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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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

正文第一章新马分家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l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人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要不是音乐厂播中途暂停，这一天跟新加坡其他星期一早晨根本就没有两样。上午10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大为震惊的听众听到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宣言。这份宣言只有90个宇，却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紧接着是另一份宣言："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命。愿真主--宇宙的主宰，得到颂赞……余，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拉赫曼，获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批准，谨此昭示，自1965年8月9日起，新加坡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它将永远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邦国，从此脱离并不再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府承认目前的新加坡政府是独立自主的政府，并将本着友好的精神与之合作。"

分家?为什么?怎么那么突如其来?新加坡岛成为新马来西亚联邦(也包括北婆罗洲地区的抄捞越和沙巴)的一部分，只不过两年光景。同一天上午10点，在新加坡以北250英里的吉隆坡，东姑拉赫曼正在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

"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对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采取镇压措施；

二、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条路。"

被逐出马来西亚

国会里一片死寂。东姑是在副首相敦拉扎克提出一项议案一读之后发言的，该项议案要求立即对1965年宪法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修正)法案进行辩论。到下午一点半，二三读辩论完毕，法案送交上议院。上议院的一读从两点半开始，到四点半三读通过。最高元首当天就批准，完成了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按照马来穆斯林的风俗，丈夫可以宣布"塔拉克"(我休了你)三次，做妻子的却无权这样。这期间他们可以重归于好，他可以娶回她。不过，在他讲了三次"塔拉克"之后，就不能再娶她了。马来西亚"休"了新加坡的时候，国会上下两院三读法案，等于宣布"塔拉克"三次。这对伴侣--马来人占多数的马来亚和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一直都合不来。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土生士长的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

新加坡注重"离婚"的实质内容而不是法律手续。要分家的话，就要确保条件实际可行，一旦订下，永不改变。为了确保人们对这次定局不致产生怀疑，同一天早上，新加坡政府特别出版政府宪报号外，刊登了以上两份宣言。我特地要求东姑在他的声明上亲自签名，这样哪怕马来西亚其他领袖或国会议员不同意，他们也无法改变主意。他照办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台长拉曼从内阁办事处秘书那里接到了这两份文件。他决定通过三个不同的波道分别用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播送全文，过后每半小时重播一次。几分钟后，通讯社便把新闻发布到世界各地。

8月9日这一天，我一开始办公便跟主要的文官，特别是受联邦管辖的文官举行一连串会议，通知他们新加坡的部长现在接过控制权了。就在10点正式宣布之前，我会见了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到的各国使节团成员，把新马分家和新加坡独立的消息告诉他们，要求各国政府承认新加坡。

在使节团成员离开之前，我把印度最高副专员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领事请到一旁，把致夏斯特里总理和纳塞尔总统的信交给他们。当时印度、埃及和印尼一起，是亚非运动的主要成员，亚非秘书处设在开罗。我在信中要求他们承认和支持新加坡独立，要求印度派几位顾问前来训练新加坡的军队，要求埃及派一名顾问为新加坡建立一支海岸卫队。

午前我到达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录像室，以便举行电视记者会。结果出现了事前没料到的情况。开头10分钟左右，记者们提了几个问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一名记者随后问："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导致今天早上发布宣言的事态发展过程?"

我追述了两天前在吉隆坡同东姑会谈的经过。我说："……每当回顾签署协议，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因为我一辈子都相信合并和两地统一。地理、经济和亲属关系把人民连在一起……我们稍停一下，你们介意不介意?"那一刻我激动得不得了。20分钟后记者会才继续举行。

那不是一次电视直播，因为电视要下午六点才开播，于是我便叫拉曼把这一段去掉。他坚决反对，强调报纸肯定会报道，要是电视广播把这一段去掉，让报纸描述这个场面的话，绘人的印象会更糟。在这类事情上，我早已发现拉曼是个精明可靠的顾问。他是在马德拉斯出生的泰米尔人，有教养，也有学问，已经成了忠心耿耿的新加坡人。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于是，在新加坡和国外，许多人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天晚上吉隆坡马来西亚厂播电视台播放了记者会的情形，也有这段插曲。在华人看来，像这样失去男子汉应有气概的表现，是有失体面的。但是我不由自主。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观众同情我，也同情新加坡，使人稍感宽慰。

深受良心谴责

三天三夜的煎熬折腾，使我心力交瘁。从星期五晚上在吉隆坡时开始，我就没有真正合过眼，已几乎精疲力竭。因任务尚未完成，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感，把精力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一旦宣言公布，心情不再紧张，情绪便激动起来。我深受良心谴责，感到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他们是马来亚的华族和印族移民、欧亚裔，甚至包括一些马来人。他们同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也感觉背弃了盟友和支持者，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州--沙巴、沙捞越、摈城、吡吻、雪兰莪和森美兰的政党领袖，我感到惭愧。我们一起组成了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一直在开会和开展协调活动，以便动员人民，展开主张建立不分种族的社会的运动。我们已着手建立广泛的联盟，以便向吉隆坡联盟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执政的联盟是受东姑领导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支配的。

我也因为不得不向英国首相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总理隐瞒实情而感到悔恨和内疚。过去三个星期，我不得已只好背着他们暗中策划分家，虽然他们对我和新加坡要求和平解决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一直静悄悄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和敦拉扎克进行谈判的三个星期里，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中萦绕。只要较量意志力的斗争还在进行，我就得沉住气。一旦大功告成，激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

华人区欢欣雀跃

就在我难受的时候，新加坡华人区的商人却欢欣雀跃。他们放鞭炮庆祝脱离吉隆坡马来人的种族主义统治，一些街道因此铺满了红色的炮竹屑。华文报《星洲日报》报道，人们放鞭炮庆祝伟大的日子来临。它以华人典型含蓄方式说："或许是预祝中元节呢!"随后加上一句神秘莫测的话："各人心中有数。"《南洋商报》写道："目的如何?心照不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对新马分家的消息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第二天会召开董事会会议，讨论发动所有注册商业团体、工会、行会和其他民间团体，联合庆祝新加坡独立。他还说："对于最新的政治发展，商家大多觉得如释重负。"

投资者也感受不到我的痛苦。新马分家第一天股票市场交易旺盛。当时新马证券交易所仍然是联合的，它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交易室，交易量比上个星期几个交易日翻了一番。第二天投资者认定独立对经济有好处交易量就更大。37种工业股当中，25种涨了。

但是，在市中心，到8月9日下午，街上却空荡荡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宣言行将公布的消息通知了新加坡警察总监黎肯，并把联邦内政部长拿督伊斯迈医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叫他今后听从新加坡政府的指示。黎肯部署了经过特别训练来应付暴乱的镇暴队，以防万一亲巫统的新加坡马来人纠众闹事，抗议新马分家。人们经历了1964年的两场华巫种族血腥暴乱，深恐再次出现类似的危险。那天下午，镇暴队和镇暴车出现在大街上，车上有水龙设备，车窗和挡风玻璃都加上铁丝网，预防暴民扔东西。

这一天天气溽热，是典型的8月天。傍晚气温降下来。我相当疲倦，但决定照常运动运动，放松自己。在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的斯里淡马锡官邸①前面，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发球练习区挥杆打了150个高尔夫球；心情好了些，吃了晚餐，然后准备会见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赫德子爵。

这一天早上九点半，秘书接到赫德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当时离宣言公布时间只有半小时，秘书回电话说我暂时不能同赫德通话。赫德问下午行不行。我回话建议晚上八点，最后双方约定7点5O分。

7点50分赫德来到斯里淡马锡官邸(基于保安理由，我没住在欧思礼路家中)。10岁的女儿玮玲当时穿着t恤和短裤正在门廊里玩耍。她跟赫德打招呼，问他："您想见我爸爸?"由于独立后，我和他的关系突然变得不明确了，这样的非正式欢迎，算是得体。就在他从汽车里出来时，我及时走到门廊欢迎他，问他："您代表谁讲话?"他说："嗯，您当然知道，我是获任命的驻外专员。""一点也不错，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职权来跟我谈新加坡和英国的关系?""没有。"我说："那就是私下谈话，只是聊聊而已。"他说："要是您喜欢这样说的话。"事情就这么办了。

事实上，当时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赫德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风度翩翩，俨然是个受过训练的英国王室近卫骑兵团军宫。1956年英国入侵苏伊士运河期间，他担任国防部长，在艾登首相辞职之后跟着辞职，以便对那次的事件负责。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人物，善于在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他为防止新马分家尽了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游说东姑和吉隆坡联邦政府推行一些政策，以促进马来西亚内部的团结。他以最高专员的身份不断会晤东姑以及东姑的部长。他和在伦敦的威尔逊首相两人，对我主张以宪制方式解决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的纠纷，一直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不应动用武力的原则，否则结果会大不相同。但是分家肯定不是他所努力争取的结果。

当时英国有630OO名英军、两艘航空母舰、80艘战舰和20中队的飞机在东南亚保护马来西亚联邦，但这还是不能战胜马来种族主义的势力。马来领袖，包括东姑在内，担心一旦同非马来人分享真正的政治权力，他们就会被压倒。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赫德不了解这一点。起初我也不了解，但比他早些看清形势，因为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同东姑、敦拉扎克和拿督伊斯迈讨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说马来语，赫德不会。我也能回顾过去马来人和非马来人摩擦对抗的事件，尤其是1940年和1941年当我在莱佛士学院就读那段时期。我比较了解马来人。所以1965年6月底，当我在报上读到东姑在伦敦患上带状疱疹的消息时，我猜测他可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赫德同我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对话的过程心平气和，双方都尽力约束自己。他没指责我，只对我没把事情经过通知他或他的政府表示遗憾。而我却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我事先告诉他东姑要我们脱离马来西亚，而我所要求的是建立约束性比较小的联邦，他肯定会站在我的立场上想办法阻止东姑的。这一来就不能排除发生种族暴乱的可能性。在我们会面的17个小时后，英国政府承认新加坡独立。

赫德离开后，我和内阁部长们通过电话谈了又谈，就当天的情况交换了观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怕内阁和国会议员们之间会闹严重分裂，因此我要所有部长都在分家协议上签名。我知道有几位部长会极力反对分家。

但我得继续管理新的新加坡的事务。当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的亲密同僚吴庆瑞在一块。内部安全和国防问题得先解决。我决定把内政部和新的国防部并在一起，让吴庆瑞掌管。财政部由谁来接管?我们选定了林金山。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上的承认，以及同能够协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生存的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的拉惹勒南应该主管外交部。但是当时我们有点茫然，担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形势。

该怎么生存下去?

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只隔着柔佛海峡，由新柔长堤连接起来。两地向来是由英国当作一个地区统治的。新加坡是英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现在我们分了出来，一切都得靠自己。马来西亚政府正准备教训我们。他们可能不再让我们扮演传统的角色，继续成为他们出入口货物以及为他们提供种种服务的中心。所有新兴国家都在推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一切都要自己干，直接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主要买客和卖客打交道。在这样的世界里，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

让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是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宗旨。只有人口比较多，幅员比较大，才有可能建国。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必说。1961年9月，我曾在一次电台广播里作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合并……合并会实现，不只因为这是人民行动党的愿望，也不只因为这是联邦联盟政府的愿望。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两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纵横交错，密不可分，谁也无法长期维持新柔长堤的人为障碍。"

"我们单独生存不了。如果我们延迟合并，人人都会受苦，不管你是工人、小贩、书记、技工还是商人。生意会减少，利润会下降，待遇会降低，工作职位会减少。"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滨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使一批来自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亚洲其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呢?

新加坡是个小岛，退潮时，面积只有214平方英里。它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所以繁荣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在我们的200万人口当中．75％是华人。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印尼穆斯林的3万个岛屿的群岛里，我们的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这期间，不但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前途难卜，随着英帝国的瓦解，新加坡维系英帝国方面的战略价值也跟着消失。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务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英国军部直接给3万名工人提供职业，也间接雇用另外l万名家庭佣人。除此以外，还有应英国军人需要而产生的裁缝师、店主、酒吧餐馆的员工。在新加坡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2．5％，使政府在提供职业、教育、卫生服务和房屋方面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存在给超过10％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时期房屋匮缺情况尤其严重，经过战争岁月的破坏，没有足够的房屋可以满足需求。另外职工会和华校生的激进行为，使新加坡在世界投资者心目中留下不好的名声。

但就这一天来说，我们终于平安度过，这使我松了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半夜过后很久我才上床，人是困倦了，却不想睡。直到凌晨两三点我累极了，才合上眼，潜意识里还在同问题搏斗，不时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这就是40年来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最后结果吗?新力坡的未来展望如何?我将在接下来的另一个40年里，为这些难题寻找答案。

注：

①新加坡总统府内的一座建筑物．在1959年至1990年间，是新加坡总理的官邸。

正文第二章乡野童年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两只耳朵被扯着，头给按在一座房子围篱内的井栏上。这座房子就在现在的登百灵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那儿，而我大约只有4岁。

我向来很顽皮。那次我把父亲一瓶价钱不便宜的4711牌浅绿色芳香润发油弄得一塌糊涂，气得他暴跳如雷。父亲的脾气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取个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绘我取个吉祥的名字。他建议取KuanYe;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这样一个洋名。所以，当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时，我说服父母亲不给他取教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倒肯接受我的意见。

虽然祖父丧失了钱财，不能在生活和衣着上保持时髦的作风，但是他到底还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橱，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他也保存着装在美丽的银色相框里的照片：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简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调，烧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鲜美多汁，再调以刚磨碎的豆蔻，伴着炸成金黄色但不油腻的薯条一起吃。对油腻，祖父是特别注意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外祖父没受过正规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长或华族糖王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诞生在新加坡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而致富的。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谢世，第三个就是外祖母梁亚顺。她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的客家妇女，来自荷属婆罗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讲的是客家话和印尼马来语。她跟外祖父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总共给蔡家生了七个孩子，在1935年离开人间。外祖父则于1944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撤手归西。

我母亲是这桩婚姻的最早结晶。1922年在她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等到我四五岁开始懂事时，所有这些财富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记忆，却残留在我的旧照片中--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楼的住家，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分成两部分。他和第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这座浮脚楼里。我母亲作为长女，跟父亲和五个孩子占用了一间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正文第三章学业竞争的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落古楼马来学校转来的。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我还记得开运动会时，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我没得过什么奖。最热门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我光着脚漫不经心地参加。马来学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球来比华族学生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华族学生学业成绩却比他们好，特别是数学。

我从一年级读起，跳了一级就读l号，只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的小学，5号班结业就参加全岛会考，争取进入政府中学①。1935年临毕业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莱佛士书院录取了我，这所书院只收最优秀的学生。

外祖母患上肺结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厉害。这件事标志着我的童年生活时期结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们隔壁，外祖母常常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了。诊治外祖母的西医最后绝望了，说她已时日无多。家人讨论该怎么办。家中受过教育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是庆和舅父，他同意请马来巫医来尽人事。据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请来的巫医年龄50岁上下，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个性很强。他给外祖母作了检查后，告诉舅父和舅母们还有办法。他给了些草药和符咒，为外祖母祷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来，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转后又恶化，反复了四个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况严重恶化，晚上家里人赶紧把巫医请来。他给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让外祖母俯卧着，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样的东西到盘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盘子端详，说那东西像血。巫医舔了10分钟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许是昏迷了。

巫医告诉舅父，必须安抚鬼神。第二天晚上须在屋前的花园里演马来戏，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加入姜黄的椰浆饭。供品须放在一艘微型马来船上面，从实乞纳海边送进大海。两天后马来戏上演了，马来演员在哀怨的马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来，甚至产生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人间。

就在同一个时刻，一伙人带着载了水果、鲜花和椰浆饭的微型马来船，走到200米外的实乞纳海滩。两小时后，负责督促我读书的庆喜舅父跟大伙儿一起回来了。他说小船送到海上漂流了60米左右就翻覆沉了下去，巫医说是鬼神们不高兴，外祖母很快就会咽气。第二天，1934年10月9日，晚上9点45分，外祖母去世了。

当时我11岁，不大相信别人的看法。后来上中学念物理和化学，读到西医西药创造的奇迹，就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形产生怀疑。把从外祖母背上舔来的血吐在盘子里，是不是施魔法骗人?但在西医束手无策之后，巫医却能让外祖母多活四个月。巫医怎么能在一两天前就预言她会去世呢?这个谜我始终解不开。因此，每当有人告诉我其他巫医做了些什么，我总得想一想。

外祖母是维系大家庭的纽带。她去世之前，两个阿姨出嫁了，搬了出去。由于我将就读的莱佛士书院坐落在市中心，每天从直落古楼去上学很不方便，父母亲这时也决定离开这个大家庭。他们向一户印度人家租了纳福路28号的房子。那是一座新的小浮脚楼，屋脚是砖砌的，也分成前后两部分，后半部是厨房、储藏室、车库和户外厕所。我们1935年底搬进去。第二年正月书院开学时，我们已经住在市区了。

当年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最好的英校，现在依然如此。书院是以创办人命名的。1823年4月，莱佛士在离开新加坡前几天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说，新加坡有好几所教儿童读可兰经的马来学校，一所教会学校和三所以不同方言教学的华族学校，由于人力物力不集中，这些学校都办得不出色。他准备设立一所学府。关于这所学府他曾经说过："我相信上帝，设立这所书院也许是教化数百万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方法。"

在会上，莱佛士提出了三大宗旨：教育当地高层人民的子弟；为有需要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供学习当地语言的途径；收集散落在各处的当地文献和传统的资料，以便了解当地的法律和习俗，目的在于帮助当地人。

他拨出一块靠近海边的土地，立即动工建校，但是到1830年校舍还没建好，就弃置一旁。尽管开始时情况很不稳定，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它却发展成为最杰出的学校，培养了一小批知识丰富的杰出学生，其中好些获得"女皇奖学金"，到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和其他英国学府修读医学、法律和工程。

1936年，我和来自15所政府小学的大约150名高才生进人了莱佛士书院。录取标准以成绩为根据，学生是宗教信仰不同的各民族、各阶层的子弟，有些来自马来半岛。早期校长是英国人，办学方式模仿英国公学。我被分配到一座"宿舍"，就像在寄宿学校那样。"宿舍"共有五座，全以历届校长命名。英国公学有真正的宿舍，学生跟舍监住在一起；莱佛士书院是日间学校，没有宿舍。尽管如此，校方鼓励我们建立"宿舍"精神，板球、足球、撤揽球、曲棍球和田径等运动，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

学校的课程大纲，是为应付在英帝国各地举行的剑桥初级文凭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而制订的。学生分别在15岁和17岁应试。采用的课本尤其是英语、英国文学、英帝国史、数学和地理，是英国殖民地通用的，相信是改编自英国学校所用的课本。所有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多年后我遇见来自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偏远岛屿的共和联邦领袖时，发现他们也用同一课本，接受同样的训练，而且能够同样引述莎士比亚戏剧里辞藻华丽的段落。

中学分四个等级：6号、7号，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我不算太用功，但数学和科学很好，英语基础很扎实。6号班结束时成绩中上，升上7号A班。念7号期间，我不费多大力气也能进入前三名。上课时我还是不太专注，靠偷看坐我旁边的同学张家良的笔记赶上老师的进度。家良笔记写得很工整，但会用双手盖住不让我看。他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当年的级任老师是印度人坎波斯，他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下了赞扬与鼓励的话："哈里李光耀决心出人头地，他可能在一生中身居高位。--M．N．坎波斯"

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道："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C．;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劝我搞专业。于是我很早便一心要当律师，当专业人士，不替别人打工。

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在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期间，我隐约感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1938年出现了慕尼黑危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9年9月我们正在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报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德军侵入波兰，英国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紧接着是宣战，但那是一场离我们很远的战争。据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唯一激动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驻扎在中央医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国统率的印度军队哗变；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这一次，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离我们不远了。我的剑桥初级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飞行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他回英国参加皇家空军。后来听说他在作战中牺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伤。欧洲战事最触动我的心弦的莫过于此。这位闯劲十足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的死，正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无畏的战斗飞行员一样。

这期间，本地人只需筹款和为飞机工业收集废金属，特别是铝。直到1941年，我们亚洲人还不相信战争会蔓延到新加坡。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训。

1940年2月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时，战事已在欧洲全面展开。法国受到严重的威胁，即将沦陷。到伦敦去读法律只能推迟。我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获得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奖学金由约翰·安德森爵士捐赠，他是新加坡数一数二的英国大商行的首脑。奖学金得主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给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一期归我。跟其他政府奖学金相比，安德森奖学金多了200元，付了学费、书籍费和膳宿费还有剩余。

莱佛士学院是在英国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创设的，设有文科(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理科(物理、化学、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政府为它设计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包括表面看来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层镶上石块；建筑设计也考虑到热带的气候。

学院的每个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负责，有一两位讲师，大约一半是牛津或剑桥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教文科和教数学的大多数是这两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理科的多数来自苏格兰各地的大学。由于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学生读完三年的课程没有学位，只拿到文凭，分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们采用了牛津和剑桥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考试和最终的分级可能比多数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最高水平，这样才可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因此，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地大学的荣誉学位，水平至少也和伦敦大学相等；即使跟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水准相比，也不逊色。

作为奖学金得主，我必须住进宿舍。要适应新情况不容易。为了应付新加坡又热又湿的气候，建筑师设计了宽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个房间，落地窗外面是阳台。房间由2米多高的墙隔开，稍微比人高些，好让空气自由流通。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会在2O个住着年轻学生的房间和阳台上方回荡。寄宿的学生不只来自新加坡，也来自马来亚各地。

我读第一年的时候，学生都要选修三科。英语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应用英语的能力，方便日后修读法律。其次我选数学，因为自己喜欢，能力也不差。最后选经济，以为能学会如何在商场和股票市场赚钱--多么天真!第一年过后要选一科主修，我选了数学。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修读两年的特别班里。我感到烦恼万分。整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一年只有两份女皇奖学金，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担心的是，当局也许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是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名闻全校被戏弄

在莱佛士学院度过的第一年，不像在莱佛士书院第一年那么顺心。当时有个传统，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学期。我成绩最好，名闻全校。也许由于长得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选中我作为戏弄的对象，尤其是一个名叫埃伯特的欧亚裔学生。埃伯特个儿小，皮肤黝黑，精瘦结实，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却有强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顺从，但他看得出我内心反感，因此觉得格外开心。我从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强一个班级或一连的见习军官的团结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等对待本地各民族，本地马来人惯于接受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待遇。1940年6月，我第一次遇到好些在不同制度下生长的马来人。在马来联邦③，尤其是在马来属邦④，马来原住民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占有支配地位。在马来联邦，莱佛士学院奖学金供非马来人申请的总共只有五份，马来人却有更多份额可供选择申请；在马来属邦也一样。每年入学的100名学生当中，有20名马来学生是来自内地各州，奖学金由州政府提供。

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刻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压倒。有两个当年跟我同年的马来同学后来成了杰出的领袖，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前首相敦拉扎克。敦拉扎克是我英语和经济课的同班同学，却跟我谈不来。他是彭亨州的贵族，跟其他马来学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都尊敬他。跟我相处得来的是平民，有两个是学院的板球代表。我童年时期在直落古楼小学和莱佛士书院交上了马来朋友，马来语说得流利。但是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待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跟新加坡马来人完全两样。第二年一个来自吉打州的马来学生跟我交上朋友，他告诉我："对我们马来人来说，你们华人精力太充沛，也太聪明了。吉打州华人太多了，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他所说的压力，是争饭碗、争生意，在学校和大学里争名次。马来人是土著，新来的移民比他们聪明得多，竞争能力强得多，决心也大得多，他们怕高等职位给这些移民抢走。也许由于华人和印度人表现比较好，信心比较足，他们没有像马来人那样的团结意识。他们不觉得受威胁，因此不讲团结。

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学年，学生们对莱佛士学院学生会在旧海景大酒店举办常年晚宴的安排感到不满。非马来学生向学生会提出了投诉，学生会义务秘书翁姑阿兹毫不客气地作出尖锐傲慢的反应，使他们光火。于是少数学生开始采取行动，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批评他，解除他的职务。但他是马来人--他后来成为马来亚大学第一个马来人校长。随着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运动进入高潮，马来学生团结在他周围。他们表明，如果解除他的职务的话，他们就集体退会。这是对非马来学生的挑战。同学们找我，要我第一个起来发言，表明大家对翁姑阿兹的不满。我没参加晚宴，跟翁姑阿兹没什么过不去。但既然没入愿意做这样的事，我决定接受他们的要求。大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召开，当天很多学生离开了学院，想来是不希望参与此事。留在宿舍的同学出席了，马来学生全体到会。会场上情况很紧张，种族主义气氛很浓。

那是我第一回遇到一面倒亲马来族、反对外来移民的大马来主义。我不卑不亢地提出了看法，态度坚定。翁姑阿兹发言反驳了有关他粗暴无礼的指责。我当时能感受到，大约80名在场的学生对这次的对抗非常不安。表决时支持翁姑阿兹的马来票占多数，学生会没有分裂。不过，非马来学生觉得他们已经表达了不满。过后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淡忘了，一直到1963年至1965年我们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才记起来。

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

关世强在莱佛士书院比我高两班，是个高才生，数学、英语和华语都很好，会拉小提琴，也是个艺术家。他是新加坡的"通才"，常常有一些发明取得专利。在莱佛士学院的第一年，他在C座宿舍住我隔壁，每天傍晚晚饭前都练他的小提琴。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琴声。尽管他用了弱音器，琴声仍然越过矮墙在天花板很高的宿舍里回响。他当上了教师，最后出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后来我委任他为新加坡大学校长。他退休后担任新加坡驻马尼拉大使，60多岁死于癌症，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莱佛士学院结识的许多人，后来跟我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其中一个是杜进才，理科生，比我早一届。他沉默寡言，做事坚定不移，也很勤奋和有条理。另一个是吴庆瑞，他是经济导师，头脑一流，不善言词，写作条理分明。

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已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彼此不认识，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用，马来人也不例外。在政治活动活跃起来之前，当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时候，马来半岛内地的马来人并没有敌视我。我跟许多内地马来人交上了朋友，包括两位审理过我所办案件的巡回法官。

英国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了千分之一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使他们成为精英分子，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校友网络。我们进过类似的学校，读过同样的课本，有着某些共同的处世态度和性格特点。这种鼓励学生通过谈吐、作风、衣着和办事方式来建立联络网的学校制度，并不是英国公学独有的。

注：

①当时英校的学制是：小一，小二；1号，2号，3号，4号，5号(相当于小学)：6号，7号，8号，9号(相当于中学)。

②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发行，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流通于马来亚和新加坡。因新加坡当时也称石叻坡，所以它又称叻币。

③马来联邦(FederatedMalayStates，1920-1941)由吡叻、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四个马来土邦组成，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驻扎官驻于各邦。

④马来属邦(UedMalayStates)由柔佛、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五个马来土邦组成。于20世纪初受英国保护，英国派有顾问官驻于各邦。

正文第四章来了日本兵

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

1941年12月8日凌晨，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日本飞机空袭新加坡。当时，街灯居然还亮着，空袭警报也没响，等到投下的炸弹爆炸后街灯才熄灭，警报才响起来。谁都没料到日本会发动攻击。

我跟我的同学一样，认为英国无论如何是不会被征服的。所以，跟全世界作对的德国人吃败仗，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入侵苏联，势必陷人泥沼。像其他学生一样，我们的消息来自新加坡的英文报纸。主要的英文报《海峡时报》为英国人所办，它的读者各民族都有。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马来亚论坛报》只有本地人阅读。此外，大约还有10份华文、马来文和印度文报纸，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大，我也没阅读。我的同学都受英文教育，他们当中很少人能够阅读这些报纸。作为学生，我们心里所想的不是关于战争的问题，而是想着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到日本商店光顾，那些抵制日货的华族爱国分子可能会把他的耳朵割掉。

华文报纸对战争的可能爆发，倒是让读者在心理上有较好的准备。从1940年12月起，《南洋商报》便不断刊登有关战争的不祥消息和评论。1941年10月，它发表一篇分析文章，指出新加坡坐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很可能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推测日军为了更靠近新加坡，才挥军进入越南。l1月该报报道说，进兵泰国，是日军准备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份华文报赞同让战争蔓延开来，使日军远离中国，越远越好。由此看来，该报的读者不像受英文教育的读者那样，在心理上毫无准备。

危险的征兆

可是，快到12月时，一些明显的危险征兆就出现了。

1941年12月1日，总督宣布马来亚武装部队实行总动员。

在做动员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莱佛士学院的教师，包括吴庆瑞，他是海峡殖民地义勇军团的成员。许多班级宣布停课，我和同学们却依然一点也不惊慌。我们把这一切当作战备的一部分。这也可说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向日本人表明，如果他们胆敢挑起战火，那是愚蠢的。

1941年12月4日，《海峡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舰队的到来，产生极大的鼓舞"。原来两天前，即12月2日，英国最主要的两艘军舰--战列舰"威尔斯王子号"和战列巡洋舰"驱逐号"--航抵新加坡。我们不禁有些得意洋洋。这两艘战舰可以保证英国在远东不出岔子。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我在古鲁尼路莱佛士学院E座宿舍睡觉时，突然间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战争终于开始了。根据第二天报纸报道，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市区，炸死60人，炸伤130人。报纸也刊登了牛车水一带房屋被炸毁的照片。可是，空袭的新闻只是轻描淡写，新闻检查压制了新闻的报道。后来，我们听说日本飞机也轰炸发巴港的码头、三巴旺的海军基地以及登加和实里达空军基地。

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都异常激动。那些内地来的学生，马上准备乘火车回家去。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新加坡将成为日本攻击的主要目标。回到马来亚乡下，可以避开日本轰炸机，比较安全。院方和学生一样不知所措，谁也没有做过应付这种局面的准备。两天后，我们听说12月8日那天，日本军队已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登陆。这么说来，马来亚也难免战火之灾了。

不出几天，学院里的学生宿舍几乎空无人影，教师也停止讲课。院方要求学生挺身而出，组成医疗辅助服务队莱佛士学院分队。我志愿加入这支分队，每天从纳福路住家骑脚踏车到三英里外的学院值勤。当局没给我们提供制服，其实他们也没有时间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每人分得一顶头盔和一块臂章，上面印着红十字标志。我们每个月得到少许津贴，大约60元，工作是每天24小时轮班，每六人编成一组。莫里斯·贝克是我这一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欧亚裔学生，来自彭亨州的金马仑高原，比我大两岁。1940年他跟我一起在C座宿舍寄宿。起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因为英国已经对日宣战，实际介入真正的战争而感到紧张刺激，同时很难抑制内心的兴奋。

然而对英国来说，战事并不顺利。12月10日，也就是"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抵达新加坡之后的第八天，它们竟在关丹附近海面被日本轰炸机炸沉。原来这两艘军舰向北航行时，没有军机掩护。消息传来，真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如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日本帝国海军挺进呢?

两艘军舰被炸沉之后几天，政府医务局宣布征用莱佛士学院，并把它改设成一所疗养院，收容两艘被炸沉军舰上伤势较轻的水兵。身为历史教授的学院院长戴尔就成为疗养院的非专业监督。我们在医疗辅助服务队里的职务仍然保留着，但是在12月份，再也没有炸弹掉落在莱佛士学院分队的救护范围内，我们也没有奉召到其他地方去救护和收硷伤亡者。值班的时候，我时常坐在走廊的围栏上，眺望夜空和那一道道搜寻敌机踪迹的探照光束。但是，空袭次数减少了。原来日本战机集中在北马前线，只是偶尔南下轰炸新加坡。

不久，有些消息从马来亚传来。有的说英国部队在前线溃不成军；有的说日本军队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骑着脚踏车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树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平民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来到新加坡。有权势有地位的亚洲人举家老小也在逃难，只是他们没有露面而已。他们可能寄居在亲戚朋友家里，要不然就是静悄悄地从丹戎巴葛码头乘船离开新加坡，以免因协助英国人或是捐钱给中国，支持抗战而遭日本人报复。

到了1月，日本军队已靠近柔佛。日本战机也开始夜以继日地大举轰炸新加坡。一天下午，我在武吉知马村第一次救护和收殓伤亡者。医疗辅助服务队的几支分队的成员，乘坐由新加坡电车公司巴土改装的救护车赶到那个村子时，一颗炸弹刚刚掉在警察局附近，有几个人死伤。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流血、受伤和死亡，真叫人心惊肉跳，惨不忍睹。

1月31日上午八点左右，莫里斯·贝克和我坐在莱学院行政楼的栏杆上值勤。53年后，即1995年，贝克还记得当时戴尔教授绕过墙角，朝我们走来，准备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巨响。我们都给吓得目瞪口呆。接着我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戴尔教授听见我的话，但把头转开，继续往前走。

凛然不屈的精神

同一天上午，所有英国军队都从柔佛撤退到新加坡岛。苏格兰高原兵是在他们的风笛手吹奏着《高原少年》的乐曲声中，最后列队越过新柔长堤的。当时只剩下两名风笛手执行这项任务，表现了他们凛然不屈的精神。这使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英国人面对战败的厄运时，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英国皇家工兵接着在柔佛那一边的长堤上炸开一道60米宽的缺口。但是，他们也把从柔佛输送饮用水到新加坡的大水管炸断。新加坡攻防战开始了。

我所属的医疗服务分队，是在2月8日(我记得是这一天)上午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当时，戴尔教授召集所有队员，并问有谁自愿负起危险的任务。莫里斯·贝克和我，还有其他几名队员自告奋勇。我们乘坐一辆救护车，沿着武吉知马路赶到武吉班让。这里离北面战线大约七英里。我们到达时，看到眼前的小村庄在蒙受轰炸和炮击后，陷入火海之中。我们走入一片树胶园准备进行救护工作时，莫里斯·贝克看到一颗没爆炸的炸弹，弹尾露出地面。要不是他及时叫我小心，我很可能踩个正着。

我们救护一名20岁出头的华族女郎。她的左股骨断了，腹股沟还有一道伤口。我们必须用夹板夹住她的大腿。为此，我们不得不把她的中装裤子脱下，然后给她上夹板。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对一个年轻女郎做这样的事。她神色茫然，露出震惊的样子。我们又搜寻到几个伤亡者，然后救护车就高速驰往欧南路中央医院。

一天早晨，我戴着头盔和臂章骑脚踏车回家时，看到一列军用卡车停在史蒂芬路。站在卡车旁边的，是一些身材高大，头上戴着宽边澳大利亚军帽，但脸色异常沮丧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士气低落，而且有点惊慌失措。我停下来问他们前线离这里有多远，一个士兵答道："全完蛋了，把这拿去吧!"说着就把手中的武器推给我。我大吃一惊，难道就这样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我婉言拒绝接受他的武器，并且安慰他说，只有在战事结束时才能定输赢。然而对这批澳大利亚士兵来说，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认输。我不晓得他们经历了多少个可怕的日子。

战后，我从书报上得知当年有几旅澳大利亚军队在乘船前往中东途中，转到新加坡来。他们刚好在新加坡沦陷前三星期到达，立刻被派往马来亚内地抵抗日军，结果很快便被击溃而撤回新加坡。

这时，我父亲在巴株巴辖任职的蚬壳石油公司通知他要立刻疏散。巴株巴辖在新加坡以北大约100英里，靠近马来亚西岸。父亲在那里担任油库监督。他在新柔长堤被英军炸断之前，驾着奥斯汀牌的小汽车回到新加坡。我们仍然希望号称东方堡垒的新加坡能守得住。我相信仗一打起来不免会有许多死伤，但是，英国人将会挖壕固守，最后我们就会得救。然而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2月第一个星期以后，日子简直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我心里越来越觉得新加坡并不是马耳他，它哪能顶得住日军的长期围攻?

整个殖民地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日本军队从柔佛发射过来的炮弹造成严重的破坏。当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飞越上空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水牛式战斗机连忙起飞，但却不是要迎战敌机，而是为了避免在地面被击毁。原来日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精巧灵活；英国的战斗机速度慢，机身笨拙，它们绝不是日机的对手，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和欧洲平民，尤其是妇孺，从马来亚拥入新加坡。我们听过一些传闻，说他们怎样在丹戎巴葛码头争先恐后地挤上剩下的几条船逃命。

1月中旬，新加坡的学校全部停课。当炮声越来越逼近市区时，我母亲同父亲讨论有关应变的良策。她建议全家搬到外祖父的房子去，那里远离市区，被炮弹击中的可能性较小。我赞同并支持母亲的建议。我告诉她说，我准备留下来看守纳福路的房子，这也方便我继续到莱佛士学院的医疗辅助服务站值勤。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留下，我们的园丁许忠祜将会陪着我。他身兼人力车夫，从1937年起，我弟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他接送。每次我到莱佛士学院值勤时，他就留在纳福路看守房子。我们挖了一个洞，盖上木头，铺上泥土，就成了一个防空壕。母亲在防空壕里囤积白米、食盐、胡椒、豆酱、咸鱼、罐头、炼奶以及我们可能长期需要的各种东西。钱不成问题，因为父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Moeh(白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生方面也没有意见。他们对这位舍监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说伦敦腔的英语，就禁不住高声大笑。

亚洲的暴发户

日本人笼统地被视为亚洲的暴发户。不错，他们比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更加工业化、更加先进，但是他们要赶上白人，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们制造纺织品、玩具和其他东西。我记得在30年代，我母亲经常谈起她在密驼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买的一些美丽的府绸。当时密驼路有许多日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亲告诉姐妹们，这种日本府绸，可以跟英国的细棉府绸媲美，价钱却便宜得多。不过，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虽廉价，样子却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国制造的玩具简直不能相比。当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医和牙医，他们收费低，医术也不高明。我始终不明白，什么机遇使他们的学位获得英国医药当局的承认而能够在新加坡行医，莫非是报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英国人照顾远东的利益?据说有少数几个日本医生还算能胜任，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医学院的英籍教授。

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状况。当时还有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经过70个惊慌、混乱和愚昧的日子，英国殖民地社会终于被摧毁，有关英国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也被打破了。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当日本人的炸弹和炮弹掉下来时，躲在办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静时，不顾亚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槟城到新加坡"避难"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尽量把军事设备一一炸毁。医院、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虽然保存完好，却没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时，没有消防员出动救火；自来水厂也没有职员调节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顾自己逃命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以资证明。事实证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亚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话，至少相差不多。亚洲人一向依赖白人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话

英国人的霸权本来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上的。因为多数亚洲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并以为要向英国人挑战是不明智和枉费心机的，使这种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亚洲民族敢于抗拒英国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说的神话。没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却对同属的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新马人民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耻于跟亚洲人认同。他们认为其他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却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孙，也是天择的子民，跟蒙昧无知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完全不同。

注：

①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两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巴韦安岛(Bawean)上的原住民。

②意为"太阳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为天皇的祖先。

正文第五章逃出检证关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红旗代表校官，蓝旗则代表尉官--经过哨站时，哨兵立正行礼迟了点，汽车经过哨站后突然煞车后退。一名军官从车子里出来，向哨兵走去，重重地打了他三巴掌，然后抓住他的右臂，拉到肩上，同样以柔道的招式，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这个哨兵的遭遇跟那人力车夫一样。这回我就不那么吃惊了。我开始了解，惨无人道是日本军事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由军官对轻微犯规的士兵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造成的。

就在这一天，一个日本军士和几个士兵来到我家。他们约略看了看，发觉屋里只有我和园丁忠祜两人，于是认定这所房子可以作为他们一排士兵的宿舍。一场梦厣就此开始。我曾在勿拉士巴沙路让日本牙医和护士看过牙齿，他们的衣着都很干净。在密驼路小杂货店里的日本男女店员也穿得很整洁。可是来我家里的日本兵，由于衣服不经常洗换，也不常常洗澡，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我万万没想到竟会在自己家里闻到这股臭味。他们在屋子里和院子里走来走去，寻找食物。母亲储存的粮食终于给发现了。日本兵就在院子里生火煮食，把他们想吃的东西吃个精光。我不懂日语，无法跟他们沟通，他们就一面打手势，一面发出粗野的声音。如果我不能一下子领会他们的要求，就会被痛骂一顿或挨他们的耳光。这帮日本兵真是奇怪的一群，胡须不刮，头发蓬松，说的是一种既难听又咄咄逼人的话。他们的样子使我感到很害怕，以致彻夜不能安眠。幸亏他们天翻地覆地胡搞了三天就走了。

当这排日本兵在我家的院子里驻扎时，被俘的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军人奉命步行到樟宜集中营去。从1942年2月17日起，连续两天一夜，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红桥经过。每次我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走廊上看他们，心情异常沉重。他们当中有许多显得非常气馁和沮丧，对自己一下子就被打败，似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残兵败将叫人看了很伤心。

有些却令人敬佩，高原兵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从苏格兰兵所戴的军帽认出他们的。他们即使战败，列队步行时仍然昂首挺胸，依照军士长发出的口令，"左右、左右、左、左"，整整齐齐地踏步往前走。辜加兵也跟高原兵一样，挺着胸膛走，不因战败而意气消沉，依然表现出勇敢的精神。我暗自向他们喝彩，他们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起，就雇用了一连的辜加兵当镇暴警察。许多英军也保持着军人本色，其他的军人却漫步而行。

神色最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军人。他们身材高大瘦长，没精打采地赶路，有许多没穿上衣，光着身子。要是英军，如果上衣不见了，军士们一般还会戴上臂章。澳大利亚军就不是这样。不管他们是因为气候炎热潮湿而把上衣脱掉，还是在战斗中上衣撕破或丢失，他们个个垂头丧气，流露出茫然无助的神情。我了解他们的绝望心情。

印度军人的士气很低落，我想也许他们认为这场战争跟他们无关。英军投降后几天，日本人把所有印度战俘集中在花拉公园跑马埔。动员他们加入印度国民军同英国人作战，争取印度独立。战俘们有一半愿意参加，他们的军饷和居住条件马上有所调整和改善。拒绝参加者则受到恶劣的对待。

日本兵离开我家之后不久，便传来消息说，日本人要所有华人到惹兰勿刹运动场集中，接受检证。我看到李绍茂和他的家人离开，认为自己也跟着去方为上策。如果我随后被日本宪兵发现留在屋子里，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我和忠祜一起到惹兰勿刹运动场去。碰巧忠祜跟其他人力车夫同住的"估俚间"①就在铁丝网围篱之内。几万户人家挤在这一小片天地里，所有出口都有宪兵站岗。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竟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日本兵在我左手臂和上衣前面，用胶印盖上一个"检"宇，意思是检查过，可以出去了。我和忠祜一起回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是有理由感到宽慰的。

跟华人算账

我永远不明白，关系到一个人生死的事，居然在那么反复无常和漫不经心的情况下敲定。我侥幸逃过日军的检证行动。这个行动是策划马来亚战役的日军参谋迁政信中佐(中校)下令采取的。他事先征得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将军的同意，对新加坡华人筹款支援中国抗日并抵制日货加以惩罚。

在检证行动中，受害者的受难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往往简单零星。后来，我才知道在我通过的检查站，那些被随意拉走的华人，过后被送到维多利亚学校的操场，扣留到2月22日。他们双手被反绑，由四五十辆各种各样的罗厘载到丹那美拉勿刹海滩。这里靠近樟宜监狱，离东海岸大约10英里。他们下车后，被绑在一起，日本兵强迫他们走向海面。当他们往海面走时，日本兵便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为了确定他们已经死亡，日本兵还用脚踢、用刺刀戳每一具尸体，以及采用其他残暴的手段。他们不打算埋葬尸体，任由海水把海滩、上的尸体冲上冲下，听其腐烂。几个奇迹般逃出的人，向人们描述了他们逃出鬼门关的惊心动魄的经过。

日本人承认他们在1942年2月18日到22日的检证行动中，杀死6000名年轻华人。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了许多大墓坑，结果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并派遣士兵到市区各个角落通过扬声器通知华人，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者，必须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令人胆颤心惊的宪兵还挥舞刺刀，挨家挨户地把不听命的华人赶到上述地点，连妇孺和老翁也不放过。

在理论上，日本军队可以借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镇压抗日分子的名堂，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他们不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采取检证行动，而是在新加坡投降后才秋后算账。即使在这项行动过后，日本军队还在乡村地区，特别是在新加坡东部进行扫荡，杀死几百名华人。这些人都年轻力壮，在日本人眼中是可能闹事的一群。

我回到纳福路时，发觉房子给日本兵搞得一团糟，但幸亏未被洗劫，有些粮食还保存着。在跟我家只隔着两座房子的布央族车夫的"窝棚"里，堆满了抢来的家具、衣服和小摆设，没有空间再放别的东西。几天后，母亲、父亲、三个弟弟和小妹从直落古楼回来。我们一起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在日本占领日子里生活无常的困苦。这就是新加坡人民往后三年半的命运了。

英军投降后两个星期，我听说日本兵把市区经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围了起来。这些房屋的业主是欧洲和亚洲商人，他们和家属不是离开新加坡，就是被关进拘留营。这里原本是一个中上阶层住宅区。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经禧圈外的围栏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头有许多日本和朝鲜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隙侍候日本兵。眼前的景象令人诧异，但见一两百个日本兵排成长龙，在那儿轮候。这一天，我没看到一个妇女。但是，有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几个汉字，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这种"慰安所"曾经在中国设立，如今则来到新加坡。在本地，除了这一所以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骑脚踏车经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头有二三十栋房子，用木板围着。

当时我不知道日本政府诱拐和强迫朝鲜、中国和菲律宾的妇女，到中国战线和东南亚战线满足日本军队的需要。一些荷兰妇女和遭捕的敌国女性平民也被迫侍候日本军官。

新加坡沦陷后几个月，我在美芝路娱乐戏院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攻打新加坡的纪录片。影片显示日本军队骑着脚踏车，毫不费力地突破英军的防线，同时用小船迂回绕过英军的据点。在空中，日本飞机的实力远超英国；在地面，英国的大炮也不是日本的对手。我知道这套影片是在搞宣传，但仍难免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快结束时，看到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战士。在他两边各有一个英国士兵，分别拿着一面英国旗和一面白旗。他在山下奉文的参谋官陪伴下，走向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接着就是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同山下奉文面对面的镜头。"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一个日本武士的模样。他傲视眼前一批英军将领。白思华骨瘦如柴，衣领跟颈项比起来，显得特别宽大。他战败后并未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他的脸颊每抽搐一次，身体每动一下，都反映出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我很为英国人感到悲哀。这是他们在军事史上蒙受奇耻大辱的一刻。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军力并不均衡。英国方面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战舰，也没有飞机可以媲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更没有飞机保护他们的重要设施。日本飞机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英军的机场和击毁停在地面的英国飞机。英国军队士气低落，被迫弃甲而逃。他们在迅速往新加坡撤退之前，只有在吡叻士林河和柔佛麻坡两个地方坚守过阵地，并设法守住防线。日军仅围困新加坡两个星期，英军便全面投降了。

我这一代人亲眼看过日本兵的本色，不会忘记他们在作战时对死亡所抱的近乎毫无人性的态度。他们不怕牺牲，是可怕对手。他们只需少许食物便能过活。他们挂在腰间的铁盒里只藏着些白米，加上一些大豆和咸鱼。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经常看到日本兵在空地上进行劈刺操练。他们猛刺用麻袋制成的人形靶时所发出的呐喊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我深信如果英军反攻，从马来亚一路打到新加坡来时，一定会蒙受惨重的伤亡。

他们并不是小丑

日本军官的样子很滑稽。他们的腿很短，有些还是弓形腿，但却穿起高及膝盖的皮靴；走路时，拖着脚，仿佛穿拖鞋一般，跟德国军官走路时高视阔步，气宇轩昂，完全两样。他们在孩提时期便穿拖鞋走路，从此决定了他们终生走路的样子。叫人更觉得滑稽的是，他们所佩带的武士剑，跟自己的身高比起来显得太长，所以尽管佩剑有皮索跟腰带紧扣．他们还得用左手把剑握住，以免拖在地上。起初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好笑，几个月后，我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并不是小丑，而是杰出军人。他们的体型跟欧洲人不同，军服和武器采自西方，但是他们的作战素质却不容置疑。他们作战时的凶猛，消除了我和朋友们先人为主的印象。以为他们是属于比人矮半截的民族，只会玩军队游戏罢了。经过仔细观察之后，我敢肯定，单在战斗精神方面，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士兵之一。而他们对敌人也无疑是暴虐和凶残的。

对于原子弹是否需要投在广岛和长崎的问题，我丝毫没有矛盾的心理。如果没有它们，新马数十万平民和日本本士的数百万人民，恐怕会死于战火。

什么东西促使日本人变成这样的战士呢?日本人称之为"武士道精神"或"日本精神"。我相信这是有系统地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和民族优越感的结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择的子民，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他们深信在战争中为天皇而死，灵魂将会升天并成为神明；他们的骨灰则将供奉在东京近郊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占领下，日子总得过下去。起初人人都不知所措。父亲没有工作，我没有学院可以就读，三个弟弟和小妹都失学了。社会活动少之又少，我们觉得危机四伏。可是如果你认识某个当权的人，不论他是日本人，还是跟日本人有关系的台湾籍翻译员，好处可就多了。这个人可能给你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证明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保证你是个品行良好的人。每当哨兵要你停下来接受检查时，这张便条就显得价值无穷。但是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留在家里，避免同当局接触和发生纠纷。

有一次我上街，步行两英里来到勿拉士巴沙路的旧书店。这些书店专门买卖学校课本。途中，我看到国泰戏院(不久前我曾在这个戏院看过一部嘲笑日本"诈"弹的喜剧电影)大门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钉在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遭砍头的。无论是谁，如果不守法，将受到同样的处置。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着恐惧感，但与此同时，我想如果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将是一张极好的照片，很适合登在《生活》杂志士。这家美国周刊肯定会不借重金买下这张新旧对比的生动照片，显示在当时新加坡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前面，出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惩罚景象。可是，摄影者本身的遭遇，很可能就跟被砍头的抢劫者一样。况且我也没随身带相机。就算是有人带着相机，也不敢拿出来。

我是在前往勿拉士巴沙路途中偶然看到这血淋淋的一幕。于是我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识了字，能看懂这类告示。在新的统治者手下，我的英文知识已经没有价值了。学习华文总比学习日文好，华文至少是我自己的语文，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征服者的语文。我买了一本蒋克秋编的《国语易解》。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30页的小册子，教人学习700个基本汉字，包括怎样书写，怎样构成短语。

我囫囵吞枣地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到书店去买第二册。后来，我买了布连拾街华文学校出版的一套四册的读本，程度比前两本高。我天天学习，而且在往后几个月里，练习写1200个到1500个字，并设法把它们的意思牢牢记住。但是，我却一直没学它们的读音。华语每一个音节都可以读成四个声调，我的读本每个字的注音都标了声调，可是，我不懂得怎样发四声，也没有人指导我。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我对日文的抗拒心理，逐月减少。我发现日文不光由汉字组成，它有50音表，可以写成片假名(日语字母的楷书)和平假名(日语字母的草书)。如果在往后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他们的语文。于是，1942年5月我到奎因街日本当局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期三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接着，神保教授上台讲话。他说：

"日本拥有30O0年的悠久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努力……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文化。"

在10月间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军事宣传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发表的演讲，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产生这种妄想。你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也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击败。即使太阳失去光芒，昭南岛覆盖着冰雪，也改变不了"。

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到午夜12点的第一班，工作虽辛苦，却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这一段时间，工作分为两班，当中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这个时段无线电接收效果比较好，所以较少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伤脑筋，可是睡觉的时间却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时间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工作时的心理影响。一连几个小时，我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都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胆敢跟外人谈起，将冒天大的危险。国泰大厦底层驻有一支宪兵队，每一个在"报道部"工作的雇员在宪兵队里都有一个档案。宪兵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人不会泄漏消息。

注：

①早年华族单身劳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劳工"的意思，"间"是房子。

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由日本军政府发行，在新马一带流通的钞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图案而被称为香蕉票。

正文第六章心惊胆颤过日子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烟的配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赚钱也比较容易。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显得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地等名酒，还有密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生存的关键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这期间我开始经营一种生意，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历程。我在从事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麟。战前他在华侨保险公司任职，这家公司设在珠烈街的华厦。我和杨玉麟经常到谐街一家由客家两兄弟经营的金店去，两兄弟当中弟弟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像我这样只作小首饰黑市买卖的经纪人，都以这家金店为聚会处。这时，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莱兄弟问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也许我自己能够制造一些应市?我问杨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说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于是我出钱资助这个试验。

玉麟的制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个椭圆形的大锅，再把大锅放进一个热油滚滚的镬里。他用的是红棕油。当时红棕油到处可以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镬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温，把木薯粉烘热，同时还要不断搅拌，使木薯粉变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来很像美丽的焦糖，连味道也很相像。接着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变成胶水。最后在胶水里加入石炭酸，作为防腐剂，以免霉菌在胶水里滋长。胶水制成后，倒人司各脱鳖鱼肝油的空瓶子。我发现这种瓶子很多，卖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胶水推人市场。我的一个富有艺术天分的朋友何国和替我们设计了美丽的商标，以白色为底，衬托出浅褐色的文字。

胶水一出笼，倒是相当能卖钱，我们便设立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我家，有母亲和妹妹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这女孩子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成绩比我好。我再次遇见她，是在骑着硬胎脚踏车第一次到中巴鲁找玉麟的时候。我到了那里，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问她玉麟在哪里，她脸露笑容，指着角落的一道楼梯。如今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面。她在家里闲着，由于没有佣人，帮做一些零星家务。制造胶水是另一种零星工作，但有酬劳，只是数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胶水生产的情况，谁知两人在往后几个月中产生了友谊。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我可以邀请杨玉麟夫妇和柯玉芝(现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华人酒楼，参加我庆祝21岁生日的晚宴。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她外出。不错，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接受邀请，参加一个年轻人的21岁生日宴会，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这时候，战事对日本极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来，贸易停顿，商业更是委靡不振，一般办公室用不着胶水了。我只好停止生产，但却继续到中巴鲁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们的友谊。

到了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两地受挫。史林将军麾下的英军和印度部队坚守阵地，顶住了日军两个月的围攻，反而是日军给养断绝。日军的交通线从东京伸展到泰国、缅甸和印度，英军方面的交通线却短得多，何况他们还有空运支援。这一次，可轮到日军弃甲而逃了。可是，他们一面撤退，一面仍奋不顾身同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我记得在报上看到新闻说当英军向曼德勒挺进，并沿着若开海岸南下时，日军怎样拼死进行顽强的抵抗。我敢肯定，英军不久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我担心到时日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一来，英军要收复新加坡，必须同日军逐街逐屋战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惨重伤亡。发生这种事情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只要一两年。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乘火车从新加坡到槟城，再转到打巴。从打巴到金马仑高原，我搭一辆运菜的顺风车，坐在司机旁边。在金马仑高原度过两晚后，我同样搭顺风车回到打巴。来回的路程很吓人。为了节省汽油，司机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大半时间把引擎熄掉，让车子沿着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大约四个月之后，他把妻子和初生女儿送回槟城，然后寄宿在纳福路我家，每月付点膳宿费。我们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九个月后，他认为不值得再留在新加坡，便回槟城去了。毕业那年，他是莱佛士学院成绩最好的理科生，而且成为当年海峡殖民地常年征聘的两名公务员之一(他后来成为我们的财政部长)。但是，政府给他的薪水很少，配给品也不够，总之他所赚的钱不够养家，便决定回槟城，跟妻女住在一起。

我在槟城四处走动时，虽然很少看到军事活动，但是我不认为那里会平安无事。英军在南下新加坡时，必然以槟城作为垫脚石。到时，免不了会发生巷战，双方的军队会逐房逐屋打下去。于是，我继续前往金马仑高原，莫里斯·贝克的家就在海拔3200英尺的冷力村。他是我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时的校友，正跟一些朋友靠储蓄过活，同时种些蔬菜和块根作物。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这里的农夫正迫切需要这种钢制锄头来干活。我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一直守着这篮菜。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亲商量，我们认定最好是搬到金马仑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纳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权卖给一批在"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们付给我们为数相当可观的6万元香蕉票，好让我们迁出，把这座租金受统制的房屋移交给他们。接着，我向报道部递交了一个月的辞职通知。

有人跟踪我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我只好打起精神，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盘问。但是，日本宪兵并没有传召我去，而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不论白天晚上，总有人跟在我后头。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可能的原因我暗自一一研究过，唯-的结论是有人向日本宪兵密告我是亲英分子，说我把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争消息泄漏出去，这就是我要离职的原因。每次至少有两个人出现在维多利亚街我们新搬进来的店屋外面。我们是在迁出纳福路的房子之后，搬到这座店屋来的。房东是父亲的雇主，也就是亚历山大路的油供部门。其实它是一个刚翻新的汽油站，地上堆着一桶桶的润滑油，地下还埋着一个汽油箱。楼上是住房，还有浴室和厨房。

为了证实我的确被跟踪，我叫弟弟金耀和天耀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注意那两个华人的动静。他们坐在勿拉士巴沙路和维多利亚街角头的一张凳子上，两辆脚踏车就停在附近。后来，我故意骑脚踏车在这个街区绕一圈。我回来后，两个弟弟证实我一出门，那两个人也跟着走；我回来时，他们也跟着来。我的心不禁往下沉。我把这情形告诉母亲，而且认定我还是不要离开新加坡为妙。如果我尝试离开，日本宪兵很可能把我拉到宪兵部去，进行严厉的盘问。假如我留下来，大大方方的四处走动，从事黑市买卖和制造胶水，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相信日本宪兵不会找我的麻烦。

这种捉迷藏的游戏延续了八个星期左右。偶尔在凌晨两三点夜深人静时，一辆汽车突然间从维多利亚街经过，停在这条街和勿拉士巴沙路的交界处。这时候，我一想到日本宪兵可能来找我，心里头所产生的恐惧感是很难形容的。跟多数人一样，我听说过日本宪兵拷打人时手段是多么毒辣。他们戴着白色的臂章，上面印着"宪兵"两个红字。他们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就连高级军官也不敢过问。他们的总部设在史丹福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分部分别设在欧思礼坡、史密斯街和桥南路中央警署。住在这些宪兵部附近的人家说，他们经常听到受害者遭拷打时的哀号声。日本宪兵料想这些声音会使邻近的人家产生恐惧的心理，他们会把内心的害怕传开去。这是日本政府故意采取的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恐吓当地的老百姓，使他们服服帖帖，易于控制。

我跟任何地下组织和传播同盟国消息的网络都没有联系。我没有必要秘密收听任何无线电广播，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处理西方的新闻报道。我下定决心，如果不幸被捕，我会告诉他们我所害怕发生的事，就是英军攻占缅甸后，将会着手收复马来亚，，从而挥军南下攻打新加坡。届时，日军势必作战到底。因此，我曾打算离开新加坡，到金马仑高原种木薯、番薯和蔬菜，因为金马仑不是英军南下时的必经之道。我将提出证据，说明曾经到过槟城和金马仑，两个月后母亲和弟弟也跟着去，以证实我的估计，也就是金马仑是我们举家迁居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有一天，日本宪兵对我的监视突然停止了。前后被监视了两个月，真叫我心力交瘁。

由于缺乏需求，我不再制造胶水了。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从事建筑业，是个小承包商。他没有合伙人。我能讲日语，他不能。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也是三十五六岁，是"组合"的雇员。由于日本船只不断被同盟国击沉，商品越来越少，"组合"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他便决定自行创业，充当日本大公司、军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继续做黑市生意

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这些东西包括我上面说过的品目，如西药、小件首饰、地皮、洋酒、密封的英国罐装香烟。我搞得很成功，这是一种肯定不会亏本的生意。市面上每一种物品都供应不足，而且越来越少。高通胀意昧着物价永远不会下跌。但是你必须有资本，才会富上加富。我筹到一些钱，而且很快地就累积了更多钱。我知道手上一有现款，就得把它转换成比较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要不然手上的钱很快就会贬值。为了急于把香蕉票换成财物，我绘自己买了一张大号的台球桌。经过一番修补，再徐上清漆，换上绿色桌呢，垫平后安放在维多利亚街房子的楼上。1945年三四月，父母亲的一个朋友迁出华厦的住房，建议我们租用。我们立刻把它租下。这一来，我便能够把维多利亚街的房子用作搞生意和娱乐的场所了。说到搞生意，是因为这座房子隔壁，有一间用红砖砌成的角头店屋，专卖糕点和面包。我们这些经纪人经常在这里聚会，交换消息，并商定交易。说到娱乐，却是因为那张台球桌就在这里。这期间，我过的简直是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每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这对本地人来说，却是越来越危险了。可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到了1945年3月左右，数干名身穿麻袋的爪哇劳工，像无主的孤魂，在新加坡街头游荡，饱受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之苦。日本人当初强征几十万爪哇人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末，由于英军节节挺进，建筑工事被迫放弃，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日本人用火车把这些爪哇劳工送到新加坡。他们一到丹戎巴葛火车站，日本人便把他们放走，听其自生自灭。日本人根本没船把他们送回爪哇去。

这些劳工异常虚弱，而月被吓得连向小贩摊位拿点别人吃剩的东西也不敢。他们只能从垃圾桶里找点腐烂的食物来吃，夜间则睡在人行道上，每天早晨市政局的垃圾车往往要收拾几十具尸体。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本地人对他们的处境很同情，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因为自己也缺乏粮食。这年头，每个人只顾自扫门前雪了。

同年9月，英国人重返新加坡时，发现还有80O0名骨瘦如柴的爪哇人流落在这里。当年日本人总共从缅甸、马来亚、爪哇和泰国强征了27万名苦力，送到泰国修筑泰缅铁路，到1944年8月就死了1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流落在新加坡的80O0名爪哇劳工，在绝望中挣扎，随时会倒毙街头。当局不得不把他们从躺着的地方带走，送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几个月后，他们才被遣送回爪哇。

同年5月，有关德国战败和投降的消息传来了。如今整个战争目标转向日本。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记得我在报道部工作时，编辑过缅甸战役的新闻电讯。我很担心老百姓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对我来说，只要我尝试离开新加坡，就会被日本宪兵抓去关起来并受盘问，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1945年8月6日，突然间一颗新奇的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这个消息只出现在8月l1日的《昭南新闻》上，而且是刊在报头栏．内容是"日本抗议广岛于上星期一被一种新式炸弹攻击"。可是，那些收听过英国广播公司短波广播的人已经把消息传开去，说日本遭到一种威力强大、具辐射性的新型武器攻击。我们都觉得日本的末日快到了。8月15日，日皇向臣民广播，并宣布日本投降。我们几乎马上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许多人收听同盟国电台，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电台的广播。这个消息一直到8月20日才刊登在《昭南新闻》上，而且还是在刊载日皇"诏书"全文时才透露出来的。这场战争终于在没有进一步厮杀的情况下结束了。我们侥幸得救，避免了一场如仰光和曼德勒所遭遇的生灵涂炭的浩劫。

然而在日皇广播之后三个星期，还没有英军登陆的迹象。英军原本谨慎地拟定了反攻计划，并准备苦战一场。现在的这种局面很不正常，跟三年零六个月前英军投降，日军尚未有效控制局势时的情形不同。跟英军相反，日军并未被击败．士气也不低落。虽然他们感到泄气和慌乱，却仍然控制着局势，而且有力量可以伤害我们。当本地人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公然庆祝日本战败时，日本兵经过，往往闯入庆祝场所，把饮酒作乐的人打几巴掌。日军原本以为英军会跟他们算账，并因他们干下种种罪行而予以惩罚。他们也担心在英军抵达时，本地人会攻击日本军官。据说，有人听到日本军官的食堂传来几声枪晌，原来有几名军官因不肯接受投降而切腹自杀或是较不痛苦地饮弹自尽。本地人可说很幸运。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未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

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了昭南岛厚生科长筱崎护的一篇告市民书。他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天皇由于对国民深切爱护，不忍看到他们遭受极度的痛苦，所以当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时，天皇决定接受。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机会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炸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每个人应当保持冷静和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给下届政府。凡属公众或政府的财产，都应予保护，任何人都不许偷窃或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但是全体人民应当同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岛人民在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大多数人倒是循规蹈矩，不敢胡来。1941年跟1945年的唯一不同点是，这一次警察出现在街道上。那些涉及拷打或是同日军密切合作的人，都设法逃走，好多逃到内地躲起来。但是，也有些人深信重返新加坡的英军会谅解他们的处境，他们当年只是做本分的工作而已。这时候，市面上传出一些可怕的谣言，例如：巴西班让的马来人准备在英军接管新加坡之前，到中巴鲁屠杀华人，据说这些马来人曾经跟日本人勾结。幸亏什么事也没发生，倒是发生了不少为报复而杀人的事件。但是社会秩序还算不错。大举抢劫的事不曾发生，跟当年英军投降时的情形刚好相反。

正文第七章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它变得珍贵了，人们只得把用钝了的在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专业技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了。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管药物和麻醉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在日治时期头10个月里，人们常常看到日军把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押到市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战俘们会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妇送些面包、罐头、粮食和钱给他们。华人非常同情他们。他们瘦多了，拘留使他们身体衰弱，他们的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到1942年末，战俘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后几乎绝迹。人们相信他们被送到泰国、印尼和日本服劳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们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头，一条条肋骨凸显可数。他们是到缅甸修筑铁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髋骨毕露，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脚。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虏来得严重。

我相信日军残酷成性，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军和澳大利亚军，认为他们不像日军那样宁死不屈。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每次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报道部的职员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厦天台举行的集会，聆听最高级官员宣读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统治。国家将昌盛，日皇统治下的人民将繁荣，与天地共长久；这是上苍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嚣张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亚洲人，他们的表现比新主人更嚣张。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队里的锡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们是英国人从旁遮普招募来的，都是彪形大汉，马来亚、香港和上海英国租界也聘用他们当警察。他们在森路平民集中营担任守卫时凶神恶煞、仗势欺人的恶行无人不知，市面上传说被拘留的英国妇女也遭他们凌辱。殴打起平民来，他们是警察当中最凶狠的。战后这批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过后再也不从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队里现有的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全是在新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语言从英语换成日语，对老一辈非常不利。他们学日语并不那么容易。会日语的人，像来自台湾的华人，占尽便宜。他们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来到新加坡，其余是随同日军前来。本地年轻人为了找工作，也多少学些日语。多数人有骨气，不跟敌人合作，只想马马虎虎混日子，尽量少对敌人奉献。只有少数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聪明人和投机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讨日本人欢心，为日本人效劳。他们向日本人提供劳工、原料、情报、女人、烈酒和美食，捞到盘满钵满。承包商走运了，日本人需要他们供应必需品，建筑承包商也一样。但富得最快的是领到执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开赌场的人，当时物资匮乏，人民情绪低落，英军可能在三两年内回来赶走日本人，到时许多人会丧命。在这样的气氛中，赌博是最好的鸦片。许多人到赌场碰碰运气，把财产输光；还有很多人到场看热闹，消磨时间。

人们在赌场里消磨漫长的时光，在简单的赌博方式里倾家荡产的情形真叫人吃惊。由于生命没有保障，赌博大受欢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场赌博。

但正如我所说的，无论你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货物或旧的海峡殖民地货币。谷物和粮食占地方，难以储藏处理，最吃香的是体积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国人回来还有价值的东西。因此随着香蕉票越来越多地出笼，从1944年开始，英国海峡殖民地货币的黑市汇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饰。但要买卖首饰，经纪人得知道什么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认怎样的钻石才是色泽好、瑕疵少的上等货；当然还得了解红宝石、蓝宝石、海蓝宝石、猫儿眼和其他次贵重宝石的特点。

胆子大的有钱人买房地产。房地产是不动产，涨幅不如黄金和海峡殖民地货币。转让房地产要通过律师办理手续，到契约登记局登记。将来英国人回来，宣布转让无效的可能性是50％对50％。此外，建筑物也可能被炸毁。结果是英军没进攻，转让手续没宣布作废，建筑物也没被炸毁。到日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德国投降了，日本准会战败，人们只要卖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换到足够的香蕉票，可以买维多利亚街一间店屋。买下店屋的人战后发财了。

枪炮军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确认他们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无关重要，他们已经胜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挥我们。我们必须歌颂日本神祗，赞扬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鲜，日本一开始企图统治这个国家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朝鲜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决心反对野蛮的新压迫者。日本人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本能和习惯，杀害了许多朝鲜人，却始终挫不了他们的锐气。

马来亚历史太短，民族太多，社会可塑性太强。一些马来人受过英国136部队的训练，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但是多数马来人当时希望日本成为他们的新保护者，正如在英国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们希望英国人保护他们那样。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正如在战争时期他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从这时候起到9月底，是英国在全岛建立有效统治的过渡时期。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

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

战犯审讯开始了，但是主要的日本战犯却没受惩罚。下令检证大屠杀的迁政信大佐(上校)不知去向，以总司令身份批准检证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中将先被调到中国东北，然后又到菲律宾。1945年他向麦克阿瑟的部队投降。他在马尼拉受审，因冷酷血洗马尼拉的罪名成立，上了绞刑台，而不是因为他批准杀害了5到10万名无辜的新加坡青年。

林金山的经历

共有大约260名日本战犯在新加坡受审，只有100个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而数以百计的人曾在新加坡日本宪兵部被扣留和拷问，有一些是我的朋友。林金山就是一个。他在1963年到1980年担任过内阁部长。以下这段是他为我写下的1944年的恐怖经历：

"我被扣留在欧思礼坡两次。第一次在1944年1月，时间是两个星期；第二次在1944年2月，前后一个多月。有个到过桥北路我的店铺的华族青年，指认我是把钱交给他让他捐给共产党的人。我分辩说我这个资本家不可能亲共，他们用绳子鞭打我，用脚踢我，粗暴地对待我，

"我昏了过去，直到有人往我脸上泼水才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长6米宽4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大约有3O个男女。

"牢房一角有个抽水马桶。那是个蹲式马桶，水是来自高过人头的水箱。我们不断抽水，以便从厕盆出水的地方接装清洁的水。我们喝的和盟洗用的都是这样的水。患病的话会被送到什么鬼地方，谁也不晓得。同房的一个妇女来月事，叫人受不了。

"我们吃的是用旧煤油桶装的跟烂菜一起煮的稀粥。它使人想起喂鸭子。我吃不下，一吃就吐。"我们一律得蹲下来，没得到看守许可不能换姿势。他们是本地小伙子应征当看守，日本人训练他们待人要残酷。

"一天来了个断了脚的印度老人。他坐不住，只能在地上爬，拖着受伤的脚。一个年轻的看守军补①折磨他，把一根木棒扔在地上，他必须痛苦地爬上前捡起木棒，还给军补。这样的折磨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印度人痛得几乎晕过去。

"被扣留的人当中有个高头大马的潮州小伙子，十七八岁，为人乐观。他原是个军补，逃跑后给逮着。一天晚上，宪兵队把他赤裸裸地吊在天花板上，双手反绑，绳子绕在横梁上，让他的脚稍微离开地面。不时可以看到他拼命地伸长脚尖踞地，设法减轻双臂的负担。

"他们吊了他一整晚，不让他吃喝。他用粗话高声叫骂，用潮州话骂日本人。"第二天早上，一个宪兵用藤条鞭打他的背，喊声和骂声逐渐变小变弱，成了哀号和呻吟。持续了几个小时后，连哀号和呻吟也越来越弱，最后静了下来。他死了，还吊在我们面前一段时间。这是给军补看守和我们的警告。

"有一回宪兵用水龙头向一个男人灌水。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之后，行刑者就跳起来坐到他肚子上，那人呕吐昏迷过去。

"每天早上我们一听见橐橐的靴声由远而近时，就浑身哆嗦。那就是说有人会受到拷问。一些人一去不回。

"我是在地位最高的台湾联络官说情下获释的。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控方辛酸的总结

1946年3月18日"双十事件"②一案在新加坡开审时，主控官科林·斯利曼中校在开场白里对日军的暴行做了辛酸的总结：

"要准确地形容这些人的胡作非为，我非得描述一些行径不可。这些行径使人接触到人类最卑劣、最堕落的一面。全案的基调可以归纳为：无法形容的恐怖。

"本案从一开始到结束，恐怖无处不在。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骇人程度始终不稍减。我在诸多证据中搜寻，用心地搜寻，但求能在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中找出那么一丁点儿，起一些抵消作用，以减轻他们的罪责，使案情不至于是清一色的恐怖与兽行，至少把它化为一场悲剧。最终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录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邻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一直到1992年非自民党政府上台时，才有一位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对日本过去的行径表示毫无保留的道歉。

注：

①占领新加坡的日军当局在1943年5月设立的制度。当时征召本地青少年接受基本军训，提供军服与住宿。受训后，他们在军中做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②1943年夏末，一些日本船只在新加坡海港被炸毁之后，日本宪兵队怀疑关在樟宜俘虏营里的平民策划了这次行动，就突击搜查监狱，逮捕了57人，包括3名妇女。他们被严刑逼供，到1944年5月侥幸活着的人才获释。由于这次逮捕行动是在10月10日进行的，所以称为"双十事件"。

正文第八章战后谱恋曲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2年2月15日《海峡时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的一大张报纸后，宣布停刊；1945年9月7日复刊。那天第2版有一则加框新闻写道：

"东京时间在马来亚结束

马来亚将不会再用日本时间……将来使用的是1942年2月15日以前的本地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七个半小时。"

恢复使用新加坡的自然时间，加上战争爆发时为节省用电开始调快的半小时，使我心情舒畅。

两天前，印度第15军开抵丹戎巴葛和岌巴港。lO0名通讯员先登岸，他们代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新闻社。随后是英国军官和印度军官率领的印度军队；他们全副武装，以便随时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们分散到丹戎巴葛和岌巴港各处以及岌巴港对面的火车站，然后开往市区。交通要道还都由日本兵把守着，以确保从港口和哥烈码头通往主要道路的交通顺畅。我看到第一批印度军乘坐卡车开到史丹福路，这使人想起1942年参加过战斗的印度军。我记得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差劲，排成整齐的行列投降，还有数千人倒戈参加了印度国民军，我感到不安。

一两天后，清一色的英军登陆，开进市区，我这才比较放心。那是人们欢腾庆祝的日子。他们觉察到日治时期的噩梦终于结束，好日子就要回来了。种种好兆头出现了。军人慷慨地分赠香烟，那是盒装海军牌香烟；战前的存货卖完之后，三年来人们一直买不到。军人也带来优质啤酒、尊尼沃克威士忌和戈登纯杜松子酒，这些东西全都流人了市场。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大量的白米、水果、蔬菜、肉类和罐头食品，虽然这样的情况还要过些时候才会到来。在头几个星期里，人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欢迎英国人回来。

1945年9月12日，星期三，听说会举行受降仪式。上午10点半左右我步行到市政局大厦，在对面的大草场上等候。我并没有白等。只见以日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为首的七名高级日军将领，在戴红便帽和臂章的英国宪兵引导下，从谐街走过来。他们跟许多日本军官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地走，而是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凝望前方。人们吹口哨，发出嘘叫声和嘲笑声。日军将领是奉了天皇之命，前来签署正式降书的。后来人们看到许多军官承认战败，纷纷解除武装，把武士刀放下排起来，成了战俘。但走上市政局大厦台阶的七名将领，却代表并未在战场上打败的军队。他们原本会战斗到死，使憎恨他们的新加坡人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投降，宁可在烈火中跟大家同归于尽。

45分钟后，英国东南亚指挥部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亮相了。他身穿白色海军制服，同行的有海陆军将领，还有七八名代表同盟国部队的军官，包括印度军官、中国军官、荷兰军官等。他脱下军帽，向在台阶前面组成警戒线的士兵欢呼三声。过去的生活不复返

到了1946年初，人们很快发现，新加坡过去的和平、稳定、自由、舒适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内到处是穿制服的士兵，新开设的咖啡馆、酒吧和舞厅挤满了士兵。战前的殖民地商行无法立即重新开业，因为原来的英国员工不是已不在人世，就是由于被长期拘留而需要休养。商船没有定期开来，英国本土货物也不多。战前商品流通的情形要恢复过来看来还需要好多年。连过去替政府工作的本地人也回不了办公室，不少人一直失业。新局面乱成一团。正如在英国那样，小商贩兴旺起来。大部分日常买卖仍然在黑市进行。黑市成了自由市场。

街上有无数的吉普车和摩托车，却没有新汽车和巴士。有轨电车陈旧不堪。路上到处坑坑洼洼。电话用得太久了，线路有故障，声音不清楚，却更换不了；电力供应也不足。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在沦陷时期的苦难岁月里，我们一直在怀念过去的好日子，生活在期望之中。这样的期望往往从怀旧开始，高得不切实际，注定会破灭。基础设施失修了，房地产没了，人们病了、老了、死了。生活得从现有的低水平继续下去，真叫人扫兴。

话又说回来，经过日本军管政府的恐怖和高压统治，哪怕英国军管政府有不少缺点，生活还是好过得多。英国官员和平民看出本地人欢迎他们回来，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办事尽心竭力。许多英国官兵跟同他们打交道的本地人分享军方的配给品、香烟和洋酒。不少本地人会说英语，了解英国文化，了解英国的政体；连没受过教育的人也对接触到的英国殖民制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海峡土生华人"早就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一部分，对殖民地社会重新出现自然高兴万分。他们虽然保留了大部分的华族文化，不少人却已经不再讲自己原来的方言，只以巴巴马来语交谈。早期移民没把家眷从中国带来，娶了本地妇女为妻，他们是这些移民的后裔。多数海峡土生华人效忠于英国人，送子女到英校受教育，希望子女将来能在以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殖民地当专业人士和政府雇员。最忠心的加入了海峡侨生公会，人称"皇家华人"，公会的主要负责人受封为爵士。

但"皇家华人"只占华族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其余是新近到新加坡、说中国话的华人。他们说的不是英语，面是自己的方言，主要是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他们的子女进华校，学华语。这些人跟英国当局绝少接触，过着自己的生活，到战后还是跟战前一样，没有融入新加坡社会。

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员。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组织，他们盼望将来不但赶走日本人，也赶走英国人。日本在英军反攻之前突然投降，出现了权力真空，麻烦来了。

人民抗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内地一些小镇，下令当地人筑起拱门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抗日战争的真正胜利者。他们在当地掌了权。幸好他们没在新加坡这样做，但也制造了大混乱。他们身穿形形色色的卡其布制服，头戴模仿中国八路军的布帽，在胜利的时刻显得飞扬跋扈，强行征用房地产。他们成立人民法庭，立即处置各族敌奸。在一次事件中，20名华族探员被逮捕，塞进猪笼等候审讯。

抗日军以商人过去跟敌人勾结为由，向他们勒索敲诈。许多显要人物被迫向人民抗日军大量捐献，以便赎罪。年轻的流氓利用抗日军的证件，在市区公开敲诈勒索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来势汹汹，加上私会党党徒借机声称他们也曾参与抗日，在这种情形下，英国部队根本无法恢复法律和秩序，局面一片混乱。幸好因交通不方便，大多数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局限于在马来亚活动。那是他们以前的活动地盘，所以他们在那里较能发挥影响力。

抗日军暗藏武器

英国军管政府宣布，每一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交出武器就可以得到350元。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大约6500名抗日军，包括在新加坡的数百名，上交了武器。1946年1月6日，英国人在市政局大厦外面举行一个仪式，一小队抗日军穿上制服，列队接受蒙巴登勋爵的检阅，并由蒙巴登勋爵给16名领袖别上勋章。陈平获颁缅甸星章(1935／45)和战争勋章，他紧握拳头回礼。报上当时形容他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司令。官方承认抗日军为打败日本作出了贡献，这就使他们有了地位，借此尽量扩张势力。与此同时，他们把许多武器暗藏起来，准备将来使用。

共产党把一些受英文教育者吸收到正在形成的统一战线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从剑桥大学回来的学生--组成了马来亚民主同盟，总部设在桥北路自由舞厅内舞池上方的几个破旧房间里。他们诱骗老菲利普·何亚廉出任主席，使民主同盟显得体面。他们需要他作掩护，以便利用民主同盟作为外围组织。老菲利普·何亚廉是个律师，也是我家的朋友，因为认识他，我偶尔会到民主同盟走动。民主同盟成立的意图看来倒还合法。英国已经宣布组织马来亚联邦，包括九个马来士邦和槟城、马六甲两个海峡殖民地，不包括新加坡。那就是说，新加坡会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这是不能接受的。民主同盟要求让马来亚和新加坡作为一个整体独立。

菲利普·何亚廉协助起草宪法。我虽然看过草稿，却没参与其事。共产党方面认为，宪制改革的主张无关重要，他们要的是全部的权力。民主同盟不过是个外围组织，目的是动员受英文教育者协助他们实现目标。1948年共产党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英国，民主同盟宣布解散。

在日治时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间许多不公平与荒谬的事。这段教育，战争一结束也就完成了。如果说我因此而获得一张现实生活的大学文凭，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见所闻，则是我的研究生课程。这个时期的情形跟我记忆中3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从拘留营出来的英国文官纷纷回国疗养，临时凑合的政府部门由英国军管政府临时官员掌管。

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们的任期只到复员为止。一旦复员，职务会全部解除，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识到这点之后，许多人尽量利用手中的权力。他们的需要嘛，唉，跟日本军官没什么差别--找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值钱的小玩意儿，到时带回英国。因此这类玩意儿很吃香。得到好处后，他们发出许可证和提供稀有物资，给本地人一个发财的机会。但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

日本人下台了，许多房子空置着。我们得离开华厦的住房，维多利亚街的店屋又不合适，母亲和我开始物色新居。欧思礼路是个中产阶级住宅区，1942年欧洲人离开之后，一度住的是日本平民。我们在欧思礼路38号和40号找到了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两栋房子里还有些笨重的家具，但都人去楼空。我们决定投标租下38号。我到敌产管理处找主管吴乔治，他是个在爪哇出生的华人，是我家的朋友。他欣然批准让我们以战前租金租下这栋房子。

欧思礼路38号房子很大，格局凌乱，共有五间卧室，后面还有三间，最初原是工人房。我们租下之后，很快就住满了人。韩瑞生夫妇携带年幼的女儿从槟城回来，成了我们的房客。后来我动身到英国读法律时，这里热闹得很。这条街上其他房子也都住满了人，因为战时遭破坏的房子还没条件修复，而人口却增加了。人们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南部的廖内群岛回来。许多华人也像我的表亲一样，从印尼逃难而来。

父亲重回蚬壳石油公司工作，担任新加坡巴西班让仓库主管。这个时候我得决定怎么谋生。到公开市场做买卖，还是不愁没钱赚。但货物种类不一样了，风险也大了，该买进哪些紧俏的货物卖给军人，我可不在行。于是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国军官们，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建筑工程可做。经过两三次的努力，终于同军管亚历山大路日军货仓的一个印度旅谈成了生意。我跟一个个头高、身材瘦削的英国少校洽谈，他需要工人清理货仓内的日本货，然后把英军的货物搬进去。我和原籍上海的朋友刘友霖找了10O到150个工人给他，工资是每人每天2元。弟弟金耀当财政，也负责发工资。每天收工时，由军方点算工人，付钱给我们，再由我们发给工人。还有些建筑上的活儿另外计算。货仓工作由1945年10月开始，我一直忙到次年5月。新加坡总工会的活动基本上影响不到我们。除了1月30日和31日罢市两天以外，工人们天天清理货仓，把新的货物搬进去。

1946年3月的一天傍晚，金耀领了钱准备发给工人，骑脚踏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罗厘行经维多利亚纪念堂时，不知怎的撞到他，拖着他走了好一段路，几乎把他的左臂给扯断，他的脸部也受了伤。我赶到医院看他。我们一家人一向相处得很融洽。金耀见到我，问的第一件事是钱有没有丢失。我听了不由得心痛。那不过是几百块钱而已，可见他对工作是多么认真。我尽量安慰他。幸好外科医生替他动手术，一切顺利。不过，他痛了几个月，不能走动。

到英国去读法律

我一面担心金耀的情况，一面也想到尚未完成的学业和对芝的感情越来越深。能不能很快在莱佛士学院读完文凭课程，我并不乐观。学院至少要一年后才能复课，我还要多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毕业，算起来就要浪费两三年的时间。我跟母亲商量，如果动用她的积蓄和首饰，外加我在黑市和包工赚到的钱，家里就负担得起我和金耀两人到英国读法律课程的费用。于是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

1945年10到11月间，我介绍芝认识莱佛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管理员，使她当了图书馆的临时雇员。她一家人搬到了德文莎路一座浮脚楼，离我家有一英里，我经常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中途停下来，到欧思礼路圣诺犹太教堂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谈心。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分部过去就设在附近。1945年l1月，我手头宽裕，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一辆战前的莫里斯牌汽车，换上了来自英军的部件。后来生意比较好，几个月后我把它卖掉，赚了一笔，换一辆经过修理的战前的福特牌V8型汽车。在日治时期，这辆汽车很可能是日军将领使用的。

除夕我带芝到安珀路振裕园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社交集会。振裕园是李浚源夫人在海边的房子。李浚源夫人是海峡土生华人的老前辈，丈夫去世了，非常富有。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同年，即1946年，我开始策划如何离开新加坡。

3月间我写信给中殿法学协会，附上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伦敦四个培养律师的组织之一。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回信，说我亲自报名就会录取。当时开始有船开抵丹戎巴葛港，载英军回国复员。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我见了他的一个下属。我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很少本地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语法和用法都不成问题，又不带浓重的本地口音。我向他解释了自己的难题，告诉他战争中断了我的学业，耽误了我五年的时间，如今中殿法学协会录取了我。我出示中殿法学协会的来信，说我迫切需要坐船到英国去。对方同情我的遭遇，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在忙碌奔波准备离开新加坡的两个月期间，我跟母亲一起到处寻找能顶得住英国冬寒的毛衣。我们在双溪路结霜桥旧货市场找到了用得上的大部分寒衣。双溪路旧货市场战前是买卖贼赃的地方，战后又活跃起来，专门售卖从英军那里弄来的物品，其中不少是英国当局送给复员回国的英军的物品。母亲买了一个四角有金属保护套的大木衣箱，把一张地毯、一床被褥、一件外套、两件运动衣、两条法兰绒裤和一套皇家空军巴拉瑟亚军服呢大衣全塞了进去。皇家空军大衣是向谐街最好的裁缝定做的。

动身之前，母亲千方百计地要我跟华族女子订下个名分，免得我将来娶个英国妻子回来。有几个学生带了英国妻子回来，往往闹得很不愉快，家人不高兴，最后不是婚姻破裂，就是小两口到英国定居，因为他们无法在英国殖民地社会立足。在殖民地社会里，人们如果不是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他们，就是公开冷淡疏远他们。母亲先后给我介绍了三个背景不错、社会地位也不差的女子，我却无动于衷。她们年龄适中，家道丰厚，相貌也可人，就是引不起我的兴趣。我有了芝已经心满意足了。后来我决定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精明得狠，一发现我打定了主意，将来不大可能带个陌生的英国女子回来，就不再找人了。她对芝的态度变得像个未来婆婆似的友善亲热。

我曾经告诉过母亲，芝是柯守智的女儿，在莱佛士学院英文和经济两科考试成绩压倒我。在我们制造胶水的那段日子，她也见过芝，到过她的家。芝的父亲是银行家，在华侨银行办事。他在爪哇出生，就像我父亲和祖母一样。芝的母亲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土生华人，跟我母亲一样。我们背景相似，在家里使用同样的语言，传统习惯一样，食物也一样。

芝是在美以美女子中学受教育，16岁考完剑桥高级文凭考试进入莱佛士书院一个特别班，准备争取女皇奖学金，可惜没争到。她后来告诉我，她在等待白马王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王子是我，但我不是骑着白马前来，而是骑着硬胎脚踏车到来。1940年她进入莱佛士学院。我们在晚宴上和野餐时见面。当时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读第一年，适应方面有些困难；此外我也不急于接近女孩子，还不想找对象。我们偶尔在社交场合和讲堂碰面，彼此很友善，但关系谈不上亲密。1943年到1944年，我们在不同的境遇下重逢。经历了三年半的日治时期，我身心都成熟了，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她。芝关在公寓里做家务，学华语，有书就看，而且随时可以参与制造胶水的生意。

她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八人，童年在保守家庭里受到充分的照顾，生活很愉快。家道还算不错，上学、到莱佛士学院和其他地方都有汽车接送。她家很重视举止得体。搬到德文莎路之后，有一回我从图书馆用电单车送她回家，让她坐在后座。她母亲见了既惊愕又担忧，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人们会怎么想呢?谁会娶你?不久，她家又搬回巴西班让，那里离市区很远。那时多亏我有了汽车，可以开车子继续追求她。

在1946年9月前往英国之前，我们相聚的时间很长。动身前，我叫住在我家的表弟林哈罗德在一两天内拍下我们一系列合影。我们当时年纪轻，又相互爱恋，渴望把生命中的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作为我离家到英国三年的纪念品。分别后什么时候能重逢，我们不晓得。我跟她一样，盼望她能回莱佛士学院，赢得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跟我团聚。她是铁了心跟我，我感觉得到。我也决心不辜负她。

1946年9月16日，就在我23岁生日这天，我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在甲板上向她挥手告别。她热泪盈眶，我也不禁掉下眼泪。父母亲、弟妹和一些朋友，还有韩瑞生，到码头给我送行，祝我一路顺风。

正文第九章从伦敦到剑桥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的航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没它这么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约有40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我能搭上这艘船，就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衣箱和两个皮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我事前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到伯爵阁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位，有如在"大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奇异气味，跟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很快在格雷斯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30英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明书(当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是中殿法学协会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殿法学协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的临时房子里，没有餐厅。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纳姆考特路。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分配到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也有热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多了，马上搬进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带了泳裤到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的，也许比新加坡的海水还温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炸，于是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竟然会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续租房子。我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阁那么邋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我发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就是瑞士村地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学院的斯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回国的复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损失了三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来可以把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他同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业因此中断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伍军人补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肃认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学院爆满了，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气的人最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就得排在第二位。他们没打过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学的学额。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民地的少之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样。莱佛士学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聊。辅导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坐电梯冲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完一堂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顿伦敦大学学院听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学院内还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向殖民地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最好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物、种族、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识，以及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个大数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煤气圈。我得把几个先令塞进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票进餐的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我也不晓得怎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也还没有人撰写有关如何在大卧室兼起居室里的煤气圈上煮东西的书。

我有过惨痛的经历。煮牛奶溢了出来，熏咸肉、牛排和肉块煎得缩水，在房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冒着天寒打开窗户和门通风，几个小时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道，可怕得很。三所学院餐厅的午餐都使人发腻，难吃得要命。为了换换口味，我有时光顾莱昂街角餐馆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样腻人：冷肉煎饼面多肉少，否则就是用油酥煎的香肠。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圆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许多英国白领文员一起搭地铁到瑞士村地铁站，不必再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的餐室和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她们教我到哪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用于衬衫和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L·威廉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学位。我向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大学生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廉宿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茨威廉学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过伤，说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年1月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尔马上答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字车站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我接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录取你。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信后我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得的处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照顾不了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他本来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回顾那些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我却辜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想写信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许多以前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了，说话很有魅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政策，结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多个经济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征税的课题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著作，公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的，另一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和进口货征收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长。倡导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体是自由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契约法，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费边主义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多年。但是到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那是有关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学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最优秀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最差的学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种强求一致的主张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时候。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时晚上到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如何摧毁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民"的定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本被打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对国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1946年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待过之后，剑桥是另一番天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私人汽车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授都骑脚踏车，包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师。后者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多年来由学生们一手转一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我跟大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多了，也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我精神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件连帽粗呢风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不如羊毛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传统方式烹调，谈不上可口，但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比目鱼都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盐和胡椒，有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咽，还有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吃得又不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期患过轻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能到剑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习划桨，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地方的训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子，下午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到了，由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开俱乐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学的多数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进入第二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所以，第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还有几个学生来自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对我没听过的课做了很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伦敦第一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背景，所以必须修英国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剑桥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拼命补完没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跃。我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感到高兴。同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备进去吃午餐时，他看见我，停下来祝贺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满意。1946年12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参加军队而已。你得出人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拿不到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一等荣誉。"当剑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来。

传来最好的消息

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那是军方剩余的旧物资，样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却不错，花了我60英镑。突然之间，我变得能够快捷地来来去去。我到剑桥乡下到处兜风，到那些坐巴士和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观光。遇到农民竖立告示牌招请工人来采樱桃或草莓也欢迎其他人来买的地方，我会停车下来买。6月底芝写信告诉我，她考到了一等文凭，现在大有希望赢得到英国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我有把握她会赢得奖学金。临近7月底传来了最好的消息。芝从新加坡拍来电报说，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但是在1947年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部找不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剑桥来。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他年近50，长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经验，来来去去的学生多的是，他都见过了。他知道学监喜欢我。我告诉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很聪明，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时进人剑桥。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你能求学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

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月1日他写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两边都立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个特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到设在卡姆河畔银街附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在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他们查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试成绩副本。

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上，我依约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多次排名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得一等成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样。巴特勒小姐戴眼镜，头发银白，有点富态，外貌慈祥，待人友善。一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把她给逗乐了，她很想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接受你入学。公函随后就寄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我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见到她，我兴高采烈。我们立刻启程，坐火车到伦敦。在伦敦，事前我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牛律牌汽车，我驾车载着芝到处观光，甚至在当天带她到布赖顿看铺满小石子的海滩。在伦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车还给同学，两个人坐火车到了剑桥。

学监的回信

这时我已经适应了剑桥的生活，虽然老马识途，但还是遇到新的问题。菲茨威廉的初级导师兼财务总管庞兹分配给我的房间，是在剑桥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吓呆了。格顿学院是在市镇的北边。我千方百计物色离芝比较近的房间，始终找不到。庞兹不讲情，我向学监上诉，他的回信语气很慈祥，但不乏一丝冷冰冰的幽默：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或者说是妻子吧，因为你显然希望她会成为你的妻子。实际的路途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见他心爱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了，但你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我们会尽力跟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们会顺其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我太老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诚的

．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找到一个房间。哈里斯上尉养马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等其他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文化震荡"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重的大衣，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苦。何况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的方向感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可以修读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莱佛士学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霍兰教授。当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帮芝取得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所受承认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一帆风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有讲师们的奇腔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去我是一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在可不同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上，英国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莫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巴士剪票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东。好几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近接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是华人，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的名字叫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可以当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上都举止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是大学的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擞揽球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在。对我这个来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当中，那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院旗，是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要具有划船校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桥学生联合会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一旦考到第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特别是同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英国保守党人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英王与帝国"。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要政党里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这种联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惊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台，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因为他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福利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议，也没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能力这一课题展开辩论，声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所配的眼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付钱，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着优雅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表格上签名也省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然，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说，许多法国人和其他欧陆人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得多。我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这期间物资仍然缺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凭配给票购买不可。

当时我年纪还轻，满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负担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这么一个平均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他能够从共同资源中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不是他应该怎样工作，为共同资源做出贡献。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负担的沉重。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之前，我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开拓税源和创造财富。因此，当时根本无法谈论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

这期间，我从家书和英国报纸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发生麻烦了。马来亚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有所闻。到1948年6月，马共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马共游击队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公开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无力、毫无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并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会提出的各种纲领时，我一定出席。

难得的教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一切都显得那么开明。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词，指保守党"连害虫也不如"后，便使国民保健服务法案在国会通过。工党也替地方当局兴建了许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们是靠政府大量津贴，才能把租金压低的。工党也扩大福利的范围，以确保"安全网"能照顾到所有不足以应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记忆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穷二白之前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奢侈的享受。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训，关系到如何确保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府的公平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使得权力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我们把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拿来同新加坡和马来亚比较。新马人民大多数没受教育。报纸软弱无力，对基本问题一概不理，只管报道重要人物的来来往往。所谓重要人物，多数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们之间的本地人。总之，新马的情况显得落后，前途未可乐观。

注：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正文第十章有个奋斗的目标

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

这期间，我和芝讨论了两人在英国的生活，并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最好趁12月圣诞假期静悄悄地结婚，并严守秘密，料想如果向芝的父母亲征求意见，他们一定会很不高兴。格顿学院也未必会赞同；学院的学监就给我写过信，提醒我这一点。女皇奖学金当局也可能表示异议。但我们都是20多岁的人，已经成熟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个来自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真正动机，把当地的一家小旅馆介绍给我们，认为那是欢度圣诞假期的理想地点。我们还可以到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观赏莎翁名剧。然而我们一到达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便把此行的真正目的告诉当地的婚姻注册官，并在住上两个星期后，便依照手续结婚了。我们在前往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途中，曾在伦敦稍作停留，以便我到摄政街给芝买一枚白金的结婚戒指。回到剑桥以后，芝用一条项链把戒指挂在脖子上，而不是戴在手指上。

尽管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一如往常地努力读书。我要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参加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的程度。芝在应付第二年的课程时有点困难，恐怕要到第三年才能见曙光。1948年5月，考试又到来；6月，成绩在评议会大厦公布。我在第一阶段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一等成绩。芝在法科第二阶段资格考试中，获得二等成绩，她感到很失望。其实，她参加的不是荣誉学位考试，并非真正重要。我安慰她，然后两人决定到欧陆度假两星期。

我们不想参加团体旅行，自己安排在巴黎逗留五天，再到瑞士逗留一星期，最后一站是威尼斯。

巴黎到处积满污垢，阴沉一片，经过德国四年的占领，情形更糟。幸亏德军司令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撤退时没把整个城市摧毁。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人显得很穷。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自豪和有组织。巴黎的公共交通比伦敦差得多，双节长巴士看起来又古怪又笨拙，转弯时不容易操纵。交通一片混乱，司机的态度都很粗鲁。法国人在搭巴士或到商店柜台付款时，都不会像英国人那样排队。他们在车门口推推搡搡，上下车都乱挤一通，甚至他们在说"对不起，先生"时，也使劲把你推到一边。巴黎的地铁，票价比伦敦便宜许多。但在1948年那个时候，一般列车都很肮脏，通风设备又差，空气不新鲜。车上的乘客只顾自己，很少替别人着想。在伦敦，男士会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女士，年轻人也会让位给老年人。我离开巴黎时，心里对英国人更加敬佩。在社会准则和政府给人民提供设施方面，法国肯定比英国低几级；所谓设施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基础设施。

然而对讲究吃的人来说，法国餐是顶呱呱的。牛排的滋味特别美，酱料也异常可口，葡萄酒更是第一流。即使是简单的凉拌菜，也蛮好吃，例如用又大又红又甜的番茄为料，加上少许橄榄油和酸醋拌成的那种，如果跟烤牛排和法国面包一道吃，味道再好不过。尤其是法国面包，比英国的松脆，好吃得多。我和芝都不想再吃英国的标准菜肴了。

我们乘夜班火车从巴黎到日内瓦去。醒来时，只觉得空气很新鲜，气候凉爽。日内瓦真是个洁净无瑕的城市。街道上汽车很少，来往川行的有轨电车都很干净；鲜花正在灯柱的半中腰怒放(不知怎么浇水的)。我们下榻的布里斯托尔旅馆(战前这家旅馆的住客显然都是英国人)，所有的床都铺上美丽的白被单，还有白桌布、白面包，食物更是美味可口，一切都干干净净，但是价钱一般比法国要贵。瑞士还是那么纯朴，战争既没使物资匮乏，也没带来污秽、阴沉的景象。

我们从日内瓦往南走，到洛桑和卢加诺。我们越南下，所见的城市就越肮脏。从同行的游客口中，我们得知威尼斯很邋遢，到处散发着臭味。于是，我们决定退掉在威尼斯旅馆预订的客房，而在卢加诺多住几天。我们从一家收费较便宜的旅馆转到另一家叫"辉煌"的旅馆。这有什么不好?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次。我们在卢加诺痛痛快快地过了五天。每天面对着壮丽迷人的湖光山色，享受有效率和周到的服务，又有极合口味的食物，可以用一瓶不到10先令的纳夏特葡萄酒送下肚。接待处的职员看着我，问我是不是华人。我说："是的，不过，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对方说："啊，蒋介石。"他不晓得我和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我并不以蒋介石为荣，因为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中国大陆。其实我已料到欧洲人会一成不变地把我看成中国人。我们这几天所过的，依然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假期，观光，漫步，吃，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滨。我发觉瑞士人很守纪律，做事能干有效，又很讲究实际，而且待人态度得体，礼貌周到，只是不够热情。他们不会要求你帮什么忙，反过来他们自己似乎也缺乏慷慨的本性。总之，他们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弟弟金耀也从美国到英国来，跟我们在一起。他随身带着精美昂贵的尼龙丝袜、可以快速晾干的衬衫以及漂亮的行李--这一切都是在经济紧缩的英国买不到的。美国看来像个物产丰富的仙境，也像童话中溢流着牛乳和蜜糖的丰饶羊角。因此，我早年对美国的印象是，一个资源丰富、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但是，我却跟英国人抱着同样的看法，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他们过于急功近利，过于鲁莽急躁，过于雄心勃勃，认为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0月，我们开始修读最后一年的课程。我们井井有条地做功课，并埋头苦读。上课听讲，撰写论文，做作业交给督导审阅，也到图书馆读书，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我租用的房间里温习功课。但是生活并非只是读书。有时在周末或傍晚，我会骑脚踏车到格顿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里的煤气灶煮些新加坡菜肴。我常常邀请杨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刚到英国修读法科。有时，我把一个星期配给的肉用咖喱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黄油面条、鸡肉(取代猪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条"，吃起来也蛮可口。

这时候，我们的生活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而且同有关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我能够请剑桥大学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导辅导我，他们都是三一法学院的研究员；三一法学院是当时剑桥大学的主要法学院。第一年年底我考获一等成绩之后，就能够说服他们做我的督导，虽然当时我是菲茨威廉的学生。这些督导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导是特雷弗·托马斯，他心地很好，脑筋灵活，条理分明。

我同几个英国学生结交，他们多数是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活跃分子，后来在1950年的大选中，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其余的修读法学的各种分科，后来成为国际法、比较法和工业法的杰出教授。他们是一批聪明绝顶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剑桥大学到牛津大学参加模拟法庭的辩论会(正式辩论)，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见习律师似乎抓不到有关法律问题的细微点。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脸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时，对我赞誉有加。但是，我没参加过剑桥学生联合会的任何辩论会。我认为这么早就道出心里话，是不明智之举。等我们返回新加坡，同朋友们商定所要采取的路线之后再表露也不迟。

不过，我在伦敦期间，倒有几次到下议院听演讲。有些工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极为友善(反之，保守党议员对殖民地学生的自由愿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顿和斯劳区工党议员芬纳·布罗克韦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国国会所在地)的大厅里跟我会面，以便把入门券送给我，好让我到旁听席旁听。工党里有一些著名的演说家。记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国会旁听时，见识了工党议员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锐利的言辞，把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殖民部大臣驳斥得毫无招架的余地。他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

获得唯一的特优奖

1949年5月，我们参加法科的最后考试。6月成绩公布，我相当满意。我在法科第二阶段的荣誉学位考试中，考到一等成绩，并获得那年唯一的特优奖。芝也考获一等成绩。我们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父母。我本来应该考到更好一点的成绩，但一等成绩也够好的了，可以作为我返回新加坡以后展开另一阶段生涯的优异标志。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则，一个法科学生在考获学位之前，必须"完成"至少九个学段，一个学段是八个星期，必须住在学院宿舍或是当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剑桥大学只有六个学段的时间，我也只有八个学段。我们得到特别的豁免，都获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领取学位。

剑桥大学决心维持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奇特，但却增加了剑桥作为一个古老学术中心的神秘性。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学生以所就读学院的资历高低为序，排成一行，然后在导师带领下，走进几座法学院附近的评议会大厦。他们一进里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着导师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导师逐一把他们带到身穿礼袍坐着的校长跟前。学生和导师也依照他们获得的学位，穿上相关的礼袍。等待领取学位的学生身穿短礼服，肩上报着一条缀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后晃来晃去。导师把学生介绍给校长，校长于是一面说着拉丁语，一面把学位颁授给学生。比利·撤切尔以学监的身份亲自带领我和其他学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学生因为不属于剑桥大学的任何学院而排在最后。典礼举行过后，我们在指导教师和其他同学陪伴下，到评议会大厦外边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学院几位教过我和芝的法科讲师，以督导的身份也到场同我们分享快乐，特雷弗·托马斯也在。杨邦孝把当时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

接着我们转到三一法学院托马斯的套房，开香槟再庆祝一番。另一位讲师t·伊利斯·刘易斯博士也来参加。我们都很亲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称)。他教过我们，是个威尔士人。他有副讨人喜欢而显得滑稽的面孔，秃头，细微的白发散在两边，脸上戴着无框眼镜。他对我和芝说："如果是男孩子，就把他送到三一法学院来。"

1952年我们的大儿子显龙出世时，我写信给三一法学院的高级导师，预先给他订了个学额。可是，19年后显龙到剑桥大学深造，却决定进入三一学院，也就是当年牛顿所建立的最优秀的数学学府。在三一学院的优秀导师教导下，他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的课程，并获得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在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所拍的照片当中，我最珍惜的是比利·撒切尔站在我和芝中间的那一张。我没有令他失望，我的"女友"也一样。撤切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精明，富有洞察力，而且对手下的学生不借花费许多时间细心教导。有一天，我在他的套房同他一起喝茶时，他指着几个正在特朗平顿街挖掘泥土的工人说，他们在短短三个小时里就喝茶休息两次，过去和战争期间他们的工作态度就不这样。现在他们不愿意卖力工作，国家是不会进步的。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反动的老头子，但他教的却是经济学。几年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知道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才会增长。又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是华人，你们华人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作后盾，这是极为有利的条件。"1949年6月，就在我们快要离开剑桥的时候，一天早晨他邀请我和芝最后一次在一起喝咖啡。他轻拍一下芝的手，然后看着我说道："他太急躁了。别让他老是这样匆匆忙忙。"他对我的性格果然看得很透彻；但他也晓得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不罢休。

既然毕业了，我们就趁机外出度假10天，这一次是乘旅行车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游览观光。但是，我们对法科的研究还没完成。要在新加坡当律师，单靠剑桥大学的学位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在英国取得普通律师资格或是能到高等法院办案的律师资格。我们于是加人中殿法学协会。中殿法学协会是英国四个法学协会之一，负责教导法科学生和鉴定学生的律师资格。

我们旅行回来便设法住在伦敦，不久找到了一个居住单位，距离菲茨姜道我的旧住所不远。可是在芝方面，家务和学习总是难以兼顾。于是，我们决定不上法学协会的课，留在康沃尔的廷塔格尔独自苦读，准备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

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一座庄园旧宅里度过几次假期。这座旧宅由梅勒太大和她的三个儿子协助管理。梅勒太太为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对我们的饮食照顾得很周到。整座房屋就住我们两个人，到了夏天才有其他几个住客。我们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或是沿着周围的乡间小路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温暖、潮湿的西南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情。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国内广播，所用的派耳牌收音机是我从剑桥买来的，它给我们带来许多轻松欢乐的时刻。我发觉收音机比电视更能起刺激作用。我们听过好些节目，包括第一系列的"里思讲座"，由罗索主讲，讲题是《权威与个人》。罗素老人的声音优美，带点旧式的声调和发音。他的讲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能用简单高雅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晚饭后则有《又是这个家伙》的轻松娱乐节目，由托米·汉利主持。他所讲的笑话逗人发笑，不下流，有趣，不谈性，也没有双关语。

在运动和消遣方面，我打高尔夫球，大半是一个人打，地点在阿瑟王城堡旅馆的九洞高尔夫球场。除了假期以外，这座球场平时空无人影，加以场内多丘陵又多风，像我这样一个笨瓜，有这么一个球场，正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保持身体健康。我和芝花费许多时间寻找打失的高尔夫球，却往往找到别人打失的，质地比我的好。芝也趁机采摘野生蘑菇，由梅勒太太替我们煮，味道倒是挺鲜美的。

马来亚大厦里的谈论

我们在中殿法学协会勉强果腹的餐室就餐，食物可就不那么可口了。为了要取得律师资格，我们每个学段必须在协会的餐室"进晚餐"3次，这是所有学生都必须遵守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乘坐7个小时的火车，到帕丁顿车站。但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布赖思斯顿广场的马来亚大厦，会见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朋友。我们所谈的，是留学伦敦的英国殖民地学生所喜欢谈论的课题，那就是我们未来的自由斗争。在我的莱佛士学院同学当中，有些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如吴庆瑞和杜进才。

吴庆瑞是我就读莱佛士学院时期的经济学导师。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读理学士课程。杜进才则在伦敦大学攻读生理学理学士课程。他们和其他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称为"马来亚论坛"的团体，目的是要在学生当中培养政治意识，同时促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独立国早日成立。论坛的成员来自所有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亚裔。而论坛本身，既非左，也非右，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它采取反殖立场，但主张非暴力，同马来亚共产党毫无关系。论坛的成员举行集会时，往往邀请英国的政界人物、工党政府的初级部长如伍德罗·怀亚特或是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来演讲。

我们大谈了一阵子之后，便从马来亚大厦出来，到大理石拱门，并沿着埃格韦尔路一间一间地到酒廊痛饮一番。英国的啤酒糟透了，谈而无味，又带有浓浓的英国特有的"苦涩"味道。即使经过多年之后，我还是不喜欢英国啤酒。可是当年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喝啤酒以外，哪里喝得起其他的酒呢?谈醇啤酒价钱很贵，威士忌则贵得叫人动也不敢动。我们只好一面喝啤酒，一面畅谈我们回到新加坡之后所要干的大事。

我离开英国之前，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驻伦敦非正式代表林丰美接触。林丰美于1934年获得女皇奖学金，但是后来他对读书失去兴趣，却被共产主义事业吸引。他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从未及格，剑桥大学学位也不曾考到。他留在伦敦，出版一份亲马共的油印小报，叫做《马来亚箴言报》，内容糟透了，是一种粗糙的宣传品。但他本人却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我打电话约他会面，他约我在《每日工人报》办事处外见面。《每日工人报》是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设在舰队街附近。我带着芝一起去。芝认识他，原来芝的哥哥是他的朋友。

他真是一个怪人，不直接到我们能够谈话的地方，而是带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狭窄的街道，毫无必要地东转西转，最后才在一个工人出入的酒廊兼餐室停下来。这地方显得很僻陋，而且具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气息。开始时我们讲了一些社交上打趣的话，接着我单刀直入问他为什么所有共产党人都把他们统一战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一举吞没，并且引用共产党人在捷克和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做例子。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示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因为深信共产主义事业比他们的优越。我认为他完全脱离现实，只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中，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美梦中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一两个月后，我接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一封信。他认识我的父母，并且听说我在康沃尔，就邀请我和芝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我们在他家住了三天。他所感兴趣的，是衡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感兴趣的，是同他接触，并且看看战后的英国殖民地警察首长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打高尔夫球。我的球艺很差，但却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现在我才知道，我已经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将列在他们的监视名单中，原因不外是我在马来亚大厦发表过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他们知道我不是在闹着玩，而是个立场坚定的人。我想最好他们也知道，在宪制上我的行动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我和共产党没有联系，也不同情共产党的作为，因为我们不久就要返回新加坡了。

1950年5月，我们到伦敦去，参加律师资格的最后考试。那个周末，刚好碰到一大批足球迷，我们下榻的旅馆，大门小门从早到晚一直砰砰作响，使我们完全不能集中精神温习功课。但考试结果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为不在伦敦而付出代价。因为不在伦敦，我们没听有关讲师讲课，而这些讲师正是主要科目的主考人。他们根据所教的新个案出考题。没有人获得一等文凭。我考获二等文凭，名列第三；芝则考获三等文凭。不过一切还算顺利。1950年6月21日，我们根据典礼的要求，戴上假发，穿上礼袍，在中殿法学协会的宴会大厅里，获颁律师资格。生命即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想到就要回家，我十分高兴。回顾过去四年在英国的生活，我相当满意快慰。我目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人民并不因为他们蒙受惨重的损失而沦为失败主义者，也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变得傲慢自大。伦敦市区每一个被炸过的地方，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残瓦断垣都整齐地堆叠在一边，有些还种上花草灌木，使废墟显得不那么刺眼。这是英国人所表露出来的含蓄的自豪感和讲究纪律的一部分，

英国人对自己人和外国人都彬彬有礼，令人敬佩。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驾车人士所表现的礼貌态度：你向有权先行的车子挥手示意，对方也向你挥手致谢。这真是一个文明社会。我也很怀念剑桥大学。就在这所大学里，我跟不寻常的一代一起学习。他们都是20多岁的归国战士，有些甚至30多岁，结了婚，有孩子。他们亲眼看过死亡与破坏，变成很认真严肃的人。有些人大难不死侥幸归来。菲茨威廉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所驾驶的飞机坠毁，脸部严重烧伤，尽管再三施行整容手术，看起来仍然叫人心痛。然而他战胜了自己。他知道自己脸容毁损变形，头几次碰面会把陌生人吓一跳，所以尽量表现出一种自然、自信和毫不自怜的神态。由于不向命运低头，他的生活过得最有意义，

当时的剑桥并不是属于那些只求玩乐、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互相炫耀的年轻人的。不错，校内有几个在和平时期服役刚刚期满或是豁免服役的青年，但他们是少数，起不了带头作用。倒是那些复员后入学的学生，也就是那些带着丑陋的战争伤疤的学生，使战后的剑桥大学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收拾战争残局的地方。我有幸跟这一代的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学习。

当然，那时候也有过并不愉快的遭遇，主要出自一些不得不为我服务的英国男女，他们也许觉得服侍一个邋遢贫穷的亚洲学生有损尊严。有些女房东尤其刻薄和顽固。可也有像廷塔格尔的梅勒太太和伦敦中国协会的管理人杰克逊太太那样的英国人，她们待我非常好。我负笈英国数年，最难以忘怀的就是杰克逊太太。会所设在戈登广场的中国协会，是英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协会向所有华族学生开放。会所靠近伦敦市中心，我觉得对华族学生最为方便，何况地方又是那么清静。

杰克逊太太对所有学生都很友善，对我一开始便特别和蔼。大学放假期间，由于我的地址从剑桥改为伦敦，又从伦敦改为剑桥，再从剑桥改为廷塔格尔，戈登广场16号便成为我的通讯处，也是我们存放备用皮箱或书籍的地方。我和芝在伦敦没有家，所以时常到中国协会去。我们可以在里头用热水、肥皂和干净的脸盆洗去身上要命的煤烟灰，一分钱也不必付，只需带着自己的浴巾就行了。由于协会会所免付租金，所以杰克逊太太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上好丰富的下午茶，每人只需付1先令而已。

至于不如意的小事有哪一些呢?在战后初期英国物资短缺的岁月里，如果你不是外国留学生，你无法想象在伦敦租用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生活是多么困难和不便。房东太太只提供早餐。早餐过后，我和芝便得离开房间，好让房东太太打扫。我们只好到公共图书馆去读书，午餐和晚餐则在餐馆解决。因此能找到一个清洁宁静的地方休息和梳洗，简直是莫大的奢侈享受，何况还是免费的。

意想不到的后果

1956年，我在伦敦参加有关新加坡前途的宪制会谈时，特地到戈登广场探望杰克逊太大。她看见我异常高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但我跟中国协会的联系，却使我在政治上面对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多年后，我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发现一些旧报告，指我和芝经常到中国协会去，以便同来自中国的亲共分子打交道。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紧跟着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一份报告甚至说芝是一个比我还要激进的左翼分子。我对政治部的报告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和芝搭乘荷兰邮船"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威廉勒伊斯号"是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新加坡之间最好的轮船，很新，又有冷气设备，所提供的印尼和荷兰饭食顶呱呱，还有几百名身穿民族服装的爪哇侍应生殷勤服务。这该是我们告别英国的一次大胆花费。我们住头等舱的两个舱房，旅途中始终很愉快。我只有两次晕船，一次是在船抵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时，另一次是船在阿拉伯海航行的时候。我吃不下饭，只吃点不涂牛油的烤面包和牛肉干。除此以外，全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8月1日，我们抵达新加坡。回到家的感觉真好!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是一个异常不同的阶段。很快地就有人使我意识到今后可能面对的危险。虽然我们住的是头等舱，可是那位系着领结亲自上船来的移民官福克斯先生，却要我安分和识趣。他让我和芝一直等到最后，才查看我们的护照，然后莫测高深地说："李先生，我想我们会多了解你的事。"我瞪他一眼，不睬他。他存心恐吓我，我可不会被他吓倒!

后来，我发现他给我记下的黑点，包括怀疑我在1949年8月到布达佩斯出席世界青年节大会。那年暑假，苏联利用匈牙利充当东道主，举办这个由共产党组织的大会，设在伦敦的国际学生联盟则邀请英国的有关团体参加。有些马来亚和新加坡学生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出国廉价旅行的大好机会，只需付回程的火车旅费而已。吴庆瑞、莫里斯·贝克、我的弟弟金耀和其他许多人都去了。然而他们一到那里，林丰美和新加坡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约翰·伊巴却让他们组成一支代表队，举着"马来亚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列队游行。英国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有些人回新加坡之后可能闹事，便把参加者的名单寄给新加坡政治部，其中包括K．Y．Lee。政治部人员跟我父母亲面谈，然而由于父母亲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无法作出任何澄清。结果，当局不晓得他们心中的可疑人物是我的弟弟D．K．Y．Lee(Dennis Kim Yew Lee)，而不是我--h．K．Y．Lee(harry Kuan Yew Lee)。

不过，在有关我的档案中，却有其他的报告使我与众不同，从而使我成为"威廉勒伊斯号"最后一名办妥手续下船的乘客。1981年，一名研究员把1950年6月28日总督府的一份会议文件拿给我看。原来在这次会议上，政治部主任奈杰尔·莫里斯建议在我和芝从英国回到新加坡时，立刻扣留我们。但是警察总监福尔杰，也就是那位不久前邀请我们到他在德凡郡的老家度周末的先生却不同意。会议记录还进一步记述总督、英军总司令和辅政司支持福尔杰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两人都出身名门，如果逮捕我们，公众的反应一定很坏。相反地，他们表示如果善待我们，并把我们争取过去，那就有利无弊。有人认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就是-个适当的东道主，因为他经常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事实上，我们返回家门几个月后，麦唐纳便邀请我和芝到他府上做客。

正文第十一章决定做点事

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当福克斯先生让我在"威廉勒伊斯号"头等舱苦等的时候，我走到甲板上向父母亲、天耀、金满和祥耀等家人招手。他们跟几个朋友，包括韩瑞生，到码头来接我。芝的家人也在等她。但是我们下船后，便各自回家。她跟着父母亲回到巴西班让，我则乘坐一辆由马来车夫驾驶的蓝色史都巴克牌旧轿车，回欧思礼路住家。这辆车是母亲买给我的，连车夫也雇好了。母亲经营一间寄宿公寓，又是多个银会的会头，生意搞得不错。当年在华族家庭主妇当中很盛行搞银会，因为参加银会比向放债人借钱要光彩些。

最初几天我觉得很不舒服。在英国四年，我适应了凉爽干燥的气候。8月份新加坡的高温和湿气，使我感到很困倦。最初几晚难受极了。我把睡房里的吊扇调到最快，把两扇落地长窗打开．房门半掩，让空气多多流通，还是无济于事。最初几晚，汗水湿透了睡衣，我不得不起身三四次，用冷水淋浴并更换睡衣，搞得筋疲力尽。由于我没有适合在热带穿的衣服，白天也跟晚上一样热得浑身很不舒服。

可是新加坡也有许多好现象。自从1946年以来，它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街道上汽车多了，商店里物品丰富了，食物也增加了。本地的饭食尤其可口，我已有四年没尝过。虽然"威廉勒伊斯号"邮船的菜肴跟过去英国的普通伙食相比已经大有改善，却还是缺乏海峡土生华人用大量香料烹调而成的菜肴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滋味和特色。

我外出探望旧雨新交，重新建立联系。一天，我拜访了一位在司法部门任职的朋友，正要离开最高法院时，遇见著名的海峡土生华人律师王长辉。本地报纸曾经报道我回来的消息，而且对我和芝在剑桥大学取得优异成绩也做了显著的报道，这引起王长辉的注意。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到他和黎觉所设的黎觉与王律师馆当见习律师。我表示有兴趣。他随即安排我第二天去见他的资深合伙人黎觉。

黎觉是英国约克郡人，大约60岁。他是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后，30年代初期开始在新加坡执业，他后来娶了一个华族女子为妻，婚后没有生育，领养了几个华族小孩。他才智出众，脾气暴躁，但是声音很小，这跟他的矮胖身材和肥大脑袋相比，显得很不相称。他发怒的时候，满脸通红，说起话来几乎语无伦次。他精力旺盛，一天到晚满头大汗，只好用一条大手帕抹了又抹。他建议我当他个人的见习律师。这样，我将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两架大型冷气机散发出冷空气。冷气机噪声很大，但够两个办公室使用，所以相当凉快。在英国时，我决定不到律师馆实习以获得执业律师的资格，因此，回到新加坡后，我得实习一年才能获得执业律师资格。这期间，黎觉每月给我5OO元薪水。

我几乎马上就上班。我先定做了几件适合在热带穿着的衣服，有白斜纹布长裤和轻便的泡泡纱外套。我也买了几件棉质网眼衬衫，能透风，但同样无济于事，我还是汗流浃背。每一次上了法庭回来，总是浑身湿透。但是，带着浑身臭汗进入黎觉通风良好的冷气房间，后果也很糟糕：我因伤风咳嗽而病倒。不久，我学会每次回到办公室，先用冷水洗脸，等到身体转凉后，再换上我留在那儿的干净衣服。

冒失青年上门提亲

我有了工作之后，第二项任务就是拜访芝的父亲柯守智。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是一个自学成功的人，当时担任华侨银行总经理。他通过函授课程，自修会计学和银行学。他不是靠裙带关系也不是靠金钱升职的。他全靠自己努力，才升到银行总经理的职位。我恳请他把女儿嫁给我，并同他商量结婚的日期。他听了惊讶得发呆。他一直以为我父母亲会通过传统的方式登门造访，向他提亲，没想到这个冒失的青年竟然亲自上门来求亲，而且自以为一定会得到同意。不过，他没有当面说我什么，只是后来在芝面前发了一阵牢骚。我们同意先订婚，到9月底才结婚。黎觉在报上看到我们的订婚启事后，表示愿意聘请芝为见习律师，薪水每月500元。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芝，她马上接受。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太方便了。我们两人可以一起上班，而且每天都能见面。

1950年9月30日，我们秘密结婚将近三年之后，在婚姻注册局举行第二次婚礼。芝接着搬到欧思礼路38号。母亲给我们买了一些新家具，我们正式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了。但是芝却觉得很难进行自我调整；她现在必须适应李家的生活，而李家除了我祖母、父母亲、妹妹和三个弟弟以外，还有几个印尼来的亲戚。这几个亲戚寄宿在我家，帮补了母亲的收入。

我加入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以便继续练打高尔夫球，好使自己在英国廷塔格尔所学的球艺能够保持下去。一段时间我很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一天下午，尽管下着雨，我还是跟芝一同驱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来到汤申路时，我的史都巴克牌汽车突然滑向一边，掉头转了个弯，滚了两滚就翻倒在柔软的草坡上。我吓得目瞪口呆，芝也一样。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事。我们很幸运，没受一点伤。如果我们再往前一点才翻落在路边，汽车势必撞向一条大水管而不是翻倒在湿地上，我所热中的政治生涯恐怕就此告终了。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新加坡的政治令人灰心丧气，甚至义愤填膺。权力集中在总督、辅政司和律政司手里。他们聚居在象征权力的总督府范围内。总督住在最大的一座大楼里，也就是总督府。辅政司住在仅比总督府小的洋楼，律政司住的是又次一等的洋楼。至于副辅政司和总督的私人秘书，则分别住在另外两座洋楼里。这五座建筑物之间每天都有24小时的私人电话驳接服务。

这里才是真正的政府权力中枢。总督之下设有一个立法议会，25个议员当中只有6个是当地选出的。其余不是由英国官方委派，就是由政府官员担任，而以辅政司为首。1951年，民选议员人数增加到9个，但是他们没有决策的权力。在民众眼里，他们毫无地位可言，所以每次市政会或立法议会选举，投票人数都少得可怜。

我的老板黎觉是新加坡主要政党--进步党的策划人，该党的领导人多数是30年代在英国念法科或医科的留学生。他们对英国的价值观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像我祖父一样，凡是英国的东西，样样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这里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能力，更没有信心。

我在英国期间读过伦敦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驻东南亚通讯员帕特里克·奥多诺万的报道。他形容旧一代的亚洲留学生，不论在情绪上或心理上，都不会为自由而战斗。他们的出发点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立刻接管和治理一个独立国家，需要再累积多年的经验才能办到。我认为他们既然不能站起来争取本身的权益，就别提站起来跟英国人对抗了。本地唯一有势力的人物是林有福，他担任新加坡书记与行政职工联合会的秘书长。

这些政客发表的演讲都因循苟且，从来不敢向英国的权威挑战。但是每当他们说出任何批评殖民地官员的话时，却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贝思形容他们为"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贝思跟我一同搭乘"威廉勒伊斯号"返回新加坡。他在政府秘书处工作，我每次晚饭后到政府宿舍探访他时，两人总是把满腹牢骚尽情发泄。他是个欧亚裔，身材魁梧，说话缓慢，走起路来慢吞吞。他永远忘不了英国人对他的侮辱，很讨厌民事服务中一些英国同事的作为。

我决定做点事，以改变这种可悲的局面，所以恨不得其他朋友，特别是吴庆瑞和杜进才，早点从英国回来。1950年11月的一天，已经解散了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过去的主要左翼领导人约翰·伊巴事先没通知便跑到欧思礼路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阔谈了半个小时。我问他，对于新加坡不能成事的宪制政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政党，做点实事，向殖民地政府的权力挑战。他不置可否，说道："你知道，紧急法令正在实施，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我相信他可能从林丰美那里得知我们两人在伦敦会面的事。他正在揣度我的意思，看我是否可能成为他们招兵买马的对象。

1951年1月，报纸报道有关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共产党分子遭拘留的消息。被捕者包括前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巴、新加坡教师公会秘书蒂凡那和马来文日报《马来前锋报》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这是紧急法令下的拘留权力，第一次用来对付受英文教育的集团。

事实很明显，马米亚共产党也已在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争取到新成员。尽管受英文教育者一向得到政府优厚的待遇，而且垄断了政府部门和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有一些满怀理想的人，却经受不住共产党对反殖民主义者的诱惑。如果我们置之不理，或者无法动员他们组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力量，那么，最终得利的将是马来亚共产党。

担任选举代理人

我继续在律师馆工作，跟随黎觉到最高法院处理他所办的诉讼案件。每次他要出庭，便不喝酒，神志清醒。但是在其他场合，却叫人受不了。他带我外出用午餐和晚餐时，总是大喝特喝。比如他在加冷机场旅馆吃蚝，或是在史丹福餐馆和阿达菲西餐厅吃t骨牛扒，都是用黑啤酒和白啤酒把食物冲下肚。有时他中午喝得醉醺醺，以致下午不能有效地工作；晚上他则喝威士忌，往往喝到酩酊大醉。跟着他，我吃的东西过量，喝的酒也过量。他一定以为我会成为他的进步党的新党员，可以帮他做事，所以1951年2月要我担任他参加立法议会选举的代理人。我答应了。这将使我有机会粗略地了解新加坡的选举情况和惯常做法。

提名日定在3月8日，市面上却看不到什么令人激动的现象。这也难怪。上届立法议会选举在1948年举行时，20万名合格的选民，只有23000人前往投票，当中将近一半还是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6％。

黎觉以极少的多数票当选。进步党总共赢得六席，劳工党两席，独立人士一席。竞选活动是依照我在英国所看到的模式进行的，只是模仿得很差。黎觉角逐加东选区的议席。这个选区在东海岸，是他的老家所在地，聚居着大批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他们都效忠英王和英帝国。作为他的竞选代理人，我雇用一批助手在选区内张贴竞选标语，上面有他的照片、名字和"请投进步党候选人黎觉一票"的字样。他也指示我安排夜间集会，并聘请马来职业舞女跟男人配搭，跳爪哇舞，同时还给观众提供食物和饮料，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

选举总监在呈交英国殖民部大臣的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报告书中说："那些负责任的政党领袖了解，当大约25万名合格选民只有24693名投票时，要立即大步迈向自治的基础并不存在。"一般认为这些投票的选民都是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和印度人。前者多数受英文教育；后者来自印度，是英籍民。新加坡岛上的大多数人对选举既不参与，也没有兴趣。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投票权。何况选举一概以英语进行，他们根本不会讲英语。

我觉得，殖民地这个虚幻世界。是脱离现实的。政府官员只顾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者可以通过英文报纸对政府官员施加若干压力，但他们不是新加坡社会的经济原动力。我感到极度不安。我把这些想法埋藏心田，只跟贝恩讨论过。我必须继续我的律师生涯，但我也想看看在律师生涯中，是否能够打开通往政治生涯的大门。

一个很小的世界

1951年8月7日，一年的见习律师期结束了。为了参加获颁律师资格的仪式，我和芝穿上深色的服装，再披缀有白色垂片的律师长袍，而我还得加上一条翼状硬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场合。新加坡律师公会共有会员14O名，每年只有10名新律师获准人会。一位备受敬重的欧亚裔老律师雷内·伊巴代我们提出入会申请，并发表措辞优美的简短演讲。共产党秘密党员约翰·伊巴就是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被捕了。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很小的世界。

由于我出生证中所列的英文名字是harry Lee Kuan Yew，我没法子叫中殿法学协会或剑桥大学把我注册名字中的harry去掉，所以在我的剑桥大学文凭和律师证书中，我的英文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1950年我决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师资格时，只用我华文姓名的拼音，并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改成Lee Kuan Yew。这一次，我成功了。从此Lee Kuan Yew便成为我在公开场合所用的名字。它代表我的主张，并且是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此后，报纸报道我出庭的新闻时，都称呼我为Lee Kuan Yew。然而在这些日子里，我太太和一班知心朋友，依然叫我harry。50年代我开始涉及政治时，偶尔看到报上称呼我harry Lee，总是有点生气。在政治上，这种称呼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到60年代中期，我经过政治的磨炼屹立不倒后，便克服了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反映我的为人和价值观，它也不是我自己取的。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我的第一个男孩于2月10日星期日诞生，我请最高法院的一位翻译给他取名字。这位翻译帮过许多律师的孩子取华文名字。我的孩子出生于龙年正月十五日，是农历最吉祥的一个出生日期。因此我们决定给他取名显龙。他是个瘦长的婴儿．体重约37O0克，绘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快乐。

正文第十二章邮差罢工的胜利

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1952年某天下午，三个马来人和一个印度人身穿邮差制服，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找我。这时候，我已经不在黎觉的办公室里工作了，我在办公室外边自己的桌子旁跟他们谈话。这里没有冷气设备，闷热、潮湿，车辆来往的声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他们告诉我，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前些时候提出的改善待遇要求，迄今仍未被接受。他们获准聘请一位律师，今后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市议员A．P．拉惹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他因为工作太忙，建议他们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来同我接洽。当时黎觉与王律师馆是进步党的联系网络之一，因此推想律师费不会太多，我征求黎觉的意见，问他是否应该接受。他说为了表示友好，应该接受。于是我接受下来，完全不考虑律师费的问题。

P．哥文达三美给我很好的汇报。他是邮政局职员，比普通邮差高一级，所受教育不多，英语讲得还可以，是个十分可靠和说话中肯的人。谈判从2月持续到5月。但是政府对工会的要求，只答应调整到跟马来亚邮电工友相同的薪金率。我反驳说，新加坡邮电工友的工作比马来亚的邮电工友繁重，而且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马来亚高，但是徒劳无效。

我们已到了摊牌的地步。邮电工友决定在麦士威路宿舍举行罢工前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大约450名邮电工友到场，全体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工会代表事先要求我在会上讲话。我出席大会的目的，就是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同时保证他们有一个了解他们所有要求的律师正准备替他们出头。如果我跟他们说英语，恐怕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用巴刹马来语讲话，证明好处很多。他们了解我所讲的话，因为出席大会的以马来人占多数，只有20%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都听得懂马来话。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决定依照紧急法令的规定发出罢工通知书。

罢工行动预定于5月12日下午六点开始。当天下午三点，政府发出一封公函，做了一些小让步，但拒绝了邮差的主要要求--调整薪金制和新薪金制的生效日期。虽然公函寄出时密封，用大写黑体字在两个地方盖上"机密"宇样，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邮政总监却到新加坡广播电台广播政府的建议，并说工会方面已经拒绝接受。

我代表工会回答说："新加坡公众联络部事先没通知工会，便发表跟工会来往的机密信件，同时压制工会的答复。我惊奇的是，它居然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工会认为本身的要求是公平合理的，它劝请公众在工会和政府双方的理由全面公布后，判断该支持哪一方。"

就在5月13日罢工开始前，已经从英国回来的吴庆瑞安排我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见《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拉惹勒南是马来亚人，原本是斯里兰卡贾夫纳地方的泰米尔族，在伦敦逗留了12年，1947年才离开。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我就在游泳池旁边向他解释了罢工的背景，四周不时传来音乐和泳客的喧闹声。他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课题，借以向殖民地政府挑战。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急于投入战斗。

罢工第一天早上，邮差进行和平纠察，政府派出大批佩带手枪和阔头弯刀的辜加兵，前往红灯码头附近浮尔顿大厦内的邮政总局。并有警车和无线电巡逻车不断开到那里。副警察总监宣布，他们会一直守卫下去，直到罢工结束。

第二天，各报刊登了辜加兵和警察的照片。形成对照的是，报上也刊登了工会主席的声明。声明说："为了避免跟邮政总局四周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我们不在总局进行纠察。但在表明了意图不致因误会而发生危险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在总局和其他邮政局进行纠察。"公众立即转而同情邮差。第二天，政府撤走辜加兵，纠察恢复进行。

《新加坡虎报》是本地报纸，销路比亲英国的《海峡时报》小得多，但在这场斗争中，它发挥了作用。跟《海峡时报》相比，许多本地人更爱看《新加坡虎报》，这就迫使一些殖民地官员也非看不可。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

罢工期间邮件堆积如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便。由于邮差采取温和的姿态，外加我替他们起草的声明，以及拉惹勒南在《新加坡虎报》所撰写的社论，对争取人们支持邮差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来文报《马来前锋报》支持罢工者，因为多数邮差是马来人。华文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也同情他们--两报记者和编辑当中有许多共产党同情者，他们经常反对政府。

《海峡时报》属于英国人所有，由英国人管理，主笔阿林顿·肯纳德是个写作高手，表面上以中立姿态出现，却很难不支持政府。他在社论中提出了巧妙的辩解，例如："新加坡工会提不出证据，以证明新加坡邮差的工作跟联邦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我通过《新加坡虎报》回答说，新加坡邮差每天派三次邮件，联邦邮差只派两次；新加坡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也比较快。

拉惹勒南的评论

这场斗争使拉惹勒南越战越兴奋。他的评论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替被践踏的群众出头，反对一小撮狠心的白人殖民地剥削者。他的评论风格是坚决有力的。我在剑桥工党俱乐部跟友善、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学生练习辩论的结果，使我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我是宁可轻描淡写，也不言过其实。于是我们两人成了好搭档：拉惹勒南的笔触是强有力的，我的虽然一针见血，却是彬彬有礼，总是悲哀的成分多于愤怒。我打电话给他提建议，向他传达街头支持者的反应。他要我检查他的社论的力度，并把社论的校样送到我家请我提意见，并且通过电话交谈，往往谈到午夜过后，在他的报纸快要下版时才结束。

如果拉惹勒南不在《新加坡虎报》做事的话，《海峡时报》就会完全不登邮差和我的消息，我们恐怕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事实上，《新加坡虎报》起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海峡时报》不得不刊登我的来信，以维持中立的姿态。

罢工接近一星期时，公众舆论变得更强烈反对政府。政府惊惶失措。辅政司建议"一旦雇员恢复工作便继续谈判"。我回答说，要是工人取消罢工，谈判又失败，他们就可能得进行第二次罢工。"这种局面重复多次的话，罢工就会变成闹剧，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武器。"

辅政司的反应是答应5O0名罢工邮差和电报信差，如果他们报到上工，他会亲自同工会代表谈判。我劝工会领袖采取新的立场，宣布停止罢工三天，"以消除政府所认为的使它无法进行谈判以立即解决纠纷的唯一障碍。"

这就给辅政司和他的官员挽回了面子。谈判在5月26日上午10点恢复，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争议中的六点，有四点当天就解决了，其余两点第二天也解决了。工会和政府接着签署协议备忘录。

这是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第一场罢工。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工会胜利了。这次罢工暴露了英国殖民地官员的无能。两个星期的事态发展，不但改变了职工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改变了反殖民统治宪制斗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报上的报道和宣传提高了我的专业声望。我不再只是个从剑桥回来获得学术荣誉的莽撞的年轻律师。人们眼看我怎样跟罢工工人打交道，怎样领导他们，怎样替他们说话，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便取得了胜利。我指出了政府前后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我以理服人而不积怨。邮差罢工使我受到公众的注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千上万工人的心目中，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又没吓坏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我和朋友们现在深信，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建立群众基础，并因此而进一步获得政治力量，我们找到了动员群众支持的方法，

邮差罢工胜利是个转换点。在这之前，非共集团由于害怕紧急法令也会限制和妨碍他们，一直不活跃，合乎宪制的和平、非暴力的群众行动能摆平真正的不合理事件，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给他们壮胆。

正文第十三章扩大联络网

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下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

我和芝取得律师资格后，黎觉准备分别跟我们两人签署为期三年的合约，聘用我们为助理律师，第一年月薪100O元，第二年1100元，第三年12OO元，两年半后有全薪假期六个月。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样的待遇是优厚的。邮差罢工结束后，我到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芝则处理产权转让业务。这期间我获准到马来亚联邦执业。

1952年9月，一个清瘦的马来人到我办公桌前来。他年近半百，外貌像印度人，鼻子瘦长，跟一般马来人不一样。我的办公桌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一个角落，只用书架分隔开来。这个马来人的英语说得不错，但说话有点犹豫，略微口吃。他自我介绍，名叫尤索夫·伊萨，是《马来前锋报》的东主、总编辑兼董事经理。他的编辑主任沙末·伊斯迈1951年1月被拘留，跟其他颠覆分子一起关在棋樟山。沙末的案子不久将进行审查，他问我愿不愿意替沙末辩护。

当时所有毫无希望或近乎绝望的案件，最后都找上了我。然而沙末的案子涉及的不是什么法律问题，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劝说政府相信这个政治拘留人士多半是民族主义者，虽然暂时可能跟共产党人在一起，但最终即使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也会成为共产党的竞争对手。

我当时觉得，向政府施加压力收效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决定找负责这起案子的政治部官员，了解当事人的真正情况以及政治部掌握了怎样的证据。凑巧遇上了警监柯里顿。柯里顿主管政治部印度组和受英文教育组。他是个专家，曾在英属印度做过类似的工作，能把印度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

我和柯里顿碰过面。他研究过我的档案。1952年的一个星期天，他曾一早就到欧思札路38号找我聊天。他说，他读过我在伦敦的活动记录，想见见我，以了解更多有关林丰美等共产党人在伦敦的情形，以及他们对新马学生的影响。我把对林丰美的看法告诉了他，也对他说共产党人在伦敦不大可能影响新马的受英文教育者。与此同时，我也使他消除了政治部对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青年节的怀疑。我说，我的弟弟金耀参加青年节只是为了好好度假，他"对政治的兴趣跟蝌蚪不相上下"。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这个说法被收进了政治部的档案。

这一回我是到罗敏申路政治部柯里顿的办公室见他。他很坦率。他说沙末是个聪明的马来人，非常活跃，是一流的活动家。我问他沙末是不是共产党人，他答说"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共产党人"。听起来案子自然是没什么希望了，然而他继续说道："但是人们会成长，想法会随着阅历日深而改变。影响他吧，他是值得拯救的。"

到棋樟山会见政治犯

警方提供了一艘快艇，送我到棋樟山。所有代表拘留人士的律师都得到这个便利。那是个工作日的下午，20分钟的航程很愉快，随后是从登岸码头沿着小路和阶梯走20分钟到岛的北部。在苍翠的老淡布苏树之间，散落着一些政府的度假浮脚楼。离四周军营似的用铁丝栅栏围住的鸦片戒毒所不远，一座浮脚楼也围着带刺的铁丝栅栏，那就是被拘留的政治犯居住的地方。拘留营的警卫事先已在附近一棵淡布苏树下放了一张木桌和两把木椅，我在那里等候。一个印度警卫到浮脚楼里带一个马来人过来。这个马来人个头中等，身材修长，有点瘦，特别是脸部，走起路来步履敏捷。他戴着墨镜，八字须修剪过，一颗门牙断了，看起来有点阴险。他烟不离手，看上去激动得很。

我告诉他，是否被释放这要看政治部是否相信他会继续成为共产党人。假如是的话，多半会一直拘留下去。但如果把他释放后他显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以后可能就不再理会他。他发出一阵狂笑。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被拘留的共产组织成员。他们决心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们有信念，有力量，为了事业能忍受穷困，是什么心理、什么心态和什么动机使他们这样做，我那时一无所知。

沙末案子的审查是在法官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不许宣扬。拘留他的主要理由是，他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是马共属下组织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的领袖之一。我申述说，他基本上是个反殖民主义者和马来民族主义者；作为马来人，他接受不了由华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沙文主义号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给法官和两名陪审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官什么话也没说，审查不到20分钟便结束。

沙末返回棋樟山。1953年4月，他和其他几个拘留人士获释，包括蒂凡那。我第一次透过铁丝栅栏看到蒂凡那时，他戴着一副角质眼镜，只穿短裤和日本式树胶拖鞋，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又矮又胖，好争吵，显得愤世嫉俗。当沙末发现我注意蒂凡那时，他告诉我，蒂凡那是他的好朋友，是新加坡教师公会的职员。沙末说："在拘留期间，你很快就能分辨谁是弱者，谁是强者。"蒂凡那是强者，靠得住。我当时想，也许如此，但我不喜欢他的好斗样子。过后不久，新加坡教师公会到黎觉与王律师馆找我，要求我代表蒂凡那。我拒绝不了，但并不热切盼望着设法把他争取过来。接下来我再遇到柯里顿时，他向我介绍了蒂凡那，证实他愤世嫉俗，忠于共产主义，而且有决心。

这个时期我们一小组人，吴庆瑞、杜进才、拉惹勒南、贝恩和我五个人，一直在欧思礼路我家的底层饭厅开会，讨论成立政党的可能性。饭厅是西晒部分，因此又热又不舒服，哪怕三扇窗和两扇门全打开了，还有风力很强的风扇在天花板上转着，仍旧闷热得难受。如果说空气叫人昏昏欲睡，我们却精神焕发。我们下定决心，要跟因循苟且、软弱、投机和专谋私利的政党以及当时在立法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一伙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决定邀请沙末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的可能性：发动宪制斗争争取独立，而又不被共产主义运动吸进去。我们也需要他参加，因为他可以让我们跟说马来语的世界沟通，通过《马来前锋报》向马来群众传达我们的观点。

经过两次会议之后，沙末问能不能带蒂凡那一起来，因为蒂凡那可以做出贡献。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朋友们和我都认为，如果内部核心只是我们喜欢的人，就永远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个政党，所以蒂凡那也来了。我们每星期至少是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局势和能够采取的政治行动。

英国人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他们了解压力正在增加。1953年，总督委任英国前驻比利时大使林德爵士主持一个委员会，检讨新加坡的宪制，并对宪制的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议。在1954年2月22日公布的报告中，林德建议所有在新加坡出生的英籍民自动登记成为合格选民，这会使选民人数增加四倍。由九名部长组成的部长会议将成为新的行政会议，其中六名由民选议员担任，他们将由多数党领袖提名。但是最重要的部门仍然留在辅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三名当然议员手上。除了在外交关系和防务(包括内部治安)这两个领域，部长会议的决定总督必须接受。部长会议只对立法议院负责。立法议院共有25个民选议席、6个官委议席和3个当然议席。总督接受了报告的建议，定于1955年4月下届选举举行时付诸实施。

我和朋友们必须立即决定要不要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选举，或是继续观望。拉惹勒南根据马来亚民主同盟犯下错误的经验教训，极力主张参加，贝恩和庆瑞看法也一样。我相信，不参加我们就会被排除在宪制领域之外，结果会落得跟马来亚民主同盟一样的下场，否则就得转入地下。于是我们开始筹备在1954年底以前组织政党，让我们在投票前有六个月的时间。

正文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另一个叫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在10月开审。

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这一天，主要来自中正中学的500名华校中学生跟警方发生冲突。他们游行支持一个代表团前往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对国民服役登记。警方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下令他们解散，他们不服从命令，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警察挥舞警棍进攻，打伤了一些学生的头部。在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两名是女的。

第一轮审讯在6月28日进行。40名学生的罪状是不服从警方要他们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处缓刑六个月。另外八名受审的罪名比较严重，指他们阻挠警方人员执行公务。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审理，因为法官前一天对待他们的同学和判他们罪名成立的做法，显得他有偏见。他们拒绝讲话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监三个月，那是这个罪名最重的刑罚。

法庭当时关注的是，他们蔑视法律。但潜在的课题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低级人员，在官方领域里，受华文教育者没有地位，扮演不了什么角色。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strike>ｗrike>

但是，对移民社群，政府则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华人因此筹款建自己的学校。他们经费自给，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教师是从中国请来的，以原来在广东或福建省采用的教学方式教本地学生华文。文化上他们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阶梯；否则就到使用华族语言的机构找事做。这些机构是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共产党人自从1923年共产国际最先从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马来亚和新加坡隐藏起来。战争结束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反抗日本人的记录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当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开始在教室里建立细胞组织。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新马两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新加坡的共产党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动，事实上却在招募成员，扩展势力。1952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国民服役法案，规定所有18岁到55岁的男性必须应召参加武装部队、警察部队或民防部队。1954年4月，政府开始进行登记。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军队，1200人加人民防部队，准备以抽签方式招募。但在学校里，登记工作进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华侨中学的学生向代理辅政司递交请愿书，要求集体兔役。代理总督古德为此发表文告说，豁免只能个别考虑。这导致5O0名学生游行。总督拒绝接见他们的领袖，要他们全部先行登记。

当时我不了解问题的背景，虽然知道在这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有股暗流在酝酿沸腾。学生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强得不得了，能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表示蔑视，使政府难以孤立他们的领袖，把他们抓来惩罚。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只有经过多年之后，我才了解他们的动机和方法。许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当时也同样消息不灵和看法天真。马大学生会因此在5月18日公开对华校生的游行表示支持，要求对这次暴动事件进行调查，因为警方不适当地动用了武力。他们想法简单，跟我一样。

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学生在学校集中抗议，组织了一个55人的免役代表团，分成几组，收集受伤学生的情报，给他们提供医疗照顾，从而激起公众的同情。．

他们到处争取其他学生、家长、店主和华族地方领袖的支持，事实上是争取整个说华语或方言的华族社会的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是一发现警方找麻烦，他们便集中在学校或工厂，闭门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人们的注意，争取同情，蔑视当局，刺激政府"迫害"他们。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他们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中华总商会一个12人代表团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他们变得重要起来了，华族社会的长者前来恳求他们，答应为他们出头向当局说情。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就向中华总商会施加压力。总商会于是把年中假期提前两星期。商会代表首先得为学生向殖民地政府转达他们所提的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国民服役，无条件释放48名被控候审的学生，公开调查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让步。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学，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那是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前去责骂子弟，强迫他们离开。

蔑视政府的行动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中正学生要求学校复课，华中学生扬言要进行绝食。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1000名学生在华侨中学集中，在强制放假期间拒绝离校。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他们在教室和露天场所上课，由高级班同学教低级班同学数学、英文、华文和地理，家长送食物绘他们。除此以外，这看来就像个学生自行组织的复习功课的夏令营活动。

学生也向总督递交更多请愿书，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学校复课时，当局采取了新的纪律行动，包括审查教师，禁止学生利用校舍进行未经校长批准的课外活动。这些命令在报上读起来很像样，在学校里却执行不了，因为董事会和校长害怕教师和学生当中有组织的地下活动。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如果学校在这之前的六个月内被利用来进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学监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不应被封闭。这不是个经过慎重策划的行动，宣布的时机也不对，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之前，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布里特读了上诉资料之后，必定知道上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000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我知道，上诉这事的结局将是令人扫兴的，但学生们认为这是个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机会。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在我们的联系网里，唯一"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军港和海港局里的小集团，主要是说广东话的技术劳工，以及市议会里的日薪工友。会员全说华语或方言的唯一工会，是市政会的清粪工人。他们天天早上用扁担挑两个铁桶清粪，没受过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也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因而学生们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律师。每当他们跟政府发生冲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挠，从集合时被烫伤到申请举行公开集会的许可证等问题，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他们通常坐一辆亮丽的粉红色谢弗罗列特牌汽车前来，号码是1066。(芝认得也记得这辆车，那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年份。)其中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显然是使用她父亲的汽车，她父亲可能是个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当时天真无知。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学生们在群众当中表现出来的纪律以及学生领袖的力量和献身精神，，我以为都是自发的，是源自年轻人的热忱和理想主义。从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才彻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阴谋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躲在幕后，控制和操纵像孙罗文那样的活跃分子以及群众大会上的小组领袖。共产党人有一个由守纪律的干部组成的秘密网络，这些干部分成由大约四人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个组长(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为幌子产生的)发号施令，组长则接受级别更高的另一个小组组长的命令。

正文第十五章成立人民行动党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铀。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

在欧思礼路我家饭厅举行了无数次会议之后，到1954年年中，我们决定在年底以前成立一个政党。为了在下个阶段的政治改革中成为立法议院里一股能积极发挥作用的力量，我们要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打响知名度，组织起来，并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在工会、会馆和同业公会里已经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但就是还没法打通同说华语或方言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告诉华校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个年轻人到欧思礼路来。芝当时正和两岁的儿子龙在走廊上。我到会客室见他们，他们自称来自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他们低声说话，略懂英语，他们的名字是林清祥和方水双。我于是跟受华文教育的工人阶级中的活跃分子搭上了关系，我感到兴奋，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尝试从中物色人选，来参加我们建立一个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事业。

林清祥和方水双看来正是适当的人选：他们彬彬有礼，热切诚恳，衣着俭朴--方水双的衣着甚至有点褴褛。他们的面容和举止，无不说明他们充满热忱和献身精神。我向他们解释，我打算组织一个政党，代表工人和权利被剥夺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为的不只是在未来的选举中胜出，而是要赢得足够的席位，以便暴露整个制度和现有的政党，为下一轮选举养精蓄锐。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置可否。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跟华校生打过交道，我知道，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他们必须回去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他们的上级会进行认真的讨论，最后把党的路线向他们传达。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准备跟我一起组织政党，目的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暴露殖民地政权的腐朽，暴露准备实施的林德宪制的缺陷，打垮上台的政党。

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认为，方水双加入的话，新政党将有比较广泛的工人阶级基础。我们已经有了受英文教育者以及马来蓝领和白领工人，现在又有华族会馆、同业公会和蓝领工人。

10月，我们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l1月我们誓言争取"建立一个使用多种语言、有同步传译设备的立法机构，因为民选立法议员们对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想些什么和有些什么感受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并不健全"。其他政党也不得不这样做。

东姑与陈祯禄的分歧

为了平衡明显的激进政策以及一些发起人的左翼背景，我说服了当时的巫统领袖、马来亚行政议会成员东姑拉赫曼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让两人到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多个晚宴上和陈祯禄见过面，同东姑则是在他想控告新加坡一家报纸诽谤时结识他。东姑到办公室来见我，过后我邀他和新加坡的巫统领袖到我家吃晚饭。因此，这两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领袖出于跟我的个人关系，在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们多半也认为将来我会成为对他们有用的盟友。东姑不希望我参加联邦的政治活动，陈祯禄却希望，两人的根本分歧反映了他们在选举利益上的基本矛盾。东姑希望华人不团结，分散在小地区里，最好是一盘散沙，好让马来人容易应付。陈祯禄希望有年轻人能把华族社会团结起来。

1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点，我们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不得不中止，因为有人已预定下午在那里举行演奏会。那是个湿热的上午，会场上坐满了人，但不是爆满。人人都坐在藤把木椅上。《新加坡虎报》报道有1500人，《海峡时报》说有800人。会场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也不算紧张。来自工会的支持者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座位，其余是来自其他政党的观察员和有兴趣的外人。我们读出讲稿，没有滔滔不绝的演讲。我们穿开领衬衫，陈祯禄穿西装便服，东姑穿马来族礼服--扣上纽扣的绸上衣，宽松的裤子，臀部系一块装饰性的沙笼。

会议开得不错，却起不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正式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媒体的报道对我们还算客气。我们宣扬自己，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放汽球，也没放鸽子。当局宣布1955年2月28日为选举提名日和投票日定在4月2日时，我们已做好了准备。经过热烈讨论之后，我们选定了五名候选人：除了我之外，林清祥角逐武吉知马区，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吴秋泉角逐榜鹅区(他是贝恩的朋友，60岁，职业是承包商，在榜鹅区生活过，当地人都认识他)。方水双出生在柔佛州，不能当候选人。我们也派阿末·依布拉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角逐三巴旺区，军港工人在该区的选票将起决定性作用。

当时人民行动党在组织上很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受薪人员，没有支部，没有基层领袖。

1955年2月28日提名，丹戎巴葛选区的两名对手(一个受华文教育，一个受英文教育)反对我提名，理由是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按照伦敦女王枢密院发出的根据林德新宪制举行选举的枢密令，候选人过去10年里必须在新加坡居留满七年。但是看来这项规定本身可能有毛病，因为新加坡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只有8年11个月之久，1946年4月以前它是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选举官接受了我的提名，劝告两名对手说，以居留期不够作为反对的理由，只能在我当选之后，通过提呈选举请愿书的方式进行。

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当时在伦敦的庆瑞，他转告工党议员奥伯利。奥伯利在下议院提出询问。3月，殖民部副大臣亨利·霍普金森回答说："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之前的有关时期，在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失去参加选举的资格，只要在离开期间继续把联邦当成自己的家园，他们都获准登记成为合格选民。他们无疑也会被视为有资格当候选人。"

虽然他所提的是马来亚学生，但是反对我的人都决定不再提这个问题。他们知道，伦敦在必要时会追溯这项规定的生效日期，以纠正事态而不至于让荒谬的规定引来不愉快的政治纷争。正如我当时指出，约翰·伊德在英国出生长大，在新加坡住满七年便有资格当立法议员，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除了在英国四年以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却没有这样的资格，那地球必定是方的，不是圆的。

这只是我所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报上报道，华校出身的民主党对手蓝天说，华族的语文我读不来，也写不来，没有能力代表华族选民。这使我公开受窘。我勇敢地反驳说："这么说来，既然泰米尔语和马来语蓝天读不来，也写不来，逻辑上这意昧着他不打算代表丹戎巴葛区的马来和印度居民。"我漫不经心地声称，华语、客家话和福建话我都能读、能写、能说，也会说马来语。那是选举期间的虚张声势，一些华文报记者劝过我最好别承认不懂母语。那时我记起外祖母曾希望我在浚源学校学华文，我没听她的话，非常懊悔。如今非夸大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可。我会写一些汉字，但是多数忘记了，因为1943年辞去下田公司的工作之后便一直没用过。我的客家话和福建话很差，只能说三两句。我发誓要弥补过去的忽略。

蓝天的挑战

接着蓝天向我发出挑战，要我到丹戎巴葛区说广东话的牛车水街头会议进行辩论。我避开了，反驳说要在立法议院和政府里做事，候选人英语必须说得好，因此我当代议士工作效率会比他高。不过，当我到另一个广东人聚居区万达街出席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时，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说了几句华语。友善的《新报》记者易润堂替我写了两段话，原来只要三分钟便讲完，他却花了几个小时教我读。群众支持我，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问题还没结束。亲共分子完全不支持我，也不关心我的竞选命运，我从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训。说华语和方言的左翼工会和华校中学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协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帮我和其他候选人。有了这次的经验，如果我过去对他们听谁的命令还有怀疑的话，现在疑云全消了。我们只是为了双方的方便才组成统一战线。他们要他们的两个人当选，我只是因为掩护了他们，才对他们有用。我绝不会忘记这件事。

这次竞选活动，跟1951年我在加东担任黎觉的选举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是上流社会的活动，开茶会、设晚宴，招待180万人口当中的4800O个登记选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动登记成为选民后，1955年共有30万选民，六成说华语和华族方言。选民所用语言其次是巴刹马来语，最后才是英语。在各民族混杂的群众中，听得懂巴刹马来语的人最多，听得懂英语的人最少。说英语的是新加坡社会的上流人物，接近权力中心，但是选票有限。在街头和空地举行群众大会时，演讲者站在罗厘或小型货车上，使用扬声器和临时安装的喇叭讲话，靠电灯照明，在华族和说马来语选民占多数的地区吸引了大批群众。1951年选举时那种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把戏，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得到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到丹戎巴葛最古老的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丹戎巴葛是新加坡码头住宅区，码头工人、三轮车夫以及做他们生意的店主，都聚集在这里；鸦片窟也集中在这里。我访问了填海路新加坡海港局马来日薪工人宿舍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木屋，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没有排水系统，臭气熏天，使人受不了，我一到这个地区就想呕吐。但是在这些家庭里，马来领袖们有一个联络网，使马来人成为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人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巫统领袖，他很快就让我会见了住在那里的几百户人家的主要成员。他们答应把选票投给我。

在纳喜士街和在现在丹戎巴葛坊所在地通往纳喜士街的各条道路上，是一排排破旧简陋的店屋。这里也是一片肮脏败落的景象。每到这里，我也会作呕，回到家里光洗手不行，非得冲个凉把衣服全换过，才能坐下来吃饭。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中，演讲者讲话软弱无力，不愠不火，内容枯燥乏味，既无感情，也没说服力。他们通常讲英语，否则就是马来语，偶尔才译成不同的华族方言。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们热情洋溢，向听众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加坡华人来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魁力四射的人物

在这次选举中，林清祥崛起成为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讲者。他年纪轻轻，长得清瘦，个头不高，娃娃脸，说起福建家乡话来媚媚动听。姑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在工会里的。除了华族文化，他的话题是工人受到蹂躏，帝国主义者阴险恶毒，紧急法令限制了群众的权利、言论和结社自由。他在最初两次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是冷场，过后就一帆风顺，一讲话总是引起热烈的掌声。到竞选活动结束时，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魁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

方水双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但不像林清样那样能使人如痴如醉，他也没有像林清样那样的魅力。他的条件比较差。为了尽量使群众听懂，他非说福建话不可，因为福建社群是新加坡人数最多的华族社群，结果说其他方言的人也听得懂福建话；但是他跟我一样，也是客家人。用华语演讲者只能以35岁以下上过华校的听众为对象。我当时在拼命学华语，但开过竞选大会之后才知道，就算会说也不行。对于学福建话，我有点犹豫。许多听众听得懂的另一种语言是巴刹马来语。"巴刹马来语"是混杂语，但是各民族都听得懂，它也是跟马来人和印度人做生意的唯一语言，只是表达能力有限，很难用来打动听众，感染力不强。

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人们前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对我印象好，希望我获胜。大约20名邮政书记在工会领袖领导下，接连多天坐在欧思礼路我家前面的走廊上(那是四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为我的竞选宣言写上地址，以便分派给选民。在丹戎巴葛区，邮差替我进行拉票活动，沿户分发传单。一些团体，如贩商公会，也协助我们。一些在巴刹里卖鸡鸭的贩商公会会员，曾经因为在华人新年期间把过多的鸡鸭塞进绑在脚踏车上的篓子里，被警方控上法庭。我请求推事饶了他们，因为这是农历最重要的节日。结果他们都被罚得很轻。

但最热烈支持我的是客属总会和它的属下团体，如茶阳会馆，那是来自广东大埔的客家同乡的会馆。我记得一些完全陌生的店主到欧思礼路来表示愿意帮忙，他们是大埔客(其中一个年纪比我大，却叫我"叔叔")。在我看来，他们除了希望分享我的光荣之外，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主席张梦生动员了总会的资源，并把车子借给我。他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有一系列当店(许多当店是客家人开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是我在欧思礼路的邻居。我是总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客家人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因此他们坚决支持我。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甚至允许我利用柏南街的会所作为竞选总部。许多人来捐钱，有人送来一捆捆的白布，以便用作竞选布条。他们不要求什么好处或报酬，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或报酬可以给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后勤大问题是，怎样找汽车载送选民到投票站。选民坐我们的汽车到投票站的话，会不好意思，只好投票支持我们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由英国人引进来的，对富有的政党有利，因为他们的支持者有汽车。我只靠各种个人关系--弟妹、阿姨、客家邻居以及韩瑞生和他的兄弟等朋友。投票日我让金耀负责交通的安排。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当天许多汽车从新加坡各地集中到欧思礼路来，乱成一团，然后前往柏南街总部，再按拉票人员的要求到丹戎巴葛四处接载选民。他得设法维持秩序并定下一个制度。他也说服一些汽油站接受他和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的书记签名挂账，因为朋友们打满了汽油才把汽车借给我，我们得打满汽油才把汽车还给他们。油钱由选举基金支付。

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林清祥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也向我要求拨汽车给他们用。来自教师公会的甘绍仪坚持要我拨30辆车子给蒂凡那。甘绍仪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4月21日，选举结束三个星期后，芝写了一封信给在英国的庆瑞，让政治部拦截到，于是留在档案里。信件内容通过描述工会和华校生在拉票和分配车辆的活动中有所偏袒，生动地说明了他们实际上在替谁进行竞选活动：

"哈里的帮忙者、拉票人员、演讲者是老实透顶的工人--邮差、书记、店员、一个在牛车水摆食物摊的小贩、印刷工友联合会的主席等等。

"……投票日早上，蒂凡那犯了错误，他派甘绍仪到欧恩礼路38号来拿分给花拉公园的车子。我们的交通委员会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借给哈里的百多辆车子里)找出能派到武吉知马和花拉公园的车子，因为多数人(像我们对面的客家邻居)是把车子借给李光耀本人，不是借给行动党，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让汽车开到丹戎巴葛以外的选区。因此得认真分配汽车，主人没有意见的车子才派到其他地区。当分到花拉公园的汽车来迟时，粗鲁的甘绍仪竟然厚颜无耻地大吵大闹，非要车子不可。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以最高票数当选

4月2日投票，我得到6029票，两名对手分别获得908票和780票，我以最高票数当选，跟对手的票差也最大。林清祥、阿末·依布拉欣和吴秋泉也当选。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这次选举引起的最大冲击，是进步党一败涂地，人们本来以为它会获得最多议席。劳工阵线竞选17席，赢得了10席，马绍尔当上首席部长，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行动党竞选4席赢得3席，其余8个议席归小政党和独立人士。进步党只赢得竞选的22席中的4席，民主党赢得20席中的3席，但两党却是钱最多，选举工作人员也最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进步党早在1947年便成立，成员只限于一小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一些在本地安家落户的英国佬，如黎觉。黎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输了，因为他们现在人数比"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少得多。民主党是1955年3月才成立的。当时中华总商会发现，在林德宪制下自动登记，许多说华语和说华族方言的选民会被纳入选民名册。大致说来，两党都代表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上层，但一个属于英国殖民地当权派，另一个不在掌权的圈子里。民主党成员是华族进出口商、零售商、店主、银行家、树胶业巨子和锡业巨子，生活过得不错。他们是当时说华语或方言的传统行会领袖，管理着自己出钱开办的华校，担任董事会成员。华族会馆所设慈善医院和其他福利组织也是由他们提供资金和管理的。他们以为选举是他们升上掌权地位的机会，那会使他们生意做得更好。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利用华校中学生的力量支持民主党，因为华校中学生是他们的子弟，他们一直同情华校中学生捍卫华文教育的事业。

因此，进步党和民主党两党文化差距很大，无法调和。所以在许多选区里，他们分散了右翼的选票。说英语和马来语的选民选票投给了进步党；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要是合作的话，原本可以获得实际投下的16万张选票(等于1951年选举实际投票数目的7倍)的半数。

两党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色里。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我们的整个竞选活动是冲劲十足的。我们采取有效的、节节挺进的姿态，这使得进步和民主两党斗志全失。我们抨击进步党是殖民地势力的走狗，民主党是资本家和人民的剥削者，但主要目标是对准白人主子。我在自己的竞选宣言里写道："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

马绍尔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批评行动党要求立即自治太过分。"看来他们集中力量在对抗和抨击英国，他们的言论似乎不必要地反英。"这也许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感受，跟受华文教育群众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凤凰园的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对这次选举有自己的情报分析。他们引述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话："依我看来，除了40岁以上的人，所有华人都为毛泽东政府的成就感到万分自豪。一个政府能在五年内革除贪污腐败，使它顶得住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力量，这样的政府是值得大力称颂的。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完了--只有一些零星的支持者还在谈论反攻大陆。

"但我相信，一代土生士长的华人正在马来亚出现，他们接受华文和华族的传统教育，却持有马来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马来亚是他们的唯一家园。他们为中国感到自豪，正如魁北克的法国人为法国感到自豪那样。自然还有人认为，建立马来亚国是不值得做的事，他们是那些返回中国，重新纳入中国主流的年轻学生。留下来的是马来亚人，他们的马来亚意识将会与日俱增。"他们认为我这一席话值得报告，以领会我的真正观点。

正文第十六章语文教育的争斗

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我跟共产党统一战线一同工作开始经历一场火的洗礼。林清祥、方水双等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

不管真相如何，我的处境异常困难。虽然我不能也不会替他们辩护，但我也不能谴责他们，否则我们的统一战线就要分裂。我面对极大的压力。首席部长于5月16日召开立法议院紧急会议，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民众对工会的反感心理，孤立和申斥人民行动党，同时使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跟共产分子决裂。这一次，古德首先发难。他发表一篇强有力的演讲，他把矛头指向我："为了贪求权力…人民行动党以及暗藏在他们当中的共产党支持者和幕后人物，只希望看到暴乱、流血和工潮的发生。"他又说："如果尊敬的议员相信，民主自治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那么他就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如果他真的反对，就请他大声、清楚地说出来，不要支支吾吾，也不要进行巧妙的诡辩。他是在暴乱发生和人命伤亡之后才悲叹暴力事件的发生。让我问他一句：在暴乱发生之前，他采取过什么预防的步骤?他是否问心无愧?或者是，他已经无法控制坐在他后边，指挥着行动党的武吉知马区议员(林清祥)?"

接着讲话的是约翰·伊德。他是个外来白人，以进步党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东陵区议席。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反对白人，他起来讲话反而使我更容易应付。我在他讲完后马上站起来说，我觉得高兴的是，我要答复的是两个英国人的质询。要是马绍尔的话，"他会更加小心地推敲每一个宇，而且会更加谨慎从事，更加了解当时形势的艰难和危险，也会更加了解人民的希望、恐惧和抱负……

"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以囚犯的身份面对指控，或是以囚犯的身份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我继续以违抗的口吻说道："我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到这里来，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但是只要把权力交还给我们，我们就会同威胁到一个独立、民主和非共的马来亚的生存的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势力搏斗。"

在暴乱发生之前，我向《悉尼每日镜报》的通讯员解释了人民行动党温和派面对的问题。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我说："在新加坡，无论谁想获得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可不能采取反共的立场。这里的华人为中国感到异常自豪。如果要我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我会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绝大多数华人也会这么做。"我是希望争取到足够的华人，同我们一起投票反对共产党，支持独立和民主。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只要共产党中国的成功继续鼓舞着他们，这个目标就不容易达到。

马绍尔的预言

由于我在发言过程中赞扬过马绍尔，因此他讲起话来再度显得摇摆不定，连他的支持者也给搞糊涂了。他说了以下几句话，使人民行动党不致信誉扫地。他说："人民行动党里有好些负责任、正派和诚实的人。如果他们能清除党内的共产分子和同路人--他们也知道党内有这样的人人-如果他们敢于负起自身的责任，那么他们这个组织就可能会如他们所期望的，有一天领导这个国家赢得独立。"我和他都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预言。

可是，马绍尔却不知道由于这番演讲，尤其是他急于解决纠纷和避免冲突，以致把潘朵拉的匣子打开了。新加坡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工会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晓得他们能够利用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能够利用政府来威逼雇主，获取利益，并接管资方的权力。

他们的成功已获得报偿。到1955年8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会员剧增到23000名，其中以华族青年占多数。联合会中受英文教育的同伙--如今为五名印度人，包括蒂凡那、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则协助受华文教育者摧毁英国的殖民制度。他们的策略是渗透现有工会，再组织新工会。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附属团体。他们的武器就是发动同情罢工。如果有任何机构发生纠纷，他们便恫吓发动全体员工罢工。

这是要形成一个工人、学生和农民(在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统一战线，目的在于煽动工潮，把劳工纠纷变成政治争端，加深阶级仇恨和对白人的种族仇恨，激发民众蔑视当局。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通过说华语或方言的会员发展成为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之后，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把目标转向新加坡海港局职员公会、军港雇员联合会和市议会工友联合会。这些工会都属于非共组织，但是它们的印族、马来族和说英语的华族会员却准备追随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他们现在才了解原来他们也可以利用华族工会的战斗精神和恫吓发动同情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柏立基也看到局势已经恶化。9月26日他在呈给波霭的报告中这么写道："在选举期间……有人发表过分的演说，攻击政府……人民行动党的集会也挤满有组织的劳工和华校生；群众的情绪被巧妙地挑动起来。这一切导致人们不再尊重合法当局，却提高了那些……公开向政府挑战者的威望。"

工潮此起彼落

这期间，新加坡的工潮此起彼落。从1955年4月7日到12月的九个月里，发生了260起罢工事件。不过，这些激进行动发展的结果却对我有利。

1955年6月19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由于上一年提出的调整待遇要求没有结果而扬言罢工。市议会警告说，工会会员如果罢工，它将发出停工通告，同时雇用承包商提供基本服务。双方谈判终告破裂。8月17日罢工开始。

不过，三天后，工会请我当他们的法律顾问。工会的会员主要是印族日薪工友，他们多数在市区从事清洁和收集垃圾的工作。工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名会员。工会领袖是一个印度人，名叫苏比亚。他斜视眼，精明能干，没有受过教育。罢工期间，发生了一些不幸的意外，他们诉诸暴力行动。我在答复时表示我为能当他们的法律顾问感到荣幸，但是我提出条件，要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罢工。他们同意，结果几次谈判都富有建设性。

9月8日，柏立基爵士向波蔼提呈报告说："曾经一度发生若干令人不安的粗暴事件，它的方式都是人们熟悉的，但是几天之后突然停止。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李光耀，尚难确定，但事实可能如此。"双方于9月7日达成协议。柏立基指出："跟一般预料的情形相反……罢工并未半途而废，工会也争取到资方相当大的让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市议会有其本身的弱点……第二个是，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以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出面调停。事实上，他的调停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个人的地位也可能因工潮解决而大为提高。"

我所采取的宪制对抗方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跟共产党人采取的方法大不相同，结果大有成效。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以外行动，并采用暴力手段，我的方法就不会那么有效了。我提出的抉择不大会令人反感，因此英国人也就接受了。同样道理，如果马来半岛不曾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使得英国人可能蒙受向共产党人投降的耻辱，东姑拉赫曼也就绝不可能单靠在乡间向人数越来越多的马来人演说而争取到马来亚的独立。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是无法被接受的。这么一来，民族主义者诉诸逐渐侵蚀殖民地政府功能的宪制手段，就变成有效，而且能为殖民主义者接受。在战前的印度，由于没有共产党的威胁，消极的宪制抵抗手段，要经过好几十年才能收效。

就在工会继续酝酿罢工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马绍尔却从一个政治危机搭上另一个政治危机。他颇得制造政治危机的诀窍。就在工潮和骚乱不断发生期间，他却为了要求多设四个副部长的职位，同总督柏立基爵士发生冲突。当总督只答应多设两个时，他决定让争执公开化。他声称总督没有权力漠视首席部长的意见，而且扬言如果总督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拒绝跟他磋商，他就辞职。他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的地位。紧急法令已于7月21日期满，总督将有效期延长三个月，不过延长令必须在立法议院下届会议上正式通过才生效。马绍尔的交换条件是，英国"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加坡实行自治。

在立法议院那次会议上，各政党那种无聊透顶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说是它们的典型。马绍尔提出有关动议时解释说，这是关系到宪制的原则问题。他把总督和殖民主义大骂一通后，转向我说，丹戎巴葛区议员"过去老是高声叫嚷，搞得我不胜其烦"，但他"在公众人士眼中，却是反对党领袖"。于是他要求我对他的动议表示附议。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形中否定了古德在仅仅两个月前，也就是4月26日对人民行动党的指责。当时古德指人民行动党充当共产党人的工具，而且心甘情愿做他们的爪牙。当然，附议马绍尔的动议是我的荣幸，我不能拒绝。我说："我觉得很难想象有谁不赞成这项动议。本地人民决心摆脱殖民地公务员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欧洲强国的代理人，为8000英里以外的欧洲人的利益服务。但是，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政治而不是法律。"

老鼠变成狮子

议院于7月22日休会。三天后复会时，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试图跑得比我和马绍尔更快。他建议："让我们……要求权力完全移交，好让我们，也只有我们，为本身的事务和命运负起责任，英国政府无须再对我们负责。"接着他提出一项修正案，把马绍尔动议中的"自治"一词改为"独立"。换句话说，他要求让新加坡立刻"独立"。这样的愚蠢真叫人不敢相信。进步党一向是主张以温和的态度逐步走向独立的，如今他却突然耍起花招来，使进步党看来比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还要激进。我说："今天我们真有眼福，看到老鼠变成狮子这么奇特的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一星期前某君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资格，也不适合告诉女王陛下的政府，她的代表应该接受本殖民地首席部长的意见，而在星期一……"

修正案终于被否决，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原有动议获得通过。时机恰到好处，殖民部大臣波蔼一星期后就要来到，正好可以对他施压。然而进步党采取这个步骤，却毁了自己，它再也不是一个稳健可靠的政党了。如今在新加坡，不再有结合得紧密的右翼政治势力或是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势力。由于劳工阵线接连发生危机，内部大乱，新加坡人民只得在共产党人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之间作出选择了。

波蔼抵达新加坡，会见马绍尔，然后续程到马来亚。8月3日，立法议院议长向议院宣读总督的一封信，声称殖民部大臣已经同首席部长讨论过新加坡的问题，8月15日他从马来亚回到新加坡之后还会跟首席部长继续商谈。马绍尔被波霭抚慰后，看起来和说起话来都表现出同情的态度。他说："也许我们应该暂时把这件事搁在一边，继续进行一般的讨论。"我不同意，而且指出从总督的信看来，他的立场自上次会谈以来，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除了那一天，我们的首席部长变得更加凶猛以外"。我接着提出动议，阻止马绍尔感谢总督的提案在议院通过。我得到议院的支持，马绍尔气得脸色发青。

可是，8月18日那天，议长却宣读了总督的另一封信，表示除了议院闭会和解散的问题以外，其余一切他将依照首席部长的意见行事。这封信也说，英国政府欢迎新加坡派出一个代表团，在适当的时候到伦敦商谈宪制问题。马绍尔宣称，"这的确是新加坡的一个大喜日子，我们争取自由的第一阶段斗争就此结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从此开始"。马绍尔一时兴奋起来，他再度提出动议，由议长"……请求总督代表大家，感谢殖民部大臣对我们的愿望表示同情"。我可不来这一套，我扬言退席。我需要时间研究这个感谢动议的含义。马绍尔暴跳起来。不过，我的反对动议遭否决。

跟马绍尔过招固然很有趣，但是我手头却有更严肃的事情急须处理。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前途，仍旧是个严重问题。在这之前华文中学的骚乱暂告平息，各政党委员会则"吁请"政府不要开除学生，也不要有关学校提出不应关闭的理由。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面子问题。政府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办法，通过私下协商，使双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问题搞僵。如果公开商讨的话，任何解决方案中只要有缺点，华文报就会加以报道，以致成为争论、讨价还价的课题和宣传的得分点。

各政党委员会的建议，颇有成效，对华文教育有好处，对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也有好处。局势似乎逐步好转，却潜伏着危机，因为共产党人势将面对进一步的压力，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大约90％的华族成人，如果受过教育的话，都是华文教育。可是，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问题变得更棘手

由于许多家长也热爱中华文化，对华校引进英文科目并不热心，这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中的非共分子面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他们要政府负担所有华校的行政费用，学校本身就必须在课程和纪律方面遵守政府的条例。

我认定不管是否切实可行，唯一在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政策，就是实行三语制度，以马来语，即马来亚未来的国语，作为共同语，并以英语作为国际贸易和科学方面所用的语言，同时规定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泰米尔语、印地语或旁遮普语则是印度人的母语。各政党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长周瑞麟担任，其他七名委员中包括一名马来人，即地方政府部长哈密·裕末。在往后九个月里，我跟他们两人一起工作，他们颇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们一起草拟了包含我的意见的报告书。报告书也建议重新编写华校所有教科书。以前华校采用的教科书，都是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

这期间，林清祥和方水双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继续采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不久便对这种策略了如指掌。林清祥使自己获选为一个华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代表16个工会和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端。他手头有一份人数更多的名单，凡是他能号召的人物和组织都列在上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八爪鱼式的联合大工会的一面而已。林清祥也要把华人许多传统的宗乡会馆吸收过去。由于这些会馆都附属于中华总商会，他便设法争取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林清祥得到他的同意，在1955年6月6日那天，中华总商会和它的附属宗乡会馆，以及林清祥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举行大会。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是个受英文教育的买办式人物，在华侨银行任职。他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所以设法把大会压缩成一个只由六个教育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向政府提呈一份备忘录，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华校和英校。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规定开会那天不进行辩论，也不提出新议案，而是直接对有关建议进行表决。然而尽管事先小心安排，预防会议被操纵，主席却不敢对亲共分子坚决执行会议条规，因此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此外，他要求让华人自己修改教科书，政府不要插手。

当主席力不从心地设法执行会议的条规时，方水双要求代表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发言，主席拒绝。方水双随即直接对听众讲话。当时会场里挤着一些林清祥的支持者，他们发出赞同的喧腾欢呼声，表示彼此团结一致，同时借此吓唬主席。主席不得不就范。于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便控制了整个会场。

在这样的气氛中，礼堂挤满了宗乡会馆的代表和亲共工会的活跃分子，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他后来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反对修改中华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他的反对意见受到热烈支持，林清祥被迫放弃了主张把教科书改为具有马来亚背景的建议。除此以外，其他对共产党有利的提案全都通过。林清祥获得了他所要的一切，而且也得到了说华语或方言的团体的传统领袖的支持。

各政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把中华总商会的备忘录放在附录的最前面，却只字不提它的建议。1956年2月周瑞麟在立法议院针对这份报告书发言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份报告书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折衷方案，各党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周瑞麟答应稍后在教育白皮书提交议院讨论时，才针对这个课题展开全面的辩论。全面辩论于1956年4月5日展开，周瑞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演讲。他事先跟我讨论过讲稿的内容，还把草稿给我看，我建议的几个要点也加了进去。他说："推行双语和三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在我们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意识和共同效忠马来亚的精神。"

有关建议的内容其实很简单。首先，英校也要教授母语--华人学华语、马来人学马来语、印度人学泰米尔语或其他几种印度语文。华校生在小学里必须学英语或马来语，到了中学，两种语文都要学。马来学校的学生在小学也得学英语，上了中学，如果学生喜欢的话，可以学第三种语文。这项建议完全符合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分子的要求。

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希望借此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财富。他们过去曾经向林德委员会提呈一份备忘录，建议立法议院采用多种语言，结果被拒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1819年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时候，在第一份市区规划图里，就划分了几个地区，让不同的种族分隔而居，就连华族不同方言群也分开居住。接着英国统治者引进大批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让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里使用各自的语言而不加干涉。

如今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却给马绍尔带来麻烦。不出所料，在民众的压力下，他在1956年2月9日向立法议院提出这么一项议案："本议院认为，为方便口头辩论起见，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应当成为议院的通用语言；议院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检讨各政党委员会报告书，并提出必要的建议。"马绍尔晓得他这么做可能被指为不切实际。他说有一次一个马来亚人告诉他："如果实行多种语言制度，你将把我们奉送给华人。他们会把我们淹没。"他回答说："不过，先生，我们必须接受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华人占我们人口的76％。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这是马绍尔的典型作风。他一半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半(也许超过一半)是个机会主义者，急于证明他自己比华人更具有华人色彩，从而使华人把他当作他们的斗士，至少让他再做一任。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我可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拉扯自己的头发，不乱撕纸张，也不扯掉自己的衬衫，但是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我的儿子不准备进英校，他将不会成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当然我希望他学懂英语，足以跟父亲谈谈天气以外的事。"

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马来亚共产党很担心政府对华校执行纪律。他们担心政府的行动会使学生今后不再"被政治集团利用，以不合宪制的手段推翻合法政府"。更糟的是，通过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电影，英文将在学生眼前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将以双筒望远镜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单靠一只眼，以华人的望远镜看世界。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

1955年年中，我把3岁半的龙送到南洋幼稚园，这所幼稚园是用华语教学的。一天，我和各政党委员会的委员到学校参观，他以为我到学校去找他，便拿起书包准备跟我一同回家去。他这个举动逗得在场每一个人都笑起来。过后华文报刊登了一张龙在幼稚园上课情形的照片，使华人普遍知道他受的是华文教育。我深信，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我那两个较小的孩子玮玲和显扬也跟着龙，先进南洋幼稚园，然后升人南洋小学。后来，龙和扬都考进公教中学，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中。他们三人完全受华文教育，但因为在家里用英语跟母亲交谈，所以他们讲起英语来，跟讲华语一样流利。他们从6岁起就补习马来文，因此也掌握了马来语。

当时我并不晓得我和芝是多么幸运的父母。后来，我才发觉一个人要能有效地运用两种语文，他的智商至少要达到l10(三语的话则至少要有125)。精通英语和华语两种语文，要比精通英语和另一种欧洲语言困难得多。学习两种语文带来的难题，在往后40年里一直纠缠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即使到今天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也许永远也找不到。

正文第17章宪制会谈始末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姑本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姑便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姑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姑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只好独自在政治上为新加坡寻求最大的进展，但我们还是会争取同联邦合并。"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O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在伦敦会谈全体会议开幕时，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首先发难。他以冷静、坚决的语气发表演讲，表明英国的立场。认为马绍尔已经偏离新加坡只争取内部自治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却寻求主权完整的独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询，也没同意从这个新起点展开讨论。"

马绍尔离开新加坡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此行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因此他不但不顺应时势，静观其变，反而决定勇往直前。决定再度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的独立。然而双方对这次会谈都感到很厌倦，尽管其间有过多次冗长的会议和私下的商谈，却显然不会有结果。马绍尔正在追寻--个海市蜃楼。这次会谈以惨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把马绍尔的政治狂热从新加坡政坛一扫而光。到了这个地步，马绍尔非辞职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会出任劳工阵线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长，我们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57年2月7日，马绍尔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召集各政党代表开会。目的在于拟订新宪制的大纲。一个月后，他把一份关于其他项目的报告提交议院。他的提案内容符合实际，也恰到好处：我们"将向女王陛下的政府争取自治邦的地位，对内政拥有一切相关的权利、权力和特权；对外事务方面则管理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这并不是独立，新加坡的主权仍然操在英国人手里。没有人企图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正如我后来所指出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有权任意废除宪制，他们在新加坡拥有足够的军力，能够使任何废除宪制的措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议院的辩论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动身前往伦敦时，并未大吹大擂。第二次宪制会谈离第一次会谈不到11个月，但气氛完全不同。各政党之间的歧见，在会谈之前已经消除，所有提案原则上得到各政党的同意。东姑告诉林有福，他愿意让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参加由三方面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其次，林有福根据马绍尔率领13人代表团的经验，把代表团人数减为五名，计劳工阵线两名，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他说："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不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喊"教皇万岁"。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我发现他们就在我上面，是一批唱诗班男童坐在柱子上边的圆形平台上。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

正文第18章一九五九年大选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觉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

1959年接连三个月，我在调查委员会和主持竞选工作之间两头奔忙，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选定51名候选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说华语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现在有了政治权利，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我们必须代表70万选民。

我们决定派出34个华人、10个马来人、6个印度人和一个欧亚裔。马来族和印族候选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人口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士气。当选的29个华人当中，6个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个是完全受华文教育的，7个是掌握华英双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

人民行动党按照原定计划，角逐所有51个议席。在33天的竞选期间，我们举行了6个群众大会和60到100个街头集会。竞选开始时，卜基①接受人们下注，赌看我们会赢多少席，这是个好迹象。反对党知道了，由于缺乏信心，没进行剧烈的竞争，前后的表现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工作人员和候选人精力充沛。候选人年龄多数还不到30岁，他们的演说在年轻选民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我们打破传统，派出了三名华族理发师，虽然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剃头匠和艺人、屠夫一样，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代表了铲除这种封建意识的新秩序。

在这个忙忙碌碌有时也兴高采烈的竞选过程中，我感受得到，对"非共的"人民行动党可能在新加坡赢得大选，东姑和他在吉隆坡的伙伴并非抱着友善的态度。哈密裕末在芽笼士乃举行的一个巫统群众大会上说，马来亚是反共，人民行动党是非共；马来人从来不喜欢骑墙派，因此跟马来亚合并是白日做梦。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说法是狂热的，他却极力要我公开反共。这不像是他本人的态度，于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态度强硬起来。东姑支持哪一边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吴庆瑞发表"经济政策"演讲，那是《今后的任务》这个系列的一部分。他解释新马两地必须合作。他说："作为建立共同市场的交换条件，我们可以让联邦联合管理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港口平时处理那么多的联邦对外贸易。"但是，联邦的工商部长陈修信声称"人民行动党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共同市场的主张是实行不了的。人民行动党应该认识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设法帮助竞选的另一方。后来我才觉察，他的这些看法是坚定不移的。当时吉隆坡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我们。东姑颁赐林有福"敦"的头衔，那是马来亚的最高荣衔。东姑说，虽然他自己不会参加竞选活动，但他赞成建立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阵线，并警告巫统内的亲人民行动党党员，如果他们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巫统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美国政府也不喜欢人民行动党。《海峡时报》报道说，美国商业部出版的《国外贸易周刊》预见新加坡可能左转，放弃私人企业传统，"这个可能性使人无法估计这个城市的经济前景和贸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联邦形成对照的是，尽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投资环境继续恶化"。《海峡时报》选用了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这则报道。这家英文报也恶毒地反对人民行动党，跟友善的华文报和马来文报不一样。

我们会以牙还牙

《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我们举行下一次群众大会的时候，拉惹紧接着抨击《新加坡虎报》。他说，他们大谈言论自由，却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压下来。拉惹大有条件说话。1950年到1954年他担任过该报副总编辑，报社要他改变方针，否则就离开；他离开了。该报转而反对人民行动党。一个星期后拉惹把矛头转向《海峡时报》。他离开《新加坡虎报》之后到《海峡时报》工作，知道该报是由谁控制的。他说出了控制该报的四个人的姓名，他们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报业，他知道当拉惹和我说一旦组织政府就会跟他们较量时，我们不是闹着玩儿的；由于害怕人民行动党胜利，他们已经在进行准备，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员转移到吉隆坡，此外，我当时也毫不怀疑，他们决心以联邦首都为基地跟我们斗，也知道我们决心跟他们周旋。

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留下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们必须逃到联邦，在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针是受他们左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心铲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好，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喝彩。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很快，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他也会说巴刹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无论他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须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谷。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明显地占上风。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战争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理发师，后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青年团"，1954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后来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工运动分子，都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正文第19章组织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姑，而是敦拉扎克。东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姑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才能应付华人缺乏马来亚意识的问题，使他们献身于自己选择的新国家，忠于这个新国家。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因为他们必须改变态度，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才会同意合并，使新加坡可以通过成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而获得独立。

7月22日我以总理的身份在立法议院第一次发表演讲。我警告说："如果人民行动党政府失败，当选掌权的不会是反对党，反对党会逃命去了。因为在我们后面，没有替代集团准备实行民主制度。归根结底，如果我们失败，残酷力量会卷士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公务员跟我们合作，以便能实践我们对人民许下的诺言。"必须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难道我们会伤害他们吗?在民主制度下，公务员必须按照获得人民授权的政党的指示办事…如果不发生比损失津贴更糟的事……公务员应该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们幸免于难。"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历来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弥合殖民地的过去跟平等的未来之间的鸿沟。"如果我们消除不了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裂痕，后者可能命运多蹇。如果华人获得权力，政府的事务就会越来越多以华语进行，受英文教育者会突然变成无财无势的一群。

我不时严责他们，驱策他们，要他们改变，以便应付未来。我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们不想他们成为没落中的一群。要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不干掉我们，我们必须合力争取他们当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倾向是那么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虽然到1961年所减的薪水已全部恢复原数，受影响的公务员却还是长期愤愤不平。如果不是后来局面大乱，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么在1963年选举中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投票反对人民行动党。当时共产党人的威胁太明显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我们。

回顾起来，我对当年同意吴庆瑞的主张并不后悔。年底我们平衡了财政收支，税收没像我们所担心那样减少。如果必须重新对这一切表态，我仍然会赞成，不过削减的津贴会减到当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说服说华语或方言的人，而虽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会感到不快，但是他们所受的震撼就不会那么大。另一方面，这次事件暴露了他们对政治形势的不了解，需要使他们重新认清方向，看到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在执政之前，吴庆端、贝恩和我曾经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研究所，引导高级公务员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让他们看清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证明了我们过去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要成功，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心，说服他们相信我们不是在给他们洗脑。

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35岁掌权心中不安

35岁就掌权，我心中不安。我没有行政经验，连自己的律师馆也让芝和金耀管理，于是决定必须了解政府的结构，对各部门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对高级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态度和作风心中有数，以便在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也要估计各部门的人力资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强最重要的部门。

我最先访问的是财政部，因为没有财政资源的话，什么事也干不了。其次是内政部。我们对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敏感和有效地应付他们，必要时能先发制人。我要知道有没有称职的官员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报、分析、想法并为我们进行策划，以便制订挫败共产党人的策略。在社会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纪律，一旦我们决定驱散示威群众或平息刚出现的暴乱，他们能表现得坚定不移、果断和强悍勇武。

执政四个月后，我在10月访问了内政部。我先向高级官员讲话以提高士气，告诉他们我预计共产党人重组后会在一年左右闹事，要求他们为应付未来的动乱做好充分的准备。警察总监名叫布列斯，个子很高，戴眼镜，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沉默寡言。他当过政治部主任，没干过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产党人造成的威胁，可能也觉得我跟共产党人太亲近，而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他手下多名高级警官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不晓得过了多久他才得出结论，认定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我说必须对付共产党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说华语或方言的民众的支持时，我是绝对当真的。

访问了珍珠山警察总部，接着到刑事侦查局，然后到政治部会见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林塞尔。林塞尔有好长一段时间当制服警官，跟收集情报相比，他更擅长于控制暴乱，给我的印象是头脑不够精明，无法了解共产党人的策略和战略。因此我决定在每星期的例会中同时会见他的高级官员，以确保直接听到他手下公安专家的汇报，不致由于经他转述而错过重要的微妙信息。这样的安排果然收效。后来，两名官员柯里顿和阿末汗的工作证明，他们是最能干的专家，经验丰富，既能巧妙地应付各种局面，又能对收集到的共产党人的情报进行透辟的分析。没有他们，政府处境会困难得多。

古德的报告

对新政府成立头六个月的事态发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份报告里，他做了总结。6月26日的第一份，以乐观的语调开始：

"新部长们都很有头脑，对政治纲领想得很多。他们的政治纲领是通过认真写成的讲稿向选民提出的。就信仰来说，他们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却意识到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情况特殊，实际局限很大。他们也意识到，在一个靠通过激烈竞争赢得生意的城市里，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着提高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摆脱不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要获得成功，他们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部长们也决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动的次数。他们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庄严地献身于为群众利益而治理国家的任务。

"他们(因此)自称为非共，尽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们也对来自西方的赞扬敏感，因为他们认为，面临共产党人的替代领导，他们必须坚决保住新加坡左翼的华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赞扬只会损害这方面的支持。政府目前无疑正获得人口中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的热烈支持，今后一段时期，马来亚共产党不大可能向它挑战。据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计，这个时期多半会历时一年或更长。"

两个半月后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报告仍然乐观，虽然这次他列出了我的政府的缺点：

"要在这一切事态发展中认出这个政党原来是过去四年内受到共产党人渗透，利用工人、农民、华校中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的不满所争取到的支持，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上台执政的极端的人民行动党，那是很难的事。但是如果认为执政的责任已经改变了这些年轻人，那将是错误的。

"每个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举行例常会议，自由坦率地交谈。我发现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见和执着，但一般说来很明事理，总是反应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为责备他，把我所能预见的后果坦率地告诉他。有时他能纠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问题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说来他同意我的批评，尤其是如何对待公务员。他的答复是，部长们必须看到自己犯错的后果，这样的学习代价很高，但他不应该监督他们，他们会吸收经验。大事上他们不成问题，而且负责任，小事上却感情用事和令人厌烦。跟他们一起做事，我们会不断遇到困难，得不断提心吊胆，容忍和谅解的能力会受到考验。但他们有潜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们一起做事，别无选择。反对党声誉扫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l1月23日，古德写了最后一份报告，也就是所谓"降旗"报告。英国总督通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国国旗时呈上最后一份报告。

报告写道："人民行动党的现有领导层看来永远不会公开表明自己是反共的。然而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们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动党领袖看成隐蔽的共产党人是完全错误的，把他们形容为隐蔽的反共者跟事实接近得多……

"尽管新加坡部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争取联邦部长接受他们，联邦的态度依然是不信任。总理现在意识到，在联邦现任政府的任期内，合并是没有希望的。他也了解在新加坡公开强调合并会造成政治上的难堪，引起联邦的公开驳斥。但他希望权宜之计是让新加坡宪制维持现状，确信如果人们认为合并不可能实现，新加坡为了前途而转向其他方面求援，对新马两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至为重要的……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李光耀先生控制了内阁，内阁紧密团结。不出所料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除了总理以外，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么能干。他们发现，管由政府比组织成功的政党困难得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落实所宣布的各种政策方面有了好的开始。总理叫我迟些，直到他们执政一年之后，才对他们是否称职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他过去说过的话已证明大部分是正确的

"我们的政策必须是继续同人民行动党合作，尽量争取他们的善意和信心。这一来，我们将能协助他们让新加坡有个胜任和稳定的政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经常出现的小困难和挑衅，这些小困难和挑衅我们将来肯定会遇到。"

像多年前我在莱佛士书院念书时的级任老师那样，古德给我开的成绩单不错。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将会遇到什么麻烦，不知道如果摊牌的情形不一样，他的估计就会大错特错。

古德的"降旗"报告对即将上任的英国最高专员薛尔克勋爵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对薛尔克的副手穆尔也一样。穆尔在薛尔克担任海军大臣时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他原本在英国殖民地服务部门任职。34年后退休的穆尔告诉我，有关报告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个月后，觉得古德的报告说得很对，负责新加坡事务的殖民部副大臣华莱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断。1961年我遇见华莱士，跟他谈了两个半小时。穆尔非常尊重华莱士。因此，英国在决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时，报告起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在古德12月2日离开前，我写信告诉他，他给女王和英国做了最大的贡献，但也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在喝茶聊天时，他一度告诉我："我们到这里是来捡好处的。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我们早离开了。"他毫不造作，因此我更加敬重他。他决定坐船回国，不坐飞机。在他登上"布瓦塞万号"轮船时，内阁成员都到码头列队欢送他。

正文第20章迈出第一步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台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一位英国总督离开后，我们必须委任自治邦的元首。我们选《马来前锋报》董事经理尤索夫当古德的继任人，他是第一位出任自治邦元首的本地人。为了让联邦知道新加坡人愿意接受马来人为领袖，我们选了个出类拔萃的马来人。我知道尤索夫为人不错，生活习惯简单，行为举止得体。他的妻子比他年轻，充满活力，和蔼可亲，善于交际。12月3日他在政府大厦宣誓就职，正如内阁成员六个月前那样。内阁宣誓就职时没什么布置，这次却有时间列出一份按礼节排名的重要社会领袖、商界领袖和领事团成员的名单，适当地安排座位。此外，我们在早上八点举行就职典礼，那时太阳还没升高。因为过后是一个小时又15分钟列队走过政府大厦台阶前面的游行，展示了新的国旗，一个合唱团唱了新国歌。立法议员和部长们都在台上观礼，四周有群众围观。随着2万名男女和儿童拿着旗帜在自治邦新元首面前走过，各种彩色气球冉冉升空。

国旗的设计花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感受。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要红色；马来人要红白两色，那是他们象征勇气和纯洁的传统颜色。但是印尼国旗已经用了红白两色，波兰也如此。华人受了共产党中国国旗上的五颗黄星的影响，要加上星星；马来人要新月。结果我们选定新月加五颗白星，而不是伊斯兰教传统的一颗星。五颗星代表国家的五大理想，那就是民主、和平、进步、正义与平等。国旗的设计是为了协调不同种族的象征和理想。

我们也对国徽的设计达成协议。国徽上有个由一弯新月和五颗星星组成的盾，两旁由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支撑，下面有条饰带，写着马来文字"Majula;,意思是"前进吧，新加坡!"

选择国歌的过程比较容易。曲调必须有本地区的风格，歌词用国语。恰巧当时有个早年来自苏门答腊的马来作曲家朱比赛，他创作的一支曲子，让以杜进才为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选中了。它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比较慢，曲名和主题就是"前进吧，新加坡!("Majula;)。

尽管我们在执政的最初六个月内一直在摸索，我们仍然为政府的许多重要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括在实现建屋计划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个计划后来使新加坡的面貌完全改观。1960年2月，我们解散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把它的职能分散给建屋发展局和策划局，前者成为国家发展部属下的一个部门，后者归总理管辖。接着我们委任林金山为建屋发展局主席。这个委任关系重大。林金山和吴庆瑞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是同届同学。他原本从商，是个讲究实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人。他给自己的硕莪厂设计了一架硕莪加工机。除了担任本地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之外，他也负责经营岳父的当铺和父亲的汽油站。他的本领是多方面的。为了给人民提供新的住房，吴庆瑞要保证政府拨给建屋发展局的每一分钱都用得恰当，林金山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建屋发展局做到这一点。

林金山依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做。他终于把组屋建成了。1961年5月，河水山木屋区发生大火，3万个居民无家可归。在短短18个月内，林金山让他们住进一房式组屋，这种组屋的厨房和厕所是公用的。他也在广东民路我的选区内兴建一座组屋，位置很显眼，我的选民眼看着它一层一层地盖起来，巴不得早日搬进去住。要不是林金山在大选以前基本上把组屋建好，我要争取蝉联恐怕会有困难，

凡是新政府都免不了要证明本身的能力，通过许多新法律，推展许多新计划。1960年2月，我宣布了准备把新加坡海港局改组为新加坡港务局的计划。接着我们把妇女宪章提交议院一读，从而把新加坡引入一夫一妻制度和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后来，设立仲裁庭的立法程序在议院完成，我们便委任马来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甘巴为仲裁庭主席。大家都知道他同情工人，但是他不可能做得过火而把雇主置于死地。仲裁庭是依照澳大利亚的模式成立的。

成立贪污调查局

我们开展推行家庭计划的运动，事先训练了1000名志愿人员向公众展开宣传。希望降低每年4％的人口增长率。

我们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行动，是向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使我们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来对付贪污。这是我们所连续采取几个步骤中的第一个，旨在强化法制，以便把以身试法者控上法庭定罪。贪污调查局这个新部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我们宣布将给予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和南洋大学同等的财政援助，但是我们也要求两所大学具有同等的程度。为了改善南大学生的前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我们着手让他们进入马来亚大学就读，从而让他们提高自己。我们开始在马大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开设历时三个学段的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合格的非英文源流学生进修后考入马大。

尽管我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唯独经济计划方面少有进步。9月间，我们同马来亚商谈有关成立有限度的共同市场的问题，对方的态度却比以往更为冷淡。情况坏得很。当时本地一名厂商打算扩展他的棉纺织厂，使它成为从提供原材料到生产成品的工厂，包括织布和制衣；这已经是则大新闻，因为扩展工厂将使所需劳动力增加300个。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迫切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当时，旅游业在亚洲还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游客，都到其他先进国家去观光。于是我们决定展开宣传，把1961年定为"访问东方年"。为了吸引游客，我们在4月间举行航空展览，接着相继举行电视和无线电展览、汽车展览、胡姬花展览、摄影展览等等。6月3日则举行邦庆日庆祝盛会。接下来是历时两个星期的文化节活动。我们以这少许节目来吸引外国游客。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技术援助理事会派出的一个技术团。这个技术团于10月间到新加坡来考察拟议中的裕廊工业区，然后就哪种工业适合在这个工业区发展提供意见。我们很幸运，得到温斯敏博士的协助。他是这个技术团的团长，也是一个讲求实际、精明能干的商人，过去是个工业家，担任过荷兰政府的部长，对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新加坡逗留三个月左右，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一个印尼代表团曾到新加坡来，讨论如何消除两地之间的"不正常贸易"以及如何增加他们的外汇收益。他们要求我们把从印尼运到新加坡的货物当中的相当大的比值，以外汇记入他们的账户，他们则答应通过新加坡购买双方所同意的一定数量的货物。然而摆在眼前的却是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要商人合作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没有人会申报从印尼进口或输往印尼的货物的价值，也不会申报真正买入和卖出的货物的清单和价格。印尼配货人寄出的发货单上的价钱，也低于货物的实际价值，而且往往利用同一份出口许可证寄出第二批货物等等。

正文第21章大马来西亚

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期间，新加坡同马来亚合并的问题看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东姑对新加坡的态度最叫人气馁。他再三回避向他提出的任何合并建议，坚决不要新马两地在任何情况下合并，而且利用每一个私人或公开的场合表明他的立场。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说，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像种族结构一样，跟联邦不大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这会使马来亚人感到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说："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他这番议论在当时来说是很典型的。其实他也够坦白的。因此，6月间有人在电台节目中问我有关新马合并的展望时，我决定对人们的期望泼冷水，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马两地不可能合并。我说，联邦担心种族平衡会受到破坏，它也怀疑新加坡的华人大多同情共产党。因此，我们得用具体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我们效忠的对象主要是马来亚。

令人特别担忧的是，东姑对我们的希望泼冷水，却丝毫感受不到对新加坡公众内心造成的伤害。他每次发表谈话，新加坡报纸总是突出报道，这就使那些主张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国的人赢得更高的声誉。到1960年10月，连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也赞同新加坡先成立主权国家，然后才考虑同马来亚合并。然而正如我向英国驻新加坡专员薛尔克勋爵强调的那样，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共产党一旦控制独立的新加坡，一定会战斗到底，不会轻易把主权交给联邦。

薛尔克是苏格兰一位公爵的次子，平时常摆出一副贵族架子。他异常瘦长，看起来有点驼背。他的头发灰白卷曲，瘦削的脸庞往往露出顽皮的表情。他有一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习惯，每次碰到问题，便用舌头拨弄上额的一颗假门牙，使它上下跳动。他并不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但在社交方面却有高明之处，而且不乏贵族的魅力，能使平民在他面前觉得自在。他对我有好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他的副手穆尔可能觉察我有时显得不耐烦，怀疑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重量级人物看待。因此，为了突出他的重要地位，穆尔就一再提醒我说薛尔克曾经担任过英国的内阁部长，目前仍然能够直接会见首相。

我在吉隆坡会见过英国官员。9月间，我跟珀西·克拉多克会谈。他是我在剑桥法学院的同届同学，现在担任英国驻吉隆坡最高专员的秘书。我们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东姑排斥新加坡的政策，目光未免太短浅了。克拉多克在提呈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总得有人找东姑谈谈，告诉他如果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让毛泽东的代表到那里去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你将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Enosis(合并)运动"。(Enosis是指当年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为了争取同希腊政治合并而展开的斗争，结果发生许多恐怖事件，成为重大新闻。)

但是三个月后，英国驻马来亚联邦最高专员杰弗里·托里爵士告诉我，东姑曾经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觉得每当我或者任何其他新加坡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暗示新马有可能合并时，都使他在政治上感到很难堪。首先，这种谈话使他的敌手深感安慰和受到鼓舞。他的敌手就是社会主义分子，以华人为主，总是渴望有一天能够同长堤彼岸的人民行动党会师。其次，这种谈话往往使他同马来民族主义分子之间关系紧张，因为有关联盟政府考虑同新加坡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的任何暗示，都会使他们对他实行的政策更加担忧，害怕将来允许新加坡的华人入境，华人会把马来人淹没。尽管我们做出种种努力，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就是不肯坐下来就新马的长期关系同我进行严肃的商谈。关于新加坡如果独立并受共产党控制，对马来亚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他们不愿去想。

最后，为了使我继续抱着希望，我想英国人正鼓励我提出一个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也就是不仅包括新加坡，同时也包括婆罗洲英国三属地(即北婆罗洲、文莱和沙劳越)的宏大计划，使他族人数不会影响到马来选民所占的多数地位。薛尔克和穆尔建议我准备一份文件，不是提交东姑，而是交给敦拉扎克。我猜想他们已经通过杰弗里·托里，说服敦拉扎克考虑这个概念。我在1961年5月初便准备好这份文件，交给伊斯迈，由他转交敦拉扎克。说实在的，英国人为了说服敦拉扎克，费了不少唇舌。托里还争取到罗伯特·汤普森的支持。汤普森是马来亚的公务员，担任国防部秘书，敦拉扎克是部长，是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在工作上合作无间。

敢于正面向东姑提出这个课题的人，是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邓肯·桑迪斯。1961年1月他来到新加坡，以便续程前往联邦，向两地政府汇报有关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事。我借这个机会向桑迪斯详细说明，如果新马两地到1963年宪制会谈举行时还未合并，我们将面临的危险。新加坡自行独立的话，走共产路线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这一番话想必对他产生某种影响。后来穆尔对我说，桑迪斯表示他从来没遇见过像我那样渴望把政权移交给另一个政治核心的当权领袖。英国的档案显示，桑迪斯同东姑谈过这件事。薛尔克也提出报告说，桑迪斯告诉他两人的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不过他对会谈详情却一无所知。

后来，我对桑迪斯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有时谈话开门见山，而且坦白得出奇。身为丘吉尔的女婿，他不乏自信，具有巨大的决心和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一次车祸中伤了腿，后来时常作疼，只好服食止痛药，靠一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他简直献出整个生命，成天忙着工作。如果你碰巧跟他站在同一立场，你会觉得他很讨人喜欢，也令人敬佩。我很幸运，跟他立场一致。他极力推动新马在"大马来西亚"中实行合并，而且必定得到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支持，由麦克米伦出面促请东姑接受这个倡议。

东姑改变一贯立场

1961年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阿达菲酒店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举行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他突然说："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沙捞越的人民取得谅解。目前时机还未成熟，我不能说如何取得这种谅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并且考虑采取某种计划，把这些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如果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园，这对有关各方都是好事。东姑这番话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先前他并未表示将改变他的一贯立场，就是马来亚无论如何不能让新加坡加入。

东姑并没解释他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10月间，他在吉隆坡向国会表示，他本来不赞成新马合并，因为两地一旦合并，将危及马来亚的安全。但是，时代改变了。他没有清楚地说明怎样改变。我只能猜测是英国人使他相信，他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安全，才能够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为新加坡大多数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很容易被共产党吸引。我相信伊斯迈已经了解，新马两地的颠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例如，有人告诉他，马来亚学生虽然只占南洋大学学生总数的一半，但是大多数左翼领袖和闹事者却是他们。他们毕业后回到马来亚，将会制造更多麻烦。

就连薛尔克和穆尔也料不到东姑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个"惊喜"。英国人对时局做了不同的分析。长久以来，英国人在探讨"大马来西亚"的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是实现他们长远目标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先把他们在本区域的殖民地联结在一起，然后才让它们独立。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会不会有一天由共产党领导?他们相信当我公开坚持新马合并是新加坡实现独立的方法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将使马来亚共产党永远无法夺得政权。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严肃对待这个计划。

1961年5月，看来东姑至少准备考虑让马来亚在规模更大的马来西亚联邦中同新加坡合并了。然而在随后六个月里，有关新马合并的事，有时又显得只是一个幻景，因为他对于真正的合并仍然犹豫不决。幸亏在这期间，我同英国专员公署的多数成员，尤其是同穆尔相处得很融洽。在往后数年里，特别是在1963年到1965年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部分地区的时候，我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1961年，我们的观点已经一致了。英国人现在着手给马来西亚造成一种势头，同时制造一种气氛，使人觉得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合并势在必行。他们在东姑提出建议的两个星期后做出反应。他们经过协调，发表了一系列表示赞同的声明。首先，薛尔克在6月13日形容东姑的建议是"一个健全的长远计划"。一星期之后，麦克米伦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芬纳·布罗克韦的询问时说："我注意到马来亚联邦首相最近提出的引人注目的建议。对这个建议，我很感兴趣。东姑认为联邦迟早应该同英国政府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就有关这些地区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计划取得谅解。他的谈话已经在这些地区引起议论。本政府希望在考虑这个建议时，也把这些地区的反应考虑在内……这件事提出来之后引起议论，我想是件好事。"接着在6月27日，薛尔克召集五个地区的英国总督和最高专员举行会议。在会上，己改任北婆罗洲总督的古德谈到"有必要抓紧恰当的时机，推行东姑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并确保它的成功"。6月30日，薛尔克飞往伦敦，同英国内阁讨论这个计划。

正文第22章揭开斗争的内幕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1961年7月30日，13个脱离人民行动党的议员宣布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他们的宗旨跟人民行动党完全一样，那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社会主义和非共的马来亚，由联邦和新加坡共同组成"。几乎是同时，工会和工会之间也划清了界线。于是林清祥召集他属下83个工会的领导人，讨论有关组织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的问题。这样，人民行动党中非共和共产分子彻底决裂。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向人民显示共产党绝不会成为新加坡未来的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有关新马合并的问题付诸票决。我断定票决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经过票决就把新加坡强行并人马来西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简直是证明我们把新加坡出卖给马来人支配的吉隆坡政府。

对于合并问题，我宁可举行全民投票而不愿意通过大选来取决，因为大选的结果不能只对要不要合并的问题作决定。不过，为了争取大多数新加坡人支持马来西亚计划，我必须叫那些抱着骑墙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士相信，胜利的一方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可能失败，否则，将会有许多人投票反对新马合并或者弃权，因为这些人深信那些投票赞成新马合并的人，往后将遭到共产党人的惩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使人民相信新马合并势在必行，而且共产党人无法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以便从中阻挠，他们就会作出另一种推论，那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人有被联邦政府惩罚的危险。因此，我不得不使人民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合并这股浪潮汹涌澎湃，不论共产党人或其他人都阻挡不了。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传达这个信息，中华总商会、华族文化团体和学校里的说华语或方言的领袖就绝对不会跟着林清祥走，至少也会保持中立。好的话，他们会暗地里支持合并。

为了使人民相信马来西亚的成立必然会实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要人民了解林清祥、方水双和亲共干部本身也知道他们所打的是一场败仗，所以最好不要加入他们的阵营。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我认为有必要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每一个人，那就是人民行动党和共产党怎样结成统一战线；林清祥和方水双为何自食其言，不赞成新加坡通过同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共产党人为什么注定要失败。为了能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我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这是新加坡所没有的。于是，8月l1日晚上，我带着芝、三个孩子和保姆乘火车到吉隆坡，然后转乘汽车到海拔1600多米的金马仑高原，住进新加坡政府的度假别墅"古鲁尼旅舍"。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也同行。我准备通过新加坡广播电台发表一系列演说，让人民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每次演说需要二三十分钟，广播稿由我口述，张突贵笔录后整理成文。

一件劳心劳力的事

金马仑高原气候凉爽，环境清幽，地方偏僻，是暂时远离新加坡的政治温床的好去处。当时没有电传机，没有直拨电话，普通电话也不清晰，所以我动身前留言，除非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打电话给我。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我们逗留了将近两个星期。我也在景致幽雅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打了好多次球。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八讲的广播稿。最后四讲只好在新加坡撰写。我一面撰写，一面给前几讲的广播稿录音。在9月13日到10月9日的一个月里，我每星期广播三讲，每讲用三种语言播出，其中两种语言为马来语和华语。在日常工作中我对这两种语言的应用只限于口语水平。这的确是一件相当劳心劳力的事。有一次，新加坡广播电台的职员从录音室的玻璃墙望进去，发觉我不在麦克风前，不禁大吃一惊。后来一名职员看到我仰卧在地板上，以为我晕倒。事实上，在进行三种语言广播录音的间隙，躺下是驱除疲劳和恢复精力的最好办法。

在这12讲里，我概述了从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到我们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经过，同时概述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行动党为什么发生分裂，导致目前双方为合并问题展开激斗的原因。我希望消除人们心中的猜疑，不要以为这是对共产党人和颠覆行动的诽谤。其实我很赞赏共产党人为了信仰所表现的力量和勇气。我在其中一讲的广播中说：

"我们越过了鸿沟，接触到受华文教育的群众。这是一群饱含生命力和革命气息的青年。共产党过去30年的工作，也主要是在他们当中进行的，而且颇有成绩……我们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革命工作者是后来者，想去开发同一个油田。我们被共产党看成侵占这块专有领土的人了。在这个群体里，我们认识了林清祥和方水双，他们加入了人民行动党。1955年我们参加竞选，这就开始了我们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职工会和文化团体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是一种新奇的经验。当你碰到一个工会领袖的时候，你很快就要断定，他究竟属于哪一边，他是不是共产党人。你可以从他的谈话和他的行动中看出，他究竟是不是具有决定权的核心人物……我认识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不是坏人，也不是投机分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自由和生命。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是共产党人，他们就有被逮捕和被拘留的危险。后来，在1956年和1957年的肃清行动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捕入狱。我常常到监狱去探望他们，替他们上诉。也有许多人被遣送到中国，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应该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他们相信，最后我一定会被迫承认，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到那时，我一定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花许多时间跟他们辩论，设法向他们证明，不管中国或苏联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毕竟是生活在马来亚。这样，不管你是共产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好，如果你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就得订下一些基本决策，例如确立马来亚人的身份，把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同马来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国民团结和国民效忠，并通过国语来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等等。"

我又解释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不能分开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联邦对新加坡的重要性。联邦是新加坡的腹地，它生产树胶和锡，使我们的转口贸易经济能够运转。联邦这个腹地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大城市。没有这个经济腹地，新加坡就不能够生存。如果不合并，如果我们两个政府不能重新统一，如果我们两地的经济不能合而为一，那么，我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慢慢地、逐渐地恶化，我们大家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原本一个单一的全马经济发展计划将分裂成为两个。联邦本来应该跟新加坡合作的，却变成在争取工业化的资金和发展上互相竞争，这样就势必两败俱伤。"

在最后一讲的广播中，我再度强调以下这一点："在过去三个月里，要不是柔佛一带发生了旱灾和新加坡出现水荒现象，我相信共产党早就改变他们的路线……要求新加坡自行独立。自然环境似乎在警告他们，他们的举动是荒谬绝伦的。"这一年新加坡格外干燥，6月起便很少下雨，甚至滴雨不降。到8月底，水压突然下降，许多工厂被迫暂时停工，一般大酒店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我们三个主要的蓄水池几乎干涸了，其中实里达蓄水池池底长满象草。我们实行制水，每天只有六个小时的水供，自来水管的水压低得可怜。我们不必提醒人民，1942年新加坡所以被迫向日本投降，就是因为日本军队占领了柔佛的蓄水池。制水措施一直实行到隔年1月底才取消。这场天灾来得很巧，有助于使人民深信新马合并是解决新加坡问题的合理办法。

开灯照亮魔术舞台

当时新加坡还没有电视，广大的听众收听了上述广播。广播结束时，大多数人民相信我已经把过去党内的斗争、亲共分子的背叛和全权代表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相信我对于未来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我扣住他们的心弦。我所讲的故事，是他们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暴乱、罢工和抵制都在他们脑海里记忆犹新。过去困扰着他们的许多疑团，我都一一做了解释。这就像一名魔术师正在表演，我突然跑上舞台，开灯照亮观众没注意到的黑暗角落，使对方使用的道具和配备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这些广播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受英文教育的人更有启示作用。例如当时还年轻的张业成(后来成为《海峡时报》总编辑)在回忆中说：

"这些广播演讲是史无前例的经验之谈。它并非典型的政治演说，它包含了切身的经验。即使在它播出的时候，事情还在发生。每一讲的广播结束时，都在听众心中产生悬疑作用，他们恨不得早点听到下一讲，就像当时一般市民一听到丽的呼声以广东话播出李大傻所讲的武侠故事时莫不专心倾听一样。在讲故事的是一位高手，但故事绝非虚构。对新加坡人而言，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

最后一讲在10月10日播出后，电台广播组主任约翰·杜克洛斯为配合我所作的12讲广播，打算举行12次广播座谈会，并邀请林清祥参加其中一次座谈。凡是我在广播中提到的人物，如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李绍祖医生、盛南君医生等都在受邀之列。杜克洛斯写道："总理在广播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不正确或有损他人名誉，都可以加以驳斥。"第二天，林清祥和兀哈尔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电台给他们同样时间进行12次的广播，他们不希望同我对质。我使他们处于守势。

每当我经过他们的工会或团体的会所时，那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对我流露出异常的愤怒和憎恨。甚至站在他们一边的华文报记者出席我所举行的记者会时，也都绷着脸，露出愠怒的神色。他们认为我暴露了共产党人的身份、斗争方法和意图，是一种背叛行为。我却认为他们的态度证明我的揭发是有效的。

这期间，有关合并的问题并非毫无进展。共和联邦国会议员协会会议刚好在新加坡举行，出席者有沙捞越、文莱、北婆罗洲和马来亚的代表。7月24日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所有与会者都强调"马来西亚联邦有必要成立，而且是势在必行的"。由于这个联邦的形式和结构需要进一步商讨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与会者同意成立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以确保成立马来西亚的动力能够保持下去。10天后，马来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吉隆坡举行会议，宣布双方将寻求联合国的协助，以研究如何成立共同市场的问题。吴庆瑞以新加坡财政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议。

8月，我和吴庆瑞同东姑、敦拉扎克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议，谋求解决合并条件的问题。马来亚外交部常任秘书加查利也出席了会议，他是负责合并细则的马来亚主要官员。

9月我到吉隆坡三天，同东姑讨论有关合并条件的其他细则。9月中旬返回新加坡时我告诉报界："合并已经离开发射台，最新的发展是它已经纳入太空轨道，1963年6月是预定的着陆日期。"我应用当时流行的字眼宣布这个消息。苏联太空人加加林于1961年飞人太空的壮举，以及美国为发射载人太空船进人太空轨道所做的努力，使世人着了迷。在财务方面，我解释说，根据联邦宪法，每一州都把征收关税、国内税和所得税的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但是由于新加坡将控制教育、劳工、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事务，我们将获得相当比例的税款，以负起以上各方面的职责。因此，我们在联邦国会的代表人数必须调整，"否则我们的代表人数将超出一倍"。

杜进才写信给议院里的反对党领袖，请他们就两个基本问题表明立场。这两个基本问题包含在双方原则上达成的协议中，那就是防务、外交和安全操在吉隆坡联邦政府手里，教育和劳工政策则继续由新加坡政府自己掌管。8月29日，也就是杜进才的信在报上刊出那天，李绍祖医生在一份署名的声明中宣布，13个社会主义阵线议员将接受："一、新加坡同马来亚实行全面和彻底的合并，作为马来亚联邦的第12个州；或是二、新加坡先成为马来亚邦联里的一个自治单位，最后才并入马来亚联邦。如果采取合并办法，本党要求新加坡作为组成的一州，马上加人联邦，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马来亚公民，新加坡在马来亚国会应有合乎比例的代表人数。合并之前，新加坡举行大选；合并之后，全马来亚举行大选。如果采取邦联办法，本党要求新加坡实行内部完全自治，内部事务，包括安全，由自己掌管，外交和防务则交由联邦政府负责。"

社阵主张新马全面合并，他们以为东姑必定不会同意。我和吴庆瑞、拉惹勒南、杜进才、王邦文都感到高兴。他们不但不反对合并，反而比我们要求在更多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并。这是一个理想课题，全民投票可以根据它来拟定问题：人民所要的究竟是哪一种合并?

在不久后电台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吴庆瑞和李绍祖医生就合并问题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论，这次争论使社阵谋求人民支持它的全面合并建议的希望破灭。李医生声称在社阵的合并计划下，由于新加坡同槟城和马六甲(这是新加坡以外的两个海峡殖民地)具有相同的地位，新加坡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吴庆瑞认为这是无知的"废话"。事实上只有在槟城和马六甲出生的人，才会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他的人都得申请联邦公民权。

然而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正如10月15日我在记者会上所做的解释那样，虽然在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将自动成为联邦公民，其余327000名从中国、印度甚至马来亚来的人，首先必须符合在联邦居住的条件，并通过语文(马来语)测验及格，才能够成为联邦公民。唯一不同的是，根据我们和东姑达成的协议，所有新加坡公民将成为"联邦国民"。我希望这种安排能使他们满意，这是我当时所能向东始争取到的最佳的"特别安排"。

正文第23章社阵慌了手脚

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齐湮没在废话之中。

我不得不希望新加坡人民会对自己成为联邦国民感到满意，因为我的第一个目标是就合并条件跟东姑达成协议，以便让新加坡人民对合并条件进行表决投票。我们已经答应在9月间举行全民投票。根据立法议院多数票的赞成来进行合并是绝不可行的，不管条件公平不公平，新加坡人民会以为我们出卖了他们。因此，必须把真相告诉他们，就其他替代选择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自行作出抉择。此外，这样做也能确保东姑不至于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我们。

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执政，也因此必须在议院里获得多数票的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议院里有26票，只比反对党的25票多一票。在关键时刻，我相信除了马绍尔(一票)，也许还有王永元和他的两名支持者(现在称为人民统一党)之外，反对党里的非共派不大可能支持社阵。此外，在我发表一系列广播说明当前冲突的背景之后，我在贯彻我的论点上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眼下我们必须迫使共产党人表态，说明他们要的是怎样的合并。我们不能让他们反反复复，再度呼吁建立独立的新加坡。但是他们依然变来变去。分裂之后，好几个星期他们态度模棱两可，施展拖延策略，促请人民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8月13日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举行群众大会庆祝社阵成立时，林清祥向一万名欢呼的群众讲话，宣布殖民主义是实现新马合并的最大障碍，是英国殖民主义把马来亚分成两个不同的实体。"因此，铲除了殖民主义就会更接近合并。如果合并意味着真正的重归统一，我们会高兴地支持。"在他用马来语和福建话演说时，会场掌声雷动，但是对他所说的这一点群众是否热烈支持，我不敢肯定。重归统一不论是真是假，都会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口所占的多数优势被削弱，也会使他们更易受到保安行动的对付。

社阵不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在这回的局势发展中，英国人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一切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跟东姑达成谅解，说服他必须在新加坡的前途问题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就需要新马真正合并，不光是"联盟"而已。

穆尔于10月18日向华莱士提出的同一份报告说：

"当然，就我们不准备在短期内对付新加坡的共产党人，没有人会质疑。但是我们得说服东姑。长远来说，在当前的国际舆论氛围中，只有他才能处理新加坡的问题……东姑存有幻想，以为可以无限期地把新加坡的问题留给英国处理而不出问题，这样的幻想非消除不可。"

我以为，当我们在芳林和安顺补选中失败，共产党人企图通过宪制手段除掉人民行动党而自行上台执政的时候，东姑必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好根据特别的条件接受新加坡，那就是跟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马来选民在联邦占多数的局面不致受影响。这意味着他必须控制内部安全、防务和外交事务。10月27日东姑发表谈话时赞同了我的看法。他说，到1963年，"英国多半会给新加坡一部宪法，使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新加坡一旦独立，就会跟我们所反对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集团国家将设立大使馆，到时共产党人就近在差咫尺"。他也说，所属政党"可说是属于极端派"的新加坡总理自己也担心新加坡如果独立，新马两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力量扭转这种局面，以免发生这样的冲突。"

但是东姑接受新加坡所要的代价很高。早在8月间，他的政府便向英国发出通知，要在六个月后退出内部安全委员会。英国因此推断，如果它需要马来亚政府接管新加坡，以便控制共产党人，东姑会要求先把婆罗洲三邦完全并进联邦。我当然知道时机是否成熟是一个问题。根据我到这三邦出庭办案的经验，我知道它们的政治觉醒水平不高，政治领导层尚未形成。我把这些问题留给英国去处理，以为英国已经同东姑解决了这些问题。

l1月16日，东姑从新加坡机场动身到伦敦，准备同英国政府谈判马来西亚问题。他当时心情愉快，告诉报界可以放心假定马来西亚已是"囊中物"，那就是说，婆罗洲三邦和新加坡都会加入马来西亚。《海峡时报》报道他以令人安心的微笑补充说："我要相当老实。我希望是同时加入，否则联邦人民会感到紧张。联邦认为新加坡像个问题儿童……宪制建议并不是完全合并，更正确的说法是一种很密切的联合方式。"这句话使我更难以做事。

在伦敦，他同麦克米伦的谈判历时仅80分钟，离开时满面笑容。他告诉记者："我们不必等到1963年。"英马两国政府11月20日发表联合声明说："新马两地政府在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问题上谈判达成的协议要目，两国部长满意地做了记录。"东姑为什么改变了立场?麦克米伦哄骗了他，而且实际上是答应让他获得婆罗洲三邦，只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在新加坡，我们把达成合并协议的主要项目，通过白皮书在立法议院提出。它的要点是：

大新加坡将在联邦下议院获得15个席位，在上议院获得两个席位。

*624000个新加坡公民不会失去在新加坡享有的州公民权。合并后他们将自动成为大联邦的国民，获得跟大联邦其他国民相同的护照。他们将享有乎等的权利，同样受到保护，尽同样的义务。

*新加坡的自由港地位将维持下去。

*新加坡政府的指挥和控制权将维持现状，由总理和根据他建议委任的部长组成的内阁执行……新加坡的现有立法议院将成为州议院继续运作，但无权制定有关防务、外交事务、安全和其他联邦事务的法律。

*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政策方面将享有自主权，同时获得比联邦其他各州更大的保留权力。

*新加坡将保留大部分的州税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将受到保障。

奥勒斯胆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动议："本议院确认，马来亚所有真正爱国者的首要目标，是让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合并，使两地重归统一。"社阵慌了手脚。他们看着合并在加速进行，看来难以阻挡，便采取阻挠的手段，拖延会议的进行。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地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过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当时我们不晓得他故意把会议拖拉一天或两天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不必应付任何期限。最后杜进才、我和其他部长就程序问题站起来问议长奥勒斯爵士，是否应该让李医生喋喋不休地重复下去。但是奥勒斯胆子小。令我们吃惊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能够使他害怕到这个程度，以致尽量放宽限制，让社阵可以把辩论拖下去。我们决定下届选举胜利的话，要选个胆大的议长。

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湮没在废话之中。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论点是新加坡不能按选民人数的比例在联邦国会里获得应有的代表权。他说，新加坡在100个议席里应该获得25到30个议席，却只得到15席。我解释说，我要求19个议席，东姑最多只愿意给15个。吉隆坡和马六甲都只分配到15个议席。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并的问题上。新加坡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要完全合并，主要的困难在于公民权问题。李医生形容联邦在婆罗洲娶三个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个，只是个情妇。情妇的所有子女都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到联邦公民权。这个论点击中了要害。人们怀疑"马来西亚国民"跟"马来西亚公民"不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这使社阵获得了理想的争议点，用以加强他们本来就决心进行的捣乱运动。

华校中学生抵制会考打断了这场辩论。l1月29日，教育部政务次长、执政党党督李炯才在教育部外面被学生纠察员阻拦，无法离开办公室到立法议院出席会议。拉惹立刻在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警察确保拦阻他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动议以43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社阵让纠察员静悄悄地解散了。这次事件是在6月间便开始的。当时教育部长建议统一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的会考制度，对华校生来说这是改变。过去他们初中考试不及格还能上高中，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先考到中学文凭才能考高级文凭。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开始反对新制度。11月27到28日，事情发展到最高潮，3O0人在考试中心外面进行纠察，手拉手阻止其他学生参加会考。

这是共产党人设法制造的部分混乱。他们要使华校生采取行动，就像过去对付林有福那样。但是我们避免动用警察驱散纠察员。我们告诉所有家长，如果他们的子女错过工会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参加。我们建议由警察保护他们的子女突破纠察员的阻拦去参加会考，结果是60％的学生参加了会考。我没有像林有福那样让共产党人得以乘隙而入，他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煽动群众。报纸上，包括华文报，刊登了警察护送家长和学生的照片。他们推开在场的纠察员。这些纠察员像歹徒那样用手帕蒙住脸的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手段，比如针对我的中产阶级背景。但是这样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敌人描绘成破坏中华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尽管他们的论点基本上站不住脚，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他们不再要求完全合并，而是强调新加坡人将沦为二等公民。我叫东姑反驳社阵所提的，关于吉隆坡有权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这一点，那对事情就会有帮助。但是东姑却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才遇到问题，只能请拉惹出动多批人员传达我们的信息。

经过13天冗长乏味、一再重复的辩论后，白皮书里有关协议项目的动议才在12月6日付诸表决。结果是33人支持(包括巫统两名议员，新加坡人民联盟三名议员和一名独立议员)，18人缺席，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由于社阵已经表明要合并，他们因而认为与其投票反对协议项目，不如缺席来得方便。1962年1月24日辩论了第二项动议，内容是原则上支持东姑的建议，建立由马来亚11州、新加坡和文莱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1月30日表决，35票赞成(人民行动党、巫统和新加坡人民联盟)，13票反对(社阵)，3票弃权(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马绍尔和另外两名议员缺席。

正文第24章合并风云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姑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姑希望马来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姑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姑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跟东姑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姑。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姑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东姑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姑，我接电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姑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姑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一些票对他说："东姑，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姑的马跑输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姑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姑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姑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显然希望有人来对付共产党人。东姑往往刻意把话说得含糊暖昧。他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说的方式未必严密和合乎逻辑，却让听众清楚了解他的立场。但他这次干预与其说制造了障碍，不如说是帮了我们的忙。他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强调自己决心要合并。仅仅两天后，他在高德根为他而设的晚宴上再次发表谈话，畅所欲言。他说："新加坡同马来亚完全断绝关系可能意味着战争和流血，对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受到孤立的新加坡为了求得缓冲，跟一个同联邦不友善的强国(指中国)来往，战争就会爆发。"

薛尔克向伦敦报告："正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设法使新加坡悄悄地、水到渠成地纳入合并的时候，我认为，这种相当歇斯底里的威胁性言论会造成伤害，并使新加坡政局升温。恐吓要封闭长堤或新马会爆发战争是没有用的，这只能协助社阵挑起反对马来人的种族情绪……但跟对新加坡的影响相比，更重要的也许是这反映了东姑思想的混乱。婆罗洲和新加坡没有热情地欢迎他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显然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和痛心。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如此，我相信他仍然准备继续推动马来西亚，看来不应该太认真看待他演说里比较极端的部分。"

一封神秘的信

对东姑言论产生的影响，薛尔克的判断是错误的。它对社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阵意识到东姑已经认真地参与了这场冲突。东姑描绘了没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前景会不妙的图景。林清祥恐慌起来。他写信给东姑，答应社阵会支持合并，支持马来西亚。这封信是在新加坡联邦大厦里静悄悄地递交的，东姑却通过一个秘书把这件事泄漏出来。《海峡时报》刊出这样的大字标题："神秘的信，写信人是林"。在新闻记者追问下，林清祥证实信是他写的；对东姑写了封有礼貌的回信他表示感激。有记者追问信件的内容，他谢绝回答。

但是经不起杜进才的瞎猜和嘲弄--是不是秘密出卖?--李绍祖医生终于在7月11日公布了林清祥的信和东姑的回信。林清祥在信中写道，东姑之所以会不喜欢新加坡，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态度显然分歧"，却没有机会进行自由和坦率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以对增进了解和国家团结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回信中，东姑欢迎林清祥保证在渴望国家团结方面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他说他必须在第二天离开新加坡，但将乐于在未来会见林清祥，而且会通知林清祥什么时候可以安排见面。但是东姑知道"态度显然分歧"是无法调和的。他始终没有提出跟林清祥会面的日子。

林清祥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看来，写了信又不公开，首先就是弱点，等于承认自己处境不利，要跟东姑谈和。绘东姑的信是一厢情愿，一点收获也没有。这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东姑现在是最有可能控制大局的人，而不是林清祥和共产党人。我知道，华人将来在作出抉择时会考虑这一点。这期间社阵唯一能做的事是让干部忙忙碌碌，以便维持士气，以免他们想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于是李绍祖医生宣布，从接下来的星期日开始，1500名社阵干部将会接连六个星期日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劝说选民拒绝接受合并问题政府白皮书。

东姑的访问结束一个星期后，陈修信到新加坡为马华公会一个分会主持开幕。他当时刚出任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口气比东姑更强硬。他说，新加坡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问题儿童，但是合并不成可能也无须封闭长堤，因为新加坡的经济非常脆弱，只要下一道简短的关税令，规定树胶出口要另外缴税，就会使新加坡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树胶市场化为热带贫民窟。一个面积比马来亚度假胜地金马仑高原还小的岛屿，是不能单独生存的。他也说，马来亚政府并不完全受马来人支配，华人得不到公平对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如果他认为政府敌视马来亚华人的合法利益，他就不会成为这个政府的成员。

他提出要通过经济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威胁，使两地的华人都不喜欢他。数天后社阵作出反应，提醒他马来亚和新加坡相互依存是严酷的现实，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实行经济制裁将是自杀。与此同时，林清祥也转弯抹角地跟东姑较量。他说，英国人由于再也不可能根据旧的殖民地模式来进行统治，所以决定成立马来西亚，利用当地的右翼力量替他们在本地区维持治安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东姑做出答复，再度警告说如果新加坡拒绝合并，年底可能封闭长堤，并强调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欺骗马来人，那是可悲的错误。"一星期后社阵驳斥说，这样的威胁只能使公众更加仇视联邦的政界人物，这些人的态度是"极端不讲理、不公平和不民主的"。联邦以让步来吸引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对新加坡却一直施压，进行威胁和恐吓。

情形也许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威胁使人民认识到，跟东姑对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马来亚会受到伤害，它的应付能力却比新加坡强。英商感到惊慌。为了强调处境岌岌可危，卸任的新加坡国际商会会长提到"被称为工潮的罢工、怠工、静坐等肆无忌惮的行动"，会成为很大的风险，新的资本会避开新加坡，成本开支上涨将约束现有贸易，致使财政产生困难。

这一切所引起的忧虑对社阵不利。与此同时，我们却克服了另一道障碍。在议院里，激烈的对质和辩论持续了五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第二天的凌晨，才以23票对16票通过一项修正动议，欢迎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的提出。

正文第25章风尘仆仆游说忙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就在一片激动的辩论声中，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访问英国领袖，以便同他们恢复联系，并顺道会见一些亚非领袖的时候了。1962年4月，我取道仰光、新德里、开罗和贝尔格莱德飞往伦敦，

印度总理尼赫鲁百分百支持我主张新马合并组成马来西亚的建议。印度报章很友善。专门记载大事的《印度时报》，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总理赞同"的标题底下写道，马来西亚已经得到官方的谅解了。印度显然认为这是个好发展，有助于排除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在记者会上，我告诉记者们，亚非秘书处宣布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他们的总理并不在意。我引述了尼赫鲁的话。他说，亚非秘书处并不代表印度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府。当他们问起我有关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形时，我解释说，在独立的马来西亚里，他们不能再把自己的活动伪装成反殖活动。关于英国基地，当时反对英国基地是时髦事。我说我宁可要英国军队，因为他们会顺从世界舆论和联合国的压力，必要时可以随时叫他们撤走。

我的下一站是开罗。亚非团结委员会就是在开罗发表声明抨击马来西亚的。如果能把纳塞尔总统争取过来，那将是重大的突破。早上抵达时埃及副总统在机场迎接，把我带到宾馆，那是前埃及国王法鲁克的一座比较小的皇宫。晚上纳塞尔总统在家中接见我。他的家并不华丽，陈设却很得体。这次会面气氛融洽，很成功。我到达时他站在大门前，摄影记者都准备就绪。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他做过几百次。他很上相，不论在电视或报纸上，都显得很好看。他态度友善，热烈欢迎我。埃及驻新加坡总领事大力支持我，也非常支持马来西亚。他知道我们不想成为东南亚的以色列，他向外交部长报告了这一点。

纳塞尔花了一个小时听我说。我解释了新加坡自行独立的危险性，那就是会脱离东南亚的主流，成为大约一亿人口的马来群岛中的华人岛屿。我不想这样的情形出现，解决的办法是让新加坡跟马来半岛重归统一。两地分开前曾经作为一个单位，被英国人统治了100多年。不消我多费唇舌，纳塞尔便认为马来西亚不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向我保证他会给予支持，还表明我可以把这点说出来。在五天访问期间，埃及人到处给我铺红地毯。我飞到当时苏联人正在建造的阿斯旺水坝，运载我们的苏联飞机引擎出了毛病，他们让一架慧星机改道送我们一行人回开罗。

纳塞尔邀我以后再访问埃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见他。他说这是个人的邀请。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我喜欢他的为人，喜欢他生活简单，也对他渴望根治法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的腐败，感到高兴。

纳塞尔跟我一起发表联合公报。这样做打破了惯例，因为新加坡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公报说，他支持马来西亚，支持"有着相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争取结束殖民统治的所有人民的统一"。纳塞尔和尼赫鲁是为非洲和亚洲树立榜样的领袖。新加坡虽然小，让他们了解却是很重要的"

铁托改变看法

"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飞抵贝尔格莱德。铁托正式接见我。他的住所气派豪华，跟纳塞尔不一样，入口处装上了自动钢门，我们到达时静悄悄地打开。一个名叫斯拉夫科·科马尔的部长带我去见他。铁托穿着普通西装，不是华丽的制服。摄影记者照相时他神情严肃坚定--没有笑容，没有热情，跟纳塞尔截然相反。我的处境困难。印尼人在他面前讲了坏话。但他愿意听我说。我从容地解释自己的背景，说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不是殖民地的傀儡，跟那些受中国启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看法不一样。新加坡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成功，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主义不可能在东南亚成功。从他的身势语言我发现自己改变了他的看法。我提到他们党的出版物《共产主义者周报》抨击马来西亚的文章，铁托说有关文章不代表南斯拉夫政府的看法。我达到了目的。

在动身前往机场，快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之前，我问斯拉夫科·科马尔，我能不能重复铁托说过的话。他说总统说话算数，说了就不改变。所以我在记者会上重复了铁托的话，转身问部长我说得对不对，他点点头说"对"。我离开之后，外交秘书处发言人说："文章代表作者个人的看法。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李总理把希望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愿望告诉了总统和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南斯拉夫方面有了了解。"路透社报道了这则消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见报，这对我们有利。

伦敦繁华境况好

芝在1950年8月离开伦敦后，这是第一次再来。伦敦看上去很繁荣，伦敦人彬彬有礼。他们正在进入活跃的60年代。虽然1956到1958年我到过伦敦三次，眼下物资充裕，商店、餐馆和汽车都很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米伦一再重复说："境况从没这样好过!"他赢得了1959年的大选，大众化的报刊管他叫"超人麦克"。当时是5月，天气很好，我们发现英国首都繁华兴旺，感到高兴。英国政府礼宾部门接待我们，几辆巨型的亨伯·普尔曼斯汽车停在我们下榻的格罗夫纳酒店，让我们使用。但是除了看一场话剧之外，我们没时间观光和娱乐。节目安排得很紧凑：同部长们进行讨论，会见国会里的原有工党支持者，通过不准发表的访问建立跟英国报纸的关系。

戴眼镜，个头大，身材健美的新殖民部大臣莫德林待人友善，很容易相处。在正式的谈商开始前，他和夫人先跟我们会面，让我们觉得受欢迎。他也邀了些部长跟我共进午餐。莫德林夫人在海德公园酒店为芝安排了一个妇女社交集会。

一个主要难题，仍然是有关应当在合并前还是合并后肃清共产党人的旧争论。东姑重复说，他要内部安全委员会先采取行动对付他们。他向英国人表明，也向我表明，他不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因为那是不祥的，不是好的开始。

当时我准备在合并前采取行动，但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我告诉莫德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起责任时开始，因此必须由英国以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我的公开立场将是：这是最令人遗憾的事，但根据我个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我也坚持，在对马来西亚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时，应该让共产党人仍然自由。我相信他们会号召抵制，但是选民不会听他们的话，这一来他们就会声誉扫地。另一方面，在全民投票举行前拘留他们，将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会使全民投票毫无价值可言，使人们可以指责说，抓他们是让我可以赢，以便把新加坡交给东姑。接着肯定会发生抗议性的暴乱。

莫德林问要拘留多少人，我说这得由政治部决定，我估计多半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姑必须把其余25到35个死硬分子拘留一段时期。莫德林问，在新加坡采取保安行动，会不会吓坏婆罗洲地区的华人?我向他保证，华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东姑公开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

这期间，以科博尔德勋爵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北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态度。我强调，无论科博尔德报告对婆罗洲的公民权问题提出怎样的建议，绝不能让新加坡的条件比婆罗洲方面差。"马来西亚国民"如果同样适用于两地公民，就可以接受。但是东姑现在宣布婆罗洲公民会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人民却不能。

桑迪斯要了解东姑对马来西亚的一般看法。我说，看来是因时而异。在一切都顺利，他指望能获得大片土地的时候，跟他在考虑将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自己根本没着手做的时候，是大不相同的。

在我印象中，莫德林不是桑迪斯那种类型的人物。他不那么勤劳，进取心也不那么强，却很能干。他问我跟东姑发生了哪些难题。我说："东姑认为我聪明却犯了错误，他不聪明却没犯错误。争论之后我赢了，他觉得难堪，但仍认为我结论错误，虽然不知道原因何在。"如果他能劝说东姑认识到，把所有华人一概看成潜在的共产党支持者是愚蠢的，效果会比由我来说好。东姑的简单信念是，"政治归马来人，商业归华人"。在他父亲那一代可能如此，到1962年却不符合现实。至于双方对公民权看法的分歧，当天早上我见过科博尔德勋爵，花了不止半个小时讨论他对婆罗洲的建议。我告诉莫德林，现在我比较高兴，因为他已经明白它们会怎样影响新加坡，会怎样给我增添困难。

我的访问不纯粹是工作。薛尔克和夫人奥德丽邀请芝和我周末到他们在多塞特郡温伯思的家中作客。我们也拨出时间，驾车到剑桥探访比利·撤切尔，到大学徽章酒店喝茶。撒切尔对我1949年离开剑桥以后的表现很高兴，问起我们的子女--我们写信告诉过他龙很聪明。他拿了一本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让我们送给龙，说道："要让我在这里见到他，他得快点来。"看上去他身体不是那么虚弱，我见着他深觉高兴。一年后他去世了，我们夫妇很悲伤。

周末到剑桥真是求之不得，它使我们能在排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节目里喘一口气。官方节目包括会见麦克米伦一个小时，同时拨出时间向报界发表谈话。

英国广播公司让我通过它的远东服务电台向新加坡发表广播。我叙述了不结盟国家(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领袖如何公开支持马来西亚。这样的消息对共产分子没帮助。他们曾经声称他们代表亚非的看法，这些领袖在接见我之后的反应，使他们的抨击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领袖承认我不是变节投靠殖民主义者的叛徒。

报纸和电台报道了我同尼赫鲁、纳塞尔和铁托会面，以及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广播，必定对我有好处，因为社阵强烈抨击我。为了说明这几位亚非世界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不认为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者的阴谋，他们声称我制造了错误的印象，从而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社阵挑剔说，尼赫鲁、铁托和尼温(跟纳塞尔不一样)没跟一个声誉扫地的总理发表联合声明。然而他们支持马来西亚这一事实，却是社阵所无法否认的。

林清祥否认说蠢话

另一方面，印尼的亲共报纸《帝汶之星》报道，林清祥说他赞成同印尼合并，而不是同马来亚合并。这样说是愚蠢的。林清祥立即否认发表过这样的谈话，但他已经蒙受了打击--在反对合并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流露出胜利是势在必然而他们志在必得的自信样子。他的否认说服力不强。

离开新加坡五个半星期之后回来，感觉好多了。这期间，我远离了日常公开争论的折腾以及工潮的压力，现在恢复了足够的精力，可以再跟共产党人不断地斗，在报上用尖锐的言辞跟他们交锋。此外，在商业受到打击、就业机会丧失、失业人数增加时面对他们罢工、怠工和静坐的挑衅，也有办法克制自己。

事态的发展并非糟透。5月，3O00名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纪念1954年跟警察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他们唱歌，谴责政府成立调查庭调查中四罢考，号召所有华文中学在5月21日调查庭开庭时罢课一天。但是在5月21日这一天，25所中学当中，19所的学生出席率是百分之百，等于说上课的学生占了70％。100名学生由于在墙上、电灯柱上和交通标志上涂写抗议标语被捕，时间是早上五点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不想自己的活动被人发现或拍下照片，

另一方面，尽管社阵每逢星期天都出动宣传，民众并未反对我们。他们的论点没占上风--只有马来西亚的国籍问题例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公民不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正文第26章全民投票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我说，他们要求联台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

1962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庆祝成立三周年，我向聚集在大草场的数千群众发表演说。他们是前来观看军人团体、平民团体和学生团体接受检阅和表演文娱节目的。我向他们保证，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我将在宪法中列明新加坡公民跟联邦所有公民平等。

林清祥立刻说，我的许诺是承认根据建议中的合并和马来西亚的安排，他们事实上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社阵把我的难题缩小到这个范围。我深信自己能说服东姑把"马来西亚国民"改为"马来西亚公民"，从而解决问题。我决心做到这一点，然后在社阵能够利用其他无理课题煽动不满情绪之前，尽快举行全民投票。可是我对东姑没有影响力，只有英国人才有，因为东姑要婆罗洲，也需要英国人协助防卫马来亚，所以必须设法使英国人影响东姑。穆尔同意我们心中不满是有道理的。我知道他会想方设法促使伦敦的部长们劝说东姑在公民权问题上改变主意。但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全民投票问题上，双方的看法不一致，

穆尔之所以会担心，是因为已经获得特选委员会通过的全民投票法案建议，由于投空白票意味着选民不愿意行使权利表明赞成或反对合并，应该由立法议院的多数议员(指人民行动党)来做决定。我之所以会加入这项条文，为的是要应付共产党人号召人民投空白票。如果人民仍然通过投下大量空白票来抗议，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反对合并和全民投票，穆尔认为我应当让他们这样做。穆尔劝我别举行全民投票。他说，人民已经在指全民投票是不诚实和虚假的。我不同意。他在以代专员身份于6月21日呈交殖民部大臣的报告里写道：

"六个月来我们一再建议他别举行全民投票，他的答复总是，为了避免受人指责为把新加坡的华人出卖给马来人，他非这样做不可……因此，看来他必须按照自己定下的条件举行全民投票。他的条件是经过仔细考虑，确保输不了的。眼下唯一最大的风险是，选民会大规模抵制全民投票。"

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仍然决心举行全民投票。当前的任务是让立法议院通过有关法案。在这之后，科博尔德委员会报告一旦公布，我必须决定要向人民提出怎样的选择方案。人们在报纸、电台和马来亚大学的各个论坛公开讨论全民投票问题，没完没了。立法议院的辩论从6月27日持续进行到7月11日，其中八次会议开到深夜，辩论激烈，内容一再重复，没有什么新的论点，只是对立双方发表意见时态度越来越强硬。李绍祖医生就关键问题提出了一项修正动议，建议全民投票只提出一个问题："赞成"还是"反对"合并。他的动议获得马绍尔和王永元的支持。林有福介入，建议提出三个问题：你要的合并是，一、根据白皮书；二、以新加坡作为马来亚联邦一个组成部分；三、根据至少不比婆罗洲三邦来得差的条件。李医生的动议被否决，林有福的通过了。我暗自高兴。林有福所提的建议，正是我已计划要做的。

需要以暴制暴

但是在辩论期间，所有立法议员都收到了一封近乎公然恐吓的信。以南大毕业同学会为首的39个校友会和大学生俱乐部在这封信上署名，要他们投票支持社阵的建议，否则……因此，6月29日我就拨款100多万元给新加坡步兵团第二营的附加预算案发言时，向社阵发出警告：胡言乱语导致胡作非为的话，到时胡来的人就会被关起来。如果有人不守规则，拿起石头和铁棒，那么，我基于和平、安全等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制暴。对于动用新加坡步兵团来对付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疑虑，因为不至于被人称为殖民地的傀儡。但是为了鼓励这些人守规矩，我向李医生保证，只要他们遵守规则，军队就不会出动，

1962年7月3日下午，人民行动党女议员何佩珠交给我一封信，以我们在做出重要的政策性决定之前没跟她磋商为由退党。共产党人一直在极力影响她，使她在这个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行动党如今只有35名议员，反对党联合起来有26名。我们成了少数党政府。我立刻要求穆尔会见我、杜进才和吴庆瑞。吴庆瑞问他：如果行动党认输退出，我们辞职之后，英国会不会继续促成合并?穆尔认为很难，因为没有民选政府的支持。他促请我可能的话还是促成合并。我说我会，但要求他告诉伦敦，现在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在立法议院再激辩了八天才表决，结果以29票(行动党24票，巫统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两票)对17票(社阵13票，工人党马绍尔一票，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三票)通过动议，何佩珠弃权。我们是在林有福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和东姑的巫统支持下通过了法案。

在这之前一个月，穆尔拿科博尔德报告的定稿让我过目，试探我的反应。报告的建议使我非常担心。报告说："并没有理由把婆罗洲三邦的公民权区分开来。"接着列出条件，包括在一定的时期让超过某个年龄的人免考马来语。因此，所有在三邦出生的人都有资格获得马来西亚公民权。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我的主张会站不住脚，全民投票会失败，许多人将会大投空白票或不去投票。

但是报告给了我一条出路。全民投票法案辩论过后，我立即写信给莫德林指出，新加坡公民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为科博尔德委员会也建议，选举权应该在选民平日居留的地区行使。换句话说．婆罗洲公民在婆罗洲投票，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投票，所以东姑不必害怕来自新加坡的华人会到马来亚去投票压倒他。7月12日我写信给东姑，附上给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建议解决办法是对婆罗洲和新加坡使用同样的字眼，不改变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限制投票权的内容。

除了致莫德林的信件的副本，我还附上一份写给东姑和桑迪斯两人的备忘录，内容说共产党人抨击白皮书，主要是指它反华：因为新加坡7O％的人口是华人，东姑不准备让新加坡得到他给婆罗洲70％非华人的条件。只有让新加坡获得看来比较好的给婆罗洲的条件，才能证明有关的反华指责是无稽的。我通知了英国。如果他们不向东姑施压，要东姑让我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我就无法使合并在立法议院获得通过。我没说的是，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袖手不管。我和杜进才、吴庆瑞、拉惹都这样想。到时东姑和英国人必须承担后果。

全民投票法案通过后，李绍祖立即提出不信任动议。林有福则提出修正动议，谴责政府"不约束已知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战线的领袖操纵像社阵那样的组织"。他滔滔不绝，把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他借这个机会表示为了在1956年到1957年对付共产党人，他曾经牺牲了一切。林有福后来说，他如果早知道总理跟"全权代表"勾结，就会把总理送去(樟宜监狱)陪林清祥，使总理跟蒂凡那一样，能好好地反省一下。他暗示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社阵指责行动党出卖了新加坡人民，但他认为行动党争取实现合并的努力符合新加坡人民的利益，同时出卖了社阵。

他继续说，社阵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出卖自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绝望和灾难；行动党通过合并的"出卖"会带来繁荣、幸福和安全。通过提出不信任动议，社阵要破坏全民投票与合并，他不会跟他们一致行动。

人们认识到势力很大的共产党人已变得脆弱，因此渐渐地不再害怕他们。人们知道将来跟他们对抗的是马来亚人而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林有福的修正动议被否决，原来的不信任动议也一样无法通过。如今社阵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动议中落败。7月中东姑动身到伦敦跟英国人会面，敲定婆罗洲三邦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对共产党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不顾一切寻求其他办法阻止合并。

在他们辩输两天后，以社阵议员为首的19个议员，联合向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请愿，反对将在全民投票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特别委员会17名委员当中，只有两名来自共产集团，多数来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了解情况。回避问题没什么好处。我拍电报告诉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反对派的请愿只是新加坡国内的党派政治活动，特别委员会要考虑的话，必须先听政府方面的陈词。我准备向特别委员会提出有关事实，这些事实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

起初印度代表坚决支持我们，那是按照尼赫鲁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认为除了成立马来西亚没有替代办法。他说，印度、柬埔寨、突尼斯和其他亚非国家认为，既然新加坡具有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特别委员会不能审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动。但也许因为我愿意参加，他出人意外地改变了主意。第二天联合国说，特别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以10票对2票表决不采取行动，过后却决定准备会见请愿反对全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派出观察员的新加坡立法议员代表团。李绍祖医生兴高采烈。我对这样的结果不会不高兴，我深信自己能驳倒社阵和马绍尔的论点。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别委员会让我去陈词。

两天后我和吴庆瑞动身到纽约，我的私人助理张奕贵随行。我要抢在前头向特别委员会陈词，然后到伦敦，在东姑和麦克米伦谈完婆罗洲三邦的问题后跟他们会面。我们坐的是超级星座涡轮螺旋桨飞机，那是当时主要的洲际客机。从新加坡取道西贡、关岛、夏威夷和洛杉矶到纽约要将近两天。飞行途中吴庆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针对马绍尔协助社阵起草的19点备忘录逐点反驳。到曼哈顿酒店打开行李箱之后，我立即找张奕贵，发现他疲倦得连衣服和鞋子都没脱就仰卧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断替吴庆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几乎持续工作了48个小时。

新加坡的外交事务当时依然由英国人掌管，来自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官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英国人确实是第一流的专业人员，我们必须经历的每一道程序他们都很清楚，引导我去见了该见的人，进行初步的谈商。他们劝我别向特别委员会提出长篇大论，希望它能重新采纳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场，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选政府，特别委员会不应过问它所做出的决定。

在听证会上，我呈交备忘录，就反对党指责全民投票不让人民有表示异议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做了反驳，在两个小时内详细说明了各点。我说，他们要求联合国干预，犯了企图误导的过错；他们的呼吁是骗人的假警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维持紧急状态的气氛，以便给他们的支持者打气。他们的支持者眼看合并已成破竹之势，因而士气低落。他们也犯了另一过错：为了一己的利益，企图在新加坡维持殖民主义，因此请愿反对要求立即独立的合乎宪法的民选政府。这里看来有明显的矛盾，但我的解释是，新加坡加入联邦之后，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再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反对一个已经争取到国家独立的民选政府。其实，我们已获授权可以落实合并，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绝不是英国傀儡

我陈词之后轮到李医生。在他结束陈词时我提出要求，获准作出答复。我说，反对党两位发言人李医生和兀哈尔，都是在马来亚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并且兀哈尔是以马来亚公民的身份，持马来亚护照到纽约来的。这是充满讽刺意昧的。此外，他们并不代表多数，因为他们向政府挑战，提出不信任动议，只能获得立法议院51名议员当中的16名投票支持。我和吴庆瑞千里远行感到疲倦，却决心证明自己是亚非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举止、语调、手势以及应付所有问题的强有力的方式，我们确保了特别委员会不致误会我们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傀儡。英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休·富特爵士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高兴，认为委员们无疑会认定人民行动党是个以进行斗争的总理为首的强有力的组织，绝不是什么英国傀儡。

同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动身到伦敦。时间很紧迫了。东姑正在结束跟麦克米伦的会谈，现在应该迫使他在英国人面前解决公民权的问题了；所以我没在纽约留下来听马绍尔陈词。马绍尔慷慨陈词，给特别委员会的印象比李医生强，然而无法消除我给委员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特别委员会决定不对请愿采取任何行动。

正文第27章摊牌决胜败

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7月27日星期五，我们抵达伦敦机场已是上午11点15分。我和吴庆瑞从新加坡向东飞，先到纽约，后到伦敦，已经疲惫不堪了。在下榻的海德公园酒店匆匆地盥洗之后立即下楼，准时跟薛尔克共进午餐。薛尔克把跟东姑商谈婆罗洲三邦问题的进展情况扼要告诉了我们。下午三点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再累也得继续工作。

第二天，吴庆瑞、我和总理公署常任秘书斯图尔特到利兹酒店跟东姑一起喝茶。正如一向同东姑会商那样，我们没有直接讨论公民权问题。这时他心情轻松，气氛不错，因为有关婆罗洲尚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几乎全部跟英国人解决了。星期日早上，我和吴庆瑞跟东姑和敦拉扎克在斯温登打高尔夫球。下午东姑休息的时候，敦拉扎克代表他到共和联邦关系部会见桑迪斯，我们讨论了有待解决的马来西亚公民权、拘留共产党人和共同市场计划的问题。麦克米伦是否悄悄跟东姑提过了，我不得而知。桑迪斯直率地告诉敦拉扎克，这些问题在英国同意签署婆罗洲三邦协议之前非解决不可。敦拉扎克当即表示，只要东姑不反对，他原则上同意在马来西亚公民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重要的突破。

但是我仍然担心，若不是英国人出面劝东姑的话，我是无法争取到这一协议的。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一旦成立，英国人就不能再为新加坡出面干预了。与此同时，在同东姑和敦拉扎克合作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良好的关系。东姑和敦拉扎克两人个性全然不同。敦拉扎克总是犹豫和顾虑重重，老是要重新考虑。一些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会同意，第二天或第三天却打电话给我说要改变主意。他会为细节操心苦恼，在这一点上是东姑的好副手。东姑从来不管细节。敦拉扎克工作勤奋，只花18个月的时间就考完中级和最终的法学院考试，那是个新记录。在英国期间，他花时间在马来学生当中建立了朋友和支持者的联络网，其中包括九个苏丹的儿子。他本人出身于传统的族长家庭。但是他没有东姑那种待人发自内心的和蔼态度，跟他打交道始终比较吃力。

7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我和吴庆瑞到利兹酒店正式会见东姑和敦拉扎克，留下来共进午餐。东姑赞同敦拉扎克所同意的内容。我说我会写封信给他，把内容列出来，要求他证实。午餐过后回海德公园酒店，我写下了定稿，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把新加坡公民称为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国民或公民没什么差别，有人认为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达成了协议。既然一些人非常重视这个术语问题，白皮书第14段应该修改，使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而不是马来西亚国民。"我附上马来亚总检察长和新加坡自治邦总检察长的联合声明，证实宪法所规定的投票权利，那就是新加坡人民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这点将维持不变。

第二天，东姑以伦敦利兹酒店为地址回信说："我证实，新加坡居民的公民权安排，将按照1961年新加坡第33号白皮书第14段列出的马来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协议的方式，它的行文在术语和选举权的资格规定方面作了修改。"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共产党人不争论这一点，我不会那么容易转败为胜。如今他们没什么可以真正感到不满的了。我不会让他们有太多时间可以在全民投票举行前制造新的不满并加以利用。到今天为止，我还没发现英国人最后是怎样说服东姑改变主意的；也许是澳大利亚帮了忙。在谈判过程中，桑迪斯有时态度表现得非常坚决。他多半告诉了东姑，没有共同公民权的话，婆罗洲三邦就不会归东姑，也不会有合并。当晚七点钟，桑迪斯跟东姑、敦拉扎克、吴庆瑞和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一切。我要求先别公布公民权的协议，以便我有机会于适当的时候在新加坡突然宣布。

共产党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到伦敦以后我从薛尔克口中知道，东姑仍然坚持必须在联邦对新加坡负起责任之前，把所有惹是生非的人抓起来。但是薛尔克也透露，英国人并不热心于采取行动，最好是合并后由马来西亚政府这样做。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反对东姑的重担现在可以由英国人来挑起。于是我调整立场，表明一旦全民投票成功结束，我准备支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采取肃清行动。

但是薛尔克在7月27日写信告诉桑迪斯："我必须让你一清二楚，基于以下的理由，这项政策危险得很：

一、没有能使公众信服的证据而强行逮捕，必定会加强新加坡反对派的力量，使李的同僚感到不安，可能导致他倒台。

二、这样一来情形就会非常清楚：马来西亚是由英国人自上而下、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们会说这是我们保护基地的计划，东姑允许我们利用他作为傀儡。

三、无论在英国国会还是在苏联人大力反对马来西亚的联合国，要为这样的行动进行辩护并不容易。

"为了治安，也许有必要采取逮捕行动。有关方面并未提出过任何强有力的论点，说明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组成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不能这样做。，

薛尔克没说的是，可能会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政治上英国可能因此被人憎恨。桑迪斯强调说，在没有机会考虑个别案情之前，他甚至原则上也不能事前就同意在新加坡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带头的不应该是英国政府。但如果有关各方表明准备分担责任，英国政府不会逃避，也不会抛弃他们。就眼前来说，东姑必须接受这样的处理办法。

8月1日晚七点，东姑和麦克米伦签署了成立马来西亚的协议。

社阵在抓救命稻草

亲共分子仍然在装门面。8月11日，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宣称，在吴庆瑞的牛车水选区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98．4％的人赞成投空白票。与此同时，马来亚社会主义者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永久秘书处，办事处设在社阵总部。但是社阵当时正在抓救命稻草。摊牌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决定8月14日在电台宣布允许可以就全民投票进行两个星期的积极宣传。我向所有新加坡人保证，他们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我宣读了7月30日给东姑的信和东姑7月31日复信的部分内容作为证明。这对反对党的反对合并是致命的一击。

我定9月1日星期六为全民投票日。为了动员会员鼓动人们投空白票，林清祥的左派工会和文化团体停止了一切其他活动，以便发动会员游说人们投空白票。各种海报、标志、旗帜、横幅和标语牌迅速在新加坡各处的灯柱和墙上出现。每天晚上都有群众大会，规模最大的是由社阵组织的。但是就在消息宣布后的24小时内，高德根以中华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宣布支持政府的合并建议选择A。他决心不让新加坡的华人因为社阵玩弄政治把戏而失去公民权。这是个转折点。广大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不跟共产党左翼走，在面临关系到自己的地位和公民权的重要抉择时，他们选择听传统领袖的话。

8月14日林清祥问他手下的一个干部、《南洋商报》的一个亲共记者，为什么《商报》不刊登他发表的有关合并的声明。看来《商报》管理层现在更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害怕万一我们输了共产党人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林清祥一天比一天绝望。社阵甚至不惜指责我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于不顾，要造成既成的事实。他们声称特别委员会将在9月开会，考虑他们指全民投票有不诚实行径而提出的上诉。这是一派胡言，因为有关各方都知道，特别委员会已决定不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反对党又遭受另一次的挫折：我们加强了在立法议院的地位。8月17日，宁甘跟王永元决裂，要求重新加人人民行动党。行动党接受他归队。他的重新加入，使政府恢复了占绝对多数的地位，以26票对25票，压倒反对党。(宁甘摇摆不定的表现有点奇怪，这点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弄清楚了。吴庆瑞发现他是马来西亚政治部的受薪特务。吉隆坡政治部原来想了解王永元的意图，在新加坡政府看来可能会被推翻时，就指示他重投行动党的怀抱。我们在1963年大选中原来想让他当候选人，发现他的身份之后就取消了。)

但是我们好景不常。阿末·依布拉欣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患了肝硬化，不是由于喝酒过量，而是因为早年患上肝炎。我们送他到英国动手术。他病情恶化，8月21日去世，弥留之际我跟他妻子一道守在他病榻旁。阿末很有勇气，在领导军港工友联合会期间显示了领导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敢于从贝恩手上接过劳工部，制服共产党人。他的去世是个重大的损失，使我们在立法议院又面临25票对25票的局面。但情势绝非毫无转机。马绍尔正在动摇。为了恢复跟东姑的关系，他要远离共产党人。于是我请他到电台同我一起参加一个讨论会，他接受了。在公开讨论后答问的时候，他同意既然我们现在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公民权，新加坡公民跟马来西亚其他公民就没有差别了。为了让人们觉得他对此有所怀疑，他要求保证新加坡公民将有权在马来西亚各地工作和拥有产业，有权成为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新加坡州宪法的措辞应同其他各州一致。我毫不费力便做出了保证。

同一天，他会见工人党的领导层，说服他们一致欢迎公民权条件的改变。不过，他们照旧反对全民投票的规定，认为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任何诚实的人，不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都不应参加，除非是法律强制"。马绍尔自然知道投票是强制的；由于不能弃权，所以劝人们投空白票抗议。这又是律师搞的典型花招。他不准备因反对而得罪东姑，同时又要让人觉得他没跟林清祥决裂。

几天后我终于促使他在新加坡大学一个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让我们说得确切些，工人党并没有改变立场。宪法的建议修改了，以便满足工人党的要求。有关修改是完全根据工人党的方案进行的。"然而他却要求政府把全民投票推迟，直到马来西亚宪法草案在立法议院提出为止。这是最后一种徒劳的姿态。尽管他为自己的动机施放了烟幕，但是他毫无保留地承认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不会是二等公民。由这个既反合并又是个律师的对手发出这样的言论，对社阵的宣传路线是个致命的打击。

更多的打击还在后头。高德根答应支持之后，8月23日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要求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劝人民别投空白票，支持选择A。他们公布了团体的名称，以便于人们辨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直接反对马来亚共产党所发表的公开信的。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脱离共产路线，我决定宣布，如果有大量空白票，这些票很可能被当成无条件支持完全合并的选择B，因为这意昧着多数人响应了社阵的号召。这样一来，不是在新加坡出生而是通过登记归化为公民的人可能失去公民权。这就使传统的华裔社团领袖更加害怕。这个信息人们领会了。12个商业团体发表声明后三天，另外三个组织公开表示赞成白皮书的建议，其中一个是一直受共产党支配的新加坡华校教师公会。

第二天，高德根率领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到政府大厦总理公署，要求我澄清关于选择B的声明。我让他清楚了解，他不应该让说华语或方言的成员去冒丧失公民权的风险。接着高德根要求各个反对党毫不含糊地表明，如果在他们鼓动下人民投空白票，因而使全民投票的结果是接受选择B，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林清祥的反应是进行恐吓。他说，华族社会懂得"如何对付出卖他们的所谓领袖"，谴责中华总商会追随人民行动党的宣传路线。但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会不怕恐吓，要求会员支持选择A。同一天另外六个华族团体出面支持。

投票在9月1日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八点结束，随即计票。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情形很清楚，社阵号召人民投空白票的运动失败了。空白票占实际投票数目的不到30％，70％赞成选择A，支持选择B和选择C的不多。基里玛路羽毛球馆外面聚集了大批群众，气氛紧张，因为新加坡各地有345个投票站，票箱全部送到那里开箱计票。社阵曾要求在各个选区分开计票，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哪些选区投的空白票最多，因为在下届大选中这样的信息还有用。但是他们很机巧，号召支持者把投票卡和选票一起投进票箱，从这些投票卡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支持者属于哪个选区的选民。

尽管如此，早上6点45分左右，就在投票结果快要宣布之前，李绍祖医生写信给全民投票总监，对选票在三点半已经整理好，却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按照全民投票法令一箱箱计算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要求重新计票。半小时后总监同意了。但是拖了半小时，却使李医生在7点45分写第二封信，声称总监把第一封信先拿给总理看，然后才答复，因此他不过是总理的信差。此外，由于第一次计票有不合常规之处，第二次计票会采用同样的办法，整个过程跟全民投票过程同样可笑，他不能接受。

一个小时后总监答复他。在我劝告下，回信在交给李医生之前，它的内容通过扬声器读出来，让报界知道。信上说，票箱是在李医生面前打开的，选票也在他面前混合和计算，整个过程李医生都在场，直到计票结果快宣布，他对具体做法是否适当都没表示反对。尽管如此，总监仍然接受李医生的要求，下令重算一次。

李医生的抗议是徒劳的。在计票工作重新进行时，他冲出计票站，告诉报界："这是卑劣可笑的。"林清祥跟他一起离开，越过马路走向支持者，告诉他们："我们将继续斗争，替新加坡人民争取平等的权利。"但是要求他们解散的信号发出了。他们输了，夹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

星期日上午11点半，票数重算过程结束。71％支持选择A，25％投了空白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众发表谈话，高兴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新加坡电台从羽毛球馆现场播送我的谈话："对政治上不诚实的人来说，人民的裁决是可怕的。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公众盖下印章赞成合并和成立马来西亚……如果没举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就会因此允许共产党人使人民相信，所谓的群众是反对合并的。只要有时间进行解释，我们将能削减他们通过撒谎、诬蔑和恐吓所获得的少数残余的支持者。"

当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时，李医生发表声明，谴责全民投票是欺骗性的，声称计票过程不合常规，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规定，因为在计票过程中没提供有关如何点算或选票来自哪个选区的信息。末了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会继续战斗。"

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9月5日我动身到伦敦，出席1962年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也召开了工党和共和联邦社会主义党总理会议。尼赫鲁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印度高层人员强烈抗议说，他们和前殖民地被遗弃了：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对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物，特别是纺织品的优待将受影响。其他领袖也都恳求继续保持联系，要求输出货物到英国能继续享有特惠优待，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应该特别考虑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看他们互相争议是饶有兴味的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未来难免会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它沿袭下来的责任。遗弃这些地区后果严重，将威胁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英国是跟我们联系得最紧密的工业强国，失去这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诚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和英帝国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对我们的生存至为重要。我们固然要有决定怎么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维持和需要维持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尤其珍惜同工党的联系。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工党帮过我们的忙。我的发言引起了共鸣。

但是很显然，过去30年来，英国的利益同欧洲越来越密不可分，共和联邦的新旧成员同英国的距离则越来越远。

对英国首相来说，英国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了。在欧洲和美洲等辽阔的大陆上，优越的通讯有利于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创造财富收获会更大。英国在海外建立的帝国已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必然道路。无论未来是多么不愉快，把英国同欧洲大陆增长与进步的火车头连接起来是他的任务。这次麦克米伦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不但没有针锋相对，反而带点忧郁和怀念旧的共和联邦的神情。在场所有领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他们毫不怀疑英国首相非履行职责不可，那就是对发出召唤的欧洲作出回应。但是他将尽力维持共和联邦同英帝国的联系，只要欧洲人(毋宁说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提到他的名字)允许他这样做。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机离开伦敦。在我离开新加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宾都凯觎婆罗洲三邦，8月1日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引起了两国的不良反应。9月24日东始发表声明，警告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别插手，"我们指望其他国家别干预我们的事务"。他是针对印尼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声明做出反应的，后者说雅加达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不会漠不关心。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烦即将到来。随后菲律宾外长表示北婆罗洲的主权属于菲律宾，声称北婆罗洲原属苏禄苏丹国，菲律宾是苏禄苏丹国的合法继承者，北婆罗洲从未割让给英国，只是租借而已。

东姑对这一点嗤之以鼻：英国自1878年以来便是这三邦的主人，lO0年来英国对三邦的主权从未有人质疑。但是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社阵发表了有关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们当前的目标是在下届大选中推翻现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然后继续争取赢得新加坡在联邦国会的议席。林清祥进一步呼吁社阵团结一切左翼反殖民主义力量，以便将来控制联邦政府，挫败"英国--联盟轴心"。

敦拉扎克的反应是向人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必须觉察到民主的敌人，社阵不是为他们的真正利益而是为那些效忠对象在国外的人而奋斗。林清祥反驳说，如果执政的华巫联盟信奉议会民主制度，就必须接受反对党有权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他的好斗使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益发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结束，新加坡的安全将由吉隆坡负责，因此必须迅速把局面控制下来。但与此同时，这个课题却徒增分歧，令人沮丧。

正文第28章东姑要把我甩掉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

9月8日内部安全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当时我已经动身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由联邦和新加坡两地警察总监联合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议合并前分阶段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取代伊斯迈的马来西亚代表敦拉扎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代表我出席会议的杜进才反对仓促行事。代表英国的薛尔克支持杜进才的立场。他说，虽然有威胁，却不是非用暴力镇压不可。敦拉扎克不满意，过后前往伦敦向桑迪斯提出这个课题。桑迪斯回答说，他要推迟行动，直到建立马来西亚的立法在下议院辩论过后，也就是说，不会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动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必须先考虑英国国内的反应。

敦拉扎克向东姑汇报之后，马来亚方面要求10月再召开内部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对有关逮捕的问题再度延期做出决定。但人民行动党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确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马来领袖的支配和压制。我向薛尔克强调，把逮捕行动推迟到合并之后最理想。我也向穆尔强调，在联邦国会的15个新加坡议席举行选举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要让社阵自由竞争。若是先把他们抓走了，再也没有明显的共产威胁，联盟可能会赢得好些议席。后来桑迪斯的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我"坦率得叫人吃惊"，竟然告诉他让反对党内保存少数亲共分子对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接连几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确实没有暗中破坏他，却也没听他的话，按他的意思就是服从他。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东姑和敦拉扎克都喜欢吴庆瑞。但即使是吴庆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聪明，不易受劝说，也诱惑不了。

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陈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对党马华公会，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轻的马来领袖。最不祥的迹象是，东姑要求我释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岛上最大的华人私会党的头子，我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去在选举期间，他组织过对付人民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有权释放像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担心支部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我已经告诉薛尔克，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后，三巴旺必须举行补选，东姑提出人民行动党应该靠边站，让他的候选人跟社阵斗。这点我没接受。我对薛尔克说："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做法。"薛尔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向桑迪斯报告说，东姑推行的政策必败无疑。东姑似乎认为可以利用逮捕行动来干扰社阵，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台。桑迪斯回复薛尔克的时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认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岛的最佳人选。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他仍然全面控制着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和广播……李光耀说过，他情愿在东姑同意下举行选举。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跟东姑宣战，但是认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证明联盟不能指望在新加坡赢得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东姑不同意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马来西亚选举，李光耀声称，他可以根据新加坡的法律举行选举。不管是否合法，这会在政治上产生必要的冲击。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在1963年8月31日之前举行选举的想法严加保密，尤其是不让联邦任何人知道……

"李光耀说，兰斯多恩勋爵、薛尔克勋爵等人劝东姑基于自身的利益同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他非常感激，认为我们做到了他单独做不到的事……任务是艰巨的，尤其鉴于东姑非常不信任李光耀，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内部保持政治稳定的最大希望，仍然在于两人是否能做出有效的工作安排，否则新加坡不是出现社阵政府，就是在社阵因党人被逮捕和放逐而被摧毁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敌视联邦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李光耀反对吉隆坡的马来人，公开争取华族沙文主义分子的支持。联邦政府是否全面了解后一种局面的危险性，我有所怀疑。他们也许认为，作为同僚，李光耀极难应付。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联邦政府将发现，作为对手，李光耀的危险程度会大得多。"

幸好英国人了解我的观点并且同情我。他们看出吉隆坡管辖联邦华人的那一套在新加坡行不通。新加坡华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习惯了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套，从没受过马来人的统治，采取强制策略肯定会引起暴力反抗。我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便在伦敦通过"枢密令"颁布新加坡州宪法的方式，让我能在新加坡举行15个议席的选举。

就在穆尔提呈报告后三天，形势出现了新的一面。12月8日文莱爆发叛变活动。自称为"北婆罗洲国民军"，声称实力多达3万人的武装叛军攻占了诗里亚石油城。英国迅速做出反应。两连辜加兵和300名英军空运到文莱，随后是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英军迅速收复诗里亚，打死了一些叛军，俘虏了5O0人。与此同时，机灵的英国籍警察总监把文莱市内的第一批叛军包围在自己的网球场内，不让他们行动以免再制造麻烦。48小时内叛乱便以失败告终。辜加兵和英军收复诗里亚之后，扫荡行动跟着展开。

社阵发表愚蠢声明

但是就在叛乱消息传开后，社阵发表了愚蠢的声明，欢呼这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民众起义，值得所有真正的反殖民主义者给予支持。声明宣布新加坡和联邦两地政府不反对英国的话，就会受到谴责。作为未来事态发展的前兆，马来亚政治部逮捕了50人，其中多数是华人，包括马来亚人民党的组织秘书；新加坡逮捕了同这个集团有联系的当地亲社阵的人民党的三名成员。为了显示团结一致，我们要跟马来亚一起采取行动。

但是文莱叛乱牵涉的范围大得多。东姑于12月11日在联邦国会发表讲话时，提到了阿扎哈里发动叛乱所获得的财政支持。东姑说，阿扎哈里跟好些马来亚邻国的人有联系。他指的是印尼。印尼国防部长纳苏顿将军已经宣布，文莱起义后，他的政府将更为关注接近英属婆罗洲的地区。印尼总统的政党印尼国民党已经表明支持文莱人民党，支持显然来自苏加诺。

英国人深知个中的危险，应付阿扎哈里显然比应付背后支持他的人简单得多。英国驻文莱最高专员丹尼斯·怀特爵士深信，叛军有把握获得印尼的协助，否则不会进攻林梦(地理上林梦位于文莱中间)，因为林梦是英国殖民地沙捞越的一部分，英国肯定会反击。他相信印尼人正在鼓动叛军，作为破坏马来西亚的手段。他指出，这场叛乱绝非报上所说那样是可笑的非专业行动。它在最初几个阶段是成功的，尽管基于种种原因，准备得并不充分。叛军占领了好些警署，夺取了许多武器，攻占了电力站，切断了电力供应，并扣留了英国专员的秘书，在林梦俘虏了英国驻扎官夫妇和其他欧洲人。幸而英军和辜加兵迅速开到，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东姑公开表示怀疑之后数天，苏加诺加以证实。苏加诺说："那里(文莱)发生的事情跟新兴力量的斗争分不开，我们站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一边。"几天后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现场广播，呼吁印尼人支持叛乱。他说，不支持的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印尼人民在烈火中诞生，曾为争取独立受苦受难，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是天经地义的，不像获得帝国主义恩赐独立的其他国家(指马来亚)那样。东姑回应时指出，尽管文莱叛乱现在结束了，印尼政府和政治领袖仍然在发表激烈的演讲，目的显然是要煽动婆罗洲三邦的人民反对当地的政府，这会导致大灾难。

接着双方展开了舌战。印尼人再度对他们魅力十足的领袖的豪言壮语做出反应，通过演说和媒体鼓动公众的情绪，以便引发示威行动。这是苏加诺策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久前雅加达要求荷兰归还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岛西部)，证明这项策略收效。现在他需要另一个问题来吸引群众的注意，转移他们对经济困难的视线。12月23日数千人聚集在雅加达独立广场，焚烧两具模拟像：一具是西方人的；另一具是个马来人，头戴宋谷，架着一副角质眼镜，那就是东姑。印尼人以支持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独立为表面理由，正准备发动反对马来西亚的运动。

正文第29章冷藏与最后谈判

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

文莱叛乱爆发五天后，内部安全委员会应东姑的要求召开了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说，我了解东姑的立场：文莱的事态发展使对付共产党人的行动势在必行，社阵发表支持叛乱的声明提供了机会。但有关行动给人的印象必须是：为了捍卫所有即将加入马来西亚的地区。我不能以英国傀儡的姿态出现，我要给人以同马来亚合作的印象。

定于12月16日凌晨展开的逮捕行动，后来由于东姑改变了逮捕两名联邦议员的主意而取消了。但是事情还没了结，因为社阵领袖还在煽动情绪。在社阵的新年献辞里，林清祥说，马来亚正在走向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道路。李绍祖医生说，文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他们把破坏马来西亚计划的希望寄托在文莱叛乱和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上面，这些声明肯定会刺激东姑要求采取行动。东姑正在变得不耐烦。他告诉英国人说，除非逮捕新加坡的亲共分子，否则他将取消整个马来西亚计划。穆尔多次找过我，敦促我采取行动，他认定这是实现合并的唯一办法。这一点叫我怀疑，但是英国人比我更有条件了解东姑的真正意图。我和同僚们讨论后得出结论，我们冒不起忽视他的论点的风险。于是定名为"冷藏行动"的保安行动，定于1963年2月2日进行。

当天370名警官在新加坡准备行动，另有133名马来亚警官在柔佛州警察野战部队的营房待命。前一天的晚上，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吉隆坡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行动。(我们从逮捕名单中删除了六个社阵议员的名字，因为东姑仍然反对逮捕两名搞颠覆活动的马来亚国会议员。)第二天凌晨三点，65队人员到新加坡各处逮捕169人，只找到115人，其余都不在他们预料能被找到的地点。追捕共产党人总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不断改变过夜的地方。

逮捕行动展开后没有发生暴乱，没有流血，没有实行宵禁。人人都料到会有大逮捕，公众了解共产党人是自找麻烦。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严重的挫折。这次行动抓走了他们搞统战最有经验的一些领袖。从此只有让更多领袖从地下冒出来，他们才能恢复实力，而是否有时间在更多人被捕之前建立同基层的联系，他们又没把握。过后我密切关注他们是否派人填补空缺，却看不到迹象。他们不愿或无法让更多干部出面搞统战工作。

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

被捕的人当中有兀哈尔，他是一级死硬派的组织者。詹姆斯·普都遮里则属于二级共产党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列入一级的另一个人是傅超贤。傅超贤是个记者兼翻译，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员，曾在亲共华文报《新报》工作过。他的文章同情学生鼓动者和罢工工人，他也自愿替两个过去在华侨中学求学的同学林清祥和方水双搞宣传工作。四个月后他获释，调查显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联系1962年断绝了。过后他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72年成了我的新闻秘书，一直服务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为他掌握双语，又绝对可靠。

还有三几个人像他一样，年纪很轻便在理想主义和渴望改变周围万恶社会的影响下被卷进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让他们有时间看出马共组织的残酷无情，他们就会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收效比较慢，走的是改良路线，却比较公平，不那么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间考获大学学位。他考到了伦敦大学(校外)法学士学位，获释后受雇于地契注册局，后来成为一个成功和富裕的律师。

当年东姑建议人民行动党不要参加三巴旺补选，让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直接跟社阵对垒。我不得不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们赢不了，社阵赢的话会使亲共分子士气重振。当时我感觉得到，总的说来东姑态度越来越强硬。

我现在得出结论，东姑扩大了目标，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对新加坡掌握更大的权力，仅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让新加坡享有自主权。我越来越相信，一旦采取逮捕行动，暂时解决了共产党的威胁后．东姑在把白皮书化为宪法的具体条文时，对合并条件的细节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的应付办法是威胁英国人，除非遵照我们已经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间向新加坡人民提出过的条件，否则合并不会实现。不遵照这些条件合并的话，等于出卖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必要时会举行大选来解决问题。要是社阵和共产党人赢得大选，整个马来西业计划就会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一样。东姑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姑谈判的障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曾经替东姑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姑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不习惯于必须出钱购买商业执照的做法，那是当时马来亚的情形。

两名上议员深信，只要新加坡的财政归吉隆坡控制，联盟在下届选举中得胜的机会就比较大。他们因而公开指责我要保留新加坡的税收盈余，目的是要用来伤害联邦政府，使它垮台。他们的想法跟陈修信的想法吻合。陈修信告诉报界，"基于联邦税应该由联邦征收，这是联邦税收的原则"，他必须接管新加坡的税务工作。他要新加坡总税收的60％。我只好提醒他，在来往信件中，东姑曾保证新加坡的财政由新加坡自行管理。东姑当时要控制新加坡的治安，不控制经济。但是陈修信不让步。他顽固地争论说，不到这个百分比，不够支付联邦开支的新加坡部分。

陈修信40岁出头，能力强，办事认真勤劳，诚实不贪。他的父亲拿督陈祯禄爵士是海峡殖民地年高德劭的老人，也是马六甲历史最久、最富裕的家族之一的族长，曾经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大会。但是做儿子的却刻薄寡恩，性格在无框眼镜后面苍白的马脸上显现出来。他知道吴庆瑞比他聪明，却决心在合并后占上风。吴庆瑞发现无法同他进行谈判。然而我知道大事都由东姑决定，我不能让陈修信骑在我们头上。至少在合并之前，只要州财政由我们控制，绝不让他这么做；即使在合并之后，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他渴望打击新加坡的威望，这使他益发仇视吴庆瑞和我。他要公开压倒我们，当他觉得自己占了上风时便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但是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他在交锋中被击败后，赛加化阿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赛加化阿巴是加人了马来亚国籍的阿拉伯人，当时担任巫统秘书长，擅长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报上警告我说，要达成协议就别公开发表看法。敦拉扎克也替陈修信和马华公会出头说，造成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对联邦政府的要求负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问自己，东姑会采取什么立场?像赛加化阿巴和敦拉萨那样支持陈修信，还是保持中立?起初我相信东姑会保持中立。随着压力仍在持续，我最后得出结论，他让他们尽量逼我。陈修信生性难以相处，需要东姑约束他。但是东姑显然决定不这样做。

当时我相信东姑始终没告诉陈修信，他愿意让新加坡尽可能控制财政，条件是新加坡尽量避免参与联邦的政治。结果陈修信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我们的财政，而为了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我们只好尽量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这是个根本问题，合并前后都没解决。东姑让问题恶化，却在一个方面对我有利。社阵抨击我出卖新加坡，说我"假惺惺地关心"州的财政，骗不了公众。陈修信倨傲不逊，提出的要求近乎狂妄，引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恐慌。我的反应证明我不会轻易就范，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我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人民要我捍卫新加坡。

6月中旬，吉隆坡向新加坡和文莱提出了加入马来西亚的最后条件，过后"就不再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成立共同市场，新加坡赠款5000万元发展婆罗洲三邦。我说新加坡太穷，当不起圣诞老人，拨不出5000万元赠款作为加入联邦的入会费。至于共同市场，联邦政府10月间已经宣布，根据1962年7月在伦敦所做的决定，世界银行的一个专家团将研究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这使我们抱着希望，以为专家能力强对我们可能有好处，可以使共同市场落实。过后内容包括世界银行建议的报告书交给了吴庆瑞和陈修信，双方对落实建议的具体条件却并未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是，我要求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把根据刑事法临时条款规定不必经过审判便能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给新加坡。要制止歹徒干预州内的政治生活，让权力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太危险了。东姑非常不愿意接受，敦拉扎克的立场看来跟他一样。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原来是新加坡公民的新加坡共产党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却要修改宪法，限制新加坡公民进人马来西亚。我坚持说，既然如此，双方的权力应该一样，州政府应该有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前来新加坡。

另一个问题是，我主张修改州宪法，规定凡是以政党候选人身份当选，过后退党或被政党开除的立法议员必须辞去议席，通过补选才能争取再次当选为议员。这点马来亚最不愿意接受。

我关心的另一点是，合并后怎么制止贪污。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州总检察长必须保留权力，可以根据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令进行起诉。这样比较容易确保惩治贪污者。马来亚没有这项法令，也没有贪污调查局。我要求在没得到新加坡政府同意前，不得改变这两项。

双方争论不休，始终没有结果。桑迪斯在伦敦召开最后一轮会议，以便解决尚存的问题。东姑生我的气，拒绝参加，派敦拉扎克代表他同我谈判，问题解决之后才通知他，让他前来参加签署仪式。另一方面，桑迪斯对争吵的局面感到不耐烦。共和联邦关系部的有关记录记载，谈判开始前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要是谈判陷人僵局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因为谈判看来非陷入僵局不可。他说，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三条路可走：

一、违反新加坡的意愿，强迫它加入马来西亚；

二、放弃马来西亚计划；

三、让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参加范围缩小的马来西亚，敞开门户，新加坡可以以后再参加。

"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认为，看来多半非以让新加坡独立来威胁东姑不可。会议认为，这可能迫使东姑同新加坡达成协议。因为没有新加坡参加，马来亚防务协定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很快会影响到我们自由使用新加坡的基地······

"然而有少量证据显示，东姑可能认为，同建立马来西亚相比，他跟印尼发展比较友善的关系的话，在应付华人在新加坡的影响方面对他更有利。"

我和吴庆瑞到达伦敦，开始进行现在所谓的"近距离谈判"。换句话说，我们开头不会见敦拉扎克和陈修信。他们住另一家酒店，由英国人分别跟双方谈判以缩小歧见。接着我同敦拉扎克共进工作便餐。第二天吴庆瑞再见敦拉扎克。最后桑迪斯安排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举行通宵的马拉松会议。这是他应付态度顽固的谈判双方的办法，极力争取双方让步，直到最后达成协议。过去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过新加坡代表团，只供应饮料，没什么食物，令我们感到疲倦。这种情形跟共产党人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待我们的做法不无相似之处。他们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有足够的非共人士回家之后才表决。

但是这回我们料到他们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当天晚上我们用打字机盒装了三明治和几瓶啤酒赴会，把它们带到暂时休会以便代表团自行讨论时所用的另一个房间。食物吃完了，可靠的内阁秘书黄水生会打电话给在公园巷酒店的芝，叫酒店送更多的三明治到她房间。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芝报告说，客房餐食服务部的三明治卖完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头脑清醒，我们谢绝桑迪斯供应的烈酒。这种谨慎做法和食物供应，使我们整个晚上能保持耐力。我们不相信敦拉扎克那一方有同样足够的食物供应。

将近拂晓时分，双方终于同意，为了应付跟印尼"对抗"的局面，国防开支增加，我们将交出"国家税收的40％或总岁入的28％给联邦政府。给婆罗洲三邦的赠款5000万元，改由贷款1．5亿元取代，其中l亿元免息五年。共同市场将在12年内逐步实现，转口贸易的最主要商品新加坡仍然不征税。在这期间，一个特别委员会将逐渐划一关税。但是盛产石油的文莱不会加入使东姑获益。老谋深算的老苏丹对如何分配石油税收的建议不满意，无论桑迪斯施加压力还是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我在格罗夫纳酒店的套房里见过苏丹多次，同他就各自的谈判进展交换过意见。我了解他的疑虑和保留态度，始终没劝他别按照自己的本能做出决定。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继续接受英国的保护。他深信英国人不会遗弃他而任由印尼来对付他。

协议签署仪式定于7月8日举行，这是马来西亚顺利开始的另一个吉祥数字8。两天前东姑抵达。但在我要求他接受好些曾经引起争议的课题之前，协议未能敲定。这些课题是：把拘留私会党歹徒的警察权力下放给新加坡；修改宪法，规定立法议员脱离参加竞选时所属的政党必须辞职；建设婆罗洲计划的一半劳工开支，将使用新加坡提供的1．5亿元贷款。

由于东姑的记忆力有伸缩性，因此我把这几点写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在信笺抬头写上"利兹酒店"，请他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信封是在他酒店房间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面找到的。最后一分钟跟东姑讨价还价，加上麦克米伦要设晚宴，这使在马尔伯勒大厦举行的签字仪式拖到7月8日深夜。麦克米伦、东姑、我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两地的代表演说后，协议在午夜过后才签署，日期不是7月8日，而是7月9日，不是东姑日历里的吉祥日子。

英国人--穆尔、薛尔克、桑迪斯--实际上站到我这一边来。他们有许多王牌，我没有。除了恐吓要一切作罢让共产党人接管之外，我自己不可能采取什么重要行动。在那六个月里，我写了无数封信给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和伦敦的共和联邦关系部大臣，轮番敦促、恳求和威胁他们。没有他们的协助，我争取不到自己的条件。哪怕如此，正如我所预见的，要使这些条件在8月31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前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我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不得不接受一项灵活的规定，不保证共同市场会实现。拘留私会党歹徒的权力下放仅在交换信件中同意，轻易就可以作废。我们必须在没得到这些保证的情况下加入马来西亚。

社阵依然大吵大闹

不出所料，协议签署后我在新加坡遇到的问题并没减少。社阵依然在大吵大闹，林有福和新加坡人民联盟更加放肆。7月24日林有福协助社阵阻挠了联邦选举法案的通过，因为他要在东姑控制警察之后才举行联邦国会15个新加坡议席的选举。甚至对采纳和支持马来西亚协议的动议，新加坡人民联盟原本应该在重要的国家问题上表明团结，使赞成的多数票增加七票；他们却在表决时弃权。

在联合国副秘书长纳拉辛汉前往婆罗洲评价当地人民的愿望途中于4月22日抵达新加坡的时候，社阵更猖狂。为了给纳拉车汉留下新加坡反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同时进行宣传，李绍祖医生率领六名立法议员(包括马共全权代表的妹妹)和大约100名被拘留人士的亲属到政府大厦我的办公室来示威，高举标语牌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士。警察拦阻他们，告诉他们总理不在，他们却冲向大门。双方发生混战，数名警员受伤。大约15名示威者冲到了二楼总理公署外面的门厅，才被赶到的支援人员制服。七名立法议员和大约30人被捕，被控暴乱和企图用武力恐吓政府。他们都获得保释。我们安排纳拉辛汉离开前在机场会见他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个性冲动的李医生说话。5月中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的三名英国工党议员博顿利、布罗克韦和索伦森教士访问新加坡。我鼓励他们前来。他们会见了各政党的代表，探望了被拘留人士，在他们访问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三邦的两周之行结束前，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次电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李医生设法诋毁合并，正如他曾向纳拉辛汉诋毁马来西亚那样。工党议员们不接受所谓"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看法，否认是被人安排前来观光。工党素以同情反殖民主义运动见称，议员们的意见，对尚未支持马来西亚的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来说，有助于他们了解真相。但这只是一场漫长战争里的一次策略性的小胜利。

注：

①坦慕尼厅(tammany halI)是坦慕尼协会总部。坦慕尼协会是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它在19世纪以政治上的腐蚀和党魁控制来操纵市政著称。

正文第 30章访选区马不停蹄

踞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

1962年12月到1963年9月，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除了不断跟吉隆坡的陈修信和东姑手下其他部长、新加坡的林有福、新加坡人民联盟和社阵争论之外，来自印尼的威胁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必须争取选民在下届选举中支持我们，我已经决定选举不能拖到合并之后才举行。共产党人跟我们分道扬镳时，破坏了我们的党支部，也摧毁了人民协会和建国队。要恢复人民行动党的强大组织，至少得花两年时间；我和吴庆瑞于是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策略，相信不必花那么长的时间就能使基层重新支持我们。

我们从社团注册官那里查到了所有基层群众组织的职员名单，从宗乡会馆、慈善团体到中华总商会，从零售商团体到体育团体，从棋类团体到军港图书馆等等。我们把所有亲共组织排除出去，如华校校友会和华人音乐协会。

全民投票过后，我立即到各个选区进行一系列访问。最初集中在投空白票最多的选区，那就是乡村选区，如裕廊、汤申、甘榜景万岸和惹兰加由。开始的时候每月到一个选区进行全天的访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两星期一个、一星期一个。到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临近时，再增加到每星期两个、三个和四个。最后为了访问完51个选区，几乎天天都去，有时甚至一天访问两三个市区选区，直到深夜。

访问之前，政府官员先陪同该区议员(如果是反对党选区，则由其他选区的议员代表陪同)到当地动员店主、已知的社区领袖和所有地方组织领袖，协助他们制定计划。过后这些人会欢迎我到他们的选区，同我一起讨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我坐敞篷吉普车前去，扬声器装在车上，麦克风拿在手里，向民众讲话。我规定了在哪些地方停留，他们早就集中在那儿等候。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共产党人在全民投票中一失败，人民知道他们只争取到25％的空白票，人人都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准备站起来支持我们。

店主和基层领袖会用沉甸甸的大花环欢迎我。花环采用的是万寿菊、鸡蛋花，有时甚至是胡姬花，比较穷的团体用纸花。这些花环用金属丝装饰和扎起来。华族代表向我献上绣了名字和表明支持我们的金色字句的锦旗。我把数十面锦旗收集起来，悬挂在他们最后请我参加露天晚宴的地点。晚宴是10人一桌，至少开20桌，有时多达50桌，由成功的店主出钱招待我和他们选区的领袖。

访问非常成功。我提出了反对陈修信和敦拉扎克的无理要求的论点，人们纷纷支持我。访问过的群众越来越多，有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多。领袖们急于欢迎我，让人们看到自己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跟随我一起访问选区的官员采取后续行动，听取人民对铺路，开渠，供电，安装路灯、水龙头以及设立诊所、学校和民众联络所的要求。容易处理的要求他们马上处理；比较难的，能做到的话，我答应研究并满足他们。对传播信息以应付共产党人的宣传来说，联络所是有用的。我们开始建造。那是简单的木结构建筑，石棉天花板，水泥地面，装上电灯，有把吊扇、一张乒乓桌、一张康乐球桌、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路上我不时得停下来，耽搁了时间，欢迎委员会会等上几个小时。老大娘和小姑娘会要求我处理个人的问题。印度人会带我到庙宇去。在我要走的过道上撤鲜花，并在我前额涂上一个彩点。那是表示尊敬贵宾。华人也会把我带到他们的庙宇去，在门前敲锣打鼓舞狮欢迎我。总理光临他们拜神的场所，对他们的信徒来说是好事。我会在神坛前烧香，神坛上供奉的一些是佛教神祗，一些是道教神祗。马来人会出动由12到14个拿着铃鼓和手鼓的年轻人组成的鼓乐队欢迎我；老人会把马来饰帽戴在我头上，那是用锦缎摺成的头饰，通常戴在领袖头上。

社阵的支持者会在一些道路两旁喝倒彩，发出尖厉的嘘声奚落我。一天我经过华侨中学，四五十名学生用手帕遮住脸的下半部，高举谴责我背叛人民的标语牌。有一天下午，在黄埔，前臂刺上私会党歹徒花纹的社阵流氓包围我，企图把我推进大沟渠。保安官员迅速干预，坚决对付他们，使我得以离开。亲社阵的工会会员在会所楼上高声漫骂。一天晚上，他们在芳林区高声恫吓我，在天台展示抗议布条。我叫电视台人员把灯光对准他们，拍下他们的镜头，他们把灯关掉自动消失。我请他们现身，下来跟我辩论，他们不干。我向四周数千人指出，当群众公开同共产党人对抗时，他们就把灯关掉躲进黑暗里。

这些访问很累人，也耗损精神。星期日早上我八点就动身，平日则在午餐过后不久。下午总是又热又潮湿。在每个停留站我会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用两三种语言也许得花上半小时到一小时。有时一天演说10次，每次都分别用马来语、英语和福建话或华语，总会大汗淋漓。我会随身带着三四件背心和衬衫，不时悄悄溜进厕所或商店后面换上干衣服。我也带上一条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每天握手没有几千次也有几百次，不时有人使上了劲，把我右手握得青肿疼痛。背部由于撞到吉普车的金属横档，也青肿疼痛。为了让右手休息，我学会伸出左手，同时把自己的虎口贴紧对方的虎口，以防手指被人挤压。吉普车的横档后来缠上厚厚的毛巾以减轻碰撞。

当时我还年轻，不到40岁，精力充沛。民众的热烈反应鼓舞着我。我说福建话和华语，使华人深信我不是英国的傀儡，而是为他们的前途进行斗争。马来人支持我，因为他们看到我跟华族共产党人斗。印度人人数少，感到害怕，发现我同各民族打成一片，跟他们说巴刹马来语和英语，以至用泰米尔语向他们问好，感到放心。

一座精致的象牙雕

访问一次比一次成功。消息通过人们在咖啡店里的交谈，通过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很快就流传开来。人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尤其是店主和社区领袖。我成了政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许多店主原来就反对年轻的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捐钱给他们，现在有机会表明自己真正支持谁--支持我和政府。我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们不但亲自送来花环和横幅，还把家中陈列橱里的纪念品带来，缠上一条红丝带，外加一张红卡写上姓名住址，祝我好运。我忘不了的一件礼物是一座年代悠久的精致的象牙雕，雕的是一艘大帆船，用一块黑漆板托着，装在玻璃盒子里。这是主人最珍贵的艺术品。他是个店主，50岁左右，两鬓灰白。他用福建话祝我幸福长寿。这件艺术品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会客室里，是我珍爱的礼物。它使我想起人民对我充满热情并接受我为领袖的令人振奋的时刻。这些小店主对我的信任，鼓舞着我继续战斗。

访问的成功导致林有福在议院质问自治邦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能回答说没滥用公款，因为接待和购买点心的开支全是人民自掏腰包。这应该归功于组织者，他们为能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华当时是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绘了她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爆开的鞭炮放在眼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药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伦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我在屏幕上的表现。我看过早些时候拍摄的一个节目，里面有我的镜头，对自己形象凶巴巴感到吃惊。伯内特这回说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些指点：总要盯住镜头，说话时绝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倾，后仰会使你显得懒散。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万别造作。"我放心了。电视是在1963年2月引进新加坡的，它成了我们强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的技巧是群众大会的技巧，演说者咆哮，做鬼脸，夸大姿势，目的是让人群后面的人看得到。用可变焦距镜头拍下来，演说者显得丑陋和气势汹汹。他们没有伯内特提意见，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当我在花大气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本区域却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马来西亚对抗，因为马来亚让自己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几天后，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也谴责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力量。10天后苏班德里奥告诉外国通讯员，要是马来亚同印尼的敌对行动蔓延到婆罗洲三邦，可能会出事，包括发生实际冲突。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公开表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认为它是"该地区安全的最佳希望"。苏加诺却加强咄咄逼人的言论。5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婆罗洲三邦，坚持应该先让它们独立，再度谴责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对于这些抨击，东姑的最初反应是召回驻雅加达大使，接着马来亚宣布立即加强海陆空三军。随后远东英军总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够的兵员、战舰和飞机，可以应付婆罗洲的任何紧急状态。局面越来越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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