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警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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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警卫纪实》

正文〇一、1949年毛泽东进驻北平前后的警卫工作

<h3>一、周总理说，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的利剑</h3>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2月5日，根据中央社会部(以下简称中社部)李克农部长的指示，由冀热辽社会部部长王范、中社部干部尚山羽、薛立平、李培仲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到达北平。王范任队长，尚山羽任副队长，在李克农部长的直接领导下，专为中央迁入北平做准备。在此之前，中社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黄泥办了一个训练班，也是训练一批担负侦察任务的便衣警察，专为中央迁入城市后做警卫工作。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从中央警卫团和石家庄步兵学校调来的连排干部，共146人，2月中旬进驻北平，主要任务是在中央迁入北平时搞好西直门到香山一线的警卫工作。他们在西直门、海淀、香山、颐和园等地派出了便衣人员，化装成蹬三轮的、摆小摊的、修自行车的，也有穿长袍的，以各种形式分布在公路两侧。

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华北的中心，解放初期社情非常复杂。根据1949年2月北平军管会掌握的情况，当时北平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等8大系统的特务机关114个，特工人员1.6万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5万多人，各种饭店旅馆、戏院和妓院800多处，还有社会上的恶霸、流氓，从华北、东北逃过来的地主等。

当时北平的社会形势和治安状况，给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工作增加了复杂性和艰巨性，仅靠原来的中央警卫团和华北军区步校改编的北平市纠察总队已远不能胜任。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一支内卫部队，将四野第四十七军第一六〇师改为第二〇七师，隶属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司令部，执勤业务由中社部领导，与中央警卫团一起担负中央首长、机关和首都的警卫任务。

几十年战争的创伤有待医治，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社会秩序也亟待整治。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的利剑。新中国的内卫部队，就是党和人民手中的这把利剑。

在众多的军、师干部中，军委选中了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三师师长吴烈。解放天津后，部队正在天津以南的叉沽港地区整训。那时吴烈正忙着补充兵员。天津一战，减员不少，上面有规定，可以征集一部分，也可以从被整编的国民党军队中改编一部分。他不太愿意接受改编人员，希望吸收一部分刚从解放区参军的青年，这时通信员找他回去接电话。电话是参谋长刘亚楼打来的，叫他到办公室来。放下电话，吴烈就急忙赶到刘亚楼办公室，部队正准备南下，他以为是去分配任务。到了刘亚楼办公室。他见第四十七军第一六〇师政委邹衍也在，才知道叫他是有别的任务。

1949年1月，吴烈奉调至第一六〇师任师长，邹衍任政委，副师长蔡久，参谋长章申，政治部主任桂生方。师部驻在北京市南郊大红门，以后移驻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地区。师辖三个团和警卫营、炮兵营、工兵营、警察连。当时的兵力部署是：师司令部驻颐和园北面的大有村；政治部驻颐和园东宫门；后勤部驻清华园和北京大学。一团分别驻海淀、植物园、动物园至西直门一线地区；二团驻八大处、磨石口、田村、黄村地区；三团驻清河兵营；师直属部队驻在青龙桥、东北旺、西北旺地区；师警卫营驻香山。

政委邹衍开始带的部队是东北独立第八师，解放长春这个师归了十纵，参加平津战役后，归了第一六〇师。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四野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找邹衍谈话，要调他这个师到北平。这个师当时有13000多人，战士绝大多数是在东北参军的，都是贫雇农，没有富农以上的，政治上比较纯洁，剿匪有经验。连营干部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营团干部许多参加过长征，师以上的都是红军干部。师长那时刚从苏联回来，对部队和国内的情况不是很熟悉，就把吴烈调来当师长。吴烈搞过警卫工作，在延安时是警卫团团长，邹衍是陕甘宁保卫团的政委，吴烈直接受中央书记处领导，邹衍直接受陕甘宁政府领导，他们在延安待了很长时间，对毛主席和党中央都非常熟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最后决定将他们俩调到一起。

第一六〇师改为第二〇七师，从准备南下作战突然变为留在北平担任警卫任务，这是很大的转变。任务变了，斗争形式也由公开地与敌人作战转变为与暗藏的敌人进行斗争。

为了净化北平，清除敌人的反动武装组织，这支部队花费了很大的力量，市委书记彭真和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对部队作了四句话的鉴定：经住了考验，保持了清白，完成了任务，提高了自己。北平经过清理净化，基本上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进城的准备工作。

1949年3月23日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常的日子，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京出发。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和煦的阳光把西柏坡的山山水水照得金光灿烂。因为毛主席在西柏坡住的时间比较长，和当地群众的关系非常好，走的时候，一大早院子里就聚满了欢送的人群。毛主席与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当地群众一个个热泪盈眶。出村的时候，当地群众夹道欢送，许多男女老少，翻山越岭送了一程又一程。告别了送行的群众，毛主席和周恩来上车时，周恩来对毛主席说：“休息好了吧？”

毛主席兴致盎然，幽默地说：“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

在场的几位中央领导听后都笑了起来。这时周恩来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主席朝大家笑了，又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h3>二、在返回香山住处过程中毛主席突然“失踪”</h3>

担负护送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团一营一连，在团长刘辉山的统一指挥下，全连分乘几辆大卡车，在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车队的前后行进。为了确保安全上万无一失，3月20日晚，四野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紧急约见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令他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中央领导原定当天赶到保定住下，当时路况不好，四野刘亚楼派了一个汽车团，200多辆车一跑，尘土飞扬。有些路面汽车很难走，耽误了不少时间。见天色已晚，为了安全，临时决定在一个小山村住下。毛主席一行也住在这个小村里。沿途警卫都是华北警卫部队。

毛主席坐的是一辆中吉普，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汽车驶上华北大平原，毛主席摘下挡尘口罩，突然问同车的警卫排长阎长林，战士王振海、李德华、李银桥，司机周西林，“你们知道李自成吗？”

有一位战士回答：“知道。”

毛主席又问：“为什么他们进了北京又失败了，被人家赶出来了呢？”

这一下大家都答不上来了。

一路上，毛主席用很长的时间给战士们讲李自成的故事。

离开西柏坡前的一些日子，毛主席对党的高级干部谈得最多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他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像李自成那样，一进城就变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上历史的，要约法三章。面对即将胜利的形势，如何防止共产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确实是他日夜思虑的大事。

第三辆车是毛主席的家属江青和孩子，刘少奇的车排在第四，他坐的是一辆卧车。第五辆是刘少奇的家属，警卫人员坐吉普车在前面警卫，周恩来、任弼时坐在一辆车上，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胡乔木和叶子龙两家，最后一辆车拉的是警卫团的一个步兵排。这个车队共有12辆车。赵太和与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一起，从西柏坡到北京，一路上是周恩来指挥。

3月24日，他们一行到了汤县。叶剑英早晨赶来，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起天津战役。战役进行过程中，叶剑英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主席的简陋办公室，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同时也受到了河北省领导的热烈欢迎，省里的领导都在城外迎接。下车后大家洗了一下脸，然后开始听省委书记林铁汇报。

周恩来说：“汇报要简明一点，时间不要太长，我们2点钟出发。”

林铁说：“汇报可长可短。”他简单地汇报了一下城市管理的情况，毛主席听了很满意。听完汇报简单地吃了点饭，车队就动身赶路了。当时的公安局局长提出，毛主席来这里时间很短，保定刚解放，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否全城戒严。

周恩来说：“不能戒严，采取内紧外松方针。”车队途经保定时，街上的群众见到长长的车队，惊奇地驻足观看。卫士长张林见人很多，就叫司机把车开得快一点。主席听后，不高兴地说车不能开快，要慢开，群众要看就叫他们看，看一看也死不了人，如果车里坐的是外国人，他们跑还来不及呢。

主席这样一说，司机就不敢开快了。　　车出了保定市，赵太和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5日凌晨，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列车来了，共8节车厢，中央领导每家分了一个包厢。首长们上车安顿好后，团长刘辉山指挥部队，按分工上车。战士们分别在车窗、车门及通道上设岗布哨。天亮时，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

3月21日，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进北平，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曾经开了一个会，研究搞一个欢迎仪式，以示庆贺。他们把这一打算电告中央，毛主席接到电报后，坚决不同意开庆祝会，并让周恩来告诉华北局说：“闻此地将开庆祝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会，因以我党中央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各地的庆祝活动。”

经过长途跋涉，大家都累了，吴烈接护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了颐和园内的“益寿堂”暂时休息。在这之前，吴烈和邹衍已经把毛主席休息的地方检查了一遍，连驻地也没有放过。到北平后，主席要到西郊机场阅兵。周恩来中午先坐着车到西郊，一是去看看安排的情况，另—个就是看看主席的车要走多长时间。从驻地到机场要两个小时，安排在下午阅兵主要是为了防空。

毛主席检阅完部队回香山的沿途，李克农把市民都清场了，只留下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毛主席不知道这件事情，对身边的李克农说：“没想到北京这么萧条。”毛主席这么一说，李克农就不好意思了，后来毛主席再到什么地方，他都不再清场了。

为了确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1949年4月7日，中社部部长李克农在颐和园主持召开了由北平警备司令部、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北平公安总队、纠察总队、中央警卫团、华北军区、北平市政府等单位参加的“西郊治安会议”。吴烈和邹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克农就中央领导的安全保卫任务进行了分工，并成立了“西郊治安委员会”。汪东兴为主任，吴烈为副主任。开完会，汪东兴和吴烈又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分工，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仍然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警卫科负责；香山公园的控制和内部警卫由中央警卫团负责。当时保卫香山是中社部和警卫部队的头等大事，因为毛主席住在那里。为了以防万一，吴烈指挥部队在香山地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掌握了居民的情况和匪特的活动规律，对警卫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同时，警卫部队还在警卫区域内修补了围墙、修筑了岗楼、挖了防空工事、修补了公路和有关设施，以保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

1949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由中南海返回香山住处，出发后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有事打电话找毛主席请示。香山的同志说主席还没有到。周恩来不放心，立即打电话找吴烈，要他查一查沿途警戒情况，搞清主席在什么位置，立即向他报告。主席出发一个多小时，按正常情况早就应该到了，主席没有到，吴烈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旦主席出什么事情，这个责任他负不起，忙拿起电话一个点一个点地沿途查。

动物园警戒分队说，主席轿车早就过去了，而香山至颐和园的警戒分队却说，没有见到主席的车过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呢？就在吴烈的心提到嗓子眼儿的时候，担任西苑地段警戒任务的三连指导员丁长春打来电话，说主席的轿车停在燕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那段路上。

<h3>三、毛泽东很不高兴：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我为什么不知道？</h3>

吴烈忙问： “是车出了毛病吗？”

三连指导员丁长春说：“车子没有出什么毛病。”

“那是怎么回事，主席在车上吗？”

“毛主席不在车上，到路边的稻田里去了。”

“你立即派兵加强警戒，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和丁长春通完电话，吴烈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说：“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放下电话，吴烈立即打电话给三连，叫他们派出警戒小分队，奔赴警戒现场，保证主席的安全，协助司机看好汽车。一切安排好后，吴烈立即坐上车向主席下车的地方赶去，到了那里后他看到毛主席站在稻田埂上，正在和农民交谈，警戒的部队站在距毛主席十几米的田埂上，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由于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即将产生，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执政党，党中央将成为新的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因此保卫好党中央的任务更加艰巨。为了加强北平的卫戍警卫工作，维护北平的社会治安，保证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的安全，靠现有的力量是不够的。吴烈和邹衍经过反复考虑，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第二〇七师改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担负中央领导、机关、使馆及其他重点部门的警卫任务；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中央纵队第二师，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的安全警卫工作。公安一师和公安二师的两个警卫营合编为中央警卫团，主要担负毛主席、党中央办公地中南海和其他领导同志驻地的警卫任务。

报告呈上去后，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很快就开会进行了研究。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949年6月下旬，军委颁布命令，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组建为师。为此，警备团首先进行了组织整顿，缩小直属队，健全各营编制，加强团机关建设。

6月23日，部队接受由华北军区补训团调来的新战士644名。这批新兵是新区翻身农民子弟，成分好，经短期训练后补入各连队。7月底，由山东军区调来3个营，人员来自山东军区所辖的胶东、鲁中南及渤海等各军区，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战士，政治素质高。7月21日调来东北军区所辖独立第八团，大部分成员是从辽南、辽东各军区所辖独立师选调的，多数人员经过战争考验。至此，中央警备团扩编为师的部队先后到齐，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49年八一建军节，第二〇七师和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战员集合于西苑机场，由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中社部部长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授军旗。罗瑞卿和李克农两人分别讲了话，对部队的扩编和今后的任务作了指示，号召部队树立长期做好保卫工作的思想，为部队建设服务，为党中央的安全而奋斗。

1949年9月2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下发通知：

人字第一号，奉军委参电字一三八号代电：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暨所属第一师、第二师即日成立，并委任吴烈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兼第一师师长，邹衍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政治委员兼第一师政治委员，刘辉山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师长，张廷桢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以上业经本部人字第一号公布令公布，并颁发军委军字参一九一一参二二号委任令吴已到职工作。特此通知。

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在大家为改编高兴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不高兴了。

北京警卫师改为公安师，是当时的总参批准的。这件事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汇报给毛主席，他并不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毛主席看到了文件，就在上面写道：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我为什么不知道？

为了这件事情，总参负责人和罗瑞卿立即向毛主席做了解释。当时罗瑞卿就此事写过报告给毛主席，文件呈到周恩来那里，由于他工作忙，这个文件就给压下来了。毛主席批评了罗瑞卿后，在公安报告上写道：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罗瑞卿有些诚惶诚恐，这一细微的变化很快就被毛主席察觉到了。一天深夜，罗瑞卿受到毛主席的召见，他进门后，发现主席已经靠在床上准备休息。

毛主席见罗瑞卿进来就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已经同你闹翻了？是不是剥夺你的兵权你不满意？”

罗瑞卿见主席很累了，除表示绝对没有不满情绪外，便反复劝毛主席休息。回来后，他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主席有时间再找他谈一次。第二天毛主席收到信后立即找他谈。罗瑞卿表示，由于没有很好地体会执行毛主席的批示，自己很抱愧，心情很不安，并再一次谈了自己对公安部队归属问题的看法。

毛主席说，有错误不要紧张，改了就行，并要罗瑞卿好好工作，一场风波才算结束。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为保卫这次会议的安全，会场周围的警戒和内部警卫都由公安中央纵队负责，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吴烈和邹衍在重要的复杂区域，增加了流动哨和固定哨，工兵部队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并派出部队在指定的地带挖了防空壕，以防意外事件发生。同时严格了警卫制度，特别是出入证件的检查制度，从而避免了漏洞发生，保证了警卫任务的完成。

国庆阅兵，公安纵队也组成了四个方队，每个方队400人。这批人都是从师里一个个挑选出来的，无论个头还是气质，都是百里挑一的，因为这是公安中央纵队第一次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他们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受阅团，从8月24日至9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门训练，老战士周洪波走坏了一双新鞋，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1月8日这一天记者去了很多，第二天朱总司令的讲话上了头版头条。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

正文〇二、开国大典内卫秘闻

<h3>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拟成立的消息震动台湾，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h3>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央警卫团派出7个连共800多人，以“北平市公安总队”番号进入北平，一方面了解北平的各种情况，进行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平的警卫工作准备；另一方面担负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以叶剑英为首的军管会，以及部分先期入城的中共中央机关、各主要民主人士、国民党“和谈”代表的警卫。

部队进驻北平，但大家的心里却始终悬着，此时的北平并不太平。由于是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军队虽然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有反动党、团、军队、警察、宪兵和庞大的特务机关。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犯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游勇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同时，由于大量的失业人员沿街乞讨，旧社会遗留下的卖淫、贩毒、设赌、诈骗等犯罪行为依然充斥北平。

1949年1月18日凌晨3点，两颗定时炸弹在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爆炸。这位力主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爱国人士，在这次爆炸事件中身负重伤，他的两个女儿也不幸遇难。为了阻止共产党进北平，阻止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铤而走险，派出了一支又一支特别行动队，妄图谋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机关进北平，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临近。毛主席在香山主要操心两件大事：一是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二是广泛联络民主人士，协商召开政协会议。

这时候，国民党特务都在寻找毛主席的行踪。警卫部队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北平经过半年多的整顿，社会治安虽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敌人的破坏并没有绝迹，他们由公开转向隐蔽，而且手段更加阴险毒辣。鉴于“肃特肃匪”和巩固社会秩序、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加之配属北平市公安局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第三、四营将要归建，因此为了加强北平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建立一支忠于党、有战斗力的内卫武装部队，消除社会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这也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北平的稳定，直接影响着全国解放大局和开国大典的如期举行。

毛主席决定调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由于任务紧急，中央决定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部队和中央警卫团、北平纠察大队抽调出来组建公安部队。关权隆所在的师解放天津后，正准备南下，动员会都开了，关权隆和其他战友一样，把不用的东西整理在一起。那时每个部队都有一个留守处，东西登记后存放在那里。装备都清装了，所有的东西都发了，就在关权隆估计什么时间能出发时，接到中央的命令，部队立即开赴北平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师。

在全国数百万部队中只调一个师，而中央选择了他们，大家都很高兴。中央之所以调这个师，主要是考虑这个部队绝大多数战士都是东北土改以后翻身的农民，政治上比较纯洁，连、排、营职干部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部分营团职干部还是长征过来的干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公安一师在组建之初，党中央毛主席要求这支部队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也分别指示：公安部队中共党员要占80%。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开国大典。为此，部队全力以赴，加强了警卫工作。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控制，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坏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警卫营担负了天安门城楼上下及周围地区的警卫，北平纠察总队对御河的河沟和天安门周围的各个角落进行了检查，以严密的警戒控制了会场周围的制高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在10月1日。消息传出，台湾国民党十分震惊，同时密令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

现在的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提前来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住在这里，台湾国民党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潜入饭店进行暗杀破坏。

9月24日天刚亮，吴瑞金化装成一个送菜的农民来到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的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每次送菜的人员来到后，执勤的哨兵都会让他们送到指定位置。吴瑞金挑着一担新鲜的蔬菜，看得出来，蔬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吴瑞金告诉执勤哨兵，菜是前一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饭店有个采购员确实叫王强，就在哨兵准备叫他进去时，吴瑞金露出了破绽。他抬头擦汗时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的不可能这样白，他这样子根本不像农民。警卫哨兵立即将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经过审讯，吴瑞金的破绽越来越多，他见已经暴露了身份，企图服毒自杀，被执勤战士制服，从他身上还搜出了定时炸弹。

<h3>二、蒋介石对特务头子毛人凤说，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h3>

国民党这一周密的计划破产，台湾特务头子毛人凤听后，呆坐在沙发上足足有半个小时。蒋介石得知，又将毛人凤找来大骂一顿，并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经过考虑，毛人凤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那就是敌特四处开花搞暗杀。

为了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公安部队与隐藏的和公开的匪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9月20日，北平纠察总队配合公安局以突然的行动，一举逮捕潜伏在市里的反革命分子王凤岗所辖的匪特175名，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公安中央纵队警卫营包围了原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抓获了前来刺探军政情报、盗窃政协文件、调查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情况的中统特务赵冰谷。中央公安纵队协同公安部门查获了7名反革命分子，发现了36名嫌疑分子，并查获了一批隐藏的枪支弹药。

公安纵队战士卜洪义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有土匪在抢劫。他赶到了那里，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青年躺在地上，流了一地的血。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有一个土匪抢了她的财产，她准备打电话报警，那个土匪就用枪把她打伤，然后就跑了。正在外出办事的公安干部胡光听到喊声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来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剧痛，一只手按着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着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的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局势趋于稳定。

天安门城楼的警卫，是开国大典安全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纵队战士赵太和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个月，就同其他战士一起到天安门上去检查。天安门城楼里梁上的鸽子很多，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人清理，鸽子粪有一尺多厚。赵太和和他的战友将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彻底打扫，清理鸽子粪用了十多天，随后他们又用探雷器逐段进行了安全检查。探雷器是苏联提供的，这种探雷器前面是一个盘子，顺着盘子出来一根线，这根线接到耳机上，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骆骥当时在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任副政委。开国大典那天，一大队担负天安门广场的警卫工作。

1947年骆骥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这座华北第二大城市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然而，仅半个月，北平便传来和平解放的消息。为了迅速安定北平的社会秩序，骆骥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随部队开赴北平，组建北平纠察总队，骆骥被任命为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从抗大到步校，从天津到北平，此时第一届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人士和领导人正陆续汇集北平。

一大队共有5个中队、1个政治保卫队，1000多名官兵。列入他们重点保卫对象的民主人士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徐悲鸿、李苦禅等人。作为大队领导的骆骥每天都要轮流到这些人士的住处汇报工作，征求他们对警卫人员的意见和要求。这些人士中，宋庆龄给警卫战士们留下的印象最深。

宋庆龄是8月28日乘火车到达北平车站的。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孙中山就是在北平去世的，她本来不想来北平，后来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给她写了信，并派邓颖超到上海去接她。当时宋庆龄进北平，曾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为了阻止宋庆龄北上，国民党曾制订了暗杀计划。由于沿途警卫周密，敌人的暗杀计划没有成功。宋庆龄到达北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车站迎接她。

当天早晨，骆骥就带领一个排的警卫人员赶到火车站，从进口处到站台，把所有通道口以及所有的角落都检查了一遍，布置了警卫人员，直到邓颖超、何香凝、廖承志等人陪同宋庆龄登上汽车，进入市公安局负责的警戒区后，骆骥才放下心来，毕竟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担任这样规格的警卫任务，而警卫对象又是宋庆龄。

宋庆龄来北平后住在什刹海，为了保卫她的安全，周恩来亲自过问，安排一大队派驻了一个班的兵力，哨兵对她寸步不离，她到哪里哨兵就到哪里。宋庆龄很不满意，她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哨兵在监视她，后来周总理把情况跟她说明后，她才消除了对哨兵的误解。由于宋庆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她的社会活动繁多，这里的警卫工作也显得比其他地方忙碌得多。宋庆龄非常关心警卫战士们，经常送书、送食品给警卫人员，处处体现着她那亲切和蔼的长者风范。　　正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骆骥有机会见到了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主席有一次见到骆骥，问他姓什么。

骆骥说：“姓骆。”

毛主席说：“你是唐初四杰骆宾王的后代。他跟徐景业造武则天的反，他写的檄文骂武则天，武则天看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赞美他文章写得有文采。”

1949年9月30日，纠察总队一大队圆满完成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后，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一大队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

<h3>三、公安部队拉网式大搜查，开国大典前周恩来突然来到天安门</h3>

一大队开始起草了两种针对开国大典的警卫方案。公安部召开大会，大队长吕展、副大队长李明去了，罗瑞卿听了汇报，同意用第二套方案。大队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政委刘福传达警卫任务。会上，由骆骥做政治动员。担任警卫开国大典的工作，当时大家普遍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还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不甘心失败，一直蠢蠢欲动，扬言要破坏开国大典。根据计划安排，庆典后有20万人的欢庆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部队没有这样的警卫经验。因此，骆骥在动员大会上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用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密切和市公安局及兄弟部队团结协作，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好这次任务。

吕展大队长做了兵力部署，他说：“我们的执勤方案，要重新检查和修改，做到严密又严密，工作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一点漏洞，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兵力上要加强调整，除原来在天安门执勤的五中队、鼓楼大街的一中队的任务不变外，要把二、三两个中队加强到天安门广场，担任警卫任务，并组织若干巡逻小组，维护北新桥到东单一线群众游行队伍集合地带的秩序。六部口四中队，增加一项天安门广场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向西长安街到西单方向有秩序的分流任务。政治保卫队的任务不变，并严密对控制对象进行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并要做好10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执行国庆宴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除李致远副大队长留守外，所有机关干部分到各执勤点和临时增加的巡逻小组中去加强领导。吕展负责总的指挥，刘福、骆骥、李明为副指挥，并给每人发了一张天安门警卫的部署图。当时这张图只印了4份。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大典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巡视。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

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那个人正在记着什么。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几个回合，刘拴虎便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炸掉毛主席的车队。

10月1日凌晨5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一大队从干部到每个警卫战士，都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都在紧张地忙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安全上。

周恩来凌晨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谁也没有想到。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

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恩来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周恩来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周恩来都一步一步走过去。他检查完后，又问临时厕所搭建得怎么样，吕展告诉他已经搭好了。

周恩来说：“带我去看看。”

吕展带他到了城楼东北角临时搭起的男女厕所。周恩来进去看了看，对警卫人员说：“厕所里要准备一些檀香，到时候把它点着，放几盆清水、肥皂、毛巾。”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

骆骥在一旁接着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周恩来检查完临走时说，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民主党派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他们爬天安门城楼的坡道时，如有爬不动的，你们要准备几个战士扶着他们上去。

对周总理做事的认真细致，警卫战士都知道。按照他的指示，部队对一些死角又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亮了。

10月1日到来之前，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已经装修一新，周围城墙亦用红粉刷过。虽是晚秋天气，可是晴空万里，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把整个天安门城楼映得更加绚丽夺目、光彩照人。

<h3>四、江青闯大典，罗瑞卿说：“照章办事”</h3>

上午12点多钟，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城里以区为单位，郊区以县为单位，男女老少穿着新装，手持红旗，敲锣打鼓，有组织地沿各指定路线开进。北新桥、东四北大街、东四牌楼、东四南大街，一直到东单市场，人欢红旗舞，锣鼓震天响，摆成一条条长龙等待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上是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劳动模范代表、解放军战斗英雄和模范代表、民兵和拥军模范代表、支援和参加我国革命事业的外国专家、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代表，还有由我国邀请专程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西蒙诺夫、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有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在金水桥前东西面礼台上是政府各部门代表，以及各省、市政府和北京市各界的代表，四个观礼台挤得满满的。

下午2点多，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林伯渠、董必武、赛福鼎、郭沫若等的车依次停下，下车后大家相互致意握手，由周总理引导一起向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上慢步鱼贯而入走上城楼。毛主席没有走新华门、长安街，而是沿中南海东广场顺着劳动人民文化宫走的，其他的高级将领、民主人士都发了通行证，到城楼上来的人边走边看重修的城楼。

“啊，下面看不大，上来一看真大，修得真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登上城楼，对这座伟大的古老建筑赞美不已。

毛主席走到城楼中间的休息大厅里坐下休息，毛主席右手拿起一支香烟说：“大家累了，你们喝茶，我抽一支烟。”

毛主席抽了几口烟，朝周总理说：“恩来啊，你知道这个城楼从明朝建起，到清朝开国世祖顺治元年维修过吧？”

周总理回答：“据记载，顺治时期城楼做过维修。”

朱德总司令接着说：“啊！我国劳动人民建筑起这么好的城楼，我们亦要维修保护好啊！”

整个休息大厅里洋溢着说笑声，气氛非常融洽。

担任警卫任务的赵太和由于个子大，那天执行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临时被抽去抬担架。当时天安门没有电梯，吴玉章、董必武、李济深这些人年龄大了，赵太和和另一个战士把他们一个个用担架抬上天安门，每一个人抬上去后都很客气，跟他们握手表示感谢。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在这些人中岁数最大，赵太和他们要抬他上去，他不同意，一路小跑上去了。

下午2时半，周总理请毛主席到主席台前去。当毛主席一露面，整个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鼓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声响彻云霄。这时，周总理特意拉着新疆代表团的赛福鼎站到毛主席的背后去。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礼炮声一落，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天安门广场一片宁静，毛主席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广场上一片欢腾，热烈的掌声、激昂的口号声经久不息。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盼来了自己的政府，几千年来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梦想，今天成真了！

当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时，朱德总司令员乘上检阅车，沿着东长安街缓缓行驶，检阅由1.9万人组成的受阅部队。检阅结束后，朱总司令回到城楼，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继续努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

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由于这个入口处直通天安门观礼台，而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因此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拦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

“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这个人是江青，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生活秘书，然而警卫并不认识她，再说即便认识，按照规定，警卫也不能擅自放行。

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去，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同志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骆骥急忙赶过去，抬头一看，心里一愣，这不是主席夫人吗？早在十几年前，骆骥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时期就认识她。那时她还是电影演员蓝苹，曾在一次赈灾集会上露过面。当然她并不认识骆骥。骆骥向警卫问明情况后，觉得事情有些麻烦，连忙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开国大典的警卫要求第一条就规定，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没有证件一律不准进。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去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更不让她进去。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h3>五、陈伯达是唯一未带邀请书参加酒会的人</h3>

朱总司令宣读完命令，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开始移动，各自整理队伍，依次顺序穿过三座门，调整为正方队形，准备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最前面是五星红旗开道，80多面红旗随风飘扬。接着是陆、海、空战士护卫的“八一”军旗作先导。第一方队是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军官们，行注目礼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边是步兵和年轻的空军和海军方队。用汽车牵引的地面炮兵队和高射炮兵队紧随其后。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天安门前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把手指向东方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

毛主席用右手遮着射向前额的阳光，仰头向东方天空看着。

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都要感谢蒋委员长啊！”

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

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

毛主席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

周围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开国大典两小时后，苏联发来了贺电。师哲在天安门城楼上把电报译后给了毛泽东，毛主席的嘴角泛起淡淡的微笑。

解放军最后一个方队是英勇善战、立过不少战功的骑兵部队。

周总理说：“主席的马队过来了。”这个方队的马全是清一色的白马。因为毛主席骑的马是白色的，所以周总理这样说。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的马留在陕北了，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毛主席对他那匹马很有感情。

见主席伤感，刘少奇说：“一匹马留在陕北，这里还有一个团的马可以供主席骑。”

朱德说：“总理就不能骑了。”周总理骑马曾经把胳膊摔坏过。说笑着，马队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是手持冲锋枪的民兵方队和身背无线电的民兵女通信兵方队、钢铁工人和纺织女工方队。最引人注目的是2000多人组成的学生方队，他们打着锣鼓，边走边舞。最后一个方队是北京体育学院的男女运动健儿。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样的庆祝活动，今后每年可以搞一次。”

毛主席说：“唉！要节约哟！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好吗？”

周总理笑着说：“每年庆祝会可以开，不能搞这么大的群众游行，不能搞阅兵式。”

大家正说着，十多万由男女老幼组成的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游行队伍过来了。他们边走边喊着口号，浩浩荡荡的人流像潮水一样通过天安门，向西长安街走去。这时军乐队整体向天安门金水桥走来，后边少先队员举起双手，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向金水桥东西华表前拥过来。毛主席亦离开检阅台，右手举起帽子，走向城楼东边又走回西边，一边走一边挥动帽子，向广场和观礼台的人们致意，并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到此，30万人参加的隆重的开国大典盛会圆满结束。

10月2日晚上，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庆酒会。6点左右，华灯初上，北京饭店一楼的西宴会厅里已是灯火辉煌、热闹非凡，整个大厅已摆好酒席，每张桌边放着被邀请者的姓名。宴会的请柬是由政务院发出的，应邀的宾客手持请柬，先后来到大厅，每位宾客都由服务员引导到各自的座位。大厅东边的一特大圆桌是首席桌，中间放着一个五彩缤纷的鲜花篮。

周总理早已来到，他穿梭在人群中间和大家打着招呼：“同志们，今天晚上毛主席来参加酒会，和大家一起共度国庆，你们一定高兴吧！”话音没落，大家热烈鼓起掌来，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总理双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说：“你们与毛主席握手时，不要用劲摇动，轻轻地表示一下就行了。”

大家齐声说：“知道了！”

总理说：“好，好，知道就好！”接着又说：“还有，在向毛主席敬酒时，你们能喝的自己干杯，请毛主席随意就可以了。”

大家又齐声说：“一定照办。”

晚6点半，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酒会已经开始，周总理准备致辞，陈伯达才急匆匆地赶到饭店。门口的警卫人员照例要验看邀请书后才放行，然而陈伯达却忘记带了。他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方言解释了一通，却把警卫战士听得晕头转向，不知何意。正在僵持之际，一位领导正好走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听陈伯达讲过课，知道他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就对警卫战士说：“这是陈老，让他进去吧，我来负责。”就这样，陈伯达成为唯一未带邀请柬而得以参加酒会的人。

大厅内军乐队奏起了动听的乐曲，首席桌上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张澜、林伯渠等依次坐下。宴会厅内已坐满了，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优美的乐曲声，人们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愉快。当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时，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进宴会大厅，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大厅。在军乐队演奏国歌后，周总理从首席桌边站起来，手举酒杯说：“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政务院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酒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同大家一起，欢聚一堂，共庆国庆。我提议，请大家举杯，共同干一杯！”

顿时，整个大厅内洋溢着“干杯！干杯！”之声。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向首席桌上敬酒，向毛主席敬酒。维吾尔族代表一边敬酒，一边把自己民族的小花帽献给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把小花帽戴到头上。藏族代表亦把自己的礼品———雪白的哈达献给毛主席，宴会上互相敬酒、祝贺，非常激动人心。军乐队演奏民族歌曲，使整个酒会沉醉在各民族大团结、大欢乐气氛之中，把国庆酒会推向高潮。国庆酒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中圆满结束。

警卫战士忠于职守，高度警惕，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

开国大典后，政务院为了表扬中央公安纵队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中的警卫工作，由政务院办公厅在中南海请部分领导吃了一次丰盛的酒席，并发给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正文〇三、上海经济保卫战

上海已经解放了半个世纪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然而，在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h3>一、扫荡证券大楼</h3>

上海解放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唯利是图的投机奸商趁机破坏捣乱，掀抬物价。敌人利用潜伏在金融机构和工商界里的经济特务，暗中操纵市场，网络奸商，扰乱物价、制造混乱，妄图从经济上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422号，建于1934年，是一幢八层高的大楼，占地四亩多，当年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年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实业界“巨头”192家，是官僚资本在上海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一度停业，汪伪政府于1943年11月命令复业，到1945年因日本政府投降而关闭。1946年9月9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由上海大流氓杜月笙任主任委员，宋子文的亲信王志莘任总经理，登记参加交易证券字号达234家，它控制着全市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

为了敦促银元投机者改弦更张，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不愿不教而诛，市长陈毅等纷纷发表讲话，《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希望那些扰乱市场的人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是，收效甚微，银元投机之势未见消退，上海市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6月7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会议，曾三在会上报告了银元投机活动的情况，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就会发生人民币被挤出上海的危险。会议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双管齐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查封，并惩办一批为首的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捣乱活动。8日和9日两天，马乃松、黄克带领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待命，并停止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取缔证券大楼最后决定由刘德胜任指挥。

6月10日凌晨，部队突然紧急集合，在刘德胜副旅长的带领下，乘着10辆大汽车出发，前面有三辆摩托车开路，来到证券大楼。李士英、黄克率领200多名便衣公安干部，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证券大楼于9时开门，人很多，见部队进去，个个惊慌失措。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进去的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字号，并封堵大楼内的人员，收集名单及财物。王云先奉命到二楼去守电话，那里电话有几千部，话务小姐一个个吓得直打哆嗦。王云先说：你们不要乱动，呆在位子上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们不听，那就别怪对你们不客气。证券大楼里面本来有六个经济特务，那天有一个没有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掏枪就被部队派的便衣把枪下了，里面2000多人都被集中在大厅里。为了防止个别人逃跑，部队用一挺机枪架在门口。每个人发了一个大纸袋和一张表格，这些东西都是事先准备好的。纸袋和表格一发，就叫他们把表格填好，把黄金、银子和美钞放在纸袋里面。这些平时呼风唤雨操纵物价的人，此时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一直到晚上7点钟，这些人滴水未进，粒米未吃，都饿坏了。刘德胜副旅长叫人打电话到食品工厂，不一会儿就拉来一大车饼干，给这些人吃了。随后进行说服教育，就把他们表里填的东西发给他们，他们非常感动。大厅里到处都是金银钞票。证券大楼扫荡后，每人奖励一元钱、一斤肉票，并允许看了一下证券大楼用来装钱的箱子，里面全是金条和美金。

随后，上海市的物价立刻平息下来了。

这次行动共抄得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元1304元，人民币1545多万元，屯积的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一批，以及手枪2支。对被扣押人员的审查处理工作由公安局、法院及金融处派出工作队共同配合进行。根据《华东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贯彻经济惩罚为主的原则，对6月10日扣押人员分三批作了处理，主要是从经济上给予严厉制裁，其中受到刑事处罚的由人民法院判处。凡被处有期徒刑的，允许以罚金折抵。

取缔金融投机行动，打击了金银的非法活动。6月11日，《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公布，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并规定了处罚原则。这一系列举措，解决了上海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货币投机活动。从此，人民币占领市场，成为上海市的唯一合法货币。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h3>二、破获制造假币案</h3>

美特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他们又把人民币作为攻击的目标，企图阻挠人民币的发行，开始大量制造假币，投放市场。1949年6月中旬，负责城市巡逻任务的战士发现，在淮海路、四川路的商店里，多次有人使用假人民币。这一情况，引起警备部队保卫、侦察部门的注意。

6月16日，侦察员在淮海路发现奸商黎明、中南水果店老板平仲秋携带大量崭新而且是连号的人民币在抢购紧缺商品，就将他们带回公安局审问。黎明和平仲秋最后承认，这些假币是从周月英家拿来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立即派人去周月英家进行搜查，当场搜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制版铜印4套、假币号码印16枚及已印好的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并搜查出该案首犯艾中孚藏匿在其姘妇周月英家的手枪3支、子弹150发。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待同谋印制假币、窝藏匪特及其武器的罪行，并说艾中孚已去徐州推销假币，这几天就要回上海，并愿意协助将艾中孚捉拿归案。根据周月英、黎明、平仲秋的口供，又将承担印制假币的昆明路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和知情不报的翁文清，同谋印制假币的照相师王兴贤、制版商林子道、地痞流氓张锡芳，用假币收兑黄金、银元的倪槐庭、姚企范，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庇匪情隐情不报的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的便衣警士马伯均、宋世珍等20余人捉拿归案。首犯艾中孚回沪被捕。经侦讯查证，这是一起国民党潜伏特务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阴谋案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已预感到大势已去，但他又不甘心失败，便妄图用经济手段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捣乱。早在1949年1月，白崇禧便指派其上校参谋兼国防部二厅第五特工组组长黄浩、少校副官兼国防部二厅谍报组组长艾中孚去南京伪造中州币和人民币，但因技术和设备问题没能得逞。3月中旬，黄浩和艾中孚两人由南京来到上海继续印制假币。上海解放前夕，白崇禧指派交际科长徐亚力携银元5000枚、黄金五百两来上海督制假币，并向黄浩和艾中孚传达白崇禧的指令，立即制造，尽快投入市场。黄浩立即物色人员积极策划。在活动中艾中孚结识女流氓周月英，并通过周月英认识了制版商林子道、照相师王兴贤、跑街采购陈荣根。林子道、张锡芳他们购得印钞机四台，由马伯均将印钞机运至汾阳路150号白崇禧公馆，由王兴贤设计了中州币票版，再由张锡芳招来三名工人，并拉来四名宪兵当保镖。在黄浩和艾中孚策划下，自1949年4月1日起，仅用一周时间就印制假中州币2000万元，并迅速分批空运至武汉，投放中原解放区。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上海已危在旦夕。黄浩和艾中孚预感形势不利，便想加紧印制假人民币，但又感到设备不足，人手不够，便决定扩充人员，增加设施。黄浩以回总部汇报和观察假中州币销路为由，只身离开上海。艾中孚于4月底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制厂厂主翁滋和、翁滋友兄弟俩及该厂工头李安庆，商定由该厂担任印制假人民币，又由照相师王兴贤设计100元和50元面额的两种人民币。自5月15日起，仅用三天两夜，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8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往长江27箱，转投解放区，其余由艾中孚保管。上海解放后，艾中孚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企范等将大量假人民币投向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贵重紧缺物资，以破坏金融，扰乱市场。直到破案时，还在各犯家中、身上搜出假人民币、中州币上千万元。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审理艾中孚一案时，从案犯翁滋友口供中得悉一名叫张永生的曾向翁了解过印刷方面的事，张永生说有位蔡先生想搞点“花纸点”。根据这一线索，侦察人员顺藤摸瓜，经周密侦察，于7月3日破获以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为首的一起伪造人民币案，并逮捕同案犯梁秉衡、吴东海、戴梵德、沈勤生等。首犯李星宇，52岁，河北人，曾任“辽、吉、察边区第三路军”司令，“忠义救国军”第八支队司令。1948年6月来沪后即和国民党保密局取得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受汤恩伯委派，担任上海潜伏匪特第二挺进纵队司令。蔡伯钧在汪伪时期充当宪兵，贩毒、吸毒。上海解放前夕充任国民党海军谍报组上校督导员。上海解放后，曾以“中共地下耀字部队”和“华东保密局”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丁兆成解放前即为国民党情报人员，曾参与镇压工潮、学运。解放后，假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收敌伪财产以饱私囊。1949年6月初，在李星宇主持下，由李星宇、丁兆成出资黄金30两，由蔡伯钧拉来梁秉衡、戴梵德、吴东海等同谋印制假币。6月中旬，吴东海购得印制假币的铜版三套，印币纸10令。当他们的犯罪仍在进行时，即被一网打尽，并在李星宇家搜出印制假币铜版三套，在丁兆成家搜出印刷机两台，在梁秉衡家搜出印币纸等罪证。

同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又破获施子良、周胜官伪造人民币案。施子良、周胜官在解放前即为地痞、投机奸商，上海解放后，又贩卖银元、美钞，买空卖空，抢购紧俏物资。6月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明令取缔银元投机。施子良和周胜官共谋伪造人民币，由施子良出资70枚银元，周胜官购置印刷器材，并招来无业人员杜云轩、倪如亭等人，选定岳州路宝源坊马阿毛家为印刷场地，在一个月内印制假人民币上千万元，还用银币收兑黄金数十两，银元近千枚。7月初，在转移印刷场地时，被侦察人员发现，7月13日破案，当场查获印刷机一台，假币铜版一块，正在印制的假人民币500万元。

<h3>三、冒着敌机轰炸修机场</h3>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把经济破坏的目标又转移到与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机场、码头、电厂，其手段更加残忍。有一天竟出动飞机17架，分四批对城市经济命脉等重要部位进行狂轰滥炸，最多一次投弹70多枚，炸毁房屋2000多间，死伤群众1600多人，市内80%的电力供应被破坏，80%的工厂停产。

1950年2月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上午，299团二连连长潘其槐在瑞金二路皋兰路的团支部开会。大约11点，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他立即意识到敌机又要轰炸了！他马上跑出会场，只见不远处烟火冲天，路上惊恐万状哭喊惨叫的人群如潮水般涌了过来，黄包车夫连车子都不要了，扔下就跑。他不顾一切迎着人流，赶回到丽园路永锡堂部队驻地。这里离卢湾发电厂只有几百米远，房屋上的砖瓦被震坏了许多。半圆形的炸弹铁箍打在哨兵身旁的墙上，一位遇难者半截尸体被抛到屋顶，流淌着鲜血。很明显，敌机轰炸的目标是发电厂，妄图使上海停电断水陷于瘫痪。一颗炸弹落到300人的小工厂里，当时工人们正在吃午饭，大部分工人被炸死在桌凳底下。部队干部战士立即奋不顾身跑到被炸现场进行抢救，争分夺秒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寻找幸存者。当时没有抢救的专门工具，战士们只能用手去扒翻瓦砾，许多人的手划破了，指甲扒掉了，用纱布简单包一包，继续拼命扒。抢救工作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此时，除了零星的火光外，周围一片漆黑。遇害者的尸体一卡车一卡车运走了，留在现场的是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焦糊味。老百姓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战士们心如刀绞，流着泪，手上淌着血，还在不停的扒。敌人的暴行激起了战士们的无比愤恨。

1950年2月，299团奉命抢修龙华机场。任务下达，指战员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加抢修机场劳动，谁都不愿意留在驻地，人人表决心写保证，誓把机场当战场，就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也要拼命干，争取早日把机场修好。机场修好，有自己的飞机来保卫上海，国民党飞机就不敢再窜入上海领空，“二六”惨案就不会重演。大家发誓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死难者报仇！

抢修机场的任务异常艰巨。旧龙华机场杂草丛生，高过人头，跑道上面坑坑洼洼，停机坪上废旧汽油桶成堆。施工中没有机械设备，全靠手提肩扛和铁锤加上简陋的农具，但是战士们丝毫没有怨言，不计班次，不论钟点，不知疲倦地干活。4月的天气还凉，大家都只穿衬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得到情报后就千方百计地破坏龙华机场的抢修工程。一天中午，有三架敌机由南向北飞过机场上空进行侦察。上级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提出应急措施，组织防空演练，以应付敌机空袭轰炸。果然不出预料，一个晴朗的天气，敌机空袭来了，部队按预定方案迅速分散隐蔽。在龙华古城附近有数发金光闪闪的信号弹射向空中，这是暗藏特务在指示轰炸目标。顷刻间，炸弹纷纷落地，浓烟滚滚，泥土石块飞上了天，又像暴雨似的散落下来。两辆装运物资的汽车为了躲避炸弹，加大油门朝敌机同一方向往机场外疾驶。不幸的是一颗炸弹正好投中汽车，一声巨响，车上几位民工被炸得血肉横飞，连尸体也找不到了。部队很快摸清了敌机空袭轰炸的规律，然后采取机动灵活方式抢修机场。于是，出现部队刚修好，又遭到敌机轰炸的局面。战士们并不气馁，敌机前面炸，部队后面修，敌人白天炸，他们晚上修，坚守施工阵地，争分夺秒地抢时间，争速度。

不久便传来了好消息，高炮部队来了。敌机又来时，高炮部队立即向敌机开炮，炮弹在敌机底下开了花，天空出现团团火焰。敌机慌忙拼命爬高，炮弹紧咬不放。可惜的是高炮射程不够，让敌机逃跑了。自从来了高炮部队后，敌机空袭受到遏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部队加快了机场抢修进度。机场修成了，部队取得了制空权。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再也不敢窜入上海的领空，上海安宁了。

早在2月间，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时，商得苏联政府同意，由苏联派空军来华协助保卫上海的空中安全。苏联秘密地派了一个飞行大队来上海。月中，国民党又派飞机轰炸，部队18个探照灯立即射出强烈的光带，划破了夜空，咬住了敌机。众多的高射炮一齐轰鸣，炮弹在敌机周围爆炸出一团团红色的火焰。苏联歼击机立即升空向敌机射击，将其一举击落。当敌机像流星一样沿着弧形线向郊区坠落时，全市军民一片欢腾。人们见敌机被打下来了，都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看。

那一个月，在上海市共击落敌机三架。因为苏联军队是秘密进入上海的，新闻媒体只作了“被我防空部队击落”的报道。陈毅市长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有外国记者问：“飞机飞得那样高是用什么武器击落的？”他回答：“是用高射炮打下来的。”记者又问：“高射炮能打这么高？”陈毅既机智又幽默地回答说：“飞机能飞多高，我们的高射炮就能打多高！”

10月，苏军奉命调回。经两国政府商定，其装备全部作价移交给了我国。在陈毅的主持下，由新组建的人民空军接收了这些装备，计有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型活塞式歼击机39架，杜—15型轰炸机9架，伊尔—10型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从此，年轻的航空部队独立地担负起保卫上海空中安全的任务。

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荡涤着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逐步建立起社会的新秩序。

正文〇四、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

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以及同斯大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之时，有许多的问题要同斯大林商量。所以，当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于1948年4月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时候，就曾经打算亲自去访问苏联，并组建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与苏联领导人会晤。当电报将这一计划告知斯大林时，斯大林从中国革命形势考虑，复电说：中国革命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泽东主席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果有重大问题需要商量，苏方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再次决定着手为毛主席访苏做准备。

<h3>一、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h3>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毛主席临行前，斯大林又电告：“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

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打电话，找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这些天为了安排毛主席出访，罗瑞卿和杨奇清忙着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保卫毛主席访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稳定。对毛主席访苏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措施，但仍然不敢大意。按计划毛主席一行出访所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尚缺乏经验，铁路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中。而且，沿途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周恩来对他俩说：“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在这之前，为了毛主席出访的安全，公安部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公安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了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帝国主义曾以暗杀共产党领袖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曾先后遇刺。”谈了一会儿，周恩来说：“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罗瑞卿问周恩来：“主席出访的日子定了没有？”

周恩来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刻通知你们。不过，这次重大行动属最高机密，无关人员一个也不要告诉，一定要严格保密。”

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又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两位要将主席送到满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每4个小时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罗瑞卿说：“我们已经对沿线铁路警卫的部队进行了严格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警卫的公安部队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团，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值班干部都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这一点很重要，要发动群众，不要搞孤立主义。”

罗瑞卿说：“专列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周恩来说：“一点儿都马虎不得，就这样办。”最后对他们二人说：“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都要为专列设代号，公安部的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为专列规定为9002。第二，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从北京出发，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保卫工作由你们公安部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专列尽快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毛主席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列车吐着团团的白烟，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驶去。车头上悬挂着金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毛主席。接到护送毛主席访问任务后，罗瑞卿既紧张又感到光荣。党中央将护送的任务交给公安部队，是对这支部队的充分信任。这支部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以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以高度的责任心，谨慎细致地护卫了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参加了警卫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绝对安全，主席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全部实行戒严。公安中央纵队派出了一部分部队，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布置了警戒哨兵。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坐压道车，护送毛主席专列到天津。

吴烈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保卫战线上工作过，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和国家保卫局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在延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并兼任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对保卫工作很有一套。但这一次他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外面天气很冷，为了看清铁路路面，吴烈叫司机打开了车窗，凛冽的寒风冻得脸生疼，他认真细致地观看着铁路的路况，不放过任何可疑物。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1926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决定用武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是头目和喽啰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啰便会四散。”于是拟定在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的途中炸死他。由于事先得知张作霖所乘火车是蔚蓝色的钢铁车，车身坚固，便在铁路上连续安装了三个炸药包。因为这个颜色的车辆晚上很难辨认出来，他们又在交叉的地方安装了探照灯。6月4日凌晨，张作霖所乘的火车来到时，他们用电钮引爆炸药，当场炸毁了列车，张作霖不治身亡。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借鉴。

<h3>二、刘居英说，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事</h3>

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行进着，公安部队沿铁路早已经开始警卫执勤，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专列上的服务员则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一一挑选的。专列一共三节，前面是前驱车和警卫人员，后面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稳。肩负着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重任的罗瑞卿、杨奇清和同往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正常工作，罗瑞卿下令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

毛主席的旅途生活并不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下午5时，专列缓缓地停靠在山海关附近车站站台上。毛主席走出车厢休息。雪已经停了，罗瑞卿和滕代远等人陪同毛主席走下火车。

望着那气势磅礴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毛主席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对随行的人员说：“你们看，天下第一关何等雄伟，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毛主席走到警卫列车的公安战士身边说：“你们辛苦了。”

之后，毛主席又沿着铁道两边走了一会儿，雪后乍晴，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了毛主席宽大的脚印，抬头望着茫茫一片的山峦，出神地凝思起来。

滕代远紧随着毛主席左右护卫。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毛主席中途休息都有严格的规定，每一次停车时间都很短。毛主席见他不停地看表，收回思绪对他说：“是不是时间到了？”

滕代远回答道：“我们已经下车20分钟了，是不是该走了？”

“你是保护大臣，这一次一切都听你的。”毛主席深吸了一口烟，扔掉烟蒂风趣地回答，说完，便径直来到车上。主席上车坐好后，罗瑞卿就下达了专列继续行驶的指令。

12月6日，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到达满洲里进行部署。满洲里车站是毛主席在国内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毛主席要停留一下。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等党政领导也陆续到达，视察准备接送主席的情况。

12月9日上午9时，专列停靠在满洲里车站站台南侧线路上。站台上迎接毛主席的有先期到达安排迎送事项的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等。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来自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也夫、七塔州苏维埃主席乌洛夫以及外贝加尔军区负责人等。在主席下车的地方，公安部队战士荷枪实弹警卫着主席，警卫的密度几乎达到了两步一岗，任何人没有特别通行证都无法通过公安军组成的铁墙。

一会儿工夫，上车会见的几位中苏负责同志陪同毛主席走下车，来到站台上。毛主席精神饱满，面色红润，头戴高顶皮帽，身穿大衣，笑容满面地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在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满洲里车站站长徐良晨引导下，毛主席一行进入车站贵宾室。

贵宾室是一座平房，离主席停车的地方并不远。室内摆放着一张精致的条桌，桌子上铺着绿色呢料台布，条桌两侧摆放着十几把皮椅，桌子上放有烟茶水果。毛主席坐下后，听取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关于换坐列车出境的安排汇报。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安排得很周密，按你们的计划进行，坐火车就要听从你们指挥。”

余光生把满洲里车站站长徐良晨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问：“全站有多少人？任务有多大？”

余光生先就总的情况作了汇报后，徐良晨用具体数字作了补充说：“每天平均有9~10对列车的工作量。”

毛主席关切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徐良晨说：“主要问题是宽轨来车少，大批积压了中国货。”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满洲里车站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大门，是重要口岸，一定要管理好。天气这么冷，设备条件差，任务又繁重，大家辛苦了，代我向职工们问好。”

大约一刻钟，罗瑞卿进来，告诉毛主席发车的时间到了。毛主席只吸了一支烟，便站起来。在徐良晨站长和苏方站长等人引导下走出贵宾室，来到候车室北面宽轨一侧。苏联铁轨比我方的铁轨要宽9厘米，进出的列车都要在这里换轨。公安部队两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成两排背对着毛主席。许多人都梦想亲眼目睹一下伟人的风采，现在只要转一下身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但为了主席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为此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这里停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列车，是派来专程迎接毛主席的。列车服务员都是苏联人，唯有餐车配有中国厨师，为的是给毛主席一行做中餐。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陪同毛主席登车，并为毛主席安排好座位。然后，拉夫伦捷夫、乌洛夫等又下车对送行的人们说：“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们保证一路照顾好毛主席。”

专列徐徐开动，离开了满洲里向苏联境内驶去。

毛主席访问苏联，整个铁路沿线像一根神经枢纽，动一发而牵全身。车上和沿途警卫的公安部队干部战士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前方的人紧张，后方的人员也不轻松。东北铁路公安军副司令员刘居英，比跟主席车的罗瑞卿压力还大。主席出国，安全问题非常重要，主席和斯大林一样不愿意坐飞机，从前门坐上火车到满洲里，铁路上一切都属于他指挥和调度。

中央开会部署他也去参加了。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他负责铁路列车的调度，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车辆不断进行调度，一共五辆车，主席的车一般不放在列车中间，那样目标比较大，一般情况就放在第二或第四的位置。毛主席的车到达苏联境内，刘居英得知后，对着主席列车的方向鞠躬说：“谢天谢地，阿弥陀佛，终算没有出事。”

<h3>三、历史尘封解密：“第二个皇姑屯事件”计划泡汤</h3>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沿途公安军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主席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主席的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除了加强专列的警卫外，他们曾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内将五辆车来回调整了十几次后，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主席在哪辆车上了。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敌人知道主席的车辆位置而搞破坏。在一个小车站将车辆调来调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车来到莫斯科的北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毛主席在路上感冒了，身体不适，临时取消了在车站隆重的欢迎仪式。因天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要绕行一圈就可以。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子给报社发表。欢迎仪式后，毛主席来到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里是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斯大林当天晚上会见了毛主席，关心地问：“路上还安全吧？”

毛主席说：“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很关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给我点小动作，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七十诞辰祝寿大会。他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及5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他的贺词引起了全场如雷的掌声。在毛主席发表贺词之后，斯大林马上和他握手，把大会团结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非常成功，尔后便开始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工作。毛主席考虑此项工作以政府总理名义较为合适，便指示国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赶来苏联，参加中苏会谈并签订条约。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毛主席这次访苏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他同斯大林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了中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合作。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2月26日，安全抵达满洲里车站。毛主席原来准备在满洲里作短暂停留，参观一下市容，由于天气突然发生变化，风沙大作，寒气逼人，高岗请示毛主席后，主席说：“这次就不参观了。”在车站贵宾室里，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取了刘复初关于满洲里基本情况的汇报。

由于警卫非常严格，市长刘复初没有带特殊通行证，警卫人员起初无论怎样都不让他见毛主席，最后周恩来总理听到外面的声音，出来见是刘复初，警卫人员才让他进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说：“满洲里是祖国边境的重要城市，是中苏贸易陆路口岸，对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今后要注意执行外交政策，增强中苏友好。同时要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完成国家的外贸任务，并把地方建设好。”

这天周总理也特别高兴。22年前，他曾在满洲里车站下车，坐马车偷越国境去苏联参加党“六大”，而今天他是以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苏联归来。毛主席讲完话，周总理接着说：“满洲里任务很重，你们已经完成了巩固后方支援前方的光荣任务。同志们辛苦了，再接再厉，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毛主席又继续同在座的同志们谈话，询问了对中苏会谈的看法。傍晚，上车的时间到了，在公安部队警卫战士的护送下，苏方送行人员拉夫伦捷夫等人同毛主席和周总理握别，毛主席登上送他出访时的专列，手扶车门向送行的同志们挥手告别。

当时，公安部队战士都是背对着主席，脸朝外站着。天气很冷，气温达零下44度，滴水成冰，警卫的战士眼睛要不断地眨动，不然时间一长就要冻在一起。那时部队的服装同现在相比也差不到哪里，每个人都打着绑带，穿着厚厚的棉裤和牛皮大头鞋，戴着狗皮帽，即使这样，由于警卫时间太长，许多人穿着两条棉裤，还是把腿冻坏了。赵天顺是1947年参军的，主席回国时他是铁路局的，对主席回国时的有些情况比较了解。主席出国一事知道的人数不多，这件事情是绝密的，他们只接到一个任务，说有一个重要的警卫任务，叫他们把车站打扫干净，厕所也喷了香水。他当时就感觉可能有一个重要人物要来，但具体是谁想不出来，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主席来时的专列一共有三列，扳道工都是上面派来的人员，一个屋一个党员，除了上班的人，其余的都不准进出。

50年过去了，历史尘封的东西大多已经解密，关于毛主席访问苏联前后，敌人破坏和暗杀的许多档案已经公开了。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敌特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毛主席暗杀。毛人凤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代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咬了咬牙说：毛泽东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毛泽东访问，绝不能让毛泽东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

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主席，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毛主席经过大兴安岭隧道时，陈全有负责勤务。大兴安岭那年特冷，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在大兴安岭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因为太冷，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将铁轨冻结，妨碍列车通过，他那时就负责每天将棉被悬挂和下摘。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毛主席的专车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打电话找来毛人凤，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毛主席的车炸毁。

毛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毛主席回国时在哈尔滨市颐园街1号住过一晚上，这座现在看来也不落伍的建筑，已经有80年的历史。

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来到住地后，见处处挂着一些西洋的画和雕塑，就问陪他的省委领导同志：“你住什么房子。”

省委领导同志说：“我住的是楼房。”

主席说：“我们进城了不要忘记人民群众。”

黑龙江省的领导同志提出要毛主席给题个字。毛主席想了想，写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毛主席视察了哈尔滨市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要把哈尔滨这座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毛主席一生中唯一在一个城市题写了五幅题词，这也成为黑龙江省人民的骄傲。在毛主席住过的宿舍里，还保持着50年前的样子。在毛主席的床上，堆放着他当初看过的书，有《鲁迅全集》、《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以及。为了这次出访，有关部门特意为毛主席做了两个箱子，一个放书，一个放衣服。毛主席出访回来以后，把其中一个箱子送给了警卫员李家骥。

当初毛主席来到哈尔滨市休息时，王化成在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外警卫。他坐在外面的沙发上，一个晚上也没敢合眼。

毛主席在哈尔滨吃饭时，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王化成命令宾馆所有的服务员都撤下，全部挑选了政治上可靠的公安部队的处长们，负责给毛主席端饭上菜。给主席做饭的厨师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老党员，但为了对主席的安全负责，厨师做饭时，警卫人员一直在旁边看着。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毛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长春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火车晚了15分钟。晚点是为了迷惑敌特，火车又进行了调动。在东江桥下面，警卫人员发现敌人放的炸药和搞破坏的铁路路钉后，及时排除，列车按时通过。

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消息，后期是公开的。苏联为了表示对这次毛主席来访的重视，毛主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公布了各地欢迎的情况，这更增加了警卫工作的难度。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中央纵队继续担负路线警卫工作。这次访问消息公开发表后，纵队于2月22日接受京津路永定门站路段警戒任务，于26日下达命令，要求各执勤部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在技术、设备和治安上不能有任何问题，铁路不能受到任何阻碍、威胁与破坏，以确保毛主席返京列车的安全通过。

邹衍当时是政委，他和吴烈对两个师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工与规定。第一师负责永定门站至杨村站的警卫工作，全长58公里，4个车站。接受命令后，各师团领导沿铁路勘察地形。3月1日10时，第一师自海淀、清河，第二师自香山，分别徒步或乘车向指定位置开进。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干部沿途观察地形，划分任务段落，对各桥梁、道口、车站派出了警戒兵力。各级都开设了指挥所，纵队指挥所设在丰台，由邹衍负责。吴烈和杨奇清提前赶到天津，从天津接护毛主席返京。第一师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副师长蔡久负责，所辖第一团指挥所设在丰台，由团长周俭廉负责；第三团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团长郭季芳负责；第二师指挥所设在廊坊，由师长刘辉山负责；所辖第五团指挥所设在万庄，由团长聂成龙负责；第四团指挥所设在窦张庄，由团长惠金贤负责。

3月4日，执勤部队对铁路桥梁、道岔、道钉、枕木、信号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路基两侧50米范围内进行了搜查，邹衍亲自乘压道车沿途检查。当天14时，警戒部队全部进入执勤位置，兵力密度达到每公里28人以上。22时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24时撤销警戒。

在执勤中，曾发生敌特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上放石头、向桥下放炸药等事件，都被及时发现处理，未造成破坏和伤害。干部战士都为能执行这项任务感到无上光荣，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全纵队参加此项任务的干部有490多人，每个班都有1~2名干部。团营干部每人负责一个车站或掌握一个连队。执勤分队到执勤位置后，想尽一切办法调查了解铁路情况，沿路基搜查爆炸物。有些战士对桥梁检查一遍不放心，还不畏寒冷，一次次下到水里反复检查，车站每通过一列火车就检查一遍，唯恐出现漏洞。许多战士说，检查有无爆炸物炸到自己无关紧要，能完成任务就行。这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对保卫毛主席的高度责任感。部队当时也不太相信铁路处，当时刚解放，铁路上的人员混杂，乡村车站都有团里的干部负责，邹衍在丰台负责指挥，车站那里要怎么调度就怎么调度，一切都为了专列。主席坐的列车到了永定门就停下来了，然后下车坐上早已经等待在这里的汽车回去了。

在毛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至此，敌人企图破坏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毛主席这次访问，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的签字，标志着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次访问，对加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正文〇五、押解改造日本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当时中国由于内战，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将在中国被俘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

<h3>一、中央命令：“不跑一个，不死一个”</h3>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

195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公安部队将押解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给华北军区。接到命令后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把这一任务交给公安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这是一项责任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和有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部队接受这项任务后，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押解做到“不跑一个”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不死一个”很难。一方面日本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绝望就会自杀；另一方面，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绝不会让他们活着。接到这个任务后，团长徐其富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些年他带部队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从没有一件任务令他这样为难过。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和其他领导认真分析了押解的形势，对押解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制定了严密的执勤方案：为防止战犯途中被发现，徐其富建议押解列车上的玻璃窗都用纸贴上；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将车门上的锁全部取掉；为严格保密，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暂不向部队传达。为加强领导，团长徐其富亲自带队参加这次任务。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战斗力强、素质高的三营十一连担任这次押解任务。为确保万无一失，又从十连抽调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战士配合十一连执行任务。参加执行这次任务的干部战士共230人，部队出发之前，徐其富给战士作了简单的动员，动员中他说：“我们这次是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任务，什么任务由于特殊原因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但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任务很光荣，责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听、不要猜疑，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部队以前执行任务，也有事先不告诉大家的时候，所以对徐其富的讲话，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动员之后，部队上了火车，列车一直向北开。途中列车除了加水几乎没停过。列车大约快到长春时，徐其富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这次千里押解日本战犯的特殊任务，他说：“我和大家一样，对日本战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杀了他们，但现在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上面要求我们这次押解要做到一个不能跑、一个不能死，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干部和共产党员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经过长途运行，列车到达了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这也是此次列车的终点站。部队下车后，押解部队住进了车站上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成立了战犯管理所，选派了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为管理所所长。执行这次接收战犯任务的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和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员，这次也和押解部队同车到达绥芬河车站。

一切安排好后，徐其富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战士会议，在会上徐其富向部队传达了这次任务的真实情况，并讲明了这次押解的意义，要求在此期间不准外出，不准同外人接触，执行任务过程中不得借机发泄个人对战犯的私愤。徐其富最后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部队的荣誉，一定要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完成好上级交给的特殊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扣子，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传达之后，部队以班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有的战士家里亲人被日军杀害，在学习讨论中控制不住仇恨的心情，悲愤地哭了。经过讨论，大家都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心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1950年7月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布的特殊货车，车厢周围、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从头至尾每一节车厢顶部都拉了好多条电话线。这列特殊的火车就是押运日本战犯的列车。部队按着预定的执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到站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苏军指挥官和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中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经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带队的苏联军官指挥士兵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一会儿工夫，战犯一个接一个地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战犯一个个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发出惊异的目光。执勤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站在列车的周围。苏军一名校官拿着名册呼点，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苏军点完名后，中方接收人员拿着苏方移交的名册，再次呼点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按照顺序上车。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上车后，执勤部队立即在每节车厢与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布不准他们打开车窗向外张望，不准他们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等规定。

一切准备就绪后，列车开始运行。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着预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太阳一落山，夜色很快拉下了帷幕，列车很快进入了夜间行车。战犯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鼾声。战犯睡觉了，但执勤哨兵却一点儿也不能懈怠，他们透过车厢里的灯光，警惕地注视着战犯的一举一动。一路上，战犯有的强装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有的惊恐万状。为了避开在车站上同客车相会，避免外界对战犯造成影响，列车走走停停，直到7月21日凌晨3点才到达战犯押解的目的地——抚顺车站。

<h3>二、东北公安总处处长问日本战犯：“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中国维持治安的？”</h3>

抚顺车站戒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下车后，老弱病残的战犯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战犯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来到战犯管理所。

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滕美夫等。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做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时战犯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当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根据朝鲜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转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这次北迁是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还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控告。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为了不使战犯产生错觉，这次转移押解，没有戒备森严，没有造多大声势，一路上不动声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车旅行。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观察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才逐渐放下心来。到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h3>三、教育他们认识罪行</h3>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这些战犯不可能轻易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闹监，但在暗地里却相互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一些战犯背后说：“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的命令，个人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可见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多么根深蒂固。要使他们认罪，单靠管理不行，必须攻破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我们采取了促使他们认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结合进行的方针，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根据他们的表现，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的做法，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背后对“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之前，许多战犯议论：“古海忠之能向中国认罪吗？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华战争决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吗？也许他会‘杀身成仁’为部下做出榜样。”猜测纷纭。根据一些战犯的揭发，古海忠之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曾颁布了“治安矫正法”，设立了“矫正辅导院”，从此监狱林立、警察横行，残杀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以千万计，甚至集体屠杀、刀劈示众。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我们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发动思想改造，开展政治攻势。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坦白交代后会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提出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h3>四、他们跪地忏悔，要求处以极刑</h3>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1943年底，袭击湖北省向阳寺村时，使全村化为火海，成千人被杀绝，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的战犯有所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但是少数将校级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日本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从此开始，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开始坦白交代。

为了促使日本战犯转变，管理所从人道的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战犯吃得比部队好得多，日本战犯按将、校、尉，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在看管上撤掉明岗，换上暗哨，把每天放风的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允许他们在室外散步、做操，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对患病的战犯给予最好的治疗。起初，管理人员和战士想不通。面对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艰巨复杂的任务，部队领导认为，如不及时对部队进行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而且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决定，组织部队进行政治学习，由团、营领导亲自给部队讲课，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学习中，重点讲解对战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们，不是消灭他们。要消灭的是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肉体。要消灭他们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而要改造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叫他们低头认罪，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这样做不是我们表现软弱，而是说明我们强大。过去在战场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他们，今天我们把他们抓住，关进监狱，反倒惧怕他们不成！日本战犯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骄横傲慢，迷信天皇和鬼神，敌视中国人民，我们今天要使他们觉悟，恢复人的良知，需要有一个过程。教育中还如实告诉大家，生活上对战犯予以照顾，让他们适当吃得好一些，也是一种改造策略，是周总理的指示，是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唤醒他们的良知。通过政治教育，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战士们知道是周总理的指示后，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浅，从而端正了思想，坚定了完成好看押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使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战犯们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积极贯彻，先后创办了战犯农场和制瓦厂，组织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这样部队的任务加重了，看押难度加大了，战士们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再累再苦也愿意。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部队事先察看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实地演练。头几天上下工，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想伺机复仇。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战犯。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他们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管理所和战士们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流动哨，并要求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次制止了战犯的自杀企图。

战犯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之后，恢复了人的良知，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执勤哨兵鞠躬。这时，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伟大，认识到周总理“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指示的英明。

正文〇六、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道守护兵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凭借空中优势，对北朝鲜的重要车站、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地进行重点封锁，狂轰滥炸，对铁路运输造成严重威胁。中央军委决定，调铁道公安装甲团赴朝参战，担负守护铁路隧道、桥梁的任务。

<er h3">一</h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恢复、建设新中国的铁道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第六支队担负起修复大同至太原的北同蒲铁路的任务。

1950年8月，当从大同修复到朔县时，由于当时国民党残余及土匪活动猖獗，直接威胁铁路运输和沿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级命令第六支队接受新的战斗任务，由大同开赴北京西直门车站，改编为铁道公安装甲团，组成6列铁甲列车，每列为1个中队，每列车上配备有山炮、野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六零”炮2门，高射机枪1挺等武器，立即开赴柳州、归绥、包头等地执行护路剿匪任务。部队火力配备齐全、战斗力强、机动灵活，哪里有敌情，就抓住战机迅速出击。短短几个月，便剿灭了大量残匪。

部队接到赴朝参战的命令后，于1951年7月中旬，把柳州、归绥、包头及唐山的铁甲列车集中到沈阳车站，做战前的准备工作。为了适应入朝行军和战斗的需要，首先将老弱病残精简复员；其次进行轻装，把山炮、野炮及炮弹等重武器留在列车上，将“六零”炮、重机枪、高射机枪及弹药全部上缴。接着，清理个人物品，因部队常年驻在铁甲列车上，一切行动都是随车行动，过去不存在徒步行军及背背包的问题。如今，干部、战士的个人物品也多起来了——除部队所发的被服外，排以上干部还发毛毯、皮鞋，有的战士发的布鞋平时舍不得穿，这次也同多余物品一起清理掉，统一集中交留守处保管。为了战争需要，部队重新配备了以步兵为主的装备。

为了解决部队人朝后语言不通的问题，每个连队配备了一名联络员(翻译)。

1951年9月1日，部队接到赴朝的命令。列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运行，9月3日凌晨，突然停了。联络员向朝鲜铁路员工询问，才知道已到了朝鲜的满浦。这里原来是个车站，现已被敌机轰炸破坏。为了安全，防止空袭，部队立即疏散，拂晓时到了一个村庄。村庄距车站约2.5公里，在一山沟内。房屋都在山脚下，东一座西一座地零散分布着。

因前方线路严重受损，近期不能通车，为了尽快到达目的地，决定徒步行军。这对常年驻在铁甲列车上的部队来说，的确是一项艰巨任务——在铁甲列车上，行军是随车行动，用不着背背包，每日行进几百里，还能观看沿途风光，并不感到行军时的苦和累。现在可不同了，因入朝前部队的武器装备都配备齐全，又发了棉大衣、棉衣裤，无法打背包，只好把棉衣穿在身上，棉大衣另卷一卷放在背包上面，每人又自带小米、炒面各5斤，总重量在70斤以上。

白天，敌机不断出现在空中，只要发现有人、车的踪影，便扫射轰炸。白天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只好白天休息，黑夜行军。

太阳落山后，部队开始行军，走的虽是公路，但因系山区，道路崎岖不平，有的路段遭敌机轰炸破坏，坑坑洼洼，有时还要冒雨赶路。

经过8天行军，终于到达了守护区，成川郡三德一号、三德二号隧道及新成川一号桥梁。

前方部队的战备物资主要靠铁路运输。美军倚仗其“空中优势”，对志愿军后方供应线实施严密封锁，实施“绞杀战”。铁道公安装甲团的主要任务：一方面保护进入隧道的各种车辆的安全；另一方面保护隧道及附近线路的完好无损，保障桥梁畅通。

新成川是铁路的枢纽地区，也是敌机重点轰炸封锁的目标。美军定期派飞机进行轰炸，这个地区一段73公里的公路，4个月中弹3.8万多枚。敌机的轰炸一般是在白天进行，有时两三天，有时三五天，很不规律，每次出动飞机二三十架，投弹四五十枚，破坏相当严重。

到了夜晚也不安宁。当地的情况很复杂，每当夜晚车站编组、调动车辆时，就有敌特在附近山上给敌机打信号弹。敌机见信号弹后，便开始扫射轰炸。有时，敌特用冲锋枪、手榴弹袭击执勤岗哨，对部队造成很大威胁。

铁道公安装甲团还不能驻在守护区：一是附近房屋都被炸毁；二是驻在附近易遭敌机轰炸，不安全。一般都选择在距守护目标不远、较隐蔽的山沟内，不管白天黑夜，不管严寒酷暑，有时还要冒着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按时上岗执勤。

为了更好地完成守护任务，防止敌特袭击，需要构筑工事，但在当时条件下，一无钢筋水泥，二无木料砖瓦，大家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一般在隧道口选择一适当位置，挖深两尺、直径三尺的圆坑，靠隧道口留一门，其余用石块垒起高约六尺，四周留有瞭望、射击孔的护墙，顶部用木料盖住，一个简易工事就修成了。

不管白天黑夜，铁道公安装甲团对进入隧道的人员都要进行严密的盘查，以防敌特进行破坏，并不断对附近线路进行查看，特别在敌机轰炸后更要及时查看，一旦发现被炸，要立即进行抢修。

执勤战士每天都要在隧道内来回走动，因机车白天在隧道内停留，有时线路被破坏要停留三五天，机车所冒黑烟把隧道熏成了黑洞。过不了几天，刚穿上的新棉衣就变得黑一片灰一片，战士个个都像煤矿工人。

<er h3">二</h3>

为打破美军的轰炸封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铁道公安装甲团在志愿军总部的指挥下，同工程兵、高射炮兵等兄弟部队一起，在战地后方与敌展开了顽强的反轰炸封锁、反“绞杀战”的斗争。在作战实践中，创造出了防空哨这一特殊的战斗形式。铁道公安装甲团以守护任务为主，有时也协助后勤部队担任夜间防空哨的任务。

朝鲜的铁路和公路有多处是并行的，除铁路运输外，还有一支庞大的汽车运输队伍，汽车白天不能行进，也在晚上走，在山区公路上又必须开大灯快速前进，由于驾驶室马达轰鸣，敌机飞临也听不见，特别是敌机夜间也进行巡逻，发现亮光即扫射轰炸，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后勤部门便在公路上每隔500米左右设一防空哨，如有汽车开灯前进，敌夜航机来临，我军即向汽车方向上空鸣枪报警，押运人员听到报警信号，立即用手拍打驾驶室，驾驶员听到信号立即关灯，不让敌机捕捉到目标。

防空哨看似简单，但完成好却不容易。不仅要有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还必须有熟练的业务技能。执勤战士在战火磨炼中，很快掌握了一套防空本领。不论飞机、汽车有多少，声音多么嘈杂，也不论寒风呼号、雨雪交加，都能准确地辨别出敌机与汽车的声音，辨别出敌机的类型，懂得其性能、活动规律及对公路运输的危害程度，从而机警熟练地掌握鸣枪报警时机，达到报警及时准确。

铁道公安装甲团接防时，美军正在前线发动所谓“秋季攻势”，上甘岭战役正在进行。为阻止志愿军

人员及军用物资运往前线，敌人加紧对铁道公安装甲团守护区——新成川车站及附近隧道、桥梁进行重点轰炸封锁。

入朝后虽在行军途中屡遭敌机袭击，但多发生在夜间，且是一两架敌夜航巡逻机，目标不太准，威胁也不大，没有造成大的伤亡。而这次却不同了，这是铁道公安装甲团第一次受到的重点轰炸封锁，又是白天，整个目标暴露无遗，所以敌机命中率也较高。见敌机数量多，来势猛，志愿军守护人员只有避其锋芒，撤人隧道深处隐蔽。此时，隧道内也被震得直晃动，顶部的土块、碎石哗哗下落。一枚炸弹落在隧道口，炸塌的土石几乎将洞口堵死。

敌机的这种重点轰炸封锁，一般情况下是一次性投弹，投掷后立即返航。为了及早修复通车，铁道兵、朝鲜铁路员工、守护部队和当地老百姓昼夜不停，一齐出动，冒着敌机再次轰炸的危险进行抢修。部队在附近山上布置了防空哨，一听到敌机的马达声即鸣枪报警，所有人员就地隐蔽，敌机飞走后马上抢修，那种状况并不比亲临作战一线轻松安全。特别是冬季天寒地冻，一个深2米、上口直径为3米的弹坑，要填起来是很困难的，因无法取土，只好用些石块和枕木垫平，再铺设枕木、钢轨。

敌机每隔三四天轰炸一次，有时上次破坏的还没修复好，又被轰炸破坏了。铁道兵英雄杨连弟就是在抢修清川江大桥时，遭敌机轰炸，壮烈牺牲的。不管敌机轰炸破坏得多么严重，都要随炸随修，直至修复通车。

铁道公安装甲团经过多次观察，掌握了敌机的一些规律：敌机在轰炸封锁时，都是二三十架的机群，不但有战斗机也有轰炸机，战斗机飞行速度快，轰炸机速度慢。敌机在守护目标上空俯冲投弹，俯冲下来的高度很低，同时四面是山，投弹后又要立刻拔高升空，而此时的高度就在步枪、轻机枪的射击范围之内。

经研究决定：在守护目标的山头上方，挖单人坑道及轻机枪掩体。为了轻机枪转动灵活，及时捕捉目标，大家开动脑筋，把工事挖成圆形，中间留一土台，土台上装一个可转动支架。把轻机枪架在活动支架上，转动起来非常方便灵活。又因敌机在空中飞行，飘忽不定，俯冲、拔高、盘旋，速度、角度各不相同，很难命中目标，这就要在瞄准射击时，根据各类飞机的飞行速度、方向，掌握正确的射击要领，增大命中率。接着，便组成有数挺轻机枪、10支步枪的对空射击组。

第一天，对空射击组人员吃了早饭便进入阵地，但只有几架巡逻机在高空掠过，没有战机。第二天又进入阵地，上午8点左右，20多架敌机飞临上空实施定点轰炸。与此同时，高炮阵地上的“八五”炮、“三七”炮、高射机枪以及对空射击组一齐开火，只见空中散布着几百朵炮弹爆炸的烟云，有架敌机被击中起火，拖着浓烟栽到3.5公里外的山沟。因是低空飞行，飞行员来不及跳伞，随着一声巨响，敌机和飞行员立刻粉身碎骨。

<er h3">三</h3>

部队在后勤方面也很艰苦。

入朝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要改善生活却没白面，司务长设法在附近某师卫生队借了一袋白面。没有肉、菜，只好在老百姓家中买了几斤豆腐，自己到地里挖野菜，吃了一顿素饺子，总算改善了生活。以后供应，还是以高粱米为主，有时也能领到一些白面。

青菜很缺，有时只好用仅有的口粮到老乡处换些南瓜之类的菜吃。副食方面主要供些咸菜干、豆豉，及少量豆腐干、花生米等。

由于部队长时间吃不到蔬菜、肉类，大部分同志得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看不清东西，上下岗还需有一名眼睛好些的同志带领，削弱了战斗力，直接影响到守护任务的完成。团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给部队发放了一些维生素丸，又从国内买来猪肝、牛肝来补充。后来，团部也从国内买些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分配给各连队，但少得可怜。

连队做饭无处买煤，只好烧柴。朝鲜树木虽多，但为了爱护朝鲜的森林资源，不能随便进山砍伐树木，只好到山林内拾些干枯的树枝。冬季来临，为在大雪封山之前备足一冬天的燃料，每人250公斤的任务，只有突击完成，每天走出三四里，爬很高的山，拾好一捆，扛在肩上，因山林茂密很难行走，每背一次都要付出很大力气，连续奋战五天才完成任务。

部队在住的方面也很困难。因朝鲜北部屡遭敌机轰炸，较大的村镇已不复存在，在守护区附近也难找到完整的村庄，只好在守护区两三里外的山沟内找几间房居住。房子不足，只好在山坡上挖防空洞栖身，夏天尚可，冬季就不好过了，因为朝鲜北部冬季寒冷，滴水成冰，而部队所住的房子四面透风，又没取暖设备，每人只有一条被子、一件棉大衣。

数九寒天，脱衣睡觉是一大难题，因脱了衣服钻入被窝如钻进冰窟，只好人挤人地挨个躺着，互相用身体取暖。哨兵在简陋的工事内执勤，头戴棉帽，脚穿棉鞋，身穿棉大衣，也只觉得和穿单衣一样，冷风吹来，冻得浑身发抖。每班执勤两小时，只有不停地走动，以防身体被冻僵。

部队后勤供应渠道也不畅通：没有牙膏，只好用盐水漱漱口；没有香皂，只好到小河边用毛巾抹一把脸了事；衣服脏了没肥皂洗，只好在河水中搓一搓、涮一涮。

文化体育生活更是缺乏：那时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及有线广播，好长时间看不到报纸刊物，信息闭塞，什么消息也听不到；想开展文娱活动却苦于无器材；怕敌机空袭，灯火管制很严。

战地生活虽然很艰苦，但部队把驻地打扫得很干净，装扮得很美观：在门前院落用白石子摆成五角星、和平鸽的图案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装点美化周围环境，营造一种舒适欢快的氛围。

1952年12月21日，部队奉命回国。

从1951年9月1日由沈阳启程赴朝作战到1952年12月21日奉命回国，铁道公安装甲团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作战，使后方铁路、公路线成为“炸不垮、冲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打破了美军“空中优势”的神话，胜利完成了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正文〇七、黑水剿匪始末

<span class="ter">——雪域高原摧毁“陆上台湾”</span>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这也是国民党势力在中国大陆所盘踞的最后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并未就此到来。从全国各地溃逃麇集于成都的国民党潜伏特务、落魄军官很快窜逃至川西北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拼凑起数千喽啰，四处兴风作浪。正是这撮号称“陆上台湾”的匪军，成了新中国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派出一个秘密情报站，代号“208”。他们广泛依靠藏、羌、回、汉各族群众，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雪山草地间支起了一张隐形的情报网，导引着剿匪大军犁庭扫穴，荡平匪患。

<h3>一、“小公安”领导“老特务”</h3>

1951年7月上旬，一个闷热的下午，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侦查员李守福受命来到了会议室，接受领导布置的一项机密任务。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60年，已是80岁高龄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会议室正中摆着一张桌子，我坐在一边，对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侦查科长王禾、老侦查员刘传弗。屋子的一角有个老式电风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

会议的气氛让当时还年轻的侦查员有些紧张。

林佐夫开门见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任务的情况。

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流窜着五六千作乱叛匪，这是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利用雪山草地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有计划布建的反共游击武装，这些人不同于一般土匪，而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匪帮。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西南公安师，担负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务。

雪山草地社情复杂，敌在暗，而我在明。为配合部队剿匪，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决定组建一个秘密情报站，潜入叛匪活动区域，进行情报侦察。

而这个代号“208”的情报站，就交由李守福负责。

“我？”李守福对组织上选择自己担此大任有些惊讶——那时他年仅21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记者对这个决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过，了解了李守福的详细资料后就会发现，除了年龄有些小之外，他的确是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李守福1930年生于山西洪洞县。1945年，还在读中学的李守福就参加了革命，当时就是地方公安系统的侦查员。1950年，他作为南下干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队任侦查员，负责缉捕逃亡潜伏匪特、挖缴非法电台及武器等。虽然只有21岁，李守福却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公安”了。

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罗克刚和毛思寇，曾对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历史进行过全面整理，对李守福再熟悉不过。他们告诉记者，当时政保室共有两个组，李守福已经是侦查组的组长，在这个职位上表现出很强的工作和领导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强干，而且为人热情、豪爽，这一点特别有利于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独当一面，与少数民族群众交往。

虽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还是“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不过，领导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底一沉：

“这个情报站，只有你这个站长是公安干部，其余都是国民党原警特人员。”

交给李守福的是这样一张208情报站成员名单：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康伯桃、大队副白德伟、督察室主任张尚钰、稽查处社侦组副组长何麟、原四川省会警察局分局长钟添麟、原国防部二厅川西游击区情报员马秀生……共17人。

为什么选择国民党的警特人员？李守福当时也是满心疑虑，但经领导细说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释然。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们的做法就是‘以特制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对记者笑着说，“当然，这些原来的国民党警特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他们也确实是最熟悉那些匪帮的情报员人选。叛匪中许多人是这些情报员原来的同僚或上司，便于开展内线侦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报站成员名单的原国民党警特人员，是逐个甄别审查后挑选的。他们都是起义或自首立功人员，历史罪恶不大。成都解放后，他们亲眼见证了新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心实意拥护党和人民政府，自觉自愿想立新功。

当年的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不清楚“208”这个编号的由来，可以肯定的是，潜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报站远非208一个。在此后三年的剿匪战斗中。208却是工作最为突出的一个。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师四千剿匪大军从什邡挥师进入阿坝地区。同日，李守福率领208情报站的侦察小分队，也从成都向着雪山草地进发。等待他们的，不仅是恶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泽，还有各种力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

<h3>二、“陆上台湾”</h3>

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称茂县专区，是块地域广袤、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寒地带。当年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指的就是这里，那是长征中最艰苦、最漫长、最危险的战斗历程。夹金山、毛儿盖、马尔康……这些冷僻的地名铭刻着那段血肉和生命铺就的伟大征程。阿坝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别称。

红军胜利走过雪山草地之后的14年中，乾坤逆转。

随着中国大陆最后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窜入了雪山草地，借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条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这些匪帮实际上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前布下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受蒋介石集团的直接领导。朝鲜战争爆发后，川西的反动军事力量被美国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国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断地为其空投特务、物资和军事装备。蒋介石更是慷慨地为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各种委任状、嘉奖令随着空投一起到达。一时间，反动匪帮的司令们“将星闪耀”，部队的番号、人数任其吹嘘。

当时，香港一家杂志用来自台湾的消息刊登了题为《陆上台湾——傅秉勋和他的黑水根据地》的文章。文章说：“短短几个月内，四方义士风聚云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拥兵10万，且多为国军正规军人……”

“陆上台湾”的名头就此叫响，但它的“十万大军”却是痴人说梦。

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错综复杂，抛开一众宵小不谈，形成规模的反动军事力量主要有三股，总人数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勋匪帮。

傅秉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是蒋介石的“门生”，先后在胡宗南、杨森的手下任过师长和军长，官至少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傅几次转投靠山，两次携款潜逃。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将其列为通缉犯，甚至把他从黄埔军校的名录中除名。

成都解放后，傅秉勋私藏千两黄金逃到阿坝地区的靖化藏区。在那里他遇到了国民党某师残部400余人。傅亮出自己的军衔和黄金，遂成了这支残兵的“司令”，并与台湾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获知傅秉勋在大陆后方拉起了一支队伍，大喜过望，不但收回了通缉令，还电命傅秉勋为72军军长，官升中将。傅秉勋以400余人枪为资本，收罗各种社会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军事指挥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帮。

周迅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务头子。上世纪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参与策划暗杀著名“左派”人士杨杏佛和《申报》社长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处长时，一手制造了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一次大屠杀——成都十二桥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组建“反共救国军”，其中第三纵队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战役开始前，周迅予即带领一帮军统特务、反动武装向川西北逃窜，沿途勾结豪吏劣绅，收罗残余匪特，裹胁地痞流氓，拼凑了一支号称千人的所谓“敌后国军”，活动范围在草地的松潘、理县、茂县等少数民族地区。

其三是何本初匪帮。

何本初原是茂县专区专员，当地解放时曾假起义，暗中组织茂县专区反共自卫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委任各县伪县长为所属各部司令，纠集地方武装，组织叛乱。

若只是这三股匪帮的几千人马，在把国民党800万军队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军眼中根本不足一提。当时阿坝地区的敌情、匪情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些反动力量把当地的民族势力裹挟了进来。

当时，川西北藏区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为政，时而联合，时而厮杀，互扰不已。国民党特务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极尽胁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歪曲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禄相许。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土司被国民党特务蒙蔽，为他们提供庇护支持，甚至与其同流。

时值抗美援朝期间，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在进行。流窜在雪山草地间的数千国民党匪帮，成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肘腋之患。

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黑水，即为川西北国民党匪帮巢穴所在。

<h3>三、利源商号</h3>

杂谷脑，阿坝州理县县府所在地。这个散落山腰的荒凉小镇，西扼阿坝马尔康，东连松潘、茂汶，北接黑水地区，是内地进入藏区的交通要冲和门户。

新中国成立之初，杂谷脑居住总人口不足千人，却聚居着藏、羌、回、汉等多族人口。在内地，这样的规模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在地广人稀的阿坝地区，杂谷脑已经算得上个繁华市镇了。

1951年7月下旬，一位汉族货郎买下小镇东面山坡上三间羌式石屋，又雇了几个羌族工匠将其修缮一新。这个货郎也是受人之托，为准备在杂谷脑开商号的另一位老板备好了铺面。

是年8月中旬，一位年轻的汉族老板带着一个十几人的商队来到杂谷脑。他们把人背牛驮的几十包货物摆进石屋。盐巴、砖茶、针头线脑……各色在藏区有着极好销路的货品摆了两间铺面，另外一间则开了诊所，也做住宿之用。

一面白布旗号挂在房檐，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着：“利源商号”。

利源商号的老板，就是208情报站的站长李守福，随他而来的那支商队，则是情报站创建之初的全部成员。这个利源商号，是李守福侦察小分队进入阿坝地区之后建立的第一个情报站，也是由此向广袤的雪山草地辐射情报网点的“208”总部。

从成都到杂谷脑，其实不过200多公里的路程，208情报站的成员们却走了将近一个月。回想起那段艰苦的行程，李守福至今感慨良多：“都说‘蜀道难’，可我们走的这趟线连一条称得上‘道’的路都没有，仅有些牧群踩出的羊肠小道。这一路，有一大部分是靠手脚并用爬过来的。”饶是道路难行，这支商队还要把在成都购买的货物全部随身携带，一路翻山越岭，行路愈发艰难。

出发前，成都军管会公安处为208情报站拨款6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6000元），全部购买了茶砖、盐巴等货物。

“这笔钱可是不小的启动资金呢。”李守福笑着说，“利源商号一开张，就是当地最大的商号，后来又在几个镇子开了分号。我这个‘李老板’成了大富商，在当地可是很风光的。”

在几乎没有道路交通的情况下，阿坝腹地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与外界的信息、经济往来，靠的就是利源商号这样的商队。这也为208情报站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身份。

利源商号虽只是个掩护，卖的却是货真价实的藏区畅销货，生意也着实不错。开张三个月后，不仅基本解决了营业之初的资金紧张、情报员生活无保障等难题，经营所得利润还足以支撑情报站的自身运转。

商号开张，李守福就以老板的面目坐镇指挥，情报站的其他成员，都成了货郎，背着背篓或骑着马，游走四方，明里卖货，暗中收集情报。情报员钟添麟懂得医术，就扮作走方郎中，背着药箱四处行医。因其医术当真了得，还被当地群众誉为“我们的好门巴（医生）”。

而与此同时，李守福等人还在藏、羌、回、汉等各族群众中不断吸收情报员，发展情报关系。在208情报站展开活动的三年中，共发展情报员88名，建立情报关系200名，其中10人被国民党残余匪帮发现后惨遭杀害，没有一人叛变。

一位名叫索朗的藏族情报员，至今提起仍令李守福唏嘘：“他不但是我的情报员，也是我的好兄弟。”

索朗本是甘肃藏民，为躲避军阀战乱，举家逃到阿坝，又遭奴隶主迫害，沦落成一个四处乞讨为生的流浪艺人。李守福在逃亡奴隶和乞丐聚居的阿坝县塔洼与他结识，两人喝了血酒，结为兄弟。藏族人重义守诺，喝血

酒是最庄重的誓言。

成为208情报站的情报员之后，索朗不惧危险，经常孤身一人潜入匪巢，摸清匪帮所在位置和人员数量，带回了大量的宝贵情报。1953年，索朗前往侦察一支残匪。这股土匪向来凶残。行前，索朗还笑着对李守福说：“放心吧，完不成任务绝不回来见你。”没想到一语成谶，索朗在这次行动中被匪首察觉。

据后来被捕的匪特供称，索朗受尽折磨，始终不发一言，最后惨遭活埋。

随着情报员队伍的壮大，208情报站的情报网络也由近及远，从点到面。在“陆上台湾”匪帮盘踞的周边地区及其活动逃窜路线和匪巢内部，“208”先后建立情报网站148个，覆盖三分之二的雪山草地，约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国民党反动匪帮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像蛛网上的些微震颤一样被情报员敏锐捕捉，随即传达到剿匪部队的指挥中枢。

<h3>四、马尔康分号</h3>

1951年11月19日，成都军管处又向草地派出一个工作组，配合即将展开的军事清剿。担任组长的武征，乃政保处侦查科副科长。他在第一线领导208情报站，并负责整个茂县专区向匪帮盘踞地派遣秘密情报员的任务。

与208情报站不同的是，这个工作组的身份是公开的。当时阿坝地区虽然已经宣告解放，但多数地区的人民政权并没有建立，从成都派去的工作组就暂时代行人民政府的各项职责。

武征工作组一行四人，从成都向着马尔康徒步进发。为安全起见，行进途中的工作组仍然化装成行脚客商。因为毗邻马尔康的黑水，即是国民党反动匪帮盘踞的老巢。

走了几日，工作组成员李青孟察觉到一丝异样。这一路崇山峻岭，漫无人烟，常常走上一天也不见行人。而他们四人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中年人，不远不近地始终尾随。

李青孟说，起初他以为那也是个内地去藏区的客商，与商队随行是安全起见。但仔细观察就发现，这个人的举手投足规范有度，步伐沉稳，明显是受过军事训练。

李青孟把自己的怀疑提示给工作组组长武征。没想到，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武征对此却毫不理会。

12月16日，工作组经过27天的长途跋涉，抵达马尔康，尾随而至的那个中年人也不见了踪影。当晚，武征才向李青孟交底。原来这个尾随而至的中年人是为208情报站物色的又一名情报员。其人名叫刘建雄，原是国民党茂县专区的中尉警官。这次是他主动请缨，打入匪巢卧底。身份公开的工作组，自然不能在明处与刘建雄发生直接联系。

刘建雄不仅对雪山草地的社会政治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主要匪首何本初所部人员多有交往。他要设法打入匪帮，获取情报，并相机对不同匪首进行策反、分化。

208情报站的情报网向着匪帮老窝张开了。

得到新任务的208情报站站长李守福，也带着几名情报员来到马尔康。他们以在马尔康开办利源商号分号为掩护，针对黑水匪巢展开情报侦察。

208情报站虽然是在进行秘密情报侦察，可他们却没有携带任何特工用具，包括电台。

“用不上。”李守福解释说，“那时阿坝地区没有电，带着电台还要带发电机，天线架起来，谁看不出这是一群特工啊？”

所有的情报，全靠情报员的眼睛、耳朵和嘴，暗中观察，侧面打听，然后返回利源商号口述给李守福。

<h3>五、“陆上台湾”美梦破灭</h3>

7月20日早晨7时，围剿黑水叛匪的总攻号角吹响了。东、西、北三线解放军按预定部署同时出击。

傅秉勋看到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人马溜之大吉。苏永和走投无路，最终下山投诚。

8月16日，傅秉勋虽被解放军独4团一个连队发现，但傅带卫士陈万林逃脱。

随后，傅秉勋和陈万林被几个牧民活捉。那个地方名叫“安曲独马寨”。第二天，独马寨的土司下令将两人绑送到查理寺贡汤活佛处。贡汤活佛是个爱国的上层头人。傅秉勋刚到黑水时，曾谋划刺杀他，两人仇恨较深。9月26日早上，距离查理寺还有15里时，傅秉勋从押送自己的藏民交谈中发现，是要把他交给查理寺的贡汤活佛。傅秉勋吓坏了，走到一条小溪边，傅秉勋故意栽倒在水中。溪水只有齐腰深，当时只要拉他一把，便可得救，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站起来。但傅秉勋不一会儿竟淹死了。

当时，傅秉勋化名“唐有余”，陈万林化名“陈志先”。傅秉勋淹死后，陈万林被转押到了阿坝。剿匪部队得知这一情况，一面打捞出尸体，一面电告前指。前指参谋都爱国见电报后，纳闷很久，查遍3000余土匪名单，并无“唐有余”这个人。后据陈万林交代，证件是台湾伪造的，“唐有余”就是傅秉勋。为了保险，都爱国又反复对比照片，最后综合各种情况，认定“唐有余”就是傅秉勋。

1952年9月23日16时，黑水剿匪前指正式向川西军区、西南军区、中央军委、党中央发出黑水剿匪战役取得胜利的总结电报。此役，共歼匪3600余人，缴获枪支4500余支、六零炮9门。蒋介石建立“陆上台湾”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正文〇八、围歼长白山空降特务

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党和政府的强烈请求下，在战火燃烧到中朝边境已危胁到新中国安危的情况下，我国党和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朝鲜战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和南朝鲜军队，敌人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挽回败局，进而侵略中国东北，“策应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培训特务，于一九五二年分五次将数十名特务空投到吉林省安图县境内的长白山老岭地区和长白山天池地区以及靖宇县龙弯地区，妄想在长白山区建立所谓的“武装游击队”和“根据地”，隐藏间谍的“安全处所”和“空投场”，建立从“根据地”到沈阳的秘密交通线；搜集我国国防设施，工业地区目标及气象情报；救护入侵的美国空军被击落人员及搜罗国民党军队残余分子进行武装暴乱。

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挑选安图县境内长白山老岭地区、长白山天池附近、靖宇县龙弯地区作为空降伞特的潜伏之地，是因为这些地方地理环境特殊。安图县属长白山腹地，山峦叠嶂，沟塘、草甸交错，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有些地方终年不透阳光，一二十步之外就看不见人，地面尽是几尺高的草和小灌木，行走十分困难，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莽莽林海。再加上气候异常，无霜期只有九十天左右，所以美国人将此地视为向中国大陆空投特务的绝对安全区，并在此实施了一系列侵略我主权和领土的罪恶行径。

<h3>发现敌情组织搜剿</h3>

1952年7月14日深夜，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军用飞机逃脱了朝鲜战场上的高射炮火，径直飞往朝鲜北方的夜空，迅速飞过中朝边境线，侵入我国吉林省安图县长白林海老岭山区的上空。它压低高度盘旋一阵之后，投下一些什么东西，便又朝南飞走了。事后不久，我有关部门就接到边防某部长白山哨所报告：“发现一架国籍不明的侦察飞机，从朝鲜上空飞入我国领空，盘旋一阵之后，向南飞行出境。”

时光进入8月，海拔一千四百五十多米的长白山区老岭上迎来了又一个秋天。这天晚上，冰凉的秋雨下个不停，满身黑装的5条汉子，每人身背重载，尽管浑身已被雨水湿透，脸、唇冻得发青，但还是用木棍儿拨弄着草木丛林，艰难地行进着。他们终于在一棵黑古隆咚的大树底下坐下了，又立刻装置起美式无线发报机，其中一人戴上耳机，摁点起电键，电波穿过重重密林，越过高山峻岭跨过汪洋大海，飞向了日本。

<h3>“特急”</h3>

总部转陈文钧鉴：

“携20日粮，负伤忍痛，冒雨病而行，崇山峻岭，食无足半，依无干时，5人饥劳已成疾，路遥村远，粮只2日，望速补给，感谢你的诚意。”

原来，这5个人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的“文队”特务（以特务队长化名的姓为队名）。7月14日夜晚，那架窜入我国上空的无国籍标志的飞机在老岭上空投下的一个个小点儿，正是这伙特务和他们的随身物资，这帮特务分子，被他们的主子空投到这莽莽林海之后，提心吊胆，蒙头转向。在开始半个多月时，靠来时携带的食品，还进行了挖洞、刨坑，建造“安全处所”等活动。但是现在粮食即将断绝，主子也不关怀慰问，安图军民防范又很严密，不免回心丧气，不得不向其主子发去了乞求电。

两天过去了，特务们没有收到其主子的救济电。于是，间谍报务员又奉队长之命摁起了电键。

<small>携20日观察粮已用行军。人疲病，粮绝，微余两日，能否空投？请示机型、伞数、空投时间。</small>

又两天过去了，还是未见回电。特务们不免有些急眼了。“粮尽2日，饮水待济。速投：标准口粮十原箱，米面各百斤，牛罐、猪油各四十箱，饼干二百包，鱼干、蛋精、汤精、肉松、熟花生米、盐、糖、黄油、火腿、香烟、葡萄酒、雨衣、针线、手套、烟丝、盘尼西林、消炎片、眼药、阿斯匹林、碘酒、绷带、防蚊油、水消毒精、打火机、地图套、军毛袜、救伤包、电台、手摇发电机、蜡烛、收报干电池、电筒、胶皮带、墨水、饭锅、老虎钳、人民币五千万元、皮靴、日历、游泳表、毛毯、醋精、酱油粉、牛奶粉、蚊毒急救盒、吗啡……”

电波穿过密林，穿过高山，穿过海洋，到达日本，又从日本回到了长白山脉的老岭丛林中：

“所请粮药将于8月14日、15日或16日24时至1时投送，请即报空投场座标，如领航台损坏，请燃火堆成三角形。”

两日以后，又收到电文：“电悉。机型同前，卜（即将空投的伞特李军英、化名卜经武）伞1，物资伞2，卜将交x和我之信；望坚持，苦尽甜来。”

又过两日，仍是海外来电。

“知汝等克艰泛雨，而有所触……，以后更应再接再励。所投金条、金戒、人民币及吴君信件皆有红记号。5774（李军英）延迟三周。接物资后，请电余等。和你们常在。陈文。”

8月14日半夜12时30分，一架没有国籍标志的C-47型军用飞机，从南方上空飞来。按照地面特务早已架好的领航台，投下了两个降落伞，内有电台、冲锋枪、鸭绒被、主副食物、医药品、黄金5两、金戒指5个及美国间谍机关负责人陈文（化名）和特务组织“自由中国运动”头子蔡文治（化名吴定）写来的信。

陈文在信中用很不熟练的中文写到：“你们的伟大牺牲，是无论哪一个自由民主人氏（士）都敬仰的。你们的通信（讯）成绩优良，为上方所加偿（嘉赏）”。另一个特务头子蔡文治，也在信中给他的这帮“部下”打气说：“兄等日在深山雨淋中奋斗，苍天不负苦心人，盼在困难环境中时时想起余之临别赠言，即时时咬牙克服艰苦，渡一关再渡一关，并须时刻保持通信，即有补给，长期永耐生存。”

“呸！什么渡一关再渡一关的！自己却留着尾巴，还讲什么永耐生存。”一个特务愤愤地嘀咕着。

“你说什么？！要造反吗？怎么？害怕了吗？卑鄙的家伙……”。读完信的那个特务队长一边把手插到装有手枪的裤袋里，一边大声地斥责前边嘀咕的特务，气势汹汹地瞪着眼，直见对方已经陷入恐惧之中，才把手从裤兜里偷偷地抽出来。

尽管美国主子给“文队”特务空投来了物资、食粮和精神鼓舞，但是，在当地气候已经进入了寒冷季节的9月初，5个特务又吃光了储备的食物。面对着饥饿辘辘，在戒指、金条、人民币和其他贵重物品又解决不了饥饿的困境时，又出现了下面的情景：

一天，和龙县境内，一位到老岭枕头峰采蘑菇的朝鲜族老大爷，向和龙县公安局报告：“有位汉族中年男子，在山上要我卖给他些口粮，我没同意。但当我回到住处后，竟发现我的粮米丢失了，现场留下了无姓名的字条和钱。”

这些特务分子，尽管经过他们主子的特殊训练，但一旦断了粮食他们就赶紧向主子发报：“要！要！”一时要不来，就冒着危险四处寻觅，偷或买。

终于，9月20日夜里，美国间谍机关又一次派来了无标志的C-47型飞机，不但给“文队”送来了粮食、糖块、牛奶粉、甲种鸭绒被、毛衣裤、毛手套、人民币一亿元、棉胶鞋、皮大衣、皮帽子等等，而且给他们派来了巡视、联络组长李军英。

这一下，特务们的精神头可起来了，立即继续建造“安全处所”埋藏贮存物资，加紧四处活动，开始搜集情报。巡视、联络组长李军英，视察了这边“文队”特务潜伏大陆以来的活动情况，表示满意。对“文队”给以勉励并且布置一番之后，准备下山经安图六区（今安图县松江镇）、二道白河（今长白山管委会），奔抚松县，到靖宇县境内去视察“沈队”的特务活动情况。

9月26日，在二道白河护林防火检查站，二位值勤检查行人入山手续的女民兵，查出了一位自称要去抚松县抓逃兵却没有携带必要的《入山通行证》的解放军军官。因为当时规定，在林区通行，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随身携带林业、公安部门签发的《入山通行证》，否则，不能放行。所以，这位解放军军官被送到了二道护林中队部。经过简单了解情况，中队部领导认为，该“军官”情况可疑，于是，便托词将他“介绍”到六区公安派出所。六区公安派出所长金钟哲认真询问了“军官”，“军官”虽有能够证明自己身份和职务的《工作证》，但是，竟没有因公出差的《介绍信》和通行林区的《入山证》，同时，又见“军官”谈吐吱唔。这些，都引起了金所长的怀疑。为了搞清楚这位“军官”的真正身份，不放掉任何可疑人，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金钟哲所长，决定把他送交县公安局审查。于是，便假言对“军官”说：“既然你是到抚松县抓逃兵的，那就应当取得沿途公安机关的协助支持，为保证你途中顺利，建议你在明天同我一起到明月沟（今明月镇）我县公安局去办一下《入山通行证》吧！”“军官”只得表示同意。

9月27日早晨，当金钟哲所长准备“陪同”“军官”乘车去明月沟时，“军官”突然提出，要找当地最高领导人谈话。因此，金所长带他见了廉承链区长。在区长办公室里，区武装部部长崔汉哲也在座，在四人围座的办公桌旁，“军官”突然站起立正，向区长坦白地说：“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特务，现在向人民政府投降，请国家宽大处理。”说完，随即交出手枪。当天，特务被送到了明月沟县公安局局长室，县委书记韩进财、县公安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千龙九连夜审讯了特务。

原来，这个自称要到抚松县去抓逃兵的“解放军军官”真是美国间谍机关特务，名叫李军英，化名卜经武，男，汉族，44岁，辽宁省辽阳县人。解放前，曾在大陆充当国民党军营长、副团长等职，后到香港参加了美国间谍组织。1952年春，被挑选为潜入中国吉林省的间谍成员。同年9月20日，被美国间谍机关空投到吉林省安图县老岭丛林中，负责对“文队”特务和靖宇县内的“沈队”特务的视察及中间联络活动。这次，他刚刚视察完老岭“文队”特务的活动情况，正去靖宇县视察“沈队”的途中，因没有《入山通行证》，故被截获。

李军英坦白说，他自从被空投到老岭以后，看到大陆的情况与他原在国外听说和想象的都不一样，尤其是下山后从老岭到二道白河这一路所经过的各路口、村庄，都设了民兵值勤的检查哨卡，感到行动十分困难，令人提心吊胆。这次到了二道白河被截，就更丧失了去靖宇活动的信心。为了争取主动，不落更惨的下场，经过再三考虑，决心向当地人民政府投降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他同时交出了随身携带的《美国军用地图》、《吉林省安图县老岭地图》、《吉林省集安县地图》、《上海市政府证明》、《沈阳市政府护照》及一些空白介绍信，还有美制指北针。

接着，李军英详细供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地曾于1952年7、8、9月三次派无国籍标志的美国军用飞机，从日本经朝鲜往我国吉林省老岭地区空投伞特及间谍物资的详细情况。并在地图上指明了“文队”特务在老岭的活动范围和他们已经修筑的“安全处所”情况，“文队”特务成员姓名及他们的活动特点、规律、目的、任务等等。特务李军英最后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9月28日早晨，延边州公安处姚昕处长得知此案后，驱车赶到安图县公安局，又亲自审讯了李军英，进一步了解案情。由此，同和龙县公安局前期得到的采蘑菇老人反映的丢米事件和林业工人在老岭枕头峰发现可疑人及降落板的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姚处长认为这是重要敌情，于是立即将此案重要情况详报吉林省公安厅，并派专人将特务李军英押送省厅（不久，即送至中央公安部）。

与此同时，州公安处姚昕处长、安图县委书记韩进财、州武装部彭部长、边防15团关月浩团长等立即研究决定，动员全州军警民兵，联合搜捕老岭美国空降伞特。安图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韩进财，当即代表县委、县政府及武装部明确表态：一定要把当前这场搜捕敌特的战斗作为安图县的首要任务，集中人力、物力，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搜捕战斗。

10月1日，安图县由500名民兵，30名公安队员、6名武装干部、10名公安干警组成的搜山捕特大队，在千龙九大队长、韩进财政委的带领下，集结到了由姚昕处长为总指挥的指挥部所在地——三道沟村（今松江镇三道村）。

按照指挥部的决定，安图县大队从西侧分两路往老岭顶上搜。其中，一路经杨房子奔老岭西南部；另一路奔老岭北部。和龙县大队和延吉县大队从东侧向老岭顶上推进，一个负责搜索老岭东南侧；一个负责搜索东北侧。形成一个从四面八方向中间聚拢的包围圈。

但因山势重叠，地形复杂，林密无路，导致部队搜索进度缓慢。

为了迅速歼灭伞特，10月6日，以吉林省公安厅王吉仁副厅长、延边公安处姚昕处长、吉林省公安总队司令部警备科科长组成的反特联防指挥部，在老岭搜捕前线成立。王吉仁副厅长任总指挥，姚昕处长任副总指挥（之后，又补省厅一处处长吕田为副总指挥）。并进一步动员了全州公安干警、边防团、延边公安大队、武装部、民兵的力量，联合组成了5个搜捕队，省公安部队也出动了两个连的兵力，所有部队被编为两个搜山大队，组成8个侦察组，对老岭山区进行搜捕。还动员地方武装民兵3060人，武装干警22人，封锁了山区要道。

调整部署之后，在反特联防指挥部亲自指挥下，10月7日，搜山部队搜遍了枕头峰，未见敌特踪影。10月8日，搜索到蜂蜜沟时，和龙县大队发现了一处敌人建造的地下“安全处所”。但是敌人早已闻风而逃，只剩下一些用过的食品盒子。指挥部根据新的情况，召开了股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扩大会议，重新确定了搜索路线和目标。10月10日，安图县大队在老岭1457高地第二次发现一处敌特“安全处所”。这里埋藏着敌人的大量物品、指挥部指示，注意保护现场，布置三角形隐蔽哨，蹲坑守候，捕捉来取物品的敌特。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安图县大队抽出一个班，由州公安处政保科副科长金河连带领，按三角形设哨监视刚发现的敌特“安全处所”，待捕一旦来取物品的敌特。

正当我军警民兵在老岭进行紧张搜剿美国间谍“文队”特务的时候，10月10日夜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将南朝鲜特务机关“朝鲜联合顾问委员会”的10名特务空投在长白山西侧，命名为“长白山气象队”。这伙伞特趁我军警民兵在老岭搜剿“文队”特务之机，开始在长白山天池附近进行秘密间谍特务活动。

老岭搜剿部队继续在进行平推拉网搜剿。

10月15日上午7时许，果然来了5名敌特到被我监控的“安全处所”准备取粮食、物品。但敌特看出现场变化的异常情况，便狡猾地逃跑，我蹲坑人员开枪追击，没有追上，不过毕竟发现了敌特的影子，使我们的搜捕战斗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由于当天上午下雨，即而又下了一场小雪，因此，气温骤然下降，我们的同志都是穿着单衣，某部骑兵连的一名战士不幸冻死。10几天的连续作战，搜山部队餐风露宿，极度疲乏。指挥部根据情况决定，各部原地休息两天。

10月18日，搜山部队以第二次发现的敌特“安全处所”为中心，在方圆30里之内重新布置了兵力。20日，于古洞河上游又发现了一处伞特建造的小房子，但已空荡无物。

这时的“文队”5名伞特，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窘了。天降大雪，追兵捉拿，粮、物被控，一时间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原来曾是“能飞的夜猫子”，而今却成了“瓮中之鳖”了。好在还有可以向主子通讯的发报机。于是告急的电报又阵阵飞向了日本。

“三道沟之正规军及安图等地各村镇地方武装已在老岭一带搜山，各山口、道路、村庄均增设检查哨，降雪尺厚，行动更加困难，进入村镇绝不可能。”

“我埋藏点已被发现，所有物资和食粮均不能取用。食粮维持3日，请速空投。 ”“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手足皆冻，饮雪待援。”“生命要紧，快来空投！”

“赶快救命，饿死了！能否救命？”

“5人将束手待毙或饿死，如何置之不理？每人仅一命，为何不快救？”

这些告急的乞求电，简直象临死之前的哀号。

10月28日，联防指挥部命令搜捕部队于夜间11时秘密集结到柴山沙金沟地区，控制所有要道，布置堵截哨，如同撒下天罗地网。然后，搜捕侦察小组搜索，撵鱼入网，迫使敌人出来暴露。经过一次次轰动，特务们的确隐藏不住了，如同没头的苍蝇，开始分头乱撞了。

10月29日，根据李军英供称的10月30日是李军英和“文队”队长张载文接头日子的情报，由省公安厅崔程同志带领的安图县第六区政通村民兵李贵元、李钟云、秦殿友、（领路的向导）、吕殿元、赵永哲、金成浩、李照元、程永和等9人组成的侦察小组，早早来到杨房子蹲坑堵截，按照分工，向导秦殿友在荒沟河岸佯装钓鱼，进行侦察。一会儿，便见一个身背大包的男子汉朝他走来，要点吃的。秦殿友见来者的装束言行，猜想此人可能是特务，于是便以干粮在离此地不远处的窝棚里为由，回到隐蔽所，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了崔程和哨所的同志们。崔程听后，立即带领李贵元、程永和、李钟云、金成浩，由秦殿友带路，向秦殿友指点的方向跑去。狡猾的敌人早已躲到葡萄蔓子后边的树茬上，当李贵元、程永和匍匐爬到离特务约有十米处时，特务要掏出手枪站起来，他俩同时跃起，大声喊到：“举起手来！”敌特傻眼了，反抗也来不及了，只好举手投降了。

同一天，民兵程永和奉命在隐蔽哨所附近放哨，忽见一个大个子陌生人从树林中窜出朝下坡河边走去，程永和命令陌生人站住，那人不但不听，反而拔腿就跑。程永和一看这家伙可能不是好人，为了防止他跑掉，便想开枪打伤他，不曾想一枪击毙了逃跑者。

经指挥部总指挥王吉仁副厅长亲自审讯，被崔程小组活捉的那个家伙，正是准备到杨房子同李军英接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空降老岭“文队”特务队长张载文，化名文世杰，28岁，吉林省九台县人。解放前，曾在大陆充当蒋军连长、副营长等职，后到香港参加间谍组织，同年7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将其同另外四个间谍编为“文队”，任队长，空投到老岭林中。

据张载文供认，被我民兵程永和打死的那个人是他的同伙，名叫满志辉，化名克京，解放前，也曾充任蒋军军官，后到香港参加间谍，与张载文等同期编为“文队”，同机空投到老岭。搜查结果发现，满志辉身带美式左轮手枪1支、短刀1把、人民币200余万元、指北针2个、金子2块。

美国中央情报局可能是精心策划，或者是想孤注一掷，就在我搜捕队队员刚刚擒获张载文、击毙满志辉不久——10月30日夜间，他们又将10名南朝鲜间谍机关的武装特务，秘密空投在长白山天池附近，与10月10日空投到这里的10名武装特务会合共同完成预定的任务。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哪里知道，我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正张网以待，不管他们派遣多少间谍特务，都必将被我全部歼灭。

老岭搜捕“文队”特务的战斗仍在深入进行。反特联防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吉仁，于11月3日在和龙县境内甄峰里审讯了被俘的“文队”特务队长张载文，得知伞特“文队”还剩余3人，副队长许广智、报务员牛松林以及于冠洲，正隐藏在荒沟西南岔一带。

11月4日，联防指挥部主要领导王吉仁、吕田、姚昕等亲率大部队，带着被俘特务张载文，直奔荒沟西南岔，搜剿“文队”残特许广智、牛松林、于冠洲。仍然采取了大部队包剿，小分队出击的战术。途中，领导决定，抽出60名身体强壮，机智勇敢的干警、战士和民兵，组成一支突击队，由安图县公安局千龙九副局长和边防团崔相信带队指挥。夜间12时许，突击队侦察到了敌特驻处。在一个稍开阔的山坡上，有一个临时搭起的小窝棚，一个满脸胡子的家伙正在窝棚内拨弄着火堆，旁边搁置着发报机。人们估计，这人大概就是特务电报员。窝棚外边往上50米左右处，分别有两个人正在笼起小火堆。三个特务都不在一起，还不远不近，每人持有武器，还有火堆照明，这种不利的情况，给突击队活捉敌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距离远了，抓不到；想靠近点，既怕碰出响声，打草惊蛇，又怕被火光照出，弄不好会导致敌人逃跑，或者遭到敌人枪击。除非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攻击，或分兵出击，同时动手。突击队长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三路，约好信号，同时捕捉。但是，由于这三个逃窜的特务，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稍见动静，就惊恐欲飞。当崔相信带着的人开始向上边火堆旁行动的时候，一个特务听到一点声响，立刻突然喝问：“什么人？！”其他特务也立刻手持武器，虎视眈眈，四处张望。崔相信立即停止前进，敌特没发现新情况，精神也就稍微平静下来。根据新情况，从务必活捉敌特报务员牛松林的原则出发，千龙九率几位同志摸到了窝棚跟前，乘敌人都处于懵瞪楞神的瞬间，冲进了窝棚，“不许动！”千龙九严厉、低沉地命令着胡子特务，就势将他摁住，压在身底，其他同志急忙解下绑腿布带把这家伙捆了个结实。

另两个特务，听到我突击队行动的声音，不禁警觉起来，大声喝问，未听回答，便开枪扫射起来，接着就钻进附近密林，分头逃窜了。当时是漆黑深夜，在藤葛纵横的树林里，我部优势不得施展，敌特被溜掉了。

经过突审，得知被生擒的正是“文队”电台报务员，名叫牛松林，化名陈崇佩，男，47岁，辽宁省庄河县大孤山人。曾充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台少校技士，后在香港参加美国间谍组织。在他的口供中得知，他们刚才分头笼火堆，正是为了准备下半夜1点30分，接应美国中央情报局日本厚木间谍机关派来空投物资的飞机。据此，指挥部又制定出紧急行动方案。同时，又做了间谍牛松林的政治工作，向他交待了我党和政府优待俘虏，宽大立功人员的一贯政策，鼓励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我搜捕敌特中立功赎罪，争取光明前途，继续与日本厚木间谍机关联系，告诉敌机按原定计划空投物资。经过教育，特务牛松林表示愿意改变立场，为国家和人民效劳，争取宽大处理。经过牛松林和日本厚木间谍机关的通电联系，敌机将继续按时空投。

11月5日凌晨1时30分，我方人员按牛松林提供的间谍飞机空投要求，在预定的空投位置，分点5个火堆，等待间谍机关派来的飞机，在地面电台报务员牛松林的联络指引下，美国飞机顺利地投下8个大包的降落伞，内装食品及其它物资。这就是特务头子对“文队”特务头几天屡次乞求的赏赐。敌机在空投物资时，丝毫没有察觉到地面上的情况变化，就迅速地飞回去了。

这次，突击队的战斗，虽然只抓了一个敌特，但是，对我们夺取下阶段搜捕工作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已经捕获了特务的电台报务员，缴获了敌电台密码和大部分枪支、物资。由此，不但控制了美国间谍机关与“文队”的正常联系，而且使“文队”的两名残敌成了失群的“孤雁”，逼迫他们自投罗网。

至此，这次搜山捕特战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捕获了“文队”特务队长和电台报务员，击毙了一名特务分子，缴获了电台和他们的大部分武装及其食品、物资，将残敌驱赶到了绝境线上。

这时，指挥部决定，安图县大队继续留山搜捕，省、州军警和其它县大队全部暂时下山休整，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h3>层层布网步步设伏</h3>

重新调整战斗部署以后，安图县大队的领导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搜捕两名余特的问题。与会同志们认为，剩下的两名特务，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势力单薄，失去了头子和基地。基于粮食和安身的需要，他们有极大可能要流窜下山。据此，会议决定：1、搜山不止，由千龙九带领30名干警和民兵继续在荒沟、花砬子一带搜索。即使看不到特务的影子，也可以打草惊蛇，撵他们下山；2、派人下山请求县委、县政府，发动老岭西侧附近区村和屯干部、群众、民兵、学生，提高警惕，注意发现许广智（斯学深）和于冠洲（蒋大志），建立起群众性的搜捕围剿敌特的第二道防线。

11月5日早晨，三道沟村以西的北二道沟屯（现三道乡北道村）民兵队在屯西1.5公里处设的哨卡上，值班民兵金守烈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惊慌地从三道沟方向走来，要往六区（今松江）方向走去，边走边张望，神色慌张。金守烈乘其不备，突然从大树后跳到路上，挡住过路人，大喝一声：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看看你的路条！”

过路人被突如其来的大个子金守烈吓了一跳，立刻拿出1万元钱，递给金守烈，要求放他过去。

“你是好朋友，拿去买烟抽吧！”

金守烈一看此人迹象，类似上级最近通报各村屯注意发现的特务。为了抓住他，便使用了欲擒故纵的计策，说：“好吧！去吧！”可是，当那人刚刚放心大胆地走出几步时，金守烈掏出手榴弹，猛喝一声：“别动！”那人猛的一回头，见金守烈举着手榴弹，抬腿就跑。金守烈见状就追，随即将手榴弹狠狠地往那人的身上扔去。因为着急，老金忘了没拉弦，手榴弹虽然落在那人前头，却没爆炸。那人趁势将手榴弹踢到了路旁，回身向老金扑来，两扭打成一团。老金将那家伙掐脖摁倒。被摁倒的家伙不知是由于体力不支，还是被这1.80米的大个子掐得无法挣扎，连忙求饶。

“投降，投降！”

“起来！举起手，到屯子里去！”金守烈松开手，迅速从路旁拣回手榴弹，拉出弹弦，命令特务。

特务由于没带枪支，又慑于金守烈手中的手榴弹，只好乖乖地被金守烈押到北二道屯。

后经指挥部审讯，这个特务正是昨夜被我搜山突击队在荒沟西南岔打散的“文队”特务副队长许广智，化名斯学深，刚刚把枪支埋藏好，准备逃到人口众多的六区去，没想到在此被一个民兵生擒了。许广智，是吉林省九台县人。曾任国民党军连长、副营长等职，后参加了美国间谍组织。

当天（11月5日）傍晚，在老岭山区下的安图县三道沟村南通往荒沟的路上，村民刘海亭牵着牛车，往村里拉运已经收割的谷子。当走到离村子约有2里地左右时，突然听到路旁的草丛中有人招呼“老乡！”刘海亭闻声停步。这时，陌生人已经走到了刘海亭的跟前，请求刘海亭给他解决些吃的东西，并说愿意用钱买，或者用金子换。

见此情况，刘海亭想：这人来路不凡呢。一般人怎么会在此时此刻上这地方来？单人一个，只挎一个小包，外地口音，不敢进村，急着要吃的，还有金子……再一打量，不禁想到：莫不是今早村里布置大伙注意捉拿的特务？管他是不是的，我先把他骗进村里再说。想到这，刘海亭很快装出很随便的口气，对陌生人说：“你是上哪去的？”

“我是从朝鲜回来的逃兵，要上抚松去，准备走山路，你给我弄点路上带着吃的东西吧！”陌生人央求道。

“天快黑了，今晚你先到我家住下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些米、面，再弄个小锅背上，带点咸盐、洋火什么的……”

正说到这儿，只见刘海亭的弟弟，村基干民兵刘海春从村里来接刘海亭来了。他身穿洋服（制服式）臂戴护林防火红袖标（天色已晚，看得模糊，只能看见黄字）。陌生人一看新来的人装束特别，不象普通老百姓，便抢先问话：

“兄弟贵姓？”

“姓刘。”刘海春回答。

“我也姓刘。”陌生人随和着说，可能是想以此套近乎。但是，他乘扔烟头的功夫，把手插到裤袋里。说时迟，那时快，刘海亭呼地上去就将陌生人连胳膊一起死死地搂住了。陌生人两手仍在裤兜里抽不出，就势在裤袋里朝刘海春扣响了手枪，但没有打中。枪一响，陌生人的特务身份暴露无疑了，刘海春也早已冲上前去，扯住特务的腿，将特务拽倒。这时刘海亭仍然抱住特务。于是，他两人在地上来回滚了起来，一会特务咬伤了刘海亭的手；一会儿刘海亭咬伤了特务的耳朵。刘海春找到一块石头，准备砸向特务头部。特务见状急忙喊叫：

“投降，投降，我投降！”

正当刘海亭哥俩缴下特务的枪支，准备解下牛车绳子捆绑特务的时候，公安干警王登科听见枪声率民兵从村里赶来，押着特务，将刘海亭、刘海春接回村里。

当夜，被俘特务押到指挥部。经审得知，该特务果然是美国空投老岭“文队”特务于冠洲，化名蒋大志，辽宁省宽甸县人。曾充任国民党国防部军官突击总队上尉分队副，后在香港参加美国间谍组织。

至此，我军警民兵搜捕美国空降“文队”伞特的战斗胜利结束。历时1个月，捕获了间谍巡视、联络组长李军英和“文队”全部间谍特务（其中击毙一名），缴获敌人电台2部，长短枪12支、子弹1500发、现金1亿余元、黄金13两，还有电报密码、食品及其它物资等等。

<h3>连续作战再歼伞特</h3>

正当我们组织军警民兵联合搜捕老岭地区“文队”伞特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0月10日和10月30日，又先后两次往我长白山天池附近空投了南朝鲜特务机关命名为“长白山天池气象队”的20名武装特务。当这伙武装特务空降潜入后刚刚开始活动时，即被我们发觉。指挥部决定，发扬我军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转移战场，急行跋涉100公里，从老岭脚下奔赴到长白山天池西侧，围剿歼灭这股空降伞特。

敌人原以为，这里处于高山边境线，不仅距我内地较远，不易察觉，而且冬天雪大道路不通，潜伏在此，可以逍遥法外。但是，敌人却忘了，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高山既不能遮住他们的身形，雪地也埋不住他们的踪迹。

11月17日夜间，安图县公安局在长白山天池北侧30公里处的和平营子护林中队防火了望塔上的值班战士用高倍望眼镜发现了长白山天池西侧多次出现了火光。以后，又连续望见有飞机在那一带盘旋而去。经报州公安局查询得知，该机既不是我国飞机，也不是友好邻邦的飞机，很可能是敌人的间谍飞机。因此指挥部即令安图县公安局立即重新组织队伍奔赴长白山进行搜山侦察。同时责令边防部队，和龙县、延吉县都立即组织精干队伍，从老岭翻山赶到和平营子集合，共同搜索长白山天池附近的敌特。

安图县委、县政府继完成支援省、州军警民兵搜捕老岭伞特“文队”的艰巨任务之后，又承担起了筹集人力、物力、运输等，再次支援全州搜索长白山天池附近林海雪原的繁重任务。

在以省、州公安机关领导和边防部队领导组成的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下，搜山部队顶风雪，冒严寒，在齐腰深的林海雪地里，跋涉行进。

11月19日，搜山部队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这一带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南朝鲜间谍机关的“长白山气象队”伞特，并同敌人短兵相接。敌人寡不敌众，只好扔下一具尸体，一名伤号，两名俘虏，其他人都狼狈逃窜了。

经审讯两名被捕特务得知，他们来的这些特务，仅仅是南朝鲜间谍机关首批派潜的间谍，一旦他们建好隐蔽处所，即将陆续派来第二批、第三批南朝鲜特务，直至在此建立一支“敌后游击队”。这次，被我搜捕部队打死的特务，就是“长白山天池气象队”副队长金××，被打伤的则是其队长李××。

继而，指挥部命令，搜山部队要一鼓作气，乘胜分兵追击。一个星期以后，安图县搜山队奉命下山，再返三道沟老岭，配合东北公安部队，伏击企图来空取间谍李军英的美国飞机，其他县搜山队继续追击“长白山气象队”特务。

后来，在搜山队的追击下，敌特改变了逃窜方向，直奔长白县和朝鲜方向逃去，狼狈得连粮食和电台也陆续抛弃了。追到第四天，敌人狗急跳墙，回头和我们搜剿部队交火。我方和龙县一位公安干部郑洙龙同志不幸牺牲。敌特继续逃跑到长白县境内的十二道沟时，除1人逃到朝鲜以外，其它15人全被事先埋伏的长白县边防部队歼灭。

至此，美国特务机关精心炮制的“长白山气象队”仅到我长白山天池附近一个多月，就一命呜呼，被我搜山队一网打尽了。

<h3>将计就计伏击敌机</h3>

将长白山美国空降伞特全部歼灭后，联防指挥部立即组织了伏击敌机的新的战斗。

我国公安部根据已投降间谍组长李军英关于美国特务机关将派飞机前来空取他回去汇报工作的口供，命令东北公安机关，立即部署，将计就计，伏击敌机。对此，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吉林省公安总队，均奉命及时采取了措施。吉林省公安厅，首先加强对已俘敌特电报员牛松林的政策教育，令他进一步为我诱敌深入，在伏击敌机战斗中立功赎罪。牛松林表示，诚心为我服务。反特联防指挥部命令牛松林同美国特务机关发报联系，以李军英的口吻，要求速派飞机来接他回去汇报工作。美国间谍机关不久回电告知：“定于11月29日夜间派机前来空取。”并布置做好有关准备。对此，东北公安部队派出副司令员谭友林率部队赴老岭地区，准备伏击敌机。吉林省公安总队抽调了有战斗经验的重机枪手和弹药手共12人，带着6挺重机枪到达了安图县老岭脚下的三道沟村。

11月6日部队进入空取特务地点——荒沟。

11月9日，鞍山炮兵营奉命带11门高射炮前来备战。

11月18日，在预定的敌机空取间谍地点周围，布成了半椭圆形的对空火力射击网。第一线火力用6挺重机枪、7挺轻机枪。第二、三道防线分别有18门高射炮和6挺轻机枪。

为使伏击战斗更有把握，保证将敌机一举击落，联防指挥部命令各有关部队和全体参战人员要加紧认真组织对空火力射击网，抓紧战前空隙进行各种打法训练和演习射击。

通讯部门不断地监控着敌特报务员牛松林，按照指挥部的意图，以李军英的名义和“文队”队长的口吻向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发报请示汇报。公安干警、民兵则配合解放军和各部队进行有关训练和物资准备。安图县公安局负责安装了敌机空取李军英的高架。附近村屯的政府和群众也在忙着筹备大批战斗人员的给养、运输等工作。从安图六区到三道沟、荒沟，山上山下，军警民兵、政府和人民，无不为伏击美国间谍飞机忙碌、奔波。

11月26日，由安图县公安局副局长千龙九带领的王登科、朴重元、许青根、李寅浩、黄青龙、金炯大、朱革夫、霍士禄等30名干警和民兵组成的捕特队，连夜赶到老岭上的枕头峰。

11月28日，电台、通讯器材的安装架设，报务员的工作安排完毕。防空部队的高射炮、机枪和30多名优秀射手的掩体也均修完。敌机空取李军英的大架子已矗立在预定的位置上，周围20多米处的五堆信号柴木按相等的距离已经备好。一切备战就绪。

11月29日下午，全体参战的军警民兵进入了临战状态。由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副司令员谭友林作了战前动员，传达了联防指挥部规定的战斗纪律和信号。

晚上8时，全体伏击人员进入阵地，400多名指战员排成了3.5公里长的战线，每人身旁有一堆柴草，既可以做掩体，又可以做对空射击的支枪架。

高射炮和轻、重机枪手均已各就各位。由东北公安部队、省公安厅、省公安总队、州公安处组成的战斗指挥部及具体工作人员也早已进岗。全体官兵，严阵以待。

凛冽的寒风，停止呼啸。暗夜笼罩着长白山老岭，高悬在苍天上冰冷的群星蒙蒙闪烁。人们只觉得时间过的太慢，纷纷想象着即将发生的战斗情景。

晚上11时许，一架没有国籍标志的神密飞机偷偷地在老岭上空低低的盘旋着，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我联防指挥部通过被俘间谍报务员牛松林的电台联系，确认该机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空取李军英的间谍飞机，于是命令开亮地面信号灯，点燃信号火堆。一时间，空取（投）场地（大草甸子）上通亮起来。空取现场的指战员不断地仰望着夜空，倾听着忽远忽近的敌机声，战斗的激情，随着呼呼升腾起来的五堆火焰更加高昂起来，距离空取现场较远的捕特队和扑火队，也焦虑地翘首遥望着火光映红的大草甸子上空。

狡猾的美国间谍飞机，可能害怕地面情况有变，只见它呼啸着飞来飞去。过了一会儿，飞回来，突然降低高度，而后又陡然高飞起来向西南飞去。对此，我们的伏击战士不禁有些纳闷儿，敌人是不是已经发现地面情况有变的破绽？指挥部首长沉着地再次命令被俘报务员牛松林电告敌机：“情况正常，准备就绪，可按原计划进行。”

10分钟以后，敌机又返了回来，转到西北方向，飞到了5个火堆上空，并开始按照地面电台指示，减慢速度，降低高度。接着，投下一个大大的降落伞，挂有枪支、食品和空取李军英用的地面空取器，还有两封美国间谍头子给“文队”特务的指令书。然后，又暂时飞离。地面空取器上附有使用说明照片，让李军英照用，接受空取。指令书上鼓励了“文队”特务前期活动功绩，交待了“今晚空取李军英，将进行3次，一系试取，二系实取。如不成功，再取一次。全部空取工作，不超过半小时”的空取方案。

对此，我指挥部命令各种武器射手，务必在敌机进行第2次实取李军英的时候，集中火力，将敌机一举击落。隐蔽在树林里的人们，都睁大眼睛，等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

敌机终于又徐徐飞回空取场上空，当降低到离地面大约有150米左右的时候，好象是看到了地面空取器。只见它慢慢飞过空取架之后，又重新折回，无线电继续联络着。敌机直对空取架，一再降低着高度，缓速飞着。同时，从腹部放出了空中空取器，从地面空取器上慢慢飞过去了。这可能就是敌人在指令书上所说的第一次试取吧！我指挥部没有下令开火。当敌机又一次慢慢飞回，将要用空中空取器挂住地面空取器的那一霎时，我指挥部立即发出“开火”的命令。

刹那间，我们那位装扮间谍李军英的同志，腾地跳出地面空取器，几乎与此同时，我伏击部队的各种枪、炮射手一齐开火，万弹齐发，直射间谍飞机。顷刻之间，荒沟里枪炮声大作，象炒豆一般，烟雾弥漫，火舌冲天……

在我枪炮的迅猛打击下，敌机顷刻便起火了，而且，保持不住自身的平衡，尽管它妄图挣扎着腾空逃走，但早已驾驶不灵，直往下坠。只一会，便结束了它那鬼怪似的轰鸣，拖着一缕粗长的烟火，飞到离空取场500米以外的地方，撞断了一棵大树的枝丫之后，一头扎到了雪地上。

这时，预先伏击大军400多人，本来就都已憋足了劲头，如今眼看敌机飞到了眼前，谁都恐怕失掉战机，无不猛烈地向飞贼开火，恨不得一下子把枪炮弹全射到敌机身上，首先将它打落在自己面前。

在我伏击部队的猛烈打击下，敌机着火了，而且，保持不住自身的平衡，尽管它妄图挣扎着腾空逃飞，但早已驾驶不灵，直往下坠了。只一会儿，便结束了它那鬼怪似的轰鸣，拖着一缕粗长的烟火，飞到离空取场500米以外的地方，撞断了一棵大树的枝丫之后，一头扎到了雪地上。

这时，预先埋伏的捕特队、扑火队员们和其他干警、民兵都纷纷从附近各方奔向敌机着陆地点。只见敌机俯冲时抿倒了一片树棵，机头将雪地撞成一个深坑。机身已经破碎，布满了弹孔。

捕特队员冲到距离敌机残骸20多米处停了下来，也不管敌机里的敌人是否还活着，首先把烟味未消一动不动的敌机团团围住，齐声呐喊：“缴枪不杀！” 在离敌机不远处，有两顶降落伞，我干警用手电筒一照，见是两个大个子美国间谍。他们开始还想顽抗，盲目地向我方人员开了两枪，但在我方众人齐声怒喝之下，便自知已是瓮中之鳖，只好举起手来，恐惧得低下了脑袋。这两名美国间谍，一名叫约翰·托马斯·唐奈，一名叫理查德·乔治·费克图。敌机里的两名美国人驾驶员，看上去是早在飞机着陆之前就被地面伏击部队的枪弹击毙了。

战斗结束以后，我军、警、民兵，上上下下无不欢欣鼓舞。同志们继续点燃了火堆，烘烤着衣物、鞋袜。指挥部的领导同志给民兵、干警、公安部队和边防部队的战士分发着白酒、饼干，慰问大家。官兵共庆着这巨大的胜利，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此时此刻，几天来的疲劳和饥苦都烟消云散了。

次日早晨，全军凯旋班师，除留下安图六区的民兵看护敌机残骸以外，其他人马全部下山。

根据上级指示，由安图县公安局派人将两名美国籍间谍唐奈、费克图押送到州公安处（以后，很快逐级转到了中央公安部）。接着，上级又派来了一些汽车，将所有飞机残骸运走。

这些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培训多年的间谍特务，居然在刚刚进入我国境内不久，还没捞着施展他们的特务伎俩就结束了他们的间谍生涯，有的甚至永远结束了自己那条罪恶的性命。

这真是：

<h3>铁证如山法网难逃</h3>

美国侵略集团无耻地向我国东北空投武装间谍这一罪恶行径，在遭到灭顶之灾的打击之后，本应向中国人民认罪，停止作恶。但是，他们不但不表歉意，反而于1953年侮蔑中国军队，说什么中国军队打落了误入华境的美国商用飞机。矢口否认他们往中国东北派遣间谍飞机和空降伞特的一系列罪行。

1954年11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依法审判了美国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理查德·乔治·费克图，间谍联络组长李军英，“文队”特务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牛松林和在吉林省靖宇县捕获的“沈队”特务4名，共11名。

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在《对美国间谍唐奈等危害我国安全案判决书》中写到：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化名贾克·杜诺万，男，24岁，美国康涅格州人，美国间谍。

唐奈于1952年春与另一名美国间谍分子奉该局原厚木间谍机关负责人之命，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塞班岛间谍训练机构中挑选了李军英、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满志辉，将他们带到在茅崎市设的秘密训练营进行特殊训练，并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其它间谍技术训练机构中调来电台人员牛松林。将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满志辉、牛松林编为“文队”（因队长化名叫文世杰），于同年9月用B-17型美国飞机秘密空投在我国东北吉林省老岭地区，另将栾衡山、王维藩等五人编为“沈队”（因队长化名叫沈街年），于同年9月用B-7型美国飞机秘密空投在我国吉林省靖宇县内的山区。此外，唐奈又将李军英于同年9月用美国飞机秘密空投到我国吉林省老岭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约翰·托马斯·唐奈还曾亲自于1952年8月，乘美国飞机潜入我国吉林省安图县老岭上空给“文队”特务空投粮食及其它间谍物资。最后，又与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于同年11月29日晚，乘C-47型美国飞机潜入我吉林省老岭上空，再次联络和接济在我国境内的美国特务，并企图将特务分子李军英从空中取走，以便汇报工作，借以继续往中国空投大批武装伞特。结果，当晚该机被我军、警、民兵击落，唐奈和费克图二被告也随之被捕。

被告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牛松林（以上“文队”）和栾衡山、王维藩、王金声、钟殿馨（以上“沈队”）及李军英等9人都是蒋军军官，蒋军溃散后，逃往香港，于1951年先后为美国在香港的间谍组织《自由中国运动》所搜罗，以《远东垦业公司》雇佣到关岛作工为掩护，将他们分批以飞机送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市和塞班岛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训练机构，受秘密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如何在中国国内进行暗杀、爆破、武装暴乱、刺探情报和秘密通讯等间谍特务技术。他们受了这些训练之后，即经被告唐奈和另一美国间谍分子挑选，在唐奈主持下进行训练，分别编队，先后乘美国飞机降落在我国东北吉林。

在判决书中还写道：“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积极搜罗、训练和派遣特务分子乘用飞机秘密空投到中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并且亲自乘飞机潜入中国实施罪恶活动，为本案首犯，应从重惩处。被靠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协助约翰·托马斯·唐奈侵入中国境内，进行间谍特务活动，亦应严惩。被告许广智、王维藩、王金声、于冠洲等背判祖国，参加美国间谍组织，受美国间谍组织指使，乘用飞机，降落中国境内进行特务破坏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严重，均应依法严惩。被告张载文、栾衡山、钟殿馨、李军英、牛松林等罪行与以上被告同样严重，但被告张载文、栾衡山、钟殿馨、李军英等在审讯中有悔过表现，酌予较轻判处。被告牛松林在审讯中，尚能真诚悔过，因而予以从轻处罚。现分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六条、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处如下：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被告许广智、于冠洲、王维藩、王金声均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张载文、栾衡山、钟殿馨、李军英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牛松林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十年。

获案的各种武器、弹药、电台、地图、降落伞及空降器材等均予没收。

当我国政府将如山的铁证和神圣的判决公之于世之后，曾叫嚣一时的美国当局竟装聋作哑了。

正文〇九、毛主席特赦女匪首

土匪古已有之，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土匪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之高，是过去所没有的。连年军阀混战给土匪的产生、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在民国军队中，不少军队头目是从土匪首领起家，或曾经当过土匪头目。北洋军阀部队和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中，亦有不少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

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有意组织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聚集为匪，土匪数量激增，达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时，曾达到200多万人。土匪武装大搞暗杀恐怖活动，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我军政人员和进步群众，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放火投毒，扰乱社会秩序。

1950年1月，华东地区土匪袭击乡、区、县级人民政府达一百多次，仅苏南地区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解放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长李厚坤在浙江东阳县朝阳村遭土匪伏击而牺牲。这一年的头三个月，仅广东地区就有4座县城、62个区政府、86个乡政权被土匪破坏。同年二三月间，四川省内江县土匪袭击了该县的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轮奸妇女干部10名。第六零军第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在执行任务时，被土匪抓获，惨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惨死在土匪刀下。该军炮兵团的一名司务长，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仪陇县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疯狂破坏，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剿灭匪特。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方针，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5月开始，先后调动6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0个师、2个旅又20个团，共计150多万兵力，开展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剿匪斗争。

解放前贵州就以土匪多而闻名。在众多的土匪中，有一个匪首因为受到毛主席的特赦而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贵州惠水县城的几条大道上，络绎不绝的人群争先恐后地朝一个方向奔去。那里既不是庙会也不是赶集，更不是看什么大戏，而是人们闻讯前去目睹名噪全省的女匪首陈大嫂。大家都想看一看这个传说中飞檐走壁、貌似西施，却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陈大嫂原名叫程莲珍，乳名程伊妹，系长顺县广乡顺朝摆村人。少女时由于长得窈窕高挑，皮肤细嫩白皙，面容清秀，被当地群众称为大美人。由于名声在外，就被该县水波龙乡板沟寨有钱有势的大地主陈正明知晓，经过多方促合，将程伊妹娶为二房，人称陈大嫂。由于陈正明家中有枪有家丁，程伊妹跟着他走村串寨，就成为出入各种场合的压寨夫人。她天生聪明，不但学会了骑马，也学会了打枪。陈正明在世时她生有一女孩，陈正明病死后，陈姓近房为抢夺陈正明的千顷良田，纠集了一伙人围攻程伊妹的住处，并乱枪射击。程伊妹知道来者不善，便和家丁一起关上大门，在院内和楼上进行还击，凭着有利的地形和过硬的枪法，程伊妹手拿双枪，带领着家丁打死了三个围攻的歹徒。围攻的人见同伙有死有伤，况且程伊妹已有防备，再围攻也占不到便宜，便抬着尸体撤退了。从此，陈大嫂“双枪女人”的名声远近闻名。

陈正明留下大量的财产，虽然程伊妹打退了抢夺财产的人，但仍有许多人在伺机准备抢夺她的财产。陈大嫂为保住财产，就与惠水县白日乡乡长、原国民党第八十九军的一个营长罗绍铨攀亲结友。程伊妹和罗绍铨同是布依族，陈大嫂想利用罗绍铨的权，罗绍铨想利用陈大嫂的钱。罗绍铨在陈大嫂处借钱，要多少给多少，却有借无还。为侵吞陈大嫂的财产，罗绍铨就暗地动员其弟罗绍凡与陈大嫂结婚。罗绍凡是罗绍铨的随行副官，早就看上了程伊妹的美貌，以前之所以没有跟程伊妹交往，主要是由于罗绍铨跟程伊妹的关系暧昧，他不好插手。现在见罗绍铨对程伊妹并没有别的意思，他就按罗绍铨的授意，有事没事去找她玩。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罗绍凡不久在惠水县城关镇上马路陈大嫂所买的住宅中，和她过起了同居生活。两人还不断地到水波龙乡下去收租、处理家务。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紧接着惠水、长顺两县解放。但由于五兵团三个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参加成都会战，当时一个县只有几十个接管人员，部队少、武器也少。

1950年3月21日，惠水匪首董全和、韦殿初、罗绍铨等纠集匪众，攻打县城。罗绍铨、陈大嫂率匪部进攻县城的北门，后被解放军守城部队击退。各路土匪头目见守城部队不多，便聚集在距县城五公里的雅羊寨开会，企图再次攻打县城。这一消息被村民得知，并报告了解放军守城部队。解放军将这个村寨包围，经过两夜一天的战斗，土匪被全歼。

这次战斗中，罗绍铨、罗绍凡和陈大嫂听到枪声后，从外围紧急赶来增援。他们还没有到，就被阻击在红番、紫油寨一带并被击退，他们的得力干将匪连长罗锡恩被当场击毙。

此战结束后，各路土匪大伤元气，匪团长罗绍铨和罗绍凡、陈大嫂一起，带着残兵100多人返回老巢。在距县城15公里的惠水与长顺两县交界处进行活动，有时住山洞，有时又分散回家。后经过我军多次围剿，在马脚坡战斗中将匪首罗绍铨击毙。混战中罗绍凡和陈大嫂见势不妙，逃走了。

当时，乡、村政权逐步建立，剿匪指挥部又先后组织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拉网大围剿，剩下的罗绍凡、陈大嫂溃不成军，由原来的100多人，只剩下七八个追随者。

1952年6月，组织上考虑到吴开荣是本地人，又当过侦察员，便决定由吴开荣配合贵阳分区情报科杨科长共三人，组成一个追捕小组，任务是侦察罗绍凡和陈大嫂的下落，一旦发现及时歼灭。

吴开荣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走访群众，在陈大嫂的老巢安插“耳目”，但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这期间又连续发生了几起抢劫案，有人怀疑是陈大嫂所为，吴开荣经过认真调查核实，认定抢劫案件并非罗绍凡和陈大嫂所为。

经过吴开荣几个人共同研究，一致认为罗绍凡和陈大嫂一个可能是隐藏在亲戚家，吃住都没有暴露目标，群众不易察觉；另一个可能是，由于基层政权不断巩固，民兵不断设卡搜山，在无法躲藏的情况下，他们已逃离老巢。

吴开荣将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经批准同意，三个同志暂时撤回原单位。

在大军压境，部队民兵搜捕的情况下，其他土匪和随从见势不妙都逃走了。只剩下罗绍凡和陈大嫂二人，他们已经无处藏身了。经过商量，陈大嫂决定去贵阳二戈寨投奔她的姑妈。为了防止被发现，陈大嫂和罗绍凡两人商定分开出走，这样目标小，并约定罗绍凡过一段时间到贵阳她姑妈那里找她。

陈大嫂潜逃不久，罗绍凡也化装潜入贵阳。到贵阳后他不敢到处乱跑，就住在城基路一个小客栈内，同黔西、普定来贵阳找活干的几个人去抬河沙，挣钱维持生活。一个多月后，他被惠水到贵阳的群众认出，群众将情况向县公安局举报，县公安局将情况向贵定分区作了汇报，立即组织人员将在工地上抬沙的罗绍凡抓获。刚开始罗绍凡死活不承认他的身份，直到认识他的人出来，叫出他的小名后，他才低头不语。

在讯问陈大嫂的下落时，他起初不讲，后来公安人员对他进行了轮番审讯，最后他坚持不住，说出了陈大嫂曾告诉他躲藏的亲戚家的地址。

分区立即组织了由军队、地方相结合的追捕小组，搞清了二戈寨陈大嫂姑妈龙三奶的住处后，追捕组直奔二戈寨找到了龙三奶，但陈大嫂早就跑了。经过讯问，龙三奶交代，陈大嫂已嫁给四方河的班永华。

追捕组又连夜赶到班永华家里。

班永华交代说：“我老婆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落地后就死了。第二天就不见她的人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追捕组的线索中断，又返回将龙三奶抓起来严厉审问，龙三奶见这次不彻底交代肯定过不了关，最后只好说，陈大嫂嫁给班永华后住了一段时间，见村里有人对她的身份开始怀疑，就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利用一个雨夜，跑回龙三奶家里。当时追捕她的风声很紧，龙三奶也不敢把她藏在家里，就把她隐藏于龙里县混子场乡侄儿龙德稳处。追捕组找到龙德稳后，龙德稳交代，陈大嫂已跟随贵定县水田寨的韦汤巴走了。追捕组经过不辞劳苦的奔波，找到贵定县，韦汤巴说陈大嫂已转移到离他家40多里远的龙里县大新乡韦万书家。

韦国元当时是大新乡的民兵，那时他们也经常配合上级抓土匪。他跟韦万书家相隔只几步远，由于年龄相当，没事的时候，就爱到他家里去玩。有一次到韦万书家，陈大嫂正在做针线活。聊天时，他说，现在贵州土匪头子都抓起来了，只有一个女土匪陈大嫂还没有抓住，听说上面已经知道她的下落，正组织人员抓她。

陈大嫂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白了。韦国元当时并没有往这方面想，但他这无意间的一句话确实吓着了陈大嫂。

陈高英是这个村子见陈大嫂最多的一个人。韦万书的妈妈和陈高英到集上卖豆腐时，认识了陈大嫂。那时她儿子韦万书的妻子生孩子难产刚死，在集上碰到一身农妇打扮的陈大嫂，聊天时韦万书的妈妈得知陈大嫂想找一个出身成分好的人家下嫁时，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陈大嫂则谎称她的丈夫死了，她的小叔欺负她。韦万书的妈妈把儿子的情况一说，陈大嫂当时就同意了。

来到村子后，陈大嫂平时很少出门，陈高英因距离她家近常到那里去玩。陈大嫂手脚麻利，手又特别巧，一天能缝一件长衫，而且对人和蔼，不笑不说话，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都很好。抓陈大嫂那天，陈高英不在，她到别人家里吃酒去了。这里有一个习俗，办喜事要请亲戚朋友和全村人吃三天。她一个远房侄子结婚，前一天用毛驴将她接去，她在那里住了三天，回来后才知道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晚上，陈大嫂被抓走了。

赵化一参加了抓捕，那年他才20岁，是龙里公安局侦察股长。他当时组织了一些小分队，专门剿匪，人称“飞虎队”。他权力很大，到哪个县如果哪个县长不配合，就可以就地将这个县长免职。

得知陈大嫂在龙里的消息后，省里有关部门对这一情况非常重视，立即召开有关方面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以防万一，先要摸准陈大嫂所在地的环境、地形。到龙里基本摸准了韦万书的情况，最后决定用“飞虎队”将陈大嫂抓获，因为她当时还有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作组决定将村里的男人调到乡里开会，然后又找来绝对可靠的民兵，配合“飞虎队”捉拿陈大嫂。赵化一将几个人分了一下工，为了确保不走漏任何风声，所有人只准进村不准出村。“飞虎队”悄悄地潜入村里，韦万书正在家做饭，“飞虎队”的几个人冲进去却没有发现陈大嫂。陈凤美便用枪指着韦万书问陈大嫂哪里去了。

韦万书惊恐地说：“她到邻居家里吃酒去了。”

见事情没有暴露，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赵化一连忙把人员重新分布了一下。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名队员听到狗叫，大声对韦万书说：“把狗管好。”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陈大嫂刚好从邻居家里出来，听到陌生人说话，她马上意识到不好，转身要跑。这时陈凤美一下子扑上去将她抓住，赵化一几个人也一起上去将陈大嫂按倒。

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陈大嫂。陈凤美叫出了她的小名后，陈大嫂知道再隐瞒也没有用了。抓到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枪。陈大嫂交代，她的枪逃跑时放到桥下。后来没有了。

抓到陈大嫂，怕夜长梦多，几个领导决定连夜将她送到省军区。赵化一把她捆起来，雇了一辆马车。

当年张循敏是县公安局局长。那天刚好到省军区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布置剿匪的事。开完会见天色还早，便雇了一辆马车向县里赶，那时马车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走到半路上，见迎面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宁学良认识他，便告诉他说：“局长，陈大嫂被抓住了，在车上。”

张循敏停下走到马车旁看了一下。陈大嫂仍是一身布依族打扮，当时低着头，看不清她的面貌，但从轮廓看得出她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陈大嫂被抓，来看她的人人山人海。因为这以前陈大嫂被传得神乎其神，大家都没有见过，许多人就是怀着这种好奇心赶来的。陈大嫂先关在长顺一段时间，本来省里要召开汇报会，后来改成庆功会，当时一千多人的大操场上聚满了人，她自己也感到必死无疑。

陈大嫂是土匪的一个大队长，相当于团长。对于陈大嫂是杀是留，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她是个女匪首，罪大恶极，理应处死。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她是一个女豪杰。

怎样处置这个女匪首，省军区专门召开了会议。当时，凡拒不投降的中队长以上匪首，只要抓住就枪决，而且批准权限也放得很宽，一个区长点头可以立即处决。像陈大嫂这样的匪“团长”就更必死无疑了。

但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意见：长顺、惠水、紫云一带，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特别是几个少数民族的匪首还没归案，为了弄清他们的下落，陈大嫂能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过了几天，在省军区党委会上，有人更进一步阐述了“不杀”的理由：她是少数民族妇女，虽然卷进匪乱，但是所起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得那么严重，如今大股土匪已消灭，留下还可用她去争取散逃的土匪向政府自首，在新的形势下，也许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于是贵州省军区把杀与不杀的理由及陈大嫂的详细情况均呈报给西南军区。

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要启程赴朝鲜参观，他指示把陈大嫂一案暂且放置一下，等回来时再研究处理。

1953年3月下旬，李达从朝鲜归来，在北京住了几天，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汇报了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专门谈及陈大嫂的情况。

李达说：“主席，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说完，他拿起一支烟，慢慢地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达看出主席还有话说，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候指示。

毛主席手中的烟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语气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达试探地问。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李达领悟了毛主席的话，非常认真地说：“主席，我们照您的指示办。”

1953年4月，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来到贵州省军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达毛主席关于释放陈大嫂的指示。在省军区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上，李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后，又谈了他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比诸葛亮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贵州的剿匪斗争虽然已是尾声，但工作更加复杂，有些地方的土匪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别是宽、严有度，这才有利于尽快消除隐患，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陈大嫂。就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长顺县做工作，后来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会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为什么不杀，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宽大处理，不允许任何人动她，有困难还要帮助她。共产党是有政策的，陈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当时她不愿意回长顺县，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乡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陈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个布依寨给她分了一套房子，两层的，锅碗盆也都是共产党送的，陈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陈大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政府会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泪水，发誓要报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没几天，她就到落草为匪时经常活动的惠水、长顺交界地带，找到那些没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属，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还三番五次钻进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对面地劝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几个号称“八大金刚”的匪首，特别凶狠狡猾，群众说他们杀人就像杀鸡一样，连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学、陈老毛、陈登安三个人，拒不投降，陈大嫂动员他们家属去劝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带着部队进山搜剿，将这三个顽匪一一击毙。

以后，不仅惠水、长顺，连紫云一带潜藏很深的匪徒们，还有几个匪“首”，也闻风回头，相继向政府投降了。

陈大嫂经常说，她的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她要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毛主席逝世了，陈大嫂得知后，在家里为毛主席设了灵堂，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到贵阳来调研。陈大嫂知道后，就坐车到了贵阳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诉陈大嫂，他是学历史的，现在在大学学习，他想多读一些书，准备将来把中国历史写出来。第二天早晨邵华请陈大嫂一同吃了饭，叮嘱陈大嫂要注意身体，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陈大嫂回来后对她女儿陈大莲说：“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他的孩子又关心着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陈大嫂的女儿陈大莲1969年结婚，当时别人送给她一尊毛主席像，陈大嫂就把那尊主席像供起来。由于底座上有林彪题词，林彪死后，陈大嫂就把那些字刮掉继续供奉。后来陈大莲一共搬了十次家，供奉主席像的那张桌子和主席像成了一体，怎么也拿不下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陈大嫂活着时有一个心愿，想到北京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拍摄《蒙阿莎传奇》时，她跟剧组提过，剧组的同志也同意了。就在剧组准备请她去北京了却她的这一心愿时，她的胃大出血，下了病危通知，最终未能成行。

陈大嫂去世后，2000年8月，陈大莲到了北京，专程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了却了陈大嫂的心愿。

陈大嫂在世时是惠水县政协委员。县政协主席陆世明说：“每一次开政协会议，陈大嫂都积极发言。她文化不高，但对党、对毛主席很有感情，政协各种会议，她都积极参加，每一次组织活动，她都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她常到街上巡视，见有些部门到个体户那里要这要那，她在一次开会时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县里很快下通知要求改正，个体户都很感激她。”

秘书长刘豫鸣说：“陈大嫂在世时，县里组织政协委员到茶城视察，她已经70多岁了，不顾年老多病也到了茶城，听了茶城的同志介绍后，在如何创名牌上，她提了不少意见，这在当时很难得。有一次政协开会举办活动，是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知识竞答比赛的，问她的几个问题，她都答上来了，最后得了两个纪念奖。”

陈大嫂去世后，省里给她开了追悼会，对她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评价，这恐怕是她生前所没有想到的。

正文一〇、东山岛保卫战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第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美军败退汉城以南。恼羞成怒的杜鲁门推翻了半年前发表的“援蒋声明”中所谓的“本人已请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的条陈，密令侵朝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给台湾带去飞机、大炮，与蒋介石密谋大规模进犯厦门、汕头等沿海地区，向还相当“危弱的中共”大显身手。被“反攻复国”梦折磨得几近发疯的蒋介石老泪纵横，精神状态之佳，为近两年所罕见，于是与美方一拍即合。2月，由蒋夫人宋美龄、“飞虎将军”陈纳德、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共同倡议，在美国匹兹堡市正式成立了“西方企业公司”，招募情报老手，借调美国武装部队军官等70余人，于3月抵达台北。在“西方企业公司”的幕后支持下，“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和大陈岛指挥官胡宗南的上万“反共救国军”，不时突袭解放军控制的沿海岛屿。海峡形势日趋紧张起来。

1951年3月中旬，陈毅率工作组赴闽视察，检查战备和海防工作。5月，福建省海防工作委员会成立，叶飞兼主任。福建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经常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海防工作。但是，由于缺乏海防斗争经验和个别领导人麻痹轻敌，还是发生了南日岛失利事件(该事件相关另文发表-编者注)--这是福建部队自金门失利后的第二次失利，是二十八军自解放战争以来又一次大的损失。叶飞闻知，悲痛异常~是年12月，蒋介石拟从台湾、金门调动一部兵力进攻福建岛屿，并妄图攻占二三个县。面对严峻形势，中央要求福建军区不要依赖任何外援，以现有兵力粉碎敌军的进攻。彭德怀向周恩来提议，要中央让已调华东局工作的张鼎丞回福建主持党政工作，使叶飞能专心于军事领导。周恩来马上与张鼎丞通了电话，作了任务布置，并在12月26日将此情况告毛泽东。2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文件，以中央和军委名义，向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中南军区发出《加强防备，粉碎国民党军对福建沿海的进攻》的指示。

1953年1月8日至10日，福建省委召开有省委委员和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张鼎丞和叶飞分别就形势和战备问题讲了话。

叶飞认为，如果敌人大规模登陆，除了坚守厦门，其它如漳州、泉州都可不守，避开我们没有海军无法切断敌人海上联系的短处，让敌进来，敌人的海军就发挥不了作用，其空军也是有限的，而“关门打狗”恰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本着这种思想，他提出了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

这个积极防御的方案获得会议通过，并得到华东军区和毛泽东的批准。随即，福建省委、福建军区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备战工作，对敌人可能登陆进犯的地方，都制定了作战方案。

1953年春，朝鲜战事未缓，亲蒋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就任美国总统，福建前线局势更显紧张。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西方企业公司”从幕后跳到了台前，策动国民党军加紧了“反攻大陆”的步伐。他们的眼光盯在了东山岛。

为了准确并及时掌握情报，1953年初，叶飞指示在金门岛对面的厦门云顶岩山上设置观察所，架设了20倍的望远镜，金门岛四周敌人的活动于是尽收眼底。同时，必须要有一位过得硬的指挥员担任驻东山岛公安（边防）八零团团长，叶飞在众多部属中，选定了游梅耀。游梅耀是闽西籍老红军，抗战时曾在陈毅身边当过3年副官。他说从陈毅然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概括起来有4点：对革命要有天塌不动的信念，对敌人要有泰山压顶的气概，对败仗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气量，对生死要看得像吃饭睡觉一样寻常。叶飞早在抗战时便认识了游梅耀。游梅耀到他麾下后，叶飞对他信任有加。解放初期派他到闽西整编部队，组建警备团，任命他当团长兼党委书记，负责闽西剿匪。后来这支部队调防厦门大嶝岛，游梅耀因身体不佳，改任十兵团速成学校副校长兼校务处长。如今东山紧张，叶飞决定放这头“雄狮”出笼。

5月初的一个上午，叶飞和刘培善在省委驻地福州乌山接见了游梅耀。见面后，叶飞的第一句话就是：游梅耀，把守东山的任务交给你，你有没有信心？

游梅耀不假思索地回答：人在岛在，打死了就化为肥料长庄稼。

叶飞知道，游梅耀真是个视死如归的角色。在战争年代，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至今心脏旁还留有弹片。

历史证明了叶飞的眼力，给国民党军选了一个好对头。游梅耀上岛后，遵照叶飞指示，把团部移驻东山岛，带着战士们起早摸黑修建坑道、工事。公安八零团的建制归上海公安司令部，由十兵团和福建军区指挥（具体又归三十一军指挥）。因其系由漳州县大队（独立营）整编而成，老百姓叫“地瓜兵”，还不是主力部队。但在游梅耀的带动下，指战员们精神振奋，决心打出军威，脱掉“地瓜兵”这个难听的帽子。也幸亏游梅耀做事雷厉风行，紧抓紧赶，不仅防务得以夯实，还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7月10日前后，金门、马祖国民党军调动频繁，屡屡出动舰艇在福建近海窥探，派出飞机接连来低空侦察。7月12日至14日，厦门云顶岩观察所发现，大金门料罗湾停泊的舰艇和运输登陆船只突然增多，超过平时活动的数量。

叶飞得到报告，立即命令沿海岛屿各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高度注视敌人动向。他指示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如敌向平潭岛、南日岛、大嶝岛进犯，驻岛部队应坚守待援，歼灭犯敌；如敌侵犯东山岛，则按原方案进行，即守岛部队予敌杀伤后，留一个精干的营机动防御，其余人员在拂晓前撤出岛外，然后组织反击。

一时间，福建的空气充满了火药味。

7月15日黄昏，国民党“高安”号军舰离开金门，扬波启航。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正频频向岸上送行人员招手。肃立在他身旁的是副总指挥柯远芬中将、十九军军长陆静澄中将、参谋长萧锐少将、第四舰队司令黄震白少将等。

胡琏是黄埔四期生，无论资历、战功，还是军衔，他在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将官中并不起眼。蒋介石选中他负责此次重大战事，除了他在1949年10月保卫金门有功，还因为他在“南线”偷袭中振作了国军士气。退守台湾后，蒋介石以“二胡”探路，以图“反攻大陆”。北线司令为胡宗南，驻节大陈，南线司令即为胡琏，驻节金门。他们各统精兵数万，组成海上突击部队，袭占闽浙沿海岛屿。结果北线胡宗南连连失利，南线胡琏却数番得手，尤其是南日岛一战，他以众对寡，又占了解放军轻敌的便宜，一击成功。胡琏也因此被人称作“狐狸”。

胡琏也不愧是“狐狸”。虽然几次得胜，但对这次进攻还是相当谨慎，他不仅事先侦察周密，而且保密工作做得极好。开船前连第四舰队司令黄震白尚不知此次行动的目标。为了给解放军造成错觉，胡琏还命令所率战舰船只一字形先向南行，欲给对手造成“驶航台湾”的错觉，然后突然北折，向着东山岛逼近。胡琏对此次偷袭信心十足，自诩这次是“狮子吞蚂蚁行动”：自己有1.3万人马，有海空军配合，而岛上共军不足一团，加上水兵，总共不过千把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国军将士就是傻瓜，10个也能缠死共军一个。

其实，当胡琏的联合舰队驶出料罗湾时，福州叶飞指挥所的数部作战电话便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指挥和参谋人员就开始对敌人的真实意图进行着各种研判，加强备战以防不测的指示电文也同时飞向各前沿阵地。

盯着作战地图上紧紧尾随敌人标行其运行航迹的红线，叶飞陷入沉思。从敌人的出发时间、规模和一反常态的运动方式判断，不像是例行的运输和演习，而更像一次较大规模的实战行动。问题在于：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其攻击方向究竟落在何处？

一时间，叶飞的大脑像车轱辘一样迅速地转动起来：敌人一个加强师的兵力，要攻厦门吧，谅他不敢；进犯平潭岛吧，距离太远，从现在到拂晓登陆，时间也太紧；重犯南日岛吧，没有这个必要。瞬间，他预感敌人可能会相中东山。对，最大可能就是东山。对东山岛，叶飞考虑还是不准备打。因为此次敌人过于强大，而公安八零团有一个营在漳州搞边防，游梅耀手中仅有一、二营（欠四连），外加迫击炮连、水兵一连，不过1200来人，可谓兵少将寡，加上距离过远，增援也将无法及时。于是，他对身边参谋说：马上电告“东山游”，敌人八成是冲着他来的，可以视情况作机动防御，避免无谓损失，以后再寻机反攻。

参谋人员把叶飞的指示拟成电文，从福州直飞东山：由于此次进犯之敌过于强大，守岛部队可实施机动防御，于16日晨4时以前撤出东山岛，然后组织力量再行反击。

接到电令后，游梅耀和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等党政军领导人紧急研究，决定不执行机动防御的作战方案。游梅耀认为：“地方党政机关可以撤出岛，但部队坚守待援！”他为此陈述理由：“我们当兵的枪一响就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老百姓将遭受多大损失？我游梅耀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他们？我们当兵的手中枪不就成了烧火棍了吗？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另外，如果我们撤退，敌人在岛上站稳了脚跟，钻进了我们挖的坑道、工事里，将难以反击。”谷文昌等地方党政领导认为游梅耀分析有理，表示也不撤退，协助部队打好这一仗。

海梅耀上任前曾向叶飞拍过胸脯要坚守一天，他当然有理由不撤，但军人要服从命令，他还是给福州回了电，同时发给三十一军，表明的却是固守待援打赢这一仗的决心。游梅耀手中虽只有1200余人，但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他有的是大将临阵的气概，泰山压顶不变色。经过一番运筹，他在这个地方放一个班，那个地方放一个排，而把主力集中成一个拳头，坚守几个核心阵地。

叶飞接到游梅耀回电时，根据情报跟踪，已完全可以断定敌人目标就是东山了。叶飞当然相信自己的部属，尤其是这个“东山游”，敢打敢拼，说到做到。但大敌当前，他还是有点不放心，拿起电话筒直接与游梅耀通话，语气很是严肃：东山游，这次敌人总兵力估计有1万多，你真能顶得住？

游梅耀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能顶得住！

叶飞又问：你估计能守多久呢？

游梅耀响亮地回答：还是上次和司令员说好的，保证守一整天！

叶飞仍不放心，关切地问：你一个团的兵力怎么顶？

这个问题游梅耀早想好了，汇报说“前轻后重”，即把一营放在二零零和四二五阵地防御，二营坚守四一零阵地，水兵连则扼守八尺门渡口，县公安中队、盐警中队在城关待命。在给敌人一定的杀伤后，收缩兵力，转入主阵地，依托工事，固守待援。他表示：请司令员相信，只要我的脑袋还在脖子上竖着，决不让敌人的企图得逞！东山岛肯定不会成为“南日第二”！

东山保卫战正式打响：

增援十万火急。紧要关头，陈毅给叶飞打来电话……

放下电话不久，东山保卫战就打响了。

胡琏这次偷袭东山岛的阵势十分壮观。16日晨5时半，13艘舰艇像一条游蛇，不声不响地游进东山东海岸。随着胡琏一声令下，从登陆艇上开出21辆水陆两用坦克，昂头登上海滩。第一拨6000人马，紧随坦克跟进，气势汹汹地抢滩登陆。

我守岛官兵立即予敌以迎头痛击。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响起，撕破了海岛凌晨的寂静。游梅耀的布阵起到了明显效果，放在滩头一线的尖子小分队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行动，使敌人延至8时前后才陆续抵达前沿。

胡琏见偷袭不成，遂下令海、空力量加入战斗。一时间，飞机滥炸，舰炮狂轰。从新竹机场起飞的十几架运输机飞到八尺门上空，天女散花似的丢下一批批伞兵。这是国民党军首次在战争中使用伞兵。

情势十万火急。

31军即令91师272团产即开赴漳浦旧镇集结待命，驻东山岛的公安80团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水兵1团1连驻守八尺门渡口。中共东山县工委和县人民政府也命令各乡镇自卫队、支前担架队、救护队在执勤地集中待命，机关干部、武工队、民兵进入岗位，担任战勤任务。各增援部队运动迅速，沿线地方车辆也配合默契。驻漳浦以南旧镇的三十一军二七二团行动最快。凌晨5∶50接令后，先头部队坐部分军车立即出发，其余指战员则快速跑向公路，向开来的客车、卡车招手叫停。车上的驾驶员及乘客们一听上前线，根本不需动员，就自动下车，货车则就地卸货于路旁。不大一会儿，不同型号、颜色各异的轿车、公共汽车、卡车，加入了草绿色军车的行列，载着全团向东山方向进发。

国民党军使用伞兵，且以八尺门为空降点，这确使叶飞始料不及。就整个东山战况来说，他最关注的莫过于这个八尺门。八尺门是东山通往大陆的咽喉，大陆要增援东山，非经八尺门不可。如果敌人的伞兵控制了八尺门，等于关闭了东山最重要的大门，解放军援军即使及时赶到，短时间内也只能“隔岸观火”了。于是，他关切地向游梅耀询问了八尺门的形势，并作了指示：八尺门是东山的命根子，你无论如何也要叫水兵连牢牢控制在手中！

叶飞放下电话，还没移步，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是远在上海的陈毅打来的，第一句话就说：叶飞啊，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呐，无论如何要打赢这一仗！

听着这浓重而亲切的四川口音，叶飞心头一热。他激动地对着话筒大声说：陈总请放心，我们一定打赢这一仗！

东山保卫战打得相当激烈。东山县委和当地群众给守岛官兵以大力支援。东山民兵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勇敢杀敌。有个乡的民兵战斗得只剩下一人，仍然坚持斗争，竟俘敌5人。谷文昌亲率干部群众为部队送弹药、送水送饭，把负伤的战士抬下火线，虽是大战当前，但阵脚不乱。　虽然如此，由于众寡悬殊，随着战事持续，情况十分不利。游梅耀指挥部队在大量杀伤国民党军后，集中主力在公云山、王爹山和牛犊山三个核心阵地，同进逼阵地前沿的敌军展开殊死战斗。

胡琏见快速消灭守岛解放军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对这些阵地进行疯狂进攻。坚守高地的守岛部队克服弹药缺乏和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的困难，依托堑壕和土坑道顽强战斗，打退了敌军数十次进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石头和卸去保险的60毫米迫击炮弹，同突入阵地的敌人肉搏，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蒋介石、胡琏和美国顾问对东山战斗都志在必胜。胡琏登陆的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马上召开祝捷大会，广播全世界，吹嘘这是“反攻大陆的前奏”。美方也宣称这是“国民党退出大陆以来的最大一次进攻”。

陈毅得到广播的消息后，立即给叶飞打电话：敌人电台已经广播了，总指挥就是那个古宁头“大捷”的“英雄”，这叫做“不是冤家不聚头，是个冤家打破头”。叶飞啊，眼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八尺门，那边情况怎么样？

叶飞答：仗打得很激烈很艰巨，水兵连牺牲很大，但还在坚持，不过，增援部队快到了！

陈毅的话字字砸坑：你命令最先增援的二七二团，哪怕拼得只剩一个人，也要渡过去，八尺门必须在我们手中！

扼守八尺门的水兵师一连，在民兵积极配合下，毫不畏惧地打响了反空降战。面对一个营500多国民党伞兵部队的轮番冲锋，从连长王德长到普通民兵，都抱着死守的信念，顽强抵抗。胡琏和他的美国顾问满以为以奇险之招，在八尺门甩下一个营足矣。他们狡猾是狡猾，却还真小看了防守八尺门的一个水兵连。

守岛部队的顽强阻击，为增援部队争取了时间。16日上午9时，驻漳浦旧镇的二七二团在团长郑克诚率领下，以十万火急的速度，赶到了八尺门的对岸。此时，水兵连难于支撑，边打边向渡口后退，依靠残留的码头围墙作屏障阻击敌人。见渡口危殆，郑克诚立即下令抢渡。先头排迎着敌人伞兵劈头盖脑的弹雨奋勇向前，终于渡过海，与危急中的水兵连余部会合。随着大部队上岸，迅速向敌伞兵发起猛烈反攻，敌伞兵非死即俘。

叶飞及时向陈毅通报战况：敌伞兵垮了，八尺门已安然无恙。

时刻关注战况、一天一夜未睡的陈毅在电话里爽朗大笑：好哇，这下龟儿子就没得咒念了！

当侦察机报告共军东西两路车队向东山增援的消息时，坐在美式吉普车上等吃胜利果实的胡琏犹且不信：不可能吧？九龙江大桥不是已经炸毁了吗？我算叶飞的增援最快也得48小时。

胡琏说的倒没错。战前，他已令空军把九龙江桥和从漳浦到东山公路上的其他3座桥都炸毁了。解放军从泉州赶来增援，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到，他可以从从容容打上两天，可现在解放军增援部队竟铁流滚滚地来了，难道真长了翅膀不成？他哪知道，解放军护桥部队两个小时就修起了便桥！

16日20时，四十一军的一个先头团疾速赶至八尺门渡口。

至此，东山保卫战揭开了反击战的序幕：

东山战役进入全面反击：

17日4时，二十八军的先头团也开始渡海进岛。叶飞接报后，立即命令：不待增援部队全部到达，即向国民党军发起全面反击。

一时间，胡琏所部反攻为守。待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率九十一师指挥所上岛，一夜之间，东山岛的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急剧的倾斜。看到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进岛，声势浩大，一直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回去的胡琏信心受挫。战至17日上午9时，他看到军用地图上的红蓝两色极富戏剧性地交换了位置，情知无力回天，担心相持下去有被全歼的危险，乃开始作撤退打算。他首先把20多辆坦克撤走，以少数部队向解放军发动佯攻，以掩护大部队撤退。

<h3>国民党惨败</h3>

毛泽东高度关注东山战情，称“这是全国的胜利”

对胡琏这个老对头，叶飞真是“耿耿于怀”，早就想着报一箭之仇。这次，他哪容胡琏轻易溜掉。他急令周志坚：立即跟踪追击，要贴着他们的屁股追，决不能让胡琏来此一游就算了，那样太便宜了他！

双方正打得热火朝天，值班参谋让叶飞接听毛泽东的电话。因路途遥远，线路不好，声音不清，华东军区值班的副参谋长张翼翔便在中间一句一句地向两边传话。

毛泽东问：叶飞，东山战况如何？

叶飞不意东山战斗竟然惊动了毛泽东，说明事关重大：报告毛主席，敌人顶不住了，开始撤退了。

毛泽东又问：守东山的主官是谁啊？

叶飞答：团长游梅耀，是个老革命了，指挥打仗有两下子，这次表现得很出色。

毛泽东又关切地问：叶飞，你要想清楚，东山登陆会不会是声东击西，分散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从别的地方打进来？你手上的兵力够不够？

叶飞的回答底气十足：我手上还有一个军的机动兵力，不怕他从第二个方向打进来，我也一定注意敌人的动向。

17日19时许，胡琏登上指挥舰，灰溜溜地逃走了。历史记下了他的败绩：被歼3379余人（其中被俘715人）、坦克被炸毁2辆、登陆舰被击沉3艘、飞机被击落2架，而且这一仗就使他只有2个旅2000来人的国民党伞兵部队给报销了500多人。

当叶飞向陈毅汇报战果时，陈毅说：“东山战斗胜利的意义不在于杀敌数量多少，而在于把敌人的计划彻底粉碎了。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很大胜利，而且是政治上的很大胜利。”

毛泽东接到东山战斗报告后，说：“东山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他还说：“你们头脑要冷静，不要轻敌，现在美帝、蒋介石就是看中你们福建了。”“我们还要准备比东山更大规模的战斗，把敌人消灭在水上，如上来了，消灭他在陆地上，不要怕。”得知守备部队伤亡不小，毛泽东还指示从家乡抽调1个营以作补充。不久，从韶山开来的1个营500余人，加入了公安八零团的序列。

17日，中央军委号召全国边防团向东山公安八零团学习。新华社也广播了东山战斗。嗣后，何长工还代表党中央率从朝鲜回来的文工团到东山前线慰问。国防部也下令把公安八零团完全交给福建军区，改称“边防独立团”，由游梅耀任团长兼党委书记。

后续：

东山战后，台湾扬言报复，东山依然紧张。从八尺门通往汕头和云霄的两条公路，我运载作战物资的汽车络绎于途。晚上，车灯大开，道路彻夜通亮，炮兵已经到位，炮口瞄准海滩。叶飞豪情万丈，他倒希望胡琏再来决战，这次定叫他有来无回。但胡琏没有再来，国民党也一直没有报复行动。东山在严阵以待之中，倒是在游梅耀建议、叶飞批准下，修了海堤以固海防，把八尺门与大陆连接起来了。从此天堑变通途，东山成了半岛。

东山战斗是国共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此后，蒋介石虽然天天叫嚷“反攻大陆”，但终究没能派出成建制的部队登岸作战。待到1958年叶飞指挥炮击金门时，将胡琏的司令部锁定为主要目标之一，头一排炮就放倒了国民党3个副司令，胡琏仅以身免。当然，那是后话了……

正文一一、1975年毛泽东在杭州的日子

<h3>一、保密专线打来电话，毛主席很快要来杭州</h3>

杭州被誉为“人间天堂”，吸引了无数古今中外名人来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曾39次到杭州，在宁静秀丽的西子湖畔工作、生活了800多个日日夜夜，他踏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写下了《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等名篇，在西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佳话和荡气回肠的故事。但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所做所思所想却一直鲜为人知。

1975年2月3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刚起床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长沙通过保密专线打来电话：“毛主席将在2月8日乘专列到杭州，请你们做好接待工作，并负责浙江境内铁路沿线的安全。”毛泽东先年7月离京到武汉等地休养已有半年了，这次来杭州谭启龙是有思想准备的。毛泽东从1953年首次到杭州起，几乎每年都要来杭州住些日子，杭州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他的第二故乡。几天前，谭启龙跟湖南省委领导打电话，湖南省委的领导告诉他毛泽东在湖南还要住些日子，谭启龙也考虑，这次肯定要回韶山老家看看，近期不会到杭州，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要来杭州。

毛泽东到杭州，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大事。放下汪东兴的电话，谭启龙没敢耽误，立即吩咐秘书将汪东兴的电话整理了一下，马上给铁瑛送去。省委的工作现在由他和铁瑛两人负责。秘书走后，谭启龙仍然不放心，他来到办公室找到铁瑛。毛泽东来杭州，铁瑛和谭启龙一样内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建国以来几乎每一次毛泽东到杭州，他们都陪在他老人家的身边，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受益匪浅，他们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热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从内心里讲，他们热切希望早一点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此时的浙江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杂，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他们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1973年2月，周恩来针对浙江的混乱局面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洪文、张春桥表面答应抓紧时间处理，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浙江省委虽然做了很多稳定工作，但收效不大。最令他们不放心的是毛泽东专列必经之地的金华地区派别斗争更加激烈，派仗已发展到相互之间动用各种枪炮的程度，前些日子金华地区300多户遭到抢劫，在混战中有300多人被打死打伤，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中等战争。

“你看怎么办？”谭启龙看着一直在思考的铁瑛说。铁瑛说：“毛主席的专列进入浙江境内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旦发生意外，我们无法向党和全国人民交待，我看安全问题除了我们自己全力以赴外，还是跟汪东兴联系一下，叫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承担起主席的安全保卫。”

谭启龙也早就有这一想法，他通过保密电话接通了汪东兴的专线电话，将现在浙江的情况向汪东兴讲了一下，特别提到了对毛泽东专列经过浙江安全的担心。

其实不说，汪东兴对浙江情况也了解。汪东兴说：“你说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主席的安全问题，由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负责，你们放心好了。”见谭启龙还不放心，汪东兴安慰谭启龙说：“你们放心吧，毛主席走到哪里，那里就安定，到了浙江你们那里就好了。”

话虽然这样说，谭启龙和铁瑛轻松不下来。为确保万无一失，铁瑛和谭启龙立即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毛泽东来杭安全保卫工作。会上决定以省委的名义向金华造反派下死命令。会议结束后，省委派专人到金华找到造反派头头，转达了省委的命令：2月8日，将有“重要外宾”的专列途经金华，在专列经过期间，不管哪一派都不许开枪肇事，要确保专列畅通无阻和绝对安全，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月8日这天，一切准备完毕，谭启龙和铁瑛仍不放心，他们来到住的地方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见确实没有什么纰漏，两人才驱车来到艮山门车站。

按预定的时间，毛泽东的专列半个小时后就要到达车站。此时，整个车站被浓雾遮挡，一片朦胧。时间一分一分地走着，谭启龙和铁瑛等人心急如焚，毛泽东的专列经过的地方情况不明，他们着急地不断地向钱塘江大桥方向张望。

就在他们望眼欲穿的时候，一声长鸣的汽笛，划破了晨雾中的静谧。毛泽东的专列冲破晨雾远远驶来。站台上等候已久的谭启龙和铁瑛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铁瑛对谭启龙说：“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事。”

列车刚刚停稳，谭启龙和铁瑛二人便迫不及待地进入毛泽东坐的车厢同毛泽东见面。由于长时间坐车，毛泽东显得十分疲惫。

好长时间没见，毛泽东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主席好，主席辛苦了。”年迈体弱的毛泽东见他们进来，用手扶着沙发把手努力站了起来，迟缓地伸出手同他俩轻轻地握了握说：“让你们久等了，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父母一样，毛泽东的话一出，谭启龙和铁瑛心头一热流下了眼泪。

当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金华地区造反派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搅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和铁瑛从主席台上拖下来，将二人绑架出会场准备带到金华扣留，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谭启龙和铁瑛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在这场“争夺”战中，混战中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挨了不少拳脚。由于双方势力相差很大，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没有办法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谭启龙和铁瑛没有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情况这样了解。从老人家关切、认真的神态看，他心里一直在记挂这件事。感动之余，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里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车厢虽然有暖气，春暖乍寒仍有丝丝冷意。谭启龙对毛泽东说：“我们回住地，长时间坐车，您也累了。您先休息一下，找时间我们再向您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同意了。谭启龙和铁瑛一起搀扶着毛泽东下车后，乘车来到汪庄。

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进行休养。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仍比在武汉长沙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历害，行动更加不便。以前每次来，毛泽东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经常走出书房到湖边散步，有时也到枫树下休息、看书、朗读英语。这次因身体原因，每天早晚由人搀扶着沿园中的草坪散步，虽然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为了诊断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医疗小组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想方设法来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文件。毛泽东听了专家的汇报后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祝贺春节。毛泽东一贯反对给他贺寿，但这一次他却没有反对，他看到大蛋糕后非常高兴。警卫人员把毛泽东扶到蛋糕旁，毛泽东亲手切开蛋糕并吃了一块，他边吃边对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也吃，大家一块来吃。”

毛泽东每次到杭州，都要在这里接见外宾和会见客人，像胡志明和金日成等重要客人都在这里会见过。毛泽东这次在杭期间，由于身体原因已停止了外事活动。但对于身边及全国发生的政治动向，毛泽东仍每日过问，从未松懈。中共浙江省委开会研究决定：毛泽东在杭期间，由铁瑛负责毛泽东在杭的安全警卫工作。会议结束后，为了方便，铁瑛搬到汪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生性耿直、从不讲假话的铁瑛，曾在1972年赴京参加中央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同样，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秉性不改，一次次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直率地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对毛泽东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厂里生产情况还不错，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造反派又折腾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之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

铁瑛告诉毛泽东：“现在浙江各种帮派叫喊着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把坐天下作为解决的最高问题，迫不及待地给省市提出来名单，强迫按名单安排，我们现在一直顶着。一旦放开，全省的局面就彻底垮了。”

有一次毛泽东听取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谭启龙说：“我已经在省委会上宣布，省委干部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派别活动，谁参加了就处分谁，被造反派抢去的地盘也要抢回来。”

浙江省这种混乱局面，显然超过了毛泽东的想像，在多次听取汇报之后，毛泽东说：“浙江不能再乱下去了，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联系一下派部队把造反派占领的饭店拿回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批准调动浙江部队一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造反派赶了出去。这一举动，给造反派当头一棒，也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浙江由此开始稳定起来。

<h3>二、休养期间，毛泽东指示：“释放老干部的工作能不能快点。”</h3>

1975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金华地区造反派纠集一伙人寻机闹事、扰乱会场。混乱中，造反派强行将谭启龙和铁瑛从主席台上拖下来，将二人绑架出会场准备带到金华扣留，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谭启龙和铁瑛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在这场“争夺”战中，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挨了不少拳脚，由于双方势力相差很大，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省委会议不得不另外找地方召开。

谭启龙和铁瑛没有想到主席对他们的情况这样了解，从毛主席关切、认真的神态看，他心里一直在记挂着这件事，感动之余，谭启龙和铁瑛二人“检讨”说：“发生这件事，主要是我们省里工作没做好。”接着，他们又叙述了省委会议的详细经过。毛泽东注意听着，并默默点头，但未发一言。

毛泽东到杭州的第四天，是农历正月初一。为表达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担任毛泽东警卫的战士们特意赶制了一个大蛋糕送给毛泽东以祝贺春节。毛主席一贯反对给他祝贺和贺寿，但这一次他却没有反对，他看到大蛋糕后非常高兴，警卫人员把主席扶到蛋糕旁，毛主席亲手切开蛋糕并吃了一块，他边吃边对身边的人员说：“你们也吃，大家一块来吃。”

中共浙江省委开会研究决定：毛主席在杭期间，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毛泽东在杭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最后决定由铁瑛负责此事。会议结束后，为了方便，铁瑛搬到刘庄“六号楼”住下。这样，住在“一号楼”的毛泽东，便可随时在住地“召见”铁瑛，听取汇报。

生性耿直、从不讲假话的铁瑛，曾在1972年赴京参加中央揭批林彪一伙罪行的会议上，被周恩来称为“痛快”之人。同样，在毛泽东面前，他依然秉性不改，一次次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批林批孔”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直率地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对主席说：运动开始后，全省已有许多工厂停工，本来已经好转的生产形势，一下子乱开了。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厂里生产情况还不错，已炼出特等钢，但“批林批孔”一来，造反派又折腾起来了，甚至还说，多生产几吨钢算什么？苏联钢多，还不是修正主义？此外，农村目前也受武斗影响，浙江本来是江南鱼米之乡，现在却不得不从北方几个省临时调运玉米面、地瓜干当口粮。

铁瑛告诉主席：“现在浙江各种帮派叫喊着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趁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把坐天下作为解决的最高问题，迫不及待地给省市提出名单，强迫按名单安排，我们现在一直顶着，一旦放开，全省的局面就彻底垮了。”

在一次毛主席听取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汇报时，谭启龙说：“我已经在省委会上宣布，省委干部任何人都不能参加派别活动，谁参加了就处分谁，被造反派抢去的地盘也要抢回来。”

浙江省这种混乱局面，显然超过了毛主席的想象，在多次听取汇报之后，毛泽东说：“浙江不能再乱下去了，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他对身边的机要秘书说：“联系一下，派部队把造反派占领的饭店拿回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批准调动浙江部队一个团，将“占领”杭州饭店的造反派赶了出去。这一举动，给造反派当头一棒，也向全省乃至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浙江由此开始逐渐稳定起来。

毛主席在杭州休养治病，但他仍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在杭州期间，针对国内国外的形势，毛主席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做出口头指示。2月10日，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通知》及其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1％左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2月27日，吃完午饭，毛主席对随身秘书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释放老干部的工作能不能快点。”由于身体和眼睛的原因，有什么指示他都是通过随行人员来传达。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不是突发奇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75年年初，谈到国民党战犯时，毛主席对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说：“先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对在押的战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都放了散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时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主席在听取专案组汇报时对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秘书要通了电话。当时这项工作是纪登奎、华国锋、吴德三人负责，纪登奎牵头。秘书将主席的指示传达给纪登奎，当时审查的有300多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这么多的工作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接到电话后，纪登奎立即赶到三〇五医院向因身体原因住院的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了汇报说：“这件事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有了尚方宝剑，这件事情办起来就方便多了，纪登奎跟华国锋、吴德一商量起草了一个报告送到医院请总理审查。总理审查后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这份报告在会上通过了。会后周总理派专人将报告送呈毛主席。3月7日，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他对秘书说：“打电话叫他们把释放人员名单送来，我要看一下都有谁。”

接到毛主席秘书打来的电话，纪登奎几个人连夜把名单整理好。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汇齐送去。8日下午毛主席起床后，秘书将报来的名单给毛主席，这次主席没用秘书读，而是艰难地用患病的眼将名单看完后，用颤抖的手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置工作或住院治疗。

<h3>三、蒋介石死讯传来，毛泽东怎么想？</h3>

“人间天堂”杭州并没有使毛主席的身体很快康复。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毛主席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最近几年，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前几年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进行肠胃检查，发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最近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负责周恩来治疗的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医疗组的汇报，看了X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报告，又仔细地询问了随身医生，认真地听了医生对病情的分析后，才批准同意给周恩来总理做手术。

这些天铁瑛见主席心情不好，有时间就过来陪主席聊一下天，在一次聊天时主席对铁瑛说：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别人无法理解主席的这种忧愁。面对无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规律，一种无奈时常折磨着毛主席。没有人理解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更没有人敢在他的跟前谈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在无奈中他只好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词诗，成为毛泽东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愁绪的一种情感寄托。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毛主席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祖国统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夙愿。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主席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蒋介石在晚年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要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主席到台湾访问的消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感情。毛主席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毛主席来杭州已经两个多月了。春天给主席忧郁的心情带来稍许安慰。4月10日上午，一直陪同毛主席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主席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领朝鲜劳动党和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州与金日成会晤，警卫部队要尽快做好准备。

金日成到杭州会见毛主席，铁瑛立即责令警卫处制订方案。根据以往的做法和经验，警卫部队很快制定了接待和警卫方案。两天后，汪东兴和铁瑛一起听取了警卫汇报，各项警卫工作均按要求就位。

中朝之间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毛主席同金日成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主席过81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毛主席收到金日成捎来的苹果非常高兴。毛主席知道金日成眼有病时，立即调派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到朝鲜为金日成治病。专家在朝鲜期间，毛主席时刻关注着金日成的治疗情况，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4月13日晚7时，原来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来杭州了，毛主席决定要回北京会见金日成。对如此突然的变化，一般都难免措手不及，但担负毛主席警卫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他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将毛主席离杭州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迅速确定。晚上8点，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出刘庄一号楼。毛主席步履蹒跚，送别的人都泣不成声。毛主席以疲惫的目光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人，无力地点了点头，算是向众人告别。

毛主席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谭启龙和铁瑛立即停止了会议，二人迅即坐车赶赴刘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驶杭州车站。待赶到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他们跑着来到主席坐的车窗，这时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两位书记频频挥手告别。从留在刘庄中办另一位负责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原本打算离杭州前找谭、铁二人谈一次话。毛主席要谈些什么？他对第二故乡杭州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永远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正文一二、押解万名犯人大转移

<h3>一、洪水泛滥，监狱里犯人的生命受到威胁</h3>

1998年夏，长江告急！嫩江告急！松花江告急！远古神话中肆虐的洪水又一次席卷而来。

7月30日，松花江、嫩江流域出现了洪峰，30日12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水文站洪峰水位达到141厘米，这个水位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位线，相应流量9480立方米／秒，受高峰的影响，流经吉林省的嫩江等河流水位猛涨。

8月12日，一个可怕的情况出现了，嫩江上游的黑龙江省泰来县境内大堤终于承受不住洪水的长期浸泡，发生了决口，而且不止一处。马蹄子决口了，接着老局子也决口了，紧接着两棵树又相继决口！14日，与镇赉监狱分局接壤的泰来县北五家子嫩江大堤再次出现两处决口。

镇赉、泰来是相邻的两个县，一个归属吉林省，一个归属黑龙江省，泰来县境内的嫩江大堤决了口，洪水顺流而下，必然殃及镇赉。泰来决口的洪水，几股合为一股，以每分钟750米的流速，铺天盖地涌入吉林省的镇赉县境内。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镇赉县只能按防洪预案要求，被迫组织转移受灾的群众。一个屯、一个乡，一幅大逃亡的情景，逃离家园的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消失在茫茫的洪水中。陆地成了“海”，到处汪洋一片。

8月16日，由于又有几处决口，加上不停的大雨，水势骤然加大，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镇赉几万人困在洪水中，驻镇赉的省监狱管理局镇赉监狱管理分局所属9个监狱的11000余名在押犯人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

转移犯人刻不容缓！

17日下午1时30分，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王云坤，在白城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在押的4000名老、弱、病、重犯人，分批临时转移到白城监狱羁押。押解任务交给吉林武警总队。

这么多犯人，其中还有许多重刑犯，要押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部队重新组建以来，圆满地完成了以执勤和处突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这一次是非常时期的一次非常任务。总部领导非常重视这次押解。受领任务后，总部领导提出押解必须严密组织，确保万无一失。

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么多犯人，一旦走出高墙，就会像鸟儿飞出鸟笼一样。

总队立即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孙培才政委担任了前指总指挥。孙培才政委1997年从解放军调到武警，他刚调到省总队不久，这一次他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执行任务时有很多不同，武警这次押解和其他以往的押解又有所不同，孙培才立即组织担任押解任务的二支队、长春支队进行紧急动员。

这次押解政策性很强，西方国家一直在攻击我们国家的人权政策，这一次押解的好坏关系到武警和国家的形象。时间很紧，孙培才立即组织对选派押解的人员，进行勤务教育和必要的应急训练。同时，为保证安全，对押解路线沿途的洪水、交通情况和白城监狱的执勤设施、哨位设置、周围情况等进行勘察，制定详细的押解方案和临时看押勤务方案，并组织人员搞好各类保障。

确定了多批次、小批量、重兵力、保安全的总的行动原则，采取集中编队、运兵车与押犯车一夹一的办法，实施严密押解。为加强组织指挥与协调工作，加强一线指挥力量，还指派总队副参谋长张锁明、作战处长章志刚到一线组织勤务，确保了一线指挥的科学高效。

18日6时55分，大押解开始了。

武警二支队首次出动兵力78人，动用车辆16辆(运兵、运犯人各8辆)，在总队孙培才政委、张锁明副参谋长的指挥下，将315名犯人安全顺利地押送至白城监狱，为以后几个批次的押解，特别是完成长途押解任务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押解任务完成之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晚12时左右，洪水冲破了第二道防线———镇赉监狱分局引水渠。关押犯人的监狱四方坨子，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坨子”。

坨子通往外界的公路全部中断，一些地方根本看不清楚道路，有的地方路虽可辨认，但水深已经能淹没车轮，如果再靠车辆押解只能是冒险。

这个时候，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转移4000名老、弱、病、重犯的目标还没有完成。情况越来越复杂，稍有迟疑或失误，后果不堪设想，省转移总指挥决定停止顺公路方向转移罪犯，转移目的地改为嫩江大堤。

面对巨大的洪水，人们惊慌失措。恐惧占据了每一个人的心。

19日，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所属监区有8个被洪水围困，且大部分监区进水，留在监狱的罪犯开始向大堤上转移，所关押的9000余名犯人、管教干部家属3000余人，陆续撤至嫩江大堤上。

四方坨子监狱政委陈凤春心急如焚。有7条河流的洪水汇聚在这里，这里的抗洪堤只能抵挡10米的水位，监狱的房舍全部被淹。犯人只好转移到防洪大堤上。没有了高墙电网，犯人在堤上是非常危险的。人撤到大堤上，只算是暂时有了一个安栖之地。大堤通往外界的陆路交通已被洪水淹没，保障工作只能通过水路。上万人在大堤上被洪水围困，生活怎么解决？有了疾病又怎么办？被困在大堤上的每一个人都想着同一个问题，想什么办法能出去，什么时候能出去。

8月3日，白河滩零公里处出现了险情，犯人只能转移，而此时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都被淹没了。当时有两种转移方案：一是用船向外运，但这么多的犯人，哪里有这么多的船；二是从大堤上沿着大堤向外走。最后经过研究决定上报，省政府和公安厅最后决定将这万名犯人从大堤上押运出去。据史料上记载，一次押解犯人最多的是在美国，他们将8000名犯人押解到一个新的地方，而当时他们动用的兵力远远超过了此次部队长途押解的人数的两倍。

犯人在大堤上吃饭、喝水，卫生防疫都困难起来。生存的条件越来越差，犯人情绪波动很大，不少人出现恐惧心理。武警比公安干警压力更大，一方面要防止大堤塌陷，另一方面还要防止犯人逃跑。

<h3>二、面对“大堤颤动，犯人骚动”……</h3>

嫩江上游决堤的洪水继续向镇赉方向蔓延，大堤到底能不能保得住，能保多长时间，都很难说，无论哪一位水利专家，在这个时候都不敢轻下断言。

吉林省镇赉监狱告急。

这一消息上报中央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罗干批示：“请司法部立即派人前往灾区协助处理监狱受灾后的问题，要做到职工及家属和监狱犯人安全转移。”

8月20日凌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杜忠兴带领狱政处长、农业处长、财务处副处长飞往吉林。随后，司法部副部长肖建章、武警总部司令部副参谋长陈传阔、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张有海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先后被派往镇赉，协助安全转移职工和在押罪犯。

省委书记张德江接到国务院复电后，调兵遣将，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赵永吉为总指挥，按照中央领导意见，继续执行犯人的大转移任务。

20日早6时，吉林省政法委在白城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张德江关于转移镇赉监狱犯人的指示精神。与会的有各警种负责人，省检察院、省法院、省司法局的负责人，及省监狱管理局的负责人。会上成立了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赵永吉负责的专门领导班子，总队孙培才政委参加了会议。会议明确了三件事：一是要求参加此次行动的干警，要讲政治、讲协作，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来；二是要求司法厅所属各局的车辆，包括通勤的班车，一律停下来，集中管理、集中使用；三是要求省监狱局除白城监狱外，沿滨长铁路线各监狱要腾出接纳一万名罪犯的位置来。另外包括司法厅培训中心在内的所属招待所，凡能住人的地方全部腾出来，准备接待未转移出来的职工家属。

8月20日这一天，一万余名犯人、2000名干警、1000名武警，还有约1000名没有撤出去的女人和孩子挤在防洪大堤上。汹涌而来的洪水冲击着大堤，被洪水长期浸泡的大堤的泥土不停地倒塌着，松软的大堤摇摇欲坠。一会儿一次突击，一会儿一次救险，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一旦大堤塌陷，堤上的人群瞬间就会被洪水吞没。他们亲眼目睹了几千斤的巨石投放下去被浪涛冲走的景象，此时大堤上人心极不稳定，有的干警因为不知家属到底转移走了没有、移到何处而情绪产生很大波动。站在堤上的武警既要担负抗洪任务，同时还要准备处置堤上可能发生的犯人暴乱，担负押解更是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防止个别罪犯趁机逃跑，这些犯人中有的罪大恶极，一旦逃出去，将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总队抗洪指挥部显得更加的紧张，孙培才政委从白城开完会后，就急着往回赶。到了指挥部马上召开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分析当前部队抗洪形势，研究押解的有关事宜，对指挥部人员进行分工。

8月20日晚，总部副参谋长陈传阔带领有关工作人员直接赶到了镇赉，进行实地勘察和具体的工作指导。经过周密细致的分析研究，当即定下决心，要求部队在这次押解任务中“不能跑掉一个犯人，不能掉队一名战士，不能丢失一枪一弹”。

总队成立了由总队长李本为总指挥、参谋长孙玉义为副总指挥的基本指挥所，开设了由政委孙培才为总指挥，副总队长王尊民、副参谋长任志平、政治部副主任马铁军、后勤部副部长刘长民为副总指挥的前线指挥所，并指定任志平副参谋长任现场总指挥，在省押解转移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指挥下，坐镇月亮泡第一线具体指挥这次押解任务。同时总队还成立了由后勤部部长尹传科为总指挥的后勤指挥所，在月亮泡开设临时物资供应站，负责整个押解期间的后勤保障。

从20日至22日，武警部队负责一切勤务准备工作，各种保障工作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从基本指挥所、前线指挥所到每个指战员，从北京、长春到白城及大堤上，所有的工作都在各级领导组织之下有序地进行着，每个参加押解和为押解做着准备工作的人都在积极紧张地工作，整个总队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

从8月19日犯人撤到大堤，一直到8月22日，吉林省嫩江大堤0—38.2公里的堤段上，人口密度高达万余人。有解放军、武警战士和逃难到此的群众，也有被武警和公安干警看押的罪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大堤上多的是人，少的是吃的、喝的。食品、食盐和洁净水已严重匮乏，生存已处于非常境地。

洪水汹涌，大堤在颤动，解放军、武警战士的抗洪仍在继续，管涌、渗透险情不断，叫人不敢闭眼睛，大堤给人以随时都可能瞬间崩塌的感觉，人们惊魂不定。生活的艰难，环境的恶劣，使形势越来越紧张，犯人的骚动犹如定时炸弹，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根据犯人转移总体方案和吉林省总队具体实施方案，武警部队副参谋长陈传阔、总队孙培才政委向二支队、长春支队等参加押解的单位部署押解任务，向部队明确提出了要求。为了保证押解万无一失，总队采取多批次、重兵力执行押解任务。二支队和长春支队担任全程押解，即徒步、乘船与乘车，由大堤至乘车的转运站，再到安置转移下来的罪犯的地点；一支队与五支队，以及总队机关一部分，担任由转运站到目的地的乘车押解。担负押解的武警每人1支冲锋枪、30发子弹。

押解罪犯必须在秘密中进行，保证押解罪犯的绝对安全。为了保证押解罪犯的安全，同时又不影响所通过大中小城市的正常秩序，押解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安排。

<h3>三、武警战士自己口渴先让犯人喝水</h3>

为了使押解工作有序地进行，根据省监狱管理局的转移方案，认真研究制订了周密、科学、严谨的实施计划，并做到全过程有总的押解方案，每个批次有行动计划，各个环节有具体要求，每个分队、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

在对押解各环节的部署上，坚持周密详尽。徒步押解中，结合行进的地形、路线，将犯人分成若干小队统一分段押解，并按照1：10的比例部署兵力“前引后跟”，行进间每队间隔控制在100米，所有执勤哨兵均端枪执勤，在队前、队后还留有机动兵力，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对于要经过的居民区和险段，注意调整部署，加强警戒。在大堤上徒步押解有70余公里路程，中间将经过5个居民区、4个险段，其中有一段1公里左右的玉米地，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押解队伍要在玉米地中穿行。针对险段距离长、面积大，兵力不易部署，犯人不易控制这一情况，先期在玉米地分段安排兵力进行控制，然后押解犯人逐队通过，同时令犯人在行走时不间断地循环报数相互牵引，勒令相互控制、相互监督，每队经过后都立即清查人数，确保了经过险段时的安全。

在组织乘船押解中，部队部署冲锋舟在水面巡察，并实施远距离及制高点控制。同时，船内采取划块分区管理。因为乘同一船转移的除了298名犯人，还有不少百姓。武警、百姓、犯人相互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采取枪与弹分离携行，犯人间互相监控等办法保证乘船犯人不出逃跑、暴动、闹事等问题。

在乘车押解中，押解人员积极贯彻以我为主的思想，坚持分车押解，在每个押解车队部署前导车、指挥车、巡察车，并按1：2的比例配置押解车辆(每两辆囚车配置一台押解车)。在沿途重要地段和路口都坚持提前协调，由驻地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部署警戒；针对夜间观察不良，押犯用车一律采用大客车，每车装载40—50名犯人，不准开窗、不准开门，无特殊情况不许停车。指挥、巡察、押解车辆分别配置搜索灯和手电筒，行进途中巡察车不间断地对整个车队的运行、官兵履行职责、囚车的动态进行巡察。为了避免中途犯人要求停车大小便及出现其他情况，建议有关部门在每辆囚车上放置了方便袋。

为了防止车辆故障影响运行，随队安排了备用车辆、油罐车及车辆修理人员。遇有车辆因故停驶，押解人员立即下车对囚车进行围控。

在转移的在押犯中有10%的危险犯，有的犯人曾扬言“这时不跑啥时跑”，加之大堤人员多，有的押解途中还要露天宿营，有的夜间要通过危险地段，有时为了赶时间还要跑步行进，乘车押解又大多安排在夜间，视线不好，给防逃、制逃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为了确保任务圆满完成，加强整个行动中统一指挥，考虑到整个押解途中多个单位协同行动，赵永吉厅长批准，明确了押解途中的所有协同单位一律由武警指挥，保证了协同中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问题。

8月23日凌晨4时，天刚亮，按照8月22日协调会的要求，总队开始转移嫩江大堤上第一批犯人。大堤上站着武警总部副参谋长陈传阔少将、总队政委孙培才大校、省政法委书记赵永吉及公安厅、司法厅、边防局、消防局的领导和镇赉监狱分局干警，人们密切地关注着这次非同寻常的大押解，手里都攥着一把汗。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大押解拉开了序幕。

第一批转移的犯人共1704人。事前，部队将这批犯人进行了编组，一共分编成29个梯队进行押解，押解部队是二支队、长春支队，长春支队负责20个，二支队负责9个。出发前两个部队都进行了犯人的交接和编组，尤其是对犯人进行认真的清点，防止出现任何的差错。长春支队从二支队手里接收罪犯，每接收一批罪犯，就配上一组士兵，并整队进行清点，尔后才立即出发。长春支队从第一个梯队出发到第20个梯队出发，进行犯人交接和押解任务编组整整用了近3个小时的时间。

徒步押解，针对每一支罪犯队伍，武警兵力都呈“前引后跟”的战斗队形配置。另外，在一支转移队伍里前有武警的尖兵分队，后有武警的机动分队。尖兵分队走在队伍的最前边。

此次转移犯人共5个梯次，每个梯次都有1名正团职干部随行担任指挥，掌握情况。

镇赉县五棵松镇冷珍老人，是亲历武警部队押解犯人不多的局外人之一。她所在的村子王庄已经被洪水淹没了，全村的人几乎都跑光了，她刚好生病，孩子们要把她抬到山上避水，她死活不去。她亲眼目睹了武警部队押解犯人经过这里，许多身体弱的犯人走不动了，武警战士就上前携扶他们。那是一幅胜利大逃亡的场面，许多犯人舍不得扔掉自己的家当，武警战士只好给他们背着，长途跋涉，每多拿一件东西都要付出比平时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力气。有两个年老体弱的犯人走不动了，几个武警战士就上前携扶他们行走。当时，武警和犯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水了，许多武警战士由于干渴嘴都裂开了口子，带队的霍奎武来到她家，嘴干渴得像树皮。

他说：“大妈，你这里有没有可以喝的水？”

她以为是武警要喝水，就说：“你叫他们来吧，我这里有干净水。”霍奎武走了一会儿，等她打开房门，出现在她眼前的一幕把她惊呆了，满满一院子全是犯人。冷珍老人吃惊地说：“怎么是他们？”

霍奎武说：“他们现在比我们更需要水。”

见老人犹豫，霍奎武说：“大娘，他们犯了罪，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现在，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生存的权利。”老人被霍奎武的话打动了，同意给犯人喝水，犯人们都喝了水，押解的武警官兵却一口都没有喝，走的时候霍奎武留下200元水钱。

在这次大押解中，二支队五中队排长孙德志是大押解中第一个开过枪的人，当时他是五中队的中队长，他负责押解的400名罪犯，都是判刑比较重的重刑犯，这些犯人过去都集中到制砖厂劳动，周围有高墙铁网阻挡，犯人不容易脱逃。这次武警押解转移，没有了高墙铁网，这些犯人感到机会来了。

<h3>四、鸣枪警告，使想闹事的犯人不敢胡来</h3>

押解走出鸡爪壕，虽然风雨交加，道路泥泞，但罪犯队伍前进速度不减，走到一片玉米地，后边第五组的罪犯居然做超越第四组的运动。管教干部见状进行制止，这些犯人不但不停，反而走得更快了，武警战士制止他们也不听，眼看着进入高棵作物区，孙德志把冲锋枪举起来，先是大喊一声：“停止前进！”

接着孙德志便冲着天空打了一枪，随着清脆的枪声，犯人一愣，接着他又连打三发子弹，在寂静的夜空中，声音非常大，在武力的震慑下，犯人全停下来。此时，现场静极了，只有雨“哗哗啦啦”地下着，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孙德志随后下达了归位的命令，犯人开始按照他的命令行动。

一个犯人对另一个犯人说：“哥们儿，稳着点儿，看来想逃是不现实的，我们就别做梦了，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我们跟着他们走，也许还有生的希望。”

这个犯人比较理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四周都是一片汪洋，一个人即便是跑了，也很难逃出危险。管教们上来把散乱的队伍重新整理，报数、编队，得到孙德志的允许后，才继续上路。后来，队伍行进速度得到了控制，原想闹事的犯人再也不敢胡来了。

八中队中队长胡凯在转移犯人时，后方指挥所送来几瓶矿泉水，武警战士谁也没有喝，他们把这些矿泉水全部给了那些年老体弱的犯人。他自己饿昏了，却把身上带的一个青苹果给了一个生病的犯人，这个关头一个苹果千金难买，因为一个苹果在这里可以等同一条生命，而生命是无价的，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这个犯人边吃边流泪。

胡凯当时就对战士们说：“在这里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可以说和我们对生的渴望是一样的。”

许多犯人很感动，他们说：“我们一定好好配合你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你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我们再不知恩，那我们连畜生也不如，我们一定不跑。”

二支队七中队在徒步押解中，在两队犯人中间，副指导员赵志刚在口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令押解哨兵鸣枪警告，有效地控制了事态；二支队八中队在押解第三监狱犯人转移时，有名犯人趁超越其他监狱队伍时，涉水移向堤旁的玉米地企图逃跑，被战士张杰及时发现，果断制止。

8月24日，七监狱的罪犯转移，六监狱的罪犯也转移。由于道路不好，行进速度难掌握，队伍的间距很难控制。上午11时，在大堤16公里处，两个转移队伍发生了重叠：六监狱的队伍在堤上走，七监狱的队伍下到堤的腰部行走，两队罪犯发生对骂，并很快导致叫阵，事态严重。负责指挥的马铁军面对危险，下令七监狱的罪犯停止前进，他来回奔波在两队之间进行指挥协调，这样两支队伍就错开了，事态得到控制。罪犯想制造混乱而利用混乱脱逃的打算失败。

在整个大押解的过程中，各级指挥员均站到自己的指挥战斗岗位上，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医院院长张勇是这次押解当中为数不多的一名女军人，始终坚持与男同志一样并肩战斗在第一线，给官兵送医送药；作战勤务处处长章志刚在受领任务时头部撞伤，冒着感染的危险仍然坚持带队组织徒步押解；通信处处长王树德与战士一样值班，在集结地向押解分队指挥员配发对讲机，保证指挥顺畅；二支队七中队副指导员赵志刚在抗洪抢险中腋下皮肤大面积溃疡，押解任务刚结束就住进了医院；从莫莫格到二支队前指平时乘车只需40分钟的路程，如今乘车得六七个小时，三支队驾驶橡皮艇的刘队长，在洪水中每天驾艇15个小时以上，夜间就睡在艇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巴掌打在身上，能打死十多个蚊子，一觉醒来浑身是包。

押解中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就是没有新郎的婚礼。杨朝旭和自己的女朋友杨海燕相恋多年，本来计划8月15日结婚，在他休假时的12日晚上，大堤发生险情，支队领导打电话叫他火速归队抗洪，他到了那里才发现灾情很严重。现在想回家结婚已经不可能了。参加他婚礼的亲戚朋友已经都来了，按照老家的规矩，定了的婚礼是不能改的。没有办法，在他无法回家完婚的情况下，家里如期给他举办了婚礼。在婚礼中家里按照习惯隆重举行，亲朋好友热烈祝贺新娘时，他正在大堤上押解犯人，领导给他一个手机让他和妻子通了话。

当洪水退完后，上海东方电视台《花好月圆》摄制组专程邀请他们到上海，给他俩做了一期节目。在这个晚会上，上海电视台重新给他们补办了婚礼。在晚会上，他俩一起唱起了那首《真的好想你》，令在场的观众热泪盈眶。

在整个押解过程中，环境苦、条件差。大堤随时都有溃塌的可能，押解的武警官兵想的是如何护堤，不让犯人人心动摇，以免发生暴动。他们以超常的意志和毅力去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押解的过程中，武警战士虽与罪犯要走同样远的路，都携带行李、食品及雨衣等同样的必需品，但武警战士还要比罪犯多背一支枪，多背30发子弹。每当遇到狭窄、无法通过的路时，就不能按通常情况下四路纵队前进，改为两路或一路，武警战士这时只能根据罪犯行进队形的拉长，除了“前引与后跟”，还要派出“两边夹击”的兵力，罪犯走在路上，武警战士要走在路边的草中、石子中、水中或烂泥中。背上背包吸进了水，每个战士如同背上了一个水桶，徒步押解的干部战士有90%的人脚上磨起了泡。二支队八中队战士阎长胜在执行押解途中患病，上吐下泻，医生要给他打吊瓶，他说什么也不肯。武警官兵所走的押解之路，是艰难的凶险之路！

8月28日晚，总算让支队长王立军松了一口气，因为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转移的犯人终于接近了目的地月亮泡，当押解的干部战士徒步行军到了月亮泡，因为长途跋涉，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了，浑身是水，满脸是泥，一个个像泥猴儿。在场的省里领导、新闻记者和人民群众都很受感动，赵永吉厅长心疼战士，亲手给战士搬送矿泉水，慰问战士。武警总部副参谋长陈传阔少将、吉林省总队副总队长王尊民大校亲自为即将通过“凯旋门”的战士整理军容风纪，齐步通过“凯旋门”。

随着洪水的渐渐隐退，历时十一天零八个小时的万名囚犯大转移宣告圆满完成，没有死伤和逃走一名服刑人员。万人大押解创造了世界押解史上的奇迹。

正文一三、、保卫APEC会议

2001年APEC会议地点定在中国上海。上海召开APEC会议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这并不是因为有小布什、普京、小泉等出席，而是因为人们关注的是中国有无能力保卫这些要人的安全。各国把关注的目光投在上海的同时，在脑中也留下了大大的问号。

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新世纪的曙光尚未退去，几声巨响使得高耸云端的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灰飞烟灭。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在恐怖主义者的发动下撕开了帷幕。美国“9·11”事件的发生震动了全世界。这一特殊的恐怖事件，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战争观念和人们常规的思维格局，对战争的含义和理解提出了新的注释。在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位列世界人为灾难的榜首。早在20世纪60年代，恐怖活动就给人们敲响了警钟，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恐怖分子对世界和平发出挑战。从此以后，恐怖便像影子一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爱好和平的人们。“9·11”事件以后，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对恐怖分子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但恐怖分子并没有就此妥协，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重建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恐怖袭击活动，令各国政府头疼不已。

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亚太地区各国首脑、政要云集上海，出席大会的外宾总人数达13000多人，整个会议包括近20场次的会议和活动，重点保卫目标多达100多个。

APEC会议是“9·11”事件后，全世界首次各国政要的聚会。上海安全吗？这些国际政要能够安全进出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吗？

非常时期，世界聚焦上海，全球瞩目安全。这次会议保卫涉及到方方面面，要求高、标准严。要做到万无一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疑，APEC会议是中国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次盛会。中央经过认真考虑，将任务交给了公安和武警部队。如何应对新的形势，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登峰造极的今天，要确保APEC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对武警部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接到任务后，武警部队党委两次专门听取上海总队关于APEC会议保卫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吴双战司令员、徐永清政委为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重要指示。

10月4日，安全保卫准备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吴双战司令员亲临上海总队，对主会场、机场、路线卡点进行现场考察。

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武警部队非常重视。中央将任务下达后，武警总部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会后朱曙光副司令员就带着工作组来到上海。对于警卫工作朱曙光副司令员可以说驾轻就熟。他曾经担任过很长时间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参与过多项大型的警卫工作，有着丰富的保卫经验，但这一次，他警惕的心始终绷得很紧，中央决定将保卫APEC会议的任务交给武警担负。

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上海安全吗？”徐匡迪说：“中国上海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各经济体宾客的安全一定能得到保证。”

在全世界人们注视的目光中，APEC会议一天天临近了。用忐忑不安、兴奋等情绪来形容担负警卫任务的上海总队一点儿也不为过。总队长辛举德、政委李俊谦那些天忙得没日没夜。保卫工作事无巨细，来不得半点马虎，警卫工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次APEC会议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总部党委的领导下，总队党委和全体官兵开始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训练。

为了能以世界一流形象出现在国际贵宾面前，保卫上海的社会稳定，武警上海总队组成检查组，对全队进行突击检查考核，主要检查部队在各种情况下处置突发事件和紧急出动的能力。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每年都有许多大的活动。对于警卫，武警上海总队这些年参与了多项大的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警卫经验。但这一次他们却丝毫轻松不起来，这毕竟是美国“9·11”事件后，在我国召开的第一个世界性的大会。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万一出现差错，不仅影响武警部队的形象，更主要的是影响国家的形象。

世界各国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都组建了适合本国的特殊部队，如法国的“国家干涉队”、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队”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

为了加强与国际接轨，适应形势的需要，2001年3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反恐怖研究中心。5月底，对照法国的“国家干涉队”、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队”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上海总队瞄准高技术条件下反恐怖作战的新特点，探索“反恐”、“制恐”之道，着手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快速反应部队。

为了尽快跟上国际反恐步伐，反恐领导小组在全总队范围内挑选队员，对参加报名的数千名武警官兵，严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身体健康的标准进行严格的考核，百里挑一，精挑细选，使每一名战士都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超强的军事素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强壮的身体素质，以适应随时可能发生的反恐怖斗争。

作为武警部队第一支“反恐”快速反应部队，其担负的任务与常规部队有很大的区别，“反恐”快速反应部队主要对持枪、持爆、持毒的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的恐怖分子实行机动有效的捕捉；对武装劫持飞机、轮船、火车、人质及金融抢劫等所有恐怖活动给予最快速、最有力的打击。

就在外国注视中国的这支特殊部队的行踪时，另一支与之相关的特殊部队也应运而生。这支部队一亮相便令人耳目一新。

6月18日上午，女子特警小分队在武警上海总队训练基地正式成立。

人们最初认识女子特警部队是从香港电视剧《霸王花》中认识她们的。她们个个身手不凡、身怀绝技，在执行反恐特殊任务中起着男特警无法替代的作用。

曾风靡一时的美国西点军校以严格而闻名。在那里的学员淘汰率高达近一半以上。在这里训练的女子特警队员的淘汰率和训练强度一点儿也不比西点军校差。

在没有遮盖的、地上冒着热气的空旷的操场上，一顶顶红色贝雷帽在人们的面前晃动。

这是上海武警总队女子特警队在现场训练。

一个身穿迷彩服、头戴红色贝雷帽，身高1.75米的武警女少校正在威严地向面前一字摆开的12个队员下达口令。

张烨是位优秀的女教官，还是一位“神枪手”，无论是冲锋枪、手枪，立姿、跪姿，只要一扣扳机，就弹无虚发，曾经获得过全国公安系统射击比赛冠军。她刚30岁，可已有15年的军龄。前不久，她接受了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把11个上海姑娘、1个山东姑娘，强化训练成为合格的特警队员，也就是说，使这12位姑娘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的突击集训，不但要像她一样能够个个成为射击能手，还能够像男子防暴队员一样擒拿格斗、攀登高楼，身怀绝技，像电视连续剧中的四川武警姑娘一样，成为能够称职地单独执行防暴任务的女子特警队员。

第一个训练日，张烨便带着队员进行5公里越野跑，结果队员们跑得溃不成军，连曾在中学校运动会上夺得过800米冠军的黄瑛都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完5公里。上午的科目是擒敌训练，操场上对面站着的是一个个魁梧的男兵，阵势摆开，男兵们毫不怜香惜玉，直把她们摔了个七荤八素；下午是更难的攀登训练，一个个要爬上令人头晕目眩的高楼；晚上稍有歇息，还要观看资料片，一天下来一个个都叫苦连天，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第三天、第四天训练难度越来越大。大劈叉，比上老虎凳还难受；插裆扛摔，五脏六腑都挪位了；男女双打，更是羔羊入虎口。身上的伤痛越来越多，不少人身上紫一块、青一块，但是咬咬牙还是挺过来了。

走进饭堂，两臂麻木，她们用扳机的力气去捏筷子，但是为了训练，她们还必须大口大口地吃饭，而且要吃好的。走回宿舍，两膝僵直，她们要倒着走上楼梯；晚上睡觉，腹肌疼痛，她们喊着号子齐刷刷一齐倒下。

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本来就够苦够累了，可姑娘们还不满意。一个个在床下藏起了“秘密武器”：拉力器、哑铃、砖头。晚上还要互相交流、彼此促进，然后各自给自己开“小灶”，她们戏称之为“甜美的宵夜”。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短短两个月的强化训练的时间过去了，她们已经脱胎换骨。

12名队员当中，8人原为电话接线员，4人原为医务兵。但是，“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们原本就有一股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须眉之气，她们当武警的初衷就是要跟男战士一样摸爬滚打、一拭身手，“欲与男儿试比高”。一个女兵叫金烨敏，论年纪，她是特警队的12位姑娘中年纪最大的，今年24岁，来到特警队前是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警务中队女兵排排长。

她个子不高，身材婀娜，长得秀秀气气，是个典型的上海姑娘，跳舞、唱歌样样都很出色。军校毕业后，她本来应该当一名医生。可她不愿意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她喜欢带兵，喜欢训练场上龙腾虎跃的训练气氛，后来听到特警队招人，她就报了名。真是不谋而合，医院和总队训练部门的领导也已经想到了她，她是一个将才，应该把她放到特警队合适的岗位上去。当时，经过政治审查，她被录取了。她对自己说，锻炼的机会来了。果然，她过关斩将，顺利入围，并成了领头羊，当上了特警队小分队的队长。

上海女子特警队是继四川女子特警队后、全国武警部队中的又一支巾帼之旅。女子特警除了训练，再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外语。小分队请了一个外语教师，每天教这些女队员。小分队不仅仅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武警部队，她们的形象好坏直接影响国家的声誉。这样大强度的训练和学习，许多人都吃不消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训练不好、英语不过关就不让上哨。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训练，警卫局和市里的领导来验收后非常满意。

上海科技馆位于上海浦东的世纪广场。浅灰色的花岗岩外墙、高耸的立柱、宽大的玻璃墙以及建筑中央一颗硕大的玻璃球，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鲲鹏图形，在蓝天白云下欲展翅腾飞。它融自然、人文、科技于一体，蕴涵着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理想，是浦东发展“一日千里”的标志。这里是APEC会议的主会场。

APEC会议开始后，根据需要，女子小分队住在国际会议中心，吃住都在里面，前后加起来有近3个月，小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安检。安检是通往会议中心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在这一道关没有把牢，一旦被恐怖分子混进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由于人少，一个人一天要执勤近8个小时，许多人生病了也不讲，还照常上哨，她们很清楚，在小分队里一个人一个哨位，你有病别人就得给你替班，一替班，整个布置就打乱了。

APEC会议期间，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总统小布什有一个女保镖长得人高马大，她要进入会议中心，小分队女兵叫她过安检，她身上带了枪，过安检肯定过不去。那时安检特别严格，检查得非常细，照相机都要按一下快门曝一次光，钢笔都要书写一下进行检查，手机必须处在待机状态，打一个电话才放行，所有进出会场的人，身上有任何东西都要掏出来。这个保镖很不理解，她说你们身上挂着红牌，我身上也挂了红牌，为什么我不可以进？证件分三种色彩，红色按理是可以进的，但必须通过安检。安检机器灵敏度很高，稍微有一点儿金属，机器就会发出声音，人就别想过去。小布什的女保镖带着枪，肯定过不去，作为保镖，她不可能把枪拿出来交给她们，她见女子小分队没有跟她商量的余地，就走了。后来通过有关部门才知道，其实这是美国人特意派来试探我们的。经过这一次，美国人说中国安检非常到位，可以放心地进入会场了。

从小分队的训练强度和处突需要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并不是谁都能加入反恐小分队的，来这里的必须是各方面素质全能的战士，不仅要政治合格、军事过硬，而且还要具备稳定优异的心理素质。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没有事情的时候，女子特警队就组织小分队熟悉环境。会议中心一共八层，每一层楼房、通道、电梯她们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会议开始后，女子小分队接到国家安全部的指令，根据有关情报，有几个恐怖分子进入了我们国家境内，上级要求女子小分队必须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进入会场。这些人来的目的不是很清楚，他们下飞机后，国家安全局的人已经把他们的照片照了下来。他们把照片给女子小分队让她们认，这几个恐怖分子是印度尼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都长了一脸的胡子很难认。警卫局有一个POS，这种特殊的仪器是检查人的身高的。为了保证不出现意外，女子小分队和警卫局的人员一起把这几个印度尼西亚人的各种数据做了特殊的处理，一般人经过这个机器时，机器的显示是绿色的，这几个人由于经过特殊的数据处理，他们经过时就会显示出红色。安检是由女子小分队负责，为了保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公安人员，她们商定了几种方案。那一晚上，小分队几个人半夜了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上午9点钟左右，黄瑛刚上岗就发现了照片上的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以记者身份进来的，根据规定，举办国没有理由不让办证的记者进入会场。黄瑛发现他们后，在给他们认真安检的同时，以眼神将这几个人的到来准确地传递给在一边执勤带队的张烨。张烨接到传递过来的信息后迅速将这一情况用眼神报告给了便衣公安。这几个人进入大厅后，装扮成记者的便衣也一同随着他们进入会场。其他记者进入会场后都在四处寻找合适的拍摄位置，这几个人来到后面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得知，这几个人是来打前站的，他们发现这里安检很严，想搞破坏根本没有机会。

电视上报道，美国从2002年5月1日开始对上飞机的人进行脱袜和脱鞋的安检。科学家经过多次论证，证明这种方式对恐怖活动有很好的防范作用。可是没有人会想到，这是APEC会议期间女子小分队创造的安检内容。

如果说女子小分队同恐怖分子斗智斗勇是一场无声的战斗，那么“反恐”部队同犯罪分子就是一场真枪实弹的较量。在APEC会议圆满结束时，别人只看到了祥和的气氛，没有人会想到在这平静中，幕后英雄所付出的代价。

9月1日，武警部队百余名官兵进驻会场，开始了封闭训练。就在这时，副支队长李清明突然获知母亲遇车祸、生命垂危的消息。科技馆前，李明清布置完勤务，又去检查了各哨位的情况，直到APEC会议结束，他才回去看望母亲，这是共和国警官对祖国、对人民做出的忠诚答卷。

10月15日，科技馆外的哨兵关逸飞突然发现40米外有个男子骑自行车向他站立的路口冲来，他高喊“站住”，可是那个男子充耳不闻，自行车马上就要冲过关卡。关逸飞手疾眼快，一把把他从车上拉下来。“请出示证件！”男子拿不出证件，突然跪倒在地，称自己是前来投案自首的。公安民警及时赶到，从男子的口袋里搜出一瓶药。关逸飞凭借自己医药方面的知识，认出此药属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可疑男子被带离现场。会议期间，一名匪徒持匕首入室抢劫，反恐部队得知后，紧急行动，“反恐”部队来到匪徒所在地，破窗而入，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将匪徒制服。

虽然到目前为止，“反恐”突击队还没有接手一个真正的反恐任务，还没有“亮招”，但从思想上、精神上和物质上，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至于说这把“钢刀”何时开刃，那就要问我们的敌人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警铃报警声打破了静谧，60多名全副武装的“反恐”部队队员一个个像离弦之箭，直奔集合地。以狙击手为首，眨眼间，形成三路横队。个个头戴轻型防弹钢盔，从60多张黑里透红的脸膛上，可以看出他们充满着责任和自信。这支平均只有20岁的队伍，他们的口号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反恐”快速反应部队组建以来，这样的实战演练几乎每天都要进行。目的就是要在实战中总结经验。说着就到了演习的居民区。只见身穿褐色、白色、黑色相间迷彩服的队员闪现于居民楼道、墙角和隐蔽物之间。假想的恐怖分子劫持人质躲藏在高楼内，在警方谈判代表的掩护下，一路“反恐”队员利用高楼的附属物，悄悄爬到楼顶。另一路在歹徒视觉的死角，迅速爬到窗台底部。楼顶队员利用绳索下降，躲在窗户下的队员同时向歹徒发动进攻。歹徒还不知咋回事，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那么，近距离作战就要靠小分队队员的单兵作战能力了。在训练场上，格斗王李伟只要一个闪胯扭身，振背一抡，歹徒百分之百躺在地上。他也是全中队的摔打擒敌教练。他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稳、准、狠是与敌人作战时必须做到的。”

于克是全队年龄最小的战士，吉林公主岭市人，当年才18岁。他虽多次在全总队的射击比赛中夺冠，但现在他仍然专心致志地练习射击的时机和力度。

下面有一组数据：

神枪手：全体队员能做到100米首发命中；

爬墙虎：能在10秒内，利用楼房的附属物爬上18米高的六层楼顶；

越野鹿：1分40秒内通过400米障碍物；

摔打高手：能做到一招制敌等。

这组数字对一般常人来说可能已经超越了极限，但对于“反恐”部队队员来说，这只是走进“反恐”部队门槛的标准而已。

上海的张杰是队里为数不多的上海兵中间的一个，作为“反恐”部队队员，为保卫自己城市的安全感到光荣。同时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反恐”队员，责任是最重要的，危险对于他们来说可以放在第二位，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保护人民，维护上海的稳定，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是他们永远不变的追求。

摔打、射击、攀登、学习……中国武警第一支“反恐”部队的队员们把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这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训练之中，他们从组建的那天起，就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对于恐怖分子来说，他们就是一支利剑；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他们就是最忠诚的卫士。

浦东空港顿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第一次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19日傍晚，美国总统小布什、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11位经济体领导人分乘12架专机抵达，几乎同时到达的专机、公务机使警卫机场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整整一个晚上，官兵们谁也没有眨一下眼。全世界都关注着上海这次会议，关注着机场。

丁玎执勤空军的空港A一号哨，他的身后还有360个哨位。

老天似乎是有意考验这支部队。18日、19日这两天，机场地面风速超过8级，机场的警卫人员几乎睁不开眼。但他们没有一个走到机翼下避风，始终像一枚枚钢钉扎在停机坪上，保持中国武警挺拔的姿态和良好的战斗作风。白天，机场骄阳如火，虽然配发墨镜，但强烈的机坪反射光令人炫目，几天下来，人就像被蒸了一样。晚上，气温低，蚊虫咬，视线不良，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消耗很大。19日早晨，有几架飞机的机罩被风吹掉，被丁玎看到，他立即用英语和专机的特工进行了联系，避免了大风天造成的灾害。美军担任护航的陆战指挥官说：这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士兵。

10月20日晚，黄浦江上火树银花，APEC主会场灯火通明。整个上海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有的人也许一辈子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有的人不惜重金千里迢迢来目睹一下美丽的景色。在这美丽的景色下，有7000多名武警官兵在执勤，担负着处置突发事件的任务。有的背对着美景，只要他们转动一下身子就可以看到这景色，但他们却没有一个这样做。

2001年10月23日，当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的空中客车A310号专机在上海机场腾空而起，飞向苍穹时，APEC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圆满结束。

APEC会议期间，武警上海总队根据总部党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先后出动兵力55000人次、车辆6000台次，圆满完成了驻地警卫、专机警卫、会议场馆警卫、焰火燃放现场警戒、主会场安全检查、市境道口设卡缉查和应急机动等任务，并做到万无一失，为APEC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武警总队官兵对这次APEC会议安全保卫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忠于职守，并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会议安全保卫任务，充分展示了武警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受到了江总书记、总部首长和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墨西哥的高官特拉斯对上海的保卫工作大加赞赏：“极为出色，宛如一架精确的钟表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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