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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 第一部分 小引 几年前，我出版了那本以描写复旦教师为主的《海上学人漫记》之后，就打算接着再写一本记叙复旦往事的散文集子，但因为其他事忙，一直因循未果。现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将临，我想乘此机会，将这本书写出来，一则为百年校庆凑个热闹，二则也算是给自己在复旦半个世纪的生活留个纪念。 复旦百年，大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复旦虽然有马相伯、严复、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章益等名流学者掌校、任教，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毕竟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也算不上名校。听老学长们说，抗战时期国内的四大名校是：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在民主运动中较为活跃，但主要影响还是在上海地区，并不算是全国的先锋。1949年上海解放，复旦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复旦将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有它的道理的。 复旦之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来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因为那时号召一边倒，举国上下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自然不能例外。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 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的多科性大学，有些大学还有医学院、农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为两类大学：一类，是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另一类，是以某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特长的专科性大学，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当然，院系调整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教会学校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一律撤销，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校也要撤销或削弱，如中央大学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所掌握，自然不能继续存在，所以早就改组为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许多教授是桂系首领的智囊，这所大学与桂系军阀的关系太密切，也被撤销了，——现在的广西大学是后来重建的，而且校址也由桂林改在南宁。而复旦之所以能得到扶持，则与它在战后反对国民党政权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有关。 近年来，我们的高教界又在进行调整了，虽然并无“院系调整”的名称，其力度也相当的大。但调整的思路却与上次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欧美模式来改造前苏联模式，又重新合并和改造为多科性大学，而且仿佛是以大为好，学校愈并愈大，有些还以全国最大的学校相标榜。行动虽然在变化，但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认真的总结。这场改革到底给中国的高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事倘无清晰的认识，那么，后事进行的根据又何在呢？ 到得1950年代末期，复旦校门再次东移。这个校门造得很有气派，是师生们拍照留念常选的背景。这张照片是中文系61级部分毕业生回校时所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于有些大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调整的受益者。它归并了许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院系调整的前奏，其实在1949年8月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陆续有一些高等院校并入复旦，如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等。刘大杰先生在暨南大学当过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是1949年9月，在暨南大学撤销之后调入复旦的，所以才会在复旦经历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有轰动一时的跳黄浦事件；郭绍虞先生也是1949年9月从同济大学调来的，他原是同济文法学院院长。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在1952年八九月份进行的，因为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又是按上面的指令办事，所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并没有费太多周折。 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1952年，前后计有18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其中有公立大学8所：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英士大学、安徽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私立大学6所：大同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学院；教会学校4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加上复旦本校，这所新的复旦大学是由19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组成，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一所大学。 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如：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合作6个系，以及统计、贸易、银行3个专修科，就调出去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农学院的农艺、园艺、农化3个系，调至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调出，与圣约翰等9所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外文系的德文组调到南京大学；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文学院的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此外，还撤销了一个系：社会学系。 但总的说来，复旦是进多出少，力量壮大了。 复旦大学于1949年7月29日成立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左），副主任陈望道（右）。1952年10月3日，陈望道担任校长。 办学的决定因素是师资力量。复旦在院系调整之后，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1950年代的学部委员和一、二级教授，就有一大部分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如：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吴征铠、卢鹤绂、谭其骧等来自浙江大学，周同庆来自交通大学，顾翼东来自大同大学，吴浩青来自沪江大学，郭绍虞、杨武之来自同济大学，赵丹若、王恒守来自原中央大学，刘大杰、吴文祺来自暨南大学……当然，也有些在院系调整之前原就在复旦任教的，如陈望道、卢于道、陈子展、周谷城、周予同、全增嘏、陈传璋、张孟闻、孙大雨等。 我在1953年入学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复旦的校舍虽然还很窳陋，但名师荟萃，实力强大。后来盛传当年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当时的教授何止十人。影响较大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人；陈望道原是新闻系教授，当时因为做校长事忙，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创立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与中文系有关，也可排在中文系教授名单之内。当时这些“老教授”大都还只有50岁上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起来，大概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中年教师，都还只有30岁上下，照现在的说法，则是青年教师。他们当时大都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人不得安闲，而且对人伤害很深。 除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外，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我都身历其境，可以说是与复旦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又不能不去回首。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凡有老同学回校，每每要我陪着重游故地，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抢过位置的图书馆和住过的宿舍。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的叶鹏同学，还要去凭吊当年批斗他的场所，以及他和当时的恋人依依惜别的地方。是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这里都存留着我们岁月的印痕，它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抹不去的记忆。 我将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一些20世纪下半叶的复旦往事。为朋友，为后来者，也为我自己。 第一部分 灵魂的撞击 建国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还是知识分子头面人物自己提出来的。这一点，不但后来者难以想像，就是过来人也大都记忆模糊了。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事实的确如此。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计划，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同月29日，应马寅初校长之邀，周恩来总理到北大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在全国范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主动提出报告会扩大范围，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当然，马寅初的思想改造计划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广，只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好投合了领导上的需要，或者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看，他把许多知识分子定位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本来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当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但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2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时间是从1951年10月7日到1952年2月6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奉命参加”、“过关思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1957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60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听到老学长的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题了。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这已算是较为明显的事，老复旦们至今还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时的学委会却把这一切都统计在贪污范围之内，李正文在总结报告中说：复旦教授中贪污的比例有63.7%，讲师有49.3%，真是可怕的数字。而当时复旦打出来的大老虎（即大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长，他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坦白交代，说自己私卖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等，造成了轰动性的效果。但运动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保健科长的位置上。大概查实下来，情况并不如他所交代的那么严重吧。 此外，则是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检查自己讲究衣着，追求享受，喜欢跳舞，“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盛气凌人，绕着弯子骂人，“外表谦虚，实际傲慢不可一世”；“不做专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对教学不负责任，胆大妄为，有一知半解就对学生讲”，等等。（据《谭其骧前传》中所载谭其骧的会场记录）其他人也如此这般地发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手洗澡，涤荡污垢。 这种检查，还要深入到业务领域。比如：经济系教授陈观烈是美国留学生，学过凯恩斯理论，教的课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于是就指责他贩卖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帝张目，他只得自我批判，并因为认识得好，还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国留学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货色，他也在登辉堂上做检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 但并不是自我检查一下就可过关的，还要经过群众评议。而群众总是说你避重就轻，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还得重新检查。周谷城在经过群众评议后，就作过补充检查。当然，对各人的分寸掌握得并不一样，松紧的程度，其实并不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群众背后的领导。有一位当年参加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学长告诉我，他们系的领导曾与学生积极分子约定，教师的检查是否可以通过，以举鸡毛掸子为号。这位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着一把鸡毛掸子，如果他举起鸡毛掸子，某教师的检查就可通过，如他不举鸡毛掸子，学生就应穷追猛打。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当然并非每系都有，但借助学生的力量来逼迫教师交代问题，则是统一的部署。 就在这种追逼之下，发生了刘大杰跳黄浦自杀事件。 大杰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早年又搞过小说创作，平时讲话虚虚实实，难免有些夸张成分。思想改造运动刚开始时，他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还是照往常一样，一坐下来就与学生随便乱吹。他研究过西洋文学，还写过评论表现主义的专著，对德法的情况当然比较熟悉，就与学生大谈巴黎的胜迹、柏林的风光，一副游历过欧洲的派头。等到进入检查阶段，学生们就追问他在欧洲干过些什么勾当。其实，他只是在日本留过学，根本就没有到过欧洲，当然无从交代起。而大杰先生是极爱面子的人，拆穿之后，面子上很下不来，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黄浦。好在他是白天跳江，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了上来。 刘大杰跳黄浦事件，在复旦是一大逸闻，老人们每谈起思想改造运动，必然要提及此事。上面所述，就是从老复旦们的谈论中听来的。但我想，刘大杰的跳水，恐怕还有深层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历史问题过不了关。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后一阶段，着重追查的是历史问题。连陈望道的脱党问题也受到追查，何况其他？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只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专制领导，并且产生冲突，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现在又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学生们还对他穷追不舍，弄得他几次掉泪，别人又如何是好呢。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又没有三朋四友，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呢？ 但刘大杰跳黄浦之举，却惊动了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同时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陈毅市长还到复旦作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慰抚之意，因此人们说，他是武戏文唱；虽然同时来复旦讲话的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却仍是调门很高，人们说他是文戏武唱。但对知识分子的凌厉攻势，毕竟是缓和了下来。刘大杰不久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算过关了。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我曾听1951年入学的学长说起，他们在听赵景深教授的课时，就有同学因打瞌睡，把头撞在赵先生突出来的肚皮上，赵先生也不敢说话，——那时，课堂里没有课桌，同学们坐的是扶手上可放笔记本的椅子，而教师也就站在台下讲课，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可以触及老师。 古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学生们，是很快就会毕业离校的，当我们入学时，课堂秩序已经恢复，但教师们所受的精神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从此告别课堂；外文系教授孙大雨，不屈服于压力，一直对抗到底，——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里不满者更是不计其数。 第一部分 最是校园不平静 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就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领导，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 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只停过两次课：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风运动进而进行全面的肃反运动；第二次则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不停课并不等于不革命，不下乡并不等于不搞运动，那四年，学校仍进行了许多变革。 苏联模式的移植 我们入学之初，正是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教育自然不能例外。院系调整只是在大学组成结构上从欧美模式转为苏联模式，这远不是教育改革的全部。当时学习苏联是非常全面的，全面到巨细不遗。比如，在每天的课时安排上，我们一向是分段制，即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但有一段时期，却要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六时一贯制，即上午连上六节课，下午不排课。我不知道苏联学生早上吃的是什么东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够长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后。我们则上到五六节课时，总是精力不济，听不进课去，虽然在第三节下课时，每人可领取一只面包或馒头，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高兴，但吃过之后，仍支持不到最后。好在此项改革措施没有维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为教学效果实在太差，还是因为长期供应馒头面包支出太大，——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家包下来的。 但课程改革仍在进行。听说在我们入学之前，课程体系已作过很大的变动，不过我们并不了解变革以前的课程组合，所以也无从知道作过哪些变动。反正那时刚考入复旦，一切课程都很新鲜。只是有一门课改了之后，却很不适应，而且害处很大，那就是在各系的公共外语课中，一律取消英语课，而改学俄语。我们那时大都在中学学过6年英语，有些人从小学三年级读起，那就学了10年，水平虽然不能算高，但也都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学习4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至少在一般的阅读和应用上应该是可以对付的。现在一律从头改学俄语，就得从字母学起，虽然大家都学得很认真，有些同学还对着镜子不断练习俄语字母中那个特有的卷舌音——р，但大学生的记忆力已不如中小学生，而专业功课却很紧张，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用在外语学习上，因而除外文系俄语专业之外，俄语学得好的同学就很少了。再加上毕业之后，不断地下乡下厂，更无法坚持外语学习。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大都把英语抛荒了，而俄语又没有学好。至少在中文系，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外语水平差，当然要大大地影响学术视野，而英语的应用范围，实在要比俄语广泛得多，当初这一改，不能不说是因政治倾向而带来的教学改革的一大误区。 那时，不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思想，而且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业务学习。不过，对于中文系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论述文艺问题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论述语言问题的文字就更少，所以我们学的其实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我们班是吴文祺先生教的“语言学概论”，理论部分完全讲的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文艺学引论”的主要参考教材，则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这门课还没有上完，任课教师蒋孔阳先生就被抽调到北京大学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文艺理论培训班了。高教部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要把全国高校文艺理论课程都统一于苏联的理论规范。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白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同时又出版了同样格式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里面收的是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日丹诺夫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还有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这两本书参照学习的结果，就把苏联的文艺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诠释。而新文艺出版社又以类似活页文选的形式发行“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丛”，一篇一两万字的文章，就印成一本小册子，以其价钱便宜，在学生中非常风行。其结果，是使得我们的理论观点完全跟着苏联走。 只有古代文学史课程，似乎跟得不太紧。虽然有些教师也使用“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等标签来贴一下，但以应付的成分居多，所讲的内容，还是各人原来那一套。比如，蒋天枢先生讲先秦两汉文学，重在训诂；赵景深先生讲明清戏曲小说，则偏于材料。但这也正是被认为是落后的地方，在当时算是一大缺点，需要在学习中加以提高的。到得反右运动以后，茅盾在《文艺报》上连续发表《夜读偶记》，在批判右派文艺观点的同时，又将苏联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模式引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来，并由大跃进中产生的几本文学史加以阐发。郭绍虞先生也曾试图用这一观点来重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没有完成。刘大杰先生却并不赞成此说，他认为文学现象比较复杂，不能像切西瓜似的将文学史切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半。应该说，我们的教师还是保持着一份清醒的。 在课外阅读上，苏联文学仍是主流。不过已由中学时代争相传观的那些直接宣传苏联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儿子奥列格》、《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等，进而阅读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的名著了。贾植芳先生给高年级开的“俄罗斯苏联文学”课备受学生欢迎，除了教师讲得好之外，也与当时苏联热的形势有关。我们低年级还没有开这门课，但同学们也自己开始阅读这些名著了。我们班级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份俄苏文学名著的书单，按作家的年代为序，从普希金的《文集》和《欧根?奥涅金》，到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姐妹》和短篇小说集，从高尔基的、《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到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书单开得相当完备，我们就照单阅读。这种阅读热情，一方面自然是由求知欲所驱使，另一方面也有点为形势所迫。清代文人有言：“开谈不说，纵读诗书也枉然。”我们那时候中文系的学生，如果不熟悉俄苏文学，在许多场合也就插不上嘴，有点自惭形秽了。我们不但常常谈论奥涅金和泰吉娅娜的爱情、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而且还学着《死魂灵》中乞乞柯夫与玛尼罗夫的虚伪动作，在进宿舍的房门时，常常要彼此谦让一番，先说几遍“您先请”，“您先请”，然后两人稍稍地挤了一下，同时挤了进去。大家对的内容更加熟悉，不但记得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故事的详情细节，而且还背得出该书的《卷首诗》。在我们宿舍里，只要有谁朗诵了一句：“噢咦，你，静静的顿河！噢咦，静静的顿河，你为什么这么混浊？”大家都会齐声地从头背诵起来： 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来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 光荣的土地，用哥萨克的头颅播种， 我们的静静的顿河用年轻的寡妇点缀， 我们的爸爸，静静的顿河靠孤儿繁荣， 静静的顿河内的波浪全是父母的眼泪汹涌。 …… 大家背得非常投入，如醉如痴。俄苏文学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 但由于精力过于“偏注”的结果，对于西方文学，就读得少了些，虽然西方文学历史更加悠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讲授此课的老师也是名家：伍蠡甫教授。但时代的影响远胜过理性的分析，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在当时，校园生活还是比较活跃的，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工作还不是管得那么死，另一方面与学习苏联也不无关系。因为俄罗斯毕竟有着西方化的社会传统，封建意识比我们少些，青年人的性格比较活泼，而且富有感情。他们的青年谈情说爱，喜欢唱抒情歌曲，诸如《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遥远的地方》、《有谁知道他》、《我们举杯》等，都非常好听，在中国也流传很广。我们这辈人，就是唱着这些歌曲度过大学生活的。直到现在，苏联已经解体，青春早已逝去，但一听到这些歌曲，还是相当的动情。不过现在这些都称为回忆歌曲，倒也名符其实。 当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不多，主要活动通过共青团开展。不但团日活动讲究多样化，就是团委书记做报告也力求生动活泼，否则就不受欢迎。以致有一次团市委的干部来做报告，简直像是说书先生在表演，连我们也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但这也是他迎合青年特点的一点苦心。周末常常有交谊舞会，团支部还要动员我们这些不会跳舞的乡下人去学习，直至反右运动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下令禁止跳交谊舞为止。但那时，男女同学间谈恋爱的事尚未禁止，所以校园里成双成对的很多，而且都是公开的。只可惜复旦校园狭小，除了燕园的小桥流水之外，别无优美的景点，远不及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畔那么幽深雅致，这是一大缺憾，以致当时有人感慨道：“复旦连谈恋爱的地方都没有！”好在那时周围房屋不像现在这么多，校外的田野很开阔，略可弥补，而且在夜色掩映之下荡马路，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到得60年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但管理愈来愈紧，思想愈来愈革命化，情侣们只好转入地下活动了，这使得复旦校园减色不少。 第一部分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 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点，文艺界也是改造的重点，中文系处于两界的交叉点，所受冲击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是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的。还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天，即11月24日，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思想改造》，意在将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文艺界。而在这之前半年，则已经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看，此次讨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评价一部电影的成败得失，而是借此来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和对于武训及《武训传》的众多歌颂里，看到的是：“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乱，当然不是通过一部电影的讨论就能解决问题的。继续寻找题目来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关于研究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所抓到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俞平伯本身，而是由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是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通过对这本书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可以打开批判胡适思想的大门，而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正是当时传播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会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受到压制而大动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来反对大人物，利用青年人来冲击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是，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看不出其中奥妙，难免有些隔膜，行动起来就要撞在枪口上了。 冯雪峰在《文艺报》奉命转载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时，写了一个较为实在的按语，结果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斥责和《人民日报》公开的质问；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指责《文艺报》压制路翎、阿垅等新生力量，结果引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 当然，胡风也不过是以此来作为一个突破口而已，而对胡风的清算，也只是迟早间事。因为胡风在文艺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确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合的地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对于文艺界的这些论争，一向是很关心的，因为它与我们的专业有关。但真正重视起来，则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后。这篇文章，明显是针对冯雪峰的，因为他是《文艺报》主编。但冯雪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由反党而反革命，问题当然是愈加严重的了。接着，就是停课搞运动，并且由反胡风集团进而发展成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我当时很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意识到这样不经本人同意就将私人信件公布出来，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原则的，而且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去理解问题。虽然觉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很是费解，但既然党中央机关报这样说，总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怀疑了。只是《材料》里将我们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定为胡风骨干分子，觉得很是吃惊，而且学校里还将四年级的几位同学也牵涉进去，更是觉得可怕。 贾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不久，就被捉将进去。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说是党委书记杨西光用汽车送他到高教局里去开会，局里有陈其五等三个干部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贾先生说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态度很笃定，吃过午饭后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 章培恒当时虽然刚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里写检讨，两三天后，再把他隔离到一个什么地方，——因为车窗挂上窗帘，他也搞不清这是何处，但凭他老上海的经验，觉得这也许是建国西路什么地方，不过十多天后即放回复旦，当然仍是写检讨。他的罪名是给贾植芳通风报信。其实，他只对贾植芳说过：“反胡风是中央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势有谁看不出来呢？当然，他还有别的一些可以上纲之事。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在学术上想研究三个专题：一是鲁迅思想，二是胡风文艺理论，三是屈原作品。这第二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章培恒虽然担任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是书生气十足，不大能领会政治行情，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声讨檄文之后，他竟然写文章到《人民日报》去与之商榷。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账还是记着的。而且，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寄出，但曾与老同学王聿祥说起过，王聿祥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回去讲了出来，有人就写了《感情问题及其他》加以批判，并且赶着加料出了书，这一切很快就反馈到复旦来，都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后来，王聿祥也因胡风案被关了进去。审查的结果，章培恒不但被撤掉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被开除了党籍，调到校图书馆去工作。 施昌东则是直接从学校里逮捕的。不过公安员还算讲文明，用一块手帕将他手上的手铐遮住，算是顾全他一点面子。但关的时间却很长。听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后来他就留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员。把他关得很长的一个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听章培恒说，那时这个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顶替，用了一个叫施昌东的人的文凭报考学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骥，托派嫌疑是文凭的真正主人那一个施昌东，不是他。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因头，把他逮捕，实际上还是要审查胡风案件。章培恒在被审查前是党支部书记，这些事应该是清楚的。我记得在反胡风运动中，施昌东不但没有为胡风辩护，而且在运动初期还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影响很大，与姚文元同列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运动一深入，情况就改变了。 另一些受影响的同学，如曾华鹏、范伯群等，则是在学校里审查，他们当时都是毕业班学生，本班同学毕业后，他们还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学习。曾华鹏在反胡风运动初期，也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很引人注目，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华鹏、范伯群和施昌东一样，都是班上的业务尖子，应该留校做教师的，但因此却被开除团籍，曾、范二位分配到外地去教中学。不过，他们到工作岗位以后，也都恢复了团籍，而且不久，曾华鹏调到扬州师院任教，范伯群调到《雨花》杂志做编辑，后来又到苏州大学任教，都成为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此乃后话。 我们入学时，54届已提前毕业，55届是三年级生，却算是老大哥了，一些热心的同学常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加以指导，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都与我们较熟，后来我留系任教后，又与章培恒熟悉起来，所以对他们的情况也较为了解。我原以为当年受牵连的大概只此四人，顶多再加上一个潘行恭，他曾以章培恒为模特儿，写过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概与他们关系较深。直到近年，我才问贾植芳先生：“除了章、施、曾、范四位以外，你的案子还牵连了多少同学？”贾先生说：“一共牵连了20多位。比如，张德林、陈秀珠夫妇，已经毕业，分配在华东师大工作，也受到审查，陈秀珠是党支部书记，也被撤职，后来又开除了党籍。还有两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定为‘控制使用’，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在胡风案平反之后，我哥（贾芝）告诉我的，他是文学所的领导，掌握内部情况。” 复旦凇庄（第六宿舍），和当时其他几个宿舍一样，原是日本占领军的兵营，矮小、简陋、潮湿。1953年我入学时，这里是学生宿舍，前面还住着几户助教。1954年成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结婚之后，几经周折才分到了楼下一间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 贾植芳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近。贾先生也常常请学生吃饭，接济金钱，帮他们看稿，介绍发表之处，接洽出版事宜。然而这样一来，却就成为拉拢学生、腐蚀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声讨，有人在报刊上进行揭发。这些文字，就收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里。 在复旦，除了贾植芳和他的学生受到拘留和审查之外，作为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曾送章培恒到高教局去审查的校党委副书记王零，他自己在不久之后也受到了审查。据说有一次市高教局召开各校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王零也接到通知，但到得会场，主持人却宣布王零不得参加，这无疑给他当众难堪。王零是因为与刘雪苇的关系而被审查的。他与刘雪苇原是华东革命大学的同事，刘雪苇后来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曾到复旦大学做过报告，王零略尽地主之谊，请刘到家里吃过饭，为这事就审查了将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复原职了。大概王零与刘雪苇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吧，否则怕是难以过关的。王零原是新四军军部的作战参谋，一向从事“武化”工作，与文艺界本来并不搭界。不过在“文革”结束，刘雪苇复出并继续研究鲁迅时，却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帮他查找资料。王零还特地跑到我家来要我帮忙，后来又转来一本刘雪苇的赠书。胡风案平反以后，有一次与王零坐在一起开会，我曾问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说：“唉，那个时候，总要审查一下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审查的。”遂一笑了之。 反胡风运动虽然牵涉到很多人，但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因为并不是人人都与胡风和“胡风分子”有交往的。接着而来的肃反运动就不同了，它几乎与全校师生都有关系，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学习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用以武装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着就展开检举揭发运动。不但要揭发反革命的事实，而且要揭发反动言论。而这“反动言论”又无明确的界限，于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谭其骧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很受到该系系主任张其盷的器重，有此知遇之恩，自然会说他几句好话。张其盷是历史学权威，尤长历史地理，与谭其骧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谭其骧说他是有学问的人，而且对浙大很有贡献。这原本没有错，但张其盷的身份却使这几句话成了问题。盖因陈布雷自杀身亡之后，张其盷接替了陈布雷的工作，做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后来又担任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这就成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谭其骧肯定张其盷的学问，就是为反革命分子叫好，这当然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受到批判是难免的。虽然后来并没有给他定罪，但当事者心情是很不愉快的了。 第一教学楼，建于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教室。由于学生日益增多，有很多课就移到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去上。在这幢大楼里，我听过郭绍虞、蒋天枢、刘大杰、王欣夫、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方令孺、余上沅、鲍正鹄、蒋孔阳、胡裕树诸位老师的课；朱东润、赵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杨烈等老师的课，则是在平房教室里听的。这些课程，为我打下了治学的基础，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更有甚者，则以言论定罪，或以社会关系定罪，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冤哉枉也。当时“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过是杨帆的老师，他做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时，对杨帆这个学生颇为赏识，将他留校工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溃败时，教育部指令戏剧专科学校迁至台湾，余上沅在杨帆的影响下，抗命不迁，将学校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的军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留在大陆。这些行动，应该说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但潘汉年杨帆事件出来后，余上沅就被作为这个集团的同伙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才放出来，已经是毫无生气了。新闻系的赵敏恒教授，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名记者，曾担任过一家外国新闻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许多重要的报道。他留在大陆不走，应该说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却被怀疑为潜伏的特务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学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两手残疾的学生，被揪了出来，说他当过还乡团，手持大刀残杀农会干部，自己的手也被砍伤了，因而被关进了监狱。“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查，才证实他的手是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而且那时他才十二三岁，不可能参加还乡团，也并没有杀人，参加还乡团的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时他已年老，而且与社会脱节太久，无法正常工作了，听说是让他领退休金了事。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文艺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马上抓两个重点：在文科，组织了一场美学讨论；在理科，召开了一次遗传学会议。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复旦于当年5月份借校庆51周年之机，举行了第三届科学讨论会。照片上，陈望道校长正在会上作报告。之后各系分场讨论，学生亦有专场，连续数天，热闹非凡。 美学讨论是由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始的。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否定了自己原有的美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在对朱光潜的批评中，形成不同美学见解的争鸣，有主张美在主观的，有主张美在客观的，朱光潜也参加争鸣，他提出了新的美学见解，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还有人从苏联引入新的理论，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它的社会性，一时间争得很是热闹。我们系的蒋孔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在复旦带动起一股美学热。后来蒋孔阳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时，他就转入美学，特别是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复旦中文系的文艺学学科形成一种特色。听说组织这次美学讨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来对《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人说过：让他们主观客观地争论去，反正不涉及现实问题。他无意间透露了百家争鸣的底线：不能涉及现实问题。可见，文科学术研究之脱离现实，实乃有意为之，是一种政策导向。而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现实性太强之故。一方面批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另一方面又深怕别人接触现实问题，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大学教师之受到责备，实在是冤哉枉也。 遗传学问题，与复旦关系更加密切些。因为这里有个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教授。在“一边倒”年代，我们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也是紧跟苏联的。苏联学霸李森科将遗传学分为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对立的学派，认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而基因学说更被说成是捏造的伪科学。复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入室弟子，曾经从事果蝇种系进化和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研究，提出了“异色瓢虫斑镶嵌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遗传学界很有影响，现在当然是首当其冲了。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就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1952年，国内生物学界又一再强调坚持米丘林方向，公开批判摩尔根学说，这对谈家桢形成很大的压力。1952年5月27日《复旦》校报上登有一张谈家桢看显微镜的照片，文字说明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学习米丘林学说研究遗传学。左图为谈教授用显微镜观察果蝇。”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应付，因为从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谈家桢是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遗传学，还是用摩尔根学说来研究遗传学，反正顺着形势来说就是了。 1956年8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在苏共20大之后。那时，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以斯大林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来的李森科，也开始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清算。这不能不对中国生物学界产生影响。所以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摩尔根学派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对于谈家桢说来，无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泽东又两次接见，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有毛泽东撑腰，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复旦在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后又扩建为遗传研究所，终于在遗传学上搞出了成绩来。 抓重点是为了推动全面。那一年知识分子特别兴奋，觉得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都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印象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起了持续数年的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王中在新闻系提出新闻改革的观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我们中文系，一些曾经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批判的观点，又提出来讨论，如写真实问题，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蒋孔阳还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篇长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当然，这与苏联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不无关系。这年的科学报告会，办得特别热闹，不但教师提供论文，学生也另辟专场。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持续了很多年。应该说，这对复旦的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可惜到得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就在无形中中断了。后来虽然恢复，可已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本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创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复旦》校报上还登着一大篇郭绍虞教授谈独立思考的讲话，很具说服力。 但是，“独立思考”的口号，与“驯服工具论”却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要独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从；要做驯服工具，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两者冲突的结果，当然是“驯服工具论”取得胜利，凡认真进行独立思考者，无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二部分 “阳谋”下的落网者 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元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食标准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员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发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月3日和7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稳’。” 6月6日，《复旦》校报以通栏标题《继续“放”“鸣”，揭露三害，提出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报道了各系鸣放的情况。其中报道了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对共产党的指责：“你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杨兆龙说：“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所以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全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认真检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生物系教授刘咸说：“党群之间为什么有墙沟？是因为将全中国看作党天下。希望不只对党员作风检查，同时对国家的科学学术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检查。我学的是人类学，冷门的。国民党反动派时，在国内有三个人类学系：浙大、暨南和清华，解放后说人类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我为了这个学科，在复旦倒霉至今。苏联也有这个学科，我们却始终不承认。” …… 从《复旦》校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校内鸣放的一些实况，但是并不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论都没有报道。 据一位党政干部向我介绍说，当时鸣放出来的意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党的领导是否一贯正确？ 有人提出，共产党也有错误，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个人崇拜现象？中共受到苏共哪些方面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份英国《泰晤士报》，教师凭卡可以看，从中陆续透露出不少消息，如波匈事件、铁托在普拉发表的三次演说，这些都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二、“一边倒”政策是否正确？ 有些教师提出：一边倒倒过头了。大家感触较深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比如：对停止学习英语，一律改学俄语的措施，就认为不妥，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而俄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不能用政治倾向来左右外语教学；对学时安排的六时一贯制，也认为学得太机械，没有什么好处。有些教师还从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意见，认为与英美断绝关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王造时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就比我们高明，印度原是英国殖民地，一向亲英，但他并不一边倒倒向英国，而是走中间路线，与苏联也有较好的关系。这种中间路线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利的。 三、对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如何估价？ 这方面老教授的意见相当集中。首先是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很有看法，认为这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拉郎配，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将有些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传统一夜之间一扫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对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也有意见，认为学习苏联要有选择，适合我们的才可学，不能样样照搬。而当时则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科书，一直到学术观点，一律照搬。这很引起教师的反感。还有人对教研室的设置也提出了意见。以前的教师大都是通才，能教各类功课，按照苏联模式的教研室设定之后，就把教师的专业范围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后来编在世界上古史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陈守实的专长是农民运动史、土地关系史和明史，后来编在中国上古史组，也就只能教中国上古史了；蒋天枢、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原来都能教文学通史，后来也各自被固定在先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学史上。这种人为的分割，对学术上还不成熟的青年教师，影响就更大了，局限了他们，难以全面发展。 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有些教师认为，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谭其骧教授对发动他的弟子来揭发他，特别不满，认为这是道德败坏。有些在国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人，感到不被信任，被看作外人，像个边缘人物。有位在建国前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教师，说吃不准共产党对他是怎么看的，所以抱定宗旨不再写文章，说是“不留只字在人间”。 五、对学术批判的看法。 当时教师们对学术思想批判普遍有不满情绪，但还不敢说不应该批判，只是说批得太粗暴，用政治概念来代替学术评价，乱贴标签，不允许谈不同的意见。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陈守实教授正在上近代史，——那时他还没有被固定在上古史上，学生要他对武训作出评价，陈守实说：武训的精神是对的，办法未必对。结果受到学生质问：精神对为什么受批判？还有学生问道：你说武训精神好，那么希特勒的精神是否好？问得陈守实大光其火。同时这个批判也牵涉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性问题。许多教师都认为，政治和学术应该分开，在学术界，有些人政治上是跟国民党走的，但是学术上还是有成就的，对这些人，就不能一笔抹杀。 六、对三大改造运动的看法。 许多教师认为，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手工业和小商业的改造，到底有多少成绩，有多少缺点，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七、党群关系问题。 有人说是油水关系，有人说党群之间有沟，有墙，有铁丝网，认为许多党员脱离群众，不是先人后己，而是假公济私，命令主义，盛气凌人，不愿听取不同意见。陈仁炳提出，要反“乡愿”，认为党员干部很欣赏“乡愿”，实际上护了短，掩盖了问题。他还提出要发扬贾谊精神，要敢于给皇帝上书。 …… 可见，现在政改和教改中的许多问题，当时即已发现，即已提出。应该说，这些意见，大都是切中时弊的，如果当时能够认真整改，为时还不算太迟。可惜这些意见不但不被接受，而且还要进行反击、批判，于是毛病就愈来愈严重了。 据当时的校内中层党政干部回忆说，在鸣放期间，上面倒并未打招呼，只是由于他们自身处于被提意见的位置，为要保持一种高姿态，所以不进行辩解，而且那时很强调党内外有别，界线较为分明，党员们认为自己有意见应在党内提，不宜在群众面前提，所以大抵沉默的居多。但也有思想较左的，认为这种鸣放很不正常，说迟早要算账。甚至还有当场反击的，如孙大雨指责杨西光时，就遭到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徐常太的反击。 那时也有主动进行鸣放活动的，这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活跃分子，他们大抵少不更事，为报纸上的鸣放气氛所感染，也为别的学校的民主精神所激动，所以急欲争相一鸣。 当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宣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来临；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纷纷发言指责共产党领导的缺失；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敲响了“电影的锣鼓”；文艺界流行着揭露社会弊端的写真实作品；《文汇报》上还发表了与周扬商榷的文章，虽然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关于英雄形象塑造这样的小问题，但敢于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意义却也非同小可；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早已动了起来，物理系学生谭天雄贴出了大字报，自称是《第一株大毒草》、《第二株大毒草》、《第三株大毒草》……而北大学生叶于泩干脆把火烧到复旦，他给复旦学生会寄来一封信：《我的忧虑和呼吁》。在这种形势下，学生怎能耐得住性子呢？ 与北大一样，复旦最先动起来的也是物理系同学，而且还出现了一员女将：马明敏，她非常活跃，勇于挑战，在鸣放会上直指党委书记杨西光质问道：“请你回答，复旦的肃反运动究竟搞错了多少人？”弄得杨西光非常尴尬。当然，后来她就成为极右分子，吃尽苦头。但据她的丈夫张静甫说，马明敏其实并非主要角色，只因为北京出了个女生大右派林希翎，复旦也要搞出个女生大右派来，才能南北相称，所以有意把马明敏抬举起来，作为重点来整，并且还上了《解放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弄得远近闻名。当时在物理系四年级唱主角的是何新民、罗宪祖和张静甫三个人，他们轮流主持鸣放会。大约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物四同学就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而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却很感兴趣。党委常委、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吴常铭觉得物四的思想很活跃，可以作为典型来抓，就在这个班级组织小型辩论会，说是真理愈辩愈明。这些学生不知其中厉害，就鸣放了起来，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私人信件能否随便公布？能否据以定罪？肃反运动有没有扩大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好？人事档案制度好不好？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到得反右阶段，这些当然都成为右派言论。 物理系的鸣放会开得很热烈，吸引了许多外系师生，他们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也有站出来发言的，当然一并被记录下来，秋后算账。中文系的施昌东，就是在这个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因胡风案被拘留审查的冤屈。但他还是很虔诚地将共产党比作父母亲，说是：我是共青团员，好比是党的儿子，小孩子有错误，父母用巴掌打一下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拳头打得那么重呢？结果却是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接着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张瀛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学生会扣压北大叶于泩同学来信。学生会两位副主席出面进行了回答，说是这封信充满了谣言和污蔑，充满了恶意和推论，公布这样的信对整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后来终于公布了这封来信，而且开会辩论。 据《复旦》校报报道，叶于泩的信中说到：“毛主席提‘鸣’‘放’方针之初，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贯彻‘鸣’‘放’方针至今，在省市一级还没有普遍动起来。”“苏联舆论对我国‘鸣’‘放’冷淡。”这些话，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在当时，却算是分裂中央、破坏中苏团结的大逆不道之论，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出来反驳。新闻系四年级有一张大字报说：“赫鲁晓夫最近对美国新闻记者说，苏联支持中国的看法。这不是明白地表明叶于泩在无事生非，挑拨中苏关系吗？”这反驳，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违背事实，但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革命言论。 夹杂着政治因素的辩论，照例不是靠辩论本身所能说服人或被人所说服的。总要等到形势大变，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但以势取胜，并不等于真理在握，真理还需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过等到实践终于检验出真理时，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纷纷落网不胜防 形势的遽变是在1957年6月8日开始的。那一天，《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发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示是内部的，而社论是公开的。这篇社论，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信号。 而在这之前，形势就有了变化的征兆。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说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最后还强调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各报对这几句话的重视程度不一，版面安排的位置也很不一样。姚文元大概已从柯庆施—张春桥这条线上得到了消息，就写了一篇杂文《录以备考》，对《文汇报》在排版上不突出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提出了批评。姚文元的杂文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实在缺乏政治经验，敏感性不足，一时还觉察不出形势的变化，继续大鸣大放。中文系二年级黄任轲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6月11日上午贴出来的。 但这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各报一律转载，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根据。但这次正式发表的文章，与几个月前传达的讲话记录稿，却大有区别，侧重点已转移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一点上来了。除了语气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外，文章里还特别提出了区分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是原来讲话稿中所没有的。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虽然没有说明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所写，但口气之大，一看便知来头不小，决非报社的秀才们所能写得出来的。从这篇文章中，谁都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阳谋”云云，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来的。 复旦的反应相当迅速。 6月18日，全校同学在登辉堂集会，“痛斥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全校誓师大会。 6月21日，校行政会议会同各民主党派复旦支部，协商后决定，从24日起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展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从此复旦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 复旦多名人，自然也会有许多出名的大右派。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杨兆龙、陈子展、王中……都是报上点名批判的人物，很为复旦扩大了影响。虽然后来也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而显得战果辉煌，还是因为这些大右派的名气为复旦增辉生色。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罪名虽然一律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具体情况却大不一样。 孙大雨和王造时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过贡献，但也与共产党产生过一点误会，或者有过一点过节。 孙大雨在解放前是大教联（大学教授联谊会）中的头面人物，做过代理主席，在开辟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战场上有过贡献。1949年以后，仍想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也是人之常情，但原大教联干事中的共产党员李正文随军回到上海之后，主持大教联改选，却把民主同盟的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选了下来，孙大雨也从代理主席降为候补干事，从此孙大雨不满于新的现实。恰恰李正文又担任了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和第一任党委书记，摩擦自然难免，后来由于工作安排等问题，意见更大。鸣放活动一开始，孙大雨倒不需怎么动员，就带头鸣放起来，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于一直不肯屈服，还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孙大雨发言批评党委时，中文系教授徐澄宇说了一句“快人快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孙大雨问题的严重性。但孙大雨却很顽强，受尽磨难而仍活到92高龄，晚年仍致力于莎士比亚研究。但大概因为得罪的人太多之故，反革命平反、右派改正之后，仍未能按照惯例，回到原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却为华东师大所罗致。 王造时是位政论家，曾经写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锐利文章，又是为坚持抗日而下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的风云人物。但1949年以后，却一直不被重视。七君子中除邹韬奋病故，李公仆被刺，其他几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均任中央要职，只有王造时被投闲置散，虽然在华东局和上海市挂了几个委员的虚衔，但是并无实职，他提的建议也无人理睬，使他郁郁不得志，所以朋友们说是“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后来还是陈望道校长爱才，亲自登门，请他到复旦大学做教授，但在官本位的中国，这也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位置。据说其中的过节，是出于对苏联的态度上。盖因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宣称“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在苏联，据说是一种外交策略，而对于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特别是条约所附《宣言》中说“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是拿中国的领土主权来做交易，更加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救国会的同仁为此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以示抗议。但在当时，凡对苏联有意见，即被认为是反苏，而反苏即是反共，所以算是一个大问题。但救国会是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能不加以团结，于是责任就落到这封信的执笔者王造时身上，从此对他就有了看法。虽然史良曾经提出，这是大家的责任，不能由王造时一人负责，而且王造时也对周恩来作过解释，但看法既已形成，就会有一种思维定势，要改变也难。所以在反右运动中他本来就在劫难逃，再加上他在各种座谈会上又鸣放出不少意见，便都变成严重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王造时的一些意见，实在算不上尖锐。例如，他在5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云：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又如，他在复旦历史系鸣放会上说：希望共产党不要吃老本，老本是要吃完的；基层也应搞大鸣大放。这些话都成为右派言论，上纲为攻击党的领导、火烧基层论，等等。 由于王造时敢于在批斗会上据理争辩，立即被斥为态度恶劣，遭到围攻。在市政协政法组、在复旦登辉堂，都出现了围攻场面。虽然报纸上把王造时描写得狼狈不堪，但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他倒很佩服王造时的镇定，有政治家的风度。王造时抗议道：“你们是压服，还是说服？周总理也不是这样对待我的。”但那时正是大家竞相表现革命积极性的时候，这些话当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王造时因为前不久刚与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过话，受到周恩来的鼓励，认为周恩来能够理解他，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家庭的不幸和目前的处境，并表示愿“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之后，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此信真是写得“哀而动人”，但仍无济于事，王造时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政协政法组和复旦的批判会不断，《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对他进行揭发。7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抹黑文章：《请看伪“君子”的嘴脸！》，副标题是：“王造时，太臭了。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群起揭他的皮，他如果不举手投降，还要更臭更臭”。 在历次运动中，凡是要打倒一个人，总要动员他的亲戚、邻居、学生、同事来编造材料，落井下石，不但弄得他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且还泼他一身粪水，弄得臭名远扬。尽管这种做法很引起正直人士的反感，但后来不但不改，反而愈演愈烈。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报上就发表了许多右派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文章。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王造时的小女儿王海容，不但不肯揭发父亲，而且还公开宣称：“我是非常爱我爸爸的。揭发他的那些邻居、亲戚都不是好人！”她当时是复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与其父亲同在一校，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结果，她是以同情右派父亲，划不清界线罪，再加上还曾帮助父亲抄写过鸣放文章，于是也一并被打成右派分子，——此事说起来还有一点戏剧性，有一个星期天，王海容的男朋友来找她出去玩，恰好报纸催索王造时的鸣放文章，急着发稿，这一对情侣就留下来一人帮他抄写半篇文章，结果是双双被打成右派。王造时后来死在看守所中，王海容则因心情抑郁得了癌症，也很早就过世了。王造时的前妻在反右前一年去世了，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则因患精神病而亡，全家只剩下一个后来续娶的妻子，景况实在凄惨。 杨兆龙是法律系教授，从法制的观点来看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在5月9日《新闻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立法问题》，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非物质建设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有人用‘法制’这一名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他指出：“我们的立法工作在某些方面进展得慢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在我们中间对这种工作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或片面的看法”，并列举了10种看法，如：“认为自己有一套”；“认为中国的情况特殊”；“认为只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解决法律问题”；“认为在国内外现阶段的动荡局面中，政府应该有可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现在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等等。 现在看来，杨兆龙的意见是何等正确呀！“文革”以后，经过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出现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得领时代之风骚，其实，却只不过是重复了杨兆龙的意见而已。但杨兆龙的意见，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右派言论，而遭到狠狠的批判，不但杨兆龙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连复旦的法律系也一并被端掉了，——现在的法律系，是“文革”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 杨兆龙从法制的观点质疑历次政治运动的合法性，要求处理问题应有法律依据，而不能光凭政策行事，可悲的是，他这回所遇到的是更大的政治运动，他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却仍然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政策条文。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总共只有一千多字，条文订得非常笼统，执行起来伸缩性很大，加上本人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就必然带有很多的主观随意性了。 陈子展在1949年以前原是个左翼作家，革命教授。他20年代在湖南自修大学里与毛泽东、谢觉哉、李维汉等有过革命友谊；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等人并肩战斗过，在文化界很有些名气；40年代在重庆差一点被国民党CC派从大学里除名。但是，他有一股湖南人的犟脾气，所以与新当权者难免有所冲突。最初是为“公馆派”的事。所谓“公馆派”者，是指当年时常进出于校长章益公馆的一批人，而章益与国民党CC派有关，所以陈子展与之斗争甚力。后来，章益虽然调走了，而围绕着章益的一批人又围绕着军代表、党委书记李正文转了，这使陈子展很愤愤，又重新展开新的一轮斗争，这就与新的领导对立起来。其实，鲁迅早就说过，旧的猛人倒掉之后，包围着这个猛人的一批人，必然会去包围新的猛人；猛人可倒，而包围者是不会变的。陈子展之所以愤愤者，是由于他对世情远没有鲁迅参得透的缘故。但这样一来，他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其实，陈子展在1957年并没有参加鸣放，因为他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之后，就拒绝到校上课，同时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但学校却并没有放过他，派了一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去逼他到校开会。那位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狐假虎威，对他申斥道：“我代表党，通知你到校开会。”这很激怒了陈子展。因为陈子展一向很看不起此类溜须的人，现在此人居然以“党”的名义命令他，他不禁脱口而出：“你是什么狐群狗党！”这句话应是指这个人所在的党派，不料此人汇报上去，成了陈子展骂共产党是狐群狗党了。这当然是十足的反党罪行。但陈子展根本就不承认他是右派分子，也仍然不到校开会上课，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学生逼着到校。 王中的革命资历虽然没有陈子展那么老，但他是随军南下干部，是接管上海报业的军代表之一，也算是老革命了，而且还做着现官：复旦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听说复旦党委并没有主动想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是由于外界的压力太大，不得不打。王中之所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由于他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以后，矢志搞新闻改革之故。他提出报纸的二重性理论，即认为报纸既有宣传性，又有商品性，所以办报必须照顾群众的口味。他批评《解放日报》一片机器声，一副寡妇脸。他还带了一批人到各地去进行新闻改革的调查，准备写作《新闻学原理》；同时也一路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观点。他的新闻观点，在鸣放期间当然是受欢迎的，而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为众矢之的。有家权威报刊，竟然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做《大家都来批判王中》。复旦大学虽然并不是主动发起者，但批判起来，却也毫不手软，校刊上做出通栏标题：《坚决和右派分子王中斗争到底！》。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还配以漫画，其中有四幅连续画给人印象甚深，题目是：《剥开右派分子王中的四层画皮》——1.革命十年的招牌；2.反教条主义的幌子；3.学术问题的外衣；4.自由主义的帽子。这就是说，王中的问题，决不是学术问题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挂着老革命的招牌，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这种将批判人物漫画化的做法，在复旦，大概就是从王中开始，至少在正式的印刷品上是如此。 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在上海，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些左派们打得上了瘾，只想再打些大的。历史系有些党员就提出了要打周谷城，理由是：周谷城在各种会议上鸣放出来的材料，不比那些右派少，而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上，他一句都不批右派，却大谈什么发展学术的大好时代，这说明他对反右运动有抵触情绪。于是他们整理好材料，上交党总支，总支书记不敢定夺，直接向党委书记杨西光请示，杨西光笑笑，也不表态，说要请示一下市委。一周以后，他在一次会议休息时，找到历史系总支书记，说：你们想搞大人物呀？算了罢，市委的意思是不要动他。这事也就作罢了。 基层党员毕竟政策水平不高。他们没有悟到，既然右派分子的划定，不是根据法律条款，而是根据政策，那么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当然可以打一些，也可以保一些，不可能一律平等。这层意思，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点透了。连彭真所说的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都被批为资产阶级观点，更何况是在法律面前或是在政策面前要求平等呢？ 听说，杨西光在“文革”以后曾多次对复旦的教师说，他是懂得办大学是需要很强的师资力量的，所以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保了一些业务骨干。这话不假，复旦的确没有像华东师大那样，将一大批骨干教师都打成右派，打得元气大伤；复旦虽然也损伤不少，但毕竟还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但右派分子是有指标的，保了一个，就得用另一个去填补。比如，杨西光保了蒋学模，保了苏绍智，却把洪文达顶了上去。其实，就资历和业务水平而言，洪文达与蒋、苏都是同一档次的。洪文达的罪状是，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笔谈，说是“几年来，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倾向，结合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声威，浩浩荡荡，大有罩盖一切之势”。这里所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看法，其实并非洪文达的发明，原是最高领导的意见，但后来又说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洪文达的话就是右派言论，洪文达也就成为右派分子。 谈家桢因受到毛泽东的眷顾，属于保护对象之列，但他的学生就不受保护了。他有一个从浙大带过来的得意门生，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被打成了右派。此人骨头很硬，从不买账，监督小组的人与他谈心，他说：我现在所有的，唯有一张床而已，不怕失去什么；帽子嘛，戴着不感冒，不摘也罢。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女儿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遗传学，有些美国教授解答不了的问题，还是父亲为之解答。美国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说中国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真了不得。然而，这位了不得的高水平人物，现在是老病缠身，拄着拐杖走路，走十多步就气喘不止。 既然政策条文富有伸缩性，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保，那么也就可以根据主观意愿来打，其中难免夹杂着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了。政治课教师朱元寅先生是因为有点抗上思想而被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复旦开党代会选举党委委员，杨西光没有获得全票，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很愤愤地说：有人竟不投西光同志的票，党性到哪里去了？朱元寅也是党代表，他说：我是选杨西光同志的，但有人不选也是可以的，这是他的权利，无可指责。主任认为他的党性不强，立即对他进行帮助，但朱元寅那时年轻气盛，偏要认死理，不肯认错，而且还辩论起来。这种抗上思想在当时是一大忌，也就种下了祸根，反右运动中就被罗织了罪状，加以批判。尽管在他的五六条材料中没有一条够得上划定右派标准的，而且他所属的党总支里，也有几位委员不赞成将他划为右派，但上面执意要划，他也就终于被划为右派了，那几位持反对意见的委员，还吃了批评，说是思想右倾。 但对持反对意见者这样批评一下，而没有撤职查办，还算是轻的。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别的高校读书，做了年级党支部书记，在当时算是很突出的人物，因为对同班同学深有了解，在打右派时有点手软，即被批评为“同情右派”，在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叫她留下来办学习班，也被定为右派，再遣送出校门。 那时，不但教师中打出许多右派，而且在学生中也每个班级都有右派名额。北大学生中打出了谭天雄、叶于泩，人大学生中打出了林希翎，都具有全国影响，复旦自然不能落后。首当其冲的是物理系四年级（57届），何新民、张静甫、施伟达、马明敏、王海容等12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班总人数36名的三分之一。毕业之后，还要留校考察，亦即劳动改造，分为一年、两年、三年三等。马明敏是考察三年，但实际上直到1961年才分配到上海科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弄得她几乎自杀；王海容分到华东师大二附中教英语；张静甫先是在电光源实验室劳动，后来分配到复旦附中；施伟达则一直没有分配，在实验室里做一些打杂工作，每月发生活费30元，直到右派改正。 其次就是中文系二年级（60届）的黄任轲、张瀛等人。黄任轲是烈士遗孤，父亲为共产党打天下而牺牲了，母亲当时是中共上海市市委委员。黄任轲受批判时，他母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儿子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并要求儿子认真改正错误，文章写得很有感情，令人看了着实感动。却不料这封信受到中二左派的轰击，说她在包庇儿子，弄得黄任轲的母亲非常尴尬，还作了检讨。黄任轲成为右派之后，被押送到复旦的下放劳动基地葑溪乡从事体力劳动，与我和其他两位教师同住在一个房间，由一位党员负责监督。我们有半年时间的接触。我看他是书呆子一个，根本不懂政治。据说他是因为从小喜欢读鲁迅著作，读得对现实不满起来，而且对现实批评得非常尖刻。但那时他已不读鲁迅的书了，劳动之余，在看钱钟书的《谈艺录》。他劳动很认真，不久便成为一名强劳力。后来调回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他母亲对此事很伤心，而且由于感情上的需要，又认领了一个干女儿。黄任轲是直到右派改正之后才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但似乎已没有先前那股灵气了。张瀛的命运更惨。他是公认班级中古典文学基础最好的学生，深受蒋天枢教授的赏识，但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省份，又处于基层，不但没有发挥专长的余地，而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议论林彪的短长，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实在受不了折磨，据说在一次劳动中跳进烟囱自杀了。哀哉！ 与黄任轲一起押到葑溪乡劳动改造的，还有物理系的一些右派。其中有一位曾经逃跑，于是领导上发动同系的下放干部回市区追捕，偌大一个上海，怎么能追捕得到？后来听说他冲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但却被当作暴徒，通过外交途径要了回来，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反右运动时，我们是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书记是同班同学唐维生，他是一位南下干部，学历不高。进城之初，领导上要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就调了一批人入学读书，先从工农速成中学读起，再进入大学学习，叫做工农调干生。老唐就是一名调干生。他本来跟班就有一定困难，后来又忙着谈恋爱、结婚，学习成绩当然不是很好，班级工作也时有疏忽，在鸣放时难免被同学提意见。但老唐为人善良，胸襟也很开阔，对这些意见不以为意。反右运动开始后，他认为本班没有右派分子，只有些错误言论。至于对他个人的意见，他觉得都是善意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了。不料这样一来，却受到低年级左派们的攻击，说中四如果不打右派，我们就要来冲，我们就不相信中四没有右派！结果中四党支部只好自己动手，打出了叶鹏、王禹之、冯可文三名右派。叶鹏是我们班级的才子，在读书时就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又与低班女生相爱，才子佳人，同进同出，很受人注目，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河南山区教小学，三年灾害时差一点饿死，不过总算挺过来了，80年代当了洛阳师专校长，退休后重理旧业，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王禹之志在研究古典文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上学时就买了不少线装书，还自己带来一张小书桌，放在拥挤的宿舍里，认真地在那里做学问，当然也谈恋爱，但不问政治。他是独生子，母亲是寡妇，本应照顾在上海工作的，但打成右派之后，还是分配到外地，后来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配到青海劳改农场，病得差一点死掉。后来平反、改正，回到上海，他来看我，坐下来就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那位爱人的下落。我虽然也多年未见那位女同学了，但情况是知道的，就如实告诉他，这位女生早已结婚生子，他听了很失望，只好颓然而返。冯可文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谈，不知何以也有右派言论。至于唐维生，大概因为右倾，毕业后也留校了一段时期，但因为出身成分好，而且还有革命经历，所以没有打成右派，但档案里还是塞了材料，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之后不久，就被定为右倾分子。 以政策来代替法律的做法，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然而，何以在1956—1957年间，政策会如此多变，而且变动的幅度又是如此之大，却是值得思考之事。 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进入了解冻时期，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都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更是历数斯大林的罪恶，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在西方，有许多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在东欧，则产生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运动，即所谓“波匈事件”。这种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思考。 对于国际上的这场变动，毛泽东曾以很轻松的口吻，引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句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实际上，他对苏共20大以后的国际变动，特别对于波匈事件，是极其重视的，深虑这股风吹到中国，将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会激起巨大波澜。后来他又将文化界的改革分子们比做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即是这种意识的表露。 他必须采取对策。 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设法寻找自己的路径。前者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缺点，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者则针对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而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大量存在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什么都归结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上去。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是，要通过鸣放、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行。而如果只把民主当作是一种手段，而否认它作为制度的重要意义，这就会使得双百方针从根本上就无法实行。同时，在波匈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潮，也难免使他忧虑。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势力。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就有些自由主义者出来提倡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建立第三种政治力量，颇有问鼎之势。1949年发表的五评《白皮书》文章中虽然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者”敲打了一下，但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要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现在，政权已经稳固，而自由主义者的潜在威胁还很大，就准备对他们放手一击。否则，万一形成波匈事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他之所以不惜用“阳谋”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者，即为此之故也。 但自由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几个头面人物身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它几乎渗透到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看作修正主义温床的缘故。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那篇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把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称作万恶之源，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斗争指向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知道何以这场运动的打击面会这样广，而后来仍要不断地寻找题目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缘故了。 然而，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正是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批判了个性主义，打击了自由思想，也就扼杀了科学文化发展的生机，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反右运动之后，学校风气大变。民主思想受到打击之后，群众再也不敢向领导提意见了，失却监督的权力自然会更加霸道。人与人之间也失却了信任，不敢再讲真话。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大了，教师不敢倾诚相教，生怕被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以打小报告为晋身之阶的左派积极分子。反右运动以前，我们这些学生是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的，在闲谈中所受到的启发，往往比课堂中听课得益更大。反右之后，教师对学生不得不加提防，师生关系一直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密切程度。而且，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大受摧折，这也影响到社会正义的培养。这些变化，正应该深入认真地加以总结才是。 第二部分 跃进岁月 大跃进是1958年从农业战线开始的，但很快就带动起各行各业，出现了全面的跃进局面；而且时间上也不止于1958年，接着还有“继续跃进”，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更是跃个不停了，直到1960年全面大饥荒的出现，才被迫停顿下来，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复旦大学跃进大会现场。大跃进从农村开始，不久就遍及全国各行各业，文教战线自然不能落后。跃进大会上动员、誓师，热气异常高涨，会后就开始通宵苦战。 复旦是重点大学，先进单位，在大跃进年代里，更是一马当先，时常有点创造发明，影响所及，遍于全国的文教阵线。往事虽然只越过四十几年，人们却早已将它遗忘。然而历史却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你不肯认真地对它加以总结，那么它必然会化为一种惰性，影响今天的行动。与其让历史左右现实，还不如对它加以正面的认识。 红专辩论与深挖个人主义思想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大批判开路”等口号，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行之已久的做法。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批判“反冒进”思想开路的，农村的大跃进运动是以拔白旗来清除障碍的，高校要开展大跃进运动，除了拔几面白旗之外，还全面开展红专大辩论，深挖个人主义思想，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彻底。 其实，反右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清路工作。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发表，捧场者就出来赞道：地基已经清理出来，道路已经开辟好了，文艺上的千军万马可以纵横驰骋了。 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必须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不可能全面铺开。待到反右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全面深挖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还在1957年下半年，复旦就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红专大辩论，目的在于清算教师中的单纯业务观点。因为在领导上看来，这种偏重业务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是，教师本来就是从事文化科学专业工作的，业务不好，何以教人呢？这一层意思，无论如何总是想不通。不过大家鉴于反右运动的经验，不敢明确地说出罢了，只有数学系一位姓徐的教师，因为得过一个什么数学奖，1956年参加过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还有些政治资本，他发言说，大学教师首先要把业务搞好，在专业上应该成为拔尖人才，否则，就谈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至于政治上，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一般教师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政治工作。此论很受教师们的欢迎，不料却被一位政治课教师批评为中派观点，——还好，没有当作右派观点。据这位左派教师的意见，教师首先在政治上要红，其次才是专业知识。不过他始终没有说明，缺乏专业知识如何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到得1958年，在学生中也展开红专大辩论，听说辩论得很热烈，当然也是“红”字派占上风。 我参加过三四回这样的红专辩论会，虽然知道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又红又专，但始终搞不清“红”的内涵是什么。有人说，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就是“红”，但左派们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准则，还够不上“红”的条件，连陈毅副总理所说，飞行员首先要技术过硬，政治上只要不飞到台湾去就好了之类的话，也不被认可。有人说，“红”就是多参加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不能怕工作耽误业务学习，——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针对性，我们系的教师那时就极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生怕影响业务。但政治工作和社会工作是由领导上分派的，不是谁要参加就能参加，哪来的自主权？ 我虽然很想做到又红又专，但一直被认为是只专不红的人，当时也颇感苦闷。后来有一位学长私下里给我说了一句掏心的话，他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喜欢写文章，文章发表多了，自然要引人妒忌；当然，不写文章也会被人看不起，你看我，发表过两篇文章之后，就不再发表了，这样，别人既不敢说我不会写文章，我也不致太引人注意，一直平安无事。”这是经验之谈，很有几分道理。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写文章不一定都是白专道路，要看怎么写。”他云里雾里谈了一通大道理之后，结末说：“我们可以合作写文章。”我知道他与别人合作的经验，那就是他出点子，别人执笔，然后他署第一作者之名。我不喜欢这样做，当场就拒绝了，于是就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后话。 我不知道红专关系的辩论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不久就开展了双反运动，直接转入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13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5月8日，该报又发表了党内著名理论家冯定的文章：《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文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最普遍的表现就是名利思想。名利思想在资产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既深且透，真是到了刻骨的程度。”这就把矛头指向说得非常清楚了。 为了深挖个人主义思想根源，于是又掀起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复旦曾经规定，每人每天要贴上一百张，才算完成任务，大家只好把大字报纸裁小，一裁二，二裁四，四裁八……最后是大字报变成了小字报。不但贴满走廊，而且贴满寝室，甚至连床架、书橱上都是。这回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群众性的自我整风和“向党交心”，即教师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批评、学生对教师的批评和各人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叫做“自画像”，即自己画出自己的丑恶形象。内容主要是狠批深挖成名成家思想和名利观念，旁及享乐主义和谈情说爱现象等等。谈恋爱在当时虽然并不犯规，而且许多左派也在追求女生，但女生若与别人谈恋爱时，却要算是小资情调，丧失革命斗志的表现，所以有位革命性很强的女生，虽然入学之前就已定情，但那时她的男友来找她时，她却装得工作十分忙碌，把他晾在一旁。当时我还在葑溪乡劳动，算是躲过了这一运动，但高云却因谈恋爱而受到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画了自画像，当然就牵涉到我。好在当时几乎是人人过关，也就并不显得突出了。有位男生床头贴了个“佛”字，这是逃避革命的典型；有位女生枕边放有饼干罐，有时吃些小点心，则是享乐主义的表现，都被贴了大字报。总之，那时是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大家拿着放大镜来观察别人，同时又被迫加油加醋地暴露自己，竞相上纲上线，竭力丑化自己，丑化别人，这叫做“自烧”和“互烧”，务求将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烧净。复旦的做法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复旦大学举办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画像展览。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狠批知识分子中的“名利思想”，是要剥夺掉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资本——业务专长的资本，断绝青年学子向这方面发展的路，而且把知识分子凭脑力劳动而获得的高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说成是合法而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考虑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笼的。这篇文章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张春桥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艺界的一些老积极分子提出了降低稿费的要求，把本来就不高的稿费标准，又降低了许多，并且取消了版税制度。姚文元还批判傅雷是索取稿费的猛将，而傅雷是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翻译家。 使人最不可解的是，高等院校本应培养各类专家的，各系所订的培养方向上，也有培养本门学科专门人才的规定，而且国家的建设也正需要各类专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就是不再培养专家，更加不要名家，这与办学目的岂非矛盾？ 反右运动以后，多次进行红专问题辩论，不断批判白专道路，要求师生树立又红又专的思想。图为复旦教授们在拟订红专规划。 大概为了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接着就重新讨论培养方向的问题。别的系怎样调整，我不大清楚，在我们中文系，则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个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的方案。也就是说，中文系不再培养语言、文学学科的专业人才，而要培养能够积极贯彻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任务的党政干部。这个方案得到了学校党委的肯定，中文系也成为先进单位，向全校介绍经验。 与新的形势相适应，在课程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比如，“文学概论”被认为太偏重于介绍文学理论基本知识，政治性不强，就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两门课来替代，——这时，姚文元正出版了一本遍批许多右派和准右派作家的《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是一个极为时髦的课题。同时，语言、文学两个专业也各自选中靶子，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开初，语言学专业的批判靶子是张世禄先生，说他宣扬的是高本汉的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文学专业选的是刘大杰先生，集中批判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出了一本专门批判这本书的论文集。后来，文学方面又增加了一名蒋孔阳先生，说他有超阶级文艺观，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到得1960年春夏间，在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持的持续49天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会上，蒋孔阳先生又被作为三大重点之一受到批判——另两名重点批判对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钱谷融先生和上海师范学院的任钧先生。 到得1961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中文系党总支才奉命对这三位受批判者赔礼道歉，并将中文系培养规划重新调整到接近原来的轨道上来。也就是说，不再提以办党校的精神来办系，而仍要培养专业人才。但是，经过双反运动，经过重点批判，再加上不久之后情况又有反复，中文系又推出新的白专道路典型人物来批判，怎能不教人警惕呢！于是许多青年教师就不敢踏实地搞业务，更不敢写学术论文，有些人甚至课都上得很少，整天忙于社会工作，以求将自己涂成红色。而到得“文革”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作一旦转向以教学科研为主的时候，有些人就跟不上形势了，因为业务知识不是一下子能够补得上的，学术论文也不是马上能写得出来的，而另一些人，在情急之下，则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垫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后来者常常对这一辈人的业务水平有所非议，其实这是特定时期文化政策的产物，当然也与当时的选才标准有关。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子 大跃进时期的各种活动也真多，任务一项接着一项，不但后辈难以想像，连我们这些过来人也难以一一备述。 炼钢炼铁，本来是钢铁厂的工作，但这时却变成了全民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与苏联相约，提出了超英赶美的任务，即在15年时间内，中国要超过英国，苏联要赶上美国，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可以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后来，毛泽东又认为：“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但到得杨西光在复旦党代会上传达时，却说是：“赶上英国不是10年，也不是8年，而是5年！赶上美国，也不是十几年，而是8年！”这当然不会是杨西光本人的创造，肯定也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因为不久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报告上批示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可见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非常乐观的，所以计划指标一提再提。 当时中央领导的看法，认为超英赶美，就是要在钢铁产量上超过他们，所以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来提高钢铁产量。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1958年生产指标是1070万吨，翻了一番，毛泽东希望1959年的钢产量能达到2500万吨，再翻一番。要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原有的设备当然是不够用的了，于是就发动群众，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但炼钢厂要炼，而且机关、学校、农村都筑起小高炉来炼钢，这叫做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复旦自然不能例外，校园里也筑起小高炉，火焰日夜不熄。没有原料怎么办？就发动同学到处拣废铁，这叫做工业抗旱。外文系学生一直找到江湾机场，在废墟里挖出一架国民党军败退时丢弃的汽车壳，大喜过望。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一般拣到的大抵是些零碎的小件。而且学校周围的废铁是有限的，没有几天就拣完了，于是就把各种可拆的铁器拆下来做原料，一直拆到陈望道校长家门口的铁门。历史系学生还到学校后面的铁路上拆下一段备用的铁轨。而炼出来的成品呢，则连原来的铁门也打造不出来，更何况铁轨。这时，大炼钢铁的目的性已经没有了，只是为完成指标而完成指标，至于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如何，能否有用，就在所不计了。这其实也是我们生产统计的老毛病：只计产量，不管销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与流通联系起来考察的观点。 不过在那时，却另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能只算经济账，而是要算政治账。大炼钢铁，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这一点不必等到彭德怀指出，谁都能够看得出来，但领导上却以为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赔几十亿钱，只是交学费而已。毛泽东最崇尚群众的积极性，说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搞群众运动。全民赶麻雀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虽然动用的人力甚多而轰毙的麻雀很少，但除四害的声势却造起来了。后来虽有科学家为麻雀正名，将它从四害名单中除却，不再加以围剿，但除其他四害，仍旧用的是人海战术。我还记得1959年夏天全校灭蚊的情景：每临薄暮，大家都在面盆里涂上一层肥皂水，然后到树丛、草坪、屋角等蚊虫出没之处去扑，不一会，就能沾满盆底，于是再涂，再扑，效果的确不错。灭蚊当然是好事，但何以不用药水喷射，而要动用那么多人力，当时只觉得时间可惜，事后思之，大概也仍是要发动群众，制造跃进气氛吧！ 要有跃进气氛，就不能按照常规办事，更不能搞得冷冷清清。领导上一再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灵魂是一个“快”字，这种快的速度，就如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形容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就拿这句话作为行动口号，响遍全国。 既然要快，于是什么事都讲究速成，连体育成绩也不能例外。那时体育锻炼实行一种劳动卫国制，简称劳卫制，各项运动成绩都订有较高的指标，要达到并不容易，只能根据各人情况量力而行。但那时各个班级却要限期全体通过，当然就要采取许多超常规的措施。比如，学开摩托车，一般总要先会骑自行车，能够在两轮车上平衡住身体，再掌握摩托车的性能，慢慢学开，但这样按部就班地学起来时间太长，不符合跃进精神，于是有些不会骑自行车的，就直接跨上摩托车飞驰起来，一下子撞到篮球柱子上，撞得头破血流且不说，有人还撞掉了门牙，——好在他们还是在体育场上学骑，如果骑到马路上，就更危险了。跑一百米也有新的措施：将那些跑得不好的人拉到桥头上往下跑，利用斜坡的冲力来提高速度，如果再达不到标准的，食堂里还准备了许多猪尾巴给他们吃，据说吃猪尾巴有助于提高速度，——于是大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着猪八戒面对一群没有尾巴的猪，并附有一段对话，猪八戒问道：“孩儿们，你们的尾巴哪里去了？”群猪答道：“到复旦大学食堂里去了。”但也有人提出，说是老是供应猪尾巴，是因为膳食科有人贪污，把便宜的猪尾巴当肉来供应了。学校还对此追查了一阵子，后来把中文系的一名调干生派去做膳食科科长。 当然，这些并非复旦的主要跃进成果。复旦领导很明白，正如农业上要抓粮食产量，工业上要抓钢铁产量一样，教育上也必须有自己主要业绩，才能站得住脚，这就是教学与科研。而复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跃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在1957年以前，复旦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老教授唱主角，中年教师为辅，以我们中文系53级为例，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是：文艺学引论——蒋孔阳讲师；语言学引论——吴文祺教授；现代文学作品选——鲍正鹄讲师及余上沅、方令孺教授；古代汉语——张世禄、郑权中教授；现代汉语——乐嗣炳教授、胡裕树讲师；写作实习——濮之珍、王运熙、杜月村讲师；先秦两汉文学史——蒋天枢教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文学史——刘大杰、王欣夫教授；宋元明清文学史——朱东润、赵景深教授；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教授；汉语史——吴文祺教授；俄苏文学——原任课教师贾植芳教授因胡风案被捕，请外文系杨烈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外文系伍蠡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因排在四年级，原任课教师在人事上有很大的变动，除贾植芳教授被捕外，余上沅教授又因潘汉年杨帆案被捕，方令孺教授正忙于出席各种会议，鲍正鹄副教授则被派到埃及和苏联去讲学，一时竟无人上课，临时请华东师大许杰、徐中玉二位教授各做两次讲座。这四年的课程，除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人系统上课，略有欠缺之外，总的说来，师资阵容是相当强大的。但到得1958年，随着拔白旗运动的开展，许多老教授都下岗了，而由青年教师顶上第一线。 复旦的青年教师要走上讲堂，原先是有很严格的一套程序的：先给老教师做几年辅导工作，再写好讲稿，由主讲教师审阅后试讲一部分，到了一定的火候，才能独立开课。就职称来说，也总要讲师才能讲课，顾名思义，他们是讲课的教师嘛。这套程序，原是为保证教学质量而设置的，但在大跃进年代看来，却是少慢差费的做法，非加以突破不可。所以当时是不给一点准备时间，一下子就把一批青年教师——有许多还是助教——推到讲台上去，美其名曰：边干边学，在战斗中成长。并且还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培养青年教师的经验向外介绍。 我不知道其他青年教师的感受如何，在我自己是被搞得非常狼狈的。 大概是因为只专不红的缘故（当时还未给我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乡下锻炼的时间特别长。理科的许多教师，下放劳动只有半年就调上来了，文科的大部分教师也只下放一年，而我则在乡下劳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才调回中文系。回来之后，系领导就通知我，说系里新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教研室，已将我的名单划归这个教研室了。我是作为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对文艺理论并不感兴趣，但那个时候一切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不能讲个人兴趣，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只好服从。而当我的感觉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系领导就通知我要给外文系学生上“文学概论”课了，我虽然很感困难，但也只好应命。我提出了一点要求：给点备课时间，却无法得到满足。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像，我们那时几乎是每天都在开会，或写大字报，早中晚三班，一班不缺。开会时，大家轮流发言，一个都不能少。不发言自然是不行的，发言太简短也是态度有问题，于是大家都练就一付啰哩啰嗦的八股腔，能够不着边际地长篇大论。有位学长听得打起瞌睡来了，小组长突然点他的名，叫他发言，他睁开惺忪睡眼，马上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半个钟头，毫不离题，因为有许多话套到随便哪个会上，都可以用的。这样的会，当然毫无意义，说等于不说，听等于不听，但不出席是不行的。即使第二天有课，也不能回家备课，顶多只能获准晚上提早退席，在吃过夜点心后回家备课。这时，已近午夜时分，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哪里还能认真备课，也只好拼凑个讲课提纲，第二天在课堂上临场发挥。好在那时学生们也跃进得非常疲劳，有些人还在课堂里打瞌睡，他们也没听清楚我到底讲些什么，大家都糊里糊涂过去了。后来又在新闻系教了两个班级，直到1961年回来教本系的“文学概论”，才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备课，详细地写讲稿，因为此时已经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议开得少一些了。 这样仓促上阵的，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人。刚毕业不久的、临时改变学科方向的——如古典文学研究生临时改为现代文学助教，大概都不会比我更从容。所以有些课是几个教师合上，被称为合伙抬轿子。 至于那些被赶下台的老教师，后来虽然大都陆续回到讲台上，但已没有1957年之前那种盛况了，这对教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高薪（相对而言）养着一批教师，却不让他们好好上课，真不知是哪一家的经济学！ 但当时的领导，却认为这是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的教育阵地，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伟大胜利。 那个时候，是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知识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毕业的，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毕业的，则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被作为新生力量，而重视了一阵子。虽然有许多人不久就被作为走白专道路者来批判，而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则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间所培养的大学生，又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而化为异己的力量了。 在大跃进时期，这种夺取工作，同样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 1958年，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豪言壮语，说是中央提出，我国在钢铁生产等方面要在15年内超过英国，他在史学研究方面，也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叫“当仁不让于师”。 郭沫若一向是紧跟形势的人，他的话无疑是一个信号，表明文教界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将与钢铁生产那样地大跃进了，而且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挑战。 果然，小将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批判了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著作之后，就自己动手来编写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学术著作，用以在学术界占领阵地，真是“当仁不让于师”了。 在全国文科方面领先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组织55级学生集体编写了一套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风靡全国，表现了文教战线的跃进成果，而且大大地鼓舞了青年学子的信心。复旦大学自然不甘落后，紧接着就组织学生编写出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同样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复旦中文系还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因为它不满足于单本著作，而是配套成龙，搞起一组系列教材。除《中国文学史》外，还有《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等。因为这是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而且又显示出革命的力量，所以领导上大力鼓励，出版社也十分支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刚开始编写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派出三位编辑进驻复旦，直接介入编写工作。这在编辑史上也是超常规的。 但中国的事情，往往要看形势而定。到得《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好，大跃进已经落潮，编辑们的热情受到上面的批评，他们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结果是这部书只出了上册，还是内部出版。而更迟一些编成的几部书，如我所参加的《文学概论》和《鲁迅评传》，则根本不能出版了。 《文学概论》编写组的主力是57级同学，在确定大纲之后，各人分头编写，几个星期就写出初稿，再讨论，再修改，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有一次讨论时，金子信同学突然昏倒在地，把大家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苏醒过来，说是连日劳累，睡眠太少之故，并没有什么病。由此可见当时的跃进精神，是何等高涨。但这部书定稿时，统编教材的工作已经启动，此书当然不能出版。系领导让我与57级同学顾希恩一起，将书稿送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交给《文学基本原理》编写组，作为前期工作成果。但后来该书出版时根本不提此事，大概觉得我们的书稿质量太差，根本不值一提吧。 《鲁迅评传》是现代文学组的项目，由鲍正鹄先生指导，承他看重，把我借调过去做辅导教师。参加人员是56级同学。这部书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鲍先生还派我与王继权、盛钟健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调查访问，我们除寻访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常去的地方之外，还访问了周作人、周建人、许广平、孙伏园、常惠、钱稻荪、冯雪峰、许钦文、章川岛、唐弢等十多位亲属和知情人，回来后又在鲍先生指导下研读原著，讨论大纲，然后几易其稿写成。在当时看来，写得还算认真，可惜错过时机，也未能出版。 已出版的几部书，其实也并非完全由学生编写，都有一些教师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则是鲍正鹄先生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指导同学编写而成，还请青年教师章培恒参加工作。因为当时正提倡学生编书、集体编书，所以教师的名字都隐而不提了。 大跃进时期的著作，不但内容非常革命，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突破常规，创造出自己的特点： 其一，组织学生写书，打破著书的神秘感。 过去是学有专长，多年积累，才能著书，但大跃进时期必须打破一切常规，而且当时还认为，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而不倒，批而不臭，就是因为他们有业务专长，这也是他们与共产党对抗，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必须加以剥夺，才能彻底改造。现在要组织一些初学或未学过该学科的人来写书，就是一种占领阵地的革命行动。 其二，提倡集体著作，组织大兵团作战。 学问应是沉潜研究的结果，著作乃个人劳动之结晶，但当时却认为，个人写作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表现，而集体著书则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所以总是组织编写组来集体写作，几个人分工负责一个章节，许多人分头进行，这叫做大兵团作战。 一本书同时有许多人在写，当然写得很快。当时以为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精神，但其实快是快矣，却未必就好。时隔不久，这些著作就为人所遗忘了。试问，现在的中文系学生和中青年教师，还有谁记得北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和复旦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倒是当时受批判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又出了新的版本，说明它至今还有存在价值，——当然，现在重印的是40年代中华书局的初版本，而不是70年代以儒法斗争为纲的修改本。 大跃进的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的集体著作也已风流云散，但由于我们对这段历史没有好好地加以总结，其中许多想法和做法，还是作为集体无意识遗留了下来，对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旧产生影响，为害不浅。比如，不肯潜心研究学问，喜欢做表面文章；不讲究质量的上乘，只追求数量之多；不愿个人付出长期的劳动，喜欢拉班子集体速成。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大跃进的遗风，目的还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效果。只不过现在不再用“大兵团作战”之类的军事术语，而改为“某某工程”等工科用词。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大跃进时代总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凡事总要搞得热火朝天，才能像个样子。最容易造成气氛的，是挑灯夜战。那时，整个复旦校园里每夜都是灯火辉煌。听物理系的朋友说，党委副书记王零常常半夜三更跑到实验室里来检查工作，我们文科各系，也天天晚上由系领导督阵。每到半夜时分，每人还能领到一张就餐券，大家可到食堂免费就餐。 但到得1960年，这免费就餐券没有了，夜班也逐渐取消了。因为物质供应日益紧张起来。开始是某些物品短缺，接着，就闹起饥荒来了。 本来，自从1953年下半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这三样东西就开始定量供应了，但一则当初定量较宽，像我辈男生，粮食定量每月有34斤左右，二则其他副食品供应较好，油水充足，所以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而实际上，我在1953—1957年四年上学期间，食堂根本不用饭票来买饭，而是划卡取菜，主食则随意取用。1957年毕业后在教师食堂用餐，开始时也是饭菜票不分的，就是说，将粮油票交给食堂之后，即可随意购买饭菜票，这饭菜票既可买饭，亦可买菜，只要有钱，随你吃多少。我已记不清何年何月开始将饭票和菜票分开来，饭票以两计算，菜票以分、角计算，两者分用，不能混淆。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斤粮票，就买多少斤饭票，不能多买饭了。而感到粮票不够用，则是在1960年初。因为那时大部分农产品都要凭票供应了。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之外，又增加了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等，而且供应量很少。肉是每人每月4两，油是每人每月半斤，蛋以户计，大户每月2斤，中户每月1斤半，小户每月1斤。过旧历年时则增加一些分量，并增发家禽券之类。粮食定量也减少了，我从34斤减到28斤，数年后再加到30斤，妇女更少一些；布票每人每年10尺，还不时要动员上交。还有其他一些日用品也发票，如线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等，买牙膏则要用旧牙膏管去换，买电灯泡亦要用废灯泡换。还发有一种工业券，用来买其他紧缺物品，如钢精锅之类。这些票券，是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好几年，才陆续取消。 上海总算得天独厚，发的各种票券，基本上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好坏之间就差得远了。平时卖的都是很差的籼米，粮店里偶尔到了一点好米，大家就奔走相告，排起了一字长蛇阵来；为了买一点稍微像样的鱼、肉、蔬菜和豆制品，也要起早排队，有时天不亮就起来，也买不到好的。 副食品供应一紧张，肚子里油水不足，人们的饭量就大起来。本来，教师的运动量小，粮食定量一般是吃不完的，现在却大大的不够吃。每餐都要算着吃，如果哪一天吃得超额了，就得在第二天省回来。但在当时，多吃几两容易，少吃一两就非常困难了。有时一顿多吃，就得好几天扣紧。为了应付粮食不够吃的局面，复旦食堂想出了一种办法，使得饭的体积增大，当时的说法叫做增加出饭率。即先将米煮得半熟，再放在大蒸笼里蒸一次，使米粒充分膨胀开来。这其实只是骗骗自己的肚子，刚吃下去时感到饱了，不一会，很快就饿了。但在那种时候，能够暂时欺骗一下肚子也是好的，所以这种做法还得到了上级表扬。复旦还自己养猪，以弥补食堂猪肉供应之不足，但是饲料缺乏，无法多养。虽然也曾动员师生去采摘树叶来发酵作饲料，但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用人粪喂猪，效果也并不佳。 而且，粮票的用量也增加了。本来，到饭店吃饭是不用付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粮票了；本来，到食品店买糕点也是不用粮票的，现在也要付票了。当时，上海市区户口每月还发有若干就餐券和糕点券，复旦是郊区户口，这一切都没有，就相差得很大了。在1959年上半年以前，复旦原属杨浦区，也是市区户口，偏偏到了经济困难时期，却随着五角场地区，划给了宝山县。陈望道校长为此觉得有负于复旦师生，一直到临终前还在为复旦划回市区而向市委市府领导力争。但等到复旦终于划归市区时，这一切差别早已取消了。 那时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些照顾的。因为教授另有肉、蛋之类特供，讲师也有些黄豆补助，所以被称做猪肉教授，黄豆讲师。后来见到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的报告中的材料，才知道其中一些具体数字：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按：指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一级作家、一级演员等）和行政7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知识分子二、三级和行政11级以上人员，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鸡蛋2斤。至于我辈小助教和广大职工，则不属补助之列，虽然我们早已做着讲师的工作，但到这种时候，还是按级论价的。 不过比起外地饿死人的惨况来，我们总算是幸运的。虽然大家饿得肚子难受，有不少人还生起浮肿病来，但毕竟还是挺过来了。 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还得众口一词地说“形势大好”。领导上教导我们，不能从菜篮子里看形势，不要看现象，要看本质。本质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滥下去。党委副书记徐长太在登辉堂做大报告时，说了一句广为传颂的名言：“目前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什么叫大好呢？它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所以是大好！” 那时，从报纸上、从广播中是得不到灾难的消息的，小道上有一些传播，但也到处在堵塞。我有一位同班同学分配在兰州工作，回沪探亲时约了老同学到我家夜谈，他讲了一些甘肃饿死人的事，第二天就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散布消极情绪；有朋友从安徽探亲回来，说起安徽饿死人的事，却受到了批判，说他是对大跃进的攻击。 不过，毕竟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不能不有一个说法。当时官方正式的说法，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原因是天灾和苏联逼债。天灾自然是有的，苏联逼还抗美援朝时购买武器的债务，也是事实，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只是鉴于彭德怀事件的教训，谁也不敢直言而已。后来传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觉得这还算是老实话。但后来打倒刘少奇时，这却是罪状之一。 第二部分 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 “四清”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贯彻抓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项内容，故称“四清”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决定要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后来又规定，无论农村和城市，通称为“四清运动”。有些工厂、街道已经动起来了，文教系统则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还从复旦抽调了一些干部去参加工作组。上面的意思，本来是准备在北大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开的，复旦唯恐落后，也唯恐将来处于被动，就预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两个小试点，审查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排摸情况，以便工作组来时有所应对。后来之所以没有搞下去，是由于还来不及将“四清”运动全面推开，更加激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至于农村，则从1963年开始，就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复旦师生，也分期分批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就我们中文系而言，一共参加了三期运动：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宝山县顾村、刘行等几个公社，为期50天；两期大“四清”，第一期从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贤县胡桥、盛桥等几个公社，为期约7个月，第二期从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期将近一年，在宝山县罗店、罗泾等几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参加“四清”工作队，本身还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也公开表示出领导上对我的歧视。 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学师生下乡劳动虽然已是家常便饭，但除干部下放劳动的时间较长之外，一般参加三夏、三秋劳动，都是两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三周，而且，下放干部限于教职员工，学生是不算在内的，现在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要长期下乡，思想问题当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觉得下乡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业，许多人都有些顾虑。这一点，领导上很明确地回答道：“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虽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否则，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 大概因为有这种思想动态的缘故，所以下乡之后，对读书一事防范得很严。刚到奉贤参加第一期大“四清”时，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为农村习惯早睡，工作队员必须随俗，我觉得时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后，点起蜡烛来看书，那时不敢带业务书籍，看的当然是马列著作，但不料此举却撞在枪口上，被带队的总支书记作为典型事例，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是有人下乡来搞“四清”，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业务，秉烛夜读，坚持走白专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个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而典型创造则常常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实说出我读的是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评力量，也可避免别人反抓辫子，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为这批评没有点名，我也不好站出来申辩。而不点名批评，也表示他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乡，就不要再抱着书本不放了。这批评果然有效，从此大家有空时宁可打扑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书本来读了，这倒反而成为正常生活，——当然，分散住宿之后，偷着读书的人还是有的，但别人不易知晓，而只要不汇报上去，也就相安无事。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为什么第一期大“四清”时，工作队不直接进村住到农民家里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这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关。 我们下乡之前，先学习了两个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叫《前十条》，后一个文件叫《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同时还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讲话记录稿的宣读。给人总的印象，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村干部有很大一批烂掉了，而且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样一来，进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而敌我友的界线，历来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做法，则需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分片集中住宿，就是为了避免住错人家，造成被动也。 那时，“四清”工作队有如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凌驾在地方干部之上，对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一上来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用秘密工作的方法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作派，很有点像小说、电影中所写的敌后武工队和土改工作组。我们每天上下午到定点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晚上则到贫下中农家中去串连，在劳动和串连中打探情况，然后再回到住处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排摸了几个星期，终于确定了依靠对象，组织起贫下中农协会，我们也就搬到生产队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对象家中。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空手道，不足惧也。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生活上随之遇到新的麻烦。奉贤地处辟野，农村多蛇，我们在冬天平整坟地时，就常常挖出一团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白花蛇，当时天冷，蛇类不大能活动，几铁搭下来，都被农民打死了，等到惊蛰之后，这些爬虫就出动了。有些同学在埋头整理材料时，蛇会游到他的身边来，有位女同学放下笔站起身来，一脚踩在蛇身上，吓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农民的饭桌上整理材料，抬起头来想对窗远视，调节一下眼神，却看见一条花蛇从窗框上倒挂下来，正昂着头在对视我。我忙闪身躲开，想找把铁搭来打，它却很快游走，转眼间就游到宅边水浜里去了。 家里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时走在路上，走在水渠边，经常有蛇出没其间。有时与农民一起撑船到镇上去，水边的树梢上都会有蛇倒挂下来，很是可怕。好在有农民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也有办法对付。但晚上单独出来开会或串门时，就有点危险了。我们许多人都买了季德胜蛇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不称职的秘书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一个会计家吃饭。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及准备。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觉得这些材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于是就向组长建议，写材料也要精兵简政。但组长很不以为然，仍旧坚持他的烦琐哲学。那时正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倒是学得很认真，而且联系实际，觉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这段语录说的是：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我极为欣赏这段语录所表达的几层意思：一是写报告要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二是报告中要写出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和倾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言不及义；三是写报告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而且还规定了字数，以千字为限，这就可以杜绝许多套话、空话。我们把这段语录放在工作组长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场争论也好。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虽然当时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但领导人其实并不认真对待，只是把这种号召当作套话来讲，口头上是每会必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们所看重的还是顶头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则是官场上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我们的组长修养极好，看了这张语录，只是对我们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见，也不反驳，还是照老样子布置我们做些他认为要做、而其实是无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简直无可奈何。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却全盘加以否定，因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说，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写的；他说，写总结报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写，不能自己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级精神，口授了一个提纲，叫我重写。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纲，重新写成总结报告之后，却又被他否定掉。不过郑子文总还算是讲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时那位总支委员那样蛮横，自己不通知我编写材料的要求有所改变，却指责我为什么不按照改变了的要求去编写材料。郑子文则说：“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这个总结报告是写得可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点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得按照西光同志总结的几个问题来写。”我说：“杨西光同志蹲点的西渡公社在奉贤，情况与我们罗店并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拿来套用呢？”郑子文很不耐烦地说：“西光同志是我们全市“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不照他的精神办怎么行！”随手将一张上海社教运动简报丢给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总结报告。我自然只有照办。依样画葫芦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这样画出来的总结报告有什么用呢，从中能看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吗？原来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总结报告，都是这样套用领导蹲点地方的经验写的，也就是说，是迎合上意写出来的，上级领导怎么能看到全面的实际的情况呢？ 大概我这个秘书实在太不称职，领导上要求的东西写不好，却常常要自作主张，写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所以几个月之后，就免去我的秘书职务（正式名称似乎叫做材料员），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去。而我自己，则觉得与这种“官场学”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秘书工作，也乐得一走了之。 我所去的这个生产队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经过历史变迁的结果。罗店地区是当初日本兵登陆后进攻之地，烧杀甚多，所以人口变动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贫协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坏，只是住房紧张，我的床铺搭在厨房兼客厅里，显得十分拥挤，对我、对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对我说：“我看侬夜里喜欢看书，给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他说：“倪宅上有个老太婆住到外村儿子家去了，要好几个月才回来，侬可以住到伊的屋里，也好帮伊照看房子。”这老太太住的倒很宽敞，两间房子分前后两进，前间是一个大客厅，但厅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寿材，后间是卧室，中央夹着一个小天井，卧室却没有门，冬天很冷，怪不得别人不肯去住，留给我住。我明知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当初打造时改变一下形状，不就是一只大木箱吗？但每晚开会或家访之后回来，经过这口棺材旁边时，总有点吓丝丝的。那时，刚读过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中有一篇小说里描写一口棺材会绕着墙壁飞，我也觉得这口空棺材仿佛要在我面前飞起来了，很是怕人。不过进到卧室之后，立刻又感到独居的好处，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读到半夜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点心，不怕被人看见，亦是一乐。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时间拖得还长，真是旷日持久，其实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这里读书。但读了几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领导上发现了我在艾家宅大读其书，还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生活上，罗店要比奉贤那边好得多了。下乡后，常听农民们说，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镇，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罗店居四大名镇之首，商业发达，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们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这里农村用的是井水，镇上还有自来水，不会有严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没有血吸虫，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过冬时，贫协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镇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着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脱离群众，而在奉贤时，因为附近镇上没有澡堂，农民冬天都不洗澡，我们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时回复旦再洗。 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受周同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技工，蔡祖泉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在电光源的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同学所接受，到得6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 第二部分 复旦园里炮声隆 既然明白了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高领导的意图，而且在揭批复旦党委的行动中已经尝到了甜头，造反派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在杨西光和复旦党委还没有倒台之前，向上海市委的进攻便开始了。市委相继抛出了挡在第一线的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文教书记杨西光和市长曹荻秋，但是仍没有阻挡住造反派的攻势，最后，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被打倒而告终。 当然，打倒上海市委并非复旦造反派一家所为，各学校各系统的造反派都出力参与，特别是“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时，高校红卫兵运动锋芒正盛，冲冲杀杀，还是走在前面，而在上海高校中，复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上海市委一倒台，就出现了权力真空，造反派自以为是有功之臣，按照“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古训，他们就开始夺权。这个全市性的夺权行动，发生在1967年1月份，由《文汇报》开的头，马上席卷全市，号称“一月革命”。“一月革命”很快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人民日报》还在1月2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于是，由上海刮起来的夺权之风，马上就席卷全国，接着就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何以要用这么长的标题呢？因为它想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肯定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另一方面又要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这种强调并不是无因的。实际上，当时的局势，已经激起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权力欲望，“抢权”之风很盛。有些组织，有些山头，争相去占领办公室或者去夺取公章，于是，“夺权”又变成了“夺印”，仿佛只要占领了办公室、夺得公章，就算夺取到了权力。红革会就曾抢先把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十个区委、区政府的公章全都夺来，装在一个书包内，背在一个头头身上，算是夺得了上海党政大权。 这种夺权闹剧，同样在复旦上演。“过河卒”小组在《在转折点上》这张大字报中批评道：“有的同志在促进大联合夺权：他们找了一些造反派代表把系办公室的钥匙、电话机、印章从过去曾经是‘老保’的同志手里拿过来，认为这是夺了一个系的权。有的同志把班级里曾经是‘老保’的学生干部‘罢’了‘官’，选了新班委、支委，认为这就夺了一个班的权。还有的同志正在联络各个造反派组织，要各组织派代表协商，一起去接管党委办公室，把党委的大印拿来，认为这就夺了复旦大学的权。”“还有少数打着‘造反’旗号的人，‘接管’了××大楼，就拿那里的沙发、摩托车供自己享用，拿国家的钱挥霍浪费，这种为小团体私利的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夺权，是‘败家子’的夺权，结果败坏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情景，难免使人想起了阿Q的革命。当然，两者还是有些不同：阿Q要的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女人，还有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同时要处死他所不满意的人；造反派要的是办公室、大印，但同样要排斥和打击别的造反组织的人。而且，阿Q只不过是在幻想中革命，造反派则在实际行动中，已接触到权力的边缘。然而，阿Q式的革命，实际上正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的缩影。 毛泽东是与鲁迅同样深谙中国国情的人。所以当上海市委倒台之后，立即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组建上海新政权。这个政权先是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为的是要继承工人阶级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传统，但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相适应，毛泽东亲自将它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但正当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在积极筹备，张春桥马上要夺得上海市第一把交椅之时，却发生了炮打张春桥事件，炮打的基地就在复旦园里。炮打失败之后，就开始了“反逆流”斗争，新的政权将“炮打张春桥”事件说成是“反革命逆流”，对反张的造反派头头进行长时期的批判、斗争。然而这样一来，又激起了一批人站出来进行反“反逆流”的斗争，一直发展到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然后又是镇压、斗争，一直到“四人帮”垮台。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复旦的运动可以说有九年半时间是在与张春桥的纠葛中渡过的。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复旦“孙悟空”战斗组发动的。 1967年1月23—24日，“孙悟空”小组在复旦校园里，在南京路、西藏路和淮海路等闹市区，刷出了醒目的大标语：“警惕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接着，又贴出了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醒目的大标语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则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张春桥的怀疑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我曾问过“孙悟空”小组的负责人胡守钧：“你们是怎样怀疑起张春桥来的？” 胡守钧说：“是从上三司赵全国问题上开始怀疑的。”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春桥的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院里曾经叛变，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狄克……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用。 1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又如第9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了6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们只好转而到清华去找蒯大富，蒯大富倒是坦诚相告：这个特急电报的确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发，你们不要告状了，赶快回去罢。 于是他们铩羽而归。 反“逆流”与反“反逆流” 对于这份“一?二九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至今尚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张春桥自己写的，根本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就在上海本地发出，只是中央文革事后承认罢了；有说是张春桥写好之后，发给王力，由王力交给江青、陈伯达定稿，马上发回上海。但这些说法，只是描绘出张春桥自保之情和惶急之状，仍未能判定其为伪造。因为不管这份特急电报是怎样出笼的，既经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可，也就算是他们直接所发的了，必然能产生相应的效力。而实际上，这份电报在当时也的确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一下子就把“炮打”的风潮压了下去。 “炮打”失败，世情大变。 原来，复旦由于造反派势力大，党委垮得早，因而被称为“解放区”。徐景贤在下决心造反之前，还曾到复旦来取过经，在他宣布造反的12月18日大会上，郭仁杰公开号召大家到复旦来学习，的确曾引来不少单位的人群。复旦的造反派也以先觉者自居，到工厂、到社会上去鼓动造反，人们都以尊敬的口吻称他们为“革命小将”。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下达之后，他们就被视为罪人，被围攻、被驱逐，一个个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而在校园里，也充满歧视的眼光，反差之大，使他们感觉到世态炎凉。 这时，张春桥就“炮打”问题，发表了三点指示：一、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二、对于一般的红革会战士来说，不是请罪的问题，而是造反的问题，要请罪的不是广大战士，而是少数头头，责任在于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三、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战士要造反，就要彻底肃清少数头头在这次事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张春桥的指示，为反“逆流”运动定下了调子：一是说明了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要彻底肃清其“恶劣影响”，也就是说，要大张旗鼓地加以整肃；二是把打击目标集中到少数头头身上，鼓励红革会战士从内部进行造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思想。 当时，上海红卫兵运动的中心在复旦，“炮打张春桥”的头头也集中在复旦，于是复旦的运动就进入了反“逆流”阶段。 开始，是发动各造反派组织的群众从内部反。红革会内部成立了“新复旦红革会临时接管委员会”，接管了原红革会勤务组，并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红革会某些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誓师大会”。红三司连日召开整风大会，统一思想，连续发表声明，表态拥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批判炮打头头。连顶得很厉害的东方红公社，也发表了《坚决执行五点指示的声明》。于是，对于“炮打”头头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开，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就像不久前他们批斗“走资派”一样，有些人身上也被挂了牌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我家。但过去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可见风水之轮转还是需要一些时日的，现在这一转，只有一两个月之隔，实在有点使人眼花缭乱。 但造反派毕竟是一起冲杀过来的，他们自称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且这些头头们既建立了威信，要从内部打倒他也不是易事。许多群众并不认可新头头，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投机性。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冒过风险，只不过是乘机捞一把，故谓之曰：“捞稻草”，常常用大字报或漫画加以讥讽。即使被树为全市红卫兵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司令陈敢锋，也不被老红卫兵所看重。在张春桥们看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只有一个陈敢锋没有参加炮打，难能可贵，所以将他作为红卫兵唯一的代表，安排为市革会委员，后来又提拔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是，陈敢锋之没有卷入炮打事件，纯属偶然。在炮打誓师大会之前，他曾问过安文江对炮打的态度，表示要跟安文江采取同一步调，但陈敢锋外号叫做陈看风，一向投机，安文江怕他临阵出卖，没有告诉他真情，倒是保全了他。所以陈敢锋的没有参加炮打，并非有什么“坚定的立场”，而是不为人所看重的结果。 既然造反派对于老头头总还有一股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台上有时批斗得很激烈，而台下却对他们还是很照顾，而新头头却树立不起威信来。对于这种情况，张春桥们当然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不能斗倒老头头，而且也无法开展工作，必须派人下来整治才行。于是，在3月4日红革会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反革命逆流大会”上，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派郭仁杰回到复旦主持工作。 郭仁杰所主持的工作，当然是反“逆流”工作了。 但这是一件极其难办之事。上海的红卫兵虽因“炮打张春桥”而受挫，但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之中，刀势未老，锋芒犹盛，毛泽东也尚未说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所以红卫兵运动虽然招怨，但《人民日报》在4月2日还是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在指出“革命小将”的缺点错误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并且针对那些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人说：“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下，要郭仁杰来主持针对“革命小将”的反“逆流”工作，无疑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 但郭仁杰还是兴冲冲地来了。因为他这次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君临复旦，一言九鼎，威风凛凛。 郭仁杰一到复旦，照例少不了许多捧场的。不但想做官的围着他转，就是那些不相干的家属在路上碰到他，也会说几句奉承的话，说得郭仁杰乐滋滋的。哲学系的“八一铁军”战斗组贴出了拍马的大字报：《郭仁杰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吹捧郭仁杰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抵制周扬的教育黑线”的模范，是“与杨西光、陈传纲、刘振丰、胡曲园都进行斗争”的英雄。此后，这类捧场大字报还接连不断，捧得郭仁杰有点晕晕乎乎，根本就听不进不同意见。 而在复旦，反“反逆流”的力量却非常强大。开始是暗中抵制，但很快就转为公开对抗。 “过河卒”率先贴出大字报：《在转折点上》和《再论在转折点上》，他们根据《红旗》杂志近期发表的《关键在于大联合》、《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和《论革命的三结合》等社论精神，认为目前的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狠抓干部问题，为革命三结合夺权作好准备，而“反逆流”斗争应当服从这个大方向；同时还批判了“复旦情况特殊论”，指出那种借“反逆流”来打击革命小将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接着，“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贴出了呼应的大字报，“金猴”在《我们的看法》中，提出了“对我校前一阶段运动的估计”，全面否定郭仁杰的做法，并指名要郭仁杰就“过河卒”的大字报表态；“迎春花”则贴出《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和《我们老造反要讲话》等大字报。一时间，抵制“反逆流”斗争的言论和大字报充满复旦园。 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行动失败之后，张春桥派郭仁杰到复旦主持“反逆流”工作，即是镇压参加“炮打”的红卫兵，此举遭到复旦师生的坚决抵制。“过河卒”、“金猴”、“迎春花”等战斗组联合组织了“八?二五串连会”，专门从事反对“反逆流”工作。图为“八?二五串连会”的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起：王之平、邱励欧、邢维、王文英；二排右一：钱乃荣，中：吴中杰，左二：安文江；后排右一：肖昌雄，右二：周谷声，左一：王志惠，左二：方农。 但郭仁杰根本不把这些意见放在眼里，他在登辉堂公开向全校师生员工宣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要过万重山。”并且在私下里布置，要揪“过河卒”的后台。这样，事情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在权势的影响下，当然会有人出来呼应郭仁杰，比如，化学系就出了个“轻舟”战斗组，写出《“轻舟”要过万重山》的大字报，从标题上就可看出，是照着郭仁杰的调子唱歌的；但被讥为“猿声”的人们却被激怒了，由胡守钧挑头，包括“过河卒”、“金猴”、“迎春花”在内，组织起一个“八?二五串连会”，八?二五者，纪念1966年8月25日戏剧学院大串连也。 阵势已经拉开，双方处于公开顶牛阶段。 开始还只是在大字报上表态、呼吁，后来发展到在会场上抢话筒辩论。在“史红”战斗组1967年5月编印的《复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选》里，还保存着一份《郭仁杰“五?三”在复旦大学大礼堂的报告》记录稿，从中还可以看出一些实况。现摘录一段如下： ……今天下午，晚上，星期五一天，安排时间对四月份工作作一总结，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方法对四月份作总结，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考虑。（戳一枪：总结不出来怎么办？）为什么总结不出来？当然做得出来，做了工作就总结得出来，不做工作就做不出总结来。（戳一枪：那么只能少数几个人总结，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事情做。）大家一起来总结，从小班开始，（吵……大会主席：请大家不要打断，有什么意见，老郭讲好再提。）全体同志都可以参加这个总结，希望总结不要发展无原则的纠纷。（胡守钧插话：请讲清楚一些，什么是无原则纠纷？）有人要搞无原则纠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原则纠纷就是无原则纠纷，其实大家心中有数。（王志惠：据说有人问老郭，什么是老保翻天，老保翻天就是老保翻天。吵……）大家自己心中有数，可以自己考虑，为什么一定要讲？（哄笑）你以为我是搞无原则纠纷，你也可以指出来。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戳一枪：那么辩论！）有一定时间给大家辩论嘛！现在让我讲完好不好？（戳一枪：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四月份的工作估计就是这样的。…… 我记得现场上还有更激烈的辩论场面，胡守钧辩论得性起，把外套也脱了下来，冲上去抢话筒。但这份记录稿上没有写出，不知是记录者的疏漏，或者是发生在另一次大会上。但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顶牛状态。 不过要说郭仁杰根本不抓三结合问题，那也不然，只是步子走得很乱，他一会儿成立“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一会儿又成立“反逆流指挥部”，总之是想撇开原来那些造反派头头，要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能听他指挥的权力机构，但是处处遇到阻力。他也知道，三结合的一方必须是原来的干部，即所谓“革命干部”，但他不是在普遍解放干部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选择，而是由他自己选定一两位进行结合。可惜他选得并不理想。 他的首选对象是原党委副书记葛林槐。平心而论，郭仁杰作此选择是有他的理由的，并非如对立派所指责的，纯属私人交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葛林槐并非杨西光的亲信，认为可以分化出来。但葛林槐一向很左，左得非常固执，而且办事很小家子气，这样就非常不得人心，在党委里是群众意见较大的一个。比如，1955年章培恒被打成胡风影响分子，照当时的政策，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的，但葛林槐坚持要开除，别人想保都不行。此类事情一多，民愤自然就大了，郭仁杰提出首先解放他，要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群众当然不会支持。反对派马上组织了一个“打葛纵队”，谐音为“打狗纵队”，专门对着干，要批判葛林槐。而葛林槐也实在不争气，弄得洋相百出。比如，4月26日党委常委开思想交锋会，打了两次电话通知葛林槐，他都不到会，红卫兵上门去催，发现他躺在床上，以手遮面，说是生病了，问他是什么病，说是发高烧，问看了医生没有，说昨天去看了，药瓶还在台上。红卫兵要陪他到保健科去看病，帮他穿衣，拖了半天不肯起来，红卫兵就请医生来出诊，这医生也是被他整过的，当然不肯帮他的忙。先是查看病历卡，证明他从3月22日以后就没有看过病，说昨天看了病，显然是撒谎；再量体温，只有36.6度，说发高烧，也没有根据；听了心肺，也都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病。于是红卫兵就指责他装病，要他去开会。但葛林槐就是不肯去，帮他套上衣服的袖子，他就拉掉，抱他起来，他再躺下，并且大哭大叫：“我准备被打倒！”“你们把我丢到河里去好了！”还威胁那位医生说：“你这样对我，是没有好处的！”这一场景被“打葛纵队”在大会上报告出来，并用大字报公布，葛林槐就成为态度恶劣的典型，解放、结合云云，也都无从谈起了。 这样闹了几个月，郭仁杰渐渐转为劣势，被当作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了。这一形势的转化，使复旦的老造反们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斗争是有成效的。其实，郭仁杰的失势，并非因为反“逆流”遇到了阻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张春桥的缘故。 张春桥最恼火的，是郭仁杰把他内部讲话公开出去了。张春桥在一个内部小会上曾传达过毛泽东的话：“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红革会这笔账是要算的。”然后叮嘱道，此事不得外传。但郭仁杰为了说明自己主持的反“逆流”斗争来头很大，就把毛的话说出去了。反对派指责郭仁杰伪造毛主席指示，郭就说是张春桥说的，弄得张春桥非常被动。 其次，郭仁杰到市革会教卫组之后，想把红革会的队伍重新拉起来，说是别的红卫兵组织都有全市的总部，红革会也应该恢复总部。在他，是要拉一支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对张春桥说来，红革会无疑是一种异己力量，这支队伍好不容易才打散的，怎可让他复活，此举实乃大忌。 再则，在工人的队伍中，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简称“上柴联司”）是一支与工总司对立的力量，王洪文制造了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武斗，带领工总司的大批人马将它砸烂、踏平，但郭仁杰却表态支持上柴联司，这当然也为张春桥所不满。 有此数事，张春桥就不再见他。郭仁杰本是靠着张春桥的力量办事的，一旦失去张春桥的信任，命运就要逆转了。 但张春桥的态度，学生们还并不清楚。最先起来批判郭仁杰的，是他们内部人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王承龙是市委一份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在联络站内有相当的势力，并没有把郭仁杰放在眼里，而且正在与徐景贤争权。所以一摸到张春桥的态度之后，就组织会议批判郭仁杰，绕过徐景贤，直接向张春桥汇报，说郭仁杰是上柴联司的黑后台，并设立了“郭仁杰专案组”。徐景贤和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程绮华还想保郭仁杰一下，把他送进上海公费医院治病，因为他有肾结石。但这消息却被上海工学院的造反派知道了，就冲到医院把郭仁杰抓走，隔离起来，加以批斗。后来查出他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这在当时被认作是流氓行为，就被当作流氓来鞭打，打得郭仁杰难以忍受，就跳楼自杀了。 郭仁杰一死，反“逆流”斗争也就破产了。 据说，在郭仁杰被抓时，徐景贤曾要求张春桥出面将他保出来，但张春桥不表态，他其实是要假手红卫兵除掉郭仁杰。除掉郭仁杰，对张春桥有两个好处：一是清除了一个能够再拉队伍与他对抗的隐患；二是可以消解因反“逆流”而引起的怨愤。 郭仁杰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次炮打张春桥 但红卫兵与张春桥的矛盾并没有缓和。有压迫，必有反抗；压得愈紧，反弹的力量也愈大。反“逆流”反得太厉害了，积压的怨愤也就更多，并不是牺牲一个郭仁杰所能消解得了的。 本来，群众的反张情绪是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硬压下去的，如果张春桥聪明一点，适可而止，局面也许还可以稳定得住，无奈他是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人，对于反对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整再整，整个没完没了。表面上张春桥的威信愈来愈高，人人谈“炮打”而变色，但实际上危机四伏，人们背地里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反张情绪有增无减。所以，无论后来的触发剂是什么，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是迟早要爆发的，这其实是张春桥自己造成的恶果。 还在第一次“炮打”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复旦就有人在大字报中借用鲁迅的话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年之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主战场仍在复旦大学。 不过第二次炮打，远比第一次炮打的情况来得复杂。第一次炮打失败之后，张春桥们扬言要抓黑后台，其实那时倒并无什么人在幕后指使或煽动，完全是在新的权力分配的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潮在作怪。而第二次炮打则不同了，明显有上层的线通下来，而详情细节一直没有披露，至今还是个谜。 但风源来自北京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有三条线路通下来： 一条是经过《文汇报》北京办事处，通到《文汇报》革命委员会主任朱锡琪那里。《文汇报》北办主任艾玲是个通天人物，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曾为江青、张春桥搜集过许多情报，后来又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她的丈夫又是部队里的高级军官。当时就听说，艾玲用保密电话给朱锡琪通了消息，朱锡琪召集《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开秘密会议，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写出《十个为什么》传单，用大字印出，广为散发和张贴。其内容大致是说：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3月27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会的报道中，张春桥为什么没有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虽然没有点名，但矛头直指张春桥。最后提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区别于过去所提的“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另一条线是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通到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队”。二军大当时分为“红旗”、“红纵”两派，“红纵”在北京要打倒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上海则支持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造反派，支持上海夺权，因而参加上海市革会的活动，而“红旗”则是保邱会作的，在上海却受到张春桥的排挤。到得4月初，“红旗”却忽然活跃起来了，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无革派”）的名义，到处刷大标语，如“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等等。杨、余、傅是指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3月份刚刚被打倒，北京提出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上海一些敏感人士认为这个黑后台就是指张春桥。 还有一条线，是由《人民日报》记者通到复旦红卫兵组织。4月初，《人民日报》派了两个记者到上海，都是复旦大学提前毕业的学生，一个原属红革会，一个原属红三司。原属红三司的记者是“过河卒”小组成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到上海后先来找我，告以陈伯达到《人民日报》指示工作时，说了一些不利于张春桥的话，这些话当然是暗示性的，但大家都听得出来，矛头是指向张春桥的。这种表达方式，是当时领导人的一种说话艺术。既豁出了翎子，又不落言筌，万一事情不成，别人也无法追究他的责任，他可以说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革命群众”也锻炼得很善于察颜观色，领会言外之音、字外之义。上面翎子一出，下面闻风而动，北京反张的空气已经很浓了。 我问他此次到上海有什么具体任务，他说没有明确指示，只是要他们了解基层情况，组点稿子。我立即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派他们来向上海两大红卫兵组织传递信息的，只是领导上不肯明说罢了。北京这股反张热流，必然要南下上海，而且指日可待，不会太久。我们必须赶快拿定主意，作好准备。 我们在“文革”开始以来将近两年的经历中，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深感自己不过是供大人物驱使的喽啰。大人物在云端里指挥，小人物在地面上大战，打得汗流浃背，头破血流，自以为英雄，其实不过是傀儡。斗赢了，无非是为上面大人物的高升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小人物除了受几句夸赞之外，得不到什么实惠；斗败了，却就是反革命的罪名，身败名裂，而大人物则依然无恙，双方仍皮笑肉不笑地握手言欢。 既然已经悟到这一点，当然就没有劲头再来做傀儡了。我们决定这回要做个看客，只看看热闹不再卷入即将掀起的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热潮。次日，约“过河卒”成员在共青苗圃碰头，我将这层意思说了，大家都很赞成。我们还特别叮嘱安文江，要他稳住阵脚，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文江是红三司司令，在当时是个风云人物，这么大的事体，别人肯定要找他，他又好激动，一激动起来就冲到前面去了。所以要想不卷入，先得把他稳住。 果然，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热潮很快就形成了。4月10日，二军大红旗造反队的大标语就刷到复旦校园里来了。但他们始终只刷些暗示性的标语，既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也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表现得神秘兮兮的。但愈表现得神秘，愈能刺激人们的想像力。关心“文革”动态的人都知道二军大“红旗”与邱会作的关系，也知道邱会作是林彪的亲信。那么，二军大“红旗”出来反张，是不是反映了林彪的态度呢？如果林彪、陈伯达都在反张，那么，张春桥不是倒定了吗？ 于是，复旦红卫兵也贴出了大字报。虽然由于第一次炮打失败的教训，使得他们表现得相当谨慎，但是愤火积压已久，有了适当的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虽然都没有点张春桥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张春桥的。这时火上浇油的是，《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十个为什么》的出现。红卫兵消息灵通，知道他们有通天人物。在分析各种动态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反张之风，是从中央刮下来的，打倒张春桥的时机已到，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4月12日早晨，当人们从宿舍区走向复旦校门时，就看见围墙上有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满世界了，而且还不断地在增加。复旦的红卫兵们怀着深仇大恨，全面出动，在市里通衢要道，在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主战场当然仍在复旦，市民们纷纷涌向复旦园。到得10点钟左右，复旦园的几条要道便挤得难以行走了，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不过，胡守钧一派这次倒没有参加炮打。因为这时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复旦，在这之前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将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隔离起来了。“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突击队乘乱冲进隔离室将他们的司令周谷声抢走，胡守钧也走出隔离室，宣布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消息，更给节日的人群增加了欢乐气氛。 “过河卒”和安文江因为没有明确表态，成为人们追踪对象。有些人向我们探听消息，有些人要我们参加炮打。我们还是抱着老主意：做个看客。但是树大招风，安司令是上海滩上的名人，“过河卒”是有名的战斗小组，在这样大事件面前，要回避也不容易。这时，二军大《红旗》已经派人来找安文江了，名曰访问，实则煽动。我们怕安文江头脑发热，就带着他出去躲避。先是全组集中到我家，那时我家住在淞庄，离校本部很近，马上就有人找到我家来了，我们赶快转移到和平公园，在那边一直呆到傍晚。等我们回校时，第二次炮打事件已经结束。军宣队原来一直旁观不表态，他们的负责人方耀华以微笑来回答别人的询问，弄得别人更加怀疑，这时却出来传达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 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于是，校园里又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与我们上午离开时那番热烈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人们心中的疑团并未消散。李作鹏只是个海军政委，并非文革小组成员，当时也还不是中央大员，为什么要他出来表态呢？而且与上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也并不强硬，有些话还说得非常含糊。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李作鹏是林彪的亲信，林彪为什么那么快就转变态度？但这一切都无法深究。反正大家都明确一点：第二次炮打又失败了，等着挨整吧！ 不过这一次倒没有再搞“反逆流”。当然不是李作鹏说了“不要搞反击”就能起作用的，想来另有原因。近来看了一本“文革”回忆录，才知道还是毛泽东特地把张春桥找到北京，下的指示：“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 但张春桥并不是一个宽容的人，他表面上虽然也只好说“炮打”的账不要算了，其实，在内心里对这些炮打的人慨得咬牙切齿，只是需要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不久就来了，那就是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第三部演分 按照剧本排演生活 这个题目实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说的却是事实。 稍知文艺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观点。我一向相信这个论断，也经常在课堂里加以宣传，却不料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创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编造好的剧本来演示，而这个剧本，却又是拙劣的仿制品。 张春桥碍于毛泽东对于“炮打”事件所作的“无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后，一时不好发作，但凭他的强烈报复心，此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红革会的账一定要算”，是他们内部的共识。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他揪出来大打特打的，却不是“红革会”，而是“胡守钧小集团”。这事看来有点奇怪，其实却反映出张春桥们的工于心计。盖因“红革会”被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点名之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炮打张春桥的代表，如果将他们作为反革命集团大整起来，不但外界多所议论，而且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实际上，“炮打”的罪魁祸首却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战斗组，这一点，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晓得，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所以选择“胡守钧小集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最为相宜。何况，“红革会”人多势众，打击面过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钧这一派人数最少，对他们动手，也符合“打击一小撮”的要求。 但是，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来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显，而且也难以定案，必须另找名目才行。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有篡党夺权之类，但胡守钧们又没有此类罪行，于是只好胡编乱造一些剧情，大小事情都往这方面挂靠，迫使被整者承认，要他们在生活中演出剧本中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剧本不是原创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语调和场面，只不过把其中的人名更换一下而已，这就显得格外滑稽。如果要说有什么创造的话，只不过是移植了别的剧本的情节和人物而已。例如，我这个“刁德一式的黑谋士”的角色，就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搬过来的，但同时又要我兼任“长胡子的角色”，则是根据张春桥要抓“黑后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于这两个角色并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逻辑，则在所不计也。所以这模仿实在过于拙劣。 但我们却只好按照他们模仿、拼凑出来的剧本来演戏，不是在戏剧舞台上演戏，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戏。当我发现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戏时，很有些愤慨，但事后略一涉猎中国文网史，却发现此类故事有着相当的普遍性。我本想对这个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写，以为或能有助于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看一个冤案是怎样罗织成的，但当时的众多演员都已星散，有许多已经出国定居，无法寻访了，于是只好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写一点自己的感受。 淘金者眼中的火鸡 1970年，春节刚过，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复旦园。“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要在复旦大学搞试点，抓典型，然后推向全市。于是复旦再次成为上海政治运动的中心，成为市民们目光凝注的焦点；复旦师生员工们的压力也特别大。节日的余温立刻一扫而光，拜年时留下的笑容陡然冻结在面孔上，瞬间又化为惊惶的表情。 何谓“一打三反”？当时就有点模糊，至今我仍讲不出它的全称。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打击方向是很清楚的，当时掌握复旦生杀大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扣发曾以明确的语言宣布：这场运动是要打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头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团情况，零星的反革命分子还不算在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总共不过万把人的学校，能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吗？而且还是新生的？然而脑子里打着这种问号的，大抵都是书呆子，他们犯了知古不知今，知常不知变的错误。要知道，那年月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讲得人们昏头昏脑，停下课来年年斗、月月斗，斗得大家眼睛发红，只要上峰一指点，有些人就会产生幻觉，在眼前幻化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来，就像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淘金记》中那个饥荒了的淘金者，眼睛一模糊，就把他的伙伴幻化为一只火鸡，并且想要把他打死来充饥。至于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的头头们，由于官运相关，前程所系，更是打得起劲，抓得过瘾。他们此刻的心情，有如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阿Q，一门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个的，至少不能输给那个不起眼的王胡，否则就有点“太妈妈的”了。于是，在这“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丽国家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到处都冒出许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常常埋怨我们的机构办事效率太低，说它批一件公文要盖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公章，办一桩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载。这话自然符合实情，但万事不能一概而论。据我的观察，大凡要办成一件与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资、提职称、分房子，或者平冤狱、摘帽子、退还抄家物资等统称“落实政策”之事，那是办得很慢的，因为要慎重，不能草率从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云霓，却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阶级斗争，搞运动，整人关人等事，其办事效率却又神速得惊人，“最高指示”不过夜，上级命令马上贯彻，雷厉风行，遍地开花，几天之内，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全面地铺开了。 “一打三反”运动既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进展当然是神速的。市革会刚把“光荣任务”布置下来，复旦的头儿脑儿们马上就拟出了好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名单：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小集团、邹吴李小集团……还有一个叫做“为反复辟学会翻案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的“反复辟学会”专案组成员，因为不同意把“反复辟学会”定为反革命小集团，现在自己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了。这一着特别厉害，它无异于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警告：凡是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你们不能同情，对于我们的行动，你们不能有所异议，否则，也与他们一样的下场！ 而且立刻动手抓人。胡守钧被抓起来了，陈秀惠被抓起来了，王志惠被抓起来了，王华被抓起来了……有些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队员们带着市革会的公函和头头们的私信，昼夜兼程，采取行动。于是，周谷声从南京无线电厂被抓回，邱励欧从浙江乔司农场被抓回，肖昌雄从安徽天通军垦农场被抓回……对于他们，有些是智取，骗说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门来，就押上汽车开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绑押出农场，有如对付江洋大盗。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被抓、被关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复旦园内几乎每一幢楼都变成了牢房，学生宿舍、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到处都关着人，——甚至连放射性实验室也不空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并不允许任何机关学校私设牢房，但他们这样做却也并不违法，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拘留或关押，只说是隔离审查，因此也就不能说复旦私设牢房，只不过有许多临时隔离室而已，——虽然有些隔离室是“临时”到一年以上的。 可见中国的确是个文明古国，单是文字游戏，就远非洋鬼子们所能及。只消把关押、拘留说成隔离审查，把抄家说成是保密检查，就与法律无涉了；只消把失业改称待业，把涨价改称调价，性质也就完全不同了。何况，脑子里装满法律观念的，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臭毛，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律，这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确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那时讲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斗争和专政的需要，别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让路的。 可惜那时我对这些道理还没有参透，看见那些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之事，难免要腹诽。而且每每发为议论，于是就成为反动言论，最终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军宣队的人常说：“我们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这些有花岗岩脑袋的人斗过来！”此话不假，我后来就通脱得多了。一则是见怪不怪，二则也就因为七斗八斗，斗得脑子都有点麻木了 1970年的春节，我是在南京过的。头年秋天，内子高云响应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关于“四个面向”的号召，与一批中学生一起，到黑龙江瑷珲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去了。所谓“四个面向”者，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之谓也，说起来蛮好听的，是革命措施，所以报名者甚众，——其实不报名也不行，工宣队总要动员得人人都报了名才肯罢手，——到后来才发现，此乃张春桥的一条诡计，他是要把许多碍眼的干部都赶出上海，以免妨碍他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意思，所以高云也高高兴兴地奔赴边疆，自以为是响应革命号召。两岁半的女儿暂时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参加第二批“四个面向”队伍到黑龙江时，再带她一起去。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所以春节就到南京去看女儿。春节前动身时，复旦园还相当平静，春节后回来，复旦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是乘坐夜车返沪的，早晨才回到复旦，睡了一会，已是中午。正在吃着午饭，两名工宣队员绷着面孔直挺挺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吴中杰，领导上派我们来对你进行检查。” 哪个机构的领导派的？为什么要检查？有没有搜查证？ 这些在当时都是不能提问的问题。一问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而且我也不想问，要查你查好了。对于这种妨碍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违法行动，几年来见得多，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愤慨了。特别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队刚进校时，就来了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9月5日对全校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不但翻箱倒柜地查遍每个教职员工的家，而且对每个学生的衣物书籍都倒腾一遍，也就给人以一视同仁的感觉。工宣队的本意也许是要给这些臭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殊不知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百以后，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倒反而减轻了。 然而这次不同，是重点检查，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了。我表现得很坦然，因为自信并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记、书信之类，早在“文革”开始时就烧光了，后来随收到信件就随复随烧，有许多人不就因日记、书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吗？谁知道他们拿去会怎样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呢？索性烧光，就令其无章可断。果然，两名工宣队员查遍我家所有的东西，一无所获，悻悻然而去。 但他们一走，我内心却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又受到搜查，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这场新的运动中，我已被列为打击对象了。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整我？却心中无数。我到校园里兜了圈，想了解些动态，但大家神情都很紧张，不愿与我交谈，即使平时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对我这个危险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了。我不愿牵连别人，还是不与人家接触为好。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话当然自有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是否犯了罪，是必须有可供衡量的是非标准和法律根据才行，而在当时，一切准则都被打乱，道德和法律均被践踏，人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规，有什么罪名会飞到自己头上来呢？君不见有些人昨天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今日却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话昨天还称作革命指示，今日则已成反动言论乎？我倒相信另一条俗语，叫做“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既然工宣队气势汹汹地来抄家，下面必有文章，需要十分小心才是。 搜查后的头几天里，倒还平安无事。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暂时宁静。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罗店去。其时全国都正在执行“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据说战争一触即发，各大城市都必须疏散，复旦师生就疏散到罗店一带。虽然罗店恰是交通要道，当年日本兵进攻上海，其中一路就从浏河登陆，经过罗店进军的，比起复旦所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来，罗店更不安全。但当事者似乎并无军事头脑，也不去研究历史、地理，只是为疏散而疏散，所以甲地的人疏散到乙地，乙地的人疏散到甲地，这就算完成了任务，否则，违抗“林副主席通令”，那就罪莫大焉。 罗店的气氛也非常紧张。本来，下乡劳动正是休息脑子的好机会，大家说说笑笑，较为轻松，但这时，人们都失却了笑容，紧绷着面孔准备战斗或者挨斗。没几天，复旦校革命委员会就在罗店剧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工宣队队长张扣发做报告。他把复旦描绘成遍地都暗藏着反革命，形势严重极了，说要发动群众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决不能手软。他特别点出了“胡守钧小集团”，说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团，要重点打击。胡守钧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过一个“孙悟空”战斗组，他本人外号叫老猴子，张扣发就把“胡守钧小集团”比作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来的孙悟空，说他们有些人已经钻到我们革命委员会内部，钻到共产党内部，是定时炸弹，非挖出来不可。“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扣发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个个挖出来，我们还要把他们后面那些额头上有皱纹，嘴巴上长胡子的人挖出来。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现在就有一个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师，是个刁德一式的人物，是为‘胡守钧小集团’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这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我们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王志惠几个人在阳澄湖一条小船上讨论建立反动政党的事，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是赶快缴械投降吧！同志们！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前几天，我们派人到他家去检查，什么也没有查到。这家伙嗅觉很灵敏，一看形势不对，头天晚上就大烧黑材料。其实我们早已把他的房子监视起来了，头天晚上半夜里眼看他在厨房里烧材料，但因为没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动手。这样的反动家伙，家里怎么可能没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这个家伙，不要以为查不到黑材料我们就整不了你，你走着瞧吧！” 这个呼之欲出的人物，许多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我。我自己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钧小集团”里整了。不过，我倒并不太紧张，却反而感到有点滑稽。张扣发所说的两条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能认真对待呢！ 首先，我根本没有到过阳澄湖，也就无从在湖上划船，更谈不到在船上讨论建党之事。船上开会建党，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做的事，这是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动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偏不。我照样读书，吃饭，晚上呼呼大睡，就像无事人一般。 终于，管辖我们小组的工宣队小组长刘家国耐不住了，第二天就来找我谈话。也许是张扣发等着他去汇报动态，他不能不找我谈话。 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 “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 “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孔，不苟言笑，原则性强极了。看来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非要选择一些狠天狠地的斗士，这才能贯彻他们路线斗争的意图。 那年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确很难。弄不好，就要惹火烧身。在1968年秋天那次“抗大学习班”上，我就亲身尝过味道。那是一个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本来不是清我的，因为我并无什么历史问题，也无现行罪行。学习班开始后，点了许多老师的名，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张世禄……要他们交代问题。他们从旧社会中来，上层关系又多，这就有得好交代了。这种交代，叫“洗手洗澡”，交代清楚了就可以“下楼”。因为都是陈年老账，他们在思想改造等运动中早已交代过多次，所以引发不起轰动效应。接着，清队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这一下就热闹了。揭发者指控某人是假党员，被揭发者则声称自己是真党员，双方正在大会上激烈争论时，清队组成员周某某站起来，抛出了几份调查材料，说明某人既然没有宣过誓，连介绍人是谁也成问题，所以就给他下了假党员的结论。接着是大字报贴满教学大楼，大标语刷满复旦校园，这个“假党员”就这样被揪出来了。但我听了周某某宣读的材料后，觉得此案难以定性。因为这些材料只不过提出了一些疑点，并不能证实他是假党员，当然，这位当事人的辩词也很无力，还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真党员。我的看法是：可能手续不完全，未必是假的，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凭这些不过硬的材料来下结论。但这种意见在当时是不能随便说的，一说便是破坏清队运动，而且人们也未必能接受，因为很多人只相信领导的话，并不去思考其中的是非曲直。 但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这使我很吃惊，也很恼火，马上站出来自我辩护，声称我的看法是合理的。这一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了，我变成了中文系清队的重点对象，许多原来与我较为接近的教师和学生都纷纷起来揭发我。总的罪名是：反对工宣队，破坏清队运动。最使我感到滑稽的是，我因为为他辩护而惹祸的那位“假党员”，也站出来激烈地批判我包庇阶级敌人，破坏清队运动。这种反戈一击的举动很受工宣队欢迎，当然，他自己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脱。 见过许多此类事件之后，聪明的人谁还愿意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呢？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狠批乱斗才能取得领导信任。 但这次运动来势太猛，很有点使师生员工人人自危，人们一下子还不敢太积极。 而且，驻扎在乡下，各生产队毕竟太分散，运动无法搞得轰轰烈烈，所以在动员大会之后没几天，全校师生一律调回学校搞运动。 校革会一声令下，大家马上卷铺盖、上汽车，别是一番战斗气象。谁也不敢问一问“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还要不要执行？随时准备打仗的战备措施怎么落实？好在教师学生们本不愿长期住在乡下，而头头们原也只是为了执行指示而疏散，现在既然有更紧迫的任务，当然就不管备战不备战了。 每次下乡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更衣，然后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但这次回校，我却享受不到这种小小的乐趣了。还在上车之前，刘家国就通知我，到校后不准回家，住在学生宿舍。所以，当教师们都拎着行李纷纷回家团聚的时候，我只好跟着学生上六号楼宿舍。我们一家三口人此时分成三处，上海只剩我一个人，回不回家原无什么关系，但此刻不准我回家，我倒很想回去看看。我借口拿换洗衣服，需要回家。刘家国虽然摆出一副很难看的脸色，但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放我回去。当然，他没有忘记派一个人跟着。 这个跟着我的人是一年级学生，我虽然没有教过他的课，但与他相处也有一年多了。工宣队进校后，说教师在一起干不出好事情，拆散了教师学习组，将教师都分配到各班级学生小组中去。这位同学不但与我在一个学习小组，而且还在一个劳动小组。去年夏天到上钢二厂战高温时，我们一起在转炉下清除钢渣。这是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工作，一不留神，便会被钢渣溅伤，甚至烧死，所以我们非得互相照应不可。他开始对我很严厉，日子一长，也就随和多了。在劳动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声：“喂！姓吴的，走慢些，我有话跟你说。”当时学生已不愿、也不能对我们叫“老师”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就叫“老吴”、“老王”，这位同学却是别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吴的”。 我吃不准他有何见教，只好洗耳恭听。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姓吴的，你不要以为这次劳动是随便分组的，我是工宣队特意派来监视你的。他们要把你分配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所以也就苦了我。刘家国交代的，说你是坏人，要我暗中监视。我跟了你三个月，发现你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我甚至对你有些佩服。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陷害你，但总得汇报些情况，你得心中有数。等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交朋友，但现在不能。工宣队总想要整你，不是我能说服得了的。如果一发现我与你亲近，他们马上会另调一个人来监视你，对你也不利。” 我虽明知工宣队对我很歧视，但以为既已整过一次，又整不出什么名堂，总该可以歇手了吧，没想到他们这样看重我，连特工手段都用上了。所以听了这些话，也还是微微吃惊。派来监视我的学生因为出身成分好，所以受到信任，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根据实际接触，对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承蒙他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很感谢他，但决不愿连累他，所以也不想与他亲近。这样，他一直担任着监视我的任务。随着我由暗中被监视转为明的被隔离，他也由暗的监视员变为明的看管员。 他一路上跟着我，保持几步的距离，别人既看不出他是监视我的，也不会疑心他是我的同行者。到家之后，我随手把门关上，想与他说几句话，但他马上把门打开，并警惕地到门外看了看，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不能关门，可能还有监视的人，也许有人会告密，说我们关着门说私房话。得敞开门说话，才不会犯疑。” 我很佩服他的见地。小小年纪，难为他想得周到。 我看见地板上有几封信，是我不在家时邻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赶忙拆开来看，有两封是朋友来信，无甚要事，一封是高云从黑龙江边写来的，说他们在严寒中战天斗地的情况。她革命热情很高，要我争取尽快到黑龙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时已成阶下囚，别人早已不承认我是革命群众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过信，照例要撕毁，但被这位同学制止了。 “不能毁！刘家国特地要我看看有没有信，有信要交给他。” 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过宪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这时连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讲了，他们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动，还谈什么通信自由呢！何况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谁敢抗议就罪加一等。事情颠倒到这个地步：捍卫宪法者有罪，践踏宪法者执法，复有何说！我只苦笑一声，把信交了出去。 他接过信去，说道：“这次运动来势凶猛，非同小可。胡守钧案子是全市重点大案，工宣队把你挂在这个案子里搞，是决心要把你整倒，使谁也不敢讲话，要逼得大家都揭发你，使你众叛亲离，在精神上压垮你。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自杀。” “我干么要自杀？死了就搞不清问题了。我还得活着看看事情的结局呢！” “这样就好。我仍旧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随着你问题的升级，我也只得跟着骂你，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单独谈话的机会了，你自己珍重！”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我的脸上被随意涂上白粉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这人又是工宣队依靠的对象，是监视、看管我的红卫兵，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家里不便多留，我简单地拣了几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学生宿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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