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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一、南京总统府：旧去的时代 在1949年发生了众多变动的诸多地方中，南京总统府由于它的特殊地位而具有了标志性意义：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 南京是江苏省省会，古称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南京总统府更是见证了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南京总统府所在地曾经是明朝的归德侯府和汉王府；清朝的江宁织造署、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和康熙、乾隆二帝南下江南的行宫；它也是太平天国政权的“天王府”。1912年孙中三在此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且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此后，南京总统府成为国民党的圣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在此办公。1937年南京沦陷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西避重庆。1946年又重新“还都”南京。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后，国民政府改称总统府。1949年南京总统府被渡江而过的共产党军队占领。因为南京总统府作为国民政府办公地点的特殊意义，这成为此后60年的一个发端地标，一个旧的时代被埋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他们在凌晨时分进入南京，在曙光来临之前的夜幕下穿行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设想中的激烈战役后来证明毫无悬念。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来到了位于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总统府。 三扇大铁门禁闭着。但是抵达的战士们发现，铁门仅仅只是用插销插上，并没有上锁。失败者或许和胜利者一样急切，对于他们而言，命运的叩门声随时会传到耳膜，占领者的到来正像日出一样不可避免，只是无法确切知道他们何时来临。焦急的等待让人煎熬。所以，不难解释，当占领者来到总统府的大门口时，“里面立即就有了反应。很快，就出来了两三个人，很配合地将大门打开”，管玉泉回忆说。 那是1949年的4月23日，28岁的山东小伙子管玉泉率领着部队进入南京，直抵总统府。他担任营长的三野第七兵团35军第104师312团3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渡江战役的先遣部队。 涌入总统府的年轻军人们迅速占领了这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庞大建筑。它一直是权力的象征，明朝时期是王爷的府邸，居住其中的帝王后裔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后来的权力削弱和来自兄弟的威胁；满清入关建立新王朝后，它被当作两江总督和江南织造的办公场所，担任过两江总督这一显赫职务的清末名臣们都曾经生活在其中，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到左宗棠、张之洞，他们在这里目睹一个帝国无可避免的衰落，而自己忝为人臣，忧心忡忡，但却回天无力；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将它扩建为天王的宫殿，这位出生在中国广西一个偏僻山村的落举秀才，在南京建立了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宗教政权，但在这座辉煌的宫殿中，却上演了同北京的紫禁城内相比豪不逊色的勾心斗角，高高在上的天王没有耐心等待命运的叩门声，自尽身亡，留下他的儿子在骁勇善战的忠王掩护下杀出重围；1912年1月1日，匆匆从日本赶会的孙中山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的突然和形势的爆发让整个帝国成为百万叛变的国度，而他则是当之无愧的领袖，这里于是成为中国新的中心，但是即使是孙中山也无能挽留行政和军事重心的北移，在权力争斗方面，相对于在北京城内的技术官僚和军事野心家袁世凯，孙中山仍然是一名初学者；但是他挑选的继承人蒋介石将军实现了他的部分梦想，蒋介石将军在袁世凯身故之后的军阀争斗中脱颖而出，完成了中国在名义上的统一，自己则成为中华民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最高领袖，这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所在；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同长江路292号的历任主人不同，蒋介石将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外部的挑战——他和他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亡国的威胁。 1937年日军攻占了民国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在日本人眼中，这是蒋介石将军对抗帝国军队所要付出的代价，他要承受驱逐出自己的首都的耻辱。而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民国政府，则先后成为日军团部和伪政府的所在地。不过，接下来发生在南京的事情让整个人类文明都为之蒙羞。直到今天，来自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在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争论不休。当英国作家Simon incer沿着长江旅行，来到南京时，他为这座城市的忧伤而震惊。他甚至觉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表现得像一座无根之城。他的朋友解释说，“你知道，南京就像你们的爱尔兰城这里唯有历史它表面看起来焕然一新，酒店、商铺还有漂亮女孩。它看起来像香港，可是如果你在这里长留，你会发现它们在根子上就不同。这里的人们似乎都被这座城市的过去所困。它那些悲惨的过去，让这座城市比其它地方更忧伤”。在每个纪念日，总有人眼角含着泪水，嘴里说着要给那些伤害这座城市的人好看。这是大多数外国游客所看到的情景。 蒋介石将军将他的政府迁入了中国广阔的腹地。他在重庆成立了临时政府，继续顽强地抵抗来自邻国的侵略。而他之前的同事，国民党的另一位元老汪精卫进入了他在南京长江路292号的政府府邸，在日军的支持下成立了傀儡政权。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这位崇拜曾国藩、信仰基督教，从一介平民成为大国领袖，不是身穿戎装就是衣着中式长袍的浙江将军才回到这里，继续领导他的政府和军队。 中国已经发生变化。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国内局面。他不再需要运用自己灵活的手腕去安抚、拉拢或者打压那些不可一世的地方诸侯们。经历过漫长的战争，这些军阀的实力多半已经损耗殆尽。但是新的反对派却已经成长到强劲无比。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将军们都指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断借机强壮自己的军事肌肉。而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同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上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即使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也承认，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国内各政党和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 与此同时，尽管蒋介石将军一直成功地赢得了美国的支持——他甚至迫使罗斯福总统将同自己意见不合的杰出将领史迪威将军调回国内，但是二战也让中国的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苏联在军事上更加强大。 包括西奥多·怀特在内的西方观察家都认为，美国在进行着不耐烦和虚情假意的斡旋。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的斡旋者赫尔利大使对共产主义始终抱敌视态度——当赫尔利回国，美国政府开始真心诚意地想要解决中国问题时，为时已晚，马歇尔将军徒劳的往返于两国，固执的国民党政府认为自己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蒋介石将军当然希望能够在美国的支持下，将不驯服的反叛者们彻底消灭，既然他们不愿意交出军队，束手就擒。 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开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各党派共同制定宪法。1946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出台新宪法；1947年底，完成国民代表普选；1948年5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总统。在所有这些政治手腕进行期间，使用着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在各地同共产党军队兵戎相见。 当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之后，长江路292号正式改称总统府。在1948年5月20日的正副总统就职大典上，身着中式马褂的蒋介石和一身戎装上挂满勋章的李宗仁志得意满的顺着红地毯步入总统府礼堂，在画像上国父孙中山的注视下，对政府官员和国民代表发表就职感言。虽然蒋介石毫无悬念的出任了总统，但在副总统职务上的竞争却表现出政党内部的不合，旧时军阀分庭抗礼的阴影仍然盘踞在总统府上空。李宗仁后来对他的口述自传纪录者唐德刚抱怨说：蒋介石要求他穿军装，这使得走在蒋介石身后一步半距离的李宗仁看上去像是总统的侍从官，而不是副总统。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这种局面既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也是由于党内对他的压力愈发增加，尽管这种压力从来不能动摇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深植的根基，但却促使他像在曾经的政治生涯中所作的那样，采取以退为进的举动，将头衔和职务交卸给倒霉的继任者，自己冷眼旁观，并且等待出山收拾残局。 但是这次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没有再能回到他在长江路292号的办公室。在李宗仁谋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划江而治的谈判失败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长江天堑并未能够带给总统府太多的安全感，1949年的4月23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当他们进入总统府后，并未遇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十几名留下的总统府卫兵也没有佩带枪械。唯一的枪声发生在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看到墙上悬挂的蒋介石画像时，两名战士端起枪对着画像设计，长久以来他们都被灌输着对这名将军的愤怒和仇视。 然后，他们迅速转移到总统府的建筑顶端，将仍然在黎明的晨光中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降下，换成象征着革命胜利的红旗。后来，画家陈奕飞根据这幕场景创作了他的名作《攻占总统府》，画面身着黄色军装的战士们奋力将鲜艳的红旗升上旗杆。 不过在当时，随军的摄影记者邹健东已经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战士们在总统府门楼上列队，欢庆胜利，他想使用这一幕来表示时代的变迁。的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10月1日宣布成立，但在总统府降旗升旗的瞬间，政权的转换已经完成。毛泽东在听到占领南京的消息后，为此兴奋地写了一首诗。他知道，他和他的政党，成功地埋葬了一个旧去的时代。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二、鸭绿江：战争后的战争 1950年中国军队跨越鸭绿江的“抗美援朝”行动让鸭绿江成为当时和此后中国最知名的河流之一。 鸭绿江的名称来自满语yalu ula，意思为：边界之江。它是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的界河。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和辽宁省均和朝鲜隔河相望。它发源于长白山将军峰南麓，源头海拔2300米，此后南流至朝鲜惠山，然后折向西北，经130公里至吉林省临江，然后由西南注入朝鲜湾，进入黄海。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爆发的朝鲜战争（1950-1953）中，鸭绿江成为举国皆知的一个地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这条界河，参与到国内战争之后的第一次战争。而这场战争关系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新生的国家要证明自己不那么脆弱，并且获得承认；还标志着当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抗，有着极为深远的国内和国际影响。中国、朝鲜和美国，这三国的关系直到今日仍然牵动人心。 “我曾在一个资料电影中看到过鸭绿江，但是现在，当我从近处看时，我发现它跟我想象中的不同。它没我想得那么宽，但却要汹涌澎湃得多。它浪花四溅，充满旋涡。水的颜色微微泛绿。一个在街上买五香南瓜的无须老人告诉我，夏天的鸭绿江经常泛滥成灾，冲走岸上的庄稼、苹果树、房屋，有时泛滥的江水还会淹死牲畜和人”。 在他2005年出版的小说《战争垃圾》中，作家哈金写道。1985年离开中国前往波士顿的哈金如今是一名波士顿大学英语教授。他是尚在人世的最杰出的华裔作家之一。《战争垃圾》描述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官员如何亲身经历朝鲜战争，被俘之后，又如何经历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在小说中，当这个名叫Yu Yuan的年轻人随着部队来到丹东，准备跨过鸭绿江时，他在高处的营地仔细观察这条后来在歌谣中出现的江。 在满语中，这条江的名字是Yalu ula，“yalu”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土地的边端，疆界的分野”。鸭绿江实际上正起着同样的作用。1909年和1940年，鸭绿江上建起两座跨江大桥，连接着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第一座桥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被美军飞机炸毁。如今，如果得到允许，人们仍然可以沿着第二座长940米的大桥，乘坐火车或者汽车，来往于中国丹东和朝鲜新义州之间。 这条河水浅绿的江后来进入歌谣，因为它成为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卷入的最大一场国际武装冲突的标志性地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进，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这首志愿军军歌和《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南泥湾》、《红色娘子军军歌》等一起，成为1980年代之前传唱甚广的红色歌谣。 当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说尊严受到挑衅——尽管哈里·杜鲁门总统尽量想把这场战争限制在小范围内，可是美国还是把共产党中国拖了进来，很多人将责任归咎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而决定加入这场战争时，中国内部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无论在战争前还是战争后，为中国加入邻国的战争寻找合理性。广播和报纸都在鼓动着慷慨激昂的年轻人们志愿加入这场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国家用荣誉感、民族自豪感来激励贫穷的国民，或者参军，或者出钱出物来支持一场发生在他乡异域的战争。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之外，同样传诵一时的，还有作家魏巍描写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杰出表现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结果，之后“最可爱的人”这个词组流行一时，一直沿用到60年后，而且大多数时候是用来描述军人。在朝鲜战争中表现杰出的军人后来受到举国人民的尊敬，比如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和为了不暴露隐蔽目标，身上被燃烧弹引燃但仍然一动不动的英雄邱少云。他们的英雄事迹被写入小学和中学的课文，用他们的红色光芒影响后来的青少年。表现一些著名的战役如上甘岭战役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应接不暇。 这场战争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自信。如果说在刚刚结束的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仅仅是同使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拼杀，那么，在朝鲜战争中，则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短兵相接，直接对抗。要知道，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缔造了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军事实力在实战中得到提升，它们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战争机器，以及大量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美国正是其中之一。而在形容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中国时，人们总会使用一个形容词：一穷二白。长时间的战争已经把这个国家拖连得疲惫不堪。因此，决定参加这场战争，对于共产党中国而言，需要极大的勇气，而竟然能够获得胜利（至少是我们认为的胜利），自然极大的激发了一个一直以大国自居，但却长期贫弱的国家的信心。领袖毛泽东的“所有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又一次得到验证。 但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却异常吊诡。美国最著名的记者和非虚构作家之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2007年出版了描述朝鲜战争的《最冷的冬天》。在这本书中，哈伯斯塔姆说，“朝鲜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对于美国人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足以让所有人都对一场新的战争心有余悸。对于大部分观察家而言，美国的真正挑战仍然在欧洲。他们正和苏联人在柏林陷入一场危险的对峙。美国不想要这场战争。 “即使是命令美国军队进入朝鲜战场的总统杜鲁门也不愿意称它为战争。从一开始，哈里·杜鲁门就小心翼翼地去降低这场冲突的性质。因为他希望避免增加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6月29号下午，也就是北朝鲜军队过境4天之后，尽管他正在将美国送入战争，但当他接见白宫记者团时，一名记者问杜鲁门，美国事实上是不是进入了一场战争。杜鲁门回答说，它不是。尽管它事实上是。另外一名记者问：‘是不是可以称它为一场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警戒行动？’杜鲁门回答说：‘对。这是对它的准确描述。’”哈伯斯塔姆写道。 哈伯斯塔姆称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杜鲁门不愿意将之视为战争，毛泽东称那些跨过鸭绿江去参加战争的不是战斗人员，而是“志愿者”；而且，最后，双方都声称自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不同的是，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几乎被遗忘，没有人愿意或者有兴趣重新提起。在哈伯斯塔姆写作《最冷的冬天》期间，他曾经有一次无意中走进佛罗里达州的Key est图书馆。他发现，书架上有88本书是描述越南战争的——其中包括哈伯斯塔姆本人的经典名作《出类拔萃之辈》，但是却只有4本书是关于朝鲜战争的。 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们苦涩的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濒于被遗忘。擅长制作大场面战争电影的美国人，视角大都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越南战争，而没有人将目光对准朝鲜战争。Anden Rowley，一位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在中国战俘营度过两年半岁月的年轻机械师注意到，从2001年到2002年，美国制作了三部著名的战争影视作品，《珍珠港》、《windwalkers》和《e Are Soldiers》，没有一部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不像它的对手，美国没有朝鲜战争英雄，也没有朝鲜战争文学。 哈伯斯塔姆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原因是，朝鲜战争没有扩大到让很多国家卷入的大战，也不像越南战争那样引起了美国自身的疼痛；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朝鲜战争发生的年代，电视媒体还不发达。朝鲜战争对美国国内而言，是一场“黑白的战争”，报纸上的黑白印刷体远不如后来历次战争电视上鲜艳的画面那样震撼。 但这场战争却延续了三年，超过33000名美国士兵阵亡，105000名士兵受伤；415000名韩国士兵阵亡，429000人受伤。这是哈伯斯塔姆给出的数据。他没能列出北朝鲜和中国士兵的伤亡情况。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数字。但是至少，共产党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他的儿子。在那些跨越鸭绿江，进入朝鲜的中国志愿者中，有这位领袖唯一尚存的儿子。他把他托付给指挥朝鲜战争的中国将军彭德怀。也有人猜测，这可能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后来矛盾激化的一个诱因，显然，这种猜测在历史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 这场战争的另外几个主角是腐败的韩国政治领导人李承晚，朝鲜领导者金正日，以及自大的军事天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们每个人都在推动这这场战争。在战争之前，李承晚和金正日各自相信，如果不是他们各自的盟友美国和苏联过于拘谨和约束他们，他们早已经统一了整个朝鲜。正像李承晚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击败北部对手一样，金正日开始时相信自己根本无须像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和他的领导人毛泽东求援。而麦克阿瑟当时则正忙于在日本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并且试图恢复它的经济。 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国国内，短期而言，在抗美援朝中发现的一些商人的不轨行为，让共产党政权下定决心整肃这些不法商人，更加彻底的消灭私营经济。长期而言，它使朝鲜和韩国分裂至今。而且，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拥有核武器和集权政治的朝鲜，至今仍是一个潜在的火药桶。这种情况，又随着它鸭绿江对岸的中国日益强大而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可以劝说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但是中国的反应同样也让联合国和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时，考虑如何避免陷入大国之间的争执。 鸭绿江决不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河流。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三、拉萨1951：和平解放西藏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拉萨成为当年最轰动，影响也最深远的事件。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具有1300年历史的古城。它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海拔3650多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以上，号称“日光之城”。它在今日成为旅游者梦想中的天堂，因为藏传佛教和它的偏远，它也被视为心灵宁静之地。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新政权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1951年解放军开进拉萨，标志着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动摇，由此开始拉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它仍然是一个民族和文化上的敏感之地。它的变化和它的麻烦，这一切都发端于1951年。 1950年11月13日，拉萨的噶夏政府将一份慎重撰写的呼吁书送抵联合国。这份名为《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的开头说：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因遭受侵略而得到一支国际武装力量支援的朝鲜，而在遥远的西藏正发生同样事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西藏政府在这份呼吁书中阐述了他们认为的中国同西藏的关系。这种关系，在1912年之前的年代，“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仅仅“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1912年之后，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切断了这种关系，因为这场革命埋葬了皇室统治，“从此以后，西藏便完全依靠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对佛祖的智慧行事，有时为了保卫自己还得依靠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支持”。他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采取某些举措，来帮助他们阻止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的进入拉萨的行动。 从内战开始，拉萨的官员们就开始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直到他们终于认识到，共产党的胜利已经不可避免，一场接一场的重大胜利让共产党军队开进一个接一个的中国大城市。红色军队用自己的骁勇善战和亲民策略逐渐赢得了整个中国。但这种形势却让西藏的统治者们忧心忡忡。因为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在信仰上坚持无神论，而西藏一直认为自己在佛教的帮助下，远离了高度的物质主义。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是观世音转世的至尊达赖喇嘛。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会对佛教占据精神和物质主导地位的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对不可知的未来的猜测让拉萨的贵族和僧侣们焦虑不堪。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经警告过他的信徒，要警惕这种红色威胁。 “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经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够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是那里被他们占领了。人们开始考虑逃往印度，并且开始把他们的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在这个时期，寺庙方面也开始购买印度卢比，然后降其存放起来。我记得，我在自己家中就装满了一袋印度卢比，将其放在自己的桌前，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就可以带上这一袋卢比逃走，人们如惊弓之鸟。4月（1949年），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溃逃，从这时起，形势已经毫无希望了。”桑颇，一位西藏政府的四品官员回忆说。 他们采取了一切自己所能想到的措施，想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关闭了失败的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希望以此向共产党政府表示自己并不站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一边，至少这可以为拉萨争取一些时间。 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增强西藏的军事实力。同时，他们还向英国、美国和印度政府发出请求帮助的讯号。 甚至，在1949年的11月2日，他们还发了一封天真的信给中国的新领袖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懵懂的西藏官员写道：“尊敬的毛泽东先生：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特国家，她预先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受‘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乐土。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于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举行协商谈判加以解决。” 在把这封信得藏文和英文抄件分别递给美国和英国政府时，在一封写给英国官员的信中，他们说，“我们认为毛泽东可能会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当然，拉萨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美国和英国政府在迫不得已时能够向西藏提供政治和军事援助。 可是中国的新政权显然在西藏问题上和拉萨政府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毛泽东异常激昂的大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和他的政府想要实现的是一种新的复兴。过去上百年的历史让一个曾经的大国蒙受耻辱。而这种耻辱要由他和他领导的政府及军队加以洗刷。任何一点涉及到尊严的事务都会让这个敏感的国家激动不已。沉重的历史留下的阴影会让任何轻微的冒犯变成显而易见的挑衅。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在朝鲜和一个超级大国兵戎相见。 新的政府首先想要实现的，就是中国的重新统一。这种统一在过去，因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接下来的军阀混战，被“帝国主义国家”们破坏。这种统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解放西藏和台湾，让它们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种脱离，像儿子和女儿被迫离开母亲一样，让双方都痛苦不堪。而现在，重新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母亲要找回她的儿女。 1950年1月中旬，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召开动员大会，详细传达了中国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要求全体官兵和党政人员于1950年9月做好进军西藏的一切准备。 这支军队仍然延续了他们的纪律严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的一项生命中说，“我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正在向西藏进军，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保护西藏的所有寺庙；没有寺院堪布的准许，官兵不得在寺院住宿，人民解放军不得毁坏寺院建筑，也不得破坏寺院中的任何法物；不允许干涉或破坏寺院的喇嘛的法事活动或佛法修炼，如果有人违反上述规定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昌都战役即将打响时，一位汉人士兵描述说，一些康巴人把腐烂变质的糌粑卖给解放军，但是军队只好忍气吞声地买下。 1950年发生的康巴战役更加证明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而英国政府、印度政府都决定采取不干涉的政策，美国政府的援助姗姗来迟，而且显得与事无补。“无论全世界的人们可能说些什么，我们将要解放台湾和西藏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驻德里的大使在1950年10月18日公开说道。 逐渐，西藏政府内部主张同共产党谈判的势力占据上风。而这时，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开始抵掌西藏政教大权，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万分焦虑。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政治经验”。他的智囊团认为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是可取的，而且达赖也无需像很多人建议的那样，离开拉萨，前往美国、印度或者其它地方避难。 以西藏高级官员阿沛·阿旺晋美（他也是昌都战役的西藏方领导者）为首的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国政府达成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之后，人民解放军将陆续开往拉萨。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随员也开始从之前作为暂避地的亚东返回拉萨。 在1951年9月28日召开的讨论是否接受《十七条协议》的民众大会上，阿沛动情地说，如果西藏人认为他签订协议的举动是错误的，那么，“无论你们想要怎么处置我们五位（代表）的身体、生命和财产，并且不得不这样做，那就尽管处置吧，我们不会感到遗憾或后悔”。 最终，大会建议达赖喇嘛接受这项协议。随后的几个月内，数千名人民解放军开进拉萨。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事情，促使1959的3月，达赖喇嘛和他的很多重要官员离开西藏，开始他们在印度的流亡生活，直到今日。人们都在担心，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会否造成拉萨和西藏新的不安。这种不安在2008年的年初已经让中国政府极为头疼。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人、国家或者政府会再愚蠢到想要改变西藏已经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继续谋求西藏脱离中央政府的举动已经毫无意义。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四、一江山岛之战 1955年的一江山岛登陆之战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上都有标志性意义。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椒江口台州湾东南方，南距大陈岛11公里，北距头门山岛8公里，东北距高岛12公里，西南距琅机山20公里，西北距海门35公里，分南江和北江两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占据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认为，大陈岛是“台湾的北大门”，而一江山岛则是“北大门的门闩”。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以海岛作为跳板骚扰大陆沿海地段，同时也由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新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领土和政权问题，中国军队在1955年发起了一江山岛战役。这是针对台湾问题的最卓有成效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采用海陆空协同作战的方式。一江山岛战役后，国民党的浙东岛屿防御体系遭到破坏，而且军队从大陈岛不战而撤，随后，美国加强了协防台湾。它是理解今日中、美和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之地。 1955年1月17日晚，张爱萍几乎一整夜没合眼。 从三年前他被调任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开始，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就在谋划攻打台湾海峡大陈列岛之事。计划一推再推，因为朝鲜战争牵涉大量兵力，中国不宜再开始一场新的攻坚战；因为攻打大陈列岛必定会涉及到美国的反应和态度；因为军队内部自身意见的不统一。 但最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张爱萍到任之前，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就已经开始利用华东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空袭和登陆骚扰大陆沿海地区。蒋介石的空军仅仅在1950年就曾经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在张爱萍到任之前不久，1952年1月28日，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登陆湄州岛，抓走居民300多人。 42岁的新任华东战区参谋长张爱萍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登岛作战，“单纯防范不是办法，要坚决夺占沿海敌占岛屿，把他们赶到海峡的另一边”。“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他后来回忆时说。 在国民党针对大陆的海峡部署中，最关键的两个犄角是，北边正对着浙江的大陈列岛，以及南面正对福建的金门岛。 抢过海峡，登陆小岛，攻占它占有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0兵团28军攻打金门，结果，登陆部队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第10兵团司令，同样身经百战的叶飞总结说，最重要的教训是国民党军队有完备的海军和空军，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在空中没有空军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持。跨过海峡登陆作战，需要不仅仅是陆军的攻坚，更需要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而张爱萍本人，正是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作战者。 在大陈列岛的登陆作战方案中，究竟先攻取哪个岛，也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大陈岛是整个大陈列岛台方攻防体系的核心，如果攻下大陈，其它岛屿自然垂手可得，但是大陈防御完备，而且距离大陆距离又远，解放军难以形成对登陆军队的有效支持。 作为大陈列岛门户的一江山岛成为最理想的选择。当时的台湾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曾经说，一江不保，大陈难守。距离大陆较近的一江山岛又在大陆岸炮的火力攻击范围内。因此，一举夺取一江山岛，从而威胁，进而进攻大陈，成为作战方案的最佳选择。 为了选择登陆地段，张爱萍对航拍照片一张一张翻来覆去看。最终选择了西北角的两个突出部。 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选择。一旦时间确定，也就确定了攻打一江山岛，从而攻占整个大陈列岛的方案。但是在台湾海峡的任何一场军事行动都相当于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举动都需要考虑到美国的反应。没有人希望引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尽管他们已经隐秘地在朝鲜战争中掰过手腕。 首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请示过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对华东军区和张爱萍的答复是：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张爱萍和华东军区选择的时间是1955年1月18日，根据收集到的20多年的气象资料，1月17、18、19风、浪、潮汐都适宜海空作战，在1月19日后天气可能转坏。因此建议在17日做好一切准备，18日发起攻击，19日结束战斗。 但是总参谋部仍然建议攻击推迟。张爱萍情急之下直接打电话过去给总参部副总长陈赓。陈赓问张爱萍：你有绝对把握吗？ 张爱萍回答说：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个字不好说。 陈赓和总参部总参谋长粟裕于是迅速报告给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彭德怀。彭德怀于是对毛泽东报告了华东军区建议在1月18日登陆攻打一江山岛。毛泽东征询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意见之后，授权彭德怀下决定。彭德怀当即表示，要“相信前线指挥员”，“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可是去视察海岸的张爱萍内心却忐忑不安。一路上风都呼啸着，16号晚上集结起来准备参与作战的船只在风浪中摇晃，互相碰撞。一直到17号晚上，海上风仍然很大。张爱萍半夜打电话到空军气象科去问天气情况，气象科的结论是，这是短时大风，即将结束。 “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张爱萍回忆说。 他是要跑到外面去看天气，看还有没有风。 当天的天气预报说：1955年1月18日，大陈海域云量0-3，云高3500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3-4秒，能见度10公里以上。 战争从早上8点整开始，飞机轰鸣着开始了第一次空中打击。彭德怀说：“告诉张爱萍，给我杀鸡用牛刀！” 中午时分，炮兵群开始炮击一江山岛，几乎同时，登陆部队乘坐的船只起航。接下来，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对一江山岛进行轮番的火力攻击。直到下午3时，步兵两个团在海军、空军的配合下全部登陆，然后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 攻占一江山岛迅速引发了台湾和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军在菲律宾、台湾海峡和日本的三支舰队迅速向大陈岛放下集结，第7舰队司令普莱德说：“目前对大陈岛的任何进攻，都将被美国解释为干涉第7舰队的的任务。这种干涉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 但是在私下，美方鼓励台湾军方从大陈岛撤出，国务卿杜勒斯打电话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请求苏方出面缓和中方的攻击态势。 而国民党方面则由太子蒋经国亲自岛大陈组织名为“金刚计划”的撤退行动。9天之内，台方从大陈岛上撤走全部军民33777人，由美国提供运载舰船。 2月12日，大陆军队登陆大陈岛。随后几天时间内，大陈列岛全部被大陆军队攻陷。一江山岛一役，得到了大陈岛不战而胜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彭德怀让张爱萍杀鸡用牛刀想要取得的结果。 后来有人形容一江山岛战役为中国的诺曼底登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第一场，可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场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攻克一个海上岛屿的战争。 登陆一江山岛的战役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宣扬，有人认为这同后来彭德怀和毛泽东的矛盾激化有关。但是这场战役的意义却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激烈议论。毫无疑问，它首先换来了台湾海峡宁静，至少表面上的宁静。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无休止的侵扰随着大陈列岛被逐个攻占而停止。它也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之后开始建设的空军和海军的攻击能力，以及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休止符，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动权开始转移岛大陆一方，台湾和大陆进入相持阶段。大陆忌惮于美国的卷入而慎重考虑军事攻击台湾，相对于一江山岛而言，那是一个庞大得多的三军协同作战计划；而台方也开始收敛，不再频频进犯大陆沿海地段。 此后，虽然在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炮击金门，但是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交锋。而台湾海峡虽然数次陷入危机，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却最终都获得解决。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有可能被卷入战争的危险让所有身临其境者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经济学人》前任主编Bill Emmott2008年出版的论述中国、日本和印度三国关系和竞争的《Rivals》中，Emmott列举了亚洲可能引爆大规模对抗行为的地区，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台湾海峡。但是Emmott认为台湾海峡引爆危机的可能性要小于朝鲜和巴基斯坦，因为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危机中，中国、美国以及中国台湾方面都会慎重的考虑各方得失和可能的后果。毕竟，这一地区的问题已经悬留了如此长的时间，三方都知道它的严重后果，也曾经无数次考虑过危机发生后该如何应对，而且，过去的漫长的时间内，也让他们为在危机发生时讨论应对方法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 一江山岛战役，因此可能成为台湾海峡最后的战役。当然，这是最幸运的一个结果。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五、山西长治：农业合作化之始 1951年在长治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试验，让这个地方成为中国农村序列变革的第一环。 长治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盆地，东倚太行，与河北、河南两省为邻；西屏太岳，与临汾地区接壤的；北交晋中；南连晋城。长治也是山西著名的米粮产地。在由“土改分田”到“土地集体所有”这个土地制度的流变过程中，长治是重要的地标。在之前的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和耕者有其田的措施在农村赢得支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什么改变了这种农民个人拥有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方式？对于土地重新集中和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担忧是其中一个答案。长治出现的农业合作化，正是这种流变的关健一环。 1951年，距离山西全省完成土改已经过了5年。 作为共产党最早站稳脚跟的一块土地，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在这里完成了土地改革。从1942年开始，山西老区开始施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到1946年为止，整个山西省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耕者有其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权变更，新崛起者都会使用这种方式来团结农民，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旧有的政权。 但是分散之后的土地，总是会重新集中。当然，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这种土地集中并不会过于夸张，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之后，土地高度集中，形成大地主和贫农的极端两极。 1951年的山西省委就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央农工部的杜润生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写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有一些互助组得到了巩固，是因为搞了一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赖若愚后来找到了当时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向王谦表示，长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区，应该想办法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王谦做了调查研究后，认为可以把长期合作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一方面按劳分配，一方面允许土地入股分红。同时要积累一点公共财产，退社时不允许带走。农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许自己留一点，自种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就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山西报告的另一个方面，是考虑如何在互组组织内部限制富农的问题，因为担心互助组会变成富农的‘庄园’”。杜润生回忆说。 在此之前，东北地区的领导人高岗也发现了相似的问题。一些农民开始卖地，另外一些农民则开始买地，并且雇佣工人帮自己种地——这批人中间还包括一些共产党员。高岗的对策也是鼓励互组合作，同时在贷款、新式农具、优良品种和劳模评选等方面来歧视单干户。当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个问题后，刘少奇批示说：“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在农村内部，土地私有和出现富农，是这个阶段的正常事件。 但是王谦在长治的变革却最终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农村开始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所有权开始从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转变；它也导致了一些中共领导人个人命运的变迁，那些在这些争论中倾向于反对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从邓子恢、薄一波、彭德怀再到刘少奇，最终都不得安宁。 王谦将他在长治建立合作社试点的经历写成报告，递给建议（或者说命令）他在长治想办法加强互助合作组织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赖若愚又根据王谦的报告向他的上级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报告。薄一波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山西和长治考察。工作组回来之后，对长治试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在华北局组织召开的华北五省互组合作会议上，华北局劝说山西省委修改他们的意见，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领导认为，长治试验“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而来来自山西的代表，包括长治试验的施行者王谦在内，极力回护山西省委的意见。 薄一波和他的副手，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将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争论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给出的批示类似于他对华北局的回复：农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提出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杜润生的回忆，刘少奇还提到，“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以后，才可以考虑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当时的设想是先国家工业化，后农业集体化”。 但毛泽东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长治试验，“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杜润生写道。毛泽东对反对长治试验的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传达了他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针对长治试验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毛泽东建议大家去找一位熟悉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听取他的意见。找到的这位作家，正是“山药蛋派”的大师赵树理。赵树理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都成为共产党政权治下文学的经典。 在会议上，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和笔杆子陈伯达发生了争论。赵树理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农民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连合作组也不愿意参加。赵树理一口山西话，福建人陈伯达并听不懂。而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赵树理也听不懂。当赵树理的意见被人用陈伯达听得懂的语言告诉陈伯达时，陈伯达勃然大怒，“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 这种争论并没有解决。至少杜润生所在的中南局就仍然坚持将互助合作局限在“试办”的范围，“我们当时还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贫农是有不少困难，但不会由于有困难，就愿意把自己地私有权拱手相让”，杜润生说。 1953年1月杜润生和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两个人互相交流对山西和长治试验的看法，杜润生的观点仍然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对两极分化也估计过高，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当然，他也认为刘少奇指责长治试验为代表的合作化冲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有些夸张。 显然赞同杜润生看法的邓子恢建议杜润生写一份报告给毛泽东。杜润生并未照办。当他把自己想法向陈伯达提起时，陈伯达很不高兴，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而在1953年的后期，天平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长治试验倾斜。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而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势，消灭私有制，“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要占领”。而占领农村阵地的方式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化，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变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不赞成合作社，对私有经济说了好话而没有对合作社说好话的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包括刘少奇、薄一波、邓子恢和陈云。 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一些地区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村干部在街上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让群众选择，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杜润生回忆道。 邓子恢主持下，解散了一批强制成立的合作社，这被毛泽东批为“冒退”。1955年5月，决意加速合作化的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在7月31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邓子恢和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 可是当毛泽东在几天后（8月3日）找邓子恢谈话，希望加快合作化速度，将原定的100万合作社增加到130万时，双方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这种“大炮轰”就发生在1955年10月4日到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彭德怀和杜润生都做了检讨。 会后，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10月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为32.5％，到了1956年3月比率达到80.3%，一个月之后达到90.3%，接下来，在1956年底，比率达到96.2%，出了西藏和有限几个牧区之外，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长治试验最终引爆的结果就是如此。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六、河南遂平县：卫星与公社之始 由于第一个卫星公社的诞生，遂平成为1958年中国的明星之地。 遂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驻马店以北。总面积1080平方千米，2000年之后总人口一直在50万左右。但是在考察中国60年农村问题流变时，这个小县城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因为1958年在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公社对此前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度和劳动分配制度都是一个革命。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曾亲临遂平视察。公社的形式后来席卷全中国，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组织形式。直到后来小岗村的大包干才打破了这种形式。 三角形的旗帜一片一片，在飘扬的旗下是拥挤的人群。天气仍然炎热，人们都穿着短裤和半袖的衬衫或者背心。一些年轻的汉子们双手持着铜锣，相对而鸣。他们脚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如果不去留意它的背景，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中国一个遥远的村庄的人们，在庆祝一个传统节日。人们脸上的笑容、手中的铜锣、舞动的姿势和飘扬的旗帜都表现出一种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没人知道他们所庆祝的事情最终将席卷整个中国，并且演变成一种针对他们自身的灾难。他们庆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的成立：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 公社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形式。后来，著名作家和记者凌志军在描述公社时说：“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 按照凌志军的记述，“公社”这个概念和这个名称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这列列车的乘客包括当时中国最显赫的几个政治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以及邓力群。“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回忆说。 火车一到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对前来火车站见他们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回去试验这个想法。接下来，火车继续南行。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目的是去见毛泽东。 两周之后，毛泽东这样阐述他理想中的农村，它将由公社组成：“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吴芝圃的试验地是遂平，位于河南省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或者也有可能，是遂平自身变成了历史的试验地。 遂平县的变化是将县里的四个乡合并到一起，成立一个大社，这个大社不但是经济联合体，还有武装和公安机构，它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卫星集体农庄”。 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分管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来到河南。谭震林也知道了刘少奇让吴芝圃在河南做试验的事情，他到河南的目的，就是要看吴芝圃的试验是否已经有了一些结果。结果，他看到了这个名叫“卫星”的大社。凌志军说，谭震林“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和巴黎公社差不多。 谭震林向有些困惑不解的农民们解释共产主义公社的前景，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鸭、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中，谭震林还对对他的评价忐忑不安但又望眼欲穿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说，卫星，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级别要高。于是，对谭震林的汇报一结束，遂平县县委书记处的同志们，马上打电话回去，让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晚把遂平县所有的集体农庄名字全部改称公社。于是，这个叫卫星集体农庄的大社就被改称为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李友久到遂平县调查。李友久虽然地位不如副总理谭震林显赫，但是以《红旗》杂志当时的地位，它的编辑也就站立在一种理论上的高地。而当时的理论对实践的影响是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们难以想象的。李友久对卫星公社的党委书记建议说，公社的名字中最好有一个地名。这里什么地方最有名？当然时嵖岈山。但是嵖岈山只是遂平县南的一个小村庄，公社不能建到那边。李友久说这没关系，公社可以建在其它地方，但是名字中带嵖岈山的地名。李友久又开导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这是谁的公社？” 公社书记不加思索地回答：“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面应该加上人民两个字”。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公社就有了自己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卫星公社名不虚传，成立第一年就放出一颗卫星。6月夏收，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宣布自己达到了小麦亩产量3821斤的高产卫星。这条新闻被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媒体放大，因为它们知道，毛泽东和他急于证明合作化和公社优势的政治伙伴们，急于得到一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论敌的谬误。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河南日后》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韩楼大队小麦亩产高达3821斤的高产量。 后来，人们发现，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10210.9斤，除以2.9，将20亩地的产量算到2.9亩的头上，如此计算出来的。 但是高产卫星已经成为传染病。没有人会去想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按照农民的常识，基层的干部和农民不可能不知道遂平的这个数字存在谬误，简直是在吹牛，是在欺骗党和毛主席。可是欺骗的结果是党和毛主席都如此兴高采烈。一时之间，政客的本能和农民的狡黠结合到一起，让1958年的夏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狂欢，或者说一场极为荒谬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点五公斤；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为二千五百五十一点五公斤。到7月，记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记录，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六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六十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记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点五公斤”，凌志军记录道。 按照遂平县的计算方法，亩产3821斤这个数字，是以20亩地的总产量算做2.9亩的总产量，那么最高一个数字，水稻亩产四十一万多公斤（注意，单位是公斤！），会是将多少土地的总产量算做一亩地的总产量？终于，由遂平县卫星公社开启的荒唐的试验，到了极端无理智和荒谬的地步。 而毛泽东此时担心的问题很简单：“这么多粮食，农民怎么吃得了呢？”在看到报纸报道出的新闻之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喃喃了一句。 此后许多年，人们也无法明白，理智何以丧失，常识何以被抛弃，而抛弃常识、丧失理智的人当中，很多人正是以坚持常识和理智闻名。 由遂平开始的卫星公社在徐水县达到高潮。徐水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部。这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春秋属古燕地，战国是燕赵会战前沿。西汉初期设县。徐水的名字来源于县城境内的徐河，这个名称在1913年开始用来称呼这座县城。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徐水之所以成为地标，是因为它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激进地位。其地位宛若今日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深圳、浦东。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结尾说：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七、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65岁的毛泽东站在一片麦田中微笑。他头上戴着一顶农家的草帽，白色衬衫扎在裤子中，露出黑色皮带和凸起的肚子，脚下的麦子浓密生长。他满面笑容，照片中光滑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任何岁月刻下的痕迹。 这是他在出行频繁的1958年留下的一张照片。谎言导致的恶果并未完全显露出狰狞面目。人们仍然在欢庆着丰收。他们不知道暂时的欢悦需要付出日后的饥荒和死亡作为代价，笑容将被因为饥饿和死亡带来的愁云取代。 当他乘坐的专车在8月4日的下午驶入河北省徐水县时，领袖的心情显然是愉悦的。事情正在按照他的设想在一步一步前进。这个国家距离他计划中的乌托邦之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它提前从他和他的同志们规划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正在进行着更为惊人的大跃进。 迎接他的地方大员们包括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显然，主角是张国忠，正是他们在那场不久前的大放厥词试验中的表现，吸引来了共和国最高领袖的目光，并且随后亲临。 人总是如此矛盾。直到今天我们也相信，大部分中国农民，包括基层的官员，他们善良而且真心崇敬毛泽东。他们甚至将这位湖南人当作神一样看待。但是，他们并不介意用不断重复的谎言来欺骗他，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就连说谎的人本身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 当毛泽东询问农民们收成如何时，他得到的仍然是那些高得惊人得数字，“夏秋两季计划生产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徐水县得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 毛泽东的反映很奇特，他没有质疑这个数字，也没有简单的表示赞赏：“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场景发生了。所有人都开始认真思考这个根本不会存在的问题，所有人都开始为自己并不拥有的丰裕忧心忡忡。 “粮食多了换机器”，张国忠回答。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每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也不要你的粮食啊！” 又有人出注意：“可以用来造酒”。 “每个县都造酒，哪用得着那么多久啊？”毛泽东又说。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当毛开始笑得时候，所有人也都跟着尴尬得笑。 最后还是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公社的社员们可以一天吃五顿饭，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修习，搞文化、学技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口号一直回荡着，无论是毛泽东在农田中，还是去看大炼钢铁的现场。 毛泽东真的相信了这些违背常识的数字，尽管他本人一直在反复告诫他的下属，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根据杜润生的回忆，“毛泽东相信了各地各地亩产上千、过万斤的‘卫星’之后，遂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中央要胡乔木主持进行研究，把张劲夫和我两人叫到北戴河，与农口的谭震林、廖鲁言等人一起研究。得出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一万公斤粮食，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造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于是，毛提出了‘三三制’（即用耕地得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这种状况让他始料未及，但却真正陷入了胜利的喜悦和幻想之中，他在1958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你看怪步怪”，毛泽东反复说着这句话。但是显然他并不认为这种奇怪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 杜瑞生说，有一次，毛泽东去问当时甚至现在最富盛名的共和国科学家钱学森，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成粮食，一亩地4万斤是可能的。”——后来钱学森解释说，他说的只是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不是现实性。 廖鲁言则说，现在情况是科学家跟不上农民了，农民远远走在他们前头了！ 于是就真有科学家不失时机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二万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稻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社会主义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了这场数字的盛宴创作出很多今天看起来会觉得可笑的诗歌：“一棵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技巧被发明出来，支撑这些匪夷所思的数据，当然，这些理论和技巧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匪夷所思。“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酒、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中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颗，使谷子穗长五寸。”作家凌志军在他的书中写道。 而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郑重其事报道了高玉生耸人听闻的发明。《人民日报》的权威和它的传播效应让所有的乡村都开始仿照这种狗肉肥料奇迹，于是，狗在1958年下半年中国的农村，成为最不幸的动物。它们首先成为人类幻想的牺牲品，然后才是人类自己。 但是无论如何，正像河南的遂平县一样，毛泽东的视察会给徐水带来无上的荣光，和豁免于质疑的权利。它成为新的胜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云集此地，正像今日人们兴高采烈地去看历史古迹或者自然风光一样。它被称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地试验区，吸引来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 “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三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凌志军后来写道。 他翻出了薄一波的回忆录。薄一波记述自己当年到徐水之后的情景，“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 而且，“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 但是没有人愿意讲出这一切。“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似乎真正相信这一切的只有那名神一般的人物。权力隔绝了所有不同于想象的声音。权力也让所有对常识抱有基本认知的人缄口不言。谎言带来的虚假的成就感和不切实际的快感迅速就会被饥饿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感消灭。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谎言可能带来的后果。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即将来临的灭顶之摘，而是毛泽东提出的粮食过多的问题。他们苦思冥想，如何解决，是用来换机器，还是用来造酒，或者，一天吃五顿饭？如果考虑到大跃进后期的粮食短缺，人民饿亡，这种戏剧性的场面让人觉得分外的残忍。 或者，即使是意识到了这种恶劣的谎言可能造成的恶劣的后果，人们仍然会继续谎话，继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迹”？ 和那些在大跃进中抛出不切实际产量的县城一样，翻看历史的底牌，徐水最终将会品尝到自己酿造的苦酒。它在言语上的跑步，显然并未能将它的人民带入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那里是多么美好。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八、庐山1959：中国向“左” 1959年的庐山会议，让这座名山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性地标。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庐山区境内，它在长江南岸的鄱阳湖畔，雄峙长江南岸。庐山山体呈椭圆形，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绵延90余座山峰，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名。正因为它的风景秀丽，很多政治家将庐山当成避暑圣地、会议场址。庐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中成为地标，最重要的原因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意图为修正此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激进倾向，但这次会议却正好相反，决定了中国此后继续左倾。庐山会议场馆位于庐山牯岭东谷掷笔峰麓。此场馆最初建立目的是为蒋介石在庐山创办的军官训练团所用，于1937年落成，名为庐山大礼堂。1949年后改名“人民剧院”。目前这里被改为庐山会议纪念馆。 在历史上，总会有一些地点不经意间扮演着转折点的角色。它们中有的是因为地理位置，就好像长江从发源地顺流而下，没有流到山另一端的印度，而是流入中国，这同山脚下奇妙的地理位置相关；有的是因为时代精神的需要，比如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它在赵紫阳和胡耀邦的时代之前，几乎一直微妙地把握着中国社会运动的脉搏；但也有一些，纯粹是因为在某个时间段发生了某间足以改变整个历史河流流向的事件，比如，1959年的庐山。 庐山会议的主角是彭德怀，军功卓著的元帅，但却性格耿直，直言不讳。从中方的观点来看，彭德怀赢了朝鲜战争，但朝鲜战争中却死去了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后来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总长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彭德怀“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建国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很不愉快，多有误会”。 如果说按照毛岸青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据此推测毛泽东从此对彭德怀耿耿于怀，未免将建国之父想象得过于小气；又有一种推测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直颇为忌惮不属于自己嫡系的红一方面军的军队将领们；而按照黄克诚的描述，则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人在性格上、甚至生活习惯上的差异造成毛泽东一直对彭德怀颇有顾忌，因为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战功赫赫，手握重兵的颇有军事天赋的元帅，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一直都是当政者的心腹之患，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不会不知晓这一点。 各种证据都表明，在庐山会议的开始阶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本意是想要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冒进问题。这种问题在地方已经严重到让人不可忽视，正如彭德怀之前在湖南几个地方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彭德怀坚持怀疑地方工作人员报告给他的粮食产量数字时，对方不耐烦得对彭德怀说：“老总啊！这你也怀疑，那你也怀疑，那怎么办呢？”事后揭露的事实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明显恶化。 而这场会议的开端也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正好像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很多后来转化得激烈得事件一样，他们抱着好意开始，但却收获了灾难。“研究党史的人，一般把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主流是反左；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7月2日到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前，为神仙会；16日到8月1日，为反右倾；8月2日到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是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阶段。”张胜在他回忆父亲张爱萍的书中这样写道。 而会议的开始，很多重要人物也不以为然想要躲避开这场会议。“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大多数人都把在庐山进行的这场会议当作有一次过程漫长但又无趣的寻常会议。 张爱萍回忆说：“1959年年春天，西藏发生判断，我代表总参去西藏组织平叛。平叛结束后，回到成都已是7月中旬。紧张了一段时间，军区的同志们都劝我在成都修整一下，我也想爬爬峨眉山。可到了成都，晚上就接到军办的电话，通知上庐山参加中央全会。我一听是开会，又是中央全会，就不愿去。这种会，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举举手嘛。我当即打电话给在家值班的黄老（黄克诚总参谋长）请假，说平叛的总结还没有做，就不上山了。黄老同意。谁知当天深夜11点，黄老又来电话，说中央规定不能请假。” 同样不愿意去的还有彭德怀和黄克城。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又说（对黄克诚），7月1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而庐山会议一直开了半个月，黄克诚仍然留在北京，彭真和林彪也都没有去庐山参加会议。“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黄克诚说。 但是先他上山的彭德怀已经因为自己的直言不讳惹出大麻烦。 “1957年7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从7月1日起，除了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经行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18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20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18号晚或19号晚才到庐山的……毛主席于7月23日上午批判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得情绪也是紧张的”。 黄克诚则说，自己17号到了庐山之后，“上山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随后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也来看望黄克诚，表达了对“左”的担忧。 但是，毛泽东7月23日的发言一下逆转了整个会议，甚至还有历史。整个中国继续向狂热、虚假、荒诞和激进迈进。毛泽东说自己在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吃了三次安眠药都没有睡着。在毛泽东之前发言的张闻天对彭德怀表示了支持，而毛泽东随后则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都表示了支持和辩解。一下子，整个会议气氛全变，庐山上火药味也渐渐浓烈，不再是一开始逍遥自在的“神仙会”。 当天晚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晚饭。当晚来找黄克诚的周小舟突然冒天下之大不违说了一句话：“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周小舟的这句话后来更加剧了他们的罪名。 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最后这次会议、黄、张、周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消他们的职务。 甚至个人习惯也成为批判的要点。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打不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再加上林彪等人踏上一脚，彭德怀真是难以再翻身。而周恩来和刘少奇则向刚刚上山的张爱萍等事先吹风，担心他们站错了队，更多军队的将领和共产党高层卷入这场清洗。 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并追逼以彭为首的“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最后定论为，彭、黄是“十足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篡军、篡党、篡国的阴谋由来已久”。 发生在庐山漫长的会议上的争斗，不难排除有毛泽东对彭德怀本人的忌惮，不然，一场讨论国内经济事务是否过于激进的会议，怎么会最终变成对彭德怀个人野心的攻击和“军事俱乐部”的指责。只是可惜，整个中国在庐山和彭德怀落寞的背影后，都开始左转向灾难。 第一部 风云时代 〇九、大庆：能源之渴 大庆油田在1959年的发现结束了中国的油荒历史，也让大庆成为中国工业史上最知名的地点之一。 大庆油田是20世纪60～80年代中国最大的油区，位于松辽平原中央部分。一条铁路，滨洲铁路横贯油田中部。大庆油田于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勘探范围主要包括东北和西北两大探区，共计14个盆地，登记探矿权面积23万平方公里。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连续5000万吨以上25年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油田勘探开发成果与“两弹一星”等重大项目共同载入了中国科技发展史册。一个截止2000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6.24亿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40％以上；出口原油3.55亿吨，创汇494.8亿美元，上缴各种资金3242.08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大庆油田对当时刚刚建国十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因为它将会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同时也是中国人鼓舞自我信心的强心针。 这一天同他们一生中度过的其它日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模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一定已经在松嫩平原上奔波了许久。在后来大庆油田编撰的《大庆油田大事记》中，他们被记录为“32118”钻井队。他们从5个月前就已经来到这个名叫大同的小镇，开始钻井，寻找石油。 这不是19世纪的美国，人们在财富的驱使下，前往广阔的腹地，去探寻涌动在地下的黑金。这是1959年的中国，一个同样与众不同的国度，所有人的辛劳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对一个暂新国家未来的向往驱使下做出。离乡背井和日夜劳作并不能带给他们财富，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机构一层一层赋予他们的荣誉。只是在40年后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清楚他们的面庞、他们曾经的荣耀与辛劳。但是，油出来了，而且，它随后牵动着更大的发现，这块平原上的小镇下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 发现带来的是整个国家的巨大的喜悦。在一张据称拍摄于1959年9月26日发现油田现场的照片中，大概20个人站在平原的黑土地上合影。他们可能正是那支编号为“32118”的钻井队的人员和家属。每个人脸上都绽放出毫无伪装的笑容。男人们头上戴着厚厚的“火车头”帽，帽沿放下来可以长及脖颈，外面是军绿色布料，里面是绒毛，可以保护他们的头、耳朵和脖子免于中国东北的严寒。所有人身上都是厚重的冬装。他们中还有老人和小孩，最小的孩子是一个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女孩。有人把戴着手套的手举过头顶鼓掌，脚下的黑土地上还有丛生的尚未被完全踩踏殆尽的草。 这并不是中国新政权寻找石油的第一次尝试。《大庆油田大事记》是从1958年开始记录的，它以邓小平的一个批示作为开端。1958年的2月28日，邓小平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汇报之后，说：“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真正有希望的，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之前中国一直处在对石油的渴望和自我怀疑中。这个大国已经开始了它自己的工业建设，而且这种仿照苏联方式开始的工业建设对能源的需求也是毋庸置疑地大。而这个国家尽管具备丰厚的煤炭资源，但却被认为在石油方面相当贫瘠。在1950年代之前流行的地质理论认为，“由于油、气是远古时代海洋生物的尸体在高温高压下经过化学变化而生成的，所以大型油气田只能在远古时代曾是海洋的海相地层中找到，陆相地层则无油或贫油。”而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恰恰属于陆相地层，所以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油气储量抱悲观看法。1949年之前，中国的每年石油产量也仅有14万吨。新政权的领袖不止一次表达了对石油的忧虑，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朱德则直白的说，没有石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 在理论上支撑着所有人信心的是李四光和黄汲清。李四光是新政权的首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总喜欢称自己“对大地构造有些特殊看法”，他根据大地构造条件和沉积条件——也是石油生成的两个要素，为中国的石油勘探划定了一个大的区域。当1953年底毛泽东邀请李四光就中国石油资源前景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李四光对在座的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说，中国油气资源蕴藏量丰富。总理周恩来后来谈到石油问题时总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黄汲清则是著名的“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者。 一步一步地接近石油让人激动。在1959年2月11日（农历新年正月初四）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的一次会议中，地质部和石油部讨论在松辽平原上石油的勘探与开采。会议由何长工年仅10岁的女儿谈钢琴唱歌表示欢迎开始，然后何夫人送来电信，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跪在地上摊开的地图上，用他完好的右臂指着地图讲解，左臂空档的袖管垂下一边（余秋里左臂切除）。 等到1959年的3月22号时，人们已经确定之前圈定的松基1井没有石油流出。但是接下来的松基3井带来了好运，“7月初-20日，松基三井取芯，见到含砂油层，含油饱满，气味浓烈”……“9月26日，松基3井喷出工业油流，发现大庆油田”。 1959年正值新政权建立十周年，而发现油田的日期也临近国庆，于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将油田所在地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以出油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接下来，石油工业部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定名为“大庆油田”。 不同于在大同镇钻探出石油的默默无闻的32118钻井队成员，王进喜鼎鼎大名。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中国，人们可能不知道提出“陆相生油”理论，因而在理论上支撑了大庆油田的发现的地质学家黄汲清，甚至石油工业部的部长余秋里，但是一定会知道王进喜。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让大庆和王进喜名闻全中国，“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而且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可做参考”，王进喜则是大庆油田的杰出代表。5天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山西大寨和陈永贵的长篇报道《大寨之路》，介绍大寨和陈永贵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屈服地发展农业，并且同时发表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庆和大寨开始并列成为社会主义中工业和农业的样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王进喜和陈永贵成为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和人民明星。 在去大庆之前，王进喜已经是一名受到尊敬的劳动模范。后来，在描述这位铁人备受尊敬的经历时，大多数作者都会写道，当王进喜在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一个劳动模范参加的会议）时，他在大街上看到公共汽车车顶上有一个大气包，他很好奇——这也是工人王进喜第一次来到北京。于是，王进喜问人，公共汽车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大气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汽油，车烧的是煤气”。 “听了这话，他没有再问下去。心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汽油怎么行呢？我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看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问？’他越想心里越沉重，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心情也一直不平静。休息时间，他一个人悄悄地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一篇名叫《铁人王进喜》的人物通讯写道——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新闻作品一样，这篇通讯也充斥着夸张和臆测，为的是塑造出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而不是一个可以被人质疑的“人”。 在王进喜的三张著名的照片中，其中一张照片上，这位中年男人满脸忧虑的注视着镜头，脸上是时间雕塑师用刀仔细雕琢过的皱纹；另一张则是王进喜跳在水泥中，用身体搅拌水泥，制服井喷的镜头——这张照片也必然面临着最简单不过的质疑：为什么在王进喜跳进去搅拌的时候，会有摄影师在旁边拍照；就好像一个国外记者询问他的中国朋友：我能够理解雷锋的这种崇高精神，但是我不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雷锋在做好事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拍照？另一张照片上，这位铁人一手扶着话筒，一手握拳，眉头紧皱，表情激昂，身体也是倾斜的，仿佛随时要冲出去。这些照片和那些通讯报道一样，展现出的是一个夸张的人，拥有过剩的精力、激动的神经和不太真实的情感。 这个工人的关于诗歌的情感是豪放和实用（夸张的实用）的，“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在《铁人王进喜》的通讯中写道：“王进喜哪里是在打井？他简直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石油！在那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他成日成夜地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倒在排好的钻杆上，盖件老羊皮袄，头枕钻头休息一会儿；天下雨了，头顶雨衣不离开井场。为着一个宏伟的目标，他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他付出的代价是腿被砸、严重的关节炎和胃癌，而且，真的如他在那首诗中所言，他的寿命真的因为工作而缩短了二十年，当他1970年因病逝世时，铁人只有47岁。但是这个朴实的工人却直到今天仍然在享受着大庆的尊敬。大庆为他建立起一座漂亮的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对大庆的劳动模范最崇高的称呼是“新铁人”。 正是因为大庆等特大油田的发现，才能让新华社在1963年12月4日播发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中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1999年底，大庆油田重组改制，2000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且，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被列入上市公司中石油的资产。 但是，从1993年起，中国重新成为原油进口过，当年进口量930万吨，占总需求量的6％；到了2004年，进口原油占总需求量的比重增长到45.7%，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加大。一组数字表明：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4.5亿吨以上，国内可能产出1.8到2亿吨原油，预计缺口2.52亿吨。正是对石油的饥渴驱使中国开始和伊朗等国家交好，并且在非洲大陆表现出更多的进取心。而这也造成了新的国际关系的微妙棋局。世界它国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饥饿的大国。大庆油田发现将近50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对能源的巨大的饥渴状态。 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三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〇、第一汽车制造厂：共和国的车轮 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三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即使在今天，具有55年历史的长春一汽的厂区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能达到它所在的绿园区的一半。在长春，它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曾经同样声名赫赫的长春市柴油机厂和长春市拖拉机厂都已经辉煌不再，而成为一汽的员工，仍然值得骄傲。 对于25岁的于吉利来说，能够在1999年成为一汽大众的员工，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幸运。小时一起玩耍的同伴，很多人都没能得到这个机会。于吉利的父母都是一汽员工，姨夫一家、姐夫一家也都是一汽员工。他的邻居一家三代都是一汽的员工，从最开始建厂为新中国造汽车，到后来跟德国人合资，接受德国人苛刻的质量检查。 他是在工厂中长大的，一汽的孩子最自豪的就是能够坐到爸爸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卡车上。“当时街上的车都很少，而我们这些一汽的孩子们则能够坐在新生产出来的、还未出厂的东风车上。”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一汽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电视台。能够看厂台，“我们那时候看的刘德华版的和《萍踪侠影》，都是长春市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我们厂台就开始播了。” 放学之后还可以到旁边的武装部打靶场捡子弹壳——一汽在初期仍然保留了军队的编制。为了捡子弹壳，小孩们往往忘记了危险，一次，一个大胆的邻居小孩抢着去捡，后面的小孩看着都着急，他正跑着，帽子被打飞了。 上完中学后，于吉利没有选择考高中，进而读大学，而是考了一汽的一个中专。这个中专几乎成为一汽的后备队。学生都是一汽子弟，毕业后也顺理成章进入一汽。但是到了于吉利那一届，情况变得特殊。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变得步履蹒跚，甚至连一汽也不能全部吸纳自己的工人子弟了。 “我都准备好了要到外地去打工了，这时候我们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的成绩，我有资格参加进入一汽大众的考试。我们学校，参加考试的只有8个人。”于吉利说。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几个数字，那一年一汽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有2000多人，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有589个人，一汽大众会录取100人，而他的考试名次是第23。 在准备考试的两周内，爸爸说，儿子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用功过。发榜那天，全家人都兴奋疯了。 于吉利的工作是“CP8整车终检验收”，从焊装到油漆到整装，都归他检验。最近由于新型宝来的生产和验收，他格外繁忙。因为别的车子验收完之后，直接送到厂里做露天试验，而新车型验收完之后，则要送到德国让德国技术人员再来检查。“整车下了生产线就很晚了，我还要检查验收，每天下班都特别晚，而且还要想着不能给鬼子漏洞。” 他退休在家的父亲正忍受着疾病折磨，否则，他也会成为像一汽旁边的公园中的退休老工人一样，手里提着一个小马扎，四处转悠，碰到熟人就坐下来天南海北地闲聊。看到我坐在他们旁边，也惊讶，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议论粮价、食品安全、一汽的发动机和刚刚被抓住的贪官。 相对于生活在老工业区的很多同龄人而言，于吉利是幸运的。他正在和女朋友商量，他们的孩子，将来是要继续到一汽工作，还是要上大学干点别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让他/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庞大的汽车工业园区四处都是冠以一汽名字的学校、公园、医院、商店。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在街上行走，他们穿行在规划整齐的街道之间，这些街道中的一条名字是“奔驰路”，还有一条叫“飞跃路”。 立在街两侧的是四层和六层的居民楼，整齐而干净。这些厂区的住宅发展速度很快。在于吉利记事时候，他能记得自己家所在的楼是413栋，一汽住宅区的最后一栋楼，当他在一汽九小读到五年级时，厂区住宅有了800多栋。而当他上中学时候，一汽住宅区放弃了用栋作为单位，改用街区为单位。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毛泽东出访苏联。不像他的一些同僚，比如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从没有过在他国访问或者生活的经历。此刻他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的身份到方苏联，目的是希望苏联“老大哥”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施以援手，帮助中国建设一些重工业项目。 苏联人安排了毛泽东参观斯大林汽车厂。从没有目睹过汽车生产制造的过程，仍然乘坐着苏联提供的轿车的毛泽东，看着流水线上一辆一辆下线的汽车，对身边的陪同者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没有什么比汽车工业更能激发人的欲望，并且满足一个领导者的勃勃雄心了。亨利·福特可以不耐烦地打断年轻人的发言，后者试图告诉他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老亨利不屑一顾的说：“年轻人，时代是我创造的！”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对时任福特公司总经理的麦克纳马拉说，他可以为他提供两份工作供“神童”麦克纳马拉挑选，一份是美国商业部长；另一份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想要影响美国商业，那我还是留在福特做总经理好了。” 也没有什么比制造汽车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重工业制造的实力。那些奔驰在马路上的钢铁怪物几乎催生了整个现代的公路网、零售业、和郊外的房地产市场，它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显示出人对于自然界其它物种的优越性。但是没什么比制造它更复杂的事情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不休，为什么偌大的中国难以制造出一辆整车。而且，整个汽车工业在战争时期，可以毫不费力地转换成军事工业。瞧瞧福特和通用汽车在战争时期都为美国干了些什么！对于抱有强大中国抱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钢铁、汽车和粮食，都是衡量这种强大的标准。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一年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汽车厂的指示》，写得一手好字的毛泽东还为为这个汽车工厂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大字。 来自全中国的技术人才被调集到长春，他们面对着的是一片片空旷的黑土地。当抽调到长春的技术专业人员付金岭问接待他的人，我们的工厂在哪里时，接待着指着前方空旷的土地说，那就是。他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接待者看着他：“我们已经开始了！” 一汽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几乎是整个长春市的一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南腔北调聚集于此。一汽的厂长饶斌因而被长春人戏称为“饶半天”。 饶半天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三年之后，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它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这是一批载重量为4吨的通用型载重汽车，装备90匹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为65公里／小时，满载时经济时速为33-35公里／小时。在一汽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公路上行使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 接下来，在1958年，一汽生产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按照毛泽东在论断国际形势时的著名话语“东风压倒西风”，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5月22日，当这辆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的六座轿车送往北京时，毛泽东坐着这辆车在后花园转了两圈，他开玩笑说，自己还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高速的轿车——第一辆东风的最高时俗可以达到128公里。性格要强的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喽。” 第二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来看这辆车。周恩来让司机打开发动机盖，看了一眼，见多识广的周恩来说，这是抄奔驰的。周恩来说，抄是可以的，但应该抄的有技巧，关键技术抄，非关键技术可以改得让人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这辆车在北京受到英雄般得待遇，汽车开过之处，围观者掌声雷动。三个月之后，一汽又仿照克莱斯勒，造出了著名的“红旗”轿车。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命运和它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盛转衰，继而重新找到自己的新的增长点。著名的解放和红旗都一度停产。真正让一汽再度成为中国汽车业佼佼者的，是一汽和德国大众、日本丰田成立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生产的奥迪、丰田、马自达和一汽原先的车型解放、红旗一样，奔驰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与乡村的公路上。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辉煌、改革开放后的没落，进入新世纪后重新崛起的努力，铁西历史几乎是一部中国国有重工业的变迁史。铁西区位于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的西南部，是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区之一。铁西得名于此片地区位于铁路西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将东北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资在铁西建厂28个，其中投资超百万日元的达11个。至1944年，日资在铁西建厂323个。按行业分类，机电冶金工业140个，建材工业65个，化学（含橡胶，制药）工业46个，食品酿造工业32个，纺织工业19个，其他21个。至此铁西工业区已基本形成。沈阳解放之后，新政权对铁西区有计划的进行了改造和调整，将铁西列入重点改造工业区。“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于铁西，使铁西逐步形成了以装备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大中型企业较集中、配套能力较强、产业基础强大的新中国工业基地。但是作为历史较长的老工业基地，铁西随后就面临着需要产业升级和随着计划改变国家都入减少等问题，在铁西的大量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接下来就是如何振兴这个老工业基地的问题。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一、铁西变迁 马车上堆集着他们的全部家产。它们装在竹框中，或者木制的长方形箱子内，被用绳子捆扎在马车上。他的妻子穿着绣着大花的红色棉袄，怀里抱着一个小木箱，里面应该装着这个家庭珍贵的细碎物件，坐在马车的前端。戴着一顶火车头帽的蔡清泉则是这架马车的车夫和这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 这是1952年12月18日的中国。在中国东北沈阳的铁西工业区，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吸引着无数青年来到中国的东北角。中国的新政权从1951年就开始谋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方式则是模仿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偏重于重工业，以五年为单位，编制经济发展计划。 长时间的战争已经让这个庞大的国家疲惫不堪。“国家的新领导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巨大的障碍”，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一章，历史学家们在事后论述中国的领导者们所要面临的巨大问题时说。 而与此同时，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成果甚至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它成为了世界上众多原本停滞的国家的效仿榜样。其中就包括一直努力从苏联赢取支持的中国。 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官员在苏联的建议下，成立了中财委，三次修改“一五”计划，其间还曾经专门去苏联听取老大哥的建议，并且争取来自这个庞大邻国的帮助。 1952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和陈云对苏联的访问可以被视为一项胜利。按照后来的描述，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承诺，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去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去实现工业化。 邻近苏联的中国东北，直接成为在苏联帮助下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建设的受益者，长春和沈阳后来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区，在这些城市中云集着这个大国最早的重工业工厂，从军用到民用，从飞机制造到汽车和机床制造。其中，云集着众多重工业工厂的沈阳市铁西区，更有东方鲁尔的称号。它和长春的铁北等工业区一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备受关注，吸引着来自全中国的年轻人前往，把青春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富有吸引力的玫瑰色前景中。那些有幸能够进入这些工厂工作的年轻人，也成为他们的同龄人最羡慕的人。 因此，当蔡清泉和他的妻子驾驶着马车，将自己的家搬迁入刚刚建成的沈阳铁西区工人村时，他们的内心必然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感。他是沈阳市机械19厂的员工，这座工厂后来以沈阳市拖拉机厂的名字闻名全国。 铁西工人村后来成为全中国面积最大的工人聚居区，蔡清泉和他的妻子是工人村的最早一批入住者。1952年9月，在毛泽东“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下，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开始建设工人村。一排排红砖红瓦的3层苏式建筑是当时沈阳甚至中国最让人羡慕的居所。1957年143栋苏式住宅建成时，当飞机从空中掠过，如果刻意去观察，飞机上的乘客可以看到这些红色建筑整齐地排成“工人村”三个汉字。这些住户中后来不乏青云腾达之人，其中包括当时的沈阳一机的副厂长，后来成为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 在这个工业区里，工厂与工厂比邻而建，错落纵横的铁路可以直通到各个工厂的内部，将生产需要的原料送到车间，也可以将它们的产品送出铁西，按照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将共和国长子的劳动产物送往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但是共和国的目光不会长期仅仅专注于它的一片国土之上。“一五”计划奠定了整个东北和沈阳的重工业基础。但是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也并未能超越50年前的筹划。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共和国的建设重心转移到了“三线建设”之上，这使得政府的经济计划不仅仅没有继续向沈阳和铁西增加投资，而且，还将这些重工业基地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山区和内地的三线。 而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让东南沿海的城市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宠儿，为了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建立的特区城市，成为中国的新热土。年轻人们不再涌向位于寒冷的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取而代之，他们涌入潮湿炎热的东南沿海。个人意识复苏的一代人取代了服从国家安排的长辈们，开始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努力。 与此同时，沈阳和铁西不仅仅没有再吸引来规模巨大的投资项目，反而因为自身的体制原因陷入困境。那些庞大的国有企业必然要服从来自中央计划的调遣，将它们的利润上缴国家，这造成了企业长期以来留利水平过低，丧失了改造和完善自身设施，为更长远发展筹划的能力。 等到公众再次将目光聚集到铁西身上时。共和国的长子已经是一片凋零景象。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再次聚焦同一位年轻的记录片导演的努力密不可分。1967年出生在西安的王兵在他24岁的时候来到沈阳，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读书。四年之后，1995年，他离开沈阳，到北京电影学院继续学习。但在1999年年底，他回到沈阳，开始用DV拍摄铁西。 后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记录片《铁西区》漫长的令人惊讶，但是它的长度也没有掩饰住它带给人的震撼。这部记录片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4个小时的《工厂》，3个小时的《颜粉街》和2小时15分钟的《铁路》。在王兵拍摄《铁西区》的1999年到2001年间，铁西区和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衰败已经展现无遗。它是因为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产生的职工“下岗”的最主要受害者。曾经备受羡慕的工人村的居民们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困窘。 而铁西区，因为它集中了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的90家，成为不景气的重灾区。曾经制造出众多全国第一的工厂们（这里的工厂曾经生产出全国第一台车削普通机床、第一台50万伏超高压变压器和第一台125万吨挤压机）如今成为新的负担。铁西区北二路上的众多工厂，因为长期停产，工人放假，被沈阳市人讥讽为“度假村”。 从1986年开始，政府就开始进行对铁西区进行整体改造的努力。但铁西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6月，沈阳市政府决定将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将这两个区组建成一个新的铁西新区。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之后，大量的老国有企业开始从原地铁区迁出，搬迁到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各地的房地产商开始进入。 超过一百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从之前一片衰败的地区离开，烟囱和厂房逐渐消失。当这一过程逐渐进行时，首先是汽车分销商看到了空白，如今在铁西北二路的两侧，布满了各个品牌轿车的4S店。然后是各种新兴建的楼盘。 它的变化体现在各个表层：1998年建立的高楼饭店，19层的高度让它在铁西无人不知，但是如今超过20层的建筑已经比比皆是；一位当地资深媒体人说，在他的印象中，从2006年开始，这条叫兴工街的路开始堵车，他讲这句话时，我们乘坐的出租车正拥挤在兴工北街上，我们的面前，是铁西地区第一个五星级酒店荣富饭店；在铁西的各条大道上，本来很少见到的私家车比比皆是——之前甚至连出租车也很少涉足铁西，倒是从铁西离开的很多工人加入了出租车司机的行列。 如今那些想要到铁西重新目睹《铁西区》中那一套衰败景象的人们定然会失望。“在那里，少年在堆积着脏雪的街头打闹、对骂，生锈的铁路上火车头一次次穿过破败的厂区，烟囱依然伫立着伸向天空，工人在钢铁支架纵横的车间里劳动，在四壁斑驳灯光黯淡的休息室吃饭、打牌、下棋、吵架、聊天；班组长动员大家上好最后一班岗，注意安全，说不定以后真有点儿奖金；狼藉的换衣间，壮实的工人翻拣还值得被拿走的小物件；人们在雪中卸下自家的门板，离开已经拆掉的艳粉街；工人疗养院里，成群的老爷儿们用塑料袋在河沟里捞虾米，光着膀子对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或卡拉OK或毛片发呆”在一篇讲述王兵和《铁西区》的文章写道。 如今所有这些场景都已经消失。尽管空气中仍然漂浮着从尚未搬迁的制药厂中飘散而出的味道；当车辆掠过铁西的街道时，路上密布的铁道线路仍然会造成车的颠簸。 五十六年之后，让蔡清泉和他的同事们骄傲的铁西工人村，也已经在逐渐消逝。从空中向下望去，再也看不到工人村三个大字。人们纷纷离去。他们旧有的辉煌必须让位于毫不温情默默的时代。 有“中华商业第一街”之称的南京西路成为地标，是因为它见证了商业的兴衰和大亨的沉浮。1956年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三位商业大亨在南京西路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之前在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诞生了无数商业大亨；之后则是漫长的衰落，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南京西路才重现繁华和大亨身影。这条路是上海南京路的西半部，跨越上海黄浦区、静安区。静安区路段东起成都北路，西迄延安西路，全长2933米，穿越静安寺闹市地区，横贯全境。从清末开始，南京西路就已经是著名的商业街道；今天它则是中国最昂贵的地段之一。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二、沉浮南京西路 他们四人穿着清一色的黑色呢子大衣，并排走在欢迎的人群之间，走入中苏友好大厦。最左端是荣毅仁。40岁的荣毅仁也是这四人中间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已经是上海滩最知名的商人之一。然后依此是61岁的胡厥文、74岁的盛丕华。他们三人胸前都挂着红花，荣毅仁把头上戴着的礼帽摘下拿在手里，冲着欢迎的人群浅笑。胡厥文和盛丕华脸上则没有显露笑容。他们知道，可能从这一天开始，自己辛苦一生赚来的产业要尽数放弃。而走在最右边的上海工商联副主席杜大公满面笑容，一边向前走一边鼓掌。围观的人群也都报以掌声。 这三个人都是上海知名的企业界大亨，他们从事的行业从面粉、纺织到机械。1949年之后他们并没有像自己的一些同业那样，选择把公司迁往海外，自己也移民香港、台湾或者更远的他国，正好相反，他们三个从抗日战者时期就已经以爱国者的形象出现，并且同共产党互有往来。如今，新的政权又一次要求他们做出表率作用。这一次，他们作为上海市工商界的代表，要步入刚刚建起没有多久的中苏友好大厦，向在这里举行的申请公私合营大会递交上海工商界集体签署的申请书，表达商人阶层“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 他们三人后来都在新政权中显赫一时，出任过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和工商联副主席之类的政府职务，年轻一些的荣毅仁更是被赞扬为“红色资本家”，而且，在荣毅仁的余生中，他作为商人的声望并没有就此消逝，反而在后期得到加强。1980年代，他曾经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有一名商人被国际杂志恭维为世界型的企业家。 在他们走入会场，宣布自己的产业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前一年，这栋名叫中苏友好大厦的大楼刚刚建成，它是中苏友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和苏联工程师共同在上海建造的第一幢展览馆。它的产生，是因为当时新生的中国政权决定在上海办一次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大型展览。为了这次展览，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修建一幢与之相称的展览馆。从1954年5月4日动工，到1955年3月建成，其中经历了两个月的雨季，八至九级的台风，几十年难遇的潮汛和上海零下十度的严寒。在这栋楼的顶端有一颗镏金五角星。传说为了制作这颗金星用去不少金箔。而且，在那个时期，上海建筑界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的建造高度，都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这颗熠熠闪耀的金星。中苏友好大厦也成为上海的第一制高点。 不过，在1956年走入这幢新上海标志性建筑的三个上海滩大亨心中，难免会想起中苏友好大厦所占据的那栋上海名园哈同花园和它的主人欧司·爱·哈同，心生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感叹。 1873年，22岁的欧司·爱·哈同只身来到上海，在沙逊洋行找到一分工作。他是个出生在巴格达的犹太人，5随时随着父母迁居到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孟买，在那里，哈同家族加入了英国国籍。21岁时，哈同到了大不列颠帝国的另一颗明珠香港。第二年，他迁往上海，这个远东最著名的冒险家乐园。 来到上海的哈同不名一文，仅仅因为自己的舅父认识沙逊洋行的老板老沙逊，他才能够在沙逊洋行取得一份看门的工作。但是随后哈同却成为南京西路乃至整个上海滩最知名的上海大班之一。 他先是从门童成为洋行办货、收帐和联系业务的跑街仔成为沙逊洋行的经历，兼营房地产业务。同时传言说，他私下自己在做着鸦片和高利贷生意。1887年哈同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但是直到1901年他脱离沙逊洋行创办专营房地产的哈同洋行，他才取得一个冒险家能够在上海取得的最高成就。哈同洋行拥有南京路将近44％的地产——这条被英国人称为涌泉路的商业街道由英国人最早在1862年建成，开始时仅仅是一条荒芜小路，仅仅供居住在租界和市内的上海居民到静安寺踏青所用，后来却成为上海最为繁荣的街道之一。哈同最著名的商业举动是，他出资60万两白银用铁黎木铺设了部分南京路，这不仅提高了哈同在上海的知名度，更使他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 1868年，哈同和中法混血儿罗迦陵（原名俪穗）结婚。1904年，他在南京西路修建的私人花园就以妻子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命名：爱俪园。人们也喜欢称爱俪园为哈同花园。这座花园用了5年时间和70万两白银建成，占地300亩，由清末著名僧人黄宗仰仿中大观园设计，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私人园林，人称海上大观园。 哈同夫妇还热衷于邀请当时上海最著名的社交名流、政商大亨到园内参加宴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从海外返回中国，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住在哈同花园；章太炎和汤国黎女士的婚礼在哈同园中著名的天演界举行；护国运动的名将蔡锷，在东渡日本就医之前曾在园中养病…… 热衷中国文化的哈同还曾经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并且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哈同花园中居住研究甲骨文。哈同夫人笃信佛教，园内创办过中国最早的佛学大学华严大学——后来，哈同在园内创办了另一所大学圣仓明智大学。王国维和徐悲鸿也曾经在哈同花园居住。真可谓盛极一时。 无子女的哈同夫妇领养了11名外国孤儿为养子女，9名中国孤儿为内侄子女。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留下高达一亿七千二百万元的巨额遗产。1941年罗迦陵故去，但是夫妇二人留下的遗嘱却有很大出入，结果当时著名的哈同遗产案。 上海被日本侵略之后，哈同花园曾被日军占领作为营地，园内建筑被破坏殆尽，其间还曾经遭受过数次火灾，到了1945年，闻名远东的哈同花园仅剩几间洋房而已，“像多年之前的旧照片”，张爱玲写道。 在这片园林的废墟之上建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可谓将这位上海大班和他建造的远东最奢华的私人园林埋葬殆尽。而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哈同一样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班们也尽数散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这里更换了新的容颜和主人公。毛泽东曾经在中苏友好大厦之内会见上海当地政界名流；周恩来曾在这里宴请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这一整条南京路也和哈同花园一样，起起落落。曾几何时，美琪大剧院和百乐门大酒店之内灯火辉煌、歌舞升平，上演着永不落幕的爱恨情仇和传奇故事；张园和爱俪园之内名流云集，谈笑风生；这条南京路构成了奢华十里洋场的西半部分。日军占领租界后商业凋零，风流散去。而在1945年之后又复归繁华。但1949年之后，资本流窜，商业凋零，昔日奢华地段只变成了中低档商品的销售地，并且在全国经济不景气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暗淡无光。 南京西路的真正复苏是在1992年之后。这条商业街的主角已经几经变化，从哈同花园的主人大班哈同，到那三个自愿交出自己产业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胡厥文、盛丕华，如今则是新的地产大亨。其中最显赫的是南京西路上著名的金三角的三个业主：梅龙镇广场的大股东香港和记黄埔李嘉诚；恒隆广场的业主香港恒隆集团陈启宗；中信泰富大楼的业主中信泰富荣氏家族。 建成于2001年的恒隆广场是当时的浦西第一高楼，如今288米的高度仍然让它保持着上海第四高楼的桂冠。恒隆广场集中了知名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包括ton，Cartier，el，Dior，e，Escada，Bvlgari，Fendi，Loewe，Prada，Versace，Lanvin等。李嘉诚在金融危机时出人意料进入上海地产界兴建的梅龙镇广场则是金三角中人流量最大的购物中心。金三角中的中信泰富广场和恒隆广场附近的上海商城（其中分布着40家世界500强的分支机构），以及由中苏友好大厦更名而成的上海展览中心（它最新的目标是成为上海的卢浮宫），都是上海著名的地标建筑。而且新的知名商业建筑还在不断出现，包括马来西亚华人大亨投资建设的嘉里中心和静安嘉里中心二期，以及2004年开业的久光百货。和淮海路、徐家汇一样，南京西路重新成为上海最昂贵的地段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长安街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街道存在已久，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之后，围绕着长安街开展的京城规划之争，更让这条街道备受瞩目。它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老长安街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号称“十里长街”。“十里长街送总理”就是发生在这条街道上。天安门则坐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北侧，天安门广场坐落于长安街中点的南侧，在长安街沿线还分布着众多政府机构和后来兴建的商业中心。 长安街修建于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与北京皇城同时修建，是明代北京城规划的重要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着北京城如何规划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们展开了争论。其中长安街沿线规划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长安街和北京城的规划几乎决定了全国各地城市如何规划，他们在建筑风格、大马路策略等问题上纷纷效仿。长安街几乎是中国最重要的街道，而它和它沿线的规划也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城市主干道和主干道沿线的模样和功用。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三、长安街：规划之争 1949年，33岁的建筑师陈占祥抵达北京。他身材瘦削，带一幅眼镜，一口宁波话，英文讲的比普通话好，尽管年纪轻轻，已经颇负盛名。据说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有一次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说，如果陈占祥名声这么大，我们应该早就听说过他才对。林洙于是告诉费慰梅陈占祥的英文名，费慰梅听完后，叹道：原来是他呀！ 陈占祥曾有机会离开大陆。据说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那一夜，上海的夜空中回旋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上海衡山路上的住所内，陈占祥在窗边看到这些士兵宁肯在大雨中休息，也不愿扰民，一时激动地眼泪直流，当时就把离开的机票撕得粉碎。极为欣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支持陈占祥留在中国，北上京城的举动。因为，对于阿伯康培而言，这里，将会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天堂，正如前苏联那样。土地国有政策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足以保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设想得到满足，实现他哪怕最异想天开的设想。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师都无法拒绝这种诱惑：有人可以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邀请陈占祥到北京的，是梁思成。已经近50岁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者和中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在攻打北京城之前，派人潜入城内，请梁思成标出需要保护的建筑，表示即使有所牺牲，也要避开对这些建筑物的炮火攻击，这让梁思成深为感动。另外一件打动梁思成的事情是，彭真，中共的一个高层竟然能够熟练引用梁启超的作品内容。这让梁思成大吃一惊。尽管“梁”这个姓氏曾经给他带来极大的尊崇和荣耀，不过，“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 梁思成的热情还有出自职业的原因，“梁思成之所以对聂荣臻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抱有如此热切的希望，根源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即将得到这种政策所可能富裕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力保障”，梁思成的传记作者窦忠如说。 但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北京城规划的第一役就已经败北。这场战役围绕着一条著名的街道进行：长安街。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在哪里建设自己的都城。在北京这个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新的政权应当选择在哪里安置自己规模庞大的办公机构？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主张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安置政府机构，以达到保护古都的目的。而苏联建筑师和随后的中国建筑师华洪揽却主张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市。这场冲突日后广为人知，伴随着一片扼腕叹息之声。 在经过了数次辩论和努力之后，“梁陈方案”终于作罢。毛泽东说，他希望自己以后从天安门望过去，能够看到一片烟囱。那个激进的年代中，人们对于国家富强的想象力局限于烟囱、粮食和钢铁。来自苏联的建筑师以莫斯科为模板，为一个古城设计了未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在《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对于梁思成和陈占祥希望将行政中心放在老城之外的想法，毛泽东表示了不悦，他曾经说过，为什么北京旧城皇帝住得，我们就住不得？甚至传说毛泽东针对梁陈的新城计划讲过一句会让梁思成毛骨耸然的话：“听说有位教授想把我们赶出去？” 于是，规划按照苏联专家的提议施行，沿着长安街修建新的行政用房。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反对无效，尽管在日后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反对理由充分：“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后来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中为当时的决策辩护说：“但是，鉴于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各部办公楼”。而梁思成也并未放弃对城市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梁思成说，在长安街的规划问题上，“两年来首度的建设工程发展得很混乱，虽说有行政机构在领导，实际上各处工程设计部分零乱分散，都没有组织，各行其是的现象甚为严重”，以至于在北京最主要的大街上，出现了“庞大而惹人注目的不正确”。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它让长安街继续成为中国最著名街道。沿着长安街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断改建的天安门广场等。其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它也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随后改建和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和城楼面对的天安门广场一直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正是从北大红楼向天安门广场推进；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后最重大的国事活动、阅兵和庆典就都在这里举行。1959年8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则是新政权权力的象征，历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和重大国事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是因为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被当成一条政治意味极浓的街道。几乎每天都有人群聚集道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护卫班举行的升旗和降旗仪式。当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之后，无数人买票登上天安门城楼，模仿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拍张照片；新富起来的企业家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和会议，享受以往只有国家政治领导人才能享受到的环境和美食。 长安街上的大规模修正建设几乎从没有停止过，50年代长安街沿线建成的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内贸部办公楼、北京饭店西楼等建筑。接下来的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倒是停滞了，但这只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停滞状态。随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每一次北京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方案的修改，长安街的规划和建设也都要随之调整。1980年代沿长安街建成了中国工艺美术馆、民航营业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北京音乐厅、中国社科院、国际饭店、国家海关等。1990年代建成的知名建筑则包括长安俱乐部、中粮广场、恒基中心、交通部、东方广场、国际金融大厦、中宣部、北京图书大厦、中国银行等。 人们仍然认为长安街是中国政治和文化意味最浓厚的大街，却没有注意到，在这条街道的两侧，出现的商业知名建筑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在未来的长安街规划中增加类似于博物馆、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建筑，减少像银行总部、大型商厦这样的商业性建筑。2008年倒是建成了规划中存在已久的国家大剧院，结果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被指责为天外来物，是无视长安街上已有建筑的风格的“鸟蛋”。 在《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中，编撰者说：“长安街街道立面主要由建筑组成，长安街上的建筑是共和国历史的缩影，标志性很强，不张扬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中国第一街。围绕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论，既是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也是文化多元的反映。在西方文化蜂拥而至的今天，长安街上的建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传统的设计被认为缺乏现代气息，甚至被称为‘假古董’；现代的设计又被看作是‘西化’，破坏了古都风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长安街建筑的批评者，但建筑师和工程师却不能因为批评而停下手中的工作，因此，长安街上的建筑往往是各种观念妥协的结果。”这种言说解释了长安街上出现的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也可以视为对既有规划的一种辩解。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或者至少被长安街加强，新华社的记者王军就是长安街式大马路的批评者：“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东西横贯北京市中心，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靠，车流奔腾。路旁一个宣传牌向行人发出警告，‘进一步将受到谴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险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已建成不少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行人如不选择‘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执意在路面横穿，则被视为不文明，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种‘要命’的行为。” 尽管长安街的不断拓宽正是为了解决交通不畅的问题，只是这种“宽而稀”的路网正相反，造成了今天北京交通的困境。而开始长安街规划的反面教材，西方发达国家‘窄而密’的道路，反而因为路网密集，大量单行道的存在，被如今的城市规划师赞赏。 单就交通而言，这条街道的麻烦还真不少，比如：因为长安街的特殊地位，为保证东西方向车辆畅通，沿线主要路口采取限左措施，但出于需要，一些特殊路口仍有个别方向准许左转，这部分车辆占用绿灯时间较长，造成长安街方向直行车辆排队等灯，使路口通行能力降低；同样为了保证通行，长安街不准空驶出租车通行，路侧也禁止出租车停靠，上下车都需要进入相交路口，但是长安街两侧却有很多大型商业机构和重要政府部门，正是人迫切需要上下车的路段。 如今的长安街景象早已不是当年梁思成、陈占祥们所能想象的。而批评者仍然无数次的引用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的言路和思路，比如梁思成主张建筑应当考虑同周围环境的融合，再比如梁思成的反对大马路方针，以及梁思成主张的对旧城墙和城楼城门的保护——这些也都在长安街的扩建过程中被拆毁。城市却仍然在继续生长。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四、罗布泊：核之地 1964年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让罗布泊震撼了世界。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塔里木盆地东部。历史上，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树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曾经有发达的古楼兰文明。但是随后成为一片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夏季气温高达70℃，天空也没有飞鸟。斯文·赫定曾经在这里发现楼兰古国的遗址，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像谜一般迷人，同时也令人恐惧。后来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失踪。但是对于中国军方的核专家来说，这里似乎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迈入有核俱乐部。在那个年代，成为核国家毫无疑问极大增强了中国在外交上的信心和中国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直到今天，到罗布泊旅行的人，还会去踏访当年的核试验基地旧址。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抵燃烧起来，太阳都变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青定）蓝、绒白的变换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竖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后来的二炮部队司令李旭阁在他的日记如此中描述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的那一刻。 多年之后，年近80的李旭阁在接受采访时记忆犹新，“五颜六色”。他说。负责原子弹研究和试验的上将张爱萍规定，所有在场人员一律带着万分之一透光率的墨镜。李旭阁开玩笑说：“豁出一只眼镜，我也看看”，结果，“让张爱萍狠批了一顿”。 张爱萍自己也陷入惊愕。在他的戎马生涯中，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从没有见过如此威力十足的爆炸效果。震惊延续了4分钟之久，张爱萍拿起电话，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是原子弹研发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他原子弹试爆成功。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问张爱萍，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楞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张爱萍后来回忆说。 他没有办法在电话里通过描述试验爆炸的效果，来证明这真的就是核爆炸。 张爱萍回过头去问身边的物理学家王淦昌，王淦昌看了看60公里外因为这次爆炸而产生的巨大的蘑菇云云柱，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没有人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参与缔造了这种杀伤性巨大的武器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它的巨大威力和它随后产生的政治效果，如果不提它的可能应用，都会让参与者陡然心情沉重。参与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奥本海姆在目睹它爆炸之后，猛然想起一句来自印度的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但这也正是这群军人和科学家来到罗布泊的原因。他们必须制造出这枚原子弹。这片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盛传的是关于楼兰古国的传说，关于恶鬼和幽灵徘徊的噩梦，关于宝藏和寻宝的故事，还有种种离奇事件。但是它的荒无人烟也让它成为制造“死神”的最好场所——如果要释放恶魔，最好选一个没有受害者的地方。 在1964年，仅存的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两极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同盟关系一直延续到战后。理论上，中国和苏联处于同一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主义的幽灵从亚洲至欧洲为整个世界降下铁幕，铁幕的两端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欧洲，德国的分裂和在亚洲的朝鲜战争都是这种对抗的公开表现形式。 但是一侧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了裂缝。而且，是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各个工业领域内苏联专家的撤出。 那些倔强的中国人必须自己去建立这一切，从毛泽东想要的遍地烟囱的重工业，到具备巨大威慑能力的原子弹。陈毅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可是谈何容易。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必须拥有与之相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不成比例的国防工业发展，将会像一个巨大的吸血机一样，抽干这个国家。 而根据负责国家经济的陈云和李富春的报告，1960年底的时候，整个国家经济已经被以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为标志的“大跃进”破坏深重：粮、棉跌倒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跌倒不如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惟一有起色的重工业正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作为代价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后来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这正是认为中国仍然把研发核武器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家们担心的事情。他们对誓言即使当了裤子也要制造出原子弹的陈毅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在苏联专家撤出之后，“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 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已经毫无悬念，即使这个国家几乎已经不堪重负。它不仅仅是关于虚荣心或者面子的“争气弹”，它还能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上的一张王牌。它会让中国变成第五个有核国家，它能让全世界真正开始认真看待这个红色国度，然后开始跟它谈判。它也能够成为自立的标志，即使不借助外来的帮助，这个国家也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它燃起的蘑菇云会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入场券，至少在那时那个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中如此。 负责原子弹研发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张爱萍，开国上将，首任国防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攻占一江山岛的总指挥。张爱萍回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领到命令重任在身的张爱萍在一个月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核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张爱萍将原子弹研制完成的事件定在1964年，“1964年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只是实现它的前提是倾尽国力的支持，这也正是为何国务员总理周恩来负责原子弹研发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原因，只有国务院总理才有权力和威望来协调各个部门，给予聂荣臻和张爱萍想要的支持。 后来，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所著的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据国防科委当时的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各工业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偕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偕同攻坚的局面。”尽管语有夸张，但这些最后汇集在罗布泊的努力最终带来了惊人的效果。 三年之后，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如今，当年的原子弹试爆基地早已荒弃。当游人们驾车前往罗布泊，游览这块当年的绝密基地时，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漠黄沙，和矗立其中的断壁残垣。连绵的房屋没有屋顶、没有门窗、墙壁屹立，但也已经残缺不全。墙壁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刷下的大字：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或者一心为革命。如果仔细寻找，运气好的游客或许还能找到当年留下的弹壳。 那些曾经在这里浸淫数十年的人们早已离去。他们中有的已经名满天下，但是却仍然经历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的事。 1985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他们谈到了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奖金人民币10元”。杨振宁大吃一惊：“不是开玩笑吧。”这时候邓稼先说话了：“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原来，1985年时，经过中央专门批准，决定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颁发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但是如何分这笔钱却让拿到奖金的领导很头疼，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话说：“当年那么多人抛家带口的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于是，受奖的机构自身又拿出了了十几万元，然后，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给有功者。分到邓稼先头上，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正好是20元人民币。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五、兰考：焦裕禄的县城 因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兰考是1965年中国最知名的县城。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开封市东侧。和大多数紧靠黄河的城市一样，兰考历史悠久。它是西汉丞相陈平和南朝才子江淹的故乡。但是兰考能够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上被人记住，更多的是因为一位县委书记：焦裕禄。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当年焦裕禄就带领兰考人大量种植泡桐树，用以挡风固沙，同时改善地方经济。焦裕禄病逝之后，因为新华社记者穆青的一篇文章焦裕禄和兰考名扬四海。焦裕禄亲手种的油桐至今还被保护起来用来纪念他——兰考油也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之一。此后，几乎在每个政府觉得需要清明吏治的时刻，焦裕禄和兰考就会被再度提起。 1965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在去西安的途中路过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向这位45岁的官方通讯社副社长汇报分社的工作。记者对穆青说，河南东部灾区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事情很多，也很感人。穆青以前辈的口吻对记者周原交待说，要到灾区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做一名称职的好记者。他说，要在10天之内找到一个好的采访对象。 1921出生于河南杞县的穆青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红色记者之一。16岁的时候，穆青就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两年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很多红色作家和红色记者一样，穆青也毕业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鼎鼎大名的鲁艺在当时是中国左派文学的圣地，鲁艺的教师包括知名的作家周立波、何其芳和周扬等。随后，1942年，穆青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此后穆青一直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1959年时，他已经成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副社长。毛泽东曾经给新华社题词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一贯重视宣传的毛泽东对新华社这个官方的喉舌异常重视，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文章甚至能够影响一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位，决定他是受到惩罚还是得到升迁，或者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一夜成名天下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往往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抵达中国的上层政治人物；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它的传播效果也非常惊人，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报纸都要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同一篇稿件，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在当时也可谓位高权重。 记者周原在老领导的指派下在河南各地寻找能够满足这种宣传需求的理想人物。周原来到当时的重灾区兰考。按照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习惯，他们首先到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周原就在兰考县委大院见到了兰考县委的新闻秘书刘俊生。刘俊生向周原介绍了刚刚病逝的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后来的记录说，刘俊生讲到动情处，就开始哭。周原采访的另外一个人，兰考县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也给这名前来寻找典型英雄事迹的记者讲了18个小时的焦裕禄，“周原记了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当周原回到郑州时，才发现，焦裕禄的事迹在半年前已经被《河南日报》报道过。他的同事建议他等到焦裕禄迁坟时再写。可是周原认为自己找到了穆青所要求的好的人物和好的采访对象。他把穆青和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冯健带到兰考。后来冯健在一篇回忆穆青的文章中写道：“1965年冬，穆青、周原我们一行赴豫东老灾区兰考及其附近的杞县、睢县、宁陵、民权县采访、调查。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还在笼罩着这一大片灾区。广大农民群众勒紧裤带同灾害进行殊死苦斗，决然向贫穷宣战的情景，极大地震撼了穆青的心灵；焦裕禄在大雪封门、飞鸟绝迹的日子，自己扛着粮食走进饥寒交迫的五保户的柴门，以重病之躯领导着兰考36万群众向风沙、内涝、盐碱誓死抗争的形象，在穆青心里树起了一座无言的碑。他不能不联想到的是，在严酷的抗日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在东北解放区零下十几度的那个严冬，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把穆青一双极度冻伤的脚揣在怀里，用体温拯救了他可能被锯掉的双腿。这一切，在穆青心里终于凝结成四个大字：勿忘人民。” 人民在穆青的心里和焦裕禄联系到了一起。后来在听张钦礼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穆青也哭了。“记者们哭得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下午继续听的时候，伤心得连钢笔也捏不住了。第二天上午接着谈，记者哭得受不了，被迫休会”，后来的一篇报道说。 穆青于是让周原立刻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后来，穆青自己将周原的1.2万字初稿带回北京亲自修改。然后将报道由周原带到兰考去核实。 这篇报道就是1966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时《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个长篇通讯，在录音时，当时著名的播音员齐越竟然数次泣不成声，录音一次被一次中断。后来连录音编辑也开始哭。 穆青的文章和齐越的广播让焦裕禄和兰考一时之间名闻全国。焦裕禄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找到的新的榜样和标兵式人物。后来连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席胡志明也参与了对焦裕禄这个英雄的膜拜中。他使用“黎农”的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了介绍和赞扬焦裕禄的文章《中国经验》。 今天重新阅多穆青的《焦裕禄》，至少在文本上，它已经不能给人任何惊喜。这篇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注定只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经典，在今天来看，他使用的笔法、叙述手段和语言都已经陈旧过时，充斥着中国未开放之前的陈词滥调、夸张的情感和过多的政治套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庞大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任何英雄人物一样，焦裕禄被写成一个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在道德上占据着制高点，同时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使用毛泽东的著作作为自己管理智慧源泉的人。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惟一的缺点就是不爱惜自己。穆青使用的语言也给人过于夸张的感觉，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想要传递的情感太不真实。 但是它却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的一篇文章分析穆青撰写《焦裕禄》时的风险，说：“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但（穆青）他们发现，在写焦裕禄时，不能再作这样的强调，因为这不合乎这一采写对象的真实。”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啊。”《焦裕禄》一文的另一名署名作者冯健说。 另一个风险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穆青在自己的采访笔记中说他了解到的1962年到1965年的兰考情形，是“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后来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一段灾难描写，为焦裕禄到兰考埋笔：“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晚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紧接着一段就是：“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接下来是对兰考的描述：“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穆青的叙述也采用了塑造英雄人物时的最简单的技巧，先渲染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然后才能突出在同恶劣的环境抗争下人的伟大。“这样，穆青顶着压力，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兰考的灾情，而且，通篇未提阶级斗争。” 但是，在引起巨大影响的人物通讯发表几个月之后，穆青仍然被造反派打倒。新华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焦裕禄》中，编者在前言中写道：“于是，作品在博得广大读者热烈共鸣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来自两方面的不同反应，都说明这几篇作品触动了时代的脉搏，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这也说明，穆青和他的《焦裕禄》终于还是没有跳出好坏和黑白的二极世界。 而这篇人物通讯的结尾，几乎完全是道德的评判，而不是报道的口吻：“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心里！” 但是这种标语式的写作和庞大的宣传机器的结合，以及政府对英雄人物的需求确实让焦裕禄和兰考成为了中国人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需求是巨大的，无论是大众对于焦裕禄式干部的向往需求，还是执政党对他的官员在政治道德的需求。因此，每一次重提焦裕禄，都会引起众多人的反响。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几乎取代了汉代的宰相陈平和“江郎才尽”中的江郎江淹成为兰考的符号。2007年的时候，一则新闻说，兰考政府甚至希望能够凭借焦裕禄的吸引力，发展兰考的旅游业。在这里，焦裕禄是鲜明的，而兰考则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六、红旗渠：人工天河 1969修建的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最为骄傲的工程之一。它是一个县城的人用了10年时间在太行山的峭壁上开凿而出的一条水渠。这个名叫林县（1994年后更名为林州市）的县城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的东侧，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汇处。林州市的总面积为2046平方千米，而其中山坡和丘陵面积就占到了86%。这或许能解释林州人对于征服自然的渴望——传说愚公移山内，愚公要对付的两座山中，其中一座就是太行山。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让林州名闻全中国，红旗渠自己也号称“人工天河”。在共和国前半段的历史中，充斥着关于人征服自然的壮举，而红旗渠则是其中最让人叹服壮举的之一。 他突然唱起歌来：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势把山河重安排。那是在2008年的北京，五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兴奋地谈论他年轻时候作为工厂运输司机去过的地方。他到过那个修建了红旗渠的县城，河水顺着人工修建的沟渠，从山的岩石间奔腾而过。但是恐怕让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这首歌唱红旗渠和修建红旗渠的人的歌，以至于他在将近40年后仍然能够在谈论它时，不自觉的从口中唱处。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红色歌曲一样，这首歌旋律简单但却容易被人记住，只要听过一遍，再次听到它时，你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而正像今天四处播放的流行歌曲一样，它会不断出现，强化听者的记忆；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流行歌曲并没有太多选择。 这条修建于1969年的人工河渠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周恩来曾经在接待外宾时，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说：“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对它的赞誉还包括“人工天河”、“当代万里长城”和“世界第八大奇迹”。即使在善于使用廉价劳动力制造让外人匪夷所思的惊人建筑的中国，它也是一项让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人工修建的渠道或者绕过群山，或者从山的中间穿过，将一条河流引过山的障碍，引到需要水的农田。红旗渠的总长度是1525.6公里，为了修建这条人工河渠，人们要“削平山头1250个、钻211个隧洞，架设渡槽152座，兴建水库48座，塘堰364座，修建各类设施12408座”，“全县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相当于修建一条从哈尔滨到广州的高3米、宽2米的公路”。 如今人们已经难以想象这条人工天河在当年究竟如何修建。就像今天的游人去看大寨修建在一层一层山上的梯田、或者去看被称为“象牙微雕”的阶梯式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我们只会赞叹人的能力所能抵达和造就的建筑奇迹，对这种愚公移山般的努力心生敬意，同时内心暗自去想是什么东西驱使人们这样去做，或者这种让人赞叹的努力是否存在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渠的修建，是源于一个县城对水的巨大的渴望。 在一本1974年出版的小册子《红旗渠》中，编撰者在介绍林县，这个位于河南西北部，太行山余脉隆虑山脚下的县城时说：“到处都是险眉恶崭的大石山和悬崖陡峭的峡谷深沟。县内有名字的大山7600多座，大沟7800多条，无名的小山小沟更是不计其数。全县的几百个村庄就分布在这深沟峡谷之中，土地有三分之二是盆一块、碗一块的挂在山坡上。这里不仅山高沟深、地少人多、交通不便，更主要的是严重缺水，靠打井，地下水位低，几十丈深不见水；靠河，虽然有贯穿东西的淇、洹、淅、露四条河，但都是季节河，平常干涸断流，一到七、八月汛期，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冲地毁屋，人畜遭殃。过去有一首民谣说：‘天旱把雨盼，下雨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在林县流传着众多同水和缺水和缺水带来的贫困相关的俗语：“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守着河水种旱地，背靠高山没柴烧”；“闺女跑下川，媳妇不上山”；“不吃山西粮，不能过时光”（林县邻近山西，意指不逃荒到山西去，就没有办法度过缺粮的岁月）。当地流传着众多关于水和缺水引发的传说，其中大多数是悲剧，比如火灾发生时，因为水的珍贵，人们宁可让火把房屋烧毁；或者一个生病的老人，因为缺乏煎药用的水而过世。 后来在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当时的林县县长李运宝说如此形容林县人对水的那种渴望程度：“盼水盼到啥程度呢。给孩子起名都要带水，就叫金水银水甜水，啥水啥水，不叫这个水也要想法带上个三点水。” 正像面对着门前两座似乎不可逾越的大山的愚公一样，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的最佳选择似乎应该是搬家；在林县生活的人们的选择也有两种：搬离这里，或者像愚公那样，像似乎不可战胜的自然宣战。无论是其中哪一条道路都不乏人实践。在邻省山西的长治地区，有一个名为“林移”的村庄，其中生活的人都是从林县移民过去的为干旱所苦的百姓。明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为这个干旱的小县城修建了一条9公里长的水渠，后人称为谢公渠。引水或者打井的想法和实践从没有停止过。 在一贯相信同天、地、自然相斗，其乐无穷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之后，这两种选择继续存在。“早在建立互助组时，全县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井运动，村村打井，处处打井，山坳里打，山垴上也打。打出水来就用，打不出水来就让它蓄雨水”，《红旗渠》中说；同时，有人建议搬迁，从深山区向平原地区迁移，“有的人公然向县委提出‘移村秉户’的错误主张，要求把深山区的群众迁移到城关一带安家落户，还有的人带头拆房子，卖牲畜，偷偷地搬下山来”。 但是显然搬迁的主张在那个年代不得人心。它关系到一个被不可战胜的信念鼓舞着的共产党官员的自尊心和他的政治命运，战胜干旱甚至能发展出对一整个政权哲学的支持体系，或者至少是胜利的图腾。 对于林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杨贵来说，或许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图腾，但是治下的干旱却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显然，他不能赞成“搬迁”的理论，尽管很多时候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身材高大，1米85的身高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要高出一头，头发和眉毛都黑而浓密，鼻梁和身材一样高挺，和参加过建国战争的很多共产党员一样，内心想法单纯但意志坚定，可能也惟有这样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人才能创造出后来的红旗渠奇迹。 出生于河南原汲县狮豹头乡罗圈村的杨贵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7岁就当了区长。他带领着敌后武工队在铁道线上同日本侵略军纠缠。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后，他还参加过剿匪。1953年秋天，林县县委老书记逝世，杨贵被派遣到以贫穷著称的林县，第二年，26岁的杨贵成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1958年杨贵和林县县委在林县治水成功的庵子沟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后来有人纪录这次回忆说：“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讨论了庵子沟党支部带领群众治山治水的先进经验。遵照毛主席‘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的伟大教导，研究制定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宏伟规划。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的战斗号召”——庵子沟的业绩是“从1954年到1957年的四年实践，他们挖了一万多个鱼鳞坑，修了50多条排洪渠和近百个澄沙坑，还打了两眼旱井，挖了一个蓄水池。另外，还在峡谷里闸坝造梯田六十多亩，植树七千多株”。 但是1959年的大旱让这些“运动”显得仍不足够，“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山洪未发，河水断流，井塘干涸，水库底朝天，水渠成了干渠，林县人民多年来艰苦奋斗兴建起来的水利工程几乎全部失效”，《红旗渠》中纪录说。 “修水库，天不给水；挖山泉，地不给水。看来，仅仅在林县的小天地里转是打不开局面的。能不能把外面的水引进来？漳河的水量不小，如果在上游把水截住，修条渠”杨贵在1959年10月10日的县委会议上提出引漳入林，修建人工渠的设想。 跟踪拍摄了红旗渠修建十年过程的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在后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杨贵的这个想法啧啧称奇：“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小河过去，想的是真大胆，简直神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这项具备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工程在1960年2月11号开工，几乎动员了林县的大部分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后来的统计说，开工那天有37000个人从全县15个公社出发参加了这项壮举。大路两旁张贴着大幅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中学老师和学生们在前往山西修渠的路上设立水站，喝了水的公社社员说：“今天喝你一口水，来日还你一条河”。 在修建它的长达10年的时间内，伴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莫测变迁。从开始修建这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工河渠开始，它就像是一个政治举动，为了对当时流行的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证明总路线显得仓促，大跃进酿成了灾难，而人民公社则是一个不合理和低效的政治组织）表示赞同，同时也为自己的修渠举动涂上保护色，林县把这条人工河渠命名为“红旗渠”。后来，“坚决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批林批孔”和“彻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大标语也出现在红旗渠的工地上，标语下则是一片人山人海——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或者刘少奇和林彪在政治上的各自见解。 但是杨贵本人却未能逃过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利箭。他被打成走资派，被迫四处躲藏，他曾经躲藏在和陈永贵齐名的山西劳模李顺达家，也曾经躲藏北京几位新华社记者家中。他被攻击为“穿新鞋，走老路”，“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名记者穆青回忆说，直到1982年，杨贵本人已然重新在政府任职，“在林县一提起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 但是最终红旗渠迅速得到了整个政党和国家的认同。从周恩来到温家宝，都对红旗渠赞赏有加。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信念的一个现实胜利，也造福了当地的人民，满足了最基本的对水的渴望，后来则带了经济上的收益。 2005年杨贵在一次采访中说，“红旗渠直到现在仍然是林县经济的生命线，它的质量非常好。当初修渠时，各村各队承包一段工程，石头上都刻了名字，说好了谁要是偷懒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直到现在仍很坚固。” 它成为了景区，60元一张的门票在高峰时期可以为林县每天带来8万元的旅游收入；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品牌。它是一款著名香烟的名称，它还是啤酒、白酒、水泥、汽车配件等众多产品的母品牌。一个浪漫主义年代的产物，同样适合生存于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经济世界。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七、南京长江大桥 和红旗渠一样，竣工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新圣地。南京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下游，南京市西北面的长江上，连通市区与南京浦口区，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竣工，上层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还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下层的铁路桥长6772米，宽14米，铺有双轨，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其中江面上的正桥长1577米，是中国桥梁之最。正桥的路栏上，公路引桥采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双孔双曲拱桥形式。公路正桥两边的栏杆上嵌着200幅铸铁浮雕，人行道旁还有150对白玉兰花形的路灯。大桥南北两端各有两座高70米的桥头堡，堡内有电梯可通铁路桥、公路桥及桥头堡上的了望台。堡前还各有一座高10余米的工农兵雕塑。建成在那个年代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到南京的游客，无不到南京长江大桥上摄影留念。它也被视为“金陵四十景”之一。 2006年，一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是否应该炸掉的争论再次出现在媒体和互联网上。 几乎所有关于这场争论的报道中都会提及，2006年1月5日于上海举行的“长江黄金水道”开发主题报告会上，参加会议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演讲时说，应该考虑炸掉长江上两座净高度不够的老桥，解决重庆的货轮“上不去下不来”的问题。黄奇帆没有指明两座大桥的名字，但是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明白，他所说的两座老桥，是建于1957年的武汉长江大桥和建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 接下来发言的南京市副市长蒋裕德对黄奇帆的说法提出质疑。蒋裕德从两方面来反驳黄奇帆的说法：一是南京长江大桥是公铁两用，不能为了黄金水道的畅通把大动脉炸掉；二是炸的同时还要建铁路桥，而建造铁路高架桥的难度会更大。蒋裕德还特别说明，南京长江大桥虽然旧了点，但再用50年没有问题；而且，蒋裕德从南京市政府官员的角度说，长远来看，不“炸桥”对南京有利，南京长江大桥净空高为24米，5000吨级货轮无法通过大桥开往中上游，这样一来势必会增加南京港的吞吐量。黄奇帆没有再回应蒋裕德的说法。会后当两位市长交流看法时，大家都认为“炸桥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有的媒体在引用这一事例时都说，这两位市长展开了“唇枪舌剑”般的辩论。 随后关于南京长江大桥是否应该被炸掉的争论不时出现，一位不愿具名的桥梁专家对媒体说：“账其实很好算，与其花数十亿改建，不如干脆炸掉南京长江大桥，彻底疏通长江黄金水道，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到10年就能超过上千亿”。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金义华也被媒体视为南京长江大桥的主炸派。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南京大桥以下港口由于不受桥梁净空高度的限制，3万~5万吨级货轮可乘潮直达，而南京以上港口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投资数10亿元在芜湖、安庆、九江、黄石、武汉、城陵矶、重庆等港口建成的数十座5000吨级外贸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却很少有大型外轮靠泊。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进入长江的国际航行船舶虽然超过1万艘次，但99%的船舶均在南京以下港口。净空高度24米的南京长江大桥如同江上的一条锁链，把大船挡在桥下，丰水期仅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万吨级外轮根本不可能通过。 而建议炸桥的专家还提出了炸桥费用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由炸掉后政府出面，从炸桥后收益最大的安徽和湖北两省筹措资金。而早在1990年代，正在筹建南京长江二桥时，就有炸掉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法，只是这种方案被国家计委否定，因为担心南京长江大桥被毁之后中断交通运输引发麻烦；另一个大麻烦则是拆桥的150亿至180亿元人民币费用实在过高。 一时之间，关于改造南京长江大桥的各种方案纷纷出现在媒体上，有专家建议部分拆除长江大桥上水最深、可以通行万吨船舶的几个桥墩，然后将这一段的桥面改建成可以折叠打开的；也有建议将主桥拆除，留下南北引桥以及桥头堡，改建成桥梁博物馆的。这两种方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留下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至少一部分，作为历史纪念。而反对拆桥的大多数意见，除了考虑到这座桥兼具公路、铁路运输功能之外，还有南京长江大桥的特殊历史意义。这也正是南京长江大桥拆桥之说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这座大桥身上凝聚了众多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自豪感。 这座大桥从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修建了将近8年，1968年9月铁路通车，12月公路通车。它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座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桥，也第一次贯通了沪宁、津浦铁路，还曾经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它的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 南京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梅旸春，1934年曾经接受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聘请，担任第一座中国人设计建造的杭州钱唐江桥的正工程师。此前，毕业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江西人梅旸春在1923年公派出国，毕业后曾经在美国桥梁公司工作过。但是却因为网球打得好，工作也出色，被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深受刺激的梅旸春于是在1928年回到国内，致力于中国的桥梁建设。 新政权建立之后，梅旸春留在大陆，随后就出任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他在技术上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 这个新的政权也曾经让包括包括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内的建筑师们认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个建设的机会。但是同著名的梁陈二公相比，梅旸春的幸运在于他没有活到等待自己被否定。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之后，梅旸春就得到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机会。他的职务是总工程师。 《光明日报》关于梅旸春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的一篇报道说：“建设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工程上并没有太不顺手的事，可是国家遇到了困难。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程奉令延缓。此时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士气方盛，设备齐全，材料充足，梅旸春虽血压高达220毫米水银柱，却心急如焚，奔赴北京铁道部申诉，希望不要放慢建桥步伐。然而客观形势摆在面前，局部必须服从整体，桥梁建设终于放慢下来。这一次延缓，使他未能亲手完成这一伟大的建设，这是他所意料不到的。经过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三年困难很快就被克服了，工作又有了生机。年逾花甲，已与家人分居在工地战斗了四年的梅旸春，重新焕发起活力。可惜年事已高，加上素患高血压症，紧张的工地生活，对他的疾病是不利的。虽几次发病，策杖而行。仍主持会议，到现场视察和安排工作，直到病倒在他办公室隔壁的单人卧室之中。” 梅旸春病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当时负责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的铁道部。铁道部的部长吕正操和副部长武竞天副部长都指示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这位工程师。从空军调配的飞机将北京和上海最著名的脑血栓病专家运往南京，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都从北京赶到南京看望这位辛苦的工程师。此后梅旸春的病几经波折：“同事们亲切地关注，竟把心力交瘁的梅总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但已瘫痪不起。当1962年早春梅花开放的时节，他居然又能坐起来了。有了一些精神，又向往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他醉心工作，没有对人生最终的归宿作认真的思考和准备。趁他病情有起色，组织决定送他回北京休养。行前，满足他所提出的愿望，再往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南京岸码头一观。谁知，因情绪奋激，晚间脑病复发，抢救不及，紧握其夫人之手而与世长辞。” 只是后来的人们不知该为梅旸春感到幸运还是悲哀。南京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桥梁专家之一的李国豪，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身陷监牢。比梅旸春年幼13岁的李国豪留德背景，少年得志，博士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一发表，就在桥梁工程界引起极大反响，26岁的李国豪以“悬索桥李”而在业界暴得大名。但是李国豪后来却只能从监狱中听广播，来获知他担任技术顾问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来被人反复提及的是，李国豪在随后一年的隔离审查和监禁期间，利用报纸的空白处进行草稿运算，完成了大桥振动的初步理论研究，并且随后还用最原始的方法偷偷制作出桁梁桥模型，他想以此来解决桥梁晃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天出现。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带给当时的中国极大的自豪感。建桥的最后28天大会战，有10万多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到大桥去义务劳动”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其中一个因素或许是当时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南京分社1968年12月29日的电讯写道：“在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的大喜日子里，从扬子江畔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工人阶级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高速度、高质量地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胜利地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桥。至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提前建成通车。广大工人群众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史、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史、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长江大桥是国家领导人陪伴来访的国外领导人的必到之地。周恩来因此要求南京长江大桥上使用的路灯必须是和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他总是对前来参观的外国领导人说，新中国的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另外一个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也是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尼克松问周恩来，每天要有多少人从大桥上经过，周恩来回答说，5个，工、农、兵、学、商。 南京长江大桥的照片也出现在人民币2角的背面。只是更多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小学的课文，这篇名叫《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往往被小学的语文老师要求背诵： “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波浪滚滚的江水中，9个巨大的桥墩稳稳地托住桥身。正桥连接着22孔引桥，仿佛一条钢铁巨龙卧在大江上面。大桥分两层，底下一层是火车道，铺着双轨，上面一层是公路，公路两边是人行道。宽阔的公路上，行人车辆穿梭似的来来往往。我沿着人行道，走近正桥。两座雄伟的工农兵塑像左右挺立。塑像后面，耸立着两个高大的桥头堡，顶端的一面面红旗，映着阳光，十分艳丽。正桥笔直的公路上，一对对玉兰花灯柱，像等候检阅的队伍，站得整整齐齐。我手扶着桥栏杆，站在大桥上，远望江面，江上的轮船像一叶叶扁舟，随着波浪时起时伏，侧耳倾听，一列列火车鸣着汽笛，从脚下呼啸而过。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八、三门峡大坝和它孤独的反抗者 1957年开始修建的三门峡水库是中国人驯服黄河的一次万众瞩目的努力，但随后却备受争议。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交界处。此地历史悠久，曾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属虢国，秦置三川郡，西汉为河南府，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续至明、清。相传大禹治水，使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河道中由鬼石和神石将河道分成三流，如同有三座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三门峡的知名是因为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因为三门峡大坝，三门峡在1957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为省辖地级市。作为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库曾经让万众狂欢，它是一个像南京长江大桥和红旗渠等一样能激起自豪感的工程。但是在随后44年间，关于三门峡水库存废问题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坝”的修建的利弊、建“坝”和任意一项影响巨大的工程的决策过程等等，直到今天中国人扔在争辩和讨论。 1866年，曾经担任北京同问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华北凝视着滚滚而去的黄河，高声大喊：“汹涌混浊的波涛，将思绪带向未来。滚滚黄河无视当地人蚁蜉之力，还有待西方工程师以科学方法来驯服。” 并不是没有西方工程师向这条河流宣战。69年之后，来自美国密西根的水利工程师奥利弗·托德就开始苦苦思索驯服黄河的方法。托德将这条河流视为“中国之悲”，因为他自己就亲眼目睹这条河流的泛滥如何冲毁人民的家园，让百姓死于饥馑，或者沦为乞丐。但是被戏称为“全能的托德”的工程师还是失败了。他的努力首先就面临着来自分裂的军阀的阻挠，和中国人的不信任。他被视为“西方列强的代表”，或者，是妨碍军阀们继续格局的西方人。 这只是中国人希望借助外来力量驯服这条河流的无数尝试中的一次。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中国人驯服这条河流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这条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但是被奥利弗·托德称为“中国之悲”的河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制造灾难和悲伤。 1952年10月25日，刚刚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了一周时间视察黄河。他视察的地段是山东、河南境内黄河绝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毛泽东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信封人定胜天原则的建国之父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是意志坚决的人所不能做到，如果没有做到，那只能是人本身发生了问题。 也是在1952年，中国从前苏联请来水利专家，协助中国规划黄河治理。新华社记者，后来成为国务院研究室司长的朱幼棣在《后望书》中写道：“遗憾的是前苏联专家为水工专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他们都擅长修建坚固的水坝，但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当时，苏联专家随手一指，对随同的中国同行说：‘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中国水利专家也频频点头认同。” 朱幼棣主张从一个不会引发争议的角度来判断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利弊。他的一个标准是，三门峡水利工程毁掉了三门峡景观，“没有人说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是最好的旅游景区。除了云集的水利专家，对如此重大的工程考察时，其他学科专家竟无一席之地……三门峡景观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954年1月，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科洛略夫为首的超过百人的专家团，用了数月时间沿着黄河进行勘查。科洛略夫最终认定，三门峡是在黄河上建坝的最佳场所。4月份，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水利部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记述经济报告》，这一报告随后被国家计委和建委联名呈报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接下来这一报告先后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治理黄河的迫切心情让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份报告描述的前景吸引。 这一年的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做《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朱幼棣在他关于三门峡的文章中描述这次报告说：“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设想中的三门峡大坝简直万般如意。邓子恢在会议上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河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暂新的国家，似乎一切都是暂新的。人们享受着命运的垂青，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份规划报告被全国人大通过，科洛略夫成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 但是，在1955年6月，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专家会议上，这项万众期待的工程却遇到了它的反对派。那是两名孤独的反对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而黄万里则是全盘反对。 黄万里是黄炎培之子，他早年的志向在于桥梁工程，正像那一年代期待建设国家的很多青年一样。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铁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到江杭铁路工地上做工程师助手，但却目睹了两次特大洪水：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仅湖北云蒙一县，就有七万人被洪水冲走；1933年黄河特大水灾，大堤决口十几处。黄万里旋即放弃了铁路工程专业，转学水利——一种说法是，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理黄河，赴美留学之后，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和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黄万里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随后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份意见后来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黄万里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两点。首先，在三门峡修建大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本来在三峡潼关一段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会加大黄河淤积，从而造成渭河入黄河口因为淤积而被抬高，威胁八百里秦川和西岸的安全，下游的洪灾被转移到中游；其次，指望黄河水清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黄河本身就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三门峡水利工程已经无可避免，黄万里在反对的同时也提出了补救之策，即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接下来，在1957年6月10日至24日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黄万里再次舌战群儒。讨论会上分了三派，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 高坝派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主张建360米大坝。 低坝派也是少数派，以温善章为代表，主张拦洪排沙。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335米或330米、320米）。 黄万里则属于孤立派，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出席会议者“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结果是19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所说的一切问题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渭河成为地上悬河，水灾威胁西安。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一带决口，造成大面积水灾。而三门峡蓄水水位也因为顾虑泥沙淤积而不敢抬高，水库装机容量只有原设计的四分之一。同时，出库清水对下游河形成侵蚀，对河岸冲刷严重。而此时黄万里已经因为他的反对言论被打成右派，劳教去也。在他的右派生涯中，黄万里也没有停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发表意见，他仍希望扭转事态，通过父亲的好友、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上书中央。 2003年渭河特大水灾，更是让人们把矛头对准三门峡水利工程。媒体甚至直指三门峡水库为渭河水灾的“罪魁祸首”。一时之间，三门峡水库存费的争论开始出现。渭河的受害者陕西省认为，“潼关高程升高，渭河排水不畅，小流量酿成大灾害，责任全在三门峡，三门峡水库该废。”——所谓潼关高程，指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不少专家认为三门峡水库是造成潼关高程抬高的原因。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三门峡水电站应该废弃。赞成这一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潼关高程的抬升属自然抬升，非渭河独有，也非潼关高程独有。气候变暖，北方来水少，而来水少、河床淤积是自然现象，整条黄河及北方的全部河道河床均在抬升之中”。因而，“废弃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主张”。三门峡市更是向水利部直呼：“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相形之下，朱幼棣站在文化立场上对三门峡工程的责问则无人能反驳。“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360米，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老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水库。数十万百姓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可后来，实际蓄水还未达到原来规划的水位，就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被迫降低，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到水库。但居民已迁，弃城荒凉，竟造成了无水的淹没和毁灭。”这是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风景区，也也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还有无数本可避免迁移的人民和避免荒废的城市，可惜都被想象中的水给淹没。究其原因，只能重新回到黄万里孤独的反抗之上。人类并非败于自然，而是被自身所愚弄。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一九、陈永贵的大寨：标本农村 大寨是一个毛泽东时代农村的标本。大寨位于太行山麓松溪河畔，平均海拔1000米，这个海拔对于平原地区已经算高。地处多山地段也决定了大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贫穷。大寨距离它所属的昔阳县城5公里，距离太原168公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寨的名声要远远高于昔阳和太原，其原因要归结为吴思所称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他让大寨成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后，吸引了1000余万人次来大寨参观、学习、旅游，其中还包括不少国家的元首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陈永贵自身也曾经官至副总理。到今天为止，大寨仍然是一个著名的红色旅游地，很多人为大寨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和它包含的革命浪漫主义所吸引，前来旅游。 1952年，37岁的陈永贵到山西太原去参加全省农业丰产老农模范代表会。这位后来闻名全国、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劳动模范当时尚且名不见经传。 他在6岁的时候跟随父亲陈志如搬迁到大寨——后来这个地方被陈永贵缔造为一个农村的范本，此前一年，他的父亲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幼子。作为一个大寨的外来者，陈永贵以自己的果敢、富有魄力、敢于承担责任立足脚跟，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领导自己满是老人和少年的农业互助组，创造出15个亩产500斤以上高额丰产户的成绩，入了党，评了模范，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农民领袖。 和他同行的有昔阳县刀把口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劳动英雄张老太。劳模会开幕前，一辆小轿车停在了劳动模范们住的宾馆，张老太弯腰钻进车厢，轿车扬尘而去。站在大门口的陈永贵看着这一幕，沉默许久，转过身对他的同伴说：“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面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回到大寨之后，陈永贵就开始了自己“闹一番事业”的旅程。针对自然环境恶劣，“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陈永贵制定了一个治山治水的十年计划。他信奉毛泽东人定胜天的理念，而且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确实也在对自然的博弈中大有斩获。 作家吴思后来写了一本陈永贵的传记《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他回忆说，自己当年第一次到大寨时，感觉相当震撼。因为那时北京的楼房最高也都是六七层，大寨人修建的顺着山势由低而高的梯田，显得异常雄伟。 在那篇曾经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的通讯《大寨之路》中，两位记者这样描述陈永贵和他的伙伴们是如何建设大寨的：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白驼沟仅仅是陈永贵们治理的第一条沟，随后，他们在1954年治后底沟，1955年冬治理狼窝掌沟。陈永贵率领着大寨的干部和村里的50多个劳力，在寒冬中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38条，造地20多亩。 狼窝掌沟后来被大水冲毁了两次，直到第三次，陈永贵和大寨人才最终征服了它。 后来吴思在他的书中总结陈永贵和大寨人的造地经历：“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十年造地规划。结果也正如周恩来总理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他们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就是说，陈永贵这位当家人每年都要以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成果的十分之四用于‘置地产’，以解决人口与耕地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十年不改，二十年不改，以至终生无悔。无论从志气还是从组织工作和艰苦劳动所必须付出的巨大努力来说，真是难为陈永贵，难为大寨人了。” 吴思提到的周恩来所作的政府报告发生在1964年12月21日的第三届人大一次回忆，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向全体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周恩来提到大寨，并且根据之前到大寨考察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提供的材料，归纳出了大寨精神，大寨精神的三点分别是：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不可避免的，大寨和陈永贵，置身于那个年代的特殊语境之下，被附加了众多的精神和意义，而这些精神和意义，又都被放到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背景下。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邀请了陈永贵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并且开始号召全中国农业学大寨。一个新中国农民所能获得的荣耀，在这一刻达到顶峰。但是陈永贵不能预料到的是，这才仅仅他和大寨所获得的殊荣的开始。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精明的农民领袖陈永贵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早期短暂的迷惘之后，陈永贵迅速掌握了主动权。1967年元月中旬，陈永贵和另一位山西省劳动模范李顺达抵达山西，同另外一些劳动模范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联合声明，开始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陈永贵佩带着周恩来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开始出现在各个造反派云集的场合。这一年2月6日，《山西日报》的头版显目的大字标题报道说：陈永贵同志“杀”出来了。 接下来，陈永贵的身份迅速变化，他从一个毛泽东接见过的农民代表，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成为大寨所在的昔阳县的头面人物和整个山西省的第三号权威人物，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3年，58岁的陈永贵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继而，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俨然成为整个中国的农民领袖和农民的代言人。 但是此时陈永贵的一些言行已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有意见。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体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宣布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为不受欢迎的人，把山西分社派驻大寨的记者赶出去；同时，要求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去大寨。” 陈永贵在政治也益发激进，或许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所提倡的一切，那种彻底的集体制经济。但是为了维护陈永贵和大寨的颜面，大寨却不得不在1973年谎报了收成数目。 但是那些对陈永贵和大寨提倡的农业经济模式存有疑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陈永贵个人在道德上仍然几乎无懈可击。他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新华社当时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陈永贵一年，他发现在1971年，已经贵为中共中央委员的陈永贵参加劳动不少于150天。 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太太和孩子仍然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正本人也没有城市户口，也要在大寨挣工分。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大寨的干部都要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然后给陈永贵捎去。 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他曾经和张春桥反目相向，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宠爱让他安然无恙。他和毛泽东的继承者华国锋的关系也亲密无间。华国锋去职，邓小平还曾经为陈永贵表态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 但是属于他和大寨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据说胡耀邦对陈永贵推行的大寨一套深恶痛绝，他认为很多形式化的仿照大寨的造田和水利工程仅仅是劳民伤财。而陈永贵为之大怒：“什么胡耀邦，我看是胡乱邦。” 接下来，安徽凤县小港村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风靡全国。即使政治力量曾经全力推行的大寨模式，也没有承包责任制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推广开来。 1980年8月30日，人大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与此同时，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的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为陈永贵和大寨经验盖棺定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八年之后，陈永贵病逝。在他逝世前三天，这位全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拒绝医生给自己用药：“我明白，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派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我的病是治不好了，不要为我再浪费药品了。” 这位总是以包着白头巾、脸上皱纹纵横的形象出现的憨厚老农，终其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加给他的一个理想而奋斗，但是他从未想到，他和大寨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图形，可能正远离那个理想目标的实现。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〇、北大荒：“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1950—1970年代的开发北大荒运动，让北大荒成为无数知识青年此后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地方。曾经有一句诗形容北大荒：“百里无人断午烟，荒原一望杳无边。”这片广袤的原野原指中国黑龙江省北部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广大荒芜地区。它的荒芜起因于清朝时期，政府为了巩固祖先龙脉，禁止汉人入关进入东北地区。北大荒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部分为低湿沼泽地，生长季较短，但可以种植玉米、春小麦、大豆、甜菜、高粱等作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组织复员军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到北大荒进行大规模的垦殖，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北大荒和毛泽东时代另外一个名词“知识青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代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为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励，到这片荒芜之地挥洒青春。北大荒也成为这些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无数知青作家将它作为描写对象。 “那一晚，我和老朱跟邓灿分手，没有回家，走出西华门不远，就走到了天安门，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和城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让我们感到那样神圣，我们的心里洋溢着说不出的激情，任那一年7月的夜风吹散，在天安门广场上翻滚着激荡的浪花，一朵一朵的，我们都看得见，看得那样清晰，第二天白天，我和老朱又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拿着照相机，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相片。我们就是揣着这样一张照片，像是在怀中揣着天安门一样，神圣而庄严得不得了地去了北大荒。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的可笑。那时，我们激扬而时髦的口号是：不做笼中的鸟，要做云中的鹰。我们崇尚的是毛主席诗词里恢弘的意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今日何方，赣江风雪弥漫处。而我则在去北大荒的前一夜，在日记本上悄悄地却自以为是地抄下了两句古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我有辞乡剑，玉锋堪裁云。” 这是1968年，21岁的肖复兴和他的朋友决定从北京出发，到一片他们从未涉足过的原野。 这片荒野位于北大荒，位于东经123°40′到134°40′，横跨11个经度；从北纬40°10′到50°20′，纵贯10个纬度，总面积5.53万平方公里。如果今天从字面上的描述来看，这是一片诱人的土地，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在这片平原深处交汇，然后入海；它的旁边是浩瀚的兴凯湖，而完达山则横贯平原。它也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有机质含量高，号称“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它是中国的最北边疆，从这里出发的骑兵曾经横扫中原：金、元和满清。但随后它就成为一片荒芜之地，它的劣势被夸大：气候寒冷、耕作期短，人口稀少。“北大荒，北大荒，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打粮”，同样也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它是丰饶与荒芜并存的土地。聂绀弩下放到北大荒时则说：“秀色蕴于险峰之顶，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片藏于艰险之地的瑰宝的最早开发是在1947年的6月。新政权尚未成立，战争仍在进行，但是一批来自延安和南泥湾的军队已经进入荒原，他们开始在这里开荒拓地。而这也正是这支出身农民的军队擅长做的事情，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南泥湾，他们都曾经将荒芜划为丰饶。对北大荒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进入这片荒原的首先是军队，“1955年4月。由于开荒机械不足，而且低湿地无法作业，八五零农场老红军、场长余友清带头试验人拉犁开荒。于是，荒原上出现身着军装的战士排着长队、喊着号子、人拉犁仗的壮观场面”。1958年，又有十万部队转业军人开赴北大荒。 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谈论北大荒时，谈论的也不是它的丰饶与荒芜，它的广阔与寒冷，或者谈论人在这片自然上创造的奇迹，人们总是谈论在其中振荡不休的青春，那青春犹如绕梁三日的琴声，美妙绝伦，但终究因为消逝而悲伤。 肖复兴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第一批从城市赶往荒原的青年。1955年8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上，包括杨华在内的5个北京的年轻人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成立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的宣言：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要员，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云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1932年出生的杨华在他20岁时，已经是北京市石景山区黄村乡的乡长兼团委书记，但是青年人的热血激励着23岁的杨华离开北京，去那些军人们已经去的地方，开拓新的边疆。他们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宣言的两周后，杨华从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手中接过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带领着同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们来到北大荒。从此，他就一直生活在那片原野，除了到北京参加表彰会议和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他再未离开。在杨华到达荒原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全中国有14披垦荒队员来到北大荒，他们按照自己故乡的名称，成立了“天津庄”、“河北庄”、“哈尔滨庄”8个青年集体农庄。 “知识青年”们大规模地涌入北大荒，正是在肖复兴们怀抱宏伟想法，揣着天安门照片启程前往荒原的那一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报道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真正无需说服的正是青年。后来成为作家的肖复兴说，“是的，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可笑”。 肖复兴回忆，自己为了能够加入赶赴北大荒的青年行列，几乎接近所能。同样回忆起自己年少奔赴北大荒的作家陆星儿说，“序幕的时间背景是1968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又一次搅动了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恰恰是一个极容易被口号鼓舞的热血青年，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回到家，面对已同意哥哥、姐姐去新疆支边的母亲，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古诗，他们姐弟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前赴后继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当初讲故事的那幕情景了，是天真可爱，还是天真可笑？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青春年少不怕山水迢迢，古时的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的浪漫被新的建设的浪漫取代。“整个十里长街所有的家庭都开始忙活了起来。家家都在那儿杀鸡剖鱼——家长们希望子女把好饮食吃个够，丰盛的饭席上却弥漫着惶恐的气氛，放佛孩子们再也吃不到好东西了。家家户户哭声恸地，长辈们悲切的情绪让孩子们感到不满：我们马上要去迎接火红的青春，你们没来由哭什么？真是一群思想落后的小市民。”作家郑九蝉写道。 同一时期的西方，1968年的反叛浪潮席卷了整个青少年，从巴黎到华盛顿。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和政府之间的对抗让全世界瞩目。它最终导致了总统戴高乐宣布议会解散，重新选举。在美国则盛行着摇滚乐、大麻、罢课、游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渴望品尝“革命”的滋味儿，就好像他们去尝试性爱与毒品一样，他们想要尝个鲜。林登·约翰逊从白宫出来，让司机绕着广场转了一圈，他说，他想看看嬉皮士们，美国年轻的一代。而尼克松则说：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很贫乏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 被无数青年视为精神领袖的披头士乐队在1968年发行了《白色专辑》，这张双碟长篇中，约翰·列侬写了一首歌《革命》：“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你知道吗？我们都想改变世界，但是当你谈论破坏，你不知道你无法搞定我，你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你说你想要改变体制，你知道吗？我们都要改变你的头脑，你告诉我这就是制度，你知道吗？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在中国，毛泽东则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概当时没有比毛泽东更受本国青少年爱戴的政治领袖了。没有人要求这些为理想而激动的年轻人，“你最好先解放自己的头脑”。 据说当年有2000多万的年轻人从城市奔到边疆和农村。梁晓声说：“我认为他们是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可歌可泣的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鲜明的可悲的时代烙印，也具有闪光的可贵的应充分予以肯定的一面，仅仅用同情的眼光将付出了青春、热情乃至生命的整整一代人视为可悲的一代，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也是极不公正的”。黑龙江作家贾宏图在《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中，将这些故事称为“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 关于北大荒和知青的故事已经被无数人叙述和阐释。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亲历过北大荒开荒或者亲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且，他们大多数也都是最终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留下的，才是默默无闻的一代人。青春的虚掷和对人的浪费是不能被提及的话题。事实已然如此，或者，那段青春毕竟已经燃烧完毕。 他们活在保尔·柯察金的世界，想像要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和辛劳把自己锻造成钢铁。1969年来到北大荒的杭州知识青年孙文珍在1989年病逝时，留下的遗言是：妈妈，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拿到北大荒。195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刊登了包括吕士恒在内的南京农学院学生写给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信：“我们要去的边疆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我们将带着劳动的双手去建设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热的心燃烧起大地的青春。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农学家，我们立志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干上一辈子！” “（北大荒）已经开垦的三千万亩土地，每一寸土地上都浇灌着我们的汗水，甚至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北大荒已经成了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是我们创造的，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光荣的开垦史。北大荒的开垦事业是与治水休戚相关的，我们从挖沟、筑堤，发展到现代的喷灌，经历过多少艰难的岁月，我们的勘探人员，我们水利施工大军，踏冰窖、趟沼泽、与天斗、与地斗、还要跟野兽斗，都是真正的英雄。”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锡禄在关于北大荒史志的一部文集中说。 现在来看，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已经过去，北大荒也成为重要的产量区和一家上市公司的名称。无论当时的青春是多么炙热，我们都要找回自己的头脑，而且，解放它。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一、石河子：年轻的城 1950年建市的石河子是第一座军人建立的城市，因为它宽容的收留了诗人，它在一段时间内以诗歌之城闻名。 石河子垦区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面积7529平方千米，人口72万人，常住人口6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3.2万人，占5.4％。石河子市位于垦区的中部，行政区域面积460平方千米，规划面积150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30平方千米，人口29万人。驻扎在垦区的农八师和石河子市实行一个党委领导，领导班子分设，部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体制。这座城市是由王震将军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于1950年，是一座暂新的城市。它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造，是铸剑为犁的最好例证。石河子是名副其实的军垦之城，但是由于王震对艾青的偏爱和这座城市对文化的多元与包容态度，一度石河子也以“诗城”闻名。 1957年，诗人艾青被划为右派，紧接着，这一年的10月份，他被《诗刊》编委会除名，被开除党籍，被撤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在中国的历史上，诗人不被当权者喜爱并不罕见，李白被成为嫡仙人，一生傲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词人柳永几乎一生郁郁不得志，他词中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科举考试时，宋仁宗批改柳永卷子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竟然此后也自嘲说自己奉旨填词，但终究潦倒而终。 帕斯捷尔纳克也曾经在斯大林面前颤栗，曼德尔斯塔姆因为写了一首斯大林的诗歌而被捕，布罗茨基被作为无业游民和好吃懒做者流放国外，但即使在前苏联，也很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已经向权力表示出或许可耻的温顺，但是仍然被残酷无情地推至谷底。 “1957年的春节，是我和艾青最难度过的一个春节。过大年的鞭炮声不停地响着。幸福的人，越听越欢快；不幸的人，越听越悲凉。艾青说：‘我们早一点睡吧，让这个年在我们的睡梦中过去好了。’”诗人的妻子高瑛回忆说，“我们正在等待发落的时候，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位将军向中央要艾青。无风不起浪。艾青猜测，这个将军是王震。不久，郭小川到家里来了，说王震要见艾青，他陪着去了。” 王震是劝说艾青到他的建设兵团去。1908年出生的王震是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他16岁就开始为共产党工作，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经百战、性格强硬。因为王震每次领军作战必然蓄起胡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这些中共和军队的高层都戏称王震为“王胡子”。但是“胡子”在中国东北话中也有落草为寇的民间大盗的意思，而王震的行事风格也彪悍异常。在抗日战争时，一次战前动员，王震站在一口棺材上，大呼：“我军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大有清末名臣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架势。 和左宗棠一样，王震和新疆之间也发生了纠结着爱恨的复杂情感。1949年，王震率领部署穿越祁连山、戈壁滩、踏过冰河，迈过天山，解放新疆。“不用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王震的这句话也是他一贯的强硬立场的表现，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河山都是他这样的将军和兵士提头换来，在捍卫它时，也当使用霹雳手段。 全国战争结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在1949年12月5日发布命令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者而外，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当从长期建设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财富。”王震的兵团首当其冲。而早在延安时期，王震就已经是率领军队开垦荒地，供给战时需求的实践者。他的三五九旅开垦的塞上好江南南泥湾，被人编成歌谣，传唱至今。1956年时，王震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垦部部长，从北大荒到新疆建设兵团，都归这位胡子将军管辖了。 1950年2月，王震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的指示，进驻玛纳斯河流域。他曾指着天山以南的大盆地对自己的将士说：“与陕北的南泥湾相比怎么样？是不是牛和虱子的比例关系？不是大几十倍、几百倍，而是几千倍、几万倍呀！这地方就等着我们去开发呢，你们放开胆子干，会种什么就种什么，把这块盆地种成个大花园！”当王震和他的同事陶峙岳、陶晋初、张仲瀚等人看到玛纳斯河西岸400多万木荒草丛生的荒滩时，他大为兴奋。在玛纳斯河流域建立一座新的城市，按照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理解来装扮它，“既有利于大规模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利于安置转业、退伍军人”，当看到这片地域辽阔又水草丰美的土地时，王震认为自己找到了建立这座新城的合适地点，“在这里建一座新城，留给后代”，他说。 “你们看，天山是座宝库。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是用之不竭的天然固体水库。山下这一片土地肥沃，是我们建家立业的好地方。我们不但要把石河子建成一个生产指挥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他还兴奋地把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火山云歌送别》中的一句诗“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改为“瓜果遍地百花开，火车开到这里来”。 今天矗立在石河子广场上的三组群雕，基本上反映了这座几乎和共和国同龄的城市的创业史。广场正中的是将军王震的塑像。他笑容满面，一手拿着望远镜，另一手有力地向下挥，身后则是扬蹄的骏马。雕像的背后是工人文化宫，身体一侧是群众体育馆，远处是大富大酒店和西区工业区。这些都是石河子的建设成果。 另一组雕像名为“军垦新乐章”，反映的是“当年王震将军为了稳定部队官兵，解决后顾之忧，特地从全国各地召集女兵和动员来的家属，在共同的生产建设中建立起了幸福家庭，哺育军垦第二代的生动形象。群雕中有戴着军帽参军入伍的女兵，有当地的维吾尔族姑娘，还有朴实无华动员来疆安家的农家子女”，一本介绍石河子的小册子《军垦之城》中写道。王震曾经亲自到上海，请求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市长给他的城市以支持。随后，大批上海知青和文艺体育、科研人员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奔赴石河子，上海的一些工厂也迁往石河子。这些人带来了浓厚的城市气氛。 最后一组雕像则是反映当年军垦战时垦荒的作品“军垦第一犁”。 艾青最初去的地方是东北的北大荒，王震曾经对艾青说，当他第一眼看到东北时，他就想，如果艾青来看看，一定会写出许多好诗来。王震安排诗人做了一个副场长。 随后，王震又建议艾青制定一个五年计划——正像那个年代里从国家、部门到个人都喜好的那样。艾青于是对这位将军说，他想到新疆去看看。王震于是将艾青调到新疆的建设兵团。 1960年，作为农垦部长的王震到他开拓的新疆考察，他建议艾青跟着他四处看看。他们一起到了石河子。看到这座崭新的城市，艾青写了一首名为《年轻的城》的诗：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苍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微风轻轻吹拂/掀起绿色的波浪/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着希望/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上飞滚/艳阳天，风雪天/在黎明，在黄昏/一年三百六十天/看它三万六千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改变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这座“全身都沐浴着阳光”的城市让艾青一见倾心。它的绿化覆盖率高达40％，不同于大多数城市那样有历史的重负，处处显露出过去岁月的伤痕；而建立在军垦文化基础上的石河子城同艾青久居的北京相比，又显得异常单纯。 定居在石河子的艾青由于王震的照料，他享受师级工资待遇，经常受到邀请同农八师的市长和政委出席各种会议和社交活动，受到贵宾的礼遇。而且，艾青还享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据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作家中，仍然能够发表作品的，全中国估计只有小说家姚雪垠和艾青两人。这座年轻的城给予艾青的礼遇，是他在北京这样的风暴中心内根本无法想象到的。 这是一座将军的城市，也是一座诗人的城市。到今天，石河子已经因为它的环境备受称赞，联合国人居中心授予石河子“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奖”。它是由将军开辟，诗人居住16年的独特的年轻的城。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二、攀枝花的生长 在从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中，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它也是毛泽东本人最宠爱的工业工程之一。攀枝花在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由于在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大规模的铁矿，攀枝花才有兴建的可能。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要上马开发攀枝花的铁矿。在他的一再催促之下，从1965年3月开始，铁矿开发和城市建设从1965年开始大规模上马。这座初名渡口，1987年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得名于一种名叫“攀枝花”的植物。它最重要的工程——攀枝花钢铁厂，因为人们在一个突兀的山坡上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厂而号称“象牙微雕钢铁城”。这个城市是那个特殊年代工业大转移的缩影。 对攀枝花更常见的称呼是“木棉树”。它隶属于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性喜光，喜暖热，耐干旱。攀枝花属于速生树种，载下去十年左右就能够开花结果。它的花颜色鲜艳，每年3月盛开时，在绿叶丛中，就好像燃烧了一树的红色火焰，因此，也有人称攀枝花为红棉和英雄树。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一个县城，处处长满了这种鲜艳的红色花树，金沙江穿过城市和鸦砻江汇合。红军长征曾经穿过这片地区，在距离这个小县城数十公里的会理县城召开了会理会议。当这军队最终穿越国境，完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征程，并且随后迅速恢复，而且最终在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后，共和国的领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他们曾经穿越过的这片土壤。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不过，归根结底，在这片如此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个大型的钢铁生产基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60年代对战争的恐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考虑到它长满红色攀枝花的土地下深埋着的铁矿石和煤炭。 大跃进造成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沉重打击，本来已经让这个新生的政权痛定思痛，开始更加注重人民生存之根本的农业和轻工业，而不是仿效苏联完全侧重重工业的发展。1962年2月，在中南海西门南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高层的经济专家陈云发表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方法》的讲话。陈云在党内的经济专家地位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确立，他曾成功的控制了根据地的通货膨胀，并且让那个岌岌可危的经济体一直健康，而且还支撑了共产党政权的扩张。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提起陈云时，曾经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陈云说：“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 这个思路得到了大多数中共高层的认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但是当国家计委的领导人李富春按照将按照这一思路所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向国家主席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上。和陈云、周恩来、李富春一样，毛泽东认可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他曾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 只是强烈的危机意识让毛泽东仍然对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不能忘怀，“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三线地区和今天流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分法不同。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作者陈东林解释道：“三线地区，是指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中国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江西、安徽。”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正包括攀枝花。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4年8月发生的越南战争让毛泽东更加不安。美军舰队和越南海军发生了激烈的海战，随后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大规模轰炸约越南北方。8月5日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凌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在这里，毛泽东指的是他已经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和夙愿：骑马沿黄河考察。 但是要重新考虑的显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诗人的举动，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外交策略。随后，在8月17日、20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向他的同志们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于是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 随之，就开始了丛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在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占同时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1953年至1964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建起了1100多哥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陈东林在他的著作《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攀枝花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和最鲜艳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就。它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层关注最多的一个三线建设项目。1964年8月，毛泽东曾经询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缓慢。李富春回答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显然，精英计划官僚提出的所有这些理性的理由都不能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和革命家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当即反驳这位中国职务最高的计划官僚，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选址也是毛泽东所定。在早期工业基地的选址上，一定存在分歧。部分人认为攀枝花位于山区、平地少、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过于荒凉，因而建议选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可做依托的铁矿区。“中央工作组经过调查，否决了绝大部分既无铁又无煤炭资源、或占用大量耕地的地点，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以考虑。程子华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任及专家，都倾向于选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金沙江水资源，而且靠近林区，离即将开工建设的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比较近，又不占农田在钢铁基地选址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同志也有自己的道理，弄弄坪是一个三面临水的山坡小岛，只有2.5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不平的地势上建立庞大的钢铁基地，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没有先例。双方争执不下，论证工作陷于停滞。”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最后决定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则对这种犹豫不绝大为不满，他依据最简单的常识判断说，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1月1日，李富春和薄一波带领着中央各部委以及四川、云南省委负责人到攀枝花工地察看弄弄坪的地形。李富春开玩笑说：“知道你们刚开始建设，还没有什么可看的，但你们这里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否则他老人家要骑着毛驴来。” 李富春的最后决定中，包括要成立一个直属四川省管辖的攀枝花特区；攀枝花建设单列计划，资金和物资由中央直拨；攀枝花也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于是，攀枝花就在1965年的2月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特区。 得到了毛泽东宠爱的攀枝花也成为中共众多高层的宠儿。邓小平在视察三线，抵达攀枝花时，对它的评价是：“这里得天独厚。”；周恩来协调各省向攀枝花调配物资。 据说，邓小平看了弄弄坪之后，风趣的说：“把这里弄弄平”。弄弄坪原本只有2.5平方里的平地，而建设150万吨年产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于是，中国设计人员在经过试验后，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经过大规模爆炸，将“弄弄坪”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各级台阶平地，将整个钢铁厂的布局巧妙安排在这些台阶上。这种大型企业的布局被称为“象牙微雕”，让人叹为观止。 1993年6月，攀枝花钢铁厂更名为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和这个钢铁厂同时生长的是这个也更名为攀枝花的城市。1965年建市时这座城市名为渡口（1987年3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时），《攀枝花城市建设志》中说，“当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市区实际上为一大工地”。这座城市在1980年前没有人行道；1973年才开始有路灯，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口百万的繁华城市，他们甚至把特色旅游也列为攀枝花要发展的一项产业。这座迅速生长的城市正像攀枝花一样，能够在短时间内即可以开花结果，而且花灿烂夺目。 关于三线建设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它是否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浪费。当1965年毛泽东亲自做火车南下视察时，他曾经天津询问天津政府的负责人：“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三、珍宝岛的战争记忆 1969年的边界战争让珍宝岛成为中国漫长边界线上最牵动国人心的地标之一。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南北长2000m，东西宽500m，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距西岸200m，距俄岸（东岸）300m，面积约0.74平方公里。从黑龙江省的饶河镇出发，乘船两个小时即可到珍宝岛。从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围绕着包括珍宝岛在内的边境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从1967年至1969年，双方在边境上不断发生冲突，其高潮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此后珍宝岛上就开始常驻中国军队，设有营房，还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和建设。 孙玉国是在1969年的那个春天突然成为英雄的。 尽管已经进入3月，但是珍宝岛已然寒冷。他和他的战友们仍然需要穿着厚重的冬装，头顶着东北军人常见的火车头帽进行边防巡逻。后来的一篇报道说，3月2日这天的清晨，珍宝岛的气温接近零下三十摄氏度，“孙玉国和战友的手长时间紧紧攥在一起，每次巡逻，都像一次生离死别，今天更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可能是孙玉国当时的预感，更有可能是作者在日后的自我揣测，随后，40多名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就开始同孙玉国的巡逻队在珍宝岛上发生正面冲突。在所有中方的报道的描述中，都是苏军首先开火，杀死了几名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孙玉国下令开火，然后，“不到5分钟，苏军几十人无一生还，全部被击毙在中国的珍宝岛上”。 “斯提列里尼扩夫所长提出了抗议，让中国军人离开苏联领土。一个中国军官大声喊叫了，然后枪声传来了两次。中国军人第一横队向两旁闪开了，第二横队突然用冲锋枪开火。所长与身边的战员都壮烈牺牲。”苏方的记载如此，那个大声喊叫的中国军官，应该正是孙玉国。 在这次交锋之前，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微妙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情逐渐逝去时，两个有漫长的边境线的大国都开始考虑更为实际的边界问题。中方的记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要求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老大哥进行谈判，但是直到1963年，已经拒绝这种边界谈判要求多次的苏联才同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不过，苏联仍然坚持认为，协商双方的边界问题，“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而在中国人的观念内，众所周知，从晚清开始，政府羸弱，备受列强凌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不止，其中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了面积庞大的中国领土，要新政府承认这种凌辱，几乎不可能；而且，苏联认为，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边界问题将逐渐失去意义”——这对于依靠民族主义可能更胜于依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难以接受。1964年8月15日，在中苏边界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说，如果苏联方面坚持不做让步，那么，“中方可能考虑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姿态被苏联方面认为是一种军事威胁。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苏联将会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威胁。这句话被中方理解为苏联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让中国政治领袖更加心生警惕。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人竟然也可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尽管他身上凝聚着意识形态的光芒，似乎注定要是无限光荣与伟大。据说在这一年的11月7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然对到访苏联的中国元帅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中国应该模仿我们，把毛泽东搞定，这样，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就能更融洽。我们可以想象贺龙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的波澜。马利诺夫斯基后来解释说，这只是因为他喝醉了酒，因此向他的中国同志开起了玩笑。但是他应当知道，毛泽东的地位在中国有如神一般不可动摇；而这尊神正面临着一些困境，比如大跃进的失败，比如他对当党内一些元勋开始逐渐产生的怀疑情绪，任何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规模庞大的清洗。 毛泽东开始提醒他的同志们，不能仅仅注意到帝国主义可能的进攻，还要警惕“修正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压中国。随后，刘伯承元帅带着他的同僚视察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地区，仔细研究抗日战争末期苏联进军东北的路线和作战情况——雅尔塔会议约定了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后，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此后，苏联逐渐增兵边境：“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数量由10个师近20万人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近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1968年1月，配有导弹和坦克的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还配备了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远程轰炸机50架和中程轰炸机400多架。苏联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夹击中国。”一本研究中国军事备战的书《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接下来的事情只会让中国更加心生警惕，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间，布拉格的广场上停满了苏联的坦克。“三辆苏联装甲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那几个遭难者挨着墙站了很久，然后被推进装甲车，直送（布拉格）鲁津机场”。几个遭难者包括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克夫斯基。他们被带上一架巨型安东诺夫式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布拉格让整个世界震惊。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明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利益之争。毛泽东接见金日成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就不能侵犯别的国家了吗？ 结果，半年之后，珍宝岛成为中苏短兵相接的所在。这个长约1500米，宽约500米的小岛，形状像手掌，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像中国的元宝。珍宝岛被苏联人称为：“大曼斯基岛”。 紧急着在3月15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按照苏联方面的说法，双方斗加强了在珍宝岛（苏方称“大曼岛”）周围的兵力。这天早上9店左右，双方的扬声器响起，互相向对方喊话。中国军队号召苏联军队离开中国领土，反对修正主义；苏联军队则用中文喊：中国军人，回心转意吧，我们这里都是抗日英雄的儿子们！ 一个小时之后，战斗爆发，双方交锋几轮，各有伤亡。中方从这场战斗中收获的战利品是一辆苏联t-62型坦克。一位苏军上校回忆说：“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没有提到的是，中间苏军几次试图夺回或者炸毁这辆坦克，最终坦克被炸入冰层，然后才由中国军方拖出。 随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开始寻求同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接触。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1969年3月21日，当柯西金给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时，中方接线员没有像自己的工作所要求的那样，接通柯西金要求的电话，反而拒绝了他，并且在电话中痛斥柯西金和苏联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已经浓烈到影响人的正常思维。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则是，批评接线员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礼貌”。 战争让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愈加醒目。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核进攻将“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但是国防部副部长和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打击，因为中国太大，核打击并不能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反而会让两个大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但是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做出了情形的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莫斯科放弃了这个计划。有若干政治因素使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遗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使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烈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不对来显示中国的实力。同时，还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和北京的领土以及其他争端”，后来同莫斯科决裂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苏联不愿意冒和一个大国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不愿意破坏均势局面，因而不会坐视苏联对中国的打击；而中国自身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让两国最终选择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边界领土的争端。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出的信中说，“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当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进行时，局面终于平静。两国都同意对中苏边境进行标界。 1991年，标界之后，珍宝岛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其中让更多人感兴趣的是孙玉国本人的沉浮。这位战斗英雄参加了中共九大，讲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让毛泽东两次为之鼓掌1973年，孙玉国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33岁的孙玉国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同一年，他参加了王洪文主持的中央第三期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号称“虎班”，参加者都前途无量。在1976年流传的阴谋组阁名单上，孙玉国是国防部长的人选。随后，他被免职，转业后成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管辖的一家兵工厂的副厂长。据说孙玉国从此不再跟人回忆珍宝岛战役。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四、钓鱼台国宾馆：陌生的国宾基辛格 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的众多显赫宾客中，不乏比1971年来访的基辛格更为重要的人物，但1971年基辛格的入住却让钓鱼台国宾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兴建于1959年的钓鱼台国宾馆从建立开始，就成为接待来访重要宾客的地点。它座落在北京西郊古钓鱼台风景区。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钓鱼台是旧日帝王游息的行宫，因为金代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垂钓而得名。1958年，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接待应邀来华参加国庆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国家决定选古钓鱼台风景区为址，并责成外交部具体组织、筹划，营建国宾馆，并以其地为名，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成了十七栋接待楼，且在楼号编排上，特地略去一号和十三号。全园面积为42万平方米，全馆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5万平方米。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庆典前夕，这里迎来首批国宾。此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一个成年人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才能使人们重使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诠释着人生的含义。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第二号大山——世界第二高山——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个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当飞机掠过长空，飞入中国大陆时，基辛格感慨万千。这是1971年的7月，他48岁，即使没有他后来在白宫作为总统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也会被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美国人纪录在历史上。 作为犹太人，他的家庭在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的屠杀而离开他们在德国的居住地，移居美国——他至少有13位亲戚丧生在1930年代希特勒的毒气室中。他加入了美国国籍，梦想是成为一名会计师，一项他的很多同胞们所选择和所擅长的职业。但是在作为一名年轻士兵参加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士兵基辛格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基辛格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让他足以载入哈佛大学校史，一个原因是他的洞察力，他的导师将这篇论文定为“最优”；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论文的长度：这篇论文长达377页，哈佛大学因而规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的三分之一——这条规则被称为“基辛格规则”。 基辛格开始在外交事务上展现出自己的天赋。他在拿到哈佛博士学位之后，又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尽管颇有曲折，因为他刚毕业时曾被拒绝留校任教。 人们始终难以想象，如果基辛格一直作为一名教授生活在哈佛，他将会在学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就，正好像我们不能假设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校长，会给美国的大学带来怎样的传统，或者凯恩斯如果成为英国政府的总理、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会对二战之后的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他的进入白宫，让他成为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外交家之一——甚至可以不要这句话后以示保险的“之一”。 1969年1月，基辛格接受新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邀请，离开哈佛大学，前往华盛顿，担任这位后来备受争议的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而且，基辛格很快就证明，他比国务卿更能得到总统的信任，在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探索上，他也比尼克松挑选的国务卿更加重要。这次飞行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行动甚至根本不为国务卿罗杰斯所知。他的出行要向美国的大多数政治家隐瞒。他甚至没能够得到一架总统座机，因为尼克松为了支开他的副总统阿格钮，让他乘着飞机去旅行了。此外，他还要说服自己的国务卿，为何要派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去亚洲进行一趟莫名其妙的考察和访问。 “我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基辛格后来回忆他所乘坐的飞机时说，正是这架不舒适的飞机带着他进行这趟激动人心的旅行，唤起他儿童般对这个世界的惊奇和喜悦。 这种喜悦，或许只有尼克松能够与之最大程度的分享。一个伟大人物，或者一个终日在设想自己将如何改变世界的人，在他们看着自己将得到这个机会，门在眼前，一推即开时，那种喜悦是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已经满足于被生活所困，而从没想过自己能够左右生活，甚至左右世界。 他们已经为了能够缓和和中国的关系辛勤工作了许久，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任何宣称能够接近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人物，其中包括喜好吹牛皮的欧洲外交官，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运动员，新闻记者而且他们的这种努力必须秘而不宣，在双方的意义上都必须秘而不宣。因为长久以来这两个国家一直都将对方当作必须加以攻击的对手，甚至是敌人。它们互相对对方抱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互相指责对方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互相将对方当作不可饶恕的恶魔。 但是，当基辛格最终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理传递来的信息，信中说：“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背景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时，基辛格兴奋的无以复加。他打断正在举行国宴的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将基辛格带领到林肯起居室——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命名的房间，找处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举杯祝贺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尼克松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人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作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这是7月9日。戴着黑框眼睛，一头卷发的基辛格博士已经踏上他那架不怎么舒适的飞机。飞行已经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成为第一批飞入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更大的场面正在前方等着他们开拓。“为几代人干杯！”基辛格愉快地说。 接待他的是中国的叶剑英元帅。叶剑英“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近城去”，“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北京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楼。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楼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楼连接；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这些宾馆楼都是受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物。它们都是一些雄伟、庄严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共产党国家里象征着地位。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富，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 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也成为他第二次访问北京时的住所。它兴建于195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大庆。它也是很多前来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们居住的地方——后来访华的尼克松也住在这里。在基辛格到来之前，这里曾经接待过金正日、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但是毫无疑问，基辛格这次住到这里的意义要远大于那些曾经下榻这里的政要显贵。 也是在这里，他随后见到了周恩来，“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定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得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政治家往昔傲慢的一个答复，据说，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当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碰到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时，周恩来主动伸出手去，要同杜勒斯握手，但是杜勒斯却假装没有看到，刻意去漠视与拒绝这种友好的表示。 “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基辛格后来说。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五、刘庄破冰：缔造新世界的远见 1953年和1972年的刘庄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上闪耀过光芒，前者是因为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者是因为尼克松、周恩来和基辛格在这里争论两个大国的关系如何正常化。刘庄的地理位置在杭州西湖西南西里湖畔，丁家山南簏。它是历史上的杭州名园之一，后来作为国宾馆接待了许多来访的重要客人，现在也对外开放。刘庄占地540亩，由“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构成。因为它的秀丽风景，它也是毛泽东和一些政治领导人喜欢的杭州居所。 如果绕着西湖行车，你总能在路牌上看到耳熟能详的地名，雷锋塔、灵隐寺、岳飞庙、楼外楼、西湖书院人们总是悠悠地顺着湖水走，水上是游船，水边有咖啡馆和茶座，林木葱郁，行人如织。当夜晚来临，水雾蒙胧，没有栏杆的石阶穿过湖水，延伸到人的脚下，两边镶嵌在石头路上的灯散发出暗黄色的亮光。你恍若来到中国传说中充满诱惑而又让人迷惘的境地：前方隐约可以看到灯火，空气中还传来阵阵笑声说话声，但在夜色和雾气中，能见到的只有两旁的垂杨柳和脚下蒸腾出水汽的湖水。 这几乎是中国最美的城市，诗人们毫不吝惜使用词句来称赞它，它的最高领导者也曾经是诗人；它也是一座平民的城市，湖水和景色是这座城市的天赋，这种天赋理所应当为每个人享有。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一篇小说名叫《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爵士时代的小说家描述一座山大的钻石，为华盛顿的后人拥有；但是从没有人想过，在虚构的作品中也从没有出现过西湖的私有。它太过美丽，任何占有它的人都会感觉自惭形秽。 他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在西湖边修建自己庭院。因此，当你行至某处，风景仍然怡人，树木仍然葱郁，但是行人却陡然减少，一道狭长的路通向无比幽深的内廷，甚至在某个门口还有持枪的武警笔挺站在隆起的岗哨上，你就抵达了幽暗地带。它们可能曾经是富商大贾的宅第，王侯贵族的行宫，如今是共产党政府、军队的疗养地，或者是冠以“国宾馆”名称的特殊宾馆。刘庄正是这样一处所在。 这所占地540亩的院邸最初是光绪年间巨人刘学洵购置的资产。祖籍广东的刘学询为西湖所诱，在从南京回家乡的路中，游览盛名之下的西湖——西湖和杭州是极少数能够让人不生厌倦之情的名胜，感叹“故乡无此好湖山”。后来，它也接待过刘学洵著名的同乡，光绪皇帝的知识分子导师，具有自己独特哲学思维的康有为。康有为自己在刘学洵的庄园附近，建造了自己的住所“一天园”。他后来被并入刘庄的住所，直到这位哲学家逝世，也没有完全建好。 在度过那段极端纷乱的年代之后，刘庄一度扮演着共产党精英人物的度假中心的地位。它临湖而建，幽静美妙，位于一片好湖山之中，内部又有自己的园林，真是再理想不过的度假和修养之地。 1953年12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杭州。上一次还是在1921年，那时的毛泽东仍然是一个激动的年轻人，他到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专门到杭州。而这一此，他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不名一文的小伙子，能做的可能只是绕着西湖散步，如今他是所有这一切的主人。他是这个国家的又一个政权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这一次，他的住地正是刘庄。 毛泽东1953年到杭州刘庄的目的是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初稿。这部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的地步。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接待并且陪同了毛泽东的工作人员王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知道毛泽东对待宪法的真实态度，你可以将这句话仅仅理解成是对这位巨人是否尊重“宪法”的怀疑。他亲自起草了第一部宪法的草稿，但是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态度众所周知；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二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但带来的只是更多无情的嘲弄和侮辱。 刘庄的另一位显赫的客人带来的礼物要实用的多。尼克松在1972年的中国之行是当之无愧的“破冰”之旅，在媒体如此滥用这个词语的今天，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当年尼克松做出这种举动，需要怎样的勇气，事先又需要怎样的周密布局。 他已经委派过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两次造访中国，为他的出访铺平道路。后来，尼克松拜访毛泽东时，他用调侃的口吻谈起这种拜访如何来之不易，他回忆起基辛格在1971年造访巴基斯坦时，如何装作肚子疼，以便让巴基斯坦总理邀请他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度过周末，基辛格好利用这个周末飞往红色中国——基辛格说，一位殷勤的白宫保安人员竟然事先去勘探那个传说中的度周末之地，然后强烈建议基辛格那个地方并不适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休息，以至于基辛格只能将这名保安人员隔离。 基辛格需要面对的还有尼克松本人的嫉妒，“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地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 当这位总统最终抵达北京时，他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毛泽东的孙女孔东梅所著的《改变世界的日子》中，孔东梅引用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说：“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已经“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的毛泽东对对吴旭君说，他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此时，尼克松和他的随同们刚刚用完丰盛的午餐。后来基辛格发现，这场延续了65分钟的谈话不断被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政治家们引用，作为指导谈判的准则。 这场并不漫长的谈判从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国务卿罗杰斯因为自己被安排在了锦江饭店的13层而大为恼怒，中国人没有考虑到西方人对13的禁忌；而罗杰斯也一直在为自己竟然被抛在这个历史性突破之外而懊恼）一直延续到杭州的刘庄。他们的主角是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以及谈判的最主要两个对手：基辛格和乔冠华。最终的产物则是著名的《上海公告》。 两个曾经将对方视为对手的国家第一次开始表现得惺惺相悉。“我得承认，当中国总理头一次沿着每一张宴席桌，向美国官方代表团的人员逐一敬酒，同时20年前同我们打仗的军队乐队奏起《美丽的阿美丽加》时，我是深为感动的。不管怎样，理查德·尼克松在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基辛格说。 同样值得引用的还有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的答酒词：“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一种“缔造新世界的远见”，因为尽管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众多复杂的变化，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却仍然困扰着很多美国人和中国人。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六、1976：唐山平了 1976年的历史惊心动魄，1976年的唐山惨不忍睹。唐山是河北省十一个地级市之一。它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沿海重工业城市。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与秦皇岛市接壤，西与北京、天津毗邻，是联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地和走廊。中国第一座近代煤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袋水泥、第一件卫生瓷均诞生在这里，它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但是不幸的是，它也处在地震带之上。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让这个城市永远成为了中国之痛，至今想起，或者重读描述唐山大地震的文字，仍让人胆战心惊。 时间是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4点10分左右。地点是唐山。主人公籍籍无名。 唐山矿前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和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从宿舍区的一片废墟中钻了出来。就在半个消失之前，这座城市遭受到了前所未见的打击。 作家钱刚在他描写唐山大地震的著作中如此描述这场至今仍让人震撼的灾难说：“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漂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平行的铁轨被来自地壳的力扭曲地像死去的弯曲的蛇；楼房像遭受了来自天空的重击那样倒塌；原本平坦宽阔的路上裂开大口，大地像噬人的怪兽。 遭受重击的人类在突然之间无法明白自己受到了怎样的打击。当李云林和曹国成从废墟中脱身时，和大多数不幸的受难者一样，他们并不明白究竟为何会这样。几乎和所有人一样，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苦难和能够挽回的程度。 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到矿党委去报告这里的情况。十分钟后，当这两个汉子站到矿党委办公楼变成的瓦砾石块之上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矿党委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整个开滦矿务局和唐山市本身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碰到了第三个人，同样不知所措的崔志亮，唐山矿矿山的救护车司机，他开着车从矿区回到矿党委报信。 面对着眼前的一片废墟，三个人不知所措。这种巨大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已经超过了他们个人的理解，更别提他们个人的掌控能力。个人唯一可以倚赖的，或者可以从中获取安全感的，惟有组织。“上车！找电话”李玉林说。 可是到哪里找电话？电话打给谁？前一个问题或许还有答案，后一个问题则完全是茫然。 这时另外一位司机袁庆武也加入其中。这四个人于是开始了一场最惊心动魄的传递信息的旅程。这场旅程总让人想起波士顿银匠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奔。他两个小时骑马夜行了13英里，把英国人进犯的消息传递给沿途的民兵。这样，当英国人开始向列克星顿进发时，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有组织的抵抗和猛烈的打击。这场冲突最终夸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历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美国独立战争”。和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行一样，四个唐山人的驾车夜奔，也是一个小人物通过传递信息而影响历史的绝佳例子。只是，后一种，过于惨痛。 这辆红色的救护车像沿着道路迅速向前串的燃烧着的火焰一样前行，危急万分，但又无可奈何。车沿着道路狂奔，车上的人被他们目睹的景象震撼。他们经过了七个大的招待所，所有七个招待所全部被摧毁成一片灰土、瓦砾和砖石。人们不是被压倒在这片瓦砾砖石之下，就是在呻吟哭泣，幸存者则站在路边，不知所措。李玉林留心数了一下，站在路边的幸存者，只有几十个人。 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 李云林对司机大吼：“赶快走！打电话要紧！”愤怒的人群对着红色救护车破口大骂，还有人拣起砖石瓦砾向他们砸过来。 他们应该经过了不少这样的人群，遭受了无数这样的辱骂和砸向救护车的石头。当市郊有人对他们喊：“快把伤员送到唐山”时，武装干事曹国成探出头来说：“嗨，唐山全平啦！房屋倒塌，哪儿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紧组织自救吧！” 车开过一个一个村庄，经过一片一片废墟，还有哭泣和无助的人群。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找电话，但是，既然装有电话的房屋都已经变成了废墟，哪儿还能找到电话呢？ 县委书记背着手枪在废墟上急得团团打转，他治下的城市化成一片焦土，而他身为父母官或者人民公仆，却对之无能为力；有人焦急地询问他们唐山的情况，因为他的家就在那遭逢不幸的城市；前来寻找震中的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想要从他们嘴中获知唐山的灾难，后来一个人上了李玉林们的车，而另一位司机袁庆武则跟着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 他们继续寻找着电话。一直找到了北京郊区。李云林试图从一家工厂找电话，这时工厂看门的大爷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功夫，车就到了！” 红色救护车于是继续狂奔，开进北京城，鸣叫着警报器一路前行，不管是不是绿灯。 但是，去哪里？ 车上的地震局工作人员建议去地震局。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上国务院！”李玉林大叫。 上国务院！这是一个矿务局工会干部所能做出的最大胆的决定，也是普通人一生中几乎没有机会去做的决定。 救护车开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李玉林穿上一件修车的破衣服，然后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去洗手上的血——地震时，他从废墟里扒一个孩子出来，孩子母亲身上的血染得他双手鲜红。 四人被国务院接待站的军人领入了中南海紫光阁。政治局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和吴德正在对着地图讨论。 李玉林一张口就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要赶快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 三位副总理走过来，一把抱住这位激动的唐山人，抱住他们多灾多难的人民。 唐山以空前惨烈的方式为1976年划上了浓厚的一笔。钱刚的中从唐山军分区抗震救灾材料中引用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其惨烈程度。 “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一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被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为之震惊不已，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或许政见不和，或许正在为党内即将来临的角力或者忧心忡忡或者犹豫不决或者积蓄力量。一位从经历了大地震的人在回忆时说，幸存者们互相碰面，第一句话是：“同志，你说毛主席知道咱这儿地震吗？” 那天凌晨，毛泽东服完安眠药，像往常一样入睡。尽管他治下的国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灾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看过这位建国之父后，也没有叫醒他，告诉他他的人民在经受怎样的磨难。而此时距离他离开人世，不到两个月。 直到三年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种惨痛究竟在如何表现在数字上。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举行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亡数字。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回忆说。徐学江写好消息，劝说大会主办方同意发布，“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 最终，没有解释为何三年多后才发布死伤数字，两个数字被新华社发布：死亡数字二十四万多人；重伤十六万多人。 1924年的东京8.2级大地震，死亡人数约十万人。 地震之后，每年的7月28日凌晨，在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焚烧纸钱。街头的人影在一簇簇黄色火苗后晃动。因为地震之后尸体无法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大坑中集体埋葬。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被安葬何处，只能在唐山大街上的各个路口，为他们的亲人送去来自人世的问候。 这一灾难给无数人留下了终生难以遗忘的阴影，比如钱刚采访的一位女士终生不能再吃任何甜食；而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在钱刚198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长达十年每天吞服三片“安定”才能入眠——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地震的阴影一直徘徊在这位老人心头；而唐山作家张庆州在他的新书中（张庆州在2006年出版的书拥有一个骇人的名字：《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这位作家在证明这场大灾难本有可能避免。）披露了一位地震专家写给预测出这场大地震的专家马希融的信，信中说：“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内心的煎熬让他们不停自责。 第一部 风云时代 二七、天安门：风的起源 天安门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力象征的地标建筑之一。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扮演过重要角色。发生在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毫无疑问是促使四人帮覆亡、邓小平出山等随后一系列变革的关健诱因。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开始，城楼上和城楼下广场的变迁都是整个中国变迁的一个风向标。天安门城楼是中国明清两个王朝的宫廷正门，正对长安街。建国之后，政府扩建了城楼下的天安门广场，让这个广场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民广场。1987年1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游客开放。 “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出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徽帽全扯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割裂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烂，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 历史的镜像经常让人迷惑，比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对一次政治事件的描述。其中使用的手法（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和歪曲，采用色彩鲜明的语气和描述方法）和使用的词语（“反革命气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猖狂”、“喧嚣”）我们今天仍然很熟系。 这是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广场上人们自发聚集起来，表达对过世的政治领导人的悼念的报道。这场纪念活动最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周恩来的逝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两种力量公开对决的导火线，也成为那个模糊的“人民”表达自己不满意见的决堤口。 在备受尊敬的共和国总理刚刚逝世不久，1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在10日和11日举行周恩来遗体的告别活动，12日至14日举行吊唁仪式，15日举行追悼大会，全国降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在199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仍然保留着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篇目，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自发的聚集在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上，痛哭流涕。 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被周恩来的魅力所折服。他风度翩翩、为人正直，给人以“扶大厦于将倾”的贤达形象。被他折服的人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著名记者和作家白修德等众多以个人名望和判断力知名的人。在所有人的描述中，周恩来都几乎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现。他让人想起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总是不时出现的贤明政治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希望，人们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只要有他在，事情就决不会坏到无可挽回的境地。他像在拼命拖住一辆正在驶向悬崖的列车一样，在总理的位置上一把拉住这个不断向下坠落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都给人以这种印象。 但是在这一年3月5日出版的《文汇报》在刊登一篇新华社的通稿时，全部删除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而在3月25日出版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将周恩来划为党内的走资派，“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篇文章将共产党内的争论和分裂彻底暴露，曾经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邓小平显然被指为周恩来的后继者。周恩来的逝世可能是一个彻底改变共产党内部势力对比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分裂，它必然是以一派的胜利和另一派的失败告终。 但是过去十年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以及对人的巨大的漠视显然已经让民心向背非常明显。“保护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四处出现，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各个城市的人群都被同一种感情激荡着。它的高潮就是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人们背诵着已经流传甚广的诗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清明时节人纷纷，纪念碑前欲断魂。借问怒从何处起，红墙那边出妖精”这些诗后来都以手抄的《天安门诗抄》的形式广泛流传。 它的高潮和最终改变了所有人期待的局面的引爆点出现在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从4月4日开始，人群就不断涌入广场，据称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花圈两千多个；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的“清场”，在清明节这一天，只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涌向广场，也会有更多的花圈摆在广场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清场”发生在4月5日的凌晨，人群被冲散，所有的花圈、标语、诗文都被销毁，有57名自发看守花圈的人被捕。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清明节的上午，人群又开始涌向广场，这一次人群是有备而来，他们打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标语，一辆车被烧毁。换来的回击则是加倍的打压，上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加入了新一轮的清场。《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可以被视做对四五事件的一个腔调性结论，“反革命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党内整个的势力对比，或者，它至少是促生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在描述1976年时，中国人的情感总是复杂的。在这一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如果放在其它年份，都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走势，或者足以让整个国家为止震颤。在这一年有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逝世，他们是建国兄弟中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毛被公认为建国之父，朱德是军队的创始人，而周恩来则是最杰出的外交家和应对各种难题的高手。这一年的7月28日在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后来的报道说，它的破坏力相当于400枚光导原子弹，造成了24.2万人的死亡和16.4人的重伤（在2006年人们很悲痛地开始纪念这场大地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图书和报道充斥在书店和各大报刊杂志，但是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堪和唐山大地震并论的另一场大的地震灾难）。等到10月份的时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党内的角力开始分出高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终于下定决心，他和仍然在世，并且竟然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位的威望最高的军队统帅叶剑英一起，下达了逮捕四人帮的命令。 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后来在1978年被平反。反对它的人已经在一场党内的斗争中被击败；它拥护的人则渐渐站到了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前排。但是它对中国政治家和民众产生的心理上的震撼作用可能一直都没有消除。后来在这同一地方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类似举动，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举动仍然没有被承认为正面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然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大规模的群众机会。只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四五运动那样产生连锁反应，改变这个国家。 发生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引起举国关注。 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是权力的象征。任何能够在特定时刻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都在这个国家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出现的人物的变化则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变化，比如，文革期间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变化的出现人物以及他们的次序预示着党内激烈的权力变化，当斯诺出现在毛泽东旁边时则预示着毛泽东和整个国家开始对美国表示友好，当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对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表现出一种渴求。 城楼下的广场则是表达的区域。广场的功能本就是集会和表达，而不仅是炫耀文治武功的开阔区域。这也越发驱使更多想要表达的人选择在这里表达，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让政治家和警察们更紧张。而广场，因为它的开阔，本就是风的起源。风会掠过广场和广场上的人群，然后吹向四周。就象一种观念、一句口号或者一个变迁的传播。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二八、凤阳小岗：变革之声 1978年中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叫小岗的农村——因为它包干到户发明地的身份。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但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络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1978年之前它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它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代款”“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这年年末发生在小岗的自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让小岗领风气之先。在此后每当提及中国农村在共和国后半段的变化，小岗都会首当其冲被提起。 有些故事注定要被描述无数次，但即便是如此，人们也不会觉得厌烦。1978年12月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农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这个冬天，农闲，粮缺，心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又有一种说法是20户人家），聚集到一间草屋中，开始密谋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同时无意中传遍整个中国的事。 草屋的主人是严俊昌。他是这个拥有571亩地和10头牛的生产队的最高领导者。尽管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乡村，这个旧时封建帝王的控制力难以企及的中国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的民间领袖，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样的民间领袖总是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是旧时代的家族领袖，是新时代的生产队长或者村长，或者任何时代和统治者加给他们的名称。他们负责组织生产，他们调停邻里矛盾，他们处置家庭纠纷，无论是不孝的儿子，还是吵闹的婆媳，或者集体出面做一项重大的工程建设和投资。 严峻昌和他的弟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名叫严宏昌的弟弟是这18户人家中唯一读过中学的人。按照农村尊重读书人的传统——在旧去的时代中，乡村领袖基本上都为基层的知识分子所垄断，这个大耳大嘴，高颧高鼻的年轻人和他的兄长一样，成为这些村民中的领袖——按照凌志军的说法，他的相貌“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后来有人评论说，凤阳出了两件事情最后统一了中国，一个是朱元璋，另一个则是严峻昌和严宏昌兄弟参与的包产到户。 他们面临的是这个阶层的生存的另一次危机。 凤阳花鼓传遍天下，“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它描述的是这一地区长达600年时间的生存困境，仅仅为了博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凤阳的农民们要背井离乡，四处乞讨。 这种困境被立志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改变。当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策略首先是进行土地改革。和历朝历代出身于农民阶层中的反叛者一样，他们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生存的艰辛。他们实践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49年1月，凤阳解放之后，凤阳，当然也包括小岗村的农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结果，到1955年，凤阳全县32万人的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99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这样的数字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歌颂新政权的英明，庆幸自己得到新的生活。 但是这种丰衣足食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农业合作化的试验，和随后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将每个农民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一起，只是这次是以美好的承诺作为借口。在描述他的公社理想时，毛泽东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被超过”。 但这一定是个反面的乌托邦。至少严峻昌、严宏昌还有他们的农民兄弟们会这样感觉：“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凄凄惨惨，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麩、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作家凌志军如此写道。凤阳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暂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没有人再会庆幸自己赶上好时候，人们只是扶老携幼，外出乞讨而已。只是每年到冬春季节，来自凤阳的农民们不再身背花鼓，而是身携党员介绍信和户口本，四处流浪。而安徽省省委，每年春节之后，都要接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的政府机构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去领回来自凤阳的乞讨盲流；上级的中央机构也会要求安徽省省委做好相关工作，解决人口外流，甚至处罚到外地乞讨的党员，但这也无济于事。生存的需要毕竟能够压倒一切精神按摩术和意识形态要求。 18户聚集在严峻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为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按照历史学家的推测，他们后来补上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着： <small>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small> 下面列着20个人名，其中17个人名上按着鲜红的指印，3个人名上是图章。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走马上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十四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尽被打成右派。他重新成为中国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在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此后却随着邓小平的命运，在政坛上沉浮。邓起则他起，邓落则他落。此次邓小平重新出山，万里又受到重用。凌志军说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他曾经直言不讳，“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 上任之后，他在各地巡视，发表言论，对自己胆大包天的下属们表示支持，甚至还会鼓励和煽动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当万里巡视到陈庭元治下的凤阳时，面对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属，万里说：“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一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他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还表示会为自己的下属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我负责，有问题我检讨。” 其实此时小岗已经开始单干。而且，按照万里“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小岗显然没有让他失望。 1979年年底，小岗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以达到5000多元。 后来，一个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想学小岗包干到户是不是可以，万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随后几年内，“要吃粮，找万里”的顺口溜开始传开。比这句口号流传更为广泛的是小岗的包干到户。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二九、蛇口先行 如果说小岗是改革年代中国在农村的先驱，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现蛇口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这片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希望之地，它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但是蛇口的试验又没有仅仅停止在商业上，它在各个方面都对当时的中国形成了震撼，蛇口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在现在来看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它是一个实验室，是此后涌现的众多特区的雏形。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到蛇口实地考察。 此时他已经是一名61岁的老人。但是日后从他在当时（甚至更晚时）留下的照片来看，袁庚丝毫不显老相。他总是身着西服，西服内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衬衣的下摆扎到西裤内；头发仍然漆黑浓密，整齐地向脑后梳去，露出宽阔的前额。他的身高是1米76。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经是高个子。在一张1981年10月拍摄的照片中，袁庚站在李嘉诚和霍英东之间，要比两位香港大亨都高出半头左右。李嘉诚和霍英东都系着领带，友善而自信。相比之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的衣着显得并不正式。那时他们希望这些香港的大亨们能够在新生的蛇口工业区投资。袁庚双手交叉在背后，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自己同样骄傲——后来他很豁达的对自己的下属说，超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他的同事们当时已经难以掩饰对这些香港大亨没有来蛇口投资的失望之情。 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庚拥有傲人的履历——但这份傲人的履历并没有能够带给袁庚多大便利：他1938年开始参与抗战工作，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从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三野（第三野战军），后来是四野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央调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袁庚被捕入狱，罪名是特务和汉奸。他和他东江纵队的同事们被诬蔑为敌方的情报人员。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说袁庚“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曾生即是袁庚在东江纵队的上司，后来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直到1973年的9月30日，只是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袁庚才被从他关押了五年半时间的秦城监狱释放。在2008年女作家涂俏所著的《袁庚传：改革现场》中，涂俏写道：“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到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等到1978年时，61岁的袁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休养老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必都会认为，袁庚已经度过的60年生涯丰富而缤纷：他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他从事的又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的新的政权，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建国兄弟”，这带给他们荣耀与权力；但随后他又经历了从巅峰的小坠，经历了几近无望的冤屈和监禁；接下来又是一轮新的抗争和崛起，他重新得到权势人物的信任，在国内和国外重新为一个羽翼初生的国家奔波。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可能仅仅不过是一场预演。就好像没有人能够想到英格兰的雄狮丘吉尔将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迎来怎样的辉煌。人们，甚至可能包括他们自己，也都认为自己的故事已经讲述完毕，他们的余生将以旁观者的角色度过。 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中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前往开拓新的边疆。当61岁的袁庚被交通部部长叶飞问及，他是否愿意到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时，他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景。涂俏在她的袁庚传记中写道，“打开局面”四个字让袁庚怦然心动。雄狮的心脏仍然没有衰老。 袁庚到招商局“打开局面”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招商局自己发展工业区。最初袁庚考虑在香港购地，后来终因地价高昂放弃。反而是同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也正是袁庚到蛇口考察的目的。 涂俏描述蛇口说：“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不远处有一片晒鱼场，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群的头顶盘旋、骚扰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柴下来后运过来的及其，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街上不见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里，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它同东方的明珠香港有迥然的差异，尽管两者的物理距离很短，但在时间上却相差很远——当时没有人计算过蛇口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准，或者，袁庚自己内心的期望，“东方夏威夷”。 有太多人想要穿越很短的物理距离和很长的时间距离。因此，“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这并不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些偷渡客的悲剧。它是整个国家的悲剧，经历了漫长的内部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斗争、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在农村的饥荒和在城市的萧条，这场悲剧终于行将结束。在北京，它表现为各个党和政府的报纸及杂志上关于抽象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在今天看来会显得不可思议，或许再过一个60年，我们的后辈们会困惑与，他们的先辈为何会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争论不休，而且兴奋不已。在农村，它表现为萌动的土地改革，农民们自发的要求承包土地，要求劳动的权利和享有劳动果实的权利；在城市，或者说在南方的边疆城市，则表现为袁庚在蛇口的突围，以及随后特区的扩大。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袁庚能争取到几乎所有当时和后来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支持（在涂俏的袁庚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李先念慷慨的满足袁庚将蛇口设为特区的要求，“我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决了电话和通信的难题；胡耀邦则直接询问袁庚，为了蛇口的改革，“你需要多大权利”；谷牧在了解到深圳市和蛇口特区的冲突时，对袁庚说，他有问题，可以“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万里则鼓励这位改革家说，你大胆去闯吧；当邓小平到蛇口视察时，这位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权威人物则肯定了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去到蛇口，袁庚决意要从这位领袖口中获取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回忆蛇口的往昔：“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党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多公里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终于，邓小平的一个“对”字让袁庚和蛇口长出一口气。 袁庚和蛇口同样著名的语录还有很多，比如袁庚豪言自己改革不成，“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比如蛇口的“把内地那一套统统抛弃掉”；比如袁庚著名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话。 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这种经济基因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个例子是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这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公司都同蛇口相关（当年袁庚的司机，如今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被称为豪华车夫）；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以及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一串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〇、中英街起落 1980年代深圳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这条街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就开始显得特殊。它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街一侧属于深圳，另一侧属于香港。因为它是边界，又因为它靠近的是商业发达的香港，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敏感之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又是靠近香港的机遇之地，这让它在当时也成为繁荣之街。但是当开放的步伐加快后，地理位置带给它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中英街又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这里原先只是一条沙石河，河边有小路。随后河流改道，于是人们把旧河道的低洼低改成了水田，把草坡开垦成菜地。再然后，有人在旧河道的两侧把地填平，盖上房子。也有人做生意。这条由旧河道改成的小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鹭鹚径”。 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它惟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的摆弄。1898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北部一大片土地和附近230多个岛屿，面积975.07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期满。在划定“新界”边界线时，边界线通过0.6平方公里的小镇沙头镇，上面刻着“光绪帝24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把小镇一分为二，也把这条街一分为二。于是，开始有人称呼这条长约250米，宽3到四米的街为“中英街”，街的一侧属于中国，街的另一侧，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小镇属英租界的叫新界沙头角，属中国大陆的称为华界沙头角，或者叫沙头角镇。从这时起，这条街开始与众不同。小街两侧，鸡犬之声相闻，互相多有来往，但彼此的命运却仿佛从同一起点出发，却向着相反方向前行的两个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来越不相似。而这种差异性，从来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样明显，这或许是因为，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开始强烈。 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慢慢的，人们发现，新界沙头角的女孩子渐渐越来越少嫁到这边来；而华界沙头角的女子越来越多嫁过街去。“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中英街两边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消费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经指示过，要把中英街建设成商业街，因为这条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天然具备了市场的要素。于是，当时宝安县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来筹建这条商业街。他白天在街上工作，晚上带民兵巡逻。那时候，华界沙头角不通电，夜里只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而街的那一边，港英政府的照明工具是48支水银灯，明晃晃照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拥有过分敏感的自尊心的中国人。 市场建立起来。但随后迎来的是一出更为荒谬的戏剧。自身的闹剧并不让人感觉荒谬，真正的荒谬往往是在对比之中发生的。中国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华界沙头角这边开始动不动就开大会、游行。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一发表，马上传达，连夜开大会，庆祝游行。中英街另一侧的居民，像所有爱看热闹的人类一样，站到街上往这头望。“文革刚开始那一阵子，人们在街上涂大标语，那边的香港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看了觉得很新鲜，有的还过这边书店来看书，买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的书。后来，看到这边随便抓人打人整人斗人，他们就害怕了。”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 据说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60多岁老头，到街这头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他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于是，万分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斗了一顿，人们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然后是全场大笑。想必此时戏中的人也感到了这出戏的荒谬。 然后就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法设防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人只有在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文革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史料记载的有两次大的迁移。一次是1960年代初期，叫做“饥饿大逃亡”。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说，那次跑出去了12144人。它的原因是大跃进引发的稀缺和饥饿。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统计说跑出去了17456人。其中沙头镇跑出去3000人，是原来整整一个镇的人口。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00元人民币，而街另一侧的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万港币。从1979年起，沙头角镇开始把农副产品直接运到香港新界销售；并且允许居民利用农闲和空余时间，过境打工和收拾废旧物资。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中英街和中英街所属的沙头镇则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而这条街和这个小镇也开始随着深圳的繁荣开始繁荣起来。因为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甚至成了一条购物的黄金街道。 当时，大陆其它地方的人到深圳去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而如果到边境的沙头角镇，需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沙头角镇被划归为边防禁区。在深圳，曾经有两种人被人们认为很有能耐，一种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的人；另一种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中或者中价的港币的人。一项统计说，1984年，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000人上升到136000人，车辆由0.65万次上升到1.98万次。而到深圳去的人大都希望到沙头角去看一看，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了沙头角镇，没有人不希望到到中英街去买一些免税商品，而那时候中英街上购物只用港币。 中英街的最鼎盛时期是在1980年代，当时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各类商铺300多间。光是给人捎货的水客就有好几千，两个同中英街相连的村子沙栏吓村和中兴村几乎家家都有铺面，一个村民在后来回忆说：“八十年代‘万元户’在内地是有钱人，可要是放在当时的中英街，这又算得了什么？当时家里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村民比比皆是。”购物、付款、开票都要排队。人们似乎对这条街上的所有货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几乎所有的店铺日营业额都万元以上，甚至十几万元。最抢手的是黄金首饰，老板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金铺的日营业额大到百万元以上。当时深港在中英街开设的黄金店铺有几十家之多，销售的黄金量要按吨计算，一项统计说，1988年5月至10月间，中英街上的金铺共销售黄金饰品达5吨，金额6.5亿港元。‘购金热’一直持续到1992年达到了高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在中英街设有营业机构。中英街仅上缴税收1年就超过1个亿。 一篇关于中英街的报道引用深圳方面的统计资料说，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1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 但是中英街的优势仅仅在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情况下的便宜商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的游客开始直线下降了。1998年游客人数跌到800万人次，到2002年只有128万人次，然后进一步减少到百万人左右。商铺从300多间萎缩到100多间，沙栏吓村和中兴村90％以上的商铺改建成了住房。2005年时，最后一家仍在街上金融机构工商银行也撤了出去。 媒体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射到这条特殊的街道上，但不是像以往那样使用惊叹和艳羡的口吻，而是对这条街道的前景开始忧心忡忡。2008年3月18日——3月18日也是当时英国政府和中国清朝政府在中英街上划定地界的日期，一批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们应邀参加研讨会，开始讨论中英街的转型。这条如今门庭冷落的街道在试图重新找回它在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辉煌。 单一的商业手段已经难以维系中英街当年黄金街的美名；而地跨香港和深圳两地反而成为一种麻烦，因为游客们需要申请特殊的许可证。于是，有人建议中英街应该从单一的购物功能发展成吃、住、游、娱乐、购物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旅游区；也有人建议挖掘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将这条街变成博物馆一条街。人们不知道，如果再过十年，中英街会不会成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惟一的特殊之处，只是拥有浓厚的历史记忆。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一、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变迁 1982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让汉正街名正言顺成为小商品市场的代表之地，它吸引了无数政府官员和游人前来参观。与汉水平行的汉正街是武汉汉口最早的中心街道，大多数时间内都是一条繁荣的商业街，只是在做小生意被视为投机倒把的年代，汉正街一度衰落。1979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重新恢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里这里迅速恢复生机。 1967年，武汉汉正街被更名为兴无街。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一年。众所周知的是，武汉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风云的城市。 从兴无街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无外乎消灭资本主义，振兴无产阶级兄弟。而给汉正街冠以兴无街的名称，却格外具有讽刺作用。因为这条街道在历史上正是富商大贾云集之地，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淇曾经在一首关于汉口的诗中写道：十里帆墙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后来这两句诗几乎会被所有撰写武汉历史的人引用。它所描述的繁荣景象为武汉人津津乐道。武汉作家刘富道在他2001年出版的关于汉正街的书作《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说：“这是武汉人引以为荣的历史，几乎所有武汉史志都要引用。在当今汉正街的门面上、礼品盒上、纸杯上，到处都印着这两行诗句。如果吴淇能拿版税，一定会是汉正街的头号大款”。明朝时期的汉正街“沿街店铺林立，多为两层楼房，白墙灰瓦，古朴别致”。 这条与汉水平行的街道是过去五百年汉口发展的基准。在汉口，与汉水、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称为某某街，其主要干道称为某某大道；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则称为某某路。汉正街一代的街巷名称也基本上反映了它自身的商业气息，它们中很多都是以店名和产品名作为街道名字，诸如纬子、衣服、袜子、剪子、芦席、草纸、打扣。明朝中期开始出现的打扣巷以打制中式衣服的扣街为主，繁荣时期汉口的众多钱庄票号也云集到打扣巷。在这条长3194米的街道上，流传着无数关于一夜暴富和不孝子败家的传说。汉正街上一个歌谣唱道：第一代勤扒苦做，第二代眉清目秀，第三代好吃懒做，第四代光光溜溜。 但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自然规律和所有那些传说都被终结，停止更新。汉正街上的几家著名老店都在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成为国有企业，或者消逝。创建于1885年的谦祥益布店，1954年3月，其老板孟乃泉和纪星五将其估值为人民币47万元，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阵容，1958年谦祥益更名为国营谦祥益商场。和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齐名的药店叶开泰，在1956年公司合营高潮时，将全部资产交公，在职员工也由国家统一安排。 对私营商业的打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沉重。在《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中，刘富道写道：“自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个体经营活动就受到冲击。当年（石乔）口区3415户个体商贩，就有400多户自动交出营业证照，汉正街市场内三成以上的个体工商户自动停业了。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到1969年，一些私下进行买卖的个体经营者，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加以批判处罚，有的被遣送到农村去强制劳动改造。到了1971年，武汉市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停止向个体手工业者和商贩颁发经营证照，对原有个体经营户采取‘逐渐安排出路，成熟一户，安排一户’的政策。至此，汉正街市场个体经营趋于消失了。汉正街个体商贩的一切商业活动，统统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定性为投机倒把活动，都在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的围追堵截之列。那时侯，汉正街只有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自古以来的一条商业街变成了一个萧条冷清的居民区。” 王任昌正是受到这种变化影响的人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王家的王润记纱号和谦祥益、生计布点是汉口纱布业最显赫的三家公司，并称汉正街三把刀子。王润记的老板，王任昌的父亲王裕卿被描述成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数的儒商。但在1949年之后，被定为需要打倒和改造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三大改造之后，王裕卿只能在街头卖卖大碗茶、西瓜，或者开个汽枪摊。王任昌是王裕卿的大儿子，尽管他上了大学，但是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和自己火爆的脾气让他在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戴着脚镣手铐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在不断申述之后，王任昌被放出监狱，但不久之后又被抓了进去，这是1977年6月，这一次王任昌讲了一句惊人之语：“邓小平出来了，我马上就出来了！” 他在1981年6月二度出狱，回到汉正街，“汉正街没有他的户口，连个临时工都找不到，生活没有着落。到归元寺当和尚总该可以吧，没有户口开不到介绍信，连和尚也当不上。十里汉正街，何处是落脚地？他只好替老娘看汽枪摊子。”刘富道说。 汉正街上的另一位传奇人物郑举选在1979年6月30日出狱。1940年出生在汉阳的郑举选6岁那年因为天花而视力减弱，终至于双目失明。但是他已经是个幸运儿了，因为他的5个兄弟姐妹都因为天花丧生。他从1961年开始自己经商，文革开始之后被屡屡抄家，一个原因时郑家有人1949年之前去了台湾；另一个原因是郑举选是汉正街上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然后在1978年的1月8日，郑举选被关进大牢，出来之后，郑举选“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也不敢再经商了”。 但是此时整个中国的气氛已经在悄然变化。当时分管市场的汉口（石乔）口区工商局副局长任正选回忆说：“汉正街‘投机倒把’多。郑举选，瞎子。哥哥或弟弟在美国，他总在搞（生意），明禁暗搞。1978年以投机倒把论处，把他关起来后来以无罪释放到1982年10月，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国家工商局召集的，各省市区工商局长都来了。当时，汉正街只有103户。还凑不起这么多户。半边户，变通一下，发临时执照。中央说行，发了。说不行，就收。摸着石头过河。从利济路到永宁巷口子，摆起来还看得一下子现场会以后，像雨后春笋一样，从利济路到集稼嘴，摆满了1982年，我当局长。有风险，压力大。好多人说，汉正街字恩主义复辟，你老任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保护伞。如果第二次文革来了，批斗是逃不脱的。就在1981年，一个工人写了篇文章，《汉正街投机倒把多》，寄给北京某某日报。” 在最初街上摆摊的103户个体户中，就有郑举选。这个身材魁梧的盲眼商人俨然已经是汉正街上没有言明的商业领袖。他也成为汉正街最早的万元户。《加拿大周刊》评价郑举选说：“小商品市场的个体户也有自己的英雄。45岁的郑举选就是勤劳、坚毅的中国人的典型”。 王任昌稍后也在汉正街成为知名人物。他通过贸易为自己积累了百万财富。在1993年时，他甚至试图从汉正街拉走一千多个体户到武汉心火车站，重新创建另一个可以同汉正街媲美的市场。不过，真正让王任昌扬名的可能还是根据他的小说《曲线人生》改编的电视剧《汉正街》。这部电视剧让汉正街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 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官方媒体也在不断为汉正街正名。1985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武汉考察，主动提出要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他用了20分钟时间从汉正街利济路步行到集稼嘴，遵循着约定好的“只走不停，只看不问”的规则，从拥挤的市场中通过。而此前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28日发表的评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则让汉正街摆脱了应接不暇的指责声。 随后，汉正街的商业基因开始绽露无遗。这条街上在1988年出现了全国第一所民办个体户学校；1993年汉正街人李裕安的大地公司兼并了武汉国营火柴厂；在1990年代初人们争论“雇工是否存在剥削时”，汉正街有些公司已经雇工上百。 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这条街上开始重新演绎冒险家和财富的故事。 但是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拥有不断自生的能力才能始终在市场中领先。2005年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汉正街市场规模扩大了6倍，税收增速却从31%降到了10.2%，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天下第一街’的美称曾被‘水货第一街’的恶名所取代。大多数武汉人已经不去汉正街了。” 曾经和汉正街齐名，街上充斥着便宜名牌水货的北京秀水街、上海襄阳路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压力，甚至终至衰落。汉正街自然也难以逃脱这种命运。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汉正街能否找到自己的新的定位。2008年8月5日的《湖北日报》上一篇文章说，“汉正街也正在重塑自己的商业模式。在今天众多的店铺背后，是集群化的生产企业。汉川等地的汉正街服装工业园，正是汉正街‘前店后厂’模式的全新表现。汉正街正在实践自己概括的‘总部经济’：汉正街是信息中心、销售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制造的发单中心。”它渴望成为武汉的经济发动机。 这一转型能否成功，汉正街能否已然捍卫自己商业中心的位置，只能留待日后判断。约瑟夫·熊彼特的“破坏式创新”又一次在发挥作用。汉正街如果不想被迅速更新的现实遗忘，只能进行这种破坏式的自我革新来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和增长点。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二、白天鹅酒店 1983年开始营业的白天鹅宾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这座由香港红色大亨霍英东投资的酒店是中国最早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位于广州沙面岛南的白鹅潭。它的选址颇费苦心，宛若一个闹市中的“世外桃源”，其处榕荫如盖，风景秀丽。它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吸引外商投资的项目之一，从开始诞生构想到建设过程，再到最终建成，都会显现出这个国家在最初开放时暴露的各种问题。 1978年，时任国务院华侨办主任的廖承志邀请了一批著名香港商人到北京访问，其中包括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和彭国珍。廖承志的邀请是希望这些香港大亨为中国旅游部门的一个计划慷慨解囊——中国的旅游部门希望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等建立8家大的中外合资酒店。 访问中间，邓小平接见了这些商人。这位1978年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向这些著名的资本家们说，中国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希望这些华商中的佼佼者能够到中国大陆来投资。 紧接着的这年10月1日国庆庆典，已经被人称为“超人”的李嘉诚接到邓小平的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和中国的政治要人们一起参加国庆观礼。李嘉诚为此特意换上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后来的记载说，他为自己定下了八个字的规矩：“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而一直风传和中国大陆来往颇多，因而被称为红色大亨的霍英东，已经表示出对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合资酒店有浓厚的兴趣。霍英东主动提出要参与这项酒店计划，而且，经过仔细考虑，霍英东已经决定不把酒店建在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北京和上海，而是广州。他考虑的是广州毗邻港澳，往来客商居多，而且又会得改革开放之便利。于是，在和广州市政府接触之后，霍英东开始每次去广州都会驱车兜风，同时考察酒店的建设地址。几经挑选，霍英东最后选择了在广州西部的沙面为酒店地址。这里风景秀丽，既处市区，但又无市区之喧嚣，惟一美中不足的是，霍英东需要为自己的酒店填江造地。 1979年4月10日，霍英东和广州市旅游局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2亿港元，在广州沙面建设一座高达34层的宾馆。这也是八大合资宾馆的第一份协议书。而宾馆的名字，在叶剑英的建议下，定为“白天鹅”。 在众多香港大亨中，霍英东和中国政府一直走得较近。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方是，朝鲜战争期间，美英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于是一批香港商人就组织船队向大陆运送各种战争物资，这些商人中就包括霍英东。有人说这位出身贫寒的大亨正是从朝鲜战争中做走私生意起家的。参与向大陆运送物资的还包括当时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和澳门赌王何鸿燊。霍英东和包玉刚更是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后来包玉刚亲自到美国抗议，才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拿下。 后来在接受自己的传记作家冷夏的采访中，霍英东一直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每次冷夏提起这个话题，谈不了几句，霍英东就会转向别的话题，但是他说自己决没有向大陆运送军火，也没有发过“国难财”：“当时，在香港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不少商人都趁机与内地做生意。认为自己赚的钱很少、很公道、很合理、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发‘国难财’，当然，没有这笔钱，就很难有下一步的发展。” 霍英东后来涉足地产行业，一时之间成为香港地王。但是在开始的时候，霍英东甚至连基本的金融常识都没有，他不知道买地可以从银行贷款，也不知道支票为何物：“当时，我连银行开户口都不会，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以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霍英东要从香港世家利氏家族手中买一块地产，他直接拿着一袋子钱去找利铭泽，搞得后者异常惊讶。利铭泽后来和霍英东关系很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位已经身世显赫的大亨对霍英东说：“霍先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也好，不一定全部要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也可以向银行借钱。”当时要想向香港汇丰银行提出贷款甚至开户的要求都需要有香港有地位的人介绍。而霍英东只是一个刚刚赤手起家的声音人。利铭泽又替霍英东介绍、疏通，汇丰才开始给霍英东贷款，“这时我才知道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确实重要，全球各地的地产商人，如果没有得到银行的支持，绝不可能把生意做大，银行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地产商人的生死；而香港，地产大亨则离不开汇丰银行的支持，后来在李嘉诚的崛起过程中，汇丰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地产业之后，霍英东又发明了印制楼盘说明说和卖楼花的方法，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跃而成为香港最显赫的商人之一。霍英东自己后来说，做房地产“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下去，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但是此时港英政府开始因为霍英东在战时扮演的角色对他发难。首先是传来霍英东因为战时走私被递解出境的谣言，这对要卖楼花的霍英东是相当不利的，因为接下来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买他的楼，因为他可能拿着钱出逃。紧接着，根据冷夏的描述，港英政府更是有意在地产业限制霍英东的发展，直到霍英东被迫淡出香港地产，甚至连涉足码头行业也不得。不过霍英东此时规模庞大的投资让他香港商业大亨的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在他的投资中也包括澳门的博彩业。 地产业发展受限，想要进入码头又被阻，霍英东把注意力转移到市政工程和体育运动上。同时，他同中国大陆政府走得更近。霍英东跟另一位香港大亨利铭泽，经常邀请一些香港商人到家中聚会，让内地官员同这些香港大亨见面。这些经常受到邀请的商人包括李嘉诚、冯景禧、郭得胜、李兆基香港大亨。霍英东甚至还带着包括郭得胜、郑裕彤这些香港大亨到内地去，而他自己更是和家人频繁往来与内地和香港，要知道，那还是在1978年大陆决定改革开放之前。后来霍英东自己回忆时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满屋都是，没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那时真被人骂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众所周知的是，霍英东还在中国加入亚足协、创立省港杯等事情上东奔西走，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做出莫大贡献。 在白天鹅宾馆之前，霍英东就已经顶着莫大压力，在中山县投资修建了中山温泉宾馆，并且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片高尔夫球场。 有了这些背景之后，霍英东踊跃要求在广州修建中国大陆第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就不让人意外了。 1979年7月，霍英东开始在沙面填江造地，11月，白天鹅宾馆开始全面施工。霍英东将酒店的建筑设计交给两位内地的建筑师佘峻南和莫伯治。因为内地久未对外开放，霍英东担心建筑师对新事物已经陌生，他请这两位建筑师到香港去参观一些著名建筑，并且同一些香港的著名建筑师交流。结果，这两名中国建筑师做出的设计为白天鹅宾馆赢得交口称赞。后来贝聿铭到白天鹅宾馆参观时，赞扬说“可见中国有天才的设计大师”。 但是其中的阻力却也是霍英东所没有想到的。霍英东曾经说：“搞白天鹅，搞到自己体无完肤！”甚至霍英东要求宾馆服务员穿丝袜也被人说是有意识形态问题。在背景开政协会议中间茶话会时，霍英东听到上面有两个人说相声，说“有一个打领带的人想要精卫填海”，霍英东四下看看，在座的只有他一个人打着领带，而且，那时他正在填白鹅潭以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建白天鹅时，提出要自己设计、自己采购、自己管理。设计问题解决了，但采购却成大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代替。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 霍英东想出了一个把压力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方法。1982年10月14日霍英东决定在部分试营业的白天鹅请广东省省委书记任仲夷吃饭，结果早上他到宾馆一看，发现宾馆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更别提提供餐饮。他到厨房，厨房没有煤气，炉灶也没装好。霍英东焦虑异常，却毫无办法。无奈之下他找来一个主管，说，今晚上我已经邀请任仲夷来吃饭，无论如何“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结果没想到晚上任仲夷带来了一百多号人。霍英东陪坐一旁，内心更加忐忑。“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之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十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啊！” 霍英东又提出酒店要在1983年2月7日全面开业，他把请柬广为散发，然后拿着请柬去需要审批的各个部门催办手续，把压力转移到这些机关之上，竟然也顺利成功。 1983年1月份，霍英东到白天鹅巡视，发现工程进度缓慢。这位大亨索性自己住在宾馆内，一住13天，天天到现场做监工。后来霍英东回忆白天鹅宾馆，“从宾馆的选址、设计、施工、建材选用，及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物品供应、通讯运输、采购保管等等，几乎宾馆所要涉及到的，我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 结果，白天鹅宾馆开业那天，因为霍英东执意要开放宾馆，竟然有一万多人涌入宾馆参观。更有人称白天鹅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包括邓小平、李光耀、美国的两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英国女皇等政要名流都对白天鹅赞叹有加。而在酒店行业，霍英东秉持三自方针建设起来的白天鹅，也被人称为白天鹅模式而在中国的高级酒店中大加推广。后来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霍英东说，白天鹅不是一家酒店，而是邓小平开放路线正确的见证。 2003年2月6日，合作期满，霍氏将白天鹅交与广东省政府管理。2006年10月，84岁的霍英东病逝。此时人们重新想起他当初要在首都机场四下张望，寻找那幅《泼水节——生命赞歌》画作，看其中中一个裸体少数民族少女画像是否还存在，以此判断国内的开放政策是否还在延续，每念及此，都给人恍若隔世之感。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三、风云大邱庄 1987年，大邱庄成为“天下第一庄”；1993年，禹作敏被捕让大邱庄再次成为风暴中心。大邱庄镇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距天津机场45公里，离天津新港60公里，紧靠津沪铁路和京福高速公路，交通异常便利。但这只是禹作敏让大邱庄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庄”之后的事情。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3年禹作敏被捕，大邱庄一直是中国农村继大寨之后的当之无愧的领袖。 “那天我记得天儿半晴不阴的，和今儿没嘛大差别，我们家的老母鸡跑出去了，我怕它又丢蛋，就出去找，听到钟声的时候，我想呆会再去，就在街上喊我们家的鸡，村里静悄悄的，我从来没听到这么静过，连丝风都没有……到现在我一直记着那天的事，我到会场时，我看见村民们有的竟哭了，把我吓了一跳，还认为又是哪个领导人死了，毛主席逝世时村里就是这样……” 一位大邱庄的村民回忆起1977年大邱庄的那个秋天下午时说。那不是又一位中国领导人逝世，村民们聚会的原因，是因为大邱庄的村支书禹作敏在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之后，敲响了村头的大钟，召集村民会议。 这位大邱庄史上最著名的农民用了三天的时间来思考如何让他的村庄致富。在历史上，大邱庄因为它的贫穷闻名，后来大邱庄的庄稼能手李德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时还说：“你知道啥是穷吗？穷……奶奶的！人家说俺大邱庄砖头砸死人不偿命，那是笑话俺庄哟，因为老东乡（大邱庄）一个村里一找不到砖头！”民间则流传着宁吃十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歌谣。 后来禹作敏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刑军玮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就真想一下子富起来。有一次整整三天，我都没合眼，烟也不知道抽了多少，天天一个人在团泊洼的盐碱地上走来走去，当时我想，如果大邱庄像小岗那样搞联产承包，每人大约可以分以到一亩盐碱地，即使把这一亩全分到各家各户，也不会富起来。旧社会，大邱庄的两家地主老财都还吃糠咽菜，你说这可怎么富呢？那时候，富人是那些在天津城里有工厂有商号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才能吃上大米洋面。大邱庄这地方，要想富，可以说比登天难不了多少。惟一的出路就是一个工字，无工不富。” 禹作敏在那天悲壮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同时还有他的承诺，“第一，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第二，让村里的光棍都搞上对象，成个家”。村民们望着这位苦出身的书记，想起他曾经要查自己当会计的侄子的帐，而逼迫得这个大邱庄惟一的高中生卧轨自杀，想起他往昔的种种事迹，炸雷般表示对他的支持。这座位于天津静海县一片盐碱地中的村庄，由此迈出了成为显赫的天下第一村的第一步。 禹作敏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到了15万元，买了3台从天津淘汰下来的旧轧钢机，办起了中国第一个乡镇工厂冷轧带钢厂。其时禹作敏已经50岁，但仍和小伙子一样争强好胜。当有人对禹作敏说：“大邱庄要是能靠这个富起来，让村民们有饭吃有钱花，我就爬着去给你拜年时”，禹作敏当即反唇相讥道：“要是卧不能让大邱庄靠这个吃上饭有钱花，我爬着去给你拜年。”结果，这个轧钢厂在当年就开始盈利，然后在第二年收回全部投资，并且还净赚利润30多万。 尝到了甜头的禹作敏和大邱庄村民们一发不可收拾。10年之后，1987年，大邱庄全村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7个，固定资产有3371.4万，利润1513.5万，生产着100多种产品。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邱庄得到了“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在全国村级乡镇企业评选中，大邱庄工业产值第一，纳税额第一，集体积累第一，人均收入第一，成为全中国农村的楷模。 1992年时，禹作敏把大邱庄的工厂整合成了四家集团公司：尧舜集团、津海集团、津美集团和万全集团。两年之后，这四家集团公司工业总产值达到了70亿，利润5.1亿元。 但是与此同时，禹作敏的桀傲不逊开始表现出来，并且让很多人不悦。 禹作敏有一条语录，“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义”。“只有向经济效益看，才能向共产主义看，这样说才说得通”，这是别人在替禹作敏打圆场，可是禹作敏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有人认为禹作敏这一段话是倡导一切向钱看，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禹作敏听说后，大发雷霆，怒气冲冲：“我们是农民，农民有什么资格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还是薄一波给禹作敏解了围，他说禹作敏这样讲没有问题，才算没有人再拿这句话说事儿。 有一次禹作敏生病住医院，结果他的派头震住了周围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他只抽当时最高级的中华牌香烟。烟都是让人点上，恭恭敬敬递到嘴边，然后等到烟抽得差不多了，一边的人再小心翼翼把烟灰和烟蒂清除干净。他吃上等的河蟹，而且由人剔好肉之后送到面前吃。 跟禹作敏同一病房的一个老干部看到禹作敏的作风，就问禹作敏是作什么工作的？禹作敏说是村党支部书记。“这么说是个土皇帝了？”老干部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禹作敏回答道。 不只是这些人对禹作敏不满，禹作敏对他们也不满，“养猫是为了逮老鼠，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有人摆弄猫是为了解闷，让猫服服贴贴地趴在他的腿上供他玩赏……有人问我什么最难？我说跟形势最难。美国、日本的企业家都不如中国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两手抓经济，我们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譬如，为接待一批老同志，光‘四菜一汤’问题我就研究了半天。吃饭时，最后一个菜是小葱拌豆腐，一位老同志说：‘你真是个企业家，一青二白，回去我们好说话。’临走送礼品，一人一袋棒子面。我说：‘谁要谁举手，不举手不给，不然我有行贿的嫌疑。’结果全都举了。” 他还说，公安局和检察院曾查了我七个月，最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说“你经得起考验”。我心想，哪有公安局、检察院老考验人的？也有人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说，你不做亏心事，如果鬼老叫你的门，你不得失眼症才怪呢！ 禹作敏乘坐奔驰560的时候，一个干部曾经问禹作敏：“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560车，只坐奔驰280，你是什么级别？就敢坐？”禹作敏顿时火起：“司局级坐中级车，部长级坐的高级车，我们农民没有级，谁给我们定过坐车的标准？农民是个什么级别？别拿我们跟有级别的比，过去，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怎么没人跟我们比？” 后来禹作敏自己对大邱庄的村民解释说，“我又不到处跑，要那么好的车干啥？穿西服，真的不如咱大腰裤舒坦，西餐的味道，也比不过咱们的玉米粥和贴饽饽熬小鱼。我这么做，主要是给别人看看，给咱农民露露脸。” 如果说农民这种身份曾经让禹作敏焦虑的话，现在他四处显示农民能够达到的高度。他总是说：“我就是个农民！”动不动就用农民作为借口来回应别人的攻击。 禹作敏自己的住宅有六百平方米，他总喜欢问别人：“我的房子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后来据说他经常表示，他的水平，也可以干个副总理。这是他在暗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位显赫农民陈永贵做比较。而他也在处处显示自己农民领袖的身份。这在他对待其它著名的农民英雄的方式上可以看出。 1992年时，禹作敏已经异常炙手可热。用禹作敏自己的话来说，“这几年，到大邱庄来的人成千上万，你说吧，到了大邱庄谁不想见见我禹作敏？来的人真是中国的、外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哪里的都有，一天下来上千人十几拨、二十几拨，跟车轮战一样，要是都见到，我还不得累死呀？我一天最多见过8拨人，没完没了地握手、说话，同样一句话，我得对着不同的人说不知多少遍。就这，要是有谁没见着，回去就会有意见，说你骄傲……”经常是一大群来访的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被禹作敏拒之门外，原因是怕打扰禹作敏的工作。这位桀傲不逊的庄主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内闭门谢客。但是当天津小靳庄的村委会主任王作山和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来访大邱庄时，禹作敏欣然答应亲自接见二人。 禹作敏还对这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慷慨解囊。他当场答应给小靳庄6万元，以解小靳庄村办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燃眉之急，并且还答应帮助王作山建成一座年利润达到150万元的工厂。当郭凤莲对禹作敏说大寨办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资金问题时，禹作敏当场回答：“这好办，你们不用到处求人了，我给你解决。”随后禹作敏马上让人开了50万元的支票给郭凤莲。郭凤莲要给禹作敏写借条，禹作敏慷慨的摆摆手：“别写借条，这钱不用还。农民帮农民，这是应该的。”至今在华西村中，仍然摆放着当年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一辆轿车，只不过吴仁宝如今展览出去，是用来警惕自己不要像禹作敏那样忘形。 有记者问禹作敏说，都说没有禹作敏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邱庄，禹作敏也会回答说：“不能这么讲，那有些太离谱了。毛泽东都不是神，我能是神？”再问，说外界都传说禹作敏是一个骄傲的人，禹作敏则辩解说：“毛主席说过，‘骄傲使人落后’，要真是我们大邱庄人骄傲，那怎么还一年往前进一步呢？1992年我们大邱庄的总产值是40个亿，1993年，我们的总产值是80个亿，预计明年，可能要达到150个亿，你们说这是骄傲吗？依我看，说这话的人，是没把骄傲和自豪分清楚。” 但是禹作敏终于还是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说，这个农民终于桀傲不逊到得意忘形，在大邱庄内私设刑堂。他宠爱的手下打死了人，他甚至认为自己仍然能够一手遮天，庇护自己的手下，因而竟然鼓动全庄对抗一个国家机器。他忘记了，一个真正骄傲的人要确保自己做到无懈可击，不然，他的骄傲得罪的敌人会利用他任何缺点向他攻击，直至将他击溃。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对抗，不如说他是在与整个官员集团对抗”，作家凌志军说。新闻记者们都得到了上级的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而那些在1980年代曾经帮禹作敏说过话的政治领导人这次也都沉默了。最终的结果是，1993年4月，警察抓住了打死人的四个讨饭，然后逮捕了禹作敏——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邱庄的人都这么不冷静，在禹作敏决定与政府和公安机关公开对抗的时候，津海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延军以死相劝，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打破了自己的头。津美集团公司总经理赵书忠，在禹作敏与政府对抗期间，借故跑到外地，用电话指挥本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凌志军说，尽管媒体鲜有报道，但是禹作敏的被捕仍然引起渲染大波，“那些天京城一个记者家里的电话一到晚上就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禹作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十几年来中国改革浪潮中的风云人物，把禹作敏视为自己的同类。” 对于禹作敏这个人，凌志军的评价最为中肯：“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见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家权力更迭中又丢掉了这一切。这个人却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鸣惊人——有几年他的名声甚至在那些党的高级官员之上，却又在邓小平时代结束的时候锒铛入狱。他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都使得一些人兴高采烈而另外一些人垂头丧气。” 而失去了这位褒贬不一的农民，大邱庄尽管仍然在经济上保持不坠，但是却很难寻回昔日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了。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四、南街乌托邦 1984年，南街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土地承包权收回；1992年，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随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至此，“红色亿元村”开始名扬海内外。这个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的村庄和大邱庄以及华西村一样，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仍然坚持着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各种制度。2008年年初，媒体发起了一轮针对南街村的调查，调查说，南街村的神话可能终结。 2008年年初，媒体爆出新闻，以共产主义农村而知名的南街村“神话”或将终结。 问题首先是一直坚持集体所有的南街村村办企业集团已经在2004年实行改制。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南方都市报》和《中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媒体到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查看南街村集团的工商登记资料，资料中显示：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后，原本由5家集体股东构成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进行了变更：中原工贸40%、王宏斌9%、郭全忠等6人共36%、邓富山等6人共3%。《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最为详尽：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此外，《南方都市报》还直指南街村所谓的亿元村神话是依靠高额的银行贷款和对外来劳工的依靠形成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拾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报道称，南街村集团在2007年8月的银行欠款已经达到16亿元。 而一直被南街村不断宣扬的无私领导者们也受到《南方都市报》的质疑：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但是显然，其中针对南街村最致命的攻击，还是南街村村办企业集团的改制，以及随着改制而来的私有化。它是针对这个乌托邦的最严重的指控，因为人们发现，隐藏在这个乌托邦梦想背后的，可能仍然是人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以及对他们自身宣扬的理念的背叛。 13岁那年，后来成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洪彬（这是他最初的名字，只是在后来，这位风云人物才改名为王宏斌）没有考上初中，回南街务农。生于1951年的王洪彬是典型的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代中国人。他经历过的所有教育都让他坚信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众英雄的崇高，而很少考虑产生这种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对他人的道德要求是否适当，因为他首先要求的正是自己，他要把自己变成这样一个英雄。 王洪彬在后来还放弃了一次成为工人的机会——那正值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神话破灭之后，所有人都对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前景感到幻灭。王洪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失去了未婚妻，还有短期之内和父母的良好关系，但是却深受南街村村民的欢迎，在作家刑军纪撰写的南街村中，他记述，“一干人开着拖拉机敲锣打鼓把王洪彬抢了回来”。但是真正让王洪彬和南街村后来名扬全国的，是他的另外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1976年，王洪彬入党；1977年，王洪彬成为南街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被南街村人亲切的称为“班长”，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南街村整个领导班子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举动是在南街村办起了一家砖厂，一家面粉厂，而且，使用的方法颇为独特。他办砖厂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王洪彬所称的“指山卖磨”，王洪彬用特殊的方法来预售尚未建立起的砖厂尚未生产出的砖，来筹集资金；另外一部分钱，则来自于募集资金，包括王洪彬在内的人将自己家中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建厂。 “仅用了一年时间，王洪彬就带领南街人连续建成两座工厂。年产值达40万元，不仅实现了南街历史上工业生产零的突破，而且一开始就使工业产值接近了农业产值”，刑军纪写道。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转眼之间，这点成就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岗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这点星火转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公社和集体成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南街村也不能列外，王洪彬和中国所有地方的农村支部书记一样，把土地和他辛苦建起的两家工厂都承包了出去。而自己整日无所事事，沉醉于酒宴之间。 后来王洪彬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方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个观点也不是咱们瞎编出来的，是咱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家都知道，1981年那时候，农业上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咱村的两个小企业也搞了个人承包。承包可以说是改革的产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有没有搞改革，就是看你这个人搞承包了没有，你搞承包就是搞改革，没搞承包就是没有搞改革……我们认为，承包的结果是：群众受了骗，个人落了钱，党组织落了赖……那几年，可以说南街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我们这一班人的：有告我们状的，有贴我们大小字报的，告状的下至城关公社党委，上至省委，这都是事实，大小字报近者贴到我家门口，远者贴到县委门口，大十字街上贴的有，这还是事实……领导见了我们都是批评性的语言，那个时候就没法与1975、19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洪彬，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洪彬，各级领导见了面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1981到1983那几年，领导见了面都是扭扭脸便过去了”。 实际承包情况的失败——承包出去的工厂不发员工工资、不上缴税；大量土地的荒废——或许还有王洪彬个人境遇的反差，让这位班长感到了变化的必要，这一次，他又一次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收回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土地。 “过了19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这个意见拿到支部会上一讨论，通过了。从19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南街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从1984年集体承包开始，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是130多万元，1986年是320多万元，1987年是730多万元，1988年是1400多万元，1989年是2100多万元，1990年是4100万元，1991年是1.01亿元，1992年是2.1亿元，1993年是4.2亿元，今年（王洪彬发表这番谈话的1994年）可以突破8个亿。这是两种承包形式，得出了两种经济效益……” 王洪彬的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是他和整个南街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毕竟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中国都开始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并且开始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 1992年，王洪彬在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后来媒体说，这可能是20世纪修建的最后一尊毛泽东雕像。王洪彬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毛泽东的推崇，而且，这种推崇是现实意义的推崇，“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反正我们南街无论从民风到传统，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分配方式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和按需分配结合，其中很多物质属于免费供应：穿衣、住房、饮食、教育、交通…… 这种在改革开放年代非主流的方式显然会引人瞩目。支持者中有怀旧者和反对改革者，也有对它的乌托邦真心赞美者；而反对者则担心对南街村的赞美会引发对整个改革的反动。 有人问王洪彬：“王书记，请问南街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洪彬很有技巧的回答说：“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次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带领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次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会燎原；如果高层次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 还有人问，既然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做法，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还要提倡个人承包？王洪彬回答说：这种观点符合南街的实际。至于党中央为什么要这样提倡，你可以去问一问党中央。 他被与他相熟的人亲切的称为“彬”，他每个月只领250块工资，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南街村才能和其它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一样富有，甚至更为富有。但是王洪彬也并非完人。比如，他迷信。后来，王洪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宏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有一次王洪彬到深圳出差，促成王洪彬改名的当事人“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王宏斌（改名后）的崇拜毛泽东和他在南街村一言九鼎的作用，也难免为自己带来“倔”的个性——王宏斌坚持要上“永动机”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王宏斌说：“倔是个性。没有个性的人一事无成。信迷信的说法，我认为有很多方面，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否则为啥国家允许这么多人建庙宇、烧香拜佛？” 在2008年年初南街村被媒体曝光私有化之后，南街村的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很多老将军都打来电话问怎么会事。这个小村庄身上已经凝聚了很多老一辈共和国缔造者的希望，那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一些价值观仍然可以存在，仍然是合理的。 南街村和王宏斌仍然坚持，所谓的私有化是无稽之谈，南街村永远不会搞私有化。“我们认为南街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是共同富裕，是正义的，我们是不怕失败的。”王宏斌说。 直到今天，搜索南街村的网站，打开它，仍然能够看到网站上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头像，能够看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努力奋斗”的标语和王宏斌著名的傻子理论：“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理想动人心，自然难怪那么多到访者，无论是老将军张爱萍还是前任总理朱镕基等政治要人都对南街村表现出赞赏，更有人不断捐款给南街村，指明用途是改善南街村领导成员的个人生活，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她在2007年捐了10万元给南街村。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五、华西常青 华西村被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榜样。和大邱庄以及南街村一样，华西村领悟出富裕的秘诀在于发展工业。华西村属于江苏省江阴管辖。距离上海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江阴，本身也是一个经济极度发达的县级市。因为它发达的经济和它的乡村建设，华西村被称为“华夏第一村”。 1961年，华西村正式组建。33岁的吴仁宝成为这个新村庄的党支部书记。“招财进宝，为富要仁”，后来，一个记者在一篇关于吴仁宝的报道中，这样解释这个村官的名字。但是在40多年前，没有人会把这个江南小村同招“财进宝”和“财富”联系到一起。人们能够想到的只是这个拥有667名农民和841亩耕地的村庄，是如何破败，想到它的茅草屋、泥垛墙和弯曲的村间泥泞小路。 不过到了2003年时，这个位于苏南的江南小村的村办工厂销售额已经达到106亿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个百亿村。2006年时，华西村的固定资产总额超过了160亿元人民币，全村销售额超过400亿，纳税额达到7亿元。华西村村办的60多家企业，生产着1万多种产品，其中有些产品还远销到海外。它还把“天下第一村”的头衔从另一个著名的村庄天津大邱庄头上抢了过来。和曾经风光无限的大邱庄不同，华西村和吴仁宝一直挺立在苏南的大地上，不卑不亢，但却不断发展。当包括大邱庄在内的中国著名村庄都已经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时，华西村仍然作为天下第一村吸引来无数游人；只要80岁的吴仁宝愿意讲话，他仍能够占据众人的注意力。 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的村庄一样，华西村的著名也是由于它很适时地出现在时代为表演者搭建的舞台上。只是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的村庄不同的是，华西村似乎总是很适时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无论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已经多么不同，它总能准确地跟着音乐的节拍起舞。从华西村诞生和吴仁宝当家之后，它在每个历史时期，几乎都是中国农村中的先进典型，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到乡镇企业典型，再到精神文明建设典型。每一次风向的转变华西村和吴仁宝都能敏锐地捕捉到，无论是政治上的风向，还是经济上的。 1964年，吴仁宝带领着华西村民改造华西河山，他们踏遍全村1300多块土地和40多条河流。“到1972年，华西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土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万立方米土，把原来1300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新华社的报道中说。官方报道的语气和华西的业绩，都让人想起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如何削山造田，或者红旗渠如何改造河山。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吴仁宝也只能算是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华西村也只能是一个被政治表彰的典型。但是1968年的吴仁宝却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农业，华西可能永远无法摆脱穷困命运，那一年，华西人口比1961年建村时增加了142个，可是土地却只增加了6亩。这是一个典型的马尔萨斯似的命题。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增长不能匹配，对于村庄来说前途只能是贫穷，对于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而言，结局必然是战争和瘟疫。 和比他小两岁的禹作敏一样，吴仁宝选择了创办工厂的方式。他也相信，无工不富。只是在1968年这种做法其时相当于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他带着20个村民就办起了一个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就进了工厂。”吴仁宝的儿子回忆说。 结果，等到1978年小五金厂可以不再遮掩，浮出水面时，它已经为华西村贡献了135万元的利润。吴仁宝盘点家产时，华西村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着三年的口粮。后来，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学习安徽凤阳的小岗，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尝到了工业甜头的吴仁宝却当机立断，办了一个给农田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一年这个喷雾器厂就赚了200万。此后，钢铁、毛纺、冶金，华西村的工厂越办越多。到了1988年，华西村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1个亿，成为当时少有的亿元村。 吴仁宝最漂亮的一役是他在1992年做出的借款囤积原材料的决定。这年的3越1日凌晨两点多，上床休息之前，65岁的吴仁宝在《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邓小平南巡的报道。吴仁宝马上通知华西村的村干部和村属各家工厂的厂长到华西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开会，“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借钱吃足！”华西村动用一切自有资金，大量囤积生产原材料，一向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吴仁宝，甚至亲自出马找到无锡市市长，借到了2000万外债。用这些钱，华西购进了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结果，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华西村还用自己的品牌生产了名为“华西村”的香烟。1995年前后，仅仅华西村香烟一项，华西村没有投入一分钱，就拿到了大约2000万的纯利润。1999年，华西村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资本市场上市的村中，融资2.9亿。2002年，华西村投资12亿，在河北唐山建立起产量120万吨的钢铁厂“北钢”。历来不容民营企业染指的烟草、2002年稀缺的上市名额以及大都为国有企业盘踞的钢铁业，华西村能够做到这些，同吴仁宝和华西的影响力不无关系。 经济上的收益也带来了村民们生活的改善。华西是全国第一个别墅村，第一个轿车村，第一个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电脑村。吴仁宝还把华西建成了一个外界看来有些古怪的游乐园。华西内有花费2000多万元铸造、重达140吨的世界第一大钟，还有世界第一大鼓。华西村庆祝建村35周年的时候，吴仁宝用了1.2亿元，两年半时间修建了一个亦中亦洋的华西金塔。由于吴仁宝说华西村只收意见不收礼品。前来祝贺的单位于是都不带礼品，只为华西村建的金塔送来配套的石狮子。这些狮子就成了华西的狮子林。华西还建起了24孝博物馆。华西甚至还模仿着世界各国的知名建筑，在华西村内和华西周围建起了长城、白宫、悉尼歌剧院…… 华西村为何能够常青不衰，1997年前后，有一次吴仁宝在报告中自己解释说：“一个单位要健康长寿，我的体会是三点：一要有自主权，二要有自知之明，三要有高度的事业心。我们华西人既不埋怨上一代，也不光靠下一代。我们要相信下一代，一定能一代胜过一代，但主要责任在我们这一代。我工作了30多年，人家问我的成功秘诀是啥？我说，实事求是。前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当第一把手最难。30多年来，我长期当村官，也当过乡官、县官，经历了一个‘听、顶、拼、醒’的曲折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思想路线上从不实事求是，走向实事求是的过程。五十年代‘听’。那时年纪轻，没有经验，官比吴仁宝大的话都听，上面说啥就做啥，照搬照套。大跃进，放卫星，跟着说蠢话干蠢事。1958年报产量，人家报粮食亩产一万斤，我报三千七百斤，批评人家报的是假的，我报的虽然比人家低，但也是假的。搞积肥铲脚泥，新房坌五寸，老房挖一尺，结果老百姓吃苦头，后来看看不行了，不干这些蠢事了。青年人说，你吴仁宝有这么多缺点，我说青年人不要见笑我，如果你们也不讲实事求是，今后犯错误要大于我。六十年代‘顶’。开始是硬顶，一听到不符合实际的事情，就当面顶回去，结果上面说‘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眼看实事求是要明‘吃亏’，自己丢掉乌纱帽无所谓，农民要吃大苦头，后来就硬顶改软顶，当面坚决答应，谢谢领导关心，背后决不执行。因为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鞭长莫及，‘口头落实’就等于‘行动落实’了。当然，过去办事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能全部怪上级领导，下面基层干部也有责任，汇报讲好的，视察看好的，参观的路线定好的，上面不按指定的路线参观，心里还有意见。七十年代‘拼’。那时，头戴村支部书记和县委书记两只乌纱帽，担子重、压力大，于是大干社会主义，拼命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以粮为纲，两熟改三熟，平整土地，开河筑路，河里沟里都种稻。什么都拼着命于，既有干对的，也有干错的，干对的多，错的少。八十年代‘醒’。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什么事情都得从实际出发，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所以，华西从八十年代以来，就发展很快，变化很大。” 如果和禹作敏做比，吴仁宝显然更能体现东方式的生存智慧，“我们根据华西村的特点，抓住两点不放：一是集体、个人越富，越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二是赞扬声越多，越要谦虚谨慎；看到不足，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吴仁宝总是把身段放得很低，在政治上从不树敌，对任何来访者都笑容满面、点头作揖。今天通往华西的路上，树立的大标语牌仍然是：欢迎来到中国江苏无锡江阴华西，尽管华西村的名声可能要比它上面的两个行政区划无锡和江阴大得多。 禹作敏经常想在政治上和陈永贵比较，陈永贵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而当时身为江阴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的吴仁宝，在1980年5月意外落选江阴党代会代表之后，坚持要求回华西村，从此一直不再图谋政治职务上的进取，但却一直为自己保持极高的政治威望。 禹作敏大红大紫之时，大邱庄的访客欲见庄主一面而不得。华西村的旅游项目中却有一项，就是老书记吴仁宝出门见客。在每周一个特定的时刻，吴仁宝会出现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对台下的来访者做一场报告，之前，主持人会用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名义欢迎来访的客人，其中稍有头脸者还会叫出名字来。接下来，吴仁宝就坐到台上，操着一口江阴土语讲话，旁边他的助手几乎是同声把他的发言翻译成普通话。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对参观来访的领导，华西村还准备了特别的文艺节目。 吴仁宝的四个儿子，分别叫做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意思是协助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2003年时，一直声称自己要干到80岁德吴仁宝卸任，选定了四子吴协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只是在整个江阴，吴仁宝仍然是声望最高的企业家，这位从来没有自己办公室的老人，据说仍然保持着每天出门巡视，走村串厂的习惯。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六、昆山开放：答案在风中飘 1984年，工业总产值只有数千万的昆山决定自办开发区吸引投资，发展工业，此后利用外资尤其是台资，昆山从一个农业县一跃而成为经济强县。昆山地处江苏省东南部，在上海与苏州之间，东距上海50公里，西邻苏州37公里。1989年昆山撤县设市，下辖15个镇，拥有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著名园区。通过主动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昆山连续数年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中蝉联第一。 那些习惯看统计数字的人可能会觉得以下数字有问题。1949年，一个名叫昆山的南方小城工业生产总产值为0.2264亿元；1978年工业生产总产值为2.8亿元；2007年，昆山的生产总值为1151.8亿元。 昆山位于上海和苏州之间，东边的上海距离昆山30公里，西边的苏州距离昆山50公里。乘坐速度最快的动车，从上海15分钟就可以抵达昆山，以至于在高不可及的房价重压下，很多上海人甚至会选择到昆山购房。距离上海如此之近，这让上海的两个机场虹桥和浦东也都可以为昆山所用。 但是距离两个著名城市如此之近，也有它的劣势，那就是，大城市会不会对它邻近的小城形成挤压，甚至大城市变成吸血机，以牺牲小城的经济发展来维系大城的繁荣。显然，昆山1151.8亿的GDP证明，无需为昆山作此担忧。昆山的这种成绩，已经让它连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评选的百强县（市）中名列第一。 从1978年的2.8亿元，如何跃变为2007年的1151.8亿元？这种增长速度即使是处在高速成长行业的公司中，也非常罕见。 时间回到1984年。这一年对整个中国而言也具有特殊意义。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这位当时中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后来被人称为中国经济的总设计师，人们普遍认为，正式他开启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而且仍在继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在视察时，邓小平说，这次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是相当快的，蛇口更快。他为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在厦门特区的题词则是：特区要继续办下去。一个月后，邓小平回到北京，继续宣扬特区的优势：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沿海特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收入可以高一点。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平均主义不行。 邓小平一下子就将当时盛行的对经济特区的攻击浪潮平息了，也平息了包括深圳、珠海、厦门在内的地方政治领导者内心的忐忑不安。这是邓小平两次著名南巡的第一次，他用这种方式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开放。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1984年3月26日到4月6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会上，建议进一步开放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在内的14个港口城市。在5月份，电视台播放了这条新闻，这14个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党与政府肯定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正确，并且给予那些特区城市众多的政策优惠。而这时上海周边的小城昆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飘散在风中的答案。这一年，昆山决定，在昆山老城区东侧划出3.17平方公里土地，自费创办工业开发区。因为不是指定的开放城市，昆山必然面临着既没有资金来源，也没有政策优惠的困境。这些当地的政治领导者真称的上是胆大包天。 后来回忆起来，人们发现昆山当时只是个依靠种植蔬菜和水稻为主的农业县，在苏州管辖的六个县中经济发展水平排名最后，被戏称为“小老六”，远不如二十多年后那样生机勃勃。一篇报道说，当时所有县的政府官员到苏州开会，昆山来的人只能坐到最后一排，只有听别人说话的份儿，自己根本插不上嘴。 在这一年的昆山经济开发区大事志上写着： “1月8日中共昆山县委在三级干部冬训会上，提出发展昆山经济新思路，从单一农业经营转为农副工综合经营，实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6月16日县长吴克铨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议，讨论县城玉山镇总体规划，确定昆山工业今后要朝东南方向发展的构思。7月15—16日县委书记蔡长林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参观学习广东、福建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城建要拓宽思路，昆山要开辟有前景的工业新区。8月21日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昆山县人民政府1984—1986年工作规划》。规划提出在玉山镇的东南面，开辟一个工业新区，力争用三年时间，建设好骨干道路和通讯设施，以逐步形成工业、商业和居民职工住宅区。9月12日县委、县政府组织乡镇党委书记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到江阴、无锡参观乡镇企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确立经济要翻翻、工业挑重担的指导思想。9月18日日本百十四银行行长一行5人，来昆考察设在新区的中国苏旺你有限公司基建工地。9月28日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县城玉山镇建设总体规划和1985县城城建工程。确定到2000年，县城规模10平方公里，10万人口，1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并建设好工业新区。12月19日县政府发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的通知》，对新区范围、规划管理、申请用地、建设项目等作出规定，明确城南乡西河、珠江、合兴三个村的部分地区为工业新区的区域范围。” 他们花了50万元在上海的虹桥机场立了一块大广告牌——“欢迎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投资创业”，还在香港《大公报》宣传昆山的投资政策——“欢迎资本家来剥削”。 发展工业和设立特区成为昆山人在那一年考虑得最多的事情。后来人民回忆起来，还能想到种种逸事。 原昆山市经济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回忆起当年创办昆山开发区时的情景：“第一因没得到国家批准，没有政策资源；第二因昆山当时是农业县，没有物质资源。当时带着50万元去建开发区，办公室只有8间小平房，还有几辆自行车，一段路是人骑自行车，一段路是自行车‘骑’人。大学生都是光着脚、扛着标尺去丈量土地。我们盖房子的水泥、砖，全靠人抗进来。因为昆山是个农业县，1984年前的工业产值只有几千万，财政收入只有5700万。说搞工业，昆山老百姓都不相信，说有点想入非非、无中生有，劝告他们不要吹牛。当时我们的工业小区，都不敢叫开发区，因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批准。当时昆山晚上6点，饭店都是关门的，外商来了没法招待怎么办？最后，只好把外商带到家里吃饭。当时国家规定外商是不能到家里的。如果受制于这些规定，哪还能引进外资呀。不得已，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作检查。” 还有传说，一次昆山两位基层干部到苏州市轻工局开会，给局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局长办公桌上有份文件，说有个日本人想到苏州投资办手套厂。两个人马上给昆山县长吴克铨打电话。吴克铨听说之后马上就往苏州赶。一小时后，吴克铨推开了轻工局长办公室的大门，开始向局长要这个项目。这就是落户昆山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日资苏旺你公司。 后来，昆山自办的开发区得到国家特区办的支持，14个国家极开发区开会，也邀请昆山参加，叫“14＋1”会议。昆山特区就顺手利用这个“14＋1”的招牌，堂而皇之招商引资。这一策略一直延续到1992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扶正，也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1997年，昆山又开始模仿台湾新竹工业园，建立中国大陆第一家高科技出口加工园。“当时全国还没有这个模式，甚至没听说过这个概念。他们从1997年开始筹划、游说，到2000年的正式批准，整整三年时间，往北京跑了84趟，促使国务院八部委会签，最后一直打动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得到批准以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用了9个月的时间，动迁了2栋学校、184户农户。”宣炳龙回忆说。 所有这些努力创造了一个外资驱动的经济发展城市。外资在昆山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之大，仅次于同样对外资依存度很高的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而一项研究表明，昆山自身的民营企业也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得到了相应发展。从2003年开始，昆山的民营企业每年增加3000多家，到2006年年底，在江苏省县级市中，昆山市民营企业注册户数位居第一，注册资本位居第二。 与此同时，强大起来的昆山也开始有意识调整自己引进外资的质量和产业结构。他们有意识地降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而加强某些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比如昆山已经形成的It产业群、汽车产业群和光电产业群。 昆山的故事是整个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代表，它们表明，开放能给一个原本封闭的经济体带来怎样的福音。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七、柳市风云 号称“电器之都”的柳市镇因为它发达的民营经济而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地标。柳市镇位于浙江省东南沿海，镇域总面积49.8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0.1万，外来人口11.2万。因为柳市发达的民营经济，这个温州小镇获得了诸多荣誉，它是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国家级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和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它也被称为是著名的温州模式的发源地。因为它较早发展民营经济，柳市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冷暖起落。 1982年，刘大源35岁。在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刘大源赫赫有名，他是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他通过在温州和上海之间倒卖螺丝发家致富，因此被人称为螺丝大王。和刘大源并称为大王的柳市商人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一起号称温州“八大王”。后来的追述者都说“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中的佼佼者，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发祥之地。当地的人们对这些大王的羡慕中夹杂着嫉妒。长久的贫困之后，有一些人开始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先富了起来。而这些人会在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裕。 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丰裕。8月份的一天早晨，刘大源早上出门，结果发现自己身后有两个人盯梢。街道两侧的墙壁上则张贴着“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幅标语。气氛的变化让刘大源内心惊慌。他趁着后面的两个人不注意，钻进小巷中，跑回家里，拿出家中存着的7万块现金，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跑到河边，乘坐一只机动小木船仓皇出逃。凭借他多年做生意跑码头的经验，刘大源成为八大王中惟一没有坐牢的人，其他7个大王都被作为重大经济分子抓了起来。 从1982年年初开始，“大王”们就开始感觉到气氛的变化。这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上行下效，乐清县“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1月份进驻民间商业最发达的柳市，开始找这些大王们挨个谈话。 同样30出头的电器大王胡金林第一个被叫去谈话，谈话的第二天，胡金林拿着6万元现金找到工作组，作为自己的补交税款，希望能够过关。但是人家却并不领情，一个月后，镇上的干部告诉他，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整理材料，让他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等到7月份的时候，气氛越发紧张，有人告诉胡金林，几个被叫去谈话的“大王”被扣住了，再没回家。黄昏时分，一个镇干部骑着自行车经过胡金林家，停下来笑声对电器大王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这似乎是个暗号，胡金林马上回家，拿着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匆匆出逃。果然，当晚12点，警车就开到了他家门口要抓他。 胡金林在外潜逃了两年多，1985年1月15日，悄悄回家过春节的胡金林被抓，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新闻说：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胡金林只在监狱里关了66天。1984年1月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说：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号文件甚至说这些商人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替代不了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伸直说：“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这位书记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很快，八大王被悉数释放，收缴的财物也都如数退回。 虽然日后撰写温州商人甚至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历史时，撰写者都会提到温州八大王的历史，只是八大王在日后大都默默无闻，除了机电大王郑元忠改行做了服饰，他的庄吉服饰请了香港明星吕良伟做代言人，成为温州服装企业中的佼佼者之一。刘大源开了一家“大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他不再是柳市上最富足的商人，但他的财富也足以使他在柳市和温州最好地段购置房产，种养兰花。胡金林看上了低压电器行业，只是，他已经不再是这个行业的大王，而柳市已经在生产着全国超过50％的低压电器。 柳市成为中国的低压电器之都并不是一蹴而就。在胡宏伟和吴晓波所著的《温州悬念》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柳市出现了2300多家低压电器公司。1989年的时候，柳市的低压电器还以质量低劣臭名昭著，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报告《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总结报告》中写道：“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而到了2000年的时候，柳市的低压电器已经摆脱恶名，通过了名目繁多的各种验证，年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 其中的佼佼者是南存辉创办的正泰集团和胡成中创办的德力西集团。在2001年《温州悬念》写作时，正泰拥有员工7300人，总资产8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7位；德力西集团拥有员工6000名，企业资产11亿元，综合实力是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德第9位。南存辉和胡成中甚至把正泰和德力西的办公楼也建到了一起。他们被人称为柳市双雄，彼此之间暗暗较劲。在柳市流传着两人互不服气的各种传闻。2008年南存辉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胡成中去守了两夜的灵，有人把这当成这两个企业家生意上竞争，但私交良好的证据之一。但是也有人说两个人之间只是表面客气，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时，都很好强的两个人会互相挖苦，互不让步。 南存辉和胡成中又是小学同学和创业伙伴。在最初的岁月里，初中辍学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开裁缝铺，一个给人补鞋，两个人的铺子一左一右。1984年他们俩合伙开了一家开关厂，名字叫求精开关厂。1991年，求精开关厂分成了一厂和二厂，南存辉和胡成中分任厂长。结果第二年，两个人就分道扬镳。1994年，南存辉成立了正泰集团，胡成中成立了德力西集团。1999年，正泰和德力西都成为“中国驰名商标”，这也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仅有的两块全国驰名商标。 身为柳市低压电器行业老大的南存辉发现，他要面临的已经不是旧时八大王们为之心惊的政策变幻，而是来自同业的竞争，而且不仅仅是柳市5000多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之间的竞争，还有来自国际大公司的压力。 1994年，正泰集团成立不久，进入中国两年的500强公司施耐德（大多数人知道这家公司，是因为年轻的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曾经在施耐德打工）来到柳市，想要收购南存辉销售收入不到一个亿的公司。南存辉拒绝了施耐德要求：“如果是合作我们当然高兴。那时候很天真，你那么小，人家那么大，怎么可能（合作）呢？” 1998年，施耐德再次找到正泰，要求控股51％，南存辉再次拒绝。2004年，施耐德三顾茅庐。此时正泰已非吴下阿蒙，销售额接近120亿元，而施耐德也已经不是中国市场的新兵，它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十几家合资工厂。这次施耐德的条件是双方各占50％股权，但是，3年之后施耐德要全部收购正泰。正泰品牌保留，只是只能定位在中低端市场，不能出口，合资公司的高层全部由施耐德委任。南存辉的要求则是不仅保留品牌，而且生产技术合作，管理人员对等安排，销售独立，品牌自主。 结果，被南存辉拒绝的施耐德转向了南存辉的老同学和老对手胡成中。2006年12月17日，施耐德和德力西签署合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按照1:1的比例等额出资设立“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位置将由中方担任，新公司使用“德力西”品牌。媒体在报道施耐德和德力西的合资时，使用了诸如“引兵入关”和“逼宫”这样的词语。南存辉也开始主动约见媒体，并且言辞激烈的说：“政府一定要看清楚，跨国公司跑到这个乡下地方来干什么？它的目的就是垄断，在低压电器领域高、中、低端通吃！”“要看清施耐德的本质！”“跨国公司惯于用标准、专利、收购、诱惑、威胁、污蔑等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 2007年10月17日，施耐德和德力西高调宣布，双方的合资方案得到了商务部的批准。自此，小镇来了巨无霸，柳市的双雄争霸格局被施耐德同德力西的合资彻底改变。 但是南存辉也有好消息。被施耐德在只是产权问题上纠缠了十几年，打了20多次官司之后，正泰反戈一击，状告施耐德侵犯正泰只是产权，并且在施耐德德力西合资方案被商务部批准之前不久取得胜利，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施耐德专利侵权成立，赔偿正泰3.3亿元人民币。“它连续告了我们20多次，我们告它一次就受不了了？”南存辉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官司的胜利也带来了他的宽宏大量，他说，“胡成中不是吴三桂”，“开放引资是国策，引进国外的公司向他们学习技术、管理是好的。有些人选择资本运作，把企业当成产品，经营好了谁来买都可以，价格高就卖掉，这是价值观问题，无可非议。”只是他也说，施耐德的进入“会给柳市的电器行业带来巨大压力”。已经成为柳市低压电器行业老大和亚洲低压电器行业老大的正泰毫无疑问正是压力的首当其冲者。这一次，小小柳市成了全球低压电器行业的竞争舞台。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八、横店三变 横店也是因为它发达的商业而成为开放年代中国乡镇的发展榜样。它位于中国浙江中部的东阳市，与中国小商品城义乌相距36公里，距省会城市杭州160公里，距金华90公里，处于江、浙、沪、闽、赣四小时交通旅游经济圈内。从1970年代开始，横店就开始发展工业，1987年，横店产值过亿，成为亿元镇。然后在1990年11月11日，横店集团公司成为浙江首家乡镇企业集团。接下来横店又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转身，投入巨额资金建立横店影视城，被称为“东方好莱坞”。 74岁的徐文荣和横店在2008年的年初再度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原因是徐文荣宣布自己要投资200亿元来重建圆明园。 总投资200亿元的风声放出来，一向很支持横店集团的银行也开始觉得这个想法不太靠谱，开始在贷款问题上踌躇起来。徐文荣索性将圆明园重建项目从横店集团中剥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颇有徐文荣的特色，从创业开始到现在，尽管被媒体认为是横店集团的实际掌控人，徐文荣一直坚持横店集团的产权是集体所有，他要带领大家同富裕。 重建圆明园这个想法让很多人不满。北京圆明园管理处说“浙江横店无论是重建，还是仿建圆明园都不合法！圆明园也并不具备‘重建’的条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说“复建圆明园”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极其牵强、荒谬。若圆明园有“精神”和“实体”之分，则“精神的圆明园”不仅包括其历史之辉煌，也包括其被摧毁并延续至今的历史。再造一个圆明园，把灵魂安放进去是“魂不附体”网络上的反对者认为重建是“商人沾满铜臭味的破坏”。徐文荣则不屑一顾，他说：“谁也没有见过没有烧掉前的圆明园，凭什么你说我建的就不象当年的那一座呢？”而且，“又不是皇帝下圣旨”，“什么叫铜臭味民营企业都是铜臭味吗？我们民营企业解决了多少就业？带动了多少人富起来？我们赚的钱一是给老百姓，让他们富起来，一是给国家缴税，养活公务人员。骂我是铜臭味，你是反本！企业家是纳税人，是你们的衣食父母，你们都忘记了”“北京圆明园管理处根本就不了解，民间收藏的圆明园资料有多么丰富。他发表意见，说中国圆明园的资料，最多能收集70%，他有什么依据？他没有依据。但我有依据。我现在已经收集了70%以上的资料了，我相信到明年6月，我能收集齐全。” “想干的事情就干。只要不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只要符合这两点，我就会克服一切困难去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文荣如此描述自己的性格特点。显然，在重建圆明园这件事情上，徐文荣时打算“想干就干”了。 从1975年徐文荣创业到现在，老爷子一直就是“想干就干”，“克服一切困难去干”，而且“没少挨骂”，被记者一问急了，已经退休6年的徐文荣就会搬出横店的光荣历史出来护驾。 1962年，27岁的徐文荣返回横店务农。此前，初中毕业的徐文荣一直在东洋县的商业系统工作，他曾经在供销社做过商业营销，后来调到现政府财贸口，21岁时候就成了公社和区办公室主任。回乡务农的徐文荣很快就成为横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但是这个党支部书记并没有一门心思想着带领自己治下的农民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大跃进、放卫星、割资本主义尾巴，反而自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没过几年，徐文荣就开始带领着农民创办了粮食加工厂、五金厂、木雕厂等工厂。但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这些厂子没办多久，徐文荣就被打成了“走资派”，这些工厂成了徐文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他被拉上街批斗，还被迫背井离乡流浪7个月。 如果徐文荣就此死了办工厂的心，也就没有后来在全国引起激烈讨论的横店模式。徐文荣“想干的事情就干，只要不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克服一切困难去干”的性格又起了作用。从1971年开始，横店重新开始办起了各种工厂：无线电元件厂、土农药厂、菌种厂、木雕厂、竹编厂。不过外界看徐文荣和横店创业，还是从1975年开始，因为这一年横店创办起了一家成功的工厂。当时的横店蚕茧产量占到东乡的36.47%，国营丝厂大半关门，徐文荣想，为什么自己不办一家蚕丝厂，正好可以解决蚕茧收购问题。徐文荣这次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他要为这家工厂寻求合法务工权。于是，从打算办丝厂的1974年12月，到浙江省第一轻工业局正式批准横店建立丝厂，徐文荣用了5个月时间从公社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地区，再到省级单位，一级一级审批。然后徐文荣又想法设法从银行拿到24.5万元贷款，同时从农民家中募集到5万多块钱（平均下来每人两块四，徐文荣承诺三年归还）。善于利用人脉的徐文荣还通过浙江省丝绸公司，找到杭州新华丝厂，后者位横店培训了三批120名员工，还多次派技术员到横店指导。终于，横店丝厂1976年2月运转，当年获得7.6万块利润，三年盈利36万元。 徐文荣并没停步。1980年，一个在电子工业部属下4390工厂的工程师回横店探亲，见到徐文荣。这位磁性材料专家向徐文荣谈起“随着经济发展，电子工业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磁性材料是电子工业的重要基础元件，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而且，国内专门生产磁性材料的厂家很少，市场供不应求”。根本不知道磁性材料为何物的徐文荣当即决定，上马磁性材料工厂。他付给4390工厂5万元，让对方给横店派去的员工做培训，同时提供技术支持。后来横店被称为中国磁都，就是从徐文荣这个决定开始的。 1985年事后，国家银根紧缩，徐文荣却大刀阔斧。这一年横店投资800万元，上马11个项目，“最早的产业多元化是在1985年，因为觉得蚕丝等传统工业发展慢，单个行业又容易出现大风险，而多产业发展将有‘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效果。1985年的时候，横店首先投资的是高科技工业领域。横店集团每投资一个新领域、每开一个新的厂都以前景和盈利为考虑对象，一旦亏损，立刻关闭。” 1987年，横店产值过亿，成为亿元镇。1990年11月11日，浙江首家乡镇企业集团———浙江横店集团公司宣告成立。 只是那时候大家关心的还是所谓的“横店模式”。1984年，徐文荣开始运作横店集团的“产权改革”，改革的产物是一种“社团所有制”。这种社团所有制的特点是：1，政企分开；2，集团为社团集体所有；3，集团为社团成员提供保障体系；4，社团是开放式的；5，同企业相比，社团的集体文化更浓烈。这模式的宗旨就是徐文荣一直挂在嘴边的“共创、共有、共富、共享”。一本描述横店模式的书盛赞这种模式是“市场型公有制”。 1993年，产权制度改革风潮涌起。徐文荣自己不但不改，反而在《中央党校通讯》上大谈“产权制度改革的误区”，“上面曾经不止一次带信给我，叫我搞股份制改造，我没有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不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转变职能上下功夫，不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上下功夫，而是在自己都没搞清出产权制度改革目的的情况下，打着‘推进改革’、‘服务企业’的旗号，不顾企业自身是否有要求，硬要求一些地区在一定时间内，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达到一定比例。一些党政领导、部门领导亲自带队‘试点’、‘下抓’，其声势如同50年代搞合作化、公社化差不多。”当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将徐文荣列入名单时，徐文荣还讥笑说，福布斯真大方，把集体的财产都赠送给他。 不过，大众很快就不关心这些了。他们的研究都被横店造起来的一座座气势磅礴的影视城给吸引了。徐文荣在1990年代初到处转了转，看了西游记城和无锡唐城，突然宣布，自己要在横店做影视基地。据说一位一位副省长对徐文荣说，你要做工业我们支持你，你这点文化做什么文化产业。他找到中央电视台，问能不能在横店做一个拍摄基地，结果人家回答说，横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怎么会有人去拍电视？徐文荣发狠说：“我会做上去的！我将来要把你打倒！你的景点全部被我打倒！” 徐文荣楞是“想干就干”，开始搞封神宫、中国神话荟萃园、赏月园，还建了娱乐村、文化村、天堂村（大佛寺）、度假村。1996年，徐文荣投资4000万元为谢晋的《鸦片战争》建起了广州街拍摄基地，一夜之间作为影视基地的横店名闻天下。建广州街时，据说第一天徐文荣和剧组签协议，第二天看现场，第三天就炸掉了三座山。 然后是《荆轲刺秦王》中的秦宫。当时美工师设计了3年的秦王宫苦于无地可建，资金和时间越来越紧张。到了横店，徐文荣二话不说，拿出1亿元，炸掉5座山，8个月建成秦王宫，美工师激动得大哭一场。然后徐文荣一气建了清明上河图、江南水乡、横店老街、明清街、明清宫苑、国防基地、横店红军长征博览城等14个影视拍摄基地。横店成了中国拍片最多的影视基地。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片子都在横店拍摄，、《汉武大帝》、《功夫之王》、《木乃伊3》。 在老爷子的率领下，横店也摇身变了三变，从轻纺城到中国磁都，如今则是影视城。如今他要重建圆明园。他经常对来访的记者说，自己不怕被骂，也不怕被反对，因为，从开始建工业，到从轻纺工业转到高科技，再开始做文化产业，他徐文荣不知道挨了多次骂。对于他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到政府去跑“批地”的文件。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看看电影，战争片、武侠片、历史片他都看，这些电影“很纯洁”，他说。 第二部 开放年代 三九、“地王”国贸 1990年8月30日全面开业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建成之后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会展中心和高档写字楼。它也是当年北京最著名的外资项目这一。国贸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占地12公顷，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集办公、住宿、会议、展览、购物和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是众多跨国公司和商社进驻北京的首选之地。它是北京最著名的会展场馆和会议举办地，它的写字楼是北京最昂贵的顶尖甲级写字楼之一，建立在其中的酒店中国大饭店也是北京酒店行业的标杆，获得过美国优质服务科技协会颁发的“五星钻石奖”，连续多年被多家世界知名商业媒体评为全球最佳饭店之一。2009年，国贸三期将建成揭幕，这会让国贸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楼群。 如果不再延迟，主塔楼高330米的国贸三期将在2009年揭幕，成为北京第一高楼。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的国贸三期，加上已经投入使用的国贸一期、二期，国贸的总建筑面积将达到110万平方米，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建成的国贸三期可抗8级地震，每隔15层设有一个可以阻断烟雾进入的密闭式避难层，以便发生火灾时，进入避难层的人群可以呼吸到空气。尽管楼高330米，但是这做楼安装的电梯运行速度达到10米每秒，乘坐电梯从顶层到达顶部，仅仅需要半分钟。在三期的楼顶，还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停机坪；这栋新楼的内部还会有一个上万平米的北京最大的宴会厅。国贸三期的总投资8亿美元由国际贸易中心和香格里拉集团联合投资。国际贸易中心和香格里拉集团拥有一个共同的股东：著名的马来西亚华人大亨郭鹤年。 祖籍中国福建的郭鹤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亿万富翁之一。将郭鹤年连续数年列为马来西亚首富的《福布斯》杂志在提到他时也语焉不祥。在早年人们甚至难以找到一张郭鹤年的照片。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时，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陈群川因涉及新泛电事件而在新加坡法庭受审。郭鹤年去旁听。郭鹤年缓缓从人群前走过时，在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记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马来西亚大亨郭鹤年。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偶然同郭鹤年交谈，问他从事什么职业，郭鹤年回答说：“卖米的”。只是当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发现那个在人群中一直很沉默的中年男人就是郭鹤年。关于郭鹤年的出生年份，有人说是1924年，也有人说是1923年。 郭鹤年的父亲创立了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的东升公司。1948年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逝世，已经在新加坡创立了自己的船运公司的郭鹤年，返回马来西亚执掌家族的生意。在母亲的支持下，排行第三的郭鹤年被两个哥哥推举为公司董事长。1949年，公司被改组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1957年，马来亚脱离英国独立。郭鹤年意识到，随着英国传统经济势力的消退，马来亚国内消费品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真空。马来亚政府急需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走上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于是，郭鹤年在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在槟城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炼糖厂，即马来亚糖厂。他从泰国购入粗糖，在自己的糖厂加工后运销到各地，并通过设在香港的商品经纪公司销往中国。他还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1961年，在食糖价格上涨之前，郭鹤年从印度大量购进食糖。这种判断让他享受到了价格上涨带来的高额利润。郭鹤年持续在糖业进行投资，最终，他的公司生产着150万吨的糖，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市场的80％份额，也相当于世界食糖产量的10％。这为他赢得了亚洲糖王的绰号。 资本雄厚的郭鹤年还涉足了面粉、矿业、地产、航运等领域，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他从1971年开始修建的香格里拉酒店。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出现在新加坡，1977年，郭鹤年修建了著名的香港九龙海滨香格里拉酒店。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各地的香格里拉酒店，已经让郭鹤年控制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接下来郭鹤年还进入了传媒领域。1988年，郭鹤年以2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香港无限3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5年之后，1993年10月，郭鹤年控制的嘉里集团从默多克手中收购了《南华早报》。 1984年，郭鹤年开始投资大陆。他在大陆的第一笔投资是杭州西湖边南山路上的香格里拉酒店。但是他名声最响亮的投资则是1985年投资修建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1985年11月，郭鹤年作为私人企业家贸易代表团成员，跟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郭鹤年控制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所属香港嘉里兴业有限公司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所属鑫广物业管理中心共同投资兴建了国贸中心。为了修建国贸，郭鹤年投入了3.8亿美元。这也是当时中国引进外资案例中最让人称道的投资案。 郭鹤年表示说，他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一是证明资本家中也有好人；二是帮助中国大陆现代化；三是促进中国大陆的经济步向繁荣。但是显然，他的投资让自己在后来获利丰厚。也为他在中国大陆积累了良好的政治资源。 郭鹤年积累资源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1989年之后，他没有像当时纷纷撤出北京的外资机构一样退出“国贸”，反而增加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1990年8月30日国贸全面开业，马上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会展中心和高档写字楼。1999年年初，国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1.6亿股上市，融资8.5亿元人民币。1990年在国贸开业的中国大饭店，直到今天仍然是北京酒店业的标杆。1995年，郭鹤年控制的嘉里集团在国贸附近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也包括一家嘉里饭店。此外，郭鹤年还在1987年在北京西三环修建了香格里拉饭店落成，那是当时北京最高、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 国贸从1990年建成开业之始，就成为北京最知名的新建筑。更让郭鹤年这笔投资显得有远见的是，国贸后来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商务区的核心地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今日，国贸几乎成为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代名词。 国贸正式营业两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年底十四大召开更是让举国上下皆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这证明了郭鹤年当初投资大陆的远见，无论这位华裔商业大亨是出于何种目的来投资大陆。 1993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这份城市规划中，规划师们明确提出了北京要建设商务中心区。而这片商务中心区的核心地段，就位于国贸所在的东三环地带，也包括后来郭鹤年投资建设的嘉里中心。 和众多的东南亚商业大亨一样，郭鹤年控制的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而且非常依赖于关系网的编织。《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说：“郭鹤年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有能力维持其与广泛的亚洲商人及银行家无懈可击的联络结合，他的伙伴皆为亚洲最有势力者之中的名流，例如泰国曼谷银行的东家陈弼臣家族。” 这种关系最明显，也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彼此在对方的公司中持有股份。交叉持股让这些东南亚大亨变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陈弼臣家族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中拥有不少股份，而曼谷银行则是郭鹤年融资的主要银行之一。香港香格里拉酒店有激成集团主席何瑶琨（已故）和香港影视业巨子邵逸夫的股份。1980年代末，郭鹤年曾与邵逸夫共同收购香港无线电视，邵逸夫任董事局主席，郭任副主席。后来邵逸夫决定全力发展香港无线电视，他在马来西亚的主业于是被郭氏兄弟有限公司收购。 另一位东南亚大亨林绍良和郭鹤年从1960年代起就过从甚密。林绍良的三林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大米和食糖金口生意。郭鹤年在林绍良的一家糖厂和公司拥有股权，林绍良也是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东。 和许多东南亚大亨一样，郭鹤年和政治的关系也被人议论。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商业大亨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往来和利益交换，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而金融危机带来的政府权力更替也带来大亨的兴衰。但是郭鹤年却始终屹立不倒。这同他一直在努力经营的政府关系有关。在新加坡崃佛士学院读书时，郭鹤年的同学中就包括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胡先·翁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等。郭鹤年同下一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以及印尼总统苏哈托等东南亚政治大亨都关系融洽。郭鹤年的哥哥郭鹤举更是在曾经担任马来西亚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德国、前南斯拉夫的大使，驻欧共体首席代表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 而且，郭鹤年还主动在国营企业中参股，甚至亲自出任董事长。他自己的公司也会吸纳国有企业作为股东，比如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中，就有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等国家机构的股份。而在中国的投资，比如国贸和香格里拉，郭鹤年也都吸纳了政府控制的公司入股。通过这种方式，郭鹤年把自己公司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编织在一起。甚至有人开玩笑说，郭家的产业就是国家的产业，这是东方版本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 郭鹤年的投资遍及亚洲，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也格外看好，而且，他的看好往往是在别人对这两个地区的前途判断不明朗是做出的。无论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外资回潮，还是香港回归前后的资本逃逸，郭鹤年都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心，对于香港，郭鹤年说：“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他和他的长子郭孔丞更是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在《福布斯》杂志中，郭鹤年的居住地正写着香港。郭鹤年旗下的金龙鱼还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而正在建起的国贸三期，也在北京一家媒体举行的北京新地标评比中入选。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〇、浦东开发 因为它成功的经济和城市规划，浦东是中国城市新城区开发的榜样。浦东新区的位置在黄埔江东岸，跨过黄埔江就是繁华的外滩。但是这块面积57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长时间没有得到利用，相对于浦西的繁华，浦东像是上海的阴暗之地。1990年4月8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方针。结果非常迅速地出现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的局面，浦东建立起了上海的金融中心、生物医药园区和高科技园区。此后中国各个城市的新城区开发，几乎都是以浦东作为样本。 1990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老人家已经养成了在上海过春节的习惯，只是，这是这位当时中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第一次以在野的身份在上海过春节。 不到一年前，1989年的9月4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辞职信，提出辞职要求。这一年的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邓小平的辞职之后，他才算是真正退休。作家凌志军后来评价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可以留下一页的。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邓小平自己下定决心从此隐退，不再过问政事。邓小平对新一代的领导集体说：“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不能像过去一样……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中国已经完成了他所称的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他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不过凌志军自己也写道，没有多少人会认为邓小平会从此置身事外，“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见过邓小平的基辛格和李光耀也这么认为。 第一次以平民身份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就有意无意地推进了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关于开发浦东的决意。当朱镕基向邓小平来汇报浦东开发的设想和准备时——朱镕基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邓小平说，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可惜迟了五年。另外一种说法来自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李君如回忆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他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动作，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一直在谋划着要开发浦东的上海市政府就顺水推舟，把浦东开发拿出来做为旗帜。 接下来，邓小平以在野之身全力推动着浦东的开发。1990年2月中旬，老人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时，再一次对朱镕基表态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2月17日，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他对在场的几位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要夺多关心”。3月3日，在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提到上海，“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老人还建议总理李鹏具体负责浦东开发这件大措施。 1990年，4月18日，李鹏到上海视察，并且宣布：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1年，到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再次激励对他汇报浦东开发情况的上海政府官员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度来到浦东。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长黄菊的陪同下，老人视察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1993年12月邓小平则走上了竣工的杨浦大桥上，还顺口吟了一句诗：“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 所有这些都被赵启正写进了他在2007年出版的书《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赵启正是当年的上海市副市长，也是上海浦东新区的管委会主任。在1980年代赵启正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时，赵部长就已作风新派思维敏捷和观念开放著名。据说当时人们开会，就爱听赵启正讲话，因为和其他领导不同，赵启正讲话不用讲稿，讲到高兴处，把各种理工科的概念和术语信手捻来，以此来解释复杂的社会变化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台下的人听得不亦乐呼。 凌志军在他的著作中对浦东和赵启正的描述颇为传神：“上海人现在全都学会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从黄浦江向东延伸13公里的地方，有个名叫张江的小镇，现在把一块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圈起来，把稻田推平了，把马路修进去。你中关村不是有北大清华吗我上海有复旦交大一点也不差啊，于是雄心勃勃地打算建立一个江南硅谷。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天天陪着外宾在这块土地上走来走去，人家夸张地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他不仅不纠正，还挺得意地说，只要你给它一把米，它准能为你产下金蛋来。” 确实，赵启正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和人打交道上了，他要陪着来访的各种政要参观浦东，还要不断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商人开始向浦东投资。1994年赵启正率领着他的浦东新区管委会到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上海周浦东日上为新区吸引投资。赵启正后来回忆说，在介绍完浦东的情况之后，他在多媒体屏幕上打出了一位美国公司总裁写给他的信，信上说，浦东投资环境很好，我很想去，但是出于政治考虑，我还想等一等、看一看。请赵市长不要着急。 赵启正马上对着台下倾听的150个跨国公司的代表说：“请各位不要把政治、经济搅在一起。正当你们犹豫不决，等一等、看一看的时候，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家早已经捷足先登。现在，上海满街跑的是桑塔纳和奥迪，很少美国车；人们用的都是日本制造的家用电器，压根不知道美国有什么名牌电器；你们At&t全球著名，唯独错失了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比利时贝尔公司已经占领了这个制高点……” 这些公司前往浦东之后，赵启正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这些主意几乎不用产生什么成本，但却会让对方觉得内心舒服。比如赠送礼物。当1995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部从浦西迁入浦东时，他给这家引来无数银行跟随迁入浦东的金融机构宋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羊，寓意“领头羊”——果然，羊群随后跟来，富士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接踵而至；而第一家迁往浦东的外资银行富士银行得到的礼物是一匹红木雕刻的奔马，赵启正说这代表“一马当先”；上海招商局大厦在浦东落成，赵启正送去了一座雄鹰木雕，说招商局具备鹰样锐利的目光，要像鹰一样展翅高飞；八佰伴国际集团将总部从香港迁往浦东，赵启正在酒会上赠送了一幅企鹅图，因为八佰伴总裁和田一夫总喜欢说自己是一只先下水的企鹅；送给泰华国际银行的是“万象更新”——一群大象木雕；送给上海政权交易所的是“劲牛旺市”——一头牛和一头熊的玻璃钢雕像…… 赵启正想要在浦东建几座摩天大楼，让它们成为像纽约世贸大厦和帝国大厦那样的地标建筑。他因此认识了森株式会社的社长森稔。出生在商业世家的森稔，他的父亲在去世时积累的财富相当于世界首富。森稔颇有气魄的决定在浦东建立一座当时标准来看的世界第一高楼。 这座楼最初规划时，浦东仍是一片荒芜，然后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和2003年的非典的冲击，环球金融衷心最终在2008年落成。金融危机曾让这家日本地产商自身面临困境，众所周知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巨大；911则让建设高楼成为一件值得考量的事情；非典对它的施工和日方来往大陆形成影响。其中还伴随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这座楼的质疑——最终森决定修改楼的设计方案，将最初打算安装摩天轮的楼顶圆形空间改成了长方行——结果，这做楼又被戏称为一个巨大的瓶启子。1614英尺长的瓶启子。其中的曲折让最初支持森建设这栋楼的银行和财团退缩；在日本国内，这个项目也被认为过于鲁莽草率，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完成。于是森不断用自己的钱来购回股份，结果森大厦株式会社的股份从最初的30％上涨到了现在的80％。 胡锦涛在奥运会开幕那天，曾在人民大会堂为来访的客人举行国宴。森稔也在那些受到招待的客人当中。他说一个日本商人能够受到如此的重视他感到荣幸。他说，自己希望这栋楼能够成为上海的新地标，数年之后，如果人们想要来中国，到上海，那一定要到环球金融中心看看。 赵启正是森稔的支持者。森稔在环球金融中心2008年开幕那一天，现场发放中文、英文和日文版本的《浦东逻辑》——其中日文版本是森稔专门请人翻译的。如今这栋楼和它旁边的金贸大厦一起，占据着浦东的天际线，有消息说在这两栋高楼之旁，会有另一栋更高的摩天大楼“上海中心”拔地而起。三栋楼正好成品字形状。 赵启正一度被人成为“浦东先生”。他总是笑着说邓小平是浦东的规划师，自己只是能够有幸参与。但是他对浦东的热爱可能是无人能及的。1996年圣诞节，赵启正谱写了一首浦东之歌，歌词是：你好，浦东。一个中国的美少年，生长在长江之畔，呼吸着太平洋的清风。 你好，浦东。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融合古今的智慧，面对21世纪的路程。 你好，浦东。你迸发出全世界的热情，全世界的人们都爱你。 离开上海之后，赵启正仍为浦东辩护：“现在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浦东开发是城市开发的一个特例，是迟了国家的‘偏饭’，享受了特殊的政策，它的开发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它虽有个性的一面，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面。”赵启正没有失望，全中国各地以浦东为模板开始的新城建设从浦东之后就此起彼伏，不能停歇。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一、苏州工业园：学习新加坡好榜样 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在开放之后努力学习东亚邻国，加入所谓“雁阵模式”的一个标志。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出席了协议签订活动。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位于历史名称苏州的东侧，尽管苏州没有机场，但是来访者可以从上海的虹桥机场或者浦东机场方便到达。这块园区行政区域面积288平方公里，下辖三个镇，户籍人口30万，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规划面积80平方公里。建立这块工业园的目标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双方希望通过移植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经验，将这块工业园建立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园林化、国际化的新城区”。目前，苏州工业园以约占苏州市3.5%的土地、5%的人口、7%的工业用电量以及1%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2%的COD排放量，创造了全市15%左右的GDP、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注册外资、到帐外资和进出口总额。 1970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不承认一个独立的新加坡的存在，李光耀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说。中国的广播和报刊把新加坡称为马来亚的一部分；官方媒体不断指责“新加坡当局”；1968年，李光耀被北京电台称为“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务实主义者李光耀却一直是中国最热忱的观察家。1971年10月，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发表了一个几乎像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声明：新加坡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能由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民自己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的态度转变发生在1970年。随后，1976年，李光耀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中国。但是身为华人的李光耀仍然心存疑虑，担心中国会把同样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当成一个“亲属国”，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小国大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奇怪关系。他后来回忆说，“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认为我们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访华，我们的17人代表团里有一位贾夫纳出生的淡米尔族外长拉惹勒南和一位马来族政务次长麦马德。他们将出席所有的会议，会议也都会以英语进行。”只可惜当他们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已经病逝；而邓小平仍然没有复出。 中国和新加坡的真正蜜月出现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和李光耀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邓小平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新加坡地好感。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都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当时新加坡已经因为自己高速的经济增长而被视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一部分；而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革动乱，邓小平才开始驱动中国经济的恢复。李光耀回忆说，邓小平当时一言不发。后来李光耀看到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时，对媒体发表讲话说，邓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只经济要要追赶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好”。这时，李光耀意识到，“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抛给他的这个挑战”。其实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已经表示了中国要想新加坡学习的意图，他对李光耀说：“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但是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评价引发了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团访问新加坡的狂潮。“有了邓小平的首肯和鼓励，数以百计的代表团，大多是非官方人员，浩浩荡荡地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和记录簿，要从我们的经验中学习。新加坡可是受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的。他们把我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凡是觉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里复制的特点，都详细加以研究”，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而其中对新加坡的学习最为显著的，正是苏州市政府。1992年9月，李光耀和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一同访问苏州，“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败景象，河水污秽混浊。但是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重新发展成一个美丽的城市，并在毗邻地段开发一个工商业区。” 显然，苏州市的政府官员和李光耀抱有相同的想法。午餐结束之后，当时的苏州市市长章新胜突然把李光耀拉到一旁问道：“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这位市长从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得知了新加坡那还算庞大的外汇储备数字。 在李光耀的记忆中，接下来的对话是，章新胜建议：“怎么不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带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 李光耀的回答显示了他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解：“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就获得擢升。之后呢？” “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 “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绿洲来发展一个小型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12月份时，章新胜告诉李光耀，他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交了他的建议，这位市长同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过从甚密，这让他有机会提交这份建议。 随后，李光耀写信给当时中国的副总理朱镕基，阐明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计划，“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内容说明在苏州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市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开发工程可望在20多年内完成，只不过要使新加坡的处事方式适应中国的不通国情，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 李光耀还取得了包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李岚清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国政治领袖的支持。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和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转移公共行政软件以开发和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也亲自出席。 2000年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发表的论文《借鉴实践深化——苏州工业园区六年借鉴新加坡经验成果回顾》中，阐述了苏州工业园区想要借鉴的新加坡经验：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其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相媲美，它在城市与建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大众住房（组屋）的规划与管理、交通管理、开发区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作为一个高度市场经济化的国家，它在政府经济战略的制定，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经济的相结合，大规模吸引外资、建立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制体系等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作为一个社会文明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注重按照国情，将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法律体系有效地结合起来，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严格社会管理，以及廉政肃贪、打击社会丑恶现象等方面，对我们也不乏参考和启发之处”。 这份枯燥的政府报告，以及苏州工业园区编辑出版的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两本论文集，都表现出苏州和苏州工业园区在学习新加坡方面几乎无所不包的雄心，从新加坡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它竟然有序的城市规划、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它的人才政策和高等教育制度、它花园般的城市到它良好的治安和治理腐败的秘诀。 但是显然，苏州工业园区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2000年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说，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精彩的谜。这篇赞扬性的报道写道：“这个位于苏州北部金鸡湖畔的地方，6年前还只是洼地瓦舍，但是，仅仅3年，它就完成了首期8平方公里的高标准开发，在全国开发区中创造出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记录；5年，荣登英国权威杂志《企业预测》评选的亚洲十佳工业园行列……”它沉浸在苏州工业园成立6年就吸引来36家世界500强企业，累积引进外资70亿美元，在全国40多家开放区中位列三甲的经济奇迹中，也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管理制度和邻里中心策略。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了对苏州工业园的一些不满。他认为苏州地方政府过于重视苏州工业园在经济上能达到的目的，而忽视了其它新加坡的经验。“北京最高领导人都很清楚，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苏州市政府却为了保障狭隘的地方性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确实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 李光耀的另一点不满是，他认为苏州市政府违背了最初的承诺，“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园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使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 其实抛开这些，可以看出，李光耀试图向苏州输出的是新加坡的一整套经验，其中很多涉及到政府的利益，他想要再造一个新加坡；而中国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内，想要的只是，最好在不触动政府现状的情况下，能够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才是李光耀和苏州的分歧，而且，也是李光耀从一开始就不能达到的目标。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二、卖光诸城 1994年诸城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让这个小城成为当年和此后一段时间内的风云地标。诸城市在山东东南角，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辖10处乡镇、3处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07万人口，1987年撤县建市。这个城市因为自己的悠久历史和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知名，比如公冶长和刘墉。但是在1994年，一位大胆的市长在诸城采取的卖出产权的国企改革方式，让当时还在激辩国企改革究竟改往何处走的中国为之一震。 1992年，陈光36岁。一年前，他刚刚由潍坊团市委书记调任诸城市市长。鼻梁上的一副金边眼镜让这位新来的市长显得文质彬彬，但是后来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体态略胖，看上去颇为儒雅的年轻市长办事风格却雷历风行，而且颇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 没有人记得陈光当年在诸城主政的气势，但是从随后陈光在其它地区的所作所为却也能一窥这位新市长的行事风格： 1997年6月，陈光从诸城调往菏泽担任地委副书记和行署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一篇报道说，那天，陈光在黄河大堤上忽做惊人之举，他“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 还有一幕是陈光在拆迁现场办公的景象。一栋市值机关干部居住的楼被划入拆迁范围，但是无人敢对居住其中的官员下达拆迁命令。听闻此事的陈光将荷泽市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师请到楼前，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今天机枪架好了，我看你们谁往枪口上撞。”所有的摄像后来都没有剪辑，直接在电视台播放出去。 彼时的陈光已经因为他在诸城的举措成了改革的风云人物。而5年之前，他仅仅是一名新来的市长，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他当年的举动，因为不像日后，作为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媒体的放大镜下观察。我们只能想象当日陈光的激烈和豪情。这些举措将诸城和陈光都推向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风暴之中。 这场风暴概括成几句话平淡无奇，尤其是在今日看来。1996年出版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中说：“诸城市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与以前的企业改革相比，这次改革对公有制企业的产权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和重组，对诸城市乃至全国的中小企业改革都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如此而已。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常识的事情却总是在中国引发过无数次的争论和辩驳，而且争论双方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场争论的成败而前途尽毁，或者名誉扫地。比如，1976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或者经济改革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是否应该放开价格的讨论，是否应该相信市场的讨论。 《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中描述了发生在1992年诸城的这场国有企业改革浪潮的背景。1992年3月，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印发了《清产核资总体方案》、《清产核资方法》和《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实施细则》等文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其目的是摸清国有资产“家底”，以解决国有资产“跑冒滴漏”和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那时候大家关心的仍然是如何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如何高效率利用国有资产的问题。 于是，两个月之后，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诸城市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并对一些企业进行了资产评估，“结果把诸城市的领导惊呆了”。他们发现： 第一，绝大部分企业负债率很高，净资产很少，甚至许多企业资不抵债，近仅市属国有改制企业负债就达8.77亿元，全市企业负债率达到85％左右。相当多的企业成了没有资产的空壳企业。 第二，国有资产跑冒滴漏日复一日，流失严重。仅从32户市属企业的资产评估看，明亏暗亏金额就达到11564万元，损失占国有资产的63.7％（不包括土地方面的流失）；企业无法收回的呆帐和坏帐达1000万元。 第三，亏损面大，亏损额惊人。1992年4月的核算结果表明，这150家市属企业中，有103家明亏和暗亏，亏损额达1.47亿元，相当于当时全市一年半的财政收入。 第四点则是职工收入水平低下，这是企业亏损必然带来的结果，职工年收入只有2097元，一些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只有100元。 1992年7月，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到诸城视察，在同诸城市领导的座谈会上重新谈到了当时全中国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1/3潜亏，1/3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1/3”，“我工作这么多年，走了很多个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亏损的，也有破产倒闭的，还没看到一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亏损得这么厉害……国企的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后来的一则报道说，“陈光听到这里，暗下决心，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啊。”——这位市长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经认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正在于产权问题。 后来诸城总是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来作为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记者和作家凌志军后来描述说：“11月，十四大报告甫出，情势立变。第一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此前后不过两周时间，中央政府数十个部委，无不争相清理旧的方针和提出新的举措，来适应新的道路；进入第三周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而且是不鸣则已，一鸣便不留余地。它的社论说：‘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同一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发表文章，宣布原有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新的战略决策。大形势终于明朗起来，中国似乎已是一致地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人人均欲捷足先登，唯恐落在后面失了自己的位置。”凌志军说，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陈光和他的同事们注意的则是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几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序地健康发展”。这成了为诸城试验保驾的尚方宝剑，尽管它后来并没有为陈光和诸城挡开所有射来的流言蜚语。产权这个不能触动之物，围绕它的保护终于开始松动。 于是“诸城市企业产权改革从1992年10月开始试点，到1994年7月结束。工对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后来的报道说：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其中几家典型企业在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果然非常迅速地产生了剧烈变化，情形宛若在实验室内进行化学试验，一种化学物质在添加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之后，竟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诸城绝缘材料厂，采用内部员工持股的方式，将180万国有资产（这家厂子的净资产）折为1800个股，由员工自发认购，改制成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结果，固定资产两年增长3.6倍，产值两年增长2.5倍，实现利税两年增长5.7倍，人均收入两年增长8倍。其它如诸城市模具厂改制成的诸城宏达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和由诸城市食品机械厂改制成的诸城市超然食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都有类似效果。 但是这一举措在刚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的中国大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光回忆说，1994年“有香港报纸报道，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理论界也有争论。” “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篇关于陈光的报道说。 结果，“后来央行派12个人来查账，没有呆账、坏账。然后中央派来联合调查组，共21人，涉及9部委，查了8天8夜。后来在潍坊宣布调查报告。当时我们就像听判决书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实话，那时也比较年轻，对复杂性有点估计不足。我就想着，企业活了，职工有活干了，谁也说不出毛病。”陈光回忆当时情景说。 最终让陈光心里彻底平静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席话。诸城的改革也吸引了朱镕基的注意。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个企业进行详细考察，写成长达74页的考察报告。 4天之后，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调查组和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表态，完全支持诸城的改革：“所谓诸城经验，就是诸城市委市政府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深化企业改革，把国有小企业搞好了，搞活了，把效益搞上来了。如果全国都这样，那就好极了。在诸城市搞好企业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是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卖给企业内部的职工，搞成股份合作制。这种形式也把企业搞活了，但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同意先不要把它抬的太高，可以看一看。但是有一条，你管他是股份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你管他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能把企业搞活，就是好办法。不要说把企业卖给了我们的职工，就是卖给外国的资本家，资本家帮我们把企业搞好了，我也谢天谢地了。”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三、中关村：中国硅谷的努力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关村象征着财富、科技，它是区别与中国制造的富有智力含量和创造性的地标，它是中国的硅谷。1988年5月，中关村科技园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此后，中关村这个名字开始响彻华夏，在这里成长出一批中国最杰出的高科技公司。中关村的位置在北京北四环外，但它却覆盖了北京市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园区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科院校39所，在校大学生约40万人，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科研机构213家，其中国家工程中心41个，重点实验室4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个人而言，中关村代表着财富、梦想、个人的白手起家和飞黄腾达；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则代表着科技和它的未来——它能证明这个国家超过10％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建立在铺天盖地的纽扣、打火机、皮鞋、领带和衬衫之上。 它是个人梦想的凝聚之地。2007年，作家凌志军出版了他的新书《中国的新革命——1980至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凌志军描述了他第一次来到中关村双清路清华创业园A座302室看到的情况，他从中得到的感悟和震撼，远远超过他曾经分别用18个月和6个月跟踪调查过的两家大公司微软和联想。 “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张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惟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办公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地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地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这种景象，“宛如混沌初开”，凌志军说。除了凌志军之外，清华创业园A座302室还被很多互联网作家和记者描述过。很多公司死亡于此，很多公司走出302室之后才死亡，但是不能死亡的是每个个体的梦想。你可以同时它看成是创业公司的摇篮和墓地，从存活的几率来看，它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一出生就死亡，但如果从幸存者的案例观察，它也可能是成就大公司的起点。 这种让人震撼的死亡与新生的场景，可能就是川人陈春先1979年在美国所梦想的中关村的景象。那一年，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陈春先受邀访问美国。他穿着特意购买的西装，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当他看到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时，公路两侧的数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让陈春先像凌志军第一次看到清华园A座302室那样震撼。更大震撼来自于对硅谷的考察，这片土地只是后来才成为中国创业者心中的圣地麦加，但在当时已经让陈春先激动得无以复加。“这是很有启发和激动人心的参观”，陈春先后来说。 回国之后，陈春先就开始四处宣扬128号公路、硅谷、惠普公司、苹果和乔布斯，他说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功臣室都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在1980年，有多少人能够懂得什么是“创业精神”？ “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陈春先在北京市科协会议上所做的访美报告中说。 紧接着，这位被公认为前途远大的科学家自己就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里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两年之后，陈春先把把自己的这个民营经济体改名为“华夏”，这个公司是整个中关村的先驱，和后来大名鼎鼎的两通两海一样拥有一个容易让人记住的名字。只是可惜的是，它们都没有能够像在大洋彼岸的车库中诞生的惠普或者苹果一样，一朝名扬四海，反而连存活都没有存活下来。 1983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处的工作人员陈庆振创办了科海。这个北京青年在科技处的档案柜里发现了大批让他感到惊讶的科研成果被锁了起来，任由灰尘淹没，从原子能核聚变到新型电机。不安分的陈庆振四处对人说：“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用呢？”终于，在目睹了陈春先的公司先是饱受争议，后来竟然获取了来自高层领导的支持后，陈庆振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紧接着，另一位中科院的研究者出走。他是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王洪德，在受购了无休无止的检查和怀疑之后，王洪德在计算所的一次会议上决然站起，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他创办了两通两海中的科海。另外知名的两通则是万润南创办的四通和金燕静创办的信通。还有号称发起了印刷业光与电的革命的当代毕昇王选，他创办了方正。另一家在当时不那么出名的公司是柳传志创办的联想。 在后人看来，中关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群雄并起。那些平常闷在中科院和大学里的默不作声的研究员和老师，突然之间都开始迸发他们压抑已久的激情。他们不再把被忽略和被损害视作理所当然，而是整日里把自由和梦想挂在嘴边。只不过，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摆脱一道最后的束缚：产权。倒是1988年，一个从国务院机关出来的小伙子相对与这些异常老练的前辈们，选择走了一条后来看来最有远见的道路。1988年年底，王文京和他的创业伙伴一起注册了一家名叫用友的公司，注册的时候，王文京坚持，用友是一家私营企业。于是，中关村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了。 后来，在中关村当年那些风云一时的第一代创业英雄中，幸存者寥寥。到今天也一直有人非常推崇的万润南，却和四通一起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万润南最终被迫离国远去。陈春先1994年落魄而亡，死时除了他的老友和对中关村历史感兴趣的记者和作家，几乎无人问津。大姐大金燕静最后却因为走私被捕入狱，她在监狱里疾病缠身，好不容易才由朋友保释出狱。陈庆振1994年被科海解职，每月靠1200元退休金度日。王洪德的公司没有经历住个人计算机浪潮的冲刷，他索性在1995年改做了保健品，可惜仍然没有好运气。 仍然在为人议论的还有万润南之后四通的当家人段永基。此人饱受争议，但仍不失商人本色，一直摇摇晃晃站立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不时露面，此时的身份应该是投资家。同样创立在那一时期的联想公司则成为整个中国公司的样板和骄傲。柳传志也成为中国商业世界最受人尊敬的商业领袖和教父般的人物。联想走过一段很长很曲折的道路，从创业团队的纷争、竞争对手的打击、产权制度的纷繁复杂，但却最后不但幸存了下来，而且在众多中国公司中脱颖而出。它收购了当初的偶像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完成了公司内部新老领导团队的交接，2008年更是挤进了财富杂志的500强公司排行榜——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公司的梦想和创立时的口号。同样被视为中关村第一代的王文京和他的用友也成了生还者，公司上了市，而且仍然一直在喊着自己要成为一家世界级的软件公司。 接下来的一代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挤上了中关村这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和第一代人不同的是，他们携带着一件几乎所向披靡的武器：互联网。这几乎是两通两海和联想诞生之后中关村最显赫的事件。1998年，搜狐、新浪和网易诞生，后来被人并称为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其中的搜狐和新浪诞生在中关村，网易则由一名宁波青年在广州创立。这一年也被人称为中国的互联网元年。 张朝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互联网世界最闪耀的明星，尽管现在看来搜狐一直不尴不尬地徘徊在门户网站和游戏网站之间——后来新浪成为较为纯粹的门户，而网易则成为较为纯粹的游戏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张朝阳的优势是他的美国背景。他竟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大名鼎鼎的尼葛洛庞帝投资了自己的公司。而在当时，尼葛洛庞帝几乎就是整个互联网和新经济的代名词。于是，《时代》周刊、《商业周刊》、《财富》杂志和《读者文摘》都报道了张朝阳这位中国的互联网英雄。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玩滑板的照片几乎成为一个暂新中国的象征。这个暂新的中国开放、拥抱新经济、渴望繁荣。 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则是三个人当中运气最不好的一位。王志东首先在中关村作为公众人物亮相是作为一个技术天才，他的汉化软件让微软也颇为头疼。后来他又创立了三家门户网站中的新浪，接连两次的成功让王志东成为中国的新经济英雄。但是被董事会从新浪解职之后，王志东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第三次好运。 后来，巨鳄微软、谷歌都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中关村。让谷歌难以忘记的是另一个中国小伙子李彦宏。他创立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百度在经历过几年的痛苦时光之后，现在开始让很多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开始感到痛苦。 除了这些被提到的已经成为英雄和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之外，中关村还同时涌动着更多的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而且这些传奇一直在被刷新着。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人总是开玩笑，可能你在中关村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如今，这个地方仍在激荡着无数青年人的内心，甚至整个国家的内心——那就是，中国，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吗？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隐藏在中关村。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四、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底正式营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是象征着中国金融现代化的一个地标。它和浦东新区一样，是中国政府试图向世界传递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可变更的标志。最初，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了浦江饭店，因为浦江饭店拥有一个宽阔的大厅可以用来做交易大厅。浦江饭店坐落在上海外滩边，位于外白渡桥东恻，占地面积4580平方米，始建于1846年，建筑风格为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是上海第一座西方商人修建的酒店。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迁往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这也是上海将浦东建成金融中心的一步妙棋。新建筑采用无形席位为主，有形席位为辅的交易模式，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交易大厅，设有1608个交易席位，交易网络连接交易终端5700个。还有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卫星通信网每天为3000个卫星接收站传达即时行情和相关信息。 1990年12月19日上午，尉文渊一瘸一拐地走进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里经过四个月的装修，被改成了马上要举行开业典礼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组负责人，也是上证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尉文渊，15岁就到新疆伊利去当兵，18岁入党，20岁复员回上海之后，开始是在电影院当服务员，后来进入上海一个区政府工作。高考恢复之后，尉文渊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进入审计署工作，随后又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担任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 1990年年初，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领导说，希望上海能搞出一个大动作，向1989年之后对中国持观望态度的世界各国表明，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大动作是开发浦东，其中，也包括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建立了一个筹备组，筹备组的负责人，后来就成了年仅35岁的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 不过，可能会令后人大跌眼镜的是，包括年轻的尉文渊在内，整个证券交易所筹备组里，没人亲眼见过证券交易所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字。尉文渊只能从照片上看着香港联交所，以此来推测一个证券交易所应该具备怎样的外观。正是以香港联交所的照片做参照，尉文渊找到了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座建于1846年的西式饭店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和它远东最大的大厅闻名。它是上海所建的第一座西方酒店，亮起过中国第一盏电灯，响起过第一部电话，它还曾经有过第一次马戏团演出和第一次交谊舞会。如今，因为它历史上远东闻名的大厅，要在这里建起中国共产党证券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后来的媒体报道说，尉文渊为这个新生的证券交易所设计交易系统时，把宝全押在了电子交易上。结果，当他在1990年11月份，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时，看到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心里一惊，大喊糟糕。原来他发现自己设计的交易体系跟联交所的差别太大。后来尉文渊回忆时还有些得意，“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不过在这天早上尉文渊可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为了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前天晚上尉文渊没有回家，而是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睡了两三个小时左右。更糟糕的是，在搬桌子时脚被压到，晚上伤口发炎，第二天早上醒来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无可奈何的尉文渊只能在受伤的脚上套上一只大号皮鞋，然后在欢迎来宾进入酒店改装的交易大厅时，他要依在墙上，才能不被人看出脚伤。 开业典礼那天宾客云集，在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等人的注视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锤，半小时后前市收市，成交49笔，面额力5879008元。不过，这位世界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说自己当时毫无感觉。因为当天回家之后他已经高烧到40度，早就忘了当时怎么交易、怎么收市。 不过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到1990年结束，整个上海股票交易市场，也只有8家上市公司，后来被人称为“老八股”，而当年的上证综合指数最高也就是127.61点，最低的时候则是百点之下，95.79点。在交易所空旷的大厅内坐着45名红马甲交易员，中间端坐的1位黄马甲监察员则监督着场内的交易。交易者需要打电话给场内的红马甲交易员，委托其买进或者卖出。 上交所第一个挂牌的老八股之一是豫园饭店，开盘时豫园饭店股价是300多元。后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夫人到交易所参观，豫园股票已经涨到了3700多块。李鹏知道豫园饭店最初的股价后，就对随行的人说，股市不能搞投机啊！当时随行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符合国务院总理的说法，告诉总理说，股市的本质就是投机。总理李鹏倒也从善如流，接着便说，那就不能搞大的投机。 虽然股价已经高涨如此，且被总理教训不能投机，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二年成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成立之处日子却并不好过，凌志军后来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创之处，全都在艰难中挣扎，巴望着解开身上的约束”。一直到1992年的5月中旬，政府还仍然控制着股票价格，所有股票都被规定了最高涨幅。这样，即使想要有人搞“大的投机”，也不可能了。 不过我们仍然记得，1992年是邓小平按奈不住自己的言论三番四次被反驳，直接跑到南方去巡视了一圈。在南方邓小平接见了遵循着自己改革开放方针的封疆大吏，一个一个看过，一个一个肯定，让这些一直捏着一把汗的封疆大吏们个个松了口气，认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而邓小平也果然冲出了舆论和思想的禁锢，重新刮起改革开放之风。正是在1992年，“市场经济”这个词组开始大行其道，被人民日报视为复兴一个伟大国家的必由之路。各路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阐释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党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既然如此，也就到了该给股市松绑的时刻。当年5月21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引导，结果从放开即日到23日，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天内暴涨570%。这一天也被人称为是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 凌志军后来描述5月21日股票交易价格放开前后的盛况颇为传神。“消息提前十六个小时传出，好像一阵风吹过这座城市，把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沉闷气息吹散了。市民们亢奋起来，从每一个角度涌出，汇聚到证券公司。股市已经收盘，但这依然不能阻止人群的膨胀。毫无疑问，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天气还是人气，都是如此。午夜时分，人群没有散去的征兆，只等着太阳升起的时候股票大涨。一个记者到处跑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一句：‘上海有几万人这个你在街头熬过长夜。’四川中路的海通证券公司门口，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言说：‘这回该狠狠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全城三十家证券交易所门口，这时候都已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儿交流经验的，一片沸腾。一位老者牵着三尺女童路过这里，自语道：‘真像文化大革命’。女童们仰望爷爷，好奇地问：‘什么叫文化大革命？’”甚至距离上海两个小时车程地杭州也不能幸免。有人从上海连夜开车要望杭州赶，结果深夜的沪杭公路车水马路。 但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还在后头，那是3个月之后的深圳。抢购股票的深圳风波后来甚至出动了武装警察，发射了瓦斯弹，才平息那些没有购买到认股权证，辛辛苦苦没日没夜排队的人们的怒气。这些人排队时候连厕所都不敢上，更别提要吃饭喝水。而且排队的人往往身上肩负的是整个家族，整个家乡的发财使命，那时候，深圳的邮局里都是一包一包装好的邮寄过来的身份证，邮局工作人员算了算，八百个身份证重一公斤，这样满满一包裹要17.5公斤。后来的财经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是，曾经名动一时，让整个中国证券市场都能闻风色变的新疆德隆创始人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就雇佣了很多人去排队购买认股权证，而且真靠这个发了一笔。另一位后来大名鼎鼎也是惟一一个身份公开的庄家吕梁，当时则在上窜下跳采访炒股者，四处赚取稿费。 庄家吕梁和德隆唐万新唐万里兄弟都是后来证券市场上的一时传奇，控制力的鼎盛时期甚至能决定自己做庄股票的每日收盘价——这种绝技就曾经在吕梁结婚当天表演过，当日的中科创业股票收盘价被吕梁的操盘手小丁固定在72.88员作为新婚贺礼。而后来德隆盛极一时，唐万新唐万里总对人说，德隆是在做“长庄”，是“不倒的庄家”，德隆的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湘火炬和合金股份也是跌跌涨涨，很是热闹，吸引着无数的财经记者围绕打转。有一段时间甚至盛传“无股不庄”，于是有些庄家们也有理直气壮宣称自己庄家不倒，甚至是“善庄”。 当然，也有平民百姓因为炒股而炒成了富翁或者炒到一贫如洗甚至绝望跳楼的。证券市场总是不规范的，但是钱总是源源不决投入其中的。看不下去的老经济学家吴敬链开始怒斥说，股票市场像是赌场，而政府是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去拯救那些被套牢的股民。另外一些维护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开始拍案而起，说吴敬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还是2001年和2002年的事情了。后来大盘一路高涨，也没人再提这回事，偶而有一两个想起吴敬链曾经言论的人也会继续讥讽两句吴老师的“赌场论”可以扔到垃圾桶了。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顽强不屈的看空派。其中很多是有在西方投行工作背景的新锐投行经济学家，比如之前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比如银河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07年的大牛市让很多人都讥笑这些语言家的判断力，一家媒体甚至评选出所谓的预言最不准的经济学家，讥讽他们为乌鸦嘴。沪指一路高涨，年内冲破6000。乐观者开始说奥运会前要冲破八千，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是《牛市一万点》，甚至开始遐想中国股市冲破万点。 结果，到了2008年，中国股市还真是被那些看空派说对了。从5000到4000再到3000。跌到3000点时，所有媒体都开始惊呼。但是没过几个月，沪指竟然跌破了2000点。市场上开始流传各种救市传言，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也此起彼伏。政府却最沉得住气，看着沪指跌破2000，没有明确表现出一丝想要救市的意图。 199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从外滩搬到浦东的新址时，当时的上海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派人送去了一堆玻璃钢雕的牛和熊。所有人都喜欢牛，牛代表着繁荣。但是大家却都忽略了熊的意义。在《纽约客》作家约翰·布鲁克斯一本描写1920—1938年华尔街的书中说，“熊市投资者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时必须饱受，必须要将从牛市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再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熊是一位医者，他要求我们控制自己无尽的欲望，转而追求和获取智慧。因此，我们可以像熊一样退出，耐心等待，默默思考，同时又保持警惕，直到重生的季节来临”。 只是那些心急如焚的投资者可能没有心情这样去想，这时候他们应该听听加尔布雷斯的一句话，简短有力，而且也更容易理解：“现在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远多于操纵股市的智慧”。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五、义乌：世界的超级市场 义乌世界超级市场的位置，确立于1990年代，而且将会一直延续，只要中国保持着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个小城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浙江的中部，市域面积1105平方公里，下辖6镇7街道。1982年，义乌在中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此后一直坚持“兴商建市”战略，结果，到200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五易其址、九次扩建，市场经营面积达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有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多万种商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城出售各种东西。对来浙江的朝圣者，那里就是应许之地——义乌的口号是‘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在我们这里的中部，离海岸100英里（160公里），但是世界各地的买家涌来批量购买商品。这里有围巾区，塑料袋区，有一条大街，两边每个店家都卖橡皮圈。如果你的扣子完蛋了，不妨到宾王拉链专业街上逛逛。中国义乌国际商城，一个本地购物中心，有超过30000家店铺——如果你每家都转上一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得用两个月才能看完。义乌吸引了大批阿拉伯商人，它旁边的一个地方已经建起了23家阿拉伯餐馆，还有一个黎巴嫩面包店。我在一家叫Arbeer的店里吃饭，库尔德式的，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伊拉克商人。他到这里来买牛仔裤和电灯。”何伟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写道。1996年，26岁的何伟来到重庆周边的小县城涪陵做英语教师，如今这位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图书的美国记者，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细节观察家之一。 而当《金融时报》前中国站站长金奇到义乌时，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中国的小商品之乡义乌，充斥着世界各种名牌商品的仿制品，人们可以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品牌商品。与此同时，在义乌的街道上张贴着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告示，上面还留有电话号码。只有像金奇这样天真或者说想要弄个究竟的西方人才会去拨打这个号码。他拨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对方告诉他他打错了，应该拨打另外一个，无论他如何辩解。好的，那就打下一个号码，然后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这事情不归本部门管，告诉他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最后，他记下了数个电话号码，可是没有解答他心中的任何疑问，同样富有幽默感的是，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又回到了开头他所拨打的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应该拨打这个他最初拨打的号码，去解决他所碰到的造假问题。他既看到了何伟看到的，也以一种不明就里的记者的天真想去弄明白他看到，但却不懂得的事情，或者，他想指控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把这些写入了他在2006年出版，后来获得高盛与金融时报商业书籍大奖的书《当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 无论如何看待义乌，必须承认，这个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多山小城，它的崛起都是一件令人称赞的奇迹。你可以攻击它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不力，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拒绝它提供的廉价商品。亚当·斯密的教诲在这里得到遵循，自由贸易和市场，这才是繁荣的基本。这座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城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义乌国际商贸城说：“共有四层楼，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3万家商铺，是世界最大的批发商城成千上万的店主在近距离竞争，兜售着包括家用器皿、发卡、锤子、佛像、类似哈雷摩托的自行车以及埃及水管在内的各种东西，而且全部是以超低的价格。买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在为小商铺，也在为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义乌也有自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传奇故事。它也经历了所有中国县城都要经历的命运的磨难，政治的风暴也曾席卷这片土地，让它的人民颤栗不安。 1980年，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开始为它的商贩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他们都是义乌最有名的商贩，也几乎是整个中国对义乌的最初记忆——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小贩。从宋朝开始，这些货郎们的足迹就已经遍布中国。他们挑着装着各种小商品的货担，一手摇着拨浪鼓，用自己的小商品换取人们使用旧的二手商品。在这些临时许可证上，经营业务一栏上写着：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而经营地区可能在浙江、可能在江西，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 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一位在街上摆摊做小生意的义乌妇女和刚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面对面理论，为何她要做小生意。 1982年时冯爱倩已经42岁。她卖掉了10担谷子，拿到了80块钱。然后她又从农村信用社贷款300元，然后为自己置办了货郎担，接着她又开始在义乌县城街头摆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和“投机倒把”商人却被政府打压。每一次被抓到，虽然她不用再像10年前，甚至五年前那样面临牢狱之灾，但她的所有货物都会被没收。直到一天，她看到义乌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被生计所困的冯爱倩直接冲了上去想要申诉自己的委屈和困境，“当时我可是不顾一切了，杀头坐牢还是反革命，都不去想了。” 谢高华阴沉着脸说：“你跟我走！” “走就走！”冯爱倩说。 在谢高华的办公室，冯爱倩开始对这位义乌县的最高政治领袖陈述一个货郎的艰辛生计。在2007年出版的《发现义乌》中，作者黄平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啊！” “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叫我吃什么？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那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活不下去了，我要做买卖！” 这场持续两个小时的对话结束时，谢高华对冯爱倩说了一句话：“别哭了，先摆着吧！” 后来义乌人将这场谈话作为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肇始。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通告称，从这一年的9月5日起，义乌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 “说只是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张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大门口，早上稍微迟一点，车子就出不去了。据说，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来义乌视察，哪条路都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车子停在城外，徒步走了进来”，《发现义乌》中描述说。 这一下开始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五级跳。第一代市场是1982年开始的稠城镇上的小百货市场，卖别针、线头、纽扣、头绳，人称“草帽市场”。第二代市场开在了新马路上，有了水泥地面和水泥板摊位，接着，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气派，第三代市场开始有了高楼，第四代开始被国家工商总局称为“中国小商品城”，第五代市场干脆就称为“义乌国际商贸城”。 开始时这些摊主们大都是倒买倒卖，所谓“全国买，全国卖”，其后巨大的出货量开始带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其中众多企业主前身正是在小商品市场上摆摊卖货的小商人。其中有楼仲平的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当初夫妻两个租用两间民房，购来两台机器，两人日夜不息做吸管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公司，生产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吸管，每天出口吸管8吨。也有陶海弟的拉链生产公司“伟海拉链”，此前一直摆摊倒卖拉链的陶海弟，如今是全球最大的拉链生产厂商，“伟海拉链”每年生产的拉链如果连起来，可以绕赤道200圈。还有以生产袜子著名的“浪莎”和“梦娜”，以及生产饰品闻名的“新光”——浪莎袜业还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 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是几乎什么都有，一位到义乌采购的商人说。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城，“5.8万个摊位、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40万多种，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次，1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发现，义乌的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2000多个1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的、由装着宽带的4万多个摊位组成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地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箱包街50平方公里、68万人口的小城吸引了8000多名肤色各异的外国常驻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厅和招牌上的英文、韩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谐相列；为数众多的私人旅馆里，配有连着宽带的电脑，电视里可以看到、BBC和中东地区的国际频道。在义乌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企业主、房东、工人、三轮车夫都在围着市场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的加工活每天赚上一二十元。”黄平在《发现义乌》中写道。 第二部 开放年代 四六、秀水街：商业鸟巢 秀水街是北京最著名的旅游商业地标，爬长城、吃烤鸭、逛秀水一度成为到北京旅游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情。秀水位于北京市区东侧二环和三环之间，为周围的使馆区和CBD商圈包围。从1982年开始，小贩们在秀水东街一带摆摊，贩卖衣物和小百货。此后，秀水发展成了北京最著名的商品市场，来自全国的商人们在这里贩卖从丝绸到假冒名牌各种商品。2004年8月，露天的老秀水市场被拆，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新秀水街开业，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栋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1500个摊位的百货大楼。 2008年的奥运会期间，秀水街大楼悬挂了一幅黑底红字的大幅标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商业鸟巢秀水街欢迎您！ 后来的报道说，在奥运会的16天期间，除了比赛场馆之外，北京城游客最密集的地方，可能就是这栋在2005年3月19日才开始正式营业的秀水街大楼了。16天内，有22个国家的政要和许多国家的运动员到北京秀水街购物。8月11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秀水街买了七件真丝龙袍；奥组委主席罗格的夫人前后到了秀水街5次，都是来买玉制工艺品的；连夺8枚金牌，观众惊为天人的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母亲也到了秀水购物，在讨价还价时，还拿出了菲尔普斯的名片说，你知道菲尔普斯吗，我是他妈妈，能不能便宜点，这种方法竟然也真的奏效了；美国篮球国家队梦八队的队员每人在秀水街定制了一套西服，科比·布莱恩特还对秀水街小店摆放的绣花布鞋产生了浓厚兴趣；网球名将小威廉姆斯在秀水用45美元了买了一条丝绸被，然后大呼便宜，说这里“超级酷”…… 8月19号，抵达秀水的购物人群创造了秀水街客流量的最高纪录，单日客流量达到53028人。福克斯电视台的评论说：“北京奥运会多了一个比赛项目，就是到秀水街去砍价”。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众多赢家中，秀水街无疑算是一个。只是此秀水已非彼秀水。 老秀水只是一条长约500米的街道，位置在建国门以东的使馆区，北起美国驻华大使馆，西邻祁家园外交公寓，东接东大桥居民区，分布着大概250多个摊位，大部分以经营服装为主。秀水街的顾客大多是外国人，他们会使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同店主讨价还价；而很多ABC都不认识的摊主却都能讲流利的简易英文；或者，干脆双方就在计算机上把数字按来按去，然后辅助以“NO，NO”和“cheaper，cheaper”之类的英文单词。 秀水街上的很多衣服商品都打着加工和返销的招牌，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能在时尚杂志上出现过的名牌服装，中国人称之为“水货”。据说曾经有意大利人从秀水街买走意大利奢侈品品牌服装和手表，拿回国内鉴定，但都被鉴定为真货。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有人说，因为中国是很多国际品牌的制造和代工基地，基本上，“一些厂家如果接到1000件国际订单，会生产1200件，这富余出来的200件就会流转到秀水街来”；还有人说，很多衣服是给国际品牌做代工的同样的工厂和工人，用同样的材料做的，惟一不同的可能是纽扣或拉链，因为这是随着订单一起发来的。这种种因素造成了秀水的名牌即使在理论上都是假的，但却让行家里手都真假难辩。 吸引人来秀水购物的一个因素是便宜，在秀水街买服装，价格一般是大商场的1/2左右。而一些经常买东西的买手则建议，在秀水讨价还价可以将标价的1/3定为目标价位。而有些在别处看都看不到的好东西，建议是马上掏钱就买。 久而久之，价钱之外的其它因素也成为魅力的来源。有些秀水的商贩们认为秀水的魅力在于它是敞开的露天市场，前来购物的客人们心情放松，可以自由自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讨价还价，即使什么都不买，但是用蹩脚的汉语和蹩脚的英语交流仍有乐趣。“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价格，老外就愿意买秀水的。当时不明白，还以为外国人傻呢。现在才智到，这种交流叫文化。”一个秀水的商户后来对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最早在这里买东西的商户出现在1982年，因为秀水靠近大使馆和外交公寓，近水楼台，客源丰富。而且，估计在那个时候，外国客人是整个中国惟一有钱而且愿意拿钱出来买东西的人。于是人们就在这里开始卖各种商品，从中国特色的工艺字画琉璃木器到民间装饰品再到各种生活用品。当时政府部门对这种流动商贩的方法是驱逐，正像今天在某些城市的城市管理者对待小商小贩的做法一样。但是没想到这些商贩们驱之不尽，今日走明日返，这块特殊的地方仿佛有巨大的吸引力，引得无数飞蛾尽扑火。 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整个中国都在更为开放，尤其是对商业。1985年，这些总被驱来赶去的小商人们总算得到正明，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批准成立了秀水街市场，但是每户每月要交税15元。政府给每个个体户发一块印有“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持质量，收费合理”字样的白布，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摊位有三轮车，有竹竿挑起的大布搭摊。 1988年，政府号召当时140多个体户每户出资3000块，修建了带有防火措施的商亭，一直沿用到老秀水街被拆迁。就是在这条街上产生了无数倒儿爷和百万富翁。据说很多温州的制造公司都在秀水街上有个商铺，基本是作为自己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的展示。2004年的时候，一组有关秀水街的数据是：市场营业面积：1252平方米；市场摊位数：280户个体摊主，100多户持集体大照隶属街道劳服部门；每摊位月管理费：850元；每摊位月税：2173元；每年光顾秀水人数：200万以上；年销售额：1.5亿元。秀水街的客人也不乏名人，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原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影视巨星巩俐、田径名将迈克尔·约翰逊。 1999年7月，秀水市场举行经济界专家座谈会，专家们对秀水的定位是“登长城、吃烤鸭、逛秀水”。这句话至今还在很多用英语写就的关于中国的书中出现。一个记者到秀水逛了一圈，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刚用英语送走一个高鼻梁先生，转眼就用流利的俄语跟一位‘红头发女士’杀起价来；另有一个年轻姑娘不甘到手的洋顾客跑掉，一耸肩、一摊手、一皱眉，一句字正腔圆的‘w’”。这样的景象几乎层出不穷。经济学家说，秀水街是“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来的20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老秀水是不是该拆的争论，尽管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的争论，其实是拆迁已经定局，争论只是不甘就此被拆迁的老秀水商户和媒体们对拆迁的抗辩。《中国青年报》用讥讽的语言说，恐怕这幅“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来的20世纪的清明上河图”要变成“清明散伙图”。商户、媒体、专家一片反对之声，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政府对秀水街采取“拆旧建新”策略的决心。 于是，这一边找媒体呼吁秀水即将消逝，请来专家论证秀水的无形资产多么宝贵，秀水又是如何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影；另一边，起高楼建大厦，开放商兴高采烈拍卖新秀水的摊位，新雅盛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张永平说：“一般人以为全世界租金最高的地方是美国，美国租金最高的地方是纽约，纽约最贵的地方是曼哈顿。其实，秀水比这些地方都贵！”2004年6月21日，新建的秀水街市场大厦拍卖那天，尽管拍卖师不断对台下的商贩说：“你们好好算算，平均每月租金5万元，你们能赚到那么多钱吗？”但是摊位的拍卖价格还是不断抬升。 半年之后，2005年1月5日，老秀水市场正式宣告闭市，有心的记者在两天前去看，发现秀水市场仍然熙熙攘攘，似乎人们打定主意要进行一场最后的狂欢“1月3日，隆冬的北京寒风阵阵，但早已笼罩在一片‘拆’声之中的秀水街里仍然是游人如织。狭窄的市场通道中，商户熟练地用英语同外籍消费者讨价还价，确认商品的颜色和尺码。喧闹的市声、时尚的服装、各种肤色的外国游人……” 1月6日，北京新雪，结果仍有上千人聚集在老秀水市场的门口，其中包括媒体记者和对秀水依依不舍的外国人，他们目睹一辆黄色额铲车开国来，挥动着铲斗，只用了20分钟，就把那块悬挂在老秀水市场门口的金字红底招牌“秀水市场”铲落在地。 这一边新建的秀水大厦给记者散发新闻稿和画册：“传说中的东方神鸟凤凰，每五百年集香木自焚，浴火重生，毛羽更加绚烂夺目，美丽不可方物。涅磐重生的凤凰初试啼声——秀水街盛装出场。她焕发出新的光彩，将会更加迷人，更有魅力。” 新秀水的第一役就是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整。美国大使馆说，自己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秀水街每天销售的假冒商品价值在181159-301932美元之间，占市场总收入的90％以上。美国大使馆还在新闻公告中说，表示关于秀水市场未来的任何决定都将是中国政府遵守国际知识产权承诺的标志性决定。而一些知名的国际品牌索性将秀水告上法庭，比如万宝龙和鳄鱼。而北京市朝阳区的副区长和新闻发言人佟克克则回应说：“如果秀水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繁荣。” 2006年开始，秀水街开始要求每个商户都去拿品牌授权，而且，在每个商户外都挂上了一个品牌商标图案清单，这些品牌都仿造率极高，管理方要求，不能出售同商标一致的服装。秀水也开始转型，从水货名牌转向中国特色商品的专卖。但是这种转型带来的是2006年至2007年间的阵痛。很多商户迫于经营压力，都有撤出秀水的想法。 但是每次重大的国际活动都能给秀水带来新生。“中非论坛”期间，秀水街市场接待了非洲各国政要贵宾2000余人次，其中有一天，秀水街市场甚至出现了四个国家的第一夫人：纳米比亚总统夫人、几内亚比绍总统夫人、莱索托首相夫人、科摩罗总统夫人。奥运会也不例外。在秀水街的网站上，管理者贴出了曾经来过秀水街的部分政要和体育明星；奥运期间秀水街客流量达100万人次，五次刷新客流量记录，接待24国政要40人次；23天销售额达到3.83亿……至于这种兴旺景象能否成为常态，人们仍在观望。 <h3>附：秀水历程（来源网络）</h3> 1982-1985路边散摊→合法经营：1982年开始，一些原始摊主在秀水东街一带摆摊，贩卖衣物和小百货。到1985年，一条小小的秀水街已被贩卖各种商品的小贩占满。 1985-1987集贸市场→丝绸一条街：一些商户开始转营有中国特色的丝绸服饰及工艺品，并为市场赢得了“北京丝绸一条街”的称号。 1987-1995倒儿爷→大款：自1987年以后，随着外国人越来越多，工艺品开始进驻秀水。在以经营丝绸制品为主的同时，许多做工精细的工艺品开始进驻秀水，许多老商户的钱袋也越来越鼓。 1995-2001丝绸专营→假货泛滥：随着秀水街许多老摊主的退出，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到秀水这块风水宝地安营扎寨，他们中更多的是精明的南方人。 2004年“新”“老”接替：一些“老秀水”摊主认为“秀水”的牌子是自己创下的，拒绝入驻正在建设中的“新秀水”，一时间各家媒体上对于“秀水拆是不拆？”炒得热火朝天。2004年8月19日之后，秀水市场拆迁基本已成定局。 2005年1月7日，拆秀水街。 2005年3月19日，新秀水正式开业。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四七、大连软件园：软件中国造 有“东北亚软件外包服务中心”的大连软件园和中国软件领军城市大连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位于中国东北的大连称自己为中国北方最开放、最具活力的港口城市。因为它同日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大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城市。1998年，大连深思熟虑，为自己选择了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而没有像绝大多数中国城市，选择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制造业和工业。这让大连发展出一种无污染且附加值极高的行业，其优美的人居环境也得以不受破坏。它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全球500佳城市，也被称为中国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 1998年农历新年大年初三，孙荫环乘坐一辆黑色奥迪车从大连出发，前往沈阳。 49岁的孙荫环的正式身份是大连亿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地产商人。1984年，35岁的孙荫环组建了一支建筑队，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当年他就赚到了350万。4年之后，他跟人合资成立了一家房屋开发公司，正式进入房地产行业，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围的装修和施工上。在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孙荫环用了10年时间成为大连房地产业的三巨头之一，亿达开发的桃山小区是大连的第二大居民小区。孙荫环还涉足了机床制造行业。他组建的大连渤海机床厂和日本平富山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大连渤海日平机床有限公司是中国组合机床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孙荫环本人获得无数企业家荣誉，在大连商界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坐在疾速飞驰的奥迪车上，孙荫环却内心忐忑。1993年，大连市政府将孙荫环公司所有的红旗镇由家村纳入了大连市高新产业园区的范围。作为红旗镇上最好的房地产公司，亿达接受了大连市政府的委托，包片开发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由家村产业基地。孙荫环先是在这里为自己的机床公司盖了一片厂房，作机床制造之用；然后又盖了栋楼当研究所。但是，其它的地方仍然是荒草丛生，孙荫环四处寻找新项目，几年来一直没有如愿。孙荫环自己的想法是，最好找一个可以持续的，同高科技相关的项目，而这个项目，最好又是由一家行业内领先的公司来做。 大连高新技术园区的副主任谷源德有一次告诉孙荫环，沈阳的软件企业东软集团想过要在大连建造一个软件开发基地，其董事长刘积仁曾经亲自到大连来看过。大喜之下的孙荫环当即请谷源德代为联系刘积仁。这场漫长的约会从1997年的10月开始，一直到1998年农历新年的这一天，刘积仁和孙荫环的时间才终于约好，于是孙荫环和谷源德就在这一天结伴前往沈阳，去拜会刘积仁。 由于仍是新年，大连通往沈阳的高速公路上车辆极少，孙荫环和谷源德乘坐的奥迪车一路畅通无阻。不过这位经常耳闻却素未谋面的软件业大人物会对自己的提议做何反应，孙荫环内心却毫无把握。 1955年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刘积仁是一位由教授转变成的企业家。高大英俊的刘积仁在学术上一直前途无量。他在1980年获得了东北大学电子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学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完成的。33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教授。当他回国的时候，他梦想着要建立一个同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相似的研究机构。“我能否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使中国软件行业能够跟我的研究中心建立起一个很好的连接。我们提供基础研究，他们从商业上获得利润，然后给资金支持我们的研究”，刘积仁回忆说。但是他失望的发现国内的软件产业是如此脆弱，那些公司自顾尚且未暇，更别提要为大学的软件研究提供支持。 结果是，刘积仁自己于1991年在东北大学的一间教室内，在东北大学的支持下，和他的同事们创立了一家名叫东软的公司，在当年和日本阿尔派公司合资，并且在第二年成功配股，成为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中国大陆软件公司。 在孙荫环看来，刘积仁正是他想要寻找的那种人物，他所处的行业以及他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都让他和他的公司成为入驻由家村的不二人选。但是刘积仁却有自己的顾虑，后来回忆时，刘积仁说：“这之前，民营企业家我没打过交道，可能也有点清高。那几年确实有些房地产商做事很不规范，靠的是乱七八糟的关系，他（房地产商）信任谁？就信任钱，而且还得是快钱。” 后来的记录说，这两个人谈得相当投缘。刘积仁觉得孙荫环不同于他所认为的那些房地产商，表现得有远见，而且朴素真诚。《计算机世界》的记者高丽华出版的书《超越中国制造：软件领军城市大连的崛起》中说，不善言辞的孙荫环当时说了两句话，很是打动刘积仁，第一句是：“我有一块地，谈软件我也不懂，咱们一起干，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第二句话是：“该我做的事情，我绝不让你有半点操心，半点不放心”。 二人第二次见面时，孙荫环请来了当时的大连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夏德仁。 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还是薄熙来，中国最有个人魅力也最知名的政治家之一。1997年的时候，薄熙来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大连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困惑。位于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大连，周围城市包括大连本身都以重工业起家。但是这些重工业带来的是浓重的污染，这和薄熙来想要的大连显然不同。薄熙来想要创造的是一个花园般的城市。与此同时，1997年时，老的国有企业改造，带来的员工下岗和由之而生的失业问题已经开始让薄熙来和他的同事们头疼不已。而其它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扶持那些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又可以在短期内快速造成城市的繁荣表象。大连要走这条老路吗？ 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的来客时，薄熙来向这家泰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谈及了自己的困惑。客人的建议是，薄市长可以考虑下在大连发展软件产业，它不会带来污染，可以造就大量的白领员工，而且，附加值极高，这些都是寻常的制造业所不能带来的。 薄熙来当即拿出10万元的预算，让大连市计划委员会和大连理工大学论证这一项目。报告出来之后，刚刚从新加坡访问回来的薄熙来当机立断，提出大连要“建设大连软件园，发展信息产业”——新加坡正是花园城市和把握城市产业升级的典范。 然后，1998年1月10日，夏德仁从东北财经大学校长的职务上调任大连市主管科技副市长——见到刘积仁时，这位副市长刚刚上任三个月。1998年5月，大连成立信息产业局，当时全国各地区没有任何以此称呼的政府部门，国家信息产业部也刚刚成立不久。薄熙来对信息产业局的官员说：“硬的你们别管，就管软的，一个是信息化，一个是软件产业”。 当刘积仁来到大连时，这座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夏德仁正是推动这一项目的最佳人选。他和刘积仁一样，出身于高校，刘积仁是东北大学的副校长，他之前的职务是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刘积仁33岁就成为教授，43岁的夏德仁离任之前，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人，相当于学部委员。而且，和孙荫环四处为他的园区找项目一样，夏德仁正拿着软家园的项目到处找入驻公司和开发企业。当孙荫环请夏德仁来参加他和刘积仁的签约仪式时，夏德仁突然想到，他的软件园和这个“由家村产业基地”，太为相似。 当天本要签订一个意向协议，结果三人见面，相谈甚欢，孙荫环和刘积仁索性直接签订合同。但是，孙荫环和刘积仁希望将“由家村产业基地”的名字改为“大连软件园”，而政府部门则认为，大连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字不适合作为一个由民营公司开发的园区的名字。 这时，夏德仁站了出来。这位年轻的市长说：“关键要看谁能发展起来，这才是硬道理。既然亿达和东软有这个积极性，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做好，就要尽权力给予支持，就叫它‘大连软件园’”。夏德仁还让交通局把通往由家村的指示路牌全部更名为“大连软件园”。在薄熙来市长批准软件园的建设方案之后，日后的大连软件园就诞生了。 随后，这片园区吸引来了包括GE、IBM、埃森哲、惠普在内的国际客户。东软还在大连软件园内创立了一所软件教育学院。 大连软件园和软件行业成为大连的新的骄傲，而大连也成为了中国的软件外包之都。“大连之于日本，就像班加罗尔之于美国”，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盛赞大连说。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对大连和大连软件产业赞不绝口。 在2007年，大连更是吸引来了英特尔25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微处理器和芯片巨头要在大连兴建其在亚洲的第一座芯片制造厂；2007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夏季论坛将会场选在了大连。大连的美丽和它的软件产业让每一个来访的客人都为之赞叹，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在世界工厂的东北角，竟然还有一个类似于硅谷的城市。这一年，大连软件岸与信息服务产业规模达到了215亿元，并且仍在以每年50％的速度在增长。<bdo></bdo>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四八、上海新天地 2001年竣工的上海新天地表明了旧城改造的另一种可能：文化、历史和商业如何结合。它不是纯粹去旧建新的商业主义，也不是单纯的牺牲商业的保护主义。上海新天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在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毗邻黄陂南路地铁站和南北、东西高架路的交汇点。新天地占地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六万平方米，由一片石库门建筑群构成。建筑群的外表保留了当年的砖墙、屋瓦、石库门、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每座建筑内部，则按照21世纪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情感世界定做，使这些建筑成为国际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吧入住的场所。 1999年1月，香港人罗康瑞焚香拜佛，开始自己改造上海老弄堂的冒险之举。后来的媒体说，“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开始改造这片后来被称为上海新天地的弄堂时，罗康瑞51岁。1948年出生的罗康瑞，其父是香港富商罗鹰石。15岁那年，罗康瑞就被父亲送到澳大利亚读书，据说，在罗康瑞待在澳大利亚的6年时间内，罗鹰石没有付过一分钱给儿子，所有的生活费用都要他通过在酒店做门童、在餐厅做服务员或者到工厂上班赚来。回到香港之后，罗康瑞先是在父亲的公司工作——罗康瑞说自己第一份工作拿到的工资是800港元，“香港一个建筑工人赚的都比这多”，而后，1971年，拿着父亲借给他的十万块钱和交给他的一个工程，24岁的罗康瑞开始自己创业。这就是后来的瑞安集团的雏形，一家小型的建筑公司。后来罗康瑞回忆自己开始创业时的经历说，他连续七年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罗康瑞真正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是在1984年。那一年，因为很多香港商人对香港的前途判断很不明朗，在香港掀起了一阵公司迁移注册和商人移民的浪潮。1984年3月28日，香港怡和洋行董事局突然宣布，怡和集团因为对香港前途的判断问题而迁册百慕大；同时，公司将在伦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同时挂牌上市。这一年的年底，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公司迁册之风才略有缓和。但是随后，每当中英谈判出现波折，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公司迁册和港人移民浪潮。一项统计表明，到1990年11月，香港至少已经有77家上市公司迁册到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 而香港地产界的后生小子罗康瑞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开始北上考察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且在1985年正式宣布进入内地市场——此时罗康瑞已经有了政治身份，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凭借这个身份，罗康瑞在上海编织起了自己的政府关系网。1996年拿下卢湾区政府批给他的52公顷太平桥地区地皮，则成为罗康瑞和瑞安集团的关键一役。 罗康瑞的第一步就是改造一片位于商业中心淮海中路旁的的老街区。《金融时报》描述罗康瑞要动工的这片土地说：该地区由弄堂（即狭窄的小巷，巷子两侧是石库门房子）组成，占地约3万平米，居住着大约2380户中国家庭。该地区已明显年久失修，埋没在新建豪华酒店和未来主义风格摩天大厦的阴影之中。在目前保留下来的弄堂里，晾挂的衣物一字排开，如同家家户户悬挂的彩旗，洗漱设施都在户外。一排排的水槽排列在弄堂两侧，为了防止邻居盗用，水龙头都上了锁。房屋的院子内摆满了数百户住家的自行车。居民们通常会在弄堂里临时支张桌子吃饭，在这里压根就谈不上什么私人空间。 但是罗康瑞却下定决心要让这片步行10分钟就可以环绕一圈的老街区重焕新生。甚至不仅仅是重焕新生，他要让它的商业魅力不亚于毗邻的淮海中路。他邀请住在波士顿的美国旧房改造专家本杰明·伍德建筑设计事务所和新加坡日建设计事务所来为自己的改造计划提供咨询建议，“其他人都希望把这一地区推倒重建，但是他们要我立即前往上海”。罗康瑞为本·伍德和他的同行们开出的价钱是3000万人民币，他的要求是尽可能保留该地区的历史特色，同时又让它对大公司和奢侈品品牌具备商业上的吸引力，他想要一朵与众不同的花，但无论这朵花多么与众不同，一个必要条件是它必须能招来蜜蜂。不然这个项目就毫无意义。 本·伍德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赢得了这个项目，尽管“建筑重建并维持原有规模……涉及到的工作量，使我们提出的方案在目前最为昂贵，同时明显是回报最低的”。 后来媒体报道说，“在研究了1000个小时上海的旧建筑后，设计师们决定在整体规划上保留北部地块大部分石库门建筑，穿插部分现代建筑；南部地块则以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建筑为主，配合少量石库门建筑，一条步行街串起南、北两个地块。” 而一些地区的石库门已经被时间和人为的破坏摧毁得面目全非，为了达到旧建筑的效果，瑞安公司从档案馆找到了当年由法国建筑师签名的原有图纸，按照图纸来还原建筑。 但“这并不是‘忠实的’复原重建。我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我的目的是尊重……这一地区的特色风貌，但要创建一种商业上可行的居住环境。”本·伍德说。他们加固楼体、翻修外观、加装窗户，改造水电系统，加装地底光纤电缆和空调系统，几乎全面改造了内部结构，让公司和品牌可以入驻。他们甚至专门从德国进口一种昂贵的防潮药水，像打针似地注射进墙壁的每块砖和砖缝里。这样折腾一番之后，“新天地”每平方米的造价达到了2万元。而为了动迁这一地块上2300多户、8000多名居民，瑞安集团还要付出6亿元人民币的动迁费。有报道说，为了改造新天地，罗康瑞投入了他全部资产的一半，14亿人民币。 这场豪赌最终以罗康瑞完胜结尾。精明的罗康瑞把新天地的竣工日期定在2001年6月30日。因为7月1日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典，而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旧址，就在新天地里面，罗康瑞丝毫未动，原样保留。10月份则是上海APEC会议。后来罗康瑞得意地对媒体说：“庆祝建党80周年，中央的高级领导都会到一大会址，不用宣传全国知道；APEC会在上海开，各国总统元首会到上海来，有6000多名外国记者，不用宣传你也宣传了。”果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都光临了罗康瑞的“新天地”。这些照片被瑞安集团妥善保存着，一有需要，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而各个时髦的餐厅、咖啡厅、服装店、饰品店和酒吧，都开始陆续进入新天地。 后来，作家凌志军在他的书《变化》中将新天地作为中国“新人类，新生活”的一个例证写了出来：“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把这块地方介绍给从外地来的朋友：‘去吧，你一定喜欢，在那里喝咖啡就像在巴黎街头一样。’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心中快乐的消费主义倾向，相信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历史学家说它‘看上去旧意浓浓’，新闻记者说它‘别样的风华’，作家们说它是‘上海的一个童话’，经济学家说它‘提供了二千零九十三个就业岗位’。石库门博物馆是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它的：‘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 罗康瑞则留了一手，他规定，自己的新天地房屋只出租不出售。“一卖给这些商户就没法控制了。我坚决不能卖。”罗康瑞说。这会让他的投资回收非常缓慢，但是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如意算盘：“但这里我有52公顷的地呀，我边上的房子卖得很好，每平方米2500美元，是上海的最高价。” 在规划新天地的同时，罗康瑞就开始在新天地旁边规划修建翠湖天地公寓，这也是他的太平桥地区重建项目的一部分。翠湖天地第一期5幢公寓楼在2003年竣工，共有277套公寓房。它的房价1999年前开盘时是3229美元/平方米，2005年价格涨到了8611美元/平方米。而这只是罗康瑞手中52公顷土地中的一部分而已。 上海新天地让罗康瑞一战成名。尽管瑞安集团在香港地产界只能算后期之辈，但是据说连李嘉诚和新鸿基的郭炳湘这样的地产大亨见到罗康瑞，也拍拍他肩膀，赞扬说，这么早就想到进入大陆市场，好样的。 上海新天地成了和外滩、徐家汇一样的上海地标，也成了罗康瑞的成名之作。在他全球的社交场所，经常有人走过来，对罗康瑞说“我刚刚去过上海，看到了你的‘新天地’。”罗康瑞自己也说“‘新天地’可能是我一生的事业中最重要的一块了。” 新天地这样的旧城改造，既能讨得政府和市民欢心，又能带来切实得商业利益，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城市，纷纷邀请罗康瑞到自己的城市来旧城改造，建设一片新天地。罗康瑞也毫不客气，在杭州的西湖边建起了新天地，在重庆建起了新天地，在武汉的长江边也建起了新天地。而且在每个地方，即使难以再现上海新天地的盛况，也都成了当地的显赫地标。罗康瑞也成了中国大陆举足轻重的地产大亨，总是一袭中式衣装，文质彬彬出现在媒体上，大谈“关系”之道、文化地产。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四九、保卫平遥 1997年12月，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的整体保护和经营是古城发展的另一种思路：城市发展没有必要完全走工业化之路；城市的规划也没有必要全部是高楼和大马路——很多古城正是毁于这种“现代”思维。地处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城墙、镇国寺、平遥双林寺、慈相寺、平遥文庙。其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游览整座城市，从中可看出中国明清城市的规划和营造蓝图。从2001年起，平遥开始举办每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移不到两百年，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平遥会成为一个旅游之处。如果有人从北京或者从中国其它地方前来，也只是为了到中国的财富中心寻求利益或者商业上的指导。 当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平遥出现时，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奇特的彷徨时代，这个国家仿佛一个犹豫不决的巨人，在蹉跎间把机遇尽失。那时候，广州城内同西方诸国的生意正做得火热，中国的两项特产丝绸和茶叶深受欢迎。但是这些生意大部分都被垄断在政府授权的十三行手中，其中最显赫的一名商人名叫浩官，后来的一些研究说浩官的财富足以跻身世界级的富豪排行榜。另一项生意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鸦片的进出口贸易。 日升昌的成立被视为中国银行业的开端。日升昌之后，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票号，仅平遥就有22家。这三地都位于晋中平原之上，成一字排开之势。这三个晋中平原上的小县城，成为中国财富的集中之地。其中，平遥尤其集中了富商大贾，有“小北京”之称。 票号兴旺之时，其分号遍布全国，而其商人则富甲天下。以至于从未到过山西的古龙，在其武侠小说中，将山西的票号商人和东北关外的参客视为江湖之中最富有的人。梁启超则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词以对，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与世界人之前。”等到了1836年，华尔街被视为纽约证券市场的代名词，而纽约则日益成为美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山西票号也已经发展成熟。慈禧太后曾经评价平遥的协同庆票号：“一个协同庆票号筹款支差，比得上山西藩司，也快比得上大清户部了”。 这种奢华富裕的遗留场景，在山西票号经过战乱已经衰落之后，仍然让远嫁到山西的宋霭龄大吃一惊。在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的笔下“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中国的华尔街”，如果更准确的话，它应该被冠名在晋中平原上这三个紧邻县城头上：太谷、祁县、平遥。如今，奢华尽散，这里仍保留着奢华的痕迹：一栋栋至少三进的大院，是票号商人的办公室，正门是揽柜房（柜台），一院是账房，二院是信房（分号和总号之间往来信息），三院是协理房（比经理低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再往后，则是总经理房。 后来的人们旅行到这些地方，完全可以从那些仍然保存着的深深庭院中遥想当年票号商人的富裕奢华。 只可惜中国并没有选择平遥的道路，其后的历史可谓江河日下。而平遥的最辉煌时代也已经消逝。 平遥的再次引人瞩目起始于1981年。这一年，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刀下留城”事件。后来关于此事的记述大都非常简略，但是主角只是几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中国的城市都在做规划，搞建设，平遥自然也不能例外。平遥县政府请人做了一份平遥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新的规划要在平遥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四条大街相对应的，平遥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城墙要打开8个豁口——平遥古城墙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有3000垛口，72敌楼，以对应孔子门下3000弟子和72贤人。 规划出台之后，为了开辟这四条大街，要将城西门内的平房全部拆除。“当时城西门外的民居已经拆了100多米，现在刚进平遥城有一段比较宽阔，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东门以南也开了一个豁口。”柴泽俊说。柴泽俊是当年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也是一名古建筑专家。他知道这一事情是因为他的一位下属，当时的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冒着丢去官职的风险通知了他。李有华甚至躺在门道里，以此来阻止拆迁人员。 柴泽俊说李有华“人非常好，能写会画，很有才华”。1977年因为大水，平遥城墙部分坍塌，李有华害怕有人偷偷拿走城墙的墙砖，还安排人晚上巡逻。“从1980年到1986年，李有华一直和工程队在一起，白天在现场转，夜里轮流在城墙值班，到平遥开放以后，李有华在城墙上转的次数更是数不清，白天黑夜都去。”柴泽俊说，他后来在平遥县给李有华出版的一本书上用毛笔字写道“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 接到李有华消息的柴泽俊带着他的同事们立即前往平遥，但是“那当时平遥古城还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城建系统又不归我们管，跑一次不行，跑两次三次还是不行。” 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份新的城市规划由平遥县交给山西省建委批准，恰巧，当时的同济大学浇搜阮仪三正在山西榆次协助当地城市规划。省建委的人就把平遥城的总体规划拿给阮仪三看。阮仪三看到这份规划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份规划相当于要把平遥城中心的古建筑，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全部拆除。 “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阮仪三回忆说。 “平遥为什么留下来了，因为慢了一点，（慢是因为）它穷，它在这个几个城里（太谷，祁县，忻县，解休）最穷，动作慢了一点。然后（它）也扒了城墙扒了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公尺，拆掉30几幢明代建筑，拆掉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人家拆了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慢了一点。”“肤浅，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的反映。”阮仪三说。 为了做平遥城的规划，阮仪三自己贴上钱不说，还借了3000块，这钱后来他慢慢用自己的教授经费还上。但是这份送到北京的规划却让罗哲文和郑孝燮决定对平遥施以援手。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上写道：“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阮仪三把平遥城墙、郑国寺、双林寺写下来上报国宝级别单位。文化部拨了八万块专款来修城墙。山西省也批准了阮仪三的规划。阮仪三还自己掏钱，为平遥县的政府官员办培训班，让他们到同济大学学习，了解古建筑和文物保护，“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有一次，从平遥回来，我直奔省政府一位主要领导办公室，讲了古城的现状，说明保护它的紧迫性。领导听后非常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从那以后，平遥城的新规划才放下了。”说这话的柴泽俊也是平遥城保护中的关键人物。 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的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政府的认可让各级政府都开始对平遥古城的修复慷慨解囊，到了1993年，国家对平遥古城修复累计投资有550多万元。 真正的辉煌是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平遥保护中起到至管重要作用的柴泽俊是平遥当年申办世界文化遗产小组的副组长。“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世界教科文组织说。结果，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平遥的旅游门票收入马上从申遗前的一年18万元增加到了一年500多万元。2007年，平遥的旅游收入则到到了7700万元。 帮助平遥达到这一庞大数字的还有从2001年9月20日开始在平遥举行的国际摄影节。 2007年的国际摄影节就吸引来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摄影家及20位策展人参展，展出作品一万多幅。平遥县旅游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开始举办摄影节的前一年2000年，平遥共接待游客16.3万人，门票收入780万元。而2007年摄影展举行的一周时间内，平遥就接待参观人数近21万人，其中外国游客近7000人。这一年的旅游收入是7700万元，几乎是2000年的十倍。昔日辉煌无尽的金融中心，今天则是城市保护的范本。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〇、798：从工厂到艺术区 “七九八”艺术区在2002年后成为中国艺术品热潮的一个标志性地点。“七九八”位于北京东郊的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之前是1950年代建立起的工厂，在2001年后，不断有艺术家入住这片废弃的厂房，利用原有厂房的包豪斯建筑风格，经过装修，把这片厂房变成了一个个的工作室、画廊、文化公司、咖啡馆或者书店。七九八艺术区所占用的厂区，是原电子工业部所属706、707、718、751、797、798等6个厂的区域范围，这也是“七九八”这个名字的来源。七九八几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它也是将艺术商业化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开始了模仿七九八的举动，艺术家们寻找废弃的工厂，将之变为艺术区，政府和公司也将之视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范例。 谁也没有想到，一片在1950年代修建的工厂，它最辉煌的时期，竟然是在将近50年后的另一个世纪才到来，只是用途已经全然发生变化。 这片工厂在它建立之处就被寄予厚望。它是中国新政权仿照苏联发展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政权成立之日起，共产党人就开始谋划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取得与自己处于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至管重要。为此，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官员曾经根据苏联老大哥的简易，三次修改“一五”计划。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陈云在内的中共高层官员都曾经先后拜访苏联，以获得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援助。 这片工厂位于北京东郊的毫无工业基础的酒仙桥地区。它被命名为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又称718联合厂），由前苏联和东德共同帮助中国建立。由于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在电子工业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东德的工程师基本承担起了建设这片工厂的重任。后来的一份资料说，为了建设这座工厂，“东德副总理厄斯纳亲自挂帅，利用全东德的技术、专家和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工程。因为东德不存在同等规模的工厂，所以厄斯纳组织了东德44个院所与工厂的权威专家成立一个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最后集全东德的电子工业力量，包括技术、专家、设备生产线完成了这项带有乌托邦理想的盛大工程。718联合厂的首任厂长李瑞在回忆文章里说：‘我看过德国20多个厂，其中没有单独一厂具有如此规模的。据我所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阵营的国家中，此类规模的工厂也实属罕见。’” 负责718联合工厂设计的建筑事务所和包毫斯学校处在同一个城市，深受包豪斯风格的影响。因此，这座工厂也就具备了典型的包豪斯风格：实用、简洁、明朗、灵活。设计和建成的工厂建筑能够承受8级以上的地震；施工时使用的都是坚固的500号建筑砖；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后来这片工厂被再利用时加以强调，那就是，建筑物的窗户不像当时通行惯例朝南，而是朝北，一篇描写这片工厂的文章解释说，朝北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光和反射光，有助于保持室内光线的均匀和稳定，而从视觉感受来看，恒定的光线又可以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美感”。后来鼎鼎大名的798工厂，正是718联合工厂的第三分厂。 后来，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历史学家评论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1953年——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农业和工业产量的增长每年平均约3.8％和18.7％。”而这156个核心的投资项目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这些项目几乎吸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工业投资的一半”。 但对于718联合工厂而言，这种工业上的辉煌却并没有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主题。在制定一五计划时，规划者有意地避开了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东南沿海地带，可是等到1978年之后，规划经济不再成为时代的主题，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占据了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带和南方城市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宠儿。那些曾经的先行者，那些已经建起的成片的工厂，如果不能得到国家的继续支持，而自身又时运不济，它们的命运就只能像铁西区那样沉沦，直到等到新生。718联合厂和它的第三分厂798在其中应该算是幸运儿。因为它们无意间踏上了承载着另外一个主题的跳板。 1964年4月上级主管单位撤消了718联合厂建制，成立了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2000年12月，包括798厂在内的六家原718联合厂的工厂被整合重组成一家名叫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国有公司。整合之后，包括798厂在内的大片厂房被闲置。业主七星集团开始将这些厂房陆续出租。 2002年2月，一个特殊房客进入798。这被认为是后来798转化为艺术区的起始。美国人罗伯特送自己在雀巢公司工作的妻子上班，每天经过798工厂，渐渐对这片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产生好感。于是，他决定要在这里租一栋房子，“这里可比那些写字楼好多了”，回忆时他轻快的说。但在当时却没有那么轻快，因为尽管798厂的很多厂房都空着，物业公司却只愿意将原来的一个回民食堂租给这个美国人，“墙上全是油污，屋顶黑糊糊的，室内又脏又乱”，后来的一篇报道说。租金倒是不贵，只有每平方米六毛五——后来798厂的租金涨到每平方米四、五块。 罗伯特将这个120平方米的回民食糖整修了下，变成前店后公司。店是后来著名的现代艺术书店。罗伯特当时在做着和中国艺术相关的工作，和他交往的人当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家。这样，通过罗伯特，他们就认识了798。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迁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便宜、空旷，而且，容易扎堆。 黄锐也是在这之后搬到798的。这名后来被视为798领袖人物的当代艺术家当时刚刚从日本回来，他想在北京也找一个工厂空间，作为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后来他对一个记者描述自己刚到798时的感受：“里面特别黑。当时是早春时候，晚上6点，有一点微光，从很脏的窗户里透出来，那个地方全是土，有几台旧机器，这种房子的弧线我特别喜欢———最美好的曲线都是弧形的。进入这个空间，毫无选择。”他也发现这里作为艺术家聚居区天然具备的独特性：“798是北京这个拥有最古老文明的最新城市的最大的工业遗产。”尽管当时已经有包括雕塑家隋建国在内的艺术家把工作室放在了这里，但是798成为艺术家和画廊大规模聚集的地方还要再登上一段时间。后来一个叫方振宁的艺术评论家如此描述798如何成为画廊和工作室扎堆儿的地方：“在2002年10月末的一天，一家由经营亚洲当代艺术的东京画廊和艺术家黄锐合作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画廊在798举办开张酒会，那次吸引了大约一千多名北京艺术圈里的人。突然间人们发现，如果把这种具有包浩斯风格的工业建筑改造成画廊，将是再时髦不过的好主意。当时租金便宜的让你难以想像，每天一平米的价格才四角人民币左右，于是，在只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了一大批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咖啡厅和艺术书店等等。” 只是事情就是如此无常，当这片地区终于繁荣起来，有钱人，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开始经常到798的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闲逛买画时，关于798已经太商业化的声音又开始出现。而且忧心忡忡者大都是其中的居住者。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地区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引来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客人，这会让其中一些人自鸣得意——因为这把他们置于一个聚光灯下，也会让另一些人感到不适——因为这种变化过于迅猛。 798最早一批的居住者，媒体人洪晃在接受接着采访时说，798的这种“从一个特别破烂的地方，到一个大家都在投入的地方”的迅猛变化，让她感觉“畸形”：“SOhO那样的商业化是一必然发展过程，是SOhO是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才彻底商业化的，但是七九八几乎是三年之内，现在Nike都进来了，在这儿是房租最高的客人，在这儿做展厅。它的商业化和政府的运动性的东西跟我们个人的力量来比的话，它的力量太大了。798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运动总指挥部，再变成一个商业化的地方。”SOhO是纽约的艺术家居住区，后来也成为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后来的媒体在提到变成艺术区的798时，总是喜欢将798和SOhO相提并论。这种商业化的前景让艺术家们感到有些不适，尽管它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商业收益，让他们买得起豪华轿车和宽敞的住房。“现在那里一家画廊没有，更不用说工作室，现在全部变成了高档公寓和品牌店。像中国近些年的艺术区从圆明园、上苑、宋庄到798的流动一样，国外的艺术区也在不断变迁当中。商业社会总很容易把艺术的果实吸收过去。”黄锐谈SOhO时的口吻像在说798。 除了“商业化”这个无法阻碍的趋势之外，黄锐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那就是在2006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将798规划为创意园区之后，以黄锐为代表的艺术家开始和园区的管理者之间发生争执。创意园区的管理者在2007年的年初给黄锐下达最后通牒，让这位租期已满的艺术家搬离园区。而黄锐的担心则是，业主方和管理方会通过让合同到期的艺术家搬走，然后以更高租金出租的方式，把798推向一个商业气息更浓厚的社区。 不过艺术园区最终会消失的担心很快就被消除。因为越来越多的画廊开始进入798——它仍然很商业化，进入798的不再是籍籍无名的艺术家，贪图这里的便宜和宽阔，而是知名的国际画廊和公司。2007年年末开业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就是其中一家。黄锐并不欢迎这种变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资金实力雄厚，因此随心所欲地搜刮所有看得上的艺术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帮助真正的艺术家。”但是这种变化却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中国速度。而艺术家和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会存在。这种关系真是奇怪，正是商业带给这些艺术家名望和金钱，这些原本贫穷的艺术家离不开商业，但是他们又在内心深处担心商业会终究吞噬他们，或者还会抛弃他们。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一、江村和中国农民的生活 以“江村”之名闻名于世的开弦弓村几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开弦弓村地处长江流域太湖东南岸的吴江市七都镇，是一个典型农业加手工业的江南农村社区，享有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的美誉，因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26次访问和他的社会学名作《江村经济》，开弦弓村以“江村”的名字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之一——同其他著名村庄如大寨、大邱庄、华西村等不同的是，开弦弓村从没有达到意识形态或者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这让它更能代表普通的中国农村发展脉络，其中纠结着土地和农业问题、乡村工业问题、基层自治问题等等。 2003年4月，人类学家费孝通最后一次访问江村。此时的费孝通已然垂垂老矣。这是94岁的老先生第27次访问这个因为他而知名的村庄。在他1939年于英国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中，他将这个位于太湖东南角的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开弦弓村称为江村。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4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名为《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的论文。论文中说：“20年来，我在家乡看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看到了小城镇的由衰转兴；然后走出‘江村’，在祖国各地的农村和市镇间奔走。在实际工作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由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并且逐步产生了‘区域经济’的概念我所访问的苏州地区的几个小城镇，都是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经济区里。我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一个超越行政区划的、金字塔型的经济区域结构——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在苏、锡、常、通、杭、嘉、湖、甬等这些发达的中等城市的簇拥下高居塔的顶端；中等城市的下面是一大批新兴的、实力强劲的小城镇和千千万万个生机勃勃的农村构成的基础。这个基础越宽广、厚实，金字塔就越牢固。这个‘塔’充满活力，从塔顶到塔基，纵横交错的‘血脉’延伸到每个基层单位，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靠得住得现代经济区域。” 后来费孝通在这一年总结自己研究的基本思考路线，其中一条具体路线就是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此时的费孝通已经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甚至终于赢得了难以掌控的命运的青睐。他自己不再被反复的政治浪潮冲击和打压，从他担任的政治职务来看，他已经是身居高位。他曾经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对学界和学界之外的务实的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只是他已经不是60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书生，一袭长衫、身材瘦高、头发乌黑浓密，内心激荡着去了解现实和改革现实的热情。时间将他和江村都改变了。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也变得稀疏，身体早已发福，他面上的表情也不像从前那么忧郁而若有所思，取而代之的是爽朗的笑容。 在这一年的江村大事记上写着：2月，村党总支书记周玉官作为农民代表，当选苏州市政协委员。3月，中共党员、私营企业家周永林任村党总支书记，接替周玉官主持全村工作。 周玉官本人绝非一个普通农民。他也是江村最知名的私营企业主之一。2003年时，周玉官的“吴江万达电络板有限公司”生产总值可以达到300万元。当时访问了周玉官的学者王淮兵纪录说：“10多年前，楼下厂，楼上家，全家齐上阵，雇了三五个工人，敲敲打打，是个家庭作坊；现在厂归厂，家归家，厂房建筑面积达1200平方米，雇工30多人，分车间进行操作。我们走进周玉官办公兼会客的房间，宽敞明亮，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办公桌上摆着电脑、电传、电话，主人坐的当然是可以转动的老板椅，靠里边还有卫生间。” 1995年时，王淮冰将江村划分为三个阶层，包括不到1％的温饱户，接近90％的小康户和五六户富裕户。这些富裕户“有的办工厂，雇工15人左右，年缴税20万元，富在明处。而有的则在外经商，或做包工头，从住房的华丽，甚至包‘二奶’，只知其富，但无法得知内情”。纯粹的农户已经越来越少，1990年王淮冰访问江村时，就已经发现，真正纯粹的农户，全家劳动力全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只有5家了。 1939年时，年轻的费孝通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甚至高利贷者等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地减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必要步骤，因为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引起‘反叛’的原因。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时间的发展正验证着费孝通的这个判断。只是，历史要绕了一个大圈之后才意识到这点。 1935年，在广西考察时不慎落入瑶人捕虎的陷阱，结果自己受伤，妻子出去呼救时死亡。伤心之下费孝通回到内，听从姐姐费达升的劝告，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养伤，同时，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江村通讯，“开弦弓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的一个村，离京沪线上的苏州有60公里。我姐姐曾在这里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10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方便。” 紧接着，费孝通取得公派留学机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人类学。在从上海到威尼斯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路程上（费孝通要从威尼斯再转到伦敦），他将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后来他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以“江村经济”为主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这篇博士论文在英国出版，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然后是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费孝通留在了大陆。1956年，他的同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格迪斯到中国访问，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前往江村访问，这一举动重新引发了费孝通对江村的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在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下马看花”，了解中国的现实。于是，费孝通在1957年的4月重返江村。结果，21年之后，费孝通重新回到他在《江村经济》中的结论，农村的贫困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在发表于《新观察》的报告《重返江村》中，不断强调农村工业的重要。 “（村子里自建缫丝厂）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答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地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深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工业轻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批判过一阵……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地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结果，文章连载还没结束，费孝通就被打成右派，因为“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恶毒指责人民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当时江村农民的生活则是穷困有加，孩子都不能上学，而去放羊。 1981年，当费孝通再次起心前往江村时，时代又一次发生变化。工副业已经占据了江村农民生活收入的一半。后来以“苏南模式”闻名的社办企业已经出现萌芽。这一年江村的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达到155万元，其中农业占29.8％，副业19.1％，工业51.1％。 此后，几乎每年费孝通都会前往江村考察一次。而他也在1980年代初关于社队企业的争论和1988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打压乡镇企业的数次风潮中，发表言论，继续支持所谓“乡村工业”的发展。 在他1987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名著《江村经济》的结尾，费孝通写道：“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他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至今仍在期待。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二、博鳌的亚洲之声 从2001年开始，每年定期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让这个小镇成为中国和亚洲崛起的符号地标。博鳌位于中国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处，出海口中有东屿、鸳鸯两个岛屿，使博鳌港水中有岛，岛中有水，波光错落，景色秀丽。但是真正让博鳌为中国和世界所熟知的，是亚洲论坛的选址博鳌。自此之后，这里建立起各式五星级酒店、会展中心和高尔夫球场。因为亚洲论坛这个民间组织，博鳌成为象征着亚洲国家崛起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标志地点。 从2001年开始，每年春季中的几天（2003年是秋天），海南琼海的小镇博鳌都会热闹非凡。接到邀请的客人们匆匆忙忙赶来赴约，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谈论各种宏大话题。如果从上空俯瞰，博鳌小镇刚好被水环绕，似乎与世隔绝。参会者大都需要乘坐飞机首先抵达海口美兰机场，然后从美兰机场转乘陆地交通工具，经过大概两个小时的行车，才能最终抵达博鳌。但是亚洲论坛的设置目的和它的议题又大都关乎沟通。正好像与世隔绝的瑞士小镇成为达沃斯论坛的会址，人们似乎需要在一个似乎与世界无关的地方讨论关于世界的问题。 亚洲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了亚洲自我意识的复苏。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业也没有妨碍关于亚洲的讨论，因为随后它就开始迅速自我修复，也因为两个更大的亚洲经济奇迹中国和印度基本没有受到那次危机的影响。一些热心的亚洲政治家们开始寻求成立一个类似于达沃斯论坛的讨论亚洲事务的论坛，因为相对于已经一体化的欧洲和繁荣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而言，亚洲似乎显得疏离，“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参与了APEC、PECC等跨区域国际会议组织，但就整个亚洲地区而言，目前仍缺乏一个真正由亚洲人主导，从亚洲的利益和观点出发，旨在增进亚洲各国之间、亚洲各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论坛组织”，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首次会议时散发给媒体的新闻稿上说。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日本前首相小川户细在内的亚洲政治家在1998年的9月发起成立“亚洲论坛”的倡议。他们又建议论坛的所在地应该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让这个国家成为这片区域最引人瞩目的国家。 他们的成果就是2001年2月27日在小镇博鳌上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成立大会上说，“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性会议组织，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又向其他地区开放，为各方人士提供一个共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层次对话场所，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希望加强对话、寻求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完全支持这个够想”。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议的亚洲政治名人已经预示了这个论坛的级别，他们包括尼泊尔的国王比兰德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中国副总理钱其琛、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巴基斯坦前总统莱加里、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列先科、越南副总理阮孟琴，前东盟秘书长、印度人辛格则是论坛的代理秘书长。在金融危机前后就因为坚持亚洲价值观和对西方资本直言不讳而颇富争议性的明星政治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话最富挑衅性：“区域合作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要的战略。”“亚洲有权力产生自己的思想，而不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现在我们仍然要创造亚洲的价值，创造出亚洲人管理人类的想法。”辛格也说，“世界缺乏亚洲的声音”。这些政治家们在一片“历史终结”的言论声中显得格外焦虑。他们试图摆脱从西方立场看待亚洲的视角，强调亚洲不再是世界的边缘地带，经济上的崛起让亚洲试图在政治、外交和观念上争夺主动权。 此后，每一年的年会，都会吸引到众多亚洲政治家、商人和学者前往，而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每年年会都会有重量级的政治家参与，2002年的年会是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了亚洲论坛的理事拉莫斯等人，2004年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做主题演讲，2005年是政协主席贾庆林，2006年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7年是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08年是国家主席胡锦涛。那些最重量级的中国商人也都会选择在这里露面，平时难得在媒体上出现并接受访问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掌门人，比如中移动的王建宙、中海油的傅成玉、中远集团的魏家福却是博鳌亚洲论坛上相当活跃的发言人，一些当红的民营企业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远大空调的张跃、国美电器的黄光裕、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等。潘石屹还在博鳌建了自己的凯宾斯基酒店，由韩国建筑师承孝相设计的博鳌凯宾斯基成了记者们下榻的地方。尽管是亚洲论坛，但是一些世界级的名人仍然受欢迎，比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微软的比尔·盖茨。 他们讨论的话题几乎无所不包，从贸易壁垒、区域合作、龙象之争、能源问题、环境保护、贫富差距、亚洲企业竞争力和全球并购再细微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所有人都兴致勃勃。除了白天的正式论坛之外，到了晚上，一些意犹未尽，或者在白天论坛上不是主角的企业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们还会组织开放的小论坛，谈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些小论坛大都在露天，不像白天的论坛在酒店的宴会厅中正襟危坐着进行，博鳌四月的天气已经如初夏般怡人，愿意聆听的记者和其它参会者可以围坐一旁，身边就是水和风。 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发生，最近也最著名的例子比如胡锦涛和萧万长在论坛上的会面。有记者提问说，萧万长是第六次出席年会，但之前他都不是坐在第一排，台湾媒体也相当地好奇。为什么他这次可以坐在第一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龙永图回答说，主要是在3月22号台湾领导人进行竞选，出现了新的结果。萧万长先生所在的国民党赢得了这次大选。台湾的政治局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萧先生这次来，我们当然要给他必要的礼遇，这也反映了台湾的现实。论坛的理事长拉莫斯也说，萧万长和他带来的庞大的台湾代表团，以及萧万长和胡锦涛的会面，将是“两岸关系的突破性的进展”。 “和平崛起”也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郑必坚在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备受推崇，胡锦涛和温家宝在讲话中都曾经提到“和平崛起”。 此外，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同时，政治家们进行外交会晤，企业家们商量合作，甚至签订合作协议，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们宣扬自己的观念和理念，都成为惯例，比如在2007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演讲和论坛之后，就被众多企业家和银行家约见会面，谈论可能的合作。 2003年被推选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成为另一个同博鳌有关的关键词。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龙永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他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是因为他在中国入世谈判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从1992年到2001年，作为中国加入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10年时间都在唇枪舌剑中度过，中国终于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这个身材不高，戴一幅眼镜，体型颇为敦实的男人立即被举国目为英雄。他的最高职务是外经贸部的副部长，但是在2003年，他辞去了政府职务，专心去经营博鳌亚洲论坛，在全世界旅行，为论坛邀请嘉宾，在各种媒体上露面，宣扬博鳌亚洲论坛的价值和理念。此后每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前都加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头衔。一个所谓民间组织的组织者能够在中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被媒体和政府捧为上宾，也是极为罕见的。 而小镇博鳌，也因为在这里举行的亚洲论坛，一夜成名。2001年时候，媒体报道说，旅游公司推出了一条价格为3680元的天价旅游路线。自从宣布亚洲论坛要设在博鳌的消息后，到博鳌的旅游者猛增了20%，亚洲论坛还促使了小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新闻报道说，“博鳌人将此作为天赐良机，在琼海市、海南省及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投资5亿多元完善了博鳌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在琼海市区到博鳌镇之间铺设了一条高标准道路，移动信息、固定电话、宽带网等设施一应俱全，并建成了博鳌金海岸温泉大酒店。”成为博鳌亚洲论坛部分会场和嘉宾入住酒店的金海岸温泉大酒店只是酒店建设的开始，随后，更多的酒店和会务中心建立起来。论坛其间，它们是参加会议的嘉宾和媒体记者的住所。论坛结束之后，顾客是前来旅游和打高尔夫球的游客——博鳌还建成了成片的高尔夫球场。因为亚洲论坛，博鳌小镇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地标。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三、阿拉善：商人与沙 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让阿拉善成为媒体上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地点，它代表着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3个旗，共23个苏木（镇）、190个嘎查（村），是自治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盟市。随着环境的恶化，阿拉善几乎成为沙漠的统治地。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面积约7.8万平方公里，占全盟总面积的29％，居世界第四位，国内第二位。它也是臭名昭著的“沙尘暴”的起源地之一。一群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在阿拉善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试图治理沙漠和恶化的环境，这让阿拉善成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个标志。 2004年之前，大概只有在沙尘暴吹到京城行色匆匆的人群的脸上时，偌大的北京城内才会有一些人想起阿拉善。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每年的春天，北京城都会有十几天的时间是在漫天黄沙中度过的。春季的大风卷着不知从何处吹来的沙，给摩天楼和机动车披上一层沙幔。路上的行人如果来不及躲避沙尘，头发和衣服里都会钻进一粒粒黄沙，回家之后只能洗澡更衣。结果以后大多数人在可能的风沙天选择不出门，或者出门时随身带上口罩、帽子和沙巾。这种以往出现在中国西北城市的恶劣天气搞得北京城的居民大为恼火。但是他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受到沙尘暴带来的更大的灾难。 大风沙可以吹倒大树和电线杆，甚至可以掀翻汽车，造成断电和交通阻塞，相比之下，它带来的灰色天空、重新洗车的麻烦和城市居民恶劣的心情就不那么严重。1998年4月19日，强力的沙尘暴造成了新疆北部地区6人死亡、44人失踪、256人受伤。200年3月27日，沙尘暴袭击北京城时，局部地区的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这时正在北京安翔里小区一座两层楼楼顶施工的7名工人被大风刮下，两人当场死亡；一些广告牌被大风刮倒，砸伤行人，砸坏车辆。沙尘暴还迫使多趟开进新疆的列车在中途停止行驶。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的4月9日晚上7店左右，从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t70次列车走到中途，沙尘暴卷着石块而来，左侧窗户玻璃全部被打破，乘务员和乘客们拿着卧铺车厢的棉被、床单、木板来遮挡窗户。最后达到兰州站时，这趟车已经晚点了32个小时。记者纷纷跑去采访那些惊魂未定的乘客，结果了解到，因为沙尘暴，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的t54次列车停运，开往全其它地方的火车中，有9趟到达兰州火车站时，晚点时间在20个小时以上。 相比之下，北京城碰到的那些麻烦还算小的。但北京特殊的地位和它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身份让治理沙尘暴成为一门显学。这时候北京城的居民们开始从电视上和报纸上听到和看到这个名字：阿拉善。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在春天弥漫在北京天空中的沙尘，都是从沙漠地区吹过来的。专家开始分析，沙尘天气的路径分为西北路径、偏西路径和偏北路径，就像从前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一样，来源远蒙古高远的沙尘也兵分三路挺进内陆，其中三分之二左右的沙尘起源于境外的蒙古国，但是在经过中国沙漠化地区时得到沙尘补充；而另外三分之一则和“阿拉善”这个名字挂上了钩。来自境外的沙尘中国人管不了，只能在北京周边植树造林，建立防护地带；而来自内部的沙尘，就要求想办法去治理。后来提到阿拉善时，人们对这个绕口的名字开始有了第一反映：噢，沙尘暴的发源地啊！记者们开始频繁地往来此地，试图揭开此地为何会背上沙尘暴发源地的恶名，结果是发现了一个环境恶化如何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变成不毛之地的悲惨故事。 记者们翻出了前辈的记录，看到范长江在名作《中国的西北角》中描写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城外数十里草地里……马群、驼群、羊群……漫山遍野都是，黑一阵白一阵在青草中云样的移动”；1994年，农林学家董正均描述阿拉善盟下辖的额济纳旗弱水两岸和居延海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燕鸣，缀以芦草风声，真不知为天上人间，而尽忘长征戈壁之苦矣。” 而如今景象全变。阿拉善在蒙古语里是五色斑斓的意思：绿色的贺兰山森林，黄色的巴吉丹林沙漠、蓝色的大漠湖泊、红色的风蚀砂岩、白色的盐湖、紫色的玛瑙、金色的秋日胡杨林，如今大漠风沙一起，只剩下一片黄色沙尘披头盖脸席卷而来。居延海行将枯竭、森林不断消逝、盐湖为沙漠遮掩、胡杨林凋零不见，玛瑙更不知何处寻觅，而驼群、马群、羊群则都瘦骨零丁游荡在植被稀疏的大漠上。在上世纪50年代，阿拉善还有一片800公里长的梭梭林带，茂密倒连骆驼都无法穿越，黑压压树木茂盛到骆驼都无法穿越，现在也都被沙漠吞噬。 那些为沙尘暴烦恼，并且注意到了阿拉善作为沙尘暴起源的人当中，包括了刘晓光。这个中年男人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京城房地产大亨。他后来因为发起成立了一个企业家治沙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候选人。对候选人进行介绍的说明说：“2003年10月的一天，刘晓光巧陷内蒙古阿拉善盟，当听说这里是沙尘暴源头地之一时，他跪倒在腾格里茫茫的沙海中，一股强烈的责任感直冲内心”。 另一个说法是，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宋军在阿拉善月亮湖有一个旅游基地。2004年的雅布力企业家论坛之后，宋军组织了11个西部感兴趣的企业家到阿拉善聚会，其中包括刘晓光、王石、张朝阳。这个沙尘暴源头的沙漠，正在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20米的速度向北京推进，感慨之余，这些商人们想到，为什么不能组织一批做企业的人来治理这片沙漠？众人轰然称好。刘晓光则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后来，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102个企业家中，有很多人称都是被刘晓光电话拉进来的：每年10万治沙费用并不算多，刘晓光的面子也不仅仅值这么多钱——章程中如是规定：凡是认同并遵守SEE章程并向SEE缴纳会费现金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即可取得一年的理事会员资格；而一次性或累计缴纳会费达一百万元人民币可成为终身理事会员。 2004年6月5日，上百名中国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一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称自己是中国首家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80位发起人当中囊括了当下中国最活跃的商人，诸如刘晓光、田溯宁、陈东升、王石、冯军、冯仑、郭广昌、李宁、潘石屹、马蔚华。这80位发起人承诺，将“连续十年，每年投资10万元人民币，以减缓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人与人的和谐”。 记者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平日在自己公司里做惯老大的商人们，能不能坐下来平等协商一件事情。结果，就出现了关于这个组织的形形色色的有趣描述。每人每年出10万块的“小钱”，是为了让企业家们起点上就平等起来，“你刘晓光旗下有两百个企业，但你钱有张朝阳多吗”；接下来大家无论公司大小，个人财富多寡，平等交涉协商，共同治沙。 开始选举执行理事会时，主持人拿出了一份筹备组商量好的十五人候选名单，而且内定了首任会长为刘晓光，让企业家们举手表决，结果万通董事长、地产大亨冯仑站起来就骂：“你们又搞国企那一套！”另外两个地产大亨任志强和张宝全也表示不满，会场内大呼小叫，吵成一片。后来刘晓光回忆说，自己当时就想指着冯仑大喊：冯仑，你到底想干什么。但毕竟不是在首创开会，还是按下火气。结果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是重新选举出候选人。 当15名执行理事被选举出来，会长刘晓光也被选举出来之后，主持人请会长发表感言，一看刘晓光从口袋里拿出讲稿，企业家们哄堂大笑，刘晓光则满头大汗。事情还没完，他刚说了一句，“我会领导大家把工作……”身为协会监事的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马上顶了一句：“你搞错了，连马蔚华也领导，你怎么可以领导监事会，我们是监督你的。” 有一次刘晓光主持执行理事会，结果又忘记了自己不是在首创开会，身份不是决策人而是主持人，开始以领导口吻说：“这事就这么办了”。结果云南红的董事长武克钢站起来大声说，“你他娘以为我是你分公司经理啊！你会不会开会啊！” 后来，2007年任期满了之后，首任会长刘晓光卸任，理事王石发现，强势的刘晓光已经变得对人“笑脸相迎”，“什么都好好好、对对对。”王石的幸灾乐祸没持续多久，他马上被选成了第二任会长。 商人与沙的故事让阿拉善成为媒体的宠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被媒体视为一个模范NGO。因为它的参与者的特殊身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在一种民主参与、选举、讨论的情况下运行的，章程和领导者都是民主讨论与选举的产物，而且还有一个极为独立的监督机构。这或许能够让那些在中国成长中已经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商人学会民主方式，而这能不能成为日后成长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雏形，媒体记者们热烈地议论着。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治沙的故事了。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四、崇明移民 崇明岛接收了第一批三峡移民，也是接收三峡移民最多的县城之一。中国政府认为，三峡工程的关健在移民，三峡工程的成败也在移民，这让崇明这个本与三峡工程无关的地点成为观察三峡的一个地标。地处长江口门户的崇明岛形状如一春蚕，东西长，南北狭，是中国仅次于海南和台湾的第三大岛，归上海市管辖。不过从上海市区到崇明需要转乘渡轮。因为它的秀丽风景，崇明岛一直也是一个旅游胜地。2000年8月13日，第一批外迁移民自重庆云阳县南溪镇迁往上海崇明岛，这一次的迁移人群被当作“三峡库区第一批外迁移民”，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媒体说，这样的安排多少具有象征意味：从大西南重庆的深山峡谷到物质发达的上海郊县，移民的外迁之路充满希望。而由政府出面组织安置外迁移民，这也是建国以来上海的第一次。 汽笛声响起时，黄万平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船从重庆云阳县码头出发，顺着长江水路，载着这位24岁的年轻女人离开她出生的地方，驶向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船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六百多号云阳人，他们用重庆话交谈。水路并不坎坷，远抵不上内心的波涛汹涌。一则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出发前，“移民们依舷而立，无不泪流满面”。 这段旅程将持续整整五天。 上世纪末的一次会议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迁徙命运。1992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在政治上对一场延续了近百年的水利工程争论划上句号，也成为三峡工程启动的开始。 这个工程将是自中国历史典籍《史记》中记载的“大禹治水”之后的最大的水利工程。无数人的命运将因为三峡工程而改变，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必须搬迁离开三峡库区的黄万平们。政府公布的数字表明，水库将淹没湖北、重庆两省20个区县的277个乡镇，其中，有8座县城将被全部演没，1座县城大部分地区被淹没，4座县城和市区被部分淹没。那座大部分地区将被淹没的县城，就是黄万平的家乡重庆云乡县。因为这个工程而被迫搬迁的人数总计将超过110万人。 在这条船上，还坐着她未来的丈夫丁方成，以及丁方成的两个堂兄弟丁方远和丁方银，她的姨父一家人，其中包括姨父姨母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他们的目标是上海，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他们将成为这个繁华都市的新成员，尽管是在周边——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很多中国大学生们为了取得这个城市的户籍拼命竞争，头疼不已，而另一种获得上海市户口的方法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房价最高的城市购买住房。 5天的航行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上海市所辖的崇明岛。同“七山一水三分田”的云阳不同，崇明岛尽管三面临水，却少有山。它是一个由海水和江水冲击而成的中国第三大岛屿，它对自己的定位是生态岛，旅游业发达，在最繁华的南门镇八一路上，有两家肯德基，这个地区的房价可以买到4000元每平米，有1600辆人力三轮出租车围着它寻找生意。而云阳则是个纯粹的农业县，92%的人口都是农民。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黄万平和丁方成兄弟必须离开这个农业县。因为大水将无可避免地淹没他们曾经劳作过的农田、曾经的住宅和嬉戏过的河流。 抵达崇明建设镇界东村之后没有多久，黄万平正式嫁给了比自己大10岁的丁方成，尽管丁方成是再婚，并且携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这个新的家给他们的保障是每人40平米的住宅、每人一亩田地和每人每月的38.75元补助。丁方成的能干成功维系了这个家庭的运转，并且让他们成为一个社交中心。在他们结婚的当天，镇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出席了他们酒宴。去年9月，丁方成和黄万平将政府为他们所建的房屋重新修葺，并在原先的一层平房上加盖了新的一层。这栋楼房的每个房间内都摆着床。黄万平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那是因为经常有好几个人在他们家聚会并且留宿，最多的时候，会有七八个人留宿。 但丁方成并不能够在家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度过每个夜晚。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外面奔波。他买了一辆货车，依靠为企业和个人运输货物谋生。他在崇明岛的另外一个镇上拥有另一处住所，因为他的客户都集中在这个镇上。补偿是，他每个月能有超过5000元的收入。即使在崇明本地人中，这个收入也是较高的。 对于丁方银来说，这就像一场骗局。 “当我们在那年12月份时候来崇明看地方时候，心里面已经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了。”丁方银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很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丁方银的父母没有跟随他和大哥丁方远一并移民到崇明岛，而是选择和另外两个儿子一起留在了云阳。 但在开始时，一切显得顺利。丁方银也经历了和堂哥丁方成类似的建家过程。他也是在移民之后和比他小10岁的一位同乡女孩结婚，并且在刚刚到来没多久时，就在自己家中摆起五桌的酒席，宴请他的本地邻居。 六年之后，所有的新鲜感都化作了陌生感产生的敌意。而自己的不走运也让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变得愤世嫉俗。在经历过几份短暂的工作之后——其中包括在上海吴淞码头的两个月工作——他只能无所事事呆在家中，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解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办理完了离婚手续。用他愤世嫉俗的话语来描述，这是因为，年轻的妻子在外面打工，接触的人多了，“学得脑子坏掉了”。而这只是一位打工女孩思想变得开放的另一种说法。 他开始回忆云阳家乡的山路和江水，回忆那些在水上讨生活的日子，他是一个很好的船夫，并且在浅水区还能兼任纤夫，阳光把只穿一条短裤的身子烧得漆黑，“像鬼一样”。崇明岛修到每个家门口的水泥路和他日渐白晰的皮肤不能平息他的抱怨。他困惑着这样的生活何时能够看到转机。他拼命抱怨着自己的贫困和无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未有人认真去倾听。 最大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事情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所以，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而将工作给了本地人。黄万平和丁方银分别重复了上面的话。那些工作，比如村子里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比如洗衣工。拒绝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年龄、学历和性别。只有一次，被拒绝的黄万平不知所措：“他们说，原因是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这里的地方政府尤其不好，对于大新镇的三峡移民而言。尽管几年前的区划改革已经将大新镇合并到竖新镇，但是移民们仍然固执地将矛头指向大新镇镇政府。 从竖新镇镇子到大新的集市，乘坐崇明的另一种出租车电瓶车需要20分钟。在一条长街上是一溜农贸市场，小贩们用长方形木板在大篷下简单的搭建起临时的货品堆放处。 在这条长街上，泾渭分明，南边是本地人的摊位，而来自三峡的移民则占据了北边一半的摊位，而且，都是在卖猪肉。他们是从云阳来的第二批的移民。 他们围拢了来自北京的记者，每个人抱怨自己的不满。其中包括，镇上所有的信息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他们错过了许多“好事”，比如好的工作等等。原因是，镇上的广播都使用崇明话，而听懂这种上海话对全国各地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挑战。工作是最难找的，而政府似乎在刻意刁难，比如前一阵子清理河道，在其他镇子，每户移民都会有一个名额来获得这份月薪700元的工作，但是在大新镇的移民却根本没有人能够获得这份工作。 即使是现在在这里卖肉，也可能难以维系。因为镇政府在试图规范这些摊贩。他们在修建一个室内的菜市场，但是这个菜市场的每个摊位都要拿来拍卖，每个摊位就需要20万左右。说到这里时，王正英就提高了嗓音，尖利的女声直冲人的耳膜。 沉默寡言的刘远清曾经试图找过当地的农村信用社，希望能够贷款买到一台农作物收割机，这样，依靠为当地的农民收割稻谷，农忙季节也可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但是即使用自己的房产作抵押，他也还是被拒绝了。于是，他也只好到这里卖肉了。 62岁的李远福固执地讲一口重庆话，而不是像他的同乡那样，尝试着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人交流。他说，太聪明的人不会移民，他们有别的出路，而太笨太胆小的人也不会移民，因为他们怕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能够移民的，只是才华、胆识和财力都只是中间阶层的云阳人。 因此，他们缺乏自己的精英阶层来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记者问他们，能否在政府中选举出移民的代表成为官员，他们纷纷讥笑这个天真的问题，说连一个扫地的工作政府都不肯给移民做，怎么还敢想着去做官。 他们希望镇政府对移民“照顾”，可是镇政府在他们眼中的形象却日渐恶劣。他们不断拿主管移民的镇长沈兴平开玩笑，因为他们中有人去找过这位竖新镇的副镇长，可是却被推拖掉。 记者尝试着拨通沈兴平的电话，告诉他想采访移民，镇长在电话里说，不可以，上面说了，不可以采访移民。即使已经取得了的县委宣传部的同意，他仍然坚持说，不可以，除非能够拿到移民办的许可。 这些移民中也有所谓的成功者。他们通过生意在本地站稳脚跟。“我也就是讨生活而已。”28岁的刘强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然后说。除了建设镇偷偷卖盗版DVD光盘的一个三峡移民和大新镇的肉贩子，移民中并非没有商业上的成功者。按照移民们的标准，刘强就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川府火锅店开在崇明文化宫内，那里距离崇明最繁华的商业街南门镇八一路不远。他还有另外一家分店在崇明的新河乡。两家店的80名员工中，80%的人都来自于三峡移民。 但他却并非政府移民。他是同云阳相邻的贡节人。初中没有毕业，就跟着自己的朋友四处玩，其中就包括跟着他的云阳朋友来崇明。 等到贡节也需要移民时，他的两个哥哥移民到了江苏，而他选择到了上海崇明岛。因为与其去适应新的环境，还不如挑选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经历了最初无事可做的彷徨之后，几个朋友在一起决定要做一个四川火锅店，原因很简单，在这里四川人和重庆人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 同他的朋友相比，刘强承认幸运眷顾了自己。但在谈话中他总是百般推拖，而后则习惯性的沉默。他说他的那些朋友们才真正能代表移民生活，“他们有种地的，有搞运输的，也有做小生意的，虽然艰辛，但却真实”。 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放弃。“我的两个女儿，上的都是崇明最好的学校。”刘涛有些得意的说。40出头的刘涛在南门镇庆城菜场的二楼拥有一个摊位，他的“三峡肉食铺”销售各种猪肉类食品。他离开新河乡崇明政府为移民准备的房子和田地，来到南门镇，觅一住处，然后依靠卖肉为生。 尽管他的家人也有从云阳移民到江苏的，但是他却选择来到上海。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下一代考虑。 每天早上五点钟，他的三峡肉食谱就开始营业，围绕着他的肉食谱的，还有另外四家肉食谱也是三峡移民们开办的。他们满脸堆笑地向每一位经过者询问，是否要肉。 对于这些移民们来说，下一代成了全部的希望所在。“娃娃们的适应能力总是比我们好的”，刘远清说。尽管在刚开始读书时，老师的上海话让这写重庆孩子们一筹莫展，可是很快，他们就学会了上海话，并且，比他们的父辈们拥有更多的本地朋友。 丁方成每次出门跑车都会把自己儿子丁亮的电话号码随身携带——它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存在手记上。这个儿子，原本法院判给他的前妻抚养，可是丁方成发现前妻对丁亮不管不问。于是，他还是把儿子带在了自己身边，包括移民到崇明。 可是现在，16岁的丁亮却必须离开疼爱他的父亲。因为他要到距离崇明南门码头40分钟航程的上海市去读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那天，黄万平看着丁方成带着丁亮和3000块钱坐轮渡去的上海，“可是回来之后，已经一分钱不剩了，原来报名费就花了2000块。”此外，每个月，丁亮还需要交给学校500元的伙食费。而黄万平自己在当地棉纺厂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是600万。 “即使穷，也不能不让孩子读书啊。”黄万平叹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屋后已经成熟的水稻。稻穗已经显得沉重，垂下了头，低向地面。“再过几天，就该收割了。”而他们刚来时，还因为不知道如何去种水稻，而栽死了几茬稻子。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五、平昌直选：云中的民主 2006年，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平昌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窗口。平昌县是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的一个小县城，全县幅员2229平方公里，总人口970906人，农业人口就有795446人。它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国家司法部、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路桥集团定点帮扶县。平昌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从2001年开始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试验，让平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媒体将平昌称为中国在政治领域改革的小岗村。 你需要用超过5个小时的车程才能顺着蜿蜒的山路，从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抵达位于这个西南省份的东北县城平昌，一个拥有97万人口的农业县。正如英国作家Mark Leonrd发现的那样，“山坡上开垦出梯田，以种植谷物。路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描画出一个栖居在峭壁上的城镇的轮廓。夸张的混凝土房屋突然出现面前，像对来访者猛击一掌。” 当这位英国人达到平昌时，他发现自己被忧郁的农民们包围，倾诉各种麻烦，希望他能够帮他们解决，或者他至少有能力把他们的诉说传递出去。这些麻烦包括：从土地上所得收入不断下降；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反而在攀升；孩子们缺乏足够的成年男性作为榜样；而他们的留守生活又是多么孤独。这里的村庄和中国大部分内陆乡村一样，绝大多数年轻力壮者都主动到城市里谋生，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守护仍在生长的田地，“那些留下来的人，每年只能从土地上赚到900块”，一个老妇对Mark Leonrd说。只是所有这些向他抱怨的人都没想到，“我在北京的朋友把我送到这里，让我把平昌作为中国未来的一个模本来研究”。 如果平昌能够吸引来众多游客，那一定不是因为它秀丽的风景，或者它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尽管这两者是中国一个地方成为标志性地区，吸引来无数观光者或者朝圣者的要素。平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实行乡镇级党委领导成员公推直选的县级城市：2001年乡镇换届时，平昌县委在灵山乡进行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试点，成功后，新华社记者蒋作平和李银在自己的报道中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党员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尝试”。平昌县的县委书记刘谦详对2006年到平昌做调查的Mark Leonrd说，公推直选的政治实验让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原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吸引到来自各地的注意，“我们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我们在政治上领先一步。” 平昌县委书记刘谦详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这位当地共产党最高领导者认为在平昌进行直选实验的背景：“一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组织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组织和成员关系由行政归属向利益归属转变，行为由政治推动向利益驱动转变。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化转移。广大农民对党组织的依赖逐步转向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依赖，党政组织的权力逐步向市场和经济组织、自治组织、政策法律和大众传媒分化转移，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三是传统的干部选任制度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长期以来，传统的组织任命方式导致干部变动频繁，只注重对上负责，短期行为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到乡镇政权巩固。四是加快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条件日趋成熟。” 另一些研究者则要直白得多，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王舒娴在她讨论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文章中说，这种改革“主要是为了缓解和应对执政党在基层的合法性危机”。这位研究者举例说，1998年时，四川省平昌县涵水镇镇政府拖欠村民债务迟迟不还，结果气愤的村民几次把乡镇党委的牌子撤了下来，“反映了党群干群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村民对于乡镇领导的不认同使得乡镇党政在农村的工作难以开展，县党委试图通过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来缓解乡镇党政的合法性危机。”王舒娴说。 当时的平昌县组织部部长郑开屏回忆说：“搞公推直选，党章无规定，请示上级组织部门，未做书面答复。我们在一个乡试点，也确实是冒险的做法，因此宣传上很低调，做前做后都不敢向上报材料，但我们坚信所做的是正确的。”刘谦详后来也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对权力本身很超脱，看得不是那么重”；“为平昌县推动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扩大党内民主的改革创新感到自豪和光荣，如果这样做有什么风险的话，我就是今后不当这个县委书记，我现在也要把公推直选进行下去。”他对后来到平昌来访问的记者和调查的学者反复讲一个比喻，选乡镇党委书记就好像是儿女找对象，如果对象是父母替他们做主选的，发生问题后，儿女一定对父母百般抱怨，可是如果是他们自己选的另一半，出了问题，他们也就不能抱怨父母了。 第一个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是平昌灵山乡党委书记迟春林。平昌县党委决定在平昌进行试点时，说服了这位自觉民望还不错的乡党委书记同意去竞选原本属于自己的职位。“觉得自己这几年还是为乡里办了些实事，党员群众还是比较认可，觉得有信心赢得选举；另一方面，村委会干部敢于在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村民大会上演讲竞选，乡镇党委领导为什么没有勇气在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竞选呢？”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王勇兵后来这样描述迟春林的想法。这位1949年之后的第一位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后来还在成都向中共高层中负责政府官员任免的领导人曾庆红汇报了直选的经验。只是当初包括迟春林、刘谦详和李开屏在内的平昌县的党干部，恐怕都没想到这个冒险的举动被后来赶来的媒体称为和小岗村居民包干到户一样有革命性的举措。只是和小岗的不同是，小岗的改革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说，凤阳两次统一了天下，一次是朱元璋，另外一次是小岗；而平昌的改革更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种探索。 2004年1月，平昌县把自己的乡镇公推直选试验扩展到了全县27个乡镇中的9个。郑开屏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参加选举的2901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87％，其中还有116名是专程从自己的打工地赶回来的。新华社记者对所有9个乡镇的直选过程进行了采访。这个中国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说，“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党委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也是四川省目前时间最早、范围最大的公推直选试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的决定，开始让平昌闻名全国，成为著名的政治实验田。 刘谦详将平昌的“党内民主”试验做法概括为三公开，两票制和三轮选。三公开指公开宣传号召全体党员参选，公开报名，公开推荐候选人。两票制指推荐票和选举票，候选人们首先要在乡镇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和答辩，为自己赢得选票，争取成为正式候选人；接下来，再由辖区超过五分之四的党员对这些正式候选人进行直接选举，超过半数即为当选。三轮选指的是正式选举时采取直着选、倒着选和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三轮选举。所谓倒着选是指第一轮选出党委书记，第二轮选党委副书记，第三轮选党组其它成员。 2006年1月14日，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地方政府创新奖是由中央编译局创办的一个奖项，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治理上的创新，从而为整个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理和改革寻找破局之法——长久以来，中央政府的改革一直都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它能激起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的街谈巷议，也能挑逗起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领袖的好奇心，但是长久以来却没有任何人能清楚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怎么想”（ does k？这也是Mark Leonard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Mark Leonard正是在他中央编译局的朋友的推荐下，不辞辛苦来到平昌，去看所谓的中国的希望。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组的负责人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俞可平是近年来中国最闪耀的政治学者，因为他关于民主的言论和对党内民主的探索而知名。当然，更加重了他的份量和引人瞩目程度的，是关于他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智囊的传闻。 俞可平最知名的文章是他在2006年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一出，顿时洛阳纸贵，尽管俞可平本人同时受到了双重攻击，一部分人攻击他为西方制度张目，过于西化；另一部分人则攻击他为目前的政治制度进行粉饰。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俞可平否认自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身份，但也承认自己的研究中一部分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执政党的核心机构”。他几乎每晚一点才睡，凌晨六点即起晨读，晚上很少应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但也喜欢看电视剧和上网浏览信息，曾经红极一时的他也看过。在俞可平的观念中，中国应当进行的是一场“增量民主与善治”的政治创新，和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应当进行增量改革；关于党内民主，“中国的7000万党员本身就已经比英国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更多的关于民主的纷乱话语。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潘维说：“目前对中国人而言最紧要的主题不是谁应当来治理政府，而是政府应当怎么治理”。潘维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应该首先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又有人争辩说，法治的建设应当先于民主的建设。所有这些理论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不应当简单遵循西方的政治民主路径，而应该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制度。首先不能动摇的是中共共产党的地位，任何改革都必须是在不能进行全民选举的前提下进行，这使任何改革都必然止步于一种“协商式独裁”，或者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参政议政——但是，当然决不可执政。这会成为一种新的政府组织形势吗？没有人知道。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六、太湖治水：发展之殇 2007年的蓝藻危机让太湖突然成为中国的环境地标。位于江苏省南部的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整个太湖水系共有大小湖泊180多个，连同进出湖泊的大小河道组成一个密如蛛网的水系。太湖实际水面面积2338.1平方公里，湖岸线总线405公里。它地处江南水网的中心，河网调蓄量大，水位比较稳定，利于灌溉和航运，也因此繁荣了一片土地。太湖流域总面积36500km2，人口3400万，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乡镇工业发达，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淡水鱼业产值也占有较高比重。但正是太湖周边地区发达的乡镇工业让太湖陷入污染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屡经治理，仍未缓解，结果在2007年发生了震动中国的太湖蓝藻危机。太湖蓝藻危机让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现实，也促使整个国家开始反思过去三十年的工业发展之路。 这一天没有什么大新闻，除了《扬子晚报》的新闻热线电话里，不断有无锡市的市民抱怨，家里水龙头中流出的自来水有异味，而且颜色也不对，“流出来的水像橘子汁一样”，后来有人回忆说。 2007年的5月29日清晨，大多数无锡人起床之后，拧开水龙头，准备洗漱，却发现自己闻到一股发臭的味道。一个市民拿起毛巾弄湿了发现有味道，他认为是自己的毛巾放得太久生出异味，于是用香皂仔细去洗了洗，结果发现洗后的毛巾味道更浓。 市民们打电话给无锡市水质检测部门，得到的惟一忠告是，去超市购买纯净水。《扬子晚报》的记者到无锡的家乐福和大润发等超市里去看了看，结果发现超市的纯净水柜台前人山人海。为了储备纯净水，很多市民干脆一下子买了四五箱。水很快就断了货。而这时候自来水发臭的原因也查明了。“自来水为何一夜间臭味难挡？记者从自来水公司得到的解释是：连续高温高热，导致太湖蓝藻在短期内积聚爆发，导致水源水质恶化，最终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自来水发臭现象。早在5月7日太湖蓝藻第一次大爆发时，无锡市自来水公司就停用了牵龙口水厂的水源，而目前，锡城仅有的主要水源是太湖边南泉水厂水源。而这仅有的主要水源也难以幸免，就在28日晚，南泉水厂水源也受到蓝藻爆发的破坏。”最早报道此事的《扬子晚报》在文章中写道。 这是“蓝藻”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前。此前没有人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植物，因为什么产生，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蓝藻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藻类原核生物，常于夏季大量繁殖，腐败死亡后在水面形成一层蓝绿色而有腥臭味的浮沫，称为‘水华’。太湖广阔湖区周边的凹槽水湾，水体流动性差且富营养化，为蓝藻多发地带。无锡市城区水源地梅梁湖，正属于这类区域。”《财经》杂志在事后的一篇报道种解释说。 其实在5月29日之前，无锡市就已经感觉到了水源的变差。无锡的三个水源厂小弯里（牵龙口）、贡湖（南泉）和锡东都从太湖中采水。可是从5月16号开始，牵龙口水源厂的采水区梅梁湖水质变差，到5月22日号，这个水源厂停止供水。无锡应对的策略是将将锡东水厂平时承担的20％水源份额提高到30％，其余70％全由南泉水源地提供。到了5月28日，承担着无锡市区大部分供水的南泉水源地水质严重恶化，“湖水开始变黑并散发出恶臭”。这就是5月29日一天，很多无锡市民自来水笼头中流出带有味道的水的原因。 而应对蓝藻的策略，除了人工打捞和用大量的高锰酸钾和漂白粉消毒之外，人们在短期之内亦无良策。短期之内改善无锡水源地水质的最有效方法是，加速水源地的水的流速，相当于换一遍水。无锡市水利局在5月30日就宣布采取紧急措施，从长江调水改善太湖水质，同时减少太浦闸出水量，使太湖保持一定水位，并确保沿太湖水闸全部关闸，杜绝外界污染源。 在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蓝藻危机时，大部分专家都会提到，这同2007年恶特殊气候情况和太湖水情变化有关。因为太湖的蓝藻每年都会生长爆发，只是2007年格外严重，引发了一个中等城市的用水危机，才引起舆论大哗和政府紧急处理。《财经》杂志的报道说：“今年1至4月份，太湖水温高于正常年份1.88度。4月平均温度为近25年来最高。4月25日后，太湖水温一直维持在20℃以上，正适合藻类的生长和繁殖。同时，今年1至4月份，太湖水位处在25年来的最低点，加之太湖4、5月间盛行东南风，湖区蓝藻被汇集到梅梁湖区。”又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无锡市区域内太湖水位50年来的最低水位。低水位、高温度，加上连日以来降雨稀少，诸多因素，导致太湖蓝藻不同于往年，迅猛爆发，形成了无锡居民自来水笼头中流出的臭水和人们的恐慌。 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很简单，所有媒体和专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污染。《财经》杂志的报道说，“太湖流域的人口密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城市化率高达50％以上，流域内有37个大中城市及县级市，大小企业6万多家在流域内星罗棋布。”这块地区以0.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十分之一的GDP，其代价则是水域面积5551平方公里、河道总长约12万公里太湖水系被严重污染。《财经》引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监测数据说，“近几年，太湖流域每年直接排入河湖的工业和生活废污水量，都在50亿吨左右；而太湖本身在正常水位下的库容也只有44亿吨，也就是说，每年排入太湖的污水能够填满整个太湖还有富余。”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到太湖西岸、江苏省宜兴市东北部的古镇周铁镇转了一圈，惊讶地发现，“这个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的小镇，却是江苏乃至全国著名的‘化工重镇’，最多时全镇有300多家化工企业，1998年，该镇化工行业的产出规模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5％。由于化工行业特有的污染性，该镇的结构性污染较为突出，对太湖水质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镇子的河道里“水色浑浊，散发着臭味，上面还漂浮着不少说不清颜色的污物。” 太湖蓝藻水危机爆发之后，周铁镇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仅是因为身为化工重镇的周铁镇被视为污染源之一，更因为无锡市政府随后通报，“太湖水生态危机发生后，小化工企业集中的宜兴市（无锡市辖）周铁镇、丁属镇部分企业继续顶风违法，连续在夜间偷偷向太湖超标排放污水”。于是无锡市政府接着就对“治污不力”的5名干部做出处罚，其中包括周铁镇的镇长和宜兴市的环保局副局长。失去保护的周铁镇小化工厂，也纷纷被列入了关停名单。如此一来，也难怪周铁镇的镇民们对来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颇不客气，甚至动手动脚。但是无论他们怎么不乐意，这些污染严重的工厂的关闭命运，已经无可避免。 在这片地区出现因为乡镇企业闻名的“苏南模式”，在经济上成为中国众多城市的榜样的同时，污染已经越发严重，只是在到达一个污染的引爆点之前，外界无人注意而已。《财经》杂志的报道说，蓝藻早就曾经在太湖现身，最早在1970年代初就已经有。当时中国经济尚未改革开放，自然也难提大规模工业污染。随着经济发展，太湖的蓝藻也就越发肆虐，“其爆发成为一种现象，却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每年都会爆发两到三次，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到太湖梅梁湾等区域；及至90年代中后期，每年爆发的次数则增加到了四到五次，爆发区域也逐渐向整个大太湖扩展；到了2000年，进一步的监测结果显示，连太湖的湖心区域都开始出现严重的水华。”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污染和恶化，开始屡次发起治理水污染的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98年12月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1999年1月1日零点前，太湖地区1035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不过，到了1999年年底，太湖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与一年前相比，反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态势。” 《南方周末》的记者经过调查后说，原因在于治污行动在控制污染源上的失败，地方政府因为财政收入的原因往往不愿意关闭当地的排污工厂；治理太湖污水又需要太湖流域几个城市相互配合，这就难免发生“公地灾难”，那些治理好的城市损失了财政收入，但是因为其它城市不治理，又只能享受一个被污染的太湖，如此一来，更加无人愿意治理污水，关闭自己境内的工厂。 《财经》杂志说，以往治理太湖的计划，都过于“轻敌”，结果发现越治理，污染越严重，比如在《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中，总结“九五”计划得失时发现，在要求太湖“变清”的2000年，太湖流域的污水排放量反而大量增加。而且，更加致命的是，即便所有排污口都达标排放，污水排放量也会远远超越太湖的纳污能力。《财经》引用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的一句话说：“按现在的城乡排污量和达标排放的标准治理太湖，太湖流域的水永远达不到清洁地面水的要求。” 2007年的太湖蓝藻水危机事件反而成了太湖之福。它引发的一个城市的恐慌让政府高层颇为震动。在2007年6月11日举行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发表了长篇讲话。没有出席会议的温家宝则批复说：“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太湖水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央政府如此重视，当地政府也开始对污染源下铁手治理，关闭污染严重的小工厂。 曾经是中国工业发展楷模的无锡，却深陷一场治理污染的战斗，这或许是中国未来很多城市将要走的同样道路。因为中国似乎始终没有找到方法去摆脱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之城 载人航天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标，它也成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标志地点。2003年10月，神舟五号和杨利伟让中国称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接下来，2005年和2008年中国分别发射了载人飞船进入太空。酒泉卫星发生中心，或称东风航天城，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荒无人烟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距离最近的酒泉市直线距离超过200公里。发射中心海拔1000米，始建于1958年10月，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人烟稀少，属内陆及沙漠性气候，年平均气温8.7摄氏度，常年干燥少雨，春秋两季较短，冬夏两季较长，一年四季多晴天，云量小，日照时间长，生活环境艰苦，但为航天发射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每年约有300天可进行发射试验。它是中国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基地之一，是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在世界的23个发射场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前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能发射载人航天器。 “妈妈，我要出差了。” “儿子，远吗？” “是啊，远，妈妈。” “那有多远？” “远极了，妈妈！” 在离开地球前往太空之前，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向母亲告别。他成为第一名进入太空的人类。这段对话蕴涵的温情和第一名登上月球的人类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豪情“这是我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一样，成为人类在告别地球，进入太空时的经典话语。 人类离开地球，进入太空的梦想几乎和人类开始仰望星空的历史一样长。但是只有当加加林进入太空时，这一梦想才开始实现；当阿姆特郎踏上月球时，人类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别的星球。对太空的探索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时期，成为一种竞争手段；随后，则成为展示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人类对太空无止境的好奇与探索心的方式。它似乎与我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无关，但是每次成功的远行和失败带来的灾难都让整个世界或者欢呼或者忧伤。 因此，当那艘名叫神舟五号的飞船在2003年的10月成功发射，并且安全返回地球时，整个世界都在看中国人的表演——尽管这个国家的媒体总是习惯于夸大外界对自给的关注程度，喜欢享受这种虚假的“全球瞩目”的感觉，但这次确实没错。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前两个分别是加加林和阿姆斯特郎的国家。它也将中国的宇航员杨利伟和一个西部的城市酒泉变成明星。 两年之后，2005年的10月12日，中国再度把飞船神舟六号和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法新社在这一天的新闻电讯中说：“与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一样，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今天将‘神舟’六号送入了太空轨道，同时它也让人类在一处按理说不会有生命存在的地方生存了下来。这个卫星发射中心经常被称为‘中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它位于戈壁边缘，在周围黄褐色的一望无际的沙漠的映衬下，这小块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显得尤为惹眼”。 “中国的卡纳维拉尔角”开始兴建于1958年10月20日。一支工程兵和刚刚从朝鲜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一起来到这片沙漠之中。虽然这片地区后来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而知名，但是从酒泉市出发，到这片内陆仍有300公里的距离。它的真实位置也并不在甘肃省，而是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周围都是沙漠。“白天，烈日炙烤着的大漠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滚滚热浪令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夜间，狂风怒嚎，寒气袭人，即使盖上棉被和大衣，仍冻得人瑟瑟发抖。初来戈壁滩的人，几乎个个口干舌燥，人人鼻子流血”，在一本记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书《神舟内部报告——来自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作者王艳梅说。王艳梅也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名新闻干事和军人。她已经在这片沙漠中已经工作了超过十年，很难想象，这个江南姑娘在描述这片戈壁滩时不会把自给的感受加入其中。 这支包含了朝鲜战争归来的将士和从别处调来的工程兵的队伍，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的这片绿洲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火箭、卫星综合试验靶场。这个基地之所以被称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个原因是，当时导弹和卫星发射基地都不时以所在地的真实地名命名；另一个原因则是，发射场地处在一片沙漠之中，没有办法选取一个有知名度的地名命名，酒泉则距离发射中心最近，而且也是历史上的一座名城。 1964年10月罗布泊上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后，酒泉卫星与导弹发射中心更感压力。因为有了原子弹之后，就必须开始考虑运输原子弹的工具——导弹。正像罗布泊基地由开国上将张爱萍亲自负责，聂荣臻元帅亲自来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指挥导弹核武器试验。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总是习惯穿着黑色大衣、头戴黑帽和墨镜，当他亲自指挥第一枚中国国产导弹在酒泉导弹发生中心发射成功后，他兴奋地说，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在那个年代，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在不断刷新着历史，站起来的喜悦交织着国家强大的梦想，冲击着从开国元勋到普通中国人。后来，他就埋葬在酒泉卫星和导弹发生中心附近的东风烈士陵园内。 在酒泉卫星和导弹发射中心进行的导弹运载原子弹试验也是由聂荣臻亲自指挥。据说当发射中心测试站在对弹体进行检查时，发现一个插头的第5个接点处有一根约5毫米的小白毛。由于担心它会造成通电接触不良，测试站站长王长山使用了各种工具和各种方法试图把白毛取出，最后他用一根猪鬃把白毛挑出。这个故事被两弹元勋钱学森大加赞扬。1966年10月27日成功的弹载核武器试验让外界惊呼为“亚洲上空的惊雷”。 1970年4月24日，中国又从酒泉导弹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一颗运载着人造卫星的火箭。这颗人造卫星在环绕地球时，不停播放着音乐《东方红》。酒泉又一次刷新了历史。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这片荒漠中的航天城仍在不断进行着各种导弹和卫星发射的试验，但它已经没有再像每一次创造或者刷新了历史那样为外界关注，直到中国开始进行载人航空的试验。 当中国在1992年开始进行载人航天试验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三个备选地址中，发射场系统专家组最终选择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载人航天的发射场。从1994年7月起，中国开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附近择址建设载人航天和空间站的发射场航天城。王艳梅在《神舟内部报告》中描述航天城建设的艰辛，“数万名施工人员云集大漠……买不到充足的蔬菜，大家就经常吃方便面。因为水土不服，很多人每天拉肚子，直拉得面黄肌瘦，走路像打摆子。刚来时，几乎人人都流过鼻血，每天早上起来，鼻血糊住了嘴唇和下巴，像吃了活物一样恐怖……工程初建时期，戈壁滩四周光秃秃得，无一棵遮挡树木。春秋时节刮大风，狂风卷着黄沙呼啸而来，顿时沙石铺天盖地，几米之外看不清人影，载重的汽车也能被它掀翻。施工人员走在路上，如果突然遇上沙暴，就得赶紧趴在地上，否则就有被卷走的危险。” 随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严谨和艰辛。王艳梅书中有一个例子，“飞船和火箭到达发射场要过的第一关便是‘吊装关’。为提高吊装精度，吊装官兵把筷子系在吊钩上，从高空放入啤酒瓶内练‘准’，吊满一桶水作‘S’运动练‘稳’，用秒表测量时间练‘快’。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无指挥的情况下，操做手仅凭目视和手感，就能把筷子从几十米高出一次性准确放入直径8厘米的容器内；在指挥的配合下，可在5分钟内将筷子一次性放入直径2厘米的啤酒瓶内。” 然后在1999年11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用长征火箭将神舟一号飞船放入轨道；2001年1月10日，长征二号托举着神舟二号从酒泉卫星中心升空；2002年3月25日，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坐专机到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亲自观看神舟三号的发射；这一年的12月30日，神舟四号又被送入苍穹。 真正的高潮是2003年神舟五号的升空。从这一年的10月13日起，酒泉东方航天城内开始戒严，所有公交车和没有通行证的人都不能进入航天城。媒体描述说，“在酒泉东方航天城的宾馆和招待所，随处都可以看到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在急切地寻找住处。而早在两天前，东方航天城的所有宾馆就已经‘饱和’，不少招待所都将会议室改造成临时客房，搭铺扩充容量，以接待源源不断的人潮。航天城平时极为便宜的住宿价格也因‘神舟五号’升空时间的逼近而一路看涨。据当地人士透露，航天城目前的住宿价格是一周前的两倍多。由于兰州没有直达酒泉的飞机，随着发射时间的逼近，涌向酒泉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转道去酒泉的兰州至嘉峪关的飞机票更是紧俏，3天内的机票已被全部订空。”但是不是所有来到酒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目睹神舟五号升天，即使是媒体记者，也只有那些“极少部分手持团级以上单位邀请书的媒体才能获得采访通行证，留在航天城进行采访”，而“没有通行证的（人）都将被清理出航天城，其中包括没有团级以上单位邀请书的媒体记者”。 10月15日凌晨5点50分，身高1米68的航天员杨利伟开始走向电梯，准备进入飞船。这时在旁边的中科院副院长，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江绵恒大声喊道：“凯旋归来！”于是所有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开始高呼这四个字，像送一个出征的战士。 然后，在绕行了地球14圈之后，杨利伟在北京时间16日6时23分返回地球，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北部的阿木古郎牧场上。他说，自己对太空的感受是：“妙极了”。 2005年10月的神舟六号，又将两名中国宇航员费俊龙和聂海胜送入太空，进行了长达5天5夜的飞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参与的太空试验。 至此，这个从1958年创立的导弹与卫星发射中心已经做到了无数个第一。它也成为和前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和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并列的，能够发射载人航天器的发射中心。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八、青藏铁路：高原的铁路之梦 2006年7月1日上午9时全线通车的青藏铁路是当年中国最受关注的地标性工程，因为它的难度和它的特殊性，它也被视为中国的骄傲，正如当年的南京长江大桥一样。青藏铁路由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长814公里，1979年建成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格尔木至拉萨段，自青海省格尔木市起，沿青藏铁路南行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1110公里，格尔木至南山口既有线改造32公里，于2001年6月29日开工。建设这条铁路时，工程师们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三大难题”。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总投资超过330亿元人民币，修建过程中达到了数项世界之最。 “乱石纵横，人马路觉，艰险万状，不可名状……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著名藏学家李安宅被问到西藏的交通问题时，年过50的李安宅引用一本清人撰写的《西藏始末纪要》说。 那是1950年，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决定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进藏之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向包括李安宅在内的藏学家请教关于西藏的政治、民俗和宗教等问题。贺龙还专门请来了一些藏学家，成立了一个18军政策研究室。 在决定进藏之后，邓小平在西南局的回忆上说了一句话：“进军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治军事协同解决。要在西藏站稳脚跟，当务之急要解决公路的修建问题。”修建进藏公路迅速被提上了日程。18军后方部队司令部的陈明义成为修建川藏公路的负责人，另一条进藏公路青藏公路，则由后来以“筑路将军”闻名的西北军进藏部队政委和西藏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修建而成。 慕生忠修建青藏铁路的故事可谓传奇。他第一次进入西藏是作为18军独立支队的政委进军西藏，第二次是在1953年春天组织进藏运输总队，率领驼工2500余人和17000多峰骆驼执行紧急运粮任务。第三次他就开始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开始修建青藏公路。而且，和陈明义不同的是，慕生忠在1954年开始修建青藏公路时，他带领的只是1200多名牵驼民工和少数的战士，正像他之前对彭德怀所说的，“我是光杆司令，既无钱，也无兵，只能靠那群民工”。在1954年5月11日开始修建公路那天，慕生忠用烫红的火钩在一块木头上烙上“慕生忠之墓”，插到地上，说，如果他在修路中有什么不测，这块木头就是他的墓碑，颇有古人抬棺出征的豪气。 到了1954年年底，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竣工。后来的记录说，修建1200公里青藏公路，死了百名工作者；而两千多公里的川藏公路，有两千多名官兵和民工丧生，后来人们描述时都说，川藏公路一公里一条英灵。 这两条公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人们进藏的主要路线。而其实“筑路将军”慕生忠在川藏铁路和青藏铁路修完之后，就曾经萌动过修建青藏铁路的想法。把铁路修进西藏，这个想法上接孙中山，下至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父们。孙中三在自己的《建国方略》中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卸去总统之位后，孙中山更是痴迷于自己的修建铁路计划，大总统袁世凯索性投其所好，任命孙中山位全国铁路督办，只是在背后，袁世凯对孙中山修筑铁路二十万里的计划却不屑一顾，称孙中山是在空想，是“孙大炮”。果然，孙中山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只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上，更不用提宏伟的青藏铁路计划。中国共产党建政伊始，毛泽东也开始谈论他宏伟的铁路计划，在1954年2月28日和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的谈话中，毛泽东和王震放出豪言，“我们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巴山、天山、昆仑山，一直修到喜马拉雅山去”；1973年12月29日，晚年的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毛泽东对这位隔着青藏高原的邻国国王说：“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去”；“青藏铁路修不好，我睡不着觉！”——正像毛泽东在三线建设中关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等事情上的态度一样，毛泽东对具体的工业工程始终抱有强烈的执着态度，这种执着态度可能出自于这位军事天才强烈的忧患意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三线建设出于对一场新的战争的提防；青藏铁路则出自于对西藏分离的担忧和对印度的不确定感。 但是毛泽东下决心的时刻却是中国自身百疾缠身的时代，更让人们困惑的是政治风气的变化莫测，以及人们对最基本生活物质需求的饥渴。后来的记载说，“文革浩劫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修建这一工程国力无法承受。加上三大世界性技术难题难以解决，铁道部和铁道兵联合向中央建议青藏线停建。” 在修建这条铁路的问题上，我们从来不缺乏决心。1983年，在听了关于西藏交通发展的汇报之后，邓小平得出了和他的前辈们同样的结论：“看来还得修青藏铁路”。 随后这条设想中的铁路又一次像一个受阻的巨人一样，顺着高原蹒跚前行。1984年，建成了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格尔木被视为连接中国西部边疆西藏和新疆同甘肃的战略要地，它是西部几条公路线的交汇处，但是从格尔木铺设铁路到日光之城拉萨，仍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设想中的青藏铁路从青海的西宁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1984年开始运营的西宁至格尔木段只能作为进藏铁路的一期工程；从格尔木到拉萨，要新建铁路1110公里，经过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过西藏自治区安多、纳曲、当雄、羊八井、纳之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 其实在进藏铁路路线的问题上，也存在三种选择：滇藏线、川藏线和青藏线。滇藏铁路甚至一度被列入国家重点工程。最后青藏铁路成为首选，“一是建筑长度短，工程量小，投资省，工期短，建设代价最小；二是地形平坦，意外受损容易恢复，有利于战备；三是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军队作家徐剑所写的《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实录》中，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对询问他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傅志寰还陈述了修建青藏铁路中的难题和解决之道：“青藏铁路……横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三道世界难题，多年冻土，高山缺氧和环保问题无法解决……半个世纪的准备，终于到了破茧而出的时候了。冻土问题，中科院兰州寒旱所的程国栋院士等一大批专家，帮助解决了冻土机理上的超级难题……如采用片石路基、通风管路基，设置保温层，以桥代路、热棒技术等，可以说世界级的高原冻土难题，我们已基本解决了。对于青藏高原上脆弱的环境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青藏铁路万事俱备，就差中央一声令下了”。随后，江泽民在关于青藏铁路的报告上批示说，要“下决心尽快开工建设青藏铁路”。 这项耗资330亿元的工程终于在2001年的6月29日开始动工。 后来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反复宣传三大世界性难题的破解。首先是高原缺氧，“青藏铁路横跨可可西里和唐古拉山无人区，大部分地区氧气含量仅占海平面的50%左右，极端气温可达-40℃”，但是公开的报道说，“青藏铁路沿线建立了三级医疗机构，设立医疗机构115个，上场医务人员600多名，职工生病在半个小时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沿线建立了17座制氧站，4万名职工每人每天平均强制性吸氧不低于2小时，沿线配置了25个高压氧舱。由于卫生保障有力，全线脑水肿、肺水肿等急性高原病抢救成功率达100%，发病率基本稳定在千分之七左右，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这也是中国第一位高原病院士吴天一的骄傲。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曾经专程请吴天一到北京面谈，吴天一也对青藏铁路建设工程提出了六点建议，参与修订青藏铁路的卫生保障措施，为医务人员讲授高原病预防。 第二是冻土难题，冻土是指温度在0℃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土和土壤，因为热涨冷缩，冻土会在冬天体积膨胀，夏天融化时体积缩小，这时建立在冻土之上的路基就会破裂甚至塌陷。青藏铁路的修建需要穿越550公里的多年冻土。很多冻土专家在西北研究数十年正是为解决此问题。 第三个难题是环境。青藏铁路建设中用于环保的投资大约为11亿元，铁路全线建设了33个野生动物通道，并且尽量避免破坏原有植被。 后两个难题，尤其是对青藏铁路对环境的影响，只能随着时间推移才能看出结果。 青藏铁路还创造了一系列世界之最：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铁路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达960公里，最高点为海拔5072米；它也是世界最长的高原铁路，全线总里程达1142公里；它是世界上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达550公里；海拔5068米的唐古拉山车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海拔4905米的风火山隧道，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长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海拔4704米的安多铺架基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铺架基地；全长11.7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桥；青藏铁路冻土地段时速100公里，非冻土地段120公里，是目前火车在世界高原冻土铁路上的最高时速。 2006年的7月1日，历经5年艰辛，青藏铁路全线开通，上万名居民涌入拉萨火车站；从北京到拉萨、从上海到拉萨的火车票开始一票难求。在青藏铁路开通的庆祝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称青藏铁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个伟大成就”。这条铁路，最早的设想由孙中山提出，随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数次表达了对建设青藏铁路的决心，并且在邓小平任内开始一期建设，由江泽民开启了二期建设，最终建成在胡锦涛任期之内，历经人事沧桑，一朝建成，成为2006年下半年偌大中国的一次狂欢。它是这个国家对边陲省份西藏的一次强有力拥抱，也预示着西藏开放的另一次高潮。神山圣水，终不免走向人间。 第三部 大国新局 五九、汶川：中国之痛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这个多事之年中最让中国人震痛的灾难，汶川也由此成为中国之痛。汶川县是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的一个小县城，距离成都75公里。2008年5月12日的里氏8级地震让汶川成为整个中国最为关注的地点。在此之前，中国正弥漫在奥运会前夕的热切气氛之中，人们围绕着这个国家发生各种事情展开争论，比如拉萨事件、台湾大选、新劳动法和火炬传递等。 大地震的来临让整个中国都显得有些目瞪口呆。无论是否承认，至少有一刹那，这个国家是不知所措的。 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中国还迷漫着一种热切而狂躁的情绪。无论是对中国悲观者还是乐观者，所有人都承认，2008年对中国将是异常特殊的一年。决定2008年成为关键一年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两次大选。在2008年年初的很多预言和演讲中，无数观察家都说，这两次大选的最终结果将会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造成深远影响：一次是台湾大选；另一次是美国大选。 台湾大选在2008年的3月以执政八年的民进党败给马英九和萧万长领衔的国民党告终。这一结果足以让隔着海峡拭目以待的十三亿中国大陆人长出一口气。如若此次选举仍以民进党胜出，台湾是否会继续同大陆越行越远，共产党政府会做何反应，美国政府又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反应做何反应，这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让人不寒而栗。而在大选之前，旅居中国大陆的台湾公民：投资设厂的台商、在大陆淘金的商人、住在北京和上海台湾艺术家以及很多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纷纷返回台湾参与投票。选举结果让这些捏一把汗的人皆大欢喜。中国大陆的国台办马上发表宣言说，选举结果证明了台独势力不得人心，而台湾人心中想的更多的是自己在大陆的生意终可不受影响，台湾经济也可以继续搭乘中国大陆这趟东方快车。 另一见大事是2008年8月要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2000年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胜出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此后的8年政府总是时不时就把奥运会挂在嘴边，大多数中国人则仍然像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那样期待奥运会。政府把2008年的奥运会当成一项工程浩大的国家形象建设来操办，有时候未免操之过急而多有不妥，比如在北京郊区竟然悬挂出一幅标语，上面大书：奥运期间尽量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路。照片被人拍下来放到网络上，观者窃笑。但是更为严肃的学者们都在争论，中国能否借助北京奥运会让这个国家实行一个跨越，就好像韩国借助汉城奥运会、日本借助东京奥运会那样，让整个国家迈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更为悲观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奥运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而丧失了此前一路狂奔般的增长，是否会暴露出为增长暂时掩盖的种种问题？ 从2008年年初开始的一系列让人没有想到的灾难也没有让这种复杂、热切和燥动的情绪缓和。年初冰雪之灾造成部分地区断电，影响更多人的则是部分铁路线路暂停，在广州火车站拥挤着等待回家的人流都被搁置在这个一贯以拥挤和治安不好闻名的交通枢纽，白云机场也开始变得像个农贸市场，一群群无可奈何的乘客四处游走，向任何可能求助的工作人员打听自己所乘航班的信息。 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让大陆媒体大为兴奋了一阵。那一时间在通往西藏的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大都是各个媒体的采访车。出现在媒体商的除了记者在现场发回来的报道，还有关于西藏前是今生的各种信息。但是这些记者都没想到，随后还有另一轮更高涨的西藏热。只是这下一轮的西藏热是由发生在西藏的骚乱引发的。军队和分裂分子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普通人的视线中了，但是发生在西藏的所谓“打砸抢”事件让大部分从未关心过西藏的中国人愕然失色。 但是这些都未中止奥运圣火从海外到海内的传递。围绕着8月即将开始的盛会，政府组织了规模庞大的火炬传递活动，每到一地，其情景宛若节庆。在官方的媒体上，这种欢庆的感觉一直延续，即使我们知道，这一年的年初已经出现了雪灾造成的公共设施破坏，随后中国的西藏也发生了让人遗憾的事件。中央电视台和另外一些媒体的火炬传递报道组一直跟随着圣火传递的路线，让那些关心此事的中国人可以一直“与圣火同行”。在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抗议和对抗议的抗议。更为离奇的是，在山东竟然有两辆列车相撞。一时之间国人纷纷无语。 这些事情中间还伴随着对新一轮对血汗工厂的披露。这一次倒霉的对象是曾有中国首富之称的造纸富豪、女强人张茵。心直口快的张茵年初就曾经因为在中国政协会议上上交提案反对新劳动法而被很多人在媒体和网络上呵责，如今她被一个学生组织直接指责为“香港之耻”——张茵的玖龙纸业是香港上市公司。这些都是2008年5月12号之前公众关心的话题。这一切都被那一天发生在中国四川省的特大地震改变了。地震以人们所未能想象的猛烈袭来。仅仅在两年前，中国的媒体仍还在谈论唐山大地震。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发生的30周年。30年过去之后，人们仍然震惊于大地震带来的毁灭。一位唐山作家出版了一本书，来探讨为何地震专家没能预测出唐山大地震。两年之后，一场破坏性可以同唐山大地震相提并论的特大地震再次发生在中国。那些没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带来的震撼的中国年轻一代，在精神上非常深地卷入这场灾难。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的很多言论看出这点。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悲痛之中。所有议论都要暂时被搁置。对张茵的指责暂时被媒体和大众忘却了；也没有人再谈论西藏；围绕火炬传递的抗议声和对这种抗议声的谴责声也听不到了。只剩下一个主题：地震！ 这场大地震在一开始就把大多数中国人都卷了进来，它的影响范围包括震中50km范围内的县城和200km范围内的大中城市。在中国除了黑龙江、吉林和新疆之外，其它地区都由不同程度的震感。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很多生活在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大城市内的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在开始的时候还在为北京东三环的国贸地区和西二环的金融街地区受到的影响开玩笑。这让也她感到震动，但这似乎只是不会带来伤害的捉弄。人们匆匆顺着楼梯从几十层楼上跑到宽阔的大街上，惊讶地看着摩天大楼在摇晃。但是在看了互联网新闻之后，她马上就开始忧心忡忡，因为她地父母刚刚到成都去旅游。震中在中国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一个成都西北75千米的小城。 随着灾难的进一步信息被报道，所有的人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和悲恸之中。在有些地区，人们失去生命、亲人和财产，在另外一些地区，人们凝视着遥远地方的灾难，觉得自己感同身受。 在5月12日当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搭乘专机到了成都，赶往灾区。从2008年一开始，民间就带着敬意称温家宝为救灾总理。冰雪肆虐时，温家宝也曾经乘坐着自己的专机南下广州和长沙等地。这一次，总理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到汶川。这是灾难初期中国人最早的感动。网络上开始流传关于温家宝总理的种种画面和传闻。他的每一次流泪，他的每一次震怒，以及他如何因为救灾速度缓慢摔电话，又如何对军队表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话都让普通中国人感动。 接下来是漫长和难熬的救灾时期。电视机前的人个个揪心不已，几乎无心工作，内心煎熬却毫无办法，大声骂娘者有，动辄流泪者有。以至于一开始有捐款的途经，立即就取得非凡效果。一个截至2008年9月8日正午12时的统计数据说，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达到593.47亿元。但是截至这一时间段的伤亡统计数字同样惊人，全国各地伤亡汇总，遇难人数69226人，受伤者374643人，还有17923人失踪。 民众情绪几乎高涨到非理性，稍有不同言论就会找来一片打骂之声。地震捐款事件中，那些慷慨解囊的企业和企业家家自然赢得了一片喝彩声，比如天津荣程钢铁的董事长张祥青，他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父母和兄长，捐出了1亿元的巨款；另外两家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和江苏沙钢也分别捐出1.126亿元和8136亿元的巨资。经营之神王永庆的台塑集团捐了一个亿。一个饮料品牌王老吉也豪爽地捐了一个亿，大守感动地网民在网上贴出帖子，号召立刻买光超市里地王老吉。那一段时间所有商业记者的邮箱里都不断收到各个公司发来的捐款多少的通告。各个公司几乎像是在进行市场竞争一样进行捐款。但是也有不幸者。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商人的典范，却因为在捐款事件上略欠考虑，说不希望捐款成为员工和企业的负担，一下子就成了人人喊打的奸商。最后此事以万科宣布无偿投入1亿元参与灾后重建收尾。网络上各个公司和名人的捐款数额都被公布出来，那些捐出巨额财产者受到毫不吝啬的赞扬，但是被认为没有达到捐款心理预期的公司和名人，网络上一片大骂声。捐款数额成为衡量公司、商人和名人是否具备责任感甚至是否有道德的标准；对于那些跨国公司和其他国家，捐款数额成为衡量是否对中国人民友善的标准，稍不如意，则被大声呵斥“滚出中国去”。 地震一开始就有人呼吁，应该降半旗致哀。还有人说应该暂时中止圣火传递，也有人说要把圣火传到汶川去。政府从善如流，国务院发布公告，把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在5月19日至21日全国哀悼日期间，北京奥运会圣火将暂停传递。”媒体上也都是一片哀声。报纸头版和网络门户全都是灰色页面，打开电视机，所有频道都在播报救灾新闻。这样一来，即使有人想做点什么别的事情，也没有环境和资源去做了。媒体记者都也云集到四川，同行们在灾区之外见面，大都会问一句：“怎么没去灾区？”去了灾区的一些记者却在看到了灾区的一幅标语：赈灾光荣，观灾可耻。他们内心不免疑惑，自己属不属于观灾者行列。 汶川成了中国之痛。这也是中国在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之后，第一次遇到这种重大灾难。结果一时之间民众迸发的热情几乎难以控制，种种纷乱情景先后出现。而政府却借此一举扭转了此前在种种事情中对政府的不利言论。中国这辆快车就带着众志成城的哀痛和大国梦驶向了奥运会。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六〇、新建筑筑，新未来 央视新大楼、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这些矗立在北京的崭新的建筑是这个国家新的建筑地标，它们被西方媒体称为大国雄心的建筑版。央视新大楼位于北京东三环的CBD商务中心区域；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人民大会堂西侧，西长安街以南；鸟巢和水立方位于新建的北四环边奥林匹克公园内。它们建造的位置和它们的风格决定了这些建筑绝不可能会被忽略。这让它们成为争议建筑，但却也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活力、包容性和开放心态。它们代表着这个国家勇敢地告别过去、拥抱未来的姿态和决心。 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让那些心怀不满者终于得到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本来就对已经存在的种种规则不屑一顾，将这些视为加诸于身的束缚，而不是可以在其中安全行事的保障。当他们自己奉行的准则一旦得到认可，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嘲弄既有的专家们战战兢兢地奉为准则的东西。 瑞姆·库哈斯可以被作为一个例子。一次在接受访问时，库哈斯说，“在荷兰，我们的作品被视为完全的失败”；2000年在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的获奖感言上，他又激愤地说：“我们仍沉浸在沙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他还有另外一句名言，让看着他设计的CCtV大楼一日一日拔地而起，以自己拥有5000年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听上去心惊胆战：“去他妈的文化背景！” 这些建筑师们似乎从来学不会去尊重这个古老的国家。另一位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在接受访问时说，“北京很令人兴奋，因为她的体量、她能够接纳的野心。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这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不是每天、随时都在盖房子。”但是接下来访问者的问题就激怒了这位伊拉克裔的建筑师。访问者说：“在一个地方设计建筑，您会否试图先了解该地的建筑传统？”扎哈·哈迪德回答说：“我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传统，哪些是留下来的传统？我没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它们已经不在了——我是说那是个遗憾……为了未来而建造……我想这并非传承或不传承的问题。我们试图为城市建造一个新的平台，它可以在其上真正地发展。至于传统，困难在于他们拿走了真正有意思地传统建筑，代以他们认为传统但实际并非如如此的东西……与周围环境活着建筑和谐、融合……我不相信和谐。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您旁边有一堆屎，您也会去仿效它，就因为您想跟它和谐？为什么您要去跟很糟糕的东西和谐呢？和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现今潮流的状况很危急。我更愿意用‘语境’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过去20年里做的事情改变了建筑‘语境’的含义：它不再意味着试图模仿您毗邻的东西，使得看上去达到一种和谐；而是开始一种新的观念，使下一个建筑又一个不同的语境。时下建筑的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现代性。擦去一切东西，开始一个新的样式……” 这些建筑师们开始在北京试图一个一个去擦去旧的痕迹，带给这个拥有丰厚得甚至沉重的过去新的样式。只是这些新的体验猛烈得让很多人开始难以接受。这些暂新的和过去迥然不同的建筑，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为中国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然后是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设计的鸟巢，澳大利亚Pt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馆水立方，以及瑞姆·库哈斯本人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真是遗憾，其中没有扎哈·哈迪德的作品。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受到了空前的反对和冲击。2000年4月1日，保罗·安德鲁从法国飞往北京，准备参加国家大剧院的开工仪式，结果在当天早上八点，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通知各家新闻媒体，大剧院开工仪式取消。2000年6月10日，包括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周镜、张锦秋等在内的49名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期间，联名对大剧院方案提出意见；11天后，6月21日，包括沈勃、郑孝燮、张开济、侯仁之在内的108个建筑专家联名向建设部提交意见书，表达对大剧院方案的不满。按照新华社记者王军的概括，这些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表达的不满包括：第一，国家大剧院设计不合理，面积与造价严重超标；第二，不合理的设计损害了剧场使用的功能。造成后的国家大剧院在功能上是二三流的，但是造价却是超一流的，其中包括花费巨资修建的没有实际功效的外壳；第三，巨型外壳会带来电、暖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北京的沙尘天气，需要经常清洗。 在49名院士的意见书里充满了激烈言辞：“这不是学派之争……我们认为这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限制内容’之争；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某些国外舆论称，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评选委员会11名成员中，有7位公开表示反对安德鲁的方案。香港著名建筑师潘祖尧称安德鲁设计的是个“大笨蛋”，“对我国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是唱反调，对天安门一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设计上也有颇多的错误”。加拿大建筑师阿瑟·爱里克森说，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加上了一层像飞碟的尸衣”，“极度的失望”。 备受攻击的保罗·安德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辩说：“任何新事物都回引起争论，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一定会有争议，但旧的必会被新的事物代替。”“要保护一种文化，就应该发展它，使它有生命力。发展它就会冒险，就会处于危险境地，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发展。如不想冒险，我们就待在平地上好了。”“当初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而故宫是古典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冲突的。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如果一个城市，永远按过去的样子故步自封，就看不到前途了。”“我坚信，多年以后，这个作品会被大家接受，即使是反对它的人。” 在一片反对声中，总投资超过26亿元的大剧院还是开始施工，并且在2007年投入使用。一个银色的椭圆形建筑从此出现在长安街上。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意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随后的鸟巢和水立方也受到了激烈攻击，尤其是有知名建筑师作为靶子的鸟巢。2004年，也是一群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上书，说奥运工程为了追求形式，造价高昂，忽视安全和实用性。鸟巢被瘦身，取消了可开启屋顶，减少了座位，总投资额减少了4亿元，缩减至31.3亿元。“水立方”（总投资10.2亿元）在2008年1月28日交付使用，鸟巢在2008年4月18日首次投入使用，并且举办过奥运会比赛之后，北京引人瞩目的建筑中，惟有库哈斯的央视大楼还没有投入使用——另一栋知名建筑国贸三期没有央视大楼那么激发争议。在形容库哈斯的这个设计方案时，有人使用了“极度疯狂”这个词语，也有人使用“挑战极限”。因为这栋楼看上去似乎岌岌可危，两座歪斜的塔楼在顶部由一个同样扭曲的楼面连接起来。不需要具备任何建筑知识就可以知道，要建造这样一栋楼，在技术上存在极大困难；换一种不太客气的说法是，按照常识来看，没人会这样去建楼。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据说，自从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开始施工，结构立起来之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就经常接到热心市民打来的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儿，那两幢楼给盖歪了！”出租车司机每次开车经过繁华的东三环，都会看着这座扭曲的楼感慨不已，而乘客也多半会配合地表达几句对建筑事务的看法。一些热衷作秀的年轻艺术家们做了一个艺术作品，内容是建造一个类似于库哈斯央视大楼的微型建筑，然后用推土机将之摧毁。艺术家用DV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反复播放。 库哈斯在一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报告厅的报告中为自己的设计辩护，“第一，这是一个理性的建筑；第二，它是有创造性的建筑；第三，它是连续的、整合的创造；第四，它要揭示惊人的美……成群的摩天大楼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它们已完全失去了定义城市环境的能力。新的建筑试验是需要的，我的设计就是要创造新的摩天大楼的定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先在电脑上播放了一张国家大剧院的效果图，说：“中国并不知道西方建筑师在兜售什么，什么是一流的，什么是二流的。” 因为央视大楼，库哈斯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师之一，而他也经常在北京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带着贵宾参观这栋北京的新地标。批评库哈斯的人说，库哈斯内心应该清楚，他在西方一个成熟的社区绝对得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去建造者这样一栋离经叛道的大楼，他利用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理。而支持他的人也认同这种说法，但是用一种赞赏的口吻，库哈斯的助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赵亮对新华社记者王军说：“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时刻。许多年后我们肯定会发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全球大概也只有在这么一个地方，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一个别人可能认为是疯狂的建筑师设计出这样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毁誉交加的建筑。” 《华尔街日报》称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是“大国雄心之建筑版”。的确，没有比这些新耸立的建筑更能代表这个国家此时的境况了：因为雄心勃勃而不惮于标新立异，但是这种标新立异中又渗透出一种不自信。它们可能是这个国家政权为标榜自己所做的尝试，只是这种尝试已经表明了这个国家绝对无畏的开放性。瑞姆·库哈斯还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建筑最有趣之处是，它总是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这个国家也一样，它只能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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