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与谷·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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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与谷·领袖毛泽东》

正文自序

我是陕西韩城县（会韩城市）人，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自幼就是自求生存，自谋出路，9岁离开家庭，独立生活。20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苏联。在苏联有收获，也有苦闷。收获的是学了马列主义，学了知识，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苦闷的是想回祖国而不能，在国外一呆就是15年。

1940年初回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后来由于康生的诬陷，蹲了13年监狱，加上“序”和“跋”，前后20年没有工作，也与世隔绝。1979年做了结论：“经13年审查，没有政治问题。”这时，我已是74岁高龄了，任以“顾问”，聊以安慰。今年88岁，我在祖国的有效年龄只有18岁。

18年是短暂的，但却是祖国天翻地覆的年代，是我国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的年代，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当年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位巨人——毛泽东、斯大林之间的交往，在许多场合，除了我们外，再没有人能够知道，因为他们的交往，需要我这个俄文翻译当桥梁。他们的言行与决策，无疑是影响到历史进程的，也都是珍贵的史实。今人和后人研究这段历史，都是重要的依据。

太阳有黑点，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也还有康生这样的孽瘴；历史向前发展的巨大洪流，也有局部的逆流和漩涡。这都是历史的客观事实。承认历史，研究历史，为的是今天和未来。科学的态度，首先是实事求是！

在监狱里13年，我把自己一生的经历，想过无数遍。出狱后，胡耀邦同志又指示派人帮我整理回忆录。整理成上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全部交到中央文献研究室。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历史事件已无保密的必要，而某些误传却甚嚣尘上。诸如：“斯大林不让我们过长江”、“毛主席访苏，斯大林让他坐了5个小时冷板凳”等等，不仅口头流传，甚至见诸报端。也不断有人来访，想证实这一段历史。1988年，我的女儿秋朗建议我发表回忆文章，以正视听，但这时我已患脑血栓，只好由秋朗代笔。首先在《人物》杂志上发表了《陪同毛主席访苏》，反响很大。从此开始，将我回忆的事实，逐步公开发表。

199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同志又根据我过去的回忆资料，整理成《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已于今年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

本书所收入的是发表过的部分回忆文章和未发表过并且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也反映不多的材料。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史实尚不宜公开，只好等待未来吧。

发表过的文章在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调整和增补，也在此一并说明。

正文〇一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

<h3>整风运动之初</h3>

著名的延安整风开始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但毛泽东由于事情大多，只挂了个名，并未具体管；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也没有管。这是康生求之不得的局面。

康生由于善于看风转舵，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上了中央社会部部长，因而掌握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的部分权力。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之后，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康生）做。”康生提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当时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因而也是帮助他工作的人员之一，并分工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和审干。

开始时，毛泽东还比较关注，他的想法是通过学习、讨论，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就算达到了目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在同我的接触中曾说过：“不过（指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者），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情思想就行了。”

1942年1、2月，中央各机关开始了整风学习，我有一次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我又问过中央机关整风学习的目的。他还是讲：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可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进来了，味道有点变了。不仅对错误路线是谁，提出要追究责任，而且对其它一些问题也追究责任。

1942年夏季，康生提出了“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这是一个十分阴险的谋略——只要他说谁有问题，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实，也让其“自救”，永远没有完。而这一谬论的出笼，是从这样一件事情引出的：

康生在苏联时，本来是紧紧追随王明的，他们的党内下发文件都是用“王康”的名义（特别是对我国东北地下党发文件是用这个名义）。1937年底，康生回国以后，看到毛泽东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了王明，便摇身一变，把自己标榜为“反王明的英雄”，并极力靠拢毛泽东。用曹轶欧（康生的老婆）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以后就制造出他们在苏联受王明排斥的神话。康生主持整风以后，就想乘机把王明搞下去，却又不敢妄动，便从统战部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柯庆施下手。柯庆施夫妇被反复批斗，柯庆施的爱人被迫自杀了，柯仍不能被放过，有一天，中央机关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庆施，这样的斗争会名之曰“抢救失足者”。这次斗争会是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柯庆施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群众”就是不依不饶，大家都腹内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场。康生和毛主度、刘少奇就住在会场——中央办公厅上面不远处的一排窑洞。康生听到中央办公厅人声鼎沸，深夜不绝，他来了。他来到大会上讲了话，意思是：抢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允许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态度如何，他玩了这样一个把戏，会散了。事后，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场，我给他收了场。”他的几个“必然转入”也就在此时出笼了。

<h3>审查“七大”代表</h3>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时，我曾帮助他工作，1940年回国后，我任他的秘书。此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包括对代表资格的审查。

由于斗争形势的艰苦复杂，各地代表来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从1942年起，便有代表陆陆继续来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等候开会。1943年5、6月间，“抢救失足者运动”已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数人“有问题”。到了1944年初，任弼时告诉毛泽东这样搞法不行，“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样才把党代表中的抢救运动停了下来。这些代表中究竟有没有问题？

1942年中期，从湖南来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人较机敏，那时中央办公厅需要人，就把他调来杨家岭、后来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学文件时，他总提出错误路线谁负责的问题，负责人找他谈话。他承认他变过节，答应了作暗藏的特务，那时并没有逼他。

河南省委书记XXX，山东人，在延安期间同我有来往，任弼时同我一起审查他的代表资格时，我认为他有问题，因为他被捕后很快就被释放了。任弼时说我神经过敏，通过了。待“七大”开过之后，他向中央但白，承认自己“失足”过，但没有干坏事。

XX，山东省委副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突击”过，组织上不了解，“七大”当选为候补委员，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并要求取消他候补委员的资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书记，青年，也是“七大”后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编了一套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补委员的资格。

还有个纪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敌特“突击”了。他一直伪装，我们还重用他，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打通西部通往苏联的道路，他一到甘肃，便携款逃跑了。

以外，还有几个有类似问题的人。

以上说明在错纵复杂的斗争中，与敌特的斗争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象所估计的那么严重。

<h3>我到保安处</h3>

整风学习中，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我自认为在苏联15年，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层。我觉得保卫工作能接触各种人，能了解干部和中国的社会，就向任拐时同志提出到保卫部门做实际工作，他同意了。于是1943年1月我被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任局长。调去之前，康生找我谈话，他认为西北的干部不纯，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个社会部，想把我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肃反”。虽然当时我对他的意图并未看破，但我认为西北已经有了个保安处，不应该再另搞一套，没有答应他。但他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是搜集敌方情报的中心，所以实际工作还是要听他的。保安处处长是周兴，他每天晚上都要听康生给他的电话指示，然后通过我去执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处的对敌斗争全部在一局）。

这年4月的一天，床生要周兴和我带了边区干部中坐过监狱和“历史不清”的名单去见他。康生在名单上圈了200人，叫我们把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来，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单中有“师树德”的名字，我随口说出“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过名单，把师树德的圈抹去了，我说：“有问题应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摆，嘴里“嗯嗯”着，然后在“师树德”名上点了一点（这是送行政学院审查的记号）。我有点茫然，也有点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据还是随心所欲？于是我问：“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干脆：“有材料还要审问？”这似是而非的话，倒使我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又说：“一下抓这么多人，保安处容纳不下。”他说：“想办法！”我们领了任务，向下布置执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4月份，蒋介石把他部署在晋西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陕西韩城、宜川、大荔一线，并声言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因为中共不听话”。后来知道蒋介石这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逃离抗日前线，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风。但当时中央分析：蒋介石这一动作，可能是同日本搏和的一个步骤，便紧张起来。边区人民也群情激奋，到处集会，声讨蒋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坚决保卫边区的决心，还把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请到大会主席台上，让他看看边区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这样一个时机，借口“为了整顿后方，清理阵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来。于是延安一夜之间抓了260人，中央社会部也抓了100人，绥德专区抓了100人，关中也在抓人，以后还在扩大。大约5月份，我又领命到绥德收拾那里的烂摊子。

<h3>绥德的故事</h3>

绥德地处黄河西岸，绥德的宋家川与山西的军渡隔河相望，绥德的商人就从这里往返于秦晋之间。他们的货源在山西的柳林镇，而该镇确有日本的特务机关，经常从商人的嘴里探听河西的虚实，但这些商人都是爱国的，从不对日本人说实话，倒是把山西的实际情况不断告诉我方。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山西的日本侵略军构成了对绥德的直接威胁，于是绥德也和延安同时捕人，命令当然都源于康生。这一行动，伤害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同时因为打击面迅速扩大，人人自危，不可终日。李鼎铭从亲友那里了解到他自己家乡的情况，很有意见，便向林老（林伯渠，当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任副主席）反映。这也就是派我去绥德的原因。

绥德地区的行动是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搞的，捕的人都关在专署，审又审不出个名堂，骑虎难下，他们也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呼吁求援。大约5月底，我带了布鲁等七八人去绥德。

我们到绥德后，首先停止乱捕人，接着抓紧审问在押的人；弄清没有问题的，立即释放。其中有一个唐海，是马列学院的优秀学员，我教过他，也认识他，我把他找来一问，他便痛哭流涕，说他什么错误也没有，唯一的错误是同一个女青年接过吻。此等案情，当然立即释放。

工作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一个姓陈的同志说我：“我的天啊！你逼着鬼上树，一天审的案于比过去一个月都多，一个月比两三年做的事情都多。”这样突击了一个月，绥德、米脂、清涧都安定下来，李鼎铭收到亲戚的信，表示满意，又向林老说了，讲了我的好话。

那时，徐向前是军委成员，又是绥德抗大分校的校长，他很稳重，我们都尊敬他，重大问题都是徐向前、习仲勋、袁任远和我一起研究，得到徐向前很大帮助。

这时，绥德师范的女学生田家凤和另一男青年（姓李）还在延安到处做典型报告，其实都是假的，是逼出来的。我们有些同志确实喜欢用诱骗和折磨肉体来逼供。

整顿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后，就在绥德警备区召开了群众大会，作了总结。

林老将我在绥德工作的情况向西北局作了汇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将我的书面汇报作为典型经验上报中央并介绍到边区各地。尽管自己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领导上还是肯定了我对稳定局面、安定人心所做的努力。

7、8月间，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气氛已缓和，上级要我回延安汇报工作，我把家属留在绥德，打算汇报之后还返回绥德。

回到延安，林老要我到边区政府做了工作报告，李鼎铭副主席出席。工作汇报完了，高岗、康生、任弼时找我秘密谈话，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件特务案。

<h3>关中抓特务</h3>

任弼时他们同我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对XXX并不怀疑，可是敌特的情报里老有他，这是怎么回事？要弄清楚。”

这里要提一下，军委二局真是我们的无名英雄。他们对敌人的密码破译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到敌人的各种密电。上述敌特情报就是这样获得的。

1943年11月我到了关中，那时关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已经是满城风雨、草木皆兵了，如：说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文年生的爱人是“特务”，妻弟也是“特务”，文本人虽说还不是特务，但因“特务”在他身边，自然不能信任。专员兼保安分处处长江锋是“特务”，几个书记、副书记也靠边了。连关中秦腔剧团的团长，因同XXX关系密切，也被当成“特务”。只剩下副书记段德章和张德生可以商量事。

为了模清问题，我到关中未声张，但很快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第一件是：父父父已调离关中一年多了，敌人的情报中还有“XXX给情报”的话，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竟会有此情报？

第二件是：我到关中，在转角（地名）停了一下，和一个脚夫聊过凡句话，马上就从国民党的密电中截收到“贺龙到关中，穿黄呢子衣服”云云，国民党着实紧张了一下。我一看，穿黄呢子衣服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把我当成贺龙了。可见国民党的情报并不那么准确。

经过调查分析之后，把疑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杨洪超，家在边区境内的马兰，家庭中人口较多，他本人住在国统区的职田镇，都是双方的边沿地区，来往频繁。杨洪超是布鲁收买了给我们做情报的，他的叔叔是我们的交通，布鲁又让他的叔叔监视他，但是他为国民党做假情报的事却不知晓。

淳耀县保安科长贺生高手下有在职田镇的人，摸清了杨洪超的住处，一天晚上，由保安分处干部王天民带六七个武装，半夜越过边界，到杨洪超的家、破门而入，两口子睡得正香，武装人员把女人带到一边，警告他不许出声，不许孩子哭，让杨洪超赶紧穿上衣服跟着走。一家人全都吓傻了，只有哆嗦的份了。事情办得很利索，狗都没有叫一声。他们经过敌人的岗楼时，可以听到岗楼上的说话声，也没有被惊动。

我在马兰附近的正营等候。把杨洪超押到张德生的办公室，我们二人审问。审问之前，先来个下马威，把镣铐往他面前一扔，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后关头”。杨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问：你给国民党的情报是哪里来的？

答：我编的。

问：为什么要编假情报？

答：为了挣钱、骗钱（国民党特务机关按情报的价值付钱，这是XXX被扯上的根本原因——笔者注）。

问，你给假情报，人家就不查？

答：他怎么查呢？我说的都是边区的事。

问：都什么人给你情报？一个一个说！

答：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知道谁的名字就写谁。

问：文年生的老婆你知道吗？

答：她是咱地方上的山东人，谁不知道？

对他的交代一时不敢完全相信，可是很快从敌方得到了证宴：国民党特务机关如丧考妣，说他们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情报专员；西安派了个师级干部专程到职田镇查处此事，并给上司报告说：“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而且此后，确实再也没有收到国民党方面有关边区的情报。

关中大批干部受冤枉，怎么收场？于是开了大会，让杨洪超讲话，因为他捏造假情报，害了不少人，意思是说干部受冤枉，事出有因。在关中两个月，基本搞清了问题，我于1944年1月回到延安。

<h3>毛主席过问</h3>

我从绥德回到延安，尚未去关中之前，康生召集过一次审千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和他发生了冲突。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北、晋东南、西北地区较高级的干部，在会上要制订几条审讯口供的原则。而这时毛主席已经讲了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以往做保卫工作的经验，在会上发言说：“审问时不能用刑。”而康生说：“用刑是可行的。”我说：“不能欺骗诱供、不能利用病情或心理不正常时逼供，套取供词，要让犯人说真话。”而康生反驳我说：“照你的说法就没法审问了。”我说：“用材料嘛！”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审问？！”我说：“弄出那么多假的怎么办？”他说：“我们逼供而不信，他愿意说就让他说，完了再甄别嘛！”而且威胁说，“如果你认为谁没有问题那你就对此人签字具保，负责证明他没有问题。”这就是一大皂糊涂帐的根源。在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只好不再作声。

当时延安的审查对象分在三个地方，认为问题较严重的，关在保安处和社会部；其次的集中在行政学院。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在枣园后沟）关着100多人，行政学院主要是陕北的当地干部，西北局反复证明陕北的干部都是一起干革命过来的，都了解，没有问题，但康生仍坚持县以上干部都要审查，因为“可能是汉好、是托派”。以至于所有的机关单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是当时的人都经历过的。

康生的主意是，坦白交代了的戴红花、吃白面。在社会部受审查的张克勤，是个20来岁的青年，他根据一本侦探小说，瞎编了自己的“特务”故事，咬了许多人，被作为典型到处作报告，于是假口供更加普遍了。再加上边区生活苦，监狱更差，承认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促使假坦白增多。当然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当时仅因他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的）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也就最多。

假口供百出，康生得意忘形，同时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行政学院受审查的陕北干部不满情绪最高，反映到边区政府，反映到西北局，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后受到了震动，觉得错了，问题不小。于是1943年底到1944年初之间，毛主席亲自到行政学院向被审查者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脱帽鞠躬、赔礼道歉。随之又到中央党校等多处表示了同样的态度，扭转了大面上的形势。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输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为什么？”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10句话是假的；有10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不去。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10句错了改10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帖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毛主席接着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

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八8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八8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姆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八8团”，承认后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于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人陪绑。罪名是“顽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导，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答：“是的”。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

他哭了。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

1944年7月，在押犯人大部分甄别释放之后，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

<h3>有没有特务</h3>

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我们也搞国民党的情报，国民党搞我们的情报难，我们搞国民党的情报容易，这是真的。国民党给我们派特务，我们也给国民党派特务，他们派来的特务无一能立足，我们派去的却只有少数失败，这也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们平时审查干部就很严格。

1942年，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到关中出差，为的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兰，国民党派进来一批特务，其中一个叫吴南山，家在马兰附近。此人考虑到自己家在边区，一旦身份败露，将涡及全家，便主动投案自首，向布鲁坦白。原来他是在汉中参加了戴笠的特务训练班。该班46人，都是西北的青年，毕业后全部派到边区，让他们互相联系，并打入我机关。此人交代了全体46人的姓名，经调查核实，有些人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布鲁回到延安，研究了对策，找了一两个谈话，交代的和吴南山但白的一致。这就是“戴案”（或你“汉中训练班案”），查清了，并未捕押一人。

康生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到毛主席面前去夸口，毛主席问他究竟是谁搞的？康生才不得不承认是布鲁破获的。毛主席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这是康生自己说的，他当然不会轻易说这种丢脸的事，而是另有目的的。

真正的特务，仅此而已。康生却借口“整顿后方，清理阵营”，搞得人人自危，不战自乱，人心涣散，无疑帮了敌人的大忙。我心里老有一个问题：“康生究竟是什么人？！”

我自己做敌人的工作也有失败的例子。国民党统治的榆林有个营尔宾，在莫斯科时和王友直（现陕西省政协委员）同学，我也认识。1944年初，他从榆林经延安去西安开会，打订匆匆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团负责人之一，他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当他夜晚到了延安，并在南门外二十里铺歇脚时，我派人把他找来。

我问他：“认不认识我？”

他说：“老朋友了。”

此人本来也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关系密切，可是这时，他说他是国民党员，我要他为我们工作，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无所谓给谁工作。”后来可能是害怕，还是答应了同我们合作，并签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团的会上，把我同他的谈话全部捅了出去，还把师习德（我过去的名字，他知道）大骂了一顿。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央再三督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以便给边区干部和群众做个交代，同时这也是“七大”的准备工作之一。康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夜不成寐，食不甘味，但他总是能找到出路一他让保安处写这个总结，而且要一部分一部分送给他。40多页的报告写好了，报告人应该是周兴，可是康生说这样的报告周兴不能做，要由他亲自出马，他在报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许多私货，诸如：“许多人生了病不就医，不治疗；又有些人抱着敌人的坦克睡觉而不自知，那么，旁人大吼一声，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对呀？！如此伟大的运动，触动和伤及少数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

会后，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咱们做不了，也不敢做。”

<span class="right">（首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span>

正文〇二重庆谈判前后的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了。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以后，各地代表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只有少部分干部因故在延安逗留数日。这时，外电传来消息——苏联军队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怕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日军顽强抵抗，双方都有众多伤亡。但苏军仍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两三天的时间，日本天皇便宣布愿意放下武器，正式投降。毛主席说：“看，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日本没有投降，而苏军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沸腾了！以延安城为中心的几条幅射形山沟中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锣鼓暄天，爆竹齐呜，人们欢呼雀跃；把衣服帽子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把筐里的苹果、梨送给近旁不相识的人，不管认不认识，互相拥抱，拉起手来扭秧歌，当天夜晚，满山遍野是火的海洋、欢乐的洪流！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狂欢持续了三天。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党、我军上上下下全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之中，而党中央领导同志尤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最忙；朱德总司令历来表现得不慌不忙，悠哉游哉，事情却处理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而任弼时同志当时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只是着急。

毛主席恨不能把一天当十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他一面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一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每天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而夜里读书仍然不可或缺。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工作人员挑选最好的瓜果送到毛主席办公桌上一办公桌是个乒乓球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有。主席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小礼堂的周围摆放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自己到主席“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便各自离去。

刘少奇在自己的窑洞里悉心研究各种文件、各地来电等，或者同发到前方去的同志谈话，只有重大问题才同毛主席商量、研究处理方案。他首先关注到东北方面的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

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一一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美英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并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国民政府。然而，我军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早已存在，尤其在山海关到张北一线的长城内外，布署了曾克林、李运昌，杨成武、肖华、吕正操等部。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上述所属部队便全面向北进击，深入东北腹地，配合苏军作战。中央也从华北、华中调动一部分部队向东北进发。

苏联为遵守国际协议，极力设法尽快地将南满辽沈等地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以便早日脱身，撤回自己的部队。而蒋人部队虽有美国的公开的大量援助，怎奈他们自己下争气，忙于“劫收”，腿也短，手也短、机械化赛不过土八路的两条腿。美国军队驻守在山海关，把住大门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好不容易才派出了他的精锐部队第一军（即整编第一师，师长孙立人，副师长贾幼慧）去接管苏军移防的沈阳。

苏军按规定时间撤离后，东北只留下国共两家的武装力最。双方互不相让，寸土必争。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抢先占领广大的农村，并尽可能地占领一些中小城市。在解放了的地区，发动群众彻底翻身，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对东北方面，刘少奇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见解和设想一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毛主席听着刘少奇的陈述，一直默不作声，也没有停止自己手里的事情一写文告、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交待任务。最后才提到林彪，给他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满意，欣然接受，昂首而去。

剩下徐向前，在那里坐立不宁，实在按捺不住，便起而请战，要求攻取太原。毛主席微笑着回答说：“我没有忘记你，但你目前有病，还是首先治好病，养好身体要紧。太原之敌路断援绝，跑不掉的。这个任务就留给你，等你恢复健康之后去完成。”

周恩来则独挡一面在外线作战，既忙于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交道，还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种种阴谋。

当时，国共虽无战争，但各自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形势很微妙。毛主席则每一步都把握得很准、很稳。在这一时期，我们不仅让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而且允许美国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延安和各主要解放区设立联络组并到各地视察，执行调解任务。至于他们没有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只好收兵回营，承认完全失败，那可不能怪我们。

蒋介石为了维护他的地位，提出所谓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这就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美国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去同蒋介石会晤。

这时，斯大林莫明其妙地插了一手）也许他的主观意图是执行雅尔塔会议的协议），他通过苏联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电文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是很生气，毛主席是这样说的：“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毛主席正在为这封电报生气的时候，斯大林紧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说：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

开始时，毛主席本想派周恩来代表他去谈判，后来考虑到蒋介石不会满意，而且又不足以充分表示我方的诚意，于是最后决定他本人去重庆同蒋介石会面。经过几天的准备、毛主席由王若飞陪同去重庆，周恩来、博古在重庆等候。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专程从重庆到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赫尔利是个粗鲁而下识事体的家伙，他第一次来到延安时，住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一天上午，毛主席专程去拜访他，他趾高气扬，大放獗词，说什么中共应该把自己的军队全部交出来，归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编制、统一指挥。这样做，就可以得到美国供给的大炮、机关枪、飞机等等装备，否则就没有出路，而且美国人要骂你们的。毛主席冷静地回答说：“大使先生，你们美国有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牛油、面包，那都是你们的，你们自己享受好了，你们美国人吃饱了要骂人，那也是你们的自由，尽管骂好了，可以天天骂。而我们有小米加步枪，属于我们自己享受。井水不犯河水，各归一途。”此外，还有许多挖苦的话，够赫尔利受的了。

这次，他来接毛主席，当毛主席和代表团成员登上飞机后，他最后登机站到机舱门口，两手抓住门边，身子往后一仰，大声怪叫起来，好似野兽获得了猎物。他的举动引起了在场欢送毛主席的干部们强烈不满，纷纷质问同来送行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包瑞德说：赫尔利是个粗鲁无知的莽汉，他是放羊娃出身，野性未改。

毛主席赴渝前，不仅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还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斗争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等等。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许多干部产生了疑虑，不得已，刘少奇才向大家透露了上述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才放下心来。天天盼着毛主席归来。

在毛主席离开延安后不几天，即9月14日上午，延安机场降落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机上走下来我八路军驻山海关的将领曾克林和苏联一位军官卫斯别夫、一位少校翻译谢德明。曾克林在锦州同他们相遇，谈得很投机，苏联这位军官对我八路军总部有一种神密感，仅仅出于好奇，想看看八路军总部是个什么样子，一时兴起，便驾机前来。他们根本不了解延安情况，也没有通讯联络，仅凭曾克林的口头介绍，便飞来了。飞机一降落，便受到杨尚昆和伍修权的迎接和招待。第二天下午，彭真带他们到了军委一一八路军总部王家坪，会见了朱德总司令。接着，尚留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来同他们座谈，刘少奇主持了座谈会。刘少奇要曾克林介绍东北的情况，曾克林对八路军进入东北、进驻沈阳的经过、部队的扩大以及苏军的态度等作了详尽的汇报。又过了一天，16日清晨，彭真告诉曾克林：他和陈云、伍修权要搭乘他们的飞机去东北。于是这天下午，他们同机离开延安，到山海关降落。

毛主席在重庆历时月余，“双十协定”拟就，仍由张治中陪同返回延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的干部有4000余人，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因为这时中央机关干部基本上都离开延安去了前方。我上前迎接毛主席，并请他给大家讲话。主席的讲话很简短，大意是说：这次到重庆同蒋委员长会谈，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日内就要发表一个文件，叫“双十协定”。这是初步的收获，但还有许多没有谈到，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以后应做的事情还多着呢！总之，打开了局面。毛主席讲完又转向我说：“你请张先生讲话。”我走向张治中先生，请他给大家讲话。张治中讲话如下：“我把毛主席迎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机场上，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热烈欢呼。之后，毛主席回到枣园住处，张治中则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休息，同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有些疲劳，但因他离开期间，许多事情都有了变化，所以他没有休息几天，便开始过问工作。首先他要了解前方各部队的部署和移动情况，哪些地方同国民队发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对付的等等；其次，他听说张闻天、李富春等都去了东北，有点不高兴，但没有说什么。最后听到高岗也离开延安去了东北、便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私下对我说：“西北这么大的地方，该做的事情又那么多，为什么要往东北跑？把自己的事情丢下不管，都要进大城市，只想过好的生活，不想吃苦，这算什么态度？！”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礼堂作了个大报告。他的话简明了，深入浅出，使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澄清了一些糊涂认识，大大振奋厂精神，增强了信心，提高了斗志。他说：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嵋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要看桃子是谁栽的，谁浇水，谁施肥，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桃子，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令人担忧的是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不佳，我每天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在无可奈何之际，我想还是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十月革命节去了。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拍了电报给斯大林，请派两名医生来。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我到得近前，他叫我暂时不要给斯大林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佯着急于什么？！”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他再没有说什么。

这时江青出面了。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她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毛主席离开枣园去休养。我找了许多地方，到了安塞真武洞，那里条件太差，不适宜；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这里倒是完全空出来了。于是请毛主席去疗养所。去了以后，毛主席又觉得完全脱离了机关，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更着急。我每天去看他，他都要问许多的问题，而有些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不几天，他再也呆不下去了，要求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

在柳树店的一个多礼拜时间，毛主席每天出去访问，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群众访问遍了，因而也完全掌握了那里的情况。

王家坪桃林有窑洞，也有平房，地方很宽敞，又同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靠近，他就安居下来。请了黄树则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和护理，但是缺少医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以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做好准备。

派来的医生就是阿洛夫和米大夫。阿洛夫对延安很熟，飞临延安上空，他就看了宝塔山上的“延安宝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机场的跑道走向，飞机着陆了。毛主席走上前去，亲自迎接，紧紧地抱住孩子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来宾一一握手。然后他们都到王家坪休息。

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江青的事又来了。她要我把阿洛夫约到一问空屋子里谈话，尽管屋内屋外别无他人，她还是把门关了起来，她对阿洛夫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受了害，中了毒，只有她知道（有些恕不能书），要阿洛夫注意检查并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阿洛夫回答说：“根据我和米大夫二人对毛主席的身体检查，认为他身体基本是健康的，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但毛主席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使他反应异常。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少管或不管，使神经尽可能松驰下来，也不要用琐细事情去麻烦他。可以肯定，他绝无中毒现象。因为任何毒性物质都不可能在人体内潜伏两个多月之后才发作。希望多多调养，让他好好休息。”阿洛夫和米大夫还劝毛主席多走动。到野外新鲜空气中去活动。于是在1946的初春的一天，为毛主席组织了一次春游。同行者有蔡畅同志，毛主席的爱子岸英却不在身边。

岸英回到延安以后，毛主席很高兴，得到很大安慰，有些翻译工作也由他替我代劳了，使我减轻了负担。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麻烦：岸英回来时已20多岁，求偶心切，加之在苏联长大，已是苏联人的习惯，中国人接受不了，江青再吹耳边风，毛主席甚感烦恼。岸英回到延安，又引起美军观察组的关注，岸英会讲英语，于是每次周未舞会包瑞德必到场，而且总是扯住岸英说长道短。由于这种种原因，毛主席把岸英打发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炼去了。

毛主席和蔡畅一行到了延安南郊十里铺附近，下车后在丛林中漫步。但毛主席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寻访。他把周围的碑文都仔细地看过之后说：“延安在明朝以前就有较高的文化，大概是由于交通不便，渐渐落伍了”。大家请主席聚餐，他吃得很少。忽然，他发现大路西边有一所小学，就到该校去参观。一会儿，主席找我，说：“快来，你的乡亲，司马迁的弟子在这里，你们认识一下。”不错，该校教师是韩城西南原上的人，是鲁迅师范的毕业生。他告诉主席，鲁迅师范的学生有一半以上韩城人，人称“韩城师范”。主席说：“我也曾遇到过几个小学教师都是你们韩城人。”

这次春游虽然有些累，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尽欢而归。此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好转，精神渐渐恢复了正常。

毛主席觉察到苏联医生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一个身上了，于是对他们说：“有时间你们可以到各机关、各单位去走走。看看，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单位，顺便也给各负责同志看看病、检查检查身体，中国人说：‘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妙手回春’都是褒奖你们医界人士的，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只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以后不久，米大夫向毛主席汇报了他的工作，他把各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和常驻延安的领导同志的身体状况都作了一次检查，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同志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而是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主席听到，深深地叹了口气，再没有把话说下去。

有一次米大夫同我闲谈中说：他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深深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超人的毅力，坚强的信心和铁的手腕，对大小事情都十分认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总之，在任何问题上，也无论任何人，都休想骗得过他。

1946年秋初，即河北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毛主席同阿洛夫谈话，提醒他注意中国问题的本质及其复杂性。他说：宣化店事件非同小可，它是一个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但蒋介石装着若无其事，毫不在乎，那是因为他得手了。然而人民却不是这样想的，也不可能不在乎。须知若干年前的平江惨案、皖南事变，人们并没有忘记，而今天又来了宣化店事件。这一事件是蒋介石预谋的，是给我们的又一次教训，实际上他给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了！难道可以不记取吗？！毫不夸张他说：这一事件是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我们能不提高警惕，能不防范吗？！

毛主席的这番话，显然是回答斯大林的。

在蒋介石军事挑衅的同时，美国人穿梭于国共之间，妄图用武力与和平两手，迫使我们就范。这时，马歇尔来到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也十分活跃。为了招待马歇尔，我方用总部外事招待处的名义，举行了一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

次日晨，毛主席尚未起床，就令我找阿洛夫到他住处。我以为他又病了，急忙要阿洛夫来看他。这时，他才慢慢地下床，还没穿好衣服。他请阿洛夫就座，令勤务员倒茶。这才慢慢地谈起来：“昨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宴会，你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作客，却不能像你一样坐在我的寝室进而同我聊天。你明白了吗？我想，无需再作多的解释。总之，我累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他在他的高级将领的会议上训话时说：“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8个月后，蒋介石遭受到兵力的巨大损失，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变为向山东、陕北两个地区的重点进攻，令胡宗南等集中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解放战争开始了。这才有了1947年初开始的毛主席转战陕北。

<span class="right">（首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6期）</span>

正文〇三随毛主席从延安到北平

翻阅室内书刊，竟发现尚存的1947—1949年的杂记本，勾起了我对当年的许多回忆。

<h3>撤出延安</h3>

1946年10月间，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前来拜访毛主席，兼送代耕粮，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问：“你们的战备工作是怎样做的？”杨步浩回答：“首先是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和衣物，甚至把各种用具都藏起来了。我们这些强劳力都组织起来，敌人来就进山打游击战——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总之，要把我们过去的游击战术和经验全都用上，使敌人得不到一日的安宁。”主席听了连连称赞。这件事证明了毛主席常说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条件好”。开始掀开1947年的日历了。蒋介石决定依照自己的原订计划行动。由于1946年末在山东和河北取得了军事上的些许进展，蒋介石便得意忘形，不顾一切地发动全面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并把进攻延安作为一次决战，疯狂地提出了“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的口号，但由于准备工作迟缓，他直到1947年3月才正式行动。

我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就在胡宗南的军队决定向延安逼进的一天晚上，我特地去见毛主席。到了王家坪，已是夜深人静，毛主席还在工作。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们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待敌人进入边区，到达富县、甘泉一线时，予以迎头痛击，消灭他部分力量，让敌人知难而退，这样，延安不就保住了吗？…毛主席听到这时，转过身去——我感到他在笑，我想：“他还笑得出，真莫名其妙！”主席点燃了一支香烟，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对，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一在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是一个世界名城，自然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就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啊，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转战陕北时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毛主席接着说：“你懂得拳击法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似乎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于是脚下生风，急速转回枣园，加快了布置疏散和撤退的准备工作。为了以防万一，遵照中央决定，首先派人把两个洋人——米大夫送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那里是我们的后方。

1947年3月18日下午，胡宗南的军队逼近延安城南郊，已能听到延安近郊的枪声。这天傍晚6时，毛主席从王家坪出发直抵永坪镇，暂且休息。第二天上午9时许，敌机来袭，主席的汽车（宋庆龄送给毛主席的救护车）遭到敌机扫射，挡板被击穿，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21日傍晚，毛主席抵达高家坪，住在王家山——事先准备好的地方，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住在这里，只有周恩来同志到山西三交镇视察后方工作去了。毛主席在这里组织了3月25日的青化砭战役。在第一次激战中、彻底消灭了敌人先遣部队一个旅及其指挥部，整个战斗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不仅全部俘获敌军，而且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进驻延安的敌人不仅与其先遣部队失去了联系，而且在数日之内找不到他们的下落，不知去向，对这次小小的但是十分漂亮的胜利，毛主席发出了嘉奖令。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敌人约一个旅的兵力直奔延川县城北的拐峁（这里距清涧县城仅60华里，而且是一道平川），似有奔袭清涧以截断我东去之路的意图。因此，中央决定转移，离开王家山，超越清涧向东去，过了九里山到枣林沟（石咀驿以东）暂住。

26日中央在这里开了会，决定组织前委、工委、后委。前委，即中央，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继续留陕北代表中央指导全国工作；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组成，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指导地方工作；后委则由叶剑英负责，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

<h3>转战陕北</h3>

3月31日，中央到达田家坪（田庄），在此稍事休息，即与工委分手，各奔东西。

4月5日，中央抵达青阳岔，这里接近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地区。周恩来也从山西三交镇返回陕北，与中央会合。

4月9日，毛主席在青阳岔向全党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4月12日到达王家湾，在这里驻留了近两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了4月14日的羊马河战役，全歼敌135旅，俘虏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以及31旅旅长李纪云等。5月4日，我军在蟠龙大捷，全歼敌整编167旅，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共6700余入。两役及其它战斗共计俘敌15000多人。

6月7日，中央到达小河地区。敌人被牵到了王家湾。敌军长刘勘就住在毛主席住过的窑侗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敌人抓住了一个70来岁的老汉和一个10多岁的女娃娃，向他们逼问毛泽东曾经住在哪个窑洞里？到哪里去了？老汉和女娃娃都闭口无言。敌人把老汉吊在树上猛抽，女娃娃吓得又哭又叫，但他们始终没有吐露一句实情。

8日，毛主席一行由小河继续向田茨湾前进，遇大雨，向导迷失方向，一夜只走了几里路，直到9日黄昏才抵达田茨湾。这里只有7户人家，而敌人正在奔袭小河。大家劝毛主席再向前走，毛主席就是不走了。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毛主席却成竹在胸，他对这次敌人奔袭小河一线是这样解释的：“这次敌人从延安、安塞出动，奔袭小河一线，是蒋介石亲自部署下的命令，而胡宗南、刘勘等仅仅是执行者，所以只要他们的部队到达小河一线，就算执行了命令，完成了任务，至于结果如何，有什么收获，那他们不管，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了。其次，敌人到达小河，也不得不立即后撤，原因是他们只准备了4天的口粮，如果再驻下去，几个师的人马吃什么？”事情的进展正是如此。毛主席的确摸透了蒋委员长的脾气和他部下的特点，敌人就象是在毛主席的调遣下行动。

在田茨湾住了一周，于6月16日又返回小河，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晋绥、西北等战区负责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人参加的会议，毛主席还特意要贺龙把米大夫从三交镇带去，为中央同志检查身体。

8月1日，中央从小河出发，经绥德于13日到达阎家岔。15日敌占绥德。17日中央向白龙庙前进，当天中午到达蓖县。这时，敌人离中央驻地只有15里，毛主席下令向西北方向的葫芦河前进。

8月19日到达梁家贫。毛主席亲自到前线布置沙家店战役。这时我军主力已由榆林地区转回米脂前线。沙家店战役，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8月20日的这次战斗中全歼敌36师师部和123旅全部、165旅大部，俘虏敌旅长以下6000余人。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到了朱官寨，在这里任了一个月，9月21日开始转移。

23日到了神泉堡。住定后，毛主席一度外出参观。到了谭家坪，参观了峪口造纸厂，又游了白云山庙会。尽管主席头戴草帽，完全是农民的装束，还是被群众认了出来。一时间“毛主席来了”象春风一样吹遍庙会，人群一窝蜂地拥过来，围住自己心目中的大救星。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神泉堡先后住了36天。大约10月上旬，毛主席约我同阿洛大一道到神泉堡见他。这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良好，心情舒畅，谈笑风生。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总形势和陕北战况作了总括的描述和初步的估价，说中国解放战争有了很大转折，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封信由我译成俄文后用电报发出。

毛主席还记着我在延安时向他提的问题。给斯大林发电报两夭之后，毛主席问我：“你把问题都弄清楚了吗？”接着他说：“沙家店战役后，敌人不仅缩回延安，我看他们连延安也守不了多久了。”随后他又说：“从今后，敌人可能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我当时对全国的战况不甚了解，只知道一个沙家店大捷，所以一面听，一面犯疑，心想，一个沙家店战役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毛主席觉察到我内心的怀疑。可是他既不介绍情况，也不再分析解释，只是说“这只是我的一个看法，稍等等，形势就会明朗化的。”后来才知道，那时全国总的形势：刘邓大军南下进入大别山，直接威胁长江南岸；陈赓部队挺进豫西，威胁西安；陈毅部队开始在山东展开全面反攻，向苏北进展，而那里的敌人也只有招架之功了；西北战场我军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所以，事态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料，沙家店战役之后，延安的敌人再也没有北进过，苟延残喘到1948年4月22日便全部撤走了。

毛主席和中央同志于11月14日离开神泉堡经乌龙铺、申家坪，于22日到达米脂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将近4个月。这里的居住、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是几家马姓大地主聚居的地方，但他们家族中也出了共产主义的战士，例如马玉漳同志，邻村的马明方同志等。

毛主席和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息若干天，井召开几个重要会议。中央扩大会议是12月25日至28日举行的，毛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讨论通过后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地区。毛主席还用四句话概括了这个文件的精神，即“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池解释说：“这就是十二月中央会议的基本精神。如果战士在前线没有时间学习文件的全文，那么记住这四句话也就行了。”

毛主席在这里共写了21篇指示、通报和政策指导性的文件等，开了军事会议，也着重研究了土地改革问题，并委托任弼时同志草拟关于土改问题的纲要。

1948年2、3月间，在宜川县境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于3月1日至3日，全歼敌5个旅，共3万余人，击毙敌军长刘勘。这次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彻底动摇了西安，敌人从精神上瓦解了，完全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者彭德怀对战果是满意的，但仍觉得美中不足，主要是没有捉住活的刘勘。他说：“在战场上只留下刘勘的一具死尸，这有多大的价值呢？！”但在西安的胡宗南等即大力震惊。对他们来说，不仅事出意外，而且也难以向蒋介石交代。在他们还未找到出路时，使他们更加难堪的局面出现了：刘勘的家属全体出动，哭哭啼啼向胡宗南要人，还上街游行，闹得西安全城不安。正在这时，我们通知刘勘的家属来认领遗体。由于我军完整保存了刘戡的尸体，才平息了西安的事态，这既是我党的人道主义政策，也是彭老总的宽宏大量。

<h3>从容东进</h3>

1948年3月19日，毛主席命令我先行东渡黄河（从撤离延安之日起，原职务自行消失，成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本来很想继续留在西北工作，可是他令我立即渡河，到三交待命。我当然完全听从调遣。

3月21日，中央离开米脂县杨家沟到达长征店。23日经川口渡过黄河，再经碛口、塞门到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双塔村，这里是中央后卫工作委员会所在地。

3月26日从双塔出发，经临县城到兴县蔡家崖。这里是贺龙同志领导的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这时住了一周，毛主席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4月4日离开蔡家崖前往岢岚县，未停，继续前进，到达神池。在这里休息一天，看到县城在日寇占领下遭受严重破坏和烧杀的遗迹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不幸和苦难，历历在目，令人心情沉重。

次日，我的一家人被安排在毛主席的汽车上。沿途所经过的村庄，看不见几个强壮的男子，而赤身裸体的孩子到处乱跑，甚至十六七岁的姑娘也衣不裹体，有的只穿一件较长的棉背心，勉强遮羞。看到这一切，毛主席万分感慨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车子到了宁武，主席下车走上街头，察看了这座历史上的名城。然而，这座古城要塞只留下了断垣残壁，到处弹痕累累，城里人烟稀少，空空荡荡，满目是日寇侵略暴行的罪证。

出雁山关南下，不久就看见代县城廓。城内高大的钟楼，真有“声闻于天”的气势。中央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毛主席同地委一些领导同志如候维煜、郝德青。赖若愚等进行了长谈，后来决定把这些同志都调到北京工作。

4月7日，经繁峙县到达五台山北麓的坝强村，遇大雪，暂停前进。毛主席在这里写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天气略有好转后，决定于4月11日由坝强村起程，强行通过五台山。但是上山后不久，天气骤变。鹅毛大雪压顶而来，道路已无法分辨，山沟、山坡和道路全都填平了，车子也直向山沟下滑动。于是，毛主席下车步行，直到山之南麓，才乘车下山。有的同志患了雪盲症，两眼红肿，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五台山主峰，到了台怀镇，往进中台下的寺院前院，这里十分宽敞，院内整洁、房屋很多，但许多屋子都是日本人改造过的。

4月12日，毛主席用一整天的时间例览了各处。到了中台山下的贮藏室，看见许多经卷和各种贡品，毛主席叮咛当地干部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不可丢失。在一座大庙后面，毛主席看见中间的一尊菩萨胸前被挖了一个大洞，问导游员：“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黄金，就挖开找金子。”毛主席听后幽默地说：“原来是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来给他施行手术医疗的。你们再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作解释。说它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他施行手术。”到了台怀附近的一座龙王庙前，只见庙内灯火辉煌，香烟燎绕，比起其它颇为的萧条的庙宇来，似乎甚是隆盛。主席问庙里的主持：“这座庙宇遭到过破坏么？”回答是，不仅没有破坏，而且农民曾派来专人护庙，秋毫无犯。主席说：“你们看，从这里应得到的结果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这位龙王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农民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龙王管着天雨，对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为，这样对待问题的。”

4月13日，主席同中央同志一道到达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又称陈南庄）。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聂荣臻同志举行了欢迎仪式。周恩来、任弼时于11日先期到达，安排迎接民主人士。主席也在这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并参加了招待会和华北党政领导的会议。在此期间，获悉4月2日延安解放，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

5月18日傍晚时分，主席突然下令：他要同几个随行人员搬到花山去住。花山是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住房、防空设施都有。我们随同毛主席搬到花山后的第三天清晨，十余架敌机袭击城南庄，从早到晚，轮番轰炸。我们在花山的山头上看得十分清楚。这次轰炸不仅来势很猛，而且目标很准，也很集中，后来查明，原来是隐藏在石家庄的一个敌探在做情报。这个敌探当然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敌机袭扰持续到深夜，这天大家都没有得到休息，也未能按时吃饭。

在此之前若干天，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早已由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领离开了城南庄，住到平山县西柏中央工委所在地，唯独毛主席带极少的人员（米大夫、汪东兴、闫长林和我等）转到花山去住，原因只有少数人知道，原来他计划只带六七人出国访问，拟由花山出发，经内蒙到外蒙，再由苏联派飞机来接。住在花山，只是等待斯大林的回音，在闲谈中，毛主席向米大夫提了些怪问题如人体各部位有何用途等，米回答：“不清楚。”

过了不几天，斯大林的回电来到。大意是说：“我们欢迎你（毛主席）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应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一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到你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你以为如何？”这样，毛主席决定暂不出国，并于5月27日离开花山到西柏坡。在花山期间，毛主席在5月24日和25日拟写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和《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两个文件。

在平山县西柏坡共住了10个月。这期间，毛主席接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各地来的干部，井应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之约，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在7、8、9几个月里，踞守北平的傅作义拟派骑兵袭击石家庄，“收复失地”。虽然他并不确知我中央驻地，但我们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中直各机关很忙了一阵子，准备随时疏散和搬迁，不过一切工作仍然照常进行。与此同时，我方代表同傅作义进行了多次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但只是在我军打下天津，解放了保定、唐山，并将攻打天津的兵力和华北军区的部队，特别是炮兵部队集结到北平周围之时，傅作义才明白大势已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多方努力，终于打消了傅将军的顾虑，接受了我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北平的和平解放，保护了这座古城及城里的珍贵文物，傅将军自然有一份功劳。后来，傅作义在交谈中说：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曾拉他的后腿，对蒋介石的纠缠，他只要摆脱就是了，也容易摆脱；而对阎锡山则不是摆脱，而是想拉他一起倒戈，一道转到解放军方面来。但阎锡山的回答是：他这一生已经嫁过四五次人了，时到今日，不想再“改嫁”了。

大约1948年8、9月间，苏联给我们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外交部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苦苦哀求苏联说服中共停止内战，不要同室操戈，而应外御其侮，希望同中共和谈，不要在进攻了。信是用文言文写成而后译成俄文的，中然文绉绉，但仍然几乎可以听其痛哭、观其流涕。苏联只将原信转给我们，却未说一句话，我将信译成中文，周恩来一看信的写法便说：“这是王世杰的笔法。”毛主席则一言未发，转身做自己的事去了。中央对这封信未予理睬。

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南北朝”的问题。“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的4月间，我们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交出首要战犯（指蒋介石等）。毛主席给正在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赠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我们的决心。南京政府得知中共的回答之后，则说“中共在谈判中的条件每次都在加码，逼人太甚！简直要我们跪下求饶，不干了！”这就是谈判的最后结局。

<h3>苏联秘访</h3>

1949年1月下旬，我和汪东兴持任弼时同志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去找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的飞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派部队护守、警戒。

1949年1月31日，北平获得和平解放的同一天清晨，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飞到了石家庄。

米高扬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我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把他带到西柏坡。

在路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他要到群众家里去参观。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叫他不必去了。可是他回答说：“反正人家都会知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世界，人家会说：‘苏联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反正保不了密，豁出去了……”。原来他始终想的是保密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他认为他到石家庄的第二天，美联社就会把消息向全世界播送出去，而这就会给他们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增添不少麻烦，他们也作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但直到1954—1955年间，米高扬还多次唠叨：“事情如此出乎我们的意料——我的中国之行，意然无人知晓！外国始终没有报道过，真奇怪！”“你们的群众工作，保密工作真是做到了家。”

抵达西柏坡，首先会见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还呈上斯大林赠送毛主席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主要是毛主席谈国内形势，我们党的情况，我们的战略和策略、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组织新政府的考虑等等。

特别是政权的性质与形式，主席向他作了详尽的介绍。中心意思是说我们即将建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当毛主席讲到群众团体特别是青年问题时，着重介绍了我们的青年政策，说我们要建立三个青年组织，青年团、民联、学联。米高扬不理解为什么分三种组织，就说：“这不是太分散了吗？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会不会闹矛盾？”

主席一听，很不高兴，有点发火：“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青年？我们有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社会青年等等。中国青年的人数比欧洲某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的多，你怎么能把他们都统在一个团里呢？”

米高扬本来就声称他只带了耳朵来，这一来，他就更不插话了，只是听。米高扬之所以受斯大林的信任，就是因为他对斯大林唯命是从，能忍受斯大林的辱骂。他差不多是斯大林的出气筒，斯大林生了气就骂他，象骂小孩子一样，米高扬总是一言不发，毕恭毕敬。这种场面，我多次见过。

毛主席知道米高扬会原原本本向斯大林报告的，包括毛主席对他发脾气这件事。事实也是他每天都电告了斯大林。

毛主席这次的谈话是有远见的，主要是让苏联了解我们的政权性质，打消他们的疑虑。正是做了这些准备，所以在我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两小时后，苏联就承认了新中国。

陪米高扬来的，还有汉学家叶夫根尼，柯瓦廖夫和在东北工作的专家组组长伊万·柯瓦廖夫。前者本来担任米高扬的翻译，可是他竟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得说：“我真想捶你一顿。”我替他解围说：“毛主席是湖南口音，他可能听不懂。”这样，双方只好我一人翻译了。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除了毛主席同米高扬会谈时在坐以外，还分别同米高扬谈过。

米高扬在同任弼时谈话时，讲了他自己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是中国共产党的好领袖；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好助手；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很好的总理：朱德是个好人，老将军。

他在和我闲谈时，则说任粥时是政治上成熟的人，有经验的人，是党的好当家。

任弼时向米高扬提出要求苏联支援我们出版报纸的纸张和药品等等，他都一一答应并向斯大林汇报了。这在以后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得到了印证。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浏览了市容，就登机回国了。

<h3>进驻北平</h3>

接着，中央就抓紧时间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在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报告，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做了重要讲话。我担任会议记录。二中全会之后，便立即开始了新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从西柏坡驻地出发经保定进入北平，住在香山。在这里，毛主席接见过许多客人，接见并招待了第四野战军进关的部分领导干部。

过了不多向天，在东北工作的专家组长柯瓦廖夫来到北平。又过了几天，他把苏联留住北平的领事齐赫文带到香山拜会毛主席。他们唯一的目的，只不过为了回国后可以夸耀他会见过毛泽东。

那天傍晚，毛主席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齐赫文除了祝贺我们的胜利外，请求主席给他们介绍一下中国各战场的情况，包括战略部署、进军计划、结局的估计等等；还想知道我们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和方针；以及对敌人的分析和评价等。

毛主席话不多，概括地介绍了一下，只强调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你们很快就可以看见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下一步是渡江南下。只要没有意外的复杂形势出现，胜利是有把握的。不过，至今还看不出会发生意外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允许他们的舰队靠岸，他们就遛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发生了一点武装冲突，打了他几下，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市郊外，美军也出来几个，一受冲击，也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其它港口未发现美舰。我们是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斗争。这两个人究竟懂得了什么？天晓得。

柯瓦廖夫到北平后先住在苏联大使馆内，后来我们住到香山，就给他也安排在香山一个山沟里。

毛主席多次同他谈话，为的是开导他的思想，让他了解中国的事态，并让他向斯大林汇报，但此人始终是一窍不通。正象1950年1月间斯大林有一次说的：“柯瓦廖夫是一个铁路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他还总想往政治里钻。他如果钻到政治里，就会象老鼠钻进了风箱一样。”

暂任香山期间，只有周恩来每日进城办公，与各方联系，指导、处理问题；刘少奇去了天津参观访问，拜亲会友；朱德总司令参观、访问、谈话；任弼时病魔缠身，出不了门。

毛主席每天要接见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还要指导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的筹备工作，于是离开香山进城办公，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一个小院的平房里。

政协筹备会安排就绪后，同志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毛主席还回香山去住。毛主席说他不回香山了，而且就往在丰泽园，再不搬迁了。这就是毛主席长期办公、住宿、开会和接见来宾的地方。

<span class="right">（原文首载《人物》1989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补）</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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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〇四陪同毛主席访苏

从20年代中到30年代未，我一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40年回国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兼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俄文翻译。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我以顾问身份陪同前往。在回忆这次出访之前，我想先谈谈米高扬的秘密来华及刘少奇的苏联之行。

<er h3">一</h3>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所以，1948年4月毛主席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组织了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主席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望毛主席再三考虑。

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5月，毛主席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不宜来人。直到1949年1月，我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这一天正是我军进驻北平之日。米高扬的随行人员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N·柯瓦廖夫和汉学家E·柯瓦廖夫以及两名警卫人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与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主要是由毛主席向米高扬详尽他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米高扬说他只带了耳朵来，听了毛主席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这次会谈由我和E·柯瓦廖夫担任翻译，但E·柯瓦廖夫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

1945年5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记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来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主席的委托并代表毛主席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井为毛主席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我。另有几名工作人员。

7月2日，刘少奇、王家祥和我从北京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藩加入。我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德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苏共中央外事处工作人员什捷尔巴可（后来于1978—1986年任驻华大使）接我们到别墅休息。

刘少奇同斯大林共会谈了五次，前四次是交换意见，第五次是告别。

在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表示了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这里要说一下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在我们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认为蒋介石有装备精良的几百万大军，背后还有个美国，而苏联无力援助我们，怕我们打不赢蒋介石，所以表示了不同意打。毛主席当然没有听他的，也没有向苏联求援。毛主席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和正确的指挥，将战争引向胜利。1948年12月间，苏方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说服中共别打了，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史弟阅于墙，犹外御其侮。”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在组织平律、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力逃避覆灭的命运，想出了这么一招。这次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我们，未作任何表示。这说明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革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将那封信译成中文后，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看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周恩来说了句，“一看就知道是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笔法，文谄谄的。”毛主席则一言未发，不予理睬。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问刘少奇：“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刘少奇说：“没有。”

斯大林说：“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斯大林说这话时，态度非常严肃，深感内疚。

经过两次会谈，王稼祥提出：这样谈法太零碎，最好写个书面的东西，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革命形势和下一步的作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同意。于是王稼祥把他在出国之前就已准备的提纲再一次斟酌之后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认为这个提纲很好，便亲自写稿由我和一位苏联同志翻译，随写随译，很快便送交斯大林，并附信说希望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看。

第三次会谈就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元帅们阅读了中国代表团写的材料之后，斯大林专门为我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几位元帅列席研究这个材料。会谈中斯大林解释说：因为材料中军事问题很多，所以请了几位元帅来参加。对材料本身，斯大林认为写得很清楚，他自己没有意见，也没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参加会谈的苏方同志也都表示没有意见和问题。然后斯大林问中国代表团有什么问题。对提问题我们是有准备的。刘少奇提的问题，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还有其它一些问题。

斯大林回答的大意是：在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人民不愿意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国防部长风闻“苏军从阿拉斯加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那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很快承认，我们不抱希望，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承认，我们就不孤立了，可是这一点也无大的把握。斯大林这次提了一下，态度也不很明朗。8月，当我们告别回国时，斯大林又强调说：“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斯大林提醒我们警惕。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的详细内容都及时电告国内，于是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当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两个小时，苏联就来电承认井致祝贺，接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

同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见是在斯大林的别墅。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他说：“我举杯，向斯大林敬酒，希望斯大林健康长寿！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在继续交谈中，斯大林讲到中国的党是成熟的党，中国的干部是成熟的干部，有水平；还讲了革命中心东移问题。斯大林说：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的祝酒应该接受。”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对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斯大林认为是成熟的，特别指出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即周恩来，那是当之无愧的。

国民党驻苏使馆人员此时全都弃馆逃之杳杳。这次会谈后，王稼祥在莫斯科一面养病，一面领导徐介藩等人去接收和筹建新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高岗也提前回国了。

最后一次会见斯大林，只有刘少奇和我参加。

斯大林邀我们到他的别墅，引刘少奇参观他的花园。花园很大，种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其中有从我国引去的谷子，已长出谷穗，大约两周后即可成熟。斯大林很想让我们在莫斯科吃到小米粥。但我们就要启程回国，所以他惋惜他说：“这次做小米粥是来不及了。”并且说他想大面积播种。斯大林还介绍了他的各种作物。我们在花园里呆了很长时间。到吃饭时，来了几位政治局委员作陪。这次会见也是告别。

回国时，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我们原提出需要150名。斯大林将这事交N·柯瓦廖夫去办。他物色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96名，并亲自带领，和我们同车来到中国。

<er h3">二</h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着手为毛主席访苏作具体准备。主要是准备文字材料和礼品。文字材料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由党政各主要部门完成的；礼品委托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偏偏插手瞎指挥。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带胶县大白菜和潍坊大萝卜。还有泰安的豆腐，实在因为不好带，才作罢。于是除湘绣（斯大林绣相）、景德镇瓷器、浙江的龙井绿茶和安徽的祁门红茶各一吨、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花绣等以外，还有一车皮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毛主席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有关条约规定等。中央政治局对毛主席此行的决定是：给斯大林祝寿之后，毛主席在苏联休息，条约的谈判则由周总理随后去办。

毛主席的随行人员很少，只有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和我。我的名义是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负责中长铁路恢复工作的柯瓦廖夫也同行，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负责送行。

12月6日，毛主席一行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李克农、毛岸英继续送到边境。

12月9日到达满洲里，换乘苏联的宽轨火车。所乘火车是苏联领导人用的专列，配备了专为毛主席配餐的大夫，车厢内有浴室。到边境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及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过境后的第一站是奥特波尔，有仪仗队迎接。

沿途毛主席大多数时间是自己看书，有时我也陪毛主席聊天，给毛主席介绍沿线的景致、史迹和风土人情。当火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苏方先将电话挂在车站上，苏联外交部一位司长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一路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我们回答一切都好。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时，毛主席感到身体不适。火车停下来，我陪毛主席到站台散步。天气十分寒冷。毛主席感到头晕，接着冷汗淋漓。我赶紧扶他进车厢休息，用凉毛巾敷头。过了一会，毛主席身体复原。这些情况都有人及时报告斯大林。火车行到雅罗斯拉夫进，我驻苏大使王稼祥登车迎接，陪同至莫斯科。

12月16日火车正点开进莫斯科北站）也叫雅罗斯拉夫车站），大钟正打12点，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到站迎接毛主席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科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戊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由于已知毛主席路途中身体不适，且天气寒冷，怕毛主席吃不消，欢迎仪式进行得很快，匆匆检阅了仪仗队，便乘车前往下榻之处一一莫斯科郊外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就住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二层。

罗申把我们送到住处，只说“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莫洛托夫招呼毛主席休息，并告诉我们下午6时斯大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我们休息以后，警卫人员准时将毛主席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客室，这是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小会客厅。我们比约定时间早到了3分钟，斯大林的秘书请毛主席到他的房间坐一下，他去通报。苏联其他领导人到斯大林那里集中是一分钟也不能差的。6时整，斯大林的门开了，请客人进去。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行列。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外宾的，这次显然是对毛主席的特殊礼遇。翻译也只有我一人在场，负责双方的翻译，这也是表示完全的信任和尊敬。斯大林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接着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大家在大厅站成一圈，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您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这句话堵塞了毛主席的言路，但他并不自知。毛主席的心里话，始终未能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移动，徐徐入座。

然后，开始了会谈。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法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一一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当的做法，因此这次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是中国很有魅力的语言，富有哲理和幽默但西方人不懂，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昧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然没有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笑出声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幽默，但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主席不肯明说，可能他认为苏方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主动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据我看，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而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思路考虑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拜访、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电话，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一些什么，是否何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下好说，况且我也不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夹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其实，他不可能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这又是东西方的差别，中国人的传统想法是对仆人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对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管上级的态度。但苏联人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只说明他不会办事，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不满意，所以柯瓦廖夫是不敢让斯大林知道他遭到毛主席训斥的。

但是柯瓦廖夫在此事之后，给斯大林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好象是汇报他对中国的了解，全是些无稽之谈。在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把它交给了中国，并说：“柯瓦廖夫是个铁路上的技术人员，他不懂政治，却还要在政治里钻，他要钻到政治里，就象老鼠钻进了风箱。”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况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我在毛主席身边翻译。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共同毛主席说话。

大会以后，宴请井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参加祝寿大宴时，毛主席却是沉默寡言，无论斯大林或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能激起他一丝丝的微笑。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毛主席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热烈欢迎，并接受少年儿童的献礼和祝愿。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斯基》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当时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导会晤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当然要引起种种猜测。大家为此很着急，王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1年1月2日，这个《答记者问》见报。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谣方不攻自破，政治空气为之一新。

此时斯大林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等事的意见。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发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说：“是的”。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伺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决定。”

<er h3">三</h3>

得知周总理一行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毛主席便赴列宁格勒。1950年1月15日抵达列宁格勒，当地领导隆重迎接，并安排毛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连在一起分不出界线了，冰层厚度在1-1.5米。这里可以看到十月革命时工人暴动的地方一一喀琅施达特要塞。毛主席下车后在冰上踱步，举目眺望，激情他说：“这真是千里冰封啊！”又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威一一太平洋的西岸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从黑海边到北极圈，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苏联同志顿时活跃起来，欢呼，鼓掌，被毛主席的激情和广阔胸怀所感动。

在列宁格勒期间，毛主席参观了基洛夫机械制造厂，看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尔号巡洋舰、苏德战争中的防御工事，还参观了冬宫、沙皇的寝室、藏书室和客厅等。

估计周总理快到莫斯科了，毛主席就返回莫斯科。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投入工作。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的礼仪规模小些。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

周总理一行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周总理住在另一座别墅，离毛主席住处较远。周总理一到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住到毛主席楼上的一间屋子，这样更便于同毛主席商量问题。

周总理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要到李富春率领的一批人那里指导工作。正好这时孙维世从欧洲回国经莫斯科来看周总理，我建议孙维世留下帮助周总理料理生活，周总理同意了。

斯大林直接给毛主席打电话共三次。前两次是我接的，第三次是我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总理工作之时，孙维世接的。因思想表达不够明白，斯大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毛主席，还是问毛主席的打算和愿望。此时，条约虽在拟定，但是斯大林对谁来签约，仍不知毛主席的想法，所以又来一次试控，毛主席的回答是：“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里谈吗？！”我把原话译给了斯大林。

1月21日，毛主席应邀参加了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中间休息，举行便宴。这次斯大林的话不多。倒是贝利亚、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很活跃。先是贝利亚说：“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到中国去看看，何时能实现我们这个愿望？”毛主席回答说：“表示欢迎。”贝利亚睁着大眼说：“这个回答够我们揣摸思索的了。”马林可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排号到中国去旅游。”莫洛托夫看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德国的格罗提猩也请来列席，斯大林立即反对说：“欧洲人离下开老婆，请他就得请他的夫人，一个女的参加到这个场台，说话不方便。”赫鲁晓夫坐在最边远的一端，只顾低头吃饭，他的姿态成了大家逗趣的笑料。

周总理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便随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将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第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定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西方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持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中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等问题上。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取消了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海参崴、伯力、赤塔等地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了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设立领事馆。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怕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槁一个吧。”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条约的名称，也按周总理的建议，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

在条约和有关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音手中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我们承认蒙古独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即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会谈中还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和苏方向中国移交在新疆的一批武器弹药的问题。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间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

<er h3">四</h3>

在工作人员拟订条约和协定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毛主席还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立即答应派尤金来华。后来尤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由我和费德林随时译成俄文，邮寄斯大林阅读。如：《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单独抽出提前编译的。斯大林阅后指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为举行中苏友好条约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毛主席、周总理和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都在另一间客厅。

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

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哇！”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这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我如实作了翻译。毛主席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这样，斯大林就不好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用一针见血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在一起。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官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毛主席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

酒会预定晚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墙壁。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隔墙，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拆除玻璃隔墙，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讲稿，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着人心，全场热烈鼓掌。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象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全体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席间毛主席曾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

周总理了解了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给斯大林的是绸缎和屏风，其他大体都是绸缎、刺绣之类。周总理又亲自给所有的服务人员分发礼物。有的服务人员虽然一直未见过面，也一个不漏，每人一份。礼物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名字。

为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服务的都是斯大林身边的和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同。例如：给毛主席端饭的就是平时给斯大林打扫卫生的30多岁的玛露霞。瓦丽雅不言不语，玛露霞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员何谦在值班（何谦长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就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本来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

2月17日离开莫斯科。临上汽车时，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哭了。

除了个别人尚能到车前握手送别外，全都哭得出不了门，瓦丽雅哭得尤其厉害，我同一位送行的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理解他们，关心他们，不浪费电。

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所以有感情。

莫洛托夫到毛主席住处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于毛主席赶到火车站，在那里迎接毛主席并送上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中苏双方的保卫人员。莫洛托夫想同毛主席说几句话，我好不容易才挤过去。莫洛托夫对毛主席说的是：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并一语双关他说：“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我们祝贺你一路福星高照。这是斯大林再三让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说完握手告别下车。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胡志明。毛主席、周总理、胡志明各一节车厢，负责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工作人员一节车厢。

离开莫斯科后，2月29日第一站到乌拉尔山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已是午夜。毛主席等参观了机械制造厂的锻压车间，还参观了研究院和一所大学。研究院是专门研究乌拉尔山的矿石藏的，送了毛主席一件礼物——用乌拉尔山的珍稀矿石粘贴的艺术造型。

火车东行，经秋明，从车窗望出去看到遍地都是石油。21日到鄂木斯克，这是个大城市，也是个老城市。我们游览了市容并访问机械工具制造厂。

第三站是新西比尔斯克。参观了飞机工厂和另一个工厂。城中有一宏伟的剧院，历经了十数载的建造之功。这天晚场演出后，演员都没有卸装，等候着中国贵宾。直到午夜过后毛主席一行才来到，先参观了剧院，然后坐在剧场中央看演出，节目是一出舞剧和一出《伊戈尔王子》片断。

继续东行，又过了一天，到了克拉斯洛雅尔克。当地领导迎接毛主席一行到剧院。演出的节目是新编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我觉得不错，向他们要了剧本。

第五站是伊尔库茨克，这是同蒙古交界又濒临贝加尔湖的大城市，中国历史上苏武牧羊就是在这里，历来与中国关系密切。我们参观了一个少年富和一个茶叶包装工厂，这个工厂规模很大，而茶叶全部来自中国。

继续东行到了乌兰鸟德。自治州的领导是蒙古族，请毛主席下车，毛主席没有下去，在车上同他们谈了一会儿。

到赤塔是白天，参观了幼儿园，小朋友表演了节目，还给毛主席献上红领巾。

从赤塔往南，2月26日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主席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总理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直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东西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两辆小汽车，不知是什么人的疏忽，水没有放掉，汽车水箱冻裂了。

在满洲里，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当地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苏联同志把东西卸装完毕，交待清楚之后即回国了。我的任务到此基本结束。

回国后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停了一两天，第二站是长春，毛主席参观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银行。第三站到了沈阳，住太湖旅馆。毛主席到专家招待所看望了苏联专家。

1950年3月4日晚回到北京，受到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span class="right">（首刊于《人物》1988年第5期）</span>

正文〇五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粥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任粥时的政治秘书。同时给毛泽东同志担任俄文翻译。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

<h3>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h3>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们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刚愈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纠缠不过，只答应代替三个月，要王明回国后，请中央速派代表前来。

王明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并为人所公认的领袖，尊重毛泽东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最高利益：嘱王明回国后一定要谦虚谨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对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见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王稼祥在离莫斯科回国之前，同任弼时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们重述了以上意见，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

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时，季米特洛夫不放心地又问到王明的表现。当他听到周恩来反映的情况后，对王明的的分裂行为深为不满，并说他曾明确地向王明提出过忠告：“你（王明）虽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并不是中国实际斗争中锻练出来的国内、党内公认的领袖：当之无愧的领袖是毛泽东。”并说这是他和斯大林共同的看法。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1938年至1940年间，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也像苏联人常说“为了斯大林”那样，经常说“为了毛泽东！”共产国际机关对任弼时，则称他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又称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使者”。

<h3>建立直接通信联络</h3>

1940年末到1941年初，我党中央同“远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络，经过多少次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之后，便开始了经常的通信。

同“远方”联络的电台不止一个，但工作正常、使用较久的，是代号为“农村工作部”的电台；此外，毛泽东还常常使用苏方情报组（负责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国名字叫孙平）的电台，“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多半发出情报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联络；而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是发出重大的、涉及战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的电报，直接报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间又是相通的，“农村工作部”的电台，形式上存在到1943年秋季，实际上断断续续工作到1944年，苏方情报组的电台则一直工作到1949年8月底（自1945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孙平主持）。我方电台的干部人事、行政事务，是在任粥时领导下，由吴德峰主管的。而使用它，则是毛泽东一人。开始时，毛泽东总是将电文交给任粥时，再由任粥时交我译出，然后我们共同校审后发出；来电也是我译出后先交任弼时，再由他送交毛泽东，用毕存放在任粥时那里。后来渐渐由毛泽东直接将电文交给我，我也将电文直接送毛泽东。自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后，所有来往电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极少数属于十万火急或极端绝密的电文由任粥时亲自翻译，我在事后才知道。除我以外，刘义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译或经营过一部分。

1940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农村工作部”电台时，毛泽东只写了二三行字的短文。简单地介绍了我党、我军及解放区的一般情况。当他知道“远方”确收无误时，才开始写长篇的、具体详细的电文，有的长达万余字，要分几次发出。

这里只追述其中最为重要和意味深长的数次电讯内容：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之后，毛泽东给“远方”写了一份分析因果、教训的长篇电文，内容大致是：

一、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地镇压人民，口密腹剑，使新四军上了圈套；

二、项英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上当受骗，结果损兵折将，自身不保；

三、皖南事变对党、对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

四、我党为挽救危局，弥补损失所采取的方针，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前前后后等。

记得在批评项英时有如下的话：在总结和吸取血的教训时，不能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介石而受骗上当，一命身亡；其次，他刚愎自由，一意孤行，不听中央的话；再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件事教育了全党，今后就更会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了。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双关的，对“远方”那些总是轻信敌人，对敌人抱有幻想的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斯大林的指导想想是：抗日战争时期要和国民党团结抗日，不能有斗争；抗战胜利后；要团结建国，也不能斗争。根本不懂也无视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党内也不能有斗争，一有斗争，他就认为是闹不团结。毛泽东的战略和策略是明确的、一贯的。那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使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又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磨擦不断，当仁不让，寸土必争。毛泽东的长篇电报，基本上都是解释这些问题的，希望“远方”能够理解。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

从1941年4月至6月中旬，毛泽东几乎每周都要给“远方”发一次或两次长篇电文，其内容是结合介绍我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军事部署、抗日战场的形势、国共磨擦、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等等解释他的战略、策略思想，还有我们情报部门掌握的蒋、日、伪的暗中勾搭及英、美同蒋介石的关系等情况，并在介绍这些情况时加了分析和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我党地下工作者从香港获得一份重大情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情报立即到了在重庆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又立即转报中央。当时中央对这一情报感到有些蹊跷，怎么对德国法西斯这一最核心的机密知道这样准确，连几日几时出动都知道？不过，中央仍然迅速电告了斯大林。然而，苏联却迷信那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月22日这一天是星期天，苏联军官们仍然照常放假，从星期六晚上就全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德军正是按情报中的时间（6月22日凌晨）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军乱作一团，损失惨重。一两个月后，苏方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来一份感谢电，说中国同志提供的情报帮了他们的大忙。

那以后，中央同苏共的来往大为减少，同共产国际的通信也略有减少。

<h3>整风运动中的往来</h3>

1941年秋冬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开始整风学习。这时，毛泽东向“远方”发了一份电报：中共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考虑“七大”代表和推荐七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有两个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中央还是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了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选为中委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共产国际才来了复电，电文很长，把李立三在莫斯科的表现、所犯错误以及被捕等事实经过作了说明，但对李立三是否可推荐为中委候选人一事，未表态。

1941年秋未，德军直逼莫斯科城郊。苏联出于防备日本出兵西进，夹击苏联的考虑，为牵制和阻挠日寇北进，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能抽调多少兵力，补充或扩充多少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一线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我们的第一次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较为容易，但缺少武器，不能发挥力量，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方接电后不久又来电商量：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部队可以开赴接近外蒙边沿区，从那里领取所提供的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我方复电认为此法行不通，因为部队在蒙古的开阔地带，行动、生活均极困难，无法隐蔽，过了不久，对方又来电商量：如果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寻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牵制日军行动，可否？我方回答未作肯定答复，只是说：可以见机行事，尽可能向长城内外一线发展，但同时指出，因缺乏武器，完成不了重大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大兵力，兔被敌人一网打尽。虽未达成具体方案，但我方仍加强了长城内外的兵力部署。日寇也很快察觉了，对苏更不敢轻举妄动。

1942年整风学习全面展开以后，毛泽东定期向“远方”去电，作了许多介绍和解释，诸如：什么叫整风？他解释说，就是党内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整什么？他解释了“三风”；怎么整？主要是和风细雨，方式方法是：学习文件，集体讨论，各抒已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多，无则加勉等等。然而，无论怎样解释，“远方”都不能理解，他们总认为中共是在搞清党运动，或者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尤其是王明病倒了，张闻天到地方上搞调查研究去了等等情况，使“远方”更加疑虑重重。他们对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不理解，对统一战线中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不理解。因此，对我们的整风学习和我们对国民党的反磨擦斗争，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是抗战力量的削弱或抵消。毛泽东除了给“远方”作解释外，还多次同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解释整风运动。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有着自己一套固定不变的看法和想法，加上王明灌输给苏联同志的种种胡说，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只要看后来出版的孙平（弗拉季术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可知道，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全是“对牛弹琴”了。

1942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严重的关头，苏方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是否会有日本的背信弃义行为川于是斯大林又试探，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方绝对没有一次夸下海口，承担义务，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我对毛泽东这些做法的真正理解，还是在“七大”期间。一天，我跟毛泽东从枣园出来，到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路上边走边谈。我当时对整风文件中有些问题何所指，总摸不透，便想乘此机会请教毛泽东，所以谈到王明的错误实质是什么？当谈到王明具体的这点、那点错误时，仍超不出文件上那几点。但是主席从我的话里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他说：“王明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事（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而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大多了！”真是一针见血，使人豁然开郎！

“远方”和斯大林只是简单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早在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间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国共积怨之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客观现实不容忽视，他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现实和各项政策，并从正面说明“远方”的想法和建议不切实际，不合时宜，行不通。他的话倒也没有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友军”（国民党、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阴一套、阳一套；既抗日，又联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积蓄力量，准备内战。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有两手准备，两种斗争策略，那就是：既联蒋抗日，又防蒋反共；一面积极抗战，一面积蓄力量；既联合，又斗争；既合作，又争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当仁不让，寸土必争。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国际执委会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态度与前就大不相同了。在此之前，他们总认为中共不听话，不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办法去行事；现在对周恩来和他的报告则是尊重的。但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斗争艺术，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

周恩来100余页的报告，由波诺马廖夫（当时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后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到20页而送交斯大林等人传阅。等了好多天，在周恩来回国前夕，才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作了对周恩来报告的决议。决议很笼统，基本内容是：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进展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意义；维护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把抗战胜利地坚持下去，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全民族的主要任务和唯一目标，等等。无异于一封劝告书或建议信。实际上，分歧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公开暴露，保持了沉默而已。

<h3>中苏情报工作的合作情况</h3>

1940年我们回到延安时，康生已经是社会部部长，驻在枣园，苏联军方情报组也驻枣园。这块地方，被康生弄得异常神秘。也许他的用意是为了替苏联情报组保密，但苏联人却认为康生对他们封锁，监管大严，把他们与外界隔绝了，表示不满。由于这些苏联人都是现役军人，人数也不多、所以1942年以前，他们基本都是到前方去了解战争情况、搜集情报。他们想问题狭窄而单一，仅仅是了解军情，搜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在华北了解敌情时，常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批评这个，指责那个，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法太原始、落后等等。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了如指掌。这个伊万诺夫于1942年春从前方回到延安并回国。回国之前，他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告别。毛泽东利用他辞行的机会，批评了他，大意是：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能胜利地抗击数百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自以为是的伊万诺夫受了批评仍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此人回国后不久便牺牲在苏德战场上。

1942年初，苏方为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来了以基斯连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到延安。事先是否同中共中央协商并得到同意，我不知道，以基斯连科为首的七八个人到延安后，毛泽东为他们设宴洗尘，但第一次谈话就很不愉快。基斯连科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向毛泽东介绍了他们成员中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也大致介绍了他们的任务。毛泽东开诚布公地提出：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两家（苏共和中共）合作，事情才能办得更好。合作的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两家合作，工作就能较顺利地开展，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的情报，两家分享，共同使用。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那七八个人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谈话自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不久，他们正式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情况，他们的人员也就不得不撤走，只剩下斯柯瓦尔佐夫、西索夫等人作些联络工作。

（这里顺便提一下：时隔8年之后，1950年1、2月间，即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一次只有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三个人的交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在情报工作上同我方合作的要求，而合作的条件，正是当年毛泽东提出过的条件，甚至表示十分迫切。中方没说什么，仅仅表示同意，具体方案由专门人员去协商、制订。这里要说明的是：八年前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时，他们不同意，因为认为我们革命前途未卜，而8年之后，同样的建议由他们提出，就成了正确的了，因为我们已经胜利了。这又一次说明，我们自己的事情要有自己的主意。毛泽东批评王明“对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替别人想得太多了”，实在是入木三分，太有教益了。）

孙平是1942年5月被派来延安的。此人原隐身于苏联驻兰州领事馆里做情报工作，跟他同来的，有一位外科医生阿洛夫（特级外科军医）和报务员尼古拉，葛梅尔。此后，他们的情报来源，完全依赖于我们。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可以同社会部、八路军总部和新华社直接联系，也同各部委、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许多单位直接联系。因为他有一定的中文水平，所以也到绥德、晋西北等地去活动，直接与群众接触，了解情况，据孙平自己讲，他得到博古的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国内、党外、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较好地掌握了形势动态。此活他讲过多次。但事实上，毛泽东给他介绍得最多、最系统，在苏方人员中，他是听毛泽东谈话最多的一个。1944一1945年问，毛泽东每隔一周或两周，有时一周两次找他长谈，每次谈话都要花三四个小时。

毛泽东同孙平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我党自成立以来，各个革命时期的形势变化，各个革命阶段党内的意见分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党的路线正确与廖误，而且重点阐述了宗派斗争一一总的意思是：小派别活动发生过影响，但未起过决定作用。我正是在替他做翻译的过程中，系统地了解党史，我很幸运地亲聆了毛泽东讲授“党史课”，可是孙平到底学到了什么？不知道。此外，毛泽东也谈了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根本策略、战略和政策，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和斗争策略等等。这种谈话一直持续到党的“七大”召开的前夕。

我感到苏方最关心和最不安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共“七大”何时召开，如何开法？二是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早就做好了安排，并把“七大”召开时间和议程等都给孙平作了介绍，并邀请他列席“七大”。孙平也确实列席了“七大”的各次会议，而且每次会后都做日记。至于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美驻延安观察组、与美大使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的往来，以及接待外国记者等），毛泽东每次同他们接触后，都把交谈要点告诉孙平或阿洛夫。但他们二人能接受和理解多少就很难说了。

<h3>共产国际解散以后</h3>

1943年5月，党中央收到了“远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大意是说：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中心一一共产国际。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他们起过一定的帮助和指导作用。而时至今日，各国共产党已经锻炼和成长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再无需像共产国际这样的组织干预各国党内事务，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同时取消它的一切附属机构。

与此同时，“远方”还发来了成立情报局的通知。意思是：由于欧洲形势的特殊需要，欧洲各兄弟党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局，以研究国际形势，互通情报等等。实际上，德苏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机关已经变成了情报机关。

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我们同斯大林的联系仍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动。

1944年，从重庆来到延安一批外国记者，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问题。党的发展和干部培养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干部的培养问题，接见后，主席认为普罗岑何这个人有头脑，有见识。

孙平这个人，同王明等人有共同语言，而对毛泽东的后，总是格格不入。1942—1944年整风学习——审干——肃反运动一开始，孙子就从王明和博古那里，听到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所作的介绍和评价，他全盘接受了。所以，尽管毛泽东给他和苏方其他人员作过多次介绍和解释，他们仍然疑惑不解。但当康生把肃反扩大化之后，在开始阶段有些担心的王明之流，反倒放宽了心，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苏方人员则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后来，在毛泽东亲自干预和领导下，到“七大”以前，肃反中受冤同志的问题已基本上全部得到了解决。

在“七大”期间，凡参加和列席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暂时移住杨家岭，枣园只有我和陈刚二人既要参加大会，又要照顾机关工作，在枣园和杨家岭之间往返穿梭。遵照毛泽东的安排，我还要给孙平做些翻译。

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对大会的评价是：“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话既是如实的评价，也是回答斯大林的。

大会刚一结束，毛泽东便同孙平谈话。一是问他对“七大”的理解和感想；二是向他介绍会议进行的过程和意义（即帮助他理解大会）；三是要孙平把“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发言稿转送苏共中央。孙平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和理解，并以自己的方式向苏共转达了消息。毛泽东向他强调的：大会最后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有威望、最团结、最有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这是我们将要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孙平可能转达了。不过在谈话过程中，孙平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表态。

在苏联人中，毛泽东同孙平谈话最多。在谈话中孙平历来很少插话，有时不能逗起毛泽东的谈话兴趣。所以，他们的谈话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七大”自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49天。在这期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首先是苏军5月2日攻克柏林，9日攻下布拉格，井以这天为胜利日。法西斯残余势力也被迅速扫清。这预示着东方的战争也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党的“七大”从历史角度看，是最适时、最从容不迫、最有成效的大会，它为迎接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5月9日欧战结束至8月9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内蒙和朝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我们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然而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对这个时机抓得紧，也利用得十分巧妙。这期间，毛泽东精力十分充沛，日夜操劳，不知疲倦。党、政、军各级干部也表现了极其高昂的斗志。大批大批的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发，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和各种方法，而基本上是用两条腿奔赴前线和东北各地区，不仅要赶上接受日寇投降，还要赶在国民党飞机、车船的前头，我们也确实赶在了他们的前头。

苏联由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签有协定、条约等，又在国际会议上承担了义务，所以极力避免同中共和八路军发生任何正式的往来关系，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也保持了这种态度。还根据他们同美、英的协定，对我党施加压力，“劝”我们同蒋介石合作“维持国内和平”，“共同建国”。国共和谈之前，尽管苏方发誓在国共谈判时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以及离延、返延，都没有任何一个苏方人员露面，在延安的情报组人员也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日本刚一投降，孙平等人就急于回国，但莫斯科要他坚持到10月底，可能是为了观察重庆谈判的动静。但据我所知，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同他们谈这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知道得既早又详尽之故。

孙平要赶在十月革命节前回到莫斯科。10月25日（或26日）专门向毛泽东辞行，谈话大意是：总部来电要我们结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将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国，我们特向你告别，并感谢你和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和工作上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自己备用的4支自动步枪，愿全部赠送毛主席，请派人前来提取。语言不多，干巴巴的。第二夭他们离去时，有3名女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机场。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前夕，1946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毛泽东问我：“同‘远方’往来的电稿和密码等保存在哪里？如何管理的？”我回答说：“全部保存在我手里。”他令我全部销毁。我问：“可否清理一下，把最重要的文件挑出几份，妥善保管，行军时我自己随身携带？”毛泽东立郎回答说：“不妥！如果受伤或被打死了怎么办？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来！”我遵命回到办公室，刚刚把那一大包文件清理出来，毛泽东就跟着到了我办公室门口，并问我是否清理得彻底？当他确信全部文件都在眼前之后，便大致翻看了一下，要我立即烧毁。我就在门口的火炉里烧起来，而他也守候在一旁，直到文件全部化为灰烬才离去。我一方面为毁掉这些历史资料而惋惜，另一方面又十分钦佩毛泽东严谨、周密、万无一失的工作精神。此后，直到1948年，这方面的文字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且，据我所知，这类来往电文，从未在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原文传达过，毛泽东只拣必要的内容融汇于他的讲话中。

1947年6、7月间，当中央转战陕北到了小河，并在此召开会议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西方通讯社异口同声地喊叫说：中共的陕北总部已被国民党军彻底捣毁；共军被击溃，死伤惨重；贺龙、江青等人被俘，解送西安；正在围剿流窜股匪等等。莫斯科对这些消息竟信以为真，立即发电向我党中央建议：如果形势危急，难以支持时，他们拟派飞机来接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暂时离开中国，以避锋芒。此时我正在子长县马蹄沟西北局所在地，接到中央电报，要我立刻赶到山西临具中央后勤机关。我接到命令后的第一天赶了140里路，到达黄河边，次日赶到临县三交镇。这时，米大夫已从小河返回三交，讲了他亲眼所见的一切情况，大家笑敌人自欺欺人、说梦话。阿洛夫也给苏共中央报告了真实情况，一场虚惊才算完结。

10月，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中央转移到葭县的神家堡。这时，毛泽东要我陪同阿洛夫到此地来，毛泽东同阿洛夫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把撤出延安至沙家店战役结束这一段做了个总结。对沙家店战役的意义，今后战局如何发展，国内局势的变化等都作了分析和评价，甚至谈了许多细节。共谈了两次。

12月，中央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会议。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其内容与他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致，说明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进入了反攻阶段。

1948年，毛泽东原拟秘密访苏，后接受斯大林的意见，放弃了这一打算。后来到了西柏坡，在9、10月间的一天午饭后，毛泽东把阿洛夫邀到他的住处，坐在院中一棵大树下，向他介绍中国各主要战场的情况，以及今后发展趋势。毛泽东兴致勃勃他讲着，当他讲到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还会有某些难以预料的失误时，阿洛夫想安慰毛泽东，急急忙忙插了话，说：“我们有一句谚语：砍伐树木时，难免有木屑飞溅”。意思是说胜利中也难免会有损失。这样两句话，不知为什么竟堵塞了毛泽东的言路，没有再谈下去。中苏两国接触，有许多民族性格和思维逻辑的不同而互相不能理解，以致发生不愉快。但就这件事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两句话竟会扫了毛泽东的兴，他再也没有了兴致，由高谈阔论突然变成了冷场，无趣无味地结束了。

<h3>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岁月里</h3>

1949年3月，中央机关刚进北平时，住在香山。很快，柯瓦廖夫等人也从东北来到了北平。又过几天，他把当时留驻北平的苏联领事齐赫文带到香山来拜会毛泽东。那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坐定后，齐赫文先是祝贺中共、解放军取得的胜利，然后要求毛泽东给他们介绍一下我军各战场上的一般情况，诸如我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展望，如许可，还想知道我党的各项基本方针和政策，以及对敌人的分析，即敌人还能支持多久等。毛泽东只是笼统他说明了一般形势，但明确指出胜利肯定属于我们。他说：“你们很快就会看见，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接着将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现其它意外变化，或出现什么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不过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它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市郊外，美军也出来了几个，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其它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未出现美军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想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我们是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斗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柯瓦廖夫在香山期间，毛泽东批转的一些电报和文件都译给他看，但他不感兴趣。他同毛、刘、周、朱、任都见过面，谈过话，而毛、刘同他谈话较多，主要是启发他的思想，使他能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意义以及重大政策等，能有所了解和比较正确的认识。让他知道中国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但中国不会停留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向前发展的。例如：在刘少奇访问苏联前夕，即7月1日下午（这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中南海），毛泽东特约柯瓦廖夫来会见，同他谈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话。主要内容是：1.关于解放战争当前发展变化的大概形势；2.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3.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胜利的结局，但发展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历来就没笔直的道路。革命会分阶段进行，但是一定要进行到底。这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但都是要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力和物力，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要准备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两条。毛泽东这些话说给了柯瓦廖夫，实在没引起什么反应。此人正像1950年1月斯大林对毛泽东介绍的那样：柯瓦廖夫是一个铁路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没有政治经验，或者说，在政治上他完全是个门外汉。他如果钻进政治里，就会像老鼠钻进了风箱。

毛泽东和柯瓦廖夫谈到最后，还表示了对他的关心，他说：这回你陪代表团走远路，会辛苦的，不过你顺便同家人团聚一次，也是个好机会，又间到他个人还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他没有提出什么。可是后来发现，他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罐子水银，足有三四十公斤，带回苏联去了。

柯瓦廖夫拜会毛泽东之后，同我一起从中南海乘车出来，准备先回香山，再按计划当晚出发去东北，与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会合。车子刚出中南海的西门，柯瓦廖夫就说：“七一(俄罗斯人的旧俗认为凡属1号的日子，是不吉利的——笔者注）本不应该出远门，因为不吉祥。”话音刚落，就在西四拐弯处撞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压坏了他的腰、腿和自行车。于是处理事故，耽误了几个小时，不得不把行期推到7月2日。

<h3>新中国成立之时</h3>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苏联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杜布罗维娜等为首的工青妇群众团体成员被邀请会见毛泽东主席。在这次会见中，除了一般的礼节和祝愿外，毛泽东发表了非常精彩的长篇讲话。他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的演讲，扣紧了听众的心弦，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他讲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中国劳苦大众、中国的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进行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顽强不屈和坚持到底的革命斗争，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革命的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找到了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有外来侵略者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事件，也有中国统治者杀害自己同胞的事件。20世纪以来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最重要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除了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就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了。解放了5亿中国人民和起先锋队作用的2亿苏联人互相结合，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取得今天的胜利不容易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压迫，却未获得民族解放，未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压迫；而国内的封建势力、官僚豪绅、地主恶霸、买办阶层，仍然爬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不喜欢，他们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把革命人民一巴掌打倒在地，把人民浸泡在血泊中，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留在人间的同志从地上爬起来，除去自己身上的泥土和血污，擦干脸上的血和泪，掩埋好牺牲了的同志和亲人，又重整旗鼓，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是上山，建立根据地。前后历时10年的浴血奋战，走了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冲出重重围困，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紧接着就是八年抗日战争。须知，这是在毫无外援，完全靠自力更生坚持下来的。外国侵略者被打倒了，但人民还未得到喘息，甚至还未来得及伸伸腰，蒋介石国民党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怂勇和支持下，打响了内战，企图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独霸中国。可是这一回，人民已经有了以往数十年中多次的经验教训，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再受人的欺骗、愚弄和出卖。我们依靠自力更生，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同敌人进行一次最后的较量，作一次你死我活的决战，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也是全国劳动人民的意志！我们的决心兑现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但这仅仅是我国人民在长征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前面的路程还很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做，努力前进，中国的发展进步将会是较快的。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有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客人们凝神屏息，全神贯注。他们被深深地打动了，许多人热泪盈眶，这是一个罕见的场面。

毛泽东最后建议他们同我国的劳动群众作些接触，作家们可以随军到前方去看看，了解我们的军队生活、战斗能力、战地实况、军民关系等等。随军甫下，还可以看到旧时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也可观察到部分作战过程，但是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作家西蒙诺夫回国后完成了一部不甚成功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

<h3>对毛泽东首次访苏情况的补充</h3>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我在《陪同毛主席访苏》一文中写到的情节，不再重述，这里仅作一些补充：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内容是挑拨苏中、苏蒙关系的。当时苏方提出有关各国都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予以驳斥，给他点颜色看看，有关国家都同意了，但并未明确什么叫“官方的”。结果，苏联和蒙古都以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了声明，中国则只是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内容都是驳斥艾奇逊的。苏方对此十分注意，可能还是疑虑重重，1月中下旬的一天；他们郑重其亨地派人来说：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会面，无须再邀别人，而主人方面也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我们到了斯大林的会客室，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等候。

先是斯大林说：今天请你们来，只想在这个范围内谈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

接着他又问：“关于驳斥艾奇逊的造谣，中国政府发了声明否？”

回答：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又问：“胡是什么人？”

回答：他是新闻总署署长，也是用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西文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评论，但他们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也不必对自己的话负责，所以他们的话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各自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艾奇逊的胡说八道。本来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的，而你们却用新闻总署名义讲话，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它代表不了政府，而且新闻记者的谈话也决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会减弱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互相协作，相互配合的机会和场合会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吧，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按原定方针做，乱了步伐，削弱了战斗力，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只有信守诺言，步调一致，才能显示出斗争力量。”

毛泽东始终未发一言。周恩来讲了几句，主要是解释，由于这样一种气氛，他显得十分矜持。会见时间很短。

斯大林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临时安排前往他的别墅，说他组织了一个夜宴，请大家欢聚快乐一番，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到他的车子上，井让他们坐在后排的主位上，他和我坐加座上。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空气异常沉闷。我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先同斯大林谈了几句闲语，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斯大林立即说：“我是说过的，而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他的话还还未讲完，毛泽东问我：“你同他说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我立即承认我谈的正是这个。毛泽东又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斯大林似乎也猜到了我们谈的是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气氛又重新变得像铅一样沉重，大家一言不发，一直沉闷了30分钟。

车子接近别野时，斯大林打亮了信号灯，大门随之洞开。进入会客厅，还是我们4个人。莫洛托夫落得很远。

半小时以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和罗申等人都来参加宴会。人虽不少，主人也不断地敬酒、劝吃，讲了许多趣事、笑话。然而，客人却高兴不起来，无论怎样努力，气氛仍然异常冷落。斯大林为了作些改善，在饮宴间，他拿出他收藏的艺术品请大家欣赏，并亲自作说明，还指着墙上挂的湘绣“鹰”，说是盛世才赠他的礼品，并问那上面绣的字（“飞得最高，看得最远”）是什么意思？给他解释之后，他非常高兴，客人却没有共鸣。他又去开留声机，继而请大家跳舞。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沉闷的空气。开始时，主人起舞，客人旁观。后来，几个人死拉硬拽，把周恩来和我拖下舞池。但他们轮番去拉毛泽东，却没有成功。于是，斯大林听音乐，毛泽东在一旁观看，一言不发，这样一来，更加衬托出了不和谐、不愉快和格格不入的场面。只有周恩来灵活自如，他也吃也喝，也谈也笑，也歌也舞，同时一举一动又都紧跟毛泽东，不失自己的尊严。

半夜三更，我们回到自己的住处，无论在路途中，还是回去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今天的事。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不愉快，斯大林和毛泽东缔造了中苏友谊，这是不可辨驳的事实。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span class="right">（首刊《炎黄春秋》1991年第3期）</span>

正文〇六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祖籍俄罗斯，本人生于乌克兰。祖父和父亲都是工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在顿巴期矿区干过矿工和钳工。中学文化水平，在沙俄时代的工人中，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有一次在同我闲谈中，他问我在顿巴斯做过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当年那里的中国工人很多，但他们似乎生活在另一个天下。

十月革命前后，苏共非常重视党员的阶级成分，因为那时党内知识分子的比重较高，应该多吸收工人入党。于是1918年当赫鲁晓夫要求入党时，这样一位又是血统工人，又比较有文化，而且很活跃的人，便被视为优秀分子，很快批准入党了。

他入党后，又很快被提拔当了干部，在党内担任了支部书记。但他的水平和人格并不因此而得到提高，仍表现得低级庸俗，甚至无赖。爱谈女人，玩弄小孩子，和小孩打交道，甚至教小孩子骂人，骂自己的父母，偷东西等等。

1925—1926年间，他又由支部书记提到区委（相当于我们的县属区）。到了区委以后，他比较注意了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文明了一点。工作较努力，经常下基层了解情况。和其他干部一样，自带干粮，不向群众要东西；饿了，到树林里烧点开水，吃点香肠面包，继续奔波、工作。继而担任了区委书记。

<h3>赫鲁晓夫的乖巧</h3>

因为他是血统工人，又有点文化，所以虽在基层，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视。他也很快就摸到了斯大林的脾性，于是不断吹捧恭维斯大林，一直奉承到肉麻的程度；同时想方设法给自己创造优良声誉，以便给斯大林以“好”的印象，博得斯大林的欢心。

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乌克兰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全部被整掉了。赫鲁晓夫却被提拔上来当了第一把手。这个位子和斯大林的距离大大接近了一步。这时他对斯大林吹捧到了无耻的地步，喊什么“斯大林是我的生身父亲”，称斯大林为“亲爱的爸爸”。斯大林则认为赫鲁晓夫“对党忠诚”、“对国家负责”他又是工人出身，因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0年初就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任首都市委第一书记，随即又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赫鲁晓夫钻营成功了。

进入上层的初期，赫鲁晓夫在众多革命者前辈面前，只能是挟着尾巴做人。毛主席访苏期间，在一些大的聚会中，他总是躲在人身后，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被人们注意。但他的这些表现，倒很可能恰恰使斯大林对他增加了好印象。

1952年，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政治报告之后，当进入具体的人事安排和工作的调整，并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时，各国共产党代表团暂时退席休息。斯大林本来答应我们三天之后同我们会谈。但在人事安排上，却遇到了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麻烦。人事安排的中心问题是选择斯大林的接班人。斯大林想让赫鲁晓夫往中央总书记，但其他中央委员了解赫鲁晓夫的为人和能力，出于慎重和负责的态度，纷纷发表不同意见，即多数同志不同意赫鲁晓夫提任总书记一职。为此事争论不休。

我们等了5天，仍未安排同斯大林的会谈。一天傍晚，斯大林给刘少奇打来电话，谈了很长时间，大致介绍他们争论的焦点，他说：我们被弄得“鬼吹火”，在人事安排上遇到了麻烦，分歧很大，至少要20天到一个月才能把这件事做好，其它许多工作安排，目前还谈不上。他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疲劳。所以他希望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到南俄去休养若干天，大约一个月以后，待你们返回莫斯科，再安排我们的会谈。

于是刘少奇利用这个时间，同印尼（艾迪）、日本（野板参三）、越南（胡志明、范文同）等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会谈。邓小平和我先期回国，留下林莉莉任翻译。

对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选，我们中国一些同志认为应该是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年龄也大了，自己也应该退下来，赫鲁晓夫也就利用这一点，积极活动。

<h3>赫鲁晓夫叛“父”</h3>

我们对苏联那种状况是很担心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共中央更加不稳定了。

1954年，我曾对毛主席讲，苏联需要我们支持一下才能走上稳定的轨道，他们和我们不同，我们内部是团结的，他们内部不够团结。并且建议支持莫洛托夫，因为莫洛托夫老练，稳重，是和列宁同时代的人。

毛主席的回答是：“谁上来都行。只要他们安定下来，我们的事就好办了！”

对主席这句话，我思索很久，很久。毛主席的谋略，果然是高人一筹！这一年的“十一”我国国庆5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带领一个宠大的代表团和隆重的礼品来了，很想把自己突出地表现一番，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他实际上表现的却是头脑简单、心中无数、摇摆不定、“热情”而无章法。他在同毛主席会谈时说：斯大林逝世，对他造成很大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斯大林生前搞个人崇拜，群众对他的个人迷信造成的。

毛主席说：“对人的看法不能绝对化：要么一切都好；要么一无是处。过去把斯大林吹捧上天，把他神化了。而事实上，应该对他二八开或三七开，就是说基本应该肯定，主要方面是好的。这样，不仅对你们国内发展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国际意义。”毛主席再三强调说：“斯大林是个国际人物，对各国的影响都很大，自然也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敌对势力，无时不希望我们混乱、削弱。所以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要‘内外有别’”。

对主席苦口婆心的劝说，赫鲁晓夫一点也听不进去，也不愿思索，只是不屑地一挥手。毛主席也立即改变了态度，不愿再谈下去了。可是赫氏一点也意识不到。

赫鲁晓夫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把他的“生身父亲”、“亲爱的爸爸”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拉出，予以毁灭。

由于中国和苏联国情的差异，斯大林不十分了解中国，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和不正确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自己作了检讨，说他过去妨碍了中国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后，虽然仍发生过一点磨擦和不愉快，但总的发展是两党两国愈来愈协调。

1949年末到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期间，在相互接触的初期，苏方在一切公开场合都称我们“先生阁下”。周恩来到了以后，在又一次拟发一份公报时，又是这样称呼我们，我对斯大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称同志呢？”斯大林点头说：“可以互相称同志的！”此后，在任何场合，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了，自然都很高兴，也觉得亲近多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由于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不够了解，所以遇事注意了同中国多协商，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和他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不那么随心所欲。

从毛主席第一次访苏到斯大林逝世以前，凡涉及中国的大小事，都由斯大林亲自处理，别人不得插手。例如：

苏联送给我2吨金鸡纳霜（奎宁），总是斯大林亲自经手；

刘少奇给马林可夫写信，提出我们过去送到苏联学习的一批留学生和小娃娃要调回国，几天后，转到了斯大林手里，并由斯大林亲自答复；

有一次，周总理在莫斯科就经济方面一个小小的问题写信给米高扬，几天没有回音，原来也是转到了斯大林手里，由斯大林办了；

又一次也是周总理，就军事方面一个小问题致函布尔加宁，也转到了斯大林那里，由斯大林作了答复。

此类事，不胜枚举。

斯大林也注意同我们互通情报，包括欧洲各国党向我们提了什么要求等，都及时告诉我们，处理什么问题，都先同我们打招呼。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便以他的恶劣行径代替了这一切。他们要办什么事，打电报告诉我们一下，或者不告诉；他们的成命，要我们执行，从不事先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意见；在国际事务上，独断独行，向我们指手划脚，要我们如何如何办，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甚至对工、表、妇等群众团体的活动，也要我们跟在他们后边转。令人无法容忍！中苏之间本来就是互相支援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1949年夏季开始，苏联同志就向我们要东西。如水银以及我国南方出产的某些贵重物资，数量不小，为了支援他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建国初期，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想购买一大批优质橡胶，周恩来通过他的朋友班达拉奈克，从新西兰（斯里兰卡）替他们买到，并经过黄埔港口转运给了苏联。

1951年，斯大林又向毛泽东提出在中国的南方建立橡胶园。因为橡胶是军事工业和高科技的重要材料，斯大林称橡胶为“液体金子”。然而苏联的地理条件，无法种植；国际环境，又难以购得。中国却种植成功了！这自然也是苏联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十分关心。

由于这些成功，不仅使斯大林在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而且增强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信赖。以至当他遇到什么困难时，群众中就会有人说：“要斯大林请毛泽东帮一把吧，也许咱们的困难就会解决的。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不会拒绝的”等等。渐渐在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偏爱，只要传说：“卖中国扇子”、“卖中国香皂”、“卖中国绸缎”、“卖中国苹果”等等，不管是真是假，立即就会排成长蛇阵，在大街上，一眼望不到头。

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也向我们提出过要求，我们也尽力满足了他们。例如：给他们往来的人员和在中国境内活动的人以相当大的方便；允许他们的间谍飞机先后有四五次飞越我国上空到南海、收集美、法在太平洋岛屿核试验的空气污染情况，及其成果、性质等。

斯大林逝世后一年多时间内，除了我们提供上述方便给苏联以外，他们上层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往来。

<h3>赫鲁晓夫的鬼胎</h3>

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步是掌握克里姆林宫。办法是先拉拢布尔加宁，用军队把内务部挤走。而原来对克里姆林宫的警卫是掌握在内务部贝利亚手里的。军队是被赫鲁晓夫利用了，用完后又踢它一脚。这里主要说说赫鲁晓夫是怎样对待我们的。

赫鲁晓夫深知我们中国在国际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分量，所以想从一切方面控制我们，驾驭我们，利用我们。

前面提到1954年我国国庆5周年时，赫鲁晓夫代表团前来，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一次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可能还有米高扬，记不清了）。由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为表示亲密、友好和互相信赖，分工是我任俄译中，费德林任中译俄。会谈经过大致如下：

毛泽东：有些问题，我们今天可以谈谈，交换一下意见。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问题和意见都是随时提、随时谈、随时解决的，没有积累下多少可谈的。可是今天有这个好机会，我们还是再交换一下意见。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和轻举妄动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赫鲁晓夫：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诚然，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往那么高，但他们是在活动着。

毛：十个指头被切去了一二根，而且切去的是大姆指，手力毕竟不能同过去一样，大大削弱了，甚至是减去了一半的力量。总之，形势是好的，对我们是有利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了不少。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放松自己的警惕性。

现在我们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不过，这个时间究竟有多长，却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过二三十年之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也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也就是永远地结束战争（指世界大战）。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的壮大而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但剩下的问题恐怕是这个了。（接着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一般的形势和建设情况。）

赫问：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毛：关于这方面的事，两国专家天天在接触、交换意见，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了解得详尽、具体。他们互相协商，事情能办得通。

我们对原子能、热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一听，傻眼了，愣了一会）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太费事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需大家都来搞它。须知生产那东西，既费钱，又费电、费人力，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不能用，又不能吃，还得储存起来；过不多久，又不适应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改善人民的福利为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你们目前要搞热核武器，我看把中国目前的全部电力都用上去，是否能够，还很难说。那么，其它生产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也可派一部分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去学习、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也好，让我们考虑以后再说。

在此之后，毛主席还向赫鲁晓夫提出过帮助我们搞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又拒绝了。毛主席当然更加恼火！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后，通过尤金向刘少奇提出要我们加入经互会。毛主席知道后说：“我们不参加。”他们又在各种场合提过多次，我方均未表态。

1954年的国庆节后，赫氏一行到我国南方逛了一圈（下面要谈）。返回时，在飞机上，赫各晓夫同布尔加宁私下商量：想设法把我国东北变成农业区，专门生产商品粮；而苏联则把他们的远东滨海区建成工业区。这样，让我们用农产品向苏联交换工业品。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了。

回到北京以后，赫氏又单独会见毛主席，还是谈参加经互会的事。起初，毛主席未表态。赫氏软磨硬泡地解释说：“东欧国家小，想全面发展经济。样样都有，毫无意义。那样搞，既浪费，又无必要，也不可能，只有分工协作，各有侧重，互相帮助，才有出路。”毛主席立即说，“中国没有必要参加。”

赫氏只好表示中国是用不着参加。中国人多，地大，物博，要全面发展。但他并不死心，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仍然谈过他自己的想法，只不过说法上略有变通一苏联在欧洲搞个经互会，中国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

此后不久，苏方宣布要赠送我们一整套国营农场的农业机械，看来也是为他们的上述打算铺路。但我们的脖子不是那么容易被套住的。

<h3>赫鲁晓夫毁约</h3>

赫鲁晓夫企图控制我们，干涉我国内政，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斯大林领导下签订的苏联援建我国256项工程来摆布我们。什么能给我们，什么不能给我们。完全由他说了算，什么“协定”，什么“合同”，对他都没任何约束力。后来，当他发现中国不是可以任他摆布的稀泥、软蛋的时候，便于1958年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停止了援建项目。以为这样就能置中国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毕竟是硬骨头，我们依然挺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发展了，经济发展了，核能、核弹都有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应该承认，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仅仅是困难，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民从来就是迎着困难上的！

在赫鲁晓夫拿256项工程扼制我们的同时，还向我们倾销劣质商品，如劣质自行车、劣质手表等，还代替捷克推销卖不出的小汽车2000多辆。为此事，赫氏直接找到毛主席、周总理，苦苦哀求他们。赫鲁晓夫是做得出的！但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一既要我们吃亏，出钱买废品；又意味着蔑视我们，我们暂时还生产不出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套不住我们，进而就想扼制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途撤走256项工程的图纸、专家还不算，更乘我国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逼我们“还”抗美援朝的“债”。朝鲜危局的造成与我国根本无关；但危局已经出现，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况且这种局面对我们也不利。于是在斯大林的一再要求下，出于国际主义的义务，决定由中国出人，苏联出军火，进行抗美援朝。中国千百万优秀儿女的鲜血撒在朝鲜，并把美军逼回三八线。然而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却利用我们的困难，逼我们“还”抗美援朝的军火费用。在斯大林时代，我们两国互相信赖，我国出人，苏联出军火、装备，都是口头谈的，没有文字的协议，甚至我们连个账也没有记。此刻，就由他赫鲁晓夫说多少是多少。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正被软禁，我想出面证明斯大林当年是怎么说的而不能。毛主席一个“还”字，我们勒紧腰带，这笔糊涂账也“还”清了。

斯大林和毛泽东缔造的中苏友谊，就是这样被赫鲁晓夫一步一步破坏掉的！

<h3>赫鲁晓夫出丑</h3>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一个国家元首的气魄和风度，纯粹是个粗鲁的小丑。例如：他周游世界各国，尤其出访美国时，不顾情况，随心所欲地乱撞，在对美国群众的一次讲话时，竟脱下鞋来挠桌子，听众对此大声宣嚷，会场大乱，美国新闻界便大肆曝光，可谓出尽了国际洋相。在我国出丑也不少，不过我们的新闻界要严肃得多，不拿他当噱头就是了。

1954年10月3日中苏那次高级会谈中间，服务人员送来工作餐，有湖南腊肉、火腿（是松烟熏制的）、烤面包和茶水等。客人们是第一次尝这些特殊而十分鲜美可口的地方食品，不需相让，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看样子是还想吃，只是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索要了。

会谈结束时，毛主席说：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走走看看？

赫：一定姜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我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但这次只能沿海、沿江的南北看看。

毛：那你们就到各地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儿去都可以，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去活动，无须别人牵着鼻子走！

赫鲁晓夫满心满意地要去南方，我们并未做任何的安排和准备。然而他们自己带来的汉学家、翻译费德林不愿陪他们去，他们的大使馆也无人陪他们。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考虑到他们不仅语言不通，而且不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干部那时也还缺乏接待外宾的经验。如果让他们自己去横冲直撞，有些不妥，出洋相事小，闹出乱子来，我们也不光彩。于是我和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自告奋勇陪他们去游览。

赫氏一行30余人，另有各类服务人员。空中3架飞机陪送，地上专列随行。火车的服务人员两套，厨房两个，食品中西两套。专列由武竞天指挥。

南行的路线是：从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济南、上海到杭州；从杭州乘飞机到广州；从广州飞返北京，中途在武汉稍停了一下。

到达上海时，他们中的多数人，特别是米高扬，力图接触上海居民，首先是想同上海工人交往，他们溜马路，吃馄饨，逛商店、公园，在大街上同青年们一起跳舞取乐。又乘船游黄埔江。赫鲁晓夫游兴正浓，忽听说江水深有30米以上，便立即要求返航登岸。

去广州时，由于赫鲁晓夫的刚愎自用，不让中国人陪同，冒冒失失坐上自己的专机先行，我和米高扬等乘坐后边的飞机，比赫机晚起飞半小时。

赫鲁晓夫的飞机在广州机场降落后，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因语言不通，彼此只好挤眉弄眼，指手划脚，或沉默相顾，无可奈何。待我们走下飞机，赫鲁晓夫喊着“快救救我们”，向我扑过来，于是才结束了他们无聊的30多分钟。

在广州郊区参观橡胶园时，赫鲁晓夫特别注意地听讲解，仔细察看，询问了许多情况，包括客观存在的发展远景。这些橡胶树是华侨从南洋带回的树种，已长到拳头粗。当地干部还向他介绍了海南岛橡胶园的生产情况。

赫氏看着、听着、问着，馋涎欲滴。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橡胶园吧？”

赫鲁晓夫立即显得兴味索然了。

从南方回来以后，我给毛主席写书面汇报。

苏州主代表团回国之前，在苏联展览馆（即现在的北京展览馆）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前，周总理先行拜会了赫鲁晓夫。一是告诉他毛主席出席这次宴会：二是为他们回国时沿途参砚的安徘征询意见。然后各自趋车前往宴会厅。

刚一离开赫鲁晓夫，走出大门，周恩来便若有所思的告诉我：主席说要揭盖子。现在由于盖子捂着、压着，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发展不起来，这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都不利。一切好的东西，只要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绊脚石、拦路虎，变成妨碍前进的东西，就要把它搬开，否则如何走向前去？！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揣摸着这盖子是什么？捂着的又是什么？仍摸不着头脑。

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的车几乎是同时到达的，他们一同步入宴会厅，谈笑风生。福尔采娃、谢波洛夫、亚利山大洛夫迎上前来，向毛主席问好，并要求同他们合影，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告别宴会的次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途经旅大、沈阳、长春、哈尔滨参观后，经绥芬河回国。又是我送他们到边境的。

从北京到大连，天色已晚，我安排客人们在宾馆下榻。唯有赫鲁晓夫要首先去看望驻施顺的苏军人员。当他们到达苏总部时，除一二名服务人员外，竟找不到任何人。苏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纪律涣散，可见一斑。赫鲁晓夫看见无人招待，立刻怒容满面地斥责服务人员。那也没有法子，乘兴而去，只好扫兴而归。半夜三更赶回大连又找我，少不了再把他安置住下来。

次日，把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从海参藏叫到大连来朝见赫鲁晓夫。然后在库兹涅佐夫的陪同下，代表团检阅了海军，参观了海防线上的射击演习及炮位设施等。

库兹涅佐夫没有给赫鲁晓夫争气，赫氏回国后立即将他撤职。赫鲁晓夫在哈尔滨参观访问期间，和苏侨接触较多。这些苏侨都是十月时逃到哈尔滨的白俄及其后裔，尤其在一面坡车站上，赫鲁晓夫不断找苏侨交谈。那些侨民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自己都是劳动者，怀念祖国，愿意回到苏联去参加国家的建设。这就是其后苏联政府决定接收全体苏侨回国，并把他们安置到西伯利亚等地劳动这个措施的由来。

赫鲁晓夫经东北出境归国途中，特别在北满，映入他眼睑的是无尽的沃野。他南行时在飞机上同布尔加宁谈的打算——把我国东北变成粮仓一这时更加坚定了。

赫鲁晓夫在暗中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多少鲜血换来的独立自主比什么都宝贵！我们会保卫自己！！

<h3>毛泽东一吐积郁</h3>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有几次重要外事活动，其中有米高扬的来访。

一天午后，我被邀到大会会址政协礼堂的休息室。那里的餐桌尚未收拾，毛泽东和米高扬正坐在桌旁交谈着，马列同志在旁帮助语言交流。我到场后，稍事休息，毛泽东便要我接着翻译。听起来，在此之前，似乎是毛泽东从历史上谈了各个时期的党内斗争，特别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和各种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错误路线对正确同志的打击等等。我就是接着这个话题翻译下去的。

后来话题全部转到了国际方面，包括苏联在内，时而讲共产国际，时而又指向苏联。米高扬几乎没有插过话，只是倾听。

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幼年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老是“左”右摇摆，尤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左”的错误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其结果是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区党组织损失了百分之百。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地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国际共运中的不正之风，出现了好似“老子党”和“儿子党”之分。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为“兄弟党”，但实际上是一个党竟可凌驾于其他党之上，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我发号施令，你听话、服从，而不管我说的做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坏习气，坏传统，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党的话，他从另一个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党的屁股后面跑，这就是一种极端的不正之风！试想：从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所制订出来的政策、方针，怎么可以要求另一情况、另一条件下的党去听从，去照搬、硬套呢？客观实践、血的教训已经证明这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其中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和抛弃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被迫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事实教育了我们党内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有益的话，符合事实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把耳朵拉得长长的，只听外国的话，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和脑筋，更谈不上倾听同志们的正确意见和劝告了。听不进正确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一味盲从，只信别人，不信自己；但同时也因为有许多不正之风，诸如：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等等，而后者（指经验主义）作了前者的俘虏，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我们党在成长过程中，在曲折的道路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反动派），而且每一步都要与各种机会主义投机分子和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不断纠正、校正我们前进的步伐。由于我们党本身的幼稚和无知，又由于有些人刚愎自用，不相信群众，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不管对我国革命是否有用，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办，而对后果都是不管的。这种盲从的责任当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应负责的。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方面，却不能不说清楚！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那另一方面就是披虎皮、拉大旗，借以吓人；空吼空叫，虚张声势，讲大话，盛气凌人等等。而这一切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对实际毫无补益，只能是遗害无穷。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

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便走上了正确的康庄大道，显示他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是以高昂代价换得的宝贵经验！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特别感到沉痛，其原因也在这里，只有对过去走的道路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总结，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才会对革命有益、有助！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要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名古话，叫作“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就要出气；理不合，就要讲理……如此等等。

毛泽东谈得比较含蓄，米高扬当时理解了多少很难说，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是早已筹思好了的。

这里需要交待的是：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9月下旬，即1956年4月5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而对这两论，当时在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再说：“这些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懂得其中的意思。”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谈，我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一再想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谈他的心中事，而未能成功。这次同米高扬谈的，也许就包括了他原来想谈的若干问题，只是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

<h3>赫鲁晓夫的“万万火急！”</h3>

1956年初秋，我出差正在山东，忽接中央电，令我速归待命。我将有什么任务已猜到八九分。因为我在山东已得知匈牙利出了事的消息。在山东工作的匈牙利几位专家及其家属忧心国事，愁盾苦脸，甚至有的哭哭啼啼，全都惊慌失措。

我赶回北京，得知赫鲁晓夫又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贝利亚事件时，他也来过“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量问题。

1956年5月发生波滋南事件时，周恩来正在波兰访问，帮了一臂之力，解决了问题。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慌了神。

这时，他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了。但他知道我们对他那“老子党”的作风有意见，所以他对我们在此问题上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心中无底。我们立即组织了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

赫鲁晓夫自己心虚，怕我们不支持他，怕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采取中间立场。所以他邀中共代表团以及代表团的到达，他都没有让苏共政治局的其他人知道，而是他一个人驱车到机场迎接我们。为的是便于他先摸底，以争取主动。

我们飞抵莫斯科，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就把刘少奇拉上自己的车，代表团其他成员上另一辆车，他是不管了。他同刘少奇和我挤在后座上。一上车，他就把隔板提起来，为的是不让前座的人听到他们谈话。

赫鲁晓夫开始同刘少奇“咬耳朵”。先是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说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等都逃到苏联来避难；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共产党员和干部被绞死，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而西方的大批反动派已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驻匈苏军、苏侨及他们的家属受到威胁。说他们的安排是：一、派了米高扬到匈牙利去坐镇；二，把驻匈苏军、苏侨及他们的家属撤回国。这些家属同当地群众感情很深，但也得全部撤回。现在（我们到达之际）正从布达佩斯撤退中，部分已到边界，说纳吉，伊姆列很活跃、想揽权等等。

刘少奇只是听，一言不发。始终未表态，可以感觉到赫鲁晓夫的惴惴不安。

到了招待处，他们既不让我们洗一把脸，也不让我们喝一口水，赫鲁晓夫就把代表团成员拉到桌子周围坐下，他把在车上对刘少奇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完全是副六神无主的样子。当他说到在匈牙利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时，似乎是一种“安慰”我们的口气。

邓小平未等赫鲁晓夫把话说完，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红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他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第二，全力扶持匈牙利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第三，掌握住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一听，摸着了中国的态度，腰杆子一下就硬起来了。而且马上就要离开，想回去向他们正在开着会的政治局报告好消息。刘少奇拦住了他，要他不必着急，还有话要说。恰在这时，服务人员报告饭准备好了。刘少奇邀赫鲁晓夫一同进餐，赫又要走；刘少奇要他把话听完，他还是要走。刘少奇说：“那好吧，以后再说。”

我把这句话译完了，加上一句自己的话；“你莫慌嘛，先听听少奇同志的意见！”他才勉强留了下来，但极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席间，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是明朗了。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

刘少奇告诉他：要善于从一个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纠正其它方面类似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找到恰当的办法。特别象同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虚心、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你们应该利用当前的机会，在这方面多作点工作。今天能主动地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更为适合时宜，更为有利。在这方面，中国党作为第三者，有些意见和看法，也希望有机会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同你们交换交换意见。

刘少奇简单地提了几点意见，并提出要在他们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赫鲁晓夫全都立即表示同意（这个时候，说什么他都会同意的）。

进餐当然很快，赫鲁晓夫匆匆离去。刘少奇开始准备发言提纲。提纲内容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感到很有说服力，很感人。对翻译好这次讲话，我更加有把握，有信心。

这时的苏共政治局，赫鲁晓夫已经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等都搞下去了，旧的政治局委员只有米高扬、亚历山大罗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等。其他都是新手。留下几个，也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赫鲁晓夫自己的地位。另外，还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吓内部一“中共是支持我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讲了几个小时，主要是批评他们的沙文主义，对兄弟党的不正确态度和恶劣作风。这个讲话非常精彩！为了意思连贯，他一口气讲一大段，我也没有逐句翻译，而是按他的意思，丢开讲稿，站立起来，加上手势，就象我自己发表演说一样，王稼祥在旁边冲我竖起大拇指说：“棒！棒！”

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有批评、有劝导、有启发，也有建议。完全是同志式的关怀和帮助，批评也是为了引起他们对问题的注意和重视，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改正缺点和疏忽、不足之处，真可谓苦口婆心！

中心问题是希望他们对兄弟党、兄弟国家不论大小、不论人数多少、历史长短、功劳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我们坚决不赞成、坚决反对那种“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而应该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尤其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兄弟党之间当然应该经常的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相互切磋、沟通思想，以求得意见的一致。但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发号施令，要求别人无条件服从，这是行不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相反，较大的、较老的党应该更谦虚些、更谨慎些，应该更多地关心、帮助、照顾较小的，较年轻的党。在这些方面，大家应该多想想，多考虑自己做得够不够？！

他们政治局的人个个听得低下头。只有福尔采娃似乎坐不住了，几次想离席走开，但被赫鲁晓夫制止，不许动，要她耐心地听下去。

少奇同志继续讲：较老的党、较大的党在与兄弟党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就应当首先多作自我批评。主动纠正错误或偏差，多想想自己的不足之处或不正确之处，考虑如何引正和改善，希望我们大家经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一较小、较年轻的党，往往不便于向他的老大哥提建议、提要求，更谈不上提什么批评意见了。鉴于此，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多做些思考，多做些工作，同时不希望苏共作为老大哥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不妨多作点自我批评，以弥补不足和疏漏之处，我们这些意见和建议，不只是今天对你们讲讲而已，更希望你们借今天所形成的局面，进一步作些表态，求得各兄弟党的理解和谅解，以达到进一步的友好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

为此目的，建议苏联不妨发表一项正式的声明或宣言，一方面作些自我批评；一方面表明自己对各兄弟党之间正确关系的态度，以及在国际问题上的主要立场等。以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苏联老大哥的周围达到更进一步的、更坚固的团结。

赫鲁晓夫做得出，他这时需要我们的支持。乖得象猫儿一样，对我们的尖锐批评，他也不得不承认，但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会后，苏共由谢皮洛夫执笔起草并发布了宣言。宣言是完全按我们的意思写的，使人以为他悔改了。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做姿态应付局面而已。

我们在莫斯科只呆了3天，返回时匈牙利暴乱已平息，局势已稳定。但赫鲁晓夫却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我们还未启程，他们就又摆起了“老子党”的架子。

正文〇七新中国初登国际舞台

1954年4-7月的日内瓦会议，是英、美、法密商之后提出召开的。这个会议和中国有关系，应该有中国参加，但那时中国同英、美、法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只能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新中国便从此进入了国际舞台。周总理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主席日内瓦会议为了弄清英、美、法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探讨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会议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我们要争取解决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以及我们应采取何种策略，做哪些准备等等，都要同苏联进行详尽磋商。为此，周总理从4月初开始，三次访问莫斯科，我三次都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

<h3>一访莫斯科</h3>

在出发之前，我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随后，李克农同志也到了。邓大姐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顺利地完成任务。然后，她极其关心地介绍了总理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总理时常流鼻血，大姐嘱咐我们对总理多加关心和照顾。我们认真地接受邓大姐的这一重托。

这次出国活动和来回奔波，前后长达四个月。总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劳累。对总理的一切，大家都很关心和照顾。但比较起来，还是总理对大家的关心更多，照顾更周到。相形之下，我们心里不免产生了内疚。

4月1日，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中共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总理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赫鲁晓夫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话，态度非常轻慢。莫洛托夫则是十分认真的。他对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都有自己的估计和看法。他认为可能解决一两个问题，但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有他们不可动摇的利益关系。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取得一定的结果，如何争，要看会议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机动灵活地采取对策。所以尽管莫洛托夫介绍了许多经验，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但仍然不能事先定个死框子。

周总理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总理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总理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总理希望同苏联很好地合作，互通消息，协调步骤、方针策略，互相帮助，步调一致。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

周总理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我们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总理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同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经过会谈。双方达到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总理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

<h3>再访莫斯科</h3>

两三天后，周总理又飞返莫斯科。这一次是进一步确定我们的方针，对策和中、苏双方参加的人员以及如何合作等。

关于人员组成，莫洛托夫介绍了他们自己的作法供我们参考。他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到少有一百二十人。我国当时同英国刚刚略有接触，同美既无外交关系也完全没有贸易、文化交流和外交上的任何来往关系。但我们的代表团也要包括各方面的人才和干部，只是在人数上略少于苏联，但也有一百余人。

商量之后，周总理再次返回国内，向中央汇报和组织代表团。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总理。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总理劝酒。周总理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总理拥抱、旋转，周总理因肝脏有病，不宜饮酒，又因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在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总理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们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的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八点左右，总理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就问我：“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没有！确实没有！”总理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八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长途跋涉。总理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总理启程回国我没有跟他回国，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总理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我们到机场迎接他时，他对我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起初我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

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总理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总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同总理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国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h3>从莫斯科到日内瓦</h3>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八号公寓来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座谈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密、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密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们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名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为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主持。

代表团名单发表后，苏联人见我的头衔是“政治顾问”，以为我负有特殊任务，与众不同，就派人多方打听，我说：“不要打听了，顾问就是顾问，而且只是对外的。”

其实，我的任务仍离不开本行——俄文翻译。我和欧阳菲（菲菲）与苏联人贾比才是一个小组，将总理的发言，提议等会议文件都及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摘要译成中文。些外，还经常进行技术性的磋商（译文人名、地名一致与否）。开会时，我每场必到，听翻译得对不对，如发现差错，马上纠正。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纠纷，丝毫马虎不得。

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总理的发言稿，有时一次发言可能起草十来个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精神，还要针对会场变化的情况。他们常常是钻在房子里出不来。

宦乡还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译英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总理一起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煮是新华社的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

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是新闻发言人。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在休息间隙也要发布新闻。常常由龚澎、黄华出面，后面起草讲话稿的是乔冠华，每次总理总是细心地告诉他们对什么问题讲到什么程度。龚澎很能干，也是个忙人。

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乔冠华、陈家康仍忙中偷闲，常常高谈阔论，大伙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废话公司”。

王炳南是秘书长，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活动的面也很广。陕西人性情耿直而固执，不善讲方式。我和王炳南都是陕西人。总理认为我俩都不会拐弯，对这点他也感到比较恼火。

马列是总理的外事秘书，懂俄文，担任中苏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5月底，越法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等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国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越方是谢光宝，苏方是费登科中将。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们联系。陈浩负责机要和国内的文件往来。

随代表团出国的还有雷任民、李强，以及他们率领的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总理计划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开我们同西欧及世界各国的外贸局面，以进一步突破美国对我们的禁运。雷任民所率领的外贸工作人员不算是代表团的人，另住在城里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在总理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后，雷任民同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卡棋亚等人进行了接触。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我们正在机场中心大楼前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我们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咪咪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我们大家谈笑起来，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讥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总理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的迫切问题的可能”。

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律着中山装，戴八角帽。到日内瓦下飞机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他们对中国代表团不无好奇之至。记得当时有一家报纸这样报道中国代表团：“机门一打开，蹦出来一群足球运动员（指中国代表的衣着，特别是八角帽）。”迎接的人准备送中国代表团去别墅休息，但周总理不去，要等莫洛托夫到来。20分钟后，莫洛托夫一行到了，周总理上前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总理握手、拥抱。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讲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明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总理并肩前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是最热烈的场面。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总理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进候机厅时，记者们还在叫喊，莫洛托夫便拉着周总理的手转了几个方向，给记者们留下镜头。然后分别去各自的住处。

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h3>关于朝鲜问题</h3>

日内瓦会议上要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半岛的问题亚洲问题拿到国际会议上讨论，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对英、美在会议桌上的策略虽然不够了解，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有丰富经验的。

到达日内瓦的当天，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即到会场参加座次的排列。虽然规定是按各国国名字母的顺序排列，但仍有策划的余地。王炳南的任务就是尽量设法把朝鲜、越南和苏联排在我们的近邻，其它不必管。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

英国和苏联商定，会议由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担任，轮流主持会议，并商定主席有权指定助手组成自己的主席团。第一天是艾登主持，他选的助手有一名是土耳其人。第二天是莫洛托夫主持会议，他给自己选的助手一个是葛罗米柯，一个是费德林，另一个是我。其实这些助手并无事可做，仅仅是为了同英国对等。但美国代表团一看见中国人进入了主席团，便气得要死，坐立不宁。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饿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十九个国家，其中有十四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会议的成员中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我们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正是周总理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论战不必多说，因为文件都曾发表过了。我只谈几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联合国军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依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一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上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朝鲜问题整整吵了一个半月，没有弄清一个问题，仅仅就“谁是侵略者”都扯不清。侵略者是要对这场战争负责，赔偿战争损失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互相指责对方是侵略者。南朝鲜代表更象疯了一样，狂吼乱叫说中国侵略了他们，还问“谁打的第一枪？！”北朝鲜立即反击说：“你们打的第一枪！是你们打过了三八线，我们才自卫还击的！”美国代表也喊叫“中国侵略！”而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总之风马牛不相及。这样吵闹了一个半月，渐渐都感到太厌倦了。英、美、法秘密商定不再开下去了。莫洛托夫及时掌握了这一动向，告诉我们朝鲜问题要暂告一段落。中国代表团一直表现得沉着冷睁，周总理的几次发言都是充分说理的。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六点建议。这时，周总理又一次发言了。

周总理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讲话中，总理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的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大发言，提议与会的十九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参加侵朝战争的十五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总理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于一贯，他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总理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总理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一167—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总理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斯巴克一看条子傻眼了。赶紧向主持会议的主席艾登声明：“不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误会了，我不是要延长会议。”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美国人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史密斯仓惶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总理用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会场鸦省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总理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总理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炒不可言。

<h3>关于印度支那问题</h3>

出席讨论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三个国家——越南、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

这个谈判也是相当艰巨的，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两年后进行全国选举。这时，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当时法国由主战派的拉尼埃主政，派主战派成员皮杜尔外长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加之美国千方百计阻挠，日内瓦会议开始后，法国迟迟不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侵入这三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但是，法国拒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寮国、高棉的抗战政府，而把它们视为叛军，当作交战的对方。在中国、苏联的一再努力下，范文同率领越有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5月4日到达日内瓦出席会议。后经越南代表团提议，在中、苏、越三国努力下，寮国、高棉的代表也到日内瓦进行会外活动。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讨论印支问题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一万六千多人。

5月8日，法国代表团带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走进会场，低头就座，一言不发。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他说：“这么严肃庄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的法文很好，不等翻译就立即用法文回答：“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同幽灵打仗还损失那么惨重？！”噎得皮杜尔无言以对。

一句话使得法国人无言以对，更显其狼狈之态。

由于美国的阻挠，加之拉尼埃政府对停战缺乏诚意，会议进展缓慢。这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孟戴斯——弗朗斯上台。17日，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内客，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并向法国公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就辞职。所以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对谈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

尽管美国仍然极力阻挠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周总理运用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方略，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等人直接交往、会谈。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会议的进展，本来就存在着的美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国日形孤立。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总理6月23日专门到伯尔尼拜访孟戴斯——弗朗斯，并与他交换意见。会谈中，双方不仅坦率地交换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而且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会前我们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来往，同老挝、柬埔寨没有什么来往。苏方先同意越南保大政权代表、老挝、柬埔寨代表参加，美、法不得不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到会出席。

老挝的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会场上一见面就骂我们是帝国主义，他们只知道我们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因而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中国侵略他们。我们支援越南是支援他们抵抗法国的侵略实际上我们不仅只支持越南，而且也支持其他印支国家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老挝、柬埔寨代表的上述行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且令人恼火。可是周总理以他博大的政治家胸怀。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派我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总理说，他们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我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里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他们见我们彬彬有礼，不是青面獠牙的帝国主义，才知自己上当了，进而总理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的态度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斗争矛头不再指向我们，而是指向法国帝国主义者。

我们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憎况，及时地修正了政策。同时，越代表协商后，5月27日，周总理提出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三个国家一一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经过多方协调、商议，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于7月20日下午达成协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总理付出出了很大的心血，开导、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给我方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他留下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越南还是越南人的，20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的那天晚上，周总理到苏联代表住处访问，拟会见莫洛托夫，了解憎况。但很奇怪，莫洛托夫傍晚九时就外出赴会，直到夜间十一时许，还未回来，总理在他们的会客室等候了好久，仍不见人回来。

苏方代表团的人向总理解释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们早已聚会在会堂里，但却拒不签字，故意找麻烦，拖延时间其用意是有意给法国方面的代表们脸上摸黑。原因是孟戴斯一一弗朗斯一上台就向法国国民议会许愿，说他一定将在7月20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代表们，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当天夜间十二点以后，即7月21日凌晨不可。这样就可以表示关于印支问题的签字，不是在7月20日完成的，而是7月21日完成的。

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时，已经是7月21日凌晨三四点钟了。总理倦意正浓，昏昏欲睡，忽见莫老回来了，精神顿时振奋起来，随后，他俩又谈了一席话。莫洛托夫说，在签字仪式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是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有意拖延了一段时间。莫洛托夫还说，印度支那三国这一招，可把法国人吓坏了，急得他们团团转，坐立不安，结果是虚惊一场。总理这才放宽了心。东方既白，我们才回到万花岭别墅。

<h3>会外花絮</h3>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驻地一一这个地方是苏联国家购置的一座别墅，管理精心，保密条件很好一一同莫洛托夫协商问题。莫洛托夫也多次为周总理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热情招待，以示亲近、友好。莫洛托夫是会议主席之一，平时常和艾登会商，很少到其他国家代表团驻地去，但却到周总理往处和中国代表团总部来过几次。

莫洛托夫说：“长时间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来，虽属工作关系。但从外表上看，好像只是有来而无往，你们中国有句古语：‘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这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前来登门拜访。”接着他又说：“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别墅，很难说事先没有人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录音器，甚至拍照设施。这使我们不便畅所欲言。这也是我们很少来拜访你们，而却经常劳驾你们去我们住处的原因。”但是，周、莫二人还是在收音机大音量的噪声中交头接耳，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敏感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去。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我们说，他听了周总理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我们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我们的攻击、污蔑，骂我们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我们，他又主动同我们握手，请我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思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我们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总理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总理同莫洛托夫谈话，我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握手，然后用手拉总理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总理打了招呼，同莫洛托夫谈话，眼睛却望着周恩来。

周总理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我们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后来，史密斯私下向我们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6月24日，日内瓦会议体会。周总理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了日内瓦会谈情况。7月3日，周总理在我国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7月5日协议”，在越南争取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总理回到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7月12日，周总理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我专程到莫斯科迎接他。

周总理回国期间，中国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继续留在日内瓦，由李克农任代团长。英、美、法、苏等国代表团都留有人员在日内瓦。代表团之间相互也有接触。一天，美国代表团要求同我们会谈一次。要会谈，时间不会太短，起码得准备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应该讲些什么呢？我、宦乡，陈家康等人讨论，由宦乡执笔写了一个稿子。因为总理走后，李克农虽任代理团长，但无权解决谈判中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因此，我们起草讲话稿时，拟定了一个原则，即既要保证能讲半小时，又不涉及实质问题，不要把自己拴死。会谈时李克农看着稿子向美国代表宣读一番，只是海阔天空，泛泛的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而对方却大加赞赏，说讲话非常有内容，使我们双方更加接近了，更一致了，这使我们很是莫明其妙。尤其第二天的报纸对此作了报道，说中国代表团的话讲得很好，很有内容，有价值，有水平。

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总理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介绍他们相识。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这是莫洛托夫事先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而特意作的安排。他在自己的别墅设了鸡尾酒会，请周总理和艾登出席。三方各有四、五人参加。中国方面有张闻天、乔冠华、薄寿昌（英语翻译）和我。席间三位首相（总理）交谈，我们几个人遛出室外。英国外交大臣是个商人，张闻天可以直接用英语同他谈话，他说他到过上海，住在上海英租界同在英国一样，而做的是生意。他的历史和他的形象都使人感到厌恶。

宴会后，周、莫、艾交谈了较长时间，相互揣摩，交换意见。以后，周总理同艾登还进行了几次谈话。艾登也回访了周总理。

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个人生活都很节俭，但应酬交际却很阔绰，因为这些活动的费用都是国家统一支付。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则不然，很少举行集体活动，也不请客。据说他们是个人包干，公用经费很少，而且节余下来的又分给个人，所以他们极力为自己节省捞钱。

日内瓦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中苏两同代表举行了一次联欢晚会。地址是苏联代表团附近租来的旅馆。苏联方面摆了鸡尾酒，中国方面拿出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并为该片准备了俄文价绍。放映前，先由我国青年女翻译欧阳菲大声朗读这个影片内容介绍。

莫洛托夫和周总理坐在一起。观看过这部影片时，莫洛托规极力对周总理称赞欧阳菲的俄文翻译水平，说她的俄语是地道的、标准的、超级的莫斯科俄语，其清雅、优美、悦耳动听之声大大超过了一般俄罗斯的乡下人。当他看到影片上的梁山伯、祝英台相遇相处的情节时，惊讶他们互相不苟言美，不相谐滤。当看到梁山伯访问祝英台的家而发现后者是一位妙龄女郎时，竟不握手、不拥抱、不接吻、莫洛托夫极其诧异而惊愕地说：“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国的礼仪和道德准则：看见了自己心爱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不来吻，不拥抱！”

当天他们招待的客人只有中国一家，范围较大，也较隆重。在日内瓦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中苏双方自始至终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斗争激烈、形势紧张的日子里，中苏两国首席代表一一周总理与莫老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在关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调整步骤。会议期间，形势变化多端，难以揣摩，如果各行其是，其结果肯定是糟糕的。

正是由于中、苏、朝、越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我们的对手是十分老练而狡猾的。他们利用他们的一切优势、有利条件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施展一切阴谋诡计，但最终几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朝鲜问题虽然以无结果而告终，但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军，根本不想通过政治会议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侵略者的面目却因此而暴露无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自然，法国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越南从容撤走。

由于王炳南的精心安排，中、苏、朝三国代表团的座位得以紧靠在一起，排成倒“品”字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团结就是力量！”

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在臼内瓦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周总理在张闻天大使陪同下去见莫洛托夫。双方交谈时间不长，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一下日内瓦两个会议的经验。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由于美国、南朝鲜两家始终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步步设置障碍，阻挠会议的进展，最后无结果而告终。这是国际斗争中常有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虽然经过种种努力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并未彻底解决，留下的麻烦还不少。而且为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仍然需要越南同志继续努力。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和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在勘定划界、人员转移、撤迁和一179—安排、组织17度线以南人员的撤退及人事、后勤等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还应特别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的动向。法国由于国内的困难形势，加上其他麻烦，可能在印度支那不能长期待下去了。但是它走了，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可能要钻进来，因为它野心勃勃，实际上已开始插手了。要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周总理谈到他很快就离开日内瓦，东归途中打算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然后再访问莫斯科。莫洛托夫认为，东归时，莫斯科是必经之地，在莫斯科逗留几天，参观、休息都是很适宜的，并表示欢迎，但莫洛托夫却未理解周总理的意思是要作一次正式访问。所以，击总理访问东德、波兰后，7月28日到达莫斯科时，苏方没有举行隆重的正式接待仪式，只把周总理作为过路客人来迎接、招待。

周总理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天，就动身回国，途中首次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月上旬周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返回莫斯科时，原计划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直飞莫斯科。但因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作一次意外的降落。我随总理走进机场休息室。

一会儿，泽登巴尔打电话到机场询问：何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要我去接电话。我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发生故障而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照理降落时，应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也便于我们迎接和招待。

我回答说：泽登巴尔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大家都不必客气，一切礼节也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到北京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关于今天咱们的谈话，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我向他转达。

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前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我把上述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们应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

当飞机经过西伯利亚上空时，天气突然恶化，前方出现一片乌云，看得见云中打闪。我有些担心，叫醒了正睡觉的周总理，又去提醒驾驶员注意。

驾驶员说他看见了，一副满不在乎、成竹在胸的样子，说可以绕开。于是向西绕过去。由于这一绕，到达乌兰巴托比预定的时间晚了40分钟。

7月29日，周总理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上，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机场举行了热烈、壮观的欢迎仪式，车队在进宾馆途中，受到蒙古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乌兰巴托真是万人空巷。周总理拜访了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回访了泽登已尔，参观了工厂、博物馆、展览馆，听取了各项介绍，出席了他们举行的招待会等。欢迎宴会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全体党政领导出席，周总理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全部出席，总共也不过五十余人。蒙方用他们的最高规格招待客人一一先敬每人一碗马奶。泽登巴尔说：“喝马奶在我们是最高的敬意，但不知你们能不能喝得下，喝不下不必勉强，没有关系。”他用俄语讲话，发音很标准。他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介绍他们的建设情况，对中国给他们的援助表示感谢。随后安排了活动日程。

在蒙古参观了制革厂、机械厂、缝纫厂、博物馆等。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主要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如汉、唐时代的钱币等，还有少量石样品。

临别时，泽登巴尔给我们赠送了礼物：每人一张羊皮，有黑色的，有灰色的，有金黄色的。送周总理一个金碗（木胎包金），送我一个银碗（木胎包银）。我们在乌兰巴托逗留两三天后，8月1日下午回到北京。朱德、刘少奇等到机场迎接。

（分别以《日内瓦会议散忆》和《周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上层内幕》为题刊于《人物》1989年第1期和《爱我中华》第6期，收入本书作了调整）

正文〇八毛泽东的情愫

我前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同他接触得越多，对他的了解越深、越广，对他也就越加敬佩，无论从那个方面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是中国人民真正的伟大领袖！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深厚而广怅，也使我终生难忘，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彩韵味，至今仍赫然在目。

1940年初、我随周恩来、任弼时一同回到祖国，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任务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然后回共产国际去汇报。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派一个外国人到延安执行此项任务实在多有不便，也不可能。

我们回到延安以后，“七大”的召开却推迟了。于是周恩来把我安排在任弼时身边，名义上是弼时同志的秘书，实际上主要是给毛主席担任俄文翻译，同时执行共产国际交代的任务、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在我写回忆录之前，绝未对外传扬过。

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是每年至少到延安宋一两次。1942年末，苏联飞机又到了延安，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要我返回国际去汇报工作，毛主席听到这个口信，先是一愣，接着目视着我，意思是问我的态度。我当时立即说，“不回去！”主席说，“那好，你同他讲讲。”

于是当着主席，我对苏联同志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如此紧张，任务又很繁重，这里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这样，主席知道我不愿意再离开中国，放心了！我也知道主席需要我，我也放心了。所以当第二次、第三次又催我返回国际时，我照样回绝了，当时主席还对我说：“你留在中国作用更大，如果国际一定要中共派人去，那我们可以另外派人。”

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了。当我将国际方面来电译出并读给主席听时，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早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又对我笑着说：“把你也解放了。”不用说，我也有此同感。

我回国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早已牢牢确立了。然而他每向前走一步，仍要再三试探，要摸准、吃透，慎之又慎，有了十分的把握后才去做。在用人方面尤其如此，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观察、考核——了解其思想品德和能力等等，然后才决定是否启用和如何用其所长。主席常讲：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重要的还是要观其行。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工作，在此期间，我先后被派到绥德、关中专区去处理那里“抢救运动”造成的一些棘手问题（见我的回忆录《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刊于《中华英烈》1989年第4期）。通过这些工作，我自己得到了在基层锻炼的机会，毛主席也了解了我，考验了我。

不想提而又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善于钻营的奸人康生，—185—最注意探测毛主席周围的“气候”，他得到了毛主席要用我，并对我有好感的信息，便设法把我从边区保安处调到他所管辖的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并告诉毛主席：“师哲已经调到中央社会部，住在枣园一一你的近旁，主席如有什么事要找师哲，也很方便。”他还对别人说是他把我介绍给主席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纯属吹牛！

我刚到枣园不几天，主席就打电话找我，我奇怪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到了枣园？我到他面前以后。他来龙去脉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是康生所为。由此，对康生的工于钻营，也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h3>一、主席和他的战友们</h3>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复讲过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在党内也有威信，但有些书生气，对许多原则性问题的态度，有时不够明确。王稼祥相反，对问题态度明朗，是非界线鲜明。在遵义会议上，正是他投了关键性的一票，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平时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中央的5位书记都住在枣园时，就请张闻天也注在枣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有时也请他参加。整风时，请王稼祥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还请他担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指导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主席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以示重视。不过王稼祥当时表现得对这项工作热不起来，我作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请示工作时，他大多不吭声，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开展起来。主席总是请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下属如中宣部部长吴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至于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

曾经对遵义会议不理解，顶得很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很注意团结的。1937年底，王明到了武汉，武汉的中共中南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4人。王明阴谋搞第二中央，凯丰坚决抵制了，主席对这一点也是记在心里的。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主席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主席由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也往往表现在对干部的态度上。皖南事迹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1、2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要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以求改善国共关系，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他认为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在黄埔时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和苏联的背景。我当时不能理解主席这一决定，曾向主席提问，主席不便多作解释，只是坚持这样做。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是因为如果林先回到延安，然后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是代表中共说话的。林彪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主席不断打电报或捎信让他安心住着。林彪完成使命回到延安的那天早晨，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便一同下山。他边走边对我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了心中一动，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归来，恩来、粥时从苏联归来，主席都没有去迎接，何以亲自迎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我随即说：“我也去接。”主席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林彪？”我说：“他在苏联养病两年，我经常照顾他，替他解决问题。”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同他热烈握手，林彪转身看见了我，把另一只手伸给我。主席一直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里去，我觉得这好象斯大林曾经拉着一位红军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吩咐伙房为林彪备饭，又让林彪在杨家岭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1942年8月，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到西安会面，中央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认为毛主席不便去，于10月7日仍派林彪去重庆。这一次蒋介石对林彪的态度大变，于10月13日见了林彪一面之后，就不再见他了，而且不准他和周恩来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3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们才得以回到延安，那是同年7月16日。临行前，蒋介石又见了林彪一面，做做样子。

相比之下，主席对李立三是比较冷淡的。1946年初，李立三队苏联回到东北。5月，他利用参加东北三人小组和平谈判的机会飞到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他给我打电话，要求见主席。我考虑到他和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是多年不见的老相识；再者，李立三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1930年出国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于是自作主张，替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待安排好后即通知你。”

我去请示主席，想不到主席淡淡他说：“好啊，他在哪里？”我回答后，他又说：“明天上午见他吧。”当时主席住在王家坪，李立三来到时，主席什么准备也没有，只是招呼勤务员：“客人来了，倒杯茶。”见面后，主席平淡地说：“你回来了，也好。你在东北的情况怎么样？”李立三是满腔热情，看样子是一心想好好汇报汇报，以便主席了解自己的情况，但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主席心中有数，不能让李立三激动。更奇怪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国军服（美国给中国的“救济物资”），还得意洋洋，主席看见很不高兴，事后吩咐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具体小事，诸如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举止等，透过这些现象，了解你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品德、性格等。比如，我在国外呆久了，养成了说话时好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去不以为然，他认为年轻人在长者面前、在上级面前，不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也就努力改变这种西方人的习惯。

主席和我闲谈的时候较多，但从未讲过对任何一们政治局委员的看法。政治局开会时，他最重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善于启发引导展开争论，在争论过程中，他善于吸收大家意见中的有益成份，并在自己头脑中加工。所以他起草的文件、指示和电报等，各委员很少提出修改意见。这种把各方面有益的东西迅速而及时的吸收过来，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再用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在是主席最高超的本领！他也常常教导干部们都这样做。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特别讲到：“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刘志丹牺牲之后，毛主席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大家说：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按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高岗在内蒙工作，主席把他调回来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特别是他品德不好，但主席当时并不了解这些。

高岗但任了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应情况，还算格守职责。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他也向主席反映这些作法过激，主席都是很重视的。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高岗急急忙忙跑到东北去“工作”，接着但任了东北局第一副书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他是一心想过大城市生活，追求享乐，而把大西北丢下不管了。到了全国解放以后，高岗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主席对他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h3>二、主席深入群众，关心群众</h3>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更是毛主席的宗旨。要为人民服务，就要了解情况，就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他的至理名言。主席调查研究的范围是很多、很广、很丰富的。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已为人所共知，其实这类调查他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从不放过一个机会。

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精神不佳，身体不适，又加上江青的纠缠、捣乱，使他不得安宁，根据苏联大夫阿洛夫的意见，我想了许多办法，想找个安静的环境，让他的精神放松些，尽快恢复健康。后来他同意到柳树店原中央后勤部疗养院去休养一段时间，其实也只住了一个礼拜。但在这一周中，他把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跑遍了，和每个村庄群众都谈过话。

我出于安全的考虑，提醒他：“主席，这个地区不会有特务，但对当地居民我们还不很熟悉，不了解，最好不要到处走动，”主席回答说，“难道我住在一个地方，连周围的情况都不能知道吗？”我无话可说。其实这也是主席最好的休息方法，他在同群众的接触中不仅了解了情况，也得到极大乐趣，健康状况迅速好转了。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先进行调查弄清情况，使自己心中有数。

主席对劳动人民有着深沉而真挚的感情。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杨姓贫农，住的窑洞和当时所有贫苦人家住的一样，窑洞只有门，没有窗子。窑里住人，也烧火做饭，烟熏火燎，侗壁全是黑的，本来进光就少，这样就越发的成了黑洞洞。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碾谷子。婆姨三十几岁，手很脏，脖子污黑。据说，陕北农村的人一辈子只洗3次澡——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后洗一次。所以他们的脏是可以想见的。毛主席是杨家的老邻居，老熟人，他们看见主席走过就主动打招呼。主席亲切地向他们间长间短。主席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瞧不起。”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每当我读到这段话，都倍感亲切，他和老乡攀谈的神态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对我讲的话又响在耳畔。我相信：凡是了解主席联系群众的细节的人，肯定会对这段话有更为深切的体会和理解。

主席对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的。有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边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延安城里回来路过此地。他手里拿着根拐伏，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里的拐仗仍未停止挥舞；碰到老乡赶着运盐的毛驴队，他依然如此，视而不见，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道路的最边沿，他仍形若无人。主席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根本不想他日常吃的用的是哪儿来的，准供给的！”我每次和主席在一起交谈，都象上了一堂课，受到生动的教育，获益匪浅。

主席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带着小女儿李讷，出去走走，到处看看，和群众随便聊聊。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总是把左邻右舍的老乡请来一起欢度佳节。

对于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他绝不姑息适就。当年驻于小砭沟口的中央警备团想盖平房，在延河边占了农民二亩平地，须知陕北尽是山坡地，二亩平地是老乡的心尖子。被占地的农民抗议，警备团不理，农民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此事。主席见信后立即命令停止建房，将土地归还农民。并做了指示，大意是：作为警备团，应该最体贴人民群众，最能为人民利益服务，怎么能干出这样的蠢事来！此事得到纠正后，群众高兴他说：“毛青天来了！”

又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农民骂毛主席的事：那是1942年6月，边区政府如开县长联席会，忽然暴雨来临，电闪雷鸣，一个炸雷从会场的屋角穿入，击伤数人，其中伤势最重的是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经抢救无效而殒命。此事由《解放日报》作了报导，并在南门外开了追悼会。消息在群众中传开，人群密集的新市场也是议论纷纷。其中一个赶集的农民在群众中骂道：“雷公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保安处闻讯拘留了这位农民。高岗把此事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群众总是有什么不满才骂人的，便立即指示：问清楚了以后放了这位农民，不要难为他，由此注意到了农民的公粮负但过重，要边区政府对农民负担做一认真的调查，又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将抗日公粮减少了1/3，并发动机关、学校、部队都动手搞生产，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

就在这时的一个星期天，我在门前修理坏了的椅子、工具、木头放在那里，我因临时有事，离开了一会儿。刚好毛泽东散步，转到了这里，他看见了那场面站住了。

我的女儿秋朗上前向主席问好。

毛泽东指着家具、木头和工具问：“这是谁在干？”

秋朗说：“我爸爸。”

毛主席又问：“你爸爸是哪个？”

秋朗说：“我爸爸是师哲。”

毛泽东：“晤。”点点头，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动手，……搞生产……”。一面说，一面若有所思地走开了。

他的意思好象是说：是啊，只要自己动手，一切都会有的！似乎他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在这里也得到了验证。

1942年，全面掀起的大生产运动，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打破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也增强了抗日实力。过年时，群众抬着“人民大救星”的大匾给毛主席拜年。

主席不仅尊重，爱护群众，不仅在政治局会议上发扬民主，倾听意见，而且他的工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主席和我随便聊夭的时候较多，他常常把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他的思考和打算，讲给我听，只有形势发展到了他所预料的程度时，才将他的想法、分析和打算拿到书记处会议上去讨论。开始时，我不理解，时间长了，我才明白：主席对我讲讲不成熟的意见，起个自我检验的作用，而我历来守口如瓶，绝不会传出去，况且也没有贯彻执行的任务。如果过早地向书记处的同志讲，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思索；另外，作为领袖，应是一言九鼎，由于形势的千变万化、条件的不成熟、想法的不5全等等，过早地拿出来，未必能得到好效果。这就叫作留有余地，是出于高度的责任感。

我从1940年到毛主席身边，一连四五年中，常常听到主席提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一句话，那是邓小平在1938年讲的：“一切都是辨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他认为这两句话很历害，很有用，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以此为鉴，时刻提醒自己的。

主席很有涵养，我从未看到过他生气、发脾气。有一次，我对他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他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切勿现于辞色。”

主席的目光炯炯有神，非常敏锐。他只要盯你一眼，就能使你知道自己有失误、错了。他讲话不仅逻辑性很强，而且很注意分寸，很含蓄。我在他面前讲话，有时讲错了一句话或一个词，他就用眼睛盯着我，或者说：“你再讲一遍。”我马上就发学自己讲错了，赶快纠正。

我们住在枣园时，时常到杨家岭大礼堂去看戏。主席乘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有时，许多青年往车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搭乘，主席从不干涉。一路上主席同大家说东道西，问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等等；返回时，还要问他们看节目的心得。他讲话时，眼睛注视着对方。后来，有的青年对我说：“我看见主席就害怕，他望着我，几乎要把我看穿了。”

主席的历害之处，也正在这里，他对一切事物都要看穿，也都能看穿！主席生活简朴，对饮食从不挑剔，只爱吸烟、喝茶。偶尔搞到了鲍鱼、就鱼，就吃，没有，也没有关系。进了城，生活改善了，但也不过是一礼拜吃一两次红烧肉。

在延安时，主席自己有个小灶，倒不是他有高级食品，而是因为他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大多是白天睡觉，夜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有人要求中央领导人过集体生活，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办公厅决定首长们都到饭厅吃饭。主席也来了，吃了几口米饭，说道：“这是什么东西？稀饭不是稀饭，干饭不是干饭？！”

我说：“有人（我没好说是朱总司令）要求把饭做得软些。”他说：“那要牙齿干什么？！”他就吃了这么一次，再也没有来过食堂。

主席有他自己的生活规律。他在延安的饮事员、理发员、司机都对主席生活规律非常熟悉，主席也觉得称心，省心，后来他们都跟着主席到了北京。主席一生不爱钱，一贯不摸钱。他的津贴、工资、搞费等，都是由勤务员或警卫员管着。他从不让孩子沾光，不允许他们享受任何特殊待遇。进城后，李讷从学校回到家里，很少一起吃饭，总是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到大灶食堂吃饭。他儿子毛岸英的培养，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也寄予厚望。但是，抗美援朝开始，前线需要翻译，主席就让爱子到前方去。岸英壮烈牺牲，主席悲痛万分，但仍指示：和所有抗美援朝牺牲的战士一样，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主席一心为人民。他不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且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弟弟、妹妹、妻子和许多亲属都参加了革命，他的亲人中就有6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似这等献身的精神和事实，从高级干部到全体党员能找出几个？仅凭这几点：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二、绝不爱钱，不谋私利；三、不让亲属子女沾公家的光；四、牺牲自己及亲属。我们还能说什么？对主席还能有什么可苛求的？！

<h3>三、毛主席的学习精神</h3>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论断，毛主席是很赞赏的。可是毛主席早先并不懂军事。他给我说过：在井冈山时，由于不懂军事，虽有正确意见，却缺乏说服力，比懂军事的人低一头，有时不得不屈从别人。于是他就下决心学军事。他通读了《孙子兵法》，研究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茨，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终于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思想。到了毛儿盖已是大不相同了，他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事实上，正是毛主席指挥中国的武装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主席曾经说：我们党内要有200个精通马列主义，就等于打败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精通，是说法仅能懂，还要会用。所以他同时又极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那些言必称希腊、夸夸其谈、党八股、只会唱高调等作风习气，他是深恶痛绝的。

我曾碰到这样一件事：主席想找一个熟悉马列主义理论，又在工作上能作为助手的人帮他工作。中央党校给他推荐了一位，这位同志据说是研究苏共和中共党史的专家，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是位饱学之士。他从中央党校搬到了杨家岭，在离主席不远处住了下来。可是主席只见了他一次面，就把他打发走了。事情是这样的：主席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支方面的问题，他却如同平时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不看对象，把他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得十分得意。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了，打断他问道：“《联共党史》你读过吗？”

他不明其意，夸口说：“我通读了三四遍。”

主席说：“我一遍也没有通读过，只是将每章的结束语都读了。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我没有通读过，可是会用。你讲的这些都很对，但是对目前中国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到。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这里容不下你。”

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对教条主义这一顽症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批判，这里不赘。

这样说，是不是主席只注意中国，不注意外国呢？那也不是，他只不过把外国的事放在较次要的地位，作为参考而已，在杨家岭，我住的窑洞位于他的侧上方，他工作疲劳了。就走出来休息一会。往往在这时他就喊：“师哲，下来。”我来到他的面前。他利用这个休息时间，让我谈我所知道的苏联各方面的情况，各个时期的许多生动的事实。刚出版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一书中所述我在苏联经历，当年也都同他谈过。我这人情急心直，用不着启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也就注意地听着。他觉得精神已经得到调济之后，就说：“今天就谈到这儿。”然后各自回窑洞继续工作。

有时为了活跃一下气氛，他也讲点笑话。不过他的幽默、笑话往往只有三两句，随即言归正传。记得有一次，他这样说：“我是个好人，能容人，连老鼠都可以在我屋里自由往来（陕北的老鼠有半尺长），甚至爬上我的脖子。”他这话是指这样一件事：他在专心致志伏案工作，一只大老鼠爬上他的脚，上了腿，上到他的身上，他都丝毫没有察觉，直到老鼠爬到他的后脖根，他才似乎觉得有东西，下意识地用手扒拉了一下，老鼠跳到地上，他才发现是老鼠，待他发现的同时，老鼠已经跑掉了。

为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他向各阶层的农民学习领教，树立典型，带动群众。延安东有个姓张的地主，土地革命时被分了地，但他仍积极劳动，且经营有方，收成比别人好。主席就找他谈陕北农业的经营经验，了解他是怎样发家致富的。了解之后他说：“这里的地主和南方的不同，南方的地主，土地可能不多，但不劳动。和绥德、米脂地地主也不同。这里的地主自己劳动，也有经营的好经验。”

吴满有是富农，柳树店的扬步浩是贫农，都是劳动模范，这是人所共知的。

<h3>四、毛主席的魄力</h3>

康生一手搞的“抢救运动”，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西北土生土长的干部，没进过城，更没见过国民党。但他们也被当做“特务嫌疑”。集中在边区行政学院，逼他们“坦白交代”，同志们愤怒难平，十分不满。有人把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毛主席知道后，亲自来到行政学院，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他对大家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事情有不是我干的，但是我没有管好。”说着脱帽鞠躬，要求大家原谅。本来满肚子冤气和怨气的同志，被他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热烈鼓掌，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听说主席在杨家和中央党校也这样做过。

“七大”以前，他早就被大家称为“毛主席”。他曾对我这样说：“叫我毛主席。究竟是叫我中央军委这个主席，还是党中央主席？不过军委主席是已经确定了的。”我体会他这话的双重意思：一是中央军委主席是明确了的，但党中央尚未设主席；二是也表示他对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的重视。在“七大”上明确了他也是党中央的主席。他对“主席”这一称谓很喜欢，他的解释是：“主席就是主要的一席，主人翁嘛。”

中国共产党设主席开了个头，不久，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跟着学。如伊巴露丽当了西班牙共产党主席；陶里亚蒂当了意大利共产党主席等等，不过他们只是主持会议的主席。

毛主席历来对人的特点、特性抓得很准，抓到要害处绝不放松。例如：在“七大”上，王明做了自我批评以后，我和他在回枣园的路上，他问我：“你认为王明的检讨怎么样？”

我说：“不深刻。”

他说：“你说得对。不过他的核心问题是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我立即觉得豁然开朗！真是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太准确，太深刻了！

彭德怀在“七大”检讨以后，他又问我彭德怀检讨得怎么样？

我说：“作为副总司令，检讨得就算不错了。”

他听了有点不高兴，说：“态度很勉强！他的问题是刚愎自用，目空一切，高傲自大，不听话！”

对敌人，他绝不手软，这已是中国革命所证实了的。我这里只说一件自己亲知的小事：

有一个汉奸军阀，名郝鹏举，是我留苏时的同学。日本投降后，他在苏北处境不佳。想投机靠拢我解放军，以求生存。陈毅、粟裕在山东，郝鹏举正是他们控制的对象之一。郝鹏举通过我们的统战工作者，说他有个同学师哲在共产党中央工作。陈毅指示统战工作者，要郝给我写信。信寄到了毛主席的手里，主席当即替我给他写回信。郝的第二次来信，几乎是痛哭流涕，说我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信仍然是到了毛主席手里，这一次，毛主席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意思是开导他、教育他向人民交心，老实做人。但是，我向毛主席介绍了此人的情况。

我说：“郝鹏举一贯有野心，反复无常，已反叛过多次。开始他在冯玉祥部。很受冯的信赖，和我同期派往苏联学习。1927年他回国后便背判了冯玉祥，自己拉队伍单干。独立混不下去了，日寇侵华时，他又投靠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王克敏，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收编，又积极反共，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先头部队，并到苏北想捞一把，却遇到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走投无路，又想投机。”

毛主席了解到此人不可争取之后，便指示陈毅、粟裕：把郝鹏举一方面稳住、警惕他；另方面调动他，在调动中予以消灭。这次战斗只用了2个小时，而且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郝鹏举本人。

<h3>五、毛主席和儿子毛岸英</h3>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他们的孩子毛永福（岸英）、毛永寿（岸青）是人们所熟知的。从现在展出在杨开慧烈士纪念馆的照片看，杨开慧蒙难前夕和孩子们的合影，除了她膝前的永福、永寿以外，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这婴儿大概是随母亲同去了。

开慧牺牲时，毛泽东已经上了井冈山，撇下永福、永寿二人。哥哥永福八九岁，弟弟永寿五六岁，哥哥照顾弟弟，二人相依为命。而敌人是要斩草除根的，一时也无人敢收养，他们到处流浪。地下党组织设法找到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上海。在上海，他们卖报、拣破烂、给人打扫房子……，勉强维持生活。

上海地下党为了使他们能受到教育，也为他们的安全计，又通过许多关系把他们送到上海基督教会。牧师董建吾可能有觉察，但并不真正知道他们的身份。

两个孩子在教会受到百般虐待，被强迫干力所不及的工作，干不了，就拳脚相加。永寿（岸青）更小，更不会干活，因而受到的摧残更严重，他的脑神经就是在那时被打伤而致残的。

显然，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1936年党组织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委托法国轮船上的熟人（据说国内方面是张学良与董健吾疏通的）把两个孩子带到了马赛港。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亲自到马赛把他们接到莫斯科。康生为自己的资本增加了一点积累，另当别论。

永福、永寿到了莫斯科即被送进国际第二儿童院（即莫尼诺儿童院）教养，这时已是1937年了，同年底，王明和康生等都回到了延安。

1938年3月，任弼时同志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8月我找到任弼时同志要求回国，一时未获批准，却派我到国际第二儿童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之职。上述情况，便是我到任后同永福、永寿的接触中了解到的。

永福、永寿到了国际第二儿童院以后，都改了名字，永福的苏联名字叫塞尔盖伊，中国名字叫岸英；永寿的苏联名字叫亚力山大，中国名字叫岸青。该儿童院经过整顿，准备专收中国儿童，后因盛世才的背叛，国际通道中断，大批孤儿未能去苏。

岸英和岸青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分的习惯，到了苏联，仍继续隐瞒，起初对我也没说实话，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同时知道儿童院每一个孩子的身世，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隐瞒。就这样，他们渐渐生活得舒展了。

儿童院的孩子不多，只有四五十人，但年龄从三四岁到十六八岁都有，文化程度自然也是参差不齐，很难进行教学。于是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的各学校适合的班级，儿童院只管他们的生活。

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一一他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由无产者领导，并流露出毛泽东是无产者的意思。我又不得不同他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者，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的道理，他终于领悟了。

我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就绪之后，仍回共产国际帮助任弼时同志工作，在儿童院时间虽然不长，但和孩子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以后，岸英很快报名入伍，在军队中，他进步很快，两三年后即获得上尉军衔。回国时，他就是戴着这个军衔见父亲的。他在军中自然也是受到多方保护的，没有让他担任过艰险的任务。

1945年，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健康状况欠佳，斯大林派两位医生来给毛主席治病时，毛岸英也同机回到延安。苏联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毛泽东带着病体，亲自到机场迎接孩子。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他绝不流露在表面上。至于岸英，历尽十几年的磨难，即将投入父亲的怀抱，其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我和他再次相见时，他竟象是初次遇见我似的，可见他当时除了父亲以外，一切都视而不见了。

岸英回到延安的最初一两天是同爸爸一起用餐的，接着，毛泽东就止岸英到食堂去吃饭，第一餐是工作人员领岸英到中灶食堂吃的，饭后毛泽东问他在哪个食堂吃的饭？岸英如实回答了。

毛泽东说：“你对革命有什么贡献？”又让他到大灶和战士们一同吃饭。大家看着都很心疼。孩子固然应该锻练，但生活条件一下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会吃不消的。我自己深有肠胃不适应的痛苦感受，很想让岸英同米大夫一起用餐，但不便这么办，也不矛说。

陕甘宁边区那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方可结婚。岸英已20岁出头，在苏联开放的中活过惯了，和女孩子接触中，总引起周围人的议论，尤其是江青，最爱在主席面前说三道四，使毛泽东很烦恼。

岸英很快钟情于一位姑娘——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他向父亲报告，要求准许他们结婚，父亲问他：“姑娘多大岁数了？”他如实回答说：“差一两个月就18岁了。”

父亲说：“这不行，一天也不能差？你应该知道，政权是我们的，婚姻法是我们订的。如果我们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能执行，还怎么要人民去执行呢？一句话，就是一天也不能差！”岸英只好服从了。

这已是1946年春季。接着，他又让岸英到农村去劳动锻练。10月间返时，已是为准备胡宗南的进犯而开始疏散了。

在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留在莫斯科的岸青间或给爸爸写信来，毛泽东拿着岸青用俄文写的信，不得不让人到处找我给他翻译，甚觉不便，不觉说道：“他为什么不用中文写信？”我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对岸英还是严加管教。其具体原因和内容不得详知，但有一次，岸英可能是受不了了，从爸爸屋里出来，跑到一间无人住的空房间里，硬梆梆躺在床上，又吼又叫，又哭又闹，手握成拳头，胳膊腿直挺挺不打弯。毛泽东害怕了，找到我，却又是小声告诉我，要我找米大夫给岸英看病。米大夫拿着小锤、钎子来到岸英床前。用钎子在岸英脚一划，他的腿立即躲闪，反应灵敏；敲敲膝盖，也正常。米大夫向我挤挤眼小声说：“给他爸爸撒娇哩！”然后向岸英用俄语说：“谢廖沙，起来，别耍死狗！”这病就这样治好了。而毛泽东却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呆在自己房间里。

1949年11月毛泽东访苏时，李克农负责护送到边境，为到边境与苏方交接时的方便，李克农带了毛岸英同行。我陪着毛主席，他们在后面车厢里。我并不知道岸英在车上，但毛泽东知道。而且想得很周到，他怕岸英临时要跟他同赴莫斯科，别人不好拒绝。所以他要我去告诉李克农：到边境交接工作办完了一定把岸英带回去。我照办了。他做了预防工作。

毛泽东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竟没有让在莫斯科的儿子岸青和女儿娇娇来看他。我也有一双儿女在莫斯科，我很想见，只有一天有空，我请假看了孩子。毛泽东就是不见孩子。

岸英参加了抗美援朝，彭德怀把他放在自己身边，为的是便于管理和照顾。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开始，有人主张暂时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消息，但彭总认为不能隐瞒，他亲自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噩耗。毛泽东听了以后，呆愣了好一阵子，然后说：“他是国际革命的烈士！”这话实际上是给彭德怀宽心的。

毛岸英，一个纯洁的青年，他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撒尽了自己一腔热血！

在毛泽东的亲人中，岸英是第六位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毛泽东访苏后不久，岸青回国了。回国后跟一个搞翻译的人一起工作。此人俄文很低，在翻译工作上，岸青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可是稿酬却被那人独吞了，或者只给岸青很少一点。对此人我也曾大大领教过。岸青向爸爸谈到自己的遭遇，毛泽东听了异常气愤他说：“他竟欺负一个残疾人！那里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连人格都丧失殆尽了！”因此，毛泽东建议开除其党籍。但此人却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包庇而不了了之。

毛泽东东对亲人有着深沉的情感，但原则性极强。这里叙述的仅仅是我亲知的一小部分。

毛主席，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心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那敏锐的感知、刻苦的求索、准确的判断、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知人善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常想：要是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不还要在黑暗中徘徊摸索多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列宁说得好：“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正文〇九同毛泽东“闲聊”

我在毛泽东身边的18年中，在工作之余，同他“闲聊”的时候是很多的。那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说是“闲聊”，这只是现象，就毛泽东来说，除非他睡着了，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闲聊”只不过是用脑的一种转换和调剂。所以他的“闲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了解那方面的情况，就是为了探讨某个问题，而且他总是听的时候多，说话很少。但只要说一句话，甚至一个动作，都有深刻的含义，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教益。

我们交谈的内容，在写过的回忆录中已涉及了不少，有一些还没有机会叙及，就集中在这里写吧。

<h3>初次会面</h3>

1940年3月23日，我们回到延安。当晚，周恩来就给毛泽东作了汇报，当然也谈到我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以及我所负的使命等等。所以，毛泽东很快地接见了我。

那是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带我去见毛泽东。杨家岭，一排石窑洞，毛泽东在门前踱步。我们朝他走近时，他微笑着迎上前来。先同周恩来紧紧握手，接着，周恩来把我介绍给他。当我握住他那宽大敦厚的手时，内心十分激动——啊！这就是我在共产国际看到的斯诺所摄照片上的毛泽东！这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毛泽东！这就是我们朝思幕想、做梦也想见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现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着他那改天换地的大手！

毛泽东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孔象XX，你的风度象XX。”但我对中国同志不熟悉，他说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谁，也没记住他说的那些人的名字。只是眼睛盯着毛泽东，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周恩来见我不知所云忙解释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毛泽东立即话锋一转，又问：“你是哪里人？”

“陕西韩城人。”我回答。“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一下就把我和他拉近了。我说不清对他是佩服？是崇敬？还是亲近？或者三者都是。他的知识那么渊博，他能和任何人找到共同语言，他那脑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

接着，他谈起了韩城境内的龙门；谈起了“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谈起了黄龙山的走向，说延安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黄龙自西向东，绵延至韩城境内。

我说自己幼年时，家乡土匪蜂起，群众经常闹“跑贼”，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时常处于惊恐惧怕之中。老百姓家中的财物被抢掠，人被绑票，甚至被杀害。听说当年黄龙山就是土匪窝子。

毛泽东笑了，恢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我又惊讶了，随口说：“我们家乡人员叫他乳名‘杨九娃子’。”

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经历等，我只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在以后的接触中，又有多次较深入的交谈。不过在这初次的会见中，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他已把我的基本情况摸清了，也掌握了。而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也就从此开始了。

在会见毛泽东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我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在中国革命的洪炉中锻练，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我心中的话是：“我再也不离开祖国了！”在此后，我和毛泽东的接触渐渐多起来。我们在工作中间休息时，晚饭后在延河岸边散步时，或行军路途中，都是我们“闲聊”的好机会。我们在交谈中交流了思想，交流了感情；他从我这里了解了我的身世，了解了许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我从他那富于哲理的言谈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启迪。

<h3>我们谈母亲</h3>

虽然在同毛泽东的初次会面时，他对我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他还要对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后的闲暇时间里，他仍要我谈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我也愿意毛泽东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愿意听，我就谈。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出身。

1905年农历5月24日（公历6月30日）我降生在陕西省韩城县（今韩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过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谈得较多的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太贤惠，我太思念她了，总是不知不觉地想她、谈她。

母亲出生在韩城西原村一户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时，听大人们这样说：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后来到院中，一阵清香扑鼻，他以香觅踪，发现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开放了，只此一朵！而花开之时，也正是我的母亲降生之时，外祖父正在为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思考着名字，看到玫瑰花仅仅开了一朵，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他默念着“一朵红，一朵红”，忽然灵机一动：“对，女儿何不叫‘一朵’！”这就是我母亲名字的来历。

母亲自幼生活的那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比较优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从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束缚下，15岁做了媳妇，苦难便伴随着她的终生。

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正是最无忧无虑，求学上进之时。可是那时候的女子，十五六岁就算是大人了。我母亲是千千万万劳动妇女中的一个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童稚未脱的心灵，却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她伺候公婆，一丝不苟。从16岁就生儿育女，共生养了9个孩子，长大成人的7个。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的母亲。每个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她不让他们受到半点的委屈，除了田间的农活外，全家十来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双手。而她的针线恬和食品制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妇女们都以她制作的衣物、饮食为最高标准，推崇羡慕之至。

现在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顶梁柱，却备受虐待！在那个愚昧野蛮的时代，婆婆以虐待媳妇为享受；丈夫骂妻子是他的“尊严”。我的母亲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听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就吓得哆嗦成一团，因为紧接而来的就是拳脚相加，她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他们的打骂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更无需讲什么道理的，什么都可能成为他们打骂的借口。例如：有一次母亲搬粮食，她端着装有几十斤面粉的簸箕从院子穿过。由于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脸都挣得通红。婆婆却说她看到大门外的野男人，所以脸红了。不用说，又是一顿毒打。（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无辞”正是伴随封建主义而存在的，在中国有着很深的根源！）

曾经给过她无限温暖的娘家，对她的苦难却是丝毫无能为力，因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听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贤妻良母为本分，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因为在那个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公认的道德准则，绝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长到13岁时，便以男子汉自居，挺身而出，捍卫母亲。父亲大概意识到得罪不起儿子，才渐渐停止了对母亲的虐待。后来听我的女儿秋朗说：她的祖母在我离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长子（我）而落泪。

(秋朗夹叙：现在照顾我父亲的阿姨常说：“你爸爸那么大岁数了，说起他妈掉眼泪。”可见他们母子情深，可见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实我和他一样，说起祖母，眼泪总是止不住。）

我的母亲只活到51岁，那时我正在苏联，既未能对她养老，更未能力他送终，遗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泽东在听我这些叙述时，颇为动容。原来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亲，他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从不训斥他，不指责他，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

1919年他在长沙教书时，母亲患病，他把母亲接到长沙治疗，不幸病情恶化，与世长辞，终年才53岁。他当时写了《祭母文》寄托哀思。他还给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记住。后来我到韶山参观时，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这块碑文，并仔细阅读过。记得前面几句是：“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逻选亲疏，一皆覆载；恺侧慈祥，威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我们的母亲多少相象！

<h3>相似的家庭</h3>

我的祖父不识字，是个勤劳憨厚的农民。他就凭自己的双手，在村西北的山脚下，开发王长沟那石头山，整治成层层梯田。他一年到头，面向黄土背朝天，省吃俭用，积攒家业，竟盖起当时是相当高大的一院房子。唯一不称心的是子嗣乏继，从明朝时，师家两兄弟移居井溢村后，二人即分为南门、北门。南门人口兴旺，北门人口稀少。这在封建社会便形成了强弱对比。北门甚感压抑、不光彩，甚至受欺。我的祖父就是北门这一支的。

祖父的前妻早夭。光绪18年大灾荒，饿殍遍野。一个大姑娘夜里听见父母商量要吃她充饥，便连夜逃了出来。在野外遇到我祖父的表兄，经他撮合，祖父收留了她。她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生育了子女四人，只成活了我的父亲一人。人们时常称我的祖父是“十亩田里一枝谷”，形容其人丁的孤单和危险。在孔夫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思想支配下，独生子自然是祖父的一块心病。到我父母生了9个孩子，成活5男2女之后，总算欣慰地离开了人世。

父亲师云汉，不言而喻，他是祖父的命根子。祖父拼死拼活供他上学，他读完了龙门书院（相当于高小），在农村已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每年全村的春联以及红白喜事的对联几乎都由他提笔书写。

父亲在本村教过小学，也是我的第一任教师。我6岁跟他念书，他对我的“教育”除了打骂之外，再也不会别的了。我眼里的父亲，就是到学校打骂学生，回家来打骂妻子，我对他十分反感。

我8岁时，家乡三天两头“跑贼”，我知道父亲最耽心我的安全，便借机要求到县城里去读书，他立即答应了。他送我到县立初等模范小学（即明伦小学）去上学，并把我托给在该校任教的表兄贾子正管教。12岁时，升入高小。

我看得出：父亲虽然粗暴，但他最怕失去我，甚至渐渐地怕得罪我。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份量，开始试着对抗父亲，保护母亲。很顺利，很成功，他对母亲好多了。但我仍同他保持距离。要用钱时，我从不直接向他要，而是通过母亲要，虽然他每次都满足了我的要求，但我仍然不喜欢他！

毛泽东说他的父亲也差不多，很暴燥。常打他的母亲，也打他。他说：“他们都是‘父权’和‘夫权’主义者。”

他家门前有个水塘，水深没顶。他十来岁时，他父亲又一次打他，他就跑到塘边，以跳塘威胁父亲。他向父亲大声喊道：“你打，你再打，我就跳塘，我淹死了，你就没得了儿子。你死了也没得人给你烧香！”他笑着说：“这一着很灵，父亲果然不再追赶，而且几乎是央求他：你转来，我不打你了。”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h3>我怎样去苏联的</h3>

1920年前后，我国南方有不少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朱德、王若飞以及徐特立等人，都是留法学生的中坚。毛泽东不仅支持他们，甚至亲自组织他们去。我曾问毛泽东：“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也想去，很想去。但是我的第一学科是中国，我要把中国研究透！外国嘛，他们去研究，回来后通报，分工合作嘛。”

当年我国北方的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不过他更想了解我是怎样从陕西去了苏联。

我只好从头说起：我15岁高小毕业，家里就给我娶了媳妇，就是秋良朗的妈妈。

娶媳妇是家长的需要。并不是我的需要，我仍然要上学，要获取知识。所以积极寻找适合我的学校。先是到邻县颌阳，上了一所新成立的中学，但该校一切都不正规，缺乏师资，学不到东西，所以只上了一个学期。次年（1921年）伊始，我便奔赴西安，考上了省立第一师范（前身为龙门书院）。但我并不想当教师，只是没有合适的学校，只好暂时安身求知。

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有增无减，尤其英、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向我侵犯，真是内忧外患。我在学校根本无心埋头读书，而是以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搞社会活动。于是结识了社会各界人士、各高等学校的爱国学生等，大家到了一起，总是对国家的苦难大发议论；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大发牢騷。

尤其是上海暴发了“五卅”惨案，更激起了全体爱国志士的义愤，纷纷声援，西安也不例外。然而陕西当时的土军阀外号叫“汉中王”的吴新田被委任为陕西督办，此人反动至极，心狠手辣。他指使部下，任意污辱青年学生，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于是进一步激起了群众更大的反抗，引发了西安市工、商、学各界极为广泛而激烈的“驱吴（新田）运动”，举行了全面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使西安成为一座死城。

毛泽东说，那时的湖南也是一样。发生了几起教案，激起群众更高的反帝救国勇气，学生是先锋。军阀省长张敬尧一味的崇洋媚外，丧权辱国，镇压学生，所以1919年就在湖南掀起了“驱张（敬尧）运动”。可见全人民有着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掀掉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这就是布满全国的干柴，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说我是1925年从军校派往苏联的。

毛泽东问：“1925年你们陕西就有了共产党和红军了吗？”

我说：还没有党支部，但有了党小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是魏野畴同志。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马列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也传到陕西。1923年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常常带回来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如我见到和读过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浅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沿革》等书，还有一些介绍列宁主义的小册子。记得当时中国把“列宁”译为“李宁”，画的列宁相是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毛泽东微微一笑。

1924年，我又读到了一些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前途的书和小册子。

听说上海大学是革命青年聚汇之地，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所以我也想去上大学。于是1925年初，我同樊明初相约同行。但是到渭南以东，恰遇豫西战起（刘镇华的镇嵩军与胡景翼的国民二军火并），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但西安的学校全都瘫痪，我又回到了家乡韩城县。

回到家里，家乡的学生也正在闹学潮。县衙、士绅、民团、地主恶霸等联合起来镇压学生。学生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便有学生同我联系，我当然支持他们，并出了些主意。于是当地的豪绅地主便认定我是学生的后台，扬言要对我下手，事实上，差役、民团团防人员已经在暗中行动了。我的父亲得知此消息，便催我快快出走。

走向何方呢？原来听说过冯玉祥和胡景翼等成立了国民军，比较进步，他们管辖的地盘还颇有民主气氛。于是约了三高教师薛志超一同经山西去河南。

行至洛阳、郑州、开封等地时，果然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声势更加浩大有力，不曾被镇压。

当时国民军一、二、三军的分布是：一军冯玉祥部占驻北京、张家口、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二军胡景翼部驻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三军孙岳部驻陕西、甘肃。

我们到达开封后，即参加了二军，并被派进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在开封，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一王若飞，他在那里搞工人运动。后来又听说李大钊也到过开封，并会见了胡景翼。他们的会面是于右任和屈武搭的桥。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竑、李烈军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3个招待处。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苏联政府和国民一、二军达成了一项协议：两军各派25名学员到苏联学习，我是被录选的一个（此外有从黄埔军校转来的二三名学生）。

毛泽东又问我：“那些学生中有多少参加革命的？”

我回答：“在革命高潮中有一些，但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如王志涛、钱德修、张成功等人。”

我没等他再问，又补充说：“我是到了苏联以后，1926年在基辅军校参加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的。”

<h3>在苏联的历程</h3>

毛泽东说，“革命的道路是很长的，也是曲折的，会遇到很多困难，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又一次说：“既要能吃面包，又要能吃小米子。”

我说：“面包也并不是那么好吃的。我经历过苏联的困难时期，那确实是勒紧腰带过日子的。那是新经济政策末期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有6年多的时间，实行粮食定量供给，除外国专家、教授、学者和科技人员外，城市职工全部按定量供应，大多数人吃不饱。我自己是瘦骨鳞峋，医生检查身体时说我象只棒鸡。”

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说，“五年计划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沿”；而劳动人民却憧憬未来，充满信心，因而干劲仍然极大。

毛泽东说：“好，气可鼓而不可泄。”并说他很欣赏我的话，说他很少听到有人是这样介绍苏联的。很多从苏联回来的入，只能讲些表面现象，对苏联的社会并不深知。

我意识到：毛泽东是要从各个角度深入地了解苏联（特别是想对王明、康生所说的苏联加以验证）。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从实际中了解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而已。我继续说：苏联的军校生活也不那么尽如人意。我喜欢基辅军官联合学校，不喜欢莫斯科的工程乒学校。

我们50多人到了苏联以后，多数被送到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期2年。另一些人进入空军学校或军政学校。

两年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莫斯科工程兵学校继续学习，不久，该校任命我为中国学生的排长，同时担任点翻译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翻译是老资格了。”接着他又问我：“苏联的军校设哲学课吗？他们的哲学课是怎么教的？”

我说：“苏联所有中等以上的学校，尤其是成年人学校，无例外地都设这样4门课：《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列宁主义问题》等。”

毛泽东说：“徐老（徐特立）、林老（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后，都介绍过学哲学的情况。”还说他也听过他们讲唯物辩证法的课，他对这门课特别感兴趣。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自己学习这些课程的收获和体会，它们是我思想觉悟提高和坚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问我：“你学军事，为什么又去做保卫工作了？”这是我一生中不大愉快的回忆：我们1925年进入基辅军校，1927年毕业，本应于1927年初返回祖国，但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中有周恩来同志）决定在军校挑选一批中国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继续在苏联深造，兼学保卫工作（当时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学完后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中国学生中共录选不到20人，我是其中之一。虽然很想回国，但自己是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自然也是盼望熬过两年再回国。

学习保卫工作没有课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也就是工作。

谁知两年将尽，却在1929年末，派我去西伯利亚，进了保卫机关格贝乌（内务部保卫局），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苏联人在一个地方顶多只干二三年就可以调动，而我却动不了，理由是“无人能接替我的工作。”

到了1938年初，苏联突然决定，保卫机关一概不用外国人。但我的直接上级仍想把我拴住，他向中央请求把我留下从3月报上去，到8月得到批复——“无一例外”！包括我这个干了9年保卫工作的中国人也必须立即离开。我得知后，既愤慨，又高兴。愤恨的是对他们那种无情无义（我的妻子阿丽亚比我还气愤）；而十分高兴的是我终于可以脱身了。

按苏联的规定，保卫干部脱离格贝乌时除了一次领取几个月的工资外，还有退役费、养者金等一笔可观的卢布，会计也已给我算出，但是我没去领，一分钱也没要，带着妻子和孩子急急奔赴莫斯科，找到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他就是任弼时同志。毛泽东问我有没有愉快的时候？

在西伯利亚，我们的机关设在中心城市新西比尔斯克，管辖着从乌拉尔山以东至雅古吉亚、赤塔、布利亚托蒙古利亚，以及阿尔泰山区的广阔范围。9年中我的主要收获是跑遍了整个西怕利亚，把西伯利亚摸熟了。

1931年开始，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使我的主要任务成了为越境进入苏联的中国公民服务，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后接待、安置了有名有姓的中国人15000余名，其中有丁超、李杜、王德林、马占山、苏炳文、冯锡九、吴德林、吴义成、于九江等抗日将领和知名人士，也有共产党人扬明斋等。他们大多数人在苏联学习休整之后，经法国到上海或从新疆过境回国后继续领导抗日部队或继续做抗日的工作。

从东北的中苏边界越境跑到西伯利亚的中国人，给我们讲述了日寇在东北的滔天罪行。例如；日军强迫中国人为他们修筑军用工事，在山区挖洞修筑飞机场。工事完成后，为了保密，便把被迫干活的中国人全部活埋或投入大江，而埋人的大坑还要中国人自己挖就，再跳进去被埋掉。闻之令人发指！祖国正在受难！我的同胞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使我烦燥焦虑，归国之心更切，可仍然是“离不开”！

九年中我最大的不愉快之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桎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曾经是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列宁作为俄罗斯人，对沙文主义最了解，对它的危害和危险性了解得最透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最坚决、最埋直气壮、毫无顾忌，十分有力。在列宁的努力下，也确实得到过抑制。但这毕竟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要根治也难。列宁逝世，斯大林是最高领导。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不仅不能象列宁那样大张旗鼓地反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反而为了自己能站住脚，甚至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不说别的，仅就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九年中我深受排挤、压抑之苦。为党为革命，我自己甘心受苦受累，甚至象奴隶一样被役使，可是当工作有了成绩，应该得到奖励或提拔时，上级一看是个外国人，就被抹掉。这种事多次发生！

并不是说俄罗斯人个个都是沙文主义者，例如我的夫人阿丽亚是地道俄罗斯人，但她却很正直，很谦逊，很懂礼貌。她爱她的祖国，她也爱中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对中国不尊重的表现，她都会挺身而出，予以驳斥或反击。但这样的正人君子终究不能代表她的全民族。

我离开格贝乌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得到王友直的夫人妞拉的帮助，找到了住外。随即寻找祖国的亲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所幸中共代表团已不是以前王明等把持的那样，而是“党内的妈妈”任弼时同志在领导。

任弼时同志到共产国际以后，很快打通了由莫斯科经新疆到内地的交通线。我们回国就是走的这条交通线，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交通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条交通线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那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和装备，就是沿着这条线路源源运来的。但苏联的援助是给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的，为的是支援抗日。而真正积极抗日的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然而，这些军援，蒋委员长没有给过我军一粒子弹，苏联也不曾给过我军一粒子弹一文钱，对中共只是道义上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从这条交通线上得到的好处，除了可以走人以外，就是偶而可以和苏联互相交流一点图书和报刊。

1942年，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向蒋介石政府建议：八路军抗日有功，他们抵挡着日、伪军的百分之八十，苏联给中国的军援应该分给他们一部分才是合理的。这个建议不提倒还罢了，这一提，不仅不给军人，国民党还指使设在兰州的检查站，把从苏联运来途经这里的所有书报都查获、销毁，于是什么也收不到了。

1942年随着盛世才的叛变，在新疆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投入监狱，这条交通线也就中断了。

当我同毛泽东谈起这条交通线时，以上事情尚未发生。我只是同他谈了我到共产国际以后的情况，任粥时同志要我帮他工作。那时，国内的报刊还可以源源而来，虽然已过了很长时间，但在莫斯科的人仍觉得很新鲜。尤其是毛泽东的文章、谈话记录和各项声明等，使这些游子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日以继夜地忙碌着，把毛主席的所有言论全文翻译成俄文，其它材料则是摘录节译，向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过去。还给被王明、康生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而关押的中国同志逐一进行甄别，把他们解脱出来，大部分送回国内，如陈郁、李立三等。

毛泽东听着这些，只是沉思，没有说什么话。

毛泽东善于启发人谈话，我又喜欢把心里话倒出来，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我说，他听。而他只要说话，都是有深刻含义的。比如：我们散步时，路上遇到一块石头，他就说：“要是夜里走到这条路上，就可能绊一跤，因为不了解情况。而石头是客观存在的，绊了跤，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吃亏，受挫折，都是因为自己对客观情况了解不够，怪不得别人。”

他每说几句话，都够我深思良久，吸吮其中的真谛，补我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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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一〇我所了解的康生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甚多。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康生并非偶然出现的一个人，他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此类人并不太少见，只不过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罢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于识别这一类人。

<h3>康生的“抢救运动”</h3>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对，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事情是如何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好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入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一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

从8月至10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10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天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已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入，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特务）。樊不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特务”这件事，谢老（谢觉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好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廖论。

<h3>康生的能量</h3>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〇”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〇”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〇”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〇”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奕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于，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己”。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h3>康生的“功劳”</h3>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于、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天，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

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奕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好并未完结，仅仅是从但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好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确有许多地方也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他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逼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一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真正是后患无穷！康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究竟为谁立了功？！

<h3>康生和中央</h3>

康生作为掌握敌情的社会部部长，对敌情作了“特务如麻”的错误估计(姑且不说他是故意的还是犯了主观主义），开始时，对党中央毛主席是多少有些影响的。尤其是利用了所破获的“戴案”，似乎对这种估计也作了印证。所以，康生的估计和他决定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使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例如：张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传阅过，毛泽东也看过；王实味案不仅为毛泽东所认可，而且从王实味案出发，毛泽东还作过整风要解决资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就是根据康生的报告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时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5个人就组织了5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播芳、宗正。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一笔者注）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

党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不少奸细分子，其方法自然是巧的，其数量也是惊人的，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工作，也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导进行的。

中央的文件中有受康生的干扰而把敌情夸大的一面；也有如何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正确地进行审干工作的一面；但康生对中央的文件是取其所需，一味搞他自己那一套。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指示“防好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但对康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44年4月，毛泽东在看了我们送上的几份犯人口供之后，就找周兴和我去见他，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耐心地启发、引导我们认识犯人说真假口供，解释为什么会有假口供，以及如何让犯人说真话。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一方面回去立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执行，另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谈话向康生作了汇报。但康生却置若罔闻，不理不睬。因为他打着“抢救失足者”的旗号，行的是把并未失足的人推向深渊。所以他不管真假，只要口供，有了口供，又怎能让他翻案？！

1944年4月以后，终于对各种案子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个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少数人拖到解放初期才解决，也有个别人一直未能给予明确的结论。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抢救运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到好几个单位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礼！”说着便脱帽鞠躬。

在边区行政学院讲这番话时，还加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大家都为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坦荡胸怀所感动。

直接责任者康生却始终没有承认过错误，也从未作过检讨，而且千方百计为自己洗刷，一有机会就为“抢救运动”翻案。“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翻案并施展害入的阴谋惯技的最好时机。

<h3>康生的钻营</h3>

对于康生其人，我原来并无意深究，对他干的坏事，也是孤立的看待，认为是偶然的。只是在他于了无数的坏事，陷害了无数的好同志之后，才引起我的深恩，并把他对我说过的话和我所知道的他的行迹联系起来思索一他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鬼？

我在苏联工作生活了15年之后，于1940年3月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那时，康生住在枣园，我们住在蓝家坪。

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莫斯科带回来一批俄文书报，为了使这些书报发挥作用，周恩来根据各单位的条件和需要，开列了一个名单，要我照单分发给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约共七八份。而部分食物和礼品则直接送交毛主席。

所有收到物品的人都无什么反应，唯独康生非同一般。他首光打听这些东西是谁分送到他那里的？接着打听还有什么东西，怎样分配的？而师哲又是何人？并急切地要漠清我的底细。

在延安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没有人举行什么宴会，但康生却在枣园设宴招待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也收到了请柬，但未去赴宴，其原因很简单，我对仅仅为了吃饭不感兴趣，不料这倒使康生对我大大增加了兴趣。他虽不露辞色，但行迹却说明他心急如焚。他从多方探听、调查，后来从周恩来向政治局的汇报中知道了一点情况——我仍将返回共产国际，于是更加紧了同我拉关系。

1941年，机会来了。毛泽东要住枣园，于是康生搬到了杨家岭，与任弼时的住处很近，我作为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也住在附近。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同我接近，对我表示出格外的关心和亲昵，还给我作媒。说实在的，我当时是领情的，虽然也隐约觉得他们的作法超乎常情。

康生夫妇如此热情的原因，不久便以他自己的话作了注释。他说：“要在中国的社会上搞好关系，站得住脚，能发迹，就得重视两条渠道：一是教书，建立师生关系；二是说媒，成全男女间的好事。这不仅可以获得对你的好感，甚至可以成为长期友谊和恩典的基础。”他之所以把江青推到毛泽东身边，就是出于这种想法。至于他何以把我作为他“站住脚”、“发迹”的利用对象，我后来才渐渐醒悟到：那不仅因为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更因为我担负着中央和毛主席俄文翻译的任务，时常接近毛主席，所以他认为是大有用场的。还因为他听说我要回共产国际，他从他和王明都曾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的重用的经验而想利用我的，实际是还想利用共产国际。

从此时到撤离延安的5年间，我和他常有接触，有时还较频繁。所以他尽管善于乔装打扮、巧言令色，但得意之时，仍不免口吐真言，加上他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也给自己种下了祸根。

康生本姓张，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生于1398年。1917年他家迁至诸城后改名张裕先，同年毕业于教师讲习所，又改名张权平，1924年在上海大学，又改名张坰或张溶，延安枣园门口所题“延园”，署名赵溶，亦即康生。康生是他在苏联时的俄文名字的译音。他出生于山东胶县，家庭地主。民国初年，当地土匪蜂起，他们为了安全，全家迁诸城县城里居住，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户，不仅拥有金银财宝，还收藏了不少琴棋书画、珍贵文物等。康生确实有才气，很小就学会刻图章、绘画，临写过各种字贴，也学过各家的诗词歌赋。

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品德，我们革命队伍里不乏地主家庭出身的好同志，就是康生的兄弟三人中，也只有他这老三才是够特别的。他在得意忘形时，曾经吹他幼年时如何机灵，心眼多，办法多，如何看不起自己的兄长，特别容不得二哥，自己做了坏事，总是安在二哥的头上，然后向家长告二哥的状，害他挨打受骂。又说他如何心灵手巧，会做玩具，制做皮影人物等，总是想法子把二哥比下去，压倒二哥，使自己在长辈面前争到宠爱，得到袒护和支持。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他这种心态和手法的延续和膨胀？

他打击、贬低别人，几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譬如，有一次在枣园食堂吃饭时，他把头向胡乔木一摆，说了一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声音并不高，却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又如他在我面前表示很希望我到社会部去工作，说副部长“李克农活不久了”，但在李，农面前不知道又说了什么，使李在很长时间内对我耿耿于怀，却无法交换意见。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浪潮把康生也卷进来。他是用趋时髦、讲交情、论友谊、拉感情的办法，先混入进步学生之中，继而以他道听途说，生吞活剥的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自己，俨然以进步青年自居，然后竟以理论家自夸，他装模作样，一直混到他“盖棺”骗取了“论定”。

康生如何成为共党员的？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入党？始终是个迷。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后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后，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着），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到海参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致于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于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

康生的入党是个迷，康生何时以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迷，没有人能证明。1928年康生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个小时就释放了，此事早有人反映过，只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那时的党是幼年的党，还缺乏同敌人斗争的经验，对此事电就无人重视了。

康生同王明勾结之后，很快代替了顾顺章（此人系工人出身，第六届中央委员，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对敌斗争，领导特科，后叛变——笔者注），掌握了党的机密和保卫机关一特科。直到“文革”，与年幸存下来的同志的（如王世英，生前任山西省省长，他知道上海特科的情况，但正因如此，他在“文革”中被康生迫害致死——笔者注）面对康生这个迫害狂，才觉得当年在上海的一些不解之迷似乎有了答案。康生负责特科，曾经秘密处决过党员，都是以“混进党内的特务”的罪名处决的，而又有许多党员认为被处决的还是好同志，只因那是掌握敌情的特科所为，于是只好表示相信，还只好承认自己的“嗅觉不灵”。

康生在以后的许多时候都是占据着保卫部门，并利用这个岗位陷害同志。陈云同志说得对：“康生是鬼不是人！”

<h3>康生与王明</h3>

1929年一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于米夫急于把王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于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恃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于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个月后。由于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他又直接接替了总书记。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康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后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于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但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

中国的环境极度恶化，幸存的一批同志先后去了苏联，康生这个瘟神在王明的支持下也去了苏联。他一到苏联，便立即提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之职，同王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同时施展了他陷害共产党员的本领。

1934—38年间，最苏联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这种时候，正是康生最得意、最能施展本领的时候。他同王明一起，把他们所认识的、所了解的、一起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中共党员，一个个地扣上“托派”、“右派”、“反党嫌疑分子”或“奸细”的帽子，提交苏联的肃反机关处置厂。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时被逮捕下狱的。半而未被处决。1938年，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个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米夫——王明——康生作一简要交代。米夫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兼党支部局书记，被苏联认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米夫对他很赏识，也极力提拔他，他们以师生相称。米夫后来调到共产国际为东方部负责人之一。米夫一心想选用王明，千方百计为他创造进身的条件。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已有瞿秋白、苏兆征等同志，米夫为了把王明也拉进共产国际机关，并占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迫不及待策划了1931年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米夫、王明先后回到莫斯科。王明回到莫斯科简直成了一个身价百倍的大红人。米夫为了突出王明，自己退到二线，在背后给王明撑腰。米夫违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意志，费尽心血，绞尽脑汁，出尽力量，硬是让王明在共产国际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设立了独立的办公室，安排了自己的全班人马。然而，他名声虽显赫，威望却全无；权力虽无上，能力却低下，大家不佩服他，明里暗里反对他、为难他。中国青年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一一“小鬼”，意思是“人小鬼大”，旦水平低下，很不成熟。他只会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的一些词句，还想利用来打击别人，结果却常常使自己狼狈不堪，焦头烂额。

在这种十分窘迫的情况下，米夫和王明想到了在上海帮过他们大忙的康生。

1933年，康生到达苏联，成了王明离下开的副手。王明委托康生出使德、法等国，并顺便把毛泽东的儿子岸英和岸青从法国带到莫斯科，这正是康生的机灵之处。

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后来印成小册子，即臭名昭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康生在大会上为主子呐喊助威，也作了“副报告”，报告的末尾高呼“王明同志万岁”。于是他们的狼狈关系更加紧密了，他们曾不止一次联名向党内下发文件，东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如冯仲云）就多次收到过“王康指示”。“文革”中，康生得知冯仲云保留有“王康指示”，便派人从冯仲云那里骗出来一份，予以销赃灭迹。但后来又从林某那里得知冯仲云并未全部交出，手里还存两份，康生拿不到手，便给冯仲云加了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冯仲云很快就死于狱中。

1936年苏联肃反时，国际机关在党员大会上宣布米夫是暗藏的托派分子、反党阴谋家，王明当即站出来揭发、批判米夫。这一举动使在场的人无不震惊，为之瞠目！王明的“人小鬼大”、“机灵”程度可见一斑。季米特洛夫曾说王明“这一转变，真使人哭不得笑不得”！

无独有偶，康生的机灵劲比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两对夫妇同乘苏联飞机回到延安。据后来曹轶欧对我说的情况大概是这样：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他们的阵势一一毛泽东身后站着那么多的高级干部，于是康生脑子里就转起了各种念头，考虑自己如何转变，如何改弦更张。不过，他初到延安还是极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后来听到毛主席的批评，他立即又说：王明的小册子简直就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奋斗”，并把自己喊了“王明同志万岁”的那份“副报告”文字稿立即销毁，随即向毛主席诉苦，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歧视、排挤、打击，处处同他过不去，甚至受到迫害等等（此手法后来又用于别人身上）。应该承认，康生那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比王明高明得多，巧妙得多。

1939年末，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次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季米特洛夫间周恩来：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如何？合作得好吗？周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去，拉了一部分同志，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底，另立中央。季米特洛夫立即严肃地说：“王明回国前，我们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委会成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党领导的话，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他（指毛泽东）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真正领袖，而绝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尊重毛泽东，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这样告诫过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劝告，这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灵的人，为什么在实际活动中又这么愚蠢呢？”是啊，王明是愚蠢，康生却是鬼精灵。

<h3>康生的“鬼”迹</h3>

康生在毛主席面前洗刷了自己，但觉得还很不够。1942年初，西北局召开一次约百人的高干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是讨论、推选，通过七大飞表，然而会议期间，康生突然出现了，并要求在会上发言他讲话长达两个小时，却与会议的任务毫无关系、他讲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在莫斯科如何受王明的打击、压制、排挤、凌辱、限制，甚至给他造成了无法活动、不堪忍受的环境，以致后来他被逼病了，神经夫常了。如此等等。尽管他自己讲得慷慨激昂，听众却没有被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编造得太离奇，不近情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西北的同志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听不懂。而康生选择的正是这样的对象，他只要给他们一个康生与王明不合的印象便足矣，他们还可以替他宣传。我当时时他这一大篇谎言意图虽摸不透，但时他大言不惭，谎话连篇，感到愤懑。会后，我和他一同回杨家岭，边走边谈。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讲话很新鲜，有很多新内容，人们多半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在中央机关也讲一次？”康生“哦，哦……”两声。吱吱唔唔不回答，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实际上是将他的军，因为中央机关的同志对他和王明知者甚多，他的谎话不灵。我仍不放过，又逼问了一句：“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请弼时同志批示一下”。这时他不能不回答了，但回答很滑头。他说：“现在不要提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任弼时在中央分管西北局的工作，我当然把西北局高于会议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当他听了康生的表演之后，一向沉着稳重的任弼时。也冷笑了一声，表示惊奇。

1940—41年间，有一次，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和平医院，详细地了解了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唯这具完整，还未作用”。他又接着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之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要问：康生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即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难道可以由康生个人定罪、判人死刑和决定行刑的方式么？！别人不敢，康生敢！他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正是钻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延安那时有一位知名的同志蔡子伟（离休前往全国政协委员，健在），他曾无缘无故被康生关押近十年。康生1937年回国不久，就借反右之名，把他关押起来。1943年，我们建议将此案重新审理，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恰当处理，但是康生不同意，他决定继续关押，只是未敢杀害。

又如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其时只有十六七岁，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又是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王克敏的侄女，康生便把她当作特务关押起来。1943年我接她的案子时，她己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5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我问：“王克敏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我又问她：“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显得有些茫然，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说延安好，到延安来为了救亡。”我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经审查，她并不是王克敏派到边区搞间谍活动的，从她的性格、能力和知识等方面看，也绝不可能担负这种任务。于是我们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然而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在旁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

匡亚明同志（离休前任南京大学校长）于1928年前后在上海时，曾与康生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不知何故，康生暗中指使特科人员去谋杀他，枪击了匡亚明，幸未击中要害，死里逃生，经医治痊愈了。康生于1937年回到延安以后，匡亚明得知，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党工作。于是他来到延安，找到康生。从此，他便陷入了罗网。康生先是赠他一首侮辱性的诗，诗曰：“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然而匡亚明要到别处去工作，却不放他走，而是把他安置在康生自己身边，勉强给了一个政治秘书的头衔，却不让他做实际工作，更不允许他接触重要文件。匡亚明曾向我吐露过他在工作中的苦恼。我也曾问过康生那首赠诗的含义，他吞吞吐吐不能回答。到了“文化大革命”，匡亚明所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了。

1944年初，从晋察冀边区经晋西北押送到陕甘宁边区四名嫌疑犯外国人，其中三名是俄罗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要求借道解放区，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被押送到延安后，康生命保安处把他们关押起来，不许他们前行。直到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又把包括这四名外国人在内的一批犯人押送到后方永坪一带。康生从瓦窑堡经永坪到山西去时，在行进中顺便指示保安处将这批人连同王实味一起处决了，处决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个枯井里。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后，发现了这些尸体，也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尸体为何许人。胡军便将尸体拉出来陈列示众，大肆张扬了一阵。由于此事对我军的声誉和影响极为不利，彭德怀极为不满，大发脾气。接着中央的周恩来、陆定一，西北的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对此事都作了批评和指责。保安处长周兴只好自己承担责任，受批评，挨斗争。而真正下命令的人康生却装聋作哑，似乎全无责任。

“文革”中，康生操纵一部分红卫兵，揪斗当时在北京养病的山西省省长王世英，不拿出任何证据，只说“王世英是坏人”，便把他残酷地活活打死。而置王世英于死地的真正原因，却是王世英对康生在上海时的劣迹和罪恶行径太了解了，所以康生惜此机会杀人人灭口，掩人耳目。

原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刘海宾是长征老干部，又是残疾，解放后任西北工学院党委书记。“文革”中，康生对西安来北京的学生代表们说：“刘海宾是老特务，是叛徒，要查清”。学生们回去后对刘批斗了一个多月，却找不到任何疑点。学生代表二次来京，向康生要证明材料，康生却矢口否认了自己讲过的话。学生代表虽然感到茫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康生在“文革”中是置身于“保护圈”里面害人的。康生干了一辈子坏事，在党内数十年，一直干着危害党的勾当，然而几乎步步、件件都能得逞，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h3>康生与江青</h3>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后，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追究。

康生同江青之间的微妙关系，许多人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并不真正了解。在延安时，康生和江青分别同我闲聊中，吐露过一些真情实况，后来目睹种种怪现象，使我储存在脑海中的零散印象渐渐连贯起来，大致如下：

江青原名李云鹤，后改为蓝苹，出生于山东诸城县城东门外，家道中下。蓝苹姐妹二人，姐姐其貌不扬，父母不许她上学，裹起脚来，待机出嫁。妹妹蓝苹，自幼聪慧，长相端正，身材窈窕，父母偏爱。她上小学时，学校在城内东街南头，上学下学，必经当地大户张家的门前。这张家就是康生的家。康生由于一贯的放荡不羁，迁到诸城后，很快就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岁娶妻，不到2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即张子实。这个二十几岁的有妻有子的少爷，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着打这里经过的蓝苹。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时曾经这样说过：“蓝苹虽然年龄还小，但身材修长，发育较早，从外表看，像是很懂事的人了。”

蓝苹14岁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便领着她学艺卖艺，她自己也因为可以走南闯北而乐于此道。当她得知上海是个繁华世界时，便决计到上海去。

1925年，康生、蓝苹先后到了上海（并非相约）。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很快爱恋上了女同学曹轶欧，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曹轶欧和康生既是同乡，又同属贵族阶层，他们一拍即合。曹轶欧正处于年轻气盛之时，雄心勃勃，壮志不已，不幸而到处碰壁，曾给鲁迅写信倾诉自己的郁郁心情。然而她却能驾驭康生，不许他寻花问柳，甚至不许他同女同学接近。所以康生虽然知道蓝苹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蓝苹到上海之后，凭自己的美貌和风流，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加入艺人的行列，而且十分活跃，这一点也是康生自惭不及的。不过在十里洋场，蓝苹要飞黄腾达，仅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她尚有自知之明，不过分追求自己的身价。还由于她自己的放任不羁，声誉也不高雅，有些人评她为四流的明星。

蓝苹由于在社会上很活跃，便成了国民党特务关注和控制的对象之一，康生直到临死之前才对王海容和康闻生说江青在上海时被特务机关突击过(突击，是指逮捕后立即逼其叛变自首，并答应为他们服务，旋即释放，以掩人耳目），也玷污了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仅两个月，蓝苹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于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革”后人所共知的。蓝苹到延安即进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则任中央党校干部长。很快，康生便知道蓝苹己到延安并在鲁艺学习。他同蓝苹取得了联系，并将蓝苹以及同蓝苹一起从西安来的几个人都调到中央党校，把她们编在一个班、一个组，称“特别组”，由曹轶欧新自管理。蓝苹改名江青。

康生住在枣园。枣园原系陕北一个土军阀高双成的家园，围墙耸立，果木成林。康生把这里弄得神秘莫测，不仅不准任何人进入，甚至不许人接近此地，如无意中郊游至枣园附近，便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后来毛泽东住进枣园，康生搬出了枣园，直到撤离延安的整个过程，康生为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一直未撤掉，形成两套收发和传达，可见康生对高围墙的偏爱。当时的枣园，自然是警卫森严，但江青却可以自由出入，去会见康生。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又名志贞）离开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苏联治病，行前已身怀有孕。孩子后来生在苏联，未能成活。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奉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着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于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江青同毛泽东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他们便决定宣布结婚。为了这桩婚事，中央党校许多了解江青底细的同志（如王世英等）数次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和江青这种人结婚不妥。张闻天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过问，可是又觉得下面反映的意见有义务让毛泽东知道。于是他揣着那些信去见毛泽东。约略谈了几句，刚反映了一点意见，信还未递交，毛泽东便显出不悦之色，张闻天只好作罢。

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唯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此约法三章在于部中迅速传开，意见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

举行婚礼仪式时，请的来宾不少，唯独没有邀请张闻天夫妇。毛泽东原来有个警卫员名刘海宽，是在全警备团挑选的最能吃苦、最勇敢也最忠诚老实的好同志，可是江青不喜欢，很快就把他赶回警备团去了。以后又挑选过好几个，大多数都是同江青不和而干不下去。对此，康生曾无不伤感地、吞吞吐吐对我讲过一些对江青不满的话，接着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发挥说：“他们（指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情真不好办，就象蒋干说过的话——‘曹营之事啊、难办得很哪，啊，啊……’”，拉了一串京戏腔。结束了他的话。

又一次闲谈中，康生说：“中国（指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问题和事情，外国人（指共产国际）总是弄不清楚的，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的话何所指，我不大清楚。但这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直觉是他急于要摸中央的脉搏。

“七大”之后。江青使用诡计，同时也少不了康生、曹轶欧的一臂相助，从中央党校弄到一纸证明——为她七八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补做的“鉴定”。“鉴定”中说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了数月，有进步；经过审查，无问题。可安排工作等等。我作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她给我看过。我让她自己把“鉴定”保存好，并把她编入支部过组织生活，但未安排工作。让她好好照顾主席。对这样的安排，江青已然是不满意的。

江青不甘于仅仅是个夫人的身份，一有机会她便跃跃欲试，图谋显位，这方面的表演将另文叙述。

毛泽东对江青并不那么了解。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很微妙，国共之间是战是和，都在猜测，江青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形势。她所不同于一般同志的是她在暗自斟酌自己的抉择。有一确凿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志（现仍健在）问原籍探亲，江青托她给住在诸城县东门外的胞姐带去一封家信。不看则已，这一看却大吃一惊！原来江青在信中充满了对我党和她自己前途的悲观失望。这位同志疑虑再三，还是把信转交了，但返回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似此等事，毛泽东又何以能够知晓？！

<h3>康生到北京</h3>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为了适应国内形势和当时的任务，对自身的工作安排和中央机构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中央书记处既代表中央政治局，也代表中央委员会，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张闻天都住在枣园。书记处开会，有时请彭德怀和张闻天列席。而康生一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会，并且他一直留住杨家岭。康生自己也十分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他利用社会部在西安的关系，以高价为自己购买了几十盆名贵菊花，又花大钱运到延安，然而却改变不了自己的污秽面貌，反而更加丑恶。于是他为了暂避一时，并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便要求去陇东参加土改。

不久，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动向已明，康生又急急忙忙回到延安，然而他既怕死，又对战争一窍不通，于是赶忙又撤到瓦窑堡，接着东渡黄河，就在途经永坪时，如前所述，下令枪杀了王实味和几个外国人。

康生到了山西临县，晋绥分局让康生等人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给自己拚凑了一个班子，包括把分局副书记张稼夫同志拉到自己身边，还特地邀来毛主席的长子岸英参加他的土改小组，说是为了跟他“学习”。1946年11月，我到兴县贺龙同志那里去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清晨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难怪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这些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

接着，康生又把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刘少奇（刘少奇能不上当吗？），并参加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作法。

全国土改工作会议以后，他带全家到了山东，担任了山东分局的书记。这是他比较得意的时期。他那在家里干投机倒把的儿子张子实也是在这时变成了国家干部，“文革”中甚至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然而，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康生却焦急不安了。这个心思却说不出口，于是他们全家在青岛演出一场闹剧——曹轶欧的妹妹苏枚，因失恋而情绪不佳，常到姐姐家里散心，后来索性住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然而不久却“疯癫”了，跳楼自杀，摔折了一条腿；接着曹软欧也“精神失常”了，康生也“病”了。至于他们发病的原因和闹“病”的目的，许多人心里都是明白的，只是不便说出而已。至于毛泽东，心里更是明镜一样，只不过不理他，让他装病装个够。

一直到1951年末、1952年初的时候，他们在山东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他们自己也下不了台阶的时候，毛主席允许他们到北京来。康生夫妇把苏枚暂留在青岛，也暂时不让儿子张子实同他来往。一切安排好，他们来到北京。

康生到北京时，我恰好在外地出差，他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与我同院的上屋。我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康生夫妇病重，不会客，连李克农来探望，他都不接见。叫我不要去看望。我认为他们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岂有不见之理，我还是去了。

我见到的康生，根本不像个病人。他谈笑风生，精神好得很。他拉住我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意思是说他还能工作，其意图是为了我向毛主席反映，他知道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住话。大小事都向主席反映，然而我却知道毛主席对他装病是明察秋毫的，何必还去反映？但我仍想帮助他，于是向刘少奇同志反映了，刘少奇说“应该给他工作做”，表示要予以考虑。过了一两个月，康生住进了北京医院。

康生的病房，完全是一套家庭住房，有卧室、有会客厅、有厨房、卫生间等。他们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比谁都优越的安乐窝。有一次曹轶欧对我说：“在中央这里，毕竟同地方上下一样，甚至最时髦、最繁华的地方（指上海）也不能同中央的条件相比，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回到中央好。”这就不难知道他们急于到北京的真正目的了。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往事一段。那是1938年，我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组织上给我分配的宿舍，恰好就是康生和曹轶欧居住过而刚搬走的那一间——柳克斯大楼里第181号，我们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打扫清理屋子，竟清理出半吨多的垃圾，沙发里、箱、柜里，尽是些烂纸、破书、破料衣物鞋袜等，臭气熏天，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在这样的的环境里生活了好多年？！

可是他们一回到中国，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他的秘书在不断增加——机要秘书、行政秘书，业务秘书、生活秘书、还有政治秘书等等。这些秘书当然都派了用场。于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他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工厂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一一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1916年夏秋之交，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了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料泥。这是他去陇东前的最后一幕。

他住进北京医院，有一次我碰巧见到了负责为康生医病的主治大夫——苏联专家，顺便向他探询康生的病情，谈话大致如下：

问：康生到底是什么病？病情严重程度如何？能医好吗？答：这要看对谁说，又怎么说。如果是一般人，那就不能算病号，而应当让他出去做工作；但对负责干部、领导人来说，那就应该当做病号看待。你不要奇怪，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嘛。问：没有病，为什么还要给人吃药？

答：看吃什么药。我们给他吃的是开胃、小补品、健脑、安神的药片，使他能睡好、吃好、休息好，精神振作、心情愉快，这没有什么不好嘛。

那么康生又怎样养他的“病”呢？他除了访朋问友之外，大部分时间则用于搜集古董玩艺、笔墨纸砚、陈字古画等物常请到他那里作客的有陈伯达、田家英和我，还把他窃取的古玩文物、文房四宝等向我们展示一二，夸耀他自己的爱好特长，欣赏能力和鉴别水平。不外出时，多半是看书、写字、画画、雕刻、养花等。完全是一付不务正业、玩物丧志、没落土大夫气。

康生到北京来的心意，还不仅在于他的物质享受，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他能及时掌握中央的脉搏，能从江青那里得到最及时、最可靠的第一手情报，以便他们窥测时机，并为每一个机会苦心设什着抬高自己、出人头地的方案。他们的方案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的发迹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灾难之上。

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康生紧张地揣摸着大会的动向，曹轶欧则为了弄到一张列席证而疯狂活动。八大召开期间，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坐在主席台的后面，曹轶欧也列席了大会。此次大会给饶漱石的问题定了性，康生立即捕捉到了这个机会，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的病因正是饶漱石迫害所致（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时，也是华东局的常委，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笔者注），要我替他把信转给毛主席。我明知他撒谎，怎敢给毛主席转递这样的信？便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饶漱石也倒了，还提他干什么？！”我没有给他转，后来得知，他通过别的途经还是转给了毛主席。此外，他还对人散布说：“凌云（延安时社会部的干部，离休前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康生在山东时，他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是特务”、“沙涛（幼年参加革命，在延安时也是社会部的干部，在山东给康生当机要秘书）监视”他。沙涛调到甘肃工作后，康生又找到当时任北亨市公安局长的刘勇，要他整沙涛，刘勇没有干。后来在“文革”期间，凌去和沙涛还是未能逃脱康生的迫害，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八大以后，康生急于要出院，要工作，但实在很难给他找到适当的岗位，最后决定暂时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安排他的工作。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候补委员，陆定一带着康生出去视察工作，总是把康生推到前面，陆定一是出于对同志的爱护和谦让，而康生却把这利用来抬高自己。

到了1958年初，八届二中全会时，康生已经很神气了，虽然尚无正式工作，但他已经以“中央首长”自居了，以大人物的派头出没于各种场合。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主席递了个“写小说反党”的条子，于是产生了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并从小说瓜葛到习仲勋，又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给死魂灵高岗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既“里通外国”，就应该有“通道”，这“通道”就是师哲、卢镜如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同志；更进而搞成个“西北集团”，于是西北籍的干部中许多人遭了殃。到了“文革”，这雪球就越滚越大了。而康生呢，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文革”中更是大显身手，红得发紫。进而升任中央副主席。从他走上政治舞台直到他死去，没有停止过陷害同志的勾当！

“文革”后，由于醒悟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呼声，康生的骨灰才从烈士陵园被可耻地抛了出去，又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之一。这时才算是盖棺定论了！

<span class="right">（首刊于《炎黄春秋》1992年第5期）</span>

正文一0一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嗽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留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h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h3>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h3>“唐·吉诃德”同我搏斗</h3>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变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早已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象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主教给他的秘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一一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二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他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地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性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时：“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h3>高墙之内形形色色</h3>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伙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者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诸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菜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作“练兵”的出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活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活，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从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C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利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

<h3>江河有源事出有因</h3>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达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发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动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此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成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许，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一一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用、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要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一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我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坑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我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能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见到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才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方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已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的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h3>生死搏斗孤军不孤</h3>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又一次他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下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未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动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你不要鬼鬼崇崇，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崇崇”，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明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为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间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这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周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有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呼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了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钦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错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个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h3>“保险”不保魔临末日</h3>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我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收起你们这一套把戏吧，我不上当！”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大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偏造“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怕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竞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大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20多年，与他们可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

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

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

四、“张锡祷是怎样到俄专的？”

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20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己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h3>重见天日痛定思痛</h3>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做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

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流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到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span class="right">（首刊《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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