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在一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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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在一号线》

第一部分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

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见天儿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个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

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

在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

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

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

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

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重的事儿都变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苯。”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

第一部分人性的因素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第一部分吾父凯利班

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刘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鸟卿相算个球啊？

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

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的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阴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赤裸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疑惑：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作者讲到了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第一部分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

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人权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

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

这位作家在中国的传道者首推卫慧小姐，她写过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说，像给兰州拉面淋番茄酱一样到处引用亨利·米勒。按国外的分类法，她写的是“小鸡文学”，女性写给女性看的小玩艺。我倒不觉得这路作品本身有什么不好，性别也从来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烦，问题在于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一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

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

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我因此而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得到自由的。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一自由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我的意思是，他们缺乏“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奇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后”和“80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故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第一部分实迷途其未远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

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发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偏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只发生过一两回。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作“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做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第一部分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那篇课文：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嘴！可是他还是听到Clack，继续说个不停，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说，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下，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沙兰镇水灾是这样，胶济铁路事件更是翻版。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但他没有机会让人听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当我看到“躲猫猫”，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第一部分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惟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

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

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

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

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

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

第一部分猪膝骨与民主制度

现在的小孩太让人嫉妒了，我一个朋友的3岁孩子，特爱看一个动画系列片，讲的是一帮小动物到处玩，每回玩都出意外，不是一只狗被门挤碎了脑袋，就是两只鸭子被摩天轮甩出去，摔在篱笆上，喋血街头——最终结局无一例外，必是小动物们极其欢快而且享受地死光光。饶是我一把年纪，看这动画片还乐不可支，那小东西就更是像白痴一样乐得找不到北了，看完了还满世界嚷嚷：“大象死了大象死了！”就好像他爸爸死了似的。这情形倘若被爱护儿童人士看到，必定要说这种动画片毁坏了孩子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孩子的天性是寻求快乐，他们智商基本为零，不懂幽默，但是能感知滑稽，滑稽这东西虽然低级却能给人带去无穷欢乐。非要禁绝这种滑稽的话，我看禁这路动画片还在其次，先要立法禁止孩子们的思维像孩子才对。

相比之下，这孩子的前辈们可就太惨了。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读物是一本名叫《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的坏书。按照这书的说法，著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伦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

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作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

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做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

写了那么长，核心无非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坚持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很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侯我们看见一只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要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或者再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

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

第一部分不仁而得天下者

有一回在长崎，我看了一个展览，内容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灾难，我深受震撼，认识到这种悲剧决不该重演。我惟一不接受的是，那展览说原子弹扔得毫无必要，是美国人准备跟苏联对抗，拿广岛和长崎做实验呢。我问主办方的一个姑娘，听说过“一亿玉碎”的说法没有，就是日本陆相说，俺们有一亿人，宁可全部像樱花般飘零，也要跟你们盟军死磕。这姑娘说她听说过，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反正这类事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就对对他们有利的清楚。日本人不想再打仗了，这一点我很信服。他们没碎成，扭脸又“一亿振兴”，把一个史上最烂的烂摊子收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也很信服。但是他们选择性不清楚，让我很不信服。

我得承认，破腹自尽是尊严的高度体现，我可做不到。樱花在头脑中飘零，同时集合了阳刚与阴柔之美，我也仰之弥高。日本的山川是如此秀美，乃至感染了人们的精神洁癖，他们建造的房屋庭院、竹子篱笆、石子小路，都富有自然意味和素朴的美感，真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除了物价太贵之外，这国家也适合去玩，濑户内海的烟霞，可以悦人眼目，北方雪国的严寒，亦足以洗涤精神。要是哪天我做徒步旅行，那么首选之地就是日本。这也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整个世界上，日本人的诚信、礼貌和对审美体验的刻骨铭心，都使得他们广受尊重。

我还觉得日本人吃得好，同样是吃鱼，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出色，我不爱吃水煮鱼，又油又辣简直是个悲剧，更不爱吃奶油吞拿鱼和薯条之类的，完全没灵气的嘛，而生鱼刺身真是健康又美味。我还觉得日本妞好看，好看呢我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很是欣赏她们身上透着的那一股教养，不像某些北京妞满口脏话还觉得自己有个性。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LV皮包。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怒不可遏：此人说不清楚是反日还是亲日，而且是个男权主义的猪猡！

不是还没说到关键处嘛。对于时刻准备干掉家乐福和7-11的胆汁质的爱国青年们，我能说的就是，愤怒这种事，还是慢慢来为好，因为逻辑常常要比情绪来得迂缓和漫长。你一砖头把我打死了，然后才发现我是文天祥之后最真诚的爱国者，这事不仅悲哀，还太滑稽了是不是？

说得太远了，关于日本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

这个事漫说别人，我姥姥就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擦，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

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

第一部分佛祖在一号线

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2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决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明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没什么稀奇的，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第一部分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作“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这事就不好办了。

不义者还有终极杀招，就是制造封闭的话语空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家孤儿院，调查它的院长是否贪渎了公众捐款，想不到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一个孤儿，孤儿院给你什么吃呀？他就会仇恨地盯着我说，龙虾炖牛肉！我问另一个孩子，孤儿院给你什么穿呢？她也仇恨地盯着我说，阿玛尼！这自然是夸张，但孩子们不说实话却是真的。为何如此呢？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孤岛。院长把孩子们封闭起来，长年累月地宣传说，这个残忍的世界已经抛弃了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有些记者想搞掉我，破坏我们的幸福家园！

你看，这是一个关于救世主情结、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模型，还懂得通过被迫害的谎言来加强内部团结。你可以说它是基列共和国的雏形，当然更可能的是，它是一个有样学样的山寨版。这个奇异的小世界最怕什么呢？外部的消息。院长决不许陌生人随便跟孩子们讲话。那么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呢？说来真是无聊，还是钱。

第二个故事来自。李梅亭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看见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说，小姐，这里有很多流氓，你可要当心呀。在汽车上遇见了白净的寡妇，他也说，路上坏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妇独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给那寡妇发一条调情短信，恐怕会被他夺过手机，毁掉SIM卡。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堪，我们会对基列共和国心生义愤，却常常对李梅亭之流的存在感到无奈。可是说到本质，两者一脉相承：营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妇涉世不深，没准儿就说，李先生，还请你多照顾奴家！这就正中李梅亭下怀，你大概也看得出，他的梦想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要搞的话不要跟别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时也命也，他当了基列共和国的总统，就会希望整个国家都被他搞。

第一部分历史的愁容

索尔.贝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一般得奖者写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写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屋子会拆掉，城市会没落，繁华总是如梦，时间矢志流逝。与一般的想象不同，这类事其实没什么悲壮感，就像贝娄写的这样，毁灭总是轻易和寻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中亚有过多少王国，如今只剩下莽莽黄沙，可是谁会真的为之叹息呢？我的家乡沈阳曾经机械轰鸣，高炉林立，转眼间全没了，厂房夷为平地，新建了廉价居民区。又有几个人为此说过什么？人类目睹了太多兴废，早就懂得喟叹于事无补。贺拉斯有一句诗很庄严：光辉的塔楼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到了现代，t.S.艾略特就反崇高了：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我国诗人对兴废敏感，一再地感叹茂陵秋雨啊，铜雀春深啊，金铜仙人啊之类。这东西叫咏史诗，非要说有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可是谁曾从中汲取教训呢？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我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惟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需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

第一部分关于脏钱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与构建“商量”社会相比，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第一部分平庸无奇的世界

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准备买下坎通纳，想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说，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支伟大的球队吗？坎氏傲然回答说，问题可不在于我是否配得上这球队，而在于它是不是配得上我！此君在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曼联是一支令人作呕的球队，这个故事却令人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做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挡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你知道一个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简单标志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总想跟你共饮一杯啤酒。

我像讨厌尿一样讨厌啤酒。我也讨厌一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世界。这可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如何形塑一个国家，形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话题。有人会说，就你们这些愤青啰嗦，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们，你们死去呀！这正是我之所愿。我保证我不会永远活着。而且拿我自己来说，躯壳里就藏着一个小达摩，随时准备找个洞藏起来。我只是在一个像木星那么巨大而沉静的地方同情着那些没有洞可去却沾沾自喜的家伙们的人间烦恼。

第一部分梦想家能做什么

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呐？”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我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不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懵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呆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第一部分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

就我个人而言，《楚门的世界》是部特别有趣的电影，那个主角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片场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无数摄影机跟随，而身边围绕的所有亲人其实都是演员。这哥们渐渐发觉了真相，准备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一走就走到了海天分界处—原来那也是布景。后来此人终于跑掉了。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有趣经历，不过从来没能跑掉。

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父母好像并不怎么爱我，那么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假扮的呢？书上可没说父母应该把孩子锁到装煤球的仓库里嘛！当时烈日炎炎，我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如果我眼见的所有人都是假扮的，怎么办呢？我爸可能是假的，我妈可能是假的，姥姥也可能是假的，路边那个正盯着我看的警察叔叔则分明是个恶霸，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这么居心叵测，到底想干什么呢？

由此你可以了解，在我辈生活过的那个年代，当小孩是一件殊为不易之事。你简直要面对无穷多的凶恶的对手。其时我身高不过三尺，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左手一个铁圈儿，右手一根冰棍，加上一双塑料凉鞋也不过4件武器，在那条野蛮而无爱的街道上，谁也打不过呀！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从小就了解到，倘若世界是假的，那还真不好混呐。

当然也有人只有在虚假的世界中才混得如鱼得水。在18世纪的俄罗斯，就曾有过一个典范式的虚假的世界，其建造者就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这位公爵不仅是战功卓著的陆军元帅，而且是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聪颖过人，七窍玲珑，用我爷爷的话讲，“十个猴儿都不换”。有一年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为了邀功起见，波将金公爵干了一件彪炳史册的事情：下令把自己治下的南方贫困肮脏的村子，装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庄。这种事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可外国人没什么见识，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统称为“波将金村”。

王石说，伟大的企业都没什么故事，只有不够伟大的企业才有故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一样，不够好的社会中才会充溢着恶搞的天分。什么叫恶搞呢？我看经典范式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穿着一双“阿迪王”，拿着一只“hiPhone”，畅游了一个又一个“波将金村”。

这类事我们熟着呢。冬天的树不够绿，那就喷点儿绿漆。各城市“创卫”，几十万中小学师生就都出去扫大街。《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领导去灾区老乡家里做客，还炒了一个菜，那电视画面特别温暖，可是私底下问问，这家一共9口人，谁跟谁都不认识。

美国的老布什总统曾在中美建交前夕担任驻华联络室主任，有一回陪基辛格参观苏州，他们在马路上既看不见车辆，也看不见行人。到了目的地，在一座园林里，看见一群群幸福的儿童在游戏、欢歌和舞蹈。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就说，这是个“波将金村”。

按照逻辑推演，在一个虚假的世界背后必然有个机制，或者动力场，或者任何可以解释其根由之物。为什么我小时候害怕虚假的世界，如今还要害怕？这里面必然有点儿什么是出了毛病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一个能够开一届成功的奥运会的现代国家被一个农民和一张年画搞得七荤八素，这可太神了。可是我也没见哪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在这件事上有特别的雄心，比如把它写成一本书。我相信这本书里会凝聚着时代的秘密。可是问题是，在中国，几乎每个故事都凝聚着时代的秘密。我们的秘密泛滥成灾，年复一年，人们就钝感了。在过去，当年轻一代感到迷惘时，崔健唱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可是我看我们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

第一部分罡风吹散了热爱

我如但丁所说，“已至人生的中途”，有时却仍是个迷惘的人。在生活中失去的事物当中，那些小的我还算清楚，比如爱情。如今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在我生活的年代中，大约有5年，人们相信爱情是个真事儿，在那种爱的范式中，物质是非常次要的，痛苦则至为甜蜜。在那之前和之后，人们都要现实得多。那个时代就像磷火偶然一闪，很快就消失了，对此我并无真正的惋惜。可是，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的，或者说缺少的重要的东西，都是些什么呢？我并不总是知道。

我想我们都在遗忘中生活。早上我脑袋空空地起床，晚上我脑袋空空地上床。也许你不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始终有此错觉。每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然后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会自动按时还贷。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不过我可不愿意像惠特曼歌唱美国一样歌唱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已经向我演示了它充满奇迹。我的表姐从一个辍学女孩变成了亿万富婆，我的堂哥则从一个英俊医生变成了卡车司机，而他本来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在同一个家族当中，人们的地位浮浮沉沉，没个一定。早先我看过自己的家谱，在年少虚荣的时候，我曾像别人一样希望自己出生于一个值得夸耀的家族，可是我找到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名字，我的祖先甚至连有钱纳妾的都很少。如今，我过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我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机器，可以用它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别人也可以通过它随时让我变得烦闷，这在以前可是需要咒语才能做到。我们拥有祖先们十辈人也不可能拥有的物质和他们在东北的寒冷土地上所说的“娘们”。我们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我们还可以喝到千里之外的一头牛的奶，虽然因此会有尿尿不畅之虞。乏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像滑水运动员穿过惊涛骇浪，过的是一种闪亮的生活。是的，它闪亮，闪亮：无情又美丽的闪亮。

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则总是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第一部分不能免于恐惧

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

事实证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永恒，注定抵挡不住任何铁锤。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正在主持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同学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都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今日世界比时代可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惟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第一美女呀。

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几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看客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呀，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人，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开处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经济过热，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一个社会如果对真相没有兴趣，也不容许真相的发现者好好活着，这世界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至今屡见不鲜。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登了这样或类似文章的媒体就要被一部分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想明显荒谬的指责若非来自陷害，必定来自颟顸。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可是在我看来，几乎全部“者”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卤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第一部分独一有趣的事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叫作“给我一个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讲得有趣些。”可以作为类比的是，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给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反对，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可是这更能证明，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而作为整体，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没有新闻业，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死了。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就总是这个样子，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若论单个儿的，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闻从业史上，我有过一个很不起眼但颇有意味的经历。早前几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问题总是像顽石一样耸立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写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个。

什么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个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证当然是水门事件。我一岁那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搞定了“深喉”、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从而证明了尼克松总统确实对政治对手使用了窃听器。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义：一是有超乎读者期待的情节，二是它包含着一种近乎清高的信念，务使历史向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转向。

可是这种故事娇嫩着呢。伟大的新闻总是特别容易死掉，说起来真是惊险万状，简直连丢手绢都不必。这就像造物主制造了一朵鸢尾花，只要这个世界改变一点点，比如洋流偏转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这朵鸢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变稍微大那么一点儿，比如在太阳系里拿掉一个最小的行星，那么很可能“轰”的一声，欧洲就掉到你们家的马桶里去了。一般来说这就叫系统。有趣的新闻故事总是依赖于好的文明系统，无聊的新闻故事则依赖于反文明的另一个。

换言之，反文明的系统杀死了几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它留下了独一有趣的一个。

前苏联有个老故事说，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受邀参加红场阅兵，凯撒说，如果我有苏联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欧洲；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苏联的飞机，我就能征服世界；轮到拿破仑了，他说，如果我有《真理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滑铁卢。这个故事很有趣，底子却悲哀，它花开后百花杀，有了它，别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杀了。可是如今人们不仅知道了滑铁卢，还知道了苏联的各种往事，我觉得这证明了独一有趣的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总有威风扫地的一天。这个结尾有一层糟糕之处，就是苏联解体了，石油寡头诞生了，切尔西变强了，我支持的阿森纳队的统治时期结束了。不过它又再妙不过：有趣的故事又复活了。

第一部分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有那么几本好小说，它们最吸引我的内容是父亲怎么教育孩子。一本是，那个父亲对儿子说，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这是说做人要谦卑和公正。另一本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芬奇先生是一名律师，坚持替黑人辩护而导致家庭遭到残暴的攻击。有一次他给孩子们买了鸟枪，然后说，鹣鸟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知更鸟则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们不破坏庄稼，不做任何坏事，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芬奇先生是我的菜，我也认为正直和浪漫是绅士的先要准则，至于是否穿得人模狗样倒全没所谓。另外切莫只为了乐趣去做哪怕最小的残忍的事。

有了这两本书，我对于将来当个谁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过，我还准备教给那娃一些关于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说叫，像所有畅销书一样传奇得过分又颇多陈词滥调，可是里面那位阿富汗父亲很高明，他说，“世界上惟一的罪就是偷，各种罪都是偷的变种。”

当我们目睹一些恶行的时候，常常说，畜生！可是我觉得，畜生也比没教养的人强。我不介意我的孩子是个啃泥巴的畜生，但我介意他是一个机灵得会加入某个自私自利、霸道无耻的组织的混账东西。即便我生的是一只猴子，如果他领会了前面说过的前两句话，就会懂得善与同情，领会了后一句，就会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行事正当，而最该反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侵犯他人的苟且之事。

笼统地说，这就是教养的真义。可是粗鄙之行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多如天上繁星，今有在洗浴城里“强迫要求”姑娘陪他洗澡，古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当一个诸如柳州那样的地方有公车闯红灯，北京就必有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教养如不文之言，总是行之不远。有句话讲得好：老子是吓大的！这还真是悲哀呀。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是什么都不怎么像样。

那么教养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我说，不是行礼如仪，不是早上洗漱完毕先到长辈屋子里头请个安，而是这个：正义。

当人们的周遭不乏正义的说教，却缺少秋水漫溢般浸透生活的实体正义，一个社会就决不会有什么教养可言。正义不能昭彰，恶行就会得到鼓励，一个国家就必然指鹿为马，正邪混淆，人民也就必然一边抱怨一边堕落。温总理曾5次推荐的中有言，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连道德都无处附丽，教养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全民都很粗俗。当然主要是上面的人比较粗俗。大猪总是比小猪粗俗。偷民权，偷自由，是世界上顶没教养的事。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这世界上没任何事比之更令人作呕。最终我们的文化也粗俗。厄普代克就弄不明白，“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可以习得礼仪的时代，而是经过了泯灭教养的时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六月天，我又会想起久远的往事。历史的主角曾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可是如今回望过去，他们已经都是孩子了。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历史又是多么容易被淹没。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可是究其本质，他们都只是一些知更鸟。他们很幼稚，很多时候不聪明，而且像任何人群中一样，他们当中也有自私自利者，可是作为一个全体，他们只是用心唱歌给这个国家听。那么年轻的脸孔，那么不甘于陈腐生活的灵魂，那么多的锐气和那么多的活力，此后的岁月中再没有过。

即便只为了此地更为宜居，正义和有关正义的往事也是值得打捞的。犬儒主义者会说，算啦。他们说，呔，汝算哪根葱，凭什么代正义而言？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口称正义的人都是可疑的。这种话永远都会有人说，可是它是蠢话。因为答案从来都是简明的：一个可以问“凭什么”的社会就是正义的，一个不能问的就是不正义的；正义就是是谁的归谁，而各种不正义都是杀死知更鸟和偷去加害的历史的变种。

第二部分台风

以前我会每天睡到下午，可是最近，才不过十点钟，我就已经在楼下的石凳上享受秋凉了，甚至于饭都吃过了两顿。在中，女友凯瑟琳生命垂危之际，亨利就不断的去餐馆进食--食欲过度是茫然无措的征兆之一，大约我也是如此。这些早上我总是在室外，浮想联翩。偶尔，我呼吸着新割过的草坪的味道，感到振奋，更多的时候则纯然的像个无所事事的人一样，不做什么也不想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太，穿着灰扑扑的男式衬衫，佝偻着坐在垃圾桶旁，突然心生忧惧，假如有一天我妈妈也像她那样孤独、无助，怎么办？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着，坐着。秋天的光线真是清亮，我记起了小时候总是会在无聊时看到飞机，于是有一次，我真的又看到了。一架亮澄澄的小飞机在银杏树仍还翠绿的枝桠间掠过，带来一阵蜂鸣，好像把这岁月都拉长了。我竭力的在这片生命的虚空中无声地呼喊起来。

不久前，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这还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开始把自己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看作悲剧。我也反问自己，这是不是矫情，或者中产阶级空虚症呢？可是答案是，不是。

显然某人正处于一个情绪抑制周期之中--我尽量把这看作某个他人的不可避免的麻烦，而不是自己的。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夏天的时候，没什么契机，突然“叮”的一声，我就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生活是不对的。这就像一条鱼跳出鱼缸看到了自己。我发现我的生命已经闷住了。我不很开心，也没有不开心，我既不快乐，也不痛苦。很多年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游动并且感到自如，只是因为我很知道玻璃墙壁在哪里罢了。我想这就是被体制化的烦闷，就是“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家庭，如是而已”那种体制化，组织了你去想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我渴望的是什么呢？正式那些会被嘲弄为文绉绉的、却仅仅是因为人们感到遥不可及才加以嘲弄的东西：激情、生命的激荡感，或者任何令人超脱于闷住的生活的事物。或者说，某种类似柠檬的东西。

楼下遛弯归来，一般我会庸俗地喝上一杯可乐。我会切一片柠檬，放四块冰用一个瓷杯子喝。其实我真正想尝的是柠檬的味道，它真的香气怡人。最棒的瞬间在于，被子里泡沫哒哒地炸裂，使得柠檬的气味率性坦然地冲进你的鼻孔。可是视此为赏心乐事，终究有些悲哀吧。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一直处在这样的生活中，那么我在死后最怀念的可能竟只是柠檬的香气。

柠檬也在我认识我妻子那天晚上她唱的歌中，我记得她唱到，我抬头向上看，又低头向下看，我一再地四处张望，但是只看到一棵黄色柠檬树。节奏很简单，即便是我去街机房的DJMAX上玩这曲子的话大概也不会错太多。这与我喜欢柠檬倒没有关系。那是好久以前的一个晚上了。

这些上午，我记起了过去的很多事。我记起了小时候我曾自己做过桃子汽水。我买了一袋汽水粉，用凉水稀释，惊人的是，味道跟商店里卖的一模一样！那是一个晴朗柔和的五月天，我跟妹妹还有我们的狗喝了个痛快，那感觉就像一个节日，真正美妙的则是这个节日只有我们三个独享。在相当程度上，我抵触成人世界，甚至怀着隐约的憎恨。妹妹和狗则是我强迫的同盟。以后我每当在什么地方读到沙司汽水，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制汽水，那桃子的味道又冲又假，甜丝丝的，又被自来水的漂白粉气味给激的格外强劲。两年后，那只狗死了。生前它总跟自行车搏斗，每当我故意骑得飞快，它都会怀着某种深沉的愤怒咆哮着冲撞过来。生活在当时就是无穷无尽的委屈，无穷无尽的节日。有一年冬天，沈阳的雪下的特别大，早上我沿着街上齐腰深的雪道去上学，激动得微微发抖，那感觉就像走向一个刚刚草创的纯白世界。

如今，我已经37岁了。写下这个数字真是艰难。我简直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便回到26岁。你不明白你的生活为何就像一棵被方便面工厂捉住了的蔬菜，被滑稽的脱去了水，装进了小袋子。

我渴求着什么不同寻常之物却一度一无所获。在这些迷惘的上午，我寻找着某种能给生命本体带来抚慰的事物。后来，不再有“叮”的一声，我非常迟缓的想清楚了那是什么。某一天我意识到它是我在9岁那年夏天曾怀着孩童的敬畏之心观看过的一场暴雨。前一天，电台预报说有台风，可是没人在意，东北怎么会有台风呢？可是那天早上，台风来了。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到天色暗如午夜，骤雨痴狂，仿佛天上有一座海洋正在不停的倾泻，而树木被一种狂暴的力量攫住并反复抽打着大地。它让我入迷了。我走出门，就像在第一排观看上帝的演出。如今，我意识到这暴雨格外漫长，而我从没离开过。

第二部分秋水

卡蒂埃-布列松有个“决定性瞬间”的说法，指的是最佳照片可以敏捷地抓住恰好出现的瞬息光影，无论是轮胎还是水洼，或者一个跳跃的人，在此时都各得其所，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我想这验证了万事皆有灵光，或者说可以显露出本来面目。我见过的最美瞬间是在小说中，一个小男孩久久地凝视着一棵李子树，发现它的繁花中有着这世界的全部真理。村上春树则说，年轻时有一天他坐在棒球场的看台上，一只球正在飞过来，突然间一个念头从天而降，他决心当一个小说家。这是他人生的决定性瞬间。我不是很相信这个细节，因为村上不是个始终诚恳的作家。不过就个人体会而言，我相信决定性瞬间确有其事，的确存在着某些格外玄妙而与众不同的时刻，使我感到自己是在真正的活着。

概无例外的是，那些瞬间总是关于自由的。倘若说自由是男性最深的春梦，那么我想这梦常常难得真切，关于它的种种幻想往往只能在钢一般灰色的天空下慢慢消弭罢了。只是在一些罕有之时，你才能感到那种苏醒的力量，好像有一头熊钻进了你的身体而春天正在匆忙赶来。

有一次，它发生在了足球场上。我中了好运道，带球晃过了一个人，发现前面有大片的空间而我的步伐恰好毋需调整即可加速，于是我跑起来，撞向自由。一阵阵微风吹拂着蒙了汗水的皮肤，而我跑得如此迅疾，以致于身后对手的那一声声沮丧的咒骂都被耳边的风声吹淡了。你知道那感觉异样得让人不安，又令人愉快，你突然间信心满满，再无羁绊，好似将永远地跑下去，不能想象有什么停下的理由。对手正在迫近，你却感觉他们非常遥远，你只是在一个不受任何威胁的空间里孤独地跑着，跑着，带着那只球，如带着狗，迈过寂静的山岭。另外一次相似的情形，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上，其时街上罕有人迹，枝头的残叶上覆盖着糖粉一般的冷霜，我要走几步路去找出租车，听见鞋子踩在冰碴上，发出轻轻的咔哒声，就在这时，在心中，我突然又听到了维氏《四季》中冬天的那一段清澈明亮的小号声。

这些奇怪的瞬间，有时是辉煌的，有时是清凉的，惟一的共同点则是某种与众不同的安宁。你突然远离了繁华人间，进入了某种彻底的孤绝之中，恰似飘然抵达了世界的尽头又回望着此地。

除此之外，我再没体会过别种的自由。它发生在此时、彼时，倏忽来去，了无痕迹。于是我会渴望重新体会。偶尔我会回想那种生命显露意义的感触。我回想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末，还在读书的时候，在学校露天泳池的最后一个开放日，我拎着一只装着杂物的塑料袋去游泳。我滑进水池，发现水已经很凉了。你知道，难免的，两股之间尤其感到冰冷，而那正是E.B.怀特的玩笑式地说过的“死亡的凉意”，但是你感到振奋，于是猛然扑入冷水。你完全在冷水之下。你感到你生来就在这池碧水之中，从来都在这凛冽之中。你闭上眼睛，向下潜游，从来不曾感到这么自在，这么安全，于是你不断沉溺，渐渐变得透明，与秋水融为一体。

我可曾把这些感受告诉任何人？从没有。我并不担心谈及某些略带诗意的感慨而被人嘲弄——既然对这些细小的感触念兹在兹，你就一定有着不屑于讨好外在世界的秉性，是不是？只是它们太无足挂齿了，甚至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不占什么位置，于是你不会跟任何人说起。

可是，它们与其他快乐完全不同，迥然不同于欲望的满足。当你做了任何事情并感到自己干得不赖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主宰，自我肯定是个好玩家。你想的是“自我”。但在那些偶然闪现的自由感中，“我”并不存在。它是王国维所言之“无我之境”。两者之间的差别，恰如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走出机场深吸第一口烟的时候也会向前飞那么一下之于鸟掠长空。

有时，我也感慨于人类追寻另一种自由的漫漫长路。那些朝鲜人，绕过大半个亚洲，只有微小的机会抵达韩国。那些逃亡的阿富汗人，途经迪拜、斯里兰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抵达印尼的龙目岛，又在那里登上木船去澳洲。这是史诗般的历程，可是以历史的眼光看过去，又只是最小的故事而已。但是在我们的心中，还有更微不足道的关于自由的史诗。这种自由不像那些流亡者的追寻之路那么有着血与死亡的味道，或许显得轻飘、无行。它只是凡夫俗子的脆弱美梦，又常常有着淡然的尾声。这就像你总是想去开一开小孩子所说的那种古老的“敞篷飞机”，哪怕是最小的也好，可是你甚至从未真正尝试过。你深知，生命的真正悲哀在于从没能在草木幽深的长夏，俯瞰着细小的河流和威严的群山，在碎云累积的空茫里飞行。

第二部分果园

海子有一句诗，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浪帅也有一句诗，尿上黄色的尿比黄色更黄。这句诗大致体现了浪帅的风格，以扯淡为乐，又永远像电鳗在苍茫海水中出没一般闪亮。那是17年前的事了。如今，在北京，有时我们可以很荣幸地再次觐见浪帅，与之共进一顿东北式的怀旧晚餐。他获此称呼，是因为一度自以为很帅（你瞧我这酒窝像不像万梓良），有时他又被称为“浪傻”，因为他是在做流浪诗人的同时以风流自诩（你瞧我这双眼皮儿像不像荷尔德林）。那时我们20岁，欣赏彼此的不合常规的举止。可是如今这两个称呼都不合适了。我们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地点是中国，经历了一些好生奇怪的嬗变更迭，前一个时代最受推崇的事在后一个时代一定会备受贬抑。属于浪帅和浪傻的时代俱往矣，现在我们称之为浪总。

像很多前诗人一样，浪帅如今是个总裁。我觉得这比板凳变门槛还要其妙。有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活了太久，这30多年间的见闻实在太多而且令人眩晕。我会饶有趣味地回想当年的气氛与形象，比如浪帅在大一时写的诗，自称守园的老人，苍凉地坐在果园里，白色长发披肩。

这当然无足重轻，只是一个年轻人有一点儿浪漫的想象而已。可是我又觉得其中颇有奥秘。

你总是可以在一些细节中看到人们的内心如何微妙变化。在北京，每时每刻都上演着类似的戏码。比如说，两个老年人在街角相遇，他们会交谈，吐出一连串的语气词，打着手势，身体摇摆，那么，这一类雅各布所说的“街道芭蕾”和芒福德所言之“城市戏剧”的民间仪式，已经与往日迥然不同，对吧？我也觉得知识精英们的行为方式颇有意味，关乎他们如何塑造国家的心灵。比如说，在潭柘寺的佛堂里，冯小刚做了些什么，是何表情呢？那个北京的大院群体，昔日的特权阶层子弟，早在70年代就可以看到内部电影和，按王朔的话说，本是“兵卵”一类，却成了第一批反抗者，可是在时代的变化来临之后，他们又颇多失落，于是你就看到那种耽美和诗意的潮水退去，露出的还是左派基因的顽石。那么，在一个自由经济的堡垒，比如朝阳区的一家夜店里，他们如何喝一杯酒？再比如，陈丹青，总是一副迸射精光的眼神。张艺谋，总是以一种不屑攻击的姿态攻击“知识分子”。那都是人人可见的时代肖像，可是其中自有细微之处。在这个国家，无论人们的灵魂如何跳荡颤抖、浮晃不安，有一点始终不曾变化——人们迟早会受制于往日，显露他们从何而来。

粗看上去，没有什么比这个年代的变化更为剧烈。这是化学反应，是爆炸，是一只小小炉膛里的火苗噼啪，最终却将蔓延开来烧掉世界。这当然会让人激动，可是在另一面，也让人疲乏。

有时我感到自己对这激荡时代并无真正的兴趣，就像坐在过山车上睡着了。偶尔我会向后看，想起浪帅的“果园”，它是一种浪漫的初心。我也会想起另一处可以标记自己从何而来的果园。

那是高中时的某个秋天我去过的一片葡萄园。那天我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一处低平的山冈。天涯微微闪亮，让我们深感自己何其渺小，而坡地上葡萄园的水泥柱桩白得耀眼，葡萄在那里衰老了，仍留有细碎的翠绿光点。我们看到灰色的溪水像一条明亮的泥汤，滑过石块，趟过田野，水流在桥下的涵管边激起了皱纹，而桥又粗糙又小。我们听到山冈上万籁无声，微风吹过皆是虚空，却洋溢着真切的安宁。后来我们就走下山坡，路过了望不到尽头的葡萄园，这个同学忽然指着其中一处的水缸说，就是在那水缸里，葡萄园的女主人一家三口，全被男主人投进去溺毙。你知道，我可没料到有这么一出。那水缸就像故宫里的那么大。

大致而言，类似的残酷，混合着美景，正可以象征我的往日记忆，那是70年代。我也来自90年代，当时浪帅是个诗人，周遭的一切还蛮天真。这年复一年，正是我辈的历程。

我只是非常、非常好奇，往日岁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真的是诗，是美好的辰光，或者一点儿伤害，无限宽宥？偶尔我看到一些人写到当年事，大抵说，他们下笔万言，却无非重复了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这固然是美好时光的范本，可是我想，他可解释不了人们心中的诸多奇谭。最终，在与浪帅吃罢了晚饭的夜里，往日时光的分量压住了我的眼皮，使我在浅睡间感到自己像一艘灰色的老潜水艇般迟缓，搜寻着消逝不见的时光的真理。

第二部分怀抱

这半年里我喜欢的作家是E.B.怀特，闲来就翻翻他的书信集。他写的多半是在缅因州的农场里与15头羊、112只红母鸡、36只白岩母鸡、3只鹅、一条狗、一只雄猫、一头猪和一只笼鼠共度的日常生活。各种寻常小事他讲得温文尔雅，我读了之后，明白人家是真的超脱。我由此发觉，文雅和风度这类东西比过去更吸引我了。以往我更敬仰毕加索和罗兰.巴特一类的人物，他们的才华更耀眼，像不可直视的强光。与之相比，怀特只不过是下午的荫凉。可是这荫凉确实是了不起的。怀特之风在我这儿是渐渐显露的魅力，在更大的范围里则是典范。怀特死后，《纽约时报》的讣闻说，“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

大概我正在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才会欣赏怀特。古人喜欢讲“圆融”，倘若不是庸俗地理解为圆滑，而解释为圆通博览，颖悟无碍，谦逊和不疾不徐地接近真知，我想倒也值得领略。

人常说，人生是一段长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多年前，我可想不到自己会对怀特感兴趣，更想不到有一天会过现在的生活。那时我完全是另一个人，如今的我则更像一个不可逆料的他者。我们时刻觉察到自我的存在，这个自我似有思想，似有主张，计划生活并试图掌控生活，可是最终你会发现自我甚为渺小。总是令人不胜惊奇，你已经走到本以为永远不会去到的地方。

生命是什么呢？儒家讲，“敬始，慎终，追远。”庄子说，“死生亦大矣。”我们有敬畏，有探求，有观照，可还是无从理解生命为何物。无论是深不可测的造物，或名之以上帝，还是真理，弥漫在青草翠竹间的“道”，其实我们都一无所知。我们只是像夜航一般顺流而下罢了。小时候，我可未曾想到此生有好文章可读，有人与事可经历，其时天真淳朴，全然不知文明已被经营了千万年，忽然迎迓我之来到，这是意外之喜。相较生活的诸般细节，这才是大的命数。周围的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奇迹。我并不知晓生命是什么与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居住在一个罕有的星球上，微生物在这里改变了空气的结构，而昆虫们忙忙碌碌地把生命连缀在一起，这里有季候、洋流，有一个精妙绝伦、生机勃勃的系统，这运气很是不错。按概率来说，我算中了头奖了。我相信无是常态，有是奇迹，冷寂是常态，生命是奇迹。

更年轻时我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我觉得外国书好看，中国书在认识上幼稚，在气息上又老迈。可是如今，我的头脑像只水瓮，装满了或可称为“中国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就是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不仅欣逢其美，还相信它蕴涵真理，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典型的中国精神便是圆融于自然万物。我想这种类型的中国人已经少见，我却未可预料地成了这么一个。

我会想，现在的三里屯，这个灯光晶莹、衣香鬓影的地方，总有一天会有牛羊吃草。这里将不再有酒、舞蹈和摇滚乐，也不再有豪华轿车和灯火，蟋蟀、树木和池塘又成了这里的主人。早霜送走了蜂雀，西风吹寒，秋雨潇潇，一片沉寂。这不是诗，也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狂想或者庄周文章，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只要放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里，事实便必然如此。繁华不是常态，也不常驻一地。人和事物总是相互吞纳、交流，没道理人类予取予夺永不失手。

到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千年，这篇小文章当然早就湮没无闻。可是我思及此事，也无忧惧。

年轻时我想活得灿烂，墓志铭上最好写着“他的光辉照亮了一个黑暗的角落”之类。到了30岁，我想身后评价可以雅静一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便好。如今我再不想这些了。这并非志向消沉之故，而是领悟了人生至为紧要之事以及志向实现的前提。人生苦短，欢愉有时，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活得令自己尊重。我把“香草美人”当作精神尺度，慢慢学做谦谦君子。这是道德律令，可是说到本质又不尽然，其实嘉德懿行来自内心，更多地是一种审美体验。

好的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吧，这一边，荷尔蒙、虚荣和欲望，宛如烈火，至死燃烧；那一边，悲悯、善与爱，人格修行，也可以永无止境。当然对坏的人生来说，卑鄙和强横也可以永无止境。后一种人和他们的组织机构可能有钱有势，可是不屌也罢。我们还有另一个世界可以依凭。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他去俄国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墓地，穿过羊肠小道，在林间，看到墓地上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只有一块方形土丘，上面覆盖着青草。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的灵魂的归宿。很久以前我不觉得托尔斯泰怎么样，写得那么闷，后来看了他的，突然受了震动。怎么说呢？长了见识了。一个人，肉体凡胎，凡夫俗子，真的可以活得近乎神圣。好多事，高尚，干净，我们常不信，不屑一顾，“嗨，那是扯淡呢！”其实是没见过。茨威格见过，他说，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中，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我觉得，一个人，倘若俯仰天地，取诸怀抱，就一定会觉得自己与托尔斯泰和茨威格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相似，这就算入了他们的党了吧？那么我亦是那墓前的青草一支。

第三部分跟拿葱的大婶谈文学

30 个世纪以来我最喜爱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前几天挂了，他被称为美国文学界的“十项全能冠军”，既是一个写温柔放荡的存在悲剧的大师，又多才多艺，从创作到批评无所不能，比喻性地说，恰如四份苏东坡配六份杜牧。此人正合我的波长，是作家中的抒情歌手，而我恰好认为一个人若不在某些方面是个抒情歌手简直就不值得活下去。在电影《毕业生》里，达斯汀·霍夫曼刚刚大学毕业，成天东游西荡，不擅实务，父母问他，你丫到底想要什么？他回答说：“与众不同。”当我想到厄普代克的毕生志业时，我的感慨正是：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

有时你不得不感慨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厄普代克这样的人相比，我自己活个什么劲儿呢？这就像人家已经实现了可以装满鸟巢体育场的梦想，而你还对一只小盒子说心事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撒娇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文学地图上没有人知道的国家里的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嘛。我在网络视频上看过巴西小孩踢球，还没有茶几高呢，踢得跟翻花儿似的，可是我们的国足也没集体自杀呀。我们是伟大国家，专跟人家比乒乓球。这就是我们的风格。余华不是有一部倍受赞誉嘛，就因为里边有一个人，任天打雷劈，怎么着都活着。

我可不认为一个活着而不曾体验活着之外的乐趣的故事有什么好写。我姥姥几乎不识字，年近九旬，身体不好，自知死之将至，兹有存在之惑，问我说：“人这一辈子呀，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她，只好鼓励说，你要下定决心不死呀！她表示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可我觉得只是敷衍而已。她不能“与众不同”，不贪求往生彼岸，却无法排解幻灭之失。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杰出的小说是文明赠予我们的礼物。它们让你完全沉浸在床头的台灯能够照射到的小小空间之中，屏除了喧哗的世界，本来你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它们却让你了解自己的孤独，了解自己的悲凉，了解自己在永恒时光中的小小的位置。平时，当理科生质问“文科生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回答，但是在夜阑人静、手不释卷之时你却会发现，世界上各种接近真知的努力都有惟一之核，就是对存在的真实的追问，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与最杰出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研究其实是一回事，它们的浩瀚之美让我们的灵魂恐惧却安宁。

秦桧也有仨朋友，我亦承蒙错爱，偶尔被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多写点儿。他们的意思是，豌豆大的才华也不要浪费呀。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写就是因为我不会写呗。

我想这世上只有两种东西真正值得去写，一种是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社会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另一种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两种东西我都不会写，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作文的必要。让我觉得疑惑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比我还平庸，却写那么多而且沾沾自喜呢？我觉得自己像蓝藻中的一条鱼，都快被这帮话痨给弄得窒息了。有时候我几乎想跟他们签一个协议：大家一起收声好不好？

海明威够聪明的了，可是写《永别了武器》，光最后一页就修改了39遍，这才叫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呀。我想在我们这儿，人们的问题其实在于不聪明，而在于太不乐意受罪了。

因此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潘恩写过一本书就叫，美国精神就以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前段时间，一架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一个人都没死。我希望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也迫降在一条河里，也不死人。经过漫长而迂回的逻辑，常识将有助于此。这看似恢弘的志向，其实不是。写文章的真正的恢弘志向应该是文字像深涧流水一样优美动听，促进社会进步则只是识文断字者的本分。那么我为什么要逆流而动，大谈文学呢，既然我知道列位对文学的兴趣比拿葱的大婶强不了多少？我就是要来点儿老生常谈，是的，我们这个时代低估了真正的价值。或者更直率一点儿说吧:我们的沸腾的生活啊，太可笑了。穷措大拥一黄脸婆，自称好色，这不能叫风流倜傥；人民热衷蝇头小利，士子贪慕蜗角虚名，这也不叫大国崛起。

第三部分硬币重于扑满

曾有一个时代，当我还小的时候，人们对古代知识分子充满兴趣，那时的电视剧里最常出现的角色是状元，而不是如今这般全是皇上。状元的人生第一件事是哇哇大哭，然后丫鬟就欢天喜地地跑进厅堂，面对观众宣布“夫人生啦！”第二件事就是抓周。你知道抓周就是一个口水涟涟的婴儿在一张堆满礼物的桌子上爬啊爬，抓到什么就预示什么前程，抓一本书的就是知识分子，抓印章的是干部，要是抓胭脂盒，父母就要暗叫一声“坏了”，这是个流氓。电视剧总会安排两个孩子一起抓，一个状元，一个流氓，于是观众们就都明白了：这两个孩子将终生为敌，而状元必将取得胜利。

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的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作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作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屏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惟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帐东西？

第三部分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

前两天看了半集战争电视剧，讲的是夜袭锦州。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中，我瞧见穿帮了，一个柱状物，藏在火焰中，貌似个大炮仗。那位女营长英姿飒爽，却紧张过度，因为她有着一种老体育节目解说员的风格，无论屏幕上发生了啥，都要讲解上一番:“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城楼上的机枪在扫射！”“看，三排长都炸飞了！”

导演的苦心大概在于借此说明敌人火力强劲，进而证明战争艰苦卓绝，可是我想一来不是很有必要这么叨叨咕咕，二来“炸飞了”这种台词未免雷人。这跟我的一个智慧的小学同学有一拼，他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电影的观后感，说到强渡大渡河：“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红军战士像下饺子一样纷纷掉进河里。”

另外，我对那个穿帮耿耿于怀。做事要有专业精神嘛，一次穿帮可以，怎么可以每个爆炸镜头都穿帮呢？有的观众可能不在意，可我就被间离了：擦，搞得晕天晕地的，不就是一炮仗吗？

你可以看出，看这电视剧的二十多分钟对我来说是并不愉快的体验。演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早前曾在新浪博客的列表上挨着我，一度蛮受欢迎—在我被他们识破并从名人列表上开除之前—我还问人呢，这人是谁呀？人家说这是个挺有名的演员呀。我一直没看过她演什么，这回一看，娘咧，这也行？哭起来的表情跟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恶俗的好莱坞，每个演员都那么自然呢？为什么我们的演员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人是怎么做出反应的呢？

这还不只是夸张的问题。往好了夸张也行，金声玉振，也是一种风格—可惜不是。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过夏雨发怒，那才叫狰狞，对面是个女的，他还非得呲牙不可，我觉得作为一男的也太过分了。饶是他这个男主角这样，前文说的那个女主角那样，观众还坐在电视机前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们，下了班就像个芋头似地粘在电视机前被恶劣的电视剧深深吸引，虽然间或失望地嘟哝上一句，“这女的演得也不像呀！”我不知道怎么从心理机制上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通俗地说，我们配合度太高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活得粗糙，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马马虎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见识过好东西，无从比较，就更没所谓鉴赏。我无意站在精英立场上诋毁通俗文化，只是觉得，大家这日子过的，也太宽容了一点儿，恰如早前的某对不幸夫妻，虽然活得不爽，但是对付着过呗！

此种配合度，其实已经接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最坏的一种配合，说的是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了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协助加害者。此事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现今碰到些事常有和事佬呼吁的“识大体”，过去社会伦理中的“明事理”，我看即属此例。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拗不过这个弯儿—“大体”和“事理”这些玩意若合常理，就一定是毛驴都可懂得的，又何劳长官和长者教诲什么“识”和“明”呢？可是总有很多人与我和毛驴相反，对那些废话深信不疑。当然任何强力皆以征服心智为目标，而一般人们的被体制化又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譬如我在这儿批评电视剧，没准儿就有路人不大乐见。此人也许也有点儿小不满意，可是还要标榜自己是个明理之人，就拖泥带水地说，人家导演也不容易，让你导你还导不出来呢。更可能的说法是，做人何必这么刻薄？

坦率地说，这种人太欠抽了。我只是性情坦率，您却是爱装孙子。同样地，有人身为纳税人，得到了很烂的公共服务，却会说“什么什么也不容易，应该理解嘛”云云。理解并不是问题，我想，可是在“什么什么”的光辉照耀之下，你那个小小的自我站在哪里呢？倘若利益常受损害，却习惯于站在侵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论个体的话，我看是性格太过粘粘糊糊，论整体，我就要惊叹这配合度已经高过了云雀的翅膀。

第三部分诗歌轶事

到我这个博客上留言的人当中，赵丽华老师可能是最有名的。有人留言就该谢谢，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她，尽管我也觉得“梨花体”挺逗的。２００６年我惟一能记住的诗，就是“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原来女厕所也不是世外桃源。浪打郎在ＭＳＮ的签名上剽窃了这个句式，改成了“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说好了／三点钟打／麻将／却迟迟／不来／的人”。

我挺理解浪打郎的，打不上麻将多难受啊，他是真的不能容忍。

诗本身的问题就不谈了。从15岁到21岁，我写过6年诗，可还是说不明白这东西。21岁那年一想，兰波到这个年纪早跑非洲犯罪去了，就不写了。有时候开玩笑，我也对人说，“你丫是诗人吧？”其实我可没把写诗经历当成劣迹，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我的看法始终是诗是昨日世界的微光曾经照亮过你我幽暗的心灵，至于反诗主义的猪猡们怎么认为——谁尿他们呀？

八9年6月，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写了首挺长的诗，寄给我。那时候全国性的诗歌病已经退烧，可是年轻人情绪激动，第一反应还是写首诗。那一年3月，海子死了。对文学青年们来说这是个挺重大的事件。浪漫主义卧轨了，死球了，破产了。

2000年我上网，吃的第一大惊，就是怎么还有这么些人写诗呢？特意外，好像我好不容易进化成了一头鸭嘴兽，却发现某个寂寞的山谷里侏罗纪还有春天。我看了看，新恐龙们写得真够差的。我觉得文学是天才干的事儿，散发出的一股小城镇的霉味儿的家伙应该靠边儿站。

后来就到了现在，普罗大众们赖皮赖脸地爬上了网络的历史舞台，威权时代，别的图不着，也就图一互相作践的欢乐。群众的小聪明是无穷的，有时候确实能产生很滑稽的戏剧性效果。

我既想起索尔.贝娄一句话：“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又觉得群氓的嗡鸣是时代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央视播放《大国的崛起》，南方都市报有篇评论不错，说重要的不是大国崛起，而是大国民崛起。我倒觉得，更重要的是小国民的崛起。鸡八毛大国，你让我这样的小国民崛起了，中国自然就好了。同理也适用于网上乌合之众。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破而立也好，不破而立也好，MZ时代终将来临，因此早已做好了跟这帮无耻之徒共度一生的打算。

当然了，说回到诗，赵丽华老师也确实授人以柄。诗写得太有童趣了。

其实我是乱说，看不大明白什么。1992年，一位师兄瞧了瞧我写的诗，苦于无法礼貌周全地加以评论，就说：“年纪一大，就看不懂诗啦。”岁月荏苒，如今ME tOO矣。

第三部分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美国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某人走到了一个诸如大峡谷之类的地方，站在一块伸向虚空的岬角上，于是镜头旋转360度，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匍匐在他脚下。我们就知道，这人走到了世界尽头，而且他自由了。有时候一本好的历史书，比如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能把我带到类似的地方。我由此发现了人类生活真是太复杂了，除了所谓上帝之外没谁能掌握它，恐怕也没谁能真正理解它，而那些彪炳史册的强权人物也无非是涡流中的渣滓而已。

这让我想起了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感受，那时在青黛色的天空下，我望着雪山和一块块玻璃般闪亮的湖泊想，啊，这就是地球，还真是奇妙啊。历史的辽阔和高原的壮丽都会冲击一个人的感性，让你惊讶于世界并不是你熟悉的庸常的样子，因此你多少有点儿小激动，只是你不再是充满豪气的少年了，因此也不再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也会站到世界尽头的岬角上。

类似的感受也出现在我读一本讲天文学历史的书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你一直生活在监狱里，突然间墙壁在你面前消失了。在浩瀚的事物中发现深邃的一面，向来会对人类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科学和宗教，真或者假，魔力都系于此吧？我看过一篇杨振宁的访谈录，他说物理研究让他深受震撼，被一种至美深深吸引，感到冒犯了什么，“好像看了某些不该看的东西”。

这么说这个世界还蛮有趣。对那些把这世界当成一个玩具的人来说，也许它更有趣。对我来说世界就是这个滴溜溜转个不停的星球而已，最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南极，鲸在那儿喷水玩，企鹅在那儿像《马达加斯加》里面那样做寿司，而红豆冰山们正在因为二氧化碳排放过量而慢慢融化，再远就是异次元空间了。可是一个天文学家居然可以趴在射电望远镜前，观看一颗恒星在几百万年前发出的光，并且根据光的弯曲推导出宇宙是一个有限而无边的空间。这就是令我嫉妒的事情：有人可以拥有一个与我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实存在却是我无从想象的。

说来可耻，我还真琢磨过相对论：为何一颗子弹穿过一个坠落的屋子，屋里的人会看到子弹的轨迹是弯曲的呢？有一次我采访一位物理学家，特意请教这个问题。物理学家给了我一个答复，可是它太普通了乃至我根本没记住，我只记住他的神情：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要干什么呢？答案是，我很好奇。相对论这么有名气，我总想了解一下呀。再说人都是虚荣的，既然爱因斯坦有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头脑，我自然希望自己的头脑也能跟得上他。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弄明白了相对论，反正它也不复杂嘛。可是残存的一点儿理性告诉我，这可不是数独游戏之类的玩意。于是我悲哀地回忆起了物理我只读到了高一。

事实是，我想体会辽阔、自由和真理。古人云，神游太虚，这就是我想要的。说起来玄妙，其实也很简单，倘若一个人掌控一个地方的奥秘，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了解宇宙，他的思维就可以自由地、无边际地飞行，如果了解历史，就可以在头脑中体会到永恒时光的重量。对我来说这就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春梦，可是我还是会想，如果我是一个最好的物理学家或者别的学者，就可以体会一切壮丽的、神秘的事物，就像坐在第一排观看上帝的演出。

关于这种无法达到的念想与惆怅，弗罗斯特有一首名诗说得很清楚：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念着另一条。里则有更贴切的情节。杰克在那小说里是个因战争创伤而导致的性无能，但是女主角勃莱特很喜欢他。在小说的结尾，他们坐在出租车里，勃莱特说，唉，杰克，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使勃莱特紧偎在杰克身上。“是啊，”他说，“这么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说起来这真是悲伤和可笑，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浪漫的故事。

第三部分骑猪走天涯

中国古代达人当中我比较不欣赏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肠很好，很有涵养，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有人讲他是思想家，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思想，他说的是仁慈和世故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可不能叫思想。我觉得他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或者通俗地说，是位领导式的箴言作家。

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一无所知，这在我们的文化里是领导的典型特征。我欣赏的一位古人则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标，也不想实现什么目标，能耐也只有一样：会写。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这本书就是几个孤独的老朋友一起读读的，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们，一边儿玩去吧，咱不稀罕你们品题传世。

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了两千年，生活的真相终得以浮现纸面。这真相就是，人类乃万物之灵，但他们是有限而悲哀的万物之灵。做个个人主义者，总是比做一个大同主义者靠谱。人类这东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痴惘先贤那样大发宏愿，明智的人就该问他一句：这是人该干的事吗？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跟一棵丁香树或者一个小便池同等的东西，只有当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无限欣赏自己的时候我才无限欣赏自己。当然这要感谢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这种人一不小心坠入恼人的凡尘，就会表现得像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这也不赖。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任何人。我觉得倘若一个人有点儿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对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头脑是多么贫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这样的人也许愿意骑上一头猪去浪迹天涯，让他做个PPt或者写几本精装书去教训他人却万万不能。

因此我从不掩饰地对于宣告式口吻的厌憎，憎屋及乌，也厌憎学生会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当然可以讲得入情入理，比如此类生物“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钻营”啊，或者那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流岛，岛上有一种下流猴”等等。更干脆地说，对于投机主义，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更满意于自己有权不讲。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厌憎是因为我有一个像喇叭花一样自然的头脑，请问尊驾，你管得着喇叭花怎么想吗？

这是个轻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轻薄也比做作的庄重要好。这一点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很欣赏他的一个学生讲过的心中的完美社会，说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成人五六个，孩子六七坨，在河里洗个澡，领略了自然之美，唱着歌就颠了。这梦想太和谐了，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光泽，算是理想国的山东版。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安静，坏处则是太驯化了，真正的好世界应该保留对于不驯化者的宽容。

我倒是愿意设想这样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城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念诗的唱歌的全来了，丑态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会出钱，市民们点心随便吃，汽水随便喝。贪财的小老百姓都出来摆摊儿，而武功最高强的城管们也不来踢他们的摊子。高台之上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演讲，说的是银河系的和平与发展，这边厢却有个流氓搭张吊床，高卧酣眠，睡到一半儿还支起身子骂人：“怎么这么吵？”于是警察们无计可施，表情很囧。其实这场景在这个地球上并不稀罕，在有些国家已经实现，算不得梦想。但我觉得它就叫伟大社会。

我自己倒不想做那个流氓，虽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谢上苍，倘若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来到我们身边，我又会有新的厌烦，只好真的骑猪远遁，那时你可以去冰川尽头找我。

通往这个社会的法门必是简明的，我看只要有这一条就差不多够了：消解权力。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标又提出解决方案，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不过孔子仍是伟人--孔子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应该有个好天气。我想，一个人懂得欣赏好天气，便是仁爱的开端。可惜历史上总有太多的大人先生们舞蹈于天上，乌云一般，遮蔽了本该如此的好日子。

第三部分且睡且跑

作为一个从没去过美洲，对其历史也缺乏了解的文盲，我与美洲历史最亲密的接触就是玩电子游戏。我玩过《大航海时代》，买艘帆船，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经过浩瀚海洋，去美洲拓殖，其时心情之满足与愉快，正合莎翁之诗“我们青春欢畅，恰如风行在水上”。到了美洲我就收罗黄金，简直乐不可支，要是游戏设置可以收罗头皮的话，我估摸着我也绝不比当年的皮萨罗含糊。我们人类一贯爱这么干，成吉思汗喜欢收集敌人的脚，扫罗和大卫爱搜集敌人的包皮--私意以为，历史的point在于，伟人们之看待真实世界恰如我们之看待电子游戏。

另外一款与美洲有点儿关系的游戏叫做《帝国世界》，发展得够快的话，我的武器可以领先敌人好几个时代，倘若仅此而已，我还可以强辩说这 “本来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可是后来的状况就变态得我没法为之辩护了。我看到自己的航空母舰在撞对方的独木舟，自己的隐形轰炸机盘旋在印第安人的茅屋上空，就忍不住坐在电脑前面想：我他妈的这是干嘛呢？

电子游戏风行的基础显然在于暗合世界的本质。比如说一个玩家在玩《猎杀潜航》时击沉了一艘敌舰，感到很快活，正是因为一个真正的潜艇指挥官在击沉了一艘真正的敌舰时也会感到快活。我的无聊之思是：今之所谓“游戏快感”，古之所谓“壮丽的事业”，其实往往是杀人如麻，血流漂杵。倘若有一个人，在玩电子游戏时击沉了敌舰却不感到快活，那么他在真实世界上也就一定没什么壮丽的事业可玩。晚唐诗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事儿太真实了，可是我们不常想。玩游戏时大家都会把自己代入帝王将相或者神枪手之类的角色，谁权力大就代入谁，从不把自己当成“河边骨”。其实真遇到不太平的年份，我看您八成就是在河边躺着归于尘土的那位，春闺梦里有没有您，甚至有没有空儿做梦，都还没一定呢。

我对权力没什么好感，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放着有人性的生活不过，偏偏有着对权力的无限神往。上大学时我们宿舍的看门大爷夫妇就是这类人，这位大爷的特点是，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合规矩，他必定要刁难到你发了羊角疯才会准你入门。我们这里总是盛产权力爱好者，好多处长什么的也都是这路风范，处长太太与有荣焉，处长千金也目高于顶，他们如果拍一全家福，那么必定是世界上最让人笑破肚皮的照片。

我觉得“权力之丑”是诸多丑陋中最受人忽视的一种。头段时间我去某天主教国家转了一圈儿，看到了不少位高权重者的家族大油画，其中一些饶是名家之作，仍然丑到无与伦比。不开明的权力会让一个人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颟顸自得的神态，锦衣华服也遮不住其空虚和腐朽。

就我自己来说，央视新大楼是“目睹”权力的一个完美样本。如果你认为它美，它的确很有点儿权力美学的野蛮魅力，如果你说它丑，它又的确傻了吧唧地支楞着，像只铁裤衩似的让人很不舒服。我一直觉得，作为建筑设计界的超级巨星，库哈斯再怎么蠢也蠢不到大家以为的程度，他的想法想必就没在美与丑的层面上。比着说，魏碑都很丑，可是中国书法中有个道德系统推崇它们。结果库哈斯在国外说了，这个设计，是对应着“权力”这个元素来的。话说得够明白的。这意味着，要是谁不知道权力长啥样，就看看央视新大楼。要是想看看什么是“茫然野望”，你就去陆家嘴好了。那么“服务”长什么样呢？我找了找，这玩意真没有。

我认同“管理也是生产力”，因此谁也不能诋毁说我是在反对权力本身。作为一个出来打酱油的小民，我只是有点儿自己的想法而已：权力本身并不坏，但它往往与人生中最迷人的物事相互抵触。

秘鲁作家略萨写过一个关于权力边缘的真实故事，说的是他参加了一支考察队，去考察安第斯山区的诸多印第安部落，这些印第安人受现代文明的逼迫，避入深山，彼此争夺着指甲盖大的生存空间。在一个最衰弱的部落中，人们没事儿就会自杀。比如一个渔夫早上出去叉鱼，到了溪流边，一叉投出去，没叉到鱼，他就会心灰意冷，就此抹脖子；到了下午，妻子见丈夫迟迟未归，就料想到斯人已逝，于是痛哭一场，聚拢孩儿们同赴黄泉。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不是人类学的，而是情感的：由于彼此挞伐，人们的生命意愿竟然可以消减到这般程度。

在玩各种关于美洲的电玩之时，我可没想到，我掌握的权力倘若是真实的，就会把那可怜的渔夫一家逼迫到如此程度。幸好我只是玩玩。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只有六个字：活过，爱过，写过。算得上言简意赅了。可是如果我也有墓志铭的话，倒可以更简洁一些，两个字足矣：跑过。我的毕生宏愿，就是见权力就跑，而且跑得掉，跑得快活如神仙。在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主人公的一句牢骚话深得我心：历史是一场噩梦，老子只想好好睡上一觉而已。

第三部分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

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周遭世界中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

我有关自由的一切思想都始于我妈把我送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天先是飞沙走石，妖风阵阵，后来风歇了，就下了一场夏日午后的小雨，淅淅沥沥落在人脸上竟然全是黄泥。我沦落人间不过千余日，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心下不免感慨：嚯，这个世界还真是操蛋呐！

到了幼儿园，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朋友就纷纷跑过来搭讪，搞得我非常难受。我可是从来不跟人说话的呀。他们净问一些炫耀性的蠢问题，比如“你吃过香蕉没？”什么狗屁香蕉，我书包里还带着糖三角呢，跟你说得着吗？我痛哭了几场，终于逮着机会把糖三角和鸡蛋统统安全地吞下肚去，才施施然俯允阿姨协助自己撒了尿，捱到下午，终于逃跑了。这就是我一生中不断逃学的开端。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我则学到了世界的本质是竞争性的。什么事都讲个资格。你要干点儿啥又要不惹人嘲弄，就得有个等级。水晶鞋和南瓜马车就是灰姑娘的等级，齐达内就是前几年的皇马的等级，天价香烟就是被网民们揪出来的那个局长的等级。我看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在富人学校上学的姑娘，她说：“你知道当富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可以说自己没钱！”

因此一般来看，自由就像个樱桃，你在社会中的等级则是那个蛋糕，蛋糕越大，樱桃就显得越漂亮。可是我总是想，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呢？我就想拿自由做个蛋糕，拿等级当个樱桃。

我发现这可真不容易。范跑跑被嘲弄那会儿，我就想，这哥们也没做错什么呀。他就是害怕了，然后又好作惊人之语地说自己的害怕比别人的不害怕更有等级。我看了他对教育的反思什么的，说得其实不赖。他提倡真实的历史教育，还极力避免泯灭孩子们的天性。我小时候要是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过年我还想给他送挂历呢。

可是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嘲弄他而完全不听他说什么呢？因为他的自由权利不够大。他的蛋糕不够大所以他的樱桃显得比较蔫。他那些话，要是一字不改由罗素来说，大家早啧啧赞叹了：嗨，虾米叫智慧？虾米叫特立独行呀？

就此可以推论，我之所以能够提到自己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逃学，一定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学问上已经有了一个不至于被人嘲笑的等级。你可能还没想到吧，虽然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哩！当然了，我必须承认，直到大学时期为止，我从没认真地上过几堂课。

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经验，虽然不是最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经验就是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比划，少年时期在市少年队踢球，长大之后就去常春藤名校，跟费正清学历史，跟纳什学数学。如果这等好事降临不到你头上，那么退而求其次，来个180度大转弯，差不多也就是我这种了。甚至于，再少一点、再业余一点的教育就未必不好。比方说我就一直很欣赏那些没上过大学的家伙们的那种天然、活跃的幽默感。最差的可能就是上个中不溜儿的大学而又规规矩矩。想想你自己在那缺乏自由的校园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想想在课堂上跟老师念得那些阿弥陀佛，再想想当时窗外的小鸟们的引诱性的歌声，用一句广告词来讲：你被耍啦！

西方有句俗语说：自由永远都不晚。可是我又觉得，自由永远都不早。

如今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贪恋自由了。我却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体制”。我指的是周遭世界中因为习以为常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我看过一本书，才了解到恐怖分子们有多么正直，多么富有理想主义。可是你见过比他们干的那些事更讨厌的事情吗？他们是“体制化”的人，他们信了一种“文化”，这种“信”是如此荒谬却又如此坚韧。

第三部分去日本见贤思齐（一）

2005年夏天，作为《南方周末》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性报道的采访小组成员，王轶庶、卢嵘和我在日本待了两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参加终战纪念集会的日本国民，无论男女长幼均正装出席，烈日之下莫不正襟危坐，大汗淋漓，那人山人海的，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排坐，真叫一个“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据说在强光照射下，黑白两色的浮晃会令人产生眩晕感，现场庶几如此，西装黑压压一望无际，擦汗的白色手帕在其上跳动不止，宛如一片浩瀚而不真实的光点。

那年夏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了，天儿太热，公务员上班都可以不穿西装。可是日本国民郑重，非捂着不可。在中国，有人说这叫纪律，也有人说叫轴，我觉得就叫克己复礼。

广岛的“原爆”纪念集会的情形让我略有感动。集会结束之际，国民自卫队的一架直升飞机在人群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呼喊和平口号，林荫道上的日本民众一边散场，一边向直升飞机挥手并同声应和。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日本人心特齐，底下走着的和上面飞着的心心相印，他们是一家人，还让我意识到，和平观念已经在日本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如今是文明人，不想再打仗了。

我们所到之处，日本人总是“和平和平”地念叨个不停，我相信他们都挺真诚的，以逻辑做真伪辨识，也说得通。日本文化中有尚武好战的基因，不过在全世界，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都正在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尤其在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国民的和平愿望并不是太值得怀疑的事。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洁净，每辆汽车都很鲜亮，像刚刚洗过似的，房子大多是米黄或浅灰色的，跟人们的衣着一样，低调又得体，透着那么一股格调和涵养。如果只看这些优点以及国民的和平信念，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不过遇到“历史问题”时，我则不免有些灰心丧气。

在东京等地，我们问到的每一个日本国民，除了几位学者和少数“左翼”人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痛痛快快地承认本国曾经侵略过亚洲诸国并犯下罪行。听了他们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关于日本的“暧昧”的特性的说法是多么精辟。我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完全不愿意直面历史，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各国带去灾难，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并非像一般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态度恳切。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恳切不恳切，于我们何加焉？

被访的日本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对于日本侵华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这跟我们国家1949年之后的正统历史观倒是有些类似：日本侵华是少数战犯主导的战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实的历史总是没这么单纯。资料就不引了，单我们在广岛“乡土资料馆”的“战时生活展览”的见闻，就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举国征战的热情。日军打太原，广岛的妇女昼夜缝制军衣；前方杀到徐州了，后方送过去签名的锦旗；攻占中国首都了，后方庆功大游行，高举无数横幅，“庆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后男丁没了，妇女去挖煤窑，太热，上身赤裸，蓬头垢面。

当年的全体日本国民都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功章里有东条英机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第三部分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性，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

第三部分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靖国神社不怎么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鸟居”太高，看着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60周年纪念日”，有20万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创下历史记录。次日《读卖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第 61年的出发”，文中说，为什么这次参拜人数这么多呢？因为中韩的批判，尤其是中国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报道中一位来自福冈县的84岁老兵说，中韩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内政。

当天我们也去了靖国神社，身边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阵阵高呼，皆是“国家正常化”、“参拜是内政”之类的“右翼”诉求。演讲者中包括台湾的金美龄。我的印象是，日语的语音比较单调，呐喊起来让人烦躁。

村田忠禧教授说，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职业性的，无非拿钱干活儿。我得到一个印象：中国和日本都有民粹主义，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较刺激罢了。

《读卖新闻》有篇评论：回归军国主义不可想象。这才是理性之声。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态度不够“恳切”，但日本国民绝不愿意再打仗，两者并行不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

在广岛和长崎，我们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发现被原子弹炸一下，确实是地狱般的经历。生还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见闻，可以总结如下：他们置身于40公里宽的炉火升腾的烟囱当中。同事卢嵘采访长崎市长，问，有人说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您怎么看？长崎市长很生气。

我觉得卢嵘的问题很自然，市长生气也很自然。“惩罚”这种词汇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怒。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口号之一就是“暴支应惩”，意为暴虐的支那应受惩罚。这话不仅傲慢，而且卑鄙。日本还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拿“天”说事儿，也该激起文明人的愤怒。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算常识吧。中日两国公众，至少在个体之间，应该有这个公平心彼此对待。

离开日本时，我的感慨是，幸好战争已经过去了。普通日本人多愁善感，锦心绣口，被原子弹烤糊了，太可惜了。普通中国人总体上说还是憨厚善良，没招过谁没惹过谁，被刺刀杀掉，绝不应该。想想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再想想东京大火、塞班岛争夺战，你会进入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对人类生活感到绝望。

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信守现代文明的准则，有理性，有意愿。我觉得，连战对两岸关系的建议也适合于中日之间：累积善意。再说总盯着别国干嘛呢？我觉得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第三部分去日本见贤思齐（四）

前文所述并非我对日本最深切的感受，只是该说的话而已。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日本是一个均富的国家，公平公正，实行终生雇佣制，职员们上进而辛苦，但是心里不会慌张。在街道上，日本人的脸孔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大多有种谦逊和固执的神色。我可以从中读到秩序、整洁、纪律、忠诚、颓废、教养、孤独、自私、幻灭等等，觉得他们也是老百姓，赚钱不少，压力更大，也不容易。

很少在日本人的脸上看到麻木和狡诈。换句话说，你能看出某人很执拗，不大聪明，比较二，但是你看不到犬儒和阿Q。关于这一点，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迷信：“‘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不管日本人执迷于什么，他们常有信念。

这种信念力大约能解释一个日本之谜：他们有世界上最糟糕的企业文化，却有世界上最牛的企业。

日本社会等级森严，你却不会在谁脸上看到官气。小泉纯一郎参加集会时行走如风，随从十余人均着黑色西装贴身疾行，看上去气势夺人，可是在味道上就是像名流，不像长官。广岛和长崎的市政府就像是用了有些年头儿的图书馆，办公环境很朴素，公务员们无不恭敬勤勉。

日本的女孩很好看，比他们的艺术品好看得多。我们参观了一个美术馆，日本的古代雕塑实在寒碜，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忽有一尊佛像气度非凡，凑近一看，来自山西奉先寺。

东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淡，无非高楼林立，灯光璀璨，电子大屏幕很密集，女孩们人手一只LV皮包。

中小城市，比如广岛、长崎、下关等，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深。这些城市富足、安定、平和，让人觉得住下来会很不错。广岛有个住宅区，里面有个小棒球场，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觉得心很静。

从下关到博多，坐新干线，途中我曾看到过一片美丽的稻田。阳光之下，日本传统样式的农舍重檐双叠，矗立在芊绵的稻田中间，比城市中的房子更多华贵之气，满眼风光，秩序井然，特别洁净。这是浑然天成的东方美景，画片上的荷兰风车瑞士木屋什么的，与之相比就太做作了。我觉得这就是儒教的理想国。如果你希望世界是美好的，人们之间友善相爱，如果你对历史的黑暗感到悲哀，对人类之间难以理解感到忧惧，那么安宁与劳绩会给你安慰。我在这里发现，人类并不总是像西西弗斯一样疲于奔命，土地是美的，生命可以与舒适和诗意联系在一起。

想到自己去过国内至少20个省份的稻田，那里却只有胼手胝足的辛苦生活，我怅然若失。

第四部分秋裤传奇

有一天，我嫉妒人家都有二奶，就我没有，就挑了一个最难看的姑娘，跟她说，你做我的二奶吧。她说，我知道自己的条件不怎么好，有人邀请我做二奶，是对我的恭维，我不图钱，图你也没有，也不图性，这个我看你也没多大能耐，我就图一品位——你告诉我，你穿没穿秋裤？我说，穿了当然穿了！那姑娘就哭起来。她说，我这样的人挑逗她，是对她的莫大侮辱，就当街狠揍了我一顿。后来我才知道，传闻说，时尚达人苏芒女士有言在先，时尚人士是不穿秋裤的。我想幸好这话跟苏芒挨边儿，如果是可可.香奈儿说的，那毒妇拿我剥皮实草亦未可知。

其实秋裤不只一种，大家的叫法也不一样。在北京叫秋裤的这东西，在南方叫棉毛裤，在沈阳则叫衬裤。秋裤在沈阳指的是另外一种裤子，是工人穿的，暗绿色，很密实，还有点儿耐燃。

小时候，在沈阳，冬天，我们可不只穿秋裤而已。我要穿一条衬裤，也就是北京所言之秋裤，然后穿一条沈阳意义上的秋裤，再套上一条毛裤，毛裤外面还有棉裤，最后还要穿一条外裤。这样一来，不算内裤，我已经穿了5层裤子。上装也是一样，我要穿衬衣、秋衣、毛衣、棉衣和外衣。这还只是穷人家孩子的穿法，有的孩子的父亲是处长，就穿12层。局长公子就穿24层。这样一来，我们都穿得像米其林娃娃，浑身充满弹力，被人踢一脚，就会弹出去好远。上学的时候，我们是不用走的，都是坐在地上往前跳，就像一堆会跳的棉花糖。有的同学跳得太高，就会挂在电线杆上，家长就只好拿粘知了的杆子往下粘。粘下来之后，孩子冻僵了，家长就骂一声“废物”，拿个乒乓球拍，拍回家去。有的同学跳得实在太高，挂在大厦顶端的旗杆上，就只好用加农炮轰，轰下来之后全身都是黑色的炮灰。还有的同学穿的秋裤太多，就跳得比谁都高，降落起来很费时间，有时我们已经上完了两节课，正在做课间操，就听上面有人喊，“让一让！让一让！”我们赶紧躲开，于是就听“日~”的一声，这名同学像陨石一样落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多层秋裤形状的大坑。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下雪的时候我们最怕摔跤，有的同学穿塑料底的棉鞋，太滑，就会摔到雪地里滚出去老远，跟滚元宵相仿，渐渐变成一只大雪球，看不清楚方向，就只好由别的同学给他指路，“拐了！拐了！”这样一路滚到学校，就像蚕蛹钻进了雪棉豆沙，已经有东方明珠塔上面的球那么大了。这时候凭你刀砍斧劈，都不足以把雪球打开，就需要校工提来开水，在雪球上浇出一个洞，才能把里面的同学救出。有一回，浇出一个男孩，一出来就嚷嚷着要上厕所，可是他尿不出来，我们一看，大惊失色，原来他尿尿的工具已经消失不见。还是黄校长有经验，他充满慈爱地摸了一会儿，说，“没穿秋裤，冻小了！”我们就只好给这孩子抹上酵母粉，慢慢发起来。

你看，小时候我们就生活在如此冷酷的环境中。在零下20度的气温里，滴水成冰决非夸张，只有货真价实的蠢货才会装细高挑儿。长大之后，我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冷酷的环境中。我曾在《智族GQ》工作过一段时间，学习到了不穿秋裤会更得体一些，穿贵一点儿的衣服可以更显优雅，等等。不过我始终觉得，在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事比时尚更重要，更需要人们去想，去谈论。在这里，比一个人看起来怎么样更急迫和重要的事情多如恒河沙数。

不久前的一天，我吃了一片阿司匹林，真神了，竟然一下子穿越去了当年，遇到了那个冻小了的孩子。我问他，你是富二代？他摇摇头。我又问，你在《时尚芭莎》工作？他又摇摇头。你是北京文化圈儿的？他又摇摇头。你想找个二奶？他还是摇头。我就说，那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他说，你别说了，我不就是学人家不穿秋裤嘛，不比你学人家去做时尚杂志强吗？

第四部分一笑倾城

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嫁给了上一届的师兄，作为两名中文系同学，当时他俩身穿礼服，乘坐敞蓬汽车穿过寒风劲吹的大连街道，冻得瑟瑟发抖，却仍坚持着在棒槌岛的沙滩上念完了中他们最中意的选段：“来吧，一切都很好；勇气，我一点儿都不缺！”听了他们无畏的宣告，大海就泛起了不平静的波澜，而我正是旁边那个忍俊不止的家伙。如今我旧事重提，可不是在讽刺什么，至少不完全是。这事儿是有点儿离谱，尤其在今天看来，但更重要的是，它正是他们一生中的美好时光的一个部分——人世间所谓的美好，其实就是未必美好却恰逢其时吧？

在豆瓣网，我参加了“搞笑新闻搜集小组”，也参加了“悲惨新闻搜集小组”，我发现两边儿的新闻其实差不多。我越来越能嬉笑着看待悲伤，也越来越能庄重地对待笑话了。以往我会觉得，对着大海念是脑袋抽筋的表现，现在却会想，时光荏苒，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往日的生活啊。年龄的增长会让你不再像以往那样高估聪明的价值，更少享受嘲弄的乐趣而更多地体恤他人。

我觉得我们说太多的笑话，也许是生活速度太快，每个人都有眩晕感之故。心理学家说嘲笑是对恐惧的回应，说得蛮对。如今在网络上，在饭桌上，人们嘲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多，可是并不比以往更自信吧？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经说，当他对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他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跟茨威格完全一致：年轻人未必总是对的，但是即使错，他们也总是有理由的。对今日的中国生活来说，“今天和昨天与前天之间的桥梁”同样不复存在。我们可能轻易地认为，我们已经在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上飞驰了这么久，多年以前的土路上必无风景。我们也可能会满足于自己的成熟，而不再珍视诸如“天真”、“信念”之类的东西。比方说，在1993年，如果我能知道多年以后我就是这个样子，当个记者遛遛哒哒，没准儿就干脆自戕了事。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忍受如此平庸的日子呢？别忘了，“勇气，我一点儿也不缺！”如今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勇敢只是滑稽的和可爱的——年轻人总是显得比成年人勇敢，恰如小型犬总是比大型犬显得勇敢，可是宠物专家说，那不是勇敢，只是容易激动。然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嘲弄那些冲动的小狗。

我们有着成年人对年轻人的嘲笑，现在对过去的嘲笑，优越感对卑微的嘲笑等等。有时我觉得整个国家都发出着各种笑声，尽管我们仍旧比较木讷迟钝。过去是凡有水井处皆有柳词，如今则是凡有eb处皆有嬉皮笑脸。有些人可以把嘲笑变成一种艺术，可是在我们当中，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太少，业余爱好者却太多。因此一方面我蛮喜欢看某一两个人逗趣，另一方面又苦恼于到处都在白痴似地笑个不停。

格外令人讨厌的是成年人带有成见的笑声。在YOUtOBE网站上曾经有过一个风靡一时的短片，内容是一个男婴不知道为什么咯咯笑个不停，这孩子长得可爱，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让看片子的大家都跟着开怀大笑了一场。我喜欢这样的笑声，它就是因为觉得好笑而笑，不附带任何偏见。成年人的笑就没这么简单了，要是内涵丰富起来，实在是让人觉得了无生趣。如今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没有什么是没被我们嘲笑过的，可是其中有多少是经过甄别的呢？

我自己也常常发出笑声，其中的大多数也很无聊，不过我倒是喜欢在东京的一次。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请我们在三角宽他们家吃了怀石料理，味道很不错，然后就带我们顺路参观东条英机的墓地，想请我们实地体会一下日本的宽恕死者的文化传统。在墓前他说了一句多余的话：“请各位不要侮辱死者的墓地。”我突然就想到了自己冲东条英机家的墓碑尿尿的样子，于是腹中暗笑不已。这笑来自童稚年代，就像看到校长摔了一跤一样不可遏止。它毫无声息却又如此剧烈，以致东京上空紊流丛生，鸟儿都飞不稳啦。

第四部分小神蒙巴第

早在上初中之时，由于爱抖机灵，我往往与班级里某些衰人一道，被老师告诫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今想来，在汉语的诸多劝世警句中，这很可能是最常用的一句。这话听起来是个循循善诱的意思，可实际上很凶暴，跟“你tMD老实点儿”差不多。那会儿我智商很低，不能领会老师的意图，总以为自己没有坐正，一个劲儿地在椅子上挪来挪去，结果直到现在屁股还总是朝东南方向歪。

如你猜到的那样，在老师与我的争拗当中，永远是老师不对。其实当时我并非不良少年，只是有些嘻皮笑脸、没心没肺而已，老师犯不上生那么大的气。按照罗伊?阿伦德哈蒂在小说《卑微的神灵》中的说法，我辈仅仅属于“小神蒙巴第”一类的人物，若说有错，也只是从无宏大理想，天生是个小角色。

我一向以为老师更应该收拾阿伦德哈蒂说到的另一种人，与“小神”相对，他们叫作“大神拉尔坦”。这类“大神”是“庄严的、咆哮的、有力的”，胸怀壮志，城府深沉，总想着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打比方说吧，我觉得学生会主席啊、演讲比赛冠军啊、校园篮球赛里撞成了脑震荡仍坚持上场的粗俗货色啊，总之各位特“事儿”的主儿，都属此类“大神拉尔坦”之列，应列入严厉打击的名单。

可惜的是，从无任何一位老师尊重过我的意见。不仅如此，等到我长大成人的年代，“大神”们早已成了世界的精神领袖。

韩剧里的那个女厨师，就是最近比较有名的一个“大神”。这姑娘参加了皇宫里的烹饪大赛，每做完一锅石锅拌饭都要演讲一番，还拿了一串特难吃的山草莓给中宗吃。中宗说，怎么这么难吃呀？她的回答倒是滴水不漏，大意是：难吃怎么了？给你难吃的是瞧得起你，让你想着天下生活艰难的子民，你可别不领情呀。最了不起的是，中宗一听，差一点儿潸然泪下。这种忆苦饭就是典型的大神趣味———东方人都喜欢高洁的情操，天生就是崇高胚。

这个电视剧据说是用来励志的，从这个角度说，里面的情节倒也合理。不过如果审视一下我们的生活，这事儿就有点儿莫名其妙：今日中国的每个人都在人生中奋力拼抢，斗志之旺盛，不输英超比赛里的“疯狗精神”，还需要励什么志呢？

“小神”式的人物看见这一幕，就非笑疼肚子不可。当然了，笑得好的话，这个小神也能出名赚钱，晋升到大神之列。在事业的早期，伍迪?艾伦就是专干这个的，那正是他最可爱的年份。他写的那些小说和讽刺文章其实都是单口相声，包袱好不好另说，颇有小神蒙巴第之风采，因此很讨人喜欢。不过世事总是如此：终于有一天他成为了特别深沉的国际大导演。最让我觉得可惜的是，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小神。这个世界上光辉耀眼的大神太多了，何必凑那个热闹呢？

大多数普通小神还是在老老实实地“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天清早，我的一个朋友到雍和宫玩，看人家烧香，她也烧了一炷，人家问，你有什么愿望呢？这可把她难住了，因为她是那种向来不对任何人提要求的人———至于对超自然的某人提，更是想都没想过。冥思苦想了好半天，她最后结结巴巴地说：“世界和平。”人家一听差点儿气晕掉，不得不反问她说：“你就不想找个好工作什么的？”

所谓小神，我看就是这种笨蛋：他们找不到好工作，恰恰是因为根本就没想到该去找份好工作。如前文我的自况，“没心没肺”。在阿伦德哈蒂的小说中，小神是荒谬的，他们有一种多余的敬畏：“文明对自然的敬畏，男人对女人的敬畏，权力对于没有权力的人们的敬畏。”这话说得有趣，却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我们的常识是，谁也不会敬畏没有竞争力和攻击性的小角色。说到底，我辈的梦想只有一个：这个常识是错的。

第四部分帅哥都是小甲鱼

往日不可追回，那个对帅哥像春天般温暖的少年早已随风而逝。当年我气度恢弘，对于他们以美貌对我的自信做出的冒犯并不介意。打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汤姆.克鲁斯就得到我的坚定支持，而布拉德.皮特和金城武干脆就是我向周围的女生们推销出去的。这种宽宏一直持续到现在，若非在本届欧洲杯上暴露出其怂蛋的本来面目，贝克汉姆还会继续得到我的推崇呢。

高中时代我的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是帅哥，由于我的陪衬，他们浑身洋溢着神一般的光彩。当时我倒是觉得这样很好，至少可以表现这个班的物种多样性——天地明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傻瓜一类的，我则聪明伶俐。但是我当时的女朋友很不高兴，她说，你怎么总跟那几个混蛋混在一起呢？如今我知道那个女孩是因我自取其辱地凑到帅哥群中而自觉丢人，恼羞成怒；可是当时我那么单纯，却以为她已中了我的妙计，对帅哥们充满鄙视，还在心里像疯子似地“hIAhIA”笑呢。

时光荏苒中事情终于变化，倒不是说发生了哪个帅哥抢走了我的女朋友之类的重大悲剧，而是说我终于通过无数微不足道的细节，缓慢地领悟了一个真理：女孩们都喜欢帅哥，而不是讨厌。

由于多多少少是个自然主义者，这一发现对我而言不啻是个重大打击。老实告诉你吧，我沮丧地考虑过是否此生休矣，以后是否只能全凭内涵泡妞之类的问题。至少在吃饭时幻想过三次拧断某个坐在附近的帅哥的脖子，四次想向他们的盘子里偷偷吐唾沫。

最可恨的是帅哥无处不在。北京有几个饭馆用玻璃、皮件一类的东西装饰得黑不溜秋的，去吃饭的帅哥美女就相对多些。美女多当然好，但是帅哥也多就太没劲了。我在饭馆的留言簿上大肆写了些泄愤的话，其中有一句是我比较得意的，不揣浅陋复述如下：帅哥都是小甲鱼。其实不是甲鱼啦，是那个更可爱的词。千真万确，那本留言簿现在还在什刹海边的一个云南饭馆里摆着呢。

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意识到美女们先做帅哥的马子，然后再嫁给有钱人，完完全全是谬乱之举。她们凭什么不是先做我的马子，然后再嫁给有钱人？众所周知的道理是，她们本该会倾慕我的，要是全世界的帅哥都不曾出生的话。

《圣经》里的阿伯拉罕帅得无与伦比，可是他的后世传记作者强调的却是心灵，“他的脸上反映出他灵魂的纯洁”，可见美貌远非终极价值。就当代标准来说，有礼貌和懂分寸才是男人的基本价码所系嘛。据此重拾了信心之后，在那几个帅哥聚集的饭馆里，我说起话来格外大声，讲起斯里兰卡劳工问题来格外投入，举手投足间就很有种特别的风采。

后来一个女孩实在忍不住了，小声儿地提醒我说，瞧你自卑的，诈唬什么呀，下次我们不来这种地方就是了呗。

第四部分永失我爱

不知道为什么，非逻辑性的爱情总是更能满足我的幻想。据有些专家研究，每个人头脑中都先天存在着一个爱侣图象，觅偶原则往往由此而来。法国图尔大学的教授阿兰科尔班更没谱，他在《气味的历史》中说两情相悦的基础在于气味，是否爱上某人，全要看一个叫犁鼻器的器官做出什么反应。类似这种天赋爱欲的学说我统统喜欢，可见人是动物啊，而且茫茫人海，情爱姻缘，早有神圣莫名之本质。

可是造化弄我，非逻辑性的爱慕往往无疾而终。换句话说，我居然从没喜欢过那么多本应喜欢的女孩。

比方说吧，按照我的本性，我本该喜欢上某个黑人女孩，不是那种巧克力色的，而是炭黑的，她们多迷人啊，可是我从没向她们倾诉过衷肠。我还应该喜欢小眼睛的鬈毛儿女孩，最好戴耳钉，穿很短的短裤，要是成天一副懒洋洋的傲慢无礼的样子，我更会喜欢死啦，可我也没行动过。所以说，这一生中我失去的爱人太多了。

多年以前，我舅舅有过一个义女，貌美如春日早晨的铃兰。当她站在我舅舅家的阳台上吸烟时，爱慕者们便在楼下空地上大量啸聚，半条街都回荡着他们故意弄得很响的自行车铃声。她每周去他家一次，这种戏剧性场景就每周上演一回，最后我舅妈忍无可忍说，小玲啊，你去让那帮小子走吧。

我琢磨，小玲就像猫不希望鱼走一样地不希望他们走。对于她这种残忍的美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描写得好：她们注定要让你伤心一回，要让你摸不着头脑一回，直到你脸上挂上泪珠，她们才会心满意足。

由于我非常狡猾，我从来没喜欢过她，可是她那么坏，我本来是应该喜欢的。

在青春期，我总是会在公共汽车上柔肠百转，因为不时会有女孩子因为一点儿什么事儿就大声嚷嚷，“去你妈的！”这话我一点儿都受不了，听了就感觉爱如潮水将要把我包围。世界上最可悲的事，莫过于曾经有无数如此有生命力的娇叱充盈着耳朵，可是却因为修养文化的关系，只能去寻找自己那一个林徽因。

我的林徽因指责说，我这么多年之所以做得还好，完全是因为刻意努力，而不是出于真性情。用她的话说，“你其实是个演员，别演着演着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之所以觉得她说得不对，是因为我并不是只喜欢古怪又虚荣的女孩。

高一时，有三分钟，我喜欢过一个不知道怎么摆弄右腿的女生。当时我们在列队齐步走，她突然就灵感迸发，走出了花样儿——该伸左腿时，她伸左腿；该伸右腿时，她还是伸左腿。我一直琢磨她的右腿在干嘛，但是还没琢磨明白，就突然爱上了她。如今越是叶公好龙地回想那种保护这个笨蛋的欲望，我就越是忧愁地发觉时日飘渺，早已永失了无数的我爱。

第四部分美人卷珠帘

迄今为止我有两个重大遗憾，一个是没骑过熊猫，另一个就是没能当上22岁时的伊莎贝尔.阿佳妮的老公。我深感没有任何一个美女能够和阿佳妮相提并论，甚至嘉宝和凯瑟琳.赫本也不能。阿佳妮本身就意味着独一无二，这件事你要是有胆反对，我手下的兄弟们会见你一次扁你一次。

这么跟你说吧，只要看看阿佳妮，再看看现在的好莱坞女星，你就知道啥叫仙女，啥叫婆娘了。有很多没见过真正的美女的笨蛋，使劲儿推崇正在当红的贝鲁奇的美貌，或者惊叹苏菲.玛索有多么美艳，其实她们算哪根葱，顶得上阿佳妮的一根小腿毛吗？这个曾经令整个法国疯狂的美女，受到大导演特吕弗如此热烈的恭维，也仅仅是恰如其分而已：“单是你的面孔就能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单是你的目光就能创造出戏剧性的氛围。”

我想这句话说明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真理：伟大的美女需要有能够装满一艘航空母舰的内涵，而不是拿一浴缸就来糊弄人。

在《阿黛尔·雨果》和《罗丹的情人》这样的电影中，内涵就意味着完美。你很少看到有哪个女人会随时逼迫你注意她的“美”，而不只是“正点”；更很少看到有哪个活物而不是书籍，能够那么深刻地表现出人类的普遍经验，那些幻想、绝望和心弦搏动。

我承认，阿佳妮的强烈个性和读书癖，亦投合了我的个人趣味。在我看来，她的如此悲剧性的表述是一种内心高贵的标志：“明星不过是一个死去的天体，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发光。”

阿佳妮在《罗丹的情人》中扮演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克罗岱尔，亦是我心目中的大美女之一，神经质的性格使其魅力大增。另外，罗伊.阿伦德哈蒂也是我心目中的美女典范。这位印度女作家以卓越的长篇小说《卑微的神灵》获得布克奖，眼睛像牛犊一样漆黑，嘴唇像佐罗一样傲气。这么说吧，要是她年轻10岁并且肯做我的女朋友的话，我一定给她买最好的棉花糖吃，整夜整夜地不让她睡觉……要她讲美丽的故事。

如此倾慕心灵之美，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宜。我们生活在一个三角内裤的时代，而不是四角的，人们更爱享乐而忽视灵魂。我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一趋势，如果你是美女，没准儿我还假装银行大盗来诱惑你呢。我只想强调这个事实：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家常那一款，真正的美女也是一样，她们是人们心中的至美世界的象征，又以性格的细微光芒，让人引为知己。

在对美女的品位方面，有两个流氓是很有趣的例子。《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王景隆算是我的对立面，初见女友苏三时，他心中惊艳：“总然道学也迷魂，任是真僧须破戒！”——除了不健康思想，就没别的了。黄飞鸿的老爸就比较拽了，算是我的半个同道。在电影《黄飞鸿》里，他两次吟哦，“美人卷珠帘，深坐蹙娥眉……”这招很不赖，至少让李白的以哀愁为美的价值观，在千年之后得到了滑稽的回响。

当布兰妮决定与凯文-费德林结婚时，她对记者说出了一句精彩的妙语：“我吻过许多青蛙，如今终于找到了王子。”这句话却让我哈哈大笑，因为她卖弄得真不错。可惜的是，她和同辈们的聪明也就仅此而已。教养和心性是两回事，会读海德格尔或者会4门外语的漂亮白痴多着呢。

第四部分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

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居民来说，2004年看上去就好像是新黄金时代的元年。虽然本国前一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0，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增长，不过他们已经先富起来了，据说已经开始排队进入中产阶级。生活变得沸腾的标志之一是，崭新的经济型小汽车在街道上多如蟑螂。另外，小狗们的面首化，我想也该算作时代巨变的新佐证。在我居住的这个以狗为本的小区里，它们依偎在少妇的怀里，喷着香水，甜蜜乖巧地穿着无袖小毛衣，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打扮得像个白领帅哥。

笼统地说，这一切我都很喜欢。很多年前我们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政府亦认为黎民百姓大有成为圣人的潜力，因此空乏其身，晓以大义，搞得国家不成样子。现在大义还在晓，但已经开始“小人喻于利”了。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的理论，后者正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石。

不过，没有没有背面的硬币，除了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我们的中产阶级后备军的生活的背面，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多少有点儿“言语乏味，面目可憎”。有几次与准中产人士吃饭，对我来说都是滑稽而震惊的经历。你很难相信，他们竟然在几个小时之内反复开着完全同样类型的玩笑。

按照国外通行的标准，年收入3万美元是中产阶级的最低线，6万美元才是平均值，我国的所谓中产顶多算是比较大的小康。可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安逸，居然能够把人们的生活视野变得如此狭窄。不仅如此，还能让一些本来挺聪明的脸，变得时时谦逊地隐藏着满足的表情呢。

与他们相比，我的一个朋友要有趣得多。他接到类似的人的电话就说，不成，最近我买了一台数字高清的大电视，所以不能跟你们喝酒了，得早点回家看电视去。我挺喜欢这个爱扮富农的朋友的幽默感。跟几个30岁下上的准中产者吃一顿志得意满的越南饭确实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去看高清的“超级女声”呢。

诗人和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曾批评说，中产阶级背离“美智”，相当于非利士人——在《圣经》语境中，约拿单和大卫王的敌人非利士人代表着自满、庸俗和拜金。这个说法与美国“纽约客”派小说家们的观点差不多。我们的准中产阶级至今还算新锐一族，多少留有那么一丝新鲜躁动的冲劲儿，不过在趣味上，他们快赶上国外的前辈们了。最温和与最激烈的说法我觉得都是，实利主义已经主导了他们的人生观。

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哈里森等专家们认为，有时候文化比制度更重要。马尔克斯在中写得很生动，“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唯一的区别，不过是自由派5点钟去听弥撒，而保守派是8点钟去。”要是新锐阶层与保守阶层同质化，那么任何进步都会变得很费劲，我不喜欢这个前景。

有时我想，如果把纽约整个儿地搬到北京，富豪阶级的快乐值就会大大增加；而如果把巴厘岛搬到塘沽，准中产阶级的同学们大概就会认为这个世界完美无缺了。这大概说明了金钱多寡使人们大异其趣。我倒是喜欢把九寨沟搬到什刹海的主意，不过他们可能觉得不够劲儿。

我觉得值得尊重的生活常识是，混到较高阶层是件大好事，但是如果能够保持活泼的趣味和独立的自我，就会更好些。北京的东方广场里有个商店，售卖的琉璃链坠中有一块名字叫“不会为你改变我的样子”，我觉得有过青春的人都该想想这个句子，是不是什么时候再混帐一下，对外面的功利潮流说上一次。

第四部分范式独裁

我遇到过不少有神化自然的倾向的人，也遇到过不少有神化法国的倾向的。要是你提到协和广场啊，安东尼奥尼啊，他们的汗毛立刻就竖起来。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碰见几位足球俱乐部经理，正跟一位法国足球教练吃饭，说到巴黎，经理们说英文，读作“帕瑞斯”，法国教练就用法语纠正说：“巴--里！”经理们恍然大悟，统统迷醉而优美地跟读起来：巴--里！

要是你能听见他们发出的那种童声就好了。那声音是那么的稚气、干净，从西装革履、自命成功的中年男人嘴巴里迸出来，真是神才能创造的奇迹。

还有一个奇迹与照片有关。以前我看过一个外国记者拍的新闻照片，上面有个男孩，用一双绝望的眼睛瞅着镜头，患有严重的脑积水，脑袋像篮球那么大。那天他突然出现在王府井地铁出口处，被妈妈抱在怀里，瞅着我。那刺激的确非常剧烈。过去看有关人类苦难的照片，我总是觉得那些图景离自己很远，不是在刚果金，就是在卢旺达。可是突然间，遥远的图景实体化了，就在眼前。

那几天我一直忘不掉这画面。回忆自己看到的各种悲剧，看过的忧愁的电影，读过的绝望的书，领会过的悲悯的哲学，渐渐就不知道自己在琢磨什么了。

后来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事儿，她很冷静地问，你给钱了吗？我说给了10块。她说，那你上当了，抱这小孩儿的肯定不是他妈，是别人，靠他赚钱呢。

要是米兰-昆德拉来写这个事儿，他差不多就会写：那个未能从悲剧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男人的大脑突然空洞，气雾化了。要是在日本漫画里，我的耳朵旁就会出现一颗橘子大的汗珠。

这种有趣的事情真的很多。多年以前我特别相信梵-高在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的一句话：人生就是痛苦。我觉得这是最强劲的真理。我始终相信这话，直到某次在电视里看到，它从一个贪污犯的嘴巴里说出来。梵-高一下子就滑稽化了。

有一首挺有名的歌，叫《月亮背面》。去年我采访一位女戏剧制作人如何摆脱了惨痛私生活带来的心理阴影，写完了稿子在标题上卡了壳，于是就叫：某某从月亮背面归来。我当时发了痴癫，还觉得不赖呢。过了一会儿才琢磨过味儿来，挺厉害呀，写篇新闻还弄出个Et来。我不禁扪心自问，你丫怎么不写从月饼背面归来呢？

这类跟范式有关的东西太多了，它们不是不好，问题在于排除了更多的可能性。什么法国范式啊、正义范式啊、艺术家范式啊等等，如果能忘掉它们，倒是件好事。因此我特别不爱去那些寒酸得很有风格的酒吧。

第四部分梦幻启蒙

在大学里，有一次我们正在等待上新闻写作课，有个胖大的男人闯进了教室。这人穿着大花短裤，趿拉着拖鞋，像个垮掉的中年，晃晃悠悠的，开口就想驱赶我们，“新闻这玩意是个人就能写，你们还学什么呀？”稍后我们获知，这位狂徒正是新闻写作课老师本人。这事儿发生的年代非常古老，那时贬损自己的事业是种风度，宣讲常识就能博得喝彩，而报纸上的新闻全像机器人做出的饼干一样干干巴巴。幸运的是，如此有趣的老师并不多见，否则我就真的可能沦为一个彻底的二流子了。

正如这位老师的预言，大学新闻课对我们全无益处。花了整整4年，我终于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普利策和赫斯特。走出校门时，我琢磨着，这是我能用来阻止别人说我是猪的唯一理由。

除了当时的新闻教育有点儿冒傻气之外，我觉得使自己倒胃口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个挺古板的事业。对于上述两位美国新闻大亨，很长时间里我并不很感冒。让我大感兴趣的倒是赫斯特的女儿，她曾被绑匪劫持，最初痛苦不堪，却在某一天突然转变为暴徒，跟他们一起去抢劫银行。要是你知道这世上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苹果变成驴子，你就能解释这则趣闻了。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记者在年轻时的趣味就在于此，我们需要某种狂野的魅力，而不是会议报道。我们领受的新闻启蒙是梦幻式的，若非，就是法拉奇——不仅没有呆板，甚至连平淡都没有。童年时期我们读的《丁丁历险记》就更甭提了，作为一名在小便池里都能找到独家新闻的记者，丁丁比起007来不遑多让，连他的那条雪纳瑞犬都比《南方周末》更有力量。

相比之下，现实中的记者生活实在难以让人满意。有时你确实会看到欢乐，可是另外一些时候你看到的却是生活像泥沼，上帝又很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我们怀着希望，愿人有赤子之心，让晚风吹拂处，他人也能惬意。可是我们的失望总是与希望一样多，这多少会令人茫然。

与上述梦幻般的新闻教育相比，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讲述的故事就要朴素多了。他说他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师、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都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花很久的时间重建了更为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伯格曼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共建人类文明的大教堂。

我觉得对于野心勃勃的新闻人来说，这是个挺有趣的故事。其实真是如此，一个馒头吃不出胖子来，营造文明大厦所需要的忍受劳役艰辛的记者，必不只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也必不只在某一处。

即便谈及如此庄严的话题，我也要说，对记者们来说，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并不是如何发表新闻，而是哈哈一笑。新闻这玩意的确是个人就能写，可是如何考证我国的这些手持记者证的两足动物到底是不是人呢？这个问题总是让我忍俊不止。

第四部分无水之城

住在北京可以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既不安又自得的心灵摇摆。看看街道两旁那些庞大的灰色现代主义建筑，你会觉得掌握着审美权的叔叔们还沉浸在我们小时候钦敬的那种美学中，彼时我们吃过了糖果，要求妈妈再给读一遍《小灵通漫游未来》。另一方面，时髦一些的建筑师们扮演了另一端的钟摆，说服人们接受更自然一点儿的趣味。根据这后一种风尚，房地产开发商们大力推销各种“水边居”，倒是相当切合官方在奥运规划中描述的“人在水边走，船在水中行”的愿景。

鉴于富商巨贾们可获的丰厚利润，我猜测他们在电脑上是这么干的，其意图跟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中摆弄地球仪的举动差不多：找出威尼斯地图，按Ctrl＋c复制，再找到北京地图，在上面按Ctrl＋v粘贴并覆盖，喀嚓喀嚓20次直到面积够大。

傍水而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原型之一，对此我并无意见。居者有其水，人民之所欲也，亦我所欲也，惟一不足的，只是不能按欲分配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不大理解那些甘愿为了一片绿了吧唧的水面多掏十几万人民币的烧包———用同样的价钱，买套窗下有一弯清澈的游泳池的房子多好，连泳装美女都顺便齐了。幸好，还有些和我一样没情趣的人存在，可以让我心下稍慰。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什刹海边的胡同里，被大家羡慕得不行，她却总想着搬到三环外去。因为每天晚上青年男女流氓们堵着她家门口接吻，数量之多，实在是太惊人了。

如果我的观察不谬，那么什刹海边的人口密度之大，已经超过簋街饭馆门口那些塑料筐里的小龙虾。其摩肩接踵的程度不仅使急于寻找饭馆座位的人类陷入疯狂，就算是狗狗，也多有精神苦闷的征兆，甚<kbd>ｈｔｔｐ://</kbd>至到了把人腿当作电线杆、公然尿其根部的地步。按照最简单的供求原理就可以解释，如此繁华、滑稽又痛苦的状况的根源，恰恰在于这城里根本就没什么像样的水。早在20多年前北京就开始嚷嚷缺水，近年又起沙尘暴，南水北调乃是国家大事，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不傻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么个结论：让有钱人去凑“买水”的热闹就行了，我们还是别跟着起哄的好。在我看来，那些告诉你应该抢购这个城市的潋滟水光的人，迟早还会向你推销月亮上的长春藤。

窃以为经济学之所以比哲学容易理解，就在于它缩小了研究范围，找到了金钱这个现世中威力无比的第一推动力。现成的证据就是，因为北京急于推出升级版，这点儿水面的功能早就不只是覆舟载舟那么简单了。因为卖上了好价钱，它还能帮助人们忘记骆驼们在老城的土道上扬起灰尘的寒酸记忆，在温榆河畔找回东方帝都的虚幻的好时光呢。

在《爱的荒漠》中，法国作家莫里亚克令人诧异地把大西洋边的湿润的波尔多市描述成了一个炎热干渴之地。作为一种主观叙述，书中景象其实全系那位困于情欲和愤懑的少年雷蒙的个人化体验。类似地，北京各KtV包房里不时传出的田震版的那句“内心的狂热”，亦可用来象征我这类受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毒害的笨蛋，住在“适水而居”的城市里是多么地上火。

第四部分说点什么

在美国小说《兔子富了》里，绰号“兔子”的安格斯特罗姆靠经销日本汽车发了财，他的儿子处处和他唱反调，说：“欧洲车总想说点儿什么，可日本人做出来的不过是些小铁盒子。”这句话倒也言之成理，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我想的确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物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不是能够“说点什么”。

那种译名为“芝宝”的打火机，每一款的结构和内芯都完全一样，仅仅由于外壳图案不同，价钱就能差上好几倍。没有人认为不同颜色的驴子就该值不同的价钱，可是有谁据此质疑过“芝宝”呢？这东西那么贵，一只就顶得上800只塑料打火机，显然更该成消费者挑剔的对象，可是没谁在乎这个。甚至没什么人在乎它的使用功能，大家买上一只，就是想没事儿的时候在卡其布裤子上蹭热它。

一只好的打火机不仅应该让你闻到汽油味，还该带有某种价值观。比方说，跟甲壳虫乐队有关的打火机要贵一点儿，跟玛莉莲-梦露有关的要便宜一点儿，跟哈雷摩托有关的就更便宜一点儿，这说明货品的优雅程度和它的价钱成正比。

可惜的是，这种在趣味上邂逅知音的安慰感并不太多。你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差不多都觉得，它们对你没什么好说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每个城市都变得言语乏味。这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走在街上，看到专卖“城市生活”的商店，里面卖的东西都是一个牌子。

对于挑剔的人来说，能说点儿什么、想说点儿什么的地方就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一个朋友这些年来把五大洲走遍了，最近告诉我说，他要回布达佩斯。我问为什么，他说，别的地方没个性。他对布达佩斯的评价跟海明威很接近，应该没什么错。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绕着地球找个性确实是太奢侈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固然喜欢一些好汽车说的动听的话，比如甲壳虫说的年轻，奥迪tt说的酷，蓝博基尼说的想象，法拉利说的欲望等等。不过，真正让我一听见马达声就高兴的却是夏利。依据“兔子”的儿子的理论，夏利肯定是木讷无言的，但我却能听出来，它每天都在路上亲切地说着“我可是1块2的。”

相反，由于一些形状恶劣的老板们的钟爱，我看本来俊美健谈的奔驰反倒是啥也不会说了。

在中，主人公奥斯卡在首饰商店里赞叹不已，因为他听到了珠宝们说话：“金首饰喜欢被放在黑色天鹅绒上，银首饰则喜欢被放在灰色天鹅绒上。”我还真在商店里验证过这一点，如此搭配，确实富有和谐之美。

对于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自然会理解到不同的话语。孔子觉得泰山有崇高的力量，我却觉得它台阶太多极其无聊，这除了表明孔子受见识所囿之外，大概也说明我的趣味比较低级。毕加索喜欢黄金，说它有“太阳的颜色”，而我却以为黄金很俗气，这大概还是我错了--名人跟领导一样，对于世界万物总能“说点什么”；而我们跟小铁盒子差不多，喀哒一响关上盖子，管那么多鸟事呢。

第四部分沃伦式新闻

每当看到一部国外的获奖新闻作品集，我都会大有兴趣地在里面搜寻粗糙有力的篇目，这大概是由于我自己从来都不粗糙有力的缘故。对于精美的报道，由于了解得多些，我反倒没什么兴趣。我是这么想的：你们再精美，还能精美得过沃伦式的新闻吗？

罗伯特.潘.沃伦的《春寒》是我大学时读到的最完美的小说之一，讲述一个小男孩在春寒时节路遇一个流浪汉，感到恐惧，并在成年之后仍难忘怀。全部情节就是这样，他遇到他，害怕了，故事就完了。我觉得这里面体现的理解力真的很棒：童年时代偶然发生、并不严重的恐惧经验，其实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可是，假设这个男孩因此在成年之后裹挟进一个杀人案件当中，哪个记者会采访到这个根源呢？

相对于那些文学天才来说，不得不承认，记者们对事件和人的理解力总是差一些。我相信正是这个差异，而非纪实和虚构的区别，使得传统新闻无论如何也难以具备小说式的深邃价值。实际上，题目中提到的以沃伦的名字命名的新闻并不存在，我只是相信，本来可以有那么一种新闻，比我们看到的全部新闻都更好。可惜，“好”并不是评价新闻的标准。全球所有的媒体似乎都更在意记者的工作是不是及时、独家、有料。如果有哪家媒体真正地信仰进步的价值观，勇敢地推动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媒体中的MVP了。大学毕业后，我逐渐地醒悟到，这完全是对的。公众确实需要时政动向、报道重大事故和杀人案，以及实用有效的发言，而非它们背后隐藏的更微妙的真实。

以前我曾梦想过报道这样的新闻：本报讯，昨夜北京春雨迷蒙，零时许，平安大街旁灯光灿烂，一棵老槐树静静地死去。本报讯，大连理工学院的一位女生昨日观看海豚表演，突然泫然欲泣，因为海豚跃出水面的那一刻，让她觉得世界真美。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气倒几位新闻学老师，不过至今我仍然相信，无论从哪个标准判断，如此美丽务虚的新闻都无可指摘。可是我大概永远也不会那么写，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真的是除了趣味之外还有职责。就算你像我一样没谱儿吧，可是当你看到曾被国家多次感谢的举重冠军贫病而死；听见对面的沉闷的男人说他妻子某月的收入只有4毛6分；看到那么多的孩子们因为医院的缘故而变得双目失明，你也会放弃那些半吊子遐思。你会琢磨琢磨自己的脚踩在哪里。你会感到自己虽然狗屁，但血也总是热的。

这时候我就会忘记沃伦式的新闻，嫉妒地想，现在同事某某以及某某某，正准备挖人家黑幕，隐姓埋名地在某省的危险地带假装溜达呢。我为他们而感到自豪：在粗糙而非精美的时刻，记者才会接近时代的潮流。

第四部分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结尾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这个人：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这句话中有一半儿借自凯鲁亚克的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很显然，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同一本书，让许佳同学印象深刻的句子，则是描述两个人分手的，他们如此年轻，以致不会耽于哀愁：“爱情真像一场决斗，让我们再彼此深深地看上一眼。”

徐星同学最喜欢的则是这本书的结尾一段：

“在美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坐在一个古老的、破败的河边码头上，望着新泽西州辽阔的天空，端详着延伸到西海岸上，形成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的未开发的土地，以及延伸出去的条条道路，和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来来往往的一切和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我知道，现在，在爱荷华州，在人们允许孩子们哭泣的地方，孩子们在大声的哭泣着，今夜，星星就要出来，你可知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这颗黄昏的星星一定正在低下头来，在把它那熠熠的光辉投向原野，不一会，全然的黑夜就要来临了，黑夜将给大地祝福，将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隐没掉最后一片海滩，而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我想念着狄恩，马瑞阿狄，我甚至想念老狄恩，马锐阿狄，我们一直没有能找到的老父亲，我想念狄恩，马瑞阿狄。”

真是年轻无极限，悲凉痛快，酣畅淋漓啊。

废话太多了，其实今天要说的是凯鲁亚克的另一本书，《荒凉天使》。里的狄恩到这本书里变成了科迪.珀姆雷。1956年，斯奈德同学向凯鲁亚克同学介绍了荒凉峰，于是凯鲁亚克同学申请了一个火情了望员的工作，独自在饥谨山脉中呆了63天，脚下是荒凉峰，北面是霍佐敏峰，南面是杰克峰，他在那里与世隔绝，孤独、恐惧，漫步、参禅，冥想宇宙与人生的秘密。随便选一段儿平静好看的吧：

“我向上仰望霍佐敏峰，它依然充满力量，红褐色的顶峰高耸入云，我捡起那把铁铲，小心翼翼地择路而上，一边往桶里盛放新鲜洁净的白雪，一边填满某个很深的新雪洞里胡萝卜和卷心菜之间的空隙。我回来了，把桶里的雪倒在锡盆里，在灰土飞扬的地板上泼了点儿水。我拿着那个桶，像日本老女人似的往下走，穿过美丽的石南草地，给壁炉拾点木柴。

这一刻，全世界都是星期六的下午。”

从印象派诗人和画家们开始，到凯鲁亚克那拨人了结，在不到100年的时间，生活曾经可以是伟大的。如今，生活可以是渺小的。将来呢？渺小亦未必可得吧。“完全没有人知道，除了自己在可悲的趋向衰老以外，还将有何遭遇。”

第四部分在细碎的历史中飞行

只是在最近几年，我们这一代群才开始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情没有道理。在此之前，尽管黑格尔所说的“存在即合理”相当流行，其实在心底处，大家却都不愿予以承认。彼时市场经济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但还没有撼动我们的人生观。

我记得1998年5月，上海的绍兴路上的瀚园书店里有一条很狭窄的天窗。中午时分，阳光在那里流淌下来，介乎明媚和灿烂之间，唱机里突然传出《今夜无人入眠》。那是我一生中很多个奇妙的瞬间中的一个。由于阳光和安静的关系，那首歌在那一瞬间突然变得格外不一样。或者说，它呈现出了本来面貌。我继续喝着红茶，观察书店里的那些招待，也观望窗外的市井生活。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停顿了。

可是时间并没有停顿，仍旧把我们冲刷向前。

飞行也可以带来类似但次一等的心旷神怡。作为一个飞行迷，每坐一次飞机我就会真心诚意地高兴一番。刚到机场，我就开始开心了，非要在那些昂贵的机场餐厅里花掉不少钱不可。等到上了飞机，看到浅米色的内舱干净柔和，一排排座位像幼稚园的小板凳一样纯洁无邪，空姐跟女朋友一样亲切可人，还知道将有一份简装的点心或者锡纸包裹的热米饭可吃，我就心情愉快，要吹口哨了。

当飞机浮游在9000米的平流层中，雪白的云层在脚下滚动变换，我们会享受到内心的安静。即便手持打折机票，你仍旧可以不打折地观赏灿烂阳光，它是如此空荡荡，茫茫一片，悬挂到无际可寻之处。

我觉得飞行的乐趣就在于此，你可以远离现实世界，享受举世安息、宇宙悄然的几个小时。若说这是某种逃避，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一再重复。像打《罗马复兴》一样，要是你的国土被敌人占领了，那么领着几个农民跑吧，跑到偏僻处，一面等待敌人的双头马们赶来的可怕时刻，一面听听鸟叫。

当我们还是理想主义者时，因为那时光不停地消逝，我们会感觉自己是庞大牢房中的囚徒。那时我们还有少年时代的忧郁面容，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可笑的徒劳。可是在经济学作为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有关内心的一切冲突，就忽然之间变得平淡了。

我想这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我和我的同代人的故事，甚至不是一个有关年龄的故事。我相信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进程。21世纪，受到时代的价值观的影响，各种年龄的中国人，像夏天的芒果一样，无论大小，一起成熟起来。时代的水流漫过了每一只筏子，浸湿了我们的脚，而大雨迟早要来。

第五部分墙角见吧，无尾犬

上大学时，我读过《献给艾斯美——既有爱情又有凄楚》，里面那个叫艾斯美的小姑娘就像冻雨之夜的火苗。我也读过，讲的是一个永远的正太的故事。毕业后我读了《九故事》，关于形式感，这就叫珠玉在前吧。后来我又读了《弗兰妮和祖伊》，最初觉得我自己挺像祖伊，等弗兰妮的戏份够多了之后，我发现我更像弗兰妮。塞林格笔下的人物总是聪明的、孤僻的和非常有礼貌的，哪怕满嘴“他妈的”和“混账”的霍尔顿，也是个礼貌的孩子。

我觉得这其实带点儿高能孤独症的趋向。我就想，看来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本这个类型的小说。

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分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的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这种人长大了，就会跟人多有纷争，跟亲近的人相处也有困难。有一回，我只好向女朋友解释说，有一只狗，总跟别的狗打架，因为它没有尾巴，别的狗们见了面都摇尾巴，意思是，我们友好相处吧！它见了别的狗，心里也想着，Nice to meet you！可是它没有尾巴可摇，别的狗就咬它，它也只好咬回去。我就是这只无尾狗，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你知道，女人嘛，听了这个故事就感动得泪水涟涟，要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一番。我自然暗自得意，我小时候固然是一条无尾犬，可如今这么会编瞎话，可见已经有了好大的一条尾巴。

其实对我这样的人，通常的要求都是可以的，但是对塞林格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常理度之。我看过《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有个年轻女孩去找老年的塞林格，跟他上床，然后写书说他如何对她不好。还有个年轻姑娘去找老年毕加索，跟他上床，然后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我就想，你们还想怎么样呢？想得到这样的人的爱真是痴心妄想，他们的爱不敷自己使用。

艾斯美是谁？菲苾是谁？弗兰妮又是谁？我看都是塞林格自己的某个部分。这不是文学考证，但是我很有把握。小时候我深以自己没有锡兵为憾，可是我有塑料兵，我就把它们摆成一排，前进、卧倒、射击，敌人的坦克来了，它们从容赴死，我就潸然泪下。这些塑料兵是谁？每一个都是我自己。我上过战场上吗？没有。塞林格见过他那个级别的美与温柔吗？我看也没有。

也许你会说，你这都是拿你自己来猜测塞林格，你算哪根葱？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有那么一块葱田，上面长了大葱，就是塞林格，也长了小葱，就是我。我没长那么大，不能包饺子，是我的错。可是你说我不是葱，就只能怪自己太不晓事，难道你是茄子，别人就都得是个茄子吗？

J.D.塞林格前几天死了。生的孤独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独却将永恒。已经卖了3500万册，说了3500万次同样的话：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觉得这都能算是普世价值了。真是无尾狗的心声。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丝，将来在天堂的墙角遇见，也不会找他签名。我们葱不喜欢互相联系。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不仅是搏杀，生活还可以是在战栗中诉说着无望的美梦。

第五部分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第五部分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干家们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热干面打俩饱嗝儿，看他们转的那叫一个眼晕。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干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淫荡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也说明往日光阴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往事萦怀并无意义，我亦不想美化过去，我只是觉得，今日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向，但是它没有。我在感觉上而非理性上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期许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之后，至少你能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到书店去，看见好多书；我网购，又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繁荣，可是它是一旦抽掉了痴傻的沙砾基础便会崩塌消无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南卫视的节目里有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更重要的是，乏善可陈的状况又何止出现在文化领域而已？当我们在十多年前投身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再早四年考入大学，或更早以前在小学三年级写下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或任何一个曾经怀有苦涩梦幻的瞬间，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是必然的。好吧，没什么好苛责的。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一点，甚至某些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说。可是别忘了，人能谅解历史，但不能让历史谅解自己。今天的一切，进步和衰败，美丽和丑陋，死气沉沉和光怪陆离，都是我们推托自己无力阻止却已经参与造就的。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一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别急嘛，人们常常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耐心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问题是，社会这辆汽车在往哪里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司机，可以说出答案？又有没有任何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坐在这辆在漫天迷雾的道路上的锁死了方向盘又大胆疾驰的汽车里可以说他毫不担心？

一切都没有答案。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它还要长久地“姑且”下去。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长远的抱负。它是过渡性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囧囧地燃烧其间，无论是GDP，还是一首商业情歌，都在此火之中灿烂、繁荣和浮华，却没有真实的温度。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劳碌奔波，可是此心安处在哪里呢，社会的灵魂安在哉？倘若我们宁愿如此，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发展红利亦近穷期，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续新篇，“十年后中国经济将更加萧索。”可是在这冷火烈烈的时代晚上，一句半句呓语尚抵不过栗冽秋声。

第五部分考大学记

高考报志愿那会儿，我对大学这东西一窍不通，也没冲谁打听过，觉得没必要。哪个学校好，哪个学校坏，国内除了清华北大复旦南开，国外除了剑桥牛津哈佛耶鲁，我一概不知。有人要考同济，我悍然问，同济是啥？早些年我妈去杭州旅游，带回来一张地图，我注意到有个大学就在西湖边上，心里想，兴许风景不坏。报志愿之前一琢磨，就这个吧，省级大学，没准儿特烂，万一考上呢。于是志愿表上的第一选择项，径直填上浙大。老师也不拿正眼看我：“心够高的呀。”我恍然明白，操蛋了，准是好学校。于是淡淡地说，填错了，再给我一张表儿。

可是咱不能被这种破恩师的气焰给慑服，是吧？重点栏儿填上北师大，普通栏儿填上L大。填完笔一摔，昂然滚出教室。心里明白，这是“装大个儿”，换成普通话，拿自己开涮呢。可也不怪我呀，国家早规定了，我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填——高中毕业，不能再往初中里考。

可是小弟还真考上大学了。英语，初一我学过，26个字母认识一多半儿，顺序就有点儿懵门儿——你知道英国人做事比较讨厌，元音和辅音不分列，跟拼音不一样——初二没怎么学，初三英语课本，中考不考，老师根本就没教。到了高中就更省事了，我一分钟都没学过。所以我这英语一直是初一水平，可高考考了84分，过了外语专业的录取线。做阅读理解时那感觉可真是莎士比亚附体，一句句一段段明白通透，就好像英语这玩意本来就是我发明的。语文，我记得第一次模拟考试，卷子发下来，我都晕菜了，你绝对想象不到那种情况：这是语文啊，我居然一道题都不会。然后高考满分120，我考了112，再做多几个选择题的话可就爆机了。数学，余弦定理都没记住。政治，下午考试，中饭时间还背最后三章呢，书页全是新的。也都考得还行。这怎么回事呢？莫非真的是天纵英才？可我瞧了瞧自己，也不至于呀。所以说，这是我的人生悬案，除了说我的鸡鸡曾在那个夏天被上帝亲吻过之外别无它解。

那以后好几年，我躺在大学的床上，常做考试的梦，结局无比凄凉。弗洛依德说，梦见考试是焦虑。可我觉得那就是劫后余生的恐惧。要是没考上大学该怎么办呢？按我父母早先的规划，我就在家附近的兽药厂上个班，当工人了，可是你们家的猫猫狗狗病了，恐怕我还帮不上什么忙——1995年到1998年之间的某一天，我大概下岗了，又由于剪径事败，进了监狱了。这事儿真不能推演下去，万一被躲猫猫了呢？那么，保重吧，亲爱的读者们，来生再见！

于是我就成了大学生了，推辆自行车，上学去，瞧瞧好学生都长啥样。后来的大学生活果然跟逛动物园似的。高中时我看俄罗斯小说，里面那些大学生真叫精英，为上帝立心，为农奴立命，为俄罗斯开太平，小女仆们无不为之春心萌动。真是神仙日子，我辈不可比附。可是进了大学，我们混吃等死，他们不可比附。毕业之后，我们马上向社会叛变，他们更不可比附。

如今我住13楼，挨近阳台附近区域就心惊胆战，恐高，避之惟恐不及。几年前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去朝阳公园蹦过一回极，大头儿朝下，直冲水泥地面，死咬住牙，闷声不吭，心里明白，出声必惨绝人寰。当日夜间睡着睡着就醒了，睡着睡着就醒了，整个人都是紧的，不规律心悸，原来是真吓着了。可是上中学时，宿舍楼白天上锁，我不上课，一会儿出去玩，一会儿回房间拿东西，每日攀援数回不止，三楼四楼外头的砖楞子，你说是怎么爬的呢？

时间久了，往日反而看的真切。我也明白了，当年的事儿没那么稀松平常，考上个破大学，对我来说不啻是一次冰海逃生。那些当年跟我差不多的同学，被高考，被各种各样的驯化工具，打到阴沟里去了，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开始感到迟来的恐惧。在豆瓣网，我参加了“学校是狗屁”小组，孩子们在那儿骂骂咧咧，让我又记起了当年的感受，孤独，不被理解，日复一日的绝望。

我永远接受不了，为什么十几岁的少年，不驯服于体制就没有活路。如今，我也算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了吧？可是这生活始终像站在蹦极的那个台子上，幸运的家伙有条绳子，歹运的呢，就只能像甲壳虫乐队唱的那样，“闭上眼睛生活容易一些” ——想象绳子算了。谁吓着了，我们只当自然之事，谁摔死了，大家就鼓盆而歌。这是多么勇敢和潇洒的生活呀。作为一个BUG，我猜我已经在这生活中占了豁大豁大的一个便宜。可是，要是不这样就好了。

第五部分自尊其来有自

作为一所破大学的毕业生，我始终对耶鲁和斯坦福之类的很感好奇，除了常春藤缠绕在老房子上之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退而求其次，北京有几所有名的大学，每逢去办什么事，我就观察一番，有两个印象，一是女生没我们学校的风骚，男生也没我们学校的流氓；二是孩子们看起来很有朝气，虽说为就业忧心忡忡，仍有清新又华丽丽的自信之态。不像我们当年，印堂发黑，满面颓丧之气。原因何在呢？若说这些学校比较优质，学生们呢，又本是人中龙凤，我却不信。我还是人中的奥特曼呢，为何当年总是一副挨打的怪兽之相？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文化的不同所致。

陈丹青先生第一次去美国，大吃了一惊：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我猜陈先生忘了说一句话，就是那还是一些不准备欺负别人的脸。如我们所知，这样的脸，在中国难得一见。我觉得这个小细节可以解释中国何以如此，也可以解释我们那学校何以如此。

我有个老师，在好大学上学，在破大学教书，他在两者之间作过比较。他说，北大迎接新生，校长就说，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北大，提醒你们，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因为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在我们学校呢，校长就说，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L大，提醒你们，要服从管理，别以为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了，天之骄子是你们这个德性的吗？人家北大的学生才是呢！

在这样的大学待了四年，我还没有成为人渣，简直是莫大的成就，可与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媲美。在特别小的时候，我很受一个问题困扰：我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类中最伟大和最特别的一个呢？如今我开始确信这一点了。因此我在家里设了一个神龛，放一张自己的照片，每天行礼如仪。辽宁有一座挺有名的侧脸菩萨像，叫“歪脖老母”，被这社会的不确定性搞得昏了头的人民以为灵验得不行，就纷纷去拜：“老母，保佑！”我觉得，我不妨摧残一下自己的颈椎，总有一天可以与之比肩，到那时，什么女模特啊，女演员啊，都拿着我的照片，“老公，保佑！”

到那时，作为一个直男，我可得学个EMBA好好管理这帮小野蹄子……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严肃地讲，是不是只有我的母校才盛产人渣呢？是不是只有在“211工程”中排名靠后甚至根本排不上的坏学校，才致力于祛除年轻人的傲气，践踏他们的自尊，使得卑贱四处流行呢？我看大谬不然。

自我等生而为人，就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那就是“你啥都不是”。你上了学，学校就告诉你，世界上第一重要的是祖国，第二重要的是集体，第三重要的是老师。我们的小小的自我放在哪里呢？没给留地方。你小时候写作文，说自己将来要当个科学家，等哪天惹毛了老师了，他就说，就你，还当科学家？全班同学就哄堂大笑。从幼儿园到大学，这样的事情多如牛毛，乃至大家都忽视了它有多么残忍和愚蠢。如果这就叫教育，我只能说，这比驯化动物都不如，驯化动物并不需要侮辱动物，我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各种愚昧、戾气和恶毒，欲摧毁人的自尊而后快。

我当记者那会儿，有一回被一个人骂了一番：“你怎么跳墙过来了？你这种地方媒体的小记者，就会偷鸡摸狗！”你知道，那道墙后面既没有鸡，也没有狗，只有一架坠毁的飞机和几十具尸体，一来我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探查现场，是负责任之举，二来倘若门可以走，我何必去跳墙呢？这个人阻止我，当然是体系所致，并非他自己的意愿，我也不该怪他，可是我能做什么呢？难道说谢谢你的侮辱？我当然只能回击说：“我是小记者没错儿，可是你是大官？你大半夜的蹲在这儿盯着这墙，也不怕冻掉了屁股！你40多岁了连个科长都没混上吧你！”

你看，我们都在重复着同一句话：你啥都不是。我们在寒夜之中彼此仇恨，问题的根源却远在天边。

第五部分聪明栓剂

英超阿森纳队的主教练温格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当他的一个队员受了悲剧性的重伤，客队球迷却给予不得体的嘲笑之时，他回击说：“聪明和愚蠢都没有止境。”我觉得这句话的妙处在于愚蠢的定义：不是智力的低级，而是道德感的缺少。想想看，这世界上真傻的人没有几个，太多的人之所以干出傻事儿来，都是心里打着小九九，在那儿装傻呢。如果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比方说一些发明家、历史学家、作家什么的，跟世界上最愚蠢的家伙比方说纳粹党卫军并列到一起，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单论智力的话没多大分别，只是趣味和品格不同。

我觉得，好社会跟聪明事儿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跟聪明人联系在一起，反之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聪明人，可是又到处都是蠢事。比方说这两年最热门的几部国产电影，蠢得能杀人，可制片人、导演们不吃亏吧？再比方说，我们城市中卖的房子，从普通住宅到公寓，那叫一个傻，连广告都非走脑残路线不可，动辄“领主”、“贵族”什么的，放眼一看报纸上的的房产广告，整版整版的家奴千秋大梦--可这并不耽搁房地产商们利润最大化。

有一次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标题说，西班牙女子花样游泳运动员声称，贝克汉姆连两分钟都坚持不了。我一看，心下大慰，敢情贝克汉姆还不如我呀？赶紧点进去，结果人家女运动员说的是，要是贝克汉姆像她们一样玩花样游泳，那么连两分钟都坚持不了。我的看法是：这编辑很聪明，可这新闻真蠢。要是类似的做法受到鼓励，这网站就会成为一个愚蠢的网站。要是有众多的聪明人做出众多的蠢东西，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一个愚蠢的时代。

那么什么叫做聪明的事呢？从经济学角度讲当然就是公平诚信，各得所需。在地球上能看到的最聪明的事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建造了一个好城市，城市里有好房子，好房子住着好人。最蠢的事当然就是造出一堆带来巨大利润的坏东西，经由示范效应，导致坏心眼儿四处蔓延。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聪明的先决条件是做个正心诚意的人，最近的反例就是服用禁药的女飞人琼斯被迫认罪，饶是心机多多，依然成为了最不聪明的运动员。这事儿的前提是有的地方的老百姓不容你诈骗。可是我们这儿对诈骗的容忍度比较高，正心诚意反而难以做到。上国之民还不怎么靠谱，这没什么好讳疾忌医的。这哥们儿收份儿黑钱啊，那哥们儿玩个仙人跳啊，太多了，好像你不玩俩伎俩就非吃亏不可。这道理好多学者都讲得很透彻了--制度与文化相互影响，要改变，远非一日一人之功。

可是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还有话讲得不赖：你管他们丫怎么着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就算满世界都是孙子，你自己的生活要怎么过呢？一只天鹅落到鸭群里，也会自我怀疑，《丑小鸭》就是这么个故事，何况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太优秀的鸟呢--我辈的人生之路有两种选择，要么吃点儿亏当天鹅，要么不吃亏当鸭子。我唯一的意见是，这种重要的选择机会还是值得珍惜的。

做个体面的、诚实的人，的确需要一点儿勇气，随波逐流一两次也的确可以无伤大雅地获得利益，可是别忘了：聪明和愚蠢都没有止境。没有止境的聪明我们都在书上看过，没有止境的愚蠢则散布在现实之中，殷鉴不远呀。

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殷鉴都来自面对面的采访当中。有些被采访者，地位金钱都有一些，就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会在言谈间下个圈套什么的。毫无悬念的是，这些小诡计之笨拙，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穿--前面说了，谁都不傻，可悲的是，总有些人会忘记这一点。给我留下最悲惨的印象的是，有些家伙已经机灵成性，如果不耍点儿把戏，简直连杯茶都喝不成了。

有一次我是这么记录的：在采访本上写下这人的名字，旁边写上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一句话：“这人很滑头，比阴道栓剂还滑。”我的意见是，聪明一世，成了一支栓剂，这辈子也没什么意思了。

第五部分凡夫俗子玩个球

赌桌见人心，球场也不单纯，枝枝蔓蔓的全是人间事。上大学时我有个哥们连胸部停球都不利索，却超爱倒钩，虽九死其犹未悔，这说明了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如果某人总是一脚传球，即便来球只有齐达内才能卸下，也会满不在乎地一脚踢去爪哇国，那么他的问题并不在于不负责任，而在于试图让人以为他比实际上更好。如果那个球对谁说来恰似投名状，一旦得到它，他就立刻把它传给自己心目中的明星球员，那么他是依附性格。那个明星呢，得了球就带，好像球是他老婆，谁都不能给，那么错不了，这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且不懂礼仪，没准儿是家中幼子，有两个宠爱他的表姐，在顺境中他会摇头摆尾，一旦受到挫折就会又哭又闹。

我自己呢，则是那个在球场上心不在焉的家伙。我总是在自己的史上最欠发达的大脑中沉思，点解一跑就累呢？

倘若你踢着踢着，突然充满了氢气，你就会在球场上升起，升到足够高，就可以有宇航员的视野，再高很多的话，没准儿就能进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获得上帝的视角。那时你就会真正看清楚足球这类玩意是怎么回事。一个球，分两伙儿，90分钟，这是干啥呢？这就像你在一个悠闲的下午逛到了郊外，给蚂蚁一根肉丝，给狗一根骨头，然后就能瞧见它们惹是生非。

2001年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我去看了第一场，中国队借此吉兆3比0赢了阿联酋。我国球迷威武，风展红旗如画，威风锣鼓喧天，不停地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蕞尔小邦慑于天朝国威，岂有不股战战汗津津之理？就有个阿联酋队员崩溃了，带球往人堆儿里钻，每次都被我们的强悍后卫连根儿拔倒，那裁判也聪明，根本就不理他。这么着天遂人愿，不久之后我再次亲临现场之时，中国队已攒够了出线积分。比赛一完，沈阳疯了，青年大街，市政府广场，人民摞着人民，人民爱着人民。我差点儿被挤怀孕，心里想，足球这玩意简直像忘忧草啊。它给了这城市一个神都给不了的貌似黄金时代。

其时国企改革余波尚存，下岗工人们谋生无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日复一日地照耀着城市的伤痕。可在那个晚上，沈阳人民乐坏了，没过几天就在五里河体育场前面弄了个“十强赛纪念雕塑”，国脚们得塑金身，整体造型还是个V字，就好像他们也在天空在地上在海洋中，在纳粹的轰炸中保卫了伦敦。又过了几年，市政府的高兴劲儿先过去了，就把那体育场给拆了。

体育场是1988年建的，后来在那儿开全国青运会，我妹妹还去跳高了呢。当时的沈阳那叫一个美，电视上报纸上恨不得见天儿说这体育场有多么了不起，兴奋得跟小孩买了个新手机似的。这体育场能装5万多人，阿森纳队的酋长新球场号称超豪华，才装6万人，老的海布里球场才38500人。可是5万多人的体育场才用了15年就炸成了渣儿，海布里球场用了93年，弃用之后还要改造成公寓。对比之下，你就知道了，老欧洲真是没落了，还是咱国家有钱。五里河体育场的那块地，拆完会改造成商业区，那就更有钱了。有了钱还踢个鸟球？

海布里废弃的时候，英国媒体说，这是英格兰足球一段历史终结的标志。五里河体育场拆除的时候可没谁这么说。没有荣耀闪烁，就算一万年，在这种语境中也没资格叫“历史”。其实那也是一种终结，只不过我没见到哪个体育媒体这么说罢了：它是寒风中聊以慰藉的日子的终结。

那么，我充满了氢气，冉冉飞升，我看见了啥？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山川间生活着勤劳勇敢的人民，旌旗招展，号角连天，人民奔跑，狼奔豕突，有时为了这，有时为了那，有时为了一只球，根本来说则不知为了甚。我飞啊飞啊，满脑子都是本体论迷思：当人民玩球时他们在玩什么？抑或球玩了玩了球的人耶，还是人玩了玩了人的球耶？

第五部分在云顶观想星球

上中学时，一位热爱气功的体育老师上课时教我们“观想”，大致就是闭上眼睛，半蹲并两脚开立，重心放在脚跟上，然后想象自己的肚脐眼儿那儿是一个浩瀚无边的宇宙。虽然知道这是扯淡，我还是在外表上完全遵从此人的做法，于是耳听他惊叹说：“穿得像鸡雏的那位同学的气感最强，大家看他晃得多厉害！”这件事给了我两个教训，一是有人让你把重心后移的时候千万不要照做，因为你会摇晃得像跳钢管舞；二是永远不要穿黄白两色的横条纹毛衣。

不过在云顶，我却真的观想了一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当时我投注了100元马币，正在等待轮盘赌的小球停下来，它转啊转啊，在一个貌似公正的轨道上像某些左派的蠢念头一样疾驰不休。

登上云顶，你可以看到一片悦人眼目的葱郁山麓，多情的云雾从山下升起，钻进了你的胳肢窝，而热带植物正在像无限循环小数一样向世界尽头蔓延而去。就其高原的身份而言，你可以把云顶看做是马来西亚的企力马扎罗山，只是山顶上没有积雪和传说中的狮子，只有颜色缤纷的巨型酒店和赌场。我难免觉得在这么一个好看的地方建赌场有点儿俗气，要是给我盖个房子就好了。我在山顶上弄个超级造雪机，把动植物们一遭全冻死，把山麓改造成滑雪场，前半年我爸妈滑，后半年我跟我妹妹滑，别人进来玩的话，我们一家人就合谋把他们冻进冰柜。

这么推演了一番，我自然感慨系之：还真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邪恶。为了不被我们家族制作成蛋卷冰淇淋，你们这些朝九晚五常遭剪径的云顶山下的小民呀，不支持民主进步才傻呢。

不管喜欢不喜欢赌场你都会赌上一把，正如无论喜欢不喜欢上班你都会上一个。坐到了某家赌场的一张轮盘赌桌边，我想，在理论上说，一个人在这里至少会有一个赢钱并收手的机会。轮盘赌桌上有37个格子，最简单的玩法是在每个格子里投注，中了的话可以得到35倍的回报，不中的话就赔掉本金。我掏出手机，点出计算器，计算结果是，如果用同样的赌注连投34次的话，那么我就有91.89%的机会在某一时刻处于赢利状态。我决定在第一个赢利点撤出。

每次最低下注额是20马来西亚本币即令吉，每令吉大致等于两块人民币，连续下注34次的话，我的最低投入就是680令吉。我最期望的是在第一次投注就中，最不期望的当然是在第34次以后。

事实上我只投注了3次，赔到100令吉时就收手了。我扪心自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更珍贵吗？答案是，有，那就是我的钱！我为什么要用我的寥寥可数的钱，去跟赌场的几乎无限量的钱去对赌呢？谁会拿自己的老婆去跟窑姐玩交换嘛，是不是？因此我点了根儿烟，在赌场里溜溜达达。我跟你说吧，那些台湾来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还真执拗，都快把老虎机给吃了。

这个国家有过一次超级赌博，就是内加拉银行事件。当时的总理是马哈蒂尔，我看到一本书里说，他最喜欢做的是“不断地对西方的傲慢自大、颓废堕落和帝国主义观点发动攻击。”在他的庇护下，马来西亚的央行即内加拉银行凭借几乎是无限的资金投入对西方世界的货币进行攻击。这家银行最初大赚，却在1992年和1993年损失了60亿美元。看来“有一个赢钱并收手的机会”，却因恋战而错失，即便是最专业人士也难免于此。在云顶，我自己也没有收手。

一张轮盘赌桌上已经连开了很多把红色。轮盘赌的数字有红黑两种，押对颜色则1赔2。我怂恿第一个朋友下注黑色，他押了100令吉，输掉了；我又怂恿第二个，她又输掉了。已经开到第8把红色了，出现黑色的概率越来越大。我又怂恿第三个朋友，并且保证说：“如果你输了的话，下一把我来押！”他也输了。现在是第10把，我吸了口气，押上了100令吉。真该押上一颗里兹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啊，那只小球滴溜溜地转啊转，如命数在宇宙间永恒运行。

“哒”的一响，停了。嘿。在前3个笨蛋都蚀了本之后，我赢了。没错，这就是我观想到的我们这个星球的坏本质：你有十足的机会去做一个该死的成功者，只要能够让别人替你去倒霉。

第五部分 the special one

做某些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压根儿甭做，比方说，吸毒、冲狗熊的鼻子来一记直拳和偷袭珍珠港。这些事有个共同点，做的时候很爽，可是做完了不好办。在我看来，把房价推高亦属此列。我是个有理智的人，看到某些状况，万分不能理解。前些天两会刚完，央企就在北京撒欢儿拿地，其中望京的一块，潘石屹先生替他们算了算，要想保证10%的利润，房价得开到四万五千块。我查了一下当地时下的二手楼价，大约两万，顿觉眼前一黑。见微知著，北京的房价还要再涨一倍有余。我的印象是，有些人已经混不吝了，好似用一根烧火棍打断了神经。

市场是有风险的，老百姓开个小买卖，也要前思后想，即便是最不落窠臼的企业家，也要在“胆大”后面跟上一个“心细”。什么人才能豪气干云，乃至人类已经无法察知其理智的迹象呢？

切尔西俱乐部的前任主教练叫穆里尼奥，也豪气干云，刚到伦敦就自称是“the Special One”。此君的狂妄并非凭空而来，除了有两下子之外，要我说，更重要的是他的老板比较好。别的俱乐部即便不是量入为出，也要拿钱当钱使，可是他的老板阔气，花，使劲儿花！穆里尼奥果然连夺冠军。这种事，用我国的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有人埋单”。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别人消费，你来埋单，比如有人贪污，你纳税，或者别人买了望京的地块，然后经过一轮蝴蝶效应，你的女朋友嫌你穷，跟人跑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呢，则是做了事情却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倘若有人埋单，一帮窝囊废也会什么都敢干。

这几年楼价高涨，衍生出了各种匪夷所思的说法。最神奇的一个是某专家说高房价都是丈母娘造成的，意思是，现在的丈母娘太不像话，非逼女婿买房不可。我觉得，一来只从需求角度来解释价格是不对的，至少还得考虑到供给--从土地角度说，只有一个卖家，这叫哪门子市场呢？二来，除非我娶了你的亲妹妹，你目睹了你妈逼的一切，否则不应该信口开河。

我听过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小明吃了一包方便面，然后小明出门被车撞死了，因此千万不要吃方便面。关于楼价，神奇的解释层出不穷，有怪炒房团的，有怪消费观念的，我看都是这个逻辑。

早前土地成本占楼价的40%，现在已经升到了70%，土地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既无此，夫复何言？前些天，国资委宣布78家央企将退出房地产领域，只留16家。这消息听上去不错，想起来却糟糕，因为留下的16家的实力占了全部地产央企的85%。莫非这就叫抓大放小？对于央企，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数量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容留78家，而是只留一家。

余秋雨先生垂范于前，我也学他含泪劝告一把--央企诸君，你们这么强，到美国拿地去吧，盖一堆没有地下车库的塔楼，再每平方米一亿美金卖给他们！连吉利这样的民企都能买下沃尔沃呢，央企为什么不能拆迁曼哈顿呢？我觉得第五大道完全可以盖成豆各庄的样子，时代广场也可以山寨公主坟环岛，这些都齐活儿之后，再给他们建个西直门立交桥。美国人不是说世界是平的吗？我倒想看看往哪儿平。他们也就有些破It公司，想平我们，没戏，央企平他们，富裕。

说真的，我是有点儿害怕。我自己有房子，价格涨不涨跟我没直接关系，可它终归要跟每个人相关。房价真要涨到四万五，普通人类必已退出市场，他们一退出，楼市就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危机模型。如果看得见的手真是万能的，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崩盘的话，最倒霉的是那些按揭的楼主，一夜之间负资产。一个男的，45岁上下，老婆以前跟他挺好，现在不怎么亲密，孩子刚上了初三--这样的中年男可谓寻常可见吧--突然间身无分文，欠了一屁股债，他会怎么样？没准儿要跳楼。正活着没劲呢。如果楼市搞成这样，就比打了狗熊的鼻子更可怕。

早前香港楼市崩盘，留下一句名言：楼市涨不会死人，楼市跌一定会死人。这不是说楼价不能跌，而是说老百姓是弱者，你不能把他们忽悠到天上去，然后再摔下来。关于生活，我们有很多梦想，又在渐渐放弃梦想，可是无论如何，总得有一条史前时代的底线吧：过几天太平日子。

第五部分宝宝爬行大赛

我所在楼盘的物业公司没事儿就给我发一些乱七八糟的短信，前些天的一则是：尊敬的业主，物业公司即将于x月x日举行宝宝爬行大赛，欢迎您的擅长爬行的宝宝前来参赛。我很想回一条短信：你们这比赛太棒了。我觉得，“宝宝爬行比赛”简直就是对我们生活的最精准描述。有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心志健全的成年人有点少，讨论个把稍微严肃的问题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我又看到到处都有可爱的宝宝在爬行，比方说最近在网上发悍然贴的某某某，或者另一些某某某，说是文化名人，其实都是宝宝。

当年我买这个破房的时候，买房的人太多，排了3天号。准业主们自发组织，中午晚上各点一次名，点名不到取消资格。第一天中午，排在10号的一个哥们被剔除了，他站在那高高的喷泉边上，说：“我从前天晚上开始排，才排到这个10号呀！大家别取消我，可以吗？”我坐在树荫下，摇摇头，说：“这哪行呀，太温和了。”果然有一个假装领袖的人也站到了喷泉边上：“这样吧，我们民主决策，各位举手表决，同意他继续排队的人请举手！”我未来的邻居们没一人举手。“同意取消他的人举手！”呼啦啦举起一大片。于是点名继续，那哥们沮丧地站在一边，10分钟后走了，永别此楼盘。我感觉到我将与一帮凶恶无情、随时准备取消别人的某种权利的家伙做邻居。

要我说，这事儿就得这么办：必须让我继续排号，不让我排，你们谁都别排，这事儿你们就别干了。在我们这片古老善良的土地上，没有一种肆无忌惮的自我保护本能，基本等于请求他杀。换句话说，这儿的游戏规则就是宝宝爬行大赛的规则：你得像刚出生时那么来劲，还得不怕在脏地上一个劲儿地爬。

买下破房之后，我开始偶尔到业主论坛去转一圈儿。我发现，前一期住进去的家伙们其实很单纯。他们的装修品位通常是极简主义，关心的问题是家长里短，喜欢串门，还组织了一个单身俱乐部。在这里我发现，成熟与善良时有相关，单纯则可能跟残忍相互关联。我亦发现，生活如果只是社区、停车位、男女关系，那么它可以很轻松惬意。我当然会有点儿不甘心呀，难道我就跟这帮平凡的人住在一起吗？我的美邻何在？李开复呢，张艺谋呢，他们有什么权利不在这里买房，比方说，买个53平方米、朝北、紧挨着电梯间的A1，住在我隔壁，每天不胜烦恼地羡慕我的房?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A类宝宝总与A类宝宝毗邻而居，B类们则臭味相投。《南方周末》做过一期专题叫“新择邻时代”，我由此突然醒悟到，邻居这事儿挺重要。要是我的邻居是余秋雨，那我儿子进入文学界的机会就会大于进入盲流界，没准儿长大之后就可以落笔成章，用词奇峻，成为时代导师。另外邻居是谁也影响到别人对你的看法。2001年在沈阳看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对阿联酋，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北京哥们说：杨璞他父母家跟我们家就在一小区。那会儿出场名单已经公布了，杨璞是替补，那哥们还与有荣焉，说明了北京国安球迷们的生活是多么乏善可陈。

可见，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最离奇的是，这个楼盘里还有一处古迹，是个庵，贵为区级的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各种古代建筑里，我对庵的印象最差，除了馒头庵，都给我一种幽闭恐怖的印象。文物保护部门却很大度地把此庵定性为社区配套文化活动中心。这么说，我要下楼活动活动，还非得在庵里不可了。

你什么时候路过这，看到一个与邻居们不大搭调的怪叔叔，叼着一根烟卷儿，口袋里一把玻璃球，孤独又害怕地在庵里溜达，那就是我在怀念火星。火星上满是铁氧化物，空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夜晚最低温度可达-123℃，显然不是一个宜居之所。容我说一句实话：让一个脑子清楚的成年人呆在一个孤独寒冷的地方，可比让他观看宝宝爬行大赛人道多了。

第五部分反智不如淫邪

偶像倒掉向来是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干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摧毁了路易十五的骑像，拿破仑占领埃及亦炮轰狮身人面像，等到晚近之时美军开进了巴格达，令全球电视观众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幕，正是萨达姆的雕像被牵引着，老大不情愿地仆倒尘埃。老百姓常说：“没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同样的，恐怕也没有永远不倒的偶像，尤其是马上打天下的那路大师兄。现代文明确立以来，权威主义衰落，“不立偶像”的圣诲才算基本落实，不过又有升旗降旗的仪式以为代替。人们的情感总是需要一点儿标志性、刺激性的东西。

如今的偶像已经转意，常常是指那些擅长娱人的小可爱，就像英雄往往指的是获得了成功但并未展现崇高精神的家伙。阿森纳俱乐部的主教练温格说：“在英超你只要踢两个星期好球，他们就会把你吹捧成球星，可是一旦你真成了球星，他们就准备把你撕碎。”这句话讲明了一个道理：人们需要偶像，跟富豪们需要游艇差不多。买游艇可以开心两天，买到的那天和卖掉的那天，对偶像的消费也有两回真正让人们爽到不行，第一回是树立偶像，第二回则是干掉偶像。比方说小甜甜布兰妮，忽然汇聚亿万宠爱，忽然受尽人间嘲弄，其实人家打你们家玻璃了吗？

崇拜偶像的虔诚跟摧毁偶像的狂热好像成正比。我国贵为文明古国，“文革”时干掉的各种雕塑就不计其数。法国也是文明古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民们秉持“汪达尔主义”，其实就是野蛮人主义，四处破坏教堂，巴黎圣母院内的雕像因此被砸毁殆尽。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是西方文明的遗存地，也算是圣地型的偶像之一种，它的摧毁者也来自文明古国，那位将军曾留下千古名句：“此间图书或与抵触，则该烧，或与一致，则无用，也该烧。”

砸点儿东西，烧点儿房子，只需要想一想，就知道一定是很爽的事。我就一向怀疑，那些在吵架时乱砸东西的情侣其实乐在其中。可是我们已经进入文明规制，基本上有了点儿常识，知道专司破坏是无聊而且愚蠢的行径。那么，人们还可以摧毁点儿什么呢，既能享受一把又不承担后果？

以我苟活于世的经验，这个答案就是：智识或智识阶层。通常来讲，人们是尊重智识的，当他们能够辨别何为智识的时候。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明辨，而且智识往往会与其他东西纠缠不清。比如说，在正常社会，智识与权威是结合一体的；在不正常社会，智识则会受到权威的打压。人们对权威，或者类似的事物的态度如何呢？我想它往往就是人们在某些时候反对智识的根源所在。

最近两年，“精英”渐渐地在汉语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坏词。要是有人说，“你们全家都是精英”，庶几等于说你们家是一个狗屎家族。我觉得这真是一笔糊涂账。如果公众舆论认为房地产商贪得无厌，经济学家“精英”们又为他们说话，那么在某些特定例子上，我倒不反对认定他们沆瀣一气。可是，如果就此认定精英们念书念到狗脑子里去了，他们的智识完全是作案工具，我就万万不能同意。还是老百姓说得好：“不能一篙打倒一船人！”房子毕竟不是被几个人说贵的吧？

至于有些人特别讨厌“精英嘴脸”，不时大举挞伐，就更是不着边际了。人家什么嘴脸干你什么事呢？在我伟大的家乡东北，好多年前，打架斗殴是寻常可见之事，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装B！”此事与我无关，我向来浑然天成，纯真到不行，可我要说句公道话：装B是人权之一种。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前面说到的那一个：他有没有打你们家玻璃呢？

凡此种种，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反智主义”。要是反弱智，我倒是支持。智识与权威是两回事儿，权威与威权也是两回事儿。要是有谁上反天，下反地，中间反空气，我可不会认为他是草根代言人，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值得计算的是，我们已经因为反智主义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若以清末以来对精英阶层的清算算起，举最通俗的文学的例子，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一类的伟大作品，得到的却好像只是网络上的一堆垃圾货色，或者有些人出名了，只是因为他写了自己跟什么东西都睡过觉。古人推崇“淫而不邪”，这话我实在理解不了，智商超过80的人在淫的时候都会邪，邪有什么错呢？问题是，仅此而已是不够的。淫邪与反智主义一样，只是本能，不是本事。

第五部分豆子心中凄凉

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来说，出身可比基因重要多了，这就是我一度决定混进黄石俱乐部之后再生小孩的原因。这个俱乐部不在湖北，在美国，据说入会的基础条件是得有好多亿的美金，然后还得比尔?盖茨他们那帮资深会员们开个会，评议一下你的品位是不是太低，加入之后会不会让他们掉价。不过现在我放轻松了，金融危机如狂风骤雨，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俱乐部申请破产了。我因此琢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黄石俱乐部之外，再无什么崇高地位值得追求。那么我办个暂住证，把小孩送进民工子弟小学，就算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了吧？

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回忆起了自己接受的幼年教育。小时候我读过不少国产的童话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印象，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后来看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主角都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了，为什么“白胡子老爷爷”还没有出现？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在这生活中我遭遇过多少烦恼啊，可是那位总是随身携带着巨大的善良、智慧和能量的白胡子老爷爷，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他没帮我瞒住我爸，我讨厌某个领导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给那家伙下个免职令。在童话里他倒是不断幻化，对比我更年轻的人来说，他好像变身为了一只机器猫。可我觉得，在生活里还是大灰狼更多。当年，如是我闻，那些童话“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时我还没有把这个事跟我对柜台后面的一只糖球的无限渴念联系在一起，就很疑惑地想：“向往”是什么呢？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做到了这一点—不再向往什么。我在一本美国小说里学到了一句俗语：上帝不想让一个瀑布变成一棵大树。在一本中国书里则学到了另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正是这种见识帮助我明白，好多美好之事，其实只是吃不到糖球想糖球。它就是电影中的侠客们在意念中数次战斗，周围环境像1980年代的风景挂历一样俗丽无比；就是电影《芳香之旅》中一个舍弃了帅哥而嫁给一个劳动模范的姑娘，在度过没有爱也没有性快感的一生之后，晚年回忆往事时感到无比欣慰；就是我上初中时几个同学假装黑社会，后来统统被镇压了；就是他们在网络上说的“YY”；就是当我们面临无数烦恼之时，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屏幕上有个穿西装、戴耳麦的家伙，正在口若悬河地鼓吹你的心灵如何需要成长。他告诉你，芸芸众生之间，你恰好是最特殊的一个，将命中注定地取得成功。年龄的增长让我拥有了一种可以从任何事当中汲取乐趣的态度，因此每次去机场，我都会在这块屏幕面前开心一番—西谚说得对：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有一回在医院，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开心事儿。一个科室主任的女儿，大约13岁，正在走廊上训斥她母亲的下属：“你们对我好点儿，没准我发发善心，就在陈主任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我就想，这姑娘简直就是一个他们说的完美LOLI呀。不过作为一个乏味的人，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我们周遭的这个世界，给了孩子们什么样的教益呢？与这姑娘相应的一个人物是中的少年霍尔顿，他可真是一个完美正太。小说讲的是其实美国社会也是一个酱缸，霍尔顿置身其间，有一个梦想，就是不变成酱汁，保持被社会酿造之前的本色。因此他像一颗坚持自己是豆子的豆子，凄楚又孤单。对于社会上人们“向往”的一切，以及为此而做出的假模假式的样子，他都毫不向往，毫不欣赏。

这样的人显然在现实中是没有活路的。不过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做一颗好豆子。有些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享有自由而舍弃其它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祛除身上的酱缸习气，但是怎么祛除却甚是繁难。由于再无“向往”，我不免凄凉地想：虽然我是一颗聪明无比的亚洲豆子，可是追寻精神之美而不坠入虚无，还真是不容易呀。

第五部分卢瑟与御姐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们，我也是猫爪子闲不着，见到傻蛋就想指出来。这种事不仅无聊，而且没有尽头—傻蛋这东西，永远像链球菌一般无穷无尽。这些人特别喜欢说别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观察，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傻蛋们的首要特征。我就说，你们也没开宾利呀，干嘛瞧不起别人呢？再说开宾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们竟不谦虚接受，大家就只好吵来吵去。“吵”是个文雅的说法，其实他们跟我吵，我可不跟他们吵，我直接骂过去。你知道，我这个人写文章不大灵光，骂人却是行家里手。我把贝加尔湖的湖水那么多的辱骂向他们脆弱的小心灵倾泻过去，他们就LOSE了，败退去了一个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飘来飘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我本来还想追过去问问，你们的浮名在哪儿呢？后来一想，都把势利鬼逼成诗人了，算了。

这是小事，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太容易轻视失败者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失败者呢？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无权无势，而是过一种恶劣的生活。可是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唐德刚先生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从帝制转向民治的进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这就叫历史的三峡。我的切身体会是，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有实利才令人感觉安稳。地位、金钱，看得见摸得着，就成了人们评判他人的仅存的标准，余者则大半被弃诸荒野。

这没准儿是历史上对失败者来说最为艰难的时代。早前柳永去考试，没考好，闲来写写歌词，勾栏柳巷的姑娘们就都喜欢他。这样的事情在当代太难发生。按理说，有才华的人是无敌的，在哪儿都能混。可是才华是什么呢？历史的三峡里没什么可靠的鉴赏力可言。

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韩寒和范跑跑。韩寒写得好不好？我觉得写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帅，不成功，不出名，不赛车，影响力还有多少呢？我看万分之一。至于范跑跑呢，大家觉得是个丑角，其实他写过不少文章，关于教育等等，写得也不错，可是谁听他的呢？他对社会的说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这个对比做得更极端一些，我们还可以拿余秋雨先生来做参照。余先生不会写文章，语言诘屈聱牙、艰涩做作不说，见识又实在是可怜。可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他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撵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获了奚落，就将收获更多的奚落，所以他们始终是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活得像些符号，而不是一个个生动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们一般人的财产大半维系于股市楼市中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个人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坏的那一种大半依靠着家族、圈子、关系网，好的那一种也大半维系于名利的马太效应，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我就要说，这年头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多半是扯淡。

这样的态度，也许会被指责为愤世嫉俗。如果我如当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辩。

诡异的是，这个时代还有宽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个对失败者给予胡乱的宽容的城市。当年我刚到北京，就发现这个城市有不少作家，写得烂，有不少摇滚歌手，唱得烂，有不少球员，踢得烂，这些人，如果放在一个头脑清亮的社会，只有丢盔弃甲一途。单说摇滚歌手，我在夜里听豆瓣电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着关掉，百分之百是他们唱的。可是这些人都有拥趸，都有饭吃，都有果。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这儿，不走了。北京真是一个深具御姐气质的城市，颠三倒四地冷落又宠溺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奇葩。

第五部分失真的世界

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整肃市容的必然之道。

事实上，我的一个表弟就在某个省会城市正做着这个工作。我试图告诉他，粗暴执法是不对的。最终我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曾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而一脚踢过去实在是最简明的解决之道。这时候我该怎么想呢？期望整个社会的进步渐渐地导致他不需要这么做，并且理解他？

当然不。这是个是非问题。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权力对无辜者的暴力都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一块小小的道德基石，但是正如那个著名的比喻，现代文明的航空母舰就立在这枚硬币上。

带着一股文化激愤，我的表弟告诉我：“中国人就是贱，你不来点儿狠的就不好使！”我很难向他解释，类似的说法我曾经在饭桌上听到过，在各种讨论民族劣根性的文章中读到过，也曾经在记载李鸿章那个年代的历史纪录中读到过。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就报告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中国文化在璀璨一面之外也有黯淡一面，民族性需要检讨之类的说法并不是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即便到了2980年，我仍然会在坟墓中像今天清楚春天花开秋天叶落一样清楚这个事实：所谓劣根，绝非人性之必然，没有人甘于下贱，只有人不得不下贱。

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人性中有黑暗元素也有美好元素，而一个好的社会将帮助一个人祛除黑暗，激发美好。我并不需要多听几遍奥巴马的演讲来让自己拥有确认如此的激情，也不需要“是的，我们可以！”才醒悟人类拥有信念。信念一直在那儿，就看你看不看它。

这就是我一直相信天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的原因。在智慧缺位的时候，天真可以帮助我们从失真的世界中抽身而出。倘若一个人认为中国人需要皇上，或者给了自己一个堕落的理由，“要是我不行贿去做这个事，那就会有另一个人这么做，他会比我做更多的坏事”等等。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在寻找到智慧之前已经失去了天真，既贪婪又成熟，生活在失真的世界里。

“失真”洋溢在我们周围，看清它也许很难。有个研究纳粹和邪教组织的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说，纳粹医生们长年以来故意回避本能的情绪，创造出了一个“奥斯维辛自我”，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失真了。他们逃避掉自幼建立起来的正常情感，阻止人类天生的良知干扰他们的工作。

这是最糟糕和最邪恶的一种体制化。有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大人们常常用来谴责小孩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越活越回陷”。它的意思是，一个人越活越糟糕了。事实上这种退步是非常可能的。在一个失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越坏，甚至一个聪明又高尚的人也可能如此。要知道，恐怖主义和纳粹并不是孩子般的举动，它们都是深刻信仰的产物。“失真”会像黑洞扭曲光线一样扭曲我们的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需要，除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第五部分因循不觉韶光换

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干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强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

第五部分不能直呼此物之名

在《堂·吉诃德》的年代，西班牙人提起粗鄙或不雅之物就会感到抱歉，“这位忠实的侍从猛然一跳—请原谅，我不能冒昧地直呼此物之名—却跳到了犬类的遗留物上。”如此大费周章，说的其实是桑丘踩到了狗屎。同样，在谈起对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观感之前，我也要向诸君致歉。我指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续集”，一本假装气呼呼的书，它越俎代庖地宣称本国的情绪正处于不甚满意和勃然大怒之间—请原谅，我可不能既提起一个如此不得体、如此做作又如此狗屁倒灶的书名而不感到不雅。

书名就像人脸，什么趣味什么成色差不多一望即知。一本叫的书可能有点儿意思，叫《百年辉煌》则肯定味同嚼蜡。北宋遗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应该不赖，如果汴梁市政府介入进来，要求改叫《帝都建造之卓越成就》，那就肯定没法看了。

假如后世又有这么几个家伙，无德无才却贪求模仿之便利，攒出了一本书叫《西京梦华录》，我们就会说，无聊人作无聊事，不过随他们便吧。假如他们利用这本仿作略赚了几笔快钱，于是几年之后卷土重来，又搞出了一本《西京梦遗录》，我们的反应就一定不同了—其一，无聊也要有个限度，欺世盗名不能没完没了；其二，请问这几位到底是作家呢，还是痴汉呢？

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说不》大致相当于《西京梦华录》，都是模仿之作，前者的源头就是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而如今这一本，我看就是《梦遗录》—模仿到这么拙劣，除了需要无知之外，还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其实我一点儿都不为它的影响担忧，更不相信它真能为民族主义的虚火添上几把干柴。为了公正地对待它，我特意在网上读了它的十几个章节—它的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致无法让任何有判断力、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读者予以重视。

民族主义即便是极端民族主义，若不与国家权力结合，也只是社会思潮的一极而已，完全不必为之忧心忡忡。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渊薮，可是探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只是结果，国家对大众意志的操纵才是罪恶的根源。若能避免这操纵，我们就能避免人间十之八九的恶，这便是提纲挈领之法。

我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本书背后表现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浓郁的惟成功是图的趋向。

有人批评说这本书是一本“左愤”之作，我以为失之简单。我看这本书中既有极端左派的冥顽不灵，也有极端右翼的冥顽不灵，可是它既没有什么左派的理想也没有任何右派的理性。它甚至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讨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艺腔”，且将之与中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对立起来，恕我直言，我的观感就是关公战秦琼—村夫野老饮少则醉，在那儿胡吣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些人写了这么一本在逻辑、事实、结构、语言上都毫无最基本的质量可言却使劲儿嚷嚷的书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它身上寄托任何真正的抱负。《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特稿，讲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说到的这本书，也正是一本单单谋求“成功”却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的“没有形状”之作。

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也就结了。题外话是，这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批评，我看到其中一位作者在博客上说，笔墨官司耽误了他们不少事，一位作者误了“几个活儿”，少赚了10万块钱，而他自己呢，只少赚了6万块。你知道有些人一遇到批评就会又抱怨又炫耀地暗示自己赚钱比较多。看到这个，郭德纲的一句话就闯进了脑海：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我的感慨是：倘若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那么这种腔调还真是天下无敌啊。

第五部分十分钟忆往

前两天，我在百度上Google了一下“叼鱼郎”。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一种水鸟，它们笔直地钻进水面，重新出现时携带着水花，嘴巴里叼着鱼，慢悠悠地掠过天空，鱼挣扎着，银光闪烁。Google的结果是，这是中国常见的水鸟，也就是翠鸟。第二天晚上，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作文里写过翠鸟。可是我怎么会写到它呢，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见过的就是翠鸟？紧接着，我回忆起了妈妈曾告诉过我，叼鱼郎就是翠鸟。这么说，我忘了这个小知识，如今找回来了。

我还一度认为自己见过蜂鸟。它跟书本上描述的蜂鸟完全相同，很小，振翅极快，会稳当地悬停。有一次我看见它在吸吮蝴蝶花的花蜜，比苏-30还厉害，会在空中后退。还有一次，我正走在路上，它飞到我鼻尖前几厘米处，悬停了两秒钟。它的翅膀扇得那么快，就像纹丝不动。

在孩童时代，对我而言，这神奇的小鸟彷佛有着雷诺阿式的富丽颤动的光晕。它是造物主的精致巧思，是一个小小的神话的降临，是神明不仅雄浑辽阔而且富有艺术天赋的证据之一。

直到上了中学，我查阅资料，才得知这只是幻象。我见过的并非蜂鸟。如今你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段话，“蜂鸟在中国全境没有分布，有些大型的天蛾（如蜂鸟鹰蛾）在白天活动取食花蜜时会被误认为是蜂鸟。”蜂鸟，3克重，最高时速100公里，可以升至5000米高空，远在美洲。

蜂鸟倏忽远去了。翠鸟也早已在那片水域消失。有一天，工业废水汩汩而来。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经常疑惑，炖鱼为什么有一股汽油味呢？水污染是从重工业城市开始的，一直蔓延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杀死了银鱼、翠鸟，等等，只有螯虾顽强地扩大了种群。养殖技术也越来越凶悍了。东北人家以前常吃的带鱼，越来越大，鱼肉失去了弹性，嚼起来像面饼，鱼刺末端还有骨瘤。多年以后，我雇了条船，在洞庭湖里来回穿梭，一边冻得要死，一边感慨，好家伙，他们把这湖当成马桶了。才20多年，从外部环境，到人们的心气，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以前人们很急切，心气也高。我模糊地记起人民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

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为什么”的年代。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个更年轻的时代。

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污染，要么贫穷。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

第五部分于亦将有感于斯文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

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

如今的美国，连苹果和芦荟都比长得别处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该国还没影儿呢，民众更是一群乡巴佬，跟英王打着仗，心里怕得直打鼓。潘恩在这一年发表了，一本50页的小册子。潘恩说了很多实诚话，“政府最坏的时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祸害”、“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等等。这本书比郭敬明的还畅销，平均5个乡巴佬买一本。美国与美国宪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诞生，它亦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的第一名。

我的看法是，常识虽常，其实珍贵罕有，又惟视之为必有，才会焕发真力。在严肃的场合，美国人言必称“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当回事儿，当个宝，并不容易。在隆重的时节，我们也常说“咱们老百姓”，还要唱一段“今儿个真高兴”，语意上相似，价值意义上却八竿子打不着。我们的常识多是另一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之类，常固然常，识却说不上，无非是世故之谈罢了。我们的常识不是那么超拔，也不是那么健朗。

倘若我可以做到，我愿意这些专栏文字全部化为灰烬，换得这一句在你心里盘桓片刻：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

我是一个人生层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有颇多感慨要在小说中一吐为快；我还是一个公共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常识所至，民智汹涌，终将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一个级别的民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个级别的民智。两个级别之间路险且阻，我等为此写几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当，否则书就念到狗肚子里去。只是，由于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诸君告退了，相信常识自会薪尽火传。

《兰亭序》结尾有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未来之世的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也要感慨万端。真是优雅又豪气的态度。我无此奢望，惟望将来翻开这些小文章，不至于摇头叹息：都他娘的白写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诚挚地，我愿吾国吾民得享“理当如此”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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