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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慢生活脚步》 正文 导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变化发展都要快。我们竭尽全力使自己更有效率，力求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乃至每一秒钟能做更多的事情。自工业革命将世界变得高速运转以来，对速度的崇拜就将大家逼到了崩溃极限。挣扎在精疲力竭的边缘，身体和心里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节奏已经失控。一书追溯了我们与时间之间愈来愈令人窒息的关系的历史，并就生活在人类亲手缔造的追求加速的文化之中所必须面对的困境提出了对策。为什么我们总处于匆忙之中？解决时间病的方法是什么？放慢速度是否可能？甚至是否值得？意识到我们追随无情的速度所付出的代价后，全球的人都在试图补偿他们以往失去的时间，放慢节奏，以便生活得更快乐，更富有成效，更健康。缓慢革命正在发生。 别期待找到阻碍技术进步的人推翻技术，进而寻找前工业时代的乌托邦。这是一个由手机的使用者、心智健全的电子邮件热爱者所推动的现代革命。缓慢哲学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平衡。人们正在从放慢节奏过程中挖掘出最不敢期待的东西，亦即充沛的精力与迷人的效率。 在这次动人的、愉快而有趣的探索中，获奖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康复的速度迷--卡罗·奥诺德将轶事报道、历史与智力的询问完美结合，详细讲述了我们对效率和快速的永久热忱。本书是对正在步入主流的全球范围的慢速运动的第一个全面的探讨，涉及办公室、工厂、邻里社区、厨房、医院、音乐厅、卧室、健身房及学校等诸多领域。对最终到来的这一运动的诠释，这一猛烈的宣言将促使你对你与时间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重新思考。 人从出生、结婚、生活直至最终死去，都处于狂热的喧嚣中，你甚至会认为他们会为此而发疯。 --威廉·迪安·豪威尔斯，1907 1985年夏天一个阳光灼热的下午，我停留在罗马郊外的广场上。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次欧洲之旅。当天回城的公交车晚点20分钟，而且丝毫看不到车要来的迹象。然而，公交车的延误并未给我带来烦恼：我没有在人行道上焦灼地踱步，也没有向巴士公司投诉，而是打开随身听，躺在长椅上，听着西蒙和加芬克尔歌唱放慢节奏、让时光留驻的快乐。当时的那一幕每一个细节都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两个小男孩在中世纪式的喷泉周围踢足球；树枝拂过石墙顶部；一位老妇提着装有蔬菜的网兜走在回家的路上。 时间飞逝，15年很快过去了，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场景转换到忙碌的罗马国际机场，我这时的身份已经是一名驻外记者，正要赶航班返回伦敦。我没有脚踢鹅卵石自得其乐、感觉良好的心境，而是急匆匆地奔向候机室，身边来来往往的旅客动作稍慢即会引起我暗暗的抱怨。我没有打开廉价的随身听欣赏民间音乐，而是拿起手机给数千英里外的编辑打电话。 来到候机楼门口，我站到长长的等候队伍末端，百无聊赖地排着队。但我耐不住无所事事的寂寞，为了让等候显得不那么乏味，我掏出一份报纸开始翻阅。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一篇文章上，正是这篇文章促使我萌发撰写一本关于减速的书的念头。 当时吸引我注意力的几个字是："睡前一分钟故事。"为了帮助家长敷衍耗费时间的孩子，很多作者将经典童话简缩为60秒的阅读篇幅。想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应该最符合简短的需要，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惊呼一声："找到了！"那时的我每晚都要同两岁的儿子进行激烈的抗争：他喜欢让我用和缓的速度给他讲长篇故事；而我每晚只选一些短小的故事，用最快的速度讲给他听，为此我们俩频繁发生争吵。"你讲的太快了!"他哭喊着。有时当我匆匆地走向门口时，他又会嚷嚷："再讲一个。"每当我加快速度例行公事地敷衍孩子的时候，我一方面感到自己非常自私，而另一方面又无法抑制急着要去处理其他事情的念头：要吃晚饭，要处理电子邮件，要阅读，要整理账单，还有其他的活，还要看电视新闻，等等。疲倦地漫步在苏斯博士笔下的世界里并不是个好的选择，因为他的故事节奏太慢。 因此，睡前一分钟故事系列乍看上去简直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六七个"故事"只需要不到十分钟时间就可速战速决--还有比这更棒的吗？正当我纳闷亚马逊网络书店何以能如此快捷地将全套故事书送货上门，补偿心以反问的形式出现：我是不是彻底疯了？当离港的队伍沿着最后一道验票口缓缓前移时，我将报纸搁置一旁，开始陷入沉思。我的整个人生已经变成一种匆忙的运动，力图每一个小时能做愈来愈多的事情。我对时间极为吝啬，总是想方设法地一分钟甚至几秒钟地节省时间。不过，不仅我本人如此，我身边的每个人，包括我的同事、朋友、家人等，也都生活在漩涡中心。 1982年，美国物理学家劳瑞·多西首创"时间病"一词，用于描述"时光飞逝"、"时间不够"、"必须加快速度迎头赶上"等急迫的情景。如今，全世界都为时间所困扰，我们都属于对速度膜拜的一族。站在等候返回伦敦的航班的队伍里，我逐渐捕捉到本书的中心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步履匆匆？什么是治疗时间病的良方？放慢节奏是否可能、甚至是否值得尝试？ 21世纪的最初几年，每一件事以及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加快速度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先生用极端的措辞清楚地指出："我们正从一个大鱼吃小鱼的世界步入一个快鱼吃慢鱼的世界。"他的这一提醒比达尔文的商业世界法则更能引起巨大的反响。在这个忙碌而喧闹的时代，一切都要争分夺秒。英国心理学家盖伊·克莱斯通认为，现在加速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我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迅速、省时及效率最大化的内在心理状态，这种心理与日俱增。" 但现在到了向凡事都要快的困扰挑战的时候了。速度并非总是最好的策略。人类的进化基于适者生存的法则，而不是基于速度快捷。记住，谁才是龟兔赛跑中最后的赢家。如果我们生活在紧张匆忙中，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当当，就会让自己濒临崩溃。 但在深入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本书并非是对速度的宣战。速度使人类世界变得精彩和自由。有谁希望我们的生活没有互联网，没有空中旅行？问题在于我们对速度的过分热忱以及对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做越来越多的事的过度困惑。这已经成为一种对速度的沉醉和过度崇拜。即便当追求速度开始带来负效应时，我们仍祈求越来越快的福音。在工作中落后吗？可以找一个更快捷的互联网链接。没有时间阅读圣诞节购买的小说吗？学会快速阅读即可。减肥无效吗？可以尝试皮下脂肪切除术。因为忙碌无暇做饭吗？那就购买一台微波炉。但是，有些事情需要时间、需要放慢节奏，不能也不应快速去做。如果不该快的时候快了，如果忘了如何放慢节奏，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与速度的斗争最早发生在经济领域。现代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其代价是，毁灭自然资源的速度快于大自然自身生态修复的速度。亚马逊河区的雨林每年都遭到砍伐，而过度捕捞使鲟鱼、智利海鲈鱼和其他鱼类濒临灭绝。即便从它自身的利益而言，资本主义发展过速，因为要先完成任务定量的压力使得质检时间所剩不多。以计算机工业为例，近年来，软件制造商已经习惯于产品性能未得到完全测试就仓促投入生产，结果，每年因迅速扩散的计算机损毁、病毒和故障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此外还有增压涡轮式的资本主义的人文成本。当前，我们的生存是为经济服务的，而不是经济为生存服务。长时间的工作使人们效率低下，工作易出差错，心情不悦，身体不佳。医院诊所人满为患，人们患有因压力所致的各种疾病，如失眠、偏头疼、高血压、哮喘、肠胃病等。当前的工作文化也危害着人们的精神健康。"精疲力竭过去仅出现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一位在伦敦总部生活的教练说道，"但现在我发现，30多岁的甚至20多岁的男性和女性都出现了疲惫不堪的状况。" 如果工作伦理适中的话就可能是健康的，然而，当前的工作伦理已经失控。比如，"休假病"的传播，对适当休假的厌恶。在对5000英联邦工人进行的里兹调查中，60%的人表示不会用满2003年的假期。平均而言，美国人的带薪假期使用不足1/5。即使生病，雇员也不愿离开办公室：1/5的美国人本该在家卧床休息或去看病的时候坚持上班。 要了解这种行为带来的危害，只需看日本的情形即可。日语中有一个词"过劳死"，意思是因工作劳累过度致死。最著名的过劳死例子就是龟井修治，他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股市繁荣期间，常常每周在股市上花费90小时的时间。他效力的公司在时事通讯及训练手册上对他的超人精力大加宣传，将他树为全体员工的学习典范。根据日本的规定，休息时间极少，但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他还要为资深同事传授销售技巧，他单薄的肩膀上压上了额外的担子。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他更是倍加努力地工作，以使不景气的股市有所回升。1990年，他因心脏病猝死，年仅26岁。 虽然有人将他树为警戒的反面教材，但干到趴下的工作文化伦理在日本仍然根深蒂固。据日本官方报道，2001年日本的过劳死人数达到143人，而评论家则认为日本每年因过度劳累致死的人数达数千人。 然而，早在过劳死出现之前，劳动者的精疲力竭就是不健康的底线。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估算，每天有上百万的美国人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导致上班缺勤，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1500亿美元。在英国，2003年，压力已经取代腰酸背疼一跃成为员工旷工的首要原因。 劳累过度也在其他方面对健康构成了危害，使人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锻炼，更易于过度饮酒，进食方便食品。工作节奏最快的国家，人的体重也最重。1/3的美国人、五分之一的英国人患有临床肥胖症，甚至连日本人的体重也在增加，2002年，日本一项国家营养调查发现，30岁以上的日本男子中有1/3的人身体超重。 为了跟上现代世界的发展步伐，许多人不再依赖咖啡，而是转向更有效力的兴奋剂。可卡因在白领中一直是辅助药物的选择，但安非他命很快就后来居上。在美国，自1998年以来，工作场合中毒品的使用增幅达70%。很多雇员对结晶状的甲基苯丙胺情有独钟，甲基苯丙胺能使服用者在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兴奋和敏捷状态，同时也可避免服药后喋喋不休的尴尬--这是鼻吸可卡因常见的后遗症。然而麻烦的是，烈性更强的安非他命比海洛因更容易让人上瘾，而且兴奋过后，会引发沮丧、激怒及暴力等行为。 很多人饱受睡眠不足的困扰，这是人们之所以需要兴奋剂的一个原因。与一个世纪前相比，今天美国人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减少了90分钟，因为要做的事太多，而时间又非常有限。在南欧，甜蜜生活的精神家园，午休重蹈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的覆辙：只有7%的西班牙人午后有时间打盹。睡眠不足会损害心血管及免疫系统，导致糖尿病和心脏病，诱发消化不良、烦躁及抑郁症。每天睡眠少于六个小时就会损伤运动神经的协调力、话语能力、反应力及判断力。疲劳在现代社会一些最悲惨的灾难中也难逃其咎，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瓦尔迪兹原油泄漏事件、美国的三哩岛事件及美国"挑战者号"太空飞船的爆炸事件，等等。 因疲劳犯困所致的交通事故要高于酒后驾驶。盖洛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1%的英国驾驶者承认曾有驾驶中睡着的现象。美国睡眠研究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将半数以上的交通事故归咎于疲劳驾驶。这一切加之人们的超速驾驶倾向，就会导致道路流血事件的发生。现在，全球每年交通死亡人数达130万，比1990年高出一倍多。虽然在发达国家更高的安全标准已经使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据联合国预测，2020年以前，道路交通事故将成为全球第三大死亡原因。即便在今天，每年欧洲道路死亡人数达4000多人，受伤人数160万人。 由于缺乏耐心，从而增加了休闲的安全隐患。每年因运动或器械相关原因受伤的人达数百万，其中很多是由于动作过猛、过快或过于突然所致，即便练习瑜珈也并不安全。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在练习瑜珈的头手倒立动作时，由于身体未做充分准备，导致脖子扭伤。有的人遭遇则更为不幸。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一位急不可耐的教师强迫一名女生做劈叉，致使其骨盆折断。一位30多岁的男子在曼哈顿一个时尚工作间参加瑜珈锻炼时，撕裂感觉神经，导致右腿局部终身麻木。 匆忙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肤浅。当我们急急忙忙的时候，就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无法找到同世界和他人的真正的联系。正如米兰·昆德拉1996年在他的小说《慢》里所写的那样："如果事情发生得太快，没有人能对事情有把握，无论是什么事情，哪怕对自己也是如此。"社区、家庭和朋友等，凡是能将我们连接起来、能赋予生活更高价值的一切都需要时间才能茁壮成长，而我们却从来不曾拥有足够的时间。英国著名的ICM机构最近公布的一项目调查显示，半数英国成年人认为，紧张忙碌的日程安排使他们失去了同朋友之间的联系。 考虑一下处于快车道上的生活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危害。每个人往来匆匆，在很多家庭里，在冰箱门上粘贴留言条已成为常见的沟通方式。据英国政府提供的数字表明，上班族父母平均花费在处理电子邮件上的时间是陪孩子玩的时间的两倍。在日本，如今父母将孩子全天候托管。在整个工业世界，孩子们从学校回到空荡荡的家中，他们的事情、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成功或他们的恐惧，都无从向家长倾诉。《新闻周刊》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美国年轻孩子说父母跟他们一起的时间太少。 或许儿童是无节制的加速最大的受害者。今天的儿童成长速度快于以往任何时候，现在，很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忙碌，变戏法(似)的日记中充斥着课后的钢琴课和足球训练。最近的一部卡通片道出了其中的一切：两名女孩站在学校的公共汽车站旁，每人手里握着一份时间表。其中一人说："好吧，我把芭蕾舞练习推后一小时，重新安排体操的时间，取消钢琴课，你把你的小提琴课调换到周二，足球训练课逃了，这样就把16号周三下午3：15到3：45这段时间空出来了。" 像处于高压下的成年人那样生活，孩子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享受童年的乐趣：同朋友一起吃饭，在没有成人监护下玩耍，做白日梦。这对健康也是一种代价，因为孩子更没有能力同剥夺睡眠和压力抗争，这是匆忙狂热的生活的代价。现在主攻青少年焦虑的心理学家发现，他们的候诊室里挤满了患有胃病、头疼、失眠、抑郁、饮食紊乱等各种疾病的孩子，小的仅有五岁。在很多工业国家，青少年自杀事件有所上升，学校压力如此之大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年，英国林肯郡的17岁的少年路易丝含泪逃离考场。这位明星学生正要做他一天中的第5份考卷，每场考试之间只有不足5分钟的休息时间。 如果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我们对速度的膜拜将只能愈加严重。当每一个人都选择快速的时候，快速的好处就消失殆尽，这只能促使我们唯有变得更快。最终，我们只剩下在速度基础上的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的后果我们十分清楚：陷入同归于尽的严重僵局。 很多美好的事情都遭到了破坏，我们已经忘却该如何期待，如何享受期待实现的那一刻。餐馆报告显示，越来越多步履匆匆的进餐者吃甜点时就边结账边叫出租车了。很多体育爱好者在赛事尚在进行当中提前离去--无论参赛双方比分如何接近--目的是在他人之前抢得交通先机。还有头绪众多的困扰，同时做两件事显得很聪明，很高效，又很现代。然而，这往往意味着两件事都可能办不好。我同很多人一样，喜欢边看电视边读报，结果证明效果并太不好。 处于一个媒体泛滥、信息爆炸、频道冲浪、电脑游戏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不做任何事、摒除各种背景噪音和干扰、放慢速度仅仅沉浸在我们的思想中的艺术。枯燥乏味一词150年前几乎不存在，成了现代的发明。放弃一切的刺激，我们就会烦躁，就会恐慌，就要找事情做，不管什么事，只要有事情可做打发时间就行。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看见有人往火车窗外看？每人都忙着读报，忙着打电脑游戏，忙着用ipod(苹果MP3)播放机听音乐，忙着在膝上电脑工作，忙着冲移动电话大声抱怨。 如今我们的本能不是去深入思考问题，让想法在大脑中沉淀，而是找到最直接、最现成的套话。在现代战争中，事件一发生，战地记者及工作室里的评论家即刻发表对事件的分析和看法。他们的见解常常证明是错误的。但在今天，这一切并不太重要：在速度的土壤上，谁反应最快谁就是国王。拥有卫星传送节目及24小时全天候新闻频道，电子媒体为法国社会学家所称的"快思手"所控制--一个人能够无须跳过一个节奏，油腔滑调地给出任何问题的答案。 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都是快思手。我们的急不可耐如此难以改变，以至女演员兼作者卡丽·费希尔嘲弄道："甚至快速满足也要花费太多的时间。"这部分解释了现代生活表层下长期出现的挫败感。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只要阻挡了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放慢速度，阻止我们获得想获得的任何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最小的挫折，最小的延迟，最小的缓慢，现在都会让普通人怒发冲冠。 与此有关的轶事趣闻随处可见。在美国洛杉矶，一名男子在一家超市的收款处与人发生斗殴，原因是嫌他前面的一位顾客收拾所购物品速度过慢。一位妇女刮了一辆汽车的油漆，因为这辆车在伦敦开往停车场途中不停地鸣喇叭催她。一位公司行政管理人员冲着航空服务员流泪，因为他的飞机在降落前被迫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上空多盘旋20分钟。"我要立刻降落！"他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大声喊叫："马上就降落！马上！马上！" 一辆运输货车在我邻居家门前停下，致使跟在后面的车辆不得不停下来等它卸下一张小桌子。一分钟时间里，一位年龄40岁左右的女实业家在第一辆车的座位上开始不安，手臂不断摆动，头前后张望。从她打开的车窗可以听见一个低沉而粗糙的号啕声，如同影片《驱魔人》中的一幕场景。我断定她肯定是癫痫病发作，于是跑下楼，上前帮她。可是我来到人行道时，才发现她只是因为被阻挡而恼怒不已罢了。她将头伸出车窗，并没有冲着任何人就叫喊："不开走这该死的货车，我他妈就杀了你！"送货员耸了耸肩，好像他以前就见识过这种情形似的，缓缓滑行将车开走。 我对正在尖叫的女子说："高兴点。"但我的话被她的车轮轧在沥青路的声音覆盖了。 这就是快速做事和省时间的困扰所带来的，带来了道路上的愤怒，乘坐飞机中的愤怒，购物时的愤怒，处理关系时的愤怒，办公室里的愤怒，度假时的愤怒，从事体育运动时的愤怒等。"感谢"快速，我们生活在愤怒的时代。 在罗马机场经历了对睡前故事的顿悟后，我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返回伦敦，那就是调查快速的代价以及在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的困扰下减慢速度的前景。我们都在抱怨紧张得让人疯狂的日程安排，但又有谁确实在为此做点什么吗？是的，结果证明如此。当世界其他地方在抱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选择不去全速做一切事情。在人们可以想象的每一种努力，包括性生活、工作、锻炼、饮食、医学及城市设计，这些反叛者在尝试一些不可想像的事情--他们在为缓慢寻找空间。好消息是，减速是有效的。尽管快节奏的商人们发出了卡桑德拉式的抱怨，结果证明慢一些往往意味着好一些：身体更健康，工作质量更高，生意更兴旺，家庭生活更美满，锻炼效果更理想，饮食更佳，性生活更和谐。 我们从前也曾如此。19世纪，人们曾以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方式抵制加速的压力。各种组织联盟力争更多的休闲时间。压力下的都市一族到乡村寻求避难和恢复。画家和诗人作家及手艺人寻找保存在机器时代的缓慢的美学。然而，今天对速度的对抗情绪成为主流，追求减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在民众中，在厨房、办公室、音乐厅、工厂、体育馆、卧室、邻里社区、美术馆、医院、休闲中心以及周边的学校等，越来越多的人拒斥"快总是好的"的绝对命令。而的许多不同的减速行动中蕴藏着全球化慢速运动的种子。 现在该为我们的词汇下定义了。本书的快与慢的概念描述的不仅是变化的速率，而是存在方式的速写，或生活的哲学。快意味着忙碌、加强控制、匆忙、分析、压力、肤浅、不耐烦、狂热冒进、数量高于质量；慢则相反，它意味着平静、小心处置、接受、静止、本能、不慌不忙、耐心细致、冷静反应、质量高于数量。也使一切发生真实而有意义的联系，包括人、文化、工作、饮食等。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缓慢并不总意味着缓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以缓慢的方式执行任务往往能带来更快的结果。以缓慢的心态快速做事也是可能的。当年卢迪亚·吉卜林在他的书中曾写到，当你在各处都不知所措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在学习如何使头脑冷静下来，学习如何在他们匆匆忙忙地赶截止期，或让孩子准时上学的时候，使节奏放慢下来。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展示在这些方面他们是怎么做的。 不管一些评论家怎么认为，慢速运动并不是做什么都用蜗牛般的速度进行，也不是勒德分子将整个地球拖回前工业期的乌托邦的幻想。相反，慢速运动的支持者就是由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组成，这些人希望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能更好地生存，因此慢速哲学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平衡。如果快得有意义，就快；需要慢，则慢。应该寻求以音乐家们所说的恰当的节拍生活。 减速运动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是意大利慢餐运动的创始者卡罗·贝特里尼。慢餐运动是一场国际运动，它致力于这样一个文明概念：我们进食的食物生产、烹制和消耗都应在轻松中进行。尽管餐桌是慢餐运动的主要战线，该运动远非长时间进餐的一个借口而已。慢餐组织的宣言是反对各种形式的速度膜拜："我们的世纪在工业文明的徽章下开始并发展，首先发明了机器，接着将机器当作生活模式。人类成了速度的奴隶，并屈服于同样阴险的病毒：快节奏的生活会毁掉我们的习惯，渗透我们的家庭隐私，迫使我们吃快餐。" 在博拉镇的一个烈日炎炎的夏天下午，慢餐运动的总部所在的皮埃蒙特小城，我与贝特里尼会面聊了聊。他对生活的方法有现代的解释，他对我说："如果你总是慢，你就很傻--那根本不是我们的宗旨所在。放缓节奏意味着控制自己的生活，你决定自己在任何情形下的节奏。如果今天我想快，就快；如果明天想慢，就慢。我们力争的是决定自己工作生活节奏的权利。" 这一简单的价值观在很多领域正在得到普及。在工作场所，数百万人在奋力争取找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更好的平衡。在卧室，通过减速性爱的方式，人们发现了缓慢的性生活所带来的乐趣。慢一些则好一些的概念成为从瑜珈术到太极拳等锻炼领域，从需要温和的整体疗法的草药医术学到顺势疗法等替代医学繁荣的基础。各城市在改建城市面貌时，将鼓励人们少开车多步行。父母们减少他们的日程安排，而很多孩子也离开了快车道。 不可避免地，慢速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有所重叠。两个运动的支持者都认为，对地球以及在此居住的人而言，涡轮式的资本主义为耗尽资源提供了一张单程票。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消费、生产和工作节奏更为合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更美好。然而，同温和的反全球化运动者一样，慢速运动的支持者并不寻求摧毁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力图使其更人性化。贝特里尼本人曾谈及"道德全球化"。但慢速运动的开展比单纯的经济改革更为广泛深入。通过旨在针对错误的速度福音，它致力于探讨在硅谷芯片时代什么才是人性的核心。当我们对缓慢运动的信条逐一运用的时候，会有所裨益。不过要从中获得完全的好处，则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一切方法进行重新思考。一个真正慢节奏的世界必然不亚于生活方式的革命。 慢速运动仍处于成型阶段，它没有自己的总部或网站，没有具体的领袖人物，没有实施使命的政党。很多人自己决定放慢节奏，他们从来不曾感觉这是文化潮流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全球性的改革运动。然而，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缓慢而不是快速，虽然他们在人数上仍只是少数。每一次减速行动都是对慢速运动的一次推动。 同反全球化的众人一样，慢速运动支持者在通过国际会议、互联网和媒体建立联系，积蓄力量，磨炼、提高他们的缓慢哲学。支持慢速运动的群体在世界各地涌现，有的主要侧重于生活的一个方面，例如慢餐运动；有的则为慢速哲学提供更多的例子，其中包括日本的懒散俱乐部、总部设在美国的长远当下基金以及欧洲的减速学会。慢速运动将主要从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中得到成长。慢餐运动引发了后续团体的诞生。在慢速城市的旗帜下，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国家的60多个城镇正致力于将当地变为宁静的绿洲。意大利的博拉也是缓慢性爱组织的发源地，它致力于驱逐卧室的匆忙。在美国，贝特里尼的教义激发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倡导一场"慢速教育"运动。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是将慢速运动推介给更多的读者，并对慢速运动的象征意义、它的发展过程、面临的种种阻力以及它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某种启迪的原因进行阐释。不过我的动机并不完全是自私的，我本人对快速就有偏好，因此本书也是个人历程的回顾。在本书的最后，我希望找回当年在罗马等候公交车时的那份内心的平静。我希望自己以后给儿子讲故事时不再边讲边看时钟。 像大部分人一样，我希望自己能在快速与缓慢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从而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正文 第1章一切都要快些 我们可以断言，一种新的美丽，亦即快速之美，已经使壮观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 清晨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拉开窗帘吗？还是翻过身去搂搂你的伴侣或一只枕头？或跳下床来做10个俯卧撑以促进血液循环？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床头柜上的时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状况，不仅告知我们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自己所处的状态，也告诉我们该做何反应。如果时间尚早，我就闭合双眼，睡个回笼觉；假如时间已经不早，我便跳下床来，径直奔向卫生间。从醒来的那一刻起，时钟就操纵着我们一整天的节奏。当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约会和安排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期之间奔忙不休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流逝。每一个时刻都编入了安排计划，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床头柜、单位的食堂、电脑屏幕的一角以及我们的手腕等等--时钟无时无刻都在滴答作响，记录着我们每一刻的进展，激励我们不要落后。 在这个快速变化着的现代世界里，时间的列车似乎总是刚到站又处于待发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加快速度，无论我们的日程安排多么巧妙，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如此。但今天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压力。为何如此？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我们的祖先？假如我们要放慢节奏，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要加快节奏，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紧张？要做到这些，需要从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入手予以探讨。 人类一直处于时间的奴役下，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与威力，却从来无法确知如何给时间下定义。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曾审慎地说道："时间是什么？假如没人问我，我知道；假如我必须要给提问的人一个解释，坦白地说，我不知道。"1600年后的今天，在将史蒂芬·霍金晦涩难懂的著作啃过数页后，我们全然明白了他对时间的感觉。然而，虽然时间难以捉摸，每一个社会都逐渐总结出测定和计算时间的方法。人类学家相信，两千多年前，欧洲冰河时代的猎人采用在木棍或骨头上刻洞的方法计算月相变化周期。古代世界每一种伟大的文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中国、玛雅及阿芝台克都创立了各自的日历。古腾堡印刷机出品的最早印刷文件就是"1448年日历"。 一旦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计算年、月、日的方法，下一步就是将时间分割为小单位。埃及的日规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为现存的最古老的等分一天的计时装置。早期的"钟"基于滴漏、沙漏、蜡烛或燃香。13世纪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诞生，计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到16世纪后期，人们不仅可以准确地计算小时，还可以精确到分和秒。 生存是人类测算时间的一种动力。古代文明使用日历计算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但从一开始，测算时间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制定计划有助于提高每一个人的效率--无论是农民，还是软件工程师。然而，一旦我们将时间包裹起来，日程表开始转动，时间占据上风，我们就沦为时间的奴隶。时间安排限定了我们的期限，就其本性而言，给我们一个匆忙的理由。这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言：人测算时间，时间测算人。 时钟使人们得以安排每一天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对时间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然而，早期的时钟并不像今天那么可靠。日晷仪在夜里或多云天气状况下并不运转，而且由于地球的倾斜，其长度每天都各不相同。要计算一个具体的时刻，理想的办法就是沙漏和水钟，但却根本无法测算白天的时间。为什么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决斗、战斗及其他事件发生在黎明呢？并非由于我们的祖先对早起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拂晓时分是唯一每个人都能分辨的时刻。在缺少准确的计时器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听命于社会学家所说的所谓自然时间，做事全凭感觉，而不是让手表告诉他何时该做何事。饿了吃，困了睡。然而，从很早开始，报时就同告诉人们该干什么结合在一起。 早在6世纪，本笃会的僧侣就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一种令现代经理人引以为豪的生活。在日夜间固定的时间间隔里，僧侣们敲着原始的钟，相互催促着，做晨祈祷、学习、耕作、休息、做晚祈祷，日复一日。当机械钟开始悬挂在欧洲城镇广场上时，计算时间与支配时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混乱。科隆提供了一份富有启发性的个案研究，历史记载表明，1370年前后，这座德国城市悬挂起一座公共时钟。1374年，科隆通过法律，竖立一尊雕塑，将劳动者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确定下来，并将他们的午饭时间限定在"一小时之内"。1391年，科隆对外国游人强制实施晚9点（冬天为晚8点）宵禁，1398年宵禁时间推后至晚11点。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科隆人经历了从无法确切知道时间到上下班及午餐时间都要听命于时钟的过程。用时钟测量时间占据了自然时间的上风。 继本笃会的僧侣闯出一条新路后，具有现代意识的欧洲人开始利用每天的日程安排来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建筑师、音乐家、画家、雕塑家，阿尔贝蒂俨然一个大忙人。为了安排好大部分的时间，他每天制定一个时间表。"我早上醒来，首先就要问自己这一天将要安排哪些事情。把事情一一写下来，加以考虑，好好安排时间：这件事早上做；那件事下午做，另一件晚上做。"你知道阿尔贝蒂本该喜欢个人数字助理器的。 当世界蹒跚步入超速运转时代，日程安排成了工业革命的一种方式。在机械时代以前，没有比飞驰的骏马或开足马力的帆船更快的。但发动机改变了一切，顷刻之间，人、信息和物质旅行或传播到远方的速度可以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家工厂一天的产品可能比一个工匠一辈子的产品还多。新的速度时代给人们以无法想象的兴奋与繁荣的期待，让人们沉浸其中。1825年，当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客轮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开始其处女航时，受到了4万人的瞩目及鸣21响炮的礼遇。 工业资本主义以速度生存，其回报也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生产与产品运输最快的行业可以打败对手。资本越快变为利润，就可以越快再投资以获得更大的收益。19世纪"轻松挣钱"的表述进入语言并非偶然。 1748年，在工业时代的黎明，本杰明·富兰克林以一句格言颂扬利润与速度之间的联姻，这句话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脱口而出，即时间就是金钱。没有什么比以小时而不是工人生产的产品计算报酬的转变更能反应、强化新的精神状态。一旦每一分钟都值钱，事业就进入了永无休止的加快生产的竞赛中。每小时生产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利润。保持领先意味着在你的对手前面配备最先进的节省时间的技术。现代资本主义同一种固有的提升、加速、提高效率的本能相伴而来。 工业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总是吸引精力充沛的人们，但城市生活本身却充当一个巨大的微子加速器。当人们迁往城市后，做任何事情的速度必须要加快。1871年，一位匿名日记作者曾这样描述英国首都伦敦：<kbd>?99ｌｉb?</kbd> 在伦敦，神经机能的倦怠及脑力的释放是巨大的。伦敦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在其他地方，人们闲得要死；在伦敦，人们忙得要命……满脑子不断地想着新形象、新人、新感觉，紧紧张张的。一切都要加快速度去做，买和卖、计算和称重，甚至连柜台前的谈话等都以快速和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动作迟缓的、啰嗦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毫无机会，可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也如同快车里的笨马一样，逐渐形成从前不为人知的节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蔓延，19世纪带来了许多旨在帮助人们提高旅游、工作和沟通速度的发明。正如一位瑞典人所注意的那样，1850年，美国专利局申报的五万项机器发明中大部分旨在"提高速度，节省时间和劳动力"。1863年，伦敦首家地铁投入营运。1879年，柏林开通了电车运营服务；1900年，奥蒂斯揭开首家自动电梯的面纱；到1913年为止，福特t型汽车下线；1837年，电报问世，加快了通讯速度。随后，横跨大西洋的电缆于1866年出现，10年后，电话、无线电相继问世。 然而，假如没有准确的记时，以上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时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操作系统，它使会议、截止期、合同书、制作过程、计划表、交通、工作轮班等其他的一切成为可能。著名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蒙福德将时钟认定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机器"。但直到19世纪末期，标准时间的创立方才使时钟的潜力得以开启。此前，每个城镇均通过正午的太阳即阴影消失、烈日当空的那一刻计算时间。结果，导致时区的混乱。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奥尔良的当地时间比位于其西边80英里的巴吞鲁日晚23分钟。在没有什么东西跑得比马快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几乎无关痛痒，然而，如今火车穿越景观的速度飞快，为了保证铁路行程表的有效性，各国开始协调钟表时间。到1855年，英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播报的时间。1844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同意确认格林威治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这最终导致了世界标准时间的确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采用统一的世界时间系统。 说服早期的工业工人按钟点作息并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凭个人的兴致休息，或者在该干活的时候干脆没有出现--这对按时付酬的工厂老板而言是一种灾难。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纪律传授给工人，剥削阶层开始将守时当作市民的一种义务和美德宣传，而缓慢则被贬责为重要过失。电钟公司1891年的目录提醒人们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种种弊端："一个人若想成功，如果说有一种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应得到培养，那就是守时；如果有一种错误需要避免，那就是迟到。"该公司的时钟恰当地命名为"独裁者"，宣称要"革落后者的命"。 1876年，当首个装有发条的闹钟进入市场时，守时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数年后，工厂开始安装钟表，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时打卡，这一做法蕴涵着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当压力上升至每一秒钟都值钱的时候，便携式时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美国，穷人参加每周抽彩出售一只手表的俱乐部。学校也支持守时运动。1881年版的麦高菲读本其中一篇课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缓慢带来的极度恐怖：火车碰撞、生意破产、军事失败、错误的出现、浪漫经历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旧如此，因为某人的延误，精心安排的计划、最重要的事情、个人的命运、荣誉、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牺牲了。" 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19世纪的一位观察家曾这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在过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科学管理"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 当泰勒在计算每换一只电灯泡需要百分之几秒的时候，亨利·欧勒出版了《没有城市没有乡村的世界》一书，该书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贵的时间成了货币。一个世纪后，他的预言实质上已经变为现实：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甚至谈到"有时间"，或更常见的提法："缺时间"。 为什么物质如此富足，缺少时间却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死亡率。现代医学使人类在《圣经》所说的70岁寿命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如此，人类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阴影下，即死亡。毫无疑问，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短暂，并力图使每一刻都富有价值。但如果这种本能得到普及，那么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倾向于同时间赛跑呢？ 部分答案在于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在一些哲学传统里，时间是轮回的，如中国人、印度人和佛教徒，只列举三类。在加拿大的巴芬岛，因纽特人使用同一个uvatiarru，同时指代"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两个意思。在这些文化中，时间总是来了又走，总是在我们身边，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断更新。在西方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像箭一样从A地发向B地，无情飞逝。时间是确定的，因此也是宝贵的资源。基督教施加压力迫使信徒们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本笃会的僧侣时间安排十分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魔鬼会跟闲人过不去。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总结了西方对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困扰或迷恋，并严厉地呼吁"一个人浪费了一小时，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在与本地化的佛教融洽相处的日本民族神道教里，时间是循环轮回的。然而1868年之后，日本以几乎超乎寻常的激情开始赶超西方。为了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明治天皇政府引进西方的时钟和日历，并开始倡导守时及充分利用时间的美德。二战后，日本民族对效率的崇拜有所增强。今天，当你站在东京的火车站，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乘客跑着追赶火车的情形，虽然每间隔两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你知道，日本人已经吸纳了西方人关于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的理念。 消费主义是加速时代的另一强劲的动力源泉，日本也学会了消费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就谴责加快生活节奏的购买本能："将自己的心仅仅放在对物质追求上的人总是匆匆忙忙的，因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去延伸，去捕捉，去享受。"这一分析今天更为真实。今天，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商店，所有的男女不过是其中的购物者罢了。在诱惑与愉悦下，我们时常贪婪地寻求尽可能多的消费品和体验。除了令人绚目的事业外，我们选择美术课程，选择到体育馆消耗体力，选择阅读报纸及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每一本书，选择同朋友外出进餐，选择参加俱乐部活动，参加运动，看上数小时的电视，听音乐，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时光，购买所有的新潮的时装和最时尚的小玩意，逛电影院，享受同伴侣的亲密与美妙的性爱，到遥远的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工作等。其结果是，在我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与我们实际可以实现的二者之间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分离，这就引发了时间永远不够用的感觉。 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摊活，唯一能在亲子关系中幸存的方法是减少工作量。但我发现要做到这点很困难。我希望自己什么都不受影响，因此没有减少个人爱好，而是拼命将它们挤进本已很满的日程里。从额外安排的网球比赛中溜出来后，余下的一天时间里，都在拼命地赶。车开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给孩子讲故事也给省了。 像其他人一样，我希望技术能帮我买到更多的时间，以便有更多的机会，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术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确实节省了时间，它也常常通过诱发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欲望，使其效果受到损害。当洗碗机在20世纪早期问世的时候，它将家庭主妇从累人的劳作中解放出来，随后，在十多年时间里，随着卫生标准的提高，我开始更频繁地换洗衣服。结果，装满脏衣服的洗衣筐同门口脚垫上堆起的账单一样，成为现代家庭的特征。电子邮件是另一例证。说得好一点，它使人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但电子邮件操作的简易，随时点击一下"发送"即可，从而导致过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传送的电子邮件达五十多亿封，其中很多是毫无必要的备忘录、粗俗的笑话和垃圾邮件。对大部分人而言，其结果是每天迎来了堆积如山的电子邮件。 面对众多压力，即便最有奉献精神的缓慢倡导者也发现很难做到不匆忙。以沙提叙·库马为例，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纪60年代从英国步行到印度，此后便徒步游历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目前他生活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苏醒》的双月刊，其中有许多赞同缓慢哲学的理念。一个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伦敦海德公园见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着一套亚麻西服，从一群排成行的、风格变幻莫测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详地走过来。我们在树阴下坐下。库马脱下短袜和鞋子，并将他那双足迹遍布全球许多地方的脚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谈起时间病的问题。 他说道："让时间变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种疾病，这就会将速度加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亲曾对我说，当上帝创造时间时，他也创造了足够多的时间--她是对的。" 我指出说："可你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印度农村。加速的压力，同时间赛跑，在现代世界无疑是不可抗拒的。"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在这里生活，我也屈服于匆忙，屈服于速度。有时没有其他办法去赶杂志的最后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断挣扎以避免受时间支配。" 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空哀怨地隆隆掠过。库马瞥了一眼手表。他的下一个安排是参加15分钟后开始的一本书的发行仪式。"该走了。"他浅浅一笑，说道，"我不想迟到。" 时间病也可能是存在主义萎靡不振更深刻的症状。在崩溃之前的最后阶段，人们常常加快节奏，以回避不得不面对的忧愁和苦恼。在库马看来，速度可以帮助人们将现代世界的恐惧和荒芜阻挡在外。"我们的时代为忘却的欲望所困扰，但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人们才放弃速度这一魔鬼；它加速地向我们呈现它不再希望被记住，它对自身已经厌倦；它想掐灭七情六欲中的微弱而令人发颤的火焰。" 另一些人认为速度是一种逃避，不是从生活中逃避，而是从死亡中逃避。多伦多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克·金卫在现代速度崇拜方面有些颇具洞察力的著述。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将话题从火箭发动机和宽带互联网转移了出来。"不管人们怎么想，有关速度的讨论从来不是仅仅关注技术现状的。这远远比它深入，回到了人类对先验的渴望。"他说道，"很难思考这样的事实，即我们都将死去；这是不愉快的，因此我们不断寻找从我们自身的死亡率的意识中摆脱出来的方法。速度赋予感官的仓促感，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策略。" 无论喜欢与否，人的大脑是被速度所固化的。我们从危险、忙碌、激动、悸动中获得乐趣。从快速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快速引发了肾上腺素与去甲肾上腺素两种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会在性生活过程中穿过身体。昆德拉在谈到"速度带来的狂喜"时，他是对的。 我们不仅享受速度带来的乐趣，也习惯了速度。我们成了加速器。当我们将车驶入车道，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显得太快。然而，几分钟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正常。上了一条很滑的路，将时速减慢到每小时30英里，再慢就显得让人咬牙切齿了。加速刺激了人们对速度的无休止的欲望。当速度放到每小时70英里时，我们在诱惑的驱使下，在加速器上再使点劲，将时速提到每小时80英里、90英里甚至更快。1899年，比利时的工程师建造了世界上首辆仅仅为打破速度纪录而设计的汽车。其外观为鱼雷状，由两个电子发动机驱动，该车的车名"从不满意"概括了人们对更快的渴望：永不快乐。 对加速的诅咒不仅限于高速公路，以上网冲浪为例。我们对网络的链接速度永远都会感到不满。当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宽带调制解调器上网时，速度看上去像闪电一般。现在，好像感觉非常普通，甚至有点迟缓。当某页没能即刻下载时，我就失去耐心。哪怕只耽搁两三秒钟，也足以让我点击鼠标催促。唯一的解决方法似乎是更快捷的链接。 随着我们不断加速，我们同时间的关系变得愈加令人担忧，愈加紊乱。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都会告诉你，对细节的过分敏感的困扰是经典的神经质的症状。将时间变成更小的单位的无情驱动--顺便说一句，打响指只需1/5秒--使我们更加强烈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更加渴望充分利用时间，也更加神经质。 时间的本质看起来也已发生变化。在过去，《圣经》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有其季节，天下每一个目标都有其时间。"--诞生的时间，死亡的时间，治疗的时间，哭泣的时间，大笑的时间，爱的时间，诸如此类。在《堂吉诃德》一书中，塞万提斯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时代都一样的。然而，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世界里，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我们周六支付账单，周日购物，将笔记本电脑放到床上，通宵达旦地工作，狼吞虎咽全天的早餐。在寒冷的冬季反季节吃进口草莓，终年都吃一度仅在复活节进食的十字面包。有移动电话、呼机、互联网，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现在永远都可以做到。 有人辩解道，全天候文化通过给人工作的自由，什么时候想做就做，能让人感到不那么匆忙。这是痴心妄想。一旦没有了界限，竞争、贪恋、恐惧就会促使我们将"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付诸每一天的每一时每一刻。这就是为什么睡眠已不再是匆忙的避难所的缘故。数百万人为考试而学习，学外语，边打瞌睡边听广播温习管理技巧。在睡眠学习网站，对曾经是我们没有内疚感就可以放慢速度的攻击现在被包装成获得个人提高的令人兴奋的机会。"睡眠占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没有生产性的。好好利用这巨大的潜能以发展你的事业、健康和幸福。" 我们对时间的神经机能非常脆弱，因而我们发明了一种有助于解决此问题的新型治疗方案，求助于时间管理权威。他们的一些建议有借鉴意义，在很多书本和讨论会都可以找到。许多人建议少做事以便做得更好，这是慢节奏哲学的一个核心原则。然而，大部分人未能找到我们萎靡不振的根本原因：节省时间的困扰。相反，他们让自己沉溺于其中。2000年，大卫·科特雷尔和马克·雷顿出版了《175种方法助你少花时间多做事》一书。该书呈现一种紧凑的写作风格，是关于加速和将效率最大化的手册。其中第141种办法极为简单："加快做一切事情的速度。" "加快做一切事情的速度"，在这几个字里，作者巧妙地概况了现代生活的问题。用一分钟时间想一想：加速做一切事。快速阅读普鲁斯特的作品、做爱时间减少一半、每顿饭都使用微波炉，这些都真的有意义吗？当然不。但有人可以写下"加速做一切事"这一事实明显说明我们出轨有多远，我们多么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全部生活。 现在将一切恢复正常并不晚。即便在"睡前一分钟故事"的时代里，除了以更快的速度做任何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虽然听起来像是反讽，但慢速运动正快速地发展着。 正文 第2章舒缓是美丽的 要想从压力下解脱出来，可以尝试放慢速度。 --美国女喜剧演员莉莉·汤姆林 疗养胜地威治莱茵镇坐落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生活节奏慢，可以逃避萨尔茨保市及维也纳的喧嚣。夏天，人们在林间小路上徒步旅行，在山间的溪流边野餐。下雪天，人们或穿越丛林，或滑下白雪莽莽的陡峭山坡。无论什么季节，阿尔卑斯山的空气总是可以让人们运动一天后，回到小屋能有一夜酣畅的睡眠。 然而，这个小镇不仅限于生活节奏缓慢，每年一次还要成为慢速哲学的发射台。时间减速学会每年10月的年会都由威治莱茵镇主办。 时间减速学会总部设在奥地利南部的克拉根福城，其会员遍布欧洲中部，该学会为慢速运动的领导之一。它拥有的1000多名会员是与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进行斗争的战士。在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需要慢下来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减速。如果会员的职业是医生，他可能坚持花更多的时间同他的病人交谈；如果是管理咨询者，就可能拒绝接周末的工作电话；如果是设计师，则可能骑车上班，而不是开车上班。减速者用一个德语词eige来概况其信条，eigen意为"拥有"，zeit意思则是"时间"。换言之，每个生物、事件、过程或物品均拥有其内在的时间或节奏，拥有它自身适宜的速度。 该学会在出版有关人与时间关系的严肃的论文同时，还发起引人注目的半开玩笑性质的辩论。其会员身上挂着三明治牌子在市中心游行，牌上写着"请快一点"，不久前，该学会呼吁国际奥委会为速度最慢的运动员颁发金牌。 "成为慢速运动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你总是要慢（我们也乘坐飞机），或者你总得表情严肃，具有哲学家泰然自若、开明和智慧的特点，或者你要去干扰他人的娱乐。"学会秘书迈克尔说道，他工作效率很高。"严肃可以，但你不需要失去幽默。" 记住了以上数条，减速者经常在城市中心布设"速度圈套"。他们用秒表给准备去处理日程事务的路上行人计算走路速度。如果有人被发现走50米用了不到37秒钟的时间，就被叫过来，回答行色匆匆的原因，还要接受惩罚，具体做法是，沿着人行道，领一只复杂的牵线木偶海龟走同样的50米路。"这通常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荣格·亚当说道。他是一位学校教师，曾在德国乌尔姆城设过速度圈套。"大部分人都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步履匆匆，而一旦让他们谈起速度和时间的问题，他们往往很感兴趣。他们喜欢放慢速度的理念。有的人甚至当天又回过头来要领海龟重走一遍。他们感到无比欣慰。" 在学会2002年的年会上，来自德国、奥地利及瑞士的70名与会者来到威治莱茵镇，参加者花了3天时间，才将葡萄酒和法兰克福炸肉排整顿就绪。他们穿着打扮十分随意，在时间安排上也是如此。主会厅悬挂的条幅很有意义，写的是：时间合适就开始，可以翻译为：许多研讨会很晚才开始。由于一个打印错误，在周六的会议安排中整整30分钟的时间没了。当我向一位代表指出时，他看上去有点困惑不解，后来耸了耸肩，微笑着说："哦，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请别误会。减速者并不是嬉皮时代的极古怪的出土文物，远非如此。他们是你在社区里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市民--律师、顾问、医生、建筑师、教师。然而，会议却不时地变得十分滑稽搞笑。在一家饭店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两位衣着粗鄙的哲学学生进行了一场讨论，内容却什么都不涉及。十多位会员在正式会议开始后，过了10分钟才姗姗来迟。他们坐在那里，一声不吱，在折叠椅上不舒服地改变着坐姿。只有远处的真空吸尘器发出的声音在附近的楼梯间回荡，打破了会场的沉默。 然而，在酒店的其他地方，也有人在寻找更实用的方法来放慢节奏。一位企业家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畅谈他想建立世界上首家缓慢主题旅馆的设想。"现在人们大部分的假期也都充满了压力，"这位身材魁梧，长着一双小狗似的小眼睛的中年男子伯尔哈德·沃尔曼说道，"假期往往始于飞机或汽车旅行，紧接着是走马观花地奔走于各个景点。在网吧查看电子邮件，在旅馆看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播放的新闻或MtV，用手机跟家里的朋友和同事联系，最后当你返回家中时已经疲惫不堪。"他的这家拥有300张床位的酒店将坐落在奥地利国家公园，感觉将会与众不同。游客将乘坐蒸汽火车来到附近的村庄，然后步行或乘坐马车来到酒店。在这里，一切引发匆忙的技术，包括电视、手机、掌上电脑、汽车等，都将禁止使用，游客们将享受简单而舒缓的娱乐，如园艺、徒步旅行、阅读、瑜珈及温泉疗养等，他们将谈论时间、速度、缓慢等话题。正当沃尔曼向大家大谈他的设想蓝图时，突然一些减速者对他的想法提出异议，大声嚷道：酒店太大，太优秀，太商业化了。但穿着黑色皮鞋的沃尔曼未被这一切吓住。过后他边嚼着苹果派边对我说："在当今世界，人们都非常渴望放慢节奏。我认为已经到了让酒店真正成为客人全方位放慢节奏场所的时候了。" 从快速文化中撤退会牵涉信念的改变--当你知道其他人也在变化的时候，你总是更易于变化。慕尼黑的财产律师欧文·黑勒告诉我说，和减速学会的其他会员会面有助于他尝试冒险。"我觉得不断加快一切速度是很糟糕的，但如果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总是怀疑自己可能是错的，而其他每一个人都是对的，"他说道，"了解到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甚至也是这么做的，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去放慢节奏。" 学会成员并不孤立。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联合起来支持慢速团体。现在已有700多名日本人加入了懒散俱乐部，该俱乐部提倡休闲的、环保的生活，在东京开设了一家咖啡厅，供应有机食品，上演烛光音乐会，售卖t恤，咖啡杯上写着"舒缓是美丽的"。桌子与桌子之间的间隔有意设置得比通常宽大，以鼓励人们来此放松，并流连忘返。部分由于懒散俱乐部的原因，现在减速运动在日本呈现出时髦的趋势。该国广告使用英文的"缓慢"一词出售香烟、度假以至购房等。他们对欧洲地中海悠闲的生活方式的羡慕非常普遍，以至有评论员谈到"要将日本人拉丁化"。 2001年，懒散俱乐部的创始人、人类学家兼环境活动家凯伯·欧伊华出版了一本全球慢速运动的概览，书名为《舒缓是美丽的》，该书出版后第12次付梓印刷。当我到作者位于东京明治大学的办公室采访问他时，他刚从一个慢速研讨会回来，研讨会由日本兵库县主办，为期三天，与会者甚众。"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慢速其实也不错，"他说道，"对我们而言，这代表着态度上的极大转变。"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长久当下基金会正在加入这一风潮。其会员提醒说，我们终日疲于应付日常种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因而极少有闲暇顾及下一个期限或下一组年度数字。"文明正在加速成为病态的短暂注意力的跨度，"他们说道。为了让我们放慢速度，睁开眼睛看远距离的景色、更大的画面，该基金会正在建造一面大而复杂的时钟，每年敲一次，每十个千年计算一次时间。第一面钟是一只美丽的铜铁铸造的野兽，已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公开展出；第二只更大的时钟将最终被嵌入内华达州东部大盆地国家公园附近的石灰岩峭壁。 许多长久当下基金会支持者从事技术领域的工作。帮助发明超级计算机的丹尼·希尔斯就是该基金会的董事。集团捐款者包括高科技巨头如人民软件、美国AUtODESK公司与太阳微系统公司。为什么地球上发展最迅猛的行业也支持倡导慢速的组织呢？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人们对速度的崇拜已经失控。 今天支持慢速的组织同早在工业时代就开始的抵抗传统密切相关。即便早在古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对计时的专制恼怒不已。公元前200年，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曾写下这样的挽诗： 上帝使首位发现如何甄别时间的人惊惶失措-- 也使在此地建造日规的人惊慌失措 日规将我的日子分割得七零八碎 悲哀至此 我甚至无法安坐就餐 除非太阳离去 城里处处是束缚人的日规…… 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广为流行，反对者从来不甘落伍。1304年，威尔士诗人格温愤言："岸边黑钟的铃声让我醒来，它的头、它的舌、它的绳子、它的钟盘模子以及它的重量，愚蠢的球，它的通气口、锤子，它像嘎嘎的鸭子，如同喧嚣的白昼和得不到片刻安宁的工作。" 当计时缓缓进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讽刺作家对欧洲人对钟表的热爱加以冷嘲热讽。在1726年出版的一书中，由于主角格列佛频繁地看钟表，矮人国的矮人们据此认定此钟表一定是格列佛的主宰之神。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钟表和速度崇拜的对抗也有所增强。许多人将强迫接受统一的时间斥之为对人性的奴役。1884年，美国编辑兼评论家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吐露了他的不满。他重复了普劳图斯的话："将时间僵化地分割成时段，这是对人性自由的侵犯，也是轻蔑人的性情和感情差异的表现。"有人则抱怨说，机器使生活变得更快捷，更狂热，更缺少人性化。1770年后，由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倡导的浪漫主义运动席卷欧洲，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文明的匆忙做出的应答，也是对失去的田园牧歌式时代生活的追恋。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人们致力于寻求各种挑战、退避和逃离快节奏生活的办法。1776年，巴黎装订商举行了一次罢工，争取将每日工作时间减至14小时。随后，在新兴工厂里，工会组织为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而战。一个普遍的、不断重复的主题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自由安排。"在其中的一次强调时间与权利之间联系的活动中，激进的工会会员将工厂大门的时钟砸毁在地。 与此同时，在美国，一群被视为先验者的知识分子也对根植于自然的简约主义的生活方式大加颂扬。亨利·戴维·索洛即是其中的一位特立独行者。1845年，他退隐至位于波士顿湖畔附近的一间小木屋，在那里，他对现代生活"无限忙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工作、工作"的单调乏味予以了强烈的抨击。 1870年，以英国为基地的工艺美术运动发生了从大批量生产到欢迎慢速的、注重细节的手工艺产品的转向。在工业世界的城市里，精疲力竭的都市人在农村的田园式生活中找到了慰藉。理查德·杰弗里斯以写作小说和有关英国令人愉悦的牧场回忆录为职业，而德国的卡斯帕·大卫、法国的简·弗朗索瓦·米勒和英格兰的约翰·康斯特布尔等浪漫主义画家，其画布里充满了令人宽慰的田园风光的主题。都市人渴望有时间到世外桃源休憩、充电，这有助于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到1845年，英国湖泊区的外来旅游者超过了当地的羊的数目。 19世纪晚期，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提醒人们注意快节奏的害处。1881年，乔治·比尔德以其《美国的神经》一书使这一话题的讨论延续至今。该书批评快节奏生活引发神经痛、牙痛、掉头发等疾病。乔治·比尔德辩解说，现代对守时的困扰，分秒必争，使每个人都感到"几分钟的拖延或许能毁灭终身的希望"。 三年后，詹姆士·克赖顿·布朗爵士将英格兰的肾病、心脏病和癌症所致死亡人数的急剧攀升归咎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1901年，约翰·戈登创造"急躁症"这一新词，用于描述包括急躁、行动快速、冲动等症状的疾病。一年后，法国人加百利·奥古斯特预见现代环境主义即将出现，并提醒人们，人类对速度的盲目追求必将加快世界原煤储量的损耗，他指出："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为了提高旅行的速度，我们甚至不惜烧掉自己的后路。" 早期的速度批评家提出的一些恐惧显然是荒谬的。医生们曾宣称，如果乘坐蒸汽火车，就会被气压碾碎；瞥见快速跑动的火车头，人就会发疯。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普及时，有人担心骑车在风中疾驰将导致永久毁容，或催生"自行车脸"。伦理学者警告说，自行车将使年轻人堕落，因为他们远离监护人刨根问底的眼光，去享受浪漫的幽会。然而，不管这些担忧多么滑稽，但很显然，在19世纪末，速度确实造成了死亡。每年数千人死于自行车、汽车、巴士、电车、火车、汽船等与速度新记录相关的事故。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大胆抗议摧残人性的速度所带来的影响。1908年，法国作家米拉波注意到："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爱情就像旋风一般……我们同身边的一切不加协调，而只顾自身不停地跳跃、舞蹈和飞奔。"在整个20世纪，人们对速度崇拜的抵抗有所增长，并开始汇入更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激励着数百万人放缓速度，寻求更为简朴的生活。类似的价值观促成了志愿俭朴运动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纽约为总部的潮流研究所认定一种名为减低速度的现象，这一现象意味着以更为松弛的、抵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替代高收入、快节奏、令人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与嬉皮时代的减速者不同，放慢节奏的人与其说是受政治、环境因素所驱使，不如说是为有价值的生活欲望所驱动。他们甘愿放弃金钱，以换取时间和节奏舒缓的生活。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数据监控公司的预测，放慢生活节奏的欧洲人将从2002年的1200万上升到2007年的6000万。 目前，许多人在精神的安全港湾中寻求对速度的避难。当基督教主流面临着日趋减少的集会时，其福音对手则在增长。佛教在西方日渐盛行，奉行新时代主义折中玄学教义的书店、聊天室及治疗中心也是如此。当人们渴望放慢速度时，这一切都变得富有意义。其精神核心即是一个"慢"字。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无法加快这种启蒙的进程。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告诫人们要放慢速度，以便将自身、他人与更高的力量联结起来。《圣经》的第46首《圣歌》中就说："安静，要知道我是上帝。" 20世纪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传教士从道义上支持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他们辩解说，工人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以滋润其灵魂。今天，同样的辩解又一次在世界各地的讲道坛回响。从Google搜索器我们可以查询到数十个反对魔鬼般速度的布道。2002年2月，加利牧师在纽约的罗彻斯特第一神派教堂为慢速哲学做了有力的辩护。在一个题为"放慢速度"的布道中，他告诉集会者，生活"需要紧张努力和加快步伐的时刻，但也需要不时地停顿--安息的时刻，让我们评估我们要做什么，需要以多快的速度达到自己的目标，更为重要的，为何如此？慢也可以是美的"。2002年，当著名佛教领袖一行禅师访问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时，5000多人前去聆听他的讲演。他敦促人们放慢脚步，"从容地让自己生活得更深刻一些"。新时代宗教领袖也倡导类似的精神。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缓慢应该是精神上的或"具有新时代感"的？在我们这个玩世不恭的世俗世界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对任何为精神天堂打开大门的承诺都十分警觉。宗教信仰从未成为我人生重要的一部分，许多现代化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是天堂。我想放慢速度却不想被逼迫着去寻找上帝或拥抱水晶球甚至接受占卜术。最终，缓慢运动的成功将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顺利地用减速者更为精神的倾向让我这样的人妥协。它也将取决于对速度说不的经济问题。有多少个人的或集体的物质财富（假如有的话）需要我们做出牺牲，才能使生活的速度放慢下来？我们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一代价吗？在多大程度上放慢速度？这是一种富有者的奢侈品吗？这些都是慢速运动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假如真要有所进展的话，慢速运动的赞成者必须根除对放慢速度的念头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在很多地方，缓慢仍旧是一个粗鄙的字眼。只要看一看《牛津字典》对该词的定义就可见一斑："不容易理解的，迟钝的，无趣的，学得费力的，冗长乏味的，懒散的，行动迟缓的。"这些措辞几乎都不是你愿意在自己的个人介绍中出现的。在我们被刺激兴奋起来的"快即是好"的文化中，涡轮式增压的生活仍是对以往慢速生活的最终战利品。当人们抱怨"我忙得不可开交，忙得都看不清自己的生活了，什么都没时间做"时，事实上他们的言下之意常常是："瞧，我多么重要，多么兴奋，精力多么充沛。"尽管在速度与女人之间，男人似乎更喜欢后者，但男人和女人都沉浸在"我比你快"这样一种优越感中。当纽约人对美国其他地区的慢速生活赞叹不已时，其情感交织着一份骄傲和一丝怜悯。"他们好像总是在度假似的，"一位纽约曼哈顿区人以轻蔑的口吻说道，"如果他们试着像纽约人那样生活，他们就会被榨干。" 或许慢速运动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修补我们与时间之间神经质的关系。用以色列前领袖戈尔达·梅耶的话来说，教育我们如何"支配时间，而不为时间所支配"。或许已经通过雷达产生了这种关系。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时间馆馆长大卫·鲁尼负责看护500件精美的计时器收藏品，其中包括古代的日规、沙漏和现代的石英手表和自动钟等。不足为奇，这位戴眼镜的28岁的年轻人和时间之间有一种幽闭恐惧症般的关系。他手腕上带着一块精确的无线电操纵表，表带下有一根内置天线，每日可借助它从法兰克福接受到最准确的报时。假如手表少收到一个信号，表盘左下角就会出现数字1；假如次日没有收到信号，数字变为2，依此类推。这样的精确度让鲁尼确实深感忧虑。 他告诉我说："失去信号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真正的失落感。"当我们一同在博物馆的时间测量展台前闲逛时，我们提高了说话声，以便能盖过滴答响个不停的钟表声。"当手表上的计数器显示2时，我就感到忧虑；变成3的时候，我就把它仍进家里的抽屉里，虽然我知道仅仅是一毫秒之差。" 鲁尼明白这是不健康的，但他却从我们其他人身上看到了希望。随着无线电操纵手表的问世，欢迎精确度更高的时钟的历史趋势最终宣告结束，但无线电操纵表也未能成为时尚的消费品。人们更愿将时尚置于精确度之上，如戴上一款瑞士名表斯沃琪表或劳力士表。鲁尼认为这反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工业革命时期，当生活被工作控制时，我们便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他说道，"我们现在正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人们似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不想将时间分割得支离破碎、越来越精确。他们不想被时间所困扰，或成为钟表的奴隶，或许有一点老板准时，我不想准时的成分在内。" 在我们会面几个月之后，鲁尼决定解决计时给他带来的困扰。现在他戴着一款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需要上发条的手表，往往要慢5分钟左右的时间，他不再因错误设置的毫秒而感到焦急了。"这是我对过于精确的一种反抗措施，"他对我说。鲁尼有意选择了带发条的手表，以象征恢复对时间的支配。"如果你不每天上紧发条，表就会停，你就被控制，"他说道。"现在我又感觉时间是被我支配的，而不是时间来支配我，这让我觉得压力减少了。我不再那么行色匆匆。"有人则更为过火。在最近一次赴德途中，我的翻译就不戴手表的好处滔滔不绝了一番。他仍能审慎地守时，因为他的手机能显示时间，不过他以前对分和秒的那份困扰已有所减弱。"不再戴手表当然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更为轻松，"他对我说道，"这样更容易让我慢下来，因为时间并不总是在我的视线中对我说不，你不能慢下来，你在浪费我，得抓紧。" 当然，在当今时间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时间？谁在控制时间？我们如何才能减少对时间的神经质？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律夫金认为这是21世纪一个需要界定的话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时间之战》一书中写道："针对时间的政治正在酝酿。其后果可能决定着下一个世纪全球政治的未来进程。"它无疑将有助于决定慢速运动的未来。 正文 第3章:将进餐速度加快 我们吃什么就变成什么。 --19世纪德国哲学家路德维格·费尔巴哈 你是否看过描绘遥远未来高科技生活的美国老动画片《杰森一家》？这部片子让很多儿童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未来21世纪的样子。杰特森一家是个传统的四口之家，居住在一个一切都是节奏超快的世界里，生活极为方便而且完全是人为的。宇宙飞船闪烁着划过天空，夫妻在金星度假，机器人快速地完成家务。提到烹饪，杰特森一家早把麦当劳丢到爪哇国里去了，因为只需轻轻一按电钮，"家庭食物分配器"随即就把合成的烤面包、烤鸡、核仁巧克力一一送出。一家人略舔一下就算吃饭完毕。有时，杰森一家的晚餐就是一些药片。 虽然成长在一个美食家的家庭里，我记得自己曾非常喜欢用某种药片替代所有进食食物的想法，我想象着吞下药片，然后径直跑到外面找朋友玩个尽兴。当然，速食的想法并不是杰森一家首先发明的--这是一种竭力想快速做所有事情的文化所无法避免的幻想。在《杰森一家》第一集问世的四年前即1958年，《四海一家》杂志曾不无悲哀地预测，会有那么一天，一天数顿饭均由微波炉烹制，而为了提醒我们曾拥有的更从容、更真实的烹饪的时代，我们会在厨房里喷洒一些人工气味，如新鲜面包、烤香肠、炒大蒜的味道等。《四海一家》预言的最终证明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如今我们忙得顾不上使用人工调味品。20世纪50年代微波炉首次进入消费市场。食物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为匆忙所劫持。即便是速食餐药片仍将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我们还是从杰森的烹饪书中接受了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工业革命时代，仓促也发生在餐桌上。19世纪，早在汽车餐馆汉堡小吃店出现前，一位观察员曾总结美国的狼吞虎咽的进食方式。在《餐桌礼仪》一书中，玛格丽特·威舍尔注意到，产业社会渐渐将速度颂扬为正式进餐中"控制与效率的标志"。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女性礼仪前辈艾米丽·波斯特判定，从门铃响起第一位客人来到，直至最后一位客人离去，宴会前后不应超过两个半小时。今天，大部分餐宴比停车逗留片刻加餐长不了太多时间。我们不是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而是经常独自进餐，在活动中边做其他事情边吃饭--工作、开车、读报、上网等。现在近半数英国人坐在电视机前吃饭，普通的英国家庭在车上花费的时间多于在餐桌上的时间。即使和家庭成员一起进餐，往往也都是到麦当劳吃快餐，而这些地方一顿饭通常只要十几分钟。威舍尔认为，对现代社会而言，与他人进餐过于缓慢。"同将心血来潮的念头付诸实践，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喝下微波炉制作的一碗汤相比，和朋友一道进餐将被视为过于严肃的、耗时的、难以安排的事情，而独自匆忙进餐一定是自由的、更可取的。" 就餐速度的加快在农场中亦有所反映。化学肥料和杀虫剂、集约喂养、抗生素消化增强剂、生长激素、人工饲养、转基因等，人类掌握的每一种科学技术都被采用到减少成本、提高产量、提高牲畜与庄稼生长发育速度上来。两个世纪以前，饲养猪平均要花费5年才能达到体重130磅；而如今，只需6个月就可达到220磅，在还没有换乳牙前就已被屠宰。北美的鲑鱼、大马哈鱼经过转基因处理后，比通常的平均生长速度快四至六倍。小土地所有者让位于工厂农场，后者生产出更快、更便宜、更多的标准化食物。 当我们的祖先迁移到城市并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后，他们爱上了快速时代的快餐。越是加工的，越方便，就越好。20世纪50年代的餐馆菜单上，罐头汤占据首要地位。在美国连锁店"泰德30种"，用餐者在桌边的微波炉烹制冷冻食物。与此同时，这家大型快餐连锁餐馆开始实施批量生产，其最终结果是给我们带来每只价格仅为99美分的汉堡。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家里也匆忙地重复享受着快餐的便捷。1954年，斯万森揭开首个电视晚餐节目的面纱--经过精加工的一道大杂烩菜，包括火鸡和以调味品和肉汤调制的浓汁、甘薯和奶油豌豆。对妻子不再做饭感到生气的丈夫们大量写信攻击该公司，但对便捷的崇拜是一般势不可挡的力量。5年后，另一种经典的烹饪省时的食物--方便面在日本问世。在各处，食物的销售与其说取决于它的味道和营养价值，不如说是取决于节省时间的多少而得以大量销售的。本叔公司的标语："长米粉仅需5分钟即可食用。"这对家庭妇女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20世纪70年代微波炉一度统治厨房，烹饪时间以秒为单位计算。斯万森的原版电视晚餐速食品在普通炉里烹制需要25分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缓慢。混合好的蛋糕粉市场像嘈杂的杂音一样很快消失，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牺牲30分钟的时间去整理一份配方。今天，即便是最简单的食物，从摊鸡蛋到制作马铃薯泥，都有瞬间制作的办法。超市储存着几乎所有食物的速成版本--咖喱粉、汉堡、烤肉、寿司、色拉、炖肉、砂锅菜、汤等。为了满足缺乏耐心的顾客的需要，本叔公司研制出微波炉两分钟即食米饭。 当然，对食物的态度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差异。美国人花费在饮食方面的时间少于其他地区的人--大约为每天一小时，他们也更倾向于选购加工食品或独自做饭。英国人和加拿大人情况也相差不多。在欧洲南部，精美食品仍然被视为与生俱来的文化权利，然而，现在人们也在学习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急促进餐。在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美食之都的巴黎，专供快餐的咖啡馆抢走了过去小酒馆的生意。在法国第九郡的风味食品餐馆，午餐只需20分钟就可以打发，人一落座，立马倒葡萄酒，随即从微波炉里取出食物。在左岸的蒙塔朗贝尔酒店，厨师只用一个航空托盘提供仅有3道菜的午餐。 近两百年前，传说中的法国美食家贝拉·萨瓦琳说过："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他们吃什么和怎样吃。"今天这一告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恰当。在行色匆匆中，我们不讲究吃什么的科学，往往遭到惩罚。肥胖症比率之所以急剧攀升，部分原因正是我们将含糖和脂肪的加工食品狼吞虎咽下去。我们都知道产品没有成熟之前摘取的后果，用冷藏容器运输到世界的另一端，继而用人工方法使食物成熟：鳄梨从硬实到腐烂只有一夜的时间；西红柿味道如同棉絮。为了追求低成本、高营业额，工业化的农场对牲畜、环境甚至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如今，集约农业成为西方国家水污染的主要根源。埃里克·施罗泽在他的畅销书《快餐国家》中，揭露了批量生产的美国绞细牛肉馅常常被排泄物及其他病原体污染。每年因食用汉堡发生大肠杆菌中毒的美国人达数千人。这就证明，减少成本的工业化农场产出的廉价食物是错误的经济运作之物。2003年，艾塞克斯大学研究者通过计算发现，每年英国纳税人花费23亿英镑用于弥补工业农场给环境和人们的健康所带来的损害。 我们中很多人接纳了这样的理念：当我们谈到饮食，快就是好。我们很匆忙，希望进餐时间也同我们的节奏相匹配。但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狼吞虎咽的民族特性的不足。在农场、厨房、餐桌，人们渐渐开始放慢速度，而领导者是一个拥有涵盖这一切的名曰"慢餐国际运动"的组织。 罗马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家的首都。在一个个可以俯视由成片的郁郁葱葱的葡萄笼罩的托斯卡纳山脉的绿阴平台上，午餐一直延续到下午。当午夜的时钟在意大利到处敲响时，一对对夫妻、情侣仍在悠然自得地享用意大利熏火腿和手工制作的馄饨。但如今，意大利人常常加快进食的速度。年轻的罗马人更愿意手拿一只巨无霸汉堡奔走在路上，而不愿利用下午的时间自己制作新鲜面食。快餐场所已布满全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已丧失。尽情享受美食的文化传统仍保存在意大利人的心灵深处，这就是意大利处于烹饪缓慢运动最前线的缘故。 该运动始于1986年，当时麦当劳在罗马著名的西班牙台阶旁开设了一家分店。对许多当地人而言，这是一家餐馆：乡巴佬在进门之后，要采取点迎接食客的措施。为了击退席卷全球的快餐潮，一本具有超凡魅力的烹饪书的作者卡罗·贝特里尼发起了慢餐运动。正如该运动的名字所暗示的，慢餐运动代表麦当劳所不能代表的一切：新鲜的、当地的、应季的、家传的食谱，可持续生产的农场、工艺产品，同家人朋友一道悠然享用。慢餐运动也宣传"生态美食"的理念，即好好享用能够并且应该同环保协调一致的食品。然而其核心是，慢速运动是提倡愉快的生活节奏的。 贝特里尼认为这是应对各行各业对速度困扰的良好开端。该组织宣称："对安静的愉悦的物质生活的坚决捍卫，是反对普遍的快节奏生活的唯一办法……我们的防卫应该首先从餐桌上的慢节奏开始。" 慢餐运动的口号"拯救地球好好享用"吸引了50多个国家的8000多名成员。2001年，《纽约时报》将它称为"80个震撼世界的想法"之一。慢餐运动组织将蛇作为其象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成员懒惰或迟滞。即便在7月灼人的热浪中，在总部博拉--都灵南部的一个小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的职员，都能即席回复电子邮件，编辑新闻稿，对将要发送往世界各地成员的新闻通讯做最后的修改和润色。慢餐运动组织还出版了一本季刊，以五种语言发行，是大量食物和葡萄酒方面的指南。组强成员的其他工作还包括为地球上每一种工艺食品建立在线目录。 在世界各地，慢餐运动支持者组织聚餐、研讨会、参观学校及其他活动，以倡导从容进餐的好处。教育是关键。2004年，慢餐运动将在博拉附近的波伦作开设自己的美食大学，学生将不仅学习食品科学，也学习食品的历史和人类的嗜好肉食的天性。该运动已说服意大利政府将"食品研究"纳入学校课程教育。2003年，贝特里尼本人曾帮助德国政府打下全国范围的"美味教育"项目的基础。 从经济角度说，慢餐运动致力于寻找濒临灭绝的工艺食物，并帮助它们在全球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慢餐运动让小生产者相互接触，告诉他们如何逃避繁琐的手续，帮助他们将货物推销给世界各地的厨师、商店和美食家。在意大利，从土豆到黑芹菜等130种濒临消失的佳肴得到拯救。不久前，慢餐运动拯救了一种曾在中世纪托斯卡纳区的宫廷捕获的锡耶纳野公猪。现在这些猪饲养在托斯卡纳区兴隆的农场上，随后变成多汁的香肠、意大利腊肠和火腿。类似的拯救计划也在其他国家进行。慢餐运动正致力于拯救希腊苹果及用传统橄榄油浸泡的干酪。法国则正全力保护Pardigone李子及一种易碎的叫"布罗斯"的山羊干酪。 你可能会认为慢餐运动在欧洲的声势最为浩大，因为欧洲有着丰富的本土烹饪传统，而且快餐文化没有那么根深蒂固。但慢餐运动在大西洋彼岸也取得了巨大进展。该运动的美国成员达到8000人，并且仍在增长中。在美国，慢餐运动帮助说服《时代周刊》制作了一期有关加州北部的阳光顶峰桃的特别报道，这种水果味美无比，但不适于长途运输。文章发表后，小生产者被渴望品尝其产品的购买者包围了。慢餐运动也展开了一场旨在使味道可口、品种稀少的火鸡复兴的成功战役：泽西种乳牛、标准铜、波旁红--这些都是每一个美国家庭感恩节晚宴的中心装饰品，只是后来被平淡无味的食物加工厂生产的禽类食品取而代之。 慢餐运动从不害怕承担其应发挥的作用。1999年，它在一场与政府的角逐中收集到50多万人的签名，最终说服意大利政府修改了一项法律，这一法律迫使即便最小的食品制作商也要服从集团巨头如卡夫食品使用的严格卫生标准。结果，数千名传统生产者得以从繁文缛节的公文旅行中被拯救出来。由于有慢速运动的支持，2003年工艺干酪制造商成立全欧联盟，争取到同原料乳生产者合作的权利。反对消毒过当的斗争不久将弥漫于北美。 作为它的生态信条，慢餐运动反对转基因食品，并倡导有机耕作。虽然没有人确凿地证明有机食物比非有机食物更有营养或味道更好。但很清楚，许多传统的农民使用的方法对环境有害，对地下水造成污染，会杀死其他植物，消耗土壤肥力。据史密森候鸟中心报告，每年杀虫剂直接或间接地杀死至少6700万只美国鸟。相比之下，经营良好的有机农场可以使用轮作的方式使土壤更肥沃，与此同时也防治了害虫，生产力很高。 慢餐运动还为生物多样化而战。在食品工业，匆忙草率已导致同质化的出现：不管是火鸡、西红柿还是萝卜，如果品种单一的话，生产者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加工输入。因此农民就要面临集中种植一两个品种的植物或粮食。例如，意大利朝鲜蓟的种类从200种猛跌到12种。除了香味的选择种类减少外，动物种群的损失还破坏了微妙的生态系统。当我们的鸡蛋品种越来越少时，我们就要面对灾难。当一个品种的火鸡就是你所拥有的全部时，只需一种病毒就足以毁灭全部的物种。 对具有地方特色的精致小巧的美味食品从容不迫的享用和热爱看起来就像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天敌。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远离真理。慢餐运动的斗士本质上并不反对全球化。从用脱脂乳制成的坚硬的意大利干酪到传统大豆酱油，许多工艺产品便于运输，而且需要依靠海外市场才能繁荣。当贝特里尼谈到"道德全球化"时，他想到的是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允许欧洲厨师从智利家庭农场进口奎奴亚藜，或允许苏格兰高地的熏鲑鱼、大马哈鱼专家到日本寻找消费市场。 全球化的好处在慢餐运动每年两次的狂欢活动美食展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2002年，美食展在都灵市前菲亚特汽车厂举办。所有瑞典式自助餐都源自这一美食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工艺食品制作商。在让人饱餐的5天时间里，13.8万人在展台前走动，享受精美的食品，品尝质量上乘的干酪、火腿、水果、香肠、葡萄酒、面食、面包、芥末、蜜饯、巧克力等。在整个美食展上，人们边品尝边交流。一个日本米酒制作商同玻利维亚的骆驼放牧者讨论互联网市场。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面包师就石磨研磨面粉交换意见。 在这里你不难看到，有人在将慢餐原则变成利润。苏珊娜·马丁内斯来自遥远、崎岖的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前来促销"亚贡"。亚贡是一种生长于古老的安第斯山脉的根茎植物，正在渐渐被人遗忘。它味甜、易碎，像凉薯或荸荠，有减肥细腰的功用，因为它的糖分不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在慢餐运动的帮助下，现在马丁内斯和其他40个家庭在小片肥沃的土地上种植亚贡，用于出口。海外订单纷至沓来，西班牙的高级餐馆渴望将亚贡根纳入菜谱，日本零售商订购成箱的亚贡酱。在2002年的美食展上，马丁内斯兴奋而乐观。"看一看周围不同的生产商，你会意识到自己不用快、不用大就能生存，"她说道，"你可以小规模慢速经营，但仍可以成功。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想吃天然的、非工业手段制作的食物。" 既然吃如此受青睐，你可能以为在美食展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帕瓦罗蒂的身材，其实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虽然，平均来说，在你如同多纳甜甜圈一样的腰围上也有很多赘肉，但餐桌上的肉食的享用，对慢餐运动广大支持者而言，当然比有资格与克莉丝塔·芙哈特交换衣服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时装设计师埃琳娜·米罗专攻大号女装的缘故，她在2002年美食展上有一个个人展台。我上前访问的时候，一位名叫维维安娜·尊尼诺的具有骄人身材的年轻模特正在分发宣传手册。她嘲笑那些只喝矿泉水吃色拉的猫步女皇。"节食只能使人不快，"她说道，"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花点时间坐下来和亲人朋友一同享受美味佳肴。"一位中年男子大腹便便蹒跚而过，他呼吸很重，用一条丝手帕轻轻拭去前额的汗水，我们看着他径直走向美国展台的墨西哥胡椒果冻酱饼干。尊尼诺笑着说："当然也要适当地控制一下。" 慢餐运动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反对全球食品工业高速度、高营业额文化的一部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2002年麦当劳首次报告亏损，并马上关闭了其部分海外分店。在全世界，消费者在竭力避开麦当劳金色拱门，因为他们发现里面的食物令人厌倦而且对健康不利。对许多人来说，抵制麦香堡是对全球标准化味道的拒斥。当英国评论员菲利普·亨瑟注意到，人们终于觉醒，"无论现在和将来，他们自身的文化并不取决于一个烤焦的苯酚钙小面饼"。麦当劳面临着大量的起诉，有人称它的食品使人们得了肥胖症。 在世界各地，各类食品制作商在证明小规模和慢节奏经营不仅是美好的而且有利可图。例如，15年前，米勒和布希两大公司控制了美国的啤酒市场。今天，工艺啤酒厂达1500家，促使啤酒生产遵循缓慢原则。工艺面包商也表明，时间是面包可口的重要因素。大部分面包商使用石磨研磨的面粉，而不是从高速滚轧机下来的、毁掉了天然营养成分的廉价的工业代用品。真正的面包师也喜欢更长的检验时间--从16小时到3天时间不等，让生面团充分发酵，味道变得更佳。其结果是，面包味道更好，营养价值更高。当地面包厂还能帮助人们同社区联系。在我伦敦的家的拐角处，两个前出版商于2001年开办了一家灯塔面包厂。除了制作味美可口的面包外，他们的目标之一是创办一家社交俱乐部。现在周六上午排队购买面包的地方是能够碰到邻居、在一起聊聊的最佳场所。 今天鸡群也享受着更慢的节奏。以往工厂饲养的鸡大部分在狭窄的鸡舍里，只生长短短的四周时间，鸡肉的味道、纹理如同豆腐一般。但如今，愈来愈多的农民以缓慢的方式饲养家禽。在英格兰的汉普郡，农场里的鸡自由自在地生长3个月以上的时间，夜里睡在宽敞的鸡棚里。这些鸡肉坚硬、多汁、津津有味。为了重新赢得对工厂养鸡厌倦的消费者，日本农民也回归到慢速饲养味道更好的品种鸡的路上，如秋田比内鸡和名古屋交趾鸡。 然而，没有什么比传统的农贸市场的复兴能更好地说明慢餐运动在广为统传。在工业化城镇里，离大超市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农民又直接向公众出售他们的水果、蔬菜、干酪和肉类。消费者喜欢凑近食物闻一闻，而产品通常味道也很好。水果和蔬菜都是应季的，自然成熟，短途运输过来。农贸市场也不是少数美食家的专利，这里的价格常常比超市低很多，因为后者在运输、广告、人员和储存方面的费用较高。现在美国3000农民的市场年营业额达10亿多英镑，近两万名农民选择工业食品连锁经营。 许多人则更向前迈进一步，自己生产农产品。在英国各地，年轻的都市人排队向当地权威部门租借小块土地。在我家房子附近的"可供出租的小块菜地"，你可以看到雅皮士走出宝马跑车，去检查他们的芝麻菜、萝卜、新生长的土豆和红辣椒。 当消费者具备更强的辨别力时，每个人都被迫提高他们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雄心勃勃的餐馆老板开始重视便用直接从农场运输过来的配料烹饪；生产者售出质量等级更高的便捷食物和外卖食品；超市腾出空间让干酪、香肠及其他工艺生产商制作的食品上架。 在所有这些潮流中，风味是一个公分母。工业方式将破坏大部分的天然风味。比如车打干酪，超市里出售的工厂制作的车打干酪一般皆味道平平。使用天然原料手工制作的车打干酪则提供多样化的风味，每一批的风味都有细微差别，千变万化。 在伦敦的科芬园奶牛场里储存了约80种不同的由英国和爱尔兰的小加工制造商制造的干酪。这家商店让人大饱眼福和口福。在柜台后面，在油漆的木架上，易碎的温斯利代干酪同乳脂状的斯第尔顿奶酪一争高下，散发出令人愉悦的芳香。气味就是这里统领一切的国王。钟祥轩出售一系列工艺车打干酪，每一种都有独到的特点。由K公司制作的干酪，松软，略带蜡色，有酸涩的草绿色的气味。蒙哥马利车打奶酪更干、更硬，有坚果的味道，味香可口。林肯郡奶酪风味醇香、甘美，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的香甜。苏格兰车打奶酪来自莫尔岛，当地草木稀少，奶牛主要靠当地的啤酒厂残渣为生，比其他干酪的颜色更淡，有过浓的野生风味，近乎令人难以忍受的腐烂味。 谈到乐趣，工厂生产的奶酪实在难以达到完美。它们大部分无法给味蕾留下多少印象。相比之下，工艺奶酪的风味在嘴里逐步显示出来，还可以存留，如同佳酿触动味觉一样。"通常消费者品尝一种奶酪后，印象不会太深，接着就顺着展台往前走，"鲁道夫·霍奇森说道，他是钟祥轩的创始人及经理。"但几秒钟后，味道就会开始有所反应。他们会突然转过头来，说：味道真的不错。" 以缓慢的方式生产食品仅仅是一个开端。即便在对方便食品极为狂热的时代，我们许多人还会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烹制食物和进餐。在泰国托斯卡纳区以及其他外国举办的美食节上，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年轻的意大利人报名参加厨艺培训，学习当初他们的母亲未能传授给他们的技艺。作为团队建设的训练，北美的公司安排员工一起烹制奢华的膳食。著名厨师如耐杰拉·劳森、奥利弗、拉格斯等控制了无线电广播，并售出数百万本菜谱。的确，他们的许多追随者是窥私癖，当看到这些明星在厨房制造奇迹的时候，他们贪馋地咀嚼砂锅面条和多米诺比萨。但即便在地球上一些生活节奏最为紧张的地方，他们也能接受到放慢速度、享受制作及食用自身烹饪的食品这类信息。 在快餐具有地域特色的日本，慢餐运动也有所发展。在当地年轻人中有一种趋势，即为娱乐而烹饪。在电视机前狼吞虎咽了多年之后，一些日本人发现了共同进餐的乐趣。据零售商报告，低矮的圆型家用餐桌销量有所增长，进餐者可以一同跪坐在一起。 慢餐的福音在生活匆忙的纽约也开始盛行。在我访问纽约的时候，城市还是同往常一样一幅火热、沸腾的景象。尽管酷暑难当，人们仍有目的地、精力充沛地穿行在大街上。正午时分，每个人似乎都在快速或忙碌地抓起带馅的硬面包圈或一份色拉。我第一次从陈列台上捡起的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宣称，普通的正午公务餐已经被降低至36分钟。然而，一些纽约人正在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进餐。以马太和凯瑟琳为例，这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妻，两人均在曼哈顿销售公司工作。像纽约城的许多居民一样，过去他们常常只跟一个点头之交的熟人一同进餐。把汤稍稍加热，或将罐装沙司调进面饼里，烹饪就宣告结束了；晚餐常常要端到电视机前吃。然而，后来他们赴欧洲南部的一次旅行改变了这一切。 当我来到他们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公寓访问时，我们坐在饭厅的餐桌前，呷着加州夏敦埃酒，吃着有机山羊的奶酪，配以自制的红辣椒酱。31岁的马太身材魁梧，他给我解释了他转而皈依慢速美食的缘故，口吻中充满了信仰者的热忱："在美国，我们认为我们做事更好是因为我们做得更快，因而极易陷入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但当你看到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进餐时的那份神情，以及他们对食物给予的时间和尊敬，你就会明白美国的进餐方式是多么的不妥。" 从欧洲旅行归来刚下飞机，马太和凯瑟琳便开始根据慢餐运动指南安排自己的生活。现在，他们不像从前那样在厨房将就对付，或坐到电视机前独自吃快餐，而是尝试无论何时只要时间允许就一起共进自制的晚餐。即便有时加班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这对夫妻仍为慢餐腾出足够的时间，虽然这或许意味着将超市里购来的烤鸡同自制的色拉搭配一起享用，或者甚至仅仅是在餐桌上摆放些外买的比萨饼而已。 现在他们所吃的任何东西味道都比原先好。享受食品是他们大部分周末的保留节目，周六上午他们漫步到大军队商场搜寻好的食品。凯瑟琳用草莓、大黄、蓝莓、桃、苹果等应季水果制作馅饼，马太则自己制作沙司。制作他的味道鲜美的烤肉要花去一个周日上午的时间，漫长、缓慢的过程，包括切、擦、搅拌、煨、炖、品尝、佐料调试，此外还有单纯的等候。"很大一部分的乐趣就在于你无须仓促。"他说道。 烹饪可能不仅仅是烦琐之事。它将我们同我们所吃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从哪里来，味道是如何出现的，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等。制作食品带来的乐趣可以说是真正的欢乐。当你有足够的时间用于烹饪，当匆忙并不是菜谱的一部分，烹饪也是一种极好的放松办法，它有着一种近乎沉思默想的特性。放慢进餐的速度使马太的生活显得不那么忙乱了。"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很容易将发条上得很紧，凡事都行色匆匆。"他说，"烹饪给你一片松弛下来的小绿洲，它重新研磨你，并有助于避免城市生活的表面化和肤浅化。" 马太和凯瑟琳感到以缓慢的方式进食有助于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在本质上，烹饪和一起进餐存在一种东西，它成为增进人际交往的纽带。不足为奇，英文"伙伴"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享用面包"。放松的、欢快地进餐具有平静，甚至文明的效果，它将如同打破商店橱窗、将贵重商品偷走并迅速逃离的匆忙从现代生活中驱逐出去。英国裔哥伦比亚夸扣特尔人警告说，进餐过快会"提高咄咄逼人的程度，加快导致世界毁灭"。奥斯卡·王尔德用一种典型的尖锐的格言表达了类似的情感："享用过美食后，人们可以原谅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自己本人的过错。" 一起进餐不仅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相处。几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家人经常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家庭，孩子在学校的学业更容易获得成功，更不容易感受压力或小小年纪就抽烟喝酒。在工作单位花时间吃顿饭也会有所裨益，这就是所谓的"桌上型电脑餐桌规则"。在华盛顿区一家会计公司工作的杰西·尤弗，过去经常在电脑前吃午饭。她觉得如果她在办公室外吃饭的话，她的工作狂老板不会同意，即便在不繁忙的工作日。后来，有一天下午，她一边用力咀嚼一份色拉，一边在细读一份合同书，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对同一段话已经读了6遍，却没有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她决定立刻离开办公室，到外面吃饭，不管老板会怎么说她。现在她大多数日子都要花上半个钟头时间，同朋友一道到外面的咖啡厅或公园吃饭。她体重减少了5磅，恢复了新的体能。"很有意思，因为你认为你花在工作桌旁的时间减少了，你完成的工作量就减少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弗说道，"我发现，花时间吃饭让我放松下来，下午我干的活比以前多。"她没有提及新的午餐食物疗法，最近老板对她工作中取得的进步给予了夸奖。 放慢进餐速度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使你的胃有时间告诉大脑它饱了。在巴黎，医院营养师帕特里克·赛罗杰博士说："大脑需要15五分钟时间才能显示你已经饱了的信号。如果你吃得过快，信号来得慢，极可能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进食更多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细嚼慢咽更好的缘故。" 正如任何一位经验丰富的减肥者告诉你的一样，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并非易事。但让人们戒掉快速进食的习惯是可能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现在英国一些学校将学生领到农场，也就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之处，有的人鼓励学生为学校咖啡厅制作、设计菜单。每当接到这一任务时，很多孩子都选择需要时间准备的真正的食物而不是加工过的快餐食品。 在加拿大，杰夫花费了大量时间对年轻人的味觉进行再教育。尽管成长在一个烹饪意味着食用热狗的家庭里，科伦坡现在是一家餐馆的厨师班长，该餐馆本部设在多伦多的农民市场。杰夫31岁，也是安大略慢餐运动的领袖。"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证明只要有一点好奇心，任何人都能学会爱上美食。"温暖的9月的一天傍晚，我在烹饪运动的道路上加入了科伦坡的队伍，地点是多伦多市中心的烹饪学校。15个孩子，年龄从9岁到16岁不等，坐在大教室的木桌周围的凳子上。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自中产阶级，由于父母过于忙碌，只能很内疚地给他们准备加工食品。孩子们来到这里，可以比较方便快餐和以慢餐方法制作的某道菜的差异。 科伦坡穿着质朴的白色厨师服，开始将一份地道的通心面和奶酪所需的原料汇集在一起：牛奶、黄油、鸡蛋、干酪、面点、盐和辣椒。除此之外，他将一盒卡夫晚餐倒空--干通心面及一袋鲜艳的橙色调味粉。当他谈到加工食品中的化学物质时，他的助手在无污点的钢炉上搅拌一炉方便快晚餐，煮面点，然后用一些牛奶和黄油在粉里搅，准备好后，科伦坡将先备好的自制奶酪和通心面从炉上取下。味道开始闻到了。当孩子们开始品尝对手的面点时，大家都沉默不语，当业余批评家喧闹地交换意见时更是七嘴八舌一团糟。15人中有12人喜欢慢餐。一位13岁的孩子萨拉说："你要是单独吃方便快餐，你不会真的考虑它的味道，你吃就是了，但当你在碟子里同真正的通心面和奶酪一起吃时，你意识到它吃起来多么像化学品。太粗糙了。杰夫的更好，吃起来有奶酪味。"随后，科伦坡拿出他的菜谱。几个孩子希望在家里它将替代方便快餐。萨拉发誓要自己动手下厨。"我肯定能做成，"她说道，并将菜谱塞进了布包。 不可避免地，一些批评家将慢餐斥为富裕的享乐主义者俱乐部--当你看到会员在美食展上花费数百美元购买黑块菌薄片，很容易看出被批评的原因。但实际上慢餐运动与高定价毫不相关。好的膳食只是该运动的一个侧面而已。慢餐运动对预算紧张的人也很有帮助。 无论如何，缓慢进餐并不总意味着在饮食上花费高昂。通常农贸市场的水果和蔬菜较为便宜。随着需求的增长，效率有所提高，有机食物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在英国，贫困地区的合作者在增加，他们提供来自当地农场的农产品，也提供如何烹制这些食品的窍门，价格是可以承受的。在家做饭还是省钱的好办法。比起现成的选择，自己烧饭一般比较便宜，味道也更好。煎鸡蛋的价格是放在纸箱里没有加工过的鸡蛋的20倍。 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说，很多慢餐食品比大批量生产的食品价格更高。用草饲养的有机牛肉制作出的汉堡永远不会与巨无霸汉堡一样便宜，农场自由放养的鸡价格总是要高于工厂里生产的鸡，这是我们为吃得更好应该付出的代价。问题是世人已经习惯廉价食品。半个世纪前，欧洲家庭平均花掉一半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今天这一数字接近15%，在英国和北美还要低些。意大利人在手机上花费10%的收入，而在吃上的开支为12%。然而，变化是激动人心的，在后疯牛病时代，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强烈渴望在食品上花更多时间和金钱。 在人们对烹饪减速的强烈愿望不断增长并渴望将贝特里尼的原则付诸实践的激励下，我开始寻找完美的慢餐。于是我来到博拉，这是热那亚海滨一个忙碌的度假城镇。时值盛夏，通往海滩的街道聚集大量的意大利度假者，在酒吧进进出出，名牌冰淇淋店里人来人往。我谨慎地穿过人群，沿着山路来到狭窄的鹅卵石大街老区。我的目的地是一家名为"小房子"的家庭经营的餐馆，它是慢餐运动的一个典范。 我在晚上8点营业时间到达餐馆，想确认当晚晚些时候的定餐。今晚最早来到的顾客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正站在门口等候。辛西雅·莫雷利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员，她温和地将这对情侣劝走。"对不起，我们还在准备开胃食品，"她说道，"你可以喝点什么，或者在外面转转，等我们准备就绪再叫你们。"情侣对延迟表示理解，并面带宽容的微笑，大步走进旧区，似乎在说：我们知道这顿饭值得一等。 一个半小时后，我满怀期待和更好的胃口返回餐馆吃饭。这时开胃食品已经备好，像小舰队般排列在饭厅靠墙的桌上。辛西雅领我朝外面的木制甲板走去，那里的桌子面朝意大利度假宣传手册上的一个景观。"小房子"餐馆坐落在倾斜的树木成行的山脚下一个广场上。餐馆一侧，一个18世纪的教堂高耸在红砖屋顶下，教堂的钟每隔半小时便懒洋洋地敲一次。在鹅卵石铺就的广场上，穿着白袍的修女三五成群，像学校的学生一样切切私语。情侣们在树阴下耳鬓厮磨。头顶的阳台上不时飘来孩子们一阵阵笑声。 同我共进晚餐的同伴25分钟后来到了"小房子"餐馆。27岁的维托利奥·美格诺尼是一位纺织商，也是慢餐运动的成员。现在已经将近晚上10点，但他并不急于点菜。 他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点燃一根香烟，开始汇报他最近在西西里岛度假的情况。他描述当地渔民如何在船和船之间用绳子拉起一张渔网，他还谈到将鱼捕捞上岸后在餐桌上的各种烹饪方式：切成薄鱼片，做成柠檬烤鱼或煨鱼汤等。 他的描述令人垂涎欲滴，当我们看到招待员过来的时候，都感到很安慰。招待员叫皮尔保罗·莫雷利，模样酷似没有心形发缘线的约翰；皮尔保罗给我们解释"小房子"餐馆如何体现慢餐运动的基本价值观。菜谱上大部分鲜花、蔬菜和水果都来自家庭花园。菜肴都是采用传统的利古里亚人方式，缓慢且富有激情地手工烹制的。没有人在闲暇的时候想吃得很快。"这同快餐正好相反。"皮尔保罗宣称。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在几张桌子以外的地方坐着在开胃食物备好前来得过早的那对情侣。男的正往女的嘴里塞一块看上去像虾的食品，她慢慢吃着，拨弄着，然后将手搁到他的脸颊上。 点过菜后，我们再三考虑上什么酒水。皮尔保罗又过来给我们出主意。他低声地报着我们点过的菜名，抚摸着自己的下颚，望着窗外的夜空在寻找灵感。似乎过了长时间之后，他终于宣布自己的决定，"我给你们这顿饭找到了最佳美酒：当地产的利古里亚白酒，"他说道。"这酒产自白葡皮咖岛，同少许维蒙蒂诺混合在一起。我认识制作这种酒的人。" 酒很快就上桌，美妙、新鲜、淡淡的、非烈性的。接着上的是一碟什锦开胃食品。这是一道赏心悦目的大拼盘：有一只小比萨饼，一片德国芦笋大蛋糕；用鸡蛋、摩泰台拉香肚、巴尔马干酪和欧芹作馅的小胡瓜。在碟子中央摆放的是皇冠上的珠宝：醋炒小洋葱。都是些美味佳肴，造型坚挺灵活，味甜而带有浓烈的芳香。"这是我父亲今早刚从花园里采摘的，"皮尔保罗边说边往另一张桌子走去。 虽然很饿，但我们吃得很慢，每一口都仔细品尝。我们周围，酒在流动，香味在飘荡，笑声在凉爽的夜空中荡漾。交谈渐渐转变为低声、甜美、和谐的哼唱。 维托利奥分享了意大利人对食品和对烹饪的热爱。他最擅长的是烹制对虾。我们边吃边听他告诉我们制作的每一道工序。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用西红柿，你必须用来自西西里的小西红柿，"他说道，"把西红柿切成两半就行。"他的其他拿手的菜肴是蛤壳炒通心粉。"烹制蛤壳的时候，一定要将汁过滤，所有的小硬蛤壳都要除去，"在心里默默他边说边比划出一只想象的筛作过滤状。我们用硬皮自制面包，将盛放开胃食品的碟子擦干净，与意大利调味食谱做着比较。 现在该上头道菜了。我要的是testaroli和牛肝菌。testaroli是一种扁平形状的面点，烹制一遍后冷藏，切片，再烹制第二遍。不知为什么，testaroli吃起来虽然发硬却又令人愉快的粘糊糊的。牛肝菌在当地可以采摘到，带有泥土气，但很松脆，二者结合真妙不可言。维托利奥也选了一道不一样的利古里亚特色菜：蜗牛炒坚果沙司，这又是十分成功的一道菜。 我们的谈话很快又离开了食品。维托利奥解释了意大利北方人如何比南方人更具现代意识。"我去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们仅凭我的模样就能说出我是北方人。"他说道。我们谈到意大利激情足球。维托利奥承认，他最喜爱的球队是尤文图斯队，这支队伍虽然卖掉了齐达内，但仍有赢得欧洲荣耀的本钱，在许多人眼里，齐达内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场运动员。然后转向一些个人话题。维托利奥透露，他像许多意大利男子一样，仍同母亲一起生活。"意大利的家庭生活是很舒适的--有人替你做饭，有人替你洗衣，"他笑着说道，"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所以最终我要搬过去和她生活在一起。" 维托利奥对自己点的这道蜗牛颇为满意，并开始对慢餐运动大加称赞。他尤其热衷于同其他慢餐成员花上几个钟头一同进餐。维托利奥总结了现代世界的慢餐运动，说："麦当劳并不是真正的食品，它可以将你喂饱，但无法提供滋补身体所需的营养。我认为人们厌倦了饮食的无味，厌倦了离开历史传统、同土地没有联系的食品，他们希望能吃得更好。" 似乎在预定的时间里，皮尔保罗从我的手边端上了主菜agro，如果慢餐运动有什么美味佳肴的话，正是这一道菜。它的原料包括几层海鲜、土豆和熏金枪鱼。一道可供12人食用的地道的agro需要4个人花费3个钟头才能制作出来，工序包括剔骨、去壳、清洗、切碎等。但每一分钟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做出来的菜像一种歌剧艺术、一件艺术作品，是大海和土地的绝妙组合。 正当我们在享用这道杰作的时候，突然维托利奥说出一件惊人之事。"我要跟你说点事，"他羞怯地说道，"有时我也去光顾麦当劳。"顿时出现令人目瞪口呆的沉默。邻桌的一位男子向上瞧了瞧，只当维托利奥刚放了个屁，他还没制服他的烤兔子。 "你做什么了？"我问道，"这不是异端邪说吗？不是跟兔子吃火腿三明治一样吗？" 酒过后他感觉轻松，直率也为他壮了胆，维托利奥试图解释他偶尔放弃信仰的原因："在意大利，你要想吃得快，没有太多选择：要么在餐厅坐下来，要么吃个比萨饼，要么在一家脏兮兮的酒吧来个三明治，"他说道，"你可以说很多反对麦当劳的话，但至少它是干净的。" 他顿了顿，呷了口酒。那位吃着烤兔子的人正专注地听着，像漫画里的人物一样皱着眉头。 "我在麦当劳一类的地方进餐后常常会觉得有些愧疚，"维托利奥说道，"但我想其他慢餐会员也会在那些地方用餐，只是他们不说罢了。" 那个令人极为遗憾的小秘密尚未核实，我们已把主菜一扫而光。该上甜点了，皮尔保罗在哪儿？他在那边收拾邻桌底下的一只破杯子。他静静地走过来跟我们说话。几分钟后，甜点端了上来：一个德国巧克力大蛋糕、一块马斯卡朋和一大份新鲜、柔软的意大利乳酪、苹果汁冰糕、草莓。所有的食物制作都十分精巧，尤其是用当地酿制的马姆齐甜葡萄酒，味道醇美，口感柔滑，颜色像枫叶糖浆。"味道好极了，"维托利奥咕噜咕噜地说着。 王尔德曾说，一顿美餐可以让人宽恕一切，他是对的。当我们不知不觉地陷入餐后的极乐境界时，食欲平静下来，处于一切都美好的令人愉快的状态。维托利奥关于到麦当劳用餐的交代看起来已经像是遥远的记忆。我们在友好的沉默中喝着浓咖啡。皮尔保罗拿来一瓶格拉巴酒和两个小杯子。喝着酒闲聊了一会儿，我们就是今夜餐馆里剩下的最后的客人了。莫雷利家族的人从厨房走出，来到露台，呼吸新鲜空气。心情很放松，悠然自得。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1：25，我在餐桌上已经花费了四个钟头，却未曾感觉到枯燥和不安。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走，像威尼斯的运河水一样。或许因为这一点，这顿饭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饭。一年多之后，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仍能记起当时那种像洋葱一样又苦又甜的味道，agro微妙的海洋气味，以及树叶在黑夜被微风吹动的声音。 "小房子"餐馆的晚霞很容易让人想到，未来是属于慢餐运动的。但这一运动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障碍。首先，全球食品工业的发展结构趋向于支持高营业额、低成本的生产，而食品制作商、远程运输公司、快餐巨头、广告公司、超市和工业农场等均有兴趣保持这种方式。在大部分国家，各种津贴制度、规章及供应链条都反对慢餐生产商。 现代生活方式的拥护者辩解说，工业耕作是养活全球人口的唯一办法。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100亿人。这看上去十分合乎逻辑：我们需要增加产量，以确保没人挨饿。然而，我们现有的耕种方式显然是难以持续的，工业化的农业在破坏自然环境。现在有专家相信，养活全球人口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小规模的混合型耕作，以便在种植农作物和发展牲畜业中找到生态平衡。类似的想法在欧盟已渐渐开始深入人心。2003年，欧盟已最终同意改革其农民共同农业政策，要求通过产品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以及对环境的保护来奖励农民。 谈到改变我们的行为，慢餐运动是现实的。慢餐运动承认，我们不可能每顿饭都花上4个钟头来精心烹制美味佳肴，现代世界根本不允许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采用快捷方式常常是唯一的选择。有时由于匆忙我们想要或需要的是一份三明治，但将慢餐运动渗透到"小房子"餐馆菜谱上的一些理念也灌输到我们家中的厨房实践同样是有可能的。首先是原料的选用。应选择当地产的应季农产品和信誉好的生产商提供的肉类、奶酪、面包，或者甚至加入少许花园里或在阳台上栽种的草本植物，如薄荷、欧芹、麝香草等。 其次是多下厨。经过一天漫长、劳累的工作后，我们的习惯是往微波炉里扔进现成的肉，或叫泰国食品外卖。但有时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它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切切、炒炒、煮煮。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做一做深呼吸然后径直跑到厨房，这就足以克服我不想下厨的郁闷心情。一旦到了厨房，收效不仅仅是烹饪上的。当压碎的大蒜滑入热油锅内开始发出咝咝的响声时，我会感觉一天的压力消失殆尽。 做一顿饭未必是一项费时、费力的任务。任何人都可以用少于比萨送餐时间的时间里自制一顿晚餐。我们谈的不是agro的制作，慢餐菜也可以制作迅速、简便。美食展的一个书展台前摆放着一本刊载着包括西红柿面点和蘑菇汤等各种食谱的杂志，这些食品只需1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另一种有效节省时间的办法是，可能的话，做饭时多做一些，将剩下的食品放到冰箱冷藏起来。这样一来，吃下一顿的时候你只需解冻一下即可，而无须堆积过多的现成食品，也不用打电话让人将咖喱食品送上门来。现在，我们在家很少订外卖，也因此节省了不少钱，因为我们的冰箱里装满了自制的辣椒扁豆和炖制食物。 当然，我们都能从缓慢进食中有所收获。如果狼吞虎咽，或坐在电视机或电脑前进食，很难谈得上那是一种享受，只不过是让食物变成燃料罢了。当你细嚼慢咽并专注地进餐时，更易于享受到美味。有时我也把饭碗放在膝上吃，边看晚间新闻边吃，或跟朋友一起吃，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餐桌上吃晚饭。 我们当中有时间、金钱、精力或做到训练有素，能成为慢餐美食家的人寥寥无几，这就是21世纪的快节奏生活。然而，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将生活节奏放慢下来。慢餐运动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并在全球传播开来，这是因为它触及人类的基本欲望。我们都喜欢吃得好，喜欢更健康、更快乐。布里拉特·萨瓦琳在他1825年的杰作《味道生理学》中提到："餐桌的乐趣是历史上或社会上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能够体验到的，它可以是我们其他乐趣的一部分，并且持续的时间最长，当我们比他人长寿的时候，它能给予我们宽慰。" 正文 第4～6章 （缺） 第</s>bdo>藏_书_网/dfn>4～6章 （缺） 正文 第7章:爱人温柔的手 大部分男人追求气喘吁吁的快感，因而速战速决。 --瑟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 有些事从来未曾被遗忘。数年前的一次采访中，斯汀热情洋溢地谈起自己和妻子连续数小时做爱之事。这位英国摇滚乐歌手顷刻间成为数百万人的笑柄。评论员们颇感惊讶：他怎么会有空闲写曲子？他的妻子怎么还能走路？当斯丁试着谨言慎行时，为时已晚，因为他在公众眼里已经牢牢树立起放荡不羁的流行歌星形象。即便在今天，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介绍他的歌曲时，仍念念不忘地对他无尽无休的性爱加以讥讽。 快速性爱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它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或许起源于人的生存本能。在史前期，快速交配使人类的祖先不易遭受野兽或对手的攻击。后来，文化增加了额外的动力以加快性行为的速度。一些宗教教义认为，交合的目的是繁衍而不是享乐：丈夫应该爬到妻子身体上，履行其义务，然后再爬下来。 现在情况有所不同。现代人愿意接纳伍迪·艾伦的观点，认为性爱是人类无需通过笑就可以获得的最大的享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仓促了事呢？原因之一是，快速通奸的强烈生物欲望一直深入人们或至少男人的大脑中。快节奏的生活必须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忙碌的安排影响漫长而疲倦的性爱游戏。在辛苦一天之后，多数人由于疲倦而不想性爱了。减少工作时间是腾出时间和精力过性生活的一种办法，这正是情侣们选择度假做爱的缘故。但疲倦及时间压力并非快速性爱的唯一理由。匆忙文化告诉我们，到达终点比旅程本身更重要--同样的终点心态也影响了人们的性爱。即便女性杂志也似乎更着迷于性高潮：多强，多频繁，然后是性爱前戏。色情为西方如何下最后完成交易的结论带来了困窘（西方色情狂将性爱等同于一宗交易的最后完成），性爱沦为不清晰的狂乱抽送以及至关重要的"金钱射精"。 现代世界对未能跟上做爱步调的人没有太多的耐心。据调查，许多妇女--40%左右--缺少性欲或性快感。对于我们的快节奏文化而言，确实如此，药物业坚持认为，伟哥式的药品可以纠正这一切。但生殖器血液流动可能并不相干，真正的问题或许是速度过快。女人需要更多时间做准备，平均需要20分钟的时间才能完全激发出性欲，相比之下，男人只需10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即可。大部分女性，比如指针姊妹合唱团，更喜欢男人温柔的手。 然而，别让我们走远了。速度在床上有其作用。有时在干草中快速打滚是你所希望的或需要的。匆匆完了，快速万岁。但性爱以冲刺达到高潮更是如此。缓慢做爱会是一种深刻体验，也可以获得迷人的高潮。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缓慢哲学在侵袭世界各地的卧室。即便妇女杂志也开始力劝读者以较长时间的后仰姿势进行性接触，用蜡烛、音乐、葡萄酒和按摩来诱惑他们的性伴。2002年日本主要男性杂志《日刊Gendai》连续12周登载21世纪做爱方面的文章。文章口吻严肃，甚至有些说教，因为其目的是给读者传授一些亲密的艺术、性感和缓慢。"很多日本人认为，最好的性爱是快速的、美式的，"杂志的高级编辑高桥石田说道，"我们想告诉大家，可以有其他方法保持肉体关系。"连载中的一篇文章对玻利尼西亚传统的"缓慢性爱"大加喝彩。文章作者对玻利尼西亚情侣如何花费较长时间抚摸、探索对方身体进行解释。谈到性高潮，质量优于数量。 性爱文章连载在日本一时变得极为热门。《日刊Gendai》的发行量涨幅达20%，读者的感谢信如潮水般涌入。一位读者感谢杂志使他有勇气同妻子公开谈论性话题。他惊诧地发现，自己的妻子不能经常体验到强有力的、充满活力的性爱，她更喜欢以玻利尼西亚人的步调做爱。他和她尝试了一次，现在，他们的婚姻和性生活都较以往有了很好的改善。 当东京的地铁乘客阅读到有关放慢性爱节奏所带来的乐趣等方面的文章时，意大利则掀起了官方的缓慢性爱运动。该运动的创始人是艾伯特·威特，他是驻慢食运动的发源地博拉市的网络销售咨询员。在一本教科书关于缓慢运动的杂交例子中，威特认为贝特切尼关于"从容做事可以带来更多感官愉悦的"原则应从从餐桌上延伸并应用到卧室里。2002年，他成立了缓慢性爱组织以拯救在"疯狂而世俗的世界以惊险速度"做爱的世人。会员迅速增加到三位数，男女各半，且人数仍在增加。 采访了一整天的慢食运动支持者之后，我在博拉的人行道边的一家咖啡馆同范特尔见面。他31岁，身材消瘦，一副严肃的面孔。点过饮料后，他开始跟我讲，为什么他做拉丁流浪者的日子结束了。"在我们的消费文化中，同某人快速做爱，之后快速转向下一个猎物，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他说道，"男人间的交谈--同几个女人有过性关系，有过几次性经历，试过几种体位姿势--一切都同数字有关。上床的时候还带着一张单子列举各种要做的事情--你也太缺少耐心，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了，不可能真正享受性爱。" 威特对于这种快速粗糙的文化加以抨击。他在皮德蒙特高原附近的社交俱乐部宣传缓慢性爱的乐趣。他计划将他的网站（）建为讨论放慢性爱等方方面面的论坛。放慢速度给他本人的性生活也带来了奇迹。现在他不再仓促地试验他喜欢的各种姿势，而是从容地享受长时间的性爱前戏，他对他的性伴窃窃私语，看着她的眼睛。"放眼望去，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放慢性爱速度，"他说道，"在我看来，床是最好的开始的地方。" 早前，我们曾听到米兰·昆德拉给人们发出的警告：对处于快车道的人而言，一切都无法确定，甚至包括他们的心，对此戴尔再同意不过了。"我现在回过头看，可以看到，我们都过着忙碌的生活，以至没有时间真正注意到我们的关系已经走到尽头，"他说道，"我猜测，当我们慢下来后，最终会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对方的真正所爱。"躲过了一场注定要上法庭离异的婚姻，戴尔感到很宽慰。现在他又回到了单身的行列，但他从自己的过失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计划未来在处理两性关系时将多花些时间用于性欲和亲密性方面的探索。"我也发现，最好的性爱是建立联系，如果你很仓促，就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他说道。"下次我找对象，我要慢慢来，从一开始就放慢节奏。" 听到商人在工作与情爱之间区划界限不足为奇。将自身与工作捆绑得死死的会损害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带来危害。美国调查显示，有婚姻问题的雇员每年损失15天的时间，每年给美国公司造成近70亿美元的生产率的损失。缓慢运动提出的解决方案简单却富有吸引力：减少在工作上的时间，在慢速性爱方面多花些时间。 正文 第8章::不努力的好处 劳动者不能明白，过度工作会使他们耗尽自己的精力以及后代的精力，早在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之前他们就被耗尽了精力，被这种罪恶的劳动制度所吞噬并遭残酷压榨，他们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离破碎的人；他们扼杀自身所有美丽的才干，唯独疯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给自己。 --保罗·拉法格《懒散的权利》（1883） 不久前，人类曾期待休闲新时代的来临。机器承诺将每一个劳动者从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然，我们或许要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经常地改变工作内容，一会儿监控屏幕，一会儿拨弄电话拨号盘，一会儿在发票上签字，但余下的时间可以让我们闲逛或开心消遣。手头上有这么多时间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词汇将最终从语言中消失。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早预见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来的人之一。18世纪后期，在技术突破的激发下，他曾预测，不久后人类的工作时间将减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时。19世纪使这一预言显得稚气而荒唐。在工业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里，无论男女，甚至儿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时。但到了19世纪后期，闲暇时代又一次凸显于文化的雷达屏幕上。乔治·萧伯纳曾预测，到2000年，人类的工作时间将是每日两小时。 在整个20世纪，人类对无限休闲的憧憬从来没有停止过。技术的神奇承诺令人目眩，普通人开始梦想着过一种在池塘边闲荡、身旁有机器人伺候的日子，机器人不但可以调配出色的马提尼酒，还能让经济良好地运转。1956年，理查德·尼克松曾告诉美国人，"不久的将来，他们每周将只有四个工作日。"10年后，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被告知，2000年，美国人将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个小时。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预测，电脑和机器人技术带给人们的空闲时间将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们还能比这更错误的吗？如果说我们能对21世纪的某种东西有把握，那正是：关于工作之死的各种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今天，休闲时代看上去似乎和无纸办公室一样切实可行，实则大多数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不是每周14个小时。工作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清醒时间。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诸如家庭、朋友、性爱、睡眠、业余爱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从于超负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纪中叶，在工业国家，平均工作时间开始稳步下降。当时通常的标准为每周六个工作日。但在过去的20年里，两种竞争趋势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人依旧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努力工作，而欧洲人的工作时间则稍短一些。有估算显示，现在美国人均每年的工作时间比欧洲人多350个小时。1997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业国家。相比之下，欧洲则像是"闲散者"的乐园。但即便在欧洲，情形也颇为复杂。为了跟上快节奏生活的步伐和连轴转的全球经济发展，许多欧洲人也效仿美国人，增加工作时间。 在平均统计数字背后，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均超出他们的意愿范围，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尤其如此。现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计工作50个小时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个人中则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强度。到2002年，在30岁年龄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国人就有两人每周至少工作6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乘坐交通车上下班所耗费的时间。 休闲时代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中还有如此多的人仍需如此拼命工作？金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需要谋生，但对消费品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意味着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现金。因此，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而只是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与此同时，技术使工作渗透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人们无从逃避电子邮件、电传和电话。一旦你能从家里进入公司的数据库、从飞机上接通互联网或接到在海滨度假的老板的电话，每个人都潜在地一直处于上班状态。我的经历告诉我，在家工作不知不觉地极易演变为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工作狂》一书作者玛里琳称，在21世纪，那种总是绷得很紧的压力十分普遍。"工作狂过去指的是随时随地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现在所变化的是，随时待命业已成为一种标准。" 大部分的工作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经历过改组、减员多年之后，公司希望它的雇员分担解聘人员遗留的工作负荷。由于办公室、工厂弥漫着失业的恐惧，很多人将延长工作时间视为证明其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数百万人即便在疲惫不堪或身体不适、效率低下的状况下，也硬撑着去上班；更多的人则从未用完自己的休假。 这简直是疯了。虽然有人喜欢长时间工作，也应当被允许如此，而让每个人都和他们并驾齐驱则是错误的。过度劳累无论对于我们自身还是经济而言都是不利的。2002年在日本福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工作60个小时的人患心脏病的概率是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的两倍。对于每周至少两个晚上睡眠不足五小时的人来说，危险系数则是三倍。 工作场所的压力并非都是坏事。一定限度的压力可以使人们集中思想、提高生产率；但过大的压力则可能是通往身体和精神崩溃的一张单程票。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多于15%的加拿大人称工作压力已使他们濒临自杀边缘。 公司也为强制推行长时间的工作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众所周知，生产率是难以进行估量的，但学术界认为，工作过度最终会超越最低底线，从而走向反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当人们处于疲劳、压力、不悦或不适的状态下，效率就会下降。据国际劳动组织报告，比利时、法国和挪威等国的工人每小时的工作效率平均高于美国工人。英国人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也多于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然而，呈现出的每小时的生产率却是欧洲大陆最低水平之一。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工作效率的提高。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许已经超出了有关生产率的争论范围：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许大部分人会认为，工作对我们有所裨益。工作可能是一种乐趣，甚至是高贵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享受着工作带来的乐趣--把工作视为一种智力的挑战、体能的消耗、一种社交活动以及身份地位的体现。但如果让工作支配我们的生活则是愚蠢的。生活中还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投入时间，比如，朋友、家庭、爱好和休息等。 对缓慢运动而言，工作场所是该运动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工作占据了如此多的时间，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则只能被挤占。即便接送孩子上学、吃晚饭、和朋友聊天等最简单的事情都变成和时间赛跑。放慢速度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减少工作，而这恰恰是全世界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民意测验表明，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工作时间较长的经济发达国家，人们都渴望减少工作时间。最近英国华威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进行的一个国际调查显示，27个国家的70%的人表示希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在美国，对沉迷于工作的反抗情绪正在高涨。从星巴克到沃尔玛，愈来愈多独特而有实力的公司都面临被迫在无薪条件下加班加点员工的起诉。美国人纷纷抢购生活指导用书，以了解如何更闲适地工作，生活才能带来快乐和成功。最新的此类热销书包括《通往成功的懒惰之路》、《懒人成功手册》和《懒散的重要性》等。2003年10月24日，美国为减少工作时间而战的人召开了首届全国"回收你的时间"会议，据估算，当天美国人的工作量同欧洲人常年的工作量一样。 在整个工业世界，人事部经理报告，年轻的求职者已经开始提出10年或15年前可能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我能不能在晚上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时刻离开办公室？能不能用薪水换休假？我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吗？一个接一个的面试大声而又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我们想工作，但我们也想生活。 女性尤其渴望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最近的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相信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拥有一切，包括家庭、事业、住房以及能带来回报的社交。但"拥有一切"被证明是一只有毒的高脚酒杯。通过美国散文集《房子里的母狗》及艾里森·皮尔森的畅销小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数百万女性已经认识到她们的疲惫的自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一书讲述一位上班族母亲如何在经营一家高风险投资公司和家庭之间挣扎着的故事。女性对试图成为"超级女人"已经厌倦不已，于是她们带头要求重议工作场所的规则。态度在发生变化。如今，在时髦的晚宴上，女性就产假的长短彼此夸耀就如同谈论奖金多少一样。即便没有孩子、野心勃勃的人也拥护每周四个工作日。 最近《卫报》专栏作家贾尼斯·特纳注意到选择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对现代女性而言可谓甘苦参半，她认为："对于这一代女性而言，所受教育要求她们成功，要求她们用有目的的活动塞满每一个小时，而最终她们却发现，最快和最忙碌毕竟不是快乐，这是何等的残酷；快乐通常就是放慢节奏：从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中获得乐趣，而不是匆匆略过数页不读，急着去给纽约打电话，这是多么可怕的讽刺。" 在世界各地，渴望选票的政治家都在一窝蜂地赶"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时髦。2003年，加拿大有人提议家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每周四天工作日。这些承诺是否会进入法令全书还要拭目以待。许多政治家和公司只是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嘴上说说罢了。然而他们竟然肯如此费心也暗示了文化的突变。 这种变化在日本尤为明显。日本一度以其可怕的工作伦理让世界感到震惊。10年的经济停滞带来了工作的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作和时间的新思维。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在逃避长时间的工作以获得更多的娱乐。"多年来，日本的家长冲着孩子喊：做事要快，工作要努力，多干点。而现在人们在说：够了，差不多了，"《慢为美》一书作者凯博·欧依瓦说道。"新一代现在已经意识到，你无须工作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慢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许多日本年轻人宁愿选择做临时工，也不愿做工薪族、成为集团车轮的轮齿。权威人士专家称之为"自由工作的一代"--这是在英语的"自由"一词与德语的"工人"一词基础上形成的新词。 不妨看看东京的24岁的研究生亚伯·信人的情形。他父亲每周为银行辛辛苦苦干70个小时，他本人则在一家便利店做兼职，其余时间打棒球，玩电子游戏，或在城里转悠。亚伯一头蓬乱的红色染发，微笑着说，被工作支配的生活不是他和他的朋友所追求的。"我的朋友最终意识到欧洲人很久以前就悟出的道理--让工作支配你的生活是疯了，"他说道，"我们希望支配自己的生活，希望拥有慢速生活的自由。"自由工作几乎不足以成为未来的行为典范--大部分人依仗勤劳的父母才得以维持其轻松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拒绝信奉对工作的狂热显示一种文化的转变。即便日本的官场也在采用新的策略。2002年，政府呼吁减少工作时间，新的立法使分享就业变得更为简单。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减少工作时间的趋势刚刚起步。 在减少工时方面欧洲大陆走得更远。例如，德国与1980年相比目前人均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对于削减工作时间可以将工作与他人分享从而有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样的宣传，经济学家拒不接受。但减少工作时间会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这是大家普遍同意的。在欧洲大陆，休闲在传统上就处于优先考虑的位置。1993年，欧盟颁布每周最长工作时限定为48小时，工人可在自愿情况下延长工作时数。2003年末，法国采取了最为大胆的措施，将一周的工作时间定为35小时。 实际上，法国规定每人每年的工作时间不应超过1600小时。自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实施在公司层面上开展讨论以来，对工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许多法国人现在全年工作日有所减少，有人则每天工作时间不变，但获得更多的休假日。一位法国中级管理人员每年可望有9周以上的休假。但某些专业人士，其中包括高级商业管理者、大夫、新闻记者和士兵，则不受35小时的工作时数规定限制，其实际结果是从此迎来休闲革命。 如今，对许多法国人而言，周末从星期四就开始，或到星期二才结束。大批办公室人员下午3点就离开办公桌，有的人利用额外的休闲时间或睡觉或看电视，其他很多人则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充电，拓宽视野，报名参加美术、音乐和语言班的人数猛增。据包价旅游承办商报告，到伦敦、巴塞罗那和欧洲其他热点旅游区的短途旅游呈现繁荣景象。酒吧、小咖啡厅、电影院和体育俱乐部到处人头耸动，休闲开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在经济数字以外，工作时间的缩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朋友间见面频繁了，夫妻或恋人间有更多浪漫的时间了，连通奸这种法国人最热衷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也从中受益。保罗是法国南部的一位已婚会计，他对我说："如果说减少工作量能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爱情，那就是一件好事，不是吗？"他咧着嘴，贪婪一笑。 喜欢新工作制的人当然比比皆是，艾米丽·吉马德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巴黎的经济学家现在除了每年有六周以上的带薪休假外，每个月还能享受几次三天的周末，她可以打网球，也有闲暇从头至尾一页页地翻阅《费加罗报》周日刊，休长假时就到欧洲各国的博物馆游逛。"我现在有时间做一些让生活更丰富，且我的老板和我本人都有益的事情，"她说道，"如果你能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学会放松和快乐，你就能更好地工作。我们当中大部分坐办公室的人都觉得效率比过去提高了。" 很多大公司渐渐开始喜欢每周35小时工作制。除了因雇用更多的员工获得的税务休假外，新工作制使他们可以彼此商讨更灵活的工作方法。如雷诺汽车、宝洁公司等大制造商的员工都同意在生产旺季延长工作时间，淡季则缩短工作时间。 因此警告35小时工作制将会使法国经济彻底崩溃的预言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失业人数虽仍处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已呈下降趋势，生产率仍保持高效。实际上，有证据显示，现在法国许多工人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由于工作时间的缩短，又可望有更多的闲暇，员工会倍加努力，争取在下班打卡前完成工作。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规模较小的行业发现，每周35小时工作制对它们是一个负担，因此许多企业迟迟不肯实施新工作制，试图拖延至2005年的最后限期。支持新工作制的税务休假基金造成了国家财政亏空。与此同时，商业领袖则抱怨休闲革命使法国失去竞争力。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近年来，外资对法投资放缓，原因是一些公司选择将资金投放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必须为此承担部分责任。不错，法国的经历加剧了采取单边立场抵制全球化经济漫长工作时间文化的风险。 35小时工作制并没有成为所有劳动者的福音。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被削减，以抵消不断增长的商业成本。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常常都雇用不到足够的新员工，现有雇员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过去于等量的工作。蓝领工人则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合理，对超时工作的限制削减了他们的收入，很多人无权决定何时休假。对那些事实上想延长时间的工人而言，这一制度令人厌恶。 法国在35小时工作制理念上的投注非常之多，他们对时间本身的态度呈现出更急迫的特性。政府通过吹毛求疵的监察员强制实施35小时工作制，这些人下午六点后就到停车场数汽车或查找没有熄灯的办公室。员工喝咖啡或上厕所休息片刻都极可能招致雇主的不悦。现在，法国一些商店不得不提前打佯，以便员工能在下班时间准时离开。 新工作制有瑕疵，这点尽人皆知。2002年，法国新右翼政府放宽对加班加点的限定，从而迈出将35小时工作制恢复到标准水平的第一步。2003年9月，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民意测验显示，多于半数的法国公民认为法国应该恢复39小时工作制。36%的人希望这种改变是永恒的，18%的人则认为应该是临时性的。虽然评论家称反改革的浪潮正在酝酿中，但全面废止新工作制并非轻而易举。在投入了数年的时间以及大量的金钱实施35小时工作制后，法国各公司又要就这一制度重新进行协商，令他们厌倦不已，因为当初正是一轮轮复杂的、造成分歧的协商才使35小时工作制得以成为可能。而且，对成为新工作制基础的价值观的支持仍十分强烈，这些价值观包括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娱乐等。 其他国家尤其是强制式管理文化国家应从中学到的教训是，削减一周工作时数的万灵之计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此别的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争取削减工作时间。 欧洲其他国家也采用集体协商的办法迫使私营部门削减工作时间。荷兰常常被树为这样的特殊范例。今天荷兰人的标准工作周的工作时数已经降为38小时，几乎少于任何其他工业国家。2002年，半数劳动人口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6小时。如今荷兰1/3的劳动者选择兼职工作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荷兰颁布的立法规定，荷兰人享有要求雇主减少他们的收入以削减他们的工作时间的权利。劳动力市场的这些混乱的做法使正统经济家不寒而栗，然而它确实行之有效。荷兰将经济的繁荣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的改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荷兰人花费在交通、购物、看电视上的时间要少于美国人，但在社交、学习、照看孩子、体育锻炼和个人爱好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则更多。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也开始学习"荷兰模式"。 即便法律制定者也无意于干预劳动力市场，人们采取个人立场反对全天候工作伦理。2002年，英国最具天才的资深公务员之一苏马·凯姆普，接受了他最后的职位--国际发展部永久秘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每周将只工作40个小时，一秒也不能多。何故？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每天早晨同他6岁的女儿一起吃早餐，晚上给她念故事。在大西洋，乔治·布什并不需要为他的短工作日和懒散的周末道歉。不仅野心勃勃的抢新闻头条的人已经开始削减工作量，数百万的普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削减工作时数，意味着少挣钱，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英国最近的调查显示，渴望削减工作时数的人是渴望赢得彩票的人的两倍。美国的类似调查也表明，在两周的休假和两周的额外报酬之间，选择前者的人是后者的两倍。在欧洲，选择兼职工作不再是耻辱之事，而是成为愈来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调查发现，欧盟77%的临时工选择削减工作时数，以便有更多时间陪家人、休息或从事自己爱好的活动。 在集团食品连锁机构的上层，越来越多杰出之士选择自谋职业或做独立承包人。这就促使他们一方面工作更努力，一方面仍有时间重新充电、享受个人爱好、同家人外出。他们中很多人是网络公司繁荣时退出的。作为硅谷一家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丹每周工作长达90个小时，持续了3年。较长的工作时间给他的婚姻带来了压力，妻子威胁要和他分道扬镳并带走一对双胞胎女儿。2001年当公司业务不景气时，凯姆普发现自己又回到就业市场，他决定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今，他每周工作40小时，帮一些公司管理It系统。他仍有充裕的收入，也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家庭、打高尔夫球。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察觉那些全天上班的同事对他有任何蔑视或不以为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羡慕我，"凯姆普说道。 削减工时者在经济上所遭受的影响通常比预期小。这是因为减少工时意味着减少了为上班挣钱而多出的一系列花销，这其中包括交通费、停车费、到餐馆就餐、咖啡等方面食品、孩子护理、干洗、医疗。收入的减少意味着缴纳的税金也相应有所减少。在加拿大的一个调查中，一些劳动者认为，用收入的减少换取工作时间的削减实际上会使每月的银行存款增多。 为了迎合这种变革的风潮，全球各工业国家的公司已开始为员工提供机会摆脱长时间的、单调乏味的工作。即便在高速的、竞争激烈的行业，雇主们也明白了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一种办法就是给员工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雷镇的领先的软件公司SAS总部，当工作量允许的时候，员工每周工作35小时并享受休假津贴。公司还提供了一揽子令人愉快的内部福利，包括儿童保育、保健诊所、带钢琴演奏的咖啡厅、体育馆--并鼓励雇员使用它们。SAS定期被投票选为美国最佳雇主之一。 再往北，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由于认可其员工住在办公室外因而赢得赞扬。在假定的某日，加拿大皇家银行40%以上的员工将采用工作共享、弹性工作制、削减工时的工作生活计划。在银行总部，位于市中心的多伦多闪烁的摩天大楼，我见到一对40多岁的聪明、精力充沛的夫妇卡伦和苏珊，他们自1997年开始共享一份工作以来，职位一直在稳定上升。到2002年为止，这对夫妇在负责销售海外银行服务部的业绩一直位居第二。我们在周三见面，这是他们一周里唯一两人都上班的时间。他们共用的办公室很有家庭气息，两个书架上摆满全家福，墙上悬挂着孩子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女人也选择类似的职业道路。获得MBA学位后，她们开始在集团公司往上爬，每周工作60小时。但一旦孩子降生后--她们每人有3个孩子--生活就变得没完没了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匆忙。因此她们决定共享一份工作，每人每周工作3天。 结果表明，收入少了40%的打击比预期要小。当然她们都有高收入的丈夫来弥补损失。不过额外的休闲被证明是极为珍贵的。两位女性都能有时间陪孩子，使家庭生活更轻松、更令人满意。最近李伯曼6岁的儿子要求他父亲开始与人共享工作。这两位银行高级职员也对他们的社区感觉更亲近。现在他们有时间同邻居以及当地的店主聊天，到孩子的学校帮忙，或做义工，或在家做饭。"在共享工作以前，我们在饮食方面极不讲究，"多马拉其说道。她不愿回忆过去的情形。 两位女性都感到自己同时间的关系呈现出更为健康的趋向，渴望加快速度的念头消失了，或至少消减了。"当你有更多的空余时间让自己慢下来或重新充电时，你就不会太紧张，"李伯曼解释道，"整个身心都能得到调整，总体说来你会更平和淡定。" 对加拿大皇家银行而言，这种平和淡定得到了回报：员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维放慢了。"当我每周三来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精神饱满。我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房子清理干净了，食品也购买了，衣服洗干净了，孩子们也愉快，"多马拉其解释道，"不上班的时候，我不光休息、调养，还思考问题。在大脑里酝酿工作，所以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能做出更审慎的、更好的决定，而不总是对所有的事情现场才做出反应。"2000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开始为因扩展业务需要进入美国的11万新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 正式削减工作时数并不是提高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有时将工作时间延长往往意味着做的事情多的概念从企业文化中清理出去就足够了。万豪就是这么做的。2000年，国 际著名的万豪连锁酒店认为，经理经常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因为这是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但实际结果往往是士气低落、心力交瘁。 为了应对"勉强上班"的现象，美国东北部的3家万豪酒店启动了试验计划。员工被告知不管几点，只要工作完成就可以下班。高级经理开始带头在下午五点甚至更早就毫不隐瞒地下班回家。3个月后，很显然一场文化的革命已在酝酿中。提前离开岗位的或上班期间因个人原因请假的都不再需要面对他人不满的表情或玩笑的夹击了。人们开始对同事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发生极大的兴趣。现在万豪酒店的经理们每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五个小时，但工作效率却提高了。无须为长时间工作而给予他们额外的动力，使他们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完成分内工作。负责监督机制变化的万豪经理比尔·曼克得出每一个董事会的会议室和工厂都应继续坚持的结论："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是：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同样有成效甚至有时有更大的成效。" 然而，任何反对长时间工作的措施都会面临某些巨大的障碍。执行总裁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富启发作用的工作-生活计划，但如果处于指挥链中的基层经理缺乏同情心，计划就可能失败。一家美国公司最近推行了许多得到董事会全力支持的工作生活措施。然而，一年后，登记的人却少于预期。一项调查发现，几个部门的领导层向员工发出警告：如果签字的话，他们的升迁机会将会受影响。"很多人仍对工作生活模式表示怀疑，"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说到，"改变规则仅仅是开始；你还得改变人们的心理定式。" 通常给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造成障碍是自身所致，但许多男性仍对此表示质疑。在大多数公司，实施工作与生活平衡计划的多为有孩子的女性。伦敦一家大零售公司的销售经理约翰·阿特金斯最近初为人父，他愿意削减工作时数，但却不能报名参加平衡计划。"每次想到此，我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如果你受不了那个热，就别在厨房待着（承受不了繁忙紧张的工作，就退出让给别人），"他说道。 个人情况的不同是阻碍工作与生活平衡建立的另一个障碍。一位25岁的单身男子长时间工作的困难显然小于一位36岁、四个孩子的母亲，他甚至可能愿意工作时间长一些。公司需要寻找措施奖励多干活的人，而不是惩罚少干活的人；也必须管住可能在同事间骤然传播的不健康念头。没有孩子的员工常常会对公司为有孩子的员工所提供的工作便利反感不已。在很多公司，不同的部门根本无法提供相同的工作生活待遇，这就可能导致摩擦的产生。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只因员工开市时必须在场，资本市场部工作安排较为僵硬。 对许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长远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员工等可能会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压力所掩盖。利益计划通常不是增加雇员而只能是让少数人多干活以减低成本。竞争同样也促使许多雇主将工作置于生活之上。一位英国经理率直地说："我们置身竞争激烈的行业，如果我们的对手每周让他们的员工工作70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得让自己的员工至少干同样长的时间，才能保证不出局。"立法或许是唯一能制止这种工作时间上的竞赛的办法。 然而，削减工作时间只是缓慢蓝图中的一部分。人们也希望能自行决定上班时间。他们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时间，而为他们提供这种自主权的行业正在收获为此带来的成果。在我们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里，让员工自主安排时间是违反意愿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标准的做法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劳动报酬而不是以工人生产产品的数量计酬。但严苛的时间安排与信息经济不相协调，因为今天的工作与娱乐之间的界限远比19世纪模糊。很多现代工作取决于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在办公桌上极少出现，因此这些工作并不适合挤入固定的时间表。让员工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员工的业绩为评估标准，而不是以他们取得这些业绩所花费的时间为尺度，这样就能提供许多人极为渴望的灵活性。 研究表明，感觉能自主支配时间的人更放松、更有创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国能源公司聘请管理咨询人员对其呼叫中心的轮班体制进行精简。几乎一夜之间，该部门效率骤然下降，顾客投诉剧增，员工纷纷不辞而别。新制度剥夺了员工对自身工作时间的发言权，挫伤了他们的士气。意识到这一错误后，公司迅速给予雇员更多的换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员工说，能自主安排工作时间有助于减少他们在班上、班下的紧张匆忙感。杜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当你能自主安排时间时，无论做什么你都更心气平静，自然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经历告诉我确实如此。1998年，经历几年自由撰稿生涯后，我加盟一家加拿大报纸，任该报伦敦站派驻记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理论上我归属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的人。即便编辑不给我打电话，但这种给我打来电话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存在。时差意味着任务常常在下午降临我的桌前，这样我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工作，就要打发儿子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得疯狂地赶活，边给孩子读苏斯博士的小说，边惦着工作上的事情，感觉痛苦不已。一份令我如此挚爱的工作为什么会变成一大负担？那时我竭力寻找其他理由来解释这一切：我的编辑眼光狭小、报纸的报道方式不恰当、工作时间过长，如此等等。但当我开始对慢速运动展开调查时，才幡然悔悟：核心的问题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权利。那么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还坚持了近3年的时间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辞去让自己不快乐工作的理由是一样的：害怕失去优厚的报酬，害怕毁掉自己的事业，害怕让他人失望。最终，我毅然做出辞职的决定。当我所工作的报纸宣布大规模裁员时，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无比。 现在情况有了较大的好转。我每周工作时数不变，有时甚至工作时间更长，但我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现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工作日感觉不像过去那样慌张愤懑了。离开工作桌后，无论是给孩子讲睡前故事还是准备晚餐，我都无须挖空心思找捷径了。的确，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这是我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价。我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归自由撰稿生活。 当然，在工作中给予员工自主支配时间的自由首先要在思想上有一个震撼性的转变。如果采取正确的态度，信息技术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无须借助笔记本电脑、手机来延长工作日，但可以借助这些高科技手段重新安排工作日程。很多公司已开始给员工提供更多的时间自主权。比如在英国，英国电讯、拜尔公司和劳合tSB银行现在已允许员工自行定制工作时间表：比如，在家工作或弹性上下班。虽然自主安排时间更有利于白领工作，但现在也蔓延到蓝领世界里。瑞士一些手表厂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允许每个班次的工人有3个小时的上、下班灵活变动时间。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尼龙厂让员工自行决定上班时间，前提是保证任何时候都有至少两名工人当班。 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在方便的时候工作，其好处显而易见，不过现在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有时放慢工作节奏是合理的？在现代工作场所，速度似乎是首要的。电子邮件和手机需要即刻回复，截止期总是潜伏在四周。2001年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提供的调查表明，欧盟工人所承受的压力超过10年前。如今1/3的工人需要花费全部或大部分的时间应付最后截止期限。当然，在工作场所，速度也有一定的作用。最后期限促使人们集中思想，刺激人们去创造卓越的奇迹。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总是长期遭受最后期限的困扰，没有时间充电，没有放松。各种需要放慢节奏去做的事情，诸如制定策略规划、创造性地思考、建立关系等，在急于赶速度或仅仅是看上去忙碌的极度仓促中丢失殆尽。 欧文·海勒是减慢时间学会的一员，他在自己的慕尼黑律师事务所享受着放慢工作节奏带来的好处。像众多律师一样，他过去奔波于同客户的见面会，用10分钟的时间去调查推断案情摘要，接着就着手处理案子。但他注意到过了不久，他总是要不断给客户打后续电话，有时由于出现方向性错误不得不(由原路)返回。"找律师的人心里大多有目标，比如为钱，还有他们不愿明示的，如希望被承认，或为正义、为复仇等，"他说道，"要摸清客户的深层愿望需要时间，但你必须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以便竭力为他们做得最好。"现在，他与客户初次面谈往往需要两个小时以上，这期间，他要对客户的个性、基本情况、价值观、目的和恐惧进行充分了解。结果，这位56岁、留山羊胡子、有着淘气下巴、性情活泼的海勒工作效率更高，他的事业也在蓬勃发展。"客户总是对我说，其他律师只给客户5分钟的时间解释他们的需要，把材料交给他后，就得离开，"他说道，"虽然我的方法看起来缓慢而传统，但倾听是最好的策略，最糟糕的是草率行动。" 现在许多公司试图在工作的快节奏与慢节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通常意味着承认技术的局限。电子邮件虽然快捷，但无法表达讽刺、语言的细微之处或手势表情等身体语言，这会导致误解和错误的发生。缓慢的沟通方式，如走到他人办公室，干脆面对面地进行交谈，既省时也省钱，从长远来看，也能建立"团队精神"。这就是说，公司开始敦促员工在按电子邮件"发送"键之前好好思索的原因之一。2001年，尼古拉成为英国多家公司中首先推行周五无电子邮件日的公司。一年后，英国航空公司推出一系列以"慢一些更好"为主题的电视商业广告。其中之一，一群商人认为他们通过电传获得了美国的一份订单；但他们的对手却花时间坐飞机过去面对面地谈判，并最终窃取了这笔交易。 很多公司也在采取措施，使工作不那么像一天7小时那样单调乏味。永安国际会计公司最近通知其美国雇员，周末可以不必查看电子邮件或语音邮件。同样地，压力过大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在采取极端措施，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关闭手机。伦敦野心勃勃、手段强硬的投资银行家吉尔·汉考克过去无论到哪里，都带随身携带款式别致的镀铬合金诺基亚手机，甚至在度假或浪漫的晚餐中也接电话。然而，她为此付出了代价，她患了抑郁症和慢性疲劳综合症。当心理学家诊断她为"手机迷恋"，并敦促她不时关机时，她感到惊慌了。但最终她尝试照办，首先在午饭休息时间让她的诺基亚手机处于静音状态，后来，在晚上和周末不太可能有紧急电话时，也关机。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她便摆脱了抗抑郁药物，她的皮肤干净了，现在她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工作。在银行，她的同事认为再也不能与她昼夜保持联系了。有几位同事还效仿她的做法。"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总是时时可以被找到，手机总是时时处于开机状态，使我感觉精疲力竭，"她说道，"我们都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减少了工作时间也让汉考克能腾出时间追求业余生活中的缓慢爱好。现在她练瑜珈，另外，一周至少有两个晚上亲自下厨做一顿真正意义上的饭，而不是用微波炉对付。 为了避免出现精疲力竭，提高创造性思维，商业权威人士、临床医学家、心理学家不断为工作场所开出放慢节奏的方子。在2002年畅销书《如何在商业中取得成功》中，罗伯特·克里格尔建议每天有规律地小憩15分钟~20分钟。梅奥诊所健康项目执行主管唐纳德·汉斯瑞博士则嘱咐，"试着关上办公室的门，闭上眼睛休息15分钟，身体靠后，深呼吸。" 即便在高速运转、高度紧张的行业，公司也在采取措施帮助员工慢下来。一些公司为员工提供年休假，希望加班加点的雇员的健康得以恢复，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有的公司在工作场所提供瑜珈、香料按摩和按摩，或鼓励工人外出进餐；有的公司则设立休闲放松房。在软件巨擘甲骨文公司的东京办公地，员工可以到隔音的静修冥想屋，屋里地面上铺设木地板，四周是平滑的鹅卵石，有东方艺术品点缀。室内灯光十分柔和，空气中有一丝熏香的芳香。开关打开，潺潺的溪流从立体音响中飘出让人抚慰的声音。 佐藤健是佛教的狂热追随者。作为执行总裁办公室的经理，他每天工作12小时，同时周旋于电子邮件、会议、电话、预算报告之间，当节奏太紧张时，他离开办公室10分钟，来到冥想屋。"有时，我突然感觉我需要慢点，放松下来，让我的大脑安静。"他对我说，"有人会觉得10分钟是浪费时间，但我认为这10分钟是值得投入的。能调控好我们工作的快慢节奏是极为重要的。从冥想屋出来，我的大脑更敏锐、更冷静，这有助于我做更好的决策。" 有人则将减速发展到了极致，竟在上班时间打盹。虽然上班时间打瞌睡是最大的禁忌，但也有研究表明，20分钟左右的午后"小睡"效果极为理想，有助于补充精力、提高效率。最近美国国家航空宇宙航行局的调查指出，闭目养神24分钟对飞行员保持警觉和驾驶操作有着奇迹般的作用。历史上不少精力最充沛、最成功的人士都是打盹成癖的，如约翰·F·肯尼迪、托马斯·爱迪生、波拿巴·拿破仑、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约翰尼斯·勃拉姆斯等。丘吉尔曾发表了最雄辩的捍卫午睡的演讲："不要以为你白天睡觉就少干活了。那是没有想象力的人的想法。你会有更大的收获，你一天有两天的收获--哦，至少一天半。" 今天，很多人晚上睡眠不足，因此午休可能尤为有益。在包括世界午睡组织和葡萄牙午休朋友协会等组织的支持下，午休正处于复兴阶段。亚德钢铁公司鼓励其在美国的六个工厂员工利用休息时间打个盹儿。公司设立了特殊的"午睡房"，一年一度举办集体午睡会议，并提供工作午餐和睡衣。德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强烈要求公务员在办公室或家里的椅子上午休。从美国的车间到德国的市政厅，结果都是一样的：午休使员工更快乐，士气更旺，效率更高。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工作场所提供午休。2001年，欧洲主要办公室家具生产商推出一张新椅子，该椅子能打开一个水平位置，允许人们在桌子上打一会盹。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午休又以现代意料不到的形式回来了。因为大部分西班牙人不再有时间回家吃午饭或睡午觉，一个名为"午休沙龙"的全国网络现在为从银行家到酒吧招待等不同群体提供午睡服务，每人花四欧元就可以在那里小睡20分钟。 位于巴塞罗那马略卡岛街的午休分部店，室内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旨在让人放松。墙上涂上令人宽慰的桃子，屋子氛围温馨，光线柔和。不知躲藏在哪里的歌手在演唱新时代音乐。顾客衣着齐整，脸面朝下，跪在按人体功率学和工作环境改造学的原理设计的椅子上，享受着头部、颈部和背部的按摩。一旦渐渐入睡后，按摩师会为他们盖上厚毯，继续按摩。我在椅子上坐好后，屋里至少已有3个人发出了轻轻的鼻鼾声。几分钟后，我也睡着了。 后来，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和一位名叫刘易斯的年轻推销员交谈了起来，他刚睡了15分钟，正在整理领带。他看上去和我一样精神饱满。"这比到体育馆强多了，"他边说边合上公文包，"我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精力，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 结论 找到合适的节奏 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活的全部奋斗就在于做每一件事情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慢速的发现》作者斯特恩·拿多林 1898年，摩根·罗伯逊出版《徒劳无功》一书，这是一部奇异的、预见性的小说，讲述的是船员试图打破横跨大西洋航行速度的记录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故事开头，一家公司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游艇首航揭幕，这艘号称"几乎不可能下沉"的游轮能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全速穿越公海。然而，它在其处女航中与另一艘船相撞，并被解体。一位事故目击者将其谴责为"为追求速度不惜肆意践踏生命与财产"的行径。这艘杜撰中的游艇取名为泰坦尼，14年后，即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击冰山，导致500多人丧生。 号称"不沉之船"的"泰坦尼克"号邮轮的沉没无疑向沉溺于速度的世界敲醒了警钟。许多人希望这一悲剧能迫使人类停下来，认真、审慎地思考速度崇拜的危害，希望放慢速度时候的早日到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世纪后，世人仍竭力加快做事的步伐，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忙碌文化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触目惊心。我们在引领地球及我们自身走向毁灭。我们在时间上如此贫穷，以至于忽视了朋友、家庭和伴侣。我们几乎不再知道该如何去享受，因为我们总是期待下一件事。我们所吃的食品毫无味道，而且于健康不利。我们的孩子也为同样匆忙的暴风雨所困，前景似乎十分黯淡。 然而并非一切都已然失落。我们还有时间去改变自己的航向。虽然速度、忙碌以及节省时间所带来的困扰仍然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一股强大的反抗力正在酝酿中，慢速运动正在兴起。许多人不再凡事皆快，而是放慢速度；他们发现这有助于更好地生活、工作、思考和娱乐。 但慢速运动果真是一场运动吗？慢速运动无疑涵盖学术界所期待的全部成分：普遍的同情、对新生活的憧憬以及群众性的行动。诚然，慢速运动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而且社会认知程度也不高。许多人放慢了节奏，比如减少工作时间，花时间自己做饭，但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是全球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减速的每一个行为都会有所收获。 意大利或许是慢速运动距离精神家园最近的地方，传统的地中海生活方式重娱乐，重休闲，是反快速的一剂良药。慢餐运动、慢速城市运动及慢速性爱都根植于意大利。然而，慢速运动并非要将整个地球变为地中海的度假村。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以对慢速的崇拜取代快速崇拜。速度或许能给人带来快乐，增加成效，让人感觉强而有力；没有速度，我们会更加贫穷。世界所需要的、慢速运动所能提供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一个将美好甜蜜的生活同信息时代的活力相联姻的处方。其秘诀是寻找到二者之间的均衡：不是凡事皆快，而是以恰当的速度去完成。时快，时慢；时而介于二者之间。慢意味着绝不匆忙，绝不力图为省时而省时，意味着即便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快也要保持冷静、不慌乱。培养内在的舒缓悠闲气质的一种办法就是腾出时间做无法快速做的事，例如沉思默想、编织、园艺、瑜珈、绘画、阅读、散步、气功等。 放慢步伐没有灵丹妙药，至于什么是合适的速度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人、每一种行为、每一时刻都有其合适的速度。有人陶醉于一种节奏快得足以将其他人早早送入坟墓的生活。人人均有权选择让他们感到快乐的生活节奏。正如"适当的速度"运动钢琴家乌姆·克莱梅特所言："如果我们能为不同的节奏腾出空间，这个世界就会更加多姿多彩。" 当然，慢速运动仍面临一些令人畏缩的障碍，其中甚为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偏见。即便我们渴望放慢节奏，也会为贪婪、惰性及跟不上步伐的恐惧所束缚，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推广慢速仍有许多劝导工作要做。 批评家认为，慢速运动不过是一时流行转瞬即逝的狂热，或是永远不能成为主流的边缘哲学。当然，要求减慢速度的呼吁并未能遏制住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风起云涌的加速大潮。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慢节奏信奉有加的人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快步伐迎头赶上。当全球经济开始又一次狂风暴雨般袭来之际，当又一个网络公司热来临之际，当每一个人争先恐后忙于以快捷方式挣钱的时候，所有关于慢速的谈论是否应该遭到摒弃？别在这上面打赌。比起我们的前辈，我们更清楚不断加速的危险和无用，也更决意击退速度崇拜。人口学家也赞成减速。在发达国家，人口在老化，大部分人变老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慢下来。 慢速运动有其自身的推进力。对速度说"不"需要勇气，当人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立、其他人也持有相同看法、也在冒同样的风险时，他们更易于采取断然行动。慢速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力量。每次当慢餐运动或减少时间学会等组织成为宣传焦点时，其余的人就更易于对快速提出质疑。此外，一旦人们在生活中的某个领域收获到放慢节奏的好处后，通常就会将其经验运用于其他领域。加州伯克利著名的圣地--北伯莱餐馆创始人艾丽丝·沃特斯也是慢餐运动的一颗明星，从2003年起，她便开始到处宣讲慢速教育的好处。普通人也纷纷开始上网；罗杰·金伯在发现从容性爱的乐趣后，减少了工作日程安排；对克拉莱尔·伍德而言，放弃保险公司高强度的工作同在家中教育女儿可以并行不悖；商业教授吉姆·休斯利用气功帮助自己在壁球场上放慢节奏，从而也学会了在咨询工作和教学中从容不迫；晚上关闭手机使银行家吉尔·汉考克受到某种激励，自己下厨做饭。"一旦你开始对工作中永不停步的心态提出质询，你就会对其他方面出现的这种心态提出质疑，"她说道，"你就会想深入每一件事情，而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生活中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强化了全球对慢速的渴望。然而，这"所失"的某种东西是否能比提高生活质量更进一步，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许多人发现放慢速度有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有人则并不这么认为。慢速运动所涉范围广泛，足以容纳这二者。无论如何，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悬殊。放慢速度的巨大好处在于能利用时间和宁静对人、文化、工作、大自然以及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做出有意义的联系--有人认为这就是更为美好的生活；有人则将其描绘为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慢速运动无疑暗含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自由的唯物主义的质疑，正是基于此，批评家认为我们承受不起慢速运动，或放慢速度将仍是富人的额外补贴生活方式。不错，慢速哲学的某些宣言，诸如替代医学，行人邻里社区，农场自由放养的牛肉等，并不一定见容于每一项现实生活中的预算；但有的则确实如此。多花点时间陪家人、朋友无须需要付出何种代价，同样地，散步、下厨、沉思、性爱、阅读，以及到餐桌上吃饭而不是坐到电视机前吃饭，更是如此。仅仅抑制仓促的冲动本身就是属于自由主义精神范畴的东西。 慢速运动也并非对资本主义充满敌意；相反，它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条生命线。全球资本主义以其现存的形式迫使我们无论以何种代价都要加快生产、工作、消费和生活的步伐。慢速方案将人和环境视为有价值的财富，而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输入物，从而促使经济为人类服务，而非相反。慢速资本主义可能意味着较慢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为道琼斯指数所困扰的世界里艰难的推销，但生活不仅是将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或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取胜的理念正在开始广泛传播，尤其在经济较为富裕的国家，愈来愈多的人在反思狂热生活的高昂成本。 在我们这个快乐主义时代，慢速运动手中留有一个销售王牌：它兜售娱乐。慢速哲学的核心信条是从容地把事情做好，并从中获得更多的享受。无论慢速哲学对经济资产负债表有何影响，它所传达出的正是真正使我们快乐的东西：健康的身体、繁荣的环境、得到加强的社区和人际关系，远离永久的匆忙。 然而，让人们相信放慢速度的好处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减速将是一场运动，直到我们重新书写规则，控制包括经济、工作场所、城市设计、教育、医药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止。这将需要温和的劝说、富有远见的领导、强硬的立法、审慎的国际舆论的认可。这将是一场挑战，但它是至关重要的，已经具备乐观的理由。从集体的角度讲，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活过于狂热，我们想放缓步履；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刹车，而且也已发现生活质量由此有所提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何时个人行为能拓展为集体行为？全世界诸多个人减速行为何时将进抵关键性阶段？慢速运动何时会变为慢速革命？ 要帮助世人达到这一顶点，我们每一人都应竭力为慢速腾出空间。其中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就是重新评估我们同时间的关系。为帮助患者应对现实，创造了"时间病"一词的美国医生拉里·多西教患者走出时间，使用生物反馈、冥想或祈祷以策划"时间出口"。通过制约时钟控制生活的方法，患者就能将自己的节奏放慢下来。我们也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试着不把时间看作总是渐渐枯竭的有限资源或是一个需要惧怕、需要战胜的暴君，而把它当作生活的良性因素。停止过每一秒钟都如同弗雷德里克·泰勒盘踞在附近，查看他的秒表，在他的剪贴板上发出不满的啧啧声一般的悲惨生活。 如果我们对时间不再那么神经质，我们的社会就可以开始将24小时更明智地加以利用。我在本书开头曾争辩道，一个围绕时钟转的世界必然招致匆忙。如果我们一刻不停地在任何时间都在做事，我们的日程安排就会爆满。但每天24小时的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邪恶的。如果我们以缓慢的精神应对，少做事，减少匆忙，就可以获得减速所需的灵活性。 谈到放慢速度，最好从小事做起。做饭整个过程都要亲自动手；同朋友悠闲地散步，而不是匆忙地跑到购物城购买并不十分需要的物品；关上电视，读读报纸；给性爱增添些信息；或花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坐一坐。 如果对一个慢速化的小努力感觉颇佳，即可扩展到大的方面。重新思考你的工作时间，或从事一些让社区更适合步行的运动。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你会像我一样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早点放慢节奏呢？ 渐渐地，我对速度的狂热在消退。时间不再像一个残酷的、无法抗拒的监工头。做自由职业者是有好处的，沉思或将手表放入抽屉也是行之有效的放缓节奏的方式。我花在做饭和阅读上的时间增多了，还常常把手机关掉。对自己的个人爱好则采取一种"少做即是多做"的方法--我一直等到孩子长大才出去打网球--这些都有助于缓解匆忙所带来的压力。我经常提醒自己，速度并不总是最好的策略，匆忙通常是徒劳无益的，甚至会起反作用，这就足以限制加速的条件反射。每当我发现自己为匆忙而匆忙时，我就会停下来，做做深呼吸，并告诫自己："没有必要匆忙，从容一点，慢一点。" 周围的人也注意到我的变化。过去我对超市的收款台厌恶有加，将它视为对我个人的速度和效率圣战的公开侮辱；妇女们慢悠悠地摸索着找零钱的举动更是令我恐惧至极。如今，我发现自己排队时心气平和了许多，即便别的站队移动速度看上去更快些，我也再不会为"被浪费掉的"几分几秒而烦躁不安。最近一次购物，我甚至让站在身后的男子排到我前面先交款，因为他购买的物品较少。对此我妻子十分惊诧，"你确实慢了下来，"她满意地说道。 然而，当我开始着手撰写本书时，我的减速的试金石是我能否将匆忙地讲述睡前故事的旧习摒弃。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我可以一口气给孩子念几本书而不去担心时间或迫切希望跳过一页。我念得很慢，每个词都细细品味，用假定的口气和面部表情传达戏剧或幽默精华。我儿子今年6岁，非常喜欢我这样做，讲故事的时间已经成为思想的交流而不是词语的战争。过去我和儿子之间诸如"我还要听故事""不，讲得够多的了"等争辩不再出现了。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躺在儿子的床上，给他念一个很长的神话故事，内容是关于一个巨人的。他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只好停下来，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接着，我又念了一个更长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条龙和一个农夫的儿子之间的故事。当我读完最后一页并合上书本时，突然渐渐理解，即便我不知道自己念了多长时间--15分钟，半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我都会很兴致勃勃地继续念下去。我同"一分钟睡前故事"之间的往事如今已是过眼烟云。我问儿子是否希望我继续往下讲，他揉了揉眼睛，说："爸爸，今天晚上讲得够多了。"他亲了亲我的面颊，便滑入羽绒被里。我将床头灯调暗，然后走出房间，我微笑着慢慢走下楼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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