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告诉你，为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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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告诉你，为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临睡之前……

“瞧一瞧内心的小鹿吧，就在临睡之前，看一看从日出到日落，有没有什么给它带来丝毫危险。”那个穿着粉色蓬蓬裙的苗条女孩站在灯光绚烂的舞台上朗诵这首诗，一边念还一边娇羞地扭着腰。她把那些词——对她而言也许仅仅是些发音——熟练地背了下来，根本没去在意诗的内容。黑暗中，我四排的邻座小声对他妻子说：“又是些无聊的、老掉牙的玩意儿。”那位妻子接过话茬儿：“什么呀，哪里老掉牙了，别乱说话。”虽然我没做声（大厅里要保持安静），但觉得她说得没错。比利时安特卫普女诗人爱丽丝·娜含一百年前写的诗，你可以去争论诗的质量，不过其中包含的可远不止“无聊”。

我想对邻座说，我们应该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做过些什么，可又不想打断那个蓬蓬裙。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一切都安好吗？有没有给小鹿“带来丝毫危险”？只有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位先生，您说不是吗？这样我们就能找到错误的根源，从而避免将来再次发生。我想劝那位先生好好花时间来思考，其中的关键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看事物。

没错，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总是闷头做事，就无法分析出犯错的原因，更别提理解它们了。有时候我们得先睡上一晚，而这一晚可不是白睡的，先生，您说呢？

我在心里对他说，谁有勇气像分析别人的错误那样客观地分析自己走错的路，就能避免错误再次出现，而且还会感到很惬意。认识自己的错误不仅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而且还很有好处。我在黑暗中看了看邻座，他也飞快地瞄了我一眼，那双眼睛好像在说：“牧师先生，您还是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吧。”我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向舞台，女孩还在朗诵：“我有没有让一只眼睛哭泣，让石板迷离；有没有对无爱的人，说上一两句爱的箴言……”嗯，看来邻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爱丽丝·娜含的那些词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开头，让我继续说下去。

我要说的不仅仅是犯下的错误和走错的路，我们还应该时常近距离地观察观察自己的其他行为，这也很有好处，可以对自己了解得更透彻；不去管事情大小，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做或者偏偏不做某些事情，生活就会变得更有趣。人类是一个有趣的物种，值得好好观察。倘若一个外星人看关于地球人行为的纪录片，一定会看上瘾的。人类就是这么有意思，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当局者，总在戏中，所以才看不到。一个演员在表演时，是欣赏不了那美丽的场景的。就像舞台上那个苗条的女孩也看不到自己的害羞是多么可爱，在她眼前的，只有一个漆黑的大厅。再强调一次，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关键。这种距离指的不是睡上一晚，而是一种眼镜。我们要戴上它，才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就好像夜视镜，或者我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个可以透视别人衣服的玩意儿。

我说的眼镜并不是科幻产物，它真的存在，而且还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功劳。这位先生的作品和观点也因此有了价值，在生物学界内外随处可见。他教会我们有生命的事物如何适应周围的环境，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又是如何一代接着一代改变的。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由此产生了进化。达尔文看到的世界跟所有人看到的一样，只是他有一副眼镜，能看到并理解的东西比常人更多。他把这副眼镜当作礼物送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自己也能学会观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看着这个富有生命力的世界，就像在看一部有趣的3D电影。如果你看看演员表，那就更有趣了——我们自己也在其中！难道戏到收场时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了吗？还是先放下这个场景，找张躺椅坐下，去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吧，“就在临睡之前”。

我向您保证，这不是一部沉重的学术作品。临睡前谁都不喜欢看沉重的电影。所以我把这本书定位为轻松、好读、容易消化的读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故事讲出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对科学施加暴力，从而背弃学术作品，而是想把故事分篇讲出来，以便读者阅读。我们将和达尔文一起，徜徉于人类行为的风景中，时而在这儿摘一朵小花，时而在那儿掰一根树枝。故事有大有小。有时候很小，比如人说话时为什么要把胳膊交叉在胸前；有时候很大，是一些泛泛的问题，比如，跟生下来的时候相比，你还是同一个人吗？人为什么会死？我把所有故事都有意识地丢到一起，从一朵小花跳到一根树枝，最后再跳回去。其实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想法先是无序地出现在我们脑袋里，接着思考便开始了。这本书也一样。我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这本达尔文主义文集来理解思考的方法。

书中有些故事不成系统序列，读者们可以交叉阅读。有些先前提及的话题在后文会重复出现，所以，把每篇故事单独读懂还是很有必要的。

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不同地点或不同环境中。当想法在我脑袋里出现时，就会像个弹簧一样催促我写下来。这篇序言是我在法国南部的沙滩上用苹果手机打出来的，兴许您还能嗅到沙子的味道。有时候我坐在火车里，双手在召唤下提起笔，有时候在露天咖啡馆或宾馆里，不过大多还是在开会的时候。

地点和环境的多样化其实很容易解释：作为一个行为生物学家，不论我走到哪儿，都会对人类及其行为产生兴趣。大街上，公车里，还有超市里，我都睁大双眼，寻找素材。素材倒是很多，这不是什么问题。其中的关键是我要控制住自己，不能每次都受其诱导，去“解剖”人们的行为。我必须时不时让自己也让您安静一下，用不着立马“开膛破肚”。

这本书里的故事之前以博客的形式发表在科学月刊《黎明女神》（Eos）旗下的网站上。很感谢罗夫·斯赫尔斯和雷诺特·冯贝克两位先生提出把博客文章集结成册的建议。能够为一本推崇通俗科学的杂志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我倍感荣幸。科学前进的速度连光速都嫉妒，也正因此，大众才越来越不了解科学，这很可惜。虽然科学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它们真的非常有趣。《黎明女神》杂志给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品味科学故事的机会。

创世以来，人类的行为总是现身纸上，却很少被研究。宗教、政治、哲学……纸上总写着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又不该做。“行为”并没有被视为某个物种特有的、具有生物功能的系统，而是由人类创造并规定出来的。人类具备理性，高于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随着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的行为是独立存在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被拿来研究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本身。行为成了人类的一部分，可是人类的精神却被当作指引，因为人是理性的，优于其他生物，其精神远高于地球万物。幸好，如今我们有了行为生物学，它的研究角度更为广泛、现实，提出了“世间万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达尔文给了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工具。我将试图就此展开叙述，希望您把每个故事作为一天的结束，就在临睡前读一读。一个接一个，一晚接一晚，就能把自己的本质看得更清楚，从而了解真正的自我。我祝愿您的这次人类行为风景之旅旅途愉快。

我把这本书的题目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给了邻座。他问：“也是爱丽丝·娜含的？”我说：“不是的，是……嗨，算了。”只见他面无表情地盯着那张皱巴巴的纸。这时，粉色蓬蓬裙姑娘深深鞠上一躬，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她的要求——看一看自己内心的小鹿已经完成，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小费和马尾辫

露天咖啡馆是用来看人的——先瞄上几眼，再评头论足，尤其是看到女人的时候。我是不凑这个热闹的，从不……除非出于纯粹的（纯粹的！）科学目的。

一家西班牙露天咖啡馆里，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胖子喝光杯里的啤酒后，摸着大肚子叫服务生来结账。“两欧。”男孩笑着说，应该是个打工的学生。大肚子分毫不差地掏出一枚两欧硬币，放在了桌上。他刚要起身离开，就看见那个服务生脱下围裙，递给了接班的人，准确地说，是接班的女人。从现在起，店里的活儿就交给了一个可能连十七岁生日都还没过的活蹦乱跳的金发女孩。马尾辫，低领口，短裙，天气热嘛。只见大肚子的眼睛立刻跟闪电似的从下到上扫视一番，然后慢慢坐了回去，叫来马尾辫，又要了一杯啤酒。只一会儿的工夫，啤酒就端了上来，他见状立刻起身掏钱。虽然明知价钱，可他还是故意开口问那个可爱的孩子，以便得到跟她对视的机会。等她说出那句多余的“两欧”后，他便大大方方地把三欧元放到桌上，挪了过去，最后还不忘抛个“媚眼”。短裙拿起战利品，微微一笑。那笑容就像是仙人在灵感冒泡的时候画出来的。当她一步一跳地奔向下个顾客时，大肚子的眼睛还流连于她的腰臀之间。

这出戏我妻子也看在眼里，连连抱怨不公平。男孩什么都没得到，可那个女孩却拿到了啤酒价格百分之五十的小费。“没错，”我说，“的确不公平，不过倒是符合达尔文的理论。”妻子立刻接过话茬儿：“你现在不会要告诉我达尔文还写过关于小费的文章吧？”我看着她的眼睛，发现她对我的爱已经打了九折，于是说：“好吧，那我不说了。”“行了行了，我倒要听听，说吧！”唉，女人就是这样。

在我们这个社会，婴儿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照顾，从而保证它们得以成活、成长并在今后传宗接代。他们一旦生病，就会有无数医学机构伸出援助之手，即使付不起钱也没关系。听好，我说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妈妈们基本都能保证自己的宝宝会活下去，即便无法单靠她们自己的力量。宝宝们也一定会受到教育，这有学校呢；在警察和法制机构的保护下，宝宝们也不会受到坏人的威胁。当然了，例外肯定是有的。可是，如果把时间倒退十万年，那些保障就根本不存在了。妈妈们要尽最大努力去喂养、教育和保护自己的孩子。几乎没人能保证孩子能活下来。细菌和疾病就是极大的危险。街道转角处也没有随时可以买到东西的小店，更别提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了。做大人的不能轻易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自己出去溜达。强盗和人口贩子可等着呢。

“这么说，那些妈妈们也应该得到小费咯。”妻子鄙夷地说。“别着急。”我说。

如果妈妈们得到帮助，那么孩子的成活率就会大大提高。人类因为脑袋较大，早早地来到了世上，可别忘了，这也意味着相比其他动物，人类无助的时间也更久。帮助照管是必需的。不管是谁，奶奶也好，阿姨也罢，或者是孩子的爸爸。最后这个不错，因为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来说，把自己的孩子养活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孩子毕竟是其基因的继承者。因此，有一点妈妈们多少都有些把握，那就是：孩子的爸爸也会尽力，为抚养孩子添砖加瓦。一个好爸爸能提高妈妈的生育概率。也就是说，爸爸能够提供的东西越多，孩子吃饱、受到关心和教育等等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做爸爸的一定要足够富有，生物学家称此为“有充足的可用资源”。此外，爸爸最好还要在某个集体中有一定的权威，这样，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其他人就会迅速前来帮忙。比起那些小人物，有权威的人在集体中总是比较吃香。最后，爸爸掌握的知识越多，孩子受到的教育也越多。由此，孩子的未来就有了保障。“怎么还没说到小费？”妻子问。我说：“先把你的咖啡喝了。”

虽然十万年前——或许更久以前，女人们还不知道以上这些理论，可她们还是会留心，虽然是无意识的。当她们在人群中面对所有有潜质的爸爸，要挑出正确的那个时，脑子里就会想着好爸爸的那些特征。这时，有充足可用资源、在集体中有权威的男人就会被优先选择。不过这里有个小问题，妈妈们不能总是光靠看就知道哪位先生够有钱，养得起那个暂时只在她们梦里、还没在肚子里出现的宝宝。银行存款是不会印在脑门上的，于是，我们的曾曾曾祖母就用了一个小诀窍。“小费！”“没错。”

曾曾曾祖母借助男人们的名声来判断。听说那些在人群中出手大方的家伙，都有充足的可用资源。谁时不时分别人一口羹，就是个资源充沛的好猎人。能把吃的或别的东西分给别人，就说明他够吃够用，是富足的。倘若有潜质的爸爸们这么做了，就会被梦想着孩子的妈妈们选中，成为真正的爸爸。当然，为了扩大自己的名声，他们可以既对男人也对女人大方，不过这招只有在女人自己得到好处时才比较管用。就这样，出手大方的男人增加了他传承基因的机会。

妻子像个上司似的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问：“这么说，那胖子是想用那一欧跟那个女孩造个孩子？”完全不是。只不过我们曾曾曾祖父那套用了很久，为繁殖成功添砖加瓦的机制至今仍留在我们的行为规律中。这是一种男人大脑中时常处于活跃状态的小程序，动不动就会开启，即使在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也一样。小程序会对男人说：“当你看到一个女人，伴侣选择程序告诉你这是个有潜质的妈妈时，就要立刻通过出手大方来扩大名声。”就这样，小费进了女服务生兜里。

妻子赶在我前面要了账单。“两杯咖啡？三欧。”妻子把钱放到了桌上。当那个女孩面无表情地卷走那三欧时，妻子冲她轻声说了一句：“不好意思，这儿可没资源。”

典型的人类特征？

临睡前我总喜欢躺在床上读点东西，一般来说，在我意识到自己睡着前，眼睛就闭上了。不过这次没有。我手里拿的这本科学杂志接连提出的两个结论让我无法入眠。于是我找来一支铅笔，在空白处写起来。

“只有人类能思考”“只有人类了解爱”“只有人类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为了把人和其他生物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瞧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啊！可结果却令人失望。通过与其他生物的对比研究，那些典型的人类特征不断降级，较高等的动物的思考能力被严重低估，类人猿的世界里也存在爱，工具的使用在很多动物身上都有所体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过，也许真的有一个人类特有，而其他物种都不具有的特征存在。也只有我们才这么重视这种特有性，只有我们才用成千上万的辞藻来陈述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那条特有的鸿沟，只有我们在大大强调所谓的优越感。其实，这倒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因为这个话题，杂志中最新得出的两个结论才让我睡意全无。它们恐怕要让那些“鸿沟追寻者们”倍加失望了。

为了指出人类身上更多的低等性，我心甘情愿地拿起笔。刚才我提到了“成千上万的辞藻”，这正是第一个研究的主题：人类的语言，即说话能力。

之前有人发现了一种名叫FoxP2的基因（叉头框P2基因）。当研究人员发现某个家庭中所有成员的这种基因都遭到了破坏时，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家庭中一半人有语言障碍，特别体现在语法、对语言的理解和写作方面。不过，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利交谈时所必需的协调动作出了毛病，也就是嘴巴和脸难以协调。哇，一个基因突变破坏了人类的语言！结果这个“语言基因”就这么（在媒体中）诞生了，报纸上写着：有人发现了让人类具有说话能力的基因。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这种基因，现在终于可以把人类和非人类永远区别开来了。人类的定义终于确定了！媒体对此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可是这说的都对吗？结论是不是下得太快了？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与现实是互相冲突的。FoxP2基因也许的确对人类的交谈——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要冠以“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个圣杯，还言之过早。科学家很早就发现FoxP2是一种控制型基因，也就是说会影响其他基因的运作。况且，我们早就知道这种基因广泛存在于动物世界，就连昆虫也有自己的版本。老鼠的FoxP2基因和人类的只差三个突变（微小的变化），而人猿和猴子的就只跟我们的差两个。也就是说，这种基因很早很早以前就存在了，而人类的版本是后来才在进化中出现的。据研究人员估计，不会早于二十万年前，也就是现代人类出现的时候。

特别有趣的是，我们的表哥——尼安德特人，也经历了同样的突变。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有意思的分支话题：尼安德特人在许多卡通片里一直以野蛮人的形象出现，可他们却跟我们有同样的、被某些人视为典型人类特征的基因。难道就不能说，他们拥有几乎与我们一致并且发展程度相当的语言能力吗？另外，假设中还提出，他们拥有语言形成所需的许多其他基因。而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只以一个基因作为根据，把人类说成独一无二的物种；另一方面却把跟人类拥有相同基因的另一个物种，看作是原始的或者非人类的，这是不对的。好吧，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分支话题。

从这个结论中，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人类发现的所谓的著名“语言基因”，只不过是进化中使人类张口说话的一个小小的催化剂。同样的基因在鸟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即鸟鸣的发展。语言和说话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古老的进化之路为基础不断发展出来的。

结果还是没找到那条横亘在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决定性鸿沟。也许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能找到答案，比如说民主，这总该是人类特有的吧。没错吧？那就看看呗。

几年前我在斯特拉斯堡的灵长类学研究中心访问时，一下子就爱上了一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特别惹人怜爱的小猴子：汤基猕猴。我为什么会对它们一见钟情呢？原先，我也不知道这些猴子身上会散发出多大的魅力，毕竟之前研究它们的人很少。不过，今天我们又迈出了一步，在斯特拉斯堡已经有人多次研究过这种猴子。最新的研究和我故事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正相符。生物学家们研究了猴子决定行动方向的方法。如果要十只二十只猴子作为一个小组行动，猴子们就不能各走各的路，否则就不成一个小组了。那它们是如何来决定行动方向的呢？斯特拉斯堡的研究把这个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

当猴群中的一只猴子离开群体几米，比如去找吃的时，猴群便行动起来。那只猴子会看着猴群，等上片刻，同伴们便会跟随它的指示前进：行了，就这么决定了。可是当猴群中有两只猴子分别带着不同的动机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出发时，事情就变得有趣了。一只猴子朝一个方向去找好吃的，而另一只朝另一个方向去找好玩的。现在怎么办？结果是每只猴子都会有自己的拥护者，其中一些猴子跟着去找吃的，而另一些去找玩的。队伍就这么解散了吗？假设不止两个，而有三个或者四个决策者，那队伍不就彻底解散了吗？事实并非如此，结果是猴子数量多的那组获胜！猴子们会去数每组有多少个同伴，然后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它们的决策动机，最后猴队完好无损。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基础原则：多数决定论，即所谓的民主。我在历史课上学到过，这种体系源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当然很老很老了，要追溯到几百万年前。

我这是要声明，我们的议会跟一群汤基猕猴一样吗？人有时候是要敢于表达，可在这儿还是算了。人类的民主当然远不止如此。我们会接受众人的讨论，异议会得到考虑，少数派也拥有自身的权利，等等。不过，我们在汤基猕猴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民主决定的基础，在鹿群中也如此。人类社会的支柱有很多，而它们都比人类存在的时间长得多。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究竟能学到什么？不停地寻找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决定性鸿沟只能让人感到挫败。每一种所谓的人类发现的人类特征，都比人类本身存在的时间更长，源于进化的过去。而每一次变化都是一种深化，获得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经历一次天文学上的“中天”……不管您怎么叫它，它都是一种存在已久的结构。

杂志上空白的地方都被我写满了。明天我要把它们打出来。还用等到明天？天都已经亮了，闹钟一会儿就会把我从熟睡中拉起来，虽然床上连一丝熟睡的痕迹也没有。我用了整整一晚上把这些都写了下来。不过我的读写速度特别慢，兴许是我的FoxP2基因出了什么小问题吧。

妄想症是病吗？

数学家生病了，于是给他的家庭医生打电话。他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把体温计插进身体表面的某个器官里，等了十分钟。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十分钟就是十分钟。“您哪儿不舒服？”医生问。数学家的回答是：“我发烧了！”“体温多少？”“正好37度3。”病人精准地回答道。“这就要我跑一趟吗？拜托，你没有发烧！”可这位数学家马上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发烧就是温度高于正常体温，对吧？正常体温是37度，没错吧？37度3不是高于37度吗？所以说我发烧了，这才给您打的电话。”医生叹了口气，说：“要我说，38度以上才算发烧……”数学家不满地说：“高于37度就是发烧了……”一场让人飙汗的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这两位先生到底谁有道理呢？您可能会支持医生。但您和我通常都跟那位数学家一样喜欢争个黑白是非。我们要么健康，要么生病，要么发烧了，要么没发烧。我们的身体或精神要么运作正常，要么不正常；你要么是异性恋，要么就是同性恋……这个“生病”的数学家和恼怒的医学家之间的争议，说明了在黑与白之间还存在着灰色。体温37度3并没有生病的迹象，所以你没有生病。我们是逐渐从“没有发烧”走向“发烧”的。

即使这件事看上去再细小，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通常不分层次地进行思考，持有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从健康的状态渐渐过渡到生病的状态，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行为中，也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透过生物学眼镜来看，从正常到不正常的渐变过程就容易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不是数据化的——不是一就是零，不是开就是关——而是由许多模拟信号叠加组成的（请允许我用一个电脑术语）。万事万物都有过渡期，即中间转变期。最新一次关于妄想症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对一个行为生物学家来说，通过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来看待这种病症是非常有趣的。妄想症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只会出现在精神有问题的人身上。他们极其害怕遭到他人的指责或批评。这真的是种心理疾病吗？难道可以就这么非黑即白地下定义吗？我觉得不行，因为和预想中的比起来，我们的妄想行为要多得多。妄想在人类的大脑里随处出现。我刚才提到的那项最新研究就很好地印证了妄想“遭到他人指责”的日常性。研究指出，三分之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体现出妄想症的某种形式。哎哟，听起来真吓人，我们中的三分之一都有精神病吗？还是我们对人类的理性行为和争论能力有错误的认识呢？好像确实是这样，日常生活中，理智很少出现。如果我们不停地观察自己，就会清楚地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受到情感和感觉的牵制，而它们持续位于人类意识的较低层面。分析一下人类情感的丰富程度，就能得出以下结论：妄想，根本就没有那么奇怪。

那项研究中的实验很有趣，同时给出了行为学研究中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可以毫不愧疚地把那些实验当成范例来介绍，因为它们非常新颖，在将来，一定会有许多行为学研究者沿用这种方法。请注意我的预言：十年内，我们一定会看到无数以这种模型为基础展开的行为学研究。到底是哪种模型呢？就是虚拟画面。参加实验的人都会拿到一个超级先进的头套——其实是一种眼镜，通过这种仪器，人们的眼前会呈现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比如，参与者在几节地铁车厢里行动自由。他们会遇到一些人——其实是些虚拟头像，这些人都做着最平常的事，安静地看报，不去管参加实验的人，而有些人则会挡路，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结果，三分之一的实验参与者都说他们被别人注视的概率高于平时，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也就是说，这些人身上出现了妄想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发生在日常生活环境中，虽然那个环境是虚拟出来的。参加实验的人之前还要做几项心理测试，从而检测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程度和对自己的看法。测试结果分析表明，在地铁里出现妄想反应的那组人，之前就有恐惧感或者会习惯性地低估自己。

对人类感情的生物基础有良好的理解——比如感情由进化产生、锻造——就能拥有一个纯理论基础来做出预言：遭受他人指责的妄想不仅存在于一些不正常的特例人群身上，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正常人中间。实验通过虚拟头像验证了这个预言，确实有趣。然而事实到底如何，我们又该对感情有哪些了解呢？

第一，恐惧是一种基础感情，产生于大脑的杏仁体里。杏仁体的运作速度极快，脱离于我们的意识。

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前，杏仁体就已经恐惧地做出了反应。所以我们才会对那些通常用理性思考不会产生恐惧的事物，轻易就产生恐惧感。举个草丛里的水管的例子吧。人类靠理性的观察，把这个东西归类于一种没有危险的橡胶制品，可以在花园里使用。可是在这种意识产生之前，杏仁体可能就把它看成了一条蛇，从而产生了惊吓反应。这其实很容易解释：在人类历史中，水管是后来才出现的。倘若我们的祖先看到什么像蛇的东西，就会以为是蛇。杏仁体的优点是反应迅速，脑核中能立刻产生一个小小的障碍，跟过度敏感似的，而这个小小的障碍可能会对人类的恐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人有时产生的恐惧过多，有时又太少。先前参加实验时产生很多妄想的人，本身的恐惧感就很强，也就是说，他们的杏仁体可能比常人要敏感。不过这不是什么特例。

第二，杏仁体不能自由运行，要受到现代人类大脑——尤其是新皮层——的控制。大脑这个部分的理性程度较高，会时而刹车减速。这种控制是有益的。倘若杏仁体不断地大呼谋杀、火灾，那人类的正常功能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不过这种来自新皮层的监督也有偏离轨道或者功效不好的时候，比如刹车过猛或太弱。理性控制中的一个小障碍可能会增加恐惧感产生的概率，这也可能发生在那些参加实验的人身上。和杏仁体相反，新皮层能将地铁里乘客的眼光或态度相对化，化解其中包含的危险信息。可是，如果与杏仁体交流不善，人就可能产生妄想。

第三点中要提到的是荷尔蒙催产素。用最初的进化论术语来说，这最初是一种为生育和母乳喂养服务的荷尔蒙，而后才发展成一种社交荷尔蒙，能减弱人类天生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信任感的提升大大地促使人类去寻找交流。可血液中荷尔蒙的数量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环境和血液循环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况且人与人之间也有所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产生同等数量的荷尔蒙。有些人拥有的催产素低于平均值，对他人的信任感也就相对较低，会较快察觉他人眼神或行为中的某些敌意。这些人就比较容易产生妄想。

简而言之，杏仁体可弱可强，理性的控制可多可少，血液中的催产素也一样。如果这些因素同时处于“弱势”，人体中正常的浮动就使人类的妄想行为成为可能。那个利用虚拟地铁车厢和乘客的实验性研究就验证了这个预言。看来，在黑与白之间还存在着很多日常的灰色。

医生离开了数学家的住处，那个争议还没有得到解决。“37度3就是高于37度！”医生没好气地上了车，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可是数学家先生，生物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只套用几个公式！”不过他还是给病人开了药，算是个安慰剂吧。只要体温计下降零点几度，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药物起了作用，那么结局就皆大欢喜了。

为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2008年，我在日本京都一场关于人类行为和进化社会的会议上，听一个心理学家发言。他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反社会（常规）”的一些特征可能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这个，”他说，“跟所谓的人类性格的‘黑暗三性格’有关，比如自恋、神经质、不择手段。”最后一个则跟狡猾和无知并行。在心理学领域早已得出结论，这些特征经常集中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被视为三合一的“黑暗三性格”。人们不应当为这些个性感到骄傲。个性如此的人经常被他人回避，几乎没有朋友。“可以料想的是，”发言者说，“这些个性在很久以前也是无益的。谁的脑门被扣上了这黑暗的三合一印章，就只能听天由命，很少有机会获得集体的支持。”

这时，讲话人的研究突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说：“然而那些自恋、神经质和不择手段的年轻小伙子通常有很多女朋友，性经历也比‘乖’男人丰富。相比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的恋爱持续时间都较短。不过，女孩们好像都很喜欢这种反社会常规的坏男孩。”讲话人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他观察得出的结论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完全相反——一个反社会常规的人反而性经验更丰富，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这是不正确的。这个结论让我皱起了眉头。这为什么跟我们通常对人类进化论的认识背道而驰呢？这就体现出传统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冲突。于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敲这篇文章。这还引起我邻座的小小不满，他想偷瞄我在写什么，可惜不会荷兰语。没想到开会竟然也能这么有意思！

短暂的恋爱关系是个有趣的现象，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能带来一定的利益。倘若男人们使用这条繁殖策略，就能比那些乖乖谈恋爱、只跟其伴侣传宗接代的男人更快地繁衍出后代。他们根本就不用尽父亲的义务，甚至都不用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假设有这样一个采花大盗，四处大方地播散自己的精子，每个月都有一个女人为他怀孕，那么五年后，他就会有六十个子女。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拥有那么一大笔财富，不用付孩子们的学费，不用教孩子什么，不用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叫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孩子们却承载着他的基因。这就是进化的利益！乖爸爸听话地留在妈妈身边，同样的时间里最多只能让妈妈怀孕三次。看，还是有区别的吧。

当然，现实中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就算采花大盗们再主动，也只能在梦里实现上述例子中那么多次成功的繁殖。况且，谈到进化，就要想到史前，想到十万年前人类的行为被自然选择、锻造的阶段，那时孩子成活的几率可小多了。

人类由于脑袋大所以早早地来到世上，其实还是太早了，所以需要更多的照顾和保护才得以生存。这时，有个乖爸爸在就好了，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一段长期的两性关系中，和妈妈一起把孩子带大。事实表明，我们祖先中的单亲妈妈把自己的孩子带大成人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所以，上文提及的那些超级主动却毫不严肃的家伙们的后代中的大多数，都无法成活。而好爸爸们的孩子则能活下来，至少，他们长大成人、传宗接代的机会要大得多。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男性的繁殖策略，每种都有各自的进化成功之处。这就解释了那些坏男孩的行为，但还没能解释女孩为他们倾倒的原因。当下，如果有女孩看上那些“黑暗三性格”男孩，就说明她们的曾曾曾祖母也应如此。这样看来，其中还是应该有一些进化优势的。人们通常料想的是，女人更倾心于严肃的、忠诚的、能长期尽到父亲职责的男人。这些男人至少能保证孩子能更好地活下去。说得没错，可是……

假设我们的曾曾曾祖母对那些采花大盗视而不见，从没有被他们迷住，那么这些先生也就无法将他们放纵的基因传承下去，如今我们也就不可能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了。这样看来，曾经有许多曾祖母，就跟当下很多女士一样，倾心于那些花花公子。虽然这跟我们的进化直觉相抵触，不过还是可以解释的。

女士们为那些花花公子倾倒，那么她们子女的基因也就倾向于短期恋爱关系和那些“黑暗三性格”男孩。这样一来，她们就可能有很多孙子孙女！拥有很多孙子孙女也是一种进化的成功。也许那些女士们生下的孩子成活机会较小，可一旦成活下来，儿子们就能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为她们生出很多孙子孙女。坏爸爸生出坏儿子，同样，女儿们也能把那些“坏”基因传给后代。

看看，我的故事快讲完了，结论是，那个拿着话筒讲话的心理学家的研究，不仅不跟达尔文理论背道而驰，反而成了一种印证。我合上笔记本的时候声音太响，引来了与会者们不满的目光。当大会主席问“有什么问题吗”时，我站起来，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向那个演讲者指出，他低估了进化生物学。说完之后，我还是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下个演讲者的讨论已经开始了。都坐好，别说话了。

疼痛是进化论在胡扯吗？

偷听别人说话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不过我还是无意地不光荣了一回。一个学生小组就进化论和创世论展开了辩论。具体论点如下：一个神，也就是创世论中创造生命的那个神，并没有尽职尽责，因为很多事物的结构都不够完好，比如人们会患癌症，引发战争，吃饭的时候会噎着……一个无所不能、心中有爱的创造者创造出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物，总该追求完美，而不是半路撒手吧。所以肯定没有所谓的神存在，也没有创世，只有进化。“好吧，”其中一个学生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那是不是因进化产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呢？就真的都那么好吗？就拿疼痛来说吧，有些人好多年甚至一生都在忍受疼痛。其中的作用又在哪儿呢？如果没用，这种身体机制又为什么得到进化了呢？这么说，是不是也该把进化论丢掉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疼痛的好处，不过并没有放在一个进化的学术背景中。疼痛有好处吗？如果有，它又为什么毁了有些人的生活呢？

我本来想对那些争论的学生们说，我觉得，要理解疼痛是一种生物的适应性变化并不难。第一个支撑论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出。我们，我是指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和骨髓，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来记录疼痛。第二，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我们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也就活不长了。那些患有罕见的先天疾病、感受不到疼痛的人，必须非常小心，不能伤了自己。他们通常很早就去世了。疼痛能传送身体有危险的信号，提示我们，阻碍身体正常运作甚至会带来生命危险的问题出现了。脚踝扭伤了，很疼，是要叫我们让那条腿好好休息，直到伤痛痊愈。这可是个极富价值的适应性变化，意味着感受疼痛的基因被进化选中，在万物中大规模地扩散开来。这可比人类的出现早多了，在几亿年前就发生了。

当然，疼痛也是有代价的。它会消耗能量，减少进化推崇的其他活动，比如寻找食物、自我防卫、与伴侣筑巢等。如果大脑觉得疼痛持续的时间够长了，就会通过分泌安多酚来减少或消除疼痛。这种类似吗啡的止疼剂是我们的身体自行产生的，不过剂量通常不够，所以疼痛持续的时间比预警需要的时间要长很多。举个极端些的例子吧。有种病持续发作，带来很多疼痛，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就此有两点可说。

第一，这种病本身并没有什么进化优势。要是我们的祖先得了癌症，可能很快就死了。病把人的身体掏空了，人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采集食物、自我防卫等等。最后癌症就会索要致命的“过路费”。我们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使如今得了癌症的人能够活下去，至少比以前活得久多了，而代价就是疼痛。我们通过人工方法让这个警告信号持续作响的同时，也控制住了病魔。

第二，我们这么在意疼痛是因为疼痛的感觉很不舒服。疼痛一点都不好玩，不过这正符合其功效。要是好玩的话，我们都会想要，从而去寻找病痛。而如果疼痛没什么感觉，我们也不会在意和留心。所以，疼痛必须是不舒服的。对我们来说，那种不适感本可以成为一种提醒。不过进化关心的不是这个！自然选择挑中了疼痛的预警功能，却没有在意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并未对此做出改变。而且疼痛大多出现在生命终结前夕，尽管那场生与死的斗争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冷酷残忍，那时我们早已被自然选择淘汰，因为繁殖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无利的疼痛并没有被自然选择排除，因为自然选择不能对其产生控制，所以疼痛可能一直存在。

正如那位学生所言，这一切都表明，无利的疼痛是一种不良的适应性变化，所以进化过程才被拿来讨论。此外，生产时的疼痛也是多余的。有人曾说过，动物的无痛生产会导致母爱的缺失，不过这从来都未被证实过。分娩疼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物适应性变化，即繁殖的副产品。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大脑越来越大，头颅也随之变大，分娩时产生的疼痛亦愈演愈烈。

然而，出生的通道骨盆却不会按照人类头颅的比例扩大，因为扩张的骨盆会给女人的行动带来巨大障碍。由此，人类的孩子早早地来到世上（意味着需要更多长辈的照顾），分娩也就变得比早前困难了。人类大脑的生长有利有弊，疼痛即为弊，不过这并没有成为进化的阻碍。

以上分析很好地印证了以下事实：进化中的适应性变化不可能总达到最佳状态，或者说，从来都达不到最佳状态。一种结构、一个系统或者一种行为被自然选择相中，是因为较其他而言，它们更有利。如果器官中的一个变化让这个器官相比从前能够更好地运作，那么这个变化就会被自然选择相中，改善后的器官会取代老器官，一代代传下去。说得更准确些，是进步的基础基因能够得以扩散。不过这样想来，就会一直有一种变化存在，使器官能够更好地运作。倘若带来终极改善的基因突变碰巧没有出现，那么这次终极改善也就自然出局。这不仅适用于器官，对于身体机制，比如行为，也如此。

通常我们的眼睛被视为一个完美的器官，只可能是某个智慧的创造者创造出来的。没错，感觉上我们的眼睛是完美的，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既看不到红外线，也看不到紫外线；晚上也看不到颜色，虽然那些颜色是存在的；还有如一毫米的十分之一那样的细节我们也不能用肉眼察觉……所以我们要借助夜视镜、显微镜、望远镜这些工具。除此以外，我们的眼睛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不过这倒成了眼科医生赚钱的好机会！如今又有多少人不戴眼镜呢？所以说，我们的眼睛不是个完美的器官，不过对我们，还有我们的祖先来说，这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够用了。眼睛在进化中得到了改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完美。

同理，疼痛机制也在进化中保存了下来，不过，距离完美还很远。

如果我不想在学生中留下无礼的名声，就不能去掺和这场偷听来的争论。相比之下，我会在课堂上装作偶然提出这个话题，然后告诉他们：不管人们感到多么痛苦，疼痛并不违背进化论，反而是进化论的一种印证。哎！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会开得热火朝天，讨论也如火如荼，大伙儿的情绪可谓高涨。这正是我喜欢的——不是喜欢开会，而是这种火热。观察我的同类的行为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他们的脸色、挥舞的手臂、说话的声调、敲桌子的拳头、有趣的交流方式，当然，在那些言语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别的东西。我沉默地看着，享受着。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同事，他刚才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方案，不过很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有些人觉得棒极了，而有些人则大呼“可笑”和“没有经验”，要立刻推倒，进行下一个议题。不过大会主席想先听完所有人的看法，再让大伙儿投票。

我看见坐在旁边的那个同事把一张大会出勤表藏在一堆纸下面，在出席人的名字后面悄悄地画上加号和减号，分别表示支持和反对他的提议。显然，等到加号达到一定数量时，他就会向主席提出投票的要求。两个反对提议的老家伙（亲爱的同事们，不好意思）稳稳地坐在我们对面，而他们旁边的那个人却很沉默，还没有表明一丝一毫的态度。

我那可怜的邻座正犹豫着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个加号还是减号，想等那个沉默者开口，可他就是缄口不言。“画个减号吧。”我在他耳边小声说。邻座见自己的小把戏被揭穿，吓坏了。“你怎么知道的？”他小声问。“你看看他的胳膊、脑袋，还有他喝咖啡和抬眉毛的样子就知道了。”同事非常气愤地看着我。要不是我们有年龄差距，他肯定会撇嘴骂我，在接下去的会议中把我当成空气。“他又没说什么！”他朝我小声说。“孩子，那是镜像行为，就画个减号吧，他反对你的提议。”主席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这个方向，发现“有些同事在下面开小会”。所以，我只好等到会间休息时再向他一一道明。

镜像行为是诸多行为化石中的一种，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可几乎没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不过，这对行为生物学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一方面，人类想要表现出相互间的差异，比较强势或者自以为比较强势的人，会通过发送强势信号将态度清楚地表现出来。谁害怕什么东西，同样也会发出信号；谁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就会被一个带有同情的俯视的眼神出卖。而另一方面，当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或者不想被区分开时，也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多为模仿彼此的态度或姿势。人们互相模仿，把对方的行为从“镜子里”投射出来，这在生物学里叫“镜像行为”，还有人称之为“回音行为”；也有人叫它“全等行为”，不过这听起来更像一种病的名字。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喜爱，可能是爱上对方，也可能只是普通的互相赞同，是可以通过他们的镜像行为看出来的。他们不使用语言，而是通过模仿，想表达的是：“看，为了清楚表明我们处于同一高度，我很想爬进你的皮肤里，可那还挺难的，那我就模仿模仿你吧。我尽可能地效仿你，这样我们多多少少就成了一个人。”好吧，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不过这就是这种行为的基础。在餐厅里，你能通过最大化的镜像行为看出，哪些情侣互相恩爱，而哪些人的脚在桌子下面打架，因为后者的姿势和动作的差别会很大。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反对我的提议？”同事跟个间谍似的，一边小声问我，一边搅着咖啡，以此掩饰他想听我讲述那颠覆性的理论。“因为他双手交叉、架着胳膊的姿势，跟那两个反对你的提议的老家伙一模一样。那两个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你的方案还不如垃圾，而那个没说话的人则通过相同的姿态，发送出跟他们处于同一战线的信号。”看来我的话还不够有说服力，他喝了一口咖啡，又说：“这么说，你只是根据他的胳膊判断出来的？那谢谢你的……”“不是的，”我说，“很明显，他脑袋的姿势和摆动时的样子也在模仿反对你的人。还有他的眉毛，每次反对你的人一抬眉，他也会这么做。这些都是很微小的动作，属于微观运动，几乎不被察觉，但也会发生在镜像行为中，只是你几乎看不到罢了。你注意到了吗，他每次喝咖啡的时候，拿起杯子的样子几乎跟那两个人完全一致。我们把这个叫作‘镜像行为式喝咖啡’，好玩吧。”那位同事可笑不出来，不过也不难理解，横在那份方案前的强大阻力让他不知所措。他说：“你说的都很有意思，不过，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能帮得上我吗？又能运用到实际中去吗？还是只想在会间休息的时候制造紧张气氛？”

我很同情他，并没有说出下面的话：“你还年轻，还有很多提交方案的机会。”我试图给他一些希望，尽管连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

“镜像行为也能反过来使用，通过人为模仿来影响对方。虽然机会很小，你还是可以通过对自身姿势和动作的控制，去效仿那个不说话的人。要是能坚持几分钟，就有机会让其下意识地对你产生同情，从而支持你。有些人会使用这种方法来取悦别人，比如售货员。心理咨询师也会用镜像行为来获取病人的信任。要是那个不说话的人时而注意到你，你就可能通过人工镜像行为来改变他的想法。不过这机会真的很小，一张厚实的支票可能更管用。”我的话并没有使他高兴起来。看来，他不想再跟一个只会取笑他战役失败的老同事聊下去，于是，他放下咖啡杯，走回会议室。这时，主席也伸手指了指那间屠宰场，一群刽子手便跟了进去。

“鉴于话题的敏感和气氛的紧张，我提议不记名投票。”主席说，“大家都同意吗？好的，发选票吧。”秘书把选票发了出去，一会儿又收回去仔细统计起来。“主席投了反对票。”我凑近那可怜的邻座说。“这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是他的眼睛吗？”邻座小声问。“不是的，这次我偷看了。”

幸福和流感，一个关于社交圈的话题

“这事儿我可得跟你说说！”一位公司经理打来电话。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跟人类幸福有关的研究报道后，有如经历了一次山体滑坡。不过他打这个电话我还是挺开心的，借此我又有机会好好观察我们的社交行为了。虽然人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交性，不过，我们好像对此了解得很少。这个经理让我做了回人类社交的见证人。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读到的一项美国的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尤其是幸福，会受到朋友的社交圈的强烈影响。在一个人类社交关系似乎要被Facebook、Netlog和LinkedIn等社交网络主宰或即将被主宰的时代，这可是个热门话题。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真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朋友。不光是我们的朋友具有影响力，朋友的朋友也一样，虽然我们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还有，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能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社交圈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真就这么大。当然，决定幸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可以想象的——和我们接触最多的朋友的生活幸福度，多少是会传染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能掌控我们的幸福度。生活在一群幸福的人之间，你也会变得幸福起来，就算从来没见过面的人，也可能对你产生影响，这一点让电话里的那个商人很是惊讶，他说：“我担心自己是个机器人。”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话题还是“这种理论能不能用到公司里去”，并且希望就此得到一些解释，而我乐意为此效劳！

假设您朋友的朋友得了流感，您的朋友可能会被传染，过一阵您自己可能也会生病。以此类推，这串流感还能扯得更远点，因为您朋友的朋友也是被别人传染的，流感病毒由此在人们的社交圈中扩散开来。我们可以简单地想象一下，一个离社交圈较远的人，相比直接接触的人，被传染的机会也较小。您想想看，如果您最好的哥们儿给您发短信说他不来看您了，因为他爱人的好朋友的女朋友的同事得了流感，怕把您给传染了，那您一定会说，他是在为自己不想来找借口。

传染性咳嗽是可控的，然而幸福又该如何控制呢？它又怎么会具有传染性呢？

我让电话里的那位听众去看我2008年写的《大脑机器》，里面就有解释，比那项美国研究发表得可早多了。在那本书里，我把幸福称作许多欢乐体验的串联。欢乐是一种重要的感情，它给予能量，促成合作。倘若你生命的某个阶段充满欢乐，你就会说自己是幸福的。这下子，感情具备了双重价值，一方面具有纯粹的生物效用，恐惧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危险，自豪促使我们做出更多积极的社交举动，提高我们的社交声望……而另一方面，感情也需要交流，从而使别人对其有所了解，甚至接纳。观察他人的感情信号对我们的大脑，尤其是镜像神经元，有着不同寻常的强烈影响，同一种感情就这样被唤醒了。当然，其强度相比直接发射感情信号要弱些，不过还是会产生一种转移。可能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也可能产生于一群人之中，感情通过转移扩散至整个群体。我曾称此为“心理学上的血液循环”，感情如血液流遍全身一般流遍集体。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关键特征为社交行为的发展，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社交性超强的生物，拥有巨大而复杂的社交性，有点像白蚁，不过可比白蚁强多了。倘若没有这种社交性，文化的发展就会滞后。在发现新地域需要殖民时，人类就无法发明出抵御严寒的技术（这里我说的是几万年前的事），无法传播知识等等。这一切只有通过紧密合作才会成为可能，而这种紧密合作也就几乎成了“人类”的同义词。只有当群体中的所有成员了解对方的情绪状态，并尽可能地使自己处于同一水平时，合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此处，心理学上的血液循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正如恐惧能警告人们危险的到来，欢乐也以同样的方式让每个人从中获取能量。所以说，幸福早在几万年前就传染得很厉害了。我很感谢经理在电话里提及的那些研究人员，是他们优秀的研究使《头脑机器》里的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个能用到我公司里去吗？”经理还在问这个问题，“比如，把感情的传染性用到我同事身上，从而使产量得到提升。”进化论中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能获得商业界的关注，让我感到荣幸。在说了一声“当然可以，但是……”后，我跟那位经理约了个时间，准备亲自去他公司看看聊聊。我们的确可以把进化论中关于人类社交行为的知识运用到一个合作群体中，不过得小心使用。挂上电话，我们让彼此都幸福起来。看来，幸福通过电话也能传染，这点流感就做不到了。

出轨了没？

你很难集中注意力，这到底是遗传了谁？你父亲吗？那个女孩遗传了她奶奶的才智，特别聪明。南茜·西纳特拉歌唱得很不错，是她父亲的基因吧。您就承认吧，如今我们越来越经常听到人们通过遗传来解释某种技能或错误。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只有从基因的角度才能解释你我的行为，就跟文化和教育都没有影响似的。可同时，人们也特别抗拒甚至敌视在科学中把基因作为基础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一个科学家会用基因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而听众或读者则会倾向于使用理智。我们终究都是理性的生物，不对吗？还有，要接受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行为也有个问题，如果行为由基因决定，那就意味着它通过自然选择得到了进化，其根源存在于遥远的过去。这种进化论式的推理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那些遗传了奶奶的智慧和爸爸的演唱技能的人身上也如此！奇怪不？

当我看到一项能为“人类行为具有基因基础”这个观点添砖加瓦的研究时，乐坏了。这个话题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说实话，那项研究之所以吸引我的眼球，是因为我曾在演讲和课堂上预言过这个研究结果。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没错吧？所以我现在很高兴能跟您讲讲，我都预言了些什么。

我在2008年写的《头脑机器》中曾经描述过，惹人怜爱的小田鼠们的一夫一妻制行为，是如何被一种产生于垂体、名叫垂体后叶素的荷尔蒙所控制的，而这种荷尔蒙在人类体内的作用听起来就不那么高贵了。它们通过血压管理人体内的水分，并负责肾脏的运作。早先通过田鼠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相比血液里含有较少垂体后叶素的雄性们，含量较多的雄性跟它们爱人的关系更紧密，遇到敌人时也会坚挺地保护自己的伴侣。也就是说，一夫一妻制在它们身上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我料想——即预言的是，人类亦如此。不过当时这个观点没有被证实。如今我在演讲和写作时做到尽量现实，然而，科学现实会很快追上你，写的人嘛，总是……滞后的。在《头脑机器》发表几个月后，那个现象就在人类身上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证实！所以我才狂喜不已。

请允许我用科学术语讲一段话，如果有碍阅读，您大可跳过。荷尔蒙可以通过一个接收器来作用于细胞。这个接收器是细胞膜中的一个大蛋白分子，荷尔蒙分子会与其结合，就像钥匙插进锁里一样。在12号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能够产生接收蛋白，从而与垂体后叶素结合。研究指出，这个基因边缘的DNA区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此基因本身也会对其产生控制，这个区域就是所谓的334等位基因。12号染色体要么有，要么就没有这个等位基因。

因为我们都拥有双倍染色体，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又因为每个染色体中要么有，要么没有334等位基因，所以结果是，我们可能没有，有一倍或者两倍334等位基因。好了，术语用到这里，接下去就有意思了。

瑞典研究人员研究了334等位基因数与婚姻行为之间的联系，这次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不是小田鼠了。他们找来了552对男女异性伴侣，对其进行观察。结果还真找到了关联——至少在男人身上是找到了。男人染色体上携带的334等位基因越多，对他们的伴侣就越不忠诚。那些染色体上没有334等位基因的男人是最忠诚的。您还在说人类行为不以基因为基础吗？还有，有两倍334等位基因的男人不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即使结婚，婚姻危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概率，也比只有一倍或没有等位基因的男人大。女性们对其伴侣作出的评价也和334等位基因有关，没有等位基因的男士的妻子的评价，要比有一倍或两倍的妻子积极很多。所以说，男人与妻子间的紧密程度由他们12号染色体上334等位基因的数量决定！因为相关基因负责制造与垂体后叶素相匹配的那把锁，所以垂体后叶素与人类一夫一妻制行为之间的一系列关联也就得到了证实。预言成真了，这总是令人开心的。

一个等位基因的数量决定了你作为男人是否忠于自己的伴侣。呵，美国的媒体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很快，“我的垂体后叶素指使了我”便成了出轨的借口。不用我说您也知道，这未免太夸张、太可笑了吧。基因从来不会单独控制某种行为，只是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在一定的环境下将行为推至某个方向。先生，就算您的12号染色体上有334等位基因，您仍然可以决定不去管它，对您的伴侣保持忠诚。反之亦然，倘若您的334等位基因很贫乏，您也可以选择拥有好几个女朋友。基因只不过是扩大了您做出这个或那个选择的机会。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那基因在女人身上是怎样的呢？她们的一夫一妻制行为又是什么情况呢？垂体后叶素并不控制女人们的忠诚程度，女人总是很特别（读作：很复杂）的嘛。对她们而言，催产素在社交中更为重要，不过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了解以上信息很有意思，因为通过眼下的知识便可以看出，是自然选择创造了我们的行为，比如对伴侣的忠诚程度这样的社交行为。社交行为，在这里特指伴侣间的结合，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看到，负责垂体后叶素运作的基因，几百万年来管理着人类体内的水分，在几经突变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小的元素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具有大大的功效，在我们的脑袋里也是这样的。

南茜当然遗传了她那垂体后叶素贫乏的父亲福兰克的演唱天赋。不过，要是把她丢进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一个茅草屋，让她在那里长大，恐怕她也就唱不出“靴子是用来走路的”这样的歌了吧。

您想要几个孩子？

我开门见山地问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如果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您想要几个孩子？两个吗？这个答案不光非常重要，而且特别有趣，值得戴上达尔文的眼镜好好研究研究。您的选择再次印证了我一直争辩的那个观点：我们应该在进化生物学中寻找人类行为的最终解释。

说了这么多，您应该早已明白，借助进化生物学能够大大简化对人类行为的根本性理解。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行为已经经过自然选择几十万年的锻造，适应了周围的环境。相比五十万年前，如今人类的行为只发生了很小的变化——除非我们谈的是文化对行为的影响。人们有时会指责生物学家，说他们太过强调行为的基因基础，而低估了文化的贡献。这话说得没错，可我仍要旧话重提，去锤打那根生锈了的钉子。几百年来，人们只相信文化的影响，导致解释人类行为的视角发生了偏差，所以现在生物学家才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基因的重要性上去，一直在强调基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您选择两个孩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报纸上的几篇文章清楚地指明，您不是唯一一个做出这种选择的人。

我的眼睛落在了报纸的一篇文章上，文章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可实际上83%的中国女性更想要两个孩子。一份比利时弗拉芒区的周报在比利时也做了次调查，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大多数家长选择要两个孩子。中国的妈妈们就她们的选择给出了深思熟虑的解释。比如，她们觉得一个孩子会被宠坏。而一个被宠坏的人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会非常努力地向上攀爬，这就意味着家长要给孩子的将来支付贷款。而那篇文章同时又指出，这种论点在现实中其实没什么作用。不过，看到妈妈们努力为深藏于内心的一种机制（受基因驱使想要把更多的孩子带到世上来，即基因发出的声音）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还是很让人感动的。读到这儿，妈妈们可能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所以我还要进一步解释。

在掌管进化的众多机制中，繁殖是最重要的，因为进化要通过繁殖才能进行下去！几十万年前不想生孩子的男人女人们没能成为我们的祖先，我们是那些有孩子的祖先的后代。还有，繁殖的热情越高涨，拥有大量后代的机会就越大，这样我们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提高。相比不想要孩子的那些人，想要很多孩子的人就把相应的基因扩散了出去。可别为我这个小笑话动火，没有孩子是不会遗传的。

要事先说明，我要谈论的不是一两个，而是很多孩子。大量资料显示，史前孩子的死亡率相比现在要高很多。如今若是听说一个宝宝死了，我们会非常惊讶。然而这种悲惨的事却时常发生在我们的祖先身上。这也是男人要长期与为自己生孩子的女人待在一起的原因之一，他们要通过保护、寻找食物等方法来扩大孩子存活的机会。成了我们祖先的人，平均每人拥有两个以上孩子，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孩子存活下去。繁殖的动机促使人们多生孩子，所以中国的妈妈们不用给自己想生孩子的愿望找什么理性的解释，是那些存在了几百万年的基因推动了她们的行为。

看到没，生物学家们什么都用基因来解释！不是这样的哦，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报纸和周刊的文章都指出，父母们想要两个孩子的情况是最常见的。那些想要四五个孩子的超级妈妈们在如今看来都是特例。这下，“舞台上”出现了两个能诠释人类行为的终极解释：一为环境，二为文化带来的影响。当上个世纪中叶人们还身着短裤时，一个家庭里有很多孩子再正常不过了。为了照顾后代，妈妈们比拥有一份全职工作还忙。而如今的女性在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可以选择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我们生活的环境的文化意识变了，女人也有了自己赚钱的机会。那些工作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女人们就不再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孩子的尿布、奶瓶、面包、书包和家庭作业了。换句话说，是文化给人类社会想要的孩子数量刹了车。

结果，促使妈妈们多生孩子的基因，与让那些基因不能再完好地发挥功效的环境产生了碰撞。

也就是说，基因为多生孩子加油，而文化从另一个方向刹车，结果平衡点就成了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是个平均值，因为有些妈妈刹车过猛，而有些油门又踩得太厉害。

您想要两个孩子是有道理的，因为基因和文化同时存在于一场可育的婚姻里。感谢媒体，为某个想要通过真正的终极原因来解释人类行为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也感谢您给出的答案，说您没道理是不对的。

会议室里的达尔文

在给一屋子经理讲完人类行为的生物根基后，我去衣帽间拿外套。当我正耐心等待那位拿着我的号码条消失在一堆纺织品中的女士回来时，两个经理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西弗拉芒区人，他在会间休息时对另一个经理说，达尔文学说对人类的研究能够如此广泛地运用到公司、经济、团队的领导方式等方面，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早就知道“强者法则”不仅作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金融界。弱势的公司和银行倒闭随处可见，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则能生存下去，甚至得到很好的发展。正如弱小的动物很快会死亡，而强大的动物能生存下来繁衍后代一样。“这些话达尔文也说过。”他补充道。而他那操着林堡省口音的同事觉得他说得不对，很幼稚，甚至很危险。“弱小的人和公司就都得死吗？还是别提那什么胡扯的进化了吧！生物学家就该自个儿忙去，别来管金融界的闲事。”“那个，”我说，“要不要趁着我等外套的时间，来给你们解释一下？你们看……”

进化是一个很多人都在使用，却不了解其真正含义的词。它跟强者法则、弱者消亡这些说法没关系，跟“强者生存”也无关。进化是发生在器官基因库中的微小变化，这些变化是对周围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不是盲目进行的。当变化大到或多到能使一群动物或植物与另一群体清晰地区别开来，不同的变体、种类、物种便产生了……

两个经理皱起眉毛，同情地看着我。“好，”我接着说，“我们要记住的是，这与强者法则无关，关键是适应力最强的物种会得到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些物种繁殖后代的机会也就随之增加。如果人都死了，又怎么繁殖后代呢？所以进化与适应有关，重要的是基因，而不是种类。一种生物并不强于另一种，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适应法则。进化不关心物种，只关心基因。”

“是的，是的。”经理们有些不耐烦了，不光因为我拿到了外套而他们没有，于是问道，“这对我们的公司又有什么用呢？”我叹了口气，说：“比如对他人的理解。人类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处、所生活的环境，而是几万年前稀树草原那样的环境。在遥远的过去，人们一代又一代慢慢地适应了周围的环境，而这些变化便写进了他们的基因。也就几千年的时间，不会更久了，我们通过城市和技术大大改变了生活环境，而我们的基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却很小。所以要理解人类的行为，就要回到从前。”“对了，”那个来自西弗拉芒区的人终于拿到了自己的雨衣，说，“这个您刚才在演讲中提过。”

“啊，您仔细听了！”我笑着说。

这些生物根基在公司中非常重要。经理们通常会选择去上一大堆和领导技巧等主题相关的技术课程，以为上了那些课就可以借助博学的同事们研发出来的套路去管理人力资源，依照自己的愿望把人捏成各种形状。不过，这种方法不符合很久以前就存在于人类基因中的行为元素。你可以试图去控制古老的行为，而这有时也确实是必需的，不过只要想想愤怒的众多形式就知道，控制时常会失败。就领导技巧而言，经理们通常以为可以通过使用某种套路使自己成为一个好领导，比如及时地送出一个微笑，拍拍员工肩膀以示鼓励，再加上经常严肃对待自己提出的观点。可是这些都没用，人类不靠外在强加的、技术性的套路，只靠内在的、生物性的公式去承认和认可某个领导，而那些生物性公式已经经过了几万、几十万年的发展。你看，领导们通常绽放出让人信任的光芒，他们很合群，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倘若你拥有了这些特征，就会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受大家欢迎、被众人接受的领导。相比某个技术套路，这些生物性公式能为你赢得更多人心。你的同事们会迅速被它们所唤醒。

“还不止这些哦。”我补充道，“大部分消费行为也可以通过达尔文理论得到解释，比如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关系、股市的动荡等等。”“没错，”西弗拉芒区的人叫了起来，“人们通过互相模仿来购买和出售股票，所谓的群体意识！”“不是的，”我说，“人类根本就没有什么群体意识，这又是一个误解。”马儿就有，会近乎盲目地跟着一匹领头马前进。而人类拥有非常发达的社交性，其中，合作是人类进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拥有一个紧密合作的团体非常重要，因为可以在其中互相学习。如果多数人都这么做，就证明这是对的，那我又为什么要另辟蹊径，从而陷入犯错的境地，甚至给团体的凝聚力带来危险呢？所以我们才去做别人都做的事，这根本不是什么群体意识！

“进化论原来是这样的呀。”林堡省的那个经理在拿到衣服后总结了一下。“不是的，不是的，这只是些很小的例子。您想让我在几分钟内，就把我要用一学年才能解释清楚的理论和观点说明白吗？”“不不不，当然不是了。”经理回答，“不过我现在倒是对达尔文主义有点兴趣了。”话说到这儿，两个经理都认为进化论能为改进他们的领导和管理技巧做出点基础贡献。我戴上帽子，像个父亲似的不合时宜地说道：“不过您要是能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进化，人类是如何进化的，尤其当下人类是如何表现自己的，那肯定是有好处的。就从这些开始吧。”我走向外面，天空正下着毛毛雨，其中一个经理突然大喊一声：“我们可以来听您的课吗？”“请随意。”我说。

报纸里的犯人

我妻子觉得我隐藏了一个犯罪秘密。每当我看报纸嘴里念叨着“囚徒困境”时，她就会抬起头奇怪地看着我，问：“哪个囚徒？”“没什么。”这是我的回答。每天我都惊讶于能在新闻里找到那么多与这种困境相关的例子。我先来为那些还不了解这个术语的读者解释一下。“囚徒困境”是游戏理论中的一种模式，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交行为，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两个嫌疑犯被同时指控犯了罪，被关进两个牢房，分开审问。他们得到的承诺是：“如果你能证明另一个人的罪行，那你就会获得自由，而他要负全部责任，被判重刑，蹲监狱五年；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就各自被判两年；如果互相指认——请注意这是事件的核心——就会同时被判三年。这就是囚徒困境。”“罪犯”不难解释，两人最终都会被关进牢房，还会被恐吓要关很久。对于“困境”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理解了以下事实，也就很快清楚了。一方面，嫌疑犯们可以将刑期控制在最短时间内，也就是两年，前提是互相合作，什么都不承认，谁也不出卖对方。而另一方面，他们每人都想通过出卖对方，即自私行事，来使自己获得最好的结果。最终，自己不用受罚、让另一个人承受重罚，总比各自蹲三年大牢要好多了。

现在问题来了。两位当事人都自作聪明地算着小账，结果互相指责，同时被判三年！不管这听起来多蠢，通常我们就是这样行事的。这种模式可以借助电脑作为游戏来玩。具体的技术细节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只要了解，从电脑模拟中表现出的是，如果游戏只进行一次，自私就总会战胜合作。如果连着多玩几次，这其间的每一次，每个嫌疑犯都要做出自私或是合作的选择，画面便大大不同了：合作是有益的！放弃自私，选择合作，长期而言会带来很多好处，在这里则是减少刑罚时间。

这种模型就只是用来玩玩的吗？不是的，不光是用来玩的，因为这种模式——这里是指囚徒困境，可以用来解释包括合作在内的社交行为。在进化的过程中，自私并不会每次都胜过合作。倘若动物间相识已久，相比为自己争权谋利，合作能带来更多好处。

正如我在第一段中写的那样，有趣的是，这种模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就此我还得找个机会跟我妻子好好解释一下。如果“游戏”接连玩了好几次，人们就会倾向于选择合作。您的老板每个月都给您发工资，以交换您在工作中的付出。他也可能突发奇想，决定某个月不给你发工资了，这样一来，他的经济状况是好了，不过他还是很快会放弃这种疯狂的想法，因为“游戏”会立刻出现以下状况：您将停止为公司效力，即终止与您老板的合作，直接去找另一份工作。您会想，那个自私的老板就这么个名声，是找不到新员工的。这个工作换钱、钱换工作不断重复的合作，确保了一个稳固的系统，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得到稳定发展。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每次付钱买面包、跟邻居借鸡蛋而对方肯定你会还的众多情况中。事情的关键是，双方通过这些重复的行为，都知道自己的合作会换来他人的合作，即互相给予。不过在人类社会中，这种平衡并不总是这么显而易见。

我们时而看到自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其实只要稍微动脑子想想，就能把它们赶走。我们要想的是社会利益。就拿报纸上的具体例子来说吧。金融危机中，比如我们在2008年、2009年受的折磨，倘若人们能一起少存点钱、多花点钱，就能减轻危机，经济便可由此良好地运转起来，从而使危机得到缓解，这对整个社会，也就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件好事。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这么做！大家还是想着存钱，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更多保障，可却因此加重了危机，对所有人来说都没好处。这种行为背后的想法是，只要别人都多花点钱，就会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不过我自己现在还不用这么做。一般人都是这么想的。可没人想到的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就这样，经济没了动力。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运作的：如果我存钱，就会获得很多个人利益，而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整个社会。所以危机越来越严重，最终大伙儿一起沉船。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合作呢？因为一旦重复被打断，合作机制就无法运行下去，这都是因为我们没看到社交行为能够带来的好处。

报纸上的另一篇文章也提供了一个例子，和赞同及反对在网上公布居民住宅周围是否住着恋童癖有关。荷兰早就有这种网站了，比利时也想引进。“好的，”一些忧心忡忡的家长说，“我们很为孩子们担心，想知道小区里有没有恋童癖四处游荡。”“不行，”政府和相关儿童保护组织说，“不能有这样的网站，这样的话，恋童癖们就会逃跑或者躲起来，我们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从而导致更多人受害。”放弃搭建那个网站是为了集体利益，这就是合作的一种形式：出于共同的利益把自身利益放到一边。倘若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广泛的利益，网站也就不会成立了。可惜有人会说：好的，除了我住的小区，别的地方都不需要这个网站，我希望我的孩子比这个国家的其他孩子都安全。人们看不到不建立网站的好处，因为这种好处是不会再次出现的。游戏只玩了一次，个人利益赢了。

正如电脑就囚徒困境所预测的那样，倘若罪刑或奖赏重复的次数不够，自私就能永远战胜合作。正如上面所举的例子，重复并不会一直出现。不过信息的普及兴许能帮上忙。说不定当人们充分理解到还有更高的社会利益存在时，就会放下个人利益。不过这并不是人们自己体验到的，而是通过科学得知的，比如我写的这个故事。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每天都在参与着严肃的囚徒困境。

我们大可想象一下，当然这只是纯粹的假设，如果每个人都彻底理解了这种困境，意识到选择自私的策略就是自找麻烦，那么报纸中就会出现另外的文章，而我嘴里喊的就是“合作”了，到时我妻子会以为我是在说她呢。

为什么男人总喜欢年轻的妓女？

最近我在一份英国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纽卡斯尔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做了一年妓女，赚了十万英镑。她过着双面生活，白天去学校，晚上站街头。2007年“拯救儿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英国有五千名未成年卖身者，其中四分之三是女孩子。一份美国的报纸登出，美国未成年卖身者的数量达到一万。看来我们得立刻想个办法，解决这种非人道的境况。让儿童卖淫就是虐童，这点无可厚非！不过这不是我要跟您讨论的重点。如今，“为什么那么多女孩选择去做妓女”这个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面对这种情形，我除了满腔的愤怒外，还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总喜欢跟年轻的女性或女孩发生性行为呢？为此，我再次戴上了达尔文的眼镜。

也许您认为这是个很蠢的问题。不管是选择结婚还是外遇对象，男人就是喜欢年轻的女人，这再正常不过了。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觉得这是件很平常甚至微不足道的事，就跟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样不足为奇。相反，一个科学家会觉得，苹果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以及男人为什么喜欢年轻女人，都是很好的问题。要提出类似的问题，您不必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事实是，倘若我们换个方法来看，它们就完全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男人想在妓女身上得到什么？性。没错，是高质量还是低品质的性？最好是高质量的。好，那么谁能给予最好的性爱，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的女人？当然是有经验的，不会有第二个答案。那好，谁的经验最丰富，是年轻还是年长的女人？自然是年长些的。嗯，那么男人会选择年轻还是年长些的女人来娱乐呢？当然是年轻的了。当然？怎么会是当然呢？这又怎么解释？年轻的妓女经验不丰富，不过还是把那些有经验，也就是相对优秀的同事比了下去。另外，年轻妓女赚的钱也比她们多。所以纽卡斯尔那个十几岁的孩子才能赚那么一大笔钱。我们都知道男人们不可能总是保持理智，不过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把达尔文的眼镜往鼻子上推一推，去寻找一个深刻的解释。人类的进化就能把这个现象解释清楚。

我们的祖先肯定是进行了繁殖，否则就不会有我们。他们生的小孩越多，成为我们祖先的机会就越大。使用这种策略是为了让自己的基因比别人的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同时，这种策略也得到了自然选择的认可。策略之一与选择配偶有关。配偶的繁殖能力越强，自身的基因被传承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对男人来说，找到一个还能活很久的伴侣非常重要。因为她活得越久，能繁殖出来的后代就越多，用一个冰冷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其繁殖价值较高。别跟可育性搞混了，它指的是女性在此刻的生育能力；而繁殖价值是指向未来的。

女人绝经后便不再产生卵细胞，所以年长的女士不能再生育。离绝经期越远，女人的繁殖价值就越高。我们色眯眯的（不好意思，用了这个词）曾曾曾祖父无意间掌握了这一点，在寻找伴侣时，便开始倾向于年轻女士。说得更准确些，相比选择年纪较长的女性的男人而言，拥有基因天赋的男人会选择一个年轻的伴侣，从而提高繁殖的成功率。这种基因天赋被一代一代传了下去，所以，时至今日，倾心于年轻女人便成了一个男性中的普遍现象。他们这才把大笔大笔的钱塞进了年轻妓女的腰包。

您可能会觉得我的解释扯得有点远了，所以我这才找来了一个可靠的证人——人类的表哥黑猩猩，这能证明我说的这一切。表哥的老婆，也就是我们的表嫂，不会经历绝经，很大年纪了还能生育。结果是，表哥们会优先选择年长的女士，因为就繁殖而言，她们的经验更丰富。表哥们觉得年轻女孩没什么价值，让她们靠边站，所以，黑猩猩会把大笔钱塞进老妓女的腰包。

说到这儿，我已经能听到反对意见了：你说的是没错，可我去红灯区又不是为了繁殖，只是去找乐子呀！没错，这我相信，但自然选择没顾得上找乐子这回事。只有繁殖策略被进化所选，烙进了我们的基因里。性行为中的乐趣只不过是进化的一个诱饵，好刺激人类的“性致”，使繁殖成为现实。如果性行为、交配——你愿意怎么叫都行——不好玩的话，那我们的祖先就不会繁殖，我们也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他们也成不了我们的祖先了。由此看来，当先生们出门召妓找乐子时，一系列支配其繁殖的基因便运作起来。那些基因想要一个年轻的伴侣，男人们这才来到了纽卡斯尔女孩面前。

瞧，我们刚才通过理性的讨论得出了答案，虽然在最开始，那个问题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通过这样的分析，事情就有所进展了吗？还是只有进化心理学家和行为生物学家会觉得有意思？不光是这样，以上分析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寻找避免虐童的策略时，举办一场宣讲活动就是个好主意，而这场宣讲与人类性行为的生物根基紧密相连。活动中要指明，男人在性行为中选择年轻女孩与繁殖有关，如果真的只想找乐子，还是应该选择经验丰富、年长些的女士，就别去骚扰那些年轻的女孩了。另外还有一点适用于婚姻：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在第二或第三次婚姻中应该明白，繁殖已经不重要了，这时，一个适龄的伴侣也许能使两人的关系更和谐。

从进化角度出发的信息宣传和教育，在理性行为方面也许能做出很大贡献，从而使人类少做基因的奴隶。这样的话，我在英国报纸上就会读到不一样的消息了：也许是关于纽卡斯尔一个老妓女的年收入的。不过我也知道，要让这成为现实很难，就让我继续做梦吧！

人人都会微笑

一对年轻情侣出现在餐厅大门旁，接待他们的女服务员问：“请问您预订了吗？”年轻男士带着稍许歉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只见他咬着下嘴唇，把脑袋从左晃到右，明显比平时摇头的时间长。他会责怪自己没有遵守餐厅的就餐守则吗？这时，女服务员的眼睛把所有桌子扫了个遍，试图解决这对情侣的就餐问题。她说：“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情侣中的那位女士将头稍稍低下，肩膀也挂了下去，眼睛盯着鞋尖，就像犯了错被抓了个现形似的。一个小小的、透着害怕的微笑出现在她脸上。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回到了那对幸运儿身边，看来有办法了。她说了声：“跟我来吧！”三个人便朝我旁边的一张桌子走了过去。写着“预约”的小牌子被悄悄拿走了，女服务员对情侣眨了眨眼，示意那张桌子可以给他们用。年轻男士有些担心地看着她，双腿微曲，还挠了挠脑袋，然后坐了下去。接着女士也坐了下去。两人面对面，身体前倾，像是要越过桌子抱到一起似的，最后还不忘透过眼角偷偷打量四周。有人看见他们的“罪行”了吗？自己没预约，却占了一张别人预约的桌子！

而我却非常感谢这家餐厅，不光因为他们为这对情侣解决了就餐问题，还为我在等待主餐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场景。那两个年轻人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映射出人类社交行为中最基础的元素之一：对愤怒的抑制。微笑、低头、屈腿、挂肩等动作使身体变得矮小，这些都是人类行为规律中虽然微小却十分清晰的信号，用来表明自己没有任何愤怒的意图。

对了，那个微笑，您可能会说是友好的象征。那也没错，不过它首先还是一种抑制愤怒的信号。人们说错话、摔破东西、在街上撞到别人时，紧随其后的都是一个微笑，好像在说：不好意思，我做了件蠢事、违反了规则、冒犯了您，可我不是故意的，没什么恶意，不想找麻烦。把微笑想成友好的象征也没错，因为友好也可以解释成对愤怒的抑制。一个人总不能既友好又愤怒吧。如果你想表明自己没有恶意，那么一个友好的信号就是个好办法。难道人类的大脑都能这么理智地运转吗？不，当然不会。这与一个天生的行为系统有关，而系统的绝大部分由编了码的基因组成。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去看看我的邻桌。他们为什么要发送那些信号呢？不就是来吃点东西吗？

那位男士和女士是被负罪感玩弄了。他们没有预约而是占了别人预约的桌子，从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虽然只是小小的负罪感，可还是现身了；而我们的大脑又非常敏感，即便只是情感、情绪、动机等方面极其微小的变化。这两人坏了规矩，于是想向众人表明他们并没有恶意，不会制造麻烦，也不会袭击他人，只想乖乖地把面前盘子里的菜吃光。不过他们发送的愤怒抑制的信号极其微弱，几乎不被察觉，可以算作微观信号，不过起先也只是个微观错误罢了。

服务生带来了个坏消息：维也纳炸猪排没了。他说：“真不好意思，炸猪排都卖完了，真是对不起，您觉得这个怎么样？”他的手颤颤巍巍地指向菜单，又接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这也是对愤怒的抑制，因为他也打破了规则。试想，一个顾客点了炸猪排，那端上来的就应该是炸猪排。服务生的基因指挥他去抑制愤怒：别打我，我知道我错了，不过错就至此，不会再严重了。“对不起”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一种愤怒刹车，它以语言信号的形式呈现于以上情境中。这个词语及其发音虽不由基因决定，却是抱歉的发条，因为道歉就相当于抑制愤怒。在这里，文化再次对由基因控制的行为做出了补充。基因说“快道歉，抑制愤怒”，文化就找到了一个常用的词。

讲到现在，您可能早就产生了以下疑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这些小情节和愤怒能有多大关系？愤怒不是应该和街头打群架或者丢炸弹这种事有关吗？跟去餐馆吃饭又没关系咯。是的，您说的没错。不过愤怒无处不在，或者说，随时会产生，只是它平常到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而已。只有愤怒的极端形式，比如打架或发生了武器冲突，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幸好这些都只是特例。愤怒深植于我们的社交系统已经好几百万年了，各个系统发展到十分精细的程度，使一切都按照固有的轨道进行。事实就是这样。

在所有动物中，人的社交性最强，我希望您不会因为我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而感到厌烦。人和社交性几乎成了一组同义词。生活在一个结构良好的群体中，对于一个通过累积而形成文化的高级系统来说，是个理想的营养基础，而这个系统就是合作。很多动物都会合作，可从来也没达到人类的精细程度。我们觉得合作很自然，是因为我们总是身处在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为一个巨大的系统添砖加瓦。没错，您和我也在其中。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别的情况，也就觉得这再平常不过了。但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就远远不止平常了。即使由互相合作的个体组成的最精细的系统，也会被成员间的小摩擦打乱秩序。举个例子，比如，您和我一起搬动一张很重的桌子，我们可以通过各自抬起一头，举到相同的高度，保持一致的脚步，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来完成，可一旦我觉得您跑得太快而跟您吵起架来，桌子也就搬不远了。要是桌子再重一些，需要四个人抬，只要其中两个人之间有矛盾，就别想再往前搬了。合作的人越多，合作系统就越脆弱。合作的个体之间是需要相互配合的。这也就不难想象，要盖一座摩天大楼需要何等精细的社交结构啊！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也就是几万、几十万年前，合作也非常重要。他们得组织好捕猎、筑屋和教育小孩的人。其中所需的平衡非常脆弱，因为人多的地方，总会有摩擦甚至冲突。合居的好处很多，比如互相保护、猎食、合作等等，不过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对所有高级的、具有社交性的动物来说都是这样。群体中的成员越多，由食物、社交、利益等原因造成的竞争就越大，迟早会引发冲突。这便是合居的矛盾所在，有得有失。为了避免其中的“失”，便产生了抑制系统，这再次适用于所有具备社交性的动物。每个摩擦，每个潜在的由愤怒引起的冲突，都要在初出苗头之时抹杀掉。愤怒的代价太高了，而合作的好处大到，一旦失去，人们就无法生活。抑制系统可以通过发送行为信号，使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向别人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生气，合作可以照常进行。一个经过训练的人能观察到无数个具有这种功能的信号，那就不光是在餐厅里了。

不通过语言来表达——也就是无声的行为，在愤怒抑制中已经存在很久了，而且散布极广。所有这些信号都可以通过一个现象来总结：将自己的身体矮小化。它们与表现出强势的信号恰恰相反，那些信号会使人变得高大。在抑制愤怒的过程中，人的肩膀会下垂，膝盖会微曲，头也会低下，眼睛也常会看着地面，绝不会盯着另一方。盯着别人，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灵长目动物来说，通常都意味着愤怒。再者，我们的文化通过词句补充了生物遗传中抑制愤怒的象征：“对不起”“别生我的气”“哎哟，我不是这个意思”等等。数数看我们每天在日常对话中要用多少次这类语句啊。

又要说到微笑了。起先，这是一个用来减缓摩擦和冲突的刹车。当我们被介绍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时，会立刻送去一个微笑。不管这个笑容多么微小，那扬起的嘴角总能让对方感到安心。我们想说的是：虽然我不认识你，但绝不会无缘无故打你。如果跟您握手的那个人脸上的表情没有发生丝毫变化，那他（她）要么就是有坏心眼，要么就是面瘫，要么，他天生就是颗酸李子，想不到要表达友好，从而抑制愤怒。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独创的结论：没有人不会微笑！合作是人类的核心，只能通过不断地抑制愤怒来保持运行，微笑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也是人类固有的。也许我的话说得重了些，不过肯定没错。

当然了，生活中一定会出现您完全不想抑制愤怒的情形。比如您的妻子跟一个同事跑了，同事还有胆子打电话来让您去取妻子的内衣。那您就只能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了，完全不用抑制内心的愤怒。说到这儿我就不再阐述下去了，再说就该跑题了。不过最后再想一想，打仗的时候，战争是如此的兽性，不允许士兵接受敌方可能发出的抑制愤怒的信号。谁都不用考虑降低自己的愤怒。

吃完甜点，我又看了看那小两口。男士一边跟服务生说话，一边指着账单，眼里透着愤怒。我完全不用去猜账是不是结错了，服务生脸上的苦笑和带着歉意的眼神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为了把所有的愤怒都扼杀在萌芽阶段，我决定就不结账了。看，进化也有便宜的时候。

进化，肥胖的罪魁祸首

我妻子只穿了一件性感的内衣，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那些被松紧带勒出来的小肉球（她自己习惯把那个“小”字去掉）直犯恶心——这身体占的地方太大了。她的恶心悄悄地转化成愤怒，只见她气呼呼地掐着“游泳圈”，对着镜子小声念叨起来：“自作自受啊！”我很同情她，不过这自作自受是个非常古老的想法，这宗罪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罪魁祸首，比如说进化。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减肥经济便持续发展起来，大量的减肥餐和无数的减肥圣经在人们面前竖起了这样一面镜子：“你不能再胖下去了，不然会因为肥胖的身体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排挤受到惩罚。不过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圣经’中提供的食谱来解决。当然，我们会做到严格无情，直至你达到我们制定的标准。”看，就跟往常一样，每波浪潮都会有其追随者。几百万人——尤其是女人——在餐桌前经受严刑拷打，试图尽量减去体内的卡路里。上鞭子！把那些肥肉都抽掉！每套减肥餐确实都能起到短暂的效果，让你一时丢掉些体重。可长期看来，在西方世界手持减肥圣经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人们的平均体重——说得具体些，就是BMI值——是上升的！体重根本没有减轻。结果，就在近期，我们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新一代大师说，变胖根本不是您的责任，不然肥胖人数也不会如此大比例上升。于是，一个全新的减肥哲学出现了，必然会刺激新圣经的销售。新哲学指出，肥胖的责任在于食品行业，人类大脑中的饱食中枢，甚至连进化也被拉上了被告席……啊，进化，又吸引到我的注意了，那我们就来谈谈吧。

进化真该为人们的肥胖负责吗？我们最好还是先浏览一下人类进化的知识，再来探寻在遥远的过去，到底有没有什么因素能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解释是肯定找得到的，不仅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会非常有趣，说不定还能扩大视野，使我们更好地与体内的脂肪作斗争。

让我们回到几万年前人类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从直立人、能人到南方古猿——都掌握着一种平衡，即日常生活中消耗的能量与从食物中获取的能量之间的平衡。考古发现，祖先们要通过猎取或收集各种各样可食用的东西，如坚果、水果、块根、动物等来获取食材。那时可没有肉店，没有面包房，没有冰激凌小店，只能通过努力劳作来获得足够的食物。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沙发、椅子、汽车、货车、网络等可能限制行动的东西。吃下去的食物都能被消耗掉，有时甚至还不够，从而出现危险的饥荒。熬不过饥荒的也许就没能成为我们的祖先，那些通过有效的方法撑过了艰难时期的人，则成了我们的祖先。他们人人都有个储藏柜——当然，不是那种四条腿的柜子，而是存在于体内的脂肪。当他们找到超过日常需要的食物时，不会把多余的扔掉，而是通过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化学方法储藏起来，即通过身体组织间的脂肪。

进化要保证我们的曾曾曾祖母和曾曾曾祖父把多余的能量储存下来，便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精细的机制，糖和脂肪会使身体变得强壮起来，而它们也是两种最强大的能量来源。大脑程序化之后的结果是，只要遇到甜的或者肥腻的东西，就会像个疯子似的对其产生反应。就这样，每个储存能量的机会都被利用了起来。我们的祖先遇到糖和脂肪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一有机会，大脑就会发出信号，告诉人体要吸收能量，将其转化为脂肪：“好不容易找到点儿肥水，还不快去储藏起来！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啊！”时至今日，把我们召唤进冰激凌小店的还是同一个大脑：“甜的！肥的！快无限量地吃吧！”当然了，我们也会消耗能量。我们得先走进冰激凌小店，拿出并打开钱包，接过冰激凌，还得不停地舔啊舔……可惜啊，要是能从iSs上下载这个冰激凌该多好。

我们的身体像个会计似的管理进入胃里的东西，把信号传入大脑，这时就是下丘脑说了算了。它会通知饱食中枢人们到底吃够了没，饱食中枢则通过一种饱腹感来终止进食行为。进化可真是有主意，竟然有这么个系统。不过缺点是，系统并没有随着我们如今的饮食习惯而发生改变。在开始吃饭的三十到四十五分钟后，饱食中枢才会运作起来。可想而知，对我们的祖先而言，这还是个不错的系统。那时候没有煮好的现成的熟食，人们要去啃生肉和坚硬的果实，所以吃饭的时间会很长。倘若他们在某一刻收到吃饱的信号，那就说明真的吃饱了。而如今，人们吃饭的时间通常不超过十五分钟，结果吃得太多，我们祖先的饱食中枢跟不上了。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后，人们才知道自己吃多了，多余的脂肪就这么产生了。

不光是能量平衡和饱食中枢被打乱了，从古至今，人类都不善于前瞻性地处理问题。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先来讲个老掉牙的小笑话吧。有个人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一滴汽油多少钱，得到的答案是：“不要钱！”结果那人激动地说：“给我把油箱加满！”其实这也没什么好笑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这样的原则，并且从来没笑过一声。假设我的盘子里有块蛋糕，因为我的BMI值已经过高了，所以我应该对自己说“别去碰它”，可是，我却使用了另一个方法，而且不管怎么解释，这个方法都是有道理的。就吃这一块蛋糕怎么会发胖呢？要是我只吃这么一点，身体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相反，如果不吃，也瘦不下来。减肥不在于这一块蛋糕，吃了它既不会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一滴汽油不要钱，一块蛋糕也一样——虽然这里谈的是体重问题。结果我就把蛋糕吃了。同样的推论当然也适用于明天盘子里的那个汉堡和后天的一包薯条。这一次次无辜的饮食是不会影响我的身材的。一块蛋糕不是问题。我们当然都知道，加油站不可能就这么免费给你加满一箱汽油，而对于同理可得的卡路里问题，理解起来却要难很多。我们不停地往身体里加油，直到油箱加满，事后却对因超重必须付出的代价惊讶不已。对了，同样的故事也会发生在戒烟的过程中。一根烟有什么关系，又不会因为抽一根就得肺癌。可要是等油箱都加满了，问题就严重了。

要是人类有种内在的能力去应对未来，减肥就会变得容易很多。那样的话，一块蛋糕、一个汉堡或者一包薯条就不会被看作是无辜的了。可是几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并未得益于这样的系统，既然如此，进化又为什么要创造它呢？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其他动力来驱使这个内在的发条，比如那些减肥圣经和减肥大师。这些“体重护卫”要去完成进化没有完成的工作。

当然了，光凭这些想法，您是减不了肥的，相反，为了读完这篇文章，您又坐了好几分钟，能量平衡再次被打乱。快站到那位穿内衣的女士旁边，朝镜子里看看吧，看看那些肥肉球球。哦，不好意思，我是说看您自己的！

高个儿们的幸福生活

我躺在床上，广播台打电话来，想就美国的一项研究做个简短的采访，来看看研究得出的结论站不站得住脚。电话里说：“个子高的人过得比其他人幸福，这到底对不对呢？”不管是睡得迷迷糊糊还是头脑清醒，得在三分钟内就此话题说出些有意义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媒体就是这样，通常只想知道个是否，科学可不是这样“推销”的。所以我又得写点什么了。

参与那项研究的工作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相对矮个子而言，高个儿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更好也更幸福。为此，四十五万四千个成年人接受了电话调查，结果，平均身高以上的人的快乐和幸福指数，高于平均身高以下的人。对此现象的解释如下：个子高就暗示了这个人的收入和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倘若要我回答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有几点是要考虑到的。第一，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不”就抹杀了一项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而且，类似的观点也不是第一次被搬上台面，很早以前就有人证实，收入和身高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不难想象的是，相比失业人群，收入较高的人会相对容易感到幸福（虽然古话说金钱无法制造幸福，不过就连这也被最近的一项研究否定了）。当然，就此还需细细道来，也不能忘了进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进化论研究已经指出，某人的身高和强势程度（即地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相比之下，高个儿更容易获得主导地位。通常情况下，领导人都是高个儿，当然也有例外。看看史前，也就是人类行为形成的几十万年间，也就不难理解这个现实了。平均看来，个子高的人力气也大，统治同族或敌人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大。相对其他人而言，他们比较容易在人群中获得较高的地位。这可没逃得过我们曾曾曾祖母的眼睛。在考虑伴侣和孩子的父亲时，她们会选择有权力的男人。相比一些软蛋，这些人能更好地保护家庭、给予支持、猎取食物等等。另外，对他们来说交朋友也比较容易。面对一个强势的人，人们总愿意与其为友，不想与其结仇。至少在没有Facebook的情况下是这样的！相比矮个子，高个子的人会经常收到合作或游戏的邀请。因为幸福的一大部分源自社交，所以这些高个儿获得幸福的机会就相对较多。还有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幸福是可以传染的。

身高和强势程度的内在关联并没有从人类的行为规律中消失，虽然还有好些其他因素——尤其是文化——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共同决定着人们的地位。时至今日，身高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物性决定因素，不过，好些其他因素也都发挥着作用。想想社交能力、智商和创造性吧，没有这些，尼古拉·萨科齐是无法拥有那么高的地位（和那么漂亮的妻子！又说偏了）的。所以，可别掉进身高决定幸福的陷阱里，尽管它一直发挥着影响力。还有，你也不能长得太高。比平均身高高太多会被人们视为异类，比如基因异样，这样你就不能很快获得地位、朋友和幸福了。

“高个儿受到的教育更高更好，对吗？”广播里的那位男士问。地位越高，就越容易接受新的挑战，也会更主动地去寻找使自己的地位更上一层楼的动力。而那些“失败者”就只会停滞不前。如今，教育是提升地位的最大可能之一，就这样，联系又建立起来了。高个儿、强势的人比较容易开始某项学习，并且一路充满动力，直至得到一个完满的结果。

我刚才讲得其实很不小心，因为我一直在说人类和男人，女人在这方面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对她们也适用吗？相比男人，适用性就小多了。我们的曾曾曾祖母确实要寻找强势的男人，不过她们自己并不需要多么高的地位。相比男人，女人天生就是善于社交的生物。与男人相反，她们并不想着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更重视生活、工作和娱乐中的集体地位。还有，她们能比男人更快地交到朋友。身高对女人而言并不那么重要，这与我开头提到的那项研究是相符的——相比男人，高个子和矮个子女人幸福指数的差异要小很多。参加实验的人要给自己的生活质量从0到10打分，10代表了可以想象的最好的生活。高于1米78的男人，也就是平均身高以上的男人的平均分为6.55，平均身高以下的男人的平均分为6.41。女人的平均身高为1米63，高于平均身高的分为6.64，低于的为6.55。由此可见，女人的得分差小于男人。有趣的是，女人的得分也比男人高。女性中较低的平均分和男性中较高的平均分，分值相同。要不就是女人们更幸福，要不就是她们把自己的幸福估计得更高。这两者之间又有何区别呢？

除了通过进化来解释，我说过，我们还要将此现象细化再细化，那就开始吧。上面的数据显示了幸福之间的差异非常小。从科学的角度来看，6.55和6.41，以及6.64和6.55之间的差异的确非常有趣，可您和我是感觉不到的！您能感觉到24和25摄氏度水温间的差异吗？这种差异在物理学上的确存在，可到了您的浴缸里就不存在了。所以，高个儿更幸福这件事，我们不应该那么单纯地只看其表面。第二个细化点与平均值有关。大家都知道，人在平均半米深的湖里可能会被淹死。跟强势程度一样，身高只是决定幸福的因素之一。我就不一一列举那些幸福的矮个子和不幸福的高个子了。第三个细化点是，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人们也要通过电话就幸福来回答问题。结果，他们在晴天时给出的分数要比阴天时的高得多。

最后，我暂时拿下进化论的眼镜，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来讲两句。幸福大多由你自己来决定与衡量。谁能来衡量你的幸福？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否幸福。嫌得分太低了？那就换把标尺，或者把自己跟那些站在幸福梯子下面的人比比吧。跟地位相同的人相比，总会有人站在您上面的梯子上，不过下面的人也很多。那就低下头看看呗，肯定有好处。哦，对了，小心恐高症哦。

有一点点基？

“您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您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这两个问题是我在某项研究的问卷调查上看到的，当时并不连在一起，是我暂时把它们放到一起的。您也许在想，这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非黑即白，要么是这个，要么就是那个。而第二个问题却留下了许多空间，从很矮依次到很高。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我们研究事物时通常使用的方法过于简单，总是太过迅速地想到黑白是非。就拿同性恋这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我拿出这份问卷，你们中的大多数应该都会非常清楚地用“当然是异性恋了”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而一小部分则给自己扣上“同性恋”的标签。好了，我这就来给您预言一下，在将来，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区别会被大大细化，比如“我70%是异性恋，30%是同性恋”。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说：“我很大程度上是异性恋！”就跟有人说自己个子很高一样。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的结论会细化很多。

这个预言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不是的，是我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受到的启发。会上，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介绍了自己针对性取向做出的研究。他在研究中提出，就性取向而言，是与非这样的答案已经满足不了要求了，因为，从异性恋到同性恋，性取向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存在着许多中间状态，就跟从矮个儿到高个儿、愚蠢到聪明、富有到贫穷的连续性一样。

那位研究员是通过网络调查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提了一系列和人的性取向有关的问题。比如“多久梦到一次和异性的性接触”“想过跟某个异性发生性行为吗”等类似问题。这是项很刺激的实验，所以研究员预测参与的人会很多。结果一万八千人做了测试，需要处理的信息量特别大。最后，研究人员给出了十三个性取向等级，最左边代表绝对的异性恋，最右边则是绝对的同性恋。

您和我一样，肯定期待着以下结果：参加测试的大多数人都堆在最左边零的地方，一小部分处在最右边的十三级，而这之间有一大段空白。错啦！结果是处在一级的人最多，接着异性恋的人数便开始下降，逐渐过渡到同性恋。同性恋的数量在七这里开始上升，在十一和十二之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在七和小高峰之间是些双性恋者。这么看来，在零和十三级处并没有出现最大值。从这个实验看来，大多数人的性取向是混合的。“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嗯，那个，我在四级上，我是说我的性取向。”“好吧，我得了十分，就不请您去喝咖啡了。”有些人明明说自己是异性恋，却时而表现出同性恋的行为，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就容易解释了，反之亦然。从这些信息中得出的另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女性偏向右边，或者说，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加频繁地表现出同性恋特征。研究结果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十二个国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这个曲线图是不是又可以载入心理学手册了呢？当然了，不过其意义可不只局限于此，还可以从中得到几个有趣的结论。第一，那些思想还处于中世纪、觉得同性恋是种病的人，现在应该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病，只是有些人病得轻，有些人病入膏肓。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实验清楚地表明，当涉及人类问题时，我们应该少用非黑即白的思考方法。就跟高矮胖瘦一样，人不是绝对的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因为生理特征是具有连续性的。比如自闭症作为男性的一项特征，也是由轻到重逐渐变化的。还有些人甚至认为，男女性别的二分法也不应该用非黑即白的方法来思考。

就我使用的进化论的研究方法而言，第三点是非常有趣的。通过这项研究，人们能对同性恋的进化有更好的理解。我在2009年写的《达尔文的眼镜》中已经说过，同性恋是对人类性生活的一种扩充。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倭黑猩猩的祖先及人类的性行为与繁殖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不过，要解释同性恋基因是如何在自然选择中保留下来的还是很难，因为不进行繁殖的生物，其基因就得不到继承。我们知道，一个作为同性恋行为基础的基因“制造”出来的，无疑是个“不育”的身体。而这个基因的携带者便会位于性取向级别的右侧。不过他（她）仍然可以进行繁殖，把这个基因传承下去。只是，这样还没能解释出这个基因的好处——也就是自然选择为什么给了它一个存活的机会，不过，这种基因的存在及可遗传的原因倒是解释清楚了。

测试表明，您很大程度上是异性恋，对于这一点我倒是不怎么吃惊。不过这项测试的结果与测试中提出的问题关系密切。换个问题，就可能影响最终得分。比如“您是否梦到跟自己同性别的人产生过性行为”。不管舒不舒服，甚至可能是个噩梦，可只要您回答了“是”，得分就会向右侧移动。所以，您不必死揪着测试的得分，是高是低您自己早就知道了，至于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您可以慢慢测试。不过，要是发现自己的得分处于中间位置，可别动气。那样的话，您就两头获利呗，进化可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好汉不吃眼前亏

皮尔斯·布鲁斯南在别墅的露天阳台上走来走去。那座别墅位于美国鳕鱼角下方的马萨葡萄园岛上，透过落地窗我们能看见他的人，却听不到他的声音。只见他一只手举在耳朵旁边，正在打电话，突然，他把电话砸向地面走开了。电话内容我们是一个字也没听到，不过却知道他非常生气。其实生气的不是布鲁斯南，而是他在电影《影子写手》里扮演的亚当·朗这个角色。你可能会问自己，那个手提电话究竟搞了什么名堂才会被判死刑，摔得粉碎？这部电影您可能没看过，不过，对以上情形肯定很熟悉。电影中类似的场景该是牺牲了多少个电话、花盆、玻璃窗、油画、相片、电脑啊。不光在电影中，在您的客厅里兴许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桌子被捶，门被摔，书（甚至您养的猫）满天飞。这有意义吗？那些桌子、门，还有猫，都犯了什么错？它们没犯错，不过这些行为也不是毫无意义，这叫作愤怒转移，其自身价值比我们想象的可高多了。

突然暴怒的人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要么抑制怒火——不过在现实中通常不可能；要么就一拳头打在肇事者脸上，这个嘛，不太符合社交规矩，会引起更多麻烦；再不就是把愤怒转移到第三方，也就是无辜的替身身上。最后一个方法在暴怒时是最好的选择。愤怒找到了自身所需的出气筒，事后你也不用去法庭或者担心被报复。愤怒就这样被转移了、挪走了。在行为生物学中，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转移”或“愤怒转移”。

这个行为系统貌似没什么了不起的，不需要给予过多的关注，不过对于一个复杂的社交群体——比如人来说，这个有规律的机制还是很不错的。对所有动物而言，合居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愤怒。住得近，相互之间不断接触，长期合作，都会引发冲突，进而很容易就升级为愤怒。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会给团队合作带来危机。想要拥有良好的合作，就要了解如何应对类似的状况。在人类进化的几百万年间，合作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减缓愤怒的机制。微笑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微笑，而是另一种能减少冲突的古老行为系统——愤怒转移。这在很多动物身上都看得到，鸟儿也算其中之一。倘若一只动物陷入了一场愤怒的冲突，便会使出全身解数避免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对方身上。取而代之的泄怒对象可能是地面、一根树枝，如果有必要，还可能是另一只比自己弱小的动物。这就避免了一场血战，双方都高兴。这种机制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渐渐植入到了人类祖先复杂的社会体系中。虽然年代久远，可它仍然能高效地使社交群体运转起来，有点像为了减少摩擦往机器里加的机油。这个比喻还不全面，因为愤怒转移可比机油强多了，它不仅能预防群体中的摩擦，还能保证群体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长存。两个朋友或伴侣之间的小冲突并没有必要逐渐恶化，甚至产生脱轨的现象。桌子、门或者猫，皆可扮演出气筒的角色，这样，原有的秩序便保留了下来。要是两两之间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整个群体的紧密关系也就得到了保障。

愤怒转移只是众多规律的系统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个机制，叫强势性，也存在了很久，在很多动物身上也有所体现。为了预防永久的冲突，群体成员就必须非常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地位就像楼梯的台阶，有些人在你上面，有些在你下面。处于顶上的是不可被他人统治的强者，即群体的老大。这样的系统也避免了永久性冲突的产生。有人为吃的吵起来了吗？那么地位高的人就有优先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规则，不过不得不承认，它很有效，使群体的秩序得到了保障。这种系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也被保留了下来。还需要我再次强调吗？强势不仅保证了群体的团结，也促成了合作。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群体结构肯定比几十万年前复杂多了，不过我们还是时常表现出地位差异，会去追求所谓的主导地位。这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在这儿用几句话就解释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系统年代久远，时至今日仍为群体的存在做着贡献。

我虽然不知道皮尔斯·布鲁斯南在电话里听到了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电话内容让他很生气。告诉他坏消息的那个人在他可触及的范围之外，所以那个人的鼻子暂时是安全的。不过，我们倒也没有指望每个坏消息都会招来一场拳击赛。结果呢，电话就惨了，虽说贵了点，不过愤怒倒是给转移了。这不光就社交性而言是件好事，诺基亚和三星也随之富裕了起来，他们要感谢人类的进化呢。

长胸毛的女人

男人刮胸毛，女人刮唇毛，所有毛都得刮了。腋毛？刮了！肚子上的？刮了！我们和毛发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除了脑袋上和人们不经常提及的地方，其他地方的毛都得剃了？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专家会议，要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人类自然》这部电影，影片中有个女人穿着兽皮。随后的讨论中涌现出一连串问题，让我失望的是，有个问题没被提出来，即为什么人类是光秃秃的，一点毛发也不想要。很显然，这个问题已经理所当然到连提都不用提了。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我总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虽然问题的答案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当然。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写些什么。会议之后的酒会上，我一直在忙着整理思绪。一群人站在那儿聊天，而你在忙着写东西，这是很不礼貌的。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打断了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刚才开会的时候有个问题我没敢提，那个，为什么人类总是光秃秃的，一点毛发也不想要呢？”啊，还是有人提了这个问题！

人类是唯一一种不住在地下且没有体毛的哺乳动物，不管什么常见的解释，在这里都不适用。这个进化问题可是让许多科学家想破了脑袋，才找出了各种各样、一个比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是为了凉快，也许人类以前是水生的，也许为了跑起来速度更快，也许是为了防止寄生虫寄居在体毛里，等等等等。这些解释都有说得通的地方，不过也很快被反例击倒，尤其是作为唯一解释的时候。也许并不存在某个唯一的原因，而要通过多个因素的结合，才能对人类无体毛的现象作出解释，生物学中通常都是这样的。不过在我看来，还是有个假设脱颖而出，可能也是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我这就来讲给您听。

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这与幼态的持续有关。这个现象存在于动物世界中，意思是，幼时的特征一直被保留到成人阶段。狗很调皮，是因为它们把小时候的那股调皮劲儿保留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幼态持续行为。有些动物虽然已经性成熟了，可实际上还处于幼年阶段，这在人类身上也能找到类似的现象，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大大的影响。人在一生中，有个跟年幼类人猿（比如大猩猩）相同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好学。相比老猩猩，小猩猩可好学多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这个幼年特征被保留了下来，成了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推动科技的发展而言，好学已经做了十万年的贡献了。

另外，幼态持续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比如身上没有浓密的体毛这个现象。小猩猩的毛比成年猩猩少。人类制造的工具以化石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从中可以发现，其复杂程度不断上升，人类的智慧在不断增长。可是体毛不会变成化石，除非是在史前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赤裸裸地行走的。不过这不重要，只要知道这样的变化曾经发生过就行了。

性选择加重了身体赤裸无毛的程度，至少，在女人身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男人会优先选择体毛较少的女人，这个现象便推动了进化过程中毛发的减少。还有，体毛少是年幼的象征。一个女人越年轻，离绝经、不能繁殖就越远。所以体毛少的女人繁殖的机会较大，以此把身体无毛的基因传承下去。而这种机制在男人身上没什么效果，因为女人不会优先选择年轻的男人，而是倾心于那些在群体中经验丰富、地位较高的男士。对男人而言，脱去毛发并没有得到进化的厚爱，所以，至今男人的体毛都比女人的多。

身上的毛发越来越少这个现象，并没有发生在脑袋上。只要我们抬头看看太阳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我们的祖先直立行走时，头颅接收到的阳光是最多的。一簇头发就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那胡子呢？这可是个好东西，借助它，你老远就能看出前面走来的是个男人，拥有足够的睾酮。胡子少就意味着睾酮少，那么在群体中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小，换句话说，就是不适合找来做老公。当然，睾酮太多也不好，那样就成不了一个好爸爸。体毛过多的男人是不会很快赢得女人芳心的。

女人想把本来就不多的体毛都剃掉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为了强调自身的吸引力。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男人也拿起刀片，剃光胸部和肚子上的毛，这个现象不太容易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那么，就只有从文化的影响这个视角来寻找答案了。从纯生物学的角度出发，男人剃毛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很显然，这是一种时尚。如今想把胸毛剃光的男人，跟两代前的那些同类们可有了天壤之别，对后者来说，胸毛很男性化很酷，所以他们希望长出足够的胸毛。

文化能通过花言巧语使人类的行为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吗？没错，广告就是罪魁祸首。广告里的男孩女孩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年轻和美丽是一组同义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只适用于女性，而不适用于男性，这个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了。但如果你不间断地、一遍遍地看到超级漂亮的女人总粘着那些把毛剃得干干净净的家伙，那些光秃秃的男孩就不再是稚气未脱，而是被贴上了成功的标签。结果呢，剃须泡沫满天飞。文化就这样制造出了一种时尚，不过，迟早肯定还是要消失的。那些胸部光滑的男人的孙子们，肯定会笑话他们奇怪的爷爷，不过，孙女们还是会愿意跟着奶奶们学习如何脱毛的。

女人把自己剃得干干净净符合生物学，而男人这样做却是一种文化。不管是哪种情况，您都可以安心地继续脱毛。

偶像的义务

1977年，罗曼·波兰斯基因强奸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被指控。此后，美国司法机构对其进行了长期“关注”，而媒体却打出了另一张牌：波兰斯基拍了这么多好电影，而事情也过去那么久了，就放过他吧！然而，这要是换成路人甲、无名小卒，一个根本没什么名气的人，情况会怎样呢？媒体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到时候，报纸上写的恐怕就是“强奸没有借口”这样的话了，犯了罪的人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两位著名的比利时网球手——雅尼娅·维克梅耶尔和克萨维埃·马丽斯——无视兴奋剂检测。在这之前，马丽斯已经错过一次检测。结果，两位选手均被判停赛一年。这下报纸上可炸开了锅！他们怎么敢谴责这两个运动健将？如果犯错的是住在某个街角的无名氏，会怎样呢？报纸上还会说让她们继续参加比赛，规矩不应该定得那么严吗？

比利时标准列日甲级足球俱乐部的队员阿谢尔·微瑟尔在一场比赛中，故意把波兰队员马欣·瓦斯乐斯基的腿踢断了，瓦斯乐斯基因此很长时间没能上场比赛，好几个月走起路来都一瘸一拐的，看上去一副再也不能正常走路的样子。作为惩罚，微瑟尔仅被停赛十场，而且之后还被“减了刑”。报纸上写的是：“他毕竟是国家队一名重要的队员，不能轻易命其出局。”如果犯规的是小村队的小杨呢？他也能逃过惩罚吗？

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是路克·范思腾吉斯特。他是瑞克赛尔公司的老大和比利时公司协会的前主席，说白了，就是一个伟大的比利时企业家。就在福蒂斯银行解体拍卖前，他被指控暗箱操作股票，结果蹲了大牢。报纸上没有一篇文章为此感到羞辱、为范思腾吉斯特声明，他的行为其实只是为了传播一些股票信息，也没人说不能把一个商业巨头就这么丢进监狱。相反，在众多评论中你都能品到的调调是：“终于抓了条大鱼，哈哈！”这跟之前的三个例子简直是天壤之别。<dfn>p://ｗｗw?９９lｉｂ.ｎｅｔ</dfn>

这和进化心理学及行为生物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以上例子中的电影及体育明星很快得到了舆论的宽容，而那个富商却要被吊死，这可不是什么巧合。这一切都印证了一个存在了几十万年的关系，即普通人群和强势人群之间的关系。真是这样的。

人类的强势行为很大程度上都由进化决定，全世界各种文化都如此。我们根据强势的功效来给彼此划分等级。这些人比我高，那些人不如我。分级的基础很广泛，可以是身高、金钱、外貌、智商、知识、政治功效或文化表现等等，在这些领域总有人比自己优秀或不如自己。在我们祖先的群体中，就跟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强势等级一定发挥了强有力的控制作用。头脑聪明、知识广泛、经验丰富的人可以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做出许多贡献，群体中的成员都将从中得益。摆平争吵最简单的办法，可能就是把最强势的那个人拉过来劝架了。而这人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很有权力。每个人对群体的领导都相当熟悉，就连他（她）的日常行为也很了解。

如今人类的社会太复杂了，这么简单的系统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的群体不再只有几十个人，况且，强势存在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知识丰富、头脑聪明的人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体育或艺术界中拥有主导地位。不过“谁强势，谁就有名”的原则仍然留在了我们的大脑中。结果，这条原则在同样的大脑中颠了个个儿，谁有名，谁就强势。那些原本对社会而言意义不大的人，则可能通过媒体出名，从而获得较高的地位。他们可能有着漂亮的脸蛋，可能犯了罪，也可能在越野比赛中弄得满身泥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听起来有些奇怪，不过，在我们的祖先那儿还是可以解释的。谁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这样的事肯定经常发生），马上就能意识到新群体中谁拥有最主导的地位，就是那些最有名、人们谈论最多的人。在如今的社会中，这条规律已经不再适用。一个越野赛选手可能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但要说他是领导，那还算不上。

另一个古老的心理学现象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强势的人通常都被视为范例。尼古拉斯·凯奇用的是哪种面霜？我也要。U2的波诺呼吁大家为非洲捐钱？我也捐。对我们祖先来说，这是件好事。强势的人一出手，事情肯定成功。他们能够拥有强势地位，应该归功于自己做的那些好事。为了在群体里得到更多机会，人们就要模仿那些强势的成员。即使没有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波兰斯基、维克梅耶尔、马丽斯、微瑟尔这些人，既通过自己的付出（为大众带来娱乐），也借助在媒体露脸的机会，获得了强势的地位。我们崇拜他们，把他们视为楷模。他们吃什么，他们去哪儿度假，领导人的选择总是好的，至少不坏，所以可以赢得众人的原谅。而那个商业巨头呢？我们为什么对他就那么残忍？虽然他既没有强奸谁，也没有踢断谁的腿。因为他没有为我们带来娱乐，而是只忙着管理公司，为人们创造工作的机会。不过这些我们都没看到——当然了，除非你是他的员工。他并不对我们的娱乐负责。他很富有，通过一种不可见的方法获得了强势。我们既没看见他演电影，也没看见他参加什么比赛，不知道他是怎么富起来的，这就导致了嫉妒。我们觉得微瑟尔的钱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欣赏到了他踢球的样子（虽然他也踢别人的腿），所以他赚钱有理。范思腾吉斯特也很有钱，却遭到了嫉妒。为什么有钱的是他不是我？这么个商人摔下马，我们暗地里其实都挺开心的。

电影导演、运动员、商人，这些人通过媒体不断出现在我们面前，好像就坐在我们的客厅里，跟我们私下认识似的。我们遥远的祖先就算再敢想，也想不出报纸、电视、网络这样的东西。那时候能看到的东西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如果波兰斯基生活在那个年代，也就围坐在火堆旁，直接跟大伙儿聊天了。坐在电视机前，我们的大脑仍然觉得情况如此，于是面对屏幕上的那些人，我们便表现出奇怪的行为：对有些人无比敬仰，而对有些人则幸灾乐祸。这完全没道理呀，您说得一点也没错，可我们古老的大脑还没跟上这先进的社会。

街上的妞太多了！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标题太夸张了？街上真有那么多女孩吗？不管答案的是与非，您说得没错。跟男孩一样，所有女孩都有上街的权利，不过这不是我要讨论的话题。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女人比实际存在的要多，而这也不是什么问题，除非她们都美到不行。当然了，我不是说大伙儿都见鬼或者得了妄想症什么的，不是这样的。然而大街上，就跟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体一样，充斥着利用女性美做的广告。都不用费劲找，我们就能看见那些美女。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有人故意找麻烦吗？答案同样存在于是非之间。如果可以选择，我们通常应该不会反对生活中的美丽日益增加。可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在那样的表象下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有时那个问题可能会变得相当严重。看！

您也许不会立刻相信我下面要说的话：看着周围那些美女并不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好感觉。女人们的幸福感会因此减少，男人们也会因此变得消极，没想到吧？先说女人。

广告牌上的同类们是那么美丽，不然也上不了广告。她们漂亮得甚至已经超越了现实。摄影师们借助电脑程序和其他技术，把她们已有的美丽修饰得更加精细。依据年龄、外貌、气质、性感程度，一个个模特脱颖而出，而电脑软件又将那些美丽的女性特征无限夸大，德国超模克劳蒂亚·雪佛都认不出自己了。而那些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女人得跟这些无法匹及的对手竞争，平起平坐是永远不可能的。化妆品和衣服可比不过那些将虚拟对手超自然化的电脑软件。没有一个女人会承认这种竞争导致的结果，她们的自信程度均有所下降，而这又怎么会带来好感觉呢？

从以下事实中可以找到对应的解释。几十万年前，人类群体的规模比起现在要小得多。我们的祖先就跟几十个人待在一个群体里，其中男女几乎各半；那么，女人在寻找伴侣时的竞争自然也就大幅减少。假设一个群体里有150个人，其中75个是女人，除去老人和小孩，也就剩下40个有潜力的竞争对手了。其中可能又有一半比另一半丑，这下有竞争力的对手只剩下20个了。这还有得一拼，结果可输可赢。而如今的竞争对手千千万，其中还包括那些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逾越的无与伦比的美女。看见她们，女人们开始觉得自己很丑、很多余，是失败者。虽然这只是幸福感来源的一角，却足以让人产生消极的念头。这些念头在某些女孩身上可不那么简单，会不断膨胀，从而导致自卑感甚至厌食症的产生。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男人。看到那些美女，他们总不会也有问题吧？美女当然是越多越好了！您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男人对所有那些脱离现实美的异性形象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当男人们在杂志里看到超级漂亮性感的女人时，自信值就会有所下降。看到这儿，您可能会说，刚才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事现在也会发生在男人身上。广告里不仅有超级美女，也有大帅哥，后者会破坏男人的竞争力。其实不然，影响男人们的并不是那些男模，而是那些得不到手的美女。在选择伴侣时，女性通常占有主导权，她们很清楚哪个男人可以跟自己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被选中的男人则会产生一种征服感。美女们会选择拥有丰富资源的男人，如外貌、地位、财富等等；而超级美女会选择极其强大的男人。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觉得自己是极其强大的，就算看不见那些所谓的极其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也不敢接受挑战，结果就导致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下降。

这种观点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如果广告中的超级美女身边站着个极其普通的家伙，参加实验看广告的那个男人的自信心就会上升。他会这样想：“如果他有机会，那我也行。”

要想更好地了解人类如今的行为，那么人类行为的进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有趣的基础。现在，人类种种的行为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了，不过这种联系曾经出现过，存在于那遥远的过去，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也许我们可以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在推销男性产品用克劳蒂亚·雪佛做广告时，在她旁边加上一张未经修饰的照片——比如说我的。

别靠我太近！

坐火车嘛，多少有点像做科学研究。火车是一项奇妙的发明，能迅速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除非出发或到达的时间跟你的安排对不上，而且火车比汽车还要环保。对一个行为生物学家而言，火车就是个实验室。乘客们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观察起来总是那么有趣。他们会通过交谈、争吵、调情等方式互相交流，或者呢，就死守着空间关系学法则。看！

头等车厢的乘客比二等车厢少，尤其是过了高峰时段。坐在那里看书再好不过了，同时，那儿也是观察人类领土行为的理想环境。每次坐火车，我都是第一个上车就座的，并且希望把这种“独占权”保持下去。不过就这点而言，我总是运气不佳，之后总会有人走进车厢。正如空间关系学所预测的那样，他们会选择一个离我很远的位子。不是因为我臭，而是没人愿意坐在一个已经就座的乘客旁边，除非两人认识。相比火车，候诊室里的情况就没那么有趣了，不过，也会出现相同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总会跟陌生人保持距离。只有当火车车厢或者候诊室里的座位不多的时候，才会有人迫于无奈坐到别人旁边。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现象跟隐私有关，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就叫空间关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天生的一种倾向。人们习惯为自己保留一定空间，即一种身体周围的领土，背后的台词是：这是我的地盘，你是进不来的。当然，这有异于花园或房子那类真正的领土，可以把陌生人挡在门外，不过，这完全可以拿来对比。你的身体是你的个人领域，陌生人就应该待在外面。

那个所谓的身体领土究竟有多大呢？这正是空间关系学研究的对象，其大小跟功效有关。最常见的要数社交距离了，从一米到四米不等。如果你在街上散步，跟警察问路，站在电梯里，或者在火车、候诊室、餐厅里找位子坐下，那么这些空间都必须得到一定的尊重。如果他人没有留意，就会给你带来不适感，使你产生不满，甚至导致恐惧和气愤来袭。你认识的人可以离你近一些，然而，朋友和家人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半米到一米不等。倘若人与人之间要发生一些亲密行为，如触摸、抚摸、轻声耳语等，我们就会把空间缩小到一个亲密的距离，通常小于五十厘米。倘若身体空间的间距不缩小，亲密距离也就不会出现，人们就生不出孩子来了。这种现象并不是人类特有的，所有需要通过体内交配繁殖的动物都是如此。我们平时得保持距离，不过今天就不用了。现在你可以靠我近一些，甚至进入我的体内也行。然而，在空间行为学的另一端，原本需要得到尊重的距离反而扩大了，比如演讲者和听众之间的公众距离。为公众演讲的人总希望与听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这是一种特例，也许跟文化和生物特征的关系更大。

在拥挤的大街上，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距离，至少人人都做出了努力。当你撞到对面走来的行人时，会迅速激起那个人的愤怒，招来气愤的眼神或咒骂。这是因为他个人——或者说亲密的距离——未得到他人尊重。顺便说一下，特别胖的人在人群激流中走动时困难重重，很难避开那些个人空间。不过，与他们庞大的体形相比，这跟他们对身体运动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关系更大些。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空间关系规律还是很好理解的。人们从来都不相信陌生人，他们可能携带着会传染的细菌，或者有什么不好的企图，也可能会偷东西。如果我们的祖先与陌生人保持一个必要的、安全的距离，就不会经常生病；食物、工具、药品等物件也就不会时而遭窃，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活得长久，生出更多的孩子来——比如您和我。几十万年后，这种系统便植入了我们的行为规律中。

有一天，我又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我”那空空的车厢里，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打算备课。就在这时，我瞥见一位女士走了进来。那位女士并没有如空间关系学预测的那样，选择车厢的另一头坐下。在这个空空的车厢里，她竟然坐到了我对面！这下我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我的血管开始收缩，心跳加速，要是现在测一下皮肤的电导率，肯定会发现我流汗了。如果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士也就算了，那我还能接受。可是这位女士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糟糕，有危险！

空间关系学指出了我们所需的个人空间，而行为生物学也描述了这个空间未受到他人——即陌生人尊重时，我们会表现出怎样的行为。我们会感到不适，将这种情形视为轻度威胁，由此产生一种反应，即逃离危险或准备攻击他人时身体做出的轻度反应。荷尔蒙完全做好了准备，皮肤和内脏里的血液涌向肌肉，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如果在街上有人离你太近，你是不会立刻表现出这种逃跑或攻击反应的，随之出现的则是大大弱化了的此类反应，会通过跳跃行为或不具有什么意义的微小动作表现出来，由此造成一定的紧张气氛。挠头发，用脚碾地面，双手在脸上搓来搓去，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对这种小小的紧张氛围的方法。当个人领土未受到他人尊重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不适感，一个经过训练的行为观察者是看得出来的。

在相反的情况下，当我们侵犯他人的隐私时，也会感到不适。这同样会伴随着一种轻度的紧张，通过跳跃行为表现出来。设想，有人看电影来晚了，要从一排已经就座的观众面前经过，不得不从一个膝盖挪向另一个。这个人不仅会用语言来道歉，还会弓着背，摆出“低三下四”的姿态，意思是：“别打我，我不是想惹你们生气。”在露天咖啡馆里，我们都不喜欢选择一张已经有人的桌子坐下，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不行，虽然桌旁的五张椅子都空着。那些椅子空着是没错，我们当然可以坐下去，可桌子已经被占了！于是，那张桌子就立刻成了那位“居民”的领土，我们要对此给予尊重。如果我们非要挪向一张已经有人的桌子，就一定会伴随着很多声“不好意思”和跳跃行为。顺便说一句，与比利时弗拉芒区的人相比，荷兰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盯着我的眼睛。她是要袭击我吗？我的心怦怦直跳。只听她说：“先生您好，我读过您写的书……”接着她便对我展开了攻击，幸好只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话语。原来她是看了我网站上的照片才认出了我，这么说，她不是想破坏空间关系学的规律。因为她认出了我，所以在她看来，我们是相识的，那么她就不算一个侵入者，可以离我近一些。然而对我来说，她是个陌生人，所以才产生了轻度的逃跑和攻击反应。这又是一个有趣的人类行为。如果我们在照片或电视上看到过某人，就会觉得自己跟他（她）认识。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下次我再坐火车，就坐到一个年轻的超级美女对面，毫不胆怯地看着她说：“女士您好，我从您的眼睛里看出……”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救命啊，我不存在了！

我有时候会想在我的领域——行为生物学——之外，就人类这个话题写点什么。一个鞋匠总离不开鞋模，所以我才想，应该时不时抛开那个模子，给自己找点别的乐趣。当我在假期里躺在宾馆游泳池旁边的一张太阳椅上，看着周围那些度假的人时，寻找乐趣的欲望便开始在我的脑袋和指尖发热、发痒。他们中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孩子。有的人皮肤很白，有的人已经被晒红了；有的人肚子很大，有的则更大……看着他们，一个与人类有关的哲学思想在我的脑海里冉冉升起。这是一个关于“我”的问题——我到底是谁？这首先是个哲学问题，不过凑近了看，也是个和身体及大脑有关的非常有趣的生物学问题。

人的身体是非常不稳定的。就拿血液来说，会不断地更新、分解并制造出新的血细胞，对皮肤而言也是如此。表层皮肤细胞会不断死去、脱落，一分钟内可达数万，我们家里的绝大部分灰尘就源于此。通过这种方式，新细胞取代了老细胞。几周后，就要去吸尘器里找我的皮肤了。我竟然蜕皮了！我的血液和皮肤已经不是一周前的了，更别提一个月以前的了。

相比血液和皮肤，我们的骨骼却能陪伴我们好几年，不过也不够稳定。有人提出了以下假设：每年人体内都会有十分之一的骨组织分解，被新组织取代。这么说，几年后我就有一副新骨架了。身体的绝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被不断取代的。不过也有些组织是特例，比如软骨，有时候会很麻烦。比如半月板断了，也就只能断着了。另外，神经组织也处于这场分解和重生的游戏之外，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的外伤非常危险，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和我讲了几十年的课相反，近几年的研究表明，脑细胞还是会分解的，也就是说，大脑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修复的，不过程度还是相当有限。在我们的一生中，大脑的绝大部分会保持原样。总而言之，晚年的我拥有一个与年少时不同的身体。现在那个具体的“我”，与出生时、发育过程中、叛逆期、学生期和退休前等时期的“我”，是不一样的。这个承载着“我”的身体到底是谁的呢？那个如今的、出生后的和32岁生日时的身体，又是谁的？

您可能会说，那个“我”与物质无关，由个性、性格、知识和意识，也就是大脑组成。啊，您说出了那个经典定理，结论是：我还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我”。这与以下事实完美吻合——我们的大脑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刚才提到的那些性格和意识，貌似都可以通过不会发生变化的大脑组织来解释。一块肝能发挥其自身功效，一杯血有着血液的特征，可一块大脑却什么用也没有。大脑的功能，如指挥运动、制造感觉、激起兴趣、创造意识等，都要通过由几百万个神经元组成、散布于大脑各个角落的复杂结构来进行。那些神经元通过复杂的线路把信号传递给对方，从而使信号扩散到更多细胞中，还把多个神经元的“产物”集中到一个细胞里，这儿加点油，那儿刹点车。就这样，一场我们至今都无法掌控的集体游戏产生了，不过我们清楚的是，这场游戏不会一成不变。

那个以大脑为基础来解释“我”并没有发生变化的经典定理，是不正确的。大脑中的线路和神经元之间的几亿个连接，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每次我们学到新知识，不管大小多少，都会产生新的连接。一生中，我们学到的东西无数，不光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观点，还有街角那个面包房的全麦面包贵了五毛钱这样的小事。就信息而言，我们的大脑是根贪心的天线，总在忙着综合已有或新出现的线路中的那些信息。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拥有几千本书的图书馆，那么，某个学习过程就可以被看作在一本书的空白处做下的记录。人在一生中会做很多记录，多到新书出现，图书馆得到了扩张。所以说，虽然大脑组织的绝大部分在我们的一生中不会发生变化，不过细胞连接层面的微观结构的变化速度，却跟蜕皮的皮肤有得一比。

所有神经元线路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整体，我们将其称为意识、个性、性格等，有些人则称之为灵魂。倘若那几千个线路不断发生变化，那么整体意识也会随之改变。把这些都总结起来，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个以性格和意识为基础的“我”也是不断变化的。在新的神经元连接中建立起来的日常体验，与微观层面的“我”是相符的，无数微观变化的集合最终导致了整体的改变。

倘若每一滴海水都变了，大海也就不是原来的大海了。同理得出，人的大脑也正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众人会很难接受大脑在变化这个事实吗？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们还是见证了那些变化，虽然明白得还不算透彻。我们是可以看到个性和意识的变化的，只不过需要有人来提示一下。具体情形如下：人的年纪越大，大脑就能更好地从俯瞰的角度来观察进化。我如今的兴趣和三十五年前的可差远了。虽然有些兴趣——比如达尔文主义——被保留了下来，但还是根据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他一些兴趣则彻底改变或翻新了。在少年时期，我很不喜欢经济学，觉得它特别无聊，一点也不好玩。而如今，我尽量不去看这类书，是因为担心被一个有趣的领域吸收进去，从而耗光精力。现在我喜欢的颜色、食物、艺术、幽默、兴趣、与人相处及度假的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多少人还跟轻狂的二三十岁时期的自己，拥有相同的政治或宗教信念呢？那什么，记忆不都还在吗？让我抓住小尾巴了吧？您说的没错，可是记忆每年都会被重新上色，其中的价值和感觉是不一样的。记忆是前一段人生遗留下来的纪念品，不断经历着重写，所以说，人脑的记忆部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总结一下，我得出的结论是：与十几年前相比，今天的我是另一个“我”。我成了另一个个体、另一个人，和我年轻时是两个人，虽然我们有着同样的名字。

您想象一下，如果像漫画中写的那样，真有一种时间机器可以回到从前。再想象一下，我坐着那台时间机器飞回童年时代，和那时的“我”相遇了。

我不会告诉那个年轻人，我是他将来蜕了皮、比当初理智了一些的那个版本，不然他肯定会气呼呼地瞪着我，然后发现我跟他的父亲长得还挺像。父亲要是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很开心。我跟那个年轻的家伙能处得来吗？他会怎么看这个年长的人呢？我们能够友好相处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不过那样的话，我就得跟他——一个与我有着同样姓名的人——四目相接。天哪，我不存在了！不同的“我”存在着或者曾经存在过。做这种推论的时候我可得小心了，因为它意味着我不可以再使用那些已获得的学位，那是另一个人的学习所得，所有考试我都得重新参加一遍。还有，我的婚姻也早已不存在了，是另一个人娶了另一个女人，而她也不再是如今戴着我送的戒指的那个人，看来我们得重新去趟市政厅了。我也不再是父亲、爷爷、兄弟……我正受益于那些先于我的人的努力，那些努力学习、通过考试、谈了恋爱、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我的房子还是我的吗？为什么我跟以前的那些“我”有着同样的名字？难道我就不能有个新名字？一会儿该有人来告诉我这是投胎转世了，每一个“我”都是前一个“我”的重生。

出生时的那个你早已不存在了，这听上去还是挺刺激的，对吧？不过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了。就像电影情节突然被一个煞风景的人打断，一切紧张气氛消失殆尽。在我的故事里，那个煞风景的人从出生起就没有变化过，也就是说，他的基因基础——即所有的基因，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除了几次对人类的基因核心毫无影响的突变外，我们仍然承载着早先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基因。基因是信息的携带者，决定了人体或行为的某个特征将如何在一定的环境里得到发展。基因列出了规定，要求身体组织必须接受替换，环境发生变化时，大脑也要重组系统。倘若一切耗尽，身体就会被丢弃，不过大多是在新身体——也就是孩子们来到世上之后。他们会将基因信息保留并传承下去。

现在我们把一切都排成队，会发现拥有外表和行为的身体不断被丢弃，身体所体现出来的好处是一时的。而基因正相反，更注重长期效果，它们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是什么有意识的目标）是将信息一代接一代不断地传递下去。为此，身体被拿来使用，成了基因持续宣布和散播信息的一种机制。就像纸作为一个想法的载体，通过复印将纸上的想法广而告之一样。纸可能会燃尽，而想法不会。理查德·道金斯早在其1976年的著作一书中就声明过，身体是承载人类基因的车辆，而这一说法并未获得众人的认可。不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接受人自身的存在、工作、恋爱和最终的死亡都只有一个目的——保留基因携带的信息，这无疑对人类的辛勤生活是一盆冷水。掌声嘛，道金斯是没得到，不过他所言极是，一次性的人体和大脑都是为基因携带的信息服务的。

这可真是个烦人的想法，完全没什么道理嘛。我再也不坐在太阳底下无所事事了，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在游泳池边就不该思考。不出声地坐着，看看周围的人，不是挺好的吗？

仪表盘灯光里的天堂

有时候达尔文就在你汽车的仪表盘里。

我做完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演讲回家时，已经不早了。雨水打在汽车玻璃上，车里的收音机是我此时唯一的陪伴。电台主持人说，接下去要播送一首跟天堂有关的歌，原来是那首《仪表盘灯光里的天堂》。怀旧情绪向我袭来，这不是那首70年代的流行歌曲吗？里面有个很丑的家伙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歌里有一句是“未满十七岁的我们赤裸相对”。我尽量放松地坐在车里，任凭那些早年的音符萦绕四周，不去管外面的雨天。

米特·罗夫尖锐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漆黑的深夜，那么冷又那么孤单，可我仍能看到仪表盘灯光里的那个天堂。”抛开那个天堂，这很像是在唱我的车。不过当罗夫色眯眯的声音被艾伦·弗丽入木三分的说话声飞快地打断时，我这个想法便转瞬消失。只听弗丽唱道：“我现在就要知道！趁我们还没进行下去！你爱我吗？你会永远爱我吗？你需要我吗？”那个可怜的家伙怎么也没料到这一出！“你会永远爱我吗？”他可还不到十七岁，还想着要驾驭她呢。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身体在汽车前座上缠绕在一起的样子，脑袋涨得通红，衣服丢得到处都是，外加急乎乎的喘气声……结果，突然冒出一个事关永远的承诺，我说的可是永远！那家伙得把勃起调至等候状态，迷离的眼神在弗丽疑问的眼睛里燃烧。就偏得现在回答吗？

“让我睡上一觉好好想想，宝贝儿，让我睡上一觉好好想想，好好想想。第二天早晨我再给你答案。”这时，一辆大卡车使劲按响了喇叭，提醒我开回原来的车道。可千万别跟我似的，跟着音乐节奏转动方向盘。不过这么晚了，那辆卡车还在路上干什么？不管怎样，艾伦·弗丽不同意，马上就要罗夫许下那永久的承诺，得赶在他的精子给她带来不可逆转的结果之前。我开了几公里的路，两人还在来来回回地纠缠于“你会永远爱我吗”和“第二天早晨我再给你答案”之间，直到罗夫那吹不灭的欲望获胜——他的勃起“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才信誓旦旦地说：“我发誓会爱你到天荒地老！”这可怜的家伙，现在他可得“祈祷天荒地老快过去，好让我离开你”。

这首黄金年代的流行歌曲分散了我驾驶的注意力，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它不仅是电台送给听众的一份怀旧礼物，而且还是我今晚演讲的一个完美印证。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写下了这个故事。米特·罗夫和艾伦·弗丽的这首合唱，是对进化给予男女的不同繁殖策略的总结。我们的曾曾曾祖父繁殖后代的方法跟曾曾曾祖母是不同的，这对很多读者来说也许是浇了一头冷水，不过进化关心的可不是这个，而是性细胞的大小和数量。那我们就来看看呗。

男人可以不停地制造出大量的精子细胞，一次射精的消耗量可达数亿，不过，新一批的精子又会随之产生。几十年间，甚至当男人们老得已经瞄不准靶心时，也还是会不断产生精子。女人就不同了，每个月产生的卵细胞数约为一个，就这样，直到绝经。

女人在一生中就只有几百个卵细胞。这种与男人之间的区别就跟中彩票似的，男人们中的都是便宜的彩票，而女人们一中就是大奖。试想女人怀孕后生出的孩子无法成活，或者身体不好常生病，男人就此失去了什么呢？只不过一些储藏量不断得以更新的精子，还有耗费的精力而已，这两点男人都不在乎。从理论上来讲，他可以毫无损失地再创机会。而女人则相反，倘若使她怀孕的精子携带的基因无法孕育出可以成活的孩子，那她就几年都不能进行繁殖。首先是怀胎十月，然后还得养育那孩子几年。这里要想到的是，这还是进化了之后的情况，我们遥远的祖先可不知道奶瓶是个什么东西。在这期间，女人不再具备生育能力，于是成为我们祖先的机会也就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女人的卵细胞特别昂贵。在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中，女人们试图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她们的卵细胞。也就是说，她们非常挑剔，首先要估计一下精子的质量，看看它们到底有没有良好的基因，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从携带它们的男人身上看出来。他健康吗？帅吗？强壮吗？聪明吗？如果情况属实，孩子遗传到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大。这就是女人们不想那么快发生性行为的原因，在其他动物身上也一样。很多动物的求爱期都特别长，为的就是给女人机会，让她们好好考察面前的那个男人到底如何。

还不止如此。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幼崽——也就是孩子，很早就出生了，这跟我们的大脑，也就是大大的头颅有关。为了不增加分娩难度，与很多哺乳动物相比，人类早早地来到了世上，使得婴儿们需要更多的照顾，人类其实是很脆弱的。妈妈们获得的每一个帮助，比如其伴侣伸出的援助之手，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样便可以提高孩子的成活率。

而且，这种帮助在孩子接下去的成长中也很重要。孩子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得吃饱、受到教育等等，十万年前可没有警察、医院和学校。基于这种种原因，我们的曾曾曾祖母只有在确定了自己能从伴侣身上得到（永远的）帮助时，才会献出那昂贵的卵细胞。有时，那永远也就持续个几年，等到孩子能活下去也就终结了，不过这绝对不会是一次短暂的冒险。当然了，那些冒险我们的曾曾曾祖母肯定也经历过，并且从中得到了好处，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和现在讲的无关。

对我们的曾曾曾祖父而言，和曾曾曾祖母拥有一段长期的两性关系肯定也是有好处的，由此，孩子的成活和教育便有了保障。不过，要是一个男人能在这种“永远”的关系之外释放他的精子，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他怀孕的那个女人，提高了他成为我们曾曾曾祖父的几率，而且他还不用在孩子身上费什么时间和精力。他那“让我睡上一觉好好想想”的态度无疑是精子过剩的结果，而她那句“你会永远爱我吗”，则是通过昂贵的卵细胞和要在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哺育和照顾出生的孩子换来的。

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冷冰冰的达尔文式分析，不过进化并没有给人类开先例。既然这个“仪表盘灯光”的故事适用于绝大多数动物，为什么就要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突然发生变化呢？我们的精子和卵细胞丝毫无异于其他哺乳动物，繁殖行为的基础也一样，虽然因为文化又多了好些别的元素，比如婚姻合同、真心、情书等等。不过这也是另一个故事了。

雨停了，米特·罗夫和艾伦·弗丽早就回家了，我也到了家。其他司机和那些很晚还没睡觉的听众们，也品味到了这个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天堂”了吗？他们会知道这首歌早在冰河世纪以前就存在了吗？看来我还得写点什么。最后，我关上了“仪表盘里的灯”。

女士，您的默认设置是什么？

我的苹果电脑瞪着我，好像在问：“知道要写点什么了吗？”我想就人类的起源再写点什么，可要怎么写呢？一个小小的写作障碍让我的手指停在了键盘上，可我还是想在屏幕上变出些什么来。什么呢？苹果电脑耐心地等待着，我盯着屏幕，玩着电脑里的一些软件，其中有个叫时间机器的，很有意思。我先来给那些非苹果迷们解释一下吧。时间机器是一个软件，通过它，你可以让电脑回到过去，所有曾经在屏幕上出现过的文档、程序、照片等，都能找回来。倒回去的时间可以是几小时、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前，随你挑。借此，苹果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未来环境，让我们在星系中徘徊。还真挺好玩的，不过会分散工作的注意力。对了，我的写作障碍！让我来好好想想吧。

试想，倘若人类也有一架时间机器，能把从前的状态都找回来，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千几万年前的。如果苹果公司能在人体内植入这种系统，那么，飞翔于星系中将进化扭转调头，便成了可能。五十万年前的人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呢？借助考古学家发现的化石，我们对头骨的结构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

人体骨架的其他部位也一样。如果在文明出现之前，有个摄影师拍下了一张人类的照片，看上去会是什么样的呢？这当然是个科幻性质的问题，不过却出现在了我的思绪中。事实上，我们确实有这么个时间机器，但不属于苹果公司，而是化石和DNA，也就是人类的基因。那些数据资料对我们的过去可谓了如指掌，信息量大到就快形成一张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照片了。那我们就拿出那张照片，将其放大。瞧，照片上是个赤裸的黑人，那人一头卷发，胳膊和腿都很长。而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在《长胸毛的女人》那个故事里，我就已经讨论过人类赤裸无毛的特性，并提出了幼态持续这个概念，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就此现象做出的解释是完美无缺的。其中的一个解释和凉快有关，我们就这点来好好想想吧。

现代考古学家大力借助基因研究学，不断细化人类进化的重建过程。由此我们得知，在很久很久以前，人还不会说话的时候，非洲的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干旱，雨林也不停地消失。就这样，稀树草原持续扩张，食物和水不再像森林里那么丰富、随处可见，而是分布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想要吃饱喝足的人，要走很远的路。在热带非洲，太阳炙烤着大地，由此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想办法凉快起来，而不是让自己越来越热。

凉快对大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大脑对高温非常敏感，这也是发高烧很危险的原因之一。高温带来的危险正是我们祖先褪去体毛的原因。这当然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跟吃完早饭九点钟上班时把衣服脱下来挂在衣架上可不是一回事，体毛的褪去经历了几千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跟如今我们的头发似的，那时候每个人的体毛厚度不同。有的人毛多，有的人则较少。自然选择相中了那些毛发较少的人——也许应该说是类人或者原始人。这些人的身体降温较快，在烈日下能走很长的路。体毛在自然选择中变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褪去，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如今仅剩的一些毛发。要是大猩猩看见了，准会笑死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是体毛吗？

那长满体毛到底为什么是个问题呢？在炎热的地区不是有很多动物都长着厚厚的体毛吗？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就觉得光着身子有好处呢？秘密就在汗腺里。汗腺分为三种，分别是皮脂腺、大汗腺和小汗腺。皮脂腺和大汗腺会分泌出油脂，与毛发相连，广泛分布于体毛中。而小汗腺则脱离了毛发，分布于皮肤上，会分泌出液体，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汗水。比起另外两种汗腺，小汗腺有着不可想象的好处，能够大幅降低人体的温度。分泌出的汗水相对油脂而言，能迅速挥发掉，这样体温也就跟着降了下来。那些长有体毛的动物就没有这项完美的机制。你见过狗热到不行时的模样吗？它们会伸出舌头，以此来降温，因为它们的汗腺不具备人类汗腺的功能。所以，体毛这才被挂到衣架上，被运作良好的汗腺取代了。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约为一百六十万年前，也就是直立人时期，有人把这个时期的非洲人叫作匠人。

倘若我们赤裸地站在镜子前，看到的则是个皮肤红红的生物。可时间机器里的那张照片上不是个黑人吗？没错，这也解释得通。体毛的消失对控制体温的确有好处，可又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阳光不断射向人类时，紫外线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对皮肤里的DNA来说，那些射线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导致某种细胞的滋生，使人们患上癌症。这也是您最好不要去做日光浴的原因。所以说，在人体褪毛后，要通过其他方法来阻挡那些紫外线，而这个方法就叫“黑色素”，是皮肤里产生的一种深色色素。您可能会说，在日光浴中也一样。没错，那正是表明您的身体处于危险状况的一种信号。如果您自己不关心，皮肤就会试图进行自我保护。

就黑色素的保护这个问题而言，直立人不用躺到太阳底下去，因为自然选择给予了他们必需的基因，使他们的皮肤永远都是黑色的。体毛在进化中一点点褪去的同时，皮肤也在渐渐变黑。为了抵御紫外线，基因在他们刚出生时就给了他们黑色的皮肤。这些基因就扮演了时间机器的角色，在经过必要的分析后，能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过还是先别去想这项科技了。不管晒不晒太阳，黑皮肤总会出现，所以才有了照片上的那个黑人。

时间机器照片上的那个人手脚都很长，这首先跟奔跑有关，可以使人们跑起来更快更轻松；同时也跟体温的下降有关。身高越高，相对身体的体积而言，表面积就越大。这可以通过计算球的面积和体积的公式来说明。

倘若分别增加面积和体积；当一个球变大时，体积上升的量会比面积大。如果人的手脚都变长，而不是又短又胖的话，那么相对而言，面积增加的幅度就较大，随之变多的还有汗腺，这样一来，一个有效的降温体系便出现了。如今住在寒冷地区的人——比如爱斯基摩人——趋势则刚好相反。为了减少体温的降低，他们的手脚都会短一些。为了确定这种进化确实发生过，这次我们不用再去翻阅基因文献，通过研究我们祖先的骨骼，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期遗留下来了大量的化石，可以用来精确地重组我们祖先的身体结构。

接下来还有卷发的问题。我承认，这张照片拍得不怎么清晰（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苹果电脑，您还记得吧？）。我们的祖先拥有卷发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在这里，就没有如化石那样有力的证据了。我的推断是这样的：人类的毛发并没有彻底褪去，在阴部和腋下还有残存，这应该跟散布爱的信号有关，不过这不是现在要讨论的话题。另外，人的脑袋上也留下了较多毛发。自然选择让人类头颅上的那簇毛发留了下来，并不是因为秃头破坏了审美标准，才把头发当作礼物送给人类的，而是因为头发可以有效地阻挡阳光。可别忘了，人类更古老的祖先——南方古猿——靠两条腿直立行走了至少四百万年，脑袋饱受日照，而那脑袋里装的正是脆弱的大脑。毛发的褪去确实有益于降低体温，对头顶却有害无利。就这样，头皮被保留了下来，里面满是分泌油脂的汗腺，我刚才已经介绍过，这会形成一个日光隔离层，就像一个气袋，不过，是用来抵挡阳光的。在这种情况下，卷发更加有益，因为那些小卷卷能够储藏更多的空气。

时至今日，进化仍倾心于这个有效的系统，所以可想而知，那些身体赤裸、皮肤黝黑的祖先们，头发也应该是卷卷的。不过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点还得诚实面对。

我的电脑里不仅有个时间机器，还有无数的设置，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随心所欲地更改。而且软件设计师们想得那么周到，给我们留下了返回默认设置的可能，在电脑术语中叫作还原，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我想着想着，就萌生了这么个想法，将人类回归到默认设置，让进化自娱自乐的那些小把戏全都调头。我只要点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呢，之前说的那些照片就全都出现了。在默认设置中，人类的皮肤是黑色的。咦？这是不是非洲人的同胞呢？这张照片难道表明，来自苏丹、埃塞俄比亚或者加纳的黑人都是人类的默认设置？没错，人类的皮肤原本就是黑色的。了解这一点很有趣，不过对于那些种族歧视者来说就成了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黑人属于低等人，而白人则高人一等。要让他们了解，从本质来看，他们自己在默认设置里也是个黑人，恐怕也太沉重了。后期的进化为他们改变了颜色，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对有些人来说，达尔文主义真的很讨厌。

我想够了，是时候写点什么了，比如：欧洲人的皮肤为什么是白色的，头发又为什么不卷呢？还是让我再好好想一会儿吧。

意料之外的白种人

“先生您好，我读了您写的那篇关于人类默认设置的文章。您把人类就这么拿来跟一台可以恢复成默认设置的电脑相比——您可别怪我，我觉得您这么做也太无礼了。作为人，再怎么说我们也比电脑强啊，您说不是吗？我只是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可没有让您道歉的意思。”火车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认出了我，我很想没好气地跟她理论两句，告诉她什么叫“比喻”和“幽默”。不过我还是保持姿态，投以微笑，试图友好地用“别只看字面”这样的话语来解释。很明显，从她脸上的褶皱来看，她应该跟我年龄差不多，没准比我还年长，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是需要受到友好对待的。

“嗯……”我刚想开口，她就打断了我。没忘记吧，这可是位女士。她说：“在那篇文章结尾的地方，您提了一个问题：欧洲人的皮肤为什么是白色的？可是您又长篇大论地解释说人类本质上是黑人。您打算就此再写篇文章吗？我想知道的是，您打算写些什么，什么时候发表。还有……”她的话语伴随着火车穿梭于窗外的风景中，火车还会时不时地靠站停歇，可她则不，话语如瀑布般一泻千里。我发现她把我写的东西记得一清二楚。只见她一会儿思考“是怎么回事来着”这样的问题，一会儿又抱怨我那不时浮出水面的短见，总是谈性说爱（这么看来，我写的其他文章她也看了，一会儿还像个长者似的给我解释我写的东西。幸好车厢里没有别的乘客，不过这也唤起了一个问题：她为什么偏偏就坐到我对面来了，不是还有那么多位子空着吗？只要您读了那篇《别靠我太近！》，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我趁她喘气的一瞬间终于插上了话：“您看，关于白人，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好好，您接着说。”她再次打断了我。我又说：“但我们越来越觉得达尔文说的是有道理的……”接着，她就像个一级记者似的开始问话，刚好我们坐的也是头等车厢。

她说：“我们就从头开始吧。您曾经写过，两百万年前人类丢弃了体毛，那时人们需要黑色的皮肤是为了抵挡阳光，是那个叫黑色素的东西吧？可人类又是什么时候变成白人的呢？”

我说：“因为颜色不会滞留在化石里，所以我们还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不过很可能是在人类离开我们的摇篮——非洲——以后，也就是几万年前。人们向着北方前进，远离了炙热的太阳。直立人出发的时间更早，不过他们的肤色就不得而知了。我这里说的是欧洲人。几万年来，人类遍布世界各地。研究人员们借助各种科学技术，一直在探索准确的年代。不过这对我们的故事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知道人类是朝着阳光较少的地区出发的就行了。”

她说：“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再需要黑色素来保护了呢？”

我说：“至少不会24小时都需要。皮肤通过色素来抵挡阳光的机制仍然存在，这个嘛，看看沙滩上那些晒黑的人就知道了。不过光靠‘不再需要’这一点，还不够解释黑皮肤在进化中消失的现象。有个常见的理论，我也常给我的学生们讲，假设在北方，也就是日照较少的地区，因为黑皮肤阻挡了过多的阳光而导致一个问题——身体很难制造出维生素D，正如‘维生素’的定义一样，这些元素是人体正常运作的必需品，于是，进化中就出现了白皮肤。这样就不会对阳光的吸收造成阻碍，从而使我们拥有足够的维生素D。这个观点最近还得到了证明，研究结果是，住在比利时的黑人自身制造维生素D的能力较弱。”

她说：“是这样啊，那谢谢您的解释。您会就此再写一篇文章吗？”

我说：“哦，等一下，故事才刚开始呢。这个结论是最近才得出的，科学就是这样，其中的确定因素会突然产生动摇，那个维生素的解释也太夸张了。黑人在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原因肯定不止于此。我们还是要回到达尔文的观点，他在后来的作品中提出，人种是因为性选择才出现的。”

她说：“您又要开始谈性了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严肃啊！”

我说：“不好意思，不是您想的那样！性选择是进化的一种机制，就跟自然选择似的，不过其中的动力不同。”

她说：“我对自然选择已经有所了解了。不同的生物在各个方面有所区别，有些能较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并因此提高存活和繁殖的机会，优良的基因得以传承，而这些基因会在他们的后代中扩散开来，物种正悄悄地发生变化。对吗？”

我说：“对极了（鼓掌）！不过要我说，这不仅跟‘物种’有关，还要考虑到‘器官组织’。当自然选择对一组器官施加足够的影响，器官便会悄悄发生变化。当然了，在自然选择这个系统中，周围的环境是推动力。温度、日照、食物、水、寄生物等等，几十万年里，周围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决定了器官组织——或者说物种——发生变化的方向。在性选择中指明方向的，则是异性。从最基础的角度出发，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区别肯定还是存在的，要通过另一种方法来研究。”

她说：“您能再解释一下吗？我觉得还是挺模糊的。”

我说：“嗯……比如说家雀，这种惹人爱的小鸟中的雄性明显有别于雌性。雄鸟头、脖子和胸部都长着一簇黑色的羽毛，而雌鸟却颜色单一，不太引人注意。雄鸟黑色区域的大小，也就是黑色羽毛的数量，是因鸟而异的，有的比较多，有的就比较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雌鸟更喜欢挑选黑色羽毛较多的雄鸟来当小鸟的爸爸，不过情况可不是一向如此。从前，很早很早以前，雄麻雀们还没有那黑色的装饰，雌鸟在选择对象时有其他标准，不过具体是什么就不清楚了。在那些鸟儿中，有些雄鸟的羽毛颜色较深，比其他雄鸟黑，而这并没有引起麻雀们的注意，黑鸟们也就是生物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变种罢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她说：好紧张啊！

我说：“纯属巧合，一只雌麻雀出现了。出于遗传，它对颜色较深的雄鸟感兴趣，只喜欢深色的同类，叫那些白鸟儿都靠边站。每次蛋孵化出来，孩子的爸爸总是颜色较深的雄鸟。相比其他雄鸟，小鸟爸爸的黑色羽毛更多。要不是蛋里的那些孩子促使了基因的结合，历史就不会被改写了。”

她说：“哈，你还是在谈性啊。”

我说：“我想说的是，那些孩子遗传了父母的两种特征，其一是黑色的羽毛，其二是钟情于这种黑色羽毛的倾向，这一点很重要。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携带着这两种特征的基因——即雄鸟长有黑色羽毛的基因和雌鸟喜欢黑鸟的基因，才结合到了一起，有机会被传承下去。来自小鸟母亲的这种偶然变化得到了传播，结果呢，所有小雌鸟都奔向黑鸟，所有小雄鸟的羽毛颜色也都较深。儿女们会继续繁殖下去，把这两种结合了的基因传递给雌鸟的孙子孙女，而孙子孙女也会接力下去。”

她说：“结果就是第一个鸟妈妈的特征扩散了开来，直到……直到什么呢？”

我说：“直到倾心于长有黑色羽毛的雄鸟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之前雌鸟们对它们的无视在进化中被悄悄地淘汰了。”

她说：“真有意思，不过我有点跟不上了。不喜欢黑色雄鸟的雌鸟不是也会繁殖吗？”

我说：“没错，不过它们一代接一代，逐渐受到喜欢黑色雄鸟的雌鸟的驱逐。后者基因的结合，即黑鸟和喜欢黑鸟，是通过具有针对性的选择发生的，即针对长有黑色羽毛的雄鸟做出的选择，所以成功的几率较大。”

您可以将此看作一种偏爱，雄鸟和雌鸟都有这种偏爱，互相找寻彼此。而没有黑色羽毛或者不喜欢黑鸟的鸟儿，则是随意地进行繁殖，没有针对性，时间一长就受到了惩罚，被另一种同类吓唬跑了。

她说：“我还是没能完全跟上，不过主线是清楚了，而且我也明白了这里为什么跟性选择有关，是选择对象这个动机使性选择得以实现的。是那些雌鸟把雄鸟‘推向’了黑色，跟气候、食物或其他因素都无关。不好意思，我之前因为那些关于性的片段，觉得您还挺恶心的，而这终究是个美丽的故事，还有个美丽的结尾，不过开头还是叫我迷惑不解。为什么那只意料之外的雌鸟会喜欢长着黑色羽毛的雄鸟呢？您说是偶然，不过选择的可能性那么大，假如另一只雌鸟对绿色的羽毛感兴趣，又有一只喜欢红色的腿，类似的情况不会很多吗？”

我说：“您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生物学以此作为根基已经很久了。黑色羽毛和绿色羽毛还有红色的腿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黑色表明了雄鸟血液中睾酮的含量。公麻雀体内产生的这种雄性荷尔蒙越多，就越强势，在和其他雄鸟的竞争中就越容易获胜。换言之，争取到的食物也就越多，这样它就能更好地把基因传承给自己的孩子。羽毛颜色较黑，在这里意味着更强势、更健康，更能成为一个好爸爸。您说的绿色羽毛，那跟良好的基因没有关系，跟麻雀们也无关，所以比赛获胜的机会就较小。”

她说：“我大概了解了。不过别怪我多嘴，我们开头谈的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黑色皮肤消失了、变白了，跟您的麻雀们可是呈反方向的。”

我说：“这其中的原则是一样的。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某些地方，也碰巧出现了一种偏爱，即人们在挑选伴侣时对色素较少的人的偏爱。请允许我再说一次，这也是意料之外的。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种偏爱是由基因决定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白种人的出现就可能跟某种文化现象，也就是潮流有关，而潮流是每年都可能发生变化的。所以说，那种偏爱已经烙进了基因里。因为进化需要的时间很长，白种人的出现还是有可能成真的。处在我们这个纬度的人，一代接一代，形成了对皮肤里黑色素含量较少的人的钟爱。在非洲，因为炙热的太阳，这种偏爱就无法‘成活’，不过在我们这儿就行。以上情况也可能碰巧没发生，那样的话，您和我的皮肤就都是黑色的了。”

她问：“这跟荷尔蒙有关系吗？”

我说：“（我在想象中把帽子从脑袋上摘下来，放在了胸前）科学是不允许我撒谎的，所以我要在您问的这个问题后面打个问号。人们选择白人就有好处吗？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猜想的是，黑色素少的人能制造出较多的维生素D，也就是说，他们更健康。我之前就说过，这只是个很小的功效，不过在进化改变事物所需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点小功效还是能创造出点成绩来的。这么说，白皮肤就意味着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对白人的偏爱就此在我们这个地区扩散了开来。结果呢，我们的祖先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变成了白人。不过，要确定这个健康因素还需要证据，希望今后会出现吧。”<bdo>ｈttｐ://wｗw?９９ｌiｂ?ｎｅｔ</bdo>

她说：“这也适用于人种之间的其他区别吗？”

我说：“是的，脸型、头发的颜色和结构、体型的大小等等，都如此。如果群体中发生了性选择，那么以上这些都可能发生变化。当变种和基因或健康发生关联时，变化的概率就会增加。”

这样我们就能解释下面这些现象了：比如，白人通常都没有细小的卷发；亚洲人呢，则长着直发和眯眯眼。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她说：“人种真的存在吗？从本质而言，人类不是并无区别吗？”

我说：“人种当然还是存在的，虽然如今很多人都说它不存在。就基因而言，人种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不过话说回来，要成为一个人种，基因间的区别也不是什么必需条件，更多的还是跟你对人种的理解有关。事实上，人类外表和基因的区别确实应该存在，而这也属实。黑人的肤色、鼻子的形状、卷发，都有别于白人，这些是写在基因里的。不过在一群白人或黑人之间，基因层面的区别就要小很多了，所以有人才说人种不存在。不论如何，把人区分成不同的种类确实没什么意义，还会导致歧视的产生。说到这里，我们就又可以回到达尔文的那个观点了。对他而言，性选择说明，世界上的人只形成了一个物种，人人平等。他认为这是用来反对奴隶制的核心观点。他说的当然没错。”

那位勇敢的女士又开启了她的话语火车，看来我说得太多了。她重复着我的故事，还不时给出自己的观点。她的家人也参与进去，全家一起展开讨论，尽是些叽叽喳喳声。最后，我在他们前面下车了。

三笑！

星期天，埃米尔来到教堂里，坐在了一位身着轻薄连衣裙的女士后面。女士起身时，裙子夹在了两股之间。这时，平日里乐于助人的埃米尔替她把裙子拉了出来，结果女士转身赏了埃米尔一个大耳光。接下去的那个星期天，他又坐到那位女士身后，结果起身时竟发生了同样的状况。不过这次埃米尔选择了旁观，上次已经得到教训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也发现了裙子的问题，便伸手解决了裙子的窘相。可埃米尔知道那位女士不愿如此，便又把裙子塞回了原处。只见那位愤怒的女士气白了脸，转过身又赏了我们乐于助人的埃米尔一击，这一击打得都能载入史册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读完上面这个故事您准会哈哈大笑，我也一样。类似的笑话之所以好笑，不仅因为其中的幽默，还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您也许会问，为什么有的笑话好笑，而有的就不好笑呢？第二个则是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笑？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什么是笑？我们为什么会笑？

对科学术语感兴趣的人，会把笑描述成一种综合起来的动作，由十二个部分组成。

从张开嘴巴，嘴角上扬，发出一种特有的声音，到脑袋后仰……或许还会跺上两脚。当然了，笑并不需要具备以上所有特征，不过出现的特征越多，就表示快乐的程度越高。人们通常用同一条标尺来衡量笑和微笑，认为微笑是笑的一种弱化形式。而事实上，这两种行为并没有什么关联，尽管其中一种能过渡到另一种。误解的根源也就出在微“笑”这个词上。为了了解其中的区别，我们最好还是先去了解一下笑和微笑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既要去祖先的进化过程中找答案，也要看看婴儿的发展过程。那就先来瞧瞧我们的祖先吧。

要找到笑的根源，就要回到很久以前，也就是人类还未出现，只有猴子的时代。猴子的两种表情对于描述微笑和笑的产生而言非常重要。第一就是所谓的“露出牙齿的凶恶表情”，此时猴子们会嘴角后咧，牙齿外露。这种表情在进化过程中的功能变化还是挺有趣的。进化程度较浅的猴子借此来表达恐惧。倘若我们抓着进化的梯子再往上爬一爬，就会发现这种功能演变成了安抚人心的一种形式。一只强势的动物做出“露出牙齿的凶恶表情”，是要让其他动物别害怕自己，它是想说：“你虽然地位不如我，不过我不会对你怎么样。”其他种类的动物在做这个动作时，为了与对方交流，还会吧唧嘴。就这样，这种信号在人类中演变成了微笑，用来表示友好。发出这种信号，就意味着降服于对方，所有潜在的愤怒由此缓解。不过这不是现在要谈的话题，相关话题我们已经在《人人都会微笑》一篇中探讨过。

对猴子而言，还有一种重要的表情，那就是“轻松地张开嘴巴”。在做这个表情时，嘴巴会张得很大。这其实跟做游戏有关，所有做这个表情的猴子是想告诉同伴，自己的一切举动都可以理解成游戏。比如“我打你一下，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玩玩罢了”。人类的笑就产生于这种表达中，伴随着一种特有的声音。行为生物学家把这种笑声解释成一种信号，群体中的成员借助这种信号来威胁共同的敌人，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嘲笑。对我们的祖先而言，一起大笑也许是一种增强集体凝聚力的行为。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大伙儿冲着一个愚蠢的家伙大笑已经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了，被笑的那个家伙可不会觉得那么好笑，因为在所有人大笑的同时，他就被排挤在外，这可是很痛苦的，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当下，笑的传染性仍然是团结的基础。看到别人笑，你自己也会跟着笑起来，虽然还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在这儿尤其要留心的是笑所包含的愤怒元素。如果我们要来描述笑所能带来的感觉，便会自然地想到“积极”“合群”这类词。不过笑还是有其愤怒根源的。比如说，在笑中我们可能找到侮辱的成分。人总是宁可被打，也不愿受到嘲笑。

总而言之，笑和微笑不仅有着不同的根源，其功能也有所区别。微笑能够减缓愤怒，在打招呼时就用得上；而笑则体现出一种游戏动机，其中含有愤怒的元素，所以不适合在打招呼时使用。好了，微笑和笑产生的历史就说到这儿了。

这会儿，我们再去看看个体的发育情况吧，这也很有意思。个体发育是指一个人自出生起发生的变化。宝宝们到底是怎么笑的呢？宝宝们都很会哭，一出生刚见天日，就扯着嗓子大喊，这绝对没有问题。直到四五个月后，笑才会进入他们的行为规律中。这就让我们想到，宝宝们刚开始可能很难过，后来才慢慢开心起来，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您可能已经不想再听我说下去了，因为对宝宝而言，笑也不是您想的那样。其实，笑和哭离得不远！看，当一个宝宝被弄疼、受到惊吓或者感觉不舒服时，就会哭。相对于哭，宝宝们开心舒服的时候，就会发出愉悦的声音。而在下面这个情况中，当宝宝同时经历了恐惧和开心时，哭和发出愉悦的声音结合到一起，便形成了笑。妈妈把宝宝抛向空中，又伸手接住，这是恐惧和快乐的结合，宝宝并没有掉到地上，于是就笑了。由此，我们通常见到的宝宝们又哭又笑的情形，便得到了解释。类似的现象也会出现在成年人身上，比如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宝宝的笑意味着一种“安全的惊吓”，他是想说：“我刚才有点害怕，不过没出什么事。”看到这儿，您的脑海里是不是涌起了幼时对嘉年华的记忆？嘉年华里的大多数游乐项目其实都是用来吓唬人的，其严重程度有时可与严刑拷打相提并论，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也深知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才大笑起来。生理上的恐慌和娱乐的结合，使我们笑了起来。现在，我们再向前迈一步，把前一句中的“生理上”换成“想象中”，便进入了人类想象能力的领域。倘若我们想象出一种危险，同时又肯定不会出什么乱子，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大笑起来。您觉得您不会吗？我猜会，因为那种存在于想象中的恐惧感和不会出事的意识相结合，正是我们所说的幽默。笑话中总包含着让人不悦的因素，想想文章开头那位不愿让别人碰其下体的女士，和我们脑海中确定不会出事的念头，就会清楚了。那个可怜的家伙顶多也就是被打几下，我们就在一旁看着呗。这种结合能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笑便将此表达了出来。往这个场景里再浇上一点文章开头提及的社交调味料，我们便可得知，即使没有啤酒，只要人处于群体中，就会冲那个家伙笑得更厉害。

当享受接手，甚至主宰了我们的感觉时，快乐和恐惧或愤怒的结合就会变得清晰起来。这时，笑就会消失。在尽情享受美食或性爱的情况下，你是不会笑的，除非是最开始还有那么一丝紧张感存在的时候。而当一切都变成快乐时，笑就渐渐消失了。您的伴侣会在高潮时突然笑起来吗？那他（她）可能是理解了因乐于助人而引起了一场裙子大战的埃米尔的想法。

抽象？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太难了

70比50大吗？当然了，这个问题可不用多想，因为7在5的右边，所以一切以7开头的数字都比以5开头的数字靠右。这种想法深植于我们的大脑里。又比如，-7在-5的左边，所以比-5小。读到这儿，您可能不会想再读下去了，尤其当您是一位数学家的话，因为这也太扯了。数字哪有位置、哪有左右呢？这其实是一种表明大小的方法、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而这篇文章的主题就和抽象有关。

对我们的大脑而言，数字实在太抽象了，会引发一定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学会了数数。数数时，先数到5，再数到7。所以7比较大。其实，这跟背一首诗没什么区别，数字并没有什么具体含义，而且，我们的大脑觉得数字很难处理。大脑想要看到的是具体的东西，可那些抽象的、抓不住捏不着的数字是看不到的。写在纸上的那些符号，比如7和5，确实可见，不过就这样，7和5之间的大小关系还是看不出来。所以，大脑对这些数字施加了想象，把它们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排成一排。结果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把那些数字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排列了起来。您可能会说：“没错，在我的脑袋里，5也在7的左边！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呢！”不是的，这也正是探索人类行为和大脑的趣事之一，即世间存在着无数普遍性。如果您的顺序碰巧相反，是从右向左的，也别动气，因为少数的特例总是存在的，这便是生物的特性。

这么看来，一种与数字有关的想象植入了我们的大脑，从左到右排成一排。我用的是“植入”，也就是说，不一定是遗传的。我们并不了解人们可以把这种想象学习到什么程度，以及与我们写字时从左到右的顺序又有什么关系。我想知道的是，从右往左写字的人，比如阿拉伯人，想象数列的顺序是否相反。况且，这种空间上的想象因人而异，对此还得通过研究来探索。就我个人而言，当看到一串从0到10的数字时，再往后这个数列的长度就相对化了，10和100之间的距离并不比0和10之间的大。1000嘛，还要再往右一些，不过离得也不远。可能您对我的个人情况并不感兴趣，不过其他人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数字超过百万时，我脑海里的数列竟然变成了从右到左的顺序！而且它们会形成一个新的队列，在那个虚拟世界里一直排下去。但我猜您的想象应该有所不同。鉴于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所以我才很想了解您的虚拟世界和数列究竟是怎样的。大大小小的数字在您的脑袋里是怎样排列的呢？不过，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人们是通过制造一个有序的空间来掌控抽象事物的。相对抽象概念而言，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善于处理卡片之类的具体事物，就算是想象出来的也行。

先说另一个故事吧。上世纪70年代，有人做了个实验，参加实验的人要从桌上排成一排的四条连袜裤中选一条。其实那四条连袜裤一模一样，可参加实验的人并不知道。结果他们都倾向于最右边的那条。其实，在我们的大脑里有很多这样的左右顺序，比我们预计的可多多了。

虽然我们为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感到骄傲，认为可以借此以抽象事物为基础，构思出最复杂的结构，比如语言、数学、艺术等。可是大量的例子说明，我们的大脑对于处理抽象概念还是有困难，范例之一与发觉他人的谎言有关。在最新的进化心理学研究中，研究人员们越来越关心谎言在人类行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就社交网络而言，再没有别的物种比人类更复杂的了。从我们的祖先起，就有了群居式的生活，合作是其核心，至今仍然如此。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做着贡献，使整个集体的利益得以上升，这比所有人各忙各的可有效多了。之后，每个人又都能从集体利益中获益。不过这期间肯定有人不去参加劳动，而是通过说谎来摘取集体劳动的果实。所以我们的祖先便拥有了一个越来越精细的系统，用来识别他人的谎言。群体中说谎的人越少，合作带来的利益就越大。这种系统在最新的研究中就成了科学家们的研究对象，其中还包括我要举的人类大脑对于处理抽象概念有困难的第二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桌子上摆着四张牌。牌的一面写着数字，另一面写着字母。实验规定每个字母都有个与其相匹配的数字。摆在桌上的牌上写着a和b，还有2和3。那么至少要翻哪些牌才能知道有没有牌不符合以上规则呢？您过一会儿可以去好好玩玩这个小游戏。不过现在我就可以告诉您，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都是错误的，而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只要我们把它放到社交背景的上下文中就清楚了。情况是这样的：按规定，酒吧里只有成年人才能喝酒。这时有四个人坐在吧台上，第一个喝的是水，第二个喝的是啤酒，第三个显然还未成年，第四个是老人。如果你是检查人员，要检查酒吧是否遵守了条例，就坐在吧台上的那些人而言，至少要检查哪几个呢？方法很简单，您只需要核实喝啤酒的那个人的年龄，水嘛，是谁都可以喝的；还有那个未成年人杯子里的液体，至于那位老人，就没什么问题了。其实，这跟那个实验是个一模一样的谜题，不过解决起来就比抽象的纸牌信息简单多了。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人们能够解决社交方面的难题，而面对抽象的形式，就不那么在行了。

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我们的大脑中有许多特殊的区域来负责完成特殊的任务。有的区域用来指挥运动，有的能将人们看到和听到的信息分别进行处理。另外还有个区域是词句和语言的来源，即韦尼克区。当我们说出一个词，比如“苹果”，韦尼克区就会事先制造出这个词。而当我们要念出纸上的一个词，也就是通过抽象的符号来运用语言时，大脑便遇到了困难。这时，大脑会把纸上的那个符号，也就是“苹果”这两个字，先传送到一个区域，在那里对“苹果”这个词进行视觉分析，然后再将其传输至负责听力的区域。换句话说，大脑是要先听到“苹果”这个词的发音，然后再把相应的词语输送到语言中心形成语言。几十万年间，人类通过听力发明出语言，然而纸上的那些符号，也就是符号性的语言，才出现了几千年而已。对大脑来说，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够为此开辟出一个单独的区域。所以，在我们对具体内容有所了解之前，总要先听到相对应的词才行。<strike>ｈｔｔｐ://ｗｗｗ?99liｂ?neｔ</strike>

我究竟是要说明什么呢？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人类的大脑在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以不同的速度得到了发展。一方面，我们的祖先依靠越来越多的智慧去制造工具，并专业地进行使用，由此，制造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大脑变得越来越复杂，至少其运作方式是这样的，创造出来的成绩也越来越多，使现代人的文化、礼仪和科学都达到了顶峰，而这些都只有通过使用抽象概念，也就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手也抓不住的东西才能达到。对抽象概念的使用，是人类进化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撑竿跳。可是，那些抽象概念还未在人脑中获得一席之地，没有自己的运作机制。在我们的神经元中不存在，或者说，极少有程序能给予数字一个位置。表面看来，我们的大脑能够招架得住抽象事物，可还是需要一些存在了几十万年的古老机制来帮忙。进化的速度有快有慢，人类精神的发展也是这样。

不管谈不谈进化、有没有虚拟数列，70就是比50大，我们不必再纠结于此了。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利用那串数列来建造楼房、发射火箭、解密基因。不过，再说一次，这是人脑中一枚有趣的化石，出卖了奇特的进化过程。有意思吧？

醉到不行

见警察举起手，那位年轻的女士便把车停了下来，摇下车窗灿烂地笑了，眼睛里使着小坏。她笑着对那位执法者俏皮“大方”地说：“帅哥，要我帮什么忙吗？”这时，警察看上去比先前更凶了。他挥舞着手里的测酒驾仪器，说：“您是不是酒驾了？”“没错，”女士大笑起来，“我醉得可厉害了，您呢？”只见警帽下一双愤愤的眼睛里闪着怒火，警察接着说：“女士，请注意您的用词，酒驾已经够严重的了，可别再羞辱了执法者！”“哦，亲爱的执法者，你想不想……”她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大叫打断了：“女士，您知道您血液里的酒精含量是多少吗？”“我吗？零点零，我就喝了点健怡可乐，还有很多很多的苯乙胺！您也想来点吗？”“您喝了什么？苯什么？”那个可怜的家伙没了头绪，可惜呀，那位女士并不是因为酒精，而是为爱情而醉。

那个恋爱中的丫头说得也不全无道理，倘若我们不太斟词酌句，她确实是因爱而醉的。和酒精一样，爱情也能醉人，从而影响人们的精神和理智。然而真正的酒醉从生物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人们发明出来的一种不正常行为罢了。

不过，这倒是能给我们带来乐子。恋爱嘛，是一种因进化而形成的系统，具有一定的好处，没有它，繁殖就很难进行下去。人喝醉了是乙醇分子在使坏；而恋爱呢，就像游戏中的一杯鸡尾酒，苯乙胺是其中的幸福分子，下文中我将称其为PEA。不过在这里可别操之过急，速度太快再加上醉得厉害，很容易在转弯的地方翻车的。

繁殖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男人们必须让自己一百万个精子中的一个与女人的卵细胞相遇，而女人们又得努力让自己的一个卵细胞去接纳那个精子。我们已经了解的是，人类对于他人过于亲近的行为有种天生的恐惧或愤怒感，空间关系学已经对此做过研究，所以要实现精子和卵细胞的结合，就必须想想办法。简而言之，就是要施以特技，把精子和卵细胞凑到一起。为此，男人和女人要尽力合作，不带有任何的恐惧或愤怒感。就人类正常的行为规律而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没人会愿意在普通的环境中参与那样的特技表演，连试都不想试。这种想法对繁殖而言是致命的，那样的话，人类就不存在了。为了弥补这种缺陷，进化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男人和女人同时处于一个非正常的环境中，像是一种醉意，身处其中的他们会忘记害羞和愤怒，改变自身的观察和思考能力、知觉、警惕性及价值评判系统等等。这种醉意就叫“恋爱”。这办法还真行，处于这种环境，人们会去做一些平日里觉得恶心的事，甚至还会产生许多体液，使精子和卵细胞的接触更加畅通无阻。这场致幻的旅行是不会唤起任何厌恶感的。其实，恋爱只是大自然玩的一个调皮又“刻薄”的小伎俩罢了，为的只是让基因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平时要喝酒才会醉，而恋爱中则要用到另外的分子，PEA也许是最常见的了，美国人习惯称之为“爱情毒品”。这种物质会给恋爱中的人带来一种“飞起来”的感觉。他们的血压会有所升高，血液里作为能量来源的糖分也会增加。亲密过程中的陌生感和持续的紧张感需要能量来鞭打，会在高潮时——即男女合作的高峰——达到顶峰状态。您应该会想，可惜啊，在达到高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爬到了醉意的顶峰，都醉了，还能体会到其中的欢乐吗？而事实恰好相反，快乐需要的正是这种醉意，没有“恋爱的醉意”就不会产生性享受。就跟您喝多了，一个平时很无聊、很幼稚的笑话也能让您开怀大笑一样。

说得更全面些，我们的大脑里其实还有很多活跃的“爱情分子”，比如多巴胺和安多酚，会给人带来好感觉。多巴胺操纵着所谓的享受核心，即“美食家”们的伏隔核①，在享受美食或其他有好处的东西时表现活跃。在性爱中得到享受的人，我猜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可以了解一下，扮演主角的就是多巴胺。安多酚嘛，是大脑自己产生的一种止疼剂，跟吗啡一样，能够抑制疼痛感。在非常紧张的状况下，大脑内也会产生安多酚，从而带来舒服的感觉；以上情况既会出现在跑步一小时之后，也会出现在性爱中。另外还有催产素，这是一种复杂的荷尔蒙，特别惹人爱，同时还具有众多功能，在身体间互相接触时便会大量产生。在介绍精子和卵细胞认识的过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紧张感，而伴随着紧张感的，是身体间不可避免的接触。

总之，进化用来促使男女繁殖的系统是极具化学性的。当大家听到我用化学来谈论爱情时，大概会愤愤不平吧。这未免也太物质、太武断、太生物化、太醍醐灌顶了吧！难道人还不如几个化学反应吗？可惜呀，事实就是这样。我知道这么说不好，不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恋爱时产生的感觉确实是由分子来控制的。对于那些不爱听我说这些话的读者，我也就只有说声抱歉了。嗨，我听到有人提意见了：可我们不是还有“更高层次”的感觉吗？比如美学的世界、艺术的创造力等等。没错，这一点确实不可否认，不过就连这些高级形式的感觉，也都是我们大脑中化学反应的结果。神经元负责传输远距离信号，通过分子把信息传递给对方。看，还是化学。

那艺术家呢？他是不是该对恋爱的美缄口不言？是不是应该去研究分子了呢？啊，不是这样的。尽管自然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十分“物质”的东西，但如果我们觉得恋爱很美很有意思，还是可以浇上一圈天堂般的、艺术的奶油，可以通过谈论、歌唱、吟诗、绘画、表演来使其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美好。别犹豫了，动手做吧。进化可从来没说过我们不能用些小伎俩来享受更多乐趣，只要我们想着繁殖就行了。艺术家们，加油吧，管不管那些分子都没事。

警察拿出小册子，查起了有关酒驾和苯什么来着的规定，那叫苯什么来着？可他什么也没找到，于是只能说：“这位女士，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您的情况。您承认自己醉了，却没有喝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士调皮地说：“那您就读一读这篇文章吧。”她指着这本书里您刚刚读过的那几页，在警察的鼻子上亲了一下，一脚踩下油门，轮子摩擦起地面，车呼的一声就开走了，这也太危险了吧。

无腿化：给教育学家的指南

报刊店里的队伍好长，比我预期的可长多了。我该做点什么呢？四处看看，吸收各种各样的可读信息，是个好主意。报纸上印着摇滚乐队和时下流行的暴饮行为，杂志封面上的女士明显是太热了，还有不含卡路里的糖果、香烟……最后这个吸引了我的注意。每一包香烟上都有个黑色的框框，里面写着“漂亮”的诗句，比如“抽烟会导致早逝”“每包香烟会使您的生命减短十一分钟”等等。那面摆满香烟的墙上尽是这些有趣的话语，几十个黑色的框框互相挨着。我干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尽管眼前充斥着“死亡信息”，可还是有很多顾客在购买报纸的同时，还要外加一包减短生命十一分钟的纸盒。香烟墙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可他们还是毫无顾忌地购买。其中还有一个女孩，我猜她父母都跟她解释过几千次抽烟有害身体了。而她不是唯一一个，很多年轻人都对那些健康信息视而不见。尽管风险重重，可他们依然抽烟，过度饮酒，吸食毒品。对了，我不该只说年轻人，成年人也放任着自己的风险行为，把科学、医学以及其他警告方式都不当回事。信息的宣传没起到作用，这是为什么呢？我盯着那面死亡之墙，思考起来。

也许教育学和心理学应该试着从进化的角度出发，也许对风险行为的理性研究还不够。看来我们还是得去探索一下古老的人类行为规律，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呢？

“先生，麻烦您快点！”站在我身后的那位顾客嚷嚷起来。“不好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已经轮到自己了。

在与风险行为的斗争中，理性的信息宣讲输了。有人在宣讲中说：“你知道吗？暴饮会伤害无数脑细胞。”之所以输，是因为存在着比理性更强大的动机，比如融入一个群体之中，即辨认出自己能够融入的群体，确信自己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人们能够并且愿意加入到各个群体中去，例如某个俱乐部、协会、政治党派、家庭、小区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等等。人们都在忙着不停地根据某个群体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虽然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Facebook这类社交网络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借此可以加入这样或那样的群体。鼠标一点，就成会员了。之后，人们还会想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的其他成员，他们平时都做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事是不会去做的。最后这一点正是我现在要谈的，也就是所属群体的巨大利益。不过先别操之过急，在进入正题前，让我们戴上进化的眼镜。要弄清楚集体动机可不是件小事，它具有重要的生物性根基；在这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深入下去了。

研究表明，几十万年里，我们的祖先都过着群居的生活，每个群体平均大约有一百到两百个成员。此时，社交生活已经在这些群体中上演，生和死，寻找伴侣，结交盟友，抚养、教育小孩，娱乐，当然，并不需要严格按照以上顺序进行。除此以外，周围还会有别的群体，也就是那些所谓的陌生人。这些群体很有可能遭到回避，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被传染得病的可能性。一个群体中的成员通过相互间频繁的接触，大多携带着相同的细菌和寄生虫，由此，这个群体便形成了自身的免疫系统。其他群体可能携带着别的寄生虫，最好还是在打猎或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加以回避。基于这一点，能够辨认出群体中的成员非常重要，谁是组员，谁又不是呢？人们会通过不同的信号，使得这种辨认得以实现，比如头饰、服装等。另外，具备一定特征的行为也很重要，如互相打招呼的方式、说话时对词语的选择、平日里吃的东西等等。

这便促使人们从小起就去学习和模仿那些群体特征，别人是怎么做的，自己就怎么做。这种机制为我们祖先的生存做了几十万年的贡献，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中。时至今日，人们还是会跟自己所在的群体保持一致的行为，不过情况却变得相当复杂。因为从前那些只有一两百个人的小群体，如今通过网络和电视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这个共同的群体中，还划分出无数的小群体，如俱乐部、协会、志趣相投的人等等。至今，忠于小群体的意志仍在不断浮出水面。还有一点，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一个自己不想融入的群体的行为，比如不同的政治观点、“低等”的姓氏。

这下要说到点子上了。这个已经传承了几十万年的典型人类特征可以运用到教育中去，由此来抵制那些风险行为。别对您亲爱的儿子女儿说抽烟对肺有害，暴饮不利于肝脏健康，可卡因会损害大脑了，而要强调，只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才会做这些事，同时您要肯定的是，您的儿子和女儿绝对不想跟这样或那样的人沾上一点关系。那些人可能整天鼻涕一大把，可能是饶舌乐爱好者，也可能是天生的“失败者”……您的孩子会想，如果那些人抽烟或者去冒别的风险，那我就不去跟那些事沾边。就这样，那些疯狂的行为便随风散去，因为您的孩子不想被推入那个陌生的群体。

您说什么？您觉得这只是个很天真的推测吗？只有在达尔文的阳光下站得太久的人才会这么想？恐怕我要否定您的说法了，这可都不是我想象出来的。研究实验多次证明这种方法很有效。

研究人员们把去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分成了两组，一组要读一篇和政治及流行文化有关的文章，而另一组的文章则把吃垃圾食品和玩线上游戏联系在一起。接着，学生们在餐厅里的用餐情况被如实地记录下来，结果，第二组明显比第一组吃得健康，因为他们不想跟那些玩线上游戏的人有什么关系。

广大教育者们，从家长到老师，再到教育家，能够通过达尔文的眼镜学到很多经验。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还是可以在纯科学范围之外找到一席之地，为实际操作提升一定空间的。

我付了报纸钱，祝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周末愉快。就在我刚想离开时，身后的那位顾客买的东西让我一惊。除了科学杂志《黎明女神》，他还要了包万宝路。

我转过身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只有没文化的人才抽烟。”结果他就把香烟换成了一包口香糖。哈，都是达尔文闹的！

小晃动

电视节目正在考验着我的耐心。我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想象着身边还有一个跟我一起看节目的人，我俩打了个赌：他到底会不会动？一会儿那位女记者要采访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年轻政治家，问问他都有什么计划。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政治家明白，等一下肯定没什么机会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记者嘛，都受过媒体的全新“拷问文化”训练，懂得要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对方连两句完整的话都来不及说，一有新信息出现就要马上提问，并且要保证受访者不会推翻自己刚才透露的信息。所以说，那位没经验的政治家正处于一种紧张的气氛中。他打算针对选举，说说自己能为选民们做些什么。不过，他很清楚的是，要争取到开口说话的机会，势必得经历一番恶战，至于说话的内容嘛，那就是次要的了。

“典型的紧张氛围，”我说，“如果他在记者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动了，你就请我周末去巴黎。”我想象中的那位邻座盯着我，好像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这之前，我跟他说，那个政治家在听完第一个问题后，开始回答之前，会微微地从椅子左边摇向右边，还会稍微挪动一下位置，大概也就一厘米。这个过程转瞬即逝，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意识到其中的变化。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事先把即将上演的情形告诉了那位虚拟伙伴，并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在记者提出第二个问题时，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如果真是这样，”我的邻座说，“那不是所有人都会看到吗？”我悄悄在他耳边说道，很多日常行为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看得出来。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视线并没有离开电视，并接着说：“观察人类的行为是很难的，老师们试图教会学生，可有些人怎么也学不会。”

我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又为什么那么肯定，那个接受采访的人会微微地、不经意地在椅子上晃动？因为这个情况是跳跃行为的一个典型范例。跳跃行为是行为生物学中的一个著名现象，会出现在很多动物身上。这是一种冲突行为，能够化解两个相互抵触的动机。比如一只鸟儿在遇到对手时，既想飞走又想攻击对方。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动机可能会使这只鸟儿既恐惧又愤怒，而逃跑和攻击这两个行为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于是一个不可解决的冲突产生了，导致了一个麻烦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去做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例如摆出一个睡觉的姿势。当然了，它不是真的要睡觉，而是它的行为好像跳跃到和这场冲突完全无关的一个系统中，“跳跃行为”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就这样，冲突解决了，紧张的氛围也消失了。把观察行为当作日常工作的人，时常可以看到跳跃行为是如何解决类似冲突的。

就拿您养的狗来举个例子吧。当您去超市买东西时，狗被锁在了家里，于是冲突出现了——它想跟您一起出去，在它眼里这就是个跑出去撒欢的好机会，可又因为门关上了出不去。由此，狗很失望，便通过跳跃行为来解决问题。它决定狠狠地攻击您的枕头，于是枕头便遭到了“专业级”的毁坏。您回家后狠狠地训了它一顿，可是您知道吗，它也别无选择。是您造成了它的矛盾，使它不得不采取跳跃行为。

类似的行为在人类身上也时常可见，我将其看作一种体育运动。当人们陷入紧张的社交氛围中，就算程度再轻，也会做些毫不相干的事，比如挠自己。挠自己可能是人类跳跃行为中最常见的现象了。试想，有人遇到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时产生的冲突为必须回答和尽量避免。这样的冲突促使他去挠自己的头发，不安地摸衣服袖子，在脸上搓来搓去，推两下眼镜，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跳跃行为。很多年来，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接受采访而又没什么经验的人，在听到第一个问题后便会做出一个很小的跳跃，在给出答案之前，会在椅子上微微地挪动位置或者摇晃一下。经常接受采访并且知道如何反制记者激昂态度的人，就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只有新人才会。

说到这儿，我已经猜到您要提的问题了：这种行为有什么好处呢？讲到现在，都是些微小的紧张、恐惧或羞涩感，就算没有那些摸、抓、晃的动作，人们也能正常表现，不是吗？没错，那些动作的确没什么直接利益，或者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这是来自人类遥远过去的一份遗产。我们的祖先和其他种类的生物一样，不仅用跳跃行为来化解紧张氛围，还把它当作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的一种信号。跳跃行为暗示着紧张的气氛出现了，可以用来提醒其他群体的成员。刚才的那只鸟就用睡觉的姿势清楚地向对方表明，我不会攻击你，因为我自己正困在一个矛盾的状况中。而对方也不会去冒险，跟它吵架什么的。再说一遍，如今跳跃行为已经不再发出类似的信号了，尽管那个记者还是会饶有兴趣地“折磨”那位政治家。跳跃行为已经深植于我们的行为规律中，并且还会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行为，就算对其有了透彻的了解，也不会有什么具体好处。只有几个狂热的行为生物学家对此兴致盎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必对这种行为加以关注，因为想要克制它，还真就不行。它总是发生于不经意间，想要对其施加控制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是谁对从进化的角度观察人类的行为感兴趣，这可是从人类遥远的过去遗留下来的一枚化石。能够观察到人们表现出来的类似行为不是很有趣吗？而且还是个政治家呢！

电视上的那个女记者犀利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那位没什么经验的政治家紧张地盯着刽子手浓烈的红唇，集中注意力，想只用几个字来描述一下自己所在党派和整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只见他清了清嗓子，从左向右微微晃了半秒钟，接着便开口了。

“我赢了！”我冲邻座喊起来。他一脸郁闷，这下要请我去巴黎了。可惜啊，这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看着身边空空的沙发，发现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于是伸手挠了挠耳朵。

人真的会聊天吗？

您就座于餐桌前，觉得特别无聊；家庭的传统命令您就座于此，虽然您很想待在自己家里。这时能做点什么有趣的事儿来打发时间呢？我就有个办法，一个不怎么招别人待见却很有意思的小游戏，游戏中要用到科学的观察，您还得时不时做个记号。不过因为您坐在餐桌前，身边没有纸和笔，就拿一张餐巾纸和一瓶樱桃酱凑合吧。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就把手指伸进瓶子里蘸点果酱，在纸巾上做个记号。这是件非常简单而且很容易观察的事，情况如下：去听一听表妹艾尔贝塔正在跟费列蒙叔叔讲什么，再去听一听费列蒙叔叔是怎么回答的，看看他的答案是不是跑偏了。如果情况如此，就在纸巾上画条线。看，爷爷正和两个满身学究气的年轻人讨论国家现状，仔细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当对话交错而过时，您就又要用果酱在纸巾上画一横了。就这样，每当对话双方给出与对话内容无关的回答时，您就画一条横线。这真的很有意思，不过，一张纸巾肯定是不够的。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我这就把结论告诉您。我们通常都不善于进行理性的对话，既不能完整地回答问题，理性地思考论点，也不能经过深思熟虑给出反对或赞同意见。我们称自己为智人，即理智的人，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大可把贴在脑门上的这张标签撕了。我们都为理智的工具——语言——感到骄傲，同时引以为豪的还有用来传递信息以及表达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而那些整天忙着偷偷地、没礼貌地、甚至非法地偷听别人说话的人（嘿哟，真丢脸），就能意识到那所谓的理智的存在——又或者说是缺失。参与讨论的人经常不去听对方讲话，也不注意论点的背景，只想着自己要说的话。就这样，一来一回，对话互相错开了。

对话和讨论除了交流信息、权衡观点外，另外还有一个作用，这其实相当于一个斗兽场，人们利用“对话”来获取强势的地位。当然，人们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庞大的、有力的强势地位，大多数情况下是小范围的。基因促使我们去追求更高的地位，让我们总想超过别人。我们经常通过话语来达到以上目的，其中话语的多少很重要。开会时，说话最多的那个人提出的方案往往会被采用。他说话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多少话，这才是获取平衡的武器。我明白，这情况听起来很怪，不过我可以给您解释解释。在人类复杂的行为系统中，强势的地位与注意力是互相平行的。相比那些默默无闻的人，获得关注较多的人地位也相对较高。然而，怎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关注呢？通过交谈、说话、闲聊就行。内容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说。对话就如战场，开口便是武器。

英语里说的是“take the floor”（加入发言/讨论），那floor指的也许就是斗兽场的地板吧。

人们说，大学是高智商和大智慧的象牙塔。还是忘了这说法吧，只要你去听听每次的开会内容就明白了。我在大学里开了几十年会，一直很不乖，会上的表现总是很被动，只顾着观察这座学术斗兽场上人们的行为。虽然我并没有严格的数据来证明，不过还是发现了人们说话时间的长短与他们的（此处我只用他，而不用她）雄心之间的关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内容不是关键，频繁地开口说话才重要。类似的情形也会出现在酒吧的吧台、聚会时的餐桌和很多酒会上。

情况还不止于此，说话不仅跟强势的地位和雄心有关，人们还时常用它来证明自己并不低人一等。都不用去查什么学术资料，人们在潜意识里就明白，口头行为能决定强势的地位，于是便加以利用。没人会愿意因为在讨论中未参与发言，而被众人置于脚下，所以，多少总会说点什么。只要大伙儿听到你说话就行，内容嘛，那就另议了。在这儿，我可以透露一个秘密，政治家们的大脑里就具备这样的系统，也许并不是有意而为，不过他们仍照做不误，整天说个没完。政治家说的话越多，上电视的几率越频繁，建立起来的威信就越大，那么最终获得的选票就越多，权力也就越大。所以对人类而言，说话和交流并不需要保持一致。

对了，还有一个不错的例子，能证明人们在对话中有限的信息交流，那就是在交谈时打断别人。您可以再拿一张纸巾，记下对话被打断的次数。在别人还没说完时，他（她）为了陈述自己的观点，插了多少次嘴。看起来，人们常常对对方要讲的事完全不感兴趣，总想着“我的事优先”，就这样，交谈经常从对话变成了独白。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我们的语言根本没那么理性，不过再说下去就扯远了。那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吧。尽管人类的语言是那么高效，可我们还是不善于清楚地做出解释。就拿系鞋带来说吧，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要用语言来描述简直是不可能的。还有，您和某人说话时，总希望跟他（她）面对面站着，这样比较方便。可是如果您要把左手边的事告诉站在右手边的人，您就会不断地向左看。您可以做个小游戏试试，拦下一个过路人，指着他（她）身后的路问接下去该怎么走，看看他（她）的脑袋究竟是看着近在眼前的您，还是转向身后的路。哈哈，人人都中招，没人逃得了。结果呢，问路的人可能都没听明白路人的解释。此类情况毫无逻辑可言。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语言作为理智和信息交流的制高点，却表现得如此不尽人意，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回到几十万年前，从人类语言的根源中找到一个解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无法确切地了解人类的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不过研究者们还是提出了许多有趣的假设。其中一个很有意思，得到了广泛接受，即我们的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交黏合剂，并非交流渠道，是团结群体成员、加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途径。对人类来说，一个运作良好的群体非常重要，对最早出现的人类及类人猿而言也是如此。猴子们是通过两两抓虱子来实现群体团结的。

当抓虱子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出现很多对猴子，这样的两两组合把整个群体团结在了一起。群体规模越大，猴子们花在抓虱子上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而一个庞大的群体则意味着很多潜在的两两组合。这对猴子们来说还行，对我们祖先生活的群体而言就不适用了。祖先们得花很多时间来捉虱子，这样就没法去寻找食物、教育小孩，做那些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事了。于是，祖先们便在几十万年中将那种方法转变成了另一种体系——发声。他们通过发出声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具体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不过猴子们触摸式的交流被有声的交流取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声音把我们的祖先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了群体中的纽带。

声带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于是社交行为规律中出现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多。我们都不需要太过丰富的想象力就能推断出，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的意思。有的表示“一切都很安静”，有的呢，就是“我要吃东西”，还有的则为“小心了”等等。就这样，一个词汇库应运而生。很久以后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语言，用以传递更多信息。总之，人类的有声交流起先是一种社交凝聚机制，到后来才有了传递信息的功能。如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研究人员们“偷听”了大量对话，语言社交黏合剂的功能在其中表现了出来。很多对话貌似都不是为了传递什么信息，其真正目的在于保证对话者之间的社交团结。

语言起初仅具有社交目的，后来才具备了信息渠道这样的新功能。同理推断，其他功能也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可能，例如爱侣间的筑巢结合，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娱乐，还有那愤怒的斗兽场等等。这下您该明白上文中那些奇怪情况的具体背景了吧？日常生活中能看到——准确地说，是听到——这些情况，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况且，当我们在家庭聚会上百无聊赖的时候，还能拿来当作消遣。

哎哟，樱桃酱没了，纸巾也用完了，快上甜点吧。

鼓掌！鼓掌！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表演落下帷幕，米基斯·提奥多拉基斯在幕布后消失了。整个大厅的人都站起来，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幕布又徐徐张开，大师仍站在舞台中央，深深地鞠了一躬。除了我，所有人都盯着他。我看着四周，盯着在场的观众，只见那一双双瞪得滚圆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大伙儿使劲鼓掌，用力叫好。我一边拍手，一边数着跟我坐在同一排的观众中，有多少人左手在下面，又有多少人左手在上面；接着还扫视了一下前排和后排的观众。几秒钟后，我的脸上也浮现出灿烂的笑容，满意地目视前方，看着那位接受众人欢呼的歌唱家。我很满意，因为我数得没错。

这个会导致我的邻座们产生小小紧张的场景，大概二十年前就已经上演过了，那是这位希腊名人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演出的时候。最近，我也是碰巧在堆放杂物的抽屉里发现了那时候的一些笔记，看见了我在那场演出中所做的记录，当时是为了回答广播台的一个问题。问题是，人们在表达景仰时为什么会鼓掌？我将近晚年的乐事之一，就是去读自己从前写下的东西。重温旧文，简直像是陌生人写的，那些事儿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像是另外一个“我”用了那支笔写出来的。

辨认出自己从前的风格确实有趣，不过也有尴尬的时候。然而，这不是现在要讨论的话题，接下去要讲的是我在电台节目中给出的答案。我这就把它写出来，跟您一起读一读。

“鼓掌是人类非语言交流的一种信号。在需要表达时，这种交流不使用语言，而选择其他形式。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人类天生具备的信号和文化信号区别开来。前者是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后者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通过范例和模仿一代代传下去的。”我还是来总结一下我当时写的东西吧，因为实在是太学术了。鼓掌作为表达景仰的信号，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仪式。然而，正如其他行为，这其中也蕴含着一种人类天生具有的元素。我们先来看看鼓掌的作用吧。

拍手这个动作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人们鼓掌，是惊讶于一些美好的事物，想表达出对其的赞赏。在这里，赞赏不仅是献给惊喜制造者的，还包括了那些同时欣赏这场盛宴的全体成员。后面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不过事实已经说明了问题，因为我们只在有人的时候才鼓掌。那么为什么要用手来鼓掌呢？这个问题提得好，可惜还没有科学证据能给出答案。有人会说，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很少，所以我们也别探究下去了，就这么完事儿，问题解决了。还是……提出个假设或者有可能成立的解释来取乐一下自己？不过可得记住了，我们还不能将其当作理论来使用。

当人们遇到好事时，便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用声音来表达，比如“哦”“天呢”“哇”等等。宝宝们会呢喃细语，而我们的表哥黑猩猩则会发出“唔唔”的叫声。这也许是人类用以表达赞赏的一个基因元素。除了说话，还可以通过跺脚和拍手来发出声音。我想，单从能量消耗的角度出发，拍手是最划算的，可持续时间也最长。在米基斯·提奥多拉基斯演出时，我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拍了多少下手，具体数字有点忘了，不过还好我有笔记。他每唱完一首歌，我就会跟着整个大厅一起拍手，别人拍多久我就拍多久，就这样，一晚上我一共拍了1023下。要是换成声音信号，比如“太棒了”，又或者换作跺脚，估计大伙儿早就坚持不下去了，由此，观众们对表演者的赏识程度也会随之下降。当人们越喜欢一场表演，鼓掌的时间就会越长，得出这样的结论都不用去计时。还有，全世界的人，不管说的是哪种语言，都明白拍手的含义。我就不知道希腊语里“太棒了”该怎么说，究竟该如何发音。况且跺脚蕴含着一种愤怒，所以不适合用来表达赞赏。

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四足过渡至两腿，即直立行走。解放出来的双手不必再用于前行，可以去做很多别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发出非语言信号。手臂和手掌一块儿运动起来，拍手应运而生。人类的手掌光秃秃的，拍手时发出的声音不会因体毛而闷响。我可以想象得到，早在很久以前，会拍手的人就得到了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人们鼓掌时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其社交特性。鼓掌是一种集体行为，要跟所有人一起完成。如果你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欣赏小甜甜布莱妮的表演，通常来说你是不会鼓掌的。你会说：“你说得没错。可惜呀，布莱妮又不在我房间里，就算我鼓掌，她也听不见。”您说得对，不过却违背了以下事实：看电视对人类而言无异于亲临现场。况且，如果一群人一起看——比如一场足球比赛，你会看到，当自己支持的球队进球了，人们还是会大声欢呼。更有趣的是，人们在鼓掌时非常同步，这种同步通常是自动产生的，所有观众拍手的节奏一致，这便提高了观众们对表演者的赏识程度。研究表明，这种节奏在六十四分之一秒时就会同步起来，即便人数高达上百也一样。就算掌声突然响起，人们也会同时拍起手来。这就是说，某人首次击掌后，一两秒钟内掌声便会达到顶峰。我们是在别人的促使下参与到这场集体活动中的，行为生物学家称之为“社会助长”。这种机制表明，观众们视在场的人为一个整体，不然就会各有各的节奏。同时，保持相同的节奏还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上文中说，鼓掌还包括对那些同时欣赏这场盛宴的全体成员的赞赏。

事实上，人们很愿意在社交时表达出赞赏。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再加上那精细的同步性，这种行为中的基因元素便表现了出来。不过，在不同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着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在中国，接受欢呼的那个人在众人鼓掌时，自己也会跟着拍起手来。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用右手拍手的人比用左手的多。用右手拍手时，左手在下面，右手拍向左手，而用左手拍手则相反。通过计数得出的结论是，剧院里最多有十分之一的观众是用左手鼓掌的。这就是我在米基斯·提奥多拉基斯的演出中要做的功课。大家起立鼓掌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野，让我看清了各排的情况。于是我用心数起来，数到了三个用左手和三十二个用右手鼓掌的观众，数据就写在小册子里。啊，大厅可真漂亮！我大叫起来：“太棒了，米基斯！”只见他冲我挥了挥手。

额滴娘！

还有什么比“卑躬屈膝”地坐在候诊室里等医生更无聊的吗？我觉得是没有了。可不，这情形今天又上演了。通常，这种地方必备的阅读资料——一些没什么阅读价值的过期杂志，是无法吸引我的，于是我开始观察别人，因为候诊室里总不会只有你一个人。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在我对面，那两个小家伙简直一模一样。我估计他们有三岁了，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因为已经等了好一会儿，小家伙们开始抱怨起来。妈妈努力让他俩保持安静，直到医生来解放她。她使出了每个妈妈都有的浑身解数，从怒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到抱抱。这最后一个行为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还是拿起了一份过期杂志，掏出笔来，在封面上画了条竖线，开始计数。竖线左边代表了左边那个男孩，右边则代表了右边的那个。每当妈妈给其中某个孩子一个拥抱、一个吻，在他们的小脑袋上摸两下，说些好听的话时，我就在相应的区域里画条线。我可不能做得太明显了，那个妈妈已经被我这个老家伙看得很紧张了。孩子们的外婆也来了，坐在妈妈旁边，轻声问道：“他俩都得进去检查吗？”“不，只有耶斯普，他又病了。”因为两个孩子都没有对外婆和妈妈的话做出任何反应，所以我并不知道谁是耶斯普。不过在医生来之前，我肯定能搞清楚，只要继续数下去就行了。过了二十分钟，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于是我数了数左右两边各画了多少条线。结果左边十六条，右边十三条。“行了，”我对自己说，“右边那个是耶斯普。”医生打开候诊室的门，妈妈和右边那个孩子站了起来，让另一个孩子跟外婆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飞快地把拳头挥向空中，又立刻收了回来，就跟拉紧急刹车阀似的，还叫了一声：“Yes！”所有人都恼怒地看向我，不过我又猜对了。

我猜对什么了呢？首先，我要劝所有妈妈都别再读下去了。这不是一篇适合爱孩子的妈妈们读的文章，因为我接下去要讲的会很残忍，跟家长对孩子们的歧视有关。还是坚持继续读下去的妈妈们现在肯定怒火冲天，正考虑着是不是要去告我呢。母爱是神圣的，孩子们根本不会受到歧视！快把这本书拿走！不过，女士们，可别错怪了无辜的人。我只想给读者们提供一些科学信息，使大家从中学到与人类行为进化相关的特别有趣的知识。

这跟著名的“健康宝宝的假设”有关。这个假设预测的结果是，妈妈们更加关注那些相对较健康的孩子。假设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个孩子比哥哥姐姐们都健康，那么父母在他身上的投入也就相对较多。换句话说，他得到了（或者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拥抱，以及跟家长一同游戏的时间等等。藏在这个观点背后的思维是冰冷的，不过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人类遥远的祖先的后代，是因为他们的繁殖成功了。在这里，繁殖不仅意味着自己能生出小孩，还要考虑到孙子孙女。如果一个人的儿子或女儿生不出孩子，那么那个人就算不上繁殖成功。在遥远的过去，身体弱的孩子活下去的机会较小，所以在这些孩子身上投资就相当于折本，至少是无利的。

健康强壮的孩子为繁殖后代提供了较大的保障，也就是说，平均而言，那些把投资转向健康的孩子、牺牲身体孱弱的后代的爸爸妈妈们，会拥有更多的孙子孙女，他们借此成为我们祖先的机会便随之扩大。就这样，由进化决定的行为系统一代接一代传了下去，直至今日。由此便可以推断出，在一个家庭里，健康的孩子所得更多，这也就是“健康宝宝的假设”的由来。

我知道，您现在非常生气，认为行为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犯了弥天大错。不过，在您进行严厉批评之前，我们是不是能冷静下来，看看科学研究的结果呢？美国的研究表明，相比健康的孩子，残疾的孩子——也就是繁殖后代机会较低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家长的忽视，送给别人领养或弃置于某个机构（前提不是为了去看病）的机会也较大。这肯定还是说服不了您，因为残疾的孩子扯得有点远了，顶多是个特例。所以我要给出一个针对双胞胎做的研究得出的结果。这项研究计划得非常详细，操作也很精准。一方面对比了双胞胎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比较了妈妈们给予的关注。结果让人惊倒。在宝宝们四个月大的时候，一半的妈妈把更多的关注投注到双胞胎中较健康的那个宝宝身上，另一半则没什么区别。到宝宝八个月大的时候，所有妈妈都有了以上倾向。这跟那个假设是相符的，虽然听上去凄凄冷冷。

我还是来化解一下这种冰冷的气氛吧。通常，妈妈们对待健康和病弱的孩子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哎哟，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需要进行严格和仔细的观察才能看出其中的差别。不过，差别再小，毕竟还是存在的！您当然可以再去查阅与其相关的科学信息，不过现在没这个必要。以上结论就足以证明，我们通常对人类的行为有着错误的印象，把自己描述得太过理性、太过充满爱了。与此同时，总有一股源于非常遥远的过去的意义不明且无意的动力，使我们的行为趋于这个或那个方向。

惹完妈妈，我又要来惹祖父祖母们生气了。哎，就连他们在对待孙子孙女时，也表现出了歧视。决定祖父祖母们态度的不是孙子孙女们的健康状况，而是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也就是祖父祖母的儿子女儿。就连这也是件麻烦事。看，对体内受精怀孕的动物——比如人类而言，男性从来都无法确定他是不是那个孕育在其伴侣肚子里的幼崽（我们叫孩子）的父亲，也可能是另一个男人把精子留在了她体内，而那个人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在动物世界里，出轨还真不是什么特别的行为，你和我也包括在内。在人类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这种所谓的“父亲的不确定性”部分决定了男人的行为。当然了，这都是无意的！男人们去帮助妈妈们抚养他们的小孩，势必将从中得利，因为如果孩子活不下去，也就无繁殖可言了。然而，男人们不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到孩子身上，而是留下一些跟另一个女人去生个孩子，还是有利可图的，能够提高收益。我想我就不必再跟您指出了吧，这不是什么理性行为，而是些无意识的动机。相反，妈妈们总是很肯定，因为孩子是从她们自己的肚子里出来的，于是不会受到那些怀疑的困扰。不管爸爸是谁，妈妈是肯定的。所以妈妈们会用尽全力去照顾孩子，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下，为什么在所有文化和民族里，妈妈对孩子的照顾总多于爸爸，也就好解释了。这其实是条经济箴言：越是确定，投入才会越多。

而这又跟祖父祖母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祖父。他是通过儿子才有了孙子的，由此和孙子间的基因关系便产生了双重怀疑。他自己是儿子的爸爸吗？如果是，那儿子又是他的孩子的爸爸吗？在这里，祖母们的表现则截然相反，她们极其确定跟自己女儿的孩子的关系。由此，能够料想到的是，妈妈的妈妈给予外孙、外孙女的最多，比如零花钱、礼物、关注、教育、情感等，而爸爸的爸爸最少。爸爸的妈妈和妈妈的爸爸处于中间位置。这下，所有祖父祖母都要生我的气了！可是好多针对几千名孙子孙女和祖父祖母所做的研究表明，这种由进化所致的歧视确实存在，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妈妈的妈妈给予的最多，而爸爸的爸爸最少。其他人居于中间。同样，这儿的区别也不大，不过的确存在。“好吧，”爷爷们叫了起来，“要是我非常确定自己和儿子以及儿子和孙子之间的关系，我的投资会发生改变吗？”不会，因为这是种无意识的动机，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时，他们还不能对此抱以肯定的态度，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血型和DNA分析。

虽然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结论，可在家庭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还是明显地受到了进化的影响，也只有戴上达尔文的眼镜才能观察出来。坚持一味理性地解释人类的行为，为我们自己找点乐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父母和祖父祖母的爱是不可否认的。几百万年来，保证繁殖的机制都在指挥着人类的行为，时至今日，我们当然不能就这么将其抹去。

耶斯普和妈妈回来了，叫上另一个孩子和外婆一起走了出去。为了犒劳刚才的检查，耶斯普觉得应该去吃个冰激凌。只见他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想要以此让妈妈同意自己的要求。妈妈却皱起眉，似乎正在迟疑要不要做这个投资。只听耶斯普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以后一定当个好小孩。还有，哥哥也会。”看看，文化就是这样影响基因的。

迎着误解逆流而上

舞台上的那张桌子实在容不下三个人，可我们没得挑。某个文化协会在比利时的分部邀请我去参加一场辩论，针对通过进化的方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和反方展开讨论。人们对这个领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误解，而我又很烦这样的误解，于是便答应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后悔了。活动的组织方明显准备得不够充分。为什么他们就不学学荷兰呢？那里的活动组织得那么完善，发言的人总能受到良好的款待。在这方面，我自己的国家就做得不够了，现在也一样。糟糕的大厅、不够大的桌子，对方、主持人和我还要坐进三张吱吱作响的椅子里，桌上连杯水都没有。活动开始的时间比预计的晚了二十分钟，话筒也出了问题。好了好了，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权当做件好事吧。

协会的秘书负责开场发言，向观众介绍反方和我，以及我们将要辩论的话题。还顺便介绍了下个月的活动主题，提醒大家在周日出游时别忘了自己准备吃的，有些会员该交会费了；还有，今晚讨论的都是些很现实的话题，协会主席因发烧未能出席。“因为话筒还是不响，所以我得大声点说话。大伙儿都听得清吗？”见没人反应，主持人便准备下场了。其实，我还是挺想要杯水的。

“我相信，在场的观众都对进化心理学有一定了解。”主持人刚刚还打算下场来着，这就又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维基百科资料介绍了起来。据他了解，心理学的这个现代分支，是通过人类进化的过去，来解释如今的行为。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行为不断地适应着包括社交环境在内的各种周围环境，这大部分由基因决定。在进化的过程中，基因是由自然选择挑选出来的。“好了，”他接着说，“不过，肯定会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说……”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的反方打断了。那个只顾自己说话的主持人无休止的介绍把反方都说紧张了。

反方开口说道：“有人说……进化心理学提出人类由基因决定，这么说，我们都是些机器人，成了染色体的奴隶咯？我想，我们的文化足以证明，我们还是比机器人强多了吧。”

我说：“很高兴您提出了这一点，因为这是个时常出现的对进化心理学的误解。我要再三强调的是，这个学科提出的观点恰恰相反。进化心理学会借助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在研究进化的时候。几十年来，生物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进化发生的机制，得出了行为具有一定的基因元素这个结论，也就是说，行为的一部分是由染色体决定的，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另外，环境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推动着人类行为的发展。这两种力量……”

反方说：“您这不是用科学术语来糊弄大家嘛？您是不是想，反正观众们也听不懂，那就……”

我说：“好吧，那我就说得具体点，不过大家得注意了，我举的每个例子都是不完善的，就是打个比方而已，拿一艘要过河的渡轮来说吧。河水以一定的速度流动，把船推向下游，而船本身也配备了马达，负责把船推向对岸。这两种力互相垂直，船最终的行驶路线便是这两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算您对物理一无所知，也能想象到，在很弱的水流和转速很快的马达的共同作用下，船几乎能够以直线行驶到对岸。倘若水流很急，马达又不太给力，船在前行时就会被推向下游，直到抵岸。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别的情况。好了，基因和环境也是这样作用于行为的。在我打的比方里，基因就是水流，而环境是马达，这样，大体的机制也就差不多了。有时基因对行为的影响很大，有时则环境更强，在后一种情况中，文化更大程度地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就跟河水总会流动、马达总能转动一样，行为也总被基因和环境驾驭着。”

反方说：“好了好了，船开够了，我头都晕了。可你们的思考方式会导致人们去做些不好的事情，就拿选择配偶和对婚姻的不忠来说吧……那些所谓的科学知识为出轨和歧视，还有很多其他糟糕的事情说了好话！说什么出轨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所以没关系！”

我说：“又错了，完全错了。归根结底，人类行为的根源是一片空白，跟道德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说一辆汽车因速度太快翻了车，那也不能说明我觉得翻车就是什么好事啊。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的行为根据需要做出了改变，使自身能够延续下去，同时也维持了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殖。就拿您举的关于出轨的例子来说吧，如果我们的祖先经常表现出这种行为，就会有很多孩子，这样出轨的基因便传承了下去。这与好坏无关，就是一种通过进化得到发展和生存机会的机制罢了。如今，我们周围的环境、社会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行为还没能完全适应这样的环境。进化进行得非常缓慢，以至于我们的基因落后了，以为自己还处在冰河时期呢。也正因此，我们才要去研究行为，看看怎样才能对其施加控制。这正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因为行为不仅只跟基因有关，所以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调整。如果我们觉得出轨是个不好的行为，会有损家庭关系，那就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如果还是没成功，那就不是进化心理学的责任了，而要归罪于基因的力量。”

反方说：“这还是很难让人信服……”

我说：“好，那我们就再回到刚才的那艘渡轮上。如果水流太强，就会把船推向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这时驾驶员就要给船加速。船速越快，最终离目的地也就越近。倘若水流真的很强，船员就会朝上游开船。如果这样，船还是向下游滑行，那就不是用向量来解释各种力的物理学的责任，而要怪罪于那急速的水流了。”

反方说：“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您所说的船上的马达，也会产生影响吗？”

我说：“当然！文化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这在黑猩猩身上就有所表现，不过，与我们的技术相比，那些都是很原始的形式了。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文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进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珍惜它，但尤其要理智地对待它。文化也意味着会让人们干丢炸弹之类的事情，从而带来不好的结果。”

反方说：“我还是要向您提出一个基础的问题。在进化心理学中，研究人员不断给出有关人类祖先行为的解释。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有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书或者电影吗？”

我说：“这是‘讲故事’理论中的一个经典评论。您可千万别忘记，在有关过去人类的行为的假设被接受之前，提出的观点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检测。我们当然没有具体的书籍或影视资料，不过，从普遍性原则的角度出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某个行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即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出现了，也就是说，它存在于所有可能的环境中，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基因决定了这个行为，被人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下来，同样，祖先自己也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就说您出轨的行为吧，哦，不好意思，我是说您举的那个出轨的例子，这存在于所有文化中，无一例外。由此我们便得知，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为，体现在所有高等动物身上。如果一种行为的基因因素很小，而环境对其影响很大，比如教育、宗教、模仿，那么，确实会出现文化差异，在不同民族间也会有一定的差别。某些文化中可能并未出现类似的行为，而在别的文化里，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所以，进化心理学才一直想要探寻行为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在这里，倒是有些科学技术能派上用场。我想，要表现行为的适应性特征……”

反方说：“好了，您又说得太学术化了。可要是进化、自然选择那么随意的话，人类是如何出现的呢？不是我说大话，我们毕竟是进化的制高点，不是吗？瞧我们的大脑、电脑等等。”

我说：“我不敢说人类是进化的制高点。我们能制造出电脑、显微镜、集束炸弹，能盖出摩天大楼，别的生物就不行，这的确没错。不过您要说到制高点的话，那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制高点，而不是最终的那个。在进化中没有绝对的顶峰，自然选择能改善一个已经存在的系统，比如行为，使其传播得更为广泛，不过从来也没人说过这就是最佳状态。如果碰巧发生了能够带来更好结果的变化，那么人类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比如说，人类大脑变大就是个了不起的变化，不过，进化选择另一条路来走的话，机会同样存在。也许在将来，我们的大脑能发展得更加完善，超越现有的制高点。我就随便说说啊，我们的大脑也许能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更好地处理抽象事物，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对了，我还要就您用的一个词来说两句，您说自然选择是‘随意’的。就这一点，我们可要注意了。环境和我们的基因偶然发生了变化，由此才能更好地‘偶然’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最终只有适应力最强的基因才能保留下来，这可不是随意发生的！”

反方说：“在听了您的解答后，我还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这种思考和研究方法还是只局限于少数的研究人员？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批评的声音呢？”

我说：“我来跟您分享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很多人反对进化心理学和行为生物学。在这些学科中，人类被当作进化的自然产物拿去研究。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可信的，可我还是担心它会激起人们内心的某些情感。在谈论进化和基因时，若是只聊动物和植物，人们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因为动植物离他们还远着呢。可一旦他们自己也出现在画面中，就浑身不舒服了。各种宗教和思潮告诉我们，人类是高等动物，凌驾于世间其他生物之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的，教育我们的不仅是家长和学校，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整个文化。用进化来看问题的视角并没有跟着进化一起得到发展（开个玩笑！），如果我们讨论人类的进化，特别是谈到人类的行为，那就来到了科学和宗教及思潮的摩擦面。不过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还需要不断发展的年轻学科。别忘了，行为生物学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从进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而进化心理学只有三十年。在科学的历史中，倘若我们留心去看，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敏感的话题是不常见的。要清楚地呈现这种研究中所蕴含的解释事物的力量，就需要更多的研究实验、教育、相关的书籍和演讲来帮忙。这样，人们便会逐渐在进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变得越来越谦虚。对，就是这样！”

“我们就用这段漂亮的发言来结束今天的讨论吧。”主持人忍了好久，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我们要感谢带来这场精彩辩论的两位先生，可不能让他们今晚空着手回去。”说完，他把两个装着一两颗巧克力的小盒子塞给我们。当我们从吱吱嘎嘎的椅子上站起来时，秘书走过来问：“你们真的不用喝点水吗？”谁要喝水？水在哪儿呢？是我那个渡轮的例子让他感到口渴了吗？“不用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俩异口同声地回答。唉，荷兰在哪儿呢？

达尔文主义让你快乐

几年前，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当时我已经把笔记本和投影仪装进了包里，正要离开大厅。来听我做的这场关于达尔文主义演讲的人都走了，只有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还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开始我还没注意到他，只见他略显害羞地向我走来，问我能不能稍等一下。每一场演讲都有不敢在坐满听众的大厅里提问的人，不过这个人明显有其他事要说。“我只想告诉您，”他一边安静地看着我，一边说，“您的书给了我……一种内心的安宁。”我一听，惊讶得无言以对，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结结巴巴道：“嗯……您是说？可那些书讲的是……进化和行为，而不是……信仰或者什么哲学观点啊。”“没错，”他说，“不过我因为了解了达尔文的观点，明白了人类的行为，比以前过得更幸福了。在这之前，我以为人类行为都是规定好的，人们要遵循一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惩罚、遭到诅咒。现在我明白了，人类是一个进化过程的产物，没人会来监督我们的行为，从而使我们免遭惩罚。是达尔文让我不再害怕，给了我内心的安宁。”那个人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他的体验，却没料到是他让我的思绪转了个弯——当然，是个好弯。

我从没通过这种角度来看我写的那些书，也没觉得书中的达尔文主义是神圣的。人们时常把进化比作一个模型，与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承诺，只要人们遵循一系列规则，便能拥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就我个人而言，也同样在进化论中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尽管写下来的都是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是这个人让我的夜晚变得美好起来，使我仿佛看见了一丝希望之光。

跟您一样，我每周都会收到上百封邮件。除了大量的垃圾邮件，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世界要闻。您一定熟悉，删除，是在处理这些邮件时最常用的动作。不过，我的邮箱还是会让我时不时高兴一回。一封邮件进来了，写着温暖有趣的信息，能让人高兴地重读好几遍。有的信息就跟在我演讲后留下来的那个人说的一样。曾经有位女士给我写道：“真心感谢您对科普做出的贡献，我因此了解到人类是进化的孩子，这不仅没什么错误和恐惧可言，相反……”在所有这些反馈中，我读到的最多的共同感受就是“内心的安宁”。这些人让我明白，进化论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一个科学支柱，它能帮助我们回答“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我并不是很热衷于类似的问题，觉得它们有些多余。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反馈呢？有关达尔文主义的知识究竟为“寻找安宁”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柱？我们这就去找找答案吧。

科学教会我们，生命是偶尔才出现的。在一段长得不可想象的时间里，由于分子间偶然的反应，有生命的系统便产生了。读到这句话，你肯定会觉得我在聊科幻。不过，大量的科学资料显示，几亿年的时间足以使那些巧合出现。在讨论生命本质的时候，您是不是不喜欢听到“不可能”和“巧合”这样的词啊？可我还得接着说下去，您和我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的产物。您的母亲和父亲相遇的机会可是非常小的，而且您父亲的那个精子恰巧进入您母亲的那个卵细胞的机会就更小了。总之，我们就是一个无比微小的机会的产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出生了，难道不神奇吗？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能用绳索捆绑住我们，从而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可能会突然从这场地球派对上消失，有的人要遭受癌症的折磨，而有人则要经历血腥的战争……不过，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让生命变得精彩起来。既然我们都偶然来到这世上，就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幸福。要知道，在生命终结后，既不会有地狱之火，也不会有小金勺了。这难道还不够棒吗？

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告诉我们，经过进化，人类成为了最具社交性的生物。这一点已经在书中出现过好多次了。白蚁和蜜蜂的社交性也超强，然而人类的社交则是以群体成员之间不断地接触为特征的。社会是人类生物特性中的一部分，没有群体我们便不能生存，所以群体必须拥有良好的运作。每个人都要尽力与群体的行为保持一致，从而为群体的良好运作添砖加瓦，而这一切都是由自然选择创造的，深植于人类本质的一个生物系统来操作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共同的分享和团结统一并不需要通过某种思潮——比如哲学观点或宗教教条——来劝导，它们就在我们体内，很自然，不需要什么指示，还能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

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人类的社交性成为可能并发展壮大的一个好例子。我承认，如今这已经成了流行词，政治家、领导和大师们都满嘴喊着“设身处地”，不过却用的不是地方。他们以为这个词就是表示怜悯、对他人的同情。事实上，“设身处地”的意思可远不止于此，人们并没有完全掌握它的含义。这是一种生物性机制，人们会在其中“接手”别人的感觉。倘若有人表现出这种感觉，你的行为和生理都会经历同样的变化，从而下意识地体验到那种感觉。感觉，比如恐惧、高兴、惊讶、骄傲、恶心等，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是极富价值的行为系统，可以优化我们的生活和群居。进化把“设身处地”送给了我们，让我们在群体中能够传递感觉，从而使群体成员从每个人的感觉中获利。我们不必去学习如何设身处地，只要注意不去刻意压制它就行。有了进化的这个礼物，我们在公司、学校、健身俱乐部等场所的社交性就得到了保障，并且还能从中获得别的收益。

“对了，还有就是……”那个人犹犹豫豫地轻声说道，“我一点也不怕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了。我从书中读到，我并不是个不正常的人……这一点我自己当然也清楚……不过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感觉还是很棒！”他很高兴自己讲出了这些话，而我完全可以理解。了解了有关人类自然的知识，同性恋作为一个行为系统，也就能让我们安心了。几百年来，这种行为系统都被视为不正常，被看作一种需要回避且受到惩罚的病，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不信就去问问那些因自己的这个特性而遭难的无数同性恋男女吧，在有些文化中，他们甚至会受到惩罚、虐待。性是为了繁殖，而同性恋之间是生不出孩子的，所以不正常，是一种要被斩草除根的癌症。

错了。行为生物学和心理学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起初，性的产生的确是为了生儿育女，此外还要有孙子孙女来确保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不过，自从几百万年前有了类人猿，性就有了第二重作用，类似的现象在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即运作良好的系统有了新功能。倭黑猩猩，也就是大猩猩的表哥，发现性可以用来缓解紧张、加强彼此间的纽带，还能体验到其中的快感。我们的倭黑猩猩表哥表姐们体验到的性基本跟繁殖无关。这么说，同性恋行为的根源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就此出现了两个系统：要么是异性恋，跟大多数人一样；要么是同性恋，属于少数人群。这其实跟习惯用右手或左手是同一回事。因为某人是左撇子，所以就该受到惩罚吗？能了解到同性恋是正常的人类行为，由进化发展而来，是不是很棒呀？没有任何神或者思潮能拿它怎么样。

最近的一项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更多和同性恋有关的知识。在《有一点点基》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以下观点。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跟是黑还是白这个问题不同，中间有许多灰色区域。大多数人多少都携带着一些同性恋基因。当钟摆飞向“少”的方向时，你就会说自己是异性恋；相反，倘若某人的同性恋基因基础较为丰厚，那他（她）就可称自己为同性恋。这之间是个连续的过程，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域，而很多人就位于那片地域中。你能说这是种病或者不正常的行为吗？达尔文告诉我们，同性恋也是种正常的人类行为。

我们就在这儿收尾吧，再说下去还能说很久。没错，有关人类行为进化的知识能给我们带来好感觉，那是一种内心的安宁，因为我们借此了解到，人类的生命是不会遭到谴责的。人们因犯错而遭到的制裁，来源于我们自己或我们所属的那个群体，并不是一个无法控制的虚拟生物。如果要我把能证明这一切的所有可能的例子都列出来，那我就得重写《达尔文的眼镜》和《大脑机器》这两本书了。如果您还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去看这两本书。我们要牢记的是，达尔文主义和人类进化根源的视角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支柱，而这个支柱可以与各种思潮和哲学进行有力的竞争。

我跟那个与我分享了达尔文主义个人体验的人告别，然后迈进了黑夜里，朝火车站走去。这时，外面的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而我的内心却亮起了一束光。能够给某个人带来内心的安宁，这感觉还真不错。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决定要为传播人类生物学的知识做出更大的努力。我的笔呢？现在看来还真是个奢侈品！

尾声将近近……

好了，我们这就和达尔文穿过了人类行为的风景，步也快散完了。接下来我要带您走近尾声了。希望我在序言中的期待都已成真，您已经能够通过达尔文的视角更好地看待人类的行为，并且了解了思考的方向，而这并不需要大量的基础知识。

很多写得不错的书里都介绍了进化、人类和人类的行为。许多科学家也对我们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且把结论写进了极富教育意义的学术作品中。这一点不仅对科学而言非常重要，就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来说也不可小视；想要得到精准的认识，是需要进行很多研究才能实现的。对此感兴趣的人越多，情况就越有益。可是，这类书有两个缺陷。第一，它们大多诞生于科学家之手，在读者方面并没有留意到普通人。读者在拥有必要的知识“行李”的同时，还需要掌握一大堆心理学或生物学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行李”或基础知识的，所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打开这些书的大门仍然紧闭。第二，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要探寻书中所描述的行为元素，就得经历一场非常艰辛的旅途，必须潜入实验室才能发现人类行为的重要特征；要么就得是一个经过训练的观察者，最好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哈利·波特式的圆框眼镜。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那些学术理论之前，得观察好久。

在这本书中，我努力绕过这些缺陷，既没有要求您带上知识“行李”，而您也不必具备什么专业知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您没有这样的能力，不是的，我是不想让这本书成为您的一项繁重任务。您只需每天晚上读一篇通俗易懂的科学小文章，通过一种轻松的方法来了解自己，不用费太多劲儿，这些就足够了。接下去，也正是我最重要的意图，即打破科学界那种自负的观点，认为人们需要昂贵的实验器具或精细的观察技术才能看到、听到、嗅到人类行为的进化。其实不然，只要你想，随处都能看到过去遗留下来的无数行为特征。大街上、电视上、露天咖啡馆里、超市里、公共汽车上、餐厅里、候诊室里，我们日常生活所到之处，人们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事，他们仿佛是想描绘一本有关人类行为生物学的手册。在我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中，就能找到行为化石。听一听人们说话的内容和方式，读一读他们写的东西，留心他们每天在忙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您仍然觉得需要一间实验室才能观察到行为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现象，那就去随便找个视线范围内的人吧。年轻的年长的、女人男人、老人小孩都行。在全天二十四小时中，我们就是行为生物学最好的例子。

这一切都有好处吗？透过进化的眼镜来观察我们自己，对人类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只是个有趣的智慧小工具，能让你在宴会上找到一点乐子吗？或者只是作为临睡前的放松阅读？如果这些对您来说已经足够的话，那我就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您。不过，我想其中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我特意把《达尔文主义让你快乐》这篇文章放到结尾处，算是一种总结式的尾声吧。对很多人而言，这就可以作为答案来回答“掌握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答案便是，它能为我们找到内心的安宁提供巨大的帮助。在这里我只说我自己。在我研究了几十年人类的行为和进化后，得到了一种体会。这种体会就跟幸福差一点点。之所以这么说，是不想让达尔文主义太像毒品，好让马克思有机会跟描述宗教似的，称其为“大众的鸦片”。不过，一旦具备了跟人类有关的知识，就能赶走恐惧，尤其是疑问。而这些恐惧和疑问，都是由一场场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去追寻生命意义的探索之旅唤起的。信仰也许很有趣，不过理解才是关键。就此，达尔文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根极其有力的杠杆，使我们掌握了有关人类的基础知识，了解了人类的起源和根基。对此，所有人都有挖掘的权利；每个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可以来努力积累财富。

掌握人类行为的基础知识并不是多余的，针对这个事实，我还要给出一个论点。在不久的将来，那些知识也许会被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就今天而言，行为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还只是纯科学理论。研究人员们通过分析，以神圣的科学之名发表文章，不过，要让这些学科为改善或治愈人类的行为做出实际的贡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错，就是治愈。这下，我们要联想到精神病学了。如今，这门学科为了更好地治愈心理疾病，正在寻找新的视角。

现在的心理医生对上个世纪的精神病学并不满意。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初提出并主宰了精神病学的思考方式后，世界上还出现了许多别的模型，不过，都没有达到一个让人普遍满意的程度。说到这儿，您大可不必担心所有的心理医生都会因为我说了上面这些话而迁怒于我，因为那都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当然了，还是会有一两个人狂热地追随着弗洛伊德以及从前那些人的观点，不过，大多数心理医生都在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比如进化的研究方法。我在这本书里的几篇文章中就曾经暗示过，在不久的将来，进化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将与精神病学喜结连理，那样的话，学术和医学界都会变得有趣起来！对那些被心理疾病折磨、看不到治愈希望的男男女女而言，也会很有好处。

掌握了史前的基础知识，会对我们的行为造成影响，从而避免不当行为的产生吗？很显然，几十万年前的人类因为不断地适应环境，才有了如今的那些行为；与此同时，我们的环境、技术和社会与遥远的从前相比，距离甚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那种种不平衡，我们才会去做一些不仅疯狂，有时也很危险和丑陋的事，如洪水般的愤怒、性暴力、压迫、自私的态度等等。倘若我们能使这些病理调转方向，那就太好了。哲学、宗教、政治浪潮及社会信念试图把人变得更美好，可惜的是，变化并不大。在做出所有努力后，我们仍然跟几百年前一样，该出的轨照出不误，从歧视到强奸再到战争，一个都不落。不过，我还是要做一做梦，有了达尔文主义关于人类的知识，我们就能在探索美好世界的旅途中更进一步。可别误会了我的意思，我不会天真到以为达尔文能改善人类，使世界上的苦难消失，不是这样的。不过我敢肯定达尔文主义能帮上忙，至于能帮多少忙，那就要留给将来证明了。唯一需要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持有的是自嘲的态度）就是进行更多对人类进化的研究，外加三件事：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就像我说的那样，科学是很有意思的，是有益且高贵的，可是如果科学知识不能流到社会大众中去，那它就只能成为壁炉台上的一个美丽装饰。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各个领域的学术知识尽可能地扩散开来的必要性正在不断增长，不过，其基础还是学术的。我必须不断指出，科学家们不能也不想把科学传授给大众，为此我感到很心痛。还有，记者们也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总是出错招。所以，在这里我要呼吁两点：一点针对所有的科学家同事，快拿起那科普之笔吧；另一点针对报纸和其他媒体，就科学研究写些专业的文章吧，培养一些专业的记者，这样他们才能散布知识，而不是贩卖感情。要走的路还长得很呢！

看，这就到出口了，我真诚地感谢您在旅途中的陪伴，还有您的兴趣和启发。没错，是启发，是您提的问题和建议促成了我的文章。我看着您思考、疑惑、微笑、生气、举起东西、惊讶于您自己的行为。每次上课或者演讲后，类似的反馈都让我感到开心。四十多年以来，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跟学生和听众们相处的。

现在，您带着疑问和赞同点头，嘴里说着“哦，是这样的”和“哎呀，不对”读完了这本书，同样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通过进化的方法来思考人类及其行为给您留下了些许的印象，就算再小，我也别无他求了。那我就放下笔，跟您握握手，满意地为这本书拉上帷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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