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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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1)

美国第３９届总统吉米·卡特?熏因为任职期间毅然决然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成为继尼克松之后，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美国总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亚州普兰斯小镇的怀斯医院，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内战时期的军人，堪称军人世家。在２０岁的时候，卡特服役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曾到过中国青岛。２９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他退役回到农村继承父业，种植花生，开始了艰苦的“折磨”人的农场生活。但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母亲、妻子和弟弟的帮助下，他们拥有了３１００英亩的土地、３处房产和公司股票，资产总值５００多万美元。卡特成了被人们称许的了不起的“普兰斯镇的卡特”。竞选总统之前，卡特在３８岁时当选为参议员，４６岁时就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１９７６年的总统竞选中，美国一家有名的报纸称亚特兰大之所以出名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已经不存在的三Ｋ党，二是可口可乐，三是善于做成大满贯的桥牌名家鲍比琼斯，四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名著和大名星盖博与费雯丽主演的经典电影，第五个就是种花生的“乡巴佬”卡特竞选美国总统。卡特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４日获得民主党提名，１１月２日在大选中获胜，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就职。卡特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步行的方式走进白宫就职的美国总统。

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赴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１９７８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华盛顿时间１２月１５日晚上９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中美这两个东方与西方的大国在长达３０年的隔绝之后，终于在一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走到了一起：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影响世界和未来的重大消息。而比这个消息更加惊人的消息是，邓小平还将访问美国。

刚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１９７８年“世界新闻人物”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消息一公布，暗杀的警报就从大洋的那一边不断传来。台湾的、美国的特务组织声称要“给一点颜色看看”，还扬言已经收买“意大利枪手”，“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人出访上中国是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像“克什米尔公主号”总理专机爆炸的惨痛教训的。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中美双方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美方甚至还派出了“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进行前期的专门考察。而此时作为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听说中方只派７名安全人员到美国来时，不禁吃了一惊。后来他又听到中方同意把邓小平访美的安全责任问题交由美方负责，更令他受宠若惊。他感到这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信任，既受感动又感责任重大。他明确指示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要动用各方力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邓小平的安全“万无一失”。

这天晚上，正下着雪。还从未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卡特，夜不能寐，尽管中美建交的谈判一直是由他和邓小平两人亲自全程掌握的，但那感觉似乎有“遥控”的味道。虽然在北京任职的伍德科克（后来的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建议他访问中国，但卡特已经做出决定：“在中国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正式访问进行回访之前，我不准备去（中国）。”眼看着邓小平就要来了，但邓小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夜深人静，卡特仍在仔细阅读美国情报专家们为他准备的厚厚的一份对这个能在政坛上奇迹般再生的政治家的分析材料。他知道邓身高４英尺１１英寸，在中国也只算是一个小矮个。其中一份材料上说，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毛泽东的几个提议时，毛泽东要求不同意的人站起来。邓小平真的站起来了。据说当时毛冷冷地瞟了邓一眼，开口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有人站起来，提议全体通过。”而邓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三次打倒后又三次重新站起来，这种大起大落在许多西方评论家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甚至包括国宴的菜单也不放过。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邓小平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而且邓小平把这个日子选择在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大年初一（北京时间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这一天可是吉日良辰，新年的第一天嘛！万象更新。或许邓小平是有意这么选择的吧。

因此，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上，卡特又特地加上了一句颇有宗教意味的话：“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他甚至为加上这句话而感到满心欢喜。为了准备和邓小平会谈，卡特还对电视记者发表了专题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他的这个电视讲话曾经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他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们一见面就认出了他。他为此感到很高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下雪的天气突然放晴了。湛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白宫南草坪旁的树丛上还挂着雪花。第一次在有着一百七十九年历史的白宫门前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而在７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竟然连五星红旗的印刷品都很难找到。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就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即２７５８号决议）之后，代表蒋介石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当天降旗之后，联合国大厦门前第２３根悬挂中国国旗的旗杆，却整整空置了６天，因为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全城四处寻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后来有的说是从印度驻联合国使团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识手册》里，有的说是从联合国的某个华裔职员贡献出的自己在法国巴黎旅行时购买并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红旗的印刷样品。这样直到１１月１日，一面和其他成员国国旗一样尺寸的长１．８米、宽１．２米，用尼龙材料做成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来了。但据说这面五星红旗做得仍然很不标准，旗帜上的那颗大五角星和四个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们的比例，很不规范。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美联社常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威廉·奥蒂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共产主义中国的五星红旗，今天（１１月１日）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颇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两个美国黑人：２４岁的威拉德·博迪和２８岁的乔治·鲍德温。”１１月８日，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身份率领中国先遣小组到达纽约后，把从北京带来的标准的五星红旗交给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此后，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高高飘扬。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前，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敌对”隔绝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在美国被“妖魔化”，中国的出版物被美国当局当成“敌国宣传品”。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０点整，白宫迎来了它来自东方的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宾礼台。军乐队奏响了中美两国的国歌，鸣礼炮１９响。接着，邓小平和卡特并肩走过长长的红地毯，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显然，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礼遇。由于当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的副总理，因此美国的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１９４６年，丘吉尔访美时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战”已经结束、丘吉尔已经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但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其实，访问美国，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夙愿，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国一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欢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谈过，他愿意为促使美国在中国抗战后的和平民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飞赴华盛顿拜访罗斯福总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没有下定决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表示愿意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里游泳。据说，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丝夫妇时，也都曾半认真半玩笑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对邓小平来说亦是如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７次访华团时，就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我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邓小平认为，这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的决心了。还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就可以解决。”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当时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６次特别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整整两年之后，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而这次访美，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进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国内，他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外，他在寻求和平友谊之外，还要寻求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在１９７９年前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不仅通过本土、而且还利用蒙古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构成“Ｃ”形包围圈，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邓小平知道，要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靠自身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够的，也要借助西欧、日本，还有美国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越太平洋的真正目的。

据说，大年初一这天，北京的天气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早上８点，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前来送行的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耿飚等一一握手告别，并在拥抱了他的小孙女后，登上了波音７０７飞机。按预定时间，飞机将于８点３０分起飞。送行仪式结束后，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气象部门传来上海虹桥机场有大风大雨天气的预报，能见度下降到１公里以内，根本不符合飞行起降的１．５公里能见度标准。飞机不能起飞，而李先念等领导人仍站在那里向已经滑行的飞机挥手。怎么办？有人建议让李先念等领导人回屋内与邓小平一起休息，等起飞条件符合了再搞一次送行。看着窗外风雨中送行的老战友们，邓小平觉得不能让他们一起在这里等下去了，就说：“我们的飞机先滑行出去，让他们都离开后，我们在跑道上转一圈，再回停机坪来等候。”等送行的人们走后，邓小平说：“我们就不下飞机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后，上海方面的消息说，气象条件还不够。但如果再长时间这样等下去就会影响既定的访美行程。怎么办？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安全，一方面是第一次访美的计划安排不能取消。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起飞！”

专机飞临上海后，能见度仍然只有１公里。而上海是必须要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然就没法飞越太平洋。再说，还有两个美方派来的空军飞行员要在上海登机领航。飞机在经验丰富的徐柏龄机长稳健地操作下徐徐降落了。可就在轮子放下快接近跑道的时候，徐柏龄发现有一只轮子偏出了跑道之外，如果这只轮子落到草地上，飞机就会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即将着地的一瞬间，徐柏龄迅速将飞机拉了起来。第一次降落失败了。大家更为小平同志担心。但小平同志系着安全带，非常沉着。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徐柏龄镇静自如地操作着第二次降落。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飞机原定在上海停留１个小时，但由于天气原因耽误了时间，飞机加满油后，邓小平就要求机组抓紧起飞赶路。经过１５个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空军基地停留１个小时），于２９日凌晨４时半（美国当地时间２８日下午３时半）飞抵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窗外，白雪皑皑，彩旗猎猎，五星红旗和星条旗在欢迎的人群中随风飘扬。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2)

卡特说：“我们已经有１４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１４比１。”

这是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在检阅仪仗队后，卡特总统在致词中说：

“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的春节，是你们的新年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的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紧接着邓小平致答词。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白宫致词。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和邓小平并肩走进白宫。他们站在白宫的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摄影记者们纷纷抢拍下了这个经典的历史镜头。

路上，卡特和邓小平谈笑风生。

卡特说：“１９４９年４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呆过。”

“是青岛吗？”邓小平笑着说，“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座城市。”

跟在身后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开玩笑说：“那你们早就认识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走进内阁会议室，双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双方代表在内阁会议室的一张长桌边落座。美方参加的有：卡特、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方参加的有：邓小平、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

宾主间的谈判是在幽默中开始的。

卡特说：“我们已经有１４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１４比１。”

邓小平说：“有好客传统的中国欢迎你们多占便宜。我现在就邀请阁下、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和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其他美国朋友访华。”

卡特风趣地说：“如果所有这些人都接受你的邀请，我这里就没人工作了。作为总统，我首先表示接受邀请，让其他人等一等，以后再去。”

邓小平以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记者们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在会谈一开始的时候，喜欢抽烟的邓小平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礼貌而又幽默地问道：“白宫可不可以吸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正在整理会谈的发言提纲，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就笑起来了，说：“没有。只要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我的佐治亚州种植了大量的烟草。”

听了这一回答，邓小平也开心地笑了，就势点着了一支“熊猫”牌香烟，悠然自得地吸了起来，然后对卡特说：“你准备好了，你先讲。”

卡特按照准备的提纲开始小心谨慎地讲起了关于世界事务的观点，讲到了亚洲和世界的稳定，讲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后来，卡特回忆说：“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抽着烟，睿智而明亮的眼睛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卡特讲完后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

邓小平说，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想打仗，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苏美这两个位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几年来，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越来越小，更可虑的是苏联。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的统一战线坦率地讲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自己所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有某些不足之处。

但会谈中，两人一致认为，如果中美联合行动对付苏联，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会进一步孤立苏联人。

第一次会谈进行了１小时２０分钟。会后，邓小平在国务卿万斯的陪同下用完工作午餐后，来到白宫外交接待厅。这时，守候已久的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邓小平与卡特谈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像有些领导人拒绝记者说“无可奉告”之类的客套话，而是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记者们说：

“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此鲜明而又高明睿智的回答感到震惊，并对邓小平如此的幽默和灵敏发出由衷的赞叹。

下午，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二次会谈继续进行。着重谈的是与苏联有关的国际局势问题。最后，邓小平要求卡特让顾问与助手们离开，两人从内阁会议室走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邓小平向卡特透露了一个中国政府的高级机密计划，并请问卡特有什么意见。这个计划就是———中国越过边界去给越南一次惩罚性的打击。邓小平告诉卡特：“中国很想让那些狂妄的邻国知道，它们要是对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捣乱，那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下午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3)

在“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珍贵的云石雕刻的大壁炉，四壁装饰着英国橡木镶板，豪华，典雅。这就是号称白宫第二大厅的宴会厅。虽然它的规模跟能容纳５０００宾客的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相比是小了些，只有１４０个舒适的座席。但今天，就是美国的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大企业家和明星也没有资格走进来参加这个宴会。这次宴会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大电视网同时实况转播，被人们称之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

在这个卡特总统和夫人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举行的盛大国宴上，特别令人吃惊和注目的是，在华盛顿寒冷的冬天里，白宫的这个宴会厅四周里竟然盛开着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一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原来，卡特总统为这次宴会是颇花了一番心思的。这１５００株山茶花是特意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而且在宴会桌上还特意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运，反映了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

卡特首先祝酒。他说：“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２００年独立历史的年轻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生效的成文宪法。有４０００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很年轻。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邓小平在宴会上用祝酒辞的形式，宣布了此次中美会谈中的一个突破，将反霸内容写进了即将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曾经在３０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著名歌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来到邓小平面前说：“副总理阁下，我对你的个人经历极感兴趣。”

邓小平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在场的人听了都齐声喝彩。

宴会上，邓小平对卡特大谈中国的生活和国家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两人还就传教士的问题发生了心平气和的争论。卡特跟邓小平谈起了从小就对到中国去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很感兴趣，说：“在我小时候，当海军的舅舅常去中国的港口，就给我们写信描绘中国。回国休假的传教士放了有关在中国传教的幻灯片。”

邓小平说：“是的，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深入到了中国的内地。在我们老家四川也能看到他们的足迹。”

卡特说：“我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一分一分节省下来，去看这些传教士播放的幻灯片。看后使我懂得了把中国人看做朋友。懂得中国需要医院、食品和学校，需要懂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我们都把这些传教士看成是杰出的人。”

对此，邓小平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好的。他们开办的一些医院和学校至今都还在。”

“那我们可以再派传教士去中国布道吗？”卡特试探着问道。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尽管我们主张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赞同恢复任何外国人到中国传教的活动。中国的基督教协会也赞同我的意见。”

接着两人又从宗教谈到台湾问题。邓小平坦诚地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及女儿艾米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场耗资５０万美元的文艺晚会。这是一家石油公司资助举办的，堪称卡特总统任期内最排场的一次活动。这家石油公司或许就是看好了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也想借邓小平访美来给自己做广告。

晚会上，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整个晚会在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安娜·威尼斯勒的主持下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像著名的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和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而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美国宇航员格伦也为迎接中国客人罕见地登台表演。据说主办者获悉邓小平爱好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美国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使晚会达到高潮。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愉快地登台和演员们见面。邓小平动情地拥抱亲吻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们的场面更是感人，场上的所有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被中美友好的热烈气氛所感染，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随后，邓小平和卡特在全场２０００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站到舞台中央紧紧握手，耀眼的舞台灯光和热烈的欢呼声汇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他们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握在了一起。

后来卡特在他的回忆录里满怀深情地写道：“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像过节一样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似乎有意要打破往往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的第一手材料。”

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卡特的日记中，卡特记载了当天与邓小平在一起的情景：“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既轻松又精彩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卡特的夫人和女儿）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中国歌曲的儿童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令全场感动。他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泽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卡特还说：“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双方面的。”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4)

美国主流电视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邓小平旋风”吹遍美利坚。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共进行了三次会谈。

第三次会谈是１月３０日早上９点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进行的，其实也就是在邓小平和卡特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邓小平只带了翻译冀朝铸。这次卡特说话就不像昨天会谈时那样小心谨慎了。他大声宣读了一张自己手中的便条，扼要地提出了他不赞成中国人进军越南的理由。然后将这张便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坚定地谈起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个严重的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他还用“哑铃”来形象地比喻苏联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一头通过阿富汗、伊朗、印度直接南下波斯湾的这种扩张称霸的野心。邓小平说，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他强调说，如果中国采取行动，不用多久中国军队便会撤退的。而这一行动的结果将是有益的，而且可能会长期起作用。

之后，邓小平和卡特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继续参加内阁会议室的会谈。双方就最惠国待遇、互派留学生以及关键的台湾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因为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辩论台湾问题，一些议员甚至为此发火，所以卡特希望邓小平能在访美期间的公开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最好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语。

但邓小平早已胸有成竹。他说，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而不是去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他还强调说：“我们不赞成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过了今年，以后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贵国政府都要慎重。我们不赞成你们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从总统办公室走进被称作“总统花园”的玫瑰园，与记者见面。当记者们问他们会谈取得什么成果时，卡特说：“副总理明天还要和我们见面，签署即将达成的一些协议。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当他们在记者们的镜头前握手时，邓小平兴奋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邓小平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卡特，也感动了记者们。他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邓小平在美国的８天时间里，在华盛顿除了和卡特，还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３０日中午，在国会大厦的参议院会议厅里，邓小平与８５位参议员共进午餐，边吃边谈。下午，邓小平出席了众议院的茶会，与众议院的领袖和议员们喝茶会谈。他们就台湾问题、中美贸易问题、南北朝鲜问题等进行了交谈，第一次勾画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了议员们的普遍称赞。在这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多了世面的议员们，在举行午餐会、茶会时，竟然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列队等候与邓小平握手，请他签名留念。因为邓小平刚刚被该刊评为“１９７８年的风云人物”。

晚上，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艺术馆，并发表了讲话，强烈谴责苏联支持越南大规模侵略柬埔寨。他说，中国将始终支持遭受压迫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反对霸权主义者的正义斗争，“中国虽然很穷，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甚至将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以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

１月３１日，邓小平和卡特的内阁成员共进早餐后，前往林肯纪念堂献了花圈，并参观了史密森氏航空和宇航博物馆。接着到布莱尔大厦接受了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中午，邓小平还在这里与１１名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再次呼吁中、美、日和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应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１月３１日下午，邓小平在布莱尔大厦又会见了美国广播电视界记者。然后和卡特一起前往白宫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等文件。签字之后，卡特总统首先致词，宣布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在上海和广州开设领事馆，中国将在休斯敦和旧金山开设领事馆。同时，数百名中美学生将到对方大学进修学习。邓小平在致词时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晚上，邓小平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到会的人超过了预定人数，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为邓小平致词作翻译的费斐女士几乎站不上临时搭就的讲台。人人希望与邓小平碰杯、说句话、抢拍个镜头，气氛热烈感人。

在离开华盛顿前，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亲切拥抱告别。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是以吸烟开始的，告别也是以吸烟的话题结束的。卡特对邓小平说：“只要不影响你的健康，欢迎你明年到我的家乡佐治亚，在那里我可以让你品尝到几种最优良的烟叶。”

邓小平手里夹着一支烟，笑着说：“尽管我离不开烟，但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我不会得癌症。”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天早上，邓小平在出席了美国政府举行的简短欢送仪式———鸣礼炮１９响，检阅仪仗队———之后，乘专机前往著名的工业汽车城亚特兰大以及休斯顿和西雅图等有“美国阳光地带”之称的南部城市参观访问。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公司，并在休斯敦结识了著名的世界石油大亨亚蒙·哈默。邓小平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了热烈欢迎，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许多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请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

在西雅图，邓小平会见了华盛顿重量级的民主党参议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亨利·杰克逊。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杰克逊还拿着１９７９年第一期的《时代》周刊，指着封面上邓小平的图像说：“那个时候，恐怕也认为你是红色魔鬼头子之一，不可能想像可以将你评为《时代》周刊的新闻人物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不了解中国。我一向认为，美国未能理解中苏分歧是美国情报界最可耻的大失败之一。”邓小平西雅图之行，使波音公司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首批大公司之一。

邓小平在结束访美之前，还特别接见了美方的安全警卫人员，与他们合影留念。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一件与警卫工作有关的特别礼物———一张贴有邓小平照片的西雅图警察局带有证章的局长证。邓小平对美方警卫人员说：“感谢你们的周到服务，保证了我访问美国的圆满之行。今后，我欢迎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到中国访问。”

２月５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友好访问，途经东京回国。邓小平在西雅图机场发表了告别讲话。在飞离美国之前，邓小平还致电卡特总统，肯定他访美取得的成功，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重大发展。电文如下：

卡特总统：

在我结束对贵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即将离开你们美丽国家的时候，我对你和卡特夫人以及贵国政府给予我们一行的盛情款待再次衷心感谢。

我这次对贵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同你的会谈，同美国各界朋友的相互了解，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重大的发展。我相信，这对于我们两国，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我国欢迎你和你的夫人。

邓小平和卡特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说：“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如愿的，中国领导人也很满意”，他甚至认为：“过去三天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规，不再是头条新闻或者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中美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他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这次访美，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在８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进行了各种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回答了近百名记者的提问。先后有２０００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一历史性访问，美国的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或“邓小平频道”，有评论说，邓小平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美利坚刮起了“邓小平旋风”。据白宫老资格的礼宾司人士说，欢迎邓小平的热烈场面是空前的，在美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而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可爱性格和政治风度也深深地吸引着美国人民。纽约州的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穴邓小平?雪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肯定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陶森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而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在记者述评中说：“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访美回到北京后的第１０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他半个月前在白宫跟卡特就说过的。邓小平说话算话，说干就干。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5)

邓小平在华盛顿收到了毛泽东４２年前写给他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华盛顿访问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封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写给他和任弼时的亲笔信。

事情是这样的：邓小平在华盛顿先后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人物的同时，他还会见了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斯诺。

海伦也是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笔名尼姆·威尔斯，绰号佩格。１９０７年９月２１日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个律师。她怀揣埃德加·斯诺文章的剪报本，于１９３１年乘美国“林肯”号海轮来到中国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当秘书。１９３２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１９３７年４月她在斯诺的影响下，只身前往西安，并成功越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延安，写下了她的成名代表作《红色中国内幕》（中译名《续西行漫记》），是《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重要补充。在中国期间，她和斯诺在北京还参与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工合”运动。她一直关注中国并热爱中国，写了１７部有关中国的书，但大都未能出版。

１９３７年，海伦到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４０多个中共领导人和著名的红军将领。但是，遗憾的是她没有采访到邓小平和任弼时。因为他们已经率领部队离开延安前往云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但海伦并不甘心，她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共的所有高级将领采访到，给他们写上一笔。于是，她就找到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她想办法。毛泽东拗不过她的“穷追猛打”，只好答应给她写封介绍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

而当海伦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兴致勃勃地赶到云阳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却已离开了云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斯诺多次来过中国，因为她与斯诺在１９４９年已经离婚，故而未能转交这封信。海伦一直没有放弃要把这封信交给它的主人。任弼时于１９５０年去世后，海伦就始终期待着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邓小平。然而天遥地远，时空阻隔，再加上中美两国长达３０年的政治隔绝、对立，直到这次邓小平来到美国，海伦一下子喜出望外，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会见邓小平的要求。经过多方努力，她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终于如愿以偿。

当她和邓小平握手的时候，海伦激动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真难找啊！”

是啊！这一找，等了４２年！而毛泽东主席也已经在３年前逝世。

邓小平热情地握着海伦的手，亲切地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然后，海伦兴奋地将这封尘封了４２年的信郑重地交给了它的收信人邓小平。摄影记者们也纷纷抢着拍下了这个中美友谊史上十分珍贵的镜头，后来许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１９８１年８月，刚刚离任的卡特夫妇应邀来到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了卡特夫妇。会谈中，他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发展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国方面来说，是当时总统尼克松先生开创的，卡特先生执政时完成的，希望里根政府继续作出努力来推进中美关系。”

卡特说：“对美国人民来讲，美中之间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明显的。这种关系将会持久地向前发展，不会因党派而异。”然而，事情并非卡特所说的那样，里根政府一上台，对华政策的转变再次让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后话。

这次会谈，他们不可避免的再次谈到台湾问题。会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了卡特夫妇。

这是邓小平和卡特的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是在６年以后的１９８７年６月。邓小平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卡特夫妇。

会谈中，他们还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苏关系和中东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邓小平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第二次到中国的卡特夫妇，这次专门去了一趟西藏。卡特向邓小平说明了他去西藏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同尼泊尔作个比较，一个是实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后西藏的历史文化恢复状况。并说：“我是一个农场主，拉萨附近的农业情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觉得西藏发展旅游业的前景广阔。

邓小平也承认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并说中央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看待民族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邓小平还问卡特：“这次到拉萨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有意思。”卡特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进行长途旅行的话，我想首先你应该再去一次美国。”

邓小平一边吸烟一边爽朗地笑着说：“上帝不允许我再年轻２０岁喽。”

卡特说：“对美国来说，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说：“我们经常回忆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我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破格接待时的情景。在你的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了不起。”

卡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会见结束时，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对邓小平说：“非常感谢你送给卡特图书馆的挂毯，我们非常喜欢。”卡特将自己刚出版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

邓小平与卡特这次会见的谈话，后来分为两篇，分别以《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和《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1)

一提起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有人把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在大河里航行的轮船，从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到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访问美国结束，中美关系真正地从“解冻”到“起航”，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尼克松和毛泽东、周恩来就是中美关系的“解冻”人和奠基者。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在离开白宫５年后第一次回到白宫。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国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参加国宴贵宾共有１４０人，其中包括２４名中国官员、６名美国政府内阁成员、１４名参议员和１１位美国知名企业家。其中还有两个人物是邓小平向卡特总统特别提出要求而邀请的，所以就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

邓小平和尼克松在华盛顿见面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众所周知，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解冻”者毛泽东、周恩来已经逝世，尼克松却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而在美国备受“冷落”。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白宫。要知道，这是他自从１９７４年离开白宫后，５年来第一次回到白宫。据说，尼克松是在一片美国式的嘘声中走进白宫的宴会大厅的。

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的：“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当美丽动听的《美丽的阿美利加》音乐在宴会大厅里奏响时，表情一直十分镇静的尼克松却突然显得十分激动，他在宴会桌旁愉悦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访问中国时听到的那支曲子。”显然，他很高兴与邓小平谈起他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时候，我还远在长江的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农机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７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１１时２７分，尼克松是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聆听美国的国歌。那是自１９４９年之后２３年来，《美丽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奏响。如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总统府和中国的另一位副总理再次听到这支乐曲，一样的旋律，两样的心情———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等都受到过他的排挤和迫害。不论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１９４６年，尼克松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初登政治舞台。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１９６９年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的第３７任总统（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并于１９７２年赢得连任，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因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作为共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没有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与中国对话。于是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于１９７０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年年初，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驻华沙的中国大使馆内恢复谈判；８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过往的中国船只加油的禁令；到了９月，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７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宣布尼克松将访华；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来到中国，并于２７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１．６万里和２２年敌对情绪的桥。”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五条秘密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大大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而据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对轰动美国政坛的这一事件，是“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而在１９７６年的元旦，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时，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并说：“我愿意叫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毛泽东还认为西方政治虚伪的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让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可见毛泽东是喜欢尼克松的。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尽管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奠基者。邓小平特别要求卡特总统请尼克松到白宫参加国宴见面，并在宴会的答词上说：

“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据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家给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见，尼克松这次回到白宫赴宴的心情。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高度评价了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他是这样说的：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１９７２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2)

尼克松回忆说：“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到中国。

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宫见面，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尼克松第６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尼克松和邓小平的交往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相互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交往是在求同存异之中与时俱进的。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时正是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却招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并制裁中国。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尼克松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他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邓小平会见了他。一见面，尼克松就说：“我来中国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们的款待和欢迎。”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赞赏和关注。”

接着，尼克松说到目前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希望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１９９０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一开卷，他不仅回顾了１９７２年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的往事———无疑他已经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和辉煌的顶峰———而且他还详细叙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他第６次访华时与邓小平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细节。他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这样真诚地对尼克松说：“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坦诚地告诉尼克松：“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谈话中，邓小平严正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对“美国之音”等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的假新闻，邓小平感到非常气愤，说这“太不像话”，是“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同时，邓小平还警告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邓小平还请尼克松转告美国总统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他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当说到这里时，邓小平的语气显得尤为强硬，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外交姿态。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如今这些谈话以《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再次重读这些深入浅出、铿锵有力、不卑不亢的精彩对话，仿佛仍能感受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在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和尊严时，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和高贵。

“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最后，邓小平还着重地说：“这是我讲的真话。”

在再次阐述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后，邓小平强调，一切外部势力的干涉都“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最近１０年，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中国人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的，对国家也充满着希望。邓小平毫不谦虚地说，这“是真好，不是假好”。他还肯定地告诉尼克松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不搞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中国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就要滑坡，人民生活就要下降。邓小平自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１０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的。”

会谈最后，邓小平说：“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后来，尼克松回忆说：“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3)

尼克松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关邓小平的章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对邓小平的仰慕与称赞。他说邓小平“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像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还说，“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邓小平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这里，我们不妨摘选一段，看看尼克松眼里的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印象———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２０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像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１０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１６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８４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１／５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２１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毫无疑问，邓小平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难忘和深刻的。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１９７９年在华盛顿，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９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１９８２年的会见是在９月８日这天举行的。邓小平再次对１０年前尼克松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赞赏。同时，邓小平也非常直率对尼克松说：“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

这次会见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９月１日至１１日），而此前的８月１７日，中国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刚刚发表了“八·一七公报”。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冷静地说：“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他指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还有很多障碍，但最大的障碍就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更具有长期影响的《与台湾关系法》。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发展中美战略关系，而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领域宽得很。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正在进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关系。但他同时也说：“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潜心著述，并一直是他的继任者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咨询顾问之一。尼克松先后出版了１０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机》（１９６２年）、《尼克松回忆录》（１９７８年）、《真正的战争》（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真正的和平》（１９８４年）、《越战不能重演》（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９：不战而胜》（１９８８年）和回忆录《角斗场上》（１９９０年）、《超越和平》（１９９３年）。这些作品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这本书中，称赞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观的。”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经济、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１９４９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６０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１９６７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１９７３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渡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他还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四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自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主动打开了关闭２３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尼克松以他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成为美国战后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总统。尼克松１０年的中国之行（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目睹了中国在全球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地位和改革开放给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更加敬重邓小平。

正如尼克松对邓小平说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这或许正是对中美关系最明智最客观最科学的概括。其实世界不就是如此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由此，我们相信，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有益，同样，也是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1)

布什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在前后８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有两个同名叫“布什”的人当上了总统，而且他们是父子。而老布什与中国的关系更是令中国人感到其中有某种“缘份”。

美国的第４１位总统乔治·布什，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２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密尔顿市。在１９４２年的这一天，刚刚从菲利普斯中学毕业的他，在听完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亨利·史汀生关于“二战”的毕业典礼演讲后，毅然报名参军，成了一名二等水兵。１９４３年６月，布什从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军航空兵学校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不久，他被分配到海军的ＶＴ－５１部队，并随中队由“圣哈辛托”号航母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空袭太平洋中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关岛、塞班岛上的军事设施。１９４４年９月２日，布什机组奉命空袭小笠原群岛父岛列岛上的日军机场和通讯设施，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猛烈袭击，飞机被击中起火。布什和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起继续把炸弹投中目标后，跳伞逃生。在海水中浸泡了３个小时的布什，在另外几架飞机的掩护下，有幸被“长须鲸”号潜艇营救，才死里逃生，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而他的两个战友却在成为日军俘虏后被活活残杀并被吃掉。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布什复员回家。这位飞行时间达１２２８个小时、在航母上作了１２６次起降、执行战斗任务５８次的２１岁的“二战”英雄，走进了耶鲁大学。毕业后，布什开始经商，在发了大财后开始从政。虽然在１９７０年底的竞选联邦参议员中失利，但他却得到了总统尼克松的许诺，在政府中任职。最后布什自己选择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得到了白宫的任命。从此，这个“竞选失败者、一位没有什么外交经验的百万富翁出任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大使”，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并因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布什觉得邓小平是“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早在１９７５年，布什就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１９７１年春天，布什初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仍然由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正绞尽脑汁想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在秘密策划一场重大的历史性访问，也就是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２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不仅令全世界震惊，更让蒙在鼓里的布什吃惊！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此时，中美间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布什又充当了美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言人，根本无法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正式会晤。于是，就私下通过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安排，布什在联合国代表休息处的“联合国走廊”里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进行了微妙的“自然”会见———布什假装准备在那里打电话，等到乔冠华一行经过这里时，他起身自我介绍，表达了欢迎，双方很有礼貌地握手后，又自然分开。这是布什从政以来第一次与中国人握手。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乔冠华这位被毛泽东称作“乔老爷”的“外交才子”的风采和布什年轻时的英俊。

但就在尼克松春风得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取得总统连任的时候，“水门事件”发生了。作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在经过复杂的斗争之后，不得不勇敢、明智地成为第一个正式敦促尼克松辞职的共和党领导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在“水门事件”的真相渐渐被揭开之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布什很可能成为总统祭坛上的牺牲品。但布什一直在坚持原则，慎重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不能也没有出卖尼克松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对弹劾与辞职的关键时刻，布什从共和党的前途着想，也是出于对尼克松的忠诚，他还是以自己独立的品格鼓起勇气给总统写了一封建议信。在１９７４年８月６日的内阁会议上，尼克松仍然坚定地表示既不会辞职，也不接受弹劾。参加会议的布什，在会上一声不吭，对此表示沉默。会后，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从口袋里悄悄地递给了尼克松，并叮嘱总统说：“你回去再看吧。”

尼克松回去后，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打开了布什给他的信。据后来解密的资料介绍，布什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你应当立即辞职。也许，在您孤军抵抗的处境中，这对您似乎是来自您多方支持和帮助过的人的不忠行为。但我的观点是：我不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您，我就不适宜为一个我永远尊敬其巨大成就、热爱其家庭的总统服务。直到现在，您对辞职还完全没有答复，但是，考虑到事情结局的影响，辞职是最后的、也是我现在坚定感受到的，最利于国家、最利于党的行为。我相信这个观点也是全国大多数共和党领袖的意见。……如果您辞去公职，历史将怀着持久的敬意记录下您的业绩。

显然，布什的这封信对尼克松在最后时刻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天，尼克松就推翻了自己在内阁会议上带有强硬情绪的不辞职的言论，决定辞职。８月８日，尼克松对全国发表了辞职讲话。<strike>ｈｔｔｐ://rike>

按照美国的宪法，副总统是由总统挑选和任命的。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尼克松的副总统福特担任了新的总统。当时，福特已经组织了“厨房内阁”，在副总统人选上，他曾经考虑过布什。但出于种种考虑，福特还是挑选了洛克菲勒任副总统。福特知道，布什在尼克松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和布什又是好朋友，如何安置布什，是不能怠慢的。而在福特正式组阁时，布什自己内心里也是很想得到副总统的职位的。

几天后，布什在家里接到福特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准备宣布任命洛克菲勒为副总统，希望与他尽快碰头“商量将来的安排”。可以想像布什放下电话后的心情。但他还是没有计较什么。他与夫人芭芭拉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最理想的“将来的安排”就是离开华盛顿，脱离刚刚在白宫发生的一切，且越远越好。因为让他感到难受的倒是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好像是一场政治上的噩梦。夫妻俩还私下里商量说，如果总统要给他们对外职务的选择时，他们就选择去远东。他们分析后认为，尽管伦敦或者巴黎的大使职位是显赫的，而且是令人羡慕的，许多人都争着去，而且对个人的前途有好处，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俩都想到了要去北京。

这个选择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布什为什么要想去北京呢？这还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不打不相识。在他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是他和美国外交上最沉重的失败。美国作家在布什的传记中这样评述他说：“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勇敢地战斗着，以阻止此事发生，但最终他不得不鼓起勇气，以最好的风度接受了这一事实。”当时，布什的美国代表团提出了所谓“双重代表”的提案，即美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但不同意驱逐台湾。支持新中国的代表团们就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这个提案。据报道说，布什为了这个提案能够通过，可谓煞费苦心，一会儿亲热地搂着这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说话，一会儿请那个国家的团长喝咖啡，有的国家代表团还借机与他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从中捞取便宜。甚至有些国家的代表希望美国给他们的亲友们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

然而许多国家却对布什要他们不支持北京感到疑惑甚至大为不满，因为，与此同时，尼克松正背着他们与北京拉关系，基辛格博士在北京的第二次访问，热火朝天。

当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会议大厅的电子荧光屏上最后的票数公布出来时，许多国家的代表欢呼跳跃起来，坦桑尼亚、赞比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在会议大厅里跳起了庆贺胜利的非洲快步舞。布什和他的助手们如泄气的皮球沮丧而痛苦地坐在前排的美国代表团的位置上。据有人回忆说，这位高个子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怒不可遏地骂了一句：“婊子！”而他自己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那种感觉就像驾驶飞机在空中作战时中弹被人击落了一样。后来，当他听说中国报刊形容美国代表在联大辩论中“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哈哈朗声大笑，琢磨着这句中国话喃喃道：“蚂蚁？爬在火烫的热锅上？”他觉得中国的语言竟然如此的生动形象。

再后来，中国的代表团很快就来到了联合国。乔冠华的联大首次发言，谴责了美国，也谴责了苏联。他和“乔老爷”在“联合国走廊”里“自然”会见握手。第二天他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他坐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做鬼脸，而“乔老爷”将一桶水倒在俩人的头上。

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在１９７１年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却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乔冠华回国后，黄华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留在纽约。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第一次遇见黄华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过道上，礼宾司的某人介绍我们相互认识。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法国大使的公寓里，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法国大使把他介绍给我。然后又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马立克，这个中国人背起了他的手，马立克的脸胀得通红，仿佛下巴挨了狠狠的一拳。法国大使马上掩盖了这一窘态，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去用茶点。”

或许就是在联大的这次失败触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愿望。此后，布什谨慎地招待过中国的代表们。他们也给他以回报。那个时候，北京和华盛顿还没有任何联络机构，但布什甚至带领这群中国人去乡村，到鸟兽禁猎区去游览。

因此当福特约他去白宫商量他的“将来”的时候，他和芭芭拉已经商量好了，要当驻外大使的话，就去中国。

布什在他的自传中，对福特总统的这次约谈有如下精彩的记述：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了，反问一句：“去中国？”他显然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了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对于我要求去中国，福特当然是很吃惊。那时，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任命这个职务对福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不是正式的驻外大使，不需要经参议院表决。

福特望着我，笑着说：“人家都纷纷来向我要求到伦敦、巴黎去，我当然可以考虑你要去北京这个愿望，但这需要同基辛格协商，我将与基辛格国务卿打个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听了之后，稍稍一愣，但没有在总统面前说什么。

因为，对基辛格独占对华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后来说过：“在７０年代中叶，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员，当你口中吐出“中国”这个词时，你就应该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触角都会抖动，无论博士身在何处———开罗、耶路撒冷还是巴黎。中国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领地，在那里，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美国政府所有涉华事务都必须通过他的监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进一步了解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最后导致签订１９７２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但一打听，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为此，他只好千方百计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读到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当他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１日飞抵北京上任后的一个月，基辛格又来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记中说：“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投票一事，肯定对我不利，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我们一直与他们相处不错。”但是布什在考虑自己的任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个联络处是中美双方在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的代表机构。１９７３年５月１日联络处正式工作，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升级为两国大使馆。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布什夫妇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赴任，开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称之为“他们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险之旅”。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

布什到北京后，感觉到他的前任布鲁斯处处低调，甚至不参加任何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发挥这个“大使”本应发挥的作用，无法让别人知道美国在北京的存在。于是他开始主动改善美国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动美国的中国政策。正好，布什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邀请。１１月１日，当布什夫妇出现在招待会现场时，阿尔及利亚大使“惊讶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中国人。当天晚些时候。布什会见了乔冠华，并出席了乔冠华为他们设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１９７４年的１１月２日，布什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了。布什和联络处的官员们一道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了邓小平。此时，邓小平刚刚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工作，担任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会邓小平是布什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谈了国际政治问题、农业问题，谈了中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会谈气氛十分友好，邓小平滔滔不绝。布什在会见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他甚至强调美国的中国政策需要取得明显的进展，以避免像美国其他政策那样受到国内斤斤计较的审查。紧接着，布什成功地举办了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的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同时，他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来北京参观，但却遭到国务院的批评，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两次见过毛泽东。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布什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表示欢迎，并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来拜访。布什说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泽东当场还邀请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是来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两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三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两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时，还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布什说：“你这位主任在北京处境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什说：“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处主任。”

毛泽东说：“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毛泽东说到这儿，还提高了声调，并用手拍打着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觉。”

然而一星期后，白宫来电，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在等着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一天是１１月１日。布什骑着他和夫人买的中国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刚刚打完网球回来，还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来家里看彩色电视。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白宫的基辛格发来的调令已经摆在了办公桌上：

致布什主任：

总统计划在１１月３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晚上７点半宣布几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其中，比尔·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要求你同意他提名你担任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这一决定。

总统认为对你的这一任命将对国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接受。你一直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同总统一样，希望你能接受新职，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亨利·基辛格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

布什夫妇接到电报，感到大为吃惊：“怎么会让我去当情报局局长呢？”

距离总统任命的时间也只有两天时间了。时间如此匆忙，打电报询问这其中的细节已经来不及也显得多余了。从基辛格的字里行间，布什已经体会到这是华盛顿让他必须给一个迅速而且肯定的答复。

去？还是不去？布什一方面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因为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作为升官的跳板的，因为这个局长，他不能带有任何党派色彩的政治观点。要知道，这年，布什才刚满５０岁，没能竞选上副总统，已经非常不甘心。另一个担心的就是，他主动要来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他正“以低姿态和非正式的方式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因素”作出努力，而且没有白费力气，已经取得了小小的成果。这一下要回去当情报局长，“中国政府会想什么？外交家布什竟然一直是个间谍？”

的确，布什的第二个担心是正常的。当这项命令一宣布，那个经常给布什在北京带路的中国向导感到大为惊讶：“布什先生在这里一年多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任职。可是，谁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大间谍呢？”

毛泽东却依然对布什表示了好感。

１２月２日，在布什陪同福特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在谈话之间，笑着对布什说：“你升官了？”然后，又对福特总统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他离去。”毛泽东还问布什：“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而对布什来说，他觉得这或许只是毛泽东主席客气的招呼。

而邓小平对此更是非常理解。当他知道布什将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在福特总统一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邓小平亲自与布什会面，赞扬布什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并举行私人宴会款待布什夫妇，为其送行。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黄镇夫妇作陪。对邓小平的好意，许多年后，布什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某些大国大使奉调回国，也很少受到这种礼遇，况且布什还没有大使头衔。

据美国出版的有关布什的传记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这次私人宴请，说：“邓非常乐意帮助并尊重在北京的美国人，这使他和布什在中国首都结下了超出工作之外的友谊。”布什来到北京时，正是邓小平刚刚复出上台，他对邓小平大力抓整顿有很深的印象。布什很尊重邓小平，曾经对人说：“他常常不能保护自己。”布什还对邓小平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思想敏锐、刚柔相济很佩服，认为邓小平是很少数的，能与基辛格在谈判中较量的高手。

宴会的气氛是轻松愉悦的。邓小平和布什两人寒暄之后，邓小平请布什喝起了茅台酒，还用筷子给他夹菜。

邓小平说：“布什主任在北京做联络处主任只有一年多时间，还不满一个任期，时间太短了。我们的黄镇将军在华盛顿快满三个年头了。”

布什说：“我和芭芭拉都愿意住久一点。全中国的主要地方我都想去看一看。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西藏，是很有神秘色彩的。”

邓小平笑着说：“鄙人就是从西南的川府之国来的。”

邓小平告诉布什：“阁下在中国永远是受欢迎的，即使你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布什回国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黄镇将军不久也返回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布什就邀请黄镇和夫人朱霖到家中做客。在这次家宴上，黄镇告诉布什，邓小平就是他战争年代任军长的那个闻名中国的“刘邓大军”的“邓”，是他的老上级。布什对当时邓小平再次被“四人帮”打倒很不以为然，反而乐观地对黄镇说：“主任阁下，凭我的了解和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2)

“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之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布什带着祖孙三代接连４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过圣诞节的“平安夜”。韩叙告诉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卢卡奇时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

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总统。作为副总统的布什，从此一干就是８年。然而此时的中美关系因为１９７９年３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而变得更加复杂。里根此时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也十分不友好。面对中国的批评和抗议，里根不得不派布什来华澄清事实，解释原因，希望中国相信里根政府在维持美中良好关系的问题上将是一位“无拘无束的炮筒子”，中国对他的讲话不必句句当真。

布什又和邓小平见面了。但是布什的这次访问并不成功。在８月２２日的会见中，邓小平驳斥了里根在竞选中对中国的攻击，也批评了布什的解释，并要布什向里根转达四点意见：

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

二、不管美国１９８０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关系都将把其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

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

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至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建议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付诸实行，中国别无选择，也只好吞下，但那完全是妄想。

但在台湾问题上，里根的错误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开展了尖锐的斗争。为了打破僵局，布什副总统于１９８２年５月访问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

５月８日上午１０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了布什。

邓小平说：“我们相识有好几年了。我知道你比较了解中国，作为中国的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希望这次在北京能把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和云雾一扫而光。”

布什说：“我们感到两国关系非常重要，里根总统也有这种表示，我希望在我离开贵国的时候双方能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倾听着。

这时，布什突然话锋一转，轻松幽默地问到：“你的牛仔帽还在吗？你那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访问时戴牛仔帽，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比任何照片都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的关系。”

作为精明干练的外交家，布什以他聪明灵巧的问话，把一个沉重的话题带到了一个宽松而又美好的氛围之中。这不禁让人回想起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后来被人们称誉为中美关系的“起航”之旅。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早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飞往得克萨斯的首府休斯顿。专机到达埃林顿空军基地后，得到了得克萨斯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州长克莱门茨对邓小平说：“在得克萨斯，你们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们得克萨斯人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好奇心。你们来到这里我们感到高兴。”

得克萨斯是美国养牛最多的州，“西部牛仔”和驯牛驰名世界，这里拍摄过很多好莱坞的著名西部大片。在得克萨斯，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林肯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还亲自坐上航天中心的模拟航天飞机，体验飞行生活。当天晚上，邓小平出席了专门为他举办的具有浓郁美国西部风情的烤肉宴会和马技表演。

宴会和马技表演是在距休斯顿５０英里以外的西蒙顿举行的。当邓小平和戴着灰色牛仔帽的卓琳在宴会结束后来到竞技现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表演开始前，两个骑着白马的女士，把邓小平和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方毅请到观众面前，向他们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邓小平和方毅马上高兴地戴在了头上。接着，邓小平夫妇被邀请坐上一辆１９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两周，向热情欢呼的美国人民挥手致意，赢得了美国观众一片欢呼和掌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邓小平戴上了美国牛仔帽，场外做牛仔帽生意的商店顿时兴隆起来，一些商店的牛仔帽很快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也直线上涨，一顶帽子高达３０美元，也还是供不应求。第二天，邓小平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世界，成为一大新闻。有的媒体评论家说：“邓头戴有美国文化象征的牛仔帽，这在毛的激进派掌权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这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而在邓小平的这次访美行程中，邓小平也会见了布什，还接受了布什个人赠送给他孙儿孙女的两部动物电影影片。

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会谈进入了正题。

布什首先将总统里根的口信告诉邓小平。布什说：“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都希望美中关系能继续下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做任何会使中国政府尴尬的事情。但同时我们还要遵守我们的国内法，尽管这个国内法中国是不接受的，认为它干涉了中国内政。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一难题。”

邓小平说：“《与台湾关系法》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们确实认为它本身就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如果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处理中美关系，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一天，两国关系就不仅有阴影，而且有遭受破坏的危险。现在要寻求一个出路，不要因为这个法而影响中美关系。我想，办法是有的。”

“卡特政府时期，我们曾经多次就《与台湾关系法》提出交涉和抗议。但实际上，你们不仅执行了这个法律，而且还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范围，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和售台武器问题。”

接着，邓小平回顾了１９８０年８月和布什会谈的情况。说：“上次我和副总统谈到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和错误观点。美国有些人认为，中国无足轻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认为只要美国摆一个对苏联强硬的架式，把对苏联强硬作为自己的战略，那么美国无论怎样处理台湾问题，中国都会吞下去。”

说到这里，布什马上插话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美国本届总统的观点。确实不是。”

邓小平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很注意美国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确实希望与美国交朋友，但必须是真正的朋友。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讲了那么多的话，所以，１９８０年８月我们的谈话是并不愉快的。”

布什见邓小平如此坦率，也只好点点头，说：“确实不愉快，但我们能够理解。”

“当然，那时的那些话，并不是对着你说的。”邓小平马上补充说了一句。

这句话多少给了布什一点安慰，紧张的表情又放松了，说：“里根总统过去是发表过很多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言论，但必须看到，现在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了解，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他现在执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比历届总统少，连卡特、蒙代尔等民主党人也向中方表示，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能提出一个停止售台武器的日期。本届政府希望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希望中美关系继续下去，尽力找出解决办法。”

“我们重视行动。”邓小平的语气仍然非常强硬，“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一开始就希望通过布什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云迷雾一扫而光”。但在会谈开始后，双方意见分歧仍然很大。布什当时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向台湾停售武器的时间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今后将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邓小平则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布什的访问为双方谈判的前进提供了可能。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５日达成协议，并于８月１７日共同发表了《八·一七公报》。这次邓小平和布什的单独会谈长达一个小时。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８日，布什第四次访问中国。布什再次会见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这次会见时说，中美关系总的看来是正常的，中间曾有过些风波，通过协商，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两国关系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顺利发展。应该说，布什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副总统的８年里，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

这次访问时，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谈了一些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布什对中国的印象。

邓小平问道：“印象如何？”

布什答道：“北京在交通、新建筑等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化。”

邓小平就非常高兴地给布什说起了国内改革的情况，他说：“主要的变化还要再过三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一年多，再过三四年可以见效。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革命。改革的成功将为中国不仅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一世纪实现长期、稳定、持续、均衡的发展创造条件。”

“那么，请问假如改革成功，三年后看到的明显变化是什么？”布什不失时机地问到。

“改革是一种试验。因为太复杂，也缺乏经验，只能走一步摸索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这样的新事物，人们有某种担心或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改革成功的事实可以消除这种担心和怀疑。”

“那么你对农村改革是否满意呢？”

“农村改革是成功的。‘三中全会’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因为中国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８０％。中国是否稳定，首先要看农村是否稳定。那时人们议论纷纷，对于搞责任制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的人非常担心，改革的第一年差不多有半数的省市没有行动，等到第二年就跟上了。我希望你过一段时间再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访问也好，旅行也好，都可以，欢迎你成为我们中国发展过程的见证人。”

就中美关系，这次会谈，邓小平再次指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如得不到解决，我们两家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发生冲突。同时，双方都认为要增加中美贸易，早日签订协定。

１９８８年底，布什作为美国第４１任总统在准备入主白宫时就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１１月２１日，布什在答复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９日的政策建议时说：“我还没有较多的考虑我们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制度化问题。我们目前几乎完全是从双边关系的背景来关注这一地区。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之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不仅说他希望“回到中国”，而且这种“特殊关系”还表现在他在任副总统期间，接连４年的圣诞节的“平安夜”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渡过的。布什应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邀请，带着祖孙三代和中国人一起过节。

而１９８８年的１２月２２日的晚宴上，布什的身份已经是当选总统。这样的晚宴，在华盛顿这个世界外交中心是难得的，是让美国的欧洲盟国或者东方盟国日本也妒忌的。在这天晚宴上，韩叙告诉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卢卡奇时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布什说：“我是在１９７７年畅游三峡的时候决定竞选总统的。”并表示一定想在邓小平退休前访问北京。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3)

当车队行驶到天安门时，布什突然要司机停车，并走出车来，大笑着和群众握手。布什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的外国政治家。

“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布什作为总统首访北京自然受到保守派的反对。然而１９８８年年初日本天皇裕仁去世，这给布什出访亚洲带来了机遇。１月１１日，已经内定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登门拜访了韩叙，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布什在参加日本天皇的葬礼后访问北京。１月２６日，在布什宣誓就职后的第６天，白宫公开宣布布什将于２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在到达日本后，布什就告诉日本首相竹下登说，这次访问是他１９７５年离开北京后第五次访问中国，对北京他有一种患了“思乡病”的感觉。

２月２５日下午，布什的专机抵达北京。沿途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欢迎群众。当车队行驶到天安门时，布什突然要司机停车，并走出车来，大笑着和群众握手，挥手致意，像久别的朋友一样，大声说：“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们。”并和夫人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当布什在钓鱼台国宾馆见到前来欢迎的李鹏总理夫妇时，布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回来了。”在２６日上午９时开始与李鹏的会谈中，布什就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尊重：“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我夫人结束在北京的任期时，邓小平为我们破例举行的小型宴会的情景，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现在我作为总统来中国，不会忘记当年邓小平给我的礼遇。”

同样，邓小平也十分尊重布什。２月２７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２６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布什时，用了一个罕见的标题———《邓小平会见并宴请老朋友布什》。在邓小平一生的外交活动中，用“老朋友”这样温馨的充满个人色彩的词语来形容他和西方领导人的关系，这还是第一次。对此，布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不只是通常的客套，而是对我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维护这一关系必要性的一种承认。我永远敬佩这位几起几落的领导强人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变化。”

２月２６日中午１１点，邓小平不同寻常地走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门外迎接布什，并对布什说：“由衷地欢迎。感谢你出任美国总统不久就来中国访问。另外，我们俩还是老朋友。”

布什急忙插话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气色这么好。”这时李先念走上前去，一边与布什握手，一边说：“祝贺你当选总统。”布什笑着说：“哦，又一个老朋友。”在让新闻记者拍照时，邓小平又说：“让我们握着手。”

走进大厅会谈开始后，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运动员。这就是你身体好的原因。”

布什说：“我努力坚持锻炼，尽量抽出时间来慢跑。”

邓小平说：“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很有好处。我们有一项共同的体育爱好，就是打桥牌。”

布什赶忙说：“你打得太好了。”

“这还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打过。不过，即使我们一起打桥牌，那也是友谊赛。”邓小平还说，由于是工作访问，所以有关礼仪都简化了，他邀请布什下次再来进行正式访问。

布什说：“非常感谢你对我提出的这个邀请。下次来，我一定找机会到外地走走。”

“但是，我认为你这次工作访问，虽然只有两天，比正式访问还重要。”邓小平说。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既讨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这样的严肃话题，也有朋友间的叙旧。邓小平对布什在发展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再次进行了赞扬，发表了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重要谈话，这一谈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布什也表示：“我向你保证，在我４年的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午宴宴请布什。宴会上，邓小平又向布什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针对美国的一些保守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他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匆匆忙忙地搞下去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不能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观点来判断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是针对美国国内的一些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提出的人权问题而谈的。

在２６日结束的答谢宴会上，布什深情地说：“我们举行得克萨斯烤肉宴的部分原因，是邓主席访问美国时成了得州的一名荣誉公民。我要补充说，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布什力排众议坚持访华，尽管遭遇了国内的一些压力，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布什访华期间，中国政府破例允许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这个１５分钟的采访节目在２６日当晚的黄金时间播出后，反响强烈。布什因此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的外国政治家。

布什在讲话中表示，他之所以在就任总统一个月后就访问中国，是想表明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他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还说，“美国准备多做一些努力促进美中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交流，尽最大力量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

在布什访问之后，中美关系在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出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4)

布什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满，说这些人“总是想搞乱美中关系”，“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两个星期后，布什就突破自己的禁令，决定派遣特使秘访北京。

布什要和邓小平直接通电话。在给邓小平的秘信中称自己亲笔起草的这封信是“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和“一位对你个人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帮助你们伟大国家获得巨大进步怀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在１９８９年，北京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时，美国在事件过程中卷入很深，并带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反华浪潮和制裁中国，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坚决的反对。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布什政府在国会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小心谨慎地在制裁中国和维护中美正常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布什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满。在６月５日的日记中说这些人“总是想搞乱美中关系”，“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迫于压力，布什无奈何宣布了对华制裁措施。但两个星期后，布什就突破自己定下的禁令，决定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秘密访问北京。

而早在６月９日（美国时间６月８日），布什就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了解北京的情况。这一举动是中美１９７２年恢复接触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从未做出的举动。但中国驻美使馆在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于是，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表示希望派自己的特使赴华，来表达他对中国局势的关注以及维护中美关系的愿望。我们不妨看看６月２０日布什亲自起草的这封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曾很想以直接交流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很遗憾，没能实现。首先，我是怀着一种真挚的友情来写信，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美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存在着困难的环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受。

其次，这封信出自一位对你个人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帮助你们伟大国家获得巨大进步怀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

我想起我们上次见面时你告诉我，你基本上已经不再参与你们伟大国家的日常管理。但我也同样记得你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需要和西方维持良好的关系，你对中国被“包围”以及严重伤害过中国的国家担忧，还有你推动中国进步的决心。我写信给你并不是想绕过其他中国领导人，我只是以一位朋友，一位真的“Ｌａｏｐｅｎｇｙｏｕ”（老朋友）来写信。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写信给你，请求你帮助维护这一关系，我们两人都认为它非常重要。我竭力避免让自己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也努力避免看上去像是在教导中国该如何处理它的内部危机。我尊重我们两个社会和两种制度的不同点。

在信中，布什也谈到了西方新闻界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及影响，以及他作为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压力。他说，在美国“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喧嚣之声甚嚣尘上。我已抵制住这一喧嚣之声，并明确表示我不想看到这一由你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关系受到损害。我已向美国人民说明我不想通过经济制裁来让中国人民承受不公平的负担。”

在信的末尾，布什再次表示：“我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忧虑寄出这封信的。我们必须阻止让这一重要的关系继续恶化。请帮助我维持这一关系……我当然希望对此有你个人的答复。这一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不能留给我们下面的机构来处理。”

为了能直接沟通，布什希望邓小平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接待他的特使，并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声明和行动都在他的直接指导和控制之下。布什知道秘密派特使访华是一种冒险。因此他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奴奴看过这封信。

信写好后，６月２１日早晨布什决定亲自征询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意见，看看派特使的建议是否合适。斯考克罗夫特迅速安排了见面时间，但因为华盛顿新闻界探听到这一消息，大批记者涌进白宫，迫使布什取消了这次会见，改由斯考克罗夫特秘密把信交给韩叙大使。

斯考克罗夫特将布什的信件交给韩叙后，说明了布什想以秘密方式直接与邓小平接触沟通。韩叙非常赞赏这个派特使的主意，并表示他完全可以做到。

出乎布什的意料之外，不到２４个小时，邓小平就同意了他的建议。６月３０日早晨５点，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乘坐美国空军Ｃ－１４１运输机秘密离开华盛顿。为掩人耳目，在正式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ＯＫＩＮＡＷＡ），飞机上的美军标志也被去除。当飞机飞临中国上海上空时，没有接到通知的中国防空部队一度紧张，开始瞄准并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幸亏有关方面及时报告给杨尚昆，才避免误会。７月２日早上，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

邓小平开门见山，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立场，也同时表示中国对维护美中关系基本稳定的信念和立场。

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共识，但是保持了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对话渠道的畅通。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国就立即向布什汇报。根据汇报，７月２１日布什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布什的信是这样开头的：

尊敬的邓主任、亲爱的朋友：

我之所以用这样独特的称呼，是因为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把你看做朋友，你也非常愿意把我看做朋友，不管我们之间现在存在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后果。

毫无疑问，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之后的７月３１日和９月２８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先后在巴黎和纽约会晤。接着，１０月２８日，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向尼克松再次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于是，布什决定再次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公开派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作为特使访华。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已经于１１月份完全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两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对邓小平的问候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

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分量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改善中美关系等问题。最后，邓小平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内对中国不利的氛围下，顽强地顶住各种压力，保住了当时中美关系的最后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从而保证了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正常运行，使中美关系在冷战后期有了新的基础。这正如布什在１９９１年６月所说的：“我不愿成为使中美关系倒退的总统。”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财政赤字严重，在１９９２年的总统大选中，布什最终输给了克林顿，成为美国２０世纪第五位连任竞选失败的在职总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后，世界上第二位在国外赢得了战争，在国内却输掉选举的大国政治家。

退休后的布什，继续为中美友好努力奔波，向美国人民强调中国在亚洲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驳斥荒谬的“中国威胁论”，为中美的经贸发展牵线搭桥，成为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１９９６年，布什在北京说，他和夫人芭芭拉在中国的生活是一段独特的经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带着持续至今的、对中国人民长久的情感和友谊返回中国。而且我们也带着对中国文化更好的理解返回中国。要了解中国，就要把它作为一个大国来尊重它。”他觉得当代的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一位退休的中国老人说：“中美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１９９６年８月，一位退休的美国老人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在下一个千年中，也没有一种关系比美中关系对于长久的和平更为重要。”

那就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美国的第４１任总统乔治·布什。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1)

基辛格的名字，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很熟悉的了。这位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美籍犹太人，和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他跟邓小平的交往与情谊，说起来还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和邓小平人生的“落”与“起”还好像有些平行。

当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大谈朋友、女人和对付苏联进攻的时候，开往北京的第４６次特快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在江西鹰潭车站接待了一个“东南亚外宾”———“邓小平复出了！邓小平复出了！”外国记者抢着发出了这个头条新闻。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１２时１５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高度秘密的飞行，是他和尼克松一手策划的。

应该说基辛格能够担任此行，他应该感谢尼克松的宽容。早在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时候，基辛格是作为尼克松的竞争对手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洛克菲勒的竞选“高参”，为洛克菲勒奔走呼号呐喊助威的，他甚至公开在记者面前挖苦尼克松，说尼克松竞选总统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第一轮投票时，尼克松就以６９２票对２７７票胜出，基辛格对此可谓是气急败坏。然而让基辛格也让全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竟然任命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尼克松的用人之道确实令人敬佩！这个曾以“反共”起家的“鹰派”政治家，却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１９７０年９月，他曾对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几天之后，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美国进步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这是一个经过周恩来总理导演的意在向美国政府发出中美关系“解冻”的信号，可惜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尼克松没有读懂中国人这种特有的含蓄的表达方式。

直到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后，才有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基辛格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启程，开始了“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后，基辛格突然感到“偶有不适，肚子痛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就公开借口说伊斯兰堡“天热”，把基辛格请到了他的北方别墅去“休息几天”。

基辛格就是这样“休息”到了中国的北京，开始了他的秘密之行，为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中美关系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晚，尼克松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宣读了震惊世界的“七·一五公报”，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前访问中国。

１９７３年２月，基辛格第五次来到北京。在一本名叫《基辛格秘录》的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尘封了近３０年的中美谈判机密记录。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晚间１１时３５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摄影师在一旁忙着拍照。唐闻生、沈若芸都在场作翻译。

毛泽东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属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说：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算是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朋友。

基辛格说：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开诚布公。

毛泽东说：我们别说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帮助的。

基辛格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的时候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说至此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

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１０００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

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时１０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时２５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时１０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５月１８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１月１１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５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半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病情突然恶化。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此时已经７５岁高龄的周恩来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同时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此时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设法加快邓小平复出的步伐是当务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静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就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为此，周恩来在３月９日，特地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后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完这一切，周恩来才放心地向毛泽东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两周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邓小平正式复出的事。３月２８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的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革”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2)

毛泽东请“军师”。中国一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邓小平在联大的风光让基辛格顿生嫉妒。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基辛格不仅感到邓小平的作风与周恩来大不相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而且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因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场风波，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这还得接着从邓小平复出说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少有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会安生。政治局委员们都按时来了。邓小平也来了，仍然只坐在一个角落里。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抱怨过：“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这次就不能怪人家，邓小平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间举行的中共“十大”前后，鉴于林彪事件，因中风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十大”产生的核心领导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除周恩来之外，叶剑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与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有关档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显然，邓小平的名子是经毛泽东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泽东这次还主张“十大”不能再像“九大”，党中央不能只设一个副主席。如果只设一个副主席，“十大”就只设王洪文一个了。这样就设了五个副主席，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是慎重的。因为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之后，他也开始担心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左派能挑得起党与国家的重担吗？显然，毛泽东是很不放心的。

据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记述：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或者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说的是听起来舒服的好话，邓小平说的是乍听有些惊人的真话，但毛泽东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去见马克思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预言。

邓小平的回答，更加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军队介入支左，军队领导掌握着各省革委会的大权。毛泽东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时代留下的“枪”管着党、管着政，这是十分危险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所以这次政治局开会他就请邓小平也来参加了。

接着，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迅速来京议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时，毛泽东再次郑重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完，毛泽东又转身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召集这些司令员来中南海开中央军委会议，在当众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他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同时，性格倔犟向来不轻易认错的毛泽东，在这次军委会议上，主动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可见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又迈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通知中说：“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从１９７４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４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发火了，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这显然是江青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她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但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奈何。但她似乎还不甘心，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三天前的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江青心里正窝着气，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闻生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是按照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办的。１９７４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得知江青在钓鱼台发难，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他本来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代表大会，是继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届联大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又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口号。

４月１０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３０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邓小平的风光多少让这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羡慕到有点嫉妒了。基辛格目睹着这个热烈场面，心里却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见面的会谈。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４月１４日晚上８时０５分，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国务卿见面了。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举行的。乔冠华副外长陪同参加了会见。《基辛格秘录》一书就曾详细披露了这次会谈的细节。

在记者进房拍照之后，邓小平先拿出一盒烟来，问基辛格能不能吸烟。

基辛格：我不会抽烟，早就听说您抽烟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反对您抽烟。

邓小平：你不会抽烟，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烟，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小平：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邓小平：我也有不少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都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他们走进了饭厅，先谈了一阵中东问题之后，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邓小平敬酒。在场的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我相信我们用茅台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小平接过话头幽默地说：那我们也能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辛格也以美国式的幽默答道：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的茅台，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邓小平马上接着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产量。

基辛格说：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关系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小平：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个小时。

基辛格：我们谈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在基辛格与乔冠华干杯的时候，邓小平说：博士，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乔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小平：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里，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小平：为什么对“水门事件”那么吵吵嚷嚷？

基辛格：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小平：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着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小平：我们对这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小平：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绍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后，说：无论我们和苏联人做什么都是双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约束。美苏间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计划，我预测不会达成一致。

邓小平：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们不可能达成协议。就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东部边界，情况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军事部署上没有变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点变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师，但我还得查一下。

邓小平：主要是他们没有改变什么。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印象。

邓小平：在我们非常长的边界上，他们部署了１００万军队，分散在整个的边境地区。他们用这种办法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谈话的时候说过，１００万军队既不够用作防守，也不能用于进攻，他们必须再增加１００万。

基辛格：那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如果他们想占领全部中国，那是对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

邓小平：如果他们占领了边境的某些地方，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没有估计到他们有这样的企图，但可能是那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试图摧毁你们的核设施。我不是说他们已经确定地计划要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像的。

最后，邓小平主动提出了台湾问题。当时，身陷“水门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１９７４年２月间，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美国驻台新任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用一位代办可以负责的方式。同时，还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先进的军事装备。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这些做法。

邓小平问：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什么吗？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正继续减少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上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发生效力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个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

乔冠华副外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与台断交为前提）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愿意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一点。第二，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告诉过你。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给基辛格的感触颇深。据与基辛格有过接触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说：“从１９７４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从１９７１年７月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3)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博士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尼克松辞职后，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两年任期，接着就是１９７６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福特接任总统后，不擅长外交的他尽管知道舆论界对尼克松让老朋友罗杰斯将国务卿职务让给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议，但他还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于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就曾评价福特说，这一届共和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气势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实质，“就拿对外政策来说，基辛格先生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已表现出缺乏领导才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见时，就向福特建议，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在上班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福特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奉行中美两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并说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福特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其政府没有比“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国务卿应当访问北京，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细节。黄镇心里明白，这是福特总统上任后在对华问题上作出的两个姿态，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

福特出于其国内政策的考虑，在１９７６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他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苏联之后，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这次，善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恰恰说明基辛格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忿然，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乔冠华的话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１１月２６日、２７日、２８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是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１９７６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１９７７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观点，明摆着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倒退。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悦，不等基辛格将话全说完，他就打断他的话，问：“就这些啦？”

基辛格说：“是的。这是基本的，这是因为美国有法律上的问题。”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问到：“哪条法律？”

邓小平说：“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防卫承诺的法律。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说：“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基辛格有些吞吞吐吐。邓小平严厉地说：“你的考虑，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说：“为什么是这样？”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们觉得难于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说：“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同台湾一步一步地分离……”

“很明显，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已经在他的谈话里讲得很清楚了。”邓小平寸步不让。

基辛格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他相信问题最终要用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待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是的，他是那样说的。当然，一百年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邓小平毫不客气。

基辛格说：“当然，我理解。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我将不再是国务卿了。”

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说：“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在这几轮会谈中，邓小平和基辛格广泛地谈到了核武器、中东冲突、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及能源危机等世界上别的问题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中方的关系正常化三原则。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旦华盛顿终止了它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和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们还需要台湾，以及你们国内还有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

在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各自谈了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基辛格说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基本上处于世界的“第一线”。邓小平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的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

邓小平说：“……刚才博士几次说到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说：“我要深挖洞。”

邓小平说：“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好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于第一线。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

基辛格正想说什么时，邓小平看了一下时间，暗示会谈该划句号了。邓小平最后以一句幽默作为结束：“阁下对炮感兴趣，可以多研究我们的大炮。”

由于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了，当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基辛格此次访华“受到了冷落”。尽管基辛格表达了包括会见毛泽东在内的全部的兴趣，但主人告诉他由于毛正在长沙而“不方便安排会见”。后来基辛格从另外的渠道听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别的外国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访问了苏州。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是１０个月之后的事了。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4)

邓小平咄咄逼人，措词强硬，与基辛格尖锐交锋。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不久，邓小平又“靠边站”了。

这是基辛格第８次访问中国了。这次他是带着为美国总统福特年底正式访问中国来做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使命来到中国的。

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坛，又到了一个非常时刻。周恩来总理因为病魔缠身，已经不能接待外宾了。尽管邓小平还在主持中央工作，但政治上已经开始刮起一股歪风邪气。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又说到当前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已经开始了。

１０月１９日，基辛格抵达北京。邓小平作为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与基辛格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会谈中，基辛格对邓小平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首先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来到中国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基辛格不禁佩服邓小平的精明，有一种自知理亏的尴尬。

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正是这一点，我们欣赏尼克松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这次中国之行，基辛格是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最后时刻，才被告知毛泽东将会接见他的。

１０月２１日傍晚６时２５分至８时０５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和基辛格进行了交谈。副总理邓小平、外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都参加了会见。

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他仍然坚持站着欢迎他们，握手寒暄后并让摄影者拍照。从现存的录像资料看，毛泽东说话已经相当缓慢，手势也显得困难。在毛泽东与基辛格的夫人握手时，说基辛格夫人个头比基辛格还高，还跟基辛格开玩笑说，娶了个高个子的女人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讲话已经不甚清晰，是由唐闻生与王海容重复他说的话，确认没有错，然后才进行翻译的。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着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毛泽东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作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但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思路十分明晰。毛泽东还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然后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

他们的具体谈话，我们可以从《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了解到一些精彩片断：

毛泽东：你知道我浑身是病，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

基辛格：不会的。

毛泽东：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信了。

基辛格：我希望你还要很长的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泽东：我接受博士（英语也是医生的意思，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辛格：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泽东：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辛格：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泽东：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泽东：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辛格：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是的。

基辛格：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泽东：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过，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不（把两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着副总理邓小平）。昨天，你对他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台湾是小问题，全世界才是大问题。（开始咳嗽了，护士帮助）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吗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辛格：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泽东：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拍自己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基辛格：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泽东：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辛格：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泽东：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辛格：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泽东：在一百年内。

基辛格：上次我到这儿，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确。

基辛格：至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泽东：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它现在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

基辛格：不是一百年。

毛泽东：（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欢迎福特总统来访，也谈到了自己患病的具体病情。

基辛格：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记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记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泽东：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两人在讨论了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在欧洲打仗会不会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之后，毛泽东和基辛格还谈起了经常爱看报上的国际新闻，就说起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犹太家族拥有的，还针对西方批评中国的论调，自嘲地说“我批准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到高兴”的话。

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的意见是肯定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基辛格离开北京的前夜，基辛格与乔冠华讨论美国的声明草案。乔冠华拒绝了美方建议的公报，提出了一个美方觉得不能接受的公报，基辛格也拒绝了。乔冠华明确地说，中国准备举行不要公报的高级会晤，这使基辛格很恼火。会议在凌晨中断，没有达成协议。分手时，乔冠华表示说，中国政府不能保证美国总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评论说，这次基辛格访问是从北京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的。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福特的访问的。

邓小平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强调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弦外之音。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方案了。

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１９７６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２８００人减少至１４００人。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１５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了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寒暄过后，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是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他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０ＲＤＥＲ。”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虽有轻松、幽默友好的气氛，但却掩盖不了这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福特此次访华，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然而这次会见，其实邓小平的心情已经十分复杂了。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外电报道邓小平在１２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１９７６年元旦一过，邓小平真的就突然闲下来了。除了被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头对准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专管外事”了。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１月２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就又“靠边站”了。

本来，从１９７４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１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第二部分 “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5)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基辛格对邓小平说：“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３年后的事情了。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应邀访美。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自然也成为邓小平访美要会见的人物。在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国宴上，邓小平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邓小平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称赞其所做的巨大贡献。

也就是在１９７９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上星期，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１９７５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２月１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此后，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１９８２年９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面去了，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退到了二线，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对邓小平如此高风亮节的行为大加赞赏。他说：“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么有远见做出安排。”同时，基辛格还愉快地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告诉邓小平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了。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的会谈自然离不开中美关系问题。尽管基辛格已经不在白宫做事，但仍然为中美的友好事业努力着。邓小平说：“这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我们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还回忆说：“实际上我１９７４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１０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还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了你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道：“她也同你谈过？”

基辛格略带自嘲地口气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很受感动。”

三年后的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基辛格和邓小平这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１９８５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果的一年。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上次见面是１９８２年吧，差不多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对你来说，三年没关系，可是对我来说就珍贵了。”

基辛格说：“你现在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你时还要健康。”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自然规律违背不了，我的秘决没有别的，就是尽量少做事，让别人去做。”

基辛格说：“我们相识已经有１０年了，特别是过去６年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邓小平高兴地说：“去年我们的步子快了一些，速度太高，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平衡，经过今年大半年的调整，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出点差错不要紧。”

基辛格称赞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试验。”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

基辛格接着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１０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１９４９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基辛格被邓小平的信念、魄力和爱国情怀所折服。

１９８７年９月，邓小平和来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又见面了。

这天是９月３日。基辛格一见面就说：“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对此基辛格深有感触。他深情地回忆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邓小平也愉快地说：“我访美的时候，受到你的盛情款待，你是重新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基辛格还跟邓小平谈到了他来中国前看到的各种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道，他还把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情景与外面的报道进行了比较，请邓小平对今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做出预测。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年初有些学生上街闹事，要求全盘“西化”，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理了问题。

针对国内形势时，邓小平跟基辛格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

邓小平还赞扬基辛格倡议建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说：“成立美中协会的目的是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鼓励美商到中国投资，美中友好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自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总统都在朝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此，我可以说，美中关系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

邓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１０日。

此前的１１月６日至９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１１月９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成为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听到基辛格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笑了，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邓小平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作为邓小平会见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对邓小平的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邓小平这个１８岁时在法国投身中国革命，并很快成为“少共”的积极分子的中国青年，在法国承担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为机关刊物《少年》刻蜡版工作。那时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刻蜡版，干起工作来浑身是劲，并因此赢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正是为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友好事业，促进世界和平，这个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其求实的品格赢得了美国博士的尊敬。

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退休前后，分别在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１月１０日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这一前一后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出于人为的安排，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想到的，那就是这次会见中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作为中美关系之船“起航”的“领航人”，邓小平在世界和平发展史上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1)

据说，有人曾经在白宫的一个外交使节的宴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让与会者回答———在美国，每天都必须要和总统在一起说话的人是谁？

有的人说那当然是第一夫人，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厨师，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甚至还有人说是总统养的小宠物等等。但答案都不正确。那这个人是谁呢？

最后，还是白宫的一个服务生无意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作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几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的情报进行整理向总统汇报，并提出不同方案和对策供总统参考，在白宫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担任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１年美国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里干过两年，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因此还得了“鹰派”代表人物的称号。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他又回到大学讲台，却提出了一些“鸽派”的理论。因其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东欧出生，又对东欧和苏联以及美苏关系问题有着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国权势集团上层人物的座上宾。他的简要明了地从世界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迅速概括成决策方案的能力和善于总结形势而提出口号的能力，也深受美国政治领导人物的欣赏。此间，在缅因州的东北港避暑的布热津斯基，与美国著名的大财团的总经理兼董事长、不久前又刚刚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洛克菲勒在其西尔港庄园，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密友。由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最上层银行和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组织———就是著名的“三边委员会”。这个“三边主义”就是布热津斯基的发明。

再后来，经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推荐，戴维的提名，经布热津斯基的同意，还未当选美国总统的卡特才得以成为“三边人”的。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在组成政府班子成员时，首先就请教布热津斯基。而且卡特还对他说：“还在我刚进‘三边委员会’的时候，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当总统，我就请你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希望布热津斯基“帮我一把”。而布热津斯基也毫不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荣幸！吉米，你决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的。”卡特也的确公开对记者说：“我有了最优秀的顾问！”

像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担任此职务后，因其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闻名遐迩。

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秘密表达访华愿望。卡特单独秘密会见布热津斯基，并给予“特别授权”，表明“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１９７８年４月，对吉米·卡特来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或许就是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了。他已经内部秘密决定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建议中美建交时间为“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卡特觉得，中国人将每年的１月１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开始的含意，中国人会很喜欢这个日子的。而离这个日子不到８个月了，美中双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障碍和分岐吗？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经调整为：要中方接受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安排。这是建交谈判的核心基本点。中国能接受吗？没有人能知道。结果会怎样？为此，他曾授意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带着这个“最低限度”建交条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试探，设法将美国的这一想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可是，伍德科克为此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或许只有派出总统特使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这一条路了。因为时间紧迫，时年（１９７８年）的秋冬，国会大选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这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１９７９年１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如果不在１９７８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等到明年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１９７９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而作为布热津斯基，自然不愿意放弃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使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曾多次敦促总统改善美中关系。而早在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３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时（当时卡特总统对黄镇和记者们说：“由白宫出面为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黄镇完成了自己担任该职５年半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当众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的口头邀请。其实，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了“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的。而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议卡特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这次黄镇的口头邀请，就是中国政府对布热津斯基的重要回应。布热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自然受到了作为国务卿的万斯的强烈反对，并为此爆发了争吵。

然而当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国碰到了“邓小平的钉子”，没有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协议的时候，布热津斯基自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该他出场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华盛顿正式通知北京，布热津斯基接受了邀请，具体日期待定。４月２６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日期定为５月２０日。这就表明卡特总统开始准备迎接他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挑战。

５月１２日上午，布热津斯基按照惯例工作程序，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呈递最新简报，在介绍完最近２４小时内世界各地的情况后，起身告辞时，卡特让他留下来，说：“兹比格纽，你等等，我想和你专门谈一下你访问北京的事情。”

等布热津斯基坐下来后，卡特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希望能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准了情况，你就可以见机行事，抓住机会，把关系正常化推进一步。我给你特别授权。”

听到总统如此的决断，布热津斯基顿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说：“这太好了！”

卡特继续说：“你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就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其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办。”谈话后，布热津斯基立即在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协助下，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有五页纸的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请卡特签字，以作总统授权依据。

但卡特并没有马上在此份书面指示上签字。他准备开一个会，给几个要员通气。５月１６日上午，卡特总统亲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布热津斯基即将进行的访华事宜。往常总统召开这类涉及外交事务的政策会议，通常都是万斯先作发言。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样，先看看万斯。万斯则坐在沙发上，一反常态，默不作声。

卡特知道万斯由于自己的意见未得到采纳，心中不高兴。于是，卡特就示意国防部长布朗先说。布朗此次态度鲜明，极力主张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同中国进行更为广泛、更加实质性的会谈。布朗说：“我们应当借助这次访问，将美中关系正常化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布热津斯基也说：“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大幅度地推进关系正常化，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美中军事战略关系，我想总统考虑，能否在我的已经确定的访华代表团名单中，再增加助理国防部长阿布拉莫维兹，责成他在北京专门向中国方面通报全球战略形势。”

卡特基于急剧变化的美苏关系和国际形势，接受了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观点，因而在会上表态说：“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总统在这样的会议上作了决定，万斯尽管不悦，也不再持反对意见。

５月１７日，卡特在此份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书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后签字。在这份文件中，卡特总统就中国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而高度机密的决定。其中提到两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问题和美中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人：“我们把美中关系看做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彼此一致的长远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者地区性霸权。所以你的访问不是战术性的，而是要表明我们对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根本和持久的性质。访问一开始，你就要强调这一点。”

关于美中建交问题，卡特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你应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向前迈进，积极谈判，扫除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因此，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也就被赋予了洽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使命。与上次万斯国务卿所作的试探性访华相比，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访问。

布热津斯基格外重视这次访问，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并成功地说服了卡特总统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华主席：特备月球岩石标本一份，赠送给您和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万斯对布热津斯基的行动有些耿耿于怀，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计划确定后，原来就商定不提前向苏联打招呼。但后来，布热津斯基得知，国务院有人未经白宫准许就擅自向苏联驻美大使馆打了招呼。以致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将离任已久的苏联驻华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来。

在布热津斯基即将成行之际，万斯又去向卡特建议，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应该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想以此来削弱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战略意义。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实力与原则》一书中记述，为了不让苏联因素干扰其访华之行，他劝说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这样，邀请葛罗米柯访问美国的计划就经卡特同意被推迟至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之后。

布热津斯基临行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求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布热津斯基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希望美国考虑改变这个访华日期，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台湾新“总统”蒋经国就职典礼的日子。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的官员只好说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奥克森伯格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事无法改变了。”

沈剑虹还不甘心，就要求约见布热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热津斯基传出来的答复是太忙了，只能在访问北京回来以后再考虑会见。沈剑虹敏锐地感觉到形势有些不妙了。

５月１９日，布热津斯基一行终于乘专机飞离华盛顿，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并按计划于５月２０日抵达北京。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2)

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汇报后，卡特说：“你被邓小平迷住了”。

当布热津斯基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饰其内心的波澜，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已。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次北京之行时说：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这次访问，与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１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飞越喜玛拉雅山的“勃罗行动”联系起来。甚至他还想到非常巧合的是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的基辛格和自己，两人竟然都是非美国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国出生的，他是在波兰出生的），而且在接受这项任务时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又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战略考虑。

在飞机上，他还非常关心讲究礼仪的中国会给予他什么样的礼遇。他问助手们，基辛格和万斯第一次飞抵北京时都有什么人去机场迎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奥克森伯格告诉他，基辛格第一次飞抵时，迎接他的是过去与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共过事的叶剑英元帅，后来是军委副主席，还有就是当时刚宣布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而去年迎接万斯国务卿的是已经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布热津斯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担心他飞抵北京时受到怠慢。他所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职务上与国务卿相当，会受到相同的欢迎礼仪吗？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抵达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国务院的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弗兰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奥克森伯格等。

当美国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外交部长黄华夫妇出现在舷梯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曾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人决定对这次访问给予与国务卿来访同样的规格。”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访问北京，印象很新鲜。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

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４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深谙谈判艺术的布热津斯基对这次访华，可谓作了充分准备，在对美中两国近１０年的谈判记录作了潜心研究分析之后，精心设置了一套谈判计划。他知道，在同邓小平或华国锋会面以前，他与中国外长的谈话，中方将会进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与黄华外长会谈时，连翻译在内，用了三个半小时，“有意识地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目的是想在战略问题上一旦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后，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讨论此事。也就是说，“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时零５分至６时３０分，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邓小平是在布热津斯基刚刚参观了故宫博物馆后就进行这次会见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与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做文章。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

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他已经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与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都阅读了一遍。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和主张，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觉得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容易理解的。”

紧接着，布热津斯基“便一头栽入”他在与黄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布热津斯基说：“总统要我转告你，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作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布热津斯基头一天和黄华的会谈中，并没有具体涉及到这一实质性问题。于是，邓小平说：“阁下，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回答时，布热津斯基试图让邓小平了解美国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美国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布热津斯基为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在和阁下私人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何时、如何解放台湾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

布热津斯基说：“关系正常化以后，感到不安全的台湾可能会转向苏联。”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既然美国要维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

双方的立场就这样接近了。

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

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有意”使用了“历史转折时代”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试图向邓小平讲清楚，“即使在正常化以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布热津斯基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接着，布热津斯基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进行高度机密性的磋商。

邓小平立即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邓小平还是忍不住用“挖苦”的语气说道：“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了。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但敏锐的布热津斯基又立即肯定地补充了一句：“我已经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下了决心了。”

随后，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的会谈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小平粗线条地重申了头一天黄华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可能不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之后，他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

布热津斯基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

邓小平没有他的看法，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

布热津斯基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就对邓小平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过去３０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但就像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的那样：“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入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３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邓小平接受布热津斯基的邀请，是在他们当天晚上的会谈中。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一个下午。在快要吃晚饭的时候，转换地点来到了北海仿膳饭庄边吃边谈，由过去给毛泽东、周恩来作翻译的冀朝铸担任翻译。

这天黄昏时分的北海公园因为这次特别的宴会而载入了史册。湖面波光潋滟，灯影粼粼，垂柳依依，和风拂面。在公园西边的仿膳饭庄里，古香古色的宫廷菜与点心令人回味无穷。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主人与西装革履的美国客人都因会谈的顺利而有些兴奋。

这是对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的一次谈话。数年后，布热津斯基才知道，邓小平这次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宴请他，是邓小平了解他，知道他这次访华的不易而给他的特殊礼遇。布热津斯基以后曾多次回忆起这一次谈话，说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个夜晚。他说：“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次日下午，华国锋总理也接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递交了从月球采回的岩石标本及带上月球又带回来的五星红旗。

在告别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在原来准备的祝酒辞中，特意加上了关于卡特总统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下了决心的段落。他在祝酒辞中首先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三个根本信念：第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第三，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然后，他加了如下一段话：“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希望与强大的中国有友好联系。他决心和你们一起，在上海公报的范围内，克服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尚存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了决心。”

布热津斯基一回到美国就立即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认为这次访问“很成功”。５月２６日，外出刚刚回到华盛顿的卡特就听取了布热津斯基的当面汇报。卡特也认为，尽管布热津斯基去中国的使命不是去谈判任何有关中美关系最后协议的，但是他干得很好，为后来取得进展奠定了基础。

这天，卡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从伊利诺斯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回到华盛顿时，兹比格已经从中国回来了。他对中国人大为倾倒。我说他着了迷了。”

西方的传媒对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反应是积极的。法国《世界报》称这是“中美关系决定性的里程碑”。德国《法兰克福报》说“中国领导人隆重地接待布热津斯基，其规格可与接待基辛格相比”。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3)

令布热津斯基感到“的确相当惊奇”的是，“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如约赶到他家吃美国风味的烤牛肉！

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你在中国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邓小平马上回答说：“有！在台湾！”

布热津斯基离开中国之后，中美于７月份正式开始了建交谈判。然而在美方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大原则之后，谈判在出售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美国不让步。直到１１月，谈判仍无进展。直到１２月４日，中美建交谈判的第６次会议在中国外交部会议室举行，韩念龙代替黄华作为中方代表告诉美国代表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提出的把１９７９年元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期，并告诉他邓小平副总理将于１２月１３日接见他，中美关系正常化才算正真有了重大转折。卡特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布热津斯基在邓小平接见伍德科克之前，会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此后围绕这一问题，邓小平先后于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１４日下午、１５日下午，三次同伍德科克会谈。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双方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共识，搁置了分歧。

按照计划，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应邀出访美国，作为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美国卡特政府的隆重欢迎。

邓小平的专机波音７０７飞机，经过１５个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科雷奇空军基地停留１个小时），于北京时间２９日凌晨４时半（美国东部时间１月２８日下午３时半）到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瑞雪兆丰年。刚刚结束的一场大雪给华盛顿披上了一件银装。在机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受到了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等的热烈欢迎。

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一行下榻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

７４岁的邓小平不顾长途跋涉的辛劳，信守８个月前在北京北海仿膳饭庄的诺言，在简单的安顿休息之后，便赶到华盛顿郊外麦克赖恩的布热津斯基家里，参加一个别有风味的美国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为了迎接邓小平的到来，布热津斯基一家这几天可谓忙得不亦乐乎。布热津斯基自己负责选购了满满一柜美酒；夫人亲自精心选择拟定了菜单，并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和水果沙拉等等；他让三个孩子———伊恩、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服务员负责端菜倒酒的服务。布热津斯基还请奥克森伯格、万斯、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等出席作陪。晚宴上他们吃着美国饭菜，喝的是上等的苏联伏特加酒。

布热津斯基高兴地举杯给邓小平敬酒时说：“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欢的美酒向你表达敬意。”

邓小平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而在晚宴开始之前，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还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国在私人财产方面有什么限制？人们有没有私人住房？能不能雇用人？城市里有没有私人企业？”

邓小平回答说：“中国有私人住房。等将来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可以买小汽车，但那可能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可以雇人，现在人们的工资低，将来工资高了就雇不起了。中国的城市有些小商小贩，‘文化大革命’时取消了，今后要恢复。”

宴会开始后，酣畅耳热之时，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的幽默风趣引得大家高兴地笑了。

布热津斯基又问邓小平：“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是否也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把目光投给邓小平。

谁知邓小平很快就回答说：“有！”

大家都把眼睛紧紧地盯着邓小平，等待着他后面的回答。而邓小平大胆公开地说出了“有”，这就让人敬佩。当时在场的布热津斯基的高级助手、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心理活动时说：“这将是令人高兴的夜晚。多么坦率啊！我们将了解中国制定政策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稍停片刻之后，邓小平接着说：“台湾有人反对。”

邓小平说“台湾有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这也再次让他感受到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后来有人分析说，如果布热津斯基能预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邓小平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要会谈和宴会。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多次回忆起与邓小平交往的往事，用许多笔墨对邓小平的风采进行了充满崇敬的描绘。

而这次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中作客，也就分明是在公开赞扬他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给布热津斯基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因为，去年春天的时候，国务卿万斯曾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发挥国务卿的作用，因此卡特总统曾一度降低了布热津斯基的形象，让他躲在幕后。而这种情况直到他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

所以，许多天过后，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办公室会见记者时，仍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

可见邓小平在他家吃了一顿晚饭，给了他多么大的惊喜和骄傲。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刚刚卸任的布热津斯基，他们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见中布热津斯基转达了前总统卡特的良好祝愿。邓小平也请他回国后转达他对卡特和蒙代尔的问候。他们还深情地回顾了１９７９年布热津斯基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期间的情形，邓小平笑着说：“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后的困难……”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1)

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就是我们经常从新闻报道上知道的撒切尔夫人。她是２０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中的一个传奇人物，是“二战”以后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英国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她出生于安普敦郡的一个小镇，曾在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后改学法律。１９５９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１９７５年成为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９年率保守党竞选成功后入主唐宁街，成为英国首相。因其受邱吉尔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而且坚持一贯的意志坚强、决策果断、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作风，素有“铁娘子”美称。她之所以在英国政坛备受好评，还因其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且力图以个人之力成为日渐沉沦的“日不落帝国”的救世主。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她还是冷战的急先锋，苏联媒体曾称其为“冷战斗士”，还有“西方制度的卫道士”之称。

“铁娘子”往谈判桌上一坐，才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跟邓小平一打交道，才发现邓小平是一个态度坚决非常执着的人。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交往，让人们难忘的自然是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当这个英国的“铁娘子”来到中国的时候，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面前“跌了一跤”，尝到了失败者的无奈。

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请先看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录的几段文字，看看她是怎样追忆和描述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她和邓小平的交往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治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亦真心中肯。

那么他们之间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那还得从香港说起。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４２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１８５６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６０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１８９８年英国人趁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２００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９９年，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期满。

因这三个条约均为侵略战争的产物，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和历届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承认这些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问题。１９４３年，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在战胜日本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借问题。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打内战，协议又被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此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７０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做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１９９７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８０年代初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因此，１９７９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随着１９９７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代表来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于是，解决香港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肩头。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2)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７５岁的邓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２０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国首相，１９７４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到现在还有２４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８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２５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将于１９９７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２９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１９９７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１９９７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１９９７年的限制和取消１９９７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２年３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１２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５０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希思来访，真可谓不辱使命。

１９８２年５月。港督麦理浩任期期满后，由曾４次在驻华使馆任职、通晓汉语的中国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于北京和伦敦之间，为中英最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

最后，双方终于确定，在１９８２年９月，撒切尔夫人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英国的“铁娘子”要和中国的“钢铁公司”握手，犹如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一样，整个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3)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７５岁的邓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２０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国首相，１９７４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到现在还有２４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８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２５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将于１９９７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２９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１９９７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１９９７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１９９７年的限制和取消１９９７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２年３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１２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５０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希思来访，真可谓不辱使命。

１９８２年５月。港督麦理浩任期期满后，由曾４次在驻华使馆任职、通晓汉语的中国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于北京和伦敦之间，为中英最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

最后，双方终于确定，在１９８２年９月，撒切尔夫人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英国的“铁娘子”要和中国的“钢铁公司”握手，犹如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一样，整个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1)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那是在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代表苏联老大哥来到中国并受到欢迎的。后来他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共产党国家把他叫作“反动派”。因为赫鲁晓夫留着一个光光的脑袋，于是人们又给他送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叫作“赫秃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有过一句名言，使赫鲁晓夫在中国更加出名并受到批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激情燃烧的“红卫兵”们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这位在斯大林去逝后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俄罗斯人，１８９４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矿工家庭。１９１８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１９３４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１９３９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２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斯大林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去逝后，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到１０天，赫鲁晓夫取而代之。同年９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６４年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头脑灵敏，点子不少，但比较粗鲁，脾气暴躁，工作方法简单。因其说话做事常常信口开河，莽撞失礼，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其当政期间，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高级领导人曾访问过苏联，赫鲁晓夫也曾３次访问中国。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１岁，比邓小平大１０岁。他和邓小平的交往基本上都是“打嘴仗”般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赫鲁晓夫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在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的巨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吵。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４年。

这年的９月２９日，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中国国庆庆典。３０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

当时邓小平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的名誉理事之一，在国家重大活动中基本上不怎么出头露面，自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

然而矮壮的赫鲁晓夫要真正认识这位比他更矮的“来自四川的小个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３年后的１９５７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１１月２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参加十月革命胜利４０周年的庆祝活动；一个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这年的１０月４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上居世界领先地位，无形中也给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终究会压倒西风。”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私下里交谈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有人接班吗？”赫鲁晓夫问了一句。其实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只是随口问道。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点起了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接着毛泽东还认真地给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１９２１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说到邓小平，赫鲁晓夫似乎和毛泽东的看法一致，他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泽东一听也笑了。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说的“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讲的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１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情。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许多政治观点是抱有不同意见的。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这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扬。其他苏共中央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对个人崇拜。

２月２４日夜至２５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而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其他国家代表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公开披露。６月４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国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

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邓小平一行于３月３日下午１点半回到北京。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由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参加会议的情况。

据说，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他失眠了。毛泽东似乎更加看清楚了赫鲁晓夫这个人。因为毛泽东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很不赞成。不久，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修改的文章对斯大林做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期间，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者召集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开会研究，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赫鲁晓夫的向斯大林亡灵发难、指责斯大林是个暴君，是没有对历史情境进行具体分析的全盘否定，是缺乏冷静的极端。斯大林确实有错误，但无论怎样他与苏联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赫鲁晓夫的行为导致各国共产党人大批退党，波兰发生流血骚乱，匈牙利更是全面动荡，直到赫鲁晓夫的坦克隆隆驶入布达佩斯，才算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恢复了秩序。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尴尬的局面。

对此，“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却又奇特的评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自１９５６年４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样大的会议肯定会涉及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的意见和分歧以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而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中共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但在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等问题，中共还没有适当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苏联提议并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正好为中共提供了机会。

苏共对这次会议也的确非常重视。会前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但没有得到支持。这才于１２月２８日向中共征求意见。２９日，毛泽东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给苏共。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见。

在会见中，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就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毛泽东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于是，会议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中苏双方讨论起草这份会议宣言，也就是会议的最后成果。

中方的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的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在会议中，针对“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因为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就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毛泽东就避重就轻，就干脆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就坐在了谈判桌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并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正式书面提纲。

这次会议，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惟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正像后来一位美国作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绘邓小平：“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像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把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赫鲁晓夫不敢怠慢，还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和外部都没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苏两国在１９５０年签定的同盟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它对中国、苏联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中国的“大跃进”等渐渐产生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一系列粗暴和过火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到了１９６０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冲突。正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３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２６国党代表会议和８１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的基础上，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之后，同意先由２６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且决定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率团赴莫斯科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对此，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中，他是用“龙逐熊”来形容的。他说：“龙逐熊开始于１９６０年的初冬。中国的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１１月中旬，邓总书记怒火填膺，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不到４个月前，苏联一夜之间撤消了３４３个合同、纪要以及２５７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召回了１３９０个援助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而对这种敲诈勒索，不仅是邓怒火万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员会里以陈云为首的亲莫斯科派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身不由己地走出这一步时，想必他知道，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成百万人要挨饿。”

８月下旬的一天，５６岁的邓小平来到钓鱼台，他一一检查了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准备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逐件逐件地检查落实各项事情。

看着邓小平那种认真的劲头，有同志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你讲，请你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当他看到人员都到齐了后，就认真地对大家说：“这次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可以说，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的厉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说，当他得知邓小平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后，就与邓小平谈什么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过好几次会议，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们一起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会上，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站起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而当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邓小平走进大厅后，赫鲁晓夫也已经等候在大厅里与中共代表们一一握手。

据说，接待的规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第二次访苏时跟赫鲁晓夫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今后把邓小平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估计赫鲁晓夫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叮嘱。

但赫鲁晓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不怕”邓小平，“要亲自和邓小平谈”。

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锋，就从这天一见面的欢迎宴会上拉开了序幕。

在宴会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邓小平显得冷静沉着又大度从容，赫鲁晓夫的脸上也始终挂着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尔巴尼亚问题开始了挑战。

赫鲁晓夫指责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党很不像话，对不起苏联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共产党，便十分坦率地对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加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涨红着脸大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你们不是说援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吗？”邓小平很温和地将了赫鲁晓夫一军，“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而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的话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赫鲁晓夫想借骂阿尔巴尼亚来指责中共的企图被邓小平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是明白的。两年前的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亲自向毛泽东提出并解释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与中国组建一个联合舰队的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因为事前，赫鲁晓夫是通过尤金转达这个想法的。所以这次会见，毛泽东在南苑机场迎接这位苏联客人之后，打破外交惯例，没有把客人送进宾馆，而是直奔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可见毛泽东对这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是何等的重视！当时，赫鲁晓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义，实际上是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会见中，赫鲁晓夫一再遮遮掩掩绕山绕水地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并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是做出了如何如何的援助，那意思就是说希望中国给他一些回报，或者作一笔交易，希望和中国“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对赫鲁晓夫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毛泽东非常礼貌而又不失坚定地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当赫鲁晓夫打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这张牌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后来，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和计划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２５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今天赫鲁晓夫旧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为筹码来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邓小平从容应对，毫不示弱。

然而，被将了一军的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卤莽的他不再绕圈子，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再次指责中共。他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们可以问一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说着，邓小平把头转向米高扬。米高扬看了一眼赫鲁晓夫就假装着给别人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拍起了桌子：“那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赫鲁晓夫说得倒很形象。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我们赞成反对人个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直言不讳。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意思是说，这将会载入历史的。对高岗的处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他拒绝了“高饶集团”拉拢的阴谋诡计。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党的内部团结。

但赫鲁晓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开河，不计后果。随后，他又轻率地对邓小平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对此，邓小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说，“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干什么？”

这时，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再这样僵持下去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就纷纷过来打起了圆场，互相敬酒，借此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

头脑十分聪明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又失言了，也就借机碰杯，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2)

赫鲁晓夫无理攻击脸红脖子粗，邓小平不卑不亢针尖对麦芒。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恶化。苏联领导人因担心中国的举动妨碍苏美关系，对中国不满，并于第二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１９５９年８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９月９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持中立态度，明显偏袒印度。９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来到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在对待台湾和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举动，教训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爆发了激烈争吵，最后不欢而散。１９６０年，中苏矛盾进一步公开化。４月，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３篇文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来到苏联，可以说也是有备而来。

然而想不到一见面，赫鲁晓夫就开始了指桑骂槐的攻击，可是在邓小平那里却丝毫没有占着便宜。两天后，赫鲁晓夫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就在苏共中央迎接２６国兄弟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会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大放厥词，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攻击：“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

赫鲁晓夫一边慷慨陈词，一边用眼角睨了一下邓小平。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话虽然在这里形容不是很恰当，但邓小平的表现确实是令赫鲁晓夫为之一震。

赫鲁晓夫话音刚落，邓小平就沉着地不慌不忙地端着杯子缓缓走到赫鲁晓夫身边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的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竟然有些冲动了，“你们中国共产党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说以苏联为首，这的确是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访苏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提出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苏联。

邓小平冷静地反问道：“可我们也从没有强迫或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１９５８年９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缓慢低沉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陈毅发生争执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对近乎咆哮的赫鲁晓夫明确地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给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赫鲁晓夫早就对中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找到机会要发泄了。他越说越激动，真是脸红脖子粗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

邓小平的话不卑不亢，坚定有力，不容置疑，让赫鲁晓夫无话可说。

在大会上，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毫不让步的坚定态度全面回答了苏共此前对中共的攻击，阐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对于苏联领导人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严正指出：“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在讨论即将举行的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件草案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中共和苏共分别作了一些妥协，达成了关于文件草案的协议。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对此，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这３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８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惟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在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１１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3)

邓小平再次挂帅出征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凯旋。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一封长达６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致使会议初期又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中共代表团抱着互谅互让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在会上会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使苏共也采取了协调和妥协的态度。最终，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苏矛盾得到缓解，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会后，刘少奇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邓小平率团回国。

１９６１年１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全会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周恩来在致辞中批评了这一做法。但在苏共的煽动下，周恩来受到了围攻。为此，周恩来愤然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１９６２年４、５月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活动；１０月，中国军队对印度入侵中国的行动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就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企图禁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共发表了８篇文章，对苏共此前的一些责难进行答辩。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发表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许多问题上攻击中共。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简称《二十五条》），反驳苏共的攻击。此后，苏共用各种方式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并无理驱逐５名中国驻苏联使馆人员和留苏研究生。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的高级会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也亲自出席。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依然充满着火药味。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回忆和记述：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言词。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将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邓小平留给赫鲁晓夫的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会谈是从７月６日开始的，连续举行了９次会议。分别由两个代表团轮流发言，每次１人。７月１４日，苏共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中共的《二十五条》。严重破坏了会谈气氛。在此情况下，会谈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提前结束。

７月２０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经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两次中的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与苏联的斗争是满意和赞赏的。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邓小平“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中这样记述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与较量：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惊奇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锐地指责苏联。但是，东道国的所有与会者中极少的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以前从未听过对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公开批评出自中国人之口，倒是有几个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鲁晓夫信徒风闻过对中国的批评。

邓把对列宁党的进攻处理得相当机智。他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大会：这里，在共产党第二次莫斯科国际会议上他向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邓在他的讲话中说，“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对这种指责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就在１１月２０日再次发生边界冲突时，他才反应过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于一直怀有和好的愿望，邓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颂扬”不可原谅。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他一反常态，态度和蔼。休息时他也仍像一位矿工样。为了让记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长得高大的刘少奇和矮小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当中。

从邓小平总书记之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兄弟关系的现状。经过同毛和政治局的协商，他播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种子。为了赞许这次“功绩”，党的主席１２月９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代表团。

邓作为伟大的“反修主义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１９６１年１月在北京八届九中全会上走向麦克风，向大家报告在莫斯科的情况。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绝了和

稀泥的观点。根据他讲话的主旨，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苏联共产党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赫鲁晓夫加速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猛烈攻击中国兄弟党，以致于周恩来总理愤而退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共产党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９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的新党纲之普遍适用性有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党纲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修正主义的尖锐批评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几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外，这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中国的内部政策还是外部政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人从１９６３年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２月２７日他们还是收到俄国人请他们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的诚恳邀请。３月７日，邓以总书记身份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中国准备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同苏联进行会谈。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来通知克里姆林宫，邓将率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前往。

这期间，北京正在高速准备同苏联共产党的下一轮论争。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邓的书记处着手拟出论纲，它后来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书的话，那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建议不是出自邓之手，而是出自伟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５８面的公开信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它表达了中国希望结束这场论争、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意愿。

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５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３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７月５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妥协的谈判首领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对手，给苏斯洛夫设下圈套？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锁着的门背后双方正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外面，两党的宣传机器在唇枪舌剑。７月１４日，刚好是中国人发表公开信后一个月，苏联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信里向人们呼吁“苏联爱国主义”和“人类友爱”。他们愤怒已极，像纯粹说教的传道士一般，说中国人居然敢攻击“伟大列宁的党、共产主义的发源国、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民”。与此同时，在整个苏联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不管是工厂集会还是群众集会。７月１９日，赫鲁晓夫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出席了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他亲自接过了攻击的长矛。中国代表团对党的首脑突然掺合进论争吃惊不小，因为他在邓抵苏后不久还让人去赔礼道歉呢。

同坚韧的中国人争论的是纯粹路线问题，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几间房子远的地方，他同外长葛罗米柯正与美国总统特使Ａ·Ｗ·哈里曼和英国政府代表洛德·黑尔什姆在谈判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也涉及到中国的利益。条约签字者有义务：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陆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试验；不向第三国输送核武器。

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出席反华集会后不到２４小时，苏斯洛夫和邓就中断了陷入僵局的会谈。公报上简短的说明是：无一定期限地推迟。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气氛：在中国人归国前的晚上，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在惊愕的气氛中，大酒量的俄国人和善饮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词。他们打了９年交道，之后再也没有会过面。

直到今天，邓小平对那以后不久被推翻的党的首脑的评价仍是否定的。１９８０年８月他说：赫鲁晓夫对中国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还为我们做了点好事，建国初期，他真诚地帮助过我们，建造和改造更新工业设备，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偿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须付钱的。但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切都变了。他宣布了斯大林时代签的条约和１００多份合同无效。

当总书记同他的谈判代表团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０日离开莫斯科机场时，人们的印象是，他离开了敌对的土地：出于安全的原因，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坚定的“反修战士”的飞机还未在北京机场完全停稳，党的领袖们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还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邓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从那时起中苏关系急速地走下坡路：１９６６年两党关系破裂，两年后关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１９６９年达到最低点———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如果说邓曾经追打过俄国熊，那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他就是想驯服它们。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悄悄地没再指责修正主义了，而邓曾为这种指责极力辩护。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他说，今天，中苏关系存在三大障碍：越军侵略柬埔寨、苏军侵略阿富汗、５１个师（４６万人）和ＳＳ－２０导弹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出认真的一步，”８２岁的邓说，“清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迫使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我将准备同他见面……”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4)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扫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戈尔巴乔夫。我相信，这次会见对改善中苏关系、对中苏两国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乌利·弗兰茨文中提到的赫鲁晓夫把手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肩膀上让记者照相，这确实如此。感谢摄影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已作为本文的一个插图，供大家欣赏。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方又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为此，中共从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９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双方再次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此后，中苏两党的关系紧张，直到１９６６年３月，两党关系正式中断。１９６９年，两国又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样，中苏两个大国就从结盟走向了全面对抗。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重新改善关系，并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已是戈尔巴乔夫时代。

２０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这场中苏论战和分歧时说：“从１９５７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６０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２０多年来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还坦诚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但邓小平也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了屈辱。”

邓小平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时说：“马克思去世后１００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邓小平的话是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经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处理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和坚持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并且吸取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现实问题看得准确而且处理得准确，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和较量，为邓小平更加成熟地走进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的精彩谈话以及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赫鲁晓夫无疑成了邓小平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1)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

———邓小平和日本天皇

记忆可以尘封，而历史不会；时空离我们再遥远，历史也不会走远。有一个传说在时光里走了两千年：一个叫徐福的人，为给秦始皇求得灵丹妙药，带３０００童男童女远漂东洋，此后才有了大和民族。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日本的铁器和水稻的确是从中国引进的，就连今天他们的和服和文字仍然与中国的文明密切相关。

当时光走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执政的明治天皇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开始派兵入侵台湾，进行扩张试探。此后，１８７９年出兵吞并琉球群岛的是日本人；１８９４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中国海权丧失贻尽的是日本人；１９００年结伙“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１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７年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还是日本人……直到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用血和泪去叩问大地的沉默，在水深火热中抗争的炎黄子孙终于从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上撕碎了那面“膏药旗”。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难书，这些铁的事实是决不允许篡改的！

６０年，弹指一挥间。日本———仍在海那边！今天，中日关系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恩仇未全泯，相逢早一笑。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中日关系再好，但汪精卫是中国的大汉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东条英机是战争罪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说起中日关系，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历史。同样，说起邓小平和日本天皇的握手，这还得从中日建交时说起。

日本人于美国人那里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周恩来拒绝日本佐藤的“水鸟外交”。田中首相一口气登上长城的第４个烽火台，“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毛泽东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当时光又过了１００年，走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时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１９７１年，对新中国外交史来说，可谓是胜利的一年。几乎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破冰之旅”的同时，在纽约召开的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２７５８（ＸＸＶＩ）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震撼了世界！

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和美国一样，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与美国一起进行百般阻挠遭到彻底失败之后，却又如尼克松自相矛盾的双重性格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样，也立即着手改变对华政策，主动开始与中国接触。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来被日本人称作的“越顶外交”在东京引发了一场地震。

原来，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０时正式对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宣布———即中美国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访华的前３分钟，日本首相佐藤才接到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的火急电告。而当时佐藤正在内阁开会研究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时，眼睛大睁，脸色发白。据说，其惊讶得有两分钟张着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此前，佐藤荣作对亲密盟友美国与敌对中国进行的暗地接触、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北京，竟然毫无所知。他困惑而沮丧地从内阁会议厅出来，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记者拥上来纷纷询问此事。佐藤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是没有料到，没有料到啊！……”

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消息一披露，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不断有大批游行队伍到内阁大门前示威，要求佐藤首相辞职，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顶着巨大压力的佐藤据说下班后甚至都不敢立即回家，只好等到游行队伍散去才敢出门。其实，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据著名外交题材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在其专著《新中国建交谈判实录》一书中记载，“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佐藤组阁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过：‘中国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佐藤内阁面临的重要问题。’说是这么说，但在实际行动上，一直在中国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令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进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这是当年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如果访日成功，必将对改善中日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要是他真想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以推进改善日中关系，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此后，他一直坚持反华的顽固立场，阻止中日之间民间的友好往来，破坏已经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贸易，并以现职首相身份访问台湾，还一直积极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对于佐藤及其内阁的反华言行，中国方面一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实际上，佐藤和尼克松在华盛顿曾就中国问题达成过一个所谓的“双方有关政策需充分协调，双方应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协商”的协议的，约定两国首脑之间如采取重大步骤时需事先进行紧密的联系与协商。这个事前协商的原则成为新日美安全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可当时所签协议的英文文本上却只写了保持“联系（ｃｏｎｔａｃｔ）”，日本外务省推敲英文文本时疏忽了要进行“协商（ｃｏｎｓｕｌｔ）”这个极其重要的词汇。用当时《朝日新闻》的评论说：“尼克松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国的利益，未必会为中美秘密接触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实，在会谈协议中即使英文文本上有需要‘协商’的条款，尼克松总统也不会跟佐藤首相协商的。尼克松连对自己的副总统、国务卿及国务院都瞒着，又怎么会跟日本协商呢？”日本共同社评论说：结果使佐藤哑巴吃黄连，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

详情披露，舆论大哗。日本国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导致了日本国会一片责难与追究之声；日本各政党和国民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懑。日本舆论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中美秘密接触不与东京打招呼称为“越顶外交”。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数天，佐藤在国会答复日本社会党与公明党议员质询时，还顽固地表明了反华政策，他说日本不赞成“用中国代替国府”，“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同一的道路”。他还对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

佐藤倒行逆施，在顽固追随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惨遭失败之后，迫于国内压力，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得到中国的答复。之后，佐藤采纳外相福田的建议，试与中国搞所谓的“水鸟外交”———水鸟浮在水上，脚却在水下划行———喻意为秘密外交。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由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任正副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时，美浓部向周恩来转交了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内容如下：

贵国与我国的关系……成了不幸的关系，但今天已不允许对这种不自然状态置之不理了。尽快消除这种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我的理解和认识是，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同时，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国家、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行把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法。

周恩来看完信立即严肃鲜明地说：“此信的内容，与‘台湾独立’论有关，我是拒绝接受的。”

周恩来“拒收”保利茂的密信，并严正指出：“该信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两字；并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是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美浓部问：“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来中国访问，谈判解决两国间邦交正常化问题，中方都没有表示欢迎。那么，中国为什么却同意尼克松总统来访问呢？”

周恩来强调说：“佐藤与尼克松不同。中国同意尼克松访华，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华沙进行了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既然大使级会谈可以，两国领导人也可以进行会谈，何况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访问中国以解决中美间的问题。佐藤则不然！他一开始就没有诚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以后才表示希望访华，中国不能接待他。”

周恩来转而谈到中日两国间的实质问题，说：“朋友们，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

飞鸟田一雄副团长也问：“总理阁下，佐藤访华的事麻烦不少。我想问问，贵国可以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那么，能不能也让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呢？”

“日本基辛格”这个词一冒出来，使接见厅里有了一阵笑声。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环视着在场的日本议员们，说：“至于说到日本要派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而早在这年９月３０日凌晨１时３０分，周恩来接见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议员代表团时，就谈到：“遵守原则，总有一天正常化会有结果，放弃原则不好。下一届内阁不行，就下下届内阁，还有下下下届内阁。”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定不再同佐藤及其追随者打交道了。

这次，周恩来拒收“保利书简”，使福田的“水鸟外交”遭到失败。此事很快就由传媒传至日本，佐藤内阁又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抨击。当时，人们曾经讥笑外相福田纠夫这一对华外交方式说：“黄海是相当宽的，尊鸭何时方能游到彼岸？”但在１１月１０日这个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的谈话也并没有把中日关系的大门锁死，而是留了一个缝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但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后来，田中角荣上台以后，中日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共识。

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握手７个月之后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随着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ＤＣ—８型日航专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日本国歌《君之代》与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两首让中国人民有着绝对不同感情色彩的歌曲在一起奏响时，“也颇有深意地标志着新时代的史页被掀开了”。

当迎宾车队驶进钓鱼台国宾馆田中角荣下榻的１８号楼的时候，周恩来笑着对他说：“年初尼克松总统来的时候，也住在这里。”

田中微笑着说：“尽管美国总统来得比我早一点，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啊。”

在客厅里品茶漫谈，气氛融洽。田中说：“我看书得知，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钓鱼住的行宫。日本也正在第一次建造迎宾馆。”

周总理问：“以前没有吗？”

田中说：“过去嘛，是用朝香殿下放东西的地方迎接客人。现在呢，把赤坂离宫的旧建筑物来一番大改造，作迎宾馆。造好之后，请你做第一位客人。”

周总理听懂了，不待翻译译完就朗声笑说：“我感到很荣幸。”

田中说：“迎宾馆规模不大，却是仿巴黎凡尔赛宫建造的。”

午餐过后，没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第一轮会谈。上次尼克松访华时的首脑会谈是面对面隔着桌子就座的，这次周恩来特意安排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就座，并说：“这样坐有家庭气氛。”

田中代表日本人民赠送给中国人民１０００株大山樱和１０００株日本唐松树苗的礼单，向毛主席赠送了东山魁夷画的《春晓》，向周总理赠送了杉山宁画的《韵》；大平外相赠送给周总理的是细线鸳鸯挂毯。

会见赠礼之后，进行会谈。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田中就任首相以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讲话。田中则首先对日中两国在过去有一段“不幸的时期”表示了遗憾，并诚恳地说：“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今后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相处。”

双方各自坦率地阐述了基本立场和想法，表示谈判，一举实现复交。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在周恩来致了欢迎词之后，田中首相接着致答词。田中在答词中承认，“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来北京，“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但在谈到过去的历史时，他却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这个“麻烦”之说，却引起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特别不满。当日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即与叶剑英、姬鹏飞、廖承志等去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汇报。当周恩来汇报到田中答词中的“添麻烦”之说时，毛泽东当即打断而问道：“麻烦？因碎屑小事惹起的不快，为麻烦。半个世纪的侵略只是‘添了麻烦’？”

２６日下午第二轮首脑会谈时，周恩来专门就昨晚致词告诉田中：“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是很轻的。”

“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田中出汗了，擦汗之后又说，“这个表述如果在汉语里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换。”

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谈到了联合声明问题，大平说：“我们觉得，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要是从条文上去死抠，就理不出头绪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刚才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对方；如果只从条文上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所以我们没有找条法司的人来参加会谈，参加的都是搞政治的人。”

田中说：“我就任首相时就立即表示，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立即表示欢迎。这就是我们大的一致。”

周恩来说：“不久前的中美联合公报，如果从法律条文着眼，无法通过。但尼克松很信任基辛格博士，我们双方谈判，从政治上找一致点。那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步；要实现建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日关系就不同，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日台条约》存在于你们与台湾之间，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是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不能让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

大平说：“要建交，就要与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

接着，周恩来用很艺术而和缓的语调说：“刚才首相、外相从大的一致都说得好。但是，我并不认为今日上午外长会谈时日方高岛局长说的话，已经表达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真正意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真不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解决邦交正常化。”

会谈中，周恩来对在上午第一轮外长会谈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提出的所谓“蒋介石已在日蒋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两国联合声明中就没有必要再提赔偿问题了，也没有必要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写进联合声明”的提议，提出批评，并说：“我们对此感到诧异。”

田中与大平相互望了一眼，问：“那么，中国方面是什么看法？”

周恩来愤慨而坚定地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他这是慷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田中紧接着说：“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轮会谈从下午２时谈至４时４０分。会谈结束，日方官房长官对记者们吹风说：“刚才，两国首脑进行了令人惊讶的坦率的讨论。”但会谈仍没有进展。

回到房间，大平抱怨地说：“真是伏兵奇出，不好办。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却突然成为要解决的问题了。”

田中没有吭声，似在思考着往下怎么办。

大平说：“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无颜回日本。”

田中说：“怎么，这个时候就觉得玩不转啦？”

大平说：“那么，您说该怎么办？”

田中望着大平的眉头仍然锁着，就大笑着说：“那就看你们这些诸葛亮出谋划策喽。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必要太让步。万不得已就回东京去，就当出来旅游一次好了。”

这时候，参加谈判的外务省官员们也被叫进田中房间里来了，田中神态严肃地对他们训话：“你们各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学问的。但是，不要钻牛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再奋斗一次吧！”

田中作简短训话之后，就在下午５时许开始了第二次外长会谈，这是在原定日程安排中所没有的。这次外长会谈，要根据刚刚结束的首脑会谈精神，就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的文字进行磋商。会谈是这样进行的：大平外相先逐条解释日方方案，姬鹏飞外长认真地作笔记。每解释完一条，就由姬外长的助手送到另一个房间里，交给坐阵在那里的周恩来审阅，重要的问题报告毛泽东。

自从尼克松之后，世界各国首脑政要访问中国，攀登长城成了访华“必修课目”。中国外交部礼宾官员们在１９７２年就有了这么一句口头禅，外国朋友来北京有三个“Ｍｕｓｔ（必须）”要做：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而攀登长城则居三项之首。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７日下午，长城又迎来了一位新客人。日本首相田中一下车，就以矫健的步伐开始了攀登。按原定计划，田中只登至第三个烽火台就行了，但是他仍不肯罢休，又一口气攀登至了第四个烽火台。日本与西方记者们纷纷从长城当场发出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爬长城归来后，双方接着谈判。然而，如何处置“日蒋条约”中关于日中间已经结束战争状况这个问题上遇到了表述上的麻烦。田中说：“怎么样才能使双方都交待得过去呢？”最后还是周恩来出了一个好主意，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况”这样的说法来表述，使双方都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后来，古川万太郎在《周恩来与日中关系正常化》一文中表达了日方的感受：“周恩来实在是高深莫测的人物。据说，在日中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提出这个方案之后，田中、大平才确信邦交正常化可以实现。”

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认为：这是周总理在中日复交谈判中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完全可以与中美谈判中基辛格所发明的那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奥妙”。基辛格那段话是：“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取得了一致。２７日晚８时３０分至９时３０分，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田中角荣。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已经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忙说。

毛泽东笑说：“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没有放过田中的“麻烦”问题，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知道了，我会按中国习惯改换过来的。”田中说：“我们很快要达成协议了。”

毛泽东说：“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说：“我们到北京来还只有三天嘛。”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

在座的众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说：“美国人今年２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说：“上个月，基辛格在东京问我，为什么要急于访华，我告诉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久远得多啊。”

毛泽东说：“我很赞赏你这么说。”

毛泽东谈到了中日两国交往史，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读书、汉字谈到文化的渊源，从日本天皇谈到中国惟一的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从《四书》、《五经》谈到家庭，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还谈到了毛泽东自己的少儿时代。

毛泽东还说：“上次我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回我也投了你们的票啊，你是自民党主力嘛，主力不来怎么行？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笑说：“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如果参加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田中知道，会见该结束了。毛泽东指着房里四处堆积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他指着书橱上六卷本《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周恩来走了两步将书从书橱上取下，递给了田中。

田中收下书，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你健康长寿。”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书房外的走廊中间。毛泽东与田中、大平会见，意味着日中复交谈判的难关已过。

９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４０分，第四轮首脑会谈在钓鱼台１８号楼进行。气氛更为融洽，双方就在外长一级进行磋商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了协议，并一致同意在９月２９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剩下的日蒋外交关系如何处理问题。

在讨论中，大平表示说：“日本方面将单独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周恩来问：“什么时候发表，请明确说明具体日期。”

大平说：“请相信，外交问题是绝对不会失信的。如果日期定下来了，万一届时晚一个小时或一天，就会影响两国的信赖关系。因此，相信我吧，由我来办。”

周恩来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同国外交往，讲话一向是算数的。”接着，他从《论语·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说，“这是孔子回答子贡的问话，说作为一个‘士’应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条。”他铺开一张纸，题写了这六个大字，赠给田中首相。

田中接受之后，也铺开一张纸，挥毫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赠给周总理。田中说：“这句名言，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为政者圣德太子说的话。”

当晚，由大平与姬外长进行联合声明文字的具体磋商。对于“添麻烦”问题，日方的认识有了提高，对田中致词中说的“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在联合声明中，文字上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１８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在茶色封面的联合声明文本上，先由姬外长、大平外相签字，再由周总理、田中首相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大平于设在民族文化宫的大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严肃地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结束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他立即转而宣布，作为日方在联合声明所表明立场的重要补充，日方明确地宣告废除日蒋条约。大平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建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午１时许，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飞往上海。据说，在当晚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与田中、大平碰杯的时候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刚刚就任首相两个多月就亲手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更是激动不已，素不嗜酒的他竟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去祝酒，向中国朋友、向自己的下属敬酒，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大平悄悄告诉周恩来：“我还没有见过首相离开座位去敬酒呐，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哟。”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2)

邓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异，说：“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

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完全走上正轨。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也随之起伏跌宕。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位开国元勋先后撒手人寰，中国也没有一位领导人访问过日本。当年田中首相曾在钓鱼台盛请周恩来总理作为日本国国宾馆———赤阪迎宾馆的第一个客人的邀请，也随着田中的下台而成了空头支票。

应该说，自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抵达日本，和东乡文彦外务次官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的条款上意见分歧，谈判进展缓慢，断断续续。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组成新的内阁。但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后来，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终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宣布辞职。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受命组成福田内阁，由大平正芳任党的干事长，园田直任官房长官。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决定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取得一致意见，就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党内反对日中条约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又来拖后腿。正如园田直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福田）就对日中条约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举步不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恢复其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世界上的反响甚至比在中国国内的反响还要强烈。

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尤其以与中国近邻的日本更为强烈。日本政府立即发表看法，对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局趋向稳定，从而使日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也将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打破日中谈判的僵局。当时的《东京新闻》发表文章说：“由于邓小平的恢复工作，中国的外交路线将进一步增强灵活性。”并形容说，“邓氏的恢复工作也将成为（日中缔约）谈判的促进剂。”

实际也正像日本人所预测的那样。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早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０日，邓小平会见以浜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就曾指出：“对于福田首相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的这个带有声明式的谈话，其实就是暗示福田纠夫首相下定最后的决心。

而在更早的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５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时，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谈。

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５０年、１００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是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最后邓小平坦诚地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到三个月的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众所周知，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复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动，就是因为日本政界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灵活性”能够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贡献，主张抓住这个时机，尽快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就在这一年的１０月，日本专门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协议会”，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号召参加日中议联的议员和１０２位在过去７年中访问过中国的国会议员入会，给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二阶堂进也在其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阶堂进选择了这个时机访问中国，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尽快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因霸权条款而搁浅的。二阶堂进就是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二阶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９个月后中日双方谈判重开，经过十多轮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后话。

邓小平说“缔结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细节上可以灵活对待。随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方的立场，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场上能有所前进。他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的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的全球战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看到苏联霸权主义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邓小平反复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他分析说，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１００万军队，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发动战争则还差些，“苏联要进攻中国，１００万军队算什么，它没有５００万、６００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而欧洲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他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它们最基本就是要保护通道，以免被包围封锁。

邓小平在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之后，指出：“有些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１００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的。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

在日本，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福田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３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５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７月２１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８月８日，福田派园田直外相访华。

在接见日本友人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邓小平对园田说：“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不算慢。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在邓小平“求大同，存小异，寻求更多共同点，寻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帮助和配合的途径”的灵活的外交方针指导下，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下午７时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

当时福田首相在官邸的电视机前收看了签字仪式的情景。据说，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６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那把椅子。时过境迁，物在人易。此时的福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完签字仪式后，福田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而此时距第一次谈判的１９７５年，已经整整过去了４年。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3)

日本外相园田直突然打破惯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邓小平，并说：“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福田首相连声称赞邓小平是“超人”，并不无得意地对邓小平说：“我的名字就取自，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日，从表面上看上去是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而实际上，互换批准书这件事情在邓小平访日这个举动上已经成了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事务。日本方面丝毫不敢怠慢，处处都把邓小平当作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来接待。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的东京，秋高气爽，枫叶流丹。

２２日，一架尾翼上漆着中国红五角星的军用三叉戟徐徐降落日本羽田机场。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和儿童。他们挥舞着中日两国国旗，高喊着：“热烈欢迎！”

早早等候在停机坪上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当飞机悬梯刚刚放下，就打破惯例突然改变在舷梯下迎接中国客人的迎宾计划，在礼宾官员猝不及防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客人的到来。

这位中国客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

在机舱里，满面笑容的邓小平没等园田直开口，就握着他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

园田直笑着激动地说：“你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与邓小平随行的有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

邓小平在园田直外相的陪同下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机场鸣礼炮１９响。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邓小平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并与迎接的日本官员一一握手。之后，在园田直外相和日方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日本国宾馆赤坂宾馆。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赤坂宾馆是日本天皇的离宫，从１９６８年开始按照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进行改建，作为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直到１９７４年完工。１９７２年９月，在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中国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曾表示，等这一国宾馆改建好后，希望周恩来总理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

邓小平的到来，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

上午９点半左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身着绣有金花的中式上衣的夫人卓琳，在佐藤的陪同下来到正门前厅，福田首相携夫人亲自来到这里迎接邓小平夫妇。双方进行简短的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在福田首相的陪同下，检阅了由１００多名陆上自卫队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乐队高奏两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君之代》。

内心充满自信的邓小平沉着稳健，不时向士兵们挥手。当走到两国国旗前面的时候，邓小平深深地向国旗鞠了一躬。接着，在《江户日本桥》的乐曲声中，邓小平和福田首相各自向对方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两国官员和２８个国家的驻日大使。日方根据中方的意见，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没有邀请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

据说，连日来，日本的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很难见到明媚的阳光。但在日方举行完欢迎邓小平的仪式后，天气顿时晴朗，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天气的骤然变化，给邓小平访日增添了更加亮丽的色彩，令中日双方平添了一份难得的欣喜，似乎让人们感受到这天气也成了中日友好光明前景的某种象征。这正好如日本外相园田直对邓小平访日形容的：“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１０时左右，邓小平在安倍官房长官的引导下，前往首相官邸，礼节性地拜会福田首相。

福田首相先在一楼的吸烟室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

“昨晚休息得好吗？”福田开口问道。

邓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因为没有时差，休息得很好，谢谢！”

两人随即并肩来到二楼的首相办公室进行会谈。

寒暄之后，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他爱抽的“熊猫”牌香烟，从容地按中国的礼节递给了在座的每人一支。这样一来，会谈的气氛就立即变得轻松起来。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深情地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这一天终于实现了。我十分高兴，这次和首相第一次见面交换意见，可是相知已久。”

接着，他们共同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曲折经历、波折和困难，并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

福田说：“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小平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在日本，有些持慎重态度的人直到最后才同意这个条约。虽然有些人反对，但多数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小部分外，也都赞成这个条约。我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

“中国国内也一样，政府当然没有问题，人民也欢迎缔结这个条约。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会场的人一片笑声。“我觉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语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毫无拘束地随便交换意见。”

当福田首相谈到“自己只对战前中国的情况熟悉，战后由于种种情况和工作忙，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了一下身子，微笑着回答说：“我早就听说，日本把坦率的会见叫作‘披浴巾’。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邀请首相去中国。任何方便的时候，都欢迎。也请园田外相和安倍官房长官随时去。驻华大使佐藤先生，即使不邀请，也请您去。”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说：“我一定要去中国访问。”

说到邓小平将要到日本关西访问时，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化遗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

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汉字，福田说：“中国汉字的变化很大，看报纸就看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邓小平说：“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省略那么多，我也不明白。”

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就取自，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双方领导人都认为应该为加强中日友好而竭尽全力。

对福田首相的友好接待和真诚对话，邓小平很感动，就笑着说：“日本也把穷人作为朋友，真了不起。”

自然，作为当时贫穷落后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与经济发达的日本相比的确如“穷人”和“富人”之比。邓小平坦言中国是个“穷人”，是抱着一种真诚谦逊的态度的。然而这句话却让日本人大为感动，因为中国虽然穷，但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邓小平的话表现的是一种大国风度。

对此，日本外相园田直非常钦佩地感叹说：“到底是一个大国呀！”

这次恳谈大约进行了３０分钟。

上午１０点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一楼大厅里正式举行。大厅里回响着由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乐队的２３名队员演奏的中国的《欢迎进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和日本的《江户日本桥》、《君之代》等优美动听的音乐。中日两国政府官员等共７０人首先提前１０分钟进入大厅就坐。会场的中央摆放着由红色的石竹花和白色、黄色的菊花装饰起来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

当邓小平和福田赳夫在中日两国外长的陪同下，踏着乐队高奏的乐曲声从红地毯上进入会场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福田和园田直，邓小平和黄华并排坐于罩着绿色呢绒布的桌前，背后金色的屏风上悬挂着中日两国的大国旗。在其两侧，又整整齐齐地一对一地摆放着１２对小国旗。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而又肃穆，热烈而又宁静。

在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田岛的主持下，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响了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双方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交叉签字。从此，历史庄严郑重地记下了这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１０时３８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日两国的外长紧紧握手。

此刻，福田首相首先举起斟满香槟酒的酒杯，对邓小平说：“为华国锋总理和阁下的健康干杯！”

邓小平也立即起身，走到福田的面前举杯与福田碰杯，说：“为天皇陛下，为福田首相阁下，为日本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在场的日本朋友听到邓小平的这句祝福“天皇陛下”的话，都高兴地笑逐颜开。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突然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首相跟前同他拥抱。经常在别人面前自称为“外交家”的福田首相，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比较少有的亲热的外交举动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姿势也显得僵硬。而这更让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外相看愣了，他或许正在为首相的不知所措的形象感到担心，然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结果由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园田直自己倒显得更加狼狈和滑稽。难怪有人看到这个镜头时，都大笑着说：“园田外相的表情动作真滑稽。”这张照片被记者抓拍下来，我们依然能看到园田直在邓小平的拥抱中，身体的僵硬和不自在。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邓小平这个东方领导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西方礼节表达对中日友好的期盼和祝福。

这天下午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日方有外相园田直、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外务审议官高岛盖郎、亚洲局长中江要介等。

福田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达了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符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祝愿。他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不幸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再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

在谈话中，福田说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为同一切国家都友好而努力。但是，他的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外交是“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两国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是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

说到这里，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会谈中，邓小平和福田还就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会谈是从下午２时半开始到５时２５分结束的，长达３个小时。会谈结束后，福田首相在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时，只说了一句话：“非常了不起。总之，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当天晚上７时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

晚宴是在两国人民都喜爱的歌曲《樱花樱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伴奏声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的。宾主们品尝着“黄油炸霸鱼”等纯法国式饭菜，大家谈笑风生，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

福田在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具有两千年以上的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离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然后，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

对于福田突然冒出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并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时，他避而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三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词中说：“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地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国际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在福田的陪同下来到大餐厅，欣赏了由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的３至１２岁的儿童表演的小提琴演奏，并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２５日上午１０时，福田和邓小平第二次会谈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

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在日本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这时一位日本摄影记者为了拍摄新闻照片，提出希望邓小平与福田首相再握一次手的要求。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十分亲切地说：“能够见到新闻记者们很高兴，但遗憾的是时间短……”

双方落座后，福田再次称赞邓小平是“超人”。

邓小平谦虚地说：“我不过是个兵。在旧中国，人们把兵称为丘八。”邓小平的话意思是说，他的身体好，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不娇气。

接下来，就朝鲜问题、中国的台湾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这样说道：“我们实现祖国统一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在场的人都被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逗得哈哈大笑。

会谈中，邓小平还说：“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在几个小时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再次突然提出了关于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邓小平精彩的回答令日本记者好评如潮。下文将详细叙述。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邓小平赠送给福田首相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福田接过礼品，感动地说：“感谢送给我珍贵的礼品。尤其是送给我端砚和文具。我很喜欢写字，虽然写的不好，相信将来会写得好些。”

顺便说及的是，三年后的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老朋友一见面，福田就说：“三年前我就接受了邀请，现在有机会得以实现，感到非常高兴。”

邓小平笑着说：“欢迎阁下来访。但有一点遗憾的是，你在任首相期间没有到中国来，欢迎你以后随时来。在你执政的时候，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不健忘，凡是对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做过有益的事的人，我们都是记得的。”

会谈中，福田赳夫在向邓小平谈他这次中国之行在古都南京和西安参观后的感受时说：“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真了不起。”

接着，邓小平问福田：“你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九点建议的看法如何？”邓小平讲的九点建议，是指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

福田说；“我看到了叶先生提出的九点建议，我理解九点建议贯穿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对贵方这种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表示赞赏。”

邓小平十分坦诚地说：“台湾现在的反应是拒绝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

“我想起《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福田对邓小平的说法表示赞同，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字条递给邓小平，“希望你们用这个精神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插手会成为障碍。”

邓小平看后说：“这是中国的老话，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

席间，邓小平关切地问起日本岸信介先生的健康状况，并邀请他到中国来看看，并请转达他对岸信介先生的问候。

福田问邓小平：“你每天工作到什么时候？”

“晚上１２点。”邓小平回答道。

福田幽默地说：“你真是个‘怪物’，岸信介先生也是个‘怪物’，年纪虽大，但身体健康，头脑清醒。”

邓小平说：“请你告诉他，我很想和‘怪物’见面，‘怪物’和‘怪物’见面，不会吵架的。”

５年后的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１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担任日本国际人口议员恳请会会长的福田赳夫。他们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中国的人口政策、裁军等话题。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4)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和日本天皇握手。坦诚大度，尽展大国风度的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裕仁天皇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府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与日本天皇握手。

会见是在这天中午举行的。

在天皇皇宫的正殿行厅，邓小平拜会了日本裕仁天皇夫妇。

在拜访天皇之前，日本方面的许多人士，都提心吊胆地担心邓小平会代表中国人民追究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如果这样，不仅是给天皇出难题，而且会直接影响刚刚进入正常化的中日关系。

一见面，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来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握手，微笑着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

“感谢贵国的邀请。”邓小平微笑着回答道。

简单的寒暄之后，裕仁天皇和邓小平相对而坐，皇后与卓琳并肩坐在不远的沙发上。

天皇首先说：“你在百忙之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答说：“中日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人意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和富有远见的谈话以及宽容大度的风格，似乎触动了裕仁天皇。在听了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后，天皇也开始畅谈起中日关系来。而比天皇更加触动的或许是日本政府的那些一直提心吊胆的人士，邓小平一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让他们如释重负，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们深深地被邓小平所折服。

天皇也松了口气，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裕仁天皇的这段讲话，是一段“临场发挥”，是天皇自己的一段即兴发言。这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天皇还用了一个“不幸的事情”这个显然模棱两可的词汇来形容日本侵华战争的那段历史，这更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按照日本天皇会见外宾的惯例，一般都由日本外务省和宫内厅商拟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以防初次见面讲错话而失礼。虽然日本天皇在访问西德和美国时，外务省和宫内厅在拟就的讲稿中，都有对战争感到痛心的话，但这次在接待邓小平的来访时，讲稿中却没有写任何有关战争责任的话。可见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但无论日本政府怎么掩饰或者回避战争责任问题，历史终究是历史，谁也抹杀不掉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讲，这个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作为日本天皇的裕仁，在会见远道而来的第一个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时候，又怎么能对此只字不提？面对邓小平的坦诚和宽容，裕仁的内心又怎能不起波澜？天皇之所以能够脱离讲话提纲，说出上面的这段话，说明他的内心也无法绕开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所带来深重灾难和屈辱的历史的，或许这也是他的心里话。尽管非常委婉含蓄，但也十分难得。

后来日本共同社评论说：“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对裕仁天皇的回答，邓小平表示赞赏。他高兴地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

天皇又关心地问邓小平：“您身体很好啊。”

“我７４岁，听说陛下比我稍大一点，身体都很好。这最要紧。”邓小平也关心地问候道。

这时，坐在一旁的皇后插话问道：“北京很美吧？”

邓小平十分诚恳地说：“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加紧改造。”

“东京也有公害问题。”天皇也坦率地说。

之后，两人又从城市问题谈到植物和历史，两人越谈兴致越浓。

在会见结束的时候，天皇和皇后将一张署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送给邓小平夫妇。邓小平也向天皇夫妇回赠了一幅画着驴子的中国水墨画卷和彩色的刺绣屏风。

会见结束后，裕仁天皇夫妇在皇宫富丽堂皇的丰明殿举行了丰盛的午餐会，宴请邓小平夫妇和中国官员。据说，宫内厅考虑到邓小平曾留学法国，筵席上的菜肴大都是宫内厅大膳科最拿手的法国菜。而且，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他们专门在汤菜里面加上了燕窝。皇宫还打听到中国人爱吃鸡肉，因此准备了许多新鲜味美的鸡肉。可见，天皇对中国客人的来访是极其重视的。

在摆满紫色、红色和黄色等五颜六色的菊花的筵席旁边，还摆放着两只插满了满天星、白菊、黄菊和百合花的大花瓶。在３２只彩灯散射出的彩色光芒中，在日本皇宫雅乐《越天乐》、《五棠乐急》的轻快优美的旋律中，邓小平和裕仁天皇以及皇太子、福田首相频频举杯，互相祝福。

邓小平举杯对天皇说：“中日两国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

天皇马上接过话茬说：“日中两国建立起这样的友好关系，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要永远继续下去。”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一位参加这次午餐会接待工作的皇宫侍从说，他“是第一次看到天皇陛下心情这样愉快”。

福田首相自然更是高兴，看到天皇与邓小平这一历史性的握手是如此的圆满，他更是兴奋不已，从皇宫一回到首相官邸，就喜不自禁地说：“气氛非常愉快，陛下的心情似乎很好。”

后来一位日本记者向福田问道：“据说邓副总理比你大一岁？”

平时十分忌讳和抵触别人提他年龄的福田首相，这次对记者的回答却十分的轻松愉悦：“不，邓副总理年轻。我是明治６年，邓副总理是明治３７年。”

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曾这样评述邓小平与裕仁天皇的第一次握手———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

几天后，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也曾这样表达会见天皇后的心情：“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两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天皇对条约的签订很关心。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5)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马不停蹄拜访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贡献的友好人士，三番五次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对外相园田直说：“今天是老邓唱主角。”

邓小平幽默地说自己到日本来是“寻长生不老药”。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后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在时速高达２１０公里的新干线上，邓小平感慨地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什么是中国人所要追求的现代化？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带着这些疑问，７４岁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这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农历的马年频频走出国门，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开始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在中国，马年有奔腾、跃进的寓意，龙马精神、马到成功，都是中国人文的某种精神象征。刚刚从政治风云中第三次复出仅仅半年的邓小平，要让封闭的中国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要让亚洲和世界走进中国。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这一系列的出访中，邓小平最看重的或许就是日本了。战后日本如何从废墟中迅速崛起，这正是邓小平访日的真正目的。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邓小平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远景进行了规划和构想，并形成了后来明确的思路———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适应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富强和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来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和日本天皇握手，当邓小平大度地说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的时候，赢得的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未来。

在拜会天皇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０月２４日上午，邓小平首先专程前往拜访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这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田中角荣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出任日本首相后，与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一起为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赏。本文的开始已经详细讲述。１９７４年，田中角荣因被指控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的巨额佣金而被迫辞职。

上午９点１７分，邓小平在廖承志、黄华、韩念龙和符浩等陪同下，乘车来到东京目白台的田中私邸看望田中角荣。据当时的报道说，田中从清晨起床后就不断地在大门口出出进进，心神不宁，生怕自己错过了在大门口迎接邓小平的机会。而日本国会里的４０多名田中派议员也一大早就赶到田中家中，恭候邓小平的到来。而田中私邸周围的大街小巷更是戒备森严，据说日本警视厅为此出动了大约８０００名警察。

当邓小平一行到来时，受到了４０名议员的列队欢迎。

邓小平对田中说：“我们这次前来日本访问，一方面是为了互换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过去为两国的友好事业作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谢。我们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记着田中先生就任首相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您的这次来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所以受到全日本国民的欢迎。我等了６年，这一天终于来了。”田中角荣动情地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一样。”

提起田中角荣的那次访问，不禁勾起邓小平对往事的回忆。邓小平略带遗憾地说：“那时，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会谈中，邓小平还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同老朋友叙旧。”

邓小平还热情邀请田中和在座的前任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再次访问中国。在会见结束时，邓小平向田中赠送了一套中国茶具和文房四宝。在这个砚台的背面，刻着周恩来总理年轻时代留学日本手书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田中则向邓小平一行的夫人们赠送了介绍日本插花艺术的图书《传统之美》。

随后，田中陪同邓小平一行来到田中家的庭院中的草坪上合影留念。

邓小平的来访，让田中备感兴奋，事后他对记者说：“邓小平富有幽默感。”并说，“要是日本人也有幽默感，那就好了。”

告别田中角荣后，邓小平在１０点４５分来到大仓饭店，拜访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人所熟悉是在１９７２年。当时他任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曾陪同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６０年代他曾任日本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外务大臣。１９７４年１月，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就缔结《中日航空协定》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中日贸易协定》。１９７６年底他出任自民党干事长，积极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福田内阁时期，他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遗余力。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昨天已经见过面，今天是来正式拜会。”

“阁下不忘老朋友，特地来看望，十分感谢。”大平正芳感激地说道。

邓小平说：“今天是为了表示感谢而来。１９７２年阁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谢福田首相的决断，同样也要感谢田中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

大平正芳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期望通过副总理阁下的访日，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飞速地发展。”

这是邓小平和大平正芳的首次正式会见，亲切友好的谈话如同老朋友的叙旧。会谈中，大平正芳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日中友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日本在北京有两个大使，我认为在佐藤大使之外还有一位大使，非常有魄力。”大平正芳一边说一边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见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他还说：“廖先生是中国人，但日本话讲得比我好。”

邓小平马上指着廖承志风趣地说：“他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书，一直到中学。在中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日本是小学生。”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今天来是叙旧，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感情，欢迎阁下方便的时候访华，看看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向大平正芳发出了邀请。

“我也希望尽早有机会访华。”大平正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大平正芳还谈到了在座的黄华外长。他说：“以前我以为黄外长是一位可怕的外长，其实是很和蔼可亲的。中国有勇气，在联合国公开发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

邓小平说：“你们不方便讲，我们可以讲，１９７４年特别联大的时候，我就讲了‘谬论’。”

邓小平的话再次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几个月后的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下午３点，邓小平乘坐波音７０７客机赴美访问飞临日本上空时，想起了这位老朋友大平正芳。当时的大平正芳刚刚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不久。邓小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一周后，从美国回国时，计划在贵国逗留。我为那时能同阁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谈而高兴。”２月７日，当邓小平一行结束对美国８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如约在日本首相官邸同大平正芳会谈。邓小平向大平首相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大平正芳首相在方便时访问中国。这一年的１２月５日，大平正芳首相和夫人应邀访问中国。大平首相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第一位踏上中国国土的日本首相。１２月６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大平正芳首相一行。

在拜会结束之后，邓小平真是马不停蹄，在２４日上午，接着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

一见面，两位议长都对邓小平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

保利茂说：“我迎接阁下一行，深切感到，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只是空喊，而是具有实际内容的。”

安井谦说：“过去的日中关系未必都是幸福的。但是，日本以第二次大战的结局为转机悔过自新，作为和平国家投入了新的建设。作为最后的总结，缔结了日中条约。”

对两位议长的讲话，邓小平表示了感谢，并幽默地说：“诸位都是老朋友，彼此都是老相识。今天的好天气就象征着两国之间的未来。”

之后，邓小平在日本国会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６个在野党的领导人。

邓小平对新自由俱乐部的代表河野洋平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见面时说过的话吗？为了中日友好，需要太平洋的稳定，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洋平。”他还说：“请你永远不要改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的幽默诙谐让河野洋平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云的诧异。

邓小平就又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

河野洋平这才恍然大悟，十分感动。对百忙之中的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记得去年秋天自己访问中国时说的话还记得如此清楚，河野洋平不禁对邓小平投来尊敬的目光。事后他对记者说：“还是邓小平善于掌握人心。”

在短短的１５分钟恳谈中，邓小平引用中国的徐福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轻松地把话题一转，说道：“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交换批准书，二是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话音一落，议长室内就爆发出热烈的笑声。

邓小平接着补充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日，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邓小平的幽默一下子让恳谈的氛围中充满了“药”味。

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说：“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民社党的佐佐木委员长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邓小平接过话头说：“由于山区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恳谈结束后，保利茂和安井谦在众议院举行盛大的室外酒会，款待邓小平一行。３００多名日本国会议员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邓小平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保利茂议长代表众参两院致欢迎词说：“邓小平阁下的访问，是揭开两国新时代之幕的第一步。”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代表叶剑英委员长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并对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他还强调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任重道远。在座的各位都是日本的政治家，肩负着日本国民的重托。我们愿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

酒会结束时，邓小平端着酒杯来到保利茂议长的身边，说：“我俩一起走走。”

这时许多议员也都跑过来“祝贺”。

保利茂对邓小平说：“这些议员都为国会通过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过努力，他们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邓小平笑着说：“看见这么多朋友，我非常高兴。”

保利茂说：“我想带这些议员到中国与您见面。”

邓小平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大家开开心心地畅所欲言，酒会始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氛围，真是欢欢喜喜。参加酒会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对外相园田直亲切地说：“今天又是老邓唱主角。”

邓小平在国会受到了日本众参两院的欢迎是热烈的，也是坦诚的。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饮水不忘挖井人。下午５点半，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又在下榻的赤阪迎宾馆亲切会见了已故的日本友人———前首相片山哲、前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农相松村谦三、前首相石桥湛山、前企划厅长高崎达之助、前邮政铁道相村田省藏———的家属，对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前辈表示感谢，对他们的亲属表示慰问。

邓小平首先抱歉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本来应该到大家的家中去拜访，但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就请大家到这里来了。”谈话中，邓小平两次引用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跟日本友人说的民谚“饮水不忘挖井人”。

邓小平说：“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石桥湛山、浅沼稻次郎、片山哲、村田省藏等各位先生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挖井人。在中日两国关系尚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时候，他们就坚信两国关系一定要正常化，他们不惧艰难不怕压力，为中日友好事业进行了不懈努力，有的朋友为此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邓小平讲到这里时，坐在他右边的片山哲先生的遗孀８３岁的菊江女士摘下眼镜，用手帕擦起了眼泪。坐在他左边的浅沼稻次郎先生的遗孀７４岁的京子女士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邓小平看着这动人的场面，动情地说：“诸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亲属，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亲戚。你们有的已经是为中日友好努力的第二代、第三代了，从你们身上，使我更加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去看看，常来常往，像走亲戚一样。同时，我也请你们转达我对没有出席今天会见的老朋友的家属们的慰问和感谢！”

邓小平一腔肺腑之言温暖了日本朋友的心。村田省藏的大儿子、６１岁的村田震一先生感动地说：“父亲去世已经２０年了。尽管如此，你们还没有忘记我们，把我们请来了……”

这天晚上，邓小平在出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协会等１０个友好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酒会上，再次发自肺腑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再次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欢呼和掌声。

而在这天的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川又克董事长和石原总经理的陪同下，抽空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日产工厂。在这里，邓小平和夫人乘坐电动汽车，通过麦克风听取工厂厂长末松先生的介绍，参观了以设备最新引以自豪的车体工厂和组装工厂。

当在车间看到４８个产业机器人在依次焊接车体，自动化程度达到９６％的时候，邓小平兴奋异常，一边仔细查看一边不停地感兴趣地问道：“这里的工人都受了什么教育？”“零件都是在公司生产的吗？”“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当邓小平来到组装工厂时，他了解到这个工厂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９３辆！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参观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在日产广告馆答谢时，发表了即席讲话。邓小平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的政治关系。”

当工厂摆好钢笔和纸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却欣然要求用中国的毛笔挥笔写下了“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的题词。卓琳也挥笔题词。邓小平夫妇一起为日产公司题词，让日本朋友受宠若惊，说：“这真是了不起的纪念。”

随后，日产公司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辆最高级的价值３８０万日元的“总统牌”轿车。邓小平则向日产公司赠送了一幅吴作人的熊猫画。

在第二天与日本经团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谈话时，邓小平强调他将致力于中国的生产管理现代化，坦率地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世界落后２０年。

“一定要抓管理。”“不能只是生产东西，还要提高质量，严格地进行管理。”邓小平说，“中国荒废了１０年，在此期间，日本和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２０年。”

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向来沉默寡言严肃谨慎的土光敏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邓小平油然而生一分敬意。他甚有感慨地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说中国还很落后，必须进行学习，必须向先进的日本学习这种谦虚态度和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坚强决心。从历来的中华思想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

午餐会后，土光敏夫又对他后来的继任者稻山嘉宽说邓小平是一个“坦率，不拘束的人”。稻山嘉宽也说：“越是有信心的人，就越灵活，不拘泥于小事。在日本逗留期间的日程，邓先生也只就根本的问题说了话，后来一丝不差地听外务省安排日程。听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公宾，而且是一位有肚量的人。因为有信心，所以谦虚。”

２６日上午，邓小平在稻山嘉宽的陪同下，参观日本的钢铁大本营———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而日本现代钢铁业的创始人稻山嘉宽正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还担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参观之后，邓小平与这位日本“钢铁帝王”立下了君子协定，一定要把中国的宝钢建设得比君津钢铁厂更好。

在大阪，邓小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了松下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并与有“经营之神”称号的８３岁的松下幸之助先生进行了长达２０分钟的交谈。邓小平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邓小平的意思是希望在电子技术设备方面支持中国。松下幸之助愉快地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２６日下午，邓小平夫妇一行在园田直外相和驻华大使佐藤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光－８１号”超特快列车前往日本关西地区访问。在时速高达２１０公里的列车上，邓小平感慨地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

在关西，邓小平冒雨登上岚山，缅怀周恩来总理。

在关西，邓小平来到与中国西安结成“姊妹城市”的奈良，参观了公元７６３年由唐朝鉴真和尚建立的唐招提寺，邓小平还邀请鉴真和尚回国和森本长老访问中国。

在关西，邓小平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尽是歌声和掌声……

第三部分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6)

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日本媒体更是将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国热”形象地称作“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有“毛泽东研究权威”之称的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７８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向研究邓小平。他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他就从大历史的角度，在日本《外交论坛》杂志撰文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上引起震动的独特观点———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

竹内实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他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国”。而第二人应该要算孔子了，因为孔子使中国具有“中华文明”的世界之“面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并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而不朽。而在２０世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再次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状况，成为一个既有政治权威又有思想权威的中央集权的领袖人物，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第三人非他莫属。而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人就是邓小平。

竹内实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竹内实教授的分析自有其一定的道理。１９８０年，他在新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又对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在日本８天的访问和给日本人民留下的印象作了全面客观的纪实描述，并对邓小平访日作了高度评价，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他说：“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是啊，邓小平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给中日关系留下了什么呢？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４点，一场世界瞩目的“西欧式”的记者招待会在日本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今天的主角又是邓小平。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４００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上著名的通讯社，用新闻界的行话来讲，都是些提问尖锐毫不留情的“主儿”。

因为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召开这样的记者招待会。那些善于钻牛角尖见缝插针、企图从邓小平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们个个摩拳擦掌，想考一考中国人。

但在邓小平自信、从容、巧妙的回答中，他们纷纷“失望”了。

招待会一开始，邓小平在简短地概略性地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意义，和反霸问题、中国的内外政策问题之后，站起来摊开双手，微笑着来了一句：“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这样一来，会场更加活跃。

时事社记者第一个提问：“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由于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您认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直是在躲躲闪闪，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既然日本记者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邓小平也就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中方的观点：“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邓小平巧妙的一针见血的回答让日本记者无话可说，信服地点点头。

当一位记者提出亚洲紧张地局势的中心在朝鲜和越南时，邓小平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谈到了被人分裂的国家需要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认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我们，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了‘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十年解决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决不了，一千年总能解决了吧！这种民族愿望，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邓小平讲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是指日本北方四岛问题。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它“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真不愧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自然属于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１９７８年８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值双方就中国渔民在该岛周围海面捕鱼问题进行交涉后不久，日方想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际，一鼓作气地要求中方承认该岛归属日本。据园田直在接受日本《周刊文春》记者采访时的回忆，他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颜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一说，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

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喽。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

我当时真是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２０年、３０年嘛。”

他讲这话的时候，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

他在那里悠哉游哉，我觉得全身像瘫了一样。

两个多月前，邓小平的回答是如此轻松自若，令园田直大为赞叹。此刻，当日本记者再次提出这一敏感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往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１０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回答得如此巧妙，而且合情合理。这个“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是记者们意料不到的，一下子折服了全场的记者。

在回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再次让西方记者们感受到他的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

邓小平说：“我们所说的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２２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邓小平还说，要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

对于中国的落后，邓小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自嘲地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２６日，日本的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邓小平的这次记者招待会。

《东京新闻》说：邓小平既诙谐，又善于雄辩，有时还岔开话题，很有谈话技巧———这位“矮个子巨人”真是名不虚传。

《每日新闻》以《邓副总理首次举行“西欧式”记者招待会》为题评论邓小平说：既不显威风，也不摆架子，用低沉而稳重的声调和温和的口吻发表谈话……始终笑容满面地谈日中友好和世界形势。一想起被称为“长生鸟”一再倒台和上台的坎坷人生，就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

而竹内实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却是这么评价邓小平的：“看到中国要搞‘现代化’的这种焦躁感，我们日本人不是没有担心。尽管如此，中国迫不得已发出的奔向‘现代化’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我们日本人感到内心有愧。这就是战争责任，是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欠债。”

显然这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的心声。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９日下午，邓小平结束了为期８天的访日活动，从日本大阪乘专机回国。有评论说，在这８天的访问中，以邓小平到达日本关西地区访问为最高潮。因为在邓小平到达之前，关西的经济界人士为了能够出席大阪府、大阪市和商工会议预定在２８日联合举行的晚餐会，各方纷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角逐”。许多经济界的人士和企业集团纷纷向举办单位毛遂自荐，积极要求“一定要让我们公司也参加……”。这使主办单位颇感吃惊，说：“不出所料，真是邓小平热啊！”就此，《每日新闻》发表评论说：“中国对关西财团寄予的期望之大是出人意料的，而关西经济界对中国市场所寄予的巨大期待又超过了中国。”评论认为，战后日本关西经济基础削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失去了中国市场，因此，各大公司都想趁此机会迎头赶上。为此，关西经济界专门为邓小平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请邓小平品尝日本菜，目的是让中国客人进一步加深印象。

其实，“邓小平热”在邓小平未到日本之前就开始了。

邓小平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日本《产经新闻》就惊呼：因为邓小平访日，经济界的“中国热”已经过热了！

２３日一大早，福田首相就在住宅同记者们感叹地谈起了举国一致谈论邓小平的“清一色”局面。

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将向国外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因此，中国就必然成为世界仅剩下的最大的贸易市场了。细心的观察家发现，基于同一认识，日本的五十铃、三菱、丰田、日立等２００多家日本公司在１０月２４日采取了一次空前绝后的行动，分别在《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几乎所有大报大刊上刊登了广告，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和欢迎邓小平的来访。

在２５日，由经团联６个经济团体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出席的人数高达３２０人，突破了日本在欢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时出席人数达３００人的最高记录。更让人难忘的是，宴会桌上，还出现了一对一地同中国随行人员交换名片的热闹场面。

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曾以赞赏的语气评论说：“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而日本媒体更是将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国热”形象地称作“邓小平旋风”。

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旋风”不仅仅是一场“风”，而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转折，对中国，对日本，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邓小平选择１９７８年这个马年走出国门与日本天皇握手，是在对新中国风风雨雨２０年的坎坷历程的清醒反思之后，以一种大国领导者的巨大的政治胆识和宽容的政治智慧，向世界果敢地宣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革开放！

当年邓小平对日本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论断，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今天，邓小平的这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已经成了一句名言被人们引用，但后面的一句话“我们今后要向前看”总往往被人们忽略。只有“积极向前看”，我们才不计前嫌恩怨，“过去的事情”才“让它过去”，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忘了“过去”。如果不“积极向前看”呢？那就是倒退！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但近年来，日本政府的许多行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感到担心：曾经，海那边的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否定入侵中国；曾经，海那边的通产大臣歪曲侵略历史；曾经，海那边的村山首相在中国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战败国，“侵略”二字只字不提；曾经，海那边的执政三党就不足３００字的“不战决议”，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才达成妥协……如今，海那边有了它的“自卫队”，有了它的“八八舰队”，有了更多更尖端更先进的“杀人武器”，２００４年它又派出了它的自卫队进入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日本最高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要以史为鉴，深刻反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日世代友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日本朝野至今不肯认真反省过去犯下的罪恶，拒绝公开道歉，甚至仍在公然侵犯中国主权，这种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作法，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至今日本仍有一些人妄图“征服全世界”。所以，只要外部环境有机可乘，日本军国主义就会从阴沟里跳将出来，披挂上阵。所以，一心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对历史已作定论的侵略战争的态度长期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亚洲各国怎能对它相信、对它放心？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年之际，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２０周年前夕的１９９８年，日本竟然在各地公开上映歪曲历史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仍想寻找种种借口宣传“杀俘”合理，肆意美化和吹捧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并竭力为战犯开脱罪责，进而达到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判决的目的，为二战中世界人民的公敌东条英机之流招魂。这种公开挑衅和平，亵渎公理的行径，严重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失信于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

在中国，《中国青年报》和零点调查公司都曾经完成过有关中、日等国际关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对于二战中曾使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枪炮、屠刀下丧生的抗日战争，依然记忆犹新。然而，今天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一些人竟然美滋滋地穿着曾经沾满中国人血液的“皇军服”，在大街上“潇洒”地招摇过市，吉林通化经常有假“日本鬼子”游来荡去、厦门卖过“皇军帽”、郑州照过“皇军相”、某厂家还制过日本侵华战舰，更有甚者的是福建竟然有人假冒“日本遗孤”妄图偷渡，而如今首都北京几个有名的婚纱影楼里也开设了日本“武士服”的婚纱艺术摄影，这种把耻辱当荣耀，有辱国格的行为实在让人义愤填膺，真是可耻啊！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当日本首相不顾亚洲人民的感情执意年年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时候，当他们为所谓的拼命叫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中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家和民族的耻辱面前表现出令人痛心疾首的“健忘”、“无知”和“麻木”，中华民族的自尊哪里去了？“难道日本的轿车果真坐软了我们的骨头？难道日本的电器果真简化了我们的智商？如果不是用一颗颗跪下的心来真诚谢罪，我们为何要接受那些貌似彬彬有礼的鞠躬？”一个诗人发自灵魂深处的感叹，给我们的该是怎样的深深思考？

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早以睿智告诫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革命。”伟人在时空里纵横捭阖，老人家的话告诉我们许多朴实的真理，至今仍让人警醒。知耻近乎勇，忘耻就受辱。正如捷克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反对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列宁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那么，看不清今天，记不住今天呢？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大度的国家，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人民，有句挂在中国老百姓嘴边上的话叫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友谊归友谊，历史终究是历史，在我们积极向前看的时候，历史总会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记忆！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1)

金日成的名字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在“毛泽东时代”，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是战友加兄弟般的关系。而金日成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１９２５年，金日成就来到中国的东北，在抚松第一小学读书。读书期间他开始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活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他在桦甸县组织成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朝鲜独立”为宗旨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为朝鲜最早的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这个同盟组织，在金日成的领导下，以中国东北地区为基地，开始进行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活动。１９２９年，金日成因此被捕，关押在吉林监狱。１９３０年获释后，他继续组织革命活动，并在吉林伊通县创建了革命军，开展抗日游击斗争。１９３４年，金日成将零散的抗日游击队合并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真正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１９３６年５月，金日成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并担任该会会长。这个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７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北境内抗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朝鲜解放后，金日成回国，并于年底担任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责任书记。１９４８年９月，金日成担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在１９４９年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后，他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１９５０年朝鲜内战爆发后，金日成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革命军最高司令官。

因为共同的信仰和事业，金日成和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尤其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保家卫国的伟大战斗，并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写下了中朝友谊的辉煌篇章。

毛泽东十分坚定地向金日成介绍邓小平：“我们要他！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邓小平第一次和金日成的正式会谈是在１９７５年的４月，金日成应邀访问中国。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打倒流放江西刚刚复出之后。三个月前，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８这天，北京车站张灯结彩，红旗飘扬。金日成每次来访，都是乘火车经丹东，然后直达北京。

在喧天的锣鼓声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中，金日成的专列缓缓驶进北京站。出于尊敬，邓小平亲自登上了专列，向金日成主席表示亲切问候，并陪同金日成主席一道走下列车，同载歌载舞的欢迎群众们见面。接着，邓小平在站台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朝中两国国歌。

下午５点，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书房里会见毛泽东。

一走进书房，毛泽东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金日成笑着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主席。”

坐下来后，毛泽东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一边说，毛泽东还一边用手指了指金日成和邓小平说，“我们Ｐｒｅｍｉｅｒ（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

金日成点点头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几年没见面了！”金日成回答说。

“ｗｅｌｃｏｍｅ！”毛泽东用英语说着“欢迎”，还补充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现在我不谈政治了，由他来跟你谈。”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邓小平，对金日成说：“他叫邓小平。”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金日成回答说。

毛泽东又指了指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接着毛泽东的话，金日成立即补了一句。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泽东也补充了一句。他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舌战赫鲁晓夫的表现，那是１９６３年的事情了。毛泽东或许还记得他曾经跟赫鲁晓夫说过：“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才智过人、前途远大。”当邓小平７月２１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和数千群众举行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迎接邓小平回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对这场中苏论战，金日成是知道的，因此谈及此事，他似乎也有许多感慨。他感叹地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１０年没见面了。”

“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毛泽东说。

“这很好，我们欢迎。”金日成说。

“我们要他！”毛泽东说，口气十分坚定，“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毛泽东亲热地叫邓小平为“小平”，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十分看重邓小平的能力的。说到这里，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你们去谈话，我不谈了。”

这样，邓小平和金日成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先后进行了三轮。

第一轮会谈是４月１９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里举行的。这次会谈谈到了中朝两党、两国的关系和朝鲜统一问题。第二天上午９时４５分，邓小平和金日成接着举行了第二轮会谈，就总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南亚形势、南部非洲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翌日下午３时３５分，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１８号楼和金日成主席又单独进行了会谈。４月２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和金日成主席举行了第三轮正式会谈。

会谈结束后，双方公开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对这个“联合公报”的发表，金日成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中朝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表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发展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金日成为期９天的访问中，邓小平还陪同金日成先后参观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工厂、人民公社和名胜古迹。在南京，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南京无线电厂，游览了中山陵。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金日成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把你们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一样高兴。”

金日成访华回国后不久突然生了病。邓小平知道后，非常挂念，就派出中国最好的医生赴朝鲜为金日成治病。对此，金日成十分感动。多年后金日成访问中国时，曾当面就此事向邓小平表示感谢。

第二年，从３月底开始的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因受到“四人帮”的压制，４月４日采取了抗议行动。４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错误地把这一抗议行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又一次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直至一年后的第三次复出。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2)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对金日成说：“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实，邓小平和金日成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

当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与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前往北京站迎候金日成。１１月１２日下午３时整，金日成的专列驶进北京站。身材高大，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礼帽的金日成元帅，在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和中国领导人一一亲切握手。邓小平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欢迎仪式的。其时，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中央工作才一年多时间。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第三次会面是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１９７８年。

这年的９月９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国庆日。从９月８日到９月１３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国庆庆典活动。

邓小平一行于８日上午到达朝鲜平壤，受到了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下榻不久，邓小平立即前往锦绣山议事堂拜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金日成在门口迎候邓小平。一见面，两位老朋友亲切握手，热情拥抱，并互致问候。

在这次简短、亲切、友好、融洽的交谈之后，金日成设宴款待了邓小平—行。宴会结束后，邓小平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金日成赠送了广东枫溪陶瓷三层大型花瓶。花瓶高１．３米，最大直径达４８厘米，内外三层，上面雕饰有梅花、花篮和蝴蝶，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常开不败。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金日成表示感谢。当邓小平和金日成来到这个巨大的陶瓷花瓶前面时，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９月１２日上午９时，邓小平与金日成在平壤兴夫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自１９７５年访问中国后，第一次见到您，而且是在朝鲜见到，感到十分高兴。”金日成对邓小平说，“本来我准备今年秋天去中国进行内部访问，就国际问题交换一下意见，现在邓小平同志来了，可以推迟到明年去了。”

邓小平说：“非常欢迎，到时我陪主席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敦煌，你没有去过吧？”

“没有去过，延安、成都、重庆都没有去过。”金日成答道。

邓小平接着说：“今后两国领导应常来常往。”

金日成点点头，表示同意。

会谈中，双方对国际形势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邓小平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讲还是很不安宁的。”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说：“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算是第一次。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奋斗７年的结果，当然现在不能说问题全解决了。”

邓小平还向金日成通报了中国政府正在同美国谈判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对此，金日成主席表示理解。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邓小平说：“有人说我们好战。不是我们好战，我们讲的是实际情况，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还详细地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设想。

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我们的农村还很穷，收入还很低。我们农村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高的地方１５０元，全国平均只有６０元。什么叫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不一样了，７０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金日成表示赞同说：“这样做很好。”

访朝归来，邓小平顺道从９月１３日至２０日，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进行了视察。

９月１５日在哈尔滨，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的汇报。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９月１６日在长春，邓小平听取了吉林省委的汇报，指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的一部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９月１７日在沈阳，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继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同日，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的工作汇报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军队建设的五条标准：一是要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二是根除派性；三是军队要改变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要像老八路、老红军那样；四是要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五是整顿好干部队伍。

接着，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鞍山也作了讲话，后来也以《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９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指出：要解放思想，不要当懒汉，不要划框框，不能搞平均主义。他说：“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在谈到要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点的是解放思想的火，是实事求是的火，他也是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点火”。因为，邓小平知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发动机应该发动了。而他和金日成的谈话，谁能说不是在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长远事业“点火”呢？

此后邓小平和金日成经常见面会谈，老朋友成了一对好朋友。如果有什么大事，两人都要相互通气。像中共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还有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都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滴水不漏地告诉了金日成。

１９８１年４月金日成内部访问中国。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４月７日，邓小平在北京对《历史决议》小组起草负责人发表了意见。４月１８日下午，邓小平就赶往辽宁，在沈阳的友谊宾馆，和金日成进行了单独会谈。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有三个目的：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恰如其分地讲清错误；三是向前看。邓小平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一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７日，邓小平和胡耀邦一起内部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邓小平说：“香港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因为英国比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较急。当前国际上进行投资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要保持１５年的稳定才投资。我们找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来商议这个问题。前提是个主权问题。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１９９７年不只是新界，整个香港都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如果这样，所有中国人不管哪个当政都不会同意。所以，我跟他们说，到１９９７年，香港、九龙、新界的主权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爱国者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些问题，邓小平在跟金日成会谈后，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赞赏和支持。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3)

邓小平请金日成到天府之国的四川看农村的沼气。在火车上，邓小平说：“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大的主题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大会刚刚闭幕，金日成就来到中国访问。他此次来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了解和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９月１７日上午，邓小平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看望金日成。金日成走出宾馆楼门口迎接刚刚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

会谈中，金日成首先祝贺中共十二大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说：“你们的大会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我都看了，讲得很好。十二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在简要地向金日成介绍十二大的概况后，兴奋地说：“十二大是把建设引向胜利。”

这一次访问，邓小平建议金日成去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看一看。金日成爽快地答应了。虽然他来中国已经很多次了，但四川还没有去过。

第二天，邓小平和金日成就坐在了去四川的火车上，两位老朋友促膝而谈。

邓小平说：“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２０年翻两番。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１９７８年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策。

他还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邓小平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特别谈到了教育问题，他认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９月２０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成都参观访问。

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曾来成都视察过，当时农村沼气开发建设和利用给农村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邓小平就想借此机会让老朋友金日成也参观参观中国农村和农民开发利用沼气，生活出现的新气象。

９月２１日上午，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邓小平陪同金日成来到成都市郊双流县白家公社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邓小平对金日成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这个生产队掩映在一片竹林丛中，迎候在村口的数百名男女老少，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欢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邓小平等首先来到队长曹德昌的家。这是一幢用红砖、水泥所砌造的两层小楼，共有８间房，面积有２００多平方米。全家７口人高高兴兴地把贵宾引进宽敞的厨房。金日成站在镶着瓷砖的锅台前，观看了使用沼气的炉灶、炉具，还弯下腰仔细查看沼气管子是如何通进来的。

在沼气灯点亮以后，金日成说：“这个东西很好！”

邓小平接着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这个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６００多万吨。”

听到这里，金日成转身把随行的平壤市党委责任书记徐允锡叫到面前，要他仔细看看，并说：“这个东西的确很简单。”

从曹德昌家出来，工作人员怕邓小平和金日成累了，便请他们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邓小平笑着摆摆手说：“不坐，不坐。”接着拉着金日成的手说：“走，再看看沼气池。”

他们又来到社员周道根家楼房后的一口沼气池旁。当工作人员打开池盖后，陪同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告诉金日成：“这里边是人粪、猪粪和草，发酵以后产生沼气。”

邓小平介绍说：“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高兴地说：“这个很好。我们朝鲜有条件，有人粪、牛粪、还有草，我们也可以搞。”他还询问了沼气池的造价。

在拖拉机手贾崇林家楼下的仓库里，邓小平和金日成看着新收的大堆稻谷，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在离开时，金日成握着双流县委书记王知深手说：“看到了你们很好的宝贝，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们农村要好好推广。”

王知深激动地说：“我们也要学习朝鲜人民的好经验。”

在当天成都市人民举行的隆重的欢迎大会上，金日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不顾路途遥远，专程陪同来成都参观访问表示深切的谢意之外，还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远离首都的四川省也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在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的地方。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是一个革命的路线，它反映了过去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切工作，是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政策。”

接着，邓小平说：“有机会同金日成主席一道参加这个大会，感到十分高兴。”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金日成是朝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几十年来，领导朝鲜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光辉的成就。他还肯定了金日成“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反对外来干涉，致力于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加强第三世界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说：“金日成主席同中国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早年他曾以自己的革命活动支援了中国的革命。新中国诞生后，他又多次访问我国，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我们党和国家许多其他领导人，结下了十分珍贵的友谊。”最后，他还指出：“中朝关系不同一般，它有着悠久的传统，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的心坎。”“我们深信，金日成主席的这次访问，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因为要准备在２４日和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谈（在一年后金日成又一次内部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向他通报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情况，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方针，金日成听后表示赞成），９月２２日，邓小平先期赶回北京，并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代替他陪同金日成继续参观访问。途中，他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4)

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２日。一大早，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让北京的空气格外清新了许多。雨后的钓鱼台国宾馆，花儿更灿烂，草木更清翠。

大红灯笼高悬在蓝瓦白墙的宾馆的走廊里。在这座楼房的左侧有一株云杉，这是金日成１９５９年访华时亲手栽种的，如今快３０年了，当时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

当金日成的专车停到门口时，邓小平高兴地迎上前去，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友谊之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非常欢迎您！”

两人高兴地热情拥抱在一起。

金日成满面笑容地对邓小平说：“你身体跟两年前一样健康，我们都很高兴。”

“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们也都很高兴。”邓小平说。

在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家都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形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再次和金日成会谈。在话别时，他们谈到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

在谈到开放问题时，邓小平针对深圳高技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觉得这是开放政策的真正的成功，深圳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经验是宝贵的，需要很好地总结。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他所担心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他深刻指出：“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和金日成一边散步，一边亲切交谈，来到了流水潺潺、绿荫如盖的养源斋。邓小平在这里设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话别时，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金日成说：“是的，我们的了解是最深的。”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金日成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这年的１１月５日至７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当金日成的专列抵达北京时，８５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前往车站迎接，让金日成十分感动，他一下车就快步走上前和邓小平紧紧拥抱。此前邓小平已于９月４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这最后一个职务，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１１月６日，邓小平和金日成举行了亲切的会谈。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

“是的，简单一点。”金日成回答道。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邓小平说，“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首脑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我们今天开始开中央全会，有两项议程，其中一个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请求。这个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这次列入了议事日程，已经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同志们的同意，在中央委员会中还要做一些工作。这个问题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赞成，没有办法，所以十三大我来了一个半退，就是不进入中央委员会，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现在是我退休的时机了。我在这个时机退下来最好。”

邓小平还对金日成介绍了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说：“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江泽民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还说：“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

邓小平还强调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

金日成对邓小平的观点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也对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

５年后的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金日成与世长辞。噩耗传来，９０高龄的邓小平深为悲痛，立即为这个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老朋友致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为朝鲜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一生，也是为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奋斗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鲜人民失去了伟大领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我谨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邓小平

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于北京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伟大友谊，谱写了中朝人民友谊的新篇章，它将和他们伟大的名字一起载入中朝两国友好的史册！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1)

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

———邓小平和卡尔逊

你知道第一个撰文把邓小平介绍到海外的是谁吗？

你知道邓小平给这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卡尔逊。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早年辍学，１６岁参军，曾任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侍卫官。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次到上海，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期间，卡尔逊“开始走上有政治头脑的道路”，并于１９２９年６月作为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多夫的参谋人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北京，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７月，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

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刘白羽说：“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就在八路军总部经过太原时，周恩来找到邓小平，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邓小平受命后，率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立即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不久，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纷纷从太原溃退。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这年１２月，卡尔逊在上海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淞沪抗战的悲壮和惨烈。他还从斯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战的英雄事迹，非常向往着像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去亲自看一看共产党毛泽东和他的军队。

这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对斯诺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

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

斯诺说：“我想不会的。”

据爱泼斯坦在《回忆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能帮助卡尔逊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对这次旅行，刘白羽在《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８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８８年，回忆与卡尔逊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担任组长的刘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万分：“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３０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５月到８月的８０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1)

你知道第一个撰文把邓小平介绍到海外的是谁吗？你知道邓小平给这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卡尔逊。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早年辍学，１６岁参军，曾任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侍卫官。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次到上海，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期间，卡尔逊“开始走上有政治头脑的道路”，并于１９２９年６月作为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多夫的参谋人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北京，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７月，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刘白羽说：“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就在八路军总部经过太原时，周恩来找到邓小平，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邓小平受命后，率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立即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不久，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纷纷从太原溃退。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这年１２月，卡尔逊在上海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淞沪抗战的悲壮和惨烈。他还从斯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战的英雄事迹，非常向往着像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去亲自看一看共产党毛泽东和他的军队。这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对斯诺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斯诺说：“我想不会的。”据爱泼斯坦在《回忆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能帮助卡尔逊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对这次旅行，刘白羽在《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８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８８年，回忆与卡尔逊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担任组长的刘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万分：“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３０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５月到８月的８０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2)

卡尔逊感觉到，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而邓小平掌握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的广度，让卡尔逊“吃惊”，甚至“有一件新闻”弄得他“目瞪口呆”。

在这次旅行中，卡尔逊先后在晋西北会见了贺龙、肖克，在晋察冀会见了聂荣臻、彭真。据刘白羽说：“但真正震憾卡尔逊心灵，并给他深刻启示的，也许要算在南宫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后，同邓小平同志那次雨中长谈。”关于这次长谈，卡尔逊在后来他于１９４０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ＴｗｉｎＳｔａ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ａ）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卡尔逊感觉到，邓小平“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而邓小平掌握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的广度，让卡尔逊“吃惊”，甚至“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对外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８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笔者曾有幸采访了当时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并担任翻译工作的欧阳山尊先生。这个当时由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共同组织的“文艺工作组”，是以深入敌后开展文艺工作的名义，陪同卡尔逊深入华北游击区的。在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将领写了介绍信。文艺工作组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５日离开延安，经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豫西北直至８月６日在郑州与卡尔逊告别为止，历时８５天，行程６０００余华里，之后返回延安。可贵的是欧阳山尊先生当年记下了非常珍贵的日记。

在这篇名为《三月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逊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６日。这天天气不错，是个晴天。卡尔逊他们是下午“五点抵南宫，住在一个烟草公司内，有楼，地方很大，极像西安的大旅馆。这里市面热闹……休息了一会，徐向前司令和邓小平、宋任穷二位政委都来了。大家谈了一会就一起吃饭。……”

而邓小平让卡尔逊“目瞪口呆”的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７月１７日，“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可是不久就停了。上午徐向前师长来为我们谈冀南游击军区的情形。直至下午二时吃了午饭才去。我们出去买东西，这里的东西很便宜。我们都买了些。卡尔逊买了三件雨衣送给我们，每人一件，每件八元（中途林山因脚伤留在晋西北、金肇野留在晋察冀工作而离开）。买完东西回来，邓小平政委正找我们，要和我们谈话。他向我们谈了一二九师的三次大战斗的情形。卡尔逊问了他很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政委都非常巧妙而准确的回答了，一直谈到吃过饭九点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向卡尔逊提出了美国将废钢铁出售给日本，让日本制造武器侵略中国的问题。这天晚上，“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来了，谈了很久，九点半钟才分别。送了我们三个人五十块钱路费。”７月１９日上午八点钟，天仍然在下着雨，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和卡尔逊话别送行。

这一年，卡尔逊４２岁。旅行中，他一直称呼比他小近２０岁的刘白羽和欧阳山尊叫“ＹＯＵＮＧＢＯＹＳ”。

卡尔逊说：“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

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卡尔逊再次到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旅行。这次去的还有爱泼斯坦和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另一个摄影家罗伯特·凯帕。这次旅行有三个成果，一是拍了著名的纪录片《四亿人》，一个是卡尔逊写了《中国的双星》，还有是当时不被外界所知的———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的报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委托卡尔逊到中国考察的，报告送到白宫后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审阅。据说这些报告现在仍保存在纽约的罗斯福博物馆里。

在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未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而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照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为人做事，公开宣布他的信念———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然而美军不让他如实地宣讲在中国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准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蒋介石的腐败，更不允许他说美国继续把废钢铁卖给日本制造武器来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为此，忠诚的卡尔逊毅然辞去美军职务。

回到美国后，他就预言：日本在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与美国决战。果不其然，一年后发生了几乎让美海军全军覆没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这种情况下，卡尔逊再次穿上军装，组成了由他自己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运用和借鉴在八路军那里学来的军事管理和作战经验理论，在所罗门群岛岛屿中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梅金岛一战全歼日军３０００余人。这个胜利的消息震憾了美国。后来卡尔逊在战斗中负伤住进了医院，为此罗斯福总统在逝世前的一个星期还亲自去医院看望。

罗斯福问他：“你愿意做什么？”

卡尔逊回答说：“我要到乡村退休。”

罗斯福说：“我也想像你一样退休乡间，不过，我希望战后你继续到中国去做你的工作。”

谁知一个星期后，罗斯福就倒在了卡尔逊曾经为他做过侍卫官的温泉公寓里。而两年后，卡尔逊也与世长辞。我们可以从１９４４年３月２日罗斯福给卡尔逊的信中，读到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总统与一个中校之间的信任和情意。

“我亲爱的卡尔逊，……关于中国，我想我们正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关于华北部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劝阻中国某些领导人不要对八路军领袖们采取更激烈的反对行动，但这似乎使委员长很为难。然而，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需要你回到那儿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卡尔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是何等的真诚。据卡尔逊的夫人蓓姬回忆说，卡尔逊如实地说了中国共产党的话，却被美国一些人攻击为共产党。在病中还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１９４７年４月，卡尔逊在病榻上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报道中共已经突破对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进驻东北时，他顿时拍案叫到：“老天爷作证，共产党人１８个月之内肯定会控制全中国。”卡尔逊的预言又实现了。遗憾的是他在说完这句话的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间。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的日期与卡尔逊的预言只差几个月。

二战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准将，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这时的卡尔逊再次———因为在战斗中负重伤，他不再在部队服役而主动退役了。———以他独立的品格和忠诚的姿态站了出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他又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

无疑，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美国在经过２２年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卡死”均是无效的努力之后，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来到了北京，中美关系全面解冻，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1)

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上个世纪１９７９年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可谓是百废待兴，中国的“新长征”还刚刚起步，“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刚刚贴到墙上的宣传栏，中国的百姓大多数人家还没有什么电器，甚至有人戴个手表也是稀罕之物。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教等各方面犹如初春刚刚苏醒的大地上还留有一层薄薄的霜冻。刚刚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还没有吸引大洋彼岸蓝眼睛的目光，外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商人或者政客们，仍然是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的５月，一架私人的波音７２７飞机越过浩浩渺渺的蓝色波涛，从太平洋的东海岸，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缓缓地落在了北京。

这位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石油巨头，带着２０多位专家一起，第一个打破中国经济开放之初的坚冰，进入了充满无限诱惑和美好未来的中国，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中国之行。

他就是亚蒙·哈默。

大名鼎鼎的石油巨头为了见到邓小平，竟然略耍小技骗过了美国特工，混进了宴会。哈默与邓小平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也成了邓小平访美的一个意外收获。

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世界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１８９８年，他生于纽约，父亲是个医生。而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不仅拥有了医学博士学位，而且还拥有了百万家产。

哈默与邓小平的相识，说来颇具戏剧色彩。

在本书的《邓小平与卡特》和《邓小平与布什》中，我们已经知道，邓小平１９７９年初访问美国时，在２月１日早晨与基辛格共进早餐之后离开华盛顿，前往亚特兰大访问，并在那里计划之外地去了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墓地献了花。之后于２日上午离开亚特兰大飞往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进行访问。

当时，得克萨斯是个“发展快得近乎发疯”了的城市，财富让这座西部城市成了摩天大楼的试验室，２７座高楼大厦很快就矗立了起来。邓小平知道得克萨斯的石油和财富是美国有名的。担任过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就是在这里开采石油而发财的。而到访之前，中方就事先得到可靠情报，估计反华势力要在这个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邓小平在参观了美国林肯·约翰逊航天中心，并登上航天飞机模拟座舱之后，在市郊的西蒙顿参加了一个盛大的烤肉宴会和一场牧人的驯牛竞技表演。这个盛大的宴会和演出，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们专门为邓小平举办的。

作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默早已经是世界名人了。他经常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在全世界到处旅行。但他也一直关注着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自１９７２年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福特等开始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趋势和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出台，一直到这次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哈默为此感到高兴，他知道机会来了。当年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让他走上了经商之道，并让他成功了，今天，面对世界上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哈默自然不会放弃。他像一只精明的老鹰发现了新猎物一样，发现了中国有他需要的东西。他向往着中国。

然而，让哈默难堪的是，这次宴会美国政府并没有邀请他参加。这对哈默来说，是一个很意外却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１９２１年，哈默从大学毕业后，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流行斑疹、伤寒等传染病，于是他就决心前往苏联，帮助那里根治流行病。他花钱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那里，希望能在真正的医学实习前，多学到一些医疗知识和获得实践经验。谁知，让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从此他走上了经商之道，成为世界的富翁。

在苏联开办医院期间，他很快发现，当时的苏联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于是他就找到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告诉他们说：“我可以用船给你们运来粮食，只要你们往船上装上能在美国出售的货物。”

这个不太高的条件，立即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同意。于是他立即给苏联运来了百万蒲式耳小麦。

也就是在这一年，列宁接见了这位年仅２３岁的美国青年，并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国家的特许权。于是，哈默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了制造铅笔的石棉开采等两项贸易，建立了进出口机构，同时成为３８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

从此，哈默在苏联居住了９年，期间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并在列宁的帮助和支持下，哈默一步一步地成了西方著名的企业家。而哈默的商务活动，对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与他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

要知道，邓小平访美的这个时候，是１９７９年，正是中苏两国处于一个对抗的时期，双边关系极为紧张。邓小平这次访美不论是与卡特总统会谈，还是在国会两院，多次要求美国不要与苏联签订限制军备的有关条约，在苏联称霸世界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负有责任。而且邓小平还向他们公开透露，中国将出兵被苏联拉入其霸权主义阵营的越南。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鉴于哈默与苏联及其领导人有着非常良好的商务和私人关系，担心哈默会成为中国人、成为邓小平所不欢迎的人，因此没有邀请哈默出席有关邓小平访美的所有大型活动。自然，也包括这次宴会。

据哈默先生后来回忆说：“当中美关系在７０年代开始好转并出现了更加开放的贸易前景的时候，我就想成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美国商人之一，激励着我的不单是那广阔的新市场和商业机会所具有的诱惑力，我同时还希望能为我们世纪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之一做出贡献。引导我去敲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皇宫大门的浪漫主义理想，乃是东西方和平共处与和平贸易的理想。吉米·卡特由于他继续和扩大了由里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和杰拉尔德·福特等人所开始的同中国和解的政策，而应当受到极大的称赞。然而，他的政府却不积极热情地为我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

然而，对于哈默来说，他是一定要参加欢迎邓小平的活动的，哪怕一次也行，不在华盛顿也行。而这次安排在休斯顿的活动，参加者大都是哈默石油界的巨头同行们，哈默自然更不肯放弃，他“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令人过于难堪”的时候为止。哈默的努力终于有了一点结果，经过他在白宫的一个朋友也是总统的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的疏通，哈默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在最后关头得到了斯特劳斯的电话通知，哈默夫妇终于得到了出席在得克萨斯州为邓小平举行的这次盛大集会的入场券。

这天（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傍晚６时，当邓小平从下榻的宾馆到一楼大厅准备出门乘车赴会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件。当时中国的警卫人员走在邓小平的前面和两侧，后面几米远的地方跟着美方的安全警卫凯利。据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先生在回忆录《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中回忆说：“我的位置就在凯利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后来据美方告之，这个被逮捕了的人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Ｋ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比姆。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美方没有透露。

与此同时，当哈默携夫人弗朗西斯驱车来到竞技场时，发现到处都布满了安全警卫和特工，出入都是双层关卡验证。在第一道入口处就站着女警卫，查对进入的宾客名单。

哈默走上前去，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还算不错，这个女警卫竟然知道他的大名，于是就很客气地在客人名单上上上下下地寻找起来。因为认识他这位石油大亨，女警卫在查找时就显得特别的认真。可是，最后，她还是用一种十分关切的口吻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哈默显得有些尴尬，他觉得这可能是对苏态度强硬的布热津斯基干的事情，便十分镇静地说，“没关系，这显然是出了差错。宴会本身在哪儿举行呢？”

“就在里面的俱乐部。”女警卫回答说。

“那我的名字肯定在里面的名单上。”哈默说。

女警卫想了想，还是终于放他和夫人进去了。

过了第一道关卡，他们来到俱乐部门口，一个魁梧的特工守在这里。哈默仍然客气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笑着说：“我的名字在大门口的名单上被错误地漏掉了。门口那位姑娘说，肯定在俱乐部里面的名单上。”

特工打量了已经是满头银发８０多岁的哈默夫妇几眼，说：“你们可以进去核对一下名单，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哈默夫妇很顺利地走进了俱乐部。拿着宴会总名单的主管女士，认真仔细地把名单看了一遍，然后失望地跟哈默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哈默博士，这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哈默说：“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单？”

于是，这位女士将名单递给了哈默。哈默顺着名单上的名字往下看，一直看到罗伯特·麦吉这个名字时，哈默高兴地叫了起来：“啊！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默指着名单上的这个名字说，“罗伯特·麦吉是我们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票肯定也是错误地以他的名字发出来的。”

“噢，”那位女士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么回事。好了，您的座位在５号桌。”

哈默聪明地耍了一个花招，就这么混进了宴会大厅。他携着夫人朝５号桌走去。宴会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坐满了，５号桌上已经坐上了真正的罗伯特·麦吉先生和夫人。尽管他们不认识，但还是作了自我介绍。

这时，夫人弗朗西斯显得有些担心地说：“亚蒙，我们出去吧。”

哈默说：“不，我不出去。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

哈默夫妇在桌边坐下来，便和麦吉夫妇友好地交谈起来。麦吉先生是一家大石油供应公司的负责人，并且也和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做生意，对哈默的名字是很熟悉的。渐渐地，石油大亨们一个一个地都到齐了，当他们看到哈默时都感到很吃惊，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得克萨斯石油巨头们的聚会，会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不速之客？

这时，主持人宣布大家起来列队欢迎邓小平和中国代表团。在这个特殊的队列中，共站着５０多位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夫人。当邓小平带着他的代表团满面春风地走进宴会大厅时，掌声四起。哈默后来是这么回忆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

他身材矮小，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一名翻译陪着他，依次把每位总经理的名字告诉他，并说几句介绍的话。

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不用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冲着我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我非常愿意，”我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不乘坐商用飞机。”

“噢。”他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欢迎仪式结束后，哈默夫妇又回到了“自己的”５号桌。因为每一桌都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哈默同坐一桌的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后任驻美国大使）。章文晋说：“哈默博士，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副总理坐在一起。”

于是章文晋就拉着哈默的手，将他带到邓小平的桌旁。邓小平就让哈默博士坐在他的身边。而坐在同桌的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无可奈何，只能对哈默冷冷地瞟了几眼。可是哈默并不在乎，他知道，当着邓小平这位中国尊贵的客人的面，谁也没有办法再把他这个能骗过特工混进来的人给赶出去了。

而总统的那位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因为迟到了一会儿，就坐在附近稍远的一桌，用一种揶揄的表情看着哈默，偷偷地笑了。

据哈默后来回忆，在那次晚餐会上，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他非常敏锐，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后发现的，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每次和我见面他总是确切地记得前一次都讲了些什么。他从不需要笔录或问他的助手，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最后邓领我走到他的包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观看为他举行的专场表演。我们相处得非常惬意。在晚上的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非常肯定地重申了他的邀请。我告诉他，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我就到北京和他见面。

经过多次书信联系。仅在短短的两个月后，哈默博士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北京。

邓小平和哈默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经过多方认真会谈，这次哈默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开始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2)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５日，邓小平与哈默第三次见面。邓小平祝贺哈默与中国正式签署平朔煤矿合作协议。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哈默对邓小平说他要“常驻”中国“在这里督阵”，并说：“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后哈默对记者说，他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哈默作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家，他先后在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当时中外合资经营的所有经济项目中，平朔煤矿是最大的一个。这个合作项目也是哈默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中美双方关于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正式签订了。这是哈默继１９８１年７月３日访问中国之后，第三次来到中国。

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式是契约式经营，计划合作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２０年。由双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投资总额高达５．５亿美元，这在当年的中国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美方的岛溪公司负责三年完成基本建设，计划１９８５年出煤，年产原煤１５００万吨。中方负责解决运输问题。日常生产管理，前１０年由美方任正职，中方任副职，随后的１０年由中方任正职，美方任副职。如果第一阶段合作成功，再商谈第二阶段的合作。

这个合作项目的签订，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正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中国的这两项行动引起许多外国朋友和香港、澳门同胞的密切关注，他们担心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而此时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军武的行径，侵犯了中国主权，使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企业家们也因此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否也因此受到影响。

而在中国国内，针对哈默的平朔煤矿合作项目，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曾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合作项目在技术、财务、法律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并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咨询。最后经过充分的考量，才确定与哈默合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哈默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平朔煤矿协议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正因此，哈默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和邓小平的会见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也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３月２５日，上午１０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第三次接待了这位比他还要大６岁的美国老人。

这是两个老人的第四次见面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邓小平一脸慈祥，神采奕奕地握着哈默的手。

满头银发的哈默笑着对邓小平说：“你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你年岁那么大，气色也还这样好！”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哈默笑着说。

寒暄之后，宾主双方进入了会谈的正题。

“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哈默接着补充说，“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是的。”哈默说，“我希望今后能经常来中国，我要常驻在这里督阵，一直到把煤矿开采出来，运到港口装上船为止。”

邓小平说：“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

“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哈默说。

邓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会见中，哈默还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中国应该尽快发展高效的液态肥料，迅速把农业搞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再进口粮食，并力争能够有所出口。”

他还说：“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两方面的成功，就能帮助第三世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谈中，他表示愿意在化肥、畜牧业等方面与中国发展合作。

他还对邓小平说：“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放心，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哈默在随后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再次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是稳定的，目前中国正在精减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放到重要位置，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财政预算以及进出口贸易平衡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

在结束这次中国之行时，他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报特约记者的采访时说，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参考消息》在第９４９９期上刊登了哈默这篇文章：

中国现领导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人之一。而他（邓小平）目前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改革必将成功。

正像上次旨在改善乡村与农民生活条件的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这次的城市改革也一定会取得成功。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之国民经济，给予各级管理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并将大大提高城市工人的收入。这些改革在三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即把管理知识、外资与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这正是西方石油公司目前在山西煤矿做的三件事。

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向在履行契约方面很守信用，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会证明是明智的……

邓正在向中国引进许多健康的东西———所有资本主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铁路及大工业还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3)

邓小平笑着说：祝贺我们合作成功。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中国的潜力很大。哈默则把中国青年画家的画作《我的故乡》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

哈默自从与中国在平朔煤矿项目上达成协议之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对中国市场的热爱与向往之情与日俱增。因此，哈默与邓小平几乎年年都要见面，无论是礼仪场合还是私下晤谈，都能进行真挚广泛而无拘无束的讨论。随后他迅速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各方面的协议。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该公司在世界上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哈默在中国的事业也进一步发展壮大。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继１９８３年８月作为第一家获得在中国南海开发海上石油权力的美国公司之后，继半年后的１９８４年４月又与中国达成在山西共同开发价值５．８亿美元的煤矿的协议。在签订协议之后，邓小平再一次会见了哈默。

会谈时，邓小平对哈默说：“你为这件事来了几次了，辛苦了。”

“感谢邓主席，由于您的关心和支持，现在终于达成了一致，四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运输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邓小平又关切地问到。

“解决了，开始时我们很担心运输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天，我请来了彼特·基伟工程公司的董事长斯科特先生，他们有管理露天煤矿的丰富经验。”哈默认真回答说。

邓小平说：“我们要在这个项目上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

哈默说：“现在的项目是第一阶段，年产１５００万吨标准煤，将来还有第二期、三期工程。”

“第二、第三期工程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问题是国际市场。”邓小平说。

“石油资源逐渐减少，煤将仍然是能源中的骨干。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现在东南亚经济正在发展，中国离这一地区最近，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哈默说。

邓小平说：“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两淮的煤炭储量大。就是投资要多一点。”

“我想投资会来的，会源源而来的。”哈默说。

“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这次协议，这一点很好。外边感到中国法规不完备，这次我们两家协商达成了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

哈默说：“现在做成了一个大项目，我的注意力转到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肥料、海洋石油等方面。阿科石油公司在南海发现了大气田。运到海南岛建立合成氨厂。我将用磷、钾肥同你们交换，进行新的合作。”

说到海南岛，邓小平似乎有些兴奋。他告诉哈默：“我们决定开发海南岛，利用天然气还可带动其他行业。这里铁矿丰富，可以发展钢铁工业。”

哈默表示，他回国后将派化学公司总裁来同中国商谈这些项目。

邓小平笑着说：“祝贺我们合作成功。达成协议后，还会出现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国家。中国的潜力很大，只是没有发挥出来。”

哈默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指出：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直非常坚守信用。他认为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中国是明智的。

这次会见，哈默还赠送给邓小平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青年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我的故乡》。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4)

中国国宝大熊猫破天荒地坐上了波音７４７飞机越过太平洋到了地球另一边的美国。

哈默作为见过列宁的美国企业家，在６０年之后再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见面，这似乎在某些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１９７２年２月，哈默千方百计找到邓小平，在美国第一次见面时，邓小平就发出了“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的邀请，两人可谓情投意合。而邓小平和哈默前几次会见，邓小平就非常关心并多次询问哈默与列宁合作的具体问题和细节。正如哈默后来所言：“中国搞现代化的政策与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但哈默所说的，虽然就吸收外资、发展国际经济往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制定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与当时的苏联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当年苏联与现在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任务是大不相同的。当年哈默在苏联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我们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毫无疑问，哈默正是凭着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在中国，哈默遇到了邓小平。哈默一样的获得了成功。

而更特别令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让他把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带到了美国。这是大熊猫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哈默在北京举行了他个人的美术藏品展览。在这个展览会期间，邓小平又接见了他。会见时，哈默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国宝大熊猫带到美国参加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想法。

哈默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肯定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而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

按当时中国的法律，作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禁止向国外输出的。而在哈默之前，也曾经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代表团或者委员会来中国洽谈此事，提出了许多条件作交易，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也都碰了钉子，得到的回答都是“ＮＯ！”。因为大熊猫的确是稀罕之物，在当时科学喂养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数量极少。

而当哈默向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件事情时，邓小平看到了大熊猫背后的价值。经过思考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指示有关方面同意让大熊猫出国。

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大熊猫由中国的一架波音７４７飞机和它的饲养员一起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受到了甚至比国家元首还要隆重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亲自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大熊猫飞到洛杉矶，一时成了美国社会舆论的热点，更增添了奥运会的光彩，同时还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团结世界人民的精神，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关注大熊猫热爱大熊猫和关心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大熊猫因此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１９８５年６月，哈默与中国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了。哈默冒着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与邓小平再次会见。会见中，哈默把他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见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介绍。邓小平则就平朔煤矿第一期工程开工向哈默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一个西方石油大亨与一位东方伟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而他们都已经是８７岁和８１岁的老人了。

在这两个人生经历都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的交往中，邓小平以其东方魅力给哈默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哈默曾在回忆录中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明能干、最聪敏睿智的政治家，坚定不移地遵循着符合他的国家最高利益的路线……一个人以如此饱满的热情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紧张忙碌地从事着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于藐视那些干瘪瘪的经济数字和人们捕风捉影的预言的。中国一定会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我对此毫不怀疑。”

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哈默还曾这样评论过邓小平：“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共和国。”

邓小平和哈默的友谊，与其说是哈默的幸运，不如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中国人民因为有了一个“深情地爱着她的祖国和人民”的儿子而幸运。

第四部分 “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1)

试题：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方式：开卷，一问一答，即席采访。

监考人：人民和历史。

出题人：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

答题人：邓小平。

时间：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

地点：中国北京，中南海。

得分：（看完本文你就知道了。）

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西方观察家说中国正在“非毛化”。《人民日报》首次明确界定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６日，邓小平在设宴招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纳塔跟邓小平说：“不少意大利人都见过你。你１９８０年同我国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选中，我们都拜读了。”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考试？！

一个记者的采访被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喻成“考试”，这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个让赫鲁晓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誉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来说，更是语出惊人。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场考试对当时已经７６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是一种对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却别无选择。他要给历史一个科学的回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这个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考官”呢？邓小平又是如何通过考试的呢？

要解答这么多的问号，我们还得把目光回溯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打倒“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１９８０年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

这年的７月３０日，在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当时，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国外比中国国内还要大。这就是长期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同时另外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于巨大，拆除过程中还动用了吊车、卡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和行动？

尽管此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遍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各个单位各种部门，已经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毛泽东的画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语录被涂抹覆盖。据说，因为一些塑像极其高大坚固，在拆除过程中还使用了炸药。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但７月３０日北京的行动，在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传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确与众不同。中国的心脏，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况且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的地方，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从这里取下的举动，怎么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动？！

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们似乎从中共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行动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正在“非毛化”。

而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也就在７月３０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２０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１９７９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其实，邓小平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思考已经很久很久了。

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１５日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２１２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１２月１３日，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快结束时，邓小平就“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１２月１５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为三天后的１８日至２２日召开的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会议再一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针对西方“非毛化”的论调，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明确界定了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这年的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精辟论述：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价，是当务之急。

经过商议，评价将采取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总结。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邓小平说：“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像一个设计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的进度，直接指导着每一个细节。到１９８０年秋，《决议》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邓小平认为公开发表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该以什么方式将这一权威评价向外公开发表呢？

邓小平有自己的考虑。

第四部分 “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2)

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１９３６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１０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生于佛罗伦萨。１９４６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

第四部分 “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3)

第一轮“考试”：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提问，邓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在１９８０年的８月间，先后谈了两次。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法拉奇两进中南海。

对这样的角逐，邓小平已经是成竹在胸。

“考试”开始了。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法拉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触及到了２０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静悄悄的行动。

“考官”发问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回答得非常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问是非常巧妙的，这简简单单的提问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这样的提问真正的意图就是在含蓄地“逼问”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从不绕山绕水的他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迂回的问题，自己先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

邓小平接着说：“尽管毛泽东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回答让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许没有想到她苦苦寻求准备用迂回战术“挖”出的难题，邓小平主动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气魄。于是，法拉奇马上又把问题更加尖锐起来，直接转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都是五个手指。”法拉奇设置问题的能力确实不同凡响。

显然，这也正是西方观察家们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了。而这也恰恰正是邓小平需要向整个世界发布的。

邓小平明确地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接着，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回顾。

邓小平说：“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一边缓缓道来，一边平静地抽着烟。在袅袅的烟雾之中，一个胸怀远见卓识、从容大度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女记者的眼睛里越来越清晰。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那么，在后来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为什么又遭受了严重挫折呢？是毛泽东思想不管用了吗？邓小平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不等法拉奇提问，就干脆一口气讲个明明白白。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工作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的求实精神、宽广胸襟和坦诚品格感染着每一个人。在场的翻译和工作人员无不把尊敬的目光投向这个可爱可敬的老人。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评价之后，又提醒说，“毛泽东主席晚年的身体不好”，这也与他犯错误有关系。

法拉奇就立即抓住毛泽东身体这个话题，又提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譬如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于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法拉奇的接连几个问号像连珠炮一样，令人有些应接不暇。在这个满面笑容的女记者的温柔嗓音的提问之中，分明能听到一种金属敲打的声音。这样一问一答，不是考试胜过考试，不是战斗胜似战斗。

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真的找到了一个高手。而这正是镇定自若的邓小平内心需要的。他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１９６２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于是，邓小平又接着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根源。

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提到林彪，这时法拉奇就问道：“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小平回答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说到这里，法拉奇又接着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事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一边说，还一边打着手势，最后还特别强调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情，邓小平是了如指掌的。当年赫鲁晓夫选择一个晚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时，他就在莫斯科。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邓小平“挂帅”出征，多次出征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舌战。对此，邓小平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也从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决不会让莫斯科的历史悲剧在北京重演！

法拉奇又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邓小平在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的回答一说完，法拉奇就将话锋一转，突然问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她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这就是他的“罪状”。

对此，邓小平回答得非常坦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接着，法拉奇又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这时，邓小平还深情地回顾了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邓小平的一句反问，让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没有就此罢休，马上又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接着邓小平还谈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邓小平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并没有就此打住，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紧跟着上来了：“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法拉奇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分析后预言和猜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虑。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法拉奇：“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拆毁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该吃饭了。

第一轮“考试”就到这里。

下一轮“考试”是两天之后。

第四部分 “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4)

第二轮“考试”：邓小平给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给自己打了个“对半开”。

两天后的８月２３日。

法拉奇再一次走进中南海。

这一次访谈，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不可避免地仍然会涉及到毛泽东。

一开始，法拉奇的提问回到了邓小平个人身上。她问道：“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说，“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时，邓小平站在“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这个高度上进行分析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分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而对于开放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轻松的回答背后支撑着的是一个伟人的气魄！

当法拉奇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后来，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在这次提问中，法拉奇问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她说：“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对此，邓小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我们不知道。”法拉奇回答说。

邓小平就进一步解释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法拉奇的问题总是让你无法回避。

“零分以下。”邓小平的回答更是没有丝毫虚伪。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静静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法拉奇手中的采访本，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就这样，长达４个小时的两轮“考试”结束了。

８月２８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随后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做了转载，并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还有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两年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他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第四部分 “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5)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邓小平顺利通过了“考试”，他的成绩如何？历史和人民都已经有了最好的评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国之行，邓小平与她两次畅谈，绝非是邓小平的应急之作，而是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经过周密思考的结果。

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就在邓小平和法拉奇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谈话之间的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把建国后３０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邓小平还指出，“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的话。”

而就在通过法拉奇“考试”之后的整整１０个月后，１９８１年的６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于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接着邓小平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１９４５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１９５名中央委员、１１４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５３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这个“写作长达一年，中间经过４０００人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的讨论和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四轮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情景。

我想，４年之后，当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的时候，他之所以高兴地说他同法拉奇谈了七八个小时，给他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并深有感慨地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于世是血脉相连的。

如今，这场特殊的“考试”早就结束并已经成为历史。为了中国的未来，邓小平在这场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考试中，到底能得多少分已经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以他清醒的睿智、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给现代中国和世界赢得了稳定、发展、和平与进步。

邓小平以他超群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给历史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1)

和法拉奇一样，华莱士也不失为世界一流的新闻记者。他出生于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从事新闻事业，曾先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广播中心和底特律广播电台就职。１９６８年起他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从此在美国家喻户晓。他的名气不仅仅因为他主持节目，还因为他有辉煌的采访业绩。他曾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单独采访过的国际风云人物就有十多个，如：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贝京、巴列维国王等等。

１９８６年，他又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这不仅因为邓小平有着传奇般的政治生涯，而且是推进中国现阶段改革的主要人物，由他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邓小平说，接受华莱士的采访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因此搞新闻的华莱士自己成了新闻。

１９８６年，对邓小平来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年１月份，美国的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选为“１９８５年度的新闻人物”。每年经该刊编辑们的评选，将这一荣誉授予他们认为对世界事务发挥最大影响———不管是好是坏———的个人。这份美国保守党的杂志在发刊词中是这么评说邓小平的：这个使一块大陆运动起来的老人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内在魅力”。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这是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１０亿多人的８１岁的领导人第二次当选该杂志新闻人物，他在１９７８年得过这个称号。

《时代》周刊发言人希赖恩·布朗说，该杂志考虑的其他提名人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监禁的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摇摆舞筹款者鲍勃·丢尔多夫及“恐怖分子”。邓小平成了该杂志每年评选的第５９位新闻人物。该杂志宣布：“（邓小平）今天当选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１０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该杂志说，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允许中国农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或从事程度有限自由企业活动。它说：“如果行之有效，世界将会面貌一新。”《时代》周刊还说：“（邓小平）在比世界其他领导人更大的程度上大大改变了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世界其他舆论也认为：《时代》周刊的同事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凡到当地看过中国目前巨大变革的人都知道，中国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取得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的，那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如果能取得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长率就很高兴了。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那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特征明显的资本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以及对外开放，使这个国家进入了无人涉足过的历史新领域。

１９８６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时刻，面对复杂纷纭的国内国际关系，邓小平这位８２岁的老人，该如何决策中国的未来？

到了这年的９月２日，新华社突然发布了一条短得只有１００个字的消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别看这消息字数不多，然而却令全世界所有记者都惊羡不已。记者们一方面羡慕华莱士能够采访到邓小平，另一方面更关心的是华莱士采访到邓小平什么了？

邓小平到底说了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新的声音？显然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而华莱士本人也是守口如瓶。

这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好奇。一些新闻记者们就像削尖了脑袋似的想从中挖出独家新闻，哪怕能得到一点风声也好。

９月２日这天是星期二。而华莱士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的时间表是固定的，只能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黄金时间播出。也就是说要等到真相大白还得４天时间。

作为同行，华莱士也只能跟他的各国记者朋友不无遗憾地说：“在这次谈话播出之前，我们不会透露任何内容。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这对于关心中国关心邓小平的人们，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来说，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兴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了让自己的独家新闻造成轰动效应，也算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中国方面的沉默，美国方面的封锁，使这次采访更加增添了神秘的面纱。

尽管如此，华莱士也按捺不住成功采访邓小平后的激动和喜悦。他有些骄傲和自豪地告诉那些穷追不舍的同行们说：“邓小平在谈话时很幽默，看起来在休假后很健壮。邓小平在接受采访时，非常乐于提供消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期待着星期天的到来。

１９８６年９月７日，当精神矍铄的邓小平那慈祥的面孔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台时，人们从这张熟悉的满脸春风的面孔上，再次领略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智慧。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负众望。美国轰动了！世界轰动了！

华莱士在全球掀起了“邓小平热”。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世界所有重要媒体的舆论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与华莱士的谈话。

一时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话成了热线，许多电视台要求购买该谈话的播放权。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接受一对一的电视采访。也是继６年前他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后又一次对自己智慧、才能和勇气的“考试”。

邓小平多年来一直是中外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许多记者都以能采访邓小平为一种光荣。此前，要求邓小平接见的外国新闻记者的名单已经排成了长队。但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邓小平一般情况下是不接受记者采访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那种“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人。

而这一次，邓小平之所以接受华莱士的采访请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说了解他，其实就是通过他了解中国。祖国对邓小平来说，就是母亲。

而为了能成功地完成采访邓小平的任务，华莱士事前就做了精心的准备、仔细的研究。为此，他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她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从女儿的角度回忆父亲的坚强、忍耐和坚定的信仰，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为了制作节目，展示邓小平峥嵘的斗争岁月，华莱士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而为了增加节目的收视率，他还细心地要求中国方面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因为中南海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国内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一方面也借此机会让广大观众看一看红墙内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可以欣赏到富于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2)

邓小平巧妙地把戈尔巴乔夫踢过来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球”又踢了回去。

１９８６年的９月２日是一个好天气。真可谓秋高气爽。

这天上午１０点钟，邓小平特意换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体大方，脚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位于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邓小平从北戴河海边度假刚刚回来，黝黑的脸庞发着亮光，两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早早在此等候的华莱士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握了握手，两人就一起走向座位。一边走，华莱士一边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说着，两人微笑着面对面坐了下来。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和蔼地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华莱士一边说，一边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

邓小平递给他一支，微笑着说：“我这个是他们为了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噢，过滤嘴比香烟还长。”华莱士接过烟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说。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６８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亲切的娓娓交谈之中展开了。

华莱士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８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在中苏关系上，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意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１９８９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６个团８０００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等等。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讲话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动，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国，看一看中国领导人是一个什么回应。其实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苏关系的这个“球”踢给中国，以解脱其在国际和外交上的被动。邓小平冷静观察之后，中国方面简单明了地就此事作了一个评价式的反应———“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显然，这次华莱士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希望邓小平代表中国做出一个正式答复。他问邓小平：“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看样子，华莱士的提问确实是经过观察思考和研究的。

处变不惊的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邓小平确实是政治高手。他绝没有那种政客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他始终是冷静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华莱士接着问道：“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突然转开话题，问道：“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华莱士将话题一转移，一下子急坏了在电视监视器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他站起来，皱起了眉头，认为华莱士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但又不好中断采访，只能看华莱士的发挥了。

邓小平说：“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１００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所以，就您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华莱士说。

邓小平进一步说：“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又问道：“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邓小平的回答非常直率而又深刻。

就在这个时候，正好摄像机内的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片刻休息时间里，节目制作人就赶紧对华莱士提出要继续关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态度。

换好录像带之后，采访继续进行。

华莱士就马上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历史的必然中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起着意料不到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次录像带调换和节目制作人的提醒，才有了这次采访最为精彩的段落。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邓小平还说：“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的这番话，敏锐地抓住了要害，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胆识。这段精彩的讲话成为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因为中国领导人愿意前往苏联举行两国首脑会晤，这在中苏关系破裂２０多年来还是第一次。邓小平的讲话给戈尔巴乔夫一个响亮的回答，既没有改变中国的一贯立场，强调了中苏首脑会晤的前提条件，又给戈尔巴乔夫出了题，让他回答，实际上就是要求苏方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拿出新的实质性的东西来。

用当时法新社的评述，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８０多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评论说：“邓小平巧妙地在没有作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从戈尔巴乔夫手里夺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3)

邓小平问候美国总统里根，再次深情阐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障碍，中国必须统一。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在美国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下至普通百姓，上至美国总统，许多人都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华莱士说：“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曾亲自告诉我，他们对我的节目很感兴趣，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要看这个节目。我想，当我这次采访的节目播出时，他们一定也会观看。不知您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里根总统说？”

显然，华莱士把话题从中苏关系问题转到了中美关系上。

邓小平稍微欠了一下身子，说：“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华莱士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邓小平这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样的提问犹如开了弓的箭，不中靶子不回头。

“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邓小平一边肯定地回答，又一边认真地回顾历史说，“在５０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等人就把台湾看做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

“什么态度？”华莱士“咬定青山不放松”。

“很遗憾地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华莱士要追问到底。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这就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了条件。”

谈到中国统一的问题，作为美国人的华莱士就问邓小平：“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深情地说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和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的地位，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

接着，邓小平对大陆和台湾的发展程度和经济水平差异做了客观的分析比较，说：“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３７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太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看，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合情合理的对两岸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是全面的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4)

邓小平说：“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话题又从台湾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搞现代化需要外国投资问题。

针对当时中国在搞现代化发展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阴暗面，让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比如像“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等问题和现象，华莱士有针对性地摆出这些问题问邓小平：“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说：“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但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当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致富光荣”的口号感到很意外。其实，在当时，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外让人感到纳闷，就是在中国国内也同样让那些受“左”的条条框框影响的人，也感到难以接受。

华莱士问：“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联系自己的过去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说：“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当华莱士跟邓小平说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子这些新的情况时，邓小平摆摆手说：“比起你们来，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上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但比起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低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就马上请邓小平谈谈他个人和家庭经历的遭遇。

对此，邓小平不想多说，就简单地答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

华莱士急忙插话说：“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

邓小平听华莱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笑着说：“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这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华莱士又问邓小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很有分寸又很巧妙的。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中国人民也告诉世界自己在“大跃进”上也犯过错误，这种伟人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向前看的。他吸取经验，把个人融入集体，不搞个人崇拜，这就是邓小平的历史智慧。

这时，华莱士突然提到一个人们普遍关心但确实没人敢问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小平稳健地挥了一下手，坚定地说：“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依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一士(5)

邓小平告诉华莱士：“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不知不觉，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已经超过了。

可是华莱士的提问单上还有好些问题在后面排着队呢！不问吧，机会难得；问吧，８２岁的邓小平能同意吗？

最后华莱士还是鼓起信心请求邓小平将原定的一小时采访时间再延长２０分钟，哪怕是１０分钟也行。

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还笑着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邓小平的幽默把华莱士也逗乐了。

在剩下的时间里，华莱士又问了两个大问题。

华莱士问道：“您说过，您要活到１００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个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以对您说些什么？”

华莱士的这个提问有些幽默，但其难度不能不说不高，这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略加思考，巧妙地坚定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论。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搞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

华莱士紧追不舍：“毛泽东逝世已经１０年了，他对现在的一些事情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邓小平回答得相当干脆，他接着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是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华莱士用他成熟老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不能不说他的眼光是犀利的。

邓小平很高兴地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这时，华莱士低头看了一下时间，说：“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这其实就是问中国领导职务制度改革的这个大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１９８５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笑着说：“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１９８５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小平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采访结束了，邓小平和华莱士肩并肩走出紫光阁。秋天的中南海波光潋滟，参天古柏苍翠挺拔，菊花斗艳，真是天凉好个秋。邓小平和华莱士一边走又一边聊起了家常事，轻松随和，看得出来，邓小平对今天的访谈很有兴致。作为记者的华莱士自然更为自己的成功兴奋不已。

华莱士问邓小平：“邓主任，你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每天工作两小时。”

“那你其他时间干什么呢？”

“与孙儿们玩玩，也看些书。”

“你有几个孙儿？”

“有４个。最小的才１岁零两个月。”

当天晚上，中国方面就播发了本文开始就提到的新华社的那则短消息。

第二天，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也发表这条消息，而且还配上了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新闻图片。

之后，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就开始千方百计地追逐打听邓小平第一次面对面和华莱士交谈的内容。华莱士和邓小平的名字一时间成了世界新闻。然而，本领高强的新闻记者们在守口如瓶的同行华莱士那里一无所获，这就使得华莱士的独家采访更增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据说，这也是邓小平惟一的一次一对一的接受电视记者的专访。

９月７日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台播放了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的独家新闻，从此，“邓小平热”一下子沸腾了世界。

中国的《人民日报》于９月８日和９月１５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谈话的详细内容。１９９３年９月，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以《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轰动世界的邓小平再一次赢得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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