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秘密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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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秘密议定书》

正文主要人物表

吉姆·劳令斯：又名杰姆斯，盗贼，戈兰钻石盗窃者。

乔治·贝伦森：英国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戈兰钻石主人，内奸。

约翰·普雷斯顿：英国保安局（即五局）首都治安科科长，本书主人公。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英国保安局副总局长。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英国保安局总局长。

布里格迪尔·伯蒂·卡普斯蒂克爵士：英国国防部国内保安厅厅长。

安东尼（托尼）·普鲁姆爵士：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英国首相私人情报顾问。

奈杰尔·欧文爵士：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六局）局长。

理查德·彼得斯爵士：英国国防部助理秘书，负责国际和工业政策。

布劳德温女士：英国反间谍策反人员，人物鉴别专家。

简·马雷：南非共和国驻伦敦大使，为外国服务的间谍。

哈罗德·阿德林·罗素·菲尔比：原为英国特务，后投奔苏联，“曙光计划”策划人之一。

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委员，中央委员会国防部顾问。

皮欧特尔·赛尔凯维奇·马尔琴柯将军：苏联军事情报处处长，国内治安、反间谍、策反技术专家。

约瑟夫·维克多洛维奇·洛哥夫博士：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象棋大师。

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少校：苏联高级间谍，潜入英国执行“曙光计划”的特务，在英国化名罗斯。

叶夫杰尼·赛尔杰维奇·卡尔波夫中将：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副总局长。

亨利·皮埃纳尔将军：南非全国情报局局长。

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南非全国情报局工作人员。

正文第一章作案高手

一个身穿灰衣服的人，打定主意在今天深夜把那套戈兰钻石首饰盗出来。他知道只要首饰仍在房间的保险柜里，而主人又不在家，那就笃定能弄到手。他必须先把情况搞清楚，于是，他窥视着，等待着。到了7点半，开始有动静了。

又宽又大的美洲虎牌豪华型高级卧车，从地下停车场威风凛凛地驶出来了。在门洞口停了一下，驾车人看了看街上来往的车辆，便上了马路，朝海德公园路口的方向驰去。

在这座堂皇住宅对面的路边，停着一辆租来的沃尔沃货车，方向盘后坐着吉姆·劳令斯，身着租来的灰色司机制服。他松了一口气。在贝尔格莱维亚街的对面，吉姆·劳令斯终于看到了他盼望的事情：丈夫开着车，妻子坐在旁边。他把自动档扳到“驾驶”位置上，尾随着那辆美洲虎牌豪华型高级卧车，从长长的停车行列中开了出来。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东方格林公园的上空已现出一抹鱼肚白，街灯仍然亮着。从5点开始，劳令斯就在这里监视着。虽然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但并没有人注意他。贝尔格莱维亚是伦敦西区最有钱的街区。一个人穿着司机制服，坐在货车中，车后还放四个衣箱和一个食品筐，而且又是在这12月31号的早晨，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有钱人都在准备离开首都，到乡间的家里去过年。

到海德公园路口，他与“美洲虎”距离大约50码时，一辆卡车插到他们中间。他们继续往前行驶，到花园巷时，劳令斯有点紧张了，他知道那里有库茨银行的一个分行，他担心“美洲虎”车中的夫妇把钻石首饰存到银行的夜间保险库里。

到马博尔门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美洲虎”没有掉头向南沿着花园巷奔银行开去，却向北一直驶向大昆博兰街、格鲁赛斯特街。看来，丰坦诺大楼九楼高级住宅的主人不打算把钻石首饰存在银行里，他们要么是随身带到乡下去，要么就是此刻留在家中。而劳令斯判定，一定是留在家里了。

他尾随着“美洲虎”，一直跟到汉顿路，看着它驶上了血号公路，才掉转车头向伦敦中心开回来。显然，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是到妻弟家——谢菲尔德大公家过年去了。大公家在北约克郡，汽车要整整跑6个小时。这样，至少可以给他24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他是足够的了。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一定能把丰坦诺大楼那个住宅给“端”了的，因为，他毕竟是伦敦最有名的保险柜盗贼之一。

上午，他把沃尔沃货车退给了出租公司，把制服还给了服装出租处，把四只空衣箱扔到柜橱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在王兹沃绥区一幢茶叶仓库改成的公寓的最上层，一套配有高级家具的单元。这一带是他的老家。不管他如何走运和发迹，他毕竟是一个南伦敦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虽然不如贝尔格莱维亚和美以费尔那样繁华，但这里是他的“领地”。跟那些与他类似的人一样，他不愿离开这块安全的领地。尽管在当地的黑社会和警察局看来，他——按照黑社会中对罪犯和恶棍的称呼——是有名的“脸儿”，然而，在这里他总有一种踏实的安全感。

跟那些一帆风顺的恶棍一样，在这个领地中他始终保持着一副谦卑的形象，驾驶着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惟一与他的外表形象不相符的是他那豪华的房间。在这个黑社会的下层之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深思熟虑，小心翼翼，不露马脚。警方对他的反常虽然疑团丛生，但他的“卷宗”里却非常清白，只是在十几岁时有一小段审讯记录。他能够顺利得手而让人摸不透是怎么得手的，这使他的那些小字辈信徒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因而，他们便甘心为他当差跑腿儿。就是那些手持短枪、镐把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的强盗们，对他也敬畏三分。

出于需要，他必须有一个“门面”职业来掩饰赃款、脏物的来路。所有得手成功的“脸儿”都有一个合法的门面。最好的门面就是当小车司机、或开蔬菜水果店、或收购破铜烂铁之类。这种门面职业，既掩饰了脏钱黑利，又有了空闲的时间和藏身之处；也为雇用一名打手或保嫖找到了理由。这些打手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愣家伙。他们也需要一种公开合法的幌子来掩盖给人当打手的勾当。

劳令斯开了一个废铜烂铁破汽车收购站，这就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设备优良的机械修配厂，接触各种各样的金属、电线、电瓶液等物。他还雇了两名彪形大汉，既可以在收购站干活，又可以在他遇到麻烦而可能受到其他地痞流氓袭击时当他的保镖。

劳令斯洗了澡、刮了脸，搅拌一些咖啡冲到咖啡壶中，这是今天上午第二次喝咖啡了。他把贝利·赖斯给他提供的草图又研究了一遍。

贝利是他的徒弟，23岁，聪明、伶俐、精干，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甚至相当出色的窃贼。在这个黑社会中，贝利还刚刚迈进门槛，他非常愿意替那些有名气的人效劳，但在干事时，他是决不盲目听从那些毫无价值的瞎指挥的。24小时以前，贝利曾经穿着一家高级花店的制服，抱着一大束鲜花，来敲丰坦诺大楼九楼那套豪华住宅的房门。这身行头使贝利轻易地通过了大厅的登记处。从大厅一过，他就记住了门厅的布局、门房的位置和通向楼梯的路线。

开门的，正是太太菲欧娜女士。她一看到鲜花，脸上就放出惊喜的光彩。这束花是以贫穷老兵救济基金委员会的名义送来的，而菲欧娜女士恰是赞助人之一。当天晚上——1986年12月30日晚上——她正要去参加该会的庆祝舞会。劳令斯估计，即或她在舞会上向某个委员提及那束花的来历，别人也只能认为，大概是其他委员代表委员会赠送的。

在门口，她审视着系花的标牌，叫道：“哎呀，多美啊！”带着一口她那个阶层所特有的明朗清脆的声调，接受了鲜花。然后，贝利拿出收据本和圆珠笔。菲欧娜女士两只手拿不了三样东西，便慌慌张张地回到客厅里，放下鲜花，让贝利一个人在小小的门道里等了几秒钟。

贝利长着一张娃娃脸，卷曲的金黄头发，蓝眼珠儿，羞答答的笑容，到哪儿都是讨人喜欢的。他认为，在这个大都市里，他可以赢得任何中年妇女的欢心；而他那孩子似的蓝眼睛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

在按门铃之前，他就在门外站了好一会儿，把门的外表、门框和过道的墙都看了一遍。他在寻找微型报警器——那玩意儿并不比胡桃大——以及黑色的按钮或开关之类，是作为关掉报警器用的。当他满意地确认没有后，才去按铃。

他一个人留在过道里，便又开始在门里面和墙上寻找报警器或开关，也没有。当女主人出来在收据上签字时，贝利发现了门上装着里外保险暗锁，这是有名的查情牌防盗锁。

菲欧娜接过收据本和圆珠笔，准备签字。不行，圆珠笔早就没有油了，笔尖上仅有的一点点油也在一块纸板上划光了。贝利不好意思地道歉。菲欧娜女士莞尔一笑，说了声没关系，她的手提包中有笔，便又回到里间去了。贝利已经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门确实与报警系统相联。

在开着的门轴缝里、合页的上边，有一个小小的凸棒，门边上正对着它有一个小插孔。他知道，在插孔里一定装着一个微型开关。门关上时，凸棒就进入插孔，两者接触在一起。

防盗报警系统的电路接通后，一旦接触断离——门被打开时，微型开关就会接通报警器。贝利拿出超级胶管，向微型开关的孔里喷入一些胶，又用一个塑料和胶混合制成的小球将开关顶回去，只花了3秒钟。再过4秒钟，它就会变得像石头那样硬，微型开关就会失灵，凸棒再也不会使它发生作用了。

菲欧娜女士拿着签好的收据出来时，发现这位可爱的年轻人正靠门边站着，朝她歉意地笑了笑。他一边笑着，一边搓掉了小球沾到大拇指上的余胶。事后，贝利向劳令斯详尽地描述了入口的布局，门房的位置，楼梯和电梯的位置，住宅的过道，门内小小门厅以及他所能看到的客厅的情况。

劳令斯一边呷着咖啡，一边信心十足地想道，四个小时以前，那套住宅的主人将衣箱提到走廊里，又回到窄小的门厅，打开了报警器。在通常的情况下，报警是不响的。他出了房门后将门关上，用钥匙将保险锁锁定，便满意地认为报警器已经接通，并且进入了戒备状态。是的，正常情况下，凸棒就会与微型开关接触，锁上之后，报警系统电路便接通，进入警戒状态。但是，由于凸棒与微型开关被隔离开了，至少使门上的警报系统失灵了。劳令斯自信，30分钟之内，他一定能把锁打开。屋内肯定还有其他机关，他要遇到一个破一个。

喝完咖啡，他伸手取下剪报簿。如同其他珠宝盗贼一样，他密切地注视着报上的社会动态栏。这本剪报，是关于菲欧娜女士的社交活动，以及她头一天晚上参加庆祝舞会所佩戴的那套钻石首饰的来龙去脉的全部资料。吉姆·劳令斯边看边想：这是她最后一次享受这套钻石首饰的荣耀了。

在1000英里以外的东方，和平大路111号住宅四楼上的客厅中站着一位老人，他也在等待着午夜。那时刻将是1987年元旦——他的75岁寿辰。

现在已经时过中午，但他仍穿着睡衣。这些天，他没有必要早早就起来或赶到办公室去了。他已经没有班可上了。他的比他小30岁的苏联妻子艾丽达，已经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到高尔基公园冰场上滑冰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

他从墙上的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满脸的皱纹显得更密集了。当年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已变得雪白、稀疏和毫无光泽。由于喝了一辈子酒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皮肤已经变得斑斑点点。镜中的双眼呆滞忧伤地望着自己。他感到自己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余生也只能是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他又回到窗前，向下俯视着路上的积雪，几个摇摇晃晃的老头子正在扫雪，而雪在晚上还要继续下。

他暗暗想道，自己在贝鲁特摆脱了那毫无意义的流亡生活，来到这里，已经24年了。那时，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尼克。艾留特和公司其他的人把他的一切都抓过去了。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那个现实，丢下了老婆孩子，来到了这里。

起初，他觉得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一个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家。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新生活，真诚地相信这里的哲学和最后的胜利。有什么可不相信的呢？为此，他花费了27年为之效劳。在6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他曾经感到欢欣和顺利。当然，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他还是受人尊重的佼佼者，五大明星之一。另外几位是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布莱克。他们都深深地打入了英国机构的内部，而后又背叛出来。

伯吉斯是一个酒鬼和鸡奸狂，早早就见了阎王爷。麦克莱恩先是失去了信心，后来自1951年起，就一直住在莫斯科。到1963年，他感到厌烦透顶，那时，梅林达也逃了过来，住在这所房子里，他便把一切都发泄到她的身上。麦克莱恩后来变得失望和愤恨，终于身患癌症，含着对主子的仇恨，也背负着主子对他的仇恨死去了。布伦特受到打击，又声名狼藉地回到英国。这样，就剩下他和布莱克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妒忌布莱克的。布莱克完全同化了，踌躇满志。布莱克邀请他和艾丽达一起去过年。当然了，布莱克是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背景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犹太人。

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被同化。过了头5年，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而且口笔相应。但他仍然保留着明显的英国伦派头。此外，他开始恨这个社会，这里完全是一个死也不会改变的异国他乡的社会。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来了7年之后，他在政治上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全都是谎言。他能看破这一点也确实不简单。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活力都花费在一个谎言上了。为了谎言而说谎，为了谎言而背叛，抛弃了那块“绿色的和偷快的国土”，一切都是为了谎言。

多年来，作为一种权利和待遇，他一直能直接看到英国各类杂志和报纸。他向有关方面报告鼓舞人心的罢工消息的同时，也关心着板球比赛的记录；在准备破坏性反情报的同时，也观察杂志上那些他所熟悉的旧地；给克格勃高级人物，甚至包括主席本人当参谋，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颠覆那个小岛的同时，也不引人注意地坐在国家饭店酒吧的高凳上，聆听着英国人用母语饶有风趣的谈笑。在过去的15年，一直有一种失望的空虚感，吸烟饮酒，寻花问柳都不能排遣这种惆怅情绪。他对自己说，太晚了，永远也回不去了。可是，可是……

门铃响了。他觉得有点奇怪。和平大路11号位于莫斯科中心的一个僻静地点，归克格勃所有，居民大都是克格勃的人和少部分外交部的人员，任何来访者都得在门口登记。不会是艾丽达，她有钥匙。

他打开门，有个人站在那里，看起来很年轻，也很结实，穿着剪裁合体的大衣，戴着皮帽子，没有帽徽。那人的脸显得冷漠，但不是由于外面的冷风。因为脚上的鞋表明，那人是由温暖的车中进入这温暖的大楼的，鞋上一点儿冰雪的痕迹也没有。那人深邃碧蓝的眼睛盯着他，既看不出友好，也看不出敌视。

“菲尔比上校同志吗？”那人问。

菲尔比不禁一愣。他的挚友们，像布莱克夫妇以及其他几个人，管他叫基姆；而别人呢，多年来都称他化名。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物管他叫菲尔比。他在退休名单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克格勃上校。

“正是。”

“我是巴甫洛夫少校，第九局的，下属于苏共总书记办事处。”

菲尔比知道克格勃的第九局。这个局负责管理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办公大楼、住宅大楼的警卫人员。在党的机关大楼内和举行仪典时，在服装方面，帽子上都戴有明显的铁蓝色条带，佩着肩章和领章。他们就是过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但成为私人卫兵时，就穿起剪裁精致的便服。他们必须是身体健壮，受过良好训练，忠于职守的人，并且随身佩带武器。

“哦。”菲尔比说。

“这是给您的，上校同志。”

少校递过来一只质地精美的长信封，菲尔比接了过来。

“还有这个。”巴甫洛夫少校说着，又递过来一小块硬纸片，上面有个电话号码。

“谢谢。”菲尔比说。少校再也没说什么，稍微低了低头，然后转身，顺着走廊走了。一会儿，菲尔比从他的窗口看到一辆乌黑锃亮的海鸥牌轿车从门口开走了，车上挂着中央委员会显眼的号码牌，开头的字母是MOC。吉姆·劳令斯用一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社会杂志上那幅照片。尽管这幅照片是一年以前拍的，但也可以看出这就是今天早晨所看到的、跟丈夫一起乘车朝伦敦以北去的那个女人。她站在受褒奖的行列中，旁边向她祝贺的正是亚历山德拉公主。当时她佩带的正是那套戈兰钻石。劳令斯每采取一次行动之前，都要进行几个月的研究。他对这套钻石的来龙去脉比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还要清楚。

1905年，年轻的马盖特伯爵从南非归来，带回四块未经琢磨的大钻石。1912年结婚时，他让伦敦的卡梯叶宝石店给加工，以作为送给年轻夫人的礼物。卡梯叶又委托阿姆斯特丹的阿斯彻宝石店加工。阿斯彻宝石店自从成功地加工了巨大的库里南钻石后，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宝石店。四块钻石被加工成两对一样的梨形宝石，每块都是58个面；一对每只重10克拉，另一对每只重20克拉。

回到伦敦后，卡梯叶宝石店镶上白金，配上40个小钻石，制成一套钻石首饰；以一块大的梨形钻石为中心做成一副头饰，以另一块大的为核心做成一副垂饰；用两块小的为核心做成一副耳坠儿。在做成之前，伯爵的父亲——谢菲尔德的第七大公去世了，因此，伯爵承袭了大公头衔。由于谢菲尔德大公家姓戈兰，这套钻石便被称之为戈兰钻石。

1936年第八大公去世时，又把这套钻石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944年生；一个儿子，1949年生。这个女儿今年44岁。吉姆·劳令斯用放大镜端详的正是这个女儿。

“你将与它永别了，亲爱的。”劳令斯在自言自语。随即，他把当晚要用的家伙又检查了一遍。

哈罗德·菲尔比用餐刀打开信封，抽出信，摊在客厅的桌子上。他很受感动。这是苏共总书记的亲笔信。这位苏联领导的字体规范、整洁，当然，是俄文。

跟信封一样，信纸质地也很优良，但信纸上没有印名头。一定是在家里写的。他家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这座雄伟豪华、富丽堂皇的大厦，自从斯大林时代起，就一直是党的最上层领导在莫斯科的居舍。

信的右上角写着：1986年12月31日上午。信的正文是：

亲爱的菲尔比：不久前你在宴会上说的话使我大为关注。即：“在莫斯科，总是过高地估计英国政治的稳定性，当前，这种倾向尤为严重。”

我非常希望你能对这句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并请写成书面形式，直接送交我本人，不要留任何副本，也不要用秘书代笔。

写成之后，按巴甫洛夫少校给你的电话号码直接通知他本人，他便会到你家来取。

信的结尾是签名。

菲尔比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看来，26号那天克留什科夫为克格勃老工作人员举行的招待会还是被窃听了。他有点半信半疑，因为，伏拉基米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克留什科夫，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完完全全是总书记一手提拔上来的。虽然克留什科夫有着大校的军衔，但根本不是行伍出身，也不是情报工作人员，而是硬干上来的党的机关干部。现任苏联领导当克格勃主席的时候，克留什科夫是被提拔上来的干部之一。

菲尔比又看了一遍信，然后把信推到一边。他想，这老头子的脾气还没改。言简意赅，字字千斤，没有客套话，滴水不漏，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连菲尔比的生日都点到了。说明事前是查了档案，做了点准备的。

菲尔比有点受宠若惊。这是一位最冷漠的人，能得到他的亲笔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有多少人看到他的信就觉得不胜荣幸而感动不已呢！几年前，事情就不同了。那时，这位现领导来到克格勃当主席时，菲尔比早就在那里多年了，并一直被视为明星。他经常做关于西方情报机构概况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专题演讲。

跟其他党的领导者履新后一样，这位新主席在重要的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菲尔比呢，虽然被推崇为五大明星之一，但也意识到，在这阴谋丛生的社会中，在上层找一个后台是很有用的。新主席是一位老谋深算、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对英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关注，一种特殊的兴趣。

那些年里，他曾多次找菲尔比，听取解释或分析英国的事件、人物背景和可能的反响，菲尔比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看起来，这位克格勃的主席想核实一下那些本家的英国通以及他的旧办公室——鲍利斯·波诺马列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交给他的材料是否准确，以便对其他的批评给以反驳。有好几次，在英国问题上他都非常重视菲尔比私下里出的主意。

菲尔比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同这位全苏的新沙皇直接见面了。上一次还是在欢送他离开克格勃回到中央委员会的招待会上见的面。他表面上是去当书记，实际上是行将就木的前任准备后事和筹划自己的势力。现在，他又来找菲尔比出谋划策了。

他的沉思被艾丽达和孩子们的归来打断了由于滑冰，他们的脸上泛起红润，不停地吵吵嚷嚷。在1975年，梅林达已经去世很久了，克格勃上层注意到，他的乱嫖和酗酒带来很坏的影响（至少给机关丢脸），所以，便指定艾丽达搬到他这里来住。她当时是克格勃的女干部。与众不同的是，她是犹太人，34岁，皮肤黝黑而健壮。当年他们就结了婚。

结婚以后，他那出类拔萃的气质显示了征服力，她真的爱上了他，并且委婉地拒绝向克格勃汇报他的情况。档案处的负责人束手无策，只好向上级如实汇报，上级也表示不再过问他的一切。两年以后，他们有了个男孩，不久，又一个男孩降生。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基姆？”她问。他正把信揣在兜里。他摇了摇头。她帮着两个男孩脱下厚厚的棉衣。

“没什么事，亲爱的。”他说。

但她看得出他正在想事情。她很清楚，跟他争执是没用的。她走过来，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今晚上到布莱克家可别喝多了。”

“我尽量少喝。”他笑着说。

说心里话，他想让自己最后一次痛痛快快地喝一顿。他是从一次聚会上开始喝酒的。一个喝了一辈子酒的人，不喝死是扔不了酒壶的。医生上百次地劝他戒酒，但他老是不听。别人曾强迫他戒烟，可他不但没戒住，反而吸得更厉害了。假若不是酒宴的话，他说不喝还是可以做到的。他也清楚，今晚的会餐之后，他不得不再戒一个时候了。

他回想到在克留什科夫宴会桌上说过的话以及他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他知道在英国工党核心的深部正在发生着什么事以及他们的目的。别人搞到了一大堆情报，杂乱无章。几年来，他对这些情报进行了研究。作为一种待遇，这些材料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手中。只有他，才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综合，只有对照英国群众的心理进行分析，才能透过这些现象看出实质来。如果他想把头脑中的想法毫无遗漏地说出来，他就必须用文字把这些现象描绘出来。要竭尽全力给这位苏联领导人准备一份最详尽的材料。周末，他可以把艾丽达和孩子们打发到乡间的家去，以便从周末开始一个人在家中写材料。在那以前，再最后痛饮一次。

当天晚上9点到10点，吉姆·劳令斯一直坐在另一辆出租小汽车里，停在丰坦诺大楼的外面。他穿着一件裁制精美的夜和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专注地观察着这座大楼上的灯光。作为他的目标的那一家是黑着的。但他高兴地看到，楼上和楼下两家的灯都亮着。从窗上映出的身影来看，各家的新年庆祝会已经开始了。

10点钟，他小心谨慎地把车停在两幢楼房以外的胡同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丰坦诺大楼的正门。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门虽关着，但没锁。里边大厅的左侧，正像贝利·赖斯说的那样，是门房。门房里，值夜班的正在看一台日本袖珍电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好像要说什么。

劳令斯提着一大瓶香摈酒，瓶上系着大绸带。他摆了摆手，似醉非醉地打招呼：“晚安。”接着又急忙补充说，“啊，新年好！”

如果老门房要证件或问他到哪去，他想那也没关系，楼里至少有六家在开联欢会，又有一半是开门晚会，老门房怎么能查出来宾名单呢？

“喂——啊，谢谢，新年好。”老门房答道。穿夜礼服的人已经走过去了，他回头又去看电视。

劳令斯沿楼梯上到二楼，然后乘电梯到九楼。10点零5分，他便站在他要找的那家门口了。正如贝利汇报的那样，外面没有警报器，门锁是查情牌暗锁。在查情锁的上方20厘米处，有一个日常用的自合弹簧锁。

这种查情牌暗锁一共有位种计算数字和排列，有五排锁簧。但对于好锁匠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只要把两排半锁簧摸准就可以了，另外两排半是相同的，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这样，主人的钥匙在里面、外面都能把它锁上和打开。

劳令斯16岁离开学校后，就在艾伯特叔叔的五金店里跟叔叔一起干了10年活。五金店是叔叔的“门面”，他当时是有名的撬门贼，这就给年轻的劳令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他熟悉了市场上每一种锁和大部分小型保险柜的构造和特点，经过10年不断地操作和艾伯特叔叔的专门指教，劳令斯可以打开现有的任何锁。

他从裤兜中掏出自制的一串12把万能钥匙，从中选了3把，一个一个地试着。他把一串上的第6把插到锁中，试探着锁内的压力，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把扁钢挫，加工万能钥匙。只花了10分钟，就制出了头两排半锁簧的钥匙攀构形。又花了15分钟，把相反的两排半也制出来了。他把制好的钥匙插进查情牌锁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拧着。

锁开了。他等了60秒钟，以防贝利用塑胶堵住的插孔万一没有堵结实。铃没有响。他松了一口气，便开始用一条细钢丝开上面的弹簧锁。只用1分钟，门就轻轻地开了。里面一片黑，但走廊的灯使他能看清门厅内的轮廓。门厅约有8平方英尺，铺着地毯。

他猜测，在哪个地方一定有一块踏板，但不能太靠近门，以防主人自己踏上。他跨到门厅内，紧靠着墙，轻轻地在身后合上门，打开门厅灯。左手是一个门，半开着，看去显然是厕所；右手是另一个门，可以肯定是大衣橱，里面准有报警系统控制装置，不必管它。他从胸前兜里掏出一把钳子，弯下身去，把地毯的一边拉起来。方地毯掀开后，看到门厅正中间有一块踏板。找的就是它。他把地毯轻轻地放回原处，绕过踏板，打开前面的高门。正如贝利所说的，恰是通向客厅的门。

他在客厅门口站了几分钟，认出了电灯开关，并打开了灯。这是很危险的。但他是在距离地面九层的楼上，而房主人又到约克郡去了。在这布满机关的房间里做活，他没有必要用钢笔电筒照明。

房间是长方形，约25英尺长、18英尺宽，满铺地毯，家具豪华典雅。正对着他的是朝南的几扇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大街。右边墙上，有一个石砌壁炉和煤气木柴炉，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向卧室的，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通向客房；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向餐室和厨房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10分钟，把墙壁和天花板看了个遍。原因很简单：很可能还有贝利·赖斯没有看到的静电运动警报器，它可以探测出任何进到室内的身体的热能或运动。如果铃响了，他能在3秒钟内离开那里。铃没有响。报警系统用电线与门相联，或者与窗户相联，但他并不想去触动窗户，或许，它也是一个踏板。

他肯定，保险柜一定在这个屋里或卧室里，而且一定在外墙上，因为内墙的厚度不够。快到11点时，他看到了，在对面两扇大窗户的中间有一块8英尺宽的墙壁，墙上有一面金色框子的镜子，它不是像画框一样稍稍前倾地挂着，遮出一条阴影，而是紧紧地贴在墙上，像是嵌进墙里的。

他用钳子把地毯掀起一边，沿墙脚走过去，看到一根从墙围板引出来的像丝线一样的细电线，这是通向踏板的，踏板一定在屋子中间。

快到镜子跟前时，他看到正下方又是一块踏板。他想把它移开，但一转念，又把旁边的咖啡桌搬过来放在上面，四条腿正好压不着踏板。他知道，家具是不会放在踏板上的，如果紧靠墙或站在家具上，就会平安无事。

镜子是靠磁性附着器吸在墙上的，也连着电线。这不成问题。附着器有两块磁铁，一块在墙上，一块在镜框上。他把一块薄磁片插到附着器的两块磁铁中间，紧紧地把插进去的磁片与墙上的磁铁按住，将镜子拿了下来。墙上的磁铁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它仍与另一块磁铁接触着。由于没有断离，便发不出警报。

劳令斯乐了——墙上的保险箱是小巧玲珑的汉伯牌D型。他知道，这种保险箱的门是用半英寸厚的高强度硬化钢制成的，门的连接轴是一条硬化钢棍，与门连在一起，上下都插到门框里。门锁的机件包括三根硬化钢制锁栓，从门上插进门框中1英寸半深。在门面钢板的里面是一只两英寸厚的铁板盒，装着三根锁栓，一根垂直的控制栓制约着锁栓的运动和三个组合号码盘。现在，眼前对着他的正是组合号码盘。

劳令斯根本不想在锁上打主意。他另有妙方——在组合号码盘另一侧靠近连接轴的地方，把门自上而下切开。这样，剩下门的百分之六十，上面带着号码盘和三个锁栓，锁栓仍然在门框中锁着；而门的另外百分之四十却可以掀开，足可以伸进一只手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他小心地回到门厅里，他带来的那瓶香摈刚才留在那里了。他把香摈拿过来，蹲在咖啡桌上，拧开假瓶子，倒出里面的东西。除了一个小盒中棉花包着的雷管外，还有一套小磁铁和一盘家用5安培花线。他还带来一段CLC。劳令斯知道，切割半英寸厚钢板的最好方法是应用门罗理论。门罗是“型金属行电原理”的发现者。他手中拿的东西，商业名称是荷电线性切割装置，简称CLC，包括一段V型金属，虽然硬，但还容易加工，外面包着塑料炸药。这种装置是英国三家公司生产的，一家是国营的，两家是私人的。只有用特殊的介绍信才能买到CLC。但作为职业盗贼，他与一家私营公司有内线关系。

劳令斯熟练而迅速地干着，把CLC弄成需要的长度，在汉伯牌保险箱的门上靠近连接轴的一侧自上而下地装好。在CLC的一端插进雷管，从雷管引出两条绕着的铜线，把铜线打开并远远地分开，以防短路。每根铜线又与带来的花线盘的两个头接好，花线的另一端是一个三脚插头。

他把花线展开，小心地沿着墙拉到拐向客厅的过道里。爆炸时，过道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他又小心地走进厨房，从口袋中拿出一只大塑料袋，装满了水。把一袋子水用摁钉按到墙上，正好挡住了保险箱门上的炸药。艾伯特叔叔告诉过他，毛垫子可以挡住鸟和电视的声音，但爆炸声最好的消音方法是水。

现在是差20分12点。楼上的晚会越来越喧闹了，甚至在这幢以独门独户为特点的豪华公寓里，他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喊叫声和跳舞声。他退到过道里。最后一步就是打开电视。他又在过道里的墙上装了一个插座，看看确实是关着的，便把插头插上，等待着。

午夜还差1分钟时，上面的吵闹声更厉害了，一个人突然喊肃静，吵闹声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在安静中，他可以听到客厅里他打开的电视的声音。电视里的传统苏格兰节目——民歌和高地舞蹈，改换成了一个静静的时钟的图像，即伦敦议院塔上的大时钟，被人们误称为大本钟。在这个时钟的后边是一个巨大的钟，那才是真正的大本钟。在午夜前的短暂时刻里，全国人民都在向杯中斟酒的时候，电视评论员利用这点时间哇啦哇啦地讲着什么。报时器响了起来。

报时器响完之后，静了瞬间，大本钟响了：咚！这午夜的第一响，如同雷鸣一般，在全国两千万家庭中回荡着，也波及到丰坦诺大楼的十楼上，接着便被一片欢呼声淹没了而在九楼上，当第一声“咚”响过之后，吉姆·劳令斯便“啪”地一下合上了电门。

传来平平常常的一声响。除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他等了60秒钟，拔掉插头，小心地回到保险箱前，边走边收拾工具和盘绕电线。烟雾正消散，装水的塑料袋已不见了，地上只是些湿漉漉的碎片。像一个巨人用一把利斧猛劈一下似的，保险箱的门从上到下齐刷刷地裂开了。劳令斯用手将残留的烟扇散，用戴着手套的手把门的小半截拉开。铁皮盒已被炸裂了，但另一边的锁栓却仍然牢牢地嵌在框中。从打开的半截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东西：一个现金盒和一只丝绒口袋。他掏出口袋，解开扎绳，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咖啡桌上。

在电灯下，那些东西晶莹耀眼，好像里面包着一团火似的。这就是戈兰钻石。劳令斯把工具又装进假香摈瓶子里，装进去线盘、空雷管盒、摁钉和剩余的CLC。他还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麻烦。垂饰和耳坠儿能装到裤兜里，但头饰却比他想像得又宽又高。他环顾一下房间，想找一个能装头饰而又不引人注意的东西。几步之外的柜子上正好有一个。

那是一只公文箱。他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沙发里——几个钱包、一些信用卡、几只笔、通讯簿和两个文件夹。

公文箱恰好适用。整套戈兰钻石和香槟瓶都装进去了。离开联欢会却拎着一个文件箱，让人看到一定会感到诧异。劳令斯把客厅又环视了一下，便关了灯，退到门厅里，关上门。他一退到走廊里，便把查情牌暗锁又锁上了。1分钟后，他大步地走过门房，来到午夜的大街上。老门房连看都没看一眼。

1月1号那天晚上快到半夜时，哈罗德·菲尔比才在莫斯科的家中客厅里坐下来。头天晚上在布莱克家，他是大喝了一顿，但喝得并不痛快。要写的东西一直在头脑里索绕着。今天上午，他才慢慢地从酒中醒过来。现在，艾丽达和孩子都睡着了，他才得以安静下来考虑问题。

屋子那边传来咕咕声，菲尔比走过去。在屋角上有一个大鸟笼，他透过栅栏看着里边带夹板的鸽子，他一直喜欢的宠物。在贝鲁特时，他养了一只雌狐；到这个住宅后，他养过几只金丝鸟和小鹦鹉。鸽子在笼子底上一晃一晃地走着，带夹板的腿使它很不方便。

“好吧，老朋友，”菲尔比向笼子里说，“不久就会把它拿掉的，那时你就又能飞了。”

他回到桌旁。一定要写得像个样才行，他反复地提醒自己，总书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想骗他，是很难的。1983年，空军把南朝鲜的喷气式客机击毁，空军的一些元老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其中几个人已经葬身勘察加半岛那永久冻土之下了。由于健康的原因，总书记有时只能坐在轮椅里，但他仍然是苏联不可争议的首脑，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他的大脑仍很机敏，什么也逃不过他那暗淡无光的灰眼睛。

菲尔比拿起笔和纸，开始打草稿。

莫斯科这个夜晚的四个钟头之后，在伦敦还没过午夜，丰坦诺大楼那所住宅的主人只身一人回到首都。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有50多岁。他把车一直开进地下停车场，用自己的塑料电子卡片打开门。然后，提着自己的衣箱乘电梯上到九楼。他情绪很不好。

他已经开了六个钟头的车。提前三天离开了小舅子那庄园似的家，行前还跟妻子吵了一架。她很犟，但非常喜欢马，贪恋乡下生活。而他却厌烦乡下。她陶醉于跟弟弟——第十大公——一起驰骋在约克郡那无垠的隆冬荒野上，却把他一个人孤单单、凄清清地丢在家中。更使他讨厌的是，尽管自己是似崇尚男子大丈夫正统观念而得意的人，而他那混蛋小舅子却是一个同性恋者。

新年晚宴简直让他烦透了。妻子的老友们把他围在中间，总是谈论打猎、钓鱼和射击，整个席间都是大公和那些狐朋狗友的尖啸刺耳的狂笑。今天上午，他跟妻子谈了谈，然而他们越说越不投机。最后达成协议，他在喝完下午茶后回南边去；而她则愿待多久就待多久，也可能是一个月。

他进入自己家的门厅便停住了。报警系统应该重复地发出“噼——噼——”的尖叫声，一直延续30秒，然后是连续的警报声。那时，他就可以去把控制器关掉。这个鬼东西，他想，一定是不好使了。他走到衣橱那儿，用自己的钥匙把警报系统关掉。然后走进客厅，打开电灯。

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地看着室内的景象，衣箱仍留在身后的门厅里。那些湿漉漉的碎片在温暖的屋中早已干了，电视也关着。第一眼看到的是正面那烧焦的墙和裂开的保险箱门。他几步跨过去，看了看保险箱里面。毫无疑问，钻石不见了。他又向四周看了看，他的东西散乱地堆在壁炉旁的沙发里，地毯被沿着墙边掀了起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地坐在炉旁的另一只沙发里，面如白纸。

“啊，天哪——”他绝望地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他惊呆了，在沙发里坐了足足有10分钟，喘着粗气，傻愣愣地看着这惨景。

末了，他站起来走向电话，用颤抖的手拨了一个号码。另一端电话响了又响，但没人接。

第二天上午快到11点时，约翰·普雷斯顿朝着他上班的总部走去。他从米拉贝利餐馆前面绕过街角。这个高级餐馆，没有几个职员能够吃得起。

今天是星期五。大多数机关都获准从星期四——即新年，法定假日——一直休息到周末。但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却专门让他来，他只好来了。他猜想着这位“五局”的副总局长要谈什么。

1981年夏天，他来到这里。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时间，一多半都花费到“五局”的事情上了。他一直在这个局的F分局担任极端政治组织（极左的和极右的）的调查工作，研究这些组织以及它们的负责人员。有两年，他在F分局一处D科当科长，掌管调查极左分子向英国工党内部渗透的情况。他把调查结果写成了报告。两周以前——即圣诞节之前交上去了。他没想到会批阅得这么快。

他在传达室打了个招呼，出示了证件。证件检查过后，又跟副总局长办公室联系了一下，知道是约来会面的，便允许他进来了。他登上了大楼的最顶层。

他感到遗憾的是，他见不到总局长本人。他喜欢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但是，这个老头子病了，到办公室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总局长不在时，局里的常务工作便愈来愈多地转移到野心勃勃的副总局长手里。这在“五局”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件事，使局里那些老资格的人员大为扫兴。

伯纳德爵士很早就是“五局”的人，并且干过外勤工作，很理解和同情那些被派到大街上对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对敌对情报员和渗透颠覆组织进行盯梢的工作人员。哈考特·史密斯是个大学毕业生，只获得一等毕业生的资格，主要是一直当办公室头头，从这个机关调到那个机关，但在晋升的阶梯上却是一帆风顺。

哈考特·史密斯的打扮跟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普雷斯顿。普雷斯顿对这种热情存有戒心。外面早有流传，他接待其他人时也这么热情，但一周以后，就一脚把他们踢出去。哈考特·史密斯让普雷斯顿坐在写字台前，自己坐在桌后。普雷斯顿的报告放在登记簿上。

“你瞧，约翰，这是你的报告。当然，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报告和你的工作都是很重视的。”

“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不必客气，”哈考特·史密斯接着说下去，“节日里，我花费了好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办公室里研读和考虑你的报告。”

普雷斯顿想，最好还是别发言。

“这个报告，我怎么说呢，相当激进……都那么肯定吗？问题是，这也是我们这里每提出一项建议性政策时我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都绝对正确？有水分没有？这也是我应该问的问题。”

“是这样，布赖恩，这个调查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的人打进去很深，非常深，我所举的事实都是真的。”

“啊，约翰，我没有否认你列举的事实，但你从这些事实所做的结论……”

“是符合逻辑的，我认为。”普雷斯顿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原则，我过去研究过。”哈考特·史密斯接着说，“但是，往往不总是靠确凿证据就能站得住脚的，你说是吗？比如这件事……”他在报告中找到那个地方，用指头顺行指点着，“英国革命宣言，很极端，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布赖恩，很极端。这些都是很极端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你的报告中加上一个英国革命宣言的附件，不是更有用吗？”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出来。那是某些人头脑中一系列的想法，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

哈考特·史密斯遗憾地喷着牙。“想法……”他说，好像这个字眼刺痛了他，“对，是想法。但是，你知道，约翰，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人的脑瓜里都有很多想法，不一定都是友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些想法为基础去提出政策、措施和反措施……”

普雷斯顿刚要张口，哈考特·史密斯止住了他，站了起来，表明会见到此为止。“听我说，约翰，这个报告在我这儿再放几天。我还得考虑考虑，或许我还要搜集些意见，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顺便问一下，你喜欢一处D科吗？”

“很喜欢。”普雷斯顿说着，也站了起来。

“我可能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哈考特·史密斯说。

普雷斯顿离去后，哈考特·史密斯把他关上的门盯了好半天，好像想什么想得出了神。

他自己认为，这份报告是很伤脑筋的，而且有一天可能对自己有危险。但是，简单地将它绞碎销毁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科长正式呈递上来的，有登记号。哈考特·史密斯想了好长时间，然后拿起红笔，在普雷斯顿报告的封面上小心地写了几个字，按铃叫来了秘书。

“梅布尔，”秘书进来后他对她说，“请你亲自把它送到档案室去，现在就去。”

姑娘朝封面上扫了一眼，上面写着“不转发”，以及哈考特·史密斯的简单签名。在局里，“不转发”的意思就是把它存在档案室，埋在纸堆中。

正文第二章戈兰钻石

三天来，丰坦诺大楼那套住宅的主人每个小时都向那个号码打一次电话，但直到今天——1月4日，星期日——才有人接。他们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结果只是让他在午饭前到西区一个很可靠的旅馆去，在那里的一个会客室与一个人会面。

那人大约60岁，深灰色的头发，衣着朴素，有文职人员的风度。他来后道声歉就坐下了。

“真对不起，这三天我不在，”他说，“我是单身汉，一些好朋友邀我到城外去跟他们一起过年。那么，出了什么事？”

那位主人简单地把经过告诉了他。他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如何讲述事情的经过和一些话该怎么说。那个人非常严肃认真地听他讲。

“当然了，你做得很对，”他终于开了口，“这事可能很严重。你星期四晚上回来的时候，叫没叫警察？或者，以后报告没有？”

“没有。我想最好先跟您谈谈再说。”

“咳，真遗憾，不管怎么说，现在有点太晚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在三四天内能从保险箱的被炸中鉴别出一些线索。现在就很难说明白了。除非……”

“除非什么？”那家主人急切地问。

“除非你回来后，镜子仍在原处，屋里的一切都整整齐齐，你住了三天还不知道被盗了。这可能吗？”

“怎么可能呢？”那家主人说，“地毯的边儿都给掀起来了，那混蛋一定是沿着墙走的，以防踩到踏板上。”

“是啊，”另一位若有所思地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利索的小偷，做完后连镜子和地毯都放好。他们也不会指望你到别的地方去躲三天。”

“我到哪儿去啊？我会给人看见的。我哪儿也没去。夜总会？旅馆？那我要登记的。”

“说真的，”他的知己说，“不行了，这不解决问题。不管是好是坏，反正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现在叫警察也来不及了。”

“那我他妈该怎么办啊？”那家主人急了，“他们可能早就躲得无影无踪了。”

“你老婆在外面要待多长时间？”那人问。

“谁知道啊？她愿意待在约克郡，我想，几周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保险箱换上个新的，一样牌子的；戈兰钻石也换上复制品。这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被偷走的怎么办呢？”那家主人气急败坏地问，“不能丢了就不管啊，我得把它搞回来。”

“不错，”另一个人点头说，“听我说，你想一想，我的人跟钻石界的人有来往。这些宝石肯定要送到哪家去改头换面的，他们不能原样不动地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太显眼了。我要设法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贼和把东西搞回来。”

那主人站起来要走。他的朋友仍然坐着，忧心忡忡。那位穿着朴素的人同样也是很失望的，但他掩饰得好一些。

“你什么也不要做，对此事守口如瓶，”他叮咛说，“尽量让你老婆在乡下待得越久越好。要装得和平时一样。耐心等待，我会跟你联系的。”

第二天早上，约翰·普雷斯顿是涌回伦敦中心的人流中的一员。他们一共休息了长长的五天。因为他住在南肯辛顿，坐地铁来上班正合适。他在古治街下车，剩下的500码就可以步行了。他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中等个，结实，46岁，穿着风雨衣。虽然冷，但他没戴帽子。

快到戈登大街路口时，他拐进一所不显眼的大楼里。这可能是一座办公大楼，很坚固，但不是新式的，名义上是一个保险公司。只有到里面，才能看出与附近其他的办公楼不同。

不同的是，在大厅中有三个人，一个在门口，一个在收发台前，一个在电梯口，个个身高体大、肌肉发达，跟保险公司整天书书写写的人大不一样。任何偶尔想跟这个公司开展业务或寻求帮助的公民，都会领教到这里的麻烦。只有能出示有关的证明。并在收发台后面的小电脑的终端通过，才被允许进到里面去。

英国保安局，即“五局”，代号MIS不仅仅在一所大楼里办公，为了保密和方便，它有四个办公大楼。总部在查尔斯大街，已不在报纸上常常提到的那个旧总部——勒孔菲尔德大厦了。

另一幢最雄伟的大楼是在戈登大街，人们只简称“戈登”，而不加什么零碎儿，正如总部叫“查尔斯”一样。另两个地方是科克大街（简称“科克”）和马尔巴勒大街的一所附属建筑，也以街名来简称之。

该局有六个分局，分散在几幢大楼里。有的分局又分出几个处，也分散在不同的楼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跑腿磨鞋底儿，互相之间都有保密电话。任何来访者都必须有完整无缺的证件和手续。

“A分局”里有政策处、技术处、财产处、注册处、数据处理处、法律顾问室和盯梢处。这最后一个处是由各种具有专长的人物组成，男女老少。书生武士，无所不有，一个个不但机灵果断，而且人通地熟，可以组成世界上最高明的侦探小组，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即使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五局的侦察员们也都是身手不凡的。

这个局跟秘密情报局不一样。秘密情报局，即“六局”，代号MI6，是负责外国情报的，并且吸收了一些美国的术语充实到它的内部语言中去。而英国保安局（“五局”）却是负责内部反间谍活动的，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警方正式用语。他们避讳使用“采取调查行动”这一类套语，只管他们的跟踪队叫“盯梢”。

“B分局”负责征员、人事、体检、晋职、抚恤金和财务（即工资和活动费）。

“C分局”掌管民事治安（含本局职员和办公处）、承包人的安全（主要是涉及国防、通讯业务和私营公司）、军事安全（跟部队内部的保安局有密切联系）和防止破坏（行动中的或蓄谋中的）。

“五局”过去还有个“D分局”，为了保密起见，只有情报局内部的人才知道，它早就改成了“K分局”。这个分局是最大的。其中几个最大的处叫苏联处，下面又分设行动科、外勤调查科和战斗指挥科；苏联卫星国处，也分成同样的三个科，还有研究处和特务处。

可以想像，K分局要花费多少精力来监视苏联及其卫星国派来的大量特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使馆、领事馆、代办处。商务处、银行、新闻社以及贸易社团，有的已经派来，有的正在准备派来，而且，由于英国政府的宽宏大度，这些单位有的在首都，有的（像领事馆等）却分散在各个郡。

另外，在“K分局”还有一个办公室，其工作人员负责英国保安局和秘密情报局之间的联系工作。这个办公室隶属于查尔斯大街的总部开展业务，其代号为K7。“E分局”负责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不怀好意的来访或在国内长大而到国外进行同类活动的人。在E分局内部，又分成远东联络员，分驻香港、新德里、堪培拉、惠灵顿，和全球联络员，分驻华盛顿、握大华、西印度群岛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首都。

最后是“F分局”，约翰·普雷斯顿就是属于这个分局，至少那天上午还是。这个分局包括政党（极左）处、政党（极右）处、研究处和特务处。

“丁分局”位于戈登大街，在五楼。在这元月的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正是进入了这个大楼朝办公室走来。他并不幻想他的三周以前的报告能使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对他垂青，但他相信，他的报告会被呈递到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本人的办公桌上。

他很有把握地认为，亨明斯一定会转发他的情报并会把他的预测转告给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内务部常设秘书。内务部是英国保安局政治上的主管部门。一位好的常设秘书一定会认为应该给内务大臣看一下，而内务大臣又会提请首相注意他的报告。

但他来到办公室后，办公桌上的备忘录却说明事情完全不是那样。他看完后，便坐在那里陷入沉思。他曾准备靠这份报告发迹。如果报告送到上面去了，就会提出一些问题，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他一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是F分局政党处D科科长。但是，如果他被调到其他部门，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被调走后，接管和处理普雷斯顿报告的将是D科的新科长。他能够接替普雷斯顿的工作，一定会感到满意；而且也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哈考特·史密斯的亲信之一，但他是解答不了那些问题的。

他给档案室打了个电话。是的，已经登记了，他记下了登记号码，以便日后参考时查找。

“‘不转发’是什么意思？”他愤愤地问，“好吧，对不起……是啊，我知道这不怪你，查理。我只是问问，有点不对劲儿，就这么回事儿。”

他放下听筒，又坐下来，陷入沉思。一个人不应该对他的上司有什么想法，即或没有私人关系，也不应该。但这些想法，他老也摆脱不掉。他承认，如果他的报告呈到上面去了，报告的内容就会传达到议院中反对派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的耳里，他是不会高兴的。

再过17个月的大选中，工党是有可能取胜的，而且，哈考特·史密斯希望，新政府的新措施之一就是任命他当英国保安局的总局长。不冒犯正在台上或即将上台的强有力的政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世哲学。对于一个软弱卑微的人来说，或者对一个想飞黄腾达的人来说，报喜不报忧也是一个诀窍。

局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得前总局长罗杰·霍利斯的事。直到如今，虽然两派的人都各持己见，但秘密仍然没有揭开。

那还是在1962年和1963年的时候，在克里斯廷。基勒事件快暴露的时候，罗杰·霍利斯几乎就已经从外面知道了该事件的全部细节。在这个丑闻暴露的几周前，关于克里温登一伙的几份报告就已经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有的报告说司蒂芬。沃德一面提供妓女，一面向上司汇报；有的报告说苏联随员伊万诺夫与国防大臣同嫖一个妓女。然而，虽然证据确凿，他却给压下了，没有设法尽职地跟哈罗德。麦克米伦单独碰碰头。

由于事先没有得到警告，麦克米伦就被牵着鼻子卷进了丑闻。整个1963年夏天。这个事件愈演愈烈，使英国在国内外焦头烂额。全世界都认为，这事就好像是莫斯科一手操纵的一样。

多年以后，争论仍然很激烈：到底是罗杰·霍利斯不称职呢，还是他已经陷得很深很深？

“净扯皮。”普雷斯顿对自己说。他止住了思绪，又重新读备忘录。

备忘录是B分局人事处处长发来的，通知他从今天起调到C分局的民事治安处A科当科长。口气非常友好，可能是为了缓和一下对他的打击。

“副总局长通知我说，在新年之际，所有的空缺都有了人是大好事。如果您能尽量毫不耽搁地把尚未处理的事务整理一下，最好能在一两天内移交给年轻的马克思韦尔……最真诚最热烈地希望新岗位能使您满意……”

“废话，扯淡。”普雷斯顿想。他知道，治安处是负责人员和建筑的安全的，A科是负责首都这一片儿的——他将要负责女王陛下所有在伦敦各个部的治安工作。

“这他妈是警察的差事。”他从鼻子里轻蔑地说，然后打电话召集他手下的人进行告别。

离开伦敦仅仅1英里的地方，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距车水马龙的邦德大街只有200码——吉姆·劳令斯推开了推一的一家小珠宝店的门。店里很暗，但那精心安排的灯光却可以照到陈列架上摆着的乔治王朝的银饰；在具有照明的陈列柜台里可以看到旧时代的宝石。很显然，这个店是专门经营古董的，而不经营现代的仿制品。

他穿着干净的深色西装、绸衬衣和颜色柔和的领带，提着一只光泽发乌的文件箱。柜台后面的姑娘请他进来，很有礼貌地看着他。她刚36岁，看起来又利索又健康，一副雅俗兼备的样子。她把胸脯朝前挺了挺，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您有事吗？”

“我想找扎布朗斯基，见他本人。”他那一口伦敦腔儿表明他不是顾客。

姑娘的脸一下子沉下来。“请问贵姓？”她问。

“就说杰姆斯先生有话跟他说就行了。”劳令斯说。

正在这时，店堂后面装着镜子的门打开了，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走了出来。他又小又干巴，才56岁，但显得很老。

“杰姆斯先生，”他说，“什么风把你刮来了？请到办公室来。你这一向怎么样啊？”他把劳令斯引进柜台，来到后屋。“没你的事儿了，桑迪拉，亲爱的。”

进到他的小办公室后，他关上门，并把门锁上。从那扇带镜子的门，可以看到外面店里的情况。他示意让劳令斯坐到他那古香古色的办公桌前，自己坐到后面的转椅上。一盏聚光灯照在桌上的记事簿上。他亲切地望着劳令斯。“那么，吉姆，你有什么事啊？”

“我给你搞来点东西，路易斯，你会喜欢的，这回你不会说是次品了吧？”劳令斯打开文件箱。

扎布朗斯基摊开双手。“吉姆，我什么时候……”他的话只说了半截，看到劳令斯放到记事簿上的东西，他突然瞪着眼睛，不敢相信那些东西是真的。

“戈兰宝石！”他倒吸了一口气说，“你到底把戈兰钻石搞来了。报纸上还没有登呢！”

“这么说，他们还没有回到伦敦。”劳令斯说，“没碰响报警器，你是知道的，我善于搞这一手。”

“你是最棒的，吉姆，最棒的。可这是戈兰钻石！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劳令斯知道，在下手搞戈兰钻石之前就安排好路子的话，会容易得多。但他有自己的方法，他已经精心策划好了。他不相信任何人，更不想找一个销赃人，甚至像扎布朗斯基这样信得过的销赃人也信不过。一个销赃人被警察抓住再加上一连串的审讯后，为了洗清自己，往往把什么都端出来。虽然扎布朗斯基还没见过班房是什么样子，但苏格兰场的严重罪行处却掌握他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劳令斯下手前没透一点风，而且来找他也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来了的原因。所以，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扎布朗斯基看着记录簿上熠熠发光的宝石出了神。不用说，他也知道这套钻石的来历。

1939年，谢菲尔德的第九大公继承了这套钻石，他有两个后代，一男一女，女儿便是菲欧娜·戈兰小姐。他1980年逝世时，没有把钻石传给儿子——他的贵族称号的继承者，却传给了女儿。

1974年的时候，他的儿子25岁，大公伤心地意识到他这大逆不道的儿子竟是一个天生的独身主义者。但谢菲尔德不会再有年轻貌美的大公夫人佩戴这一套钻石了，所以，只好传给了女儿。

扎布朗斯基知道，大公去世之后，菲欧娜女士便常常恳求保险公司的同意，戴上这套钻石首饰参加庆祝舞会；而且，但凡有舞会，她往往必到场。其他时间，这套钻石便躺在花园巷库茨银行那黑暗的保险柜里。他笑了。

“是在新年前格罗斯文诺大楼的舞会上吗？”他问。劳令斯耸了耸肩膀。“咳，你这个小滑头，吉姆。但干得很漂亮！”

虽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能讲，口流利的波兰语、犹太语和希伯来语，但在英国生活40多年后，还是说不好英语，说话时总带着一种波兰味儿。因为他是跟旧课本学的英语，所以，他用的词好多都是今天不用的旧词。劳令斯知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历史充满了血泪辛酸。他老婆贝利尔。扎布朗斯基跟他讲过，这个老头子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关在集中营里。

正如任何鉴赏家欣赏杰作一样；扎布朗斯基仍然陶醉在那套钻石的魅力之中。他模糊地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60年代中期，菲欧娜·戈兰小姐嫁给了一位扶摇直上的年轻文职人员，到80年代，他成了那个部里的达官贵人；两口子住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地方，靠妻子的财产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喂，路易斯，你看怎么样？”

“真了不起，亲爱的吉姆。我真是心花怒放了。但是，也棘手啊！这不是普通的宝石。在宝石界，不管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的。你让我干什么呢？”

“你说吧。”劳令斯说。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宽宽地摊开了双手。“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吉姆，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戈兰钻石的保险价是75万英镑。这是由于卡梯叶宝石行公开合法拍卖时他们给的价。但显然卖不了那个价。

“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找一个大财主买主，他虽然明知道不能将它戴出去，也不能公开宣布所有权，但仍然愿意买这套名贵的戈兰钻石——一位有钱的守财奴，只满足于在私下观赏它们。这样的人是有的，但不多。卖给这种人，大概能卖我说的那个价的一半。”

“什么时候能找到这样一个买主呢？”

扎布朗斯基耸了耸肩膀。“今年，明年，可能找到，也可能找不到。这种事情是不能上广告的。”

“太长了，”劳令斯说，“另一种可能呢？”

“把它们拆开来零卖——这一下就会减价到60万英镑，再进行磨制，然后单个地分别出售，这样只能值30万英镑。而且磨制者还要手工费。如果这些费用由我自己来负担的话，我想我可以给你10万英镑——但只能在最后给你钱，就是到全部脱手的时候。”

“那么现在你能给我多少呢？我不能喝西北风啊，路易斯。”

“哪能呢，”老窝主——扎布朗斯基说，“你瞧，这些白金装饰，在旧货摊上大概能卖2000英镑，这40个小钻石，送到合法市场的话，就算它12000英镑，一共14000英镑。这会很快到手的。这可以先支给你一半，现金，现在就给。你看怎么样？”

他们又谈了30分钟，成了交。路易斯·扎布朗斯基从他的保险柜里拿出7000英镑现钞。劳令斯打开公文箱，把那捆钞票装到里面。

“好极了，”扎布朗斯基说，“你一个人干的吗？”

劳令斯耸了耸肩。“去做的时候一个人。”

扎布朗斯基敲了几下手指，然后指着劳令斯的鼻子说：“搞干净点儿，吉姆，干完了活儿什么东西也别留，不值得冒那个险。”

劳令斯想了想，点了点头，告别离去了。

约翰·普雷斯顿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他的调查组的那些人找回来进行告别。对于他的走，他们都深表遗憾。然后就是移交文件。博比。马克思韦尔已经来走马上任了。

普雷斯顿模糊地知道他的一点情况。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年轻人，一直想到五局来找个差事，并一心想靠红极一时的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提携来往上爬。普雷斯顿争不过他。

他自己是一个外来户，1981年从英国陆军情报处直接调到这个局。他那年41岁。他知道他是永远上不去了——外来户当一个科长就算到顶了。

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即将离职的总局长的职位，在内部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时，则可能落到本局以外的人的手里，使得五局的人都变得很失望。但是，副总局长、六个分局以及所属各处室的头头却一直是本局内的人。

他跟马克思韦尔达成协议，他今天（星期一）把所有的文件都整理好，明天向他一一交待各个卷宗的要点和正在进行的调查。他俩分手时都很客气地说明天见。

他看了一下表，已经很晚了。他从自己的保险柜里把所有的文件都拿出来，挑出该送还档案室的文件，又花了半宿的时间一页一页地看那些该在上午向马克思韦尔介绍的公文。

他想喝点什么。他乘电梯来到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很好的酒吧。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星期二干了一整天。他把自己锁在屋里，只出去过两次，亲自接待一下顾客。谢天谢地，今天生意并不忙。

他把上衣脱掉了，又把衬衫袖子挽了起来，露出没有汗毛的胳膊，小心翼翼地从戈兰钻石上往下撬白金底座。那四颗大钻石——两个10克拉的耳坠儿和互相匹配的头饰及垂饰很容易拆，没有花多少时间。

钻石从底座上卸下来后，他能更仔细地观赏它们了。它们确实美丽无比，在灯光下晶莹耀眼。过去曾传说是蓝白色，也曾叫“湖蓝”，但是，现在按照新的GIA规范的等级，是D-无瑕级。他赏玩一阵后，便把这四块宝石装到一个小丝绒口袋里。然后，开始拆费时费力的40个小钻石。在他干活时，灯光有时能照到左肘里侧五个不大清晰的号码记号。懂得这些号码意思的人都知道，它们只代表一个意思，那就是奥什维茨标记。

扎布朗斯基生于1930年，华沙一个波兰——犹太血统珠宝匠的三儿子。他9岁时，德寇侵略者来了。1940年，华沙的犹太区被封锁了，里面拥挤着40万犹太人，人们陷入极度饥饿之中。

1943年4月19日，犹太区幸存下来的9万人在他们中间的几位杰出人物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那时，扎布朗斯基已经13岁，但他瘦骨鳞峋、萎靡不振，看起来要小5岁。

5月16日，犹太区终于落到了朱埃根·斯特鲁波将军的瓦芬-SS部队的手中。他是在密集的扫射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之一。大多数居民，6万多人死于子弹、炮弹、刺刀下，或被倒塌的楼房压死。剩下的3万人，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扎布朗斯基混在里面。大多数人都转移到特莱布林卡并且死掉了。

但是，在那非常时期，一个偶然的情况导致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载着扎布朗斯基的火车车头坏了，他们的车厢被挂在另一列车上，然后，被拉到奥什维茨。

虽然注定是要死的，但他却被留下了。当他说出自己是首饰匠时，德国人就让他识别和挑选小件珠宝首饰，这些都是从新来的犹太人囚徒中搜出来的。后来有一天，他被挑到集中营医院，落到一个被叫做“安琪”的人手里，这是一个经常面带笑容的人，一直从事犹太青年青春期生殖器的活人试验。正是在他的手术台上，连麻药都没有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被阉割了。

他把40个宝石中最后一个的金饰抠下来，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漏下的。他数了数又秤了秤，一共40个，平均为半克拉，多数都少于半克拉，可以做订婚戒指，一共值12000英镑。他可以通过哈顿花园将它们卖掉，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而且是现金交易。他认识那些经纪人。接着，他把那些金件底座等砸成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了。

1944年末，在奥什维茨集中营活下来的人被迫向西走。扎布朗斯基在柏根伯尔森被挡住了。在那里死的人更多了，只有一小部分活了下来。最后，英国军队把他们解放了。

经过精心治疗后，扎布朗斯基被送到英国，由一名北伦敦犹太人作保，住了一段时间后，成了一家珠宝匠的学徒。60年代初，他离开师傅自己开了一个珠宝店，先是在伦敦东区，10年以后迁到现址，在伦敦西区也算是较兴隆的一家。

在东区的时候，他便在码头上开始与海员做宝石交易——锡兰的祖母绿、非洲的钻石、印度的红宝石和澳大利亚的乳宝石。到80年代中期，他成了富翁，无论在生意上，还是在合法或非法交易上，他都是专家和伦敦最大的销赃人。他在格林金匠街有一处大分销店。他已成了宝石界的大亨。

当他把那些镶在钻石上的白金撬下来并砸成一个金块后，便把它们装到包里。他看桑迪拉下班了，便关了店门，整理一下办公室，带着四块大钻石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外面的一个地方打了个电话，那是一个叫做尼几伦的小村庄。他回到家后，又给英国航空公司打电话订了一张翌日去布鲁塞尔的机票。

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排早已废弃不用的码头。在80年代初，按照一个发展规划在这里建起一些新大楼。但在新楼之间的空场上，却堆弃着一大片乱七八糟的碎石和瓦块，砖石瓦砾之间杂草丛生。曾经计划在上面盖起新住宅、商店和立体停车场，但要成为现实可能还要等到猴年马月。

在温暖的季节里，有一些酒鬼在这一带支起帐篷；而南伦敦那些扒手小偷想要销毁什么证据的话，也拿到这里来烧掉。

1月6日，星期二，已是晚上很晚了。吉姆·劳令斯摸着黑在这片垃圾上绊绊磕磕地走着。没有人监视他。如果有人的话，就会看到他手里提着两加仑的汽油桶，另一只手拎着漂亮的手工制的牛皮文件箱。

在星期三上午，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顺利地通过了希思罗机场。他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软帽，拎着包，嘴上叼着一只树根做的大烟斗，汇入从伦敦到布鲁塞尔去办事的旅客之中。

在飞机上，一位空中小姐躬下身来小声地说：“先生，请您在机舱内不要点着烟斗。”

扎布朗斯基道了声歉，便把烟斗装进口袋里。他并不介意。他不吸烟；就是点着了，他也不吸。那烟斗抽不动。里面装四颗58面的钻石，上面塞实了烟草，怎么能抽得动呢？

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他租了一辆车开上向北的公路，从扎文特姆到麦哲伦，向右朝东北方的利尔和尼几伦开去。

比利时的宝石加工业大都集中在安特卫普，中心地点是佩利卡大街一带。在这里，大商号都有自己的陈列橱窗和加工车间。与其他加工业一样，宝石工业也需要一些零散的供应商、个体工匠来加工一些小件活或承担一些分包活，如加工配饰、清理和重新磨制等。

一些个体工匠住在安特卫普，跟犹太人住在一起，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来自东欧。在安特卫普以东有一个地区叫坎普恩，那里有一些散散落落的村庄，每个村庄都很清洁整齐，村庄里有一些小店铺为安特卫普的宝石业加工零活儿。在坎普恩中心有个小村叫尼几伦，正处于连通利尔和海伦塔尔斯的公路和铁路的旁边。

在墨伦大街的中间住着一位叫拉奥尔·列维的人，是波兰犹太人，战后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凑巧是伦敦的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二表哥。列维是钻石磨制匠，早年丧妻，一个人住在一所小巧干净的红砖房里，位于墨伦大街的路西。房子后面是小作坊。扎布朗斯基午饭后来到这里，与他的表哥见面了。

他们争了一个钟头，最后成了交。列维重新磨制这些钻石，尽可能少地减少其重量，又使人认不出原样来。他们的成交价是5万英镑，先付一半，另一半在第四只卖掉后再付。

扎布朗斯基离开那里返回了伦敦。

容易坏事的不是拉奥尔·列维的手艺不高，而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着。每周他盼着那一次外出——坐火车到安特卫普，在他最喜欢的一家咖啡馆里，跟他的老朋友们在晚上会面，扯南道北、谈论生意。三天以后，他又到那里去谈生意了。

正当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在比利时的时候，约翰·普雷斯顿已经坐到了他在三楼的新办公室里。使他庆幸的是，他没有离开戈登大楼去到另一幢大楼办公。

他的前任在年前退休了，副科长主管了几天，满以为自己能坐住这把交椅，现在又不得不失望地向普雷斯顿交待工作。这些工作在普雷斯顿看来，每天就是在那里兜圈子。

下午，就剩下他一个人时，他浏览了一眼由这个科负责治安的各部大楼的清单。这个清单比他想像的要长一些，但多数都不是治安重点单位，除非泄密才能引起一些政治上的麻烦。泄露机密对社会治安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文职机关吸收了那么多具有极左政治观点的人。但这些事一般都是由该部自己的治保人员负责的。

他要负责的较大单位是外交部、内阁和国防部，这几个部门的往来文件堆积如山。但他们自己的治保措施也很严格。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与各个部的治保负责人取得联系、约定见面时间，以便互相认识。

在打电话的间歇，他看着面前堆着的、从楼上旧办公室带来的个人物品。在等着一个回话时，他站了起来，打开自己的新保险柜，把文件一卷一卷地放进去。最后一份就是他上个月打的报告，他自己留存了一份，另一份已经被注上“不转发”而埋在档案室的纸堆里了，这是仅剩的一份了。他耸了耸肩膀，将它放入保险柜的最里面。它可能永远没用了，但他认为还没有必要将它扔掉，总是过去的一个纪念嘛！不管怎么说，把它们归拢成一个报告，还是花费了他许多心血的。

正文第三章致总书记的信

致：苏共总书记

自：h.A.R.菲尔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将英国工党的历史及其强硬左派在过去25年间的渗透和最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提纲挈领地谈一下。我认为，只有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基础上，才能纵观过去几年的历史和今后数月的前景。

自从休·盖茨克尔陷入不可救药而死去之后，英国工党的发展几乎在踏步不前，它的历史已被莫斯科写出来了。

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工党的内部一直存在着竭诚亲苏的马列主义势力。但是，在该党的历史上，这股力量还是很小的，不能操纵事情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该党领导阶层的选举和该党的领导力量。

只要工党处于专断的克莱门特。艾特利或狂热的休·盖茨克尔的流毒影响之下，这种状况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这两个人的手中都攥着“清党名单”。按照这个名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随者都是工党的败类，不能允许他们加入工党，更谈不上在党内担任工作。

休·盖茨克尔1960年在斯卡博罗党代会上叫嚣为工党的（传统）精神“斗争、斗争、再斗争”。1963年1月他死了后，党的领导权落在哈罗德·威尔逊手里，一直掌权13年。在这13年中，他的两个特点给工党带来很大影响他与艾特利不同的是，他名利薰心、好大喜功；与盖茨克尔不同的是，他尤忌斗争、主张妥协。针对他的这种特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政策，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地打入了工党内部。

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项荆棘丛生、艰难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称全执委）里，亲苏的我们的朋友们采取投石问路的策略，设法通过了一个决议，从“清党名单”中划掉了“劳工研究部”。这个“劳工研究部”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团体。值得庆幸的是，该党中央对这项动议没有驳回。下一年，即1973年，全执委中的强硬左派便全部吊销了“清党名单”。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党内马列主义小组的意料之外。那时，他们之中少数人是太嫩的新手，但多数都是30年代就亲苏的马列主义者。他们需要在工党内扩充势力。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许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党之外，并且有一大批强硬左派政治活动者在寻求政治归宿。现在大门敞开了。正是这些人，不同年龄不同组织的人，大量地拥进了工党的队伍之中。

随着日月的流逝，大多数老党员，尽管他们在艾特利和盖茨克尔那些前途渺茫的岁月里一直在党内维持着党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还乡了。现在，已是新的一代——15年前很年轻，但现在已经成熟了的一代，组成了强硬左派，他们不仅在党内占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在各阶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来，在全执委中，强硬左派一直占绝对优势。而且正是通过这个有用的工具，使该党的党章和上层领导成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请允许我简单说明一下，总书记同志，我所说的“我们的朋友”在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中是指哪些人。他们包括两种人：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我所说的自觉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蜕化出来的人，这两种人都仇恨莫斯科，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极强硬左派。这种人具有献身精神，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并不珍视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毫无用处的英国共产党员。他们是莫斯科的坚定朋友，十有八九会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办事，甚至有些意图不能向他们讲明，他们也能去干。有些人则认为是在靠“觉悟”或为了“英国”而去干的。

第二种朋友是英国工党内部起着决定作用的强硬左派。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堪称为类似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贯彻苏联对英国或西方盟国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们是一些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甚至不愿意被人教导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念、变异爱国主义、破坏观念、个人突出思想所驱使的人，屈于威胁压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乐于随帮跟影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与我们苏维埃的利益并行不悻。他们形成了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

当然，他们都自称是民主的追随者。令人高兴的是，当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民主”理解成多党制，统治机构必须定期由广大群众秘密选举而产生。既然我们的强硬左派朋友们都是俗体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间烟火，睡觉、做梦，每天醒着时还要为左派方针而工作，所以，他们要一个“选举出的民主”，由他们或与他们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权。英国的舆论界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总书记同志，我现在想谈一下多年来强硬左派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干扰。这就是两条道路共存、并行长入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在强硬左派的思想中存在了几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才得以解决。

强硬左派多年来要在英国推行的两条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和“工业道路”。前一条道路就是潜移默化地接管工党，以其作为工具来掌握政权而制造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上街头，从而产生革命的社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英国，真正的马列主义中流批柱是在工会运动之中，工会的中坚分子总是比工党在议院里的中坚分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是工会一方起主导作用并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达到顶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尔逊重新掌权时，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会。如果他把工会推上来，就会使工党破裂并且丢掉交椅。那时工会发动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冲天涨的人头税，使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和财政上都陷。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月，哈罗德·威尔逊失去了对工会和经济的控制。经济学家们看得很清楚，大动荡到来了。威尔逊宣布，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把政权拱手交给杰姆斯·卡拉汉。

当年夏末，英国经济濒临危机，需要国际货币基金会给以大量的紧急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不理睬，认为不符合条件。在10月的工党代表大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只好书面请求工会的负责人遏制工资和接受削减公用开支。

菲尔比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多事之秋，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当英国工会的负责人与莫斯科接触和聆听如何办的指示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聆听者和得力的参谋。遗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纪内战以来，英国一直没有被革命势力所掌握；自从那时以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机旁。

您会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莫斯科的建议是：工会要重视卡拉汉政府要求节制的号召。不到两周，工会的战斗意志就垮下去了，对政府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协约”作了让步。时至今日，英国自己还仍然蒙在鼓里。所以，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您应该了解的情况，因为它与下述情况有关。

应该重视财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数百万的工人推到街头去与军队和警察对峙。这里有一个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原因。正如那时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争辩的那样，所有的历史教训都证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军队和警察之中、并使其大多数人拒绝服从长官的命令而支持游行示威者之时，群众运动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杂牌民主。

在英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尽管多年来一再努力，以便在工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在英国从未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我认为也是对的——英国士兵和警察仍然效忠于女皇、王权和英国政府（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权力），并且服从他们长官的命令。

只要有这种状态存在，任何想从大街上而不是从议院内去改变英国历史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旦失败，它会使我们真正的朋友的事业倒退，不倒退半个世纪的话，也要倒退几十年。

从那以后，便开始努力改变英国革命的这个薄弱环节，着手于在警察和军队内开展工会活动，但没有收到成效。杰姆斯·卡拉汉过去曾是警察联合会的顾问，他不允许开展这样的活动。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后，这种活动便被抛出了窗外。

我们的朋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自从控制了大批都市的权力后，通过出版社和宣传工具，在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中，他们或者亲自地或者利用托洛茨基小派别中的激进年轻人作为突击队，开展不屈不挠的运动，来贬低、低毁和破坏英国警察。目的当然是为了削弱或摧毁英国大众对警察的信赖，而这些警察却是世界上最和蔼和纪律最严明的。

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显著。偶尔靠揭露当地的弊端、抨击当地的腐败和警察的暴行等，取得了一点成绩，并发动了几次组织严密的骚乱。但整个英国的工人阶级却是顽固地墨守成规和服从法制，而中产阶级也总是站在警察的一边。

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点，靠“工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发动千百万群众走上街头去推翻选举的政府，完全是蠢人的举动。现在应该走的道路是“议会道路”，不知不觉地、迂回曲折地开展工作。归根结底，这是最有效的途径。

这种通过议会道路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途径，现在已经踏上了胜利的进程。这种结果应归功于强硬左派打入工党内部运动的巨大胜利，归功于工党结构的巨大变化，归功于1983年大选悲剧以来我们真正的朋友所采取的自我否定政策的胜利。

由于与1976年秋季所贯彻的工业道路分道扬镳，我们在工党内的马列主义朋友们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控制了该党的命运，采取了有效的方案，三年前废除了“清党名单”。

工党始终像是一个三脚架一样靠着三条腿：工会。选区工党（每个选区一个，构成了英国的选举模式）和议会工党，即大选中选出的工党议员们。党的领导人总是从他们之中产生。

在三者中，工会是最强的势力。这股势力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一，他们是党的财经来源，从千百万工人工资中扣除的钱中征得一部分充实到他们的金库中去。二，他们在党代会上实行“团体选举”，由工会全国执委会来代表成千上万未经复查的成员进行选举。这种集体投票的办法可以使任何决议得以通过，并能使党的最重要的全国执委会的三分之一都得以当选。

工会选举执委会是绝对说了算数的，他们是由决定工会政策的脱产活动分子和官员所组成的。他们是金字塔的顶尖，中层由地区干部组成，底层由支部于部组成。这样，在广大工会于部之间，强硬左派分子是主要力量，实际上，他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权力。

在这个任务中，我们朋友的伟大同盟军是广大普通工会成员。这些成员对事物漠不关心，不愿意参加工会支部会议，这样，参加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就可以控制几千个支部、几百个地区和全国执委会。目前，附属于工党的80个工会中，其中10个最大的工会控制着工会选举的半数以上，而这10个中的9个都是由强硬左派掌权的。但在70年代初却只有两个。这些成果只是靠千百万英国工人中那些不到1万人的杰出人物来取得的。

经过对选举团在选举党的新领导的作用的描述，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强硬左派所控制的工会选举的重要性。工会在选举团中操纵百分之四十的选票。

其次是选区工党。在这些选区工党中，核心是总管理委员会。它不仅负责该选区党的日常事务，而且还有另一重大职能：为议院在工党挑选候选人。在1973年至1983年的10年中，极左派强硬路线的年轻积极分子开始进入选区，通过在选区内召开一连串的枯燥的马拉松会议，开除了旧的干部，一个又一个地控制了总管理委员会。

由于选区接二连三地落入新强硬左派的手中，代表这些选区的大部分中央议员都变得越来越强硬，而且，他们还不容易被驱逐。为了争取强硬左派的真正胜利，必须削弱议员的独立性，把他们从选民利益的代表者变成总管理委员会的驯服工具。

这一目的在1979年被布赖顿的强硬左派实现了。依靠他们的管理委员会通过了年度选举议员的新规定。这个规定造成了权力大转移。一大群核心议员退出去了，组成了社会民主党，其他人落选了，从而脱离了政界。最有资格的核心议员也不得不辞职。虽然还是议会工党，但却被闭割成只有一种职能：只是议员，只能选举工党领导的议员。把三个权力集中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81年，在强硬左派的努力下，又一次实现了这一目的。由于创立了选举团，其中议会党掌握了选票的百分之三十，选区党占百分之三十，工会占百分之四十。在必要和需要时，选举团就选出新领导，并且每年给以确认。这最后的职能对现在的计划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一点，我将给以说明。

我所说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了1983年的大选。大权即将到手时，我们的朋友犯了两个错误，违背了列宁主义关于谨慎和隐蔽的精辟教导。他们有点太公开。太露骨了，急于求成，过早地号召进行大选，从而导致他们的败露。强硬左派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巩固、提高和加强团结。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过早地强行贯彻历史上极左强硬派的主张，使党陷入了混乱之中。更糟糕的是，让英国公众看到了强硬左派的庐山真面目。

您可能记得，1983年的选举，对于现在强硬左派掌权的工党来说，确实是一场灾难。然而我认为，这种下场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性伪装，因为，它使他们变得更坚韧不拔和有了自我认识。这一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在过去的40个月中也是一致承认的。

首先，1983年的650个选区中，工党赢得了209个。这看起来并不坏。在这209名工党议员中，100名是坚定的左派，40名是强硬左派。这可能有点少，但今天的议会工党还是有史以来在众议院中最左的。

其次，在民意测验中的失败对于那些认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结束了的傻瓜们是当头棒喝。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经过1979年到1983年为取得工党领导权的艰苦而又必要的斗争之后，现在已是重新团结起来、医治创伤的时候了。同时要严密注视下一次选举。这个程序已于1983年10月在工党代表大会上由强硬左派精心制定出来了，并从那时开始贯彻了。

第三，他们都认识到了列宁关于真正的革命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要进行秘密工作的教导的重要性。从而，在整个过去的40个月中，强硬左派的中心工作已经转入地下。这种工作在70年代初期、中期都开展得很好。而且，他们一直在适当地控制着火候。他们还花费很大气力来整顿个人纪律，至今没有发现违纪现象。

实际上，从1983年10月开始，强硬左派才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经常强调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党的文件中也规定了一些措施。现在，不管是上层，还是中层，都已被我们的马列主义朋友纳入了正常轨道。

这种更隐蔽的夺权已成为现实。现在，各个委员会的领导权要么在强硬左派手里，要么只靠一次紧急会议就可以争取过来。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有时在选举中处于绝对优势时，他们往往总是满足于使委员会的领导权落在温和左派手中，甚至是落在中间派手中。

中间派，除10多个怀疑论者外，实际上都由于强硬左派的新的团结和他们自身烦恼的解除而放下了武器。然而，铁拳仍然藏在丝绒手套之中。

在选区一级，地方选区工党的领导权仍在继续悄悄地被强硬左派夺取过来，并没有引起公众和舆论界的注意。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工会运动中也是这种大好形势。10个大工会中的8个和其他70个工会中的一半都属于强硬左派。但外部表现比1983年都有意地显现得少一些。

总之，整个英国工党现在都属于强硬左派掌权，或者是直接地通过温和左派，通过驯顺的中间派，或者通过某个紧急会议就可以把某个委员会篡夺过来。而各级党员、工会、舆论以及给工党投票的那些广大选民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另外，40个月来，强硬左派一直把下一次大选当做一场军事活动。在英国议院中要赢得简单多数需要325个席位，或330个。现在有十分把握的是210个。另外120个——1979年或1983年失去的——是可以争取的，并已安排好了目标。

在英国，一个政府连任两届后，即使这个掌权的政府并非不被人们欢迎，但人们也总觉得应该换换才好。这已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实际情况。但英国人只想换上他们信得过的人。在过去的40个月中，我们的朋友在工党内部绞尽了脑汁，一心想使工党赢回这个信任。

从最近的公众民意测验来看，这个运动基本上是顺利的，因为在朝的保守党与工党的百分数差别已相差无几。考虑到英国的体制，80个空席位往往决定选举的结果，而百分之十五的浮动选票又影响空缺席位倾向这一方或那一方。因而，工党便有机会在下一次大选中上台。

在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总书记同志，我想说明一下，一旦大选中出现这种形势，则我们的强硬左派朋友就准备在工党取胜之际推翻尼尔。金诺克的领导，安排上他们自己的马列主义首相，并贯彻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

您忠诚的哈罗德·阿德林·罗素·菲尔比

正文第四章渣滓打手

前来拜访拉奥尔·列维的是四个人，个个人高马大，开来两辆车。一辆停在墨伦大街列维家的院外，另一辆停在100码以外的街上。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刚过7点钟，天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这1月15号的夜晚，没有人在墨伦大街上行走。第一辆车上下来两个人，轻快而毫无声响地来到门前。两个司机等在车里，关了车灯，但没有熄火。

敲门的人很机灵，一副商人打扮，好像时间紧迫、有急事要干、越快越好的样子。列维来开门时，他们并不介绍自己是谁，一步跨进门来，随后就关上了门。列维还没来得及张口说什么，一张铁硬的巴掌便让他不知道什么了。

几个高大的人给他披上大衣、扣上帽子，很内行地架着他向车子走去。汽车一边开过来一边开了后门。他们坐在里面，把列维夹在中间。这前前后后只用了20秒钟。

他们将列维带到凯色斯·海德——尼几伦小村西北的一个大公园，50多公顷的地面上长满了石南、杂草、柞树和一些针叶树，是一个十分僻静的去处。两辆车离开大路，开进石南之中，停了下来。第二辆车的司机负责审问，他过来坐到前面的客座上。

他把脸转向后面，向他的两个同伙点了点头。右边的人张开胳膊把这个瘦小的钻石匠抱住，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他的嘴。另一个人拿出一把大钳子，抓起列维的左手，夹他的三个指甲，一个接一个地夹。

列维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但使他更害怕的是，他们什么也不问，好像对问题不感兴趣似的。当第四个指甲被夹碎时，列维尖叫着请求他们说有什么事。

前排座上的问话者点了点头，问：“愿意说吗？”

列维在手套的后面急忙点头。手套拿开了，列维颤抖地哼叫了一声。他哼完后，那人问：“钻石，伦敦来的，在哪儿？”

那人讲着佛兰芒语但有明显的外国口音。列维毫不拖延地告诉了他。手和生命是什么钱也买不来的。问话者考虑了一下列维的话。

“钥匙。”他说。

钥匙在列维的裤兜里。问话者拿了钥匙下车了。几秒钟之后，第二辆车从草地开出去，上了大路。它去了50分钟。

在这期间，列维哼哼着，捧着伤手。两边的人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司机坐在那里看着前方，带手套的手搭在方向盘上。当问话者回来后，他并没有说四块钻石都已在他的口袋中，他只是说：“最后一个问题，送来的人是谁？”

列维摇了摇头。问话者叹了口气，感到浪费时间，并向列维右边的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换了个班。右边的拿起钳子，抓起列维的右手，夹掉两个指甲后，列维说了。问话者又问了两个小问题，然后显得满意了。他下了车，回到自己的车里。两辆车一前一后地退回到路上，向尼几伦开回去。

当他们从列维的房前开过时，列维看到他的房子黑着灯、关着门。他希望他们让他下车，但他们没有。他们开过市中心，出了城向东驶去。一家家温暖的咖啡馆的灯光，在寒冷的冬夜中忽闪着从车窗外退去，没有人走到街上来。他还看到教堂对面警察局上面的蓝色霓虹灯“警察”两个字，但也没有人走出来。多在尼几伦东边3公里的地方，卢埃大街与铁路交叉，这是从利尔到海伦塔尔斯的铁路，直得像箭一样，柴油电气机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从这里飞驰而过。铁道口的两侧都是农舍。这两辆车都停在道口边，关了灯熄了火。

司机一句话没说，从手套箱中拿出一瓶当地产的粮食白酒，递给后面的两个人。一个人捏住了列维的鼻子，另一个人将白酒灌到他嘴里。三刻钟以后，他们不灌了，放下他不管了。拉奥尔·列维醉了，感到身子飘走了，甚至连疼痛都减轻了。这辆车中的三个人和另一辆车中的人都等待着。

11点15分时，前面车中的问讯者走过来，在车窗上说了句什么。列维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但还能动。两边的人把他拖出车，架他到道口上。11点20分时，一个人用铁棍狠狠地击向他的头。他死了。他们将他放下，把他伤残的手搭在铁轨上，砸碎的头紧靠着铁轨。

汉斯·格劳白拉与平时一样，在10点零9分把最后一趟夜班快车从利尔开了出来。这次车每天一趟。1点时，他就可以回到海伦塔尔斯家中的暖床上了。这是直达货车，11点19分通过尼几伦车站。过了几个路口后，便加足马力，向卢埃大街道口一直开过来，车速接近每小时120公里。6268号机车上的探照灯射向前方100码的地方。

离卢埃大街很近时，他发现铁轨上躺着个什么东西，急忙踩了刹车。车轮下冒出火星，机车慢下来。但距离太近了。透过挡风玻璃，他看到车灯照射着蜷曲的身躯、张着的嘴。他们段里曾发生过两次这样的事，是自杀还是醉酒，谁也不知道，后来也说不明白。人家说，摊到这种事情时，你好像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他没有听到。尖啸的机车从出事地点滑过时的速度是每小时50公里。

他停下车来时，连看都不敢看了。他跑到一家农场，报告了警察。警察带着灯赶来时，车轮下那一堆东西就像肉酱一样。一直到天亮，汉斯·格劳白拉还没有回家。

同一天上午，但是在4个小时以后，约翰·普雷斯顿来到白厅街国防部的大厅中，走到传达柜台旁，出示了通用通行证。与他要见的人通话后，被领到电梯，上了楼，又穿过几个走廊，来到国防部国内保安厅厅长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后楼的高层，俯视着泰晤士河。

布里格迪尔帕蒂。卡普斯蒂克好像没什么变化，普雷斯顿几年前在阿尔斯特见过他。他高大、红润、和蔼可亲，两个脸蛋像苹果似的，他看起来不像军人，倒像一个农民。他走上前来，嘴里大叫着：“约翰，我的孩子，只要我有一口气，你总是孩子。来来，进来。”

虽然伯蒂·卡普斯蒂克只比普雷斯顿大10岁，但他习惯上总是把比他小的人叫“我的孩子”。他那副样子，使他真像一个叔叔。他是大兵出身，印尼危机时，在马来亚战役中，他曾深入敌后，带领一个穿插小组转战在婆罗洲的丛林之中。

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柜中拿出一瓶啤酒。“来点儿？”

“有点儿早。”普雷斯顿谢绝说。现在刚过11点。

“胡说，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这里的咖啡没法喝。”卡普斯蒂克坐下，从桌子上把杯子推给普雷斯顿。“你说，他们把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普雷斯顿做了个苦脸。“电话里我跟你说了他们让我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警察差事。根本不把你当人看，伯蒂。”

“哎——我也是一样，约翰。闲待着。当然了，我是转业军官，所以，还不算太糟。55岁时拿了抚恤金，搞到这个工作，还不算太坏。每天到火车上混，检查各个治安点，不让坏蛋钻空子，再回家陪老婆。天天如此。可能会更糟的。不管怎么说，先为咱们的过去干一杯。”

“干！”普雷斯顿说。两人都干了。

普雷斯顿想道，过去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平静的。他上次见到伯蒂·卡普斯蒂克的时间还是在6年以前。那时卡普斯蒂克是一个上校，这位外表看来大咧咧的军官却是北爱尔兰军事情报处的副处长，建立了里斯布恩综合大厦，大厦内的资料库可以向任何询问者提供爱尔兰革命军的最新详细动态。

普雷斯顿那时是他手下的人，穿着便服，隐瞒着身份，经常出入于强硬路线的普罗沃地区，与情报员接头或到断了线的情报点取材料。一次，为卡普斯蒂克执行任务时暴露了身份，险些丧了命。是靠卡普斯蒂克的帮助，才从霍利鲁德大厦调出来，当了文职人员。

那是在1981年5月28日。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有一段详细报道。普雷斯顿开着一辆没有标记的车进入了伦敦德里的包格赛德区，去和一个情报员会面。不知是上头走露了风声，还是他开的这辆车来的次数太多了，或者是普罗沃的情报人员早已盯上了他，后来始终是个谜。不管怎么说，他暴露了。他刚刚进入共和堡垒一带，一辆载着四名普罗沃武装人员的汽车，从旁边的胡同开出来，跟上了他。

他很快就从反光镜中看到了他们，立即撤销了约会。但那几个人还是跟着他。在市区中心，他们急速赶到他的前面，从车中走了出来，两个人端着阿马利特自动步枪，一个人拿着手枪。

他已无路可走，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他来个先下手为强，趁那几个攻击者疑神未定的一刹那，疾速地一滚，出了车门，恰在这时，一梭子弹射入了他的车里。他把9毫米13发的勃朗宁自动手枪拿在手中，扳动枪机，从路缘石边朝他们射击。他们本来想活捉他，但离他太远了。

他快速射击，立即打死了两个，第三个的脖颈骨也被打断了。那个普罗沃司机见势不妙，挂上档，一溜烟开跑了。普雷斯顿把车开到一个派出所，那里有四名空中特勤人员。他们收留了他。卡普斯蒂克前来把他带回了家。

当然，这要引起一些麻烦事——上级一连串的调查、盘问和怀疑。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已经被盯住了，他已无法活动了，那个活着的普罗沃司机到哪儿都会认出他的。也不会让他回老部队了——奥尔德肖特伞兵团。谁知道奥尔德肖特一带有多少普罗沃呢？

曾想派他到香港或国外去工作。后来，伯蒂·卡普斯蒂克跟一个朋友谈了一下，有了第三个选择：以一位41岁少校的资格离开部队到五局来工作。他走了这条路。

“有什么特殊事吗？”卡普斯蒂克问。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只是来熟悉一下工作。”他说。

“别担心，约翰。既然知道你管这一摊了，如果这里出现一些类似抢劫圣诞贷款的大事时，一定通知你。可是，朱莉娅怎么样？”

“三年前，她离开我了。”

“哎，听这话我真伤心，”卡普斯蒂克的脸上露出真正同情的神态，“又有女人了吗？”

“没有，以前没有。我想现在快有了。不过这工作……你很清楚。”

卡普斯蒂克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的贝蒂却一直很好，”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在外面飘泊了半辈子，她老是等着，满怀着希望。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是什么日子啊！我以前看到过，许多次啊！然而，命都不好。你常看孩子吗？”

“有时看。”普雷斯顿承认说。

卡普斯蒂克的话勾起了他的思绪。在南肯辛顿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普雷斯顿保存着两幅照片。一张是他和朱莉娅的结婚照，他那时26岁，穿着伞兵团制服；她20岁，美丽动人，身披白纱。另一张是他儿子汤米的照片。他把儿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

他们住在一排军人家属房中，过着平淡的军人生活。8年后，生了汤米。孩子的诞生使普雷斯顿如获至宝，但她却不高兴。很快，朱莉娅就厌烦当妈妈的琐碎事情了，加上他常不在家，让她过着只影孤灯的生活。她说掇他离开军队转到地方，以便多挣点钱，丝毫不理解他喜欢自己工作的心情。对他来说，坐在工商界的办公桌前会把他憋疯的。

他调换到情报团，但这使他的处境更糟了。他被派到阿尔斯特，那里还不能带家属。后来他转入地下工作，跟老婆的接触便全断了。包格赛德事件发生后，她便把话挑明了。但他尽量努力改善关系。他到五局后，搬到郊区住，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去。这样，他们没有分手，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已变得无味了。朱莉娅的花销越来越大，不是他这个后来到五局的工作人员所能供养得起的。

她找了一个工作，在伦敦西区一家时装店当售货员。当时汤米8岁，在他的执意坚持下，他们送汤米到附近的一所地方自费学校上了学。这使他们的经济更紧张了。一年以后，她带着汤米离开了他。现在，他知道，她与她的老板住在一起。那人老得可以当她的爸爸，但却能供得起她的吃喝玩乐，并能供汤米在顿桥的住宿预科学校念书。现在孩子已经12岁了，但他很少见到孩子。

他曾同意离婚，但她不干。已经分居三年了，他是可以拿到离婚证的。然而她恐吓说，既然他拿不起抚养费，那么，汤米就得归她。他很清楚，他处于被动地位。她允许，每个假期他可以把汤米接去一周，每学期接去一个星期天。

“哦，我得走了，伯蒂。如果出了什么大事，你知道我在哪儿。”

“当然，当然。”伯蒂·卡普斯蒂克赶到门口来送他。“多多保重，约翰。咱们这些好伙伴没剩几个了。”

他们心照不宣地分手了。普雷斯顿回到戈登大街。

星期六晚上，很晚了，几个人把车开到路易斯·扎布朗斯基门口，敲着门。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跟平时的星期六一样，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他老婆贝莉尔出去了，不到后半夜她是不会回来的。他估计，他们已经知道了。

他正在看电视的晚场电影，突然传来敲门声，他并没有当回事。他去开门，他们一下子拥进门厅内，随即关上了门。他们是三个人，与两天前拜访拉奥尔·列维的那四个人不同（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件事，因为他不看比利时报纸）。这几个都是从伦敦东区雇来的打手，黑社会叫“渣滓”。两个是凶猛汉子，一脸横向疙瘩，只要第三个人一发话，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第三个人瘦长、麻脸、狠毒，一头黄色脏发。扎布朗斯基并不认识他们，只是“知道”他们——他在集中营见过，那时是穿制服的。本能使他去反抗，但没有用。他们对他这样的人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反抗和央求都没有用。

他们把他推回客厅，将他摔到沙发里。

一个汉子站到沙发后面，弓下身来，将他按在沙发里，另一个汉子站在旁边，一只手揉着另一个拳头。黄头发拉过前边的一个小凳，蹲在上面，盯着钻石匠的脸。

“给他一下！”黄头发说。

扎布朗斯基右边的“渣滓”照他的嘴狠狠地给了一下。那人戴着铜关节。钻石匠的嘴立刻塌了下去，牙、嘴唇和血掺和在一起，像粘酱一样。

黄头发笑了。“不是那儿，”他轻声轻气地说，“还得让他说话呢，下边点儿。”

那家伙照着扎布朗斯基的胸来了第二下。几根肋骨咔吧一声响，扎布朗斯基的口里发出“嗷”的一声怪叫。黄头发又笑了，他愿意听人这样叫。

扎布朗斯基无力地挣扎了两下，但他们并不在乎。黄头发朝他笑时，沙发后面的粗胳膊将他紧紧按住，就跟很久很久以前在波兰南部时他被接在石头桌上那两条胳膊一模一样。

“你干了坏事，路易斯，”黄头发压低声音说，“你给我的一个朋友找了麻烦，他发现你拿了他的东西，他要把东西拿回去。”

黄头发告诉了钻石匠是什么东西。扎布朗斯基满嘴是血，他抽了口气。“不在这儿。”他模模糊糊地说。

黄头发想了一下。“搜，”他对伙伴说，“他不会捣乱了，别管他。”

两个渣滓搜着，黄头发和扎布朗斯基留在客厅里。他们搜了个遍，花了一个小时。搜完后，所有的箱、柜、抽屉、犄角旮旯儿都翻个底朝上。黄头发感到惬意的是，一下子就让那老家伙断了几根肋骨。半夜时，两个渣滓搜完回来了。

“什么也没有。”一个说，带着外国口音。

“你说，谁拿去了？”黄头发问。

扎布朗斯基不告诉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他。后面的人松开手时，他向前倒在地毯上，滚到一边。他的嘴唇发青，眼睛发直，呼吸越来越短并开始倒气。三个人低头看着他。

“他中风了，”一个人诧异地说，“不行了。”

“你们用的劲儿太大了，是不是？”黄头发讥讽地说，“走吧！咱们已经知道了名字。”

“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吗？”一个渣滓问。

“对，一个钟头以前他说的是真话。”黄头发说。

三个人离开房子，爬进车里开走了。他们顺着格林金匠街向南开。一个人问黄头发：“现在咱们还要干什么啊？”

“少废话，我正在考虑。”黄头发说。

这个小虐待狂总把自己当成罪犯的头儿。实际上他得到的情报有限，这使他进退两难。一方面，合同上只让他拜访一个人，寻找丢了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找到。快到雷金兹公园时，他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

“停车，”他说，“我得打个电话。”

雇他的人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另一个公用电话的号码，限定了三个打电话时间。第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就剩几分钟了。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从周末的玩乐中回来时已经是早上两点了。她把自己的米特罗牌小汽车停到马路对面，自己进了屋子。她奇怪的是还开着灯。

路易斯·扎布朗斯基的老婆曾经是一位漂亮的犹太姑娘，出身于一个劳动者家庭。她很早就懂得，希望生活十全十美是愚蠢的和自私的。10年以前，那时她25岁，在一个毫无前途的合唱队的第二排唱歌。扎布朗斯基相中了她，并要求她嫁给他。他曾经告诉她，他干那件事是不行的。但她不在乎，毫无条件地同意了。

奇怪的是，他们的婚姻很美满。他非常善良，对她像慈父一般。她依赖他，也像女儿一样。他尽其所能给予她一切——好房子、漂亮衣服、小件饰物、零花钱、安全感——她也感到心满意足。

当然，有一件事，他是满足不了她的。但他很通情达理，也能忍得下。他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知道是谁，也不要让他跟那人见面。现在，贝莉尔已经35岁了，有些老练了，在那种事情上就更明显更大胆了，而且也更有招法了。这就更吸引了一些年轻人，而她也打心眼里有求必应。她在西区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间，以便作为幽会地点。每周六晚上都到那里去，寡廉鲜耻地鬼混一番。

一进到屋内，贝莉尔·扎布朗斯基便哭了起来，并急忙给急救站打电话。6分钟后，救护车来了，把这个垂死的人抬到担架上，一边抢救一边向皇家免费医院疾驰。贝莉尔也坐救护车一起来了。

在路上，他有一会儿回光返照，示意她凑到他那血污的嘴边，她竖起耳朵听他讲了什么，眉毛诧异地挑了几下。这是他最后的话。当到达汉普斯特德时，路易斯·扎布朗斯基已成了另一个“入院死亡”的患者。

贝莉尔·扎布朗斯基还恍惚地记得吉姆·劳令斯。在她结婚的前7年，她曾与他有过一点交往。她知道，现在他的婚姻已经破裂了，又一个人住在王兹沃绥区那个顶层房间里。她常给他打电话，所以，还记得电话号码。

她打通电话时仍在哭泣，开始时，劳令斯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还没睡醒，懵懵懂懂地不知是谁来的电话。她是从急救站公用电话打出的。她连着投硬币，但老是嗡嗡作响。当劳令斯明白是谁时，便越听越觉得不大对头。

“他就说了……这么点儿？好吧，亲爱的。你瞧，真遗憾，太遗憾了。事情平静后我会来的，看我能帮什么忙，啊，贝莉尔……谢谢！”

劳令斯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马上打了两个电话。劳尼先到了，他是从废品收购站来的。10分钟后，希德也来了。按吩咐，他俩都准备好了家伙。他们来得正是时候。15分钟后，那一伙人就顺着楼梯爬上了八层。

黄头发本不想承诺第二个合同，但电话里的那个声音答应给那么多钱，他舍不得拒绝。他和他的伙伴都是东伦敦人，不愿意过河到南边来。东伦敦帮与南伦敦帮的仇怨在首都的黑社会是尽人皆知的，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如果一个南伦敦人不事先送个信儿就到东边的地盘上来，倒过来也如此，那就会惹出许多不愉快。然而，黄头发想，在3点30分这样的大清早，鸦雀无声，他干完事马上就回自己的地盘，连神鬼都不会知道。

吉姆·劳令斯一打开门，一只有力的大手就把他推回到通向客厅的走廊里。两个渣滓先进来了，黄头发殿后。劳令斯就势急忙向走廊里退，好让他们都进来。黄头发刚把门关上，劳尼从厨房跳出来，一镐把就撂倒一个渣滓；希德从衣柜里窜出来，用钉起子敲到了第二个人的头上。两个人像两条牛一样倒下去了。

黄头发正抓着门把手，想逃到外面安全的楼梯口去，说时迟，那时快，劳令斯从两个渣滓的身上跨过去，一把抓住黄头发的后身，将他的脸向圣母像的镜框上撞去。这个瘦小的家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圣母贴脸儿，玻璃碎了。黄头发的脸上扎进了一些碎玻璃。

劳尼和希德把两个大块头捆起来，劳令斯把黄头发推到客厅里。几分钟之后，劳尼抓着黄头发的脚，希德抱着胸，把他伸到玻璃窗的外面，那里距离地面整整八层楼高。

“你看到那个停车场了吗？”劳令斯问他。

虽然是冬天的夜晚，他仍然能够看出下面远处街灯照着的一些汽车。他点了点头。

“那好，20分钟后，那个停车场就会一片吵嚷，人们围着一块塑料布，猜测着那下面血肉淋漓、一片模糊的人是谁……”

黄头发意识到了，这一瞬间就要决定他的生死了，便死命地喊道：“别扔，我全说。”

他们把他抬进来，让他坐下。

他竭力讨好他们。“你们瞧，我知道好歹，头儿，人家只是雇我干点事儿，您知道。找回被借走的……”

“金匠街那个老头儿？”劳令斯问。

“啊，是啊，他、他说您借了。所以，我来这儿。”

“他是我们一伙的，他死了。”

“嗯，太对不起了，头儿。我不知他心脏有点毛病。伙计们碰了他几下。”

“放屁！嘴都打碎了，肋骨也折了。你们究竟来干什么？”

黄头发说了。

“找什么？”劳令斯不相信地问。

黄头发又说了一遍。“别问我了，头儿，他们只是给我钱，让我把它找回来，或者找到下落。”

“那好，”劳令斯说，“我真想在太阳升起以前把你和你的伙计都扔到泰晤士河里，挂上绳子，吊着装满砖头的衬裤。但我不想让你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我放了你，告诉你的老板，那东西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烧了……成灰了，连影儿都没了。你想想，我做了活还能留什么东西吗？我还没傻到家。好，滚吧！”

在门口，劳令斯叫住了劳尼。“送他们一直过河，替我给那兔崽子一个小礼物，那老家伙，OK！”

劳尼点点头。几分钟以后，来到下面的停车场。几个伤残的东伦敦人从他们自己的车后爬了进去，仍然被捆着。那个半昏半醒的人被放在驾驶座上，解开了手，让他开车。黄头发被扔到司机旁的座位上，两条断了的胳膊放在大腿上。劳尼和希德跟他们到滑铁卢桥，然后掉头回家了。

吉姆·劳令斯有些纳闷。他煮了一杯咖啡，把事情好好想了一遍。

他曾经真想把那只文件箱在那片垃圾堆烧掉。但文件箱的手工是那么精美，皮子发着乌亮的光，在火焰的照映下，就像金属一样。他曾细细地检查了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识别标记。但什么标记也没有。这次，他违背了理智和扎布朗斯基的劝告，决定冒险将它留下来。

他走到一个高橱前，把文件箱拿下来。这回，他以一个职业盗贼的态度，认真看了一下。10分钟后，他发现箱子后面的折页上的铆钉用手指按时能滑向一边，他听到箱子里面有声音。他打开箱子，里面靠底部的一边翘起1英寸高。他用纸刀把箱底撬高些，看到真底与假底之间有一扁空膛。从里面，他用镊子夹出来10张纸。

劳令斯不是政府文件专家，但他认识那上面用红字印着的“国防部”，而且“绝密”两个大字是谁都明白的。他坐了下来，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

劳令斯是个盗贼和抢劫犯，但他跟黑社会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允许任何人给他的国家“抹黑”。人人皆知的事实是，那些有罪的叛徒，从来不能和那些年轻的捣乱分子关在一起，必须隔离开来。因为，那些职业性的“脸儿”若是单独和哪个叛徒关在一起的话，那个叛徒准得不了好。

劳令斯知道他“端”的那套住宅是谁的，但盗窃案始终没有见报。现在他明白了，他猜测，这桩盗窃案可能永远不会见报了。这样，他没有必要再留神了。但话又说回来，扎布朗斯基死了，钻石也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那份钱也没了。他开始恨起那个住宅的主人来。

他已经摸了那些纸，又没带手套。他知道，他的指纹是备了案的，他不敢暴露自己。所以，他不得不用布把指纹擦干净。当然，叛徒的指纹也同时被擦掉了。

星期日下午，他用平邮寄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得很牢，并多贴了邮票，将它投到远远的一个信筒里。星期一上午以前是不会来取信的。实际上，那份邮件星期二才到。

1月20号那天，布里格迪尔·伯蒂·卡普斯蒂克向戈登大街的约翰·普雷斯顿打电话。他那和蔼可亲的声音一反常态。

“约翰，那天咱们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如果有什么麻烦事……对，出事了。但不是圣诞节救济金。大事儿！约翰，有人给我寄来点儿东西……不，不是炸弹，但可能更伤脑筋。看样子好像是我们泄密了，约翰。可能是很上层的人。这就是说，是你的职责范围了。我看你还是来看一下才好。”

也是在同一天上午，房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两个工人来到了丰坦诺大楼九楼那套公寓，进到屋内。他们是按约定来的，并且有钥匙。白天，他们把墙上的汉伯牌保险箱挖下来，又换上一个同样牌子的。晚上，他们又把墙修理粉刷了一下，和以前一样，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正文第五章第二份备忘录

直到1月19日，星期一，孩子上了学，妻子买东西去了，哈罗德·菲尔比才得空给苏共中央总书记写他的第二份备忘录。他没有得到什么消息说收到了第一份备忘录，也不知道对那份材料的印象如何。只有靠第二份的深入剖析，才能使这位苏联首脑领会作者的意图。

致：苏共总书记

自：h.A.R.菲尔比

遵照您的除夕指示，现将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写完：1981年5月7日，千百万伦敦市民参加选举投票，选举大伦敦委员会。那时，委员会掌权的领导小组是霍勒斯·卡特勒爵士领导下的保守党分子。安德鲁·麦金托什先生——有名的正统观念的工党中间派政客领导的工党小组正在谋求通过选举取胜。投票之后公布的结果是工党取胜。麦金托什成了大伦敦委员会的新领导。

不到16个小时（不是几天、几周、更不是几个月，而是16个小时），在工党领导核心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安德鲁·麦金托什就被赶下了台，代之以极左分子肯·利文斯通。这个人，知道他的名字的伦敦市民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这才是真正漂亮的官廷政变，列宁在天之灵有知的话，都会感到骄傲。他们花费了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几周，甚至几个月，才把市里的强硬左派们召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微弱的多数来推翻麦金托什的势力。这样，大多数人便开始追随利文斯通。

虽然利文斯通是个难以形容的人，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说话带鼻音，但他在强硬立派中还表现出是一位老于此道的政治家。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出满勤，总是（至少是从他当上大伦敦委员会领导之后）满足于身居陋室，回绝（表面上是这样）一切社会应酬和家庭生活。他每天24小时的衣食住行都是政治性的。他长袖善舞，事无巨细身必躬亲，会无大小定出席，表示祝贺、发表演说，尽量广施恩典、结交新人、收买人心、扩大影响。这些，不知哪一天总会有用的。

结果是，他以委员会办公厅为跳板，经过5年的努力，建立起一台个人的强硬左派机器，政臂远伸，不但操纵伦敦，而且控制全国。他去年当上了议员，现在又顺利地把安东尼。韦奇伍德。本安排为议员。由于他有杰出的领导能力，现已成为英国工党强硬左派的铁腕领导人物。

我重复这些，是因为利文斯通式的政变是一个典范，它不是在选举胜利之前，而是在几天之后，才最后接管工党领导权。所以，“政变”这个词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伦敦有110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它跟列支敦士登或卢森堡（即一个小国家）一样大，它的财政预算比150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的80个国家的预算还要大。

现在谈几个特殊问题。在英国工党强硬左派和工会运动的内部，可以称之为极端派的，总共约有20人。他们不是组成一个委员会的形式，因为，虽然他们互相有接触，但很少在一个地方聚会。每个人都在机关内部，为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终身奋斗。每个人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他的权限或职位。每个人都可以冠以“马列主义的真正信仰者”。

这20个人中，19个男的，一个女的。9名是工会委员，6名（包括女的）是议员，加上两名科学家、一名贵族、一名律师和一名出版家。他们就是发起和组织夺权的人物。

在阐明我们要做什么之前，我得最后一次离题谈一下工党领导是如何选举出来的，这样才可能知道如何按照上面的新办法去推翻它。自从1980年的选举团开始，到去年为止的情况是，在一次选举之后，议员宣誓的30天之内，要任命党的领导人，然后，有三个月的时间，各竞选候选人可以在选举团开会之前发表施政演说。为了工党的胜利，在这个阶段中，不允许任何候选人进行旨在压倒工党新选出的获胜者的活动。

但是，在1986年曾提出一个小小的“改革”，并且很快通过了。按照这个新的规定，新取胜的工党首先要以下列方式给以快速而又有效的确认：当年的选举一旦举行，在工党取胜的情况下，在全国选举结果公布后三天之内，必须任命党的领导。然后，在宣布选举结果后七天之内，选举团必须召开非常会议。

在选举团大会和工党领导“挑选”出来之后，两年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争夺发生，中间的一年不包括在内。曾告知那些对改革持动摇态度的人说，这个步骤只是一种手续。获胜的党的领导人，只须在毫无反对票的情况下再选举一次，得到广泛的承认，并等待女皇把他召进白金汉官进行授权，组成一届新政府。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也就相信了。根本不会有什么人会那么傻，竟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去反对这样一位获胜者。

实际上，要达到的目的正相反。工党在选举中取胜的结果揭晓之后，获胜者被召进白金汉宫之前，一个候选竞选人就将在选举团的非常会议上任命。他将是预先选定的强硬左派，并将成为英国的第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首相。

这将引起全党范围和全国范围的义愤。但只有一个方面要给以认真对付。党的获胜领导者必须在选举的混乱中与中间派和温和派争夺。强硬左派要千方百计阻止新的竞选人当选。这样，他们就能取胜。

首先，关于工会。有些工会，在选举团进行投票之前，在普通会员中进行预选。其他的则通过支部选举，有的通过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在四天之内，这些选举都是不可能的。全国执委会只得代表全体会员（如前所说的那样，根本不用跟会员打招呼）进行投票。这些执行委员中，强硬左派占优势。

其次，关于选区工党。据这里统计，有一半会选举新竞选人。这个运动一开始就要防患于未然。先要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表一封炮制得法的公开信，表明新领导的方针是要尽快废除旧制。这样，主要靠议会工党的力量就可以选出党的领导，从而，使选区工党的选择性就被剥夺了。

最后，关于议会工党。由于吸收了一些新议员，其中许多都是强硬左派。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差事都是靠选区管理委员会得来的。据统计，有一半都会投新领导的票，不会选旧领导人。而且，工会中的优势会使它倒向新领导。

直到现在，这个计划中仍有一个疑问。女王的反应如何？经过深入的考虑，回答是没问题。我亦同意这个看法。原因有二：一，先例。1976年4月，哈罗德·威尔逊辞去首相，女王只得等了两周才见到她的新首相并召入宫内举行吻手仪式。在这种情况下，等候是10天。二，宪章。既然女王作为（未书成）英国宪章的卫道士并没有对工党几次修改党章提出任何异议，她的顾问们一旦对现在即将颁行的工党党章提出反对的话，那就将成为一种典型的偏见。这样，就会在全英国范围内爆发一场宪章危机。

这样，党的新领导和首相就会得到全权，在强硬左派控制下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彻底改组内阁，推行自己喜欢的立法程序。总之，大众只要选出温和左派的正统主义政府或改革主义政府，那么，真正的强硬左派就会掌权，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一个过渡性的选举。

至于我所说的立法程序在现阶段将包括一个有20条措施的计划，由于明显的原因，我还没有写出来。有些措施就是工党宣言中的段落，有些也在宣言中，但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有的在过去的工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过，但没有被通过。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的会议上都提出过，而且票数一年比一年更接近通过的程度。其他的措施曾在过去20年中的历次不同的会议上在强硬左派分子中讨论过。

这个20条措施的计划被叫做英国革命宣言。下面我把20条都列出来，并在有必要说明的地方加了点解释。您会看出，头15条是涉及英国内部事务，除了要尽量减少英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混乱这一点外，苏联的政策所能直接利用的可能性极少。但是最后的5条非常符合苏联的政策，会给苏联带来不可估计的益处。下面就是草拟中的英国革命宣言：

1．取消所有的私人医疗机构。所有的私人诊所和医院以及他们的设施、器械和人员都收归国有，在认为合适的时候给以补偿。

2．取消所有的私人教育。所有的大中小学及其建筑、地皮、机械和设备都归并到国营之中，在认为适当的时候给以补偿。

3．对四个大的银行和20个主要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并有权依法扩大范围，对其他可能发展成相当规模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银行中禁止公有机构向私人机构实行贷款或存款。

4．对500个大的工商企业及其现有的私人机构实行国有化。按国有化三个月后的存货值为基准给以补偿，10年后以国库券形式偿还。

5．立即取缔上院及其立法否决权。这一条多年来一直是工党宣言中的一部分，包括“及其立法否决权”这样的措辞。好在是大部分英国老百姓并没有注意到使用这个措辞的圆滑性。实际上是以要求下院给以补充或重新考虑的形式来拖延立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才有否决权。1911年议院法案第二部分中规定，只有在下院通过一个使自己永存的法案来延长自己的任期时，上院才失去它的否决权。所以，取消这个权力对我们的英国朋友是至关重要的。很显然，英国革命决不会因为对选举的幻想而受到阻挠或走向反面。这样，不会再举行大选，这种局势可以很容易地依靠通过一项保障自我永久权力的紧急权力法案来加以维持。

6．建立新闻出版监督全国委员会。委员会的总部设在首都。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编辑部设代表。新闻出版监委会由一个编辑部职员、一个出版界代表和一个由中央办公室所任命的地方代表所组成。出版与否只靠三人的简单多数而决定。编辑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

7．建立新的全国广播顾问委员会，代替BBC广播电台董事会、BBC宪章和独立广播权力。它对一切视听宣传工具的所有节目内容都具有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

8．建立改革法院和审判制度全国委员会，有效地改进繁琐碍事的法庭程序。在具体实施中，裁减不得力的法官，重新任命和补充，审查和改进审判系统中的公职人员，缩短和取消上诉手续，扩大对违反公共秩序和扰乱社会治安罪犯进行不公开审讯的规定。

9．建立全国教育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任免讲师、校长和助教、修改教育制度，以便在大专院校中讲授更多的对社会有用的课程。

10．通过工会（扩大到军队和警察）法案，要求所有的部队和警察都加入相应的各级工会，并把一些非军人工会组织和教育人员派到军队和警察中去。不言而喻，在这种一盘棋的形势下从工会中被开除就要退出军队。

11．通过警察权力法案。这就可以使所有的警察都归地方警察当局所控制，而地方警察当局都是从当地政府和工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中挑选的。地方当局有任免各级警官的权力，并在当地行政管理的方针政策方面有绝对的发言权。

12．通过公共秩序（共产主义治安）法。其主要规定是以工人民兵来取代特种军事警察。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加强纪律、维护治安、维持支持政府的游行的秩序以及防止社会上的坏人进行破坏。

13．（恢复）货币流通控制法。不言而喻，必须阻止所有的资产的外流。

14．通过私人财产统计法，要求所有的土地、古画、首饰、工艺品、存货、股票、存款、车辆、抚恤金、房屋等，都必须登记注册，缴纳税金，或代之以国有化。

15．通过投资法，要求所有注册的资金，比如生命保险、保险公司等，要按照政府指定专家的（强制性的）建议，把未来投资方向定在利国工程上。

16．无视任何条约束缚，立即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

17．毫不拖延地把所有的常规武装部队削减到目前规模的五分之一。

18．立即取消和销毁英国所有的核武器，解散在哈威尔和奥尔德马斯顿的两处先进武器研究院。

19．毫不拖延地从英国撤除所有联合国军队，包括原有的和常规的，以及他们所有的人员和作战物资。

20．立即退出并批判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总书记同志，毋需我指明，就可以看出，这最后五条会置西方联盟的防御力量于今世不可挽救的地步。显然，我在两个备忘录中所列举描述的一切，都依赖于工党的全面胜利，鉴于此，预计于1988年春举行的下一次选举将是最后一次机会。上述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我在克留什科夫将军的招待会上我所说的在莫斯科总是过高地估计英国的政治稳定性，“当前，这种倾向尤为严重”的真正含意。

您的忠诚的哈罗德·阿德林·罗素·菲尔比

总书记对第二份备忘录的反应是既令人吃惊而又令人满意的。菲尔比将他的备忘录交给巴甫洛夫少校后，只过了一天，这位九局的神秘的、目光冷漠的年轻军官就又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只马尼拉纸信封，交给了菲尔比，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这是另一封总书记的亲笔信，跟往常一样，言简意赅，字字千斤。

在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感谢他的朋友菲尔比的辛勤努力。他本人肯定地认为，这两份备忘录是非常准确的。他估计，英国工党在下次大选中的胜利将给苏联提供最高的优先权。他将建立一个小型的、严格的顾问小组，这个小组只对他本人承担责任和回答问题，对事物将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建议。他需要并请求哈罗德·菲尔比作为这个顾问小组的顾问。

正文第六章绝密文件

普雷斯顿坐在忧心忡忡的伯蒂·卡普斯蒂克的办公室里，审视着摊在桌上的10份复印文件，一份一份地仔细阅读着。

“有多少人拿过这个信封？”他问。

“邮递员，这是很明显的。天知道邮局分发室有多少人分信。在楼里，前楼办公室的人，往办公室送信件的人，还有我。我看你从信封上是找不出什么名堂的。”

“那么，里边的信纸呢？”

“就我自己，约翰。当然了，我把它从信封里抽出来后，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普雷斯顿沉思了一会儿。“我想，除了寄信的人以外，上面可能还会有拿过它的人的指纹。我得找苏格兰场检验一下指纹。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现在，从内容看，好像是很上层的文件。”

“最上层的，”卡普斯蒂克郁郁不欢地说，“绝密文件，全是。有的是很尖端的，关系到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付苏联各种威胁的应急计划——全是这一类文件。”

“好吧，”普雷斯顿说，“咱们列出几种可能性，替我想一想。假如这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而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暴露姓名的人寄来的——有这样的事，人们不想卷到里面去——这样的人会在哪儿得到这些材料呢？文件箱？丢在大衣间？或出租车上？或俱乐部？”

卡普斯蒂克摇了摇头。“从法律上说，是不可能的，约翰。这种文件决不会出这座大楼的，除非是在密封袋封好、要送到外交部或内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大楼。还没有发生过密封文件被拆过的事情。另外，上面没有注明从本楼发往什么地方。如果按规定发出的话，是要注明的。有可能接触这些文件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定。没有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类文件带到家中去阅读。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很明白，”普雷斯顿说，“这些文件现在回到部里了，所以，它们一定是被拿出去了，而且是非法拿走的。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意泄密？”

“你瞧瞧原件的日期，”卡普斯蒂克说，“这10份的时间是前后一个月，它们不可能在同一天都到达一个人手里。是在不同的时间收集在一起的。”

普雷斯顿用手绢把10份文件放回寄来的信封里。“我得把它们拿到查尔斯大街去，伯蒂。用一下你的电话好吗？”

他拨了查尔斯大街的五局总部，并要求直接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办公室讲话。总局长在。经普雷斯顿一再坚持并稍稍拖延了一下之后，总局长亲自接了电话。普雷斯顿只要求几分钟之后与他亲自谈一下，他同意了。普雷斯顿放下电话，转向伯蒂·卡普斯蒂克。

“伯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讲，谁也别告诉。混他一天，跟往常一样。”普雷斯顿说，“我会和你联系的。”

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想把这些文件带出国防部是不可能的。卡普斯蒂克借给他一个在前厅守门的人。这个人很强壮，以前是卫兵。

普雷斯顿离开国防部，把文件装在自己的文件箱中，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到克拉奇斯大街下了车，看着出租车走投影了，便顺着克拉奇斯大街走200码来到查尔斯大街，走进他们的总部。在这儿，他把陪同者打发回去了。10分钟以后，伯纳德爵士会见了他。

这位老资格反间谍专家看起来脸色不好，好像哪儿疼痛似的。他常常这样。身体内部有病，外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医疗检查却是板上钉钉儿的——人家说，只有一年了，而且还不能动手术。他该在9月1日退休了，加上定期休假的话，6月中旬，即他60寿辰前的6个星期，就可以离职了。

若不是他家庭负担重的话，他早就离职了。

他娶了第二个老伴，结婚时带来一个女儿。他没有子女，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小姑娘仍在念书。提前退休的话，就要大大减少退休金，他死后便会使他那寡妇和女儿生活拮据。不管是否明智，他决心拖到退休日期，以争取拿全部退休金。这一行他干了一辈子，显然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固定资产。

普雷斯顿简单扼要地说明了那天上午国防部发生的事情，以及卡普斯蒂克认为这些文件离开国防部的可能性只能是有意泄密的看法。

“哎呀，天啊，可别再出这样的事了！”伯纳德爵士叨咕着。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瓦萨尔和普赖姆的事以及美国佬通知他们时那种酸溜溜的口气，他仍然记忆犹新。“那么，约翰，你从哪儿着手呢？”

“我已经告诉伯蒂·卡普斯蒂克在当前要保持缄默，”普雷斯顿说，“如果我们部里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的话，那还有第二个谜。谁把这些材料寄回来的？过路人？扒手？感情不和的老婆？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打听到这个人的话，我们就能发现是从哪儿搞到的。这就使调查省了许多事。我不对信封寄多大希望——标准的牛皮纸，成千上万的店铺都卖，平常的邮票，地址是住宅楼的宇头，用塑料笔写的，而且被十多个不同的人摸过了。但里面的信纸可能还留有指纹。我想找苏格兰场检验一下，当然是在当场监督的情况下。然后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好主意。你负责那一边，”伯纳德爵士说，“我通知安东尼·普鲁姆，可能还得通知佩里·琼斯。午饭时我尽量跟他们碰碰头。当然还要看佩里·琼斯怎么想。但是我们必须让联合情报委员会出面。你可以从你那边先开始，约翰，并要跟我保持联系。如果苏格兰场发现了什么，要告诉我。”

普雷斯顿来到苏格兰场后，人家很帮忙，派了一名最好的检验员。这位平民技师小心地向每张纸上撒药粉时，普雷斯顿站在一旁。技师无意中就可以看到每张纸上的“绝密”两个大字。

“白厅里有人捣乱了？”技师俏皮地问。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这帮又蠢又懒的家伙，”他撒谎说，“本来该绞碎销毁的，不该扔在废纸篓里。如果能查出指纹的话，那个有责任的职员就得敲打敲打。”

技师不感兴趣了。检验完后，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他说，“光滑洁净，但我可以告诉你，都是擦过的，只有一副清晰的指纹，当然了，可能是您的。”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没有必要说出那谁一的指纹是伯蒂·卡普斯蒂克的。

“这就对了，”技师说，“这种纸挂指纹是很清楚的，而且能保持几周、甚至几个月。应该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或更多。比如说，在你前边拿过它的职员的。但是没有。它们被扔进废纸篓之前是用布擦过的，我可以看到纤维，但没有指纹。对不起。”

普雷斯顿没有把信封给他。那个擦了它的人决不会把指纹留在信封上的。而且，信封还会揭穿他编造的职员疏忽的谎言。他收起10份秘密文件离开了。他想，卡普斯蒂克是对的。是泄密，而且很严重。现在是下午3点了。他回到查尔斯大街，等着伯纳德爵士。

伯纳德爵士经过一再努力，终于和安东尼·普鲁姆（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佩里·琼斯（国防部常任秘书）一起进午餐。他们在圣。杰姆斯俱乐部的一个单间会的面。这两位老资格的文官被这个紧急的邀请弄得烦躁不安，两个人郁闷不乐地点了午餐。服务员离去时，伯纳德爵士讲了是怎么回事。这一下，使两个人大倒胃口。

“卡普斯蒂克跟我讲多好，”佩里·琼斯爵士有些不耐烦地说，“何必这样绕着弯子告诉我。”

“我想，”伯纳德爵士说，“我手下的普雷斯顿让他别声张，因为，如果是在部里上层失的密，那就不能让人知道已经把文件搞回来了。”

佩里爵士嗯了一声，口气有些缓和了。

“你怎么看，佩里？”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有没有无意中或疏忽中把文件的复印件带出国防部的漏洞？”

这位国防部的高级文官摇了摇头。“泄密不一定都在上层，”他说，“所有的上层人物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这就需要复印件，有时要三四个人了解原件。但复印时都是登记的，以后绞碎销毁。复印三份的话，用完就销毁三份。伤脑筋的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去销毁。他可能让一个工作人员去绞碎销毁。当然是要检查的，但没有一个规章制度是完美无缺的。”

“问题是这些文件包括了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带到了部外，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疏忽，肯定是有意的。真他妈的……”他放下刀叉，几乎没吃几口，“对不起，安东尼，我认为，我们那里有个坏蛋。”

安东尼·普鲁姆爵士的样子很严肃。“我看应该成立一个严格的联合情报委员会特别小组。”他说，“在这个阶段，要十分严格，只包括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内阁大臣、五局和六局的局长以及政府通讯总部的人。不能再小了。”

大家同意第二天上午开个会，成立特别小组，并且，亨明斯将把普雷斯顿从苏格兰场得来的任何好消息告诉他们。说完，他们就分手了。

联合情报委员会是一个很大的机构。除了六个部和一些办事处、三军和两个情报局外，还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许多代表，分别来自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当然了，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

很少开全会，但一开就要非常正式。而特别小组会是常有的，出席者都是跟某个问题有特殊关系的人，互相之间都认识，可以少花时间多办事。

安东尼·普鲁姆以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首相私人情报顾问的身份，于1月21日上午召集并成立一个特别小组、代号为“帕拉根”。上午10点钟在内阁办公厅会议室开会。这个会议室在白厅的地下二层，隔音，有空调，而且每天都“扫除”窃听装置。

原则上讲，主持会议者应该是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爵士，但他让给了安东尼爵士，让他当主席。出席的还有国防部的佩里·琼斯爵士、外交部的帕特里克（帕狄）·斯特里克兰以及五局的政治领导、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

设在格洛斯特郡的政府通讯总部是全国的监听局，在技术上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本身就是一个情报机构。由于总局长正在休假，副总局长参加了会议。

查尔斯大街（即五局）的伯纳德·亨明斯爵士与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一起来出席了会议。

“我想，布赖恩自始至终参加会议更好些。”亨明斯向安东尼爵士解释说。大家心里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以防我以后一旦不能出席。

出席会的还有一个人，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长桌子旁，正与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面对面。他就是秘密情报局、或叫六局的局长奈杰尔·欧文。

一共九个人。其中七个都是英国的贵族。他们都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他们互相都熟悉，并且互相直接称呼名字。

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宣布开会，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前一天发生的事，引起一片低声惊讶。然后请伯纳德·亨明斯发言。这位“五局”的负责人讲了一些细节，包括苏格兰场检验指纹已走入死胡同的情况。佩里·琼斯爵士在结束会议时又强调，这绝不是偶然事故或疏忽而使复印文件从国防部内部丢失，一定是别有用心而且是见不得人的。

他讲完后，会场一片寂静。几个字像鬼怪一样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损失如何？有多久了？丢失多少文件？到哪儿去了（这是相当明显的）？丢了什么文件？给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带来多少损失？该怎样向成员国解释？

“你让谁负责这件事？”马丁·弗兰纳里问亨明斯。

“叫约翰·普雷斯顿负责。”亨明斯说，“他是C分局首都治安科的。文件邮来后，国防部的伯蒂·卡普斯蒂克给他打了电话。”

“我们可以——哦——再安排几个人……有经验的。”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建议说。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皱起了眉头。“约翰·普雷斯顿是后来的，”他解释说，“他已经跟我们六年了。我非常信任他。”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假定是有意泄密。”

佩里·琼斯爵士郁闷不乐地点点头。

“我们还可以假定，”亨明斯继续说，“这个涉嫌者——我可以管他（她）叫‘查梅’——是知道他们把这些文件又丢了的；我们可以认为查梅还不知道文件又回到了国防部。而且，查梅可能很担心并且要躲起来。如果我派出一大帮侦探，查梅就会知道完了、暴露了。那我们则成了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记者招待会上闪光灯镜头前所扮演的一个明星角色。

“由于普雷斯顿是刚刚任命到五局首都治安科的，他可以像日常工作似地到各个部走一走，检查一下各个环节。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如果运气好的话，查梅不会想什么的。”

奈杰尔·欧文从桌子的另一边点了点头。“说得有理。”他说。

“从你的情报来源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奈杰尔？”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要派出几个侦探。”他不肯定地说。他想到了安德烈叶夫，他想跟安德烈叶夫碰碰头。“咱们那些成员国伙伴怎么办呢？”

“告诉不告诉他们，或告诉几个，是你们的事儿。”普鲁姆提醒欧文。“你看该怎么办？”

奈杰尔爵士已经到这个岗位七年了，而且今年是最后一年。他机敏、老练、冷静，在欧美盟国的情报机构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身负这么多重担是不能有半点马虎的，稍有一点差迟就会坏事。

他想到了阿兰·福克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伦敦老联络员，这人很尖刻，有时也很挖苦。关于这件事，阿兰一定又得叫他掏腰包请客了。他耸了耸肩，笑了。

“我同意伯纳德说的。查梅一定是个危险人物。我想可以假定他这几天不会再搞走一堆绝密文件了。应该把一些进展、一些损失的估计告诉盟国。我想等一等，看普雷斯顿干得怎么样，起码等几天。”

“主要是损失的估计，”安东尼爵士点头同意，“但是，不抓到查梅、不让他回答一些问题，是根本估计不出来的。所以，眼前只能等着普雷斯顿的进展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本小说。”散会时，一个人叨叨咕咕地说。接着，常任秘书准备去向大臣们传达。马丁·弗兰纳里心里很清楚，他又要跟疑神疑鬼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起度过一段不舒服的时间了。

第二天，另一个委员会也在莫斯科成立了。

午饭后，巴甫洛夫少校打电话来说，要在6点钟来接菲尔比上校同志，苏共总书记同志要召见。菲尔比猜测，提前五个小时告诉他，是让他好好收拾打扮一下。

这时的路上，拥挤不堪的车辆像蜗牛一样在雪路上爬行。但是，这辆挂着MOC号牌的海鸥轿车却在专门为上层使用的中央车道上飞驰。这些上层是马克思梦寐以求的无阶级社会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社会中，结构严谨、等级分明，仍然是人压迫人，完全是一个大官僚群。

他们路过乌克兰饭店时，菲尔比还以为他们要到沃苏沃别墅去，但只走了半英里就拐进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那座九层大楼带有栅栏的入口。菲尔比很诧异，能进入政治局的私人宅邸是很难得的荣耀。

在便道上有一些九局的便衣，但在大铁门的门口都是穿制服的：厚厚的灰大衣，皮帽耳朵都放了下来，带着克里姆林宫卫队的蓝肩章。

巴甫洛夫少校出示了证件。大铁门打开了，海鸥开进了深深的院子里停了车。

少校领他进了楼，一句话没说。他们又经过两次检查——暗藏金属推测器和激光扫描，然后进入电梯。在四楼，他们走了出来，这一层全都是总书记的。巴甫洛夫敲了一下门，门开了，走出一位穿白衣服的管事，示意让菲尔比进去。少校一言不发地退了几步，门便关上了。勤务员拿走了他的大衣和帽子。他被领进一个大客厅，里面非常温暖，因为老年人都怕冷。但里面的陈设却是令人吃惊的简单。

跟喜欢雍容华贵、奢侈豪华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的是，这位总书记以过着个人苦行僧生活而出名。家具材料都是瑞典或芬兰的白烨木，没有装饰，经济实用。除了两块无价的布哈拉地毯外，再没有什么古董，那里有一个低矮的咖啡桌，周围是四把椅子，一边有一块空闲地方，还可以加一把椅子。那里已有了三个人，都站着——没得到允许，谁也不想坐下来。菲尔比认识他们，他们也点头打招呼。

一个是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教授，当代历史教授，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他的最重要特长是西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研究，尤其是英国共产党的活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是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权力机关、一党制议会的成员，科学院院士以及中央委员会国防部顾问，总书记曾一度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穿着便服但具有军人风度的是皮欧特尔·赛尔凯维奇·马尔琴柯将军。菲尔比知道他一点情况。他是苏联军队军事情报机关的一名元老。马尔琴柯是国内治安、反间谍、策反的技术专家，他的研究专题一直是西欧民主，他半辈子都在研究西欧的政策和内部保安力量。

第三位是约瑟夫·维克多洛维奇·洛哥夫博士，也是院士，物理学家。但他出名的是另一个称号——象棋大师。人们都知道，他是总书记少有的几个私人朋友之一。过去，这位总书记曾把他找来过多次——每当需要用他那足智多谋的大脑来考虑某项行动的步骤时，便把他找来。

四个人到达两分钟后，房间一端的两扇大门开了，这位苏联及其领地、卫星国和殖民地的无可争议的元首进来了。

他坐在轮椅上，一位穿着白上衣的高个子勤务员推着。轮椅被推到空位置上。

“请坐。”总书记说。

他的变化使菲尔比很吃惊。他已经75岁了，脸上、手背上满是老年斑和干巴巴的皱褶，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1985年的心脏手术似乎很见效，而且心脏加速器工作正常。但他仍然显得很憔悴。

“五一”节的大照片上，他一头白发，又厚又密，好像是一位家家喜欢的医生。但现在，那种形象已经消失贻尽，两眼都有一圈褐色的乌斑。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向前走1英里，在昆采沃村旧址附近有一大片杨树林。在树林的中间有一大片土地用两米高的栅栏围了起来，里面矗立着唯一的超级医院——中央委员会医院。这是一座由原昆采沃卫生所扩建起来的现代化医院。

在这所医院的院子里有斯大林的旧别墅——一排朴实无华的平房。斯大林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并且死在这里。这座平房已被改成了全国最高级的疗养院，专为一个人开放——就是这位坐在轮椅里的人。现在，他已在一个又一个地扫视他们。

六名最高级的医疗专家时刻准备着被召进昆采沃别墅来，总书记也每周一次到这里来治疗。很显然，他们只是尽全力使他活下来——只是活着。

但是，那透过金丝边眼镜冷漠地注视着的双眼后的大脑却仍然好使。他很少眨眼睛。他眨眼时，眨得很慢，像食肉鸟的眼睛一样。

他开门见山，没有废话。菲尔比知道，他总是这样的。他向另外三个人点点头。“同志们都看过了菲尔比上校同志的两份备忘录。”

这并不是问话，但三个人都点了点头。

“那么，你们自然会明白，我很关心英国工党的胜利，从而导致该党极左派的胜利，这对苏联很有利。我希望你们四人组成一个非常秘密的委员会，替我想出好办法，以便促成和加速这个胜利的到来。

“此事不可与任何人商量。文件，如果需要的话，要亲自准备，一切笔记都要烧掉，开会要在自己的家中。你们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并且只能往这里给我打电话汇报，只能对巴甫洛夫少校讲话。以后我将召开会议，在会上你们可以发表建议。”

菲尔比明白，这位苏联领导要极端严肃认真地掌握这项机要事情。他本可以在他那套办公室里召开这个会。那套办公室是在中央委员会的灰色大楼里，位于新广场。自从斯大林以来，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在那里工作。但是，那可能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撞见或听到什么风声。总书记显然是在建立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委员会，不让任何人摸到一点须子。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除他菲尔比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克格勃的，而他又是退休了的，况且，第一总局有大量的卷宗和有资格的专家。他认为，原因在于这位克格勃的前主席不想让克格勃知道这件事。

“还有疑问吗？”

菲尔比踌躇地举起手，总书记点了点头。

“总书记同志，我过去总是开自己的伏尔加。自从去年心脏病发了后，医生就不让我开车了。现在是妻子送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密……”

“在这个期间，我会给你指派一个克格勃司机的。”总书记温和地说。他知道，作为一种待遇，其他三个人都已有了司机。

再没有人发言。勤务员看到点头，便把轮椅推回门里去了。四位顾问站起来准备离去。

两天以后，在两个院士中的一位的家中，这个非常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深入热烈的会议。

普雷斯顿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帕拉根小组正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已经钻进了国防部内部的档案室。

他曾对卡普斯蒂克说：“伯蒂，既然涉及到这里的职员，那家伙一定很讨厌我这个新来的人。就说我是在整理文件、例行公事，小事一桩，不必担心。”

卡普斯蒂克尽力而为，散布说新来的科长要把各个部都查一下，以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档案室的职员们个个鼻孔朝天，摆出一副不愿理睬的样子。这倒使普雷斯顿能够任意接触档案，看看哪些出去了，哪些回来了，更重要的是日期。

他早早地就停了下来。除了一个文件以外，其他的所有文件都可以在外交部和内阁中找到，因为这些文件都与英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盟国和应付苏联各种可能袭击共同防御区有关。但是，有一份文件没有离开过国防部。佩里·琼斯爵士最近刚从华盛顿回来，他曾与五角大楼进行了会谈，议题是英美核潜艇共同在地中海、大西洋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洋进行巡弋。他把会谈情况写成草稿，在部里十几个上层官员中传阅。但事实上，这份文件的复印件是被偷的文件之一。这就是说，泄密是在部里。

普雷斯顿开始对几个月来发出的绝密文件的返档情况进行了分析。归档的文件都是四周的时间为一捆，这很清楚。同时，他也看得出，能得到这些文件的上层官员所接触的文件远远不止这些。所以，这个贼是有选择地偷文件的。

第二天快下班时，普雷斯顿判定有24个人有可能接触所有的10份文件。然后，他开始检查在文件被盗期间缺过勤的人、出国的人、得了流感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10份文件，于是，可以把他们排除。

他要受两件事牵制：第一，他得假装检查所有发出的文件，以便分散别人对这10份文件的注意。即使是档案室的人，也难兔要扯闲话的，而且泄密也可能是秘书或打字员一类的下层工作人员，他们在喝咖啡时也是东聊西扯的。第二，他不能到楼上去查找原件复印的份数。他知道，一个人以征求同事的意见为名，想要把一份绝密文件拿出来是很平常的事，这样就要复印，然后登记，送给他的同事，用毕再送回来绞碎销毁。或者在这时，没有绞碎，而原件则送回了档案室。但是，好多眼睛都可能看复印件。

为解决第二个难题，他在晚上与卡普斯蒂克一起回到部里，那里除了不管事的女清扫工外，什么人也没有。他们花了两个晚上在楼上检查发出文件的号码。有的文件送到一些上层人物手中，他们根本没有复印，便又退回了档案室，这又排除了一些可能性。1月27号，他向查尔斯大街打了一个阶段性报告。

接待他的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伯纳德爵士又没上班。

“我很高兴你已经给我们搞出一些东西了，约翰。”哈考特·史密斯说，“我接到安东尼·普鲁姆两次电话了，看来帕拉根特别小组的人抓得挺紧。有什么事说吧。”

“首先，”普雷斯顿说，“关于文件，是经过挑选的，好像这个贼是按照对他的要求而盗取文件的。这就需要了解内情的人。我想这跟下层工作人员有关，他们什么活都干，碰到什么就捞什么。这虽是尝试性的，但范围却缩小了。我想这个人是一个知道内情而又有经验的人。这说明是工作人员或送信的，无论如何，泄密不是在档案室，没有被拆封的，没有非法调用或复印的。”

哈考特·史密斯点点头。“这么说，你认为是楼上的喽？”

“对，布赖恩，我这样认为。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我花了两个晚上检查每份复印的文件，没有不符的地方。这样，就剩一个地方了——副本绞碎处。有人应该绞碎三份，但他只绞了两份，偷出一份带出了大楼。现在我说说有嫌疑的人数。

“能接触这10份文件的共有24个人，但我认为可以排除12个人，因为他们只能得到复印件，只有一张，以便征求他们的意见。规定很清楚，接受复印件的人必须按期退还，留下一份就会露馅而引起怀疑，更不要说留下10份了。所以，这个人是另12个人中的一个，他们可以从档案库调取文件。

“这些人中，有三个人在文件丢失到被人寄回的期间内因事外出，他们在其他时候调用过文件，他们可以被排除。这样还剩九个人。

“在这九个人中，有四人从来没有为征求意见而复印过文件。当然，在没有经过允许、没有登记的情况下，复印文件是不可能的。”

“这样就剩五个了。”哈考特·史密斯自言自语地说。

“正是。这只是开始尝试一下，但我认为，在当前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了。在这个期间，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还接触过与被盗文件相类似而又更重要的文件，但这些文件却没丢。按理说，它们是该被偷走的。所以，我把目标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不能肯定，只是初步怀疑。”

他把两份卷宗从桌上推给哈考特·史密斯，后者好奇地看着。

“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和乔治·贝伦森先生，”他念道，“第一个是助理秘书，负责国际和工业政策。第二个是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他们一定都有私人办公人员。”

“有。”

“但你没有把他们列为怀疑对象？为什么呢？”

“他们也涉嫌，”普雷斯顿说，“这两个人依赖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复印和销毁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这又把网扩大了，增加了十多个人。如果把这两个人解脱了，并和他俩合作去清查下面的人，那简直是儿戏。我想从上面的两个人着手。”

“那你找我干什么呢？”哈考特·史密斯问。

“对这两个人进行全面的监视，监视一段时间，包括邮检和电话监听。”普雷斯顿说。

“我要请示一下帕拉根特别小组。”哈考特·史密斯说，“但这两个人都是高级职员，你可要弄准。”

下午，帕拉根的第二次会议在内阁地下室的会议室召开了。哈考特·史密斯代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出席了会议。他把普雷斯顿报告的副本分给每个出席者一份。这些老人默默地读着，大家都读完时，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怎么样？”

“似乎符合逻辑。”休伯特·维利尔斯说。

“我认为普雷斯顿先生这段时间干得很出色。”奈杰尔·欧文爵士说。

哈考特·史密斯淡淡地一笑。“当然了，或许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他说，“一个女工作人员，给她一些文件去绞碎销毁，也会轻而易举地偷走10份文件的。”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毕业于一所私立小学校，但却一直野心勃勃。在他那油光的脸皮下，隐藏着一颗嫉恨的心。他一直嫉恨他周围那些为了事业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他嫉恨他们的广泛关系和亲密友谊。这种友谊都是在小学、中学、大学或战斗中缔造起来的，而后来随时都可以起作用。这种关系网是很有威力的。他嫉恨这一切是因为他一点儿也没有。

有一回，他曾多次对自己说，等他当了总局长、成为贵族之后，他也要与这些人平起平坐，甚至要他们听他的，完全听他的调遣。

在桌子的那边是奈杰尔·欧文爵士，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哈考特·史密斯的眼神，感到不大好办。他暗想，这个人易于妒嫉。欧文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交情甚久，他考虑到秋季的接班，意识到哈考特·史密斯的嫉恨和野心可能快露头了，或者已经露头了。

“嗯，大家已经知道了普雷斯顿先生的要求，”安东尼·普鲁姆说，“全面监视，同意吗？”

大家举起了手。

每个星期五，五局都召开会议，他们叫碰头会。K分局的局长为主席，他也是联合处的负责人。在碰头会上，各局长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财经、技术服务以及对嫌疑犯进行监视。压力最大的总是负责侦察人员的A分局局长。本周五（12月30日）的会上却很冷清，因为侦察人员都忙起来了。来开会的人发现侦察哨一个也没有了。两天以前，在帕拉根特别小组的要求下，哈考特·史密斯就已经派出了普雷斯顿要的侦察哨。

六个侦察哨组成一个小组（四个人组成一个“箱子”，两个人在车里），每昼夜四个小组，用两个人进行调查。他从其他岗位上调来48个人，这样，引起了一些不满，但谁也没什么办法。

“目标有两个，”布置任务的长官对各小组说，“这个人和这个人。一个结婚了，但他老婆到乡下去了。他住在西区一套住宅里，每天通常都步行来部里上班，大约走1英里半。另一个光棍儿，住在肯特郡的伊登桥，每天坐火车来。咱们明天开始。”

技术处负责电话监听和邮检。这样，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和乔治·贝伦森先生都被置于显微镜下了。

侦察哨来晚了一步，没有看到一包东西被人送到丰坦诺大楼里来。收件人下班回来时从大厅门房那儿收到了那东西。里面包着戈兰钻石的复制品，是用钻石做成的。第二天，便把它存到了库茨银行里。

正文第七章圈套

13号，星期五，被人们当成不吉祥的日子，但对于普雷斯顿来说，恰恰相反。在跟踪两个高级职员的枯燥差事中，他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监视了16天，毫无结果。两个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监视，就是说，谁也不去看身后有没有盯梢的。这样，侦察哨们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但也很枯燥。

住在城里的这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离开贝尔格莱维亚大街的住宅，走到海德公园路口，转到宪章山，穿过杰姆斯公园，便来到骑兵校场。穿过校场，经过白厅，便一直走进部里。有时到外面吃午饭，有时在部里吃。晚上大都在家里或到他的俱乐部去。

坐火车来的人住在伊登桥外面的一座漂亮小屋里，每天坐同一趟火车来，从茶陵路口站走到部里，然后消失在里边。侦察哨每天晚上都给他“打更”，非常留神，一直到早上第一组来换班。两个人谁也不干令人怀疑的事。信检和监听也说明只是正常往来账单，私人信件，平平常常的电话。都过着正人君子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直到2月13号。

普雷斯顿是监视的指挥，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联络室里。这时突然传来监视跟踪理查德·彼得斯的B组的呼叫。

“乔正在叫出租车，我们在车中尾随。”在侦察哨的语言中，目标总是“乔”，“查梅”，或者“咱朋友”。

B组下班时，普雷斯顿与组长哈里·伯金肖研究了一下。他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对自己的毕生职业很精通。他能够在伦敦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混几个小时，而当目标企图溜走时，他又能迅速地跟上去。

他穿着方格上衣，戴圆顶帽，拿着风衣，脖子上挎着相机，像一名普通的美国旅游者。所有的侦察哨都有帽子、上衣和风衣，又柔软又可翻过来用，这就成了六件。侦察员们都很重视自己的道具和多用性，使自己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换装。

“那么，出了什么事儿？哈里。”普雷斯顿问。

“他跟平常一样从部里出来，我们盯上他，让他处于‘箱子’的中央，但他改变了经常的方向，走到特拉法加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快下班了，急忙把情况告诉了接班的，便尾随着出租车。

“他在贝斯沃特街的潘仔熟食店下了车，朝克兰里卡德公园走去。走了一半，便朝一个前院一直走进去，下了通向地下室的台阶。我的一个小伙子走到跟前去看，下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通到地下室的门。他从那儿进去了乙一会儿，小伙子只好走开——乔又出来了，顺着台阶往上走。他转回贝斯沃特大街，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西区，然后又按照往常的路线朝家走去。我们在花园路口把他交给了接班组。”

“他到地下室去了多长时间？”

“三四十秒钟。”伯金肖说，“他要么是很快地被放进去了，要么是他自己有钥匙。里面没有灯光。好像是进去取邮件或看看有没有。”

“什么样的房子？”

“看起来很脏，地下室也很脏。明早这些都会写在记事本上。我可以走了吗？我的脚疼死了。”

整个晚上，普雷斯顿都在考虑这件事。理查德·彼得斯爵士为什么要拜访那样一所房子呢？只40秒钟？他不会去看谁，时间不够。取邮件？或留下一个便条？他安排人监视这所房子。一小时后，有一个人坐在车里，拿着照相机守在那里。

周末就是周末。普雷斯顿本可以要求民事部门在周末周日去调查那所房子，但那会引起一些风波。这是额外的监视。他决定等到周一再说。

非常委员会一致同意克利洛夫教授当主席和发言人。正是他，通知巴甫洛夫少校说，非常委员会已准备好，要向总书记汇报。这时，正是周六上午。几个小时后，四个人便接到通知，叫他们到沃苏沃总书记的周末别墅里去汇报。

其他三个人都坐自己的车来了。巴甫洛夫少校亲自给菲尔比开车。菲尔比也可以用司机葛利高利叶夫开车，这个司机是克格勃车队的，已经给他开两周车了。

在莫斯科的西边，穿过乌斯潘斯卡妮桥，沿着莫斯科河岸边，有一片后盖起来的村庄。这里聚集着苏联上层和重要人物的别墅。即使在这里，等级也很分明。在别列德尔基诺是艺术家科学家和军官的别墅；在朱可夫卡，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下人物的别墅；但是，最上层的要员们的别墅则在沃苏沃。其他任何别墅都不能和这里的相媲美。

最早的俄国别墅只是一座小房。但这些别墅却是最豪华的亭台楼阁，每所都占地数百亩，周围都是松柏杨柳，一天24小时都有九局的警卫人员巡逻，以保证这些达官贵人的宁静和安全。

菲尔比知道，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可以有四套住宅。家庭住宅是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如果不下野，就可以永远住在那里。公家提供的避暑地是在列宁山，那里有专门人员管理，保持清洁舒适，并装有窃听设备，除了招待外宾外，平时很少用。第三套就是莫斯科外树林里的别墅。在这里，新上来的大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设计和建筑、最后是夏季避暑地，多数都是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但是，总书记很早以前就在高加索矿泉疗养地的基斯洛夫德斯克修建了夏季避暑地，专门治疗胃功能失调。

菲尔比从来没有看见过总书记在沃苏沃的别墅。冒着傍晚的冷风，海鸥轿车到达这里时，他看到这套别墅又长又低，石块砌成、挂瓦屋顶，跟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家里的家具一样，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里面温度很高。总书记在一个宽大的客厅中接待他们全体，炉中的木拌子呼呼地烧着，使室内增加了温暖。稍事寒暄几句，总书记便示意克利洛夫教授讲一下非常委员会的想法。

“您会明白，总书记同志，我们寻求的办法是使英国选民的百分之十以上都倒向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使他们对现存的保守党失去信任，第二个是选举工党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安全的归宿。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问自己，是否有一个捷径来统帅或接近于统帅这次选举。经过深入考虑，我们认为，在经济方面——失业、工厂倒闭、提高工业自动化、甚至削减公共服务——都不能达到我们所寻求的目的。

“我们认为，只有一个途径：利用当前英国和西欧最大的、最有煽动性的、非政治经济的办法，就是削减核武器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席卷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巨大问题，是广大人民所惧怕的问题。我们感到，正是要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突破口，一个我们要全力使用的途径。”

“那么，你们的特殊建议是什么呢？”总书记委婉地问。

“总书记同志，您可能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花费了不止数百万、甚至几十亿卢布去鼓动各种反核势力，去煽动西欧人民，说什么单方面裁减核武器是与他们的和平愿望并行不悖的。我们的全面努力和他们的收效都是很明显的。我们当前所寻求的、并要全力以赴去努力的就是这个。

“在下一次竞选中的四个党派中，英国工党是惟一的要致力于单方面核裁军的政党。我们的观点是丢掉二切停滞不前的想法，使用贷款、反情报、宣传去说服摇摆不定的百分之十的英国选民，使他们相信，选举工党就是选举了和平。”

等待着总书记做出反应的沉默几乎都可以感觉出来。他终于开了口。“我们进行了八年的努力，也是你们提到的，有什么收效吗？”

克利洛夫教授好像被人用空对空导弹轰了一下。菲尔比看到了这位苏联巨头的心情，摇了摇头。总书记看到了他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极力动摇西欧选民们对他们政府的信任。现在，所有的单方面裁军运动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我们的朋友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个运动在争取同盟军的制造影响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

总书记把两只手“啪”地一下拍到轮椅的扶手上。这位总是冷若冰霜的人物的这种突然举动，大大地震惊了聚精会神听着的四个人。

“连根毫毛都没有改变。”总书记喊道。然后，他的声音又恢复常态说：“五年前和四年前，中央委员会的、大学的和克格勃的分析研究小组的专家们都告诉我说，单方面裁军运动是多么强大，以至于可以制止部署巡航导弹和地对地导弹。我们相信了。我们走进了死胡同。在日内瓦，我们陷进去了。我们的宣传说，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则西方政府就会向我们全力支持的‘和平’示威让步，并且会放弃部署地对地导弹和巡航导弹。然而，他们还是部署了。我们只好退下来。”

菲尔比点了点头，显得很谦恭。在1983年，他曾竭力在建议中指出，西方的“反战分子”运动，尽管在庞大的示威游行中喊声震天，但动摇不了大选，也改变不了政府的主张。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想，事实正朝他指的方向发展。

“这事引起了众怒，同志们，还没有平静下去。”总书记说，“现在你们还提这种建议。菲尔比上校同志，关于这个问题，英国的公众舆论民意测验的最新结果如何？”

“恐怕不好。”菲尔比说，“最近透露，英国有百分之二十支持单方面核裁军。但这也是参差不齐的。在工人阶级、工党的一贯投票者中的数字比这个还要低。一个令人悲观的事实是，总书记同志，英国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意测验还表明，从传统上看来，他们都是最爱国的人。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中，顽固的工会主义者们置规章条例于不顾，竟然拥向码头，昼夜不停地装军舰，以便及早出海。

“我想，一个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英国工人并不认为他们的最高利益是与我们或至少是与削弱英国的国防休戚相关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现在会改变看法的。”

“残酷的现实，这正是我要求这个委员会正视的。”总书记说。他停了几分钟。“回去吧，同志们，回去再好好想一想，给我找出一个方案，一个积极的措施，靠它能使广大群众产生恐惧、空前的恐惧，从而使一般的男女都为了从他们的土地上清除核武器而投票，为工党而投票。”

他们离开后，这位俄国人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雪压得噼噼啪啪响的桦树林。他的前任还没有埋葬，他就掌握了权力，扫除了障碍。但他也承认，他的前任在有生之年，主持并完成了五件大事。

他的前任，提高了食品的生产和保障了足量供应；广泛地调整了年度生产不足的工业，使消费品生产提高了一倍；整顿了各级党组织的纪律；根除了腐蚀国家生命力的腐败堕落的祸根；对于国家周围的各种敌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他也要像前任那样，永远被人们记住。但四年过去了，他心里明白，他仍一事无成。

他已经老了，而且疾病缠身。他知道，流水落花春去也。他一直引以自豪的是，自己是一个重实干、讲求实际的人，而又从不逾越马克思主义正统之雷池一步。但是，讲实际的人也会有幻想，上了岁数的人也往往追求虚荣。他的追求很简单：他想取得一个惊天动地的胜利，一座属于他的而且惟他独有的丰碑。究竟他要求多少呢？在这寒风凛烈的冬夜，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星期天，普雷斯顿出来兜兜风，从克兰里卡德公园街的那座房前过了一下。这条街是从贝斯沃特街一直朝北的马路。伯金肖说得对，它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六层楼房，过去曾一度富丽堂皇，但现在却已破旧不堪，只能当做宿舍出租。正面的狭窄地面上杂草丛生，向上登五个台阶是一个朝街的窄门，旁边向下一排台阶通向一个小地下室。从外面能看到地下室门的上沿。他很纳闷，一位堂堂的高级职员、英国的贵族，怎么会愿意到这种龌龊的地方来呢？

他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坐哨，可能躲在一辆车里，手里拿着长镜头照相机，随时准备拍照。他不想看那个坐哨在哪里，但他清楚，那人一定会看见他的（在星期一，他果然出现在记事簿上：“一位平常打扮的人在11点21分时走过，似乎对该房子感兴趣。”得了吧，他想，别费笔墨了）。

星期一上午，他拜访了当地的区政府，看了一下那条街付房租的名单。那个地址只有一个房东，叫做迈克尔·翟·米夫萨德。他感谢这位翟先生，这个名字在这儿不会多。他在对讲机上说了几句，克兰里卡德公园街的坐哨便溜到马路的对面查了一下电铃按钮，一楼写的是米夫萨德先生。普雷斯顿想，他是房主，又是住户，其余的部分连同家具出租。租用没有家具的房间的房客要交地方税的。

快到中午时，他到克罗依顿去了一趟，从移民电脑中查出了迈克尔·翟·米夫萨德的身世。这个人是马耳他人，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来英国已经30年了。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来，但15年前有一个问号，后来没有追查，也没有说明。苏格兰场刑事记录室的电脑解释了那个问号：该人几乎被驱逐出境。因为非法收入，服了二年劳役。午饭以后，普雷斯顿到查尔斯大街财务处找阿姆斯特朗。

“明天我可以当一名国内税收检查员吗？”他问。

阿姆斯特朗叹了一口气。“尽量安排吧，下班前打个电话来。”

然后，他来到法律顾问处。“你能替我要求特勤处给我开一个这个地址的搜查证吗？另外，我还需要特勤处一名警察并随时准备跟我一起去。”

英国保安局没有逮捕权。要逮捕一个公民，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只有警察才能使逮捕生效。保安局想要抓某个人时，总是由特勤处出面。

“你不是要强行逮捕吧？”律师怀疑地问。

“当然不是。”普雷斯顿说，“我要等那房客出现的时候，然后再进去搜查。可能要逮捕，要看搜查的情况，所以，我得要个警察。”

“好吧，”律师叹息说，“我跟有关律师打个招呼，明早我把两件事都安排好。”

下午5点之前，普雷斯顿从财务处拿到了国内税收员证件。阿姆斯特朗还给了他一个卡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如果有质疑，让他打这个电话。这是威尔斯登格林的国内税务所，找查思雷先生，他会给你作证。另外，你的名字是布兰特。”

“啊，我明白了。”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迈克尔·翟·米夫萨德很不像话，没有刮脸，穿着背心，粗暴无礼。但他还是让普雷斯顿进入了那乱七八糟的客厅。

“你说什么？”米夫萨德抗议似地说，“什么收入？我的收入都申报了。”

“米夫萨德先生，我向你保证，我只是例行公事的检查，常常这样的。既然你所有的房租都申报了，既然没有什么隐瞒的……”

“我什么也没有隐瞒，不信你可以去找我的会计师。”米夫萨德挑衅地说。

“我会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普雷斯顿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可以肯定，你的会计费要花好多钱的。咱们还是打开窗户说亮话，如果房租没问题，我就检查别处去。但是，请原谅，如果那套房子为了不正当目的而出租了，那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是管所得税的，但是，把我发现的问题报告给警察，也是我的责任。你知道靠非法收入为生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夫萨德抗议说，“这儿根本没什么非法收入，都是好房客。他们付房租，我交税。什么也不差。”

但他的脸还是有点变黄，并且很不情愿地拿出了房租簿。普雷斯顿假装对什么都感兴趣。他看到地下室是租给一个叫迪基先生的，每星期40英镑。他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看了一遍。

米夫萨德从来没有见过地下室的房客，那位房客准时无误地用现金付房租。但这里有一封开始租房时的打字信件，签的是迪基先生。临走时，尽管米夫萨德先生一再抗议，他还是把那封信带走了。快吃午饭时，他把那封信和理查德·彼得斯爵士的笔迹和签名的复印件一起交给了苏格兰场笔迹专家。快下班时，苏格兰场给他打电话说，笔迹一样，但经过伪装。

这样看来，普雷斯顿想道，彼得斯自己还另开了一个住处。是为了跟他的上司会面？很可能。普雷斯顿下了命令：如果彼得斯再来这里，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不管他在哪儿。对地下室仍要密切监视，以对付有外人出现。

星期三慢慢地过去了，星期四也要过去了。这天，理查德·彼得斯下班离开国防部后，叫了一辆出租车，朝贝斯沃特开去。坐哨马上跟普雷斯顿联系。他正在戈登大街的酒吧里。从这儿，他给苏格兰场特勤处打电话，把那位指定的警察从食堂里叫了出来。他在电话里把地址告诉了警察。“跟我在马路对面会面，越快越好，但不要出声。”他说。

他们在涉嫌住宅对面的暗处碰了头。这是一个寒冷的傍晚。普雷斯顿在200码之外就打发走了出租车。特勤处的警察坐着一辆没有标记的公车来了，和司机一起把车停在路口，熄了灯。警察兰德是一个年轻人，不大有经验。这是他第一次与五局的人执行任务，显得有点惴惴不安。哈里·伯金肖从黑影中走了出来。

“他进去多长时间了，哈里？”

“55分钟了。”伯金肖说。

“还有别人吗？”

“没有。”

普雷斯顿拿出搜查证并示意兰德说：“好，咱们进去。”

“他会使用暴力吗？”兰德问。

“嗯——我想不会。”普雷斯顿说，“他是一位中年职员。他也可能受伤。”

他们穿过马路，悄悄地来到门前。地下室的窗帘后透出暗暗的光。他们悄无声响地走下楼梯，普雷斯顿按了铃，里面传出高跟鞋的声音。门开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恍惚是个女人。

她一看到两个男人，挂在厚厚口红上的笑意立即消失了。她想关上门，但兰德推开了，一胳膊把她拨到一边，跑了进去。

她已不是黄花女子了，但她很会打扮。卷曲的长发拖到肩上，衬托着浓施粉黛的脸，眉毛上过多地抹了眉毛油，眼圈也涂成黑黑的，脸蛋上擦着红粉，嘴上抹了一圈亮亮的唇膏。在她没来得及系上睡衣的大襟前，普雷斯顿在一瞥中看到她黑色的长简袜和吊带、紧身胸衣上镶着红绸条。

他把她从门厅中推到客厅里，让她坐下。她盯着地毯。他们默默地坐着，兰德搜查着里间屋子。兰德知道，逃犯总是藏在床下或衣柜中。他搜得很细。10分钟后，他从后面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

“连他的影儿都没有，先生。一定是从后门越过花园栅栏溜到另一条街去了。”

恰在这时，前门有人按铃。

“你的人吗，先生？”兰德问普雷斯顿。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按一下不是。”他回答说。

兰德去开前门。普雷斯顿听到“啊”的一声，并听到跑动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一个人来到门前，看到开门的是警察，便欲逃走。伯金肖的人在台阶上面截住他，追上来的兰德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那人不声不响地被领进了警车。

普雷斯顿和那女人坐在那里听着嘈杂声消失了。“这不是拘捕，”他安静地说，“但我想，你恐怕要到警察局走一趟，行吗？”

那女人伤心地点了点头。“我先换换衣服，你说行吗？”

“我想应该这样，理查德爵士。”普雷斯顿说。

一个钟头之后，一位强壮的、但同性恋倾向很强烈的卡车司机被从帕丁顿格林警察局放了出来，他受到了严重的警告，不要再干这种蠢事，不要相信成年人杂志上那些无名广告。

约翰·普雷斯顿陪着理查德·彼得斯爵士来到乡下，跟他待在一起，听他解释，直到半夜才开车回伦敦，并花了整个后半夜时间写了报告。星期五上午11点，帕拉根委员会的成员们碰头时，每个成员面前都有一份这个报告。每个人都有一种既吃惊而又恶心的感觉。

真糟透了，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爵士心里想，先是海曼，然后是特雷斯特雷尔，然后是邓尼特，现在又是他。这些混蛋就这么没脸吗？

最后一个看完报告的人也抬起了头。

“真是骇人听闻。”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说。

“我们部里不可能再要他了。”国防部的佩里·琼斯爵士说。

“他现在在哪儿？”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五局总局长。总局长坐在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旁边。

“在我们乡下的一所房子里，”哈考特·史密斯抢先说，“他已经给部里打了电话，说他昨晚在冰上滑了一下，踝骨摔坏了，说打了石膏，得休息两周，这是医生的命令。这就可以拖一些日子。”

“咱们再看一看另一个问题好吗？”六局的奈杰尔·欧文小声说，“姑且不管他那怪癖。那么，他是咱们的人吗？他是不是泄密的人？”

布赖思。哈考特·史密斯清了清喉咙。“讯问刚刚开始，先生们，”他说，“但看来他似乎就是。当然，他也可能是初犯，被人胁迫干的。”

“时间是很关键的。”外交部的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插进来说，“关于损失的程度，仍然悬而未决。在我这方面的问题是，何时和怎么向我们的盟友解释。”

“我们，哦——可以用高压审讯，”哈考特·史密斯建议说，“我认为，这样的话，24小时就可以找到答案。”

长时间令人难耐的沉默。想到他们的一个同事，不管他干了什么，被那些“蛮横”的人审讯着，心中确实不是滋味。马丁·弗兰纳里爵士觉得心中绞来绞去的，他对暴力本来就反感。

“在这个阶段非要这样吗？”他问。

奈杰尔·欧文爵士从报告上抬起头。“伯纳德，这个叫普雷斯顿的人，这个调查的人，看来他是很能干的。”

“对。”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肯定地说。

“我在想，”欧文继续说，犹犹豫豫的样子，“……在贝斯沃特的那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好像跟彼得斯一起待了几个小时。我想，咱们这个委员会跟他见面谈一谈，是不是会更有帮助呢？”

“今天早上我跟他简单聊了聊，”哈考特·史密斯急忙插嘴说，“我肯定能回答所发生的一切。”

这位六局的局长急忙道歉。

“亲爱的布赖恩，这个，我心里一点也不怀疑。”他说，“问题是——怎么说呢……有时直接审问一名嫌疑犯往往可以澄清书面上的错误。我不知委员会的意见如何，但我们是要做决定的，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刚才只是认为，听一听跟彼得斯谈过的人说什么，会有帮助的。”

桌子周围的人都连连点头。亨明斯明显地示意让哈考特·史密斯去打电话找普雷斯顿。几位显贵等待的时候，送来了咖啡。30分钟后，普雷斯顿被领进来了。几位元老好奇地审视着他，让他在桌子中间坐下来，正面对着总局长和副总局长。安东尼·普鲁姆爵士解释了委员会的难处。

“只说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情况，好吗？”安东尼爵士问。

普雷斯顿想了一下。“在去乡下的路上，他的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他说，“在这以前，尽管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他还可以控制自己。我是一个人带他去的，我自己开车。他哭了起来，并且说了。”

“说下去，”安东尼爵士提示说，“他说了什么？”

“他承认有同性恋的怪癖，但害怕扣上叛国罪。他极力否认这一点，而且，在我把他留给看守之前，他一直矢口否认。”

“是啊，他会的，”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说，“他还可能是自己人呢！”

“对，可能。”普雷斯顿同意地说。

“那么，你的看法，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奈杰尔·欧文爵士小声说。

普雷斯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先生们，我认为他不是。”

“为什么？”安东尼爵士说。

“正如奈杰尔爵士指出的，只是心里这么想。”普雷斯顿说，“我曾见过两个人，他们的一切都破灭了，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生活道路已经山穷水尽了。当人陷入这种情绪时，他们的本相就大暴露了。只有极少数的冷静的人，像菲尔比和布伦特，他们能够抑制住自己。但这种人是意识形态上的叛徒，死心塌地的变节者。如果理查德·彼得斯爵士被胁迫叛国的话，我想，他或者在完全暴露时就承认，或者在被指控叛国时，至少不会感到惊讶。他显得非常吃惊。他也可能是装的，但在那时他是装不出来的。只能是一种，不然的话，他就该得奥斯卡电影演员奖金了。”

在这个帕拉根全体出席的会议上，作为这样一个小人物，他的发言是有点长了，但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哈考特·史密斯愠怒地看着普雷斯顿。奈杰尔爵士饶有兴趣地研究着普雷斯顿。他在文件中读到过关于普雷斯顿的事，知道使普雷斯顿暴露了军队情报人员身份的伦敦德里事件。他也注意到哈考特·史密斯的眼神，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五局的副总局长不喜欢普雷斯顿呢？他本人却挺喜欢普雷斯顿的。

“你认为怎么样，奈杰尔？”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问。

奈杰尔·欧文点了点头。“我也见过叛徒被揭露时那种绝望的情绪。瓦萨尔，普赖姆——都是软弱和动摇的人，当他们看到要走投无路时，便暴露了本性。这么说来，如果不是彼得斯，那似乎就剩下乔治·贝伦森了。”

“已经一个月了，”帕特里克说，“不管怎么说，咱们也该把嫌疑犯定下来了。”

“嫌疑犯仍然可能是这两个人的助手或秘书之类的人，”佩里·琼斯强调说，“你说对吗，普雷斯顿先生？”

“确实，先生。”普雷斯顿说。

“那么，我们就要清查一下乔治·贝伦森，或证明他是自己人。”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说，有点丧失信心的样子。“如果把他查清楚了，就剩下彼得斯了。如果他不交待，我们再来清算他。”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普雷斯顿平静地说。

这引起一点惊奇。并不是叫他到这儿来提建议的。但是安东尼·普鲁姆是一个有涵养的人。“请吧。”他说。

“送回来的10份文件有一个特点。”普雷斯顿说。周围的人都点了点头。“其中7份，”普雷斯顿继续说，“包含着有关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大西洋北部和南部海军布防的材料。这似乎表明泄密者或其主子对北约这个地区的计划很感兴趣。能不能让贝伦森先生经手一份这方面内容的试探性文件？如果他是罪犯，他一定要设法搞到手并且要把它传出去的。”

在场的人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引蛇出洞，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伯纳德·亨明斯爵士问道，“你看呢，奈杰尔？”

“是啊，我看行。这很可能奏效。你看可行吗，佩里？”

佩里·琼斯爵士噘起嘴唇。“说实在的，我认为很可行。”他说：“我在美国时，讨论过一个意见，但还没有进一步研究，就是我们将来要在阿森松岛扩大我们的加油和给养设施，包括供应我们的核潜艇的设施。美国人很感兴趣，并建议说，如果他们也可以在那儿建立设施的话，他们可以在资金上给以援助。这就省得我们的核潜艇到法斯莱茵岛了，那儿也不会再举行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了。美国人也省得回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了。

“我想，我可以准备一份非常鼓舞人心的建议，再把它搞成一份业已通过的政策的样子，散发给四五个人，包括贝伦森。”

“贝伦森平时能接触到这样的文件吗？”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当然了，”琼斯说，“作为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他那个处正是负责核武器一类的补给。他一定要经手的，还有其他三四个人。有些副本只能传给可靠的人看，然后传回来，绞碎销毁。原件要由专人送交给我。”

大家都同意了。阿森松岛文件要在下星期二上午传到乔治·贝伦森的办公桌上。

大家离开内阁办公厅后，奈杰尔·欧文爵士邀请伯纳德·亨明斯一起去吃午饭。

“真能干，这个普雷斯顿，”欧文首先说，“我喜欢他插的这一杠子，他对你忠实吗？”

“非常忠实呀！”伯纳德爵士说，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

啊，这就说明问题了，六局局长想道，心里在琢磨着。

这个星期天是22号。英国首相是在她的正式乡间住宅——白金汉郡的切卡斯度过的。为严格保密起见，她要求内阁中最亲近的三个顾问和保守党主席自己开车前来见她。

她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沉思。今年6月，是她的第二届任期的第四年期满。她决心在大选中取胜，连任第三届。经济分析表明，秋季要有个下降趋势，并伴以要求提高工资的浪潮。很可能产生罢工。她希望不要让1978年的“令人沮丧的冬季”重演。那时，由于工人停产而使工党政府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了1979年的下台。

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工党有百分之二十的社会民主——自由联盟的支持，加上其新的团结和调整，使其在民众选举中获得了百分之三十七的选票，只比保守党差百分之七。而且差距越来越小。总之，她想搞一次快速6月选举，但不能出现1983年发生的并迫使她当机立断的破坏事件。她需要一次突然的、以保守党宣言为基准的、三周的选举运动，不能拖延到1988年，也不能在1987年秋天，而是要在当年的夏天。

她使得同事们沉默不语，但她喜欢的日子是周末的倒数第二天——星期四，6月18号。

星期一，奈杰尔·欧文爵士与安德烈叶夫会了面。他们是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非常秘密地会面的。他的人散布在石南园的各处，像网一样，确保苏联使馆的反间谍人员不能跟踪安德烈叶夫。他确实没有尾巴，于是，对这位苏联外交官进行监护的英国人也被叫开了。

奈杰尔·欧文爵士把这项工作当成“局长的点”来亲自抓。这是不寻常的。因为任何一个局长本人通常都不亲自负责一个特务点。如果有这种情况，也是一种特殊的例外，不是特别重大，就是在局长大人成为局长之前就负责这个点，而且那个特务又不愿意跟别人接头。安德烈叶夫就存在这个问题。

事情回溯到1972年2月，那时，奈杰尔·欧文还是一个平头百姓，在东京联络站当个小头头。就在那个月，日本反恐怖者决定拔掉狂热极左的左派红军团总部。该总部设在一个叫浅涧地方的大龙根山山坡上的别墅里，山坡上积满了白雪。反恐怖者的头头叫佐佐，是欧文的一个朋友。这次行动由佐佐来指挥。

欧文曾在英国精锐的空中特勤部队中学习过，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经验，给佐佐先生提供了一些建议。他的一些建议挽救了一些日本人的生命。出于自己国家的中立政策，佐佐先生无法对他表示特殊的感谢。但在一个月以后的外交鸡尾酒会上，这位机灵的日本人用眼神把对面的一位苏联外交官示意给他，然后笑了笑便走开了。欧文走拢去，发现那苏联人是新来东京的，名字叫安德烈叶夫。

欧文跟踪了这个苏联人，发现他像傻狍子一样跟一名日本姑娘私下来往。这是违反纪律的。当然日本人早就知道了，因为每个在东京的苏联人，只要他一离开使馆，就立即被悄悄地盯梢。

欧文设下了一个圈套，搞到一些适当的照片和录音，然后采取捉奸拿双的方法，突然冲到安德烈叶夫跟前。这个苏联人吓坏了，认为是他们自己人来抓他。他一边穿裤子一边同意跟欧文谈一谈。他是情报员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克格勃地下局一个N线人物。

负责国外所有活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又分成具体局、特殊部和普通部。以普通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人员都来自某个国内部，其中的七部是负责日本的。这些人被派往国外后，被称做PR线。他们的工作是广泛搜集情报，进行有益的接触，阅读科技出版物等等。

但是，第一总局的最核心部分是地下局，或叫S局。这个局的工作没有国家界限。地下局负责训练和统管地下工作人员。他们不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出现，而是以非常秘密的身份出现，使用假证件、执行秘密任务。地下局的人员不在使馆里工作。

然而，在每个苏联使馆的每个克格勃驻地里，通常只有一名S局的人，在国外的职务叫做N线人物，负责特殊职责，常常是统管那些为其服务的当地特务，或者协助、或者从技术上帮助隐藏很深的苏联阵营派出的特务。

安德烈叶夫来自于S局。更奇怪的是，他不是一个日本通，而使馆中所有来自七部的人却都是日本通。他是一个英语通。他来此地的任务是与一名美国空军军士长接头。在圣地亚哥与这个军士挂上了钩，现在被调到了路柄湾的美国空军日本联合基地。

由于无法向莫斯科的上司作解释，安德烈叶夫答应为欧文干事。他在与军士长的接触中，由于施加压力太大，军士长便在军需处的厕所里用左轮手枪草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安德烈叶夫也立即被调回莫斯科。欧文那时曾想把这个人就地处理。但是，他又改变了主意。

后来，安德烈叶夫又在伦敦出现了。六个月前，一叠新照片传送到欧文的办公桌上，正是安德烈叶夫。安德烈叶夫从S局调到PR线工作，以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奈杰尔·欧文爵士又下了钩。安德烈叶夫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但他拒绝与其他人来往。所以，奈杰尔爵士只得当做局长的点来亲自抓。

关于英国国防部泄密的事，他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如果有这种事，国防部泄密的那个人可能受苏联在英国的某个地下情报点控制或者与使馆的三个N线人物之一进行联系。但是，这样的人喝咖啡时是不会谈论这种重要事情的，他本人从未听说过。但他将格外留神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分手了。

佩里·琼斯爵士于星期二把阿森松岛文件分发出去。他把星期一的一整天时间都花费在准备这份文件上了。文件发给了四个人。伯蒂·卡普斯蒂克已同意每晚到部里来，检查复印的情况。普雷斯顿叮嘱侦探们，如果乔治·贝伦森一搔痒痒，马上就通知他。对邮检，他也是这样布置的，并让电话监听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然后，他们便各就各位地等待着。

正文第八章曙光计划

第一天什么也没发生。当晚，卡普斯蒂克和普雷斯顿趁职员们都酣然人梦之际来到国防部，查验复印的份数。一共印了7份：乔治·贝伦森3份，另两个有阿森松岛文件的人每人印两份，第四个人没有印。

第二天晚上，贝伦森先生的行动有点奇怪。侦察哨报告：天黑以后，贝伦森离开了贝尔格莱维亚街的住宅，来到附近的一个电话间。他们说不出他拨了什么号码，但他只说了几句话，便放下了听筒走回家了。普雷斯顿很纳闷，为什么家里有蛮好的电话，却跑到外面去打电话。普雷斯顿已经猜到了一些，因为家中的电话被监听了。

星期四。这是第三天了。乔治·贝伦森按往常的时间离开了国防部，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圣约翰教堂开去。在这个具有田园气息的教区闹市上，有一家冰淇淋咖啡店。这位国防部的大员走进去，坐下来，叫了一份该店的特产——水果冰淇淋。

约翰·普雷斯顿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里，听着侦察哨的汇报。汇报人是莱恩·斯图尔特，A监视组的组长。

“我派进去两个人，”他说，“外面街上还有两个，再加上我的车。”

“他在里面干什么呢？”普雷斯顿问。

“看不见，”斯图尔特对着无线电说，“得等一会儿里面的人趁空告诉我。”

实际上，贝伦森先生坐在一个座位里，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填写从文件箱中拿出的一份《每日电讯报》上的文字游戏。他根本不去注意挤在角落里的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大学生。

30分钟后，他叫来服务员算账。他走到付款处，交了钱便走了。

“他回到了街上，”莱恩·斯图尔特叫道，“我的两个人待在里面。他来到闹市，在找出租车。我看到里面的人了，他们正在付款。”

“你问问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了。”普雷斯顿说。他想，整个事情有点奇怪。这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冰淇淋店。但是，从国防部到贝尔格莱维亚的一路上，美以费尔和西区都有冰淇淋店，为什么非要跑到大老远的里金特公园北边的圣约翰教堂这一带来吃一份冰淇淋呢？

又传来了斯图尔特的声音。“来了一辆出租车，他在叫汽车，等一下，里面的人来了。”

稍稍停了一会儿，他们在说话，然后说：“好像他吃完了冰淇淋，也填完了《每日电讯报》上的填字游戏，然后，付了款就走了。”

“报纸在哪儿？”普雷斯顿问。

“他填完就留在那儿了……等一下……然后，店主就走过来收拾桌子，把脏碗和报纸都收拾到厨房去了……他上了汽车开走了。我们干什么……还守着他吗？”

普雷斯顿的思绪翻腾不已。哈里·伯金肖和B组一直监视理查德·彼得斯爵士，刚刚休息几天。他们风里、雨里、雾里待了几周。现在只有一个组在执勤，如果撤了这个组而丢了贝伦森，让他到别的地方去接头，那么，哈考特·史密斯更得给他小鞋穿了，他当机立断。

“莱恩，腾出一个车，跟上出租车。我知道，如果他徒步溜走就不够用了，但没办法，把你的其他人都调到冰淇淋店来。”

“好的。”莱恩·斯图尔特说。然后，无线电里没声音了。

普雷斯顿很走运。出租车一直开到西区贝伦森先生的俱乐部，他下了车便走进去了。但是，普雷斯顿想，他也可能在那里与什么人接头。

莱恩·斯图尔特进到冰淇淋店，坐下来喝咖啡，看（旗帜报），一直到关门的时候。什么事也没发生。关门时，人家让他离开，他便走了。在街上的四人小组看着店员们下班走了，店主关了门，熄了灯。

普雷斯顿从科克大街安排对这个冰淇淋店实行电话监听并查找店主身份。原来他叫西格诺。白诺蒂，正式移民，来自那不勒斯，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0年，从不惹是生非。半夜时，冰淇淋店和西格诺。白诺蒂在瑞士屋的家中都被安上了电话监听。但什么收获也没有。

普雷斯顿在科克大街熬了一夜，一点觉也没睡。斯图尔特的监视是从晚上8点开始的。他们对冰淇淋店和白诺蒂家监视了一夜。

星期五早上9点钟，白诺蒂走回店中，10点钟开始营业。莱恩·斯图尔特和日班小组又开始监视起来。11点时，斯图尔特呼叫了。

“门前来了一辆送货车，”他告诉普雷斯顿说，“车上的人好像在装大桶的冰淇淋，好像他们实行送货上门服务。”

普雷斯顿冲了第20杯咖啡，由于缺觉，他的头有些昏沉沉的。

“我知道了，”他说，“电话簿里有这个广告。派两个人和一辆车跟上送货车，把每个收货人都记下来。”

“这里加上我只有两个人、一辆车，”斯图尔特，“人太少了。”

“查尔斯大街要开个碰头会，我设法再搞来一个组。”普雷斯顿说。

冰淇淋送货车上午送了12家，都是在圣约翰教堂和瑞士屋一带，最南边的两家在玛丽勒勃恩，有的是住宅楼。虽然侦察哨在这些地方出现会引起怀疑，但他们还是设法记下了地址。然后，送货车就回店了。下午没有送货。

“你回家前能把地址表留在科克大街吗？”普雷斯顿问斯图尔特。

当晚，电话监听报告说，贝伦森在家时收到四个电话，包括一个打错了号的电话。他没有往外打电话。全都录在磁带上了。普雷斯顿想听听磁带，监听人员说里面什么令人怀疑的话也没有。但他想，最好还是听一听。

星期六上午，是普雷斯顿有生以来最忙的时候。技术处的人帮他安了一个录音机，他以各种借口，拜访了每一户收到冰淇淋的顾客，如果是妇女出来开门，他便问能否跟她丈夫说两句话。因为是星期六，除了一户之外，他都录了音。

有一个声音似乎有点耳熟。是谁呢？有点口吃？他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呢？他又对了一下每家的主人，但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在科克大街附近的餐馆闷闷地吃了点午饭。在喝咖啡时，他想起来了。他急忙回到科克大楼，又把录音带放了一遍。很可能。不是结论，但很可能。

在苏格兰场辩证科学部的广泛设施中有一个声音分析科，罪犯在监听录音面前否认是他自己的声音时，便由这个科来验证。英国保安局没有辩证科学设备，这类事情，只有依靠苏格兰场，并且要靠特勤处来安排。

普雷斯顿给警察兰德打了个电话，在家中找到了他。在兰德的帮助下，优先安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苏格兰场声音分析科去见面。只找到一个技术员，正在看足球赛，不愿意来工作。但到底还是来了。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戴着水晶眼镜。他把普雷斯顿的录音带放了五六遍，观察波形显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线，记录声音中那些细微的音调音质的差别。

“同一声音，”他最后说，“没问题。”

星期天，普雷斯顿靠外交使团名单识别出了那个声音的本人。他还拜访了一位在伦敦大学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问了好多问题。最后，给伯纳德·亨明斯打了个电话。

“我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向帕拉根委员会汇报，爵士，”他说，“最好是明天上午。”

帕拉根委员会上午11点碰头，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叫普雷斯顿汇报。尽管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表情严肃，但会上总有一种盼望的情绪。

普雷斯顿把发出阿森松岛文件以后两天来的情况尽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遍。讲到贝伦森先生星期三晚上从公用电话间打出了奇怪而又简短的电话时，会场里发出一片感兴趣的骚动声。

“你们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佩里·琼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我们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顿回答。

“那你认为他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认为，贝伦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儿接头，可能是用代号来表示时间和地点。”

“对此你有什么证据吗？”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

普雷斯顿继续讲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电讯报》的遗弃以及被店主亲自收走的情况。

“你们设法找到那张报纸没有？”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没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会导致白诺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报纸里有什么东西的话；而贝伦森也可以狡辩说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么说，你认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头吗？”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敢肯定。”普雷斯顿说。他继续讲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个顾客家的情况，他如何录了11家的嗓音样带，以及贝伦森在当晚接到错电话的事。

“当晚打了电话，说是打错了号码，道了歉并挂了电话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淋的一个顾客的嗓音。”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

“会不会是巧合呢？”休伯特·维利尔斯不无怀疑地问，“在这个城市里打错电话的真是太多了。我也总是接到错电话。”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电脑。”普雷斯顿平静地说，“一个人在这个有1200万人的城市里到一家冰淇淋店吃了一份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店主第二天上午向12家顾客送了冰淇淋；顾客中的一个又在半夜里给吃冰淇淋的人打了一个错电话。这种偶然的机会只是百万分之一。星期五晚上的电话是一个安全收到情报的通知。”

“让我想一想，看我是否听懂了。”佩里·琼斯爵士说，“贝伦森从三位同事手中收回我那份精心制造的文件复印件，假装把它们都剪碎销毁了。实际上他留下了一份。他把文件叠在报纸里，把它留在冰淇淋店。店主收起报纸，把文件用塑料布包起来，第二天藏到冰淇淋中送到上司的手中。上司给贝伦森打电话，说他收到了。”

“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普雷斯顿说。

“一百万比一的偶然性。”安东尼·普鲁姆小声说，“奈杰尔，你怎么看？”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摇起头来。“我不相信这种百万比一的偶然性，”他说，“在咱们的工作中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伯纳德？不可能，这明明是个接头，从情报员到上司，经过中转站白诺蒂。约翰·普雷斯顿的分析很正确。祝贺你。贝伦森是我们找的那个人。”

“那么，你发现这个关系后怎么处理了？普雷斯顿先生。”安东尼爵士问。

“我把所有监视贝伦森先生的人都调过来监视他的上司。”普雷斯顿说，“我已经把他找出来了。说实在的，今天上午我就和侦察哨们跟上他了，从他的玛丽勒勃恩的住宅一直到他的办公处。他是一个单身汉，一个外国大使，名字叫简·马雷先生。”

“简？听起来像捷克名。”佩里·琼斯爵士说。

“不是，”普雷斯顿郁郁地说，“简·马雷是南非共和国使馆的大使。”

大家一片沉默，似乎不敢置信。斯特里克兰爵士以一种外交上不适用的话说：“真他妈见鬼！”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奈杰尔·欧文爵士。

奈杰尔·欧文爵士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他很受震动。他暗自想道：如果是真的，我要割掉他的睾丸当酒菜下酒。

他想到了亨利·皮埃纳尔将军——南非全国情报局局长，前南非国家保安局局长的接替人。对于南非人来说，雇佣一些英国流氓打手去抢劫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是一回事；在英国国防部安插一个间谍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局之间的宣战。

“先生们，我想得到大家的恩准，我准备用几天时间把这件事深入地调查一下。”奈杰尔爵士说。

两天以后，即3月4日，撒切尔夫人曾经召集并商量提前进行大选的内阁大臣之一，正在伦敦荷兰公园的家中和太太一起吃早饭。太太正在浏览一本休假指南。

“希腊的科学海峡挺好，”她说，“或者克里特。”

没有回答。她又强调说：“亲爱的，今年夏天咱们可真得出去好好休息两周了。都两年了。6月份怎么样？在旅游盛季最拥挤的高峰之前，而天气又是最好的时候。”

“6月不行。”大臣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可是，6月多美呀！”她争辩说。

“6月不行，”他重复说，“除了6月，什么时候都行，亲爱的。”

她瞪大了眼睛。“6月有什么事那么重要？”

“你甭管了。”

“你这个老滑头，”她气喘吁吁地说，“又是玛格丽特，是不是？上周日在切卡斯的秘密谈话。她想到乡下去，而我却倒霉了。”

“嘘——”她丈夫说。但是，凭25年的经验，她知道她言中了。

她抬起头，看到他们的女儿艾玛正站在门口。“你要出去，亲爱的？”

“是啊，”姑娘说，“回头见。”

艾玛·劳克伍德，19岁，艺术学院的学生，热衷于激进派政治。她讨厌父亲的政治观点，竭力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抗议他们。在她父母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从不错过反核示威和左翼的抗议游行。她的抗议方式之一还有和西蒙·迪瓦因一起睡觉。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讲师。他俩在一次示威中相识。

他并不是什么好恋人，只是用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的切齿痛恨来吸引她。在他的眼里，任何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强烈地反对他们的人，便冠以法西斯分子。当晚，在枕头边，她把早晨在门口听到的父母的闲话告诉了他。

迪瓦因是一系列革命研究小组的成员，并为内部发行的强硬左派刊物热情撰稿。两天以后，他在跟一个编辑一起讨论稿时，提到了从艾玛·劳克伍德那儿听来的消息。他为这个编辑写了一篇稿，文中号召考莱工厂热爱自由的汽车工人们，利用一名工人因偷窃而被开除的事件，捣毁工厂的生产线。

编辑告诉迪瓦因说，这篇文章的煽动性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但他答应跟同事研究一下，并告诉他说，这事谁也不要告诉。迪瓦因离开后，这个编辑确实跟他的一个同事研究了一下，这是他的消息渠道，而这个渠道又把消息传给了后台老板苏联使馆。3月10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迪瓦因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一定要给吓坏的。作为托洛茨基的全球性一次革命理论的热情追随者，他痛恨莫斯科及其一切主张。

英国机构内部的一个大间谍的后台竟然是一名南非外交官，这使奈杰尔·欧文大为光火。他采取了惟一的选择——直截了当地向南非全国情报局摊牌并让对方做出解释。

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南非全国情报局（前身为国家保安局）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按两国的政治家们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更实际点说是“互不亲近”。关系是有的，但出于政治原因，很不融洽。

由于人们越来越反对种族歧视政策，南非与英国历届政府的关系都很僵，而且在工党政府时比保守党更糟。在1960～1975年工党政府掌权期间，由于罗得西亚政局一团糟，这种关系竟然奇怪地保持下来了。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承认，他需要所能得到的关于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的一切情报，以实施他的制裁。而南非人是掌握大部分情况的。当他们下野、保守党于1979年5月东山再起之后，这种关系又继续下来，原因是由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他们不得不承认，南非人民那里有很好的关系网。

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正是由于英国从西德得到信息，说东德与南非海军准将迪特尔·格哈特的老婆有联系，而使他后来被当做苏联集团间谍遭逮捕。英国还利用秘密情报局包罗万象的档案，抛出几个人的材料并透露给南非，说这几个人是苏联派往南非的间谍。

1967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不愉快。当时国家保安局的一名叫诺尔曼·布莱克本的特务在赞白吉夜总会当酒吧招待，与一位花园小姐过从甚密。这些花园小姐都是唐宁街10号的秘书，因为他们的工作间都朝向花园而得名。

这位陷入情网的海伦（她的名字从略，因她早已建立了家庭）在案发前曾交给布莱克本一些精选的文件。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打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小事，从葡萄酒走味到农业歉收，哈罗德·威尔逊都归罪于南非国家保安局。

后来，关系有所好转，因而，英国派到南非一个站长。站长一般住在约翰内斯堡，提供南非全国情报局的情况。英国对南非的领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南非也在驻伦敦大使馆中安排几名工作人员（秘密情报局知道他们），并在馆外也有几名（英国保安局监视他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监视南非革命组织（像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等等）在伦敦这边的活动。只要这些南非人规规矩矩，就不去动他们。

英国在约翰内斯堡的站长设法与亨利·皮埃纳尔将军进行了私人接触，并向伦敦的上司报告了这位全国情报局的头头说了什么。奈杰尔爵士于3月10日召开了帕拉很委员会会议。

“伟大的善良的皮埃纳尔将军发誓说他对我们保持精诚，对简·马雷毫无所知。他声称马雷现在和过去从来没有为他工作过。”

“他说的是真话吗？”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在这种事情中，谁也不敢保准。”奈杰尔爵士说，“但是，他可能说的是真话。有一点可以看出，他应该知道，我们发现马雷已经有三天了。如果马雷是他的人，他知道我们会进行强烈报复的。他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有撤走。我想，如果他觉得有罪的话，他就会撤人。”

“那么，这个马雷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佩里·琼斯爵士问。

“皮埃纳尔声称，他也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奈杰尔回答说，“他还同意了我的要求，派一个人到那儿和他们共同进行调查。”

“现在贝伦森和马雷的情况怎样？”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向代表五局的哈考特·史密斯问道。

“两人都在严密监视中，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没有抄家。只是昼夜地邮检、电话监听和盯梢。”哈考特·史密斯回答。

“你要多长时间，奈杰尔？”普鲁姆问。

“10天。”

“好吧，10天为限。10天以后，我们就要用所能掌握的材料对他起诉，并要做出损失估计，不管他合作还是不合作。”

第二天，奈杰尔·欧文爵士到法纳姆附近的家中去拜访病休的伯纳德·亨明斯爵士。

“伯纳德，你的那个人，普雷斯顿，我知道他很了不起。本来我可以派自己的一个人去，但我喜欢他的作风。能把他借给我到南非去出一趟差吗？”

伯纳德爵士同意了。普雷斯顿乘了3月12日的夜航班机去了约翰内斯堡。直到他上了飞机，这个消息才传到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的办公桌上。他气得火冒三丈。他知道，他被踢到一边了。

12日晚，非常委员会在库图佐夫大街的住宅中向总书记作汇报。

“你们给我搞了什么了？”苏联总书记小声地问。

克利洛夫教授，作为会议主席，向洛哥夫博士示意，后者便打开卷宗读了起来。

菲尔比在总书记出席的情况下，虽然有些紧张，但总是被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所感动。在委员会的讨论中，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绝对权威者给他们提供了苏联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菲尔比在权力和用权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这位苏联各个领域中独揽大权的总书记的心狠手辣和残酷无情，使他羡慕不已。

几年前，这位总书记成为克格勃的权威主席时，并不是勃列日涅夫委派的，而是那位政治局里不公开的国王、党的理论家米哈依·苏斯洛夫的主意。由于没有依靠勃列日涅夫，他就长臂独揽了这个秘密组织。所以，使克格勃没有变成勃列日涅夫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1982年5月，苏斯洛夫死了。在勃列日涅夫日薄西山之际，他离开了克格勃，来到中央委员会。他没有犯那样的错误。

继承他的克格勃主席的是费道尔丘克将军，是他一手安插的。在党内，他巩固了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在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等待时机，最后终于爬上了显位。在上台后的几个月内，他就把各路大权集于一手之中：党、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由于手中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总书记同志，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洛哥夫博士说。跟其他人一样，他使用官场称呼。“这是一个切实的计划，一个积极的措施，一个建议。它会使英国人陷入大动荡，从而使萨拉热窝事件和柏林赖什塔格大火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管它叫‘曙光计划’。”

他花了一个钟头才读完计划的全文。他不时抬起眼皮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总书记是大型象棋比赛中的高手，他脸上一直毫无表情。最后，洛哥夫博士终于读完了。他们等待着。一片沉默。

“这很担风险，”总书记平静地说，“有什么保障措施没有？使它不会像——其他行动那样引火烧身。”

他没有说出那个词。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在克格勃的最后一年，沃伊蒂瓦事件的惨败使他大伤脑筋，花了三年时间才使那场喧嚣和谴责平息下去。全世界的舆论都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这真使苏联出尽了丑。

1981年早春，保加利亚保密局报告说，他们在土耳其内部的人从西德拖到一条怪鱼。保加利亚是苏联忠实驯顺的卫星国，但出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深深地卷入了土耳其及土耳其族人的纠葛之中。他们发现的这个人是个恐怖主义职业刺客，受过黎巴嫩极左派的培训，为土耳其极右派格雷·沃尔弗斯当枪手。他越狱逃到西德。奇怪的是，他表示要刺杀教皇。他们该怎么办呢？把这位穆罕默德·阿贾扔出去不管呢，还是给他钱、给他假证件、再加上一支枪让他去干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克格勃的反应应该是谨慎的——干掉他。但现在情况不正常。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世界上第一个波兰教皇，是一个主要威胁。波兰在怒吼，在那里，（共产党的）统治将要很快被持不同政见的团结工会所粉碎。

持不同政见的沃伊蒂瓦已经对波兰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苏联看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克格勃回答保加利亚说：你们干吧，但我们不过问。1981年5月，阿贾揣着钱、假证件、还有一支枪，被陪送到罗马，并给他指明了方向。他便孤注一掷，结果是许多人送了命。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洛哥夫博士说。这个“曙光计划”基本上是他策划的，并随时准备为它辩护。“沃伊蒂瓦事件由于三个原因而酿成大错：被刺者没有死；凶手被活捉；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替罪羊，比如说，意大利或美国的极右派。应该有一连串有力的证据，使全世界相信，阿贾的后台老板就是右派。”

总书记像鸡吃米一样地点着头。

洛哥夫接着说：“这次，情况大不一样。每一步都有回旋的余地和金蝉脱壳的办法。执行人是一名高级职业特务，在被捕之前，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多数制品看起来都是无害的，没有人会追溯到苏联这边来。执行人在事发之后绝对活不了，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合措施，使矛头无疑地指向美国。”

总书记转向马尔琴柯将军，问道：“行吗？”

三个委员都觉得不大自在。马尔琴柯若是做出什么反应，大家都会很容易地随和他。但他什么也没表示。

马尔琴柯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说：“很可行。我认为需要10到16个月才能完成。”

总书记问菲尔比说：“上校同志呢？”

菲尔比说话结巴得更厉害了。他在紧张时总是这样。“至于风险嘛，我还拿不准，技术上的可行性我也没有发言权。但是效果——它肯定会使百分之十的浮动选票倒向工党一方。”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

“总书记同志，我反对。我认为，它的施行和产生的可能后果都是非常危险的。它完全违背了的条款。这个议定书一旦被破坏，大家都要遭殃。”

总书记似乎陷入了沉思，谁也不想打搅他。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的双眼凝思了5分钟之久。他终于抬起了头。“没有笔记，没有录音，外面也没有这个计划的废纸，是不是？”

“没有。”四个委员一致说。

“把文件和封套都给我。”总书记说。他接过来后，以一贯的单调的声音继续说：“这个计划很残酷、很毒辣，具有冒险性，也特别危险。现在委员会解散。你们各回各的岗位，不要再提非常委员会了，更不能提‘曙光计划’。”

四位卑微而虔诚的人站起来之后，他仍然坐在那里瞪着桌子出神。他们无声地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几乎谁也没看谁一眼，便被引到楼下，向他们各自的汽车走去。

在空旷的院子里，各自钻进汽车。菲尔比坐在自己的伏尔加里，等着司机葛利高利叶夫发动引擎。但司机却坐着不动。另外三辆车都开出了院子，出了门洞，驶上林荫大路。菲尔比的车窗上有人敲了几下。他放下车窗，看到巴甫洛夫少校的脸。

“请跟我来，上校同志。”

菲尔比的心格登一下子。他明白，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是几个人中惟一的外国人。总书记是善于抓薄弱环节而出名的。他跟着巴甫洛夫少校又回到楼里。两分钟后，他又被领到总书记的客厅里。这老头子仍然坐在咖啡桌旁的轮椅里。他示意让菲尔比坐下。这位英国叛徒诚惶诚恐地坐下了。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总书记温和地问。

菲尔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个，残酷，大胆，危险。但是，如果成功了，很起作用。”

“这个计划很妙。”总书记小声地说，“要实行，但由我自己抓，别人谁也不能插手，只有我自己。而且，你要做不少工作。”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菲尔比大胆地说，“为什么是我呢？我是个外国人啊，虽然我一辈子都在为苏联效劳，而且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三分之一，但我还是一个外国人啊！”

“一点不错，”总书记回答说，“除了我，你没有后台。你不能搞阴谋来反对我。”

“你要离开家和你的爱人，辞去司机，住在我的沃苏沃别墅宾馆里。在那里，你可以把执行‘曙光计划’的先遣队组织起来。你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权力，可以通过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来贯彻。你自己不要露面。”总书记按了一下桌下的按钮。“你要在这个人的监护下工作。我想你早就认识他了。”

门开了。无动于衷的、目光冷淡的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里。

“他非常机警，而且特别敏锐，”总书记赞赏地说，“但又非常忠诚。他恰巧还是我的侄子。”

菲尔比站起来正要跟少校离去时，总书记递给他一个纸条。这是一张第一总局呈递给总书记亲阅的薄纸文件。菲尔比难以置信地看着。

“是这样，”总书记说，“我昨天收到的。你不能像马尔琴柯那样，要10到16个月。看来撒切尔夫人要在6月份就开始行动。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比她早一周。”

菲尔比长嘘了一口气。在1916年，只用10天就完成了俄国革命。而现在却给了这位英国天字第一号的大叛徒90天，来进行一次英国革命。

正文第九章南非旅程

13日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抵达简·斯马茨机场。驻在当地的站长来接他。站长叫丹尼斯·格雷，瘦高个，黄头发。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个人监视着他，但并没有接近他。

海关和入境只是一种手续。着陆30分钟后，两个英国人就驱车向北，朝着比勒陀利亚疾驰。普雷斯顿好奇地望着南非大草原的风光。这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条六车道的现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纵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两旁都是欧式的现代化农场和工厂。

“我在勃哲斯巴克给你订了房间，”格雷说，“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伦敦通知我说，你愿意住旅馆，不愿意住公寓。”

“对。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咱们先去登记一下。11点还约定与‘野兽’见面呢！”

这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本来是加在范·邓·伯格将军头上的，一位警方将军、前国家保安局局长。在1979年的马尔德盖特丑闻之后，南非国家情报部队与保安警察融为一体的害人机关解体了，从而使职业情报人员和外事部门如释重负。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尝过国家保安局铁拳头的滋味。

情报部队重新改组为全国情报局。亨利·皮埃纳尔将军从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位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400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将军的办公室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是两个官员。

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讲究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用绿色的慢帘遮着。

皮埃纳尔将军又高又胖。他们进来后，他站起来，并走过来握手。格雷作了介绍，将军示意他们坐在皮椅上。侍从端来了咖啡。他们的谈话声音很小，格雷领会了意思，便起身告辞了。皮埃纳尔看了普雷斯顿一会儿。

“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

“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

“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月开始，在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入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月13日，我和C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1944年8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号集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344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

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军官。他并不会说英语，但他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份识别牌，向他的手下人说了一些什么，他们都笑了。如果我想被送回国，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我交给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一个又一个潮湿冰冷的牢房里，我被单独地关了五个月，受尽了残酷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企图使我承认是间谍。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便把我剥光衣服，扔进牢中。在春末（当时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但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开始垮下来，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地铺和稍好一点儿的食物。当然，按我们南非的标准，那种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后来，可能上边传下来什么话，1945年8月，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把我装到卡车上，开出很远，最后，在德国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给英军。英军对我太好了，我在位于德国比勒菲尔德郊外的部队医院里治疗一个阶段后，便被送到英国。在格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军医院又治疗了三个月。最后，于1945年12月，搭乘法兰西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返回开普敦，于今年1月底抵达开普敦。

正是在开普敦，我听说我的父亲——世上惟一的亲人——死去了。这沉痛的消息使我非常忧伤，身体又垮了下来，住进了开普敦的温伯格部队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

我现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证明书。值此，我申请加入南非外事局。

普雷斯顿合上卷宗，维尔扬抬起了头。

“你看，”这位南非人说，“从那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是稳重的，虽然没有惊人的壮举，但也无可非议，熬到一秘。他在国外任过八次职，所有的国家都是坚定地亲西方的。这就不少了。但他是个光棍儿，干这一行是较合适的，只有大使级和部长级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认为他在这些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

维尔扬靠过来敲着卷宗说：“你看到这些俄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搞错了，普雷斯顿先生。所以，他喜欢冰淇淋，并且拨错了电话号码，偶合而已。”

“也许是。”普雷斯顿说，“这个自传，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维尔扬上尉摇了摇头。“你们的奈杰尔·欧文爵士一跟将军联系，我们就把这份档案调来了。我们审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每个名字、日期、地点、兵营、军事单位、战役和细节都是准确的。就是战前在慕赛基峡谷所种植的作物都考察过了。搞农业的人肯定了解这些。现在那里种西红柿和鳄梨。谁也编不出那些来，不可能。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怀疑，也只能是在国外。”

普雷斯顿显得闷闷不乐的样子。窗外夜幕在降临。

“好吧，”维尔扬说，“我在这儿帮助你。下面你想怎么干？”

“我想从头开始，”普雷斯顿说，“这个地方，杜威尔斯克鲁弗，远吗？”

“开车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你想到那儿去吗？”

“对。咱们能早点儿动身吗？明早6点，怎么样？”

“我设法从车队搞一辆车，6点到旅馆。”维尔扬说。

在朝北通向津巴布韦的路上，汽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现代化的。维尔扬开来了一辆没有标记的舍瓦尔牌汽车。这种车通常是南非情报局使用的。汽车飞驰着，穿过奈尔斯特龙和波特吉特斯鲁斯，只用三个小时，就到了彼得斯堡。一路上，普雷斯顿有幸看到非洲广袤无垠的大地。这种景象，使那些适应了狭小天地的欧洲游客大为赞叹。

在彼得斯堡，他们转向东方，在平坦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驶了50英里，淡蓝色的渺渺苍穹与无边无际的地平线遥相接应。直到他们到达叫做水牛岭的悬崖时，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赛基峡谷。当他们盘旋向下时，普雷斯顿发出一阵阵的惊叫。

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着峡谷，一片葱笼茂密。在平展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万蜂箱一样的非洲小屋，屋周围是禽舍、牛栏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多数都分布在穆赛基谷底。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劈柴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儿童放牧着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妇女弓着腰在田间劳动。

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非洲。道路高低回转地顺着悬崖爬向穆赛基谷底。在谷底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这就是杜威尔斯克鲁弗，意思是魔鬼沟。

10分钟后，他们进入沟中，慢慢地从新小学校前驶过，来到勃塔街，这是小镇的主要街道。

“你想到哪儿去？”维尔扬问。

“老农马雷死的时候，一定留有遗嘱，”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这就必然有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说，要有个律师。咱们找一下，在杜威尔斯克鲁弗有没有律师？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维尔扬把车开到克斯坦斯修配厂的前院，指着马路对面的因姆波旅馆说：“去喝杯咖啡，也给我要一杯。我加满油，再打听一下。”

5分钟后，他来到旅馆的前厅找到普雷斯顿。“有一位律师，”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是盎格鲁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马路对面，与修配厂隔两个门。今天上午他可能在。咱们去吧。”

本森先生在办公室。维尔扬将装在塑料夹中的卡片向律师的秘书晃了晃，这一招儿立刻见效。她用南非语对着内部对讲机说了些什么，他们便立刻被领进本森先生的办公宦里。本森很和气，满面红光，穿着浅驼色西装。他用南非话向他俩问候。维尔扬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这位是普雷斯顿先生，从英国伦敦来。他想向你问个问题。”

本森先生叫他们坐下，又回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请吧，”他打着手势说，“只要我知道的。”

“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普雷斯顿问。

本森诧异地看着他。“大老远的从伦敦来问我多大岁数？说实在的，我53岁。”

“这么说来，1946年你大概是12岁？”

“对。”

“你能告诉我在那年谁是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的律师吗？”

“当然，是我父亲。塞德里克·本森。”

“他还在吗？”

“在。80多岁了。15年前移交给我的。但他手脚还很灵活。”

“跟他聊聊行吗？”

本森先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大概是他父亲接的电话，因为儿子说来了客人，有一个伦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电话。

“他住的地方离这儿6英里，但他还能开车。路上的人都很吃惊。他说马上就来。”

“趁等着的时候，”普雷斯顿问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卷宗？看看你，噢，你父亲，是否为一个叫劳伦斯·马雷的当地农民主持过遗嘱，这个人那年1月份死的。”

“试试看，”小本森说，“当然了，这位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师。但那些年，当地人通常都是待在当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请稍等一下。”

他离开办公室。秘书送上来咖啡。10分钟后，外屋传来说话声。本森父子一起进来了。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子。老人满头白发，但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互相介绍之后，普雷斯顿解释了他的来意。

老本森一句话没说，坐到桌后的椅子上，让他儿子拉过另一个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镜卡到鼻子上，从眼镜上面看着客人。“我记得劳伦斯·马雷，”他说，“嗯……对，是我们在他去世后主持的遗嘱。我亲自处理的。”

儿子递给他一份用粉丝带扎着的又脏又黄的文件。老人掸掉灰尘，解开带子，把文件展开。他不出声地看起来。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英里，找到了杜。普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赢弱而美丽的新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

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

“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一切。他们将把一些物件偷运过去，或者通过海关，或者通过不检查的地点。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只要记住一个接头暗号以及另一个备用暗号就可以，以防一旦某一个联系不上时使用。每个人将东西交给执行官后便回到我们的国土来，并且立即隔离起来。除了执行官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但这一点，他们谁也不知道。

“指挥信使的是一位调度官，他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国的执行官手中。还要有一个供应官与其配合，及时提供运送物件。这个人要有四个助手，每人负责一项专门工作。

“一个人负责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个人自己要学会高级技术；第三个人负责提供制成品；第四个人负责通讯联络。重要的是，执行官要向我们报告进度、困难、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准备就绪的时间。我们要在任何计划更动时，能够及时通知他，当然，还包括向他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关于通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的因素，不可能采用正常的通讯渠道或人员会面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广播波段，以密码的方式定时与执行官进行通讯。但是，为了使他在紧急时能与我们联系，他必须在英国某地有一台发报机。这是一台老式的发报机。这很危险，是一台战时使用的发报机。但必须有一台。你会看到我在里面提到过。”

总书记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计划中所需要的每一个人。最后，他抬起头来。“你会得到这些人的，”他说，“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人地找出来，都是最好的，分别给以特殊使命。”

“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计划’透露给我们在伦敦大使馆的克格勃人员。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没有说出来他的另一个担心，“就这些。”

正文第十章大使与集中营

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顿的请求下，维尔扬和他在联合大厦四楼的办公室里会了面。由于是星期天，几乎整个大楼都归他们所有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维尔扬上尉问。

“昨晚睡不着，我想了许多，”普雷斯顿说，“有些事情是不对头的。”

“从北边回来你睡了一路，”维尔扬不快地说，“可我得开车。”

“啊，但是你比我结实多了。”普雷斯顿说。

这话使维尔扬很高兴。他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经常坚持锻炼。他变得随和起来了。

“我想找另一名战士。”普雷斯顿说。

“什么另一名战士？”

“跟马雷一起逃走的那个。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战士’或‘我的同志’，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名字呢？”

维尔扬耸了耸肩。“他认为无关紧要。在温伯格医院时，他一定会告诉当局的，以便通知家属。”

“那是口头的，”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听他说的军官们可能很快就被遣散为老百姓。只有书面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他提到了但又没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个战士。”

“但是他已经死了，”维尔扬分辩说，“他42年前就埋在波兰森林的坟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谁。”

“可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呀？”

“马雷说在那个集中营里只靠红十字会食品包维持生命，”普雷斯顿说，似乎在冥思苦思，“他还说是在圣诞节以前逃走的。这必然使德国人感到不安，通常是全体都要受到惩罚——失去特殊照顾，包括不给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圣诞节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个人？”

在南非没有旧战俘协会，但有一个退伍军人联谊会，包括那些打过仗的人。这个组织叫钢盔协会。钢盔协会成员的每个分会的会议室叫做“弹洞”，负责人叫“老牛”。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每人用一部电话，分别与南非每一人“弹洞”联系，设法找到一个在344号集中营待过的人。

这是很麻烦的。那所集中营里的11000名战俘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美国，南非人很少。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死了，钢盔协会的成员中，有的到高尔夫球场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认，有的给出了一些主意，结果仍然到处是死胡同。太阳落山时，他们歇手了。

星期一上午又接着干。到中午时，维尔扬才喘了一口气。他在开普敦找到一位退休的肉类加工商，维尔扬和他讲着南非语。他用手捂上话筒说：“这个人说，他在344号集中营待过。”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安德森先生吗？啊，我叫普雷斯顿。我正在对344号集中营进行一些研究工作。谢谢，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儿待过。你还记得1944年圣诞节吗？两个南非战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确实记得。对，我肯定是相当糟糕的……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啊，不住在一个屋？是啊，当然了。那么，你记得南非国民大会组织负责人的名字吗？……罗伯特准尉。全名是什么……请仔细想一想……什么？瓦尔特？你能肯定吗？太感谢你了！”

普雷斯顿放下电话。“瓦尔特·罗伯特准尉。我们到军事档案馆去，好吗？”

他们找到了南非军事档案馆。出于某种原因，它附属于教育处，坐落于比勒陀利亚的维萨治大街20号。名单中有100多个姓罗伯特的，有19个人是以瓦字打头的，7个人叫瓦尔特，但都对不上。把瓦字打头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无所获。普雷斯顿在罗伯特的卷宗里，从字母A开始查起，他很走运，一个小时之后，他查到杰姆斯·瓦尔特·罗伯特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100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月底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那谁知道？”普雷斯顿回答说，“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对不起，”在开车送普雷斯顿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维尔扬说，“看来是山穷水尽了。”

当晚很晚的时候，普雷斯顿在旅馆里给罗伯特上校打了个电话。“上校，又麻烦你了，真对不起。你是否记得布兰特在那个营房里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伴或朋友？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军队中总会有一个要好的同伴的。”

“你说得很对，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睡觉时好好想想，如果我想起什么，明早打电话告诉你。”

早饭时，热心的上校给普雷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讲得很干脆，如同向司令部报告一样：“想起一点儿。那些营房都是按100人盖的，但我们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那里面，一个营房里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挤在铺上睡，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明白，”普雷斯顿说，“布兰特呢？”

“跟另一个下士睡一个铺，叫莱文森，皇家德本轻步兵。”

“你说什么？”

“莱文森是皇家德本轻步兵团的。”

这回在维萨治大街查得很快。莱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钟后，档案就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麦克斯·莱文森，生于德本。战争结束时，他退伍了，所以没有抚恤金，没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岁。

普雷斯顿在德本电话号码簿上查找着，同时，维尔扬让德本警察从他们的档案中找这个名字。维尔扬先找到了。

麦克斯·莱文森在海边开了一个小旅馆。维尔扬打电话找到了莱文森太太。她肯定说，她丈夫在344号集中营待过。但现在她丈夫钓鱼去了。

他们等他回来，无聊地转着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来。普雷斯顿跟他谈起来。这位旅馆老板从东海岸通过电话线传来开朗洪亮的声音：“我当然记得弗利基。这个混蛋小子逃到了树林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怎么了？”

“他是哪儿的人？”普雷斯顿问。

“东伦敦。”莱文森毫不犹豫地说。

“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讲得很少，”莱文森回答说，“当然是南非人喽，南非语讲得很流利，英语很糟，劳动家庭。啊，我想起来了，他说过他爸爸是那里铁路的扳道员。”

普雷斯顿跟他说了再见并转向维尔扬说：“东伦敦，咱们能开车去吗？”

维尔扬叹了一口气。“我看不行，”他说，“几百英里。我们的国家很大，普雷斯顿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话，咱们可以明天坐飞机去。我可以安排一个警车和一个司机去接咱们。”

“没有标记的车，”普雷斯顿说，“穿便衣驾驶。”

虽然克格勃总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仁斯基广场2号的“中心”，虽然那幢楼并不小，但是，要把这个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的一些机关放到这里，仍然显得很狭窄。所以，下属的分部就到处都是了。

第一总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环路的雅辛涅沃，几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总局的全体都在这座现代化的、铝和玻璃的八层大厦里，形状像一个三个尖的星，如同本茨牌汽车的标识一样。

这座大厦是芬兰人承包建筑的，准备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但竣工之后，国际部的人不喜欢它。他们想离市中心近一点。于是，就给了第一总局。由于它位于城外，远离人们那敏锐的耳目，所以，非常适合第一总局使用。

第一总局的成员，即使在国内，身份也是保密的。由于他们必须（或者已经）到国外去担任外事工作，最忌讳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游者看到他们从第一总局走出来，或不知不觉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总局里有一个很秘密的局，它并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总局是秘密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个S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绝密的。里面的人员不但见不到第一总局里的同事们，连他们内部互相之间也从不见面。他们的训练和教导都是单独进行的，只是一个教导员一个学生。每天早晨他们并不到办公室签到，否则就会互相见面了。

从苏联的心理观点看，原因很简单。俄国人对秘密和背叛有一种偏见——这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源于沙皇时代。“特务”，就是男人，有时也有女人，经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国外去，以极端隐蔽的身份生活在那里。

然而，“特务”被捕并且与人家合作了，变了节，便会交待一切。所以，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个人不可能出卖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认识的人。

因而，那些“特务”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开的几十个住宅里。他们单独汇报，单独训练和单独下指示。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局的局长仍然把办公室设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他的办公室设在七楼，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层，比第一总局副主席契涅夫将军和克留什科夫将军高两层。

3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当普雷斯顿与麦克斯·莱文森谈话时，有两个人来到S局局长的密室。局长是一位老军人，毕生从事秘密谍报工作。他看了他们出示的东西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个工作，”他小气地说，“这个人很出色。”

中央委员会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小卡片。“好，少将，请您从现在开始让他离职，叫他到这个地址报到。”

局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地址。这两个人走后，他再次回想起他们的权威性。是的，是来自中央委员会。虽然他们没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从哪层人物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特务，是他所训练的最好的特务。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训练有素的特务，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在这样的命令面前，没有二话可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命令是不能打问号的。他按了一下内部联络器。

“告诉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到我这儿来报到。”他说。

从约翰内斯堡到东伦敦的第一次飞机准时到达了本舒曼机场。机场很小，但很整洁，漆成蓝色和白色。这是南非第四大贸易城市和港口的机场。警察局的司机正在停机坪上等他们，把他们领到停车场，坐进一辆没有标记的福特牌轿车。

“上尉，到哪儿？”他问。维尔扬用眼睛问普雷斯顿。

“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敦的现代化车站位于舰队街。在车站的正对面是一排破旧的二层楼，刷成绿色和乳白色。这就是管理处。

在里面，维尔扬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证件，马上被领进财务处长的办公室。处长听着普雷斯顿的问题。

“对，我们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铁路员工开支，”他说，“叫什么名字？”

“姓布兰特，”普雷斯顿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年以前，他是一个扳道工。”

处长找来一个助手。他们穿过几条黑暗的走廊来到卡片室。那个助手查了一会儿，抽出一张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人，三年前退休的。库斯·布兰特。”

“他多大岁数？”普雷斯顿问。

“63岁。”助手朝卡片扫了一眼说。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如果弗利基·布兰特跟简·马雷的岁数差不多的话，他父亲要大约老30岁，可能90多岁了。

“我们找的人现在大约90岁了。”普雷斯顿说。

处长和助手都肯定地说，再没有别的退休的布兰特了。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三个活着的、岁数最大的领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岁数排的，”助手反驳说，“是按字母顺序排的。”

维尔扬把处长拉到一边，咬着耳朵用南非语说了些什么。他的话立即生效，处长显出受震动的样子。

“找，”他说，“一张一张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们在办公室等着。”

花了一个钟头。助手拿来了三张退休卡片。

“一个78岁，”他说，“但他是行李员。一个80岁，过去是清洁工。这个77岁，过去是编组车场扳道工。”

这个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钟后，他们驾车来到奎格奈。这是东伦敦的一个老区，有50多年了。一些破旧的平房已被修修补补过，其他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这里是白人工人贫民窟。从这里可以听到穆尔大街那边的铁路车间以及扳道场的叮叮当当声；在那里，一辆辆巨大的货车被编成组，将东伦敦码头上的货物，经过彼得茨堡，运到内陆的德兰士瓦省。他们在穆尔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开了门，布满皱纹的脸像个胡桃核，白发在脑后扎成一团。维尔扬用南非语跟她讲话。老太婆指着远处，说了几句什么，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维尔扬陪着普雷斯顿回到车中。

“她说他到机关去了。”维尔扬对司机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旧的铁路机关，现在叫特恩布里停车场，在帕特森大街。是铁路工人的娱乐场。”

那里是一个大停车场，有一大片二层楼房，旁边毗连着三个保龄球草坪。他们穿过一道道门，从一排司努克球台和电视之间经过，最后来到一个闹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吗？”

侍者说：“在，他在那边看保龄球呢。”

他们在一个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啤酒，晒着秋天的太阳。普雷斯顿提出了问题。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啊，我记得乔·布兰特。他死了好多年了。”

“他有个儿子，叫弗利基。”

“一点不错。天啊，小伙子，你们又使我回到了许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个好孩子。放学后，有时到车场来，乔总是让他坐到编组机车里。在那时候，对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优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顿问。

老人点头。“大约是那时。是在乔和他搬家来后不久。”

“在1943年前后，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顿说。

弗利老爹用带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会儿，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情景。“对，”他说，“那孩子再也没回来。有人告诉乔说，他死在德国什么地方了。这消息使乔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远大前程。他精神失常了，战后那个电报来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认为是心瘁而死。过不久，两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没了。”

“你刚才说‘乔和他家搬来后不久’，”维尔扬提醒说，“他们是从南非哪个地方搬来的？”

弗利老爹显得不解的样子。“他们不是从南非什么地方搬来的。”他说。

“他们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维尔扬重复说。

“谁告诉你的？”

“部队说的。”维尔扬说。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队报名时一定是说他是南非人才被通过的，”他说，“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从德国搬来的。是移民，大约在30年代中期。乔一直到死也总说不好南非语。当然孩子说得好，在学校学的。”

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时，维尔扬问普雷斯顿：“还去哪儿？”

“在南非，移民档案存在哪儿？”

“在联合大厦地下室，跟国家档案室挨着。”维尔扬说。

“咱们在这儿等着，档案室的人能给咱们查一下吗？”普雷斯顿问。

“可以。咱们到警察局去，那儿电话好打。”

警察局也在舰队街，是一座黄砖砌成的堡垒，四层，窗户都是不透光的。右边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练厅。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点，他们便来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叔，有人来找你。”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普雷斯顿离开了这家，去找维尔扬。维尔扬已经先回到了车里。

“去机场。”普雷斯顿告诉司机，转而对维尔扬说：“明早能安排我与皮埃纳尔将军见面吗？”

那天下午，苏联军队中又有两个人被抽出来执行特殊任务。

在莫斯科以西100英里处，刚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有一片综合大楼和一些盘形天线，这是苏联的一个监听站，接收华沙条约军事单位的电波和外国电波，也接收苏联国土以外其他政党之间的通讯信号。综合大楼有一个部分被隔离开来，这是克格勃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南非。南非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好的，比一些国家要强一些。

“1935年9月，”普雷斯顿继续说，“乔·布兰特带着妻子伊尔丝、10岁的儿子弗利基在不来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后抵达东伦敦。那时，那里有许多德国人，犹太人很少。他决定定居下来并在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员把这一家的情况通知了当时的犹太教士。

“当时的教士叫所罗门·沙皮罗。沙皮罗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拜访了这一家并竭力劝导他们参加当地的犹太社会生活。他们拒绝了，教士估计，他们想过着非犹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扫兴，但并不怀疑他们。

“后来，1938年，那个孩子，即已经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岁了，该行成人礼了，即一个犹太儿童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了。可是，由于布兰特想非犹太化，这对只有一个儿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他们没参加犹太社团，沙皮罗教士还是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否让他来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礼。他们说了一句刺耳的话，于是，沙皮罗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什么怀疑？”将军不解地问。

“他怀疑他们不是犹太人，”普雷斯顿说，“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在行成人礼时，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犹太人。按犹太人的信条，这要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母亲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统书，证明她是犹太人。伊尔丝·布兰特没有血统书。这就没有必要行成人礼了。”

“这么说来，他们是靠伪证来南非的？”皮埃纳尔将军说，“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仅如此，”普雷斯顿说，“我还不能证实这点，但我相信我是对的。乔·布兰特告诉你们的公使馆说，他正面临着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危险，这话是真的。但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知道，如果他讲了真话，他是得不到签证的。”

“说下去。”将军郁郁不快地说。

“他的儿子弗利基18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隐蔽思想所灌输，成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国际而奋斗。

“1943年，这两个年轻人加入南非军去打仗。杜威尔斯克鲁弗的简·马雷是为了南非和英联邦而战；然而弗利基却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祖国——苏联而战的。

“在基本训练中、在部队转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在344号集中营见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划了他的逃跑计划，但他挑了一个年轻的同伴，这个人也是黄头发，个头和他一样高。我认为，在卡车出毛病时。不是马雷，而是他先开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么，肺炎又怎么解释呢？”维尔扬问。

“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炎，”普雷斯顿说，“他们也没有落入波兰基督教游击队手里。他们是落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布兰特可以跟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谈。他们便会把他领到红军那里，于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里的马雷一起，交给了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1945年3月到8月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所有关于冰冷的牢房的话都是扯淡。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读书的每一个细节都跟他讲过，而他都记住了。尽管他的笔头英语不好，但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把那个简历写出来。

“他们大概也让布兰特快速进修了一下英语，给他整了整容，将马雷的身份识别牌挂到他的脖子上。这样，一切就给了。而后，由于马雷的用处使完了，他可能就被消灭了。

“他们将布兰特弄得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又给他一点化学药品使他显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过来。在比勒菲尔德医院待了一段，并在格拉斯哥郊外的医院待了更长一段时间。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应该回家了，他没有碰到任何德拉雷团维茨营的人。12月，他乘船回开普敦。1946年1月抵达那里。

“有一件麻烦事。他不能到杜威尔斯克鲁弗去，他也不愿去。而后，国防部总部有人给农场主老马雷发了一个电报，说过去误认为他那‘失踪，可能死亡’的儿子，现在终于回来了。老马雷恩儿心切，就按照国防部提供的地址，给‘儿子’发了一份电报。布兰特收到了电报，大为震惊（这里我承认是猜测，但似乎合情合理），电报催他回家。他又装病了，住进了温伯格军医院。

“老父亲等不了啦，又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到开普敦来。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布兰特向共产国际里的朋友求援，于是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在穆赛基山谷的偏僻道路上撞了老人，并用半个车轮轧坏了他的车，使现场像一场撞车后又逃走了的样子。然后，就一切顺利了。年轻人不能回去参加葬礼，这一点，杜威尔斯克鲁弗的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他请求本森律师代理变卖田地产并将款汇到开普敦时，律师也毫不怀疑。”

将军的办公室里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窗户上苍蝇的嗡嗡声。将军连连点头。

“有道理，”他终于承认说，“但没有证据。我们不能证明布兰特家不是犹太人，更甭说是共产党了。你能给我一些证据而不是怀疑吗？”

普雷斯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照片，放到皮埃纳尔将军的桌上。“这是一张照片，真正的简·马雷的最后一张照片。你们瞧，他小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板球运动员。他是投球手。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的手指握球的姿势是一个旋转球手。你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左撇子。

“我在伦敦曾花了一周时间研究简·马雷，用双筒望远镜仔细地研究。他开车、吸烟、吃饭、喝什么，都是用右手。将军，你可以把一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改变——改变头发、语声、脸型、举止，但你不能把一个左手投球手改成一个右撇子。”

皮埃纳尔将军打了半辈子板球，他盯着看照片。“这么说来，普雷斯顿先生，我们在伦敦的是什么人呢？”

“将军，你们有一个共产党的代理人，他在南非外事局工作，却为苏联效了40多年的劳。”

皮埃纳尔将军的目光从桌上移开，望着峡谷对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我要劈了他，我要把他劈得粉身碎骨扔到大草原里去。”

普雷斯顿咳嗽一声。“问题是跟这个人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忍耐一个阶段，等你亲自与奈杰尔·欧文爵士谈谈再说？”

“很好，普雷斯顿先生，”皮埃纳尔将军点头说，“我先跟奈杰尔爵士谈谈。那么，你的计划如何？”

“今晚有一次回伦敦的航班，我想坐它走。”

皮埃纳尔将军站起身来，伸出了手。“再见，普雷斯顿先生。维尔扬上尉会送你到飞机上。谢谢你的帮助。”

普雷斯顿收拾东西时，又从旅馆给把他从约翰内斯堡接来的丹尼斯·格雷打了个电话，让他向伦敦转发一封密码电报。两小时以后，他收到回电。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将在第二天，星期六，来办公室与他会面。

当晚快到8点时，最后一次吁请旅客登上飞往伦敦的南非航班后，普雷斯顿和维尔扬站在离港厅中，普雷斯顿出示了登机牌，维尔扬出示了万能通行证，他们一起来到凉爽、黑暗的机场上。

“听我说，英国佬，你真是一个贾格洪德。”

“谢谢你的好意。”普雷斯顿说。

“你知道贾格洪德是什么吗？”

“我想，”普雷斯顿谨慎地说，“是南非的猎狗，虽然跑得快，而且笨拙，但有穷追不舍的精神。”

维尔扬上尉一周来头一次仰面大笑起来。然后，他又变得一本正经地问：“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请吧。”

“你为什么要给老人的坟献花呢？”

普雷斯顿凝视着停在一旁的班机，在20码以外，机舱里的灯光一片辉煌。最后一批旅客正登上舷梯。

“他们夺走了他的儿子，”他说，“然后，为了不让他发现，又杀死了他。似乎就是这么一回事。”

维尔扬伸出了手。“再见，约翰，一路顺风。”

“再见，安德烈斯。”

10分钟以后，南非喷气客机升上天空，朝北向欧洲飞去。

正文第十一章排挤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静静地坐着，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坐在旁边，听着普雷斯顿汇报，直到听他讲完。

“天老爷！”普雷斯顿不说时，爵士重重地说，“归根到底还是莫斯科。这下可亏得很，损失是巨大的。布赖恩，这两个人还在监视吗？”

“是的，伯纳德爵士。”

“周末继续监视，在帕拉根委员会有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约翰，我知道你很辛苦，但星期日晚上以前能把报告写出来吗？”

“能，爵士。”

“那好，星期一早上头一件事就是把报告交给我。我要到每个委员家去通知他们在星期一上午召开紧急会议。”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被领进沃苏沃高级别墅的客厅里，精神非常紧张。他从来没有见过苏共总书记，也从没想到过会见到他。

三天来，他一直提心吊胆，坐卧不安。自从局长分配他做特殊任务的副手后，他一直被隔离在莫斯科中心的一套房间里，昼夜都有两名九局，即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人看守。很自然地，他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因为，他一丁点儿也不知道，究竟他们认为他做错了什么事。

后来，突然来了命令，让他穿上最好的便服，跟着卫兵来到等在外面的海鸥牌轿车旁。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地来到了沃苏沃。他被带了进去，他甚至没认出这是座别墅。

只有在巴甫洛夫少校告诉他“总书记同志现在接见你”时，他才意识到是在哪里。他走进客厅的门时，觉得喉咙非常干渴，他竭力控制自己，叮咛自己一定要毕恭毕敬地、忠诚老实地回答总书记的任何问话。

在门内，他僵直地立正站着。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审视了几分钟，然后举手示意让他走过来。彼得罗夫斯基跨了四步又停下，仍然立正站着。这位苏联领导人讲话时，往常的严厉语调消失了，声音很温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你不是服装店里支撑衣服的模特，到灯下来，让我看得清楚些，坐下。”

彼得罗夫斯基本呆呆的，一个年轻的少校，坐在总书记的面前，这还从来没听说过。他顺从地坐了下来，但只搭了一个椅子边，后背直直的，膝盖靠拢着。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不知道，总书记同志。”

“我猜你不知道。有必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会告诉你的。要执行一个任务。它的后果对于苏联和革命的胜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成功了，对我国的好处也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失败了，对我们的损害也是灾难性的。我亲自挑选了你——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来完成这个使命。”

彼得罗夫斯基心潮起伏。原先那种横祸临头的恐惧，完全被不可控制的喜悦所代替。很久以来，从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优秀硕士毕业生时，就一直想在外交部找一个理想的工作，成为第一总局一名年富力强的人物；很久以来，自从他自愿报名并被挑选到地下局后，就一直想承担重要使命。但他那漫无边际的梦想却从来没有梦到过这种样子。他终于允许自己直接看了总书记一眼。“谢谢您，总书记同志。”

“其他人会告诉你细节，”总书记继续说，“时间很紧迫，但你已经受过了全面良好的训练，你也会得到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一切。

“我亲自接见你，只有一个原因，有些事要向你交待，而且我决定亲自交待。如果任务完成了——我毫不怀疑一定会成功的——你会回到这里，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提拔和荣誉。我要亲自负责到这一天的到来。

“但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如果你派去的那个国家的警察或军队向你逼近，你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千万不能被活捉，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你明白吗？”

“明白，总书记同志。”

“被活捉了，被严刑拷打和审问，就会垮下去。咳——会的，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手段都会有的，任何毅力也经不住化学药物的作用。一旦在世界记者招待会上亮相，这一切就都将变成人间地狱。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对于苏联来说，对于你的祖国来说，都会造成不可估计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彼得罗夫斯基少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不会失败的，”他说，“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决不会被活捉。”

总书记按了一下桌下的铃，门开了，巴甫洛夫少校站在那里。

“那就去吧，年轻人，在这所房子里，有个人会来见你。你以前可能见过他，他会告诉你是什么任务，尔后，你要到另一个地方，再跟你详细交待。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在你回来以前。”

两个克格勃少校离去，门关上了。总书记出神地盯着啪啪燃烧的木样子。多么好的一个年轻人，他想，真可惜。

彼得罗夫斯基跟着巴甫洛夫经过两条长走廊，来到招待所。他感到，胸膛里几乎容不下那种无限憧憬和无比自豪的情感。

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位纯粹的苏联战士和爱国主义者。他的英文造诣很深，知道“为了上帝、国王和祖国而献身”这句名言，也深知其含义。虽然他不信上帝，但祖国的领袖已委以重任。在走廊里一边走着，一边暗下决心，如果那个时刻到来，他就毫不畏缩地采取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巴甫洛夫少校在一个门前站住，敲了敲便推开了门，站在一旁让彼得罗夫斯基进去。然后，关上门便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向他走来，桌上铺满了笔记和地图。

“你是彼得罗夫斯基少校了。”老人笑着说，伸出手来。

这句结结巴巴的话使他很吃惊。虽然他们从没见过面，但他认识这个面孔。在第一总局的传说中，这个人是五大明星之一，新来的年轻人都会听到他的故事的，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他标志着苏联意识形态战胜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之一。

“是的，上校同志。”

菲尔比已经熟读了他的档案。彼得罗夫斯基才36岁。为了像一个英国人，受了10年的训练，曾两次去英国，以便体验那里的生活，每次都有巧妙的伪装，每次都没有离开过大使馆附近，而且两次都没有担任任何工作。

这种体验生活的旅行只是为了让特务们熟悉他们将来要再次接触的事物、一些简单的事情——如何在银行开户头，与其他司机擦车时如何对付，怎样坐伦敦地铁，不断地熟悉和使用最新的流行土语。

菲尔比知道，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不仅可以讲一口地地道道的英语，还会使用四种地区的口音，而且对威尔士和爱尔兰话也掌握得准确无误。他自己开始用英语讲起话来。

“坐吧，”他说，“现在我给你概括一下这个使命的大框儿，其他人会告诉你细节的。时间很短，非常短，所以，你必须尽快地记住每一件事。”

他们谈着。菲尔比意识到，与自己的故乡阔别30年之后，尽管他阅读每一份所能得到的英国报刊杂志，但由于缺少练习的机会，他的话都是呆板的和过了时的。而这位年轻的俄国人却跟同龄的英国人讲着一样的话。

菲尔比花了两个钟头描述叫做“曙光计划”的概况和所涉及的事情。彼得罗夫斯基记着每个细节。他很激动，但也为这个计划的冒险性感到吃惊。

“你将跟四个人在一起待几天。他们会告诉你一系列的名字。地点、日期、递送时间、接头暗号和备用暗号。你都要记清楚。你推一要随身携带的就是一本一次使用的密码本。好吧，就这些。”

彼得罗夫斯基坐在那里听着，频频点头。“我已经对总书记同志说了，决不会失败的，”他说，“一定完成，按照要求和准时地完成。如果各个部分都到齐了，一定能成功。”

菲尔比站起来。“好，那我就送你回莫斯科。在你离开之前，就待在那儿。”

菲尔比走过去打内部电话。从角落里突然传来响亮的一声“咕——”彼得罗夫斯基吓了一跳。他看过去，是一个大笼子，里面有一只漂亮的鸽子，一条腿上打着夹板，正瞧着他们。菲尔比转过脸，歉意地一笑。

“我管它叫‘盼盼’，”他一边向巴甫洛夫少校拨电话一边说，“去年冬天在街上拾来的，一个翅膀和一条腿都断了。翅膀治好了，但腿老有毛病。”

彼得罗夫斯基走过去，来到笼子跟前，用指甲挠笼柱，鸽子一拐一拐地走到那边去了。

门开了，巴甫洛夫进来了，跟平时一样，二句话没说，示意彼得罗夫斯基跟他走。

“后会有期。祝你走运。”菲尔比说。

帕拉根委员会的成员们坐下来阅读普雷斯顿的报告直到都看完为止。

“看来，”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首先发言，“我们知道了事情是什么、地点、时间和人物，但还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损失有多大，”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插嘴说，“还没有对损失做出估计。尽管一个月以来除了一份杜撰的文件以外，还没有什么敏感的东西传到莫斯科，但我们也得通知各个盟国了。”

“我同意，”安东尼爵士说，“好吧，先生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定一个调查结束的时间。怎么处理这个人？谁出个主意？布赖恩？”

总局长没有同布赖恩一起来，他代表着五局。他小心地措词。

“我们的观点是，贝伦森、马雷以及白诺蒂是一个小集团。在保安局看来，似乎这个集团再没有其他人员了。我们认为，贝伦森是个重要人物。这个集团就掌握他一个人。”

桌子周围的人都同意地点着头。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呢？”安东尼爵士问。

“我们的意见就是把他们都抓起来，把这个小集团连窝端。”哈考特·史密斯说。

“这里还涉及一名外国大使。”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反对说。

“我想，在这个案件中，比勒陀利亚可能要放弃外交豁免权。”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说，“皮埃纳尔将军现在一定把这一切都向博塔先生汇报了。但我们要是跟他提起的话，他们无疑会要回马雷的。”

“是啊，肯定会那样。”安东尼爵士说，“你认为怎样，奈杰尔？”

奈杰尔·欧文爵士一直盯着天花板，好像想什么出了神。这句问话好像唤醒了他。“我在考虑，”他小声地说，“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怎么办呢？”

“审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说，“我们可以开始估计损失和把整个集团的情况通报盟国。这样，就会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这样是不错，”奈杰尔爵士说，“但以后又怎么办呢？”

他朝着三个部和内阁的大臣们说：“我认为有四种选择。我们可以把贝伦森抓起来，以违反保密法对他起诉。我们逮捕他，就得这样做。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诉状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有证据驳倒一流的辩护律师吗？姑且置其他事情于不顾，光一个正式逮捕和起诉就会引起一场大丑闻，这肯定会给政府抹黑。”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他与室内其他人不一样，他知道在夏季要进行快速选举的计划，因为首相已经向他透露了天机。他是旧学校出来的人，当了一辈子文官，已是四朝元老了。前三届政府中，有两届工党政府。像对前三届政府一样，也竭尽全力效忠于现政府。他也会以同样的忠诚忠于任何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新政府。他紧闭了一下嘴唇。

“其次，”奈杰尔爵士接着说，“我们可以把贝伦森和马雷放在那里不动，设法把一些篡改过的文件供给贝伦森，传到莫斯科。但这个办法实行不了多久。贝伦森的地位太高了，而且知道的事太多，那是骗不了他的。”

佩里·琼斯爵士点了点头。他知道，在这方面，奈杰尔是对的。

“或者，我们可以逮捕贝伦森，使用免予起诉的办法让他在估计损失中密切合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不愿意对叛徒豁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告诉你的是事实还是在愚弄你，比如像布兰特那样。最后总是以一个更大的丑闻而告终。”

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表示同意，但他厌烦地蹙起眉头。他的部里有一些王室的法官，但他讨厌豁免案。他们也都知道，首相也是有同感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奈杰尔爵士爽直地说：“这就剩下拘留的问题了，不进行审判和严格审讯。可能我的思想太旧，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一套。他可能承认泄露了50份文件，但我们每个人到死恐怕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还有50份。”

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都是不好对付的家伙，”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附和说，“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看来还得采纳布赖思的建议。”

“或许还有一种情况，”奈杰尔爵士彬彬有礼地说，“大家知道，贝伦森搜集情报很可能是受骗上当。”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是受骗上当而搜集情报，但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和内阁的马丁·弗兰纳里爵士却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奈杰尔爵士解释道：“这种情况包括：一些人假装为某个国家工作，而受骗者是同情那个国家的，便为他们搜集情报，而实际上，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效劳。以色列情报局就善于搞这一手。以色列人培养了许多特务，他们可以公开地在任何国家活动，他们利用蒙蔽的方法安插了许多‘钉子’。

“比如说，在中东工作的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在柏林休假时，与两名德国同胞邂逅，他们拿出无懈可击的证件，证明他俩是西德的情报部队的人。他们编排出一套天花乱坠的故事让他相信，在伊拉克跟他在同一个工程中一起工作的法国人正在输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禁止的专利技术秘密，以便得到更多的订货。这个老实的德国人会不会不断地把工程进展情况向他们反映呢？作为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会的。就这样，一直干了几年，但事实上却在为耶路撒冷效劳。这种事屡见不鲜。”

“众所周知，这是合情合理的。”奈杰尔爵士紧接着说，“我们大家都看过贝伦森的档案，都看腻了。就我们现在所知，其原因就是受蒙蔽。”

大家一边回想着贝伦森档案的内容，一边点着头。他大学一毕业就在外交部供职，一帆风顺，出国三次。在外交使团中虽不是飞黄腾达，但也是稳步上升的。

60年代中期，他与菲欧娜·戈兰女士结了婚，不久就携夫人到比勒陀利亚任职。可能就是在那里，由于受了南非那种传统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激进情绪的熏染，对南非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羡慕。由于英国政府是工党当政，罗得西亚处于暴乱之中，他那种对比勒陀利亚日渐强烈的羡慕情绪都没有得以收敛。

1969年回到英国后，他得到消息说，他的下一个任职可能是一个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玻利维亚。可能完全是由于菲欧娜女士的原因（会议桌周围的人只能猜测），她正想在比勒陀利亚过舒心悠闲的生活，一考虑到要被派往安第斯山的半山腰住上三年，丢下自己心爱的马和社交生活，便决定驻足不前。且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乔治·贝伦森明知道在走下坡路，还是申请调到国防部。由于可以依靠妻子的财产，他宁愿如此。由于摆脱了外交部的束缚，他成了一些南非亲善社团的成员。这些社团大都是右翼政治组织。

佩里·琼斯爵士至少心里明白，贝伦森肆无忌惮地同情右翼分子是路人皆知的。因此，他——琼斯——不能推荐贝伦森成为贵族。现在他意识到，这可能早就引起了贝伦森的愤懑。

一小时以前，从开始读报告时起，他们就一直认为贝伦森的亲南非情绪是秘密亲苏的伪装。而现在，奈杰尔·欧文爵士的一席话，使事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受蒙蔽？”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说，“你是说，他真的以为是在给南非递送秘密情报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位六局的局长说，“如果他一直是一个秘密的亲苏分子或者是地下共产党，为什么不由一个苏联后台来控制他呢？据我所知，在他们的使馆中有五个人都可以同样地担任这个角色。”

“哎，我承认，我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安东尼·普鲁姆爵士说。恰在这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在桌子对面正巧碰上奈杰尔·欧文爵士的目光。欧文一只眼睛迅速地朝他挤了一下，他又不得不盯着眼前贝伦森的档案。

你这个老滑头的奈杰尔，他想道，你根本不是在推测，你早就知道了。

实际上，两天以前，安德烈叶夫已经报告了一些消息。消息并不多，只是苏联使馆内食堂里的闲言碎语。他跟N线的一个人喝咖啡，漫无边际地聊着。他提及说，有时，使用蒙蔽方法搞情报还是很有用的。那个地下局的代表笑了，使了个眼色并用食指敲了一下鼻子的一侧。安德烈叶夫认为这个暗示是说，在伦敦现在就有一个蒙蔽行动，这位N线人物知道一点情况。奈杰尔爵士听了后，便接受了这个观点。

而安东尼爵士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如果你确实知道了，奈杰尔，你一定是在他们内部有内线，你真是一个老狐狸。随之又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使他觉得不大舒服：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桌子周围的人不都是很可靠的吗？他心里似乎在翻搅。他抬起了头。

“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奈杰尔的意见。很有道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奈杰尔？”

“这个人是个叛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六局局长说，“如果把寄回来的文件摆在他的面前，我坚信，他会非常震惊。但是，如果再给他看一看约翰·普雷斯顿从南非搞来的档案，即使他过去一直认为在替比勒陀利亚效劳，我想，他也不能掩盖住那种崩溃了的情绪。假如他真是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会知道马雷的思想意识的。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吃惊。我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员是能看得出来的。”

“那么，假如真是受蒙蔽呢？”佩里·琼斯爵士问。

“那么，我想，在估计损失时，我们就能得到他们的充分合作。而且我认为，我们可以劝导他反戈一击，使我们能够对莫斯科发动一场反情报行动，从而，我们可以给盟国带来一个巨大的额外补偿。”

帕特里克·斯特里克兰爵士被说服了。大家同意执行奈杰尔爵士的策略。

“最后一件事，谁去见他？”安东尼爵士问。

奈杰尔·欧文爵士咳嗽了一声，说：“当然，这事该五局来负责，但反情报行动将由六局来执行。还有一点，我恰好认识这个人，说实在的，我们是同学。”

“天老爷，”安东尼爵士喊道，“他不是比你小吗？”

“实际上小5岁，他过去总给我擦靴子。”

“好吧，大家同意吗？有反对的吗？你可以管这个事，奈杰尔。你把他领去，归你了。要告诉我们你的进展。”

24号，星期二。一位南非旅游者从约翰内斯堡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他很顺利地通过了机场检查。

他拎着自己的手提包从海关大厅出来后，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在他耳边小声地问了句什么。这位粗壮的南非人肯定地点了点头。年轻人接过他的手提包，领他来到外面二辆等着的车前。

司机没有把车驶向伦敦，却拐上了M25号环城公路，然后，又驶上了去汉普郡的M3号公路。一小时后，来到贝辛斯托克郊外一所漂亮的乡间房屋的门前。南非人脱了外衣，被领进了藏书室。炉旁椅子上的一位英国人站起来跟他见面。英国人穿着一套乡间的花呢衣服，年龄与他相仿。

“亨利·皮埃纳尔，看到你真高兴。久违了，欢迎到英国来。”

“奈杰尔，你过得怎么样啊？”

两个情报局的首脑在午饭桌上谈了一个小时。

在一般的寒暄之后，便谈起了正题。正是为了这件事，才使这位皮埃纳尔将军来到这所乡间房子里。这房子归秘密情报局所有，作为招待显要而又秘密的客人用。

傍晚时，奈杰尔·欧文爵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南非同意将简·马雷留在这里，以使欧文有机会利用乔治·贝伦森——假如他愿意反戈一击的话——发动一场巨大的反情报攻势。

英国要对马雷进行全面监视。双方的责任是不能让马雷向莫斯科透露一点风声，因为南非也面临着如何估计自己的损失的问题——40年的严重损失。

他们还达成了进一步的协议。一俟反情报行动结束，欧文要通知皮埃纳尔说马雷已经没用了，他将被召回国内，英国要“护送”他登上南非的喷气式客机，而皮埃纳尔的人将在飞机升到空中时，也就是到达南非的领空时，将他逮捕归案。

晚饭以后，奈杰尔致歉告辞，他的车在等他。皮埃纳尔将要在此地过夜，第二天到伦敦西区买些东西，晚上飞回去。

“别让他跑了，”皮埃纳尔将军送奈杰尔爵士到门口时说，“年底我还要把这个坏蛋弄回家呢！”

“你会得到他的，”奈杰尔爵士答应说，“那时可别把他吓坏了。”

正当南非全国情报局的局长在邦德大街给太太选购东西时，约翰·普雷斯顿正在查尔斯大街和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会面。副总局长摆出一副竭力讨人喜欢的样子。

“约翰，我猜贺词已经准备好了。整个委员会都被你从南非搞来的揭发材料所感动。”

“谢谢，布赖恩。”

“是的，真的。现在要由委员会来直接抓。还说不准具体要怎么干，但安东尼·普鲁姆让我转达他个人的意见，好……”他把双手平放在记录簿上，“谈谈你今后的工作。”

“今后的工作？”

“你瞧，我也有点进退两难。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八星期了，有时和盯梢的人在街上，大部分时间在科克的地下室里，现在人去了南非。在这个期间，年轻的马奇——你的二把手，一直负责C分局一处首都治安科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

“我问自己，我该怎么安排他呢？我想，让他再屈就的话，未兔有点不公平。毕竟，他跑遍了各个部委，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还做了几处积极的变动。”

普雷斯顿想，他会做得出来的，马奇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哈考特·史密斯的忠实门徒之一。

“话又说回来，你在一处这个科只待了10周，太短了。你既然已经荣耀满身，也该见好就收，换个地方也好。我已经跟人事处说了，也真走运，C分局五处三科有个肥缺，克兰雷在本周末提前退休，他的老婆——这你知道——一直不大好，他想带她到莱克区去，所以，他将拿退休金离职。我想，这对你挺合适。”

普雷斯顿揣度着：C分局五处三科？“港口和机场科？”他问。

这又是一项联络性的工作。移民科、海关科、特勤科、严重罪行股、毒品股，都是监视港口和机场，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些人要么自己想混进来，要么千方百计把违禁品带进来。普雷斯顿认为，五处三科都是干些别处漏网的下脚料儿。

哈考特·史密斯伸出一个手指强调说：“约翰，这工作很重要，肩负着特殊责任，要时刻睁大眼睛注意苏联集团那些特务、信使等。要出国，要到处跑，这一行正是你喜欢的。”

普雷斯顿想，我已经离开了总部，但争权夺势仍在进行。他知道，他是伯纳德·亨明斯的人，不是那个线上的人；他清楚，哈考特·史密斯也知道这一点。他想提出抗议，要求见伯纳德爵士，但实际上仍留在原位不动。

“不管怎么说，希望你干干看，”哈考特·史密斯说，“还是在戈登大楼，你也不用搬家。”

普雷斯顿知道他是诡计多端的，哈考特·史密斯有一半的时间都花费在总部办公室的工作上了。普雷斯顿认为，虽然这又是一个“警察干的差事”，但至少又可以从事外勤作业了。

“我希望你在星期一能开始工作。”哈考特·史密斯说。

星期五，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英国。

他从莫斯科飞到苏黎世，用的是瑞典证件。他把这些证件用一个信封封好，寄到克格勃在该市的一所保密住宅，又在机场大厅的邮局取出存在那里的一个密封信封，拿出一份瑞士工程师的证件。从苏黎世又飞到都柏林。

在同一架班机上，有他的一个陪同人员。陪同人员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他陪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在都柏林国际机场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两个人会面了。彼得罗夫斯基脱得精光，把那身欧洲服装交给了陪同，穿上陪同手提袋中给他带来的东西——从头到脚都是英式服装，还有一个睡袋，里面装着常用的杂物——睡衣，牙具，读了一半的小说和换用的衣服。

陪同人员已经从机场留言板上取来了一个信封，是都柏林使馆N线人物在四个小时以前按在那里的。里面装着一张头天晚上艾勃拉纳剧场演出票的票根、一张头天晚上在纽朱丽旅馆过夜的收据，收据上开着适当的名字，还有一张爱尔兰航空公司的“伦敦－都柏林”往返票的回程票。

最后，给了彼得罗夫斯基一张新护照。他又回到机场大厅，出关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是一个英国人，到都柏林办了一天公事后，正要返回伦敦。在都柏林和伦敦间不检查护照。在伦敦这边，入港旅客只要出示一下登机牌或机票存根就可以作为证明。旅客还要从两个眼神冷漠的特勤科人员的眼皮下经过。他俩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俩谁也没有见过彼得罗夫斯基，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通过希思罗机场进入英国。他俩要盘问的话，那么，他就会拿出一个纯粹的英国护照，持照人是杰姆斯·邓肯·罗斯。就是护照司也找不出这张护照有什么毛病，原因很简单，它是护照司签发的。

没有检查就通过了海关。俄国人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金斯路口站。在这里，他来到一个自锁存物箱旁。他已经有了钥匙。在首都伦敦一带，使馆里N线人物长期掌握着好多处自锁存物箱，钥匙也都仿造了。从存物箱中，俄国人拿出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在两天前通过信使袋到达使馆，又原封不动地存在这里。N线的人没有看里面有什么，也不想看，更不想多问为什么要把这个包裹存在这个大车站的存物箱里。那不关他的事。

彼得罗夫斯基没有打开包裹，将它扔进手提袋中，以后有空时再打开不迟。他知道里边是什么。从金斯路口站又叫了一辆出租车，穿过伦敦来到利物浦街站。在这里，傍晚的火车开往萨福克郡的伊普斯威奇。他住进大白马旅馆时，正赶上吃晚饭。

如果有哪个好管闲事的警察在火车站要检查一下这个年轻英国人的手提包里的包裹的话，他就会吓掉了魂。里面，一边是一只芬兰萨可自动手枪，子弹盒中满满的，每个子弹头上都刻有X形沟纹，里面填着明胶和氰化钾的浓缩物。这种药物不仅会扩散到人的周身，而且想要解毒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包中的另一边是杰姆斯·邓肯·罗斯的“传奇”。

所谓“传奇”，用文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虚构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故事。一般说来，传奇的主人公曾一度存在，但后来死了，无案可稽又毫无影响，于是，以此为主体，安上胳膊腿加上肉，再用一些材料将他毕生前前后后的生活充实起来。这样，他根本就不是死去的那个骷髅了。

真正的杰姆斯·邓肯·罗斯，多年以前就葬身并腐烂在非洲赞比西河河畔的浓密灌木丛里了。他生于1950年，是安格斯·罗斯和柯尔斯蒂的儿子，住在苏格兰的基尔布莱德。1951年，安格斯·罗斯讨厌战后英国那种穷苦的配给生活，便携同妻子幼儿移居当时的南罗得西亚。由于他是工程师，在农业开发和机械方面找到了工作。到1960年，自己开了业。

他的日子越过越好，便把幼小的杰姆斯送到一所较好的预备校学习，后来上了大学。1971年，得到毕业证书，便和父亲一起经营公司。但这时已经是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了，政府与乔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游击队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每个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都要参加预备队，而且在军队里服役的时间越来越长。1976年，杰姆斯·罗斯在罗得西亚轻步兵军队服役时，在赞比西河南岸的灌木丛林中遭到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伏击而阵亡。

他本来不应该带任何证件，但刚好在出发前，他收到了女朋友的来信，便匆忙地揣到军装的口袋里。这些东西被带到赞比亚，落到了克格勃的手里。

一个老牌克格勃军官，瓦西里·索洛道夫尼科夫，当时是驻卢萨卡大使，负责南部非洲的几个情报网。一个情报网得到了女朋友通过父母的家转给杰姆斯·罗斯的信。第一次调查这个死去的年轻军官，就得到了额外的收获：出生在英国；安格斯·罗斯和他的儿子杰姆斯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英国护照。所以，克格勃使杰姆斯·邓肯·罗斯死而复生。

罗得西亚独立了，改名津巴布韦。安格斯·罗斯和柯尔斯蒂离开那里，去了南非。而杰姆斯却决定回英国。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伦敦的萨马塞特大厦取出了他的出生证的副本；其他的手通过邮政方法填写了护照申请书。经过核实，签发了护照。

为了把传奇编选得更好一些，几十个人花了几千个小时。克格勃不乏人手也是不无耐心的。银行存款户头开了一个又一个，驾驶执照也接连不断不失时机地登记，以免过期。汽车也是买了卖，卖了又买。这样，他的名字也不断地储存在行车执照中心的电脑中。工作也换来换去，并得到提升。这些都记录在案。公司的补贴金也不断增加。年轻的情报人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使这些有关文件不断地符合手续。

其他一些人则回溯到过去。这个孩子的外号叫什么？在哪儿念的书？孩子们在背后把理科老师叫什么？家里小狗的名字叫什么？

经过多年，传奇完成了。当这个传奇的主人公将这些记住之后，如果需要查的话，至少需要旬月的时间才能查出破绽来。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头脑里和手提包里装着的，就是这个传奇。他就是，而且他也能证明他就是杰姆斯·罗斯。他正在从西部迁往东部，去接替一家瑞士商业电脑软件办事处的工作。他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的巴克利银行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存款，这笔钱要汇到科尔切斯特来。他已经熟悉掌握了罗斯的签字。

英国是个很自由的国家。在世界上，几乎可以说只有英国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个人证件。如果问到时，只要拿出他个人的信就可以了，好像这封信就可以说明任何问题了。一张驾驶执照（英国的执照甚至连照片都没有），就可以通行无阻。一个人说他是谁就是谁。

当晚，瓦列里·阿烈克赛维奇在伊普斯威奇吃晚饭时，他充满了信心。没有人会怀疑他不是杰姆斯·邓肯·罗斯的。

晚饭以后，他在旅馆服务台上查阅黄页商业指南，他翻到了房屋出租部分。

正文第十二章秘密电报

正当彼得罗夫斯基在伊普斯威奇的大白马饭店吃饭的时候，丰坦诺大楼九楼一家的门铃响了。房主人乔治·贝伦森开了门。他惊讶地看着走廊里的这个人。

“哎呀天啊，奈杰尔爵士……”

他俩互相认识一点儿，但不是因为多年前是同学，而是在白厅一带时而碰面。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头头很客气地点了点头。“晚上好，贝伦森，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当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贝伦森虽然不知他来访的目的，但脸还是有点红了。奈杰尔爵士只称呼他的姓而不叫名，说明这次来访并不是聊一聊，而是带有一定的严肃性，不能用名字直接叫来叫去。

“菲欧娜女士在家吗？”

“不在，她去参加一个会议了。这地方就我们，没别人。”

奈杰尔爵士知道她不在家。他在外面车里坐了好长时间，直到看见她离去后，才上来。

奈杰尔脱了衣服，但仍然提着文件箱。他被领到客厅中一把椅子上，离镜子后面那个新安的保险箱还不到10英尺远。贝伦森坐在对面。“好吧，有什么事吗？”

奈杰尔爵士打开文件箱，小心地将10份复印件放到咖啡桌的玻璃桌面上。“我想，这东西你以前可能看到过。”

贝伦森一言未发，审视着上面的一份，拿起来又看下面的，然后第三份。他看了看第三份，停了下来，把文件都放下去。他的脸蜡黄，但仍然控制着自己。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文件。

“我认为我没什么可说的。”

“是没什么可说，”奈杰尔爵士说，“不久以前，这些文件又被送还了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怎么丢的——从你这方面看来，是够倒霉的。文件送还我们之后，我们一直监视了你好几周，看到你抽出了阿森松岛文件，传递给白诺蒂，然后到了马雷手里。你们的联系很严密，这你清楚。”

他的话，一小部分是有根据的，但大部分还纯属恫吓。他不想让贝伦森知道，从法律上讲，对他的控告还站不住脚。这位国防部军需处副处长伸直了脊梁，抬起了眼睛。奈杰尔·欧文爵士想，现在他要争辩了，要胡搅蛮缠了。两人都做好了准备。贝伦森看到了对方犀利的眼光，他开始说话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问几个问题，”奈杰尔爵士说，“比如说，有多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要干？”

尽管贝伦森竭力控制自己和进行申辩，但他还是心慌意乱，没有觉察到一个简单的破绽：前来对质，根本不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公干。外国间谍要由反间谍机关来处理。但是，他那为己申辩的心理战胜了理智的分析。“第一个问题，仅仅是两年以前。”

奈杰尔爵士想，绝非如此。他知道，马雷到英国已经快三年了。在他来之前，贝伦森可能由另一个亲苏的南非人来牵线。显然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个问题，我想那是很明显的。”

“假如说我这个人很迟钝，”奈杰尔爵士启发说，“给我说明一下，为什么？”

贝伦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很可能像以前其他人那样，虽然在头脑中准备了，但在法庭上还是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进行辩解或推卸责任。“我接受了一种观点，并且为之效力多年，那就是，在这个星球上惟一值得的斗争的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开始说，“在这场斗争中，南非是堡垒之一。在撒哈拉以南，虽然它不是惟一的堡垒，但也是中流砥柱。长期以来，我觉得，西方国家总是或多或少地视南非为洪水猛兽，将其摒弃于应付苏联威胁的全球共同计划之外。这样做非但毫无收效，而且还是作茧自缚。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西方国家错待了南非，将南非排除在北约应急计划之外，这样既错误又愚蠢。”

奈杰尔爵士点着头，似乎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观点。“所以，你认为纠正这种偏向是对的、正常的？”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违背了政府的保密法，但我仍然这样干了。”

自负！奈杰尔爵士想，总是由于自负，这些自高自大的人！纳恩·梅、庞蒂科沃、富克斯、普莱姆，都是一脉相承的人物，妄自尊大，加上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最聪明，别人都是傻瓜，置自己的政府、提拔他、给他荣誉的人们于不顾，一味地追求权力，干扰政策，泄露机密。

“嗯，你说，是你主动干的呢，还是受马雷的唆使？”

贝伦森想了一下。“简·马雷是一个外交官，所以，他在你的权限之外，”他说，“说这话对他没有坏处。是受他的唆使。我在比勒陀利亚工作时，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是在这儿认识的，在他来这儿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劝我说，如果一旦与苏联发生冲突，在南半球，南非就会挺身而出，横跨印度洋和大西洋，甚至席卷苏联在黑非洲的一系列基地。我俩都认为，虽然北约组织在这两个地方是最强大的同盟军，但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都将溃不成军。”

“论据倒是很有力。”奈杰尔爵士不无遗憾地点头。“你听我说，我们清查你的后台马雷时，我冒险地把他的名字发给了皮埃纳尔将军。但将军否认马雷是他的人。”

“可是，他应该是的。”

“对，他应该是。但我们派去了一个人调查了皮埃纳尔的说法。或许你应该看一下这个报告。”

他从文件箱中拿出普雷斯顿从比勒陀利亚带回的报告和夹在报告上面的马雷小时候的照片。贝伦森耸了一下肩膀，开始读那七大页报告。在一个地方，他急抽了一口气，将手指关节伸到嘴里咬着。看完最后一页，他用双手捂住了脸，慢慢地前后晃起来。

“哎，天啊！”他咬着牙说，“我干了什么啊？”

“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奈杰尔爵士说。他让贝伦森从悲痛中慢慢恢复过来，不去打断他。他坐下来看着这位蜕化变质了的达官贵人，丝毫不可怜他。对于奈杰尔爵士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卑鄙叛徒，在女王和祖国面前宣了誓，却又欺骗了自己，背叛了诺言。跟唐纳德·麦克莱恩之流虽然不能划等号，但也是一丘之貉。

贝伦森的脸从白色变成了灰色。他把双手从脸上拿开时，一下子衰老了许多。“还有什么事情——其他什么事情——让我干的吗？”

奈杰尔爵士耸了耸肩，似乎是说，现在任何人都爱莫能助。他要进一步做到引而不发。

“当然了，有一些人主张尽快逮捕归案，你和马雷·比勒陀利亚已经放弃了豁免权。你会有一个中级的陪审团，皇家委员会要亲自经手——都是老实人，但并不迂腐。他们从来不会相信受蒙蔽上当这一套的。我们所说的生活，对于你这种年龄来说，就只能意味着生活在帕克赫斯特监狱或达特摩尔监狱。”

他稍微停顿了几分钟，让这几句话起作用。

“然而，我设法使这些强硬派稍稍松动了一下。还有另一条路……”

“奈杰尔爵士，让我干什么都行，我说到做到，干什么都行。”

太对了！局长心里想，假如你知道了的话，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说真的，三件事，”他大声地说了出来，“第一件，你继续到部里上班，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保持老样子、老一套，不能显出一点反常的样子。

“第二件，就在这个屋子里，天黑以后，或必要的话，用整个通宵，来帮助我们估计出所造成的损失。惟一可能弥补损失的办法就是搞清楚传到莫斯科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你隐瞒了一个逗号、一个句子的话，都将成为终生憾事。”

“当然，当然，这我能做到。我要把传出去的每一份文件都想起来，每一件事……哦，你说三件事？”

“对，”奈杰尔爵士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一边说，“第三件是个圈套。你继续跟马雷保持关系……”

“我——怎么？”

“你不必去见他。我情愿你见不到他。你不必像演员一样在他面前装得那么像，只是在送情报时打个密码电话就行。”

贝伦森真的害怕了。“送什么情报？”

“我的人在别人配合下给你准备的材料。也可以叫反情报。除了跟国防部的人估计损失外，还希望你跟我合作，真正地给苏联造成一些损失。”

贝伦森就像淹着的人捞到了一根稻草似的。

5分钟以后，奈杰尔爵士站了起来。下周开始，评估损失的人就来。他走了。当他来到走廊走向电梯时，暗自地庆幸着。他想，他告别的是一个精神崩溃和吓坏了的人。他又想道，从现在开始，你这个混蛋，要为我工作了。

一个陌生人来到奥克斯出租处的前厅，那里的年轻小姐抬起头。她看到来人的仪表，感到很高兴。中等个、精明、健壮，脸上挂着笑容，褐色头发，眼睛炯炯有神。她喜欢这种放光的眼睛。

“您有事吗？”

“有点事儿。我新来到此地，但我听说你们出租带家具的房屋。”

“啊，对。您跟奈茨先生谈谈，他负责出租房屋。您贵姓？”

他又笑了笑。“罗斯，”他说，“杰姆斯·罗斯。”

她按了一下按钮，对着内部通话器说：“办公室来了一位罗斯先生，奈茨先生，要租全套房屋，您能接待他吗？”

两分钟后，杰姆斯·罗斯先生坐在了奈茨先生的办公室里。

“我刚从多塞特郡搬来，负责我们公司在东部的工作，”他轻松地说，“我很想让妻子和孩子都尽快搬来一起住。”

“这么说你是想买一所房子？”

“还不是，首先，我要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而且，这里的具体工作还要花费一些时间；其次，我可能在这儿只待一个阶段。要看总部办公室怎么安排。你说是吗？”

“当然，当然，”奈茨先生完全理解，“先短期租一个阶段，安顿安顿，再等等看能不能长住，对吗？”

“正是，”罗斯说，“有个斗室小屋就行。”

“带家具还是不带呢？”

“带家具，如果你们有的话。”

“好极了，”奈茨先生说，伸手拿过一册选图本，“不带家具的眼下还不可能，那些住户到期总不退房。现在我们有四套。”

他把选图本给了罗斯先生。对于一位商务代表来说，有两套显然太大了，而且不好收拾；另外两套还差不多。奈茨先生花了一个钟头开车送罗斯先生看那两套房子。一套很理想，是小巧而整齐的砖房，门前是整齐的砖路，而且，这一带都是这种砖房，紧挨着贝尔斯台德大街。

“这家房东是约翰逊先生，”他们下楼梯时，奈茨先生说，“是一个工程师，按合同要在沙特阿拉伯工作一年。但还剩六个月的出租期。”

“那就足够了。”罗斯先生说。

这儿是切里海斯胡同12号，这一带的胡同都以“海斯”结尾，所以，这一片也叫“海斯区”。附近还有布莱肯海斯、高斯海斯、阿尔芒海斯以及希瑟海斯。切里海斯12号与小路之间还有一块6英尺宽的草地，没有栅栏，房子一侧挨着一间带锁的车房。彼得罗夫斯基知道，他得有一个车房，房后的花园很小，但有栅栏，可以由小厨房的一个门进去。楼梯下面是正门，门上镶着玻璃，里面通向一个窄小的厅堂，与门一条线向上是楼梯，可通到上平台，楼梯下面是杂物间。

其他还有：正面一间客厅，旁边是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一间朝前，一问朝后，以及洗澡间兼厕所。这所房子很不显眼，混杂在一长串小砖房之间。这些房子里多住着年轻夫妇，男的从事商业或工业，女的管家或照看一两个呀呀学语刚会走的小孩。一个人要等着妻子和孩子放假来住，一定会选择这种房子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就要它。”罗斯说。

“咱们还是回办公室去把一切都讲明白了……”奈茨先生说。

因为是带家具出租，所以并不麻烦，填两份正式出租的表格、签字认可、交一个月房租、预付一个月房租就可以了。罗斯先生拿了一份日内瓦东家的证明，并且当场填了支票，让奈茨先生在下星期一上午给多切斯特银行打电话来兑换支票。奈茨先生觉得，如果支票和证明都没有问题的话，星期一傍晚就可以把所有的文书都结清。罗斯笑了。他知道，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个星期六的上午，阿兰·福克斯在办公室里专门等着老朋友奈杰尔·欧文爵士，后者打电话约定来会面。刚过10点，这位英国贵族便被领上了美国大使馆的楼梯。

阿兰·福克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当地联络站的负责人。他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认识奈杰尔·欧文已经有20年了。

“恐怕咱们遇到了一个小麻烦，”奈杰尔爵士坐下后说，“我们国防部的一个文职人员原来是一个坏蛋。”

“哎呀天啊，奈杰尔，没有泄密吧？”福克斯安慰他说。

奈杰尔满脸歉意。“糟就糟在这点了，”他承认说，“跟你们的哈帕事件很相像。”

阿兰·福克斯浑身一颤。真是故意往伤疤上捅。1983年，美国人发现，在加利福尼亚硅谷工作的工程师把大量关于“民兵式”地对地导弹系统的秘密塞给了波兰人（然后到了俄国人手里），这一打击非同小可。

加上以前的博伊斯间谍案，哈帕事件算是平了纪录。在这以前，不用说提到布莱克、瓦萨尔、布伦特，美国人单单提及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时，英国人都是讳莫如深的了。过了这么多年，老也摆脱不了这个臭名。但是，美国出现博伊斯和哈帕事件后，英国便觉得心里好受多了，至少，你们也有叛徒。

“咳！”福克斯说，“我不是常跟你说嘛，奈杰尔，哪有皮带抽在身上不疼的呢？”

福克斯在伦敦是有名的尖酸刻薄精。

“好吧，糟到什么程度？”福克斯问。

“还没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奈杰尔爵士说。随之将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告诉了福克斯。

美国佬凑过身来，饶有兴趣地听着。“你的意思是说，他真的浪子回头吗？能叫他送什么就送什么吗？”

“不会是那样，也不是一辈子要在牢房里喝粥。他要始终处于监视之中。当然，他可能会溜进电话间给马雷打秘密电话报信儿，但我想他不会。他确实是一个极右派，而且确实是受蒙蔽上当的。”

福克斯在心中掂量了一会儿。“奈杰尔，你认为苏共中央认为这个贝伦森的地位有多高？”

“我们从星期一开始评估损失，”欧文说，“但我想，从他在部里的地位来看，莫斯科会把他看得很高的，或许是局长亲自抓的。”

“我们能不能顺着这条线发些假情报呢？”福克斯问，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一些要发往莫斯科东西的花招。

“我不想使这条线路超载，”奈杰尔说，“必须控制传递的节奏和类型。但是，我们可以让你插入一些。”

“你是想让我说服我们的人不要给伦敦大作文章吗？”

奈杰尔爵士耸了一下肩膀。“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解铃还得系铃人，但不能操之过急。我想，亡羊补牢，还不算晚，我们也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

“好吧，奈杰尔，我答应你。我告诉我们的人守口如瓶。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损失的程度，对不？我们将准备一两份关于我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核潜艇的材料，这样会使苏共中央误入歧途。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星期一上午，彼得罗夫斯基在科尔切斯特一家出租处租了一辆小型的普通家庭轿车。他解释说他来自多切斯特，正在埃赛克斯郡和萨福克郡找房子，自己的车还在多切斯特，妻子和家里人用着，所以，这个短短的期间，用不着再买一辆车。他的驾驶执照完备无误，上面写着多切斯特的地址。当然，租车就得保险。他想多租一些日子，可能三个月，按预算计划结算。

他用现金付了一周的租金，又留下一张支票，作为以后一个月的付款。下一个问题就要难一些了，需要找一个保险代理人来帮忙。他找到并拜访了该城的一个代理人，并且解释了一下自己的处境。

他曾在国外工作多年，一直开公司的车，所以，在英国没有固定的保险公司。现在，他已决定回家来，要开一张自己的保险单。他想买一辆车，需要有保险公司的证明，那么，代理人能不能帮忙呢？

代理人当然很高兴。他确信无疑地看到雇主有一份完好无误的驾驶执照，一份国际驾驶执照，身强体壮，还有一个当天上午才从多切斯特迁到科尔切斯特的银行存折。

他要买一辆什么车呢？一辆摩托车。是的，确实如此。在堵塞的车流中，这要容易得多。当然了，在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手中是难以保险的，但这样一个成年人，又有职业——没问题！考虑起来可能会出现点问题……啊，雇主只要第三方保险？地址呢？噢，当前正在找房子，可以理解。住在大白马饭店？可以，没问题。然后，罗斯先生买了摩托车以后，只要告诉他注册号码或地址的改变就行，他肯定会在一两天内办妥第三方保险的证明的。

彼得罗夫斯基驾驶着租来的车回到伊普斯威奇。这一天很忙，但他感到满意的是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也没有留下蛛丝马迹可以追查。汽车出租处和旅馆得到的地址，在多切斯特是根本不存在的。奥克斯房屋出租处和保险代理人是以旅馆为临时住址的，但是，奥克斯出租处知道切里海斯12号。科尔切斯特的巴克雷银行也以旅馆为他的地址，因为他正在找房子。

旅馆的房间要占到从代理人手中得到保险证明的时候为止，然后就离开。其目的就是使任何一方都不能与另一方接上头。除了奥克斯出租处以外，任何追查都只能到旅馆为止，或者到多切斯特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地址。只要付了房租、交租车费，只要保险代理人得到有效期为一年的有效支票作为摩托车保险的酬金，他们谁也不会对他产生什么怀疑。他通知科尔切斯特的巴克雷银行每个季度给他发一次通知单，但是到6月底，他就要远走高飞了。

他回到房屋出租处签署了出租单，办完了手续。

星期一晚上，损失评估小组先遣组来到了贝尔格莱维亚街乔治·贝伦森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工作。

这个小组是由五局的专家和国防部的分析专家组成的。第一个任务是确认每一份泄露给莫斯科的文件。他们带来了档案室的文件登记副本，包括借出的和归还的，以免贝伦森的记忆有遗漏的地方。

此后，其他的分析专家们便研究这些泄露的文件，估计和分析造成的损失，找出弥补办法，哪些要进行改变，哪些计划要取消；对于业已付诸实施的战略战术，哪些要调整，哪些要原封不动。他们干了一个通宵，后者报告说，贝伦森合作得很好。但他们心里怎么看贝伦森，是没有写到报告里的，那些是不能印出来的。

另一个小组在国防部里工作着，准备着另一批文件，以便由贝伦森传递给简·马雷，再送到雅辛涅沃第一总局里的某些后台老板手里。

星期三，约翰·普雷斯顿带着自己的一些档案材料搬到他的新办公室，当了C分局五处三科的科长。好在他只搬上一层楼，是戈登大楼的四楼。他坐到桌旁，一眼看到了墙上的日历。这一天是4月1日，正是4月愚人节。

真是凑巧，他苦滋滋地想着。

他心里推一的想法是，再过一周，他的儿子汤米就要回来过复活节假期了。在朱莉娅回来之前，他俩可以在一起度过一周。朱莉娅跟她的男朋友从沃比亚滑雪回来以后，就要把孩子找回去度假。

这一周，他那套小房子里将会充满12岁孩子的朗朗笑声，讲着橄榄球场上猛将的趣闻，对法语老师开的玩笑，要求多带些果酱和点心以便在宿舍熄灯后偷偷地吃。他憧憬着、微笑着，决定至少要请四天假。他计划着一些美好的父子野游活动，希望能使儿子满意。这时，杰夫。布赖特，他的副科长，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清楚，布赖特若不是因为年轻太嫩，肯定会夺走他的科长交椅的。这也是哈考特·史密斯的门徒，他定期地被这位副总局长邀去喝酒，阿谀奉承地汇报科里的大事小情。哈考特·史密斯爬上总局长的宝座后，这个人更会攀缘而上的。

“约翰，我想，你或许想看一下咱们负责缉察的港口和机场一览表。”布赖特说。

普雷斯顿研究着面前的表格。从英伦三岛起飞和抵港的机场有那么多吗？能容纳外国商船泊港的码头竟然有好几页！他叹了一口气，开始读起来。

第二天，彼得罗夫斯基找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他在萨福克郡和埃塞克郡一带的市镇里采购各种东西时，来到了斯托马克特，恰巧碰到了他要买的摩托车。这是一辆BM牌轴驱动K100型，不太新，但机件非常好。这是一件马力很大的机动车，只用了三年，从里程表上看，只跑了22000英里。这个店铺还同时卖用品——黑皮裤和夹克、长手套、侧拉锁靴和带滑动太阳镜的防震头盔。他买了全套用品。

交百分之二十的车钱可以使车归他所有，但不能拿走。他要求在后轮装上驮筐，筐上安一个带锁的玻璃纤维盒子。店主说两天之后可以来取车。

在一个电话间，他用电话把BM的注册号告诉了保险代理人。代理人向他保证说，第二天可以给他一张有效期为30天的临时保险单。他将把保险单寄到伊普斯威奇的大白马饭店。

彼得罗夫斯基驾驶汽车从斯托马克特向北，来到塞特福德，这个地方紧靠诺福克郡的边缘。塞特福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正好是在他所需要的那条线路上。午饭后，他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马格达兰街上，在13A号与救世军大厦之间，有一块不引人注意的方形场地，里面有31间带锁的车房。一个车房的门上挂着“出租”的牌子。

他找到了主人，那人就住在当地。他定租三个月，并用现金付了租金，得到了钥匙。车房又小又乱，但正好适合他的要求。房主乐不可支地拿到现金，这样可以免于纳税。那人并没有要正式证件。于是，彼得罗夫斯基瞎编了一个名字和地址。

他把皮裤、夹克、头盔、靴子都挂起来，然后，又到两个店铺分别买了两个10加仑的塑料桶，又在两个加油站分别灌满了汽油，把两桶汽油存在车库里。太阳下山后，他开回伊普斯威奇，告诉饭店服务台说，第二天上午结账。

普雷斯顿感到烦透了。才到任两天，却都花在阅读卷宗上了。

他坐在食堂吃午饭，严肃认真地考虑提前退休问题。但提前退休会产生两个问题，对于一个40多岁的人来说，要想找到一个好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这种秘密职业拖得时间越久，那些大公司就越难于对他感兴趣。

第二个问题是关系到他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亲密关系。他到局里只有六年，但老头子对他特别好。他喜欢伯纳德爵士。他也知道，刀子已经对准这位病魔缠身的总局长了。

在英国，五局或六局头头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叫做“智囊团”的委员会手中。对于五局来说，智囊团由内务部（五局的主管部门）的常任秘书、国防部常任秘书、内阁大臣以及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同组成。

这些人向内务大臣、首相这两位有关的政治首脑“推荐”得意的候选人。两位政治首脑很少驳回智囊团的荐举。

但是，这些贵族们在做出某个决定之前，都要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他们将秘密地在一些俱乐部吃午饭，在酒吧喝酒、喝咖啡时窃窃私语。在提名五局总局长这种事情上，他们要征询秘密情报局（即六局）局长奈杰尔·欧文爵士的意见，但奈杰尔爵士已临近退休，他有充分理由反对提名某个主要候选人当局长，毕竟，他不会再跟这个人一起共事了。

从智囊团传出的最权威消息透露，五局的总局长自己要离职。普雷斯顿知道，像伯纳德·亨明斯这样的正人君子，一定会采取假投票的方法测验一下民意，以决定局里六个分局各处室的负责人。不管他个人的主观印象如何，这种民意测验都会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他不会像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那样用人惟亲，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信接二连三地安插在各处室。

普雷斯顿毫不怀疑地感觉到，等不到秋天，他就会像过去12个月中已经过着老百姓生活的另外两三个人一样，被哈考特·史密斯一脚踢出门外。

“这个流氓，”在空旷的食堂里，他漫无所指地说，“我要待下去。”

正当普雷斯顿吃午饭时，彼得罗夫斯基离开了旅馆。他的行李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皮箱，里面装满了在当地买来的衣服。他对服务员说，他要搬到诺福克去，如果有他的信的话，请给留着。

他给科尔切斯特的代理人打电话，得知摩托车的临时保险单已经开好了。他告诉代理人，不要寄出，他亲自去取。

他立即取来了。下午，就搬进了切里海斯12号。晚上，他花了一些时间，小心地在一次使用的密码簿上准备一封密码信。这种密码，什么电脑也破译不了。他知道，破译密码，不管电脑以前破译得多么灵，在没有某种格式和重复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成功的。而他使用的一次性密码，在短短的信中，根本不会有模式和重复。

星期六上午，他驾车来到塞特福德，把车停在租来的车房里，叫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来到斯托马克特。在这里，他用了一张确认了的支票付了BM摩托车的余款，又借用他们的洗手间换上了用帆布兜带来的皮裤、夹克和头盔，把帆布兜、平常的衣服、裤子和鞋塞到车后的驮筐里，然后开走了。

他驾车跑了很远，花了几个小时，直到晚上很黑时，才回到塞特福德的车库，换了衣服，把摩托换成小汽车，再开回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时间已是半夜了，没有人看到他。即或有人看到他，也会认为是星期五搬到12号的那位可爱的年轻人罗斯先生。

这个星期六的傍晚，美国的艾夫里尔·库克军士长本应该去贝德福德附近与女友幽会，或者和朋友们到小铺去玩弹子球。然而，他却不得不加班，在位于奇克桑兹的英美联合监听站值班。

英国电子监听和破译综合处的总部设在英国南部的格洛斯特郡的切尔膝纳姆政府电讯总局里。但是，电讯总局在英国各地都设有分站。贝德福德郡奇克桑兹站是其中之一，由英国政府电讯总局和美国国家保安局联合管理。

过去，要有上百个人戴着耳机捕捉和选录德国间谍从英国靠手键发出的信号，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监听、分析、滤波和录载可疑电波以及破译等等，都由电脑来承担了。

库克军士长胸有成竹地相信，头上林立的天线中的任何一个捕捉到一种电子信号的话，这种信号定会被储存到下面电脑的记忆库里。扫描信号波段也是自动的，而且，记录任何不正常信号也是自动的。

一旦出现了不正常信号，永久监听电脑便会自动触发内部按钮，将信号录下来并立即判明信号位置，并通知全国各地的姊妹电脑协同判明位置，同时还会通知他库克本人。

晚上11点43分，什么东西使主电脑触发了内部按钮。一定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向这个昼夜不停、千变万化的电子信号旋涡中发出了一种不应出现的信号，电脑发现了并且捕捉到了。库克军士长听到报警信号，拿起了电话。

电脑捕捉到的只是一种“短促信号”，一种几秒钟的尖啸声，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

短促信号是所拍发的秘密信件经过人工处理的最终产物。首先，把信的内容尽量简化，然后译成密码，但仍然是字母或数字形式。再把这种密码信用按键拍发，但不是发向空中，而是输入到录音机里。尔后，再将录好的磁带以最高速度播放，使电文中的点点横横都变得很短、靠得很近，只像一声尖啸，只有几秒钟。发报机准备好了后，发报人员只须将这声尖啸发出就行了。然后收起发报机，溜之大吉。

当晚没过10分钟，三角测位仪就测明了尖啸的发出点。约克郡曼威治山和威尔士的布劳迪也捕捉到了这声尖啸并判明了方位。当地警察到达那个发报点时，发现原来是德比希尔峰地区一条偏僻道路的路边。那里什么人也没有。

这个信号被送到切尔滕纳姆进行慢速重放，这样，一点一横都可以译成字母了。但是，在叫做密码破译机的电脑中反复译了24个小时，答案仍然是个“零”。

“这是一个秘密电台，大概在米德兰平原一带，现在已经‘溜了’，”分析处长向全国电讯总局的总局长报告说，“但是，这个家伙用的是新的一次性密码，不反复收到几次的话，是破译不了的。”

于是决定，不管这个秘密发报人再发报时换不换波段，对他的这个波段仍要严密监听。

这个事件的简单记录也送到了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和奈杰尔·欧文爵土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办公桌上。

这个信号也被其他地方收到了，主要是莫斯科。依靠伊普斯威奇僻静小屋中那本一次性密码簿的副本，对电文进行了翻译。电文告诉感兴趣的有关人士说，该人已经提前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时刻准备接待第一个信使。

正文第十三章归档文件

雪化冰消的春天快到了。但是，白桦和杉树的枝权下仍然挂着长长的冰棱。雅辛涅沃第一总局大楼的八楼，也是最顶层上，一个人通过富丽堂皇的双层玻璃窗，看着窗外的景象，越过一片冬天的树海，隐约可以看见湖的西端。夏季，在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人员会云集那里，尽情娱乐和消遣。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夫杰尼·塞尔杰维奇。卡尔波夫中将本想跟老婆孩子到别列德尔基诺的别墅去，无奈像他卡尔波夫这样身居要职的人，总有些事情要亲自处理才行。今天，一个信使应该从哥本哈根回到这里来。

他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信使迟到了。他从窗前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到桌前的转椅里。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今年57岁，就克格勃内部的职业情报官员来说，或者至少作为第一总局的官员来说，无论在地位上还是权力上，他都登峰造极了。虽然费道尔丘克升得更高，当上了主席，甚至在内务部也有职务，但他得跟着总书记的屁股后面转，而且，他没在第一总局里待过，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处理内部不同政见事务和民族运动问题上了。

但是，对于一位多年在国外为国尽忠的卡尔波夫来说，真是干得够棒的了——在苏联官场中总是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瘦瘦的，显得很健壮，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啊！他衣着笔挺，是第一总局中有外快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将，第一总局的副总局长。在国外情报方面，他是首屈一指的权威情报官员，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及情报处副处长或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地位。

几年前，他接任这个工作时，总书记曾把费道尔丘克从克格勃主席的位置上调去主管内务部，由切布利科夫将军接替主席。这样，就剩下了一个空缺，切布利科夫是两个第一副主席之一。

第一副主席的空缺给了克留什科夫中将，于是，他走马上任了。然而不好办的是，克留什科夫当时是第一总局的总局长，他还不想放弃这个有权势的职务。他想一身兼二任。但他自己也意识到（卡尔波夫个人认为，这个人真笨得像块木头疙瘩），他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不能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办公室，又在郊外雅辛涅沃的第一总局长办公室。

后来的情况是，业已存在多年的第一总局第一副局长的职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具有相当领导才干的人才能胜任该工作，这个职务，在第一总局中是人人羡慕的头等肥缺。由于克留什科夫不再往在“村子”里了（克格勃对雅辛涅沃的称呼），从而使他这个第一副局长就显得更重要了。

当在职的勃·斯·伊万诺夫将军退休时，有两个人可能成为接班人。一个是卡尔波夫，那时虽然有点年轻，但却负责着6013室三处的工作。这个处负责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另一个是瓦迪姆·瓦西里叶维奇·基尔皮琴柯，已经很老了，也有资格，当时担任着地下处处长。结果是基尔皮琴柯接了班。

作为一种安抚，卡尔波夫被晋升为有实权的地下处处长的职务。这把交椅他坐了两年。

后来，在1985年早春，基尔皮琴柯干了一件好事：他在萨多瓦亚至斯帕斯卡妮的环城公路上以160公里的时速奔驰时，他的车在前面一辆漏油卡车所漏的一滩油上打了滑而完全失去了控制。一周以后，诺沃戴维奇陵园举行了一场无声无息的私人葬礼。又过一周，卡尔波夫得到了那个职务，并从少将晋升为中将。

他很高兴地将地下处处长的职务交给了老鲍利索夫。鲍利索夫当二号人物不知有多少年了，没有人留神去算一算，无论如何，他也该接任这个工作了。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抓起听筒。

“鲍利索夫少将同志要跟您讲话。”

他想，真是说谁谁就到。他皱了一下眉头。他有一部私人电话，并不通过总机。这个老同事从来没打过这部总机电话，一定是从外面打来的电话。他告诉秘书说，从哥本哈根回来的人一到就带进来，然后，把电话拨到外线钮上，接通鲍利索夫的电话。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你今天好吗？”

“我给你往家里打电话，又往别墅打电话，路德米拉说你在办公。”

“是啊，这没什么。”

卡尔波夫一直是慢慢地牵着这老头儿的鼻子走。鲍利索夫是个老光棍儿，一个人生活着，他的周末加班比谁都多。

“叶夫杰尼·塞尔杰维奇，我得跟你见面谈谈。”

“当然可以，何必要问呢？你是想明天来呢还是我进城来？”

“今天行吗？”

卡尔波夫想，这更怪了，这老家伙一定是有什么事。听起来他好像是在喝酒。

“你喝醉没有？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我也可能醉了，”电话里传来粗暴的声音，“也可能一个人还得多多少少喝一点，特别是有事儿的时候。”

卡尔波夫明白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是严重的。他改变了开玩笑的口吻。“好吧，老大，”他爽快地说，“你在哪儿呢？”

“你知道敝舍吗？”

“当然知道，你让我来吗？”

“对，那太感谢了，”鲍利索夫说，“你什么时候来？”

“大约6点吧，行吗？”卡尔波夫提议说。

“我准备好一瓶烈性伏特加。”鲍利索夫说完就挂了电话。

“根本不是为我。”卡尔波夫嘟哝道。跟别的俄国人不同的是，卡尔波夫根本不会喝酒。即使喝，也只喝高级的亚美尼亚白兰地或苏格兰丹麦芽威士忌。这些酒都是在伦敦装在信使袋中专门给他带来的。他认为伏特加是讨人嫌的，而烈性伏特加更是糟糕。

他想，这个周日的下午去别列德尔基诺算是吹了。他打电话告诉路德米拉说他回不来了。他没有提鲍利索夫，只是说他脱不开身，得半夜才能回到他们在莫斯科中心的家中。

另外，他被鲍利索夫那种不寻常的粗暴搞得没了情绪；他们一起共事很久了，他不好意思发脾气。但是，一向老实巴交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未免有点反常。

星期日下午刚过5点，苏联民航的正常班机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苏联民航的所有机组里，都有一个人一身侍二主——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克格勃。大副罗蒙诺夫不是克格勃人员，他只是一个交通员，不时地给同事们传递情报或出差办事。

整个机组人员关闭了飞机，交给地面人员，便去过夜。第二天，他们还要飞回莫斯科。跟往常一样，他们通过机组人员入口，海关人员草草地检查了一下他们的背兜和手提包。有些人还带着轻便半导体收音机，谁也没有注意罗蒙诺夫挎着的索尼收音机。对于一个苏联公民来说，西方奢侈品是出国旅行的外快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外汇控制很严，但是盒式收录机以及给在莫斯科的妻子买点香水之类，是必不可少的。

海关手续办完了之后，他们便乘面包车来到格林公园旅馆，苏联民航经常在这里下榻。在莫斯科，飞机起飞前三个钟头的时候，把半导体给了罗蒙诺夫的那个人一定知道，在希思罗机场是不大监视苏联机组人员的。英国反情报人员认为，尽管这样可能酿成大错，但与越来越广泛的调查行动相比，这毕竟是小事一桩。

罗蒙诺夫进入房间之后，好奇心使他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个半导体收音机，然后，耸了耸肩膀，将它锁在手提箱里，便到下面的酒吧间与其他机组人员一起喝点什么。他清楚地知道，明天早饭以后他该干什么。他要执行这个任务，然后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不知道，他回到莫斯科后，要立刻被隔离起来。

卡尔波夫的汽车把结着冰的路轧得咔咔响。刚好6点，他到了。他嘴里骂着鲍利索夫，为什么把周末小别墅选择在这么个鬼地方？

局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鲍利索夫是个怪人。在一个把个人主义和偏离正统思想（更不用说怪癖）都视为大逆不道的社会中，鲍利索夫却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出色。他从少年时起就参加了秘密情报工作。在训练学校和年轻情报人员用膳的饭厅里，经常传颂着他那些颠覆西方活动的离奇故事。

下了公路半英里后，卡尔波夫可以看到鲍利索夫度周末的小木房里的灯光。其他人都渴望把周末别墅盖在按等级划分的特定区域内，大都在莫斯科以西，乌斯潘斯卡娅桥西边的河岸转弯一带。鲍利索夫却不然。他在首都的大东边，在浓密的树林里。也喜欢像庄稼人的样子，在传统的小木屋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海鸥轿车停在板门前。

“在这儿等着。”卡尔波夫告诉司机说。

“我得把车掉过头来，再找些木头垫在轮子下面，不然会冻在地上的。”司机米沙嘟嘟哝哝地说。

卡尔波夫点点头，爬了出来。他没带高筒套靴来，因为他没想到雪会没膝深。他磕磕绊绊地走到门前，把门打得山响。门开了，露出一盏椭圆形的黄光，显然是一盏石蜡灯发出的光。门里站着巴维尔·彼得罗维奇·鲍利索夫，上着西伯利亚衬衫，下穿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着软靴。

“你好像托尔斯泰小说里的人物。”卡尔波夫说。他被引进客厅，里面的砖砌炉子中呼呼地烧着拌子，使屋里温暖如春。

鲍利索夫一边拿起卡尔波夫的大衣，把它挂在一个木橛上，一边低声说：“总比牢房要好得多。”他打开一瓶伏特加，浓得像糖浆，倒在两只矮脚杯中，两人坐下来，中间是一张桌子。

“干杯。”卡尔波夫举起了杯，俄罗斯式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小指直伸着。

“你干。”鲍利索夫回答。两人干了第一杯。

一个农民老太婆，胖得像口缸，表情呆板，灰头发挽成一个髻，典型的俄罗斯大妈形象，她从后屋走进来，放下一些黑面包、洋葱、小黄瓜和奶酷块，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好吧，老大，什么事啊？”卡尔波夫问。

鲍利索夫比他大5岁，他不止一次地想道，鲍利索夫太像已故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了。他知道，在局里，鲍利索夫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年轻人都很钦佩他；很久以前，就亲呢地称他为“老大”。这个称呼，过去是指俄罗斯乡村的头人，现在是“老人”或“老兄”的意思。

鲍利索夫从桌子对面深情地看着他。“叶夫杰尼·塞尔杰维奇，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长得都记不清了。”卡尔波夫说。

“那么，以前我对你说过谎吗？”

“从来没有。”卡尔波夫沉思着说。

“那么，现在你能对我不说谎吗？”

“哪儿的话？”卡尔波夫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那么，你在我的手下干了些什么？”鲍利索夫大声地质问。

卡尔波夫仔细地考虑着他的话。“你干嘛不干脆地告诉我，你手下出了什么事呢？”他反驳说。

“我倾家荡产了，就是这么回事。”鲍利索夫咆哮起来。“你一定躲在后面，或者你知道。把我最好的人、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设备都一掠而空，还他妈怎么让我管这个地下处？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只几天工夫，就全给划拉光了。”

他闷在肚子里的事情一下子都迸发出来了。卡尔波夫坐下去，陷入沉思。鲍利索夫又往杯中斟满酒。在克格勃这个八卦阵里，他要没有时刻警惕危险的第六神经的话，决不会爬得这么高。鲍利索夫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卡尔波夫确实不知道。他探过身来。

“巴维尔，”他说，开始用更亲近的称呼，“你刚才说，咱们交情多年了，相信我，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别吵吵，说明白点儿。”

鲍利索夫虽然对卡尔波夫的保证半信半疑，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好吧，”他说，好像在向一个小孩做解释。“首先，从中央委员会来了两个混蛋，让我把最棒的一个特务交给他们。这个人我已经亲自培养了多年，我在他身上寄托着巨大的希望。他们说要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吧，我把最好的人给了他们。虽然我不愿意，但我给了。两天以后，他们又来了，又要我那份‘传奇’。我花了10年的工夫才把它拼凑起来啊！打从那个倒霉的伊朗事件以后，我还从来没受过这种气。你还记得那个伊朗事件吗？一提起它，我还余悸未消哪！”

卡尔波夫点了点头。那时，他还没到地下处，但后来在地下处跟鲍利索夫一起工作的两年里，鲍利索夫曾经告诉过他。在伊朗国王末日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决定，伊朗共产党政治局要秘密地撤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抄走了鲍利索夫珍藏的文件，没收了24份完好的传奇和秘密履历。鲍利索夫准备这些是为了进入伊朗，而不是撤出伊朗。

“把我抢得精光，”他当时曾喊叫道，“就是为了让这些满身虱子的人逃到安全的地方。”

后来，他向卡尔波夫抱怨说，“那样也没使他们得好，霍梅尼上了台，共产党被取缔，我们再也不能在那里搞什么活动了。”

卡尔波夫知道，那个事件的余恨还未消，但这个新问题确实有点奇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命令必须通过他才能发出。

“你把谁给了他们？”他问。

“彼得罗夫斯基，”鲍利索夫不无遗憾地说，“没办法，他们要最好的，而他是别人所望尘莫及的。你还记得彼得罗夫斯基吗？”

卡尔波夫点头，他只管了两年地下处，但他能想起最好的人的名字和正在进行的活动。他现在的职务使他知道每一件事。

“谁下的命令？”

“嗯，从手续上是中央委员会，但是上层……”鲍利索夫用手指一指天花板，意思是——天上。

“上帝？”卡尔波夫问。

“差不多。我们敬爱的总书记，至少，这是我的猜测。”

“还有什么事？”

“有。拿走传奇后，他们又来了。这回他们搞走了一个秘密电台的接收晶体，就是四年前你安插在英国的。所以，我想这事一定是你干的。”

卡尔波夫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地下处处长时，北约国家正在部署潘兴11号地对地导弹和巡航导弹，而华盛顿则在世界各地进行煽动，妄图故伎重演。这样，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西欧纵深处派遣特务，策划大量的破坏活动，制造敌视活动借口。

为了执行这个任务，他在西欧安插了一些秘密电台，其中包括在英国的三个。携带和训练使用这些电台的人都隐蔽得很深，命令他们，只有持有特殊密码的人来与他们接头，才能露面使用。这些电台是非常现代化的，在发报的同时还发出扰频信号，要排除扰频的话，接收机就需要一种程序晶体。这些晶体都锁在地下处的保险柜里。

“哪一部发报机？”他问。

“你起名叫波普勒的那台。”

卡尔波夫点了点头。他知道，所有的活动、特务和设备都有代号。由于他是英国通，对伦敦了如指掌，所以，他掌管的活动都用他个人起的代号，而这些代号都是以伦敦的地区命名的，而且都是三个字。他管安插在英国的三个电台叫哈克奈、肖迪奇和波普勒。

“还有什么，巴维尔？”

“有，这些人得寸进尺，最后，他们还把伊戈尔·沃尔科夫要走了。”

沃尔科夫少校是行动指挥处的。当政治局认为直接出击有点下不来台时，就可能让东德人或保加利亚人去干这些勾当，因而，行动指挥处，也叫五处，就越来越多地担当起破坏活动了。

“他的任务是什么？”

“通过国境线携带秘密包裹，特别是西欧。”

“走私？”

“对，走私。他是善于搞这一手的。那些地方的国境他很熟，海关、移民手续，怎么混过去，他比我们搞来的人，干脆说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熟。他们把他也要去了。”

卡尔波夫站起来，探过身去，把两手放在老人的肩上。

“听我说，老大，我告诉你心里话，这不是我搞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但咱俩心里明白，这一定是件大事，而且，把它捅开也是很危险的。你老老实实地待着，别走露风声，把心放宽些。我要设法悄悄地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和你什么时候能把东西拿回来。至于你这边，一定要守口如瓶，好吗？”

鲍利索夫抬起双手，双掌朝前，做出一种无辜的样子。“你是知道我的，叶夫杰尼·赛尔杰维奇，我在俄国还要活到岁数最大呢！”

卡尔波夫笑了。他穿上大衣，向门口走去。鲍利索夫跟过来送他。

“我也认为你会活到那时候的。”卡尔波夫说。

当板门关上后，卡尔波夫敲了敲司机的车窗。

“跟着我，我想进去时再停下。”他说。他顺着满是雪的车道走着，不管雪沾到鞋上和裤脚上。夜晚的寒风刮到脸上，给他一种新鲜的感觉，也带走了一些伏特加的酒气。他需要清醒一下头脑，考虑考虑问题。他听到的这件事使他大为恼火。有人（他也知道是谁）正在英国搞一个行动，竟然把他——卡尔波夫，第一总局的第一副局长——踢到一边。他在英国折腾了这么多年，在那里控制着特务。他认为，这至少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

正当卡尔波夫将军漫步雪地、陷于沉思之际，在伦敦，离卡尔。马克思墓不到500码的一套不大的住宅里，电话铃响了。

“你在那儿吗，巴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厨房喊道。客厅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在，我来接。”

那男人走到厅里，拿起了电话。他的妻子仍在准备星期天的晚饭。

“巴里吗？”

“我就是。”

“啊，星期天晚上打扰你，实在对不起，我是局长。”

“噢，你好，爵士。”

巴里·班克斯很惊讶。一个头头往手下人家中打电话，这种事不是没有听过，但很少见。

“听我说，巴里，你平时上午几点到查尔斯大街来？”

“大约10点，爵士。”

“你明天能提前一个小时到桑蒂纳尔大楼来一下吗？我有话说。”

“当然可以。”

“好吧，那么，我9点见你。”

巴里·班克斯是五局查尔斯大街总部K分局七处的，但实际上他是六局的人，负责奈杰尔·欧文爵士与保安局之间的联系工作。他一边吃着妻子为他准备的晚饭，一边遐想着。奈杰尔·欧文爵士要干什么呢？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呢？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丝毫也不怀疑，在英国一定组织了一个秘密行动而且正在进行之中。他知道，彼得罗夫斯基在那个国家的内部扮成一个英国人来进行活动是得心应手的。从鲍利索夫卷宗里抽出的那份传奇正适合彼得罗夫斯基。波普勒电台隐藏在英国北部的米德兰平原。如果沃尔科夫被调走是因为他具有向英国传送包裹的特长的话，那么，一定还有别的人被调出来，但那些人一定是鲍利索夫这个圈子外其他处的。

这些都毫不动摇地说明，彼得罗夫斯基到英国去是非常秘密的，或者已经去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培养他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但令人奇怪的是：他这个堂堂正正的第一总局却被束之高阁。明知道他是如此精通英国和英国事务，却被蒙在鼓里，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他回想起20年前在英国的情况。自从1967年9月份的一个傍晚以后，他一直泡在西柏林的一个酒吧间里。英国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常常到那里去。作为一个机敏而又扶摇直上的“特工人员”，他当时被派到这里工作。

他看到酒吧的那边有一个愁眉不展的小伙子，他的便装和发型说明，他是英国军队的人。他贴到这个孤孤单单的小伙子跟前，发现他是监听站的操作手，在加图皇家空军服役，29岁，对自己当前的命运非常不满。

在那年9月到1968年1月期间，卡尔波夫一直做这个皇家空军人员的工作，先装作是一个德国人（那是他的隐蔽身份），后来又承认是俄国人。事情很容易，容易得简直令人怀疑。但却是真的、确实的。克格勃全力以赴地讨好这个英国人，使这个动摇的人仇恨他的服役和他的国家，从而同意为苏联效劳。1968年夏天，卡尔波夫在东柏林亲自训练他，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鄙视他。这个人在柏林的逗留以及他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合同快到期了，他要在1968年9月回英国并且转业。他们建议他离开空军后，设法在切尔股纳姆国家电讯总局找个工作。他同意了，并于1968年9月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工作。他的名字叫杰弗里·普赖姆。

为了能继续与普赖姆保持联系，卡尔波夫便以苏联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伦敦，继续对普赖姆控制了三年。一直到1971年他回莫斯科时，才把他移交给接任者。这个成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调回到三处时，升为少校。在三处，整个70年代他都掌管着普赖姆的情报。显而易见，在任何情报单位里，能够搞来准确情报的活动都要受到重视和表扬，而这种表扬总是与该活动的主管官员分不开的。

1977年，普赖姆离开了国家电讯总局。英国人已经觉察到一些失密的地方，而且盘查得非常紧。1978年，卡尔波夫又回到伦敦，这回他是使馆的最高人物，职衔是上校。普赖姆虽然已经不在国家电讯总局了，但他仍是特务，卡尔波夫设法警告他要注意隐蔽。卡尔波夫指出，1979年以前的活动，一丁点儿马脚都没露出来。因而，有什么意外的话，普赖姆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卡尔波夫生气地想道，普赖姆要不是把他那肮脏的手伸向小姑娘的话，他如今还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早就知道普赖姆这个人太轻浮。终于，由于犯了见不得人的强奸罪而引来警察登门。于是，他全坦白了，因为七条间谍罪而被判了35年。

但是，伦敦搞了两次恩赐来抵消普赖姆事件的影响。1980的一次酒会上，他被介绍给英国国防部的一位文职人员。起初，那人没有听清楚卡尔波夫的名字，在意识到他是俄国人之前，还跟他客套了几句话。但知道之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从那人的无礼和冷漠，他觉察到，不管自己作为一个俄国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人对他都是深恶痛绝的。

他并没有往心里去，但很好奇。他了解到，那个人是乔治·贝伦森，又经过几周的调查，发现那人是一个铁杆反共主义者，但却是南非的狂热追随者。他个人认为，可以使用蒙蔽的方法利用贝伦森。

1981年5月，他回莫斯科主管三处。他询问有没有亲苏的南非特务。地下处提到，他们在那儿有两个人：一个是军官，叫格哈特，在南非海军；另一个是外交官，叫马雷。但是，马雷在波恩待了三年，刚刚回到比勒陀利亚。

正是由于他控制马雷有功，才使他于1983年春升为少将，并当了地下处的处长。他命令这个南非人要求到伦敦任职并以此作为他毕生工作的归宿。1984年，他遂愿以求。卡尔波夫极端秘密地亲自飞到巴黎向马雷面授机宜。马雷要培养乔治·贝伦森，吸收他为南非效劳。

1985年2月，基尔皮琴柯死后，卡尔波夫继任他的职位。一个月以后，即3月，马雷报告说贝伦森上钩了。当月，贝伦森的第一批材料送了过来。这真是一个千金难买的聚宝盆。从那以后，他一直把贝伦森一马雷行动当做处长的点来亲自抓。两年当中，他两次到欧洲城市与马雷亲自会面，了解情况并向他表示祝贺。今天午饭时，信使将带来贝伦森的最新材料，这些材料是马雷寄到哥本哈根一个克格勃联络点的。

1978至1981年在伦敦期间还给他带来了第二个好处。按照他的习惯，他给普赖姆和贝伦森起了自己的代号：普赖姆叫奈茨布里奇；贝伦森叫汉普斯特德。接着，又来了切尔希……

他很尊重切尔希，不像对普赖姆和贝伦森那样，他鄙视那两个家伙。跟他俩不同的是，切尔希不是一个特务，而是一个熟人，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机关里地位很高的人，一个跟他卡尔波夫一样的人，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周围环境的现实相结合的人。卡尔波夫从来都没被那些西方的参考杂志所迷惑，那些鬼参考只是为那些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的情报人员而准备的。在他看来，只有政客们才生活在梦幻世界中，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

他认为，情报人员应该在阴暗的街道上行走，利用谎言和欺骗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们一旦陷入了幻想的王国而不能自拔的话，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秘密人员常常犯的错误那样，那么，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远了。

切尔希曾两次暗示他，如果苏联一意孤行，那么，就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两次都是对的。由于卡尔波夫及时地通知自己的人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又确实证明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因而，使他的身份倍增。

他停下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鲍利索夫是对的。正是总书记本人在亲自组织一个秘密行动，而且正在他鼻子底下的英国进行着，然而却回避着克格勃的任何一个人。他预感到危险。这老头子根本不是职业情报工作者，只不过是在克格勃当了几年头头。尽管自己的前途未卜，但自己应该搞清楚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

他看了一下表，11点半。他让车开过来，钻了进去，向莫斯科的家中开去。

星期一上午9点差10分时，巴里·班克斯来到了秘密情报局的总部。桑蒂纳尔大楼是泰晤士河南岸上一座巨大的方形大楼，有点过分花哨，大伦敦市政厅将它租给了政府的某个部，里面的电梯都很古怪，下面几层楼的墙围子上都挂着嵌花壁饰，遮盖着下面斑斑驳驳的瓷砖。

班克斯在门口出示了证件，一直上了楼。局长立即见了他，摆出一副平时对手下人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

“你听说过五局有个叫约翰·普雷斯顿的人吗？”局长问。

“听说过，爵士，但不熟，只是碰到过几次，都是在戈登的酒吧里，去喝酒的时候。”

“他是C分局一处的一个科长，对吗，巴里？”

“不是了。上周他已经调到C分局五处三科了。”

“啊，真的吗？大突然了。我听说他在一处干得不错啊！”奈杰尔爵士认为没有必要告诉班克斯，他已经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上见过普雷斯顿，并且还让他代表自己到南非跑了一趟。班克斯根本不知道贝伦森事件，也没有必要知道。而班克斯呢，心里很纳闷，不知道局长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据他所知，普雷斯顿跟六局没有关系。

“是大突然了，实际上他在一处只待了几周，新年以前他是F分局一处的。后来，不知他干了什么事得罪了伯纳德爵士，确切地说是得罪了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于是被踢到C分局一处。然后，在4月，又被‘嘿’地一下子踢走了。”

原来是这样，奈杰尔爵士想道，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可能吗？值得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大声说：“你认为他什么事得罪了哈考特·史密斯呢？”

“我确实听到一点，爵士，从普雷斯顿那里。他不是对我讲的，但我离他很近，能听得到。那时他在戈登的酒吧里，大约两周以前。他显得有些不安。他花了几年时间准备了一份报告，去年圣诞节前交上去了。他认为他的报告应该受到重视，但哈考特·史密斯却把它打入冷宫。”

“嗯，F分局一处，正是极左党派处，是不是？你瞧，巴里，我想让你给我办点事。对这事不要吵吵嚷嚷，要悄悄的。查出那份报告的登记号，从档案室把它找出来，能办到吗？封到信袋里送到这儿，写我亲启。”

班克斯又来到街上，还不到10点钟，他朝北向查尔斯大街走去。

苏联民航机组人员吃早点时间很充裕。9点29分，罗蒙诺夫大副向厕所走去。他曾到这个厕所来过，认准了该占哪一间，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一个已经有了人，并且闩上了门。他进入第二个，也闩上了门。

9点30分，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了六个数字，放在隔板下的地面上。一只手从隔板下伸过来拿走了卡片，在上面写了什么又退了回来。罗蒙诺夫将卡片捡起来，卡片背面写着他盼望的数字。

对了暗号之后，他把半导体机放在地上，那只手又伸过来，毫无声息地把半导体拿了过去。外面，有人正在小便。罗蒙诺夫拉了一下水箱，打开门，过去洗手。直到那个小便的人离去，他才跟着出来。开往希思罗机场的面包车正停在门口，机组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索尼半导体机不见了，人家以为他装在手提包里了。第一只包裹送完了。

中午前，巴里·班克斯给奈杰尔爵士打电话。这是内部电话，非常保险。

“事情很怪，奈杰尔爵士，”他说，“我查到了你要的那份报告的号码，就到档案室去拿。我跟那个档案员很熟。他说确实归了档，但不在。”

“不在？”

“不在，借出去了。”

“谁借的？”

“一个叫斯旺顿的人，我知道他。奇怪的是，他是财务处的人，所以我问他能不能借阅一下。这又来了第二个怪事，他不借，说他还没用完。从档案室登记来看，他已经拿去三周了。在他以前，另一个人还借过。”

“是厕所清扫工吗？”奈杰尔爵士问。

“差不多。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

奈杰尔爵士想了一会儿。要想永远控制一份文件不外传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信把它借来，永远也不还。他深信，斯旺顿和另一个人一定都是哈考特·史密斯的人。

“巴里，你要找到普雷斯顿的私人地址，下午5点来见我。”

这天下午，卡尔波夫将军坐在办公桌旁，揉着自己又酸又硬的脖子。他昨晚没有睡好。虽然路德米拉睡在身边，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没睡着。天快亮时，他做出了决定。尽管他曾想利用日常工作之便把事情搞明白，但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决定。

英国秘密行动的幕后人是总书记，这是无疑的。但总书记除了自称懂些英语之外，对英国一点也不了解。他一定依靠某个懂英国的人。这就有许多人喽——外交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苏军军事情报处、以及克格勃。但是，如果他回避了克格勃，能不回避别处吗？

这样看来，一定是一个私人顾问。他越这样想，他所讨厌的那个人的名字就越出现在他的眼前。多年以前，当他还年轻、正在一心进取的时候，曾经羡慕过菲尔比。人人都这样过。但随着岁月的流失，他步步登高，而菲尔比则每况愈下。他亲眼看着这个英国叛徒颓废成为一个酒鬼。事实上，自从1951年以来，菲尔比就没有接触过英国的精选文件（克格勃给他看的那些除外）。他1955年离开英国去贝鲁特；1963年叛逃过来后，再也没有到西方去过。24年啊！卡尔波夫认为，他自己现在要比菲尔比更了解英国。

更有甚者是，他知道，总书记在克格勃的时候，对菲尔比印象很好。菲尔比那种旧时代的举止，那种趣味，那种英国绅士情调，对现代社会生活——摇摆舞、摩托车和牛仔裤的厌恶，这些都与总书记的观点一拍即合。曾经有几次（卡尔波夫知道得很清楚），总书记都采纳了菲尔比的意见而驳回了第一总局的意见。现在又何尝不能如此呢？

最后，在卡尔波夫的目录中，有那么一条记载，有一次，仅仅一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想回国。仅仅这一句话，别的都姑且不论，就不能信任他，一点儿也不能信任。他想起了新年前克留什科夫宴会桌对面那张布满皱纹的笑脸。他那时说英国什么来着？说什么他（卡尔波夫）的部门过高地估计了政治稳定性？

他还想起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又把它们归纳到一起。他决定查一查哈罗德·菲尔比先生。但他知道，处于他的这个地位上，什么都要有记录的。索取档案、正式要求资料、打电话、往来信函都要登记。必须用非正式的、私人的形式，更不能留下文字。与总书记分庭抗礼是非常危险的。

约翰·普雷斯顿走在通往自己家的大街上，离自己的公寓大楼100码时，突然听到喊声。他回过头来，看到巴里·班克斯正穿过马路朝他走来。

“你好，巴里，真是冤家路窄。你到这儿有什么贵干啊？”

他知道巴里是K分局的，住在北边海格特区。可能是路过这里到附近的艾尔伯特音乐厅去听音乐会？

“我正等着你哪，真的。”班克斯说，并友好地一笑。“是这样，我的一个同事想见你。你不介意吧？”

普雷斯顿是有头脑的，但并不疑神疑鬼。他知道班克斯是六局的人，但不知道谁要见他。他跟着班克斯穿过马路走了100码，班克斯在一辆停着的福特汽车前站住了，拉开后门，示意普雷斯顿往里瞧。他看了看。

“晚上好，约翰，咱们聊几句好吗？”

普雷斯顿惊奇地钻进车里，坐在身着大衣的那个人旁边。班克斯关上车门，悠闲地走开了。

“是这样，我知道这样见面有点怪，但还是见了，不想引起什么风波，是不是？我只是觉得没有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谢谢你在南非的出色工作，一流的成绩。亨利·皮埃纳尔很感动。我也是如此。”

“谢谢你，奈杰尔爵士。”他暗想，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究竟要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谢谢我。但局长好像陷入了沉思。

“还有另一件事，”他终于开了口，似乎在竭力思考什么，“巴里这个小伙子告诉我说，他注意到去年圣诞节时你针对本国的极左分子写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报告。也许我搞错了，但我想一定有一个外国势力给他们提供经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问题是，你的报告并没有传给我们。真可惜，竟有这样的事。”

“报告被束之高阁了。”普雷斯顿紧接着说。

“对，对，巴里告诉我了。可惜，太可惜了。我倒想拜读一下。能给我搞到一份吗？”

“档案室有啊！”普雷斯顿不解地说，“它倒是归档人库了，但是还在呀，巴里去借来，封上交给你就行了。”

“说老实话，没有了，”奈杰尔爵士说，“已经被人拿走了，被斯旺顿，而且他还没用完，不交出来。”

“但他是财务处的啊！”普雷斯顿分辩说。

“对，”奈杰尔爵士不无遗憾地嘟哝说，“在他之前，管理处的一个什么人还用过。几乎可以认为，它会被弄没的。”

普雷斯顿愣愣地坐在那里。透过车窗，他可以看到班克斯在街上踱来踱去。“还有一份，”他说，“我自己的，在我个人的保险柜里。”

班克斯给他们开车。傍晚，从肯辛顿到戈登的路上，就像爬一样。一小时之后，普雷斯顿从车窗探进去，把报告交给了奈杰尔爵士。

正文第十四章水手间谍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将军来到和平大路住宅大楼，爬上四楼的楼梯，按了电铃。几分钟后。菲尔比的妻子站在门口。卡尔波夫可以听到屋里孩子们正在用茶点。他选择了晚上6点钟，因为他感到，这个时间，孩子们都能从学校回到了家里。

“你好，艾丽达。”

她稍微向后挺了挺脖子，有点蔑视的样子。真是一位矜持的妇女。或许她也知道，卡尔波夫不是钦佩她丈夫的人。

“是将军同志啊。”

“基姆在家吗？”

“不在，他出门了。”

不是“他出去了”，而是“他出门了”，卡尔波夫想道。他显出吃惊的样子。“啊，我还想在家里堵着他呢。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不知道。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

“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吗？”

“不知道。”

卡尔波夫皱起眉头。在克留什科夫的宴会上菲尔比好像说过……什么心脏病，不让他开车……他已经到地下停车场看过，菲尔比的伏尔加还在那里。

“我想这些天是你给他开车的，艾丽达。”

她似笑非笑的样子，不是丈夫把她扔下不管的女人的表情，而是丈夫升了官的那种女人的笑脸。

“不开了，他有司机了。”

“那太好了。好吧，没见到他真遗憾。等他回来时我再找他。”

他下了楼梯，陷入沉思。退休的上校没有资格用司机。他回到乌克兰饭店后面两条街上自己的家中，便往克格勃车队打电话，坚持要跟队长讲话。当他说出自己是谁后，对方的态度马上改变了。他用直率而快活的语调说：“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人家工作真做得出色，也没有理由不夸奖人家。”

“谢谢你，将军同志。”

“给我的朋友菲尔比上校同志开车的那个司机，上校很夸奖他，真是一个好司机，他这样说的。如果我的司机病了，我要亲自找他来开车。”

“再次谢谢您，将军同志。我要亲自通知司机葛利高利叶夫。”

卡尔波夫挂上了电话。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从来没听说过他，偷偷地跟这个人谈谈可能有用。

第二天早晨，4月8日，柯马洛夫院士号悄悄地驶过了格里诺克，进入克莱德河口，朝格拉斯哥逆流而上。轮船稍停了一下，让一名领港员和两名海关人员上到船上来。

他们在船长室喝了通常的见面酒，得知该船从列宁格勒开来，要从韦尔·卡斯卡特有限公司装载一台重型水泵部件。海关人员检查了一下船员名单，但谁的名字也没有记住。以后他们将发现，水手康斯坦丁·谢苗诺夫的名字在名单之中。

苏联谍报人员乘船潜入一个国家的通常做法是不编入船员名单之中，而是藏在很小的货架里或甲板下的密室里，这种地方与船的结构浑然一体，而且伪装得很巧妙，甚至非常细心的船员们都不易找到。但是，如果出于行动上或偶然的原因而不能搭乘这样的轮船进入的话，就只好混在船员名单之中。这只是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在没有时间来改造船的结构时才这样做。

按计划，柯马洛夫院士号要从列宁格勒到格拉斯哥跑一趟长途货运。仅仅在起锚前几个小时，那个额外的船员和几个莫斯科来的人到了，船长和政委毫无办法，只好把他加到船员名单中去。他们告诉船长说，该船员的工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还要回来。

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在整个航行中独占了一个舱间，而这个舱间的两名真正水手只得把睡袋铺在餐厅的地板上睡。苏格兰领港员来到船上时，睡袋早就被拿走了。在下面的舱间里，这个水手显得有点紧张。第二只包裹在等待着半夜的到来。

正当克莱德河领港员站在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头，吃着早餐三明治，看着克莱德河的两岸土地向后移的时候，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已是中午。卡尔波夫又一次给克格勃车队打电话。一个新队长在值班，他是知道会有一个新队长的。

“我的司机好像得了流感，”他说，“他今天还能坚持一天，但我准备明天给他假。”

“我保证你有一个替班的，将军同志。”

“我想要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有空儿吗？我听说他车开得最好。”

传来队长翻纸查阅记录的声音。

“可以，有空儿。他出车了，但会回车队的。”

“好，明天上午8点让他到我在莫斯科的住处报到。我把钥匙要过来，海鸥车将停在地下室。”

他放下电话，想道，真是怪得出奇。葛利高利叶夫被叫去给菲尔比开了一阶段车，为什么呢？是不是跑的地方大多，艾丽达应付不了？或者是因为艾丽达不该知道他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司机为什么又回车队了呢？这说明什么呢？很可能菲尔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再需要司机了，至少在他卷入的那个行动结束之前，不再需要了。

当天傍晚，卡尔波夫告诉他的司机说，明天可以休息一天，带着家里的人去玩吧。

同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奈杰尔·欧文爵士同一个朋友在牛津共进晚餐。

如同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英国高等学府一样，一般的公众都知道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它并不存在。

实际上是有的，但它是如此之小，如此之隐蔽，以至于任何在英伦三岛的院校内进行考察的人，在树木花丛间一走一过时，一眨眼就会将它漏掉。它的房舍都小巧玲拢，深藏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它不颁发学位，不教学生。因为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毕业生，所以也无从颁发学位。但它有自己的讲师和教授。他们有时在一起聚餐，但都分散地住在城内各处，有的住在别的地方，只是偶尔地来看看。有时请外边的人来给教师们讲座——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而这里的讲师教授们也把论文交到英国的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严肃认真地研究他们的论文。它的经费也同那里保存的文件一样，都是不公开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专家库”，储备着各种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从事理科方面的研究，而是从事某种规律和时事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

奈杰尔爵士跟这里的主人杰里米·斯威亭教授在饭厅里进了丰盛的晚餐后，教授把他带到家中喝葡萄酒和咖啡。教授家在牛津外面一所令人满意的房子里。

“那么，奈杰尔，”他拧开一瓶泰勒牌葡萄酒，舒舒服服地坐在书房的炉火前的时候，斯威亭教授说，“你有什么事呀？”

“杰里米，你听说过英国革命宣言这个东西没有？”

斯威亭教授将葡萄酒举到空中，盯着看了好长时间。“听我说，奈杰尔，这可真是个难题呀，你要是坚持让我解释一下的话，那这个晚上就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你从哪儿听来的？”

作为回答，奈杰尔爵士递过去普雷斯顿的报告。斯威亭教授仔细地读着，花去了一个钟头。奈杰尔·欧文知道，斯威亭跟约翰·普雷斯顿不一样，教授不是到处跑的人。他不到市面上去，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夺取政权的教导，都有很全面的了解。他所从事的和专心致志的就是阅读、研究、归纳和分析。

“不简单，”斯威亭还回报告时说，“不同的探讨，不同的态度，当然，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结论却是殊途同归。”

“愿意说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吗？”

“当然了，还只是理论阶段，”斯威亭教授歉意地说，“在风中摇摆的千万根稻草，可能形成一个草垛，也可能形不成。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直是1983年6月以来我的观点……”

他谈了两个小时。当奈杰尔爵士在后半夜被送回伦敦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柯马洛夫院士号停泊在格拉斯哥中心的芬尼斯顿码头，这样，那里的巨大吊车便可以在明早把水泵等装到船上。这里没有海关检查和移民手续，外国船员可以直接从船上登陆，穿过码头，进入格拉斯哥市内。

半夜时分，当斯威亭教授仍在侃侃而谈之际，水手谢苗诺夫走下跳板，沿着码头走了100码，躲开贝蒂酒吧外面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但仍然吵着再喝一杯的海员们，拐到芬尼斯顿大街。

他的样子并不显眼，穿着磨坏了的鞋，灯芯绒裤子，高领套头毛衣和带风帽的外套。一只胳膊下夹着一个帆布袋，袋口被穿绳扎紧了。他穿过克莱德岸边的铁路桥，来到阿加尔大街，向左走下去，来到帕蒂克路口。他并不看地图，一直向前走，来到海因德兰路。走了1英里后，又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大西路。几天前，他就背熟了这个路线。

在这儿，他看了一下表，还有半个小时。从这儿到碰头地点用不了10分钟。他向左拐，朝着庞德旅馆走去。旅馆在划船湖的旁边，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远，他可以看到那里的灯光。快到大西路和体思丹交叉处的汽车站时，突然看到了一帮人。他们正在汽车站的候车棚下笑着。现在是凌晨一点半。那里有五个人。

在英国，有些地方管这种人叫流氓，或阿飞，但在格拉斯哥，称他们为地痞。他想穿过马路，但太晚了。其中一个人朝他大喊，其他人也跑出了棚子。他会说几句英语，但他们那种大喊大叫的格拉斯哥中音使他一点也听不懂。他们堵住了人行道，他只好走到马路上。一个人抓住他的胳膊，朝他大喊大叫。那人哇啦哇啦喊的话是：“你——袋里——装的——什么啊？”

但他听不懂，所以，摇摇头要走开。他们便一哄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擂在他身上，他倒在路上了。他们开始踢他。他模糊地觉得有手拽他的帆布袋，便用两手死命地把袋子抱在肚子前滚起来，任凭他们踢脑袋和腰部。

德文夏山坡俯视着这个交叉路口，山坡上是一排五层楼中级住宅，由黄色和灰色的石块砌成。在一幢住宅楼的最顶层住着希尔威斯特太太，一位老寡妇，她一个人住着，患有关节炎，久久不能人睡。她听到下面街上的喊叫，颤巍巍地下了床来到窗前。看到外面的情景，又晃悠悠地穿过房间赶到电话旁，拨了号码999找警察。她告诉警察局的电话员赶快派警车到哪条街哪个路口；但电话员问她姓名和住址时，她却撂了电话。可敬的人们，这些德文夏的人们真是可敬！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暴露出去。

警察阿里斯台尔·克莱格和休·麦克白恩正在巡逻车中，在大西路上边的希尔海德路上，突然听到了呼叫。当时街上根本没什么车，30秒钟便赶到了汽车站。这些地痞看到汽车灯光和车上的警报器，便不再去抢他手中的帆布袋，急忙跳过大西路与体恩丹路之间的草坪夺路逃走，巡逻车追不过去。当克莱格爬出巡逻车时，他们都逃得无影无踪，根本追不上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顾受伤的人。

克莱格弯下身去看那人，那个蜷曲得像个胚胎婴儿，昏迷不醒。

“救护车，休！”他向休·麦克白恩喊道，开车的麦克白恩已经在对着步谈机讲话了。6分钟之后，西区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在等救护车的几分钟里，两个警察按照惯例将受伤者丢在一边不去理他，只给他盖上一块毯子。

救护车上的人把这个瘫软的人抬到担架上，推进车尾。他们给他裹毯子时，克莱格拾起帆布袋，放在救护车的后部。

“你和他一起去，我跟着。”麦克白恩喊着说。这样，克莱格也爬进了救护车。不到5分钟，他们到了救护站。救护车将伤员直接送进大门，拐了两个弯，来到救护室。因为是急诊，没有必要经过候诊室。候诊室通常都是收一些半夜送来的醉汉，给他们包扎一下必须及时处理的伤口。

克莱格等着麦克自思停好车，两人在门口会齐。

“你去填入院表，休，我去看能不能找出名字和地址。”

麦克白恩叹了一口气。总是没完没了的表格。克莱格从地上拾起帆布包，跟着担架车进入救护室。西区救护站的这个部分包括一条两头都有门的通道，十二个诊察室，通道两边一边六个，每个室都有门帘。十一个室用于诊察患者，一个作为护士办公室。护士办公室是第十二个，紧靠着后门，担架车就是从这个后门进来的。另一端的门上镶有单面玻璃镜子，通向候诊室。能走动的伤员要在那里等着轮流就诊。

克莱格把麦克白思丢在柜台那边填表格，自己走过带镜子的门去看昏迷的伤员。伤员正躺在那边的担架车上。急诊室的护士给伤员初步检查了一下，他还活着，于是让担架员把他推进一个诊察室平放在一边的长凳上，以便把担架送回救护车。他们用的这间诊察室正在护士办公室对面。

年轻的值班医生，印度人买哈达医生被找来了。他让担架员把伤员上衣脱光（他看到伤员裤子上没有渗出血），以便在X光检查前，仔细检查一下。然后，就去处理一个车祸伤员。

急诊室护士给X光室打电话，但那里没空，说有空时就通知她。她坐上水壶，准备烧杯茶。警察克莱格知道伤员还处于昏迷状态躺在那一边，便拿起伤员的带风帽上衣进入护士办公室，把外衣和帆布包都放到桌子上。

“你的茶有多的吗？”他以诙谐而自来熟的口吻说，夜班街道清扫工常常以这种口吻讲话。

“也许有，”她说，“可我为什么要浪费在你们这种人身上呢？”

克莱格笑了。他摸着带风帽外衣兜，拿出一个海员工资证。上面有躺在对面屋里的那个人的照片，并用两种文字——俄文和法文写着什么。这两种文字他都不懂。他不认识那种花体俄文，但是在法文栏里，名字等都是罗马体。

“他是谁呀？”护士一边问一边倒了两杯茶。

“好像是海员，从上面看可能是俄国人。”克莱格没有把握地说。格拉斯哥的一般公民被地痞打了是一回事，一个外国人，又是俄国人，被打了，事情可就严重了。为了弄清伤员是从哪条船来的，他把帆布袋倒出来。

里面只有一件织得很厚的紧身套头线衣，包着一个圆形旋盖的烟丝筒，筒里没有烟，却用一些棉花包着两块铝盘，两块铝盘中间是一块直径2英寸的灰色金属盘。克莱格毫无兴趣地看了看三个金属盘，把它们放到棉花里，又拧紧了盒盖，放在工资本的旁边。他还不知道对面屋里的伤员已经醒过来了，正从门帘缝里看着他。他所知道的是，应该报告局里，他手中有一名受伤的俄国人。

“用用你的电话，亲爱的。”他对护士说，伸手去拿电话。

“别跟我亲爱的亲爱的。”护士喊道。她比这位21岁的警察要大得多。

警察克莱格开始拨号码。正在这时，康斯坦丁·谢苗诺夫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昏昏沉沉地、胡里胡涂地忍受着被踢的伤痛，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穿黑制服的英国警察在走廊的对面，背朝着他。他看到警察手里拿着他的工资本和指示他送到英国、交给坐在划船湖岸边桌子旁特务的东西，他看到警察看他的东西（他自己都不敢打开那个烟丝筒），而现在又去打电话了。他也可能仿佛看到了警察局地下室那矮小的牢房……

警察克莱格首先感到的是，他被人用肘子推到一边，一下子愣住了。一只胳膊伸过来，抓起烟丝筒。他反应很快，扔下电话，一把抓住了伸过来的胳膊。

“你怎么了，伙计……”他喊道，然后，以为这人一定是犯了幻觉病，牢牢地抓住他不放，想让他安定下来。烟丝筒从俄国人的手里晃掉了，摔到地上。谢苗诺夫盯了一下这位苏格兰警察，怕得要命，撒腿就跑。克莱格一边顺着走廊追过去一边喊道：“喂，伙计，回来……”

小个子帕特森是个酒鬼。他的一生都献身于品尝酒厂产品的事业中了，从而失了业，并且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是一般的酒鬼，他的醉酒是相当有水平的。昨天，他从银行中取出利息，就朝最近的一个酒馆奔去，到半夜时，便不省人事了。到后半夜，他走路撞到电线杆上，掏出钱还要一大杯酒，但对方并不理他，他勃然大怒，挥起拳头狠狠地给了对方一下子。

他刚做完X光透视，抱着骨折的手顺着走廊向他的病床走来，突然看到一个人光着脊梁、满脸伤血、从一个房间跑来，后面追着警察。小个子知道怎样对待与自己处境相同的人。他不喜欢警察，他们总是把他从舒服的路边阴沟里拖出来，送到什么地方又冲又洗。他让前边的人跑了过去，然后疾速地伸出一只脚。

“你这个蠢驴！”克莱格咚地一声摔了下去，嘴里骂着。当他又站起来时，俄国人已经把他甩下十多码了。

谢苗诺夫穿过带镜子的门，进入了候诊室，没有看到左边通向外面的门，却冲向了右边较宽的门。这个门通向过道。他向右拐去，发现一辆车子向他推来，车子旁是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带着吊瓶——买哈达医生刚处理完的车祸伤员。车子堵住了过道，而后面又传来了靴子跑动的声音。

在他的左边是一块方廓，有两个电梯门，一个门正要关，里面空空的。他闪身钻了进去，一进门就关上了。当电梯上升时，他听到警察愤怒地砸着电梯门。他靠在壁上，悲伤地闭上双眼。

警察克莱格急忙跑向楼梯向上跑，在每一层都检查一下电梯门上的灯，电梯仍在上升。到最顶层——第十一层时，他汗流泱背、气势汹汹地喘着。

谢苗诺夫在十一楼出了电梯，朝跟前的一个门看了看，里面睡着病人。旁边还有一个门，开着并且通向一个楼梯。他跑过去，发现又有一条走廊，里面只是洗澡间、炊具和储藏室。走廊那一头还有一个门，在这温暖的夜晚，门开着。这个门通向屋顶平台。

警察克莱格丢失了目标，但他终于找到了最后一道门，来到夜晚的平台上。他闭了一会眼睛，使自己适应外面的黑暗。他模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在北边护墙那儿晃动。他此时已不再生气了。他想，如果我在莫斯科的医院里醒过来，也一定会惊慌失措的。他向那个黑影走去，伸出双手表明手中什么也没有。

“过来，伙计，哦，伊万，或者你叫什么。你没事儿，你头上被人打了，没事儿，跟我下去吧！”

现在，他的眼睛已完全习惯了。在下面路灯射来的微光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国人的脸。那人看着他走过来，在离他有20英尺时，那人向下看了看，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跳了下去。

克莱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当他听到那人砰的一声摔到100码以下的停车场上的声音时，仍然不敢相信。

“哦，老天爷，”他说，“这下我可麻烦了。”

他用哆哆嗦嗦的手拿起步话机向局里呼叫。

距离英国石油公司服务站100码、距汽车站半英里的地方是划船湖，湖中央映着庞德旅馆的倒影。在马路便道边上，有一溜台阶通到下面的湖边小路，在台阶的下边有两条长木椅。

在那里，一个穿着黑色摩托服皮夹克的人看了一下表。3点了。约会时间是2点。迟到的宽限是一个小时。还有第二个预备碰头地点——24小时后，在另一个地方，他将到那里去，如果接头人不露面的话，他只好再使用发报机了，他站起来走开了。

当他们追逐着穿过救护站候诊室的时候，休·麦克白恩已经离开了那里，到车里去查一下发生抢劫和不明呼叫的确切时间。但他回来后首先看到的是他那同事又回到了候诊室，脸色惨白而又惊恐不安。

“你查到他的名字和地址了吗？”他问。

“他叫……是俄国海员。”克莱格说。

“哦，天啊，咱们知道这个就行，名字怎么拼？”

“休，他……他刚才从楼上跳下去了。”

麦克白恩放下了笔，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同事。接着，经验起了作用——任何警察都知道，一旦出了什么事，你自己要躲得干干净净的，不要莽撞行事，不要要小聪明，更不能自作主张。

“你通知局里了吗？”他问。

“咳，可能有人已经上路了。”

“咱们把医生找来。”麦克白恩说。

他们找来了买哈达医生。半夜收进这么多病人，他已累得精疲力尽了。他跟着警察来到停车场，没用两分钟就检查完了，身体已崩裂，死了，没有他的事了，他走了；两个担架员拿过一条毯子盖上了。30分钟后，救护车将尸体送到了盐市场附近琼斯林广场上的市停尸所。在那里，会有人剥光其余的东西——鞋。袜、腰带、裤子、衬裤以及手表——每一件都包好拴上标签，准备家人来取。

在医院里还有不少手续要办。虽然入院表实际上已经没用了，但也要作为证据保存起来。两个警察把死者的遗物也都包起来，拴上标签，并列成表：带风帽上衣，一件；套头毛衣，一件；帆布袋，一个；针织厚线衣（套头），一件；圆形烟丝筒，一个。

他们还没有搞完时，大约在克莱格第一次呼叫后15分钟左右，局里的一个侦探和一个警士到了。他们都没穿制服。他们要了一个办公室，医院便把行政办公室借给了他们。他们开始向两个警察了解情况。10分钟后，侦探派警土到车里向值班局长报告。这时已经是4点钟了，星期四，4月9日。但是在莫斯科已经是早晨8点了。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将军等离开了莫斯科的主要公路而驶上通往雅辛涅沃的开阔公路时，才开始与司机葛利高利叶夫说话。显然，这位30岁的司机知道他是将军指名挑来的，何不讨好将军呢？

“你喜欢给我们开车吗？”

“非常喜欢。”

“我听说你最近给我的朋友菲尔比上校开车了？”

他稍停了一下。他妈的，他知道，已经有人告诉过自己，不能提这件事。

“哦……是的。”

“他过去总是自己开车，直到他犯了心脏病。”

“他跟我也是这样说的。”

最好还是保持这个话题。“你给他开车都到哪里去过？”

长时间的沉默。卡尔波夫可以从反光镜中看到司机的脸，显然心中很矛盾，权衡着利害关系。

“噢，就在莫斯科附近。”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葛利高利叶夫？”

“没有，就在莫斯科附近。”

“停车，葛利高利叶夫。”

海鸥车驶离了专用的中央车线，穿过朝南开的一些车辆，停在路旁。

“你知道我是谁吗。司机？”卡尔波夫探过身子问。

“知道。”

“那么，你知道我在克格勃的职位吗？”

“知道，中将同志。”

“那就别跟我捉迷藏了，年轻人。你都给他往哪儿开车了？”

葛利高利叶夫深吸了一口气。卡尔波夫知道他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问题的关键是：是谁不让他说出给菲尔比开车到哪儿去了呢？如果是菲尔比本人，卡尔波夫职位比他高；但是，若是地位更高的人呢？……实际上是巴甫洛夫少校，他把葛利高利叶夫吓得够呛。他只不过是一个少校，然而，对于一个俄国人来说，第一总局的人总是一个未知数，克里姆林宫卫队的一个少校可不是……然而，一个将军毕竟是一个将军。

“大多数都是去参加一些会，将军同志。有些是在莫斯科中心的住宅楼，但我从来没进去过，所以，没有看到他确实进了哪所住宅。”

“有些在莫斯科中心……其他的呢？”

“主要的是，不，我想总是到外面朱可夫卡的别墅去。”

卡尔波夫想，党中央别墅区。

“你知道是谁的吗？”

“不知道，真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方向，然后我总是在车里等。”

“参加这些会的还有谁呢？”

“只有一次，两辆车一起到，我看到另一辆车里的人出来走进别墅……”

“你认识他吗？”

“认识。我来克格勃车队以前，是部队的司机。1985年，我总是给军事情报处的一名上校开车。我们驻扎在阿富汗的坎大哈。有一次，他跟我那位上校一起坐在车后，他是马尔琴柯将军。”

卡尔波夫想，是这样，原来如此，老朋友皮欧特尔·马尔琴柯，颠覆专家。

“参加会的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辆车。我们司机在等着的时候常常闲聊，但那个司机很鬼，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给科学院的一个什么院士开车。凭良心说，我就知道这些。”

“继续开，葛利高利叶夫。”

卡尔波夫向后仰着，看着一掠而过的树木。这么说，他们有四个人，一起给总书记准备什么。主管是党中央或最高苏维埃，另外三个人是菲尔比、马尔琴柯和一个不知名的院士。

明天是星期五，是达官显贵们尽早收摊到别墅去的日子。他知道马尔琴柯的别墅靠近别列德尔基诺，离他的不远。他也知道马尔琴柯的弱点。他长出了一口气。最好多带点白兰地，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会晤。

查理·福布司局长全神贯注地听着警察克莱格和麦克白思的汇报，偶尔温和地问一两句问题。他毫不怀疑他们说的是真话，但长期在警察局工作也使他很清楚，有时讲真话不一定就能救你的命。

这件事情很难办。从条例上说，俄国人是在警察监护之下的，即或在医疗中，也是如此。在楼顶上，除了克莱格，没有别人，没有人证明他为什么要跳楼。对于他这个局长来说，并不在乎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假设这个人吓坏了，由于一时陷入幻觉之中而失魂落魄。他所担心的是他这个警察局长的前途。

要找到那艘船，要会见船长，正式验明尸体，通知苏联领事。当然还要通知新闻界。讨厌的新闻界，他们有人又要大作文章了，会碟蝶不休地说什么警察暴行啊等等。更伤脑筋的是，他们会提出一些尖刻问题，使你无法回答。这个混蛋为什么要跳楼呢？

4点半时，医院方面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天一亮，各种机器就该动起来了。他命令他们都回警察局。

6点时，两个警察写完了长长的报告。查理·福布司在办公室里处理例行手续。要查出（很可能白费劲）那个给999打电话的太太。通过警察局总机听到麦克白恩呼叫的救护车上的两个人已经写出了报告，至少，一群地痞流氓殴打这个人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

抢救室的护士讲了经过，买哈达医生也写了报告，救护站门口的担架员也证明看到那个光脊梁的人冲过候诊室，克莱格在后面追赶。此后，谁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追到楼顶上去的。

福布司查出，在港口只有一艘苏联轮船柯马洛夫院士号，便派了一名警察去通知船长来辨认尸体。他又叫醒了苏联领事。领事9点钟才上班，当然免不了一顿埋怨。又通知了自己的警长和检察官。在苏格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包括有验尸官。

死者的遗物都包起来送到了帕蒂克派出所里（殴打事件发生在帕蒂克区），按照检察官的指示锁起来了。检察官答应主持上午10点钟的验尸。查理·福布司伸了个懒腰，给食堂打电话，让把咖啡和早点送来。

正当福布司局长准备书面材料时，警察克莱格和麦克白恩在他们的报告上签了字，一起到食堂去吃早点。两人都忧心忡忡。那个便衣侦探也跟他俩坐在一张桌子上。他俩向侦探倾诉着心中的痛苦。早点以后，他们得到准许，便回家睡觉去了。

他俩说的一些话促使那个侦探去到食堂外面的投币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找的是侦探卡迈克尔。卡迈克尔正在刮脸，满脸肥皂沫，他仔细听完后挂了电话，心事重重地刮完脸。侦探卡迈克尔是特勤处的。

7点半时，卡迈克尔找到了探长。探长要参加10点钟的验尸。他问探长可不可以跟着去。探长说，那当然好了，10点在停尸所见。

8点钟，在停尸所里，柯马洛夫院士号的船长和他那形影不离的政委看着录像，荧屏上很快出现了谢苗诺夫的脸。他慢慢地点着头，咕哝了几句俄语。

“正是他，”政委说，“我们得见一见我们的领事。”

“9点钟他将到局里来。”陪他们的穿制服的警士说。两个俄国人看来很震惊又很忧虑。警士想，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水手，当然是很痛苦的。

9点钟时，苏联领事被引进了局长福布司的办公室。领事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福布司请他坐下，讲了昨晚事件的经过。他还没有讲完，领事便向他走过来。

“此事非同小可，”领事说，“我必须立即跟伦敦苏联大使馆联系……”

有人敲门，船长和政委被领了进来。穿制服的警士陪着他们，但还有一个人跟进来了，这个人向福布司点了点头。“上午好，我可以听听吗？”

“随便坐吧，卡迈克尔。我想这事要有点麻烦。”

但是不然。船上来的政委进屋还不到10秒钟，就把领事拉到一边，紧张地在耳边说了些什么。领事道了声对不起，就和两个人退到走廊里。过了3分钟，他们又进来了。现在领事打起了官腔，但他说的不错，当然要跟大使馆联系。他敢肯定，警察局一定会使出吃奶的劲儿来袒护那几个流氓的。柯马洛夫院士号今天起锚，能不能把海员的尸体和遗物带回列宁格勒呢？

福布司彬彬有礼，但又很强硬。警方要继续调查和追捕当事人归案，在这期间，尸体必须保存在停尸所，死者的所有遗物也要保存在帕蒂克派出所锁着。领事点着头，他懂得法律程序。这样，他们离开了。

10点钟时，卡迈克尔来到停尸所。里面，哈兰教授正在消毒。他们的谈话跟往常一样，只是天气啊、高尔夫球赛的前景啊，都是老生常谈。几英尺以外排水孔上面的平板上躺着谢苗诺夫那被打伤了又摔成肉饼的尸体。

“我看一下可以吗？”卡迈克尔问。教授点了点头。

卡迈克尔用了10分钟看谢苗诺夫的遗体。他离开时，教授刚要开始解剖。他回到办公室，往爱丁堡打了个电话。实际上，他是打给位于圣安德鲁大厦的苏格兰家庭与健康部的，也叫做苏格兰办事处。

他跟一位退休助理专员通了话。助理专员留在苏格兰办事处只有一个目的：与伦敦的五局保持联系。

中午，戈登大街C分局四处三科的电话响了。布赖思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便把电话递给普雷斯顿。

“你的电话。他们不跟别人讲。”

“谁呀？”

“爱丁堡，苏格兰办事处。”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我是约翰·普雷斯顿……正是，你好。”他听了几分钟后，眉头皱了起来。他在便条上记下了卡迈克尔的名字。

“对，我想我得来一下。你能通知侦探卡迈克尔说，我乘3点钟的短途飞机来，让他在格拉斯哥机场接我，好吗？谢谢。”

“格拉斯哥？”布赖恩问，“他们那儿出了什么事？”

“哦，一个俄国海员从楼上跳了下去，我去看看，明天回来。可能什么事也没有。而且，这回我可以离开办公室透透气。”

正文第十五章局长的白兰地

格拉斯哥机场在城东南，离城8英里，和MS号公路相连接。4点半刚过一点，普雷斯顿乘坐的班机着陆了。他只提了一只手提包。10分钟后，他们来到停机坪上。他找到机场问事处，让给呼喊“卡迈克尔先生”。

特勤处的侦探出现了，互相作了自我介绍。5分钟后，来到侦探的车里。汽车向城里开去，天已开始黑下来了。

“咱们一边开一边聊聊，”普雷斯顿建议说，“从头说，发生了什么事？”

卡迈克尔讲得简洁而准确。有些地方听了后有点对不上号，但还有时间看两个警察的、特别是克莱格的报告。所以，大部分情况普雷斯顿都明白了。他只是听着，一言不发。

“那么，你为什么要给苏格兰办事处打电话让伦敦来人呢？”他终于问。

“也许我错了，但好像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商船海员。”卡迈克尔说。

“说下去。”

“今天上午在食堂里克莱格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卡迈克尔说，“我没有在场。他的话被另一个侦探听到了，便打电话告诉了我。克莱格说的话，麦克自思也同意。但他俩的报告里都没有提到这点。你知道，报告是关于事实的，而这是警察的猜测。然而，这值得查明白。”

“我听着呢，说吧。”

“他们说他们发现这个海员时，他蜷曲得像个胚胎，两手紧紧抓住帆布包，将它紧紧地抱在肚子上。克莱格在报告中写的是他像保护一个小孩子一样地抱着它。”

普雷斯顿明白了这个疑点。如果一个人被踢得半死，会像谢苗诺夫那样蜷成一个球，但却会用手抱着头。为什么一个人宁肯让头部挨踢而要去护着一个一钱不值的帆布袋呢？

“然后，”卡迈克尔继续说，“我对那个时间和地点也很纳闷。格拉斯哥港的海员都到贝蒂酒吧或斯特布尔酒吧。这个人却在离码头4英里远，在一条双车线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着，附近一个酒吧也没有，而且酒吧早就打烊了。这个时间他要在那儿干什么呢？”

“问得好，”普雷斯顿说，“然后呢？”

“今天上午10点钟，我去看验尸。尸体已经摔得一塌糊涂，但脸上却没怎么伤着，只有几处轻伤。地痞殴打的都在后脑勺和背部。以前我见过商船水手的脸，由于风吹日晒雨淋；他们的脸部是黝黑的，而且布满皱纹。这个人的脸又平又良，不是一张适于甲板生活的脸。

“然后，他的手。手背本应是黑的，手掌上满是老茧。他的手却是又白又软，像办公室人员的手。最后是牙。来自列宁格勒的水手的牙都是一般的镶牙，补牙都是用汞合金或钢制假牙，但这个人却用金子补牙，而且还有两个金牙套。”

普雷斯顿赞赏地点点头。卡迈克尔的观察很细致，他很敏锐。他们到了卡迈克尔给普雷斯顿订的旅馆的停车场。

“还有一点，很小，但很可能说明问题。”卡迈克尔说，“在验尸之前，苏联领事去见我们局长，我也在场。看样子他好像要提出抗议；但船长和政委进来了。政委把领事拉到走廊里咕噜噜地说了些什么。当领事又回到屋里时，却很和蔼而且通情达理了。可能是政委把死者的情况告诉了领事。我的印象是，他们跟使馆商量之前，不想引起任何波折。”

“你跟局里的人说过我要来这里吗？”普雷斯顿问。

“还没有，”卡迈克尔说，“你想让我说吗？”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等到明天早晨，那时再决定。还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呢。”

“你还有什么事吗？”

“各种报告，只要你能搞来的，都要。死者的遗物单，这些东西在哪儿呢？”

“都锁在帕蒂克派出所。我去给你搞来报告，再送到这里。”

卡尔波夫将军给军事情报处一个朋友打电话，编排说他的一个信使从巴黎带来几瓶法国白兰地，他自己还没有动，但他欠皮欧特尔·马尔琴柯一次人情，他想在周末把白兰地给马尔琴柯送去，想知道他家中有没有人，哪位知道马尔琴柯在别列德尔其诺别墅的电话号码呢？他的朋友确实知道号码，便把号码告诉了他，然后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苏维埃上层人物的别墅里，在冬天大部分都有一个管家或男仆烧屋子，以免主人来度周末时挨冻。接电话的是马尔琴柯的管家。“对，将军是准备明天（星期五）回来，他通常是在晚上6点钟到。”卡尔波夫道了谢，便挂上了电话。他决定辞去司机，自己开车，让这位军事情报处的将军在7点钟时大吃一惊。

普雷斯顿睁眼躺在床上想着什么。卡迈克尔给他送来了所有的报告，有的是医院写的，有的是局里写的。这些报告跟所有的警察局记录材料一样，都是干巴巴的八股文，跟人们通常叙述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当然事实都在，但没有感想。

普雷斯顿所不知道的是——克莱格没有提到、而护士又没有看见——谢苗诺夫在冲到诊察室走廊之前，曾经来抢圆烟丝筒。克莱格只是简单地写着，受伤人“推开我跑了过去”。

而且，遗物单中也没有提到筒里的东西这一有用的线索。只是提到一只圆烟丝筒以及里面的东西，这也许被认为是二两烟丝呢！

普雷斯顿在头脑中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种可能：谢苗诺夫是进入英国的特务。推论：不可能。他包括在海员名单中，轮船开回列宁格勒时少了他的话，会引起怀疑的。

那么，这样的话，他是随船到格拉斯哥来，再在星期四晚上回去。可是，深更半夜在大西路干什么呢？要留下什么东西或接头？对。或者是取什么东西带回列宁格勒？更对。但是，答案又扩展开了。

如果他把要送的东西已经送出去了，为什么还要保护这帆布袋？好像那是他的命一样呢？里面的东西早就应该不在了。

如果他是来取什么东西的，但还没有取到，也会是上面所分析的情况。如果他已经取到了东西，为什么他身上一点说明问题的东西也没有呢？像纸张材料等等。

如果他来取的或送的东西可以藏在一个人的用品里，为什么还要带一只帆布兜呢？如果有什么东西缝在上衣或裤子里，或藏在一个鞋跟里，为什么不让流氓拿走帆布兜呢？而流氓要的就是这只袋子。这样，虽然他可能受点轻伤，但可以免去一顿毒打，并且可以去接头或者回到船上去。

普雷斯顿又在脑中考虑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他是作为信使来与一位已经潜入英国的苏联间谍直接见面的。来传送一张纸条？不像。还可以有十几种更安全可靠的方法来传送密码情报。来接替一个潜伏间谍，两人互换？不对，工资本上的照片显然是谢苗诺夫本人。如果他是来替换一个间谍的话，莫斯科应该给他一个工资本的副本以及适当的照片，以便与他对换的那个人能以水手谢苗诺夫的身份上到柯马洛夫院士号船上来。工资本应该在那人身上，除非是缝在……缝在什么里呢？

缝在上衣里？那么为什么宁肯挨踢而护着一个帆布袋呢？在帆布袋的底上？很可能，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帆布袋上。

快到半夜时，他往卡迈克尔家里打电话。“你能在8点来接我吗？”他问，“我想到帕蒂克派出所察看一下东西，你能送我去吗？”

星期五早上吃早饭时，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告诉妻子路德米拉说：“你下午能带孩子坐伏尔加去别墅吗？”

“当然能了。你从办公室直接到那儿去吗？”

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我得晚一点儿，我要去看军事情报处的一个人。”

路德米拉心中叹了一口气。她知道他在阿米巴特区藏着一个野鸭子小秘书。她是从夫人们的闲聊中知道的。在她们这个阶层的一次聚会上，与会者都是她们这样的华贵夫人，她听说了。她还知道，他并不知道她已经听说了。

她今年50岁。他俩已经结婚28年了。他的工作很好，她又是个好妻子。他们的婚姻曾经很美满。但跟其他嫁给第一总局的官员的夫人们一样，她已经不知有多少个夜晚空守孤灯；而他却在外国领土上的使馆保密室里埋头工作。她不会外语，却也耐着性子挺过了无数次枯燥烦闷的外交鸡尾酒会；而她丈夫讲着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潇洒自如地应酬着各方人士。

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星期了，她一个人拖着几个小孩子，挤在一个屋子里，什么帮手也没有；而他呢，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军官，不是去学习，就是出差，再不就是站在柏林墙的黑影里，等着信使到东柏林来。

她也知道，当一个驻外的同事叛逃到西方后，反情报人员便一连几个小时地追问丈夫关于那个人及其老婆都说过什么的可怕情景。尽管她是清白的，但一听到这些，也充满了惊慌和一种无名的恐惧。她也眼睁睁地看到过一个叛徒的妻子被押上飞机的情景，虽然她非常了解那人的妻子，但也只能是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他安慰她时曾说过，这种工作就是这样。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已经成了将军，莫斯科的住房宽敞明亮，空气清新。她按照他所喜欢的样子盖了别墅，非常漂亮，周围是松树，屋里是全铺地毯，既舒服典雅，又有田园风光。

两个儿子是他们的财富，都在大学念书，一个学医，一个学物理。再不会住那些讨厌的使馆房屋了。而且，再过三年，他就要退休了，又荣耀，又有可观的退休金。所以，他一个星期非要跟那个小婊子混一混不可的话，对当前的现实不会有什么大影响；或许这样比酗酒闹事还强一点。有些人不是这样吗？或者，比那种过了岁数无法安排的上校也要强得多，他们只能被派到某个可怜的亚洲共和国去度过余生。尽管如此，她在心中还是叹了一口气。

帕蒂克派出所在格拉斯哥这座美丽漂亮的城市中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楼房。昨晚殴打自杀案的遗物只是照章办事才存在这里的。值班的警士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了一个警察，便领着卡迈克尔和普雷斯顿来到后面，打开一间屋子，里面是一排带瓷砖的格橱。卡迈克尔给他一张卡片，并解释说他和同事还得检查一下遗物，以便完成报告。因为死者是一名外国海员，必须如何如何等。那人接过卡片，根本没有什么吃惊的样子。警士知道这些报告，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填写这些报告中度过的。当他们打开包裹一件一件察看时，他自动地离开了这个屋子。

普雷斯顿从鞋开始，检查有没有假鞋跟、活动鞋底或空鞋尖，没有。袜子很简单，衬裤也如此。他把手表盖拧开，也只是一块手表。裤子的时间长一些，他摸了每个接缝、卷边，看有没有新缝上的或夹层过厚的地方，什么也没有。

那人穿的套头毛衣也很简单——没有镶边，没有暗藏的纸张或硬块。他在带风帽的上衣上花了较大的工夫，但也一无所获。当他拿起帆布袋子时，他便充满信心了。如果这位神秘的谢苗诺夫同志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只能在这里了。

他先看里面的套头线衣，首先排除它的嫌疑，什么也没有。然后检查帆布袋，花了半个小时，最后满意地认为，底部只不过是两块圆帆布缝在一起的，边上是单层布，上口的绳孔中也没有微型发报机，穿绳也不是秘密天线。

这就剩下烟丝简了。它是俄国造，盖上有螺丝扣，还有一股烟草味，棉花也是棉花。于是，就剩下三个金属盘了。两个很光亮，像是铝的，很轻；另一个发暗，像是铅的，很重。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坐在那里看了好半天。卡迈克尔看着他。

问题是这些东西并不使他感到奇怪，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奇怪，它们并不说明问题。重金属盘的上下，是两个很轻的铝盘，重的直径2英寸，轻的3英寸。他竭力设想它们能干什么用。无线电通讯？编排密码和破译？照相？而答案却是——都不是。它们只不过是金属盘。但是，这个人宁肯死，也不愿让这些东西落到流氓的手里再扔到马路沟里；他宁肯死也不愿让人来查问这些东西，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站起来，建议去吃午饭。警士感到白白浪费了一上午，把那些东西又装回袋子里，锁在一个瓷砖格子里，然后领他们出来了。

普雷斯顿建议回旅馆时从出事地点过一下。他们是在庞德旅馆吃的午饭。席间，他说要去打个电话。“我得去一会儿，”他对卡迈克尔说，“你先喝点白兰地吧。”

卡迈克尔笑了。“好的。”

出了饭厅后，普雷斯顿离开旅馆，走到英国石油公司加油站。在隔壁的店铺里买了几个小零件，然后回到旅馆里，往伦敦打了个电话。他把帕蒂克派出所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副手布赖特以及让布赖特回电话的时间。

半小时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帕蒂克派出所，那位很不情愿的警士只好再一次让他们进入保存遗物的屋子里。普雷斯顿坐在桌子后面，前面正对着对面墙上的电话。在面前，他把几个包中的衣服堆得老高。3点钟时，电话响了，总机把伦敦的电话接到这个分机上来了，警士接了电话。

“先生，你的电话，伦敦来的。”他对普雷斯顿说。

“你去接一下好吗？”普雷斯顿要求卡迈克尔，“看看有没有紧急事。”

卡迈克尔站起来走过去，警士仍在那里拿着电话。有那么一刹那，两个苏格兰人都面对着墙。

10分钟之后，普雷斯顿终于看完了。卡迈克尔开车送他到机场。

“当然，我要打个报告，”普雷斯顿说，“但我还看不出这个俄国人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这些东西要在帕蒂克锁多长时间？”

“哦，大概要几周吧。已经这样告诉苏联领事了。还在追查那几个地痞，这可要一些日子。说不定在另一个案子中能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人，从中找到点线索。但我看不大可能。”

普雷斯顿验了票，立即上了飞机。

“你知道，真是蠢事一桩。”卡迈克尔一边送他一边说，“那个俄国人要是老老实实待着，我们只消道道歉把他和他那个小玩意儿一起送回到船上。”

当飞机飞到空中时，普雷斯顿进到厕所里解手，并仔细地察看着用手绢包着的三个圆盘。他还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从加油站的店铺里买了三个垫圈，跟俄国人的“小玩意儿”掉了包。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在等着看看这几个俄国来的小玩意儿。他在伦敦郊外工作。布赖特可能已经告诉他了，让他星期五晚上等到普雷斯顿来的时候。

刚过7点时，卡尔波夫来到了马尔琴柯将军的别墅。天已大黑了。开门的是将军的一个勤务兵，把他领进了会客室。马尔琴柯已经站了起来，看到另一个大情报机关来的朋友，似乎又惊又喜。

“叶夫杰尼·赛尔杰维奇，”他大声地喊道，“什么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

卡尔波夫手里提着个手提包，把手提包举起来并向里面掏去。“我的一个小伙子刚从土耳其回来，途经亚美尼亚，”他说，“一个懂事的小伙子，知道空手回来不好。土耳其净是些没用的家伙。所以，他在埃里温停了一下，把这些装到手提包里了。”

说着，从手提包中的四瓶里抽出一瓶——最高级的亚美尼亚白兰地。

马尔琴柯的眼睛立时亮了起来。“啊，阿克塔马尔牌的，”他叫道，“第一总局就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是这样，”卡尔波夫爽爽快快地说，“我正在路上往家开车，想到：谁跟我一起来分享这瓶阿克塔马尔呢？跟着就有了答案：皮欧特尔·马尔琴柯。所以，我就拐了个小弯儿。咱们尝尝它什么味儿，好吗？”

马尔琴柯大笑起来，吼道：“莎莎，拿酒杯来。”

普雷斯顿乘坐的飞机在快到5点时着的陆，他从临时停车场取出汽车，开上M4号公路。他没有朝东向伦敦开去，却开上了向西去伯克郡的公路。30分钟后，他到了目的地——奥尔德马斯顿村外的一个研究所。

人们只管这里简单地叫做“奥尔德马斯顿”，是一个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以，热爱和平游行者把这里当做一个目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综合机构。它确实设计和制造核装置，但也从事化学、物理、常规炸药、工程、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放射生物学、医学、健康和安全规范以及电子学的研究工作。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冶金学试验部。

几年以前，奥尔德马斯顿的一个科学家在阿尔斯特给一些情报人员讲授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炸弹专家们制造炸弹所喜欢用的几种金属的问题。普雷斯顿也在讲堂中听了他的讲座，因而，他想起了这位威尔士科学家的名字。

达菲德·温·埃文斯博士正在前厅里等着他。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并提到了多年前温·埃文斯博士的讲座。

“啊……啊，你的记性真好啊！”他用轻快的威尔士口音说，“好吧，普雷斯顿，你有什么事？”

普雷斯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绢，把里面包着的东西伸过去给他看。“这是从格拉斯哥一个人那里拿来的，”他说，“我对它们一窍不通。我想知道它们都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博士仔细地观察它们。“你认为是不正当的目的吗？”

“可能。”

“不化验很难说，”这位冶金学者说，“你瞧，我今晚请客，我女儿明天结婚。星期一搞几个化验，再打电话告诉你可以吗？”

“星期一太可以了，”普雷斯顿说，“我实际上有几天假，我要回家。可以把我在辛肯顿的电话号码给你吗？”

温·埃文斯博士匆忙上了楼，将圆盘锁到保险柜里过夜。向普雷斯顿说了声再见，便又匆忙地赶到饭桌上去了。普雷斯顿开车回了伦敦。

正当他开车跑在路上时，约克郡曼威治监听站收到一个秘密电台的短促讯号。曼威治先收到这个讯号，威尔士的布劳迪和奇克桑兹也捕到了这个讯号。电脑进行了测算，是在谢菲尔德北部的山丘地带。

当谢菲尔德的警察赶到那里时，原来是巴恩斯科和蓬特弗莱克特之间的一条偏僻小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当晚，切尔滕纳姆政府电讯总局的一个值班人员正在值班主任的办公室里喝饮料。

“这是同一个坏蛋，”他说，“他装在车上，发报机很高级，在空中只用了5秒钟，而且是破译不出来的。先是在德比希尔峰地区，现在又在约克郡丘陵，好像他是在北米德兰一带。”

“盯住它，”主任说，“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秘密电台突然活动了。我真纳闷，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呢？”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说的是这些话（虽然是他的发报员发的，发报时他早就走了）：第二只包裹没有露面。尽快告知替换者到达时间。

第一瓶阿克塔马尔的空酒瓶已经摆在桌子边，第二瓶也倒出了不少。马尔琴柯来情绪时，一天喝两瓶也没事儿。现在他的脸虽然有些红了，但还能很好地控制自己。

卡尔波夫呢，尽管他很少以酒助兴，更很少独斟自酌，但多年浪迹在外交圈子里，他的酒量也早就练出来了。当他需要的时候，他的头脑能一直保持清醒。除此之外，他离开雅辛涅沃之前，还硬吞下半磅猪油，使他几乎吐出来。这些脂肪涂满了胃壁，从而减慢了对酒精的吸收。

“你这些天一直在忙什么呀，马尔琴柯？”他以亲密的口吻问道。马尔琴柯的眼睛眯了起来。“你为什么问这个？”

“别吞吞吐吐的，马尔琴柯，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忘了三年前在阿富汗我还保住了你的屁股？你还没还愿呢。你在搞什么呢？”

马尔琴柯怎能忘记，他庄重地点了点头。1984年，他在开伯尔山口附近指挥军事情报处反对穆斯林叛乱分子的战斗。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游击队指挥员，以位于巴基斯坦内的难民营为根据地，经常袭击阿富汗。马尔琴柯草率地派了一个尖刀班越过边境去抓那个指挥员，却反而中了埋伏。尖刀班的这些亲苏的阿富汗人被帕坦人撕下了假面具，一个个死得很惨。随队去的惟一的俄国人却侥幸地活了下来。帕坦人把他交给了西北前线地区的政府当局，以期换得一些武器。

马尔琴柯处于危险之中，便向卡尔波夫求援。卡尔波夫那时是地下处的负责人，在伊斯兰堡的军官中有一些特务。他便从最出色的中间选了一名，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个俄国人搞了回来。那时，一个大的国际事件就可能毁了马尔琴柯。在这个倒霉的国家中身败名裂的苏联军官的名单就有上长串，而其中差一点就填上了马尔琴柯的名字。

“对，好吧，我知道我还没还愿。但别问我这几周干什么。特殊任务，离心口很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别问名字，也别问怎么回事。”他用香肠一样的手指点着鼻子的一边，并且一本正经地点着头。

卡尔波夫俯过身去，从第三瓶酒中给军事情报处的将军斟满酒。“当然，我懂。对不起，我不该问，”他重下保证似地说，“别提了，打仗的事也别提了。”

马尔琴柯劝告似地伸出手指。他的眼睛已经红了。他使卡尔波夫想起了一只躺在灌木丛中受了伤的野猪，酒精使他的头昏昏沉沉，不知道疼痛和流血，但他仍然还是很危险的。“不是打仗，不提打仗，什么愁事也别提。发誓保密……大家都保密。很高，高得你无法想像，不要再提了，OK？”

“做梦都没有想到。”卡尔波夫说，又倒上了酒。由于马尔琴柯醉了，他便总是抢先给他倒得满满的，而自己的杯中却少得多；但他要控制自己的眼神也是很费劲的了。

两个小时以后，最后一瓶阿克塔马尔也倒了三次了。马尔琴柯已经麻木了，将脸贴在胸前。卡尔波夫又举起杯，连声喊干杯。“为忘却而干杯。”

“忘却？”马尔琴柯惊恐地摇着头，“我没事儿。为你们第一总局那些见不得人的混蛋干杯，不是为了忘却……”

“不对，”卡尔波夫纠正说，“忘却那个计划，我刚刚把它忘了，不是吗？”

“曙光？对，忘却它。管他妈的是不是好主意。”

他们干了。卡尔波夫又倒上酒。“叫他们都见鬼去吧，”他提议说，“菲尔比老色鬼……还有那个院士……”

马尔琴柯同意地点着头，白兰地从他的嘴里淌出来，流过下巴。

“那个克利洛夫，把他们都忘了。”

当卡尔波夫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的汽车时，已经是午夜了。他靠在一棵树上，把两个指头伸到喉咙里，往雪里使劲吐了一阵，又吸进几口夜晚的冷风，觉得好多了，但要把车开回自己的别墅还是很要命的。他一路上撞坏了挡泥板，有两次都吓得要死。路德米拉还没睡，穿着睡衣，帮他收拾上了床，知道他这种样子开出了莫斯科，简直后怕得要死。

星期六上午，普雷斯顿开车来到顿布里奇接儿子汤米。跟往常一样，爸爸一来学校接他时，他的话就没完没了，回忆过去一学期的往事、憧憬下学期的活动、假期的计划、赞扬他的朋友和他们的美德、咒骂不喜欢的事情。

衣箱和糕点盒放在汽车的尾箱里。对普雷斯顿来说，开回伦敦是一件惬意的事。他讲起了这一周中计划要做的事情，使他高兴的是，孩子很同意；只是当他提到一周以后要回到朱莉娅和她那个成衣匠伙伴的高级、豪华、昂贵的住宅时，孩子的脸上立刻布满了云雾。那个人老得简直可以做他的祖父。普雷斯顿担心的是，一旦与那个住宅发生点儿断交的事，就会导致陷入僵局的地步。

“爸爸，”他们开过沃克斯豪尔桥时，孩子说，“为什么我不能老跟你待在一起呢？”普雷斯顿叹了一口气。对一个12岁的孩子，是很难解释清楚婚姻破裂及其所带来的后果的。

“因为，”他谨慎地说，“你妈妈和阿奇没有真正结婚，如果我要坚持跟妈妈正式离婚，她就要向我要一笔钱，叫抚养费。可惜的是，靠我的工资拿不起这笔钱，至少，不够我自己、你上学和妈妈的花销。现在还没有走到那种地步，但如果我拿不起抚养费，法院就会判决你归妈妈，咱俩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常见面了。”

“我以前不知道是因为钱。”孩子伤心地说。

“归根到底，什么事都是因为钱。虽然可悲，但却是真的。几年以前我若是能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的话，你妈妈也不会跟我分开。我那时只是一个军官。我转业参加内务部工作后，工资仍然还是不够花。”

“那你在内务部到底干什么呀？”孩子问。他离开了父母不和的话题。孩子想把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岔开。

“噢，一个小小的文职人员。”普雷斯顿说。

“天啊，一定很没意思吧？”

“对，”普雷斯顿承认说，“我想，确实没意思。”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直到中午才从昨晚的大醉中醒过来。吞了六片阿司匹林，吃过午饭以后，才觉得好了一些，他决定出去走一走。

他模糊地想起一些东西。他有点印象，好像记得在不远的过去在什么地方听说过克利洛夫这个名字。他想了好长时间。在别墅里，他有一本严控的参考书，书中提供了克利洛夫教授的情况：伏拉基米尔·伊里奇·克利洛夫，历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终身党员，科学院院士，最高苏维埃委员，等等，等等。这些他都知道了，但他还有一些东西。

他在雪地里遛哒着，低垂着头，陷入沉思。孩子们都滑雪去了，趁着春风尚未融化这些积雪之前，再痛痛快快玩一场。路德米拉。卡尔波娃跟着丈夫，她知道他有不愿让人打断思考的脾气。

昨晚他那副样子，使她大吃一惊，但也使她高兴。她知道他是很少喝酒的，而且从来没这样醉过，这就说明他没去找那个小娘们儿。或许他真的去会军事情报处的什么朋友了。不管怎么说，他是有心事的，但决不是阿尔巴特区那个小野鸭子。

刚过3点时，他绞尽脑汁考虑的东西有了结果。他在她前面几码远的地方站住了，说：“他妈的，就这样！”立即振作起来了。她挎起他的胳膊，满脸堆笑，两人一起走回别墅。

卡尔波夫将军知道，明天上午在办公室要悄悄研究一下。星期一晚上，他要到克利洛夫在莫斯科的家中去拜访他一次。

正文第十六章

星期一上午，约翰·普雷斯顿刚要跟儿子一起出去，电话铃响了。

“普雷斯顿先生吗？我是达菲德·温·埃文斯。”

起初，他没有听出是谁，然后突然想起了星期五晚上的要求。

“我已经看了一下你那块金属，很有意思。你能来我这儿谈一下吗？”

“哎呀，真不巧，我在休假，”普雷斯顿说，“本周末怎么样？”

对方停了一下。“我看还是早点好，你能抽出点儿时间吗？”

“哦……啊，那么，你能不能在电话里把大意说一下？”

“最好还是当面谈一下。”温·埃文斯博士说。

普雷斯顿想了一下。今天要带汤米到温泽。萨法利公园去，公园也在伯克郡。“我下午来，大约5点钟，行吗？”

“就5点吧，”博士说，“在门口说找我，我让他们领你进来。”

克利洛夫教授住在共青团路一幢大楼里的最顶层，可以眺望莫斯科河全景。莫斯科大学就在南边。刚过晚上6点钟，卡尔波夫将军便来按门铃，教授自己来开了门。他打量着来访者，没有认出是谁。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吗？”

“对。”

“我是卡尔波夫将军。我想，咱们能不能谈几句话？”

他递出自己的通行证，克利洛夫仔细地看着，看出了他的军衔以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然后还给了他，并示意请进。他被领进一间家具豪华的客厅里。教授接过客人的大衣，请他坐下。

他自己坐在卡尔波夫的对面，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是具有自己性格的人，不是那种在克格勃的将军面前就可以卑躬屈膝的人。

卡尔波夫意识到，这个教授是与众不同的。艾丽达·菲尔比，他可以从她嘴里套出司机的事；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高官显位镇住他；马尔琴柯，是个老搭档，又是酒鬼。但克利洛夫，在党内、在最高苏维埃、在科学院的地位都很高，是国家的杰出人物。他决定抓紧时间，单刀直人，不能心慈手软。只能如此。

“克利洛夫教授，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情况。我希望你告诉我关于你所知的‘曙光计划’的情况。”

克利洛夫教授坐在那里，好像被谁猛击了一下。然后，他勃然大怒。“卡尔波夫将军，你太过分了，”他厉声说道，“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相信你明白，”卡尔波夫心平气和地说，“我认为你应该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涉及面。”

克利洛夫教授断然地伸出一只手，以问代答地说：“请问，你有什么权力？”

“我的权力就是我的职位和我的工作。”卡尔波夫说。

“如果你没有总书记同志亲自签署的权力，你就什么权力也没有。”克利洛夫冷冷地说。他站起来向电话走去。

“那好吧，我看还是让比你的权力还要大得多的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吧。”他拿起听筒，准备拨电话。

“恐怕这样做不明智，”卡尔波夫说，“你知道吗？你的一个同事、克格勃的退休上校菲尔比已经不见了。”

克利洛夫停止了拨电话。“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见了？”他问。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有些动摇起来。

“请坐下来，听我说。”卡尔波夫说。

院士坐了下来。远处一个通向里边的门开了一下又关上了。在开门的一瞬间，西方的摇滚音乐传了过来，门关上后又听不见了。

“我是说不见了，”卡尔波夫说，“从他家里不见了，辞退了司机，他妻子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在押宝，而且赌注非常大。但是，教授的脸上飘过一丝忧虑。然后，他镇定下来。“将军同志，我跟你谈不上讨论什么国家大事，我想你还是走吧。”

“并不那么容易，”卡尔波夫说，“告诉我，教授，你有个儿子，叫利奥尼德，对不对？”

话锋的突然一转，立时使教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呀，”他承认说，“有。那又怎么样？”

“那你听我说。”卡尔波夫功道。

在欧洲的另一端，在这温暖如春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约翰·普雷斯顿和他的儿子正驾车离开温泽。萨法利公园。

“咱们回家之前，我得去拜访一个人，”父亲说，“不远，时间也不会长。你去过奥尔德马斯顿吗？”

孩子立刻睁大眼睛。“炸弹制造厂？”他问。

“它不只是一个炸弹制造厂，”普雷斯顿纠正说，“是一个研究机构。”

“噢，天啊，没去过。咱们到那儿去吗？他们让咱们进吗？”

“嗯，他们会让我进去，你得在停车场坐在车里等着。但时间不会长。”

他拐向北边，开上M4号公路。

“你儿子是九周前从加拿大回来的。他是陪一个贸易代表团当翻译的。”卡尔波夫将军平静地说。

克利洛夫点点头。“怎么了？”

“他在那儿时，我的一个反间人员注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花费大量时间（据判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想跟我们代表团的团员套近乎，主要是想找年轻的团员、秘书、翻译等。这个人被拍了照，最后发现他是一个策反人员，不是加拿大的，而是美国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

“结果，我们布置了盯梢，发现这个人约你的儿子利奥尼德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会了面。两人在一起时间不长，但却打得一团火热。”

教授的脸气得有点抽搐了，似乎连话都说不好了。“你好大胆，竟敢斗胆包天来要挟我，一位科学院和最高苏维埃委员，想讹诈！我要向党报告。你知道党的纪律，只有党才能管党。你可以是一个克格勃的将军，但你超越了你的权限十万八千里，卡尔波夫将军！”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坐在那里，看着桌子，谦恭地听他讲下去。

“你是说，我儿子在加拿大时奸污了一个外国姑娘，那个姑娘原来是美国人。这一点他并不知道，这完全是两码事。可能是疏忽大意，但没有再犯。那么，他被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姑娘拉过去了吗？”

“没有。”卡尔波夫承认。

“他出卖国家机密了吗？”

“没有。”

“那么，将军同志，除了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年轻人，不小心，你什么辫子也没抓着。他应该受到批评；但你的反间人员更要受到批评。他们应该警告他。至于卧室的事，在苏联，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有史以来，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总是要做那些事的……”

卡尔波夫打开文件包，从里面的一捆照片中抽出一大张照片，放在桌子上。克利洛夫教授看着它，嘴里的话停住了，脸上出现红色，然后，又消失了，苍老的脸在灯下显得一片灰暗。他摇了几次头。

“对不起，”卡尔波夫很温和地说，“非常对不起。是对这位美国小伙子盯的梢，不是你儿子。我们并没有希望能发展到这种地步。”

“我不信。”教授沉闷地说。

“我也有儿子，”卡尔波夫小声地说，“我想我能理解，或尽量理解。你是怎么想的？”

院士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低声说：“请原谅。”便离开房间。卡尔波夫叹了口气，把照片放回包中。门开了时，他听到走廊那边传来爵士乐的声音，音乐突然停了，传来吵嚷声——两个人的声音，都是怒气冲冲的。一个是父亲的吼声，另一个声音较尖，是年轻人的声音。随着“啪”的一个嘴巴声，争吵声停止了。几秒钟后，克利洛夫教授又回到屋里，自己坐了下来，眼神暗淡，低垂着双肩。

“你打算怎么办？”他小声问。

卡尔波夫叹息一声。“我的责任很清楚。正如你说的，只有党才可以管党。按我的权力，我可以把报告和照片交给党中央。

“你是懂得法律的。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大有作为的青年人’的，是五年，不能赦免，而且有严格的食物管制。一旦关进去，恐怕没有不漏风的。尔后，这个年轻人就会——怎么说呢？完全变了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小伙子在那种环境里是活不了的。”

“但是……”教授提示地说。

“但是，我可以制造一个机会，设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我有这个权力，我可以创造条件，让美国人等得不耐烦，便派人来与利奥尼德接关系。我有权将计就计，利用你儿子来控制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等待的阶段里，我可以把这些材料保留在我自己的保险柜里。这种等待可能要长时间。我有权采取行动。对，我有这个权力。”

“那么，交换条件呢？”

“我想你知道。”

“关于‘曙光计划’，你想知道什么？”

“从头说起。”

普雷斯顿拐进了奥尔德马斯顿的大门，在客人停车处找到一个空位，走出车来。

“对不起，汤米，不能再往里了。就在这儿等我。我想时间不会长的。”

天已黄昏。他穿过几扇门，来到收发台前，那里有两个人，检查了他的身份证，打电话间温·埃文斯博士。博士让他到办公室见面。办公室还要上三层楼。他被领进并示意让他坐在办公桌对面。

博士从眼镜上面看着他。“我可以问问你从哪儿搞到这玩意儿的吗？”他问道，手指着那块很重的、像铅似的金属盘。那东西现在正放在一只密封的玻璃罐里。

“星期四的凌晨，在格拉斯哥，从一个人那儿搞来的。另外的圆盘怎么样？”

“啊，那只是普通的铝，没什么新奇的，只是为了保护这个完好无缺的。使我感兴趣的是它。”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普雷斯顿问。

温·埃文斯博士似乎对这个天真的问题吃了一惊。“我当然知道它是什么了，”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纯钋制的圆盘。”

普雷斯顿皱起眉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金属。

“好吧，开头是1月初，菲尔比打了两份备忘录报告交给了总书记。在报告中，菲尔比认为，在英国工党的内部存在着一个强硬左派，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完全控制该党的机器。这个观点跟我的很吻合。”

“我也是。”卡尔波夫说。

“菲尔比研究得更深入。他声称，在强硬左派之中作为核心的是一些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想掌握该党。但在英国下次大选之前，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想在尔后，在工党选举得手之际再采取行动。简言之，就是等到尼尔。金诺克先生选举取胜之时，推翻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代替他的将是英国第一个马列主义首相，并将实行完全与苏联外交和国防利益相一致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在单方面核裁军和驱逐所有美国军队方面，尤其如此。”

“可行，”卡尔波夫将军点头说，“这样，就叫你们四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策划如何以最好的办法使这次选举取胜？”

克利洛夫教授吃惊地抬起头。“对，有菲尔比、马尔琴柯将军、我和洛哥夫博士。”

“象棋大师？”

“也是物理学家。”克利洛夫补充说，“我们制定了‘曙光计划’，这个计划要使几百万人都能坚定地赞成单方面核裁军观点，从而可能会使英国选举产生广泛的动荡。”

“你说是——可能？”

“对。这个计划主要是洛哥夫的主意，他竭力主张那么干。马尔琴柯同意了，但有保留。菲尔比呢？咳，谁也说不出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是连连地点头和微笑，察颜观色，看风使舵。”

“菲尔比就是这样，”卡尔波夫有同感地说，“那么，那天你出席了吗？”

“出席了。3月12日。我反对这个计划。总书记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是委婉地表示出来的。他命令把所有的记录和文件都销毁，并且嘱咐我们几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告诉我，你为什么反对它？”

“在我看来，这是蛮干，很危险。别的且不说，它是完完全全违背的。一旦‘议定书’被破坏了，天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

“对。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的附件，这你当然会记得了。”

“一个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卡尔波夫文质彬彬地说，“请提示一下。”

“我从来没听说过钋。”普雷斯顿说。

“没有？是啊，你大概没听说过。”温·埃文斯博士说，“我是说，你在工作台上是找不到它的，它很稀少。”

“那么，它有什么用处，博士？”

“这个，有时……记住，仅仅偶尔地——用于医疗。格拉斯哥的这个人是不是要去参加医疗会议或什么展览啊？”

“不是，”普雷斯顿肯定地说，“他根本不是要去参加什么医疗会议。”

“这样，你从他手中拿来之前，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是用于医疗目的。既然他不去参加任何医疗会议，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用作其他用途。除了这两种作用外，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还不知道钋有什么别的用处。”

“另一个用处是什么？”

“这么大的一块钋，其本身什么用处也没有。但是，与另一种叫做锂的金属盘合到一起的话，其合成物就可以形成一个引发器。”

“一个什么？”

“一个引发器。”

“天啊，那又是什么东西呀？”

“1968年7月1日，”克利洛夫教授说，“当时世界上的三个核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了防止核扩散条约。

“条约规定，三个签约国不得将能够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材料转让给其他不掌握这种技术和材料的国家。你记得这事吗？”

“记得，”卡尔波夫说，“我想起来了。”

“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举行签字仪式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但后来还签订了四个秘密议定书，作为该条约的附件，签字时一个新闻记者也没有。

“每个议定书都展望了将来的一种危险性，只是一种预测，当时在技术上还不可能，只是认为将来或许有一天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头三个议定书已经成了历史，不是由于使这种危险变为不可能，就是由于在威胁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防御措施。但是，在80年代初，——几个议定书中最秘密的一个，却成了最大的危险。”

“所预测的到底是什么呢？”卡尔波夫问。

克利洛夫叹了一口气。“这个信息就得依靠洛哥夫博士了。你知道，他是原子物理学家，这是他的研究范畴。预测了生产原子弹方面技术发展的前景，认为在制造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简单。很显然，已经向这个趋向发展了。一方面，这种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但是制造起来很复杂，而且体积很大。然而在另一方面的科学技术却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基本的原子弹，像1945年扔到日本的巨型原子弹，现在可以造得很小，可以装到手提箱中，而且很简单。只要事先造成12个预制件就行了，跟小孩子的建筑玩具盒差不多。”

“可是，这正是所禁止的？”

克利洛夫教授摇着头。“不仅如此。任何签约国都不得将组装好的原子装置秘密携入他国领土的城市中用于爆炸目的，比如炸毁租借的房屋或住宅。”

“没有4分钟警告，”卡尔波夫说，“无法用雷达探测，无法使用反导弹，找不到案犯，只是住宅大楼地下室的一枚百万吨级爆炸？”

“是这样，”教授点头说，“所以我才说它是最大的危险。尽管西方社会是不堪一击的，但我们也不是完全可以幸免的。一旦被破坏了，那么，所有的火箭和电子防御措施、大部分军工设备都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这正是‘曙光计划’的预期目的。”

克利洛夫点头。他似乎有点不愿讲下去了。

卡尔波夫催促说：“那么，既然已经决定罢手不干了，整个计划就已经成了我们行话所说的‘归档’了。”

克利洛夫好像也相中了这个词。“对，现在已经归档了。”

“那么，请问，它究竟要怎么样呢？”卡尔波夫追问说。

“是这样，‘曙光计划’是要渗透到英国一名高级苏联特务，租一座地方上的别墅，作为该计划的执行官和掩蔽所。

“为了他，再用一些交通员偷运去十来件原子弹部件，组装起一颗1500吨的小型原子弹。”

“这么小？广岛的还10000吨哪！”

“并不打算造成大规模的破坏。那样就会取消大选了。只想制造一起原子弹事件，引起混乱，使百分之十的浮动选票倒向单方面核裁军一派，并且支持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工党。”

“对不起，”卡尔波夫说，“请继续说。”

“这个装置要在大选的前六天引爆，”教授说，“地点很关键。选的是萨福克郡本特沃特斯美国空军基地。显然是FS战斗机基地。这种战斗机携带小型战术核武器，以对付我们入侵西欧的重型坦克师。”

卡尔波夫点着头。他知道本特沃特斯，这个情报准确。

克利洛夫教授继续说：“执行官将奉命在当日凌晨用汽车把装好的原子弹送到基地的铁丝网边。整个基地好像是在伦德尔沙姆树林的中间。要使炸弹在拂晓前爆炸。因为装置很小，破坏仅限于基地本身、伦德尔沙姆树林、三个小村和一个别墅区、海滨以及一个鸟禽禁捕区。还有些原子尘。由于基地紧靠萨福克海岸线，原子尘云将被西风吹过北海，当到达荷兰海岸线时，百分之九十的尘粒都要变为惰性的或落入海中。目的不是造成生态上的灾难，而是制造恐惧和对美国的仇恨浪潮。”

“他们可能不会相信，”卡尔波夫说，“有许多地方会出错的，执行官可能被活捉。”

克利洛夫教授摇了摇头。“洛哥夫都考虑到了。他筹划得像一场棋赛。令人担心的执行官将被告知，他按了钮之后，定时器还留有两个小时，以便他尽快驱车逃走。实际上，定时器是一个密封的东西，一按立刻就引爆。”

可怜的彼得罗夫斯基，卡尔波夫想道。

“可靠性怎么样？”他问。

“在爆炸的同一天晚上，”克利洛夫说，“一位显然是苏联秘密特务的人将要飞到布拉格召开世界记者招待会，他叫内厄姆·威萨博士，以色列原子物理学家，他是为我们工作的。”

卡尔波夫将军脸上显出傻呆呆的样子。他说：“你说的事真新鲜。”他了解威萨的情况。那人曾有一个儿子，并望子成龙。他的儿子是以色列部队的军官。1982年驻扎在贝鲁特。当长枪党蹂躏萨布拉和沙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时，年轻的威萨中尉竭力进行调停，于是，被子弹击毙。

一份精心编排的证据交给了十分痛心的父亲，说杀死他儿子的正是以色列的子弹。他父亲早就是以色列全国自由同盟的反对分子。此后，又稍稍向左偏了偏，从而同意为苏联效劳。

“无论如何，威萨博士将向世界宣布，在发展超小型核弹头方面，他曾与美国进行过多年的互访合作。这似乎是真的。但他将接着说，他曾多次警告美国人说，这种超小型核弹头还不够稳定，不能使用。而美国人急于使用这些新的核弹头，以便使F5战斗机能携带更多的燃料，从而增加航程。

“据估计，在爆炸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选前五天讲这些话，就会在英国掀起反美浪潮，这种浪潮之汹涌，不是保守党所能阻止的。”

卡尔波夫点着头。“对，我想会这样的。洛哥夫的智囊中还有什么妙主意吗？”

“多着哪！”克利洛夫快快不快地说，“他认为美国一定会歇斯底里地矢口否认，这样，在选举前的第四天，总书记就要向全世界声明，如果美国要一意孤行、蠢蠢欲动，那是他们自己的事；然而，从他总书记这方面讲，为了保护苏联人民，就不得不号召所有的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了。

“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位与金诺克先生非常接近的朋友将怂恿工党领袖飞到莫斯科，谒见总书记，谋求和平。他稍有犹豫的话，我们的大使就会邀他到使馆来。在记者们的闪闪相机前，他不一定会拒绝。

“这样，他就会在几分钟之内办完签证，第二天凌晨就会搭乘苏联民航飞机飞来。总书记将当着全世界新闻记者的面接见他。几小时后，他们就将分手，两人的脸上都将是郁郁不乐的样子。”

“毫无疑问地会让他看一看发展目标。”卡尔波夫推测说。

“说得对。但是，傍晚，他还在回伦敦的飞机上时，总书记就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声明：鉴于应英国工党领袖的强烈要求，他——总书记要让所有的部队准备好随时出击。这样，金诺克一到伦敦，就会成为世界注目的新闻人物。”

“在大选的头一天，他将向全英国就永远彻底与核狂人脱离关系的问题发表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说。据估计，大选前几天的一系列事件，会粉碎美国的传统同盟，使美国在欧洲同情者面前孤立起来，使百分之十的选票能倒向工党，使工党上台。尔后，强硬左派就会把权力接管过来。将军，这就是‘曙光计划’。”

卡尔波夫站起来。“你对我太好了，教授，你非常明智。保持缄默，我也如此。正如你说的，现在已归档了。你儿子的材料，我会存在我自己的保险柜中很长一段时间的。再见，我想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了。”

海鸥轿车载着他开出来，进入共青团路，他仰身靠在枕上。啊——对，计划很美好，他想，但是，有时间吗？

跟总书记一样，他也清楚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定在6月，还有60天。毕竟，总书记的信息，都是通过他的在伦敦使馆驻地而传递的。

他在脑子里全盘思虑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认为，是很好，太好了。只要能成功的话……而结果将是悲惨的。

“引发器嘛，亲爱的，就是炸弹的雷管。”温·埃文斯博士说。

“啊！”普雷斯顿说。他有点失望。以前，英国出现过许多次炸弹。虽然是在个别地方，但很让人讨厌。在爱尔兰，他也见过许多炸弹，听说过雷管、起爆药、导火索等，但没听说过引发器。另外，好像这位俄国的谢苗诺夫是在给苏格兰的一个恐怖小组运送配件。哪个小组呢？塔坦军？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小分队呢？俄国人的接头很奇怪。看来这次格拉斯哥之行还是值得的。

“这个……哦，钋和锂制的引发器，能不能用在谋杀某个人的炸弹上呢？”他问。

“啊，可以，可以这样说，小伙子，”这位威尔士教授说，“引发器就是一个使原子弹爆炸的东西。”

正文第十七章第五只包裹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向后仰着，全神贯注地听着，双眼望着天花板，手指中摆弄着一只全自动铅笔。

普雷斯顿口头汇报完之后，哈考特·史密斯问道：“是这样吗？”

“是的。”普雷斯顿说。

“这位温·埃文斯博士，他准备把他的推论写成书面形式吗？”

“布赖恩，不能说是推论，是对这种金属的科学分析以及它的已知的两种用处。而且，是的，他是同意写成书面报告的。我要把它附在我的报告上。”

“是你的推论吗？或者也是科学分析？”

普雷斯顿没有理会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我认为，水手谢苗诺夫到格拉斯哥来，一定是要把那个筒和里面的东西交到一个联络点或者亲自当面交给某个人，”他说，“非此即彼。这就说明，有个特务，已经在这里了。我想，我们应该把他挖出来。”

“想法很妙，但是，约翰，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说心里话，到哪儿去找呢？你总是让我无所措手足。你就给我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从死去的俄国水手那里搞来的稀有金属盘，我还看不出有什么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必要。除非你能再多提供些证据。”

“已经识别出来它是原子装置的半个引发器，”普雷斯顿提示说，“它哪里还只是一块金属呢？”

“那好，就算是一个什么装置的半个什么引爆器，就算是送给已经住在英国的一个苏联特务，约翰，相信我，你把你的整个报告交上来时，我一定严肃认真地对待它。”

“然后把它收入档案室不转发？”普雷斯顿问。

哈考特·史密斯的微笑显露出一种果断的阴险。“没有必要。跟其他报告一样，你的所有报告都会被认真考虑的。我建议你能找出一些确凿的证据，从情报理论方面来充实你的预测，再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报告。”

“好吧，”普雷斯顿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要坚持到底。”

“你搞吧。”哈考特·史密斯说。

普雷斯顿走了后，副总局长查了一下内部电话号码表，给人事处长打电话。

第二天，15号，星期三，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于中午在伯明翰的西米德兰机场着陆。在旅客中，有一个持丹麦护照的年轻人。

护照上的名字也是丹麦人的名字，如果有人好奇地跟他讲丹麦话的话，他也会讲一口流利的丹麦语。实际上，他母亲是丹麦人，他从母亲嘴里学会了基本的丹麦语。现在，由于进了几次语言学校和多次访问丹麦，他的话已经磨练得炉火纯青了。

但他的父亲却是德国人。他战后出生在爱尔福特，并在那里长大，所以，他成了东德人。后来，又成了东德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他不知道自己到英国来有什么意义，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使命很简单，只按信中写的去做就行了。他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和移民手续，叫了一辆车，让车把他送到新街的米德兰旅馆。一路上和办理进关手续时，他都小心地保护着那只打着石膏的左臂。他被警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他那“断了”的胳膊拎手提包。

一进到房间中，他便锁上门，从手提包底拿出一把切刀，沿着胳膊内侧的一条细细的切割线，慢慢地切割着石膏。

切开后，他把石膏撬开半英寸，把胳膊、腕子和手抽出来。他把空空的石膏扔进带来的袋子中。

整个下午他都躲在房间里，以便不让日班的服务员看到他拿掉了石膏，等天黑换了服务员后再离开旅馆。

人家告诉他说，新街站的报摊是接头地点。在约定的时间里，一位穿着黑色摩托服的人走过来，小声地说了暗号，他把手提包交给了那人，那人便走了。只用了几秒钟。谁也没受到别人的注意。

拂晓时，夜班服务员还没下班，他结了账，出了旅馆，乘早班火车来到曼彻斯特，从这里坐飞机飞走了。这里没人知道他胳膊打没打石膏。他途经汉堡，在日落时抵达柏林，又在查理检查站以一名丹麦人的身份过了柏林墙。他们自己的人在墙那边接他，听了他的报告，高兴地把他送走了。第三只包裹送完了。

约翰·普雷斯顿心烦意乱，情绪低落。他本来要与汤米一起休息一周的计划成了泡影。本星期的大半时间都花在向哈考特·史密斯作口头汇报上了，而汤米只好在家里看书和看电视。

今天上午，他还是履行了计划，带汤米到图索德夫人蜡像馆去了一下，下午却不得不回到办公室写他的书面报告。人事处克里奇顿的信在他的桌上放着。他看了一下。有些事他简直无法相信。

信的措辞当然是非常友好的。看一下普雷斯顿的考勤，就可以知道，他还存有四周假没有休。当然，他是知道的，往后拖假是不提倡的，理由也很简单，应该按时休假。废话，扯淡。总之，应该及时要求他把后拖的假期提前，也就是说，明天早上就开始休假。

“这些混蛋，”他朝着办公室那边骂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往人事处打电话，坚持要跟梯姆·克里奇顿本人讲话。“梯姆，是我，约翰·普雷斯顿。你看看，我桌上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休假，我正在办案，刚进展到一半……对，我知道，不能拖假，这很重要；但这个案子也很重要，看起来更重要。说实在的……”

他听着对方跟他打官腔，说什么工作人员都推迟假期会破坏制度。他打断对方的话说：“梯姆，听我说，咱们别啰嗦。你只要打个电话问问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就行了，他会告诉你这个案子会有多么重要的。我可以到夏天再休假。”

“约翰，”梯姆·克里奇顿平心静气地说，“这封信正是奉布赖恩的直接命令才写的。”

普雷斯顿把手中的话筒盯了一会儿。“我明白了。”他终于说，然后放下了电话。

“你到哪儿去？”他向门口走去时，布赖思问他。

“去喝点什么。”他说。

午饭后喝点什么是不错的。酒吧里人很少。迟来就餐的人还在吃，而提前吃晚饭的人还没到。在酒吧的角落里，有一两个查尔斯大街的人交头接耳地坐在那里。他坐到酒吧柜台高凳上，他想一个人喝。

“威士忌，”他说，“大杯的。”

“我也要一大杯，”他旁边的一个人说，“算我的账。”

他扭过脸来，看到K分局七处的巴里·班克斯。

“你好，约翰。”班克斯说，“我从大厅经过时，看你钻到这里来了。我来告诉你，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局长很感谢你。”

“噢，是吗？那件事呀，不用谢。”

“我明天给你送到办公室去。”班克斯说。

“别麻烦了，”普雷斯顿生气地说，“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庆祝四周假的，明天开始，硬让我休，干杯。”

“别不休啊，”班克斯平心静气地说，“大多数人盼还盼不来呢！”

他已经觉察到普雷斯顿心里不是滋味，很想安慰一下这位五局的同行。但他无法告诉普雷斯顿的是，奈杰尔·欧文爵士让他来了解一下哈考特·史密斯先生的杰作所造成的危害，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汇报。

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喝了三杯，普雷斯顿仍然郁郁不乐。“我想不干了。”他突然说。

班克斯只是来了解情况的，但听了之后，也很关心。他说：“很严重啊，事情这么糟糕吗？”

“听我说，巴里，从两千英尺高往下跳伞的话，我并不在乎；降落伞打开后，敌人向我瞄准射击的话，我也不在乎。使我伤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用高射炮向我开火。我这样说过分吗？”

“我看说得对，”班克斯说，“那么，谁朝你开的炮呢？”

“楼上的神童，”普雷斯顿气嘟嘟地说，“刚刚又交上一份他不喜欢的报告。”

“又给束之高阁了？”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快了。”

门开了，进来一帮楼上的人，簇拥着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全是他自己的各处室头头。

普雷斯顿喝干了杯里的酒。“哎，好了，我得走了，今晚带孩子去看电影。”

他走了后，巴里·班克斯喝完自己的酒，躲开里面的一帮人，又回到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他往桑蒂纳尔大楼局长办公室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直到星期四凌晨，彼得罗夫斯基少校才回到切里海斯胡同。皮摩托服、头盔和BM一起放到了塞特福德的车房里了。他开着自己的福特小汽车悄悄地回到车房前的砖路上时，换上了暗色的西装和轻便风衣。没有人注意到他以及他手中拎的装石膏的兜子。

他把门锁上，上了楼，拉开衣柜下面的抽屉。里面是一台索尼半导体收音机，旁边又放上了空石膏壳。

两件东西他都没有打开，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也不想看是什么。那是组装师的事。只有所有的部件都安全到齐后，那个人才能前来组装。

在上床前，他沏了一杯茶。一共有九个包裹，这就是说，有九次接头，还有九回后备接头，以防第一次接头不能按时到达。这些接头，他都牢记心中。另外还有六个，代表三个额外的包裹，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替换。

现在得使用一次额外的了，因为第二个交通员没有出现。彼得罗夫斯基不知道这个交通员为什么耽误了。但是，在遥远的莫斯科，沃尔科夫少校却知道。莫斯科收到了格拉斯哥领事馆的详细报告，肯定地向政府报告说，已亡水手的东西都锁在帕蒂克派出所，将一直保存到下次通知的时候。

彼得罗夫斯基回想了一下自己记忆中的清单。第四个包裹将在四天以后，在伦敦西区接头。他睡下时，已是16日的黎明。他朦胧入睡时，已经能听到街上送牛奶的声音。当天的第一批送奶开始了。

这一次，班克斯很公开了。星期五下午，普雷斯顿和汤米开车回来时，班克斯正等在他家大楼的门口。

他们父子俩到亨登飞机博物馆去了。在那里，孩子非常喜欢旧式的战斗机，宣称长大后要当飞行员。他爸爸知道，此前他已经至少要干六种工作了，在新年到来之前，肯定还要改变主意的。这个下午，他们过得很愉快。

班克斯见到孩子，好像很吃惊。显然，他没想到孩子能在场。他点头笑了笑，普雷斯顿向孩子介绍他是“办公室的同事”。

“这回有什么事？”普雷斯顿问。

“我的一个同事想跟你说句话。”班克斯谨慎地说。

“星期一行吗？”普雷斯顿问。他和汤米在一起的一周要结束了，在星期天，他要开车把孩子送到美以费尔交给朱莉娅。

“说真的，他正在等你。”

“又是在一个车里？”普雷斯顿问。

“哦，不。是在切尔希我们的一个小房子里。”

普雷斯顿叹了口气。“给我地址，我去。你就带着汤米吧，到那边去吃点冰淇淋。”

“我要落实一下。”班克斯说。

他走到附近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普雷斯顿和孩子在路边等着。

班克斯回来了，点点头说：“可以。”他给了普雷斯顿一个纸条。普雷斯顿开车走了。汤米则领着班克斯到他最喜欢的那家冰淇淋店去了。

这所房子很小，也很隐蔽，处于切尔希庄园街旁边的一片现代住宅区内。奈杰尔爵士亲自来开了门，他跟平时一样，总是一套旧式的客套礼节。

“我亲爱的约翰，看到你太高兴了。”

如果有人被捆得像只小鸡、带着手铐脚镣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说：“看到你太高兴了。”

他们坐到小小的客厅里，局长递过来普雷斯顿报告的原件。“非常感谢你，非常有意思。”

“但显然不可信。”奈杰尔爵士狠狠地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但小心地选择用辞。”

“我没有必要同意你的观点。”然后，他很快笑了一下，并转换了话题。“但是，请不要对巴里有什么想法，是我让他留神找你来的。看来，你现在工作有点不大顺心？”

“眼下我并没有上班，爵士，我被迫休假了。”

“我想也是这样。现在格拉斯哥出了点事，是吗？”

“你还没收到上周格拉斯哥事件的报告吗？是关于一名俄国海员的事，我认为这个人是个交通员。这确实是与六局有关的吧？”

“无疑是快送来了，”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你能给我说一说吗？”

普雷斯顿从头说起，把他所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奈杰尔爵士坐在那里，似乎陷入沉思。他总是这样，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在脑子里盘算着。

他们会不会走这一步呢？他在思索。他们敢不敢撕毁（第四秘密议定书）呢？他们要撕毁？输红了眼的人往往会孤注一掷的。他有许多理由认为——在粮食生产方面、在经济上、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方是输红了眼的。他注意到，普雷斯顿不说了。

“请原谅，”他说，“对于这些情况，你的推论如何？”

“我认为谢苗诺夫不是一个商船水手，而是一个交通员。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我考虑，要不是派他的人叮嘱他说，这次使命绝对重要，他绝不会那样不要命地保护所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害怕我们的审讯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有道理，”奈杰尔爵士承认说，“那么，结果呢？”

“结果，我认为，一定有一个接收者，不是一个碰头就是一个秘密地点。这就是说，已经在这里了，在当地。我认为应该把他挖出来。”

奈杰尔爵士抿了抿嘴。“如果他是一位高级特务，找到他就像在草垛里找针一样难。”他自言自语地说。

“对，这我懂。”

“那么，如果没有强迫你休假的话，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想，奈杰尔爵士，一个外盘给谁也没什么用处。这个特务所要找的是，一定还有一个部件。现在看来，操纵谢苗诺夫的这个人采取了一个不使用苏联使馆信使袋的计策。我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把一个像铅一样的小东西通过使馆信使袋带到英国，再让一名N线人物把它放到一个联络点，让那个特务取走，是何等的容易。所以，我问自己，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而答案很简单：不知道。”

“说得对，”奈杰尔爵士承认说，“所以……”

“所以，如果派人来的话，除了他自己，还得有别人。有的已经来了，从一般规律来看，还有一些要来。而且很显然，他们是骑着毛驴或装成无害的海员，或者天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来。”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普雷斯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把——”他拖长了自己的话，“前40天、50天、甚至100天，从苏联入境的人都查一下。不能期望还会有一个被流氓打伤，但一定会有其他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对所有从苏联、甚至从苏联集团国家入境的人实行严格入境管制，看能不能搜出另一个部件，作为C分局五处三科的科长，我可以做到。”

“但现在你认为没有机会了？”

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即使让我明天回去上班，我敢肯定，也不会让我管这个案子了。显然我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总是无事生非。”

奈杰尔爵士不快地点着头。“在两个局之间过多地管事总不被人认为是好事，”他说，似乎在深入地考虑着什么，“上次我叫你替我到南非跑了一趟，是伯纳德爵士点头的。”后来我听说有人说成道淡，尽管是暂时的——怎么说呢？甚至在查尔斯大街的一些部门里都引起了一些仇恨情绪。

“现在，我不想跟兄弟局进行公开争吵。另外，我跟你有同感，这件事比你的委屈要重要得多。长话短说，你有三周的假，你愿意把假期花费在这个案子上吗？”

“为谁呀？”普雷斯顿问，有点摸不着头脑。

“为我，”奈杰尔爵士说，“你不必到桑蒂纳尔去，会被人看见的，闲话会传出去的。”

“那么在哪儿工作呢？”

“在这儿，”局长说，“虽然小点儿，但很舒服。我有权索取在你办公室中所需要的一切材料。任何从苏联或苏联集团来的人员都将进行记录——或者是书面记录，或者是电脑记录。由于你不能亲自去查档案或使用电脑，我让人把档案和电脑打印的材料送给你。你认为如何？”

“一旦五局知道了，我在‘五局’就吹了。”普雷斯顿说。他在担心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在担心将来的工作，在担心汤米。

“到目前为止，你在查尔斯大街干了多长时间了？”奈杰尔爵士问。

普雷斯顿笑了。“不长，”他说，“好吧，爵士，我干。我愿意抓这个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掩盖着一些东西。”

奈杰尔爵士满意地点着头。“你是位刚强坚毅的人。约翰，我喜欢刚毅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星期一9点钟到这儿来。我派我的两个人等你。你要什么就管他们要，他们会给你弄来的。”

星期一上午，正当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开始工作时，一位世界闻名的捷克钢琴家从布拉格飞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按期前来参加明天的威格茂音乐厅的音乐会。

机场当局接到通知，为了表示对他的格外尊重，海关和移民手续要尽可能简化。出了海关，这位老音乐家受到维克多·豪赤豪泽组织的代表的迎接。钢琴家与他的几个随从一起，很快地来到下榻的昆博兰旅馆。

他只有三名随从：服装师，竭尽忠诚地照管他的衣服和其他用品；女秘书，负责钢琴迷们的来信和回信；私人助手，一个阴郁的大个子，叫李什卡，负责与主管团体进行磋商和财务，他好像靠胃酸药片活着。

今天，他吃了好大一把药片，才坚持下来他的工作。叫他干的这件事，他并不想干，但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几个人硬是把他说通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敢顶撞该组织的人，更不敢被请到他们的总部（那所可怕的修道院）去讨论问题。那几个人说得很坦率，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他的孙女上大学就很容易了，同时很礼貌地告诉他，如果他不干的话，他孙女便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他们把他的鞋又拿回来时，他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动过的迹象。按照指示，他穿着这双鞋乘坐了飞机并通过了希思罗机场。

当晚，一个人来到旅馆的服务台，很有礼貌地打听李什卡的房间号码。服务台也很有礼貌地告诉了他。5分钟后，按照事先安排的准确时间，李什卡的门上传来几声轻轻的敲门声，门下面塞进来一个纸条，李什卡检查了一下上面的暗语，把门打开一个缝，递出去一个装着那双鞋的塑料袋。一只手接过去，他便关上了门。他把纸条从马桶中冲下去，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比他想像的要容易得多。现在，他想，可以安心地准备音乐会演出了。

星期五下午，奈杰尔·欧文爵士到切尔希住宅来探望普雷斯顿。普雷斯顿显得疲惫不堪，屋里堆满了档案和电脑打印的材料。

他花了五天时间，但一无所获。他从前40天由苏联进入英国的人员开始着手，共有几百人：代表团员、工业家、记者、工会工作者、格鲁吉亚一个唱诗班、哥萨克一个歌舞团、10名运动员及随行人员，以及一个医生小组到曼彻斯特参加一个医疗会议。这还只是俄国人。

其他从苏联入境的还有归国的旅游者，一些文人墨客，参观了列宁格勒修道院博物馆，在基辅学校的晚会上为“和平”代表团唱赞歌，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的记者招待会上大骂自己的国家，为苏联宣传机器提供炮弹。

在这些名单中还没有包括来来往往的苏联航班的机组人员，所以，里面根本没有大副罗蒙诺夫。

当然，里面也没有从巴黎来到伯明翰、又从曼彻斯特离去的丹麦人的材料。

到星期三，普雷斯顿面临两种选择：仍然审查来自苏联的人，但推前到60天；或者扩大范围，审查所有的来自苏联集团的人，这将有成千上万的人。他决定还是检查前40天的，但范围扩大到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国家。这样，软件材料便堆得齐胸高了。

海关很起作用，没收了不少东西，但都是一些额外的免税商品，其中并没有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他们曾寄希望于查出假护照，但海关手续中一个假护照也未查出来。第三世界入境者的护照，有时在海关被查出一些毛病来，但这种奇怪而又有趣的漏洞，在共产党国家来的人员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连过期护照都没有。这是海关人员拒绝入境的最一般的原因。在共产党国家，出境旅客的护照是查了又查的，因而。不大可能在英国入境时出现什么漏洞。

“即使这样，”普雷斯顿郁郁不乐地说，“还会有些查不到的地方。商船海员人关不检查的港口就有二十多个；捕鱼船的船员，离船后直接驾车去苏格兰；商业机组人员根本不检查；还有外交人员也是免检的。”

“我认为不容易，”奈杰尔爵士说，“你是否有一个要找什么的大致目标呢？”

“有，爵士。我让你的一个小伙子在星期一到奥尔德马斯顿去跟那里的核工程人员泡了一天。那块钋盘似乎是一种小型的、粗糙的、基本的、而且威力不大的核装置上的元件，当然了，如果可以称之为‘威力不大’的话。”他把一个清单递给奈杰尔爵士。“这些东西，从估计上看，是要找的东西。”

局长审视着那个清单。“就这些吗？”他终于问。

“在配套的情况下，就是这些。我不知道能这么简单。除了裂变核和反射器外，几乎什么地方都可以藏而且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好吧，约翰，你现在准备干什么？”

“我在寻找一种规律，奈杰尔爵士，我能找的就是这个，同一个护照号码的出入境规律。如果用一两个交通员的话，他们一定要频繁出入，但出入境地点都不会一样，也可能在国外的离境地点也不一样。但是，一旦抓住一个规律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有限的几个号码进行国际性的搜捕，虽然这种规律不多，但我也只能这样办了。”

奈杰尔爵士站起来。“坚持干吧，约翰，你要什么我给你搞什么。让我们祈祷吧，但愿我们打交道的那个家伙疏忽大意，只疏忽一次就行，只要他把一个交通员使用两次或三次就行。”

但是，沃尔科夫少校却高明得多，他没有疏忽。他不知道那些组件是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他知道的只是命令，要保证一系列的交通员准时进入英国，让每个交通员记住接头暗号和备用暗号，并且不能让任何消息经过伦敦大使馆内的克格勃驻地。

他有九件货物和十二名交通员。他知道，有的并不是职业性的，但身份却很隐蔽，而且，他们的旅程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前就安排好了。比如捷克的李什卡，就是他安排好的。

为了不引起鲍利索夫的不满，他没有从他那儿再要十二个特务和假履历。他把网张得很大，超出了苏联的范围。运用了三个兄弟情报机关——捷克的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波兰的秘密情报局和惟命是从的东德的情报局。

东德的人员是最理想的。在西德、法国、英国都有波兰人和捷克人居住区，而东德人则更有优越性。由于东德人和西德人同属一个种族，过去有几百万东德人逃到了西德，所以，东德情报局在柏林的基地控制着大量潜伏特务，在数量上比东方集团的任何情报局都多。

沃尔科夫决定只使用两名苏联人，而且他俩是最先派去的。但他没有料到其中一个在格拉斯哥就被流氓打了，更不知道这个可怜的水手的东西早已不在格拉斯哥的派出所里了。他只是变得更小心谨慎了，这是他的特点，也是训练条例所要求的。

剩下的七件货物，他用一名波兰提供的交通员、两名捷克的（包括李什卡）和四名东德的。第十个交通员，作为替代死去的第二个，也来自波兰。他还利用了东德情报局在西德的不伦瑞克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和一个车间来对两辆汽车的结构进行了改装。

只有两名苏联人和李什卡（捷克人）是从东方集团离境的；再加上第十名，将乘波兰航班飞抵英国。

沃尔科夫根本不允许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中那些材料的海洋里找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奈杰尔·欧文爵士跟其他在伦敦中心工作的人一样，一到周末总是设法跑到外面去呼吸上点新鲜空气。他和太太上班时住在伦敦，但他们在多塞特郡的东南、在普尔北克岛上叫做朗顿。马特拉沃斯的小村里有一所乡间小屋。

这个星期天，局长穿着一身花呢西装，戴着帽子，拄着一根水曲柳粗手杖，漫步在通向悬崖的小路上。悬崖俯瞰着处于圣奥尔班角的查普曼游泳区。阳光明媚，但寒风瑟瑟。风吹拂着他从帽子中露出的白发，像小翅膀一样飞舞着。他走上崖头小路，陷入沉思，偶尔停下来，凝视英吉利海峡里掀起的白色波浪。

他在思考着普雷斯顿的报告的结论以及牛津隐蔽的校园中的斯威亭教授的看法，是那么一致那么不谋而合。是偶合吗？是查微知著？可信吗？或者纯粹是一位疑神疑鬼的文职人员和一位富于幻想的科学家的胡诌八扯？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从列宁格勒来到达格拉斯哥派出所的飞来之物——小小的钋盘，跟这些是否会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呢？

如果这个金属盘真像温·埃文斯所说的那样，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能够说明，有人在滚滚波涛的远方，真的要破坏（第四秘密议定书）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是谁呢？克格勃的切布利科夫和克留什科夫？没有总书记的命令，他们是不敢干的。那么，是总书记，为什么呢？

那么，为什么不使用外交信使袋呢？多简单、多容易、多安全！对于后者，他可以找出一个原因——用信使袋就意味着要通过使馆内的克格勃驻地。他比切布利科夫、克留什科夫，甚至总书记还清楚，使馆已经被渗透了。在那里，他有自己的内线安德烈叶夫。

这样还说得通。他认为，总书记一定是被克格勃近来的一系列背叛事件弄得坐卧不宁。许多迹象表明，俄国各阶层的悲观失望情绪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最上层。且不说叛变事件，单是从70年代后期起，整个80年代中，在世界各地，大量的苏联外交人员被驱逐的情况就愈演愈烈。原因是，他们到处拼命拉特务，从而越陷越深，导致使馆里的后台都被驱逐了，不但使他们的情报网陷于瘫痪，甚至连多年前跟着苏联指挥棒转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都宣布自立自主，并也开始大批地驱逐苏联间谍。

是啊，是在克格勃的势力范围之外发起了一次巨大的行动。这是说得通的。他从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听说，总书记对克格勃向西方渗透的水平很伤脑筋。正如情报界的一句格言所说的：每当一个叛徒逃走之后，你可以打赌，一定还有一个正在蠢蠢欲动。

所以，在那边一定有一个人，负责把交通员和货物送到英国，一些危险的货物，将给英国带来破坏和灾难。虽然他还辨识不出是什么，但他已经不怀疑了；而且，这个家伙是为另一个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效劳，那个人对这个小岛是毫无爱怜之心的。

“但是，你找不到他们，约翰。”他低声地朝着吹过的风说，“你很能干，但他们更能干，而且，他们的手里大牌多。”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屈指可数的老资格显贵之一，也是遗老之一。在各个阶层，他这种人都被不同类型的新人所替换了；即使在仍然崇尚循规蹈矩的上层，也是如此。

因而，他凝望着海峡，跟在他之前许多处于此情此景的英国人一样，做出了自己的决断。他认为，不存在一种对于他祖先的这块国土的威胁。只是存在着威胁的可能性。但这也就够了。

在这条海岸线的远处，在纽黑文的小小的苏塞克斯港码头上，另一个人也在凝视着英吉利海峡的涛涛波浪。

他穿着黑色的皮摩托服，头盔放在停在旁边的BM摩托的座位上。几个利用星期天来消遣的人，带着孩子从码头上走过，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正在眺望一艘开来的渡船。渡船还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正向港口的防波堤开过来。从法国迪耶开来的羊角号渡船要在30分钟后靠岸。在船上的什么地方，应该有第五只包裹。

实际上，第五个交通员正站在船头眺望着愈来愈近的英国海岸。他是一名没带汽车的旅客，但他的票却是由渡船上火车的直达伦敦的车票。

他的护照上写着，他叫安东·翟留斯基，护照上一点毛病都没有。海关检查官看到，他是西德护照，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虽然他的名字有点像波兰人，但成千上万的西德人都有像波兰人的名字。他过去了。

海关检查了一下他的衣箱、手提包以及在船上买的免税商品。他带了一瓶杜松子酒、一盒25只装的雪茄，还没有开封。这都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海关人员点头让他过去，转身检查下一个旅客。

翟留斯基确实在羊角号上买了二盒25只装的雪茄，随后就走进厕所、闩上门，把新买的雪茄盒上的免税商品标签揭下来，贴到他随身带来的一盒上。再把从船上免税商店买来的雪茄扔进滚滚的大海。

在开往伦敦的火车里，他来到从头数的第一节头等车厢，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在那里等着。快到刘易斯站时，门开了，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站在那里，看了一下车厢里，除了德国人外，没有别人。

“这车直接开到伦敦吗？”那人用生硬的英语问。

“可能在刘易斯也停。”翟留斯基回答。

那人伸出了手。翟留斯基把那盒雪茄递过去。那人将它揣到夹克的前襟里，拉上拉锁，点点头便离开了。火车从刘易斯站开出时，翟留斯基又看到了那个人，那人正走出站台，回纽黑文去了。

不到午夜时，在伊普斯威奇，那盒雪茄也放到了收音机、石膏壳和鞋在一起的地方。第五只包裹送到了。

正文第十八章接头暗号

奈杰尔爵士言中了。到4月的最后一天（星期四）截止，从电脑打印的材料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规律。在过去的40天中，凡是东方集团的公民，无论是从哪个国家进入英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从东方集团国家进入英国的，都没有表现出某种规律。

有些护照暴露出一点问题，但都是常见的现象，每个护照都经过详细检查，持照人也被里里外外搜个遍，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中有三个护照在禁止入境之列。两名是以前曾驱逐出境的，现在想趁机再次入境；一名是美国黑社会人物，与赌博走私贩毒有关。这三个人被送到另一架离境飞机之前也进行了彻底搜查，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是莫斯科的交通员。

普雷斯顿想，如果他们利用西方集团的公民，或者利用已经潜伏下来的持有西方集团证件的间谍的话，我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

奈杰尔爵士又一次依赖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交情而取得了五局的合作。

“我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今后几周内要向我国潜入一名特务。”他这样说，“可是，伯纳德，伤脑筋的是，不知道他的身份、特点或进入地点。因而，你的那些入境检查站能帮点忙的话，我将十分感谢。”伯纳德爵士把他的这个请求当做五局的一项工作来抓。其他一些职能机构——海关、移民局、特勤处以及港口警察，都愿意提高警惕、更严密地盘查那些想混人的外国人以及任何可疑的作为行李的携人品。

这种借口是足以使人信服的。连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都没有把它跟约翰·普雷斯顿关于钋盘的报告联系起来。那件事，他仍然挂着，还在考虑该如何处理才好。

一辆宿营汽车于5月1日抵达多佛尔。这辆车在西德注册，从法国的加来乘渡船到达这里。车主（也是驾驶员）是赫尔穆特·多恩，他的护照手续完全齐备。他带着妻子丽莎和两个孩子：乌威，一个淡黄头发的男孩，5岁；布丽吉蒂，7岁，女孩。

他们办完入境手续后，把车开到“无报关物品”的绿色检查口。但是，一个海关人员示意让他停下。海关人员重新检查了一下单据之后，又要看车里。多恩先生照办了。

穿海关制服的官员进入车后时，两个正在里边玩耍的孩子安静下来。官员点点头，并对孩子们微笑，他俩也咯咯地笑着。官员环视了一下清洁整齐的车内，然后检查柜橱。如果多恩先生显得紧张的话，他就是查对了。大多数柜橱中都是节日宿营常用的小摆设、衣物、餐具等。海关官员把几只座掀起来，下面都是储藏匣。其中一个显然是孩子装玩具用的，里面有两只洋娃娃、一只小熊和一套皮球，上面都刷着花花绿绿、鲜艳夺目的圆环。

小姑娘一反胆怯的样子，弯下身去从里面抱起一只洋娃娃。她叽哩哇啦地用德语向海关官员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懂，但点头笑了笑。

“真招人喜欢，亲爱的。”他说。然后转身面向多恩先生，从后边的门走出来。“很好，先生，祝你旅途愉快！”

宿营车随着车队开出了海关检查棚，开上了通往多佛尔市的公路，然后又上了肯特郡的公路，朝伦敦开去。

多恩用德语对他的妻子说：“感谢上帝，平安无事。”

她看着地图。地图上通往伦敦的M20号公路标得很清楚，谁也不会走错路。多恩看了几次表。稍有些晚点，但他得到的命令却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速行驶。

他找到了查令村，就在路边，很好找；在村北，靠左手，就是快乐小吃店。多恩把车拐进停车场，停了车。丽莎带着孩子从车后出来，到小吃店买点吃的东西。多恩则遵照命令，打开引擎盖，把头钻进去。几秒钟后，他觉得有人来了，便抬起头看。一个年轻的英国人站在那里，身穿黑色皮摩托服。

“出了什么毛病吗？”那人问。

“可能是汽化器有毛病。”他说。

“不是，”那摩托手一本正经地说，“我看是配电器。而且，你迟到了。”

“对不起，因为渡船，还有海关。东西在后边。”

在车里，摩托手从怀里掏出一只帆布兜，多恩嘟嘟哝哝地掀起坐垫，从孩子的玩具匣中的几只球里挑出了一个。

这个球的直径只有5英寸，但却有20多公斤重。因为纯铀-235的比重是铅的两倍。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用一只手提着沉重的帆布袋，竭力装出不费力的样子，穿过停车场，来到摩托车前。没有人注意他。多恩盖上车盖，到小吃店里去找妻子。那辆摩托的后筐里装着那件货物，吼叫着向伦敦开去，再去达特福德和萨福克。第六只包裹送到了。

到5月4日，普雷斯顿意识到，他是盲人骑瞎马。现在快三周了，除了侥幸得到那块钋盘外，两手空空如也。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让每个进入英国的人都脱光了搜查。他只能要求海关对来自东方集团的人查得更严一些，发现任何护照不对头时，就立即通知他。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最后一招儿。

从奥尔德马斯顿那里的核工程人员获悉，最简单的核装置中，有三个部件是特别沉重的。一个是一块纯铀-235；一个是反射器，外形是圆柱形或球形，由高密度硬化钢制成，1英寸厚；第三个是一个钢管，也是高密度、硬化的，也是1英寸厚，大约18英寸长，30磅重。

他估计，这三样东西，至少要用车带入英国，因此，要格外留意盘查外国车辆带来的类似圆形、球形和管状的而且特别重的东西。

他知道，搜查地带很广阔。每天，江河流水般的摩托车、小汽车、卡车以及大货车源源不断地进进出出。单就商业运输来说，如果每个车辆都停下来，司机乘客都脱光检查，那么，整个国家就得停顿。正如常言说的那样，他正在大草垛里找一根针，而他连一块小小的磁铁都没有。

现在要谈一谈乔治·贝伦森了。太太离开了他，到她弟弟的约克郡大庄园去了。他与部里的小组碰了十二次头，把他传给简·马雷的每一个文件都查了出来，他知道自己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紧张心理。

他照常到部里去上班，并不知道国防部常任秘书佩里·琼斯爵士已经知道了他的变节行为。能够使他坚持下来的是，他要不时地将业经改动的文件传给马雷，以便让马雷送给莫斯科。自从他知道这个南非人是苏联特务后，便尽量避免跟那人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他所传出的材料，以防说不定什么时候马雷找他来核实和澄清已发出材料中的一些问题。

每次阅读将要传发出去的材料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那种巧妙的伪造。每份文件都是以传阅给他的真文件为基础的，但都被改动得惟妙惟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最终结果只能使苏联对于英国和北约的力量和准备造成一种错觉。

5月6日，星期三，他收阅了七份文件，都是有关最近的决定、建议和调查之类的内容，让他作为近两周所收阅的文件转出去。上面不是标着“机密”，就是“绝密”。其中有一份使他感到很奇怪。当晚，他便把这几份文件送到白诺蒂冰淇淋店，24小时以后，接到了暗号电话，说明已经安全收到。

5月10日，星期日，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躲在切里海斯胡同的小房中，在隐蔽的卧室里守着灵敏度很高的手提收音机，收听着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节目里的讯号。

这台收音机不能发报。莫斯科从来不让有价值的间谍亲自冒险发报。在英美反谍报追踪电台如此灵敏有效的情况下，不能冒那个险。他的收音机只是那种大型的德国布朗牌的，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电台。这种收音机，在任何一家好一点的电器商店都可以买到。

彼得罗夫斯基很焦急。自从上次使用波普拉发报台通知莫斯科说丢失了一名交通员和货物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每隔一天晚上和隔一天早晨，只要他不骑摩托出去取包裹，他都守在收音机旁等待回音。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当晚10点10分，从空中的电波中收到了自己的呼号。他已经拿好了记事本和铅笔。停顿一下后，信号开始了。他直接把点点横横的讯号译成英语，一堆杂乱无章、破译不出来的字母，在各个监听站的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可以收到同样的字母。

信号播完后，他关上收音机，坐到梳妆台前，对照使用一次性密码，开始译电。15分钟后，译出来了：火鸟10接替2，接头t。电文重复了三遍。

他知道接头t是怎么回事。它是备用接头之一，只有情况紧急时才使用。现在正是这种情况。接头是在一个机场的旅馆。他愿意在路边的咖啡馆或车站；但他清楚，虽然他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但有一些交通员出于职业上的要求，只能在伦敦逗留几个小时，不能离开城市。

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把10号交通员插到两次接头的中间，而且离第七个接头的时间太近。

要在早饭时间于希思罗机场的邮电大楼和10号交通员接头，而同一个上午又要到科尔切斯特外面的一个旅馆停车场等7号。但是。他是能够完成的。

5月12日，星期二，深夜。唐宁街10号首相办公室和官邸里，仍然灯火通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自己的可靠顾问和核心内阁正在召开战略会议。程序上的惟一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大选，通过决议和决定时间。

跟往常一样，她首先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尽管宪法允许她执政到1988年6月，但是她仍相信，她竞选第三届执政将是正确的。曾经有一些人，当初不相信她统帅国家的智慧，但他们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服气了。这位首相对某件事有了想法之后，便很难说服她放弃。在这个问题上，从统计上看，是支持她的。

保守党主席掌握了公开民意测验的结果。他指出，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仍然掌握着支持大选的百分之二十的选票。

这就意味着，在英国不会像法国那样进行流动选举，也不会像爱尔兰那样实行比例代表制，而是由胜方全权决定，将给民主同盟15到20张选票。北爱尔兰的问张选票中，12票要给议院中支持保守党的工会代表，5票要给那些将要抵制伦敦或选举强硬左派的民族主义者。这样，还剩613票，要按照传统方式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角逐。撒切尔夫人必须有325票，才能获得明显多数。

保守党主席还指出，民意测验还表明，工党只比保守党落后百分之四。自从1983年6月以来，由于工党内部的团结、调整和充实，工党又拉过去百分之十。极左派几乎无声无息，疯狂左派被遗弃了，宣言业已调整，而影子内阁把持的电视台一年来几乎全被中间派所控制了，英国公众几乎全都认为工党应该是他们选择的执政党。

主席严肃地向同僚们指出，保守党的领先地位比六个月前降低了百分之二，比三个月前降低百分之一。趋向很明显。党组织在选民方面的情况汇报也是同样的趋向。

经济统计表明，当前经济还是在上升，形势一派大好。由于季节性的原因，失业数字在减少。据估计，在秋季将要有要求提高工资的大规模罢工。如果这些情况都变糟的话，在冬季，保守党就要威风扫地，并将一直继续到明年春天。

午夜时，大家基本上同意，必须在1987年夏季进行选举；不然的话，就在1988年6月。不能进行秋季或早春选举。到后半夜时，首相的内阁会议仍在进行。一个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竞选的期限。

按英国传统，大选都是在四个星期竞选后的星期四进行。把竞选缩短到三周是很少见的，但也并不违反宪章。首相的直觉是要进行三周竞选和快速选举，使反对党措手不及。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她将于5月28日（星期四）谒见女王，要求解散议院。按传统，她随即回到唐宁街发表公开声明。从那个时刻起，竞选就开始了。选举日——6月18日，星期四。

在拂晓前，大臣们仍在沉沉梦乡之时，大型的BM摩托车正从东北方向开往伦敦。彼得罗夫斯基开到希思罗机场的邮政大楼，将车停在那里，锁上，把头盔放进后座的箱子里。

他脱下黑色皮摩托服和旁边拉锁的皮裤。皮裤里面套着一条法兰绒裤子，虽然有点折皱，但还说得过去。他脱去靴子，装到右边的驮筐里，又从里面拿出一双鞋；把皮摩托服装到另一个驮筐里，从里面拿出一件不伦不类的花呢上衣和一件风衣。当他离开车，走向旅馆时，他完全变成了一位穿着普通风衣的普通人。

凯莱尔·沃斯尼亚克没有睡好。主要原因是昨天晚上人家让他干一件有生以来头一遭使自己胆战心惊的事。他是波兰航空的一名老机组人员，通常情况下，他们通过海关办理手续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次他们却都被查了，彻底地查了。

当英国海关官员检查他并把他的手提包翻得底朝上时，他的心几乎就要跳出来了。当那官员把头天晚上在华沙时秘密情报局的人给他的那只电动刮胡刀拿出来的时候，他曾经想，他一定要昏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刮胡刀不是用电池的，也不是充电式的，手边没有导线和插头。那官员又把刮胡刀放了进去，查完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沃斯尼亚克曾设想，真要有人把刮胡刀打开的话，它还真不好使。里边除了一般的小电机外，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哎，干嘛让我把它捎到伦敦来呢？

8点整的时候，他来到邮政大楼一楼的公厕。一位穿风衣的普普通通的人正在洗手。他妈的，沃斯尼亚克想，接头人来时，还得等这个英国混蛋走开才行。这时，那人用英语跟他讲话了。

“早晨好，这是南斯拉夫航空制服吗？”

沃斯尼亚克松了一口气。“不是，我是波兰航空的。”

“美丽的国家，波兰。”那陌生人说，擦着手上的水，显得完全轻松自如。沃斯尼亚克头一回干这种事。他曾发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只是得愣地站在那里，手中擎着刮胡刀。

“我在贵国度过几段愉快的时光。”

对了，沃斯尼亚克想，“几段愉快的时光”，这正是暗号。

他举起了刮胡刀。英国人使了个眼色瞄了瞄一扇关着的门。沃斯尼亚克一惊，那门关着，里面一定有人。陌生人向洗手池上面的架子点了点头。沃斯尼亚克把刮胡刀放在架子上，然后，英国人向小便池点了点头。沃斯尼亚克急忙拉开拉锁，站到小便池前。

“谢谢你，我认为也很美。”

穿风衣的人把刮胡刀揣到兜里，伸出五个手指，表明沃斯尼亚克要在这里等5分钟再走。

一个小时后，彼得罗夫斯基便离开了市郊，来到埃塞克斯郡的地面。M12号公路展现在他的眼前。现在是9点钟。

在这个时间里，80英里以外的埃塞克斯海岸边，从哥德堡开来的丹麦联合航运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渡轮进入了哈里奇的帕克斯通码头。从渡轮出来的旅客都是普通的旅游者、学生和商人。在商人中有一位斯蒂格·伦魁斯特先生。他开着一辆大型萨布牌豪华轿车。

他的报关单上说他是瑞典商人。这一点不假，他确实是瑞典人，一辈子也没改过国籍。但文件里漏掉的是，他也是一个特务，跟海尔穆特·多恩先生一样，也在为东德情报局的国外行动处处长、犹太人马考斯·乌尔夫将军工作。

海关人员叫他停车，让他把手提箱拿到检查台上去。他谦恭地笑着，遵嘱而行。

另一个海关人员掀起引擎盖，向里面看着。他在找一个可能藏在什么地方的像小足球那么大的圆形东西、或者一个圆管形东西。根本没有像那玩意儿的东西。他又看了看车下，然后打开空空的尾箱。他叹了一口气，伦敦的命令真叫人头疼。尾箱里除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工具箱、一个千斤顶捆在一边，一只灭火器挂在另一边外，其他什么也没有。瑞典人站在旁边，手中提着衣箱。

“请吧。”瑞典人说：“可以了吗？”

“可以了，谢谢，先生。旅途愉快！”

一个小时之后，快到11点时，萨布轿车开到科尔切斯特南的一个小村的金福特公园旅馆停车场。伦魁斯特先生从车里爬出来，伸了伸腰肢。正是用上午茶点的时间，停车场里有几辆车，但都没有人。他看了一下表，离接头时间还有5分钟，快到了。但他也知道，即使那人来晚了，他还可以等一个小时，而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预备接头地点。他心里想，接头人能不能来呢？什么时候来呢？那边有一辆BM摩托车，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修车，除了那个人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不知道接头人长得什么样。他点着了一支烟，回到车中，坐在那里。

11点时，有人敲车窗。那个修摩托车的人站在外面。伦魁斯特按了一下钮，车窗刷刷地自动落了下来。

“什么事？”

“你车牌上的S是代表瑞典还是瑞士？”那个英国人问。

伦魁斯特放心地笑了。他在路上已经停过一次车，把灭火器装到了一个袋子里、放在座位旁。

“代表瑞典，”他说，“我刚从哥德堡来。”

“没去过那儿。”那人说，接着便问：“给我带来东西了吗？”

“带来了，”瑞典人说，“在我旁边的袋子里。”

“那边的窗户正朝着停车场，”开摩托的人说，“你在停车场兜个圈子，从我摩托旁经过，把袋子从车边扔给我，让你的车把那边窗子的视线挡住。从现在开始5分钟的时候。”

那人走回摩托旁，又继续修车。5分钟后，萨布轿车兜了一圈，从他旁边经过，那个包滑落到地上，他拾起装进筐里。车正好挡住了那边的窗口。他再也没有见到这辆萨布轿车，他也不想再看见他了。

一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塞特福德的车房。将摩托换成了小轿车，把两件货物放到尾箱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他的事。

下午，他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家中，把两件东西存在卧室里。第十只和第七只包裹送到了。

5月13日，约翰·普雷斯顿该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一无所获，但我希望你仍然留下来，”奈杰尔·欧文爵士来看他，对他说，“你可以打电话说得了重流感，你要医生证明的话，告诉我一声，我有几个医生。”

到16日时，普雷斯顿意识到，他走进了死胡同。海关和移民局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差没实行全国总动员了。来来往往的旅客如同涛涛流水，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详细盘查。自从俄国水手在格拉斯哥被殴打以来，已经过去五周了。他感到，其余的交通员从他手中漏掉了。可能在谢苗诺夫之前，他们就来过了。这水手可能是最后一个，也可能……

他越来越气馁。他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阴谋的期限。如果知道了的话，是什么时间呢？

5月21日，星期四，从奥斯坦德开来的渡轮停靠在福克斯通。从渡轮上下来的总是那些旅游者，有的步行，有的驾车。另外，还有许多大拖车，把欧洲共同体的货物从一方运到另一方。

渡轮上有七辆大拖车是德国注册的。奥斯坦德是英国各公司在德国北部的必经之路。庞大的哈诺马格牌拖挂车，拖着集装箱货物，与其他的大拖车毫无二致。厚厚的一叠报关单，海关花了一个小时，但都符合手续。司机所服务的公司的名字都漆在驾驶室的两侧，一目了然。车中运的都是德国造的咖啡机，是英国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

驾驶室的后面竖着两条排气管伸向空中，使柴油机的废气不至于喷到行人或其他车辆上。已经是傍晚了，日班工作快要结束了。大拖车在路上摇摇摆摆地向阿什福德和伦敦开去。

在福克斯通的海关棚子下，没有人会想到，一只竖排气管中还有一只小管，被烟熏得黑黑的。

天大黑以后，在肯特郡兰哈姆附近的一个路边咖啡馆的停车场上，那个司机爬到驾驶室上面，卸下一只排气管，从里面拿出一只18英寸长的东西，用防热材料包着。他没有打开这个东西，他只是把它交给了一个穿黑色皮摩托服的人，那人疾驰而去，消失在暗夜中，第八只包裹送到了。

“这没有用，奈杰尔爵士。”星期五晚上，普雷斯顿对秘密情报局局长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事，但我找不出来。我曾竭力想再找到一个交通员，只一个就行。我认为他们已经潜进来了，但我扑空了。我认为，下星期一我该回戈登大街上班了。”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约翰。”奈杰尔爵士说，“我跟你有同感，请再帮我一周忙。”

“我看没必要，”普雷斯顿说，“咱们还能干什么呢？”

“我想，祷告吧。”局长平心静气地说。

“一个突破口，”普雷斯顿生气地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突破口。”

正文第十九章脸谱大师

下个星期一的下午，普雷斯顿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4点钟刚过，一架奥地利航空公司的客机从维也纳飞抵希思罗机场。一名旅客来到护照检查口。他既不是英国公民，也不是欧洲共同体的公民。他有一张正式的奥地利护照，名字叫弗朗兹·温克勒。

移民官员对这种绿色塑料皮、封面上烫着金鹰的奥地利护照很熟悉，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护照是新近签发的，上面盖着五六个欧洲国家的出入境章，并且还有英国的有效签证。

官员的左手在桌下打出了护照的号码，护照的每一页上都有打孔号码。他看了一眼显示荧屏，合上护照，还给了那人，脸上微微一笑。“谢谢，先生。下一个。”

温克勒先生提起手提包过去后，官员抬眼向对面20英尺外的一个小窗口看了看，同时，右脚踏了一下地板上的“警报钮”。在办公室里的常驻特勤人员看到了他的眼色，移民官员向温克勒先生那儿看了一眼，点点头。特勤人员的脸从窗口上消失了。几秒钟后，特勤人员同另一个同事便溜出去，悄悄地盯着那个奥地利人。另一个同事急忙将中央大厅外面的一辆车开出去。

温克勒没有大行李，没有到行李厅去，直接从海关绿色区出来了。在中央大厅里，他花了点时间把旅行支票换成英镑。在这个时间里，一个特勤人员从上面的游廊给那人照了一张相。

奥地利人在外面的二号楼前叫了一辆出租车。于是，几个特勤人员都爬进他们的没有标志的轿车中跟着他。司机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出租车；一位年纪较大的特勤人员则用无线电向苏格兰场报告。按规定，苏格兰场又通知了查尔斯大街。由于早有命令说，六局对任何持有假护照的人都感兴趣，所以，查尔斯大街又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桑蒂纳尔大楼。

温克勒坐的出租车来到贝斯沃特路，在艾治威尔路和苏塞克斯公园路的十字路口下了车、付了钱。这一带，是一家接一家的带早餐的普通旅馆，商人和乘晚车到达帕了顿站的旅客，都愿意住在这些较经济的旅馆里。

特勤人员到马路对面盯着。奥地利人好像没有预订房间，他沿街走下去，直到看见一家窗口挂着“有房间”的牌子的旅馆时，他走了进去。他一定找到了房间，因为他没有出来。

温克勒离开希思罗机场一个小时的时候，普雷斯顿在切尔希住宅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他的联系人——奈杰尔爵士命令负责与普雷斯顿联系的人员之一。

“有位乔先生从希思罗来了，”这位六局的联络员说，“可能没什么事，但他的护照号码在电脑中有点出入。他叫弗朗兹·温克勒，奥地利人，乘维也纳飞机来的。”

“我想他们还没把他逮起来吧？”普雷斯顿说。他在思索：奥地利与捷克和匈牙利接壤，是一个中立国家，也是苏联集团间谍的好跳板。

“没有，”桑蒂纳尔的那人回答，“根据我们的要求，他们跟上他了……等一下……”几秒钟后，那人又走回来说：“他们刚才在帕丁顿的一个小旅馆把他盯住了。”

“能给我转到局长那儿吗？”普雷斯顿问。

奈杰尔爵士正在开会。他离开会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什么事，约翰？”

普雷斯顿把事情的大概讲了一下。这事还没传到局长耳朵里。

“你认为正是你等的那个人吗？”

“他可能是一个交通员，”普雷斯顿说，“他跟六周前的那个人差不多。”

“那么，你怎么办，约翰？”

“我希望六局能要求盯梢处接过来。所有交到科克大楼盯梢处长手里的报告都要由你的人监督，同样的材料要交到桑蒂纳尔大楼，再转给我。如果他与人接头的话，两个人都要盯梢。”

“好的，”奈杰尔爵士说，“我要求盯梢处接管，巴里·班克斯要坐到科克的无线电室里，把进展情况不断地用电话报告。”

局长亲自给关系单位K分局的局长打了电话，提出了要求。K分局局长又与平行单位A分局联系，把一个昼夜盯梢小组派到帕丁顿的苏塞克斯公园路。小组的负责人恰巧是哈里·伯金肖。

普雷斯顿在自己的小房中沮丧地踱来踱去。他想到外面的街上去，至少应该到行动的前线去，不想在自己的国土上却类似一个潜伏者，更不愿充当自己的顶头上司们权力角逐的人质。

当晚7点钟，哈里·伯金肖的人前往接了岗。特勤处的人也很乐意把这种任务交出来。这是一个温暖而美丽的黄昏，令人愉快。四人盯梢小组在小旅馆的前后左右形成了一个“箱子”——街上那边一个、这边一个，旅馆对面一个、旅馆后面一个。两辆车混在苏塞克斯路上停着的几十辆车子里。一旦那位先生行动，便可以马上跟住。四个人都用无线电互相联系，并由伯金肖与总部联系——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

巴里·班克斯也在科克，因为这个行动是应“六局”的要求而采取的。他们都在等待着温克勒接头。

伤脑筋的是，温克勒并不去接头。他什么也不干。他只是坐在带有纱窗的小房间里或躺在低低的床上。8点30分，他出来了，走到艾治威尔路的一家餐馆，简单地吃了点晚饭，又回来了。他没有扔下什么东西，也没接到什么指示，饭桌上也没留什么东西，在街上没跟任何人讲话。

他做了两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在去饭馆的艾治威尔路上，他突然停下来，向一个玻璃窗看了一会儿，又回身朝来路走回去。这是发现有没有盯梢的老花招儿。但这个招儿并不一定高明。

离开餐馆后，他停在马路边，等着车水马龙的车辆空隙，然后急忙穿过马路。在马路另一边，他停下来，回头环视路上，看有没有人跟着他穿过马路。什么人也没有。温克勒这样做的结果，只是离伯金肖的第四个盯梢更近了，那个盯梢始终在马路的对面。当温克勒搜寻路面时，那个盯梢就在几英尺之外，假装在叫出租车。

“我们在盯着他，”伯金肖告诉科克大街的总部说，“他在防备盯梢，但很蹩脚。”

伯金肖的判断传到了切尔希，普雷斯顿听到后点了点头，放心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温克勒在艾治威尔路转了一圈后，回到旅馆，晚上再也没出来。

同时，在桑蒂纳尔大楼的地下室，另一件事情正在抓紧进行。特勤人员在希思罗机场和贝斯沃特马路上给温克勒拍的照片已经洗印出来，并且毕恭毕敬地摆到了传奇性人物布劳德温女士的慧眼前。

对外国间谍或涉嫌间谍的识认，是任何情报机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可能为对手干事，有的可能不是——都被各种情报机关照了相，即使是同盟国的人，也免不了要被照下来，装进一本本的相册中。外国使节。商业人员、科技文化代表团等，虽然不一定都拍照，但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或其同情国的人，是一定要拍照的。

档案越积越多。同一个男人或女人，大约都有20张照片，拍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这些照片从来不扔掉，它们的用处就是为了“识认出”什么人来。

如果一位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陪着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加拿大，那么，他的面部照片就将被加拿大皇家警察传送给华盛顿。伦敦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兄弟机构。很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五年前非洲某共和国的独立庆典上曾拍过同样一个人的照片，但那人却叫科兹洛夫，是一个记者。如果一旦对科兹洛夫的真实身份产生怀疑时，参照他在握大华时的身份，那么，对他就可以“识认”出来，说明他只能是一个克格勃。

盟友情报机关之间，包括以色列精明强干的摩萨德情报局，一直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照片交换。几乎没有一个到西方的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苏联集团来的记者不出现在相册里的。同样，进入苏联的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不在苏共中央的大厅中愉快地照一张相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电脑库来储存千百万张面孔的图像，以便与每天源源不断进入美国的面孔相对照。而英国却使用布劳德温女士，虽然这有点浪漫，但却是真的。

布劳德温女士岁数不小了，常常是操劳过度。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总是让她快些“识认”这个、“识认”那个。这一行，她已经干了40年，并且一直为桑蒂纳尔大楼工作。她在那儿有一个庞大的照片档案库，构成了六局的“脸谱大全”。其实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排排洞穴似的小屋，里面是一排排的相册。只有她对这些照片了如指掌。

她的大脑就像中央情报局的电脑库一样，甚至有时要比那个电脑库还灵。在她的大脑里储存的不是30年战争的细节，也不是华尔街的股票行情，而是各种面孔。像鼻子的形状、下巴的线条、眼睛的神采；像面颊的垂度、嘴唇的曲线和擎杯夹烟的姿势；像一个人在奥地利酒馆中微笑时被拍了照，几年以后他那镶装牙齿的光泽，又出现在伦敦的超级市场里——这些都储存在她那惊人的记忆里。

这天晚上，贝斯沃特街在沉睡，伯金肖的人守在监视岗位上，而布劳德温女士却坐在那里，盯着弗朗兹·温克勒的脸。两位六局来的年轻人默默地等待着。一小时后，她只是说：“远东。”便沿着一排排的相簿走去。在5月26日（星期二）的凌晨，他被“识认”出来了。

这张照片照得不好，还是五年前的。那时温克勒头发还较深，身体也细一些。他正在参加印度大使馆的一个招待会，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大使旁边。

一个年轻人看着两张照片，疑虑重重。“你敢肯定吗，布劳德温？”

“他的相貌要是变了的话，除非铁树开了花。”

年轻人急忙回去打电话。

“认出来了，”他说，“他是个捷克人，五年前是东京捷克大使馆的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名字叫吉利·海克。”

普雷斯顿在凌晨3点被电话吵醒。他听了一会儿，谢谢打电话的人，把听筒又放下了。他高兴地笑了。

“逮住你了。”他说。

上午10点钟，温克勒仍在旅馆里。科克大楼的行动控制已经转交给了K分局二处二科——苏联卫星国处捷克科的西蒙·马杰里。不管怎么说，捷克归他们管。巴里·班克斯晚上在办公室睡的，现在也和西蒙在一起，随时把进展情况报告给桑蒂纳尔大楼。

与此同时，普雷斯顿给美国大使馆的法律顾问打了一个私人电话，这是私人之间的关系。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里办公的法律顾问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常驻伦敦代表。普雷斯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对方说一定尽快回电话，考虑到两地的时差，大约在五六个小时以后能回复。

11点时，温克勒从旅馆出来了。他又走到艾治威尔路，叫了一辆出租车，向花园巷开去。两辆监视车跟着他，车中坐着盯梢人员。在海德公园路口，出租车向皮卡的里开去。在皮卡的里东边的色克斯站附近，温克勒打发走了出租车。尽管他并没有看到谁在盯他，但也耍了几个小花招，企图甩掉盯梢者。

“又来这一套了。”兰·斯图尔特小声地说。他已经看过了伯金肖的盯梢记录，等着那出戏重演。温克勒突然闪进附近的一条拱廊，从那一端走出来，急忙走到人行道上，转身看他刚刚穿过的拱廊里是否有人跟着他。没人出来。他们没有必要，在拱廊的另一端早就有一个尾巴等在那儿了。

这些尾巴对伦敦了如指掌，比警察和司机还要熟悉。他们知道每幢大楼有几个出口，哪里有拱廊和地下道，哪里有窄胡同通向哪里。不管哪个被盯梢的人若想溜走的话，总会有一个人早已在他的前面，后面的人则可以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跟着，而且，两边也都有人盯着。这个“箱子”从来不会四裂八半的，而且，只有非常机灵的人才能发现自己被盯上了。

温克勒感到很满意，没有尾巴。他走进雷金特街上的英国铁路旅行中心。他询问了到谢菲尔德的火车时间。几英尺外站着一个戴围巾的苏格兰足球迷，正在联系回马瑟韦尔——他是一个盯梢。温克勒用现金买了一张去谢菲尔德的往返火车票。最后一班车是9点25分，从圣潘克拉站开出。他谢谢售票员后，离开了那里。

他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了午饭，又回到苏塞克斯公园路，整个下午都待在那里。

1点钟以后，普雷斯顿得到了温克勒买了去谢菲尔德火车票的消息。他找到奈杰尔·欧文爵士，爵士正要到俱乐部去吃午饭。

“可能是毫无目的，但又好像他要去城外。”他说，“他可能去接头，或许在车上，或许在谢菲尔德。他拖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是因为他提前来了。关键是，爵士，如果他离开伦敦，咱们就得有一个野外指挥和盯梢组一起去。我想去指挥。”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容易啊，而且，我还得试试我能不能帮上忙。”

奈杰尔爵士叹了一口气。他想，让午饭见鬼去吧！他找来私人助手。“把我在怀特订的午饭取消了，把车准备好，再发一个电报。按这个顺序办。”

助手落实头两个任务时，奈杰尔爵士给伯纳德·亨明斯的家——苏里区法纳姆——打了个电话。

“对不起，又麻烦你了，伯纳德，出了点事儿，又得找你参谋参谋了……不，最好当面谈。我来好吗？好天气，没关系。好，大约3点钟吧。”

“打电报吗？”助手问。

“打给谁？”

“给我自己。”

“那当然。从哪儿？”

“维也纳站长。”

“要不要通知他一下，爵士？”

“不用麻烦他。只是让密码室安排一下就行。让我3分钟后收到他的电报。”

“当然可以，电文呢？”

奈杰尔爵士口述了电文。给他自己发了一封要干什么的电报。这只不过是从他的良师益友、前任毛利斯·奥德弗尔德那里捡来的老花招。当密码室把这封电报以维也纳来电的形式送到他手中后，这位老局长把电报揣在口袋里，下楼朝他的车走去。

他在蒂尔福德找到了伯纳德爵士，伯纳德正在花园里，坐在5月的阳光下晒太阳，双膝上包着毯子。

“说是今天来，”五局的总局长诙谐地说，“准得明天才能到。”

“那是，那是。”

“那么，找我有什么贵干啊？”

“棘手啊，”奈杰尔爵士说，“有人已从维也纳飞抵伦敦。表面上是个奥地利商人，但却是假的。昨晚我们把他认出来了——捷克特务。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一个小伙子，下级人物。我们认为他是个交通员。”

伯纳德爵士点点头。“对，我这儿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听说了。我的人正盯着他，是不是？”

“正是如此。问题是，他似乎今晚要离开伦敦，到北部去。五局需要一名野外指挥随同盯梢组一起去。”

“当然了，我们有。布赖恩会安排的。”

“对，当然了，这是你们的行动。可是……你还记得贝伦森案子吗？有两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搞清楚。马雷是通过伦敦这里的使馆驻地进行联系的，还是利用外面派来的联络员？马雷操纵的这条线上只有贝伦森一个人呢，还是还有其他人？”

“我想起来了，我们当时把这些问题撂下了，想等我们从马雷那里找到一些线索再说。”

“完全正确，今天，我收到维也纳站长的一封电报。”

他掏出了电报，伯纳德爵士读着，眼眉皱了起来。“有联系？可能吗？”

“可能。温克勒，原名海克，似乎是一个交通员。维也纳确认，他名义上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的人，但实际上是克格勃的走卒。据我掌握，马雷在操纵贝伦森时，前两年曾两次去维也纳，每次都是短期文化考察，但是……”

“在执行联系任务？”

奈杰尔爵士耸了耸肩。他总是引而不发。

“那么，他到谢菲尔德去干什么呢？”

“谁知道呀，伯纳德？在约克郡还有一条线？温克勒能不能是几条线的联络员呢？”

“那么，你让五局怎么办？多派盯梢的？”

“不，是约翰·普雷斯顿。你记得是他先查出了贝伦森，尔后又是马雷吗？我喜欢他的作风。他刚休了一次假，又得了流感——别人这样告诉我的，但他明天上班。他离开了这么长时间，手中一定不会有什么案子。从业务上看，他又是C分局五处三科的，负责港口和机场。你是知道K分局那些小伙子是多么吊儿郎当的，如果让他临时负责一下K分局二处二科……你有权任命他当这次行动的野外指挥……”

“这个……我也说不准，奈杰尔，这确实是布赖恩……”

“伯纳德，你同意的话，我真感谢你了，咱们还是面对现实。从贝伦森案子一开始，普雷斯顿就经手。如果温克勒是那个案子的一部分，他可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的。”

“好吧，”伯纳德爵士说，“我给你。我在这儿签署一个指示。”

“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带过去。”六局局长奈杰尔说，“你也省了事。让我的司机把便条送到查尔斯大街去……”

他带着便条离开了蒂尔福德。这是一张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亲笔命令，指示约翰·普雷斯顿临时借调到K分局工作，一旦温克勒离开首都，他便是该行动的指挥。

奈杰尔爵士复印了两份，自己留一份，给普雷斯顿一份；原件送到查尔斯大街。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没在办公室，所以，命令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了。

当晚7点钟，普雷斯顿终于离开了切尔希住宅。他又回到了广阔天地。他喜欢这样。

在苏塞克斯公园路，他溜到伯金肖背后。“哈啰，哈里！”

“天啊，约翰·普雷斯顿，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来呼吸点新鲜空气。”

“噢，别让人看见。我们在路对面有个朋友。”

“我知道。我听说他9点25分要去谢菲尔德。”

“你怎么知道的？”

普雷斯顿拿出了伯纳德爵士手迹的复印件。

哈里·伯金肖仔细看了一下。“哦，总局长大人亲笔，跟我们在一起了。站远点，别让人看见。”

“有多余的步话机吗？”

伯金肖向路的一头点点头。“拐过去，在拉德诺街，棕色的考蒂纳车，手套箱里有一个多余的。”

“我在车里等着。”普雷斯顿说。

伯金肖很纳闷，谁也没跟他说普雷斯顿要和他们一起去，并且当指挥。他甚至还没听说过普雷斯顿在捷克科待过。然而，总局长的签名却是有分量的。他嘛，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他耸了耸肩，又嚼了一块薄荷糖，继续监视。

8点半钟，温克勒离开了旅馆，手中提着一只提包。他叫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向司机说了几句什么。

他一走出门，伯金肖就通知了小组和两辆车。他跳上了第一辆车，跟着出租车，距离100码。普雷斯顿在第二辆车里。10分钟后，他们发现出租车朝东向车站开去。伯金肖汇报了这个情况。西蒙·马杰里的声音从科克大街传来：“好的，哈里，我们的野外指挥就来了。”

“我们已经有了野外指挥，”伯金肖说，“他已经在我们这儿了。”

马杰里听起来很新鲜，他问指挥叫什么名字，听了后，他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错。“他连K分局二处二科的人还不是呢！”他抗议说。

“他现在是了，”伯金肖说，无忧无虑的口气，“我看到信了，总局长签署的。”

马杰里从科克大街给查尔斯大街打电话。正当车队在傍晚的黑暗中向东开去的时候，查尔斯大街接着发生了一个插曲。经查询，伯纳德爵士的指示是确实的。马杰里失望地摊开双手。“为什么查尔斯大街那些饭桶不拿主意？”他撤出了派往圣潘克拉站的人，然后设法找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发牢骚。

温克勒在站前广场下了车，穿过那惟一的砖砌拱门，进入圆屋顶的维多利亚式火车站，问了一下出站口。四名盯梢和普雷斯顿混杂在砖和铸铁结构的中央大厅里的旅客之中。

9点25分的车在二站台，正在呼叫去莱斯特、德比、切斯特菲尔德和谢菲尔德的旅客上车。温克勒找到自己乘的那列车，顺着列车走了一遍，经过三节一等车厢和餐车，来到靠车首的三节绿色软座的二等车厢。他在中间挑了一个座，把提包放到行李架上，坐在那里等开车。

这是一节不对号的普通车厢。几分钟以后，一个黑人青年，头上戴着耳机、腰上挂着小收录机，走进车厢，坐在三个座位以外的地方。他一坐下来，就随着音乐的节拍点着头，闭上眼睛，欣赏着音乐。伯金肖的一个盯梢就位了。他的耳机里并没有响着音乐，而是在收听伯金肖的指示。

伯金肖盯梢小组的另一个人坐在前一节车厢里。哈里·伯金肖和普雷斯顿在第三节。这样，就把温克勒装到了“箱子”里。而第四个人则坐在后面的头等厢里，以防温克勒为了甩掉他所认为的“尾巴”而突然跑到后面去。

9点25分整，125次列车呜呜地开出了圣潘克拉车站向北驰去。9点30分，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正在俱乐部吃饭，突然有电话找他。打电话的是西蒙·马杰里。这位副总局长一听，便急忙跑出来，截了一辆出租车，穿过西区的两英里路段，回到查尔斯大楼。

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下午伯纳德·亨明斯签署的命令。他气得脸都变白了。

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考虑了几分钟后，便抓起电话，以平时一样谦恭的口气，要求总机给接本局法律顾问家的电话。

法律顾问负责本局与特勤处之间的联系工作。在挂电话时，他查了一下去谢菲尔德的火车时间表。法律顾问正在坎姆伯雷的家中聚精会神地看电视，他来到电话旁。

“我需要特勤处逮捕一个人，”哈考特·史密斯说，“我有理由认为一个非法入境者是苏联间谍并且可能逃走，名字叫弗朗兹·温克勒，自报奥地利公民。逮捕理由：假护照嫌疑。他从伦敦坐火车将于11点59分到达谢菲尔德。对，我知道通知的时间太短了，但正因为如此才是紧急情况。对，请马上通知苏格兰场特勤处长，让他通知谢菲尔德，在火车抵达谢菲尔德时采取行动。”

他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普雷斯顿当了野外指挥之事一定使他大为头疼。但是，逮捕嫌疑犯却是警察的事，而且，这个案子又是归他管的。

车厢里空荡荡。用两节车厢替代这六节车厢就能容纳下这60名旅客。在前节车厢里盯梢的巴尼与其他10名旅客坐在那里，他们都是清白的。他脸朝后坐着，以便能透过过道的门玻璃看到温克勒的头顶。

金格，戴耳机的黑人青年，与温克勒一起坐在第二节，另外还有5名乘客。第三节车厢的60个座位上，加上普雷斯顿和伯金肖，才只有12个人。过去了一小时零一刻钟，温克勒什么也没干。他连书报都不看，只是望着黑暗的窗外。

10点45分，火车慢下来，进入莱斯特站。他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拿下提包，向前走去，来到盥洗处，将朝向站台的门上的窗户拉下来。金格通知了大家，大家都准备着，必要的话，立即行动。

车停下后，一名乘客推开温克勒走过去。

“请问，这是谢菲尔德吗？”温克勒问。

“不是，这是莱斯特。”那人回答并下了车。

“啊，原来不是。谢谢你。”温克勒说。他放下提包，但仍然向站台上看来看去。车开后，他又回到那个座位上，将提包放到行李架上。

11点12分时，在德比站上，他又这样来了一次。这回他问的是站台上的一个行李搬运工。

“德比。”那个搬运工喊道，“谢菲尔德再过一站才是。”

同样，在停车期间，他透过窗户向外望着，然后又回到座位上，将提包扔到行李架上。普雷斯顿透过连接过道上的窗子看着他。

11点43分，火车开进了切斯特菲尔德。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车站，但修耷得很漂亮，刷着鲜艳的油漆，挂着花篮。这一回，温克勒将提包留在行李架上，走到门口，从窗口探出身子看，有两三名旅客正急急忙忙朝出站口走去。车子要开时，站台上空无一人。车子刚开动，温克勒一下子拉开门，向正在后移的混凝土站台跳下去，随手一甩，将车门关上了。

伯金肖在对手面前很少慌了手脚。他后来承认，这次确实把他搞懵了。四个盯梢都可以很容易地跳到站台上去，但站台上一点掩蔽物也没有，他们如果跳下去的话，那就会像秃头上的虱子一样了。温克勒可能认出他们来并且可能取消了接头。普雷斯顿和伯金肖跑到车门口，在这儿碰到了从前边过来的金格。窗子仍开着，普雷斯顿探出头去看。因为没有尾巴，温克勒正满意地顺着站台走，背朝着火车。

“哈里，跟梢小组坐汽车赶到这里来，”普雷斯顿喊道，“到了后，用无线电跟我联系。金格，给我关上门。”

他拉开门，向车梯走下去，像跳伞员一样向下跳去。

跳伞员着陆时的速度大约每小时18公里，测速取决于风速。普雷斯顿向路基跳下去的时候，车速是48公里。他心中默祷着可别撞到混凝土电杆或大石头上。他很侥幸，5月的浓密的草地给他减缓了速度。他收头蜷身，胳膊腿抱成一团滚向一边。哈里后来告诉他说他都不敢看；金格说他滚得像个玩具，沿着路基和旋转的车轮滚着。他最后停住时，正躺在草和路之间的排水沟里。他挣扎着站起来，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朝着车站的灯光走去。

当他来到出站口时，收票员正关门要下夜班。收票员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衣衫破烂、狼狈不堪的人。

“最后从这儿出去的那个人，”普雷斯顿问，“矮个子、胖墩墩的，穿灰风衣，往哪儿走了？”

收票员向站前广场点点头，普雷斯顿跑过去。收票员意识到还没收票时，已经太晚了。在站前广场上，普雷斯顿看到一辆出租车的尾灯向城里的方向驶去。他知道，他完全可以让当地派出所查问出租车司机，问他把顾客拉到哪儿去了。但他也知道，那家伙毫无疑问会在中途把汽车打发走的，然后再步行一段路。

几步以外，一个搬运工正在踩轻骑打火。

“我要借借你的车。”普雷斯顿说。

“到别处借去。”那搬运工说。

没有时间解释或争辩，出租车的灯正从新环城路立交桥下开过去，就要看不见了。所以，普雷斯顿给了他一下，只在下巴上给了一下，那搬运工就趴了下去。普雷斯顿抓过倒下去的轻骑，从那人脚下抽出来，跨上去骑跑了。

在红绿灯路口他都很幸运。出租车已经开上了公司大街，要不是出租车在图书馆前赶上红灯，他这个噗啦噗啦的轻骑是怎么也赶不上的。当出租车从霍利沃尔街开到萨尔塔盖特时，他只距离100多码了。然后，在前面那半英里多的笔直公路上，那辆大马力的出租车又把他甩远了。如果温克勒朝西拐向切斯特菲尔德的乡间的话，普雷斯顿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的。

赶巧的是，出租车在远远的地方变成一个小点时，它的刹车灯突然亮起来。在萨尔塔盖特与阿什盖特交汇处，温克勒钻出了出租车。普雷斯顿越开越近了，他可以看到温克勒站在车旁，前顾后盼地看了看。路上没有什么车，他只好继续往前开，像一个下夜班回家的人一样，从停着的出租车旁开过去，拐向福杰姆伯路，停了下来。温克勒穿过公路，普雷斯顿跟着他。温克勒再没回头看。他绕过切斯特菲尔德足球场的围墙，走进康普顿路。在这儿，他走向一座房子，敲了敲门。普雷斯顿在暗影中走着，来到街角，躲在拐角一家的树丛后。

在那边，他看到黑黑的一座房子亮了灯，随之门打开了。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后，温克勒进去了。普雷斯顿叹了一口气，在树丛后安顿下来，决心监视下去。他不能去看温克勒进去的那家的门牌号，也不能监视那房子的后门。但他着到房子后面是足球场那高高的围墙，所以，在那边可能没有什么出口。

两点钟时，他听到步话机里传出微弱的声音——伯金肖回到这边来了。他报了自己的名字并告诉了位置。两点半时，他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向他的位置走来。伯金肖在树丛里跟他会齐了。

“你没事吗，约翰？”

“没事儿。他进屋了，树那边第二座、窗帘后有灯光的。”

“知道了。约翰，在谢菲尔德有个碰头会，两名特勤处的和三名武装警察，是伦敦的指示；你愿意逮捕他吗？”

“一点也不愿意。温克勒是个交通员。我要的是大鱼。他可能在那所房子里，谢菲尔德碰头会结果怎样？”

伯金肖笑了。“感谢上帝对英国警察的安排，谢菲尔德是约克郡，这儿是德比郡；上午，两家的局长还要碰头商量。这就给你时间了。”

“对，其他人呢？”

“在路那头。我们坐出租车来的，车已经打发走了。约翰，我们没有车了，而且，天要亮了，这条路上没有隐身之处。”

“在那边放两个盯梢，这儿放两个。”普雷斯顿说，“我要到城里去找派出所所长帮忙。如果那家伙溜了，告诉我一声，但要派两个人跟着他，两个人留在这儿监视那房子。”

他离开花园，退回到切斯特菲尔德中心去找派出所。终于在比特沃尔街找到了。他走着，有一句话总在他的头脑中回荡。温克勒的举止不大对头，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正文第二十章唐宁街10号新闻

罗宾·金所长在凌晨3点被叫醒了，他很不高兴。但听说是伦敦五局的一个官员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等他帮忙时，他同意立刻就来。20分钟后，他来了，脸没刮，头也没梳。

普雷斯顿简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所长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个外国人，可能是苏联间谍，从伦敦一直跟到这里；在切斯特菲尔德站跳了车，又跟到康普路一座房子，门牌号码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谁住在那所房子里，也不知道嫌疑犯为什么到那里去，但是我可以查出来。不过目前我还不打算逮捕他。我要监视那所房子。今天上午，我们可以同德比郡警察局长商量一下怎么处理。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有四个人在那里盯梢，但天一亮他们就要露馅儿了。所以，我现在需要帮忙。”

“怎么帮你呢？普雷斯顿先生。”所长问。

“比如说，你有没有不带标志的车？”

“没有。有几辆警车和两辆篷车，没有标志，但侧面有警车编号。”

“能不能给我们一辆没有标志的篷车，停在那条街上？让我的人躲在里面，暂时先对付一下。”

所长打电话通知值班的警察，提出同样的问题，等了一会儿，又说：“打电话叫醒他，让他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完转身对着普雷斯顿说：“我们的一个人有一辆篷车，但很旧了，常常推着走。”

30分钟以后，睡眼惺忪的警察跟盯梢小组在足球场正门口碰了头。伯金肖和手下的几个人爬进篷车，开到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马路对面停了下来。那个警察按照指示，爬出车去，伸了伸懒腰，像下夜班回家一样，顺着路走了。

伯金肖从后门往外窥视着，并用无线电与普雷斯顿联系。“现在好多了，”他说，“我们在马路对面能看得很清楚。另外，门牌是59号。”

“再坚持一会儿，”普雷斯顿说，“我正设法安排得更好一些。如果温克勒徒步走了，两个人跟着，两个人留下监视房子。如果他坐车走，篷车要跟上。”

“所长，我们要把那所房子监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要在路对面找一所房子，在楼上监视。能不能在康普敦路上找到一家可以让我们用的房子？”

所长沉思着。“我认识一家住在康普敦路的人，”他说，“我们都是共济会的，是会友，所以认识他。他过去是海军的上士，现在退休了。他住在68号。但我不知道在马路的哪一边。”

伯金肖回答说，68号在马路对面，隔两座房子。楼上的正面（显然是卧室）正好能清楚地看到那个目标。于是，金所长从派出所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按照普雷斯顿的主意，所长告诉睡意朦胧的房东——山姆·罗依斯顿先生——警察有一个行动，要监视一个嫌疑犯，那人藏到了马路对面。罗依斯顿清醒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守法公民，他当然同意警察使用他的卧室了。

汽车悄悄地绕到西街，伯金肖和他的人从房子之间溜过去，跨过花园篱笆，从后花园进入了康普敦路上罗依斯顿先生的房子。在夏日的晨曦还未洒向大地时，盯梢小组就进入了罗依斯顿的楼上卧室，透过纱窗帘，监视着街对面的59号。

罗依斯顿先生穿着驼色睡衣，僵直地站着。由于能为女皇的官员效劳而充满着爱国的自豪感，他也站在纱窗前瞪着马路对面的房子。

“银行抢劫犯，是吗？贩毒的？”

“差不多是那回事。”伯金肖回答说。

“这些外国人，”他说，“咱们的人决不会干那种事。就不该让他们这号人入境。”

盯梢组的金格呆呆地盯着外面，他的父母来自牙买加；芒戈正从楼下搬上来两把椅子，他是苏格兰人。罗依斯顿太太像老鼠一样从哪儿钻了出来，头上的卷发器和卡针都摘下去了。

“谁想喝杯茶吗？”她问。

巴尼又年轻又漂亮，竭力装出一副笑脸说：“那太好了，太太。”

于是，她的一天开始了。她一杯接一杯地沏茶，接连地送上来；但她家好像没有什么吃的东西。

在派出所，文书警察已经查出了康普顿街59号居民的身份。

“两名希腊的塞浦路斯人，先生。”文书向所长报告说，“是兄弟俩，都是单身汉。姓斯台发尼兹，一个叫安德烈斯，一个叫斯皮里敦。从当时的值班记录看，是四年前迁人的。他们在霍利威尔路开一个希腊小酒馆。”

普雷斯顿花了半个小时向伦敦打电话。先打通了桑蒂纳尔大楼的值班员，那人把线接给了巴里·班克斯。

“巴里，我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找到局长，并让他给我打电话。”

5分钟以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来了电话，平心静气而又头脑清醒，好像他没有睡觉一样。普雷斯顿将晚上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爵士，在谢菲尔德有个碰头。两名特勤人员和三名武警，奉命要进行逮捕。”

“我想那不是我们的安排吧，约翰？”

“据我所知，不是。”

“那好，约翰，这边由我来处理。你已经搞到了房子，现在要搬进去吗？”

“我们是搞到了一所房子，”普雷斯顿更正说，“但我还不想搬进去，因为我认为跟踪还没有跟到头。”

“还有一件事，爵士，如果温克勒离开这里回家去的话，我希望让他和和平平地回去。如果他是一个交通员的话，或者只是来检修一下什么的话，那么，他的上司要等他回维也纳的。如果他没回去，他们马上就会缩回去，彻底改变行动路线。”

“对，”奈杰尔谨慎地说，“这事我要跟伯纳德爵士商量一下。你想随队留在那儿呢，还是想回伦敦来？”

“可能的话，我要待在这儿。”

“好的，我要按照你的意见以六局的名义提出一个最高的要求。听我说，不要暴露你的身份，把你们的行动情况向查尔斯大街汇报。”

奈杰尔爵士放下电话后，便向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家里挂电话。五局的总局长同意8点钟在前卫俱乐部早餐时会面。

“这样你明白了吧，伯纳德？很可能真是苏共中央正在这个国家进行一个大的行动。”六局局长奈杰尔爵士一边往第二片面包片上抹黄油一边说。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情绪被打乱了，他坐在那里，眼前的早点一动没动。

“布赖恩应该把格拉斯哥的事情告诉我，”他说，“那个报告他还压在办公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总是常常在判断上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奈杰尔爵士自言自语地说，“我在维也纳的人认为温克勒是一个长期潜伏团伙的交通员。我判断，简·马雷很可能是这个线上的人物。现在看来，似乎有两个行动在进行着。”

他忍耐着没有讲出昨天为了从同事手中得到普雷斯顿——让他在温克勒行动中做野外指挥——而自己给自己发了一封电报的事。作为一个局长，有时候可以坦率，有时候也要谨慎，不能什么都说出去。

“那么第二个行动跟格拉斯哥的事件有联系吗？”伯纳德爵士问。

奈杰尔爵士耸了耸肩膀。“我也不知道，伯纳德，我们都在摸黑走路。显然布赖恩是不相信这些的，他也许是对的。不管怎么说，我是驳了他的面子。可是，格拉斯哥事件，米德兰的神秘电报，温克勒的到来……温克勒这个家伙给我们带来一个突破口，这可能是再也得不到的机会了。”

“那么，奈杰尔，你的结论如何？”

奈杰尔爵士歉意地笑了，这正是他所等着的问题。“没有结论，伯纳德，几个尝试性的推断。如果温克勒是个交通员，我等着他接关系，或者是来送东西，或者是来取什么东西，在某个公共场所——停车场啦，河边啦，公园长凳啦，湖边坐位啦。

“如果这儿有一个大的行动的话，一定潜伏着一个大号的间谍，导演着这个闹剧。如果你是这个人的话，你会让交通员到你家来吗？当然不会。你要有一个秘密接头处，或许两处。喝点咖啡吧。”

“好的，我同意。”伯纳德在同事给他倒咖啡时，只是等着他说下去。

“所以，伯纳德，在我看来，温克勒不是大鱼，只是一个小萝卜头，一个交通员、信使或什么人。那两个住在切斯特菲尔德小房子里的塞浦路斯人也是一样，潜伏的。你说是吗？”

“是，”伯纳德同意地说，“潜伏的小人物。”

“这样看来，切斯特菲尔德的小房子似乎是个接收送来的包裹、信件的中转站，是个避风港，也许是个电台据点。不管怎么说，这个地点对头，政府电讯总局两次截获的电报都是在德比希尔峰地区和谢菲尔德北部山丘一带，从切斯特菲尔德到那里去很容易。”

“那么温克勒又怎么解释呢？”

“伯纳德，这会怎么看呢？或许是发报机出了故障而派来的维修机师？或许是来检查进度的？不管哪种情况，我认为都应该放他回去报告，说一切正常。”

“这样，那条大鱼，你认为他就会露头吗？”

奈杰尔爵士又耸了耸肩膀。他怕的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可能会用逮捕来阻碍行动的进行，可能要搜查切斯特菲尔德那所小房子。在奈杰尔爵士看来，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蛮干。

“我应该想到他们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接头。他不是去找塞浦路斯人，就是他们来找他。”他说。

“奈杰尔，你已经知道了一些，我想，切斯特菲尔德那所房子至少还要监视一些时候。”

这时，秘密情报局的这个头头显得心情很沉重。“伯纳德，老朋友，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你那位年轻的布赖恩却急不可待地要闯进去抓人，昨晚他在谢菲尔德已经干了。当然了，急功近利地看，抓人似乎是挺好的，但是……”

“你甭管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了，奈杰尔，”伯纳德怏怏不快地说，“我可能管得太宽了，但我这条老犬还能汪汪几声呢。实不相瞒，这个行动我要亲自挂帅。”

奈杰尔爵士倾过身去，把手放到伯纳德爵士的胳膊上。“我打心眼里希望你这样做，伯纳德。”

9点半时，温克勒徒步离开了康普敦路的那所房子。芒戈和巴尼从罗依斯顿家后门溜出来，穿过花园，在阿什盖特路盯上了他。温克勒回到车站，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在圣潘克拉车站又被另一组盯梢盯住了。芒戈和巴尼又回到德比郡。

温克勒再没回他住的那所房子，就像在火车上扔掉了手提包，里面的睡衣、衬衣都不要了一样，他跟那所房子也永远断绝了关系。他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乘上了下午飞往维也纳的飞机。后来，奈杰尔·欧文在维也纳的站长报告说，苏联使馆的两个人接的他。

整个下午，普雷斯顿都把自己关在派出所里，制定在这个郡内进行监视工作的方案和细节。

整个官僚机构都运转起来了：查尔斯大街搬动了内务部，内务部授权德比郡警察总长指示金所长，要给予普雷斯顿及其手下一切合作。金先生乐于从命，但一切文字手续必须健全。

兰·斯图尔特和第二个小组开车到来了，并被安置在警察单身宿舍。那塞浦路斯两兄弟中午以前离开康普敦路去霍利威尔路口的小酒馆时，警察用长镜头给他们照了相，并用摩托车送回伦敦。又从曼彻斯特请来专家，到当地的电话局给两部电话——塞浦路斯两兄弟的家里和酒馆里的——都装上监听，他们的汽车上也被装上了方向报警器。

下午快下班时，伦敦方面“识认”出了两个塞浦路斯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塞浦路斯人，但确实是兄弟俩。他们都是希腊老共产党员，20年以前，他们离开希腊本土来到塞浦路斯。雅典很快通知伦敦说：他们的真名是康斯塔波普罗斯。塞浦路斯也有消息说8年前他们不见了。

克罗依登移民登记表明，斯台发尼兹兄弟俩5年前以塞浦路斯正式公民的身份进入英国，并得到居住的许可。

切斯特菲尔德的登记表明，他们3年半前才从伦敦迁来，长期租了一所房子开酒馆，又在康普敦路租了一套小住宅。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老实的和奉公守法的公民。小酒馆每周营业六天，午饭时人不多，但晚餐开到很晚，并供应可以带走的份饭，生意很兴隆。

在这个派出所里，除了金所长之外，只有六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对其他警察只说是一个全国性的贩毒案，让伦敦的人来，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些人的面孔。

太阳下山后，普雷斯顿在派出所里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到伯金肖和他的小组这里来了。

他离开派出所前，诚恳地向金所长表示感谢，谢谢他的帮助。

“你要到那所房子里去盯梢吗？”所长问。

“是啊，我到那儿去。”普雷斯顿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金所长苦笑了一下。“昨晚半夜的时候，楼下来了一个倒霉的搬运工，好像是什么人把他从轻骑上打倒，把车给骑跑了。我们在福杰姆伯路找到了他的轻骑，一点儿也没坏。而且，他对攻击者的描述很清楚。你不大出来，是不是？”

“是这样，我不会常出来。”

“那太明智了。”金所长说。

罗依斯顿先生住在自己的家中，还要每天装得跟往常一样，上午去商店，下午去玩保龄球。增加了的吃喝必须在天黑后才能去买，以免引起邻居们的怀疑。他还给送上来一台小电视，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楼上的孩子们”，于是，他们便住下来等着和看电视。

罗依斯顿夫妇挪到了后面的卧室去住。那个房间中的单人床搬到了前屋，盯梢的小伙子们轮流在床上休息，另外还搬来一个带三脚架的双筒望远镜和一架照相机，白天用长镜头拍照，晚上用红外线镜头拍照；两辆汽车都加满了油停在近处。兰·斯图尔特的小组在派出所里负责通讯联系，一端通罗依斯顿家，一端通伦敦。

普雷斯顿到来时，看到四个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巴尼和芒戈刚从伦敦回来，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板上呼呼地睡大觉。金格正坐在逍遥椅上，悠闲地抿着刚沏好的一杯茶，伯金肖像泥菩萨一样，坐在椅子上，透过透明窗帘盯着对面的空房子。

在风里雨里熬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生活是很舒适的。感到温暖、干燥、有足够的薄荷糖，还可以脱掉鞋。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他是饱尝过了的。目标房子的后面有一堵15英尺高的混凝土墙——足球场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派人躲到后面的树丛中去过夜。普雷斯顿坐在他与照相机之间的空椅子上，接过金格递给他的一杯茶。

“你带来秘密小组了吗？”伯金肖问。他是指技术处那些用于秘密搜捕的擒拿高手。

“没有，”普雷斯顿说，“一个原因是，我们还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另一个原因是，里面一定有一系列的报警器，他们能知道有人进去过，而我们却看不到；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要等那个大鱼露头。他一出现，我们就用车跟上他。兰·斯图尔特的小组可以来接管这所房子。”

他们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巴尼醒了。“电视有什么节目？”他问。“没什么，”金格说，“傍晚新闻，老是那一套废话。”

24小时之后，星期四的傍晚，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新闻却很吸引人。在他们那小小的荧屏上，他们看到首相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身着蓝色衣服，面前是一片新闻电视采访记者。

她宣布，她刚从白金汉宫回来，她已经要求解散议院。紧接着，全国就要开始准备大选，时间定为下个月，即6月18日。

接着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这个新闻，各党派的领袖和显赫人物都在表达他们必胜的信心。

“换个节目吧。”伯金肖对普雷斯顿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普雷斯顿盯着荧屏，陷入沉思。他终于开了口：“我想这回我可找到了。”

“哎，别跟我们打哑谜了。”芒戈说。

“什么呀，约翰？”笑声停下来后，伯金肖问。

“我的截止时间。”普雷斯顿说，但他却拒绝讲明什么事。

到1987年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厂家已经没有谁再生产那种旧式的圆形大灯了，但有一家还是如此，那就是微型奥斯汀。6月2日傍晚，从法国瑟堡开到英国南安普敦的渡船上下来的一批车辆中，就有这样一辆奥斯汀车。

这辆车是四周前在奥地利买的，开到德国一家地下修配厂进行了改装，又开回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行车执照等单据都是奥地利的，开车的这位旅客也是持奥地利证件，但他实际上是捷克人，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遵照沃尔科夫少校的旨意派遣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交通员，把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所需的东西带到英国来。

在海关，检查了一下小奥斯汀，但什么也没查出来。离开南安普敦码头后，司机便开上了伦敦的方向。但刚开到这个海港城市的北郊时，他却离开公路，进入一个大停车场。天已经很黑了，他把车停在最里面，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是一点也看不见他的。他下了车，手里拿着螺丝刀，开始卸大灯。

首先，他把灯和灯座间的镀铬复合圈卸下来，又用一把大螺丝刀把固定螺丝卸下来。卸完后，把灯从灯座中拿出来，把灯座里和灯脚上的连接线拆掉。看起来那灯很沉重，他把灯装到一个帆布袋中，放在旁边。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把两个大灯都卸下来。卸完后，那个小车就瞪着两只空空的大眼睛望着黑暗的夜晚了。他知道，明天早晨，他就得在南安普敦买两只新灯换上，然后再开走。

现在，他提起沉重的帆布袋，来到公路上，向港口的方向走回去300多码。这里的汽车站是接头地点。他看了一下表，还差10分钟。

恰好10分钟以后，一个穿摩托服的人走到这个公共汽车站。这里没有旁人，那人看了一下路上说：“末班车总要等好长时间的。”

捷克人松了一口气。“是啊，”他回答，“但还好，谢谢上帝，我半夜里总能到家的。”

他们默默地等到开往南安普顿的公共汽车到来，捷克人把帆布袋留在地上，上了车。当公共汽车的尾灯在城市那边消失后，骑摩托车的人拎起提包走开了。他沿着路边走到一个住宅区，他的摩托放在那里。

他骑回塞特福德，换成汽车。黎明时，又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街的家中，手中提着等了几周的东西，这是清单中的最后一个部件。第九只包裹送到了。

两天以后，对切斯特菲尔德的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监视已经一周了，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希腊两兄弟过着平淡单调的日子。他们9点左右起床，在家里忙一阵子，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都是他们自己干。在中午以前，开着他们用了五年的车到酒馆去忙活。在那里，他们一直干到半夜关门的时候，然后回家睡觉。没有人来拜访，电话也很少。有几个电话只是关于采购肉、莱和一些日常琐事。

兰·斯图尔特和他的人在霍利威尔路口的酒馆那儿。他们的汇报也是如此。那里的电话多一些，但也都是定购食品、订桌子和要求送酒的。作为一个盯梢，是不能每晚都坐到里面去吃饭的。两个希腊人都是职业间谍，从事秘密工作多年，一个顾客经常来吃饭并且赖着不走，会被他们识破的。但斯图尔特和同事们都尽力而为。

罗依斯顿家的小组的主要问题是厌烦情绪。在开始的那一段热情冷淡下来以后，连罗依斯顿夫妇也感到他们在场的不便。罗依斯顿先生曾同意自愿为保守党游说——他也愿意随时帮助别人——并在自己的窗前挂上了支持当地保守党候选人的标语。

这样，出出进进就可以多一些了。因为，任何一个戴着保守党玫瑰形徽章的人进来或出去，都不会引起邻居们的警觉。

从而，伯金肖几个人戴着玫瑰形徽章，在希腊兄弟去酒馆后，就可以出来走一走。这就使单调的气氛稍有改变。惟一不被枯燥所烦恼的就是哈里·伯金肖。

其余的人，主要感兴趣的就是电视。罗依斯顿夫妇不在家时，把声音开得小小的。白天和傍晚的主要节目就是竞选经过一周的竞选，三件事情开始明朗化了。

在民意测验中，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始终上不来。看来，主要的争夺还是像传统那样，是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第二点，公众民意测验表明，两个大的政党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不像四年前——1983年时，保守党取胜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而且，选民级的民意测验表明，80张边缘选票几乎可以决定国家新政府的颜色。每次民意测验中，都是些浮动票——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决定着双方的进退。

第三个变化是，尽管涉及到经济问题和思想问题，尽管各党派都竭尽全力左右运动方向，但运动的趋势都是越来越明显地侧重于单方面核裁军。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最关心的或第二关心的就是核武器竞争问题。

和平主义者所发起的一些运动，多为左倾的，他们也曾一度团结得很广泛，但仍跟以往的运动差不多，只是在白天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得到报纸和电视的广为宣传。这些运动，由于缺少基金组织，似乎只能依靠一些联合性渠道，雇用几百辆车，把示威者在全国各地拉来拉去。

工党强硬左派的显要人物们，不可知论者也好，无神论者也好，几乎在每个公众场合和电视摄像机前，无不与圣公会的时髦派牧师们平分秋色，双方的成员都对对方所讲的观点深表同情。

不言而喻的是，尽管社会民主同盟不赞同单方面裁军，但裁军主义者们的主要目标自然是保守党，就像他们的同盟自然是工党一样。工党的领袖，在全国执委会支持下，静观风向，公开地附和和支持那些单方面裁军主义者的要求。

贯穿左派运动的另一个主题是反美主义。在一百多个讲台上，会议主席对谴责苏联的话都讳莫如深，而反复强调的中心就是对美国的仇恨，把美国描绘成战争贩子、帝国主义和和平的威胁者。

6月4日，星期四，使整个运动鼓噪一时的竟是苏联的一个突然倡议：如果美国也能同样响应的话，苏联“保证”在整个西欧以及中立国家和所有的北约国家建立一个永久无核区。

英国国防大臣竭力解释说：“甲，欧洲和美国武装力量的撤除是有目共睹的，而苏联的核弹头却没有撤离目标。乙，华沙条约组织常规武器的实力与北约组织相比是四比一。但他的发言在午饭前就被哄了两次。护卫们只好将他从和平主义者的手中抢了回来。”

“谁都会认为这次大选就是一次核裁军的公民投票。”哈里·伯金肖一边嚼着薄荷泡泡糖一边咕咕哝哝地说。

“正是。”普雷斯顿也简短地说。

星期五，彼得罗夫斯基少校在伊普斯威奇的市中心采购东西。在五金店，他买了一辆轻便型双轮短柄手推车，就是那种常用来推袋子、垃圾桶或重箱子的车子。在一家建筑材料商店买了两块10英尺长的木板。

在一家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一个小型铁卷柜，30英寸高，18英寸宽，12英寸厚，门上带锁。

在木材商店，搞来了各种尺寸的板条、木棒和短梁；在一家“自己做”商店买来一套工具，包括一只高速钻和各种钢钻头和木钻头，还有一些钉子、螺帽、螺栓和一双厚厚的劳动手套。

从一家包装库买来一些绝缘泡沫；下午又到一家电料行买了四只方形的9伏干电池和一些颜色不同的单股软线。他跑了两次，才用小汽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到切里海斯街的家中。他把这些东西都存在车房里。天黑以后，把大部分东西拿到室内。

当晚，广播里的密码把装配师前来的具体情况告诉了他。这件事，事先没有让他记。这是第十个接头，时间是8号，星期一。他想，时间紧啊，太紧了，但他仍然可以按计划进行。

正当彼得罗夫斯基破译密码之时，正当希腊弟兄招待从附近打烊酒馆转过来的客人之时，普雷斯顿正在派出所跟伯纳德·亨明斯爵士通电话。

“问题是，约翰，老也没有结果，在切斯特菲尔德还得待多长时间啊？”伯纳德爵士说。

“才刚刚一个星期，爵士，”普雷斯顿说，“已经监视好久了。”

“对，这我懂。问题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现在，这边有人越来越主张闯进去搜一下，看看他们究竟在那所房子里搞什么名堂。你为什么不同意在他们去上班时进去秘密搜查一下呢？”

“因为我想他们是高级特务，他们能看出来被搜查过了。一旦发生了那种情况，他们一定有一个巧妙方法通知其上司不要再来找他们了。”

“是啊，我想你是对的。你可以像印度那样，把羊挂起来等着老虎来。但是，假设老虎不来呢？”

“我相信会来的，早晚而已，伯纳德爵士。”普雷斯顿说，“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好吧，”亨明斯在那边考虑了一下后，让步地说，“一周，约翰，下周五我就要派特勤人员到这儿来搜一搜。让我们正视现实，你找的那个人可能一直在里面。”

“我认为他不在。温克勒不会拜访老虎洞的。我认为他仍然在外面什么地方，但他会来的。”

“行了，约翰，一周。就是下周五。”

伯纳德爵士挂上了电话。普雷斯顿盯着听筒。离选举还有13天，他已经感到沮丧，自己可能是大错而特错了。除了奈杰尔爵士外，已经再没有人相信他的预感了。一个不起眼的圆钋盘和一个小小的捷克交通员根本不值得去追查，甚至会风马牛不相及。

“好吧，伯纳德爵士，”他对着嗡嗡的话筒说，“一周就一周。过了一周，无论如何，我也去搜查。”

星期一下午，从赫尔辛基飞来的芬兰航空喷气客机跟往常一样，准时抵达了希思罗机场。机上的旅客通过机场海关时，没有发现什么不符合手续的问题。其中有一名高个子、大胡子的中年旅客，他的护照上写着他叫乌尔霍·努蒂拉。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芬兰语，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父母都是芬兰人，但他实际上是俄国人，叫瓦西里叶夫，职业是原子工程科学家，在苏联炮兵部队军械研究局工作。跟大多数芬兰人一样，他也能讲听得懂的英语。

出了关之后，他搭乘机场客车来到希思罗的播塔饭店。他进入饭店的前厅，向有经过登记处，来到饭店的后门；后门通向停车场。他站在那里等着，下午的阳光照耀着停车场，没有人注意他。一辆小卧车开到他跟前，司机落下了窗玻璃。

“机场的客车是把旅客送到这儿吗？”那人问。

“不是，”这个旅客回答，“我想是送到前面吧。”

“你从哪儿来呀？”那年轻人又问。

“芬兰。”大胡子回答。

“芬兰一定很冷吧？”

“不冷。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很热的，但最讨厌的是蚊子。”

那年轻人点点头。瓦西里叶夫绕过车，钻了进去。他们开走了。

“贵姓？”彼得罗夫斯基问。

“瓦西里叶夫。”

“这就行了，其他什么也不用了。我叫罗斯。”

“要走很远吗？”瓦西里叶夫问。

“大约两小时。”

剩余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开着车。彼得罗夫斯基变换了几次路线，看有没有尾巴，没有。在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消失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切里海斯胡同。邻居路边的草坪上，阿米塔奇先生正在剪草坪。

“公司的？”瓦西里叶夫下车后向门口走去时，邻居问。

彼得罗夫斯基把那人的小提箱从车后拿出来，向阿米塔奇挤了挤眼。“总公司的，”他小声说，“工作出色，可能升啊。”

“哦，我想也该了。”阿米塔奇笑着说。他鼓励似地点点头，又继续剪草。

到客厅后，彼得罗夫斯基跟往常一样，先拉上窗帘再打开灯。瓦西里叶夫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好。”开灯后，他说：“谈谈公事，送给你的九件东西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共九件。”

“咱们核实一下。一个小孩玩的球，重约20公斤。”

“你看看。”

“一双鞋，一盒雪茄，一个石膏壳。”

“你瞧。”

“一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电动刮胡器，一只钢管，特别沉。”

“那可能是这个。”彼得罗夫斯基从衣柜里面拿出一只短短的金属筒，很重，外面带有防热层。

“是它，”瓦西里叶夫说，“最后是，一只手提灭火器，非常沉，和一对大灯，也很重。”

“你瞧。”

“好，都对。如果你把那些普通的附件买齐了，我明天早上就开始干。”

“何不现在就干呢？”

“你瞧，小伙子，首先，又锯又钻，在这个时间会引起邻居不满的；其次，我累了，跟这些玩意儿打交道是马虎不得的。我明早神清气爽地开始干，天黑就能搞完。”

彼得罗夫斯基点点头。“你在后面的卧室睡。我星期三送你去希思罗，赶上午的飞机。”

正文第二十一章原子弹组装台

瓦西里叶夫选择在客厅里干活，把窗帘拉上，打开电灯。首先，他要那九件该组装的东西。

“得要一个垃圾袋。”他说。彼得罗夫斯基从厨房中拿来一只。

“按我的话把东西递给我，”装配师说，“首先，雪茄盒。”

他撕开包封，拉开盖子。盒中有两层雪茄，上面13只，下面12只，每只都在一个铝管中。

“应该是下面一排左数第三只。”

正是如此。他把雪茄从管中倒出来，用刀片将雪茄割开，从里面的烟丝中抽出一只纤细的玻璃管，一端卷曲着，带有两条盘着的细电线。这是一只雷管。其余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袋。

“石膏壳。”

石膏壳有两层。第一层干了后，再加第二层。在两层中间，一张灰色的像玻璃腻子似的东西擀得平平的，用塑料薄膜包起来，以免粘住；再缠到胳膊上。瓦西里叶夫将两层巴黎石膏揭开，把空膛里的灰色粘土也剥掉，撕去塑料薄膜，将里面的东西揉成一个球。这是半磅塑料炸药。

李什卡先生的鞋给了他。他把两只后跟都切开，从一个跟里拿出一只圆形钢盘，直径2英寸，厚1英寸。边上套成又宽又平的螺纹，一面有一条深沟，可以插进一只宽头的螺丝刀。从另一只鞋跟里拿出一个灰色的金属盘，比那个平一些，宽2英寸。这是用锂制成的。锂是一种惰性金属，它与钋结合时，便成为引爆器，使原子反应达到最高能量。

与其相配合的钋盘则取自那只电动刮胡器。它曾一度使卡莱尔·沃斯尼亚克担惊受怕；它也是顶替在格拉斯哥丢失的那个钋盘的。这样，还剩下五件偷运过来的部件。

从卡车排气管里卸出的、带有隔热层的东西被拆开后，露出一只钢管，重20公斤。它的内径2英寸，外径4英寸，所以，管壁厚1英寸，电硬化钢制成。一端内壁套成螺纹，另一端有钢帽。在钢帽的中心有一个小孔，可以将雷管插进去。

从大副罗蒙诺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瓦西里叶夫取出定时器。这是一只密封的扁钢盒，长短像一盒香烟那么大，一面有两只大按钮，一个红的，一个黄的；另一面引出两条花线，一个正极，一个负极。每个角上都有一个挂耳似的东西，上面有孔，以便用螺栓固定在铁卷柜的外面，卷柜里面装炸弹。

装配师拿起伦魁斯特先生萨博车上的灭火器，拧下底部，这个底部是准备小组切开后又重新组装的，然后又刷上漆，盖住接缝。从里面取出的不是灭火泡沫，而是软填料。最后是一个像铅一样的重棒，5英寸长，直径2英寸。虽然很小，但仍有4公斤半重。瓦西里叶夫戴上厚手套操作。

“这是纯铀-235。这东西有放射性吗？”彼得罗夫斯基问。他好奇地在一旁看着。

“对。但并不怎么危险。人们总是认为所有的有放射性的东西都有同样的危险。不全这样。夜光表是放射性的，但我们大家都戴。铀放出阿尔法射线，不高。现在是针，这才是要命的，但只在达到临界点时才是要命的。那只是在起爆之际，而不是现在。”

从奥斯汀车上拿来的两只大灯要一层接一层地剥开。瓦西里叶夫拿下玻璃灯泡、细灯丝和反光碗，剩下的只是两个非常沉重的半球形碗状物，每只1英寸厚，电硬化钢制成。每个碗边都有法兰图，钻了16个孔，以便上螺丝。合到一起后，正好构成一个圆球。

一只碗的底部有一个直径2英寸的圆孔，孔内有螺纹，可以将李什卡左鞋跟里的钢圆盘拧进去。另一只碗的底部伸出一截短管，里面有2英寸宽的空洞，外面有法兰圈和螺纹，可拧进卡车排气管卸下的钢管里。

最后一个是小孩的球，从宿营车上拿来的。瓦西里叶夫割掉那花花绿绿的胶皮，一只金属球在灯下闪光。

“这包着的是铅，”他说，“里面是铀球——原子裂变核。以后我要把它拿出去，它也是放射性的，跟那个一样。”

九个部件都齐备后，他感到很满意，便开始弄钢卷柜。把它放躺下，提起盖，用板条和木棒在里面做了一个框架，像一个低低的摇篮，坐在柜底上，又用一层厚厚的防震泡沫盖上了。

“装进去炸弹之后，在四边和上面还要塞进一些。”他解释说。

他拿起四个电池，将电极分别接到一起，用胶带缠起来，又在卷柜的盖上钻了四个小孔，在盖里固定上电池。这时已是中午了。

“好，”他说，“咱们把它装到一起。可是，你见过原子弹没有？”

“没见过。”彼得罗夫斯基声音嘶哑地说。他是一个徒手搏斗专家，不怕拳头和刀枪棍棒。但瓦西里叶夫摆弄这种足以摧毁一座城镇的玩意儿时，却无动于衷，还显得很快活，真使彼得罗夫斯基担心。跟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原子科学是很玄妙的。

“过去，这玩意儿是很复杂的，”装配师说，“非常大，即使是威力很小的，也得在非常复杂的实验室里制造。现在，尖端的核武器，数百万吨级的氢弹，体积很小。但今天的基本原子弹已经简化到了在任何工作台上都可以组装的程度了，当然要有必要的部件，还要懂得工艺和加点小心才行。”

“了不起。”彼得罗夫斯基说。瓦西里叶夫正在切除铀-235外面的薄铅皮。铅皮像包装纸一样，包得严严的，用喷灯封好接缝。很容易地揭开了，里面又是一个球，直径5英寸，中间钻了一个直径2英寸的洞。

“想知道它怎么工作吗？”瓦西里叶夫问。

“当然了。”

“这个球是铀，重量是15公斤半。它的量还没有达到临界点；铀在它的量超过临界点时，才发生链式反应。”

“什么是‘链式反应’？”

“它开始嘶嘶地响，不是像汽水那样地嘶嘶响，我说的嘶嘶响是指一种放射术语，它开始进入爆炸状态。这个球还没有进入那个阶段，你看到那边的短棒没有？”

“看到了。”

那是铀棒，从灭火器中取出来的。

“那个棒正好能放进球中央的2英寸洞中。它进入球中后，它们的量就达到了临界点。那个钢管就像一支枪管，铀棒就像子弹；引爆以后，塑料炸药就把铀棒顺着管道崩进球的中心。”

“于是就轰——地炸了。”

“还不会那样，还要一个起爆器，不然的话，铀自己就嘶嘶地自消自灭了，放出大量的射线，但不发生爆炸。要想让它轰地爆炸，还得用中子云去轰击临界铀。这两个圆盘——锂的和钋的，就构成了起爆器。它们分开时，毫无害处，钋放出微弱的阿尔法射线，锂是惰性的。啪地将它们合到一起，就发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开始反应，放出我们所需要的中子云。由于它的作用，铀开始裂变，放出极大的能量，这就是破坏力。它只需要亿万分之一秒。这只钢管只能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起控制作用。”

“谁把起爆器扔进去呢？”彼得罗夫斯基在大难临头之际还在打趣地问。

瓦西里叶夫笑了。“谁也不用。两个圆盘已经装好了，只是分开着。我们把钋盘装到铀球洞的一端，锂盘则装到铀棒的一端。当铀棒像子弹一样从钢管射进球心时，棒端的锂盘便一下子贴到了钋盘上。就这样起爆。”

瓦西里叶夫用一滴高级胶水将钋盘粘到从李什卡鞋跟里取出的钢盘上，再把钢盘拧到一只钢碗的圆筒内，拿起铀球，放入碗中，碗内壁上有四个小突，正好滑进球上的四个槽内。装好后，铀球便固定了位置。瓦西里叶夫掏出一只钢笔电筒。向铀球中心的洞中看着。

“在那儿，”他说，“在洞底那儿等着。”

然后，他把第二个钢碗扣上，正好合成一个圆球。又花了一个小时把16个螺丝沿着法兰圈固定紧，使两个半球紧紧地合成一体。

“现在装枪管。”他说。他把塑料炸药塞进18英寸长的钢管里，从厨房拿来一个拖把，用拖把柄将炸药轻轻地压实，从钢管底部的小孔中，彼得罗夫斯基看到塑料炸药已经挤出来了。瓦西里叶夫又用高级胶水将锂盘粘到铀棒的一端，用软手纸包住，使它在管中受震时不至于滑脱出来，再将铀棒装到管中，使它直抵管底的炸药上，然后，将钢管拧到球体上。它像一个灰色的直径7英寸的甜瓜，一面伸出一个18英寸的手柄，也好像一枚大号的手榴弹。

“快完了，”瓦西里叶夫说，“就剩下常规炸药的安装了。”

他拿起雷管，把一头的导线分开，用绝缘胶带包起来。如果短路了，就会失效。又用两段5安培的导线分别接到雷管的两条线上。然后，把雷管塞进钢管另一端的小孔里，插入塑料炸药之中。

他像抱婴儿一样，小心地把炸弹放到垫着泡沫的摇篮里，又在四周和上面包上一些泡沫，就像放进了被窝一样，只是把两条导线留在外面。一只线接到电池的正极上。

第三条线从电池的负极引了出来，这样，瓦西里叶夫每只手上还有一条线。他把每条线露出的部分都包上胶带。

“只是防止它们一旦碰到一起，”他笑着说，“不然的话，就呜呼哀哉了。”

还有一个没有用上的部件就是定时器。瓦西里叶夫在钢卷柜侧面靠上部的地方钻了5个孔。中间的孔是穿过定时器上的导线用的，他把导线穿了过来。另外4个孔是用螺丝把定时器固定在卷柜上用的，他把定时器固定好，把电池上的线、雷管的线与定时器上的导线，按照颜色接好。彼得罗夫斯基屏住了呼吸。

“别担心，”瓦西里叶夫看到了他的样子，说，“这个定时器已经在家里多次做过实验，短路装置在里边，很好使。”

他把最后一条线接好，把接头都厚厚地缠上绝缘，把卷柜盖子关上，再锁好，把钥匙交给了彼得罗夫斯基。

“好了，罗斯同志，交给你了。你可以用手推车把它推到车房里面去，别碰坏它。你愿意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震动也不会影响它。最后一点：这个黄钮，把它使劲按下去时，定时器开始走，但不接通电路，两个钟头后，定时器会接通电路。按这个黄钮，你可以有两个钟头的时间逃走。

“这个红钮是手动起爆装置，一按便立即爆炸。”

他还不知道他说的不对。人家怎么告诉他的，他就怎么信了。在莫斯科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钮都是定在立即爆炸上的。

已经是傍晚了。“好了，罗斯朋友，我想吃点喝点什么，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好回家。你看这样行吗？”

“行，”彼得罗夫斯基说，“咱们把卷柜放到这个角落里，在衣柜和酒柜中间。你自己先喝点威士忌，我弄点晚饭。”

上午10点钟，他们坐着彼得罗夫斯基的小车向希思罗机场开去。在科尔切斯特西南方一个偏僻去处，那里的路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彼得罗夫斯基停下来解手。几秒钟后，瓦西里叶夫听到他一声惊叫，便跑过去看出了什么事。在一排树的后面，彼得罗夫斯基熟练地拧断了他的大脖筋，结束了他的生命，剥光他身上一切有标识的东西，将死尸放到一个深坑里，用新鲜树枝盖起来。尸体可能在一两天后被人发现，也可能更长些。警察调查结果要把照片登在当地报纸上，他的邻居阿米塔奇可能看报，也可能不看报，他可能认出来，也可能认不出来。不管怎么说，那时一切都太晚了。彼得罗夫斯基开车回伊普斯威奇。

他毫无顾虑，关于装配师的命令是一清二楚的。他不能想像，瓦西里叶夫是如何看待他要回家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有其他难题。一切都就绪了，但时间太短。他已经看过伦德尔沙姆森林，也选好了地点。那里树木浓密，但距离美国空军本特沃特斯基地的铁丝网只有100码远。早晨4点钟时不会有什么人。他按上黄钮后，在6点就会爆炸。在定时器嘀嗒嘀嗒走时，上面是盖着厚厚的新树枝的，而他却在拼命朝伦敦方向开去。

惟一不知道的是哪一天早晨，但是他知道，开始行动的信号将在头一天晚上10点钟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英语新闻节目中发来。利用广播员在宣读第一条新闻时有意念错字的形式来表达。但是，由于瓦西里叶夫不能告知莫斯科了，他还得另行通知莫斯科一切就绪。这就意味着还要最后一次用无线电发报，然后，两名希腊人就没用了。在6月的温暖夜晚的黑暗中，他离开了切里海斯胡同，悄悄地朝北开向塞特福德，去取他的摩托车。9点钟时，他骑着摩托向西北的英国米德兰平原驶去。

在这平静的夜晚，罗依斯顿家楼上的盯梢暗哨的枯燥烦闷气氛被打破了。刚过10点钟，兰·斯图尔特的声音从派出所那边传了过来。

“约翰，我的一个小伙子正在酒馆里吃饭，电话响了两次，然后，打电话的人就挂了；又响了两次，又挂掉了。然后，又打了第三次，听到的人接了电话。”

“两个希腊人接电话没有？”

“第一次响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接，第二次也没接，继续招待客人……等一下……约翰，你在吗？”

“当然在啊。”

“我的在外面的一个人报告说，一个希腊人走了，从后门走的，正朝他们的车走去。”

“两辆车、四个人跟上，”普雷斯顿说，“留下两个人监视酒馆。出去的人可能出城。”

但希腊人没出城。安德烈斯·斯台发尼兹开车回到康普顿路，停下车，进了屋。挡上窗帘开了灯。再也没发生什么事。在11点20分，斯皮里敦比平时早一些就关了酒馆，走回家中。到家时是差一刻12点。

普雷斯顿的大鱼在快到午夜时来到了。马路上万籁俱寂。几乎所有的灯都关了。普雷斯顿把他的四辆车和手下人散在各处，但谁也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到来。他们首先是从斯图尔特的一个人那里知道的。

“在康普敦路口有一个人，在与克劳斯街交叉处。”

“在干什么？”普雷斯顿问。

“什么也没干，在黑影中一动不动地站着。”

“等着。”

罗依斯顿家楼上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拉开了，几个人站得离窗户远一点。芒戈躬身在装有红外线镜头的照相机后面；普雷斯顿把小无线电紧贴着耳朵。斯图尔特小组的六个人以及他的两名司机和车分布在四处，都用无线电联系。街上一家门开了，把一只猫赶了出来，又关上了。

“他动了，”无线电里传来声音，“顺街朝你们那边走去了，很慢。”

“看到了，”金格小声说，他正站在窗户旁边，“中等个，很健壮，深色长风衣。”

“芒戈，你能在他到希腊人门前路灯附近时照几张吗？”伯金肖问。

芒戈将镜头调了调。“我把镜头对准路灯一带了。”他说。

“他又走近了10码。”金格说。

穿风衣的人悄无声息地走进了路灯的灯光范围内。芒戈的相机连续快速地照了五张。那人走过路灯，来到斯台发尼兹家的门前。他走过短短的市道，没按铃，却敲了敲门。门立即开了。门道里没有灯光。深色风衣进到里面，门关上了。

在街对面，紧张减轻了。

“芒戈，把照片取出来，送到派出所暗室里，立即洗出来送到苏格兰场，也要立即送给查尔斯大街和桑蒂纳尔大楼。我要让他们准备好识认一下。”

什么东西使普雷斯顿感到不解。那人走路的样子使他纳闷。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为什么穿风衣呢？为了防潮？整天都是阳光明媚呀。为了掩盖什么？浅色衣服？高级衣服？

“芒戈，他穿的是什么？你在近处看到了他。”

芒戈刚要出门。“风衣，”他说，“深色，很长。”

“里面呢？”

金格打了个口哨。“靴子，想起来了，高筒皮靴。”

“这个混蛋，他是骑摩托来的。”普雷斯顿说。他对着无线电话说：“街上的每一个人，只许徒步，不能有发动机声，除了康普敦路，到每一条街上去，找一辆发动机还热着的摩托车。”

问题是，他想，我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待多长时间，5分钟？10分？60分？

他呼叫兰·斯图尔特：“兰，我是约翰，如果找到了那辆摩托车，要给它装上一个方向跟踪器，同时通知金所长，要他指挥。那人溜走时，我们跟着，哈里小组和我。你和你的人留下监视希腊人。我们离开一个小时以后，警察可以搜查房子和逮捕希腊人。”

正在派出所里的兰·斯图尔特表示同意，并给金所长家打电话。

1点还差20分时，这帮人才找到那辆摩托车，立即向普雷斯顿报告。他们仍在罗依斯顿的房子里。

“有一辆大型的BM，在奎因路一头。后座的货箱锁着，后轮两边各有一只驮筐，没锁。发动机和排气管还热着。”

“车牌号？”

告诉了号码。他把号码告诉了在派出所的兰·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叫人立即查找，原来是萨福克郡的号，注册人是多切斯特郡的一位叫杰姆斯·邓肯·罗斯的人。

“不是偷来的车、假牌子，就是无名地址。”普雷斯顿小声说。

一小时以后，多切斯特的警察说，这是最近最后注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发现摩托车的人得到命令，让他把跟踪器装到驮筐上，打开开关，离开摩托。这人叫乔尔，是伯金肖的两名司机之一。他回到自己的车中，坐在驾驶盘后面，试了一下，跟踪器确实好使。

“OK，”普雷斯顿说，“现在换换班，驾驶员各就各位。兰·斯图尔特的三个人，转移到西街的后门，到这儿来换我们，一个一个的，不能出动静，现在就来。”

他对屋内的几个人说：“哈里，收拾一下，你先走，用前面的车，我将跟你会齐。巴尼、金格，用后面的车。如果芒戈愿意的话，跟我一起走。”

斯图尔特小组从后门一个接一个地到来了。普雷斯顿默默祷告着：对面的特务可千万别在我们换班时走了啊！他最后一个离开。他把头探到罗依斯顿的卧室里，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保证，天亮时一切都会结束的。里面回答了一声，但声音中疑虑多于相信。

普雷斯顿从后花园溜到西街。5分钟后，找到了伯金肖和乔尔的车，停在福杰姆伯路上。金格和巴尼从第二辆车上报告说，他们在马斯登路的那一端。

伯金肖快快不乐地说：“咳，要不是这辆摩托的话，我们还蹲在屎坑里不知道动呢！”

普雷斯顿坐在后面。伯金肖坐在司机旁，看着面前仪表盘上的指示屏。它像一个小小的雷达屏，一有节奏地闪烁着；以车的纵向轴线为基准的90度扇形内表示出方向，现在的距离大约为半英里。第二辆车上也有同样的装置，需要时，两辆车可以进行交叉跟踪。

“原来是这么个摩托车，”普雷斯顿垂头丧气地说，“在这种街道上，咱们是永远跟不住它的。路上太空了，而且这个人又太能干了。”

“他走了。”

步话机里突然传来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斯图尔特在罗依斯顿家的人报告说，穿风衣的人离开了门口，穿过马路。他们肯定他顺着康普敦路向克劳斯路走去，正好朝着BM摩托车的方向走去。然后就看不见他了。两分钟以后，斯图尔特的一个司机（他的车停在圣马格丽特路上）报告说，特务从前面的路上穿过，仍向奎因路走去。然后，又没有消息了。5分钟过去了。普雷斯顿祈祷着。

“他动了。”

伯金肖在前面座位上激动得跳了起来。对于这位冷漠的盯梢者来说，这是很少见的。在小荧屏上，闪光在慢慢移动，说明摩托车与本车的角度在改变。

“目标在移动。”第二辆车证实说。

“让他走1英里，然后出发。”普雷斯顿说，“现在发动引擎。”

显示信号在切斯特菲尔德中心向南又向东疾驰。快到劳兹米尔转盘时，几辆车开始跟上去。当他们到达转盘时，便一点怀疑也没有了。从摩托车传来的信号明显增强，并且一直沿着A617号公路向曼斯菲尔德和纽阿克开去。距离：刚刚超过1英里。前面的摩托车连他们的灯光都看不见。乔尔笑了。

“想把我们甩掉，你这个坏蛋。”他说。

要是那个人驾着汽车的话，普雷斯顿就高兴了。摩托车是不好跟的，又快又变化多端。在密集的车辆中，它可以钻来钻去，甩掉跟踪；它可以穿小巷跨人行道，但汽车过不去；甚至在乡间时，可以离开大路，到草地上去开，而汽车是很难跟得上的。现在的关键是离那人远一点，不让他知道被跟上了。

前面开摩托的人还不错。他按照时速限制驾驶，但很少低于时速限制，在转弯时也不减速。他沿着M1号高速公路东侧的A617号公路开着，穿过沉睡的曼斯菲尔德，又继续向纽阿克开去。这时大约是两点钟。他又从德比郡来到土地肥沃的诺丁汉郡，仍然不减速。

接近纽阿克时，他停下了。

“距离迅速接近。”乔尔突然说。

“关灯，停车。”普雷斯顿急促地说。

实际上，彼得罗夫斯基拐到了旁边的一条路上，熄了灯灭了火，坐在路边看着他刚刚走来的路上。一辆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消失在纽阿克方向。再也没有什么了。1英里以外的路上，两辆跟踪车停在路边，彼得罗夫斯基一动不动地待了5分钟，然后打着火，顺着公路向东南开去。他们看到荧屏上的信号移动后，又跟上了，始终把距离保持在1英里以上。

他们跟过了特伦特河。那里，巨大的糖厂的灯光在他们的右边照耀着，然后跟进了纽阿克。现在是3点刚过。在城内，信号变化得很激烈，跟踪车也便拐来拐去。后来，信号似乎是开上了通向林肯的A46号公路。但跟踪车开上该公路半英里时，乔尔突然刹住了车。

“他朝右边开跑了。”他说，“距离越来越远。”

“回头。”普雷斯顿说。他们在城内找到了转弯处。目标顺着A17号公路向东南方向朝着斯利福德开去了。

在切斯特菲尔德，两点25分时，警察对斯台发尼兹的房子采取了行动。十名穿制服的警察，前面是两名特勤人员，穿着便服。要是再早10分钟的话，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逮住两名苏联间谍的。事情真不凑巧，正当特勤人员到门口时；门打开了。

显然，希腊兄弟俩带着发报机准备坐车去发报，编排好的密码已经录在发报机里了。安德烈斯·斯台发尼兹正走出来发动车，突然看到了警察，斯皮里敦拿着发报机跟在后面。安德烈斯喊声不好，便退回去急忙关门。警察冲上去，用肩撞门。

门被撞倒后，安德烈斯正在门后，被压在下面。他跳起来，在窄窄的过道里像野兽一样搏斗着，两名警察才将他摔倒。

两名特勤人员从混战的人堆中跨过去，迅速地察看一下楼下的房间，向屋后的两名警察喊着，屋后的人说没看到什么人跑过去，两名特勤人员便向楼上冲。卧室是空的。他们发现斯皮里敦在屋顶的阁楼里，发报机放在地面上，机上的一条软线引到墙上的插座里，机盘上的小红灯亮着。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

在曼威治山，政府电讯总局监听站截获到一个秘密电台的快速信号，记录时间是6月11日（星期日）凌晨两点58分。三角测位立刻判断出发报地点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城内的西区。立即通知了该地派出所，并且将电话转到了正在车中的所长罗宾·金。他接过话筒告诉曼威治山说：“我知道了。我们已经抓住他们了。”

在莫斯科，二级准尉收报员从头上摘下耳机，向电报打字员点点头。“很弱，但很清楚。”他说。

打字员噼噼啪啪地打起来，旁边跳出长长的一页纸，上面布满了一些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字母。打完后，收报机旁边的准尉把那条纸撕下来，送到破译机中，机中已经输入了同样的一次使用的密码。破译机将纸条吸进去，里面的电脑认读着那些字母，又显示出清晰的内容。准尉读了一下电文，笑了。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报了自己的姓名，又核实了一下接电话人的姓名，说：“曙光在‘前进’。”

过了纽阿克以后，原野开始平坦起来，风却大了。跟踪车进入了稍有起伏的林肯郡高地，笔直的公路一直通向芬市。一闪一闪的信号既稳定又强烈，引导着普雷斯顿的两辆车顺着公路穿过斯利福德市，向沃什湾和诺福克市开去。

在斯利福德东南，彼得罗夫斯基又停下来，扫视着黑暗的地平线，看看他刚刚开过来的路上有没有灯光。在距他1英里远的地方，跟踪者关了车灯，一声不吭地等在那里。当信号又开始移动时，他们又跟上去。

在萨特顿村，他们又迷了一段路。从这个沉睡的村庄向远处伸展开两条路：A16号公路向南通向斯包尔丁；而川号公路向东南，通向朗萨顿和金斯林，穿过诺福克郡。他们花了两分钟才判定，信号沿着通向诺福克的川号公路一直开下去了。距离已经增加到3英里。

“赶上去。”普雷斯顿命令说。乔尔让速度表的指针保持在145公里上，直到距离为1英里半时，才减了速。

在金斯林的南边，他们过了乌斯河的桥。几秒钟后，信号从立交桥那里开上了向南通向唐南马克特和塞特福德的公路。

“他到底要到哪儿去呢？”乔尔嘟嘟哝哝地说。

“他一定在那边有一个老巢，”普雷斯顿在后边说，“只管跟着。”

在他们的左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抹暗粉色，路边掠过的树影也清晰起来了。乔尔把大灯换成了侧灯。

在远远的南方，晨光同样地洒在一长串大客车车队上。车队轰轰隆隆地在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的闹市中拥挤堵塞的街道上开过去，有200多辆车，来自全国各地，车里挤满了游行者；其他示威者有开小车来的，有骑摩托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也有步行来的。这个缓慢的游行队伍，打着彩旗举着标语，从城中走出来，来到A143号公路上，到伊克斯沃十字路口去休息。在狭窄的车道上，客车再也开不了了，便在靠近十字路口的路边，把车中困得直打哈欠的人们赶下来，来到这晨曦灿烂的萨福克原野。领队的人催促和哄骗人们排成队伍，而萨福克的警察则跨在摩托车上监视着。

在伦敦，灯仍然亮着。当那些盯梢的正跟着那个人的时候，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及时得到通知，并且按照他的意图把他从家中接来了。他和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一起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室内。

在城市的另一方，奈杰尔·欧文爵士也在桑蒂纳尔大楼内他的办公室里，也是遵照他的要求而通知他的。在下面的地下室里，布劳德温女士已经坐了半夜，盯着一个人的面孔。那人站在德比郡一个城市的街灯下。她是在半夜一两点钟时，被从家中接来的，而且只是应了奈杰尔爵士的私人要求才同意来的。他用鲜花迎接她的到来，为了他，她可以上刀山；但别人谁也不行。

“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她一看到那张照片，便这样说，“而且……”

一个小时以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到4点钟时，她认出来了。是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提供的。已经六年了，有些模糊不清了，而且只有一张。甚至摩萨德都拿不准，旁边的说明写得很明白，只是有点嫌疑。

这是摩萨德的一个人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拍的。这人那时叫蒂莫思·唐纳利，沃特福德郡水晶公司推销员。在一次跟踪中给他照了相，并让他们自己人在都柏林查了一下。蒂莫思·唐纳利这个人确实有，但不在大马士革。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照片上的这个人不见了。他再也没有露面。

“就是他，”她说，“耳朵证明了。他戴个帽子就好了。”

奈杰尔爵士向科克大街地下室打电话。“伯纳德，我们认为已经认出他来了。”他说，“我们可以给你印一张并且给你送来。”

在金斯林以南6英里的地方，他们几乎丢了他。跟踪车正朝南向唐南马克特开去时，荧屏上的信号开始漂移，起初很细微，后来便明显了，它向东去了。普雷斯顿查了一下地图。

“他在那边拐到川号公路上去了，”他说，“向塞特福德去了。在这儿向左。”

在斯特拉塞特，他们又跟上了，然后是塞特福德的一条笔直大路，两边是树林，长着桦树、柞树和松树。他们开到了加罗山顶，可以看到前面那古老的交易市场沐浴在晨曦之中。乔尔突然停了车。

“他又站住了。”

又在看有没有盯梢？在开阔的乡间路面上，他是常常这样的。

“他在什么地方？”

乔尔看了一下距离指示器，指着前方。“正好在市中心，约翰。”

普雷斯顿看了一下地图。除了他们在的这条路，还有五条路从塞特福德市内通向四方，像一个星星一样。天越来越亮了，5点了。普雷斯顿打了个哈欠。“咱们等他10分钟。”

这10分钟，信号一点没动；又过了5分钟，还没动。普雷斯顿让第二辆车从环路绕过去。第二辆车从四个点与第一辆交叉测位，信号正好在塞特福德中心。普雷斯顿拿起听筒，说：“OK，我想咱们找到他的老巢了。逼近。”

两辆车在市中心越靠越近，在马格达兰街汇到一起。5点25分时，发现那里原来是一个空旷的车房广场。乔尔将车掉了掉头，直到方向稳稳地指到一个门上。他们立刻紧张起来。

“他在那儿。”乔尔说。

普雷斯顿爬了出来。巴尼和金格也从那辆车中走过来。

“金格，你能把那锁弄开吗？”

金格以行动代替回答。他从车中工具箱里拿出一只火花塞扳手，将它插到门扳手上，用力猛一撬，只听锁里咔嚓一声。他看了看普雷斯顿，后者点点头。金格把那扇顶檐大门忽地一下拉开，急速闪到一旁。

站在场子里的人愣住了。摩托车放在车房的中央，一个钉子上挂着黑色的皮摩托服和头盔，一双高筒靴靠墙放着。在沾满灰油的地板上是一辆小型汽车的轮胎印。

“哦，上帝呀！”哈里·伯金肖说，“这是一个中转站。”

乔尔将头探出车窗。“科克大楼刚从警察电话网打来电话，他们说有一张脸部全图。让他们送到哪儿？”

“塞特福德警察局。”普雷斯顿说。他仰首望着蔚蓝的天空。“但是太晚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正文第二十二章美国佬滚蛋

5点以后，游行者们终于排成了七人纵队，队伍有1英里长。队头从伊克斯沃路口（叫做A1088）沿着狭窄的公路向北行进，目的地是小费肯翰村，然后，通过更窄的公路去霍宁顿皇家空军基地。

这是一个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的早晨。虽然时间太早，但游行者们个个斗志昂扬。他们这样早就来，正是为了赶上运送巡航导弹的美国银河运输机到来之时。当队伍行进到路两边都栽有树墙的地段时，人们便喊起来：“不要巡航导弹——美国佬滚蛋！”

几年以前，霍宁顿皇家空军基地是旋风歼击轰炸机基地，从全国范围讲，还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只是小费肯翰、霍宁顿和萨皮斯顿的村民们难以忍受旋风轰炸机在头上轰轰乱吼。在霍宁顿设立英国第三枚巡航导弹的决定使事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旋风轰炸机都迁到了苏格兰，在原来的地方，乡村居民的和平生活却被抗议者们所打破。大多数抗议者都是妇女。她们有着奇怪的生活习惯。她们侵占了土地，在田地上支起简易帐篷。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年。

以前，也出现过游行示威，但这次规模是最庞大的。报纸、电视台的记者们也背着沉重的设备和摄影机，在队伍里跑前跑后，拍摄那些愤怒的场面。队伍中还包括三名影子内阁的成员。两名大主教、一名修道院院长、基督教革新派的一些头面人物、五名工会领袖和两名著名科学家。

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和平主义者、自觉反对派：牧师、贵格会教徒、学生、亲苏马列主义者、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讲师和工党积极分子，还掺杂着一些失业者、流氓、嬉皮士和老生态学家，也有数百名家庭妇女、工人、教师和中学生。

前面道路的两侧，都住着一些妇女抗议者，挂着许多大标语牌和旗帜，她们都穿着登山服，留着平头，有的手挽手，有的为游行者鼓掌。在行进队伍的两侧是两排骑摩托的警察。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在5点15分离开塞特福德，跟往常一样，驾驶着小汽车一直向南，沿着A1088号公路来到通向伊普斯威奇的主要公路，向家中驰去。他一夜都没有歇息，觉得很疲倦。但他知道，他的消息会在3点30分发出去，莫斯科会知道他没把事情搞糟。

他在尤斯顿豪尔附近越过郡界，进入萨福克郡内，看到路边有一个警察岗，另一名警察跨坐在摩托车上。不该在这条路上设岗啊，而且时间也不对头。前几个月中，他在这条路上跑过多次，但从来没见过警察岗。

又开了1英里，到了小费肯翰，他的所有神经都紧张起来了。两辆白色的警察巡逻车停在村北头，旁边有一群老警察，正跟两名骑摩托的警察商量着什么。他从旁边开过时，他们看了看他，但没让他停车。

随后，在伊克斯沃，事情发生了。他刚刚出村朝着右边的一座教堂开去，突然看到一辆警察摩托靠在路栏上，巡逻警察站在马路中央，举起胳膊让他停车。他慢了下来，同时把右手伸进车门上的地图袋里，袋中一卷毛衣下面，是一支芬兰造自动手枪。

如果是圈套的话，后面一定被包抄了。但好像只有一个警察，附近看不到把话筒贴着嘴的警察。他慢慢地把车停住。那位穿着维尼纶黑色警服的大个子警察向他的驾驶窗口走来，躬下腰。彼得罗夫斯基看到一张红红的萨福克人的脸，并没有显出恶意。

“请把车开到路边好吗？就停在教堂前。然后，你就不会有事了。”

看来，确实是一个圈套。敌意被掩盖着，但附近为什么没有别的警察呢？

“出了什么事，警官？”

“恐怕前边的路堵住了，先生。我们得疏通一下。”

真的还是假的？或许前边有大拖车翻了？他决定不向警察开枪，也不逃走。还不到时候。他点了点头，松开离合器，把车开到教堂前的停车处，然后等着。从反光镜中，他看到那个警察再不注意他了，却在指挥另一辆轿车开到停车处来。这回是了，他想，是反间人员。但那辆车里只有一个人。那辆车停在他的后边。那人爬了出来。

“出了什么事？”那人喊着问警察。彼得罗夫斯基开着车窗可以听到他们谈话。

“你还没听说呀，先生？游行。所有的报上都登了，而且电视也是。”

“咳，见鬼！”那个司机说，“没想到是这条路，而且在这个时候。”

“不会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过去的，”警察安慰说，“不会超过一小时。”

正在这时，游行队伍的队首在拐弯处出现了。彼得罗夫斯基满意而欣赏地望着远处的旗帜，也模糊地听到喊叫声。他从车中爬出来观看。

马格达兰路边，带有三十个车房的柏油广场上人声嘈杂起来。发现那间车房几分钟后，普雷斯顿就派巴尼和第二辆车到格罗弗路警察局去求援。当时，在前屋有一名值班警察，后屋有一个警士在喝茶。

与此同时，普雷斯顿利用警方通讯网向伦敦打电话。尽管这是无线电话，他一般也是用暗语以汽车出租公司的名义打电话。他小心谨慎地对空中讲着话，并指名要与伯纳德爵士本人讲话。

“我需要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警察帮助，”他说，“也要一架直升飞机，爵士。要特别快，不然就完蛋了。”在等待的时间里，他花了20分钟研究东英格兰的大比例尺地图，地图铺在乔尔的车盖上。

5分钟后，一名塞特福德摩托巡逻警察，受派出所所长的指派，来到了广场。他关掉引擎，停住车，向着普雷斯顿走来，边走边摘头盔。

“你是伦敦来的先生吗？”他问，“我能帮什么忙吗？”

“你要是魔术师的话，还能帮点忙。”普雷斯顿叹气说。

巴尼从警察局回来了。“给你照片，约翰。我跟值班警士讲话时到的。”

普雷斯顿凝视着在大马士革街道上被拍下来的那个漂亮小伙子的面孔。

“你这个混蛋。”他小声地说。他的声音被另一个声音淹没了，所以，谁也没有听见。两架美国们11歼击轰炸机从城市上空一掠而过，飞得很低，向东飞去了。它们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打破了醒来城市的寂静。那个警察连看都没看一眼。巴尼站在普雷斯顿旁边，看着飞机消失在空中。“吵人的家伙。”他说。

“咳，它们老是在塞特福德飞过，”当地警察说，“过几天就不用理会了。从拉肯希思飞来的。”

“伦敦机场就够糟的了，”巴尼说，他住在豪斯洛，“但那些班机至少不会飞得这么低。真难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活下去。”

“别理会它们，就让它们待在天上吧，”那警察说着，手中剥着一块巧克力糖，“别坠毁就行。它们携带原子弹，真的。小的，留神点儿。”

普雷斯顿慢慢地转过身来。“你说什么？”他问道。

在科克大街，五局的工作也很紧张。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省却了平时靠法律顾问联系的程序，亲自直接打电话给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的警察署副署长（刑事处）。诺里奇的署长还没起床，而伊普斯威奇的署长却已上班了，因为游行示威使萨福克的一半警察都出动了。伯纳德在电话里找到副署长的时候，塞特福德警察局的电话也来了。他授权给以全面协助，文书手续随后便下达。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正在找直升飞机。英国有两个情报机关可以呼叫特种空中警察，即所谓“献身”的直升飞机，他们驻扎在伦敦外的诺索尔特。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叫到一架直升飞机；但正常情况下要预约。对于副总局长的紧急请求，对方回答说，过40分钟可以起飞，然后就飞往塞特福德。哈考特·史密斯让诺索尔特等一下。

“得80分钟。”他对伯纳德爵士说；这时，总局长正在与萨福克警察署副署长谈话。“你手头有直升飞机没有？就是现在，有吗？”他问萨福克的副署长。

对方稍有一段停顿。副署长正用内线电话与交通监理联系。“我们在贝里圣埃德蒙兹的上空有一架。”他说。

“请立即飞到塞特福德，把我们的一个官员接上去，”伯纳德爵士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事情，我可以保证。”

“我现在就下命令。”萨福克的副署长说。

普雷斯顿招呼塞特福德的警察走到车跟前来。

“把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指给我看。”他说。

巡逻警察用粗大的手指点着地图。

“嗯，差不多到处都有。斯卡尔索普，在北诺福克；莱肯希思和马尔登豪尔，在这儿，西部；契克桑兹，在贝德福德希尔。但我想那里已经不再飞了。另外，本特沃特，在这儿，萨福克，靠近伍德布里奇。”

6点了。游行队伍在奥尔圣教堂前的两辆轿车前走过。这所教堂虽小，但很漂亮，跟村子一样古老，屋顶是用诺福克草苫的，没有电灯，所以，晚待时要点蜡烛。

彼得罗夫斯基站在车旁，抱着双臂，脸上无动于衷的样子，看着队伍走过。他自己的想法是恶毒的。他身后的原野上，一架交通监理直升飞机飞过，朝北飞去。由于游行者的吵嚷，他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

另一位开车的原来是一位饼干商。他外出销售奶油饼干，刚刚回来休假，正在赶回家去。他走过来，朝游行者点点头。

“净瞎胡闹。”他朝着高喊的人们说。那边喊着：“不要巡航导弹，美国佬滚蛋！”俄国人笑了，点点头，没做出进一步的反应。那商人又踱回到自己的车旁，钻进去，读起他那厚厚的推销经。

如果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有更强烈的幽默感的话，他一定会微笑地看着这个场面。他正站在上帝的一个教堂前，而他又不相信上帝；正站在一个他要摧毁的国家里，正在给那些他所鄙视的人民让路。而且，如果他的任务完成了的话，所有游行者的宿愿就实现了。

但是他叹了一口气，因为他想到这种“飞行集会”式的游行，完全是自己国家内务部的人们搞的，随之还要把竞选领袖们交给第五总局的小伙子们，并且在列佛尔托沃召开扩大答辩会。

普雷斯顿盯着地图上刚刚圈起来的五个美国空军基地。如果我是一个间谍、住在外国、隐藏得很深的话，他想，我会住在一个大的县城或市内。

在诺福克郡，有金斯林、诺里奇和雅茅斯；在萨福克郡有洛斯托洛夫特、贝里圣埃德蒙兹、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他追捕的那个人，如果要回金斯林、靠近斯卡尔索普美国空军基地的话，一定要开回来，在加洛斯希尔经过他那里。但没有人过去。这就剩下四个基地：三个在西部，一个在南部。

他又考虑了一下把他们这帮人从切斯特菲尔德引到塞特福德来所行驶的路线，一直是朝东南。在这条线上设一个中转点，将摩托换成小汽车。这是很符合逻辑的。从莱肯希思和马尔登豪尔到切斯特菲尔德的发报机房子，在米德兰的沿途，在艾利或彼得博罗租一间带锁的车房，也将是更符合逻辑的。

他从米德兰向东南划一条线到塞特福德，再向东南延长，则直接指向伊普斯威奇。离伊普斯威奇12英里的地方，在一片浓密的森林里，并且靠近海边，是本特沃特斯。他想起来了，听说F-5从那里起飞，这是一种现代的歼击轰炸机，带有战术核武器，是为了阻止29000辆密集队形坦克而安排的。

在他身后，那个警察的步话机响了。“有一架直升飞机，正从南边飞来。”他说。

“是来接我的。”普雷斯顿说。

“啊，可是，你让它在哪儿降落呀？”

“附近有平坦的地方吗？”普雷斯顿问。

“有个地方，我们叫‘草地’。”那个警察说，“在古堡街那边，靠近山的转弯处。那儿还是挺平的。”

“告诉它在那儿降落，”普雷斯顿说，“我到那儿去。”

他喊自己的人，有的正在车中打吨。“大家都上车，我们到草地那边去。”

大家上车时，他把地图拿到巡逻警察面前。“你说说，假如你在塞特福德的这个地方，要开车去伊普斯威奇，你会走哪条路？”

那警察毫不犹豫地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我要走A1088号公路，一直到伊克斯沃思，过了交叉路，再在艾尔穆斯威尔村插入通向伊普斯威奇的A45号高速公路。”

普雷斯顿点点头。“我也会这样。我们希望那人也这样想。我要你们留在这儿，了解一下其他车房的租户，有人可能看到过那辆失踪的车。我要那个车牌号。”

轻型的贝尔牌直升飞机在转弯处的草地上等着。普雷斯顿爬出车来，带上自己的无线电。

“待在这儿，”他告诉伯金肖说，“很远了，他可能跑出了好多英里了。他可能出发50分钟了。我最远要到伊普斯威奇，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线索。要是找不到的话，就得靠那个车牌号了，可能会有人看到过。如果塞特福德警察找到什么人看到过的话，我就到那儿去。”

他躬身从螺旋桨下走过去，钻进窄小的机舱，向驾驶员出示了身份证，又向交通监理警察点点头，监理蜷身坐在后面。

“挺快呀！”他对驾驶员喊道。

“我早就在空中了。”驾驶员喊着回答。

直升飞机升起来，离开了塞特福德。

“你要到哪去？”

“顺着A1088号公路走。”

“要看示威吗？”

“什么示威？”

驾驶员看看他，好像他是从火星上来的。直升飞机低低地顺着A1088号公路飞着，以便让普雷斯顿能看清游行。

“霍宁顿皇家空军基地游行，”驾驶员说，“报上都登了，电视也是。”

当然，他看了包括抗议空军基地示威的新闻。在切斯特菲尔德，他花了两周时间看电视。但他没有想到基地会设在塞特福德和伊克斯沃思之间的A1088号公路上。过了30秒钟，他就看到实况了。

在他右边的远处，明媚的朝阳照耀着基地的跑道。巨大的美国银河运输机着陆以后，正沿着跑道滑行。在基地外面的几个门口处，数百名萨福克警察形成了一条黑色的线，背朝着铁丝网，面对着游行群众。

在警戒线的前面，从一片波动的人流中，一条暗色的队伍又流回到进来的巷道上，手中挥舞着旗帜，向A1088号公路的方向涌去，又向东南朝着伊克斯沃思路口行进。

正下方，他可以看到小费肯翰村，也可以隐约看到霍宁顿村。在公路的远处，他可以分辨出霍宁顿村公所的大房子和麦芽作坊的红砖墙。在这边，游行队伍最密集，他们都拥在这个通向基地的狭窄入口处。他的心格登一震。

在通向霍宁顿村的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有半英里多长。所有的驾驶者还没有意识到这条路要堵塞好长时间；甚至有的还希望能及时通行。这儿有一百多辆。

在远处的游行队伍中间，有两三辆车的顶盖闪闪发光。显然，他们是在戒严前过去的，但还是没能及时赶过伊克斯沃思路口，就被困在里面了。在伊克斯沃思村中心处也有几辆车，而且，在远处的小教堂前也停着两辆。

“很可能。”他小声说。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看到原先让他停车的那个警察向他这儿走来。游行队伍开始稀疏下来，现在走过去的快是队尾了。

“对不起，走了这么长时间，似乎比预计的要多些。”

彼得罗夫斯基友好地耸了耸肩。“没办法，警官。我走这条路可是太傻了，我以为能及时过去呢！”

“咳，不少车都被挡住了。现在不会长了，游行的人大约还要走10分钟吧，然后是几辆大型广播车殿后。他们一过去，我们就放行。”

在他们前面的原野上空，一架警察直升飞机在兜着大圈子。从飞机开着的舱口，彼得罗夫斯基可以看到交通监理正对着手中的无线电讲话。

“哈里，你能听到吗？哈里回话，我是约翰。”

普雷斯顿正坐在直升飞机的舱口，在伊克斯沃思的上空盘旋。他在呼叫哈里·伯金肖。

哈里·伯金肖的声音从塞特福德传来了，又小又有杂音。“我是哈里，说吧，约翰。”

“哈里，这边下面正在进行反巡航导弹游行。这边有一个机会，只有一个，可能那人被堵住了……等一下。”

他转身问驾驶员：“游行有多长时间了？”

“大约一小时。”

“在伊克斯沃思，他们是什么时候封锁道路的？”

后面的监理探过身来说：“5点20分。”普雷斯顿看了一下表，6点25分。

“哈里，赶快沿A134号公路到贝里圣埃德蒙兹，再开到A45号公路，在A1088号公路与A45号公路在艾尔姆斯威尔的交叉路口跟我汇合，让车房前的那个警察做前导。另外，哈里，让乔尔拼命地开，越快越好。”

他拍了一下驾驶员的肩膀。“把我送到艾尔姆斯威尔，让我在路口附近下去。”

在空中只用了5分钟。在他们飞过伊克斯沃思的A134号公路交叉口时，普雷斯顿可以看到路边那一串长蛇车队。就是这些车把游行者送到这美丽的林区的。两分钟以后，他可以看出从贝里圣埃德蒙兹到伊普斯威奇的A45号公路的双车道了。

驾驶员拐了个弯，找一个着陆点。在窄窄的A1088号公路与A45号公路交叉的地方有一片草地。

“这可能是水草地，”驾驶员喊道，“我悬浮着，离地几尺时你可以跳下去。”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转身对穿着制服的交通监理说：“抓住你的帽子，你跟我下去。”

“那不是我的差事，”那监理抗议说，“我是交通监理。”

“正因为你是监理，我才要你哪。来来，咱们下。”

他从离地2英尺的贝尔直升飞机的梯子上跳到深深的草里。那个监理抓着帽子，不让螺旋翼的风给吹走，跟着他下来。直升飞机又升起来，掉头朝着伊普斯威奇它的基地飞走了。

普雷斯顿在前头，他俩磕磕绊绊地走出草地，爬过路边栅栏，跳到A1088号公路上。100码以外，这条路与A45号公路相汇。在路口那边，他们看到没完没了的车队向伊普斯威奇爬去。

“现在干什么？”监理问。

“现在，你站在这儿，把朝南的车都拦住，问司机是不是从霍宁顿开过来的。如果是在伊克斯沃思以南上这条路的，或者本来就在这条路上的，让他们过去。当你截住头一个从游行队伍中过来的车时，就通知我。”

他向A45号公路走过去并向右朝着贝里圣埃德蒙兹方向望去。“加油，哈里，加油！”

所有向南开来的车都被穿制服的监理拦住，但都声称是在反核示威队伍以南才开到这条路上的。20分钟后，普雷斯顿看到塞特福德的那位巡逻警察响着警报器开道，向他驶来，后边跟着两辆跟踪车。他们都停在A1088号公路的入口处。

那警察掀起护面镜。“先生，我希望你明白你在干什么。我还没看到在那条路上开这么快的车，这要出事的。”

普雷斯顿对他表示感谢并让他的两辆车朝窄路上开过去一段。他指着路边的长满草的路堤说：“乔尔，撞过去。”

“撞什么？”

“撞车，别把车撞坏了，只是看出撞了就行。”

两位萨福克警察奇怪地望着乔尔把车撞到路堤上。他的车尾甩过来，正好挡住了半面路。普雷斯顿又指着15码以外的地方，让第二辆车开过去。

“出来，”他命令司机说，“来，小伙子们，大家一齐使劲，把它翻过去。”

他们推了七次才把这辆五局的汽车推翻。普雷斯顿从路边拾起一块石头，向乔尔的汽车侧窗砸去，又捧起一把碎玻璃扬到路面上。

“金格，躺到路上，这儿，靠近乔尔的车。巴尼，从车尾拿出一条毯子给他盖上，脸和全身都盖住。”普雷斯顿说，“好，其他的人，到路边去，别让人看见。”

普雷斯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警士，这里撞了车，你站在尸体旁指挥车辆从这儿通过。警官，把你的摩托停在这儿，向那边走过去，让开来的车慢下来。”

两位警察都分别从伊普斯威奇和诺里奇得到命令，要与伦敦来的人合作。即使他们是疯子，也要合作。

普雷斯顿坐在路堤的下面，用手绢捂着脸，好像在捂着出血的鼻子。

没有比尸体更能让司机减速行驶的了，而且司机从尸体旁边开过时，没有不从车窗伸出头来看看的。普雷斯顿有意地把金格的“尸体”放在顺着A1088号公路朝南开的司机座位一边。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是第17辆车，跟前面的车一样，这辆家庭用小轿车按照警察的手势慢了下来，从出事地点缓缓开过去。普雷斯顿坐在草堤上，半睁着眼。兜里那张照片的样子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当俄国人的车在12码以外缓慢经过两辆堵道的车时，他就看到了那张脸。

他从眼角的余光看到那辆小轿车向左拐上了A45号公路，在车流中稍停了一下，便插到开往伊普斯威奇的车流中去。然后，他站起来就跑。在栅栏外面的两名盯梢听到他的喊叫后也跟了过去。一辆车刚开到尸体旁探头去看，突然惊愕地看到那具尸体一挺便站了起来，帮助其他的人去把那辆翻了的车再翻过来。

乔尔爬到方向盘后，把车退出路堤。巴尼将大灯上的草和泥擦掉，然后爬了进去。哈里·伯金肖一连嚼了三块柠檬泡泡糖，一口都吐了出去。普雷斯顿走到巡逻摩托前。

“你可以回塞特福德去了，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他又对另一个警察说：“恐怕我得让你留下了，你的制服跟我们在一起太显眼了。但非常感谢你。”

五局的两辆车向A45号公路开去，又拐向伊普斯威奇的方向。看到这件事的司机问那个留下的警察：“他们在录电视吗？”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警察说，“顺便问一下，先生，你能把我带到伊普斯威奇吗？”

去伊普斯威奇的路上，生产车和上下班的车很多，离城越近车越拥挤。这种情况给跟踪车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两辆车不时地交换位置，以便始终能看见那辆福特车的车尾。

他们在维顿旁进入市区，但过了市中心后不远，前面那辆小车向右拐向骑士街，绕过广场朝汉福德桥开去，这条桥横跨奥威尔河。在河的南岸，目标顺着雷奈拉路开去，然后又向右拐。

“他又出城了。”乔尔说，始终保持与目标距离五辆车。他们又开上了贝尔斯台德路，这条路从伊普斯威奇一直向南伸去。

突然，那辆小车一下子向左拐去，进入一小片私人住宅区。

“稳一点，”普雷斯顿提醒乔尔说，“不能让他看到我们。”

他让第二辆车停在这个路口，以免目标从前面的转盘再绕回来。乔尔慢慢地开进了有七条死胡同的“海斯”综合住宅区。他们开进去，从切里海斯路口经过，刚好看到他们盯的那个人把车停在半条街以外的小房前面，那人正从车中爬出去。普雷斯顿让乔尔继续开，直到那边看不见他们时才停车。

“哈里，把你的帽子给我，看看手套盒里有没有保守党的玫瑰形徽章？”

有。还是在罗依斯顿家时留在那里的。那两周他们曾戴着它从前门出入，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普雷斯顿把徽章别在衣服上，脱掉风衣（穿着这件风衣曾在路边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彼得罗夫斯基），戴上哈里的圆顶帽，爬了出来。

他走到切里海斯胡同，沿着苏联间谍小房对面的路边走过去。正对着12号的是9号，窗户上贴着社会民主党的标语。他向前门走去，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普雷斯顿可以听到屋里的小孩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现在是8点，这家人正在吃早饭。

普雷斯顿抬了抬帽子。“早安，太太。”

那女人看到他的徽章，说：“嗯，对不起，你别耽误时间了，我们选社会民主党。”

“我完全明白，太太，但我有件东西，谢谢你给你丈夫看一下。”

他把自己的塑料身份证给了她，证明他是五局的一位官员。她没有看，只是叹了口气。“咳，好吧，但我肯定不会起什么作用。”

她让他站在门口，回到房中去。几秒钟后，普雷斯顿听到后面厨房里传来窃窃的谈话声。一个男人从门厅中走出来，手中拿着他的证件——是位年轻的商业经理，穿着暗色的裤子，白衬衣，宽领带；没穿上衣，去上班时才能穿上。那人拿着普雷斯顿的证件，皱着眉头。“这是什么东西呀？”他问。

“就是上面写的，先生，五局官员的身份证。”

“不是开玩笑吧？”

“不，完全是真的。”

“我明白了，那么，你要干什么？”

“让我进来关上门好吗？”

那年轻人停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普雷斯顿又欠了欠帽子，进到门里，随手关上了门。

在街对面，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正在自己客厅的纱窗帘后面。他很累，开车开得肌肉酸疼。他给自己倒了点威士忌。

透过窗帘，他可以看到接连不断的政治游说者跟对面9号的人谈话。在前十天，他也接待了三个人，而且，他回来时，在他门口的垫子上还放着一叠政党文件。他看着那家主人把那人让到屋里。他想，又是一个说道者，这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

普雷斯顿松了一口气。那年轻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他的后边，女人从厨房门向这边盯着、一张3岁小女孩的脸，在妈妈膝旁的门框边露出来。

“你真是五局的人吗？”那人问。

“是。你知道，我们不是青面獠牙。”

年轻人头一次笑了。“不是，当然不是，只是挺奇怪。可是你找我们干什么呀？”

“当然没什么事，”普雷斯顿笑了，“我甚至不知道你是谁。我和同事们跟踪一个外国特务，而他进到对面房子里去了。我想借用一下电话，或许让一两个人到你楼上卧室的窗前去监视那所房子。”

“12号？”那人问，“基姆·罗斯？他不是外国人。”

“我们想他可能是。我可以用电话吗？”

“嗯，可以。我想没问题。”他转身对家人说：“来，到厨房去。”

普雷斯顿往查尔斯大街打电话，并被接给了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爵士还在科克大楼。伯金肖已经通过警察无线电网用暗语通知了科克大楼，说“顾客”已经回到了伊普斯威奇的家中，“的士”正在邻居家打电话。

“普雷斯顿吗？”总局长在电话中问，“约翰，你到底在哪儿呢？”

“一个小住宅区的死胡同里，叫切里海斯胡同，在伊普斯威奇。”普雷斯顿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鱼，我肯定这回是他的老窝了。”

“你认为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吗？”

“是的，爵士。我恐怕他有武器，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见这回不用特勤处人员或当地警察。”

他告诉了局长他想怎么干，放下电话，他又往桑蒂纳尔给奈杰尔爵士那儿打了个私人电话。

“对，约翰，我同意。”局长听到同样的消息后说，“如果他带着我们想的那个东西，最好按你说的去办——空中特勤。”

正文第二十三章空中特勤

要想让空中特勤——英国精锐的和多面手专家兵团，擅长纵深渗入、侦察和市内强攻——出面，并不像一些惊险电视中所描写的那么容易。

空中特勤从来不主动采取行动。按宪章要求，它可以与其他武装力量一样，只能在联合王国以内援助民事当局（即警察）来采取行动。这样，显然完全是由警方来行使行动指挥权的。实际上，一旦空中特勤人员得到“出发”的命令，当地警察最好还是明智地向后退一退。

按规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当地警方在非外援而不能为的情况下，要由郡警察署长向内务部提出正式申请，要求派遣空中特勤才行。也可以“建议”署长提出要求；但是，如果建议是来自更高阶层的，一般他们没有那种斗胆敢拒绝提出的要求。

署长向内务部常任秘书提出要求之后，后者便把他的要求转达给国防部，国防部又把这个要求交给军事行动局局长，行动局局长则通知驻扎在赫里福德营地的空中特勤。

要想使这些手续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搞完的话，部分地取决于各个环节都连接得很好和巧妙的合作，也部分地取决于关系学。在英国机关中，想要办事效率快点的话，就得靠私人之间的关系。先取得口头上的同意，随后再补交书面手续。英国官僚机构对于英国人来说，可能是拖拖拉拉和婆婆妈妈的，但跟欧洲和美洲相同国家来比，还算是好办事的呢！

大多数英国的警察署长都到赫里福德走过，到那里去跟叫做“兵团”的人们见面，以便了解他们提出要求之后能得到哪些方面的援助。没有什么人不为之感慨的。

今天上午，萨福克郡的警察署长得到了伦敦方面关于紧急情况的通知，说有一名外国间谍嫌疑犯，可能有枪，也可能有炸弹，躲在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胡同。署长与白厅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联系，那里正等着他的电话。休伯特爵士报告给他的大臣和同事——内阁大臣，内阁大臣又报告给首相。休伯特爵士得到唐宁街的同意后，又把这个政治上业已清楚的要求告诉了国防部的佩里·琼斯爵士，但后者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因为他已和马丁·弗兰纳里爵士聊过了。在内务部与萨福克郡警察署第一次接触不到60分钟，军事行动局的局长就通过特急线路通知了赫里福德的空中特勤指挥所。

空中特勤的作战人员是四四制。四人组成一个巡逻小组，四个小组一个小队，四个小队一个中队。四个“佩刀”中队分别编号为A、B、C、D。他们轮流承担空中特勤的各种任务：北爱尔兰、中东、丛林训练和特殊任务，这还不包括北约国家的任务和在赫里福德基地一个常驻中队。

他们承担任务的期限一般都是6个月到9个月。本月是B中队常驻赫里福德。跟往常一样，总是一个小组处于警备状态半小时，一个小组处于预备状态两小时。每个中队的四个小队总是空中小队（自由跳伞员）、水上小队（利用独木舟进行过水上训练和水下技术训练）、山区小队（爬山能手）和巡逻小队（武装吉普车）。

当布里格迪尔·杰里米·克利普斯接完来自伦敦的电话后，去伊普斯威奇的任务落到了B中队的自由跳伞员——第七小队的肩上。

“你在这个时间里通常都干什么？”普雷斯顿问房主人。主人名字叫艾德里安先生。这位年轻的经理刚刚跟伊普斯威奇警察局负责刑事的副局长通完电话。警察局坐落在西维克路与艾尔姆街的街角上。如果说半个小时以前艾德里安先生的脑子里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可靠性还有些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疑团已经烟消云散了。普雷斯顿曾建议艾德里安自己打个电话，萨福克警方向他担保了这位来到他的客厅里的五局官员。

他还被告知，马路对面的那个人可能有枪，很危险，而且下午可能进行逮捕。

“嗯——我在差一刻9点时开车去上班，现在还有10分钟。大约10点时，我妻子露辛达带着萨曼莎去幼儿园，然后通常都是去买东西。中午时她把萨曼莎接回家来，走着回来。我下班回到家里是在6点半左右，当然是开车。”

“我希望你请一天假。”普雷斯顿说，“现在给你办公室打电话说你不舒服，你要在平时的时间离家，在路的那头有一辆警车接你，在贝尔斯台德路与海斯区相连的地方。”

“那我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呢？”

“我希望艾德里安太太在这儿等到平时的时间，走到那儿去和你会合。你今天有什么地方可以待一天吗？”

“我母亲住在弗利斯托。”艾德里安太太紧张地说。

“你愿意跟她在一起待一天吗？或许还有今晚上？”

“那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呢？”

“我向你保证，艾德里安先生，房子什么事也不会有的。”普雷斯顿乐观地说。他倒是应该补充说：要么是完好无损，要么是事情不妙的话，就变成烟雾。“我要请求你允许我和我的同事们用它当做监视对面那个人的哨所。我们将在后院出入。我们一点东西也不会损坏。”

“你看怎么样，亲爱的？”艾德里安先生问他妻子。

她点了点头。“我只是想带萨曼莎离开这里。”她说。

“一小时以后，我向你保证。”普雷斯顿说，“那面的罗斯先生一夜都没有睡，因为我们一直跟着他。他大概已经睡了。但无论如何，下午以前，或许傍晚以前，警察是不会对那所房子采取行动的。”

“好吧，”艾德里安说，“我们同意。”

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借口请了假，在9点差一刻时开车走了。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看到他走了。俄国人想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路上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艾德里安总是这个时间去上班。

普雷斯顿注意到，9号后面有一片空地。他呼叫哈里·伯金肖和巴尼。他们从后面进来了，向不好意思的艾德里安太太点点头，来到楼上正面的卧室里，开始了他们的毕生职业生活——盯梢。金格在距离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找到一个高岗，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个住宅区和旁边的码头，小小的住宅区在下面伸展开去。用望远镜，他可以监视切里海斯胡同口号的后院。

“它的后面挨着布莱肯海斯另一家的花园，”他用无线电通知普雷斯顿，“房内和花园里都无人走动，所有的窗子都关着。在这种天气里是很奇怪的。”

“注意监视，”普雷斯顿说，“我将在这儿。如果我非得离开的话，由哈里代替我。”

一个小时以后，艾德里安太太和孩子安静地走出房子，向远处走去。

在该城，另一个行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筹划着。警察行伍出身的署长把这次行动交给主管刑事的副署长彼得·楼负责。

楼先生在市政厅有两名侦探。他们从房租部门了解到，那所房子的房东叫约翰逊先生，但房租是交给奥克斯出租公司。给出租公司打电话，解释说，约翰逊先生到沙特阿拉伯去了，房子租给了一位杰姆斯·邓肯·罗斯先生。罗斯先生（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的别名是蒂莫思·唐纳利）的第二张照片用电传传真发到了伊普斯威奇，给奥克斯出租公司看。他们确认就是这个人租的房子。

市政厅房产处还找来了设计“海斯”区房屋的建筑师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12号房内的详细结构图。他们更帮忙的是，在本市其他的地方还有同样结构的房屋，而且有一所还空着没用。这对于空中特勤突击队是很有用的，他们可以去了解该房屋的真正内部结构。

彼得·楼的另一个任务是为空中特勤人员到来后找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必须是私人的，既隐蔽又方便，可以让车辆出入和安装电话。在鹰码头上有一所空仓库，它的主人同意借给警察作为训练用。

这所仓库有大滑门，打开时可以把车子开进去，关上后又可以防人窥视。一块宽敞的地面上，可以用木条和纤维板按照海斯区房子的样子造一所仿制品。仓库边上还有一间带玻璃的小办公室，可以作为指挥室。

接近中午时，一架军用侦察直升飞机降落到伊普斯威奇远郊的军用机场，下来三个人。一个是空中特勤兵团的指挥官布里格迪尔·克利普斯，一个是行动指挥，该兵团的骨干分子，第三个是队长朱里安·林德赫斯特上尉。他们都穿着便衣，提着手提包，里面装着制服。一辆没有标识的小车来接他们，把他们直接送到据点。据点里，警察们正在设立行动指挥中心。

署长向三位军官述说了他的有限能力，这也是因为伦敦给予他的权力有限。他已经在电话里跟约翰·普雷斯顿谈过，但没有见面。

布里格迪尔·克利普斯说：“据我所知，是有一位约翰·普雷斯顿，是野外指挥，五局来的。他在附近吗？”

“我想他仍在观察哨里，”楼说，“在目标对面的房子里。我可以打电话叫他从后门出来到这儿跟我们碰头。”

“我想，先生，”林德赫斯特上尉对他的指挥官说，“我直接去一趟不好吗？我还可以有机会看一眼那个‘堡垒’，我可以跟那位普雷斯顿一起回来。”

“可以，既然你要去。”指挥官说。

15分钟以后，在住宅区外的一个小山坡上，警察指点出12号的后门。这位29岁的上尉，仍然穿着便服，走过那片荒地，跳过篱笆，从后门进了屋。在厨房他遇到巴尼，巴尼正在用艾德里安太太的炉子煮茶。

“我是林德赫斯特，兵团来的，”上尉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儿吗？”

“约翰，”巴尼哑着嗓子向楼上喊，因为这所房子被认为是空的，“有人来找你。”

林德赫斯特上楼来到正面的卧室，找到普雷斯顿并作了自我介绍。伯金肖小声说了几句，便离开了。上尉盯着对面的12号。

“从我们得到的情报看，还有些空白点，”林德赫斯特说，“你认为那人是干什么的？”

“我认为是一名苏联间谍，”普雷斯顿说，“一个特务，以杰姆斯·邓肯·罗斯的名字暗藏在这里。35岁左右，中等个，很健康，可能也很结实。高级职业间谍。”

他把在大马士革街道上拍的照片给了林德赫斯特，上尉饶有兴趣地看着。

“那儿还有别人吗？”

“可能。我们说不准。当然有罗斯自己，他也可能有个助手。我们不能跟邻居谈。在这种地方，我们设法不许他们瞎说。这家人在离开前说，他肯定一个人住着。但我们证实不了。”

“根据介绍，你认为他是有枪的，可能很危险。这对当地警察来说，是对付不了的，即使用手枪也不行，是吗？”

“对，我们认为，他那儿有颗炸弹，在他碰到炸弹之前，就得按住他。”

“炸弹？”林德赫斯特显然不感兴趣地说，他曾经去过北爱尔兰两次。“大得能炸掉这个房子吗？或许整条街？”

“比那还要大点儿，”普雷斯顿说，“如果我们没弄错的话，是一颗小原子弹。”

这位大个子军官把盯着对面房子的视线转了过来，正碰上普雷斯顿的眼光。“天啊，”他说，“我真受感动。”

“好了，那是次要的。”普雷斯顿说，“另外，我要他，而且要他活着。”

“咱们还是回到码头跟指挥官谈谈。”林德赫斯特说。

正当林德赫斯特在切里海斯胡同时，另外两架直升飞机从赫里福德飞抵这里的机场。一架美洲豹，一架Ch-47型。第一架载着突击队，第二架载着他们那些各种各样的神秘设备。

突击队由副队长临时带队，叫史蒂夫·贝尔博，一个老军士。他个子矮小，又黑又瘦，但结实得像靴子皮，两只圆眼睛又黑又亮，老是笑着。跟兵团里所有的老军士一样，他在队里已经多年了。他的军龄已经15年了。

从这一点上讲，空中特勤部队是非同一般的：军官们大都是临时性的，从上级单位派到兵团中后，一般两三年后就又回到上级单位去了。只有其他等级的人才留下来，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最好的才能留下来。指挥官亦如此，虽然他以前可能在兵团里服过役，但也只能短期地担当指挥官。极少的军官能长期待下去，而且，他们只在空中特勤部队的总部里担任后勤、供应或技术训练等工作。

史蒂夫·贝尔博是从伞兵旅来到这里当伞兵的，常出外勤，因有特长而被送出来超期服役，并升为军士。他两次到阿曼的佐法尔作战；尝过洪都拉斯的伯利兹丛林里汗流泱背的滋味；在南阿尔马格的树丛中度过无数寒冷的夜晚；也在马来亚的金马伦高原经受过让人懒惰无力的气候的煎熬。他帮助西德训练过GSG-9分队，也在美国跟查理·贝克威思的德尔塔小组一起共过事。

在他的生活中，他深深地懂得，那种单调枯燥的反复训练使一个人能够达到精明干练的顶峰；他也经受过出生人死的战斗：在阿曼的山丘边穿过叛军的枪林弹雨，在东贝尔法斯特带领一个尖刀班追击共和军的枪手，并且跳过500次伞，大多数都是高跳低开。

队中其他的人包括一名摄影师、三名情报核对员、八名狙击手和九名突击队员。史蒂夫希望并祈祷他能当突击队长。几辆没有标识的警车到机场来接他们，并把他们送到据点。当普雷斯顿和林德赫斯特来到大仓库时，队员们已经到了，把那些设备摆了一地，一些伊普斯威奇的警察饶有兴趣地看着。

“哈喽，史蒂夫，”林德赫斯特上尉说，“一切都好吗？”

“哈喽，老板，对，都好。正在清理。”

“我已经看了那堡垒，是一所私人小房子。现在只知道有一个人，也可能两个人。还有一颗炸弹。一次小突击，人多装不下。我想让你第一个冲进去。”

“不让我去，老板，没门儿。”史蒂夫·贝尔博笑了。

在空中特勤部队中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地遵守纪律，而不是靠外部的强制贯彻纪律。任何没有自觉纪律性的人都待不长，具有自觉纪律性的人员之间不用那些正规的繁文褥节，而这一点在其他部队中却是很严格的。

这样，军官对手下的人可以直接呼名字，而手下的人则管指挥官叫“老板”，按规定应称“先生”。

军士贝尔博看到普雷斯顿，他的脸上立刻放出光芒，笑了起来。“普雷斯顿少校……天啊，好久好久不见了。”

普雷斯顿伸出了手，回敬地笑了笑。

他上一次看到史蒂夫·贝尔博还是在包格塞德枪战事件之后，他在一个房子里躲风的时候，贝尔博也在那里带领着四名空中特勤组成的突击班。从那以后，他们天南地北、各处一方，但却总是扯不断、拉不开。

“我现在在‘五局’，”普雷斯顿说，“在这个战斗中当战地指挥，起码是作为‘五局’方面的。”

“你给我们搞来个什么人啊？”史蒂夫问。

“俄国人，克格勃特务，高级职业间谍，可能受过特种训练。所以，他很棒，很敏捷，也可能有武器。”

“太好了，特种训练，嗯？我们倒要看看他究竟有多棒。”

在场的三个人都知道特种部队，响当当的苏联精锐突击队，相当于英国的空中特勤部队。

“对不起，要打断你们的谈话了，咱们还是先布置一下吧。”林德赫斯特说。

他和普雷斯顿爬上楼梯，来到上面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碰到指挥官布里格迪尔·克利普斯，主管刑事的副署长楼以及空中特勤的情报核对员。普雷斯顿花了一个小时，尽量详细地讲了一遍，气氛变得非常紧张。

“你有证据说里面有核装置吗？”副署长终于问。

“没有，先生。我们在格拉斯哥截获了送给暗藏在国内某个特务的一个部件。权威人士说，这种部件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别的用处。我们知道，那房子里的那个家伙是苏联特务——他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就被以色列的摩萨德认出过。他与切斯特菲尔德秘密发报机的联系就可以断定他是什么人。所以，我可以这样论断。

“如果带到格拉斯哥的部件不是为了在英国组装一个小的核装置，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在这种条件下，我不能做出其他解释。至于对罗斯来说，如果克格勃在英国没有搞两个大的秘密行动的话，那么，这个部件就是送给他的。论断完毕。”

“对，”布里格迪尔·克利普斯说，“我认为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假设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得老老实实地向罗斯朋友作解释。”

楼副署长正陷于个人的恐怖的想像之中。他只好同意除了采取突然袭击，别无他法。但他所担心的恶果是；一旦那个装置爆炸了，伊普斯威奇会怎样呢？

“不能疏散一下吗？”他不抱任何希望地问。

“他会发现的，”普雷斯顿平淡地说，“我想，如果他知道完蛋了，他会跟我们同归于尽的。”

战士们都点着头。他们知道会这样。他们潜入苏联的话，也会同样做的。

午饭时间过去了，但谁也没有注意到。食物似乎是多余的。整个下午都花费在熟悉情况和准备上。

史蒂夫和摄影师以及一名警察回到机场。三人驾驶着侦察直升飞机从奥威尔住宅区——离“海斯”区相当远的地方飞了一趟，但是一路上都可以看到那所房子。警察指明了那所房子，摄影师拍了50张静物照，而史蒂夫用录像机录下了那一带的情况，以便在据点内播放。

整个突击队仍然穿着便服，跟着警察去看那几位建筑师按照同一张图纸所盖的同样的房子，当他们回到据点时，可以看那座堡垒的录像和那些详细图片。

下午剩余的时间就是在库房中，利用里面的复制品进行练习。这个复制品是在空中特勤人员带领着警察在地面上造起来的，只是用了一些木梁和纤维板造的，但尺寸完全一样，表明了那所房屋内的空间限度：窄窄的正门，窄窄的门厅，狭窄的楼梯和玲珑小巧的房间。

林德赫斯特上尉决定只用六名突击队员。剩下的四个人，心中郁郁不乐。还要三名狙击手，两名在艾德里安楼上的正面卧室，一名在一个小丘上，可以俯瞰那座后花园。

切里海斯胡同12号的后院由林德赫斯特的六名突击队员中的两名负责。他们要全副武装，但战斗服装却要用普通风衣罩起来，要用没有标识的警车把他们送到布莱肯海斯胡同。在那里，他们下车后，不征得后面与堡垒相连的那家主人的同意，就从前面的花园穿过，从房子和车房间的窄道穿到后花园。

在那里，他们将脱掉风衣，跳过花园栅栏，在堡垒的后花园进入战斗岗位。

“这花园里可能有用钓鱼线拉的报警线，”林德赫斯特警告说，“但很可能在靠近房子的地方。要离它远一点。一发信号，就要向后面卧室的窗内扔进一颗迷幻弹，另一颗扔进厨房窗户里。然后，摘下冲锋枪，坚守岗位，不要朝屋内射击。史蒂夫和小伙子们要从正面上去。”

“进后门”的人点点头。林德赫斯特知道他不能在突击队里。他本是国王龙骑兵卫队的中尉，这还是他第一次和空中特勤出来执行任务，得到了上尉的军衔，因为空中特勤没有比上尉更低的军衔。一年后他回原部队时仍要退回到中尉，但他还是希望以后再回到空中特勤来担任中队指挥。

他也知道空中特勤的传统，这个传统跟英国军队其他部分不一样：在沙漠和丛林，军官可以参加战斗，但不能参加市内的战斗，只有军士和队员才可以参加突击行动。

林德赫斯特征得他的指挥官和作战军官的同意，主攻方向定在正面。一辆篷车悄悄开过去，四名突击队员走下车，两名去攻正门：一名用一个大扳子，另一名用一个7磅大锤，必要时用断线钳。

门一破，正面进攻的人——史蒂夫和一个下士就冲进去。破门的人便扔下扳子和锤子，从肩上摘下冲锋枪，进入门厅，作为头两个人的后盾。

进门后，史蒂夫将要直接通过楼梯口冲向左边通向客厅的门；下士要冲上楼梯去占领楼上正面的卧室。作为后盾的人（破门组），一个跟着下士上楼梯，以防敌人万一在浴室里；另一个要跟着史蒂夫冲进客厅。

后院的两个人向两间屋子里——后面卧室和厨房——扔迷幻弹的信号是正面的破门声。一扔进去后，在后面卧室和厨房的任何人都会晕眩起来，不知道被什么击中了。

普雷斯顿已经自愿答应回到观察哨去，也被允许旁听突击的细节。

他早就知道，空中特勤部队在英国军队中是惟一被允许从世界武器一览表上挑选自己武器的兵团。为了近战的需要，他们选择了西德造的黑克勒－科赫牌短管9毫米速射冲锋枪，既轻便、易操作又安全可靠，枪托可以直用，也可以折叠起来用。

他们习惯上都是把冲锋枪斜挂在胸前，用两个弹簧卡卡住，装满子弹并拉开扳机。这样，他们的胳膊就可以闲出来破门、跳进窗户或投掷迷幻手榴弹，随之就可以在半秒钟内拿起枪投入战斗。

对于破门来说，经验证明，破掉两只合页要比破锁快得多，使用的是泵动式铆枪，但用的不是大号铅弹，而是一种硬棒。

除这个玩意儿外，另一个人还要拿一个大锤和一把断线钳，以防备门的合页掉了后，里面还有其他的闩销和铰链。他们还携带迷幻弹，它那刺眼的闪光使人暂时什么也看不见；那声巨响震耳欲聋，但死不了人。最后，每人腰侧还挂着一把9毫米13发的勃朗宁自动手枪。

林德赫斯特强调，在突击中，时间是关键。进攻的时间选为晚上9点45分，那时街上已经很黑了，容易混淆视线，但还不是特别黑。

他本人将在路对面艾德里安的房子里，用无线电与送突击队的车保持联系。如果在9点44分时路上还有行人，他将告诉开车司机稍等一下，待行人走过堡垒的门口后再开过来。送后面两个人的警车也在这个时间行动，要在正面破门90秒之前让他俩下车。

他还有最后一个细节。当前面的车开来时，他将从艾德里安的房子给罗斯先生打电话，他已经了解到，这一带的电话都装在厅堂里的小桌上。这样做是为了使这位苏联特务离炸弹远一些，也使突击队员可以乘机快速射击。

一般来说，都是快速两次射击，每次两发。虽然这种冲锋枪圆盘中的30发子弹在两三秒内就可以全部射出，但空中特勤人员都是神枪手，即使处在恐怖分子制造的非常混乱的情况下，他们也是限定两次射击，射一次后，紧接第二次。任何人碰上这四颗子弹都会立刻动弹不得。这样，既节省子弹，还可以使敌人活下来。

战斗一打响，警察就将立即进入街区，尽力稳住群众，不让邻居们拥到街上来。警察会立刻在这所房子前形成警戒线；同时，车辆要转到布莱肯海斯胡同，突击队员们将从后门出来，穿过后花园到那里上车。至于堡垒的内部，将由刑事部门接管。当晚喝茶时间，一个六人小组将从奥尔德马斯顿来到伊普斯威奇。

6点钟时，普雷斯顿离开据点回到观察哨——艾德里安的房子。他从后门进了屋，什么人也没看见他。

他来到正面的卧室时，哈里·伯金肖说：“刚刚开灯。”普雷斯顿可以看到对面房子的客厅窗帘已经拉上了，但窗帘后有灯光，正门也反射出来一点光。

“你刚离开时，我想我看到卧室纱窗的后面有走动，”巴尼说，“但他没开灯。是啊，他不会开灯的，那时才刚过午饭时间。他一直没出来。”

普雷斯顿问山丘上的金格，情况也是一样，后面没有任何动静。

“一两个小时后天就黑了，”金格用无线电告诉他，“那以后，视线该越来越模糊了。”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是睡着了，但睡得很不好。1点时，他完全睡醒了。他坐起来，从卧室透过纱窗向对面房子望着。10分钟后，他起了床，到洗澡间洗了个淋浴。<kbd>ｗ</kbd>

2点时，他在厨房简单地做了点吃的，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吃着，不时地望望后花园。后花园里，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钓鱼线从花园的一端拉到另一端，绕过一个小滑轮，晚上便挂到栅栏和后门上。这条线拴在一排空罐头盒的底上。他离家时，就把线松开，在家时就拴紧。还没有人碰掉过这些罐头盒。

下午过去了。想到客厅中放着的那个东西，装上了炸药，安上了雷管，自然地，他很紧张，所有的神经都很紧张。他想看书，但精神不能集中。现在，莫斯科得到他的消息已经有12个小时了。他听了听广播中的音乐节目，然后，在6点钟时坐到客厅里。虽然他还可以看到对面房屋上的夏日余辉，但他的房子是朝东的，现在正在暗影中。从现在开始，他的客厅就要渐渐暗下来了。跟平时一样，他拉上窗帘，再打开台灯，想找点愿意做的事，他打开了电视。跟往常一样，都是一些竞选节目。

大库房的据点里，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突击队的车做完了最后的准备——一辆淡灰色的大众牌篷车，带有边滑门。两名不参战的突击队员坐在前头，一个开车，一个用无线电跟林德赫斯特上尉联系。他们反复地检试了这些无线电，各种装备也都检查完毕。

一辆普通的警车将把大众篷车带领到海斯区的入口处，司机已经记住了海斯区的布局和切里海斯胡同在哪儿。当他们进入海斯区时，他们要听从坐在窗口的上尉的无线电指挥。车的后尾都用塑料泡沫垫垫上了，以防止铁器的互相撞击。

突击队员们都着好了装，带好了武器和装备。每个人的衬衣外面都穿着一件防火纤维织成的标准黑色防火服。头上戴上一顶加固黑纤维安全帽。防火服外面再穿上护身铠甲，重量很轻，由布里斯托尔销甲店用结实的化纤织成，设计得能够减弱子弹的冲力，使子弹在着落点滑走。在化纤里边是陶瓷制的“创伤挡板”，以防尖刺的东西扎到里面去。

穿完这些后，便把武器——冲锋枪系住，再挂上迷幻手榴弹和手枪。脚上穿的是传统的野外作业靴，靴筒较高，厚胶底，颜色只能用“脏”字来形容。

林德赫斯特上尉跟每个人又说了最后一句话，但跟他的二号人物——史蒂夫·贝尔博却谈个没完没了。当然说的不是什么祝愿吉利的话，是关于别的事情；他们从来不讲“祝你走运”一类的话。然后，指挥便到观察哨去了。

他进入艾德里安的房子时刚刚过8点。普雷斯顿可以感到从他身上表现出的紧张情绪。8点半时，电话铃响了。巴尼正在厅里，所以，他接了电话。今天来了好几次电话，普雷斯顿认为不接不好，可能会有人来找的。每次来电话都告诉对方说，艾德里安一家到他岳母家去了，接电话的是油漆工，正在重新粉刷客厅。没有一个打电话的不相信这种解释的。巴尼拿起听筒时，林德赫斯特上尉正从厨房端着一杯茶出来。

“你的电话。”巴尼说完就上楼了。

9点以后，紧张的气氛就更浓了。林德赫斯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用无线电跟据点的联系上。9点15时，灰色篷车和领路警车从据点向海斯区开过来了。9点33分，两辆车到达了贝尔斯特德的入口，距离目标200码。他们只好停下来等着。9点41分时，阿米塔格先生走出来给送牛奶的放下四个空瓶。令人气恼的是，他却停下来看他门前草坪中间石盆中的花，然后又跟一个邻居打招呼。

“赶快回去，你这个傻瓜。”林德赫斯特小声说。他站在客厅中，眼睛盯着对面堡垒窗帘后面的灯光。9点42分，带着两名从后门攻击的队员的无标志警车进入了布莱肯海斯胡同的位置并等在那里。10秒钟后，阿米塔格先生向邻居道了晚安，回到房内去了。

9点43分，灰色篷车进入了叫做高斯海斯的胡同，这是通向整个住宅区的入口。普雷斯顿站在厅里的电话旁，可以听到篷车司机与林德赫斯特喳喳的说话声。篷车正缓慢而又悄无声息地进入切里海斯胡同。

路上仍然没有行人。林德赫斯特命令后花园那边的两个人下车开始行动。

“进入切里海斯15秒。”篷车司机的助手说。

“放慢，还有30秒。”林德赫斯特回答。20秒后，他说：“现在进入胡同！”

从拐角那边出现了篷车，非常慢，只开着侧灯。“8秒钟。”林德赫斯特小声对着话筒说，然后低声对普雷斯顿说：“现在拨电话。”

篷车开进了胡同，从12号门前开过去，停在阿米塔格先生花盆的前面。这是故意这样做的。突击队员们要斜插向堡垒。篷车涂了油的滑门拉开了，四个人身着黑衣、一声不响地下了车，来到黑暗中。他们没有跑，听不到脚步声，也听不到低声的呼喊。按照预先的命令，他们镇静地走过阿米塔格先生的草坪，绕过罗斯先生停在那里的小汽车的车尾，来到12号的门前。拿着铆枪的人知道合页在哪一边。他还没走到跟前时，铆枪就已扛到了肩上。他找出了合页的位置，仔细地对准了。在他旁边，另一个人举起了大锤。他俩的后面是史蒂夫和那位下士，冲锋枪已经端好了……

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在客厅中感到很不安静。他不能集中精力看电视，他的神经太敏感——一个人出去送空奶瓶的咣啷声、猫的咪咪叫声、远处摩托车的吼声、大货车经过这一带住宅的轰轰声，他都听得到。

9点30分开始演播另一个时事消息，都是一些大臣或者有希望当大臣的人们的会见消息。在无奈的情况下，他拨到BBC二台的节目，想看看关于鸟的资料介绍。他叹了一口气，这毕竟比政治要好一些。

几乎是过了10分钟后，他突然听到隔壁的阿米塔格放下空牛奶瓶子。他心里想道，总是同样多的瓶子，总是在晚上这个时间。然后，那大傻瓜又跟街对面什么人打招呼。这时，电视里什么节目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满有兴趣地盯着电视看。一个来访的姑娘正在和一个戴平顶帽、个子瘦长的人谈他的爱好，好像是关于鸽子的事。他正在镜头前拿着一只鸽子，羽毛油滑光亮，嘴上和头上都鼓鼓地长着雍容的华冠。

彼得罗夫斯基坐得笔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那只鸽子，听着谈话。他肯定，他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同样的一只鸽子。

“这只鸽子是参加竞赛的吗？”姑娘问，她是一个新手，又很活泼，竭力想从会见中多得到一点东西。

“乖乖，不，”戴平顶帽子的人说，“它不是临时取乐的东西，这是‘西屋’品种。”

彼得罗夫斯基脑中一闪。他想起来了：在沃苏沃总书记别墅的客房中，那位形容枯槁的英国老头子曾说：“去年冬天在街上拾到的……”而且，那只鸽子用聪明而敏锐的眼睛看着笼外。

“那么，这不是那种在城里常见的喽……”电视中的姑娘说。实际上她在胡猜。正在这时，彼得罗夫斯基门道中的电话响了。

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去接电话的，以防一旦是邻居打来的。既然家里开着灯，再假装不在家，会引起人家怀疑的；而且他接电话时也不带手枪。但这次他却没有动，眼睛盯着荧光屏。电话铃仍不停地响着。由于有电视的声音，掩盖了市道上胶底靴走路的嚓嚓声。

“我想是的，”戴平顶帽的人高兴地说，“西屋鸽子并不是‘马路鸽子’，它可能是现在飞得最远的鸽子之一。这小玩意儿不管到哪儿都会飞回它长大的窝的。所以，它们也被叫做回乡鸽。”

彼得罗夫斯基一下子从那只椅子上跳了起来，顺手拿起那只萨科手枪。这是一种精密制造的手枪，他一到英国就总带在身边，在家时总是放在坐垫的下边。他嘴里迸出一句俄语，虽然没人听到，但那句话的意思是“叛徒”。

在这个时刻，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一声，两声巨响近得几乎像一声。随着巨响传来了正门玻璃被震碎的声音，接着从屋后又传来两声轰隆声以及门道里的脚步声。彼得罗夫斯基一步窜到客厅门口，并开了三枪。他的三管萨科手枪，可以换三只枪管，三只枪管的发射能力都是最强的。他的枪膛能装五发子弹，但他只射三发，另外两发可能要留给自己。他射出的三发子弹从关着的薄如纸张的门板一下子透过去，飞到门外的厅堂里……

切里海斯胡同的公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夜晚，但谁也说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

铆枪从门上崩掉合页时的巨响把他们都惊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铆枪手扣动铆枪时，他的持枪的同事向旁边和后边闪开了一点，以便给他让出点地方。接着一大锤下去，里面的锁、门栓和铰链便一下子全飞光了。随即向旁边和后边一闪，两人都扔下工具，咔的一声将冲锋枪拿了起来。

他一闪开，史蒂夫和下士便从空档窜过去了。下土三步就窜上了楼梯，抢大锤的人紧跟着他的脚后跟。史蒂夫从叮铃铃响的电话旁跑过去，到了客厅门前，转过脸去朝着门，但他一下子摔倒了，从门上穿出的三颗子弹击中了他，明显地听到“啪”的一声响，他便摔倒在楼梯边。用铆枪的突击队员靠在仍然关着的门边，开了两次火，射出四颗子弹，随即一脚将门踢开，就地一滚便滚到了屋里，并立即蹲立在屋内。

当屋内的手枪开火时，林德赫斯特上尉在马路对面打开了前门观看着，普雷斯顿站在他的后面。上尉看到，在亮灯的门道里，他的副队长奔向客厅，却突然像洋娃娃一样被摔到一边。林德赫斯特走过去，普雷斯顿跟着他。

当开了两枪的突击队员滚到室内蹲在那里察看那个躺在地毯上难以动弹的人时，林德赫斯特上尉出现在门道里。尽管仍在飘着火药的烟雾，但他也能一眼就看清里面的情况。

“到过道里去帮助史蒂夫。”他急忙说。突击队员并没有争辩。地毯上的人开始动弹了。林德赫斯特从上衣里掏出勃朗宁手枪。

那突击队员的枪法很棒。彼得罗夫斯基的左膝中了一弹，小肚子上一弹，左肩上一弹。他的射击斜扫过房间，尽管木门板的阻力使弹道有所改变，但还是四发三中。彼得罗夫斯基疼得要命，但还活着。他开始爬。他可以看到，在12英尺以外，是灰色的钢卷柜，一侧带着扁盒子，两只按钮，一红一黄。林德赫斯特仔细地瞄准着，开了火。

约翰·普雷斯顿飞快地从他身边跃过去，撞到了他的大腿上。普雷斯顿跪到地上的尸体旁。尸体侧身躺着，后脑勺已被崩开了，但嘴却仍像鱼一样在张合着。普雷斯顿把头贴近那张脸。林德赫斯特仍在用枪瞄着，但普雷斯顿正处于他和俄国人之间。他跨到一边，以便能再开一枪，但他垂下了勃朗宁手枪。普雷斯顿站了起来，已经没有必要再开第二枪了。

“咱们最好还是让奥尔德马斯顿的人来看看那个玩意儿吧。”林德赫斯特说，示意着角落里的那只钢柜。

“我不是说过要活的吗？”普雷斯顿说。

“对不起，老伙计，不行了。”上尉说。

正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两人都吓了一跳，一个声音从旁边向他们讲话了。他们看到声音来自一台大型的收音机，定时器自动将它打开了。那个声音说：“晚上好。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节目，现在是10点钟晚间新闻节目。

“据黑德……对不起，请允许我重说一遍，据德黑兰消息，政府今天指出……”

林德赫斯特走过去，关了收音机。地板上的那个人用失去了光芒的眼睛瞪着割绒地毯，对那个惟一讲给他的暗号毫无反应。

正文第二十四章幕后交易

午宴定于6月19日（星期五）在圣杰姆斯的布鲁克俱乐部举行。普雷斯顿按时来到了门口，刚要向右边的侍者报名，奈杰尔爵士却走过大理石大厅来迎接他。

“亲爱的约翰，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他们坐在酒吧的旁边先喝点什么，而且在这里谈话也较随便。普雷斯顿告诉局长说，他刚从赫里福德回来，在那里到医院探望了史蒂夫·贝尔博。这位军士能死里逃生，真是命大。俄国人的子弹从他的护身铠甲里取出来之后，一位医生发现上面有一层粘液，并且送去化验。幸好氰化合物没有进入他的血管。这位空中特勤被铠甲里的陶瓷护板救了命。它仍然很完好，只是稍稍被打了个坑。不然的话，他早就见阎王了。

“太好了，”奈杰尔爵士兴致勃勃地说，“谁也不愿意失去一个好样的战士。”

其他的人大都在议论大选结果。在场的许多人昨晚都等了大半夜，看各个郡的最后竞选结果。

过了预定时间半小时之后，他们去吃饭。奈杰尔爵士订了一张角落里的桌子，在那里，他们可以说些私房话。向里走时，他们碰到了内阁大臣马丁·弗兰纳里爵士正从对面走过来。虽然他们都很熟悉，但马丁爵士立即看出他的同事有“约会”。两位显贵只是稍稍点点头作为见面礼节。这种礼节在牛津大学的学士之间是说得过去的，而拍拍肩膀的作法也只能对外国人适用。

老局长把餐巾铺到膝上，说：“约翰，我叫你来实在是为了向你表示感谢和祝贺。出色的战斗，良好的结果。吃点烤羊肉好吗？这个时候的羊肉是很鲜的。”

“至于祝贺嘛，爵士，恐怕我不能接受。”普雷斯顿平静地说。

奈杰尔爵士透过半月形的眼镜研究着菜单。“嗯？你是太谦虚呢还是太客气？啊！青豆，胡萝卜，还是烤土豆，亲爱的。”

“只是实事求是地说，爵士，”服务员走开后，普雷斯顿说，“咱们谈谈那个叫弗朗兹·温克勒的人好吗？”

“就是你紧追不放盯到切斯特菲尔德的那个人吗？”

“对。说心里话，奈杰尔爵士，温克勒不可能用一盒阿司匹林就能治好头疼。他是个低能人，是个傻瓜。”

“但我听说在切斯特菲尔德车站上他差点把你们都给甩了。”

“那是碰巧，”普雷斯顿说，“一次大的跟踪，我们在每个站上都布置人。问题是，他的招法太笨了。他们告诉我们说他是职业特务，但却是个下等货，甚至都没能甩掉我们。”

“我懂了。关于温克勒还有什么？啊，羊肉，烧透的。”

他们等到上了菜、服务员离去。普雷斯顿翻弄着自己的菜，不大想吃。奈杰尔爵士却津津有味地吃着。

“温克勒带着真正的奥地利护照和有效的英国签证来到了希思罗机场。”

“是这样，一点不错。”

“但我们都知道，移民局的官员也清楚，奥地利公民进入英国是不需要签证的。我们在维也纳领事馆的任何官员都会告诉温克勒这件事的。正是这个签证才暗示希思罗护照检查员将他的护照号码输入电脑，而电脑指明是假护照。”

“我们也会犯错误的。”奈杰尔爵士叨咕道。

“克格勃并不犯这样的错误，爵士。他们的文件都是天衣无缝的。”

“别过高地估计他们，约翰。一些大的机关时而也会糊涂的。再来点胡萝卜？不要了？那么，我可以……”

“问题是，爵士，在那张护照上有两个漏洞。护照的号码使红灯亮了的原因是，三年以前，另一名持有这个奥地利护照的人被联邦调查局在加里福尼亚逮捕了，现在正在索尔达得服刑。”

“真的吗？天啊，这一点俄国人就没干明白。”

“我打电话问这里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定的是什么罪。原来是，那个间谍想敲诈硅谷的英特尔公司经理卖给他技术秘密。”

“太坏了。”

“是核技术。”

“是什么给你这种印象？”

“这位弗朗兹·温克勒的到来就像霓虹灯广告一样耀眼。这种广告是一个通知——长着两条腿的通知。”

奈杰尔爵士的脸上仍然挂着幽默的微笑，但他眼睛里的亮光却暗了下来。“那么，这个明目张胆的通知说了什么？”

“我想它是说：我不能告诉你执行任务的特务的情况，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跟住这个人，他会把你带到发报机处。他确实这样做了。所以，我跟踪追击找到了发报机；而那个特务也终于来了。”

“那么，你这话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呢？”奈杰尔爵士把刀又放到空盘子里，用餐巾擦着嘴。

“我想，爵士，这个行动透风了。我看在那边一定是有什么人把风吹了过来。”

“高见高见。来点草莓饼怎么样？上周吃了一些。当然这是又来的一批。要吗？那就要两个，亲爱的，怎么样？好，加一点鲜奶油。”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当服务员把盘子收走时，普雷斯顿说。

“当然可以。”奈杰尔爵士笑着说。

“为什么要把俄国人打死呢？”

“据我所知，他正在向一颗原子弹爬去，显然是想引爆。”

“我当时在场。”普雷斯顿说。这时草莓饼送来了，他们等着浇上奶油。“那人的臀部、肚子和肩上都受了伤。林德赫斯特上尉一脚就可以把他踢到一边，没有必要让他的脑袋开花。”

“我肯定这位好心的上尉是想干得万无一失。”局长猜着说。

“让俄国人活着的话，奈杰尔爵士，我们就可以抓住苏联的辫子，铁证如山。没有他，我们两手空空，他们就可以耍赖。总而言之，这件事也就只好压下去了。”

“确实。”局长点着头，津津有味地嚼着嘴里的点心和草莓饼。

“林德赫斯特上尉恰巧是弗林顿爵士的儿子。”

“是啊，弗林顿？有人知道他吗？”

“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是同学。”

“是吗？太多了，想不起来了。”

“而且我相信朱里安·林德赫斯特是你的教子。”

“我亲爱的约翰，你真想问到底是不是？”

奈杰尔爵士已经吃完了甜食。他伸直两手，托在腮上，仔细地看着这位五局的侦察员，敬意犹存，但幽默感却全没了。“还有什么？”

普雷斯顿严肃地点点头。“在突击那所房子的前一小时，林德赫斯特上尉在对面房子的厅堂中接了一个电话。我问了一下头一个接电话的，说电话是从一个公用电话打来的。”

“毫无疑问是他的一个同事。”

“不是，爵士。他们都有无线电。而且，外部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一个也没有。但伦敦的几个除外。”

“那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只是另一个细节，奈杰尔爵士。那个俄国人临死前，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话。他咽气前，他似乎是想坚决地说出这句话。当时，我把耳朵贴近他的嘴。他说是：菲尔比。”

“菲尔比？老天爷。我真奇怪，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知道。我想，他是认为菲尔比背叛了他。我也认为他是对的。”

“我明白了。那么，你能让我先听听你的见解吗？”局长声音很柔和，但他的口气却没有先前那样和蔼了。

普雷斯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的判断是，叛徒菲尔比是这个行动的参与者之一，很可能是在外围策划的。如果他真是这样的话，他就会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可进可退，就像其他人那样。我已听人说他想回来，回英国，来度过他的晚年。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就会获得苏联主子的恩准，通过伦敦的强硬左派政府而得到入境签证。可能是从现在起一年以后。或者，他会把该计划的大框透露给伦敦，然后背叛它。”

“那么，你认为，这两种可能他选择了哪一个？”

“第二个，爵士。”

“朝哪一边呢？”

“朝这边，买回乡的票。一场交易。”

“那么，你认为我是这场交易的一方？”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奈杰尔爵士。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谈其他的事情。已经有传说……谈及他的老同事这种老关系，过去他工作过的机关里的友谊……诸如此类的事情。”普雷斯顿盯着盘子，里面还有一半吃剩的草萄饼。

奈杰尔爵士盯着天花板看了好长时间，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约翰，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告诉我，这周你干什么？”

“我想没什么事。”

“那好，明天早晨在桑蒂纳尔大楼的门口等我。带着你的护照。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咱们先到图书馆那边去喝点咖啡……”

在日内瓦的偏僻街道上，一个人站在一座很安全的房子的楼上，看着他的来访者离去。他的客人的头和肩膀在楼下出现了，穿过短短的院子向门口走去，走到路边等着的车旁。

那辆车的司机走了出来，绕过车给那位老人打开车门，然后又绕回到驾驶盘的门口。

普雷斯顿坐到车里之前，抬眼看了一下楼上窗前的那个人。他坐到驾驶盘后面，问道：“是他吗？真是他吗？从莫斯科来的那个人？”

“对，正是他。现在，去机场，好吗？”奈杰尔爵士从后面座位上回答说。他们开走了。

“好吧，约翰，我答应过给你解释，”过了一会儿，奈杰尔爵士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普雷斯顿从反光镜上可以看到局长的脸。老头子正望着外面的乡村。“那个行动？”

“让你说对了，是总书记在菲尔比的建议和协助下亲自发动的，好像是叫什么‘曙光计划’。可是被出卖了，但不是菲尔比。”

“为什么要泄露出来呢？”

奈杰尔爵士想了一下。“从刚刚开始的阶段看，我相信你可能是对的。无论从你交来的、也可以叫做普雷斯顿报告里的结论来看，还是格拉斯哥截获物证所做的推断来看，尽管哈考特·史密斯都不愿意相信，你都是对的。我不敢说两者是有联系的，但我并没有忽视它。我越研究它，越觉得‘曙光计划’不像是克格勃的部署。它显得外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好像是匆忙采取的行动。是由克格勃以外的一个人或一组人发动的，但你又很难找到那个特务。”

“我是在摸着黑走路，奈杰尔爵士，而且这一点我很清楚。从移民局方面来看，苏联的交通员来来去去根本摸不到规律。没有温克勒的话，我是永远也不能及时赶到伊普斯威奇的。”

他们默默不语地开了几分钟车。普雷斯顿想让老人自己把话题接下去。

“所以，我向莫斯科捎了一个信息。”奈杰尔爵士终于说。

“从你那里？”

“天啊，当然不是，永远不会那样干的，太露骨了。从另一个渠道，我认为他们能相信的渠道。当然了，那个信息不是真的。干咱们这一行，有时就得撒点谎。但是，我想通过这个渠道他们会信以为真的。”

“真信了？”

“谢天谢地，信了。当温克勒到来时，我就肯定，他们收到了信息，明白了它的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信了。”

“温克勒就是回答吗？”普雷斯顿问。

“对。可怜的家伙，他还以为是在履行常规和检查希腊人及发报机哪！顺便提一下，两周前，已经发现他在布拉格淹死了。我想，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那么，伊普斯威奇那个俄国人呢？”

“我刚才听说，他的名字叫彼得罗夫斯基，一流的职业间谍，也是一个爱国者。”

“但是，他也非死不可吗？”

“约翰，这个决定是很可怕的，但非这样不可。温克勒的到来就是一个交易条件，一个建议。当然，不是正式的协议，只是心照不宣。不能让彼得罗夫斯基这个人活着受审。我必须跟那所安全房子楼上的那个人，信守不成文的、没有说出来的交易合同。”

“我们要是活捉了彼得罗夫斯基的话，我们就会让苏联下不来台。”

“对，约翰，我们是会的。我们逼迫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大出洋相。那么，到哪儿是个头呢？苏联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的，他们一定会报复的，在世界其他地方。那么，你会等到什么结果呢？还要进入冷战的深渊吗？”

“但毕竟失去了一次惩治他们的机会，爵士！”

“约翰，他们是强大的，有枪炮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明天，下个月，明年，苏联还要存在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跟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最好让他们冷静一点、现实一点地活着，别头脑发热，更不能狂热。”

“这样一来，就得跟楼上窗口的那个人，跟他那样的人做交易，是吗，奈杰尔爵士？”

“有时就得这么干。我是干这一行的，他也是。有一些记者和作家认为，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是生活在梦幻中。而实际上恰恰相反。生活在梦幻中的，甚至做着危险梦的是那些政客，像总书记那样，梦想把欧洲大改其观，以作为他个人的丰碑。

“一个高级情报官员必须比商人还要冷酷无情，但也要因地制宜，约翰，如果让梦幻起主导作用，就会重蹈猪湾事件的覆辙。首先打破古巴导弹事件僵局的是驻纽约的克格勃；而采取过火行动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职业的情报人员。”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爵士？”

这个老牌间谍头子叹了一口气。“我们让他们自己去干，可能要有一些改变。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独特办法去干。刚才那个人会让他们走上轨道的。他会升官的，但却是建立在其他人垮台的基础上。”

“那么菲尔比呢？”普雷斯顿问，“菲尔比怎么办呀，他想回老家来吗？”

奈杰尔爵士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多年来一直是，”他说，“而且，是的，他不时地保持联系，秘密的，跟我们那边大使馆的人。我们养鸽子……”

“鸽子？”

“据我所知，是一种品种很老的鸽子，而且很简单，但却惊人地管用。他就是这样联系的。但不是关于‘曙光计划’。就我所知……即使他真的……”

“就你所知？”

“他也会完蛋的。”奈杰尔爵士平和地说。

他们默默无声地开了一会儿车。

“你想怎么办呢，约翰？你现在还想在五局待下去吗？”

“我想是不能了，爵士，应该见好就收。总局长9月份退休，但他下个月就离职了。我不想在他的接班人手下干。”

“我们不能接收你参加六局。我们不要后来的人。你想过再回希威大街去吗？”

“在现在这个年月，46岁的人，又没有什么技术，已经不好找工作了。”普雷斯顿说。

“我有几个朋友，”局长小声地说，“他们负责资产保护。他们可能要一个能干的人。我可以跟他们说说。”

“资产保护？”

“油井、矿山、矿藏、赛马，人们怕偷或怕人破坏的东西，甚至他们自己。工资很高，你可以好好地抚养儿子。”

“看来，刨根问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普雷斯顿笑着说。

老头子盯着窗外，好像在想着久远的事情。“我也曾经有个儿子，”他小声说，“就一个，一个好小伙子。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死了。我知道你的感情。”

普雷斯顿吃惊地在反光镜中看着老头子。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残酷无情、奸诈狡猾的老牌间谍，也曾一度在客厅的地毯上让儿子当马骑过。

“对不起。我可以在那儿给你找个差事干。”

他们来到机场，退了租来的车，飞回伦敦。跟他们来时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在安全房子楼上的那个人看着英国人的车子开走了。他自己的车要过一个小时才能来。他转身回到屋中，坐在桌子旁，再一次地研究他带来的，并且仍然在他手中的卷宗。他很高兴，这次会面很成功，他手中拿的卷宗可以使他的将来安然无恙。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中将，作为一位职业间谍，对“曙光计划”感到很遗憾。这个计划曾经是很好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但是，作为职业间谍，他也很清楚，一旦计划很完善而又会引起众怒，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取消该计划。亡羊补牢，未必迟也。但如果拖延的话，就会酿成大祸。

对于他的信使从伦敦简·马雷那边带回来的一批材料（间谍代号为汉普斯特德所搞来的东西），他是记得很清楚的。其中六份是普通的材料，但这种材料也只有乔治·贝伦森这种身居要职的人才能搞得到的。但第七份材料却使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这份材料是贝伦森给马雷的备忘录，让马雷递交给比勒陀利亚。在备忘录中，这位国防部的官员谈到，作为军需处的副处长、并且专门负责原子装置，他是如何得到五局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的绝密报告的。

这位反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告诉核心小组说，他们业已发现一名苏联间谍的大部分情况，该间谍正在把一枚箱式原子弹偷运到英国进行组装和引爆；正在跟踪这个间谍，五局越来越逼近这个在英国负责该行动的苏联间谍，并且确信，依靠必要的证据，完全可以抓住他。

由于这个消息来源，卡尔波夫完全相信了这个报告。于是，一方面让英国人干下去，但另一方面却感到很危险。如果英国人在毫无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干成功了，就没有义务非捂住这个可怕的丑闻不可。如果不想出现这个丑闻的话，就得捎过去一个信息，使某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将来，还可以跟这个人讨价还价。

接踵而来的就是他个人的去向问题……在别列德尔基诺那春天的绿茵茵的树林里，他独自徘徊了好长时间。最后，他下定决心要冒一次一生中最大的风险干它一下。他决定对努巴尔·盖沃科维奇·瓦尔塔年的私人办公室作一次秘密拜访。

他向来是小心谨慎地挑选自己的人。大家认为，来自亚美尼亚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是政治局内秘密派别的头头。政治局委员们私下认为，是改变一下上层领导集团的时候了。

瓦尔塔年一言不发地听着他讲，知道自己的办公室早就被窃听了。他一边听着，一边用他那闪闪发光的黑眼睛盯着这位克格勃将军。卡尔波夫讲完后，他问：“你能肯定你的消息是可靠的吗，将军同志？”

“我有克利洛夫教授谈话的全部录音，”卡尔波夫说，“那时录音机在我的手提包里。”

“那么伦敦来的情报呢？”

“这个消息来源是毫无问题的，这个人我已经亲自掌管三年了。”

这位亚美尼亚政治掮客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不仅仅在考虑如何利用这个消息，而且他似乎想得很多。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我国的最上层已经是在蛮干和冒险了，如果证明是这样的话——一个人总需要有证据的。结果也就只好把上层改变一下。日安，再见。”

卡尔波夫明白了。如果苏联的这位顶峰人物倒了台的话，他所安插的那些人就都要完蛋。如果上层变化了，克格勃的主席就要出现空缺，这个空缺对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为了拼凑党内势力的同盟，瓦尔塔年需要证据，更多的证据，确实的。不容否认的证据，要有真凭实据来说明这种冒险的蛮干几乎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谁也没有忘记米哈依·苏斯洛夫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就是利用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进行冒险的罪名。

这次会面后不久，卡尔波夫便把温克勒派到英国去了。这是他的卷宗里所能找到的最差劲的间谍。他的消息捎到了，而且对方明白了。现在，他手里拿着他的亚美尼亚恩主所需的证据。他把那些文件又看了一遍。

虚构的审讯和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少校向英国当局的供词，还需要一点补充，但他在雅辛涅沃以外还有人，他们可以完成这件事。那些审讯报告是最说明问题的，这是主要的。甚至普雷斯顿的总结报告也都是原件的影印件，只是作了适当的修补，凡是提到温克勒的地方都删掉了。

总书记本人也不能、甚至不愿意挽救叛徒菲尔比；而他自己也救不了自己。瓦尔塔年将负责这件事，这是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

卡尔波夫的车开来了，将他送到苏黎世，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飞机飞上了天空。这次会见很好，对他与切尔希讨价还价很有用。

正文尾尾声

伯纳德·亨明斯爵士虽然在7月中旬就离职了，但他正式退休的日期却是1987年9月1日。他在当年11月逝世了。他的退休金足以供养他的妻子和继女的生活。

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没有当上总局长。尽管大家都认为哈考特·史密斯不转发普雷斯顿的报告和低估格拉斯哥截获敌特的重要性没有导致恶果，但毕竟是两起严重的判断错误，所以，智囊团做出了果断决定。既然在五局内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便从外面找来一位做总局长。哈考特·史密斯先生几个月后也退职了，参加了伦敦商业区一家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工作。

约翰·普雷斯顿在9月初退了职，转到资产保护部门工作。他的工资增加了一倍多，足以使他对离婚和抚养儿子汤米有了可靠保障，完全可以负担孩子的生活和教育了。朱莉娅迫不得已地收回了反对意见，孩子归他了。

奈杰尔·欧文爵士按规定是在过年那天退休。他在圣诞节那天告别了办公室，搬到朗顿·马特拉佛斯的小屋里，过着纯粹的乡村生活。在那里，谁问他在退休前干了哪些“使白厅讨厌的事”，他都一五一十地告诉谁。

12月初，简·马雷被调回国述职。当南非航空公司的波音747一飞离希思罗机场，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名彪形大汉便从机组人员的休息处走过来，给他戴上了手铐。他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一直待在距地面几英尺的地下室里，回答一组又一组要人们的提问。

马雷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逮捕的。此事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到了卡尔波夫将军的耳朵里。他的这个间谍的覆没使他大为震惊。他深信，马雷，也是就是弗利基·布兰特一定经受不住长期审讯。他等待着乔治·贝伦森的被捕和西方盟国的大惊小怪。

12月中旬，贝伦森提前从国防部退休了，但没有被逮捕。经奈杰尔·欧文爵士本人的干预后，他获准退休后迁到英国的沃尔金岛上去居住，从妻子一方得到一笔不大不小的补贴。

这个消息告诉卡尔波夫将军说，他的高级间谍不但被挖出来了，而且反戈一击了。但他不知道的是，贝伦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戈而为英国情报机关效劳的。后来，从伦敦的使馆驻地内部，安德烈叶夫报告说，据谣传，简·马雷第一次跟贝伦森接触之后，贝伦森就向五局弃暗投明了。

不到一周时间，雅辛涅沃的分析专家们不得不承认：三年来本以为是完好无缺的工作，却原来从一开始就没干明白。

结果导致了这位谍报专家的最后一次医药无法挽救的心脏病复发。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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