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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的30个历史关键》 第一章 铁屋子被打穿 一、罪恶的“贸易” <h3>鸦片之祸</h3> “神花”，这是古埃及人对罂粟花的尊称。罂粟，这种原生于地中海东部山区及小亚细亚、埃及等地的神奇植物，人类从青铜时代就已经认识到它的药用价值。然而，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江河日下的晚清中国来说，罂粟烈焰般燃烧的美丽背后，是罪恶，是贫穷，是死亡。 清朝道光年间，在广州珠江入海口，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海面上游弋着清朝水师缉查鸦片走私的巡逻艇，艇上都有武宫和十兵。一艘小船开到巡逻艇旁边，船上的外国商人立即向巡逻艇上的武官扔去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小包。武官熟练地伸手接住，掂掂分量，装进了口袋，然后挥手吆喝声“上船检查”，带领几个士兵走上小船，装模作样地检查一番。他们脚下踩着鸦片箱子，面前堆着装满鸦片的大包，嘴里却说：“没有鸦片，走吧！”便放小船驶向广州去了。 有时，还可以看到装满鸦片的走私船插着“粤海关”的旗号，神气十足地直接开向广州，水师巡逻艇的武官根本不敢过问。他们知道，那些商人已经花钱贿赂了他们的上司。上司允许人家打出自己的旗号，下级也就装着没看见，随它通行无阻了。 这就是当时鸦片走私“贸易”的真实情景。那些外国商船主要来自英国，还有美国和法国。 鸦片又叫“阿芙蓉”“大烟”或“烟土”，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少量服用有镇痛、止泻、止咳作用，可一经吸食，极容易上瘾，慢慢地，人变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成了“大烟鬼”。严重的可以导致死亡。 英国占领印度以后，强迫当地人民大量种植罂粟，制成鸦片，再由英国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集中起来，用大船运到中国销售。清朝政府虽然多次颁布过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腐败无能，不少官员依赖鸦片来消磨荒淫无聊的寄生生活，很多官吏接受内外烟贩的大量贿赂，鸦片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鸦片走私的主要口岸广州，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差役、兵丁，包括负责对外贸易和缉私的粤海关总督，大多和烟贩沆瀣一气。北京的朝廷贵族大臣，也因为从广州等地官吏那里收到大量贿赂，对鸦片走私视而不见。清朝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 <h3>挑起战争</h3> 清王朝一直采取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规定除广州以外，不许外国船只到其他沿海口岸进行贸易。这样英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远远不能达到他们向中国销售工业产品而牟取暴利的目的。于是，谋财害命的鸦片烟，就成为它们向中国输出的“拳头商品”。 1800年，鸦片输入还只有4500多箱，以后逐年猛增，到了1838年，就增加到4万多箱了。清朝每年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还不够抵偿鸦片的价值。到1835年，中国已有200万人吸食鸦片，每年白银外流420万两。鸦片既害了中国人，又给清朝的财政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人们把鸦片走私商人查顿等叫做“铁头老鼠”，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外国奸商的丑恶嘴脸。 但是，像“铁头老鼠”那样进行走私活动，只能开掘一个钻进中国的窟窿，而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早已感到不满足。为了扩大超额利润和财政收入，他们开始策划挑起战争。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让公司的广东职员林赛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号船的船主，派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当他的助手，通过各种方法到中国沿海侦察。胡夏米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信说，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够对付中国了。他建议船上载运600人，以炮兵为主，以便进行陆上作战。巴麦尊接受了胡夏米的意见，一方面极力主张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对英国政府派到中国管理英人对华贸易的商务监督律劳卑下令：一要大力推销鸦片，不要干涉鸦片走私；二要开辟商埠，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发展英国的商业势力；三要在中国沿海找些海军据点，以便作为基地，在发生敌对行动时，保证英国海军的安全。可律劳卑到广州后，还没来得及实现武力挑衅就病死了。他的秘书杏理·义律继任。这足见在罪恶的鸦片“贸易”背后，隐藏着英国殖民者的更阴险的计划，就是武力入侵中国，实现扩张势力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一场严峻的斗争摆在了中国人面前。 第一章 铁屋子被打穿 二、禁烟与销烟 <h3>铁差大臣林则徐</h3> 清朝政府对鸦片贸易有3种不同的态度：禁烟、弛禁、反禁烟。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反对禁烟的主要人物。广东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主张允许进口鸦片，允许本国人种植，但禁止官吏和兵丁吸食。而一些正直的官员则主张禁止鸦片。他们当中，以林则徐最为坚决。 林则徐从政清正廉洁，对西方世界有很多了解，一贯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富强中国。在任湖广总督的时候，林则徐就釆取严厉的措施禁止鸦片，成了禁烟派的代表人物。后来，他又上书道光皇帝，驳斥不要禁烟的谬论。他大声疾呼如果再不禁烟，中国将没有可抵抗侵略的兵勇，也没有充作军饷的银子了。道光皇帝被林则徐的慷慨陈词打动了，决定禁烟。1838年11月底，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办理这件事。林则徐信心十足地接受了任命，于1839年正月到达广州。 广州的街头，一些骨瘦如柴、脸色黑灰的“大烟鬼”有气无力地缩身在墙角里，不住地打着哈欠，鼻涕眼泪一齐往外流。那些商贩守着店铺货摊，却无人来买。身穿便服进行私访的林则徐看到这令人心酸的情形，心里非常激动。他觉得要想彻底禁烟，必须从内部整顿，一定要查出并严办那些走私鸦片的汉奸和贪官，让老百姓的精神振奋起来。 过了几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检查几个书院，提出要对学生进行考试。考卷发下去，学生们打开一看，都愣了。原来，考卷里而夹着一张纸条，上而写着：此次考试，可以不答试题，但是必须把自己知道的烟贩姓名、住址和活动情况写出来；对官兵受贿走私的内幕，更要写明白，不得隐瞒。书院的学生来自四而八方，知道的情况很多，又大都年轻活跃，对鸦片走私也深恶痛绝。大家默默地写了起来，林则徐威严的而孔露出了笑容。 林则徐用种种办法，终于查清了走私鸦片的情况，严惩了一些违法官兵和烟贩子。然后，他发出了通告，主要内容是：一切外国商人必须在三天内交出全部鸦片，并写出永远不再贩运鸦片的保证书。今后如再查出鸦片，按犯罪论处，货物没收，犯人处死。 <h3>虎门销烟</h3> 消息传到外国商人居住的广州洋馆里，烟商们都慌了手脚，有一些人交出了鸦片。这时候，驻在澳门的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急匆匆地赶來了。他让商人们不要怕，还说英国的军舰就在附近的海而上，随时准备打。 他们的密谋被在洋馆里做工的中国工人发觉了。就在义律策划让几个大鸦片贩子偷偷逃跑的时候，洋馆外忽然响起一片喊声。义律和外商们从窗口向外一望，以见几百个中国工人把洋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高呼：“英商立刻交出鸦片！”“不许烟贩子逃跑！”有名的英国鸦片商颠地在义律的掩护下正要逃跑，被洋馆里的中国工人逮住。这件事很快传到林则徐那里。林则徐已经得知义律到广州策划拒交鸦片的事。听说中国工人自发起来和鸦片贩子斗争，他非常兴奋，发出通告说，鸦片一天不绝，本大人一天不离广州，决不半途而废！ 林则徐派兵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并包围了洋馆，使洋馆断水断粮。困在洋馆里的义律和英国商人无计可施，只好交出了鸦片，一共两万多箱（包括美商的1500多箱），共约237万斤。 怎么处理这么多鸦片呢？林则徐决定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他叫士兵在海滩上挖了两个方形的大池子，都有十五丈见方，叫销烟池。池的前边挖打涵洞，后边通水沟。销烟前，先把水从沟里引进池里，再制成卤水。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各级军政宫员來到虎门海滩边的高岗上，亲自指挥和监督销毁鸦片。那天，天气十分晴朗，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赶束，海滩周围人山人海。 销烟开始了。一队队打着赤膊的工人和士兵们把鸦片箱子扛来，用力劈开，将鸦片切成碎块，投入蓄有卤水的销烟池里。销烟池上搭着木板，站在木板上的工人和士兵，把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用铁锨撇入池内，用力地搅拌。不一会儿，池里的卤水和鸦片翻滚起来，烟油上冒，烟渣下沉，一股浓烟冲天而起，直上云霄，霎时间弥漫了海滩的天空。 人群沸腾了！大家不顾那刺鼻的恶臭味，欢呼跳跃起来。有的说：再不禁烟，我们的子弟就成广废人，前途不堪设想啊！那些不久前还吸食鸦片的人，更是感慨万分，对身边的妻子儿女说：再不禁烟，我不只是卖房卖地，养活不起你们，自己也要倒毙街头了。 那些被林则徐特意邀请来观看销烟的外国商人，眼看着鸦片变成废渣泡沫，随着潮水从大坑的涵洞中排入大海，不得不低下了头。有一个美国商人走到林则徐而前，庄重地脱帽鞠躬，表示由衷钦佩。林则徐对他们说：我们禁的是害人的鸦片，不是正当的贸易。你们只要遵守我国法纪，与我们互通有无，我们是欢迎的。 鸦片连续焚烧了23天，直到6月25日才全部销毁干净。 第一章 铁屋子被打穿 三、帝国凋零 <h3>琉善卖国</h3>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中国禁烟“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种机会“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并诬蔑中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行为”。1839年10月，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为侵略军总司令和全权代袭，义律为副代表，组成一支拥有军舰16艘、运输舰28艘、武装汽船4艘、载炮540门、士兵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于同年6月初向广东、澳门进犯。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英国侵略军因不熟悉中国航道，必须雇用中国人引水领航。林则徐根据引水的报告，经常让水师和渔民配合，出其不意地闯进敌船队，开展火攻，烧毁敌船，侵略军烧死、淹死的很多。懿律看到广东戒备森严，占不到便宜，便于7月北犯福建厦门。这时，原两广总督邓廷桢已调任闽浙总督。他见英军来犯，迅速组织水师进行火攻，英军又被打败。接着，英军北犯浙江。可惜，那时除了广东、福建以外，从浙江到天津，各海口大都没有防备。7月5日，英军攻陷浙江定海，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掠夺。英军把定海洗劫一空后，继续北犯。尽管沿途人民英勇抗击，杀死很多英军，但由于清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英军很快窜到天津大沽口。当时大沽口的清军只有200多人，天津也不过800人。英国侵略者按照预定计划，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赔款、割地等系列无理要求。本来对禁烟就不坚决的道光皇帝慌了手脚，急忙派琦善去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奴颜婢膝的琦善在谈判中将一切推为林则徐的“罪过”，保证要重治其“罪”，还私下向懿律保证，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广州谈判中获得满意解决。于是，从9月开始，英军由天津海口南撤。昏庸的道光皇帝竟认为琦善退敌“有功”，9月17日，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和英军谈判。10月3日，又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琦善到广州前，英国侵略者就着手进行战争准备，把适于在珠江作战的“复仇神”号、“硫磺”号、“司塔林”号等舰船调到广东海面，而且命令原来在华的英国军舰船只制造爬城的梯子等用具，为攻占广州城和夺取炮台作淮备，还在广东洋面对奉命撤回营盘的广东水师船只进行轰击。 12月4日，谈判开始。义律提出要求：赔款——赔偿英国烟价2000万元；割地——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给英国；其他——中国多开放港口，允许外国人开设商行进行贸易，赔偿英国军费等等。琦善害怕全部接受义律的要求会引起公愤，便除接受第三项外，还作了点讨价还价。至于割地一事，琦善表示不能做主，但是答应向道光皇帝请求。英国人见达不到目的，又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1841年1月，英国侵略者攻占了沙角炮台（又称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是拱卫虎门的要塞，这两座炮台失守，英国侵略军就长驱直入虎门。镇守虎门炮台的关天培等将领见英国侵略军已经逼近虎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派总兵李廷钰回广州请求调拨援兵，琦善不为所动，坐视不理。李廷钰再请求，琦善才敷衍答应说：“秘密派200人去。”李廷钰号啕大哭，不肯离开。琦善气狠狠地说：“去了也是送死。再不能添派一兵一卒了。”李廷钰无法可想，跑回虎门报告了关天培。关、李二人抱头痛哭广场，只能率领部下少数士兵对付强大的英国侵略军，死守炮台了。 琦善却派鲍鹏偷偷地去会见义律，恢复谈判。义律在谈判中气焰更加嚣张了，要琦善答应所有要求。琦善出卖主权，口头答应了义律拟定的《穿鼻草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本岛及其港口给英国，赔偿英国烟价600万元，开放广州通商口岸等条款。琦善答应了《穿鼻草约》以后，英国侵略军占领了香港，并贴出香港归英王管治的布告。 <h3>道光宣战</h3> 既失地又赔款，道光皇帝感到严重损伤了“天朝皇威”，决定对英宣战。他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各省兵士17000名，前往广州作战。义律一知情况有变，便先下手为强。2月下旬，他率领军舰18艘进攻虎门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身先士卒，率兵死战，多次击退英军。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关天培多处负伤，血流如注，仍然镇定指挥。士兵们奋不顾身，同敌人血战到底。但是，琦善却一直不发救兵。终因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官兵4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虎门陷落后，英军乘胜闯入内河，广州的门户完全敞开了。 在虎门陷落两个月后，奕山才带兵到达广州。到广州后，他不思军务，不整顿军备，反认为“防民甚于防寇”。为了开销军费和报功领赏，5月21日，他草率决定，兵分三路冒险夜袭英军，企图侥幸取胜。结果被英国侵略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慌乱逃回城内。城郊重要据点四方炮台不战而陷。英军居高临下，由四方炮台炮轰广州城，昼夜不息。26日，英军集中炮火猛轰城南奕山一伙的住所，奕山等人吓得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派人向义律乞降。1841年5月27日，奕山接受义律提出的五项条件，签订了可耻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一周内交付英军赎城费600万元，商馆损失费30万元，奕山率清军退驻广州城外60里的地方。这一仗，前后打了七天，奕山莽莽撞撞出战，最后以失败投降告终。 8月26日，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10日，镇海陷落。13日，宁波陷落。道光皇帝为挽回败局，决定第二次出兵。奕山的弟弟奕经率军到达前线后，贸然出兵，全军溃败。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7月，镇江陷落。8月，英舰到达南京下关江面。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由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h3>再次被侮</h3>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最强烈的愿望，仍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权益。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列强各国认为这是加紧侵略中国的极好时机，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俄国也积极响应。这一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于是，他们决心寻找借口，挑起战争。英、法两国以1856年“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在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保家卫国，英勇抗故，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畋无能，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战争中，英法联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沉重灾难。1858尔5月，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有：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1860年10月，欲壑难填的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侵略者还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给英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买卖人口；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 由于国内爆发太平军起义，北方防备空虛。1858年5月，俄国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 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太平军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第一章 铁屋子被打穿 四、三元里抗英壮举 投降派跪倒在侵略者脚下，人民却举起广抗英大旗。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当英国侵略军占领四方炮台、炮击广州后，四方炮台附近的三元里人民怒不可遏。1841年5月29日早晨，有一伙儿英军宫兵到广州城北郊的三元里作恶。他们看见一个妇女，就把她围起来，百般调戏。有个叫韦绍光的青年菜农见了十分气愤，把几个乡亲叫在一起，对他们说：“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欺负妇女吗？” “打！让他们有来无回。”大家都这样说。 “我也是这个主意。”韦绍光说，“趁他们现在不注意，我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说着，他带着大家冲了过去。 那些英军官兵正在放肆地大笑，冷不防一群中国农民围了上来，大声喊着“打”，有的举起锄头，有的抡起扁担。这些强盗吓得一个个哇哇乱叫。挨了―阵痛打之后，有七八个英国兵倒在地上，剩下的仓皇逃跑了。 韦绍光马上鸣锣聚众，叫村民们到三元里村的北帝庙前集合，商议对策。韦绍光说：“洋鬼子打到广州以后，天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谁不切齿痛恨？今天早上他们挨了揍，一定要来报复。下一步怎么走，请父老兄弟们多出主意。”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不如暂时躲避一下，可多数人认为要马上组织起来，以防敌人来犯。有人提议组织平英团，专门对付英国侵略军，并推举韦绍光为首领，赶紧做好抵抗准备。 韦绍光把神座前的黑底白边的三星旗举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就借神旗作为平英团的大旗和指挥旗。请父老兄弟们对着大旗宣誓。”接着，他带领大家对旗宣誓说：“旗进人进，旗退人退。脚踏故土，头顶苍天，杀绝英夷，打死无怨。” 韦绍光等人又派人到四周各村去联络，结果，当地一些有名望的文人士绅也参加了进来。当天下午，三元里附近103乡的村民和手工业行会组织都派代表到三元里北面的牛栏冈开会。会上决定：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各乡自成单位，联合对敌。具休办法是：把盘踞在附近四方炮台的敌人诱到丘陵起伏的牛栏岗，一举歼灭。当天夜里，各村群众都忙着收拾和赶制各种武器，准备参加战斗。 第二天清晨，5000多名平英团战士在三星旗的指引下，一齐杀向了四方炮台。螺号齐鸣，鼓声阵阵，把炮台上的英军惊呆了。他们紧张地注视着黑压压的人群，连大气也不敢喘。夏天的天气十分炎热，不一会儿，他们都汗水淋淋，浑身湿透了。但是，英军头目卧乌古仔细看了围过来的人群后，又露出了得意的狞笑。原来，他发现这些人拿的都是木棍、铁锨、锄头、大刀、长矛……凭这些武器怎么打得过他的洋枪洋炮呢？他下命令：“放枪！开炮！”英国士兵便放起枪炮来。但平英团的战士一点儿也不害怕，仍然士气高昂。卧乌古决定只留少数英军留守炮台，自己率领1000多人出击，直扑平英团。 韦绍光指挥队伍且战且退，向三元里方向转移。英军以为老百姓软弱可欺，趾高气扬地紧追不放。追到牛栏冈丘陵地带，道路越来越窄，侵略军只能排成单行，大炮等笨重武器也不能跟随前进。 等英军追到牛栏冈的时候，平英团的战士都不见踪影了。卧乌古见势不妙，慌忙下令撤退，可已经来不及了。埋伏在周围的群众从四而八方冲杀过来，双方展开了交手战。洋枪洋炮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英军只能四散奔逃，到处挨打。 就在这时，一道电光闪过，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英军火药被雨水淋湿，吓得心慌意乱，便想突围逃走。平英团战士却越战越勇，大刀在敌群中挥舞，长矛向敌军乱刺。不少英军官兵应声倒地、连连毙命，还有一些头破血流、满地打滚。他们被打得晕头转向，穿着长筒皮靴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乱窜。有的滑倒跌落水沟，有的陷在稻田的泥泞中拔不出脚来，怕死的连忙举手投降，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乖乖地做了俘虏。直到傍晚，侥幸活着的英军官兵才在四方炮台留守英军的接应下逃回炮台。 这一仗，平英团战士一共打死英军200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还活捉了十几个俘虏，缴获了两门大炮和许多洋枪、洋刀。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三元里抗争显出中国人民的英勇智慧，有力地证明广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 第一章 铁屋子被打穿 五、解读 “落后必然挨打”。虽然有正义官员的主张禁烟和部分地方群众的英勇抗争，但西方侵略者还是用坚船利炮打败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众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在半殖隄地半封建道路上越陷越深。 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犹如一个老人，随着历史的演进，已经日渐衰亡。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闭关锁国，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正如乾隆皇帝1793年在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种政策的实施，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阻碍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虽然保护了落后的小农经济，但却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和国民的妄自尊大，从而也充分显现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落后性。由此观之，寄希望于传统思想和传统体制变革中国社会，使中国顺利地顺应世界大潮，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毫无希望。 惨痛的教训使中国的少数精英开始意识到，“夷有所长，华打所短”，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优秀人物出现了。他们主动地去看世界、了解世界、向国人介绍世界，提出要鼓励传习技艺和器物制造，而不是注重礼仪道德。这些新思想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就如一间铁屋子，没门没窗。人们在这间铁屋子里熟睡，等待他们的只有在梦中死去，在沉闷中灭亡。鸦片战争打穿了封闭的铁屋子，为即将窒息的国民吹进了一丝新鲜空气，使得昏睡在黑暗中的苦难民族渐渐觉醒。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涌现出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掀起爱国、自强、反帝的新斗争，成为民族崛起的希望。 在封建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辉煌的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表明，到19世纪，封建的生产方式已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封建制度已是一种陈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和生产方式下的人们很难摆脱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欺辱。因此，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结束任人宰割的惨痛局势，必须从摆脱封建统治入手，从变换封建生产方式入手。封建统治下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成效甚微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谋求社会发达、经济进步，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要复兴，要崛起，必须来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 第二章 丧钟为王朝敲响 一、封建帝制终结者 <h3>为共和而生</h3> 1866年11月12日的晚上，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户普通农户的小茅屋内传出了婴儿降生的啼哭。新生命的声音划破了漆黑的夜空，传到了茅屋的主人、正在巡更的孙达成耳中。孙达成惊喜得忘了敲梆，急匆匆地跑回了家。这个刚诞生的婴儿，就是40年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几干年封建专制、倾覆清王朝统治，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乘轮船到檀香山去找他的大哥。孙中山先进入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中学就读，三年后肄业，英文成缋为全班之冠，夏威夷王加剌鸠亲自为他颁奖。1883年正月，孙中山到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读预科班，半年后肄业，当时未满17岁。 1883年6月，孙中山乘坐轮船返回中国。到翠亨村后，他看到的还是个苛捐杂税繁多的中国。1884年8月，孙中山回中央书院复学，1886年夏毕业。那时，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人士，谈论国状危险，认为国人应群起自救。 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他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志同道合，在“杨耀记”内独辟一楼，作为聚集交谈的地方。碰上刮风下雨，他们四人干脆躺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筹谋中国前途，抨击清廷黑暗，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 孙中山于1892年7月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开始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孙中山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保持密切联系，又先后结交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志士。 1893年冬，孙中山计划成立革命团体。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十几个朋友，要想推翻清廷是不现实的。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了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6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和陆皓东前去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但李鸿章并没有接见他们，上书改良成为泡影。孙中山和陆皓东这才觉醒，对腐败无力的清朝政府，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他们决定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1894年11月底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 <h3>革命的一生</h3> 此后，孙中山开始了自己革命的一生。他组织了与保皇派的大论战，发起成立同盟会，联络仁人志士，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07年5月，发动潮州黄冈起义；6月，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发动钦州防城起义；12月，发动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发动钦州、廉州起义；4月，发动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发动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直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造成全国响应的局面。1911尔12月，没有亲自参加武昌起义的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之久的封建君上专制。 由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在袁世凯妄图称帝的情况下，孙中山于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但遭到袁世凯的镇压。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为了尽快黄袍加身，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据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3000名“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屈膝卖国，企图建立皖系军阀独裁统治，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9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存在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选择与共产党合作，为寻找新的革命道路进行了最后的努力和探索。 <hr /> 注释： 第二章 丧钟为王朝敲响 二、七十二士喋血黄花岗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而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在清政府身上，只有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才能拯救民族。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起义计划。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人（后增至800人）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风、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未到，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 1911年4月27日，清政府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黄兴等100多名志士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螺号，在敌我力量强弱悬殊的情况下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仓皇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焚烧了督署衙门，冲杀出来时，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林文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人也相继中弹。黄兴右手食指被打断，仍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前往攻打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人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打督练公所的志士遭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喻培伦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甩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掩体，向敌人射击。后因敌人放火，他们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往小北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起义志士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失利被俘。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率领的队伍相遇。温带雄的队伍为入城方便，没灯臂缠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以为是敌军，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避入家小店化装出城。4月30日，黄兴到香港。 这次起义，除黄兴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赴义的志士大部分是一介书生，而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从容慷慨和勇敢坚韧，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己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 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称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但是，这次起义使清朝统治受到广沉重的打击，烈士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鼓舞荇人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二章 丧钟为王朝敲响 三、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定一招 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和四川等省的保路运动，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1911年9月24日，早就在湖北军学界积蓄了革命力量的文学社和湖北共进会，正式联合成立了起义的临时总指挥部，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决定在10月6日中秋节起义。但由于时间紧迫，推迟到11日发动。 始料未及的是，10月9日，孙武在汉口宝善里14号机关检试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而受伤，被抬入医院。机关内所有印章、旗帜、名册、布告和预制的“中华银行”钞票都被搜走，由俄国巡捕送给了清政府。邓玉麟闻讯赶至医院，问孙武有何应急计划，孙武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册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并要邓速去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敦促立即行动。10月9日晚，湖北当局派出军警，破获武昌小朝街85号机关及其他秘密机关多处，逮捕起义骨干分子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30多人，蒋翊武乘混乱逃走。 10月10日早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志士在湖广总督署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开，军警的搜捕仍在紧张进行。许多革命党人和发动起来的新军士兵自忖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求生。起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晚7时许，驻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里首先发生士兵哗变，佐被击毙。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见状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奔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在本营驻防军械库士兵的策应下，占领了军械库，并打开了库门。起义部队得到军火，士气大振。这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士兵有300多人。由于孙武负伤住院，蒋翊武在军警搜捕时脱逃，其他起义领导人或殉难或彼捕，现场群龙无首，无法统一指挥。在场职位最高的熊秉坤以总代表的身份负责现场指挥，尽力稳住军心。这时，有士兵建议，把起义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来当总指挥。熊秉坤胸怀全局，考虑自己职卑位低，恐难左右局势，会给起义带來不良后果，于是欣然顺应士兵要求，推举吴兆麟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是日知会会员，后来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不负众望，立即命令一部分兵力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同时，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城内外得知事起的革命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 在各起义部队向楚望台集结的同时，吴兆麟、熊秉坤已率起义部队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很艰苦，起义军不克而返。南湖炮队入城，楚望台、蛇山等处的炮击开始以后，战局出现转机。新军各标、营更多的士兵起义响应，而营以上军官见势不妙，绝大多数保命离营。起义军经过3次进攻，终于在炮队的密切配合下，于天明前攻克广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第八镇统制兼防营提督张彪在司令部被攻克前逃往汉口。随后，起义军所向披靡，藩台衙门很快也被起义军占领。 经过一夜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次日，起义军收复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军于1911年10月11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地方革命政权——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不到两个月，全国响应。至11月底，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14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朝，建立了军政府，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运动。清王朝在全国革命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 第二章 丧钟为王朝敲响 四、二次革命再造共和 从1895年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拥兵自重，并借助进攻武昌起义军的机会，成为当时清政府大权在握的实力派人物。在窃収辛亥革命果实后，袁世凯醉心于称帝。“二次革命”是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的斗争。 袁世凯篡夺国家政权初期，南方还有七八个省和十几万军队仍在革命党人手中。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窃収国家权力后，想了种种办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3月，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革命党人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会党组成了国民党，谋求开展议会斗争。在这一年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収得多数席位。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于是，宋教仁成为袁世凯专权的最大政敌。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北站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后来的证据证明幕后元凶是袁世凯，袁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宋教仁被刺案惊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首先觉悟，力主武力讨袁。他在日本得悉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于3月26日返回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在会上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并反复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律解决”的主张。 宋教仁被害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万人之多。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袁世凯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为了扶植袁世凯，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向袁世凯借款2500万英镑，作为他发动内战的经费。4月7日，袁世凯电会山东北洋军进行军事动员，幵始部署对南方的用兵，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 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决心发动全面内战。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5月21日，袁世凯对国民党人发出最后通牒。6月9日，袁世凯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1日，罢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罢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悍然剥夺国民党所掌握的几省军政大权。 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仓猝应战。7月8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后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值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表示：“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出、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由于袁军实力超过国民党，独立各省之间在军事上又缺乏统一指挥，不到两个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李烈钧败走云南，黄兴也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占南京，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先后逃亡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里然种下了种子，但是还缺乏很多方面的支持，尤其是革命党没有自己的部队，靠各地稍有正义感的军阀支持，是很难収得胜利的。但无疑，再次谋求皇帝宝座却是全国人民不答应的。辛亥革命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使人们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彻底失去信心。 第二章 丧钟为王朝敲响 五、解读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状况，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人民不断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艰苦卓绝的反抗和斗争，其中既包括太平天国这一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也包括义和团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但它们都没能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的范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确切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先进阶级而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同盟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这就给革命赋予了崭新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含义，提出了当时唯一可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进步方案。 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英勇奋斗，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破天荒地创立了共和国。尽管后来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窃収了共和国的政权，“中华民国”名不副实，但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任何反对势力实行专制独裁，都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反抗。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思想上第一次自觉实现了争収独立、民主、自由的腾飞。 辛亥革命解放了清朝封建专制禁锢下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民族经济开始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壮大，开始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于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不可分割的进步轨迹。 辛亥革命不仅以辉煌的成就耸立起彪炳千秋的丰碑，也以深刻的教训留下了启迪后人的明鉴。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摧毁封建势力。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它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三章 民族的觉醒 一、新思潮幽灵在北大飞舞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宣布办学宗旨“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吸引了许多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前來任教。尤其是《新青年》杂志阵地，聚集了很多优秀人物，这些人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导师。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聘请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等人来校任教，同时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举副主任李大钊接替。李大钊早年在日本留学，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反袁的俗称“老虎报”的《甲寅》杂志后，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而发表文章。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把《青年》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1917年夏，胡适由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新青年》上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文章。他们虽然都是新文化运动人物，但政治见解有分歧。不过，他们的文章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和共鸣，大大活跃了当时北大的思想空气。 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肯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中国：“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ry）和赛因斯（S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人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从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十义的胜利》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影响也很大。胡适说，北大是因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是老兔子蔡元培，：是中兔子陈独秀，三是小兔子胡适本人（三个人年有长幼，但都属兔）。 此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聘请了清朝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来北大教生物学，吴稚晖当学监，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他们传播到北大。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大成立了很多社团。如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新闻研究会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创办人邵飘萍作“五四”前的一段时间里，每星期日都去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在这些学会之中，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这些社团，为学生在“五四”时期举行集体游行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以前，由于蔡元培秉行“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北京大学活跃打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人物的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学生对封建文化和当政者的不满。在各种思想的启蒙与交锋中，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一天天增强了，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了。因为中国参加了协约国，很多人把自己也看成是“胜利国”，“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一时高唱入云。历史证明，弱国无外交，中国再次被强权凌辱。 第三章 民族的觉醒 二、外交失败成“五四”导火索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了代表参加。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孙中山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王正廷为代表、曹霖生为代表团秘书长前往参加。 1919年1月28日，和会讨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时，中国代表团被邀参加，陈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如拒绝对德赔款、主张租界的正当权利等。而讨论山东问题时，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向和会提出了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利的无理要求。陆征祥在和会上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然而，主持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该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接受孙中山的意见。由于曹霖生早年去美国入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维钧的帮助，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他同顾维钧私交甚深。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立场上来。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朋友，当时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为使自己经手进行的卖国勾当顺利进行，章宗祥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次和会所提的条件，于是回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徐世昌初歩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3日，报纸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全国人民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字样，随之漫卷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根据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势，指示王正廷、曹霖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曹霖生先说服顾维钧、施肇基拒签，后来魏宸组也主张拒绝签约。他们向陆征祥进言，不应在这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免遗臭万年。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还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他们给徐世昌发去电文：“和约保留签字，我国对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之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注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线生机，以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一经传到国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第三章 民族的觉醒 三、学生怒打卖国贼 北京的春天风沙扑面，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更加使人烦躁不安。5月3日，北京市各阶层举行了各式各样的集会。 北大学生是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消息的。亲历者许德珩回忆说：“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 另据亲历者俞劲回忆：五四运动爆发前两天，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3个团体的成员20多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行踪，并准备于5月4日采取行动。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各校学生约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每人手执小旗，上而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大会后，队伍向各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出发。到达东交民巷口，队伍被外国兵阻挡不准通过。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学生派代表向各国公使交涉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经过一再要求，最后学生们只被准许通行大约200米左右，由一个小胡同出来。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到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而的人却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只见公馆大门紧闭，有数十名警察守卫着大门，学生只好在大门外怒吼，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公馆大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小窗户，曾经练习过武术的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突然奋不顾身纵步跳右边小窗户，几个警察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用力掰开警察的手。另有部分学生向警察慷慨演说。警察们被感动而放松了手。匡互生向里面望，见里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用枪口对着他。他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匡互生便不顾切地跳下去，迅速把大口打开了，大队学生蜂拥谢入。 学生涌进了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像“大观园”一样的公馆的各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各处搜寻曹贼不见踪影，忽而搜出了一个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啊！”学生愤怒极了，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儿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拼死命地保护章宗祥。有人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是奇怪得很啊！”大家恐怕闹出国际交涉来，把章宗祥打个半死，才让那个日本人把他护送而去了。 曹汝霖91岁的时候，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于仓猝间，避入小屋（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嘣嘣玻璃碎声，知道。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学生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室，转到我妇卧室。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坐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上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天快黑的时候，曹汝霖府忽然冒起黑烟，不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青年学生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后而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32人。这场火究竞是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正是跳窗户开大门的匡互生。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俞劲和匡互生走在队伍前面，匡互生要俞劲快跑去买盒火柴。俞劲回忆：“我知道他不吸烟，干吗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第三章 民族的觉醒 四、大逮捕引发大运动 学生的大规模游行招致了黑暗政府的恼怒。1919年6月初，疯狂的大逮捕开始了。6月2日下午，7名在东安市场卖国货的学生被逮捕。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当天傍晚集会，决定开展更大规模的售卖国货行动。他们决定出动50人为一组的团体沿街演说，鼓动爱国，劝导国民购买国货。 6月3日早上，900多名学生手持白旗外出演讲。城里的巡警人数增加了好几倍，保安巡查马队也骑着马在街上到处巡逻。他们一开始劝说学生不要演说，学生们不听，他们便驱散听众。学生和听众混在一起，许多人被马踏伤或被警察打伤，最后还有许多学生被逮捕。首都的拘留所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政府便把北京大学北河沿法科的大房屋变成临时被捕学生拘留所。 逮捕还在不断继续，但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没有冷却，相反，他们前赴后继地一次又一次增援街上的演讲。 大逮捕引起了中国所有城市的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参与到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中来。商人、实业家、都市工人开始有团结一致的行动。6月5日，上海商界开始了大罢市，全上海华人开的商店都贴着“商号一致，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区工人同情学生的罢工开始了。首先是纺织工人和印刷业工人，后来金属业工人以及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进来，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有六七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大罢工，工人的目的不是要求改进待遇或者增加工资，而是向中国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天津、杭州、九江、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也相继罢工和游行。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这一全国性的浪潮，迫使北洋政府将三个卖国贼免职，释放了被捕学生。 第三章 民族的觉醒 五、解读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叶中国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转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拐点。 “五四”时期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的彻底性，是以前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所不具备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五四运动还表现出了彻底的反封建性。以往的反封建斗争多以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为直接对象，虽也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规模都无法与五四运动同日而语。五四运动将斗争目标针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强权，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追求进步和光明。爱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面最具凝聚力的旗帜，也是五四运动最丰厚的精神底蕴之一。 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给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给后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五四运动将先进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的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以后，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宣布自己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对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五四运动掀开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斗争的序幕，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章 日出东方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正值旧历年关，严冬酷寒。在一个干冷的清晨，从北京城朝阳门悄悄驶出一辆带篷骡车。 车上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脚穿一双黑布棉鞋，看上去很像年前赶着去收债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中等身材，前额宽阔饱满，身着长袍马褂，看上去像个东家。 骡车穿过通州，经过廊坊，直奔天津。普通的骡车，在偏僻荒凉的土地上走着，显得那么不起眼：车里坐着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时期的两位重要人物——被人们称为“北李南陈，两大星辰”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是李大钊第二次为帮助陈独秀逃避北洋政府军警的搜捕，冒着生命危险护送陈独秀到天津，然后坐船奔赴上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李大钊则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者。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都在北大，一个文科学长，一个图书馆主任，都对中华民族的命运焦虑万分，日夜思考着如何将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摆脱黑暗的军阀统治。五四运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摆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面前。作为先进知识分子主帅和旗手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自然担当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 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主义派）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革命，或者有所依托！”他和陈独秀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筹备建党。 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列宁也关注着东方。为了便于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随后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决定由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1920年4月初，俄共（布）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代表团为首的叫格里高里·纳乌莫维·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同李大钊等人的谈话，特别是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话题，使李大钊很兴奋。他高兴地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见面。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当陈独秀知道了维经斯基的真实身份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开始一次次会面长谈，深入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指导，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四章 日出东方 二、共产主义星火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实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在建党之初，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陈独秀1896年考中秀才，第二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与李大钊相约建党后，陈独秀即奔赴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0年6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开始酝酿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戴季陶当时作为国民党党员，也对社会主义十分热衷，写了一些文章来宣传和解释社会主义。但孙中山对他的这一行为和思想进行了训斥。戴季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退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张东荪也因为与其他人政见不一选择了离开。这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主要是在陈独秀的驻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进行活动。为筹备建党，他们五人起草了党纲。1920年8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他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关于党的名称，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呢？陈独秀没有自己作出决定，而是与李大钊、张申府商量。经过反复商量，“共产党”这一名称被确定了下来。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诞生。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时，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人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上海这个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后来北京、济南等各地早期组织都是在它的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建立了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第四章 日出东方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 <h3>秘密集会</h3> 1921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太仓路）上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突然来了9个临时寓客。女校已经放暑假，学生和教员都回家去了。只有厨役一人做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为楼上的新客人做饭并照看门户，非经过熟人的介绍，任何人不得到楼上去。他不知道楼上住的是什么客人，口音言语也不太熟悉。他不知道，这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秘密来到上海开会。他们是：长沙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代表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和留日代表周佛海。除了上述9人外，来开会的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广东代表陈公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 1921年7月23日，所有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各地代表到齐后，在博文女校楼上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议。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相互认识，有的第一次见面，大家相互问候和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应立即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随后，代表们赶到李汉俊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里正式召开。 李氏兄弟的寓所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上海典型的里弄住宅建筑。会场的陈设十分简朴，但气氛却很庄重。房间的正中放着一张长型大餐桌，四周围着一圈圆凳；桌上放着茶具、一对紫铜烟缸和一只饰有荷叶边的粉红色玻璃花瓶；东、西墙边各安置了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靠北端的红漆板壁边，放置了一张小桌。 中共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因他未能来上海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过程，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之后，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向中共一大致辞。他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显示出很强的宣传鼓动的本领。十几年后，毛泽东对此还记忆犹新，评价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马林讲话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中共一大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谈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之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进行的主要活动以及工作的方法经验。由于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都不太长，工作也只是初步开展，代表们的报告都比较简短。 由于起草小组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25日和26日没有举行会议。27日、28日和29日，大会连续举行了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谈论研究党纲和今后的实际工作。 在29日晚的会议上，马林提议第二天的会议应更换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巡捕的注意。据周佛海回忆，会议“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一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 <h3>不速之客</h3> 7月30日晚，大会照原定计划召开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然而，马林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进来，掀开门帘，朝室内在座的代表们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大家当即问他是干什么的。中年男子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要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此处附近倒真是有个社联，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立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机警地判断说这个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并催促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除了李汉俊、陈公博两人留下外，其他代表先后离去。 现已有资料表明，当年闯入的那个中年男子是程子卿，他与黄金荣结过拜把兄弟，得以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绝不是偶然事件。原来，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到上海的途中，就被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和警方盯上了。马林到上海后的行踪，一直在荷兰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的监视下。马林在7月下旬频繁出入李汉俊的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和监视，程子卿的突然闯入会场就在情理之中了。 代表们撤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几个巡警，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法国巡捕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除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文件。桌子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因为涂改得很乱，字迹不清，没有引起巡捕们的注意。 法国巡捕在包围搜查中未发现什么政治活动的证据，同时得知此处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所以法国警官没有制造更大的麻烦，带着中国密探失望地离去。临走时，一个法国警官带着警告和教训的口吻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民众也没有什么知识，谈不到有什么革命举动。希望你们今后多在教育上下功夫，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 在紧急疏散之后，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穿小巷，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去广州后，其夫人高君曼仍带着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夫妇也住在这里，所以大家不约而同汇集而来。 <h3>转移南湖</h3> 当晚12时左右，大部分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2号，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为了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这时，有人提出转移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觉得杭州过于繁华，也容易暴露，到那里开会不合适。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的南湖游人不多，环境幽静，距离上海又不远。这个意见立即被代表们所采纳。当晚，代表们就开始进行转移准备，王会悟专程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时间，其他代表也分别做了必要的准备。 为了缩小目标，避免他人注意，代表们决定分两批南行。8月1日，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人，乘头班车出发，来嘉兴预定游船，安排会务，同时察看了第二天游船停泊的水域和路线。董必武等人当晚在张家弄鸳鸯湖旅馆住了一晚。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于8月2日上午到达嘉兴，然后由王会悟引到南湖。 南湖会议的这一天上午，天气阴转小雨，起初，湖面上还有些游人在划小船游览。到了11时许，天空的云层更浓黑了。不多时，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在小雨中，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幽安静。细雨中的南湖别有一番情趣，代表们乘坐的画舫在湖面上缓缓划行。在这清幽的景色中，一个历史性的会议继续进行了。会议继续被打断的议程，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讨论了党的成立宣言，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 南湖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部署，具体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大会在“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顺利闭幕。 第四章 日出东方 四、解读 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些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都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 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正在这时，1917年和1919年，俄国和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被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让绝望中的国人看到了希望。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80多年。在前80多年中，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在后80多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冲破重重难关，革命斗争不断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从前后两个80多年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深深认识到，中国能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任何势力也抵挡不住的。 第五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迟到的通知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毛泽东顶住教条主义的压力，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帮助红军取得了胜利。但他的这一行为却为军事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所不容。在红军长征前夕，博古、李德等人竟然决定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还打算把他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调查研究”，直到部队出发的最后一刻才被迫通知他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1933年1月下旬，中共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接连给省委写信，并报临时中央，反映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区自从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后所取得的胜利和经验，并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不同意见，引起了博古等人的极大不满。2月15日，博古等人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提出“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说这条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逃跑退却路线。同年3月，他们又开展了反对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在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时，他们还在红军中开展了反对所谓“军内罗明路线”的斗争，开除了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的党籍、军籍，并判处其5年徒刑。所谓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等，实际上是为了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建议，将毛泽东转送到苏联“治病”。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坚决表示“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后来，在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博古、李德等人又打算把毛泽东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调查研究”，不让他参加长征。 周恩来、朱德一再建议毛泽东应该参加长征，认为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具有高瞻远瞩、指挥娴熟的杰出才能，应该在战略转移中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担心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崇高威望，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参加长征。后来，他们又担心把毛泽东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很可能在后来的深厚根基上重新掌握权力。因此，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直到红军开拔的最后一刻，他们才通知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虽然是博古、李德等人最后一刻才决定的，但毛泽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天才，帮助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也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巩固了他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第五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1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1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匪’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9日，大部队开进遵义城，随后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此后，红军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新的征程。 第五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巧渡金沙江 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四渡赤水之后，灵活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不断造成敌人错觉进而调动敌人，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计划、争取战略转移主动权的经典军事战例。 1935年4月初，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以后，为调虎离山，毛泽东指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驻扎佐、狗场，前锋逼近贵阳。红军突然逼近贵阳城下，令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紧张。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说：“4月5日左右，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介石也心神不定，竞走出行辕巡察城区工事，申斥郭思演督责不利，玩忽职守。”当各路蒋军奉命纷纷向贵阳进发救驾时，蒋介石在4月5日晚上听到消息说，贵阳外围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着急地问起贵阳城各重要关口的守备情况，并特别关心机场情况，可以说是彻夜未眠。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给敌人造成错觉和判断失误，命令红军主力开进清水江西岸集结，并将一部分兵力特意布置到清水江边待命，还在水尾、小河口等清水江上架设浮桥，虚张声势，摆出一副红军主力要东渡清水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 蒋介石果然再次上当。他认为红军将要东进湘西与二、六兵团会合，就急令湘军3个师前往余庆方向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方向集中，妄图阻止红军东进南出，还命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部队向东追击。而红军意图并非如此，既不想占领贵阳，也不想前往湘西，唯一目的就在于调动敌人，为进军云南创造条件。 4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大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结。在滇军被调到贵阳以东，云南境内兵力虚弱之际，毛泽东命令红军主力山清水江地区突然急转南下，兵分两路，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速度，迅速向云南方向急进。这不仅让蒋介石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落空，而且使得兵力空虚的云南王龙云十分恐慌。 蒋介石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后，慌忙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第五十三师掉头西进。但是由于敌军往返奔波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行动十分迟缓。根本追不上红军主力了。而红九军团还配合红军主力部队行动，在老木孔一带与敌军打了一仗，并取得了胜利。 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会合红九军团，就再次调动军队向北追赶红军。毛泽东利用蒋介石的部署漏洞，一方面命令红九军团单独行动，继续北上，吸引敌军，一方面带着红军主力神速行军向西挺进。27日，红军占领马龙，接着攻占寻甸、嵩明两城，前锋直逼昆明。蒋介石全歼红军的计划再次落空。此时的红九军团开进云南富庶之地宣威，获取大量火腿等物资供应，并趁机扩充了兵员。红军主力部队在进军马龙过程中，俘获龙云由昆明派出的一辆军车，车内载有龙云送人的云南军用地图20多份，以及宣威火腿、云南白药、普洱茶等土特产。军用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至今流传的“龙云献图”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红军进入云南，使得云南守敌人心不稳，因为大部云南守军已被调往贵阳听令，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十分空虚，而蒋介石追红军主力的部队还得有几天工夫才能赶上，龙云大为紧张。为保住昆明和自己的性命，他加紧电催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奔昆明救援，同时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这样，就再次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守兵力，为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 4月29日，红军主力兵分三路向金沙江奔进。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水流湍急，很难通过。国民党军队把船只藏起来，并控制了对岸渡口，成为阻碍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在中央红军分路向金沙江畔进发过程中，左路纵队红一军团为争取先机，就以先头部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于5月1日达到禄劝。守城县长不辨真假，将红军先头部队迎入城内，还热情款待，并交出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交办的全部军粮款。随后，红一军团轻取两个县城，直趋金沙江边。同时，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以一昼夜行进200里的速度，于5月3日晚间到达金沙江皎平渡口。 皎平渡自古就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敌军十分重视，因此，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攻克皎平渡。刘伯承与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商量后，决定以第三营为先遣部队，任务是抢占渡口，消灭驻守敌人，收集船只，组织架桥，保障后续部队渡江；陈赓团长率部分队伍抢占渡口北边的通安镇，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来援的敌人，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 刘伯承率领部队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进军皎平渡路上，抓获一个肥头大耳的民团团丁。团丁说要前往渡口传达团长命令，烧掉船只，防止共军过江。刘伯承立即问团丁：“红军快过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烧船的命令发下去没有？船烧掉没有？”团丁见刘伯承像个大官，鞠了一躬后恭恭敬敬地回答：“没有，我正要去江那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呢。” 与此同时，先遣营又从当地群众口中了解到两个重要情报：一是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驻守，只有一个厘金局和一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二是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刘伯承和陈赓、宋任穷决定由萧应棠率领一个连为先遣队，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先行消灭对岸敌军，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随后迅速跟进。5月3日凌晨，先遣连抢占渡口成功。接着，他们用缴获的两只船，将第一排、第二排渡到北岸，第三排留在江边警戒。 因为红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红军先遣队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稀里哗啦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里面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群众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前去一脚把门踢开。红军乘机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部队无一伤亡。 在其他地方不好渡江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全部从皎平渡过江。在只找到几条木船的情况下，当地船工大力支持，分成两班，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到5月9日，红军两万多人渡过了金沙江，到达会理地区。期间，红九军团也在会泽地带通过了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此后召开的会理会议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为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和战胜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hr /> 注释： 第五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四、飞夺泸定桥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蒋介石对红军前后夹击合围、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计划，红军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作为左路军先锋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 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320里，命令规定三天必须赶到。队伍在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路上飞奔，左边是高耸入云像刀劈一样的峭壁，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河对岸还有敌军的射击。行军路上，红军多次被敌军堵击，每一次都击垮了敌人。 28日，红四团接到命令，限他们29日夺下泸定桥。当时部队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要想在第二天拂晓到达，两天的路必须一天走完。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飞跑到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 入夜，由于突遇大雨，山路行军越来越困难。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怎样才能快速走完剩下的100多里泥泞湿滑的山路呢？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一长串的火炬。那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这给了红四团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但是，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红军联络，暴露了怎么办？ 在这紧要关头，政委杨成武下定决心，通知部队全部点火，并告知各连队：假使对岸敌人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就回答他们是某师某团某营今天被共匪打败的。红军和敌人就这样隔河赶路。两路的火，两路的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一个闷葫芦中前进。 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和紧迫的情形下，天亮时，红军到达了泸定桥。桥是铁索做成的。两边各有两根作为桥栏，底下并排9根作为桥面。每条铁索有碗口一般粗，两根铁索相隔的距离在1尺以上。河面有数十丈宽，桥到水面也有数十丈高。 桥板早已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索。河上没有其他的桥，也没有渡口，对岸城门正堵住桥头，城里驻有两个团的敌军。他们不断用机关枪扫射，追击炮连珠般的炮弹也打到了对岸。敌人凭着天险耀武扬威地向红军高叫：“共匪飞过来啊！我们缴枪给你！”红军战士不甘示弱，高声回答：“我们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经过详细侦察，红军在桥头配备了火力，准备了板子，并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第二连挑选了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一概用短枪手榴弹马刀，由连长廖大珠领导，组成冲锋队，其余的用长枪随冲锋队前进；第三连搬板子，准备在22名勇士冲过去时，往桥上铺板子，以备后续部队过桥。一切准备停当，团长政委亲自到桥头指挥，全团号兵集中在桥头附近，夺桥的激战开始了。 冲锋号一响，战士们的热血沸腾起来，机关枪追击炮手榴弹震动山谷。廖连长带领的22个英雄，在团政委鼓动的口号声中，冒着浓密的弹雨，手扶铁栏，脚踏铁索，冲过了桥去。刚到对岸桥头，敌人放火把桥头的亭子点着了，火焰冲天，英雄们有些踌躇了。在此紧迫关头，团政委杨成武等人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不怕火呀！快冲呀！敌人垮了，你们是光荣的模范英雄呀！” 英雄们受到鼓舞，不顾一切地冲进火焰中，衣服帽子烧着了，眉毛头发也着了。他们顾不得这些<dfn>?９９ｌｉb?</dfn>，只是向前猛冲，一直冲到街上，和敌人展开了长时间的巷战。敌人集合全力反攻，英雄们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几乎支持不住了。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团政委带领援队赶来了。经过激烈的决战，终于将敌人完全打垮。泸定桥被红军胜利占领。在这次战斗中，红军只伤亡3人。 第三天，红一军团主力来到大渡河。接着，中央机关也上来了。红军千军万马从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从此，泸定桥一战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并闻名于天下。 1985年，杨成武将军为了表达对战友的深深怀念，欣然命笔，为泸定县泸定桥纪念馆题诗：天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桥，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 …… 此后，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于懋功实现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军会师，在与张国焘作斗争的过程中艰难度过一望无际的水草地，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两年的时间里，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翻越了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座座高山，跨过了激流汹涌、难以渡过的条条江河，穿过了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他们顶寒风、冒酷暑、迎雨雪，忍饥挨饿，甚至吃草根、啃树皮，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第五章 二万五千里长征 五、解读 红军长征虽然是被迫进行的，但它使中国共产党度过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是中国革命第二次由失败转向胜利的关键。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掀起了新高潮，一步步走向了最后的胜利。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史诗。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说，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长征的影响力是世界范围的。许多国家的作家和记者对于长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部部记述和歌颂红军长征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称长征是一次“可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现代史诗”。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各地，有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关于红军长征的著作。作者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无不认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典范。 长征的胜利不仅是红军的胜利，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对于红军长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有过精辟论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形成了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伟大的“长征精神”：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在历史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中国人更需要“长征精神”来激励自己，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长征。今天，“长征”两个字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必将激励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富强和兴盛。 第六章 全民抗战 一、华清池兵谏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作为统治者的蒋介石错误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令“绝对不抵抗”，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并多次拒绝了张、杨“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 张学良、杨虎城受到共产党抗日救亡思想和全国抗日形势的感染，在“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逼蒋抗日，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1936年12月12日深夜，东北军在临潼开始了捉蒋行动。事件亲历者、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记得，12月11日夜10时左右，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这一“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 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张学良任命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东北军又分内外线：外线在华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武装突围；内线则由孙铭九、白风翔、刘桂五以及张学良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深入华清池，执行扣蒋任务。内线由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指挥。 执行任务前，部队事先摸清了蒋介石卫队的兵力：院内约3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40人左右（后来才知有70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50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王协一的卡车仍往里进。门卫开枪了，打破了黑夜的宁静。王协一指挥士兵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50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二道门的火力甚猛，因为蒋介石的卫队听见枪声，火速起床加入了战斗。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闯入蒋介石的卧室。人去房空！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热的，表明蒋介石刚刚逃走。床边的一扇窗开着，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听说蒋介石逃了，大家开始分头搜索。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蒋介石逃跑的消息。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 东北军开始沿着骊山西北麓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委员长，并且绝对不许伤害蒋委员长，明白了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士兵们被告知谁活捉蒋委员长赏钱1万元，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二营八连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道，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不肯讲，但下意识地朝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了，就指挥士兵朝蒋孝镇眼睛所看的方向追去。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只见蒋介石从一个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已经微明。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灰白短发，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地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道，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躲在山洞中的。 此时的蒋介石并不知道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蒋介石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蒋介石感到放心多了，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孙铭九说：“这里没有马，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儿，同意了，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仆人送来了蒋介石的鞋子，蒋介石在山脚下上了开往西安的汽车。 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内政部长蒋作宾、军政部次长陈诚、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卫立煌等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防止内战扩大，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斡旋。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即被扣押，杨虎城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但两位将军的举动彪炳史册。西安事变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从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第六章 全民抗战 二、5个和800个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日本侵略军为了压制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多起惨绝人寰的事件。中华民族共同御侮，在抗战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光辉事迹。其中，“狼牙山五壮士”和“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义举特别震撼人心。 “狼牙山五壮士”是指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路军5位英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多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六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敌90多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以为咬住了八路军主力，发起了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马宝玉等5位战士的壮举，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也是中华民族顽强抗日的不朽传奇。 1937年10月26日，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国民党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代团长谢晋元受命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谢晋元对全体官兵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阵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全体官兵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 四行仓库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附近，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7层大楼，楼高墙厚，易守难攻。这里曾是第八十八师司令部驻地，储备了不少弹药和粮食。仓库的西面和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是苏州河，河的南岸也是公共租界。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孤岛”。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也就成了孤军。谢晋元率部进入四行仓库后，迅速加强了四周防御工事，并在四行仓库内部署兵力，构筑强固工事。他们用麻包堵住了仓库的大门，封闭了所有的窗户，留出了射击孔，派人分层据守。为了隐蔽部队，还把大楼的电灯全部破坏掉，同时焚烧了仓库周围的房屋，防止日军据此向大楼进攻。数百名铁血战士激战四天五夜，以寡敌众，击退日军上万人、十几次进攻，击毙日寇200多名，圆满完成了任务。 第六章 全民抗战 三、国共联手开辟胜利之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依然面临内战危险。矛盾交叉，错综复杂，头绪纷纭，良策何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主要矛盾，拟定大政方针。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也有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中的部分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有力推动下，终于形成了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国共携手、团结御侮、一致抗战的新局面。 毛泽东到陕北后写出了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论著和文电，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纲领。尤其是《论持久战》，是指导抗日战争胜利之纲。这篇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全面精辟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国情，分析了敌我双方矛盾特点，进而分析了战争的持久性和进程；重点论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成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 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配合比较好。正面战场作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的一年零四个月间，国民党先后组织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4次大规模战略防御性作战，共毙、伤、俘日军25万多人，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同时，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掩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作用。1938年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国民党军两个军零三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3万多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收复县城17座。 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在此阶段，虽然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抗战，因而，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坚决抵抗，共毙、伤、俘日军26.3万多人，付出了101.9万多人重大伤亡的代价。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特别是枣宜会战，国民党军先后调集第五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几军第十一集团军8个师团10万多人的进攻，接近战略防御阶段4次大会战的规模。不过，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其政策发生了变化，政治上加紧反共。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同国民党军队在战役层次上进行了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军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作战意见与建议。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以保障太原侧翼安全；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日军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实行积极的运动防御作战。可惜国民党军没有接受这些建议，导致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在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积极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阻敌北上；在津浦路北段，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这一战役指导方针被李宗仁采纳，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这种配合更体现在国共两军在作战行动上的协调、支援与策应上。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对此，蒋介石在给八路军的嘉奖电中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唯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舞。”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强大攻势，实施局部反攻，有力地牵制、打击了日军，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进攻至平汉线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 1945年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争取胜利早日实现》的新年献辞。此后，八路军各部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发动春季攻势，为八路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28日，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9日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遵照命令，展开全国范围的大反攻，取得辉煌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在战略反攻中，共毙、伤、俘日伪军35万多人，收复中小城市250多座，解放了大片国土。 8月14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八年抗战，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20多万次，歼灭日军150多万人、伪军118万多人，接受投降日军128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蒋介石片面执行抗日策略，并时而奉行假抗日、真反共政策，多次掀起反共摩擦，制造了很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虽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但两个战场都功不可没。历史告诉人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第六章 全民抗战 四、解读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的规模之广泛、区域之辽阔、斗争之英勇、场面之悲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历史，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成果，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又一历史转折点。 在空前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不仅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抗战的烽火中得到了丰富和升华。 抗战胜利不仅是正义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更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胜利。面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作为国内两大政党的国共两党努力合作，共同抗日，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国共两党的密切配合有利推动了抗战事业在全国的展开，调动了中国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共同谱写了抗日的英雄史诗。历史已经证明，国共合作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日战争烽火的洗礼，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七章 黎明前的决战 一、争取和平 <h3>毛泽东的“弥天大勇”</h3>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一方面调兵遣将，一方面制造谋求和平假象，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3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共中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时期，应当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推迟爆发，于是，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年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当时被柳亚子称作“弥天大勇”。《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毛泽东到重庆后，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工作与安全。毛泽东一下飞机，接待人员周至柔说已经准备了用于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说那个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周恩来原想让毛泽东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起居、工作、活动的中心，但红岩地方较偏，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阶太多，周围又特务密布，对来客不方便，对毛泽东也不安去。曾家岩50号他自己的住处地点较好，但地方狭小局促，且二楼是国民党人居件住。唯一比较合适的是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宫邸，那里房舍虽不大，设备也一般，但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不远，又在马路旁边，地点适中，汽车进山也很方便。周恩来与张治中商量，张治中欣然答应，全家临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住了。于是，毛泽东就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 毛泽东到重庆的消息如同强劲的东风，迅速吹遍山城。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各界各阶层人和国际友人等，都以争先一睹毛泽东风釆为快，纷纷来到桂园，一时宛如众星拱辰。在此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广为称颂的经典词作《沁园春·雪》。当时的情况是，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作，10月7日，毛泽东在红岩手书旧作赠送给他，便是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题赠后不胜赞叹，深感毛氏“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因而忍不住“效颦技痒”，举韵相和。同时，他还特意邀来亲朋好友—起欣赏，使这首词被人们辗转传抄，不胫而走，很快轰动了重庆山城。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读到这首词，将其于11月14日公开发表。词后的按语说：“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气魄之大乃不可及。”这首词，成了共产党人宽广胸怀、髙尚情操和远大志向的—种象征，让进步之士由衷感奋、雀跃不已，也使谈判对手惶恐异常、手足无措。 <h3>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h3> 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重庆，所以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由于蒋介石要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不久便撕毁了“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但是，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政治协商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第七章 黎明前的决战 二、逐鹿中原 1947年7月29日，鲁西南战场上，刚刚指挥完羊山集战役的刘伯承、邓小平在前线指挥所里收到份特殊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上面标有3个“A”字，代表最紧急，而且极秘密。在接到这份电报前一个月，也就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马刚刚强渡黄河，开进鲁西南，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刘邓大军只有迅速直插大别山地区，直逼南京、武汉，才能全面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所以，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个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劳，而且伤亡较重，亟须休整补充。28日，刘邓给中共中央军委回电，如实地陈述了部队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在内线继续作战一个时期，等时机更为有利时再向大别山挺进。于是，第二天，也就是29日，毛泽东亲起草了这份标有三个“A”字的电报，电报的大意是，“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果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有效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几个宁深深地印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脑海中，他们也深深地感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重托。邓小平后来回忆：“我们看完后立即烧掉电报，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我们就开始出发了，这一走就是一千里。”“当时，真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收到“3A”级电报后的第9天，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12万人马，在100多里宽的地面上，悄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注定了是一步险棋。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十几个旅的部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要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真可谓困难重重。 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原二野司令部军政处处长杨旧宇对当吋的情以记忆犹新，他说：“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这里虽然已成了一片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年从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之外，再也看不见什么别的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前有敌兵、后有黄河，真是进亦难、退亦难，处于难以动弹的“死地”。40多年后，邓小平曾感叹地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说黄河的水要来，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几天以后，等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继而渡过沙河，蒋介石如梦方醒，立即调集大军南阻北追，并气恼地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自己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 为了把刘邓大军阻击在汝河以北，蒋介石急急调来整编八十五师经过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8月24日晚，刘邓率指挥部到达汝河北岸，前面敌人的火力阻击很猛，后面追兵只有30里。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说：狭路相逄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命令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飞机大炮、枪林弹雨，片刻不停，强渡汝河。前线指挥员则命令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并要求先头部队过后，沿途不留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第二天下午，刘邓大军共有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至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还剩下最后一道险关——淮河。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挡在北岸。此时，敌人追兵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离淮河渡口仅仅30里远。形势再次变得紧急起来。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刘邓大军冒险蹚过淮河，刚刚走出5里地，追兵就赶到淮河北岸，不料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 8月27日，刘邓大军经过20日千里挺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巍巍千里大别山雄踞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大别山烽火再起。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并兴师动众地把海军调入长江，以防范刘邓大军渡江作战，随即开始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 在大别山，刘邓大军度过了抗战胜利后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冬天来了，刘邓大军在风雪荒野中，缺衣少粮，没有后方，他们既要同“围剿”的敌人作战，又要自己设法抵抗饥寒。 大兵团无后方作战，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中原解放军遵照毛泽东自己动手解决部队棉衣问题的指示，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解决了全军的御寒叫题。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牵制了南线国民党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打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它带动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第七章 黎明前的决战 三、风卷残云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战略决战。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发起，是第一个战役。东北野战军先后分路奔袭北宁路。到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华北国民党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东北野战军预先设置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的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0万多人。随后，被长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在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2万人。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4万多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多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战役，于1949年11月29日发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解放了天津。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以3.9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多人，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外，全部获得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多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尽显无遗。在看透国民党划江而治的骗局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渡江战役，并随后进军大西南、大西北，基本统一了整个大陆。 第七章 黎明前的决战 四、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西柏坡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个普通的小村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土地会议，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1947年7月，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后，掀起了—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仅一年时间，解放区就有1.6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纷纷参军支前，并唱出了这样的民谣：“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到了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这是哈尔滨市顾乡区靠山屯农民1947年9月10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两张桌子，几把木椅，一个茶壶，一部电话，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中央军委作战室，中国共产党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周恩来曾形象地说，这里不发枪，不发炮，只发电报。在这里，毛泽东亲自向全国各个战场发出了197封作战电报，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三大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大伙房里，会场布置十分简单，没有录音设施也没有扩音设备，与会的中央负责人和来自前线的同志们坐在高低不同的椅子上听取毛泽东的报告。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中国革命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如何才能使全党同志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提出了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虛、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西柏坡时期，各位领袖以身作则，留下了段段佳话。当时生活较为安定，条件好于陕北，可是毛泽东的生活照旧是俭朴的，一双布鞋补了又补。 即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骄傲自满，反而更加谦虛谨慎。这集中反映在进京前后领袖们的谈话，核心内容是艰苦奋斗为民，“我们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23日上午，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11辆吉普车和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行军途中，毛泽东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没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第七章 黎明前的决战 五、解读 三年解放战争，是两种力量、两个命运的大决战。历史证明，人民只会支持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政党，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党必定惨败无疑。解放战争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中流砥柱。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结果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格外重视。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指示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一再强调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岁月塑造出了伟大的西柏坡精神：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这是一种力量和境界，也是一种追求和自我约束，对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八章 中国历史新纪元 一、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h3>神秘商人</h3> 1948年8月的一天，一艘名为“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轮船正在由朝鲜罗津开往香港。船上装满了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船上一个神态精明、商人打扮的中年人好像是这些货物的主人。从表面上看，这是商人租用苏联轮船前去香港进行商业贸易，但谁都不曾想到，这个“商人”是中共中央派往香港完成一项特殊使命的钱之光。 时光回溯到1948年4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第一个文告《五一劳动节口号》： “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以上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拟在哈年滨，时间拟在“今年秋季”。 当时的中共中央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包括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77位著名民主人士在内的邀请名单。而这些民主人士中，有不少尚在香港或需要通过香港回国。于是，中共中央便派钱之光秘密潜入香港，以便同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一起，负责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交通保障工作。 <h3>分批北上</h3> 钱之光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负责华南分局工作的方方、潘汉年等取得联系，开始计划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很快完成。为安全保密起见，留着大胡子的谭平山和沈钧儒把胡子藏进了衣领内；章伯钧、王绍鳌穿着长袍，一副阔绰富商的模样；大名鼎鼎的蔡廷锴将军变成了头戴破毡帽、脚穿旧布鞋的苦力……就这样，在中共有关人员的护送下，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于1948年9月29日顺利到达哈尔滨。 1948年10月底，第二批民主人士也被安全送走，包括郭沫若、马叙伦等人。 第三批是送出北上民主人士最多的一次。由于上两次已经送出了不少民主人士，为了防止引起外界的注意，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有关方面对此次护送工作进行了更加周密、具体的安排。经过慎重考虑，第三批民主人士起程的时间被安排在圣诞节后第二天深夜，因为香港受到西方的影响，每到圣诞节都会放假，以便让人们欢度节日，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行动时机。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章乃器、茅盾夫妇等民主人士登上了北上的轮船。为了避人耳目，保障安全，这些人士在事前都不知道与何人同船。此次航程也经历了一番波折，由于船到青岛海面时遇到逆风，加上坏了—个引擎，轮船起航后10天还没有到达大连。经过12天的航程，1949年1月7日上午，第三批民主人士终于顺利到达大连。 1949年3月14日，第四批送出的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这批民主人士包括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其子盛康年，以及俞寰澄等人，其中黄炎培是地下党费尽周折于1949年2月从上海精心护送来港的。 除上述几批重点护送外，也有—些民主人士是经过其他路线或海外进到解放区的。如最早从香港北上的胡愈之和沈兹九，是1948年8月由潘汉年安排，假充华侨商人乘英国商船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然后转道大连进入解放区的；致公党的黄鼎臣是1949年3月20日乘外轮“宝通”号北上的；4月上旬，应邀参加新政协的何香凝由女儿廖梦醒陪同携孙子孙女北上，乘坐的是希腊轮船。5月21日，钱昌照等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北海”号轮船离港赴天津；5月28日，专程从新加坡赶赴香港的陈嘉庚从香港北上；8月，黄琪翔化名乘外轮经朝鲜到达北平，是北上的最后一位重要的民主人士。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差不多—年的时间里，潘汉年、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共安排秘密北上民主人士20批约350人，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为各界知名人士齐聚新政协会场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八章 中国历史新纪元 二、人民共和国诞生 <h3>筹备会议</h3> 从1949年6月15日至9月17日，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复酝酿、共同磋商、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先后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两次新政协筹备大会。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6月15日至19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条例选举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等为副主任，共21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各项筹备工作：一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是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是起草新政协共同纲领；四是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成方案；五是起草新政协宣言；六是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准备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确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有45个单位的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民主人士75人，共为662人。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宣告完成。 <h3>新政协盛会</h3> 1949年9月21日晚7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庄严的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怀仁堂，一座小小的殿堂，竞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清朝末年，它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为“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它成了联军的统帅部。慈禧太后回京后起名为“佛照楼”，后更名为“怀仁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又成了袁世凯的办公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北平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怀仁堂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经过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一个多月的努力，这座古老的建筑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庄严瑰丽。 参加此次会议的600多位代表，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分子的代表组成，具有了泛的代表性，体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大团结。 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席团进入会场时，全体代表一齐起立，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了出席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大会日程和当日执行主席之后，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讲到会议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界的和平和自由。 毛泽东的讲话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向全世界宣告，旧中国的历史结束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开始了。 <h3>确立国家大体</h3> 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于9月27日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并作出以下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釆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9日，会议致通过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共7京60条，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大宪章，它描绘了新中国的建国蓝图。 《共同纲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髙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权力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要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明确国体、政体和基本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共同纲领》还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军事制度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因此，《共同纲领》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9月30日，会议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由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并选出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 会议还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永远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朱德在闭幕词中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在圆满完成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30日闭幕。 <hr /> 注释： 第八章 中国历史新纪元 三、开国大典 <h3>激动人心的时刻</h3> 1949年10月1日，古都北京迎来了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这里隆重举行。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髙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組成各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日下午，在新定为首都的北京，30万军民汇集在天安门前，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锦绣般的欢乐的海洋。 2时55分，以毛泽东为首的开国元勋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都佩戴着红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有竖写烫金字的职务名称，飘带的下部剪成燕尾状。这些领导人们穿着不同颜色不同式样的服装，在红色锦缎飘带的衬托下，都显得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而会场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戴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或“记者”的烫金字样，这些锦缎飘带也就成了走上天安门的证件。 当毛泽东走上天安门时，设在天安门上的扩音器中放出广播音员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走上了天安门！”顿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群众的热烈掌声如暴风骤雨般经久不息。 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广播里播放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的群众随声高歌。30多万种声音共同唱出的歌声，成为北京这座古老的历史名城千百年来最为动听、最为响亮的歌声。 毛泽东主席站到麦克风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军乐队奏响的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亲自按动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大炮鸣放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光辉历程。 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声音震动了全世界，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升旗仪式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大民政府公告：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h3>新空军亮相</h3> 毛泽东宣读公告后，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阅兵司令员朱德乘车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阅兵之后，朱德回到天安城楼，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着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切反抗和捣乱行为。随后，受阅部队以人民海军方队为先导，以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方阵相继跟进，由东向西通过主席台。新组建的人民空军也以17架飞机组成的飞行编队，自东向西飞过天安门上空。 参加这次开国大阅兵的空军，是新中国的第一支空军。 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北平、广州、西安、汉口、重庆5个空军军区以及空军总部和台北指挥所，共有8个飞行大队，381架飞机。但除了需要修理和不能起飞的留在大陆外，已全部飞往湾。人民解放军在空军建设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 为了迎接1949年10月1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中央军委命令年轻的人民空军做好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检阅。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是9月22日出台的，比地面部队的组建迟了整整一个月。这时，距预定的开国大典时间只了200个小时了。接到命令之后，空军有关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建立—支空中战斗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组织了一批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抢修出9架美国制造的P—51野马式战斗机，提前于1949年7月3飞往北平，在南苑机场加紧战斗技术训练。到8月15日，各地修复的飞机也陆续集中到北，航空局下令成立了南苑飞行队。 于是，在南苑机场上，集中了来自各地的飞行员和来自各地的飞机。飞机不仅陈旧，而且杂乱。有P—51战斗机，有蚊式轰炸机，有C—46运输机，还有几架老牛式的教练机。除了起义的飞机好些外，其他几乎全是国民党遗弃的破烂飞机，有的只能算是一堆零件。因为是东拼西凑的飞机，所以即使是同一类型的飞机性能也各有差异。飞行员也各有各的经历，有的是起义过来的，有的是教官，还有的是老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 在讨论空中阅兵方案时，有人提出，飞机太少，阅兵时呼啦一下全没了，群众不满足怎么办？有人提出可以再飞一次。 当时苏联派到中国的空军顾问看到空中阅兵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客观地讲，当时提出飞机飞第二次确实是外行人的意见，非常冒险。但最终，飞行员们还是成功地完成了任务。9架P—51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圈再接续飞得较慢的运输机，第二次飞过天安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是新中国行进凯歌中的第一个音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人民从旧中国继承的遗产，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投入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完成。到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 <hr /> 注释： 第八章 中国历史新纪元 四、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它结束了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享受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利，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从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它在—个幅员广阔、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对维护世界和和支援世界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国家，这—方面使中国拥有了几千年的悠久文明，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逐渐成为—个政治僵化、经济落后、盲目自大的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从学习西方“器物”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制度”的戊戌变法，再到学习西方“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谋求中国国富民强的探索日渐深入和全面。但真正开拓局面的是髙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五四运动形成的时代大潮，催生了一个对于中国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谋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两个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问题。 另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消除了中国屈服于任何外国压迫者的社会根源，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外国侵略势力被赶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其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设在中国的各种侵略机构被管制和取缔，中国被任意宰割和掠夺的日子结束了。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自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直到国民党政府时期内外战乱频仍的局面，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空前团结和统一的新国家。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两大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中国由衰败落后开始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和前提，是中华民族由此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第九章 开国第一战 一、朝鲜半岛上的楚河汉界 <h3>大国利益牺牲品</h3> 历史上的朝鲜是一个比较富饶的半岛国家。北纬38°线正好横穿过朝鲜半岛的中腰部，对于朝鲜来说，这条纬线成为不幸的起源和苦难的象征。 1896年，沙皇俄国和日本为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开战，最后的结果就是以北纬38°线为界，把整个朝鲜半岛一分为二。1910年之后，日本人赶走了俄国人，整个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朝鲜成为日本的军营和战略后方基地，大批的朝鲜青壮年被送上战场，成为日本人的炮灰。 随着二战进程的发展，朝鲜人民看到了希望，他们以为，日本被打垮之后，朝鲜肯定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然而事实却是，朝鲜再次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和筹码。 1943年德黑兰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朝鲜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他们至少应该经过40年的监护”。因此，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虽然以恩赐和怜悯的姿态宣布“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恰当的时候使朝鲜自由独立”，但很显然，这个“恰当的时候”本身就是不确定的。1945年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宣布朝鲜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共同托管”，并认为朝鲜作好实现独立的准备，需要20年到30年的时间。 1945年8月6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召开半年之后，一朵蘑菇在日本广岛升起。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零时，苏联红军百万大军突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开始越过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半岛，并向南迅速推进。而此时此刻，美国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地面部队还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冲绳岛。由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波茨坦会议都没打明确划定美苏双方都认可的占领分界线，苏联红军在朝鲜半岛的推进然成了美国人的隐忧：如果任由苏联这么轻易地领整个朝鲜，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何？ 于是，1945年8月911晚，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以便拿出适当的应对方案，不让苏联在远东占到更多的便宜，保障美国的相应利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参谋人员中有—个名叫迪安·里斯克的年轻上校，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拿起支红色的铅笔，简单随意地在面前的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正好横穿过朝鲜半岛的中腰部，与49年前日俄分割占领朝鲜的那条线完全—致，这就是北纬38°线。迪安·里斯克建议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以这条线作为美苏双方军队的分界线。 <h3>为战争埋下伏笔</h3> 令美国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人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条线。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8月12日，苏联红军占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24日占领平壤。随后，尽管在时间上占有优势，进攻占据朝鲜半岛日军的苏联红军还是主动停止在了三八线上，并撤回了部分已经越过这条线的部队。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发布命令：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军受降，三八线以北的日军由苏军受降。9月7日，麦克阿瑟又发布了一条公告，宣称：对朝鲜三八线以南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暂由他本人行使。 就在苏联红军占领平壤的当天，美军第七步兵师在朝鲜南部的仁川港登陆，并马不停蹄地行军，最终到达了三八线附近。 就这样，北纬38°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楚河汉界。整个朝鲜半岛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南部的美国占领区占据了43％的土地面积和60％的人口；而北部的苏联占领区则占据了57％的土地面积和40％的人口。朝鲜作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就这样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和筹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这是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对立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从三八线划定的那一刻起，介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非常清楚，这条横穿朝鲜国土、长约250公里的纬线，注定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远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事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朝鲜南方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朝鲜北方则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年12月，苏军撤出朝鲜。次年6月，美军也撤出朝鲜。自此，南北两方政权都为以武力实现统一加紧准备，双方的小规模冲突日趋频繁，战争的氛围日趋浓烈。终于，双方在1950年6月25日大打出手。 <hr /> 注释： 第九章 开国第一战 二、被迫作出抗美援朝决策 <h3>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h3> 1950年6月25是—个星期天，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然而，就是在这一天凌晨4时左右，朝鲜半岛三八线地区在夜幕深沉、大雨滂沱中炮声骤起——朝鲜战争爆发。 本来，这是一场局部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当战争发生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场在亚洲东北部潮湿的雨季里发生的军事冲突，会对朝鲜半岛以外的世界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然而，事件的发展逐渐非人的意志所能控制。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合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派兵随从美国军队入朝参战。这样就使场局部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扩大成为—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进攻非常顺利，很快成破竹之势。6月26日，人民军领古都开城。6月27日，人民军领汉城的户议政府。6月28日，人民军占领韩国首都汉城。在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韩国军队兵败如山倒。位英国战地记者曾经形象地描述过当时韩国军队溃败的场面：“我看见些卡车上的髙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们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乎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做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一些韩国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挣脱缰绳或者扬蹄跳脚；韩国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占领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前来增援的10万美军和李承晚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邱、釜山一隅。8月15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解放五周年”纪念日，首都平壤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活动。金日成发表讲话，提出“要把8月变成统一朝鲜的月份”。人们都沉浸在高度的兴奋之中，都以为统一朝鲜的日子已经不远了。8月31日，朝鲜人民军打响了决战性的釜山战役。但是，此时的朝鲜人民军已如强弩之末，经过两个月的进攻，朝鲜军队消耗巨大，损失兵力达5万多人，但仍然没有啃下釜山这块硬骨头。而此时，一个给朝鲜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军事行动发生了。1950年9月15日，18000名“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成功登陆。 距离汉城仅40公里的仁川，是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一个重要港口，正位于朝鲜半岛东西最为狭窄的蜂腰部位。在自北向南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朝鲜军队进攻的致命弱点就是战线拉得过长，补给线长达40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等于在朝鲜进攻军队的后方把朝鲜国土拦腰斩断，使处于仁川以南的朝鲜军队陷入了无后方的孤立之中。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在“联合国军”的绝对制空权下，朝鲜人民军损失了儿乎所有的坦克和许多大炮，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被分割包围。9月23日，金日成下令全线向三八线附近撤退。9月29日，“联合国军”占领汉城。同一天，“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到达三八线。9月30日晚，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 朝鲜战争发展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h3>艰难的历史抉择</h3>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准备开始另一场战争。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面前放着一大堆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马上要颁布的一部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这部法令的指导下，新中国3.1亿人口的解放地区将展开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完成“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另份文件是刚刚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新中国面临的经济状况极为严峻，切都有待于新领导人全力以赴。第三份是关于西藏问题的文件。新中国成立之后，西藏的反动势力寻求所谓“独立”的阴谋活动日趋加剧，西藏全境的解放有待完成。还有—份是西南军区关于匪患问题的报告。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动残余势力与土匪活动仍非常猖獗，他们不仅烧杀抢掠，不断杀害政府与军队的工作人员。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之后，仍然梦想“反攻大陆”……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问题太多，任务太重，她急需一个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以迅速地解决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完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也正因如此，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不要四面岀击》的讲话，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各阶级、各政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当然，在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他不曾想到，这个百废待举的国家，数月之后不仅要被迫出击，而且不得不出境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注意力正集中于解放台湾方面，许多技术性的问题正在解决，军事准备作进展比较顺利。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即使在朝鲜爆发战争的情况下，最迟到1951年，新中国解放湾的条件也就基本完备了。但事实的发展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没等中国作出正式反应，美国就以挑衅式的行动逼迫中国卷入其中。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的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立即发表一份措辞严厉的政府声明，声明提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采取任何叭挠行动，合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声明宣布，中国全体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声明并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民，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另外，从8月27日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挑衅性的侦察和轰炸扫射，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损失，对此，中国政府一再提出抗议，但美国都不屑一顾。 中国政府一直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对压至三八线的所谓“联合国军”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和平，从不也永远不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委托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中国决不能“坐视不顾”。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 上午10时，毛泽东与其他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几十万群众一起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入夜，五彩缤纷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载歌载舞，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然而，此时的中国领导人心情是复杂的。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已一再发出警告，但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中国应该怎么办？ 没等中国领导人完全考虑好这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已经摆在了面前。就在同一天，麦克阿瑟无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东京通过广播向朝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同一天晚上，金日成在向苏联请求援助之后，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一个艰难的历史抉择终于摆在了中国领导人面前。 <h3>曲折的决策过程</h3> 自此之后，在整个1950年10月上旬，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光常常彻夜长明。 10月1日当晚，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决定第二天即10月2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的髙级军事领导人参加，继续进行讨论。 10月2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次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上，关于出兵援朝问题仍然有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提出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多数中央领导人都主张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要谨慎从事。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会议于是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并决定要彭德怀挂帅。 10月4日，毛泽东的电召下，彭德怀从西安飞抵北京，参加中南海丰泽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继续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各方领导人发言非常踊跃，像前几次一样，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意见分歧也非常明显。不赞成出兵或至少是暂时不出兵的意见认为，新中国百废待举，急需要做的工作是争取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几近瘫痪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新生的政权正在建立过程之中，还不是十分巩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敌人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无论从哪方面相比，我们与对手都相差甚远。而在经历了长期战争之后，中国的普通民众甚至包括军队对战争的厌倦思想也必须予以重视。 在此期间，毛泽东逐个与参会的领导人谈心，耐心地做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尽管有些同志对出兵有些意见，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亡时刻，我们站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10月5日，彭德怀在会上。慷慨陈词：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彭德怀的话对统—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反复讨论，基与周密的分析和权衡利弊，中国领导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尽管存在各种严重困难，但出兵还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出兵，让美军压至鸭绿江边，威胁我东北，控制我台湾，又威胁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样，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必然增高，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极为不利。因此，应当义无反顾，坚决出兵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话极为支持，并提议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抗美援朝的使命就这样落到了彭德怀身上。 <h3>坚决出兵</h3>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讨论入朝参战问题期间，毛泽东还派周恩来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一是陈述中国的主张，二是讨论苏联在抗美援朝期间给予中国相应的空军和其他援助问题。但就在10月8日中国作出出兵援朝的决定之后，曾经允诺出动空军给予中国志愿军支援的苏联又改变了主意，毛泽东收到了斯大林“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空军，而如果没有空军的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处在美国强大的空中优势下，根本无法打仗。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次前往苏联进行交涉。周恩来指出，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只好暂缓出兵。斯大林于是提出了让金日成撤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的建议。而在此期间，美国决策者无视中国的严正警告，继续扩大战争，命令美军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并迅速向中朝边境方向不断推进，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情况益发紧急。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最终作出决定：即使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況下，也要立即出兵，以抢在美军前面至少在朝鲜境内占领一片可以部署部队的区域。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朝鲜和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利益。10月18日晚，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了入朝作战的命令。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同时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背负着党和人民的意愿，髙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从此，在朝鲜半岛的三千里江山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small>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small> <small>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small> 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也为那个时代全中国的男女老幼所传唱。 第九章 开国第一战 三、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h3>五次战役</h3> 历史往往如此巧合。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命令，并举杯为彭德怀饯行；同一天，“联合国军”从3面包围了朝鲜首都平壤，开始实施强攻。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同一天，平壤陷落。 在朝鲜最危难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时出现在朝鲜国土上。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出现，是以一种巧妙的隐蔽形式，初步达到了预期目的。 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在10月14日之后的两周时间内，约有18万中国部队跨过鸭绿江。尽管北京发出了所有警告，在麦克阿瑟管辖下进行活动的军事情报单位或侦察机构并未发现上述部队的行动。他们钻进了深山老林，隐蔽得十分巧妙。 志愿军各部队入朝时，采取了一系列伪装隐蔽的措施。他们利用黄昏和夜暗分路过江，使敌军“联合国军”不便进行空中侦察和空中袭击。在入朝后向前开进时，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20公里的地凶，以防过早被敌发觉。志愿军各部队派遣远出之侦察队，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联合国军”。时机不成熟，大部队尽量避免过早同敌人接触，以免暴露作战企图。由于以上措施得当，加之美军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因而对志愿军行动未能察觉，使志愿军收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 当敌军分兵冒进到朝鲜的博川、云山、熙山、五老里一线时，隐蔽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利用敌人未料到我军出兵的麻痹状态，集中6个军的兵力，于10月25日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开始了入朝之后的第一次战役。经过12昼夜的激战，11月5日战役结束。此役歼敌1.5万多人，使美军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成了泡影。这次战役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此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5日后来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 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敌军不甘心失败，集中了20多万兵力，于11月25日发动所谓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先主动撤退，当敌军进入预定作战区时，再发起猛烈反击。经过激烈战斗，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冰天雪地、装备不足、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共歼敌3.6万多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之外的全部失地，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场。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又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知这目情报后，并没有被吓倒。毛泽东轻蔑地说：“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泎，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正是如此，美国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受到许多国家的斥责。 在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从12月31开始发起第三次战役，向“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的防御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并迅速突破了敌军防线。1951年1月2日，敌军开始全线撤退。中朝军队乘胜追击，1月10日战役结束。此役共歼敌1.9万多人，并将“联合国军”赶至三八线附近。但为避免被敌人引诱南下，陷于不利地位，志愿军适时收兵，主力后撤进行休整，只留少量部队在第一线担负警戒任务。 “联合国军”为挽回颓势和缓和内部矛盾，在经过准备后，于1951年1月25日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全线进攻。志愿军立即停止休整，同朝鲜人民军一起重新投入了战斗，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四次战役。中朝军队采取坚守防御、战役反击等作战方式，血战汉江，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汉城，在向北转移中继续抗击敌人。至4月21日战役结束，中朝军队经过87天的艰苦战斗，终于遏制了敌人的进攻。此役共歼敌7.8万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杀伤，基本上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开始至6月10日结束。此次战役共分三个阶段。从4月22日至29日，我方军队连续作战7天，歼敌2.3万人，迫使敌人撤至汉城、北汉江、眧阳江以南地区。4月30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志愿军集中6个军的兵力，于5月16日对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5天激战中共歼敌1.7万人，敌人被迫退至县里以南地区。5月23日，战役进入第三阶段，志愿军为集结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开始主动北撤，在转移中机动歼敌。6月10日，志愿军又回到三八线附近。此役共歼敌8.2万多人，双方转入战略对峙。 以上五次战役的进行，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自此之后，朝鲜战场形成了双方僵持对峙的状态，无论敌军发动多么猛烈的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h3>边打边谈</h3> 在无法取得战争优胜权的情况下，美方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谈判地点最初设在开城，10月25日起移至板门店。在谈判进行期间，双方都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整个谈判呈现出时断时续、边打边谈的复杂局面。 谈判一开始，美国就公然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朝中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之后，美国就单方面终止谈判，并以“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相威胁。从1951年8月18日开始，美军先后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与秋季攻势。中朝军队坚决给以反击，采取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15.7万多人，迫使敌人于10月25日在板门店重新恢复谈判。11月27日，谈判双方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决定以实际接触线为界，双方军队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 但在恢复谈判之后，美方仍拒绝平等协商，有意设置种种障碍拖延和搁置谈判，并且依仗其空中优势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出动大量飞机全力轰炸志愿军后方运输线，封锁朝鲜蜂腰部的铁路、公路咽喉地带，企图迫使志愿军因粮弹不济而屈服。志愿军以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和后方运输部队协同作战，顽强地进行反“绞杀战”的斗争，建立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对前方的物资供应。 在战俘问题上，双方的主张截然对立，这也是造成战争迟迟不能结束的主要原因。中朝方面坚持按照国际惯例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遣返全部战俘；而美方则蓄意刁难，拒绝按照国际公约实行遣返，提出所谓的“自愿遣返”。为此，美方除不断对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力外，还采取强行扣留中朝被俘人员，停止谈判等手段，企图使中朝方面屈服。在遭到严厉谴责和拒绝后，1952年10月8日至25日，美方再次终止谈判，并于10月14日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忐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击，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使敌人付出伤亡2.5万人的惨重代价。 1953年2月22日，美方致函中朝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首先交换伤病战俘。经仔细研究，中朝方面于3月28日复函同意首先交换伤病战俘。 6月8日，谈判双方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正当这吋，韩国李承晚集团蓄意破坏停战协定，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志愿军于6月26日发动金城战役，给韩国军队以沉重打击，从而保证了停战协定的切实实施。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节此胜利结束。 第九章 开国第一战 四、解读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场战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它有力打击了美国的狂妄气焰，使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有国无防，国门洞开，任人宰割，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状态。当时的许多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包括—些清政府的有识官员也对此进行反省，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主要是“器物”不如人，只要有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就可以自立自强，于是便有了近代著名的洋务运动。然而，这一梦想又在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中被打碎。经过洋务运动，中国的确拥有了自己的“坚船利炮”。从当时的军事实力上来说，清政府的海军力量比日本只强不弱。但中国竞败在自己向来不屑一顾的日本手中，而且显得不堪—击。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又被袁世凯窃取。随之而起的是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整个中国民不聊生。1928年之后，国民党虽然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但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一个自强自立的政府所应有的能力与姿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直至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依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一周年就敢于出兵朝鲜，奋勇抵抗强权侵略，并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就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中国人一改“东亚病夫”的旧形象，以崭新的面貌傲然登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事务和世界战略格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思想上来说，自近代以来，在自己的国家不断落后挨打的历史中，中国人民逐渐形成了一种民族自卑心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组织各种宣传力量对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便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这种宣传教育工作的进行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使中国人民大大摆脱了民族自卑心理，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长远来看，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建，是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重要思想起点。 第十章 冲破核垄断 一、大漠深处腾起蘑菇云 <h3>反对原子弹必先拥有原子弹</h3> 一位国外人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人找到一颗原子弹，苏联人受贿一颗原子弹，美国人拿着颗原子弹。但谁都想不到，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原子弹的认识，经历了从战略上蔑视到战术上重视的过程。 1945年8月6日，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在几天之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在1946年8月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来访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由于无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曾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之后，美国也动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念头。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再次提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而对美国不断的核威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要想反对原子弹，自己就必须拥有原子弹。 1954年，地质部在广西采集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为了加速中国核工业的发展进程，1954年，毛泽东向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1956年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同样的要求。但赫鲁晓夫每次都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 经过多次的磋商与谈判，直到1957年10月，苏联才与中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主要内容就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就出现了问题。1959年，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致信中共中央，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作出反应，就于7月15日通告中国政府，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尽管中国方面一再挽留，但赫鲁晓夫仍一意孤行，于8月23日全部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并同时带走了全部的重要图纸资料。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也停止了按照合同应向中国供应的配套设备。 就在美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的同时，在国内，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在这种困难重重的严峻形势下，对于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国家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上马，继续研制原子弹；一种意见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继续研制。当时的中央领导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坚决主张继续上马。陈毅的话非常形象地表达厂他们的决心：“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种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h3>两年成“一弹”</h3> 从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据此，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了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 1962中9月11日，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相关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1962年10月19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核工业部的两年规划，并建议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 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了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列出了包括15人在内的委员会名单。11月1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核工业部提交的报告，并宣布，中央组建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以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各有关部委、有关地区的党政军民、各行各业，展开了一场原子弹研制的全国性攻关战、协作战。在全国的协同努力下，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出四氟化铀，大大推动了核工业建设的进程。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3年8月23日，衡阳铀水冶厂建成第一期工程并试生产。1963年11月29日，酒泉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963年12月24日，同步聚集爆轰试验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化铀，铀—235，这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爆炸了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为下一步进行正式的原子弹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月2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特密级小型会议。会议决定，原子弹爆炸的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到11月上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前。这个大致时间确定之后，从上到下所有为原子弹爆炸而奋战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都随之进入了紧张的准备状态。 10月14日19时12分，在大漠深处的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被安全吊装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 10月16日早晨6时30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顺利完成。全体工作人员随即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12时56分，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完毕。 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了原子弹起爆按钮。核试验场区广播里传出倒计时的报读声：“9、8、7、6、5、4、3、2、1，起爆！”在一段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铁塔方向迸发出强烈而耀眼的闪光，接着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形成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当天下午，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并在声明中说明，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在声明中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第十章 冲破核垄断 二、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那就是原子弹的武器化。 在原子弹作为武器使用的时候，可以用飞机在空中投掷，也可以用导弹发射。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采取铁塔方式。因此，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就立即开始部署用空投方式进行核爆炸试验。 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爆炸获得成功。 但是，空投的作战使用价值远远不如用导弹发射。一些发达国家研制成功原子弹以后，主要是以导弹为运载工具，把核弹头送到预定的地点实施核爆炸。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即为导弹核武器，导弹核武器的作战威力比单纯的原子弹更大。美国和苏联为了争取导弹核武器上的优势，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不受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果断决策，中国也要发展导弹武器。 早在1963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就作出了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导弹为主、核航弹为辅的决策。导弹研究院的科技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就原子弹和导弹相结合问题进行了多次技术论证与协调，对某些项目进行专题研究试验。但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原子弹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夕，中共中央对导弹核武器的研究和近期发展目标作了明确部署。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使研究导弹核武器有了更好的基础。在完成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之后，中国立即投入了“两弹结合”试验。 经过一系列的单项试验和技术准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于1966年3月批准了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的飞行试验。 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上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并确定了试验的步骤：先进行“冷试”，即导弹不装核材料，再进行“热试”，即实施原子爆炸。核弹爆炸后的落弹区为罗布泊某核试验场。 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发射试验，必须保证导弹飞行弹道下面居民的绝对安全，万一导弹飞行不正常，把原子弹丢在预定落弹区以外，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了。为了对人民高度负责，必须采取最严格最可靠的安全措施，国防科工委在3个月内两次组织专家审查了“两弹结合”的技术方案，仔细讨论了一旦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处置方法，具体安排各项保障措施。 6月30日，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来到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亲自检查指导工作。周恩来要求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和有关专家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密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在该做的工作都做好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的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 10月7日，有关部门又进行了一次考核导弹安全自毁系统的空爆试验，以确保在万一情况下，弹头体能及时炸毁，而核弹头不发生爆炸。 10月8日、20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专门讨论保障“两弹结合”试验的顺利进行问题，并决定派聂荣臻前往导弹发射试验场主持试验。 12月25日，聂荣臻赶赴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在听取了试验基地党委会对发射区和弹着区进行的分析后，聂荣臻同意按照12月27日正式发射来安排工作。 1966年12月27日9时10秒，一声令下，核导弹点火升空，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和滚滚翻腾的烟云，核弹头按预定弹道向弹着区飞去。9时9分14秒，经过9分4秒的飞行，导弹核弹头按预定计划在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上爆炸，一个火球闪出耀眼的强光，剧烈翻腾的蘑菇云袭袅上升…… 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成功。 当新华社发表新闻公报：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第十章 冲破核垄断 三、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早在1960年底，在大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摸索氢弹原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开始全面开展关于氢弹理论的研究。 1965年，周恩来在听取刘杰关于中国还需要三年到五年时间才能爆炸氢弹的汇报时指出：三年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他要求核工业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上报中央专委。 当时的二机部组织人员对氢弹理论进行了探讨。人员分两个组：一个组是由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人领导的九院理论部，另一个组是由于敏、黄祖洽等人领导的北京401所（原子能研究所）。1964年12月，九院副院长吴际霖提出用一年时间突破氢弹理论设计。1965年初，二机部党组决定将两组人员集中到九院，同心协力进行原理攻关。 1965年2月3日，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强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主旨是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备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于是，一场研制氢弹的攻坚战悄悄地打响了。 在吴际霖、朱光亚的具体组织领导下，整个九院和核工业厂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与此同时，二机部和全国相关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兰州核燃料厂克服重重困难，于1966年按期拿出了合格产品，许多具有特殊要求的元件、电子仪器、多用设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氢弹生产制造厂，保证了氢弹研制工作的需要。 1966年5月9日，中国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次试验给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1966年12月28日，中国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小当量的热核试验。 1967年2月，国防科委、核工业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向周恩来汇报了氢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并建议批准在1967年7月1日前进行试验，得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的批准。同月，第一颗氢弹部件完成了图纸设计，生产部旋即组织加工生产。 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对氢弹的研制工作非常重视，从1967年3月起，他们先后向核工业重点生产厂、研究机构、核工业基地签发了22份电报。 1967年4月，空投轰炸机改装完毕，模拟飞行训练在试验基地上空飞行。5月，第一颗氢弹所有部件都已制造安装完毕，当月，中央专委批准了氢弹国家试验计划。 6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组织，并于会后批准聂荣臻前往核试验场主持氢弹爆炸试验。 6月17日上午9时，参加这次氢弹试验的全会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是这次氢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他迎着晨曦驱车赶到现场指挥部——一座半地下的掩蔽所，做最后的工作检杳。随后，主持这次试验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带领基地司令员张蕴玉及九院领导等一同进入掩蔽所。 投弹时间定在当地时间8时20分（北京时间10时20分）。这时，电话中传来了机场调度的声音：“飞机准备完毕，请求起飞。”“起飞！”张震寰命令。机场上那架机翼达30多米的银白色喷气式轰炸机，吐着长长的红色火焰，怒吼着从跑道上移动、加速、升空。当时针指向8时19分50秒，指挥员喊出“起爆”命令时，只见天空出现了极为强烈的闪光，一个大火球高悬在蓝天上，翻滚的火球变成大团烟云，迅速地扩张上升，将半个天空抹上朝霞般的绚丽色彩。随后，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传来一阵推波助澜的冲击波，雷霆般的轰鸣隆隆地震撼着大地和天空。 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了。在场的人们欢呼雀跃，不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冲击波到达时间、烟云高度、火球最小危度时间推算结果，氢弹已达到了预定的威力指标。聂帅叫参谋拿来电报稿纸，立即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在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中国政府重申：“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hr /> 注释： 第十章 冲破核垄断 四、中国升起了第一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星。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报告，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组长是钱学森。但是，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研制工作不得不延期。 1964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当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总理，认为抓卫星工作是时候了。 1965年1月，周总理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休方案，因此，就在“581”的基础上，将“651”定为卫星任务的代号。 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委提出1970年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卫星工程总休及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科学院配合。 5月6日，中央专委批准了该报告，并指示：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发射人造卫星的总休设计和技术抓总，由四机部、七机部及总后勤部军事医学院等部门协作。从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 7月1日，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的报告。这个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10年奋斗和发展步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3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问题作了论述。报告还有3个附件：国外空间活动及人造卫星发展概况，6种主要人造卫星的本体设计方案，人造卫星轨道设计方案。 8月2日，中央专委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以上报告。会议还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这次会议确定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同时，还对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主体与地面控制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卫星发射场建设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自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进入具体的工程研制建设阶段。 1970年4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安全秘密地运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挺举着升上天空。18秒钟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向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的苍穹之中。15分钟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4月25日晚18时，新华社受权对外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1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第十章 冲破核垄断 五、解读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创造的辉煌伟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个世界大国都己进入“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而当时的中国连常规武器的制造水平都相当落后。新中国时常处于一种钳形包围中，备受威慑。美国原子弹甚至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咄咄逼人。而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原理突破，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半，而中国仅用了26个月，这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的速度。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半，苏联花了8年，中国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奠定了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振奋了国威、军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两弹一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奉献的科技骨干队伍，为中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科学管理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各个领域。在“两弹一星”研制者身上体现出来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两个凡是”错误方针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年头，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关头。 1976年10月6日，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个不能轻易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深夜，中国的心脏北京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没发生任何流血冲突的条件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乌云散去，阳光明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他们重新点燃了心中的理想之炽，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当时的中共中央顺应时代的要求，顺应人民的意愿，在全国拉开了揭批“四人帮”的大幕，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各项权力，坚决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顿生产秩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创造条件。这一系列工作的展开，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新的气象，为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轨打下了基础。 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尽快为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历史冤案平反，并尽快恢复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但华国锋等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既要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难题。他们以为，既然要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和改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关于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提出：“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只能批右，不能批“左”；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仪式上，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指中共九大提出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首都群众再次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用大字报、诗词、标语等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不满。汪东兴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吗？1月21日，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紧接着，以上这段话经过理论概括和文字修饰，被写进了两报一刊的社论中。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提出与实践，严重妨碍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妨碍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进程，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顾压力，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展开对“两个凡是”方针批评的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纷纷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为此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作了准备。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二、一篇文章改变中国 <h3>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h3>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从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开始的。这篇文章的最终出炉，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7年9月，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把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社。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但由于针对性尚有欠缺，以上文章一时还没有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 1978年4月，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光明日报》转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胡福明的文章（《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已经将标题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觉得文章的主题非常重要，但又感到分量不够。恰巧这时胡福明到北京开会，杨西光便让他利用在京时间作了修改。与此同时，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便通过《理论动态》的吴江和孟凡，邀孙长江等到光明日报社帮助修改。4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后的校样送到中央党校，孙长江根据吴江的意见，将胡福明的文章与他此前写好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一篇6000多字的新稿，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 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发表。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此文。此后，全国许多地方性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大反响。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支持和欢迎；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赞成“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一些人的责难和压制。 <h3>真理的胜利</h3> 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点名批评了胡耀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一时间占了上风，胡耀邦等人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形势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时，邓小平并未予以关注。但他很快明确表示了支持。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1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新华社当天就进行了报道。6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都在显着位置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刊登了讲话。6月30日，邓小平的讲话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与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同时下发，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以非凡的勇气和对真理的信仰，陆续发表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多篇。 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理论讨论范畴。在两种观点的不断斗争中，正确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从1978年8月初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军队其他各大单位，或以集体名义，或以主要领导个人名义，纷纷表明态度，表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至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取得了胜利。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拨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迷雾，开始把人们从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此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第十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三、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原来的设想，此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3项议程：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并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还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成和拥护。但在如何实现转移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华国锋等人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而邓小平、陈云等则认为必须在清理“左”的错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 开幕式之后，与会者即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组进行讨论。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需要解决的6个重要历史遗留问题：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对中央组织部1937年“七七”决定和1941年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关于陶铸、王鹤寿等的问题；关于彭德怀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关于康生的错误问题。 陈云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许多人纷纷发言，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纠正“左”的错误，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根据以上这些意见和建议，中央政治局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并宣布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随着会议的进展和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以便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在以上决定的推动下，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任务，与会者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干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是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一些与会者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进行了批评，认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就这样，这次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从4个方面展开：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的这一着名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第十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12月18日，全会开幕式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在讲话中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整个会议日程在紧锣密鼓中进行。19日，全会出席者阅读文件。20日和21日，全会分6个组进行讨论。22日晚，全会举行了闭幕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第二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会议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开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着重进行了讨论，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为“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会议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思想，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会议对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会议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表党的正确领导，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全面整顿的功绩，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朿以后，这些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全会号召，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会议对经济建设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中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来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进行改革。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为了充分调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会议决定要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从经济上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在人事方面，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对人事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由陈云主管中央纪检、政法等部门，邓颖超主管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还对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进行了调整。这些工作的进行，为切实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第十一章 伟大的历史转折 五、解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次会议提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会议还强调，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它。由此，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毛泽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为解放思想确立了最根本的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早在1957年即作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但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阶级斗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强调得越来越高，一度几乎充斥了群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给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基于这一历史教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这种正确组织路线的确立表现在：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少宣传个人”，恢复并健全民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强调要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保障党的各方面政策的贯彻执行。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华国锋虽然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已经起了决策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这次会议标志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和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障。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战略方针。这就是，从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展开各方面改革。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冲破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资本主义相对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发生在一个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国家。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等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如此落后、国情如此特殊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更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第十二章 “特色”之路 一、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情况办 <h3>一个全新的命题</h3>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各条战线都在蓬勃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缋，而形势的发展也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便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1982年初秋的北京，天高云淡，艳阳高照。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历史任务是，总结6年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满怀信心地预见：“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纲领。胡耀邦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十二大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大会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符合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近期目标定得太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中共十二大近期战略目标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十二大还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是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科技问题。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是把20年分为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这次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营方式，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h3>政治上的新设计</h3> 大会强调指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对物质文明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体现着正确的发展方向。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要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个战略方针。 大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都是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党的建设方面，大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并制定了新的党章。新的党章清除了1977年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新党章的总纲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规定。更为重要的是，新党章把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写进了总纲之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新党章还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 十二大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针对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严肃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大会确定，从1983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h3>新老合作和交替</h3> 十二大在组织和人事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形成领导人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格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尽快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还提出，他们在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不再兼任副总理。中共十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1980年9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选举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中共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釆取的重大步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胡耀邦继任，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榜样。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进行的机构改革，也是中央有步骤、有秩序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収的重大决策。 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十二大选出了由210名中央委员和138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同时选出了由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133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可以看出，十二大选出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辈领导人以外，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员。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自1980年9月后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们仍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重要作用，邓小平仍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2尔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举行。2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讲台下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与出席全会的347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280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对面而坐。人们看到的是一幅感人的画面：许多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同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功勋卓着、已满头银丝的老一辈革命家肩并肩而坐，手挽手交谈。这幅画面告诉人们：党的最高领导层确实如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期望的那样，已经成为新老合作和交替的、充满战斗力的朝气蓬勃的指挥部。 十二大之后两个月，1982年11月至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法，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定，为十二大之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法律保障。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提出，今后5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这成为贯彻落实十二大指导方针的重要步骤。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特色”之路 二、明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h3>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h3> 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之后，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国民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增长。改革开放之后的9年，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翻了一番，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仍然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暴露，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判断。因此，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十三大由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十三大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作出了“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大会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1949年到1956年中国社会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也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质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将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阶段；也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这些科学论断，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在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中共十三大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这条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承和发展，是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它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它，就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h3>新理论下的新战略</h3>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的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所以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的、分阶段的奋斗才能实现。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个，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1985年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对十二大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进目步丰富和发展。 十三大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休制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十三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大会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十三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特色”之路 三、解读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从已知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中，对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作了原则性的论述。如生产资料公有，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第二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等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的具休实际，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和概括。但进入斯大林时期之后，苏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不符合实际。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3个阶段：一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又称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则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提法定名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明确指出了落后国家“过渡时期”的长期性。但斯大林认为，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只需10年至15年。1936年，苏联即宣布“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 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苏联及在苏联影响下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付出了沉重代价。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上义制度。当时的人们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迎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制度充满了向往，也充满了希望。他们以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桥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将会在一路凯歌中行进。 但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一路坦途，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 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直接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小农社会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国家。在实践中，中国也一度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了教条式的理解，把“一大二公三纯”当作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归根结底，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曲折，都是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所造成的。 因此，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在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并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之后，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十三大则是在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明确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确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找到了方法和途径，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第十三章 “社”与“资”的论辩 一、解开姓“社”姓“资”死扣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摸着石头过河”十几年。然而，对于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思想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当时，反“和平演变”、提醒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姓“社”姓“资”的争论朿缚着改革的步子，不少人甚至对改革开放的前途表示担忧。 1992年1月，北国大地冰雪消融，春寒料峭；南国的鹏城深圳，则正在东风送暖、春意盎然中迎来新的一年。 1992年1月17日深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顾88岁的高龄，不辞劳顿、风尘仆仆地踏上了赴南方考察的路途。谁都不曾想到，邓小平这次考察，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月19日上午8时许，邓小平一行的专列缓缓驶入深圳一这个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迅速崛起的经济特区。到达深圳迎宾馆桂园小憩时，深圳市委负责人考虑到老人家旅途劳顿，建议他先休怠一下，邓小平却急切而又深情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看看。 邓小平一边参观市容，一边与广东省和深圳市负责人亲切交谈。他说：对办特区，从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考察一开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一语道破多年来一直困扰朿缚人们思想、当时争论不休的问题，令陪同的人茅塞顿开，振奋不已。 邓小平继续说：从深圳的情况来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销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1月22日下午，邓小平在迎宾馆桂园接见深圳市主要领导时，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问题，又谈了许多新的见解。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月23日，邓小平结朿了对深圳的考察，前往珠海。珠海是一个与澳门毗邻的经济特区。邓小平听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的汇报后，一再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提醒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1月27日上午，在考察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时，邓小平高度赞扬了这个公司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他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吗？你们就是姓“社”，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路经顺德容奇镇，考察了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产品出口到东南亚等地，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还说，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下去，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 上海是邓小平赴南方考察的最后一站。2月10日上午，在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再次强调了他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观点。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3月26日，一篇以邓小平考察深圳为内容的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截来满眼春》刊发在《深圳特凶报》，作者是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通讯很快被新华社和国内各大媒体转发，邓小平南方谈话如一股东风，在神州大地上再一次掀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春潮。 第十三章 “社”与“资”的论辩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艰难孕育 <h3>市场与计划的初步较量</h3> 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这些谈话决不是邓小平的突发奇想，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建国初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的目标模式。直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过几次变动，也曾经进行过某些改革的尝试，但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未跳出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巾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种观念在当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理论界人士开始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早在1978年7月到9月间，国务院务虚会就曾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在草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纲时，邓小平也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以此为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应该坚持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春，陈云和李先念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与此同时，理论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进而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路。 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支持。 但是，由于当时占主流的意见还是强调计划经济，因此，以上观点提出之后不久即受到指责。1981年4月之后，一些报刊上开始出现对商品经济观点的批评。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现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提法。相对于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念，这一提法是一大进步，但在当时传统观念仍占主流的历史背景下，它显然刻意回避了使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概念。 <h3>鸟在笼子里飞</h3> 历史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党内外思想解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解放思想的阶段性成果，是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収得的。十二大正式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此为基础，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深化。 1982年12月2日，在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陈云形象地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他指出：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 尽管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从1982年到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二大前后，对于“商品经济”提法的批评声仍然很高。1982年上半年，刚刚创办的经济特区也受到了“搞资本主义”的严厉指责。尽管1980年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但有人却认为市场调节为主是想和计划经济脱节。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又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一步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了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等领导人坚强地顶住了反对和批评的声浪。 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苏州，当他看到苏州乡镇企业崛起的良好势头时，明确肯记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这个决定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打下了基础。 但是，由于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对改革的进步发展已经产生了影响。因此，客观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政治和理论上折中调和的产物，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这个提法仍未摆脱姓“社”姓“资”的朿缚。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突破。 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大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1987年10月至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样，在中共十二大的基础上，十三大确认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h3>“吴市场”们获胜</h3> 在十三大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但1989年之后，关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再次兴起，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又发生了曲折。 一方面，邓小平坚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思想理论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一些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名义下，对市场取向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据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1990年7月5日，中央政治局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商讨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对策。在座谈会上，发生了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之间的激烈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认为，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1988年的通货膨胀就是由于前些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収了市场取向的错误路线的结果。主张市场収向的人则强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座谈会发言之后，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未进行彻底的改革，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定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由于这些学者在而对猛烈批判时坚持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个人名誉上受到攻击。如吴敬琏因为始终坚持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被反对者称为“吴市场”。 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论论争，对于当时的改革开放进程不能不发生影响，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创新的改革试点停了下来。 在农村改革方而，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也出现了动摇。1989年11月24日，有关部门报送中央领导的一份有关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就反映出当时首先在全国实行大包干的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农民对农村形势的忧虑。报告指出：农民存在怕变心理。风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俊昌说，农民都担心再搞一大二公那一套，农村的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也忧心忡忡。中央一些文件和领导讲话中相继提出“私营企业存在剥削关系”“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等等，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一些基层干部闻风而动，在加强集体经济的名义下，釆収了一些措施，引起了农民的不安和不满。 在对外开放方而，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极影响。当时的海南决定把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外商投资开发，租期为70年，虽然邓小平曾经在1989年4月对此举给予批示支持，但由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划一块地给外国人，被认为是姓“资”。在这种情况下，洋浦出租开发的方案被迫搁浅，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才得以落实。 在人们的认识出现反复和动摇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站到时代的潮头，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坚持自己的观点。 1989年6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邓小平专门强调：“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 1990年12月24日，在同部分中央领导谈话时，邓小平再次谈到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医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卞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巾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可见，到这时，邓小平己经基本上形成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系统的理论思想。经过十几年艰难曲折的孕育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是呼之欲出。 第十三章 “社”与“资”的论辩 三、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h3>“皇甫平”解读邓小平</h3> 1991年2月25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1月至2月在上海考察时的谈话精神，发表了署名为“皇甫平”（黄浦江评论之意）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号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朿缚”。 3月2日，《解放日报》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此后，在3月22日和4月22日，《解放日报》又相继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了评论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以上4篇文章，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即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全而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所坚持的理论观点。 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理论界也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认为获得了政治上的坚强支持，而坚持计划取向的人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名义下继续进行批判。在计划与市场这个经济休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上究竞应该作出何种选择，成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h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h3> 1992年3月9日和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休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致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会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在当时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中，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体制，出现了新的提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究竟哪一种提法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易于大多数人接受，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当时也进行了讨论。江泽民提出，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6月12日，江泽民向邓小平正式表达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法的倾向性意见，邓小平当即表示赞同。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先后表示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至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高级领导层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在原有基础上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这就为中共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从理论上论述：这一新体制的各项重大原则：其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二，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尽管它们釆取的方式和功能不同，但并不代表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不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和有计划商品经济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不再是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市场，即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 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十三章 “社”与“资”的论辩 四、解读 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这个问题成为困扰和朿缚人们思想、影响和阻滞改革开放进程的最大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框架内，计划经济就等于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休制就是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建立和运行的。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实践证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缺乏生机和活力，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拉大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等方而的差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找到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打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而，“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休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国的9亿农民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人民生活水平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原因何在？思想解放的作用、正确路线的指导，以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是不可否认的；但归根结底，体制上的不断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是最为基础性的内在动因。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十几年间，随着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这一曾经朿缚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僵化观念己经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了。在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改革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朿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也是人们的认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市场经济”这个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利的名词写进了自己的正式文件，这是又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绘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蓝图。 第十四章 共和国外交风云 一、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访 1949年12月6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一派银装素裹。北京火车站红旗飘扬，气氛热烈。 毛泽东主席身穿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微笑着与送行的人们握手告别。 一声汽笛长鸣，专列徐徐驶出站台，奔向遥远的北国——苏联。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跨出国门。 毛泽东这次苏联之行的目的是庆祝斯大林70岁寿辰，并在苏联参观、访问，而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条约、协定的谈判，则由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随后去办理。 实际上，从1948年开始，毛泽东多次向苏方传递了访苏的愿望，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不很清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某些与苏共不同的政策持怀疑态度，所以毛泽东的访苏日程迟迟未能确定。鉴于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新中国刚一宣告成立，新政府面临千头万绪时，就把开拓和建立崭新的中苏关系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亲自做工作，最终将访苏日程确定下来。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的下午6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这次会晤进行得很顺利，气氛很融洽。斯大林在谈笑中谨慎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东西？”其实，在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准备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想法，这也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最重要的日的，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不愿直接提出來。听了斯大林的提议，毛泽东看了看周围的人，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心里明白主席讲的意思。作为翻译他必须尽可能地忠于原意，但照直翻译苏方肯定听不懂。情急之下，师哲只好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可苏联人还是听得莫名其妙。毛泽东说，他打算邀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可斯大林不解地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了解他的想法和需要的，并且也是愿意谈条约问题的，如果斯大林诚恳地要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地提出帮助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自己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此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身心不安，情绪很不稳定。眼看着新的一年就要到了，这天，毛泽东把柯瓦廖夫叫来，冲他大声说道：“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來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柯瓦廖夫立即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与此同时，由于毛泽东在莫斯科一连多日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的报道，国际舆论开始出现种种猜测，有家西方通讯社甚至捏造消息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毛泽东提出的签订中苏新约的要求。 1950尔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经过周密准备之后，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会谈中，毛泽东谈了他对新约的考虑，认为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中苏友好关系固定下来，把保障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重新侵略。 这次会谈气氛融洽，毛泽东与斯大林都尽力表现出友好与合作的诚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苏新条约和其他协定的签署，对保障中苏双方的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加强中苏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重要意义。 第十四章 共和国外交风云 二、中美建交内幕 <h3>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h3> 1949年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一直与美国保持着或紧或松的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缓解外交压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开始尝试与美国接触。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这个举动是在中美相互敌视了20多年的背景下出现的，寓意深远，引人注目。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放的一个试探性气球。 为借助中国力量牵制苏联，美国也在积极寻求机会同中国对话。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美国队提出了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周恩来，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周恩来在报告上而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4月6日，毛泽东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然而，事情却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4月4日，美国球员科恩向结朿了比赛的中国球员庄则栋打招呼，拿出一件睡衣要送给庄则栋，感谢庄则栋欢迎找不到车的他上中国运动员的车，并送给他中国工艺品礼物。旁边陪同的一个中国代表团官员拉了拉庄则栋的袖子，但庄则栋却没有理会，微笑地接受了科恩的礼物，说：“中美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很愿意加深个人之间的友好。”和庄则栋分手以后，科恩说：“中国人是好人，我也想到中国上看看，但是人家没有邀请，大概去不了吧！” 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听到工作人员吴旭君为他念的《参考消息》上有关此事的报道时，眼睛一亮，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毛泽东突然转而作出了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 <h3>巴基斯坦秘密通道</h3> 1970尔12月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斯诺，请斯诺给尼克松捎个信：“如果尼克松愿意束，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尼克松闻讯后十分兴奋，1971年2月，他在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表示：“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流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中美双方建立了联系，还建立了中美巴基斯坦秘密通道。 1971年尔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对尼克松上一年12月26日的消息作出答复，并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峽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髙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这没打任何签名的信件于4月27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转到基辛格和尼克松手中。5月17日，尼克松通过希拉利大使正式答复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在6月15日后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 <h3>“波罗”行动：基辛格秘密访华</h3> 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开始了他为期48小时代号“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以“波罗”命名，意思是说这次中国之行堪比700年前的马可·波罗。作为烟幕，基辛格先到越南胡志明市、泰国曼谷、印度新德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地转了一大圈。7月8日晚，在叶海亚·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基辛格假装肚子痛早早离场。叶海亚·汗当即宣布，考虑到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决定邀请他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几日。9日凌晨4时半，基辛格摆脱记者的追踪，乘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飞机直飞北京。在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人陪同下，基辛格于当日12时15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等在机场迎接，然后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进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基辛格谈了7个问题，其中关于台湾问题他表示：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的代表。周恩来则讲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并着重谈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周恩来明确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基辛格表示：来访时间应该更早一点，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于是双方同意尼克松于1972年春天访华。 由于基辛格访华不可能长期保密，于是双方商定在访问结朿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告，在公告中同时公布尼克松将访华的消息。有关公告的文字，主要由基辛格和黄华、章文晋协商。双方争议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尼克松访华由谁主动提出；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时间。通过双方“讨价还价”，对最后的文本基辛格相当满意，认为“十分杰出，充分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并提议在尼克松接受邀请的文字前，加上“愉快地”一词。7月11日吃过午饭后，基辛格行按预定行程于12时20分，乘坐巴基斯坦专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经过48小时的秘密访闷后，返回巴基斯坦。 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在各自的首都发表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这短短200个字的公告震惊了世界。直到此时，如梦方醒的记者们才知道，基辛格博士并没有在巴基斯坦的总统别墅里休养，而是去了一趟中国。 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波罗”行动，为尼克松访华打通了关键环节，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 <h3>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h3> 1972年2月2日上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陪同下，乘专机达北京。周恩来总理等党政军领导人到机场欢迎。尼克松为了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决定在他同周恩来握手之前，其他人员都留在机船内。当尼克松走下舷梯一半时，周恩來总理等开始鼓掌欢迎，尼克松也鼓掌相报。走到舷梯尽头时，尼克松就伸出手去，走向周恩来，主动冋周恩来热情握手，时间足有一分钟之久。20多年来两国没有正式交往的坚冰，在两位领导人握手的刹那间消融了。这时，周恩来风趣地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尼克松也马上道出了他准备已久的话：“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主客一同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午饭后，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书房中同尼克松进行了寓意深刻而又幽默风趣的谈话。毛泽东主动为过去中美之间的问题承担责任，他说：“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民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儿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毛泽东趣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会谈气氛很轻松，但轻松中包含了重要内容，谈笑间有严肃主题。尼克松感慨地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有多年时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我们双方聚在一起的，是承认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形势，是我们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处理内政的指导思想，而是它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又和周恩来进行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谈话，就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台湾等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沟通和交流。1972年2月27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访华収得了成功。在为尼克松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十分高兴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公报发表后，世界为之轰动。 此后，中美之间建立联络处，开始推动中美正式建交，但由于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无暇他顾继而被迫辞职，福特继任总统，中美建交一事又被拖延。1977年年初，卡特上台以后，美国政府明确地把同中国建交作为一个战略目标。1978年7月，两国开始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晚，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979年1月1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联络处和在华盛顿的中国驻英国联络处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两国正式建交。世界格局为之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由此得到了改善，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共和国外交风云 三、恢复联合国席位始料未及 <h3>美国的阻挠</h3>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叭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很多国家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开始讨论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大突破。然而，美国却借口改变中国代表权问题是“重要问题”，须有大会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强行阻挠会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自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起，尽管美国操纵大会年复一年地通过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但联大在表决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却不断增加。 1964年中法建交，标志着中国同西方大国在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方而有了突破性进展，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产生明显的影响。 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虽然继续通过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随后，大会就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一项要求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均为47票。这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又一突破。 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是中国代表权问题起根本性变化的一年。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联合国大会在表决要求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提案时，有51票赞成，反对者仅47票。这是在历次表决这一提案的过程中，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表决结果一公布，掌声即从会场四面八方响起，犹如波涛汹涌，持续很久。这是对美国企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政策的一次沉重打击，预示着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做法已走到了尽头。 <h3>重返联合国</h3> 无疑，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迟早的事情，但这一美好消息的到来却超出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估算。因为在1971年秘密访华期间，基辛格还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一个过程，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但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使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席位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阻拦别的国家接近中国，现在自己却与中国“秘密”往来。这使很多原来想支持中国却怕美国怪罪的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西方盟国和接受美援的中小国家胆大起来。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达一周之久，80多个国家代表发言，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批评美国长期以来的反华政策，反对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提交大会讨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有3个：第一个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去的提案（人们将其称为“两阿提案”）；第二个是由美国、日本等22国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称：要从联合国中取消“中华民国代表权”属于重要问题，须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三个是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 10月25日，大会先表决美日等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表决结果一显示，会议厅里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不少亚非国家代表高声欢笑、唱歌，有的代表甚至离开座位在走道里跳起舞來，出现了联合国历史上少有的热烈场面。接着表决“两阿提案”，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该历史性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2758号决议。2758号决议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至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法理和程序上得到彻底解决。 外交部原部长黄华回忆说，毛主席拿起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4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冋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件大事。131个会员国，赞成票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中国迅速派出了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总部。中国代表团在纽约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热烈欢迎。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是中国长期以来努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外交収得的重大突破，对于提升国家威望，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非常重要。从此，中国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形象出现在联合国。 第十四章 共和国外交风云 四、中苏关系正常化 <h3>听其言，观其行</h3> “文革”结朿后的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走向繁荣富强。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却因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和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出兵入侵阿富汗等对中国安全形成直接威胁的行为，呈现对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在1982年初，出现微妙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变化。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仍然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釆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3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邓小平随后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两天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3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年盛夏，邓小平提出，要釆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条件是苏联生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外交部在8月20日给了正式答复，表示苏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消除障碍。此后，中苏双方开始了磋商拉锯战。 <h3>“葬礼外交”与“三大障碍”</h3> 1982年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国抓住时机，在外交部提出派副部长钱其琛做特使的基础上，采取出人意料的惊人步骤，大大提高规格，派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开创了“葬礼外交”，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取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随后的两年内，中国副总理万里、李鹏先后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髙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方而拿出实际行动。此后，中苏关系日益改善，经贸科教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髙级会晤的设想。邓小平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或胡耀邦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 1985年10月22日，齐奥塞斯库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当即表示要予以认真考虑。11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访问东欧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的李鹏，在谈话中强调两国关系应该完全正常化，同时还提出了两国最高级会晤的具体建议，作为对邓小平口信的答复。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并在撤军、中苏边界问题上表现出了诚意。 中方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収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审慎欢迎，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同意恢复边界谈判。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來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南、柬埔寨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而。中国在9月7日发表了这一谈话，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答复。 <h3>只握手，不拥抱</h3>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对此次来访的接待礼仪，邓小平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而时“只握手，不拥抱”。言简意赅的6个字，不仅表达了简单的礼仪问题，而且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形象地勾勒出了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邓小平就会晤问题提出了思想深邃的8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经过双方深入交谈，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今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以及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标志着中苏两大邻国结朿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为以后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犮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hr /> 注释：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a>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a> 第十四章 共和国外交风云 五、解读 弱国无外交。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没落的中华帝国开始沦入世界末流国家，先后被很多西方国家欺辱，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由于国力贫弱，黄皮肤的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诬称为“东亚病夫”。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揭开了新的篇章。几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边倒”、联美制苏、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大国外交、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阶段，取得大成就。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川，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开始展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中国先后对香港、澳口恢复行使止权，也是新时期外交方而的重要胜利。 中国人长袖善舞，不仅很好处理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还很好地处理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大国的关系；不仅很好地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还继续巩固了与非洲的传统友谊。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打开了方便之门，实现了外交强国的目标。 新世纪，中国率先提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外交新思维。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和谐世界思想。和谐世界首先强调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法制世界，国家、地区、集团之间应该和平共处，而不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和平解决争端，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办事。其次，在经济上强调共赢、共荣。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跟世界共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给世界带来发展。和谐世界的愿景，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足迹，传递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无论是中国的近邻，还是远隔千山万水的拉美、非洲，都能感受到中国践行和谐世界理念的习习“和风”。 每一次巨人间的握手，都会传为一段佳话；每一次新的外交方针的提出，都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朋友；每一次外交新思维的提出，都会展示中华文明的思维魅力。新中国数十年外交风云，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的最突出的明证。 <hr /> 注释： 第十五章 香港澳门回归 一、中国之痛 <small>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small>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个郡，当时的香港地区即属于南海番禺县。自此之后，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 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遗留下來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因积贫积弱而受尽屈辱的象征，是中国人心中曾经的痛。 国家的统一，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进行过无数次英勇斗争。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屈辱史，曾经富饶强盛的中国，成了任由帝国主义宰割的俎上肉。 <small>母亲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small> <small>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small> <small>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small> <small>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small> <small>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small> 1925年3月，身在美国纽约的爱国诗人闻一多有感于时事，写成《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掠走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比喻为7个与母亲离散的孤儿，写出了7块土地对祖国的眷念。澳门、香港便是“七子”之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香港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而逐步形成的。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1843年，英国宣布香港为英王属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正式开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迫使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将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部界限街以南的领土据为己有。通过这次掠夺，英国完全控制了维多利亚港，把“香港殖民地”的管辖范围扩展到中国大陆一隅。到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也趁机向清政府提出了拓展香港界址的要求。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署，清政府被迫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以及附近大小200多个岛屿、大鹏和深圳两湾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以上这些新租地后来被称为新界，几乎占现在香港总而积的92％。这就使香港比原來的香港行政区陆地面积扩大了近11倍，水域面积扩大了四五十倍。 这样，通过以上3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完成了侵占香港的三步曲。自此之后直至1997年，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香港岛长达155年，九龙半岛长达137年，新界长达99年。 自香港被割让之后，中国人民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以上3个不平等条约，并为解决香港问题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国力羸弱，收回香港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澳门自古以来也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位于中国南部珠江口西岸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口带劳作、生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澳门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划归南海郡番禺县管辖，之后几经变迁，南宋以后直归属香山县。16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所谓的“航海大发现”的扩展，葡萄牙人万里东来，到达中国东海沿岸一带。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曝哂水浸货物，强行进入澳门。1557年，葡萄牙通过贿赂明朝宫员，収得在澳门的定居权。19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先后侵占了凼仔岛和路环岛。从1574年起，他们每年须向当地中国宫吏交纳定银两的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住的资格。1887年，葡萄牙与中国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400多尔里，中国人民一直为实现澳门的回归而斗争，葡萄牙人为了得到澳门的控制权也是费尽心机，但从法律上來说，澳门的主权一直属于中国。 <small>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small> 第十五章 香港澳门回归 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全新的外交姿态，提出了“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其主旨就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朿缚，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三大外交方针，符合当时条件下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在坚持以上外交方针的基础上，建国初期的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采収了灵活机动的策略。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即迅速挥师南下，横扫华南地区，很快打到与香港紧邻的深圳。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驻港的英军可以说不堪一击，但一到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深圳河畔，解放军却戛然止步。原因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建国之后，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处理一直非常冷静和策略。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国之前就已作出的决策。毛泽东曾经就此对当时来中国访问的苏联代表米高扬作出过解释：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周恩来也强调，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止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1959年，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毛泽东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的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好处。到建国10年之后的1960年，中国政府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对香港和澳门的未来要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束，不采取改变香港和澳门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1963年，针对国外有人对中国港澳政策提出的责难，中国政府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当时对香港和澳门采収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在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形势下，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当时中国突破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外交形势对中国愈来愈有利。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通过有关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主权的立场和要求，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国际化，排除了其他国家介入香港问题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国政府最终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基础。 血浓于水，在坚持正确策略方针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关心着香港和澳门。1962年至1963年，香港发生严重的水荒。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重视，立即批示加速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建设。广东省克服重重困难，紧急调动了10万民工，第二年即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40多年过来，东深供水工程经过多次扩建，供水能力提髙了10倍以上，已经成为香港淡水供应的主线，被香港同胞称为“生命水”。1962年，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内地又开通了3趟专供港澳鲜活商品的快车，被港澳同胞称为“生命线”。可以说，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人民的关怀，是中国最终彻底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一个感情基础。 第十五章 香港澳门回归 三、香港回归梦圆 <h3>铁娘子踩空</h3> “文革”结朿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在国际形势方面，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的主题。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为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另外，随着1997年“租借”期满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开始对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进行试探，许多投资者也为香港的前途不明而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智慧，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作为解决当时中国所而临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 1982年9月22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五星红旗和米字旗共同飘扬在空中——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开始就香港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揭开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曲折，历时长达两年。谈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82年9月到1983年6月是第一阶段，双方主要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及程序问题展开会谈，其中争执最多的是3个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是第二阶段，主要就一些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磋商。 会谈开始之后，撒切尔夫人先声夺人，首先发言强调“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而废除。她表示理解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的立场，但又提出香港的繁荣全赖于英国的管治，因此提出“以主权换治权”，有人将这一方式比喻为“中国当董事长，英国当总经理”，其实质还是保持原来的殖民统治。撒切尔夫人还提出，1997年以后，英国要对香港实行某种程度的“参与”。英方的这种姿态似乎不是要把香港物归原主，而是以恩赐的方式给中国一样东西，只不过附加了一个长期保持条件。中国领导人在随后的发言中明确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以上主张，并阐明了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立场。 中英双方实质性的会谈安排在9月24日。撒切尔夫人这位“铁娘子”而对的对手，是在外交谈判中具有“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髙超才能”的邓小平。 9月24日，打扮得雍容华贵的撒切尔夫人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开始会谈。会谈开始后，撒切尔夫人再次打出她早已准备好的一张牌：强调历史上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治香港。 对此，邓小平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关于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香港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在这次会谈中，两国领导人针锋相对、各抒己见，会谈比预定的时间延长了50分钟，显示了分歧的尖锐和严重程度。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脸色凝重地走出人民大会堂。在下人民大会堂门口的最后几级台阶时，她突然一脚踩空，被髙跟鞋绊倒在地，手袋被摔到一边。旁边的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华大使急忙把她扶起来。 由于邓小平以强硬态度击破了英方的“3个条约有效论”，使中国政府取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为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定下了基调。 <h3>百年等一回</h3> 由于中国政府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英国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1983年5月底，中英双方就3项议程和其他程序问题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为维持1997年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应做的安排，香港由当时起到1997年应做的安排，以及有关政权交接事宜。 从1983年7月起，中英双方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14个月的时间里，中英双方在北京共举行了22轮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接触。整个阶段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1983年7至11月进行的第一轮至第六轮会谈为第一个阶段。会谈的主要内容是1997年后的安排。英方放弃了“主权换治权”的主张，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被排除。1983年12月至1984年4月进行的第七轮至第十二轮会谈为第二个阶段。会谈的主要议题是1997年的安排，以及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由于英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但谈判仍非一帆风顺，英方又就保持其在香港的传统利益与特殊地位作起了文章，但在中方的强硬立场下没有达到目的。谈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有效进展。1984年4月至9月进行的第十三轮至第二十二轮会谈为第三个阶段。经过努力，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 1984年9月26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上午10时，中英两国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对香港保持稳定和繁荣作出相应的安排。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1984年12月1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度来到北京，应邀前来同中国领导人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2月19日下午5时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在一片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两国领导人完成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开始生效，香港自此进入过渡时期。 1997年6月3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五楼大会堂，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中华人隄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率团出席回归盛典。 时针指向7月1日零时，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走上讲台，以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经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第十五章 香港澳门回归 四、一国两制又一例 相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澳门问题的解决比较顺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政策与对香港是一样的，即奉行“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川”的特殊政策。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了民主革命，原来的独裁政体被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葡萄牙新政府推行非殖民化政策，宣布放弃海外殖民地，正式承认澳门是由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并单方面宣布归还澳门。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澳门回归问题被中国领导人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84年，中英两国举行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草签仪式，香港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推动了澳门问题的解决进程，也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透露了一个信息：中国政府对澳门问题将会与香港问题一样，以同一方针解决。 198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应邀访问葡萄牙时，就澳门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葡萄牙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就澳门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友好磋商。双方都认为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初步确定于1986年上半年就解决澳门问题开始谈判。 在多次的磋商与会谈中，由于中葡两国都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谈判的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这为正式的会谈取得圆满成功和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铺平了道路。 从1986年6月30日至1987年4月13日，在历时9个月零14天的时间里，中葡两国进行了4轮会谈。 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举行。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坚持3个原则：一定要在20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在恢复行使澳门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按照“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由于双方的友好合作，会谈取得了一致性意见。 第二轮会谈于1986年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第三轮会谈于1986年10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轮会谈。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葡萄牙只是暂时管理，迟早要归还给中国。对于这一点，葡萄牙方而是没有异议的。但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葡萄牙国内出现了推迟归还澳门时间之类的言论。对此，中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1986年11月17日至19日，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应邀前往葡萄牙访问，再次强调了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收回澳门的决心。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很快稳定了葡萄牙方而解决澳门问题的合作立场。 第四轮会谈于1987年3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葡会谈以来时间最长的一轮会谈，前后共进行了6次会议和5次私下磋商。 中国方面会谈中坚持了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原则，会谈进展比较顺利，双方就大量的具体细节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1987年3月2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阔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出席了签字仪式。 1987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和批准中葡联合声明。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中葡联合声明及其附件。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交换了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开始生效。 1988年9月，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木法》公布，它对于澳门的政治体制、葡后裔居民权益、旅游娱乐业问题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提供了保障。 在澳门12年的过渡期中，由于中葡两国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澳门的局势一直比较稳定。1998年5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澳门的回归工作正式启动。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最早被西方殖民者占据又最后收回的领土、亚洲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历经400多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指引下，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迎来了新的繁荣。 第十五章 香港澳门回归 五、解读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国策和战略方针，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符合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符合当今世界两种制度并存的现实。它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中华民族的团结和伟大复兴为目标，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两大历史遗留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国策和战略方针，“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将会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产生重要影响，并提供具体经验。 争取和平安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客观条件。中国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通过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并力求照顾各方而利益，把整个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变成各方利益在和平中共存共赢的过程，从而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外，在当今世界局部地区仍处于紧张和对抗状态的情况下，香港、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也为世界范围内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为在新的世纪里香港和澳门与内地的各方面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内地为香港和澳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香港和澳门成为中国与世界进一步接轨的重要窗口。 第十六章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 一、把尖端武器搞上去 <h3>宁可脱了裤子去当</h3>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防也不例外。国民党仪留下了72座破烂堪的军工厂，全部员工不过5万人，不仅数量少得可怜，水平也低得厉害。原在解放区和根据地的一些小型兵工厂，山于环境恶劣，经济技术条件差，只能以维修为主。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新中国国防科研与生产的全部家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强国防力量，维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下决心要把国防建设搞上去。根据解放战争后期的需要和可能，1949年10月就以第十四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空军司令部，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组建航校，培训飞行员，并从苏联购进了一批当时现代化水平的飞机。1950年4月，以第十二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海军刊令部，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抓紧海军现代化建设。1950年3月成立炮兵刊令部，任命陈锡联为司令员。 5月筹建装甲兵司令部，许光达任司令员。为加强铁道兵建设，任命吕正操为司令员。这些军兵种的建立，为保卫祖国安全和抗美援朝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诸军兵种的建立，需要现代化的装备。1953年，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国防”。195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把钻研“现代化的国防”定为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任务。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要搞原子弹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0世纪50年代末，他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年，毛泽东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又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于尖端武器和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一时间议论纷纷。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当机立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当时，国外有人嘲笑中国“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陈毅元帅说：“脱了裤子去当，也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 <h3>靠人不如靠己</h3>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努力争取外援。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七十六天，毛主席亲自率团访苏。经过长达63天的艰苦漫长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给中国货款的协定。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赫鲁晓夫掌权之后，说一套，做一套，桌面大谈“友谊”，背后釜底抽薪。当中国制造战斗机急需一种高合金材料，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报给赫鲁晓夫时，这位慷慨的大人物忽然吝啬起来，不仪只答应给10吨，而且拉回来一看，竟然是废品！面对这无情的现实，聂荣臻元帅感慨万端地说：谁要是认为花钱就可以买来最先进的武器，那就是做梦！历史告诉中国一个结论：乞求于人必然受制于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想走富国强兵之路，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一批卓有成就的海外赤子，满怀爱国激情，冲破重重阻力，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当时真正是一穷二白的祖国，参加国防和经济建设。 26岁便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邓稼先，1950年8月从美国回到祖国，后来成为新中国原子弹研制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在遭受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软禁长达5年之后，于1955年回到祖国，为发展新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等顶尖专家，相继从法国、美国、英国回到了祖国。 为了尽快发展国防武器装备，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成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51年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主任的兵工委员会，统管全国的兵器工业事宜。之后，又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国防科技委员会和以贺龙元帅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并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面组建了相应的职能机构。由毛泽东审定的党中央对国防科委的批示中指出：“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加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为此，各级党委应当给予重视，加强领导，组织协作，以使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国防科研带动民用科研的生动局面。之后，为了打破美苏两霸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加快研制核弹和导弹，又组成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军委呈请建立“专委”的报告上，毛泽东亲笔批道：“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他强调指出，对这件工作，“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视，以及各级领导和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1953年至1959年，先后造出了新式步兵武器、螺旋桨式轻型飞机、火炮、喷气式飞机、轻型舰艇、火箭炮、坦克等。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已能自己设计制造除航空母舰之外的全部国防装备。尤其是冲破了美苏两霸的垄断，成功地研制出核弹和导弹。1964年爆炸原子弹，发射中近程导弹；1966年12月，发射导弹核武器；1967年6月，爆炸氢弹；1970年4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已掌握了运用导弹核武器实施反击的能力，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邓小平曾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第十六章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 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审时度势，根据中国而临的安全形势，把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及时调整到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上来，决定利用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加快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建设成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对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也有着深刻认识。他在强调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性时说：“四个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了。”他在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上，高屋建瓴地做出了重要的论述，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指出，军队现代化就是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全面改造军队各个方面，它包括实现指挥系统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官兵素质现代化、后勤建设现代化、军用交通运输现代化等。指挥系统现代化是灵魂，武器装备现代化是标志，官兵素质现代化是基础，后勤现代化是保证，它像人体结构一样，组成一个网络系统。这样才能指挥灵，联得上，动得快，打得准，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了实现军队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强调必须办好军事院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恢复了以前停办的百余所军事院校，而且又开办了一些新的院校。 在邓小平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军队和国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力量不断走向强大。1985年，中央军委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调整军兵种的比例，重点精简机关和一般兵员，撤销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仅总部机关裁减员额近一半，机关中76种由军官担任的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减少了各级副职。撤并了大军区和部分院校，淘汰了落后的武器装备。到1990年，全军员额已减少到319.9万人，削减火炮近万门、各型坦克1100多辆，淘汰各型飞机2500架、各型舰艇610多艘。武器装备得到不断更新，加快了指挥自动化和信息网络建设。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加强预备役部队的建设，建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使国防力量能够有效对付敌人的多维入侵。 第十六章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 三、着眼打赢现代化局部战争 <h3>现代战争的威胁</h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的危险越来越小，部分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也逐步得到缓解和解决。但由于民族和宗教纠纷、领土争端、权力争夺、尤其是经济利益等原因，新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然时起时伏，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然是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乃至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据有关资料显示，冷战结束后每年发生的地区危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冷战时期，而且世界各地还存在几十个潜在热点，都有可能演变为冲突或战争。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台独”分裂势力严重危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国军队建设和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做到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要求相适应，成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日渐突出的问题。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适时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1993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为实现这一方针，从观念和行动都必须有两个转变，一是把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二是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中央军委要求走“科技强军”的道路。 1991年1月25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一定要<kbd>?99ｌｉｂ.</kbd>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战斗力很强的人民军队。”1996年4月16日，江泽民题训“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肯定了“五句话”总要求对新时期军队全面建设的长远指导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十分重视。2004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关于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004年年末，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胡锦涛着眼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任务，着眼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作出科学论述：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第一次鲜明地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军队的职能使命联系在一起，使军队职能有了新的拓展。 <h3>裁军与增加国防费</h3>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完成两次大规模裁军、共裁减军队员额150万的基础上，2003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2005年年底之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将保持230万人。这次裁军在压缩规模的同时，着重优化结构、理顺关系、提高质量。这次裁军使中国军队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战斗力强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从结构上提升了信息化作战能力。 中国国防费的绝对额长期低于一些西方大国，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相对较低。 2004年12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称中国将继续适度增加国防费。2002年、2003年中国年度国防费分别为1707.78亿元人民币和1907.87亿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年度国防费预算为2117.01亿元人民币。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提高军队人员工资待遇、进一步完善军人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加大军队人才建设投入、适度增加装备经费。 <h3>信息化成为关键词</h3> 另外，“信息化”成为白皮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之一。白皮书称：“人民解放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把信息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积极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在3万多字的白皮书中，“信息化”出现次数达到41次。白皮书体现出，中国已清醒认识到信息化战争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主要形态，信息化建设已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近几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指挥自动化、主战装备信息化、军队日常业务信息化等方而取得了很大进步。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军营，“夹子传阅”式的传统作战指挥手段，正逐渐被野战指挥自动化系统所取代；“上班先开机，办公必上网”，已成为军队大多数机关干部的工作方式；在局域网上学习和娱乐，成了许多战士训练之余的主要活动方式。在平时的训练和演练中，电脑搜集传递情报、火炮自动搜索目标、抗敌强电子干扰等，都已成为中国军队必不可少的课目。 第十六章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 四、解读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战胜重重困难中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增强国防力量，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党和政府下决心把国防建设搞上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把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摆在突出地位，保证了中国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武器装备建设的需要。 国防力量是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21世纪，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要在激烈竞争和斗争环境中取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做后盾。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拥有强大的国防，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独立自主地、和平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近代中国被外强欺侮的历史充分说明，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是不行的。中国的国防实力要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要与国防所承担的任务相适应。 “冷战”虽然结束，天下并不太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各国都在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新的武器装备，以增强威慑能力，世界性的军备竞赛正在悄然展开。这一切都表明，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充满着严峻斗争，其中包括军事领域里的斗争。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遏制战争，都离不开强大的国防。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 一、春天的故事在思想交锋中孕育 <h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h3>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10月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为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解脱出来，为开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了前提。但是，如何真正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仍然而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以后的路如何走，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山于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开始有限度地纠正一些错误，但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胆地开辟新的道路，就必然要与“两个凡是”进行斗争。这是当时中国政坛必然要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斗争。在这场思想交锋中，邓小平等领导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实现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转折，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h3>发展才是硬道理</h3> 历史演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顺利推进了十几个年头。但是，少数人对改革开放的疑虑甚至反对仍然存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1992年1月17日深夜，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专列，在料峭春寒中悄然启程，向着南国奔驰而去。这次考察南方，邓小平把全家都带上了，他想亲眼看看、亲身体会一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18日，专列到达武昌。因为列车要加水，就停了20分钟。在列车短暂停留期间，邓小平对湖北省党政领导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邓小平的这段谈话记录被很快整理出来，发回北京。中央领导迅速行动，邓小平南方之行尚未结束，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文件。 1月19日，邓小平来到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在深圳期间，目睹特区发展的巨大成就，邓小平很激动，他说：“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谈起特区问题，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0日，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论断：“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月22日，邓小平对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在前往珠海的轮船上，邓小平与同船的广东省和珠海市领导进行了40分钟左右的谈话，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谈话中，邓小平提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1月29日，在考察顺德珠江冰箱厂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乡镇企业姓“社”不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考察上海期间，邓小平又向上海市的负责同志作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更明确、更完整、更深刻的阐发，使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邓小平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做出的精辟概括，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长期思索，尤其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对这一问题深刻思索的理论结晶。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h3>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h3>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享年93岁。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1997年9月12日，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报告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 根据中央建议，中共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次大会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而载入史册。修改后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是党的十五大的一项历史性的功绩，也是中国共产党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 二、从“两个代表”到“三个代表” 高州市位于广东西南部，是广东省茂名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城，因为诞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开篇之作令国人关注。 2000年2月19日下午，江泽民前往高州20万亩荔枝带考察农业发展情况，并访问农户。 20日下午，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着重解决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是我们党面向新世纪为加强自身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把党建设好。 当时，江泽民提出来的是“两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州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分析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并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意义的进一步明确。 6月20日，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江泽民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蓬勃生机，始终率领人民不断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这里，江泽民指明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 10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分析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基本依据，他强调：“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这就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从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江泽民这次讲话为标志，“三个代表”开始由一个重要论断发展成为思想体系。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由党建领域拓展到当代中国整个发展领域。这样，现实实践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党的建设的不可分割和辩证统一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纽带，在理论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讲话精辟阐述和科学回答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执政党等方面的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灵魂和主线，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对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做出了全面部署。这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针。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 三、解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把握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与政策策略上不断创新，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 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基本纲领，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光观察世界，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内在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世纪之交，江泽民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伟大任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新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继邓小平之后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十八章 奥林匹克选择北京 一、中国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h3>山河破碎奥运梦远</h3> 1896年希腊举行第一届奥运会前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曾经向部分国家发出了参赛邀请函，其中一封通过法国驻华公使，辗转递交到清政府，但当时的统治者却因“不知奥运为何物”而未予理会。中国人萌生参加奥运会的梦想，距今恰好整整100年。在当时，这一发端不久的体育盛事被称作“万国运动会”。1907年10月24日，主张体育教学的“南开之父”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的即兴演讲中，代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组队参加“万国运动会”的倡议，在青年学子中间激起一阵波澜。这个被轻视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迫切地渴望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 但是，对这来自民间的声音，忙于军阀混战的当权者却无暇顾及，充耳不闻。 中国人的热情还是得到了奥林匹克的回应。1915年，正在筹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收到了来自“万国运动会总干事部”的电报，那便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奥委会。电报中明确建议：“下次万国运动会时，中国亦得派运动家前往预赛。” 然而，随即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护法战争，使这弥足珍贵的机会转瞬化作泡影。 直至1921年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中国才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联系。次年，身为远东运动会发起人之一的体育家王正廷，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步入这个组织的第一位中国人。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则于1931年被正式接纳为奥委会组织。 这个简称“体协”的组织当时已在内政部立案，但没有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财政支持，自其诞生之初，便时常因为资金匮乏而濒临名存实亡的境地。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经费问题，“体协”曾一度栖身于上海《申报》报馆，借用报馆里一间狭小的空房，作为临时办公地。 尽管手头非常拮据，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奥运会，“体协”还是派遣了3名网球运动员赴会参加表演活动。然而，这一举动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没能留下任何资料。如今，那3名运动员的姓名已消隐于历史的长河中。 同样山于经费问题，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运会，中国也只派出“体协”干事宋如海以观察员的身份赴会观光。坐在人潮涌动的看台上，观望着异国选手奋力拼搏的矫健身影，耳畔回响着各种语言交汇而成的欢呼之声，宋如海感到极度的压抑与孤独。他用英语反复喃喃自语：“奥林匹亚……奥林匹亚……”突然，一股抑郁于胸中的热流喷薄而出，这个中国人用中文谐音大声咆哮着：“我能比呀！”这句呐喊很快便被周围的声浪所淹没。 <h3>首次亮相奥运赛场</h3> 1932年7月31日15时，美国洛杉矶市。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男子100米短跑预赛正在进行。起跑线前，在那些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中国选手，吸引了众人好奇的目光。他是第一位走进奥运赛场的中国人，四亿人口大国的唯一参赛者。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有人讲述中国在奥运赛场上的艰辛历程，便一定会提及这个名字——刘长春。刘长春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擅长短跑。他的技术特点是步频快、步幅大、动作向前性好。在故乡大连，提起刘长春，仍有老辈人会记得他当年那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兔子腿”。 1929年5月31日至6月2日，刘长春在沈阳举行的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上，一举打破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10.8秒、22.4秒和52.4秒。当时，这些成绩非常令人鼓舞，因为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100米冠军的成绩也是10.8秒。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刘长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唯一成员，1932年首次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 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刘长春代表中国远征奥运的消息被正式公开。 这一消息山张学良本人亲自宣布。他慷慨捐赠了8000银元，作为刘长春此次奥运之行的全部费用，约合1000多美元。而此前，面对民间发出的参加奥运会的呼声，国民政府以“经费不足”为理由，再次轻易而草率地予以了否决。 论实力，刘长春已具备了世界水平，但山于25天的长途跋涉，他的体力和运动能力都下降了很多，到达洛杉矶的第三天即参加100米预赛，仪以11.1秒的成绩名列小组第五名，未能进入下一轮比赛。在200米比赛中，他跑出了22.1秒的好成绩，发挥了自己的水平，但仅获小组第四名，也未能进入复赛。 尽管在预赛即遭淘汰，但刘长春在奥运会期间却享受到了冠军的待遇。主办方举办冠军聚餐会时，他被破例邀请赴会，这令他有些惭愧。当有人在席间介绍这位唯一的中国参赛选手时，所有的在场者集体起立，一一与他握手，甚至致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时，他更加坐立不安：其耻笑我耶？其欢迎我耶？ 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还是在当地华侨的资助下才回到了祖国。 国家命运与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恐怕那时的刘长春比谁都更有切身的体会。 <h3>新中国的奥运之旅</h3> 此届奥运会后，虽然国民政府每届都派代表队参加，但却无所收获。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政治立场，中国政府没有派团参加1984年以前的奥运会，而台湾则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派人参加。 197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上得以恢复，中国运动员可以正式参加奥运会了。但苏联在1979年圣诞节前夕出兵入侵阿富汗，给运动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奥委会相继表态，拒绝参加即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运动员服从了中国奥委会于1980年4月24日发布的公告，放弃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1984年7月，美国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中国奥委会派出了一个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这次盛会，运动员达225人，参加了除足球、曲棍球、拳击、马术、现代五项以外的16个大项的比赛。中国台北奥委会也派出67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的比赛。这是海峡两岸中华儿女首次在夏季奥运会上相逢。 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一天，便展示出新兴世界体育强国的风采。许海峰在男子手枪慢射比赛中所获的金牌不仅是该届奥运会决出的第一块金牌，更实现了炎黄子孙在奥运会上金牌及奖牌“零的突破”，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之后，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共获得15块金牌、8块银牌、9块铜牌，列奖牌榜第四位。 此后历届奥运会，中国代表队都有出色的表现。中国健儿成为奥运会大家庭的一支生力军。 第十八章 奥林匹克选择北京 二、漫漫十年申奥路 <h3>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h3> 对中国申办奥运会有着巨大影响和推动力的是邓小平，他是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国家领导人。 1990年7月3日上午，盛夏的北京碧空如洗，烈日炎炎。为举办亚运会而新建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体育建筑群——国家奥林匹克中心，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9时许，一辆中巴面包车缓缓驶进位于北四环路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刚刚竣工的田径场南侧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迎上前去。走下面包车的是满面春风的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楠、邓榕及工作人员。 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健步登上田径场南侧的高架桥，驻足眺望。整个田径场以及与其相邻的桥式斜拉索大屋顶造型的体育馆、游泳馆和远处高楼林立的亚运村尽收眼底。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兴致勃勃，边看边问。伍绍祖、张百发你一言我一语地向邓小平介绍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的情况。邓小平对场馆建设非常满意，他说：“我这次来，是看看到底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 田径场内已经铺好红色的塑胶跑道，中间是绿草茵茵的足球场。邓小平走到像花坛一样种着花的粗大水泥柱子前，好奇地询问。张百发介绍说，田径场现在东西两侧修了看台，将来南北两侧柱子接上就是看台。邓小平高兴地点头，深思了一下，缓缓地说：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陪同参观的伍绍祖和张百发认真地听着，高兴地笑了，因为这也正是他们想说和想做的。 邓小平参观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亚运村的消息，在当时的北京亚运会组委会很快传开了。1990年10月7日，在第十一届亚运会闭幕式上，当亚运圣火缓缓熄灭、满天礼花五彩缤纷时，观众席上有人扯起了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心声，是中国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几代人的梦想。 <h3>首次申奥失利</h3> 至此，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办奥运会对中国来说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中国不仅能够办好亚运会，而且有条件、有能力举办奥运会。 1991年2月底，中央正式批准关于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报告。 5月13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委员会正式挂牌。从那时算起，到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投票选定举办城市止，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工作前后历时近3年。 3年中，在中国这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里，全国上下为力争实现这个愿望，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而进行斗争、被国际体育组织挡在门外的时候起，周恩来、贺龙等领导同志就多次谈到，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有朝一日中国也要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在1979年时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在适当的时候举办奥运会：道理很简单，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一个世界上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运动盛会，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刷新了许多世界纪录、捧回了不少世界冠军奖杯，特别是在1984年中国全面重返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成绩使全世界炎黄子孙为之振奋，连当时的台湾传媒也不顾当局的禁令，为祖国大陆的健儿喝彩。在中华大地上点燃奥运圣火，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憧憬。 最初，参加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城市共有8个，除北京外，还有澳大利亚的悉尼、德国的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巴西的巴西利亚、意大利的米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其中巴西利亚、米兰、塔什干弱一些，其他都各有优势。到1991年底，国际上开始认为，悉尼、北京是两大竞争对手。 1993年，申奥竞争更加激烈。塔什干、米兰、巴西利亚先后退出了申办竞争。 3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来北京考察。他们从气候宜人的悉尼直接来到冬末烟尘弥漫的北京，尽管北京奥申委的人员为接待好评估委员会成员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悉尼和北京两地环境的强烈对比显然对北京不利。所以，评估委员会考察报告结论给人的印象是，悉尼、柏林的技术条件优于北京，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乃至敌视的态度，中国申奥工作越往后期越为艰难。 北京时间1993年9月24日凌晨2时27分，全世界的目光通过电视屏幕盯住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圣路易二世体育馆台上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那一刻，萨马兰奇的嘴唇最终吐出了“悉尼”一词，这意味着，出席国际奥委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的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无记名投票中选择了悉尼作为2000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这次竞争非常激烈。投票一共进行了4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德国的柏林在前两轮中被淘汰。在第三轮投票中，北京、悉尼和曼彻斯特3个城市的得票数分别为40票、37票和11票，曼彻斯特被淘汰。在前三轮投票中，北京的得票数分别为32票、37票和40票，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悉尼和北京的得票数分别为45票和43票。中国第一次中办奥运会，在最后关头以微弱之差败给了竞争对手。 第十八章 奥林匹克选择北京 三、百年盛事向中国微笑 <h3>再次申奥</h3> 1998年11月，在沉默了5年之后，经中央批准，北京再次宣布申办2008年奥运会。随后，北京市正式向中国奥委会递交了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1999年4月7日，国际奥委会正式接受北京的申请。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联合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成立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的请示》，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立由北京市、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1999年9月6日，北京奥申委正式成立，它由北京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奥林匹克事务专家、优秀运动员代表，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企业界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这标志着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正式开始。除北京外，提出申办这届奥运会的还有9个城市，其中法国巴黎、加拿大多伦多、日本大阪都是发达国家城市。对北京来说，这既是一次机会，又是一次世界性的挑战。由于1996年奥运会在美洲举行、2000年奥运会在大洋洲举行、2004年奥运会在欧洲举行，根据奥林匹克运动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原则，2008年奥运会应该在美洲、欧洲和大洋洲以外的大洲举办，这就大大增加了北京的机会。 2000年10月，北京奥申委从机构等诸多方面加强了工作的力度。北京再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江泽民曾多次表示关注和支持北京申奥。他在2001年9月9日致萨马兰奇的信中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完全支持北京申办。如能在具有悠久文明并且迅速发展的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无论对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我深信北京市在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将做出非凡的努力，一定能办成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突飞猛进，令世人瞩目。当时的北京，也绝非1993年时可比，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正阔步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 1999年，北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9803元，在市政建设、环境保护、体育场馆设施等诸多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组织大型国际活动和体育赛事，举办奥运会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另外一个有利条件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体育从弱到强，共获得1317个世界冠军，1026次超、破世界纪录，先后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体育赛事，中国人民和广大体育健儿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世人的认可与尊敬。北京若能如愿以偿地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对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能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举办奥运会，将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加普及和深入，将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个十分宽阔的舞台，也将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世纪里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此时的北京市政府也更加务实，市长刘淇旗帜鲜明地提出：以申奥促发展，以发展助申奥，即申办奥运会和城市发展建设、改善百姓生活等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无论申办成功还是不成功，北京都要发展，都要建设。 北京申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万人签名、万人长跑、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各种关于奥运的展览与宣传活动此起彼伏。海外华人也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各样的支持活动。 2001年4月3日，国际奥委会对申办城市的评估委员会组成了以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自行车联合会主席、荷兰的维尔布鲁根为团长的评估团，于2000年2月20日全3月25日完成了对北京、巴黎、多伦多、大阪和伊斯坦布尔的评估。经过多方磋商和英、法文本的反复修改，评估团以极高的效率于4月3日完成了评估报告，并于5月15日在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公布。 申奥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北京奥申委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规则，不犯规，不越位，停止了一切申办宣传，国内媒体也跟着沉寂。这正应了那句名言：此时无声胜有声。 <h3>“胜利者是北京”</h3> 2001年当地时间7月13日9时，国际奥委会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在位于莫斯科河畔的国际贸易中心举行。根据会议日程，9时30分起，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阪、巴黎、多伦多、北京和伊斯坦布尔5个城市依次向国际奥委会作最后陈述。各城市的陈述不超过60分钟，其中45分钟用于报告各自的申办计划，15分钟用于回答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提问。陈述结束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主席维尔布鲁根向全会报告对5个申办城市的考察情况。 当地时间15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做出了庄严的承诺：2008年奥运会需要的任何帮助，中国政府都会提供。如果此次奥运会有盈余，我们将用它来建立一个奥林匹克友谊合作基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事业；如果发生赤字，将由中国政府承担。宁宁珠玑，掷地有声。接着，北京奥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长刘淇，北京奥申委执行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以及北京奥申委顾问、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等陈述人员，沉着自信地介绍了北京为申奥作出的巨大努力。北京代表团的精彩陈述几次被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热烈掌声打断。 陈述结束后，代表团领导和专家回答了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有关反兴奋剂、语言保障和环保等方面的问题。随后，萨马兰奇主席代表国际奥委会向北京代表团颁发证书，感谢北京为申办奥运所作的努力，并特别感谢李岚清副总理和刘淇市长的到来。 会议所在地为莫斯科，这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能作出最后抉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12亿中国人民对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不懈追求，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中国运动员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取得的骄人战绩，使得中国申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切，都让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和参加此次国际奥委会第一百一十二次会议新闻报道的众多中国记者预感到：北京，“有戏”！ 为了保证投票的顺利进行，国际奥委会委员还在正式投票之前进行了模拟试投，充分显示了国际奥委会对确定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慎重。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表决采用电子表决器。德国的巴赫、塞内加尔的姆巴依和菲律宾的艾里扎尔德3名委员作为监票人，他们把每轮的投票结果直接报告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由于萨马兰奇主席本人不参加投票，本国有城市参加申奥的各位委员在本国城市淘汰之前也不能表决，因而每轮参加投票的委员人数不尽相同。按照规定，首轮投票以得票过半数者取胜。如果没有过半数者，则首先淘汰得票最少的城市，直到参加最后一轮角逐的两个城市以简单多数确定最后的胜利者。当晚17时53分，投票正式开始。参会委员118名，属于5个申办城市的14名委员不能参加投票，投票104张，有效票102张，其中北京44票、多伦多20票、巴黎15票、伊斯坦布尔17票、大阪6票。得票最少的大阪被淘汰。 18时5分，第二轮投票开始，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会场里的空气似乎一瞬间凝固了，等待最后表决结果的人们显得那样亢奋不安，人们紧张得简直透不过气来。18时8分，计票结束。因大阪已被淘汰，两名日本委员可以投票，这次投票结果是投票数106票，有效票为105票，北京以56票、超过半数3票获得胜利。多伦多22票，巴黎18票，伊斯坦布尔9票。 18时10分，81岁高龄的萨马兰奇对其他申办城市的杰出工作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所作的巨大努力。随后，德高望重的萨马兰奇主席当众打开密封的信袋郑重宣布：“胜利者是——北京！” 一阵欢呼的滚雷掠过国际贸易中心，一直传播到万里之外的北京。大会现场内，北京奥申委代表团成员纷纷起身相互拥抱；一些友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从人群中挤过来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离会场不远处的主新闻中心里，等候表决的众多中国记者跳起来，一任激动的泪水滑过脸庞。 <h3>中国狂欢之夜</h3> 北京终于取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权，这一历史的瞬间在国内引爆了纵情的欢乐。聚集在中华世纪坛的各界群众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40万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欢庆申奥成功。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当晚齐聚中华世纪坛和天安门广场，与各界群众共庆这一喜悦的时刻。江泽民在现场给远在莫斯科的李岚清打电话，热烈祝贺申奥成功。 绚丽的礼花映亮北京夜空，喧天的锣鼓响彻中华大地。广场上，人们载歌载舞，挥动彩旗，纵情欢呼。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满城的灯火和群众欢庆的场面，与人们共度这个美好的夜晚。 全国各地和北京一样，欢乐的歌舞直至午夜。这个夜晚，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定格。 第十八章 奥林匹克选择北京 四、解读 体育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象征，它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素质。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从刘长春孑然一身单刀赴会，到派出数百人的代表团，从比赛结果全军覆没到成为奥运夺金的强大军团，无不展现了中国健儿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也展示了中国强盛的国力和日渐攀升的国际地位。北京申奥成功，表明国际社会认可北京有条件、有能力举办世界体育盛事。 北京中奥成功，一方面充分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和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古老城市北京文明、开放、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被世人所认可，同时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发展的一个肯定。中国悠久的历史和魅力独特、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着无数外国友人，同时，主办城市北京既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又是一座充满生机与现代化气息的现代都市，在既古老又现代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必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广泛传播。在这里，中国人民将第一次展开双臂，向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全面展示自己的魅力和风采。 北京申奥成功向世界表明，日益开放的中国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 第十九章 握上入世这柄双刃剑 一、中国的“复关”努力 <h3>关贸总协定的由来</h3>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成为造成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解决复杂的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成为战后各国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设想是在1944年7月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当时的设想是，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时，也成立一个国际性贸易组织，从而使它们成为二次大战后左右世界经济的货币一金融一贸易三位一体的机构。 1947年4月至7月，筹备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讨论并修改“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经过多次谈判，美国等23个国家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按照原来的计划，GAtt只是在国际贸易组织成立前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它的大部分条款将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被各国通过后纳入其中。但是，由于各国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以及多数国家政府在批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这样范围广泛、具有严密组织性和国际条约时所遇到的法律困难，使得该宪章在短期内难以被通过。因此，GAtt的23个发起国于1947年底签订了临时议定书，承诺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遵循GAtt的规定。该议定书于1948年1月1日生效。 此后，GAtt的有效期一再延长，并为适应情况的不断变化多次加以修订。于是，GAtt便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贸易准则，也是协调国际贸易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唯一多边国际协定。 GAtt对世界贸易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到1985年5月为止，GAtt的正式成员已发展至9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GAtt国家和地区的总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以上。 <t</h3> 中国与GAtt的关系可谓一波三折。在当时该组织成立之初，彼时的国民党政府签署了GAtt《临时适用议定书》，成为GAtt23个创始成员之一。 但是，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由其所谓“联合国常驻代表”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按《临时适用议定书》第五款的规定退出GAtt。次日，联合国函告GAtt执行秘书（1965年3月改称“总干事”），称已答复台湾“外交部长”退出，自1950年5月5日起生效，并用电报形式向其他缔约国政府做了通报。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能立即参加GAtt的活动或与之保持联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着名的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接着，中国在其他国际组织的席位也很快被恢复。然而，中国在GAtt中的席位仍然空缺。 1971年11月16日，GAtt举行的第二十七届缔约方大会作出决定，“中华民国”不再享有缔约方大会观察员地位。随后，台湾代表声明“对其观察员地位的任何否认是不公正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对全体缔约方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提出强烈抗议”，但已于事无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使中国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世界，对外贸易不再仅仅是调剂余缺换取外汇的手段，而成为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通行惯例和游戏规则，是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成为GAtt中的一员似乎不再是事不关己和遥不可及的了，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话题逐渐提上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1980年8月4日，中国应邀出席了国际贸易组织临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参与选举了总干事邓克尔。 1982年11月，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GAtt第三十八届缔约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卜昭敏会见了总干事邓克尔，这是中国与GAtt的第一次对话，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经贸部《关于参加关贸总协定的请示》。坚冰，由此开始消融。 1983年8月，经贸部、外交部、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组成了一个GAtt考察组，考察对象也经过精心的选择，分别是正在实施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巴基斯坦。 这三国对于加入GAtt有两点相同的体会：第一，尽管需要承担开放市场的义务，但可以从非歧视待遇中得到更多的好处；第二，尽管要受到多边规则的约束，但与单方面的贸易限制相比，前者更具公正性。 三部门考察的结论表明，中国“复关”将利大于弊。 由于预计到“复关”的艰难，中国采取了先攻外围的策略。《国际纺织品协议》是在GAtt主持下，由纺织品主要进出口国家和地区就国际纺织品问题达成的一个单独协议。1983年下半年，经过多方磋商，中国完成了加入《国际纺织品协议》的工作，并于次年1月18日成为该协议的正式成员。 1984年2月，时任经贸部部长的陈慕华主持部长办公会，会议决定：要对GAtt的条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在正式参加前，要较长时间地以观察员身份参加GAtt的活动，了解情况；加速培训符合GAtt需要的人才和干部。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前期准备非常及时和必要，因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同时拥有一批在多边体系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谈判老手和法律专家。 1984年11月6日，GAtt理事会一致通过中国的申请，决定给予中国观察员地位。 <h3>遭遇体制障碍</h3> 中国接近GAtt的动作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有些西方国家智囊机构认为，中国与GAtt贸易体系结合的问题太复杂，短期内难以解决，因为GAtt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其作用是限制缔约方干预市场的行动，但中国决定生产和供应的不是价格，而是国家的计划指令。 1985年10月3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美国贸易副代表史密斯说，自1950年以来，中国与GAtt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需要全面研究这些因素对中美经贸关系和对国际贸易体制的总体影响。 欧共体驻GAtt大使陈文定是一位越南裔法国人，熟知东方文化及中国。他说，中国块头这么大，轻纺产品的出口增势这么猛，令贸易伙伴感到害怕，越往后拖，解决中国席位问题的难度越大。 1986年1月4日至11日，GAtt总干事邓克尔首次访华。他把缔约方对中国“复关”的一些看法告诉了中方，这些疑虑无非是担心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冲击，或者对中国经济体制定性有质疑，以及对各种具体经济政策有不同看法。 中方对上述问题做了原则性解释，但这些解释对消除缔约方疑虑的作用很有限。 在后来长时间的中国外贸制度答疑过程中，缔约方曾反复提出疑虑。而在此期间，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逐步解决，香港已经成为GAtt的缔约方。 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观察和准备，中国政府于1986年作出决定：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的缔约国地位。7月10日，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钱嘉东，通过GAtt副总干事马吐向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申请照会。 对于中国当时的“复关”申请，不少关心中国的外国友人都抱着乐观态度。1986年2月2日，欧共体驻GAtt大使陈文定在约见中国驻日内瓦参赞刘显铭时说，美国人认为解决中国参加GAtt的谈判需要5年，他估计3年差不多。1987年6月17日，瑞士驻GAtt大使吉拉德出任GAtt中国工作组主席，他对起草《乌拉圭部长级宣言》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出任极具挑战性的这一职务，个子不高的吉拉德显得踌躇满志，如果能成功地组织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他的职业生涯将因此添上辉煌的一笔。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这一谈，就是漫长的15年。 <hr /> 注释： 第十九章 握上入世这柄双刃剑 二、向缔约方解释中国 考虑到谈判的复杂性及跨部门的特点，中国政府于1986年8月5日成立了国务院关贸总协定部际协调小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协调谈判中的重大政策问题。组长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副组长是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海关总署署长戴杰。 1987年10月，应郑拓彬之邀，邓克尔携特别助理侯赛因二度访华。他们先由深圳入境，参观了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在重庆，这位GAtt总干事早上6点就起床去大街小巷体验生活。当时，山城烟囱林立、码头杂乱，邓克尔深感中国与西方经济的现实差距，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复关”是有道理的。 此次访华的成果总体上让邓克尔很满意，但在离京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邓克尔于10月31日取道香港返回日内瓦，中方为他预订了班机头等舱并已确认，但在办理登机手续时，邓克尔竟被告知头等舱满员，没有他的座位。负责接待的经贸部交际司工作人员努力与民航交涉，但终无结果。到机场送行的“复关”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沈觉人感到脸上无光，不愿亲自向邓克尔说明，于是未及送邓克尔登机便告辞离开了贵宾室。中方陪同人员十分抱歉地告诉了邓克尔，邓克尔嘴上说坐什么舱位都行，但脸上明显露出不快。这件事使邓克尔至少感受到，中国在管理和服务方面与国际水平存在的距离绝非个别现象。与国际接轨，谈何容易！ “复关”谈判之所以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与缔约方开始实质性谈判之前，需要接受缔约方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可以说，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格审查，GAtt缔约方进行的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格审查。 中国“复关”的体制审议阶段长达5年，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体制弊病太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始终是朝向市场化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而到1991年，“市场经济”的概念还被禁用，只是先后使用过“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概念。美国就曾在审议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没听说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要求中方明确回答中国到底是哪一种经济体制。 1987年2月13日，钱嘉东大使向邓克尔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这个文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外贸政策体制，包括外贸管理、海关税收、商品检验、价格、外汇管理和特区政策。向一个国际机构提供如此全面的情况并准备接受审议，由几十个国家在那儿评头论足，这对中国是第一次。 邓克尔看完备忘录非常坦率地说，他觉得写得比较粗糙，阐述不透，难以让人信服。他预计缔约方会提出很多问题，审议工作将非常艰难。 客观地讲，并非这份备忘录写得粗糙，而是当时中国的体制有许多独特的东西，有些与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在一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当中国代表介绍国内的“粮棉油三挂钩”“三提留、五统筹”“议转平”等等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政策语汇时，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把意思准确地传达给缔约方。 在从1988年2月开始的连续几次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就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外贸制度进行了4次口头答疑，对缔约方提出的数以千计的大小问题一一作答。缔约方承认，“上了一堂史无前例的教学课”。 1989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国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在前几次会议答疑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的外贸制度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做出评估。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但与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仍有较大差距。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以此为由对华实行制裁。“复关”谈判陷入僵局。 对此，邓克尔和吉拉德对中国代表团首任团长沈觉人说：“你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用事实使谈判对手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关于建立何种形式的经济体制争论得十分厉害。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言一出，石破天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明确了方向。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GAtt中国工作组第十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的报告被迅速传真到了日内瓦，“复关”谈判审议阶段的核心问题随之迎刃而解。随后，中国代表在日内瓦郑重宣布，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除此之外，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其一般特征来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什么区别。 会议当即作出决定，结束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从此，“复关”谈判进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步入了市场准入的实质性阶段。 第十九章 握上入世这柄双刃剑 三、马拉松谈判 <h3>坚持原则15年</h3> 从1992年中国“复关”（“入世”）进入实质性谈判后，到2001年中国加入tO近十年间，中国代表团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正式非正式的会谈。其中最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其次是欧盟。前者与中国谈了25轮，后者与中国谈了15轮。 双边和多边相结合，是“复关”和“入世”谈判的特质。尽管根据总协定的加入程序，最终要理事会以三分之二多数投票决定是否批准加入国的申请，但那只是形式而已，工作组在提交理事会投票之前，必须在全体工作组成员之间达成共识。而如果一个主要缔约方不同意的话，工作组根本不可能进入到投票程序。正因如此，与主要缔约方的双边磋商十分重要。国务委员吴仪在她担任外经贸部部长时多次说过，一个枳极分子申请入党必须经过党支部表决同意，tO相当于一个党支部，美国就是支部书记，欧盟就是组织委员，虽然中国要想加入进去得让多数成员点头，但如果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不同意，这一关绝对过不了。 在双边谈判的37个对手中，其他成员都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提条件，比如泰国，只要中国多进口香米就行；厄瓜多尔无非要求中国多进口香蕉；委内瑞拉只关心乳化沥青；菲律宾的主攻目标是椰子油。只有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包罗万象，事无巨细。 美国也好，欧盟也罢，无非是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而中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开放度的提高，也需要逐步开放市场。问题就在于如何开放市场。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坦陈：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 谈判过程之难，拖延时间之长，说明了中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h3>与美国的艰苦谈判</h3> 1999年11月，中美第二十五轮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谁也不敢肯定，这是中美最后一轮谈判。 11月10日上午，以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和以巴尔舍夫斯基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再次坐在了一起。双方都派出了强大的谈判阵容。美国代表团包括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白宫亚洲事务主任李侃如、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麦克海、助理贸易代表卡希迪以及财政部部长助理和商务部人员，中国代表团则由15个部委的有关人员组成。 这场谈判异常艰苦，几度中断，有一段时间双方甚至失去了联系，好像玩起了捉迷藏。 巴尔舍夫斯基回忆说，1996年，美日就签署半导体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日本人能连着好几夜不睡觉，如果他们打算熬夜，我愿意奉陪到底”。在长达54个小时的谈判中，她只睡了20分钟。 然而这一次在北京，是中国人准备奉陪到底了。外经贸部的若干办公室里摆上了行军床。 双方开始就电信、保险、汽车、音像问题进行具体磋商，这几个领域成为中美谈判的最后焦点。 为避免美方了解中方在其他所有问题上的灵活性后最终拒绝接受中方在最关切问题上的要求，石广生坚持要与巴尔舍夫斯基阶段性交换意见。 11日凌晨，双方举行第二次小范围会谈。石广生再次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对中方最关切的问题表态，巴尔舍夫斯基建议双方专家继续就其他领域进行讨论，然后再全面评估。 11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三次小范围会谈。美方提出一份一揽子建议，仍坚持增值电信和寿险的外资比例为51％；对汽车关税降至25％的时间，同意由2005年延长到2006年7月1日，但要求中方在实施期的前几年大幅降低关税；音像方面坚持要求控股和独资；特殊保障条款将在15年内取消；反倾销条款没有取消时间表。 当天，石广生和龙永图向朱总理等作了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谈判对策。 12日上午，国务委员吴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tO领导小组会议。吴仪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另一位国务委员王忠禹是副组长，组员是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12日下午，中美举行第四次小范围会谈。石广生代表中方提出一揽子建议，作为对美方11日提交的一揽子建议的回应。中方坚持在增值电信和寿险的外资比例不能达到51％以及汽车关税、音像等问题上的立场，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则表现了一些灵活性。 但显然，中国提出的条件难以满足美方的要求，个别美方代表甚至动了情绪。对此，巴尔舍夫斯基说：“对于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也束手无策。我们将研究中方的建议，并在几个小时之内作出书面反应，反应将是直接和坦率的，然后你我再决定再次见面是否有意义。” 当晚，美方提交了“对结束双边tO谈判的立场文件”，提出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下，美方同意放弃增值电信和寿险股权51％的要求，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音像等方面仍坚持其立场。美方要求中方安排朱总理会见。 13日上午，朱镕基会见了巴尔舍夫斯基一行，代表中方对美方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他说：“不管谈得成谈不成，咱们照张相吧。”巴尔舍夫斯基闻听此言后为之动容。 13日下午，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举行了会谈。 美方又提出了一份修改过的文件，同意放弃增值电信、寿险外方占股51％，但要求写明外方可以享有管理控制权，录音、录像的分销要求包括出版，允许外资控股。 双方自13日21点进行技术级磋商。14日凌晨3点，美方突然中断磋商离开会场，会谈暂停。复会后，美方又以当日上午返回华盛顿威胁中方。14日上午9点休会后，美方转交了一封事先打印好的致石广生的信，称谈判已陷入僵局，再次要求见朱总理。 接下来的谈判收效甚微。15日上午11点30分，朱镕基、钱其琛、吴仪等人的专车忽然驶进中美谈判的地点——外经贸部，几位中国高官在11层会议室里会见了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等。 朱镕基说：“现在我们正在京西宾馆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江主席正在讲话，而我和钱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来到了这里。那个会议本来是由我主持的，江主席正在讲话，可主持人走了。” 巴尔舍夫斯基说：“我今天感到非常荣幸，看到这么多高层的领导人来接见我们，真是难能可贵，真想拍一张照片放在相框里。” 朱镕基坐镇指挥，最终解决了几个最棘手的问题，并确定双方将在下午达成协议。 之后，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加紧展开最后的谈判，双方工作组开始核对文本。这中间，巴尔舍夫斯基曾躲到洗手间给远方的克林顿打电话，请示中美悬而未决的化肥问题，克林顿同意将化肥作为一个双边问题单独来解决。 11月15日4点，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签毕，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使劲抡了好几下，四周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代表们高举香槟，频频碰杯。石广生、龙永图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几天前还在谈判桌旁咆哮的斯珀林看上去兴奋不已，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石、龙、巴这三位中美出色的谈判家。而巴尔舍夫斯基则激动地与斯珀林拥抱说：“我真希望我的妈妈在这儿。”签字仪式上被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双赢。 下午5点，江泽民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美国代表团。他用了一句古语“有志者事竟成”，对双方代表团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和取得的成果深表赞赏。 中美协议的签署，大大加速了中国入世的进程，中国已经一只脚踩进tO门内了。很快，中国与一些国家相继达成协议。 不过，中美之间的较量并未就此完结。 <h3>与欧盟的磋商谈判</h3>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的另一场硬仗是中欧谈判。 欧盟（先前称欧共体）是一个很独特的经济体，以实力论，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它没法将美国推下世界霸主的宝座。表面上看，欧、美是盟友，但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却争得你死我活，毫不相让，在双边、多边贸易中也常常是“既生瑜，何生亮”的血拼。对于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欧盟也绝不甘落于美国之后，要价虽没美国那么高，可也算得上“狮子大开口”。 2000年5月，中欧拉开了架势进行第十五轮谈判。 中美达成双边协议后，全世界都把眼光转向中欧谈判。有人预测，新任欧盟贸易委员拉米会紧跟巴尔舍夫斯基来到北京。 2001年2月21日至24日，中欧在北京就tO问题进行了磋商。谈判的最后一天，欧盟突然提出一份解决谈判中遗留的技术性问题的一揽子建议，称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拉米将不会到北京来。中方对这种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当然不会买账。 3月，拉米却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北京。29日，朱镕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拉米。朱镕基开玩笑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因为你跟我们的石广生部长一样，谈判把头发都谈光了。” 经过5个回合，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当天双方对外发布的新闻稿充满外交辞令：“双方表示磋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并富有成果，今后还将继续进行磋商。” 5月11日下午至13日，双方再次在北京开始工作级磋商。 5月15日早7点47分，拉米又飞抵北京，当天下午3点会见石广生。 又是几番唇枪舌剑，中方始终坚持原则，死守中美谈判中的底线。同时，在某些产品如陶瓷等关税减让和保险许可证发放数量等方面，适当地照顾了欧盟的利益，做了一些灵活性的处理。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5月19日下午6时20分，石广生与拉米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中欧关于中国加入tO的双边协议。协议签署后，江泽民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拉米及欧盟代表团，对中欧达成协议表示祝贺。 中欧的这盘和棋，是继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入世谈判中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已经进入到多边文件的起草阶段。 <h3>多哈槌响</h3> 对于多边谈判，多数人认为这比双边谈判要简单，只是走个程序而已，美、欧都搞定了，还有什么搞不定的？社会上一些tO专家也在不同场合乐观地锁定了中国入世的最后时间表。 世事难料，偏偏多边谈判又添麻烦。多边谈判法律性、专业性强，内容十分庞杂，在农业补贴、保险、外贸、分销等问题上，各成员方跟中方代表没完没了地较劲。当然，带头的还是美国。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始终坚持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力争使谈判结果不与国内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悖，不与国内的社会、政治制度相抵触；务求使中方所作的承诺与世贸组织协议的原则和规定相一致，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的发展能力相一致。 2001年6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上海举行。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的继任者佐立克“顺便”谈了农业、保险等遗留问题。石广生特意选择了江南水乡周庄的一条游船作为会谈地点。他笑着说：“在这样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想吵架都吵不起来！”从游船回到上海浦东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中美终于达成“全面共识”——成交了！ 9月13日，中国和墨西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至此，中国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所有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9月17日，日内瓦当地时间下午3点30分至5点20分，tO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就中国加入tO的所有法律文件达成了一致，完成了多边谈判。1987年3月4日成立的中国工作组也随之结束了历时十四年零六个月的历史使命。 2001年11月10日晚，当地时间18点36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最豪华的喜来登饭店萨尔瓦大厅，随着一声槌响，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入世法律文件。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成为tO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第十九章 握上入世这柄双刃剑 四、解读 中国加入tO，是中国政府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措。在竞争中发展，在风浪中搏击，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不管是通向天堂之路，还是开启地狱之门，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入世，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更有利的位置，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使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加入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对中国政府转变职能，按国际规则办事，也有推动作用。 同时，加入tO，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好比是一个初识水性的水手，要在大海中与风浪搏击，还要学会抵御鲨鱼的攻击。市场的逐步放开使国内一些产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要同世界如此多的国家打交道，同世界水平接轨，无论政治、法律、外交、经贸等方面，还是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这种意义上说，加入tO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加入tO，也是关乎世界经济的大事。如果说，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中国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的标志，那么，30年后中国加入tO，标志着中国从此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充满生机的中国。没有中国的tO是不完整的，只有有了中国的加入，tO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第二十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潘多拉的盒子打开 <h3>神秘病原突袭广东</h3> 2003年1月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X光透视呈现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而且，在河源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全部被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专家们给这名患者临床诊断为“非典型肺炎”。这是“非典型肺炎”这个词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 2003年1月30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收治了一位特别的病人：芳村的“大叶性肺炎”患者周某，入住呼吸内科。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祸根自此肇始。与此同时，广东省卫生厅文件《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也到达二院。报告称：2002年11月16日起，佛山、河源、中山先后爆发一种新的疾病，病原体至今不明，密切接触病人的医务人员感染率高，抗生素无明显效果，部分病人病情进展很快，导致呼吸衰竭，需要机械通气支持呼吸，已经有少数病人死亡。 当晚，二院于1月18日收治的一例病人抢救无效死亡。医院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呼吸和急诊学专家黄子通察觉到患者的病征与省卫生厅的“调查报告”相近，觉得有必要进行“尸检”，查明这种“不明原因”疾病的病原体。黄子通连夜动员死亡病人的家属，多方联系和请示，在第二天带领两名医生冒着巨大风险完成了尸体取材工作。 当时的人们谁都未曾料到，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正向人类袭来。 继河源发生病原之后两周，1月19日，中山市有28名患者出现同样病征，其中13位是医护人员。早在2002年11月28日，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就收治了一位高热男性患者，当时医生给这位患者下了“重症肺炎”的诊断。事后追溯，该患者患的正是“非典型肺炎”。从2月5日至10日是“非典”在广东的爆发期，每天新增病例50宗以上。 <h3>“非典”肆虐全国</h3> 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神秘的病原体开始了它奔赴全国、全世界的旅程。 2003年3月，香港最早的“非典”病例出现在位于沙田的威尔士亲王医院，一名医院员工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不久，香港大批医护人员感染病倒，疫情不断扩散蔓延。到3月下旬，病毒已经进入了社区，受感染人数每日以数十人的速度增加。 早在3月1日，北京就发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例。患者是26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此前她在广东从事珠宝生意，她家人先后受到传染，来到北京求治。这是北京“典型”流行的源头之一。作为首都的北京，疫情危害尤烈。以北京为中转站，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可疑病例。 2003年3月27日，内蒙古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例报告。此后，内蒙古的“非典”发病来势凶、危害大、流行范围广、传播力极强，且属输入性与继发性病例并存，防治形势严峻。 进入4月，湖南报告了6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其中一名19岁的女病人，患病后先在深圳龙岗医院治疗，病重后回湘治疗，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于4月2日死亡。 “非典”肆虐，快速地向全国其他地区扩散开来，相继有患者被确诊于不同的省份： 4月7日，宁夏出现病例。 4月20日前后，天津、河北、山西。 4月中旬，湖北、吉林。 4月19日，辽宁。 4月21日，甘肃、陕西。 4月1日，福建。 4月2日，上海。 4月8日，山东。 4月16日，河南。 4月18日，重庆。 4月20日，江西、江苏、浙江。 4月23日，安徽。 截至6月20日，全国报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 按6月23日公布的累计数字，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非典”和疑似“非典”患者，其中以中国的情况最为严重： 台湾671人感染，死亡84人，死亡率12％。香港1755人感染，死亡298人，死亡率16.86％。在全球感染的8400多人中，香港只占20％，但是，在死亡的800多人中，香港却占了36％。内地感染5327人（其中医务人员969人），死亡348人，死亡率为6.5％。 4月21日到4月底的这段时间内，北京每天都有约90到100个新病例，最高甚至达到一天新增150多人。 “非典”的肆虐，一时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情绪。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这一天，类似的手机短信铺天盖地：“情人节，情谊深，送花不如板蓝根；情侣餐，点蜡烛，千万记住抗病毒；情人夜，好气氛，赶紧回家把醋熏。” 从广东开始，不少城市出现了抢购风潮。先是疯狂抢购白醋、板蓝根、口罩，原本六七元一盒的板蓝根竟然卖到了几十元，再后来根本买不到。后来又有人怕大米、油盐等染上病毒，于是又大肆抢购起这些东西，一时间恍若战争来临。 饭店里很少有人就餐，商场较以往冷清了许多，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寥寥无几，很多人戴着大口罩行色匆匆。弥散在人们周围的到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 <hr /> 注释： 第二十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二、中国政府面对考验 <h3>初期的严峻形势</h3> 面对“非典”疫情，4月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防治工作，这是媒体报道中首次提及国务院会议讨论“非典”问题。会议听取了卫生部关于“非典”防治工作的汇报，同时第一次提出要抓紧建立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4月6日，温家宝与吴仪等国务院领导来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家宝指出，政府要将保护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将防治“非典”作为各级政府的一件大事。他要求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 4月9日，吴仪在中南海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和专家组成员。外电注意到，吴仪在谈话中没有使用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几天前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外界所说的“有效控制”一词，而是用了“有效遏制”的说法。 4月12日，温家宝和吴仪专程到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人员，高度赞扬白衣战士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4月13日下午，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这是国务院首次就非典型肺炎召开专门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率地承认，“非典”对我国旅游、交通、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要正确对待，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必计较一时的得失。 在广大群众的印象中，这是几十年来国务院第一次就一个特定的疾病召开专门会议。 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胡锦涛是在考察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来到这里的。人们的惊讶在于，胡锦涛抵达前，有关方面并未展开任何清场行动。 由广东回到北京，胡锦涛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不得缓报、瞒报”疫情。 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里，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相继出现在重点疫区，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频频就非典型肺炎防治问题作出专门的安排和部署，而且所采取的措施有逐步升级的趋势。敏感的人意识到，中央政府的弦已经绷起来了。 但是，来自卫生部和部分省市的公开信息却是乐观的。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都是安全的。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这是中国卫生部第一次就“非典”情势公开发表看法。 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非典”病例，派出了专家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但是，卫生部并没有宣布这一消息，国内所有的媒体也对此保持了沉默。 2003年4月20日，距离新一届政府就职刚好一个月零两天。当天，卫生部再一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刚刚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不久的高强对卫生部和北京市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他说：“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没有及时对全国的疫情制定统一的收集、汇总、报告制度，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而北京市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的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他同时宣布取消当年的五一长假，并且自4月21日起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 高强还坦率地承认，北京的疫情已经“很严重”。据20日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例，比卫生部门4月14日宣布的37例飙升了近10倍。 当天下午，新华社发出消息，中共中央宣布免去部分责任官员的职务。 <h3>世界看到中国的改变</h3> 针对中央政府的举措，媒体当即作出反应。有报道说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前所未有的举动，称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此举表明政府是负责任的，敢于承担的，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些评论人士表示，此举开高官问责制之先例，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极大的推动意义。海外媒体也宣称，中国政治文明将由此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 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有力措施，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抗击“非典”的全面战争打响了。2003年4月20日，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因为它是抗击“非典”斗争的分水岭。 中国政府的信心和表现，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2003年4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迪克·汤姆森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对中国近期在控制非典型肺炎流行方面的合作精神表示满意。他说，在当今与“非典”的斗争中，中国称得上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伙伴。全世界医学研究人员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艾滋病病毒，而这次中国的两个实验室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同行通力合作，仅用8天就确定了“非典”的病原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每天都能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关于“非典”的疫情报告。22日，中国实验室还提出了一个诊断报告，对世界卫生组织掌握疫情的发展情况很有帮助。汤姆森说，只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非典”会在中国得到有效的控制。 4月23日，北京市中小学宣布放假。同一天，中国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违法者刑期可达7年。 4月24日零时，北大附属人民医院开始封闭隔离，这是北京第一个整体隔离的“非典”重点疫情地区。同一天，中央财经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两处宿舍楼也被隔离控制。之后，被隔离的人数节节攀升，最多的时候高达27000多人。 4月26日，温家宝总理宣布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道认为，中国由吴仪出掌卫生部，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正认真对待非典型肺炎，并有足够经验应付国内和国际的问题。民间对吴仪寄予的期望和信任相当大，以至于闻知此消息后即有民谣传出：吴仪吴仪，无疫无疫。 中央政府的措施是坚决的，也是有力的。至2003年4月30日，国务院已经向内地所有省区市派出了共计5批督察组。 与此同时，世界的目光也注视着中国。5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率中国代表团飞抵日内瓦，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第五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作为继温家宝总理出访泰国后第二个出访的新一届政府高官，与温家宝一样，吴仪此行要争取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的怀疑眼光，消除“非典”疫情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大会发言时她坦陈：在“非典”疫情发生的初期，我们对这场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在对从道义、资金、物质和技术等方面理解、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致以诚挚的谢意时，她稍稍离开讲台，向与会代表鞠躬致谢，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改变。 第二十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三、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临危受命的医护人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救死扶伤的壮丽篇章。 “这里危险，让我来。”这是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在23年的医务工作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03年3月，当她又一次重复这句话时，不幸感染“非典”，以身殉职。在迎战“非典”的日子里，叶欣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直到她去世，大家也无法确定，她是在哪一天、哪一次救护中被感染的。每次有疑似或确诊病人送到科里，叶欣总是身先士卒，默默承担起危险而繁重的医护工作。 广大医务工作者不仅在面对病人时忘却自身的安危，在排查病原体方面，同样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的崇高境界。 由于非典型肺炎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如何防治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成立了专家组，陈为宪教授挺身而出，大胆提出ABC设想，将病人分为3组分别实施3种不同的治疗方案，然后将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后再行确定。其中一组在用药第二天、第三天症状明显减轻，肺部病灶开始消散。新的治疗方案诞生了。随后，一个又一个治疗规范、管理制度相继出台。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生死试验在一次又一次进行着。广东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传染科主任张天托，在接连抢救了数名“非典”重症患者之后，自己也感染了“非典”病毒。当时，尚无明确的临床治疗方案，他从容镇静，指挥医疗人员在自己身上试药：是“肺鼠疫”吗？用了“四环素”，不见效；是革兰氏阳性杆菌侵袭吗？注射了“左旋氧氟沙星”，不见效；是“禽流感”吗？于是又换上对付该病的“马斯平”……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张天托幽默地称自己当了一回试药的“白老鼠”。正因他有多次试药的经验，所以当有关方面宣布病原是衣原体时，他坚决予以否定，为避免防治“非典”走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由于众多医务工作者的奋力攻关，中国医学专家及时提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治原则，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一批批重症病人治愈出院，其中广东省的治愈率达到85％。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这样评价：中国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摸索出一套控制疫情和救治病人的有效方法，对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出现在央视栏目，他那平实的语言和气定神闲中所蕴涵的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不惧艰险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正是他，在疫情愈演愈烈、医务人员大量被感染的危急关头，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请缨，把最重的病人送到呼吸所来。他是最早了解“非典”强烈传染性的人，但对当时所有病人的口腔、咽部，他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是什么病原？是什么源头？怎么治？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迫切愿望，使他不惮于任何危险，也不屈于任何压力。对二三月份关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说“不”，对有关机构宣布衣原体为“非典”病原体的结论说“不”，对关于“非典”病死率为15％的估计说“不”。钟南山说，我们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在那个不寻常的季节，“钟南山”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符号，代表着一切热爱国家、热爱事业、坚持真理、造福社会的知识分子，代表着一切坚韧不拔、进取不止的社会力量。在钟南山们的感召下，民众增添了艰难中的信念，困顿中的勇气。 有一种背影不能看，一看就要落泪。 透过电视媒体的镜头，人们一次次看到，医护人员穿好厚厚的隔离衣，戴上口罩和防护镜，打一个代表胜利的“V”形手势，转身向病房走去。他们的背影因为厚重的防护服而显得有些臃肿，脚步却是那样坚定——他们知道，自己并非钢筋铁骨，并非百毒不侵，这一转身，也许就是生死两茫茫；他们也知道，身后有亲人牵挂的目光，有父母的担忧、爱人的焦虑和儿女的呼唤。但他们更知道，患者的生命和国家的需要高于一切，“为大家而舍小家”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为有了无数白衣天使们的顽强抗战，病毒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无数的患者得以康复。一名已康复的“非典”患者写下这样一封感谢信：“我无法认清她的容貌，判断她的年龄，但我感觉到她的力量。是什么在支撑着她们赢弱的身躯？是职业精神，是爱心，是责任感！” 有一些背影永远离人们而去了。邓练贤、叶欣、陈洪光、梁世奎、丁秀兰、李晓红、王晶……他们甚至来不及给深爱他们、盼他们平安归来的亲人留下简短的遗言。 在叶欣的网上纪念馆，有人留言道：每当我们的国家遭受危难，总有人默默站出来，撑起民族的脊梁。无数的白衣战士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党和人民没有畏惧退缩，而是众志成城，同这场灾难进行了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斗争。仅用了7天，一座拥有千张病床、堪称世界传染病医院之最的小汤山医院平地而起。中央军委从全军抽调的1200多名医护人员也迅速地集结于此，与“非典”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5月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标志着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应急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6月2日，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三个零”：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为零，疑似转确诊病例为零，死亡人数为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对北京的“双解除”，标志着中国抗击“非典”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中国将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截止到2003年8月16日10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另有19例死于其他疾病，未列入“非典”病例死亡人数中）。 8月16日上午，北京地坛医院最后一批“非典”康复患者出院，这也是北京市和中国内地在医院的最后一批“非典”患者。抗击“非典”的工作至此接近尾声。 第二十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四、解读 抗击“非典”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中央领导到基层百姓，从地方政府到白衣天使，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迅速行动，战斗在防治疫病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舍生忘死，社会各界群众也以不同方式支援抗击“非典”斗争，共同构筑了一道道抗击病魔、保卫生命的严密防线。 全国卫生、科技、工业、交通、能源、公安等各个部门迅速行动，协同作战，共同构筑围剿“非典”病魔的严密防线。抗击“非典”的胜利，来自于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更来自于全体人民的努力。 同时，抗击“非典”的经历也考验了中国政府，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形象。因为没有尽早发现并公布“非典”疫情，中国失去了在疫情蔓延之初便将其有效遏制的机会。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之后，中国政府立刻采取了行动，问责渎职官员，严格各种信息收集上报制度，与国际卫生组织积极合作，参加东盟疫情讨论，并向香港提供援助。这些举措都反应了中国高层正在努力改善与国际社会沟通信息，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时公布“非典”疫情，媒体更加开放，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充分保障，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十一章 三峡立丰碑 一、旧中国未能实现的设想 <h3>孙中山的三峡工程设想</h3> 最早提出三峡工程设想的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孙中山便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写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意在引起国际实业界的响应。1919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将上文编译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发表。在《实业计划》之“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对改良长江上游水路作了如下论述：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时，再次提及：“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比现在各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 <h3>国民政府纸上谈兵</h3> 孙中山开发三峡水电资源的论着发表后，国民政府工商部曾于1930年初拟在长江上游筹设水电厂，并着手收集有关资料和图表，但对坝区的勘察工作始终未能进行。两年后即1932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持组成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该队查勘后提出《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计划在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总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和50万千瓦的低水头电站，总预算1.665亿美元，但这一计划仅仅是纸上谈兵。 193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工程师、奥地利人白郎都也研究了开发三峡问题，设想改善川江航道，开发三峡水能，但在报告结尾处写道：“社会经济状况凋敝，是项巨大工程殊难举办。”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推行“金元外交”政策，派出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担任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到重庆后便与蒋介石密商设立中国战时生产局。1944年4月，任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的美国专家潘绥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建议由美国提供9亿美元贷款和设备，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用向美国出口化肥的办法还债。潘绥报告一发表，就引起中美朝野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世界着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当时担任印度巴克拉大坝工程顾问的萨凡奇博士，应中国政府之邀抵达重庆。他到任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先考察了大渡河和岷江，接着冒险查勘西陵峡，随后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着名的“萨凡奇计划”。在该“报告”中，萨凡奇建议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选定坝址、修建电站。该电站设计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兼有防洪、航运、灌溉之利。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当时被视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 1945年，中国政府原则同意了萨凡奇的计划。随后，资源委员会邀集全国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国家交通、农业、地质、科研等部门，组成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同时，在四川长寿设立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在宜昌设立三峡勘测处，负责坝区的测量钻探工作。 1946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组队入峡进行地形测量和经济调查。4月，萨凡奇博士再度来华复勘三峡坝区。5月，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了由该局进行设计的技术合作协议，并先后派出54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去美国垦务局参加三峡工程设计、研究工作。同年，钻探、航空测量等各项工作也逐渐展开。 1947年5月，在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的情况下，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奉命结束；8月，设计工作全部停止，除极少数人员留美外，大部分人员分批返回中国。 <hr /> 注释： 第二十一章 三峡立丰碑 二、四十年论争 <h3>治理水患的迫切要求</h3> 1949年，长江流域遭遇大洪水，荆江大堤险象环生。新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长谈。毛泽东当时指着三峡口上说：“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即组织专人调查研究，其调查结论认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还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峡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在他的思想上，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 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64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两亿多亩，受灾人口9000多万人，死亡3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100天。 毛泽东在长江大水之后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大汛过后的1954年12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京汉铁路的列车上，专门听取林一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技术问题的汇报，决定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支援，将三峡工程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6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赋诗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到华开始工作。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面展开。 <h3>长期论争</h3>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和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的李锐都被请到会场，两人就三峡工程能否上马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其实，早在1956年，他们就有过争论，但当时由于各自的文章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次会上，林一山讲了两个小时，谈了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李锐则讲了半个小时，认为目前上马三峡工程是不科学的。待两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毛泽东先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并要李锐当他的秘书。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三峡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亲自抓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当时，毛泽东伸出4根手指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来抓三峡工程，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27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参加的三峡工程会议，在武汉长江江面上的“江峡”号客轮上举行。因为是一边考察，一边开会，所以被称作“三峡现场会”。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长江三峡大坝选址。 当时，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有3个坝址方案：一是美国专家萨凡奇的南津关方案；二是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的猫儿峡方案；三是中国专家林一山等提出的三斗坪方案。三斗坪位于长江庙南宽谷南岸。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但也否定了三峡工程近期上马的提案。 1958年6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同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集会议，具体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1958年年底完成三峡初设要点报告。 1959年5月，武昌会议对《三峡初设要点报告》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讨论，一致通过选用三斗坪坝址方案，大坝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设计。 1960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经济协作会，讨论了在“二五”计划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1961年开始三峡工程的问题。但由于暂时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三峡建设步伐被迫调整。8月，苏联政府撤回了有关专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珍宝岛事件”导致中苏边境冲突，中国周边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向全国发出“要准备打仗”，“备战、各荒为人民”的号召。三峡工程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虽然三峡工程设计和勘探工作从未停止，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国民经济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毛泽东的三峡宏图始终只是一种设想。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并且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之时。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初战告捷，大江截流成功，一期工程基本建成，7台机组全面投产。“长办”主张趁葛洲坝工程奏凯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拿下三峡工程。 在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的支持下，林一山带领庞大的设计队伍夜以继日地工作，于1983年3月编制完成《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150米可行性报告》。报告描述，坝顶高程165米，利用超蓄水位至160.7米，可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保护荆江大堤的安全。装机容量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650亿千瓦时，水库移民33.3万人。 6月，国家计委将该方案上报国务院。经过11个月的论证、补充和修改，国务院于1984年4月5日原则批准了“150方案”。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通知》说，正在筹备兴建的长江三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排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有建立三峡省的必要。当时看来，上马三峡工程仿佛已无悬念。 但在1984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要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交通部也持同样看法。原来期待中的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1985年4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政协委员就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周培源、孙越崎、侯学煜等政协委员向中央上书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7个问题。李锐也再度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在重大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以前，考虑暂缓兴建三峡工程。 由于多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反对，三峡工程暂时搁浅。 其实，三峡工程的兴建一直是备受海外关注的问题之一。1986年3月31日，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邓小平会见时，曾向邓小平问起了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说：“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他的这句话，不但否定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84年4月5日决定的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讲的“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的话。 <h3>尘埃落定</h3> 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进一步扩大论证，责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宣布，成立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 以钱正英为组长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立了14个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尽管此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1989年3月，论证领导小组还是通过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报告推荐的建设方案是“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三峡工程的实施方案确定坝高为185米，蓄水位为175米。 1989年7月，刚刚上任26天的总书记江泽民第一次出京视察便来到三峡。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最终，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同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9日至12日，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10个预审组的预审意见。最终，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能够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1991年8月3日，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尽快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并讨论了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 1992年3月16日，李鹏总理向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经过分组审议，人大代表们于4月3日下午大会表决《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其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赞成票占全部票数的67.1％，超过半数，《决议》通过。 第二十一章 三峡立丰碑 三、进军三峡 <h3>打破千年沉寂</h3> 进军三峡，英雄的葛洲坝人成为开路先锋。1992年11月28日，葛洲坝工程局在三斗坪召开千人誓师大会，炸响了三峡工程第一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马达轰鸣声响彻西陵峡畔，一支由推土机、挖掘机和巨型载重大卡车组成的威武之师，长龙般涌入峡江古镇三斗坪。 一个月后，三峡前期准备首项工程高家溪改道进口段延长工程由葛洲坝二公司实施开工。随后，许覃路、西陵大道、茅坪溪防护泄水工程以及鸟枪山、阳秋渔场地平整相继破土。从此，沉寂了亿万年的三峡坝区喧腾起来。 为保证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国务院于1993年1月3日成立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李鹏担任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副总理、陈俊生国务委员及郭树言、肖秧、李伯宁任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担任顾问。 1993年5月25日，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获得通过，着手进行技术设计。三峡工程右岸一期工程于1994年7月1日在中堡岛破土动工，从此，中堡岛从地图上消失。右岸一期工程随之全面展开。1994年1月15日，三峡一期工程的主体工程三大建筑物，即永久船闸、临时船闸和升船机、左岸大坝和电站的一期开挖工程正式开标。随后，中标的施工单位开始了左岸一期工程的紧张施工，形成左右开弓的局面。与此同时，坝区内的征地移民、场地整平、施工用水用电设施、对外专用公路以及西陵长江大桥和坝区内道路施工等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坝区航运交通指挥部也宣布成立。 1993年5月，三峡工程坝区移民第一村——中堡岛新居民点动工建设。在此期间，共完成坝区移民1.2万人。1993年11月底，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文物挖掘抢救工作结束。经国务院批准，三峡库区最大的重点移民工程——川东天然氯碱工程也于1994年12月28日开工。 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至1994年年底，三峡坝区各项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左右两岸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已全面展开。三峡一期工程土石围堰已经完成，一期导流工程具备了浇筑混凝土的条件。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取得了圆满成果，为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年12月14日，已消失的中堡岛原址——一期土石围堰内人山车海、旌旗招展，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一期围堰的堤埂上举行。 10时45分，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三峡工程开工。 几万建设大军从此正式开始了世界瞩目的工程建设。 1994年底，土石围堰内清淤和土石方开挖工程告竣，混凝土纵向围堰和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基础开始浇筑。1995年底，堰内段导流明渠开挖完工。1996年12月，纵向围堰混凝土浇筑达到高潮，在30日这一天，浇筑14119立方米，打破了巴西伊泰普电站日浇筑13900立方米的纪录。 <h3>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h3> 经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1997年11月8日，实施大江截流合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临三峡工地截流施工现场视察。李鹏发布截流合龙令，并最后宣布合龙成功。江泽民总书记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大江截流的伟大胜利。 大江截流的成功，标志着三峡工程第一阶段的预期建设目标圆满实现，开始转入第二阶段的工程建设。 1998年5月21日，三峡工程临时船闸通航。8月27日，二期围堰防渗工程全部告捷。9月12日，二期基坑积水抽干，万古江底首见天日。坝段河床基坑土石方开挖当年基本结束。 1998年7至9月，三峡坝区连续出现8次流量大于5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二期围堰工程经受严峻考验。 1999年，施工进入混凝土浇筑高峰期，之后连续3年混凝土年浇筑量突破400万立方米，屡创世界纪录。 从2000年开始，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伴随混凝土浇筑和灌浆工程相继展开，2001年进入安装高峰。 2002年1月，三峡二期工程的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移民工程3个验收大纲通过审查。随后，三峡二期工程蓄水前库底清理工作全面启动。 2002年5月，上游基坑破堰进水。7月，下游基坑破堰进水。三峡大坝从此担负起永久挡水的使命。 2002年10月26日，随着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到位，全长1580米的三峡左岸大坝全线浇筑到设计的185米高程。20天以后，三峡工程胜利实现了导流明渠截流。 2003年5月29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批准国务院长江三峡二期工程验收组的验收意见，同意枢纽工程按期下闸蓄水，船闸进行试通航，首批机组发电。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如期下闸蓄水。6月10日，水库蓄水到135米。 2003年6月16日，双线五级船闸成功试通航。 2003年7月10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到11月22日，首批6台机组相继投产发电。三峡工程二期三大目标顺利实现。 2006年5月20日14时，三峡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毕，标志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中国已在长江三峡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水坝。 按照原定计划，到2009年，长江三峡工程将全部竣工，成为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伟大工程。 第二十一章 三峡立丰碑 四、解读 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三峡工程从梦想走向现实的过程可以总结为“70年设想、50年勘探、40年论争”。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建设，长江三峡工程已经初步实现了蓄水、通航和发电的建设目标，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变成了现实。三峡工程是中国人民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一座世纪丰碑，它不仪凝结着中国人的奉献精神，集体智慧和技术进步，也体现了新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 从20世纪初开始，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对三峡工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三峡工程的考察、研究、规划和咨询规模之浩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三峡工程在实施过程中所克服的技术困难也是少有的，三峡百万大移民是人类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文工程，三峡库区文物抢救的规模、速度和成果也堪称奇观。这种战天斗地、不畏艰难、勇于实践的精神，不仅缚住了长江这条巨龙，也必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三峡工程的决策进程中，有一长串的名字：林一山、李锐、黄万里、李伯宁、孙越崎、侯学煜、钱正英……他们充满科学态度的争论，保证了最后决策的正确。 三峡工程不但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经济功能，而且有利于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三峡工程的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对局部生态与环境带来一定影响，但只要充分尊重、合理利用自然规律，努力促使长江流域形成新的生态平衡，就能够探索一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现代化之路。 第二十二章 神舟遨游太空 一、人类航天自中国始 每当人们仰望夜空的时候，闪烁的繁星、温柔的月光，带给人们多少美好的想象。几千年来，嫦娥奔月的故事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淮南子·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虽然这只是传说，但中国古人的飞天之梦却从未停止过。 传说早在春秋时期，木工之祖鲁班就开始削竹制鸟，上天后可以三天三夜不下来。到了汉代，张衡也是着名的木鸟制作家。此后，据说刘邦的大将韩信发明了风筝。风筝是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借助于空气上升力飞行。14世纪风筝传入欧洲，可以说是现代飞机的鼻祖。张衡、祖冲之、郭守敬等科学家不懈地进行天文观察和推算，为后代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敦煌壁画中神女飞天的绘画、里的天兵天将等，无不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以及对太空的神往。 中国最早的载人航天尝试者是生活在大约600年前的明朝人万户。 据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S·基姆在1945年出版的《火箭和喷气发动机》一书中提到，“约当14世纪之末，有一位中国的官吏叫万户，他在一把座椅的背后，装上47枚当时可能买到的最大火箭。他把自己捆绑在椅子的前边，两只手各拿一个大风筝。然后叫他的仆人同时点燃47枚大火箭，其目的是想借火箭向前推动的力量，加上风筝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 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万户的“飞天”之举不可能获得成功。燃烧的火箭把万户的座椅推向半空，随风筝飞了起来，但很快一声爆炸，“飞天椅”在火光中摔到山坡下，万户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火箭向太空搏击的英雄，他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他借助火箭推力升空的首次设想却得到了世人的尊重与承认，被世界公认为“真正的航天始祖”。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月球上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以纪念“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 1840年后的中国积贫积弱，屡遭欺凌，航天事业自然无从谈起。其间纵有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员冯如<u>?９９ｌiｂ?</u>自制飞机成功，但他最终留给人们的是负伤乃至牺牲的遗憾。 中国人航天之梦的续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第二十二章 神舟遨游太空 二、中国航天事业前期发展的艰难历程 <h3>中国航天事业起步</h3> 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留美从事喷气技术与火箭技术研究的钱学森博士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6年2月，钱学森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拉开了序幕。 20世纪60年代，苏美争霸逐步由军事、政治领域扩散到经济乃至科技领域。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第一次将人类的脚印留在了月球上，并从月球带回了岩石、土壤等样本。“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的成功，一举奠定了美国在载人航天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美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激烈太空角逐，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之震惊。此前，苏联卫星上天，就给毛泽东等领导人很大的鼓舞和刺激。1958年5月7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苏联去年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稍作停顿后，伴随着那一贯的经典动作——大手一挥，毛泽东向全会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全场掌声雷动。 毛主席关于搞人造卫星的决策作出后，中国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立即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卫星的实施方案，并责成张劲夫、王诤等具体筹办这项工作。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由钱学森、裴丽生、赵九章领导，负责具体的组织和规划工作。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不仅在研制、发射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而且在开展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和试验设备的研制方面，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这样，到1965年时，随着运载火箭技术的日益突破，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年5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国防科委向中央呈送的《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拟于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式开始。 1967年10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从而使中国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按专业方向和任务分工集中到了有关研究院。 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的人造卫星事业进入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和正式研制的时期。 1970年4月1日，装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基地。2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即将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情况报告。14日，周恩来又听取了关于卫星、火箭在发射场测试情况的报告。24日凌晨，毛泽东正式批准实施发射。当晚10点，国防科委指挥向周恩来报告：卫星、火箭分离正常，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 一时间，“东方红一号”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震动了全世界。 这颗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人造卫星，重量超过了苏、美、法、日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的总和，完全实现了毛泽东要“搞得大一点”的愿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h3>宇宙飞船计划的实施</h3> 在研制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同时，中国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 1966年3月底至4月初，国防科委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与会专家制定了研制宇宙飞船的规划。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中央专委积极支持这一规划，认为在研制卫星的同时，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应该逐步开展起来。 1966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召开会议，探讨中国载人航天的途径和步骤。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方面的研究已初具成果，有关院所不仅做出了精美的飞船模型，还给飞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曙光一号”。用钱学森当时的话说就是：“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开展载人航天研究的热情。1970年4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由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国载人飞船专题研讨会。会上，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展示了他们早已设计出的载人飞船样图和“曙光一号”飞船的全尺寸模型。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正式圈阅、批准了发展载人飞船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中国第一艘飞船于1973年底发射升空。至此，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工程全面启动。由于这一计划是7月14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因此该计划被命名为“714工程”。 但是，在计划展开和项目研制的过程中，很快出现了问题。当时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飞船无论设计成5人小组还是3人小组，都面临着运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当时在研制大的工程上缺少系统管理经验，各方研制步调不一，容易研制的项目走得快一些，比较困难的项目就慢一些，有些项目尚没人能做，干脆就暂时放在那里。所以一度出现了这种情况：飞船的研制还没具备雏形，但运转飞船的运输车、航天食品等，却早早生产出来了。 由于种种原因，“曙光一号”飞船的研制工作没有能够按计划进行下去。当时的载人航天几乎涉及了当今世界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需要最先进的理论、试验、材料、工艺设备和尖端技术的支持，要靠强大的国力、财力来支撑。而那时，中国不仅技术力量不足，而且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经费支持和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经过“文化大革命”，老百姓的吃、穿、用等民生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建设欠账太多。所以当时有人说，与其搞宇宙飞船，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实在些，更有实际效果。就载人飞船项目本身的进展而言，虽说当时的研制已经有了雏形，但距离它的成功发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让其他国家发射，风险和成本很大，一来自己的技术毫无秘密可言，二来拿不出那么多钱，三来自尊心也受不了。 最后，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与考虑亲自拍板：“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周恩来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总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与苏美搞太空竞赛，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就这样，到1972年，中国第一个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开始搁浅，但保留了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和开发，并进行了返回式卫星的连续发射。 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载人航天工程暂时下马。虽然如此，但项目的前期进展为后来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技术等基础。如，载人航天有两项最关键的技术，一是能发射载重卫星，二是能定点定时回收卫星，而这两项技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熟练掌握了。 <hr /> 注释： 第二十二章 神舟遨游太空 三、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 <h3>载人航天工程重新上马</h3>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门的敞开，使许多有识之士强烈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一批老科学家和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下，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再一次被提上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同时，伴随着中国空间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已经具备返回式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以后，中国又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为中国开展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效益周期比较长，风险也比较大，对于中国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则是，中国选择什么方案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是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相对而言，宇宙飞船在技术上容易突破、研制费用较少、研制周期也较短，而航天飞机的研制投入大、风险大、技术难度高。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已研制了十几颗返回式卫星，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所以选择载人飞船进行技术突破比较好。 1991年11月，在载人航天工程停滞、下马近20年后，经过此前半年多时间的研究论证，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分别提交了《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载人航天问题，进一步对载人飞船工程研制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中国载人飞船工程上马。自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又一次正式立项实施，代号为“921工程”。 “921工程”的正式立项，激发了无数航天人久违的梦想。就“921工程”本身来说，这是中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该工程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宇航员系统、飞船的应用系统、载人航天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系统、着陆场系统。其中，载人航天飞船系统是核心，包括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 按照发展计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将宇航员安全地送入近地轨道，进行适量的对地观测和科学实验，并使宇航员安全返回地面。第二步，实现宇航员出舱太空行走以及完成飞船与太空舱的交会对接，并发射长期自主飞行、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尽早建成完整配套的空间工程系统。第三步，建造大型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中国成功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实现了天地往返的重大突破。 从“921工程”正式立项到“神舟一号”成功发射的七八年时间，中国航天人走完了发达国家三四十年所走过的路。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中国又连续成功发射“神舟二号”至“神舟四号”3艘无人飞船，每次都有技术突破。 <h3>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神舟五号”</h3>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即将升空。5时20分，航天员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航天员宿舍问天阁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送行，并讲道：“‘神舟五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时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庄严时刻。一会儿，杨利伟同志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 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的首飞航天员杨利伟庄严宣誓：“请胡总书记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一定不辜负胡总书记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圆满完成载人航天首飞任务。”问天阁内一片热烈的掌声。 8时20分，环抱着飞船的第三组平台徐徐展开，乳白色的船箭塔组合体完全展露，飞船上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8时30分，一直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发射塔架终于打开了。呈现在眼前的是赫然高耸的长征火箭和它所搭载的船塔联合体，场面非常壮观。 “15分钟准备”，逃逸控制台指挥员的目光聚焦在显示屏上。在火箭起飞前900秒到起飞后160秒的时段内，万一火箭发生故障，这个控制台负责确保逃逸塔拽动轨道舱和返回舱与火箭分离，并降落在安全地带，使飞船上的航天员脱离险境。 测发控制大厅内，火箭发射控制台操作手迅速执行自动发射点火程序。 “5分钟准备。”航天员关上了天窗，整装待发。 “1分钟准备。”航天员躺在了特制的航天椅上。 “10、9、8……点火，起飞！” 9时整，大地震颤，烈焰升腾，“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着“神舟五号”飞船和航天员杨利伟顺利飞向太空。 2分钟后，第一节箭体脱落；10分钟后，进入正常轨道。 9时42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宣布：“飞船已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成功。”浩瀚的太空从此写下了中国人的名字，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终于成真。 飞船绕着地球以90分钟一圈的速度飞行。一会儿白天，一会儿黑夜。黑白交替之间，地球边缘仿佛镶了一道漂亮的金边。杨利伟拿起摄像机，把这壮观的景色拍摄下来。他郑重地在飞行手册上写道：“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杨利伟总共在飞船中呆了21个小时，环绕地球飞行了14圈。当飞船飞行到第7圈时，他在太空展示了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的美好愿望。 国外媒体和航天员同行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完美的飞行。杨利伟在太空飞行中的杰出表现，让世界再次对中国及中国的航天英雄刮目相看。 16日6时23分，飞船返回舱着陆，着陆点在内蒙古中部草原。6时31分，温家宝总理与杨利伟通话，祝贺他顺利返航。 6时43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神态自若地走出返回舱。“这是祖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这是他迈出舱门后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 <h3>“神舟六号”再获成功</h3> 两年以后，即2005年10月15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0月17日4时33分，飞船返回舱着陆。航天员聂海胜和费俊龙在太空飞行115小时32分钟，飞行77圈，行程约325万公里。 “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外形一样，也一样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送上蓝天。 从两年前的“单人一日太空游”到如今的“双人多日太空游”，看似不大的变化在中国航天载人工程七大系统总设计师们的口中，却是“突破性的”，因为“神舟六号”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目标——交会对接工程顺利开始。“神舟六号”完成“多人多天太空飞行”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建立短期空间站才可能实现，因为，只让一名航天员飞一天不可能完成对接或建站任务，“多人多天”才是根本。 与“神舟五号”相比，“神舟六号”在110项技术上得到了改进，飞船更加安全，更加舒适，让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距离交会对接以建立太空站越来越近。 第二十二章 神舟遨游太空 四、解读 中国两次载人航天飞行，使得中华民族探索太空的千年梦想变为现实，是中国进入太空新时代的里程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第三个国家。它显示出中国日益强大的科技实力，将为正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科技活力，为中国持续发展增加一个高科技引擎。 “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的成功，是中国大国地位和综合国力提升的体现。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载人飞天，也是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中国的航天力量，作为国际航天力量的一部分，将在人类探索太空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拥有在外层空间的调控技术和能力，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稳定，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无论是火箭改进、轨道控制、回收、空间应用技术到测控通信，还是航天员训练、发射场和着陆场等方案论证设计，中国科学家都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确保工程一起步就有强劲的后发优势，关键技术能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局部还有所超越。“神舟”载人飞船的成功向世人表明，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第二十三章 铁路通往世界屋脊 一、世界一流高原铁路 <h3>青藏铁路全线通车</h3> <small class="ter">世界屋脊飞铁龙，人间天路世称雄。</small> <small class="ter">从来人定胜天律，尽在求新苦战中。</small> <small class="ter">新奇科技解千愁，唐古拉山低了头。</small> <small class="ter">长城天路相辉映，建筑伟绩万古留。</small> <small class="ter">万里悠悠两日程，观光致富喜双赢。</small> <small class="ter">文成公主泉台赞，商旅狂欢备远行。</small> 这是发表在2006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组赞美青藏铁路的诗。 2006年7月1日11时许，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青1”次、“藏2”次两趟进出西藏的列车相互对开。北京至拉萨的首趟进藏列车7月1日晚始发，北京至拉萨间至此有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钢铁大动脉，北京至拉萨实现了“通汽车、通飞机和通火车”的交通联系。 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从当时的都城长安出发，用了近3年的时间才抵达拉萨。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条公路正式通车。 1956年5月26日，北京至拉萨的航线试航成功。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火车由北京驶往拉萨。 从“探路”到“有路”，青藏高原的“天路”历史跨越了1300多年。 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814公里于1979年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新开工修建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北起青海省格尔木市，经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西藏自治区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到达终点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广布，工程十分艰巨。修建这样一条铁路，不仅是对中国综合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检验，也是对人类自身极限的挑战。这条铁路的建成并投入使用，极大地便利了西藏和内地的沟通交流，像一条纽带把西藏和内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跨越千山万壑，穿越莽莽荒原，千里巨龙，万世丰碑。如今，无论是在广袤苍凉的藏北高原，还是在桃红柳绿的拉萨河谷地；无论是在偏僻的牧民帐篷，还是在喧闹的繁华都市，处处都能感受到青藏铁路通车运营给西藏发展带来的变化，给西藏各族人民送去的福音。 <h3>新中国成立前的努力</h3> 最早提出建设进藏铁路的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发表了近20万字的名着《建国方略》。这本书的《实业计划》中，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七大铁路系统，共计106条铁路干线，约10万公里。“高原铁路”系统共规划16条铁路干线，其中拉萨至兰州线、兰州至若羌线经过今青海省的东部、南部、西部、北部，向西南通达西藏，向西北通达新疆。 1943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先后派陇海铁路局总工程师李俨、工程师宋梦渔、选线工程师刘宝善等人，组团率队勘测甘青铁路，撰写了“草测报告”，绘制了剖面图，实施了青藏铁路基点段甘青铁路的部分具体工作。 <h3>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牵挂</h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藏交通运输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藏是一片浸满中南海深情的土地，是一片对国家作出贡献又得到国家巨大支持的土地。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始终关注牵挂着西藏各族人民，始终心系青藏铁路。 20世纪50年代初，党和国家就着手研究进藏铁路建设问题。1955年10月，当时的西北设计分局（现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派遣曹汝祯、刘德基等4位同志，随西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慕生忠将军一同进藏，就修建进藏铁路的可行性展开沿线调查和收集资料工作，即“踏勘”，前后历时近3个月。 195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关怀下，在甘青铁路开工建设的同时，青藏铁路的建设也拉开了序幕。青藏铁路从古城西宁到拉萨，是国家级铁路干线，其海拔之高峻、环境之艰苦、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大，在中国与世界铁路史上实属罕见。铁路设计总长2040多公里，在青海境内1400多公里，占总长度的70％左右。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高原、冻土等筑路技术问题尚待解决，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停建。 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他坚定地说，青藏铁路要修，要修到拉萨去。 1974年，中央再次将修筑进藏铁路提上了议事日程。遵照上级指示，铁一院在该年二季度踏勘，四季度开展航空测量和方案研究工作。1976年1月，完成了《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方案研究报告》。同年年底，完成线路系统初步设计，报铁道部审批。1977年5月，国家计委组织审批通过，铁道部正式下达批复意见。1977年6月，铁一院全面展开定测工作。至1978年7月，已将定测桩打到了那曲，距拉萨不足400公里。但不久后，第二次勘测工作奉命停止。 邓小平高度重视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始终关注青藏铁路。和平解放初期，他曾亲自指挥了川藏公路的勘修工作。1983年，邓小平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工作汇报时询问了进藏铁路情况，专门作出指示“还是走青藏线好”，关切之情溢于言表。1984年5月，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通车。 2000年11月10日，江泽民在铁道部关于修建进藏铁路的报告上批示：修建青藏铁路是十分必要的，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大决策，必将给包括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以很大的鼓舞。2001年6月29日，中华民族盼望已久的青藏铁路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开工，江泽民给青藏铁路全体参建干部职工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2002年5月27日，正在青海考察工作的胡锦涛专程来到海拔3080米的青藏铁路南山口施工段现场，慰问一线职工，并明确提出，要把青藏铁路建设成为“世界一流高原铁路”。2005年10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致信祝贺青藏铁路全线铺通，诚挚慰问全体建设者。2006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专程赴格尔木出席青藏铁路通车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青藏铁路建设取得的成就，深刻阐述了青藏铁路建设对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为首趟进藏旅客列车剪彩，并专程到青藏铁路沿线考察。 2007年3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西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青藏铁路这条雪域高原的大动脉的开通，给西藏的开发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要牢牢把握、切实用好这一历史性机遇，用全新的思路谋划发展，最大限度地挖掘青藏铁路的巨大发展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青藏铁路的强大辐射作用，使青藏铁路更好地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造福西藏各族群众服务。 第二十三章 铁路通往世界屋脊 二、经济作用初显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的妈妈叫光明。啊！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当年，一曲《一个妈妈的女儿》唱遍了神州大地，道出了藏汉等各民族兄弟般的深情厚谊；今天，伴随着青藏铁路悠扬的火车汽笛声，歌曲《天路》更是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聚一堂。 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看那铁路修到我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谈起青藏铁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张庆黎感慨地说：“我们牢记胡锦涛总书记‘最大限度地挖掘青藏铁路的巨大发展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青藏铁路的强大辐射作用’的重要指示，围绕青藏铁路做好促进西藏发展稳定这篇大文章。实践充分证明，青藏铁路已真正成为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 来自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数据，印证着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2006年全区生产总值达290.05亿元，同比增长13.4％，是10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2007年第一季度，生产总值达64.1亿元，同比增长17％，创下10年来同期最快增长速度。在全区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7.6％、27.6％、54.8％，困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第三产业，从过去的“短腿”，一下子成为全区经济的“领头羊”。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6年，全区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万元大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435元，同比增长17.2％，是多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07年第一季度，全区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406元，同比增长19.7％。 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2006年，进藏游客达251.2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27.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9.5％和43.2％。2007年头5个月，西藏旅游经济持续大幅增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67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6亿元，同比增长82.7％、78.6％，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旅游业已成为西藏重要的支柱产业。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青藏铁路经济作用初步显现，各民族兄弟尽享文明福祉。依托铁路挖掘发展潜力，自治区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截至2006年底，全区共有连锁店、超市和便利门店1743个，全年实现销售额4.85亿元，比2005年增长2.9亿元。百万农牧民不出家门，就尽享铁路通车带来的便捷和实惠。 第二十三章 铁路通往世界屋脊 三、铁路史上的奇迹 <h3>创下数项世界之最</h3> 青藏铁路的建设，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 世界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穿越戈壁沙漠、沼泽湿地和雪山草原，全线总里程达1142公里。 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达965公里，最高点在唐古拉山，海拔为5072米，被誉为“离天最近的铁路”。 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铁路——青藏铁路穿越多年连续冻土区里程550公里。 创世界高原最高时速——列车在冻土地段时速100公里，非冻土地段时速120公里，这是世界高原铁路的最高时速。 世界海拔最高的隧道——风火山隧道位于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上，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高4905米，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 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昆仑山隧道全长1686米，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 海拔最高的火车站——青藏铁路唐古拉车站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5068米。 最长的高原冻土铁路桥——海拔4600多米、全长11.7公里的号称青藏铁路第一长桥的清水河特大桥飞驾于昆仑山下。 <h3>兼顾安全和环保</h3> 青藏铁路在建设时期，就确立了“主动降温、冷却地基、保护冻土”的设计理念，采取了以桥代路、片石气冷路基、碎石（片石）护坡护道路基、通风管路基、热棒路基以及遮阳棚、隔热保温等一整套主动降温工程措施。为切实保障青藏铁路运行安全，青藏铁路公司采取徒步检查重点冻土地段、抽调专业人员添乘机车检查、线路静态检查、轨检车检查、巡检车检查、晃车仪检查、安装轨道巡检雷达探测装置等措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青藏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冻土稳定性已经受住了夏季和冬季的考验。 青藏高原地处雪域，因雪而风光旖旎。但对青藏铁路而言，雪却成为影响运输安全的隐患。青藏铁路采用了许多世界先进的设备，其中的线路道岔融雪设备就发挥着为青藏铁路运营安全保驾护航的作用。青藏铁路格拉段45个站中共有32个站安装有道岔融雪装置，在道岔遇雪时能够产生热量，融化并蒸发落在道岔上的积雪，保证道岔正常转换。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铁路部门还采用了世界先进的大功率机车，建立了全方位的监控预警系统，包括室内外环境温度的监控、视频的监控、门警、防火以及大风监测等，为青藏铁路运输组织、设备维护、施工监控防护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多米，最高达到5072米。高寒缺氧不但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且是在运营过程中对卫生保障工作具有长期挑战性的问题。为使旅客在旅行中能得到有效的卫生医疗保障，每趟旅客列车都配备了相应的医疗设施、医护力量和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救治工作。青藏铁路公司还与铁路沿线的7个地方和军区医院签订了《青藏铁路旅客列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医疗保障协议》，使旅客在列车上发生急病等情况下，能得到及时救治。 青藏铁路沿线土壤侵蚀类型多样，风力、冻融和水力侵蚀均有分布，特别是受高海拔、冻土、低温等因素影响，水土资源十分珍贵。而青藏铁路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优良，达到了有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有效保护了“三江源”和青藏高原生态系统。 青藏铁路在沿线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区段，修建了33处野生动物通道，并设置了防护栏、警示牌和迁徙诱导等设施。根据青藏铁路环保验收调查期间的监测结果及2004年至2006年的监测资料，野生动物通道的使用效率明显提升，对铁路沿线野生动物的种群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尽量减少铁路建设对植被的影响，青藏铁路建设者们在高寒草甸和湿地等施工区域，采取了将原生植被进行划块切割、异地培育和移植等植被保护措施。如今，这条钢铁大动脉已经成为横穿雪域高原的绿色“哈达”，线路两侧，草场依旧青青如茵，野生动物自由迁徙，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第二十三章 铁路通往世界屋脊 四、解读 “赫赫我祖，来自昆仑。”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昆仑山被尊为“万山之宗，龙脉之祖”。河源昆仑，是炎黄子孙不可磨灭的民族情结和象征。在绵延5000多年的浩瀚历史中，很多朝代都曾探源“三江源”，这种历尽艰险的探索，是对地理方位的考察，对神话传说的验证，更是对民族之根的探求，对理想精神的追寻。 在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铁路矫若游龙，飞舞于世界屋脊。它以科技创新挑战世界极限，攻克了“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被国际社会誉为“可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壮举，也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而这一工程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科技水平的增长。 “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风暴强意志更强，海拔高追求更高。”面对生命禁区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面对技术复杂、任务艰巨的严峻考验，中国10万筑路大军“白天劳累，扯块白云擦把汗；夜晚孤寂，摘颗星星点盏灯。”他们用长达5年的艰苦奋战，改写了世界铁路建设史。 青藏铁路的成功开通，以及开通后安全持续稳定、运输畅通无阻、服务优质高效、环保全面达标的实践，再次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其根本利益的坚强保证。 第二十四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一个不衰的话题 1996年以来，中国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中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落后地区。不解决“三农”问题，也就谈不到全国的小康，谈不到和谐社会。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高度关注，将其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2年11月14日上午，胡锦涛和其他8名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前。此时，全世界都在猜测：这些在革命战争结束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面对日益突出的中国“三农”问题？ 事实证明，新的一代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一直在不断地探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要求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并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将其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理念呼之欲出。 2004年年初，中央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的状况，用中央“1号文件”要求全党必须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指出，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当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并且首次提出了“两个趋向”的理论。12月底，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出了9个方面的27条具体措施。 又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探索，党对怎样加强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有了更加清醒而全面的认识。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从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出发，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会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会议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新农村建设成为中央高层领导的一个不衰的话题。2006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对这种创新用“四个更”作了高度概括，即这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更明确、发展起点更高、工作布局更全面、扶持力度更大。2006年1月25日，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强调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地制宜、搞好规划；抓住重点、积极推进；完善机制、形成合力；总结经验、分类指导。 2月14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出席开班仪式并作了长达100分钟的讲话。讲话回顾了党一贯重视“三农”工作的战略思想，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8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六大任务。 2月20日，温家宝在研讨班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目标、内涵、原则作了重要阐释。 从2006年4月到2007年1月，中央把全国5300多名县委书记、县长分批集中到中央党校等五所干部院校，进行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曾庆红和参加培训的学员代表进行座谈并发表讲话。各地和有关部门也举办了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新农村建设培训班、研讨班和学习班。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神州大地上的强音。 第二十四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告别“皇粮国税” 农业税是一种古老的税种，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这两个法律文件是征收农业税的主要依据。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农业税实施以来，对于贯彻国家的农村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2000年开始，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新的农业税实行差别税率，最高不超过7％；农民上缴的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办公经费等方面的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农业税正税的20％。 2001年，根据农村税费改革的进展情况，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在试点过程中，地方可以按照中发［2000］7号文件有关农业税及其附加、农业特产税的规定征收，村级三项费用经费缺口由乡镇财政适当补助；也可以按中发［2000］7号文件精神在农业税及附加总体负担水平不超过8.4％的前提下，通过适当降低农业税税率、相应提高农业税附加比例的办法，增加村级收入。 2003年，按照中共十六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 经过几年的税费改革，农民的税费负担大为降低。至2003年，全国的农业税收总额为338亿元，而全国的财政收入达到了2.17万亿元，农业税所占份额仪占1.56％。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4年要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自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中央财政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付。 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大力称赞，农民奔走相告，各地政府部门积极响应。2004年，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取消。当年，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11个粮食主产省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他省份降低1个百分点。至2004年9月，减免征农业税政策基本落实到位。黑龙江省免征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28.2亿元，人均减负142元，吉林省减轻农民负担5亿多元，负担降幅为28.6％，实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在中央政策之外，各省自筹资金，加大减免农业税政策力度。2004年，全国农民税收负担平均减轻30％，农业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不足1％。 在2004年成果的基础上，2005年，中央和各地方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税减免的速度。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当年的农业税政策，指出，2005年要加快减免农业税步伐，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因减免农（牧）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5年中央财政为此新增支出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将达到664亿元。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当然，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民什么税都不交了，譬如农民办工商企业还得交营业税、增值税等。此外，农业特产税中还保留了烟叶特产税。 农业税减免政策是近几年中央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重要方略的具体体现。随着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实施，党的富农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取消农业税，令人鼓舞。新华社电稿称，这是“为亿万农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礼物’”。 第二十四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民可望享有免费义务教育 <h3>免费教育“好时光”不再？</h3> “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教育。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实现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目标，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1956年1月，面对国内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教育部印发《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准备7年内“在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到了9月份的中共八大，“基本普及义务教育”更变成了“普及义务教育”，时间也延长到12年。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一段好时光。当时中小学教育收费低，公共保障好，由上级政府负责教育经费，村民象征性交点钱，即使交不起，中小学也有助学金可以申请。人民公社成立后，教育、卫生医疗和水利建设，全由公社包干，免费教育的“好时光”仍然持续，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大包干拉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大幕，改变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但过去由公社负责的教育、医疗和农田水利等公共产品，却一下子无人提供了。 自1978年开始的教育改革，重点放在重建高等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上。农村地区的中小学被大幅撤销和合并，教学人才和资金迅速向城镇回流，造成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持续下降。当时中央在改革过程中迅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连续发文要求加强农村小学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中小学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此后的义务教育法对“免费”的表述是“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但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直接定为“免费”。全国60％到80％的中小学都在农村，义务教育的重担由乡镇和县级政府承担，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部法律开了一个政策口子，允许“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而在1992年3月发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的口子固定下来。从那时到现在，杂费以各种名目在学生们的缴费单上出现，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估算，20世纪90年代10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00亿元。在农村，许多学校是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老师的工资和办公费用也由农民来分担，但令他们尴尬和无奈的是，他们的孩子仍然不能顺利就读，许多家庭为供孩子上学，终年生活在贫困之中。 <h3>教育投入主体上移</h3> 2000年年底，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2001年1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如期实现“两基”的战略目标。2005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初中的毛入学率分别提高到99％和95％。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教育收费和教育公平的论战，“不免费的义务教育”成为被质疑的焦点。 此后，中央政府顺应民意，通过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民身上的教育附加费，农民负担开始减轻，但乡镇政府财政状况却雪上加霜。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调查发现，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农民自己负担，全部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高达78％，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 从2001年起，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开始从乡镇一级上移到县级政府，教师工资由县财政发放，但积弱已久的县级财政同样无法承受义务教育的重担。相关的改革仍在继续，中央和各省市政府有望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国家于2004年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国西部地区率先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继续执行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并对部分专项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直达学校，受益学生达到4880万人，平均每个小学生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 <h3>圆梦在即</h3>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收学费和杂费”。同时，考虑到免除杂费需要一个过程，在附则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对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取杂费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200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 一些地方政府已先行一步。广东在该省16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开始免费义务教育试点，并计划在2008年秋季推广到全省农村。江苏在经济薄弱的农村地区进行免费义务教育试点，苏州是第一个宣布为义务教育全面“埋单”的地区。从2006年秋新学年开始，苏州市享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不仅免学费、杂费，教科书费也全免。 免费义务教育——中国几亿农民多年的企盼，圆梦在即。免除学杂费将惠及全国农村近1.5亿名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后，平均每个小学生每年可减负140元，初中生年减负180元，贫困寄宿生可减负500元。 第二十四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解读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加强农业、搞活农村、致富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基本主张，也是全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创新。 从历史文献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和使用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早的纲领性文献。1957年3月，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时，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新农村”一词，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又使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但上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着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印记，并未真正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展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废除了自1958年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普遍实行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新农村”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也体现了新农村目标要求的转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实施，各地小康村建设经验的逐步积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日益丰富和明晰。 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多次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业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他多次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要把“三农”工作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2003年以来，中国“三农”工作不断升温。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共中央对加强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有了更加清醒而全面的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决策，它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针对中国发展实际，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来的。这一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央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深刻反映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和时代特征，集中代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扩大内需、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十五章 做人力资本强国 一、发现人力资本奥秘 1980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吴滤的评论文章《招聘有感》，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揭开人才问题的文章之一。文章篇幅不长，但很尖锐。它赞颂了当时刚刚破土而出的“招聘”形式，抨击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束缚、压制人才的单位所有制，主张人才流动，以尽其才。文章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招聘”这种形式也随之在社会上风行红火，迄今不衰。 招聘热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才状况悄然变化的一个缩影。而伴随着人才状况改变的，还有中国人对人才的作用和地位认识的改变。当中国逐步走向全面崛起，中国人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其人力资本强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人力资本单薄。 世界现代化历史越来越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而每一个迅速崛起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人力资源开发先行。一般来说，当追赶国人均GDP相当于先行国20％的水平时，追赶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先行国的40％；当追赶国人均GDP达到先行国40％的水平时，其人均受教育年限一般为先行国的70％左右；而当追赶国人均GDP达到先行国的80％的水平时，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先行国的水平。对此，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蕴涵其中的奥秘，即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认为，传统劳动者必须依赖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创造价值，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自身就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知识和智力，这样的劳动者已经脱离成本的范畴而具有资产的价值。这就是说，先进生产力愈来愈多地由富有创新精神和现代知识结构的智力劳动者所掌握。 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能否在科技发展上取得优势，增强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有资料显示，哪个国家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哪个国家的发展就会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就会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就会大大增强。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重要的力量是人才资源。而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巨大力量，是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科教事业和人才队伍建设。新中国在生物技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通信技术、航天技术、能源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教育、科技及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教育发展还很不均衡，科技总体水平相对落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比较低，人才总量相对不足，特别是高级尖端人才匮乏，人才占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才的专业、年龄结构和产业、区域分布不够合理。根据有关研究报告，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中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进行比较的48个国家中仅列第37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还有成人文盲约8507万人，其中青壮年文盲约2000万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只有6.5亿。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只有28％靠技术进步取得，而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0％～80％。在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显然，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如果人口素质很低，人口就是异常沉重的负担；人口素质高了，就是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唯有科教可以兴国，人才可以强国。一个紧迫任务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第二十五章 做人力资本强国 二、历代领导人的科教与人才观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格外尊重科技与教育。毛泽东称科学技术是“人民争取自由的武装”。延安和各个根据地都建立起了各类科研和教育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指示各级组织和军队，尽最大力量保护科教工作者，使他们避免受到即将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迫害。新中国成立仅仅17天，中央人民政府就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紧接着集中力量调整和组建科研教育基地，掀起了新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虽然后来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仍然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尊重和保护科教工作者，保存和奠定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基础。 在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将科教战线看作推动改革开放全局的枢纽，而且将广大科教工作者作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作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1988年9月，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做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等讲话，是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1989年11月，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讲话，提出“发展科学技术是全党的历史性任务”。 1991年，在全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向全国发出了“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号召，并强调这一转移“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一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等西方国家依靠高科技的优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4月15日，江泽民在重庆视察时，连夜写信给李瑞环等人，郑重强调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大意义，表示“鉴于当前世界发展的形势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展望，深感科技工作亟须进一步抓起来”。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推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对中国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促进生产力新解放的同时，对于为科技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对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世界科技发展时代潮流的判断把握，在1995年5月26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江泽民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从此，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科教兴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日益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 第二十五章 做人力资本强国 三、新世纪国家第一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才国际化的态势日趋显现，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争夺和占有国际人才资源。能否拥有大批具有高素质的人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科技创新上的优势和在竞争中的主动权。人才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落实，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实施人才战略以及“党管人才”的原则，确立了新世纪人才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宏观布局。可以说，人才强国战略是新世纪中国发展的第一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2002年，《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 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人才工作，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003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小康大业，人才为本”“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论述了人才强国战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005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中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 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提出用15年时间使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大战略任务。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国际竞争态势以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分析后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战略决策，是对科教兴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 2006年3月6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把发展教育和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具体路径包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普及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大教育投入，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创新人才工作机制等。 2006年6月5日，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精辟地论述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提出要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 2006年6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这份“意见”要求，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科教兴国的前提条件。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加强党管人才，中共中央成立了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和整合各部门的工作力量，研究和解决人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切实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加大人才工作的力度，积极探索党管人才的有效途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 中组部、人事部还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各地各部门也制定了人才工作中长期规划，发布了人才资源状况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等。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成了普遍共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人可以成才的新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人才工作已经成为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十五章 做人力资本强国 四、解读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备受屈辱的悲惨境地。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救国实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倡“科学救国”；从废除科举制度、实行包含科学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新式教育，到提倡“教育救国”；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提出欧化、西化等模仿西方社会模式的“现代化”口号，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一直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苦苦追求的目标。 20世纪初，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近代科学技术为何物，抗击帝国主义的义和团仍然相信“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冲向洋枪洋炮；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400年的路程，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科技教育体系，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人民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科技教育恩惠，科技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受到整个民族的尊重，社会各类人才越来越拥有开放的施展舞台。 目前，中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明专利数量少，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较低，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许多技术研究开发的成果还难以实现产业化，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少，科技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这些问题，都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制约因素。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面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如何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有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特别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高素质领导人才，中国才能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国，才能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十六章 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时代的强音 国际上对于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有一个特殊的称呼——“瞪羚”企业，因为他们具有和瞪羚相似的特征——个头儿不大，但却跑得快、跳得高、集群行动。在北京中关村，就有这样一批企业。 据统计，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家“863计划”、三分之一的国家“973计划”，都是由中关村内这些企业承担科研攻关的。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中，中关村占据了半壁江山。这里，有近百家企业参与了神舟系列飞船的研制。 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群体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关村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中国企业加快创新步伐的一个缩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正在成为中国适应时代潮流、应对全球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抉择。 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强调国家战略的一个重大选择是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2006年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开幕，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时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2006年6月，胡锦涛去上海考察工作。在上海期间，他深入港口、企业、农村，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行调查研究。 2006年，全国大部分省区市召开了科技大会，几乎所有的省区市和大部分国务院所属部门都制定了本地区、本部门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自主创新风劲吹神州大地，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正成为人们解决环境、资源乃至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建设结合到了一起。“全社会创造活力显着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成为全会提出的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对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2006年，有15个省区市对科技的投入增长率超50％，有6个省区市科技投入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正在进行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辽宁增长96％。科技迅速发展的深圳市提出，今后5年地方政府对科技的投入达100亿元。水涨船高，2006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和上年相比上涨20％，达到716亿元。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大环境正在全国逐步形成。 国家各部门对科技的投入也在明显增加，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商务部等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建立健全企业科技研发基地、打造自主品牌等，在资金上都给予大力支持。 自主创新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各地各部门把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和使用摆上了重要日程，加大人才工作改革创新力度。制约人才的体制性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总量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 更多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排头兵，华为、大唐、海尔等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开始在全球高新技术产业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加强产业技术研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转制院所在行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提高公益类院所事业费投入强度、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伴随着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地实施，科技体制改革逐步深入进行，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正在进一步形成。 <hr /> 注释： 第二十六章 建设创新型国家 二、挑战与突破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时代的共识和行动。然而，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仍面临诸多挑战。 挑战一：科技投入能否大幅增长？ 中国历史上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最高是1960年的2.32％，以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为0.69％。2000年以后有所回升，到2004年为1.23％，但与有关法规规定的1.5％还有差距。 挑战二：产业发展何时不再受制于人？ 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中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 挑战三：政策能否为自主创新产品营造一片天空？ “国外的再贵也要用，国产的再好也不好用”，许多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在市场上步履维艰。自主创新产品缺乏政策环境支持，成为阻碍创新型国家战略落到实处的一个重大问题。 挑战四：谁来承担创新重任？ 中国虽然人才总体规模已近6000万人，但高层次人才十分缺乏，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更是风毛麟角。 挑战五：创新指标能否成为科研指挥棒？ 长期以来，许多单位以论文数量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导致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量，花大量时间跑课题、要经费、写总结，论文质量却无法让人乐观。 挑战六：浮躁之风能否刹住？ 目前，功利化、工具化的科技观还较为严重，以创新为主导的价值观尚未成为普遍风尚。“官本位”等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使科研成为一些人追名逐利的工具。传统教育体制和方法也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趋同一致，轻标新立异。 挑战七：企业能否成为创新主体？ 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企业难以掌握核心技术，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 挑战八：资源分散重复，忽视绩效，创新精神能否觅得培育空间？ 目前，中国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仍然存在薄弱和分散等突出问题，成为科技、经济发展中的瓶颈。 挑战九：关键技术能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面对诸多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创新道路上的众多瓶颈如何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中文激光照排、超级杂交水稻等自主创新成果的轨迹给了人们以启示。很多时候，创新实现不了，不是没有创新能力，而是缺乏创新勇气。创新能力是特质层面的条件，而创新勇气是精神层面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精神内涵，也是中国当代科学道德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创新能力可以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而创新勇气更可贵。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自主创新的勇气，仍然是爱国主义精神在科技界的集中体现，也是科学发现的最高准则。 第二十六章 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解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许多重大发现和发明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科技工作者响应党中央向科技进军的号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无穷的智慧，铸就了一座又一座壮丽的丰碑。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出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困境，掌握发展主动权，要构建新的国家竞争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强大的动力引擎，都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共中央基于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对于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改变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步伐，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十七章 区域隆起 一、激情“大三线” <h3>失衡的经济格局</h3>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千百年来在“大一统”制度框架下缓慢演进。原有的农耕文明使得江南水乡一直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而存在，而北方和边疆地区开发较晚，加上被历代统治者视为“蛮夷之地”，所以发展相对迟缓。清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侵入，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开始在交通相对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落户并扩散开来，进而对农耕文明形成强烈的冲击，中国开始有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 但这种根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工业文明，其布局是极端不合理的。到1949年，中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广大内地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这种严重失衡的空间格局，对于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一笔经济遗产，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负担，是新中国开始经济建设的现实起点。 <h3>“三五”计划的核心</h3>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一完成，从1953年开始，以“一五”计划的制订为契机，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改变东强西弱、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还没有积累下多少“家底”的新中国，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据统计，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实际施工150项）中，内地有118项，沿海仅有32项。同期安排的建设项目有694个，其中内地472个，沿海仅222个。 “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其中重点是西南地区，采取沿海支援内地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业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去内地支援。 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工作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他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三五”计划，将加快“三线”建设列为“三五”计划的核心，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h3>西南经济快了50年</h3>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多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先后建起了常规武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多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中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中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中国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渝等10条铁路干线，有力改变了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此外，还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葛洲坝、龙羊峡、神头等68座大中型水电或火电站，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等8处油气田。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中国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一位着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hr /> 注释： 第二十七章 区域隆起 二、经济特区“先走一步” <h3>逃港事件引发思索</h3> 1976年的中国历史记录了太多的事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接着“四人帮”倒台。中国即将告别一个时代，但对于中国未来之路该走向何方，人们还在苦苦思索着。 深圳，这个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在宋朝曾是文天祥为国挥戈的古战场。对这个小镇来说，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邓小平复出后把广东作为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将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后来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 有一次，吴南生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元，两者差距100倍。眼前的事实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1月16日，吴南生被广东省委派往汕头地区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这一类东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h3>批准设置经济特区</h3> 21日夜里，吴南生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给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习仲勋等人的强力支持。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催他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很赞成“先走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5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5月14日，谷牧率领工作组到达广东，和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这样，广东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区的初步设想，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正式批准。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纽约时报》载文说：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二十七章 区域隆起 三、西部大开发 当中国人民初尝改革开放的硕果，更加坚定走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东西部的经济差距也在明显地拉大。在世纪交替之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更多的人才和投资，再次涌向中国西部这块热土，又一次唱响情系塞外的序曲。 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中国的西部充满浪漫传奇，那里有瑰丽壮美的风光、民风朴素的人们。但是，在中国西部，相当多的地区还停留在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和文化状态，人民生活比较贫困。西部地区地处内陆，是中国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的地势中的第二、第三级，山地、高原、盆地等复杂地形更加强化了农耕文化的封闭意识。“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的生产动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发展意识，以及由此演变出来的一系列落后观念，不仅在西部广大农村，即便是在西部城市也普遍存在。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0年1月，中共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西部大开发的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城乡面貌和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 据统计，2005年中国西部地区GDP达到3.33万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0.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0％和6.8％。 国家还不断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2000年至2005年，累计在西部地区开工建设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项目70项，其中包括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水利枢纽等西部开发标志性重大项目，投资总规模约1万亿元。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也有所改善。2000年至2005年，中央累计投入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五大生态建设工程1220多亿元，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三峡库区、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塔里木河综合治理、中心城市污染治理等工程450多亿元。西部地区局部地区林草植被明显增加，水土流失面积开始下降，实现了沙化治理面积大于扩展面积的转变。 此外，国家还投入了310多亿元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将公路网向西部所有县城延伸外，还通过农村电网改造等工程使99％的西部乡镇实现通电，并解决了3660多万人的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对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2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 <hr /> 注释： 第二十七章 区域隆起 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提起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人都不会陌生。 东北曾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这不仅是无上的光荣，更意味着责任和付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大庆、鞍钢、一汽、沈飞、东重为龙头的一大批特大国有骨干企业，始终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同时，东北还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每年600亿公斤的粮食产量举足轻重，“黑土地”成为共和国的天下粮仓。 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东北的原油、钢铁、机床、汽车、粮食、原木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内地，东北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基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当时全国集中精力“顾全大局”，全力支持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但在这一时期，在不断输出能源、原材料和企业的利润，为全国发展作贡献的过程中，东北地区轻工业发展受到抑制，能源和原材料等重工业结构被固化，企业经营自主权没有完全形成。所有这些，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积累了大量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类矛盾，包袱沉重，步履维艰。许多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甚至倒闭，大批企业职工下岗。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以及“东北现象”的恶化，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2003年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次视察东北。第一次是农历除夕之夜，温家宝来到辽宁阜新，在煤矿矿井下和工人一起过年。第二次是5月底6月初，温家宝总理率队到辽宁省专题调研老工业基地的整改。第三次是8月初，温家宝总理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考察，并在长春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这次会议正式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振兴东北的战略意义再度凸显。 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7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组织编制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从此，神州大地劲吹“东北风”，东北地区将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轨道上实现重新振兴。 第二十七章 区域隆起 五、中部崛起政策出台 就在神州大地劲吹“东北风”之际，寂寞的中部老工业基地也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的视野。 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针对中部地区的一些老工业城市，“条件成熟时比照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给予适当支持”。 2005年“两会”期间，中部六省政协委员共同提交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提案中，“加快落实中部老工业基地振兴与改造的政策”被作为重要的政策需求重点提出。 此时，国务院也在开始相关动作。2005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就中部地区老工业城市纳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范围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问题开展研究。随即，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将“中部地区老工业城市纳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范围及政策支持课题研究”列为2005年度重点研究课题。之后，东北办多位负责人在不同场合发出声音：国家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应当作为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的重大举措之一率先出台。 2006年4月15日，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实质性推进。作为中部崛起的具体支持政策之一，中部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出台近在眼前，而能够争取到可享受政策支持的中部老工业基地的“牌照”，成为中部六省很多城市的强烈渴望。 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会议，该会议标志着中部崛起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最终，进入国家第一批支持名单的城市共有12个：武汉、洛阳、太原、郑州，焦作、南昌、湘潭、淮南、大同、平顶山、长治和株洲。 从此，中部崛起拉开了帷幕。 第二十七章 区域隆起 六、解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距的现状，为了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不同区域加快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中共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作出了思考，分别提出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思想。由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转变的道路，以找到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这对关系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的方法。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处理内地与沿海、东部与西部的关系，从而使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人民生活共同富裕。而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现阶段实施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内涵。 无论是“三线”建设、沿海优先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还是中部崛起，都是中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征途中不断摸索和实践的结果。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和谐社会、和谐国家的构建，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第二十八章 民生政治时代来临 一、全民奔小康 <h3>小康图景</h3>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文中提到，1979年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6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10000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和“农村里的高干”。 今天，“万元户”这个词已经成了过时的历史名词。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11759元，增长了30多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3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都平均每年增长7％。 2005年，据国家建设部公布，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1平方米，已远远超过16平方米的小康指标。从1989年至今十几年的时间，中国住宅标准刷新了3次。 1988年之前，中国没有高速公路，汽车更是少得可怜。2002年，中国高速公路突破两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2006年，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逼近3000万辆，全国销售的700多万辆各类汽车中，超过60％为私人购买。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盲数以亿计，农村孩子上学依然艰难。1991年4月，一位摄影记者在安徽省边远山区发现了一个叫苏明娟的普通小女孩，并拍下了那双着名的“我要读书”的大眼睛。2005年，“大眼睛”苏明娟已经从安徽大学毕业。 从填饱肚子到食不厌精，从手头拮据到家有余款，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社会，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从满足生存需要到追求舒适生活……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逐步勾勒出一派忙碌而幸福的小康生活图景。 <h3>大同之梦</h3> “小康”，是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想。 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小康”一词最早出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表达了先民对大致摆脱艰苦劳动、享受富裕生活的向往。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的《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其弟子子游的对话里得到了系统的阐述，意指一种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 “小康”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而表现出的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社会理想形态，“小康社会”则是建立在小康生活的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形态。然而，从古代到近代，由于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实现小康的路径。直至现代化工业的实体和思想进入现代中国之后，小康社会之路才逐步清晰起来。 对现代中国小康社会的探求自孙中山开始。孙中山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强国富民。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诸多自身弱点，孙中山小康社会理想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真正把小康社会千年梦想付诸中国实践，并试图使小康社会思想理论化、科学化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呢？毛泽东的答案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消灭阶级和世界的大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创造性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把“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社会发展目标。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第一次用“小康”一词来表达中国的现代化概念。邓小平还进一步思考和勾画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发展战略为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一目标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经济创造了2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包括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不断的进步。 在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之后，把低水平的小康社会发展到全面小康社会，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小康社会的思想，使小康社会的内涵和外延由单一的经济范畴拓宽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更多范畴和领域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十六大用“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高度概括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具体的规划。 至此，“小康”的概念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表述，已经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 小康社会建设中不仅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步与建设也同样令人鼓舞。“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逐渐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第二十八章 民生政治时代来临 二、构建和谐社会 <h3>抓住“和谐”关键词</h3> 作为日渐崛起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而美好的关键词：和谐。 提出“和谐”这一关键词，是因为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些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一方面，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非法致富，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与贡献不对等，积累了社会的利益失衡心理。中国目前正进入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 其实，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信息，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已经存在了。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这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4条原则性的界定：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 <h3>纲领性文件出台</h3> 2005年2月19日，北京的西郊春寒料峭。中共中央党校内，聚集着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的党政领导，他们在此参加一个特殊的研讨班——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 胡锦涛在培训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把“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认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在200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把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6年10月8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决定》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强调中国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 《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决定》指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着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着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二十八章 民生政治时代来临 三、当幸福成为国家意志 <h3>来自高层的信息</h3>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说到底是要把社会各类矛盾加以协调，使各类冲突得以缓解，从而使中国的社会能在现有的基本制度构架内继续健康快速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解决和改善影响到社会生产力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取向。 2002年12月，距离中共十六大闭幕仅20天，新当选的胡锦涛总书记就冒雪来到共和国的“发祥地”之一西柏坡村。在那里，他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很显然，这3个“为民”的核心是一个“民”字。 和困难群众一起在炕头包饺子、和艾滋病人亲切握手交谈……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次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关心民间疾苦，使人们看到了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倾心关注，看到了党和政府改善困难群众生活状况的坚定意志，看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治国理政的新气象，更看到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希望。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以人为本，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国务院出台文件维护农民工权益到免除农业税，从解决9年免费义务教育到建立低保制度，从着手建立两亿多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到采取措施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h3>“两会”新气象</h3> 每年的全国“两会”，都要上演“春天的故事”。而2007年的春天，主题词是“民生”。2007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遇到了媒体记者这样的提问：会上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回答，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应“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谈到民生问题，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引用了艾青的一句诗，也令人印象深刻：“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 过去每谈到政治，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一些宏大的议题，例如国家稳定、政党之争、国防外交等。而民生问题，似乎不过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小小的附属品。如今，“民生”正成为最为炙手可热的主题词。“两会”中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民生，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民生，而普通公民也不断通过网络、公开信和媒体讨论等方式参与进来。很多不同的意见都被公开提出，这些意见又不断地被代表、委员和媒体所吸纳，充实进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中去。种种变化都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主体不再只限于政府官员，而是有更多的利益阶层和群体可以参与进来。从医疗保险到乡村教育，从养老保障到依法维权，甚至具体到“体检结果不应随意公开”“建议银行取消查询收费”这些过去似乎不值一提的话题，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主题。众多民生议题以如此密集而公开的方式进行讨论，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下，其展现的不仅仅是民生话题本身，还有民生问题决策过程的新特征。这种新气象预示着，一个民生政治时代已经到来。 <h3>其他的佐证</h3>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成为各地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2007年，南京计划力争新增就业岗位16万个，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6万人次；重庆在2006年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160多亿元的基础上，2007年的投入预计增加18％，其中，将投入1亿多元全面实施农村低保；已跻身“全国百强县市”的河北省任丘市“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全市农民已全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13个村全部通了公交车；内蒙古传统农业大县达拉特旗扶持贫困人口1.5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90％……作为民生政治时代到来的一个佐证是，许多研究机构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排行榜，开始对各地人民生活幸福与否进行量化的评价。 为了与国家共同分担民生目标的压力，一些“另类”的和谐力量也正在激活——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维权组织、自律协调型组织、“草根”组织等非政府社会组织正在成长。 民生问题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和谐之本、和谐之源。构建和谐社会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检验执政党自身执政能力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正如胡锦涛说的那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中得到实惠，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二十八章 民生政治时代来临 四、解读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古往今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建立富裕、公平、稳定、和谐的社会，一直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美好理想。而“小康”与“和谐”目标的提出，正表达了中国对这一理想目标的追求。 20世纪6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探索中，提出了建设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五大在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新三步”目标。而中共十六大阐明了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经阶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和发展战略，则是对小康社会认识的全面深化和拓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更新、升华和成熟。这是中国民生政治取向确立的一个完整脉络。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人均GDP3000美元这样一个时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顺利地度过这一临界点，中国社会就会进入一个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而顺利度过发展临界点的关键，就在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等。 小康社会作为中国人的一个时代目标和民族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它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指标上。“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明确提出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在“小康”指标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总结和概括，是对“小康”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崭新的执政思想和全新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转向更加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它是中国社会发展观的又一次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与时俱进，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进一步作出的科学定位。 第二十九章 旗帜的力量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h3>“我们决不当李自成”</h3>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来，始终坚持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来抓，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执政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 早在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京之前，毛泽东就风趣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针对有些人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能不能执好政，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疑问，中共中央开始重视防范党内可能发生的演变，着重提高党的执政意识。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毛泽东强调，如果不去注意学习这些本领，“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兴起了学习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知识和技能的热潮，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不断提高。 1950年，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骄傲自满、松懈麻痹、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不良思想倾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有针对性地克服了党在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1951年，中共中央宣布用3年时间进行整党，进一步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 1951年，针对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了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行为，对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犯予以严惩，挽救了一大批干部，使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h3>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h3>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重视和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他说：“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他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紧与党所面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联系起来，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处理好法制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了执政的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共十三大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早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这个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前进，中国的生产力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着改善，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h3>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h3>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江泽民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指出：“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肩负着重大的领导责任，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领导好，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要求。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90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五项任务。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概括为：“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001年，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党员队伍结构不断完善，分布更趋合理，充满生机与活力，党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h3>提高五种能力</h3>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 在中共十六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多次指出，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总结了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这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一总体目标，从党为谁执政的角度，从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从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的角度，作出了精辟概括，指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奋斗方向。 《决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提出的要求。在实践中努力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 第二十九章 旗帜的力量 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h3>探索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道路</h3>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与时俱进的。这就决定了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先进性建设的伟大战略。其实，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先进性建设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永远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她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改革和建设的成功。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积极探索先进性建设的实现形式。比如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集中在“革命”上。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和走出了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推进党的建设工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11月，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至2000年，全党共有70多万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其他党员也以不同方式受到了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实践。 <h3>一次大规模集中教育活动</h3> 1999年，在组织系统的一次会议上，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认为，一些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甚至对党的前景不乐观，问题严重。他的依据来自重庆市一份调查报告。中央组织部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2000年，中央组织部按照江泽民、胡锦涛的重要批示，组织了全国30万名党员思想状况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部分党员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在党内开展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建议。2003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了“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试点工作方案。同年2月22日，中组部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试点工作座谈会，开始进行为期大半年的试点工作。19个试点单位涉及12个省市、7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共有5.2万个基层党组织、103.5万名党员参加。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对在全党开展这一教育活动进行了部署。200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从2005年1月开始，在全党分3批开展这一教育活动。2005年1月5日至6日，中共中央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又对这项活动进行了部署。1月14日，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专题报告会上，胡锦涛就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等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干部尤其要发挥表率作用，切实把先进性教育活动抓好。 从2005年1月开始，全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分3批进行，每批半年左右时间。第一批：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从2005年1月开始到2005年6月基本结束。第二批：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从2005年7月开始到2005年12月基本结束。第三批：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从2006年1月开始到2006年6月基本结束。 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我们党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具有鲜明的特点。 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 第二十九章 旗帜的力量 三、解读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8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从遭受列强奴役到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到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 现在，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希望在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和实现手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终极目标和庄严使命。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更有能力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从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到伟大复兴的时代先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引领中华民族破浪前行，源自她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始终充满着与时俱进的生机与活力。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关键就在于党能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就是要使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始终成为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十章 科学发展 一、赶超型战略和政府主导型模式 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赶超型”发展战略和“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从1956年至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产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但这种赶超战略很快使经济发展走入了一个误区。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宏伟目标，从1958年开始，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大兵团作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部队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小土焦炉到处都有。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条战线的“全民大办”。当时把各种“大办”称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高指标逼出了瞎指挥，也逼出了浮夸风。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各地为了完成任务，大造舆论，开展所谓大放“高产卫星”活动。一时间，各种“卫星”齐上天，中华大地好像真的发生了人间奇迹，共产主义的天堂也好像只有咫尺之遥。但这种浮夸的泡沫不可能持续太久，很快，三年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出现。 那个时期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急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由以下发展方针支持的：产业发展方面，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甚至提出“以钢为纲”，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方式方面，主要依靠资金、人力投入，扩大基本建设，在经济不很发达的地区建设新企业；在分配政策方面，坚持高积累，过分紧缩人民消费。其结果是，表面上看生产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真正创造的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走了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重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高积累、低效益的道路。 第三十章 科学发展 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新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各种条条框框和传统观念，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局面。那一时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理论战线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而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重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以及计划管理和市场调控的此消彼长，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原来单纯的政府推动转变为政府和人民双重推动，人民群众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爆发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靠制度变革产生的体制效益推动；二是政府继续大规模投入；三是民间资本投入和引进外资。 上述动力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就是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并驾齐驱，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20多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加快发展和致富为第一目标的。一方面，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格局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新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迅速成长、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都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内涵型增长的性质。另一方面，大量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大、规模不经济的企业数量猛增，并形成过度竞争；因部门和地区利益导致的国家投资重复建设、为吸引外部资本而竞相降低资源价格和环保门槛，都使外延型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景观。 传统的计划经济，“短缺”是常态，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轮接一轮的旺盛需求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自从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出现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内需不足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来依靠旺盛需求支撑的经济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陷入困境。1997年，竟然出现国有企业总体亏损的局面。 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长期实行的粗放型、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经过20多年的以外延型方式为主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资源不足和环境破坏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最突出因素。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仅仅依靠过去的低劳动力成本、占用自然资源来支撑的“两个利用”也很难再有较大的扩展，环境脆弱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作为高能耗、污染大产业的转移地。 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出现的新的不平衡，越来越成为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这就对1978年以来的发展观念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观念和政策。 第三十章 科学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h3>科学发展观的提出</h3>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明确使用了“科学发展观”概念。在考察中，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重大命题，切实把第一要务抓紧、抓实、抓好。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和认识的不断深化，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有了完整的表述。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在200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再次强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这既是我国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强调，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他指出，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对于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温家宝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三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四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五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六是坚持改革开放，七是坚持以人为本。 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举行。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胡锦涛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并阐明其科学内涵后，又多次深入阐发了这一问题。 <h3>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h3>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制定“十一五”规划，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温家宝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他指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这次“建议”最鲜明的特点。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并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他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缓解就业的巨大压力和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没有经济持续较快的发展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促进发展。同时，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如果忽视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片面追求一时的高速度，盲目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种经济发展是不能持续的，势必会造成大的起落。 2005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我们在充分运用以往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又得到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是：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6年12月5日至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近几年的经验，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的一些新体会。主要是：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这次会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的提法有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是“又快又好”，“快”字当头，现在是“又好又快”，“好”字当头。“快”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好”是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表明中共中央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这个词序的变化，蕴涵了深刻的意义，是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认识的深化，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个提法表明，尽管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水平还很低，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依然艰巨。无论是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需要加快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我们要的速度应当是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速度，是资源消耗比较少、环境得到保护的速度，是经济波动比较小、增长得到持续的速度。“又好又快”，就是既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更要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 第三十章 科学发展 四、、解读 纵观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从消灭私有制经济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强调自力更生到强调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反复与挫折。然而，在这千头万绪的纷乱景象中，有一条贯穿整个过程的红线，就是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的转换。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屡遭外国侵略的悲惨经历中得出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确立了以赶超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的主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在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的方针指引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使得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从强调阶级斗争、注重群众运动，到注意物质利益的刺激、主张按劳分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内涵型增长，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越来越接近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然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和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国发展观念的变革，一方面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当时思想所能达到的情况下，结合历史实际，提出了带有时代印记的发展战略及政策；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华民族复兴与崛起的伟大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正在发生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其对于经济社会的国情和实际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科学和理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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