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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 正文 序言 <h3>非典十年祭</h3> 2003年春的中国北京，如同一座恐怖之城、瘟疫之城和面临死亡之城，相信所有当时在北京的人们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那个时候，我们仿佛感觉世界快要消亡、人类将彻底灭绝……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窒息的空气里，生活在无处躲藏的这座古城，生活在自己与自己设下的恐惧的天地之间。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昨天的事——我们似乎则是翻阅了一页书纸一般。 十年过得真快，十年又像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我们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悲惨的事像一座不可磨灭的大山，永恒地屹立在星球上。悲惨的事又像一丝云烟，在填满欲望的人的心里很快消失。 但我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是最宝贵的，把它记忆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 十年前的2003年，我们有太多的记忆如今想起来仍觉可笑： ——比如说，一位不知从哪个地方走到北京来的患者，她带着一声咳嗽，逃进了北京的医院，然后就死亡了。她的死亡查不出任何有记录的病史和病源，于是在人们尚不清楚怎么回事时，又有几位、几十位与之有过一面之交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病源的病而躺下了，或同样死亡了……可怕的事也同时出现了：整个医院、整个单位、整个街道、整个北京市开始了恐慌，开始了无数好端端的人患上了同样的不知名的病——后来我们叫它“SARS”，中文名叫“非典”。听起来很奇怪的名字，文学家们理解为“非常典型的病”。老百姓说它是“瘟疫”，其实它就是瘟疫——一传染就让人活不成！ 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奇怪而可笑的事：年轻的北京市长刚刚上台没几天，因为扛不住突如其来的灾情——其实他不知如何面对这场巨大灾难带给这座古老城市的是什么，所以他采取了某些“隐瞒”的做法。本来这样的事在整个社会里通体常见，但灾情来得太突然、太巨大、太影响人类的生命和城市的命运了！年轻的市长不得不草草下台，从海南调来的新市长走马上阵……之后的十年里，那位年轻的下台了的市长其命运一直不佳，直到不久前才有所翻身，而当时代市长的新市长则一路好运，政绩辉煌。让我们记住他俩的名字：孟学农和王歧山。 奇怪而好玩的事还多着呢：比如当时北京城内的人相互残杀的事都出现了——如果发现你这一家有个咳嗽感冒的人，就会有人到你家门口泼消毒药水，甚至用汽油烧、木棍打、铁门封，目的只有一个：把瘟神赶走！ 比如那段时间北京人受到了“史上最屈辱的事”：你出了城、到不了外地。如果你偷出了城，你就可能被追杀。如果你逃到了某外地而被人发现，你就会被轻则关起来，重则砍碎了活埋……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他无奈因为单位有一桩业务到了外地，结果被当地发现是“北京来的”而整整追杀了十余天。没有人敢收留他，没有人敢留宿他，更没有人敢塞给他一点儿吃的东西和让他搭车乘车。结果是他自己靠双腿跑回了北京。“整整跑了13天。”回来时单位人找不到，家里人不认识他——他像一个野人，根本没人认识他当时的模样。 上面的这些事其实还算不了什么。 在与北京接壤的地方——河北廊坊某地段的公路上，有人竟然用挖土机挖了一个深二十多米、宽三十多米的巨型大坑，说是“为了防止北京城里开过来的汽车”——所有北京方向来的汽车在这个地方只能往回走。 还有一个村庄，过去一直靠开农家乐而赚足北京城里人的钱的农民们，这会儿他们害怕死了，害怕染上瘟疫的北京城里人跑到他们那儿躺免灾情，所以发动全村力量，三天之内在村庄四周筑起一道高3米、长几公里的围墙，将整个村庄全部包在里面，进出只有两个门口，门口设有岗哨，而且佩戴着菜刀和铁棒，见陌生人闯进来就立即抓了关进小屋隔绝。如果一听说是北京城里来的人，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赶。 好玩的事还多着呢！然而那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其实都是恐怖下的非好玩的事，甚至是悲惨的事，永远留在北京人心头的最痛事！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当时北京有人传出吃人肉能防非典的话，那么整个北京城将出现史无前例的大杀戮！是的，凭我所掌握和观察到的当时的灾情及灾情之中人们的变态精神世界，这样的事绝对可能发生。好在我们的当局及时采取了有效措施，使得北京市民保持了最低弱的清醒和理智。 我的采访是唯一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事有条件进入灾情患区和核心指挥层采访，特别是有条件直接接触到北京市非典防预指挥部的高层领导及相关会议。我曾经在当时采访近两个月时间，录下了几十盘磁带，准备写部长篇作品，但后来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在我越往深里采访，越觉得无法写，不能写，写了就会有“苦头吃”。为什么？因为许多关于非典的事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弄明白，比如非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接触就死，有的人与患都住在一个病房里几十天根本没事儿。比如指挥部后来在总结时得到的一个数据非常令人不可思议：2002年（即非典灾情）暴发的前一年，全北京在春季各医院收治的呼吸道病患者总人数，竟然与2003年非典大暴发时呼吸道患者（包括我们认定的非典患者）其总人数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我们无法自圆其说的结论是：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少得可怜！ 十年是短暂的，短暂得连我们还没有顾得过来想一想它就过去了。 十年是漫长的，漫长得让我们想都不敢去多想一下，似乎2003年的非典像是在另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几乎所有北京人把这件让我们疯一样失去理智的灾难全给忘却了，至少是大家都已淡忘了。 非典带给北京和中国的是什么，我们不曾作深刻的反省。中国人似乎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强盛而发奋努力向往，在这条发奋向前的道路上我们甚至连一丝停顿和小歇的时间都顾不上。其实不很恐怖，有时我想想这样的恐怖比非典灾情本身更恐怖，因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 非典之后的北京虽然再没有发生过像非典一样的大灾难，但十年中我们的北京城一方面变得看上去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现代化，事实上你也会发现，北京城在这样的美丽、庞大和现代化的外衣下，又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落后……它似乎连一场毫不特殊的冰雪都抵挡不住，它似乎连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都会瘫痪整个城市，它甚至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袭击，经不起一次污雾的迷漫。生活在这个拥有近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方面我们每时每刻在感受其伟大和光荣，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不知啥时候降临灾难的出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那场空前的非典灾难之后提出的，这是我们党的英明和及时的见解与决策。非典十年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努力地及时地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飞速发展着的大城市，我们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灾难防预能力、我们的公民自卫意识、我们对灾难的资金投入、我们对未来城市可能出现的灾难的防备等等措施和思考……我们的市长和管理者，不知你们有多少精力放在此？我们的市民和居住者，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如何一起为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作一份伟大的战略方案或弱小的建议？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那十年前的非典发生算是对我们一次提醒和警示，如果谁都没有做这样的事，那十年前发生的非典只能是我们自取灭亡的前奏曲——苦难和死亡还会早晚向我们袭来，等着吧——没有记性的人们！ <h3>《文汇报》编者按：</h3> 这段时间，北京牵动了全国人的心。 在编辑部和北京的联系中，令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几乎北京所有朋友的状态都是令人放心的，大学与文化单位多在这段时间采取了灵活的上班安排。他们处于紧张但有理性的安居状态。这种放心一直持续到我们接到另外一个北京电话： 他说，他必须每天上班，每天早晨8点乘40分钟的公交车去上班，他在那一段时间感到艰于呼吸。有一天，公交车上只有3个人，司机，卖票员，他。三个人，三个口罩，各怀心事，谁都不说一句话。他说：那个心理压力，真是太大了！他说到许多为生存不能停下脚步的人穿行在空荡荡的长安街感到的压力，说到那些天一个人回家后从里到外对自己进行消毒，消毒水把白衬衣洒上了黄点的惊悚…… 真实的声音让我们震动。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仍然有许多细节和感受在我们的体察之外，我们的首都北京到底经历了一次怎样彻骨的阵痛？这场灾难的垂直深度到底底线在哪里？在我们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在我们获得解脱之前，还需要倾听一些什么？ 从今日起，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开始为本报独家撰写大型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将以第一时间陆续推出。这也是由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委组织的作家赴抗非第一线采访和写作活动以后问世的首部作品。 对真实的寻求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其中蕴藏着我们尊奉为第一性的价值。 <h3>开篇语</h3> 22年前的五月，我从一个边远山区的军营上调到北京解放军某兵种总部。那个日子很令我感动，于是当晚我跑到天安门前，认认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圣城。想不到的是22年后的今天（2003年），当北京的1300多万市民们正在与非典进行着生死搏杀的时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独自来到天安门前。我看到飞金流彩的天安门城楼依然那么巍然挺立，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于是我忍不住面对天空，喊一声：祖国，北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如此地深爱你们……因为就在这个日子里，我走进了正处在全民“抗非”伟大战役的北京指挥中心，走进了与非典激战的第一线，在那儿感受着每时每刻的战斗烽火与生命至爱。 我因此想向读者报告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北京发生的这场与非典生死决斗的伟大战役。 正文 第一篇 来自指挥部的特别报告 王晨，北京“SARS”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一名普通战斗员。那天他推开桌前的玻璃窗，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低沉地对我说：“第一天来到指挥部时，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间变得万人空巷时，我的眼泪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凄凉了！” 我告诉他：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是这样的感受，都在寻问“如此繁荣和现代的古都难道真会变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么恐惧的日子。 空气中，到处回荡着的是瘟疫狂欢的喘息，迷漫的是人们慌乱而恐怖的匆匆行色，这样的时光足有数十天！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经历着像“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那般景况，这种说法丝毫不夸张。所有经历这场瘟疫的人们，都会这样感叹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闻播出了当天的全国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现了新发病例“零”的纪录。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楼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庆贺。虽然放鞭炮是违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们还是对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从最初的非典发病例‘零’数，到日发病例最高纪录的343例，现在终于又回到‘零’纪录！真是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领导啊！”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诚，跪下双膝，面朝天安门方向作了一个深深的顶礼膜拜。 在场的人都在感叹：真不容易，好像这一阵过了几年似的。 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庆贺“零”纪录。那喜形于色的神情相互告示着一个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北京战胜非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5月31日，全国疫情仅为一例临床确诊非典，是北京的，而这也是由疑似转为确诊的。北京在5月胜利实现两个“零”确诊病例。 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本来这个“零”纪录应该早在几天前就能实现的。 5月26日晚，当我走进北京“抗非”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时，才了解到这一“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五人的桑塔那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当日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 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 我当时有意看了一下指挥部“最高长官”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脸色，那是一张严肃而冷静的脸。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块介绍《新发病例情况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两分钟。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挥官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待和示范着。自“抗非”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下巡”。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新问题后，他又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你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 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撑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日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的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梁万年博士的感叹没有丝毫夸张。他自己就是一个例证。从一个多月前任命当卫生局副局长后，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厕所都得带上手机，躺下身子却不敢脱衣服。“市长半夜叫我到他办公室，书记一早找我谈疫情，这已经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习惯了。市领导们都这个样，我敢有一分钟的怠慢？你看看我办公室的复印机，最多时一天收发一千多份文件，那纸放在手里是烫的！” 年轻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强烈的“榜样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战役的一个分水岭。刘淇书记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长在头天一连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市干部大会。第二天一早，两位“司令员”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当他们得知中心的网络系统资源不足时，就在现场办公。这个后来被人称之为“北京抗非战役生命线”的网络仅用了几天时间便开通，成为北京疫区24小时防控非典的一个畅通无阻的强大信息网络，为扭转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动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体现在每天的发病数字上。北京人如今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钱袋、米袋和居室，而是从他梁万年每天嘴里说出的那个疫情数字。“知道这数字是怎么来的吗？”梁万年说起这话题，眼睛就发亮：光说我一个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点半听CDC（疾病防控）各部门负责人的交班汇报，他们要将之前的24小时情况汇总并作出书面分析材料。当我收到这些材料后，就要再与全市另外几个防治小组通报情况，并收集他们的反馈信息，然而再充实自己的信息。期间动态的变化随时发生。我们每天对外公布的是主要三个数据——临床新发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数字。其实我们要收集和汇总的各种数据多达十几种。而每一种数据本身又是24小时在不断变化的。尽管现在我们建立了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可以在几十分钟内将全市疫情的各种数据汇集到指挥部，但对负责疫情信息工作的战斗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那几个对外公布的几个数据，而是这些数据背后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决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进入5月下旬后，全市疫情得到明显控制后，大家都在期盼“零”发病，可事实上总有那么几例新发病在扰乱我们的心境。这些新发病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范围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这个数字后就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市长书记，市长书记得到这个情况后他们的紧张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们一发现这个情况，脑子里立即想到的是几十万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为如果这一环节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规模的复燃。市长书记要决策，我就得给他们准备各种有关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关数据，甚至连这些患者是从哪个地方来，他们现在在哪些工地施工，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预防情况又怎么，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现疫情漫延又该采取什么办法……等等，总之一个简单的病疫数字，就会带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就这样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少干和偷懒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市长书记现在都成了防控专家，你哪个地方有偷工减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准备三百五百个答案，才可以在他们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指挥机构分分秒秒地忙碌战斗的缘故。 梁万年仅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一个师长或团长的角色，他哪知道作为全市防控大战的市长书记这些司令员们的肩头担子有多重！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人称“抗非市长”，从海南省省委书记调任北京代市长，仅一个多月，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说北京来了位好市长，他的个人魅力在于他“平民化”：一张平民化的脸，一腔平民化的语言，一颗装着百姓安危的火热之心。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过一所刚恢复上课的学校门口，见几个穿着防护衣的人把守在校门口，便立即下车上前询问。那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告诉市长，说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正在履行对进入校门的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王岐山大呼：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行？孩子们还小，见了你们这个样还不吓出毛病来呀！防护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呀！学校觉得王市长说得对，很快纠正了。 我第一次面对面地听他讲的第一番话是这样的：我这个人也爱发烧呀，一上火，扁桃体就发炎。到北京来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线往上升的时候啊！我能不上火吗？可我不能发高烧呀！真要烧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离”，我还怎么个与市委、市政府的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大家“抗非”呀！我有办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让火上来。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于数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参与了抗非的战斗，现在的北京啊，到处可见到村自为战，巷自为战，楼自为战，校自为战，家自为战，那情景能不让人感动吗？人民战争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范疫情的成熟，对政府的理解和信赖，多好啊！正是他们的行动才为我们解决医疗资源的不足和紧张，彻底赢得了时间。我的信心还在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针，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这说明中央决策的英明和坚定。所以说，非典战役的胜利是既定的！”市长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要取得一场战争的全面胜利，最终将取决于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发动了全体民众参与了战争的程度。王市长现在如此响亮地说出上面这番话，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们已经非常满意了自己前期在发动全市民众参与“抗非”战斗的那种程度。王岐山向我们透露过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温家宝总理到郊区看农民们预防情况。有个身体很硬朗的老太太见了温家宝，总理问她：你认识不认识我？老太太摇头，说不认识。总理又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马上回答说：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灾，是瘟疫，发烧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马上到医院去瞅，得了这病就不能再跟别人亲近了。温家宝事后很激动地对王岐山说：你瞧瞧，现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认识我这个总理，可对啥是非典，怎样预防说得一清二楚。不简单啊！有百姓这么支持，我对抗非典胜利是更加充满信心了。 那一天我见到王市长，是下午三点，“北京地区医院院长联席会议”一直开到晚饭前，王市长的讲话激起了会场上阵阵掌声和笑声。要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处在一线的“战地指挥员”，能在“抗非”硝烟依旧的激战时刻，看到他们与市长一起又说又笑，还有谁怀疑这场艰苦的战役不能取得胜利？ 那一天，与王岐山代市长在一起六七个小时，而且其中还有一段单独的短暂谈话，我的强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挥官们，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呕心沥血”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哪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联在一起。” 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 它不由使我联想起胡锦涛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盈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治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迅速，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地经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操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敢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 “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 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押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其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例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联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大陆“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卓绝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呵，那一天从北京“抗非”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腾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升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正文 第二篇 瘟疫之源 有人把发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战时期的美国“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袭击北京，远比“珍珠港事件”惨烈。 没有一种现代战争武器比空气中的病毒袭击更令人恐怖。 与SARS的厮杀，正是一场这样的决战。 “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岁，我还没有对象呢！我要活呀……” 一位花季的姑娘，从发热到确诊，从确诊到死亡，总共不到50小时。她离别人世时，那双无力的手一直拉着医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让救治她的医生们心如刀绞，不敢直面。 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继在不到十天时间内被可恶的SARS夺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亲，天天在女儿、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这位母亲怀着对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儿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时间，女儿便死了，而且拉着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国。这些日子里，悲痛欲绝的母亲天天在埋怨着那个曾经让她多么向往和敬爱的北京。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荣耀，何时受过这般屈辱？ 而北京本来也是个干净的城市，一个健康强壮的城市。 北京不该接受不公正的指责。 北京是无辜的。 但北京没有避免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袭击。 <h3>2003年3月1日，301医院</h3> 2003年初春的北京，阳光明媚。举世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这里召开，全市人民喜气洋洋地沉浸在一个特殊的春天里。谁也不曾想到，SARS在“两会”召开之前已悄悄潜入古都。 历史可以记住这个时间：2003年3月1日，苍天刚刚拉开自己的大幕，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SARS使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 “闺女，你咋样了？啊，吃点东西啊！不吃怎么能顶得住呢！”患者的母亲瞅着胸脯剧烈起伏的女儿，心如火焚。那是个56岁的母亲。此时她自己的体温已达39℃！ 丈夫在一边焦虑地看着妻子和岳母大人的这一幕，找来医生，说：想法子让我岳母也住院吧！ 医生一量体温：可不，烧着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阳心细，说你们家几个患者得的病跟广东、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状，得分隔住好些。其后，已经同样被SARS传染上的母亲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 与此同时，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从山西打电话说他也在发高烧，而且上医院输液几日后不见好转。父亲跟高烧在病榻上的女儿说，他也想上北京来治病。“那就赶快来吧！”女儿用微弱的力气对父亲说。 3月5日，父亲乘飞机抵达北京，然后直接进了302医院。 这一家人在北京汇合，其数量之多，令人惊慑：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岁多的儿子、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婶，加上女患者公司的两个伙计，以及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计14人！ 此时，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发高烧外，于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继出现发烧。年轻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团团转，跟医院商量怎么办？ “我们301不是呼吸病专科医院，最好转到专科医院。302医院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强。”医生说。 也好，父亲已经进了302医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应。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护车。 就这样，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下，或被抬着、或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于3月6日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后来知道，302医院在没多长时间里就有十几个医务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同时由于院方及时组织对SARS的反击，也涌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亲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袭击中第一个死去的不幸者。 302医院紧张了，从有限的判断中他们感到这一家人患的病与正在广东、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于是向当地的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报告了，据说同时也报告了卫生部。丰台区CDC工作人员去了302医院，但无获而归。 此时正值“双会”召开之时，引起军方重视的病情，自然也使专司疾病预防的北京市“CDC”的高度关注。在接到丰台区“CDC”的报告后，他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了有关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触。 受命此任的是年轻的北京市“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 <h3>“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打的冷颤”</h3> 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后来参与了北京与SARS战役的所有前线战役，特别是三、四月份，沈壮和他的战友投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有我们肩并肩的照像和数小时的面对面采访为证。说实话当时我不是心里没有顾虑，但我是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的写作有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动作。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本文发表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是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过向上级写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位领导一起研究碰头下应急写成的。 也就是在那时，一位局领导急匆匆地过来将他和同一单位的贺雄叫到一边，说：“你们两个，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在今晚12点钟前，把302医院的那几个山西患者的情况弄清楚，完后马上向局里报告。” 沈壮明白领导是在着急山西那几个患者的疾病传播。晚十点，他和市CDC副主任贺雄到达302医院。当他们走进一层的楼道，有医生听说他们是来调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时，便随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陪了。”说完就去了另一个病区。留下沈壮和贺雄俩，面面相觑。 “你们当时进去除了口罩还有什么防护？”我问。沈壮：“什么都没有。那时还没有啥防护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壮当时留意了一下楼道，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占着三个房间。 在那里，沈壮了解和记录了北京第一位输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发病情况——用专业术语说，沈壮是对这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 <h3>于某的一家</h3>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于某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做珠宝生意的她，在今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广东出差。临离家时，母亲特意给广州工作的同行打了个电话，询问那边的非典情况到底怎样。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确：“都是谣言，没那么严重。”“还是注意些好。”父亲特意为女儿准备了几包板蓝根。 于某就这样去了广东。记着父母叮咛的她，一到那边就很认真地打听非典病情，出租车司机带着嘲讽笑着对她说：“我每天拉这么多人，要得也该轮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证实“没事”后，于某原先的心理防御全然抛之了脑后。该干什么，她就照干什么。2月22日晚，于某乘车从深圳到广州时，便感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带着这种不适的她，从广州飞回太原。一量体温：38.8℃！ 当天，于某走进太原一家医院。紧张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别那么大惊小怪。有那么巧就得非典？”医生笑她。不一会儿又拿来X光片和血液检测结果。“没事。” 但“感冒”引发的高烧不断。于某内心有种强烈的不祥感。她拉着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着：“我到底怎么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别再耽误了。我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这一决定使患者后来终于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却也给北京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痛楚！ 上级交给沈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患者的病历史，以便尽快切断传播源；二是让患者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传染的人赶紧离开患者，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去。“CDC人员按通常的做法也该弄清病例全过程，以便获得最可能的控制。而当时让患者身边那些尚没发病的人回山西，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没有潜伏期，潜伏期里传染不传染，这里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传染的，不能让患者传染更多的人。”沈壮一肚子无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开来救护车。而沈壮在病房与患者家属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个小时。在于某的几位尚未发烧的亲属同意回山西时，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这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将于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两个伙计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将这些人隔离观察，还算好，只有于某的一个伙计后确诊为传染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传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注：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不久前她以“徐丽”的化名曾接受过记者的电话采访。这是后话。） 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这一天应该是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登”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RY SYNDRP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h3>3月16日，东直门医院</h3> 沈壮还没有来得及对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个头绪的筛理，3月16日，晚上九点多钟，沈壮接到东城区“CDC” 报告，说所辖的东直门医院向他们报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区“CDC”扛不住，让沈壮他们去。 东直门医院出现的病例让京城老百姓开始知道SARS这只狼真的来了。 沈壮当即与本单位的黄大夫两人一起赶到东直门医院，在急诊科他们看到了患者，是个70多岁的老人。 “患者上午11点半左右到我们这儿门诊，那时X光片呈现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点多钟，X光片检查结果成双肺炎。到晚饭时就不行了，我们刚刚才把他抢救过来，现在仍处在昏迷状态。”急诊科主任刘清泉，一见沈壮他们赶紧把情况作了介绍。 调查开始了。据家属介绍：这位70多岁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从香港乘CA112航班飞回北京的。在飞机上李某就觉得自己有发烧咳嗽的症状，晚八点来钟从机场进城后直接到了某医院。此医院的门诊医生给他诊断为“重感冒”。结果李某就开了点普通药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烧不断，家属问他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香港传染上了什么病？这一问让李某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可不，自己在香港时到过威尔士医院看过正在那儿住院的哥哥。那威尔士医院听说出现过非典传染，是不是我也传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头越发不安。吃完早饭，他就坐立不安地打听附近什么医院中医水平好些。家里人听说东直门医院是中国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随后匆匆送他上了东直门医院。 大约11点左右，东直门医院急诊室主任刘清泉大夫给李某作了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这个季节里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医院就诊，李某年岁已是七十多的高龄，刘大夫的初诊无论在技术和情理上都并不见误。更何况那时“广东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仅是个遥远的病势概念。就连刘清泉这样的急诊专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个城市里的解放军302医院就在前三四天里已经有一批医务人员被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这一天他刘清泉在给李某就诊时，302医院的一名优秀医务人员已经死于非典传染。 信息的阻隔，使刘清泉大夫和东直门医院乃至整个北京市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刘清泉大夫此时也不知非典为何物，也未诊断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于敏锐的医学职业习惯，他没有放跑李某，而是让他在急诊室输液观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恶化，体温顿升，呼吸困难，最后导致心脏停跳。 “赶快抢救！”刘清泉大夫和同事们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急救，那一刻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不下六七个……李某的心脏缓缓地恢复了跳动，但呼吸仍然极度困难和衰弱。刘清泉为其上了呼吸机，而患者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到过广东香港没有？”刘清泉从急救室出来，一边擦汗一边问李某的家属。 “他刚从香港回来。”坏事了！刘清泉虽然在这之前从未见过SARS什么样，但从有限的听说中猜想到这个李某十有八九是传说的SARS患者了。医院的电话迅速打到东城区CDC，之后也就有了沈壮他们的出现。 沈壮与东直门医院领导和刘清泉大夫等根据李某病情，紧急召开了会议，并作出三点决定：一是患者现在不适宜转院，建议就在东直门医院本院救治。二是对病人要实行隔离，并在病房内开通窗户——沈壮说，这是从广东那边听来的唯一一点预防非典传染的经验。沈壮还在这一条决定中给东直门医院作了一些补充建议：不要再让医务人员换人了，谁参加过抢救李某的就留下来继续进行救治工作，进患者病房要穿隔离服。三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登记和随访。 会议结束后，沈壮还做了一件现在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个”的事——他走进病房，敲开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签从他的嘴里采集了一份咽拭子。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东西，而且你是从李某这样的‘毒王’嘴里取的咽拭子，当时你不怕？”我问。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怕不怕的问题，只是想从病疫角度应该留下这种患者的病菌体，以便带回去让检验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当时确实我也不知道这SARS到底有多大的传染。”沈壮说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当初他到“毒王”嘴里掏咽拭子的过程是多么的惊心动魄！ 袭击设防并不多的东直门医院，是SARS轻而易举的事。虽然医院方面尽了当时他们所能想的回应，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将李某单独隔离治疗，也给医务人员配发了口罩和防护服。“可那时的这些防护东西非常简单，而且都是平时我们用于对付普通传染病的口罩和防护服，哪知道非典病毒传染强度那么大。再说也奇怪，当时我们想买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口罩和防护服，竟然也找不着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东西。”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感叹地说。 就在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处在战斗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发起攻击。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李某又两次心脏骤停。肺器功能的严重衰竭，同时导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这是SARS袭击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对那些抵抗能力差的并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患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在SARS袭击时很快死亡，这一因素非常突出。20日，经过前后72小时的抢救，SARS还是夺走了李某的生命。后来据我对重症专家的采访了解到，像李某这样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抢救，生还的希望几乎是零。 然而当时的东直门医院或者说在整个北京与SARS搏杀的殊死战斗中，广大医务人员发扬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们是用自己的肉体与生命在构筑一道保护广大市民的长城，后来上面又要求他们为“减少死亡率”而战。因此，医务工作者在整个战斗中成为高危群体是一种必然。 <h3>“我的妻子确诊非典了……”</h3> 东直门医院的付出的代价比302医院严重得多，因为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结束生命时，该医院的医务人员便有人出现发热高烧现象。护士姚小姐是第一个感染者，当日被送进自己医院的隔离室，次日转到佑安医院。在姚护士被确诊患SARS送进佑安医院当日，又有七名医生倒下…… “这是怎么啦？”医务人员中出现了恐慌，庞大的东直门医院在一条条传言和确凿的事实面前开始倾斜。 20日得到李某死亡报告后，沈壮提出要对死者的尸体进行解剖和取样。 “我的直感是这例SARS对北京防治和专家研究这一病因很有用。我们首先做家属工作，人家考虑了半天，说解剖可以，但必须重新将尸体缝合完整。这是自然的事。于是经过申请，21日我们就把要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事告诉给了医院方。开始希望有专业人员来做，但考虑医务人员还不懂SARS这个病的传染性，所以我就主动提出参与解剖工作。可这时的东直门医院内部已经出现严重恐慌心理，再者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腾出来顾及已经死亡的李某尸体解剖一事。这时的东直门医院每时都有医务人员在倒下。 “22日我们去医院准备进行尸体解剖。但医院没有来人。我只好向市卫生局请求支援一个专家来，因为我毕竟没有做过尸体解剖，总不能胡乱给人家破肚开膛。后来地坛医院的刀大夫来了。他的姓名起得真是名副其实。一把好刀，可这把刀在那天没有用上。”沈壮说：“我们到医院后，医院给我们提供的条件是太平间外面的一间破屋。解剖用具都生锈了。刀大夫是好人，蹲下身子，在一块石地板上磨了起来。那时还天寒风急，我心头感慨颇多。一句话：有点儿心酸！” 采访陷入暂时的沉默。 沈壮很快恢复情绪，继续说道：“事先有人告诉我们说李某的尸体装在8号大铁柜内。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后，我们发现这具尸体上没有标死者的身份，任何标志也没有。刀大夫说，这不符合解剖尸体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赶紧找医院的人来认，看太平间的一个老头，远远地站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嚎着嗓门说，没错，就是他！刀大夫阴着脸看着我，说你决定吧。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死者没有身体标志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错了，采集的标本也失去意义，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危害。鉴于上述情况考虑，我决定停止解剖。重新把尸体放入太平间8号铁柜。” 沈壮对没能将李某的尸体进行医学解剖十分遗憾。“因为李某基本上是个大家通常说的毒王，对其尸体进行病理解剖，采集其标本是非常有价值的，可惜……” “你们后来对李某进行没进行流行病调查？”我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当然做的。”沈壮介绍说，后来他们对李某乘坐的那趟CA112航班进行了“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了解到以下情况：——与李某同坐CA112航班上有个香港旅行团，其中8人传染上非典或成为疑似病人；有4名台湾客人在这架航班上传染；——航班上有两名空中小姐被传染，她们是内蒙古民航工作人员，因此她们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SARS传染源之一；——该航班上另有3名普通客人被传染，其中一名是中央某部委的副司长。此人又于3月17日到泰国出差，23日回到北京。在从曼谷回北京途中，此人已经严重发烧咳嗽，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外国人，正是后来死在北京地坛医院的SARS患者、国际劳工组织的派克？阿罗先生。那位副司长坐在B号座位，阿罗坐在A号座位，成为真正的“亲密接触者”（很奇怪，这架飞机上的另外290多名乘客都没有患上SARS）。沈壮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副司长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得了“广东非典”，所以他一上飞机就比较注意用手和纸挡着咳嗽与透气，但派克？阿罗先生和他太“亲密接触”，则是显然的。阿罗先生是外国人，他从泰国回来就医自然要到平时专为外国人就诊的地坛医院。据了解，北京市最初没有将地坛医院列为非典指定医院，由于阿罗的出现和抢救阿罗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医务人员的传染，地坛医院也被列入后来的“非典指定医院”，并成为在收治众多SARS患者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场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阿罗从泰国回北京的时候，他乘坐过一辆出租车。而后面要叙述的那位经常到机场接客的出租车司机王某在几天后出现高烧，又成了一位奇异的“毒王”！ “但李某传染给最多的人群还是东直门医院的医务人员。”沈壮说到这里，这位刚强的汉子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们医院从接收李某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出现一批批的医生倒下。有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我一听是东直门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刘清泉的声音。清泉与我年龄相仿，我们在抢救李某的日子里成了朋友。‘你怎么啦？’我听到对方的声音是颤抖的，而且伴着轻轻的哭泣，便心头一下紧了起来。‘沈壮，我们是不是朋友？’刘清泉说。‘还用问？快说，到底什么事？’我急着问他。‘我妻子已经确诊非典了……’刘清泉说到这儿便哽咽得说不上话。我一听眼泪也跟着出来了，我知道清泉在医院和他同事面前绝对不会掉眼泪的，也绝对不会用这种乞求的口吻跟人说话的。作为朋友，作为共同奋战SARS的战友，我当时忍不住责问他说：‘你怎么能回家呢？’我想说的是，你刘清泉是知道SARS厉害的呀！清泉在电话里诉说道，其实他没有回家，而且那几天根本回不了家的，抢救李某的战斗还在进行，而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倒下时他怎么可能回家嘛！在一个个同事发烧确诊为非典时，清泉他也感到了体温在升高。可他看到医院当时的情况，他没有向别人说，他硬顶着。他凭自己所有的医学知识和在抢救李某过程中所了解的一些SARS情况，他判断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才发烧的（后来证明他就是这种情况，可他忽视了另一个情况——他在SARS一线，接触的毒素太多，他的身体里也确实存有病毒）。清泉在自己不适的那两天，感到嘴干舌燥，于是给妻子说他想吃点稀粥。动完乳腺癌手术不久的妻子就煮好粥，送到医院。见丈夫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喂他吃粥。‘你救救她吧，帮帮忙把她送到佑安医院好吗？’清泉再一次哭泣着乞求我。当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对他说，你放心这事我来办。于是我迅速与佑安医院联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将清泉的妻子转到目的地。那些日子里，清泉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是自己害了爱人。正好这时的佑安医院由于接收大批患者，一线医务人员不够，清泉说让我去吧，我有些经验。清泉后来真去了，他两头跑，一边是自己东直门医院处在大面积交叉感染的危急之中，一边是妻子在内的大批确诊病人在佑安医院处在生死线上。可是苍天无眼，清泉的妻子最后还是走了，30多岁，身边留下一个8岁的男孩……” 沈壮说到这儿，几度语顿。 我们一起默默静坐，以男人独有的方式，一支一支地接上烟头，猛烈地抽吸着。而此刻我们的内心像海天巨浪般的激荡…… “东直门医院的失守还在继续之时，我们CDC人员和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更可怕的袭击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机王某的出现。”沈壮把手中刚点燃的大半截烟掐在了杯子里，说。 <h3>3月25日，一个更大的传染源</h3> 王某出现的日子是3月25日。 当日晚上，王某觉得自己不舒服，便开车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童医生给王某就诊后，留下王某在单间病房观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阴影开始大面积扩大。当时武警总队医院就怀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它的传染性，故建议王某到治疗呼吸道感染技术比较好的朝阳医院诊治。 3月27日，王某从武警总队医院出来，到了朝阳医院就诊。“根据前面几个医院特别是东直门医院的SARS传染情况，北京市卫生系统已经重新布置了另一批医院开起发烧门诊，朝阳医院在王某去就诊时的前一天就也有了专门就诊发烧的门诊。所以王某去后，朝阳医院经过诊断，就很快确诊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医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离室观察，一方面跟我们CDC联系送他到佑安医院。第二天我们把王某转送到了佑安医院。”但还是同样的原因，武警总队医院和朝阳医院由于都对防备SARS缺乏认识和了解，像朝阳医院虽然有了发烧门诊，可医务人员仍然没有足够的防护意识和防护条件，因此他们在收治王某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比东直门医院更为惨烈。 惨烈这个词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这样的词能够可以形容这两个医院遇袭击之严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像北大所属的人民医院及几个校园出现的SARS传染与隔离，其主要传染链正是从这两个医院出去的。 王某送进佑安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抢救，没能活下来。但因为年轻和身体素质好，延续生命的时间也相当长，到5月初才死亡。许多被他传染的医务人员却死于他之前。像北京“抗击SARS战役”中第一名被追认为烈士的李晓红，是4月16日牺牲的，年仅28岁。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严重传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医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还有他的亲属住在医院。 王某进入朝阳医院就诊后，由于当时需要对他进行观察，所以他在发热门诊室呆的时间比较长，这就给当时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传染力的医务人员带来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阳医院就诊第四天的3月31日，毕维杰、张锦等5名医务人员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们中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时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如23岁的女护士张锦，她是给王某扎过针、采过血和打过点滴而传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医务人员尚在紧急抢救之中，仅隔一两天时间内，又有刘菲菲等8名医务人员倒下，这回是七女一男。人们赞颂医务工作者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为在一座座医院和一张张病榻前，出现最多的总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诊的第五天，李晓红医生就倒下了。这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武警总队医院又有十几名医生相继倒下。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疫情，使得当时的武警总队医院陷入困境。医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国驻华使馆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馆，就不是简单的疫病问题了。在4月初隔离后，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断出现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况可谓万分火急，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军事化方式，将70多名患者转移至北京市郊的大兴武警某基地，以便获得完备的救治。撤离本身并没有错。撤离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壮的CDC人员很快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和卫生局的干部火速赶往大兴。经过协商，作出如下决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队自己转运到如302等部队医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转运到北京胸科医院等指定非典医院救治。 武警总队医院在4月初对该院的患者进行大转移时，还有一些前期到过该院就医的散落于市民中的患者则流离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医院就诊并后来造成整个人民医院更大面积传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母亲早先住在武警总队医院，是糖尿病，后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总队医院。秦某没等处理完母亲的丧事，自己便出现了发烧症状。于是急着走进了同样没有设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综合大医院，这便是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医院。 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袭击，正等待着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摇地动！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一种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现时，人民需要最及时最准确的知情权，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会准则。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个政府才是人民信赖的政府，才是有作为的政府。 看看胡锦涛总书记领导下的党中央“抗非”决策、看看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务院指挥下的全国“抗非”斗争，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后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做法，看看北京市后来为什么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与SARS战斗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受到市民们的广泛赞誉和信赖，这就是党和政府采取了坦诚、透明、坚决、果断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的结果！ 人民因此无限信赖和热爱他们。 正文 第三篇 的哥和我都哭了…… “妈妈，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 4月初的一个早上，当秦女士接到武警总队医院通知她的母亲患SARS已死亡时，当场哭昏在地。她怎么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亲会在转眼间变成了SARS患者并死得这么快！ 那时SARS患者的家属还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亲人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么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医院陪床，已经被拖得很累。母亲没了，秦某的心空荡荡的，也吃不下饭。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发烧，当时她还以为自己是累的，想吃点药可能就过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医院门诊就医，医院觉得她有点像非典症状——“当时虽然听说东直门医院等已经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收治。所以秦某上医院门诊后，我们就把她放在观察室留观。而那时医院的观察室没有什么特别的隔离措施，这让我们人民医院埋下了恶性传染SARS的祸根。”该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事后这么说。 那是真正的恶性！ 人民医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拥有85年历史，每年到此就医和住院的患者高达百万人次！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医，医院在设计时以尽量节省空间和方便快捷为原则，所有化验、门诊和收费窗口都尽可能地在一起。SARS就像一个杀手端着冲锋枪走进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观期间，旁边是十几个其他病患者，他们后来大多没有脱离SARS的传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转到心脏内科，一人传染了11名内科医生。那些内科医生哪知这位患者与SARS重症者秦某有过“亲密接触”，完全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又不断传染给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转出29名患者后，人民医院于当晚关闭了急诊大厅间的天井，意为安排成批的留观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风不良的急诊环境更加恶劣，致使急诊药房、急诊检验、急诊收费和近邻的其他几个科室均处在由于空气不畅而形成了SARS强大的交叉感染区。 人民医院终于哭泣了，哭得那么悲恸。人们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却无能为力……于是，医院上下，医院内外，一片恐慌。那些来看病和正住在医院的患者听说SARS蔓延后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纷纷想法远离医院。原先在医院干得好好的清洁工和护工扔下一个月几百元的“瓷饭碗”，不辞而去，SARS病房内的清洁工作和后勤工作不得不由医生护士来完成，这使得又有一批批医生护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医院再也无法承受这打击，于4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次向上面打紧急报告，请求停止急诊和门诊。中国CDC派出首席专家曾光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建议立即关闭所有门诊急诊。”曾光的结论，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医院带来转机。 4月24日，整个医院被市政府宣布隔离。5月初，人民医院向市、区两级CDC报告的非典患者高达200余人，其中本院的医务人员89人，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63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的骨干和专家。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从人民医院那儿传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医院不停地就诊看病，先是中央财经大学出现SARS爆发，继而是北方交通大学又爆发疫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医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频频而起。 北京城彻底恐慌了—— 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离校； 民工开始成批地乘火车汽车逃跑； 有钱人驾着车、搭上飞机匆匆离开北京； 普通百姓扑向商场食品店卷起米面油盐醋往家奔跑…… 一个个机关大门开始关闭； 一座座小区实行封锁； 一条条街巷没了行人和车子； 市民们躲在居室不敢出门，惊恐地睁着双眼看着外面那个黑云压阵的慌乱世界…… 一天，一辆公交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咳了几声，全车人吆喝司机赶快停车，随即争先恐后跳下车，路近的人干脆步行，路远的纷纷招手“打的”。 “的哥”问：那公共汽车上出什么事了？乘客说，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厉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听，脸色煞白，忙推说“车子没油了，我要去加油。”说着，“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车停车！”乘客一边喊着，一边追赶。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车开进大院。 “不能进！你们出租车整天在外面拉人，谁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车。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几位老太太严防死守着铁门，任凭“的哥”怎么说，就是不让进人进车。 “的哥”直蹬脚，“我、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谁救他们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们一听，吓得四处逃避，一溜烟人走巷空。 “的哥”抹干泪，走进自己家的楼门，敲了几下，没见动静。又敲：“我回来啦，怎么不开门呀？” “知道你回来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传染了怎么办？”里面的女人说话。 “的哥”一愣，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传染非典？” 里面毫不留情地：“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传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难辩，只好问：“我总不能睡在门外面吧？” 这时门突然开出一条缝，缝里甩出一条被子，门又猛地关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为大人想，也该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先睡一觉再说。 “你别睡这儿呀！离我们门口这么近不行！”突然，对门的邻居在里面高声嚷嚷道。 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们以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为什么你家里人不让你进屋？” “我……”“的哥”有口难辩，抱起被子就往楼下走。 他重新回到车里，一狠心：妈的，上路拉活去吧！ 车子发动起来，轮子向前飞奔。“的哥”突然发现今晚的大街上，这么少的行人，这么少的车子，一条平安大道，竟然从西到东，没遇见几辆车子…… “这么大的城市，见不到人，见不到车，那种情景，不是亲身感受你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句话，它比进地狱还吓人。”一个多月后，这位“的哥”依然心有余悸地这样说。 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准确地说是看到了我们全家。 我、女儿和家人，全副武装的几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北京这是怎么啦？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经历的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入睡了，家人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毒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视和举目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残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我怎么发现眼前的SARS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SARS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属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就在十个小时之前，当我居住的整个北京城人人都从单位和大街上躲进自己的家居时，人人都在关紧自家的门窗，以家为战，消毒反击，堵疾防魔时，刚因停课回家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下午三四点时，开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说她胸口难受。我和家人手忙脚乱地让她从书堆中躺到床头。然后开始测量体温…… “37.5℃”。第一次测量，就吓了我们一跳。 家人忙着找药，而我则忙着打开电脑，上网寻找“非典”的特征。网上的“非典咨询”都这么说：体温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阴影…… 吃药，继续测量体温。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我成了热锅蚂蚁。 家人守在床头，负责测量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翻阅网上的“非典”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患者。“120”急救车说不准马上开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单地划进去。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怎么办？ 我和家人激烈的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量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让谁地争执着。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被SARS传染上，被急救车拉走，我一定毫不犹豫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克制的情绪——我强装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女儿的高烧不退，家人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全家需要作出选择——医院是唯一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在无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医院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11时左右，我们一家几口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我们一家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家人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毒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我已经把自己列入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20分钟后，X光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家人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家人看。 “没事。”当过医生的家人这时恢复了自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门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门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与邻居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高量消毒液；吃饭时，相互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查口罩带了没有——能不出门的尽量不出门。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单位里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再进里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毒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成了普遍。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医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瘟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你已被死神抱住了——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医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都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观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CDC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那些日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 有车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赶回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口的路中央，电视里播出一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且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台坦克。 没有车的人，呆在家里，成天开着电视——电视里整天是“非典”节目。那时一天学的预防非典和“公共卫生”知识比以往一辈子学的还要多出几倍。 人们的防范意识超出了想象。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将全部的精力注视着周围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要真正地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关注别人的和周围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个僧人发烧倒在马路上，我们竟接到20多个电话。”120急救热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急救车前往事发地拉走僧人后，他们又接到了30多个市民电话，是市民在打听那僧人是否是非典患者。市民说，如确诊那僧人是SARS患者，我们所有近距离接触他的人就都得赶紧消毒和防范呀！可不能一丝马虎。“瞧瞧这警惕！” 家住东城的李某一家四口，突然感觉发烧。在犹豫去还不是不去医院时，120急救车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原来，邻居听到对门的不停咳嗽声，就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 这就是非典时期。个人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得以同样警惕和呵护的心态保护别人的生命。 小黄是外地民工，负责一个居民区前的两条大街的环卫工作，说白了——是干扫大街的活。小黄负责的大街是条人来车往密集的地方，有五辆公交车的车站靠近居民院前的大门口。平时的车站旁，早晚满地都是扔弃的垃圾，小黄举着扫帚想清除，常常被乘车的人口出秽言骂道：“你没长眼？想往我身上扫？” SARS来了，大街上突然没了人影。公共汽车偶尔来一辆也不见几个人上车。小黄的活儿顿时轻松了许多。有些日子小黄也想歇了，传说非典能从空气里传播，大街上也不安全。可小黄发现大院前的马路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堆起了垃圾，他扫尽后，刚想按常规倒入附近的垃圾箱。 一群居民追过来，询问他：“喂，小兄弟，这垃圾不能随便倒，得放到安全的地方。” 小黄不解：“那该倒在什么地方？” 居民：“应该拉到垃圾集中的地方。” 小黄：“那得有环保师傅拉走才行，我可没能耐叫他们来。” 居民们：“这你甭管，我们来。” 不一会儿，环卫车还真来了。是居民们给卫生局打了电话。 小黄扛着扫把要回宿舍。 “慢着，”居民们将他叫住：“你是住在地下室？” 小黄满脸狐疑：“是。” 有居民送上两瓶84消毒液：“每天在房间里喷上两次。” 当他回到地下室刚刚洗完脸，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已经进来。领头的一个人对他说：“我们要改造一下你这间房子的通风设施。” 小黄愣神之间，几位穿白大褂的人七手八脚地忙碌了起来……两小时过后，在房间里从来没有吸过新鲜空气的小黄，重重地做了几个深呼吸，那气儿真清纯，他感到特别的惬意。 第二天，小黄举着扫把，正要出门干活，突然发现门口堆着两筐水果、蔬菜和一堆营养品。上面还有一张条子：小伙子，注意你的身体。有情况随时与我们联系。本楼居民每一刻都在关注你。 市急救中心的几十名司机，从投入战斗以后，他们不分日夜，天天都在与SARS争夺患者的生命。每一次白色救护车所到之处，人们就像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到一边。如果迎面遇见一辆私车，那车子的主人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敞着的玻璃窗摇起。有一次马师傅的车稍稍挨路边近了些，一位五十上下的大婶竟然为躲他的车子，连人带自行车倒在了马路上，造成骨折。“其实当时我们的救护车离大婶至少还有三米远。”马师傅事后说。 “大婶，你伤着了没？”马师傅赶紧停下救护车，想上前扶一把受伤的大婶，谁知那大婶惊恐地连连朝他摆手：“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马师傅立即止步，开始他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一看自己全身穿着的白色防护服，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我就是摔死了，也不要你来扶我！”那大婶一边在地上打滚，一边冲马师傅说道。 那一刻，与SARS出生入死搏杀的马师傅只觉得鼻子酸酸的…… “孩子他妈，我今天到咱家附近的一家医院拉病人，我能看一眼你和儿子吗？”在又一次执行任务前，马师傅打电话给妻子。 “行啊，我带儿子去看你。”妻子兴奋地说，又突然疑惑起来，“你穿了防护服，又不能接近你，我们哪看得到你呀？” 马师傅说：“你们在100米左右的地方站着，到时我向你们招手不就行了？” “哎。”妻子显得很高兴。 马师傅和车队的战友们浩浩荡荡地开着救护车驶向那所收治非典患者的区级医院，行动是在深夜进行的。进去的时候，马师傅根本来不及环顾一眼周围的情况，每一次转送非典患者的行动就是一场突击战，分秒必争。 一场激烈战斗结束，几十名患者被安全转到急救车上。就在马师傅他们临登上驾驶室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远远的地方站着他的妻子和儿子…… 马师傅赶紧举起右手，向妻子和儿子的方向招手。 啊，她和儿子看到了他，也回应着招起了手。 马师傅的鼻子顿时发酸，一直酸到心窝窝……当他再抬头朝妻子和儿子望去时，发现她的手犹豫地放下了，稍许才又重新高高地举起。 马师傅赶紧再度举起自己的手，频频挥动着。 “上车吧上车吧，别再招手了啊！等战斗结束后，我放你们十天假！快快上车吧！”是队长在说话。 马师傅以为队长在说自己呢，可当他转头那一瞬间，马师傅惊愕了：原来他的队友们都一个个高举着双手在向他的妻子和儿子招手呢！ “喂喂，哥们，那可是我的妻子和儿子呀！我们是有暗号约定的，你们都招手了，他们怎么看得见我是哪个呀？”马师傅有点急了。 “老马，你别太私心了，婶子他们是来看你的，可也是来看我们的嘛。在这个时候有人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心头热乎啊！老马，你一定代我们好好谢谢婶子。” 这回，马师傅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他再次看到几十双战友的手在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高高地举着，挥动着…… 正文 第四篇 救命的“八味方” <small>作家何建明为本报在第一时间采写的、记录北京遭遇和抗击非典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自6月6日在“笔会”刊出第一部分以来，已连续在6月16日、20日刊出第二和第三部分，在读者朋友中得到热情的反响。在我们接到作家传来的第四部分并开始编发之际，获悉了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将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消息，北京抗击非典的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经历风雨见到彩虹的人，谁不能体会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small> <small>在这个时刻通过作品重新回顾北京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的一切，格外令人心潮难平。</small> 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几十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对所有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无论你是普通百姓，还是国家干部。不宣而战的SARS，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不能延误！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存亡的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传言。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帖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在恐慌中见什么信什么。 4月8日，“姜八味”在《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促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抓药给我们！” “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 “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 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嘘嘘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能多长出几双手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它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 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 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 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操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长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得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整午夜12点。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 黎明时刻，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 “我们要订5千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 “8千，我们要8千服！马上就要！” “给我们订1万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 “我们也要1万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 “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 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空有虚名。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满堂哄抢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是一位年轻的副市长。 这位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 “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改手工抓方煮药，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 “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下可采用机器煮提药液。” “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一锤定音。 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 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日夜不停，开足马力。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比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 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 10万服不够就再加到15万服！ 15万服一天还不够！市民们骂死我们啦！药店老板向陈济生报告。 日供20万副！领导下令。 20万服早晨送市场，午后便空空无货。 陈济生想哭，却哭不出来。要哭也没有眼泪，只有血水——百姓们把“八味方”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实也就是一根可怜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的20来天时间，全市共卖出800多万服！其中23号和24号最高峰时，日售量高达29万服和29.5万服！ 北京市民疯了！但疯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h3>防护服：从几百套到200万</h3> “4月17日中央开会，当晚市领导找我等人谈话，告知当时的疫情，我听后真感到吓人。18日市经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资总指挥。19日物资保障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挥部的一个小组，组长也由一名副市长当了。当日我出任物资组办公室主任。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我们抗非指挥部的各小组成员正式上任。21日我负责的物资供应办公室62名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到位。当日23部电话全部开通，30多个网络建立，几百个联络电话列在每个工作人员的办公墙上。而那时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紧急的事就是前线急需的防护服……”张工，市经委副主任在日后接受我采访时，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时，一连报出几个工作日经历的战斗内容。 防护服太需要了！ 每日三位数的确诊SARS患者中有六成是医务人员！他们在抢救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就诊的患者时，由于没有有效的防护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么，你们那儿又有5个倒下了？” “我们昨天刚拉走4个，今天又躺倒了7个……”某院长哭着向市长报告。“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的医务人员！医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还怎么个活法？”指挥部里，市领导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的声音里带着撕裂的颤抖。 市府热线电话里，市民们的骂声震天，那骂声里包含着恐惧，包含着怨恨，而更多的是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还在热火朝天地煮提着，陈济生又受命组织防护服的采购与供应。 “陈总，你的任务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长握住陈济生的手，同样充满期待也充满焦虑。 平时，抬手举足都非常得体的“京城女药王”陈济生，此刻连别人喝过的水她都会端起来往自己的嘴里倒——时间在那个时候真的太宝贵了，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连着市民和医务人员的生命！ “没说的，我们坚决完成任务！”领受任务后，她突然有种奇怪的想法：我一个非国有单位的股份公司，怎么市长们把我看作是他的一个局、一个国营集团来对待呀？如果换了平日，陈济生真会发笑。可现在她想到的只有八个字：国难当头，人人有责。 当年林巧稚大夫给她起名“济生”时，真的有先见之明？ “喂喂，老万啊，你听着：马上全力组织调购几万件一次性防护服！什么时候弄到手，就什么时候送到医院！千万千万！”陈济生对公司副总经理说。 “是。不过陈总啊，由于‘八味方’等药物与器件是贴本买卖，公司已经赔进了近千万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说一声……”属下吐出一颗酸橄榄。 陈济生没接，断然道：“现在都什么时候？就是把公司全部资产赔进去，我们也得干！” 陈济生还在市指挥部开着紧急会议，属下的干将们则全被动员起来搞防护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几百套防护服！ 要命啊！ 那时医院第一线全线告急。有些医生由于惧怕感染，已经出现穿五六件防护服还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况。 十万火急！ “向全国、全世界订购！” 张工领导的物资供应办公室已经遵照市领导的决定在网上发出帖子。“这怎么行啊，咱们是政府，网上贴帖子不是有点那个嘛！”有人提出不同意，竟然还下令把张工他们发在“千龙”和“新浪”网上的“全球采购”帖子撤了下来。 “妈的，网上有什么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会，我们不利用网络这样的优势，是傻瓜！”张工的手下有人气得直骂。 招标采购的帖子在一个小时后又重新上了网。那时一个小时也是关天大事啊！ “陈总，我们已经从深圳、河南、武汉弄到2万件防护服！”陈济生接到属下报告。她正想向市领导表一下功，却没想到市领导阴着脸对她说：“太少啦，2万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线上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们的性命啊！” 陈济生一听这话，眼珠顿时发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严重！指挥部的紧急会议一直开到临晨4点。陈济生不可能闭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国，甚至打到伦敦、南非……将以前一切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与客户一一通了遍话。每一个电话里说的第一个字，都是“求”字——陈济生一生难得求人，这回“北京女药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她要求人，要求所有的人——为了她的城市和人民的生命。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上海有个公司是美国杜邦的代理？他们那儿能有货！太好了！杜邦的防护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诉他们，有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快越好！”陈济生突然接到一个信息，高兴得热泪滚滚。 “那合同怎么个订法？” “就用传真！我签字！” “人家要200万预付款。” “给。立即就给！但我的条件是：他们必须明天就把第一批10万套货给我发到北京！” “对方答应说行。” “妙！”陈济生的电话刚放下，市府一连来了几个电话催她折回去再开又一个紧急会议。 “口罩、体温计、消毒药水……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迟！”市府会议上从来没有这么“不文明”过：市长们、局长们互相扯着胳膊，站着说话，甚至一不留神“他妈的”也上来了！ “口罩20万个，上海市明天就空运过来！上海市的书记、市长亲自批示说，北京要什么他们全力支持什么！听听，多么动人的话语！还有其它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们。但我们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劲！想法再想法，直到把东西都给我运到北京、送到医院、给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长又在发令。（我后来知道北京在抗击SARS战役中所用去的1100多万只口罩多数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远记得上海人民这份生死之交的情谊。） “什么？防护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阳？那儿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陈济生的电话连声响起，她只得从指挥部会议室起身到走廊接话。 “我们的10万件货运到飞机场时被客航甩了下来，人家说不可能装运得了！怎么办呢，陈总？”对方说。 陈济生急得直击双掌。没货时急寻货，有货了运不过来更是急死人的事！ 调民航专机！对，调专机！陈济生的脑子里蹦出个大胆想法。她让助手查到民航总局值班室的电话后，将手机直接打到那儿。 “你告诉我急到什么份上？”民航总局的值班同志问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须把10万件防护服送到各医院！否则医生和患者成批成批的倒下啊！”陈济生泣不成声。 “那好，你让市政府出个公函。剩下的事我们来办。” 陈济生一听，快步走进指挥部会议室，本想当面找市领导说一声开公函的事，可一看里面的领导们在激烈争执着千头万绪的其它战事，那火药味浓得呛人。陈济生收住了脚步，迅速从挎在肩上的小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撕下一页，“嚓嚓嚓”地写下几行字，然后悄悄交给一名领导。那领导也干脆，瞅一眼后，立即提笔改了几个字，随手交给市府秘书长，回头对陈济生说：“还有其它事让你办，继续坐下开会……” 清晨两点，陈济生走出市指挥部，就接到了民航总局的来电，告诉她阜阳那边已有两架飞机在装运那批防护服，并将在早晨七点左右到北京。 这回是真的太好了！陈济生一连在手机里向民航的同志说了七八声“谢谢”。 “谢什么，都这时候了，只要用得上我们的，尽管说，我们全力以赴。” 陈济生的热泪又一次噙在眼眶内。 这一天8点钟左右，10万套防护服准时送到一线医院。 20万套！50万套！100万套！200万套！ 之后的日子里，陈济生和市物资小组一起完成了共计200万套的防护服采购及配送任务。那时候的北京，防护服就是一线战斗人员冲锋陷阵的盔甲，当“白衣天使”们穿上它重新站立起来时，与SARS搏斗的战场形势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h3>4天半30辆救护车</h3> “什么，已经有几个菜市场和商店出现抢购风了？！” “我没听错，一块上海药皂卖到了5块钱！有个老农说他拉了一车土豆卖了8万多元！五毛钱一斤土豆现在变成5元一斤！” “方便面也卖空啦？真是全疯啦！” “可不，市民们都在传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见什么抢什么，了不得呀！” 物资组的张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胜利一通电话，两人都愣了：北京解放五十多年来，啥时候见过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饿？但SARS让北京经历了这么一回。 4月22日下午开始，左安门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场先后关门或贴出告示要闭市。一时间，成千成万的市民走出居室、离开单位和工作岗位，直奔商场和超市，凡见油盐米醋必抢。有一对年轻夫妇往市郊的住处运了两旅行车物品，“准备三个月不出门！”他们囤粮存库，甚至在别墅的后院挖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作“垃圾处理库”，因为物业人员早已各奔前程，再说业主也不想再让外人接近他们。一位老太太见超市里人头攒动的抢购风，急得当场昏倒。服务员将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纸箱上休息。当老太太睁眼醒来时，指着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面，对服务员说：这些全归我了！ 市商委“158”房间内灯火彻夜通明。李胜利在指挥部才上任不到两天，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哑了也不行，哑了也要喊出声！ “老李啊，无论如何，明天你得从天津给我调拨30万箱‘康师傅’来。对，明天一早就得运到，八点店门打开时我得让市民们能看到啊！”李胜利在手机里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对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明天6点前我们在北京市郊见面！” “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们是怎么在一天之内把30万箱‘康师傅’方便面调集成功的！30万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样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日清晨，李泉山主任亲自押着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卡车与我们见面时，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摇晃，我走过去抱住他时，他却说：胜利啊几天没见，你咋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我听完这话，跟他抱头痛哭起来……”两个多月后，李胜利回忆起那一幕时依然语顿气咽。 其实当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车队驶向北京的同时，一辆装载着50节车厢的超长专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进在京哈铁路线上——这是中央政府专为北京救市而动用的特快列车。50节车厢，每节装有60吨大米。上好的东北好大米！ 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场上买到了它。 后来我知道，北京其实是有能够吃上半年时间的储备粮的，但它们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时间才能进到市民嘴里。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以往的备战物资管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30小时？40小时？北京市民们发现，仅仅紧张了这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市商场店铺，在24日下午后便再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各商场超市的货架上依然琳琅满目，诸如方便面和油盐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 硬气！人民政府领导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气！ 然而SARS之战并不因为人们不愁吃喝而停止进攻，SARS专门打击人类的生命防线。 “为什么到处买不到体温计？” “不是让我们预防SARS吗？可上哪儿买消毒液呀？” “我为了买几个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药店也没买上！” 市民们的惊恐和焦虑丝毫不减。 张工与陈济生联手从山东调集到130吨过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装置，怎么好卖给广大市民呀？ “我们找人改装2公斤一罐的小装桶吧！”陈济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过来，交给了所属的环科化学试剂公司。 “26万桶哪！我们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装成的呀！那过氧乙酸腐蚀性特强，可我们谁也顾不了这些，大伙争着抢着干，直到把最后一桶灌装好并送到各个销售店。”陈济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职工一个个疲惫到了极点：有人推着装卸的小货车竟然睡着了，有人手脚肿得连饭碗都端不起，却还在24小时不停地抓药灌桶，有人一天十几次往非典医院送防护服…… “一天半，就一天半时间！”一位市领导告诉陈济生，小汤山所有的医疗设备和用品，必须一天半内全部运达，没有商量余地。 一天半就一天半！这回陈济生不哭了，她咬紧牙关，豁出命干。她知道这时候叫屈喊冤也没人搭理。市领导和张工他们为解决呼吸机，甚至连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驻华的使馆都敢直接“照会”了。 她更不敢向商委李胜利他们求助。商委的“158”会议室此刻正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防守战斗”——好几名指挥部战斗人员突然高烧不止，又咳又吐，吓得商委领导脊梁骨发冷。SARS进入指挥部，岂不全盘皆输？ 还好，是劳累所致的普通发高烧。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招，5天之内，必须按质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护车给我送到急救中心。记住：第一批是30辆，第二批可能加倍！”张工给北汽福田公司下单的时候，是咧着嘴瞪着眼，那神态真有点凶神恶煞。 就5天。5天内要出一种全新样式的专用救护车！开国际玩笑嘛！ 战争从来不开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内把样车开到张工面前，4天半内又将30辆崭新的SARS救护专用车开到市急救中心。 就这么神！战争状态下北京创造的神奇有一千个、一万个。 正文 第五篇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在我接受采访任务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 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么样。它真的就不能让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机会终于来了。 6月19日上午，我穿着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裤，没有戴口罩，什么预防都没有。我要独闯一下那个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来到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这里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采集到的全部病毒样本，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称之为“北京SARS病毒大本营”。 SARS魔巢！我终于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紧张。 我抬头看到一块牌子很醒目地写着五个大字：特殊工作区。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未经批准，请勿入内。我一乐：此地此处，怕是怎么请也不会有人愿意进来的啊！只有我——一个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再往三楼走。右拐，向前十几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个“331室”！ 我注意观察，看到上面有一块很小的牌子，写着“流感病毒实验二室”八个字。 SARS，流感病毒？对也，非也。估计那是块挂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实也没错什么，SARS本来就是属于流感型病毒嘛！ “不许进来！”当我靠近那个敞着门的“331室”时，突然被里面那个穿着防护服的大夫严厉警告道。 嘿嘿，再傻我也不会这么随便进去的嘛！心想：大夫，请你们放心。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去，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恶魔老巢要简单得多：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除了几张桌子和几台仪器外，还有一个大冰箱。视线反方向还有个能够观察到“SARS”的操作台，这是站在门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就这么些东西！ 但谁也想象不出就在这间“331室”房间内，我的主人公在过去的近三个月里与SARS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较量啊！ 更令我意外的是：参与决定这场与SARS恶魔决战成败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的主人公丁丽新，年纪轻轻，美丽清秀中带着几分纤弱。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还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宝贝儿子。丁丽新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儿子长这么大从没有离开过她的怀抱，即使上学了，还是她天天接送，顿顿饭菜伺候。如此温柔贤惠的女人本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但她不是，当年她选择的志向是与病毒打交道。她从事病毒实验工作已经十几年，主攻呼吸道传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一直在变异，就像我们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一样，病毒也是在不断优胜劣汰，留下来的和新出来的，绝对都不是些孬种，一定是对人类具有特别的杀伤力。”丁丽新说。 “你与病毒恶魔战斗了十几年，就没有过被击倒的情况？” “当然有，好几次非常危险，差点丢了小命。前年我还有过一次险情，那次还把我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了儿子。当时我真的很紧张，我还拿儿子的血清做了分离，发现他传染的正是一种我正在实验的病毒。要不是采取措施及时，那我们母子俩就危险了……”女检验师的脸上有些暗淡。 丁丽新跟普通百姓一样，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条件下接触SARS病毒的。她说：“今年2月份听说广东那边出了一种叫非典的呼吸道病，当时我们北京市CDC应急中心把我和细菌实验室的几个同志叫去说了这事，大家讨论北京怎么对付这种可能传染过来的流行传染病。当时我提出最好找个病毒来做实验。可由于北京当时没有SARS病例，我们只能等待机会。2月份3月初也做过几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离，但都没发现什么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们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的贺雄同志突然过来对我说：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这回来真的了，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应急中心的沈壮主任气喘吁吁地拿来七八个咽拭子病毒管交给我。他告诉我，这是北京发现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传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标本。从这一天开始，我一直在与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检验师，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和细胞培养及传代等现场实验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还有两位同事，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和领导，一位是林长缨博士，一位是副所长刘海林先生。我们的上级单位CDC的领导们也给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个弱女子能够面对强大的SARS恶魔而不胆怯，并且按时完成了一项项实验任务。” 丁丽新把年轻博士林长缨介绍给我，其实在认识她之前，我已经先认识了林长缨，只是这位年轻博士在抗非战斗中承担的工作太多，那天约定采访他的时间里，他一边还在参加一个SARS科研招标会。采访现场，他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去开会，因此多数时间我是在听女检验师讲述，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整个北京SARS病毒实验都是由这位女检验师在做的，她的美丽外表和平静心态更使我感觉与SARS恶魔的搏杀，是那样残酷和惊心动魄。 <h3>“有时我特别兴奋得意”</h3> “第一例病毒实验什么时候出的结果？” “很快。我的分离SARS病毒实验结果大约是在3月13日就出来了。这个时间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8日宣布非典的源头是‘副黏病毒科’属同一时间，而要比欧美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多月后的4月16日正式确认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结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实验室只是一个B2实验室，像SARS这样传染力强度的病毒应该在B3实验室，也就是设备更完备和高级的病毒实验室进行。” 条件有限，责任无限。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急切需要充满责任的寻找：寻找病因，寻找疗效，寻找科学精髓…… 女检验师的生活因与SARS的战斗而发生了变化。 她离开了温馨的家，告别了心爱的儿子，与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诀别的电话—— “我可能回不来了。” “暂时吧？” “不，也许是永远……” “不许这样说！” “可我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和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啊！” 她说不下去了。 这一天，她知道几件事：东直门医院的段力军大夫死了，武警医院的李晓红死了，连第一个发现SARS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意大利医生乌尔巴尼也死了，他们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时不幸被病毒击中而死的…… 女检验师也给自己作了最后的打算——她从侧面知道此时单位领导给她和几位做病毒实验的研究人员悄悄买了“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买这样的“保险”在当时是很具悲壮色彩的。那些日子里，丁丽新奇怪地发现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对她特别的好，同事们跟她照面时总报以特别友善的微笑。虽然平时她与同事们关系相处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对她的微笑里总夹杂着另一种东西——那是一种对勇敢者的敬意？还是对行将死亡者的敬畏？ 自3月中旬之后的日子里，SARS的疯狂到达了顶点，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凝重的灾难气息中，人们连呼吸都感到极度困难。那段日子里，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标本被送到实验室，需要进行病源学实验和血清分离。丁丽新常常是刚刚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离和细胞接种，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实验台上。按照规定，从病房或者其他地方采集来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须在六小时之内进行实验，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研究价值。 女检验师简直是在与SARS病毒赛跑。 “那时一天不知要进进出出实验室多少回，常常是这一批的病毒刚刚接种上，另一批新细胞的培养又得赶紧跟上。记得最紧张的一天，我在实验室共呆了约15个小时。那时SARS还属于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赶紧将它弄清楚，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对付它。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时间考虑与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危险不危险的事，而是千方百计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实验，你又不能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按规程办，动作太轻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败；时间也必须掌握好，太长太短了同样会前功尽弃。所以每一次从实验室出来，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脸部则因为被口罩盖得像猴屁股似的……”说到这儿，我看到那张美丽的脸庞上露出几分动人的羞涩。 “你们别以为跟SARS打交道尽是悲悲切切的，其实有时我特兴奋和得意。”女检验师忽然满眼发光地给我讲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实验时，发现SARS病毒跟一种小动物的红细胞凝聚了！这个现象太重要了！因为能够观察到SARS病毒与另一种动物红细胞发生作用，就能测出病毒在某种滴度情况条件下发生变异，而这种变化过程往往是我们征服病毒的一个突破口。我能不高兴吗？” 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当别人在疫魔面前闻风丧胆时，女检验师竟然能英姿飒爽，驰骋风云，指点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h3>“他们偏要来陪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h3> “还记得最危险的一幕吗？” “当然。”我的提问，使她的脸色一扫光泽。一阵沉默后，她说：“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的母亲等人的病毒实验时就出了个意外。于某母亲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诊断后没几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对每一个病毒实验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复做几次。所有病毒需要进行分离，分离后还要接种在培养好的细胞上，看它成长变异，而且要保证病毒能够至少传上三代才算一次实验成功。那次我进实验室后先将于某母亲等人的病毒液从冰箱内取出先进行冻融，即让病毒液从冰冻状态转化成能够做实验的适温状态。当时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实验，因为在实验室时候太长了，当时又没有什么防护服，绑在耳朵上的口罩带子突然一边松脱了下来，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当时我的双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随便动的。为了不使实验中断，我不得不坚持下去，直到半小时后把一个阶段的实验做完后才走出实验室，重新戴好口罩。虽然当时我很紧张，可心里还自我安慰着，总不至于吧！哪知当我再次返回实验室，坐定操作台时，我不由大吃一惊：于某母亲的那只病毒液管里不知什么时候泄漏出了一块毒液汁！这就是说，在我刚才口罩脱落时，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离地面对着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当时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可那会儿我已经进了实验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必须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个来小时后，我从实验室出来，便手忙脚乱地赶紧消毒，然后坐在实验室对面的半污染区办公室里，我喘着大气，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为我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传染强度高出几倍几十倍的病毒液！绝对的零距离——不超过半米吧！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眼泪哗哗而下……” 女检验师满眼噙着泪花，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我敢向天发誓：当时我担心的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么样，而是为我的丈夫和孩子担心，我怕他们因我而传染。我爱人他是搞学问的，正在学术步步有成就时，他需要我；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他才不到10岁，从小没有离开过我，难道真的我就这样……我不敢往下想。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所在的单位是市CDC——北京与SARS战斗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假如我倒下了，传染给了单位的同事们，那就等于让SARS这个恶魔跑到我们的指挥部里来放下一颗大炸弹！这还了得呀！一想到这，我就赶紧坐起来，拨通了所长的电话。我把事情经过一说，问所长现在怎么办，我半天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我急得直跺脚问他怎么不说话呀？所长终于说了：小丁你先不要为我们所里的同志想，至于所里同志的安全我们会采取措施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所长又非常低沉地说，你先好好去洗澡，一会儿我跟沈壮过去。沈壮是CDC应急中心主任，他在这次整个北京抗非战斗中一直冲锋在最前面。他是我们心目中的一条硬汉。我洗完澡后，所长和沈壮他们就来了，我看到他们的脸色异常阴沉，这反倒让我感到自己没什么了！沈壮第一句话就带着命令式地说：你得隔离了！我问要多长时间，他说至少两个星期。我问跟不跟家里人说，他们两个大男人竟然面面相觑地不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们太为难了，怕我丈夫和孩子听了还不急死嘛！不说吧，一旦我出了事，作为单位领导日后可怎么向我家人交待呢？我看他们为难，便说还是我自己跟家里说吧。可真要让我跟家人说时，我难住了……我说什么呢？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电话又放下，后来吞吞吐吐跟丈夫说了个大概。我问他怎么办，他在电话那头，一直不说话，最后只反问了一句：孩子还小，他怎么办？我当时听完这话，心都要碎了……” “之后我被强制隔离。丈夫天天给我打电话，每一次电话总是打得特别长，他是在监听我咳不咳嗽。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副所长刘海林和沈壮主任，他们俩天天专门过来陪我一起吃饭。要知道当时我们市控防中心上上下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因为一旦我被病毒感染可能就非常危险，而且会祸及整个CDC指挥部系统的工作人员。可刘海林和沈壮偏偏来陪着我吃饭，怎么赶也赶不走！我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安慰我，关心我。可我是搞传染病毒实验的，我知道SARS的厉害，尤其是我直接接触的是已经致命的一例SARS病毒呀！刘海林和沈壮是专家，他们其实比我更清楚这种零距离接触的后果，每次吃饭时见他们俩，我就赶他们走，可怎么赶也没用。我一个弱女子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我急得真想骂他们，但骂也不行，因为他们有意在朝我笑。沈壮还说，丽新你放心，真要有事了，就把我的血清献给你。我听了沈壮的话，忍不住泪水汪汪。沈壮是我们CDC的应急中心主任，从北京出现第一例SARS到5月初的两个来月时间内，沈壮几乎接触了所有SARS患者，而且都是第一现场。他的体内是有SARS病毒的，只是他运气好，自身免疫力强，所以没有被SARS击倒。他和刘海林，还有小林博士，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特别是小林博士，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他跟我在一起时连口罩都根本不戴。我说你别这样，如果我传染给你就犯大罪了，你林长缨是全北京市卫生系统第一位招聘的‘海归’高材生，我要传染给了你还不罪加一等？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丁姐你是美丽女神，一切魔鬼见了你都会吓跑的。丁姐假如你真有点事，那我们都会毫不留恋地跟着你走……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CDC领导和控制所的同事们给予了我最坚定和有力的精神支持。他们的行动给了我无比力量，后来我甚至对所长这么说，我说大家都在研究对付SARS的各种途径，现在最缺的就是没有病毒人体试验。如果我真的被病毒感染了，那正好有了一个难得的人体试验。所长听了跳了起来，说‘你疯啦？’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心话，可我看我们CDC的贺雄副主任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那段时间抗非前方特别需要病例实验，所以我的工作不能停。虽然与同事们在生活环境问题上隔离了，但实验室的事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领导们劝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好休息，注意提高免疫力。我说反正这个样了，闲着也是闲着。隔离七天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天宝贝儿子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被隔离，说他在外面学画画，爸爸有事回不来，妈你就来接我一下吧。我一想离家的日子太长了，儿子就这么个要求，我该满足他。于是我就偷偷骑上自行车溜出了单位，把儿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儿子见我总背对着他说话，觉得好奇，说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又说妈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让你接送了。我听到这儿，两眼完全模糊了，发觉不到10岁的儿子似乎一下成了小大人。回到家，在一个醒目的地方我看到一套‘婷美’，这是丈夫特意给我买的。那是我念叨了很久一直想要的东西，可那时我连试都不能试一下，或者也许永远就没那福分穿它一次了……那天我真的很伤感地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家。但一回到单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想这些了。看到大家忙得24小时连轴转，我就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这个时间我可能也进入了那种无私才无畏的境界了，你说是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我不由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与SARS之战，仅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 <h3>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h3> “你能给我和读者形容一下与SARS病毒打交道的现场情形吗？”我说。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女检验师告诉我，4月下旬，他们从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当时我们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付SARS至今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疫苗研制至少也要几年时间，按照传染病毒学原理，用康复者的血清来对付同一种的病毒应该可以视为一条途径，但这也需要进行实验室试验。在与SARS激战紧要关头，特别是为了抢救倒下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能够做出血清抗击SARS病毒，这样的试验意义非同一般。当时我们真的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因为于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现的SARS患者，现在又有了她的康复血清，这对当时整个抗非战役鼓舞士气和拯救危重患者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这样的试验又相当危险，是要用于某的康复血清，注入实验室培养好的SARS病毒上，然后再做各种稀释条件下的病毒变化实验。整个程序很繁琐，先要将血清稀释，同时也要把接种在细胞内的SARS病毒进行稀释，再将它们一起放在培养板上进行观察比较。这个培养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须处在半敞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要保证病毒细胞能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这样才能看到康复血清中的免疫细胞与病毒细胞之间展开决战的全过程，而我们做实验的危险性相对就要大多了……” “你们当时的防护是不是已经相对好些了？” “对。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进了实验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由于这样的试验要求特别高，观察又得仔细，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觉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淋，跟泡在水里一样，可又不能动弹。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坐在操作台前。后来小林博士见我一直不出来，也实在忍不住进了实验室。我们两人又配合着一边观察战况，不时又清洗培养板，再分批接种新病毒细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实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用于某的血清接种到一个SARS病毒细胞上后，很快出现两种血液细胞的凝聚现象，也就是说，SARS康复者的血清立即阻止和击败了另一个SARS病毒！” 哇，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SARS之所以让全人类恐惧，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疫苗或其它对付它的手段。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成功进行的血清病毒实验结果，为在目前条件下救治SARS患者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74岁高龄的解放军302医院姜素椿教授在抢救北京第一批SARS患者时不幸感染，像他这样高龄又身患癌症的老人，如果不是用SARS患者的康复血清治疗，要想逃脱死神几乎是件天方夜谭的事。丁丽新告诉我，姜教授用的正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于某的康复血清。当人类对付SARS袭击的一切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摧毁它时（现在所用的治疗均只是支持性疗法），丁丽新和同事们所进行的SARS病毒实验成果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丁丽新告诉我，从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到今，她共做了1000多例SARS血清学与病源学实验，细胞培养数百次。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说，我们这位美丽俊秀的弱女子——北京CDC女检验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与SARS病毒先后进行了1000多次生死搏斗！这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谁也不可比的伟大而壮丽的战斗篇章！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数字，一起记住“丁丽新”这个名字吧！ 6月中旬，在北京“双解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丁丽新所在的实验室考察，当了解到这儿所做的SARS实验及成果时，惊喜万分道：“太了不起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机构像你们做了这么多的SARS病毒实验，也没有做得这么快，这么有成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口中的这些“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的评价，是对丁丽新和她同事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另一个战场的热情褒奖。 女检验师的脸上放着光，而这种喜悦的光芒只有经历了劫难逢生的人才会绽放和漾溢。 走出SARS病毒实验室，我心中涌起一股崇敬，在将它默默地献给眼前这位清秀俊美的女检验师的同时，也把它献给她的那些勇敢、辛劳和充满智慧的同事们。 正文 第六篇第 生死突击队 我们的人类自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敌人的战斗。SARS仅仅是无数灾难中的一种而已。当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SARS唯一令我们恐惧的就是它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强大传染力。至今日，SARS虽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们赖以取得战胜SARS的全部技术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征服天花、麻风那样的水平。一切对付SARS的临床医疗技术仅仅是支持性疗法。 但在与SARS的交战中，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人类毕竟胜利了。这个胜利如果从战术上分析，我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切断SARS传染源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人民战争”武器外，我特别想介绍在北京保卫战中一支特别队伍，他们便是一直在SARS战役中冲锋在前、使得SARS这一恶性传染源无机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SARS具有的特别传染强度，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h3>战役之初，他们像一支“地下游击队”</h3> 北京在与SARS的战斗中，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可能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她们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 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你不害怕？” “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使流调队员们遭到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穿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哐乱响一通，像是在操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 “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得动弹。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如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又过一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待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了又闷又窄的厕所内。 二三十分钟过去了，黄大夫她们不见有人来“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里又说又笑地没个完。黄大夫她们生气了，在里面一边敲门一边嚷着叫人放她们出去。那个串门的女人好奇，说你们的厕所里怎么还关着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说是请来的清洁工帮着他们清毒呢！串门的女人又问：消毒就消毒吧，干吗还把人关在厕所里？公司的主人忙说可能锁厕所的门坏了，这时有人悄悄将厕所门打开。黄大夫她们走出厕所的那一瞬，串门的那个女人吓得大叫：呀，你们这儿有非典啊！然后像见了瘟神似的转身奔跑而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楼里有非典啊！女人一边奔跑，一边嚷个不停。不出几分钟，整个大楼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呗。黄大夫心想，这样也好向写字楼里的人都进行一次宣传预防SARS知识。“不行！你们不能随便走动一步！呆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派车子将你们接出去。”黄大夫她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写字楼的经理已经将电话打到她们消毒的那个楼层，并且下了一道“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黄大夫她们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车库，在那儿又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她们被人接上一辆玻璃窗全拉着纱布的小面包车送回单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h3>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h3>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不知怎么办！”有人打电话到“120热线”。流调队迅速赶到现场，只见数十名街道干部和公安人员远远围着一个直挺挺躺在街头的民工，惊恐万分，又不知所措。 “请让路！让路！”两名流调队员扛着担架，丝毫没有犹豫地直奔患者，并迅速将其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内。 “流调队吧？这儿有个确诊SARS是刚从另一个医院跑出来的，现在扣在我们这儿，听说他满城转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们赶快过来！”某医院紧急呼吁。 流调队的吴疆小组刚刚在市郊做完一个非典患者流调，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万火急的新任务。 “我在第一次确诊的那个医院是活不了的，他们那儿堆满了患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来想找个能够好好收治我的医院……”吴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诉着自己的经过。 “打了两次出租车，上过两个医院。是这样吗？”吴疆心急如焚，一边记录，一边核实。 “是。我是满街跑了……” 吴疆知道一个重症患者这样满街跑的后果意味着什么。“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触者！” 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吴疆小组离开这位患者后，迅速出击，四处追踪，整整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将50多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又一一调查，逐一布置隔离，其中发现一个出租车司机已被传染并开始发烧…… “吴疆，你那边完事了没有？快到海淀那儿去一趟，有个老年患者真难缠，死活不配合！” 又一个紧急任务。吴疆赶到患者家中，一看是个老太太。 “你们来干啥？我这把年纪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里，你们别操那个心，我不会上医院的。”老太太果真软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里，可你也得为家里其他人想一想，万一传染上他们不就麻烦了吗？”吴疆好言好语。 “我就一个人，家里没其他人。你们走吧！”老太太一边拍着发闷的胸口，一边在满屋子找药。 “大娘您先躺着，我给你找。”吴疆当起了亲生儿子。 “我要打点滴。”老太太又说。 “我是学医的，我给你打。”吴疆又操起医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厕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着慢着，我扶您起来。”吴疆这回要当闺女。 老人终于感动了，对吴疆说：“看你们这么实诚，我进医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们上医院去。” 吴疆赶紧又给老太太穿衣备物。 上医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实情：她身边有过两个保姆照顾过她，三个子女也来看过她……吴疆小组大汗淋淋地将这位老年患者抬进医院之后，迅速扭头对五名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等落实到人头地名时，黎明的鱼肚白天色，已经出现在他们眼前。吴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触者居住地的消毒时间定在早晨5点半…… 这30小时里，吴疆小组共截获4名SARS患者，调查和隔离密切接触者86名。这样的战事纪录，在激战时的流调队里，仅是普通不过的战况。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近距离与SARS患者交流、必须准确无误地记录下SARS发病的时间地点所接触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个问题……人们因此称流调队员们是“黄继光式”的英雄，他们专堵敌人的枪眼。其危险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随时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区CDC流调队的李若岚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个电话给妈妈，向老人家问声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电话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达：某医院刚刚收治一位SARS患者，马上前去进行流调！ “是！”李若岚迅速穿上防护服，提起流调专用箱子，一步跨上车子。 躺在医院非典病房内的患者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垂危的老人，处在半昏迷状态。“大爷，我是流调队的，能告诉我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好吗？”李若岚站在床前轻轻呼喊道。 没有回答她。 “大爷，你能说话吗？”李若岚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睁开，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岚，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我要死了？” “不会的，只要您配合医生治疗，会好起来的。”李若岚说。 “我听不到你的话……”老人急躁起来。 李若岚再往前移，一直贴在老人的床头。“大爷，你不会有事的。我们想问问你得病前后跟谁接触过？” “我跟……”老人的嘴在张，却没有一丝声音。他的手做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意思是让李若岚靠近他。 李若岚只得把头靠过去，将耳朵尽量贴近老人的嘴边。 老人在缓缓地讲着一个个名字。李若岚的后背、脖子和整个身子上却像有无数只小虫在爬动，痒得厉害，可又不能抓挠。 老人突然中断讲述病情，说：“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撑了一下，却又根本动弹不得。那双哀求的目光转向李若岚。 “好，大爷。来，我帮你。”李若岚俯下身子，用双手托起患者的后背……就在这一刻，老人“噢”地一声后突然大咳起来。一惊之间，李若岚的脸正好与老人的脸面对着面。 这是不曾想到过的意外：李若岚的两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护镜上厚厚一层的痰渍——那是一个SARS患者口中喷出的痰渍！ 会有多少个SARS病毒？百个？千个？万个？那一刻，李若岚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转……可她没有倒下，也没有离开老人病榻半步。 “好点了吗，大爷？您继续给我讲谁跟你接触过好吗？”李若岚定定神，声音依然那样和风细雨，并且微笑着给老人递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的那双浑沌的眼里，滴出一颗泪珠：“好闺女……” 这一例调查，李若岚在病房整整呆了两个多小时，而且几乎都是与患者面对着面。当她微笑着退出SARS病房，轻轻掩住那扇玻璃门时，竟然“哐当”一下倒在了走廊的墙根边，足足20分钟没起来……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个患者是不能不记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绥境地区的孙某。孙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级学生。4月1日孙某在军训时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顺便去了人民医院看病，之后又去过多次，拿药就诊期间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为他而演绎了一场惨剧——65名学生发烧、之后又相继被确诊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触者被遣至校外隔离，万名学生逃离学校，校内的嘉园A、B、C三座学生公寓也被迫整体隔离，里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获悉的情况得知，孙某家里生活比较穷困，几个人挤在两间七十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住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住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又发烧被确诊是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在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毒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他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乎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我马上到！”李硕火速赶到孙家，见救护车前后围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孙某父亲是个瘫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楼走的那个小梯子只能过一个人，弄不下来呀！”救护的人正跺着脚、搓着手，想不出个办法将SARS患者从屋里接出来。这时周围的居民们则在远远的地方喊着嚷着，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赶紧快把病人弄走呀！ “我去吧！”李硕抬头看了一眼通向孙家的梯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直往上冲。“我一进孙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临一场特殊的战斗：那老孙头，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却又连翻个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满屋子乱七八糟的环境，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当时顾不得那些了，伸开双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孙头从床上托起来，然后抱起他就往楼下走。当我把老孙头从楼上一步步抱下时，在场的人全都惊讶不已，说李硕你个头不大，怎么能抱得动一个200多斤的大块头，而且是从好几层的狭窄楼道上下来的呀！你抱着患者也太危险了！我开玩笑地对同事们说：那也是慌神之下，没了理智思维，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气呗！”两个多月后，我采访李硕时，他来了回幽默。 正是李硕他们迅速有效的出击，才使这个深埋于居民群里的毒源，后来并没有波及周围的楼宇和街道。 <h3>决战时刻，他们以赤诚抚慰着受伤的灵魂</h3> 一场SARS之灾，像面镜子透露着这个世界的万般景象。不同的灵魂表现着不同的光与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变得过于敏感和蛮横。流调队得知她患上SARS后，紧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调来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可半夜里这位女士趁医生不注意时溜回了家。 流调队李队长接到街道的报警时，已值深夜11点半。这一天老李跑了八户密切接触者，流调对象达18人，累就甭说了，光一次次冲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调队规定每外出执行一次任务，回来必须全身清洗一次。 “患者擅自回家，对家属和居民威胁极大，得马上动员其回医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到那个女患者家。 半夜里不能狠命敲门，可声音太小了里面又听不见，老李只好压低嗓门不停地朝患者的屋里叫喊起来。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么呢？”防盗门“哐当”一声打开，闪出一个高大的男人和一条“汪汪”乱叫的狼狗。 老李定神后问那男人：“你爱人是不是从医院跑回家了？” “回不回家管你们什么事？”男人粗声粗气，一脸不高兴。 “她可是确诊的SARS患者，如果从医院跑回来了，就得赶紧回去。如不抓紧治疗是很危险的，对你们家属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着了火。 “好不好都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别在这儿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圆了双眼，猛地掩门。 “不行！”老李双手扳住铁门，严厉道：“传染病法有规定，不将患者送到医院治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男人似乎从来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片刻儿之后，连推带搡地将个小瘦弱的老李支出几十米外的院门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我们得了病没着急，你这猴子看电视里打架——用得着吵吵嚷嚷吗？”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风来。 老李的防护衣都快被对方扯破了，可他还是有节有礼地耐心说：你自己不着急，是因为你不太懂得SARS的传染有多厉害。可我们不行啊！我们是SARS病源的流调队队员，我们知道这种病的传染性呀！所以必须告诉患者，既然传染上了就得赶紧上医院治，否则会耽误时机的。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让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现在你爱人已经确诊SARS了，她很危险，你不想看到她更危险的情形吧？ “你能保证她到医院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吗？”男人要老李保证。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证。” “拿什么保证呀？” “我陪她一起去医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疗，我甘愿将自己锁在SARS病房受罚……”老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对方相信的事了。 “大夫，我去。我回医院去……”那男人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对待老李的保证时，那个从医院跑回来的女患者一边哭着一边走过来对老李说。 后面的事顺利多了。三个多小时后，女患者终于回到医院，也住上了较为满意的病房。由于她配合医生及时治疗，很快在一个多月后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个SARS患者就是因为跑回家不肯再上医院而耽误治疗，最后在不到一个星期里便离开了人间。 康复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后万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备厚礼要酬谢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给SARS这个患者和家属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自己落难时，特别要看看是否对周围和别人造成灾难，这样留下来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那一天吴大夫正在流调队值班。一个年轻的女子打电话，说她的妈在发烧，希望流调队马上过去把老太太送到医院。 “我妈身边的保姆几次上人民医院去拿药，准是小保姆传染上了非典又传染给了我妈。你们得赶快把我妈送到医院，如果耽误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年轻女子说话冲着呢！ 吴大夫一听可能是“非典”，赶紧问年轻女子：“快告诉你的地址，我们一会儿就到。” “哎呀，我又不跟我妈住在一起，她可能传染上了那个病，我们哪敢挨着她呀！”年轻女子说。 原来如此。人家亲生闺女都远远躲着不敢去见重病的母亲，却要一群陌生的流调队员去拯救她妈的生命。 疫情就是战斗任务。吴大夫她们没有想那么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联系上，后又迅速操起电话，向一切可能寻求得到的指挥救援机构求助一辆救护车。那时的救护车就是患者的生命。吴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后，终于安全顺利地将老人送进定点医院。 “叮铃铃——”早晨，吴大夫等刚想合一会儿眼，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又是那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喂喂，是流调队吗？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妈怕是没命了呀！谢谢，谢谢啊！ 甭客气，我们昨晚是为“自己的妈”忙乎了一夜。应该的，你甭谢。吴大夫放下电话，朝自己的同胞挤挤眼。哈哈哈……几位流调队员开怀大笑。可不，如果不是待“自己的妈”那种感情，吴大夫她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无畏和体贴入微的关心一个不曾相识的SARS患者？ 流调队员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们别来管我，知道吗？别来管我！呜呜……”50岁的苗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一转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连三人住院而且两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后是爱妻死，20岁的女儿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不想活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啊噢呜呜……”苗先生绝望哀号，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为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里，因悲切而不堪现实的他，选择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呆在家里，“呆在家里不如让我去死！” 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处乱走的街奔，让许多人害怕和恐惧。 “太危险了，一定要看护好他，不能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再出现意外！”厂桥流调队大夫李治竞又一次接受这样的艰巨任务。 “大哥，您有眼泪，我也有眼泪。我们大家都为您的不幸难过。可是大哥您想想，您还有女儿，她现在正处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亲人的力量支持！您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这个时候，大哥您怎么能再甩手不管女儿的生死呢？大哥您说呢？”李治竞大夫面对着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一般悲痛欲绝地流泪。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个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还有希望？真的还有希望？ 怎么不是呢？您还有女儿，还有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贝女儿呀！大哥，您现在的一份平静和安慰，对您女儿来说，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竞用心在呼唤一个因过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苗先生的慌乱脚步开始停止，瞳仁中透现一丝亮光。 李治竞以女性特有的温情和细腻将苗先生引领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他保持清醒，为他稳定身体，为他恢复理性，为他关照需要的一切，点点滴滴，涓涓雨露。 在接通女儿的电话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说，怎么说。在通完话后又教他怎么做，做什么。 隔离日里，李治竞大夫的电话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气、生命的不竭源泉。 女儿康复出院前一天，李治竞大夫和流调队的众姐妹们一起来到苗先生家中帮他重新布置一番，让这个不幸的家庭换上了喜色。 “闺女，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妈妈，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样深爱你的妈妈……”苗先生拉着女儿，让她向李治竞等流调队员施礼叩拜。 “妈妈——”逃脱SARS魔掌的女儿这一声凄婉动情呼喊，让天地动容。 流调队以赤诚拯救着受伤的心灵，向世界交出了中国精神。 <small>灾难正把一个坚强民族的承受力验证。</small> <small>在抗击非典的硝烟中，多少人用心、用爱、用生命、用灵魂共同修复共和国首都的尊严和创伤。</small> <small>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倾力采访，快速发稿，在第一时间为《笔会》独家采写的全景式反映北京“抗非”的系列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从5月底至今已连续发表了六篇，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一个作家六篇报告文学，这在文汇报历史上也无先例。在今天编完最后一篇文稿时，我们代表广大读者向作者付出的艰苦劳动致谢。</sm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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