典的全部二百零五个条文，不使用它们，也不提及它们。 正如劳改营里开玩笑说的：无法［庭]无法，有［特别]庭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起见，它也需要有某种输入密码，因此它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很便于应用的（不必伤脑筋去适应法典提法）而在数目上连小娃娃也记得住的大写字母条文（其中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反苏宣传 反革命活动 反革命托洛茨基活动加上了"t"（托）这个小小的字母的犯人在劳改营中的日子难过百倍。 间谍嫌疑（超出嫌疑范围的间谍行为移交给军事法庭处理） 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反革命思想 怀有反苏情绪 社会危险分子 社会有害分子 犯罪性活动（对于过去的劳改犯，如果再也排不出什么毛病来，他们很喜欢给他们扣上这一条） 最后，还有一个容量很大的条文： 家属（依上述大写字母中任何一条被判刑的人的家属）。 不要忘记，这些大写字母代表的罪名，并不是均匀地分配给各种人物，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是同法典条文和法令项目所规定的犯罪一样，像流行病似的一阵阵突然发作的。 还要附带声明：特别庭根本不认为自己有权给人判决！它给的不是判决！它科以行政处分，仅此而已、所以它享有法律上的自由是很自然的。 但是，行政处分虽然不认为自己具备司法判决的效力，它的期限可以达二十五年，并包括； 剥夺称号和奖励； 没收全部财产； 秘密监禁； 剥夺通讯权。 因此，比之简陋的司法判决，特别庭的决定使一个人从地面上消失得更加牢靠。 特别庭还有一个重要优点是，对它的决定是不能申诉的没有地方可以提出申诉；既没有比它高的任何审级，也没有比它低的任何审级。它只服从于内务部长、斯大林和魔鬼。 办案迅速也是特别庭的一大优点：它只受打字技术的限制。 最后，特别庭不仅不需要亲眼看到被告本人（从而减轻了监狱之间运输的负担）甚至也不要求看到被告的照片。在监狱人满为患的时期，它还能提供一条方便，那就是，一终结侦查，犯人就不再占用监狱的一块地面，不再吃白给的面包，而是立即送往劳改营去诚实劳动。他可以很晚以后再读到摘录的副本。 在优待的情况下，有时这样办，犯人在目的地车站下车；叫他们马上跪在路基旁边（这是防止逃跑，结果成了向特别庭祷告），当即向他们宣读判决。也有另外的做法：在一九三八年，一批递解到别列波尔的犯人既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文，也不知道刑期，而前来接收他们的文书却已经知道了，并且当即在名单中找到：（社会有害分子）五年。 另一些人在劳改营已经劳动了许多个月，却还不知道判决。在此以后（据h?多勒里亚克所述）让他们隆重地列队不是在一个随便的日子，而是在悬挂起红旗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宣读了斯大林省三人小组的判决（特别庭在忙不过来的时期毕竟还是。分散了）：每人各得十年到二十年。我的劳改营小队长辛汉勃留霍夫就在那个一九三八年随着一整列车的未决犯从切利亚宾斯克被送往契列波维茨。几个月过去了，犯人已经在那里工作。突然，在冬天的一个休息日（请注意利用哪些日子！看出特别庭的好处了吗？）在酷寒中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排好队，走出一个外地来的中尉，自我介绍说，是被派来向他们宣读特别庭的决定的。他这个年轻人倒并不狠毒，斜眼瞧了瞧他们的开口鞋子，瞧了瞧冰柱上的阳光说： "其实，伙计们，干吗你们要在这里挨冻呢？你们知道，特别庭给你们大家的都是十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给八年。明白了吗？解散！……" 但是，有了特别庭的这种露骨的机器处理还要法院干吗？已经有了使你无法跳下来的不发噪声的现代电车，还要铁轨马车干吗？是为了养活审判人员吗？ 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法院有点不成体统而已。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纲领中写道：力求做到使个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行使审判员的职责"人人参加"没有做到，当审判员是个细活儿，可是完全不要法院也不行啊！ 其实，我们的政治法庭各省法院的专门庭、军事法庭，以及所有的最高法院都一致地在向特别庭看齐，它们也没有受到公开诉讼程序和两造辩论之类的麻烦事的拖累。 它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别是不公开审理。它们为了自己方便，首先是不公开的＾ 我们已经那么习惯于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不公开的庭上被判刑，我们已经那么安干这种情况，以至有的被判刑人的糊涂儿子、兄弟或侄子还自以为满有道理地对你嗤之以鼻："照你说该怎么办呀？看来，案情一定关系到……会让敌人知道！绝不能……" 因为怕让"敌人知道"，我们就把自己的头夹在自己的两腿中间。现时在我们祖国，除了书蛀虫以外，有谁记得，那个向沙皇开过枪的卡拉科佐夫，还被给予了一名辩护人？对热里雅鲍夫和所有的民意党人都是公开审判的，一点也不怕"土耳其人知道"？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射击了那个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莫斯科内务局长的人（虽然子弹从头分飞了过去没有射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在刑讯室里，不仅没有不公开地加以审判，而是由陪审员（不是三人小组）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判无罪而她便坐上轿式马车凯旋而归了。 我并不想用这些比较来说明，俄国某时曾经有过完善的法院。大概，当之无愧的法院应是最成熟的社会最晚期的产物，或者至少需要有一个所罗门皇帝出来。弗拉基米尔?达里指出，在改革前的俄国，"未曾有过一则称赞法院的谚语"！这多少说明点问题吧！好象，称赞地方行政长官的谚语也一个都没有来得及形成。但是一八六四年的司法改革毕竟至少使我们社会的城市部分走上了通向英国典范的道路。 说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未忘记阳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陪审法院的责难（《作家日记》）：滥用律师的雄辩术（"陪审员先生们！一个女人如果不杀死自己的情敌，那还算个什么女人？……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不会把婴儿扔到窗外去呢？……"），陪审员一时的冲动可以压倒公民的责任。但是，阳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心的不是那种他应当担心的东西。他认为公开的审判是已经永远争取到手的东西！……（是呀，他的同代人中谁能相信会有特别庭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也写道："与其错杀人，宁可错放人。"啊，说得对，说得对！ 滥用雄辩术不仅是正在形成中的法院的一种弊病，而且还要更广泛些它是已经确立的民主制（已经确立，但已失去自己的道义目标）的一种弊病。仍是英国给我们提供例子：反对派的首领为了使自己党占上风，可以毫不难为情地把言过其实的国内不良状况归咎于政府。 滥用雄辩术这是坏事。但对于滥用木公开审理又能用什么话来形容呢？阳思妥耶夫斯基向往的是这样一种法院，在那里，检察官应当说出为了替被告进行辩护所需要说的一切。这我们还需要等待多少世纪呢？暂时，我们的社会经验告诉我们的是存在着数不清的这样一类的辩护律师，他们干的是向被告提出指控（"作为一个正直的苏联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我在分析这些罪恶行为时不能不感到厌恶……"）。 在不公开的法庭上多么好呀！不需要穿法官的长袍，还可以把袖子卷起来。工作起来多么轻松呀！没有麦克风，没有记者，也没有听众（不，为什么没有，有是有的，但那是侦查员们）。例如，在列宁格勒省法院，他们白天去听审案，看看他们的侦查对象的表现，然后在夜里到监狱里去拜访那些应当教训一下的人。 我们的政治法院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工作中的确定性。就是说它的判决是预先决定的。 还是那本《从监狱到……》对书籍硬塞给我们的资料：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是早就有的事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法院的判决就已受着统一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的调节。从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国内存在失业现象，法院减少了居家劳改的判决数量，而增加了短期监禁的判决（指的当然是日常生活犯）。因此就发生了监狱挤满短期服刑犯（六个月以下的）和没有充分利用他们在劳改营工作的情形。一九二九年初，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以第五号通令指责了判处短期服刑的做法，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前夕及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的决定干脆禁止判处一年以下的刑期！ 审判员事先知道或者是关于他办的具体案子，或者是按照上级指示总的精神要求他怎样判决。（须知审判员房里一般还是装着电话的呀！）有时甚至照特别庭的做法，把所有的判决都事先打印好，以后只用手填上姓名。如果有个斯特拉霍维奇在审判庭上惊叫起来："我怎么能被伊格纳托夫斯基收买呀，那时我才刚满十岁！"那时审判长（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一九四二年）只需吆喝一声："不准诽谤苏联的侦察机关！"一切早都决定好了：整个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统统枪决。只是有一个和这个集团沾一点边的利波夫；集团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他也谁都不知道。好吧，那就给利波夫十年算了。 预先决定判决一它使审判员的艰难生活变得多么轻松呀！甚至与其说是脑子的轻松不用思考，不如说是道义上的轻松：它使你解除了担心在判决上出错而使自己的子女成为孤儿的苦恼。甚至像乌尔里赫那样穷凶极恶的审判员-一哪一项大规模枪决的判决不是他嘴里宣布的？预先决定判决的做法也使他变温和了。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军事审判庭审理"爱沙尼亚分立主义者"的案件。当审判长的是矮小结实、和和气气的乌尔里赫。他不仅不放过与同事开玩笑的机会，而且不放过同犯人开玩笑的机会（这不就是人情味嘛！新的特点。哪里见过？）。他得知苏济是个律师，便微笑着对他说："瞧，您的职业对您有用了！"是呀，他们之间有什么可争论的？干吗要发火？审判依照令人惬意的程序进行：坐在审判员席上可以抽烟，有愉快的时间-一美好的午间休息。到傍晚该去合议了。谁在夜里评议呀？让犯人们在桌旁坐一宵，而自己便各自回家。早晨来上班，一个个神清气爽，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午九时整："起立，现在开庭！"-一犯人各得一张"十元券"。 如果有人责备说，特别庭至少不虚伪，而这里却假仁假义-一装样子在评议，不，我们将坚决反对！坚决反对！ 最后，第三个特点是辩证法（从前粗俗的说法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理"）。法典不应当是审判员路上固定不变的石头。法典的条文都已经有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迅速流逝的生命，并且，正如浮士德所说： "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一切都在飞奔向前， 而我却不敢违背诺言？"所有的条文都附生了一大堆的解释、指示、细则。如果被告的行为不在法典范围之内，那还可以采用下述办法判刑： 类推（多方便！） 干脆根据出身（刑法典第七、三十五条，属于社会危险阶层） 因同危险人物有联系（天网恢恢！什么样的人是危险人物以及有什么联系这只有审判员明白）。 对于颁布的各项法律，用不着在明确性上去挑毛病。例如，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颁布了一项关于恢复死刑的法令（恐怕它从来也没有在贝利亚的地下室里废除过）。写着：可以对破坏和暗害分子处以死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这样做：不把话说清楚，只做暗示。这里是否只指那些用梯恩梯去破坏铁轨的？没有写明。什么叫"暗害分子"？我们早就知道；谁生产了劣质产品谁就是暗害分子。那末，谁是破坏分子呢？譬如说，如果在电车上谈话破坏了政府的威信，算不算？或者嫁给了一个外国人难道这不是破坏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吗？…… 实际上不是审判员在判案审判员只领工资，是指令在判案！三七年的指令：十年二十年枪决。四三年的指令：二十年苦役绞刑。四五年的指令；平均各判十年附加剥夺权利五年（三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力）。四九年的指令：平均各判二十五年。（因此，真正的间谍舒尔茨，柏林，一九四八年可能得到十年，而那个从来没有当过间谍的根特?瓦施考却得到二十五年。因为他赶上了浪头一九四九年。） 机器在冲压。一个人一旦被捕，在国家安全机关门口被割掉钮扣，他的一切权利从此就被剥夺了，刑期是逃不了的。法律工作者们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情况，以至在一九五八年闹了个大笑话：在报纸上发表了新的《苏联刑事诉讼纲要》草案，却忘了在里面写进关于可能做出无罪判决的内容。政府报纸（参看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消息报》）温和地责备说，"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的法院只能作出有罪判决。"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这里讲一件简单而典型的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一九四一年，在我们驻扎于蒙古的无事可为的军队里，契卡行动处需要表现出一点积极性和警惕性。正和帕维尔?丘尔佩涅夫中尉争风吃醋的军医洛佐夫斯基摸准了这个气候。他私厂向丘尔佩涅夫提出了三个问题：1．你是怎样想的为什么我们在德国人面前退却？（丘尔佩涅夫：他们的技术装备多，而且动员得早。洛佐夫斯基：不，这是一种策略，我们是诱敌深入。）2．你相信盟国的援助吗？（丘尔佩涅夫：相信他们会援助，但不是无私的。洛佐夫斯基：他们将欺骗我们，一点也不会援助。）3．为什么派了伏罗希洛夫去指挥西北前线？ 丘尔佩涅夫回答了也就忘掉了。而洛佐夫斯基却写了个小报告。丘尔佩涅夫被叫到师政治部，开除出共青团：罪名是抱有失败情绪，吹捧德国技术装备，贬低我国指挥部的战略。发言最激昂慷慨的是团小组长卡里亚金（丘尔佩涅夫见过他在哈勒欣战斗中的胆小鬼表现，他现在有了方便机会一劳永逸地收拾掉见证人）。 逮捕。只同洛佐夫斯基作了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质。侦查员没有盘问他们上次的谈话。只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证人，你可以走了（侦查员怕控告被驳倒）。 在地坑里蹲了一个月弄得精神沮丧的丘尔佩涅夫，在第三十六机械化师的革命法庭面前受审。出庭的有师政委列别捷夫、政治部主任斯列萨列夫。甚至没有传证人洛佐夫斯基出庭（然而，为了办好伪证手续，审判以后将会取得洛佐夫斯基和政委谢廖金的签名）。法庭提的问题是：你同洛佐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吗？他问了你什么？你是怎样回答的？丘尔佩涅夫老实地作了报告，他还是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他天真地叫起来："可是许多人也都在议论呀！"法庭反应很快："是谁？说出姓名来。"但丘尔佩涅夫不是他们那一路货！让他作最后陈述。"我请求法庭再一次考验我的爱国感情，给我一项赴死的任务！"淳朴的勇士还说："让我，还有那个诽谤我的人，两人一起去！" 哎，不，在人民中消除这种骑上式的作风正是我们的责任。洛佐夫斯基应当发药面，谢廖金应当教育战士。你死掉或者不死掉难道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我｛I］在坚决捍卫。审判员们退庭，抽了抽烟后重新入席：十年劳改附加剥夺权利三年。 战争期间这样的案子在每个师里何止十起（否则供养军事法庭就太不合算）。一共有多少帅-一请读者算一算。 ……军事法庭一次次的开庭彼此相似得使人厌烦。一个个橡皮手套似地无个性无感情的审判员使人厌烦。判决都是从传送带里输出来的。 大家都装出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演一场草台戏，那些押解队的小伙子们对这点最清楚，他们直话直说。一九四五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递解站，押解队接收一批犯人，正在依案情点名："某某！""五十八条1-甲，二十五年。"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平白无故。"－"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当军事法庭工作紧张的时候，"合议"只占一分钟出去又进来。当军事法庭一天连续工作十六小时的时候从合议室的门里可以看见白色的桌布，放满食品的桌子，盛着水果的高脚盆。如果不很匆忙，就喜欢"利用心理学"去宣读判决："……判处极刑！……"停顿。审判员直望着被判刑人的眼睛，这很有意思：他是什么心情？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但是，考虑到……真心悔悟……" 军事法庭候审室的所有墙壁上都用钉子和铅笔划满这类字样："得了枪决"、"得了二十五年"、"得了十年"。故意不擦掉这类题词：它能起教训作用。害怕吧，低头认罪吧，不要以为你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什么。在空荡荡的审判厅里当着一小撮侦查员的面，你纵然用狄摩西尼的辞令来为自己辩护（奥丽加?斯辽兹贝格在最高法院，一九三六年）也丝毫帮不了你的忙。把刑罚从十年提高到枪决这则是你能做到的，如果你冲着他们叫喊："你们是法西斯分子，我为我参加过几年你们的党而感到可耻！"（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达斯卡尔在亚速夫-黑海边疆区专门法庭，庭长霍利克，迈科普市，一九三七年）那就会另立新案，那就会把你毁了。 察夫达罗夫讲述了一件事：在法庭上被告们突然推翻了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全部假供。这又怎样呢？如果为了交换眼色也算发生了一点停顿，那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检察长不说明理由就要求休庭。侦查员们带着打手从侦查监狱飞奔而来。把被告分散到各个隔离室，重新好好痛打了一顿，还许下诺言在第二次休庭时再打个彻底。休庭结束了。审判员把所有的被告再询问了一遍现在大家都相认了。 纺织科学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格里戈利耶维奇?卡列特尼科夫表现了出色的随机应变本领。在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的前一刻，他通过警卫声言愿意作一些补充供述。这当然是令人发生兴趣的。检察长接见了他。卡列特尼科夫解开衣服，让他看被侦查员用凳子打断的已经在腐烂的锁骨，并声明："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在刑讯下逼出来的。"检察长只好诅咒自己贪求"补充"供述，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有当他是运行中的总机器的一个不被察觉的部件的时候，他才是有恃无恐的。但只要个人的责任一集中到他身上，光束直接照着他的时候，他便脸色发白，他懂得他也等于零，他也能在任何一块果皮上滑倒。这样，卡列特尼科夫就把检察长抓在手里了，而那人也就不敢把事情搪塞过去。军事审判庭开庭了，卡列特尼科夫在那里又重述了一遍……军事法庭这次可真地去合议了！现在它只能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那就是说，应当立即把卡列特尼科夫释放。因此……它就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若无其事地又把卡列特尼科夫押到了监狱，稍稍给他治疗了一下，羁留了三个月。来了个新的侦查员，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签发了一个新的逮捕证（如果军事庭不昧良心做事，至少这三个月卡列特尼科夫可以在外面逍遥一下！），重新向他提出第一个侦查员提过的问题。卡列特尼科夫预感到自由即将来临，表现得很坚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结果怎样呢？……根据特别庭的决定他得到了八年。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一个囚犯能做些什么和特别庭能做些什么。杰尔查文是这样写的：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但最高法院军事庭上是很少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它很少擦擦自己的迷糊眼睛去瞧一下单个的"锡囚犯"。电气工程师A?江?罗曼诺夫在一九三七年由两名押解员架着跑步拖上四楼（电梯大概是开着的，但囚犯上下得那么频繁，如果让他们用，工作人员就上不了楼）。他们和迎面下楼的已判犯互相错开，一路跑进了审判厅。军事庭忙得实在不可开交，连坐也没坐下，三个人一齐站在那里。罗曼诺夫艰难地喘过一口气（要知道他已经被长久的侦查弄得精疲力尽），报了自己的姓氏、本名与父名。审判员们咕噜了几句，互相使了个眼色，于是乌尔里赫老是他！便宣告："二十年！"又马上跑步把罗曼诺夫押走，跑步拖进了下一个。 真像做梦一样，一九六三年二月，我也沿着同一座楼梯走上楼去，但却是在一名上校党支书的彬彬有礼的陪同下。在周围有一排圆柱的，据说是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开会的大厅里，放着一张巨大的马蹄形长桌，马蹄形的中间还放着一张圆桌和七把古老的椅子，在这里，曾审判过卡列特尼科夫和罗曼诺夫以及其他各色人物的军事庭的七十名工作人员听我讲话。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作为一个起初被判劳改后来被永久流放的人，却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一个审判员。现在我看到了你们大家聚集在一堂！"（他们也以擦亮了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人。） 但是，原来他们并不是过去的那些审判员！是的。他们现在说，他们不是那些人。他们向我保证，那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一些光荣退休了，有的被撤职了（乌尔里赫这个出类拔萃的刽子手原来在斯大林时期的一九五0年就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了），某些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在赫鲁晓夫时期甚至受到了审判，而他们还从被告席上威胁说："今天你审判我们，明天我们要审判你，瞧着吧！"但是，像赫鲁晓夫所有的创举一样，这个开头很起劲的运动不久就被他忘掉了，抛弃了，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变革的程度，那就是说，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有几个司法战线的老兵说了点往事，无意中给我提供了写这一章的资料（如果他们自己动手公布内情，写回忆文章，情况会怎样呢？但岁月流逝，又过了五个年头，并没有变得光明一些）。他们回忆，审判员们在司法会议的讲坛上如何骄傲地说，他们是怎样避免了适用刑法典中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第五十一条，从而做到用二十五年代替十年的判决！他们还回想起，法院怎样屈辱地服从于"机关"！有一个审判员受理送交法院的一个案子：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公民诽谤性地断言那里有良好的公路。除此没有别的事。案卷里也再没有别的材料！审判员鼓起勇气把案件返回，要求补充侦查，目的是取得"有充分价值的反苏材料"就是说对这个犯人再用点刑，再打一顿。但是审判员的这个高贵目的没有得到理解，他得到了一个充满愤怒的答复："你不信任我们的机关？"于是审判员被贬滴到萨哈林岛去当军事法庭的书记员（赫鲁晓夫时期处理得轻些，"犯了错误的"审判员被派去……你们猜派到哪里去？……当律师）。检察机关也一样俯首听命于机关。一九四二年留明在北海反间谍机关中滥用职权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泄露了出去，检察机关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加以干预，而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阿巴库莫夭报告说他的孩子们在淘气。阿巴库莫夫完全有理由认为机关是大地之盐！（正是这次他把留明调回来提拔的，结果给自己招来一颗丧门星。） 可惜时间不够，他们本来可以给我讲十倍之多的东西。但已经讲的这些，也足以深思了。如果法院和检察机关只不过是国家安全部长的小卒子那也许并不需要专辟一章来论述它们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我一边望着他们，一边觉得惊奇：是呀，他们是人呀！完全是人呀！瞧，他们在微笑！瞧，他们真诚地表明心迹说他们如何地只想着做好事。好吧，如果再来一次反复，他们又必须来审判我就在这个大厅里审判我（给我看的是主要的大厅），那时会怎么样呢？ 那又有什么，还是会审判的。 什么在先呢？-一是鸡还是鸡蛋？是人还是制度？ 我国有一则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谚语：不怕法律只怕法官。 但是，我想，法律已经超过了人，人在残酷性上落后了。应当把这则谚语倒过来：不怕法官-一只怕法律。 当然是阿巴库莫夫的法律。 瞧，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坛，讨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瞧，他们高兴地说，这本书减轻了他们良心上的负担（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承认，我所描写的情景还是大大冲淡了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条件更恶劣的劳改营（那么说，他们经管过？……）。坐在马蹄形桌旁的七十个人中，有几个发言的人原来是熟悉文学的，甚至是《新世界》杂志的读者，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活跃地抨击我们社会的症结，谈论农村的荒废景象。 我坐着，想着，如果最初的小小一滴真理的水珠都能像一颗心理炸弹那样地爆炸那末，当真理像瀑布一样泻落下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一定会泻落下来的，那是不可避免的。 正文 第八章 襁褓中的法律-1 我们正在忘记一切。我们记得的不是往事，不是历史，而只是别人想用不停的敲打凿刻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条干篇一律的点线。 这是不是全人类的特性，我不知道，但说它是我们俄国人的特性，那是不错的。这是个很令人惋惜的特性。也许，它是由于善良的缘故，然而是令人惋惜的。它使我们成为撒谎家的俘获物。 因此，连那些公审的案子，如果不需要我们记住--那末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大张旗鼓地做了，报纸上也写了，但是人家没有在我们脑子里凿上个坑地--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记得（在脑子里留下坑儿的只是每天广播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年轻人，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那些公审案件的同时代人。你请一个普通人数数有过哪些轰动一时的公审案子--他会记起布哈林的案子，季诺维也夫的案子。再皱皱眉头也许会想起工业党。完了，再也没有别的公审案了。 可是，公开审判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就开始的。一九一八年已经很多。在许多法庭上都举行过。那时进行公审，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典，审判员只能参照工农政权的需要去断案。它们的详细历史，将来什么时候是否会由什么人写出来呢？ 然而，不作一点简短的述评也是不行的。我们毕竟有义务在当时的一片粉红色的轻柔晨雾中也来探索一下某些烧焦的废墟。 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打仗用的马刀没有插在鞘里生锈，惩罚用的左轮手枪也没有冻结在枪套里。把枪杀偷偷放在夜里、放在地下室里进行和往后脑门上开枪是以后才想出来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有名的梁赞的契卡人员斯捷尔马赫大白天就在院子里枪杀人，所以等待处死的犯人可以从监狱的窗里看到这种情景。 当时有一个正式术语，叫做非司法制裁。并非因为当时还没有法院，而是因为存在着契卡。 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到自己末日的时候也兴高采烈地说过："国家政治保卫局，正如全俄肃反委员会，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实行非司法制裁，是因为这样做效率更高，法院也是存在着，也在进行审判，也在判处死刑，但是应当记住，与它们平行地并且脱离它们而独立地，还在进行着非司法制裁。怎样设想这种制裁的规模呢？M?拉齐斯在他的一本对契卡活动的通俗介绍中，给我们提供了只是一年半时间内（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并且只是俄罗斯中部二十个省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数字远不是完全的，部分地也许是出于谦虚）：被契卡枪决的（即不经审判，越过法院）--八千三百八十九人，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四百一十二个（如果考虑到我国人民有史以来一贯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那些年代的普遍各自为政和精神颓丧，这个数字是不可思议的），总共逮捕八万七千人（这个数字令人觉得有点缩小）。 为了进行评价，可以拿什么来比较一下呢？在一九0七年，一群左派活动家出版了一本《反对死刑》的论文集（格尔汉特编），那里把一八二六年至一九0六年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指名道姓地开列了一个名单。编者附带声明：这个名单也是不完全的（但总不会比拉齐斯在国内战争时期汇编的资料更残缺不全）。它统计了一千三百九十七个人名，其中应当除去改判的二百三十三人和没有缉捕归案的二百七十人（主要是逃跑到西方的波兰起义者）。剩下八百九十四人。这个八十年的数字比契卡的数字少二百五十五倍，而契卡的数字包括的省份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北高加索、伏尔加下游大批的枪决数都没有包括进来）。诚然，论文集的编者同时用了一个推测性的（恐怕是有意加大的）统计资料。根据这个资料，仅在一九0六年一年内被判死刑者为一千三百一十人（也许并没有处决这么多，须知当时有多次大赦）。这正是挨骂最凶的斯托雷平反动（这是对革命恐怖活动的回应）的高潮，关于这个时期还有另一个数字：六个月内执行了九百五十起死刑（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总共活动了六个月）。听起来是可怕的，但对应我们过硬了的神经来说，它也不会引起紧张：把契卡的数字换算成半年，还要比它多出两倍--而且这还只是二十个省份的，而且这还是不经过法院的，不经过法庭的。 可是--法院呢？ 那当然有！十月革命后头一个月也建立了法院--第一，是由工农自由选举的人民法院，但是要求审判员必须具有"在党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政治经验"，经区苏维埃执委会"须先详细审查候选人是否符合任命条件"后方可就任，并随时可由该会撤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号法院法令，第十二，十三条）既然是这样--人民法院也就不实行全民选举，而直接由苏维埃执委会任命了，两者是一回事，因为谁都知道苏维埃是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 第二，又可以说是第一，根据同一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法令，建立了从乡和县起的工农革命法庭。这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设立的，不知怎么搞成了这样，革命法庭一瞬间就到处出现了，而人民法院又过了好多个月还没有露面，特别是在荒僻的角落。 但是我们将安慰你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之间的差别也不那么大：晚些时候，一九一九年，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两种法庭的定性几乎是相同的：对两者都没有规定适用刑罚的任何界限，两者应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法律对执法不规定任何批准手续，法庭在选择和采用镇压手段上享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是剥夺自由--那期限可以不确定，等接到特别指示再说）。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一样，是仅以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为依据的。两种法庭的判决都是最终的，不能向任何一级机关上诉的。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在活动中不受任何形式条件所约束，唯一的量刑标准就是被告人行为给革命斗争利益带来的危害程度，判决应适合国防与劳动建设的利益。（起先革命法庭里甚至有可以随时由地方苏维埃指定的审判员，后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常任三人小组的形式，但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必是由当地省契卡机关派出的--这样就能实现各级革命法庭与契卡之间的具体结合。） 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有了一个关于建立全俄中央执委会最高革命法庭的法令--那时人们认为这就是革命法庭建设的最终完成了。但是，嘛，离这还远着呢！ 原来为了维持铁路的运行，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铁道革命法庭系统。然后是--统一的内卫部队革命法庭系统。 一九一八年所有这些系统都在协调一致地工作，不给俄罗斯联邦境内反对群众革命斗争的罪行和过失任何一处避难所了--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敏锐的眼睛看出了这一套完备系统的不完备--于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他签署了一道关于组建一个新系统--革命军事法庭系统的命令。 我们这位整日忙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和从外敌手中拯救共和国的领袖和鼓舞者对自己的构想并没有作详细说明--但却极为成功地选用了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法庭的庭长--达尼舍夫斯基同志，这位同志不但辉煌地建立和发展了这些尚属新的法庭的整个系统，而且还写出了一本为它们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小册子。其中一份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落到了我们手里。不错，封面上印有"秘密"字样--但因时间久远，我披露其中一些内容也许能得到原谅。（上面说的关于法院的情况也是从那里引来的。） 十月革命后，按照它口号的精神以及二月革命后军队中形成的惯例，最初的想法是，红军中将由选举出的团级和师级法庭行使权力。但是它们的民主活动还没来得及被享受到--很快根本就不要了。反正到处都自行成立了战地法庭，三人小组之类，全俄肃委各个前方机关干自己的（枪毙人），反间谍机关--特科前身也在于自己的。在对那些对共和国十分残酷的月份里，当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俄中执委说了："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儿子和死亡签了约，就是说也和胜利签了约"的时候--要求全体和每一个人都打起精神，履行自己的义务。 "革命军事法庭--这首先是对工农祖国的敌人进行消灭、隔离、清除、实行恐怖的机关，其次才是确定某一对象有罪程度的法院"（第五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比插入了统一的人民法院的严整系统的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法庭"（第六页）。 莫非还要"更加非常"吗？气都喘不过来了，开头甚至不能相信：还有什么能比革命法庭更加非常的？它们的功勋活动家，当年许多判决书的监护人向我们解释： "与司法机关并列的，应当存在一种，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司法惩治机关"（第八页）。 现在读者区别出来了吗？一方面是"契卡"，这是非司法惩治。另一方面是革命法庭，非常简化，毫不仁慈，但局部说来毕竟好像还是--法院。而在它们之间呢？您猜着了吗？而在它们之间恰恰缺少一个司法惩治机关--你瞧这就是革命军事法庭了！ "革命军事法庭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命政权的战斗机关……立即采取了不容丝毫动摇的明确的基调和方针……我们当时需要巧妙地利用革命法庭积累的经验并且把它进一步发展。"（第十三页）--这还是在仅于一九一九年一月才发布的第一号指令之前呢。同样，为了和契卡靠拢，也吸取了它的经验，即革命军事法庭的一名成员由方面军特科指定。但是方面军存在时间有限--在它们消亡的时候革命军事法庭并没有消亡，而在各州和各区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为了在发生暴动时进行斗争及直接的惩治"。（第十九页） 革命军事法庭审理"劳动脱逃行为"，这种行为"在目前形势下是与反对工农的武装暴动相同的反革命行为"（第二十一页），--这么多的起来反对工人和反对农民的家伙，究竟是谁呢？甚至--为了"对下属的粗暴态度，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热心，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第二十三页）以及其它等等。革命军事法庭完全不是仅仅为军人而设的，也包括了居住在前线地区的全体平民。它们是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机关。为了不和并列行动的革命法庭发生争执，确定了这样的职权划分：谁经办的案子就由谁去审--不许向任何人要求复审和提出申诉。对判决是依据军事形势进行调整的：一九二0年南方胜利之后，向各革命军事法庭发出了一项减少枪决的指示--该年上半年执行枪决的真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不算革命法庭！不算铁道法庭！不算内卫部队法庭！不算契卡！不算特科！--我们回想一下阻止了全俄谋杀狂潮的斯托雷平的九百五十名的数字，我们回想一下俄国八十年内的八百九十四人）。一九二0年开始了波兰战争--革命军事法庭单单在七月和八月之内判枪决（不算……不算……不算……）的人数就达一千九百七十六人（第四十三页。以后各月的数字没有提供）。 革命军事法庭对临阵脱逃者以及对反内战的鼓动者（即和平主义者--第三十七页）有直接立即惩治的权力。它们应区分刑事谋杀（不枪毙）和政治谋杀（枪毙，--第三十八页）；向私人行窃（"法庭应当表现同情与温和"，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推动人们行窃）和盗窃人民财产（"革命的严惩"）。"编制任何惩治条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许是不明智的"，但"也不能没有上级的指示和具体办法"（第三十九页）。"革命军事法庭常常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在那里甚至难以确定法庭是起着它本身的作用呢，还是直接起着一支战斗队伍的作用。往往……工作在法庭审判庭上和大街上同时进行"。枪决"不能被认为是惩罚，这不过是对工人阶级敌人的肉体消灭"并且"可以为达到恐吓（恐怖）这类罪犯的目的而采用"（第四十页）。"刑罚不是对于罪的报复，不是赎罪……"。法庭"在依据罪犯的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可能弄清的程度上……查明罪犯的身份"（第四十四页）。 在革命军事法庭中"资产阶级规定的上诉权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在苏维埃制度下，这种拖拖拉拉是谁也不需要的"（第四十六页）。"实行上诉的作法是绝对不允许的"，"递交上诉书的权利是被否定的"（第四十九页）。"为了使镇压的效果尽可能强烈，判决需要几乎立即执行"（第五十页）。"革命军事法庭--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的和忠实的机关，它应当穿过前所未闻的经济破坏，穿过鲜血与泪水的海洋把工人阶级带到……自由的劳动，劳动者的幸福和美丽的世界"（第九页）。 还可以更多更多地引用，但是够了！让我们深入地看一眼那一段历史，沿着我国当时火焰熊熊的地图走一遍，想象一下法庭小册子没有说出地名的这些有活人居住的地区吧。 在国内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城市，作为庆祝的标志不仅有契卡大院里的阵阵枪烟，还有革命法庭的通宵不眠的开庭。当时要吃一颗它的子弹，不一定非是白军军官、参议员、地主、僧侣、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可。只要长着一双白白嫩嫩的没有老茧的手，在那些年代就完全可以被判枪决。但是，可以猜想到，在伊热夫斯克或沃特金斯克，在雅罗斯拉夫尔或穆罗姆，在科兹洛夫或唐波夫等地发生的暴乱使粗糙的手付出的代价也不会轻。如果有一天非司法制裁和革命法庭判决的案卷竟能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令人惊奇的必将是普通农民的数字。因为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发生的农民骚乱和暴动是无数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反映在《国内战争史》的彩色插页上，没有人给那些手拿粗棍、干草叉和斧头冲向机枪，然后被绑起双手--十条命顶一条--排成横队站在刑场上的暴动群众照相或拍电影。萨波日科夫暴动只在萨波日科夫有人记得，彼杰林暴动只在彼杰林有人记得。我们从拉齐斯的这篇关于当时一年半期间内的二十个省份的综合介绍里，也看到被镇压下去的暴动的数字--共三百四十四起。（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把农民暴动称为"富农暴动"，因为农民怎能起来暴动反对工农政权！但怎能解释，每次起来暴动的并不是村中的三两家，而是整个村子？为什么贫农群众不是用同样的干草叉和斧头去杀死起来暴动的"富农"，而是同他们一起冲向机枪呢？拉齐斯说；"富农用许愿、诽谤和威胁等手段强迫其余农民参加这些暴动。"但是，有什么比贫农委员会的口号许的愿更多呢！有什么比特务队（特种部队）的机枪的威胁更大呢！ 还有多少完全偶然的人被牵扯进这个磨盘中去，消灭这些完全偶然的人--这构成任何一次开枪的革命实质的不可避免的一半。 以下就是一个目击者讲述的梁赞革命法庭一九一九年审理托尔斯泰主义者叶-夫一案开庭的情况。 参加红军的总动员令发布以后（"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Z各回各家！"等口号提出后的一年），光是在一个梁赞省里，迄至一九一九年九月，"就有五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名逃兵被抓住并送往前线。"（还有多少就地枪决示众的）叶-夫根本不是逃兵，而是国宗教信仰公开拒绝服兵役。他是被强迫动员去的，但在兵营里他不拿武器，不去操练。部队政委一怒之下把他交给了契卡，附带写了一张条子："该人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审讯。桌后坐着三个人，每人面前放着一支手枪。"你这类英雄我们见过，现在你就会下跪I马上同意去打仗，否则当场毙了你！"但叶-夫是坚定的：他不能去打仗，他是自由基督教的信奉者。他的案子移交革命法庭处理。 开庭审理，大厅里有一百来人。 有客客气气的老律师。有学问的公诉人（"检察长"一词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禁用的）尼科尔斯基，他也是一位老法学家。一个陪审员试图弄清楚受审人的观点（"您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怎么能和贵族托尔斯泰伯爵的观点一致？"），革命法庭庭长中途打断询问，不让弄清观点。争吵。 陪审员："你说你不愿意杀人并且劝阻别人去杀入。但是白军发动了战争，而你却妨碍我们进行防卫。现在我们把你打发到高尔察克那里，你在那里去宣传你的不抵抗主义吧！" 叶-夫："你们送到哪里，我就上哪里去。" 公诉人："革命法庭应当管辖的不是任何刑事行为，而只是反革命行为。根据犯罪构成，我要求把本案移交人民法院处理。" 庭长："哈！行为！真有你的，好个法律专家！我们遵循的不是法律，而是我们的革命良心！" 公诉人："我坚决请你把我的要求写入笔录。"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此案应该在普通法院审理。" 庭长："真是个老傻瓜！从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的？" 辩护人："我当了四十年的律师，第一次听到这种侮辱的话。请写入笔录。" 庭长（哈哈大笑）："写入！写入！" 场内哄笑。退庭评议。从合议庭里传出争执声。最后出庭宣判：枪决！ 场内一片愤慨的喧嚷声。 公诉人："我对判决提出抗诉，我将向司法人民委员部上告！" 辩护人："我同意公诉人的意见！" 庭长："全体退场！！！" 押解人员把叶一夫带到了监狱，对他说："兄弟，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什么战争都没了，没有白军，也没有红军！"押解人员回到了自己的兵营里，召集了红军士兵会议。会议谴责了判决。往莫斯科写了抗议书。 叶-夫每天等待死神来临，从窗中亲眼看到枪杀，这样蹲了三十七天。改判决定下来了：十五年严格隔离。 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个例子。虽然革命法制也算局部地取得了胜利，但这需要法庭庭长作出多少努力呀！思想还多么混乱，纪律性、觉悟性还多么差劲！公诉与辩护一鼻孔出气，押解人员多管闲事，把决议捅了出去。啊，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的审判机关的形成真是来之不易呀！当然，不是所有的开庭都如此稀松，但这样的开庭也不是一次！又花了多少年头，才使一条合乎需要的路线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辩护与检察长和法院步调一致，使受审人同他们三者步调一致，使所有群众性决议同他们全体步调一致啊！ 彻底考察这个多年的历程，是史学家的一项高尚任务。而我们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雾中怎样才能摸出头绪？询问谁呀？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也不会讲。无论被告，无论律师，无论押解人员，无论旁听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会允许我们去寻找。 因此，很明显，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公诉。 几位好事者惠赐我们一本没有销毁掉的书，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农军事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司法人民委员部非常法院司的创始人（还曾给他准备了一个"保民官"的专有职位，但列宁取消了这个名词）、历次重大案件的光荣公诉人、而后来是被揭穿了的凶恶的人民公敌11?B?克雷连科的公诉词集声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历次公开审判做一次简略的考察，如果我们还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一我们应当读读这本开别的办法没有。凡是没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况，只能靠思想去补足。 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审判的速记记录，听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由于若干技术卜的老虎"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第四页），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文"。（！）而"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第四--五页）。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军事阴谋"，这个阴谋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第七页），这就更加"证明了它的存在"（第四十四页）。（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第十三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第十四页）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第四0七页）"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第五0五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处都是坚决按照上述声明的精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缝起眼睛想象出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身穿俭朴的弗列奇式上装、体格消瘦、脸蛋上还没有长稻子的热心真理的革命法庭干部。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身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子的开口处露出水兵衬衫的一角。 最高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感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具体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露一手，蹦出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出现另一个谚语）。要知道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感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骂个痛快："职业恶棍！"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出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您，伊万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出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做到使时远也不会再笑！"（第二九六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做？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管编辑部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交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道报纸敢于抱这种目的吗？！）。 萨文科夫的下面这句话也没有当作报纸的一项罪名："只有疯子罪犯才能认真断言国际无产阶级会支持我们。"--因为它反正还会支持我们的…… 因企图影响思想得到的判决是：这份一八六四年创办、熬过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反动时期--洛里斯-麦利科夫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斯托雷平的、卡索的以及还有什么人的--的报纸，从今永远封闭！而编辑者叶戈罗夫……说起来都难为情，好似在什么希腊那样……得到三个月的单独监禁（如果好好想想也不至那么难为情：须知这只是一九一八年呀！要是老头儿活下来--那又会给关进去的，而且还会好多次被关进去）。 行贿和受贿在俄罗斯自古已然，在苏联将永世长存，但在这些风雷激荡的年代，也照样亲热地行贿和受贿，实在有点奇怪。向司法机关送礼之风竟然盛极一时。还要战战兢兢地补充一句--礼物也送到了契卡门上。烫金精装的大部头历史对此缄默不语，但老人们，目击者们回忆说，革命初年与斯大林时期不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运大大取决于贿赂：毫不拘束地收受贿赂并在受贿后诚实地放人。克雷连科只挑选了五年内的十二起案件，就告诉了我们两起这样的审判。呜呼，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都是经过歪门邪道才挤入完美的境地，它们都曾陷进过不体面的事件。 2莫斯科革命法庭三名侦查员案（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八年三月，逮捕了一名倒卖金条的投机商贝利泽。他的妻子，按当时的惯例，开始寻找赎买丈夫的途径，她通过辗转介绍打通了和一个侦查员的关系，这个人又拉进了另外两个。在秘密会晤时，他们向她索取二十五万卢布，经过讨价还价减少到六万，讲定先付一半，通过格林律师接头。如果那个女的不是在钱上抠门，如果她如数交给格林三万预付款而不是一万五，更主要的如果不是由于妇道人家的慌乱一夜间改变了主意，认为这个律师不可靠，第二天早晨又急忙去找新的律师雅库洛夫，那末，一切本来会像几百宗同类交易那样顺顺当当过去，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案子也不会写进克雷连科的编年史，也不会写进我们的编年史（也更不至于提到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桌上）。究竟是谁决定让侦查员们吃吃苦头，书里没讲，但看来就是那个雅库洛夫。 在这次审讯过程中有趣的是，全部证人，从那个倒霉的妻子起，都竭力作出有利于被告的陈述，并为他们洗刷罪状。（这在政治案件上是不可能的！）克雷连科这样解释：这是出于庸人的考虑，他们没有把我们的革命法庭当做自己的法庭。（我们也斗胆做一个庸人的设想：是不是经过了半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人们还没有学会害怕？须知要断送革命法庭的侦查员，可得有包天的胆量。以后你会有什么下场……） 公诉人的论据也很有趣。要知道一个月以前被告还是他的战友、助手，这是一些无限忠于革命利益的人，其中一个叫列斯特的，甚至是"能够对任何侵犯原则的人给予无情打击的严峻的公诉人"--现在该怎么说他们呢？往哪里去找定罪材料呢？（因为纳贿本身还不足以定罪）。很清楚该往哪儿去找；历史！履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列斯特，"那就会发现极有趣的材料"。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个老野心家吗？不是，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的儿子！并且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授，而是一个由于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在二十年内经过了历次反动时期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是克雷连科本人被接受为校外学生也是在反动时期……）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是一个两面派还值得奇怪吗？ 波德盖斯基是一个司法官吏的儿子，父亲无疑是个黑帮分子，不然怎能为沙皇服务了二十年呢？儿子也准备从事司法工作。但是发生了革命--于是就钻进了革命法庭。昨天这还是高尚的，现在却成了丑恶的！ 比他们两人更卑鄙的当然是古格里。他过去是个出版商--他曾给工人和农民提供了些什么精神食粮呢？--他"供给广大读者质量低劣的著作"，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资产阶级教授的书（我们很快就将在被告席上看到这些教授）。 克雷连科既愤慨又奇怪，革命法庭里竟混进了些什么样的人呀？（我们也莫名其妙，工农革命法庭都是由谁组成的呀？为什么无产阶级委托这样一批人去打击自己的敌人呀？） 至于曾伊然以"自己人"身份出入于有权随意放人的侦查委员会的格林律师，这是"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制度吸血虫的那一类人的典型代表者"，这类人中除了所有的律师外，还包括全部宪兵、神甫以及……公证人……（第五00页）。 好像，克雷连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要求不考虑"罪责的个人差别"而作出无情的判决--但永远朝气蓬勃的革命法庭这次却有点发蔫、有点发呆，它有气无力地宣布：侦查员们各处六个月的监禁，而律师--罚款（只是利用了全俄中执委的"无限处决权"，克雷连科才在大都会饭店"争取到了判给侦查员各十年徒刑，吸血虫一律师--五年徒刑附加没收全部财产。克雷连科以高度警惕性而名噪一时，并且差点儿没有得到"保民官"的称号）。 我们意识到，无论在当时的革命群众中，以及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这个不幸的案子，不能不破坏对革命法庭神圣性的信念。我们现在怀着更加惶恐的心情转入下一个案件，有关更崇高的机关的案件。 3科瑟列夫塞（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科瑟列夫及其伙伴们利伯特、罗登贝格和索洛维约夫以前在东城供应委员会工作（还是和立宪会议军队打仗的时候，在高尔察克以前）。业已查明，他们在那里找到一次获利七万至一百万卢布的生财门路，骑上高头大马东游西逛，同护士小姐们吃喝玩乐。他们的委员会给自己搞到了房屋、汽车，他们的合伙人在"雅拉"饭店大吃大喝。（我们不习惯把一九一八年设想成这个样子，但革命法庭是这样证明的。） 然而，案情并不在这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因在东线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甚至一切都得到了谅解。但是真奇怪！他们的供应委员会刚一解散，所有他们四个人，还加上一个过去的西伯利亚流浪汉、科瑟列夫服刑事苦役时的伙伴纳扎连科，被邀请去组成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监督检查委员会！ 请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委员会：它有权审查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其余机关的行动是否合法，有权在任何诉讼阶段上调阅任何案卷，撤销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外其余一切机关的决定！！！（第五0七页）权力不算小吧2--它是全俄肃反委员会里仅次于主席团的第二掌权者！--是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彼得斯-拉齐斯-明仁斯基-雅戈达的后一排！ 然而这伙小兄弟的生活方式还是以前的一套，他们一点也没有显傲气、摆架子，照样跟那些与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的马克西梅奇、廖尼卡、拉法伊尔斯基和马利马波尔斯基之流混在一起，在私人住宅里、在萨沃依饭店里大搞"豪华的排场……在那里打牌（一注就是上千卢布）喝酒、玩女人"。科瑟列夫还给自己置办了昂贵的陈设（价值七万卢布），而且不择手段地从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偷走食堂的银匙、银碗（全俄肃反委员会里的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连普通的玻璃杯也拿。"瞧，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思想方面，而是跑到这种地方去了……，他从革命运动中为自己取得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位高级契卡人员现在矢口否认曾经收受贿赂，瞪着眼睛撒了个谎，说他在……芝加哥银行里存着二十万卢布的遗产！……看来，他觉得这个情节和世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想象为真事的！） 怎样正确利用自己这种可以随便逮捕和随便释放的超人的权利呢？显然，应当预先选好肚里有黄金鱼子的那种鱼，而在一九一八年网里正有不少这样的鱼（因为革命搞得太仓促，未能面面俱到，因此有多少宝石、项链、手锡、戒指、耳环被资产阶级太太们藏起来了）。然后再通过一个假冒名义的人出面同被捕者的亲属接触。 审讯过程中，这类人物也出场了。例如二十二岁的乌斯宾斯卡妮，她在彼得堡的中学毕了业，但没有能进入高等学校，这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春天，乌斯宾斯卡娅到全俄肃反委员会自荐充当情报人员。她外表合格，被录用了。 眼线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第五一二页）但是，乌斯宾斯卡颁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帐"。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灰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第五0七页）不过，公诉人又以人之常情，对她的行为向我们做了如下的解释：她大手大脚花惯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的可怜的五百卢布工资在她眼里算什么，因为一次敲诈（为撤除商店的铅封替一个商人出一把力）就能给她五千卢布，另一次从一个被捕者的妻子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手里得了一万七。顺便提一句，乌斯宾斯卡娅充当普通秘密人员的时间并不久，依靠契卡中大人物的帮助，她过了几个月已经成了共产党员和侦查员了。 然而我们怎么也弄不清案情的实质。大工厂主麦谢尔斯基因在与苏维埃政府（尤?拉林）的经济谈判中的不让步态度而被捕。契卡人员猜想他妻子手里有贵重物品和现金，便对她进行讹诈，亲自跑到她家里去，把她丈夫的处境一次比一次说得凶险，要求越来越高的赎金。万般无奈的麦谢尔斯卡娅-格列弗斯自己告发了讹诈（通过那个已经搞垮了几个受贿的侦查员并且看来是对整个无产阶级司法和非司法制度怀有阶级仇恨的雅库洛夫律师）。而革命法庭庭长也犯了一个阶级错误；他本来可以给捷尔任斯基同志通个气，按家庭方式处理一下就算了，可是他偏偏叫人给麦谢尔斯卡娅一些供她行贿用的编号的钞票，并且在她家的帷幕后面安排了一个女速记员。科瑟列夫的铁哥们，一个叫戈德留克的人，来谈赎金的价钱了（要六十万卢布！）。戈德留克提到科瑟列夫、索洛维约夫以及其他委员们的那些话，他讲的全俄肃委里谁拿几千谁拿几平的那些事，统统被速记下来了，戈德留克收下做了记号的预付款也被写进了记录，他把一张由监察委员会、利伯特和罗登贝格签发的进全俄肃委的通行证交给了麦谢尔斯卡娅（下一步的交易应在契卡里继续进行）。他一出门就被扣住了！一时心慌，全招了。（而麦谢尔斯卡娅趁这时候去了监委，她丈夫的案卷已经被调到那里去"宙核"了。） 但是，对不起！要知道这样揭发问题明明会给肃反委员会的圣洁外衣沾上污点！这个莫斯科革命法庭庭长精神正常吗？他干的是份内的事吗？ 我们冠冕堂皇的历史隐瞒了曾一度出现的一个机缘。原来，肃反委员会开始活动的第一年造成的印象，连当时还没有习惯这一套的无产阶级政党都觉得吃不消。总共才一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自己光辉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第一步，就已经发生了克雷连科用晦涩的语言写出的那个"法院及其职能与肃反委员会的非司法职能之间的争论，这次争论在当时把党和工人划分成了两个阵营"。（第十四页）科瑟列夫一案之所以能够产生（而在此以前这类事情都没有出过问题），而且甚至闹成一件全国的大事，完全是这个原故。 必须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挽救全俄肃反委员会！索洛维约夫请求革命法庭允许他到塔干卡监狱去和关在那儿的（哎呀，不在卢宾卡）戈德留克--谈谈话。革命法庭拒绝了。那时索洛维约夫便不管什么革命法庭私自潜入了戈德留克的监室。说来也巧；戈德留克正好从此得了重病，一点不错。（克雷连科奉承说："未必能够说索洛维约夫怀有恶意。"）戈德留克感觉到死期已近，万分悔恨自己不该诬陷契卡，请求给他纸笔，写了一个书面的翻供声明：他对科瑟列夫和契卡其他委员的诬陷，一概不是事实！在帷幕后面速记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事实！ 啊，多少题材呀！噢，莎士比亚在哪里呀？索洛维约夫穿墙而入，模糊的监室暗影，戈德留克用渐渐无力的手写翻供--而在戏院里、在电影院里，人家只用"仇恨的旋风"这类街头歌曲向我们描述革命年代。 克雷连科坚持问："是谁给他签发的通行证？"给麦谢尔斯卡娅的那些通行证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呀？不，公诉人"并不想说索洛维约夫与这案子有牵连，因为……没有足够的材料，"但是他推测，索洛维约夫可能是被目前还逍遥法外的那些"偷吃了鸡嘴上还留着鸡毛"的公民派到塔于卡去的。 正文 2 这时理应传讯利伯特和罗登贝格，他们也接到了出庭通知！--但没有出庭！就那么简单，没有出庭，规避了。那对不起，麦谢尔斯卡妮总可以传讯吧！真难以想象，连这个朽烂的贵族女人也胆敢不到革命法庭出庭！ 贿赂被截获之后，麦谢尔斯基由雅库洛夫作保获释--和妻子一起逃往芬兰。而在科瑟列夫一案开庭之前，很高兴地把雅库洛夫看押起来了，也许是为了这项担保，不然就是作为一条吸血的毒蛇。他是被押上庭来作证的，想必很快就被枪毙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奇怪：怎么到了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为什么谁也不斗争呢？） 可是戈德留克翻了案--奄奄一息了。可是科瑟列夫什么也不承认！索洛维约夫清白无辜没人可审问…… 可是，却有一些什么样的证人自愿来到了革命法庭呀--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彼得斯同志--被惊动了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即捷尔任斯基--译者注）甚至也亲自来了。他那苦行者的灼人的长脸向着目瞪口呆的法庭，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证言，为清白无辜的科瑟列夫辩护，为他的高度的道德品质、革命品质和办事才干辩护。这些陈述的原文可惜没有引用，但克雷连科转述说："索洛维约夫和捷尔任斯基都详细描述了科瑟列夫的优良品质。"（第五二二页）（哎哟，好一个冒失的准尉！"--过二十年后在卢宾卡会让你记起这个案子的！顺容易猜出捷尔任斯基能讲些什么：科瑟列夫是一个钢铁般的契卡人员，对敌人毫不留情；他是个好同志。心是热烈的，头脑是冷静的，手是干净的。 于是从诽谤中伤的垃圾堆里钻出来一个青铜骑上科瑟列夫的高大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他的历史也显示出他是具有非凡意志的人。革命前他已经有几次前科--多半是因杀人罪：因（在科斯特罗马市）以欺骗方式、怀着抢劫的目的，闯入老太婆斯米尔诺娃家中，并亲手把她掐死。然后是因谋杀自己的父亲和因杀害自己的同伴以便利用他的身份证。其余几次科瑟列夫是因诈骗吃官司，总的说，服了许多年的苦役（他追求奢侈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每次都是沙皇的大赦救了他。 这时，契卡的最高层人物的严厉而公正的声音打断了公诉人的发言，向他指出，以前那些法庭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的判决，我们新社会根本不能考虑。但是，出了什么事？胆大妄为的准尉从革命法庭的公诉席上说了一大段这样的思想上错误的话来回敬了他们，甚至我们在这里、在对革命法庭审判的严整论述中加以引用都感到不协调： "如果说在沙俄的旧法院里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的好东西的话，那只有陪审法庭……对于陪审法庭的裁决，我们始终可以信任，那里司法错误最少。"（第五二二页） 从克雷连科同志口中听到这种说法特别令人遗憾，那是因为在此以前三个月，在审理那个曾经是列宁的宠儿、尽管过去有四次刑事前科而仍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并任命为杜马代表的奸细罗曼?马林诺夫斯基的案件时，"公诉当局"曾站在无可非议的阶级立场上： "在我们的眼里，每一个犯罪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和沙皇时代的法律判定的刑事前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种一经沾上便永远洗不掉的污点……我们知道许多例子，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过去有过这类事实，但我们从来也不由此作出结论，认为必须把这种人从我们队伍里清除出去。了解我们的原则的人不会担心过去有前科会使他遭受被排除干革命队伍之外的威胁……"（第三三七页） 你瞧克雷连科同志多么善于按党的原则说话！而这一次，由于他的错误论断，科瑟列夫的骑上形象便黯然失色了。革命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以至捷尔任斯基同志不得不说："我一刹那间（只是一刹那！--作者）产生了一个想法，科瑟列夫莫非是最沉时期围绕肃反委员会燃起的政治激烈情绪的牺牲品？" 克雷连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想而且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使本案的审判成为不是对科瑟列夫和乌斯宾斯卡娅的审判，而是对契卡的审判。我不仅不能想这样做，而且我应当全力去反对这样做！""领导着肃反委员会的是最负责任的、最忠诚和久经考验的同志，他们承担起打击敌人的艰巨任务，虽然也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对此，革命应当表示自己的谢意……我着重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关于我……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说；他成了政治背叛的工具。"（第五0九--五一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会这样说的！……） 瞧最高公诉人是踩在怎样的刀刃上行走呀！但是，看来他有一些过去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关系，他从那里得知明天的风向。这在几起案件的审判上可以察觉出来，这次也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初刮过一股风--够了！该到约束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时候了！不错，有过这样的机缘，并且"在布哈林的一篇文章里表达得非常好，他说，应当由革命的法制取代法制的革命。" 到处是辩证法！克雷连科开口也是辩证法："革命法庭负有代替肃反委员会的使命"（代替？？……）不过"……在实现恫吓、恐怖和威胁措施方面的可怕程度，它决不应小于以前的肃反委员会。"（第五-一页） 以前的？……它已经把它埋葬了吗？……对不起，你们--是来代替的，那末契卡人员往哪里去呢？充满危险的日子！你走得太快了，你把一个身穿拖到脚后跟的长军大衣的人"拉到法庭上作证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不过，克雷连科同志，你所依据的材料也许不可靠吧？ 不错，在那些日子，卢宾卡的房顶上曾经一度乌云遮天。而这本书本来也可能写不成这个样子。但据我推测，钢铁般的费利克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了一趟，谈了谈，解释清楚了。于是--天空重新明朗起来。尽管两天以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全俄中执委做出一项特别决议使契卡失去了司法权，--"但为时并不长久"！（第十四页） 由于乌斯宾斯卡哑这个捣蛋家伙在法庭上表现极为恶劣，给我们这次为期一天的审理工作添了更多的麻烦。在被告席上她还"血口喷人"，把与本案无涉的其他契卡领导人甚至彼得斯同志本人都扯进去了！（原来，她曾经利用他的清白名声来干自己的讹诈勾当；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哑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人员）走进基斯洛沃德斯克教堂，分开吓得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群，尖头帽也不摘掉就朝祭坛上闯去，打断了祈祷仪式的进行。这样现在就把这些苏维埃干部……拉来一道审判？不对，是把这些僧侣们拉来一道审判了。 我请求读者自始至终记住一件事：从一九一八年起，就确定下我们的这样一种司法惯例，每一起莫斯科的审判（当然除了对契卡的不公正的审判以外）并不是对一些偶发事件的孤立的审判，不是的。这是司法政策的信号；这是橱窗里的样品，根据这种样品从仓库里发货给各省；这是典型，这是算术习题集每节前的一个示范解法，学生们按照这个示例再动脑筋去演算。 因此，如果说了一个"东正教徒案件"，就应当把这个单数名词理解为大大的多数。而且最高公诉人自己也很乐意地向我们解释："几乎在共和国的所有的革命法庭里都轰轰烈烈"地（什么词儿呀！）进行类似的审判（第六十一页）。北德维纳、特维尔、梁赞革命法庭刚刚搞过；在喀山、乌发、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依斯克对"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教会里的神甫、诵经上进行了审判。 读者会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为什么这许多审判要比莫斯科的样板早呢？这只是我们叙述上的缺点。对被解放了的教会的司法的和非司法的迫害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开始了，据兹维尼戈罗德的案件判断，那时就已经达到了尖锐程度。一九一八年十月吉洪总主教在致人民委员会的文告中就提出没有传道自由，他说"许多勇敢的传教土已经付出了殉道的鲜血……你们染指由世世代代的信徒们聚积的教产，不假思索地践踏他们的遗愿。"（人民委员们当然没有读到文告，而办事人员们则哈哈大笑说：真会找出名堂来责备人--遗愿！我们还想在我们祖先身上……哩！--我们只为后代工作。）"纯属无辜的主教、神甫、男女僧众被毫无道理地冠以措词模糊、定义不明的反革命罪名，横遭杀害。"诚然，由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逼近，为了使东正教徒们愿意去保卫革命，暂时住了手。但是国内战争高潮刚一过去，又拿教会开刀，各革命法庭对这类案子又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0年谢尔吉圣三一大寺院也受了打击，弄走了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这个沙文主义者的干尸，把它扔进了莫斯科的博物馆。 总主教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的一段话："只有到我们将圣谢尔吉等俄国大长老们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精神道德宝藏糟踏净尽的那一天，圣谢尔吉寺院的大门才会关闭，他的墓穴上的神灯才会熄灭。"克柳切夫斯基没有想到，这个宝藏几乎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被糟踏净尽。 总主教求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想说服当局不要触动寺院和圣者的干尸，教会不是已经和国家分离了吗！得到的答复是，主席正忙于讨论重大事务，近B不能接见。 远日也未能接见。 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条关于取缔一切圣者干尸的通令（一九一O年八月二十五日），因为正是这种东西阻碍着崭新的公正社会的光辉进程。 下面我们还是按照克雷连科的选择，再看看"高庭"审理的一个案子。（高庭就是最高法庭。瞧他们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着多么好听的简称。可是对我们这些小虫着他们只是吼叫一声：起立！现在开庭！） 5"策略中心案（一九二0年八月十六至二十日）--二十八名受审人，还有若干无法传唤的缺席被告人。 因为掌握了阶级分析所以心明眼亮的最高公诉人，用他开始慷慨陈词时还没有沙哑的嗓子，告诉我们，除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外，"还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一个社会阶层，关于这个阶层的社会存在，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早就在进行思考……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知识阶层……我们这次审判将是一场历史对俄国知识阶层活动的审判，"和革命对知识阶层的审判。（第三十四页） 我们研究的范围具有特定的狭窄性，因而我们不可能探明革命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命运究静是怎样思考的，他们为它究竟想出了什么？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材料已经公布，人人可以读到，可以详尽地搜集。因此，只是为了说明共和国当时的一般形势，我们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革命法庭开庭的年代发表的意见向大家提示一下。 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给高尔基的信中（此信我们已经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了高尔基因逮捕知识分子所作的说项，关于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主要部分（"近立宪民主党的"）他写道："这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在另一次他对高尔基说："如果我们把盆盆罐罐打烂得太多，那将是由于它的（知识界的）过错。"如果它寻求正义--为什么不走向我们？……"我就是中了知识分子的子弹。"（就是说中了卡普兰的子弹。） 提到知识分子，他用的词总是：腐烂的自由主义的；"循规蹈矩的"；"有学识的"人所常有的"懈怠"；认为它永远是轻率的，认为它背叛了工人的事业--但它什么时候宣誓效忠过？ 这种对知识界的嘲笑，这种对它的蔑视，被二十年代的政论家们、被二十年代的报纸、风习，最后还被知识分子自己深情不疑地接受过去，他们咒骂了自己永远的轻率、永远的两重性、永远的无骨气和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 而且是公正的呀！听，"公诉当局"的声音在"高庭"的拱顶下隆隆作响，使我们回到座位上来： "这个社会阶层……这些年来受到了全面重新估价的考验。"重新估价，当时经常这么说。重新估价的结论是什么呢？请看："俄国的知识阶层带着民权的口号（毕竟还是有点东西！）投入革命洪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成了黑色（连白色都不是！）将军们、雇佣者们（！）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顺从代理人。知识阶层践踏了自己的旗帜，并使它沾满了污泥。"（克雷连科，第五十四页）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所以才"没有必要把它的个别代表人物彻底打倒"。 这是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多么强大的预见力！啊，科学的革命家们！（然而彻底打倒还是有必要的。整个二年还在继续打呀，打呀。） 现在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察看这二十八名黑将军的同盟军和欧洲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一股"中心"的刺鼻的味道迎面扑来--又是策略中心，又是民族中心，又是右派中心（一想起二十年来的各种案件，脑子里就出现各式各样的中心，一会儿是工程师中心，一会儿是孟什维克中心，一会儿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中心，一会儿是右派-布哈林中心，亏得把这些中心一个一个地粉碎了，我们大家才能活到现在）。哪里有中心，哪里当然就有帝国主义插手。 诚然，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罪名十分严重，并且附有罪证：对二十八名被告共提出两件罪证。（第三十八页）这就是不在场的活动家米亚科京和费多罗夫（他们在国外）的两封来信。他们现时不在场，但在十月革命前曾与在场者同属于各种委员会，这就使我们有权把不在场者和在场者同等看待。信中讲的是：关于同邓尼金在一些小问题上的分歧，如农民问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但显然是：建议邓尼金把土地分给农民），犹太人问题，民族联邦问题，行政管理问题（民主制而不是专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从这些罪证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很简单：它们证明了在场者同邓尼金有通信关系和观点一致。（哎哟，好冷呀！） 但是对在场者还提出了直接的指控：同居住在不受中央苏维埃政权控制的边区（例如基辅）的熟人交换情报！那就是，比方说，从前这是俄国的土地，而后来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把这块边地让给了德国，而人们则继续有书简往返：伊万?伊万内奇，在那里生活得怎样？……而我们这里……;人不想当瞎子，总是想知道各地的情况。" 知道各地的情况？……不想当瞎子？？……难怪公诉人把他们 的行为公正地评定为背叛！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但是他们的最可怕的行为是：在国内战争正在炽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却在写著作，编写笔记、草拟方案。是呀，"国家法、财政学、经济关系、司法和国民教育的行家们"在写著作。（而且，很容易猜到，他们在写著作的时候丝毫也不依据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已有的著作）C?A?科特里亚列夫斯基教授--关于俄国的联邦制，斯坚普科夫斯基--关于农业问题（想必没有讲集体化……），B?C?穆拉列维奇--关于未来俄国的国民教育，;我们的问罪之心等不及宣判就已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喂，该给这些将军的帮手们什么样的惩罚呢？只能给他们一种惩罚--枪毙！这不是公诉人的要求--这已经是法庭的判决！（可惜后来减轻了：在集中营监禁到国内战争结束。） 被告的罪过正是在于他们没有蹲在自己的角落里慢慢嘬那四分之一磅面包，他们经常碰头和商谈在苏维埃制度垮台后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制度。 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说，这就叫做：他们研究代管办法。 公诉人声若洪钟地讲着，但是我们听出突然有点断气，似乎他的眼珠朝讲台上乱转了一下，他是在找一张纸吗？一段引文吗？稍等一下！该说得漂亮点！还是用另一个案件里说过的那个吗？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请吧： "对于我们来说……折磨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把政治犯关进监狱的这个事实的本身之中……" 什么！把政治犯关进监狱--这就是折磨！而这是公诉人说的！--多么宽广的观点呀！新的司法制度诞生了！接着， "……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是他们的[政治犯的]第二天性，因此要他们不去同沙皇制度斗争是不可能的！"呼十七页） 那本不去研究代替办法更是不可能的学？……也许、思想--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天性？ 唉，笨手笨脚地递错了引文！真是难为情！……但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已经在弹奏华彩过门了： "甚至假定被告们在这里，在莫斯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好像也正是这样……）--那反正也一样：……在这样的时刻即使在喝茶聊天的时候谈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去代替似乎正在垮台的苏维埃政权、那也是反革命的行动……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是犯罪……而且不作为本身也是犯罪。"（第三十九页） 现在明白了，现在一切都明白了。他们一定会被判处枪决--为了"不作为"，为了喝一杯茶。 例如，彼得格勒的一群知识分子决定：如果尤登尼奇进了城，他们应当"首先关心召开民主的市杜马"（就是说防止将军的专政）。 克雷连科：--我想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必须首先想--宁可战死，也不能放尤登尼奇进来！！" 但他们--没有战死。 （话又说回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也没有战死） 还有这样一些被告，他们知道情况，但--没有告发（照咱们的说法是"知情不报"）。 下面要说的已经不是"不作为"，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烧茶！"--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联盟"--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感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进行欺骗，巧妙的愚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弄了"。他说：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来如此洞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进去了：从向他出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出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感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眼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热爱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巴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道："「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种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爱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管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 "我，塔甘采夫，自觉地开始毫不隐讳地供出我们组织的情况……我不隐瞒与我们集团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同案受审人得到宽大处理。 我，全俄肃委特派员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保证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协助下迅速结束侦查工作，并在其结束后将此案送交公开法庭审理……我保证对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将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枪毙了八十七人。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正文 第九章 法律在壮大-1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虽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缩小全俄肃委的管辖范围""它按照这个意图装腔作势了一番并且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就重新扩大了，十二月捷尔任斯基对《真理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者说："现在我们需要特别敏锐地注意各种反苏派别和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紧缩了机构，但是提高了它的质量。"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博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博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第四三九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像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博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第四三三页）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第四三四页）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博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却一反常态，胆敢把自来水公司新首长泽纽克（一个"因自己的内在气质"使克雷连科觉得非常可爱的人物）的行为称作瞎胡闹J 这样一来就清楚了，"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有意识地背叛工人的利益，是工人阶级专政直接的公开的敌人。"于是请各方面派检查团到自来水公司来然而各检查团都认为一切没有问题，水流得也正常。工农监察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送到工农监察院去。奥尔登博格尔干脆是"抱着政治目的想要摧毁、破坏、打烂自来水公司"，但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我们也尽力阻碍他，阻碍他铺张浪费地去修理锅炉或用混凝土水箱来替换木制水箱。工人领袖们开始在自来水公司的大会上公开地说，他们的总工程师是"有组织的技术怠工的灵魂"，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要在各方面去抵制他。 但工作照样没有改善，而且搞得更糟了！…… 特别使工农监察员和工会工作者的"血统无产阶级心理"感到难受的是"沾染上小资产阶级心理"的给水塔上的大多数工人站在奥尔登博格尔一边，看不到他的怠工。而这时正好赶上莫斯科市苏维埃的选举，工人们推出奥尔登博格尔作自来水公司的候选人，党支部当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的候选人。然而由于总工程师在工人中的虚假威信，党的候选人看来没有当选的希望。但是党支部向区委会，向各级机关送去了一份决议，并在全体大会上宣布："奥尔登博格尔是怠工的中心和灵魂，在莫斯科市苏维埃里他将是我们的政敌！"工人们则报之以一片喧嚷和叫喊声"不对！""撒谎！"那时党委书记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就面对面地向上千名无产阶级宣布："我不想同你们这一群黑帮分子说话！"他表示，我们到别的地方说话去。 采取了这样一些党的措施：把总工程师开除出……自来水公司管理委员会，同时给他造成经常受审查的处境，不断把他传到为数众多的各种委员会、各种小组里去进行讯问并交给他需要紧急完成的任务。他的每次不到都写入笔录，"以备未来进行司法审判"。通过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列宁同志）争取到任命一个"非常三人小组"（工农监察院、工会委员会和古比雪夫同志）来领导自来水公司。 四年来水管里一直有水，莫斯科市民喝着水，什么也没有察觉…… 在这种情况下，谢捷尔尼科夫便在《经济生活》上写了一篇文章："鉴于流传着一些激动社会舆论的关于自来水公司灾难性状况的传闻"，他提供了许多新的令人不安的传闻，甚至有："自来水公司往地底下打水，有意识地冲蚀着整个莫斯科的地基"（那还是伊万?卡利达奠定的）。请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个检查团。它认为；"自来水公司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技术领导是合理的"。奥尔登博格尔驳倒了所有的指控。这么一来，谢捷尔尼科夫便宽容地说："我的任务是围绕这个问题引起议论，至于弄清这个问题，那是专家们的事。" 工人领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最后的、但万无一失的手段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告密！谢捷尔尼科夫就这么办了！他"看到奥尔登博格尔有意识破坏自来水公司的迹象"，他毫不怀疑"在自来水公司、在红色莫斯科的心脏存在着一个反革命组织"。而且还有：鲁勃辽夫水塔的灾难性状况！ 但是这时候奥尔登博格尔犯了一个很失策的错误，做出了一个懦弱的、中间状态知识阶层的举动：他购置国外新锅炉的定货被"砍掉了"（而旧钢炉现时在俄国不能修理）于是他便自杀了（对一个人来说，碰的钉子太多了，况且当时人们还没有经过锻炼）。 事情没有放过去，没有这个人也可以找出反革命组织。工农监察员们担负起全面揭露这个组织的工作任务。两个月间暗中搞了一些名堂。但是正在开始的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是这样的："对两边都要给点教训"。于是最高革命法庭就审起这个案子来了。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严厉，克雷连科恰如其分地铁面无私，他理解："俄国工人把每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宁可看成是敌人，而不认为是朋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实际政策和总政策时，我们还不得不作些大的让步，不得不进行退却和迂回；也许党将被迫选择一条策略路线，这条路线将遭到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们的天真逻辑的反对"（第四五八页）。 固然，革命法庭根本没有把那些出庭作证反对谢捷尔尼科夫同志和工农监察员的工人们"当作一回事"。被告谢捷尔尼科夫泰然自若地回答公诉人的威胁："克雷连科同志！我知道这些条文；但要知道，这里审判的并不是阶级敌人，而这些条文是对待阶级敌人的。" 然而，克雷连科也起劲地制造紧张气氛：你们向国家机关有意递送诬告……同时具有加重罪责的情节（私怨、个人报复）……利用职务地位……政治上不负责任……滥用权力、滥用苏维埃干部和联共（布）党员的威信……搅乱自来水公司的工作……给莫斯科苏维埃和苏维埃俄罗斯造成损失，因为这样的专家很少??，…没有人能代替……"我们已经不必去说具体的人的损失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构成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习惯于很少考虑这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第四五八页）最高革命法庭应当说出自己有分量的话……刑事惩罚应当是十分严厉的……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我的天哟，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提示：全都枪…… 完全正确。全都给逗乐了：鉴于被告真心悔悟，判处他们……接受社会谴责！ 两个真理…… 而谢捷尔尼科夫好像是一年监禁。 请允许我不相信。 噢，那些把二十年代描绘成一片欢腾的光明景象的歌手们啊！一个人哪怕只和二十年代沾过一点进，哪怕当时只是童年，也是不会忘记的。陷害工程师的牛头马面们正是在二十年代养肥的。 但现在我们看到，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已经…… 下面的两次审判，我们要稍稍离开一下我们顶喜欢的最高公诉人：他正忙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大审判的准备工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地审判，以前就有了，如一九一九年的萨拉托夫审判。）这起规模浩大的审判在欧洲事先就引起了波动，这时司法人民委员部突然想起：我们搞了四年审判，可是没有刑法典，旧的没有，新的也没有。克雷连科也一定免不了要为法典操点心：需要各方面预先配合好。 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产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隆吉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藻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读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五月五日吉洪主教作为证人被传到法庭。虽然厅里的听众是挑选好的，专门安排的（在这方面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区别不大），但罗斯的老底子是那么深厚，而苏维埃的底子还那么浅薄，所以总主教一进来，半数以上在场的人都站起来接受他的祝福。 吉洪把起草和分发文告的全部罪责承担在自己身上。审判长竭力追根刨底：这是不可能的！难道是自己亲手写的全部都是自己写的？你想必只是签个名吧？是谁写的呢？谁是出主意的人？还有：为什么你在文告里要提到报纸对你们的围攻呢？（人家围攻的是你们，干吗要我们听到这些呢？……）你想借此表明什么？ 总主教："这应当去问那些掀起这一场围攻的人，问他们是抱着什么目的？" 审判长："但你写的这个东西与宗教毫无共同之处！" 总主教："它具有历史的性质。" 审判长："你使用了一种说法，说当你们同教委会进行谈判时在背后发布了法令？" 吉洪："是的。" 审判长："这么说你认为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 毁灭性的论据！在侦查员的夜间办公室里还将千百万次向我们重复提出这个问题！而我们永远也不敢那么简单地回答，像下面的回答那样。 总主教："是的。" 审判长："你是否认为国家现行法律对你有约束力？" 总主教："是的，我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与笃信教规相抵触。" （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该多好呀！我们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复询问教规。总主教解释说：如果教会自己交出资重物品这不是读神行为。如果违背它的意愿而取走这就是读神行为。在文告中没有说根本不交东西，而只是谴责违反意愿的交法。 （这话使我们更感兴趣违反意愿！） 审判长贝克同志感到惊异："归根结底什么对你更重要些教会的戒律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观点？" （可以预料的回答："苏维埃政府的……"） 公诉人大声疾呼："好，就算按教规是读神行为，但从仁慈的观点来看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五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在法庭上想起这个内容贫乏的仁慈两个字……） 还进行了语文学上的分析。"渎神行为"这个字是从圣物-盗贼（这两个字来的。 公诉人："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是盗窃圣物的贼了？" （厅内长时间的喧闹声。休息。法庭管理人员忙乱了一番。） 公诉人："这样说，你把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全俄中执委都叫作贼了？" 总主教："我只是引用教规。" 往下讨论了"亵渎行为"这个术语。从瓦西里?凯萨里伊斯基教堂收取物品时，圣像的金袍装不进箱子去，于是就用脚踩扁了，但总主教本人没有在现场吧？ 公诉人："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请把讲给你听的神甫的姓名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他关起来！） 总主教没有说出姓名。 那就等于撒谎！ 公诉人得意洋洋地追问："不，是谁散布了这个卑鄙的诽谤？" 审判长："说出那些用脚踩扁了金袍的人的姓名来！（他们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向是留下名片的嘛）否则法庭不能相信你所说的！" 总主教不能说出姓名来。 审判长："那就是说，你是凭空诬告！" 剩下的是要证明总主教想颠覆苏维埃政权。请看这是怎样证明的："进行鼓动就是企图准备情绪，以便将来准备实行颠覆。" 法庭决定对总主教提起刑事诉讼。 五月七日宣告判决：十七名受审人中十一名判处枪决（实际枪毙了五人）。 正如克雷连科所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开开玩笑的。 再过一个星期，总主教被停职并被逮捕。（但这还不是最后结局。暂时把他押送到顿斯科伊修道院，严加看管，直到教徒们开始习惯于他的不在。记得吧，不久前克雷连科还表示过惊讶：有什么样的危险威胁着总主教呢？……不错，当偷偷地扑上来的时候，敲钟和打电话都无济于事。） 再过两个星期，文涅明大主教也在彼得格勒被捕了。他不是教会的高级官员，甚至不是任命的，像所有大主教那样。一九一七年春天从古诺夫戈罗德时代起第一次在莫斯科（选了吉洪）和彼得格勒（选了文涅明）选举了大主教。文涅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近的、性格温和的人，是工厂里的常客，在人民中和下层神职人员中颇有声望，正是他们的票数使文涅明当了选。他不理解时代，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使教会脱离政治，"因为教会在过去吃了它的许多苦头"。正是这一点把大主教牵入了下案。 9彼得格勒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六月九日至七月五日）。被告（抗拒交出教会贵重物品）有几十八，其中包括神学教授、教会法教授、修士大司祭、神甫和俗人。法庭审判长谢苗诺夫年方二十五岁（据传闻是个面包销掌柜）。主要公诉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拉西科夫列宁的同龄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流放时期的朋友，后来是流亡国外时期的朋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 在涅瓦大街上，在从汉瓦大街拐弯的地方，每天都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大群人，在押过大主教时，人们跪下来唱"上帝拯救众生！"（可想而知，在大街上，正像在法庭大楼里一样，一些过分热心的教徒当时就遭到逮捕。）在审判厅里大部分听众是红军战士，但是每当戴着白色僧帽的大主教进来的时候连这些人都站起来。而公诉人和法庭却称他为人民公敌（这个词儿当时已经有了，这一点要记住）。 审判的气氛一次比一次紧张，律师受压制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这方面克雷连科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但目睹者介绍了情况。法庭大声威胁要把首席辩护人博布里谢夫-普希金本人关押起来，而这已经是当时的时尚，这已经是那么现实的事情，以至博布里谢夫-普希金赶紧把金表、钱包交给律师古罗维奇……证人叶戈罗夫教授因说了有利于大主教的话，被法庭裁决当场羁押。但是，没想到叶戈罗夫对此早有准备：他随身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面装着食物、替换衣服甚至还有一条小被子。 读者会注意到，法院是怎样逐渐地具备起我们所熟悉的形式。 文汉明大主教被控为居心不良地与……苏维埃政权取得协议，借此达到了使收取贵重物品法令内容较缓和的目的。他居心不良地在人民中散发自己致救委会的呼吁书（私下出版物！）。还与世界资产阶级配合行动。 克拉斯尼茨基神甫，一个主要的新生教徒，也是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作证说，神甫们串通好要利用饥荒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只听取了原告一方的证人陈述，而没有让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啊，多么像呀，越来越像了……） 公诉人斯米尔诺夫要求"十六颗首级"。公诉人克拉西科夫大声疾呼："整个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说实话本应把整个教会都关进监牢里去！" （纲领是很现实的，它几乎很快就办到了。它是双方对话的良好基础。） 利用罕有的机会我们仅将保存下来的大主教辩护律师古罗维奇的几句话引在下面： "没有罪证，没有事实，连罪状也没有……历史将会说什么？（哎唷，真吓死人！没关系，它会忘掉的，它什么也不会说！）在彼得格勒收取教会贵重物品的经过明明是完全平静的，但是彼得格勒的宗教界现在却坐在被告席上，并且某些人的手正在把他们推向死亡。你们所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苏维埃政权的利益。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是在殉教者的鲜血里成长的（在我们这里不会成长起来！）……我再没有更多的话，但也很难结束我的发言。当辩论在进行被告还能活着。辩论一结束，生命也将结束……" 革命法庭判处十个人死刑。他们等死等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结束（好像是准备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枪毙）。在此以后全俄中执委赦免了六个人，四个人（文涅明大主教；修士大司祭、前国家杜马成员谢尔吉；法学教授诺维茨基及律师科夫沙罗夫）于八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里执行枪决。 我们务请读者不要忘记"地方多数"这个原则。这里有两起教会案件，那里就有二十二起。 社会革命党人案开庭之前，十分抓紧制定刑法典的工作：到了该铺好法律的花岗石块的时候了。五月十二日，按照商定的日程，全俄中执委应届例会开幕，但法典草案还是没有来得及搞好，它刚送到戈尔基去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审定。法典中有六条的最高刑规定为枪决。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五月十五日，伊里奇在草案的页边上又补充了也必须实行枪决的另外六条，（其中有第六十九条：宣传与鼓动……特别是号召消极反抗政府、号召普遍不履行兵役或纳税义务……）还有一种应判枪决的情节：不经允许而从国外返回（就像先前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来回乱窜那样）。还有一个与枪决相等的惩罚：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预见到那个不远的将来，那时人们将从欧洲难以招架地涌向我国，但却没法强迫任何人自愿地离开我国到西方去）。主要的结论伊里奇是这样向司法人民委员说明的：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当把枪决扩大适用于……（可代之以驱逐出境）孟什维克、社舍革命党人之流的各种活动；拟定一个把这些行为同国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表述方法。"（着重点是列宁加的。） 扩大枪决的适用！这还不明白吗？（驱逐出境的有几个？）恐怖手段这是一种说服手段广好像清楚了吧！ 而库尔斯基还是没有彻底清楚。他大约感到才尽技穷，实在不知道这个表述方法怎么拟定，这个联系怎么编造。于是第二天他就到人民委员会主席那里去请求指点。这次谈话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紧跟着，五月十七日，列宁从戈尔基发出了第二封信：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一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对这个重要文件我们不打算进行评论。对它适宜于静静地思考。 这个文件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是还没有完全病倒的列宁在尘世上所作的最后指示之一，是他的政治遗嘱的重要部分。发出这封信后过了九天，他得了第一次中风。只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几个月里他才局部地恢复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也许给库尔斯基的两封信，就是在二层楼角上那个光亮的白色大理石客厅兼办公室里写的，那里已经放着将成为领袖临终卧榻的那张床，在等待着。 随后附着那个草案、补充条款的两种方案。这个条款过了几年后就成长为五十八条4以及我们的老妈妈整个的五十八条，你一面读着一面感到钦佩，"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原来是这个意思！实施得比较广泛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一面读着一面就会回忆起来，下面这段如此亲热的条文是多么法力无边： "……宣传或鼓动，或参加组织，或协助（客观上协助或者有能力协助）其活动具有……性质的……组织或人……" 把奥古斯丁带到这里交给我，我马上就给他套上这个条文！ 该做的都做了，做了补充，重新打印，扩大了枪决的适用范围于是全俄中执委五月下旬的会议通过了刑法典共决定自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生效。 现在就有了最合法的根据开始为期两个月的下一审判。 10社会革命党人审判（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至八月七日）最高法庭。办事灵活的格奥尔吉?皮亚塔科夫代替通常的审判长卡尔克林同志（审判员的好姓！）来审理这个重大案件。 如果我们与读者对于任何审判中主要的不是罪状，不是所谓"罪"而是适宜性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解，也许我们一开始对于这次审判心里会有点疙疙瘩瘩。但适宜性势如破竹地发挥着作用：与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还被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还没有溃散、还没有彻底打垮的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适宜于把他们彻底打垮。 要是不知道这个原则，那就可能把整个审判错误地理解为党派报复。 对于在这个法庭上所提出的指控，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各国漫长、悠久、连绵不断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深思。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十年间的屈指可数的议会民主制以外，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和夺权史。谁能更迅速更牢靠地把政变搞成功，他就即刻受到司法之神光灿的法衣的萌庇，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和应受颂扬的，而他那些倒霉的敌人的过去和未来的每一步则都是犯罪的，应该受到审判和合法惩处的。 刑法典通过才一个星期，但是他们已经把革命后五年的历史全安排进去了。二十年、十年、五年以前，社会革命党曾是一个从事于推翻沙皇制度的友邻的革命政党，它承担了（由于它那恐怖策略的特点）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遭受过的苦役的主要重负。 现在指控他们的第一条罪状是：社会革命党人是国内战争的发动者！不错，是他们发动了国内战争，这是他们发动的！他们被指控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它进行了武装抵抗。当他们所支持并且部分地由他们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被水兵们的机枪火力合法地扫荡了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非法地试图保卫这个政府（有气无力地试图了一下，马上就动摇了，马上就脱离了那就不一样。但罪也不会因此而轻些。），甚至以射击回答了射击，甚至发动那些在正被推翻的政府下任军职的士官生进行反抗。 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你怎么摆，它就…… 正文 2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骚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器。（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性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硬拽地摆出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头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出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鸡身上拔毛，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干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庭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庭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庭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捏造，他也未必能捏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点子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道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洞察力以至能供述出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处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出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捏造出来的……那本很清楚：捏造归捏造（他明知道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性。"不排除？那就是有过！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干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强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子，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种行动叫做漂亮而高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庭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眼的灯笼，照出了这个高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滚、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 一九二一年九月，即审判前十个月，已经蹲在布蒂尔卡监狱中的被捕的中央委员会，给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写信说，它所同意的不是用任何方式去推翻布尔什维克专政，而只是通过团结劳动群众和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就是说关在监狱里它还是既不同意用恐怖手段，又不同意依靠密谋求得解放！）这也成了他们的头等大罪：好啊，这意思就是你们同意推翻现政权！ 但如果终究还是安不上推翻现政权的罪名，安不上搞恐怖行为的罪名，强取钱物的行为几乎也役有，其他的所有问题早已被宽恕，那怎么办呢？我们亲爱的检察长便使出一件珍藏的法宝："说到底，不检举也是一种犯罪构成，这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受审人都是适用的，并且应当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第三0五页） 社会革命党已经犯了不检举自己罪。这是逃不脱的！这是新法典中法律思想的新发现，这是把感恩的后代一批一批送到西伯利亚去的铺好的道路。 克雷连科干脆满腔愤怒地大骂被告是一批"永久的凶狠敌人"！因此不用审判就清楚该对他们怎么办。 法典还那么新，甚至规定反革命罪的那些主要条文，克雷连科都没有来得及分别记住号数但他是怎样挥舞这些号数的大棒呀！怎样意味深长地加以引用和解释的呀！好像几十年来断头机的刀片一直是按照这些条文的规定起落的。特别新鲜和重要的是，旧的沙皇法典区分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它们对定罪和量刑都没有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意图和行为都一样！作出了一个决议为它就可以进行审判。至于"这个决议是否已经付诸实行这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第一八五页）在被窝里对老婆咬耳朵说最好能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在选举时进行宣传鼓动，或者扔一颗炸弹都一样！刑罚都一样！！！ 胸有成竹的画家只消用炭笔勾画几根粗犷的线条，一幅传神的肖像就突然出现了。从一九二二年的速写稿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三七年、四五年、四九年的全景。 这是甚至对欧洲都公开的审判的第一次实验，也是"群众的愤怒"的第一次实验。"群众的愤怒"这一招搞得特别成功。 情况是这样的。两个社会党国际第二和第二半（维也纳联盟）在四年间如果不说是狂喜地，那也是完全平静地观察着布尔什维克如何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在砍死人，烧死人，淹死人，枪毙人，在压制着自己的国家，这一切被理解为伟大的社会实验。但是一九二二年春天莫斯科宣布将四十七名社会革命党人交最高法庭审判欧洲社会党的领导人物感到不安了，感到惊慌了。 一九二二年初在柏林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召开了三个"国际"（共产国际代表是布哈林、拉杰克）的会议，社会党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这次审判。世界革命很需要"统一战线"，因而共产国际代表团擅自做了保证：审判将是公开的；各个国际的代表都可以出席，做速记记录；允许被告希望的辩护人出庭；还有越过了法院管辖权的最主要的一条（对于共产党人说来这是屁大的事，但是社会党人也同意了）：在这次审判中将木作出死刑判决。 社会党领导人们高兴了：他们决定亲自去当被告的辩护人。列宁（他正度过着第一次中风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但是自己还不知道）在《真理报》上作出了严厉的反应："我们付出的太多了。"怎么能许诺不会判死刑，准许社会叛徒们进入我们的法院？随后我们又将看到，托洛茨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而且布哈林很快也表示了仟悔。德国共产党的《红旗报》评论说，如果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履行承担的义务，那他们就是白痴：问题是"统一战线"在德国垮台了，所以原来的一切诺言都白给了。但是共产党人那时候已经开始明白了自己历史性手法的无限威力。审判日期临近了，五月，《真理报》写道："我们将准确地履行义务。但是在法庭之外，这些先生们应被置于能保证我国不受这些坏蛋们煽动策略之害的条件中。"五月末，著名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德、罗森菲尔德、陶道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的卡尔的兄弟）就在这样的伴奏声中，出发前往莫斯科了。 从边境车站开始，以及在所有的停车站，社会党人的车厢都遭到愤怒示威的劳动群众的冲击，要求他们交待他们的反革命企图，要王德威尔德交待他为什么要在掠夺性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要不就是砸掉车厢玻璃，扬言还要狠揍他们几巴掌。但最盛大的欢迎还是在莫斯科的温达夫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举着旗帜，带着乐队，唱着歌曲的示威群众。大幅标语牌上写着："国王大臣王德威尔德先生！您何时受革命法庭审判？""该隐，该隐"，你兄弟卡尔在哪里？"外国人出站时群众叫喊，吹口哨，学猫叫，恐吓，齐声唱： 来了，来了个王德威尔德， 来了，来了个世界大贱货。 当然欢迎来作客， 朋友们，可惜呀，可惜呀， 不能在这儿吊死他。 （这时出了一件尴尬事：罗森菲尔德在人群中看出了正在高兴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吹口哨的布哈林。）随后的几天，傀儡戏班乘着花花绿绿的彩车在莫斯科沿街表演，普希金铜像旁边的露天舞台上不间断地演出着描写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的辩护人背叛行为的话剧。托洛茨基和其他演说家们分头下厂，在煽风点火的演说中要求判社会革命党死刑，然后进行党与非党工人的投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好多办法了：在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把不同意的人开除出厂，取消他的工人供应本这还不说契卡。）投了票。各厂纷纷呈递要求死刑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和签名人数占满了各报版面。（的确，不同意的人还是有的不得不抓进去几个。） 六月八日开庭审判。受审的有三十二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从布蒂尔卡押来的，十个表示了悔改的，已经不用押送了，布哈林本人和几个共产国际人员为这几个人作辩护。（布哈林和皮亚塔科夫在同一出法庭喜剧中玩得很开心，没感觉到爱留后手的命运的嘲弄。但是命运也留给了考虑的时间每人还各有十五年的寿命，克雷连科也一样。）皮亚塔科夫态度生硬，不让被告发言。卢那察尔斯基，波克洛夫斯基，克拉拉?蔡特金对起诉表示支持。（克雷连科的妻子也在起诉书上签了名，侦查是她主持的好一个全家协作。） 旁听人数不少一千二百人，但其中只有二十二名被告的二十二位亲属，其余人全是共产党员、改装的契卡人员和经过挑选的听众。被告和辩护人的话常常被听众席上的喊声打断。翻译对辩护人歪曲审判庭上的话，对审判庭歪曲辩护人的话，法庭以讥笑的口吻驳回辩护人的请求，辩护方的证人不许入场，速记记录做得使人认不出自己的发言。 第一次开庭皮亚塔科夫就宣布，法庭审案将不采取什么不偏不倚的态度，决心完全按照有关苏维埃政权利益的考虑办事。 一周后，外国辩护人竟然不知分寸地向法院提意见，说好像违反了柏林协议最后法庭骄傲地回答说，它就是法院，是不能受任何协议约束的。 社会党辩护人彻底泄了气。他们出席这个法庭仅能造成正常诉讼程序的假象，他们放弃辩护，现在只想回欧洲了但是不放他们走。这些显要的客人们只得宣布绝食！只是在这以后才准许他们于六月十九日启程。很可惜，因为他们错过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场面六月二十日，沃洛达尔斯基遇刺纪念日。 集合了来自各工厂的队伍（有的厂子关上大门，以免工人们事前溜号，有的厂子收走出入证，有的地方白给一顿饭），旗帜和标语牌上写着"处死被告"，军人的队伍那就不用说了。红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皮亚塔科夫讲话，保证要加以严惩，克雷连科，加米涅夫，布哈林，拉杰克，共产党演说家的全体精英，都讲了话。然后游行队伍向法院大楼进发，已经回到那儿的皮达可夫命令把被告们带到面对波涛汹涌的群众的大开的窗口前。他们站在那里、辱骂和嘲笑像冰雹一样朝他们袭来，一块"处死社会革命党"的牌子砸在戈茨身上。所有这一切占用了下班后的五个小时，天已经黑下来（莫斯科的半白夜）皮亚塔科夫在大厅里宣布，群众大会代表团要求进来。克雷连科做了解释，说虽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依据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完全是可以的。代表团涌进了大厅，在这里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谩骂式的恐吓言论，要求判死刑，审判员们听着，握手，感谢，保证毫不留情。气氛白热化到这种程度，以至被告和他们的亲属以为当场要实施私刑了。（戈茨，同情革命的富有的茶商的孙子，这样一个沙皇时代的成绩斐然的恐怖分子，谋杀与刺死杜尔诺沃、敏、里曼、阿基莫夫、舒瓦洛夫、拉奇科夫斯基的参加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地步！）但是人民愤怒的热潮到此就打住了，尽管法庭还继续审理了一个半月。一天以后连苏维埃的辩护人也离开了法庭（很快他们也该被逮捕和驱逐了）。 这里能叫人看到许多我们熟悉的未来的特征，但是被告们的行动还远远没有被制服，他们还没有被迫使讲反对自己的话。左翼政党的传统的自欺欺人的概念他们是劳动者利益的卫士还在支持着他们。在白白丧失了的妥协投降的岁月之后，迟到的坚强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被告贝尔革指控布尔什维克枪杀维护立宪会议的游行者；再如利别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在于一九一八年我为推翻布尔什维克做的工作不够。"（第一0三页）叶夫根尼?拉特涅尔也说了同样的话，贝格又说："我认为自己对俄国工人有罪的是，我没有能够用全力同所谓工农政权进行斗争、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已经过去了。亲爱的，已经过去了。） 这里还有着那种酷爱讲响亮话的老毛病-一但是也有着坚强性。 检察长论证说：被告们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认为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县好事。"也许某些受审人在安慰自己，以为将来某个时候写历史的人会称赞他们或称赞他们在法庭卜的行为。" 还有全俄中执委在审判后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他们"在审判过程中保留了继续"进行以往活动的权利。 被告人亨德尔曼-格拉包夫斯基（自己就是法学家）在法庭上表现得与众不同，他同克雷连科就篡改证人陈述，就"审判前对待证人的特殊方法"-一此句可读作：就证人事先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显处理等问题进行了争论（这时全套都已经有了！全套都有了！再抓紧一把就可以达到理想境界了）。原来预审工作是在检察长（就是克雷连科）的监督下进行的，并且有意识地消除了陈述中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在法庭开庭时才第一次作出的陈述。 当然难免有毛糙之处。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但归根结底"我们应当完全明确和清醒地宣告……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的法庭将怎样评价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问题。"（第三二五页） 至于毛糙之处我们会加以考虑、加以改正。 但暂时克雷连科为了设法摆脱困境大概是在苏维埃法学上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想起了调查这个字眼！在侦查之前的初步调查！瞧，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以前那种没有检察长监督的并曾被你们认为是侦查的工作那叫做调查。目前在检察长监督之下进行的扎好绳头拧紧螺钉并被你们认为是再侦查的工作这才正是侦查呀！杂乱无章的"没有经过侦查检验的调查机关的材料，比之侦查的材料"（如果指导得法），"其诉讼证据价值小得多"。（第三二八页） 真巧妙，可谓天衣无缝。 实事求是而论，克雷连科是应该感到委屈的，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准备这次审判，在审判中叫喊了两个月，还费了十五个小时的劲去念完自己的公诉词，而其实所有这些被告都曾"不止一两次地落入过肃反机关的手里，并且是在这些机关具有非常权力的时候；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保全了性命"。（第三二二页）而现在把合法地拉他们去枪毙的差事留给了克雷连科。 当然，"判决应当只有一种一个不剩地全部枪决！"但是，克雷连科宽宏地附带声明，本案毕竟是在全世界注视之下进行的，检察长所说的，"对法庭并不是指示"，如果是指示，那法庭就"必须遵照执行"。（第三一九页） 好一个法庭，如果还需要向它说明这个！…… 检察员提出枪决之后建议被告声明悔过和退党。全体都拒绝了。 于是法庭就在自己的判决中表现得肆无忌惮了：它真的不是"全部一个不剩"地都宣告枪决，而只是给十四个人宣判枪决。其余的监禁、劳改营，还有上百人"另立专案进行审理"。 读者，务请记住：共和国的所有其余的法院都在瞧着"最高法庭，[它]给他们以指示"，（第四0七页）"高庭"的判决是被"当作指示性文件"对待的。（第四0九页）各地还要拓进多少人去这只有请你们自己动动脑子了。 看来全俄中执委主席团对整个这场审判行使一次改判权是值得的。法庭判决书首先送到俄共（布）代表会议上，会上有人提议以驱逐出境代替枪决。但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布哈林提议（好一个三人小组，而且意见一致）：二十四小时之内声明退党则判五年流放，否则立即枪决。通过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成为全俄中执委的决定；批准死刑，但暂缓执行。已决犯的命运取决于留在外面（显然包括境外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举动。如果社会革命党人继续进行哪怕是地下密谋活动，更不用说武装斗争，这十二个人将被枪决。 这样就用死来对他们进行折磨：任何一天都可能是拉去枪毙的日子。把他们从尚可接触外界的布蒂尔卡藏进了卢宾卡，剥夺了会见、通信和送交物品的权利不过若干人的妻子也马上被抓起来遣送出莫斯科了。 在俄罗斯的田地里已经是第二次收割和平时期的庄稼了。除了契卡的院子外，任何地方都已经听不到枪声了（在雅罗斯拉夫尔毙了彼尔胡罗夫，在彼得格勒文涅明大主教。还将不断、不断、不断……）。这时我们的最初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们正航行在蓝天碧海之间，出国赴任。而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把终生的人质留在自己的怀抱。 执政党的党员们读了六十期报道审判经过的《真理报》（他们都读报）大家都说对，对，对。谁也没有说一个不字。 因此，他们后来在三七年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什么可以抱怨呢？……难道不是已经奠定了无法无天的一切基础了吗起初是契卡的非司法制裁，革命军事法庭的司法制裁，后来是这些早期的审判和这个年幼的法典？难道一九三七年不也是适宜的吗（适宜于斯大林的目的，也许还适宜于历史的目的）？ 克霍连科脱。说出，他们审判的不是过去，而是将来，这是有预见的。 只是挥起第一镰需要费点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前后，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萨温科夫进入了苏联国境。他当即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卢宾卡。 关于这次归来有过许多猜测。但不久前一个叫阿尔达玛茨基的人（此人显然同克格勒的档案与人物有联系）发表了一篇包含着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胡诌，但是看来还是接近真实的历史故事。（《涅瓦》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国家政治保卫局把萨温科夫的一些代理人拉了过去，又哄骗了他的另一些代理人，通过他们甩出了牢靠的钓钩：他们放出风声说，在俄国国内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正苦于没有适当的领导人！这是最有吸引力的钓饵。何况萨温科夫决不甘心在尼斯"悄悄地结束他的动乱的一生。 全部侦查只是一次讯问全是自愿的供述和对活动的评价。八月二十三日就已经提出了起诉书。（速度之快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产生了效果。准是有什么人正确地估计到，如果逼迫萨温科夫做出可怜的假供这只会破坏可信性的印象。） 在用颠倒黑白的术语精心炮制的起诉书里，给萨温科夫加上了无所不包的罪名："最贫苦农民的彻头彻尾的敌人"；"帮助俄国资产阶级实现帝国主义意图"（意思是赞成继续对德作战）；"与盟军指挥部代表有来往"（当时他担任军事次长的职务！）；"挑拨性地参加士兵委员会"（指的是曾被士兵代表选入委员会）；还有一个叫人笑掉大牙的罪名抱有"对帝制的好感"。但这都是些老名堂。还有一些新花样所有未来的审判不可或缺的罪名：从帝国主义分子手里拿钱；为波兰充当间谍（漏掉了日本！……）；还有想用氰化钾来毒死红军（但是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毒死）。 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审判。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这里我们第一次遇见他），可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萨温科夫为自己辩护的话很少，辩护几句也是懒洋洋的，对罪证几乎没提出争议。以下的曲调看来非常合用，它正好能打动被告的心弦：我们和你都是俄国人！你和我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你爱俄国，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尊重你的爱国感情但我们难道不爱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就是俄国的强盛与光荣吗？而你却想反对我们？悔悟吧！…… 但是最稀奇的是判决："适用极刑并不为保护革命秩序的利益所需，同时认为，报复的动机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的法律意识"决定判处剥夺自由十年以代替枪决。 这是耸人听闻的，这在当时使许多人莫名其妙：软化？蜕化？乌尔里赫甚至在《真理报》上对宽宥萨温科夫的原因作了解释并表示了歉意。是啊，七年来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变得多么强大！难道它还怕一个萨温科夫！（而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它将会变得弱起来，请勿见怪，我们将枪毙几十万人。） 继归国之谜以后，这项非死刑判决又成了第二个谜。（布尔采夫解释，他们欺骗萨温科夫，说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里存在着某些准备与社会革命党结盟的反对派组织，他本人将被释放并被吸收参加活动，他部分地是因此上了当，所以走上了和侦查人员勾结的道路。）审判之后，准许萨温科夫……向国外发公开信，包括给布尔采夫，其中要流亡的革命党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之上的，进行反对它的斗争是不可容许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个谜却被第三个谜压倒了：萨温科夫在阴郁情绪的支配下从未安装防护物的窗户跳到卢宾卡的内院，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守护天使们当时没法子截住他，结果一命呜呼。但是，萨温科夫留下了一份为他们开脱责任的凭据，以防万一（免得引起职务上的麻烦），对自杀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的说明信编写得那么可信，那么合乎萨温科夫的气质和笔法，使人们完全相信：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他是在意识到政治破产的情况下自杀的。（见多识广的布尔采夫就这样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萨温科夫的背叛上，就这样无论对信件的真实性，对自杀都没有感到任何可疑。任何的洞察力都是有限度的。） 我们，我们这些傻瓜，卢宾卡晚来的囚犯们，也轻信地学舌说：卢宾卡楼梯并扎上的铁网是从萨温科夫在这里跳楼以后绷上的。我们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所征服而忘记了：狱吏们的经验是国际性的！在美国的监狱里本世纪之初就有了铁网苏联的技术怎能落后呢？ 在一九三七年，一个过去的契卡人员阿尔图尔?普留贝尔在科雷马垂死的时候向旁边的一个人说，他是把萨温科夫从五层楼窗口扔到卢宾卡院子里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而这是同阿尔达马茨基现在的叙述不相矛盾的；这个低矮的窗台，几乎像是阳台的门槛，而不是窗子特意选择的房间！只是在阿尔达马茨基的文章里，守护天使们在那里发呆，而依普留贝尔的说法是一齐扑了上去。） 这样，第二个谜仁慈得异乎寻常的判决之谜，就被粗鲁的第三个谜解开了。 这个传闻十分隐约，但我是听到了，而我在一九六七年又把它告诉了M?;我信！正好对上头！我以前却没有相信布留姆金说的话，以为他是吹牛皮。"事情弄清楚了：在20年代末期，布留姆金曾经非常机密地告诉雅库博维奇，所谓萨温科夫的临终遗书，是他布留姆金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使写的。原来，萨温科夫被关着的时候，布留姆金可以经常出入他的监室傍晚给萨温科夫"散散心"（萨温科夫是否感觉到这是死神上门一个善于讨好、态度亲切的死神，你猜不出他将会叫你怎么死法）。布留姆金靠这个办法熟悉了萨温科夫的讲话和思想的风格，掌握了他最后的一些想法。 人们要问，为什么要从窗里扔出去呢？毒死不更简单吗？大概因为遗骸要给什么人看，或者事先考虑过要给什么人看。 这里正好接着把布留姆金的遭遇说完。当他还是一个气焰万丈的契卡人员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过他当头一律。爱伦堡动手写过布留姆金忽然感到害臊不写了。其实是有东西可写的。一九一八年粉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后，他这个杀害米尔巴赫的凶手不仅没有受到惩罚，不仅没有落到所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下场，反而被捷尔任斯基保护起来（正像他曾想保护科瑟列夫一样），外表上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养着他看来是为了叫他去干一些重大的湿活。有一次，在30年代初，他曾到国外去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冒险主义的本性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使他跑到了太子岛去一；问问这个宗教课程教师有没有带到苏联去的任务？托洛茨基要他带给拉狄克一封信。布留姆金带回来转交了，如果正得意的拉狄克不是当时已经当了眼线，那末布留姆金去见托洛茨基的事，就会永远没人知道。但是拉狄克毁坏了布留姆金，于是这个人便被拉狄克本人曾亲手用最初的血乳喂养起来的怪物的大嘴吞了进去。 然而所有主要的和著名的审判都在前面…… 正文 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1 但是，那些发了疯似地从西方向我国边界的铁丝网爬来，好让我们根据刑法典第七十一条"擅自返回苏俄罪"把他们毙掉的人群在哪里？与科学的预见相反，竟没有出现这种人群，因此，向库尔斯基授意的这个条文就落了空。全俄罗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怪人就是萨温科夫，但就是对他也没有用上这个条文。可是另一种相反的惩罚--代替枪决的驱逐出境，却广泛地毫不迟延地试用了。 还在起草刑法典的那些日子里，列宁灵机一动于五月十九日写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由于此项措施的重要性和教育意义，这个便条自然具有机密性。苏联国内一刀切似地红白分明的阶级力量配置，单单被这个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轮廓不清的凝块破坏了。这个旧知识界在思想领域起着真正的军事间谍作用--因此除了把这一团思想淤血赶快刮干净并扔出国境以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列宁同志本人已经病倒了，但政治局委员们显然表示了赞同，于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实行了捕捉，一九二二年底把将近三百名知名俄国文学家装上了……驳船？……不，装上了一艘轮船送进欧洲垃圾堆（在那里站住了脚并出了名的人中有哲学家洛斯基、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斯捷朋、维舍斯拉夫采夫、卡尔萨文、弗兰克、伊林；有历史学家梅尔左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维捷尔、拉普申等；文学家和政论家瓦尔德、伊兹戈耶夫、奥索尔金、佩舍霍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初还有分小批驱逐出去的，如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布尔加科夫。因交友不慎被牵扯进去的还有一些数学家，如谢利瓦诺夫）。 然而，不断地抓--没有做到。也许是因为流亡者们大喊大叫说这是给他们送来"礼物"，反正弄明白了这个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白白地放走了枪决材料，而在那个垃圾堆里还可能长出有毒的花来。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办法。以后的清洗办法，或者是去见杜鹤宁，或者是去"群岛"。 1926年批准的（一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改善了的刑法典把所有以前的分散的政治条文拧在一起，织成一张五十八条的结实的拉网--专门用来干这种捕捞的活儿。捕捞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工程技术知识界--它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实力地位，并且单靠一个"先进学说"很难加以控制。现在明白过来了，那次为奥尔登博格尔昭雪的审判是错误的。（那时本可以揪出一个挺像样的中心！）--还有克雷连科打的那张包票："在一九二0--二一年已经谈不到工程师的怠工"也说得太急了。不是怠工，比怠工更坏--是暗害行为（这个词儿好像是沙赫特案件的一名普通侦查员的发明）。 刚刚明白了现在要抓暗害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工业部门、在各个生产单位，这种行为就一件一件毫不费力地揭发出来了。然而，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发现中还没有完整的意图，执行的技术也不够完美，而这正是斯大林的天性以及我国司法机关的侦缉部门一贯追求的目标。并且我们的法律终于到了成熟期，可以拿出点真正完美的东西叫全世界瞧瞧了！这东西就是一次统一的、大型的、协调得很好的审判，这一次是对工程师们审判。这样就搞起了 11）沙赫特案件（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苏联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维辛斯基（当时还是第一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主要公诉人h?B?克雷连科（意义重大的相遇！好似传送法律接力棒），五十三名被告，五十六名证人。真是规模宏大呀！！！ 可是，在规模宏大中也包含着这次审判的弱点：如果在每一个被审人身上哪怕只牵三条线，加起来就有一百五十九条，而克雷连科却只有十根指头，维辛斯基也只有十根。当然，"被告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但不是全体，这样做的只有十六个人。十三个人"狡辩"。二十四人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这就造成了不可容许的口径不一致，而群众一般说是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的。除了优点（然而都是以前的审判中已经有过的）--被告和辩护人的束手无策，他们无能改变或推倒判决，--这一起新案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别人不说，在有经验的克雷连科看来这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眼看着就要迈进无阶级社会，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实现平冲突审判（反映着我们制度的内部无冲突性）的能力。在这样的审判中，法院、检察长、辩护人和被告都应当同心协力地奔向一个目标。 何况，沙赫特案件的规模--只是一个煤炭工业，而且只是顿巴斯一地，与时代是不相称的。 显然，在沙赫特案件结束之日，克雷连科马上就开始另外挖一个容量大的新坑（连他经办沙赫特案件时的两个同事--社会公诉人奥萨德奇和舍因也掉进了这个坑）。不用说，他得到已经抓在雅戈达的坚强手里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机关多么热心和熟练的帮助。需要制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工程界的组织，然后再把它揭发出来。为此，需要搞出几名为首的有影响的暗害人物来。工程界里谁不知道彼得?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绝对有影响的、十分矜持的人物呢？他在本世纪之初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采矿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整个俄国工业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它在战争进程中弥补了沙皇备战工作的缺陷。在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工商次长。他在沙皇时代因进行革命活动受过迫害；十月革命后曾三次被捕入狱（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二二）；从一九二0年起是矿业学院的教授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顾问（关于他的详细情形见本书第三部第十章）。 这个帕尔钦斯基也就是被内定为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的主要被告。然而，轻举妄动的克雷连科，尽管已经有了十年名声响亮的检察长工作经历，在进入对他完全生疏的工程之邦时，不仅不懂材料力学，而且连可能发生的心灵阻抗也一窍不通。克雷连科的选择证明是错误的。帕尔钦斯基经受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能施展的一切手段--没有屈膝投降，没有在任何胡说八道的东西上签名便死去了。冯-梅克和维利奇科与他一起经受了考验，看来也没有屈服。他们是死于刑讯还是遭到枪决--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他们证明了，是可以反抗的并且是可以顶住的--从而给后来所有那些著名的被告留下了火辣辣的责难。 雅戈达为掩盖自己的失败，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了一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他们三人因进行重大暗害活动而被枪决的简短公告和对其他许多不提名的人的谴责。 白费了多少时间呀！--几乎整整一年！多少审讯之夜呀！多少侦查员的想象力呀！--都落空了。克雷连科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找寻一个有名望、有影响而同时又是很软弱、很容易摆布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个该死的工程界实在了解得太差，以至又在各种不成功的试验品上花费了一年时间。从一九二九年夏天起，他在赫连尼科夫身上用了一番工夫，但赫连尼科夫没有同意扮演卑鄙角色就死掉了。费多托夫这个老家伙倒是被制服了，但是他太老，而且又是个纺织工作者，一个油水不大的部门。一年又白白地过去了。全国都在等着一次包罗一切的暗害案的审判，斯大林同志也在等待--而克雷连科的好戏却迟迟不能出笼。只是在一九三0年夏天，不知道难找到并提出了一个对象：热工研究所所。长拉姆津！--于是就把他提起来，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排练并演出了一出好戏--我国司法界的真正完美杰作，世界司法界望尘莫及的范例-- 12）"工业党"审判（一九三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最高法院专门庭，仍是那个维幸斯基，仍是那个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仍是我们心爱的克雷连科。 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妨碍读者看到我们手头拿的这本完整的速记记录或不让外国记者旁听的"技术性原因"了。 意图宏伟：在受审人席上的是国家的整个工业界、它的各部门和计划机关（采矿工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从哪条缝里漏走了，这只有主办者的眼睛才看得见）。同时，节约用材：被告只有八人（考虑到了在沙赫特案件上犯的错误）。 你们会叫起来：八个人能代表整个工业界吗？能，我们甚至感到太多了！八个人当中--光代表作为最重要的国防部门的纺织业的就有三个人。那末想必有成群的证人吧？总共七个，也是在押的暗害分子。那末总会有成堆的作为罪证的文件？图纸？设计方案？指示？通报？意见？检举材料？私人笔记？一概没有！就是说--一张小纸条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这样马虎？--抓了那么多人都一张纸条也没有捞到？"有过许多"，但"都销毁了"。因为："在哪里保存档案呢？"拿到审判庭上来的只是几篇公开的报纸文章--流亡分子的和我国的。可是怎样提起公诉呢？！……咳，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在嘛。不是第一天干这号事了。"在一切情况下最好的罪证终究还是受审人的供认。" 而且，是怎样的供认呀，--不是被迫的，这时，忏悔从胸中挖掘出大段大段的独白，一心想说啊说啊，揭发呀，鞭笞呀！让费多托夫老头儿（六十六岁）坐下，已经够了！--不，他死气白赖地还要提供解释和说明！接连五次开庭甚至都轮不上提问题：被告不断地说啊，说啊，解释啊，说完了又请求发言，还要对遗漏的内容作补充。他们用演绎法把起诉所需要的一切内容说得一清二楚，无需提出任何问题。拉姆津在做了若干次长篇说明之后，为了把意思说明白，还像对蠢笨的学生讲课似的作了简要的小结。被告们最怕的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解释清楚，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揭发，还有谁的姓名没有点到，还有谁的暗害意图没有说明白。而且什么难听的话都往自己头上扣！--"我是阶级敌人"，"我是被收买的"，"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检察长："这是你的错误？"察尔诺夫斯基："和罪行！"克雷连科干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五次开庭他只是喝茶；吃饼干，或者吃给他送上来的别的东西。 但是这种感情激动的场面被告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没有磁带录音，可是辩护人奥采普描述："被告们说话像履行公事，冷冰冰地，好像练熟了，一点也不慌张。"真是想不到！--这样强烈的忏悔的激情--怎么又像履行公事？又是冷冰冰？看来还不仅如此呢，他们各人那篇编得很顺溜的充满悔恨的词儿，也说得有气无力，含糊不清，以至维辛斯基常常请他们说得响一些，说得清楚一些，因为什么都听不见。 辩护方面也丝毫没有破坏审判的严整性：检察长提出的一切建议它都同意，它把检察长的公诉词称做有历史意义的．把自己摆出来的那些理由说成是狭隘的违心之论，因为"苏维埃辩护人首先是苏联公民"，他对被辩护人的罪行"与全体劳动者一起感到愤慨"。（《工业党审判》第四八八页）在进行法庭调查时，辩护人提出一些小心翼翼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维辛斯基打断他们的话，他们就赶紧缩回去。律师们本来也只为两名没有多大问题的纺织工作者辩护，他们既不对犯罪构成进行争论，也不对行为的评定提出异议，而只是说：能否使被辩护人免于枪决？审判员同志，清考虑什么更有用些，"他的尸体还是他的劳动"？ 这些资产阶级工程师们所犯下的发着恶臭的罪行有哪一些呢？请看吧。做计划时降低发展速度（例如，工人群众决心每年增产百分之四、五十，而计划中年产量的增长率总共只有百分之十--三十）。放慢了地方燃料开采的速度。未能以足够速度发展库兹巴斯。利用经济理论上的争论（用不用德聂伯河水电站向顿巴斯供电？修不修莫斯科一顿巴斯的超级干线？）来拖延重大问题的解决（工程师们在争论，事情摆着不动！）。拖延工程设计的审查（没有一眨眼工夫就批准）。讲授材料力学的时候推行反苏路线。安装陈旧设备。使资金呆滞（把它们投入了造价昂贵的和旷日持久的建筑工程）。实施了不需要的（！）修理。对金属材料使用不善（钢材品种不全）。在各车间之间、在原料和加工能力之间造成比例失调（这在纺织部门特别突出：和当年棉花收获量相比，多建了一两座纺织厂）。后来又发生了从低指标一下子跳到高指标的现象。对这个倒霉的纺织工业开始实行了显然是暗害性的加速发展。最主要的是：他们制定了破坏动力工业的计划（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次也没有实行）。因此暗害活动不是表现为个别机器的毁坏，--而是在计划上、业务上的暗害，它应当在一九三0年造成总危机甚至经济瘫痪！所以未能得逞--全是由于存在着群众自下而上的"生产财务对应计划"。（把各项数字翻了一番！） "那--那--那……"--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想说些什么。 怎么？你们嫌少吗？但是，如果我们在法庭上把每一条都重复倒嚼它五次、八次，那也许就不少了吧？ "那--那--那"--60年代的读者还是拖长声调想说些什么。--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会不会正是"生产财务对应计划"造成的？如果任何一个工会会员大会都可以不问国家计委随便改变任何比例，那你的比例难得失调。 啊，检察长这碗饭可不好吃呀！因为决定了要把每句话都公布！那就是说，工程师们也会读的。既是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干是克雷连科便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对工程技术的细节问题大发议论，反复审讯！于是各大报的正页和附页便登满了小号字排的技术奥妙。算盘是这样打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傻眼，晚上时间再搭上休息日，他都不够用，这样他就不会从头到尾地读，只会注意到每隔几段重复出现的：暗害！暗害！暗害！ 但是，如果还是从头读呢？而且每一行都读呢？ 那时候，透过编得既不聪明也不巧妙的令人生厌的自我诽谤，他便看出卢宾卡的绳索担负了一件不能胜任的使命。粗拙的羁绊拴不住翅膀强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囚犯们人虽被捉，被驯服，被压倒，但思想却不听管束。被告尽管惊恐万状，舌敝唇焦，但仍能来得及向我们吐露全部真情。 请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卡林尼科夫："我们这里造成了一种技术上不信任的气氛。"拉里切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这是上边的命令）……因为在任何条件下，开采四千二百万吨石油反正是办不到的。"（第三二五页） 我国不幸的一代工程师的整个工作就是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热工研究所完成了一个足以自豪的主要研究项目，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系数；从这个情况出发，远景规划里减少了对燃料开采的需求--这就表示他们通过压低燃料平衡的办法进行暗害活动。--运输计划中列入了全部车厢改装成自动挂钩的措施--这是进行暗害，使资金呆滞！（自动挂钩需要一个较长期限才能全面推广和显示经济效果，可是我们要你明天就拿出结果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单线铁路，决定加大机车和车厢。这应当说是现代化吧？不，这是暗害行为！--因为这就需要花费资金去加固桥梁和线路的上部结构！费多托夫看到，在美国，设备便宜，人力昂贵，而我国情况恰恰相反，所以不能像猴子似地模仿人家，从这个深刻的经济上的判断出发，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购买适合于传送带生产的价格昂贵的美国机器，最近十年内还是购买木那么完美的英国机器，少花点钱，多用几个工人对我们更合算。反正不管什么机器十年以后总是要更换的，那时再去买贵一些的。这是暗害行为！--他打着节约的幌子，其实是不想让苏联工业拥有先进的机器！--建设新厂不再用比较省钱的混凝土，改用钢筋混凝土，并且说明白一百年之内会显出很好的经济效果--这是暗害行为！使资金呆滞！大量耗费短缺的钢筋！（保存下来镶牙用吗？） 费多托夫在受审人席上干脆痛快地让步说："当然，如果今天每一戈比都要精打细算，你们可以把这认为是暗害行为。就像英国人说的：我还没有阔气到可以买便宜东西的程度…… 他企图委婉地向顽固的检察长解释：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会提出一些准则，而这些准则归根结底都是、（都将被认为是！）暗害性的……（第三六五页） 是啊，一个吓怕了的被告还能怎样说得更明白呢？……对我们来说是理论，在你们眼里就是暗害行为！因为你们只要抓住今天，而毫不考虑明天…… 老费多托夫试图说明，由于五年计划的毫无道理的匆忙做法，几十万、几百万卢布是在什么地方白白糟踏的：棉花不是在产地拣选分级，以便给每个厂送去适合用途的品种，而是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送去。但检察长不听这些！他抱着冥顽不灵的固执态度在审判过程中上十次地回到回到回到那个比较直观的用积木搭成的问题：为什么要建造"宫殿式的工厂"--高高的楼层、宽大的走廊和太好的通讯设备？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暗害行为吗？须知这是使资金呆滞，不可挽回的呆滞！！资产阶级暗害分子们向他解释说：劳动部想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为工人建筑宽敞的、空气好的房屋（那就是说，劳动部里也有暗害分子，记下来！），卫生部门要求一层的高度为九米，费多托夫降低到了六米--那为什么不降低到五米呢？这就是暗卖行为！（要是降低到了四米半--那就更是胆大妄为的暗害行为：想要给自由的苏联工人造成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可怕条件。）他们向克雷连科说明，按照包括设备在内的整个工厂的总造价，这里所涉及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不行，他还是还是还是提出每层楼的高度问题！还有：怎么竟敢安装功率这么大的通风机？它们是为夏天最热的日子设计的……为什么要考虑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日子让工人们稍稍蒸发蒸发吧！ 其实："比例失调是先天的……糊涂的组织在工程师中心以前就造成了失调。"（第二0四页）（察尔诺夫斯基）"用不着采取什么暗害的行动……只要采取规定的行动就够了，那时一切会自然发生。"（第二0二页）他不能说得再明白了！要知道这是在卢宾卡蹲了许多个月之后，而且是从被告席上讲的话。采取规定的（即上级糊涂蛋所指示的）行动就够了--不可思议的计划自己就会拆垮自己的台。瞧这就是他们的暗害行为之一："譬如说我们有生产一千吨的能力，们必须（就是说依照荒谬可笑的计划）生产三千吨，而我们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完成这个生产指标。" 对于当年官方的、经过审阅的、经过剔除的速记记录来说--应当选，这已经不少了。 好多次，克雷连科把自己的演员们弄到懒得说话的程度--被那些硬要他们重复的胡说八道搞烦了，简直替剧作者难为情，但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再演下去。 克雷连科："你同意了？" 费多托夫："我同意……虽然一般说我不认为……"（第四二五页） 克雷连科："你确认吗？" 费多托夫；"说实话……在某些部分……好像大体上……是。"（第三五六页） 工程师们（外面还没有被关起来的，经过法庭上对工程师阶层的这番臭骂之后，他们还必须振作精神去工作）--他们是没有出路的。什么都不好。是也不好，不是也不好。往前不好，往后也不好。着急--是暗害性的匆忙做法，不着急--是暗害性的破坏速度。谨慎地发展某一部门--是故意延缓，怠工；服从于任意的跳跃--是暗害性的比例失调。修理、改进、大准备--是使资金呆滞；拼设备--是破坏！（并且所有这些事侦查员将从他们自己嘴里挖出来，办法是：不让睡觉--关禁闭--现在请你举出几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你可能在哪些方面进行暗害。） 不耐烦的克雷连科催逼："拿出鲜明的例子来！拿出你的暗害行为的鲜明例子来！" （会拿出来的，会给你们拿出鲜明的例子来的！总会有人在不久的将来把那些年代的技术史也写出来的！他将给你们拿出所有的例子和非例子。他将对你们发癫痫病似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种种抽搐都作出评价。我们那时就会知道，多少人民的财富和力量白白糟踏了。我们会知道，所有最好的方案是怎样被断送了的，而执行的却是一些最坏的方案，并且是用最坏的方法。是啊，如果让红卫兵来领导搞尖端的工程师们--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半瓶子醋的热心家们比昏庸的首长们干的事更加荒唐。） 是啊，说得太细了--是不利的，搞得越细，罪行不知怎么的就越够不上枪毙。 但是，别忙，还没有完呢！最主要的罪行还在前面！瞧，就是它，就是它，连不识字的人都觉得又浅显又易懂！！工业党：1?为外国武装干涉作准备；2．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拿钱；3．进行间谍活动；4．分配了未来政府中的席位。 再没有二话了！所有的嘴都给堵上了。所有的反对者都低下头去了。于是，只听到窗外传来的游行示威的脚步声和怒吼声："处死！处死！处死！" 可是--说得稍详细些不行吗？--干吗你还要再详细些呢？……好吧，那就请吧，只是还要更可怕些。一切都是由法国总参谋部指挥的。因为法国没有自己要操心的事情，没有困难，没有党派斗争，只要哨子一吹--大军就会开来进行武装干涉！起初预定在一九二八年进行。但是没有商量好，没有协调好。好吧，那就移到一九三0年。又没有商量妥当。好吧，那就改为一九三一年吧。说实在话，法国并不是亲自要来打仗，而只是把右岸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攫为己有（作为对全面组织工作的酬劳）。美国--更不会来打仗，但答应派舰队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来进行威胁（为此给它的酬劳是高加索的石油），主要的军人是十万名流亡分子（他们早已东分西散，但一吹哨就会集合起来的）。然后是波兰（给它半个乌克兰）。罗马尼亚（大家都知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辉煌战绩，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拉脱维亚！还有爱沙尼亚！（这两个小国巴不得抛掉对自己的年轻国家体制的操心，将倾巢而出进行征服）。而尤其可怕的是主要打击的方向。怎么，已经知道了？是的！它将从比萨拉比亚开始，然后，以德聂伯河右岸为依托，直接向莫斯科推进！而在这个致命的时刻在各条铁路上……将发生爆炸？？--不，将造成阻塞！而在各发电站里，工业党也将拧掉塞子，于是全苏联就将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所有的机器都将停下来，其中也包括纺织机器！到处将发生破坏（被告注意！在不公开审讯前不得说出破坏的方法！不得说出工厂的名称！不得说出地点！不得说出姓名政P国的不许说，连本国的也不行！）。请你们再加上到那时候将要实行的对纺织业的致命打击！请再补充上，有二、三个纺织工厂正在暗害性地修建在白俄罗斯境内，它们将成为武装干涉者的根据地！（第三五六页，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据有了纺织工厂之后，武装干涉者便会一往无前地冲向莫斯科！但最狡猾的阴谋是：他们想排干库班河下游的低岸和小岛地带、波列西耶的沼泽地和伊尔明湖附近的沼泽（维辛斯基禁止说出确切的地点来，但一个证人说漏了嘴）--那时便给武装干涉者们开放出最短的途径，他们将人不湿脚马不湿蹄地直达莫斯科。（当时鞑靼人为什么那么困难？拿破仑为什么没有找到莫斯科？全是由于波列西耶和伊尔明湖一带的沼泽。他们如果把沼泽排干--白石城就会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还要，还要请补充上，表面上修建了一些锯木工厂，其实是（地点不要说出来！）飞机库，以便武装干涉者的飞机不至于停放在露天淋雨，而可以滑行到那里面去。还建造了（地点不要说出来！）供武装干涉者居住的房屋（以前历次战争的离乡背井的占领者都是在哪里宿营呢？……）。一切有关的指标，被告都是从神秘的外国主干K和P（姓名决不可说出来，国名也不要说出来！）那里得到的（第四0九页）。而在最近时期甚至着手"准备在红军的个别部队中搞策反"。（兵种不要说出来！部队番号不要说出来！姓名不要说出来！）诚然，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可是曾经图谋（也没有做）在某个中央一级的军事机关里纠集一个金融家和前白军军官的小组（啊，白军？记下来，逮捕！）。还有一些抱反苏情绪的大学生小组……（大学生？--记下来，逮捕。） （不过，也要适可而止。可别使劳动者懊丧起来，以为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苏维埃政权过去怎么这样马虎。还要说明这个方面策划的很多，但做到的很少！哪一个工业部门都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 但为什么武装干涉终究没有实现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会儿是因为彭加洛在法国没有当选，一会儿是因为我国的流亡工业家们认为，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把他们过去的企业充分恢复起来--让布尔什维克再好好干一阵吧。还有，同波兰、罗马尼亚怎样也商量不好。 很好，武装干涉没有成为事实，但工业党仍是事实！你们听到杂沓的脚步声吗？你们听到劳动群众的怒吼声吗？"处死！处死！处死！"现在上街游行的是那些"一旦发生战争，将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人们"。（第四三七页，引自克雷连科的公诉词。） （看得多么透彻：正是这些轻信的示威者们将要在一九四一年用生命和苦难为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检察长，你的手指头指向哪里？你的手指头指向什么地方？） 那末--为什么是"工业党"呢？为什么是党，而不是工程技术中心？我们可已经习惯于--中心！ 不错，是有过一个中心。但我们决定改组为党。这样更像样些。这样更易于在未来的政府中争夺部长席位。这能"动员工程技术群众去争夺权力"。同谁争夺呢？--同其他政党呗！首先是同劳动农民党，要知道那个党拥有二十万人呀！其次--同孟什维克党！那末，中心呢？三个党一起本来要组成一个联合中心。但是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粉碎了。好在是把我们粉碎了！（被告们都感到高兴。） （又粉碎了三个政党，对斯大林面子上多么好看！粉碎三个"中心"能添得了多少光彩！） 既然有党，那就有中央委员会，不错，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诚然，无论代表会议，无论选举，一次都没有举行过。谁愿意，谁就进入，约有五个人。大家彼此相让。主席的职位大家也你推我让。会议也没有开过--无论中央（谁也不记得，但拉姆津记得很清楚，他会说出来的！），无论各工业部门小组，都没有开过会。连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察尔诺夫斯基："工业党并没有正式成立。"那有多少党员呢？拉里切夫："党员人数难以计算，不知道确实有多少。"那怎样进行暗害呢？怎样传达指示呢？是这样，谁跟谁在机关里碰到了--口头转告。往后每一个人就自觉地去进行暗害（拉姆津有把握地说有两千党员。既然有两千，那就抓它五千。根据法院的资料，在苏联共有三四万名工程师。那就等于每七个要进去一个，其余六个也要出一身汗）。--怎样同劳动农民党进行接触呢？在国家计委或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遇见了--就一起"策划反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有系统的行动"。…… 我们在哪里已经看到过这种景象呢？噢，是了，是在"阿伊达"里，欢送拉达梅斯出征，乐队奏着乐，站立着八个戴盔持矛的军人，而两千名则是画在后面的布上的。 工业党就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关系，行，能演得好的！（现在甚至不能相信，这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可畏，多么严肃。）台词还要多次重复，以便加深印象。每一段情节都要在观众面前出现几遍。这样一来可怕的幻想便成倍地增加。为了不显得平淡无味，被告还要突然地"忘掉了"什么零碎，"企图抵赖"，--这时便会"用交叉供述的方法迫使他们就范"。演出效果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一样生动。 但是克雷连科做过了头。他打算从另一方面对工业党进行剖析--揭示它的社会基础，这种对阶级本质的分析决不会出毛病，于是克雷连科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没有分配角色，转入了即兴表演：让每个人讲讲自己的生平，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堕落到去从事暗害活动。 这一段冒失的插曲，这一个有人情味的场景，突然把整个五幕戏都破坏了。 首先我们惊异地得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台柱，所有这八个人，都是出身于贫苦家庭。农民的儿子、多子女的办事员的儿子、手艺人的儿子、乡村教师的儿子、货郎的儿子……所有这八个人都是清苦求学的，他们自己挣钱来使自己受到教育，而且是从什么年龄开始的--十二、十三、十四岁。有的教课，有的在机车上干活。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挡住他们的求学之路！他们都正常地毕业于实科中学，然后是高等技术院校，成了知名的大教授。（怎能这样呢？告诉我们的是，在沙皇制度下……只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才能……年历总不会错了吧？……） 而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些工程师们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几乎不可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我们想起来了，知识分子的子女--这是最次的品种呀！）。法庭没有争辩。克雷连科也没有争辩（被告们自己赶紧声明，当然，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这是无关紧要的）。 这些被告在我们眼里开始稍稍有点区别了（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讲话是很相似的）。他们不同的年龄特征--也就是他们正派程度的特征。将近六十岁或六十开外的人--他们的自白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四十三岁的拉姆津与拉里切夫和三十九岁的奥奇金（这就是那个在一九二一年告发了燃料管理总局的人）则是活跃而无耻。关于工业党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部主要供述都是来自他们。拉姆津是这样一个人（在少年得志的情况下），整个工程界都不肯伸出手和他握手，--但是他满不在乎！在法庭上，对于克雷连科的暗示，只要说出四分之一个字，他就能领会，而且马上提供出明确的说法。全部起诉的罪状也正是建筑在拉姆津的记忆上的。他具有那样的自制力和坚决性，的确可以（当然是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在巴黎进行关于武装干涉的全权谈判。--奥奇金也是相当走运的：二十九岁的年纪"已经得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无限信任"。 六十二岁的察尔诺夫斯基教授的情形就不同。在大学里，一群匿名的学生在墙报上围攻他；叫他这个讲了二十三年课的老教授到学生大会上去"报告自己的工作"（没有去）。 而卡林尼科夫教授曾在一九二一年领导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斗争！--教授罢教！事情是这样的，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还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就争得了学院自治权（委任职务、选举校长等）。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们选举卡林尼科夫继任校长，但人民委员部不同意，任命了一个自己选定的人。然而，教授们举行了罢教，学生也支持他们（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大学生）--这样，卡林尼科夫就违背苏维埃政权的意志当了一整年的校长（只是在一九二二年才砍掉了他们的自治权，大概免不了也要抓一些人）。 费多托夫--六十六岁，而他的工程师的工龄比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大十一岁。他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工厂里都工作过，（这样的人多么可恶，多么想把他们赶快甩掉！）在一九0五年，他放弃了莫罗佐夫手下的厂长职位，丢掉了高工资，宁可去参加抬着被哥萨克屠杀的工人们的棺材进行的"红色葬礼"。现在他体弱多病，视力很差，晚上不能出门，连看戏也不能去。 是他们--准备了武装干涉？造成经济崩溃？ 察尔诺夫斯基接连许多年都没有空闲的晚上，他那么忙于教课和新学科研究（生产组织、合理化的科学原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保留了那些年代的理工教授的形象，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晚上，准备毕业论文的、搞设计的学生们、研究生们纷纷去烦扰他们，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他们才能回家。要知道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全国只有三万个这样的人--他们恨不能分成几瓣！ 他们准备引起危机？他们为了得到点小恩小惠而进行间谍活动？ 拉姆津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老实话："暗害的道路是与工程师们的内部结构格格不入的。"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克雷连科强迫被告躬身自责，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政治上"无知"。因为政治--这是比任何金属学或锅轮机制造学要难得多、高得多的一门学问！--因为在这方面无论脑瓜子、无论文化水平都帮不了你的忙。不，请回答吧--你是抱着什么心情迎接十月革命的？--抱着怀疑态度。--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敌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克雷连科提出一串理论问题去难为他们--可是我们却通过他们符合人之常情的（不符合角色的台词的）几句平平常常的失言，稍稍看到一点核心的真相--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整个气泡是靠什么吹起来的。 工程师们在十月变革中首先看到的是--混乱（三个年头确实只是一片混乱）。他们还看到--最普通的自由权利的被剥夺（这些自由权利后来永远没有恢复）。工程师们怎么能够接受工人的专政--接受他们在工业中的这些缺少专门技能、既不懂生产的科学规律也不懂它的经济规律的帮手们的专政呢？--但这些人却占据着领导工程师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该认为由那些能合理地指引社会事务的人来领导社会是较为自然的社会结构呢？今天的社会控制论，除了未涉及对社会的道德领导之外，--难道不正是导致这个方向吗？难道那些职业政治家们不是长在社会脖子上妨碍它的头部自由转动和双手自由动作的疖子吗？为什么工程师们不能有政治观点呢？因为政治--这甚至不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任何数学工具不能表述的经验领域，而且还是受到人的利己主义和盲目欲望影响的一种领域。（察尔诺夫斯基甚至在法庭上说："政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以技术的结论为指导。"） 军事共产主义的野蛮压力只能使工程师们感到厌恶，一个工程师是不会参与荒谬事情的--所以在一九二0年以前，他们大多数人无所作为，尽管过的是洞穴人似的贫苦生活。新经济政策开始了--工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费多托夫："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许多人是被杀死的。"）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国家计委"，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质量是技术的灵魂"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 证人基尔波津科："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往下说吧！" 基尔波津科（停顿）："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 "那就应当想办法做到使你们的回答互相一致！"（第三五八页） 但是，在剧场休息时间，一切又重新弄得合乎标准。所有的被告又重新系上线，每一个都等待着扯动。克雷连科同时把八个一下子牵动起来：瞧，流亡国外的工业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没有同拉姆津和拉里切夫进行过任何谈判，也不知道什么"工业党"，说被告的供述多半是用刑讯逼出来的。对此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老天爷！被告们多么愤慨呀！他们争先恐后地请求赶快让他们表态！几天前他们污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的时候的那种疲惫的无动于衷神情往哪里去了呀！流亡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的肺气炸了！他们急忙要给报纸写书面声明--被告们维护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采取方法的集体书面声明！（喂，这难道不是点缀吗？这难道不是金刚钻吗？） 拉姆津："我们在这里出庭的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受到刑讯和折磨！" 那种把人搞得不能出庭的刑讯又有什么用呢！ 费多托夫："坐牢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好处……我在监牢里甚至比在外面感觉得更好些。" 奥奇金："我也是，我也是感觉得更好些！" 克雷连科和维辛斯基完全是出于高风格才没有允许搞这种书面集体声明。要是写了才好哩！要是签上名才好哩！ 也许有人暗地里还抱着怀疑？那末，克雷连科同志便请他们分享一点他的逻辑的光彩："如果对于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末请你回答：为什么偏偏把他们逮捕起来，为什么忽然这些人都招认了？"（第四五二页） 多么有力的思想呀！--几十年来公诉人都没有猜想到：逮捕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有罪！如果被告无罪--那为什么要把他们逮捕呢？如果已经逮捕了--那就说明有罪！ 还有，真的：他们为什么会招认呢？ "刑讯的问题我们要排除！……但是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认罪？然而我要问：他们除了认罪还有什么办法？"（第四五四页） 说得多么确切！多么符合心理学！凡在这类机关里蹲过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还有什么办法？…… （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写道，一九三八年，在布蒂尔卡，他曾经与克雷连科同关在一个监室里，克雷连科的位置是在板铺下面。那里的情景如今我仍历历在目（自己爬过）：那里板铺是那么低，只有全身趴在肮脏的沥青地上才能爬进铺下去，但新来的人一开始不懂这个窍门，他们跪在地上爬。脑袋倒是可以塞进去，而突起的屁股就得留在外面。我想最高检察长准是特别难以掌握这个窍门，他那还没有瘦下去的屁股准是长久地极在那里为苏维埃司法增光。我幸灾乐祸地想象着这个搁浅了的屁股，实在罪该万死，但当我长久地描述这些案子时，它好似是对我的一种安慰。） 不但如此，检察长还继续发挥说，即使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一概属实--那仍不明白，有什么东西能迫使他们众口一致地、彼此没有任何偏差和分歧地招认？……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行这种大规模的串供？--要知道他们在侦查期间彼此是没有往来的！？！ （过几页有一个幸存的证人会给我们说出在什么地方……） 现在不是我向读者，而是请读者向我说明，臭名昭著的"三十年代莫斯科审判之谜"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起先是对"工业党"觉得惊讶，后来又觉得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审判是一个谜）？ 要知道与此案有关的人并没有两千，提交法庭公审的也并没有两三百人，而只有八个人。指挥八个人组成的合唱团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难题。而且克雷连科可以从成千人里选择，并且选作了两年。帕尔钦斯基不屈服--枪毙了（而且死后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在供述中也是这样提到他，虽然从他嘴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后来希望从赫连尼科夫那里逼出所需要的东西--赫连尼科夫没有向他们低头。故而在页末出现了一个小号字的脚注："赫连尼科夫在侦查期间亡故。"用小号字是印给傻瓜们看的，而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用两倍大的字体写上"在侦查期间被折磨致死！"（他在死后也被宣布为。"工业党"的领导人。但是哪怕他讲出了一件事实也罢，哪怕他为这个大合唱增添了一份供词也罢，--一概没有！因为他一样也没有提供！）突然有了一个难得的发现--拉姆津！有能量！精明强干！为了活命--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他是夏末在开庭审判前不久才被捕的，但他不仅已经进入了角色。而且好象整个剧本就是他写的，他掌握了一大堆边缘材料，现编现唱，任何姓名，任何事实，要啥有啥。有时还像功勋演员那样懒洋洋地卖弄几句辞藻："工业党的活动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十一天的开庭审理都不可能把它详尽无遗地揭示出来。"（意思是，找吧！继续找吧！）"我坚定地相信，一个不大的反苏阶层还保留在工程界里。"（再抓！再抓！）瞧，他的本事真不小：他知道，这是一个谜，而解释谜语是需要有一点艺术性的。于是这个无感觉的棍棒似的东西，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俄国式的犯罪特征，这样的犯罪只有通过面向全民的悔过才能清洗"。 拉姆津不公道地被俄国人忘掉了。我想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那种既无耻透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叛徒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叛卖行为的精彩表演！在这个时代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显眼的。 如此说来，克雷连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部困难只在人选上不要犯错误。但风险是不大的：侦查期间的废品随时可以送进坟墓。粗筛细罗都通过了的，可以治冶病，养养肥，然后押上法庭！ 那末这个谜在什么地方呢？对他们事先怎样加工？就这样：你想活吗？（你自己不想活了，那也该为子女、为孙子孙女着想呀。）不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院子就可以把你枪毙，这算不了一回事，你明白吗？（这毫无疑问。谁还不明白，谁就去上一学期卢宾卡的磨练课。）如果你们去演一出戏，对你我双方都有利，你们是专家，台词由你们自己写，我们这些检察长会把它背熟，还要使劲记住技术名词（在法庭上，克雷连科有时背错了词，把机车轴说成车厢轴）。出台表演对你们是不愉快的，耻辱的--应当忍耐过去！因为活着更可贵！--你们以什么保证以后木枪毙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报复你们？你们是很好的专家，什么过错也没有，我们重视你们。瞧，已经审过多少暗害案件，所有表现好的，我们都让活着（饶恕前次审判中听话的被告--是未来的审判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像沿着一根链条似的，这个希望一直传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但是必得全部履行我们的一切条件！审判应当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于是被告们就履行一切条件…… 他们就把有高度智力的工程界反对派的全部精微奥妙都作为连最次的扫盲对象也能理解的肮脏的暗害行为端出来。（但还没有在劳动者的盘子里撒玻璃屑的情节--检察机关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然后是思想动机。他们为什么搞暗害？--出于敌对思想。但是现在为什么一致认罪？--也有思想基础，他们被五年计划第三年火焰熊熊的高炉形象征服了（在监牢里）！在最后陈述中他们虽然也请求留给生路，但这对他们不是主要的。（费多托夫："我们罪不容赦！公诉人说得对！"）对于这些现在站在死亡门槛上的奇怪的被告说来，主要的--是要使人民和全世界相信苏联政府的绝对正确和有远见。拉姆津特别颂扬"无产阶级群众及其领袖们的革命意识"，他们找到了比学者们所主张的"正确无数倍的经济政策的道路"，他们准确得多地计算出了国民经济的速度。现在"我懂得了应当实现猛冲，应当实现跃进，应当突击占领……"（第五0四页）等等。拉里切夫："苏联是不会被一天天衰亡下去的资本主义世界所战胜的。"卡林尼科夫："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人民的利益和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融合成一个坚定目标。"顺便还说到在农村中"党的总路线、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是正确的。"在等待死刑中他们竟然有时间去闲扯这一切……这群悔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喉咙里甚至还能通过这一类预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活应当逐渐缩小……集体意志是最高的形式。"（第五一0页） 这样，经过了八套马车的努力，审判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 1．国内的种种匾乏，饥饿也好，受冻也好，没有衣穿也好，紊乱现象也好，以及明显的蠢事，统统都算到了暗害分子一工程师的帐上； 2人民被迫在眉睫的外国武装干涉吓坏了，准备作出新的牺牲； 3．工程界的团结一致被破坏了，整个知识界吓怕了，搞散了。 为了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再一次由拉姆津清楚地说出审判的这一目标： "我希望经过这一次对工业党的审判，整个知识界的黑暗可耻的过去……可以认为是被彻底埋葬了。"（第四十九页） 正文 2 拉里切夫还加上："这个帮派必须摧毁……在工程界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忠诚！"（第五0八页）奥奇金也说：知识界"这是一摊烂泥似的东西，正如国家公诉人所说，它是没有脊梁骨的，这是绝对的无骨气……无产阶级的嗅觉不知道要高多少倍。"（第五0九页）（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 这样的一些热心分子干嘛要毙掉？……起先判几名主犯死刑，马上改判为十年。（于是拉姆津便前去组织一个"沙拉施卡"一天堂岛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几十年间就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二年的革出教门（读者还记得："不是民族的头脑，而是粪便"、"黑将军们的同盟者"、"帝国主义的雇佣代理人"）到一九三0年的革出教门。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成了一句骂人话，这还值得奇怪吗？ 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塔尔这些半瓶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标准已经树立了--今后许多年可以照此办理，只要总导演一句话，哪怕每个季度重复一次也行。总导演的旨意是把下一出戏定在三个月之后开演。排演期限很紧，但是没有关系。快来瞧，快来听！只此一家！首次公演。 13孟什维克联盟局审判（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月）最高法院专门庭，审判长不知为什么换了什维尔尼克，其他都是各在其位--安东诺夫一萨拉托夫斯基、克雷连科、他的助手罗根斯基。导演们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左右着任命军队政委的事务，最后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战线当了集团军政委，并在文尼察亲自逮捕了邓尼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他枪毙（在审判中仍是这样说）。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永远诚挚，永远被自己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维克党内是个晚辈，他当时也的确年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热心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议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有，一九一九年建议孟什维克加入共产国际（唐思等人一贯地、甚至态度傲慢地拒绝他提出的办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召来军队反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已经拿起武器出动了）一事深感痛心，并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十月革命刚一发生，雅库博维奇就建议自己的党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以自己的参与和影响来改善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家制度。他终于遭到了马尔托夫的诅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于确信已无力使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他最终地退出了孟什维克。 我所以要详细地讲这些是为了说明：雅库博维奇不是个孟什维克，而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布尔什维克，最真诚的和完全无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0年他还当过斯摩梭斯克省粮食委员（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粮食人民委员部曾通报表扬他为优秀的粮食委员（他现在保证说，当时没有使用过惩罚队；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经布置过阻截队）。在二十年代他主编过《商业报》，还担任过其他显要职务。在一九三0年依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需要凑集一批像这样一类"混进来的孟什维克"的时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样，雅库博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博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博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库博维奇被侦查员叫去，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受尽折磨的囚犯。侦查员冷笑一下说："这位摩西?伊萨耶维奇?捷吉里巴乌姆请你接受他参加你们的反苏组织。你们两个人随便谈谈，我暂时走开。"说完就走了。捷吉里巴乌姆果真央告说："雅库博维奇同志！我请求你，请你接受我加入你们的孟什维克联盟局。他们控告我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威胁说要枪毙我。但是我宁可当一个反革命，也不愿当个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应他当了反革命就不杀吧？他没有上当：结果得到了一个幼儿园的刑期--五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手头多么缺少孟什维克呀，只得从自愿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乌姆去扮演！--同国外孟什维克和同第二国际有联系！但约定好--只判五年，说话算话。）在侦查员的赞同下，雅库博维奇接受了捷吉里巴乌姆加入联盟局。 有些本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鲁宾。他在和雅库博维奇对质时成功地否认了这一点。后来他在苏兹达利隔离所受到长久的折磨，"补充侦查"。那里他在一牢房里遇见攀扯了他的的雅库博维奇和舍尔（他从禁闭室回到监室时，总是他们照顾他，分食物给他吃）。鲁宾问雅库博维奇："您怎么能想出来我是联盟局成员的？"雅库博维奇回答（一个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整整一个世纪）："整个人民都在受难--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当受难。" 但是雅库博维奇的侦查期间也有过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时刻：克雷连科亲自叫他去审讯。原来他们彼此很熟，因为同样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代，克雷连科（在审判工作的间隙）同样到过斯摩棱斯克省去加强粮食工作。甚至和雅库博维奇还同睡过一间屋子。现在且看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很使雅库博维奇感到振奋并且挺起腰来--我不怀疑您的无罪。但是搞好这场审判是我和您的党员的义务。（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博维奇的心却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起起来，像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着把头伸进套包。）请您千方百计地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没有预见到的麻烦，在最复杂的时刻我会请审判长让您发言。" ！！！ 雅库博维奇答应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可能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给过他如此重大的任务。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博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博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像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瞻害活动的指示--对他们也声若洪钟地表示过愤慨。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博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被告们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了：读者记得，从赫鲁晓夫开始，已经几十次地向我们说明："列宁的法制准则遭到破坏大体上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现在我们怎样进入这个法制荡然的深渊呢？我们怎样度过过个痛苦的深水区呢？ 不过，由于受审人姓名的显赫，后来的这些审判是在全世界注目下进行的。人们对这些案件的注意经久不衰，有过许多著述，做过许多分析，将来还会分析。而我们只是稍稍涉及一下它们的谜。 预先说明，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出版的速记报告与审判中说的话并不完全相符。有一个作为经过挑选的听众之一旁听过审判的作家，当场做过飞快的记录，后来他确认存在着上述的不相符。所有的记者还注意到在克列斯津斯基身上发生的卡壳，当时不得不宣布休息，以便把他纳入规定好的供述的轨道（我这样想：审判前拟制了一种事故表报：第一栏--被告的姓名，第二栏--如果在法庭上离开了台词，休息时采取什么手段，第三栏--负责采取手段的契卡人员姓名。如果克列斯津斯基突然走了板，事先已经明确，谁该向他跑过去以及该怎么办）。"但速记记录的不准确并不能改变整个画面，也不使之减色。全世界接连地看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哗哗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阿尔图尔?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但为什么帕尔钦斯基或赫连尼科夫既没有被西藏迷药也没有被催眠术摧毁呢？ 不，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较高的、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 人们感到特别困惑莫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讯室里没有发过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经过锻炼、熬煎、摔打的战士。 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错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老革命家，这个名声他们是靠继承得来的，是由于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为邻而得来的。那些人--扔炸弹和搞密谋的人们见识过苦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们一生未见识过真正无情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侦查在俄国根本不曾有过）。而这一帮人则既未尝过侦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期。什么特别"刑讯室"、什么库页岛、什么特殊的亚库梯苦役，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经历过。都说捷尔任斯基受的罪比谁都大，说他一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而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不过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张普通的"十元券"，这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能得到的；诚然，在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监狱，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审判中牵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些党的领袖，在他们的革命经历中只有过短期的轻松的监禁，为时不长的流放，连苦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开玩笑差不多；看来他在哪里也没有连续蹲过一年，只在奥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过一阵。加米涅夫从事过长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曾奔走于俄国各城市之间，但也只坐了两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们现在给十六岁的孩子一下还判五年呢。季诺维也夫，说来可笑，连三个月都没有蹲过！一次刑事判决都未曾有过！与我们"群岛"的一般土著相比，他们是一些小娃娃．他们等于没有见过监狱，李可夫和h?N?斯米尔诺夫曾几次被捕，各坐过五年牢，但不知怎么地他们的监牢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们能够从所有的流放地毫无困难地逃跑，或者正好赶．上大赦。在关进卢宾卡之前，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监狱和不公正的侦查的铁钳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托洛茨基落进这只铁钳--他会表现得不那么低三下四，他的骨头会比别人硬：他没有理由会如此。他也只经历过几次轻松的监察，没有受过任何严重的侦查，此外就是乌斯特-库特两年的流放。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声是廉价得来的，他本人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坚强性：下令枪毙别人时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临头时却会比谁都软弱！这两方面的坚强性完全是两码事。）拉迪克是当局的好细（在这三次审判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刑事犯。 （这个杀害几百万人的凶手不能想象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杀人犯在最后时刻不会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责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这个大厅里，雅戈达就会满怀信心地坚决地直接向他请求宽恕："我向您请求！我为您修建了两条大运河！……"据在场者说，这个时刻，在大厅二层楼的一个小窗口后面的屋里，好像是隔着一层薄纱，光线昏暗，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当点烟的时候，显出了烟斗的影子--有谁到过巴赫奇萨莱"并记得这种东方式的花招吗？--在国务会议大厅里，在二层楼高的地方有一排钉着带有小孔的白铁片的窗户，而在窗户后面是一条没有照明的走廊。从大厅里永远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里。汗是不可见的，而国务会议却好像永远是在他亲临之下举行的。根据斯大林的彻头彻尾的东方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观察着"十月大厅"里演出的喜剧。我不能设想他会放弃观看这个场面，放弃得到这种享受。）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一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古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技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但对于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当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忍受下来了。他既没有大声也没有低声表示愤慨。这些事情都是对他担任本来角色的试验呀！ 还要早些，好久前的事了，斯大林曾威胁要把他（在不同时期他曾威胁过他们大家！）开除出党--布哈林（以及他们大家！）声明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但要求留在党内！这也是对角色的试验呀！如果他们还是自由的时候，还处在尊荣和权势的高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表现--那末当他们的身体、饮食和睡眠都攥在卢宾卡提词人的手心里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准确无误地照本宣读台词的。 在这些逮捕前的月份里布哈林最怕的是什么呢？人们确凿地知道他怕的是：被开除出党！失去党！活下来，但在党外！亲爱的科巴自从把自己变成了党的时候起，就出色地利用了他的（他们大家的！）这个特点。布哈林（他们大家！）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作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分派给布哈林的实质上是一个领头的角色--因此导演对他的指导、排练时间和他自己深入角色等方面，都不应有丝毫草率和疏忽。连去年冬天派他到欧洲去商购马克思的手稿，也是属于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为了罗织他里通外国的罪状需要这样一个表面的事实，而且让他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自由地乱跑，就更明确地预示着他该回来在主要舞台上登场。现在，凶险罪名的乌云压在头顶--长时间的、看不到头的不逮捕，憋在家里受煎熬--这比卢宾卡的直接压力更能摧毁牺牲者的意志（当然卢宾卡他是躲不掉的，在那里也得呆一年）。 有一次，布哈林被卡冈诺维奇叫去，当着一些高级契卡人员的面，让他同索科尔尼科夫进行对质。索科尔尼科夫供出了"平行的右派中心"（即与托洛茨基中心平行的）、布哈林的地下活动。卡冈诺维奇口气强硬地进行了审讯，然后让人把索科尔尼科夫带走，亲热地对布哈林说："尽是瞎扯淡，妈的……！" 然而，报纸上继续刊登群众的愤怒呼声。布哈林给中央打电话。布哈林写信："亲爱的科巴！……"--他请求公开撤销对他的指控。于是登出来检察机关的一项含混的声明："没有找到客观的证据足以对布哈林提出控诉。" 拉迪克秋天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布哈林推托了：我们两人都是被点名的，为什么要招来新的嫌疑呢？但他们的《消息报》别墅紧挨着，一天晚上拉迪克自己走来说："不管我以后说些什么，你要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罪。不过--你能保住：你同托洛茨基分子又没有什么联系。" 布哈林也相信自己会保住，不会把他开除出党--否则太不像话了！对托洛茨基分子他确实始终是抱恶感的：瞧，那些人把自己置身于党之外--结果怎样呢！应当抱在一起，要犯错误--也犯在一起。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就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一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则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袋理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干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克雷洛夫。尽管如此，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手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一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像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厉害的小公鸡（他个子矮小，老是昂着头，总显得有些傲慢的样子），他不肯交出党证（昨天区委会没有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和苏维埃代表证（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没有区执委会关于剥夺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决定）。但民警不懂这一套手续，他们扑了上去，强力夺走了。从区消费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过卡德镇的街道，送往内务机关时，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商品鉴定员，共青团员，从区委会的窗里看到了。当时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性格纯朴）。商品鉴定员叫了起来："瞧这些畜牲！把我的头儿也抓走了！"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当时就被开除出了区委会和共青团，并且沿着一条熟知的小道掉进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还没有进去，案子差不多已经办好了，现在正为公开审判做些具体安排。他被带进了伊万诺沃内监，但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对他已经没有搞逼供，只简短地审讯了两次，一个证人也没有讯问，侦查案卷夹子里装满了区消费合作社的各种表报材料和区报的剪报。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是：1．造成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2．货物品种不全（好像货物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万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被告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被告，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被告的监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从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被吉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们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2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惨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决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付。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正文 第十二章 监禁 啊，俄文中OCtPOt这个字造得好--一看就觉得结结实实！而且构造多么奇巧！让你逃不脱的那四堵墙的结实劲儿好像活现在其中。什么全有了--严厉、鱼叉、锋锐（迎着凉不了的面孔扎进眼睛的暴风雪的刺猬般的锋锐，营区围墙的尖桩的锋锐，当然还有铁丝网上的铁蒺藜的锋锐），这三个词儿紧绷绷地挤在"奥-斯-特-勒-奥-格"这六个音节里。还有"谨慎"这个词儿也紧挨在旁边，--后面不是还带着个"犄角"吗？对了，那个犄角直挺挺地竖在那儿，向外突出着，照直对准了我们！ 如果对整个俄国的牢狱习俗和生活待遇做一番纵的观察，就拿这个机构的最近九十年来说--明显地看出它并非一直是同一个犄角，而是先后长出的两个犄角：民意党人碰上的是它的尖端，就是那个用来触人的地方，就是连用胸骨抵抗都吃不消的地方。--往后它渐渐地变圆了、变秃了，朝着基部越缩越短，直到变得一点也不像一只犄角，只剩下一个毛茸茸的底座儿（这是二十世纪初）--但是后来（一九一七年以后）另一个基部上面很快地出现一些小骨突地。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狱方态度之日益跋扈，随着"你没有权利！"的喝斥声，它又逐渐隆起、变尖、变硬、变成犄角--到了一九三八年，它戳进了人的脖子下面锁骨上方的凹处：监禁！并且，马上发出铛……（tOh）的一声，像远方传来的深夜的警钟--它每年都发出一次轰鸣。 如果只根据施吕瑟尔堡监狱（沙皇时代监狱）某一个犯人的经历来考察这条抛物线，（B?费格涅尔著《铭记不忘的劳动人）那末一开始是有点可怕的：一个囚犯只有号数，谁也不称他姓名；宪兵们--像是在卢宾卡训练出来的：私下不对你说一句话。你结结巴巴说出个"我们……"--"请您只说自己！"死一般的寂静。牢房永远是昏暗的，玻璃是不透明的，地面是沥青的。通风小窗每天只打开四十分钟。吃的是清水菜汤和稀粥。不让从图书馆借学术书籍。两年看不到一个人。只是在第三年以后--才给一些编上号码的纸张。 后来，慢慢地--增加了活动余地，变得圆通起来了：白面包也有了，带糖的茶送到手上；有钱还可以买东西；抽烟也不禁止；玻璃装上了透明的，气窗经常开着，墙壁改刷成浅一些的颜色；也可以凭借书证从圣彼得堡图书馆借书看了；菜园子之间装的是栅栏，可以谈话，甚至可以彼此讲演。囚犯们已经向狱方进逼了：再给我们一些土地！再给一些！已经有两个监狱院子装饰上树木花草。种的花卉和蔬菜已经有四百五十个品种！瞧，还有了科学搜集工作、木工房、锻工场，可以挣钱，可以购买书籍，甚至购买俄国的政治书籍，可以从国外订购杂志。还可以同亲属通信。放风呢？--即便整天都可以。 费格涅尔回忆，逐渐地"已经不是狱吏在叫喊，而是我们冲着他叫喊了"。在一九0二年，狱吏拒绝送出她的申诉书，为此她撕下了狱吏的肩章！后果是这样的：来了一个军事侦查员，在费格涅尔面前为无知的狱吏百般地表示歉意！ 上述种种的放松和放宽是怎样发生的呢？费格涅尔认为有的事情与个别要塞司令官的人道精神有关，另外的原因是"宪兵们和被看管者"混熟了、习惯了。囚犯们的坚强、尊严和举止适当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我毕竟认为：时代的空气，这种驱散黑云的普遍湿润和新鲜的空气，这种吹遍整个社会的自由之风--是决定性的！要是没有这种空气，大约只能和宪兵们一起每星期一学习一次简明教程"（但当时不会这个），再就是勒的更紧，捆得更死。薇拉?尼古拉耶芙娜撕掉狱吏的肩章后所得到的也不会是"铭记不忘的劳动"，而是地下室里的"九克"。 沙皇监狱制度的动摇和削弱当然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与革命者们一起对它尽力动摇和嘲笑的结果。沙皇制度不是在二月的街头枪战中而是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彻底输掉：那时富家子弟把坐牢视为光荣，而军官们（甚至近卫军的）认为与宪兵握手是一种耻辱。随着监狱制度的削弱，日益明确地形成着战无不胜的"政治犯伦理学"，各革命政党的成员们也愈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本党法规的力量，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力量。 这时，一九一七年降临俄国，骑在它肩头的便是一九一八年。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跳到了一九一八年呢？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容许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多加逗留--从三月起。所有的政治犯（以及刑事犯）监狱（服刑监狱和侦查监狱），以及全部苦役流放地都变空了--那些监狱的和苦役流放地的看守们是怎样度过这一年的--颇值得奇怪，想必是靠菜园子、靠种土豆勉强糊口（从一九一八年起他们就好过多了，在施巴列尔监狱，直到一九二八年，他们还在为新政府服务，日子港过得去）。 一九一七年最后一个月，已经开始明白，没有监狱是怎么也不行的，有些人除了关在铁窗后面没有地方可放（参看第二章）--说得干脆些，就是因为新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两个特角之间的那块平地就这样摸索着走过了，开始摸到了前头的第二个犄角． 当然，立即宣布了，沙皇监狱的各种惨状再也不会重复：再不会搞什么讨厌的感化、什么狱中禁止交谈、单人牢房、隔离放风和排成单行的齐步走，甚至监室也不会上锁！--亲爱的来宾们，请你们互相见面吧，尽情畅谈吧，彼此对布尔什维克发发牢骚吧。而新监狱当局注意的方向是执行外部警戒职务和接收沙皇监狱的财产（它恰恰不是那种应当打碎和重新建立的国家机器）。幸运的是，所有主要的中心监狱或牢狱在国内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只是这些弄脏了的旧字眼免不了要改换。现在把它们称为政治隔离所，把"政治"和"隔离"连在一起构成的名称表明：承认过去的革命政党的党员是政治上的敌人，并指明铁窗并不具有惩罚性质，而只是必须把这些过了时的革命者同新社会的前进过程隔离开来（而且，显然是临时的）。各个老中心监狱（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好象从国内战争时期起就已经开始）的拱顶监室就在上述条件下接受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全都意识到自己的囚犯的权利，并带着早已经过考验的传统--如何坚持这些权利。他们把以下的待遇视为法定的权利（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并由革命确认了的）：领取特殊的政治犯口粮（包括一天半包香烟）；从市场购买物品（乳渣、牛奶）；一天许多小时的自由放风；监管人员对他们以"您"相称（而他们自己在监狱管理人员面前可以不站起来）；夫妻住在一个监室里；报纸、杂志、书籍、文具用品和私人物品直至刮脸刀和剪刀--都放在监室里；一月三次收发信件；一月会见一次；窗户当然是不用任何东西挡起来的（当时还没有"笼口"这个概念）；监室间走来走去不受阻碍；放风院子要有树木花草、丁香；自由选择放风同伴，并且可以把装有信件的口袋从一个放风院子扔到另一个放风院子；怀孕女犯在产前两个月从监狱送到流放地。 但所有这些--只是政治犯管理制度。然而，二十年代的政治犯们还记得某种较高级的东西；政治犯的自治，有了它，政治犯在监狱里便会感觉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共同体的一个环节。自治（自由选举在行政面前代表全体犯人一切利益的组长）能够削弱监狱对单个犯人的压力，因为由大家共同把它承受起来，并且使每一个抗议因得到全体响应而增加力量。 他们就着手去坚持这一切。而监狱当局也着手去剥夺这一切。于是就开始了无声息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没有炮弹的爆炸，只是偶尔有几声步枪的射击，而打破玻璃的声音在半俄里以外是听不到的。为维护残有的一点自由、为维护残存的一点持有观点的权利而进行着无声息的斗争，这场斗争几乎进行了二十个年头--但是关于它没有出版过带插图的巨著。它的一切起伏变化、胜利和失败的纪录--我们现在几乎是无从得悉的，因为在"群岛"上是没有文学的，口头传说也随着人们的死亡而中断。只有这场斗争偶尔迸射出来的一些水珠，在间接的、昏暗不明的月光映照下溅落到我们这里。 何况从那时候起我们已经是几经沧桑了呀！--我们是经历过坦克战的人，我们是知道原子弹爆炸的人--如果监室上了锁，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通信权，公开敲墙打暗号、从窗口对着窗口喊话、用线系上便条从一层放到另一层楼，并坚决要求至少让各党团的组长能自由地巡视各监室……这在我们看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卢宾卡监狱的典狱长走进监室来，而无政府主义者安娜?格-娃（一九二六年）或社会革命党人卡嘉?奥利茨卡娅（一九三一年）拒绝在他进来时起立（而这个野蛮家伙想出一种惩罚办法。剥夺她出监室去解手的权利……），这对我们说来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如果两个姑娘舒拉和薇拉（一九二五年）为抗议那种只许低声说话的压抑个性的卢宾卡命令，在监室里高声唱起歌来（唱的只不过是丁香花和春天）--那时典狱长拉脱维亚人杜凯斯便抓住她们的头发沿着走廊拖到厕所里去，这算得了什么斗争呢？再如在从列宁格勒开出的"斯托雷平"车厢中（一九二四年）大学生们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押解人员就不给他们水喝，学生们向他们叫喊："沙皇的押解人员都干不出这种事！"--押解人员就毒打他们；或如社会革命党人科兹洛夫在克姆递解站上骂警卫是刽子手--为此遭到了拖打；这种种都算得了什么斗争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把英勇精神只理解为军事方面的（噢，或者还有那种飞到宇宙去的英勇精神），那种挂满勋章的英勇精神，我们忘掉了另一种英勇精神，公民的英勇精神，--而它呀！它呀！它呀！才正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一九二三年，在维亚特卡监狱里，社会革命党人斯特鲁任斯基与同志们一起（他们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抗议什么事？）在监室里垒起了障碍物，在褥子上浇上煤油后自焚了，如果不去找更深的原因，至少完全是施吕瑟尔堡监狱的传统。但当时引起了多少喧哗呀，整个俄国社会曾是多么激动阿！而现在无论维亚特卡，无论莫斯科，无论历史，都不知有过这件事。然而人肉却同样在火焰中发出咝咝的响声！ 最初建立索洛维茨特种营的想法就在于，这是一个半年同外界没有联系的好地方。你从这里怎么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在这里你愿意自焚就自焚去吧。一九二三年，把在押的社会党人从彼尔托明斯克（奥涅加半岛）转移到了这里，并把他们分配到三个孤立的隐僧修道院。 其中一个是萨瓦手修道院--包括两所过去供朝圣者住宿的房屋，湖的一部分也划进了隔离区。最初几个月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实行政治犯管理制度，有的亲属长途跋涉到这里探监，三个政党的三名组长成天同监狱长官进行各种谈判。修道院区内--是自由区，在这里面，囚犯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话、思考、做事。 但就在当时，在"群岛"草创时期，一种令人心情沉重的固执的流言已经在人们耳边爬行了，当时这类流言还没有得到"茅房消息"的称号：政治犯管理制度要取消了……要取消政治犯管理制度了。 果然，到十二月中旬，航运以及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索洛维茨特种营长官艾赫曼斯宣布：不错，收到了关于管理制度的新指示。当然不是一切都取消，决不是！--通讯次数要减少，还有点什么别的规定，但最大的一件是今天就要做的事：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禁止整天整夜地走出房屋，只准在白天的时间即晚上六时前出去。 各党团决定表示抗议，从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纠集了一批志愿者：在宣布禁令的第一天偏偏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出去散步。但是萨瓦季隔离区的长官带枪捷夫想摸枪的手早就痒痒了，还在规定的晚上六点以前（也许是钟表没有走准？当时还不能根据无线电广播对表）看押人员就带着枪进入区内，并向着合法散步的人开起火来。放了三排枪。六人被打死，三人受重伤。 次日，艾赫曼斯前来说：这是个可悲的误会，诺格捷夫将被撤职（调走高升了）。为死者们举行了葬礼。合唱队的歌声在索洛维茨的荒野上空响起。 "你们在……殊死斗争中光荣牺牲"。（这是最后一次允许为悼念新牺牲者唱这支缓慢的曲调吧？）谁来一块巨大的圆石压在他们的墓上，刻上了死者的姓名。 不能说报界隐瞒了这一事件。在《真理报》上用小号字刊登了一则简讯：犯人们袭击了看押人员，六人被击毙。诚实的《红旗报》"描述了索洛维茨的暴动。 在萨瓦季修道院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一个叫尤里?波德别尔斯基的。他搜集了关于索洛维茨枪杀事件的医疗文件--打算有朝一日加以公布。但过了一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进行搜查时，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双层底，把暗藏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俄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栽跟头的…… 然而管理制度毕竟是被他们维护住了。整整一年谁也没有说起改变的事。 不错，整个一九二四年都没有说起。但到这年年底，一种顽固的流言又爬到耳边来了，说是在十二月份又打算施行新的管理制度。它饿坏了，它想吃新的祭品。 分散在不同岛上的三个修道院--萨瓦季、三位一体和穆克萨姆一里的社会党人们竟然得以秘密商定，所有这三个修道院里的各党团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和索洛维茨行政当局提出带有最后通牒的声明：或者在航运断绝前把他们全体从这里运走，或者保持以前的管理制度不变，最后通牒的期限是两个星期，否则，各修道院将宣布绝食。 这样的一致行动是能迫使当局认真考虑的。这种最后通谋是不能当作耳旁风的。在最后通谋到期的前一天，艾赫曼斯到每一个修道院去宣布：莫斯科拒绝了。于是，在预定的日子，三个修道院里（现在彼此已经失掉了联系）都开始了绝食（不是干绝食，水是喝的）。在萨瓦季绝食的约有两白人。他们主动不让病号参加绝食。囚犯中间的医生每天巡视绝食者，集体绝食总是要比个人绝食难坚持：因为它是要向最弱的人而不是最强的人看齐的。只有怀着坚持到底的决心，并且要每一个人对其余的人都很了解、很信任，绝食才有意义。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党团，由于有几百个人参加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会因他人而产生精神上的苦恼。绝食了十五个昼夜以后，在萨瓦季不得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票箱在各房间传送）：继续坚持或者停止绝食。 莫斯科和艾赫曼斯采取静观态度，因为他们是吃得饱饱的，首都各报也不忙于发表关于绝食的消息，喀山大教堂分也没有举行大学生群众大会。密不透风的封闭性坚定不移地改变着我国历史的面貌。 各修道院停止了绝食。他们没有打赢，但是从结果看，也没有打输：管理制度照原样保持了一个冬天，只是增加了去林中砍伐木柴的劳动，但这也是有道理的。而一九二五年春天给人以相反的感觉-一似乎绝食赢了：举行过绝食的三个修道院里的囚犯都从索洛维茨运走！回大陆！再也不会有极地之夜和半年的与世隔绝了！ 但是，接收的押解队和路途的口粮配给是很严峻的（以当时的标准而论）。很快就阴险地把他们骗了：借口说组长们住在"指挥部"车厢里与管理部门在一起比较方便，使犯人份失去了领导。组长们乘坐的车厢在维亚特卡被甩掉，拉到了托波尔斯克隔离所。这时才明白去年秋天的绝食输掉了：把坚强的、有影响的组长们弄走是为了便于对其余人施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雅戈达和卡塔尼扬亲自领导了把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安置到早已盖好但迄今还没有住人的上乌拉尔隔离所的牢房，这个监狱就这样由他们于一九二五年春天"揭了幕"（典狱长是杜波尔），并将在好几十年内成为吓人的庞然大物。 在新的地方，过去的索洛维茨囚犯们立即被剥夺了自由行走的权利：监室都上了锁。总算又选出了组长，但他们没有权利巡视各监室。禁止在各监室间像从前那样无限制地转移钱物和书籍。他们通过窗口互相喊话--哨兵便从了望塔上在监室里开枪。犯人们回敬以故意捣乱--打碎玻璃，弄坏监狱的器具（在我们的监狱里事先还得好好考虑一番--要不要打碎玻璃，说不定一冬天都不线装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像在沙皇的时候镇玻璃工一眨眼间就跑来了）。斗争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怀着绝望的心请并且是在不利的条件下。 在一九二八年光景（据彼得?彼得罗维奇?鲁宾的叙述）一个什么原因引起了整个上乌拉尔隔离所又一次全体绝食。但现在已经没有过去他们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友爱的鼓励、自己的医生。在绝食的某一天，狱吏们以占优势的人数闯进各监室去--毫不客气地用棍棒和皮靴踢打身体变衰弱了的人们。毒打完了--绝食也就结束了。 对绝食效力的天真信念，我们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文献中得来的。而绝食--是一种纯道义的武器，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的。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的。只有那时绝食才有效力。 沙皇的狱吏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如果他们那里有一个囚犯绝食了，他们就惶惶不安、唉声叹气、服侍照顾，送医院。例子多不胜举，但这本著作不是专门讲这种事的。说来可笑，瓦连京诺夫只绝食了十二天--便争取到撤销侦查，完全释放（随后便到瑞士去见列宁），而不是什么管理制度上的优待。甚至在奥尔洛夫的中心苦役监狱里绝食者也总是取得胜利的。他们在一九一二年争得了放宽管理制度；因一九一三年争得了进一步的放宽，其中包括所有政治苦役犯的共同放风--这种放风显然是不受什么管束的，所以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自己的"告俄国人民书"，并把它送到了外面（这是来自中心监狱的苦役犯！）它也就发表在（真是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中间有人疯了吧？）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期《苦役与流放通报》上（通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是否也试试出版一份？）--在一九一四年，捷尔任斯基和他的四个同志总共只经过五昼夜的绝食，诚然，是不喝水的，就使自己为数甚多的（生活上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广 在那些年代，绝食除了饥饿的煎熬外，对囚犯是没有任何其他危险或困难的。他不会因绝食而受到毒打、不会第二次判刑、不会增加刑期，不会被枪杀或者押解到别处（凡此种种都是后来的发明）。 在一九0五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年代，囚犯们感到自己简直是监狱的主人，所以已经无须费力去宣布绝食了，他们或者是捣毁公物（捣乱），或者是异想天开地宣布罢工，虽然这对于囚徒们说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一九0六年在尼古拉耶夫市，一百九十七名地方监狱的囚犯宣布了"罢工"，当然是与外面互相配合的。外面的人为他们的罢工事件印发了传单，每天在监狱旁边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囚犯们--自然通过没有笼口的窗户参加大会）人们敦促监狱当局接受"罢工"囚犯们的要求。会后，大街上的人，窗栅栏后面的人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样持续了（毫无阻碍地！须知这是在革命后反动时期的一年）八昼夜。在第九天上，囚犯们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类事件当时也在敖德萨、赫尔松、伊丽莎白格勒发生过。瞧，当时多么容易得到胜利呀！ 要是能顺便比较一下临时政府时期绝食是怎样进行的，那多有意思，但是从七月到科尔尼洛夫叛乱这段时间内坐过牢的几个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拉斯科里尼科夫坐得稍久些），看来没有找到绝食的理由。 在二十年代，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谈起来了（当然这要看从难的观点来说……。采用这个众所周知并且曾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的人，当然不仅有被承认的"政治犯"而且还有不被承认为政治犯的"反革命分子"（第五十八条），以及各种偶然的分子。然而，这些曾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箭不知怎地有点变钝了，或许是它们一发射出去就被一只铁手截获了。诚然，还接受关于绝食的书面声明7并且暂时也还不认为它们有什么颠覆性质。但是制定出了令人不快的新规则：绝食者应当被隔离在专门的单人监室里（在市蒂尔卡是关在普加乔夫塔楼里）：不仅外面的集会群众、不仅邻近的监室不应当知道绝食情形，甚至绝食者在今天以前蹲过的监室也不应当知道--因为这儿也是舆论界呀，也应当同它脱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监狱当局必须确知，绝食是做得诚实的--监室里其余的人没有暗中给绝食者东西吃。（以前是怎样检查的呢？是根据"君子一言……"？……） 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年代还是可以通过绝食来争得至少满足一些个人的要求。 从三十年代起，国家对待绝食的思想发生了新的转变。即使像这样一些被削弱、被隔离、被扼杀得半死不活的绝食--说实话对国家有什么用处？囚犯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监狱当局替他们思考和决定--这种状况不是更理想吗？大概只有这样的囚犯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于是，从三十年代起就不再接受关于绝食的合法化的声明。"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绝食再也不存在了！"--一九三二年向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这样宣布，还向许多人这样宣布过。当局已经取消了你们的绝食--别无二话。但是奥利茨卡妮没有听从，仍然开始了绝食。让她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绝食了十五昼夜，然后把她送进了医院，为了诱惑，在她面前放上牛奶和面包干。然而，她坚持下来了、并在第十九天上取得了胜利：放风时间延长了，领到了报纸和政治红十字会送来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合法的物品，要吃多少苦头！）总的说来，胜利是微不足道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奥利茨卡娅记得其他人也搞过这种荒唐的绝食：为了要求发给寄来的包裹或更换放风同伴而绝食了二十天。值得这样做吗？要知道在新型监狱里消耗掉的精力是恢复不起来的。教派分子科洛索夫绝了食--在第二十五昼夜上死掉了。一般说在新型监狱里能不能允许自己绝食呢？因为在封闭性和保密性条件下，新的狱吏们拥有了下列一些对付绝食的强大手段： 1．行政当局的忍耐（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 2欺骗。这也是由于封闭性才有可能。当每一个步骤都会被记者们张扬出去的时候，欺骗是不太好搞的。而在我们这里干吗不搞欺骗呢？一九三三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里C?A?切博塔廖夫绝食了十七昼夜，要求通知家属他在什么地方（他从中东铁路回国，突然"失踪"，妻子在家惦念，这使他十分不安）。到了第十七天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扎帕德内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来到他那里（从官衔可以看出，长时间的绝食是不那么常见的），向他出示了一张电报收据（瞧，已经通知了你妻子！）--靠这东西说服了他喝下一碗肉汤。可收据是假的1（为什么大官们毕竟沉不住气了呢？决不是担心切博塔廖夫这条命。显然在王十年代前期他们对于旷日持久的绝食还得承担一点个人责任。） 3．强制人工灌食。这个方法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它也只有在封闭性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到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人工灌食显然已经很为流行了。例如，社会党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举行集体绝食时，在第十五天对他们全体实行了人工灌食。 在这个行动中很多是从强奸吸取来的--正是如此：四个壮汉扑到一个弱者身上，目的就是要打破一个禁区--只需打破一次，往后它会怎么样--无关紧要。这里从强奸学来的还有--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乖乖躺着服从吧。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科学没有停滞，还研制出了其他一些喂食方法：通过肛门灌肠，通过鼻孔点滴。 4．对绝食的新观点。绝食是反革命活动在监狱内的继续，应当用新的刑期加以惩罚。这种观点本来可以在新型监狱的实践中创立一条极丰富的新的分支，但它更多地停留在威胁的范围。当然并不是幽默感妨碍它的实行，大概只不过是由于懒惰：既能忍耐，何必找那些麻烦？饱汉在饿汉面前的忍耐再忍耐。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中，来了一道新的指示：监狱行政当局今后对因绝食而死亡者完全不负责任！狱吏的最后的个人责任也消失了！（现在边疆区检察长已经不会再到切博塔廖夫那里去了！……）不但如此，为了使侦查员也不必担心，提出这个办法：受侦查人绝食的日子不计入侦查期限内，就是说，不仅认为绝食不存在，甚至认为犯人在这些日子里似乎是呆在外面！让囚犯的体力衰竭成为绝食的唯一可感觉的后果吧！ 这意思是：想死？死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不幸正好在这个指示到达时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内监宣布了绝食。他所坚持的是特别沉重的因而可能使人觉得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绝食--十三昼夜的"干绝食"（和捷尔任斯基的五昼夜的同样的绝食比较一下吧。捷尔任斯基是否在单独的监室里？--他却拉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他禁闭的单人监室里的十三昼在，只有一个医士有时来看他一下，医生没有来过，行政方面也没有任何人即便去关心一下：他实行纪合算束的具什么？就这样始终没有问过一句-…看管人员对他唯一的关注是仔细搜查了单人监室，把藏起来的马合烟和几盒火柴抖落了出来--拉波波尔特要达到的目的是制止侦查员对他的侮辱。他对自己的绝食作了科学的准备；在此之前他收到了外面送来的食物，他只吃黄油和小面包回，绝食前一星期就不再吃黑面包。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脸上经常带着笑容的善良的女看守玛露霞有次跑到他的单人鉴定去轻声说："停止绝食吧，不顶事，这样会把命送掉的！应该早一星期……"他听从了，停止了绝食，结果一无所得。但毕竟还是给了他一杯热的红酒和一个小白面包。然后几名看守把他送抬进了普通监室。过了几天后又开始了审讯（然而，绝食并没有完全白费：侦查员已经懂得，拉波波尔特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视死如归的决心，于是侦查就变缓和些了。侦查员向他说："想不到你原来是只狼！""是狼，"拉波波尔特承认，"而且永远不当他们的狗。"）。 后来，在科特拉斯递解站上，他还宣布过一次绝食，但这次绝食的经过多半已带点喜剧味道了。他宣布要求重新侦查，拒绝起解。第三天来人通知他；"准备起解！"--"你们没有权利！我是绝食者。"那时四个壮汉又把他举起，抬出去扔进了洗澡房。洗澡后同样抬着他送到门岗。没有办法，拉波波尔特只好站起来跟着起解犯人的纵队走了--因为身后已经是狗和刺刀。 新型监狱就这样战胜了资产阶级的绝食。 甚至一个坚强的人也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监狱机器的办法，除非是自杀。但是，自杀--这算斗争吗？这不是服从吗？ 社会革命党人叶?奥利茨卡娅认为，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被托洛茨基分子和随他们之后来到监狱的共产党人大大贬低了作用：他们过分轻易地宣布绝食，又过分轻易地停止绝食。她说，甚至斯米尔诺夫，他们的领袖，在莫斯科审判前绝食了四昼夜后，很快就屈服了，停止了绝食。据说，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原则上摒斥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并且从来也不支持绝食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相反，托洛茨基分子却总是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支持。一九三六年在由卡拉干达到科雷马的解送途中，他们把那些拒绝在他们打给加里宁的"反对把革命的先锋队（一他们）送往科雷马"的抗议电报上签名的人称为"叛徒和奸细"。（马科京斯基的叙述） 让历史去评价这项指责正确到什么程度或者不正确到什么程度吧。然而谁也没有比托格茨基分子为绝食付出的代价更重了（关于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绝食和罢工我们还将在第三部中讲到）。 在宣布和停止绝食方面的轻率态度，一般地说，大概是那种感情表露迅速的易冲动的性格所固有的。但是，这种性格的人在俄国老一代革命者中有过，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有过--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俄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在法国也好，都没有能像在苏联这样，使我们厌弃了绝食这种手段。很可能，在绝食上所付出的肉体牺牲和精神毅力，在本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丝毫也不少于第一个四分之一。然而，在国内没有社会舆论工--因此，新型监狱就巩固起来了，囚犯们不再能轻易地取得胜利，而只能艰难地争得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解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 一九六0年，一个普通犯根纳吉?斯梅洛夫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毕竟还是有一个检察长走进了监室（也许是一般巡视），他问："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呀？"斯梅洛夫回答说： "真理于我重于生命！" 这句话以其语无伦次使得检察长大为震惊，第二天便把斯梅洛夫送进了列宁格勒犯人特别医院（疯人院），一个女医生向他宣布： "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过去的中心监狱，现在的特别隔离所，到了一九三七年初，沿着螺旋形的犄角，已经上升到了它的细仄的部分。最后的松软地方，空气和光线的最后的残余，都渐渐地被排挤净尽。因而一九三七年初雅罗斯拉夫尔惩戒隔离所里寥落而疲惫的社会革命党人举行的绝食就是属于最后的绝望尝试之列。 他们还是提出从前那些要求--组长制度，监室间的自由交往，他们尽管要求，但自己已经未必抱着希望。十五天的绝食，虽然以软管灌食而告终，不过好像也维护了自己的管理制度的某些部分。一小时的放风、省报、笔记本。这些他们是维护住了，但却马上收走了他们的私人衣物，扔给他们一套特别隔离所的统一的囚服。过了不久--放风时间削减了半小时，以后又减掉了十五分钟。 这还是那些依照大牌阵的规则在一连串的监狱和流放地中间被拉来拖去的人们。其中有的已经十年，有的已经十五年没有过普通人的生活了，他们知道的只是恶劣的监狱伙食与绝食。那些在革命前习惯于战胜狱吏的人并没有都死光。然而，当时他们是与时代结成盟友去反对日益衰微的敌人。而现在则是时代与日益强大的敌人结成盟友来反对他们。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年轻人（现在这是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当这些党派已经被粉碎、已经不复存在之后，他们才觉悟到自己应当做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这些新加入者的前途只是蹲监牢。 一年比一年更加无望的社会党人的狱中斗争，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现在不像在沙皇时期：只要监狱的门一打开，社会各界就会扔来鲜花。他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就是对他们的谩骂，甚至泼脏水（因为斯大林觉得，正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最危险）--而人民在沉默，因此根据什么可以大胆设想，人民对于他们不太久以前曾投票选入立宪会议的人们今天仍然同情呢？你瞧，现在报纸连骂也不骂了--俄国的社会党人已经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没有什么价值的了，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外面的人提到他们的时候已经使用过去时态和久远过去时态。青年人都不能想象，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活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活的孟什维克。遍历了奇姆肯特和切尔登流放地、上乌拉尔和弗拉基米尔隔离所--在窗子已经戴上笼口的黑暗的单身监室里，怎能不因发生怀疑而猛然颤抖，也许他们的纲领和领袖们全都错了，策略和实践也都是错误！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作为。专为承受苦难而献出的一生--是致命的迷误。 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的孤立的阴影得以扩展，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们视为当然地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政治犯的荣誉称号，也视为当然地同意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观点，即一切站在他们"右"边的，从立宪民主党人起，--都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历史的狗屎堆。结果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殃的人，也成了反革命。那些和"左""右"都没有沾过边的（这是指将来--就是我们，我们大家！）--也将成为反革命。这样，由于半自愿半被迫地把自己孤立起来，和别人疏远，他们就给未来的第五十八条洒上了圣水，而他们自己后来也没有逃脱掉进它的火坑的命运。 事物和行为总是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这一章里我们从社会党人的角度描写他们的狱中处境--因而它是被一束凄惨洁白的光芒所照亮。但是索洛维茨的政治犯们所不屑一顾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这样回忆："政治犯？这些家伙讨厌极了：谁也瞧不起，自己结成一伙躲在一边，老是要求特殊口粮和优待。彼此间也吵个没完。"--你能不觉得这里讲的也是实话吗？这些徒劳无益、无休无止、已经令人感到可笑的争论。这种当着饥饿困苦的人群只顾为自己而提出的增添配给口粮的要求。在苏维埃时代，政治犯的光荣称号原来只是有毒的赠赐。忽然还听到这样的责备：在沙皇时期经常满不在乎地越狱的社会党人为什么在苏维埃监狱里却发了蔫呢！哪里见到他们越狱呀？一般说，越狱事件是不少的--但其中谁记得有社会党人呢？ 那些比社会党人更"左"的囚犯--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他们又把社会党人当作反革命而疏远他们--因此就用一道环形的壕沟彻底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各自把自己这一派看得纯子、高于其余的派别，轻视甚至仇视那些蹲在同一座建筑的铁窗里、在同一些监狱院子里放风的社会党人（彼此之间也是一样）。叶?奥利茨卡妮回忆，三七年在瓦宁诺港的递解站上，男隔离区和女隔离区的社会党人隔着围墙互相喊话，寻找自己人，互通消息。这时，女共产党员莉莎?科吉克和玛丽亚?克鲁吉科娃深表愤慨，认为社会党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给大家招来行政当局的惩罚，她们这样说："我们的一切灾难--都是这些社会主义坏蛋招来的--（深刻的说明，而且是多么合乎辩证法呀！）。-一把他们一个个掐死才好哩！"--而一九二五年关在卢宾卡的那两个姑娘所以唱丁香花的歌曲，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而另一个是反对派分子，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政治歌曲，而且一般说来反对派分子甚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鱼贯而行"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群岛"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群岛"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群岛"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感化"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咙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烟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烟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管饱"（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的光城始终是限量的--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笼口和加了钢筋的不透明玻璃在监室里造成经常的昏暗状态（黑暗是使精神受压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笼口上面还经常绷上网，冬天网上盖着雪，从而断绝了光线进入的最后通路。阅读只会使眼睛酸痛并损坏视力。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白天光线的不足在夜间得到补偿：整夜开着明亮的电灯，妨碍睡眠。而在一九三八年的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只许瞧着脚下！"--科济列夫和阿达莫娃（喀山监狱）都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禁止接见亲属后再也没有恢复。差不多历年都允许每月两次寄信给亲属并领取他们的回信，（但是，喀山监狱的做法是：读后一昼夜将信交还监管人员。）还可以用寄来的有限的钱在小卖部购买东西。家具也是管理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达莫娃生动地描写出经历过白天折起的铁床和拧死在地上的椅子之后，在监室里（苏兹达尔）看到和摸到铺着干草袋的普通木床、普通木桌时的欣喜心情。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科尔涅耶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一种是（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从监室里不收走私人物品，白天可以躺着，看守很少在监视孔里窥望。另一种是（一九四九至五三年），监室门上两道锁（一把钥匙在看守那里，一把在值班人员那里），禁止躺着，禁止大声说话（在喀山监狱只许低声说话！），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被收走，发给一套用有条纹的褥垫布料做的囚服；通信--一年两次，而且只能在典狱长突然指定的日子（错过了日子就不能写了）；而且只能写在比普通信纸小一半的纸上；全体带出去脱光衣服进行凶暴的突击搜查的次数增多了。对监室间的联系追究得如此之严，以至每次解手后，看守们总是拿着提灯到厕所里去照每一个便坑。在墙上写字，全监室都要受关禁闭定的处分。禁闭室是特种监狱里的一大祸害。咳嗽（"把被子蒙住头再咳嗽！"）；在监室里走来走去（科济列夫说：这被认为是"不老实"）；鞋子发出响声（在喀山监狱，发给女犯四十四号的男鞋）都可能成为关禁闭的理由。不过，金兹布尔格推论得不错，关禁闭并不是为处罚你的过错，而是按表格轮流，所有的人都应当挨个儿在那里蹲蹲，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狱规里还有这样一项适用面很广的条款："遇有在禁闭室中不守纪律（？）的表现时，典狱长有权延长禁闭期限至二十昼夜。"什么叫"不守纪律"呢？……请看科济列夫遇到的事情（所有的人对于禁闭室和管理制度上许多东西的描述都是不谋而合，所以令人感到各地的管理制度都盖着一个统一的烙印）。他因为在监室里走来走去被罚关五昼夜的禁闭。秋天，禁闭室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很冷。人家剥了他的衣裳，只剩下衬衣，鞋也被脱下，脚下是泥地和尘土（有时还是烂泥，在喀山监狱，地下是一层水）。科济列夫有一只小凳子（金兹布尔格连这也没有），他马上断定这下完了，要冻死。但是渐渐地有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热气开始冒出来，救了命。学会了坐在凳子上睡觉。每天给三次开水，每次一杯，喝下去有醉酒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值班人员在三百克定量的面包里掖进了一块非法的方糖。根据发给口粮的次数，同时注意从那个曲溜拐弯的小窗口透进来的光亮的变化，科济列夫计算着时间，现在他的五昼夜已经到头了--但还没有把他放出去。他那变得特别敏锐的耳朵听到走廊里有人低声说话，话里带出来又像是"第六昼夜"，又像是"六昼夜"的词句。奸计就在于此：等着他提出来五昼夜已经到头，该放出去了--这样就能够以不守纪律为名给他延长禁闭期限。但是他顺从地不声不响地又蹲了一昼夜--于是就只好若无其事地把他放了出去（也许典狱长就是这样轮流考验每个人的驯服程度？禁闭室专用来制服那些还没有俯首从命的人）。--过了禁闭室的关之后，监室简直就像宫殿。科济列夫耳聋了半年，喉咙里长起脓包，和科济列夫同监室的那个人因为经常蹲禁闭室而发了疯，科济列夫同疯子两人在一起关了一年多。（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记得政治隔离所里的许多发疯的事例，她一人所知道的不少于诺沃鲁斯基根据施吕瑟尔堡编年史所计算出来的数字。） 现在读者是否感到，我们已经逐渐地登上了第二个犄角的顶点--它比第一个也许更高吧？也许更尖吧？ 但是意见有分歧。老劳改犯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五十年代的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是疗养区。从阿贝兹站被送到那里去的弗拉基米尔?博里索维奇?泽尔多维奇和从克麦罗沃劳改营转到那里（一九五六年）去的安娜?彼得罗芙娜?斯克里普尼科娃都这样认为。使斯克里普尼科娃特别感到惊异的是，每十天定期送出一次申诉书（她开始向联合国写……），有很像样的图书馆，还有外文书，它把全套目录送进监室来，你可以开列一整年的预约书单。 可是再次请诸位不要忘记我们法律的灵活性：有几千名妇女（"反革命家属"）被判处了监禁。突然一声令下--一律改为劳改（科雷马还有未淘净的金砂）！就这样改了。用不着什么法院。 这一切还是不是从前所说的监禁呢？或许它已经变成了劳改营的门房？ 我们这一章本来应当从这里写起，只应当从这里写起！它的任务应当是细致地观察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心灵中将会发出的如圣者头上的光轮般的闪烁的光辉。他被迫绝对地脱离了繁琐的生活，以至当他计算光阴的流逝时，他的心也能与整个宇宙密切地联系。一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应能涤除以往生活中使他不能达到澄清透彻的境界的一切污浊。他多么高雅地伸出手指，想要疏松和翻动菜园中的土块。（不错，可惜铺了沥青！……）他的头是怎样自动地后仰着，想要凝视永恒的上苍（不错，可惜这是禁止的……）。窗台上跳跃的小鸟引起他多少甜美的心绪（不错，可惜有笼口、铁网、上了锁的通风窗……）。他在发给他的纸上记述着多么清晰的思想，有时是多么惊人的结论。（不错，如果能从小卖部买到纸。况且填写完毕之后，交到监狱办公室，就永不复返了……） 上面这一系列呼呼叨叨的假设，使我们自己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一章的计划面临着破产，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在新型监狱里，在特种（哪一种？）监狱里，人的灵魂是在净化？或者是在彻底地毁灭？ 如果每天早晨你所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一就是你那发疯了的同监难友的眼睛，--那你自己在降临的一天中何以求得解救呢？因被捕而打断了出色的天文研究之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科济列夫求得解救的办法是，专心致志地去思考永恒与无限的问题：世界秩序及其最高精神；星座及其内部状况；什么是时间和时间的运行。 这样，物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就开始向他揭开了，他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监狱里全是赖此活了下来。但是他的推理被一些遗忘的数字卡住了。他再也不能继续构思--他需要许多数字。在这间夜里点着油灯的单人监室里从哪里去取得这些数字呢？连鸟儿都飞不进来呀！科学家祈祷起来：上帝呀！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帮助我吧！帮助我继续下去吧！ 在这个时期，他十天只能借阅一次书（监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这个不丰富的监狱图书馆里，有杰米扬?别德内依的《红色音乐会》的几个版本，它们反复地送到监室里来。他祈祷后过了半小时--换书的人来了，照例不问一声就扔下了一本--《天体物理学教程》！它是从哪儿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图书馆里会有这样的书！预感到这次相逢的好景不长，科济列夫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努力记住今天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总共只过了两天，离还书日期还差八天--突然，典狱长巡视监狱。他的锐利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你的专业是天文学，对吗？"--"对。"--－"把这本书收走。"--但是，这本书的神秘光临已经为将来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继续进行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那末，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去写关于精神与铁窗对抗的一章了。 但这是怎么回事？……看守的钥匙在门扇里无声的震响。阴沉沉的监楼长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进来："姓什么？本名与父名？出生年月？哪一条？刑期？刑期终止时间？……收拾东西！快！" 喂，弟兄们，起解！起解！……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呀！祝福吧！我们的尸骨会有人收吗？…… 就这么办：能活着--就下次再说吧。在第四部里，我们将把一切说完。如果能活着…… 正文 第二部 永恒的运动 第二部永恒的运动 你看那车轮，车轮！ 滚滚向前永不停，不停！…… 你看磨石多沉重，沉重！ 隆隆旋转又跳动，跳动！…… --?缪勒 正文 第一章 群岛之舟-1 一个被妖术控制的群岛的成干个岛屿，星罗棋布于几乎从白令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广大地域。这些岛屿是不可见的，但确实存在着。人们还利用同样不可见的方式，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间断地运送着具有血肉、体积和重量的不可见的囚徒。 通过哪里运送？用什么交通工具？ 有专设的大型港口--递解监狱；也有简易港口--劳改营递解点；有特制的封闭式钢壳船只--"囚犯车厢"。在碇泊场上接送他们的不是舢舨和汽艇，而是同样封闭式的钢壳的运转灵便的"乌鸦车"。"囚犯车厢"是按照铁路行车时刻表运行的。另外，在需要的时候，还发出长串的运输车队--用运牲畜的红色闷罐车皮编组的列车--从一个港口拉到另一个港口，从群岛的一端沿对角线直达另一端。 这是一套多么有条不紊的体系！这是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不慌不忙地建立起来的，是一群吃得饱饱的、制服笔挺、从容不迫的人们缔造起来的。每逢单日十七时正，基涅什马押解队在莫斯科北站接收布蒂尔卡、普列斯尼亚及塔干卡各监狱的"乌鸦车"运来的解犯。每逢双日早六时前，伊万诺沃押解队到达车站，从车厢里带出并负责看押前往涅列赫塔、别热茨克、博洛戈耶的中转解犯。 这一切就发生在你们身边，紧挨着你们，可是你们都是看不见的（当然也可以闭眼不看）。这些贱民们上下车，在大站上是在离客运月台很远的地方，只有搬道工和巡道工才看得见。在较小的站上，也是专找两座仓库之间的僻静夹道。"乌鸦车"屁股朝着"泽克车厢"倒开过去，踏板对准踏板。囚犯投工夫扭脸看站房、看你们，看其他车厢。他只来得及看踏板（有时最低一级的踏板都有他腰那么高，连爬上去的力气也没有），从"乌鸦车"到"犯车"车厢之间的狭窄通道两旁站满了押解队员。他们一个劲儿地吼叫着："快！快！……上！上！……"，有的还挥舞着刺刀。 你们领着孩子，提着箱子、网兜，在月台上匆匆走过，自然无暇留意：这趟列车为什么多挂了一节行李车？这一节没有标记的车厢的确很像是行李车。它的窗口也是斜钉着铁栅栏。里面是黑洞洞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车里乘坐着当兵的--祖国的卫士们。而且每次停车总有两个军人吹着口哨在车厢两边巡逻，同时斜眼瞧着车底下。 列车开动了。你们可知道，沿着同一条蜿蜒曲折的轨道，跟随着同一股煤烟，穿越过同一片田野，飞掠过同一排电线杆、草垛，百来个囚徒的苦厄困顿的命运，百来颗受尽熬煎的心正与你们同行。他们甚至比你们早几秒钟通过这一段道路--但是，那在你们的玻璃窗外的空气中一闪而过的苦难，比之划过水面的手指只能留下更少的痕迹。在熟悉而单调的列车生活中（开着口的卧具包，放在托盘上送来的茶水），你们难道能够领悟到有一幅多么阴郁可怖的情景仅仅在三秒钟之前通过了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欧几里得空间？你们的车厢包房里共坐了四位乘客，你们嫌挤，你们颇不满意。可是难道你们能够相信，难道你们能够相信下面这几行字吗？一瞬间之前驶过这个空间的同样大小的一间包房里坐着十四个人。而如果竟是二十五个人呢？如果竟是三十个呢？ "泽克车厢"--多么令人厌恶的简称！刽子手们发明的简称无不如是。他们想说明这是运送犯人的车厢。但是这个字眼，除了在监狱的文书上，在哪里也没有站得住脚。囚犯们习惯于称它为"斯托雷乎"车厢，或者简单地叫做"斯托雷平"。 随着我国铁路交通的普及，押解囚犯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配西伯利亚的犯人还是步行或者骑马。一八九六年列宁流放西伯利亚已经是乘坐普通的三等客车（和自由人在一起）了。他还曾向列车乘务员叫嚷说车里挤得受不了呢。亚罗申科的名画《到处是生活》让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节为运送囚犯而草草改装过的四等客车：一切仍是原封不动。囚犯们像普通人一样坐在里面，只是窗口内外加了栅栏。这样的车厢在俄国的铁道上跑了很多年。有人记得，一九二七年发配时，就是乘坐这样的车厢，只是男女分开了。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人特鲁申回忆说，早在沙皇时代，他就曾经乘坐"斯托雷平"发配过，不过仍是按照克雷洛夫时代的老规矩，六人一间包房。 这种车厢的历史是这样的。它真的是在斯托雷平时期首次在铁路上跑的：它设计于一九0八年，但是为了运输前往国家东部去的移民用的，当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移民风，而车厢不够。这种类型的车厢比普通客车车厢矮些，但比货车车厢高得多，它有放家什或家禽的辅助空间（即现在的"半"包房，禁闭室）--但自然没有任何栅栏，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窗口上。栅栏是被一种善于发明创造的思想装上的，我倾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可是这种车厢却落了个斯托雷平的名字……这位大臣曾为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领带"一事要求和杜马代表决斗，但这种身后的诽谤他却无法制止了。 要知道不能指控古拉格的长官们使用了"斯托雷平"这个术语--不，从来是用"泽克车厢"这个词儿。这是我们犯人们，出于对官方名称的抵触，想按我们自己的意思给个粗野点的叫法，上当受骗地看上了前辈囚犯们（一算就知道是二十年代的囚犯）塞给我们的这个绰号。绰号的作者可能是什么人？不会是"反革命"，他们不可能把沙皇内阁总理和契卡联想在一起。这绝对只可能是自己也没想到地突然被拉进契卡绞肉机的"革命者"：或是社会革命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绰号出现在二十年代早期的话），或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是在二十年代末期的话）。过去曾以毒蛇之口杀害了这位伟大的俄国活动家，在他身后又以恶言秽语玷污他的名声。 但是因为这种车厢仅在二十年代才受到偏爱，得到普遍和专门的使用是从我国生活一切都整齐划一了的三十年代起的（那时一定新制了许多这样的车厢），那么把它称作"斯大材而不是"斯托雷乎"才是公正的。 所谓"泽克车厢"就是一节普普通通的包房式客车。只不过全车厢九间包房之中供囚犯乘坐的五间（这里如同群岛各处，一半设施是供看管人员使用的）不是用板壁而是用栅栏与走廊隔开。这是为了便于监视，栅栏的铁条是斜向交叉的，像车站小花园的篱笆。它的高度直达车顶，因而取消了走廊顶棚上向包房里面开门的行李橱。走廊一侧的车窗是正常的，但是也加上了斜栅栏。囚犯乘坐的包房一侧没有车窗，只是在二层铺的高度有一个用固定的百叶窗遮住的气孔，上面也钉了栅栏（我们觉得这节车皮像是行李车，正是因为它没有车窗）。包房的门向侧面推开，是铁栅栏门。 这一切加在一起，从走廊里看去很像动物园：在一长排栅栏后面，一些略似人类的可怜巴巴的动物在地板上和铺板上蜷缩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你，要喝的，要吃的。但是动物园里从来不会把动物们这样紧地挤在一起。 据外面的工程人员计算，一间"斯大林"包房，下铺可以坐六人，中铺（它整个连成一个统铺，仅仅在靠门的地方留下一个供爬上爬下的缺口）可以躺三人，上面的两个行李架可以躺二人。现在，除了这十一个之外，再捅进十一个（最后几个是看守员关门时用脚蹬进去的）。--瞧！这才是"斯大林"包房的完全正常的定员。上层，每个行李架上各有两人龇牙咧嘴地半躺半坐着，中层统铺躺着五个（这是最有福气的，这位子要动武才能抢到。如果包房里有盗窃犯，睡在那儿的准是他们），底下还剩十三名：下铺一边各坐五名，他们的腿之间的夹道里坐三名。其他地方--人缝里，人身上，人底下--放他们的东西。就这样蜷着腿紧挤在一起，一昼夜一昼夜地坐着。 不，这样干并不是故意折磨人！已决犯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战士，为什么要折磨他呢？是要把他用到建设上的。但是，你们也会同意，他这不是去丈母娘家作客，总不能招待得叫外头的人都眼红吧。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有困难：他们到得了目的地，死不了人的。 从五十年代起，火车运行时刻正常了，囚犯们在路上的时间也就不太久，也就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战时和战后几年，情况要糟糕一些："斯大林"车厢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萨克斯坦）到卡拉干达可能走七昼夜（每间包房里头可是装了二十五个人哪！）；从卡拉干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八昼夜（每间包房二十六人）。甚至从古比雪夫到切利亚宾斯克这段距离，一九四五年八月苏济在"斯大林"车厢里面也坐了好几昼夜。他们一间包房里装了三十万个。真的是人摞人。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挣扎、搏斗。而一九四六年秋，h?B?季莫费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去莫斯科，包房里竟有三十六人之多。整整几昼夜他悬在人丛里，脚不沾地。后来开始死人--死尸是从人们的脚底下拖出去的（诚然，不是马上拖走，而是过了一天以后）--这才松动了一些。他这次去莫斯科全程用了三个星期。（可是到了莫斯科，发生了一件奇迹之国的奇迹，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由军官们亲手抬出车厢，用小卧车接走了：原来把他搞来是为了要他推动我国科学的发展。） 三十六--是极限吗？我们手头没有三十七人的证据。但是依照唯一科学的方法，经受过与"极限论分子"斗争的教育，我们应当给予这样的回答：决不！决不是极限！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是极限，可在我们这儿决不是。只要包房里，哪怕是铺板底下，哪怕是肩膀、腿、脑袋之间，还剩有几立方分米的没有被挤掉的空气，这间包房便完全适合于接收更多的囚犯！如果要设定一个极限数，那就是一间包房的全部空间所能容纳的细心垛好的未卸开的尸体的数量。 B?A?科尔汉耶娃从莫斯科出发时乘坐的包房里装着三十名女犯，大多是为宗教信仰被判处流刑移住的衰弱的老太婆（这批女犯到达目的地以后，除两个人以外，全部都躺进了医院）。她们没有人死在路上，这是因为其中有几个是因为"勾搭外国人"而坐牢的年轻、丰满、漂亮的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羞辱押解队员："你们这样押送这些老大娘，不觉得害臊吗？她们是你们的妈！"与其说是姑娘们的道德论据，恐怕不如说是她们诱人的外貌对押解队员起了作用。几个老太婆被关进……禁闭室。而在"泽克车厢"里关禁闭不是受罚，而是享福。五间囚犯包房只有四间是集体囚室，第五间劈成两半--两个窄长的半间，各有一个下铺和一个上铺，像列车员的包房一样。这些禁闭室是做隔离犯人用的；三四人一间，又方便，又宽敞。 不，这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囚犯。在车厢里的这些疲惫而拥挤的日子里，从来不供给一顿热食，只发给咸鲱鱼和干绘鲻鱼（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年如此，冬夏如此，这种事情连例子都不需要举）。这并不是故意用干渴折磨他们。否则请你自己说说看，在路上用什么喂这些废物才好？在车厢里供给他们热食不合规定（诚然，"泽克车厢"里有一间包房是当厨房用，但它是专为押解队预备的）。总不能发给他们生麦屑粉吧？也不能让他们吃生鳝鱼吧？给他们肉罐头--不怕他们噎着吗？咸鲜鱼！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再加上一小块面包--他们还想要什么？ 你就收下吧，收下你那半条咸鲱鱼吧。只要人家发，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是聪明人，这条成鱼你不要马上吃，暂且忍一忍，藏在口袋里，到递解站有水的地方再干掉它。如果给的是湿漉漉的洒了粗盐粒的亚速夫海刀鱼，那就比较难办。这东西在衣兜里是放不住的。你快用衣襟、手绢、手掌心去接住，当时就把它吃掉。刀鱼是用什么人的衣裳垫着分的，而干鲶鱼押解队员直接倒在包房的地上，然后放在座位上或人们的膝盖上分配。 雅库博维奇（《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莫斯科，一九六四，第一卷）描写上一世纪的情景时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发配西伯利亚的途中，每人一天发给伙食费十戈比。当地一个用小麦面做的大圆面包（三公斤？）价值五戈比；一瓦罐牛奶（两公斤？）值三戈比。"囚犯们的日子颇为好过。"他写道。然而伊尔库茨克的物价就偏高些，一磅肉卖十戈比。于是"囚犯们简直在挨饿"。一个人一天才给一磅肉，这岂不跟发给半条鲱鱼一样了吗？…… 如果鱼已经发给了你们，那么面包也就不会宣布停发，说不定还会洒给你一撮砂糖。比较糟糕的情况是押解队员走过来宣布；今天不开伙了，你们的口粮没有发下来。也可能是真的没有发下来：某监狱会计室的帐面上把数字填错了地方。也可能是这么回事：发是发下来了，可是押解队员自己的口粮不够吃（他们的肚子平时也填得不那么瓷实），决定从犯人嘴里抠出一点面包。可是如果只发给犯人半条鲜鱼，不发面包，那就会引起疑心。 当然，这仍然不是故意叫犯人受罪：吃了威鲜鱼，不给饮水（从来没有给过），连生水也不给。你们要明白：押解队的编制有限，一部分在走廊里站岗，在车厢的通过台执勤，停车的时候还要在车外爬上爬下，检查哪里钻了洞没有。另一部分在擦枪。而且政治学习、战斗条令学习总要占点时间。还有一部分不当班的人要睡觉，法定的八小时睡眠是必须保证的，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嘛。再说，拎桶去打水要跑好远的路，心里还觉得怪憋气：一个苏维埃军人凭什么要像骡子似的驮水伺候人民的敌人？有时候因为列车编组和改挂，"泽克车厢"被拖到站外（为了避人耳目）一整天，连自家红军厨房的水都没处打呢。诚然，解决办法是有的：从火车头的煤水车里舀那又浑又黄漂着机油的水，就这水，犯人们也会挺爱喝的。反正在半明不暗的包房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那一侧没有窗户，没有灯，只从走廊一侧透来一点亮）。还有，发水要费很长时间。犯人们自己没有缸子，有也没收了，只好用两只公家的缸子饮水。这时候你就得站在那里，舀了递，递了舀，一直等到他们喝足。（犯人们自己还立了一些规矩：什么先给没病的喝，再给害结核的，最后才给害梅毒的。好像到了下一间包房不是从头来过：先给没病的……） 好吧，这一切押解队就算都忍下了，那如果这群瘟猪灌饱了水不要求解手也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一天一夜不给他们水，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一次水，就要解一次手；要是可传他们。给两次水。就要解两次。这个算盘好打，还是以不给水为佳。 舍不得让他们去解手并不是因为可惜厕所，而是因为此举责任重大，它甚至相当于一次战斗行动：需要用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列兵花很长的时间去完成。需要设两个岗，一个在厕所门口，一个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预防他们朝那边冲过去c而上等兵则负责一会儿推开一会儿关上包房的铁栅栏门。先放进一个回来的，再放走一个出去的。条令又准许一次放出一个人，以防他们一起冲出来，以防发生暴动。这么一来，一个人上厕所，本包房的三十个人和全车厢的一百二十个人都得等着，押解队值勤人员也得等着！"喂！喂！快点！快点！"他去厕所的路上，上等兵和列兵们不住口地朝他步喝。于是这个人便跌跌撞撞地往前冲，叫人看起来好像是跑着去从国家手里抢劫厕所里的那个窟窿。（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一古比雪夫的"斯大林"车厢里，一个独腿的德国人舒尔茨听懂了俄国人哈喝的意思，上厕所的时候用一条腿飞快地蹦去蹦回，引得押解队员哈哈大笑。他们要他跳得更快些。一次解手时，押解员在厕所前的过道里推了他一把，舒尔茨摔倒了。押解员火气上来，动手揍他。舒尔茨在拳打脚踢之下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进肮脏的厕所。其他押解员看了又是哈哈大笑。） 为了防止囚犯在厕所里的几秒钟之内逃跑，也为了迅速周转，厕所的门是不关的。押解员一面站在通过台观察解手的过程，一面替你使劲："喂！喂！……行了！行了！审时一开头就命令你："只许解小手！"这时候在通过台站岗的那个兵决不会允许你干别的。至于手，当然从来不是能洗的：水箱里水不够，也没有时间。只要囚犯碰一碰洗脸地水管的小塞头，押解员马上从通过台吼起来："喂，别动，快走！"（即使难谁的行囊里装着肥皂和毛巾，也不好意思拿出来：这太像"福来儿"的傻样儿了。）厕所里面稀脏。"快点！快点！"囚犯脚上带着臭泥汤挤进包房，踩着别人的胳臂、肩膀爬到上铺去，然后两只脏鞋从三层铺耷拉下来，悬在二层铺上，往下滴水。 女犯解手时，警卫勤务条令和一般的情理都要求照样开着厕所门，但是并非所有的押解队员都坚持这一条，有的就纵容她们，对她们说：算了，关上门吧！（事后还要叫一个女犯来打扫厕所，押解员又得站在旁边防她逃跑。） 即使在这样的高速度之下，一百二十人解手也得用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三名押解队员值勤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反正也没有办法使他们满足！反正过半小时之后又会有个沙漏似的老头子哭鼻子要解手。当然是不会让他去的，结果他就拉在自己的包房里，这又要给上等兵添麻烦：强迫他用手收起来捧出去。 归根到底：一定要他们少解手！这意思就是--要少给水喝。吃的东西也要少给，这样他们就不会闹肚子，不会毒化空气。不然还像话吗？车厢里简直没法呼吸了！ 少给水！可是规定的成鱼要照发！不给水是合理措施，不发咸鲱鱼可是渎职罪。 谁也没有存心折磨我们！押解队的行为是合乎清理的。可是我们的处境就好像蹲在囚笼里的古代基督徒，人们用盐粒洒在我们鲜血淋淋的舌头上。 同样，押解队在递解途中把属于五十八条的犯人和盗窃犯、普通犯混在同一间包房里也绝没有（偶尔的确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囚犯太多，车厢和包房太少，时间又太紧迫-一哪有工夫搞清这些事？四间包房中的一间要留给女犯，其余三间的人员即使要分类，也只能按照到达站分，以便于下车。 基督被钉在两个凶徒之间难道是因为彼拉多有意要侮辱他？不，正好碰上那一天要把这几个人钉上十字架，各各他只有一个，时间紧迫，于是他便被列在罪犯之中。 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处于普通囚犯的地位，我可能经受到什么……押解队和递解站军官们以殷勤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和我的同伴……作为政治犯，我前去服苦役的途中是比较舒适的--在递解站，我住在和刑事犯分开的房间里，还有大车，我的一普特重的行李放在大车上…… ……上面一段话，我省去了引号，这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含意。因为使用引号不是为了表示讽刺，就是为了表示是别人的意思。现在去掉了引号，这此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不是吗？ 以上是雅库博维奇对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描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再版，目的是用那个黑暗时代来教育今天的读者。我们从书中知道了，即使在驳船上，政治犯也有专门的舱房，在甲板上辟有专门的放风区。（里描写的也一样。局外人涅赫留道夫公爵还可以到政治犯那里去和他们交谈。）只是因为在名单上推库博维奇的姓名后面"漏填了有魔力的政治犯这个字眼"（这是他的原话），他在乌斯特卡拉被"苦役督察官……当做普通刑事犯接待--态度祖鲁、骄横、放肆"。不过，事后幸运地澄清了误会。 多么难以置信的时代！在那时候，混淆政治犯与刑事犯几乎等于犯罪！刑事犯到车站去需要列队，丢人现眼地被沿街押送。政治犯则可以乘轿式马车前往（奥里明斯基，一八九九）。政治犯不吃大锅饭，而是领伙食费，由小饭馆送饭。布尔什维克奥里明斯基连病号口粮也不愿意接受，他嫌太粗劣。因为一个看守员用"你"字称呼了奥里明斯基，看守长便对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这里政治犯很少见，看守员不懂得……" 布蒂尔卡里政治犯很少见！……不是做梦吗？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何况那时候还没有卢宾卡，更没有列佛尔托沃呢！ 拉季舍夫发配的时候戴着镣铐。时值天气严寒，解差从一个守夜人身上脱下一件"粗劣不堪的光板羊皮袄"给他披上。然而叶卡捷琳娜随即降下输旨，命令解除镣铐，把他途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派人送去。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从布蒂尔卡递解到索洛维茨的时候却戴着一顶草帽；穿着夏天的衣裳（她是夏天被捕的。她的房间从那时候起一直封着，谁也不愿意准许她从家里取出自己的冬衣）。 把政治犯和刑事狠分开--这意味着把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敌手而对他们表示尊重，意味着承认人们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照这样行事，连被捕的政治犯也会感到政治自由！ 但是，由于像你我这样一类人全成了反革命，而各类社会主义者又未能保住他们政治犯的地位，从此你如果再提抗议，再反对把你--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在一堆，那只能引起犯人们的哄笑和看守员的困惑。"我们这里全是刑事犯，"看守员们会诚恳地回答你。 这种混合，这种惊心动魄的相遇，或者发生在"乌鸦车"里，或者发生在"泽克车厢"里。在此以前，不论在侦查中受到怎样的压迫、拷打、摧残，这全是来自蓝边帽，而你并没有把这些东西视同人类。在你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蛮横的机关的代表物。然而你的同监难友，哪怕他们的素养与经历和你截然不同，哪怕你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哪怕他们打了你的小报告，他们终归是同属于你在其间度过了一生的那个习惯的、罪过的、琐碎的人类。 当你被推进一间"斯大林"的包房的时候，你同样以为在这里只会遇到共患难的伙伴。你的一切敌人和压迫者都留在铁栅栏的那一边，你是木会在这一边遇到的。忽然，你抬起头来，朝中铺的正方形缺口处--也就是你头顶上的唯一的天空望去，你看见那里有三四张……不，不是人脸！不，也不是猴脸，猴脸要端正得多！你看见的是一些带着贪婪和讥讽表情的残忍邪恶的兽面。一个个像蜘蛛望着触网的苍蝇似的望着你。铁栅栏就是他们的网，这下你落网了！他们咧着嘴，好像要从旁边咬你一口。他们说话的时候发出咝咝的声音。他们觉得发出这种咝咝的声音比用有无音和辅音的语言说话更舒服。他们说的话，只有动词和名词的字尾还能听出是俄语。他们讲的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隐语。 这些奇异的大猩猩类上身几乎只穿一件背心：车厢里面闷热难忍。他们的青筋绷起的赤红色的脖颈，他们的滚圆的肩肌，他们刺了花纹的黑胸脯从来没有受到狱中恶劣生活的影响。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忽然从一个这样的脖颈下面耷拉下来一样东西--小十字架！不错，一个用细绳吊着的十字架。你愕然，你稍稍感到宽慰：他们当中有教徒，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看来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但正是这个"教徒"忽然张口大骂十字架和信仰（他们骂人的时候多少说得像俄语），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绷得挺直，分成两股叉，对准你的眼睛戳来--不是恫吓，而是真地要抠眼珠子。"你这个喂老鸹的死尸，我要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他们的全部哲学和信仰统统表现在这个抠眼珠的姿势里了。既然他们能像捏死一条粘虫一样捏烂你的眼珠子，那么你身上的和随身的东西还有什么他们能饶过的？十字架在晃动着，你用尚未被戳瞎的眼睛望着这一场野蛮已极的假面舞会，心里感到迷惑难解；你和他们之间，究竟谁已经发了疯？谁马上会发疯？ 你一生养成的与人们交往的全部习惯顷刻之间被摧毁了。在你以前的全部生活中，特别是在被捕之前，甚而在被捕以后，甚而一定程度上在受侦查阶段，你用言语对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言语回答你。这些言语能产生作用，或者说服，或者拒绝，或者同意。你还记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请求、命令、感谢。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碰上的一切都是和这些言语及关系毫不沾边的。瞧，现在这些兽面的东西派下来一名特使，这种脚色多半是一个瘪三模样的少年犯，这家伙的蛮横放肆的派头格外令人厌恶。这个小无常解开你的背囊，用手伸进你的衣袋--不是搜查，是掏腰包！从这一分钟起，你的一切已经不是属于你的，而你本人不过是裹着一些随时可以取下来的多余衣物的橡皮假人。对这条凶恶的黄鼬子，对上面那些兽面生物，根本不可能用语言解释什么，拒绝什么，禁止什么，央求什么。他们不是人类，这点你一眨眼工夫就明白了。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揍！或者把这个小把戏狠狠地接一顿，或者狠揍～顿上头的那几个大块头的野物。 可是从下面对付上头的三个，怎么打法？尽管那个小把戏鼠头獐目，但是似乎打小孩总不大合适？只能轻轻地推开？……但是也推不得，因为他立刻就会咬掉你的鼻子，或者上头的立刻会让你的脑袋开瓢（他们自然也有刀子，不过不会拽出来，他们不想在你身上脏了刀刃）。 你瞧着四邻，瞧着难友--咱们反抗吧，或者提出抗议吧！但是所有你的难友们，你的"五十八条"们，在你之前已经逐个被洗劫过了，他们窝着腰乖乖地坐在那里。要是他们的目光避开你，那还算好，有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瞅着你，似乎这并不是暴行，不是抢劫，而是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地要长草。 原因是--你们错过了时机，先生们，同志们，兄弟们！当斯特鲁仁斯基在维亚特卡监狱里自焚的时候，或者哪怕在你们被宣布为"反革命"以前，你本当猛然省悟，记起自己的身分。 而现在，你让人家剥掉你的大衣。一张缝在上衣里的二十卢布的票子被摸到了，连布片一起被扯下来。你的行囊被扔到上头去"检查"，你的多愁善感的妻子在宣判后为你出远门准备的一切全都留在那里了。他们把一支装在小口袋里的牙刷丢下来还给你……。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不能说每一个人，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样服服帖帖地任人宰割。（我听到过少量这样的事例：三个（年轻力壮的）人抱成一团，顶住了盗窃犯的袭击。但是他们并不维护普遍的正义，不保护身边被抢劫的人，只保护自己。他们保持着武装的中立。）怎么会搞成这样的？男子汉们！军官们！前方的勇士们！ 一个人要想勇敢战斗，必须对这场战斗有所准备，要预料到它，要明白它的目的。而在这个地方，一切条件都不具备：这个人从来没有和盗窃犯打过交道，他没有预料到这场战斗，而主要的是--他原来的概念中（错误地）认为他唯一的敌人是蓝箍帽，所以完全不懂得这场战斗的必要性。他还需要受多次教育才能明白刺花纹的前胸就是蓝箍帽的屁股。他们体现着戴肩章的人们从来不说出声的"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的这句启示。新犯人想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政治犯，也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和人民站在一边，而国家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这时出乎他的预料地有一群手脚麻利的鬼怪从后面、从侧面向他袭来。结果一切界线都混淆了，明确的概念变得粉碎了。（这个囚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才能弄清楚原来这群鬼怪跟狱吏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一个"五十八条"犯人丧失了这一切条件。经过政治侦查的绞肉机以后，人的肉体被摧毁了：他忍受过饥饿和困乏，在禁闭室挨过冻，被毒打得瘫卧在地上。但是何止是肉体？他在精神上也被摧毁了。人们一再向他解说并且证明给他看：他的观点，他一生的作为，他与人们的关系，一概都是错的，因为它们导致了他的毁灭。在法庭的机房里碾碎以后抛出来、交付押解的那一团人肉里面剩下来的，仅仅是求生的欲望，而没有丝毫的理解力。彻底摧毁和彻底隔绝--这就是对五十八条案件侦查的任务。必须使被判罪人懂得，他们在外面最大的罪过就是企图绕过党组织和工会的负责人或行政领导，以某种方式擅自联系或结合。在监狱里这发展成为对任何集体行动的恐惧：两人提出同一内容的申诉或者两人在同一张纸上签名。这些从此永远打消了搞任何联合行动的念头的假政治犯们，现在是不准备联合一致对抗盗窃犯的。他们也根本想不到在车厢和递解站里要携带武器--小刀或短锤。第一，要它干什么？对付谁？第二，你若是使用了它，你头上的凶险的五十八条的大帽子是一个加重情节，再审时你可能得到死刑判决。第三，在使用它以前，如果在你身上搜出刀子，你受的惩罚将不同于盗窃犯：他携带对子，那是淘气。传统、觉悟低；你带刀子，就是恐怖行动。 最后，根据五十八条坐牢的人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一些温顺的人（常常是老人、病人），一辈子动口不动手，现在仍和以往一样是不适宜动拳头的。 可是盗窃犯们却没有经受过这样的侦查。对他们的全部侦查只包括两次讯问，再就是一次马马虎虎的审判，一个短暂的刑期。就连这样的刑期他们也无需服满。他们是能提前出去的：或者是大赦，或者自己逃跑了事。即使在侦查期间也没有人剥夺一个盗贼享用外面送进来的牢饭的权利--这是万逍遥法外的同伙们送来的丰富的食物。他一天也没有掉膘，一天也没有衰弱。在押解途中他也能靠敲诈"福来儿"补充点油水。盗窃和抢劫的刑事条款对于他不仅仅毫无压力，相反，他以犯这种罪为骄傲--他的这种自豪感得到所有蓝肩章、蓝滚边的首长们的支持："没有什么。虽然你是强盗、杀人犯，但你不是叛国分子，你是我们的人，你是能改正的。"盗窃罪的律条里没有第十一项--"组织"。盗贼的组织是不遭禁止的。干吗要禁止？让它帮助促进我们社会如此需要的集体主义感情不好吗？搜缴他们的武器也只是做戏。不会因为携带武器而惩罚他们。他们的规则是受到尊重的（"他们非这样不行"）。杀人犯在监室里又杀了人，非但不会延长刑期，反而会给他增添光彩。 这一切确有很深的根源。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指责，无非是说它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情绪变化无常。而斯大林对盗贼则一向偏爱--是谁替他抢劫银行的？早在一九0一年他的党内和狱中的同志们就曾指责他利用刑事罪犯对付他的政敌。从二十年代起还产生了一个颇为奉承的术语：社会亲近分子。马卡连柯也有同样的论点：这类人是可以改造的。（按照马卡连柯的看法，犯罪的根源只能是"反革命的地下活动"。）那一类是不能改造的，那就是工程师、神甫、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既然没有人管束，为什么不偷盗？三四个结伙横行的盗窃犯就能对几十名吓怕了压垮了的假政治犯称王称霸。 有首长们的赞许。以先进理论为依据。 但是，即使不用拳头进行反击，受害者为什么不上告呢？任何声音走廊里都是能听到的。押解队的士兵们正在栅栏外面慢悠悠地来回走动。 这的确是个问题。每一个响声，每一声嘶哑的哀告都能听到，而押解员照旧来回踱他的步子--为什么他不来干涉？离他一米之遥的昏暗的洞穴--包房--里正发生一件枪案，为什么国家的卫士不出来干涉？ 仍是同样的原因；他也被灌输了这种理论。 更甚于此的是，对盗窃犯实行了多年的优待之后，押解队本身也在朝这个方向演变。押解队本身变成了盗贼。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盗窃犯最猖狂，对政治犯欺压最深重的十年，谁也想不起押解队制止过一次在监室、车厢、"乌鸦车"里对政治犯的抢劫。相反，人们会告诉你押解队收受盗贼赃物并供给他们伏特加、（比口粮高级的）食物、烟草作为交换的大量事例。这类例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毕竟押解队的中土也是一个穷光蛋：武器、背卷、饭盒、士兵口粮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要求他押解一个穿着贵重皮大衣或铬鞣皮靴、提着一包城里的阔气东西的人民敌人而且还要他容忍这种不平等现象--这未免太残酷了。夺取这些奢侈品不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在这方面还能有什么别的准则？ 一九四五--四六年，当时犯人们不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而是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涌来。他们身上穿的，行囊里装的都是欧洲的稀罕物件，连押解队的军官们也抗不住了。他们的职务使他们躲开了火线，可是也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砂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像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泽克车厢"，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讲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鲜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桃三栋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 "泽克车厢"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泽克车厢"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也排除了。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已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普通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亩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0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正文 2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卢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厂"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奸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优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泽克车厢"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万诺夫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讯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像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万诺夫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像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诺夫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 正文 第二章 群岛之港 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棱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好像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原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式结构。监室里头填的可实在啦：每当犯人起解的时候，队伍能拉半个市区长，你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装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对这样一个行家说你们知道还有一些城市是没有递解站的，不要去惹恼他。他会向你确切地证明，这样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说得对。萨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关在暂羁室，和受侦查人关在一起。每个区中心都是这样办。这跟递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吗？有递解站！在雷宾斯克？设在修道院的第二监狱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静啦。院子是石板铺的，空荡荡的，古老的石板长满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头的，挺干净。赤塔吗？第一监狱。在纳乌施基？那儿不是监狱，是个递解劳改营，都一样。在托尔日卡？也设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亲爱的先生，没有递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处都有法院在开庭。怎么样把犯人送到劳改营去？坐飞机吗？ 当然，递解站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要说哪个好点，哪个坏点--那是争不出结果的。三四个犯人凑在一堆，每人必定夸奖他"自己的"那一个。 "虽说伊万诺沃递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问问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个冬天在那儿蹲过的人。狱里不失火--可是非但冻不着，而且上层铺的人连衣裳也穿不住。为了不憋死，窗户上的玻璃全给打掉了。二十一号监室定员是二十人，实际关了三百万十三！板铺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块板子睡人。破窗户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铺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极之夜：没有一点亮光。板铺上的和站在过道里的人把光线全挡住了。通往便桶的过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须踩着板铺的边缘爬过去。吃的东西不发给个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个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铺板下面，直到它发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额。这一切还可以忍受过去，但是车头们却好像是抹了松节油一样，没完没了地把犯人们从一个监室赶到另一个。刚刚安顿下来，--"起--来--！换监室！"又得去抢地盘。造成超员的原因是这样的：三个月没让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溃疡和伤寒病。为了防止伤寒病蔓延，递解站被宣布隔离，四个月没有发送解犯。 "伙计们，问题不在伊万诺沃监狱本身，关键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说犯人，就连递解站的石头也挤得哎哟叫唤了。伊尔库茨克的也一样，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递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狱医们连往监室里伸伸头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转悠。牢头朝监室里喊；昏迷过去的--快出来！"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正像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0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 ）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泽克车厢"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摸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像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乔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摆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木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帖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0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狺狺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动地提议要在劳改营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个监室还没有填满；过道空着，板铺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传统，二层铺果然是由盗窃犯占据的：头头们靠窗口，小哥儿们稍远点。下铺躺着中立的灰色人群。没有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子。（嗯，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一个军官，这不是个很自然的要求吗？） 结果呢？贼头同意了。要知道我这就等于自愿放弃了咸肉，等于承认了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于暴露出与他的观点相似--他也会赶走最弱者。他命令两个灰色的中立人物离开靠窗口的下铺，把位子让给我们。那两个人顺从地离开了。我们在最好的位子上躺下。对于我们的损失我们还难过了一阵子（我的马裤没有引起盗贼们的兴趣，这不是他们的制服。可是一个扒手已经在摸瓦连金的毛料裤子。他看中了这东西）。只是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听到邻人的悄悄的责难：我们怎么能央求盗贼们的庇护，把两个自己人赶到铺底下去？也仅仅是在这时候我才像被针扎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卑劣，我的脸发烧了（以后许多年，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脸红）。睡在下铺的灰色囚犯们都是我的兄弟，五十八一l-乙，是被俘人员。我不是在不久以前还发誓和他们共命运吗？怎么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往铺下赶了？诚然，当盗窃犯欺侮我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来替我们说话--但是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咸肉去战斗？足够多的残酷战斗早在战俘营里就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对高尚行为的信念。毕竟他们没有做过有损于我的事，而我却做了损害他们的事。 我们就是这样像一窝小猪一样用腰，用鼻头冲撞着、冲撞着，为的是至少有朝一日我们会变成人……为了变成人。 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新犯人，尽管他在递解站被剥一层皮，去一层壳，递解站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它使他能够逐步地向劳改营过渡。因为一步完成这样的过渡是人的心脏经受不起的。他的意识不可能马上在这一片漆黑中判明方向。需要逐步地过渡。 还有，递解站给予他一个和家庭联系的表面机会。他在这里写出第一封合法的家信：有时候是告诉家里他没有被处决，有时候是通知发配的方向。总之，是一个被侦查的，用犁头反复翻耕过的人初次写家信的时候使用的那些不习惯的字眼。在家人的记忆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了--这一切会像电光一闪似地通过几行歪歪斜斜的字迹呈现在家人眼前。歪歪斜斜，这是因为递解站虽然准许写信，院子里也挂着个邮箱，但是纸和笔均不可得，更谈不到削铅笔的工具。不过总能搞到一张展平了的马合烟包装纸，或者一张包砂糖的纸。另外，监室里面总归会有人藏着铅笔。于是几行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便写成了。这几行字将成为家庭今后是合是分的契机。 丧失理智的女人们有时候还会凭着这封信冒冒失失地长途跋涉到递解站来，想见到丈夫一面，尽管这里永远不会准许他们会面。她能做到的只是送去一些东西给她的丈夫添累赘。这样的妇女当中有一个，据我看，提供了为所有这些妻子们树立一座纪念像的标本，并且连建立这座塑像的地点也指定了。 事情发生在古比雪夫递解站，时间是一九五0年。这个站设在一片洼地里（然而从那里却可以看见伏尔加河上的日古里峡口）。一道杂草丛生的高峻的山梁矗立在它的近旁，环抱着洼地的东侧。山梁在隔离区以外，整个地势很高；我们从下方看不到从外面登山的道路。山梁上也很少有人影出现，偶尔见到山羊在上面吃草，或者有小孩在上面乱跑。在一个阴沉的夏日，陡崖上出现了一个城市打扮的妇女。她用手搭在眼眶上朝下面我们这里观望，缓缓地转动着身体。这时候，三间拥挤的监室里的犯人们正分别在各个院落里放风。她希望在下面的这个深渊里从三百个失去个性的蚂蚁当中分辨出自己的那一个！她是不是指望她的精诚之心能给她以启示呢？她一定是因为探视本能获准才攀上了这座商丘。各个院落里的人都发现了她，都凝望着她。在我们这洼地里没有风，可是那山梁高处风却吹得很疾。她的长裙、短衣、头发被疾风掀起、扇动，好像是为了披露她内心全部的爱情，全部的忧患。 我想，如果就在她站立的地方，在俯视着递解站的山梁上，采取她站立的姿势，面朝着日古里的方向，建立一座像她这样的妇女的石像，也许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稍许明白一些事情吧。 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有人上去赶开她，可能是警卫队懒得爬山。后来终于有一个当兵的爬了上去，朝她吆喝，挥手，--把她赶走了。 递解站还能打开囚犯的眼界，让他看到广阔的事物。俗话说，虽然忍饥挨饿，但是过得快乐。在这里的永不休止的流动中，在成十成百人的交替中，在坦率的叙述和交谈中（在劳改营里是不敢这么说话的，那里到处都害怕碰上行动人员的触须）--你渐渐耳目清新，豁然开朗，心明眼亮，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人民甚至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开始能够更好地理解。有时候，被推进监室里来的一个古怪的犯人竟能告诉你一些在书本里永远读不到的新鲜事。 监室里忽然关进来一个奇迹般的人物；一个有着罗马人脸型的高个子的年轻军人，头上仍然保留着淡黄色的鬈发，穿着一身英军制服，好像是一个直接来自诺曼底海岸的登陆部队的军官。他走进来的时候态度非常高傲，似乎预料着所有的人都会在他面前肃然起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现在走进了朋友们之中：他已经被关了两年，但是一次也没有进过监室。他被秘密地装进单独的包房里，直接运到这个递解站。现在出人意外地，不知道是由于疏忽还是故意地，关进了我们这间集体马厩。他在监室里走了一圈，见到一个穿德国军服的国防军军官，便用德语和他攀谈起来。可是没说几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看样子如果带着枪，他们马上就会动武。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而且人家反复向我们灌输说，西线的战争是装样子的，所以看到他们之间这么仇恨，我们甚感奇怪。这个德国人在我们当中躺了那么久，我们这些俄国佬并没有跟他发生过冲突，相反却经常在一道说笑。 如果不是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幸免剃光的头发（这是全古拉格的奇迹），如果不是他那洋里洋气的派头，如果不是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瑞典语，他讲出来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据他说，他是瑞典的一个不止是百万富翁而是亿万富翁（好吧，就当他吹了一点牛）的儿子，是德国英占区司令官罗伯特将军的外甥。作为一个瑞典公民，战争期间他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在英军中服役，真的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后，他成为瑞典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然而他一直对考察社会制度怀着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超过了对父亲的资本的留恋。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着深厚的同情，而且当他作为瑞典军事代表团成员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还通过亲眼所见确信了它的繁荣昌盛。主人为他们举行宴会，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和普通苏联公民--漂亮的女演员们--接触。她们都不忙着去工作，都很乐意陪他们消磨时间，甚至私下在一起。这样最终地确信了我国社会制度的胜利之后，艾里克回到西方就开始发表一些捍卫和盛赞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这终于成了他毁灭的祸根。在这几年，即一九四七一四八年，苏联正从各个缝隙里搜罗愿意公开和西方决裂的西方国家进步青年（似乎如果能凑足十来二十个这样的人物，西方就会发抖和崩溃）。根据艾里克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被内定为一个合适的对象。他当时在西柏林服务，妻子留在瑞典。由于可以谅解的男性的弱点，艾里克时常去东柏林和一个未婚的德国女人幽会。在一个夜间，就在她那里被人捆绑起来（"去找大娘，进了牢房"这句俄国谚语说的就是这种事儿吧？大约早已经是如此办理的，他并不是头一个）。他被带到莫斯科，葛罗米柯在斯德哥尔摩曾经在他父亲家里吃过饭，和艾里克相识。现在为了酬答他令尊大人的盛情，要求这个年轻人公开咒骂整个资本主义和他父亲。作为代价，他答应这位公子在我国立即得到终生的资本主义式的物质享受。但是令葛罗米柯吃惊的是，虽然艾里克在物质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但他却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他们仍不相信他能够死硬到底，便把他软禁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别墅里面，供养得像童话中的王子（有的时候对他也实行"残酷迫害"：拒绝接受他预定的第二天的菜单，他原来点的是笋鸡，却忽然给他端上一盘煎牛排），在他周围摆满了马、恩、列、斯的著作。这样等待了一年，期望把他改造过来。奇怪的是连这也没有奏效。这时候弄来一个在诺里尔斯克服过两年刑的前中将，和他软禁到一起。大概是想要中将用劳改营里的可怕情形促使艾里克就范。但是中将执行这项任务极不得力，也许是并不想执行。在一起蹲了十个月，全部成绩只是教会了艾里克一口半通不通的俄语，再就是加强了艾里克本来已经产生的对蓝箍帽的厌恶。一九五0年夏天，再次由维辛斯基出面召见，艾里克再次表示拒绝（他竟以意识践踏了存在，这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规律的举动）。于是阿巴库莫夫亲自向艾里克宣读了决定：二十年监禁（？？为什么？）。他们自己已经后悔跟这位呆公子打上了交道，可是又决不能把他放回西方。就是在这时候他被装进一间单独的包房，押往劳改营服刑。在车上他听到隔壁的一位莫斯科姑娘的叙述。第二天清晨，他又通过车窗看到了朽烂的草屋顶的梁赞地方的俄罗斯。 这两个年头使他牢固地确立了对西方的忠诚。他对西方的信任达到盲目的程度。他不愿意承认西方的弱点。他认为西方的军队是不可摧毁的，西方的政治家是不会犯错误的。我们告诉他，在他关押期间斯大林下了封锁柏林的决心并且相当顺利地实现了，他不肯相信；当我们嘲笑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时候，艾里克的乳白色的脖颈和奶酪色的面颊气得鲜红。他同样坚信西方决不会容忍对他--艾里克-一的监禁，西方情报机关马上就会根据从古比雪夫递解站得到的情报查明艾里克并没有淹死在施普累河里，而是正在苏联坐牢，一定会把他赎买或者交换出去。（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同于其他犯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我们的思想纯正的正统派。）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他还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和我有机会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到他家去作客（他含着疲倦的微笑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瑞典王室差不多全靠我父亲维持"）。而眼下这位亿万富翁的公子却没有擦脸的东西，我把一条多余的破脸巾赠送给了他。他不久就解走了。 人们不断地流动-一带进来，带出去，单个地和成批地。解犯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出发。表面上如此有条理、有计划，实际上其中充满了胡闹荒唐，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九四九年建立了特种劳改营。遵照某人的最高决定，大批女犯从苏联欧洲部分的极北地区和外伏尔加地区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迁往西伯利亚泰谢特市的奥泽尔拉格。可是到了一九五0年，某人又认为把女犯拉到奥泽尔拉格是不方便的，不如集中到莫尔多维亚捷姆尼基地方的杜布罗夫拉格。于是这同一批女犯又经过同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逦西行，一路享受着古拉格旅行的全部舒适条件。一九五一年在克麦罗沃省建立了几座新的特种营（卡梅施拉格）--闹了半天，原来需要妇女劳动力的还是这个地方！于是这一批时运不济的女犯们现在通过同一个可诅咒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又登上了奔赴克麦罗沃特别营的苦难历程。释放犯人的时代来临了，但不是所有的人全放啊！在全面松动的赫鲁晓夫时代仍需服完刑期的女犯们又从西伯利亚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被装运到莫尔多维亚：上面认为把她们全集中在一起比较牢靠。 反正这全是我们内部的业务，各岛屿全是我们自己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我们俄国人来说也并不那么遥远。 个别倒霉的男犯有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申德里克--面容憨厚、乐呵呵的大块头青年，在古比雪夫的一座劳改营里从事着所谓诚实的劳动，他没有料到会有什么灾祸。但是祸从天降。营里接到一项紧急指示-一不是来自一般人物，而是来自内务部长本人（部长从哪里知道申德里克这个人？）：立即把这个申德里克送往莫斯科第十八监狱。他被提出来，拽到古比雪夫递解站，从那里毫不拖延地送到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把他投进什么第十八监狱，而是和别人一起关进了大名鼎鼎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申德里克本人压根不知道十八号监狱的事，因为没有向他宣布过。）可是他的劫数未尽：没过两天，他又被拉出来解送。这次是去伯朝拉。车窗外的景色愈来愈贫瘠阴郁。小伙子吓错了：他知道有部长的指示。现在这样一个劲地往北方拉，八成是部长手里有申德里克的过硬材料。路途的疲劳再加上被偷走了三天的口粮，申德里克到达伯朝拉的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伯朝拉的接待很不客气，饿着肚子，不让住下，就押着他们顶风冒雪去上工。一连两天连衬衣也没有机会晾干，连床垫还没有用松枝填上。一声命令又要他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往更远处遣送--去沃尔库塔。根据这一切迹象看，部长是决定把申德里克在劳改营里熬死。诚然，不是专门对付他一个，整整一批犯人都要摘掉。在沃尔库塔整一个月没有人过问申德里克。他参加了一般作业。虽然还没有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但已经开始顺从北极圈内的命运了。可是有一次忽然大白天把他从矿井里叫出来，叫他赶紧回营里交还全部公家的东西。一小时以后就上了往南边开的火车。这次可有点像专门惩罚他一个人了！拉到了莫斯科。投进了第十八监狱。在监房里关了一个月。后来一个什么中尉叫了他去问："您跑到哪里去了？您真的是机械制造工程人员吗？"申德里克说是。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天堂岛！（是的，群岛里也有这类岛屿！） 这一类人物的隐现，这一类的遭遇，这一类的故事，使递解站大为生色。老劳改犯传授经验说："躺着，别管闲事！在这儿能吃最低保证的口粮，也不需要卖牛劲。人不挤的时候，你只管足足地睡。伸直了腿，吃了睡，睡了吃。吃不饱可是能睡足。"只有尝过劳改营一般作业滋味的人才懂得递解站是休养所，是我们途中的幸福。还有一样便宜事：白天睡过去--刑期就过得快些。只要把白天消磨掉，夜晚反正是瞧不见的。 诚然，递解监狱的主人们由于念念不忘劳动创造了人以及只有劳动才能改造罪犯的理论，有时由于有一些辅助性的活茬，有时由于承包了一些外活以便搞点额外财政收入，他们也驱使手头这些整日挺尸的递解劳力去干活。 在上面说过的那个科特拉斯递解站里，战前时期这种性质的劳动一点不比劳改营轻。六七名身体衰弱的囚犯套着搭缚，拉一辆拖拉机的挂斗雪橇。一个冬季的白天要沿着德维纳河拉上十二公里的路程，到维切格达河口去。一会儿人陷进雪里，摔倒在地，一会儿雪橇又卡住动不了。似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累人的活儿了。可是这还不算真干活，这不过是活动活动筋骨。在维切格达河口还要把十立方木柴装上雪橇，原班人马用原样的都具，（列宾不在了。这对于我们新时代的画家已经算不了可以发挥创造性的主题；这不过是实景的粗陋的素描）把雪橇拖回递解站的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必再谈你的什么劳改营了--到不了劳改营你已经完蛋。（干这些活时的作业班长是柯鲁巴耶夫，当过拉车牲口的有电气工程师德米特里耶夫、后勤部中校别利亚耶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瓦西里?弗拉索夫。其他几个人的姓名现在已经说不全了。） 阿尔扎马斯递解站在战争期间给犯人吃的是甜菜疙瘩，而让他们干的劳动却是长期性的，它附设了缝纫厂、擀毡制靴车间（在滚烫的酸性液中擀制毛胚）。 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自报奋勇地从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闷热窒息的监室里出去干活；这是为了取得一整天呼吸空气的权利，为了取得在安静的板条钉的厕所里不慌不忙、不受阻挠地蹲一会儿的权利（这可是一种常常被忽略的鼓励手段！）。八月的阳光（这正是波兹坦和广岛的日子）把厕所晒得暖洋洋，可以听到一只孤单的蜜蜂的安详的嗡嗡声。我们也是为了取得晚上多领一百克面包的权利。我们被带到正在卸木材的莫斯科河码头。我们的任务是把原木垛倒到别处，重新码起来。我们花的力气远远超过得到的报偿，可是我们仍然高兴到那儿去劳动。 青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的回忆常常逼得我脸红。但是凡使你沮丧者必给予你以教训。我发觉，在我肩头总共才摇颤了两个年头的那一副军官肩章，竟在我肋间那块方寸空地上抖落了大量的有毒的金粉。在河运码头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劳改营，也划出了一个四周设有了望塔的隔离区--我们是外来人，是临时工。根本没有听说过可能把我们留在这个小型劳改营里服刑。但是，当我们第一次排好队，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眼睛物色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毛料的军便服下面蹦出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做出更加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红色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干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擦一棵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带色的"。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身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塞点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物保管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种捉摸木定的机会--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处，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出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高尚。 这样，当囚犯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高如山积地堆放在监狱办公室的各个房间里，而派工员们则是从容易下脚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这个可诅咒的普列斯尼亚恭候两三个月，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以流星的速度从这里一闪而过。由于犯人的密集、办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乱，在普列斯尼亚（在其他递解站亦如是）有时竟然发生刑期替换的情形。五十八条的犯人们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刑期，用高尔基的说法，是大写的刑期，天生是漫长无际的，即使看起来好像快到头了，实际上永远到不了头。但是，惯偷、杀人犯如果把自己的刑期和一个傻头傻脑的"普通犯"替换一下，倒是有一点意义。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帮手出面向这样的人凑近乎，关心地问东问西。那个人不懂得，短期犯人在递解站决不能透露自己的底细，他可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人家：他的姓名，比方说，是瓦西里?巴尔菲内奇?叶甫拉施金，一九一三年生人，住在谢米杜比耶，是当地出生的。刑期一年，一0九条，"玩忽职守"罪。过后，这个叶甫拉施金睡着了；也许没有睡着，是因为监室里太嘈杂，车门上的送饭孔旁边太拥挤，无法靠近，听不见门外走廊里宣读本批解犯名单的人嘀里嘟噜些什么。站在门口的犯人们向监室里传呼了一些姓氏，可是没有叫到叶甫拉施金，因为走廊里刚刚念到这个姓氏便有一个贼骨头立时巴巴结结地（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会这一手啦！）朝门外探出他那嘴脸，用又快又低的声音回话："瓦西里?巴尔菲内奇，一九一三年生，谢米杜比耶村，一0九条，一年"--接着就跑去取东西。真叶甫拉施金打了哈欠，又在板铺上躺下，耐心等待明天再叫号。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打扰一下看守长：为什么他老是不起解？（而同时各个监室每天都呼唤着一个姓兹维亚嘎的人。）又过了一个月或者半年，当有了空闲时间用还累点名的办法对全体解犯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以后，只剩下一个兹维亚嘎的案子找不到人：累犯，两次杀人，抢劫商店，十年；另有一个自称为叶甫拉施金的怯生生的囚犯找不到案卷。凭照片根本看不清，那么就暂且把他当作兹维亚嘎好了，那么就该把他关进伊甫查里惩戒劳改营去。不然的话，就得承认是递解站摘错了。（已经解出去的那一个叶甫拉施金现在已经查不到下落，名单没有留底。况且他是一年刑期，现在已经被派到营外去干免除看管的农业劳动，正享受着一天算三天的折减。也许他已经逃亡，早就在家里呆着。更大的可能是又进了监狱，正在服另一次刑期。）也能遇到这样一类怪家伙，他们为了换取一两公斤成肉，甘愿把自己的短暂的刑期卖给别人。他们估计反正以后会弄清楚的，会查明他的身份。这个主意也不完全错。 有一个时期，囚犯的案卷上不注明递解目的地，在那些年代，递解站变成了奴隶市场。递解站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是买主，这个名词在走廊上和监室里是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并不带任何讥笑的意味。正如各工厂不能坐等中央统配物资而要派出自己的催办人员一样，古拉格也有类似情况：各岛屿的土著在渐渐绝灭，他们虽然不值一文钱，但却是有统计数字的，因此需要自己设法弄进些人口来补充，以免完不成计划指标。买主须是一些精明干练、很有眼力的人。凡要带走的犯人都必须仔细过目，免得让人家塞进一些老弱病残充头数。不中用的买主才凭档案挑选犯人，正经八百的商人要求货物活生生、光溜溜地在他们眼前走过。货物这个词儿不是当笑话说的。"喂，这回运来的是什么货？"布蒂尔卡交接站上，一个买主发现了十七岁的伊拉?卡林娜，一边上下打量一边问。 人类的天性即便能够变化，也不会比地球的地质面貌变得更快。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奴隶贩子在女奴市场上体验过的那种好奇、玩味、品评的心理当然也支配着一九四七年乌斯满监狱中的古拉格官员们。他们--身穿内务部制服的二十来个男人--分别坐在几张铺着床单的（这是为了显示隆重，不然总归有点不好意思）桌子后面，女犯们在旁边的隔离室脱光衣服。她们必须赤身露体、光着脚在他们面前通过，朝他们转过身，停下来，回答他们的问话。"把手放下来！"这是对那些采取古希腊雕像的遮羞姿态的女犯们发出的命令（要知道，军官们正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地挑选姘妇）。 新囚犯到达递解站时精神上感到的一些天真无邪的快慰也会被明日劳改营中那一场苦战的浓重阴影所笼罩。 普列斯尼亚监室里关进了一个专用犯人，他在我身边睡了两夜。"专用通知单"是总局开具的一张随犯人转送到各地的通知单。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通知单的规定解送的，那上面写明他是建筑技术人员，各地必须按他的专业使用他。专用犯人途中乘坐普通的"泽克车厢"，拘押在递解站的集体监室，但是他心里有底：他受到通知单的保护，不会分派他进森林里去伐木。 这个业已服完大半刑期劳改犯的面部表情的基本特征是残忍和果断。（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样的表情正是古拉格岛民的民族特征。有着温良柔顺的表情的人们在岛上是不能生存的）他嘲弄地观望着我们手足无措的挣扎，好像人们在看着一窝刚生下两周的狗崽子。 我们在劳改营里将遇到什么？他出于怜悯之心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你们一跨进劳改营的大门，所有的人都会使劲地哄骗你们，抢劫你们。除了自己，对谁都不要相信！要瞻前顾后：提防有人偷偷过来咬你们一口。八年前我初到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时候也是这样天真。下了列车，押解队正要带我们上路：离劳改营还有十公里，全是松软深厚的雪地、这时来三辆雪橇。一个身材虎势的大叔招呼我们说：弟兄们，快把东西放在雪橇上，我们替你们拉去！押解队也不干涉。我们回想起文学书里说过囚犯的东西是用大车拉的。我们寻思，劳改营也并非那么不人道，对人还是挺关心的！我们把东西放上去，雪橇拉走了。完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东西，连个包袱皮也没剩下。" "这怎么可能？那儿没有法律？" "别问这些傻瓜问题。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义--一古拉格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这个卡尔戈波尔事件差不多是劳改营的象征。你们还必需习惯于这一条：劳改营里谁也不会白做什么事，谁也不会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须付给代价。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什么大公无私的建议，你们必须知道这是圈套，这是引你上当。最主要的：必须逃避一般作业！从头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头一天掉进去了，你们就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一般作业？" "一般作业--这就是一个劳改营的主要作业。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这个。他们全都得像牲口一样倒毙。全部。然后又会运来新的人去干一般作业。干这种劳动，你周身力气都会使尽。永远吃不饱。永远湿淋淋。鞋也没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给。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给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掉进一般劳动的火坑！从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吗？…… 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犯人的这些丝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令：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正文 第三章 囚徒返回队 "泽克车厢"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道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泽克车厢"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泽克车厢"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像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义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一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第七节车厢》对红色列车的押解有很生动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列车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囚犯装进车厢，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行动。进行这件事必须达到两个重要的目标：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车，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车必须瞒过当地居民，因为一趟列车一次要装进一千来人（至少挂了二十五节车皮），这不同于"泽克车厢"里运的那一小股，那一点人当众押送也是不碍事的。当然尽人皆知每日每时都在抓人，但是不应当让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来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奥廖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廖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像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当时当地这类事情是没有法于掩盖的。但是何必在我们苏维埃人眼前显示出一天就抓来一列车之多呢（当年的奥廖尔被抓的人一天就能凑足一列车），况且更不应该计青年们看到这些--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事只能夜间干--每天晚上从监狱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队伍步行去车站（"乌鸦车"正用于新的逮捕），这样连续几个月。诚然，女人们是警觉的，女人们有法子打听出来，她们深更半夜从全城偷偷地溜到车站，紧盯着停在待避线上的列车，她们沿着列车奔跑，在枕木和轨道上磕磕绊绊，她们朝一节车厢里喊：某人在这里吗？……某某和某某在这里吗？……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像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像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懈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迷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市西（诸如牙粉、砂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资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换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阿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鲜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邪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和搅和呀！"后来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木槌（全古拉格标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块车板：可别被那些家伙锯断了吧？在某些车站上，车门猛然大开，电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灯的光束，直射进来："检查！"这意思是要你们立即跳起来，站好，准备听喝--全体朝左跑还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员蹿进车厢（另一些手持自动步枪的在车门外面排列成半圆形），他们指示：向左！这意思是：左边的人原地不动，右边的人必须立即像跳蚤一样一个从一个头上蹦到那边去，见缝插针，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谁的腿脚不灵便，谁在那发呆，--腰间、背上就要吃水相，这是给他握精神。同时，押解员的皮靴已经在乱踩你的叫花子窝铺，乱扔你的破衣烂裳。到处用灯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没有锯缝。没有！这时候押解人员就叫你们一个个从左边走到右边，他们站在车厢当中点数："一！二！三！……"本来只要简单地数一数，简单地用手指头点一点也就够了。可是那么办不吓人，所以还是用那个木相在你腰间、肩膀上、头顶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点"数才更直观，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点完了，共计四十名。现在轮到在左边乱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车厢上锁。你们可以睡到下次停车。（不能说押解队是没事自找麻烦--有本事的人确有从红色列车里逃跑的。例如，他们敲打车板的时候，有时就发现一块已经有了锯缝，或者某天清早发菜汤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间有几个刚刮过胡子的人。押解队端着自动步枪把车厢包围起来："把刀子交出来！"这都是那些盗窃犯和靠近他们的人的臭讲究：他们"当腻了"大胡子。现在只得把刮胡刀交出去了。 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检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泽克车厢"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眼线。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可是使用没有遮拦的平台车怎么运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这确是押解队的一项难题。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命令我们挤成一团躺倒，用一整块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将金"号巡洋舰上被枪决以前的水手们一样。为了苫上这块帆布，还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奥列涅夫和他的伙伴们在北方的十月间坐在露天的平台车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经装上了车，可是火车头没有调来。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上了冻，犯人们的破衣烂衫全结了冰）。小型列车开动起来猛烈颠簸，平台车的槽帮子常会裂缝和折断，一次震荡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车轮子下面去。那么烦请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发车，在北极的严寒中乘露天平台车沿窄轨铁路行驶一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节平台车的正中，以便让他们四周的牲畜们捂暖他们，也护着他们免得掉到火车底下去。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犯人们将会见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会有房子吗？不，没有一间。地屋？有，可是已经挤满了．那不是给他们住的。这么说，他们首先得给自己挖地屋吗？不、因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们不是去干这个，而是被带去开采金矿。"可是他们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对了，住……住……--住帐篷嘛" 但是不会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轨火车吧？不，当然不。有乘大火车直接抵达的：叶尔佐沃车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车厢门打开了。沿着列车的全长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们从车里下来，站在雪地里。点数，站队，又点数。气温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批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着短腰皮靴、便鞋，还有穿凉鞋的。谁想在火堆旁边取暖，押解队马上把他赶开：篝火不是为这个预备的，而是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头就冻木了，雪填进单薄的鞋子里连化也不化。没有一丝宽容，只听见口令声："站队！看齐！谁离开队列左右一步，我们不打招呼就开枪……齐步走！"系在铁链上的警犬被它们心爱的口令和这个兴奋的时刻激动得阵叫起来。穿着羊皮大衣的押解队员们开步走了，穿着夏季衣服的注定灭亡的人们也沿着积雪很深的完全没有踩出来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个地方。前方看不到一点灯火。北极光在闪耀。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见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发出干裂声。没有鞋穿的人们用冻僵的脚掌和小腿测量着积雪的深度，把积雪踩实。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军攻占华沙！……我军切断东普鲁士！"）到达伯朝拉的情形为例。荒凉的雪原，把人们从车厢里轰出来，叫他们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横队。接着就没完没了地点起数来。一次数错了，再数一次。然后叫犯人们站起来，押着他们在没有人迹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这批犯人也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往萨哈林岛的途中，七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五十八条"犯人对盗窃犯（这是一批"母狗"）进行了反抗，对方总共有八十来个人（其中照例会有人带着刀子）。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一门"递解站里面，这批"母狗"就曾对犯人们实行过一次搜身。他们搜得非常彻底，一点不比狱卒们干得差劲。他们熟知一切的隐藏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搜，要发现一切公办不到的。他们明白这个，所以在船舱里面假意宣布："有钱的可以买马合烟！"米沙?格拉切夫拽出了缝在棉坎肩里的三个卢布。"母狗"沃洛吉卡?塔塔林朝他喊："喂老鸹的死尸！你不交税啦？"说完就跳过去夺。可是陆军准尉帕维尔（姓氏没有传下来）一把推开了他。沃洛吉卡?塔塔林用手指头分成"两股叉"去戳帕维尔的眼睛，帕维尔把他撂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二、三十个"母狗"拥了过来。前陆军大尉施帕科夫；谢廖沙?波塔波夫；沃洛尼?列乌诺夫，沃洛甲?特列久兴（这两个人也是前陆军准尉）；还有瓦夏?克拉夫左夫等人挺身而出，毅然站到格拉切夫和帕维尔身边。结果如何？仅仅是互相献了几拳就了事。不知道是贼骨头们祖传的真正的怯懦（他们总是用虚张声势的果敢和满不在乎的放肆把它遮掩起来）现了本相，还是因为附近有哨兵（事情发生在舱口下面）妨碍了他们。他们现在需要保存实力，因为他们此行负有一项更加重要的社会使命--从正经盗贼手里夺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就是契诃夫曾经描写过的那一个）以及萨哈林建设工程（夺取的目的当然木是为了建设）。总之是他们退却了，仅仅限于虚声恫吓，说："要把你们变成一堆垃圾！"（架没有打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几个小伙子变成"垃圾"。这帮"母狗"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递解站遇到了麻烦：那地方已经被正经盗贼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 开往科雷马的海船，在一切方面都和驳船很相似，只是规模大一些。不管多么奇怪，一九三八年乘坐由"克拉辛"号破冰船开路的"珠尔玛"、"库鲁"、"汉瓦工程"、"第聂伯工程"等几艘旧套鞋似的破船被遣送到科雷马去的那一批犯人（即有名的"克拉辛远征队勾当中，今天竟有几个人还活着。这几艘轮船的寒冷肮脏的贷舱也是分作三层，但是在每层上面又用树村搭成了双层的统铺。并不是到处一片漆黑，有的地方点了几盏油灯。允许犯人们以隔舱为单位上甲板放风。每条船装三四千人。一次航程要用一个多星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领的口粮在路上就发了霉，因而一天的口粮定量由六百克减少到四百克。还供给成鱼，至于饮用水……。是的，是的，没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在水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与内河递解比较起来，这儿还增加了风暴和晕船。精疲力竭的人们呕吐不已，已经没有力气从呕吐物中站起来，整个舱板覆盖了一层令人作呕的秽物。 旅途中还有一段政治性插曲。船队要通过拉彼鲁兹海峡"，和日本列岛距离很近。这时候轮船了望塔上面的机关枪消失了，押解队换上了便服，舱口紧闭，禁止上甲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时就早有远见地在船舶文书上注明了船内装载的……不，上帝保佑，决不是犯人，而是应募去开发科雷马的工人。许多日本小汽船和木船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一点没有产生疑心。（另一次，一九三九年，"珠尔玛"号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盗窃犯们跑出货舱潜入了财物保管室，抢光了东西，放了一把火。这时候船恰好在日本附近。"珠尔玛"号浓烟滚滚，日本人要来救援，但是船长拒绝了他们。他甚至没有下令打开舱口！离开日本较远以后，被烟呛死者的尸体全扔进了大海，烧焦了的半腐烂食品后来移交给劳改营充当犯人的口粮。）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国际公海上运输的似乎已经不再是犯人，而是苏联公民。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事例：苏联人遇到海难的时候，拒绝外国救援，原因仍是这种冒充为民族自豪感的封闭性。宁愿让鲨鱼把我们吞进肚里，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援助之手！封闭性--这是我国的毒瘤。 船队在马加丹港外被封冻在水里。"克拉辛"号也无能为力（还远远不到航行的季节，但是他们急于往那里输送劳力）。五月二日。犯人们被卸到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的冰上。当年马加丹的悲惨景象展示在来客们的眼前；死气沉沉的山岗，没有乔木，也没有灌木，更没有鸟类。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间小木房和一座远北建设工程局的两层楼房。然而他们却受到远建局乐队的欢迎。因为当局这时候还在继续表演着"改造"的闹剧，换句话说是做出副样子，好像他们不是运来一堆为盛产黄金的科雷马铺路的白骨，而是一批将来还要回到创造性生活中去的暂时受隔离的苏维埃公民。乐队演奏着进行曲和圆舞曲。一群受尽折磨、半死不活的人们排成灰色的长队在冰上蹒跚行进。他们拖着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这一支庞大的政治犯队伍在路上几乎还没有遇到盗窃犯），背着另外一些半死不活的人--风湿病患者和失去双腿的残废（对没有双腿的人也同样判刑）。 但是，我发觉我又要重复；写下去将是乏味的，读下去也将是乏味的，因为读者预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将会用卡车把他们装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然后还要押着他们步行几十公里。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将开辟一些新的劳改点，而且到达后一分钟之内就必须出工。吃的将是鱼和面粉，是和着雪一起吞咽下去的。睡的将是帐篷。 是的，不错。但是头几天他们暂时被安置在马加丹，住的也确是北极帐篷。在这里他们还要受到一次体检，也就是要他们脱光衣服，根据每人臀部的状况确定他是否适宜于劳动（检查的结果一定是全体都合格）。当然还要把他们带进洗澡房，命令他们把皮面大衣、罗曼诺夫羊皮大衣、毛线衣、高级毛料西服、毡斗篷。长筒皮靴、长筒毡靴留在洗澡房的脱衣室（要知道这一批来的人不是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而是党的上层人物-一报纸编辑、托拉斯和工厂的经理、省委负责干部、政治经济学教授等等。所有这些人在三十年代初对于高档商品已经很懂行了）。"那由谁来看管呢？"新来的客人们疑惑地问。"快去吧，谁希罕你们的东西？"澡堂服务员显出受侮辱的样子，"进去，放心洗去吧！"于是他们就进去洗澡了。然而出口却是另一个门。出门的时候每人在那里领到一条黑布裤子和一件军便服上衣、一件没有衣兜的劳改营棉背心、一双猪皮鞋。（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与你原先的生活的诀别--也就是和你的头衔、职位、尊荣的诀别！）"我们的东西呢？"他们哀号了。"你们的东西--留在家里了！"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朝他们大声呵叱。"劳改营里什么东西也不属于你们。我们劳改营里是共产主义！带队的，开步走！" 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还有几种递解方式--坐大车或者干脆步行。诸位记得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一队犯人从监狱被押着走向火车站的情形吗？然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九四……年，犯人们已经一整年没有放过风，已经木会走路了，不会呼吸了，不会看光亮了；一年以后，把他们带出屋子，列队，驱赶他们步行二十五公里，到阿巴坎去。路上死了十来个。这件事情可没有人去写成一部伟大的小说，连一章也没有人写：住在坟地里，顾不上为每一个死人哭丧。 徒步递解--这是火车递解、"泽克车厢"、红色列车的老祖宗。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少见了，除非是在木可能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地方。例如，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遣送犯人，就是让他们徒步通过拉多加湖上的一段冰路，然后装上红色列车（让女犯和德军俘虏走在一起，用刺刀把我国的男犯从女犯身边赶开，免得他们抢夺女犯的面包。倒在路上的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拽掉靴子，扔到卡车上）。三十年代，从科特拉斯递解站每天发送一百名犯人徒步去乌斯特维姆（约三百公里），有时候去奇比尤（五百多公里）。一九三八年有一批女犯也是用这种方式递解。这种徒步递解一天要走二十五公里。押解队带着一两只狗，他们用枪托于驱赶掉队的人。诚然，犯人的东西、锅灶和食物是用跟在队尾的大车拉着。在这一点上，这支解犯队伍和上一世纪古典的流刑图有些相像。途中也有宿泊的房屋--被消灭的富农的缺门少窗的残破农舍。科特拉斯递解站的会计室发给每一批解犯的食品是按照理论上的旅途时间计算的，其前提是一路诸事顺利，从来不多计算一天（这是我国会计制度的普遍原则）。如果选中发生耽搁，食物就匀开吃，只供给不放盐的黑麦面糊糊，有时候索性就停伙。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古典的模式。 一九四0年，奥列涅夫等一批解犯下了驳船以后，被押送着徒步穿过泰加森林（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到齐比尤）。一路上根本不给饭吃。喝的是沼泽里的水，痢疾迅速地蔓延开来了。许多人体力衰竭，倒在地下，警犬撕扯倒下的人们的衣裳。在伊回马河里，犯人们用裤子捞鱼，生着就吃进肚里。（最后走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当局向他们宣布：你们就在这里动手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吧！） 我国欧洲部分极北地区的另一些地方，也一直是采取这个办法，先是遣送一些徒步的犯人到划定的线路上去修路基，直到快乐的红色列车开来，运来第二期工程的犯人。 在经常和大量采用步行方式的地方，制定出了一整套徒步递解的技术。一批犯人从克尼亚日-波戈斯特出发，沿着泰加森林中的小道，被押往维斯良纳。一个犯人倒下了，再也走不动了。怎么办？请合理地考虑一下，怎么办？你是不会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的。你也不会为每一个倒下的和掉队的人留下一名带枪的兵--带枪的兵很少，犯人很多。这说明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带枪的兵留下来和这个人稍呆一会儿，随后他一个人匆匆地赶上队伍。 从卡拉巴斯到斯帕斯克的固定步行递解班次保持了很长时间。那一段路总共才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可是必须一天之内走到。每一批一千人，其中很多人身体很虚弱。可以预料到，一定会有许多人倒在路上，掉队，他们会带着濒死者的无所求和无所谓的表情--哪怕你如他们开枪，他们也不能再挪动一步。他们已经不害怕死亡了，--但是棍棒呢？没完没了地劈头盖脑地打下来的不知疲劳的棍棒呢？棍棒他们是会害怕的，他们会继续走下去！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保证有效。因而在解犯纵队五十米之外不仅有一圈自动枪手的散兵线，而且里面还有一圈仅以棍棒做武器的士兵。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实际上斯大林同志早就有言在先）。七打八打，那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的人们居然走起来了！其中的一些人竟能奇迹般地走到目的地。他们不知道这叫做"棍棒考验"，不管你怎么打仍是躺着不动的人，将由跟在后面的大车收容起来。这是一条组织工作的经验。（可能有人提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用大车拉呢？……可是到哪儿去找足够的大车？马匹从哪儿来？我国毕竟已经普及拖拉机了。况且如今燕麦是什么价钱？……）上面说的这种递解在一九四八一五0年依然是十分大量的。 然而在二十年代徒步递解曾是主要方式之一。当时我还是小孩，但是记得很清楚：士兵们押着犯人的队伍大大方方地走过顿河罗斯托夫市的街道。顺便说说，那句有名的命令："……不予警告即可开枪！"在当时的说法稍有不同，原因在于军事装备的差异：要知道，当时的押解队往往只有马刀。所以当时是这样命令的："凡擅自离开队列一步者，押解队即可开枪或刀劈！"多么铿锵有力："开枪、刀劈！"马上就产生一把战刀从背后劈下你的脑袋的感觉。 不错，甚至到了一九三六年二月，还押着一批从外伏尔加地区抓来的大胡子老头儿们徒步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城。这些人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穿着桦皮鞋，包着脚布。"正在消失中的俄罗斯……"突然间，三辆小汽车正好横穿他们前面的马路，汽车上坐着全俄中执委主席加里宁。解犯队伍停下。加里宁坐在车里开过去，他对这些人没有产生兴趣。 读者，请闭上眼睛。听见了吗？车声隆隆……。这是"泽克车厢"在铁轨上行驶。这是红色列车在运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刻稍停。听见了吗？水声激荡……这是囚犯驳船在破浪前进。耳边又传来"乌鸦车"马达的吼叫声。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投入监狱、塞进囚车、辗转递解。这一片嘈杂声又是来自哪里？它来自递解站过于拥挤的牢房。而这哭号声呢？它是被抢劫者、被奸污者、被毒打者的怨诉。 我们考察了各种遣送方法。我们发现它们一种比一种更坏。我们环视了递解站，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甚至人们最后一个希望--下一步会好一些，在劳改营里将会好一些--也是一个骗人的希望啊！ 在劳改营里将会……更坏些。 正文 第四章 从岛屿到岛屿 还有一种遣送方式，那就是简单地用一叶扁舟载着犯人从"群岛"的某一岛屿直接摆渡到另一岛屿。这叫做专门递解。这是一种最无拘束的遣送方式，和自由人的旅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为数不多的犯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样的机会，遇到过三次。 专门递解是根据高级官员的指令实行的。请不要把它和专用通知单混为一谈，那也是由上头的什么人签署的。专用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解犯大队一起行动，虽然他在途中也可能遇到几段奇妙的插曲（因而其效果更是令人觉得非同寻常）。例如，安斯?伯恩施坦依据专用通知单从北方被遣送到伏尔加河下游去参加完成一项农业任务。在路上他经历了我在前面描述过的全部拥挤和侮辱，警犬的狂吠，刺刀的威逼，"离队左右一步，就……"的吼叫……。忽然在一个叫作赞则瓦特卡的小站上，他被带下了车。一个不带任何武器、态度平和的看守员单独到车站来接他。看守员懒洋洋地说："好吧。今晚你住在我这里。天亮以前你可以到处走走，明天我带你去劳改营。"于是安斯就去到处走走了。诸位可懂得，对于一个刑期十年、多少次与生活告别过、今天上午还蹲在"泽克车厢"里，而明天又要进劳改营的人，"到处走走"是什么意思？他马上随便走路，随便观看，看着几只鸡在车站的小花园里啄食，看看几个农妇正收拾着没有向旅客卖掉的牛油和甜瓜准备回家。他朝侧面走出三、四、五步，没有人喊："站住！"，他不敢信以为真地用手指触触一棵刺槐树的叶子，几乎哭出声来。 而专门递解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奇妙经历。这一次你和解犯大队根本不沾边，不用把双手放到背后，不用脱光衣服，不用坐在地下，连搜身都不搞。押解人员待你态度友善，甚至以"您"相称。作为一般地打招呼，他先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企图逃跑，我们和平常一样是要开枪的。我们的手枪里装了子弹，就在口袋里掖着。然而我们一路要随便些，举止要自然，不要叫人看出你是犯人。（我恳请诸位注意，在这一点上也和任何时候一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如何地完全一致！） 我的劳改营生活从那一天起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当时我正凄凄惶惶地站在木工班等待出工的队列里，我的手指头痉挛着（它们由于成天紧捏工具变得僵硬了，再也伸不直）。派工员把我拉到一边，带着意外的尊敬对我说："你知道吗，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 我目瞪口呆。木工班出发了。营区里的杂役们围上了我。有的说："要给你加判新的刑期。"另一些人说："要释放。"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情看法一致，那就是这一次免不了要经过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这一关。我自己也在加判和释放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摇摆。我干脆忘了，半年以前，劳改营里来过一个家伙，他分发了一些古拉格的登记卡片要我们填写（战后他们在较近的劳改营里开始搞过这项登记工作，但是看来好像没有完成）。卡片上最重要的一栏是"专长"。犯人们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纷纷填写古拉格里最吃香的专业："理发师"、"裁缝"、"仓库管理员"、"面包匠"之类。我皱了皱眉头就填上了"核物理学家"几个字。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当过核物理学家，关于这方面我只是战前在大学里听到过一点，知道原子粒子及其参数的名称，于是就这么写上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原子弹是顶顶急需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对于那张卡片并没有放在心上，干脆忘了。 在劳改营里隐隐约约地能听到一种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得到任何人证实的传闻；在这个群岛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微小的"天堂岛"。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去过。在那里呆过的人们都保持沉默，闭口不谈。据说在那些小岛上有"乳汁的河流，果羹的河岸"；吃的伙食最次是酸乳酪和鸡蛋；据说那里一切都是干干净净，永远是暖暖和和；干的都是脑力劳动，而且都是绝对机密的。 我自己就登上过这样一类天堂岛并且在那上面服完了我的一半刑期。（囚犯们的俗话中把这类天堂岛称作"沙拉施卡"）我能活下来全是托它们的福。留在劳改营里我这条命无论如何也拖不到刑满。我今天能写这部考察著作也得感谢它们，虽然在这部书里我并没有考虑给它们什么篇幅（已经写了一部关于它们的长篇小说）。我在这类岛屿之间转移，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第二个到第三个，都是通过专门递解；两名看守和我。 如果死者的幽灵有时候在我们之间飘过，能够看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透我们心里的琐碎念头，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也猜不到它们的无形体的存在，那么，专门递解就恰像这种情形。 你一头扎进了自由的渊薮，在火车站候车室的人群里推推挤挤。你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肯定与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布告。你坐在候车室的古旧的"沙发"上，听着一些奇怪而无聊的对话：谁家的男人打老婆，或者把老婆甩啦；谁家婆媳不和啦；单元楼里的邻居私自使用走廊里的电源插座，上楼还不把靴底擦干净啦；谁和谁在工作单位里过不去啦；哪儿有个好差事要什么人去，他不想搬家--坛坛罐罐搬起来容易吗？等等，等等。你听着这一切，忽然一阵愤世嫉俗的心情使你全身不寒而栗：你分明地看透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分量，一切嗜好和情欲的分量！这是那些凡夫俗子们注定不能领会的。只有你，只有不具形体的你，才是真正地活着，实在地活着，而所有那些人只不过是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 还有-一在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无论是向他们猛喝，无论是为他们痛哭，都不可能；抓住他们的肩头把他们摇醒，这也是不可能的呀！你毕竟只是鬼魂，只是无形的幽灵，而他们却是物质的实体啊。 怎样才能使他们醒悟？启示吗？显灵吗？托梦吗？--兄弟们！人们！生命给予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在深沉的午夜，死囚的牢门砰然大开，有着伟大灵魂的人们被拖上刑场。就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在啊，在我国条条铁路线上，正有人在嚼咽下咸鲱鱼之后用苦涩的舌尖舔着干枯的嘴唇。他们梦想的是伸直一下双腿的幸福，是解过手以后的轻松。奥罗图坎的土地只是在夏天才化冻，而且仅仅化开表面的三尺，只有这时候才能掩埋冬季死亡者的尸骨。而你们，你们头上有蔚蓝的天空，有炽热的红日，你们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可以去喝水，伸伸懒腰，随意到哪里去旅行而没有人押解--什么靴底没有擦干净之类的琐事还算得了什么？还管它什么婆媳和不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它的全部奥秘--你们要知道吗？我可以马上全部抖出来。不要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什么财产，什么地位：赚来这些东西要耗费你们几十年的精神，而没收它们只需要一个夜晚。以平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去生活吧！--不要畏惧灾祸也不要眷念幸福，要知道终归是一样的：苦既不永久，甜亦难满盈。你们今天没有挨冻，饥渴的利爪没有撕扯你们的五脏，这也就够了。你们的脊骨没有被打断，你们的两条腿都还能行走，两只手臂还都能弯曲，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两只耳朵都能听到，还有什么人值得你们羡慕？何苦来？妒忌旁人，受害的是自己。擦亮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心灵，要把那些爱你们、好心待你们的人看得比什么都贵重。不要伤害他们，不要辱骂他们，不要和他们任何一个在争吵中分手：因为你毕竟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你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举动，而你将会以这样的形貌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您的票呢？""那个同志拿着。"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很满"--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于，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像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madein群岛"。 "唷！……"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踢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同志，来点啤酒？"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行，来点。"（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像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什么差事？""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群岛"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6"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星际流浪者"！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市监"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市监疗养院"--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布监疗养院"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古拉格群岛"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机器"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啊-一我知道您！""在哪儿？"R君回避地说："您认错人了吧。""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 我喜欢监室里进来新人（不是新入狱的，这种人进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和局促不安的。我指的是老资格的犯人）的那一时刻。我自己也喜欢走进一间新的监室（不过，上帝开思，可别让我再进去了）--一无忧无虑的微笑，大模大样的姿态："嘿，哥儿们好吗？"把小行囊往板铺上一甩："喂，布蒂尔卡最近一年有啥新闻？" 开始互相介绍。有一个小伙子姓苏沃洛夫，是五十八条的。初看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可是你要抓紧打听，千万别放过：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递解站曾经有一个叫马霍特金的人跟他蹲过一个监室…… "慢点，他就是那个北极飞行员吗？" "正是他。用他的名字命名过……" "……泰梅尔湾里的一个岛。可是他本人却按五十八-10的罪名坐在牢里。请您告诉我，是已经放他到杜金卡去了吗？" "不错。您怎么知道的？" 好极了。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马霍特金的传记又增添了新的一节。我从未见过他，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他，但是旺盛的记忆力把我所知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积累起来了：马霍特金被判了十年，而那个岛屿却没有法子易名，因为已经写在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了（这可不是古拉格的岛屿）。他被送到波尔申诺的航空天堂岛。他在那里无聊得要命。全都是工程人员，就他一个飞行员，那里又不让他飞行。这个天堂岛分成两摊，马霍特金被分到塔甘罗格的那一摊。和外界的联系似乎完全掐断了。当我在雷宾斯克的那一摊里的时候，曾听说这个小伙子要求到极北地区去飞行。现在我知道已经获准了。这种新闻对我并没有什么用，但我全记下来了。十天以后在布蒂尔卡的一间小浴室里（为了不占用大洗澡间，布蒂尔卡里面专设了一些非常可爱的有水龙头和木盆的小单间）又和一位P君相遇。我和P君也不认识，但问出他在布蒂尔卡住了半年医院，现在要去雷宾斯克的天堂岛。三天以后--在雷宾斯克，关在那只隔断了与外界一切联系的匣子里的人们将会知道马霍特金现在到了社金卡，也将知道我现在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留心、记忆、相遇--这就是囚犯的无线电报。 这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有吸引力的男人是谁？他在监室里漫步，一边用好听的男中音哼着舒伯特的曲子； "青春又使我烦恼忧伤,通向坟墓的道路入此漫长……" "查拉普金，谢尔盖?罗曼诺维奇。" "噢，慢点，我很熟悉您。生物学家？拒绝回国者？从柏林来？" "您怎么知道的？" "那有什么，世界是狭小的嘛。四六年我曾经跟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起……"……哦，那曾经是一间怎样的监室啊！那也许是我整个监狱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间监室了。那是在七月。他们奉了那个神秘的"内务部长指令"把我从劳改营送进了布蒂尔卡。我们午饭后就到达了，可是监狱里忙得不可开交，交接手续办了十一个小时，直到半夜三点才把在隔离室里饿得半死的我带进了七十五号监室。两个拱形屋顶下安着两盏强光灯泡，把监室照得通明。监室里人挨人地睡着，憋闷使他们不得安生：罩着"笼口"的窗户透不进七月的灼热的气流。彻夜不眠的苍蝇嗡嗡地叫着，停在睡觉的人们身上，引起他们的抽动。有人用手帕蒙在眼上遮挡刺目的光亮。便桶散发着强烈的臭味，在这样的高温下，分解的过程进行得特别迅速。监定原定容纳二十五人，现在填塞得还不算过分，总共才八十来个人。两边的板铺上躺满了，两排板铺中间的过道又搭上板子当作加铺。板铺底下东伸出一双脚，西伸出一双脚。传统的布蒂尔卡橱桌被移到了靠便桶的地方。在那附近还剩下一小块空地，于是我就在那儿躺下了。一直到天亮，凡是上便桶的人都必须从我身上跨过。 从牢门的送饭口传来一声"起床！"的命令，全体立时动弹起来：拆掉临时搭的铺板，把橱桌推回窗口。犯人们走过来对我进行访问：是新入狱的还是劳改营来的？原来，这个监室里汇合了两股水流：一股是正待遣送去劳改营的新决犯的常规的水流，另一股是从劳改营来的回流，这些人是各类的专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设计工程师，他们正陆续地被送到一些地址不明的地方，但肯定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科研单位（这下我放心了，部长不是要给我套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粗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子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子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口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戴着冬季的帽子（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头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擦伤。我能做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美国国防部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春天才出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强迫我按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子物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口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口下面。我做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子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部分。一个空香烟盒子做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做插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物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射果蝇。他是一个生物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热布拉斯因为不知道（或许明明知道）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物写出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物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物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物学的时候，热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头）。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管他那时候早就进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囊括知识的可能性发生了变化？）。尽管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身体，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感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出身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坚韧不拔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点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强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出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按照惯性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器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头上泼屎泼尿。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爱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欢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跳："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精神抖擞。 在布蒂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子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胜朝下在过道里趴下，一点点爬进去。过道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肥皂。因此决不能说，你感觉自己的躯体是一个"神授的容器""。但是我感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眼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洞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感到幸福。伊壁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感觉为一种满足。经历过好像已经永远熬不到头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热食（用配合饲料做的，用海豚肉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 睡觉是太重要了！肚皮朝下卧着，用自己的背脊当被窝，只管睡你的吧！在睡梦中你不消耗体力，不焦心，而刑期却一点点地过去，过去！当我们的生命像火炬一样劈劈啪啪迸出火星的时候，我们诅咒无所事事地昏睡八小时的必要性。而当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被剥夺了希望以后，--祝福你呀，十四小时的睡眠！ 但是他们把我在那个监室里一连关了两个月，我把前后两年的觉都睡足了。在这期间我从板铺下面移到靠窗口的地方，又挪回到便桶旁边，不过这次已经上升到板铺上面。上了铺以后又挪动到靠拱门的地方。我已经睡得很少，我正痛饮着生活的甘露，尽情地享受着。早晨是科技协会，然后下棋、读书（那是在犯人当中旅行的书，八十个人才有三四本，要排队）。接下去是二十分钟的放风--大调和弦！即使冒着倾盆大雨我们也不放弃放风。而更主要的是人们，人们，人们！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谢妙诺夫，第聂伯水电站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俘虏营中的好友--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工程师。机智、尖刻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卡甘。音乐院作曲系学生瓦洛佳?克列姆普涅尔。像林间湖泪那样深沉的维亚特卡森林伐木工和猎手。从欧洲来的东正教传教士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基甫尼奇。他并不局限于神学，他大骂马克思主义，宣称在欧洲早已没有什么人认真看待这个学说了。这时候我出来为它辩护，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一年以前，我还会满怀信心地用语录给他以怎样的痛击啊，还会对他进行一场怎样的毁灭性的嘲讽啊！但是这头一年的囚徒生活在我内心留下了印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没有留意--积累了那么多的事件、见闻和认识，以至于我已经说不出这样的话：这是没有韵事！这是资产阶级造谣！现在我只能承认，是的，是有这些事。这么一来，我的全部论据的链条立即松软下来，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我无法招架。 被俘人员仍是源源而来，源源而来，源源而来。两个年头了，这段来自欧洲的水流从来没有间断过。又是那些俄国侨民--从欧洲来的，从满洲来的。人们到俄侨当中去打听熟人的消息，先问：你们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再问：某某人您知道吗？他们当然会知道的（雅谢维奇上校被处决的事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打听到的）。 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儿--正是我在东普鲁士（两百年以前？）曾强迫他给我拎箱子的那个魁梧的德国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病弱消瘦了。哦，世界多么狭小！……天晓得我和他怎么会又遇到一起！老头子向我微笑，他也认出了我，而且好像还为我们的相遇而高兴。他原谅了我。他的刑期是十年，可是看来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另外还有一个德国人，一个细长条的年轻人。这个人从来不答话，也许因为他一个俄国字也不懂。你一眼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人：盗窃犯扒光了他的德国衣物，给他换了一身褪了色的苏联军便服。他原是一个有名的德军王牌驾驶员。他的第一次战役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战争，第二次是西班牙，第三次是波兰，第四次--英伦上空，第五次--塞浦路斯，第六次--苏联。既然是王牌驾驶员，那就不会不从空中扫射妇女儿童--战争罪犯！十年刑期和五年"戴笼口""。当然，我们这个监室里也摊上了一名思想纯正的分子（如检察长克列托夫之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畜牲抓进来，完全正确！历史将碾碎你们的骨头，拿你们去当肥料！""狗杂种，你也要去当肥料！"人们朝他怒吼。"不，我的案子会重新审查，我是错判的！"整个监室咆哮、沸腾起来。一个白发苍苍的俄语教师在板铺上站立起来，赤着脚，向前伸直了手臂，好像新降临的耶稣基督："我的孩子们，和解吧！我的孩子们！"人们向他叫喊："你的孩子们在布良斯克森林里！我们不是谁的孩子！我们全是古拉格的孩子！ 吃过晚饭，上过傍晚那一次厕所以后，夜幕在窗外的"笼口"上降临，天花板下折磨人的灯泡燃亮了，白昼使囚犯们分裂，而黑夜使他们靠拢。每天傍晚从来不发生争论，而是举行报告会或者音乐会。这又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大放异彩的时候了：他整晚整晚地谈论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俄侨们介绍巴尔干国家，介绍法国。有人作关于科布席埃的报告，有人讲解蜜蜂的习性，有人谈果戈理。这也正是烟友们大过烟隐的时光！监室里烟幕沉沉，像浓雾一样飘动，由于装了"笼口"，从窗口散不出去。柯斯佳?基乌拉和我同年，圆脸庞，蓝眼珠，动作有些笨拙可笑，他走到桌边，朗诵自己在狱中创作的诗，他的嗓音由于激动而变了调。他的诗作的标题是：《我的第一次牢饭》、《致妻》、《致子》。当你身在狱中努力通过听觉领会狱中诗的含意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注意作者的节调、重律是否有差错，每行的结尾是押半谐音还是全韵脚。这些诗句是你心中的血，是你妻子的泪，监室里在哭泣。 从那个监室开始，我也产生了写狱中诗的愿望。而当时我朗诵了叶赛宁的诗篇，在战前他的诗差不多是被禁止的。年轻的布勒诺夫，一个被俘人员，原先好像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一个个的朗诵者，脸上泛着光辉。他不是专家，不是从劳改营来的，而是往劳改营去的。就凭他的纯真和性格的耿直，十之八九是要死在那儿。像他这样的人在那种地方是活不长的。对于他和另一些人说来，七十五号监室的这些傍晚是那个美好世界在他们生命的列车暂时闸住了一下的、致命的滑坡中的突然展示。那个世界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的狠心的命运却没有让他们在其中生活过短短的一年，哪怕是青年时代的短短的一年。 送饭口的木挡板落下了，露出了监头的兽脸。他大声呵叱；"睡觉！"不，甚至在战前，当我同时在两所高等学校学习，靠业余教课谋生，并且有着旺盛的创作欲望的时代，我好像也未曾经历过如此充实，如此繁忙，如此充分利用了的日子，像在这一年夏天的七十五号监室。 "对不起，"我对查拉普金说："我后来从德马里，就是那个为反苏宣传得了五分（当然不是学校成绩表上的）的十六岁的男孩子那里……" "怎么，您也认识他？他跟我们一批递解到卡拉干达……" "……听说让您当了医院的化验员，可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却一直被派去干一般劳动……" "结果他身体完全垮了。从车厢里拍下来运进布蒂尔卡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了。现在躺在医院，第四特别处发给他奶油，甚至还给葡萄酒。但是他还能不能起来，很难说。" "第四特别处找你们去过吗？" "找过。他们问我们，经过卡拉干达的六个月之后，我们是不是认识到把研究所在我们祖国境内建起来还是可能的。" "于是你们就热烈地赞同了？" "还用说！我们现在毕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再说，全部设备都已经被硬拆下来，装了箱，他们自己运来了。" "看，内务部多么忠诚于科学事业啊！我恳切请求您再唱几句舒伯特！" 查拉普金又轻轻地唱起来，忧郁地凝望着窗口（黑色的"笼口"和窗户的明亮的上沿清晰地反映在他的眼镜片上）。 托尔斯泰的愿望实现了：囚犯们不再被强迫去参加有害的宗教仪式。监狱教堂关闭了。诚然，教堂的建筑物还保留着，但是它们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扩大监狱容量的需要。这样一来，在布蒂尔卡的教堂里便可以多容纳下两千名犯人，以每批的周转时间为两周计算，全年共可多通过五万人。 这是我第四或第五次进布蒂尔卡。我熟悉地穿过四面由监狱楼房围绕着的院子，急急忙忙地向指定的监室走去，甚至超过看守员一肩的距离（急着回家吃燕麦的马也是这样赶路的，用不着皮鞭和缓绳的催促）。有时候我竟忘了朝那座下四方上八角的教堂建筑看一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四方形大院的正中。它的窗外的"宠口"跟监狱主楼的不一样，不是用工业方法制作的，不是使用加了钢筋的玻璃，而是用灰暗的半朽烂的板条钉成的，它们标志着这座建筑物的次等地位。这地方是专为新判犯人准备的所谓布蒂尔卡的内部递解站。 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我曾在那里迈出了我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步骤：特别庭判决以后，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教堂（正是时候！能祷告一下也不错）。我们被领上二楼（三楼也被分隔成监室），从八角形的前庭把我们分别塞进不同的监室。我进了东南监室。 这是一间宽敞的四方形监室，当时里面关了二百人。也跟别处一样，板铺（那里是单层的）上面、板铺下面、以及干脆在过道里、花砖地上，都睡着人。不仅窗户外边的"宠口"是次等的，这里的一切待遇都好像不是为布蒂尔卡的亲生儿子，而是为它的晚子规定的。对这一堆蠕动的生物，既不给书籍，也不给棋类；铝制的饭钵和残破的木勺每次吃光饭以后都要收走，因为担心在起解时的忙乱中被犯人带走。连盛水的缸子也舍不得发给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米哈伊尔皇帝"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带东西"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保卫同盟"队员被解走了（这些"保卫同盟"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十元券"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您看我是个什么人？"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进行"工作"的经过。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觉得活龙活现。 在我们这部卷帐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真正的间谍。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机关"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民主党"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总书记"。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嗯，这当然是虚伪的。" 年轻人的淡黄色的眉毛忽然抖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圆了起来，身体好像挺得更直了。他问我： "为什么？为什么您认为一个政治领袖不可能真诚地信奉上帝？" 他所说的仅仅是这些！但是你瞧这是从哪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这难道是从一个一九二三年生的人的嘴里听到的话吗？我本来可以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但是监狱已经动摇了我的信心。而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人内心的深处，都有一种最纯净的感觉，它存在于我们的诸种信念之外。这种感觉此时向我指明：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我e已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所以，我未能反驳他，只是反问： "您信奉上帝吗？" "当然，"他从容地回答。 当然？当然……是啊，是啊。共青团的青春在凋落。全面地凋落。但是最早注意到它的，却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别看他这么年轻，鲍里斯?加麦罗夫不仅曾是反坦克部队的中士，用士兵们称为"永别祖国"的四五反坦克炮打过仗，而且肺部还受过伤，至今也没有治愈。他的结核病就是由此引起的。加麦罗夫因伤致残，脱离了军队，考进莫斯科大学生物系。这样一来，在他身上就有两股线交织在一起：一股来自士兵生活，另一股来自战争末期决非愚昧、决非僵死的大学生生活。对未来进行着思考和议论的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尽管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使）--而"机关"的老练的眼睛便从他们当中选定了三个人，把他们揪了进来。加麦罗夫的父亲一九三七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或是被处决，现在他的儿子也正往这条道上闯。在受侦查的时候，他曾带表情地向侦查员朗读了自己的几首诗作。（我深憾一首也未能记住，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不然我真想在这里引用。） 短短的几个月间，三个同案人全都和我的路交汇了：还是在布蒂尔卡的一间牢房里我就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杜布罗沃利斯基。后来在布蒂尔卡教堂监室里，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格奥尔基?英加尔也跟我凑堆了。尽管年纪还轻，他已经是作家协会预备会员。他笔头很明快，惯用奇突的对比手法。如果政治上听话，有轰动效应而又空虚的文学道路是会在他面前展开的。 他写的一部关于德彪西的长篇小说已经接近脱稿。但是这些早期的成就并没有使他软化，在他的老师尤里?蒂尼亚诺夫的葬礼上，他挺身而出，公开说蒂尼亚诺夫曾受到迫害，为此便给自己赢得了八年的刑期。 现在加麦罗夫也与我们会合了。在等待解往红色普列斯尼亚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处在他们共同观点的对立面的地位。这个冲突是我颇难招架的。当日我恪守的那种世界观，在找到现成的标签以前，对于任何新的事实都是不能认识的，对于任何新的见解都是无力评价的。这些标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惶遽不定的两面性"，或是"落魄的知识阶层的好斗的虚无主义"等等。不记得英加尔和加麦罗夫可曾在我面前攻击过马克思，可是记得他们攻击过列夫?托尔斯泰--而且竟是从哪些方面发起的攻击！--托尔斯泰否定教会？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教会的神秘的和组织的作用！他摒弃圣经的教义？可是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内容并不矛盾，甚至与它关于创世的开宗明义也并无矛盾。他摒弃国家？但是没有国家将会是一片混乱！他主张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但这将是把个人的才能毫无意义地拉平！而且，最后我们从斯大林的专横恣肆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个别的历史人物是全能的，而托尔斯泰对于这种想法却妄加讥笑。 这些男孩们把自己的诗作念给我听，也要求听我的，而当时我还两手空空。他们朗诵最多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他推崇备至。我读过《生活，我的姊妹》，并不喜欢，认为它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实在太远。但是他们让我初次听到了施密特中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它对于我们是这么适合： 对祖国的热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加麦罗夫和英加尔的心境就是这么明朗：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宽宵！坐牢并不使我们苦恼，反而使我们感到骄傲！（虽然谁能真正不苦恼呢？英加尔的年轻的妻子在他被捕几个月之后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抛弃了他。加麦罗夫因为一向从事革命探索，连个女朋友也还没有。）伟大的真理莫不是正在这监室的四壁中萌动？牢房不自由，但狱外世界岂非更不自由？遭苦难受欺瞒的我国人民不是正同我们一道躺在板铺底下和过道的地面？ 不能和祖国一同奋起， 才是更大的哀愁， 回顾我走过的道路， 今日我绝无怨尤。 因触犯政治条律而坐牢的青年决不会是一个国家的一般青年，而是其中远远走到前面去的那一部分。在那些年代，广大青年群众面临的前景，还刚刚是"瓦解"、失望、淡漠化和对甜蜜生活的迷恋。在这以后，或许会从舒适的小山谷里重新爬起，开始--二十年以后？--向着新高峰的痛苦的登攀。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这几名年轻的"五十八一10"囚犯只一步就跨越了属于未来的淡漠的深渊，生气勃勃地向刀斧手们昂然奉上自己的头颅。 在布蒂尔卡的教堂监室里，一批被定了罪，被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和一切都疏远了的莫斯科大学生编了一首歌曲，在黄昏之前用他们的尚未定型的嗓音唱着： 一日三次为菜汤而奔波， 黄昏时光在歌声中消磨。 用狱中私藏的针和线， 为上路快把行囊缝做。 我们已不再为自己伤神： 字已签--早登程！ 辽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他日归来有谁人？ 我的天啊，我们当真是未曾留意到这一切吗？当我们在桥头阵地上的泥泞中跋涉，在炮弹坑里痉挛抽搐，从灌木丛中伸出炮兵潜望镜的时候--在大后方又成长出另一类青年，他们出发了。他们是朝着那个方向出发了吗？……是朝着那个我们没有胆量前去的地方出发了吗？--我们受到的是与他们不同的教育啊。 我们这一代人将返回家园--交回了手中的武器，胸前挂着叮当作响的勋章，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战斗事迹。而我们这些弟弟们将仅仅会向我们做个鬼脸说：哎呀，瞧你们这些傻瓜蛋！…… 正文 第三部 劳动消灭营 第三部劳动消灭营 "只有跟我们同吃过一碗饭的人才能理解我们。" （摘自一个古楚尔族前女犯的信） 正文 第一章 阿芙乐尔的手指 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的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 当我国同胞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M?米哈伊洛夫发现我国早在一九二一年就有了集中营的时候，许多人（西方也有许多人）大为震惊：难道这么早吗？难道一九二一年就有了？ 当然不对！当然是米哈伊洛夫搞错了。实际上，在一九二一年集中营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已经接近了尾声。如果说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那要确切得多。 情况能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细想一下。 难道马克思和列宁没有教导过，必须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强制机器并且应立即建立新的来代替它吗？而强制机器包括：军队（我们对于一九一八年初红军的建立并没有觉得奇怪）；警察（建立军队以前就重建了民警）；法庭（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存在）；再就是监狱。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新型监狱的设置怎么可以慢慢来呢？ 总之，在监狱的事情上，无论是新的旧的，都是不可以慢慢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就已经要求采取："最坚决最严酷的加强纪律的措施。"而严酷的措施没有监狱能办得到吗？ 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能提供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伊里奇正在摸索新的途径。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为初步的设想，他提出了一套惩戒方法："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加以监禁或押送前线进行强迫劳动。"据此我们可以指出，群岛的主导思想即强迫劳动是在十月革命后的头一个月内提出来的。 当伊里奇还和和平平地坐在拉兹里夫的芬芳葱郁的列草场上听着丸花蜂的嗡嗡声的时候，他已经禁不住要思考未来的刑罚制度了。早在那时候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估量并且要我们放宽心，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镇压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那么，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种"比较容易的"国内镇压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据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伊?阿?库尔干诺夫计算，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九年，不算战争死亡，单算由于以恐怖手段消灭、镇压、饥饿而死的，以及劳改营中高于正常的死亡率，包括由于低于正常的出生率而造成的人口赤字，我们付出了……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不算上述赤字则是五千五百万）。 六千六百万人！五千五百万人！ 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谁不浑身发麻？ 我们当然不能担保库尔干诺夫教授数字的准确性，但我们没有官方的数字。只要发表了官方数字，专家们可以拿两者做批判性的对照。（现在已经出现了几篇利用了被隐瞒和打乱的苏联统计数字的研究文章，--但被害者的数量之大仍是这样令人惊心动魄。） 再举出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也很有意思。人们谈虎色变的沙俄宪兵第三厅曾像一条绳索似地把伟大的俄国文学团团捆牢，可是它的中央机关有多大的编制呢？成立时是十六个人，活动的全盛时期是四十五人。对于任何一个最偏远的省份的契卡机关说来，这都是一个可笑的数字。再如：在沙俄的"各民族的监狱"里，二月革命发现了多少政治犯？（应当记住，"剥夺者"、抢劫者、政治杀人犯当时也列为政治犯。）什么地方是存着所有这些数字的。大约，单在一座克列斯特监狱就关着五十多名这类犯人，还有施吕瑟尔堡的六十三名，还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和苦役场所回来的几百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中心监狱释放了约两百人），另外在每一座省监狱里都还蹲着一些他们这样的人呢！不过想知道有多少呢？请看摘自当地态度激烈的报纸的唐波夫省的数字。二月革命打开了唐波夫监狱的牢门以后，在里面发现了政治犯……七人。在伊尔库茨克要多得多--二十人。（无需我们提醒大家：一九一七年从二月到七月没有因政治原因抓人，七月以后坐牢的也寥寥无几，条件也极为宽松。） 然而这时候却遇到了麻烦：首届苏维埃政府是个联合政府，部分人民委员部不得不交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司法人民委员部便不幸落到了他们手中。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办事，差点没把我国的刑罚制度引向了崩溃的边缘。它做出畸轻的判决，对于先进的强劳原则几乎是拒不实行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要求增加监禁场所的数量和强化刑事镇压，五月，他转入具体的指导，指示：对受贿者必须判处不少于十年的监禁，此外再附加十年强迫劳动，总共二十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最初可能使人觉得悲观：莫非二十年以后仍旧需要强迫劳动吗？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强劳原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措施，哪怕是五十年以后仍会是十分流行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好几个月之内，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仍是沙皇时代的原班人马，派去的新人只有监狱政委。厚脸皮的狱吏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监狱职工会"）并在监狱行政管理方面实行了选举制！犯人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实行了内部自治。（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通令：凡有可能的地方，均应吸引犯人参加自管自监。）囚徒的这种自由群居方式（"无政府主义的散漫性"）自然不符合先进阶级专政任务的需要，不利于从俄罗斯大地上消除害虫的工作。（想想看，要是监狱教堂没有封闭，我们苏维埃的囚犯们每逢礼拜天都高高兴兴地往那里跑，哪怕是为了散散心，那将成何体统！） 自然，尽管是沙皇时代的狱吏，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也并不全是废物。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门对于实现革命的近期目标十分重要的专业。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从监狱管理人员中挑选那些沙俄监狱的积习尚未深到麻木和冥顽程度（"尚未"是什么意思？如何甄别？只要忘掉《上帝佑我沙皇》就行了？）并且有可能留用来完成新任务（比方，凡能干脆利落地回上司的话"是，长官！"，"不，长官！"或能迅速地开锁的人都合格，是吗？）的分子"。至于监狱建筑物、囚室、铁窗和门锁，虽然表面上还是原来的样子，而实际上都获得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崇高的革命意义。 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年中，各个法院还是按照惯性习惯，在判决书上一味地写什么"入狱"、"入狱"之类的词句。这就延缓了在监狱领域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进度。 一九一八年的年中，确切的日子是七月六日，发生了一起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其意义的事件。它表面上叫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其实是重要性不亚于十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政变。十月二十五日宣告建立了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政权，由此得来"苏维埃政权"的名号。但是这个政权的成分还十分浑浊，因为其中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尽管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派，但在几届（第二、三、四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里却有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人民社会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因而全俄中执委还带有极不健康的"社会主义议会"的性质。一九一八年的头几个月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果断措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或被开除出全俄中执委（是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决议，此可谓别具一格的议会程序），或者干脆被取消了入选的资格。在议会中还占据着三分之一席位（第五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最后一个异党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了。但是摆脱他们的时刻也已经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他们一个不剩地被清除出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这样一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政权（按传统仍称为"苏维埃政权"）便再也不会违抗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志，并且从此便具备了新型民主的形式。 只是从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起，旧型监狱机器的改造、群岛的建立，才可能真正地着手进行。 至于这项希望中的改造的方向，那是早已明确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指出，生产劳动是改造犯人的唯一手段。当然，许久以后维辛斯基做了解释，"这不是那种使人心智枯竭的劳动"，而是"魔术师（！）般的劳动，它能把空虚和渺小的人们变成英雄。"为什么我们的犯人不应该在囚室里闲聊天或者翻书本而应当去劳动呢？那是因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是不能容许被迫的游手好闲的，是不能容许"强迫寄生"的。这种现象只能存在于寄生性的制度之下，例如在施吕瑟尔堡里。如果让囚犯们过这样的闲散生活，那就直接违背了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所以，如果不让犯人参加劳动，这些人的口粮就会按照宪法的规定被剥夺。 一九一八年五月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惩治局《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由布尔什维克主持。一成立，马上就把当时的犯人摸去劳动（"开始组织生产劳动"）。但是以立法形式正式宣布这个作法还是在七月政变之后，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剥夺自由暂行条令》。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直到一九二年十一月为止，这个条令一直有效。"凡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从事强制性体力劳动。" 劳改营的出现，群岛的诞生可以说正是从这个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十月革命后九个月）的条令开始的。（有谁会责怪它是早产儿吗？） 在第七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次说明了对犯人实行强迫劳动的必要性（其实这时用不着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劳动是抵制犯人彼此间无休止交谈的……腐蚀作用的最好方法。有经验的犯人正是利用这种交谈对新手进行教唆。" 紧接着发动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于是这个司法人民委员部又发出号召："必须使（犯人）养成共产主义的、集体的劳动习惯。"这么说，连强制性质的劳动营里也要贯彻"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了。 那个匆忙的时代就是这样地一下子提出成堆的任务，叫人几十年也理不出个头绪。 劳改政策的原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写进了新党纲（一九一九年三月）。而劳改营网在苏俄境内的设置在时间上是与最早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七日）完全一致的。全俄中执委关于强迫劳动的几个决议的通过日期是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十七日产决议规定：（省肃委）必须在每一省会（视当地条件，可设在城内或修道院内，也可设在近郊庄园内）和某些县份（暂不规定在一切县份）建立强劳营地。每一营地的容纳量不得少于三百人（为了可以靠犯人的劳动收回警卫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并应归属省惩治处管辖。 然而强迫劳动营仍然不是俄罗斯联邦境内最早的营地。读者在革命法庭判决书（第一部第八章）里已经几次见到"集中营"这个字眼。也许你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笔误？认为我们轻率地使用着后来才出现的术语？不对。 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卡普兰行刺的前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打给叶甫盖尼亚?博什（整个平扎省的命运当时都托付给了--由中央和肃委--这个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女人。）和平扎省执委会的电报里写到；"将可疑分子（不是"犯罪分子"，而是"可疑分子！"--作者注）关人城外的集中营。"（此外还有"……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这还是在颁布《红色恐怖法令》之前。） 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在上述电报发出十天之后，颁布了由彼得罗夫斯基、库尔斯基和邦奇-布鲁耶维奇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红色恐怖法令》。除了大批处决以外，法令还特别提到："采用集中营隔离方法使苏维埃共和国免受阶级敌人的危害。" 原来集中营这个术语就是在这里发明的，并且立即得到了沿用和固定。这是一个后来在国际上大为流行的二十世纪的主要术语。它出现的时间原来就是一九一八年的八、九月。这个字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使用过。但是只和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有关。在这里它第一次用到了本国公民身上。词意的转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战俘集中营不是监狱，而是对这些人必要的预防性集中。现在所要做的不正是对本国人实行法律之外的预防性集中吗？列宁的灵活的头脑只需想象到围在一群未经判罪的人们四周的铁丝网，顺便就能找出一个需要的字眼--集中。 不过革命军事法庭的头头也正是这样写的："集中营的监禁具有隔离战俘的性质。"这就是坦白地说：拿他们当做抓来的俘虏，具有战争行为的全部特征--只不过是对本国人民的罢了。 如果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强迫劳动营属于一般监禁场所，那么，集中营就决非"一般场所"了。它是直属契卡管辖的关押特殊敌对分子和人质的地方一固然，后来关进集中营的，也有一些是经过了革命法庭审判的；但是源源不绝地送进来的不是被判了刑的人，而只是根根敌对性特征抓耒的。从集中营逃亡，刑期增加（同样是不经过法庭的）十倍！（要知道当时叫得很响的口号是："十人为一人！""百人为一人！"。）因而，如果什么人原来的刑期是五年，逃跑后被捉住，刑期便自动延长到一九六八年。从集中营再次逃亡，按规定应枪毙（这一条当然是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的）。 在乌克兰建立集中营的时间比较晚，是从一九二O年才开始的。 但是营地的根子埋藏得比这还要深，还要深，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它们的地点和痕迹。大部分最早的集中营内的情况，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根据那些营中最后的幸存者的一些证词抢救出一点材料。 那时，当局惯于把集中营设在修道院里面：那里有牢固严密的围墙，坚实的房舍，而且都是闲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随时可以撵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营设在安德隆尼克；诺沃斯帕斯克、伊万诺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红色日报》的一则消息报道说，第一座集中营"将设在下诺夫戈罗德市的一座闲置的修道院里……预计初期将遣送五千人去下诺夫戈罗德集中营"（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赞市，集中营也是设置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里。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听到以下情况。关在那里面的有商人、神甫、"战俘"（旧军官而未在红军中服役的，抓起来以后称为"战俘"）。但还有一些不知该属哪一类的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叶-夫也进去了）。营里有织布、缝纫、制靴等车间以及"一般劳动"（一九二一年已经这样称呼了）。犯人还进城去完成修缮和建筑等工作。他们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个别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种单独放他们出去干活计。老百姓在家里用好吃的东西款待这些人。梁赞市民对待这些"剥夺分子"（他们的正式名称是"被剥夺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这些人的行列经过的时候，纷纷给他们施舍（面包干、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队也不阻拦他们接受施舍。"剥夺分子"们把得来的东西在他们内部均分。（这些举动哪一样都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想。）有的"剥夺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专业的单位里（叶-夫被安排在铁路系统），这是最走运的，他们能领到在城里来往的通行证（晚上回营睡觉）。 营里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面包（完成了生产定额，再加半磅），早晚是白开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汤（那里头有几十粒麦片和一些土豆皮）。 点缀营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细的告密（以及根据告密而实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剧团和合唱团。"剥夺分子"们在原来澳贵族俱乐部大厅里为梁赞居民举行音乐会，他们的管乐队在市里的花园里演奏。"剥夺分子"们和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时候，当局开始把"战俘"遣送到"北方特种营"去。 集中营所以缺乏牢靠性和严峻性，其教训就在于它是处在平民生活的包围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种营的必要（集中营于一九二二年废除）。 这是营地黎明时的曙光，它值得我们对它每一种色调的变幻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两支劳动兵团，在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被勉强留在其中的士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劳动营在俄罗斯联邦结构中的作用非但没有因为此举而逐渐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罗斯联邦共有八十四个劳动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如果相信官方的统计（尽管这些数字也是保密的），在这些劳动营里一共拘禁着二万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还有二万四千四百名"国内战争的俘虏"。以上两个数字，特别是后者，看来都是缩小了的。然而如果考虑到，由于采用了所谓"减轻监狱负担"、凿沉驳船以及别的大规模消灭被拘禁人员的办法，使统计数字多次地从零开始，这些数字也可能是准确的。所有的缺额后来都得到补充。 早期的劳动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说来，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在里面关过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对外人讲过那里的情形：任何证据都没有。文艺作品、回忆录讲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提处决和监狱，却根本没有描写劳动营的。你从字里行间、从言外之意里都看不出关于劳动营的一点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错的。这些营地在哪里？叫什么名称？是什么样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令有一个决定性的（所有法学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丝毫没有谈到犯人的阶级区分。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对某一类犯人应当给予较好的待遇，而对另一类应当给予较差的待遇。但是它规定了劳动制度，这是我们想象营中情况的唯一依据。工作目规定为八小时。可是，由于事情新鲜，以致头脑发热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于犯人的任何劳动，除营内勤务外，都按照相应工会的计件工资表付给……（骇人听闻！难以下笔！）百分之百的报酬！（按照宪法强迫你干活，也按宪法付给你报酬，还有什么话说？）诚然，从工资里扣除了劳动营维持费和警卫队的工资。"表现好的"受优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里，只到营地来上工。对"劳动特别积极的"，答应可以提前释放。但是总的说来，对管理制度没有做出详细的指示，实际是由各劳动营各行其是。"在建设新政权的时期并鉴于各监禁场所异常拥挤的状况，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的问题（！--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因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减轻监狱的负担方面。"读这些话，就像是读一段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马上就会冒出好些问题：那些倒霉的监狱到底怎么啦？"我们的监狱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监禁都变成一种折磨。"这种拥挤不堪的现象的社会原因何在？"减轻负担"--是该理解为枪毙呢还是分散到各劳动营？"不可能考虑劳动营管理制度问题"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司法人民委员部没有时间保护犯人不受地方劳动营长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只能这样理解呢？没有管理制度的细则，那么，在凭"革命的法律意识"办事的年代，每一个劳动营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学？ 根据一些简略的统计数字（全是从同一本《文集》里摘出来的），我们得知：劳动营里干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九年在手工业作坊里劳动的犯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二年占百分之十。我们还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惩治局（听听这名称！不觉得毛骨悚然吗？）正忙于建立农业劳动营；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由犯人组成的国有化房屋水暖设备修理队。（这一类犯人显然是没有人押送的。他们拿着螺丝扳子、焊烙铁、各种管子，往来于莫斯科的街头、机关大楼的走廊；出入于当时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长夫人来电话叫人去修理的话。--这样的场面没有写进任何一部回忆录，任何一个剧本，也没有拍进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没有这类专家怎么办？可以断定会从外面抓进来一些的。 幸运地保存下来的俄联邦全部监禁场所的负责人叶?希尔文特同志向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监狱--劳改系统一九二二年情况的进一步的资料。人民司法委员部和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所有监禁场所在这一年第一次合并为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交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个翅膀下面已经有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禁场所，他仍不嫌过饱似地想把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来。）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下辖三百三十处监禁场所，剥夺自由者总人数为八万至八万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监禁场所人口今年确有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从这同一本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起，关押人数从来没有少于十五万，有时候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监禁场所人口数变得越来越稳定"（第十页），"列为革命法庭审判对象的百分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长趋势"（第十三页）。而在不久前发生人民骚动的地区--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亚，顿河两岸，北高加索，侦查中人数占被监禁者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这证明着劳改营发展的良好远景。 一九二二年归监禁场所总局系统管辖的有：劳动感化院（即服刑监狱），关押所（即侦查监狱），递解、检疫、隔离监狱（奥廖尔监狱"无力容纳所有难以改造的犯人"，恢复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荣地敞开了牢门的"克列斯特"监狱），劳改农场（刨灌木丛和树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劳动院以及集中营。可谓发达的惩治事业！在监狱里，"每五个定员空位需要安排六个多人，并且有许多这样的院所，那里一个定员空位要容纳三个以上的人员"（第八页）。 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筑物（监狱和劳动营）的状况：它们破烂不堪，以至连最基本的卫生要求都不能满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楼甚至整个感化院所都不得不关闭"（第十七页）。关于伙食，"一九二一年监禁场所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被监禁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口粮。""从一九二二年起由于转入了地方预算，监禁场所的物质状况应当认为几乎是灾难性的"（第二页），各地省执委甚至不肯发给被监禁人员足额的口粮。年初国家计委拨给十五万至十五万五千名被监禁人员十万人的口粮，伙食标准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发（四分之三的被监禁者获得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个全国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对全部监禁场所的口粮供应。"被监禁人员在饿肚子"（第四十一页）。 国家很想，很想有群岛，只是没东西给它吃！ 劳动报酬的价格已经降低了。"物资供储极端不能令人满意……预计恐怕会成为灾难性的"（第四十二页）。"几乎到处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监禁总局系统不低于百分之一。这表示一个冬季将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许还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不能不反映在警卫工作上。"大多数看守人员直截了当地逃离工作岗位，有些做投机买卖，跟被监禁人员进行交易"（第三页）--此外还会盘剥他们多少！"工作人员被饥饿驱使的职务犯罪事件激增"。许多人次行去干待遇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个院长和一个看管人员"（可以想象是多么没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范的被监禁人员担任看管"。 不把这个正在死绝的群岛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来，这必须具有怎样的捷尔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对共产主义惩罚事业的信心啊！ 结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经是晴朗的新经济政策年代的开始（而距个人迷信时期还相当遥远），拘禁的人数为：三百三十五座劳动营内共有被剥夺目由分子六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内共有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关押所和监狱里共有一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处劳改农场里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号。 而这一切还没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算在内！多叫人高兴的增长！灰心丧气分子们丢脸了。党又对了：被监禁者不仅没有死掉，人数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监禁场所还超过了一倍，并没有垮掉。 还有一项关于劳动营内过度拥挤现象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犯人增长的速度超过劳动营组建的速度）。第一百个定员空位的实际容纳量，一九二四年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卢亲自在里面蹲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个空位需要容纳一点七七个犯人，营中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包括板铺上的空位、食堂里的饭钵以及营里发的棉背心之类的东西）。 通过劳改营系统的发展，展开了一场对世界各国的"监狱拜物教"发动的一场勇敢的"斗争"，其中也包括对除了监狱之外什么新鲜玩艺儿也没有想出来的早先的俄国。（"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沙皇政府带着某种特别刻毒的虐待狂发展着它的监狱系统。"） 尽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岛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劳动营。那几年占主要比重的是封闭型的监禁场所。以后也没有减少。克雷连科在一九二四年的报告里要求增加特种隔离所的数量，以便关押非劳动者和劳动者中特别危险的分子。（克雷连科本人后来也显然变成了这种分子。）他的这种提法一字不改地写进了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 在跨入"建设时期"的时候（意思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劳动营的作用……（您以为呢？现在，当取得了所有的胜利之后，该如何呢？）……在日益增强--用以对付最危险的敌对分子，暗害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宣传活动。" 总之，群岛不会沉到海底去的，群岛将会存在！ 任何群岛的造岛过程都是这样，先是某些支撑地层发生某些看不见的移动，后来在我们眼前才出现地面的景观。在我们的群岛的形成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我们的智力几乎不能理解的极为重要的变动和改换名称。最初是创世时期的混乱状态：监禁场所由三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捷尔任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罗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员部（库尔斯基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有时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马上成立的），有时是强迫劳动管理总局，有时又是监狱管理总局。司法人民委员部方面的主管机构是监狱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后来是中央惩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惩治处，甚至还有各省处召开的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后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央劳动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说，这种多头领导对于惩改事业是没有好处的。捷尔任斯基致力于实现统一管理。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全俄契卡的结合。捷尔任斯基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内务人民委员。到了一九二二年，他达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把全部监禁场所统统移交给他的内务人员委员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劳动营的警卫系统也与此平行地进行着改组。最早是共和国对内警卫部队，后来是内勤部队。一九一九年它与全俄肃委兵团合并，捷尔任斯基兼任这支部队的军委主席。（尽管这样，直到一九二四年，有关逃亡事件的频繁，有关工作人员纪律废弛的状况，如酗酒、玩忽职守、只拿钱不办事之类，仍听到不少批评）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法令，在押解警卫部队里实行了军事纪律，由海军人民委员部给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 与此同时，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纹登记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场。 在此期间，苏联监狱管理总局改称为苏联劳改机关管理总局，不久以后又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下属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该局的局长同时担任苏联押解警卫部队的司令员。 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大动荡啊！牵涉到多少处的楼梯、办公室、哨兵、通行证、印章、招牌啊！ 监狱管理总局之子--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拉格（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前身。 正文 第二章 群岛露出海面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冰河侵来又退去，把花岗岩的巨圆石堆积在湖泊的四周。湖泊在索洛维茨漆黑如夜的冬季里封冻着；海水在怒号的狂风中激荡着，冰凌在海面上漂浮，有些地方凝结成冰层；北极光映亮了半个天空；然后，天空又渐渐地发白，气候渐渐地变暖；云杉长高，变粗，禽类发出咕咕的低鸣和吱吱的尖叫，幼鹿嗷嗷地长啸。--地球带着世界的历史旋转，一个个的王朝衰亡又兴起，而这里仍是没有猛兽，也没有人类。 诺夫戈罗德人有时在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些岛街划入了奥胞涅日的辖区。卡累利阿人有时也在这里居住。库利科夫大战之后五十年，亦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前五百年，两位高僧--萨瓦季和佐西马驾着一叶扁舟渡过了珍珠母色的海洋，认定这个没有猛兽的荒岛是一块圣地。他们来后，便出现了索洛维茨修道院：自那时起，先后修建了乌斯宾斯基（圣母升天）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变容）两座大教堂，斧山顶上的"断头"教堂。还有另外的二十来座教堂以及二十来座小礼拜堂。此外有峨尔峨他隐僧修道院，三位一体隐僧修道院，萨瓦季隐僧修道院，穆克萨姆隐僧修道院以及设在偏远地点的独居修道士和苦行修道士居住的孤单的隐庐。在这些岛屿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起初是僧侣们自己，后来还有隶属修道院的农民。用几十条运河把湖泊联接了起来。湖水通过木制的管道流进了修道院。最惊人的工程是，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不可移动的"巨大圆石铺砌在沙滩上，硬在穆克萨姆岛上修筑起一道堤坝（十九世纪）。大小穆克萨姆岛上，开始放牧肥壮的畜群。僧侣们喜爱照料动物，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原来，索洛维茨的土地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富饶的，能够养活这里的好几千居民。菜园里出产着瓷瓷实实的色白味甘的白菜（它 的菜茎享有"索洛维茨苹果"的美称）。所有的菜蔬都是本地产的， 都是好品种。还有自己的花房，甚至栽培着玫瑰。捕鱼业很发达， 有海上捕捞业，有在与海洋隔开的"总主教养鱼池"里的鱼类养殖业。在几百和几十年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自己的谷物磨房，自 己的锯木厂，本地陶窑烧制的器皿，自己的铸铁厂，自己的铁匠 作坊，自己的装订工厂，自己的皮革制作业，自己的马车制造业。 甚至有了自己的发电厂。样式复杂的异型砖和自用的小型海船也 全由自己制造。 然而，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岛上的人民生活却从来没有获得 过独立于军事思想和监狱思想之外的发展，而且也不知道将来能 不能获得这样的发展。 军事思想：决不能允许一些不懂事的僧侣们平平常常地生活 在一些平平常常的岛屿上。这些岛屿位于大帝国的边缘，因而它 们就必须和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打仗；因而就需要建起围墙 厚达八米的要塞，建造八座塔楼，开出狭长的炮门，保证大教堂 的钟楼上有良好的观测视界。（修道院确实曾于一八0 八年和一八五四年两次抵御过英国人的进犯，均获得胜利。但在"一六六七年与尼康总主教的支持者发生冲突时，僧人费奥克季斯 特打开了一个暗道，把索洛维茨卫城出卖给沙皇的大臣。） 监狱思想：这太妙了！又是在一个孤独的岛屿上，又有坚固 的石墙！有地方可以禁闭要犯，也有可以责成看管要犯的人。我 们不妨碍他们拯救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必须替我们看守囚徒。 （基督教修道院的这种兼职使得多少人的信念遭到破灭！） 萨瓦季在圣岛上登陆的时候想到这个吗？…… 这里关押过教会异端分子，也关押过政治异端分子。阿夫拉 米?帕利岑在这里坐过牢（也死在这里）；普希金的舅舅工?汉尼 巴尔因为同情十二月党人也在这里蹲过。扎波罗日军营最后一个 统领卡尔尼舍夫斯基（彼得留拉的遥远的先驱者？）在垂暮之年被关到这里，经过长期监禁，年过百岁之后才获释放。 然而所有那些人几乎是可以按名字数出来的。不过索洛维茨修道院的古代史在我们苏维埃时代亦即在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代被披上了一件神话的罩衣，它哄骗了参考指南和历史记述的编写者，因而我们今天在某些书里看到索洛维茨监狱是刑讯监狱的说法。据说这里又有拷问架的吊钩，又有皮鞭，又有烙铁之类。实际上，俄国一般的修道院囚牢里根本没有这些伊丽莎白时代以前的刑讯监狱或西方宗教裁判所里使用的刑具。这全是一个不老实的并且一窍不通的研究者捏造出来的。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他就是小丑伊万诺夫，营里的外号是"反宗教杆菌"。此人原是诺夫戈罗德大主教的仆役，因为把教堂珍品盗卖给瑞典人而被捕。一九二五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他上窜下跳，千方百计地逃避一般劳动，以便保住性命。他干上了在犯人中进行反宗教宣传的专业，当然也变成了情侦科（情报侦查科。就取了这样一个坦率的名称）的人员。不仅如此，他还推测说僧侣们一定在这里埋藏了许多珍宝，使得劳动营的领导们都动了心，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他带领的发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挖了好几个月。--呜呼，僧侣们欺哄了反宗教杆菌的心理学推想：他们在索洛维茨什么珍宝也没有埋藏。伊万诺夫为了光荣下台，便把在地下修筑的庶务、贮藏、防卫等用途的房屋解释成为监禁和刑讯的场所。据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世纪，细小的刑具自然未能留下来，但是有一个钩子（是吊肉胴用的）就足以证明这里曾有过拷问架。至于为什么十九世纪的酷刑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就比较难以说出理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索洛维茨监狱的制度，自上一世纪起，变得大大地温和了。"反宗教杆菌的这一"发现"非常合乎时宜，也使大失所望的长官们多少得到一点安慰。文章刊登在《索洛维茨群岛》上，后来又由索洛维茨印刷厂印成单行本，从此便十分成功地熏黑了历史的真相。（索洛维茨的繁荣昌盛的修道院革命前驰名全国，极受人们尊重，所以小丑耍的这一套把戏更被认为是适合形势的需要。） 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僧侣寄生虫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给修道院派去一些政委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宣布把修道院改为国营农场，命令僧侣们少祷告，多为工农劳动。僧侣们整日劳动。由于他们对于下网的时间和地点具有特殊的知识，能够捕到味道非同寻常的鲜鱼。这些鲱鱼全运到了莫斯科，送上了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然而修道院里的珍宝，尤其是集中在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大量珍品，使外来的领导和训导干部心中不能平静：这么多的珍珠宝贝作为呆滞的宗教货物积存在这里，未能转入劳动者（他们）的手中。他们此时便采取了一个与刑法典稍有抵触而与剥夺非劳动者财产的总精神完全符合的手段--在修道院里放了一把火（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建筑物损坏了，法衣圣器贮藏室里的许多珍宝不见了。而主要的是，所有的登记帐簿都烧掉了，没有办法查清究竟损失了多少东西，什么东西。 用不着进行什么侦查，革命的法律意识（嗅觉）还不能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吗？烧毁修道院的罪犯不是僧侣这帮黑色的狗东西还能是谁？把他们统统撵到大陆上去！把北方特种营统统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八十高龄甚至百岁的老僧们跪下恳求留他们死在这块"圣土"上，可是当局以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将他们一概扫地出门，只留下最必需的人员：渔业队；穆克萨姆岛上的畜牧专家；会酿白菜的梅福季神甫；铸铁匠人萨姆逊神甫；还有另一些有类似用途的神甫。（在卫城里拨给他们一个与劳动营隔开的角落，有单独出入口--鲱鱼门。他们被称为"劳动公社"，但是为了照顾他们受毒太深的实际状况，把坐落在墓地上的奥努弗里教堂留给他们，让他们在里面做祷告。） 囚犯们时常爱说的一句谚语："圣地不愁没人住"，果真变成了现实。钟声沉寂了，神灯和香火熄灭了，再也听不到弥撒和彻夜祈祷的声音，再也没有人昼夜不停地喃喃诵经，圣像壁毁坏了（只有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的还保存着）。可是，身穿拖到脚后跟的超长下摆军大衣、缝着带特殊标志的黑色袖章和领章、头带没有五角星的黑箍制帽的英勇的契卡工作人员，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来到这些岛上，在这里创建了一座森严的模范劳动营--工农共和国的骄傲。 连这些具有阶级性的集中营那时也被认为是不够严格的了。于是，一九二一年创建了"北方特种劳动营"，缩写是C几O;大象"），归肃委管辖。第一批这种营地出现在彼尔托敏斯克、霍尔莫哥雷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严但是这些地点显然被认为是难以警戒的，从长远看来不适于犯人的大量聚集。首长们的视线自然地转向了离它们不远的索洛维茨群岛。那里已经有现成而完善的经济设施，有石砌的建筑物，距离大陆二十至四十公里，这对于监狱管理人员说来是够近了，对于逃犯说来是够远了。而且有半年时间和大陆断绝联系--是一颗比萨哈林岛还要难啃的核桃。 对于"特种"两个字的含义，各种条例中还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但是索洛维茨劳动营营长艾赫曼斯当然在卢宾卡得到了口头的说明，来到岛上，又对自己亲近的助手们做了传达。 索洛维茨的故事现在也许不会使以前的犯人甚至六十年代的普通人感到惊奇了。但是请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契诃夫时代及契柯夫以后时代的俄国人，一个号称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即二十世纪录订十年的人，一个当时教育出来的尽管受过国内战争的震荡但仍习惯于人们应有的食物、衣服和口头交往规范的人，然后再请他跨进索洛维茨的大门克姆佩朋克特--克姆中转站吧。这个递解站设在既没有一棵乔木也没有一丛灌木的荒芜的神父岛上，它靠一道堤坝与大陆相连。他在这个光秃肮脏的畜圈里首先见到的是检疫隔离连（当时犯人们编成"连队"，还没有"作业班"）。人们身上穿的是……麻袋！普普通通的麻袋：下面露着腿，好象穿着裙子。上半截为头和双手挖了洞。（亏他们想得出来。可是没有俄罗斯的机智克服不了的难题！）新来的犯人，当他还有自己的衣袋的时候，可以暂时躲过这条麻袋，可是他对这个麻袋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就会看见传奇般的骑兵大尉库里尔科。 库里尔科（别洛博罗多夫也和他一样）出现在解犯纵队面前的时候，也是穿着缝着吓人的黑袖章的契卡人员的长下摆的军大衣、黑袖章缠在陈旧的俄国军服料子上显得特别古怪，好像是死亡的徽志。他跳上一只木桶或者别的什么合适的高台，对新来的犯人们发出突如其来的刺耳的狂叫："喂-！都听着！这地方不是索（苏）-维埃共和国，这地方是索-洛维茨共和国！你们要放明白点！索洛维茨这块地面上，检察长的脚还没有踩上过！他也永远踩不上来！你们要知道，把你们送到这里来，不是要你们改造！天生的罗锅子，改不过来了！告诉你们我们这儿的规矩：我说起立，就起立！我说趴下，就趴下！给家里的信要这么写：活着、健康、对一切都满意！完啦！……" 瞠目结舌的名门贵族、京城的知识分子、神甫、毛拉和愚昧无知的中亚人恭听着这一番从未听过、见过、读过的训话。没能在国内战争中出名的库里尔科现在以这种历史性的特殊方式把自己的大名写进俄国的史册。随着每一句恰到好处的叫嚣和训词，他的劲头越来越大；更有无数新的更加锋利的叫嚣和训词不断地脱口而出。 在自我陶醉和滔滔不绝地喊叫声中（可是他内心却在幸灾乐祸地想着：你们这些书生，我们跟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你们想避风头吗？结果被人家揪到这里来了。这就是给你们狗屎不如的中立主义的报酬！而我们也能跟布尔什维克交朋友，我01是干实事的人！），库里尔科会这样地开始他的教练； "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再来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不行！……你们喊首长好！声音要大，要叫全索洛维茨群岛，要叫海峡对面都能听到。两百人一齐喊，要能把墙都震塌！！！再喊一次！第一隔离连，你们好！" 库里尔科盯着要每一个人都使劲喊，直到喊得累趴下，才转入下一个科目--全连围着柱子跑步： "腿抬高！……腿抬高！" 到这时候，连他自己也不好受了，连他自己也像是演到第五幕最后一次谋害之前的演员了。经过半小时操练后，他用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喉咙向正在和已经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下的人们许下了一个愿，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索洛夫卡的实质： "我将来要强迫你们吸死人的鼻涕！" 而这仅仅是为了摧毁新来者的意志的第一次操练。下一步将是命令他们睡在腐朽发黑的木板工棚的光板地上。这还没有什么，只要给班长一点贿赂，就能把他塞到铺板上去。其他的人将要在板铺之间的过道里站一个通宵（犯了过错的人还得站在便桶和墙壁之间）。 这还是在极幸福的"大转变的一年"以前，在产生个人迷信以前，在政策被歪曲和被破坏以前的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发生的事……（从一九二七年起，增加了一项，就是板铺全归盗窃犯们占有，他们把自己身上的虱子弹向站在地下的知识分子们。） 在等候"格列布?博基号"轮船期间，他们还需要在克姆中转站从事一段劳动。其中有的人将要被逼着围绕一根柱子跑步，嘴里还要不断地喊："我是懒虫！我不爱劳动！我瞎捣乱！"一个工程师提便桶时摔了一跤，洒了一身粪尿，他们把他关在工棚外面，让脏东西在他身上结冰。在这以后，听到的将是押解队的吼叫："不许掉队！我们不警告就会开枪！齐步走！"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想找麻烦吗！"冬天押着他们在冰层上步行，犯人还要自己拖着小船，以便在没有封冻的海面上乘着它渡过去。开冻以后就把他们装进轮船舱，塞得那么满，以致到达索洛维茨之前必然有人憋死，连赭红色围墙中的雪白的修道院也来不及看到一眼。 新来的犯人到达索洛维茨后，大约在几小时之内就能经历到入营澡房里的一场恶作剧：他脱光衣服，第一位服务员在盛着绿色肥皂水的大木桶里蘸一下刷帚，在他身上涂蹭；第二位服务员上来一拳把他推到斜木板或台阶下的什么地方；那里有第三位服务员拿一桶水朝这个惊呆了的人身上泼来；第四位马上把他推到穿衣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把他的"破烂"乱七八糟地扔在那里了。（从这个恶作剧里可以预见到整个古拉格的面貌，包括它办事的速度和对人的价值的态度。） 新来者就是这样吞进索洛维茨精神的。这个精神全国还不知道，这是正在索洛维茨酝酿中的未来的群岛的精神。 新来者在这里也能见到穿麻袋的人；有的人穿着普通的"自由人"衣服，新的、破的都有；有的穿着用军大衣粗呢料子做的索洛维茨式外套（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地位高贵的标志。营地行政人员才穿这样的衣服），带着用同样呢料制成的"索洛维茨帽"；他忽然看见，囚犯当中走着一个穿-……燕尾眼的人！而且，这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谁也不朝他扭过身去，也没有人笑。（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原来的一身穿破为止。这个倒霉的先生是在"大都会"饭店"被捕的，那只好请他穿着燕尾服将就熬完刑期了。） 《索洛维茨群岛》杂志（1930年，N01）上说，领取标准服装是"许多犯人的幻想"。只有在儿童教养院里才发给全套的公家服装。举个例子说，一个女犯是什么也领不到的，无论内衣、长袜还是包头布。抓住了一个穿着单布连衣裙的大婶，那就请她穿着它度过北极圈内的严冬吧。因此许多犯人蹲在连队的宿舍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当局也不撵这样的人出去上工。 公家的衣服如此珍贵，所以在索洛维茨对于以下的场面谁也不觉得希奇或野蛮：隆冬季节，囚犯们在卫城附近脱掉衣服鞋袜，把全套服装整整齐齐上缴给公家，然后光着身子跟到二百米外的另一堆人中间，在那里另外发给他一套衣裳。这一套手续表示：他们正由卫城管理处移交给费利蒙诺沃铁路支线管理处产但是，如果让他们穿着衣服移交，接收单位可能不把衣服还回来，或者以坏换好，暗中掉包。 还有另一个冬季的场面，事由不同，但风尚一致。他们查明卫生科的医院不符合卫生要求，命令用开水烫洗。但把病人放到哪里去？卫城内所有的房屋都挤得满满的。索洛维茨群岛的人口密度超过比利时（索洛维茨卫城内的密度又如何？）。于是把所有的病人用被子兜着抬到雪地里，放三个小时。洗完了再拖回来。 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的新来者是白银时代教育的产儿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还是一无所知呢！他在这里看到：身穿用军大衣料子做的粗呢制服的班长们互相之间以及对着连首长以端正的军人姿势行军礼，可是正是他们手里拿着长根子--即所谓"制子""（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人懂得的动词：挨制子）驱赶着自己的工人去上工。他在这里看到：雪橇和大车不是用马拉的，而是用人拉（几个人拉一辆），并且还有一个专门名词--"马临代"（马的！临时代理人）。 他还会从别的索洛维汉人嘴里听到一些比眼见的更可怕的事。人们会向他说出一个阴森的字眼"谢基尔卡脚、这指的是斧山。山顶上有一座两层的大教堂，禁闭室就设在里边。关禁闭的待遇是：两面墙壁之间装着几根胳膊粗细的树根。受处分的囚犯整个白天都要坐在这几根树棍上（夜晚躺在地上，但因过于拥挤，只能人深人）。树棍安装的高度正好使犯人两脚挨不着地面。保持平衡并非那么容易，所以囚犯整个白天就得使劲支撑着，如果掉下来，看守就跑进来揍人。还有：带到外面，让他站在三百六十五级的石阶的上端（从大教堂通往湖边，是僧侣们建造的）；把他从头到脚捆在一根圆木上，以便加重分量，然后横放，沿石阶推下去（中途没有一处平台，台阶十分陡峭，捆着人的圆木停不下来）。 嗯，树棍其实无需到斧山上去找，卫城里的永远挤得水泄不通的禁闭室里也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把你放在一块有尖脊的巨国石上，在那上面呆牢也是不容易的。夏天叫做"坐树墩"，意思是光着身子喂蚊子。但是这时需要派人监视受罚者，如果把他扒光再把他捆到树干上，就可以由蚊子自己去完成任务。还有--把整连人拉到雪地里，叫他在那里受罚。还有--把犯人赶进湖边的烂泥洼里，让他在齐脖子深的烂泥里呆着。还有一种方法：把马套进空辕杆，把受罚者的双腿系在辕杆上，警卫队士兵骑上马背，策马在伐林残址上奔跑，直到马后的呻吟和呼叫声听不到为止。 新来者没有开始索洛维茨的生活，没有开始服他的等于无期的三年刑期，就已经在精神上被压垮了。但是如果当代的读者用一根指头指着说：瞧，这是公开的杀人体制，死亡营！那你就过于匆忙了。哎，我们才不这么简单！在这第一个试验场上，以及在后来的其他场所，包括规模最大的营地，我们不是公开行动的，而是采取多层次的、混合的方式，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顺利，所以才进行得这般长久。 忽然，一条威风凛凛的汉子骑着一头山羊走进卫城的城门。他的神气很庄重，也没有人笑话他。他是什么人？为什么骑山羊？这个人叫杰格佳廖夫，过去是放牛的。（请勿与自由人杰格佳廖夫--索洛维茨群岛部队首长混淆。）他本来要求给他一匹马，可是索洛维茨马很少，就给了他一头山羊。但是他凭什么赢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他放过牛吗？不，他现在是树木苗圃主任。他在这里，在索洛维茨，正培育着远方的外国树种。 从这个山羊骑士身上便开始了一首索洛维茨的幻想曲。索洛维茨僧侣搞起来的简单而合理的蔬菜种植业全被破坏了，连菜也快没有吃的了，为什么偏要培育外国树种不可？可是你要知道，在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引种异国树木可以表明索洛维茨也和整个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在改造世界呀，有建设新生活呀！但是种子、资金从哪里来？问题恰巧在这里：有钱为苗圃买种子，而给伐木工人吃饭偏偏就没有钱了（这时候伙食还不是按定量供给的，而是按经费多少提供的）。 还有考古发掘工作呢？对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发掘委员会。了解过去对于我们是一件有很重要意义的事情。 劳动营管理处对面有一个花坛，那上面镶砌着一头很可爱的大象，象背的披衣上镶嵌出一个字母"y"。另外在当做这个北方国家的货币使用的索洛维茨流通券的票面上，也印着同样的画形谜。这是多么愉快的家庭假面舞会啊！这里的一切不是很可爱吗？调皮鬼库里尔科人成只是吓唬我们吧？ 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内多年流通着稳定的货币。特殊的货币有助于把这些劳改营更好地与世隔绝。甚至各级行政及警卫人员，更不用说犯人，都要把他们持有的全部苏联货币交出来，换取订成小本的"结算票"（厚纸，有水冲，面值为二、五、二十、五十戈比，一、三、五卢布。不同发行年代的票子有不同的全俄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的签字--博基、科甘或者M．贝尔曼。在营内私藏国家货币应判枪决。（这种严厉措施的目的之一是为逃跑制造困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有劳改营范围内，一切帐目都是用这种票子清算。释放时（如果有这个时候的话……）持有者拿它换回国家货币。一九二三年后劳改营数量激增，所有这类票券都取消了。（M?M?贝科夫提供。） 瞧我们还有自己的杂志--也叫（一九二四年创刊，最初几期是打字的，从第九期开始在修道院印刷厂排印），一九二五年改称《索洛维茨群岛》，二百份，甚至还有一种附刊--《新索洛维茨报》（让我们与可恶的僧侣时代彻底决裂！）一九二六年起改为全国发行，庞大的印数，巨大的成功！要知道在二十年代是不把索洛维茨藏起来的，甚至不断地在人们耳边絮叨它。公开地耍索洛维茨牌，公开地以索洛维茨自豪（有过自豪的勇气！），苏联歌曲中提它，游艺演出的说唱段子里拿它逗笑。要知道阶级正在消失（消失到哪儿去？），索洛维茨也快到头了。 对杂志的审查工作甚为浮皮潦草，犯人们（据格鲁波科夫斯基说）写了一首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人小组的打油诗，竟然通过了！后来他们又从索洛维汉剧场的舞台上面对着前来视察的格列布?博基演唱： 博基、费尔德曼、瓦西里耶夫和武尔 答应给我们一大口袋厚礼…… --首长听得高兴1（心里确是美滋滋的！尽管你大学没上完，照样在历史上留名。）副歌是： 谁把索洛维茨赏给了我们， 请你们务必亲自光临。 和我们一起呆上三年五载， 将来回想保险愉快。 --首长们捧腹大笑！爱听（谁能猜到其中的预言？……） 但是一九二七年杂志就停刊了：当局表示没有心思开这个玩笑。一九二九年，当索洛维茨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全国劳改营整个转入再教育的方向以后，杂志又复刊了，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 胆大妄为的舍普钦斯基（被处决的将军的儿子）当时在大门口挂出一条横幅标语： "索洛维茨要为工农服务！" （要知道，这也是预言！但是这东西他们不喜欢，猜出来了，叫人拿掉了。） 话剧团演员穿着用神甫法衣改制的戏装。《铁轨轰鸣》。舞台上是一对对七扭八歪地跳着狐步舞的人们（作垂死挣扎的西方）和画在背景上的胜利的红色锻炉（"我们"）。 幻想般的世界！看来库里尔科这坏蛋果真是在开玩笑！…… 此外还有一个索洛维茨地志学会，它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在那里发表的有关于别具一格的十六世纪建筑艺术，关于索洛维茨动物志等方面的论文。文章写得周密翔实，显示出忠实于科学的精神，对所研究的对象怀着脉脉的深情，好像作者是一些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来到这些岛上的悠闲而怪病的科学家，而不是已经经历过卢宾卡的、整日担心上斧山、喂蚊子、被"拖尸"的囚犯。索洛维茨的兽类和禽类，也具有和这些忠厚的地志考察者同样的精神，竟没有绝种，没有被猎尽，没有被驱赶到别处，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九二八年还有成窝的野兔满不在乎地走到大路旁边，好奇地注视着把囚犯押送到安泽尔的情景。 野兔没有被打光，是什么原因？人们向新来者解释说：小兽和飞禽在这里是不怕人的，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这么说来所有的恐吓不过是玩笑华！但是--"让开！让开！"--在像涅瓦大街一样热闹的白天的卫城大院里，有人大声吆喝。三个有着嗜毒者面容的浪荡公子似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不是用"制子"而是用马鞭驱散囚犯的人群）拖着一个只穿内衣的浑身瘫软的瘦削的人，快步地往前走。这个人的面孔实在可怕--它竟像液体一样往下流淌！这就是所谓"拖到钟楼底下"。他们把他推进这个小门洞，然后朝后脑勺开枪。陡直的台阶通往下方，这个人沿着它滚下去，一次足可以填进七、八人之多。事后派人来把尸首拖走，再打发几名女犯（这些是出走到君主坦丁堡的那些人的母亲和妻子；她们是自己不肯放弃信仰也不许改变她们的子女的信仰的宗教徒）来擦洗台阶。 为什么要这样？不能在夜间--悄悄地干？但是为什么要悄悄地？那样子弹就会白白地浪费了。在白天，当着稠密的人群，子弹能发挥教育作用。一枪的效果等于打死十个。 也有另一种枪毙方法--直接在奥努弗里墓地上，在女犯宿舍（原来是朝圣女香客的客房）背后。因而女犯宿舍旁边那条路就叫做行刑路。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在冬天的雪地里，一个光着脚只穿内衣（不，这不是为了对他用刑，这是为了不糟蹋靴子和外衣）、双手被铁丝反绑着的人被带到这里来户犯人昂首挺胸，不用手拿着，而是叼在嘴唇上吸着他一生最后的一支香烟。（据这种神态，可以判断他是一名军官。要知道，这里有度过七年战场生活的人。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是历史学家B?A?波托的儿子。派工员问他的职业，他耸耸肩膀说："机枪手。"由于年纪小，又碰上国内战争的高潮，他没有来得及获得另外的职业。） 幻想般的世界！事情有时候会是这样。历史中许多事情是重复的，但在短暂的期间或有限的地点也存在一些空前绝后的结合。其一例是我国的新经济政策。早期的索洛维茨也是一例。 对这里的成千上万的犯人，只派了数量很少的契卡工作人员来监管。（就连这些人来这里也是半受处分的性质。）总共才二十至四十名。（最初没有考虑到要来这么多犯人，但是莫斯科一个劲儿地往这里送，送，送。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止，仅仅是头半年，单在一个十三连--一般劳动连，队尾报数时就已经喊道："376！十路横队！"这说明共有三千七百六十人。十二连也这么庞大。号称"万人坑"的十七连就更大了。除了卫城之外，已经有了几处派遣点--萨瓦季耶沃、费利蒙诺沃、穆克萨姆、三位-?体修道院、"小野兔"--野兔列岛。）截至一九二八年，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一万六千。而犯人当中有多少"机枪手？"有多少久经行伍的老兵油子？况且从一九二六年起形形色色的老牌刑事惯犯也源源而来。怎么样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不能暴动？ 只有用恐怖！只有用斧山！用树棍！用蚊子！在树墩中间"拖尸"！白昼的枪决！莫斯科往这里遣送犯人时不考虑本地的力量，但是莫斯科也没有用任何虚伪的规章限制自己的契卡人员：只要是为维护秩序，不管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当真是永远不会有一个检察长踏上索洛维茨的地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件镶着玻璃珠的薄纱外衣呢？--平等的时代！新索洛维茨！犯人的自我警卫！自我监督！自我管制！连干部、排干部、班干部全是来自犯人。又是业余文艺活动，又是自我娱乐！ 被恐怖和玻璃珠笼罩着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什么人？世袭贵族。职业军人。哲学家。科学家。美术家。演员。高等法政学校学生。 以下是幸存者记忆中保留的少数索洛维茨人的名单：希林斯卡妮-沙赫玛托娃、沙霍夫斯卡娅、菲茨图姆、杰利维格、巴格拉图尼、阿索齐阿尼-艾里斯托夫，戈舍龙?德?拉?福斯，西维尔斯、奥索尔金、克劳德、巴赫鲁申、阿克萨科夫，科马罗夫斯基、沃伊科夫，瓦德博利斯基，翁里雅尔斯基，B?列瓦绍夫、沃尔科夫、罗金诺-罗金斯基，古多维奇，陶贝、穆罗姆采夫。前立宪民主党领袖涅克拉索夫（是他吗？）。财政学家奥泽洛夫教授。法学家博罗金教授。心理学家苏哈诺夫教授。哲学家--梅耶尔教授、阿斯科尔多夫教授、丹扎斯，神智学者苗布斯。历史学家--安齐费罗夫、普里谢尔科夫、戈尔登、扎奥泽尔斯基、瓦先科。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蔡特林。语言学家安尼奇科夫。东方学者皮古列夫斯卡娅。鸟类学家波里亚科夫。美术家布拉兹、斯莫特里茨基。演员--卡卢金（亚历山大剧院），格卢博科夫斯基（科罗连科的侄子）。王十年代索洛维茨关闭以前，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父也在这里蹲过。 由于教养，由于传统，他们太骄傲，所以决不会显出沮丧和恐惧，决不会嚎哭，连在朋友们面前也不诉苦。永远带着微笑是好风度的表现，即使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好像这个孤悬在咆啸的大海中的北极监狱只是野餐中发生的一次小小的误会。尽情地开开玩笑吧，尽情地对狱吏们进行嘲弄吧。 于是，流通券和花坛上出现了"大象"。于是，出现了当马骑的山羊。如果七连的成员都是搞艺术的，它的连长准会叫做"孔斯特"；如果什么人的外号叫伯瑞雅戈达，他一定是浆果干制组的组长。于是，就有了和杂志审查员糊涂虫开的那些玩笑。于是，就编出了各种小调。格奥尔吉?米哈伊洛维奇?奥索尔金喜欢在散步时开玩笑说："在岛上entvonsporteZvous？"--"ALagereaLager。"（"您在岛上身体可好？"--"在营里就是这样。"）（法语） 这一类小玩笑，这种故意显示的独立无羁的贵族精神最使陷入半野兽状态的索洛维茨狱吏们恼火。有一次他们决定枪毙奥索尔金。正在这一天，他的年轻的妻子（他本人也不到四十岁）登上了索洛维茨的码头！奥索尔金请求狱吏们不要让这次探视伤他妻子的心。他答应只留妻子在这里呆三天，她一离开，就枪毙好了。瞧瞧人家的自制力。我们咒骂贵族，结果自己却把这种自制力丢光了。有点小灾小难，小小的痛苦，就龇牙咧嘴。而人家一连三天和妻子在一起，都不让她看出一点痕迹，不做一句暗示！没有一声低沉的语调！眼神里没有一丝阴影！只有一次（他的妻子还活着，她回忆说），当他们沿着圣湖散步时，她猛一回头，看见丈夫痛苦地抱住头。"你怎么啦？""没有什么。"他马上变得开朗起来。她本来还可以多留几天，但他说服她离开。当轮船驶离码头的时候，他已经脱掉衣服，等待枪毙了。 但是要知道，总算还有人赠给他们这三天。奥索尔金的这个三天，以及另外一些事例，表明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当时还没有披上"体系"的错甲。它给人的印象是：索洛维茨的空气是已经达到极端的残忍和几乎还是憨厚的模糊状态的奇异的混合物。当时还模模糊糊：这一切将来会如何？索洛维茨的特征哪一些正变成伟大的群岛的萌芽，哪一些一出土就注定要枯死？总之索洛维茨人对这件事还没有坚定的共同信念：他们经管的北极奥斯威辛炼人炉已经点燃，它的炉膛已经对所有运到此地的人开放（而实际上正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所有人的刑期都短得要命：十年的很少见，连五年的已不常有，老是三年、三年。当时的人还不会玩法律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按紧再放开，放开再按紧。"这一切将来会如何？"--这种鸿蒙初辟时代的混沌状态对于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不可能毫无影响。即使对于狱吏，也会稍有影响。 不管到处公开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词句多么鲜明：敌人唯一应得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当时的人仍然不能设想这种对每一个有头发、眼睛、嘴巴、脖子、肩膀的具体的两足个体的消灭。他可以相信阶级正在被消灭，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们还是应当留下的，不是吗？……在另外一些比较宽厚和含混的概念的熏陶下成长的俄国人的眼睛，就像透过度数不对的眼镜片看东西一样，总是不能准确地看清这种残酷的学说的词句。"恐怖月"、"恐怖年"好像还是不久前公开宣布过的，但是人们就是不肯相信会有这等事。 群岛的这几个最初的岛屿也受到了这个五光十色的二十年代中期特有的不隐定性的感染。当时全国还弄不清楚，那些事全不许干了吗？或者相反，正好从现在起什么事都许干了？老脑筋的俄罗斯还是非常相信那些热烈的词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冷漠无情的人心里早就有了底，只有他们知道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打破这个局面。 教堂的圆顶毁于大火，但石砌的墙体是永恒的……人们在天涯海角开垦了田地，但如今却荒芜了。永不平静的大海色彩变化万端。寂静的湖泊。不害怕人类的动物。残忍无情的人们。信天翁带着群岛的第一个岛屿的秘密飞往比斯开湾过冬。但是它们不会把这信息告诉海滨浴场上无忧无虑的人们，不会告诉欧洲的任何人。 幻境般的世界……为时不长的主要幻景之一就是：营中的生活是操纵在……白卫军官们的手里。所以库里尔科并不是偶然现象。 情况是这样的。在整个卫城里，唯一有自由人身分的契卡人员就是全营值班员。看大门（那里没有了望塔）、岛上巡逻、抓逃犯全由警卫队负责。警卫队里除了自由人，还招收普通的杀人犯、伪造货币者、其他刑事惯犯（但不要小偷）参加。可是整个的内部组织工作由谁来搞？谁来经管行政科？谁来当连长、班长？总不能让神甫、教派分子、耐普曼、学者和大学生（这里也有不少大学生，但是索洛维茨犯人头上如果带着一顶大学生制帽，就被认为是挑衅和放肆，是招灾的标记和枪毙的申请）。最胜任这些工作的当然是前军人。而在这里除了白军军官还有什么人？这样，在契卡人员和白卫军官之间--既非互相勾结也不见得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就形成了索洛维茨的合作。 双方的原则性都跑到哪里去了？奇怪吗？惊人吗？只有那种搞惯了阶级分析而不会用别样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才觉得惊讶。但是对于这样的分析家，世界上第一件事情都一定是奇怪的，因为世界和人类永远也不会适合他事先准备好的框框。 既然上级不给红色名额，索洛维茨的狱吏们连魔鬼也会找来替他们办事。这是符合规定的：犯人应实行自我监督（自我压迫）。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可以委托呢？ 对于永恒的军官--"军界精英"--说来，哪怕是劳动营内生活（营内压迫）的组织大权，也怎么能轻轻放过呢？怎么能顺从地站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别的什么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地承办这件事呢？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探讨过肩章对人心所起的作用的问题。（你们以后再瞧吧。到了红色指挥员们被关进来的那一天，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地拚命往警卫队里钻吧。看看他们是怎样巴不得捞到一支看守员的步枪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重新取得信任！……我已经说过：如果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召募我们去当他的御林军呢？……）是的，白卫军官们也许会这样想：反正是完了。既然全完了，那还在乎什么！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搞得越糟越好"，我们帮你们制造一个在我们的俄国从未见过的兽性的索洛维茨，好让你们臭名远扬。还可能这样想：我们的伙伴们什么都同意了，那么我干什么好呢？难道像神父那样到仓库里去当会计吗？ 然而索洛维茨的主要幻景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白卫军官们占据了索洛维茨的行政科以后，竟然和契卡人员争斗起来！劳动营从外面说是你们的，从里面说是我们的。决定谁在哪里劳动，派到哪里去，是行政科的事。我们不干涉外部的事，你们也不要干涉内部的事。 这怎么行呢？要知道，整个劳动营内部必须普遍安插情报侦查科的眼线！情报侦查科是营内占第一位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时的行动特派员也是由犯人中选派的，这可以说是自我监督的最高成就！）白卫军官们掌握的行政科专门跟它对着干！其它部门，如在后来的劳改营里变得十分重要的文教、卫生两科，当时还是既薄弱又可怜的。以;贸易"，主管着实际并不存在的"工业"；日后发达昌盛的门道，当时还没有找准。因此斗得起劲的就是情报侦查科和行政科这两派势力。这种斗争从一进克姆佩朋克特就开始了：新押送来的诗人亚?雅罗斯拉夫斯基走到班长身边，咬着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班长用军人的清楚的口齿向他大声吼道："你原先是个暗的，以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正文 2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正文 第三章 群岛病灶的扩散-1 是的，群岛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与全国息息相关。国内还有失业现象的时候，就不存在对犯人劳力的需求，进行逮捕不是动员劳力的手段，而是扫除障碍的手段。但是，当打定了主意，要用一台巨大的搅拌机把全国一亿八千万人口都搅动起来的时候；当一个超工业化计划被推翻了，以便用一个超超超工业化计划代替它的时候；当消灭富农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已经预先决定了的时候，也就是在"大斩断[转变]的一年"的前夕，对群岛的看法以及群岛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委员会（这说明还是在雷可夫当主席的时候）对国内惩治政策的状况和各监禁场所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在惩治政策方面，认为有许多不够的地方。决定：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应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劳动营的管理制度应更加严厉（而对"社会不坚定分子"则根本不判刑）。此外：对强迫劳动应做这样的安排，一方面要使犯人得不到任何劳动报酬，另方面要使国家得到经济利益。并"认为今后必须扩大劳动营地的容量"。明白地说，就是要求为计划中的大规模逮捕事先准备好更多的营地。（托洛茨基也曾预见到这种经济上的必要性。不过他提出的办法，又是他那个靠义务动员制组织的劳动军。辣根不比红萝卜甜，都是一路货。但是不知道斯大林是故意和自己永恒的对手顶牛，还是为了更彻底地打消人们的怨言和回家的希望，他决定让劳动军的战士们先从监狱的机器里通过一遍。）当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消除了以后，扩大劳动营的经济意义也就出现了。 如果说一九二三年索洛维茨关押的总人数不超过三千，那么一九三0年已经有五万人左右，另有三万在克姆。从一九二八年起，索洛维茨的癌细胞开始扩散。首先扩散到卡累利阿，在那里修筑道路，砍伐供出口的木材。北方特种营这时也很乐意地做起"出售"工程师的买卖：他们可以不用押解地前往北方的任何地点，为当地工作，他们的工资用转帐办法付给劳动营。一九二九年在摩尔曼斯克沿线，从洛杰诺耶波列到太鲍拉之间的各地，已经出现了北方特种营的劳改点。它们从这里继续沿着沃洛格达铁路线移动。它们的活动如此频繁，以至必须在兹万卡火车站上设立一个北方特种营的调度站。一九三0年洛杰诺耶波列的斯维尔拉格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开始独立经营。在科特拉斯也已经组成了一个科特拉格。一九三一年诞生了白海波罗的海拉格，中心设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这个劳改营注定了将在今后两年内给群岛带来永垂青史和传遍五大洲的光荣。 癌细胞继续向外扩散。它的一边被大海阻挡，另一边是芬兰的国界，但是一九二九年在红色维舍拉附近建立劳改营却没有受到任何妨碍。而主要的是，整个东边，所有通向俄罗斯北部的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从索罗卡到科特拉斯的道路很快就修通了，（"索罗卡--我们要提前建成它！"--犯人们常拿这句歌词取笑它的作者C?阿雷莫夫。然而这个人却能换而不舍，终于有了出息，变成了一个诗人和歌词作家。）劳动营的细胞移动到北德维纳河畔，形成了北德维拉格。它们越过这条河，勇敢地向乌拉尔前进。一九三一年在该地建立北方特种营北乌拉尔分营，不久后变为索利卡姆拉格和北乌拉尔拉格两个独立的劳改营。别列兹尼基劳改营开始了一座大型化学联合企业的建设，当时有许多赞美它的文章。一九二九年夏天，从索洛维茨派出了一支由犯人组成的考察队，在地质学家M?B?鲁辛斯基教授率领下，前往奇比尤河勘探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在那里发现的石油。勘探获得成功，于是在乌赫塔河畔设立了一个劳改营--乌赫塔拉格。但是它也没有静止在原地，它的癌细胞迅速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并吞了伯朝拉河，从而改组为乌赫伯朝拉格。很快它又有了乌赫塔、英塔、伯朝拉和沃尔库塔等地的分营，它们全都是未来的庞大的独立劳改营的基础。 这里也还遗漏了许多。 幅员广袤而交通闭塞的北方边区的开发，要求修筑铁路：从科特拉斯经过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和罗普恰通往沃尔库塔。因而需要新建两个专门修筑铁路的劳改营。其中的北方铁路拉格负责由科特拉斯至伯朝拉河段；伯朝拉格（请不要与搞工业的乌赫伯朝拉格相混！）负责由伯朝拉河至沃尔库塔一段。（诚然，这条铁路的修建过程很长。它的维姆段即由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至罗普恰的一段是一九三八年完工的。铁路全线直到一九四二年末才竣工。） 就这样，几百个中等的和微小的新岛屿升出了冻土带和泰加林的汪洋大海的水面。群岛新的组织系统也在行军途中，在战斗序列中逐步建立起来：劳改营管理局、各劳改营、劳改点（独立劳改点、警备区劳改点、中心劳改点）、劳改地段（也就是"派遣点"和"派遣分点"）。管理局内设处，而奋劳改营内设科：一科--生产科，二科--登记分配科，三科--契卡行动科（又是第三！……） （这时期的学位论文是这样写的："对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个别不守纪律的成员的教育机关的轮廓正提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监狱到教育机构》文集，第四二九页。）真的，阶级没有了，犯罪分子也就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好象猛地一惊：这么说，明天到了无阶级社会，就没有人坐牢了吗？……哦，还有个别不守纪律的……原来无阶级社会也少不了班房。） 所以说，群岛的整个北部都是由索洛维茨衍生出来的。但决不是只此一家！在伟大的号召之下，劳动改造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每一个省都搞起了自己的劳改营。成百万公里的铁丝网不停地延伸，延伸。铁丝交错着，交织着，铁棘刺在公路旁、铁道旁、城市郊区快乐地眨着眼睛。丑陋的劳改营了望塔的尖顶成了我国风光的最可靠的标志，它们没有出现在美术家的画幅里和影片的镜头里，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偶合而造成的奇怪的结果。 还是国内战争时代的老习惯，修道院的建筑物被加紧地动员起来，以满足劳改营的需要。它们坐落的地点非常符合隔离犯人的要求。托尔若克市鲍里斯格列布修道院变成了一个中转站（现在仍然是），而瓦尔代修道院变成了少年罪犯教养院（与后来的日丹诺夫的别墅隔湖相望）。谢利格尔湖中的斯托尔勒内岛上的尼罗修道院变为一座劳改营。萨罗夫修道院变成了波奇马各劳改营的本部。这样一个个数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在顿巴斯，在伏尔加河的上、中、下游，在乌拉尔的中部和南部，在中亚，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到处都在兴建劳改营。官方宣布，一九三二年劳改农场占地面积在俄罗斯联邦是二十五万三千公顷，在乌克兰是五万六千公顷。以一个农场平均占地一干公顷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光劳改农场--即最次要的和条件最好的劳改营--当时已达到三百处以上（不算全国边缘地区）！ 关于按劳改营地点的远近分配犯人的问题，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每次都是正好赶上十月革命的纪念日）的一纸公文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取消了原来的"严格隔离"的办法（因为它妨碍创造性的劳动）。规定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送往一般（近处的）监禁场所，刑期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送往边远地区产因为"五十八条"们从不会得到三年以下，所以全体都涌向了北方和西伯利亚--去进行开发和死亡。 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年代正在少年队的鼓点下齐步走…… 群岛上存在着一个顽固的传说，什么"劳改营是弗连克尔发明的。" 我觉得前面几章已经足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不爱国的甚至侮辱政府的臆造。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但我想，我们还是成功地表明了为镇压和劳动而设立的营地的诞生日期是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用不着什么弗连克尔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犯人不应该在道德的思索中浪费时间（"苏维埃劳动政策的目的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的改过自新"），而应该劳动，同时必须给他们规定非常严峻的、几乎是力所不能及的劳动定额。早在弗连克尔之前他们就已经常常把"通过劳动进行改造"挂在嘴上了（早在艾赫曼斯的时期，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已经是"通过劳动进行消灭"）。 是的，甚至用不着现代的辩证思维过程，也能想得到利用犯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在一八九0年交通部就决定动用阿穆尔边疆区的流刑和苦役犯人从事修筑铁路的工作。对苦役犯人是简单地强迫，对流刑移民和行政流刑犯则是准予其参加筑路工作，为此可以获得刑期的三分之一或对半的折减（不过他们宁愿采取逃亡的办法把刑期一下子甩掉）。自一八九六年至一九00年，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湖滨段劳动的苦役犯有一千五百多人，流刑移民两千五百多人。 但总的说十九世纪俄国苦役地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的：劳动变得越来越不带强制性，越来越少。到了九十年代，连卡里地方的苦役监狱也变成了单纯关押的场所，不再进行劳动。阿卡图依苦役监狱这时期对劳动的要求也缓和了（雅库博维奇）。所以动用苦役犯修筑贝加尔湖滨铁路勿宁说是一种临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不是又看到了第一部第九章里描写的长期犯监狱里的"两个犄角"或"抛物线"了吗？（第一部第九章）一个是日趋宽大的犄角尖，一个是日趋残酷的犄角尖。 有意义的（当然不会是强制的了）劳动有助于罪犯改过自新，这种思想还在马克思生下来以前就是人frl知道的，上个世纪在俄国监狱管理工作中也已经实行过。一度当过监狱管理局长的fi?库尔洛夫介绍说：一九0七年犯人的劳动项目很多；他们的产品价格低廉，这使犯人坐牢的时间产生效益，使他们出狱时能拿到钱并且有了手艺。 可是不管怎么说，弗连克尔还是真的变成了群岛的神经。他是历史如饥似渴地期待和召唤着的走运的活动家之一。在他以前，劳改营好像也存在，但却没有具备那种完美无比的最终的和统一的形式。真正的先知总在最需要他的时刻来临。弗连克尔在群岛上出现，正是在病灶扩散的开始阶段。 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连克尔，土耳其犹太人，生于君主坦丁堡。商学院毕业后从事木材贸易。他在马里乌波尔开设了一家公司，很快变成百万富翁，"黑海木材大王"。他拥有自己的部队，甚至在马里乌波尔出版他自己的报纸《一戈比》。该报的任务是中伤和困扰他的竞争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连克尔通过加利波利进行贩运武器的投机生意。一九一六年他预感到在俄国即将发生风暴，还在二月革命以前就把资本转移到土耳其，他本人也随之在一九一七年去了君主坦丁堡。 他本来可以继续过他的紧张而甜蜜的商人生活，即不会吃到那些大苦头，也不会变成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某种宿命的力量召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不过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起，许多决非革命流亡者的国外俄侨纷纷回国，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很热心地但后果险恶地出了力。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说弗连克尔在君士坦丁堡的那几年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除非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原因，否则很难看出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以下则是事实：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他来到了苏联，在这里遵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示由他个人出面建立了一个用苏联纸币收购珍宝和黄金的黑市交易所（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全苏外宾商品供应公司的"黄金运动"的开山老祖）。生意人和经纪人都很熟知他的过去，对他信得过，于是黄金便流进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金库。收购的生意做完了，为了表示感谢，国家政治保卫局把他关进了监狱。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然而，不知疲倦和不爱抱怨的弗连克尔还蹲在卢宾卡的时候或者是在押往索洛维茨的途中就向上面打了一个什么报告。显然，当地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以后，就决定对这个生活也进行一番务实的研究。他在一九二七年被押到索洛维茨，但是马上和解犯队伍分开，住在修道院界外的一间石屋里，派了一个勤务兵照顾他，准许他在岛上自由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当了经济科长（这是只有自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并且发表了关于在头三个月内把犯人的体力榨干的著名的论点。一九二八年他已经搬到克姆去住。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收益很大的附属企业。他把僧侣们积攒了几十年如今呆滞在修道院仓库里的皮革运到克姆，把犯人中的皮匠和皮鞋匠集中到那里，制出式样美观的鞋子和皮货运到库兹涅茨桥大街上的门市部出售（这个商店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经营的，全部进款归它所有，但是买皮鞋的女士们并不知情，当她们自己不久后被拽进群岛的时候，也不会想起这个商店，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犯人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契卡人员最好的朋友）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我现在这支柔顺的笔事后描出的群岛地理上的许多东西，他当时在交谈者的烟斗的咝咝声中已经用粗犷的线条勾画在苏联大地图上了。正是弗连克尔，显然也正是在这一次，提出了无所不包的劳改营登记制度。这种按甲、乙、丙、丁四组登记的制度连劳改营长官都钻不了空子，更不用说犯人：所有的非营内服务人员（乙）、无病假证明的人员（丙）、未受禁闭处分的人员（丁）在服刑期间每天都必须做苦工（甲）。世界苦役史上还没有见过如此包罗万象的规定！正是弗连克尔，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提议取消反动的犯人伙食平等制。他拟定了一个在全群岛统一实行的对少得可怜的食品的再分配办法--面包等级表和热食等级表。其实他是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学来的：用一根吊着一条鱼的杆子，伸到奔跑中的拉车狗的前面。他还提出了折减和提前释放等办法，作为对劳动成绩优良者的奖励。第一个实验场地--伟大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大约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拍板决定的。这位精明强干的货币投机商不久即被任命为那里的--不是工程主任也不是劳改营长，而是专为他设置的一个职务--"施工主任"，即劳动战场上的总监督。 这就是他。充满内心的那种凶恶的非人的意志明摆在他脸上。但是在那本介绍白海运河的书里，一个苏联作家为了颂扬弗连克尔，关于他会写出这样的话："在运河工地上，他拿着手杖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一言不发地走向施工地段，倚着手杖，两脚一前一后地站住，就这样站几个小时……侦查员和检察长的眼睛，怀疑主义和讽刺家的嘴唇……他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权力欲和骄傲感的人，他认为对于一个首长主要的就是权力，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不容分享的权力。如果为了权力而需要人们害怕你---那就让他们怕吧。"这位作家甚至能转得过舌头来赞叹他的"无情的讥讽和冷漠，似乎任何一种凡人的情感都是这位首长不能理解的"。 我们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关键性的，无论对于了解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历史。 白波运河工程开始时，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运河建成后，他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并被任命为贝阿拉格工程处长（"贝加-阿穆尔干线"是未来的名称）。三十年代的贝阿拉格（贝加尔-阿穆尔干线劳改营）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没有复线的各段修筑复线。纳夫塔利?弗连克尔的官运远远没有到此为至，但是我们还是放到下一章去讲吧。 现在轮到我为之写出这部土生土长的作品的群岛的全部漫长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在苏联的公开文字中几乎没有得到过任何反映。在这方面，同样是那些使劳改营了望塔从来没有进入摄影机镜头和我国的风景画的不幸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 但是白波运河及伏尔加运河的情形却不相同。关于其中每一项工程我手头都有一本书。所以至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苏联的文献的和负责的证明材料。 在认真的论文中，在利用某种资料以前，都应该先对它进行描述。我们也要这样做。 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部书，开本与福音书差不多大小，硬纸壳封面上压印着半神半人的浅浮雕肖像。书名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国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出版。作者们把它献给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看来是为大会赶印出来的。它是高尔基主编的《工厂史》丛书的一种。该书的编辑有：马克西姆?高尔基、阿维尔巴赫和菲林。最后一个名字在文学界知道的人不多，我们解释一下其原因：谢明?菲林，虽然年纪很轻，却是古拉格的副局长。在当著作家的虚荣心驱使下，他单独写了一本关于白波运河的小册子；列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维尔巴赫（我们已经遇到过的伊达?列昂尼多夫娜的兄弟）则相反，在苏联文学中没有比他更荣耀的了，《在文学岗位上》杂志责任编辑，给作家们打棍子的主要打手，他还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外甥。 产生这部书的历史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一百二十位作家乘轮船游览刚完工的运河。维特科夫斯基，犯人身分的运河工程施工员亲眼见到，在轮船通过闸门的时候，这些穿白西装的人聚集在甲板上，把闸门区内的犯人叫过来（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多数人已经是操作人员，而不是施工人员），当着运河长官们的面问一个犯人爱不爱他的运河和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认为自己在这里得到了改造；首长们对犯人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够不够。提的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的。所有的人都是从船上向岸上提问，当着长官们的面，仅用了轮船通过闸门的这一段时间。这次游览结束以后，八十四名作家用各种方式开了小差，没有参加高尔基的集体创作（但也许去写他们自己的歌功颂德的诗歌和特写去了），其余的三十六名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经过一九三三年一个秋冬的紧张劳动，他们完成了这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出版这部书本来是为了流传千古的，本来是为了让子孙万代永远阅读和惊讶的。但是由于一种宿命的巧合，书中照片上露面的和文字中颂扬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两三年以内都被揭发为人民的敌人。这部书的所有印本自然都从图书馆里取出销毁了。一九三七年，这部书的私人拥有者因为不想为了它而去坐牢，也都把它毁掉了。现存的册数已经很少，而且没有重版的希望，所以我们更觉得自己肩负着不使书中写出的指导思想和事实在我国同胞心中永远湮灭的重大责任。如果不为文学史保留下该书作者们的姓名，那也是不公道的。起码是这些人的名字：M?高尔基，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薇拉?因贝尔，瓦连京?卡达耶夫，米哈伊尔?左琴科，拉宾和哈茨列文，尼库林，科尔涅利?泽林斯基，布鲁诺?亚先斯基（《彻底打垮阶级敌人》一章），E?加布里洛维奇，A?吉洪诺夫，阿列克谢?托尔斯泰，K?芬。 修建运河的犯人们为什么需要这本书，高尔基做了这样的说明："运河军战士们"缺乏表达他们接受改造的复杂心情的"必要的词汇"，而作家们是掌握着这些词汇的，所以他们要来帮忙。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需要这本书："许多作家访问了运河以后……得到了充实，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种新的气氛正在当前的文艺中出现，它将推动我国文艺前进并把它置于我们伟大事业的水平上。"（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苏联文学中仍然感觉得到的那个水平。）至于这本书对于干百万读者（其中许多人很快自己就要流入群岛）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自明的了。 集体作者们对于他们描写的对象抱着什么观点？首先是：确信所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所有被驱赶来修运河的人都是有罪的。甚至"确信"这个字眼都嫌太无力：在作者们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讨论的余地，甚至连提都不该提出来。这件事情在他们眼里就象夜晚比白天黑一样的明显。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词汇和形象向我们灌输这个三十年代的仇恨人类的传奇的时候，"暗害分子"这个字在他们的解释里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质。对提早播种（可能是在雪地和泥泞里？）发表了反对意见的农学家，给中亚提供了水源的灌溉专家，在他们眼里全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暗害分子。这些作家们在书的每一章里谈到工程师阶层，全是用一种自上而下的口气，好象谈论低级劣等的人种。在这本书的第一二五页上，指责革命前很大一部分工程技术界人士有不老实的行为。这不是对个别人的指责，完全不是。（我们应该理解为工程师们甚至对沙皇制度也挖过墙角吗？）写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能（像马戏团的某些马能做到的一样）求出哪怕最简单的平方根。 作者们向我们重复着那些年代流行的荒诞的传闻，当作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在工厂食堂里有人用砒霜毒死了女工；如果国营农场的牛奶变酸，那不是因为工作马虎，而是阶级敌人为了使我国人民饿得闹浮肿（原文就是这样写的）而采取的策略。他们使用笼统的和不指名的笔法，又端出那个作为集合名词的凶恶的富农，他进工厂劳动，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里面。这没有什么，人家是人类心灵的知情人嘛，想象这种事情在他们显然是比较容易的：某人依靠某种奇迹逃避了往冻土地带的流放，躲进城里。当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依靠另一种更大的奇迹竟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不去挣钱养家湖口，而是把一根螺栓偷偷地丢进机床！ 在另一方面，对运河工程的领导者，对雇主，作者们却不能也不愿抑制自己的赞扬。尽管已经是三十年代，他们仍然顽固地把这些人称作"契卡"，害得我们也不得不使用这个名词。他们不仅赞美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意志，他们的组织，而且还在最高的人性的意义上赞赏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些令人惊异的人物。有关雅科夫?拉波波尔特的一段插曲就有代表性。此人原是德尔普特大学学生，未能毕业就疏散到了沃龙涅日，在他的新故乡当上了省契卡副主席，后来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副局长。作者们描写，一次他巡视工地，对工人推车的情况不满意，便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毁灭性的问题：四十五度的余弦等于几，你记得吗？工程师被拉波波尔特的博学压倒了，羞愧难言，马上改正了自己破坏性的指挥，推车的工作马上提到了高度的技术水平。用诸如此类的笑话，作者们不仅给自己的叙述添加了艺术的作料，而且也把我们提上了科学的高峰！ 雇主的职位越高，作者们描写时怀着的崇敬就越深。对古拉格局长马特维?别尔曼的溢美之词如长江大河。对拉扎尔?科甘的热情洋溢的赞颂也是滔滔不绝。这个人原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一八年投靠得胜的布尔什维克，先后在第九军特别处处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副司令员的岗位上证明过自己的忠实性。他是古拉格的组织者之一，现在是白波运河工程局局长。种甘同志谈到"钢铁一般的人民委员"时说。"雅戈达同志是我们的总领导，是我们每日每时的领导。"对于这个言论，作者们更是只能大表赞同。（这本书倒霉最主要就倒在这句话上！连幸存下来落在我们手里的这一本，吹捧亨里希?雅戈达的那一段，连同他的肖像，也被撕掉了。为了寻找他这张肖像，我们花费了好长时间。） 在劳改营里印的那些小册子里，这种调子渗透得更利害。下面是一个例子："尊贵的客人们--卡冈诺维奇、雅戈达和别尔曼同志（每一间工棚里都挂着他们的肖像）来到了三号船闸。人们干得更欢了。他们在上头露出微笑--这微笑传给了在基坑里劳动的几百个人。"在官家谱写的歌曲里也是： 雅戈达亲自把我们带领和教育， 他的眼光敏锐，他的手腕有力。 对劳改营生活方式的全面的热爱，使作者们唱出了这样的赞美诗："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到苏联国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最遥远的荒野和僻壤--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何一个组织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秩序……准确和自觉性的印记。"然而在俄国的穷乡僻壤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什么组织呢？只有劳改营。把劳改营当做进步的灯塔--这就是我们手里这部历史资料的水平。 主编本人也讲了话。高尔基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德米特罗夫市举行的白波运河建设者（这时他们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上来了）最后一次代表会上致词说："从一九二八年起，我就注视着国家政治保卫局重新教育人的工作。"（这说明还在索洛维茨以前，在那个男孩子被枪毙以前，刚从国外回到苏联，他就注视着了。）接下去，他已经是强忍着泪水，向在场的契卡人员们欷嘘地说："你们这些神通广大的小鬼们，你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作者们在这里注明：契卡人员们这时只是露出了微笑。（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高尔基在这本书里也特别指出了契卡人员的高度的谦逊精神。（他们不喜欢公开，这的确是一个感人的特点。） 集体作者们对于白波运河施工期间的死亡并不是简单地闭口不谈，也就是说，没有遵循只讲一半实话的怯懦的规则，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施工中没有死一个人！（大约他们的帐是这样算的：运河开工时是十万人，完工时仍是十万人。这说明全都活着。他们只不过是忘了在两个严寒的冬季被工程吞噬的一批批新解来的犯人、但这已经是应该由不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们去解算的余弦值一类的问题了。） 作者们看不到任何比劳改营劳动更令人兴奋鼓舞的东西了。他们认为强迫劳动是热火朝天的自觉性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请看，这就是进行再教育的理论基础："犯罪分子是旧时代的丑恶环境的产物，而我们的国家是美丽的，强大的，宽宏的，我们应当把它变得更加美丽。"照他们的看法，这些被拉来修运河的人，如果不是雇主们派他们来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自己永远也不会找到生活的道路。因为你们要知道："对人的原料进行加工，比对木料进行加工，要困难不知多少倍。"--怎样的语言！怎样的深度！这是谁的高论？这是高尔基在这本书中批驳"人道主义的华丽词藻"时说的话。而左琴科经过深思之后写道："接受改造--这就意昧着并非单纯想服完刑期和获得释放（这类可疑现象总归是有过的吧？--作者注），而是要真正地获得思想上的转变和建设者的自毫感。"噢，好一位人学家！你在运河上推过独轮车吗？而且是吃着惩戒口粮推车…… 这本给苏维埃文学带来光荣的可尊敬的书，我们在探讨运河的问题时还将以它为依据。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白波运河作为群岛的头一件大工程？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斯大林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完工后的情况，就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是。是想和曾沿这条路线地面拖运自己舰队的彼得一世成和首次提出修这条运河的沙皇保罗争一高下的崇高精神使他突然浑身发热了吗？可是英明的领袖未必知道这些事。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能吞掉许多劳力和许多生命（由。消灭富农运动的结果而多余出来的），它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在他最喜欢的奴隶制的东方--斯大林一生中差不多样样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人们有修建"大运河"的爱好。我几乎看见了，我们的君主满怀深情地查看着集中了大部分劳改营的欧俄北方的地图，一面用烟斗柄在这地区的中心地带划出了 一道从一个海洋通向另一个海洋的线条。 这个工程项目，必须宣布为紧急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在我国凡是不紧急的事情一件也做不成。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么谁也不会相信它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一连手推车翻了被压在下面慢慢死去的犯人也必须相信这个重要性。如果它是"不紧急的"，那也就没法让犯人死掉，没法为新社会清除地基。 "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那时候生活过的人记得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意味着什么）。二十个月！--这就是伟大领袖给自己的罪犯们规定的建成运河和完成改造的两大任务的期限：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连两个整年都不能给，他迫不及待。二百二十六公里。多石土壤。地面乱石堆积。沼泽。"波维涅茨台阶"的七座船闸，面向白海的倾斜面上的十二座船闸。同时，"这可不是给予了足够的期限和批给了外汇的第聂伯工程。修建白波运河的任务是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分钱的外汇也没有批！"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意图：原来斯大林和国家太需要这条运河了，所以一分钱的外汇也不给。让十万犯人同时给你们干活，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投资？限你们在二十个月之内把运河给我交出来，一天也不许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对那些工程师一暗害分子们发发脾气了。工程师说：构筑物要做混凝土的。契卡人员回答：没那闲工夫。工程师说：需要大量钢材。契卡人员：用木料代替。工程师：需要拖拉机、起重机、建筑机械！契卡人员：都不会有。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 该书把这称做"对技术任务的敢想敢干的契卡式的提法"。换句话说，就是拉波波尔特的"余弦"……（附带说一句：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一书的不同版本里，"余弦"的值是互不相同的。）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为了这个北方的项目从塔什干调来中亚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灌溉技术专家（恰好这时候及时地抓进来了一大批）。使用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富尔卡索夫胡同（大卢宾卡后面）建立了一个特别（又是特别，多么心爱的字眼！）设计室。（不过契卡人员伊万琴科向茹林工程师问道："已经有了个伏尔加-顿运河设计方案，你们干嘛还要设计？就照它修吧。"）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在实地勘测以前就开始设计！同时另派一些勘测队赶赴卡累利阿。设计人员一概不许走出设计室的大院，更不用说去卡累利阿（警惕性）。于是往返电报满天飞：那里标高多少？那里是什么土质？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当一列列运犯人的火车开到未来运河的沿线时，那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供应；既没有工具，也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该做些什么？没有工棚，却有北方的初秋。没有工具，但已经是二十个月中的第一个月严 我们这样着急，以至终于来到施工现场的工程师们没有绘图纸、直尺、图钉（！）。办公的工棚里连电灯也没有。他们在油灯下工作，这很像国内战争！--我们的作者们陶醉了。 他们油腔滑调地告诉我们：女人们穿着丝绸的连衣裙来了，可是在这里每人领到的是一辆手推车！还有："在通古达有多少旧友重逢啊？过去的大学生，世界语学者，白军中的战友！"其实白军中的战友们早在索洛维茨就已经重逢了。而我们倒要感谢作者们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语学者和大学生也领到了白波运河工程的手推车的情报。作者们乐呵呵地告诉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次克劳改营、斯大林纳巴德、撒马尔汗运来了穿着布哈拉袍子、缠着穆斯林头巾的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而这里却是卡累利阿的严寒！这可是巴斯马赤们没有预料到的！这里的劳动定额是每天凿碎两立方花岗岩，并且用手推车运到一百米以外！大雪纷飞，把一切盖在下面。手推车从跳板上撒进雪坑里。 但还是让作者们自己说吧：手推车在湿滑的木板上东歪西倒，底朝天地翻下去，"推这样的手车的人活像一匹套在辕里的马，"（第-一二---一三）不要说花岗石，就是冻土，"装满这样一手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再看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在覆盖着积雪的挖得奇形怪状的凹地里，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往，在石头上磕磕绊绊。两三个人弯下腰，一起抱住一块巨大的圆石，想抬起来。圆石纹丝不动。他们喊来第四个、第五个……"但是这时我们这个光荣时代的技术前来帮他们的忙了："他们用绳网把圆石从开挖的河床里拉出来。"绳网是用一根缆绳拽着的，而缆绳是靠一架"马拉的绞盘牵引的"！另一种办法是用木制的桔槔把石块吊起来。此外，还有这样一些白波运河工地上的最初的机械。是五个还是十五个世纪以前的？ 这些人是你们说的那些暗害分子吗？不，这些人才是真正天才的工程师！人家把他们从二十世纪硬摔进穴居时代，可是，你瞧，他们仍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白波运河工程的基本运输工具是什么？书中告诉我们，是一种运土的平板大车。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白波运河型的福特汽车！它是这么个东西：厚重的木制大平台装在四个木头滚子上，用两匹马拉，专门运石头，每一辆手车由两个人负责，在上坡的地方由一个"钩子工"搭力拉上去。如果既没有锯子，也没有斧子。怎样才能把树放倒？我们的灵活的头脑能找到答案：用绳子系在树上，由几队人轮流朝不同方向拉，把树根晃松！我们的灵活的头脑什么问题也能解决--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报上这样写，广播里天天这样说。 请想象一下这场大会战的画面吧。"穿着长下摆的浅灰色军大衣或皮外套"的契卡人员们亲临战场，他们一共三十七名，带领着十万犯人。无人不爱他们，依靠这股爱的力量移动着卡累利阿的大圆石。你瞧他们在这里站住了。弗连克尔同志手指前方，菲林同志咬着嘴唇，乌斯宾斯基同志（弑父者？索洛维茨的刽子手？）没有讲话。于是成千人在严寒的今夜或冰天雪地的本月内的命运就决定了下来。 这项建设工程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完成没有使用现代技术和设备，而且整个说来没有得到全国的物资供应。"这不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速度！"---作者们无比自豪地说。（到了六十年代我们将会知道这叫作大跃进。）全书歌颂的正是技术的落后和手工业的土办法。没有起重机？自己动手做土"德利克"（动臂起动机）。机身是木制的，只有磨擦部件是金属的，也是由自己铸造。作者们欢呼："运河上有我们自己的工业！"连手车的轮子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土化铁炉浇铸的！ 国家对这条运河的需要是那么紧急，而且是那么匆忙，以至连修这条运河用的手车轮子都找不来。大约列宁格勒的工厂承担不起这项订货。 不，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这就是我国的"窒息汽车""的构造。我们没有供毒气室使用的毒气。 请你试试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工程师！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着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一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你的脑袋！" 钢铁般的人民委员雅戈达给总工程师赫鲁斯塔廖夫的指示信里写道："根据现有的报告（即眼线们和科甘-弗连克尔?菲林打来的报告），你在工作中没有显出也没有感到要有必要的毅力和热心。我命令你立即回答，你是否准备立即（瞧瞧这语言！）……认真把工作抓起来……并且迫使从事怠工和捣乱的那一部分（哪一部分？谁？）工程师老老实实地工作……"总工程师该怎样回答呢？他还想活呐……"我承认自己的有罪的软弱性……我悔恨自己的松懈……" 同时我们耳边不断听到哇哩哇啦声："运河是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指示修建的！""工棚里面，河道工地上，小河旁边，卡累利阿的茅舍里，卡车顶上，都装着广播喇叭，白天黑夜都不睡眠的广播喇叭（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些数不完的乌黑的大口，这些没有眼睛的黑色面具（形象！）不知疲劳地大声报告着：关于这条运河工程，全国的契卡人员是怎么想的，党是怎么说的。所以你们也该这样想！你们也该这样想！我们叫自然低了头--我们就能得自由！"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万岁！作业班之间的竞赛！大队（二百五十人-一三百人）之间的竞赛！劳动集体之间的竞赛！闸门之间的竞赛！最后，警卫人员也和犯人们展开了竞赛！？ 当然，主要的依靠，还是放在社会亲近分子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放在小偷身上。（这两个概念在运河上已经合二而一了。）深受感动的高尔基站在讲坛上向这些人大声疾呼："要知道，任何一个资本家偷的东西，比你们全体加到一起都多！"贼骨头们受宠若惊，欢呼雀跃。"大颗的泪珠滚出了以前的扒手们的眼眶"。当局指望着把"犯法分子的浪漫主义"利用到建设上来。小偷们怎能不感到万分荣幸？一个小偷从大会主席台上对到会人说："我们连着两天没有领到一点吃的，但是这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永远能抢别人的）。对于我们最可贵的，是人们用对人的态度和我们说话（工程师们可不能夸这个口）。我们河道＿L的岩石，硬得连钢针都打折了。这没什么，能克服。"（用什么克服？是谁在克服？） 这就是阶级论？依靠自己人，反对异己分子，这是劳改营的根本原则。书里没写白波运河上的作业班长们的伙食如何；但是别列兹尼基的一个目击者说，有作业班长（全是盗窃犯）的单独伙房和口粮定量，比当兵的吃的还好。这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拳头有劲，并且让他们知道攥紧拳头该干什么…… 在第二劳改点经常发生偷窃、抢饭碗、抢菜汤票的事，但盗窃犯并不因此而被开除出突击队：这种事无损于他们的社会面貌和生产干劲。他们送到工地的是冷饭。他们偷走烘干室的衣物。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波维涅茨是一处惩戒工地。整个是一塌糊涂，一团糟。面包不在波维涅茨烤，而是从克姆市运来。在希日尼亚工段，粮食定量不照发，工棚里木生火，人人长虱子．纷纷病倒--这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建设的！到处都有文教科。（流氓一进营就成了教育员。）制造了一种经常的战斗警报的气氛！忽然宣布了要搞一个突击夜战--为了打击官僚主义！教育员们恰好在下午收工的时候钻进办公室里去闲逛，就算是参加了突击。忽然，通古达工段出现了缺口（不是漏了水，是完成计划方面的缺口）！组织突击！决定把工作定额提高一倍！一点不含糊！忽然，某个作业班冷丁地完成了日计划的百分之八百五十二！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宣布了一个全面的超产日！打击拖后腿分子！请看正在给某个作业班发奖励馅饼。面孔怎么这样憔悴？这是盼望已久的时刻，可是显不出一点快乐……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一九三二年夏天，我们的衣食父母雅戈达巡视了全线，表示满意。但是十二月发来了他的电报：定额均未完成。必须制止成千人无所事事的现象！（这一点你是相信的，这一点你是看见了的。）劳动集体打着褪了色的旗子无精打采地去上工。上头发现了，修建运河应挖掘的全部土方量，按照进度报告，已经完成了好几倍，而运河还是没有竣工。应付差事的苦力们把冰块填进木笼里代替土和石头。春天一开化，水就冲过来了。给教育员们提出了新口号："弄虚作假是最危险的反革命武器。"（最爱弄虚作假的是盗窃犯；用冰块填木笼准是他们的花招！）还有一个口号："弄虚作假者是阶级敌人！"于是给小偷们任务：到处揭发弄虚作假，检查反革命分子作业班交的活！（此乃是他们把反革命分子作业班完成的任务算在自己帐上的最好机会。）"弄虚作假就是企图破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劳改政策"--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实质！"弄虚作假就是窃取社会主义财产！"一九三三年二月，他们把一批提前释放了的工程师重新抓起来，因为发现了弄虚作假。 明明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哪里又来的这种弄虚作假？犯人们为什么想起要干这种事？……显然他们是一心想着复辞资本主义。这里面一定有国外白俄分子的黑手。 一九三三年初下达了雅戈达的新命令：各管理处一律改称战区指挥部！百分户五十的机关人员投入施工劳动（铁锹够用吗？……）！实行三班制（夜间可差不多跟北极一样）！吃饭直接在工地上（吃的是冷饭）！发现弄虚作假--送法庭审判！ 一月间开始了分水岭大会战！各大队带着伙房和家什全集中到了一个工段！帐篷不够，睡在雪地里--没有什么，我们能克服！运河是遵照……的倡议……修建的…… 从莫斯科来了个一号命令："宣布直到竣工为止的全面突击"每天下班以后，把女打字员、女办事员、洗衣女工一律轰到工地上去劳动。 二月，整个白海运河劳改营范围内禁止接见亲属。不知道是因为斑疹伤寒的威胁，还是为了对犯人施加压力。 四月，四十八小时的连续突击--乌啦！了不起啊！！--三万人不睡觉！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前夕，人民委员雅戈达向敬爱的导师报告：运河按期完工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乘船巡视运河，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有一张照片，他们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吸着烟，谈笑风生"。（基洛夫的命运当时已经注定了，不过他还不知道。） 八月间，一百二十名作家做了运河之游。 该地区没有为运河服务和操作的人员，他们把扫地出门的富农运到那里（"特别移民"），别尔曼亲自选定了他们的定居点。 而大部分"运河军战士"们从这里开拔，前去修建下一条运河--伏尔加莫斯科运河。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一部嘴尖皮厚的集体大作吧。 不管索洛维汉看起来多么阴森，可是从索洛维茨押到白波运河工地来继续服刑（也许是送终）的犯人们到这里来以后才真地感到以前不过是闹着玩，只是到这里以后才发现了真正的，也就是我们大家后来都逐渐熟悉了的劳改营是什么模样。与说教宣传交织着的一刻不停的骂娘声和野蛮的吵闹声代替了索洛维茨的寂静。连白波运河劳改营管理处所在地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劳改点，每一架所谓"小车厢"（当时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里不是睡四个人，而是睡八个：每块板上交错着躺两个。代替修道院的石砌建筑的是透风的！临时工棚，再不就是帐篷，再不就干脆睡在雪地上。连从惩戒工段别列兹尼基调来的人也都说这里实在够呛，尽管他们那里也是一天干十二小时。超产日。突击夜战。"献出全部--不要分毫"……由于现场的拥挤和混乱，爆破岩石时造成许多人残废和死亡。蹲在大圆石缝里往肚里灌冰凉的稀汤。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儿，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了。关于伙食怎么样--请问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能有什么样的伙食？（据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说，在麦德维日戈尔斯克的自由雇员食堂里，也只供应放了几条刀鱼和几粒麦片的浑汤。）衣服--是自己家里穿来的一身，直到磨得稀烂。招呼只有一句，吆喝只有一句，口头语只有一句："快干！快干！快干！……" 据说开工后头一个冬天，一九三一与一九三二年之交，就死掉了十万人--等于运河工地上经常保持的人数。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倒不如说这是个缩小的数字：在类似的情况下，在战时的劳改营里，每天百分之一的死亡率是平平常常、众所周知的事。按这个比率，运河工地上的十万人在三个月内就可以死完。此外还有整整一个夏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冬天呢。可以估计，少说也死了三十万。 一九三三年初，各劳改营同时关押的犯人总数可能还不超过一百万。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秘密《指令》提供的数字是八十万。为了对这些数字不感到奇怪，必须考虑到这种因大批死亡而造成的人员更新，这种以新的活犯人替换死掉的犯人。 索洛维茨的老犯人员维特科夫斯基在白波运河工地上当施工员。他曾靠弄虚作假也就是用谎报完成数字的办法救了好多人的命，下面是他描绘（维持科夫斯基《半生》）的一幅黄昏时的景象：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着背冻在一起的。这都是一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一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一个劳改点。一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你看，两人搂在一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 "夏天，没有及时收敛的尸体只剩下骨头，它们和石碴一道进入混凝土搅拌机。它们就这样化为别洛莫尔斯克市附近的最后一道闸门的混凝土，永远保存在那里了。" 正文 2 还有一点是，建设领导人的残忍超出了"东家"本人。尽管斯大林说过"不给一分钱外汇"，然而却批了四亿苏联卢布。而他们为了向上面买好，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九千五百三十万卢布。 白波运河工程的报纸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许多运河军战士在宏伟任务的"美的感染"之下，纯粹为了美观，利用休息时间（自然没有粮食补贴）用石头铺砌运河的岸壁。 他们应当在岸壁上砌出六个姓氏，斯大林和雅戈达的六个主要帮手，白波运河的六个总监工，六个雇佣的刽子手：菲林一别尔曼-弗连克尔一科甘一拉波波尔特-茹克。 看来还要加上白波劳改营警卫队长布罗德斯基。还有代表全俄中执委的运河监护人索尔茨。 还有运河上的全体三十七名契卡人员。还有颂扬过白波运河的三十六名作家。也别忘了剧作家波戈廷。 这是为了使乘轮船过往的游客们读一读并且--想一想。 可是糟糕--根本就没有游客啊！ 怎么会这样？ 就是没有嘛！连轮船也没有。那里没有任何接班次航行的船只。 一九六六年，当我快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想在伟大的白波运河上做一次旅行，亲眼观光一番，和那一百二十位比比高低。但事与愿违……无船可乘。万不得已可以申请搭乘货轮。但那上面要检查证件。我的名字被他们搞得很臭，人家马上会怀疑我这是去干什么。所以，为了保证这本书的安全起见，还是不去的好。 然而我终于朝它靠近了一步。首先到了表德维日戈尔斯克。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当时留下来的工棚。有一座宏伟的宾馆，上面有五层楼高的玻璃塔。要知道，这里是运河的大门口啊！要知道，这里应是内外宾客云集，车马盈门的地方啊！……但结果却是门前冷落，只好把它变成一座寄宿学校了。 去波维涅茨路上，林木萧疏，乱石遍野。全是巨大的圆石。 从波维涅茨出发，不远就是运河。我沿河走了很长一段路，尽可能靠近船闸，以便仔细地观察。禁区。打瞌睡的警卫。但有的地方看得很清楚。闸壁是原来的，仍是那种木笼。我根据见过的画片能认出来。马斯洛夫发明的菱形闸门已经换成了金属的，也不再是用人力开启了。 但是为什么一切这样安静？四周渺无人迹。河道和船闸里都没有一艘来往的船只。看不见管理人员的走动，听不到轮船的鸣笛。闸门也总是关着。这是一个晴和的六月的白昼。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这样走完了波维涅茨"台阶"的五座闸门。过了第五号以后，我在岸边坐下。印在我们的"白波运河"牌纸烟的所有烟盒上的、我们的国家如此紧迫需要的、伟大的运河啊，你为什么悄然无声？ 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向我走过来，用眼睛盘查着我。我装得傻乎乎地说：这儿有卖鱼的吗？这条河上有船坐吗？原来他是船闸警卫队长。我问他：为什么这里没有客轮？他吃惊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能开客轮？美国人马上就会闯到这里来看。战前倒是开过客轮，战后就没有了。"让他们来看看有什么关系？""难道能让他们看吗？！""可是为什么这里根本没有人来？""有人来，但是不多。你瞧，河床很浅，才五米。原来想扩建，但是很可能在旁边另修一条新的，一劳永逸。" 哎，你别说了，我的队长！这一套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九三四年刚刚发完了勋章，就已经搞好了一个扩建计划。第一条就是：加深河床。第二条：与现有船闸平行地修建一连串供海轮通过的船闸。匆忙出废品。由于那个竣工的期限，由干那些要命的定额，他们不仅谎报了河床的深度，同时也降低了通过的能力；为了给苦力们一口饭吃，不得不在土石方上弄点虚假。（不久以后他们把这种弄虚作假推到工程师头上，发给了他们新的"十元券"。）为了给运河让路，把摩尔曼斯克铁路八十公里长的一段改了道。在这项工程里没有耗费手车的轮子，至少还算一件好事。可是要他们在运河上运什么呢？运到哪里去呢？附近的森林都砍光了，现在该从哪里运？把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木材运到列宁格勒？阿尔汉格尔斯克本身就是销售木材的港口，外国人老早就在那里购运木材。况且运河有半年的封冻期，也可能更长。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用？噢，是的，有军事的用途：为了调动舰队。 "它太浅了，"警卫队长抱怨说，"连潜艇都不能靠自身的动力通过；得装在驳船上才能拉过去。" 那么巡洋舰怎么办？……噢，深居简出的暴君！精神错乱的夜猫子！这一切你是在哪一场恶梦里想出来的？！ 该死的，你忙什么？是烧着了还是刺着了？为什么非规定二十个月不可？要知道，这一百万人中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好吧，就算世界语学者是卡在你喉咙里的刺，可是那些农村娃娃们本来还可以为你干多少活啊！你本来还可以叫他们去打多少次冲锋啊--一为祖国，为斯大林！ "代价可不小哇。"我对那个警卫说。 "可是建成的速度很快！"他满怀自信地说。 应当建在你的骨头上！ 我记起关于白海运河的书里那张自豪的照片：拿来当电线杆用的俄国中世纪的十字架。 应当建在你们的骨头上…… 那一天我在运河边上度过了八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内，一艘自动推进的驳船从波维涅茨驶向索罗卡，另有一艘同样类型的船从索罗卡驶向波维涅茨。它们的编号不同，我只是根据编号才能把它们区别开，确信这一艘不是刚才那一艘返回来的。因为它们戴的货完全相同：同样是放糟了的除了当劈柴没有别的用处的松木。 二者相抵，结果等于零。 而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一百万人的四分之一。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接着就是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全体劳力立即开赴该地；劳改营营长菲林，工程局局长科甘也一同前往。（他们为白波运河得到的列宁勋章是到那里以后才领到的。） 但这一条运河至少还是有用的。它光荣地继承和发展了白波运河的全部传统。我们在这里甚至能更好地理解，病灶急剧扩散时期的群岛和停滞稳定的索洛维茨时期的群岛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了。现在回想索洛维茨的无声的残酷，反而感到不胜惋惜。因为现在对犯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干活，不仅仅是用越抡越没劲的丁字镐去敲碎那难啃的岩石。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 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要求揭发暗害分子！要求严惩敌对宣传，严惩富农分子的流言蜚语（劳改营里的一切流言蜚语都是富农分子散布的）。你还得随时留神，切莫招惹什么嫌疑，给自己带来新的刑期。 现在拿起这几本粉饰和赞美那些在劫难逃的人们的生活的不要脸的书，几乎没法相信，这些东西是有人认真地写出来的，有人认真地读过的。（是的，办事周密的书刊检查总局已经销毁了存书，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也是最后剩余的几本。） 下面，我们的维吉尔亲将是维辛斯基的勤奋的学生阿维尔巴赫 连拧一根普通的水螺丝，一开始也要费一番工夫的：轴心要取正，螺丝不能偏。但是吃进去以后，就可以腾开一只手，继续往里拧就行，还可以吹吹口哨。 维辛斯基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劳运改造营之所以与充满赤裸裸的暴力行为的资产阶级监狱根本对立，正是因为它担负着教育的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截然相反，在我国与犯罪现象进行的斗争中，暴力起着次要的作用。我们的重心转移到组织和物质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措施方面来了。"（你脑子里可要多打几个褶子，才不至于脱口说出"代替棍棒的是口粮等级表加宣传"这句话来。）还有这样的话："……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对于……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也在发生着魔术般的！（真会造词儿：魔术般的！）影响。" 阿维尔巴赫紧随老师之后，也做了类似的阐发：苏维埃劳动改造政策的任务是"把最恶劣的人的材料（还记得"原料"吗？还记得"害虫"吗？--作者注）变为完全合格的、有用的、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只是改造的成功系数太差劲儿……二十五万个恶劣的材料倒毙了，获得提前释放的积极的有觉悟的分子只有一万二千五百人（白波运河工程）…… 是的，早在一九一九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内战还打得正凶的时候，当邓尼金眼看要打到奥勒尔的时候，当此后还将发生喀琅施塔得及唐波夫的暴动的时候，不是就宣布过"用教育体制代替惩治体制"（换句话说，这不就是一般地不再惩治任何人了吗？）的决定吗？ 现在阿维尔巴赫在"教育"前面加上了"强迫"两个字。他雄辩地提问（并且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毁灭性的答案）；否则怎么办？如果一个人在狱外已经形成了敌对意识，劳改营的强制被他认为是一种暴力并且只会加深他的敌对情绪，那么怎样才能把他的意识改造成拥护社会主义的呢？ 于是我们和读者们都感到一筹莫展--一可不是真的吗？ 但话不是到此为止，他接着将说出一些令我们头晕目眩的话：只能通过有着崇高目标的牛产性的富有意义的劳动！任何敌对的或不稳定的意识都将用这个手段来改造。为此我们似乎需要"把我们的工作集中在规模足以使他们震惊的巨大工程上。"（噢，原来如此，白波运河原来是为的这个，我们这些蠢家伙啥都不懂！……）用这种办法，可以收到"立竿见影、高效率和建设激情"的效果。而且必须是"从零开始直到完工"，同时要求"每一个劳改人员（今天还没死的）""感觉到他本人的劳动所引起的政治反响，以及全国对他的劳动所表现的关心。" 注意到木螺丝现在吃进得多么顺溜吗？也许有点斜；可我们不是渐渐地丧失着抵抗它的能力吗？人民的父亲用烟斗在地图上划了一道线，至于说明理由，还用麻烦他老人家吗？随时有一个阿维尔巴赫在。"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译者注），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您觉得怎么样？我该在一本书里发挥一下吗？" 但这还不过是花花草草。真正要求做到的是一个犯人还关在劳改营里就"被教育得适应于社会主义劳动的高级形式"。 要做到这一点又该怎么办？……木螺丝卡住了。 唉呀，笨蛋！当然是搞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手运动嘛！！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不是单纯的劳动，而是英雄的劳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命令一百九十号）。 夺取中心指挥部、区指挥部、排指挥部流动红旗的竞赛！劳改点之间、工地之间、班组之间的竞赛！"与流动红旗一起奖给一支吹奏乐队！它一连好几天在工作时间和美味的进餐时间为优胜者演奏！在照片上看不到美味的进餐，但是看到有一盏探照灯。这是为夜间劳动准备的，伏尔加运河的建设日夜开工。每一个犯人作业班里都有一个管竞赛的"三人小组"。统计和决议！决议和统计！围堰突击战第一个五日总结，第二个五日总结！全营报纸《再锻造》。它的口号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去淹没在运河的河底！"它的号召是："无假日地工作！"一致欢呼，一致同意！先进的突击手表示："当然！哪能有什么假日？伏尔加河可没有……假日，眼看就要到汛期了。"可是密西西比河上怎么就有节假日呢？……抓住他！说这话的是富农代理人！竞赛保证书里有一条："保证本集体每一成员的健康。"哦，多有人情味！不，这是为了--"以便减少缺勤。""不要生病，不要病假！"红榜。黑榜。指标牌：交工尚余天数；昨日完成数，今日完成数。光荣簿。每一间工棚墙上贴着奖状、《改造之窗》、进度表、图表。（多少二流子整天张罗和炮制这些东西！）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生产计划！每一个犯人都应当了解全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每天早晨站队时（当然是利用上工以前的时间）都要开一次"五分钟生产会"，下工回营后（当两腿都站不直的时候）举行一次"五分钟政治会"。午饭时间不许钻到旮旯里去，不许睡觉--要参加政治学习！如果狱外正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六大条件"，那么每一个劳改犯就必须把它背下来！如果外面在学习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雇旷工者的决议，在里头就要进行一番讲解工作：每一个今天拒绝出工的或者是装病的人，在他获释出去以后，必将遭到苏联广大群众的蔑视。这里的规矩是；要想获得突击手的称号，光是生产成绩好还不够！此外还必须：（甲）读报；（乙）热爱自己的运河；（丙）会说出它的意义。 于是出现奇迹！噢，奇迹！噢，变容与升天！"突击手不再感到纪律和劳动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这一点连牲口也懂。）"它们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需要"！（没错，真的，要知道，自由其实也不是自由，而是被公众接受了的铁窗生涯！）新的社会主义的奖励形式！颁发突击手徽章。你猜怎么着？你猜怎么着？"劳动能手们把突击手徽章看得比口粮还珍贵"！是的，比口粮还珍贵！并且整班整组地"白愿挨前两小时出工"，（啊，简直胡闹！押解队怎么办？）"工作日结束后他们留下来继续劳动"！ 啊，火苗！啊，火柴棍！他们以为你们能燃烧几十年。 这就是我们在谈白波运河工程时介绍过的技术；在上坡的地方有一个"钩子工"给手推车挂上钩--可是怎么把它推上去？伊万?涅姆采夫忽然决心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说到做到：在一班时间内他一共挖运了……五十五方土！（我们算算看：这等于一小时五万，十二分钟一方--哪怕是最松的土壤，你们试试看！）工作条件是这样的：没有抽水机，不挖排水井，你们用手去堵水吧！妇女们呢？一人推四普特重的石头上堤坡！手推车掀翻，石头砸在头上、腿上。没关系，能克服！一会儿是"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一会儿是"六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劳动"，一会儿是"五百人连续三天凿开冻土"--结果发现是白搭工。没关系，我们能克服。 让我们用自己战斗的铁锹， 挖出我们的幸福，在莫斯科近郊！ 这就是从白波运河带来的那种"特殊的欢乐的紧张气氛"。"高唱勇猛欢乐的歌曲走向突击的战斗"…… 不怕暴雨和狂风， 迈着大步去上工！ 这就是突击手们的形象。他们乘车来参加大会。左侧靠车厢站着的是押解队长，再向左还站着一名押解员。请看她们兴奋而快乐的面容；这些女人一不想孩子，二不想家庭，－心想着她们如此爱上了的运河。天气够冷，力，有的穿上了毡靴。有的穿着普通的皮靴，当然是家里做的，可是前排右起第二人难是个穿着偷来的使鞋的女扒手。除了在大会上，还能在哪儿穿着它去显美呢？瞧，这儿是另一个大会的会场。标语牌上写着："我们要提前、节省、牢固地建成运河！"这三者怎样协调？让工程师去伤脑筋吧。从照片里很容易看出来，人们脸上有为照相机做出的笑影，但总的看来这些女人都疲劳得够呛。她们不像是要上台发言，只是等着大会给的那一顿饱饭。全都是一些朴质的农民面孔。会场的过道里戳着一名"自卫队员"（由犯人充当的警卫队员）。这个犹大死气白赖地想进镜头。这张照片里是一个拥有最先进技术装备的突击作业班。谁说我们总是两人一犋地拉车呢？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文教科展出作品的劳改营美术家的话，那么这就是在运河上已经使用的设备：一台挖土机，一台吊车，一台拖拉机。它们能用吗？也许是坏的？八成是这么回事吧？但总的说来，大冬天在挖河的工地上是不很舒服的，对吗？ 这里出了一个小小的附带问题：白波运河竣工时，各种报纸上出现了过多的庆贺文章，它们一笔抹杀了劳改营的威慑作用……在对白波运河建设情况的报道当中，他们说了这么多的过头活，以至前来修建伏尔加莫斯科运河的犯人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乳汁的河、果羹的岸"，竟然向管理当局提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大概是要求领干净的内衣吧？）。所以，瞎说可以，但别过火。《再锻造》报写的是："白波运河的旗帜今天仍在我们头顶飘扬。"恰如其分。这种写法就够了。 不过，无论在白波运河还是在伏尔加莫斯科运河，有一条都是明确的："劳改营的竞赛和突击运动必须和一整套奖励制度联系起来，使突击运动得到特殊奖励的刺激。""竞赛的主要基础是物质利益"（！？--好像叫我们来了个向后转？我们转了一百八十度？这一定是挑衅言论I快抓紧扶手！）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一切取决于你的生产指标：伙食、住房、服装、内衣、洗澡的次数（对！对！谁不好好劳动，就让他穿破烂，长虱子！），还有提前释放！休息！接见家属！例如，颁发突击手徽章本来是一种纯社会主义的鼓励形式，但是，就让这个徽章授予你一次额外的长时间会见家属的权利吧！于是用这个办法就使它比一份面包口粮更珍贵了…… 既然我们在自由人中间，依照苏联宪法的规定，实行着"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要把劳改犯放在特殊化的地位呢？（劳改营建设中最难办到的一条：这里不应当变成享受特权的场所！）德米特拉格的伙食等级表如下：惩戒热食--一小锅浑汤；惩戒口粮--三百克面包。完成任务百分之百，有权领到八百克面包，另外可以在小卖部加买一百克！所以说，"遵守纪律一开始是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对改善口粮的关心）出发的，然后才很高到对夺取红旗的社会主义的关心！" 但最主要的是刑期的折减！折减呐！竞赛指挥部给犯人写鉴定。要得到折减不光需要超额完成任务，还需要搞社会工作！如果过去是非劳动分子，折减率就要降低，只给微不足道的折减。"他也许只是伪装，不是真悔改！他需要在营内多呆一些时间，接受考验。"（比方说，他在推一辆手车上坡，可是也许他这根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伪装，对吗？） 那些提前释放的人去做什么呢……做什么！？他们自动留营就业！他们对运河爱得太深了，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们干得这样入迷，以至被释放以后仍然自愿地留在运河工地上从事挖掘土方的工作，直到工程结束！"（可以相信作者的这些话吗？当然。要知道在他们的身份证上盖着一个戳子："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劳改营服刑。"在别处根本找不到工作。） 但这是什么？……发出夜营的婉转歌声的机器出了毛病--在歌声的间歇中我们听到了真实的疲乏的叹息："甚至盗窃犯参加竞赛的人数也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连小偷们也不参加竞赛，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劳改犯们时常议论说优待和奖励实行得不合理"；"鉴定写得千篇一律"；"值日人员时常（！）在鉴定上被写成是一名土工突击手，并且获得突击手应得到的折减，而真正的突击手却得不到折减"；（教育员先生们，原来是你们没有提高到第二阶段呀？！）"许多人（！）有丧失希望的感觉"。 夜莺的啼啭又开始了，而且带有金属的声音！是把最主要的鼓励手段忘在脑后了吗？--"要实行残酷无情的纪律处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是为过冬打的预防针，是为了使犯人们顶得住寒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规定"凡属屡教不改的懒汉和装病者，一律遣送到边远的北方劳改营，并剥夺其享受优待的权利。怙恶不俊的拒绝出工分子和教唆分子，交劳改营管委会法庭审判。任何人对于铁的纪律如有稍许破坏的企图，立即取消其已获得的一切优待和特许。"（比方说，如有在黄火边取暖的企图……） 我们的叙述完全乱了套，又把最主要的环节遗漏了！什么全说到了，而最主要的却没有说！请听吧，请听吧！"集体性--这是苏维埃劳改政策的原则和方法。"要知道，没有"从管理当局到群众的传动带"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各个集体"，劳改营的人数众多的管理人员才能把犯人的思想意识改造过来。"从低级形式--集体责任到高级形式：荣誉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豪迈和英雄主义的事业！"（我们时常责骂我们的语言，说它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黯然失色。可是你仔细想想--不！它越来越高贵了。先前是怎么说的？用马车夫的话，叫做"缰绳"吧？可是现在--－"传动带"！先前叫做"连环保"，散发着一股马厩的味儿。可是现在--"集体责任"！） "作业班是进行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拉格内部命令）。"它意味着对集体的信任，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但在封建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村里一个人有了过失，把全村的人都扒光了抽鞭子！然而听起来毕竟是高贵的：对集体的信任！）"这还意味着劳改犯人在再教育工作中的主动性！""这表示个人从集体中获得的心理上的充实！"（且慢，且慢，你们听听都是些什么词儿！他这一个"心理上的充实"就感动得我们鼻子发酸，喉咙哽噎。有学问的人毕竟不一样！）"集体能够提高每一个犯人的人类尊严（不错！不错！）的感觉，从而免除实行精神镇压手段的必要！" 你瞧，在阿维尔巴赫之后三十年，关于作业班我也不得不说三两句话了。我只说说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形，因为人们对它做了完全另一样的、完全歪曲的解释："作业班是共产主义对于惩罚学的主要贡献（这点倒是说得不错，阿维尔巴赫也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在无情的强迫共生中一同生活、工作、吃饭、睡觉和受难的集合体。" 啊，如果没有作业班，劳改营的日子还是可以熬下来的！没有作业班，你是一个个体，你自己选择行为的路线。没有作业班，你至少可以高傲地死去，在作业班里连死也只许你以卑劣的方式，只许你肚皮贴地。首长、领班、看守员、押解员--所有这些人你都能躲得开，能偷偷找出一小会儿休息时间，这里偷个懒，那里耍个滑。但是那些传动带--本班的伙伴，你可是躲不开，逃不脱，也得不到他们半点宽恕的。你没有法子不想干活，你没有法子由于意识到自己是政治犯而宁愿饿死也不去上工。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你走出了营区，在出工登记簿上记了帐--全作业班今天完成任务的总数就不是除以二十五，而是除以二十六了。整个作业班的百分数将可能由于你的原故从百分之一百二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一百一十九，从高产班的伙食降低为普通伙食。每人都将失去一块小麦面做的甜面包，都将少领一百克普通面包。同伴们会比任何看守员更好地监视你！班长的一只拳头给你的惩罚会比整个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更能使你清醒。 这就是所谓"在再教育中的主动性"！这就是所谓"个人从集体平获得的心理L的充实"！ 今天这在我们眼里像明镜似地清楚，但是当年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组织者们本人还不敢相信他们是找到了一个多么结实的脖套。作业班在他们那里是偏居末位的，只有劳动集体被理解为最高的荣誉和鼓励。甚至到了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德米特罗夫劳改营里还有一半犯人是"无组织的"，劳动集体……不接受他们，只许他们去参加劳动组合，而且也不是全体：不要神甫，教派分子以及一般的信徒。（如果放弃宗教--按所能得到的好处，是值得这样干的！--那就允许加入，但有一个月的试验期！）"五十八条"也开始被勉勉强强地接受加入劳动集体了，但是也只要那些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劳动集体设有主席和委员会，还享有全不受拘束的民主：集体的全体大会只有得到文教科的准许才能召开，而且必须有连（对了，还建立了连队！）教育员在场。不用说，集体的伙食要比落后分子们好一些：营区内的菜园子拨给最优秀的集体（不是分给个人，而是按集体农庄的方式--用于补贴公共伙食）。集体划分为若干小组，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他们要不就搞生活检查，要不就是讨论盗窃和浪费公家财产的问题，要不就是出壁报，要不就讨论违犯纪律的问题。在集体的全体大会上一连几小时地板着脸研究这样的问题：怎样改造懒汉沃夫卡？装病者格里什卡？集体本身也有权力开除自己的成员以及申请取消他们的折减。但是更厉害的是，管理当局有时候解散整个的集体，因为它们"继续着犯罪的传统"（大概是对集体生活不感兴趣吧？）。然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集体的定期清洗--清除懒汉、不够资格的分子、说闲话的（他们把劳动集体说成是互相告密的组织）以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例如，发现了什么人进了劳改营以后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出身而进的劳改营）--现在对他进行痛斥并且清除出去--当然不是清除出劳改营，而是清除出劳动集体。（噢，现实主义美术家们！噢，请画出这样一幅作品：《劳动集体中的清洗》！这些剃光的脑袋，这些戒备的表情，这些疲惫不堪的面孔，这些勉强遮身的褴褛--还有这些穷凶极恶的发言人！。如果谁对于想象感到困难，那么在自由人中间也能找到类似的典型。请听吧："事先把清洗的任务和目的传达到每一个劳改犯。然后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在群众面前汇报自己的情况" 还有揭发假突击手呢！还有选举文化委员呢！还有对扫盲学习成绩不好的人的申斥呢！还有扫盲课程本身："我一们一不一是一奴一隶！！奴一隶一不一是一我一们！"还有歌曲呢！ 这一片沼泽和泥洼的王国， 将变成我们幸福的故乡。 或者是迸发自内心的业余创作的歌词： 即使用最美好的歌曲， 也说不尽，也唱不完 世界上最奇妙的国家， 我们美丽的家园。这一切照劳改营里的说法，就是"唧唧喳喳学鸟叫"。 噢，它们能把你搞得这么难受，以至当你回想起库里尔科骑兵大尉，回想起简便近捷的处决之路，回想起索洛维茨的坦率的无法无天，不由得要洒下留恋的眼泪。 天哪！你要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淹没在哪一条运河的河底呢？ 正文 第四章 群岛在硬结 历史的钟声铛铛地报着时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监委一月全会上，脑子里正盘算着在这个国家里还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两脚动物的具体数字的伟大领袖宣布，列宁如此许诺的、人道主义者们如此企盼的"国家的消亡，不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削弱，而将是通过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强来实现，它的加强是为彻底消灭垂死阶级的残余所必需的……"（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于那些残余在濒临自己的末日的时候"诉诸于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动员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落后阶层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不属于垂死阶级的人的头上的，--所以"我们要迅速地，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地消灭这类分子"。（如何才能"无需造成特殊死伤"，大恩人没具体说明。） 这种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论断，并非任何一个脑袋瓜子都有本事装得进去的。但是有维辛斯基坚守着自己的打下手的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发挥："这还意味着，要通过劳动改造机构的最大限度的强化。" 通过监狱的最大限度的强化进入社会主义！--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杂志的俏皮话，这是苏联总检察长的言论！所以说"刺猬皮手套"在没有"刺猬"的时候就已经缝好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有谁还记得（我们国内谁也不记得什么事情！记忆是俄罗斯人最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对坏事的记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光辉灿烂的（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任务当中还有一项这样的任务："铲除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就是说，这项铲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请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靠什么才能把它们这样迅速地铲除掉呢？ "在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刻，苏联的剥夺自由场所不仅丝毫没有丧失其意义，而且变得更为重要。"（科甘做出劳改营不久将消失的预言还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月全会嘛！）"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劳动改造机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镇压机关，作为强制和教育（强制已经摆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须更加增长和加强。"（不然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干部们干什么去--喝西北风吗？） 谁能责怪我们的先进理论落后于实践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只怪我们当时还不会读。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开地有言在先，并且想好了理论根据。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岛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在和维辛斯基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群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数的增加远远不仅是靠一九三七年从外面抓的人：而是因为"特别移民"变成了犯人。他们是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嚼剩下来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里、冻土地带上活下来的人们，是那些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没有牛，没有家什，没有工具的人们。全仗农民的体质结实，没死绝的人还剩下几百万。被扫地出门的人们居住的"特别村"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由于把他们分别送回了原地，或者让他们自由了，不，是把这些村子整个划进了古拉格。这些村子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如果原来没有的话），变成了劳改点（整个诺里尔斯克综合劳改营就是这样形成的），过后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劳改营，已经是当犯人了（孩子们被送到儿童院）。这一增加可就是几百万--又是农民大军啊！一九三七年涌向群岛的大潮主要是这一批人。虽然那年在农村没像城里那样大把抓人（不过也明显地扫到了），--但见到的人们记得，总体上说，群岛居民中农民成分变得很稠密了。 群岛巨人般地成长了--但它的管理制度还能不能变得更加残忍呢？原来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艺儿一下子被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揪个精光。劳动集体？禁止！还发明了些什么花样？劳改营内的自我管理？除了作业班，再没什么好东西！还有什么政治谈话？停止！犯人们来这里是干活的，不一定要懂什么事。在乌赫塔提出了"消灭最后一个小车厢"的口号？政治错误！怎么？要我们把他们安置到弹簧床上？就让他们在"小车厢"里挤挤吧，而且每间工棚里的人数还要加倍！折减？这是首先该取消的！你们想让法庭白干吗？已经给了折减的怎么办？宣布无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劳改营里还允许接见亲属吗？统统禁止！有一所监狱里把一个神甫的尸体交给了外面的人，以便让他们去举行葬礼吗？你们这是发了疯！你们这是在为反苏示威提供借口。对有关人员必须严惩，以做效尤！要向他们讲清楚：死者的尸体是属于古拉格的，而坟墓纯属机密。为犯人举办的职业技术训练班该怎么处理？解散！谁要他们在外头的时候不学呢？什么……全俄中执委的指示？哪一个全俄中执委？是加里宁签署的？……我们不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我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等这些人出去了，让中执委自己去教他们吧！进度表和图表？从墙上撕下来！把墙刷白！当然不刷白也行。这是一张什么表报？发给犯人的工资？是监禁场所管理总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国营工业相应级别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住口！扯掉！我们要停发你们自己的工资！犯人，还要给钱？没有枪毙，他们就该感激不尽了。一九三三年的劳动改造法典？压根忘掉它！从所有的劳改营保险柜里把这个文件剔除！"一切违反全苏劳动法典的措施……必须征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莫非要我们上门去找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会算得了什么？吹口气它就没了！第七十五条--"从事较重劳动时口粮应相应增加"？倒--转--来！变为从事较轻劳动时口粮相应减少吧。就这么办。不会浪费资金。 洋洋数百条的劳动改造法典就象被鲨鱼吞进了肚里，不仅以后二十五年谁也没有见过它，就连这个名称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他们把群岛摇晃了一下，结果断定，早在索洛维茨的时代，特别在修筑运河的时候，整个劳动营的机器就松散到了不能容许的程度。于是现在便着手消除这些松弛的地方。 首先，警卫工作就完全不像个样子。这根本不是一些劳改营：了望塔上只在晚间才有哨兵；门房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不带武器的值勤员，如果跟他说好话，还能让你短时间出入；营区里面允许用煤油灯；几十名犯人只有一个带枪的兵押着上工。现在，沿着营区拉上了一排电灯（使用政治上可靠的电工和发电工）。警卫队的持枪人员得到了战斗条令和军事训练。警犬、饲养员、教练员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编制之内，这方面还有单行的条令。劳改营终于获得了十足现代化的即我们现在知道的面貌。 劳改营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细节被卡紧了，被磨尖了，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发现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借以窥探群岛的小洞。马上掐断了这些联系，堵死了这些小洞。还剩下了个什么"监督委员会"之类的东西，也被赶走了。 本书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就让我在这里为好奇者做一大段注解吧。 虚伪的资产阶级社会想出来这样一个名堂，就是对监禁场所的状况和感化囚犯的过程应当实行社会的监督。在沙皇俄国有"监狱监督协会"，宗旨是"为了改善囚犯的肉体和精神状况"，有"监狱慈善事业委员会"和"囚犯保护协会"。而在美国监狱里，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已经享有广泛的权利：它甚至有权提前释放（不是提出申请，而是直截了当地释放，木经过法院）。不过，我们辩证的法学家们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他们的委员会是由哪些阶级组成的，他们采取的决定都是符合于本阶级的利益的。" 在我国则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关于建立首批集中营的第一个"临时指令"就规定了要在各省的惩治处下面设立分配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根据早期的俄罗斯联邦制定的七种剥夺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决犯。这项工作（类似代行法院职能）是那样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员在一九二0年的报告里把分配委员会的活动称为"惩治工作的神经"。这些委员会的构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个三人小组：省内务局局长、省法院主席团成员和本省剥夺自由场所的负责人。后来增补了省工农监察院和省工会理事会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头对它们已经很不满意了：它们对阶级异己分子适用了提前释放和优惠待遇。"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径"。为此分配委员会就在那个大转变的一年被撤销，代替它的是监督委员会，各地方委员会的主席由审判长担任，成员是劳改营营长、检察长和社会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区执委和共青团的代表。我们的法学家们多么一针见血地反驳说，不要忘记它是由哪些阶级……哦，对不起，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方面交给监督委员会的任务是处理折减和提前释放的问题；全俄中执委（不对了，该叫国会才是）方面交下来的任务是督促生产财务计划的完成。 就是这样的一些监督委员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头也被驱散了。坦率地说，犯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了这个损失叹过一口气。 既然已经提了个头，顺便再说两句关于阶级的话。我们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据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资料"做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监狱和我国监狱里犯人的阶级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惊的是，两种地方关押的都是……劳动阶级。嗯，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辩证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发现罢了。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对于这个"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坏。当时有大批身居国家高位的人涌进了劳改营。但是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战时和战后的人数达到好几百万的"水流"--全都是属于劳动阶级的成分。 顺便谈谈劳改营的"法朗吉"，虽然其中已经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但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见，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为"大队"。劳改营的行动科原来对一般劳动和生产计划还是要买帐的，现在具有了独立的领导地位，可以对任何生产工作，任何专业编制置之不顾了。诚然，他们没有撤消劳改营内的文教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它便于收集小报告，传眼线来汇报情况。 于是在群岛四周降下了一道铁幕。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军士，谁也不能通过劳改营门房随意出入。一种十分协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犯人们自己不久以后也觉得劳改营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这也就是本书这一部将要描写的样子。那些红布条条已经不挂了，劳动已经多于"改造"。 狼牙这时候才测了出来！群岛的无底洞这时候才张开了大口！ "拿罐头盒子给你当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够用--我拿你们铺上去！" 西伯利亚运送"五十八条"的闷罐列车，这时候每隔两节车皮的顶篷上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沿途需要下车的时候，为了便于更牢靠地看守，把他们赶进建筑工地的基坑里去，叫他们在那里等着。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之前，整个欧洲还在跳狐步舞。在这时候的马里因斯克分配站（马里因斯克各劳改营的营内递解站）里面，虱子都来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条帚从衣服上往下扫。爆发了一场伤寒病瘟疫，短期内就有一万五千具死尸扔进了万人坑。尸体蜷曲着，一丝不挂。为了节约，连家里穿来的衬裤也从他们身上剪下来。（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转站里的伤寒病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 前一时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样东西古拉格没有丢开，那就是对流氓盗窃犯的鼓励。劳改营里的全部"制高点"更加彻底地交给了盗窃犯。更加经常地唆使盗窃犯欺压"五十八条"，容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抢劫、殴打和摧残这些人。盗贼们变成了营内警察和营内冲锋队员一类的人物。（战争年代在许多劳改营里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员，把看守的工作委托给管理办公室--"母狗化的盗贼"，母狗们干得比看守还好，因为他们怎样动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据说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全内务人民委员部范围内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减少犯人数量！（当然不是采取把他们放走的办法。）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指示，因为农、食、住的条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实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时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烟酸缺乏症）患者横七竖八地倒下溃烂。正是在那时候，押解队的队长们开始在磕磕绊绊地行进中的犯人们身上检验机枪试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时候，每天早晨，值日员就要拖一堆死尸到门岗旁边，码到深上。 在科雷马，群岛的寒冷和残酷的"极地"，这个转折来得尤其剧烈，实在无愧于"极地"的特色。 根据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师师长和第十二军军长，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记）的回忆，在科雷马规定了严酷到极点的伙食、劳动和惩罚等方面的制度。犯人们饿到这个程度，以至于在扎罗斯施泉，他们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个多星期、发着臭气、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的死马都吃掉了。在乌金内金矿，犯人们吃掉了半桶给手推车上油用的滑润剂。在梅尔加，人们象野鹿一样啃地衣充饥。大雪封了山口以后，远地的金矿上每天只发给一百克面包，而且从来不补发欠下的口粮。大量的走不动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肿得还不像那么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着去上工。落后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里干活，不许生火取暖（但允许盗窃犯烧火）。卡尔普尼奇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两米长的钢钎子进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运走所谓"泥炭"（含着碎石和圆石的泥土），每辆雪橇由四个人拖（它是用带皮的圆木做的，上面的车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钉成的）。第五个人是"贼催办"，跟在后面。他是"对完成任务负责"的，专门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对于完不成定额的（什么叫"完不成定额"？要知道，"五十八条"完成的工作量总是被盗窃犯们偷去算在自己帐上），劳改点长官泽尔金采取这样的惩罚办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们剥个精光，浇凉水，然后让他们跑步回劳改营；夏天--也是剥光衣服，把他们双手反背捆到一根树棍上，然后把这些被连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团乌云似的蚊群下面。（旁边的警卫站在防蚊罩里面。）当然也采取用枪托揍、投进隔离室等简单的办法。 在梅尔加（艾里根劳改营的附属"独劳点"），在嘎夫里克当点长的时候，对完不成定额的女犯们，这类惩罚要缓和一些：不过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帐篷（但是可以跑出来，围着帐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无防护的用树条编的窝棚（斯利奥斯贝格）。 有人会反驳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任何发展；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从大喊大叫的强调教育的运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盖的索洛维茨而已。且慢！也许这竟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索洛维茨一白海运河一科雷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 就拿"死亡马车"来说，好像在索洛维茨就未曾有过吧？根据卡尔普尼奇的回忆，这是在马里斯内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处）发生的事。长官对于完不成定额的现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头上才把他们关进隔离堂吃惩戒口粮，然后又带他们去上工。但是有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仍完不成定额，那就要请他坐坐"马车"了。这是一个装在拖拉机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笼，是用扒银子联接起来的粗糙的木头方子做成的。有一个小门洞，没有窗户，里面空荡荡，连扳铺也没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经陷入麻木状态、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的受处分的人从惩戒隔离室里带出来，塞进"马车"，挂上一把大锁，用拖拉机拖到离劳改营三四公里的地方，拉进一道峡谷。有些人在里面叫喊，但是拖拉机搞了钩，把它甩在那里一天一夜。一昼夜之后开锁，把尸体扔出来。暴风雪自然会把它们掩埋的。夏天在临时派遣点上，隔离室有时是在冻土里挖的一个坑（雅库特人在这样的坑里放心地贮存鲜鱼鲜肉）。上面用原木盖顶，如果挖得不深，人在里头挺不直身子，只能弯腰站着，浑身发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独劳点上，对于未完成定额的惩罚更要简单些：独劳点点长格里戈里耶夫中尉拿着手枪到矿上去--在那儿每天毙掉两三个没完成定额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的回忆）。 科雷马管理制度严酷化的外部标志是加拉宁被任命为东北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别尔津当了远北建设局局长。（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马灯。老契卡人员别尔津为什么不能跟他的同伙们一样很好地为新的要求服务呢？难道他会有一丝一毫的手软吗？）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条"们的）最后的公休日（一个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给，冬天计划完成情况不好时，根本不给），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长到十四小时。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认为是适合于劳动的温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许将劳动日"报废"。个别长官高兴起来，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带犯人出去上工的（许多科雷马人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独立劳改点上有过什么温度计）。在戈尔内金矿上，把拒绝上工者用绳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对索洛维茨的剽窃），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马还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押解队的任务不仅是看管犯人，而且还要对犯人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负责，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须不停地督促他们干活。 还有坏血病，用不着当官的动手，也可以把人们大批地消灭。 但是这一切还显得太少，还不够制度化，犯人的数量还减少得不够。于是开始了"加拉宁的枪杀"，即直接的屠杀。有时候是在拖拉机马达轰隆声的掩盖下，有时候连这也不用。许多劳改点是以枪杀和万人坑闻名的：奥罗图坎、波利亚尔内泉、斯维斯托普利亚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连杜克恰国营农场也是。但是这方面顶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矿（劳改点长是彼得罗夫，行动特派员是泽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矿长是巴尔卡洛夫，区内务处处长是布罗夫）和谢尔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业班从工作面带出来，当下就一个个地枪毙。（这并不代替夜间的枪决，那事仍然照办不误。）尤格劳改营长尼古拉?安德列维奇?阿格拉诺夫每次到那里去，总喜欢在早晨出工时挑选出一个犯了点什么错误的作业班，命令把它带到一边去，然后亲自用手枪朝这些惊恐万状、挤做一团的人们射击，同时快乐地大喊大叫。尸体不掩埋，到了五月间它们开始腐烂，那时就召集一些还活着的老弱病残把它们埋起来，为此他们可以得到加码的口粮，甚至包括酒精。在谢尔潘金卡，每天在隔离室附近的凉棚下面枪杀三十至五十人。事后用拖拉机挂斗雪橇把尸体拉到山岗后面。拖拉机手、尸体搬运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单独的棚屋里。加拉宁被枪毙后，他们也都被枪毙了。那里还有另一种技术：把犯人蒙上眼睛带到一个很深的探井旁边，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后脑勺开枪。（没有人提到曾有过什么反抗。）谢尔潘金卡后来被闭封了，把那座隔离室以及一切与枪杀有关的显眼的东西都彻底平毁了，连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声那时，在没有进行枪杀的那些金矿上，经常当众宣读或者张贴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号字印着姓名，用小号字印着处决的理由："进行反革命宣传"，"侮辱押解队"，"不完成定额"。 枪杀的工作有时候停顿一阵，因为开采黄金的计划眼看完不成，而他们又不能从结冰的鄂霍茨克海上运来新的犯人。（科诺年科在谢尔潘金卡等待枪毙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战争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全国已经适应了战时生活的步调：该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该留下的在后方泡着，该当官的在那里领导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劳改营里也是如此。原来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还是稳稳当当的。一九三七年上紧的发条，今后还是照样有劲。那些一开头曾在犯人面前巴结讨好的人现在变得跟凶神恶煞一样，什么没边没沿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他们看出了，劳改营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来，一百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劳改营历史上的七个时代将会在你们面前彼此争论，它们之中哪一个最使人受罪？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取一下战争时代的情形。有这种说法：谁在没战争时期服过刑，谁就不知道劳改营的滋味。 请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点的景况：仅仅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棚和机修车间里还有一点生命微微地发着热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冻的坟地（而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任务恰恰是为彼尔姆铁路采伐木柴）。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对于"五十八条"说来，战时劳改营最叫人难受的地方就是随时会给你缠上第二个刑期，这比悬在头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动特派员们因为担心被送到前线上去，就在他们安了家的边远地区，在各个采伐派遣点，接二连三地破获有世界资产阶级参与的阴谋、武装暴动和大批越狱的计划。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长莫罗兹一类的古拉格头目特别鼓励自己劳改营内部的侦审活动。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然而进行这种多余的对调--把一些人从劳改营运到前线，再把一些人从前线运进劳改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经济的和组织的意义。每个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该做为山羊而死掉。有时候吸收刑期不长的普通犯上前线，不是放进惩戒连，而是编入普通的作战部队。有时候也吸收"五十八条"，但很不常见。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舒诺夫从劳改营里被送到前线，可是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又带着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劳改营。他们都是有了记号的。部队里的行动特派员给他们缠上新刑斯比给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劳改营当局对于这种爱国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这些标语口号在伐木场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据目击者们说，这些话是扣人心弦的。阿尔谢尼?法尔马科夫，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讲过他们的劳改营当时是怎样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这些情形描写出来。犯人们要求为命名为"治达人"的坦克纵队募捐，但未获准许，他们感到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奖赏，那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束不久就宣布了：对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对"五十八条"是送进特种营。 战争越接近尾声，对"五十八条"的待遇越残酷。还用到治达和科雷马等远地劳改营去找例子吗？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差不多是在市区之内，有一个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务局的破破烂烂的小厂子，它附设着一座严管劳改营。在这座营里当头的是马穆洛夫。此人有无限的权力，因为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的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见亲属（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一般都准许接见亲属），他让他们隔着两道铁丝网见面，和在监狱里一样。他这个劳改营里的宿舍，实行的也是监狱里的规则：有许多通宵不关的明亮的灯泡；对犯人睡觉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不许人们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压在身上（把这样做的人叫醒）；他这个营里的禁闭室除了干净的水泥地以外一无所有，这也和正经的监狱里一样。但是，如果除了他规定的惩罚之外并在执行这个惩罚之前，他本人没有亲自动手把受罚的人打得脸青鼻肿的话，任何一种惩罚都不能给他带来快感。在他的劳改营里还实行着由看守人员（男性）对四百五十人的女犯工棚的深夜突击检查。他们粗野地吼叫着突然闯进工棚，命令："站在床边！"没有穿好衣服的妇女们赶快爬起来，看守员们以搜出缝衣针和情书所必需的一丝不苟的精神搜查着她们的身上和她们的床铺。发现谁有一件违禁品就要关禁闭。上夜班的时候，总机械师办公室主任什克林尼克在各个车间来回巡视。他像大猩猩似地弯着腰，只要发现谁打瞌睡，脑袋冲了个吃几，用手捂了捂眼睛--马上抄起钢坯、手钳、废铁朝他猛扔过去。 这就是霍夫里诺的劳改犯们以他们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生产迫击炮弹）争取来的管理制度。为转入军火生产做好工艺安排的是一名犯人工程师（可惜已经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但他当然是不会泯灭的）。他还建立了一个设计室。他是根据五十八条服刑的，属于马穆洛夫最讨厌的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那一种人。对这个坏种虽然不得不暂且容忍一下，但是我们这里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人！当生产已经走上轨道以后，就在一个大白天，当着科室人员的面（是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有意让他们知道，有意让他们去张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能讲得出来），马穆洛夫带着两个帮手闯进这个工程师的办公室，拽住他的胡须，撂倒在地上，用皮靴踢得鲜血直流，然后押送到布蒂尔卡去接受为他的政治言论而判处的新的刑期。 到这座可爱的小劳改营去，从列宁格勒车站"乘郊区电气列车只需走十五分钟。不是辽远的地方，却是悲惨的地方。 （新入狱的犯人被分到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总是死赖在这里不想离开，如果他们有亲戚在莫斯科的话。即使没有亲戚也一样：总归觉得你不是掉进了那个有去无回的辽远的深渊。在这里你毕竟是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但这是自我欺骗。这里连伙食一般地也比其他地方坏些--因为他们算计到大多数犯人都能得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这里连床单也不发。而主要的是永远弥漫在这些劳改营空气中的叫人心烦意乱的关于往远地遣送的"茅房小道消息"。生活好像站在锥子尖上那样岌岌可危，连一天也不能保险能在同一个地方过完。） 群岛的各个岛屿就在这样的模型中硬结着，但是不要以为它们在硬结的同时不再扩散出癌细胞。 一九三九年，芬兰战争爆发前，古拉格的母校索洛维茨由于距离西方太近，因而便通过北方海路转移到叶尼赛河口，在那里并入了正在建立中的话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个营很快达到了七万五千人。索洛维茨这块肿瘤的恶性程度是这样严重，当它临死的时候还产生了最后一次转移，而且是怎样的转移啊！ "群岛"对杳无人迹的哈萨克斯坦荒原的征服属于战前年代。卡拉干达劳改营群的巢穴像章鱼一样朝四面伸展，把增生力极强的癌细胞远远地散布到水中含亚铜毒的哲兹卡兹甘，到莫因蒂，到巴尔哈什湖。哈萨克斯坦北部一带，劳改营网也在撒开。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省（马里因斯克劳改营群），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坎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群），在哈卡斯，在布里亚特一蒙古，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戈尔那亚琐里亚，增生物都在渐渐地肿大。 被"群岛"所宠爱的俄罗斯北方（乌斯特维姆拉格，内罗勃拉格，乌索里拉格）以及乌拉尔（伊甫杰里拉格），癌细胞的增生一刻也没有停顿。 上面的名单仅是挂一漏万。当你看到北方的"乌索里拉格"这个字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在伊尔库茨克的乌索里耶地方也有一个劳改营。 简单地说，没有一个省，不管是切利亚宾斯克省还是古比雪夫省，没有繁殖出自己的劳改营群。 把日尔曼族人迁出伏尔加流域之后，便开始采用一种建立劳改营群的新方法：把若干整个的村庄原封不动地划进隔离区--这就变成了农业劳改地段（卡梅申市和恩格斯市之间的卡明斯克农业劳改营）。 我们为本章的许多遗漏之处恳请读者原谅。在"群岛"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河上，我们只架设了一座脆弱的小桥--这是因为更多的材料没有来到我们手上。而通过广播电台征求材料，我们又做不到。 纳夫塔利?弗连克尔这颗血红色的星宿这时又在"群岛"的天际划出了一个神秘的圆圈。 专整自己人的一九三七年也没有饶过他：当时他已经是贝阿拉格的长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再一次被关进了他已经领略过滋味的卢宾卡，作为对他的功劳的酬答。但是弗连克尔的渴望效忠之心并未厌倦，英明导师求访效忠者的心也没有厌倦。可耻的和接连失利的对芬战争开始了，斯大林发现了自己没有准备好，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于是他想起了很有办法的弗连克尔。亲自召见：要求他马上，在凛冽的严冬，不做任何准备，在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汽车路的条件下，在卡累利阿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是后方运输线，并且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建成，因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跟芬兰这么一只小哈巴狗磨烦这么长时间是很丢人的。这纯粹是童话中的情节：坏国王命令坏魔术师去做一件完全做不到和不可想象的事。社会主义的领袖问道："能做到吗？"兴高采烈的商人和外币投机者答道："能！" 但是这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1）使他完全脱离古拉格，建立一个新的犯人帝国，新的自治群岛古尔热代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弗连克尔为这个新群岛的主人； 2）他所选中的一切国内资源都应归他使用（这已经非白波运河可比了！）； 3）在大会战阶段，古尔热代斯还要退出有着麻烦的核算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弗连克尔的任何开支都不需要报帐。他不架设帐篷，也不建立劳改点。他那里没有任何口粮规定，不分"桌"，不分"灶"。（按不同待遇等级分"桌"和"灶"的一套办法是他首创的！天才的法则只有天才才能取消！）他把最好的食物、皮袄、毡靴成堆成难地卸在雪地里，每一个犯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有马合烟和酒精掌握在他的助手们手里，只有这些东西才需要靠劳动表现去挣来。 伟大的战略家同意了。于是古尔热代斯成立了！群岛被劈成两半了吗？不，群岛只是更强大了，规模倍增了，它将更迅速地接管这个国家。 弗连克尔的卡累利阿铁路终于没有赶上使用：斯大林匆忙地以和局收兵了。但是古尔热代斯日益巩固和生长。它不断地接到新任务（已经有了正常的核算和手续）：与伊朗边境平行的铁路线，然后是由塞兹兰到斯大林格勒的沿伏尔加河铁路，然后是从萨勒哈尔德到伊卡尔卡的"死亡之路"，特别是贝阿干线：从泰谢特到布拉茨克以远。 进一步说：弗连克尔的思想还使古拉格本身的发展获得了更丰富的内容：按经济部门管理系统建立古拉格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就跟人民委员会是由各人民委员部组成一样，古拉格也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各部：木材劳改营管理总局，工业建设总局，矿山冶金工业劳改营管理总局。 这时候战争开始了。这些古拉格的各部全都疏散到了不同城市。古拉格本身撤到了乌发市，古尔热代斯到了维亚特卡。各个省城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辐射状的联系那样可靠，因而战时的整个上半期古拉格好像分解了：它已经不操纵整个群岛。群岛国的每一州的地界分别归入内迁到该地的各总局的管辖。于是坐镇在基洛夫市的弗连克尔便得到了管辖整个俄罗斯东北部的大权（因为那里除了群岛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然而如果谁把这个局面看成是罗马帝国的解体，那就错了--这个帝国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整体。 弗连克尔不忘旧时的友谊；他把布哈尔采夫--他革命前在马里乌波尔办的黄色报纸《一戈比》的编辑--叫来，让他在古尔热代斯里面担任了一个重要职位，而此人的共事者们或者早已被枪决或者早已流散到各地。 弗连克尔的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经商和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他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和刑期（在他的劳改营里有这个规矩，当高级首长走过来的时候，犯人要报告这些事项）。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他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并且对他说："你应当明白，你是一头驴，不是设计师！"他的话声带着难听的鼻音，语调一般是平静的。弗连克尔身材矮小，带着铁道将军的羊羔皮高筒帽，蓝项，红里子。在各个年代一直穿着军服式的弗列奇上装。这种装束表明他是国家领导干部同时又表明他不是知识分子。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经常巡视分散在各地的建设战场。从群岛上著的简陋环境里被召到他的车厢里来开会的人们见到维也纳式的椅子，软垫的家具，都深感惊讶，因而在他们的首长的申斥和命令面前更加不胜惶恐了。他本人可从来没有走进过任何一间工棚，没有闻过那里的恶臭，他过问和要求的只是工作。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不过，在斯大林时代许多大官们也习惯于这么干。） 他此后再也没有被关过。他成了卡冈诺维奇的负责铁路基建工程的副手。五十年代以中将的军衔，在高寿、尊荣和安闲中死于莫斯科。 我的感觉是--他痛恨这个国家。 正文 第五章 群岛的根基-1 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阴暗面"。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面"，不是一"侧"，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劳动军"，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原因是当时也有一些学问家如彼得?斯图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论，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里对刑罚这个概念本身给予了新的定义。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刑罚既不县报在（工农国家对犯罪分子不进行报复），也不是赎罪（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人的罪，只存在阶级的因果关系），而是保护社会制度的防卫措施，即社会保卫措施。 一旦被认定是"社会保卫措施"，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战争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枪决（"社会保卫最高措施"），或者关押在监狱里。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改过自新"的思想似乎有点暗淡了，尽管党的八大在同一个一九一九年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阶级的因果关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这时候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苏维埃法典，一九二三年举行了"惩治劳动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拟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础（这个法典在我们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而那个新发现的概念，即不存在"罪"也不存在"罚"，只有"社会危险"和"社会保卫"，却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样比较方便。这个理论允许把任何人做为人质，做为"可疑分子"（列宁打给叶夫盖尼娅?博什的电报）加以逮捕，甚至把整个的民族以其有危险性为理由加以流放（这样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才能在干这一手的同时还能创立和保持油光锃亮的改造罪犯的理论。 然而，杂技演员有了，理论也有了，并且劳动营本身也确确实实地改称为……改造营了。我们甚至可以引证大量的言论： 维辛斯基："整个苏维埃的刑事政策建立在镇压与强迫原则和说服与再教育原则的辩证的（！）结合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惩治机关都是竭力用造成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办法烦扰罪犯（要知道，他们是想"改造"他们呀）。""与资产阶级的刑罚不同，在我们这里，使犯人受到痛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他们那里似乎也不是目的，也是手段。--作者注）。我们的目的在于真正的改造，要使从劳改营里出来的人都成为有觉悟的劳动者。" 听明白了吗？尽管也强迫，但我们终归是在改造他们（原来也是通过痛苦！）--只是不知道需要改造什么。 但是马上在紧挨着的一页我们发现： "劳动改造营利用革命的暴力使旧社会的犯罪分子局限化和不能为害。"（一直说"旧社会的"！到一九五二年还会说"旧社会的"。坏事全推给狼吧，毛病全推给旧社会吧！） 那么关于改造再没有说一句话吗？我们仅仅是使他们局限化和不能为害吗？ 有，在同一（一九三四年）年，他还提到： "镇压加教育一切可以教育的人这个两位一体的任务。" 可以教育的。这说明：改造不是对全体而言的。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引来的现成的用语从此就在那些次一等的作者们笔下满天飞了："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改造可以改造的分子"。 可是那些不可以改造的呢？扔进万人坑？扔上"月球"？（科雷马）扔到施米特航道下面"？（诺里尔斯克） 维辛斯基的法学家们站在一九三四年的高度，连一九二四年的《劳动改造法典》也责怪起来，说它具有"只讲改造的错误观点"。因为这个法典一点也没写到消灭。 谁也没有许过愿说将要改造"五十八条"。 因而我把本书的这一部定名为"劳动消灭……"，正如我们亲身体会到的那样。 如果法学家们的那些言论彼此对不上号，那就请把斯图奇卡从坟墓里叫出来，把维辛斯基拉来，让他们自己去弄个明白。这不能怪我。 我只是现在坐下来写书的时候，才决定去翻翻老前辈们的大作，而且也是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书是你从哪儿也搞不来的。在披着肮脏破烂的劳改营囚服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还有这种书。至于我们的全部生活原来并不是由营长公民的意志而是由某种传奇般的犯人劳动法典规定的--这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人是一个模糊的传闻，是所谓"茅房小道消息"，而且连独劳点长，少校，也决不会相信。这些书是工作用的内部出版物，从未在私人手里停留过。它们今天是在古拉格的保险箱里保留着还是已经被当作危害性作品烧毁了--这种事谁也不知道。在"文教之角"的墙上没有张贴过其中的摘录，从木制的讲坛上没宣布过其中的数字。哪儿写着一天该工作几小时？一个月该有几天公休？有劳动报酬吗？对残废有什么规定？算了吧，如果你提出这些问题，连自己的伙伴们也会哄笑起来。 知道和读过这些人道的文字的人是我们的外交家。他们多半在国际会议上还拿着这本小书摇晃过呢。那还用说！你瞧，我刚刚搞到一点摘录，就已经热泪盈眶了： --一九一九年的《指导原则》：既然刑罚并非报复，那就不应带有任何虐待的性质； --一九二0年：禁止使用"你"字称呼犯人。（可是，请原谅我的用词，可是……X你嘴巴"这话按规定能说吗？）； --一九二四年劳改法典第四十九条："监管制度必须排除任何虐待的现象，绝对禁止：手铐、禁闭室（！）、严格单身监禁、剥夺食物、隔着铁栅会见亲属。" 好，够了。其它指示用不着写了：这些对于外交家已经够用，而对古拉格本来就没有用。 一九二六年的刑法典里就曾有过一个第九条，我偶然地知道了并且把它背熟了： "各项社会保卫措施不应具有造成肉体痛苦或侮辱人格的目的，并且不负有报复和惩罚的任务。" 说的多么清楚！我平时喜欢在合法的范围内在首长们身上拧一把，时常向他们劈里啪啦地念一遍这个条文，而我们的这些保护者却只能又惊异又生气地瞪大眼睛。有的是干了二十来年的老家伙，准备拿退休金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第九条，?其实他们连法典也没有在手里拿过。 哦，"从头到尾是一个明智的、有远见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机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莱波维兹访问了古拉格以后在《生活》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犯人在服刑期间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感觉。"--这就是他的理解和见闻。 哦，有着这样一位洞察一切的蠢驴充当法官的纽约州是多么幸福啊！ 你们这些吃得饱饱的、信然自得的、目光短浅的、不负责任的带着笔记本和圆珠笔的洋大人啊！从那些早先在克姆城当着劳改营长官的面向犯人提问题的记者们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想炫耀自己对于屁也不懂的事情的理解的虚荣心，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害！ 人的尊严！谁的？是那个不经法庭就被判罪的人吗？是那个在火车站上被逼迫着屁股坐在烂泥里的人吗？是那个在看守员公民的皮鞭的呼啸声中用手指头抠起尿湿了的泥土并把它捧走以免关禁闭的人吗？是那些作为很大的荣幸取得了给劳改点点长公民洗衣服、喂猪资格的有教养的妇女们吗？只要点长打一个醉醺醺的手势，她们就得做好任人摆布的姿势，以免第二天被派到一般劳动中去送死。这是她们的尊严吗？……火，火！树枝劈啪作响，深秋的夜风扇动着篝火的火焰。营区一片昏暗，火堆旁边只有我一个，我还可以去拿一些木匠的碎木头来添火。这个营区是受优待的，优待得我好像和在外面差不多。这是一个"天堂岛"，是最受优待时期的马尔芬诺"沙拉什卡"。没有人监视我，没有人叫我回监室去，没有人把我从篝火旁赶开。我用棉背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在强劲的秋风下面终究是相当冷的。 可是她--已经在大风里不知道站了几个钟头，两手垂直，低着头，一会儿啜泣，一会儿无声地僵立着。有时又苦苦哀求： "首长公民！……求您愿谅！……求您原谅，我再也不敢了……" 大风把她的呻吟送到我的耳边来，好像她就在我的耳朵边上呻吟一样。首长公民正在门卫室里生炉子，不理不睬。 这是和我们毗邻的劳改营的门卫室，那个营里的劳改犯每天到我们这边来敷设水管，修理一座破旧的神学院校舍。两个营之间隔着好几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在离那个门卫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在明亮的路灯下面，垂头站着一个受罚的姑娘，冰凉的风扯动着她灰色的劳动裙子，吹在她裸露的腿上和只扎着一条薄头巾的头上。白天她们在我们这里挖地沟的时候，天气还很暖和。当时有一个姑娘滑下一条深谷，爬到符拉迪金诺公路那边去，逃跑了--警卫队笨手笨脚，而公路上跑着莫斯科的市内公共汽车。当发现了这件事，已经逮不到她了。发出了警报，来了一个凶恶的黑脸少校，吼叫着宣布，如果找不到女逃犯，要罚全劳改营一个月不许会见亲属和接受食物包裹。女作业班长们也气势汹汹，也都在吼叫。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恶狠狠地转着眼珠子说；"把这该死的丫头捉住才好！让他们用剪子--咔嚓！咔嚓！--在队前给她剃光头！"（这不是她的发明，在古拉格就是这样惩罚女犯的。）可是这个姑娘却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看守员听见了--于是她就受到处罚：全体都带回营里，就留她一个人在门卫室前面"立正"。这是下午六点的事，这会儿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她想跺跺脚暖和一下，门卫值班员伸出头来喊了一声："立正站好，妈的X……，小心挨揍！"现在她不动弹了，只是哭： "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但是即使在营里也不会有人对她说：圣徒！进屋来吧！ 这么长时间不放她，是因为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她去上工。 她是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傻乎乎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当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这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年末，十月政变三十周年的前几天。地点是在刚刚庆祝了自己的残暴行为八百周年的我们的首都莫斯科。离全苏农业展览馆两公里。离奥斯坦金诺农奴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还不到一公里。 农奴！……许多人［批到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个比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农奴制与群岛，不是在个别特征上，而是在两者存在的基本含义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强迫和无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奴隶的无偿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群岛的土著每周有六天，而常常是七天，要出门去服只能带给他们疲劳而不能带给他们任何个人收益的劳役。既没有从五天中留出一天，也没有从七天中留出一天给他们去干自己的私活，因为他们的生计是靠发放"月粮""维持的--这就是劳改营的口粮。他们也正好是分为劳役农奴（甲组）和直接为地主（劳改点点长）和领地（营区）服务的家奴（乙组）。只有那些已经根本不能爬下炉炕（板铺）的，才能被承认是有病的农奴（丙组）。同样存在着对犯过错者（丁组）的刑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地主为了本身的利益，施行惩罚时造成的劳动日损失较少--只限于在马厩里用鞭子抽打，他没有禁闭室，而劳改点点长却遵照国家规定的细则把有罪者放进惩戒隔离室或严管工棚。 跟地主一样，劳改营长可以要任何一个奴隶充当自己的家仆、厨子、理发匠或者侍从小丑（如果他高兴，可以凑集一个农奴剧团），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女奴充当自己的管家、侍妾或女仆。跟地主一样，他可以肆意胡闹，任性撒野。（希姆基劳改营营长沃尔科夫少校看到一个犯人姑娘在太阳下面晒干洗头后披散的亚麻色的长发，不知为什么心头火起，简短地命令了一句："剃掉！"于是这姑娘马上被剃了光头。一九四五年。）不管是地主或是劳改营营长，在主子换人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都是恭顺地等待着新主子，猜测着他的习惯，并且预先就归顺了他的权力。由于无法预知主人的意志，农奴很少考虑自己的明天--犯人也是一样。农奴役有老爷的准许不能娶妻--犯人更是只有在首长照顾的情况下才能搞一个劳改营里的老婆。正如奴隶的命运并不是农奴自己选择的因而他的产生不能怪他一样，犯人的命运也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他落进群岛也是由于纯粹的天命。 俄罗斯语言早已识别出了这种相似性："给人们吃过了吗？""把人们派去干活了吗？""你有多少人们？""派个人给我！"人们，人们--这是说的谁？从前关于农奴是这样说的。现在关干犯人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关于军官，关于领导人就不能这样说--"你有多少人们？"，谁也不会懂。 但是会有人反驳说，和农奴的相似点毕竟不算多。差别更多一些。 我们同意：差别更多一些。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农奴制的好处，所有的差别都表明古拉格群岛的不好处！ 农奴劳动的时间不多于从日出到日落。犯人--摸黑开始，摸黑结束（而且还并不一定能结束）。农奴的礼拜天是神圣的，还有东正教的十二节日、本地教学节日、圣诞节至主显日之间的若干天（他们要化装游逛呢！）。犯人在每一个星期日之前都要嘀咕：会给还是不给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节假日（就像伏尔加河水没有公休日一样）：这些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带来的搜查和特殊措施的痛苦超过节日本身的好处（而且有一部分人年复一年地正好在这些日子里被关进禁闭室）。农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则是真正的节日；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下工后、清早和半夜的搜身（"在铺边站好！"）。农奴们住在固定的农舍里，认为它是自己的。天黑睡下---在炉顶的炕上，在炉顶的高板床上，在长凳上--的时候知道：这地方是我的，早先在这儿睡，以后还在这儿睡。犯人不知道明天他将在哪一座工棚里（甚至下工回来的路上，也拿不准今天是不是还在那儿睡）。他没有"自己的"板铺，"自己的小车厢"。人家赶到哪儿算哪儿。 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俄罗斯经历过整整七个世纪的亚细亚式的奴隶制，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一谚语这样说。而谚语都不是瞎诌出来的。农奴是奴隶，但是肚子是饱的。而群岛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残酷的饥饿的压迫下生活。为了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只小鲜鱼尾巴，犯人们之间能干起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最不中用的农奴庄稼汉也能用成猪肉开斋。但是劳改营里头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来的咸肉。 农奴们是一家一户在一起生活的。把一个农奴卖出去或交换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认和宣告是野蛮行为。俄国的民众文学对此一贯表示愤慨。曾有过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农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决不是成百万。一个犯人从被捕的头一天就离别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况是永远回不来了。如果儿子和父亲（如我们从维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顶要紧的是千万不许他们在同一个劳改点相遇；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一起了--尽快把他们分开！对于那些在劳改营里发生了短暂的或真正的爱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样，赶紧用禁闭室惩罚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或者是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把农奴们由一处迁徙到另一处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点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物品交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出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奴有的可以挣脱出去，改交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管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谬种"），是靠劳役农奴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管辖劳役农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管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奴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道得多。群岛土著的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庭、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管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入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身的奴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具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进宫"，马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高兴而赏给自己的农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流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深刻的预见性。 共产党人曾为社会劳动寻找过新的刺激。起先以为这将是完全不图私利的自觉性和干劲。所以才这样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痉挛。从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许多党员企图逃避星期六义务劳动，只得实行了在党内登记卡上记载参加义务劳动情况的做法。这种激情又维持了十年，对共青团员和我们--当时的少先队员--还起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刺激手段？金钱，计件制，奖金？但是这些东西散发着刺鼻的不久前的资本主义的气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等到出现了另一代人，这个气味才会不再使人不舒服，才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历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马克思称为"超经济强制"的东西拽了出来。这个宝贵的发现在劳改营和集体农庄里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长长的獠牙。 后来出现了一个弗连克尔。好像魔鬼在滚开的锅里洒进迷魂药一样，他酒进了一个叫做"分级灶"的东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过多少遍的咒语："无论过去农奴制所依靠的棍棒纪律，还是现在资本主义赖以支持的饥饿纪律，在新的社会制度里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岛"却实现了两者的巧妙的结合。 做到这一点总共只用了三个办法：1．分级灶；2作业班；3．两个管理班子。（但第三个管理班子是决不需要的。比如在沃尔库塔从来只有一个班子，事情照样进行得不错。） 群岛就是坐落在这三条鲸鱼背上的。 如果说它们是"传动带"，群岛就是被它们带着旋转的。 "分级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面包和粮食的再分配办法，目的是要我国犯人拼老命、累断腰才能争取到他应得的平均口粮，而这个平均口粮只相当于寄生性社会里发给不做事的囚犯的数量。我国的囚犯要想达到自己法定的口粮标准，只能通过领一百克一块的奖励面包，并且必须被认为是一名突击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百，还可以得到多领几勺（从他嘴里克扣下来的）稀粥的权利。这真是关于人类天性的多么无情的学问哪！这些小块的面包，这些粗粮做的小馅饼和为挣得它们而耗费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类因其永恒的灾难性的特点，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权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个为别人打仗的士兵前去冲锋和卖命一样，一个犯人也会为了这点微薄的施舍而从原木上滑下来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脱土坯时光着脚在冰水里和泥。他的这两只脚将来已经用不着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正文 2 然而这种撒旦发明的"分级灶"也并非全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肯上钩。就象农奴们从前曾经悟出过"宁愿吃不饱，不想累断腰"这个道理一样，犯人们也明白了：在劳改营里并非低等口粮而是高等口粮才是一把杀人的刀。懒虫！笨蛋！麻木不仁的半动物！他们不想要补加粮！他们不想要这一小块用土豆、箭栝豌豆和水做成的有营养的面包！他们连提前释放也不想要了！他们连光荣榜也不想上了！他们不想站到整个工程和全国利益的高度，不想完成五年计划，尽管五年计划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他们躲到矿井的隐秘角落，躲到建筑工地的各层楼板上去偷懒。他们高兴在黑洞里避雨，只要能不干活。 像雅罗斯拉夫尔城郊的砾石场这样一类大规模的劳动场面并不是经常能安排的：看守人员用肉眼全能望到的成百名犯人集中在一块不大的面积上，谁只要一停止动作，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理想的条件：只要山头上那杆旗子不倒下，没有发出休息的信号，谁也不敢放慢速度，直直腰，擦擦汗。可是在其它的场合该怎么办呢？ 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可有什么办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业班当做一种生存形式强加给你，那有什么办法？总得设法适应吧？劳动使我们丧命，但是要想不丧命也只能通过劳动。（当然，这是可以引起争论的哲学。也许这样回答更对：用不着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丧命，还是让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丧命吧。问题是人家横竖不会让你……）。 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正如我们的设计周到的社会制度中一贯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顶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入的内务部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头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出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个班子互相间一点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根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紧的。尽管劳改营长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坚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出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管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按照生产管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进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管理班子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泰加森林工业地主"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子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弄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超额奖已经吃掉了"，面包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头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出来交法庭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高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根支柱："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而第四根支柱，也是主要的支柱--弄虚作假却是土著们和生活本身竖立的。 要搞弄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头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部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管理中引进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进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危险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道，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这种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头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干担任各种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森林派遣点上（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劳改营自己进行伐木，进行统计和对森林工业部负责），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额员和计划员两个职务。他在那儿是个"大拿"。冬天，为了给那些辛勤伐木的人们一点支持，他总是给他们的作业班多记若干立方的产量。有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伙计们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务，可是却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标准拿到待遇。他们依靠提高的口粮谷过了一冬，保证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纸面上）的木材却迟迟运不出来，一些不好听的风言风语传进了劳改营长的耳朵。三月间他派了一个由工长们组成的调查组进林子，他们发现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额！气疯了的营长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说就："首长，把这些家伙每人关五天禁闭吧。他们都是应付差事。他们懒得进林子，因为那儿雪深。请你再组织一个新的调查组，我当组长。"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组没有出办公室就编好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营长安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五月间又抓瞎了：木材运出来的明明很少啊，上头已经在问了。他把弗拉索夫找来。平时像个好斗的公鸡似的小个子弗拉索夫这时候连抵赖也不抵赖：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报告，妈拉个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亲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方--这对于一个自由雇员是一张十元券，对于一个契卡人员是五年，"营长臭骂了一顿，但是现在惩罚弗拉索夫已经迟了；一切都要靠他。"那该怎么办？""等所有的道路化开了再说。"所有的道路都化了，冬季道路不能走了，夏季道路还不能通行。这时候弗拉索夫送来一份无懈可击的详细报告，请营长签字并且往上送到局里。报告里说，由于去冬伐木成绩特别优异，有八千方木材未来得及由雪橇路运出。而现在通过多沼泽的林地已无法拖运。接着估算了铺设木排路所需要的开支，并且证明，现在运出这八千方的代价超过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一年以后这批在沼泽里泡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的原木已不符合交货条件，订货人将把它当做劈柴接受，管理局同意了这种有见识的论据。再说，这种论据对任何其他方面派来的调查组都是拿得出去的。于是就把这八千方冲销了。 这些树木就是这样被放倒、吃掉和冲销掉，然后又在那里傲然挺立，枝叶葱茏。不过国家为这些子虚乌有的木方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有限：只不过多发了几百块粘乎乎、湿渍渍的黑面包而已。被保存下来的千把棵树木和百来条人命也算不进收入项，因为这类财产在群岛是从来不记帐的。 准不是只有弗拉索夫一个人精于作假之道，所以从一九四七年起所有伐木场都实行了新制度：成立综合小组和综合作业班。现在伐木工和运输工合编为一个小组。作业班的产量不是以伐倒的原木计算，而是以运到河岸滑道，运到春季流送场的木材计算。 结果呢？现在弄虚作假吹台了吗？不见得！它甚至更盛行了！它被迫扩大了范围，靠它吃饭的工人数量也越来越大了。读者们若有不嫌烦的，请跟我们一道往深里瞧瞧： 1．从河边滑道以下，就不许犯人们跟着木材走了（在河面上由谁来押解呢？警惕性！），因此，自由人的"流送营业所"代表在河边从劳改营交货人（也就是各作业班）手里接受木材。这个代表一定是铁面无私吧？一点也不。需要照顾伐木作业班多少，劳改营交货人就会虚报多少，而营业所的代表则会全部认可。 2．原因在这里。流送营业所也需要养活自己的自由工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力不胜任的。所有这些不存在的虚报的木材，流送营业所也照样作为实际流送的数量记在自己的帐上。 3．在把各伐木段流送来的木材集中起来的总浮栅附近，有一个隼林场--就是把木材拖捞上岸的地方。这个活又是由犯人做的，他们还是属于同一个乌斯特维姆劳改营（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五十二个岛屿分布在250X250公里的面积上。瞧我们的"群岛"怎么样！）。流送营业所的交货人心里有数：现在劳改营的接货人又会从他手里接回全部虚报数字：第二，是为了不出卖在河边滑道上交货的自家的劳改营，而第一，是为了用这同一的虚报数喂饱自己的干拖捞工作的犯人！（他们的定额也是异想天开的，他们也需要多弄一点面包头！）但这里的收货人已经需要为社会多流几滴汗了：他不能简单地按体积把木材接受下来，而要填写原木的直径和长度的明细表，包括真实的和虚假的。给你们饭吃的恩人原来在这里！（弗拉索夫也在这里干过。） 4．集材场以后是木材场，它把原木加工成锯材。做活的又是犯人。作业班是靠所加工的原木体积吃饭的，那些"富余的"虚报木材正好可以提高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 5.下一步是成品仓库。根据国家的定额，成品应占木材厂收到的原木的百分之六十五。从而虚报木材的百分之六十五也在虚无飘渺中进入了仓库（这类神话中的锯材也按品种造册：背板、制材；板厚，去边的，未去边的……）。码垛工也靠这些虚报数多捞一点口粮。 然后呢？弄虚作假到仓库就顶头了。仓库由武装警卫看守，不可能再有不受监督的"损失"。现在该由谁以及怎样为虚报数字负责呢？ 这时候前来帮助弄虚作假这个伟大原则的是群岛的另一个伟大原则：橡皮原则，也就是因循拖拉的原则。虚报数字入了帐，就年复一年地转入下一年度。在这个群岛的荒野里，参加清点物资的都是自己人，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你也不能为了计数而亲手去把每块板子都倒一遍吧。幸运的是虚报数字每一年都有一些在库存"损耗"项下注销了。大不了是撤掉一两个仓库主任，调去做定额员的工作。可是靠这一手有多少人捞到一口饭吃啊！ 他们还在这方面使劲：为用户把板材装车皮的时候（接货人不在场，按托运单把车皮甩到各地），把虚报数也装进去。这意思是多记装货量（请注意，这样一来搬运作业班也得到了好处）。铁路方面在车皮上打铅封，这跟他们没关系。过了若干时间在阿尔马维尔或者在克里沃罗格的什么地方，有人将打开车厢，把实际收货量记在帐上。如果欠装数是适中的，那么所有这些木方的差数都会集中在一栏里，报请国家计委去说明原因。如果欠装的数量太不像话，收货人将向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提出索赔要求，但是这些索赔要求将和成百万份其他公文一起旅行，不定到什么地方就归了档，再过一段时间就无影无踪了。它们毕竟敌不过人们要活命的压力。（而任何一个阿尔马维尔都不会把一车皮木料退回发货单位：给多少就要多少吧。南方可没有木料。） 我们现在还应当指出，国家和森林工业部在他们的经济报告里都认真地利用着这些浮夸虚报的木材采伐和加工的数字。它们对于部里也恰好用得着。 但是最令人惊异的事情恐怕还是这个：既然木材转运的每一阶段在数量上都有虚报，似乎木材应当不够数才是。然而，集材场上的收货人已经把夏季的木材拖捞量多报了那么大的虚数，以至到了秋天流送营业所手里还有多余的木材积压在浮栅前面，动都没有动。不能让这些木材留在河里过冬，不然开春时还得叫飞机来把它们炸散。所以上面同意深秋时把这些已经没人需要的多余的木材顺流放进白海里去！ 神吗？怪吗？妙吗？可这种事并不只发生在一地。翁日拉格的木料场上也经常剩下多余的木材。它们没有装运出去，可是在帐面上早已经没有了。某些木料场完全关闭以后的若干年内，附近劳改点里不断有人来找无主的干劈材，把这些去了皮的坑木放进炉子里烧掉。而为了采伐和制作它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痛苦的代价啊。 为了使放排的自由人手里不多出来这些木材，--阿尔汉格尔州塔拉加劳改点派出一队一队的解除了看押的刑事犯，偷偷地拦截下他们的木排：也就是把劳改营采伐的但暂时落在自由人手里的木材偷给劳改营。每年计划生产的家具用的都是……偷来的木料。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要活命，而不是为了图财，更不是为了对国家进行抢劫。 国家决不应这样过分地凶恶--逼迫自己的国民去行骗。 这就是犯人们习惯说的一句话：没有"图赫他"（弄虚作假）和阿芒拿（硝氨炸药）修不成运河 这一切就是群岛的根基。 正文 2 靠衣着显出自己与众不同--这种如此普遍的人的愿望实际上是在揭露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敏锐的劳改营的眼光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穿衣服，而实际上是在把自己脱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实价值拿出来给人看。我当时不懂，我的军装跟马特罗宁娜的红色三角头巾是半斤八两。隐在幕后的目不转睛的监视者看清了这一切。于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员来找我。中尉要见您，请到这儿来，请进这个单独的房间。 年轻的中尉说话很客气。在这间舒适而整洁的房间里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红日照耀着，轻风吹拂着窗帘。他让我坐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建议我写一份自传，--好像他提不出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建议似的。在我那纯粹是往自己脸上吐口水的侦查笔录之后，在"乌鸦车"和递解站的侮辱之后，在押解队和监狱看守之后，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个我们光荣红军的前大尉的盗窃犯和杂役之后，我坐在写字桌前，没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讨人喜欢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浓淡适度的墨水在劳改营里找不到的精美光洁的纸张上书写着：我曾是一个大尉，我曾指挥过一个炮兵连，我得到过一些勋章。从写出这种文字的本身，我重新获得了我的个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为认识论主体的"我"！但要知道我毕竟还是从大学出来的，毕竟是从老百姓里来的，在军队里只是偶然的。请设想一下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身上，要求对自己另眼看待的这种习性会是多么根深蒂固！）中尉读完自传以后，十分满意："这么说您是一位苏维埃人，对吗？"嗯，对。嗯，当然对，干嘛不对？从污泥和灰烬中重新站起来，并且重新成为一个苏维埃人，这是多么叫人高兴！--这就是半个自由！ 中尉请我过五天以后到他办公室去。然而，在这五天之内我不得不告别我的军服，因为穿着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军便服和马裤掖进箱子，在劳改营的保管室里领了一套打了补丁褪了色的破烂，好象是在垃圾箱里扔了一年以后又洗出来的。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尽管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我的内心还不是犯人类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经变成犯人类型了。头剃光了，被饥饿折磨着，被敌人压榨着，我很快也会获得那种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诚实，多疑，窥探着一切。 过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以这副模样去找行动特派员，当时心里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但是特派员不在。他根本不来上班了。（他已经知道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呢：再过一星期我们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国人运到新耶路撒冷来替换我们。）我就是这样避免了和中尉的会见。 我和加麦罗夫也和英加尔讨论过，叫我写自传到底是什么用意，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没猜想到这已经是伸进我们巢里的第一只猛兽的利爪。其实情况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当中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彼此一直不断地议论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其中有一个肤色骏黑、浑圆的脸、表情明郁、留着小胡子的青年，就是在会计室找到一个差事的那个，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在板铺上不断地写着些什么，写完就藏起来。当然可以派个什么人去把他藏的东西夺过来。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还是从他们当中那个穿马裤的人嘴里了解一切比较简单。他显然是部队里出来的，是一个苏维埃人，对于精神上的监视一定肯帮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尔真的是给自己做了头半夜不睡觉的规定，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创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小车厢"床板上，穿着棉背心（屋里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着鞋，两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着墙，嘴里喝着铅笔，眼睛严峻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纸。（对于劳改营说来，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坏的行为了！但是无论他，无论我们都还不懂得这是多么显眼，人家对这种举动盯得多么紧。） 他夜间写作而白天藏起来的是一篇关于坎佩西诺的小说。这个人是同他一起坐过牢的一个西班牙共和国战土。美加尔高度赞赏他的农民的质朴。坎佩西诺的命运是简单的：在和佛朗哥的战争中打败了以后，来到苏联，过了一段时间就在这里被捕了。 英加尔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别人是不会在初次的冲动之下就向他打开心扉的。（写完了这句话，我停下来想了一想：难道我当时是温暖的吗？）。但是他的坚定性却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在劳改营里写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会上升到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几天的挖土工生活压得透不过气。在一个晴和的九月的黄昏，我和鲍利斯只找到了在营区边缘的一堆炉渣上稍坐一会儿的时间。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闪耀着五彩缤纷的礼花--这是"战胜日本庆祝日"。但是我们劳改营区的路灯发出暗淡无力的光亮。砖厂的窗户透出发红的敌意的光亮。广大的厂区内的电线杆上的路灯排成神秘的长串，像我们刑期的月月年年，渐渐远去。 瘦弱的不断咳嗽着的加麦罗夫双手抱住膝头，反复地吟诵着： 对祖国的爱 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 对于你们的宽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来法西斯啦！拉来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岛所有的岛屿上都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来打开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们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从那时候起，相也照过了，释放证明书也准备好了，会计室的帐也结了，--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遇赦的犯人们仍然愁眉苦脸地呆在讨厌的铁丝网里面。有的地方过了两个月、三个月还出不去。因为没有人顶替他们。 没有人顶替他们！而我们这些天生的双眼瞎竟然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曾在连墙缝都堵死了的监室里盼望着大赦。斯大林全可怜我们！……他会"考虑到胜利后的形势"！……头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们漏掉了，他以后还会发布第二次专为政治犯的大赦……（连细节都有传说：这个大赦令已经写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签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等待着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们曾经相信过！……）但是如果把我们赦免了，谁去下矿井？谁扛着锯条进森林？谁去烧砖，砌墙？斯大林缔造成功了这样一种制度，只要它表现出一点仁慈或宽大，那时瘟疫、饥馑、荒芜、破败便立即会笼罩全国。 "拉来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们或者蔑视我们的非政治性罪犯们现在几乎是很亲热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是前来顶替他们的。那些被俘人员们在被德国俘虏期间曾发觉了世界上没有比俄罗斯民族更被人蔑视、被人抛弃、被人看作是异己的、没有用处的民族。现在，当他们从运牲口的红色车皮里、从卡车里跳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来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个被排斥的民族当中，他们是最命苦最遭难的一支。 伟大的、"全世界未曾见过"的斯大林大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里见过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规定释放刑期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条"，这类犯人但几乎没有人判过这么短的刑期；在它适用的范围中，这种人不见得能占到百分之零点五。但即使在这百分之零点五当中，大赦的不宽容精神仍是胜过了它的宽容词句。我知道一个青年，好像叫马久申（他曾在卡卢加关卡附近的一座小劳改营里当过画家）。他在很早的什么时候，几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条一l一已判了刑，当时还没有决定对这种事情该怎么量刑，该给多少年。他们一共只给马久申判了三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满期以后自然没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说要等待特别指令。但是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大赦！马久申开始请求（哪里敢说"要求"）释放。心有余悸的登记分配处官员们差不多一连五个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后终于把他送回库尔斯克省原籍。传说（不然也没法相信结局会是这样！）很快他又被扒拉了进去，增加到"十元券"。决不能允许他从第一次审判的疏忽大意中捞到好处！ 所有入门行窃、拦路扒衣、强奸少女、腐蚀幼童、蒙骗顾客、要流氓、使无防卫者毁容、滥伐滥捕、一夫多妻、敲诈勒索、骗取财物、收受贿赂、诽谤、诬陷（但是这一类人实际上并没有坐过牢--这是针对未来说的！）、贩卖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强迫妇女卖淫、由于无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释放。（以上只是开列了属于大赦范围内的法典条文，并不是雄辩的辞藻。） 在这以后还能向人民要求什么道德吗？ 减去一半刑期的有：盗用公款者、伪造证件和配给本者、投机倒把者和盗窃公物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感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股脑儿的全体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部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子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子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毛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管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点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敏锐性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高统帅的观点。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斯大林心里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对充当一名列兵的厌恶，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怜的新兵生涯？或许是他断定胆小鬼对于他的统治没有危险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险？毕竟令人觉得，即使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说，对逃兵实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只顾逃命更牢靠和更简单。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进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按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庭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种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按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种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流放点本身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八年苏联军事检察总署对他们的答复是："你们的罪证确凿，没有进行复审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过二十年以后，他们的五十八一10（反苏意图）及五十八一11（夫妇二人的"组织"）原案才宣布撤销。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条（临阵脱逃行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为五年并适用（！二十年以后！）斯大林大赦。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一九六二年终于接获如下的书面通知："你二人被认为已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获释，原判亦于同日撤销。" 这就是那个好记旧怨、酷爱报复、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东西和所不害怕的东西！ 大赦之后，他们开始用文教科的画笔到处涂抹，用一些拿活人开心的标语口号来装饰劳改营内部的拱门和墙壁："用加倍的劳动生产率来报答亲爱的党和政府实行的最广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惯犯和普通刑事犯，他们走了，而政治犯却应当以加倍的生产成绩来报答……我们的当局有史以来什么时候曾显露过这般光彩的幽默感？ 从我们这批"法西斯分子"到来之时起，在新耶路撒冷马上开始了每日的释放。昨天你还看见这些妇女们在隔离区里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满嘴脏字儿--可是你瞧！她们突然变了样子，脸洗干净了，头发梳整齐了，穿上了不晓得从哪里搞来的带圆点和带条纹的连衣裙，胳臂上搭着短上衣，规规矩矩地朝火车站走去。在火车里你猜得出这些娘儿们有本事骂人骂出花儿来吗？ 这时，一批盗窃犯和"混种"（窃贼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门。这些家伙可没有把他们那吊儿啷铛的派头留在大门里面：他们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们挥手、喊叫。他们的同伙也从窗口朝他们喊叫。警卫队不干涉他们--扒手们干什么都行。一个扒手别出心裁地把箱子竖着放在地上，轻巧地站上去。他歪戴着帽子，把不知道在哪个递解站里扒来或打牌赢来的西装上衣的下摆撩到后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劳改营告别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窃贼们胡诌的小调。狂笑。 铁丝网挡不住我们的视野，我们还长久地看到被释放的人群走在劳改营外的小路上，穿过远处的田野。这些盗贼们今天就会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游逛，也许头一个星期就会来一次跃进（偷光一家住户），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儿的衣裳。 至于你们这些法西斯分子（马特罗宁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请你们先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吧！ 由于大赦的原故，到处都喊人手不够，对人力进行着重新调整。有一个短时期我从取土场被调进了车间。在这儿，我可是欣赏到了马特罗宁娜的机械化。所有的人在这里都够受，可是最惊人的是一个小丫头干的活儿。她真算得上一个劳动英雄，虽然是不适合上报纸的。她在车间里的岗位和她的职务都没有名称，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湿坯（用刚和出来的粘土制的，很重）从压砖机里通过传送带运出来，两个姑娘站在传送带的尽头。一个是"下供坯工"，一个是"递坯工"。这两个人不用弯腰，只需转动身体，角度也不大。但是那个像车间女王似地站在高台上的"上供坯工"却需要不停顿地做以下动作：躬身；从脚底下拿起递坯工放在那里的湿坯；把它搬到齐腰甚至齐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坏它；两腿姿势不变，转体九十度（有时向右，有时向左，视装载哪一边的运坯车而定）；把砖坯排列在运坯车的五层木架上，每层十二块。她的动作从没有间歇、停顿、改变，而且一直是用做体操的快速节奏进行的。就这样连续干完八小时的一班，如果压砖机中途不出毛病的话。人们不断向她传递，传递，全厂班产量的一半都要经过她的手。下面的两个姑娘互相换着干，可是整整八个小时没人去换她。由于脑袋不停地起落，身体不停地扭动，这种活儿干上五分钟想必就会感到天旋地转。而那个姑娘在上前半班时还带着笑脸呢（在压砖机的隆隆声中，人们讲不了话），也许她挺高兴像选美皇后似地被摆在台座上，让人们观赏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结实的大腿和芭蕾演员似的柔软腰身。 因为干这个工种，发给她的口粮是劳改营里最高的：多给三百克面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饭除了共同的黑菜汤，另外给三份斯达汉诺夫口粮：三份少得可怜的用白水煮的粗麦粉稀粥。粥少得刚能盖住瓦钵子底。 "我们干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种车的样子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子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干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干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进烘干室。每一间烘干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子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套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按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子，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干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乱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湿坯砸到头上），都要吸进大量煤烟，使气管刺痒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道干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干六车（六方）。两人干十二车。天气干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色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滚，染一身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吸进了一提桶水。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皮靴。 头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巴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头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道热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子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强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户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进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鲍里斯体质比我弱，他勉强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强才能把土甩到车帮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水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头于贝塞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子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入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 他说： "弗拉季米尔?索络维约夫教诲我们应当欢乐地迎接死亡。不会有比这里更坏的地方。" 说得对…… 我们能装多少就装多少。惩戒口粮就惩戒口粮，去他妈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营里蹭。但是那里也没有什么好事在等我们：一天三次不放盐的用荨麻叶煮的黑汤，顿顿如此；一天发给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面包是已经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发齐，中午和晚上一点面包皮也不给。接着还要叫我们淋着雨站队清点人数。又得穿着一身沾满粘土的湿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觉，冻得哆嗦，因为工棚里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蒙蒙细雨还是下个没完。取土场泡透了。我们彻底陷在里面拔不动脚了。不论你一锹铲多少，也不论你在车帮子上怎么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锹上抠进车斗。这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这是白搭工，索性丢开铁锹，干脆用双手把脚底下吱吱作响的稀泥敛在一起，捧进车里去。 鲍里斯在咳嗽。他肺叶里还留着一块德国坦克炮弹的弹片。他又黄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轮廓变得像死人一样尖削。我细心观察他，我已经说不准他今年还能不能在劳改营里过冬。 我们仍尽量转移注意力，用思想战胜我们的处境。但是什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已经谈不起来了。两只胳臂重得跟铁锹一样，耷拉着抬不起来。鲍里斯建议； "算了，说话太费劲。我们沉默着，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诗。在心里作。" 我颤抖了。他现在还能作诗？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枯黄的前额，可是在那上面同样也笼罩着多么顽强的天才的阴影啊！ 于是我们沉默，用手捧着粘土。雨还在下着……但是他们不但不把我们从取土场上撤回，马特罗宁娜反而亲自驾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红色的"头顶上），站在陡坡上向作业班长指点着各个角落。我们明白了：今天下午两点这个作业班下不了班。什么时候完成定额，什么时候才让回去。午饭和晚饭一块吃吧。 莫斯科的建筑工程因为没有砖正在停工…… 马特罗宁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层到处是淡红色的水潭。我们的车斗里也积了水。皮靴筒变红了，军大衣盖上了一块块的红斑。双手被冰冷的粘土冻僵了，用手也已经捞不起什么东西往车斗里抛。这时我们放弃了这件徒劳无益的工作，爬到高处的草丛里坐下，低下头，翻起大衣领子罩住后脑勺。 从旁边看，像是野地里的两块淡红色的石头。 我们的同龄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或者牛津上学，在充裕的休息时间里打网球，在大学生咖啡馆里争论世界性问题。他们已经有著作出版，有图画展出。他们挖空心思地寻找能使周围不够新颖的世界变形的新颖方法。他们生古典大师们的气，因为那些人用完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生本国政府和本国反动分子的气，因为它们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先进的苏联经验。他们对着电台记者的麦克风喋喋不休地发表谈话，自说自话、娇声娇气地解释着他们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书里想说些什么。他们判断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特别是关于我国的昌盛繁荣和最高度的正义。只有到了老年，当他们编纂百科全书的时候，才会惊异地发现在我国的字头里，在我国的全部字头里，找不到有价值的俄国姓名…… 雨水敲在后脑勺上，像鼓点；寒气爬上湿漉漉的脊背。 我们环顾四方。只见装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车。人全走了。整个取土场空荡荡，隔离区外的田野上也没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隐现着我所响往的小村庄，那儿连公鸡也躲进了干燥的地方。 我们也带上铁锹，因为怕被人偷走--它是记在我们名下的--拖在身后，像拉着一辆重载的小车。我们绕过马特罗宁娜的工厂，在霍夫曼式烧砖炉四周的空旷的回廊的顶棚下面走。这里有穿堂风，很冷，但干燥。我们一头钻进砖砌的拱道下的尘埃中，就地坐下。 离我们不远有一个大煤堆。两个犯人在里面翻什么，热心地找什么。找到一块，用牙咬试过，就放进一条口袋。后来他们坐下，每人都嚼着一块这种灰黑色的东西。 "喂，伙计，你们吃什么？" "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没什么益处，也没有害处。一天的口粮里加上一公斤这东西，跟真地吃饱了一样。你们也找点吧，这煤堆里多的是……" ……取土场到晚也没有完成定额。马特罗宁娜下令把我们留在这儿一整夜。但是普遍停电，生产区没有照明，只好把我们召集到工厂大门口，命令全体挽起手，由一支加强的押解队带着，在狗吠和斥骂声中返回生活区。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见哪儿是水潭哪儿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东倒西歪。 生活区也是黑的，只有"个人厨房"的灶膛里冒出暗红的火光。食堂里只是在发饭口放着两盏煤油灯，看不见墙上的标语，也看不见钵子里双份的荨麻叶菜汤，你用嘴唇试探着往肚里灌就是了。 明天将如此，未来的每一天都将如此：六年红粘土，三勺黑菜汤。在监狱里我们好像也是一天变得比一天弱，但到了这里衰弱得更快。脑袋里已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响。一种舒服的衰弱状态渐渐来临，在这种状态下，退让容易，反抗难。 工棚里也是一片黑暗。我们穿着一身湿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贴着热敷，一件也不脱掉会暖和一些。 张开的双眼凝望着黑色的屋顶，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弹下，在炸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 正文 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1 介绍群岛上著的外表上很单调的生活，似乎是最容易、最简单不过的。但同时也很难。这跟介绍任何其他生活一样，需要讲出一个早晨到一个早晨，一个冬天到一冬天，生（初进劳改营）到死（死亡）之间的全过程。还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岛屿都包括进去。 当然没有人能把这一切囊括无余，况且写成大本大本的东西，读起来怕是很枯燥的。 土著们的生活，无非是劳动，劳动，劳动；无非是饥饿，寒冷，耍滑，藏好。谁没本事推开别人而把自己安置到一个舒服的岗位上去，这个劳动对他说来就将是所谓的一般劳动，也就是在地上建起一个社会主义，而把我们自己赶进地下去的那种劳动。 "一般劳动"的工种是数不尽说不完的，没人有那么长的舌头。推手车（"OCO型机械，两根车把，一个轮子"）。抬担架。光着手卸砖（手指很快磨掉皮）。用背架驮砖。露天采石、挖煤、取土、取沙。用丁字镐刨出六方金矿石并且运到筛矿机旁边。或者单纯刨土，啃地皮（多石的土壤，并且是在冬天）。在地底下挖煤，挖金属矿--铝矿、铜矿。还可以粉碎铜矿石（嘴里感到甜滋滋，鼻孔滴水）。可以用杂酚油浸枕木（和自己的身体）。可以开凿铁路隧道。铺路基。可以站在齐腰深的泥水里从沼泽里采泥炭。可以熔炼矿石。可以浇铸钢水。可以在水淹的草场的土丘上割草（腿肚子以下胜在水里）。可以当饲养员、赶车的（并且从马料袋偷燕麦放进自己的锅里。马是官家的，填一肚子草也许撑得住，要死就死它的！），或在劳改农场里操持一些农活（这是顶好的劳动：从地里总能给自己扒拉点什么出来）。 但是万物之父仍是我们有着真正黄金般树干（从那里头能采到金子）的俄罗斯森林。群岛各工种里资格最老的就是伐木。这个工作什么人都要，什么样的人都能安排，连残废人也不拒绝（派没有双手的人以三人为一组去踩平半米厚的积雪）。积雪有胸口那么深。你是代木工。第一步，你自己先把树干周围的积雪踩乎，把树干放倒。然后，你费劲地在积雪里来回走动，把技杈全砍光（还得先伸手到雪里摸到树杈，再想法用斧子够到它们）。然后仍在这一片松软的积雪里把一根根树枝拉扯到一起，集成堆，一堆一堆地烧掉（它们光冒烟，不热火）。现在，你要按规定的尺寸，把原木锯断，码垛。一人一天的定额是五方，两人十方。（在布列波洛姆是七方，但是还必须把根部的粗短原木劈成两半。）这时候你的手臂已经举不动斧子，你的两条腿已经挪不动地方。 在战争年代（在吃战时伙食的条件下），劳改犯们把干三个星期的伐木活叫做"乾枪毙"。 你会恨这些森林，恨诗歌和散文中歌颂的这种大地上的美景。当你走进青松或白桦林的遮天的穹隆，便会感到嫌恶的颤栗。过后几十年，你一合眼仍会见到云杉或白杨的粗短原木，你扛着一头，另一头拖在地上，运向几百米以外的火车车皮。你陷在雪里，你摔倒，但仍死死地抱着它不放，因为你知道，一旦滑脱，再也不会有力量从雪堆里把它扛起来。 俄国的苦役劳动有好几十年是受《建筑工程规范汇编》的约束的，这是一八六九年为自由人制定的法规。分派工作时要考虑：工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今天的人能相信这种事吗？！）规定的工作日是：冬季七小时（！），夏季十二个小时零五分。在严酷的阿卡图依苦役监狱（雅库博维奇，一八九），除了雅库博维奇，所有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劳动定额。那里的夏季工作日，包括走路在内，才八个小时，从十月起缩短为七小时，冬天只有六个小时。（这还是在争取普遍八小时工作制的任何斗争之前！）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呆过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很容易判明，那里干脆是在吃闲饭。劳动轻松愉快。狱方甚至让他们穿上白色亚麻布衣裤！请问还能怎么样？我们的劳改营里有这么一句话："简直能缝个白领口啦！"意思是劳动太轻松啦，简直等于没事可做啦。可是人家连衣裳都是白的。"死屋"的苦役犯们下工以后还在监狱大院里长时间地遛弯。说明他们并没有累得半死不活！其实，书刊检查机关不想让《死屋手记》出版，是因为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生活之轻快不利于阻止人们犯罪。于是阳思妥耶夫斯基专为检查机关补写了一些新篇章，指出苦役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我们劳改营里只有杂役才在星期天退遛弯，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沙拉莫夫在《马丽亚?沃尔康斯卡哑手记》里还发现，给涅尔琴斯克的十二月党人规定的劳动定额是：一天一人开采和装运三普特矿石（四十八公斤！一次可以抬得起来的！）。然而给科雷马的沙拉莫夫规定的可是八百普特。啊！沙拉莫夫的书里还说，有时候他们的夏季工作日长达十六小时。不知道十六小时是什么味道，但十三小时的滋味许多人都尝过。卡尔拉格的土方工程、北方的各伐木场，都是如此。这里说的是纯劳动时间，进林子的五公里和回来的五公里走路时间不算在内。其实工作日的长短有什么可争的，要知道劳动定额比工作日长短高一级。作业班如果完不成定额，只有押解队按时换班，干活的人们仍留在森林里，在探照灯下劳动通宵，天亮前才能回营。把晚饭和早饭合并在一顿吃掉，又得进林子。 这些情形现在已经没有人能细说了，他们已经死绝了。 提高定额并且证明它可以完成，还有另一种办法：气温降到五十度以下，劳动日按规定可以注销，帐面上记载的是：犯人本日未出工。但实际仍把他们赶出去劳动。把这样的日子里从他们身上榨的油水往其他天数的帐上一分摊，便提高了百分数。（热心效劳的卫生所自然会把在这种气候下冻死的人借其他原因销帐。返营途中走不动路留下的，扭伤了腿在地上爬的，押解队一律就地结果，免得他们利用回来接他们之前的时机逃跑。） 干这样的活，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一锅白水，倒进去一些不去皮的小土豆，这算是好的，否则就是黑甘蓝、糖罗卜缨子以及各种该扔进垃圾桶的东西。再就是箭笞豌豆、麦麸子，这些东西舍得。（在缺水地区，如像卡拉干达附近的萨马尔卡劳改点，菜汤刚够每人一天喝一钵，另外再发两缸子苦涩的浑水。）好一点的，必定被长官们（见第九章）、杂役们、盗窃犯们偷去享用。炊事员都是吓怕了的，全靠听话保着饭碗。荤油、肉类"代食品"（即非真的食品）、鱼、豌豆、麦片等等，从库房里倒是按一定数量领出来了，但能进大锅的却寥寥无几。偏远地区的长官们连咸盐都克扣下来留给自己腌菜用。（一九四0年科特拉斯一沃尔库塔铁路上发的面包和菜汤里都不摘盐。）质量越差的食品，落到犯人嘴里的机会越多。有时能吃到累死的马肉，尽管嚼不动，也算是一顿盛宴了。伊万?多布里亚克现在回忆说："那时候，我的肚子里塞进过不少海豚肉、海象肉、海豹肉、红鱼肉，和别的乱七八糟的海洋动物的肉。（我插一句：在莫斯科卡卢加关卡监狱里我们也吃过鲸鱼肉。）动物的粪便也吓不着我们。至于柳叶菜、地衣、母菊--那更是最高级的菜肴。"（显然这些是他自己采集来的野味了。） 按古拉格的定量本来就没法让一个在严寒中劳动十三小时、哪怕十小时的人吃饱。何况粮食里真正顶事的东西被偷光了，做到这点更是不可能。这时便向煮开的大锅里插进了弗连克尔发明的撒旦的搅拌器：用一部分苦力的口粮去填饱另一部分苦力的肚子。锅灶分成各种等级：凡完成定额不足百分之三十者（各劳改营标准不同）吃禁闭灶：一天三百克面包，一钵菜汤；完成百分之三十至八十者吃惩戒灶：四百克面包，两钵菜汤；完成百分之八十一至一百者吃生产灶：五百一六百克面包，三钵菜汤；再高就是突击工作者灶，那也有差别：面包七百一八百克，外加稀粥一至二份，奖励菜一份--一个又黑又苦的黑麦面做的豌豆陷包子。 为了获得这点抵偿不了体力消耗的稀汤寡水，人们拼死拼活，耗尽体力。突击工作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装病不上工的人早入土。老劳改犯都懂得这个，他们说："宁愿你少给我一勺粥，只要别叫我去上工！"如果摊上这样的好事--因为没衣裳穿而允许你躺在铺上不起来，那你就能稳拿六百克的"保证"口粮。可如果你领到了一身"当令"（这是有名的古拉格用语！）的服装，上了运河工地--哪怕你在冻得硬梆梆的地面上把大锤打成了椎子，顶多能混上三百克面包。 但是留不留在铺上由不得犯人啊……为了不落到最后，还要跑步去接班。（有一阵在某些劳改营里落在最后是要枪毙的。） 当然，伙食不是各地都这么坏，也不是一贯如此。但是在战时的克拉斯拉格，以上所说是典型的数字。当时沃尔库塔矿工口粮大概是全古拉格最高标准（因为英雄的莫斯科靠他们的煤炭取暖）：在井下完成定额百分之八十或在井上完成定额百分之百，给面包一公斤零三百克。 可是革命前呢？--阴森恐怖杀气腾腾的阿卡图依，不劳动（"躺在铺上"）的日子，发给二点五俄磅（一公斤！）面包和三十二"佐洛特尼克"（一百三十三克！）肉类。劳动的日子发给三俄磅面包和四十八"佐洛特尼克"（二百克！）肉类。不比我们前线陆军口粮标准还高吗？那儿的囚犯把成桶的菜汤和麦粥倒给看守员喂猪。雅库博维奇连荞麦稀饭（！--古拉格可没见过这东西！）都觉得"味道恶劣得难以形容"。阳思妥耶夫斯基书里的苦役犯也从未受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威胁。如果鹅群（！！）在他们监狱的院子里（"在营区里"）大摇大摆地走过，而囚犯并没有扑上去扭断它们的脖子，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阿卡图依监狱里，面包摆在桌子上随便吃，早诞节还发给每人一俄磅牛肉，掺在粥里的黄油是不限量的。沙皇时代在萨哈林岛上挖矿和修路的囚犯在劳动最紧张的月份一天能领到：面包四俄磅（一公斤零六百克！），肉四百克，麦片二百五十克！一丝不苟的契柯夫还考察过这样的定量是否真的够吃，或许由于烘烤和烹调质量的低劣实际是不够吃的？如果他朝我们苏维埃的干苦力的囚犯们的钵子里瞧上一眼，恐怕当下就会魂飞魄散。 本世纪之初有什么人能想象"过三、四十年以后"不仅在萨哈森一个岛上，而且在整个群岛上，人们会巴不得吃到一块更湿粘、肮脏、夹生、掺杂了鬼知道什么东西的面包呢！七百克这种玩艺儿竟能成为叫人眼红的突击工作者口粮？！ 不，还有更甚于此的！全俄国的集体农庄庄员们对这样的囚犯口粮也还羡慕呢！--"我们乡下连这都没有！……" 连沙皇时代的汉尔琴斯克矿场对于超过官家定额（它向来是适中的）的全部劳动成果都付给额外报酬。而我们的劳改营在群岛出现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对劳动成果分文不付，或者付给只够买肥皂、牙粉的报酬。仅在个别劳改营，而且是在不知为什么实行了经济核算制（把真实工资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拨给犯人）的那个短暂时期，犯人能买一点面包、肉和沙糖。忽然你能看到这样的怪事：食堂桌上剩下一小块面包皮，过了整整五分钟还没有人伸手去拿。 我们的土著的衣着如何？ 所有的群岛都像个群岛的样子：碧波荡漾，椰林丛生，岛上的行政当局不必为岛民的衣着花钱--他们是赤脚的，也差不多是赤身的。而我们的群岛实在该死，根本想不出它在炎热的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它永远是雪盖冰封，暴风雪永远在它的上空怒号。所以还得给这无底洞似的全部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囚犯穿衣和穿鞋。 幸好他们是在群岛境外出生的，来到这里已经不是一丝不挂。可以让他们穿原来的--准确些说，是社会亲近分子扒剩下的。只需要撕下一个小方块，作为群岛的记号，正如剪掉绵羊一只耳朵上的毛作为标记一样。在军大衣的下摆上剪一个斜边，从布琼尼军帽上剪掉顶尖，恰好在脑门上做一个通风口。可惜从外面穿来的衣服不是永恒的，鞋袜在群岛的树桩和土墩上一星期就磨烂。所以仍不得不供给土著们衣服，尽管他们付不出服装费。 这一切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舞台上！银幕上！前后身是一种颜色而袖子是另一种颜色的外套，补丁撂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底子的上衣，"火苗"上衣（破布条耷拉着像火苗）。或是用包裹皮补的裤子，在补丁的一角上，很长时间以后还可以读出用化学铅笔写的地址严 脚上穿的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式树皮鞋，只是缺少跟它们配套的好包脚布。也许是用铁丝或电线直接绑在光脚丫子上的一块汽车外带（穷人有穷办法……）。也许是用破棉背心缝成筒子、用一层毡子加一层橡皮做成底子的"毡靴"。 "独劳点"点长清早在大门口听见犯人们喊冷，使用古拉格式的俏皮话回答他们： "你们没瞧见，我的鹅整个冬天都光着脚走路，一点不嫌冷，当然脚丫子是红了。可是你们都穿着套鞋呢。" 此外在银幕上还将出现劳改犯的黑灰色的面孔，流泪的眼睛，发红的面颊。长着脓包的惨白干裂的嘴唇。长久不剃的斑白毛发的硬茬。为了过冬而缝上两个耳罩的单薄的鸭舌帽。 我认出来了！这是你们，我的群岛的居民！ 但是不管工作目有多少小时，苦工们总有回到工棚的时候。 工棚？可有的地方却是地屋。北方更多的是……帐篷，固然是胡乱地围了一圈薄板，四周填了土的。经常是以煤油灯代替电灯，有时竟以松明子照明，或用泡过鱼油的棉花捻子。（在乌斯特维姆有两年没见过煤油，连指挥部的工棚里都用从食品仓库里取出的食用油照明。）现在我们就在这凄凉的灯光下看看这败坏的世界吧。 两层的板铺，三层的板铺，还有所谓"小车厢"，那已经算奢侈的标志了。床板多半是光光的，上面一无所有。某些派遣点里偷风太盛，所以什么公物也不发到犯人手里，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在工棚里留着：小锅、菜缸之类上工时都得随身带着（连背囊都得扛上，背着它挖土），有被子的，要卷成圆圈套在脖子上（好镜头！），或者送到有人警戒的工棚里托认识的杂役照看。白天工棚里空荡荡，好像没人住。劳动时穿湿的衣服睡觉前要能送去烘干多好（还有烘衣室呢！），可是不穿衣裳躺在光板上非冻僵不可！还是让它在自己身上烘干吧。半夜里男人的帽子或女人的头发能在帐篷布上冻住。连树皮鞋也得藏在脑袋底下，以免被人从脚上扒走（布列波洛姆，战时）。工棚当中有一个挖了窟窿当炉子使的汽油桶，如果能烧红，使整个工棚弥漫着包脚布味的蒸气，就应该谢天谢地，可是有时候湿劈柴在里面根本着不起来。有的工棚里各种害虫之多，即使一连用硫磺黄四天也无济于事。夏天犯人们躲到营区内的野地上睡觉，臭虫也会跟踪爬去，在那里找上他们。内衣里的虱子，犯人们吃完饭以后用小锅煮掉。 这一切全是二十世纪才可能出现的事，这方面没法和上一世纪监狱史籍对照：以前没有写过这类事。 上面的一切还需补充一个画面：每个作业班的面包从切面包室用托盘运进食堂，需要该班派出身体最好的成员拿着棍子护送。否则就会被夺走，被人打倒在地，抢光就跑。还要补充一个画面：从发包裹处领到包裹，一出门就被人打掉在地上，再加上经常担心长官又取消假日。（"乌赫塔国营农场"还在战前的一年就没有给过一天公休日，战时还有什么可说。人们不记得卡尔拉格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有过一天公休。）在这些画面之上还要徐一层反映劳改营生活的永远不安定和痉挛似地变动的油彩：一会儿听说要转押；一会儿真的被转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苦役不知转押为何物，人们在同一监狱里服刑十年，二十年，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生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搞一次"队伍"调整；一会儿"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人员调动；一会儿是"体检"：一会儿是清点财产；一会儿是要你们脱光衣裳、把你们的破烂家当再扯烂一次的夜间突击搜查；还有五月一号和十一月七号前的彻底搜查（没听说过上世纪苦役监狱里圣诞节和复活节前有这等事）。一个月还要进三次谋财害命的"洗澡"房。（为了避免重复，我不在这里写了。沙拉莫夫的书里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杜姆布罗夫斯基也有介绍。） 再就是永远把你缠得牢牢的（对于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不能独处的状态，不能作为个人而只能作为作业班成员而生存的状态，以及必须整天、整年、整个漫长的刑期按照作业班的需要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决定行事。 还要记住，上面说的一切都是就成立了不止一年的固定劳改营而言的。而劳改营总要在某时由某些人（除了我们这些倒霉蛋还有谁？）去开创：队伍开入冰天雪地的森林，在树干上拉一圈铁丝网……有谁能活到第一批工棚的落成，他就会知道，工棚是盖给警卫人员住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列绍蒂车站附近开办克拉斯拉格的第一独劳点（十年后发展到十七个），把二百五十名为稳定军心而被开除军籍的作战士兵押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伐木、造木屋框，可是没有盖屋顶的材料，只好生起铁炉子住在露天的屋子里。外地运来的面包冻成了石头，用斧子劈开、砸碎、揉成细屑，一小把一小把地发给他们吃。另一样食物是北鳟鱼，咸得发苦，吃在嘴里火辣辣，只得吞一口雪压下火烧似的感觉。 （缅怀卫国战争的英雄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些人！……） 这就是我的群岛的生活。 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家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劳改营里这样细致而大量地观察人的智力和精神视野的缩小以及他向动物状态下降的特殊过程，活着死亡的过程。但是心理学家们进了劳改营大部分顾不上观察了：他们自己也落进了那条把个性溶化为粪土的水流。 在劳改营中安然无恙地活下来的党的正统派们如今向我提出立论高超的请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翁们的情操和思想是多么低下！他们哪里有受难者关于历史进程的思考？满篇是口粮啊！菜汤啊！要知道毕竟有比饥饿更难忍得多的痛苦！" 哦，有吗？哦，更难忍得多的痛苦（正统思想的痛苦？）吗？纯正的正统派先生们，你们在卫生所和保管室里当然不知道饥饿！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顺便说一句，整个先进理论的基础就是饥饿，就是饥饿的人们似乎必定会起来反对吃饱肚子的人们。）饥饿主宰着每一个挨饿的人，除非他有意识地找死。饥饿驱使诚实的人伸手偷窃（顾肚皮顾不了脸皮）。饥饿逼迫最无私欲的人嫉妒地望着别人的饭钵，痛苦地估摸着邻人的口粮的分量。饥饿使人头脑昏沉，除了吃的、吃的、吃的，不允许他注意别的，想别的，说别的。连睡觉也躲不开的饥饿：睡着了也在想吃，睡不着也在想吃，很快变得根本睡不着。过后再也填不饱的饥饿：人变成了一根直通的管子，吞进去的东西全部以原来的样子从下面出来。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排出废料便不能生存。群岛也如此，如果不把它的主要废料--垂死者"排到底部，它便不能滋生蕃息。群岛上建造的一切都是从垂死者（在他们变成垂死者以前）的筋骨中榨出来的。 俄国的银幕上还应出现这样的镜头：一群垂死者守候在厨房门口，他们以嫉恨的目光斜视着竞争者，等待着往泔水坑里倒垃圾。他们一拥而上，互相厮打，在坑里寻找鱼头、骨头、菜帮子。一个垂死者如何死于这场争夺；后来他们如何把这些垃圾洗净、煮熟、吃光。（好奇心强的摄影师还可以继续拍下去，让观众看到在一九四七年的道林卡，从狱外运来的比萨拉比亚农妇们如何抱着同样的意图扑向已被垂死者们搜索过的温水坑。）银幕还将展现：住院部病床的被子下如何躺着一具具没有散架的骨骼，它们如何几乎一动不动地慢慢死亡，接着便被抬出去。总的还可以让观众看到人死得多么简单：正说着话就没声了；正走着路就倒下了；"哆嗦一下就完事"。一个肥头大耳的社会亲近分子派工员如何拽着一个人的脚从铺上拖下来，要他去上工（翁日，努克沙劳改点）。那个人已经死了，脑袋略地一声撞到地上。"臭肉，死球了！"派工员还嘻嘻哈哈地用脚踹他。（战争年代那些劳改点既没有医助也没有卫生员，所以也没有病人，谁要假装病人，就由同伴们搀着进森林上工。他们随身带块板子和绳子，以便往回拖死尸省劲。干活的时候把病人放在篝火旁边，所有的人，包括犯人和押解队，都希望他快死。） 银幕无法反映的，将由缓慢而细心的散文为我们描写出来。它能区别出各条死亡之路的微小差别。有的叫做坏血病，有的叫陪拉格（糙皮病），有的叫做营养不良症。咬一口面包留下血痕--是坏血病。下一步是牙齿脱落，牙龈溃烂，腿部出现溃疡，肌肉组织整块脱落，活人身上开始发出尸臭，两腿因出现巨大肿块而曲扭。住院处不收这样的人，他们在营区里两膝着地爬来爬去。面色变黑，像晒了太阳浴，皮肤剥落，剧烈腹泻--这就是糙皮病。腹泻总要止住才行啊，主办法是一天吃三小勺白垩，据说如果饱饱吃一顿咸鲱鱼，食物就能在肠胃里呆住。但是从哪儿去搞咸鲱鱼？人一天比一天衰弱。块头越大，衰弱得越快。这个人已经衰弱到这个地步，连第二层板铺也爬不上去，连横在地上的一根原木也跨不过去，需要用两手抱起一条腿，或者四肢着地爬过去。腹泻使人失去力量，失去对任何事物--其他人、生命、自己--的兴趣。他变聋，变呆，失去哭的能力。把他绑在雪橇上拖着走的时候，他已不害怕死亡，他进入了听天由命的玫瑰色的境界。他跨越了一切界限，忘记了妻子儿女的姓名，忘记了自己的姓名。饥饿到濒死状态的人有时全身布满带着比针尖还小的脓尖的紫黑色豌豆状的颗粒。脸上、手上、腿上、躯体上甚至阴囊上全有。全身疼痛难忍，一点不能碰。小脓疱渐渐烂透，破裂，流出一股股像蛆虫一样的稠糊的脓液。这个人就这样活活地烂掉。 如果黑色的头虱惊慌地在你板铺上的邻居的脸上乱爬，这无疑问是死亡的迹象。 呸！多么自然主义！老讲这些做什么？ 自己没有遭过难的，自己杀过人的，或者刚刚洗手不干的，做出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的，今天一般都对我这么说："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为什么要触痛旧伤痕（他们的伤痕！！）？" 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对比留科夫回答了这个问题（《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你不明白为什么要回忆吗？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日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这几页关于垂死者的介绍我想用h?K?F叙述的有关工程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的名字大约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吧）?E的情况来收尾。E可以算是研究垂死者的理论家。他发现，垂死者的生存方式是最方便的保命方式。 炎热的星期天，在营区的一个偏僻角落里，E工程师以这种方式生存：一个人形生物坐在积着褐色泥炭水的大坑的斜坡上。大坑四周乱扔着鲜鱼头、鱼刺、脆骨、面包皮、粥团、土豆烂皮，以及一些连名称也叫不出来的东西。一块铁皮上生着的一堆篝火上吊着一只熏得乌黑的士兵小锅。正在煮汤。好像行了！垂死者用木勺从小锅里舀出黑乎乎的浑汤，就着土豆皮、脆骨、鲜鱼头之类喝下去。他非常非常缓慢而留意地咀嚼（垂死者们往往不咀嚼就匆忙吞咽，这是他们共同的不幸）。在遮盖了脖子、下巴、面额的深灰色毛发中很难看出他的鼻子。他的鼻子和前额是蜡黄色的，有些地方的皮肤在脱落。眼睛滴泪，不断地眨巴着。 发现外人靠近的时候，垂死者迅速收拢面前没吃完的一摊东西，把小锅紧抱在胸前，趴倒，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现在随你打、推，他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走开，也不交出小锅。 ;是地质学家，E是化学家）。E地r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信念。他引用还没有忘记的化学成分的数据，证明从厨房丢弃的废物中照样能摄取到全部必要的营养。需要的只是克服嫌恶感，以及竭尽全力从其中汲取养分。 大热天E仍然穿着好几层衣服，而且其脏无比。（这里也有讲究：已通过实验判明虱子和跳蚤在很脏的衣服里不能繁殖，似乎也嫌脏。所以他的一件内衣甚至是从修理车间的擦机器市里挑出来的。） 瞧他的模样：布琼尼式盔形军帽的尖顶变得像一截黑色蜡烛头；军帽上斑斑烧痕，大象耳朵似的油污的帽檐上，这儿沾着几根干草，那儿沾着几绺麻絮。外褂后背和侧身扯开的布条像舌头似地耷拉着。补丁，满是补丁。半边衣服蘸满焦油。补里的棉花挂在下摆外面，像一圈流苏。外褂的两只袖子肘部以下全扯得稀烂，垂死者一抬手就好像蝙蝠展翅。脚上穿着用红色的内胎粘的船形套鞋。 他为什么要穿得这么热？第一，夏天短，冬天长，这一套行头是为过冬准备的，可是除了穿在身上，还能在哪儿保存？第二，也是主要的，靠这些东西当护身、气垫，挨打不痛，脚踢、棍打都不落青伤。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手段。需要做的只是及时发现想揍他的人，及时趴下，把膝盖缩到腹部保护起来，把头窝到胸前，用穿着厚棉衣的手臂抱起来。人家只能打到他身上的柔软部位。要想不被打得太久，就需要迅速地使打人者获得胜利的感觉。为了这个目的，E学会了从挨第一下起就像小猪似的吼叫，尽管一点也没觉得痛。（改劳营都有殴打弱者的嗜好。不仅派工员和作业班长如此，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一次自己还不是最弱者的感觉也喜欢干这一手。既然人们不做出一些残酷的事便不能相信自己有力量，又有什么办法？） E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完全合理的。再者，它不要求你玷污良心！对任何人没有损害。 他指望能活到期满。 对垂死者的访问到此结束。 老科雷马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在布法罗出生的意大利人）断言："最快变成垂死者的是知识分子；我知道的垂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从未见到普通俄国农民变成垂死者的。" 正文 2 这种观察也许对；农民面前除了劳动没有别的路，活命也是靠劳动，丢命也是因劳动。而知识分子有时除了当垂死者甚至像E，这样编出一套绝妙理论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方法。 在我们这个光荣的祖国里，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从不能被同代人读到，从不能及时影响民众思想（一类是因为遭禁止、遭迫害，不为人所知，另一类是因为受过教育的读者们避之犹恐不及）。这还有什么奇怪？我写这部书纯粹出于义务感，因为太多的叙述和回忆汇集到了我手里，我不能任其泯灭。不敢期望我能亲眼看到它在哪里出版，不大指望从群岛带回一把骨头的人们有一天能读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纠正的期间内向人们说清历史的真相。在这部书写作最紧张的时刻，我受到生平最强烈的一次震动：恶龙突然出现，用长满倒刺的血红长舌舔走了我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篇旧作"，又暂时地隐到了幕后。但是仍听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对准了我的脖颈，只是时辰未到。于是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力求尽快完成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脱恶龙的毒牙。在那个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从一个作家们备受摧残、横遭逮捕的国度去领取诺贝尔奖金的日子里，我正千方百计躲开特务的盯梢，藏进一个隐蔽的地点，用我这支劳累过度的秘密的笔为完成这部书争取时间。 我扯远了，我原想说，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劳地重复另一人已经秘密地写出来的东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书写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苍白无力的自由时期，总算冒出来了一些东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这样，我发现了沙拉莫夫的六十篇劳改营小说以及他对刑事惯犯的研究。 我想在这里声明，除了某些局部性问题，我俩对群岛的看法从未发生过分歧。我们对土著生活的评价基本一致。沙拉莫夫的劳改营经历比我苦，比我长。我怀着敬意承认，是他，而不是我，触及了劳改营生活把我们一切人拖入的那个兽性和绝望的深渊的最底层。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我在我们的分歧点上对他进行反驳。其一就是对劳改营卫生科的看法。沙拉莫沙谈到劳改营的每一项设施都是深恶痛绝的（很对！），只对卫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持，如果不是制造，关于做好事的劳改营卫生科的奇谈。他断言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对，只有医生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可以帮助并不等于真的帮助。工地主任、定额员、会计。保管员、炊事员、值日员、派工员等等，如果乐意，也可以帮助。但真有那么多人帮助吗？ 一九三二年以前，劳改营医务部门还隶属卫生人民委员部，那时候的医生可能真的是医生。一九二二年这个部门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务变成帮助压迫犯人和充当掘墓人。把个别好心医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边不说，如果劳改营卫生科不为共同目标服务，谁会让它在群岛上呆着？ 一个垂死者因拒绝上工而遭管理员和作业班长殴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着伤口，躺在禁闭室里两天不省人事（巴比奇），过后两个月下不了铺--一这时候不肯写遭殴打的证明又不肯治疗的不正是卫生科吗？（治达劳改营第一劳改点。） 每一张把犯人关禁闭的决定上不都是有卫生科的签字吗？不过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长官们并不是非要医生签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尔卡河畔劳改营里的一名自由雇佣的"贴橡皮膏的"（即医助。这个劳改营术语并不是胡造的！）。独劳点点长的禁闭决定，他一张也没有签过字，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禁闭室别说关人，连关狗都不行：炉子只供走廊里的看守员取暖。但这有啥关系？他不签字，仍是照关不误。 由于工地主任或工长的过错，或者由于没有设置围栅或防护装置，在生产中造成犯人死亡。这时不正用得着医助和卫生科签字证明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作吗？（其结果是一切保持原样，以便明天另一个人去丧命。医助不这样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劳动！哪怕你是医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体检的任务是把劳改营全体居民分成以下几类：重体劳、中等体劳、轻体劳、单人体劳。每当演出这种卫生普查的喜剧的时候，曾有很多好医生出来反对他们的专靠提供大批"重体劳"来保乌纱帽的坏科长吗？ 也许至少对那些损毁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余部分的人们，卫生科能发一点慈悲？但谁都知道这条规矩，各劳改点都一样：对自伤者、自残肢体者、自损劳功能力者不得提供医疗帮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们不摸摸帮助的是谁呢？是医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来到小医院--人家不会给你绷带：滚开，死去吧，狗东西！在早年的伏尔加运河工地上，当全面竞赛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报劳动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发生。马上找到了原因：阶级敌人捣乱！这些人还要治吗？……（当然这有赖于自报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损搞得没法验证。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着一层布用滚水把一只手烫坏，从而保住一条命。另一个人用不带手套的办法巧妙地冻坏一只手。还有的在毡靴里撤一泡尿然后穿着它站到冰天雪地里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计算得很周到：弄不好，伤口发生坏疽，把命也丢了。也有不是出于本意的劳动能力的损伤：巴比奇因环血病而不能愈合的溃疡被误认为梅毒。无处验血，他本人也很乐意地扯了个流，说他和他的所有亲属都有梅毒史。结果他转入性病隔离区，从而推迟了他的死期。） 卫生科哪天给所有确实有病的人开过免体劳证明？哪天不把一定数量的重病号赶到营区外去劳动？苏列曼诺夫医生不同意"泽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剧演员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泻肚还没有达到标准：应当每半小时一次并必须带血。基什金随大队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蹲下来。但是押解兵比医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辆过路汽车，把基什金送进医院。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丙类人员（病号）住院和门诊的人数是规定了严格比例的，卫生科要按这个比例办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残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对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绝对抵销不了的。 再请你们看一看像克里沃谢戈沃第二劳改点住院处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劳改营小型医院。厕所的臭气充斥于整个医院。但问题仅仅在于厕所吗？这里每张病床上躺着两名泻肚的病人，病床间的地上也有两名。虚弱无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没有床单，也没有医药（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处的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牢的），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点办法没有。派来给病号送饭的是一些身大力强的年轻人，病号饭落进了他们的嘴，病号口粮被他们偷走。是谁安排他们干这个美差？毫无疑问是"教父"。医学院学生自然没有力量撵走这帮人，以便保护病号的口粮。可是哪个医生有这力量呢……o 也许在某个劳改营里卫生科有可能为犯人争取到真正适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说至少不让出现下工时互相牵着手走路的"夜盲班"没有！如果像出了奇迹一样，竟有什么人在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结实的劳动力的生产管理当局，决不会是卫生科。 谁也没有把这些责任全推在医生身上（虽然他们反抗的勇气往往是很微弱的，因为害怕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可是也用不着制造救命恩人卫生科的神话＿卫生科跟劳改营任何分支一样是魔鬼所生，自然流着魔鬼的血。 沙拉莫夫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他说在劳改营里囚犯们只能指望卫生科救命。他们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双手的劳动给他带来好处：这是死路一条。"在劳改营里杀人的不是低口粮而是高口粮。" 这句谚语说得好：高标准的口粮是一把杀人刀。一个拖运原本的季节干下来，顶结实的劳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气。那时对他就改为临时残废待遇：四百克面包和最低一级的饭食。在一个冬天之内他们大部分都会死掉（比方说，八百人当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转入"轻体劳"，到那儿慢慢去死。 我们能给伊万?杰尼索维奇提供什么旁的出路？当医助，人家不要；当卫生员，人家也不要。连一天的病假条子也不给他开。在营区里找个杂役的差事当当吧，一来文化不够，二来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双手，还有什么别的活路？休息点？自残？争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释放？ 让他自己谈谈吧，他考虑过，他有时间。 "休息点--类似劳改营内开设的休养所。犯人们弯腰弓背地干几十年，从没休过假，现在让他们享受享受--住住为期两周的休息点。那儿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营区外劳动，只在营区内干三四个小时轻巧活：砸石子，打扫营区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个五百人的劳改营，可以开办容纳十五人的休息点。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轮到一次。但正如劳改营里什么事都办得不地道一样，休息点的事办得尤其不地道。休息点的开办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觉，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单排好了。休息点的关闭也像一阵风，连半年都维持不下来。一股脑儿涌进去的全是会计、理发员、皮鞋匠、裁缝之流，全是劳改营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几个真正干苦力的做摆设，因此只好把他们全说成是优秀生产者。进去以后，裁缝别列布留姆还会指着你鼻子说：我给外面人缝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给营里付了一千卢布。你这傻瓜滚一个月的木头杠子，营里连一百卢布的进项也落不着。谁该是优秀生产者？谁该进休息点？你还正牵肠挂肚地盘算着怎样钻进休息点去歇口气呢，可是你瞧，它已经关门大吉了。顶叫人生气的是，哪怕在监狱档案里记下一笔你哪年进过休息点也好，不是有那么多会计闲着没事吗？不，不记。因为这对他们不利。明年休息点再开办，头一批进去的又是别列布留姆，又没你的份。十年之间他们可能挽着你踉踉跄跄地通过十座劳改营，到了第十座，你想请求他们允许你在整个服刑期间至少能钻进休息点的门缝一次，瞧瞧那儿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劳改营里就没有人们之间一般的友谊了？有的，既有旧谊--同案犯、在外边结识的同伴，又有新交。两人情投意合，便无话不谈，结成搭档。有什么一块用，缺什么对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粮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别的路子搞来的东西都合在一只小锅里煮，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长期结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虚情假意。"教父"喜欢像游蛇一样钻进这类搭档之间。搭伙吃饭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什么底都能兜出来。 老犯人这么认为，前被俘人员也这么说：跟你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吃的人正是出卖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实…… 顶好的事不是结交男伴，而是结交女伴。 娶个劳改营媳妇，女犯人。像俗话说的--"给个二等婚"。对年轻人是好事，因为可以找个地方跟她……过夜，让心里也轻松轻松。即使对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挣到点什么，她给你洗干净，送进工棚，把衬衣放到枕头底下。没有人会笑话--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们俩就并排坐在铺上吃吧。这种微温而稍带苦味的铁窗鸳鸯的生活甚至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也是特别合心意的。你透过小锅上的蒸气望着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正如你自己。你们俩人身上都是劳改犯的褴缕衣衫，你们的棉坎肩蹭满了铁锈、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识，没去过她的家乡，她的言谈话语也和我们"不是一路"。她在外边有子女，你也一样。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没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谁不想生活呢。你监牢里的这一个却跟你拖着同一根锁链，并且毫无怨言。 咱俩活在一起不是个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俩。 原配的老婆前来探监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劳改营在某些营长管事的时期曾允许他们在门房里坐上二十分钟。还有的能让他们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住上一两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话。可说真的这种会见纯粹是一剂苦药。既然还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现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说这说那，究竟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着两个人影，跟劳改营老婆的关系比较明白：咱俩还剩下一菜缸子麦片了；听说下星期要发烧焦的砂糖；当然不会给白的，这些毒蛇们……钳工罗吉切夫的妻子来探监；他的相好恰恰头天在跟他亲热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罗吉切夫骂娘了，因为妻子要来。他去卫生科请求用纱布把血印子缠上：我告诉她，我着凉了。 劳改营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女贼，有荡妇，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关进来的温驯的女人。按照前面说过的"法令"，不断地以窃取国家财物的罪名把这些女人送进来。战时和战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满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妇。家里人靠谁养活？也是她们。可是拿什么养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顾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顺手拿点吧：酸奶油揣进衣兜，小面包卷藏进大腿缝，长筒袜子缠在腰里，更可靠的办法是不穿袜子进厂，在厂里抓一双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卖。生产什么拿什么。乳房沟里塞进一团轴线。看门的全买通了，他们也得找门路活命呀。他们只随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来个警卫，一搜身--那你为了一团狗屈不值的轴线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国罪一样多！为轴线进来的成千成万。 个人工作条件许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纳斯奇卡?古尔金娜运气好，在行李车里工作。她看准了：咱们本国人死抠门，这些讨厌鬼为了一条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动苏联人的箱子，只打扫外国人的。她说，外国人都想不起及时查看，一旦发觉了，也不会写控告信，只会吐口唾沫骂一句：这些俄国贼！照样回他的本国。 老会计施塔列夫责备纳斯佳："你这没睑没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没惦记惦记咱们俄国的荣誉？！"她回敬说："合上你那X嘴，老老实实呆着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没为胜利操点心呢？干吗把军官老爷们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战时在医院当会计，拿军官们的人情，在填出院证明时多填治疗日期，以便他们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节严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不幸的女人被关进来。有一个因诈骗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还没有交回他的粮本，银两个孩子一起用这个本儿买面包。邻居因眼红而告发了她。她在里头蹲了四年，因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这样的事：房子炸毁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个男人。购粮本全烧了，可是这个男人神经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没吃面包，也没去申请发本。人家疑心他把几个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些事以后再说。你刚才说--女相好，结二等婚，是吗？她跟你拖着同一条铁链，也不抱怨，是吗？" 正文 第八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即使在侦查阶段也不会不想到她们，毕竟她们的监室和你只隔一堵墙啊！她们--弱者们就在这同一座监狱里，在这同样的管理制度下，这种无法忍受的侦讯她们如何经受得了？！ 走廊寂静无声，听不出她们的脚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尔卡的看守员为开哪把锁而多耽搁了点时间，如果让我们监室的男犯在楼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钟，通过窗外的"笼口"，我们忽然会看到下面翠绿的小庭园一角的柏油地面上的女人的脚踝和皮鞋。她们也是排成两路纵队，也是等着开门。只能看见脚踝和皮鞋，还是高跟的呢！这真像是演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时乐队的一声轰鸣。比它们高的部位我们一点也看不见，这时看守员已经赶我们进屋。我们漫腾腾往屋里蹭，心里又好像是亮堂了一点，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层云雾。我们在脑子里补足其余部分的形象，把她们幻想成因精神沮丧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怜人地。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怎么样了？！ 但是看来她们非但不比我们更沉重，也许反比我们轻松。从妇女们写的有关侦查阶段的回忆文章里我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可以据以做出她们比我们更消沉更沮丧的结论。妇科大夫祖波夫蹲过十年，在劳改营里一直给女犯们看病，并对她们进行观察。他说：不假，从统计数字看，妇女对逮捕及其主要后果--丧失家庭--的反应比男人来得快，来得明显。她在精神上受到损害，这常常表现为最脆弱的女性机能的丧失。 妇女们写的关于侦讯的回忆中最令我惊异的是这一点：在那种地方，她们竟能想一些从囚犯（但决不是女人）的角度看来如此"琐碎"的事情：纳佳?苏罗夫采娃，一个漂亮的年纪还轻的女人，被提审时在忙乱中穿了两只不同的长袜。在侦查员办公室里，审讯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难堪。你满以为她心里准会说："去他的，关他个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剧场看戏，何况她差不多是一个哲学博士（按西方标准的）和一个热心的政治家呢？谁想得到她竟会对这种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卢宾卡蹲过监狱的亚历山德拉?奥斯特列佐娃后来在劳改营里告诉我，她在监室里时常闹着玩：有时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员因为少了犯人而吓得要死，跑进屋来找；有时候用糖萝卜汁染个大红脸出去放风；有时候在提审之前和女难友们热烈地讨论今天该穿朴素一点还是穿上晚礼服。诚然，奥斯特列佐娃当时还是个娇养惯了的小淘气并且是同一个年轻姑娘米拉?乌波列维奇关在一起的。 后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大院里我碰巧和一批解来的女犯坐在一起，她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新判的。我惊奇地看到她们不像我们这样瘦、这样衰弱和苍白。一样的口粮标准，一样的狱中折磨，在女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平均说来轻微一些。她们饿垮得不是那么快。 但是对我们全体，尤其是对于妇女来说，监狱只是开花，劳改营才是结果。正是到了那里，妇女才或者被摧毁，或者屈服、蜕变，以适应环境。 在劳改营里情况反过来了，妇女的日子越来越比我们男人不好过。就从劳改营的肮脏说起吧。在递解站和递解途中她们已经吃够了肮脏的苦头，到了劳改营也讲不了干净。在一个平常的劳改营的妇女作业班里，也就是说在集体工棚里，她几乎永远没法觉得自己身上是真正干净的，永远搞不到温水（有时候什么水也没有。在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里，冬天连脸也洗不成。水象冰一样凉，没地方烧热）。她不能通过任何合法途径得到纱布和布条。哪儿还谈得上洗衣服！ 洗澡房？对了！进劳改营正是从洗澡房开始的--如果不算在雪地里跳下闷罐车驮着行李在押解队和警犬的包围中走的那一段路程的话。劳改营的洗澡房是像验收货物一样检验脱光了的女犯人的地方。澡房里有水也罢无水也罢，反正检查虱子、剃腋毛和阴毛这两件差事总能给营区内并非本等的贵族--理发员察看新来的娘儿们的机会。紧接着别的杂役也来逐个察看Z这还是索洛维茨的老传统，只是群岛草创期还存在非土著式的拘谨--是在她们做辅助劳动时隔着衣服进行察看的。但是群岛渐渐硬结了，这道程序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费多特?C夫妇（他俩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结合的）现在笑着回忆说，男杂役们排在一条窄走廊两边，让新来的女犯们脱光衣裳通过走廊，不是全体一道，而是一个一个地通过。然后杂役们讨论决定谁要哪一个。（据二十年代的统计资料，我国在押的女犯和男犯是一与六、七之比严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连串《法令》发布后，比例一点点地拉平了。但是仍没有达到不看重妇女的程度，尤其是漂亮的娘儿们。）有的劳改营里这道程序保持了客套的形式：把女犯带进工棚以后，一个个保养得很好的穿着崭新的棉背心的（在劳改营里穿一件没有破口和油污的衣裳，马上显得像了不得的花花公子的打扮）自信而放肆的杂役这时才跟着进来。他们在"小车厢"之间不慌不忙走来走去，进行挑选。他们坐到床沿上，说长道短，邀请到他们那里去"作客"。他们住的不是大统舱式的工棚，而是几人一间的"小室"。他们那里又有电炉，又有平锅。他们还有人类的梦想--炸土豆呢！头一次去仅仅是美餐一顿，以便对劳改营生活的不同方面做一番比较和认识。急性子的在给女人吃了土豆以后马上要求"付帐"，克制一些的把女人送出门，把今后的前途解释给她听。趁着人家客客气气地上门请你，你就在营区内找个安身的地方吧！这儿又干净，又有洗衣房，又能穿整齐的服装，活儿又不累--你全能得到！ 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比较容易"。单纯保住一条命，女人比较容易做到。有的垂死者对于不需到泔水坑里拣食物的女犯怀着某种"性的憎恨"。从这种感情出发，自然会认为女人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比较容易过，"因为她们靠较少的口粮也过得去，因为她们有避免饥饿和活下去的门径。一个饿疯了的男人，他的整个世界都被饥饿之神的翅膀遮住了，对其它一切都看不见了。 不错，是有一些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们在外边就比较容易跟男人相好，不大挑拣。劳改营里条条轻松的门径对于这样的女人自然是永远开放的。虽然个人的特点不能简单地按照刑法典的条文划分，然而我这话大致不会说错：大部分五十八条女犯不属于这一类。有的人自始至终认为走这一步比死更难受。另一些人踌躇、动摇、难为情（在女友面前的羞愧也阻止她们走上这条路），等到她们终于下了决心，终于打算顺从，一看已经太迟了，在劳改营里已经找不到买主了。 因为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人要。 进营的头几天就有许多女人顺从了。前景是那么残酷，希望是丝毫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包括有夫之妇、孩字妈妈，也包括未成年的少女。正是这些被劳改营的粗鲁和野蛮压得出不了气的小姑娘们变成最无顾忌的荡妇。 怎么，不干？好，走着瞧！穿上男人的长裤和外套！像一个无定形的外表肥大而内里孱弱的生物，拖着沉重的步子到森林里去劳动吧！到时候你会爬着送上门来，会跪在地下哀求的。 如果你进营时身体状况完好，又在最初几天就做出了聪明的决定，你将长期在卫生科、厨房、会计室、缝纫间和洗衣房安身。岁月将舒坦地过去，跟外边差不多。即使遇到递解，也会像朵盛开的鲜花似地到达新地点，到了那里也会知道从头天起该怎么办。最合适的路子是给首长当女佣人。新被解进一座劳改营，她是一个身材硕大、细皮嫩肉的女人，原是一个军队高干的多年养尊处优的夫人，登记分配科科长立刻相中了她，给她分配了一个在科长办公室擦地板的光荣职务。她就这样软软和和地开始了她的刑期，完全明白这是她的好运气来了。 至于你在外边爱过什么人，曾想忠实于什么人，这又算得了什么！一个女活尸的忠实有什么用处？女犯工棚里永远听得到这样一句话："等你出去催还要你？"你变粗、变老，你将在凄苦与空虚中度过残剩的女性的年华。抓紧时间从这种野蛮生活中拿到一点什么岂非比较明智？ 有个便利条件，这里对这种事没人说闲话。"这地方全这么生活。" 生活已经不剩下任何意义，任何目的，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束缚你的手脚。 没有马上屈服的，或者自己会改变主意，或者人家会强迫她屈服。连那些项顽固的，如果有几分姿色，也准会被逼得无路可走，还得就范。 我们在卡卢加关卡劳改营（莫斯科市）里的时候，有过一个骄傲的姑娘M，中尉，特等射手。像童话里的公主--殷红的嘴唇，天鹅般的身姿，又黑又亮的头发。仓库管理员伊萨克?别尔沙德尔，一个又老又脏又肥腻的家伙打定主意要买她。这人的模样谁看都恶心，更不用说对于有着健美的身体和不久前的英勇的经历的她了。他是朽烂的木头疙瘩，她是匀称挺秀的白杨。但是他从四面把她紧紧围困起来，不给她留下呼吸的余地。他不仅让她陷进了一般劳动（所有的杂役都配合一致地行动，帮助他打围），使她不断受到看守员的刁难（看守员也和他"挂着钩"），而且还威胁说一定要把她送到最坏最远的劳改地去。结果有一天晚上劳改营熄灯以后，靠着白雪和天空的微光我亲眼看见M像影子似地从工棚溜出来，低着头，敲了敲饿狼般的别尔沙德尔的保管室的门。在这以后她在营区内得到了不惜的安排。 M?;报酬"以后，她呕吐起来，土豆白糟蹋了。大师傅骂她："还以为自己是个金枝玉叶呢！"从那以后她渐渐习惯了。她得到了好安排。每次营里放电影，她在场上自己挑选打算找她过夜的男人。 谁要迟延得比她更久，那就有一天要自己慢腾腾地走进男犯的集体工棚（已经不能找杂役了），在"小车厢"之间的夹道里边走边单调地重复："半公斤……半公斤……"：如果救命星拿着口粮跟她走回来，那就用床单把自己的"小车厢"三面挡起来，在这个篷帐、窝棚（"小窝棚"这个字就是由此而来）里面赚一块面包，如果事前没有被看守员抓住的话。 用破布片遮挡的"小车厢"是劳改营内的古典画面。但也有比这更简单的，这又得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的克里沃谢科沃第一劳改点了（我们知道这一个，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在这个劳改点里，盗窃犯、普通犯、少年罪犯、残废人、女犯、孩子妈妈……全混在一起。女犯工棚只有一座，但能容下五百人。它肮脏得无法形容，肮脏得无与伦比，屋里乱七八糟，有一股浓重的气味。"小车厢"上没有任何卧具。存在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禁令，但谁也不遵守，也没人检查。不仅男人们常常进去，连少年罪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也成群结伙地涌进去学习。他们起先只是单纯观赏--在那个屋里不存在虚假的害臊。不知道是布片不够还是时间来不及，"小车厢"是没遮没盖的。灯当然也是从来不关的。事情干得那么自然而然，当着大庭广众，而且同时在几处进行。只有显眼的衰老和显眼的丑陋能够成为女人的护身符，此外没有任何庇护。漂亮的外表必然招来灾祸，这样的女人的床上永远坐着客人，永远受到包围、请求，用殴打和刀子胁迫。她的希望不在于坚持到底，而在于投降得巧妙，在于选定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和刀子的威力今后可以保护她不受其他人、下一批人的侵扰，不受这个贪婪的行列、这些被这里的见闻和空气毒化了的疯狂的少年罪犯们的侵扰。难道仅仅是防止男人的侵扰吗？难道仅仅是少年罪犯们被毒化了吗？那些日复一日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而本身却无人问津的女人们呢？这些女人控制不住的情欲也会爆发起来，她们会扑上来殴打走运的女邻居。 后来克里沃谢科沃劳改点里又迅速地流行开花柳病。传说差不多一半女犯都有病，但是没有法子，还是照去不误，长期霸占者和！临时求欢者仍是络绎不绝。只有一些做事谨慎的人，例如在卫生所有内线的手风琴演奏员K，每次去之前都为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核对一次性病患者的秘密名单，以免出毛病。 科雷马的妇女们的处境如何？要知道女人在那地方是奇缺的物件，在那里她会遭到哄抢，被撕成八块。一个女人在那地方的工地上千万别落到谁的手里，押解兵也好，自由人也好，犯人也好。在科雷马出现了"有轨电车"这个词儿，意思是集体强奸。K?O讲，一个司机打牌输掉一卡车押解到艾里根去的女犯，他把卡车拐进小道，把女人交给免除看押的建筑工人们睡一夜。 劳动怎么样？在男女混合的作业班里女人还能占一点便宜，可以干一些轻活。但如果整个作业班全是女人，可就没有情面好讲了。你们照样得交出那么多方木材来！还有整个由妇女组成的劳改点，这里伐木、挖土、脱坯全都要女人干。只有铜矿和钨矿不派女人去。以卡尔拉格"第二十九劳改点"为例，这个点里有多少女犯？不多不少整六千！女人在那里干哪些工种？叶林娜当搬运工。她扛八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的口袋！不错，上肩有人帮助，而且她年轻时是体操运动员（叶连娜?普罗科菲耶夫娜?切博塔廖娃十年刑期内一直是搬运工）。 妇女劳改点里形成着非女性的残暴风习：没完没了的骂娘，没完没了的打架，疯闹。不这么干，你就没法活。（但据免除看押的工程师普斯托维尔-普罗霍罗夫观察，一旦女犯从妇女劳改大队抽出来当家仆或干体面工作，马上变得安静而勤奋。他见过三十年代贝阿干线〔第二西伯利亚大铁路）妇女劳改大队的情况。请看这样一个小场景：炎热的白天，女犯请求押解队准许她们在水沟里洗洗澡，押解队不准。女犯们当下齐心一致地脱得赤条条躺在地上晒太阳--紧挨着铁路干线，就在过往列车的眼皮底下。驶过国内列车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趟国际特快马上要过来，里头有外国人。要女犯穿衣服，她们不听命令。于是叫来一辆救火车，用消防水龙把她们轰跑了。） 再请看看克里沃谢科沃的妇女劳动。在砖厂的取土场，一个地段开来完毕，就把顶板扔到那里去（开采前顶板平铺在地面上）。过后就需要把这些又湿又沉的原木从十至十二米深的大坑里拉上来。怎么拉法？读者会说：用机械嘛。那是自然。于是一个妇女作业班用两根缆绳（用缆绳的半中腰）套住原木的两头。每一头站两排人，像纤夫似地拽（步子要走齐，免得原木脱掉，一切又要从头做起）缆绳的一端，拉出原木。然后她们二十人一拨，把这样的一根原木扛上肩，在横眉竖眼的作业班长的骂骂咧咧的号令声中把它抬到新地方，堆在那里。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拖拉机？哎呀，饶了我吧！这是一九四八年，哪儿去找拖拉机？你们会说为什么不用吊车？可是你们忘记了维辛斯基说的"能把人们从空虚和渺小变成英雄的魔术师般的劳动"了吗？如果使用吊车，魔术师怎么办？如果使用吊车，这些人不得永远空虚和渺小吗！ 干这样的劳动能把一个人的身体耗空。女人身上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每月一次的，都不再有了。如果她们能拖到下一次的体验，在医生面前脱下衣服后露出来的已经不是洗澡房走廊里杂役们垂涎三尺的那个身体：她变成了说不出年龄的女人；肩膀呈现出尖锐的棱角，乳房耷拉着，像两只干瘪的小口袋；扁平的屁股上多余的肉皮打着福子。膝盖以上的肉已经这样少，以致两腿之间形成了空挡，一个羊头，甚至一只足球都能通过。嗓音变粗、变哑，脸上已经出现糙皮病的黑斑。（据一个妇科大夫说，妇女在伐木场上劳动几个月，一个更要紧的器官就会发生下垂和脱出。） 魔术师般的劳动！ 生活里本来没有一般齐的事情，在劳改营里更不用说。在劳动中也不是所有人的处境都同样绝望，越是年轻，日子越好过些。我见过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纳波利娜娅，长得结结实实，她的农村丫头的面颊整个儿是红通通的。她在卡卢加关卡小型劳改营里当塔吊司机。她爬上吊车像猴子一样敏捷，有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地爬到吊臂上，从那地朝整个工地大声咋呼："噢……噢……"她没有电话，从操纵室和地面上的自由人工地主任、工长联络也是扯着嗓子喊话。一切她觉得有趣、快乐，好像不是进了劳改营，简直都能入团了。她带着非劳改营式的善意向每个人微笑。她永远领得到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口粮--劳改营的最高标准。她不用害怕任何人（当然除了"教父"）--工地主任不会让她受人欺侮。只有一件事我弄不明白，她在营里怎么得到学开吊车的机会的。人家同意她干这个活不图什么好处吗？不过她坐牢是因为触犯了一条无关紧要的非政治性法律。她焕发着旺盛的精力，而她赢得的地位允许她不是根据物质的需要，而是根据内心的要求跟别人恋爱。 十九岁进监狱的萨奇科娃也是这样描写她的景况。她被送进了劳改农场，那地方向来吃得比较饱，所以日子比较好过。"我唱着歌从一架收割机跑向另一架收割机，学习打麦相。"如果除了劳改营里的青春就没有别的青春，那就该在这里快活快活，不然在哪儿呢？后来她被转押到诺里尔斯克附近的冻土地带。连这个地方她也觉得像是"儿时梦中的神话城市"。服完刑期，她以自由人身份留营就业。"记得我走在暴风雪中，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想撒撒野的情绪，我边走边挥动双臂，和暴风雪搏斗。我唱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望着辉映着北极光的色彩变幻的天幕。我扑到雪堆上，仰望高空。我想唱歌，让整个诺里尔斯克全听到：五年没有战胜我，是我把它战胜了。什么铁丝网、板铺、押解队全结束了。我想爱什么人！想为人们做什么事！要使大地上再也不会有恶势力。" 不错，这正是许多人的愿望。 萨奇科娃毕竟未能使我们大家摆脱恶势力：劳改营依然存在。但她本人倒真是个幸运儿：别说五年，就是五个星期也足以把她消灭，无论做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 在我手里，和成千个凄惨或无耻的事例相反的就只有这两个事例。 如果你像尼娜?别列古德那样，还是八年级女学生就被判了十五年（按照政治性条款）关进来，除了在劳改营里你还能在哪里经历你的初恋？你怎么能不爱上不久前还是全市众口称赞、红得发紫，当时你还觉得高攀不上的爵士乐演奏员美男子瓦西里?科兹明呢？尼娜写了首《白丁香》，他谱成曲，隔着营区向她歌唱（他们俩已经被分开，他现在又是"高攀不上"的了）。 克里沃谢科沃工棚里的少女们也戴花--插在头发里，这是已结成劳改营婚姻的标志，但也说不定是已获得真正爱情的标志。 外面（古拉格外面）的法律似乎促成着营内的姻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颁布关于巩固婚姻关系的全苏法令的同时，还有一项没有公布的人民委员会决议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那里面规定，只需自由的苏联公民一方提出要求，法院必须不加阻挠地解除该公民与其在监禁（或在疯人院）中的配偶的婚姻关系。甚至免付办理离婚证书的手续费，以资鼓励。（在这种场合，任何人没有将既成事实的离婚通知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就等于号召男女公民赶紧在患难中抛弃他（她）们的丈夫或妻子，而在押者则应更彻底她忘掉他（她）们原来的婚姻。如果在押的妻子思念留在外边的丈夫，这已经不仅仅是愚蠢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成了违法。被丈夫牵连作为"反属"（反革命家属）入狱的卓娅?雅库舍娃落得了这样的结果：丈夫是重要专家，三年就获释了，他并没有把释放他老婆作为必需条件提出来。而她竟为了丈夫熬完了整整八年…… 忘掉原来的婚姻，好吧。但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受古拉格内部条令的谴责，当做是破坏生产计划的行为。这些忘掉了对国家和群岛负有义务的不要脸的娘儿们在生产场所乱窜，随时随地可以仰面躺下--泥地上、木屑上、碎石上、煤渣上、金属刨屑上全行--因而生产计划便会完不成！五年计划便会原地踏步！奖金也不会往古拉格首长的腰包里流了！不光如此，有的女犯还暗藏着怀孩子的卑污念头，想利用我国法律的人道主义以怀孕为名刨掉几个月的刑期。这几个月可以不干活，而她们的刑期有时候统共只有短短的五年或三年。所以古拉格的条令才要求：凡发觉有姘居行为者，必须立即将二人隔离，将其中价值较小的一方转解他处。（这跟把使唤丫头发送到远地的庄子上去的萨尔台奇哈们当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类囚衣下的风流韵事给看守人员增添了无穷的烦恼。看守员夜晚本可以在值班室安安生生地打呼噜，可是却不得不提着马灯查夜，捕捉男工棚里光着大腿的死皮赖脸的老娘儿们以及钻进女工棚的老爷儿们。更别说也许他自己正欲火中烧呢（毕竟看守员也不是石头做的），却还得费一番工夫把干了坏事的女人送进禁闭室或者对她做一整夜的思想教育工作，向她解释她的行为为什么不对，然后还要写出一份报告（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这玩艺儿简直活受罪）。 构成一个女人以及一般人生活内容的东西：家庭、母性、亲朋往来、熟悉的甚而是感兴趣的职业，对于某些人还包括艺术和书籍--所有这一切全被剥夺了，在恐惧、饥饿、被遗忘、野兽行为的重压下，女劳改犯的心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寄托？受上帝祝福的爱情几乎已不包含肉欲的成份。因为在灌木丛里不好意思，在工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做不出来，况且男人并不是随时做得了。再说劳改营看守员只要见到两人"偷偷摸摸"（单独在一起），马上拉出去关禁闭。但是妇女们现在回忆，由于劳改营爱情的非肉体性，它的精神因素变得特别深。正因为没有肉体接触，它变得比狱外的爱情更加强烈！偶然的微笑、瞬间的注意，都足以使年岁不轻的女人们夜不成寐。在劳改营的肮脏阴暗的生活的背景上，爱情的光辉显得格外鲜明。 ;幸福的密谋"。女演员向她吐露了真情，说谁也没有这样爱过她，无论她的当电影导演的丈夫还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她才不愿意离开运干草的工作，不愿意离开"一般劳动"。 再说是风险--几乎和打仗一样，几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会被发觉，就要付出被赶出习惯了的地点的代价，这等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性格变得愚蠢而放荡的地方，刀丛上的爱情毕竟是英勇的爱情啊！（奥尔塔乌劳改营的阿尼娘?列赫托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枪士兵带往禁闭室。情夫低声下气地恳求士兵放他走，经过了这二十分钟，阿尼娜永远断绝了对那人的爱情。）有人为活命甘愿充当受杂役养活的没有爱情的姘妇。有人为爱情甘愿去干一般劳动，甘愿去死。 正文 2 连一些完全不年轻的女人有时也陷入这类事件，弄得看守员们也毫无办法：在狱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女人还能搞这种名堂！这些女人已经不是寻求情欲，而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要：关怀什么人，温暖什么人，自己省下吃的给什么人垫补垫补；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她和他共用的饭钵是他们神圣的定情戒指。个女犯向祖波夫医生解释说："我并不要跟他睡觉。在我们这野兽过的日子里，在我们那成天为口粮和破布烂套子争吵的工棚里，我心里总惦念着：今天该给他补补衣裳，我们还要煮个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时候还要求别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员专等着抓干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个波利娅大婶，是医院的洗衣妇，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独身，曾在教堂里当过差。她的刑期已经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里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医生们叹息说："波利娅大婶，你这是怎么啦！我们对你还抱很大希望呢！现在他们准得调你去干一般劳动了。"老太婆伤心地点头："是啊，是我的错。照福音书上说是淫妇，照劳改营的说法是……。" 对被查获的情侣的惩罚也跟古拉格的整个制度一样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侣之一方是和首长关系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杂役，对他的私情可以好几年都装做没有看见。（一个免除看押的电工调来翁日拉格妇科医院独势点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着他。自由人主任医师把管总务的护土--一个女犯人叫来吩咐说："给穆霞?布坚科创造点条件！"穆霞是个女护士，电工就是为了她才到这儿来的。）如果是无关紧要的犯人或者失宠的人物，那就会受到迅速而残忍的惩处。 在蒙古境内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劳改总局）系统的劳改营里（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国犯人在那里修筑铁路），两个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队去会朋友被抓住了。一个警卫队员用绳子把她系在马后，骑上马，在草地上拖着走萨尔台奇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可是索洛维茨做出来了。 随时遭追究、查获、拆散的土著情侣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事情，被分开后的有情人仍保持通信联系，获释后终于结合。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医生，某省医学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记得在劳改营里和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一个女护士都没有放过，而且还不止护土。但自从3加入了这个行列，队伍就到此为止了。3没有终止妊娠，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久获释，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决定留营就业。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来这里寻夫。他躲进隔离区里面，不跟她见面！（他的妻子不能进去逮他）。他在那里跟3生活在一起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告他的妻子，说他已跟她离婚，劝她离开这里。 但是能够使劳改夫妻分离的不仅仅是看守员和长官。群岛是一个一切都被颠倒了的国度，婴儿的诞生本应当使一对男女结合得更紧．在这里却把他们分开。孕妇！脑产前一个月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点，那里有附设产科病房的劳改营医院。小生命在那里叭叭哭叫：他们不愿意为父母的罪孽而当囚犯。孩子生下来，便把产妇送到不远的一座专门收容"妈姆卡"（孩子妈）的劳改点。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这里不能不插一句！"妈姆卡"这个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讽啊！"我们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语言很喜欢给每个字眼加上示卑的后缀，并且总是顽固地这样做。不说（母亲），而说"MaMka"；不说（医院），而说……--同样的嘲讽，只是不表现在后缀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这个字也被降格为。即由"二十五卢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语言的这种固定的偏轻企图表明，群岛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还想表明他们并不珍视一般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很清楚给他们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冒牌货；他们被逼着姑妄写之的所谓赦免申请也完全是冒牌货。犯人把"二十五卢布"降低为"二十五戈比"是想显示对这种几乎等于无期的徒刑也抱着超然的态度： "妈姆卡"在专门的劳改点居住和劳动，从那里被押着去给土著新生儿喂奶。婴儿此时已经不在医院，而是送进了"儿童村（或"育婴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结束后就再不让母亲和孩子见面，除非"在劳动和纪律方面有模范表现"的可以破例。（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不必为这事把"妈姆卡"留在附近的劳改点，哪儿生产需要就可以把她们派到哪儿去。）但另一方面，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们原来的劳改点与她们的劳改"丈夫"会合。当爸爸的只要不离开劳改营，一般见不到自己的孩子。断奶以后，孩子继续在儿童村里养上一年光景（他们的伙食标准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样，所以劳改营医务和总务人员的伙食都占他们的便宜）。有的孩子断奶后不适应喂食，便夭亡了。活下来的孩子再过一年就送进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这样暂别了群岛，但并没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据留意者说，母亲获释后从保育院领回孩子的事并不经常（女贼们从来不领）。因而，这些自幼小肺叶的第一次呼吸就吸进了群岛含毒菌的空气的孩子，许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诅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领。有的母亲出狱前就委托一些无知识的（也许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领出来。古拉格放这些孩子出去，尽管这样做对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个孩子就少一份产房、产假补贴和育婴室的经费。 战前和战时，只要怀了孩子，劳改夫妻就得分离，他们来之不易、拼命隐瞒、四面受敌并且本来就不那么牢靠的结合就要毁于一旦，所以这时期女人们竭力避免生孩子。这又是群岛跟外边不一样的地方：堕胎在外边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这种事很不容易。而在劳改营里，长官们对医院里经常实行的堕胎从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劳改营只有好处。 孩子生不生下来？生下以后怎么带？这对任何一个妇女都是难题，对于女劳改犯是更加苦恼的。如果变化莫测的劳改营命运宽容许你从一个心爱的男子那里受孕，怎么下得了决心堕胎？生吗？--必然马上要分开。你走后他在本劳改点不会跟别的女人相好？孩子会是怎么样的？（由于父母营养不良，孩子往往发育不正常。）断奶以后，就会把你送到别处去（你还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们会照看孩子吗，不会把孩子糟践吗？将来能领孩子回家吗（有些人不许领孩子）？如果不许领，就要伤心一辈子（有些人一点不会）。 打算获释后跟孩子爹结合的人，毫不犹豫地走上当妈妈这条道儿。（这种打算有时候能够实现。这就是A?格列鲍夫与劳改营的妻子二十年后的合影：身边的一个女儿还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现在十九岁，多可爱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年后在外边生的，当时双亲已经服满了刑期。）走这条道儿的，还有急着想体验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没有别的生活，就在劳改营里体验体验也罢。这个喷着你的奶头的活生生的小东西毕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货色呀？（哈尔滨来的利亚利亚生第二个孩子只是为了可以借此机会回到儿童村看望她头一个孩子！后来又生第三个，也是为了能回去看头两个。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个都保全下来，带了他们出去。）女劳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无可挽回，但她们通过做母亲又树立起自己的尊严，在一个短时期内她们似乎与自由的妇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们还这样说："尽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们寸步不让他要求给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样的供养和照顾。第三类女人，一般是劳改营里的老油条和女贼，把当妈妈看做是逍遥自在一年的机会，有时候看成是争取提前释放的门道。她们根本不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骨血，连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从不打听。 西乌克兰来的妇女，有时还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罗斯妇女，一旦当了妈妈必定想方设法给孩子举行洗礼（这已经是在战后）。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里从外边送进来（看守员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反革命行为），或是以面包为代价向营里的能工巧匠订做。也有办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带子，还有办法给孩子做一件后开襟的小罩衫和一顶小帽子。从口粮里省出砂糖，用点什么粮食烘一块小甜饼，把最亲近的女友们邀请来。会念一段祈祷词（随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总是有的。把孩子在温水里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礼，满心欢喜的妈妈这时便邀请客人们就餐。 有时候专为有乳婴的女犯（"五十八条"当然除外）颁发局部赦令或提前释放的指令。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轻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来就打的这个主意。这一类"妈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区中心领到了一张身份证和火车票，便常常把已经没有用处的婴儿留在火车站的长椅上，丢在头一个人家的台阶上。（不过也要替她没想一下，她们并不是都能得到住处、派出所的好脸色、户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经吃不到劳改营的现成口粮。没有孩子就比较容易重新开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我挨着一群犯人度过一晚上，他们是根据特别指令从劳改营放出来的。约模三十人，占了大厅的一角。他们举止嚣张，显出半盗贼式的放肆派头。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儿女，他们知道生活值几个大钱，根本不把周围的自由人放在眼里。男的玩纸牌，抱孩子的女人扯着嗓子争论什么事。忽然一个"妈姆卡"发出一声压倒别人的尖叫，跳将起来，抓住孩子的脚丫子一抡，把孩子的脑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个大厅里的自由人都惊叫起来："母亲！母亲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他们不懂，那女的不是母亲，而是"妈姆卡"。 前面所说，都属于男女混合的劳改营，也就是从革命后头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期的劳改营。那些年代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好像只有一个诺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监狱改成）羁押清一色的女犯。这个经验没得到推广，它本身也没存在多久。 但是伟大的导师和缔造者终于安然无恙地从差点儿被他打输了的战争的废墟底下站起来了，他开始考虑臣民的福利。他的脑子现在腾出来用于安排人民的生活了。当时他发明的有益民生、增进道德的东西可谓多矣！其中的一条就是分开男女，首先从学校和劳改营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广到整个狱外社会。在中国还做过更广泛的实验）。 群岛男女的全面大隔离始于一九四六年，于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岛屿。如果是留在同一岛屿，则在男女营区之间拉上一道久经考验的老友--铁丝网。 如同别的许多做过科学预言和科学设想的行动一样，这项措施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后果。 妇女单独分出来以后，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急剧恶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劳改营里，许多妇女做洗衣妇、卫生员、炊事员、锅炉工、保管员、会计等工作。现在她们必须丢下所有这些职位。而另一方面，在妇女劳改营里这类职位要少得多。妇女们被赶出去做一般劳动，被赶进使她们特别受不了的纯妇女的作业班。能不能哪怕暂时地从"一般"劳动里挣脱出来，也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女人们开始争取怀孕，设法从任何一次短暂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触中留下一个孩子。现在不必像以前一样害怕怀孕造成夫妻分离，因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经把分离赏给了他们。 这样一来，送进保育院的孩子数量一年之内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从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虽然同一时期在押女犯的数目并没有增加。 "给小丫头取什么名字？"--"就叫奥林匹亚达（比赛）吧。她是在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的时候怀上的。"业余文艺活动比赛，男犯文艺工作队到妇女劳改点演出，男女突击工作者联合集会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动，还习惯地保留着，男女共用的医院也保留了下来，现在这些地方也成了幽会的场所。据说一九四六年在索里卡姆斯克劳改营，分隔男女的铁丝网是拉在单排柱子上的，网眼很稀（当然也没有火力警戒）。这样，馋猫似的土著们聚拢在铁丝网两侧，女人采取弯腰擦地板的姿势，男人不用跨过分界线就能占有她们。 永生的厄洛斯到底还是有一些威力！也并不单单是企图摆脱"一般劳动"的理智的盘算啊！犯人们感觉到，分界线是永久划定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死，越来越严，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样。 如果说男女分隔以前还有过和谐的同居，劳改营的婚姻，甚至有过爱情，现在则只有公开的淫乱。 不用说，长官们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对自己的科学预见边实行边修正。单排铁丝网两侧增设了障碍区。后来发现这样的隔断仍不够用，便代之以两米高的隔墙，两例仍然没有障碍区。 在肯吉尔连这样的隔墙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墙而过。这时候，每逢星期日（因为不能浪费生产时间！况且在公休日处理内务是顺理成章的）大墙两侧实行星期回义务劳动，强迫他（她）们把大墙加砌到四米之高。说来也逗人；人们参加这种义务劳动倒是兴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墙那边的人交个朋友，说上几句话，约好今后怎样通信！ 后来在肯吉尔把隔墙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铁丝网，再往后又接通了一道高压电网（该死的爱神威力之大--以至于此）。最后在两头又设置了警卫队的了望塔。在整个群岛史当中，这一道肯吉尔大墙有一段特殊的命运（见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别劳改营（例如斯帕斯克）里也建造过类似的墙。 雇主们认为把男奴和女奴用铁丝网分开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人们对于他们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当不能不表示钦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在自己家里也实行起来，那可要叫他们目瞪口呆了。 大墙越来越高，厄洛斯进退维谷。它找不到别的出路，有时飞得过高--变为柏拉图式的通信来往，有时钻得过低--变为同性恋爱。 情书从一个营区甩到另一个营区，或者留在厂里的约定地点。信里用暗语写地址：即使被看守截获，也弄不清是谁写给谁的（按目前的规定，查出一张条子就要送进劳改营内的监狱）。 加利亚?维涅狄克托娃回忆，有时候连认识也不是当面的，两人没有见过面就通信了，没有见过面就分手了。（进行过这样的通信的人，知道它的绝望的甜蜜，它的毫无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说过的肯吉尔劳改营，立陶宛女人们隔着大墙嫁给她们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天主教教士（当然也是穿着囚衣外套的犯人）书面证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远结为夫妇。在这样的与隔着大墙的不相识的囚徒的结合（对于天主教信徒说来这种结合是不可改变的，是神圣的）中，我仿佛听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无私念，对于锱铢必较的和轻浮跳踉的爵士乐的世纪，它实在太崇高了。 肯吉尔的婚姻也有过不寻常的结果。上天听到了人们的祈祷，进行了干预（第五部，第十二章）。 妇女们（以及在男女分隔的营区里给她们治过病的医生们）现在自己证实，这种分隔状态她们比男人们更加难以忍受。她们特别容易冲动、神经质。女子同性恋爱迅速流行起来。娇嫩的年幼女子脸色变得焦黄，眼睑出现黑圈。身体比较粗壮的充当"丈夫"的角色。不论看守员怎样驱散这类情侣，她们仍是成双成对地睡在一张床上。当局把这类"夫妇"中的某些人从本劳改点遣送出去，这时便会爆发在哨兵的枪击下自己投向铁丝网的激烈的戏剧性事件。 斯杰普拉格的卡拉干达分营里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条"。据h?B说，其中许多人一听说行动特派员要叫去谈话，心里就紧绷绷的，倒不是由于恐惧或是对卑鄙的政治审讯的憎恨，心里紧绷绷是因为这个男人将要把她和自己单独锁在一间屋里。 妇女营负担着同样沉重的"一般劳动"任务。诚然从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妇女伐木场（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面子上）。但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劳改营老是完不成计划，这时想出来一个给他们加劲的点子--强迫土著们以自己的劳动偿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费享受的那件事情。为此把妇女们也赶到伐木场上去劳动，和男人们同在一个押解队的警戒圈里，只隔着一道滑雪板压出的辙迹。现场采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劳改点的帐上，但是对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额要求。肩章上有两道杠杠的长官直接对"木材工长"柳芭?别列津娜说："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们完成了定额，我们就让别林斯基在小屋里跟你会一次！"但是，凡是身体棒一些的干活的男人，特别是身上有钱的生产杂役，这时只要给押解队士兵塞上几个钱（要知道这些人的工资也不够他们胡花的），就能闯进女犯的圈子里去呆上个把钟头（直到买通的哨兵下岗的时候）。 在这个把钟头之内，在冰天雪地的森林里，他们将：选对象，互相介绍（如果事前没有通过信的话），找地方，办事。 可是何必回忆这一切？何必触痛那些当时安安稳稳住在莫斯科市内和别墅里、在报纸上发表大作、在讲坛上发表演说、赴疗养地、出国的人们的伤痕呢？ 何必回忆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只许写那些"今后不会再重复了"的事情吗？…… 正文 第九章 杂役-1 新跨进劳改营的犯人最早知道的当地概念之一就是"杂役"。凡是有办法不和大家分担共同的注定灭亡的命运的人，不管是从一般劳动里脱了身的，还是根本没有陷进去的，当地土著们一概不客气地冠以这个称号。 群岛上杂役的人数颇不少。在生活区，这类人数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在登记表上列为"乙类"。在生产区，有人员编制表的限制。但是他们总是不断突破百分比：一半是由于想活命的人数的巨大压力，一半是由于劳改营当局额预无能，人手少了就没法进行经营和管理。 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当时在剥夺自由地点从事各项服务工作的人数，包括经济管理（诚然也包括"自我看守"）在内，占土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减少到百分之十七--十八（不算自卫队），仍然是总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本章所涉及的，是劳改营内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但是杂役们远远不止六分之一：因为这里只计算了营区内的杂役，此外还有生产杂役呢；再说杂役的构成有很大流动性，显然有更多的人在整个劳改生涯中曾一度当过杂役。最主要是，活下来的人当中杂役占很大比重；据我的感觉，五十八条的长期犯人能活下来并获得释放的，十之八九都是当杂役的。 差不多每一个能够庆幸劫后余生的长期犯人都是杂役，或者他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干这个差事。 因为这是"消灭营"--请不要忘了这一点。 人世间的分类本来就没有截然的界限，过渡总是逐步的。在这件事上也一样：边缘是模糊不清的。一般地说，凡是在工作日不到生活区以外去上工的，都可以认为是营区杂役。在总务大院做工，就比做一般劳动的苦力日子好过的多。早上不必站队等派工，也就是说，可以晚些起床和吃早饭。上下工时被押着走的路程也免了；严厉的待遇少，挨冻少，花力气少。再说工作日结束得也较早；工作地点或是暖和的，或是随时可以取暖的。加之他的工作一般不在作业班里劳动，而是单独完成的手艺活。这表示他用不着听同伴的吆喝，只听长官们的吆喝就行了。可是因为他常常给长官个人干点私活。所以不但听不到饱喝，反而能得到点赏赐和甜头，例如准许头一批领衣、领鞋之类。另外，他还有从其他犯人那里接活捞取外快的好机会。说得明白些：总务大院好比是庄园奴仆的作坊。如果其中的钳工、木工、砌炉匠还算不了响哈哈的杂役，那么鞋匠，特别是裁缝，已经是杂役中的高级人物了。"裁缝"这个称号在劳改营里就跟外边的"副教授"差不多。（反过来，真的"副教授"在这里是句骂人话。顶好别在这儿打出这块牌子招人笑话。专业的贵贱，劳改营里的标准和外边正好相反。） 洗衣妇、女卫生员、洗碗工、锅炉工、洗澡房工人、烧水工、普通的面包匠、工棚值日员等等也算杂役，但属于低等的。他们都得从事体力劳动，有时候还挺累，不过他们都能吃饱。 真正的营区杂役是这些人；厨房大师傅、切面包的、仓库管理员、医生、医助、理发匠、文教科教育员、洗澡房主任、面包房主任、保管室主任、包裹转递室主任、工棚值日员领班、房舍管理主任、派工员、会计、指挥部工棚的文书、营区和总务大院工程师。所有这些人不仅吃得饱，不仅穿得干净，不仅用不着搬重东西而弄得腰酸腿疼，而且对人们所需要的一切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对人们本身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时候他们之间发生派系斗争，耍阴谋、施诡计，互相打倒或互相抬举，为"娘儿们"争风吃醋，但更多的是抱成一团对贱民实行联防，形成一个得天独厚的上层集团。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分享，因为一切都已经一劳永逸地瓜分完毕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营区杂役集团越是强大，营长对他们就越是依赖，以求尽量减少自己的麻烦。所有送来的和送走的犯人的命运，所有普通干苦力活的犯人的命运，全由这些杂役们决定。 由于人类习以为常的狭隘等级观念，杂役们很快就觉得，与普通苦力同睡一间工棚、同睡一个"小车厢"（甚至一般地睡"小车厢"而不睡床）、同桌吃饭、在同一个洗澡房脱衣服、穿上普通苦力汗湿过扯烂过的内衣……是不成体统的。于是杂役们就单独搬进了各容纳二、四、八人的不大的房间，在那里吃他们挑选的食物，再加上点非法弄来的；在那里讨论营里的所有安排和事务，包括人的和作业班的命运，不会有惹起苦力和作业班长的顶撞的危险。他们单独在一起消磨空闲时间（他们有空闲时间）。给他们发的换洗内衣是局限在他们小圈子内部的。由于上面说的那种愚蠢的等级观念的作祟，他们还竭力在衣着上显出和普通劳改犯有所不同，但可惜受到条件的限制。如果本营是以黑色棉坎肩或黑上衣为主，他们就努力从保管室领蓝色的；如果是以蓝色为主，他们就穿黑的。还有，他们在裁缝间用三角布片把劳改营的瘦裤腿接成喇叭口。 生产杂役实际上是指工程师、技术员、施工员、班组长、车间工长、计划员、定额员，还有会计、女秘书、打字员。他们和营区杂役不同，派工时要站队，要走在有人押送的队列里（不过有时候也可以免除看管）。但是他们在生产中处于优惠地位：不要求他们拼体力，累不着他们。相反，苦力们的劳动、伙食、生活倒是攥在他们许多人的手心里。他们虽然与生活区的关系较小，但是力争在那里也保待自己的地位，争取得到营区杂役们享有的大部分优惠条件，尽管这些人永远争不到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方面也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属于上述一类的还有设计员、工艺员、测绘员、马达工、机械值班员。这些人已经不算"生产指挥员"，他们既没有坑害人的权力，也不对人员的死亡事故负责（只要死亡不是由于他的设计或他们管理的工艺所造成的）。这些人仅仅是有知识的或只有半瓶醋的苦力而已。跟任何一个干活的犯人一样，他们照样故弄玄虚，欺骗长官。可以半天干完的事，想方设法施上一个礼拜。在营里他们的生活一般和苦力差不多，常常编在作业班里。只是他们在生产区里的条件又暖和又安静。在办公室和小工房里，如果没有自由人在场，他们把公事丢在一边，大聊生活琐事、刑期长短、过去和未来。聊得顶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听说快要把"五十八条"（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五十八条"里选调出来的）从杂役职位上通通撤下来，轰去干"一般"劳动啦！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还有一批人，他们不单纯是"五十八条"，莫斯科在他的监狱档案上还打了一个单独的诅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于一般劳动！"一九三八年许多科雷马人都盖了这样的烙印。对于这批人来说，连混上个洗衣妇或者毡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产党宣言》上是怎么写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说得相当像！）"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总还是出钱招雇的！总还是让他们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劳动又该怎么说？派去伐木又该怎么说？而且是"不出钱"的！而且是不管饭的！……诚然、把医生撤下来去干一般劳动是不常有的事，因为他们也要给长官的家底看病。至于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那只能在一般劳动里把他们报销掉，这些人当杂役什么也干不了。 作业班长在劳改营中的地位很特别。照劳改营的规定，他们不算杂役，可是也不能把他们称为苦力。因此本章的议论也适用于他们。 和在战斗中一样，在劳改营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的时间：杂役的职业到了手边，你就自然会把它抓住。 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的同伴们死去了。我们开始向大吃一惊的自由人和摸不关心的下一代一点点地揭示我们在那边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心为准则对它做出评价。 这里遇到的主要道德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杂役的问题。 在为那个劳改营中篇小说"选择主人翁的时候，我选定了一个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选中其他任何人，因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劳改营里真正的相互关系（正如只有步兵这个砝码才称得出战争的全部重量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写回忆录的总不是他）。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话，使得某些前杂役大为恼火，认为受了侮辱--而我已经说过，活下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他能同时信他们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隶劳动．是不会以此夸口的。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前可没有进办公室工作的这条出路！我们该怎样对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许小兄弟靠奴隶劳动去苟延残喘？（为什么不行？在集体农庄里我们不是早就容许他这样了吗！是我们亲自把他安排到那里去的！）既然这可以容许，是不是也可以容许他在这种劳动中找到一点乐趣，哪怕偶然一会儿零个把钟头，歇工之前，砖砌得顺手的时候，行吗？我们在劳改营里握着笔杆在纸上划拉的时候，用鸭嘴笔在绘图纸上勾出一根根黑线条的时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觉吗？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B白夜夜只是咒骂自己的劳动，他这十年怎么活得下来呢？他早就该在头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这样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又该怎么做才好呢：帕维尔?丘尔佩涅夫在伐木场上一连干了七年（而且还是在惩戒劳改点里）。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点意义和兴趣，怎么能生活和劳动这么多年？他能挺下来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下为数不多的长期固定工人很关心的独劳点长（也得有这么一个奇特的点长），第一，给他们喝的菜汤是"管饱"的；第二，只允许创高产的工人夜间帮厨。这是一种奖励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后，丘尔佩涅夫就去厨房刷锅，往大锅里倒水，生炉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两点，然后他饱吃上一顿，连外套也不脱，倒头睡上三个钟头。有一次，也是作为奖励，他干了一个月的切面包工作。还有一次用自己砍伤自己的办法（没有人怀疑他这个纪录创造者）歇了一个月的工。就这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别的原因。）有个开过赌窟的女贼在他们生产小组里当马夫，她同时跟两个杂役姘居，?一个是木材验收员，-一个是仓库主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组的产量总是超额。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拉撬马盖尔奇克能足吃燕麦，所以拉木材的劲头大--要知道马能吃到多少燕麦也要根据……小组完成的产量！（"可怜的人们！"这句话实在说腻了，至少这里我可以说一句"可怜的马们！"了吧！）但不管怎么讲--在伐木场连续干七年，这几乎是神话。如果不积极想办法、找窍门，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乐趣，这七年怎么干得下来？丘尔佩涅夫说，只要给吃的，劳动下去不成问题。俄国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连续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条放倒时要有支撑，不让它弯垂，容易横截。后来的原条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两堆篝火里，不用从四面拖到一处。他会把正在倒下的树干准确地牵引到需要的方向。他从立陶宛人嘴里听说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竖一根桩子，利用倒下的树干把它压进地里。他劲头上来了："来，咱们也试试！"果然成功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有时候连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恶的工作，人也会带着不可理解的狂热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两年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这个怪现象：忽然对劳动本身着了迷，而忘记了它是奴隶劳动，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在砌墙（否则不会在小说里写它）、铸造、木工，甚至发狂似地抢大锤砸废铁的劳动中，我都体验过这种奇怪的时刻。这么说，也可以准许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脱的劳动是沉重的负担了吧？不每时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这事上，我想人们会对我们让步的，会让步的，但有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丝毫不能引伸出对那些一分钟也未曾汗流满面地挣得面包的杂役们的责难。 流汗虽是没有流汗，但他们执行古拉格长官的旨意可是很卖劲的（否则就会被派去干一般劳动！），很精细的，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要知道，所有重要的杂役职位都是劳改营和劳改生产的管理环节。它们恰恰是整个链条中经过特别锻造的（高质量的）环节，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绝杂役的职位的话！），经营管理的整个链条，整个劳改营体系都会崩溃！因为从狱外永远提供不了这么多的高级专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这种猪狗不如的条件下生活的专家。 可为什么没有拒绝呢？为什么没有把卡舍伊的链条拆散？ 杂役的岗位全是经营管理的关键岗位。定额员！可是他们的助手记帐员的罪恶比他们少得了很多吗？施工员！可是技术员就那么干净？在哪一种杂役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参与总的强制体系？难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员或"教父"的值日员才能直接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员的工作，仅仅是个打字员，她完成劳改营行政科交来的打字任务，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这总不会给犯人们带来好处吧……。假设行动特派员没有自己的打字员，他需要自己打出对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诉书和整理好的揭发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打字员，而她就会把这些材料打出来并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难临头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个最低等的杂役，总务大院的小炉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铐的订货吗？能不去加固强制室的铁窗吗？要不我们还是只限于波文字的工作吧：计划员怎么样？一个清清白白的计划员就不帮助和配合有计划的剥削啦？ 我不明白这些智力的奴隶劳动比体力的奴隶劳动有什么干净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应当激起我们的愤慨的不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汗水，而是劳改营办公室里平静的钢笔的沙沙声。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工作。我们在那里与群岛的其余部分隔离了，看不到它的奴隶们的生活。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同样的杂役？难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着同一个内务部和整个的镇压体制？ 群岛上和整个地球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不正是通过我们去完成的吗？而我们却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张挞伐，责备他不该砌砖。我们自己砌上去的砖比他还多呢！ 在劳改营里听到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责难：杂役们骑在干苦力的人们脖子上，私吞他们的食物，靠盘剥苦力保自己的命。这特别是针对营区杂役们说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据。是谁在发给伊万?杰尼索维奇面包时克扣分量？是谁用蘸水的办法偷窃他的砂糖？是谁使得猪油、肉、好的麦片都进不了大灶？ 掌管吃饭、穿衣大权的营区杂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要谋取这些职位，需要会钻营、耍滑、溜须拍马。要保住这些职位，需要冷酷无情和毫无良心（往往还需要兼任情报员）。当然，任何概括都难免牵强，我凭自己的记忆就能举出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还是有正直无私的营区杂役。不过这种人在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于大量日子过得不错的营区杂役，可以有把握地说，腐败和邪恶在他们当中，一般说来，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浓厚。劳改营长官们把这类工作交给他们原来的同僚--被关进劳改营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人员，并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内务处处长被关了进来，没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马索里拉格指挥部独劳点派工员的身份爬了上去。内务部人员鲍里斯?古加纳瓦被关了进来（"因为我拆过一个教堂上的十字架，从此我一辈子没遇到好事"），他会在列绍塔火车站劳改营食堂里当主任。但是表面看来完全是另一类的人物也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曾在德国人手下办过"青年近卫军"一案的克拉斯诺顿市俄国侦查员在奥泽尔拉格的一个分营里充当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员。萨沙?西多连科过去曾是侦察员，一开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国人手里，马上就开始为德国人工作，现在是肯吉尔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欢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国人身上出气。德国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点名之后刚要入睡，他就假装喝醉酒，走到他们那里使劲把他们叫起来："德国人！Ac;（吓坏了的德国人迷迷糊糊地从板铺上爬起来，向他唱"丽丽?玛尔莲"。）那些在深秋季节只让洛希林穿着一件衬衫离开劳改营的会计们；那个恬不知耻地用一份口粮面包从饥饿的安斯?伯恩施坦手里换走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这些应当算是哪一类人？ 当他们聚在他们的门洞里，一边亲亲热热地抽烟一边商议营里的事情，你很难设想他们当中谁没有同流合污。 不错，他们也能说得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话。例如利帕伊写过这么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粮无处不偷，无人不偷，而且方式极为恶劣狠毒。杂役们为个人偷一点，这只是小偷小摸。从事大规模偷窃的杂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员，不论是自由雇佣的还是犯人，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从分营工作人员身上榨油水，分营工作人员从劳改点工作人员身上榨，而后者就从保管室和厨房里在犯人的口粮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鲨鱼不是杂役，而是自由雇佣的长官（谢夫德文拉格，北德维纳营的库拉根，波伊绥-沙普卡，伊格纳坚科），他们不是偷，而是从保管室里拿，一拿就不是几斤，而是几口袋，几大桶。他们照样不是单为个人拿，他们还要分赃的。犯人杂役干这种事，总还得在手续和帐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谁要不肯做这种事，不仅要丢掉现有的职务，还会被发送到惩戒劳改点和严管劳改点去。杂役人员的成份就这样按照长官的意志过着筛子，剩下的全是害怕体力劳动的胆小鬼、坏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审判的总归是保管员和会计，长官们仍是没事人：他们并没有留下收据。保管员揭发长官们的口供，侦查员一概认为是拨弄是非。" 这可以说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画面…… 我有一个熟人，娜塔利亚?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个诚实到极点的女人，有一回命运不知怎么要她当上了劳改营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发现这儿有个老规矩：烤出来的面包（犯人的口粮）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当然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营区外面去，反过来烤面包的师傅每天从自由人的小卖部得到一些果酱和黄油。她取消了这个陋规，不让往营外送面包。从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后来出炉的时间总是推迟（这是面包师搞的鬼），后来仓库开始卡他们的面粉；独劳点点长（他原来捞到的好处最多）不派马给面包房运输。阿尼奇科娃斗争了若干时日，最后只好缴械投降。此后工作马上又能顺利进行了。 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开外），凭劳改营工作经验，凭残忍性，他早就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了。听说他很早就已经是中校，然而总是克制不住偷窃的嗜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从来没有被交到法庭审判，但每次都被暂时撤职，每次都降一级。可是连在少尉这一级上他也没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罗诺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们要我当一把铁榔头的想法。米罗诺夫各方面对我都不满，连我写得铿锵有力的报告他也恼怒地推到一边： "你连写报告也不会，文笔疙里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长写的报告递给我看，"瞧瞧人家内行人写的： "对于计划完成情况下降的个别事实进行分析时发现： 1．建筑材料数量不足； 2．由于作业班工具供应不充分； 3．技术人员对各项工程组织得不够； 4．安全技术也没有被遵守。" 文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切毛病都出在生产领导方面，而劳改营领导毫无责任。 不过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时也带着软盔），说话也是这个风格： "如果您了解爱情，请您向我证明，爱情是什么。"（他所议论的是他熟悉的题目：凡跟他接近过的女人对他都赞不绝口，在劳改营里这种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个星期我就丢人视眼地被轰下去干一般劳动。派了这位帕夫洛夫顶替了我的角儿。我没有和他争位子，对于被撤职也没有反抗，因此他没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编进了漆工班。 然而我当官的这一段小小的过场却使我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处：身为生产主任，我自然住进了专为杂役准备的房间。这种享受特权的房子全营一共有两间。帕夫洛夫当时已经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子里，我被罢官以后没有出现对我那张床位的有资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当时我看重的只是这个房间在生活方面的优越性；不是"小车厢"，而是普通的床；床头柜是两人用一个，而不是整个作业班一个；白天房门上锁，可以把东西留在房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炉，不需要到院子里去挤着使用那个公用的大炉子。我当时看重的只是这方面，因为我仅仅是我自己的被压迫和吓坏了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动（"天平动"）向我们显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样，这一间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开了几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纱。 每一个新入营的人在头一天、在头一次出工站队时就决不会没有注意到空军少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在营里大家都叫他"将军"）。他在黑灰色的浑身虱子的劳改犯大队里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仅是他的高大匀称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见不到的十分高级的八成是外国货的皮大衣（穿这样的大衣的人是坐小卧车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气。即使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劳改犯的队列当中，他也有办法显示出自己与康集在他周围的劳改贱民没有任何关系，显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到他们中间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前望，好像是在检阅我们看不见的另一处的阅兵式。开始出工，门卫用小板子在走出营门的五列纵队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点数，这时别利亚耶夫（他走在生产役班里）尽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过门岗时他总是轻蔑地耸肩、扭身，用整个的脊背显示出他对门卫的蔑视。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将军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为紧挨营门有一个四路无轨电车站。每天正午，我们从劳动区回生活区午休，将军的夫人便会走下门岗外的无轨电车。她用保温瓶带来热腾腾的午餐，这是一小时前在将军家里的厨房里做好的。工作日不让会见，保温瓶由狱吏转交。但每逢星期天他们可以在门房坐半小时。据说夫人每次离去都是泪流满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把一周来他的高傲的受难的灵魂中郁积的一切全都朝她发泄出来。 别利亚耶夫有一条观察得很正确："在劳改营里保存东西或食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简单地锁起来是不行的。柜子必须是铁的，而且必须铆死在地板上。"但是他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劳改营是一百个人里头有八十个是痞子。"（他不说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谈者。）"如果我出去以后遇到这里的人，如果他朝我跑过来，我就对他说：你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和别人同屋我实在受不了！"他说（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锁上门一个人吃饭该多好！"这不是暗示我们在他吃饭的时候应当走出去吗？他特别想单独吃饭！--是因为今天他吃的东西和别人的有天壤之别？或者单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有避开饥饿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习惯？ 另一方面，他倒很爱和我们谈话，看来他不见得真的喜欢住单间。但是他所喜欢的谈话方式是单方面的。他声音洪亮，充满自信，全是说他自己的事。"他们向我提出过另一个条件比较舒服的营。"（我完全相信对他这样的人会提出几个劳改营供选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知道，我……""我在莫属苏丹的时候……" 正文 2 他当真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他年纪不到五十，身体还很结实。只有一点颇为奇怪：他身为空军少将，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一次自己的战斗飞行，甚至一次普通的飞行也没有谈到过。然而据他说他在战时担任过我国赴美空军采购团团长。美国显然使他惊异不置，他从那里也是满载而归的。别利亚耶夫从不降低身份向我们说明他被捕的确切原因，但显然与这次美国之行或他关于此行的谈论有关。"奥采普建议我走一概相认的道儿，--（这就是说，辩护律师重复着侦查员的话。）可是我说，让他们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没有什么罪！"对于当局说来他的确没有什么罪，这是可以相信的；判给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减半的刑期--五年。连对十六岁的嘴巴不谨慎的孩子判的也比这多。 看着这个人，听着他说话，我常常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已经是在粗鲁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象他那时是怎样畏缩躲闪的！）之后，在搜身之后，在站隔离室之后，在"乌鸦车"之后，在"背过手去！"之后了。他至今仍是连一点小事也不许别人回嘴，更不用说大事（大事他连谈都不和我们谈，除了一个季诺维也夫。我们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有一次能听取不是他e已发表过的见解。他纯粹不具备接受任何论报的能力！不等我们说出论据，他已经全知道了。他以前当采购团团长--苏维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准是一个衣冠楚楚、神秘莫测的白脸斯芬克斯，西方人眼里的"新俄"的象征。如果有什么事求他，会怎么样？如果带着请求把头伸进他的办公室，会怎么样？天晓得他会怎样咆哮！天晓得他会怎样能人！如果他出身于军人世家，这类事还可以理解。但并非如此！这种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苏维埃将军后天学会的。内战时期他在红军里还是穿树皮鞋的小鬼，连签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呢。从哪儿这么快地学来了这一套？……这是因为他一直处在特殊的圈子里--连乘火车，连住疗养所都永远在自己一伙人中间，永远在凭通行证出入的大铁门里面。 其他那些人怎么样？看来和他的相同点比不同点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于180"的真理妨害了他们的公馆、官衔、出国机会，那会怎么样？他们会砍掉画三角形的人们的脑袋！他们会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墙！他们会发布一个只许按弧度测角的法令。 有时候我又想，我自己怎么样？花二十年时间就一定不能把我也变成这样的将军吗？完全可能的。 我进一步仔细观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完全不是个坏人。他读果戈理的时候发出充满善心的笑声。如果情绪好，他还能把我们逗得乐不可支。他的嘲讽是有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里培养对他的憎恨，当我们并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变成一个十足的好人的路并没有封死。但他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许多苦难。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季诺维也夫也不去劳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里人用保温瓶给他送午饭。落在别利亚耶夫后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还难受。但形势严重些：别利亚耶夫没有被没收财产，而季诺维也夫的财产部分被没收。他的现金、储蓄着来全被打扫干净了，只剩下一套阔气的高级住宅。但是关于这个住宅他可对我们讲了个够！他一次又一次地讲，一讲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绘洗澡间的每一个细部，知道自己的介绍会使我们得到怎样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四十岁以上的人的价值是由房子决定的。"（所有这些话他全是当别利亚耶夫不在场时才讲，因为那个人可能连听都不听，那个人可能自己打开话匣子讲起来，只是不会谈房子，因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宁愿再把苏丹搬出来讲一次。）但是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老婆有病，女儿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温瓶没有人送。每个星期天给他送来的牢饭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带着破落贵族的骄傲忍受自己的现况。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惯那儿的肮脏和吃饭时嘴里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无论菜汤和稀饭都还是叫普罗霍罗夫给他拿到这间屋里来的，在这里的电炉上温热。他也很想把面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层，奈何他没有另外的面包，只好局限于耐心地拿着面包在电炉上面烤，烤死面包六个面上由切面包工和普罗霍罗夫手上带来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时候连菜汤也可以放弃，但是他还缺乏足以阻止他在这间屋子里委婉地求乞的贵族的骄傲："给一小块尝尝行吗？好久没吃过这个了……" 只要没有什么东西路着他，他总是过分夸张地温和而有礼貌。和别利亚耶夫的毫无必要的粗鲁摆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礼特别引人注目。他内心和外表都是一个十分拘谨的人。吃饭细嚼慢咽，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个契诃夫的营中人。逼真到这种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着描写了，一切如契诃夫的手笔，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不是学校教师，而是内务部将军。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算使用电炉的时刻，你占用一秒钟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样的目光下你马上就会抽回自己的小锅，如果不，他当下就可能说出难听话。星期天白天在大院里的漫长的点名，我有时试着带本书去（离文学远点的，每回都带物理学），躲在人背后偷偷读。哎哟，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来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队列里看书！在神圣的队列里看书！分明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挑衅，炫耀自己的肆无忌惮。他不正面制止我，可是眼睛这样瞄着我，这样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结果别的杂役对我读书也感到腻烦得要命，我只好放弃书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个把钟点（在房间里头也读不成书，在那儿要听聊天）。有一回工程办公室一个女会计站队来迟了，杂役小队去工区的出发时间耽误了五分钟。小队本该走在上工队伍的排头，现在却走在队尾。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员和看守员连注意都没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细呢军大衣、端端正正地扣着一项早已摘掉红星的保护包大檐帽、戴着一副眼镜的季诺维也夫对迟到者发出愤怒的咝咝声："见什么鬼你要迟到？！为你我们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经不能再沉默！这五分钟他气都出不来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过头来，两眼快意地闪闪发光，回敬他说："马屁精！什么东西！乞乞科夫（为什么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别里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还说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该出脏字了。她只动用了她的灵牙利齿，并没有举起手--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脸皮上泛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耳朵变成紫红色，嘴唇抽动着。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没有抬起手来自卫。那天他对我诉苦说："我这个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气真是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丢不掉守纪律的习惯。我不能不对别人提意见，加强周围的纪律性。" 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个样子，会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进来，恐怕整个医学研究所都被他攀扯进来了）以后，你看他现在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独劳点卫生科长（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没有学过医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视都会使普拉夫金惶恐到这个地步，以至连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来了。他现在变得十倍地犹豫不定。在劳改营里他简直手足无措，连体温达到37.7能不能开病假也不知道了。万一挨骂怎么办？必定会跑回我们屋子里来商量。每当受到劳改营长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夸奖以后，他才能在安定平稳的状态中生活上一天。受到夸奖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从第二天早上起难以摆脱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营里发送出一批很紧急的解犯，因为太匆忙，以至没有时间安排他们洗澡（没有把他们光着身子赶进冰凉的澡房，算他们幸运人看守长来找普拉夫金，叫他写一张解犯已经过卫生处理的证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从，但是事后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回到屋里他就像砍断了腿似地一头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宽慰。我们睡着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厕所。最后，到了后半夜，他穿上衣服，样子像疯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员商量，这个看守员外号叫"小矮个"，是个大字不识的直立猿人，只不过帽子上有颗小红星罢了。他问他现在会怎么样？犯下这个罪会按五十八条给他再到一次刑？还是不会判？或许只会从莫斯科市内的劳改营发送到远地的劳改营？（他家在莫斯科，经常送来丰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赖在我们这个小劳改营里。） 心惊胆战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检查卫生的工作上都丧失了魄力。他对炊事员、值日员，对自己的卫生科连一点要求也不会提了。食堂里很脏，厨房里不好好洗饭碗，卫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坚持卫生的要求。只有一点是他和所有劳改营长官们共同犯的神经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许多劳改营都搞这种穷开心的事）。这一点执行得倒是一丝不苟。永远潮湿朽烂的地板使得房内的空气和被褥从来没有干燥的时候。劳改营里最不行的老弱病残对普拉夫金也没有什么敬意。在他的狱中生涯里，没有抢劫过和欺骗过他的，只有不想干这种事的人。他的乱丢在床边的东西所以能原封不动，他的全营最无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头柜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们房间夜晚是上锁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条10和11，即作为一名政治人物、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我发现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幼稚性。他被监禁了两年多，还没有成熟到他在侦讯阶段曾承认过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们关进来是暂时的，是开开玩笑；现在正准备实行一次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大赦，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珍视自由，使我们为得到了这次教训而永远感谢机关。他相信集体农庄是繁荣的，旨在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卑鄙阴险的，急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是在搞阴谋诡计的。 我记得一次他满面春风地回到屋里，像刚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祷的善男信女一样，脸上泛出安详、仁爱、幸福的光辉。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脸庞上的那对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间的柔顺的神情。原来刚才开过一次营区杂役的会议。劳改点点长起先拍桌子大声申斥他们，后来忽然平静下来，说他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忠实助手一样信任。普拉夫金激动地向我们交心说："听了这些话，工作积极性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关于将军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听到这个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并不是骗人的：他是个爱真理的人。爱倒是爱，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环境相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们这个屋子里的畸形人当中别利亚耶夫和季诺维也夫被认为是最大的知识分子。这两位高级人士对于工长奥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员普罗霍罗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当总理的时代，将军和内务部官员撺掇我把这两个乡巴佬从我们房里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身上太脏，因为他们爱穿着皮靴躺在床上，总之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分子味（将军们竟要赶走供他们吃喝的农人了？）。但是我很喜欢那两个人，我自己灵魂深处也是一个农夫，从而屋里形成了均势。（后来将军们大概又对别人提出要把我赶出去。） 奥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确乎有些粗俗，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音乐，他只懂乌克兰民歌，什么古老的意大利绘画，什么现代的法国绘画，他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他爱不爱看书我不好说，因为我们营里没有书。屋里发生抽象的争论他从不参加。别利亚耶夫关于英属苏丹和季诺维也夫关于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独白，他都像没听见似的。他在空闲时间爱把脚跷到床头栏杆上长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后跟搭着栏杆，靴底朝着将军们。（并不是有意挑衅。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还等着出门的黄昏，哪个明智的人能放弃稍躺一会儿的乐趣？而长筒靴脱起来很麻烦，里面用两副包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奥拉切夫斯基对于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头木脑地毫无反应。他沉默了一两个钟头以后突然会和房里发生的事情牛头不对马嘴地用悲剧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条获得自由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另一方面，凡是关于日常用品的属性，并于日常生活行为的正确性等实际问题的争论，他总是带着乌克兰人的倔劲参加进来，性急地证明毡靴所以会坏是因为在炉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处，穿着更舒服。由此说来，当然，他哪里算得了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当中只有他一人对建设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时间以外有兴趣地谈这件事。当他听说犯人们竟把完全装好的隔断墙板拆掉当柴烧的时候，他用粗笨的双手抱住粗笨的头好像疼痛似地摇晃起来。他不能理解土著们的野蛮行为。这也许是因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来说，从八层楼上掉下一块水泥板。所有人都惊呼："砸死人没有？"可是奥拉切夫斯基却向："你看见它是怎么摔碎的？裂缝沿着哪个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图纸浇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钢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业班长和工长们聚在办公室烤火，聊着劳改营里的闲话。奥拉切夫斯基进来，摘下一只手套，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一只不能动弹了但仍活着的有桔黄和黑色花纹的漂亮的蝴蝶："请看，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里冻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围在蝴蝶旁边。我们之中有幸活着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结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这只蝴蝶更有生气。 奥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奥威尔写的一样）--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学校教师。在教员休息室他向另一个教师指着《真理报》上部的什么东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个教师很快被打死了，奥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么，谁也没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见他笑，对党中央机关报发笑的事实本身就是大不敬行为！后来要奥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报告。他回答说，命令他要服从，可是他做的报告不会带劲。这下就越过了杠杠。 这两人中间是谁--是普拉夫金还是奥拉切夫斯基--更接近于知识分子？ 关于普罗霍罗夫现在也不能不说几句。他是个大块头的庄稼人，沉重的脚步，沉重的目光，脸上没有什么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虑清楚是不露笑脸的。这种人在群岛上称为"灰狼"。他心中毫无牺牲自我、为别人做好事的动机。但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给季诺维也夫端小锅，给别利亚耶夫拿面包的时候一点不带巴结奉承的神气、不带假惺惺的笑脸或者哪怕一句没用的话。他带东西的态度庄严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务归服务，但不是他们的使唤小子。他需要许多食物才能填饱自己劳动者的巨大身躯。他所以忍辱负重全是为了获得将军的菜汤和稀粥。他知道这里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话，也不"踮着脚尖"替人跑腿。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没到把心里想的讲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普罗霍罗夫是建造在石头地基上的。我国民间的许多东西都是靠这样的肩膀扛着。他对谁都不急着做笑脸，眼神是阴郁的，可是他也决不会扑上来咬你的脚后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条坐牢的，但对我国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纳罗一佛明斯克附近当过不少年村苏维埃主席。那儿也需要有随机应变的本领，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该在上级面前顶住就得顶住。他这样讲起自己当主席时的情况： "要当爱国者，事事都得走在前头。不用说，什么麻烦也是你头一个碰上。比方在村苏维埃做报告，尽管在乡下说话总是归到实事儿上，可说不定哪个大胡子冷丁给你出个题：不-断-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里娘儿们烫头发"。要是不回答，人家就会说：你这老母猪嘴怎么拱进了面包房。我对他们说，这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进城去看看娘儿们的弯弯头发，要不，去看看绵羊的也行。咱们跟麦克唐纳（英国首相）咬架的时候，我在报告里给政府提了个醒：我说，同志们，你们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头一多，他摸透了我国生活中全部装点门面的把戏，自己也参加去做。他把一个农庄主席叫来，对他说："你去培养个准备在农展会上得金质奖章的女挤奶员，日产量要六十公升的！"于是全农庄就全力以赴地去培养这么一个挤奶员了。往她的牛槽里猛例高蛋白饲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农庄都知道搞这么个农展会要花多少钱。可是上级硬要演这出戏，自己哄自己--这说明人家要的就是这个。 战火快烧到纳罗一佛明斯克的时候，普罗霍罗夫接到疏散村苏维埃的牲畜的任务。可是如果仔细琢磨琢磨，这项措施不是对付德国人的，而是对付庄稼人的：明摆着是要他们一无牲畜二无机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农民们不肯交出牲畜，动手打起来（他们预料集体农庄会散伙，牲畜就是他们的了）--差点没把普罗霍罗夫揍死。 战线移到了他们村庄的背后，整整僵持了一个冬天。普罗霍罗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当过炮兵，现在没有了牲口，无路可走，自己跑到苏军的炮兵阵上去扛炮弹，直到被人家轰走。一九四二年春苏维埃政权回到了他们区，普罗霍罗夫又当村苏维埃主席。现在他又有了官报私仇、变成一条比以前更凶的恶狗的全部力量。他本来可以至今一帆风顺。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这样的人。他的心颤动了。 他们属于重灾区，上级交给村苏维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对房子被烧的、最缺粮的户稍稍给些救济。普罗霍罗夫却可怜起老百姓来，发放的面包票超过了规定。结果捞上了一个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于麦克唐纳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饶恕了，而他对人们的恻隐之心则没有被饶恕。 在屋里，普罗霍罗夫也喜欢一连好几小时一言不发地躺着，也和奥拉切夫斯基一样把长筒靴搭在床头栏杆上，呆望着灰皮剥落的天花板。将军不在场时他才开口。我十分欣赏他的一些想法和说法： "什么线难划--直线还是曲线？划直线需要工具，曲线--一个醉鬼用脚丫子也能划出来。生活的线也是这样。" "钱--现在是双层的。"（一针见血！普罗霍罗夫是说到向集体农庄要粮食是一个价，向人们卖粮食又是另一个价时讲这个话的。但是他看得更宽，钱的"两层性"显示在许多方面，贯穿于整个生活。国家按第一层付给我们，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必须按第二层付出去，为了这个，我们非得自己从另外地方按第二层搞点钱才行，否则很快就会坐吃山空。） "人虽不是魔鬼，可照样不给你活路。"这是他另一个谚语。 这一类的话还很多，可惜我没有记下来。 我把这间屋子称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罗霍罗夫和奥拉切夫斯基两人归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当中畸形人占大多数，因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么？在我的头脑里，混乱的信仰、虚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虽然已经打破，撕碎，但它们的碎片仍然在那里漂浮。我的服刑期虽已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但我仍然没有理解命运的手指向我这个被甩进群岛的人指出了什么。红色普列斯纳监狱里那个"专用犯人"灌输的"千万不要陷进一般劳动！"的浮浅而有腐蚀性的思想仍然支配着我。转向"一般劳动"的内心演变过程是很艰难的。 一夜，一辆小汽车开进营门，看守员来到我们的房间，摇摇别利亚耶夫的肩头，叫他"收拾东西。"被突然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将军被带走了。他从布蒂尔卡还设法给我们传来一个条子："不要灰心I（显然指不要因他的离去而灰心。）只要我活着，一定给你们写信。"（他终于没有写。我们从侧面听到了他的消息。看来当局认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劳改营里有危险。他被转解到波奇马。在那里已经喝不到从家里用保温瓶送来的汤菜；口粮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过了半年，有消息说，他在波奇马十分潦倒，为了占几口便宜，担任了送菜汤的角色。不知道这是否确实。用劳改营里的俗话说，这叫"怎么贩进来，怎么卖出去"。） 这么一来，我第二天清早就顶替了将军的职务，当上了助理定额员，到头也没有学会油漆工的手艺。但是定额工作我也懒得钻研，只是随便加减乘除就是了。担任这项新工作期间，有时候我有到工地各处串串的机会，有时候能爬到我们正在盖的这座建筑的第八层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一样。从这里朝四面望去，整个莫斯科的市容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一个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罗比约夫山，当时还是空旷的。未来的列宁大街刚刚规划，还不存在。卡纳特奇科夫别墅（精神病院）的外貌还是古朴的原始状态。另一面是新处女修道院的圆顶，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庞大建筑。隔着许多车水马龙的街道，在正前方远远的地方，是笼罩在丁香色的薄雾中的克里姆林宫，在那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对我们的大赦令，只剩下签发了。 这个充满财富和荣华的世界正向我们这些在劫难逃的人们招手。它好像就在我们脚下，但我们永远够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样像一个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这个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羡慕和生翅飞向它的街道的愿望。束缚着我们的恶势力全是在这里缔造的。骄横傲慢的城市，它从未像战后时期这样充分地证实了这句谚语：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现在我时而利用一个前犯人难得的机会：到自己的劳改营去遛遛弯！我每次都很激动。把自己重新浸入过去的绝境，重温一次那种身份的人的感觉--这对于衡量生活的相对尺度是很有益的。原来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现在是"斯巴达克"商店。当时的大门就在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个无轨电车站旁边。三楼上那个窗口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劳改工段"。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车厢"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卓越的组织者"），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专家"，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即被驱逐出屋的大狗熊奥拉切夫斯基相比，库科斯马上就显出是一个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当他们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内行的时候，总是丑态百出。（库科斯说："我喜爱（！）的作品是--斯汤达的《时代的三色》。"尽管对于XdX的积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于赤膊上阵地和我进行有关任何高等数学问题的争论。他记住了五七句小学课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处运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关于英语发音问题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其实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饭馆里听到的。他还有一个记着各种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记，以便瞅机会亮出来炫耀。） 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能期望这些从未见过资本主义旧时代、决不可能被它的痈疽感染的人们具有共和国的纯洁性和我们苏维埃的原则性。他们当中许多人一出校门就当上了大官，拿高工资。战争期间祖国免除了他们上前线的义务，只要求他们发挥专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爱国者，尽管对于入党并不积极。有一点他们体会不到--他们体会不到对阶级指控的恐惧，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决定里出差错，有的场合还大喊大叫地为它们辩护。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工人群众面前不觉得自己矮半头，相反地对他们实行着全面的残忍而坚决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们尽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于八小时。下了班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员、"大都会"饭店、"萨沃依"饭店。在这方面，库科斯和泽-夫的情况惊人地一致。下面是库科斯讲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实话，一听就觉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当他回味起当年的赏心乐事，整个脸上发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们乘车去布拉格饭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么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绝对的无所谓。对于她说来顶要紧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饭店里面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楼顶。栏杆。芳香的夏天空气。人们已经入睡的遮住了灯火的阿尔巴特大街。身边坐着一个穿绸（他每次都强调这一个字）布拉吉的女人！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个通宵，现在只是喝喝香槟！绛红色的太阳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尖顶后头慢慢爬出来。光芒、玻璃。窗、屋顶。我们付了帐。打电话叫来我的专车，它已经停在门口。凉风吹进打开的车窗，使人清爽。别墅挨着一片松林！你们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么样子？拉下百叶窗睡上几小时。十点钟左右我们就醒了，阳光正透过百叶窗缝射进来。女人的衣裳杂乱无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实在迷人。在凉台上吃一顿清淡的（你懂得什么叫清淡的吗？）早餐，喝的是红酒。然后朋友们陆续来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车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么吃完早饭以后十一点左右就坐上车到机关去领导领导。" 我们两人会有能够互相理解的一天吗？ 他坐在我的床上，两手比比划划，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细节表达得更准确。回忆勾起的欲火烧得他摇头晃脑。我也在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晓。我们左方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整个大地在剧烈地颤动。绛红色的太阳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读到从天而降的传单："投降吧！你们已经多次尝过了德军进攻的毁灭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晓。成千上万颗炮弹呼啸着划破我们头上的天空--这是我军发动了对奥廖尔的攻势。……"清淡的早餐？"当然，我懂得。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里，八人合吃一罐美国肉罐头，还有--乌啦！为祖国！为斯大林！ 正文 第十章 政治犯的替身 在这个大鱼吃小鱼的阴森的世界里，在这个用一块夹生的口粮面包就能买到人的生命和良心的世界里，谁个能是、哪里能有历史上一切犯人中荣誉与光明的体现者--政治犯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原来的"政治犯"是如何被孤立、被扼杀、被灭绝的。 替代他们的是什么人？ 什么--替代？从那以后我国就不再有政治犯了。而且在我们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人。既然已经实现了普遍的公正，还能有什么政治犯？我们曾经在沙皇监狱里利用过对政治犯的优待，所以更明白这东西是搞不得的。干脆取消了政治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了！ 你问那些正在被抓的吗？哼，他们是反革命，革命的敌人。但过了若干年，"革命"这个字眼有点发蔫了。好吧，就改成"人民的敌人"吧，听起来更带劲。（如果根据对我国各股水流的综述，把按这一条文关进监狱的人数算一算，再加上比这多三倍的被流放、蒙嫌疑、受凌辱和遭迫害的家属的数字，我们这时就会吃惊地看到，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民变成了它自己的敌人，尽管也获得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秘密警察。） 听到过一个劳改营里的笑话。一个被判了刑的乡下女人好久都弄不明白为什么检察长和审判员在法庭上给她取了个"骑警"的外号。（原来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劳改营里蹲一蹲，看一看，就会承认这个笑话是真事。 裁缝放下手里的针，为了怕丢，把它别在墙上的报纸上，正好戳进了卡冈诺维奇的眼珠子。顾客发现了。五十八条，十年（恐怖行为罪）。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兹纳缅斯克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手为了暖脚，扯下一张介绍某个最高苏维埃候选人的布告垫在单薄的鞋子里。女清洁工（她负责照看这些布告）发现少了布告，在他鞋里找到了。反革命鼓动。十年。 乡村俱乐部主任带着看门老头去买斯大林同志的半身塑像。买了。半身塑像又大又重，需要放在架子上两人招才行。可是俱乐部主任认为这样干有失身份："你慢慢地拿回去吧。"说完就头里走了。看门老头摆弄了半天，没有好办法。挟着走--一只胳臂拢不过来；抱在胸前走--腰酸背痛，身子还得朝后仰。终于找到了办法：解下皮带，给斯大林同志做了一个环，套在脖子上。他扛在肩上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没有二话说。地地道道。第五十八一8条，恐怖行为，十年。 一个海员卖给英国人一个打火机--"喀秋莎"牌（小圆筒里装一根捻子加一块火石），作为纪念品，要了一英镑。损害祖国声誉，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X……"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妮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连一个又聋又哑的木匠也因为犯了反革命鼓动罪而判了刑！这个罪是怎么犯的？他在俱乐部里铺地板。大厅里的东西全腾空了，墙上既没有钉子也没有挂钩。他干活的时候把上衣和帽子搭在列宁半身塑像上。有人进来看见了。五十八条，十年。 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在伏尔加拉格里关着多少从图拉省、卡卢加省、斯摩棱斯克省抓来的不识字的乡下老汉啊！他们的罪名全是五十八一10，即反革命鼓动。要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都是画个十字顶数（据洛希林讲述）。 战后和我一起蹲劳改营的有一个魏特卢加人马克西莫夫。他从战争开始就在炮兵部队服役。冬天，政治指导员召集他们讨论《真理报》社论（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今冬痛击德寇，使它来春不能再起！》），马克西莫夫也立正发言。他说："对呀！就是要趁着狂风大雪，趁着他们没有毡靴的时候赶走这些畜牲，尽管我们自己碰巧也只穿着单鞋。不然到了春天他们的技术装备就更不好对付了……"指导员也拍了巴掌，好像没有问题。可是死灭尔施（除奸处）叫了去，"拧"上了八年--"吹捧德军技术装备"。五十八条。（马克西莫夫的文化程度是农村小学一年级。他的儿子，共青团员，从军队来劳改营探望，要求他爸爸："信里不要把你被捕的事告诉俺娘，就说你现在还在部队，是人家不放。"老婆按"信箱"号码给他写回信说："你的年龄早超过了，为什么总不放你？"押解队员看这个马克西莫夫总是胡子拉碴、垂头丧气，而且耳朵还有些聋，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写信告诉她，你在部队里提了干，所以人家不让走了。"马克西莫夫又聋又呆，在工地上有人气极了骂他："你把五十八条的脸都丢净了！"） 孩子们在集体农庄俱乐部里游戏打闹，脊背从墙上蹭下几张什么宣传画。两个年纪大些的依五十八条判了刑（依据一九三五年法令，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一切罪行均应负刑事责任！）。家长们也没有脱身，说是他们教唆的，指使的。 十六岁的楚瓦什族中学生用非本民族的俄文写错了壁报上的标语。五十八条，五年。 国营农场会计室挂着一张标语："生活得更好了，生活得更快乐了！"（斯大林）。不知谁用红铅笔在尾巴上加了一个字母"y"，意思变成"斯大林生活得更快乐了！"没有调查作案者，索性把会计室全体人员都捉了进去。 格谢尔?伯恩施坦和他的妻子别夏斯纳娅得到五十八一10，五年，是为了……在家里搞一次招魂会1（侦查员使劲地追问：还有谁和你们一起胡搞，快招出来！可是在劳改营里都传说格谢尔坐车是因为"算命"。--于是杂役们把面包和烟草拿来给他：给我也算个命吧！） 荒唐吗？古怪吗？不可理解吗？没有什么不可理解，这正是"作为说服手段的镇压"。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任中就会落网和灭亡。 为了给抓捕偶然的或预定的对象找理由，什么样的荒诞无稽的罪名没有罗织出来过！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格涅拉洛夫（斯摩棱斯克省）的罪名是："因仇恨苏维埃政权而酗酒"（他酗酒是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八年。 伊琳娜?图钦斯卡娅（索弗罗尼茨基"的儿子的未婚妻）走出教堂的时候被捕，罪名是在教堂里"祈祷让斯大林快点死"。（谁能听见她的祈祷？！）--恐怖行为！二十五年。 亚历山大?巴比奇的罪名是："一九一六年在土耳其陆军中服务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实际上他是土耳其前线上的俄国志愿兵）。因为附带还指控他于一九四一年有过将破冰船"萨德阔号"。交给德国人的意图（他是在这条船上被逮捕的），所以判决是；枪毙！（改判为十年，在劳改营中死去。） 谢尔盖?斯杰潘诺维奇?费多罗夫，炮兵工程师，罪名是"破坏性地扣压青年工程师的设计"（其实是那些共青团积极分子们没有闲空去完成自己的图纸。然而这个明目张胆的破坏者却时常从克列斯特监狱被拉到各军事工厂去当顾问）。 科学院通讯院土伊格纳托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在列宁格勒被捕，罪名是一九O八年在蔡司工厂工作时被德国情报机关收买，并且领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任务：在最近一次战争（即那一代情报机关所关心的战争）中不要从事间谍活动，而是要在下一次战争中才从事这种活动！因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忠实地为沙皇服务，后来又忠实地服务于苏维埃政权，建立起国内唯一的一家光学器械厂（"国立光学器械厂"），被选入科学院。后来果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被捕获、被清除、被枪毙了。 话又说回来，在大多数场合下并不是非要罗织这些异想天开的罪名不可。有一套非常简便的标准罪名汇编，侦查员只需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两项来，像在信封上贴邮票似地贴上去就是了： --破坏领袖威信； --对集体农庄持否定态度； --对公债持否定态度（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对它持肯定态度呢？）； --对斯大林宪法持否定态度； --对党的（当前）措施持否定态度； --同情托洛茨基； --同情美国； --如此等等。 粘贴这些价值不等的邮票是单调的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技能。侦查员只需要接连不断地有牺牲品送来不致浪费时间就行了。搜罗牺牲品是由行动特派员向各地区、各部队、运输部门、学校实行摊派。为了不使行动特派员费脑筋，正好用得上告密制度。 告密是狱外人与人之间进行斗争的超级武器、X射线：只要把看不见的一条细细的光束指向敌人，他必然倒下。这办法从不失灵。我不记得这类有关人的姓名，但我敢肯定，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在清场角逐中利用告密的事例：丈夫用这办法收拾失去他欢心的配偶，妻子收拾丈夫的情妇，或情妇收拾情夫的妻子，或情妇因未能拆散情夫的家庭而收拾她的情夫。 各种邮票中，侦查员最常用的是第10分条--反革命（现改为反苏）鼓动。如果后代子孙有朝一日读到斯大林时代的侦查和审判案卷，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些反苏鼓动者们竟是一些多么不知疲倦的心灵手巧的能人啊！他们搞反苏鼓动可以利用一根缝衣针和一顶破帽子，利用拖净的地板（见下）或者没洗的内衣，利用微笑或者不微笑、过分带表情或者不带表情的眼神，颅腔里的无声的思想，秘密日记里的词句，谈情说爱的短简，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他们在公路上和乡间土路上，在火灾现场上，在集市上，在厨房里，在家里喝茶，在被窝里耳语，都在进行鼓动。只有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顶得住这样的鼓动的冲击！ 群岛上喜欢说这样一句笑话：刑事法典的条文并不全是大众化的。有人想触犯有关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法律，可惜人家不让他挨边。有人打算毫不犹豫地盗窃公款，可是怎样也混不上出纳员的差事。要杀人至少要有办法弄到一把刀，要私藏武器首先要把它买到，要搞兽奸需要拥有家畜。甚至五十八条本身也并不是这么容易享受到的；如果你不在军中服役，你怎么能依照第1分条之乙去背叛祖国？如果你住在汉特曼西斯克你怎么能依照第4分条去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如果你做的是理发员的工作，如果你连一个你能让它爆炸的最不像样的医用高压锅也没有（一九四八年被捕的化学工程师丘达科夫，"颠覆行动"），你怎么能依照第7分条的规定去破坏国家的工业和交通？ 但五十八条的第10分条是很大众化的。上至年逾古稀的老太婆，下至十二岁的小学生都能享用。有家定的和打光棍的、有身孕的和黄花闺女、运动员和残废、醉汉和滴酒不久的、有眼睛的和瞎子、有私人小汽车的和求人施舍的，一概都能享用。不分冬天和夏天，无论工作日还是星期天，清晨还是夜晚，在班上还是在家里，在楼道里，在地铁车站上，在密林中，在剧场休息时以及在日蚀的时候，都可以同样便利地给自己挣来一个第10分条。 在大众化方面能和第10分条媲美的只有第12分条--"不检举"，换句话说就是"知情不报"。上面说过的那些人全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条，但更省事，连嘴也不用张，笔也不用拿。你一动也不动，分条会自己找上门来！而判的刑照样是十年监禁，附加五年"笼口"（剥夺权利）。 当然，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五十八条的第1分条"背叛祖国"也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到手。不仅全体被俘虏过的人员，不仅全体原沦陷区居民有权利得到它，连那些从受威胁地区疏散时拖拖拉拉的人也因此暴露出背叛祖国的意图（数学教授茹拉夫斯基撤离列宁格勒时申请给他三个飞机座位；妻子、小姨子和他本人。只给了两个，没有小姨子的。他就把妻子和小姨子送走了，自己留下来。对这个行动当局不能做出别的解释，只能认为是教授等着德国人来。五十八一1一甲，参照第十九条，十年）。 以下这些人和那个倒霉的裁缝、俱乐部看门的、聋哑人、海员或那个魏特卢加人相比，被判罪显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爱沙尼亚人恩谢尔德，从还是独立的爱沙尼亚来到列宁格勒。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俄文信。给谁的？谁写的？"我是一个正直人，不能说。"（信是维?切尔诺夫写给他的亲属的。）哦，畜生，你是正直的？好吧，到索洛维茨去吧！……他究竟是带过一封信！ --基里切夫斯基，两个儿子在前线当军官，他本人按战时劳力动员令被派到泥炭采掘场，在那里他对清汤寡水的伙食说了几句怪话（终究是说过怪话的1毕竟是张开过嘴的！），为此罪有应得地依据五十八一10被判了十年。（他在劳改营的温水坑里拣土豆皮的时候死了。在他肮脏的衣兜里放着儿子的照片，儿子胸前挂满勋章。）．--汉斯杰罗夫斯基，英语教员。坐在自己家里喝茶的时候讲了（终究是讲了！是真的！）伏尔加一带的大后方如何贫困和饥饿。他刚从那边回来。一个顶要好的女友把他们两夫妇都裹过去了：男的安上第10分条，女的安上第12分条，各判十年。（房子呢？我不知道。说不定归了女友？） 里亚比宁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后撤时公然宣称："以前应当少唱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侵犯我们之类的歌。"这样的坏蛋连枪毙都不解气，可是总共只判了他十年！ --列乌诺夫和特列久欣，两个共产党员，像被马蜂螫了脖子似地不得安生，操心起为什么违背党章多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事来了。（狗拿耗子……）各得十年。 --法依娜?叶菲莫夫娜?艾泼施坦震惊于托洛茨基的滔天罪行，在党员大会上提出问题。"为什么把他从苏联放出去了？"（好像党应当向她报告工作似的！也许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自己正在吃后悔药呢？）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她罪有应得地先后获得（并服完）三次刑期。（尽管没有一个侦查员能向她说明她的罪过究竟在哪里。） --女无产者格鲁莎的罪行更是骇人听闻。在玻璃厂工作的二十三当中，左邻右舍没人见过她家里挂过圣像。可是德国人眼看要到他们地区的时候，她挂出了圣像（其原因无非是这时不必害怕了，以前挂圣像是要倒霉的）。另外，侦查员从邻居的告密中特别注意到，她这时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德国人终于没有来。）再加上她还在房子旁边拣到一张有小画儿的德国传单，偷偷塞进五斗橱上的小花瓶。但是我们的人道主义法庭考虑到她的无产阶级出身，仅仅给格鲁莎判了八年劳改附加三年剥夺权利。在这时期内，她的丈夫死在前线上。女儿上中专，人事科老追问她："你母亲在什么地方？"结果小姑娘服毒自尽了。（格鲁莎每次谈到女儿的死就说不下去，每次都是哭着走开了。） 根纳季?索罗金，切利亚宾斯克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在大学生办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四六年）。这该给他多少呢？小意思，十年吧。 读叶赛宁该当何罪？我们总是健忘的。我看人家很快就会向我们宣告："没有过这样的事！叶赛宁一贯是受尊敬的人民诗人"。但叶赛宁确曾是反革命诗人，他的诗歌是查禁的作品。梁赞市国家安全机关对波塔波夫的指控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过最优秀和最天才的诗人是马雅可夫斯基，你怎么竟敢（在战前）赞赏叶赛宁？这是你反苏本质的流露！" 至于这个民航飞行员，"道格拉斯"副驾驶，那肯定是一个地道的反苏老手了。不单单在他家里搜出了叶赛宁全集；他不仅对别人说过，东普鲁士人在我们去以前生活得非常富裕和温饱，而且他还在飞行单位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跟爱伦堡进行了一场关于德国问题的公开辩论。（考虑到爱伦堡当时的观点，可以猜想出这个飞行员的意见是对德国人应当温和一些。）竟敢在公开讨论会上进行公开辩论！军事法庭，十年，附加五年"笼口"。 这种微不足道的事件当然在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找不到影子。而且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争论对手被抓了。他当时只是随口给了他一个足够符合党的观点的回答，事后就忘了。爱伦堡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自己"所以能幸免"是由于抽中了"彩票"。哎，这张彩票的号码可是先查好的。如果周围的友人们一个个地被抓，那就需要及时地停止和他们通电话。车辕杆掉了头，人也要跟着转向。爱伦堡把对德国人的仇恨燃烧到发昏的热度，以至斯大林都不得不出来稍加制止。到了行将就木之年，你感觉到自己昨日为确立谎言出了力，那么你就该以今日的勇敢牺牲而不是以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护才是。 利帕伊在本区创办了一个集体农庄，比上级命令的时间早了一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组成的集体农庄！对于这个怀有敌意的搞乱行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奥夫相尼科夫难道能不闻不问吗？我不需要你那个好的，我就是要你搞我那个坏的！他的集体农庄被宣布为富农农庄，二富农利帕依被遣送进沼泽地。 沙维林，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大声（！）说到了列宁遗嘱！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这人必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在侦查过程中还剩下的几颗牙齿，到科雷马后的头一年就掉光了。 请看有过多么吓人的五十八条罪犯！要知道还有更阴险的呢，还有带地下活动色彩的。例如，佩列茨?格尔岑贝格，里加市人。此人忽然迁居到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登记为波兰血统，而实际上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这是有意欺骗自己亲爱的国家，因而特别令人愤慨。他的如意算盘是我们会放他去波兰，然后他便能从那里溜到以色列。这可来不得，我的好人儿。你不想住在里加吗，就请去古拉格吧。蓄意叛国，十年。 还有一些善于隐瞒的！一九三七年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列宁格勒）的工人当中揭发出一些一九二九年听过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找到了会议记录后面附的一张出席人名单。）他们隐瞒了八年之久，混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现在全部抓起来枪毙了。 马克思说过："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它就是欲断自身的活的肢体。"他还很令人感动地说明，国家应该把……违反者看做一个有热血的人，保卫祖国的战士，社会的成员，神圣的家主，而最主要的是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公民。但是我们的法学家没有时间读马克思，特别是他这类欠考虑的文章。马克思如果愿意，还是读读我们的法令吧。 有人会大叫说上面开的清单荒诞不经，不近清理，根本不能相信，欧洲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欧洲自然是不会相信的。它自己不去蹲蹲就永远不会相信。他相信了我国纸张光泽的杂志，其他什么东西也装不进脑袋了。 我们自己呢？五十年以前也决不会相信。就是倒退一百年怕也未必相信。 在先前的俄国，政治犯和庸人是居民中对立的两极。再也找不到比这两者更加互相排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苏联才开始把庸人当做政治犯"划拉"进监狱。 由于这个原故，政治犯渐渐和庸人划了等号。 群岛上一半人是五十八条。而政治犯--一个没有……（如果有这么多真正的政治犯，那个政权恐怕自己早坐到一个什么席上去了！） 随便什么人，只要不能马上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普通刑事罪条文，便会被请进这五十八条。进入这一条的人成份之混杂、色彩之纷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例如，在大使馆外度第一夜时就被捕的一个跟苏联姑娘结婚的年轻美国人（摩利斯?格尔施曼）。或者前西伯利亚游击队员穆拉维约夫，他曾以对白军的残酷惩罚闻名（这是为他兄弟报仇），从一九三O年起就没有出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的大门（是从勒索黄金开始的），他在那里面丧失了健康、牙齿、理智、甚至姓名（变成了福克斯）。或者一个盗窃公物的苏军后勤军官。他因为害怕受刑事处分，逃到了奥地利的西方占领区，但是在那里-一你看好笑吧！--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这么一个浑浑噩噩的官僚想在那里也捞到一个高位，但是在一个人才竞争的社会怎么能办得到？他决定回国。在国内为盗窃公物和间谍嫌疑共得二十五年。他倒很乐意，觉得在这里可以呼吸到习惯的空气！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要想把什么人消灭掉，迅速而彻底地打发走，最简便的办法是把他列入五十八条。 放进这一类的，还有的不过是家属，特别是犯人的妻子（反属）。现在大家习惯地认为当反属被抓进去的都是党内大干部的夫人，其实这个惯例老早就形成了。贵族家庭成员、著名知识分子家属、神职人员家属全都是连窝端的。（甚至在五十年代仍是如此：历史学家赫?采夫因著作中犯了原则性错误，得了二十五年。但他的妻子也得给点才是。十年吧。但是把七十五岁的老妈妈和十六岁的女儿留下来干什么？就按不检举罪也给她们判点吧。于是四口人分别送进四座劳改营，剥夺互相通信的权利。） 越多的温驯、安静、不问政治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越多的在被捕前只知道过日子的人被投入冤狱和灭亡的旋涡，"五十八条"就变得越发平庸和怯懦，越发失去最后一点点政治含意，变成迷惘的人们组成的迷惘的畜群。 但是光说"五十八条"的组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营中寻到的格调。 这类人从革命初期就受到四面围困：管理制度和法学家的理论。 先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第十号命令来看看。我们知道了，没有可靠材料不能逮捕的只有工人和农民。如此说来对知识分子，比方说，单凭不顺眼就可以逮捕罗。再听听一九二四年司法工作者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克雷连科的讲话。我们又知道了："对于被判刑的阶级敌对分子……改造是无能为力的，是达不到目标的。"到了三十年代之初，人们将会再次提醒我们，缩短阶级异己分子的刑期是机会主义的行径。什么"狱中人人平等"，什么"自做出判决之时起阶级斗争就停止了"，什么"阶级敌人开始改过自新了"之类的提法都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把这些全归拢在一起，就等于说：抓你们可以平白无故，改造你们是达不到目标的，在劳改营里必须把你们放在屈辱的地位，接着继续用阶级斗争把你们搞个不亦乐乎。 在劳改营里还搞阶级斗争--这怎么理解？说真的，囚犯好像都该是平等的呀。不，别忙，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别禁监的权利，就是为了让这些刑事犯骑在他们脖子上！（这是那些以前蹲过沙皇监狱的人发明的，他们在那里懂得了如果政治犯实行联合，进行政治抗议，会有多大力量，对于管理当局会有多大危险。） 这时候马上跳出来一个伊达?阿维尔巴赫，是她向我们做了说明。"再教育的策略是建立在阶级区分的基础上的，""依靠和无产阶级最亲近的那些阶层。"（什么人最亲近？当然是"前工人"即窃贼罗，正好可以唆使这种人去迫害"五十八条"！）"如果不燃起政治激情，再教育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字不差的引文！）。" 所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窃贼们摆布，并不是偏远的劳改工地上懒惰的长官们的自作主张，这是高级的理论！ "在管理制度方面采取按阶级成份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阶级敌对分子施加不间断的行政压力。"--当你穿着破坎肩、垂头丧气地熬过你那没完没了的刑期的时候，莫非你能想象出原来有这么个东西吗？--不间断的行政F力N 在上面援引的这部出色的著作里，我们甚至能读到在劳改营里给"五十八条"们制造种种难以忍受的条件的各种手段的明细表。这里面不仅仅包括在探监、送牢饭、通信、申诉权、营内（！）走动权方面的种种限制，而且还有这样的办法：把阶级异己分子编成单独的作业班，把他们置于更困难的条件下。（我替他们解释一句：这意思是在丈量完成的工作量时欺骗他们！）他们完不成定额，就宣布是阶级敌人捣乱。（科雷马对整个作业班的屠杀就是这样来的！）。书内还有创造性的频频忠告：不可派富农和二富农（即被判劳改的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做梦都梦见农活）去从事农业劳动！还有：不经过预先考核，不能委以有高级专业水平的阶级敌对分子（即工程师）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劳改营里谁有那么高的专业水平能考核工程师？显然是由文教科的盗贼轻骑兵，类似红卫兵的人物）。这个忠告在运河工地上难以执行，因为闸门不会自己替自己做设计，河道不会自己给自己定线。在这种情况下，阿维尔巴赫只得退而求其次：专家进劳改营以后起码要先干六个月的一般劳动！（想要他的命，六个月也足够了！）据说只有不住在知识分子的享受特权的工棚里，"他才能体验到集体的压力"，"反革命分子才会看到群众是反对他们的，蔑视他们的"。 只要掌握好了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事都能倒过来说，十分便当。有人把"以前的……"和知识分子安置到杂役的岗位上吗？--他这就是"有意叫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去干最繁重的劳动"！如果在保管室工作的是一个以前的军官而服装不够分配，那不用说是他"有意识地扣压"。如果有人对高产标兵说了一句"别人赶不上你们！"，这表明他一定是阶级敌人！如果一个盗窃犯喝醉了，或者企图逃跑，或者偷了东西，人家便会对他做工作，说这不应该由他负责，这是阶级敌人把他灌醉了，或者教唆他逃跑，或教唆他偷窃。（知识分子教唆扒手偷东西！--这话是一九三六年一本正经地写在书里的！）而如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创造出良好的生产成绩"--这是他"为达到伪装的目的而去做的"！ 一圈都封死了！干活也罢，不干也罢，喜欢我们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反正要憎恨你，反正要通过盗窃犯的手消灭你！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普季岑（因触犯五十八条而坐过牢）感叹地说："真正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能力从事真正的劳动，正是无辜的人才肯把自己全部贡献出来，直到最后一口气。戏剧性就在这里：人民的敌人才真是人民的朋友。" 但是对于你的牺牲，人家并不领情。 "无辜的人"！这就是被大批赶进劳改营的政治犯代用品们主要的自我感觉。这也许是世界监狱史上的空前事件；成百万的囚犯都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全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有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服苦役的只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然而，这些并非由于信念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命运的随意拨弄而被驱赶进铁丝网里面的偶然聚在一起的人群，丝毫没有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清白无辜而变得坚强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意识突出了他们处境的荒谬性，反而使他们感到更沉重的压抑。他们更多地依恋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什么信念，所以绝对表现不出什么牺牲决心、团结一致和战斗精神。还在蹲监狱的时候，整整一监室的他们这类人竟可以任凭两三个拖鼻涕的小偷对他们劫掠蹂躏。到了劳改营里，这类人已经完全崩溃，他们随时准备着在派工员和盗窃犯的棍棒下、在作业班长的拳头下低头弯腰，他们尚有能力去做的只是学会劳改营的哲学（互不联系，各顾自己，互相欺骗）以及劳改营的语言。 E?奥利茨卡娅一九三八年进了一座普通劳改营，这个经历过索洛维茨和隔离所的女社会党人看到这里的"五十八条"，感到十分惊讶。在她的记忆里，政治犯们曾经是一切共享的，而现在每人只顾自己活，只顾自己吃，有的"政治犯"甚至拿衣物和口粮做买卖…… 政治囚奴--安娜?斯克里普科娃给他们（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称。她自己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听过这样一堂课：她向侦查员控诉卢宾卡的长官抓着她同监室女难友的头发在地上拖。侦查员大笑，他问："他也这样拖您吗？""没有，但是拖我的同伴！"这时侦查员改用严厉的口吻训诫她说："你抗议？这可太吓人了！丢开这一套俄国知识分子的无聊作风吧！这一套过时了！只操心你自己吧！否则没你的好下场。" 这也正好是盗贼们的原则：人家没有"划拉"你，你别自个儿往里钻！一九二五年的卢宾卡侦查员已经学会了盗贼的哲学！ "政治犯能偷窃吗？"--对这个有教养的人们感到古怪的问题，我们倒要惊讶地反问一句："为什么不能？" "他也能告密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地方？" 人们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内容天真地提出异议："你书里的政治犯怎么满口盗贼的黑话？"我回答说："如果群岛上不存在其他语言呢？难道政治囚权能有什么和刑事囚奴对立的自己的语言吗？" 当局昼夜地对他们的耳朵喊；你们是刑事犯，是罪恶滔天的刑事犯；在我们国家里，不是刑事犯不会蹲监狱！ 他们打断了"五十八条"的脊梁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政治犯了。他们把这些人倒进群岛的猪食槽，驱赶他们去工地送命，同时向他们大声灌输着劳改营的谎言--人和人是敌人！ 有一条谚语说：饿极了就会出声。但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是不出声的。饿也饿不出声。 但是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丧失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上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木脑壳"叶戈罗夫，前团政委）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但是我们的"五十八条"经常是和盗窃犯及生活犯搀混起来的，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以免他们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睛，以免他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是什么人。那些能够成为狱中和营中的首领，具有清晰的头脑、热烈的喉舌、坚定的心的这种人早已根据"案卷"上的特别标记单独挑出去，用布团塞住了嘴，关进了专门隔离所，在地下室里枪毙。 然而根据道家学说早已发现的一个生活中的重要特点，我们应当料想，政治犯消失之日正是政治犯出现之时。 我现在敢大胆地说，在苏维埃时期真正的政治犯不仅有过，而且： 1．比沙皇时期更多，并且 2．他们比先前的革命者表现出更大的坚忍不拔和勇敢的精神。 这与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但是，非也。政治犯在沙皇俄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受到公众的密切注视--在社会和报刊上立即可以引起反响。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部，第十二章），社会党人在苏维埃俄国的境遇要困难得不可比拟。 现在能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进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粗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按他们信仰是根本无需做的！）他们走进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道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做囚奴！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道家说：大道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弄、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出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处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流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道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做得这样干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水面来。 高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子）。监狱--流放地--劳改营，监狱--流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管理处。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管理处，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入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干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眼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流们走过的道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感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身穿僧袍，胸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干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流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口挂的牌子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皮外套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入他一概散发给穷人。 收拾这个人的办法是颇值得一提的。第二次流放（一九三O年，阿尔汉格尔斯克）不是根据第五十八条，而是为"唆使谋杀罪"（纯属无稽之谈。说他对自杀身死的生理学者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妻子和母亲施加过什么影响。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精神已经失常的状态下曾给尸体注射过防腐溶液，这件事被各报大吹大擂为"苏维埃科学的重大成就"以及人工"复活"之类）。这样的行政手段迫使我们更不能从形式上判断谁是真正的政治犯。如果不是和管理当局正面斗争，也应是在道德和生活上与它对立--这才是主要的标志。至于身上贴着什么"条文"，纯粹是扯淡。（许多被消灭的富农的儿子得到的是盗窃罪的条文，而他们在劳改营里却显示出真正的政治犯的本色！）、沃伊诺-亚谢涅茨基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期间发明了治疗化脓伤口的新方法。列宁格勒把他叫了去，基洛夫亲自劝他解除神职，只要他这样做马上就可以给他一个研究所。但是顽固不化的主教甚至不同意出版他的著作时不在括号里印出他的神职。因此研究所和出书的事只得作罢。他于一九三三年服完流放期，回到塔什干，在那里又获得了第三次流放，这次是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战争爆发后，他在西伯利亚各医院工作，使用了他的治疗化脓伤口的方法。为这件事决定发给他斯大林奖金。他坚持要穿着全套的主教法衣才同意领取。（今天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起他的生平，回答是："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文献。"） 工程师们怎么样？其中有多少人因为不肯在愚蠢卑鄙的暗害活动供状上签名而被放逐和枪杀？在这些人当中，彼得?阿基莫维奇（约阿基莫维奇）?帕尔钦斯基（一八七五--一九二九）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这是一位兴趣惊人广博的工程师和学者。矿业学院（一九OO年）毕业生。杰出的矿业专家。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可以看到他研究过以下各方面的问题并留有著述：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工业品价格的波动，煤炭输出，欧洲港口设备及运营，港口管理的经济问题，德国的安全技术，德英矿业的集中化，矿山经济学，苏联建材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的一般问题，此外就是关于矿业本身的著作，单个区域和单个矿床的描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帕尔钦斯基如果搞自己工程师的本行，本来也可以像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如果单搞医学一样，不会遇到灾祸。但也正如那人之不能不传布他的信仰，这人也不能不参与政治。还在矿业学院上学的时候，帕尔钦斯基就以"运动首领"的身份上了宪兵队的黑名单。一九OO年曾主持学生集会。当了工程师以后，引人注目地参与了一九O五年伊尔库茨克革命骚动，并因"伊尔库茨克共和国"一案被判处苦役。他越狱赴欧。因原已同情无政府主义，在国外与克鲁泡特金交往甚密。他在流亡期间进修数门工程专业，从事欧洲技术和经济的研究，但同时也没有放弃"旨在民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通俗出版物的计划。一九一三年获释。返俄时写信告诉克鲁泡特金："鉴于我为自己确定的在俄国活动的纲领……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我将参加一般地发展国家生产力和开展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自发活动的工作。"在他首次周游俄国各中心城市期间，竞选矿山实业界代表大会理事会事务长的建议、"顿巴顿显耀的经理职位"、银行顾问、矿业学院教授、矿业厅厅长等职务的聘书像雪片似地飞来。具有如此巨大精力和广博知识的工作者在俄国是少有的。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前面（第一部第十章）已经说过。大战时期成为工商部次长。在懦弱无能的临时政府里，帕尔钦斯基显然是最有魄力的成员：在科尔尼洛夫事件期间他就任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爆发的那几天他是冬宫防守司令。他随即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诚然，四个月以后就放出来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未提出任何罪名，就将他拘捕。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被列入一百二十二名重要人质的名单（"如果……再有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遇害，下列人质将一律处决。"彼得格勒肃委。主席博基，秘书约谢列维奇）。然而他却未被枪毙，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底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摩尔的很不得体的干预（此人对于我们囚禁这样的人物感到很吃惊），获得了释放。一九二O年后在矿业学院任教授，常去德米特罗夫拜会克鲁泡特金。不久后克氏去世，他组织了一个为克氏建碑（未能如愿）的委员会。不知是否为这件事，他随即被关进监狱。在档案里保存着一份颇为希罕的文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致莫斯科革命军事法庭的公函； 兹因国家计委常任顾问帕尔钦斯基工程师 需于本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作为报告人在本委南方局 就恢复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南方冶金工业问题发表 讲话，为此国家计委主席团请求革命法庭于该回三时前 放出帕尔钦斯基同志，俾其能以完成交付给他的任务。 国家计委主席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请求（而且是越出权限的）。而且只是因为南方冶金工业"当前具有特别重大意义……"，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否则的话，爱怎么办都行。过后愿意再抓回牢里也请便！ 事实不然，后来还让帕尔钦斯基为恢复苏联的采矿事业很忙乎了一阵子。只是到了一九二九年，让他在监狱里表现过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之后，才不经审判地把他枪决了。 必须是对本国完全无动于衷的人，必须是一个异邦人才能够枪杀民族的骄傲--它的学识、精力和才能的精华！ 十二年以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不是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难道瓦维洛夫不是一个（被痛苦的必要性逼成的）真正的政治犯？在为期十一个月的侦查期内他经受过四百次审讯。而在法庭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仍没有承认对他的指控； 还有一个并不享有任何世界盛名的人物--水利学家罗季奥诺夫教授。（维持科夫斯基介绍了他的事迹。）被监禁以后，他拒绝从事专业工作，尽管这是一条最轻松的道路。于是被分配去缝皮靴。难道这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吗？他是一个天性平和的水利学家，并没有进行斗争的思想准备，但是既然他能在狱吏面前坚守自己的信念，难道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犯？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党证？ 像一颗星星突然变得明亮几百倍然后猝然熄灭一样，一个本不想成为政治犯的人也可能在狱中发出短暂的强烈闪光并因此而毁灭。这类事迹我们一般无法知道。有时候某个见证人会说出来。有时候会见到一张褪色的纸片，根据它仅仅可以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波奇塔尔，一八八七年生，非党员，医生。战争一开始就在黑海舰队空军基地工作。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军事法庭第一次的判决是五年劳改。似乎很平安。但这又是怎么回事？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判决；枪毙。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执行。在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之间的这不祥的五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像星星一样爆发了？或者仅仅是因为审判员忽然发觉判轻了？他前一案的问题现在平了反。这说明，如果没有后一案就不会……？ 而托洛茨基分子呢？纯血统的政治犯！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荣耀。 （人们在向我叫喊！台上在向我摇铃：站回原位去！说唯一的政治犯！说那些在劳改营里仍坚持神圣的信念的铁铮铮的共产党员！……好吧，下一章我专门谈谈他们。） 历史学家们有朝一日会研究我国青年政治犯的小溪是从什么时候流起的。我觉得是从一九四三--四四年开始的（我指的不是社会党和托洛茨基派的青年）。这些差不多还是中学生的人（请回忆一九四四年的"民主"）忽然想寻求一个不同于向他们硬性灌输和偷偷塞到他们脚下的那个立场的立场。那么，还能把他们称为什么人呢？ 只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没法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 如果二十二岁的阿尔卡季?别林科夫为他的当然是没有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觉的草稿》进了牢狱，后来在劳改营里继续写作（但在死亡的边缘把文稿托付给了眼线凯尔迈耶尔，结果获得了新的刑期），--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能拒绝给予政治犯的称号吗？ 一九五O年列宁格勒机械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建立了一个有纲领和章程的党。许多当事人遭枪杀。这件事是阿伦?列文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得到了二十五年。路旁的一根小木柱，如此而已。 我国当代的政治犯必须具有大大超过先前的革命党人的坚毅和勇敢，这一点用不着论证。先前为了较大的行动只会被判处轻微的刑罚。革命党人也并不须非那么勇敢不可：事情败露，他们只有自身（而不是全家！）受祸的危险，甚至并不是掉脑袋，而是不长的刑期。 革命前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游戏！跟放鸽子一样。连三个月也判不了。但是弗拉季米尔?格尔舒尼团体中的五少年书写"我国政府名誉扫地了！"的传单却需要下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团体中的五少年行刺沙皇那么大的决心。 它是怎样自己燃烧起来的，它是怎样在人们内心觉醒的？在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克市的一座唯一的男中里，五个男孩子（共青团小组长米沙?巴克斯特；托利亚?塔兰京，也是共青团积极分子；维尔维尔?列赫特曼；尼古拉?科涅夫和尤里?安尼卡诺夫）从九年级起就脱离了无忧无虑的精神状态。他们既不为姑娘们苦恼，也不在时髦的舞蹈上花脑筋。他们环视着城内的野蛮和酗酒，刻苦地钻研和经常翻阅自己的历史教科书，试图进行联系和对比。升入十年级以后，他们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一九五O年）以前用印刷体字母写出他们第一份幼稚的传单： "工人，你办我们今天过的难道就是我们的祖父、父亲、兄长为之奋斗牺牲的那种生活吗？我们做工，可是只得到可怜的几个小钱，就这点他们还在压低……精读读这些并想想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自己也只是在想，因此没有提出任何号召。（他们计划散发一套这样的传单，自己动手制造一部胶印机。） 张贴的方法是：五人一起夜间上街，一人把四团湿面包粘在墙上，另一人贴上传单。 早春，他们班里来了一个像是新教师的人，要大家……用印刷字体填写登记表声校长恳求不要在学年结束以前逮捕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关进去接受侦讯的时候，最遗憾的仍是未能参加自己的毕业晚会。"谁领导你们的？快招！"（国家安全人员不能相信这些孩子们单纯是受良心的驱使。这种事哪能相信？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吗？干嘛要去思索呢？）禁闭室、夜审、罚站。省法院的不公开开庭、（审判员--普希金，此人不久后即因受贿而被判刑。）可怜巴巴的辩护律师、不知所措的陪审员、威风凛凛的检察长特鲁特涅夫（！）全体都判了十年或几年徒刑。把这些十七岁的少年们都送进了特种劳改营。 不错，老谚语没有瞎说："勇士要在监牢里找，蠢人要在政治指导员里找！" 我是为无声的俄国写作，所以不多谈托洛茨基分子：他们都是能写的人，凡侥幸活下来的必定准备好了详细的回忆录。他们会比我更完整更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富于戏剧性的史诗。 但是为了照顾全面，在这里也略谈几句。 他们在二十年代末期曾利用早先革命党人的全部经验进行过系统的地下斗争，不过站在他们对面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不像沙皇暗探局那样呆头呆脑。我不知道他们对于斯大林为他们安排的一概消灭的下场是早有准备还是仍以为事情会以几句玩笑与和解而结束。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些勇敢的人。（不过我担心一旦他们掌权，给我们带来的疯狂行为不见得会比斯大林的好。）我们要指出的一点是，直到三十年代，当末日已经临近时，他们仍认为和社会党人发生任何接触都是背叛和耻辱。因此他们在隔离所里自己抱成一团，连替社会党人转递狱中信件都不肯干（要知道，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呢）。斯米尔诺夫的妻子（在丈夫已被处决后）总是避免和社会党人交往，说是"免得被看守员发现"（也可以说是免得被共产党员的眼睛看见）！ 有这样印象（但我不坚持），他们在劳改营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里有过多的瞎忙成份，因而总带着悲喜剧的色彩。他们在由莫斯科去科雷马的闷罐车里约定着"秘密联系办法、暗语"之类。可是到达目的地后他们都被分别塞进了不同的劳改点和不同的作业班。 比方说一个老老实实地挣得了生产口粮的"反革命托派作业班"突然被改为吃惩戒口粮。怎么办？"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共产党支部"进行讨论。罢工？但这正好是上挑动者的钩。他们想挑动我们闹事，而我们--我们偏偏要骄傲地去上工，没有口粮也要去上工。我们可以去上工，可是劳动要像吃惩戒粮的样子。（这是在三七年，在作业班里不仅仅有"纯粹的"托洛茨基派，还有被划为托派的"纯粹的"正统派，他们都向中央斯大林同志、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叶若夫同志、向中执委加里宁同志、向总检察署呈递了申诉书。他们极不希望现在和劳改营首长们闹翻，因为将来随身携带的鉴定书还要靠他们写。） 在乌京内金矿，他们准备纪念十月革命节二十周年。捡来一些黑布条子，或者用木炭把白布条染黑。他们打算在十一月七日清晨在所有帐篷顶上挂起志哀的黑旗，要在列队出工时唱《国际歌》，同时大家手牵手不让押解队士兵闯进队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唱完，然后坚决不走出营区去上工。他们还要高喊"打倒法西斯！""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等口号。 在这个计划里混合着某种歇斯底里的热情和达到可笑程度的华而不实的作风…… 不过有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人告了他们的密。在前一天即十一月六日他们全体被带到了"尤比列内"金矿，节日的几天内把他们隔离在那里。他们在封闭的（不用出工的）帐篷里唱《国际歌》，而"尤比列内"矿上的苦力们这时却得去上工。（唱歌的人们内部也发生分裂：这里有被错划为托派的共产党员，他们走到一边，不唱《国际歌》，以沉默表示自己忠于正统。） "既然他们把我们放在铁窗里关着，这说明我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亚历山大?博亚尔奇科夫自我安慰说。这无非是自欺欺人。他们什么人不关？…… 托洛茨基分子的劳改营斗争的最大成就是在沃尔库塔铁路沿线各劳改营中举行的一次绝食罢工。（在这以前还在科雷马的什么地方搞过一次好像是为期一百天的绝食：他们要求以自由移居代替劳改营。他们赢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停止了绝食。后来把他们分散到不同劳改营，逐步地把他们全消灭了。）关于沃尔库塔的绝食，我得到的材料是互相矛盾的。大致情况是这样： 它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持续了一百三十二天（对他们实行了人工灌食，但他们没有停止绝食）。有几个人因饥饿致死。他们的要求是： --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离； --八小时工作日； --恢复政治犯口粮，（即比其他犯人增多的口粮，这一条绝对只是为自己要求的。）伙食不受生产量的影响； --取消特别庭，宣布其判决无效。 用软管给他们灌食，后来又在各劳改营散布流言，说砂糖和黄油没有了，全是"因为喂养了托派"。可谓无愧于蓝箍帽的手段！一九三七年三月莫斯科来电：绝食者提出的要求可全部接受！绝食结束。可是孤立无援的劳改犯怎么能争得诺言的履行？结果他们上当了，一条也没有执行。（西方人既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事情是可以这样办的。但这就是整个的我国历史。）反过来，绝食的全体参加者一个个被叫到契卡行动科，向他们宣布了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克里姆林宫里的大鸣鹤这时候已经在考虑对他们的大镇压。 稍晚一些，在沃尔库塔八号矿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绝食（也许是前面的绝食的一部分）。这次参加了一百七十人，其中知道姓名的有；绝食带头人米哈伊尔?沙比罗，原哈尔科夫国营电器厂工人；德米特里?库里涅夫斯基，以前在共青团基辅省委工作；伊万诺夫，前波罗的海舰队护卫舰中队长；奥尔洛夫一卡海涅茨基；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波列沃依一根金；B?B?维拉普，梯比里斯《东方曙光》报编辑；索克拉特?格维尔江，亚美尼亚党中央书记；格里戈里?佐洛特尼科夫，历史学教授；教授之妻。 曾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一起蹲过上乌拉尔斯克隔离所的六十个人形成了绝食的核心。出了一件绝食者高兴而首长们不高兴的很大的意外--一个外号叫"莫斯科"的贼头带着二十名刑事犯参加了绝食。（这位莫斯科曾以一次夜间恶作剧而闻名全营：偷偷钻进营长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拉了一泡屎。如果干这事的是你我之辈，难得枪毙，可人家却仅仅受到责备：准是阶级敌人教唆你来的吧？）只有这二十名盗窃犯真的让长官们犯愁，而对于社会异己的"绝食积极分子"，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契卡行动科长乌兹科夫挖苦地说： "你们以为欧洲会知道你们的绝食吗？我们才不在乎什么欧洲呢！" 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对社会亲近分子既不能动手打也不能让他们死掉。不过绝食进行到一半以后，当局摸准了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把他们分化出去了。贼头"莫斯科"通过劳改营的广播网解释说，他是受了托派的勾引。 剩余的人此后的命运便是--枪决。他们以自己的绝食自己呈递了处决的请求书和名单。 不，真正的政治犯是有过的，是很多的，是很有牺牲精神的。 但他们对抗的效果却为什么如此微小？为什么他们连微小的泡沫也没有留在水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后面再谈吧。 正文 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是炉火也够热的吧？P?M?格尔是这样解释的；"当逮捕只波及我不认识或不大知道的人们的时候，我和我的熟人们对于这些逮捕是否有根据（！）没有发生过怀疑。但是我的亲近者和我自己被捕了，在监禁中我遇到了几十个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于是我……"总之，抓"社会上"的人，他们心安理得。抓到他们"共同体里"的人，他们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了。斯大林打破了原先似乎十分牢固的禁区。他们以前过得这么快乐，全靠了有这么个禁区。当然你会大吃一惊的，当然你会莫名其妙的！人们在监房里心情激动地发问："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政变？见谁夺了本市的权？"当他们知道了命运确已不可挽回，还久久地哀叹和呻吟；"要是伊里奇活着，决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什么事？难道不是先前对别人做过的事？见本书第一部第八--九章。）可是人家毕竟是管过国家大事的！知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高深的理论家！他们是怎样经受这个考验的？对于这个没有尝过滋味的、报纸上没有阐明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是突如其来地砸到头上的），他们是怎样消化和领会的？由于多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一条错道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惊人深刻的解释。一、这是外国特务机关十分狡猾的勾当；二、这是大规模的暗害活动！暗害分子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种说法是：内民员部里钻进了德国间谍！）；三、这是地方上内务人员搞的阴谋。三种情况都归结为：我们丧失了警惕性，该我们自己负责！斯大林全不知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逮捕。一旦知道了，会把坏人一网打尽，把我们放出去！！四、党内真的发生了可怕的背叛（但是为什么？？），国内敌人成堆。关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该关的，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反革命。在监室里要提防这些人，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说话。只有我自己是完全冤枉的。嗯，也许你也是！（梅哈诺申，原来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也赞成这个看法。换句话说，如果把他放出去，不知道他还要抓多少人呢!）五、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少数没有丧失自制力的理论家这样说。位普列汉诺夫世界经济学院的教授。这种解释倒是对的。他能这么迅速而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值得钦佩。但是他们没人能对规律性本身做出解释，只是从常用的乐器箱子里拣出一支笛子来吹吹；"历史发展的需要呀！"反正随便什么事都可以模模糊糊地这样说，并且你总是正确的。）持此说者，自然不怪罪斯大林--他仍是完美无暇的太阳。在这些妙不可言的解释的背景上，纳罗科夫（马尔琴科）的《虚量》一书中人物的想法在心理学上似乎是很讲得通的：这些抓捕全不过是一出戏，是对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考察。要你做什么你就该做什么，谁要是什么字都签，不怨恨--他将来定能大受提拔。如果忽然有个像白俄罗斯书刊检查员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雅什克维奇这样的老党员在监室的角落里用嘶哑的声音说：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的左右手，他是一条狗，他不死，就没有好事！其他人就会朝他扑去，拳打脚踢，并且赶紧报告自己的侦查员。想象不出一个"无不同政见者"的脑子里哪怕有一秒钟时间闪出过斯大林也是要死的念头。一九三七年降临到纯正的正统派的头上的时候，这些人正是处在如此生动活跃的思想水平上。他们对受审判有怎样的精神准备？显然就像是奥威尔的里的帕尔松一样："党难道能逮捕无罪的人吗？我要对法庭说：谢谢你们在还能挽救的时候挽救了我！"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什么出路？他们的革命理论给他们提示了哪些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和他们的解释同样地妙不可言。人抓得越多，上面发觉错误越快！所以要拼命多咬出一些姓名！多做异想天开的假供，尽量多牵连无辜的人！他们不能把全党都抓进来呀！（斯大林并不要抓全党，他只要抓头头和党内的老资格。）在俄国各党派当中，共产党员是搞自我诬陷的头一名这个"多咬出人名"的旋转木马的发明权理应属于他们。俄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说这个理论是鼠目寸光？说他们的思维能力太贫乏？我心里觉得--不对。这里的问题全在于他们的恐惧。理论不过是掩盖他们软弱性的方便伪装。他们一向自我标榜（其实早已没这个权利）为革命者，可是往自己骨子里看上一眼，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原来他们是一点儿压力也顶不住的。上述"理论"就免除了他们和侦查员对抗的必要性。如果他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也好：斯大林一定要搞这次清党，是因为想把党拉到比自己低的水平上（尽管是不过如此的一个党，他的天才也不足以使他站得比这个党更高）。他们当然更不记得不久以前他们还在帮助斯大林摧毁反对派，甚至摧毁他们自己。斯大林一贯提供给他的意志薄弱的牺牲品以冒险的机会，造反的机会。这种游戏颇使他感到满足。这只爱玩的老虎想出来一个主意--逮捕中央委员需经全体其他中委的同意！在装得像煞有介事的中央全会、中央会议的进程中，一份文件沿着各排座位传阅，它用无人称的句号指出：收到了针对某某中委的材料，建议各中委同意（或不同意！……）开除此人出中央。（有专人监视着文件在谁手里耽搁得太久。）于是乎全体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联共中央委员会就是以这种方式枪毙自己的。（斯大林老早就看透了并且考验过了他们的软弱性：党的上层人物一旦接受了高工资、内部供应、高干休养所，并视为应得之物，他们就陷进了圈套，他们就挺不直腰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的特别法庭是由谁组成的？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还有C?A?图罗夫斯基。）至于那件年代久远的事，他们更加忘记了（恐怕根本没有读到过），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吉洪大主教致人民委员会的信。态度强硬的大主教在吁请赦免和释放无辜者的时候写道："因此，从创世以来，所有杀害先知的罪，……都要这一时代的人偿还。"（路加福音11：50），"凡动刀的，一定在刀下丧命。"（马太福音26：52）这些话当时听起来似乎可笑，不可能。他们哪里想得到历史有时候也知道复仇，也会像寻求快感似地搞一场迟到的因果报应。但是它往往为这场报应选择一些奇特的形式和意想不到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镇压唐波夫省破产农民得胜归来时在火车站上没有遇到另一个玛鲁霞?斯皮里多诺娃"朝他脑门里打进一颗子弹，十六年以后，这件事由一个没有学成的格鲁吉亚神甫（指斯大林--译者注）完成了。如果沃洛申描述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克里米亚遭枪杀的妇女和儿童的诅咒未能撕裂库恩一的胸腔，这件事则由他的第三国际的同志们完成了。彼得斯、拉齐斯、别尔津、阿格拉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巴利茨基、阿尔图佐夫、丘德诺夫斯基、德边科、乌博列维奇、布勃诺夫、阿拉弗佐、阿尔克斯尼斯、阿伦什塔姆、黑克尔、吉季斯、叶戈罗夫、日洛布、科夫丘赫、科尔克、库佳科夫、普里马科夫、普特纳、尤?萨布林、费尔德曼、P?埃德曼；还有温什里希特、叶努基泽、涅夫斯基、纳哈姆凯斯、洛莫夫、卡克腾、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吉卡洛、戈洛杰德、什利希特尔、别洛博罗多夫、皮亚达科夫、季诺维也夫--他们全成了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屠夫的刀下鬼，而我们怕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考察清楚这些人在过去的十五至二十年当中亲手或通过签字作了哪些恶。斗争？他们没人做过斗争的尝试。假如说坐进了叶若夫的牢狱以后斗争很困难，那么在自己被捕的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开展斗争？难道当时还没有看出苗头？原来他们的祷告全是这一句词儿："但愿躲过这一关！"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如果是被杀，为什么坐以待毙？）列宁的忠实伴侣克鲁普斯卡娅为什么没有斗争？为什么她一次没有出来公开揭露，像罗斯托夫亚麻厂的那个老工人那样？莫非真地担心丢老命？一九O五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首届"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成员阿拉雷金和斯皮里多诺夫为什么要在对自己的无耻诬告上签名？当过那个"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舒宾更甚于此，他签字证明一九O五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是为什么？怎么能够这样唾弃自己的一生！这些"无不同政见者"现在每当回忆一九三七年，就知道哼哼唉唉地谈冤案，谈暴行。可是谁也不提他们实际有过但没人利用过的斗争的机会。这件事他们永远也做不出解释。而且利用上述论据进行争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被关进监狱的忠实信徒们的全部智慧足以破坏政治犯的老传统。他们回避政见不同的难友，对他们保密，谈到侦讯中的暴行时把声音放低，不让非党员听到，上帝保佑更别让社会革命党人听到。"不能给他们提供反党材料！"叶夫根尼娅?戈尔茨曼在喀山监狱里（一九三八）反对各监室间敲墙联络：她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同意做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事！送来报纸，戈尔茨曼总是坚持要同监室的女犯们仔细阅读，而不能随便看看。E?金兹布尔格回忆录中关于监狱的部分提供了"三七届学生"的隐秘材料。死硬派尤利亚?安年科娃要求全监室的人："不许拿看守员寻开心！他在这里代表苏维埃政权！"（真是这样吗？一切都颠倒了！让沙皇监狱里桀骜不驯的女革命者们通过神奇的水晶球看看这个场面吧！）女共青团员卡住?希罗科娃在搜身室里问金兹布尔格：你瞧那个德国女共产党员把金子藏在头发里。这可是我们苏联的监狱，我们该不该把这件事报告看守员？跟金兹布尔格一起乘七号车厢（这节车里差不多全是女共产党员）去科雷马的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妮给她的有声有色的回忆补充了两个惊人的细节。有钱的犯人交出钱，到站台上去买青葱，该着奥利茨卡妮在车厢里接这些葱。她依照社会革命党人的老传统、唯一的想法是平均分配给车厢里的四十个人。但马上有人制止她："谁出的钱分给谁！""我们不能养活叫花子！""我们自子都不够！"奥利茨卡娅简直发了傻：这些人是政治犯吗？……"三七年入学"的女共产党员们就是如此！第二个插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递解站的洗澡房里，女犯们被迫光着身子在一排看守员面前通过。没什么，她们找到了自我安慰。在解往以后各站的途中，她们已经在车厢里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无不同政见者"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处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登上了漫长的劳改历程。这些对逮捕、侦讯、总的形势从一开始就没有弄懂的人，由于顽固和忠诚（也许是由于走投无路）在整个这条道上都将认为自己是光明使者，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既已下定不去注意也不去理解的决心，对下面这件他们最害怕的事，他们更要努力不去注意了：劳改犯怎样看待他们？生活犯，"五十八条"（"被清算的富农"之中活下来的人现在正服完第一个十年）怎样看待他们？他们这些新来的"三七届学生"在衣着、举止、言谈方面都还是与众不同的。瞧这些神气活现的狭公事包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坐专用小汽车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实行配给制的时候从内部商店买东西的人也进来了！瞧这些在疗养所吃得肥肥胖胖在休养地乱搞女人的人也进来了！可是我们只为了一颗白菜一根玉米棒子就被人家按"八七"法令送进来劳改十年。他们咬牙切齿地对新来的人说："在外头你们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整整你们了，"（但这是办不到的，正统派们很快能得到优厚的安排。）E?金兹布尔格描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场面。监狱里的护士问她："您是站在穷人一边，是为农庄庄员们坐牢，这是真的吗？"这样的问题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也许是因为狱中的护士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才提出这个傻问题。而农庄庄员和普通劳改犯是有眼力的，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些人来，伤天害理的强迫"集体化"正是这些人完成的。"无不同政见者"的最高真理是什么？就是：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旧判断，也不愿汲取任何一个新判断。任凭生活劈头盖脑地抽打他们，滚滚波涛似地淹没他们，甚至像车轮似地碾过他们，他们仍是无动于衷！他们不承认它，好像它并没动。脑子里的东西一点改不得，对生活经验干脆没有进行批判思考的能力--这倒成了他们的骄傲。监狱决不可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劳改营也影响不得！原来站在什么立脚点上，今后仍要站在什么立脚点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怎么能因为偶然进了监狱就变了？（即使存在改变着，存在显示出了新的方面，我们的意识岂能改变？绝不能！即使存在完蛋了，也不能决定我们的意识！须知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B?M?扎林说："我在劳改营里总是重复这句话：我不打算因为一些蠢人（指把他关进来的人）而和苏维埃政权争吵"他们必然的结论是：我是错关的，因而我是好人。周围都是敌人，都是罪该坐牢的。他们的精力都花到什么上面了？一年发出六次、十二次申诉、声明和请求。他们在那里面写些什么？唠叨些什么？当然是赌咒发誓忠于伟大的和天才的（没这个，人家不放你）。当然是声明和神枪决的同案人划清界线。当然是祈求宽恕，祈求允许他们回到上面去。他们第二天就会满心欢喜地接受党的任何委托--哪怕是管理这个劳改营也行！（这些申诉为什么大批被打回来？那是因为没有送到斯大林手里呀！他是大慈大悲的！他会理解我们！他会宽恕我们！）"政治犯"向当局请求宽恕，真是好样的！……再看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录里透露的他们这些人的意识水平吧："法庭？能要求它做什么？是有人命令它这样做的……"噢，怎样的分析力量！怎样的安琪儿般的布尔什维克的驯服：窃贼们向戈尔巴托夫："您是为了什么落到这儿来的？"（我顺便说一句：他们不会称"您"）戈尔巴托夫："是坏人诬告的。"多会分析！怎样的分析啊！将军的行为不像舒霍夫，而是效法费秋科夫：他跑去打扫办公室，巴望弄到一点面包皮。"擦桌子的时候能弄到面包屑、面包皮，偶尔还有小块面包。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好，解决去吧。可是他们却责备舒霍夫一心想喝粥，没有社会意识，似乎犯了滔天大罪。而戈尔巴托夫将军则一切皆可，因为他思考着……坏人的问题呢！（其实舒霍夫也不是容易上当的，他对国内大事的判断比将军更要勇敢）。再看一位戈利岑，县城医生的儿子，筑路工程师，在死囚监室里蹲过一百四十天（有了足够的思考时间！）。接下去是十五年，再接下去是终生流放。"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变。仍然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我靠的是对党的信任，相信坏事不是党和政府做的，而是某些人（全分析！）的坏主意。这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老是不去……），而其余的一切（！）都会留下来……我能坚持下来，还靠了一九三七--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指的是坐机关的）以及监狱和劳改营里为数众多的普通苏维埃人的帮助。不是所谓教父，而是真正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叫人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的捷尔任斯基式的内务干部，怎么瞅着某些人无法无天干瞪眼，也不管管？无法无天的事他们没有沾过一点儿进？在无法无天的环境里他们意安然无恙？奇迹……）还有一个鲍里斯?季亚科夫；斯大林之死使他悲痛欲绝（光他一个吗？正统派们个个如此）。他觉得获释的希望从此将成泡影了！但是人们向我大叫；"不诚实！不诚实！你应当找个真正的理论家争论争论！找个红色教授学院的人争论争论！"悉听尊便！你们当我没有争论过？在监狱、押解途中、递解站里我都做什么来着？在争论中起先我站在他们一边，拥护他们。但我觉得我方的论据不知怎的有点稀松。后来一段时间我不开口。光听。再往后我就站到他们的对立面去了，连马林科夫的老师扎哈罗夫（他颇以当过马林科夫的老师而自豪）也竟然纡尊降贵亲自和我对过话。这许多次的争论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好像只是一次争论。这许多引经据典的书呆子们好像溶成了一个人。他一次又一次在同一点上用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论据。这些人全包着穿不透的硬壳。穿不透的硬壳是他们主要的特征。能对付生铁脑瓜的穿甲弹还没有发明。跟他们争论，如果事先不当做游戏和逗乐，是要累死人的。我和我的朋友帕宁躺在"泽克车厢"的中层铺上，安排得舒舒服服，咸鲱鱼放进了衣兜，口不渴，大可睡上一觉。可是不知在哪一站上给我们包房里捅进来一个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的山羊胡子和眼镜就能看出来。他也不瞒着：前共产主义学院教授。我们坐起来，把腿从四方形缺口处放到下面。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是个穿不透的角色。我们坐牢已经很久，还要坐更久，难得快快活活地开个玩笑，应该滑下去运逗乐子！包房里相当宽敞，跟什么人换了个位置，就挤了过去。"您好。""你好""您在这儿不嫌挤？""不，还好。""蹲了很久了？""不短了。""剩下小半了？""差不多一半。""您瞧，农村多穷。草屋顶，房子歪歪斜斜。""沙皇制度的遗产。""苏维埃制度也三十年啦。""历史的一瞬。""农庄庄员在挨饿，太惨啦！""每家的烤炉您都看过？""您问问这个包房里的随便哪个庄员。""关进来的都心怀不满，不客观。""可是我亲眼见过一些农庄……""那是准不典型的。"（山羊胡子连去也没去过，这反倒简单：）"您问问老年人吧，沙皇时候他们能吃饱，穿暧，还有多少休息日！""我不要问。觉得什么都是过去的好，这是人类记忆的主观性特征。死了的母牛，准是能挤出双倍奶的（他偶尔也使用谚语呢！人至于休息日，不是我国人民的喜好，我国人民喜爱劳动。""可为什么好多城市里面包紧张？""什么时候？""一直到战争爆发都还……""不是事实！战前恰好一切都走上了轨道。""您听我说，当时伏尔加流域各城市买面包得排上千人的大队……""地方性的供应失调。更可能是您记错了。""可是现在也很缺呀！""无稽之谈。我们生产七、八十亿普特谷物。""谷物烂在地里。""相反，培育良种成就很大。""许多商店的货架是空的。""地方上办事不灵活。""价格也高。许多必需品工人买不起。""我国物价比任何国家更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工资太低。""工资也有科学依据。""这说明它的依据是要工人大部分时间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您不懂政治经济学。您是什么专业？""工程师。""我可是经济学家。不要争论了。剩余价值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可是为什么从前一个男人能养活全家，而现在却必须两三个人工作？""因为从前有失业现象，女人找不到工作。全家吃不饱。进一步说，妻子工作，对于取得平等地位也是很要紧的。""要这鬼平等有什么用？家务事由谁来做？""男人应该帮忙。""您怎么样，您给老伴帮忙吗？""我没有结婚。""以前夫妇两人只需要白天做事，现在晚上也要忙。女人没有时间做她主要的事--教育孩子。""时间完全够用。孩子主要在幼儿园、学校、共青团受教育。""那儿是怎么教育的？流氓、小偷越来越多。小姑娘都学会了放荡。""没有的事。我国青年有高度思想觉悟。""这是报上说的。我们的报纸说瞎话。""它们比资产阶级报纸诚实得多。读读资产阶级报纸就知道。""让我们读读。""完全不必要。""我们的报纸总归是扯谎。""它们公开地与无产阶级联系着。""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长。""相反，是下降。拿出数字来！"（在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本身就促成犯罪。法律又严苛又荒谬。""相反，很好的法律。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尤其是五十八条。""没有这一条我们年轻的国家就站不住脚。""它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从历史角度看还是很年轻的。""您往周围看看，有多少人坐牢！""他们罪有应得。""您呢？""我是被抓错的。问题弄清就会放出去。"（他们都给自己留这么一条摆脱困境的退路。）"抓错？你们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很好，不幸的是有时候偏离。""到处是盗窃、贪污、舞弊。""应当加强共产主义教育。"如此等等。他是心平气和的。他使用不要求动脑子的语言说话。跟他争论等于在沙漠上行走。俗话说这类人是：走遍了铁匠铺仍没有钉上掌。看到这些人的讣告里写着："在个人迷信时期悲剧般去世的……"真想改一个字："喜剧般去世的……"如果此人没遭逢现在这个命运，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发觉他原是这么一个枯燥、平庸的小角色，我们在报上见到他的大名可能肃然起敬。他可能出入于各人民委员部，或者竟有胆量在国外充当整个俄国的代表。和他争论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跟他玩-……不，不是玩一盘棋，而是玩一场"当同志"的游戏，倒是十分有趣。这种游戏真的有，玩起来很简单。只需随声附和几次，使用几句他们的套话。他准高兴。因为他惯于把周围的人看成敌人，倦于整天顶嘴，他很不爱谈见闻，因为这些见闻马上会反过来批驳他自己。他一旦把你当做自己人，就会按人之常情对你说心里话，例如，说他在火车站上看到人来人往，有说有笑，生活在前进，党在领导，人们的工作在调动，而我们几个却蹲在这儿。应当写才是，写复审申请，写赦免申请……或许他会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时候，他们决定"吃掉"一个同志，因为感到那人不像一个真正的我们的人。但是没处下手。从他的文章里挑不出毛病，历史也清白。在清理档案时，忽然有重大发现！见到了这个同志从前写的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无事者）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学院院长）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布）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五十八条"）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巴库政委的女儿）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发的受到惩罚）。犯人们责备他，要他明白我们干的是奴隶劳动。普斯托维尔回答说："奇怪的哲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才进行反对奴隶劳动的斗争。我们这些人虽然是奴隶，却是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不是为了私人。这些官僚们只是暂时（？）当权，一次人民运动他们就会摔下来，而人民的国家将会永存！"正统派的脑子里就是这样一片原始密林。活人跟他们谈不拢。"无不同政见"的人们只为自己保留着一个例外？使用他们这类人做一般劳动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很难留下一条命，以便将来对苏联人民进行富有成效的领导，同时也就很难在劳改营的岁月中进行思考。这意思就是聚成一团，轮着番儿地重复：斯大林同志说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贝利亚同志说得对，党说得对。因此他们在营首长的庇护下，再加上暗地里互相提携，全力以赴地往杂役队伍里钻。争取那些不要求专业（他们谁也没有专长）知识、清闲点、离劳改营真刀真枪的主要活茬远点的职位。一旦抓住这样的职位便死也不放：扎哈罗夫（马林科夫的老师）抓住了私人物品保管室；前面提到的扎博尔斯基（怕是谢列斯特本人吧？）--抓住了被服供应室；臭名昭著的托多尔斯基赖在卫生科；科诺科京当了医助（尽管他什么医助也不是）；谢列布里亚科娃当了护土（尽管她也不是什么护土）。阿尔丹一谢苗诺夫也当过杂役。季亚科夫是纯正分子中嗓门最高的一个，由他亲笔写出来的劳改营经历是颇值得惊奇的。他服刑五年，只去营区以外劳动过一次，足见神通之广大。这一次也仅仅是半天，半天中也只劳动了半小时，砍砍树枝而已。就这样，看守员还关照他说：你累坏了，歇歇吧。五年只劳动半小时！这可不是人人能办到的。一段时间他假装有血气，后来又说血气形成了瘘管。可是，老兄，总混不过五年吧！要捞到医务统计员、文教科图书管理员、私人物品保管员这一类的金饭碗，并在整个服刑期间都保得住，光送给谁点咸肉是不够的，恐怕连灵魂也得给"教父"捎上点吧。该付出多大价钱，请老劳改犯们掂量掂量。李亚科夫不是个简单的杂役，而是个富有战斗性的杂役：在他的小说受到公开嘲骂以前发表的第一稿里，还措词优美地论证为什么聪明人应当避免普通老百姓的恶劣命运。（什么"棋着"呀，"王车换位"呀，无非是要别人去替自己挨打击。）这个人现在准备充当劳改营生活的主要解释者的角色了。谢列布里亚科娃报道她自己的劳改营经历时爱用谨慎的省略号。据说有一些对她十分不利的见证人。不过我没有机会进行核查。但是不仅这几个作者，所有这类作者们的合唱团描写所有其他纯正分子，都没写出他们怎么劳动--他们或者在医院，或者当杂役，成天从事着蒙昧主义（稍加现代化）的对话。作家在这里并没有撒谎：他们实在缺乏描写这些死硬派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想象力。（如果你从来没有劳动过，怎么描写得出？）丁．对逃跑的态度。死硬派本人从来不逃跑：这可是反抗管理当局的行动啊！这是和内务部捣乱也就是颠覆苏维埃政权啊！此外，每一个正统派时刻都有两三份赦免请求书在上级机关里旅行。如果逃跑的话，上边就会把这解释为缺乏耐心，甚至解释为对上级机关的不信任。何况"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鸟的自由。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从国家手里领来的自由，合法的，有官印的，能恢复被捕前地位和特权的！没有这些，要自由有何用？他们自己不逃跑，更反对别人逃跑，谴责它纯粹是对内务部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破坏。既然逃跑如此有害，知道了就向行动特派员告发，必定是纯正的共产党员的公民义务喽？这不很合逻辑吗？他们当中也还有一些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的勇士呢。但是他们的教条把他们变成了政治囚奴……戊．对其他"五十八条"的态度。他们从不把自己和其他难友混淆起来，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原则。他们有时候暗地在自己内部，有时候完全公开地（这对他们毫无危险）把自己和这些肮脏的"五十八条"放在对立的地位，千方百计地和这些人分开，以保自己的纯洁。他们在外面领导的正是这么一些傻乎乎的群众，他们在那儿就没有允许过这些人说一句自由的话。到了这里，和这些人同住了一个监室，处到了平等的地位，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压制，反而成天使着性子朝这些人嚷叫："你们这些坏蛋全是活该！在外头你们全是假装进步！你们都是敌人，抓你们这些人，完全正确！全合乎规律！我们的事业正走向伟大胜利！"（只有我是抓错的！）他们把自己的狱中独白之不可阻挡（管理当局永远支持正统派，反革命分子岂敢还嘴，莫非想再添点刑期吗？）当真归功于他们的战无不胜的学说的力量！（不过劳改营里也曾有过另一样的力量对比。某个在翁日拉格劳改的检察长不得不假装了许多年的疯僧。他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劳改的是他的"教子"。）正统派带着露骨的轻蔑和念念不忘的阶级仇恨怒视着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五十八条"。季亚科夫说："我一想到我们今天竟和什么样的人坐到了一起就觉得可怕。"科诺科京不愿意给害病的弗拉索夫分子注射（尽管这是他医助的职责），却富有牺牲精神地给害病的押解从士兵献血。（他们循自由人医生巴里诺夫也一样。"我首先是契卡人员，然后才是医生。"这就是所谓医学！）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医院里需要有"忠诚的人们"（季亚科夫语），才能掌握给谁注射，不给谁注射。他们将这种仇恨变为行动（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阶级仇恨放在心里藏着？）。谢列斯特笔下的萨穆伊尔?根达尔，教授（大概是共产主义法学教授）看到高加索少数民族犯人不愿意出工，马上煽风点火：应怀疑是毛拉在发动怠工。己．对充当眼线的态度。条条道路通罗马，上述各点必然导向一个结论，即死硬派不与劳改营中最优秀最贴心的长官--行动特派员合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在目前处境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和党的最正确的方法。这同时也是很有利的；这是跟首长们拉关系的最好办法。给"教父"提供服务从不会白干。只有靠"教父"保护才能成年地留在营区杂役的舒服职位上。……在一本也是来自正统派"水流"的讲劳改营的书里，作者心爱的最最正面的共产党员克拉托夫在劳改营里奉行这样一套主张：1．适应一切，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去；2．让正经人去当眼线，比让坏蛋去干这事强。即使哪个正统派耍犟脾气，不愿意为"教父"服务，他最终也很难躲开那个门口。所有大声表明自己的信仰的忠实信徒，行动特派员必定会和颜悦色地叫他去，慈父般地问他："您是苏维埃人吗？"思想纯正者不能回答"不是"。这就等于说"是"。既然"是"，那么，同志，我们合作吧。没有什么能妨碍您。只是现在，当他们歪曲整个劳改营的历史的时候，羞于承认自己合作过。像丽莎?科季克那样因为丢失了告密信而当场露馅的事并不常有。但是现在也有说漏了嘴的，比方有的文章里说，行动特派员友好地替季亚科夫避开劳改营检查机关往外发信，就是不说发信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这样的友谊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想起来，行动特派员雅科夫列夫曾劝托多尔斯基不要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不解释一声：他为什么关心这个？但这只是暂时的。光荣的时刻已经近在眼前，时候一到便可振作起精神，大声承认："不错！我们当过眼线并且为此而自豪！"其实何苦写出整个的这一章？何苦写出对于思想纯正分子的这个长篇考察和分析？我们只需用斗大的字母写出下面这一排字就够了：亚诺什?卡迪尔。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又经历过冤枉的逮捕，又受到过刑讯，每人又蹲过若干年。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的价值。 正文 第十三章 再交出一层皮！ 已经砍过一次头，能不能再砍一次？能。从一个人身上已经剥过一层皮，能不能再剥一层？能！ 这全是在我国劳改营里发明的。这全是在群岛上想出来的！不要再说只有作业班才是对世界惩罚学的贡献了。劳改营内的再判刑难道不是贡献？从外边滚滚而来的各条水流到达群岛以后并不平缓下来，并不无边无涯地流淌开去，而是重新被抽进再侦讯的管道。 无情的暴虐统治也罢，专制政体也罢，最野蛮的国家也罢，只要它的已被捕者不能再被捕，已入狱者无处再入狱，已判刑者无人再传讯，都是值得祝福的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多这一切都是可以的。用斧背去砸一个被打翻、死定、绝望了的人是何其便利！"专打倒下的人！"--这就是我国狱吏们的道德观。我国行动特派员们的道德规则是--用尸体当垫脚石！ 劳改营内的侦讯和劳改营内的审判可以认为也是在索洛维茨群岛上诞生的。但是那里的办法简单：直接赶到钟楼下，"突，突"两下就解决问题。在五年计划和癌病灶扩散的时代，开始采取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办法代替子弹。 若是没有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刑期。怎么能达到把他们永远隐藏在群岛怀抱里并把所有预定消灭的人统统消灭掉的目的？ 刑期的再生，像蛇皮的生长一样，是群岛的生存形式。我国劳改营热闹了多少年，我国的流放地冰冷了多少年，这种黑色的威胁就在犯人的头顶上笼罩了多少年：第一次刑期还没有服完，又来了新的。在劳改营内再次判刑的事年年都有，但以一九三七--三八年和战争年代最为普通。（一九四八--四九年再次判刑的重点转移到了狱外：有些人本该在劳改营内再审判一次，可是当时疏忽了，放过了，现在只得把他们从外面再赶回劳改营。这些人就是叫做"二进宫"的。至于那些在本营内再次判的，连专有名称也没有得到。） 一九三八年实行再次判刑时，不搞再次逮捕，不搞营内侦讯，不经过营内法庭，只把全体作业班成员叫进登记分配科，在新判刑期的通知上签个字就行了。（如果你拒绝签字，也不过把你简单地关关禁闭而已，就像处罚你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了烟一样。而且还很近人情地向你解释："我们并没有说你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在通知书上签个字。"）--这还是一种善心吧，机器也是有善心的。科雷马结的是十年，沃尔库塔还要轻：有八年的，有五年的，由特别庭决定。反抗是徒劳无益的--在群岛的没有尽头的黑胡同里，八年和十八年，以十年开头和以十年收尾，难道有什么差别？你的身体今天没有被抓烂、撕碎，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了 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一九三八年营中判刑的流行病的病源是上面的指示。上面忽然觉得过去判得太轻，应当加足分量（有的就得枪毙），才能吓住没进来的。 但是战争期间营内办案的流行病又补加了来自下面的快乐的火花，带上了民间主动性的特征。上面大约有指示下来，战争时期，凡可能成为叛乱核心的最鲜明显眼的人物都应加以镇压和隔离。各地嗜血的儿郎们立即看出这条矿脉里大有宝藏，也就是自己不上前线的借口。看来不止一个劳改营里猜出了这个奥秘，并且作为一个有益、机智、救命的想法迅速传开了。劳改营里的契卡战士们也是在堵机关枪眼，只不过是用别人的身体罢了。 让历史家体会一下那些年代的气息吧：战线节节东移，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打到莫斯科城下，占领沃罗汉口，到达伏尔加河岸、高加索山麓。后方男人越来越少，每一个健康的男人身影都招来责难的目光。一切为了前线！为了阻挡希特勒，政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有膘肥体胖、皮白肉嫩、闲着没事的劳改营军官们（还有他们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兄弟）照旧留在后方的职位上。越是深入西伯利亚和极北地带越可以放心。但要清醒地懂得：安逸的生活是不牢靠的。上面一声吆喝："喂，把那些脸蛋红红的、手脚麻利的劳改干部们统统清出来！"一切都会完了。没有队列经验？可是思想觉悟高嘛！如果分配到民警、督战队还算幸运。弄不好，那就是编进军官营！投入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九四二年夏天，一些军官学校整个收摊，全体学员没有结业就被送上火线。警卫队里年轻力壮的押解员已经全抽光了---结果并没出什么事。劳改营并没有散架。这说明即使没有特派员，看来也不会散架（已经有这个风声了）。 免征待遇--就是生命！免征待遇--就是幸福！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免征待遇？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须证明自己的必要性，证明如果没有契卡的警惕性，劳改营就会爆炸（这是一锅沸腾的柏油！），那时我们光荣的前线便会崩溃。白胸脯的行动特派员们正是在这些冻土带和泰加林的劳改点里抵挡着第五纵队，抵挡着希特勒！这是他们对胜利的贡献！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着一次接一次的侦讯，揭露着一个又一个的阴谋。 在这以前只是不幸而疲惫的劳改犯们通过互相夺取日中食的方式进行着生存竞争。而现在大权在握的契卡行动员也无耻地参加进来了。"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但更好是用你这肮脏的畜牲的小命把我的死亡推得远远的！ 于是乎一个"叛乱集团"就在乌斯特一维姆炮制出来了：共十八人！当然是企图解除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他们的武器（半打旧步枪）！--下一步呢？下一步计划的规模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想把整个北方发动起来！向沃尔库塔进军！向莫斯科进军！与曼纳海姆会合！各地的电报和报告像雪片似地飞来：破获一起重大密谋！劳改营内情况不稳！行动干部亟需进一步加强！ 这是怎么啦！每一座劳改营里都发现密谋！密谋！密谋！规模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这些诡计多端的老弱病残！他们装作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他们瘦骨嶙峋的生了糙皮病的手却暗地里伸向机关枪！噢，谢谢你，契卡行动科！噢，祖国的救星-一"第三厅"！ 一帮狐群狗党坐在这样的一个"第三厅"（布里亚特蒙古治达劳改营）里；契卡行动科长索科洛夫、侦查员米罗年科、行动特派员卡拉什尼科夫、索西科夫、奥辛采夫。他们议论道：我们可落后了！人家那里全有密谋，我们却跟不上去！我们这里当然是有重大密谋的，但该是什么内容？当然是"解除警卫队武装"喽，没问题是"逃往国外"喽。因为毕竟是国界线近，希特勒远。京推开头呢？ 像一群肥壮的恶狗撕扯一只病瘦掉毛的家兔一样，这一群蓝衣狗向不幸的巴比奇猛扑过来。这个以前的北极探险者，以前的英雄，现在成了一个浑身溃疡的垂死者。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不是差点没把"萨得阔"号破冰船奉送给德国人吗？现在的密谋当然得由他牵线了！现在正该用他那患坏血病的垂死的身体来搭救他们那些喂肥了的身体了。 "即便你是个很坏的苏联公民，我们一样有办法强迫你执行我们的意志。你会跪下来求饶的！""你不记得？--我们会提醒你！""写不出来？--我们帮你写！""还要考虑？--关禁闭，口粮降到三百克一天！" 另一个行动人员说的是："很可惜。你以后当然会明白执行我们的要求是明智的。但是要等到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把你像根铅笔似地折断的时候就太晚了。（他这种形象的说法是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契卡行动学教科书里有某个不知名的诗人给他们编出来的一套现成的句子？） 现在由米罗年科侦讯：巴比奇刚被带进屋，一股美味可口的饭菜的香气就浸透了他的肺腑。米罗年科叫他靠近冒着热气的牛肉红菜汤和煎肉饼坐下。然后，好像没有看见红菜汤和肉饼似的，甚至好像也没有注意到巴比奇看见了这些东西似的，开始亲切和蔼地举出足以解除良心负担和证明为什么可以并应当提供假证的十大论据。他友好地提醒： "你第一次从外面抓进来的时候，曾经试图证明自己无罪--结果不是失败了吗？不是失败了吗？因为你的命运是在你被捕前就决定了的。现在也一样。现在也一样。好吧，好吧！吃饭，吃饭！趁热吃掉……如果你不犯傻--我们就可友好相处嘛。今后你就能有吃的，有用的……不然的话……" 巴比奇动摇了！生活的饥饿压倒了真理的饥渴。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诬陷了二十四个人，其中他认识的只有四个！在整个侦讯期间一直供给他好吃好喝，但不喂饱，以便一遍反抗就可以再用饥饿来治他。 读着他临终前写的自述，你不由得会发颤：一个勇敢的人竟会从怎样的高处跌落到怎样的低处！我们全都可能跌落…… 于是毫不知情的二十四人或被拉去枪毙，或被加上新刑。开庭前巴比奇被派到国营农场去当了清洁工，后来出庭作证，后来得到了一个新的十年，把原来的十年冲销。但是还没有服完第二次刑期就在营里死掉了。 而治达"第三厅"的那帮恶棍呢？……会有人去调查这帮恶棍吧？！总会有人的！当代的人们！后代的人们！…… 而你呢？……你原以为进了劳改营就可以把心里话全倒出来了吗？以为在这里至少可以发发牢骚：判得太重！伙食太坏！劳动太多！或者你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重复那个导致你被判刑的举动了吗？这些话你只要说出一句。你就毁了！你就注定要得到新的十年了。（诚然，自劳改营内新判的十年开始之日起，原来的十年便告结束，所以该着你服完的不是二十年，而不过是十三到十五年的样子……但反正是比你剩下的寿命长一些。） 你确信你一直是像鱼一样地沉默吗？结果还是照样把你抓起来了？这仍然没错！不管你怎么表现也不能不抓你。要知道抓人并不是因为你触犯了什么，而且因为要抓人，这仍是在外面实行的那个枪打出头鸟的原则。当"第三厅"的恶棍们准备打猎的时候，他们按花名册挑选劳改营里最显眼的人们。然后把名单口授给巴比奇…… 在劳改营里韬光养晦更加困难，因为这里一切都在别人眼皮底下。人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使自己等于零！绝对的零。一开始就等于零。 事后再给你加上个罪名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密谋风"一刮过去（德军开始退却），从一九四三年起，大量的"鼓动"案就蜂拥而至了。（教父们仍然不想上前线！）例如在布列波洛姆营里形成了一套现成的罪名？ --旨在反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敌对活动（怎么样敌对--由你自己去理解吧！）； --发表失败主义谰言； --以诽谤方式谈论苏联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说实话就是诽谤）。 --流露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愿望（！）； -一对苏联政府发怨言（这尤其可恶！你是什么东西，畜牲！还要发怨言？领到了"十卢布"（十年）。就该悄悄地呆着去！）； 一个七十高龄的前沙皇外交官被指控从事以下鼓动。 --说苏联工人阶级生活不好； --说高尔基是个不好的作家。绝不能说他们做得太过头了。骂高尔基从来是要判刑的，是他把自己摆到了这个地位。比方洛赫切姆拉格（乌斯特一维姆附近）的斯克沃尔佐夫捞到了十五年，罪名之一就是： --拿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某个资产阶级诗人相比较。 起诉书里就是这样写的，这对判刑已经够用了。从侦讯笔录上可以查明"某个"是指什么人。原来是--普希金！你看，为普希金也能获罪--这诚然是少见的例子！ 这么说来，那个真的在白铁车间说过"苏联就是一个大营区"的马尔京松只得了十年，真该谢天谢地了。 还有那些只得了十年而未被枪毙的拒绝上工者，他们也该感谢上帝。 这倒正合行动处的心意--将来可以再判新的刑期，这使得行动处今后的存在有了意义。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当再说什么密谋甚至什么失败主义情绪都不会有人相信了的时候，他们将根据日常生活条款加判刑期。一九四七年在多林卡农业劳改营里，每个星期天都在营区里举行公判。有在地里挖土豆时在篝火上烤吃土豆案；有从地里偷吃生胡萝卜和白萝卜案（过去贵族老爷的农奴如果受一次这样的审判，他们会说什么？！）；所有这类事情，按刚颁布的"六?四"法令，都给了各五年和八年的徒刑。有一个快服完了刑的前"富农"，他使唤一头营里的小公牛，不忍心看它挨饿。他拿了一个精萝卜喂--不是自己！--这头营里的牛，结果得了八年。当然，"社会亲近分子"是不会给牛吃东西的！老百姓的生命就是这样十年十年他被夺走了--该活的还活着，该死的就死了。 但这些再次判的徒刑的可怕之处还不在于年头数字的本身，不在于年头的凭空决定的异想天开的漫长，而在于这个二次刑期还需要你怎样去得到，还需要你怎样沿着积满冰雪的管道爬过去领取。 对于一个劳改犯说来，似乎逮捕算得了什么？对于一个曾从家里的热被窝里被逮捕过的人，从光板铺的不舒服的工棚里被捕本来算不了什么。而实际上可大大地不好受呢！工棚里生着炉子，工棚里发给全份口粮--但是看守员来了，半夜里拽拽你的脚丫子："收拾东西！"唉，真不想走啊！……人们，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劳改营内的侦查监狱。如果它不比劳改营本身更坏，能叫什么监狱，拿什么促成你认罪呢？这类监狱必需是寒冷的。如果不够寒冷--就只许你穿着内衣呆在监室里。有名的沃尔库塔的三十号（这是犯人们从契卡人员那里学来的叫法。契卡按这个监狱的电话号码称呼它）是在北极圈内用木板钉成的一座工棚，零下四十度，靠烧煤来取暖，一天只给一木盒，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沃尔库塔缺煤。还故意难为人--不发给引火柴，生火--只给铅笔杆那么大一块木片。（顺便说一句，逃亡者被抓回来是脱光了关在这个三十号里的。两个星期以后还活着的，发给一套夏季服装，不发棉坎肩。下没铺的，上没盖的。读者！请你这样睡一夜试试看，工棚里大约是零上五度）。 侦查期间的几个月，犯人们就这样蹲着。他们在这以前早已被多年的饥饿、奴隶劳动耗干了。现在要结果他们更不用费事。吃的吗？--按"第三厅"的规定：有的地方是三百五十克，有的地方是三百克，在三十号则是二百克黏如烂泥的面包，比火柴盒稍大。一天一次照见影的菜汤。 但是即使你什么字都签了，承认了，投降了，同意了在可爱的群岛再度过十年，也不会马上暖和过来。开庭以前还要把你从三十号转押到名气也不小的沃尔库塔"侦讯帐篷"。这是一座最普通的帐篷，而且还是破的。地下没有销板子。北极的冻土就是地板。篷内面积为7X12米，当中摆着一个当炉子用的铁桶。单层通铺是用树棍排成的，靠近炉子的地方总是由盗窃犯占据。政治贱民题在四周或地上。躺下去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你必定会祈祷上苍：快些给我判罪吧！快些宣判吧！期待开庭就像期待得救。（有人会说，如果不吃巧克力，不穿皮袄，人是不能这样在北极圈内生活的。可是在我国--能！我们苏维埃人，我们群岛上著--能！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像这样蹲了好几个月--因为省法院巡回审判团迟迟不到纳里扬一马尔这地方来。） 再提出一个侦讯监狱供您选用--科雷马的奥罗图坎惩戒劳改点，离马加丹五百零六公里。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冬季。帆布木料结构的新村，实际就是一些带窟窿的帐篷，但外面总算还有薄木板护着。每一批新来的犯人，每一小群送来侦讯的新的牺牲品，在进门之前就看到：这个小村落里的每一座帐篷，除了开门的那一面，三面都围着一保一垛的僵硬的尸体L这并不是为了吓唬人，纯粹是因为没有别的法子：人要死，雪有两米厚，雪下是永久冻土。）接下去就是熬煞人的等待。需要在帐篷里等着，直到转解到原木搭成的侦查监狱。但是捕获量太大--从整个科雷马摸来了太多的家兔，侦查员接应不暇。运来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命运是等不到第一次讯问就死掉。帐篷里挤成一团，连腰都伸不直。板铺上、地上都躺满了人。一连躺几个星期。（谢尔潘京卡会回嘴说："难道这就算挤吗？我们那儿等枪毙的人是在草棚里站着的，不错，总共只站几天。那个挤劲就别提了。给他们喝水--其实就是从门洞里把碎冰块扔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的手都伸不出来，没法接住冰块，只好用嘴接。）没有洗澡的地方，也不放风。浑身发痒。个个像发了疯似地抓痒。全都在棉裤、棉坎肩、衬衣、内裤里捉--但是不肯脱下来捉，太冷。又大又白的鼓鼓囊囊的虱子像营养充足的乳猪。一掐--血溅到脸上，指甲上一层黄浆。 每次午饭前值班看守员站在门洞里喊："有死人没有？""有。"--谁想多挣一口面包，去拖尸！尸体抬出去码在死尸垛上。谁也不闷死者姓名！口粮按人数发。每份三百克。一天一脚菜汤。还发给一条卫生检验不合格的北鳟鱼。那东西很咸。吃了它就想喝水，但开水从来没有，根本没有。有装着冰水的木桶。要喝好几缸子才能解渴。t.C.M．劝朋友说："不吃北鳟鱼才能活命！你们从面包里得到的热量全消耗在用肚子捂热这些冰水上了。"但是人们不肯放弃一块白给的鱼肉，结果是吃掉它又得去喝水。内里的寒冷使他们不住地打哆嗦。M．自己没有吃鱼--所以现在能向我们介绍奥罗图坎情况的是他。 工棚里挤作一团的人群眼看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几个星期以后把工棚里剩下的人一起撵到外头去点名。在不习惯的昼光下，他们看清了彼此的模样：脸色惨白，胡子老长，挂着排成长串的蚊子，嘴唇发紫变硬，眼睛抠了下去。按登记卡点名时，应到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没人应声的卡片放在一边。这样就查明了谁留在尸堆上逃避了侦讯。 在奥罗图坎活下来的人都说，他们宁愿要毒气室…… 侦查？全照侦查员的意思进行。违抗他的意思的，已经永远闭上嘴了。像契卡行动员科马罗夫说的："我只需要你的右手--在笔录上签名……"刑讯吗？嗯，当然是上办法，原始得很--用门缝夹手，全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读者，请试试！） 法庭？有个什么劳改营审判委员会，这是由省法院领导的营内常设法庭，和区级人民法庭一样。法制取得了胜利！还有证人出庭呢！不过他们是"第三厅"用一游菜场买来的。 在布列波罗姆，审判某个作业班的成员，出庭作证的往往是他们的班长。侦查员楚瓦什人克鲁季科夫逼着他们出庭："不然我要撤掉你班长的职，把你送到伯朝拉去！"其中一个班长尼古拉?龙仁（高尔基市人）出庭作证说："是的，伯恩施坦说过辛格尔牌进口缝纫机好，国产的波多尔斯克缝纫机不能用。"好，这就够了！对于高尔基省法院巡回审判庭（主席-布霍宁，还有两个本地的女共青团员茹科娃和科尔金娜）难道还不够用吗？十年！ 布列波洛姆劳改营里还关过一个叫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巴雷别尔金的铁匠（本地人，唐沙耶夫城里的）。营里审的所有案子都有他出庭当证人。将来有谁遇到他、就请握握他荣誉的手吧！ 好了，再有一次递解就算完了。为了不让你产生将来和证人算帐的想法，需要把你转解到另一个劳改点去。这次的速解不远--无非是沿窄轨铁路乘平台车走三四个小时。 该进医院的现在可以进医院了。如果两只脚还能挪窝--明天一早请你去推小车。 契卡的警惕性万岁！它使得我国免于战败，使得契卡行动人员免于上前线！ 战争期间枪毙的人不多（如果不谈我们仓皇撤离的那几个共和国），更多的是给劳改犯"铆"上新的刑期：契卡行动人员要的不是消灭这些人，而是破案。判了刑的人劳动也罢，死掉也罢，这已经是属于生产管理方面的问题了。 反之，一九三八年迫不及待的最高意愿是--处决！所有劳改营里都尽其所能地处决，但杀人最多要数科雷马（"加拉宁大屠杀句和沃尔库塔（"卡什凯京大屠杀"）两个地方。 卡什凯克大屠杀是与令人毛骨悚然的"老砖窑"这个名称相联系的。这是沃尔库塔以南二十公里的一个窄轨铁路火车站的名字。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托洛茨基分子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并且上当受骗以后，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格里戈罗维奇委员会"对罢工分子进行侦讯。在乌赫塔以南离罗普恰河铁桥不远的泰加森林里，筑起了一道用原木排成的围墙，在这里建立起一座新的隔离所--乌赫塔尔卡。在这个地方对铁路干线南段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侦讯。委员会派到沃尔库塔的一个成员叫卡什凯京。他在这里让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个地从"侦查帐篷"里通过了一遍（动用了笞刑！），并没有十分勉强他们认罪，只是在那里开列一个"卡什凯京名单"。 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冬天，把托洛茨基分子，还有民集派分子（民主集中派）从各个集中地--锡尔-雅加河口的帐篷营、科斯马奇、西瓦亚?马斯卡、乌赫塔尔卡统统拉到老砖窑（有的人根本没有经过侦查）。只有几个最著名的人物因公审的需要送到莫斯科去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老砖窑一共集中了一千零五十三人。在窄轨铁路的一侧的冻土上有一座长条形的旧木棚。先让罢工分子住进去，后来人员增加，在旁边又搭起两座破旧的帐篷，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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