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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勃兴 第一节 “张骞凿空” 两汉时期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轩然波起，生机勃勃的局面。从中国方面看，这一局面的形成，首推张骞通西域之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其涵盖面则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部分，乃至东欧、北非地区，是中国当时对西方的统称。 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当时，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十分强盛，势力伸展东达现在的东北，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北抵漠北，南到河套，迫使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zhi支〕人西迁伊犁河流域。月氏人的被迫西迁，又引起连锁反应，迫使原在天山南北放牧的塞人也西迁到克什米尔及阿姆河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带。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期，西汉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国力渐达巅峰状态。武帝听说匈奴击败月氏后，用月氏王的头颅作饮酒的器具，认定月氏人一定对匈奴恨之入骨，因而计划联络月氏，共击匈奴。执行这一重大使命的任务，就落在张骞身上。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之命，从西汉首都长安出发，但刚到陇西，就被控制着河西走廊的匈奴人捉住，拘禁了10年。后来，他侥幸逃出，向西跋涉，越过葱岭，到达大宛(位于中亚的费尔干纳一带)，由那里再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才终于找到了月氏。但此时的月氏，已经征服了大夏，在妫〔gui归〕水(今阿姆河流域)安居乐业了。他们早无意东返再同匈奴较量。张骞在月氏逗留年余，毫无结果，只得踏上归程。归途中又在羌中(今青海)被匈奴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单于(匈奴君主的称号)新死，匈奴内乱，张骞才乘机脱身，返回长安。出使时，张骞率领部属100余人。经过整整13年的艰辛磨难，归来时只剩下他和随从甘父二人了。张骞出使西域，即历史上有名的“张骞凿空”，正式开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盟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却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地理、物产等信息，了解到匈奴一些内情，还听说了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奄蔡(在今咸海和里海之间)、安息(今伊朗)、犁靬〔jian坚〕(亚历山大港，一说在今叙利亚一带)、条支(在今伊拉克)和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在大夏逗留时，张骞看到那里有邛〔qiong穷，今西昌附近〕竹杖和蜀布，听当地人介绍说这些货物乃得自身毒。故而他认为身毒距四川不远，于是回国后力劝武帝打通西南方向的道路。得到张骞带回的信息之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广求西向通道的行动。公元前122年，武帝派遣使官四路并进，深入西南巴蜀地区，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想要开辟一条经身毒到西域的路线，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远征匈奴，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南下祁连山，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致使匈奴浑邪王率部四万余人降汉。由此，汉朝得到了河西走廊，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有了保障。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再击匈奴，大败匈奴单于，出塞2000余里，到达狼居胥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濒临瀚海才凯旋。遭受到重创的匈奴势力被迫向西北远徙，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也为西域道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于是，张骞建议武帝联络乌孙，劝说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断匈奴右臂”(《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二次出使，率领将士300人，副使多人，并携带牛羊、金币和彩帛，沿途通好西域各国，加强联系。但是，他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乌孙害怕匈奴，不敢有什么举动。不过，此次出使仍有很大收获。张骞派出的副使们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使团归国时，乌孙等国都派使者随张骞同到长安，从此同汉朝有了正式往还。此外，汉朝连年派出使官前往西域诸国，汉代文化也伴随这些活动流传到遥远的西方。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纪元。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勃兴 第二节 汉代的丝绸之路 在汉代，西出玉门关、阳关以后，通往西域有两条路线，称作南、北二道。北道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沿天山南麓西行，经过危须(今和硕)、焉耆〔qi奇〕、乌垒(今轮台东)、龟兹〔qiuci秋词，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尉头(今阿合奇)、疏勒(今喀什)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向西北行，可达康居、奄蔡；往西南则经大月氏、安息，可达犁靬。南道是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过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拘弥(今于田东)、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等地，越过葱岭，向西到大月氏、安息、条支、犁靬，向南可通身毒。 从长安开始的这条向西绵延伸展的古代陆路交通线，成为联结东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动脉。这条大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沿着这条大道，我国大量独步世界的丝织品源源不绝地运往中亚、西亚以及更遥远的西方。汉代的生产技术，如铸铁、冶炼、凿井和建筑技术等也随之西传。西方的物产，如良马、骆驼、毛织毡毯、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芝麻)、胡瓜(黄瓜)等，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也接踵东来，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汉朝使节到安息时，安息王派大将率领两万人马出迎数千里，并派使臣随汉使到长安，献给汉武帝大鸟卵和“犁靬善眩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这里的“犁靬善眩人”，指的是埃及、叙利亚一带的魔术师。随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远在地中海地区的人们现在也可以辗转来到中国了。 为了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武帝在夺回河西走廊之后，先后在那里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在敦煌西北设立玉门关，西南设立阳关，在轮台、渠犁一带实行军事屯田，设使者校尉管理，为来往于西域通路上的使者们提供食宿和饮水。汉宣帝在位(公元前73—前49年)时，汉朝取得了与匈奴多次争夺的车师，在西域各地修筑了和城垒，并正式在西域设立都护，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都护府设在乌垒城。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除了开通中西陆路交通之外，还曾试图开辟海上通路。他平定南方以后，在今天广东濒于南海一带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等郡，并派遣译长(是属于黄门的中官)带领招募来的人员从雷州半岛出发，探查海上向南方和西方的通道。这些汉帝国的海上探险队和商队，从雷州半岛扬帆，经五个月到达都元国；再行四个月，到邑卢没国；又行20多天，抵达谌离国。从那里步行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译长出海时，携带黄金、丝织品等，从那些国家换回明珠和其他珍奇异物。黄支南面的已程不国，则是这些汉代海上使者所知的最远一站了(《汉书·地理志》)。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汉代使臣的航线，大致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在缅甸靠岸登陆，走一段陆路以后，再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孟加拉湾；又向西行至印度次大陆东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由那里回航。不过，限于当时我国的航海技术与知识，尽管秦汉时期广州造船工场已能建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的木船，可以远洋行驶，但到达遥远的印度科罗曼得海岸，则在许多情形下要由东南亚地区各地的商船转送。由此可见，早在西汉时期，从我国广东向外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延伸到遥远的印度洋孟加拉湾。 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期，中国发生大乱，同西域各国联系中断。匈奴又逐渐控制了这一地区。东汉王朝建立后，西域的莎车、鄯善、焉耆、车师前王等18国一再要求东汉派都护到西域。但因东汉初建，百废待兴，无暇顾及。公元48年，南匈奴归附，北匈奴却仍然控制着西域，遮断着中西交通大道。 <hr /> 注释：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勃兴 第三节 班超父子对丝绸之路的苦心经营 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东汉国力恢复起来，派出四路大军出塞，大败北匈奴，再次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并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在对匈奴的激战中，身为假(代)司马的班超智勇双全，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偏师，出击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战蒲类海(巴里坤湖)，屡立战功。战后，他又奉命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与匈奴决裂，通好东汉。 班超率36名随从，首先抵达鄯善。鄯善王对班超使团开始非常热情，不久却突然冷淡下来。原来是匈奴使者也到达鄯善活动，使鄯善王处于两强之间，莫知所从。班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夜袭匈奴使团，一举而歼。这次果断的行动，促使鄯善王下决心断绝同匈奴的关系，重新和东汉交好。此后，班超一行西抵于阗。争取于阗王攻杀了匈奴派驻那里进行监督的使者。第二年，班超从小路疾进，到达疏勒，废黜了匈奴所立的疏勒王，重新扶立被匈奴杀掉的原疏勒王的儿子，因而大获疏勒民心。公元75年，朝廷召班超回朝。疏勒举国忧恐，一再挽留班超，当班超东归途中走到于阗，于阗王侯和民众遮道阻拦，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哭泣，请求他留下。班超终于顺应民情，答应留下，并返回疏勒。此后，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班超依靠同汉朝交好的于阗、疏勒等国，及东汉朝廷派去的千余援兵，迫降了匈奴在南道上的属国莎车，击败了龟兹援军，使西域南道得以畅通。公元89—91年，汉将窦宪大败匈奴，西域形势好转。班超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朝的七万大军。西域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东汉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到公元94年，焉耆等国都恢复通好于东汉，西域北道也终于再次畅通。班超壮年出使，70岁才返回洛阳。他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继续在西域服务。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活动，保证了陆路丝道的畅通，为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南道基本上同西汉时一样。北道的路线则有所变迁。出玉门关后，改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东南)，由此向西，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再向西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由高昌向北，通往车师后王国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东汉王朝在沿途设置驿亭，以方便商旅，并在鄯善北、伊吾、高昌、柳中(今吐鲁番南)，以及车师后王国的侯城、龟兹、疏勒等地大规模屯田。 特别要提到的是：公元97年，班超打算直接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联络，特地派遣自己的助手甘英前往那个闻名已久的西方大国。甘英取道条支，直到波斯湾头。正当他“临大海欲渡”(《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的时候，受到了安息西界海商的劝阻。他们告诉甘英说，大海无边，遇到顺风也要三个月才能渡过；若风不顺，则要走两年。因此渡海者需备三年口粮。此外，航行中死亡的事也时时发生。甘英终于望洋兴叹，止步不前。此时的安息，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正是居中转口的地位。为了维护自己中间商的特殊地位，安息商人才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挠甘英的西进。终两汉时期，中国向西开发的丝绸之路，其陆路直接伸延的极限，有文字记载的，就是甘英所到的波斯湾头。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勃兴 第四节 古代地中海世界对通往东方道路的探求 当中国的张骞、班超和黄门译长们艰难跋涉在无边的沙漠，战风斗浪航行在无际的大洋，开拓着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打通与“产丝之国”的交通线。 公元1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在他撰写的《红海回航记》中，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陆的东西两岸。《红海回航记》记载了中国，称之为“秦”国，指出到了秦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说，秦国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线、绸缎经陆路而至大夏，或从恒河水路西运。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当时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图在海上打开东通中国路线的努力。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三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据考证，阿里卡梅杜的这一带有浓厚罗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荣时期当在公元一二世纪。这一情形，同《红海回航记》的记述颇为吻合。可见，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能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自然也希望从陆路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而且，他们对陆路东通中国的路线并不陌生。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公元90—168年)在他撰写的《地理志》一书中，叙述了自幼发拉底河口、经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达中国的路线。这是第一位记载陆路丝绸古道路线的西方学者。托勒密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资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纪初的希腊地理学家马林鲁斯的记载。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丝绸)贸易，经常派遣商队前往中国。他的商行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托勒密的记载，同我国史书上关于丝路南道的记载基本吻合。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出使后，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学者们考证说，蒙奇就是马其顿(今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兜勒则是色雷斯(今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或阿克苏姆古国大港阿杜利斯(今厄里特里亚红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对音。这些所谓使节，可能就是上面所说希腊商人马埃斯这一类家族派到中国来的商务代理人。 不过，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挠一样，罗马帝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同样受到安息的阻碍。当时从罗马帝国的东界到中国的陆路，无论是从亚历山大港越西奈半岛穿行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从地中海经阿勒颇，再沿幼发拉底河东去，都要经过安息。而安息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经营丝绸中介贸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愿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为了克服安息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个多世纪，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罗马帝国曾两次对安息用兵，企图打开通道，结果均遭失败。此后，罗马人又企图在安息以北开辟一条由地中海经黑海，再绕里海和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道路，也未获成功。中国方面大约怀着同样目的，力图开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元2世纪，为了同安息争夺陆路丝道的控制权，罗马人多次用兵，并数度攻占波斯湾头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陆路交通障碍难以克服的情况下，罗马人更加刻意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早在古埃及时代，埃及人就开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业。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时期，埃及法老萨赫雷已向南方红海沿岸的彭特国派出船队，获取那里的金银、乌木和没药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个密封的石坑中发现了萨赫雷法老时期的太阳船。经过复原后的太阳船，船身长43.4米，宽5.9米，船首高6米。后来，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组成的船队，到彭特国进行交易。 希罗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历史》中，记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一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队环航非洲的故事。无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在尼科时代，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之间早有运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时代，埃及人更加积极开展红海贸易。他们不仅航行到瓜达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红海和印度洋航运与贸易对埃及经济的繁荣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总督之下开始设置印度洋和厄里特里海将军，以及专门管理印度洋贸易事务的、类似我国古代市舶使性质的官职。 罗马人统治埃及以后，这里对印度洋的贸易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阿拉伯南部与印度之间定期航线的开辟。以前，从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岛和阿曼湾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风涛险恶，被海员视为畏途。其实，印度洋西部常年刮着季风。西南季风从3月刮至9月；此后则为东北季风期。这种季风的交替，正便于阿拉伯半岛与印度西海岸之间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希腊船长希帕勒斯——从无数阿拉伯和印度前辈海员那里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秘密。这一发现，标志着罗马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罗马人拥有更加坚固和规模更大的远洋帆船，储备了充足的给养，装载了大量的船货，延长了续航的距离，摆脱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货多次中转的烦劳，从也门直放印度西海岸诸港。罗马时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将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为四阶段航程。第一阶段由埃及港口出发，经红海到达亚丁；第二阶段从亚丁乘西风越过阿曼湾直航巴塔拉；第三阶段从亚丁开辟了直航孟买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阶段则是在公元前后，来自埃及的船只从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里(今克朗格诺尔)。这样，在罗马奥古斯都时代，从埃及港口驶出的船队，7月扬帆南下，30天后到达红海南端，再顺风直驶，经过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里。当年11月，这些船只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红海北部诸港，或直抵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莫席里航线开通后，罗马人从海上前来中国，就成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称是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陆，到洛阳谒见中国皇帝，并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公元161—180年在位)。从大秦使者所献礼物看，全部是东北非索马里一带的特产，表明这些礼物可能是在埃及(当时正控制着红海贸易)置办的。再据《后汉书》记载，这位使者抵达洛阳的时间是在9月。看来使船抵达交州日南当在六七月间。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开始的西南季风，从红海海口飘洋而来。显然，无论使团是官方所派、还是商人假冒，它都是从埃及或经由埃及来中国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西方同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从此次通使以后，罗马人来华经商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后尘，乘船从海路抵达扶南(今柬埔寨)、交阯〔zhi止〕(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孙权黄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到达交阯，被辗转送去谒见孙权，并比较详细地回答了孙权提出的许多关于罗马帝国风土人情的问题。孙权对直接与罗马通好也有兴趣，所以特派刘咸送秦论回国。可惜，刘咸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国历史上西访罗马帝国第一人的荣誉。 不过，还在刘咸之前很久，在罗马史籍中已经可以找到中国人到达罗马的记载。生活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罗马史家弗洛鲁斯在其著作《罗马史要》中记述说，当奥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远方绝域如赛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大象等物，请求同罗马订友好之约。这里的赛里斯人，就是指中国人。然而这一记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约说的是一些冒充中国使节的丝绸之路上的中间商人。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勃兴 第五节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入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公元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 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国丝货的同时，西方的罗马人也将自己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运往中国。亚历山大等地的织工，善于用金线织绣毛织品、丝织品，运到中国被称为金缕罽〔ji记〕、金缕绣，华美瑰丽，列为上品。中国人长于丝织，西方罗马帝国人则长于棉、麻、毛织。《魏略》这部书中就列举了八种棉麻织品。如“发陆布”，就是一种优质棉布，得名于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所座落的法鲁斯岛。埃及人植棉，年代久远。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记，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赐给神庙棉布。普林尼更记述罗马时代埃及人种植树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洁细，得以畅销中国。毛纺业更是罗马帝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毛织品，中国古籍上称为“氍毹〔qu sa deng踏登〕”。《魏略》上就记载大秦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登毛)、五色九色首下毾(登毛)”。另一部中国古籍中更介绍埃及毛毯，上面织着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十分生动；那织着的鹦鹉，竟“远望轩轩若飞”。从埃及运来的罽褥，在中国各地都极受欢迎。 传入中国的物品，除上述珠宝、织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门诺菲斯一世(公元前1557—前1530年)时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经绚丽多彩。到了罗马时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誉四方，特别是玻璃珠由于色彩缤纷、晶莹剔透，加之大批量生产，更在罗马输往东方船货中占据突出地位。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将玻璃称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无论是器皿还是珠饰，在中国都大受欢迎。在我国河南省，就曾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纪时，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传入中国，它们对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工艺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的音译)。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古印度别称)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扜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稜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犛〔li离〕靬”、“犁靬”、“犁鞬”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犛轩”、“犁靬”、“犁鞬”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中国方面，继两汉帝国之后，唐王朝再一次使中国获得振兴，成为强大、统一和繁荣的东方封建帝国。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高度发展的极盛时代。由于封建经济的高涨和国势的雄强.中国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条件，无论就需求还是就实力而言，都是极为优越的。大唐帝国威震宇内的雄强国力和它包容四海的恢宏气魄，无疑都大大减少了它与遥远的殊方异域进行文化交流的阻力。宋代不仅保持了唐代开创的对外文化交流高涨的势头，而且特别由于南宋偏安的局面，国土剧缩而民族战争负担奇重，因而经费困乏，更加依赖海上对外贸易的经济收益。蒙古西征和元代在中国造成的短促统一，更给中西交通带来空前便利的条件。因此，自唐乃至宋、元，中西文化交流更趋广泛、深入。 两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数百年战乱频仍，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格局错综变换，对中西交通有一定影响。不过，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并没有中断。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这一动荡时期发展为三条。南道仍称南道，与两汉时期比较，路线没有什么变更。原来的北道，此时改称中道，这两条道路和旧时一样，越过帕米尔高原以后，向西可远至波斯湾，向南可抵达印度洋。新增的北道，是从玉门关西北绕过白龙堆沙漠，经过高昌，到达龟兹，再经过疏勒、大宛，抵达波斯、拂菻〔lin3 凛〕国(即东罗马帝国)，最后到达西海(今地中海)这条新线路的开辟，显然与东罗马帝国有关。原来，在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扩建为帝国新都，并以皇帝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领有从巴尔干半岛，直到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广大疆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中西交通与交流的主角。东罗马帝国一直重视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为了打破波斯中介贸易的垄断，它甚至两次派遣使节前往当时地跨红海两岸的强国阿克苏姆，企图联合阿克苏姆，对波斯展开一场抢购中国丝货的贸易战。在我国史书上，东罗马帝国被称为拂菻。我国北朝的前凉、南方的东晋都同它有着交往。此外，由于佛教在华的迅速传播，丝绸古道南通印度的支线，以及南海、印度洋的海道交通均明显兴盛繁荣起来。如东晋时我国的法显自陆路前往印度求经，由海路回还，使人们从此例中看到当时中西交通与交流的发展程度。 在西方，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斯兰圣战的旗帜下，阿拉伯人以横扫之势，迅速占领了埃及、马格里布以及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区，建立了地跨三洲、雄强一世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伊斯兰教迅速向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传播，一方面也推动了海、陆两方面东西交通的发展，同时，更促进了西方地中海东、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繁荣。10世纪下半叶，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迁都开罗。126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素丹巴拜尔斯击败了蒙古西征军后，埃及更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世纪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笔下，亚历山大的“港口是巨大的，是世界上所罕见的，只有印度的俱兰和古里港、土耳其人管辖的苏达克港和中国的刺桐(即泉州)港堪与相提并论”。而开罗则“是当地的京都。法老的首都，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房屋相连，大有容纳不下之势。开罗一直在走着红运，所以能统治万民，管理阿拉伯人和外邦人”。阿拉伯人在西亚、北非一带创造的高度发展的伊斯兰封建文明，使其在同中华文明交往时能够达到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欧洲，这时主要是中华文明同阿拉伯文明交流的受益者。特别是在12世纪以后，随着意大利半岛商业的活跃，威尼斯、热那亚发展成欧洲最大的商埠，它们主要进行东方贸易，目光集中在遥远的、神话般富足的中国。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二节 唐代中西陆路交通的发展 先看唐代中国对西方的陆路交通。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最称繁荣。据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宰相贾耽的考证，在汉代以来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一路由龟兹经姑墨、温宿、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叶(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和怛逻斯(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另一路由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经青海军(今沙湾东)、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碎叶和怛逻斯。两路汇聚怛逻斯以后，再向西行，可达西海；向南则经过石国(塔什干)、康国(撒马尔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区。庭州是当时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它东邻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西与碎叶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于该地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成为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则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锁钥。公元659年以后，唐朝安西大都护府就设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帝国出于对外政治威望与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的经营。当时，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联合拜占庭攻袭波斯，国势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唐军击败了连年侵扰的东突厥。然而，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强大。他们截断丝绸之路，并支持高昌劫掠来往商旅和使者。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决心收复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该地设都护府，后又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商旅、使团络绎不绝。在这条丝路上出土的丝织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风格，而是常常采用中亚、西亚流行的花纹，如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新疆吐鲁番附近古高昌城、木头沟、伯子伯里克等地发现的西域壁画，反映出罗马画风的影响，其中还有穿着希腊式衣服的妇女形象。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式、芨多式、唐式、罗马式画风的互相渗透。敦煌艺术宝窟中的壁画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多种文化因素结合的杰作。在新疆出土的货币中，不仅有萨珊波斯的银币，也有拜占庭的金币。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条丝道当年是多么的繁忙，通过这条丝道，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融会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印藏道。这是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泥婆罗(今尼泊尔)到印度的一条新开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定都逻些(今拉萨)。公元639年，泥婆罗赤贞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从此，中印藏道成为中印双方使节往还的主要途径。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这条道路。643年王玄策与李仪表第一次使印时曾沿着赤贞公主进藏的道路，访问了加德满都，在印度王舍城东北灵鹫山凿石为铭，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为记。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戒日王死，国中大乱，王玄策机智逃脱，借得吐蕃精锐及泥婆罗骑兵，平息了战乱(《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第三次出使是在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裟。他的三次出使对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国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阿拉伯人势力迅猛崛起、四处扩张的时候，西方的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深感威胁，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国，企图引为对抗阿拉伯人的奥援。643年，拂菻(即拜占庭帝国)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长安谒见唐太宗，献上赤玻璃等礼物。唐太宗曾回书问候，并回赠绫罗等丝织品。其实，见于我国史书上的这次拂菻使节来华，并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义派来的。所谓拂菻王波多力，是当时教皇狄奥多罗斯。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势已在阿拉伯人的压迫下日渐衰弱，故而想用罗马教皇的名义来中国通好，以求得中国皇帝的支援。此后，拜占庭出于同样目的多次遣使访华。唐朝始终待之以礼，却未曾答应予以援助。拜占庭终于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国是通过萨珊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随波斯的语音把阿拉伯人称为大食。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将其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后封卑路斯为都督，封卑路斯的儿子泥湟斯为左武卫将军，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客居长安，终老中国。但未发兵前往援助。 就在征灭波斯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达长安。从那以后，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互通使节，双方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唐朝把倭马亚王朝称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双方建立了频繁的交往。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三节 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与繁荣 与陆路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繁荣起来。 大唐帝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也吸引着东南亚广大地区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遥远的印度洋诸国，这就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原来，定都于长安的唐帝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心的是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主观上并未侧重海上交通与贸易事业。但是，伴随着大唐帝国国势的强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国家。广州承袭了秦汉以来的传统，继续发挥着国际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特别是由于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使洛阳与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大为突出，成为唐代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扬州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洛阳和扬州成了广州的新后援体。扬州不是唐帝国的都城，不在天子脚下而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大埠，令诗人杜牧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样传诵千古的佳句，说明它所经营的商业和市场，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市民的需求。这对于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 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大大活跃。它表现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的纷纷来朝上。波斯商人抵达南海，再北上中国沿海诸港活动；再进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居间商，他们的商船更逐渐成为南海、印度洋地区来华贸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这种形势的发展，终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够重视。公元8世纪初，即714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唐朝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中国逐渐重视海上贸易，并不是偶然的。与陆路交通状况相比，海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灭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以及此后唐帝国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使陆上交通受到影响；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更加发达，造出的“埤〔pi皮〕仓”巨舶，长50—60米，可载五六百人。此时的中国海船已完全具有远航能力，无须像汉代那样，“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写下的《东来中国行记》中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波斯湾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这部历史名著(写成于公元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经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波拉和巴士拉”。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质量、规模和航海技术等也均有长足的进步。它们当中的“昆仑舶”、“锡兰舶”等，都享誉中外。在唐中叶，据说锡兰舶是外国船中最大者，其规模长20丈，载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与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数丈”，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就有数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处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识之大成，唐代的贾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记述了那条著名的南海大商道，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古国)；经过马来半岛西岸，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由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华船从广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时间，大约共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条航线把中国、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连接起来，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国南方的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驶来的海船，帆樯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道，真是盛况空前。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港口与城市也发展起来。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还设有让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区，都归市舶司管理。 这样，从中国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着温润的海风，从海上沟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线平行的陆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道”和“正路”。它东起苏伊士地峡，穿过锡尔提卡长达500公里的荒凉地带，沿着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经过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直达非斯。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计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驿路又通过沿海港口，同南欧、西欧各国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边的丹吉尔，从海上越过直布罗陀可以通伊比利亚半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很快繁荣富强起来，成为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一条海上航路从突尼斯和贝贾亚通向西西里岛。公元9世纪穆斯林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军事行动。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传播东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四节 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由于海、陆两途交通的空前发展，唐代政府又以恢宏的气度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广蓄的开明态度，因而大大刺激了中国同西方各族人民的交往与交流。同时，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对于中国文化也十分倾倒，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据说伊斯兰教创始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建立新的都城时也曾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 这样，不少中国商人、使者，和来自穆斯林世界乃至更远地方的西方商人、使者乘着巨大的海船、或骑着“沙漠之舟”——骆驼，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络绎往还，相望于道。 人员的交往，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8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汇聚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洛阳、长安的交通要冲，如洪州等地，也可见到不少阿拉伯与波斯的侨民。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侨居、甚至定居中国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万计。公元760年，在扬州发生的一次变乱中，遇难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数千人；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难者12万人，一说达20万人。这些数字虽或有夸张，却仍反映出来华外商之众。从西方来华的外国人当中，自然以商贾为主，如8世纪中叶前后来华从事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八九世纪之交来华作中间商的纳札尔·本·麦伊蒙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外商。公元915年，定居在巴士拉的西拉夫人阿卜·扎伊德编写了一份见闻录，其中特别记载了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巴士里的人士的经历。这位伊本·瓦哈卜·巴士里于公元870年从故乡巴士拉启程，乘海舶来到广州，然后前往长安，向唐僖宗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并带回有关长安和中国的见闻。与商人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些学者和宗教人士。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瓦西格曾派遣译员萨拉姆、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拉子米东来；阿拉伯征服萨珊王朝的统帅赛义德·本·艾比·斡葛斯(中文记载称旺各斯或宛各斯)也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国，死后葬在广州；又如，先知的门徒中有四大贤人，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今泉州东南郊外灵山“圣墓”，所葬就是三贤四贤。这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访问中国，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无疑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因素。 关于唐代中国人前往西方、客居异国的情况，史书上记载很少。只有一次非常情况被记录下来。这就是发生在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役。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今伊朗东部)总督阿卜·穆斯林和中国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怛逻斯，唐军因葛逻禄部的倒戈而战败。战后，大批被俘的唐朝士兵被送往阿拉伯，其中许多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如画匠京兆人樊淑、刘泚〔ci此〕，织匠河东人乐隈、吕礼等等。这些人客居阿拉伯，甚至娶妻生子，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强迫移民。战俘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青年人，因机缘凑巧，游历了西亚、北非地区，最后辗转返回故乡，并撰写了一部《经行记》。可惜这部著作已经失传，只有一小部分被他的叔父、我国古代著名学者杜佑编入《通典》，成为我国古代人亲历西亚、北非的宝贵资料。 怛逻斯之战，只是中国和阿拉伯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战后，双方迅速恢复了和平、友好的往来。唐朝接待阿拉伯使节的记录，一直持续到8世纪末，直到大唐帝国从鼎盛转向衰微。 大量人员的交往，繁忙的经济交流，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双边开明的政策，终于将中西文化交流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沿着丝绸之路西去的中国货物当中，丝织品自然仍然占重要地位。唐代丝织技术非常高超，产品名目繁多。锦、绣、绫、絁〔shi施〕、绸、绢等织品花纹绚丽、织工繁缛。同时还发展了蜡缬〔xie协〕、夹缬、绞缬、拓印的新式印染工艺，在印染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纱、罗、绫、绸等优质丝织品，一方面通过中国与巴格达之间的官方经济往来，流向西方。同时更有一些丝织品由中国海外贸易商和阿拉伯商人直接从中国运到巴格达等地，再向西方流传。不过，自唐代以后，中国丝文化西传，更多地表现为丝织技术的西传。早在6世纪，中国的丝织技术就传入拜占庭帝国，并从那里传到伯罗奔尼撒地区。怛逻斯战役之后，被俘唐军士兵中的丝匠和络匠被送到阿拉伯地区，进一步促进了那里丝织技艺的提高。制造锦缎等高级丝织品的手工业在西亚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今天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许多城市，都办起了工艺高超的作坊，织造色泽鲜艳的锦缎、壁毯，等等。阿拉伯地区的丝织物几乎垄断了9世纪以后的欧洲市场，以致欧洲人把产自大马士革的金线刺绣的绸缎叫作“大马士克”，而将产自巴格达城阿塔卜区的条纹绢称“阿塔比”。此后，丝织技术还由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和西西里，并从西西里岛向欧洲各地传播。 从唐代开始，瓷器在中国对外输出中，逐渐成为大宗货物。陶瓷文化西传，也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十分喜爱中国瓷器。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在其著作《中印游记》中，记述了他在广州亲眼见到有大批待运的瓷器，准备从海上输往印度洋各国。他对质地细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国瓷器大加赞扬说：“中国人能用陶土作器，透明如玻璃。里面注酒，外面可见。”苏莱曼不但钦慕中国瓷器的精美，而且注意到瓷器的制造方法。 自唐代开始，海上丝绸古道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实际上已成为海上丝瓷之路。这条海上商道，从中国的扬州、明州和广州出发，向西跨越南海和印度洋，一直到达东非沿海诸城邦与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那里进入地中海地区。 唐代的青瓷、白瓷和彩绘瓷器都曾远销西方阿拉伯乃至地中海世界。青瓷以浙江越州(今余姚)为主，黄褐釉瓷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见长，而长沙铜官窑的斑彩更是别具一格。所有这些瓷器在西传过程中都大受欢迎。例如，公元786—806年在位的哈里发哈仑·拉施德统治期间，暴虐的呼罗珊总督阿里·本·爱薛极力搜刮聚敛。他向哈里发贡献的各种金银财宝当中，除了2000件精美的瓷器之外，还有哈里发宫廷里从未见过的20件(一说200件)“中国天子御用的瓷器”，如碗、杯、盏，等等。波斯人把瓷器的原料高岭土称作中国土，瓷器叫作“天朝”，后来干脆称为“中国”。这个名词在晚唐时期伴随着华瓷大量输入埃及，变成了阿拉伯语中通用的名词。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纸和造纸术的西传。纸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公元5世纪初，已经沿丝绸古道西传到新疆。最晚在6世纪，新疆已经有了当地自造的纸。大约在7世纪，造纸术已从新疆外传到中亚地区的撒马尔罕。同样在怛逻斯之战以后，中国战俘中的造纸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家造纸作坊。随着阿拉伯帝国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昌盛，文化事业也发展起来，因此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纸的使用与制作大大推广开来。公元794年，按照撒马尔罕的模式在帝国首都巴格达开办了一座造纸工场。此后，在大马士革、也门等许多地方都办起了纸坊。大马士革在此后好几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向欧洲供应纸张的主要产地。造纸术大约在9世纪末传入埃及。到了10世纪末，埃及本地造纸场生产的纸张已经取代了埃及人数千年来传统使用的纸草纸。一封写于9世纪末埃及的信，在结尾处特别注明：“用纸草纸书写，请原谅。”其实，这封信是写在一张质地最好的纸草纸上的，而写信的人仍然在为自己没有用纸书写而特地致歉。这说明当时纸张已经成为时兴的书牍材料。到了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十分惊异地记载了他在埃及见到的情况，在开罗，“卖菜和香菜的小贩，都随备纸张，把任何卖出的东西，都用纸包裹”。可见，由于巨大数量的生产，纸张不仅已经成为埃及人民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且已经变成具有多种使用价值，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公元12世纪时，造纸术由埃及西传摩洛哥，并从那里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由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都是有着高度古代文明的国家，所以它们在同中国交往时，能够将自己多姿多彩的文化沿着丝绸古道输送到中国来。例如，在雕刻艺术方面，中国历来以平雕为主。在同西方交往中逐渐学到了浮雕术。著名的唐代浮雕“昭陵六骏”，显然就是受了萨珊波斯浮雕术的影响。在音乐、舞蹈方面，沿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胡舞，盛行于唐代的长安。胡乐有龟兹乐、天竺乐，琵琶是主要的演奏乐器。舞蹈则有来自拜占庭的拂菻舞，来自中亚石国的柘枝舞，等等。“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胡旋舞也很盛行，“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所谓“圆转”，就是胡旋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作《胡旋女》中，专门描述了生活在长安的波斯舞蹈演员的高超精湛的艺术：“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全唐诗》卷四二六，白居易三)。在体育方面，发源于古代伊朗的波罗球，也传到中国，盛行于唐代宫廷。“波罗”在古波斯语中意为棍棒。波罗球是一种以棍击球的体育游戏，后来渐渐被称为“马球”。在西安附近的唐墓里，还发现有描绘波罗球游戏的壁画和各种打波罗球姿态的男女骑俑。在西安还发现了在宫廷里修建波罗球场的奠基石铭。 唐帝国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伴随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除了从西汉末年以来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袄〔xian掀〕教、伊斯兰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国唐代达到了最盛期。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说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师玄奘。这位俗名陈祎〔yi衣〕的高僧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研佛经。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为佛学大师。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为他在曲女城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所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阔别长安18年后，玄奘才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祖国。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它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视同瑰宝，已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名著了。当时，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佛教僧侣，都客居长安译经。唐朝统治者虽然将老子(李耳)奉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在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袄教，又称火袄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时创立的。它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是恶端；善恶相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它崇尚光明，因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时期，自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唐代长安城西北部设有袄教寺院三座。在洛阳、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建有袄教寺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和太阳神教等思想，也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两宗相斗，人们应奋起助明斗暗，等等。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拂多延等人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对贫苦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斗的学说来动员群众。著名的宋代方腊起义，就是用该教号召民众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传入，给中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随着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我国流行起来。唐代的长安、广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称“大秦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因而被斥为异端，驱逐流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突厥人对景教的东传起了媒介作用，6世纪末，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王联合镇压叛乱，曾俘虏过额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过突厥人传入我国内地的。明朝末年，在陕西盩厔〔zhou zhi周至〕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碑文中叙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国的情况：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德宗更为之立碑记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大秦寺僧景净撰写的。景教初传入中国时，教堂都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还作过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谋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僧人，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等地。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仅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六种。其中提到当时译的景教经典多达35种。 唐武宗时，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废之列。从这次挫折以后，景教在我国内地传播的势头逐渐减弱。唐末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后的混乱中被杀。此后，景教势力基本上退出内地，仅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还有踪迹可寻。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五节 宋代的中西海陆交通 北宋王朝结束了唐以后五代十国的纷争，却始终难以摆脱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对峙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同北宋政权鼎足而立的，是辽和西夏。此外，回鹘(即回纥，维吾尔族的古称，元明时期称畏兀儿)在西域以高昌、龟兹、于阗为中心，建有三个政权。辽朝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控制范围有今天的内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华北部分地区。我国另一个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则管辖着黄河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控制了通往中亚的通道。而当时横跨在葱岭东西的还有一个哈拉汗国，即黑汗王朝，是一个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待到北方女真族兴起后，它所建立的金朝灭亡了辽和北宋，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形成宋金对峙的局面。 北宋时期，哈拉汗国和回鹘民族对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维持与某种程度的振兴起过积极作用。于阗一道曾经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路。高昌回鹘是哈拉汗国和内地宋朝商品往来的桥梁。而龟兹回鹘和高昌回鹘又同为契丹与中亚、波斯往来的中介。于阗、高昌、龟兹、回鹘都曾与北宋互派使臣通好。回鹘商人的足迹常到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和辽国的上京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辽国和中亚国家也有定期商队往还，在上京设立榷场，进行贸易。在辽国上京遗址曾发现十字链饰，显然是基督教遗物。可见通过回鹘，景教也流传到辽国都城。辽国西迁后，曾击败塞尔柱突厥，建立了在中亚的统治，成为一个地跨葱岭、东起阿尔泰山、西至咸海以北，北到巴尔喀什湖、南界阿姆河的大国。它信奉佛教，兼容景教，威名曾传到欧洲十字军骑士团。连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曾致书西辽国王请求援助。因此，契丹这个名字成为中亚各族称呼中国的名称，再向西传到欧洲，欧洲人也有将中国称为契丹的。西辽统治持续了一个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重要媒介。 北宋初年，曾派出一个157人组成的西行求法团去印度取经。应诏率团前往的是僧人行勤。行勤等人自阶州(今甘肃武都县)出塞西行，经敦煌一带，入伊吾、高昌、焉耆、于阗、疏勒等地。然后渡过雪岭，到达印度。回国前还曾到过尼泊尔。行勤等人西行时，带有宋朝皇帝给大食国王的书信。 行勤使团的使命，除了求法之外，大约还含着大宋王朝初期探索陆路丝道的雄心。但北宋王朝时期的外部环境，毕竟太困难了。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时期，宋朝与西域的陆路交通曾一度中断过。宋神宗时虽然得到恢复，却须绕道青海北部，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入境。这以后由于形势的剧变，陆路交通遂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业了。 在这种情势下，海路交通便日益成为中西往来的主要途径。同时，中外经济交流的发展与频繁，也自然使海上交通逐渐取代陆上交通。宋代以后，中国瓷器出口越来越占重要地位，而沉重易碎的瓷器经陆路运输极易颠簸坏损。中亚诸邦形势很不稳定，旅途安全也成问题，陆道运输量也受限制，不利于国际间贸易的扩大。据估计，一支30匹骆驼组成的商队仅能驮9000公斤货物，而一艘海船货运量可达60—70万公斤，相当于2000多匹骆驼。 宋代，特别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视和鼓励海外贸易。971年，宋太祖就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泉州、杭州、明州、温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密州(今山东诸城)等沿海各地陆续设置市舶司。宋太宗时，还派人携带诏书和丝织品出海招徕外国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后来，许多“蕃商”(外国商人)定居中国，被称作“蕃客”。这些外商中，以阿拉伯人为最多。宋政府在广州还划定地段，设立“蕃坊”，专供外商、外侨居住。并设有“蕃长”职务，由外商或外侨担任。 阿拉伯商人来东方和中国贸易，或合伙、或自备船舶和船货独资经营。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于961年在巴士拉遇见了一位名叫阿卜·贝克尔·阿赫迈德·西拉菲的富商，常常从自己的船队中装备一艘驶往印度或中国的货船。他把全部船货交给合伙人，从不索要报偿。在宋代中国记载中，阿拉伯的一些船主也是财大气粗，经常代表国王向宋朝馈赠象牙、犀角、香料和珠宝。宋太祖、太宗时期(公元960-997年)，阿拉伯商人、船主蒲希密·蒲押陁〔yi椅〕黎父子几度贡献礼物，其中有象牙、乳香、镔铁、吉贝、蕃锦，等等。11世纪中叶，广州有一位在中国居留数十年的阿曼人辛押陀罗，积家资数百万缗〔min民〕。他身为蕃长，被宋朝封为怀化将军，在广州起着“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重要作用。他还曾捐资卖田，大力协助复兴郡学。南宋高宗(公元1127—1162年在位)时，阿拉伯商人蒲里亚进贡大象牙209株，大犀角35株。另一位阿拉伯商人蒲罗辛则造船一只，运乳香到泉州，价30万缗。总之，从968年到1168年的200年间，以哈里发名义来华进贡的阿拉伯商人有49人次之多。许多阿拉伯人因到过中国、通晓中国事务，而在自己的名字之后获得了“中国”(Sini)这一附名。如库法人伊卜拉辛·本·伊斯哈克由于长期在中国经商而得到“中国”的附名；出生在西班牙的宗教人士阿卜杜勒·哈桑·萨阿德·哈伊尔·安萨里从马格里布前往中国，也得到“中国”的附名；著名的圣训学家阿布·阿穆尔·哈米德则被称为“中国的哈米德”。大批阿拉伯富商、学人和宗教人士来华，对于穆斯林文明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他们在广州、泉州、扬州修建的清真寺就成为传播穆斯林文明的重要中心。 官营贸易之外，民间海外贸易也逐步发展起来。到了南宋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与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中国商人去海外贸易的国家也有20多个。海上丝绸之道沟通了亚非欧三大洲。 在不断扩大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对西方诸国，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也更加精详。宋代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著《诸蕃志》在前人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来自海外商家、海员及有关著述的信息，在这方面又有很大的进步。例如，对于中西交通与贸易的重要国家埃及，《诸蕃志》在有关勿斯里国的介绍中就有相当详尽的记载： “国人惟食肉饼，不食饭，其国多旱。管下一十六州，周四六十余程。有雨则人民耕种反为之漂坏。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借以耕种，岁率如此。” 我们知道，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摇篮。尼罗河的周期泛滥与三角洲农耕的富庶，在这里得到了清楚地叙述。 赵汝适又指出，“又有州名憩野，傍近此江”。“憩野”一名，是阿拉伯语开罗的对音译名。973年，法蒂玛人从北非征服埃及后，建设了新都开罗(意为“凯旋城”)。到了萨拉丁创立阿尤布王朝之后，埃及在伊斯兰世界的声望，由于抗击欧洲十字军而蒸蒸日上。埃及作为印度洋和大西洋、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作用日益突出。开罗的名声已凌驾于巴格达之上。《诸蕃志》对此也有反映： 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天气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贵毡毯。国都号蜜徐篱。据诸蕃冲要。 书中还记载说： 市肆喧哗，金银绫锦之类种种萃聚。工匠技术咸精其能。 赵汝适在书中还收集了阿拉伯的传说。例如，在遏根陀国条目中，记述了亚历山大著名的法鲁斯岛上的灯塔，说这座塔上下可容二万人，塔顶有镜，外国兵船入侵，很远即可照见，预作准备。“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这则故事曾有许多阿拉伯作家予以记述，13世纪学者拉泰夫将其收入自己的《埃及记闻》，广为流传，赵汝适的记述可能即以此为蓝本。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六节 中国陶瓷文化的向西流播 海上交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继大唐一脉，并有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对中华文化甚为仰慕，评价是极高的。10至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萨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他们在塑像方面有罕见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绘画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位艺术家在画人物时笔下如此生动，欠缺的只是人物的灵魂。这位画家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要把人物画得呈现笑貌。而且他还不到此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区分开来，把莞尔而笑和惊异神态区分开来，把欢笑和冷笑区分开来。就这样，他做到了画中有画，画上添画。 这些评介，虽不乏溢美之处，却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华文明营养的渴求之情。 从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方面看，如果说汉唐以来丝织品的输出和丝绸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居主要地位，那么宋代以后，这种情况被陶瓷品的输出以及陶瓷文化的远播所逐渐取代。学者们常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瓷之路。 宋代华瓷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花色之繁、质量之优，均独步世界，加以适合海上巨舶运输，因而远销西方。据《萍洲可谈》记载，12世纪时，陶瓷已成为远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压舱物。“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此时，因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已逐渐超过北方，大大促进了海上经南海、印度洋的外销。南方各产地更因原料的优质，制造的瓷器细洁光泽，具有半透明度、观感白度和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南宋时杭州有官窑；景德镇有定窑、均窑的仿制；越州、龙泉过窑的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和釉下彩绘瓷；广州西村窑的青白彩，均各擅胜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尤其遐迩闻名，畅销海外。 中世纪的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各国的统治者在宫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国瓷器；普通百姓则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诗人和作家们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中国瓷器。萨阿利比(公元961—1038年)还赞美中国瓷器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来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大量华瓷碎片属于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古代宫殿等遗址，发现了许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遗址则发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遗址，发现了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官窑生产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等等。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还远销北非的埃及。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据本世纪初有关富斯塔特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发掘出的数十万陶瓷残片中，已辨明的中国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窑瓷；从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有的瓷钵内面带有漂亮的篦雕花纹，偶尔还有少量的镂花，上着雅致的橄榄绿色釉；至于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属于龙泉窑出产。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人民不仅喜爱中国瓷器，而且有条件的还纷纷仿制华瓷。13世纪时，波斯人仿制宋瓷碗，上面画有凤凰图案。埃及的能工巧匠们仿制中国瓷器，从法蒂玛王朝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并教授了众多的徒弟。最初仿制青瓷，后来又仿制青花瓷。瓷器的形状、花纹都模仿中国，仅瓷胎使用埃及当地陶土。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罗说，当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们“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异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当9至10世纪输入三彩陶瓷时，就模仿三彩陶瓷生产出多彩纹陶瓷；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纪以后，就逐渐仿制青瓷、青白瓷，还有青花瓷复制品。埃及瓷器制造数量极为巨大。在富斯塔特发现的数十万片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品，而这些当地产品当中，又有70%到80%是华瓷的仿制品。以埃及为基地，华瓷和陶瓷技术又向欧洲流传，一路经马格里布传入西班牙，另一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 第三章 唐宋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第七节 指南针与印刷术的西传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十一、十二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九、十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世纪至14世纪。最早的一件，约在900年左右印制，内容是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节。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兰教祈祷文或经文等。从外观上就可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本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仿，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 在印刷术的西传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种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最早的雕版书籍。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纸牌、圣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是在威尼斯印制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流传到穆斯林世界各地。这部阿拉伯文书籍，完全像中国书籍一样，每页只印一面，用的是烟炱〔tai抬〕和胶水溶成的一种棕黄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们的经典。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罗马筹划出版《圣经》，并于1513年印制了《旧约》中的《诗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约》。 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欧洲，对于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等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第四章 蒙元和明前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畅达 第一节 蒙古西征及其对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影响 蒙古诸部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后，1206年，铁木真(公元1162—1227年在位)统一了蒙古草原地区，成为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意思为海洋般的大汗)。当时，蒙古西邻西辽和西夏，南接金朝。立国之后，不断扩张，在向南扩张的同时，更向西展开了征战。1217年，成吉思汗把侵金战争交给部将之后，便把征掠的矛头指向西方。攻灭西辽以后，从1219年起，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主力开始了西征。他借口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在今里海东，锡尔河南)劫杀了蒙古的商队，把目标首先对准了花剌子模。他首先攻陷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罕，将其夷为平地。随后，蒙古军队向西攻入钦察(在里海西、黑海北)，击溃了钦察、斡罗思(前苏联莫斯科、基辅一带)的联军，进入斡罗思南境。1226年，成吉思汗回军攻打西夏。次年，灭亡西夏。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窝阔台在1234年征灭金朝以后，于1235—1244年，发动了蒙古大军的第二次西征。这支西征军，由成吉思汗四个儿子中的长子率领。其中，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最为重要。历史上将这次西征称为“长子西征”。在征服了钦察、平定了斡罗斯以后，蒙古军分路西攻索烈尔(今波兰)，南伐马札儿(今匈牙利)。1243年，拔都在今俄罗斯境内建立起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蒙哥统治时期，在1253年至1260年发动了第三次蒙古西征。这一次，蒙古大军由蒙哥之弟旭烈兀统率，先征灭木剌夷(今伊朗北部)，又在巴格达迫降了黑衣大食，灭亡了阿拉伯帝国。接着兵分三路，越过幼发拉底河，侵入叙利亚，进逼埃及。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分封旭烈兀。旭烈兀的伊儿汗国，东起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北接钦察汗，南抵印度洋。 蒙古三次西征，搅动了当时欧亚大陆的整个文明世界，把原来因地理、经济、政治等各种条件互相阻隔的文明地区，用暴力手段暂时联系起来。在这段时间，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涨。 蒙古西征，带来了世界古代历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双向流动与迁徙。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大批蒙古人、汉人、以及中国西北与中亚各族的人群，从东向西迁徙，进入中亚、西亚、东欧乃至西欧各地。以后随着各汗国的建立，这些西迁者有许多就在当地定居下来，把东亚的文明传到该地区。而随着蒙古远征军的东归，又有大批中亚人、西亚人、斡罗斯人、钦察人，或作为投顺的王公、贵族，或作为被掳的工匠、奴隶，辗转东来，也将他们的文明带到东亚来。而在蒙古帝国的广袤无垠的范围内，一时更有众多的商贩、使臣、旅行家往来如织，也起了传播文化、促进交往的作用。例如，道士丘处机(号长春真人)，奉成吉思汗之诏，从山东出发去见他，结果一直走到阿姆河畔才见到这位海洋大汗。他的随行弟子李志常，归来以后就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了中亚各地的情况。天主教士普兰·迦尔宾等人，奉教皇之命，万里迢迢，出使蒙古，归去后也撰写了《蒙古历史》一书，对蒙古人的生活习俗、战略战术以及沿途见闻，作了记述。 由于蒙古西征扫平了西去欧洲的道路，同时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等名义上仍要听命于汗巴里(即元大都，今北京)的大汗(即元朝皇帝)，所以元朝时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联系比以前方便多了。早在窝阔台时期，已设置了直通西征军统帅拔都营帐的驿道。以后，由钦察草原和俄罗斯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的商人和使节，常常经过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到达阿姆河下游的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过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到达天山北路东西交通要冲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从那里可以北走阿尔泰山南驿道抵达和林(蒙古都城，全称哈剌和林，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然后有驿道直通内地；也可以向东经过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直接沿丝绸旧道前往中原。 伊儿汗国和元朝的统治者同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后裔，双方关系更为亲密。伊儿汗国自建国后，就在全国各地实行驿传制度，和蒙古大汗驻地直接交往。使者手持金牌，通行各地无阻。因此，穿行伊儿汗国境内的传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大放光彩。元朝和伊儿汗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规模空前。伊儿汗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来到元朝做官、经商、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众多。元朝蒙、汉族官员、商人、工匠也有许多人前往伊儿汗国定居。伊儿汗国利用了自己在中西交通上的地利之便，曾征集中国、阿拉伯、波斯、希伯来(犹太人别称)的天文历算学者，并在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格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文台，还建立了一座藏书达40万卷的图书馆。1272年左右完成的《伊儿汗天文表》，介绍了中国、希腊、阿拉伯和波斯的历法和天文学方面的著作。这部世界天文学史上的杰作，就是汇聚在伊儿汗国的各民族科学家合作的硕果。伊儿汗国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第四章 蒙元和明前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畅达 第二节 元代中西海陆交通 蒙古民族尽管是一个崛起自草原和马背上的内陆民族，但由于它在欧亚大陆东征西略的过程中同外界许多文明广为接触，胸襟与视野大大开阔，因此能对各种新鲜事物采取一种包容的开明态度。元朝建立之后，它的统治者们在注意经营通向西方的陆路交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保持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元朝初年，我国就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专门掌管海外贸易。后来发展为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元朝统治者还特别任命数代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蒲寿庚为福建行省长官，负责为元朝招抚南海、西域诸国来华商人。蒲氏一家为元朝负责对外贸易，富贵满门。长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仍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孙子蒲居仁为福建等处运使。蒲寿庚的女婿，也拥有海船80艘，死后遗留的财富，仅珍珠就有130担。为了垄断海外贸易，元朝政府于1284年在杭州和泉州还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由政府出船只和本钱，招人前往海外经商，然后分成。 元代，和我国发生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百处之多。 当时，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极为活跃，由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向西航行至波斯罗(今伊拉克巴士拉)，向南航行至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儿)，再向西可至亚丁湾、入红海；由祖法儿向南则可经亚丁湾，前往东非沿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层摇罗(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 14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一位世界级的大旅行家，这就是足以与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等人齐名的汪大渊。1328年至1339年，汪大渊从泉州出发，两次乘海舶周游世界，归国后，返回故里南昌。他根据自己游历时“耳目所亲见”，撰写了《岛夷志略》。汪大渊两次出入当时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泉州，长期在海上贸易。《岛夷志略》记录了他的游踪，全书共有100条记事，其中99条都是某个地方的专篇。每经一地，叙述山川、民俗、风景之外，更记明航路、物产和贸易的货物，是一本海外贸易指南。全书共记载了220多个国名和地名，涉及范围东至菲律宾群岛，西至东非、北非，许多是我国史籍上第一次收录的。对于14世纪中叶东南亚、印度次大陆、阿拉伯海与红海邻近地区，以及非洲的东岸与地中海沿岸，提供了大量民俗、地理、经济、商业和航海方面的重要资料。丰富的航海经验、渊博的地理知识和广泛的商贸活动，使他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足迹最广的海上旅行家。 元代海、陆中西交通的空前扩展与畅通，首先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了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人头脑中的“西方”的概念，已从两汉与唐宋时期的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实实在在地扩展到了欧洲。 第四章 蒙元和明前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畅达 第三节 元代中国与西欧的交往 还在蒙古西征时期，蒙古人就开始同西欧有所接触。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虽于9世纪在中国内地被禁，但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仍有所活动。蒙古诸部崛起时，一些部落就信奉景教。后来通过联姻关系，不少蒙古王公贵族、后妃皇亲也纷纷皈依。如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和四子拖雷的王妃，以及一位女婿都是景教教徒。元朝统一中国后，景教自然成为全国流行的宗教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企图用基督教的力量影响蒙古人，于1245年派意大利人普兰·迦尔宾出使蒙古。继迦尔宾东来的，是教皇使节、意大利人阿西林。他奉命出使伊儿汗国，于1247年5月到达伊儿汗国统帅拜住的营帐，呈交了教皇的信件。但仅获得拜住的一封言词傲慢的回书。 除罗马教廷外，西欧主要的基督教王国——法国统治者也试图通好蒙古。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率领西方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时，在塞浦路斯派人出使伊儿汗国，使臣是安德烈·朗久木。此时的伊儿汗国统帅伊治加台是一位景教徒。他派使臣大卫和马克等前去见法国国王，要求法国出兵埃及，配合蒙古军进攻巴格达的计划，双方协同对穆斯林作战。安德烈·朗久木便随着大卫、马克一起往见蒙古大汗。不巧正值贵由汗病死，执政的皇后海迷失接见了他们。1253年，法国又派教士卢布鲁克以传教士的名义前往和林。这位法国方济各会的教士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拉城(今巴勒斯坦海法北)出发，渡过里海，先到伏尔加河畔谒见了拔都。拔都命其去见蒙古大汗蒙哥。1253年底，卢布鲁克抵达了蒙哥设在汪吉河(今蒙古翁金河)附近的冬季营帐，并于次年年初随蒙哥来到蒙古都城和林。他在那里居住了五个多月，见到了许多在大汗宫廷中供职的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和匈牙利人，随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复信返回欧洲。卢布鲁克的使命虽未完成，但他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的《东方行纪》却是又一部关于蒙古和中亚的重要资料。他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早半个世纪向欧洲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信息。 欧洲使者不断东来，蒙古也派使者西去。他们当中最早和最有成就的，当推列班·扫马。列班，是叙利亚语“教师”的意思，是景教教士的称号，扫马则是他的名字。列班·扫马是元大都(今北京)人，出身于一个维吾尔景教教徒家庭。他20多岁时弃家修行，先隐居在北京附近的山里，后来和另一个景教徒马可斯一起，结伴去耶路撒冷朝圣。1278年，他们从大都出发，随商队西行，一路经宁夏、和阗、喀什等地，抵达伊儿汗国蔑剌拉城(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谒见了景教教长马·腆合。因当时叙利亚北部道路上多有匪患、战乱，无法前往圣城耶路撒冷，只得留居巴格达。后来，马可斯被任命为景教的主教、总主教。扫马也被任命为教会巡视总监。1287年，伊儿汗国想联合欧洲基督教国家共同攻打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所以派遣精通拉丁语的扫马出使欧洲。扫马经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到达罗马。恰逢教皇去世，于是继续西行，抵达巴黎，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递交了伊儿汗国统治者阿鲁浑的书信与礼物，受到法王的隆重接待。法王表示愿意应援伊儿汗国。此后，扫马又去拜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英王也允诺同伊儿汗国结盟。完成上述使命后，扫马在归途中再访罗马，谒见了新教皇尼古拉四世，呈上国书，得到了教皇的厚赐。出使欧洲归来后，扫马著有《旅行记》。书中生动地记载了欧洲的风土人情。 扫马的出使，使罗马教廷认为在中国广泛传教的时机已经成熟。1289年，方济各会教士约翰·孟高维诺奉命携带教皇致蒙古诸汗的书信，前来中国传教。孟高维诺先到伊儿汗国都城，然后转道印度，从海路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位正式出使元朝的欧洲使者。1294年，孟高维诺到达大都，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的书信，获准在大都传教。他在皇宫附近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先后为数千人洗礼。1307年，被教皇任命为中国教区第一任总主教。当时，教皇克莱孟五世还派了七名教士前来中国协助孟高维诺。其中三人到达大都，后来相继到泉州分教区担任主教。 与孟高维诺同时，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于14世纪初也来华传教。鄂多立克取道君士坦丁堡、大不里士、印度，再经海道历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到达广州。此后，他到泉州、福州，经仙霞岭到金华，再沿钱塘江去杭州，然后由南京、扬州溯运河北上大都。在大都留居了三年以后，鄂多立克取道山西、陕西，游历了青藏地区，再由今阿富汗的喀布尔到大不里士，一路返回威尼斯。回到故乡以后，鄂多立克将自己的广泛见闻整理出来，写成了《东游录》一书。其中，对他所访问过的中国各个都市备加称赞。 元代中国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元朝末年。元顺帝时，派泉州主教安德烈一行16人出使教廷。他们于1338年到达教皇当时居留的法国阿维农，受到优厚款待。元顺帝致书教皇，表示愿意交好，并请求教皇为他购得西方良马和珍宝。教皇于是派遣约翰·马黎诺里等数十人组成庞大使团前来中国。使团自阿维农出发，取道君士坦丁堡，渡过黑海，先到钦察汗国都城会见了钦察汗，又到察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从那里经哈密前往大都。当使团于1342年8月到达大都时，元朝安排了盛大仪式，给予隆重接待。马黎诺里等向元顺帝呈上教皇的复信和西方骏马一匹。这匹马当时被赞为“天马”。元顺帝大喜，命画工作《天马图》，文臣作《天马赞》。马黎诺里在大都居留四年，然后经泉州走海路到印度、斯里兰卡，再经巴格达、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回到意大利，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他带给教皇元顺帝的书信，信中表示尊重基督教，并要求教皇继续派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马黎诺里后来著有三卷《波希米亚史》，将他在中国的见闻也包括在书中。 第四章 蒙元和明前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畅达 第四节 马可·波罗与伊本·巴图塔的来华 元代中西往来活动的高峰，当推马可·波罗(公元1254—1324年)的访华。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他的父亲尼柯罗和叔父马菲奥曾经到东方经商，随着伊儿汗旭烈兀的使臣到达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派他们前往罗马教廷进行联络。尼柯罗兄弟返回欧洲时，恰逢老教皇去世、新教皇未立之时，于是先返回家乡威尼斯。这时的马可·波罗已是15岁的少年。1271年，他跟随父亲和叔父去谒见新教皇格里高里十世。然后，三人与教皇派出的两名使节同行，踏上前往东方的道路。途中，两名使节不耐劳苦，将教皇给忽必烈的信和出使特许状都交给了他们。马可·波罗和父亲、叔父继续前进，沿丝绸古道，经过三年半跋涉，终于在1275年到达开平(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马可·波罗在忽必烈宫廷中甚受信用。他在中国居留17年，经常奉命巡视各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1291年，马可·波罗奉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从泉州出海，经苏门答腊、印度至波斯。然后，他由陆路取道两河流域至高加索，最后乘船经君士坦丁堡返回故乡威尼斯。后来，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在战争中被俘。他在监狱里把自己的东方见闻口述给难友听。以后，难友将马可·波罗的口述整理成书。这就是驰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且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所叙述的中国富庶繁荣与文化昌明的情况，在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了轰动。书中介绍了元代中国的首都北京，说： 城内以及和十二个城门相对应的十二个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真非想象能知其梗概。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丝织物和各种丝线，都在这里大量生产。 书中还记载道： 皇宫大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能容纳一大群人在这里举行宴会。宫中林立着许多不相连续的建筑物，设计合理，布局相宜，非常美丽，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北京以外，《游记》依次介绍了涿州、太原、西安、成都、云南等地，对风景如画，繁花似锦的江南尤为赞赏。书中称杭州大小桥梁有12000座，全城人口共有160万户，中国各大城市中丝绸、胡椒、金银、珠宝皆非常丰富，而全国驿站的完善，纸币的通行，煤炭的使用等更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奇迹。这些信息，虽然已使当时的欧洲人惊为“天外奇谭”，但马可·波罗临终前却告诉同乡说，他还未说出自己见闻的一半。 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意大利人，还有一些曾来中国贸易。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扬州、泉州等地发掘和发现的欧洲人墓葬中，就有元代来华的意大利商人，如扬州南门水关喀德林和安东尼伊利翁尼墓碑，碑主即来自热那亚。佛罗伦萨的皮果罗于1340年前后编撰的《商业手册》，是一本商旅指南。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载，也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水准。皮果罗指出： 据商人曾至契丹(按指中国)者言，由塔那(在克里木半岛，是当时通往中亚与中国陆路商道的起点站之一)至契丹，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契丹国内，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此城周围百里，城内比户鳞居，人口甚众。 元代中国与基督教欧洲的联系，是部分地建立在与穆斯林世界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的。14世纪上半叶，中国使节访问埃及，赠给当时埃及素丹纳赛尔700匹织锦，其中有些上面还织着素丹的名字。在元代，大量阿拉伯人在皇帝宫廷供职。来自叙利亚的爱薛，在忽必烈手下掌管天文、医药部门。另一位阿拉伯人瞻思，由于汉文化修养很高，参与编纂重要大型书籍《经世大典》。 正如马可·波罗访华标志着元代中国与基督教欧洲交往的高峰一样，中世纪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来华，也标志着当时中国同阿拉伯世界交往的高峰。伊本·巴图塔(公元1304—1377年)是摩洛哥丹吉尔人。1325年，他离开家乡，立志周游世界。伊本·巴图塔经北非地中海诸国到达埃及，再游历麦加圣城、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一些城邦。1334年，他渡黑海来到钦察汗国。不久，又经察哈台汗国前往印度。1342年，伊本·巴图塔随元朝使臣从印度前来中国，因海上遇难，又辗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地，后来才从孟加拉经苏门答腊一带航海来到中国，在泉州登岸。他在中国游历了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于1347年离开中国，又到过许多地方，如西班牙、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地区，等等。伊本·巴图塔足迹遍及三大洲，行程总计12万公里。他在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口述了30年旅行的经历与见闻，由国王特派的书记官用阿拉伯文记录下来，成为著名的《伊本·巴图塔游记》。 在书内的中国部分，伊本·巴图塔对中国的物产丰饶、技艺超群，印象极深。他指出：中国河流“沿河遍布村庄、田禾、果园和市镇。比较埃及尼罗河人烟更为稠密”。盛产蔗糖、葡萄、李子、西瓜、麦类、黄扁豆、豌豆等等。他介绍了中国的烧瓷、烧炭、排灌和纸币发行的情况，指出：“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等地区，直到我的故乡马格里布。这种瓷器在当世确是首屈一指”；“所有中国人都很看重金银器。那里的丝绸产量极多”。总之，“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才华。这业经世界公认，见于许多人的著作中。他们的绘画精绝人寰，可说得天独厚”。 伊本·巴图塔还记载了中国发达的航运业和严明的法制。巴图塔来华之前，已在印度的科泽科特见到世界各地的帆船云集，中国船就有13艘。他指出，中国大海船常有四层甲板，可载千人。“中国海域全由中国船只航行”。伊本·巴图塔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高度赞扬了中国的社会秩序。他说：“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完美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即使携带大量财物，行程几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为每一个驿站都有旅店，有官员率骑兵和步兵负责管理，从广州到北京各站都是如此。 对于中国的城市，伊本·巴图塔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指出：刺桐城(即泉州，因唐末以后环城遍植刺桐树而得名)“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出产的锦缎和绸子，也以刺桐命名”。又说：“刺桐港是世界巨港之一，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我亲见港中寄碇的大船约有百艘，小船更多得不可胜数。这里大海伸入陆地，成一港湾，港口和大江连接，成为天然良港。城中花园极多，房舍就建在正中，很像我国的赛杰拉马萨城”。赛杰拉马萨城扼摩洛哥南下撒哈拉商路的要冲，同时又是该国著名的花园城市。泉州城里有许多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外商。伊本·巴图塔在那里遇到了来自波斯的商人赛里夫丁等。 伊本·巴图塔称广州为秦克兰或秦尼秦尼。他认为珠江在这里入海。他说，广州“是一大都市，街市优美，最盛的是瓷业。瓷器从这里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他还特别注意在中国各地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情况，如介绍广州蕃坊时说：“城中有一地段，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一所大清真寺和一所小清真寺；有市场；有法官和谢赫(伊斯兰教宗教领袖)。” 伊本·巴图塔称杭州为行在。这位曾周游世界，出入印度德里、印度以及埃及开罗宫廷的大旅行家，对杭州城的繁华和宏大使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来加以颂扬。他说：“行在城的宏大，须三日才能穿越全城，游览该城需投宿就餐”。伊本·巴图塔将杭州划分为六城，大小相包，实际是居住区域各有分界。其中，第三城住穆斯林，“城区优美，市街布局和伊斯兰地区并无两样”。城中居住着不少穆斯林，其中最有威望的是埃及人奥斯曼·本·阿法的后裔。奥斯曼同族很多，他的“子孙在这里的穆斯林中最负盛名”。 伊本·巴图塔称当时的北京(王城、大都)为汗八里。对可汗的宫殿有专节叙述。他说王宫位于城市中央，建筑多精工雕刻的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门七座，其第五门为首相官衙所在，同时有礼部、财部、司法和邮驿四座官衙。第六门是皇帝所住。第七门由青年男仆守卫。守卫者除中国人外，还有印度人和阿比西尼亚人。 元代中西交通的空前畅达，致使中西文化交流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使先进的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当时科技成果的精品，得以西传穆斯林世界，再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同时，先进的阿拉伯文明中的精品也传入中国。甚至欧洲基督教文化也经由阿拉伯世界，直接流入中国。 第四章 蒙元和明前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畅达 第五节 元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丝织品的西传，在元代又出现了一个热潮。早在蒙古西征时期，就把一些中国织匠带到穆斯林世界。中国的凤凰、龙、麒麟等图纹花样被引入了穆斯林的丝织花样之中，一直远传到蒙古人未曾到过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地区。同时，一度几乎绝迹于西欧的中国丝绸等产品又开始源源来到这一地区。从13世纪末以后，中国的丝绸锦缎又成为意大利各地显贵及罗马教廷的时兴服饰。当时的绘画与考古的实物发掘都反映和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在1317年所画的《图鲁斯的圣路易为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加冕图》，画中圣路易的主教冠带和教袍缎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中国丝织品。与罗伯特同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统治者甘格朗德，他的墓地经过考古发掘、整理，发现棺中遗体遍体都缠着中国丝绸。与丝绸一道，元代的陶瓷输出仍保持着宋代以来的势头。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都发掘到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残片。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中还提到，中国的瓷器一直远销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中国纸币流通的情况，也在蒙元时期被介绍到西方。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卢布鲁克就介绍了中国的纸币。他说：“契丹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左右。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大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我国的纸币，最早出现在北宋仁宗时期。蒙哥大汗时期流通于蒙古诸部的纸币，显然是受了中原的影响。到了元朝时期，中国纸币流通的情形又被介绍到穆斯林世界。例如，1338年在开罗去世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合玛·昔拔不丁曾记载说：“中国人把桑树纤维所制成的长方形纸片当作钱币，上面印着皇帝的名字。使用这些纸币的时候，把它拿到官吏那里，打些折扣，取得另一票子，犹如在我们的造印厂以金银块变换铸造的硬币。”伊本·巴图塔也介绍说：“所有到了这个国家(指中国)的金银都熔化成块。正如我刚才所说，买卖都用纸币，大如手掌，上面印着皇帝的御玺。” 此外，中国的驿传制度也传入埃及。埃及采用驿传制度以后，同叙利亚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当时，从大马士革若有急事到开罗，只需要四天就可抵达。 最值得注意的是火药的西传。 中国不但是火药的发明国，而且是最早制造各类火器、包括铜制火炮的国家。早在公元七八世纪，孙思邈等人就已善于用硝和硫磺作为炼丹时借以发火的药料。火药发明后，很快就被应用于军事上，成为杀伤力很强的火攻武器。10世纪初，我国用于城市攻坚战中的“飞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北宋时期，由国家建立了大规模的火器和火药工场。11世纪初，创制了一种改良型的火药包，名叫“手炮”。接着，又发明了霹雳炮与类似于现代地雷的铁火炮。到了南宋时期，开始使用管型火器，如竹制火枪，以及能发射火焰的飞火枪和火筒。1259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出现的突火枪，用巨竹作筒身，用火药的爆炸力发射子窠〔ke科〕，射程达150步，实在是近代射击型火器之鼻祖。 元代继承了宋代的技术，进一步研制、发展，终于制造出最早的火铳〔g冲〕。1970年在黑龙江阿城出土的忽必烈平叛时(公元1287年)使用的铜铳，长34厘米，重3.55公斤。当时中国专门使用这种火器的“铳卒”，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火枪手。 火药和火器在中国发明后，又迅速西传。火药的制造，首先是硝传入伊斯兰教诸国。时间早在八九世纪。波斯人称之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南宋偏安，首都临安(杭州)盛行“流星”、“花火”。侨居该地的许多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人士对这种腾空四溅的烟花印象深刻，很快将其介绍到自己的故乡。据记载，1249年，埃及阿尤布王朝国务大臣奥姆莱亲自主持首次在伊斯兰国家使用火药的试验。这次试验所使用的火药配方，很可能就是半个世纪后记载于一部阿拉伯兵书中所列举的“契丹花”的处方。 蒙古人在南下中原地区时，掌握了这一科技成果，并挟之以西征。1260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素丹拜伯尔斯在大马士革一战击败了蒙古西征军，俘虏了一些制造火药的匠师，缴获了大量火器。从此，中国的火药与火器技术更直接大规模地西传。14世纪，埃及马木路克王朝时开始仿造中国火器，可以用火枪发射火箭。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又研制成功发射铁丸的火器，后来发展成火枪。14世纪70年代，埃及还制造出能发射大炮弹、射程极远的铜炮。 火器从埃及向西流传，很快就传到摩洛哥。摩洛哥于是成为仅次于埃及的火药与火器制造中心。1590年，摩洛哥素丹艾哈迈德·曼苏尔派兵远征撒哈拉以南的桑海帝国，其中就有2000名火枪手。正是靠着这一新式火器的优势，摩洛哥人毁灭了西苏丹地区最后一个庞大的帝国。摩洛哥人还用火器对抗葡萄牙人从北方的入侵。1342年，摩洛哥人在保卫阿尔吉西拉斯的战役中，使用火炮抗击葡王阿方索十世的军队。英国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参加了此次战役，从摩洛哥人那里学会了火炮的使用。三年后，在1345年的克莱西战役中，英国人初次使用了火炮。接着葡萄牙人也学会了使用与制造火炮、火枪。从此，近代火器技术迅速传遍欧洲。到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初次来到中国时，使他们耀武扬威于中国人面前的已是“铳声如雷”、“炮声殷地”的新式火器了。 宋元时期我国几项伟大的古代科技发明西传穆斯林世界，再由那里传入欧洲，这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南针及其应用于航海事业，对于日后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指南针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无论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环航世界都是难以想像的。造纸与印刷术的西传，使日后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得以在社会上大量、广泛地流传，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出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而火药的传入欧洲，使欧洲中世纪王公贵族的城堡在掌握了火器武器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同时使欧洲殖民主义者更容易对亚、非、拉广大地区进行征服和劫掠。总之，在欧洲历史大转折的前夜，这些发明的西传，对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起了某种革命性的作用。 当元代中华文化源源西传时，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科技文化成果也传入中国。 在元代，移居中国的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人士，常以色目人的身份出入宫廷，并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在传播阿拉伯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人在天文、历法、医药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阿拉伯科学技术对元代影响最大的是天文历法。古代埃及亚历山大城学者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传入中国，译名为《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还在即位之前，他就征召穆斯林星象学者，当时就有札马鲁丁等人应召前来。1267年(世祖至元四年)，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同年，札马鲁丁“造西域仪象”。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研究，札马鲁丁携来北京的历书，就是摩洛哥天文学家阿卜·阿里·哈桑·马拉库西编著的历学巨著《开始和终结之书》。在北京，札马鲁丁遇到了我国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郭守敬在负责改治新历的工作中，可以肯定已经受到阿拉伯历书的影响。至于札马鲁丁携来或制作的天文仪器，大约应是当时伊儿汗国从阿塞拜疆的马拉加天文台传到中国的仪器，这些传自阿拉伯世界的仪器，有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它们的传入与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古代中国天文、历法的进步。我国元代以后天文仪器的巨型化，也受到埃及的影响。 来自叙利亚的爱薛，精通西亚多种语言，擅长星历、医药之学。还在蒙古贵由大汗在位期间，爱薛即于1246年来华，深受信用，在忽必烈藩邸工作，他曾建议设立西域星历和医药专署。忽必烈即位后，便委任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元朝在上都、大都设回回药物院。现存的明初刻印的《回回药方》，当是元代翻译的阿拉伯医书和药书。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回回药方》，尚残存四册。它们是第一册目录卷；第二册中风门；第三册杂症门；第四册金疮门、折伤门、针灸门、汤火门、棒疮门、治人齿所伤门。所涉医学有内科、妇科、儿科、外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分科。《回回药方》用中文写成，附有一些波斯文。它的原本应是流传于穆斯林世界的几部阿拉伯药典。1273年，爱薛创办的大都药物院改名广惠司。爱薛氏子孙多人，继承家学，连续分管宗教、星历、医药等部门。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两个部门工作，一是回回司天台，一是秘书监。因此，这两个部门汇聚了不少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藏书，具体体现了中阿文化交流的情况。据1272年统计，仅回回司天台就申报该台有经书242部。其中，历学天文书七种96部；数学书四种47部，其中有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占星占卜学六种若干部；医经一种13部；炼丹、堪舆、哲学、史学、诗学、识宝技术书各一种各若干部。学科门类之多可谓空前。此外，还有天文图、仪器四件。 在建筑方面，元代中国建筑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阿拉伯建筑家也里迭尔曾主持了元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同时，穆斯林世界来华的商人，曾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地修筑清真寺和医院，它们的建筑式样也是根据叙利亚和埃及流行的格式仿建。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是泉州始建于1009年的清净寺，在14世纪又曾整修一新。该寺门楼建筑式样与12世纪到14世纪阿勒颇、开罗的一些寺院、陵墓非常相像。门楼取狭长尖拱，入门穹顶用蛛网状尖拱小室盖石刻拼叠，甬道的建筑风格和式样，也都和阿尤布、马木鲁克时期的伊斯兰建筑如出一辙。 此外，中国古代制糖工艺也受到域外的影响。唐代以前，中国人已知用甘蔗汁熬糖，但方法比较落后。由于公元七八世纪时印度用蔗汁熬糖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而唐太宗时专门派人去学习，结果是“色味愈西域远甚”。到了元代，又有埃及人到中国来传授熬制白砂糖的技术。 除了阿拉伯文明外，欧洲基督教文明在元代也直接传入中国。元朝对基督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包括原来在中国流传的景教和罗马方济各教派传入的天主教。元朝统治者专门设立了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温教事务，同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宣政院、管理道教事务的集贤院一起，成为掌管宗教事务的三大主管机构。元代也里可温教信徒达到三四万人，大都是蒙古和色目人(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欧洲各族人的概称)。随着蒙古和色目人的迁移，也里可温教徒遍布全国各地。当时的北京、泉州、大同、扬州、新疆等地都有天主教堂。而随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乐曲也在大都的街巷中流播。 第四章 蒙元和明前期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畅达 第六节 郑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伟大航海活动 与陆上交通相比，明初的中西海路交通曾一度大放光彩。这就是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所以被尊称为“哈只”。郑和从小就听父亲讲述飘洋过海去朝圣的故事，神秘的海洋早已成为他心目中憧憬的地方。明朝平定云南的时候，郑和才12岁，被俘到宫中作了太监，并被分给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作侍童。后来，朱棣在北平(今北京)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郑和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从此得到了朱棣的特别赏识。朱棣即位后，擢升他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郑。(《郑和家谱》) 郑和第一次出航，是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六月。他率领的远洋船队共有大型宝船62艘，各种人员27000多人。这种大型宝船，每艘长44丈，宽18丈，配备有航海图和罗盘针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船上满载着丝绸、织锦、瓷器、金银、铜钱和铁器等货物。另外还有小型海船百余艘。这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启程，泛海到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由闽江口的五虎门扬帆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南部)，后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剌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苏门答腊，接着向西驶向印度洋，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柯枝(今印度柯钦)，最远到达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当时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郑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航海纪念碑。然后返航，利用季风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秋天回到中国。 郑和第二次航行是在1407年至1409年。船队的航线和所到的地方大体与第一次相同。1911年，在斯里兰卡的加勒发现了一块郑和当年树立的航海纪念碑。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清楚地记述了郑和船队在斯里兰卡时的活动。 第三次航行在1409至1411年。这一次郑和的船队有船48艘，人员27000人。航行的路线及所到达的地方与前两次仍大致相同。在这次航行中，郑和在地处海上交通要冲的满剌加建立了栅栏围墙，盖了仓库，作为明朝海上贸易的中间转运站。 第四次出航距上次归国也仅有一年的时间。船队于1413年冬出发。到达占城后，驶向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彭亨、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溜山(今马尔代夫)、柯枝、古里；最后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忽鲁谟斯是13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波斯湾口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同时，在苏门答腊，郑和派出了分遣船队。这支分遣船队向西航行，访问了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城邦，又抵达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今南也门亚丁)、剌撒(今北也门萨那)、祖法儿(今阿曼佐法尔)，再到忽鲁谟斯后返航。 第五次出航是在1417—1419年。这次郑和的主要使命是护送各国使节平安回国。所以上次航行所经各国必然是这次的所到之处。阿拉伯方面的历史资料里，记载了这次航行中郑和船队的分遣船队到达亚丁的消息。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1421—1422年。这一次出航时间较短。航线和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与前一次大致相同。分遣船队再一次访问了东非海岸，到达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索马里朱巴地区)、麻林、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地区)等地。 郑和第六次出航回国不久，永乐皇帝死于亲征蒙古途中。郑和航海活动暂时停止下来。直到1430年，宣德皇帝才又派郑和率领船队出海。这次航海规模庞大，所到的地方有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今印度奎龙)、柯枝、古里、忽鲁谟斯、天方(今麦加)、秩达(今沙特阿拉伯吉达)、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溜山等地。返航途中，郑和在古里病逝。 郑和下西洋，担任了中国的友好使者。远航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铁器、金币等货物。每到一地，就以丝绸等物赠送给各国君主或地方首领，邀请各国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友好接待。回国时，有大批使臣随同到中国来。随船带回各地的土特产品，如象牙、香料、宝石，等等。七次出航，遍访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架起了一座通商、友好的桥梁。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沟通了东西方海上交通。举世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记录了郑和经南海、印度洋，直到东非海岸的详细航线，是我国在15世纪初对世界海洋地理学的重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永乐时期，各国来中国的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郑和远航后，明代出国到海外移民的人数也开始明显增多。他们把中国文明带到各国，促进了那里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通过郑和远航，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大量流播到亚非各国，成为亚非广大地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当时从亚非各国运到中国的货物也琳琅满目，达180多种。 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部著作，是郑和下西洋历史事迹的真实记录，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海外。郑和的丰功伟绩，受到亚非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重要商埠三宝垅，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城和三宝井、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塔，等等，都表达了对这位杰出的航海家(史称三宝太监)的永恒的怀念。 在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行的前后，西方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对东方的交通与联络却再一次遇到了复杂的情况。当时，从西方前往东方和中国的商路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小亚细亚由陆路沿黑海、里海到中亚地区；一条是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由陆路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改走海路到中国广州、泉州等地；第三条是由陆路过埃及，到达红海沿岸，然后改海路到中国。这时的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红海以东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而地中海一带则由意大利人垄断。在钦察汗国灭亡后，帖木儿帝国的短暂崛起一度阻断了从陆路到中国的交通。此后，15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1453年灭亡了拜占庭，占领了西亚，吞并了埃及与北非，控制了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交通线，向过境的各国商人大肆勒索。这种情况，使得中西交通与交流出现了某种梗阻现象。因此，当时的欧洲国家热切地希望开辟一条到达东方的新途径。马可·波罗笔下遍地是金银财宝的东方，吸引了西方君主、贵族、商人和航海家投身航海事业，期望从海上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后半个世纪，葡萄牙人迪亚士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从里斯本启程，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北上，在一位阿拉伯海员的引导下，向东横越西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库特港，终于成功地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此前不久，出身于意大利的航海家克利斯多夫·哥伦布率领的西班牙船队，也于1492年从西班牙南端的巴罗斯港出发，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率领的西班牙船队，开始了为时两载的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奏响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曲，也揭开了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第五章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 第一节 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传教士的大批东来 1498年，当达·伽马首航印度成功、返回葡萄牙的时候，带回了大批东方的丝绸、瓷器、香料、象牙、宝石等珍贵物品，并将一件精美的中国瓷器献给了葡萄牙皇后。这次远航所获的厚利，更加刺激了殖民者对东方的贪欲之心，一批一批的葡萄牙殖民者步达·伽马的后尘，绕好望角东来。 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了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马六甲。从此，中国直通印度洋的海道，逐渐被阻断了。1517年，一支葡萄牙舰队闯入我国广州地区，要求贸易，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于是，这些殖民者就在广东沿海开始抢掠活动，并强占了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明朝政府将使者佩雷斯押回广东，驱逐出境(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三)；将其翻译“火者阿三”就地正法，并狠狠打击了葡萄牙侵扰者，夺回了屯门岛。此后，葡萄牙人仍不甘心，又转向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侵夺骚扰，进行走私贸易。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混入澳门，借口海水打湿了货物，上岸晾晒，通过对明朝官吏的行贿，得以逐步入居、盘踞澳门。从此，澳门不仅成为葡萄牙在中国和远东进行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而且成为明清之际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 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也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1565年，他们开始征服菲律宾群岛。1571年，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并且建马尼拉城，作为殖民统治中心。在以后的两个半世纪当中，进行了中国—马尼拉—拉丁美洲的大帆船贸易。1601年，荷兰人也“驾大舰，携巨炮”，闯到澳门一带，要求同中国“贸易”。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加紧将触角伸向中国。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我国台湾。1626年，西班牙人也派兵在台湾鸡笼登陆，占领台湾北部地区。双方经过激烈角逐，荷兰人将西班牙人打败，独霸台湾。直到1662年，郑成功才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这座宝岛。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中西交通的路线几乎完全转移到海道，自欧洲大西洋海岸诸港绕好望角前来中国；中西交通的主角从过去的中国、中亚、西亚和北非各国和地区，几乎完全转移到欧洲国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也从前一时期伊斯兰等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转变为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 欧洲基督教各国的传教士，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当中，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15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使中世纪统一的罗马教会产生了分裂。几乎半个欧洲都挣脱了罗马教廷的统治。正当此时，地理大发现为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罗马天主教士的目光立刻投向东方。大批传教士融入早期殖民者的队伍，到海外去开辟新的天地。其中，西班牙人罗耀拉组织的耶稣会是最活跃的传教团体。 最早沿好望角新航路前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41年作为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节，从里斯本启程，走海路到达印度。1549年，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影响很深，于是决定来中国传教，认为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日本人自然也会信仰基督教。1552年，沙勿略来到我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因为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一直未能找到机会进入内陆，不久就病死在那个小岛上了。此后近30年，欧洲传教士始终无法进入内陆。直到1578年，耶稣会派到远东的教务巡视员范礼安仍在澳门对着中国大陆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呵，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范礼安建议之下，耶稣会派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澳门。罗明坚先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随前往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到了广州。1582年，获准在广东肇庆传教，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 不过，真正为在中国传教的事业打下基础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利玛窦是意大利中部马塞拉塔城人。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进入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578年，从里斯本乘船前来东方，首先抵达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大本营——印度果阿。在果阿，利玛窦进入沙勿略创办的修道院攻读神学。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进行准备。 第五章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 第二节 利玛窦与徐光启 1583年，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传教，并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还展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自鸣钟、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特别是大厅里悬挂着一幅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格外引人注目。利玛窦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真是费尽苦心。地图用中文标出，以便中国人能看懂。为了适应中国人以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他把这幅地图送给当地的总督、知府等官员。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到达中国以后，就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别号“西泰”。还改穿中国服装，只是开始时不分青红皂白，穿的是和尚的袈裟。金发碧眼的利玛窦身穿僧袍，口说汉语，并学着中国礼俗打躬作揖、欠身下拜，这些举止行为，都大大便利了他的传教活动。他广泛结交当地官员和读书人，连端州(肇庆)知府王泮〔pan判〕都为他的教堂题匾作诗。后来，他从肇庆前往韶州，进一步结识了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瞿太素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知识，如天文、数学等，后皈依了天主教。他还劝利玛窦改穿中国读书人穿的服装，以便使士大夫阶层容易接受。从此，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服，成了一名“西儒”。为了确保自己在华传教事业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利玛窦不满足于在肇庆、韶州已有的成绩，而是想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他辗转南京、南昌等地，到处著书、传教、广交朋友，大大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他结交的官员儒士、学者名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1601年初，利玛窦到达北京，献上了他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包括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两幅，《天主经》一部，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同时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自称是“大西洋陪臣”，因为景仰中国，所以才历时三载，行程八万余里渡海而来。并表示愿意为明朝在天文历算方面效力。万历皇帝虽然没有接见利玛窦，但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留居。于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死后，万历皇帝特赐葬北京阜成门外。 利玛窦在中国28年，潜心研究中国的儒学，著书立说，利用儒家学说宣扬天主教教义。《天主实义》一书，是利玛窦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将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融合在一起，在明代官员士大夫中很有影响。同时，利玛窦以自己的博学，对西欧科技、文化在华的传播起了媒介作用。他和徐光启一道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绘制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并把西方的音乐、绘画、建筑、测量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可以说，利玛窦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西学代表。利玛窦的传播西学，为他的传教活动开辟了道路。到他去世时，北京、南京、南昌、肇庆等地都建起了天主教堂，全国教徒数量达2500人。 明末时期，中国有三位官员同利玛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对天主教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上海徐家汇人。自幼勤学苦读，结识利玛窦之前，在学术研究和实际经历上已有较厚实的根基，写出了《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一文，出色地运用了我国原有的实用算学知识。17世纪初，徐光启开始同利玛窦接触，不久加入天主教，教名保禄。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在北京翰林院供职，从此有四年之久，同利玛窦过从甚密。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交往，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学术与近代西洋科学知识的交流。他曾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制造等西方科技知识，并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六卷，据说是利氏口授，徐氏笔译。他们又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1607年徐光启丧父回家守制，得以用更多时间进行学术研究。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徐氏仍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保持接触，担任官职时仍不断进行学术研究与编译工作。1612年编《泰西水法》，1621年至1628年间编写了我国古代重要的自然科学著作《农政全书》。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徐光启受到重用，作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努力保护天主教在华势力，同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广西学。1629年至1633年，他主持了《大统历法》的编译工作，直到病逝前仍坚持修历的科学研究。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徐光启学术活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既立足于我国传统学术的基础，又善于吸收西方科学成就，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开始具有近代科学倾向。例如，他认识到《几何原理》的价值，认为“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还非常强调“象数之学”的重要性，即把数学原则应用于实验科学，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进而产生“百千有用之学”。为此他提出要发展天文气象、测量水利、军器制造、机械力学、建筑、钟表、医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任务。可惜此时已是明朝末年，天下不久大乱，清代封建桎梏更加严厉。徐氏所倡导的新兴科学事业，终难有所发展。 李之藻(公元1565—1630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602年结识了利玛窦。曾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圜〔yuan 元〕容较义》。他对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方面都颇有研究，还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一书作了序言，并编了一部关于天主教的丛书《天学初函》。1625年，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他写了《读景教碑书后》一文，是最早叙述景教来中国传播的文章。 杨廷筠(公元1557—1627年)，浙江仁和人。1602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以后，受其影响，由信佛改奉天主教。曾撰写不少宣扬天主教的著述。当利玛窦死后，明朝政府一些官员发动“南京教案”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时候，杨廷筠同徐光启等人一道，为天主教辩诬，并保护了一些传教士。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即位后，徐光启受到信用。徐光启立即向皇帝建议，用传教士帮助修改历法。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贯认为天象的变化代表着国运的吉凶，把制定历法当作国家的一件大事。明朝实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沿袭了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年深日久，错误百出，用来预测日月食往往失误。崇祯皇帝采纳了徐光启开设历局、修定历法的建议，并任命他监督此事。徐光启推荐的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也获准参加了修改历法的工作。邓玉函是德国人，是当时在华传教士中最博学的人。他和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很好的朋友。可惜他在历局只工作了几个月就去世了。邓玉函去世后，徐光启又推荐汤若望和罗雅谷到历局工作。汤若望在1642年还帮助明朝制造火炮。由于修订历法、制造火炮，使传教士得以在明朝供职，甚至可以出入皇宫，所以天主教渐渐深入宫廷之中。一些嫔妃、皇子和太监都信奉了天主教。据估计，当时皇宫内天主教徒达540人。全国各省也几乎都有传教士和教徒。除了耶稣会以外，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教士也到中国传教。1644年，清兵入关后，明代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几个政权，历史上称为南明。为求自保，南明政权实行亲天主教政策，多次企图通过传教士向西方求援。如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毕方济被南京福王政权派往澳门向葡萄牙人借兵。福王政权垮台后，又受命于福州唐王政权。不久，唐王政权覆灭，毕方济又投奔了南明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大臣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都信奉天主教。后来，连皇太后、皇后和新生的太子都成了天主教徒。毕方济受永历政权的委派，由庞天寿陪同前往澳门求援。1646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发兵300名，携带数门火炮，前往桂林助战。1648年，当庞天寿再次赴澳门求援时，葡萄牙人又赠予火枪100支。后来，服务于永历政权的另一名波兰籍神父卜弥格又受皇太后派遣，直接前往罗马教廷请求援助。 清朝初年，统治者对天主教和西学大体上采取了宽容和开明的政策。例如，曾为明朝修历、造炮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亡后仍然留在北京，为清朝新政权服务，并被任命为清朝钦天监首任主管官员。他与南怀仁继续修订历法。新编的历书定名为《时宪历》。康熙初年(公元1662年)，发生了钦天监教案。徽州人杨光先撰文攻击天主教，并于1644年诬控汤若望谋反。汤若望和一批涉嫌的传教士被捕入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汤若望本人也病故。杨光先则被任为钦天监监正。直到1668年，康熙再命杨光先和传教士南怀仁分别测出正午的日影。结果，杨光先测得极不准确，而南怀仁则测得分毫不差。于是康熙皇帝将杨光先免职，由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汤若望的冤案也获得昭雪。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皇帝对于传教士颇为信用，对西学，特别是数学十分喜爱，对天主教也相当尊重。只是由于后来罗马教廷完全不顾中国国情，蛮横干涉中国人民的礼仪习俗，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祭祖尊孔，挑起了所谓“礼仪之争”，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才改变态度，禁止天主教。 第五章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 第三节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六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四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絜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著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著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 第五章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瓷器和丝绸并驾齐驱，同为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易碎的瓷器，历经万水千山辗转贩运到西欧，自然被视为珍品。西欧宫廷贵族之家，莫不竭力搜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乔凡尼·贝利尼的名画《群神宴》，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瓷器之精美。该画现藏美国华盛顿国立画廊，内容是表现古代神话中的众神和仙女聚会林泉之间的情景。图中央盛水果和汤的大钵，都是明代道地的青花瓷器。其一满盛鲜果，置于诸神面前；另外两大瓷钵则分别由一男仙头顶、一仙女手持而来。由于画家将这三只瓷钵置于很突出的地位，描绘又极为认真，因而青花瓷器的特质得以鲜明地表现出来。据考察，这三只青花瓷钵的形制与风格、花纹，都表明确为明朝宣德、成化年间之物。此画作于1514年，而这类瓷器运到威尼斯，应在15世纪末，亦即哥伦布、达·伽马开辟新航路之前。贝利尼将这三只大青花瓷钵作为诸神的用品，也恰恰反映了当时西欧人士对中国瓷器的珍视。到了18世纪时，瓷器已经普及到法国全社会。法国人饮茶也用瓷器。中国瓷器的莹洁光润、轻巧纤美，以及上面彩色的人物花鸟绘图，令人喜爱。1716年，法国有人写了一首诗盛赞中国瓷器的美观。诗中写道： 在法国，伏尔泰强调中国儒学虽说是国家宗教，但它博大而无所不容，足以证明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认为中国人敬天，而“天”是天理，不是神，不是崇拜的偶像；中国人尊孔，而孔子并非教主，只是宣扬伦理道德的圣人。这些观点，正是对当时法国“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世界上并存的许多民族文化之一，反对西欧基督教垄断全部“德行”和“真理”的观点。他还利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述自己关于国家和法的观点，批判法国专制制度。继启蒙主义思想家之后，欧洲思想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还有重农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被称作“欧洲的孔子”，他发表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其中寄托了对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重农学派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杜尔果曾经与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高类思、杨德望有过友好交往，在高、杨二人要回国的时候，杜尔果交给他们一份详细了解中国土地、赋税、造纸、纺织等许多方面的清单，总共包括52个问题。高类思和杨德望回国后经过考察，曾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作出汇报，并与法国传教士合作写成《中国古代论》、《中国兵法论》等论文。在法国，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贡献最大。法国传教士主编，在巴黎出版的三部巨著：《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是人间的天堂。人工的河流不像我们那样对称匀称地安排，而是布置得如此自然，仿佛流过田野一样，沿岸两旁镶着一些凸凹的石块，自然而无雕琢。河流的宽窄不等，迂回有致，如同萦绕天然的丘石。两岸种植鲜花，花枝从石缝中挣扎出来，就像天生如此。 在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界也注意吸收中国文化为自己服务。著名的哲学家贝克莱就曾引用孔子的话来论证欧洲的道德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通过对中国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新航路开通之后，欧洲同中国之间的贸易打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往还便利，交流日益频繁。大量中国的精美工艺品及其他产品流入欧洲，进入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丝绸仍是欧洲人最欢迎的商品之一。丝织品不仅在法国销路极广，而且染色技术和染料也从中国传到法国，如栀子(一种豆科植物)产生金黄色，棘树皮产生“中国青”，等等。当时的巴黎，就是欧洲新潮时装的中心，服装模特身披丝绸，从这里前往英国、意大利和德国。法国则不断推陈出新，先后风行手描和印花丝绸。 在输入中国瓷器的同时，欧洲人还开始仿造。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就开始仿造中国瓷器。17世纪，制瓷技术传到荷兰，然后再传到法、德等国。法国的内维尔、卢昂等城市兴起了制瓷业，德国的制瓷业则首先在纽伦堡等地发展。18世纪初，德国先后生产了红色瓷器、无釉硬质瓷器和彩瓷。在1714年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彩瓷大受欢迎，从此名声大噪，生意兴隆。制瓷业因而成为产地所在的萨克森诸侯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 漆器也从中国输入欧洲。法国在17世纪已经仿制成功。当时马丹一家制作的漆器，享誉欧洲。他们制作的仿中国的花鸟漆器最受欢迎。伏尔泰专门在自己的诗中称赞说：“马丹兄弟的漆柜，超过了中国的艺术。”精致美丽的漆画还进入欧洲宫廷。法国著名的彭巴杜夫人，就是一位漆画的爱好者。为了装饰她所居住的蓓拉孚宫，彭巴杜夫人订购了大批漆画。此外，德国和法国还兴起了对上漆的轿子的爱好，法国更将轿子进一步发展为轿车。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经过传教士们不甚准确的吸收和消化后介绍到欧洲，被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界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吸收。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定影响。 <span>来啊，观赏这件瓷器， 吸引我的是它的绚丽， 它来自一个新的天地， 从未见过如此优美的艺术。 多么诱人，精致超俗， 来自中华，它的故土。</span> 在史学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是第一位用外文撰写有系统的、严肃的中国历史的作家。他的《中国史十卷》记载了上起盘古开天辟地，下迄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而他的《鞑靼战纪》是一部闻见录性质的历史著作，对满清入关前后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法国传教士冯秉正在1777—1783年编译出版了13卷本的。这部书主要根据我国朱熹的《通鉴纲目》的满文本摘译成书，并且补充了明清部分。尽管译文不很精确，但毕竟是首次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有趣的是，现在还保存着当时订购这部通史的530人的名单，从中可以了解此书在法国流传的地域及社会阶层的情况。另一位博学多识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唐代史》。宋君荣还对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甚感兴趣，在1739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史》。不过，传教士们了解历史，还是为了当时的宗教活动服务。因此他们更重视当代史的研究。1688年，奥尔良发表了《吞并中国的两位满洲征服者的历史》，记述了清王朝的建国史。1697年，白晋又出版了康熙大帝的传记《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这部书将康熙皇帝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作了比较，对两者都推崇备至，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被介绍到欧洲以后，对欧洲史学家的开阔视野与理论概括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英国大史学家、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就在自己的著述中谈到鞑靼人对中国的征服，并认为中国的史书可以用来解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此外，他还在自己的书中不时引用一些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如苏武在北海牧羊，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书，耶律楚材如何劝导蒙古入侵者，以及明朝建文帝之死，等等。在德国，冯秉正编译的，在给读者以中国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到清朝没有什么根本变化。黑格尔和另一个著名的德国史学家朗克等人受了这种影响，得出了“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等消极、谬误的结论。这些情况，说明了两种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曲折的历程。 大量的中国工艺品和绘画等艺术形式的传入欧洲，丰富了欧洲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影响了欧洲人对美的鉴赏与追求的品味。18世纪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艺术发展中出现的“洛可可时代”或“洛可可风尚”，就明显地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特点是追求轻飘活泼，线条丰富，色调雅淡，重自然雅趣而不重人工雕琢。 千百年来，在中国同西亚、北非以及欧洲各民族之间，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彼此的了解接触和交往，却一步步在发展和扩大着。双方古代的人民，以水滴石穿的顽强精神，骑在驼峰马背上，驾着风帆舟楫，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奔波在茫茫戈壁、草原、碧海，使彼此间的文化交流，由涓涓细水，发展为蜿蜒的小溪，再汇聚为奔腾的江河；由只鳞片爪的信息，到表面浅层的认识，再到深层文化的探究。由于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因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端，大致维持着稳定的状态。而在西方，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西亚(一定意义上含南亚)、北非和欧洲先后扮演了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主角的角色。双方陆上和海上交通路线也就会随着这种角色的变换而发展，彼此文化交流的内涵也起着变化，并且逐步扩大。直到新航路开辟，伴随着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西之间的交通才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文化交流也逐渐脱离古代的轨道，进入了空前大高涨的时代。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高涨，却是以血和火为媒介，以无数侵略与反抗、掠夺和屈辱为代价而实现的。 在洛可可时代，最明显受到中国影响的就是园林艺术。1743年，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写信给巴黎的友人，详尽报道了被他称为“园中之园”的圆明园的美景： 后来，王致诚又把中国画家唐岱、沈源所绘的圆明园40景的副本寄往巴黎。圆明园图景在法国和欧洲引起了极大兴趣。从18世纪后期，法国一些贵族开始刻意模仿中国园林，在私人花园里建造亭台、楼阁、宝塔，布置小桥流水、石岛假山。通过法国，洛可可风尚还传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最典型的洛可可风格的建筑，是德累斯顿郊外、易北河畔的庇尔尼茨欢乐宫和波茨坦的桑苏西宫，庇尔尼茨宫建筑采用东方大屋顶的特殊结构，侧面的凉亭都是中国离宫别苑的特色。另外，卡塞尔的领主也仿照中国村落建造“中国村”。村子命名为“木兰”，所有建筑物都是中国式平房，在村落附近的山麓有一条小河，称为“湖江”。至今，这个“中国村”的旧址上还有塔和魔桥仍然保留着。中国园林与园林艺术在欧洲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欧洲学者承认：“中国的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歌德在其《伤感主义的胜利》剧本的第四幕开场白中，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中国的花园： <span>我想说的， 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span> 在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受到在华传教士们著述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中国的儒学、佛教和道家的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1689年，莱布尼兹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得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1697年，莱布尼兹编辑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新论》，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和重视。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把自己所追求的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是借儒家的“秩序”和“道德”，表达他对当时德国封建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为了切实地促进欧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莱布尼兹还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华法国传教士白晋同莱布尼兹之间的通信，持续了六年之久，他们对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有助于莱布尼兹的数学研究，他们发现卦图和莱布尼兹的数学二进制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于莱布尼兹二进制算术的完善化起了促进作用。大文豪歌德曾经“对中华帝国从事最认真的研究”。他从儒家经典的译文中熟知了中国“务实的哲学家”孔子，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的密切结合。歌德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孔子关于通过修身以促进自身善美发展的见解同自己的见解非常相近；认为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因此，当时歌德就被人称为“魏玛的孔子”和“魏玛的中国人”。晚年，歌德更多受到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的影响，从年轻时代对中国艺术“不平静的冲动”，进入对中国伦理的宁静与安定的向往。1827年，歌德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4阙，诗中反映出作者心目中的中国，生活如“一池静水”，一切都“比较明朗，比较清晰，比较合乎道德——正是这些严格的节制，才使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得以保存，并将久存下去”。正是在这部诗作中，歌德提出了“视线所窥，永是东方”，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深深的向往之情。 附录 文辅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2027_3.jpg" /> 斗龙图(波斯细密画，14世纪)台湾《中华历史图鉴》第331页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2027_2.jpg" /> 玄奘画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台湾《中华历史图鉴》第2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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