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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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饱食·第三集》

正文序写作第三集的意图

终于迎来了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时刻。本来，我打算更早一些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由于突然发生了笔者预料不到的《恶魔的饱食》（第二集）误用照片的问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付这一事态，同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趁火打劫“搞垮《恶魔的饱食》”者进行斗争，出于无奈，把开始执笔写第三集的时间大大推迟。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已在《文艺春秋》月刊（1983年1月号）上发表。由于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问题”的第二集，甚至第一集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了。另外，预定出版的演讲、论文等的汇编集《不再重演恶魔的饱食》也无限期地延期出版了。

这一切都是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集中精力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是：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防止重蹈那些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但是这一意图被歪曲了，《恶魔的饱食》成了那些不乐意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

由于我借《赤旗》报发表这部作品，加之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又是《赤旗》报记者的关系，有人就说《恶魔的饱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事实上，《恶魔的饱食》是根据我既不“左”也不“右”的个人信念写成的。

支撑我写作《恶魔的饱食》的信念是希望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与民主而努力的基石上添加一块石头（堪称是夙愿）。这同“左”、“右”的影响毫无关系。

对一个作家来说，为重新唤醒一时不得不停止发行的《恶魔的饱食》而写完第三集，比澄清误用照片问题责任更为重大。

虽然一时处在难于同读者再次见面的困境之中，但是，在此开始执笔写第三集，又有机会同各位读者再次见面，作为笔者来说，内心无比軎悦，感慨无限。

本书即将付梓时，《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版。

通过执笔第一、二集，想去看看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的心情更加强烈。

以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和航空照片为基础，通过原部队人员绘制的精密的“全图”，在我的脑海里已形成了一张731部队设施想象图，甚至连做梦我都看到了它。

但是，想象图终归是脱离不了想象的范围。731部队最早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的附近是1933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以南约20公里的地区划出了约6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军事特区。这一地区当时被称作滨江省平房。在这里，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部队的各项设施。

然而，关东军“划定”军事特区的这一地区是别国的领土，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土地。在平房原来就没有居民吗？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征用土地和房屋时，日军是否进行过补偿呢？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有人说731部队为当地的医疗、防疫做出过贡献，当地人对731部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第一、二集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有勇气的证词写出来的。但是，731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组织内部的分工很细，每个部队人员分工的范围很狭窄，是很专业化的，因此，原部队人员中就有人怀疑，说“731部队真的干过那么残酷的事情吗”？“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

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春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

正文第一章北京的早晨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带有可变定时空中爆炸雷管的传单炸弹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日本的资源大部分不得不依赖别国，而消费却如此可怕。对此，使我不得不感到担心。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王宫里，每当我看到统治阶级集中在那里的大量财宝时，就感到似乎听到了那些变成泡沫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的无数民众的怨恨和恸哭声。为了收集如此众多的财宝，多少民众付出了牺牲啊！这些陈列品似乎在呼喊：看一看凝聚在财宝中的怨和恨，听一听劳苦大众的恸哭声吧！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梅因逊上校在讲话的最后说，细菌炸弹是一种内部有分格型的炸弹，里面装有疟疾、肠伤寒、鼠疫菌感染的蚊子、跳蚤和苍蝇等。细菌炸弹的操作方法和往飞机上装的方法与油箱式细菌容器相同。我们必须努力尽快地把这种炸弹装上飞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梅因逊上校都会让他们从大邱空运适当数量的细菌炸弹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顾。后来在访华期间采访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当地的有关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

铁板制的细长弹体，约1.5米长，弹体的一半被剖开。弹体内由三块钢板隔成四个槽，尾部装有四个铁制的尾翼。“东北地、安东、编安”的标识，说明了回收地点。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由于航班的原因，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天，所以有机会在市内多进行了一些参观。

再就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311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军官兼驾驶员约翰·A·奥斯本上尉于1952年12月4日做的如下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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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早晨的自行车群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下，第二天情况有了好转，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展品可以从展拒中拿出来，自由地进行观察和摄影了。

穿过成为北京象征的天安门向北走，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故宫整个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屋宇达9000余间。据说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当然，也有态度很好的服务员，但是，那是在逗留期间，与他们相互产生了感情所致，并不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服务态度。我获得的深刻印象是：并非职业服务教育落后，而是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h3>历史逆缘的见证</h3>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我们走进路旁的一家餐厅。样品拒里只陈列着二三种饭菜。餐厅内方桌边坐满了顾客，几乎座无虚席。整个餐桌都是面对面的席位，也看不到服务员。这里似乎并不像是自助餐厅。由于没有空座，也不懂得订菜的方法，无奈我们走出了餐厅。肚子饿起来，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晚上八点不回到旅馆，食堂就关门了。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h3>美国造的细菌炸弹</h3>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由于17日下午4时才有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在等候飞机期间，我们决定前往市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复兴路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参观在这里展出的“细菌炸弹”。这里的馆员都是军人。博物馆是一座有宽敞庭院的高大建筑。参观者多数是一家人或学生团体。由于事先巳进行过联系，我们在大门口受到秦兴汉副馆长的欢迎。

hylemyia 黑蝇

<h3>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一）</h3>

“黑玻璃”也许是“加”（ga）式炸弹——玻璃制细菌炸弹的残片。关于玻璃制的细菌炸弹，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做了介绍。但是，仅看到黑色玻璃的外形，并不能确认。

我们要求把“宇治式50型”炸弹及其他有关细菌战的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

hylemyza 粪蝇

采集地：朝鲜汲川郡里 1951年2月5日

在北京的购物中心王府井，我们曾经去过那里的新华书店。

“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下的细菌炸弹。各个槽里装满了蜘蛛、苍蝇等毒虫。”秦副馆长这样介绍。

在同一展柜的上方陈列着许多小黑虫的标本，在放大的照片一旁注明了说明：

在昏暗的灯光中，随着许多人的移动，扬起蒙蒙的尘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虽然灯光暗淡，但是却没有忧郁，人们边走边高声谈笑，从昏暗中涌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

我们携带的武器是，每架飞机有一枚装有液体物的细菌炸弹和一枚500磅的普通炸弹。其他8架飞机都各携带2枚1000磅的普通炸弹。夏雷在传达命令时说，第2队的目标是安东附近的飞机场。在出发执行这项任务的前一天下午，我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我对美军的细菌炸弹产生了比“宇治式50型”炸弹更大的兴趣。因为在朝鲜战争中，731部队干部是否协助美军进行过细菌战还是一个很大的谜。

这是否就是“带信管的传单炸弹”呢？从弹体上的文字来判断，可能是“传单炸弹，500磅，G45组”的意思，“t3 100 DEX 1—4”的意思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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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时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弹壳和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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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心王府井附近的风光

其次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于I953年8月10日做的如下供述：

该联队的大队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查尔斯·M·卡少尉于1952年5月23日在内华达州纳里斯空军基地听取了细菌战讲解。他供述称，训练中队长、教官杰姆斯·马克因泰亚少校所讲的内容如下：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在这里，再次交涉能否将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但是，秦副馆长仍坚持说：“需要上级批准。”这样，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做工作了，但是，给予我们的时间至多只有明天上午了。

<h3>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二）</h3>

不仅在北京，而且在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服务部门服务员的态度都是不好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所谓“服务”是何含义。我曾短期在旅馆里工作，吃过服务行业的饭。看到中国服务人员的态度，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其次，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态度不好。顾客站在前面，服务员们却满不在乎地仍在与同事闲聊，多次招呼才搭话，好像照顾你似的来接待，毫无笑容。

“美军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15日”（资料引自晚声社出版的《细菌战》一书）。

其中似乎与731部队有关的土制和陶制的炸弹型容器，有如下记载：

在照片上早就见过的“宇治式炸弹”，现在静悄悄地陈列在破璃拒里。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它，但是，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陶制品似的茶褐色弹简上刻有发夹状1厘米宽的垂直导爆槽，在弹筒的中央，水平地安着一个铁箍与导爆槽垂直地交叉着。那是为了压进导爆沟内的导爆线吧！弹头部有一个螺旋式的陶瓷盖。没错！这就是石井部队研究发明的“宇治式50型”炸弹。在它旁边陈列着压扁了的铁制捕鼠器和发着黑色光泽的玻璃碎片似的东西。捕鼠器显然是装带有鼠疫细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么呢？说明上这样写道：“抗战时期，日本不顾国际法，公然在我国长春市建立了细菌工厂，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细菌战。这是日本培养细菌装老鼠用的笼子和使用过的细菌弹及部分残片。

另外，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理由，美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第33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温斯·R·布里克少尉，于1952年10月9日供述了该大队情报军官里德兰德中尉所做的细菌战讲解的内容：

北京的夜晚比较暗，不仅路灯少，而且由于节省能源，总体看来，灯光照明都比较暗。

在秦先生和女馆员的引导下，我们在馆内匆忙地转了一圏，来到了陈列细菌炸弹的展拒前。细菌炸弹在馆内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的话，就会忽略过去。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空军动员了极大的力量，同时进行了精密的分工。第一飞行联队负责这一目标的左翼，即负责新安州和军隅里地区。空军负责自军隅里至距东海岸约30里处这一地区；海军负责右翼。1952年，美国空军第3轻轰炸机联队、第17轻轰炸机联队、第4截击机联队、第51截击机联队、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74战斗轰炸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飞行联队等先后都参加了细菌作战。用于细菌战的飞机机种有：B-29轰炸机、B-26轻轰炸机、F-51、F-80、F-84、F-86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等，还有同型或与他们相类似的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撒布细菌的方法也越来越阴险巧妙。经常是撒布细菌的任务和投掷普通炸弹的任务同时完成，以使朝鲜和中国人无法察觉。美国空军撒布细菌时选择了“更加有效”的方法。例如把细菌撒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军队的集结地区；把细菌武器投掷在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桥梁；在破坏公路和铁路之后撒上细菌，使修复铁路或公路的工人感染传染病，从而阻碍或延缓公路或铁路的修复；或者把细菌撒布在江河和饮用水中，污染水源，直接一举杀害大量的中国人和军队。

<h3>服务员不服务</h3>

不过，也许是由于我有过从事服务行业的经验缘故，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在意。

100 DEX 1—4G—45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这座书店坐落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拐角处，恐怕是北京最大的书店。在中国的书店里，顾客是不能直接拿书看的，而必须委托服务员把引起自己兴趣的书拿过来看，是一种“闭架式”的方法。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第5航空队情报部来的布朗温中尉也出席了我们的下达命令仪式。一般命令传达之后，第1队的飞行人员都分别返回自己的中队，听取中队下达命令。布朗温中尉向第2队人员传达了第5航空队有关在安东地区逃脱和回避的指示。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事实。

马菲林上校和奥斯本上尉的供词，同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是相呼应的。

在观察炸弹的过程中，我回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某文献中读到的一段记录：

好在我是小便，得了救。那些不服水土、坏了肚子的外国人和妇女们想必感到很窘吧！除了北京、哈尔滨的旅馆以外，我进入的公共厕所全都是同样的结构。有了这种经验之后，外出时，我都事先做好准备。

虽说是平日，但由于休息日采取轮休制度，游客仍很多，外国人也比较多。解放后，中国政府对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从全国收集了大量文物，在故宫内展出。

该报告称，据传此外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细菌炸弹还有：空中爆炸的带螺旋桨的传单炸弹、带推进器开扇传单炸弹、落地开扇及侧面传单炸弹、带纸降落伞或硬纸简、纸降落伞纸容器（自毁式）、土制或陶器制的炸弹型容器、人造蛋壳容器以及装有其他啮齿目动物用的金属网筐及木箱等。

在中国第三产业领域里，很少看到年轻女性的微笑。中国的妇女五官端正，皮肤白净，腿细长，没有萝卜腿。她们虽然具备美人的条件，却不知把女人最重要的素质——殷勤忘在哪里了。

我对参加过美国空军的细菌战计划感到羞耻。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各国的武器中，(细菌武器）是应该永远被禁止的。我知道，今后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之中，绝不再参与这种事情。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和第51联队。

关于这一点，在该供词的“序文”中有一个全面的介绍，其内容如下：

公共厕所的外观，是一座很漂亮的砖砌建筑，而里面却是开放式的结构，使人大吃一惊。后来听说，女厕所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美国空军俘虏们摆出了难以否认的证据，供述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朝鲜和中国方面对俘虏一贯采取宽大政策，说强迫他们坦白交代完全是荒谬的。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巳，并非是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结果，由于美国空军俘虏们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将他们全体释放，遣送回国。

我担心这种公共厕所是否会使人误解现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首都的“名胜”——故宫的公共厕所采用的这种开放式的结构是不好的。在日本则不同，“有臭味的东西要加以掩盖”。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性格所致，但是，厕所本来是具有很强的隐私性，而且人们对自己发出臭味向外散发就有抵触。用很少的费用加以改造，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的。

北京的清晨，自行车的铃声唤醒了我：从早上六点左右开始响起来，高潮是在七八点左右。我站在旅馆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车的洪流自西向东，像银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于过分密集，自行车群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到了黄昏时，这个洪流又反过来流动。绝大多数自行车是坚固的载重型的，轻便型的自行车为数极少。听说上海产的自行车比北京产的更受欢迎，要买上海产的自行车，得等上几个月才行。不仅自行车，电视、手表等工业产品，都是上海的质量好。

这种炸弹的形状，是在朝鲜和中国发表的所有细菌战说明中最常见的一种。这是两国当局收集的炸弹中最普通的一种。委员会的成员都多次看到过这种型号的样品。这种炸弹与一般美国造的500磅hE炸弹的尺寸和形状大致相同，其重量约为150磅左右，用手就可以往机枪里装栽。这种炸弹有一个圆锥形尖嘴，其尖端就是定时信管。尖嘴里面有一个小空槽，在它的下达连着圆筒形炸弹弹体。弹体内用三个钢板间隔成四个槽，围壁上有竖缝连接在合叶上的另一半，打开后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投下装在里面的东西。最下层槽床的下面，围壁逐渐缩小，形成圆推形的空槽，空槽的外侧伸出4片尾翼。在它的下面装上降落伞时，开有一个降落伞能够出去的圆孔。公布的炸弹尺寸，各不相同（NA/85、SIA/13、ISCC/4等）。委员会看到的和被俘驾驶员所说明的炸弹样本，全长约4呎，直径1.2呎，围壁是用厚1吋的钢板制成。四个空槽的总容量约为14.5加仑。定时信管长约3吋多，标识是“传单炸弹，500磅，M105组，美制定时（信管）无内容”。据被俘飞行员的说明（附录37～40），炸弹的扇门大致在100呎高度就被打开，能在直径300呎的地面的土地上散发传单。

土制或陶制的炸弹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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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731部队开发的玻璃细菌炸弹的碎片

（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

听着李梅子女士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太和殿。这里堪称故宫的核心宫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庆典、颁布政令等重要仪式的地方。显示着昔日王朝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陈设，令人瞠目结舌。我望着那些涂着耀眼的金箔和油漆的柱子，紫檀的宝座，金鼎，烛台……这些惊人的财富，不禁令人哑然。后来，我靠着笔记又逐一地回忆起来。

在去军事博物馆之前，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故宫”(旧紫禁城）。这里是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宫遗迹。故宫本身就是具有500年历史的博物馆。

翻译李女士说道：“这些财富和艺术都是为一部分统治者而存在的，和老百姓是无缘的。”我边听边想：不能说无缘，这些财富绝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毋宁说，会使他们更不幸。但是，今天，这些财富服务过的统治者死了，这些财富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传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难道不是一种“逆缘”吗？

离开沉淀中国历史的宏伟故宫，我进入公厕，大吃一惊：“小便”姑且不论，“大便”周围没有任何围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地排便；在日本是面向里面，而在这里是面向外侧，同外边的人形成面对面。

习惯于东京“日夜服务”的我们，一下子还不适应昼夜分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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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安大街的黄昏，下班高峰的景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特殊工厂中至少生产了两种不同尺寸的“陶制”（实际上是土制）炸弹型容器。委员会在沈阳调查了它的样品：一种大的长约2.6呎，一种小的长约1.6呎。在上述论文中（附录17），正像榊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容器虽然在日本曾被推荐为培养细菌使用，但是，委员会1952年没有发现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过这种容器的证据。这种容器比任何容器都精巧，而不易被发现，作为“蛋壳”容器的先行者占有一定的地位。

接着，他继续讲道：“为了成功地尽早结束战争，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必要的。敌人的补给线是由中国的东北地区一直通向朝鲜。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补给物资送往前线。我们必须极大地损伤敌方的人力，使敌人无法把补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务必要挫伤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决心，应要求他们停止战争，以免遭受到轰炸。我们必须杀伤送往朝鲜的补充部队，使他们丧失作战实力。在这种轰炸之下，人民和军队都会丧失战斗的意志。这样，战争将会结束。”

有人说这里是“北京的银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是一个昏暗的银座。街道两侧虽然都是北京著名的商店，但商店本身也很暗，从外边看去，弄不太清楚里边是卖什么的。

弹筒的外壳上写有这样的字样和数字：

根据他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和上次战争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一样，使用细菌炸弹，为的是尽早地结束战争。他说，如果使用细菌武器，必定会发生传染病，无论前方后方都会缺乏人力，使人民的士气低落，结果人民就会要求停止战争。我们在将要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国人介入了战争。对此，作为报复将使用细菌炸弹。

年轻的服务员当着顾客的面把书扔在拒台上。那一剎那，我大吃一惊，而顾客一点也不生气地拿起扔过来的书看起来。顾客一再招呼，佯作不知的服务员为数不少。

爱文斯上校的供述，回答了美军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是否是日本造的这一疑问。

这在美国的街道也是如此，夜晚路灯比较稀疏。从国外旅行回来，为日本街道夜晚灯光之明亮而吃惊，不仅大城市，而且地方城市也是灯明如昼，在马路上能够看书的恐怕只有日本吧！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显然是要进行这样一种作战：即在朝鲜战争时要制造一种横断朝鲜半岛中部的“有菌地带”，称为“纹杀计划”，企图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补给线。

他说，炮兵虽然也可以和普通炸弹混在一起发射细菌炮弹，但是，细菌战大部分将由空军来实施。他继续对我们说道，各位作为F86驾驶员的主要任务是同米格战斗机进行战斗和掩护战斗轰炸机。但是，各位在朝鲜工作期间，必须参加细菌战。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陈列着的美军细菌炸弹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呢？从外表看，其结构很简单。另外弹体内塞满“活炸药”——有毒的苍蝇和蜘蛛是特地从美国运来的呢，还是在日本“制造”的呢？

对细菌炸弹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的要求，暂时被搁置起来，我们来到“抗美援朝”展区。这一展区的一角，陈列着一个形状奇怪的炸弹残骸。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正文第二章平房的落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天空云很高，阴天，黎明前一场雨使路面变得湿漉漉的。由于昨夜下了一阵暴雨，我们担心今天不能去平房了。听说，迄今有几个日本团体访问过平房，但每次都遇上暴风雨。我突然想到，是否是“马鲁太”的灵魂不喜欢日本人访问这里呢。

我们预感到，如果不出现误用照片问题，这次似乎将是一次愉快而成果丰硕的旅行。

“194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日本宪兵把我逮捕了。他们将灯火管制时用的外黑里红的窗帘蒙在我的头上，架着我上了车，走了大约30分钟。这天夜晚，哈尔滨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时都被捕了，所以将这次事件称作‘12.31事件’，又称‘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

在平房留下无数的怨恨而死去的许多“马鲁太”一定会想，不久，和平将重新到来，雨过天晴的明媚阳光和一片绿色在微风之中，日中两国人民相互握手的日子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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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区人民政府和哈尔滨地方史学会一行陪同作者调查平房区原731部队设施遗迹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一阵轻轻的振动，飞机着陆了。这时是下午5时40分，飞机是准时抵达的，恰好是夕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刻。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交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进行创作活动。二十一岁被捕时巳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和两篇长篇，并正在报上连载。”

“被捕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东北（满洲）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已经翻译出来，作为证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暴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交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汽车行驶了20分钟以后，就看不到一排排的居民房屋了，而是进入了广阔的农田。视线所及，都是种有高粱、土豆、大豆、小麦和青菜的农田，在地平线处种着许多白杨之类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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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时和释放时都是用灯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来，并用汽车在市内转来转去，所以无法判明监狱的位置。”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如果无妨的话，能否讲一讲您的抗日活动和被日军逮捕后的体会呢？”

“我们是为祖国而战，是为了日本，才把‘马鲁太’作为实验材料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参加过战争懂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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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正门哨兵所遗址

过去对日本只有厌恶和憎恨的平房人和日本人，现在沭浴在和平的阳光下紧紧地握手。此时，充满秋日馨香的微风，轻轻地拂过绿色的杨树林。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的名著末尾的一段话，那是主人公为替自己受刑的人写的：

“欢迎来平房访问，我们恭候巳久了。”这就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学琴。接着，又走过来一位面孔晒得黑黝黝、表情淳朴而魁伟的人，他是韩晓先生。

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唯恐是前边的汽车发生了事故。

我们的车里坐着关沫南先生。在车中再次相互介绍之后，通过德永君的翻译，双方进行着交谈。

关沫南先生身体比较瘦小，乍一看似乎像有病在身，有些纤弱。他语气稳重，说话的表情柔和，很有风度。作为共产党作家，他参加过抗日运动。他在东北地方从事抗日地下活动，曾被日军逮捕，差一点被送往731部队。在车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这一点。

“我被捕后，被他们用竹剑乱打。我还遭受了拳打脚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凉水、电刑等拷问。结果，有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后，我们被捕了。”

“被捕以后，我被监禁在松花江附近挂着‘松花塾’招牌的秘密监狱里（位于今天哈尔滨中央大街和友谊路的拐角）。从外表看，它是一幢极其平常的、屋顶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监狱。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

（摘抄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把我们出卖给日军当局的两个人，叫大内隆雄和藤田菱花。这两个人把我的作品翻译之后，作为我的罪状证据。大内原来是个左翼作家，叛变之后来到‘满洲’。据我所知，藤田是个特务，也是满洲的土匪。伙伴们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汉语讲得十分流畅，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诗和唐诗。他还吸鸦片。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藤田作为作家出现在长春。”

关沫南先生的话将要结束时，汽车驶进了市内。天巳经漆黑了，许多自行车行驶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自行车也是无照明的。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自行车都特别多，这是一个特征。道路像是专为自行车修建的，汽车得让着自行车行驶。不过，汽车和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比较多，我们访华期间多次目睹了这种事故。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击队员，其他还有满铁的左翼刊物《满洲评论》的编辑和建国大学的教授。被关进‘松花塾’的人，下场都没有定。从写在‘松花塾’墙上的血书看，估计他们几乎都是进行绝食而饿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内，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长春，得以活了下来。还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没有一个人生还。”

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进入了平房”。这是我们访华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

不一会儿，汽车绕过马匹，离开了事故现场。晚上六点半左右，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汽车驶进了此后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宾馆”院内。七点开始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秘书长张积智主办的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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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采访旅行目的地的旅馆中整理资料

田野虽然很宽阔，但都耕种得很整齐。这里和我印象中的“满洲”荒野相距甚远。令人担心的天气完全放晴，明亮的阳光照射着碧绿的平原。这同731部队阴森森的印象相差十分悬殊。

满机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内，日本人一共只有7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我虽受了拷问，但我说：‘我是一个个人，写了些基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学这个手段宣传共产主义，同共产党没有关系。’一直坚持到最后，我都这么说。”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终于来到了这里的感慨。虽然心中担心着日本的情况，但是，既然已来到了当地，就决心专心致志地进行采访。由于这种缘故，平安无事地踏上了这块土地，产生了一种异常的紧迫感。

<h3>不战的圣地</h3>

“我被送进了长春监狱，后来和狱中相识的一位妇女结了婚。她也从事抗日运动，被捕之后受到了同样的拷打。后来查明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才释放出来。”

王学琴先生的致词包含着对我们日本人访问平房的一种“照顾”吧！

汽车在看似市区中心的一座横的细长的像学校式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平房区区政府兼区议会、警察署和共产党的办事处，是平房区行政机关的中枢。

由于愤慨而拒绝采访的原731部队的老队员，每当谈到平房这个地名时，总是显露出一种百感交集的表情。

走下飞机，迎面袭来一阵寒气。在机场大厅的入口处，我们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主席关沫南先生和该会的张浪先生还有诗人中流先生的欢迎。看上去他们是衷心欢迎我们访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作家协会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非常统一的组织。听说作家也是公务员，根据各人的业绩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薪金。

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时，正值关东军对沈阳郊区柳条湖（柳条沟）的满铁线路进行阴谋性破坏并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制造“满洲事变”的第51个年头的早展。

飞机降低了高度，地面逐渐显露出来，我刚想飞机会不会在小米、高粱地里着陆时，前方巳出现了跑道。

再向前行驶三四十分钟之后，在原野的尽头，出现了一群砖瓦的建筑群。不一会儿，汽车进入了市区，自行车和行人骤然间增多起来，街上几乎看不到独幢的住房，多半是三五层的砖造公寓。道路很宽，两侧种植着浓密的白杨树。

几乎看不到人家，没有擦身而过的汽车，也没有行人，只有偶尔几辆运货的马车。视野所及的辽阔原野，被沉落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余辉柔和地染红，气温相当于日本10月中旬左右。

“我并不是为了激起中国国民的旧恨才写《恶魔的饱食》的，而是为了使对战争的记忆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样的错误才写的。我希望评价创作《恶魔的饱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国民来说，对于祖国犯下的错误总想尽可能地予以掩盖，但是，一方的国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国家之后，为了恢复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侵略一方的国家应该做出诚挚的反省。这部书也是曰日本国民反省的书。如果把《恶魔的饱食》作为桥梁，平房人和原731部队人员之间忘却旧怨而进行交流，进而成为支撑两国友好的一块基石，那么，我将感到荣幸。”

我们的访问事先已通知了当地，因此，受到了十几个人的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长统雨靴。

云海下面的大地，就是昔日的“满洲国”，是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区。这块深深地铭刻着侵略伤痕的大地，在云海下面苍然地迎来了黄昏。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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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道里分队旧址

日本的作家很少到哈尔滨来。来迎接我们的三位人士，作为中国的作家，对《恶魔的饱食》都表示非常的关注。

抵达哈尔滨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证人。查证731部队现场，从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动证词揭开了帷幕。

附近楼房的窗户里露出了许多人脸，街上的行人也围扰过来。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位目光和蔼可亲、充满信心的人，和我们紧紧地握手。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1944年8月，上坪铁一中佐当上了鸡宁宪兵队队长。为了提高达境宪兵队的“成绩”，他知道，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别移送”是一个最有效的做法（中略）。同年11月初，他探知了军事情况，捏造了“进行反满抗日运动”的借口，逮捕了居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王环女士和她的父亲共15人。（中略）

“被捕的人去处多种多样，除‘松花塾’以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本部等，市内设有许多监狱。哈尔滨宪兵队、哈尔滨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务机关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关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语调淡淡地这样说道。从他那稳重的风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受过残酷镇压风暴的人，但是，支撑纤弱身体的毫不动摇的姿态，却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经历过长期抗日斗争锻炼而养成的坚强意志。

在中国各地听到的同样措辞中，存在着一种希望同历史上、地理上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友好相处的意识吧。

虽说如此，《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我和下里先生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

中国方面这种有所“照顾”的措辞，使我因想起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国国民的广播讲话，他强调采取以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的方针：“我们绝不企图进行报复，尤其不能对敌国无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回答敌人过去的暴行，以侮辱来回答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话，则是以恨报恨，那就永无止境……”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有了今天的扭曲与丑恶。那孩子长着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束金发。我听见他告诉孩子我的故事，声音颤抖，带着深情。

在北京逗留了两天之后，我们一行于9月17日下午4时乘中国民航601航班飞往哈尔滨。这是一架和YS-11相似的苏制伊柳辛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王先生和韩晓先生最后说：“如果原731部队人员希望来平房访问的话，我们这里随时都热情接待。”

“731部队强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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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日中战争的沈阳市近郊“柳条湖”的铁路道口，表明满洲事变和日军侵略的纪念碑就在此附近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讲话结束之后，双方进行了座谈。“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龄的日本人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平房区，他在口字楼（原731特设监狱）前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鲜花之后，口中念念有词。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询问老人的姓名。他说叫上坪铁一，现年87岁，伪满时代曾任原安东县宪兵队长。战争时期，他曾把22名‘马鲁太’送进731部队。他从日本来到这里是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席间，平房的人谈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张女士双颊消痩，头发零乱，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又有些肿胀，但是，她只说：“我到苏联去诉说中国农民濒临死亡的痛苦，这有什么不对呢？”除此之外，她一句话也没讲。（中略）这样一个被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人，不能释放，送上法庭又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考虑到已向司令官报告了“逮捕了15人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的“成绩”。反复思考的结果，只有把他们送进石井部队。包括张女士和她的父亲在内，把6名拷打致残的人作为“特别移送”转送进了石井部队，其他人勉勉强强地释放了。（《在华日本战犯的自白》，引自《侵略》一书，新读书社出版》）

飞行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飞机到达了哈尔滨上空。从机上向下望去，透过云海的缝隙可以看到辽阔的平原，弯曲的河流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乘火车需要17小时的旅程，乘飞机只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但是，到出发时，天气逐渐变好。市内正是自行车高峰的时刻，我们的汽车穿过自行车群，向平房驶去。没有自行车的人们，站在货运卡车上，被分别送往工作单位。这里上班时间通常比较晚，但采取轮班制，错开上班的时间。

平房就是731部队的根据地，是《恶魔的饱食》的核心，是铭刻着被杀害的“马鲁太”无数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战争爪痕的地方。经历了37年的岁月，这里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迎接我们呢？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

原731部队年老的护士，谈到平房地名，总是把布满皱纹的双手合起来为牺牲者祈祷冥福。不仅仅是原部队人员，平房这个地名使日本人心中回忆起痛苦的过去。与其说是日本人过去在“圣战”美名下犯下罪恶的本身，不如说是要隐瞒过去的错误，而借口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办法而支吾搪塞的做法更是野蛮。然而，虽说这是被军国主义的疯狂所迷惑而犯下的错误，但是访问铭刻着祖国犯下的错误，洒满牺牲者鲜血的大地，作为一个日本人来说，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关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小兰屯。从上初中起受鲁迅和高尔基的影响，立志从事文学事业。1937年由于家境贫困，高中退学到邮局工作。后来参加了哈尔滨马克斯主义文学研究小组，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在《新青年》和《小说人》等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和散文等。

在王学琴先生讲完欢迎词之后，我站起来，首先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接着讲道：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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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平房的途中

穿过绿色的农田，通往平房的道路是笔直的。道路两侧都种满了白杨树，货车和自行车也大大减少，偶尔有几辆运货的马车，悠闲地行走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我们进行活动时，有三个特务（机关人员）钻进了我们内部。他们在三年中间一直在监视我们的活动，掌握内情。在我们被捕、接受审讯时，他们事先已进行了调查，日方巳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三个特务中的一个是其他县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捕后转向，背叛了党。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团员。还有一个人伪装进步的态度，接近我们。我们将他们作为同志和他们交往了三年。其间他们完成了对我们活动的调查。

机场距市内约42公里，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所在的市中心，约需一小时的时间。

“我得以生还的原因，听说，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共产党作家很稀罕，是为了进行观察。”

“被关的房间中，在很高的墙上有一个嵌着铁栏杆的小窗户，踮起脚尖或跳起来也看不到外边。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面有电车终点站。从传来的阵阵钟声和电车进站的轰鸣声和回头电车的发车转辙器转换声，可以判断出监狱的位置。

同日本的城镇不同，这里是公寓、工厂、仓库、牲口圈、马棚、货车、工地和绿化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熙熙攘攘的活跃气氛。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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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区人民政府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h3>抗日作家的证词（一）</h3>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对于我的希望，关沫南先生既不争强，也不勉强开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回忆往事般淡淡地讲了起来。

<h3>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h3>

作者注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h3>第五十一个年头的握手</h3>

<h3>731部队的旧址</h3>

我们分乘两辆中国制的“上海”牌轿车离开机场。汽车行驶在广阔农田中的道路上。这里并不是平原，而且到处都经过耕耘，根本没来到“满洲”的感觉。

这次广播讲话，使在中国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韩晓先生读过《恶魔的饱食》。在我们之前，日本记者团访问平房时，他做过向导。在我们访华前10个月，韩晓先生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我来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731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我觉得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我现在将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作者注

正文第三章 731部队旧址查证

<h3>1号楼</h3>

在查证了1号楼、特设监狱、动力室、吉村班设施和地壕等旧址之后，已到了中午，我们还想继续进行实地查证，但是，陪同我们的人员已面带倦容。

今天上午我们进入的地壕内撒满了消毒粉。由此看出，当地的人们对37年前撒下的细菌至今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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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的1号楼和口字楼相连接的中央走廊爆炸后留下的残迹

最里面是干燥室和冷冻室。干菌的制造流程如下：

<h3>中苏联合调査团</h3>

据D·S先生的回忆，在口字楼旧址有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室。穿过口字楼中央的通道，是地下结构，同高桥班设施连接的地道（估计是通往解剖室的路）有一个出入口。

大楼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操场。门口正面是一座三角形的屋顶，左右呈对称形状。这幢二层的黄色建筑向西边伸出了长长的两翼。

731部队采用了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集中供热系统。为了经营细菌工厂，不仅在医学方面，而且把当时科学技术的精华都集中用在部队设施的各种设备上了。

破坏得最彻底的是口字楼，部分建筑仅剩下一半残骸，特设监狱变成了瓦砾堆，仅剩下房基。D·S先生用手杖拨开瓦砾堆，还发现沾有血迹的石头，写有人名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块。

另一名原部队人员说，冻伤实验并非仅在露天进行，在室内也曾进行过。让裸体的“马鲁太”在冷冻室里进行冷冻。哈巴洛夫斯克公审记录中的“人工风”、“室内实验”和“监狱的实验室”表明是存在过室内冻伤实验的。眼前的吉村班设施是否相当于公审记录中提到的“室内”呢，还不清楚。在墙壁底部有砖砌的豁口，在它的上边，埋着一些用途不明的金属零件。

但据说在投下爆炸时，这种方法制成的细菌比陶瓷弹的死亡率高。在野外使用附着灵菌的“弹子”进行过实验。

“……听吉村班研究人员说，在零下20度以下的严寒中，从部队的监狱里把人拖出来，让他们光着手，用人工吹风的办法，使他们冻僵，然后用一根小木棒击打冻伤的手，一直打到能够发出如同敲打木板一样的声音为止……”

韩晓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谈到731部队在战后平房区留下的“后遗症”时，这样写道：

第三课：有田少佐；斑疹伤寒

听着韩晓先生的说明，沿着校舍的右侧往后走。由于头一天夜晚下了雨，地面有积水，鞋子上沾满了泥泞。这时才明白平房区的人们都穿高统雨靴的原因——是为了陪同我们参观而早巳做了准备。

瞬间，我们追溯到37年前的岁月，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出现在眼前。

在三角屋顶下的正门外面停放着十几辆自行车。根据原部队人员复原的部队设施“要图”，进大门之后，一层左边有传达室和宪兵室，再往左走是印刷室，左端是诊疗室；右边是调查科庶务班、调查课长室、摄影班、管理课、人事课。二层右端应该是石井部队长办公室。现在这些房间是学生上课、职员上班的地方。

汽车沿着斜坡缓缓地驶入了三屯。到处都是土墙、草屋顶或是用苇席盖屋顶的旧式农户。

可是，“弹子”是什么呢？

由于731部队专列的中国司机在途中逃走，动力班人员立即成了司机的替补人员，当了火车头的司炉。

巡回从上午10点开始，每隔六小时进行一次，最后一次狱内巡回是在“马鲁太”就寝前，晚上8点左右进行。

汽车从三屯离开，又进入了乡村道路。由于前一天夜里下过雨，没有扬起尘土，但是，汽车车轮却常在泥泞中打滑。不一会儿，来到一个住户比三屯更加稀疏的村子，这里是四屯。村子中央有一条到处是积水的道路，土墙、草屋顶的房子稀疏地坐落在路旁，马车不慌不忙地走着，鸭群横穿道路。这一地区的住房上看不到电视天线。

在原锅炉房的东侧，有一片用砖墙隔开的住宅区，在原第二部、航空班和机库附近。这是一片泥墙、马口铁屋顶的平房，其中有的房子看起来像要倒塌似的。像这样的房子，屋顶上也装有电视天线。烟囱一旦倒塌，也许会殃及这些房屋。但是，今天平房的人们似乎并没有这种担心。在烟囱的上空，是中国东北地区蔚蓝色的天空。731部队原型残存的唯一旧址，总有一天也会荡然无存吧。

“1953年，我来平房时，除1号楼外，还剩下一幢三层楼和走廊。但是，关押‘马鲁太’的7号楼和8号楼监狱的遗迹——我们把它们叫做四方楼（即口字楼的意思），只剩钢骨水泥的碎块、砂土、木材片和玻璃等的堆积，里面散乱着一些坏了的仪器、医疗器具和资料……部队撒退时，为了消灭罪证，把四方楼破坏得乱七八糟。”

南边烟囱的基础部分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731部队锅炉房、给水室、工务班”。在残壁的基础部分光秃秃地伸着14根支柱，徒然地支撑着昔日731部队死去的机关。烟囱高约30米，残壁长约70～80米。

出发前夕，D·S先生提供的回忆和建议，具体而富于启发性。

口字楼旧址是一块用砖墙围着的普通空地。砖墙并不是口字楼的围墙，而是为划分工厂、学校、仓库和住宅区而修建的。周围的榆树长得绿荫如伞。

通过两天的测量，判明包括防御阵地在内，整个设施的总面积约为254万平方米。这和前面提到的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测量数据多少有点出入。

用高性能炸药也未能破坏的这个恐龙化石，如今似乎已从头部开始脱落，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外貌，但是走近一看，经历了爆破和37年的风霜，它的残骸依然很牢固。

<h3>恶魔的原型——锅炉房旧址</h3>

李梅子翻译了平房区副区长王学琴先生的说明。我虽然不认为37年前石井部队有毒细菌还会活着，但是当地为此照顾我们的盛情厚意，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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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吉村班设施的内部

转到后边，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残壁上只能看到的两根烟囱之间还藏着“第三根烟囱”。它失去了上半身，但下半身却藏在残壁的后面。

“派来的防疫医疗队在群众的全力协助下，捕杀老鼠和跳蚤，注射预防针，还到各村镇指导防疫活动，取得了成效，制止了鼠疫的蔓延。”

我们终于来到了口字楼院内的7号楼和8号楼旧址。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了查明731部队的真相来到了曾经关押过3000名“马鲁太”，对他们进行活体实验而无一生还的特殊监狱旧址。

特别班备有一本《巡回日记》，足有三本大学用笔记本那么厚，以红线划为两栏，一栏记入“马鲁太”的编号，另一栏记录巡回情况。

韩晓先生推测说：“从曾经安装过大型压缩机的痕迹来看，可能是低温仓库吧！”

3.在1号楼右后方（东北）锅炉房的烟囱理应是两根，但照片中却有三根。

野口班的作业设施，是口字楼外边的平房。这里由军官室、委任官室、四个研究室、冷冻室、分注室、雇员休息室、浴室、厕所、作业所(各种消毒、冲洗）和仓库等组成。

<h3>冷冻“副调整室”——吉村班旧址</h3>

“是在口字楼西北角挖掘出来的。当时挖出三卡车的白骨，还有注射器、试管、乳钵、水壶、药瓶和碎玻璃等许多东西。”

通过对原部队人员的采访，脑海里早已熟悉了一屯（头屯）、三屯、五屯、义发源等地名。直接访问这些同731部队有着密切关系的村庄，也是这次采访活动的目的之一。

“用卡车拉出去扔了。”

731部队在口字楼等处都建有复杂的地下设施。1945年11月中苏联合调查团的D·S先生的证词及原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认：“犯人是通过正面中央建筑物下面隧道似的秘密通道送进监狱的。”其他情况都已作了介绍，人们都知道有一条连接口字楼和解剖室的地下通道。

在平房区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分头进行活动：我去三屯、五屯等附近村子，下里先生再次查证731部队各种设施并摄影。我对下里先生说：“时间不够用了，别吃饭啦，马上出发吧！”中方看到下里先生立即答应而吃了一惊。我们想看的、想转的地方太多了，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觉得可惜。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吃了午饭，然后下午分头进行采访。

“当然可以！”

我们回到校门时，正好学生们下课。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走出来。他们中间穿草绿色、蓝色制服的人较多，也有几个女生穿着红色的运动衫。可能是把课本都放在教室里，大家都空着手。这和日本放学时的情景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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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马鲁太”的焚尸炉旧迹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战后从外地迁来的。他们没有遭受731部队的伤害。”

在阳光灿烂、牧场般的平房周围，村庄荒芜，由于鼠疫而暴死的尸体遍地皆是，这种情景令人不堪想象。

部队里，有三台最高压力为20公斤的田熊式锅炉安置在动力室内。这种锅炉是田熊常吉于1912年发明的自然循环式水管锅炉，战前作为工厂用的锅炉曾得到广泛的使用。

转到楼的后面，建筑物的状况为之一变。这里和涂黄色的正面不同：后面的墙壁没有任何装修，茶褐色的墙壁有不少地方已经脱落；由于雨水的侵蚀，留下许多灰色的水纹。

<h3>“马鲁太”的讲习会</h3>

<h3>孪生地下室</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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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撤退后，从平房设施遗迹中发现的细菌弹体、人骨、药品等

（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供）

4.最后把安瓿原封不动地装入陶瓷炸弹（宇治式炸弹）里。

在培养皿里加入了培养液，开着盖。在投弹后，将培养皿盖上盖，带回研究室，培养投下的细菌，确认细菌的死亡率。

“20多年前的事情了，记不清楚了。不过，除了遗骨外也许还保存着一些其他物品。”

如果当地人有午睡习惯的话，就不能硬要他们采取“日本式”的做法，所以决定吃午饭进行休息。

注释：

从口字楼去锅炉房。再次乘上汽车绕过原卫兵室前大街，沿铁路线把车开到不能再开的地方。

我们分乘两辆汽车出发，驶向平房郊外。不一会儿便出了市区。过了五层楼的住宅区，便上了一块小小的高地。在这里，一片大平原尽收眼底。

下车之后，穿过砖砌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曾在照片上已熟悉的731部队总务部，即1号楼。

从口字楼周围挖出白骨，并不止一次。据说1949年从地下也曾发现过大量的白骨。

日中两国有关人员在烟囱的基础部分合影留念。731部队成了他们与过去素不相识的中方有关人员友好的纽带，令人不禁感慨万分。

在天花板很高的屋里，只能从上方的小窗口透进一点光线来，室内阴暗。地上铺着一层石头，墙壁是厚厚的混凝土。现在是哈尔滨市新丰工厂的器材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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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建筑口字楼东面的供电设备外景残迹

（哈尔滨地方史学会提供）

据D·S先生说，中苏两国军队在平房现场进行了两天的查证。

动力室属管理课管辖。管理课由工务班和动力班组成，后者又分为发电、给水、供气和气缸等部门，共约50人。

据下里先生的测算，堵在地壕入口的两扇铁门，每扇宽约1.4米，两扇合在一起，大致呈正方形。

2.把分注的活菌浸泡在60度的酒精中，使他们凝固在的玻璃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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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研制细菌的主要建筑口字楼的残存部分

我又问道：“那么尸体的骨头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呢？”

在三根烟囱中，经常使用的只有两根，因此，不少部队人员记忆中“只有两根烟囱”。

关于吉村班用“马鲁太”进行的冻伤实验，1949年I2月26日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原部队教育部长西曾做了如下的证词：

调查团是以驻哈尔滨的中苏两国的军医为中心组成的，共20人。中方人员中有后来当副总理的民先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部政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先生（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卫生部姓吴的干部也在场。D·S先生分工负责测量731部队的全部设施。

我接着问道：“从前这里经常关押着80到100个叫‘马鲁太’的俘虏，并进行各种实验。在这块充满仇恨的地方，有没有听说闹过鬼？”

4.1号楼的屋顶比照片的屋顶低些，大门上三角屋顶的坡度还要更大些。

如果通过上述实验取得成果，就在安达实验场利用“马鲁太”和动物进行实验。在这种活体实验中，使用了炭疽菌。

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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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撤退时被炸毁的建筑物留下的残迹

（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供）

像正黄旗五屯、正红旗五屯这一类的“五屯”也有好几个，很容易混淆。眼前的这个村庄是正黄旗三屯，我站的这个地方，是原来的“黄家窝”，都是被731部队强占过的村庄。

前面丘陵的斜坡上可以看到烧暖气的烟囱林立的住宅群。韩晓先生说，那里就是三屯。

中苏联合调查团采集了旧址的土壤，调查了细菌污染状况以及老鼠、跳蚤等实验污染生物的生存状况。据说，当地老鼠繁殖了不少，甚至还跳到调查团人员的身上。

“扔了！扔到哪里了？”

工作分为管理“马鲁太”事务、炊事和看守监狱三大类。晚上10点全部人员出勤，而后每隔两小时换一次班轮流睡觉。

第四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大量生产和保存细菌的方法，制造疫苗及免疫性血清，其编制与分工如上图所示。

“我初到平房时，这个铁门是开着的，地壕里空无一物。1954年建成伟建机械厂以后，这里就成了堆积废物的地下仓库。现在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壕。”

墙壁上弯弯曲曲的钢筋，像恐龙骨架似的挺出来。这宛如731部队一直喂养的锅炉房这个恐龙的化石。

地面宽约1.6米，“铺着砖头”。我们觉得似乎走了相当远的路，但实际上只走了几米路，在右侧又看到一个横着的坑，坑的宽度和地壕相同；再往里走10米左右，天花板呈拱形，两侧墙壁上有两层长水泥架，水泥架子上都有一道U字型的浅沟，显然是洗物台；水泥架向入口方向缓缓倾斜，尽头有一个排水口似的洞穴。从地面至天花板高度为2.85米，天花板中心处有一个通风口。

据这位特别班人员说，“特设监狱里虽说有地下室，但规模并不大”。关于这一点，另一位特别班人员提供的证词是：“‘马鲁太’是经由地下通道运进7、8号楼（特设监狱）的。地下通道有轨道车用的铁轨……从口字楼中央走廊通往7、8号楼，院子设有坚固的铁门，经常有警备人员在门旁站岗”。

在许多废墟堆积的地方，地下室的出入口都开着黑色的洞口。由此可以看出，口字楼设施是一座设有复杂的地下结构的巨大建筑。

在731部队宿舍的周围，每隔50厘米密密地种植着牛蒡。关于这一点，中苏联合调查团中央的意见不同：有人说，日本人喜欢吃鸡素烧，所以种植了牛蒡；也有说：“不，这是为了防止由动物房逃出来的动物（老鼠）进入而种植的。”

一批好像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走过来。他们不同于中学生，肩上挂着一个手缝的布书包。他们穿着粉红色、红色、蓝色和黄色的上衣或毛衣，和穿清一色人民装的大人形成对照。

地方史学会佟振宇先生说道：“731部队彻底破坏了四方楼和特设监狱，但当年种植在四方楼四角的小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因此，我们可以弄清楚监狱的位置和面积。”据该学会对旧址的精密测量：

下车后，我们继续沿铁路线往前走，不一会儿两根很怪的烟囱呈现在眼前，用我的照相机无法拍下它们的全景。

中国东北的地名，多数是根据满族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命名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等。

锅炉每小时约消耗5吨煤末。这里安装有90马力的换气用电动机，利用鼓风机向锅炉输送空气助燃。大型锅炉中，空气管道和烟道中通风的阻力较大，为了排除这种阻力，利用鼓风机增强通风力。

一位特别班的人员为我们绘制了一份特设监狱一层的平面图。

四方楼 7900平方米

关于特设监狱有若干问题必须加以确认。原部队人员作证说特设监狱有地下室。也有人说731部队撤退时由于时间不够，在口字楼的院内挖了一个大坑，把“马鲁太”的尸体掩埋。但也有人否定这种说法。原部队人员的意见存在分歧。

干菌的毒性一般比活菌减弱7%～8%，但是，在使用装有菌体的陶瓷炸弹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失和漏出的危险性小，安全系数高。

投下“弹子”实验的实施要领是：以投下地点为中心，周围摆上培养皿。培养皿的间隔从50米到100米、150米、200米、300米，逐步加大距离。

参与调查的政治部干部队R先生，对731部队怀有憎恨，对设施旧址的调查是很彻底的。据说，他的战友是被731部队残杀的。

“那些骨头和药品都怎么处理了？”

夜间常常响起警铃，这时立即叫醒正在打盹的特别班人员，全体人员连忙赶往报告异常的牢房，预防“马鲁太”闹事或逃跑。

写进《巡回日记》的内容：次晨交班时，在细谷技师列席的情况下，向下一班报告。如果发生事故（“马鲁太”生病，出现异常情况或病情变化），需要较多的时间，但通常巡回一次的时间约需30分钟。

黑框 47500平方米

在启程去中国之前，居住在关西地区的D·S先生给我寄来了如下的信息：1945年11月，中苏两国军队在平房进行了实地调查。当时的调查资料今天理应保存在中国的某处。

地壕高约2.85米，在入口处有一个长1米的水泥屋檐向外伸展，下面就是铁门。铁门半开着，里面的台阶散乱着瓦砾和木头等，地壕里一片漆黑。

在楼前的操场上，设有两个练习用的篮球架。在731部队的各项设施中，唯有1号楼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乍一看，它与地方上的中小学毫无区别，目前是哈尔滨市第25中学的校舍。在校学生约1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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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地区交通示意图（1983年）

对疑问1、2，韩晓先生十分简单地做了回答。“那根烟囱并非731部队的，是我们修建暖气时新建的。焚尸炉的烟囱原来在西北角，但731部队撤退时已被炸毁，现在已不存在了。焚尸炉的位置还能找到，但什么遗迹都没有了。”

“……吉村研究员还让我看这种实验，它是在监狱的实验室里进行的。”

听说，至今在旧址内到处仍能挖出人骨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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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撤离时被炸毁的涡炉房

（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供）

两个以上的原部队人员做出证词说，“由于撤退的时间紧迫，坑挖得太浅，在特设监狱的院内焚烧、掩埋的‘马鲁太’的尸体，埋得不彻底，达不到隐藏尸体的目的，又派别的组把尸体挖出来，重烧一次，然后把骨头和灰扔进了松花江。”

“请务必让我看看！”

野口班是第四部第二课的通称。负责研究炭疽干菌。第四部在战争结束时的最高负责人是军医少将川岛。

在这幢组合成长方形的建筑里，横向楼和纵向建筑接合部分，二层的高度恰好可以俯视纵向楼的石头地面。如果在两幢楼之间用透明的厚玻璃隔开，那么宛如电视台里俯视演播室的“金鱼缸”——副调整室的情况一样。

通过一名原野口班人员的证词知道731部队里有弹子的存在。

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地道和地下室呢？从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马鲁太”人数(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川岛供述说：“虽然能够关押200-300名‘马鲁太’，但是，有一次也曾同时关押过400人。”）来看，我依然怀疑该监狱可能有一个大规模的地下室。即使不是如此，我也嗅到在地道和地下室里有一种秘密的气息。

从1号楼后面，我们沿狭而陡的楼梯来到二楼石井部队长原来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两间房子组成的，现在已是学校的办公室。在场的两位女办事员对于这突然闯进来的一群人瞠目而视。我们一行包括陪同参观的平房有关人员、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人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士等在内共十七人。估计事先巳接到通知，但是她们却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

好像正在上课，校园内空无一人，校舍与院内静悄悄的。校园内积有昨夜的雨水，映照着蓝天和白云。这种和平而又平凡的外观，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根据地的旧址。

<h3>特设监狱</h3>

“靖富祥一家是三代共23口人的大家庭，几天之内就死了16口人，其中还包括5岁和2岁的孩子。”

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的王之堃先生于1956年四五月份进入平房区731部队旧址，拍摄了整个设施被炸毁后的情况，作为地方史学会的资料。我们在该公司的试映室里看了这部资料影片。这是战后首次拍摄731部队旧址的影片。听说，现场一直保留着战争结束时破坏的原样。关于这部影片，将在以后加以叙述。

“731部队在撤退时，来不及处理那些装在玻璃瓶中的人体标<u>ｐ://.9９ｌｉｂ?</u>本，将这些东西装了两卡车，拉到松花江畔弃置不顾。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和卫生部人员认为这些人体标本是关押在原日军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建筑地下室的人……其中，能够辨识的标本也有二十五六个。

“我还听到目睹者说，还有在室内让人把手泡在冰中进行的实验。”

但是，他对这三台锅炉和动力室的每一角落都十分熟悉，是锅炉的“主人”，因此，在动力班里，人们悄悄地说，石井部队长准许他在上班的时候喝酒。

锅炉房的主任叫h·K，是海军上等机械兵出身的技术员，是个上班时间也不能离开酒的酒精中毒者。

来到这一地区，未开垦的原野格外引人注目，使人感到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东北地区的秋高气爽，每个村庄都洋溢着和平的景象，似乎毫无731部队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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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1号楼（总务部），现为哈尔滨市第二十五中学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为了消灭证据，他们炸毁了细菌工厂，向外散放了许多带菌的老鼠，引起鼠疫的流行。1946年6月，以原来的细菌工厂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方向呈扇状向外蔓延开来，当地出现了许多死者，平房完全荒芜，尸体遍野，人们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真是惨不忍睹，到处都听到哭声，到处都是新坟。”

731部队坐落在平房的东北部，其占地面积内包括了21个村庄：即义发源、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四屯、新五屯、瓦盆窑、大南沟、小南沟、正黄旗头屯、二屯、三屯、黄家窝堡、韩四家子、大乔家、三家子、张家店、平房屯、韩家店、腰二家沟、后二道沟、东二道沟和山咀，其占地共约80平方公里。

第二课：野口少佐；见以下说明

给水泵有两台90马力的，一台50马力的。通过给水预热器来适当控制抽水，多余的水自动流入蓄水槽内。

63号大礼堂仅剩下钢骨架，建筑本身已变形。1号楼的屋顶已被炸掉，单体楼被破坏，已看不出原来的形状。高等官宿舍有四栋无损地保留着。动物房和焚烧炉只剩下了房基。

从以上数值和空中照片来推测，口字楼近似长方形，东西略长一些。东西外壁长约90米，南北宽约8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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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字楼到位于楼的一端的高桥班的解剖室，是由地下道连在一起的。这在第一集中已作了介绍。这个地下道延伸到解剖室的距离很短。部队人员把口字楼一层通称为“地下”。

1945年8月9日，部队开始撤退时，为了销毁大量罪证，三根烟囱全部开动起来。据原动力班人员的记忆，“各研究班连日来把大量的资料运来，从8月9日到13日，在炸毁锅炉房之前，一直忙着烧毁这些东西”。据说在烧毁的资料中，有许多“马鲁太”的X光透视片。

在特别班工作的人，事先要接受细谷技师的“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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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孪生横坑”本身可能是“弹子仓库”，但是，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后来访问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时才弄清楚孪生横坑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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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731部队炸毁后的锅炉房

（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供）

再往后走，破坏得更为厉害。看起来像原状的烟囱，但它的下半部分已被打开了若干个洞口，像断裂的架桥似的，都可以窥见里面的钢筋。铁梯子的下半部分也被折断，但是，尽管被破坏，它拒绝倒下，依然附在上面。这根烟囱和坚固的残壁出奇得倔强。那厚厚的残壁断面，基础的坚固程度和伸出的钢筋显示出它是很粗的，就连工兵也拿它没有办法。目前，这里也设有“危险，严禁入内”的标志。

杂草丛生，有一幢没有窗户像仓库似的建筑，还散布着一些用途不明的砖瓦小屋，正处在口字楼的后面(北），空地上乱堆着木材。我们走进了一座像仓库般的建筑。这是一座呈“』”形的建筑，左侧横的是二层楼，右侧竖的有高高的天花板，已破烂不堪。韩晓先生说，这里就是“吉村班（研究冻伤）的设施旧址”。在卷末附录的“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设施全图”中，所显示的是“『”形，但实际则是一幢相反的“』”形平面。

这是731部队旧址中保留得最接近原型的地方。据说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决定把它保存起来的。

空地上，摆满了附近工厂生产的大量水泥预制板，上面盖着草帘子，等着阴干。越过榆树，可以看到锅炉室的两根烟囱。工人们正在榆树荫下谈笑休息。

“……‘现在让大家看看牢房，关押在这里的是按满洲人、俄国人人种分开的，把他们叫做‘马鲁太’。许多‘马鲁太’是供研究用的材料，患有鼠疫、霍乱和赤痢等，要特别注意不要过分接近他们。试脉时，为了避免感染，要这样……’等等。”原特别班人员这样回忆道。

韩晓先生当时是一个16岁的少年，曾在今天平房区伟建机械工厂前身的一座小工厂里当机械组装工。据说，附近没有能够居住的房屋，他住在1号楼二层的一个房间里。

第一课：炳泽少佐；制造鼠疫、霍乱、肠伤寒、副伤寒和炭疽菌

在高大的烟囱前面有一幢三层楼的动力室，后面有一个发电室。动力室的纵深有100米左右。动力室的一层设有驱动锅炉的发动机室、更衣室、浴室、盥洗室和仓库。二层设有锅炉（燃烧室）、热量和压力交换用的(锅炉）水箱。三层是同向锅炉供煤的加料斗相连的储煤室，燃料使用由阜新煤矿运来的优质煤末。每辆加料斗具有70吨的储煤能力。储煤室和加料斗由传送带和升降机相连，是机械化的供煤系统。

1.将装在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玻璃瓶内的毒性极大的鼠疫菌和媒介物一起分注在200毫升的安瓶中；

离开原部队长办公室，回到校园的门前，又乘车前往口字楼旧址。由于1号楼后的工厂和学校之间建有一道墙，不能直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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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楼后院留下了37年前731部队的影子

在现场，我向韩晓先生询问真相。他回答道：“1958年，修建伟建机械厂宿舍的基础工程时，这一带挖了一丈多深，没有发现地下室，也没有发现尸体。”

目前平房区人口为！42523人（1983年），其中农业人口23361人，城市人口119062人(数字均引自当地资料），总面积为130平方公里。东部为机场跑道，西部为何家沟，北部为东轻砖瓦厂和靶场，南部为江南中环路，东南部为平房屯和伟建机械厂及地界。

“恐怕他们听说森村先生一行提出要进地壕，为了安全起见，进行了消毒。”

最让汽缸组头疼的一件事是从石井部队长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烟囱：一旦冒出燃烧不彻底的黑烟，部队长马上就会直接打电话来大加训斥。由于田熊式锅炉的焙烧炉是自动进行旋转的结构，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冒黑烟的。在各作业场都安装有一台以上富士通公司制的拨号式电话。烟囱冒黑烟不利于防谍和防空，值班人员神经总是很紧张，生怕受到部队长的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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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培养细菌的设备之一

（哈尔滨地方史学会提供）

<h3>干燥菌弹子</h3>

可能是窗框的残迹！一块上下并排着八个方孔的灰色残壁，像屏风般地立在前面，它的背后立着两根原来的烟囱，铁梯子也原封不动地附在烟囱的侧面。

汽缸由16人分担，两人一组三班倒。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5点，尔后是夜班，工作到次日早晨8点。星期五的夜班，休息到星期一的夜班为止。星期六的白班，从星期日早晨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早晨。

关于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后来又有若干名原部队人员寄来了新的证词。特设监狱（“马鲁太小屋”）的负责人是石井四郎的二哥细谷刚男。他是军队文职人员，享受高等官待遇。管理“马鲁太”的特别班，每班由6-7人组成，包括摄影班在内，共约100人。细谷刚男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

我们向这里的办事员询问了情况，听说战后，墙壁、天花板和窗户部分进行了修整，其他部分全部维持原样。这时，室内响起了电话铃声，似乎非常繁忙，我们想看看里屋，但遭到婉拒。

座谈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到现场去查证731部队旧址。部队旧址离区政府不远，乘车去二三分钟就到了。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驻731部队宪兵曹长仓员做了如下的证词：

我走过去，向一位来看热闹的40岁左右女职工问道：“你知道从前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她回答说：“我知道这里有过细菌工厂，但不知道有过监狱。”

人字形的屋顶两端都砌着砖烟囱。这种设计是将炉灶底下的烟道和土炕连在一起，利用做饭时的余热来取暖。这一带地方很少有汽车来，居民们以一种好奇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

731部队在撤退时“处理”的尸体，并非仅限于“马鲁太”。作为翻译雇佣的劳务班的中国人等，知道731部队特设监狱秘密的苦力（日本人把中国劳工叫做“苦力”）都一起被杀害了。挖掘出来的这些白骨，估计有可能是这些人的吧！

2.在1号楼屋顶后面看到的烟囱，只能是焚烧“马鲁太”尸体用的，但是其位置应该在1号楼的左后方，还应更高些，而照片中烟囱的高度形状都比较小。从这一争论中又派生出新的问题来。

“如果找到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先生的话，也许能够搞到当时的资料。贺诚先生是指挥当时调查活动现在还健在的中方负责人。”

<h3>“马鲁太”小屋的值勤表</h3>

第四部的编制

校舍——原1号楼正面大门三角屋顶的右上方屹立着一根砖造的烟囱。围绕着这根烟囱的照片，在原部队人员中产生过争论：

野口班在长2～3厘米像干梅核那么大的铅片上挖出沟，让鼠疫菌附着在上面，这就是所谓“弹子”。把“弹子”装入小型炸弹内，然后放进烘干器中，使之干燥。

“……今天的金星大队，那时是一个只有约400名居民的小村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死了四五十人。贫农刘忠的母亲，34岁，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病，痛苦了整整一夜，没等天亮就死了。没等到送葬，其父亲也死了。这样，一家四口人，只剩下了不满一岁的刘忠和64岁的祖母两人。”

原部队人员众说纷纭。根据部队设施的空中照片，意见虽然大致统一，但是细节仍有争论。由此可以看出凭借记忆做出证词之难。

生活区 981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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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口字楼后面残存的大量石井式陶瓷炸弹碎片堆

（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提供）

由于空气很坏，我们准备往外走。在地下呆了近一小时，考虑到我们的身体，因此，地面的人们催促我们回去。

“……半夜11点左右，把被实验的人带到严寒的室外，让他们把双手放进冷水桶中，然后拿出湿淋淋的手，长时间在寒风中站立着……或者在夜间最冷的时候，被实验的人虽然穿着衣服，但却光着脚，被带到室外，在寒风中站着，进行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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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用途的地下通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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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屯远景

对于我的提问，她朗朗大笑着说：“没听过这种说法。”她又补充说，“我是1957年来到这里的，当时大家都穿着到膝盖的高统防疫厚棉布白袜子。731部队放走的带鼠疫的跳蚤在这里还活着，有危险性。跳蚤最怕白色袜子。”

开始进行细菌活体实验时，巡回的特别班班员也有被感染的危险，给正在实验的“马鲁太”试脉时，班员们必须穿上白色衣服和高统防护靴，加以保护。巡回结束以后，还要在专用消毒室里进行全身消毒。

由于空中照片的摄影位置不同，其形状有所不同。所谓黑框，是指在731部队“要图”中用粗黑线围起来的高压电网的区域，包括总务部、第一部、第四部和器材部等部门。生活区是黑框以外设施的总称。从总面积32.24平方公里反过来推算，731部队的占地面积约为5.678平方公里，这与以前说的6公里见方大体相符。

我们乘车很快地转了一圈，看了这些情景，然后我和下里先生不约而同地在口字楼内的特设监狱旧址汇合在一起。

3.然后利用干燥器抽出水分，使之干燥成为白色粉末；

特别班人员的工作安排：上午8：00进入营门，直到次晨8：50，通宵达旦地工作。

但是，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们，多半是战后从外地迁来的。从这一事实来看，被731部队夺走了故乡的人们，早已离散。

只有一个电灯不会太亮，充其量也就是60瓦到100瓦。从照明这一点来推测，我想这里并非操作精密机械的地方。地上和水泥架子上有许多碎木片、瓦砾和油桶。听说这些东西都是战后放进来的。

“马鲁太”的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结束，这和负责X光透视的在田班的管理编号（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叙述）是一致的。

<h3>被夺走了的故乡</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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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通道的内部

“特别班人员日夜都带着消毒棉，边擦手指边进行巡回。监狱一层中间是走廊，两边是牢房，每栋有12间牢房。1938年时，特别班人员每月增加25日元的危险津贴，那时大学毕业的工薪人员每月才拿30日元左右的工资，我们算是高薪了。”

从1号楼中央三角屋顶下通往口字楼的中央走廊呈垂直状态连接着，听说这个走廊还是原样，但是1号楼后面的2号楼——兵器库和器材事务室的后面由于被炸毁，只剩下残骸了。院子里堆满了煤。韩晓先生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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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口字楼东部地下通道炸毁后露在地面的设施

（哈尔滨地方史学会提供）

731部队修建如此坚固的烟囱，可以认为反映了他们打算半永久地在这块土地上盘踞下去的想法。

“午休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宽敞的院内散步。当时这一地区内，还有731部队带鼠疫苗的跳蚤活着。院内到处都有严禁入内的铁丝网，我们都穿着防疫用的棉布袜子。”韩晓先生把那种袜子送给了我们。

<h3>第三根烟囱</h3>

正文第四章梦魇般的证词

<h3>愚蠢的历史再现</h3>

“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下，劳工们一丝不挂地被带到五屯。五屯有一间用苇席围起来的透风的大房间，把他们关在这里。当时快要进入严寒季节，在这个没有取暖设备的破草屋里，由于寒冷和营养失调，在10月和11月的两个月中间，劳工们由800人减少到200人。”

昨天是对现场进行查证，今天决定听取证人的证词。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发现劳工有可疑举动就捉起来，这时，审问只是一种形式，肯定都会被送往7号楼或8号楼。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块道教护身符一起被送进监狱，最终作为实验材料而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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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床刑”图，下面正树采访时绘制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1943年3月，用货车运来一个装在大木箱里的机器，放在口字楼东侧的空地上。木箱高约3米，宽2米。原来的木箱放在那里，但一周以后木箱忽然消失了。”

我们先被领到馆长室。女馆长李颂鸾致欢迎词之后，介绍了该纪念馆的历史沿革。据她讲，这幢建筑始建于1928年，是当时外国资本为了进行文化侵略而兴建的图书馆。1932年2月5日日军入侵哈尔滨，接收了这幢大厦，作为特别市警察厅。从这时起，这里就成了关押抗日群众和爱国志士的魔窟。著名的抗日运动女领导人赵一曼也曾被关押在这里，对于日方的拷问，她始终坚持了不屈的狱中斗争。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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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武斌所从事的“龙宫”管道工事略图（图由白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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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次研究731部队设施“全图”，恐怕我们比当地的人更加熟悉731部队设施旧址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常常被韩晓先生和当地有关人士问及：“这里是什么设施的旧址？”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731部队对周围的村庄还规定：凡有18至55岁男子的家庭，每人每年至少服役四个月；有三个男子以上的家庭必须有一个人强制义务服劳役一年。”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上述理由中的5、6、7、8条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满洲”，作为鼠疫的媒介物——老鼠甚多。当地被称作“黄老鼠”(大眼贼）的松鼠科土拨鼠，每只体重约250克，此外，还有沟鼠、田鼠、鼷鼠和仓鼠等，甚至用手就能够捉到。

“由于我是专攻外科的，所以，当时开始进行肝切除实验性的临床研究。石川君在满洲的研究所工作时，我能够在那个研究所里从事肝切除范围的工作，确认肝的4/5可能切除。他给予我的建议和帮助是很大的。”(石野琢二郎，《芝兰》79号。）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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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房区“出土”的原731部队细菌炸弹（钢制）

关于石川班长，同一期中做了如下的记述：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这些情况在杂志上有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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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任官宿舍，现为工人住宅区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731部队内设有冈本、石川两个病理班。像“一个人解剖57具人体”的石川班班长等病理解剖的名人，人才济济。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上面谈到的猴子就是所谓‘满洲猴’，现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病理学研究室工作的某博士（特隐其名）说：‘所说的猴子，莫如说成是人更为贴切。’”

“在平房区还有不少曾被强征到731部队劳务班当劳工的幸存者。”

“‘我记得是松村组中标。石井部队长说搞得不错，表示十分高兴，还给我一笔钱。那个大工程项目，似乎出乎意料的便宜。’（现帝国兴信所第一调查课职员乙津一彦说。）当天晚上，731部队首脑在长春的日本饭馆‘红叶’聚会，举行开工庆祝会。石井部队长还特地遨请宪兵上士乙津出席，并鼓励他说：‘从现在开始要动真格的了。’”

“战争结束后，苏美两国之间围绕着细菌战的权威——石井的研究资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满洲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已经知道石井机关的存在，这并不奇怪，但是，美军也重视它，说明美国的谍报机关是很优秀的。

负责731部队各项设施建筑工程的是日本特殊工业、铃木组、大林组等建筑公司。在口字楼东北的一角设有各企业的工地宿舍，工程结束以后，就当中国劳工的宿舍用。中国劳工的工种，分为翻译、木匠、场内物资搬运、农业、清扫和洗濯等，总人数约500人。

“张兴宽家也接到了服劳役的命令。他一家七口人，就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如果被强征去服劳役，全家就会饿死。他无可奈何，只好卖掉了仅有的家当，雇人替他到731部队去服劳役。”

“与北里研究所笠原博士自中学以来就一直是同事的某博士说，猴子的体温为38、39度（笔者注：前面曾谈到注射病原菌后，刺壁虱发烧到39.4度）属正常体温。猴子的正常体温比人高2-3度。为了慎重起见，现再把同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原菌研究部长笠原四郎博士的对话附在后面：‘你为什么到这支部队来？’‘我是受石井的邀请而来的。因为我是研究过滤性病毒的权威。’‘所谓猴，是什么样的猴？’‘噢，别太刁难我啦，这种问题去问军人吧！’”

“关东军在测量土地以后命令刘家窝、黄家窝、头屯和五屯等共1638户居民限期迁走。每户平均20平方米，共强制征用32760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建筑面积和耕地面积在内，按中国的单位计算，约610垧（6.1平方公里，一垧为1万平方米。测量田地的单位各地都不同，东北地区一垧折合15亩，1亩为60平方丈）。在这片土地上，731部队修建了细菌工厂、机场、礼堂、宿舍和发电站等。”

白武斌说：“每当日本人过来，还离得很远，大家就相互提醒（东）洋鬼子来了，小心留神。731部队人员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果把对方不当做人看待，他想做什么都会产生自己并非是恶魔的感觉。

我们在哈尔滨逗留两天以后，原来打算去采访731部队在海拉尔、牡丹江支队的遗址。听说那里已做好了欢迎我们的准备。然而，现在海拉尔巳丝毫没有留下731部队的痕迹，要寻找其遗址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乘火车去该地区单程需要17个小时，仅仅往返就需要三天。所以，我们打消了采访该两地的想法，决定将这段时间安排在哈尔滨活动了。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白武斌看到过一辆满载高粱和蔬菜的马车停靠在口字楼前，然后由日本军队文职人员把货搬进楼内。

李馆长的话使我想起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史实。他出身农民而后成为日本的统治者，从个人的野心出发，挑起了非常愚蠢的战争。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后，国内战争消除了，使他们失去了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引起了武士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侵略战争得到了富商们的支援，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巨利。

<h3>“箱床刑”——恐怖的灌冷水</h3>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记述了731部队于1933年在哈尔滨市背阴河诞生的情况，但杂志于1950年4月1日发行的第40号以“370000人之谜——活着的细菌部队”为题做了如下的记述。虽说引用的稍长一点，但是由于它是被埋没了的贵重资料，我想在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一介绍：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叙述了有两名军医大尉“因实验马疽和其他项而以身殉职”，731部队制造虚假的战绩，为“这两个人申报功勋”的事实以及人体冻伤实验的成果之后，这样写道：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今天从东京到北京的飞行时间约5小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北京到哈尔滨和哈尔滨到北海道西端，几乎是等距离。在中国任意设定的日本生命线的幻想业巳消失，夕阳也还原到极为普通的尺寸。

6.便于研究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

白武斌继续讲道，“731部队在五屯以东强占了100垧土地，作为防空演习的基地。1945年6月底，731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放置了不少装有灯泡的金属箱作为伪装。到了夜晚，点上灯，飞机从空中看，很像是房屋里的照明灯光。这是旨在保护重要的设施免于轰炸的幼稚的诡计。在此之前，流传鞍山钢铁厂被炸的谣言。”

“……他于1931年从京大医学部毕业的同时，在病理学教室任助教，在清野谦次教授的指导下专攻病理学。1936年晋升为讲师。1938年作为陆军技师去了满洲，在陆军哈尔滨郊外的研究所研究分析当时尚是未知领域的流行性出血热、森林壁虱脑炎的病因和病理，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

<h3>连续不断的噩梦</h3>

“结束一天劳役回来时，门卫对劳工进行全身检查。在工地劳动时，不允许离开指定位置一步。”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4.这一带地形平坦，没有峡谷、山脉、沼泽和岩石等自然障碍，有充分的土地可供划定军事特区；

<h3>“鬼子”的去向</h3>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AKEUChI(竹内）之误。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除1945年春在九州被俘的B-29型飞机乘务员8人之外，据说还有40多名仍下落不明的美军俘虏（《朝日新闻》1948年2月26日）。苏联在押战犯唐某、少佐富雄（笔者注：估计可能是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说：1943年春天，我在沈阳住院，731部队的科学合作者凑来访时说，他在沈阳正对美军俘虏进行传染病免疫的研究。‘凑专门对俘虏收容所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一直进行免疫调查’（1949年12月27日哈巴洛夫斯克广播）。陆军军医团杂志（366号）在‘各地研究会记事’栏目中报道说，一个叫‘凑技师’的人写过一个题为‘XX俘虏收容所的印象’的报告。据北里研究所的笠原博士说，凑和凑技师为同一个人，是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凑正雄讲师。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h3>731部队选定据点的条件</h3>

“在军事特区周围都立有表示边界的‘界牌’。731部队就这样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了另外的国家。他们命令，经过军事特区的火车，必须在平房的前一站放下窗帘。凡是从窗户向外张望者都作为间谍而被逮捕。”

白继续说道，“发现731部队中的中国劳工稍有反抗，‘使者’就来了。‘使者’往往都是半夜里来，不允许任何辩解就把劳工抓到新五屯（即裴家窝）去。凡是抓到那里去的人，总是有去无回。我的朋友文业责和黄国富两个人也是被抓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这里没有这种人！”

“他们中多半是因间谍嫌疑而被捕的苏联人或中共党员，发给他们的食物无论是什么，他们都默默地吃掉，不久都胖了起来。一周内充分摄取了营养之后，就一个个地被送进实验室。在‘冻伤实验部’开始从手指、脚趾、耳朵、鼻子和睾丸等突出部分进行实验。使用的装置，是一种像冰箱似的玻璃罩，罩内温度可以任意进行调整，最低温度可达零下75度。从外部可以完全看到人体局部在不断冷却中的变化过程，还常常进行摄影。从玻璃罩拉出来的人，被完全固定在床上，然后用手术刀切割冷却的部分，切掉脚、手腕时，还使用钢锯。卫生兵常常在军医的鼓励下拉动钢锯。无论多么坚强的人，这时都会满头大汗，痛苦异常，甚至连拉锯的人，都无法忍受下去。如果拉锯的人停下手来，在一旁进行监视的宪兵就会开枪。上级军医就会责骂道：‘你这家伙，也想得这样下场吗？’但是，这样说的军医本身对于自己将要实施的残虐行为也常常踌躇不前。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石井队长在场，不管是大佐还是少将，都会劈头被叱骂：‘混蛋！别磨磨蹭蹭的！’（以上据原731部队卫生上等兵大泽某谈话）”

“……强制劳役经常置于日本兵的严格监视之下。1938年，他们为了进行肆无忌惮的罪恶勾当，在这里设立了军事特区，其面积达32.24平方公里。他们在这一地区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凡是居住在军事特区的中国人，都必须有居住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就被视为可疑分子，随其进行任何处置而不能进行争辩。”

<h3>反战官兵的下场</h3>

“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如果详细地讲述731部队对居民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

<h3>高级队员的小传</h3>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连亲自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何况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下一代人呢。他们模仿电影和电视里的战争做游戏，把战争看做体育比赛或游戏，看到时髦而漂亮的统一军服就羡慕不巳。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吉村寿人博士，当年是石井四郎部队长选调到731部队冻伤实验部来的技师。听说在俘虏中，听到吉村技师的声音，很少有人不发抖的。

“关东军731部队进驻平房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难以计算的。今天，尽我们所知，谈一谈《恶魔的饱食》中没有写到的事实，作为谈话的中心。”韩晓先生首先开口，立即谈起731部队侵入平房的历史：

3.靠近大城市，容易确保制造细菌所需的人才、器材、技术设备和劳动力；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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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731部队劳务班当过苦工的白武斌

“8点以后好不容易放回去。由于殴打得太厉害，巳无法出工。但是，第二天还是被叫去运煤。1945年6月到7月初，731部队发出通告，说天气巳暖，不需要烧锅炉了。锅炉一停，我们没活干了。不久，日本军官把中国劳工赶出工厂。在此期间，他们每天用十几辆马车从口字楼运出许多装满文件的箱子，在锅炉里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清楚。那时，‘保密队’监视中国人，不让靠近，保密队员也是每天一换，似乎也是怕他们过多地知道秘密。保密队开始时在东门，后来挪到西门。其队员由宪兵队派遣。”

在731部队里，除工藤、真田和秋叶外，还有劳务班人员青木、西尾和安住等。八木泽班有一个红脸的日本人，外号是“大红脸”。劳工们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心里很恨他们，蔑视他们。白用汉语说工藤、秋叶、青木和西尾，有时也用日文名字叫他们。

日本侵略朝鲜的结果，又获得了什么呢？不仅无所得，而且失去了许多官兵的生命，招来了朝鲜人民的仇恨。结果，成为导致丰臣家族灭亡的原因。

2.附近地区人口稀少，万一细菌外泄，可以把受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征用土地之后，发了很少一点补助金，这点钱连地租都不够，更不用说补给土地了。从下达命令到迁走为止，黄家窝和刘家窝仅有半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村庄也有一个月的。”

“劳工有两类：一类是以工作为名从中国各地骗来的；另一类是从平房军事特区周围征用来的。”

原731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曾信口开河地说：“731部队里没有恶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暴行并非恶魔所为。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馆长讲完话之后，领我们参观馆内。“绝不能忘记历史教训”，馆长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人有一种希望早日忘却讨厌的记忆的本能，也有一种喜欢美化过去的恶习，甚至连那曾给人类带来悲惨的战争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不仅忘记了战争的结构和本质，而且还把战场体验看作是“英雄传”来传颂，将战争割裂成为局部的战斗，怀念在战争中结下的战友感情。这些体验过实际战争的官兵，并没有看清战争本身的实质，而把国家组织的杀人集团——军队看做是以命令和军纪来锻炼人们身心的“道场”。

“头屯的农民张兴宽，无处可去，只好在二屯西门外搭了一个三角形的架子，上面铺上木板、稻草，比马架（简易房）还不如。在这个仅有五六平方米的小棚里，有老父母、张家夫妇和三个孩子，三代共七口人挤在里面度日。”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h3>巡视731的“史迹”</h3>

<h3>731式的“粪便刑”</h3>

8.研制出的细菌武器容易用于实战。

<h3>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h3>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这幢建筑于1946年4月28日获得解放。为了缅怀在14年抗日战争和尔后的国内战争中牺牲在哈尔滨、黑龙江省的烈士，于1948年10月10日开设了这个纪念馆。其间，由于‘四人帮’作祟关闭了10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重新开馆。一层设有抗日战争的展区，二层是解放战争的展区。目前，针对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又企图模糊侵略的史实，举办了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所犯罪行的特设展览。每年有数十万人访问这个烈士纪念馆。在来访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许多日本友人参观了纪念馆以后，都说绝对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几天前，福冈县的代表团来访，其中有一位老人哭着说，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一历史教训。中国有句谚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就是不忘从前的教训，使后人引以为戒。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笔者注：1982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回顾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使用了这一谚语）

不过，这些人没有被当做“马鲁太”就算是万幸了。

“当时（1934年），石井是军医中佐，头衔是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去满洲以后，秘密组建了‘东乡部队’——后来，利用石井的家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部落的名称，改称加茂部队的细菌研究所。它设在哈尔滨东南方约70公里的拉滨线五常车站附近。

京都大学医学部在校学生，为同学会的前辈们从1929年10月开始每两年不定期地出版一期杂志《芝兰》。1977年11月30日号（79号）刊载了石野琢二郎的一篇文章：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1944年，从海城、大石桥和锦州运来约800名劳工。他们在货车里整整关了两天，到达平房时，已死了一人。”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施工时，用木棍支撑着铁管——铁管两头用软木塞堵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经过长时间的施工，才弄明白似乎是给‘龙宫’（日本人对口字楼仓库的称呼）地下设施安装通风口。”

“泡在粪坑里就无法逃跑了。”这是保密人员想出来的一个‘臭主意’。“

1.作为细菌战基地，便于保守秘密；

“著名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别名第731部队’这个名称，是在5年以后，部队的根据地迁至哈尔滨郊外平房火车站附近以后才使用的。当时，和队长石井中佐在一起前往的有增田知贞军医中佐（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太田澄军医中佐（冈山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佐藤俊二军医中佐（京都大学，医学博士）、渡边连军医少佐（熊本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早川清军医大尉（东京大学，医学博士）、西村英二军医大尉（京都大学、医学博士）等军医军官，还有天辰良道药剂中佐（长崎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川岛三德药剂大尉（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增田美保（东京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山之内药剂大尉（金泽医科大学，理学博士）等药剂军官。这是主要阵容，此外，还有五六十名下士官。在用铁丝网包围着的研究所内，由乙津一彦宪兵（法制大学毕业）等20余名部队直辖的宪兵队队员进行着严密的警戒。”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为了补充3000名部队人员，石井部队长飞回国内物色学术界的大人物。他成功地把他在京大时的恩师清野谦次博士（因盗窃国宝而失去京大教授资格的生物学家）和京大的同学、庆应大学病理学教授川上渐博士安排为病理解剖的最高顾问。病理学家、金泽医科大学教授石川大刀雄丸博士积极地参加了部队，使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例如：1940年秋，由于731部队撒布的鼠疫菌，吉林省农安地区流行鼠疫，出现了很多患者，他一个人解剖了57具人体。石川博士本人报告称：‘这在解剖史上创下了世界记录。’（日本病理学学会刊34卷）招来的人中还有被医学界一致公认的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毒权威笠原四郎博士。他在任病毒检验室主任时，表示不愿干这种事，但石井恳求说：‘你虽说不愿干，但是此事非你莫属。’（笠原博士语）笠原博士于1939年参加了731部队。前边已经介绍过的冻伤实验专家、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吉村寿人教授、京都大学病理学的冈本耕造教授、兵库县立医科大学细菌学的田部井和教授、长崎医科大学的林一郎教授等关西医学界的权威人士都被石井陆续选调进了731部队。林一郎教授目睹了731部队实验室的惨状之后，立即产生了厌恶情绪，干了不到半年就瞒着石井逃回国内。”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韩晓先生说，为了不使当地对战争的记忆消失，他奔波在他们之间收集了不少证词。韩先生所调查到的731部队强制征用劳工的事实是活生生的：

“通风口是用混凝土固定的。从坑底往下还钻了3米深。铁管从坑底往上伸出10米左右，在地面的末端有4根支管，向四方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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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鼠标本”，731部队撤离时，把大量带有鼠疫的老鼠散放周围，因此，战后，附件的村庄流行鼠疫

（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提供）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据白说，“劳务班一部分人在63号楼，早晚有两个日本人来管事。他们的名字叫工藤和关冈。工藤是工头，负责掌管劳务班。劳务班人员身穿土黄色制服，头戴战斗帽，脚蹬无光泽的生皮靴子。工藤和关冈穿着有铁钉的马靴，平时腰间挂着军刀，日本投降前还带着手枪。

某星期六，他看到从押送车上下来了约20名囚犯。他们都被蒙着眼睛，带着手铐和脚镣。押送车有时从东门或南门进入口字楼。老黄常常亲眼目睹押送囚犯进楼时的情景，但是，却从来未见过从楼内走出一个人。接着，韩晓先生又讲了原工务班的劳工白武斌的体验。

由于能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所以才选定了平房这块土地。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h3>731部队的沿革</h3>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在我们到中国采访旅行之前，交给我一万日元作为香火费，委托我无论如何要为李吊唁。我想把那位宪兵的名字告诉白，但却忘记了。

同韩先生所讲情况相似，从原部队人员那里也听到了中国劳工的一些悲惨的故事。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进了731部队，就必须参加石井部队长难以对付的面试。’（国立资源科学研究所所长员浅潘先生语）石井知道林教授逃走后，大发雷霆地说：‘只要抓到他，就立即杀掉！’据说，在战争时期，宪兵一直监视着林教授的行动，简直使他无藏身之地。目前经营《政界吉普》时局杂志的原金泽医科大学细菌学的二木秀夫博士等人，在731部队的技师中可能是属于怪家伙。有柔道四五段之称的二木博士，虽说并不是因为柔道才和‘陆军的放荡公子’（原宪兵上士乙津语）石井四郎将军非常投缘，1938年以来，为了查找‘孙吴热’病原体——731部队的新研究课题，大量屠杀了‘满洲猴’。在满洲供实验用的猴子不管是苏联产的，还是中国产，都叫‘满洲猴’。苏联当局近年来公布细菌战战犯以后，据说，二木博士情绪极度消沉。

“时间在1933年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拉滨线车站附近的背阴河设置了石井研究机关，邻近就是关押土匪的收容所。”

“我们也参加过危险性的施工。1943年3月，让我们在‘口字楼仓库’的庭院挖一个3米见方的坑，将一根直径30厘米、长约13米的铁管子埋在坑里……”

如果这位劳工还活着的话，即使洗掉沾在全身上的粪尿，然而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却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可是，他曾经哭着喊冤的那个厕所和卫兵室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了。门柱上挂起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标示牌，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卫兵室旧址”。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所谓‘野战部队’，事实上是指1939年10月入侵华北、华中地区的石井细菌部队而言。第1855部队即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城内东单）和第1644部队即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城内中山路）是两个重要的根据地。1940年6月，在此之前，原在731部队本部的山之内，在晋升少佐的同时，调任华中的第1644部队（第一任队长为增田知贞军医大佐）的‘材料课课长’。这是在该部队工作过的某女抄写员透露的。顺便讲一下。第1644部队的队长，于1941年由太田澄军医大佐接替增田知贞大佐。1942年佐藤俊二军医大佐（和在苏战犯佐藤俊二原军医少将为同一人）又接替了太田大佐。而华北的第1855部队，从1939年末创建以来，一直由西村英二军医大佐担任队长。增田、太田、佐藤和西村四个人被称为‘石井部队四大天王’。他们深受石井宠爱，虽是药剂师的身份，但常和驾驶重型轰炸机的增田美保大佐（新宿区大久保国立资源科学研究所成员浅沼靖氏说）在一起，常在哈尔滨、北京和南京三个点飞来飞去，是进行‘人类大屠杀战’的名人。”

“活下来的劳工用土色的野生橡子面做团子来充饥；好的时候，掺上点玉米面，或用玉米面做成金字塔形的窝窝头来吃。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营养。”

老黄是在田中班养马的饲养员。他劳动的马棚，位于口字楼的西南角。他在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押送囚犯的汽车驶抵这里。据老黄的记忆，押送车每周星期六下午驶抵，汽车是深绿色的。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苏联方面要求获取石井研究资料的运动极为积极。苏联军官访问石井，开始时，按照规定，是在占领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后来，他们背着有关人员在深夜访问石井。当时石井在自己家中经营旅馆，所以不能谢绝来访客人。苏联军官又是威胁又是哀求，有时做出让步说即使提供一部分资料也可以。由于他们频繁来访，石井得了神经衰弱症，搬到老家去了。”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作者注

<h3>鼠疫祸害的村庄</h3>

“有末询问道，这是战犯还是利用？对方说是后者。所以有末就放心地陪同石井来到司令部，尔后进行过许多交涉。他们还赠送金子等给石井。结果，把这三个装有贵重资料的皮箱全都带回美国。后来，美国虽把没收的陆海军的文件大部分都交还日本，但是，那三个皮箱始终没有归还。”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731部队只有一个大门，部队的周围全布满了铁丝网。到了晚上通入强电流，闻到人味的狼群常常触及电网，发出令人讨厌的呻吟声。”

结束了在平房两天的釆访之后，我们返回哈尔滨。从进入中国之日起，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汽车沿着两旁白杨树成荫的草原中的大道直奔哈尔滨。夕阳在地平线上映着余辉。原731部队人员用“金盆”来形容夕阳。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感到那么大。今天，这块土地巳不是“红色夕阳下的满洲”，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角，到处都是建筑物、行人和车辆。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731部队称，发生了传染病要消毒，让劳工们脱光衣服，两天时间一直光着身子关在货车里进行隔离。把脱下的衣服放在锅中煮，等拿回来时，巳不能穿了。”

今天的日本，已变成了美国的前沿据点、“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了“美国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并非为航空母舰本身而存在，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的实体设在后方。又是谁把日本卖给美国，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生命线”呢？

一位曾在原田中班（动物班）工作过的劳工，现为平房区居民的黄国荣介绍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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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的北卫兵室旧址，中国劳工在此遇上“731式粪便刑”

“……战争结束以后，石井留下了许多问题。与其说是战争结束前，倒不如说是我作为第二师师长，于1937年春到哈尔滨赴任时，那时，石井机关在哈尔滨南郊已建有相当漂亮的建筑物，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苏军迫近哈尔滨时，他把最宝贵的研究资料装了三大皮箱，乘飞机回到了东京，把它藏在牛込户山町的家中。”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战后有一次，盟军占领军司令部当局，要求联络官有末精三中将‘把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带来’！”

石井四郎的母校是京都大学，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当时的校长对他的未来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结了婚。这段经厉在本书第一集巳作了介绍。石井则从京都大学物色731部队人员，因此，731部队几乎成了“京大派”的天下。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从老黄和老白的证词来看，估计口字楼内关押着中国人，但是，里面究竟在干什么，是打听不到的。”

37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人民沭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这门旁拍照留念，战争与和平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必须铭记：这是把战争作为“历史教训”，为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原731部队人员回忆道：“这种事例并不是经常出现的。我们每天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进行监视，劳工们都是十分认真地干活，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种像粗磨的咖啡一样的粗鸦片和伙伴们一起传着嚼咬。”

继昨天之后，今天的天气仍然十分晴朗。我们聚集在区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里，出席人员大致和昨天相同，但多了四名证人。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9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再次来到平房。这次再访的目的是听取韩晓先生研究731部队成果的报告，同时对平房区人民政府为我请来的，尚幸存的被原731部队强制征用过的劳务班的劳工进行采访。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从抵达北京之日起，我们不断改变预定（计划）。这是一次把在日本发生的麻烦事放在一边进行的采访旅行，是不得已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在日本那样简单地改变或取消旅程。每次，林绍纲、中流和李梅子三人同有关各机关联系，重新进行安排时，三个人常常聚集在一起紧张地商讨至深夜。在背后支撑我们这次采访旅行的就是他们三个人。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前略）解剖‘满洲猴’创下了世界记录的金泽医科大学教授石川太刀雄丸博士、二木秀夫博士以及北里研究所笠原四郎博士等人，由他们率领的各研究班分别被派遣到整个满洲边境地带，采集可能成为病源的老鼠、跳蚤、壁虱、虱子、臭虫和蟑螂等。对强制患者即‘满洲猴’进行彻底解剖。（下略）”

“共令1638户人家迁走，结果，居民不得不去投亲靠友，其中545户人家无家可归。住在正黄旗五屯的340户人家迁往西北约1.5公里外的裴家窝。当时裴家窝只住着两户人家。”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在参观烈士纪念馆为教科书问题而开设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展览”的过程中，我再次想起了一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继日中战争之后，为什么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呢？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任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直到石井四郎晚年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731部队创建直到结束，他做了如下的回忆。这个当时军部最高的实权人物的回忆录，证实了“平房以前”731部队选点，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冻伤实验以及美苏围绕着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争夺战等的真相。

“由于木箱很大，搬不进口字楼的出入口。当时，我们觉得它的去向很奇怪，不久发现口字楼东墙上有新补修的痕迹，而补修的面积和木箱的尺寸是一致的，我们估计木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机器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是的！”

昔日，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北上，通过满铁线路侵略“满洲”。这里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未开垦的土地。在侵略者看来，是在远离“故乡几百里”的大原野上看到的夕阳，它像鲜血涂过的那样红，像“金盆”那么大，这不过是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的梦想，是一种伤感的错觉。

“‘就这样，1939年在平房地区建成了拥有许多研究所和办公室的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并把731部队部署在这里。’（起诉状语）”

关于战时俘虏的处理问题，从石井细菌部队被称为东乡部队时起就一直当宪兵的乙津上士这样说道：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5.靠近中苏边境，是能够抑制苏联南下的战略要地；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在那根奇怪的烟囱向南约100米处有一幢很普通的二层楼，这是秘密监视中国劳工的监视所。警备人员用望远镜监视劳工们。警备人员隶属于731部队总务部，称之为“中留班”。据说，监视所尤其注意的是在铁路线上劳动的工人们的举动。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整个满洲地区曾有过鼠疫自然大流行的历史。作为鼠疫菌的研究环境来说，是最理想的。另外，作为供应实验材料用的“马鲁太”很充足。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虽然迁往了这一地区，但是没有钱盖房子，只好在丘陵土坡上挖洞，搭上树枝，用野草做屋顶，被迫过着穴居的生活。一到夏天的雨季，洞穴就有坍塌的危险；到了冬天，则置身于严寒之中。”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接着，就1938年在平房建立根据地，以后显露731部队本性的过程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位原部队人员推测说：“白所见到的这台机器可能是731部队当时大量使用的高压蒸气灭菌器。其形状类似油罐车上的油罐，不能拆卸。我曾在口字楼南楼（以前叫3号楼）的走廊里看到过这种东西。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视察时，各班就把标本集中起来，放在3号楼的走廊里供他们参观。”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h3>人才济济的解剖名手</h3>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1938年底，731部队在满洲国滨江省双城县平房进行大规模工程的招标。”

石野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陆军在哈尔滨郊外的研究所”，就是731部队，“他”即“石川君”就是石川班长。这是很容易推测出来的。

“限1936年秋天之前迁出的有黄家窝，限1937年迁出的有刘家窝，限1938年阴历8月15日（公历9月15日）迁出的有头屯、五屯，并且扬言如到期不迁的话，就将统统烧掉。因为下达命令那一天正值中秋节，所以当地的人们记得很清楚。”

“石井四郎物色到731部队中来的细菌、病理、生理学方面的学者大部分是他的母校京都大学出身的。继担任731部队华北根据地1855部队最高顾问的宫川米次博士之后，是就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田宫猛男博士(现任山梨医院大学校长）（笔者注：说田宫来自山梨医科大学，是该大学的校长，这并非事实）。他说：‘在军人中能够培养弟子吗？’回绝了石井的劝诱。据说除应召和征用外，东京大学没有一个人参加731部队。石井队长失败以后，又对当时传染病研究所第四研究部部长兼东京大学教授小岛三郎博士进行活动说：‘派你的弟子来吧！’当时，小岛博士正在一个劲地把‘传染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培养的细菌送往南京的1644部队。他本来就是约定协助石井合作的，所以答应了。‘我真不愿放他走。在我手下学习的中込君，虽说本人不太愿意，但我打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出去走走，就给了石井君。’（小岛博士语）据说医学士中込在731部队的细茵实验中由于感染病菌而死亡。”

被捕的劳工哭着哀求说：“我出自好奇心，并不是间谍行为！”但是，他们连听也不听，用铁丝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在交给宪兵之前，把他扔进卫兵室的粪坑里。731部队的厕所几乎都是冲水式的，唯有卫兵室和教育部的厕所是掏取式的。

“口字楼周围有围墙，不准中国人进入。因此中国劳工只能在‘严禁入内地区’以外的地方服劳役。在劳动中不允许在此附近步行或四处张望。”

“731部队对第一类人分文不给，而对后一类人支付很少一点工资。对全部劳工，不给予任何人权。加之731部队对中国劳工不合理的管理和残酷的压迫，完全不考虑劳工的死活问题。”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首先访问的是展览着许多有关731部队资料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在日本占领时期，哈尔滨特别警察（厅）就设在这里。这是一栋白色的二层楼，前面配有古希腊式的大理石圆柱，显得威武庄重。它转用为特别警察厅时，想必给人一种威压感！现在有许多小学生聚集在大门前等待着按顺序入馆参观。

这位劳工浑身被泡在粪尿的底下，不断地哭泣。从关在粪坑的时间来估计，队员们已多次在他身上大小便过。

731部队有过为当地的防疫工作做出“贡献”的事实。1940年8月，平房四屯大肆流行霍乱。731部队的凑班秘密进行了调查，查明其发生源是部队的排水。特设监狱和各栋楼的排水和污水消毒不彻底，从动物班(田中班）西侧的污水坑流出，穿过八木泽班西北的小山坡和农场之间的排水沟污染了下流各村庄的饮用水。

但是，从丰臣秀吉到关东军，其间有380多年，从太平洋战争到现在，不过38年（到执笔时）。战争结束时，永不再战的誓言，却已开始被人们淡忘了。

这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的模式完全相同：即为了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处心积虑地向海外扩张，并同军部的野心结合在一起。“贼军（丰臣秀吉军）蹂躏三道，所到之处，焚烧庐舍，杀戮百姓。凡被捕者，皆削其鼻，以示其威”（《惩毖录》）。这和关东军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三光政策”完全相同。关东军虽然并非模仿丰臣秀吉的战略，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石井部队长让宪兵上士乙津一彦对在长春设有分公司的大仓组、清水组、五十岚组、松村组和间组等赶来的大小企业者进行严格的监视。这时，乙津上士派出宪兵对各企业的估价现场进行监视，割断各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封闭式的投标。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有一天，我干完活以后回劳工宿舍（马架），途经门卫室时，劳务班的头目真田（似乎和白在证词中提到的真田为同一个人）要我出示身份证明书。由于总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明书，纸面磨起了毛，731部队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了。真田把我带到卫兵室后用皮鞭抽打5次脑袋，又用木棍在后背殴打4次，从下午5点收工起一直打到8点，开始还数数，后来巳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后来，晋升为中佐的山之内药剂大尉（现为中央区日本桥本町4一6，生产‘苯海拉明’的原兴和化学东京研究所所长）说：‘一不留心，说漏了嘴，后来受到同事们的责备。我什么也没干过，只是对那里的井水进行过检测，马上就被调往野战部队了，其他人干了什么，我不知道。’”

7.容易确保实验材料（“马鲁太”、老鼠）；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因为用活人代替了土拨鼠做实验，所以自然取得了效果，并稳步地取得了医学成果，但其详情我不知道。据石井战后透露，约有200多项取得了专利权。”

“1936年春天，关东军来到平房区开始测量土地，奠定了建设731部队的基础。当时，平房区有许多村庄，正黄旗、头屯、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刘家窝和五屯等村庄。关东军在这些村子的中间修建了731部队的基地。

“哨兵所由宪兵队和部队各派一名哨兵站岗。带车篷的无窗军用卡车，每周一次从哈尔滨市内的俘虏收容所‘保护院’运来30人。进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出去。这些人被叫做‘马鲁太’或‘特殊材料’，关在部队正面的口字型三层建筑的地下室里。最初一周内让他们尽量吃有营养的东西。”

“如果这是通风口的话，那么，地下就可能有人；如果龙宫地下是秘密监狱的话，那么，我就是知道秘密的人。我们担心，一旦施工结束，就会被杀害。我是和同事陈洪起、梁万超两人一起参加施工的，他们还都健在。”

在平房哈尔滨市区，遍布着许多与731部队有关的遗迹。731部队的发祥地、背阴河、731部队人员市内中继站、白桦寮、“马鲁太”的秘密集中处的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1936年前）、负责运送“马鲁太”的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据传有进无出的大魔窟街傅家甸、设有731部队第三部的南楼（在移往平房之前的731部队所在地）、和宪兵队并存的令人恐惧的特务机关等等。总之，在哈尔滨市内布满着许多的《恶魔的饱食》读者熟悉的地方。实际访问这些遗迹，确认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笔者很关心的事情。这些地方虽然曾遭遇不幸，但是，确实又是重要的“史迹”。原731部队人员至今一听到哈尔滨这个地名，脸上仍会呈现出一种怀乡的表情。对当地来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对731部队人员来说，哈尔滨却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白开始这样说道：

9月20日我们决定“巡视”一下哈尔滨的“史迹”。地图是在战争时期的地图，在这上面根据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标上了大致的位置。

……

由于发生霍乱，四屯处于危急的状态，即使哈尔滨市的报纸也报道说：“本市发生了原因不明的霍乱。”731部队进行了长达40天的防疫活动，霍乱才平息。如果不以“马鲁太”为对象进行细菌实验的话，仅仅是排水不妥当，并不会发生霍乱。这一事实一直保密，几乎所有的队员都不知道。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虽说昨天和今天一共只访问过两次，但是，却感到一种似乎在这里已居住过很久的亲切感。从1981年7月19日在《赤旗》报上开始连载以来，平房的地理情况巳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劳工以为周围没有人看见，想掀开货车的席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不料被警备人员发现，该劳工被带到卫兵室。这名年轻的劳工还带着一个道教的护身符。

原陆军大将冈村认为，苏联判断“从石井那里得不到任何资料，而采取了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审讯731部队人员的办法”。（引自“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

“有一个叫八木泽的日本领导干部，他是个小矮个，留着胡子，是农场的负责人。八木农场在农忙期临时雇用一些中国女工，在他的领导下，还有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

“这些劳工置身于731部队劳务班残酷的管理之下。他们每天早上出工之前，要站队、点名，还让他们背诵日本国的‘国民训’。开始几年都是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监视下前往施工现场。基础工程结束以后，开始建设细菌工厂，这时劳工们没有身份证明就不能出入这里。”

正文第五章 731部队的补给城市——哈尔滨

战争的记忆容易淡薄，历史的教训容易忘却。有过战争体验的老一代人应当把这种记忆和教训讲述给没有战争体验的下一代人。

“这里，就是地下变电站（室）侧面的一个小铁门，往前走就是中央走廊的下面。地道从这里开始，电工们把它称作‘地坑’，地坑宽约1米，高约2米多。我记得很宽敞，是一个大人站着的高度和宽度的地下通道。

在人们可疑的目光下，我们说明了姓名和来意之后，一位中年的负责人走出来，热情地领我们参观内部。这个人就是花园旅馆和花园小学建筑物的管理人倪宏滨。

“你进入地道了吗？”

面向外边的墙壁上嵌有铁栅栏的长形的窗户，从窗户的上部能够看到地面。房间内倒是很清洁，但是，仍使人感到有些煞风景。据说，旅馆常常接近客满。

但是，销毁731部队的活证人“马鲁太”和证据文件的是日本方面，现在只有凭日本方面的有关勇于作证的人和中国方面仅有的资料来追溯过去了。

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内容有所不同，展览的是有关抵抗侵略者的内容。

对于突然闯进来毫不客气窥视室内的我们，旅客们虽然投以奇怪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露出愤怒或不愉快的表情。

“这是飞机场，在北侧堆积的是飞机残骸。”

“日本人来参观过吗？”

参观中国各地的“战争博物馆”之后，心情不是很愉快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博物馆，在来访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

然后是遍地的瓦砾，只剩下石柱的基部，像墓碑似的残留着。显然是彻底地进行了破坏。“这里是7号楼、8号楼的旧址。”石柱的基部宛如“马鲁太”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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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防舰队司令部建筑，门口有残存的守卫室

关于旅馆，我们了解到共有11间房80张床，全都是合住的大房间。旅馆和学校的房子虽是统一管理，但互不干涉。房租，“大”房间2元，“小”的1.4元。在中国，旅游尚未普及，旅客都是因公出差的人。

这个地下室约有30张草席（榻榻米）那么大，天花板很高。这里乱堆着一些破木头、旧车胎等。倪先生说，这里已很久无人问津了。

这里的“水牢”比其他地牢深1.5米左右，是一个水牢的布局，里面堆满了废料和破烂。手电照出了墙上写着的“水牢”两个字。

听说，那条隧道尚没有填埋，但是，却没有能够证实它的资料。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现在哈尔滨市市长，他了解详情。但不凑巧，市长出差去了，没能见到他。

这个滑车是做什么用的呢？所谓滑车，一般是用来吊沉重物体用的。在审讯犯人的地下室里，被吊起来的物体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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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正面

又出现了一个油罐状的大型容器残骸，头部有闸口式开口，这可能是高压蒸气灭菌器，也许是细菌培养罐。王先生也弄不清楚。

当我提出希望看一看里面的水牢时，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一位长脸，似乎是负责管理的青年人跑过来，板着面孔责问道：“是谁允许你们进到这里来的？”

战争刚结束，工厂院内发现了成群的老鼠，鼠疫病流行。日军占领时，出入工厂进行严格管理。

“在王先生之前，没有人拍摄过吗？”

管理人打开门，鲁莽地进入房内。房内两侧靠墙各有四张双层床，全部共八张床，只有二三个旅客。

这比日本人的一般伙食丰盛得多，充分保证了人体所需营养的均衡。日本的职工食堂，可选择的范围不过是A、B、C三种份饭和面食类，较好一点的食堂也不过是加上“寿司”。没有职工食堂的话，就得买汤面或咖哩饭，或者盖浇饭，再加上咖啡，约一千日元左右。支撑经济大国日本的工薪人员的午餐真是简单乏味。

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可在香喷喷的气味和好奇的驱使下，我们巳感到饥肠辘辘了。我们向陪同参观的刘俊明厂长提出，很想在这里吃顿午饭。厂长显出吃惊的神色，但还是领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里间。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听说在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设有特务、间谍机关的建筑物。最近从广播中听到还在平房驻过731部队。”

据中流先生说：“白桦寮原在吉林街15号，现巳成为地质勘测队的车队所在地。据公安局长的调查，那里有地下室，是俘虏的中转站，‘马鲁太’被运进这里之后，再被送往731部队。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水池。“这个池子不深。”可能是全图（38）的食用养鱼池。到处都堆积着陶瓷碎片、宇治式炸弹弹头螺旋式的盖子。刻有U字型导爆沟的弹简有一部分清晰可辨。“这是细菌炸弹的残片。”虽说是残片，但是数量太多了，银幕几乎容纳不下。

我们认识了摄影者王之堃先生。他约50岁，个子不高，目光敏锐，不善言词。他带我们来到试映室，开始放映。既无字幕，也没有进行编辑，是摄影后未做任何加工的原片。没有配音乐，也没有解说。王先生结合画面做了讲解。

我想，不久的将来，昔日的傅家甸的影子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栋栋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新兴住宅区吧！现在，“魔窟”传说的阴影已经消失。今日的傅家甸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古老，却使人感到温暖。

过去俄国和日本统治哈尔滨的情景，已被彻底改变，只有公园的名称依然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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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旧日本领事馆（据说也称白桦寮）

“不太清楚。”

“门窗还是老样子，每间房子都有铁栅栏！”

有炒豆角、炒洋白菜、炖土豆、土豆焖鸡肉、豆角拌蘑菇、烤羊肉、猪肉炒胡萝卜青椒、凉粉拌洋白菜、汤，还有带馅的烧饼。最后，为了表示欢迎我们，又端上了一个水晶果冻。

对于突然闯进来的管理人员，没有人表示不满，旅客和旅馆方面根本不在意隐私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这里曾经是恐怖的“马鲁太”转运站，而今天，这里巳变成了旅馆和学校。

地下室约30个草席子大。除有滑车的房间外，还有一间宽2米、长7.8米的长房间。房间内积满尘土，那个软木塞压缩机就是从中挖掘出来的。化学实验室里使用的软木塞压缩机怎么会在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呢？倪先生说：“烈士馆一个工作人员的妻子，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是她把这个器具送来的。”

走进写有“安全门”的白色油漆大门，里面是个到处都有遮阳伞的院子，绿叶衬托着一簇簇盛开的鲜花。院子的中央是职工食堂，朝里望去，那里和院内截然不同——在破旧的地板上，摆着几张木桌，职工们正在吃饭。在供应食物的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队，室内充满饭菜的香味。食堂虽然简陋，但食物的种类却非常丰富，看起来似乎香甜可口。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品尝其食物。如果说旅馆里的饭菜是为外国人准备的，是经过专门加工的，那么，这里就是本来面目的饭菜了。

有关八角亭实验的证词充分说明，731部队的实验当时的目的在于改变传染病的自然感染途径。731部队的“主要武器”——鼠疫跳蚤就是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在敌国领土上，人为地使鼠疫流行起来。这种通过跳蚤将鼠疫菌传入人体的感染，是忠实地沿袭着自然感染的途径。所谓自然感染途径就是鼠疫、破伤风、恙虫病、斑疹伤寒、疟疾等通过皮肤感染，赤痢、伤寒和霍乱等通过口腔，肺鼠疫、流感和白喉等经过呼吸道感染。

访问哈尔滨的最后一天，我们决定去看看那些没有去过的与731部队有关的地方。

上午来到了细菌炸弹制造厂旧址，现在是“龙江橡胶厂”。

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们不念夙怨的笑容，然而，我们却不能只看到这种笑容而忘记加害于人的事实以及作为加害者的忏悔。哈尔滨的天空，这一天显得格外晴朗，火车徐徐地启动了。

A：“白桦寮”在吉林街22号，是一幢红砖结构］字型的二层建筑，右侧同特务机关相毗邻。

“地牢锁着，长时间没有人进去过了。白桦寮是731部队的转运站这件事，早就查过当时伪政权当局的档案，查明这里曾被宪兵和特务使用过。大家来哈尔滨之前，我们又请公安局调查了市内同731部队有关的旧址，发现市内有白桦寮和白桦别墅两个名称，感到很奇怪，又向公安局长进行查询，说根据接收时伪公安资料判明这里就是白桦寮，是‘马鲁太’和抗日运动参加者（地下活动家）的转运站。有时731部队人员来这里领‘马鲁太’，那时他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中国服装。”总而言之，这一点得到了确认。

越往里去，道路越狭窄，这里就是从前的傅家甸了。到处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屋，东倒西歪的砖瓦房，满街堆着破烂。屋顶上林立的供暖用的烟囱，说明这里冬季十分寒冷。

在日本，各种广告泛滥。但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城市里，“让我们……吧”式的口号十分显目。

再次出现了油罐状容器残骸的特写。王先生说：

画面上映出了一幢快要倒塌了的建筑物的一角和堆积如山的瓦砾。

那么，又是怎么知道这里是犯人的刑讯室呢？倪先生说，有一位女士是因参加抗日运动而被捕的，在这里受过刑讯，此人还活着。

由下里先生制的草图和仪器测量值，将另用其他图来表示。

“地坑，本来是矿山里的纵穴的意思，但是，731部队的地坑是横穴，墙上有许多粗细不等的管道，这些管道包括电话电缆、电线管道、热水管道、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等。地坑相当于731部队中枢神经的脊髓。”

下午，我们到731部队的发祥地“南楼”和曾经是大魔窟街的傅家甸去转了一转。“南楼”的旧址目前是解放军的设施，不能进去。南楼附近是原江防舰队哈尔滨司令部大楼，依然如故。门旁的哨兵岗楼还保留着昔日的迹象。现在，司令部已成为第二职业高等学校。地处内陆的满洲国还有海军，令人大吃一惊。听说当时被日本嘲笑为玩具的舰队，却曾在松花江上威武地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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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访哈尔滨市原细菌炸弹制造厂设施遗址

战局恶化之后，也有为保卫国土而死去的人，对于他们，最好的供奉是不再发生同样的悲剧。

“从拍摄时的情况判断，可以认为就是战争结束时的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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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门上的窥视窗

“这个旅馆的前身是旧日本领事馆的监狱，人们怀疑这里是被送往731部队的‘马鲁太’的转运站。你知道吗？”我向管理员询问道。

B：A说中的“白桦寮”是吉林街分室，大门入口是旋转门，隔条大街是技师宿舍和一个叫“浜田”的花柳病专科医院。中方称作“白桦寮”的建筑是特务机关，原日本领事馆旧址的花园旅馆是“白桦寮”，同花园小学之间的后院，战争结束时，曾作为日本难民收容所，这和记载是相符的。

等这部校史完成之后，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的秘密，中国方面就会解开。

管理人员说道：“‘红砖结构的建筑’是在右侧的后面。但是，六个月以前巳经拆除了，现在正在修建新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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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本领事馆地下室墙上发现的“滑车”

我们做了种种想象，但是，在场的旅馆管理人、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的人等陪同人员，谁也回答不出滑轮的用途。

东北烈士纪念馆内731部队遗留的资料，在二层的走廊展出。展柜中展有一枚宇治式陶瓷炸弹，一个硬铝制带盖的箱子（琼脂培养器），大大小小的乳钵，两个叫作“坩埚”的白金制血清瓶以及捕鼠器。

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以前，原731部队人员缄口不谈实情；但在问题发生以后，却有不少人寄来了新的证词，M·N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公开姓名也无妨，但是，为了贯彻“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则，还是决定使用英文字头来代替其姓名。

我们参观的“原白桦寮”是一幢白墙的三层半（一层为半地下室）的俄式建筑，现在已变成“地质勘测队”的办公地点了。

原第四部部长川岛少将供述说：“监狱曾一度容纳过200～300名‘犯人’，最多的时候也曾收容过400名。”D·S先生作证说：“有地下室。”原队员也证明：“撤退时处决的‘马鲁太’有300人以上。”由此可以推断731部队的特设监狱是有地下室的。这部纪录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所有的房间都是合住的大房间，是男女分住的。每个房间内有4至10张双层床，只有比较高级的房间才配有沙发和桌子。

当地记载：“白桦寮”和特务机关是分开的。旧址是吉林街I5号，外观是三层半的楼房，里面有座三层的建筑，它的地下室里有监狱和“水牢”（？）的遗迹。

这个“气压室”是否是八角亭，这一点尚难确定。但是，第一集中提到的“真空实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气压室”里进行的。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原731部队细菌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时，他的陈述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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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日本领事馆，现为小学

我们走进了旅馆与小学之间的操场，又沿着很久没有人使用过的台阶往下走，一股霉味和潮气迎面扑来。如果没有手电简照明，这里将是一片漆黑。

时间很紧迫，预定今天乘火车去长春。因此，对731部队的“地下结构”只能具体地窥视其中的一部分。

滑车固定在墙壁上方长25厘米、宽12厘米的铁板上。

但是，利用这个地坑来运送“马鲁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地坑的入口正对着器材办公室，如果“马鲁太”来到这里，很容易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也就没有必要再潜入地下了。如果有秘密搬运“马鲁太”的地下通道的话，自然也可能会成为“马鲁太”逃跑的通道。这样，特设监狱的铁门、口字楼以及黑框内的三重警戒线就都不起作用了。即使通往地下道的出入口被严密封锁，但万一有人进入地道，需要共用其地坑的话，发现731部队的“中枢神经”，那么，地坑将有被一举破坏的危险。这样冒险的兼用，是不可想象的。

在731部队遗物的旁边陈列着一件奇特的器具，形状类似固定式的钉书器，铁制杠杆和台座之间有波浪形的银齿。一压杠杆，锯齿就咬合，形成五个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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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旧址背后，左边有阳台的建筑有地牢和水牢

管理人员对我们说：“那是战后进来的中国人推断这里是水牢而写的。”我觉得这里似乎不是“白桦寮”，而像是特务机关的旧址似的。但是，表面白色的三层半楼房，战前的确被日军接收过。歌唱家加藤登纪子的父亲从前曾在这里工作过。不久前，她也到这里进行过采访。

<h3>731部队旧址纪录片</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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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的与731部队有关的各种器具

离开原日本领事馆旧址之后，我们来到731部队哈尔滨市内的联络站——“白桦寮”遗址。原白桦寮建筑位于吉林街11号。这是条街道路面狭窄的普通街道，但731部队人员是十分熟悉的。白桦寮右侧同哈尔滨特务机关相毗邻。在吉林街和一曼街的交叉路口处，设有哈尔滨市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宪兵队本部一样，戒备森严。

我们打着手电简在室内观察，发现在砖墙上有淋浴用的支架似的金属物，一共有三根。用灯光照着仔细一看，原来是铁制的滑车。

“说从前曾在这里住过。”

“这是口字楼中间走廊的北侧。”

这部影片保存在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上午刚过8时，电影公司似乎全体人员都上班了。

“我也兼做消毒作业。实验结束以后，将吸入细菌雾的‘马鲁太’送回特设监狱。然后，从导管喷出消毒液将亭内消毒干净，再把污染的空气抽回后排入容器里，八角亭又成了真空罐。”

“没有进去过，我感到地道很深。”

“旅馆的每个房间，还是当时的原样吗？”

再次出现锅炉残骸，王先生说：“这是发电机。”

倪先生说，这里有审讯犯人的地下室，还有其他的地下室。

它曾经是细菌工厂，不能单凭说发现成群的老鼠来认定。知道当时详情的人，都巳不在了。总之，这里确实很像日军的某种设施。

银幕上出现了地道。王先生说：“这是口字楼的东侧，炸毁后它暴露在地面上。口字楼东西方向能看到有地道的入口。”

原部队人员：

旅馆的伙食中蔬菜很少。在这里，我们尽情地品尝了美味的中国饭菜。在整个旅途中，这个橡胶工厂职工食堂的美味佳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地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品尝其食物”这句名言的含义。和他们吃了同样饭菜后，也都产生了亲切感。我们同厨师们合影留念之后，依依不舍地告辞了。

我向有关人员提出，能否得到这部纪录片的拷贝。他们流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听说，这些纪录片也是首次给外国人看。这是出于理解我们的采访目的而给予的特殊照顾，但是，复制纪录片却没有先例，而且技术上也有很大困难。

管理人员在动力室里，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操纵八角亭。M·N本人曾几次操纵过八角亭，目睹实验的过程。好几名军医从八面的窗口观察被关在亭内的一个“<u>ｗ</u>马鲁太”。M·N根据指示按动了操纵开关。他忘记了当时使用的是什么细菌。通过天花板上的导管喷出大量细菌液，包围了无法躲避的“马鲁太”。M·N从动力室回到实验室，靠在墙上观看。军医们厉声斥责说：“墙上也粘有细菌，靠着它是危险的！”

虽说我们是得到许可来的，但可能事先没有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于是，本来很友好的人，表情也变得难看了，气氛似乎变得紧张起来。不管怎样，我们又回到了“白桦寮”的外面，并向管理人员解释：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采访，但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谅解。许多人从“白桦寮”的窗口注视着我们，其中有一个在骂我们，虽然没有翻译，但可以明白，他是让我“滚出去！”我觉得在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反日情绪。中国东北是遭受日本侵略最深的地方，虽然战争已过了37年，但是，那种被侵略的伤痕仍然深深地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最近发生教科书问题后，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

把监狱若无其事地改用做旅馆，令人有些吃惊。

这是仅供住宿用的简易旅馆，也是中国人用的最普通的住宿设施。

原日本领事馆的旧址，位于花园街和奋斗路的拐角，现在是挂着“花园旅社”简易旅馆和花园小学的招牌。这里位于市中心的闹区，距“文化大革命”中拆除的中央寺院旧址的地盘不远。

我惊讶地问道：“这个工厂的职工，每天都吃这样可口的饭菜吗？”

面对突然出现的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我们这一伙人，厨房里的人们都很惊讶。听我们特意想品尝一下这里的饭菜，他们便起劲地一个菜接一个菜地端了上来，真是丰盛极了。

“摄影是接受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委托，于1956年春（四五月）进行的。目的是作为地方史的资料保存。由于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前后算起来大约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售票处在厅里挂着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道德、讲卫生）的标语。<strike>ｗrike>这是在全国都可看到的。

“被关进气压室的人，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慢慢地死去。”

“平均一个人五角钱，工会负担一部分伙食费。”

我在现场辨别的印象，现今“地质勘测队”的建筑是原特务机关的设施。

回国以后，我把照片给经常出入白桦寮的原部队人员看，他们说：“不是白桦寮。”而说日本领事馆旧址的花园旅馆和白桦寮的外貌十分相似。根据当地多数人士的证词表明，1936年以前，原日本领事馆曾设在这个地方。在那以后迁移到了火车站前的红军街（原车站街）。（作者注：I936年以后，日本领事馆已迁至现在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地下室作为铁路方面罪犯拘留所而加以利用。不能参观。）迁移以后的设施，由731部队接管改做白桦寮。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马鲁太”的转运站则肯定更加方便了。

乍一看，像是个贫民窟，但却丝毫也没有纽约的哈雷姆和东京山谷那种阴森和荒芜的感觉，旅客走进人群之中并无不安的感觉，反而觉得处在一种明快舒适的气氛之中。人们的表情心平气和，房屋虽然陈旧，道路却很清洁。小巷里妇女、小孩和老人们偷快的形象引人注目。曾经是“东北特产”的老鼠几乎都没有了。

“他们说为什么到这里来参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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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1部队M·N根据记忆绘制的地坑图

因此，战争博物馆这种设施是必要的。广岛的和平纪念馆在揭示战争的悲惨和恐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增加日本民族加害的记录和史料，成为国家规模的设施。

“在拍摄之前，731部队设施的旧址，有人动过吗？”

由于地方史学会的关照，利用出发前仅有的时间，让我们观看了731部队撤退后拍摄的纪录影片。

工厂内绿化得很好，深红色的万年红正在盛开，与其说是工厂，莫如说像个花园。快到中午，工人们拿着铝饭盒，他们走的方向像是食堂和小卖部，似乎他们在那里买吃的东西。我们不由得朝那个方向走去。

在如此狭小的地段内集中了特务机关、731部队分室、原日本领事馆和“白桦寮”，也许当地记录把这四个设施的性质混在一起了吧！37年的岁月，已使当地的记录和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日益淡薄。

“一顿午饭大约多少钱？”

“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拍摄了一些重要建筑和设施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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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内与731部队有关的遗存地图

从马路上看去，旅馆是一幢三层楼，但它有大规模的地下结构：内部是五层楼，其地下室可能曾经是“马鲁太”的中转站。

画面上出现了原状的盥洗台，接着是二层楼的残骸。“这是口字楼北侧建筑物的内部和西侧的二楼。盥洗台怎么没有炸毁呢？”王先生提出疑问。画面上又出现了许多用钢筋水泥围成的变形的斗状洞孔。王先生说：“这可能是饲养老鼠的地方吧！那就是高桥班（本书卷末附图中的⑩）吧！”接着出现的是墙壁。王先生介绍说：“周围墙壁内侧的基础部分筑有深沟。”

由于中流先生从对外友好协会取得了批件，所以，紧张的气氛暂时缓和下来。那位管理人员拿着手电和钥匙，给我们做了向导。

影片是从铁路支线开始的。右侧出现锅炉房，上边原封不动地耸立着三根怪状的烟囱和它支撑着建筑物墙壁的钢筋。

最后分手告别时，他们表示“我们将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旅馆的外貌，是一幢令人回想起帝俄时代的洋式楼房。它的外貌非常漂亮，但是，出入口却不像是旅馆。在楼的一侧有一个通往地下的台阶。这里似乎就是“旅馆的大门”。

“从战争结束到拍摄，其间相隔11年，这是什么原因？”我问道。

“拍摄时，发现有七八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好像是培养鼠疫苗的铁容器。”

又出现了一个像地道似的洞穴。王先生说：“这不是地道，是炸弹坑。”

虽说这幢建筑和战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和我们从原部队人员那里获得的印象有所不同。他们说，原白桦寮是一幢红色砖结构的旧式二层建筑，呈］字型，大门略高，有一个旋转大门。

在小学和旅馆之间有一个不大的后院，那里是“学校的操场”吧！与其说是小学，莫如说有点像幼儿园。

“为了利用活人进行这种实验，731部队还设有实验人体耐力极限的气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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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甸市街道

“来过5次左右，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

我想会见这位妇女，但是查明她的住处颇费时间。听说，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哈尔滨。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她是很难的。

<h3>与夙怨的诀别</h3>

“拍摄的对象，是否有谁作过指示？”

“据说，地下监狱和哈尔滨警察局（现烈士纪念馆）之间，由一条可以通汽车的隧道相连，警察用汽车把犯人送到这里来。”

我们在地下室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调查之后，回到地面上。明媚的阳光令人心旷神怡。校园里成群的小学生，十分热闹。

<h3>前事不忘——参观中国的战争博物馆</h3>

<h3>再生的傅家甸</h3>

“从口字楼南部以及从口字楼内侧的北部进入各研究室和解剖室。”王先生做了这样的解说，这里就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设施全图”（参阅本书卷末附图中的⑨⑩)。

<h3>731部队的脊髓</h3>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不在哈尔滨。”

地坑设在中央走廊的地下，贯穿于南北。同时，它和南楼下东西走向的地坑相连接，可能环绕口字楼一周。口字楼集中设置了各研究室、实验室、细菌制造工厂和特设监狱等，可以说是731部队的枢纽。既是枢纽自然就不可缺少供电、供热、排水、供暖和通信等设备，而731部队的地坑就发挥着中枢机能地下砥柱的作用。

“这是职工们最普通的伙食，一般从中选三四个菜。”

“除以上谈到的情况外，我还知道731部队经常利用活人进行实验室内的实验。当时让被实验者强制感染各种细菌，对他们进行观察，其目的是研究效果最为理想的传染病的病原体。”（下划线为笔者注）

强烈的广告，令人畏缩，但是，到处是口号和标语，也令人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据后来的调查弄清，这个刑具原本是化学实验室里常用的软木塞压缩机，可是，它却在同化学实验毫无关系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被发现了。由此来推测，它很有可能转用为拷问刑具。当地是作为“夹指器”展览的。离开烈士纪念馆之后，我们来到原日本领事馆。对我们来说，这是访问哈尔滨的重点之一。哈尔滨的初秋，清新凉爽。原来听说这个时期气温相当低，所以做了“御寒”的准备，但是，早晚也并不太冷，中午时甚至还微微出汗。街上汽车少，排气污染也少，天空湛蓝明亮，耀眼的阳光投射到地面。街上步行者和自行车占绝大多数。

知道八角亭的人很少。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记录中记载着证实M·N先生证词的检查官的公诉词。

<h3>印象淡薄的白桦寮</h3>

作为日本人，参观日军侵略的罪证，心情是痛苦的，但是，正是因为是日本人，所以就不得不看。

“再往前我就没去过了。我进地坑都是为了排除电气系统的故障和定期检修。若不是管理课人员，大概不会知道地坑的存在。”

原731部队人员作证说，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是送往731部队的“马鲁太”的转运站。证明地下室就是刑讯室的资料却很少。

中国方面的记载之所以不详细，是由于日军占领时，那里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战争结束时，日本方面又将人证和有关资料全部销毁。经过37年的岁月，加害者、受害者双方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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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哈尔滨特务机关的设施，现在已变成“地质勘测队”的办公地点了

哈尔滨的日程安排到此全部结束。五天的逗留期间，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关沫南副主席、中流先生、张浪副主席、地方史学会副理事长关成和先生、副秘书长刘福均先生、理事佟振宇先生、哈尔滨市外事办公室的杨大义先生、对外友好协会王贯实先生等，都到车站送行。在这六天中，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和地方史学会的人员，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热忱地协助我们进行采访。他们的协助和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到“日中友好”绝非只是口头上的，而是真正把日本人作为邻邦来关心照顾的。临别时，哈尔滨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希望再来时，不是采访，而是带上家属尽情地来玩一玩。”

关于“白桦寮”，当地的记载的和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有些出入，现将这些情况整理如下：

“他们说过是原731部队的人吗？”

馆长说这种刑具是在被称作“马鲁太”转运站的日本领事馆内发现的。我听了以后惊呆了。

每次参加八角亭实验时，都能领到50日元的危险津贴。但是，由于受到良心上的谴责，有时连饭都咽不下去。再加上有被感染的危险，所以，M·N先生提出了退职的申请，一年后，好不容易从731部队退职。离队时，宪兵威胁说：“要是将731部队的秘密泄露一句，你就别想活命！”

这个地下室，战后曾一度被封锁。倪先生是在1968年战后第一个进来的，那时就发现了软木塞压缩机。

许多路人围拢过来，纷纷向我们讲述。据他们讲，在日本占领时期，这条街叫做“南楼街”，令人惊奇的是，原司令部的旗杆依然如故地保留下来。

中间的烟囱上半部巳被炸毁，汽缸和旋转轴似的铁轴倒在地上，这可能是被炸毁了的田熊式锅炉。

<h3>美味的中国饭菜</h3>

“沿地坑向前走，就来到了口字楼南楼的地下。在这里，地坑同口字楼地下的东西走向的地坑相交叉。”

除此之外，找不到一个像出入口的地方。我们提心吊胆地沿台阶而下，下边果然有一扇门。这好像是工作人员专用出入口的门。推门一看，有几位男子聚集在那里。左侧有一个像公共汽车售票处的栅栏，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妇女。

关于地道的情况，有些是在采访结束后查明的。我们在中国采访旅行后回国约第四个月，接到了M·N先生寄来的关于731部队的地道情况的详细证词。1941年以前，他曾在原731部队管理课主管部队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

这个地坑的存在与王先生拍摄的纪录片中，从在“全图（33）号建筑物附近可以看到的朝7、8号楼东西方向贯通的地道入口”这一事实相符。（33）号建筑物的南端，恰好位于口字楼南楼的延长线上。

<h3>原日本领事馆——731部队的转运站</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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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本领事馆和花园小学校园

通过服务台来到走廊里，这里有许多客房。令人吃惊的是，无论外表或内部都依然是地下监狱的样子。每个房间的入口都有一扇木门，门上在和眼睛差不多的高处有一个枪眼似的窥视孔，可以看到室内的情况。

“这是口字楼北侧的实验室。”

但是，警察局和白桦寮之间由汽车隧道相连，缺少必然的理由。那毕竟是传说。

到此影片结束，放映时间共7分钟。放完影片后，我们向王先生询问了摄影时的情况。

倪先生补充说：“退休的花园小学校长曾介绍说：‘这里从前是座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不久，又做过日本难民的临时收容所，因此，那些日本人为了怀念过去，常常到这里来访问。’现在花园小学正在编‘校史’，寻找有关人员调查校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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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本领事馆设施，现改用为简易旅馆

据M·N的记忆，八角亭在房间的中央，其直径约3米，高约2米，是一个八面体的铁制容器，可以容纳三四名“马鲁太”。在各个面上都设有（70×50)厘米的观察窗，几根铁制导管从天花板伸进去。它是一个关上门就不漏气的密封装置。细菌污染了的空气通过导管送进亭内，然后从窗口观察空气感染的过程。在八角亭的房间的一角，有通往地下的楼梯。如果它是通向地下的楼梯，那连接的就是八角亭的一楼。它位于口字楼的一层，细菌制造工厂的中心。从室内角落的楼梯走下去，有一个“操纵”八角亭的动力室。动力室内有装着鼠疫、霍乱等多种细菌溶液和消毒液的容器。每个容器都装有泵，通过管道与八角亭的天花板连在一起。

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值得纪念的英雄。虽说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阵亡的军人们曾作为军神而被祀奉，他们也只是侵略战争的英雄。

在花园小学那旧式砖瓦结构的建筑物上写有“五爱”的大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以及“勤奋学习，文明礼貌和遵守纪律”等口号。

M·N先生证实地坑的存在后，又谈到另一个新的设施——“八角亭”。他说那是对“‘马鲁太’进行细菌空气感染实验的观察装置”。

傅家甸位于哈尔滨市北部，面临松花江。滨州线(满洲里方面）和拉滨线（拉法方面）在这里通过，当地人称它为“道外”。从这种称呼来看，给人一种特地划出的区域的印象。听说，中流先生生于傅家甸十八道。据说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约30万，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地带。其中，日本人5万，其他外国人5万，军队有关人员严禁进入这一地区。满洲国时代的大魔窟街传说“一旦误入，九死一生”。今天，以往的那种恐怖气氛已荡然无存。大街比哈尔滨的任何一条街道似乎都充满着生气。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自行车，人们的服装也干净利落。可能很少有小轿车来往，大家都注视着我们。这里的氛围有点像东京的浅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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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据传是原731部队发祥地（南楼）的建筑

正文第六章 “马”和“车”的历史因缘

<h3>屠杀牲畜总部的旧址</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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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街道

“能够显示当时情况的，只有这张照片了。”和高科长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部件工厂的吕寿松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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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吉林省革命博物馆采访

（左一：王瑛副馆长，左二：作者）

“1951年，为建设汽车工业基地，首先进行了测量和平整土地。当时，从地下挖出了大量的人骨、马骨、药瓶、注射器和医疗器械的碎片。村里的人说这可能是被强迫到这里来做苦力者的遗骨。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曾为第100部队用马车运送粮食，他亲眼见过许多中国苦力被带进部队。他多次见到被带进去的中国人，可是，从未看见他们出来过。附近的村民们也这样说。”

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许行先生和王玉臻女士、吉林省外事办公室王文洁女士等人的欢迎。从车站前乘车前往旅馆途中，我们顺便去看了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长春是昔日“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关东军在这里拥立溥仪，制造了“满洲国”政府。关东军是“满洲国”真正的统治者。原关东军司令部是一座日本城郭式的建筑。楼顶中央有个阁楼。以“天守阁”为中心，两翼对称地向左右延伸，两端设有“望楼”。这座建筑，确实显示出当年关东军的不可一世、威风凛凛。现在正面朱红色的门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的匾牌。

后来王副馆长把这个容器带到了长春。这个硬铝制容器，的确就是731部队的“凶器”。

“就在这堆煤的下面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军撤退时，被炸成废墟，埋在下面了。要是挖掘开来的话，该场地和地基会保留着原状的。劳工几乎都是作为军马的饲养员而被送来的。被炸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我们工厂建于1956年。在此之前，这里作为仓库使用。”

高科长领我们参观了坐落在工厂院内一角的像仓库似的砖瓦结构建筑物。

<h3>第100部队留下的礼物</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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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100部队遗迹

长春的街道宽阔，绿树成荫。路上行人似乎比哈尔滨少些。我们住的旅馆，是位于该市南郊的“南湖宾馆”，它坐落在宽阔的南湖公园内。宾馆院内的大门旁，有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白色的楼舍掩映在繁茂的绿荫和盛开的鲜花丛中。庭院、楼舍和客房，都占有宽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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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车窗户眺望哈尔滨—长春间的大平原

“1945年8月，第100部队把设施炸毁撤退以后，从秋天开始，周围的村庄发生了传染病。从翌年的1946年起的7年间，附近的榆树村、永吉村暴发性地流行起霍乱病。在一夜之间，有的人家全家人全部死亡。”

三友供认的将俘虏尸体和家畜埋在一起的事实，与在100部队旧址挖出大量人骨、马骨这一事实正好相符。

开往长春的火车，约需4个小时的旅程。客车分为软席和硬席，外国人自然安排乘坐软席。双层卧铺对面而卧，四人共用一间包厢，这就是软卧客车。火车和(日本）新干线一样，是宽轨，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女服务员不断地端茶倒水。

关于第100部队的情况，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关东军司令部善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以及原第100部队人员平樱全作兽医中尉、三友一男中士已有供词。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关于这些供词，在本书第一集中已有叙述。731部队主要是研究以人体为对象的细菌武器，而名义上是“军马防疫厂”的这支部队则主要研究以牛、马、羊等牲畜为对象的细菌武器。

“听说这一带的房屋就是原细菌工厂的旧址。被炸以后，只剩下地基。我们在此基础上建起了新的房屋，现在是机械部件工厂。”

“仓库”中空无一人，也没有收存的货物。仓库旁的空地上煤块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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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屯原100部队遗迹，照片为炸毁时情景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

高科长根据工厂有关人员和当地人士传说的有关第100部队的情部做了如下的说明：

访问长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731部队的姊妹部队——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的旧址。现在，这里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广”。据说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以制造卡车为主的汽车生产基地。

窗外辽阔广大，一望无际。海洋一般的平原，丘陵绵延起伏，几乎见不到人影。在中国似乎明显地存在着大城市人口过密和偏僻地区人口过稀的现象，但是，这一带地区不能说是偏僻地区。

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第100部队人员三友一男供认：为了保密，给七八名做人体实猃的俘虏注射了氰酸钾，将他们杀死。解剖之后埋在了家畜的坟地上。此外，检察官问他：“为做实验而送到部队来的人都必须弄死吗？”他回答说：“是的。”

院内的草坪上，日本人种的一串红（又称万年红）可怜地盛开着。只有它，成为第100部队留下的遗痕。第100部队表面上一直称作“军马防疫厂”的旧址，现在已变成汽车工厂，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一点因缘。

从孟家屯回来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观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过的硬铝制的细菌培养器。731部队的“专用器具”怎么会在长春呢？王瑛副馆长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是1946年，住在平房附近有位叫刘忠的母亲从平房731部队旧址拾来的。可是不久，他母亲在一夜之间就发病去世了，家属也被传染而死，只有刘忠和他的祖母活了下来。当时村里也有46人丧生。1971年我去平房附近的金星生产队调查，见到了当时26岁的刘忠。我问他从平房带回了什么，他给我看了这个容器。据说，刚捡回来时里面有格子，开始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就当猪食槽用了。在发生瘟疫时，连家畜也都死光了。”

我们走进一栋工厂的建筑，从窗户走进了后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通道。工厂里有4名工人，专心摆弄着汽车发电机一类的机械部件。后院有一个用水泥铺的很坚固的像摔跤场那样的圆台子，上面装着一个类似吊环的游戏器械。

9月23日，我们访问了孟家屯。先到汽车厂总厂大楼，结识了工厂办公室接待科科长高先庆先生。在总厂楼前可以望见一排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在大门口遇见了昨天和我们同车来的日本家具制造厂的访华团一行。

正文第七章北野政次的罪迹

<h3>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h3>

另一个中国人费XX，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病毒后发病。由于他身体强壮，熬住了斑疹伤寒菌的侵袭。他发病后的第7天，体温降到正常（37度左右）状态。当天，北野政次亲手将他杀死。其他11名同胞也被分别注射了不同数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菌。一个月后，北野政次再一次给他们注射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作者注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h3>用人体制作的“干松鱼片”</h3>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具骨骼标本。标本像枯树枝一样，“枝”的中间被折断，用铁丝缠上。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周先生向我提供了中国方面关于北野政次1939年写的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研究论文。北野的这篇论文是使用了13名健康的中国人作为实验材料而写出的。以下是论文中关于人体实验部分的摘要。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几天后，其中5人先后发病。北野为了确认这5名中国人是否染上斑疹伤寒，从中提出一人，以抽查为名，活着进行解剖。北野通过利用中国人进行的活体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体内注入2毫升的自制疫苗，一个月便能够产生免疫体。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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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三层右起第二个窗所在的屋子曾是北野政次使用过的教研室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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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医科大学的“群灵碑”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老贫农，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吴淑珍，她已57岁了。她流着悲愤的泪水，诉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她丈夫的经过。

北野政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军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这种疾病（伤寒）流行的地区时，提前一个月注射伤寒免疫疫苗效果良好。”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周先生还说：“北野给13名中国人注射了大概是在这地下室里培养的斑疹伤寒菌，并且进行了人体实验，残杀了5个人。北野在自己的论文里还介绍了这一实验。把活人当做实验品，良心却不受任何谴责的北野，竟然会为供实验用的灰田鼠立碑。”

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在这篇论文中，北野政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亲手杀害我爱国同胞的极其残忍的罪行。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实验使用的人体都是从未患过斑疹伤寒和急性肠伤寒的人中选出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除1名商人和1名工人外，其余都是五年前至三十年前期间由山东来到关外（山海关以东）的农民。”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这一语道破了他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服务的目的。

下到台阶底下，有一个小地下室。天花板很矮，两侧的墙壁上设有三层水槽似的水泥隔板。我想起我们在平房见过同样的地下室。不同的是，在里面的墙上建有一个刻着“群灵碑”的船形二层石塔。走近一看，基石上嵌着一块刻有“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北野政次”字样的铜牌。

731部队在“为了探求真理”的名义上，又加上了“为了国家”的大义。也就是说，实施了“双重的正当化”。

根据周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弄清楚平房地下室的真正用途。当时估计为”弹子仓库“的地下室，其实是饲养实验用小动物的饲养室。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下落，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已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听了周先生的讲解，我联想起德川纲吉的“生灵怜悯令”。没有子嗣的纲吉，从生母桂昌院所崇信的隆光那里得知“没有儿子是前世杀生太多的报应”的说法。他为了消除自己业障而发布了世界上最可恶而愚蠢的法令——“生灵怜悯令”。为了慰藉实验动物灵魂建立“群灵碑”，这种想法与动物的生命优于人类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两人的罪孽不同：纲吉是出于迷信，而北野则是在探索医学的过程中践踏了医学者所应有的理念。

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当时这项实验是利用他逮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体来进行的。实验时74岁的宋XX被惨无人道地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宋在8天后发病，病后第6天正值发疹期，北野政次亲自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病理检验的结果证明是斑疹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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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平顶山殉难烈士纪念馆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群灵碑鲜明地象征着731部队医学者的本质。与其说他们是医术优先于医道，莫如说他们为了探求（医）道而丧失了（人）道。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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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地下饲养室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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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h3>铁丝接骨</h3>

周先生说：“这个地下室是北野饲养实验动物的地方。在这里专门饲养‘满洲’产的灰田鼠。地下室的温度保持在适宜灰田鼠生存的15℃左右。北野发现，使小动物在黑暗恒温的地下室里处于半冬眠状态后，注射斑疹伤寒菌，就能很快地发病。北野巧妙地利用小动物的生理周期来生产斑疹伤寒疫苗。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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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平顶山杀戮现场收集的妇女用品（遗物梳子、簪子、戒指等）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h3>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h3>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彻底调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发表了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论文。这是用我国爱国同胞来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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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采访

我们根据遗体记录卡的记载，查明他的原籍是距沈阳市25里郊区的双树子村，现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周先生提供的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对这具骨骼做了如下的记载：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h3>自制的人体实验</h3>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h3>抗日作家的证词（二）</h3>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正文第八章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h3>能力大小不同的序列</h3>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在这里虽然仅停留了两天，但我觉得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有韶华先生、陆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别。

从沈阳到北京约11小时的旅程。若乘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车的，因为乘飞机领略不到中国大地的辽阔。我坐在火车上，反复回味着这次中国东北之行，觉得这次旅行似乎很长又很短，很短又很长，也许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爆炸式的采访，觉得它很长。我背包里“满载”着材料，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显得零散，为此感到有些不安。

为了整理眼花缭乱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车来结束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间的软席卧铺。车内几乎坐满了军人、干部模样的乘客。看上去中国人好像都穿着一样的人民装，但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较粗糙；高级官员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军人中，军官服四个兜而战士服只有两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序列呢？记得九年前访问苏联时，看到苏联火车的等级分得比日本还要细。我问列车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把等级分得这样细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嘛！”顺便说一下，听说目前中国薪金的等级序列大致如下：

副总理 400～500元

部长 200～300元

司长 140～200元

处长 80～150元

科长 60～90元

科员 40～80元

即使中国，薪金从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车经过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风很大，草木随风摇摆，在尘沙飞扬的地平线上尽是巍然耸立的石山。

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影，说中国人口过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人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了吧。据说，北京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内调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立于世界前列。为此，举国上下，充满着努力奋斗、团结向前的气氛。街上到处都是“建设光明的社会”式的标语，把个人凝聚在一起，向着统一的目标，令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淫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林绍纲先生和我开玩笑，相互换穿了衣服。林先生变成了日本人，我变成了中国人。仅从面孔看，几乎分辨不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两国国民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可以说在民族上有着血缘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过去把“满洲”看做日本的生命线，军部甚至抛出谬论说：“从历史关系来看，满蒙应属日本民族。”

夕阳照射着窗外壮丽的景色。火车从无人的旷野逐渐进入市区，那是天津。

<h3>国共争论</h3>

9月30日，我们迎来了离开中国的日子。在两周的逗留期间，我们同许多人有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会见，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在告别中国之际，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遗憾。1945年11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合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贺诚先生曾参加中苏联合调查团前往731部队设施旧址进行过调查。我希望同贺诚先生见一面，但是，当时他身患重病，正在住院。

在访华前，曾经参加过该调查团的日本人D·S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贺诚先生的情况。我们期待着见到贺诚先生，那时就可以查明731部队撤退后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

但是，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平房区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后中苏联合进行调查的事实。也有中方有关人士否定这件事，他们认为，战争结束时十分混乱，中苏两国不会联合起来，进行这种调查。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日方人员也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1945年11月时，照例不会进入哈尔滨周围地区。

也有人主张“1945年战争结束前后，哈尔滨还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设在佳木斯，贺诚先生等人理应在那里。再者，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约定只向国民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和中共军队联合进行调查”。

对此，D·S先生说：“战争结束时，哈尔滨地区十分混乱，苏军、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队的势力都进入这一地区，哈尔滨市区大致在国民政府军的统治之下，而周围郊区则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中。苏军和中共军队在地下保持着联系。”

总而言之，1945年对中国来说，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争夺统治权的特殊时期。

顺便说一下，中共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改编成了八路军，它和留在以江西省为中心的旧苏区的游击队新四军，构成了中共的主力军。开始时约有5万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过了128万人。作为抗日战争的第一目标，提出了解放“满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时，国民政府军队为了单独控制满洲，调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处肆意烧杀。因此，八路军调遣主力北上，与之进行对抗。

负责指挥解放“满洲”的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战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间，中共改编八路军，把东北民主联军、新四军和华南的游击部队统一起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之，中日战争结束时，在华日军面临着国民政府军、中共军队、苏军和美军等同时要求解除武装的困境：“一天之内来要求日军缴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哈尔滨和东北地区乱到了什么程度。

即使贺诚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风暴，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尚未建立起档案系统，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究竟是否保存下来了，尚属疑问。唯一的希望是贺诚先生的记忆。可是，他重病在床，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复。

<h3>一生一次的泪水</h3>

9月27日，已是临回国的日期。我们应遨同戏剧作家夏衍先生座谈。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先生生于1900年，1929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剧团“艺术剧社”，并投身于抗日运动。他曾以《救亡日报》编辑身份，转战于广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后来到重庆。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细菌》、、《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曾一度被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又重新活跃起来。考虑到夏先生巳是82岁的高龄，原来预定只座谈15分钟左右，但是夏先生谈笑风生，座谈竟达一个半小时以上。夏老谈话的内容涉及文学、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回忆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高龄，身心都老当益壮的人。

初次见面，寒暄之后，夏先生谈到教科书问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打算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罪行。可是，现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却说什么没有进行过侵略，并且要支持和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37年前的往事，将侵略史实公之于众。”历史的见证人夏衍先生，曾为抗击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战，对于教科书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责，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的。

9月30日晨，北京机场显得很繁忙。中国是一个拥有从北方的寒带到南方的热带的国土和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内航线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丰富的民族色彩。

终于要和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陪同我们的林绍纲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们带着“送行通行证”，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处和海关，一直送我们到乘机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门口，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中也涌现一股暖流。在两周时间内我们共同旅行，虽说只有两周的时间，但却感到很长。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旅行。

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仅在两周内就结识这么多朋友，是难以想象的。可我的确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洒泪相别的朋友，其意义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未必会依依惜别。两位中国朋友目不转睛地目送我们进入机舱，直到看不见为止。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强调两国确认“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每个国民之间友谊的堆积。

每个国民之间无任何怨和恨，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煽动，国家之间才产生对立，国民之间才相互杀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机场所见到的两位中国朋友的泪水。对我来说，在北京机场的惜别比任何和平条约更有分量。

中国朋友啊！我希望不久还会重逢，再见！尽管还会有多次宾主的会面，但是当我一想到今天的会面不会再现时，更深切地感到：其实，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会面。

正文第九章《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

731部队将活人视为医学和个人技术素材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战后，成为“日本医学、医疗‘荒废’的起点”。731部队的思想，在日本医学界中仍然继续存在着。这些实情在高杉真吾先生为追踪731部队在战后医学界的足迹和影响而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现存干部》（德间书店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

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宝贵经验和牺牲使我们争取到了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个体”的历史短浅，愿意从属于统一行动，从属集体，并为其献身的日本人的这种秉性，是容易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

万一发生问题时，自卫队将保卫我们免遭侵略。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对此，我必须尖锐地指出，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利己主义，是毫不负责的，而且对现代战争是毫不了解的。(中略）对日本来说，几乎没有防御空间。也就是说，它是赤棵棵地同“假想敌国”相毗邻。我认为，这些人在高谈军事国防之前，有必要先计算一下：日本的地形南北长，和遥遥相对的大陆之间的空间距离，若发射导弹的话，只需几分钟，高速战斗轰炸机只需几十分钟。（中略）

最后，谨向协助完成这部纪实作品的多数原731部队人员、中国方面的证人、日中有关人员、全程陪同的翻译以及回国后帮助笔译的德永淳子等各位先生深表谢意。这部作品是靠他们的证词和热情协助才得以完成的。731部队亲手销毁他们的全部罪证之后，如果没有这些证人的证词，本纪实是无法问世的。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h3>对自卫队过分的要求</h3>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一切只要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盲从。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时，使用天皇的名字；军部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利用天皇作为工具，违背政府的方针，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不仅军队脱离中央的文官控制，陆军中央也控制不了派往满洲的关东军，而关东军司令部又控制不了当地的部队。

他把侵略满蒙任意确定为日本唯一的活路，说这是“正义”行动，闭目不看它所面临的矛盾，说要用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这完全是多管闲事，妄图把本国推崇为亚洲盟主的地位，并使之正当化。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石原这篇论文写于1929年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论文中的矛盾和自我陶醉暂且不谈，石原这时也想到了对美战争。正像石原所预想的那样，在日中战争的延长线上，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日本人抛弃了战争理念，发誓永不再战，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我们绝不能淡忘这一誓言，时刻不能放松旨在维护和平与民主的努力。无论什么方法，都不得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宪法前文中阐明的理念，是永恒的，当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的时候，时局就巳恶化。

在“战阵训”中更是反反复复地拥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国。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第二，军队在天皇的统率下，体现神武精神；第三，皇军军纪的精髓，在于诚惶诚恐尊奉大元帅陛下，在于绝对顺从的精神；第四，军队要尊奉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为首领。”

“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一颗火热的忠诚心。所谓武士道就是这样哺育起来的。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形成了以皇室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武士道所倡导的忠诚心也就成了爱国心，把国家视为至高无上而热爱，为国家牺牲视为最高荣誉。这成了国家发展的动力。……”

<h3>内在性的疯狂</h3>

他们绝不是为了日本这个集团而犯下了罪行，其实是利用集团的名义强烈追求私欲而发动了战争。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所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就断然否认，或保持沉默，将其罪行缩小，甚至掩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

如果爱护患者，尊重生命，绝不会产生“把人的生命当作自己医术素材”的想法。医学者的使命感，应该建立在对患者的爱和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任何医学者都应以此为志。然而，医学的使命感不知何时被个人的求知欲、功名心和提高技术的欲望所代替，并且打着为了国家和医学的旗帜来掩饰。

由于高杉先生不休的调查，这样的例子发现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间，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疗“脑梅素”为名，对患者进行过恙忠病的人体实验。又如，1952年前后，名古屋市立医大的小儿科和细菌学教研室，以市立婴儿院的婴儿为对象进行过人体实验等，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种全国性存在的人体实猃，很明显和731部队的干部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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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1942—1944年间拍摄的，是前排中间的军人来访问731部队时的留念

注释：

各位读者，我们还会相逢。这部纪实能够成为与读者“一生一次的相会”，我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是一生只有一次相会，但作为作者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相会。

不仅是731部队，而且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高举着“为了国家”这面锦旗，究竟是为什么呢？无数的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不喊母亲的名字，却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天皇不仅高于骨肉亲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国民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象征。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模式。就连最低级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时，还将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关系搬到军队里来。陆军的内务班，就是所谓的“军人家庭”。“生死与共的军人家庭”的大家长，就是“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其亲至深”的天皇，上级、班长是父母，老兵是兄长。

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

在“军人敕诏”中一开头就颂扬“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h3>在“为了国家”的背后</h3>

<h3>疑似家族体制下的家长</h3>

承蒙各位长时间对这部纪实作品的厚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以此作为告别之辞。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h3>斗争的理念</h3>

前边巳经叙述，日本侵略中国，是和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军部狂妄的野心分不开的。最能代表当时军部想法的是有“关东军智谋”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住写的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

石原在这个方案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其积极的解决办法（日本进行统治），不仅是日本的需要，而且也是大多数支那（中国）民众最应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了正义，日本应断然付诸实施。从历史的关系来看，满蒙不应属于汉民族，而应属于日本民族。为实现上述目的，应准备对美战争。一旦对美战争的准备完成，应立即开战，果断地将满蒙政权归属于我。通过合理开发满蒙，日本的元气自然得以恢复，有识的失业者应得到救济。适时，支那本部之要部也置于我领有之下；通过我方武力铲除妨碍支那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旺盛的生命力，确立东亚的自给自活的道路，有力地指导长期战争，以达成我方之目的。”

<h3>“一生一次相会”的纪实</h3>

军队的真心话，是希望把天皇那样的坚固的支柱，灌输进士兵的理念之中。失去了天皇这个支柱以后，日本军队存在的理由是“国防”。自卫队不是为了进行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创建的。它是否违反宪法，暂且不谈，自卫队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保卫国家呢？这里，有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先生的一个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来引用其中的一段：

从结论来说，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一场马上就进入“本土决战”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时，在距日本本土2000～3000公里的外洋设置了外层防卫圈，在距日本本土1000～1500公里的海上设置了内层防卫圈（绝对防卫圈），然后展开兵力进行战争。可是，今天却没有这样的纵深防线。即使有自卫队的存在，但必将迎来一场日本本土立即成为战场的战争。（中略）

有人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没有侵略美国的任何领土，所以不是侵略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太平洋战争的结构和发生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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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以攻击作战来弥朴这种被动的不利因素，如何呢？如果对方是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必将遭到更加猛烈的“报复”，实际上，马上就会超过战略起草者所设想的限定型“局部战争”的范围，而落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我打算通过第一集到第三集，以731部队作为标本来解剖战争的罪恶。《恶魔的饱食》一书，写到这里暂且搁笔。但是，只要继续淡忘战争的记忆，那么，本书就不会完结。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这仅是其中的要点，总之，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缺乏对现代国家的经营能力，由日本代而统治满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最幸福的。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满蒙距日本比中国更近，所以，这样做是正义的。另外，通过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确立起亚洲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他的想法最清楚地表现出了当时日本和日本人的傲慢情绪。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坚固的军国主义体制，在“军人敕诏”和“战阵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万一发生战争时，没有自卫队的话，那……”我认为，万一发生战争时，自卫队可能会全力应付战斗，但是与万一的同时，整个国土、全体国民都将卷入“战争”，立即出现本土决战型的战争。凝固汽油弹和子母弹从天而降时，这些人会说什么呢？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时会说，自卫队保卫我，所以很安全吗？万一发生自卫战争时，国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这是自明之理。自卫队本身不得不竭尽全力和敌人进行战斗，根本无暇来顾及每一个国民的生命。

日本国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只不过是“农民暴动”而已，它与作战的水平相距甚远。国民常常被当政者强迫拿起武器，送往战场，在“保卫国家”、“正义战争”的名义下侵略别国领土，把枪口指向别国的民族。

(引自《这就是自卫队》一书，黑体字是原文）

专门防卫的自卫队也加入集体防卫体系，可以进行攻势作战，但无法保证那时不会遭到猛烈的报复而出现“万一”的事态。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若说是由于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产生的内在的疯狂导致日本人的战争罪行的话，那么，见过731部队的高级队员之后，总会感到在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因素，这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难道不正是潜藏着731部队的恶魔性吗？

如果说731部队有理念的话，那就是恶魔的理念，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作为医学者和人的理念。

当军队为权力者所拥有时，民众就被强制性地作为军队的人和物的补给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的自由与民主的。拥有武力的军队自然凌驾于非武装的民众之上，军队本身就是权力。这种体质结构的军队，是不会为保护民众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民众才有军队的，而是由于军队的需要才有民众。职业军人的领导人下达命令，将穿军装的民众编成精锐的军团，还必须有精神支柱。基于至诚的忠君爱国的精神，就产生了日军轻视人命、精神力量第一的非人性。那么，在失去了作为精神支柱的天皇以后，以什么作为军人伦理的基础呢？作为自卫队的精神教育，提出了“爱国心”。

把731部队作为日本人的债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才是赎罪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忠君思想和爱集体（爱国）思想，是表里互为一体的。它被利用来加强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即只要一声命令，士兵就能够高兴地为自己所属的军队（国家、君主）而战死。这种理念把民众变成强兵，在命令面前，被驱赶到失去人的思考与判断的战争疯狂之中去。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那么，就是用战斗理念被统一染成一种颜色的思想。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由同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村”的居民——日本人(大和民族）是很愿意从属于组织或团体的国民。“个体”的传统比较薄弱，日本民族往往以一切均从属于某团体来谋求安心立命，这个民族由此产生忠君爱国的精神。只要是为国家、天皇、首长、上级或公司而献身，就会感到一种英雄式的喜悦。

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第三集和前两集一样，是我和下里正树先生两人合作的。我们两人无论缺少谁，恐怕都不能完成这部纪实作品。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们受到了严厉的责难，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写完《恶魔的饱食》，死难者是不会瞑目的。

尽管如此，他们却无视应是天皇命令的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方针和命令而为所欲为。

自卫队的确是能够进行防卫“战斗”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防止脆弱性极大的日本国受焦土化之害，并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胜，而且，那并不是自卫队的责任，而是决策者的罪责，因为他们把过重的任务作为幻想授与了自卫队。如果要彻底保卫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话，就不能发生“万一”有战争等情况。如果冷静地进行军事分析的话，那么，万一发生战争时，将防卫全面托付给自卫队的这种国防思想，实在是一种苟且偷安依靠别人的思想。这不仅是强加在自卫队身上的苛刻要求，而且是一种依赖自卫队、设想战争的危险思想。

支撑我们完成《恶魔的饱食》一书的，是死难者的遗恨和“绝不能重演恶魔的饱食”的理念。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结构。它与德国纳粹党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不同，日本军部领导人不是依靠独裁者的才能和魅力来统一舆论、掌握政权的，而是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来实现的。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

正文第十章误用照片的原委

<h3>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h3>

关于误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会见记者并发表过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说明，但是，一部分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流传着种种揣测，作为作者来说，必须尽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个过程。

我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憎恨军国主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在执笔的时候，我预测到厌恶这种揭发的人士会加以严重的阻挠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误用照片问题表面化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阻挠，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对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本书是个极其痛苦的存在，他们是否一直在伺机进行反扑，这一点，我有所感觉。

《恶魔的饱食》现已超出了“误用照片问题”的范围，已成为涉及日本言论和表现自由的重大问题。如果《恶魔的饱食》不能继续公开发行的话，那么，今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和出版，将会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将会加速日益发展中的右倾化，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个“误用照片”问题，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一直在为澄清“误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态是反复不定的。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下，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为了得到确凿的证词，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态平息下来。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时，在东京千代田区新大谷饭店，终于会见了A先生。我用了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我认为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艺春秋》杂志，予以发表。

迄今，A先生几次推翻他的证词。为了确保证词的可靠性，决定在极其可靠的证人列席的情况下进行会见。住在千叶县船桥市经营商业的冈本进先生（49岁）是A先生的挚友，他是站在保证A先生话的可靠性，以及我们（我和下里）不对A先生加以诱导性提问，以保护A先生的权利和利益的立场上而列席的。

冈本先生与A先生约定，这次谈话不要有任何谎言。我们是以相信A先生的谈话内容真实可信为前提进行了会谈。A先生不善于逻辑性的谈话，寡言少语，有些情况又记不清，让他开启这张嘴，唤起他的记忆，说出事实真相，是一项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和协同我采访的下里正树先生提出问题，A先生对问题的回答都收录在大小两台盒式录音带里。在会见期间，冈本先生始终在座，从未中途离开过。

事件起因于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发去中国采访旅行（为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机场的成田旅馆。就在这时，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牧作树先生等人的采访，我们才知道《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张照片中，有20张与本书中的731部队完全无关，是明治45年发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附录照片集》（满洲日日新闻社发行）中收集的照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误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问题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个自称读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读者“竹内”（据光文社的电话记录），给光文社打电话说：“有人保存着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资料和照片。”从光文社得到通知后，我立刻让下里先生去会见此人。他就是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但那时A先生的住处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个通报者的电话号码。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过竹内先生（后来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儿子）的介绍，见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731部队人员给石井的信件以及长靴、军帽、医疗器械、地图、石井与家属的合影等，共约60件。同时，A先生还拿出了包括20张（当天交给8～10张）“无关照片”在内的26张照片（后来合计）。其中也包括了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刊载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实物）。发生问题的与本书无关的20张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说明的地名、年号及其他能辨别出与731部队无关的红十字记号都用墨水涂掉了。

当下里先生问及有没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时，A先生始终回答说：“有，但是与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约定，不能出示实物。”

因为这些无关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记、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属的照片、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出来的，所以，下里先生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当他要求A先生请求提供时，A先生不肯应允。为此，我打电话劝说A先生。他终于答应提供给我们。但是A先生说，新闻媒体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场的情况下复制照片。于是，A先生在20日晚与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报编辑部摄影室里进行了复制，然后将照片退还给A先生。

在A先生向我们提供包括“无关照片”在内的一系列资料时，很怕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绝对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连我也不能告诉。因此，下里先生推断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员，他的背后可能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为了对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们就说他住在鹿儿岛。下里先生对于A先生的约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会见记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没有直接和A先生接触过。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会见记者时，是否公开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虑到应该信守提供资料时的约定，决定仍对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闻媒体巳公开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们决心始终坚持使用A先生这一称呼。

听说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新闻界人士蜂拥到原731部队人员那里，但我对队员的住址和姓名始终是保密的。原部队人员的住址和姓名是新闻界自己打听出来的。

以上是A先生提供“无关照片”的大致经过。下里先生把这些照片拿给7名原731部队人员看过（其中有两名是通过电视看的），都认为是731部队有关的照片。我也对这些照片进行过检查，考虑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资料是从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队动物房负责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里得到的，所以认为是真正的731部队的照片。

关于让原731部队人员确认无关照片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当时，我对这些照片信以为真，所以没有抱着让他们“确认”和“鉴定”照片的态度，而只采取了“我们得到了这些照片，请看一看”的方式。看过照片的原731部队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请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

即使请求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也绝没有转嫁责任的想法，也没有推卸作者责任的意思。但是，我只听说原731部队人员也已看过，就放心了。

关于“无关照片”的说明文字用墨涂抹的问题，在战争时期，一些涉及军事机密的照片说明都是釆用用墨水涂掉的方法，所以，反而更使我确信它是机密照片。

后来，《赤旗》报修版人员误认为一张照片中第号人物脸上的墨迹是照片上的污点而进行了修整，从而使其错上加错，导致了愈加激烈的纠纷。其实，这只不过是校对、修版上的一个失误而巳。

我们对误用的照片上附加说明被看做是“篡改历史”而遭到责难，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性谋略。其实，只是在采用照片时，由于我确信这些照片是真实的，才附加说明。问题是这些误用的照片，全都是照应第一集的内容。因此，针对第一集的有关部分附加了说明。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所有的采访，并非完全委托下里先生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四处奔波获取材料，并且是经过我的检查才决定取舍的。所以，最后判断和责任，始终在我。

10月3日晚，对于我和下里先生的提问，A先生坚持说，照片从石井三男夫人那里得到的时候就巳涂抹过了。可是，第二天会见记者时，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说的证词，说是“自己用墨水涂抹的”。但这究竟是何理由，当时没有弄清楚。

10月24日，在新大谷饭店和A先生会见时才弄清事实。除重复部分以外，会见约谈了5小时。在A先生的证词中，家属的人名仍隐匿起来。

一、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大约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绍去她家的，后来逐渐熟悉起来。

二、到夫人家去过的次数：从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过十七八次。

三、什么时候用墨涂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四、用墨涂抹的动机：金钱和收藏家的虛荣心。

五、幕后关系：绝对没有，都是自己个人的意志。

六、儿子失踪与事件的关系：毫无关系。儿子是因私事而出走的。

七、“无关照片”的出处及A先生弄到这些照片的情况：在石井家走廊里和旧书堆放在一起，和三男夫人熟悉以后，她陆续拿出来的。他发现其中有一本破烂不堪、装订线已脱落的相册。

八、向下里先生提供照片时，是否已知道它们与本书无关：知道。

九、是否向下里先生暗示过是“无关的照片”：绝对没有。反之，还努力让他相信照片是真的。

十、实物的处理：9月15日至17日晨在我家水池里烧掉了。

同A先生的问答记录就省略了。A先生讲述无关照片和一系列731部队资料的出处，以及与巳故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都过于冗长，限于篇幅，只能概括地写一写：

——请你谈一下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

A：我有收集古物和古书的兴趣，常到名门世家去转转。我的哥哥横紫是个花匠，经常出入名门或有钱人家。我早就托他给我介绍一些那样的门第。

距今约10年前，我在哥哥家看到一副旧蜡台，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在芝山町石井四郎的老家得到的。于是，我请求哥哥和嫂嫂带我去石井家串门。初次见到遗霜敏子。她在石井家孤身一人，穿着一件下摆已经磨破发白的和服，屋里很脏乱，厨房的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同去的兄嫂一起清扫了房屋，洗刷了餐具，并给老太太做了饭。

从这开始，我常到老太太家去，渐渐地熟悉起来，因此，得到了石井四郎的遗物。

——有问题的照片是放在哪里？

A：在走廊里边，和旧书堆在一起，是从装面条的袋子里拿出来的。与老太太熟悉了，她就陆续地拿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买的吗？

A：开始时，是我哥哥从老太太那里拿来以后，再转让给我。我分两次付了钱：一次是1万日元；一次是5千日元。后来，我和老太太渐渐熟了，常给她做饭，照料她的日常生活，老太太说，不要钱了，作为答谢吧。她还说，反正这些东西都打算烧掉的。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在伯母（三男夫人）那里，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那样的照片，是否有人为了隐匿出处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里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伯母死后，都由我和母亲亲自过目之后处理的，没有发现那些有问题的照片和遗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后代，不可能不通过我而把遗物外流出去。伯母将认为没有用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可能很小。伯母于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个月，住在千叶县的医院，由我们看护。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本没有A先生与伯母接触一事……”

A：我没有去过医院。

——和老太太最后见面是什么时间？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许是更早些（A先生已记不清楚）。总之，遗物没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于好久没有见面，老太太给我哥哥打电话说，让我有时间去玩。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即使有父亲的遗物和照片，事先未经我们的同意，伯母随便托付给别人的可能性极小。我的结论是：父亲和伯父不会保存着书（《恶魔的饱食》）中刊载的那些照片。”

A：只要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就会知道。我乘坐一辆浅蓝色的轿车出入老太太家的。还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泽也认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时，从未见过他的长子，即使是亲戚，如果不关心的话，也不会注意到那些陈旧的遗物和照片。

——据采访石井的长子的新闻报道说，他怀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资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从石井家得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石井的长子对旧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没有注意到，这并不奇怪。

——遗物的出处发生了争论，如果提交法庭去辩论，你能出庭证实你所保存的资料是从石井家拿出来的吗？

A：肯定能够作证。

以上关于资料出处问题的对话，是根据与A先生会谈时的录音带整理出来的。

A先生在接受《读卖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认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编造了“他与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识，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里一纸箱东西”的谎言，这就使情况愈加混乱。2月上旬A先生的儿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后，A先生与下里先生才初次见面。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这期间，我和光文社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及在社会和国际信用上的损失之大，是非金钱所能计算的，而且，给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转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保证不推翻证词的前提下，我暂且不向A先生要求赔偿损失和控告其诈骗罪。

被彻底蒙骗了的是我。但是，我还是决定相信在应该信赖的冈本进先生作证的情况下A先生所说的话。

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认为《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资料可能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利用我的名义发表出来而已。还有人猜测说，这次误用照片事件，大概是为搞垮《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一种谋略。但这些猜测都落空了。

众所周知，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载推理小说《死器》（责任记者为下里正树先生）执笔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队，有一位原部队人员指出记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并提出若作者愿意，需要详细了解731部队的情况，可以联系面谈。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

<h3>对言论自由的限制</h3>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

我对在我身边保护的许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当信仰和主张发生对立时，确立正确的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那样的保护。

我还接到了许多右派分子的来信和电话，其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匿名的。从其言行、订阅的报纸以及所属团体名称，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右翼。发表意见时，不讲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认为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这次发生如此重大的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估计写第三集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误用照片，整个《恶魔的饱食》的内容都会遭到怀疑，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这件事而抹杀《恶魔的饱食》全书，使其陷于窘境的话，那么，在731部队屠杀的无数灵魂是不会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们提供重要证词和资料的证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写作前隐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为了由于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夺去生命和财产的人们，为了不重蹈覆辙，今天，作为作者，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捍卫《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据加害者的证词和受害的证词写成的。现巳完成。

加害者想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尽量加以掩盖或缩小，而被害者对所蒙受的损害存在着夸大的倾向。以加害者的证词为主体写成的《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和赎罪意识。它不是将已经发表过的资料汇编或借用、分析、综合他人的资料，而是基于本人体验的历史证词。根据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词就能够揭发军国主义，不能因为误用照片问题就将一切化为乌有。

教科书问题，被认为是由《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误报。根据两杂志的报道，不存在由于审定而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企图在教科书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样，这也是事实。

严重的并非何时误报，而是在国民不知不觉之间把“侵略”调换成了“进入”这一事实。《产经新闻》立即发表了误报的谢罪消息，获得了一部分新闻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赞赏。这种谢罪不是向读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读者道歉的话，与其说是就误报问题，毋宁说应该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时间把“侵略”巧妙地改写成“进入”的事实。

关于这次误用照片问题，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就误用照片追究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另一种是以此作为绝好的突破口来攻击共产党，并企图掩盖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

追究我本人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头指向别处，我绝不接受这种记者的采访。这是对特定的新闻界人士拒绝采访的理由。

所谓历史，是由体验者的证词或记录积累而成的。包括记忆的出入、不准确之处等的综合，构筑了历史的金字塔。

误用照片和说明文字，都是由于相信照片的真实性而发生的。虽然我们对照片的验证，缺乏充分的注意，但这绝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过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这种过失来洗刷日本过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们绝不允许搪塞说，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犯同样的罪行）。这种托词是他们为了使犯罪正当化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而且是时代错误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孤立起来，并导致灭亡。“国家利益”、“大和民族”、“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圣战”等想法，导致随意地将中国的领土满洲当做日本的生命线，驱使全体国民进行侵略战争。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忘记的。错误的爱国主义曾酿成一场战争的噩梦。一旦再次爆发战争，被驱赶上战场的将是那些尚未得到国家一点恩惠的年轻人。战争的指导者是不会自己拿起武器上战场的。正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日本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所以才从加害者的角度将(过去的）这种错误记录下来，传达给下一代人。我们并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这里，我谨向读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并表示我的决心，希望大家今后仍能给予支持。（本文系摘要，原载1983年1月号《文艺春秋》月刊）

正文附图关东军防疫供水部总部设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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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防疫供水部总部设施全图

正文作者后记

《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巳过了10年。在那以后，对731部队的研究有了进展，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和新事实。通过加害者的手，勾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而销毁罪迹和隐瞒证人的做法，使战后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锁在黑暗之中。

在《恶魔的饱食》中，我虽自负“已迫近了731部队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进展，越发使我期待它更加准确。在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协助下，得以在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订版，这是笔者莫大的喜悦。

为了不让战争的罪恶重演，要把战争的实际情况正确地传达给下一代。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挚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受害者尽可能地夸大，加害者尽可能地缩小，这是人的心理。部队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可耻的战争犯罪，而对这一问题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的事实证明，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恶魔的饱食》对希望不愿重犯这种过错的人们来说是共同的财富。对迄今由作家和记者挖掘出来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学者的手加以补充，进一步完善，我感到格外的幸运。今后，一有机会，我会继续加以补充，希望使之更加接近于真实。

森村诚一

正文出版者的的话

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中译本的全集（共三集）即将付梓，诸多感慨，欲一吐为快。

虽然十多年前读过非正式出版的这部作品，以后又看过同样题材的影视剧，当时被震撼的感觉一直梦魇般刻在脑海中，但这次重读修订本的书稿，我仍然陷入深深的压抑、悲愤之中。因为书中所记述的日寇兽行，那一桩桩对中国人残忍、血腥的蹂躏，它所反映出的日军在“为了国家”的幌子下对人类和道义的蔑视和践踏，令人不寒而栗。

森村诚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我都读过，而且喜爱。因为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文字畅快，而这几点恰恰是绝大多数日本小说所稀缺的因素。但是他在创作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创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求揭露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包括挖掘日本军方和政客以及美、苏政界极力遮掩、毁灭的档案材料，耐心说服731部队成员吐露真相。在此期间，理解、支持他的人少，不理解、反感甚至憎恨他的人多，但他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部令世界震撼的纪实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书中写道：“揭露祖国（军国主义）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教训。”

“我执笔写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的心声，我深感敬佩。

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里我社出版的《战后补偿的思考》、《战后日本遗族透析》、《帷幕后的奸雄》、《小泉纯一郎面面观》、《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强掳·诉讼·和解——花冈劳工惨案始末》几本著作的作者本泽二郎、内田雅敏、田中宏、田中伸尚、波田永实等几位日本作家。他们与森村诚一先生一样，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对和平、人类的危害，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了中日人民和民族世代友好，奋力奔波，大声疾呼，甚至不惜在国内遭到孤立和迫害。这几位日本作家，无一例外地热情支持我社出版中译本，并慨然放弃版税。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正直和勇敢。

同样，我想到全力帮助我社将这些日本作家的正义之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骆为龙、张碧清、陈耐轩、闵曾瑜、陆建元、陈俊英、张锁柱、刘孟州、颜锡雄等先生。看到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地抹杀侵略历史真相和为军国主义罪行涂脂抹粉，看到中国的青少年正在淡忘、漠视中华民族屈辱、苦难历史的现实，这几位先生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正义和爱国的精神和品格。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译本在2003年巳经付梓，第二集和第三集也分别在2004年、2005年译完，但一直没有奉献给读者。原因在于：尽管我社想尽一切办法与森村诚一先生联系版权的授予事宜，但是，可能出于日本国内的某些压力，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明确解决。其间，张碧清先生不幸病逝，我感到愧对为中译本的出版弹精竭虑的诸位先生！几经踌躇，我决定将《恶魔的饱食》中译本出版，免费赠送给一些学校的图书馆，让广大青少年朋友阅读。哪怕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作为出版者，让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不让历史重演，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吗？

这是我社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社将一直做下去的。

学苑出版社

孟白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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