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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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

正文第一章动物的性生活：生物学的依据-1

第一章动物的性生活：生物学的依据

女人吗？这也太简单了！热衷于搞简单公式的人说：她就是子宫，就是卵巢。她是个雌性（female）——用这个词给她下定义就足够了。“雌性”这个词出于男人之口时，有种侮辱性的含意，可是，他并不为自己的动物性感到羞耻。相反，要是有人谈到他时说：“他真是个雄性（male）！”他会感到自豪。“雌性”这个词之所以是贬义的，并不是因为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因为它把她束缚在她的性别中。如果男人认为雌性这个性别即使在无害的哑巴动物那里，也是卑鄙的、有害的，这显然是由于女人引起了他的不安与敌意。不过他还是希望，能在生物学中找到为这一观点辩解的根据。“雌性”这个词，在他脑海里像跳萨拉班德舞似的引起了他一连串的联想：一个硕大的圆形卵子吞没并阀割了敏捷的精子；令人畏惧的、气势汹汹的白蚁王后在统治着受奴役的雄白蚁；雌螳螂和蜘蛛对爱情已感到腻味，压碎并吞食了自己的配偶；发情的母狗跑街窜巷，后面留下了一股臭味；母猴粗俗地露出屁股，然后扭捏作态地溜走；而那些外表极为华丽的野兽，如雌虎、雌狮和雌豹，性交时却处在雄性帝王般的拥抱下，像个奴隶似的。雌性是懒惰的、热切的、狡诈的、愚蠢的。无情的、好色的。凶残的、谦卑的，男人把这一切全都抛到了女人身上。她是个雌性固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不再以迂腐方式去思考，就会立刻提出这样两个问题：在动物王国，雌性意味着什么？在女人身上，有哪些雌性的明显特征？

雄性和雌性是两种个体类型。它们的物种是俄生殖功能而划分的，只能相关地确定。不过，首先必须注意，即使物种按照性别去划分，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实际上，这种划分没有得到普遍证明。仅以动物为例，大家知道，只有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单细胞形态，如纤毛虫、阿米巴原虫和胞子虫等，它们的繁殖方式与有性生殖完全不同。每个细胞都是靠自身各自进行分裂和再分裂。在多细胞动物或后生动物那里，生殖或是通过裂配生殖方式（分裂成或者切成两个或者许多部分，这些部分变成新的个体），或是通过出芽生殖方式（芽体分裂后形成新个体），可以无性地进行。在水娘和其他腔肠动物当中，以及在海绵、蠕虫和被囊动物当中所观察到的出芽生殖现象，是些非常有名的例子。在单性生殖的情况下，由单性生殖雌虫产出的卵子，不经雄性的授精作用便可发育成胚体，于是雄性可能根本不起作用。蜜蜂倒是交配的，但蜜蜂排出的卵子可以经过受精，也可以不经过受精。未受精的卵子发育成雄蜂（雄性）。蚜虫一连几代无雄性存在，这几代生出的卵子，都未经过受精，且变成雌性。海胆、海星和青蛙的单性生殖可以人为地引起。不过，单细胞动物（原生动物门）的两个细胞却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受精卵。蜜蜂的卵子要是变成雌性，则需要受精。雌雄蚜虫一般在秋天出现，这时产生的受精卵，是为了适于在冬季保存。

以前，有些生物学家由这些事实得出结论说，即使可以无性繁殖的物种，偶尔的受精作用对两个个体遗传物质的混合、恢复种类的活力，即完成“复壮作用”，也是必要的。根据这一假设，有性生殖在极为复杂的生命形态中，很可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功能，只有低等机体才可以无性繁殖，而它们的生命力过一段时间甚至会衰竭。但今天人们已基本抛弃了这种假设。研究证实，在适当条件下，无性繁殖可以无限地进行，不会使物种发生明显退化。这些研究还证实了细菌和原生动物们所存在的十分引人注意的事实。在单性生殖方面，目前正在进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的实验。看来，许多物种的雄性完全是多余的。而且，细胞间的交换价值如能证实，这种价值似乎就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无须解释的事实。生物学诚然证实了性差别的存在，但根据已有定论的观点，科学仍无法从细胞的结构，或从细胞的繁殖法则，或从任何基本现象，谁知这种差别。

产生两种类型的配子，即精子与卵子，不一定就意味着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性别。实际上卵子和精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殖细胞，都可能由同一个个体产生。在正常的雌雄同体的物种中就有这种情况发生；而在植物当中普遍存在雌雄同体的物种，在环节动物门的蠕虫和软体动物之类的低等动物那里，也可以发现这种情形。这些物种的生殖可以由自体受精完成，或者更普遍地，由交叉受精完成。某些生物学家曾试图重新解释这种状况。有人认为，性腺（卵巢与奉丸）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个体中的分离，表明进化的发展越过了雌雄同体阶段。相反，另一些人认为，这种分离状态是原始的，雌雄同体是退化状态。这些关于这种或那种系统优越的观点，暗示着当前的进化理论极有争议。我们能确切说出的只是，这两种生殖方式实际上是共存的，两者都顺利完成了有关物种的延续；和产生它们的机体差别一样，配子差别也许也是偶然造成的。所以，物种按雌雄两种个体来划分，看来是通过观察所得到的最低限度的事实。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个事实是理所当然的，无须进行解释。根据柏拉图的神话，最初存在着男人、女人和两性人。每个人都有两张脸、四只胳膊、四条腿和两个连在一起的身体。他们在某个时期分成了两部分，此后每一半儿都一直想同对应的另一半儿重新结合。后来众神判决各不相同的两半儿应当结为夫妻，生出新人。然而这个故事想解释的只是爱情；最初两性分化是特定的。亚里士多德没有解释这种分化，因为如果物质与形式必须在一切活动中合作，就没有必要把主动本原与被动本原分开。因而圣·托马斯称女人是一个“附属的”人，这是从男性观点出发，以某种方式暗示有性状态的意外性或偶然性。然而，假如黑格尔未曾打算进行逻辑解释，他的理性主义热情就是虚伪的。在他看来，有性状态是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主体获得一种属于特殊类属（类）的具体感觉。“类属的感觉，在主体引起一种冲动，这一冲动抵消了来自主体个别现实性的不相称感觉；它造成了一种欲望，想在同一物种的另一个主体中，通过与这个他者结合成总体的方式，发现自我的感觉，想完善自我，从而想在他自己的本性中体现这个类属（类），并使它实现。这就是交配过程”（见《自然哲学》第三编第369节）。在稍后一点，黑格尔又补充说：“该过程是这样存在的，即他们在自身中，就是说在单一的类属中——这和主观生活完全是一回事——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就这样确立它。”黑格尔后来认为，要完成统一过程，就必须以存在性的差别为前提。但他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人们从这种解释当中明显感到有一种预先的偏见，以至每次推理都无法找到三段式中的三个项。

在个体向物种的投射（pme）或超越中，两者都得到了实现。这种投射或超越在祖先与后代的单纯关系中，可以在没有第三种要素干预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就是说，生殖可以是无性的。或者，即使存在两个祖先，它们也可以是相同的（如雌雄同体物种的情况便是如此），仅仅被识别为单一类型的特殊个体。黑格尔的讨论揭示了有性状态的极端重要意义，但他的错误在于总是从重要性论证到必然性，把重要性与必然性相提并论。人固然是通过性活动赋予两性及其关系以重要性的，正如他赋予他的所有功能以意义和价值，但性活动不一定隐含在人的本性中。梅洛一庞蒂（Merlea－Polity）在《感觉现象学》中特别指出，人的生存要求我们修正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看法。他说：“生存不具有因果性、偶然性，不具有无助于构成其形式的内容；它不承认纯粹事实这个概念，因为只有通过生存，事实才可以得到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也存在着这样一些条件：若没有它们，生存这个事实便不可能存在。“存在于世界”这个说法在严格暗示，有一个既是这个世界的物体、也是这个世界着眼点的身体存在着，但任何事物都不要求这个身体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结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讨论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冲动名言时认为，人的真正本性，由于人的有限状态，同死亡密切相关。他指出，可以想像，有一种在时间上既是无限也是有限的生存；但是，死亡若是没有存在于人的生命中，人同世界以及同他自己的关系就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以至“人终有一死”这个命题所具有的意义，完全有别于单纯观察到的事实。生存者若是永远不死的，他就不再是我们所谓的人。他的经历的主要特征是，他的生命在时间中的发展，于他之前和之后都创造了无限的过去和未来，因而，物种的不朽性同他的个体有限性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生殖现象是以存在的本质为基础的。但我们必须到此止步。物种的不朽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性的差别。的确，这一差别是生存者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它为生存的任何一种现实定义所需要。但同样正确的是，尽管没有肉体的精神和不死的人都同样板不可思议，我们仍可以设想出一个单性生殖的或雌雄同体的社会。

人对两性各自的功能有着各种各样的信念。最初，这些信念没有科学依据，仅仅反映了社会神话。父亲与怀孕无关的想法由来已久——某些原始母系社会就一直这样认为。以活精子形式出现的祖先精神，应当找到它们进入母体的途径。随着父权制的出现，男性极想得到对后代的所有权。承认母亲对生育所起的作用虽然是必要的，但这里所承认的只是，她携带并养育了由父亲单独创造出来的活精子。亚里土多德认为，胎儿产生于精子与经血的结合，男性本原贡献了力量、活动、运动和生命，而女人只是提供了被动的物质。希波克拉底（6S）也坚持类似成见，他认为有两种种子，一种是软弱的或女性的，另一种则是强健的或男性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并延续到现代。

17世纪末，哈维（otoplasm），此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细胞的确切性质。1879年，人们观察到了射入海星卵子的精子，从而形成了两种配子即卵子和精子的细胞核的等价观念。比利时的动物学家万·贝奈顿第一次详细论述了卵子和精子结合为受精卵的情形。

不过，亚里土多德的观念并未完全受到普遍怀疑。黑格尔认为，两性必然是有差别的，一方是主动的，另一方是被动的，女性当然属于被动的一方。“因此，根据这一差别，男人是主动的本原，女人由于处于不发达的统一体中，所以是被动的本原。”甚至在承认卵子是主动本原以后，人们仍在试图论证，与精于充满活力的运动相反，卵子是静止不动的。今天，人们注意到某些科学家的相反趋向。这些科学家在单性生殖实验过程中发现，可以将精子的功能转化为一个单纯的物理化学反应物的功能。有关实验表明，在某些物种中，酸的乃至针刺的刺激可以引起卵裂并促使股体发育。有人以此为据大胆提出假设，认为雄性配干（精子）对生殖是不必要的，它的作用至多有如酵素；并且进而认为，也许总有一天雄性的合作在生育中是多余的——这种看法好像是对女人许多祈祷的回应。但是，没有理由作出如此大胆的期望，因为一般物种的生命过程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证据。无性生殖和单性生殖现象，似乎与有性生殖现象同等重要。我曾说过，有性生殖无权被认为是主要的；但是事实也根本没有证明，它对任何重要机制的作用是可以贬低的。

所以，既然不承认任何一种学说，不承认任何一种可疑的理论，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我们当然既无法为其提供依据，也无法通过观测资料加以解释的事实，就要面对一种我们不可能加以理解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根据有性状态的具体表现去研究有性状态，才有可能理解它的重要性。也许只有到了那时，才会揭示出“女性”这个词的含义。

我在这里不准备提供一种生命哲学，也不想过早地表明我对机械论哲学与目的论哲学的论争有何看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武断的语言，也许这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赋予生命现象以意义。我将采用他们的术语。如果在生命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不抱任何偏见，我们就可以断言，所有生物学事实都意味着超越，所有功能都意味着设计，意味着某件有待完成的事情。但愿我所用的术语的意思仅限于此。

就大多数物种而言，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在生殖中是合作的。它们主要是根据它们产生的配干——精子和卵子，而被分别确定为雄性和雌性。在某些低等植物和动物中，那些结合成受精卵的细胞是同卵的，这些配子同型的实例意味深长，因为这说明两种配子的基本等价性。一般说来，两种配子是有区别的，但其等价性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精子和卵子都是从两性的原生殖细胞发育而来的。雌性卵母细胞从原生殖细胞的发育，主要在细胞质上与雄性精母细胞的发育有区别，但它们的细胞核现象明显相同。生物学家安塞尔1903年认为，原生殖细胞是未分化的，它是发育成精子还是卵子，要看容纳它的性腺属于哪一种类型，是睾丸还是卵巢。无论如何，两性的原生殖细胞毕竟有同等数量的染色体（这是有关物种的特征），这些染色体的数量在两性极为相似的发育过程中被减少了一半。两种配子在这些发育过程（在雄性叫精子生成，在雌性叫卵子生成）终结时几乎完全成熟，变成了在某些方面差别巨大的精子和卵子，如下面提到的。但是，两种配子各自都有一组单倍的、数量相等的染色体。

人们今天都十分清楚，后代的性别取决于受精时的染色体构成。随着有关物种的不同，雄性配子或是雌性配子造成了这种结果。在哺乳动物造成这种结果的是精子。它们产生两种数量相等的精子，一种含有X染色体（卵子全都含有这种染色体），另一种含有Y染色体（卵子无这种染色体）。除了X和Y染色体，卵子和精子还含有一组数量相等的染色体。很明显，当精子和卵子受精结合时，受精卵含有两组完整的染色体，构成了该物种的数量特征——如人有48个染色体。如果受精是由一个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完成的，受精卵就会含有两个X染色体，便会发育成女性（XX）。如果带有Y染色体的精子使卵子受精，受精卵就会只有一个X染色体，便会发育成男性（XY）。鸟类和蝴蝶的情况正好相反，但确定其性别的原理仍然一样，含有X或Y的卵子决定后代的性别。在遗传方面，孟德尔（Mendel）定律表明父母起着同等的保护染色体含有的遗传因基就被同等传到卵子和精子那里。

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两种配子，任何一种都不可以被看做是优于另一种的；它们一旦结合，便都会在受精卵中失去其个体性。有两种常见的假说（至少在基础生物学意义上）是明显错误的。第一种假说，即雌性被动说，已为新生命源于两种配子结合这一事实所推翻；生命的火花不是一方的专有财产。卵子的细胞核，是严格对称于精子细胞核的生命活动中心。第二种错误假说与第一种相反，似乎并不妨碍两种配子的共存。这种假说大体上认为，雌性本原保障了物种的永存，而雄性本原具有一发即逝的性质。实际上，胚体不但使母亲的而且使父亲的种质得以延续，并以雄性或雌性的形态把它们一起传给后代。可以说，这是一种雌雄同体的种质，它活的时间比雄性个体或雌性个体还要久，而这些个体无论何时生出的后代都是这种种质的体现。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卵子与精子的较次要差别，这些差别是十分有趣的。卵子的主要特质在于，它是作为养育和保护胚体的一种手段提供的；它把胚体将来用以建立组织的储备物质，把不具备活力而只属于惰性物质的卵黄贮藏起来。因此卵子很重，一般呈球形，相对来说大些。鸟卵的体积是有目共睹的；女人的卵子几乎和一个句号一样大小（直径0．132－0．135毫米），但人的精子要小得多（长度只有0．04－0．历毫米），所以1立方毫米能容纳6万个精子。精子有一条线状的尾巴和一个很小的扁平椭圆形的头，头部含有染色体。任何惰性物质都没有把它压垮，它充满了活力。它的整个结构都适于运动。而决定胚体未来的卵子却是静止的；它存于雌性的体内，或在外面水中漂浮，被动地等待着受精。是雄性配子将它搜寻到的。精子始终是个裸露的细胞；卵子则根据物种的不同，可能有壳和膜的保护，也可能没有这种保护。但不管怎样，只要精子一遇到卵子，就会压在它下面，有时会用力摇晃它，最后钻进卵子里。这时它的尾巴脱落了，头却在增大，变成雄性细胞核，并移向卵子的细胞核。这时卵子会迅速形成一层膜，阻止其他精子进入。海星和其他棘皮动物在体外受精，所以很容易观察到精子像光环似的环绕着卵子，向它发动猛烈进攻。这里的竞争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发生在大多数物种中。精子要比卵子小得多，所以产生的数量一般都大得惊人（人类每次排出精子与卵子的比是二亿比一），因而每一个卵子都有众多的求婚者。

因而，卵子在本质上是主动的，而它的细胞核在表面上却是被动的。它的自我封闭的密集形体，引起夜之黑暗和内部之平静。它表现了古人认为代表着有限世界和具有不可久性的原子领域。卵子是静止的，它在等待；与此相比，自由的、纤细的、敏捷的精子，则像一种焦躁不安的生存。但不应当把这个象征推得太远。人们有时把卵子比做内在性，把精于比做超越性，而且据说精子只有失去其超越性和能动性才能穿透卵子。它在失去尾巴之后，被吞没它的那个密集形体所俘获和阉割。这个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如所有被动行为那样令人不安，但雄性配子的行为却是合理的，这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测量得到的运动。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过是异想天开。雄性和雌性配子在受精卵中融为一体，都在压制下变为一个新的整体。说卵子贪婪地吞没了精子是错误的，说精子霸占了雌性细胞的储备物也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两者在融合时都失去了个体性。运动在机械论者看来无疑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但这种看法对现代物理学并不比超距作用更清楚。况且，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导致配子结合的物理化学反应。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配子得到一种有根有据的想法。生命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能动方面：它既能以仅仅超越自身的方式被维持，也能只在得到维持的条件下超越自身。这两种因素总是同时起作用，想把它们分开是不现实的，不过有时是这种因素，有时是那种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两种配子一旦结合，就既超越了自身又使自身得以永存；但卵子在结构上提前适应了未来的需要，它的构成方式足以养育所萌发的生命。相反，精子却完全没有力所唤醒的胚体的发育做准备。另一方面，卵子未能提供激发新生命所需要的环境变化，而精子却可以并的确在四处游大。没有卵子提前做准备，精子的到来就会徒劳无益；但没有精干的能动性，卵子就不会实现其生命潜能。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种配子在根本上起着同等的作用；它们共同创造了生命体，而在生命作中它们都既丧失又超越了自身。但在决定受精的次要的表面现象中，是雄性要素提供了产生新生命所需要的刺激，同时是雌性要素使这个新生命能够留在一个稳定的机体里。

以此为依据推断说女人的位置在家里，这未免欠缺考虑——可就是有这种欠缺考虑的人。阿尔弗雷德·富耶（AlfredFouilthe）在《体质与性格》一书中，根据卵子去定义文人，根据精子去定义男人；而且许多貌似深奥的理论都建立在这种可疑的类推游戏上。这是一个这些含糊观念究竟属于哪一种自然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遗传定律的问题，因为根据遗传定律，男人和女人当然都是由卵子和精子发育而成的。我只能认为，在这些含糊的见解中仍然飘浮着中世纪旧哲学的残迹，这种哲学教导说，宏观宇宙是微观宇宙的精确反映——卵子被想像成一个小女性，而女人则被想像成一个巨大的卵子。这些自炼金术时代就被普遍抛弃的沉思，与它们现在所依赖的资料的科学精确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现代生物学同中世纪的象征论很难取得一致。但我们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太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坦率地承认，从卵子到女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还没有哪个雌性概念是根据未受精卵确立的。如黑格尔所公正指出的，不能把性的关系追溯到两种配子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雌性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前面已经指出，在许多植物和某些动物（如蜗牛之类）当中，两种配子的出现并不需要有两种个体，因为每一种个体都能产出卵子和精子。即使两性开始分离，识别它们的方式也与识别其他物种不同。虽然两种配子与相似的原始组织有很大差别，但雄性和雌性倒更像同一基础上的变异。在某些动物（如裂蛐属的海生蠕虫）中，幼虫是无性的，成虫根据发育环境或变成雄性，或变成雌性。但如前面提到的，大多数物种的性别取决于受精卵的基因结构。蜜蜂蜂后生出的未受精卵，只能变成雄蜂；而由蚜虫单性生殖的卵子，则通常变成雌蚜虫。但大多数动物的所有发育的卵子都经过受精作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染色体的性机制产生的两性数量是接近相等的，这一机制前面已经讲过。

两性胚体在发育时，后来变成性腺的那个组织最初没有分化，睾丸或卵巢是在某个阶段逐渐形成的；同样，其他性器官的发育也有一个未分化的早期阶段，此时胶体的性别不可能通过检查这些器官来确认，只是到后来，才从这些器官产生了定了形的雄性或雌性的结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介于雌雄同体与雌雄异体（两性分离）之间的状况。一个性别常常具有反映另一个性别特征的某些器官，贿赂就是个典型例子。雄性赠像有一个叫比德氏器官的发育不完全的卵巢，它在实验条件下可以产出卵子。哺乳动物也有这种性双向潜能的迹象，如雄性有个雄性化的子宫和发育不完全的乳腺；雌性则有加特那氏管和阴蒂。众所周知，动物和人都有许多雌雄间体的实例。有人在昆虫和甲壳类动物那里偶尔发现了雌雄命体的例子，雄性和雄性的身体界线由于镶嵌变得含混不清。

实际上，虽然个体的基因型性别在受精对是固定的，但这个个体仍可能深受它发育环境的影响。在蚂蚁、蜜蜂和白蚁那里，就是由幼虫的营养状况来决定，基因型的雌性个体是变成充分发育的雌性（“蜂后”或“蚁后”），还是变成性功能发育不完全的工蜂或工蚁。在这些情况下，整个机体都受到影响，但性腺在形成身体或体质的性差别时不起作用。不过，脊椎动物的性综所分泌的荷尔蒙，却是主要的调节剂。大量实验证明，改变荷尔蒙（激素）的状况，可以让性别受到很大影响。为成年动物或人所做的移植和阉割实验，对现代性理论作出了贡献。根据这些实验，在脊椎动物当中，雄性和雌性的体质有点相同。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中性成分，受性腺的影响而具有性的特征。性腺分泌出的荷尔蒙，有的起刺激作用，有的则起抑制作用。甚至生殖管道本身也是由体细胞构成的，胚胎学的研究表明，它在荷尔蒙的影响下，从一种未分化的、在某些方面属于雌雄同体的状态，向雄性或雌性发育。如果荷尔蒙反常，因而两种性潜能都不能得到专一实现，就可能会导致间性的后果。

完全定形的雄性和雌性在物种的数量上是相等的，而且源于相似的起点，有着相似的发育过程，所以基本上是等值的。如我们所见，两者都有生殖腺——卵巢或睾丸，配子也都产生于十分对应的过程。这些腺通过导管释放出它们的产物，而不同性别的导管，其复杂程度也有所不同。雌性的卵子可以通过输卵管直接输送到外面，也可以在排出之前在泄殖腔或子宫保留一段时间。雄性的精液可以存放在外面，也可以通过性交器官射入雌性的体内。因而在这些方面，雄性和雌性似乎处在相互对称的关系中。要揭示它们所特有的物种特质，就必须从功能角度去研究它们。

给雌性下一个普遍有根据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将雌性定义为卵子的携带者，将雄性定义为精子的携带者，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我们所见，机体与性腺的关系是极其多变的。另一方面，从整体上讲，配子之间的差别对机体没有直接的影响。有时人们认为，卵子由于体积大而比精子消耗更多的生命能量，但精子产生的数量大得惊人，以至两性消耗的能量接近相等。有人曾希望在精子生成中发现浪费的例子，在卵子生成的过程中发现节约的典型，但卵子也有一种不合理的浪费，因为多数卵子根本没有受精队在微观世界，配子和性晚根本不能代表整个机体。这整个机体是我们现在必须直接注意的。

我们在考察动物生命的进化程度时，所发现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其进化程度越高，个体性发育得就越充分。在最低级，生命只与物种整体的存活有关。在最高级，生命通过特定个体寻求表现，同时也在完成群体的存活。在一些低等物种中，机体有可能完全缩减到只有生殖器官的程度。这时，卵子，因而也就是雌性，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卵子专门致力于单纯的生命繁殖。但是，雌性这时几乎只有一个腹部，它的生存在产卵的剧烈阵痛中消耗殆尽。与雄性相比，它的身体硕大，但它的附肢通常很小，它的躯体是一个无定形的液囊，它的器官已退化以适于卵子。的确，这样的雄性和雌性虽然显然是机体，但几乎不能被看做是个体，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由不可分割的要素组成的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介于雌雄同体和雌雄异体之间。

因此，某些寄生于螃蟹的甲壳纲动物的雌性，是一个装有数以百万计卵子的纯粹液囊。在卵子中可以发现极小的雄性，它们既有幼体也有成体。在小玲输规中，矮小的雄性更为退化。它长在雌性甲壳的下面，没有自己的消化道，其功能纯粹是生殖。但即便完全如此，雌性受到的限制也不亚于雄性，它受物种的奴役。如果说雄性受雌性的束缚，那么雌性就完全受它所寄生于的生命机体的束缚，或完全受某种基质的束缚。而且它的精力在排出卵子以让微小的雄性授精时就消耗掉了。

在稍高等一点儿的动物当中，开始显露出个体的自主性，连接两性的联系减弱了，但昆虫的两性仍严格从属于卵子。通常雄性和雌性在交配和排卵后就会立刻死去，如蚌螃。有些轮虫纲动物，雄性没有消化道，授精后就立即死去；雌性吃的东西和存活的时间，可以至少让它发育到排卵时。母亲在下一代出现后死去是确定无疑的。许多昆虫的雌性拥有特权地位是由于这一事实：生产和有时照料卵子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而授精多半可以迅速完成。

白蚁蚁后的体态硕大，肚子里塞满了养料，每天排出的卵子有4000个之多，直到它失去生育能力被无情杀死。它和侍候它。频繁使它受精、比它小得多的雄白蚁一样，也是一个奴隶。在实行母权制的蚁穴和蜂巢中，从经济角度来看雄性是无用的，所以它们时常会被杀死。在蚂蚁中，所有的雄蚁在交配时节和雌蚁一起涌出蚁穴。和雌蚁完成交配的雄蚁，由于体力耗尽而死去；其他雄蚁则由于工蚁不许它们返回蚁穴，或被饿死，或被杀死。已受精的雌蚁命运凄惨，它把自己单独理在地里，往往刚排出第一批卵子就会死去，或者如果它顺利地建立了一个群体，就会仍卧在里面，可能会活上个10－12年，不断排出更多的卵子。工蚁是些性功能萎缩的雌蚁，可能会活上个若干年，但它们的生命基、本上致力于养育幼蚁。这和蜜蜂十分相似。在婚姻期间与蜂后完成交配的雄蜂，由于内脏被拖出，落地而死。其他雄蜂返回蜂巢，过着懒惰的生活，显得碍手碍脚，到冬季将临时会被工蜂杀死。但工蜂却在马不停蹄地服苦役，以换取它们活着的权利。它们和工蚁一样，也是发育不完全的雌性。蜂后实际上受制于蜂巢，只能不断地产卵。如果它死了，工蜂就会给某些幼蜂特殊的食物，为继承做准备。第一个脱颖而出的幼蜂，会把蜂巢里的其他幼蜂全部杀死。

在某些蜘蛛当中，雌性把卵子放在丝状壳子里随身携带，直到把它们孵化出来。雌蜘蛛比雄蜘蛛大得多，强壮得多，以至交配后能把它弄死吞掉，就像一种叫螳螂的昆虫把雄性吃掉那样。围绕着这种行为，有关贪婪女性的神话定形化了——卵子阉割了精子，雌螳螂谋杀了它的配偶，这些行为预示着女性对阉割的梦想。不过，雌螳螂主要是由于受束缚才表现出它的残忍。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有丰富的食物，可以自由自在地活着，它极少拿雄螳螂进餐。如果雌螳螂的确把雄螳螂吃掉了，那是由于为了生出它的卵子，使它的种族得以永存；正如基于同样的必要，孤独的受精雌蚁也经常会吃掉它自己的某些卵子。如果认为这些事实是在宣告“两性之战”，让两个个体进入敌对状态，这也未免扯得太远。不应当简单地说，蚂蚁、蜜蜂、白蚁、蜘蛛或螳螂的雌性，在奴役着雄性，甚至在吞食雄性，因为以不同方式消耗两者的是物种。雌性活的时间比较长，似乎比雄性更重要；但它没有任何独立性——产卵、育卵和照料幼体，这就是它的命运，它的其他功能都完全地或部分地退化了。

相反，雄性却开始表现出一种个体生存。它在授精时经常表明比雌性更有能动性，它四处搜寻雌性，接近它，触摸它，抱住它，强行把两者的性器官连接在一起。有时，为了得到它，它不得不同另一个雄性搏斗一番。因此，雄性的运动、触摸和握捉器官往往更发达。许多种类的雌蛾没有翅，然而雄蛾却有翅。雄性昆虫的颜色、翼复羽、腿和螫的发育程度往往比较高。有时除了这种天赋，还有一种似乎是奢侈品的斑谰色彩。除了短暂的性交，雄性的生命没有什么用途，也不承担什么责任。同工蜂的勤劳相比，雄蜂的懒惰好像是一种明显的特权。但这种特权是群体的耻辱，雄性常以生命为它的无用和不完全的独立付出代价。物种把雌性置于奴隶地位，又因雄性的逃逸而惩罚了它。物种用暴力消灭了雄性。

在生命的较高级形式中，生殖成了分离机体的一种创造，它具有双重作用：延续物种和创造新的个体。随着个体单一性的逐渐明显，这种创新的特征也更加明显。于是这两种基本要素——永存和创造，被分别送给两性，就格外引人注目。这种分离，在卵子受精时就已经显示出来，在整个生殖过程中都可以观察得到。并不是卵子的本质属性需要这种分离，因为在较高级的生命形式中，雌性和雄性一样，也取得了某种自主性，卵子对它的束缚已经松弛。鱼类、蛙类或鸟类的雌性，其身体决非只限于一个腹部。母亲受卵子的束缚越不严格，生殖劳动就越不是一个需要全力完成的任务，父母与后代的关系也就越不确定。甚至可能像各种鱼类那样，由父亲来照料新孵化出来的幼体。

正文第一章动物的性生活：生物学的依据-2

水是卵子和精子可以在里面漂浮并结合的一个要素，水环境里的受精作用几乎总是在体外进行。大多数鱼类没有性交行为，至多是通过接触相互刺激。母亲释放出卵子，父亲则释放出精子——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没有理由认为母亲比父亲更应当感到对卵子负有责任。在有些物种中，卵子被父母遗弃，在得不到照料的情况下长大。有时母亲为卵子准备了一个窝，有时母亲在卵子受精后保护它们。但更为常见的是由父亲来照料它们。一旦雄性使卵子受精，它就会把雌性赶走，以免它把卵子吃掉，并狂怒地保护卵子，不让它们受到任何侵扰。有些雄性是用吹气泡的办法，把一种保护性的窝封在一种隔离物质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雄性把发育的卵子街在嘴里保护起来，或像海马，放在腹部的隔层里。

在两栖动物（青蛙和蜘蛛）当中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它们不懂得真正的性交，所实行的是抱合，雄性紧紧抱住雌性，刺激它排出卵子。卵子被释放出来时，精子存放在它们上面。在助产的蜘蛛那里，雄性把一串串的卵子顺着后腿缠绕起来，以便保护它们。当幼体即将孵化成蜈蚣时，又把它们送到水中。

鸟类的卵子在雌体内部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它比较大，因而排出时有点困难。鸟卵同母亲的联系比同父亲密切，父亲只不过是用短暂的性交使它受精。通常都是母亲卧在鸟卵上面，照料新孵化出来的幼鸟。但在筑巢、保护和喂养幼鸟方面，父亲往往是有用的。在极个别情况下，如麻雀，由父亲去做孵化和喂养工作。雄鸽和雌鸽都从嗑囊分泌出乳液，共同喂养羽毛本丰的小鸽子。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喂养幼体时，雄性因专心喂养而产生不出精子——雄性忙于维持生命，因而没有产生新的生物的冲动。

哺乳动物中的生命呈现出最为复杂的形式，个体化表现得十分先进和明确。两种生命成分的分离，即延续和创造的分离，在两性分离当中明确实现了。正是在这类群体，如脊椎动物，母亲在维持着同后代的最密切关系，而父亲则对这种关系并不那么感兴趣。雌性机体完全适应并从属于母性，而性的能动性却是雄性的特权。

雌性是物种的牺牲品。在一年的某段时间（这段时间对每个物种都是固定的）雌性的整个生命都在受着性周期（发情期）的支配。性周期的持续时间以及其节律的顺序因物种而异。性周期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卵子（其数量因物种而异）发育成熟，子宫内膜变厚，内膜血管充血；第二阶段，（若未受精）卵子消失，子宫内膜破裂，内膜碎片随多少有些明显的血流从体内排出，血流的时间并不长。这种现象在女人及相关的哺乳动物那里通称为月经。如果受精的确发生，第二阶段就为怀孕期所替代。排卵期（第一阶段结束时）通称为规删（发情期），它和动情、发情或性活动的周期是一致的。

雌性哺乳动物的发情基本上是被动的，目的在于做好准备，恭候雄性的到来。和某些鸟类一样，哺乳动物也可能发生雌性诱惑雄性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是用尖叫、炫耀和作出猥亵姿态等方式去吸引雄性，根本不可能强迫雄性性交，最终作出决定的还是雄性。我们看到，甚至在昆虫当中通常也是雄性在受精时采取主动，虽然昆虫的雌性作为对它完全致力于物种的回报，有很大的特权。鱼类中的雄性，常以出现和接触的方式刺激雌性排卵。青蛙和贿赂的雄性，则通过抱合扮演刺激者的角色。但尤其是在鸟类和哺乳动物当中，雄性强压在雌性之上，而雌性通常是冷漠地屈从，甚至对雄性进行反抗。

即使雌性是情愿的或挑逗的，无疑也是雄性在占有雌性，而雌性是被占有的。“占有”这个词往往十分适用，因为不论是使用特殊器官还是凭借优势力量，雄性都可以捕获雌性，逼迫它就位，然后实施性交动作。而且在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中间，雄性还插入雌性体内。这种插入使雌性内部受到侵害，雌性就好像是一个封闭物，被突然插入。雄性并没有侵犯物种，因为物种只有不断更新才能存活，如果卵子和精子没有结合在一起，物种就会消亡。但是，雌性受托保护卵子，它把卵子紧紧锁在身体里；而它的身体在保护卵子的同时，也对雄性的授精作用起着抵挡作用。因此，它的身体成了必须突破的屏障，而雄性只是到了插入时才实现了自己的主动性。

雄性的支配表现在性交姿势上，几乎所有的动物，性交时雄性都位于雌性的上方。雄性使用的器官当然是一个物体，但它在这时似乎显得生机勃勃——它是个工具，而雌性器官在性交时更具有情性容器的性质。雄性在储备精子，雌性在接受精子。所以虽然雌性在生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主动作用，但它服从性交。性交侵犯了它的个体性，通过插入和体内受孕引进一种异己成分。虽然它可能会感到性冲动是本身的一种需要，因为它发情时到处搜寻雄性，可是它仍把性冒险视为内部事件，而不是体验成与世界及其他同类的外部关系。

但是，雄性哺乳动物与雌性哺乳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雄性生命通过精子在另一个生命得到了超越，但在那一刹那，精子对雄性却变成了陌生者，从它的身体当中分离出来。因此，雄性在超越其个体性的同时，又完整地将其予以恢复。相反，当卵子完全成熟，从印泡里脱颖而出，落入输卵管时，它便开始了同雌性身体的分离过程；但若来自外部的一个配子使它受精，它则因被植入子宫又变成附属的。雌性先是被侵犯，后来便发生异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别于它自己。雌性把胎儿怀在腹中，直到胎儿发育到某个阶段。这个发育阶段因物种而异——豚鼠一生下来就几乎是个成体，而袋鼠生下来时还几乎是个胚体。由于被另一个生命租用，在整个孕期这个生命都要靠雌性的物质来养活，于是雌性既是它自己又不是它自己，而且分娩后还要用自己的乳汁去喂养新生体。所以应当何时把新的个体看做是自主的，是在受精时，分娩时，还是在断乳时？这并不太清楚。值得注意的是，雌性作为分离的个体表现得越明显，生育的连续性对它的分离性的顽抗也就越专横。鱼类和鸟类在胚体发育以前就把卵子从体内排出，它们受后代的束缚不像雌性哺乳动物那么严重。雌性在生出后代后，重新获得了某种自主性——在它与后代之间形成了某种距离；而这种分离又让它致力于后代。它在为后代谋利方面显示出能动性和创新性。它用搏斗保护后代不受其他动物的侵扰，甚至可能会变得有攻击性。但在正常情况下它不想去证实它的个体性；它对雄性或其他动物没有敌意，极少显露出好斗的本能。中尽管有达尔文的性选择论（这个学说目前很有争议），雌性还是不加歧视地接受偶然出现在身边的任何雄性。雌性并非缺乏个体能力——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它偶尔摆脱母性的奴役时，有时也能够和雄性保持平等。母马和公马跑得一样快，母猎狗和公猎狗一样嗅觉灵敏；测试证明，母猴和公猴一样聪明。只是雌性并不认为这种个体性是属于它自己的。雌性为了物种的利益放弃了它，物种要求雌性作出这种放弃。

许多雄性则完全不是这样。如我们所见，甚至在向下一代超越时，它本身也还是分离的，在自身中保持了它的个体性。从昆虫到最高等动物，这一特征始终存在。即使在鱼类和鲸类当中，虽然它们和平地生活在混合水族中，雄性在发情期也还是要离开其他同类，把自己隔离起来，变得对其他雄性有攻击性。雌性的性欲是直觉的、直接的，雄性的性欲却是间接的、通过中介环境感受到的。在雄性的欲望和满足之间有一段它要主动克服的距离。它要努力找到雌性，触摸和爱抚雌性，让它在插入之前安静下来。如我们所提到的，在这种活动中，雄性用的器官往往比雌性用的发育得好。值得注意的是，导致产生大量精子的生命冲动，在雄性也是通过鲜艳的羽毛、闪闪发光的鳞片、触角、犄角、鬃毛等外观表现出来的，通过它的声音和它的旺盛生命力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再认为雄性在发情期穿的“华丽的结婚礼服”，或作出的诱惑姿态，具有选择的意义。但它们确实表明了生命力，使雄性突然产生了虽然多余但却极其楚楚动人的光辉。这种生命力的过剩，这些指向交配的活动，以及对它在性交时有权支配雌性的绝对证实，都有助于它在进行生命超越时维护雄性个体。在这方面，黑格尔是正确的，他看到了雄性有主观成分，而雌性则始终致力于物种。主观性和分离性直接预示着冲突。攻击性是发情的雄性的特征之一，但不能用配偶竞争来解释，因为在数量上雌性和雄性大体相等。这种竞争倒是应当用好斗的意愿来加以解释。或许可以说，在生殖前雄性认为会导致物种永存的那种行为是它自己的权利，并且雄性在与同类的争斗中进一步证实了其个体性的真实性。物种居于雌性体内，吸收了它大部分个体生命；与此相反，雄性却将物种的生命力并入它的个体生命。无疑雄性也屈从于它无法控制的力量：精子在它体内形成，它周期性地感到发情冲动。但这些过程在雄性机体所占的总量，要比发情期在雌性机体占的总量少得多。精子的产生不是消耗性的，实际上卵子的产生也不是消耗性的。让雌性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任务的，是受精卵在成年动物体内的发育。性交是一种可以迅速完成的动作，几乎没有消耗雄性的生命力。雄性几乎没有显示出父性的本能。雄性在性交后往往将雌性遗弃。如果它作为家庭群体（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多妻制家庭，或群婚家庭）的头领留在雌性身边，一般来说是它在供养和保护这个共同体。雄性只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去直接关心幼体。在具有高度个体发展能力的物种中，雄性对自主性的强烈要求往往会圆满地得到满足，而在较低等的动物中，这往往意味着它的毁灭。雄性一般比雌性更大、更强壮、更敏捷、更具有冒险精神；它过着较为独立的生活，它的活动更有自发性；它的支配欲更强，也更为专横。它在哺乳动物社会永远是长官。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永远不会完全清楚。雄性和雌性这两种类型也并不总是任渭分明。虽然它们有时在毛皮颜色上，或在斑点和斑纹的排列上呈现出二态性，似乎界线十分分明，可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分的情形，甚至它们的功能也难以分辨，如许多鱼类。不过就整个动物界而言，尤其在最高等的动物中，两性表现出了物种生命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像有人宣称的那样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差别；因为卵子的细胞核是主动的，而且胚体发育也是一个主动的、充满活力的过程，并非是一种机械的展开。把这种差别说成是变化与持久的差别，这未免过于简单。因为，精子只是由于它的生命力在受精卵中得到维持才可能进行创造，而卵子只有经历发育变化才可能得以存留，如无这种变化，它会退化和消亡。

然而，在维持和创造（两者都是主动的）这两种过程中，综合形成不是以同一方式完成的，这倒是实际情况。维持就是否定瞬间的分散，就是在瞬间的流动中形成连续性。创造就是将一般来说不可缩减的、分离的现在，从暂时的统一中一笔勾销。当然雌性的连续生命在不顾分离而追求实现，但分离成新的个体的力量却是雄性的能动性引起的。所以雄性可以自由地表现它自己，物种的能量与它自己的生命主动性完全地并为一体。相反，雌性的个体性同物种的利益是对立的，仿佛它被外力所占有——被异化。所以在有关机体的个体化比较明显时，如在高级形态，两性的鲜明差别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雄性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方式，利用它所控制的力量；雌性则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在受奴役，它本身的利益同生殖力的冲突在加深。母牛和母马分娩时比老鼠和兔子分娩时更痛苦、更危险。在雌性中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女人，在这种痛苦和危险面前，似乎最脆弱、最易受摆布：她在满足命运的要求时最有戏剧性，同雄性的差别也最大。

和大多数动物一样，人类两性的数量也接近相等。在西方，男女的比例大约是1仍．5：lin。两性在胚胎学上的发育是相似的；不过，女性的原始生植上皮（卵巢或睾丸由此发育而来）在较长时间是中性的，所以，由于受荷尔蒙的影响时间较长，它的发育往往可能是颠倒的。因而多数假两性人在基因型上也许是女性主体，后来男性化了。或许有人会认为，男性组织最初就是这样确定的，而女性胚胎呈现出女性特征的过程却较为缓慢。但是，现在人们对胎儿生命的这些早期现象仍然了解甚少，尚不能作出任何明确的解释。

生殖系统一旦确定，就会在两性形成对应。两性的性荷尔蒙属于同一化学基，即固醇化学基。所有的荷尔蒙归根到底均来自胆固醇。它们制约着体质的第二性征差别。不论是荷尔蒙的化学方程式还是解剖学上的特质，都不足以给人类女性下定义。让她特别有别于男性的是她的功能发育。

男性的发育比较简单。从出生到青春期，他的发育是有规律的。精子生成始于十五六岁，并持续到老年。随着精子的出现，荷尔蒙也开始产生，形成了男性身体的特征。此后，男性的性生活通常与他的个体生存是统一的：在他的欲望中，在他性交时，他对物种的超越同他的主观性是一致的——他就是他的身体。

女人的经历要复杂得多。尚在胚胎生命中就已确立了卵母细胞的供应，卵巢里大约有4万个不成熟的卵子，每个都在卵泡里，最后也许有以D个会发育成熟。从出生时起，物种就已经占有了女人，而且这种控制很容易加强。女人降；临到世界上以后，由于卵母细胞突然增大，经历了最初的青春期。后来卵巢缩小到只有原来的l／5——有人也许会说，女孩子终于有了一次喘气的机会。尽管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生殖系统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些卵泡变大了，但没有成熟。小女孩的成长过程同小男孩相似；在年龄相同的情况下，她有时长得甚至比他还高，还重。但在青春期物种重新坚持了它的权利。在卵巢分泌物的作用下，正在发育的卵泡的数量增加了，卵巢里容纳了更多的血液，变得更大，其中一个卵泡成熟，于是开始了第一次月经期。生殖系统的大小和形状开始固定，身体开始具有女性的轮廓，内分泌平衡开始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自始至终具有危机的一面。女人的身体的确不是未经反抗就允许物种来接管的；但这一反抗是折磨人的、危险的。青春期以前，男女孩子的死亡人数大致相等。从14岁到18岁，男女孩子的死亡比例是lin：口8，18岁到22岁，这一比例是lin：105。这个时期女孩子频繁出现萎黄病、肺结核、脊柱侧凸（脊柱弯曲）和骨髓炎（骨髓发炎）之类疾病。有时青春期发育变态早熟，提前了四五岁。与此相反，另一些女孩子的青春期还没有形成，她们还处在幼年状态，受着月经失调（闭经或经痛）的折磨。有些女人由于肾上腺分泌过度，显露出男性化的迹象。

这些变态并不代表个体对物种的胜利；逃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物种在奴役个体生命时，同时也在支撑和养育着它。这种二元性表现在卵巢功能方面，因为女人的生命力植根于卵巢，而男人的生命力植根于睾丸。在男女两性当中，被阉割的个体不仅仅是不育的，他或她还会倒退、退化。由于结构不当，整个机体缺乏活力、失去平衡；只有在它的生殖系统长大并成熟时，它才可以成长并且成熟。而且，许多生命现象同主体的个体生命没有关系，甚至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根源。在青春期开始发育的乳腺，对女人的个体结构不起任何作用，在生命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们切除掉。许多卵巢分泌物是为卵子服务的，它们促使卵子成熟，使子宫适应卵子的需要。就整个机体而言，这些分泌物与其说有助于调节，倒不如说有助于失衡——女人与其说在适应本身的需要，倒不如说在适应卵子的需要。

从青春期到绝经期，女人成了戏剧表演的场所。这出戏剧在她体内展开，却同她本人没有关系。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称月经是“祸根”；从女人个人角度来看，月经期的确是一种负担，一个无用之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认为，如果受精发生，每个月流出来的经血是准备用来形成婴儿的血和肉的。这个古老观念的真实性是基于这个事实：女人的确是一次又一次地为受孕大致奠定了基础。在低等动物中，发情期受特定季节的限制，并不伴随着流血现象。只是在灵长目动物（猴子、猿和人）当中，发情期的特征才是每月流一次血和程度不等的疼痛。每隔14天左右，就会有一个包着卵子的格拉夫氏囊状卵泡变大、成熟，分泌出荷尔蒙卵泡素（雌激素）。排卵大约发生在第14天：卵泡凸出卵巢表面并且破裂（有时伴有轻度流血），卵子进入输卵管，破裂部分变成黄体。后者分泌出荷尔蒙孕素，它在月经期的第二阶段作用于子宫。于是子宫内膜开始变厚，具有腺的功能；它布满血管，在子宫内形成一个摇篮，准备接受受精卵。这些细胞的增殖是不可逆的，如果受精末发生，一内膜碎片不会被吸收。在低等哺乳动物那里，这些碎片可以逐渐排出，也可以通过淋巴管排出。但在女人和其他灵长目动物那里，变厚的子宫内膜突然破裂，血管和血流空间被开通，血块随着经血缓慢地流出。然后，黄体退去，子宫的折皱内膜再度形成，月经期的卵泡期重新开始。

这个复杂过程的许多细节至今仍是不可思议的。它波及整个雌性机体，因为在卵巢同其他内分泌器官，如同脑垂体、甲状腺和肾上腺之间，有一种荷尔蒙反应，使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乃至全部内脏受到影响。几乎所有的女人——85％以上，在月经期间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痛苦征兆。血压在行经开始前上升，后来又降了下来；脉搏跳动次数增加。体温常常升高，因而经常发烧；腹部疼痛；常会看到一种先是腹泻后来又便秘的势头；还经常出现好大、闭尿和蛋白尿。许多女人还患有咽喉炎、视力和听力障碍；足经开始对排汗增多，伴有一种saipo〔特殊〕气味，它很浓，可能一直持续到月经结束时。基础新陈代缴的速率上升，红血球数目下降。血液里含有通常贮存于组织的物质，特别是钙盐。这些物质的存在对卵巢、甲状腺和脑垂体（脑垂体对子宫内股的变化起调节作用）有影响。甲状腺变大，脑会作更加活跃。这种腺的不稳定导致神经的极度不稳定。由于经常头痛，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影响，交感种经系统过分活跃；潜意识控制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减弱，痉挛的反射复合能力被解除，从而导致性情明显反复光常。女人这时比平时更容易激动，更神经质，也更烦躁，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紊乱。在月经期，她十分痛苦地觉得她的身体是个模糊的异物。她的身体实际上是一个顽固的外来生命的牺牲品，这个生命每个月在她的身体里做一次摇篮，然后又把它毁掉。每个月都要为孩子做好一切准备，然后又防污班排队和男人一样，女人也是她自己的身体，但能的身体又是个和她自己有区别的某物。

当受精已经发生，分裂的卵子落入子富并在那里发育对，女人感受到一种更为深刻的异化。诚然，怀孕是一个正常过辍，如果它在身体健康和营养正常的情况下发生，对母亲不会有什么害处。在母亲和胎儿之间形成的某些相互作用，甚至对她有益。不过，尽管乐观的观点具有异常明显的社会效益，妊娠仍是令人疲惫的苦差事，它不但不会给女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要她作出巨大牺牲。妊娠在第一个月，常伴有食欲减退和呕吐，而任何家养的雌性动物都不会出现这些现象，它们标志着机体对物种侵犯的反抗。此外还伴有磷、钙和铁元素的丧失，而铁元素日后很难弥补；新陈代谢过分活跃刺激了内分泌系统；交感神经系统越来越兴奋；由于缺少铁元素，血液比重下降；一般来说，“人们在禁食和饥饿时，在经常流血时，在病后恢复时”，也会发生类似情况。一个身体健康而且营养良好的女人，她的全部期望就是，分娩后能不太困难地弥补这些损失。但是，频繁出现的严重意外或是少是危险的紊乱，成为怀孕过程的明显特征。如果女人的身体不强健，如果没有采取保健措施，多次分娩就会让她早衰和身体变形，农村贫困妇女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发生。分娩本身是痛苦而危险的。在这场危机中，身体的运作显然并不总是对物种和个体都有利。婴儿可能会死去，另一方面，婴儿出世也可能会夺走母亲的性命，或让她慢性失调。哺乳也是件令人讨厌的差事。有些因素，特别是荷尔蒙催乳激素，会促使乳腺分泌出乳汁。某种炎症和经常发烧可能会伴随这一过程。无论如何，哺乳的母亲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资源去喂养新生儿。物种与个体的冲突，有时在分娩时会具有戏剧性的力量，使女性身体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脆弱。人们说得好，女人的“腹部是虚弱的”。的确，她们内部有一种敌对因素——这就是消耗她们生命力的物种。让她们生病的原因往往不是某种外部感染，而是某种内部失调。例如，子宫内膜对异常刺激的反应，常使子宫内膜非自然地发炎。如果月经后黄体继续存在而不是脱落，输卵管和子宫内膜就会发炎，如此等等。

女人虽然在最后摆脱了物种的铁腕控制，却又陷入另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停经现象，即青春期的反面，会在45岁至SO岁之间出现，卵巢活动的减弱和消失，导致了个体生命力的枯竭。也许有人会认为，起代谢作用的腺，如甲状腺和脑垂体，会以某种方式弥补卵巢的功能。因而，应当注意的不仅是因生命变化而自然发生的机能降低，还有高血压、情绪激动、神经质以及间或发生的性欲亢进等兴奋征兆。这时有些女人会开始发胖，另一些则会开始男性化。多数女人形成了新的内分泌平衡。这时女人从女性本性强加给她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但不应当把她比做阉人，因为她的生命力并没有减弱。更重要的是，她不再是那种不可战胜力量的牺牲品。她就是她自己，她和她的身体是一致的。有人说，到一定年龄，女人会构成“第三性”；的确，她们虽然不是男性，可也不再是女性。这种对女性生理的解脱，确实常常表现为健康、平衡和具有活力，而这些是她们以前所缺少的。

除了基本性征，女人还有多种第二性征，它们多多少少是作为第一性征的结果并借助于荷尔蒙的作用直接产生的。平均来说，女人比男人矮，体重比男人轻，骨骼较为纤细，骨盆较大，这可以适应怀孕和分娩的功能。女人的结缔组织积存着脂肪，所以她的体形比男人丰满。总之，男女的外貌，如体格、皮肤和毛发，有明显的不同。女人的肌肉力要小得多，大概只及男人的2／3。她的肺活量较小，肺和气管也要小一些。她的喉咙比较小，所以女性的声音比较高。女人的血液比重较小，血红蛋白的含量较少，所以她的身体不如男人强健，比较容易患贫血症。她脉搏跳动得较快，血管系统不那么稳定，随时都会脸红。不稳定性是。女人一般组织的极明显特征。除了别的方面，男人在钙代谢方面也表现出较大的稳定性，而女人只能固定住很少的钙，而且在经期和孕期还要失去大量的钙。看来，卵巢对钙起一种分解代谢作用，因而不稳定性给卵巢和甲状腺造成困难；女人的甲状腺比男人发达。内分泌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系统，所以神经与肌肉的控制会失常。这种不稳定性与缺乏控制，构成了女人唯情论的基础，它和循环系统的不稳定，如心悸和脸红等，密切相关，所以女人容易激动，如流泪、歇斯底里地大笑和神经质等。

这再度清楚地表明，这些特征大多源于女人对物种的从属性，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考察得出极惊人的结论：即在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当中，女人所受到的异化最深（她的个体性是外部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她对这种异化的反抗也最为激烈；在其他雌性中，生殖对机体的奴役并没有如此专横，如此让人不情愿接受。青春期危机，每月来一次的“祸根”，长时间的、往往是困难的怀孕，痛苦的、有时是危险的分娩，疾病，意外症状和并发症——这些都是人类女性的特征。看来，她的命运比其他雌性的命运更苛刻，因而她对其个体性的维护也更坚决。与她相比，男人似乎得到了无限的优惠：他的性生活同他身为一个人的生存并不对立，从生物学上讲，他的生存经历是平稳的，没有危机，一般也没有灾难。女人的平均寿命和男人一样长，或者略长一些，但她们常常生病，常常身不由己。

这些生物学上的原因极其重要。它们在女人经历中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是构成她的处境的一个基本要素。我们在深入讨论时，将始终把它们铭记在心。因为，身体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工具，认识方式不同，世界也必然大为不同。这就是我们对生物学事实进行长篇研究的原因，这些事实是认识女人的关键之一。但我不承认这些事实为女人确定了一个固定不变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些事实不足以确立两性等级制度，也不能够解释女人是他者的原因，更不能够宣判她永远起这种从属作用。

人们往往会坚持认为，应当只从生理学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两性中个人的成功机遇是一样的吗？哪个性别对物种更重要？但必须注意的是，和其他雌性相比，第一个问题对女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动物的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用静止的观点去解释——仅仅通过收集观察资料，就可以判定母马是否和公马跑得一样快，或者通过智力测验就能够判定雄猩猩是否胜过雌猩猩——而人的物种却永远处在变化之中，永远是形成的。

某些唯物主义学者以一种纯静止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问题。他们由于受心理生理学的心身平行论的影响，想在男性的和女性的机体之间进行数学比较——他们认为，这种测量可以直接显示出两性的功能能力。例如，这些学者曾对男女大脑的相对重量和绝对重量，进行了非常认真然而却是无聊的讨论——在作出种种修正之后，仍无令人信服的结果。但是令这些谨慎的学者们大刹风景的是，在大脑重量和智力水平之间确定任何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同样，人们也无法根据。动理解释去设计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化学方程式。

至于目前的研究，我绝对不接受心理生理学心身平行论的观点，因为这是一种早已失去基础的理论。如果说我毕竟提到了它，那是因为它虽然在哲学和科学上已经破产，可是仍缠绕着许多人的头脑。我也不接受任何比较体系，因为它假设存在一种自然的等级制度或价值尺度——例如进化的等级制度。要问女性的身体是否比男性的身体不成熟，是否有点像猿的身体，这是徒劳无益的。所有这些把含糊不清的自然主义同更加含糊不清的伦理学或美学混在一起的论述，纯粹是夸夸其谈。我们只能用人的观点去比较人类的女性和男性。但男人却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固定的、力图与他自己相一致的人。正如梅洛一庞蒂公正指出的，男人不是个自然物种：他是个历史观念。女人不是一个完成的现实，宁可说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正因为她在形成，她才应当与男人相比较；就是说，她的潜能应当得到解释。在提出她的潜能问题时，引起大量争议的是把她还原为本来的她、还原为今天的她的这种趋向。因为事实是，潜能只有在实现时才能够清楚地得到证明——然而事实也是，当我们不得不和一个具有超越本性的人打交道时，我们决不可以合上账本。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说，身体即使不是一个物，也是一种处境，如我要采纳的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一庞蒂的观点，就是这么认为的。身体是我们把握世界的工具，是制约我们设计的一个因素。女人比男人弱，肌肉力不那么强，红血球较少，肺活量也不大；她跑得比较慢，只能举起不太重的东西，几乎在任何体育项目中都不能和男人相匹敌；她打不过男人。除了所有这些弱点，还必须加上前面已提过的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及脆弱性。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她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才比较有限，她才一般来说缺乏她不太胜任的设计所需要的坚定与沉着。换言之，她的个人生活才不如男人那么丰富。

这些事实当然不容否认——但它们本身毫无意义。一旦我们采纳了人的观点，根据生存去解释身体，生物学就会变成一门抽象的学科。生理学的这个事实（如肌肉不发达）无论何时有意义，人们都会马上认为它取决于整个处境。只有根据男人提出的目的、他可得到的工具和所确立的法律，这种“弱点”才会得到如此揭示。如果他不想驾驭世界，把握事物这个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这种驾驭不需要付出全部体力，不需要超出可达到的最低限度，体力差别就会消失。每当暴力与习俗相背，肌肉力就不可能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依据。简单地说，‘溺点”这个概念，只有从存在主义的、经济的和道德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才可以予以确定。有人说人类是非自然的，但这个命题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不可能否认事实。但是，他通过处理事实来确立关于事实的真理；只有包括他的主动性，对他来说自然才是现实的——他自己的本性也不例外。就像让女人去把握世界，抽象地测量生殖功能强加于她的负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母性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在动物那里受发情期和季节的自然调节，而在女人那里却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是唯一的仲裁者。从社会所要求的生育数量和为怀孕与分娩所提供的卫生条件来看，物种对女人的奴役多少有些严酷。因此，虽然就高等动物的个体生存来说，雄性的确比雌性坚持得专横，但人类的个体“潜能”有赖于经济和社会的处境。

但不管怎么说，雄性的个体特权在物种内部并非总是赋予雄性以优越地位，因为雌性在怀孕时获得了它自己的某种自由。朱克曼对狒狒的研究表明，有时雄性确实处于支配地位；但许多物种的两性过着分居生活，而狮子的两性平等地分担着兽穴里的义务。这里仍不可能把人的处境归结为任何别的处境。首先，不应当把人解释为单纯的个体；男人和女人从未相互对立过，也从没有进行过一对一的决斗；夫妻是原始的Mforin以伴〕，是基本的联合体；因而他们永远是大集体中的一个长久或短暂的要素。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哪个性别对物种更重要，是男性还是女性？在配于这个意义上，在性交与怀孕功能这个意义上，如我们所见，男性本原为维持而创造，女性本原为创造而维持。但在种种社会生活形态中，这一劳动分工都有哪些形式？在依附其他机体或基层的座生物种中，在无须费力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丰富养料的物种中，雄性的作用只限于授精。一旦必须用搜寻、追猎和战斗来提供幼体所需要的食物，雄性为了供养幼体大多都能够进行合作。在后代断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不能自理的物种当中，这种合作是绝对需要的；这时雄性的帮助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若没有雄性，它创造的生命就不能得以维持。一个雄性每年可以让老干个雌性受孕，但这也要求它向每一个雌性保证后代出生后能够存活下来，要求它保护它们不受敌人的侵犯，要求它从自然界索取必需的食物以满足它们的需要。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与生殖力之间的平衡，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是以不同方式确立的，这些条件制约着男女同后代的关系，因而也在制约着男女的相互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就要离开生物学领域去讨论其他问题；只从生物学出发，我们还无法断定究竟哪一个性别该对物种的永存起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社会不是物种，因为物种是通过社会取得生存地位的，并使自身向世界和未来超越。它的生存方式和习俗不可能根据生物学去推断，因为构成社会的个人决不会听任本性的摆布；倒不如说他们在服从第二本性，即习俗。在习俗当中，作为他们主要本性的表现的欲望与恐惧得到了反映。主体不仅仅作为一个身体，而且作为一个服从禁忌和法律的身体，去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他根据某些价值去评估他自己。而价值所能赖以存在的基础仍然不属于生理学；相反，生物学事实所具有的价值却要靠生存者去赋予。如果女人所引起的敬畏可以阻止对她使用暴力，那么男性在肌肉上的优越性就不会成为权力的根源。如果习俗规定少女可以自己选择丈夫（如某些印第安部落），或者，如果由父亲去支配婚姻选择，那么男性的性攻击性就不会赋予他任何主动权和任何优势。由于把价值赋予了孩子——这种价值千变万化的密切联系是她获得尊严或蒙受耻辱的根源；如我们所见，依照有关社会的规范，这种联系或被承认，或不被承认。

所以，我们必须从本体论、经济、社会及心理等多方面去对待生物学事实。物种对女性的奴役以及对她各种能力的限制，都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她的身体不足以解释她是个女人。除了有意识的个体在社会中活动着的表现，没有任何真正活着的现实。生物学不可能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女人是他者？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女人的本性在历史的整个过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我们很想搞清楚，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

正文第二章性一元论：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

第二章性一元论：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

精神分析学对心理生理学的十分重要发展在于，它认为没有一个因素可以介入心理生活而又不具有人的意义；实际存在的并不是生物学家所说的客体一身体，而是主体借以生活的身体。女人是雌性，在某种程度上连她自己也这样认为。生物学上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她所真正经历的处境的一部分。因而，卵子结构在这里没有得到反映，相反，生物学上不太重要的器官，如阴蒂，却在这里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并不是本性在规定着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时，规定了她自己。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是用这种观点建立起来的，我不想对它做全面评论，只想检查它对妇女研究所起的作用。讨论精神分析学实际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和所有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也是根据严格的概念展现出一种令人尴尬的灵活性。它所使用的术语，有时有着极其严格的字面含义，如“男性生殖器”就完全是指标志男性的那个肉质突出部。另一方面，这些术语又被无限延伸，具有象征意义，这时男性生殖器又表示男性的全部特征与处境。若你对这个学说的字面含义发出非难，精神分析学家就会抗议说你歪曲了它的精神；若你赞同它的精神，他马上又会让你局限于字面含义。有人说，这个学说本身无关紧要，精神分析学是一种方法；但这一方法的成功却又增强了信奉者的信心。要知道，发现精神分析学本来面目的人，要不是在精神分析学家当中，又会在哪里呢？但是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异端者，正如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有异端者。不只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声称，“精神分析学的最凶恶敌人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本身”。尽管学究式的精确往往是迂腐的，可是许多含糊之处还是应当予以澄清。正如萨特和海洛一庞策所观察到的，“性与生存共存”这个命题，就可以按照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含义既可以是，生存者的所有体验都具有性的含义，也可以是，所有的性现象都具有生存的含义。调和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人们往往只从这种说法滑到另一种说法。而且，一旦把“性”同“生殖器”区别开来，性这个概念就会变得不太清楚。达尔比兹认为，“弗洛伊德所谈及的性，是指消除生殖的内在倾向”。但是，没有比“倾向”即“可能性”更为含糊的概念了，因为只有实现才可以确切证实什么是可能的。弗洛伊德不是哲学家，所以他拒绝为他的体系做哲学辩护。他的信徒们坚持认为，他因此避免了形而上学的一切非难。不过，在他种种格言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使用他的语言本身就是在采纳一种哲学。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需要批评，可这种混乱又使批评难以进行。

弗洛伊德对女人的命运从未表示过特别的热心。显然，他只是把对男人命运的描述稍加修改，就变成了对女人命运的描述。性学家玛拉依曾说：“作为种能，我们可以说里比多是一种具有男性特征的力量。对性高潮，我们将持同样的见解。”他认为，达到性高潮的女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性冲动朝着一个方向，女人只是处在这条路的半途中。弗洛伊德的看法没有这么极端。他承认女人的性欲发展得和男人一样完整，但他几乎没有去专门研究它。他写道：“里比多实质上经常地、有规律地是男性的，不论它是在男人那里出现，还是在女人那里出现。”他并不认为女性里比多有自己的固有本性，因此在他看来，它必然像是对人的一般里比多的一种复杂的偏离。他认为，这种发育过程最初在男女两性是相同的——每个婴儿都先经过固恋母亲乳房的口唇期，再经过肛门期，最后达到生殖器期。在生殖器期，两性开始出现差别。

弗洛伊德进而揭示了一个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事实，即男性性冲动明确存在于阴茎，而女性却有两个有明显差别的性冲动系统：一个是阴蒂的，它发育于童年期；另一个是阴道的，它在青春期以后才开始发育。男孩子一旦进入生殖器期，他的发育便告完成，不过，他必须从自体性满足倾向过渡到他体性满足倾向。在自体性满足倾向当中，快感是主体的；而在他体性满足倾向当中，快感同一个客体，通常同女人密切相关。这种转变在青春期要经过自恋期才能够完成。但是，和童年期一样，阴茎将仍是性冲动的特殊器官。女人的里比多也要经过自恋期，它是客体的，通常指向男人。但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女人必须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对男人来说只有一个生殖器阶段，可是对女人来说却有两个。她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不能最终完成她的性发育，她便会一直处于幼年阶段，她的神经质便会加剧。

即使仍然处在自体性满足阶段，孩子也会或多或少地强烈依恋于某个客体。男孩子固恋于他的母亲，渴望自己和父亲的身份相同。这种假想令他感到恐怖。他深怕父亲因此惩罚他，把他弄得部位不健全。于是，从恋母情结产生了阉割情结。后来虽然针对父亲的攻击性在发展，但同时孩子也在使父亲的权威内在化。于是，孩子心目中形成的超我（theSSpemp）开始资备自己的乱伦倾向。随着对乱伦倾向的压抑，恋母情结也被清除掉了。儿子摆脱了对父亲的恐惧，在道德规范的指导吓，把父亲安插在他自己的心灵中。以前的恋母情结表现得越明显，受到的压制越强烈，现在的超我也就越有力，两者是成比例的。

最初弗洛伊德以完全对应的方式去描述小女孩的经历，后来又把这个过程的女性形式称为恋父情结。但是显然，弗洛伊德在解释时所根据的不是它本身，而是他的男性模式。不过他也承认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别：小女孩最初有一种对母亲的固恋，而在性的意义上小男孩却根本不被父亲所吸引。女孩子的这种固恋表明，口唇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后来小女孩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但是到了5岁，她发现男女之间在人体结构上有差别。她对自己没有阴茎作出了反应，产生了阉割情结——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健全的，并为此感到痛苦。于是，她不得不放弃她的男性化要求，转而认为自己是与母亲的身份一致的，并设法引诱父亲。阉割情结和恋父情结就这样相互推波助澜。她的受挫感越来越强烈，因为一方面地在爱着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她又徒劳地想和他一样。反过来，她的遗憾又加深了她的爱，因为通过激发父亲的感情，她可以弥补她的劣等性。小女孩对母亲心怀一种竞争感和敌意。后来超我也在她那里形成，乱伦倾向受到压抑。但是她的超我不太有力，因为对恋父情绪的规定不如对恋母情结的规定那么严格；这是由于这种固恋开始是针对母亲的，后来父亲才成为他本人所谴责的那种爱的对象，所以和与儿子竞争时相比，他的禁止比较软弱。人们可以看到，和女孩子的生殖器发育一样，整个性的戏剧在女孩子那里，要比在她的兄弟那里复杂得多。因而她可能对阁割情结作出反应，拒绝接受她的女性气质，仍顽固地想有一个明茎，并认为自己与父亲是一致的。这种态度将会让她一直停留在阴蒂快感阶段，并使她性冷淡或转向同性恋。

人们之所以可能对这种观点提出两点异议，是因为实际上弗洛伊德所依据的是男性模式。他假定，女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但是这种身体不健全的想法意味着比较和评价。目前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少女对没有阴茎可能会感到遗憾，不过她并不认为阴茎是从她身上给割掉了Z而且连这种遗憾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它可能来自对人体结构的简单比较；实际上，许多小女孩很晚才发现男性的身体结构，而且即便发现了，也不过是看看而已。小男孩从阴望获得了活生生的体验，这种体验使阴茎成为他自豪的对象。但是这种自豪对他的姐妹未必意味着相应的耻辱，因为她们仅仅了解这个男性器官的表面，而这块肉瘤，这个又软又小的肉条，本身也许只会引起她们的冷漠甚至厌恶。小女孩的渴望即使存在，也是过早评价男性气质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它是有待解释的。另一方面，恋父情结这个概念十分含糊，因为对女性里比多的基本描述非没有证实它。就是男人的明确表现在生殖器上的恋母情结，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人们也不可能认为父亲是引起年轻女儿生殖器兴奋的原因。女性性冲动的主要一个问题是阴蒂快感的局部性。只是到了青春期，她的性感区才随着阴道感觉的增强，在身体各个部位开始发展。所以，说10岁的女孩子对父亲的亲吻和抚摸有一种引起阴蒂快感的“内在倾向”，这多半是在胡说八道。如果认为恋父情结仅有极易扩散的特征，那么就会提出整个感情问题，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帮助我们把感情同性欲加以区别。把父亲神化的决不是女性里比多（母亲也没有被她在儿子身上所引起的欲望所神化人相反，（女儿的）女性欲望是指向主权者这个事实，赋予它一科特殊的性质。女性里比多没有决定它的客体本性，宁可说它是在受这一本性的影响。父亲拥有主权是一个有关社会起源的事实，弗洛伊德对此没有给予解释。他实际上认为，要说明在历史上某个时刻是什么权威决定了父亲应当具有高于母亲的地位，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种决定是进步的，但其原因尚不为人所知。正如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这不可能始终是父权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恰恰是进步赋予父亲的。”

阿德勒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持有异议，因为他看到了只靠性欲去解释人的生活的理论体系的不足之处。他认为，性欲应当和全部人格并为一体。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所有行为仿佛都是欲望的产物，就是说，是寻求快感的产物。但阿德勒却认为，人似乎在瞄准某些目标；他用动机、目的和设计来代替性冲动，赋予努力以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性在他心目中常常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按照他的理论体系，人的戏剧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要素：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意志，不过它又和自卑情结相伴；由此引起的冲突，使个人在逃避现实（他担心自己也许不能对付的现实）的过程中诡计多端。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从他所忧患的社会中撤了出来，因而患了社会态度失调的神经病。女人的自卑情结，呈现出一种对她的女性气质感到惭愧并加以抵制的形式。引起这种情结的并不是不具备阴茎，宁可说是女人的全部处境。即使小女孩对阴茎感到嫉妒，那也仅仅是把它看成男孩子拥有特权的象征。父亲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优势，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每一件事都让她更加坚信男性是优越的。后来，她在性交时感到了一种新的屈辱，因为性交时女人的位置是在男人的下方。她以“男性化抗议”的方式作出反应：她或努力让自己男性化，或用女性的武器向男性开战。做母亲以后，她也许可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和阴茎对等的东西。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她开始全盘接受她的女人角色，承认自己是劣等的。她的内心斗争远比男性严重。

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导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手的理论分歧详加评述，也不想详细讨论调和这些分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根据性冲动，还是根据动机，其解释都不是充分的，因为每一种冲动都产生动机，而每一种动机又都只能根据冲动来认识。因此，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阿德勒主义综合起来也许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阿德勒在引入目标和终极性这些概念时，仍认为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其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在涉及动力与机制两者的关系时，他还是一个和弗洛伊德意见一致的重要人物：物理学家在谈及冲突或引力时，总是承认决定论。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坚持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这就是，人的历史应当用诸种决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而且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把同一种命运分派给女人。她的戏剧被概括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的冲突。第一种倾向通过阴蒂组织表现出来，第二种倾向则表现为阴道性冲动。作为一个孩子，她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后来她产生了和男性有关的自卑感，从而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坚持她的独立性，因而变得男性化（由于潜在的自卑情结，这会导致有患神经病危险的紧张状态），要么通过顺从性爱实现幸福，这种解决方式是由她对握有主权的父亲的爱所促成的。他才是她要寻找的情人或丈夫，于是她的性爱同想受支配的欲望混在了一起。她将通过做母亲得到回报，因为母性将给她提供新的独立性。看来，这出戏剧具有它自己的能量和动力。它通过各种扭曲的事件，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航向前进，那时每个女人都被冲得身不由己。

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经验中毫不费力地证实了他们的理论。如我们所知，只要把十分微妙的复杂情况加在托勒密体系上，用这一体系去解释行星的位置，长期以来这是可以做到的。而只要把颠倒过来的恋母情结加在恋母情绪上，只要揭示出各种焦虑中的欲望，就会把和弗洛伊德体系的正确性相矛盾的事实，顺利地和这一体系并为一体。要去解释只同背景相左的形式是可能的，而理解这一形式的方法会确切而详细地揭示出这一形式后面的背景。所以，谁要是决心描述弗洛伊德观点中的特例，谁就会遇到这特例背后的弗洛伊德图式。但是，如果一种学说需要增加较次要的解释，而在增加时又是含糊其辞和为所欲为的，如果通过观察发现违背和符合规律的事例同样多，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放弃这种陈旧而又僵化的框架。诚然，今天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忙着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让他的概念不那么僵化，试图采取折衷的态度。例如，一位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就这样写道：“无论哪里存在情结，都肯定有一些成分存在……情结存在于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的联系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中一种成分对另一种成分的表现中。”但是，诸种成分的单纯联系这个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心理生活不是一种拼凑，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单纯的整体，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其统一性。我们只有用各不相同的事实去恢复生存的本来目的，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去追溯这种根源，人类就会仿佛是一个由没有意义的并且只起附属作用的强制和禁令组成的战场。

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都不接受“选择”这个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有其固有的弱点。弗洛伊德把强制与禁令从生存者的自由选择中分离出来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们的起源——他认为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他努力用权威观念去取代价值观念，但他在《摩西与一神论》中承认，他无法解释这种权威。例如，乱伦是由于为父亲所禁而被禁止——但父亲为什么要去禁止它呢？这是一个谜。超我使来自独断专制的命令和禁令内在化了，并摄取了它们，所以它有一种本能的动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由于认为道德与性欲无关，两种现实就是毫无关系的。人类的统一性似乎在瓦解，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无路可通。为了让它们重新获得统一，弗洛伊德不得不虚构离奇的故事，如在《图腾与禁忌》中就是如此。阿德勒清楚地看到，只有根据社会的处境，阀割情结才可以得到解释。他尽力解决价值问题，但他没有到具有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的个体那里去寻本求源，也没有认识到性欲本身包含着价值，因而他对性欲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我们从生理学已经得知，睾丸和卵巢的生存活动同整个身体的生存活动是一体的。生存者有一个有性欲的、可性交的身体，因而在他同其他也有一个可性支身体的生存者的关系中，始终涉及到性。但如果身体和性是生存的具体表现，那就会涉及到它们的含义能否被发现的问题。由于不具备这种观点，精神分析学家们才将有待解释的事实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们告诉我们说，小女孩对露着屁股蹲着撒尿感到害羞——但这种羞耻感是怎么来的呢？同样，在问到男性是否对他的阴茎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现在他的阴茎上这类问题以前，有必要知道什么是自豪，以及主体的欲望怎么会体现在一个客体上。没有必要把性当做最基本的论据，因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就像巴切拉德在论述地球、空气和水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论证了这一真理。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关于人的最重要的真理在于他同自己身体的关系，以及在群体中同伙伴们身体的关系。但是，在其试图发现的周围自然界的本体当中，在劳动娱乐及对各种“能动的想像力”体验时，人有一种基本的利益。人渴望与整个世界具体地取得一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认识它。新作上地，挖掘洞穴，同拥抱、性交一样，也是根本的活动，所以在这里只看到性的象征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他们实际上在欺骗自己。洞穴、沼泽。裂缝、坚硬、完整，这都是些基本现实；它们引起人的兴趣并不受里比多的支配，宁可说里比多是由于它们得到人的认识而增色。完整性之所以使人入迷，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女性的处女性，相反却是由于人对完整性的崇拜才使处女性显得珍贵。劳动、战争、娱乐和艺术是人参与世界的标志，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任何其他的东西。它们所揭示出来的性质，同性所揭示的性质相抵触。个人在行使他的选择权时，所依据的既是它们又是这些性体验。但是，只有用本体论的观点去认识总体存在，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这种选择的统一。

的确，在决定论和“集体潜意识”的名义下，精神分析学家所坚决拒绝的，正是这种“选择”概念。这种潜意识应当向人类提供预制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征主义。因而它要解释所观察到的梦与梦的、无目的行为与无目的行为的、神志不清时的幻觉之间的、比喻与比喻的，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谈及自由，就不应当去解释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处。但是，自由观念并非同某些永恒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说精神分析的方法尽管在理论上是谬误的，却往往是有价值的，那是因为每一种个别情况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处境与行为模式往往重复出现，而决定的契机则从普遍性与重复性的乌云中闪现。弗洛伊德说，“人体结构即命运”。这个警句在梅洛一庞蒂那里引起共鸣，他说，“身体即普遍性”。生存到处都是一样，它越过了个体生存者之间的鸿沟，在相似的机体中表现自身，所以在本体论因素同性因素的关联中会发现永恒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技术、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将向社会所有成员展示出一个相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将存在着一种性与社会模式的永恒关系；处在相似条件下的相似个体，将会看到在特定环境中相似的重要特点。这种相似性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普遍性，但它部解释了这个事实：在个体的典型经历中，可以把一般类型识别出来。

在我看来，象征不是神秘的潜意识所炮制出来的比喻，宁可说它是一种通过模拟有意义的客体所获得的有某种含义的知觉。对大多数个体来说，象征的含义，其表现方式是相同的，因为相同的生存处境将所有的生存者联系起来，所有的生存者必然回资完全相同的人为处境。象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和语言一样，它是被既是伙伴关系又是分离的人的现实精心制造出来的。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个人的发明虽然违背了学说，但却仍有它自己的位置。例如，我们的观点使我们有可能去认识广泛赋予阴茎的那种价值。如果我们不从主体的异化倾向这个生存事实出发，要阐明它是不可能的。主体的自由在他那里所引起的焦虑，使他通过事物探求自我，这是对自我的逃避。这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婴儿尚在断乳离开整体时，就马上会通过镜子，通过父母的凝视，开始把握他的异化生存。原始人通过超自然力，通过图腾受到异化。文明人则在他们个人的精神中，在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中受到异化。这里可以发现一种原始的诱惑，它会让人们变得不真实，无法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对小男孩来说，阴茎很奇特，它适于扮演这种“双重”角色——对他，它既是一个外来的客体又是他本人；它是一个玩物，一个布娃娃，然而又是他自己的肉体，亲戚和保姆就像对待一个小人似的对待它。于是，要看到它在小男孩身上怎样变成了“一个比他本人更机灵、更有智慧、更聪明的第二自我，是很容易的。阴茎之所以被主体既看成他自己，又看成是同他自己有区别的，是因为阴茎的排尿功能及后来的勃起功能是介于随意和非随意之间的中间过程；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反复无常的，仿佛是主观快感的外部根源。个体对物种的超越具体表现在阴茎那里，并且它也是自豪的根本原因。由于男性生殖器受到如此注意，男人才能把从它那里溢出来的生命同他的主观个体性结合为一体。不难发现，阴茎的长度，排尿的力度，勃起与射精的强度，是他衡量他自己价值的尺度。

所以，体现在男性生殖器中的超越是一个恒量。由于孩子产生的被超越感（就是说，他自己的超越被父亲所阻挠）也是一个恒量，于是我们不断遇到弗洛伊德所谓的“阉割情结”概念。小女孩没有第二自我，没有被异化在一个物体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变成一个客体，把自己树为他者。无论她是否知道她同男孩子是可以比较的，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即使她不知道，缺少阴茎也会妨碍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由此会引出许多后果。但尽管如此，我提到过的那些恒量仍不会形成一成不变的命运——男性生殖器之所以呈现出它的价值，是因为它象征着其他方面的支配权。如果女人想成功地把自己树为主体，她就要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对等物。实际上，由于体现了将来想有个孩子的愿望，布娃娃可以成为一种比阴茎更为珍贵的财富。在母系社会，女人拥有使群体受到异化的假面具；在这样一些社会，阴茎失去了它的许多荣耀。实际上，人的真正特权只是由于全部处境，才以人体结构上的特权为依据。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历史环境中才可以确立它的真理性。

我们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识去解释女人，但这并不比说她是一个雌性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是在取决于社会（她是其中的一员）的环境中，取得这种意识的。精神分析学的语言使潜意识和全部心理生活内在化了，所以它暗示，个人戏剧是在他的内部展开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结、倾向等这类术语就具有这样的含义。但是，生命是和世界相联系的，个人通过周围的世界来进行自己的选择，并以此来确定他自己。因此，为了找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转向世界。精神分析学尤其没有说明女人为什么是他者。因为弗洛伊德本人认为阴茎的威望可以由父亲的主权来解释；可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又承认他对男性霸权的起源一无所知。

因此，虽然我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但并不enbier［全盘〕否定这门学科的贡献，或否认它的某些见解很有见地。首先，我们并不局限于认为性欲是既定的。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由于没有对女性里比多进行有效的阐述而得到证明。正如找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对它从未进行过直接的研究，仅仅把男性里比多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似乎忽略了男性吸引女性时所产生的基本矛盾心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追随者，都把女性遇到男性时的焦虑，解释成一种倒置的受挫欲望。斯特克尔则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里涉及到某种固有的反应，但他对此的解释也是肤浅的。他说，女人对破坏处女性、插入、怀孕及疼痛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会压抑她的欲望——但这种解释也未免过于理性化了。我们不应当认为她的欲望是伪装在焦虑里面的，或因恐惧而丧失，而应当认为冲动同恐惧的混合即女性欲望，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吸引和排斥的不可分割的合成是它的特征。我们也许会注意到，许多雌性动物即使在要求性交时也回避性交，我们倒是很可以责怪它们的撒娇和虚伪。但是，对原始行为模式同复杂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加以维护，并以此来阐明原始行为模式，这是荒谬的。原始行为模式实际上源于女人所谓的撒娇和虚伪的态度。由于根据男性将里比多定义为一种动力，一种能量，“被动里比多”这个概念就令人大惑不解。但是，人们最好不要持这种见解，即一种光线可能是黄色的又是蓝色的——它所需要的是对绿色的直觉。如果我们不是用“能量”这类含糊术语定义里比多，而是把性欲的含义同人的获取、捕捉、饮食、制作、服从等其他行为的含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更加完整地把握现实，因为这是认识客观的多种方式之一。我们还应当研究性冲动对象的特质，因为它不仅是作为性行为的观察对象，而且也是作为一般行为的观察对象出现的。这种研究将超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假定性冲动是最基本的。

此外，我还要从另一个方面去提出女性命运这个问题：我要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一种自由度。我认为，她有能力在她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做出选择；她不是相互矛盾的动力的玩物；她会根据道德尺度想出各种排列的办法。精神分析学以权威代替价值，以动力代替选择，为道德提供了一种人造物，一种替代物，这就是关于正常的概念。“正常”这个概念对治疗学无疑十分有用，但它被精神分析学一般化，扩展到令人不安的地步。这种描述图式被当做法则提了出来。毫无疑问，机械论的心理学不可能接受道德创造力的观点。严格说来，它所能够说明的是更少，而决不是更多；严格说来，它可以容许牵制，而决不是创造。如果主体没有全面证明是发育正常的，人们就会说他的发育已受到抑制，而这种抑制又会被说成是一种不足，一种否定，而决不会是一种肯定的结果。除了别的，这还使对伟人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十分令人震惊：我们被告知说，这样那样的移情，这样那样的升华，在他们身上还未曾发生过；可是这些分析没有想到，也许他们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也许他们有自己的充分理由；这些分析也不会认为，把他们的行为看成可能是受随意目的的促动，也许这个想法更令人满意。他们在解释个体时，总是根据这个个体同过去的联系，而不是根据其设计目标时所指向的未来。所以，精神分析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幅不真实的图景，而且，几乎没有为它提供任何有别于正常的标准。在这方面，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陈述是非常简单扼要的。在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上，“认为自己”同母亲或父亲“是一致的”，就是在根据某种原型异化自己；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形象，而不是更喜欢对自己生存的自发表现；就是假装存在（hems）。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受到两种异化方式的诱惑。显然，装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装成女人也是个骗局：做女人意味着要成为客体和他者——不过，在她的顺从当中他者仍然是主体。

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既要拒绝这样逃避现实，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找实现。于是，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所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态度，看看在她面前会展现出怎样的前景。如果一个孩子走上了父亲或母亲所指明的道路，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随意接受了他们的设计；他的行为也可能是他根据目的和目标进行选择的结果。连阿德勒也认为，权力意志只是一种荒唐的能量。他把每一种涉及超越的设计统统称为“男性化抗议”。在阿德勒看来，小女孩爬树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她和男人是平等的。他没有想到她喜欢爬树。对母亲来说，她的孩子和“阴茎对等物”完全不同。绘画、写作、参政，这些不仅仅是“升华”；这里有基于它们自身的理由要达到的目标。否认这一点就是否定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读者会注意到，这种解释与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有些相似。实际情况是，从男性的观点（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纳）来看，涉及异化的行为是女性化的，而主体坚持超越的行为是男性化的。妇女史学家唐纳逊（DOnaldso）说，“男人是个雄性的人，女人是个雌性的人”。这些定义被不对称地歪曲了；而在精神分析学家们当中，尤其把男人定义为人，把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举止像一个人时，她就被说成是在模仿男人。精神分析学家们把女孩和少女，说成是她们十分想认同于父母，她们在“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之间受折磨。我却认为，她们在所给予她们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坚持自由之间犹豫不决。所以，我们将会同意某些事实，尤其是在我们准备研究展现在妇女面前的非真实的逃避道路的时候。但我们赋予这些事实的含义，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赋予的完全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价值世界，在人们必须了解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价值。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她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

正文第三章经济一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

第三章经济一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某些十分重要的真理。人类不是动物，而是一种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种非自然的生成体——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同自然对立的。它不是被动地服从自然存在，宁可说它是按照本身的意愿接管了自然的控制权。这种超越本分的行动不是一种内在的主观行为，它是在实践活动中客观地完成的。所以，不能只把女人看成是一个性的机体，因为在生物学的诸种特性当中，只有那些在活动当中能表现出具体价值的特性才有其重要性。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征专门确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这种处境反过来又表明了人类所达到的技术发展阶段。如我们所见，从生物学上讲，女人具有下面两个主要特性：她对世界的把握不如男人广泛，她受物种的奴役更深。但是，这些事实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对世界的把握从未依靠过一个裸露着的身体：手的五指已经在预示用以增强力量的工具即将出现。我们从史前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证据发现，人始终是武装起来的。在挥舞大棒以捕捉陷于绝境的野兽的时代，女人的柔弱身体的确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劣势：只要使用工具需要付出的体力稍微超出了她力所能及的程度，就足以让女人一筹莫展。然而另一方面，技术却可以消除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只有需要才能使富足的体力产生优越性，体力过强并不比体力适度更好。因而对许多现代机器的控制只需要部分体力资源。如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没有超出女性的能力，就此项劳动而言，她和男人就是平等的。当然，今天大量显示出来的能量可以靠按电钮来控制。至于母性负担，则随着国家习俗的不同而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重要性：如果女人被迫多次怀孕，如果她被迫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抚养孩子，那么这种负担就是摧残性的。但是，如果她的生育是出于自愿，如果社会在怀孕期间给予她帮助并关心儿童的福利，母性负担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随着劳动条件的适当调整，这种负担可以很容易得到抵消。

恩格斯根据这一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回顾了妇女的历史。他指出，这一历史主要有赖于技术发展史。在石器时代，土地归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原始体犁的不完善限制了农业发展潜力的发挥。所以，女人的体力对庭园种植业是胜任的。在这种原始的劳动分工中，两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平等的。男人狩猎捕鱼，女人则留在家里。但家务劳动也包括制陶、编织和庭园种植之类的生产劳动，因而女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铜、锡、青铜和铁的发现以及犁的出现，农业的范围扩大了。开垦林地和农田耕作需要集约劳动。于是男人便求助于其他男人的劳动，这使一些男人处于奴隶地位。于是出现了私有制：男人成为奴隶或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点应当由旧的劳动分工的瓦解来解释，而这种瓦解是发明新工具带来的后果。“从前保证妇女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咱而，母权让位于父权，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不再由女人传给她的氏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家庭的出现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女人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处于主权地位的男人沉溺于淫乱之中，放荡不羁，其中包括和奴隶、妓女通奸，或者实行一夫多妻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当地习俗尽一切可能造成了相互性，妻子就会以不忠进行报复－一婚姻通过通好得以自然实现。这是女人反抗把她关在家中当奴隶的唯一方式。是经济压迫造成了让她处于被征服者地位的社会压迫。在男女两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以前，平等地位不可能重新确立；但要获得这种政治权利，全体女性就必须参与公共行业。“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因此，女人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倍倍尔在论述妇女的伟大著作中就这样指出过。他说，“女人和无产者同样受到跃随”。两者同样由于经济发展而获得解放，而这一发展是机器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的结果。妇女问题被归结为她的劳动能力问题。女人在技术与她的能力相适应时是有权力的，在失去利用技术的地位时，便失去了权力。在现代世界，女人重新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古老父权制所造成的阻力，在妨碍着这一平等的具体实现；冲破这一阻力之时，便是实现平等之日。据苏联宣传，这在苏联已成为事实。一旦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普遍建立，将不再有男女之分，而只有以平等为基础的劳动者。

由恩格斯概括的这一理论体系，显然比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仍感到失望——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给忽略了。整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可是这一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却没有指明。恩格斯本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现在我们对此毫无所知。”他不但对历史的细节毫无所知，甚至也没有提出任何解释。同样，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不是清楚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尚有待解释的事实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未经讨论就假定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但是这种利益，亦即社会制度的起源，它的起源又在哪里呢？所以，恩格斯的论述也不是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的，附属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越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真理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整个的人，而不是那种抽象的人的经济学。

例如，看来很显然。只有参照生存者的固有条件，才能够理解“私有”这个概念。私有制要出现，主体就必须从开始就有一种认为自己在根本上是个体，并坚持他生存的自主性和分离住的倾向。我们可以看出，若是个体在客观上不具备实现它的实际手段，这种肯定就永远是主观的、内在的、无效的。如果没有适当的工具，他当初就不会感到有支配世界的任何力量，他就会感到自己失落在自然和群体之中，是被动和受威胁的，是模糊力量的玩物。只有同氏族一致时，他才敢考虑他自己二图腾、超自然力和大地是群体的规实。青铜的发现，使男人在艰苦生产劳动的体验中，发现自己是个创造者。他由于能够支配自然，也就不再对它感到恐惧，而且通过排除种种障碍这一事实，他获得了把自己树为自主的主动力量，作为个体去实现自我的勇气太但是假如男人当初没有这种意愿，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劳动的教训不会铭刻在被动主体的心中：主体在塑造和驾驭土地的过程中，也在塑造和驾驭他自己。

另一方面，肯定主体的个体性也不足以解释私有制：每一个有意识的个体，通过挑战、斗争以及一对一的决斗，都会把自身提升到主权地位。要让挑战具有周池师〔印第安在宗教节日交换礼物〕或正式交换礼物的形式，即具有经济竞争的形式，要此后先让氏族首领，继而让氏族成员要求有对财产的私有权，人类就必须有另一种固有的倾向。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生存者只有通过疏远，通过异化，才能够顺利发现自我；他想借助于世界去发现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既要有别于他自己，又要属于他自己。氏族在图腾、超自然力和它所占据的地域中，遇到了它本身的异化存在。当个体逐渐同公社有区别时，他要求个人能够得到体现。超自然力先是在氏族首领，而后又在每个人那里个体化了。同时，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块土地，占有工具和收成。男人在属于他的这些财产中找到了自我，因为以前他曾在它们当中失去了自我。所以可以理解，他对财物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重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男人在他财产中的利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关系。但我们认为，这不能单靠工具去解释：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男人在使用工具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暗示了一种本体论基础，一种类似于他的存在的基础。

基于同样理由，也不可能从私有制推导出女人受压迫的结论。思格斯观点的不足之处，在这里又一次是明显的。他看得很清楚，只有在涉及到青铜和铁的工具时，女人的体力弱点才会成为其劣等性的真正关键。但他没有看到，只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女人在劳动方面的有限能力，才会构成具体的不利条件。正因为男人是一个超越的、有抱负的人，他才会在每一种新工具出现时表现出新的紧迫感：他一旦发明了青铜工具，就不会再满足于庭园种植——他渴望开垦并耕作大片土地。这种欲望并不是由于青铜工具本身才出现的。女人的无能导致了她的毁灭，因为男人从他为致富和扩张而进行设计的角度去看待她。可是这种设计仍然不能解释她为什么受压迫，因为两性的劳动分工可以意味着结成友好联盟。如果男人同他的伙伴的固有关系只能是一种友谊关系，便无法解释任何形式的奴役。但事实并非如此。奴役这种现象是人的帝国主义意识的结果，这种意识总是想以客观方式行使它的主权。如果人的意识不曾含有他者这个固有的范畴，以及支配他者这种固有的愿望，发明青铜工具便不会导致女人受压迫。

恩格斯也没有阐明这种压迫的特殊性质。他试图把男女之间的对立归结为阶级冲突，但他在这样做时是半心半意的，因为这个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当然，依照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确实令人想起按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分工，但要把两者混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首先，阶级分化不具备生物学的基础。此外，服苦役的奴隶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同主人是对立的。无产阶级总是用起义来检验自身的条件，从而重新成为主要者，对剥削者造成威胁。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我在序言中已经指出，女人的处境是多么地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共同的生活与利益使她和男人团结一致，此外也是因为男人发现她是一个同谋者。她不想革命，也从未想过自身作为女性的消亡问题——她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消除性差别带来的某些后果。

更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当简单地只把女人当做从事劳动的人。因为她的生殖功能和她的生产功能同样重要，无论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恩格斯忽略了这一点，仅仅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要废除家庭th－一这种解决方法当然是抽象的。我们都知道，苏俄根据生产的直接需要同再生产的直接需要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家庭政策上作出了多么频繁、多么彻底的调整。但就此而言，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斯巴达和纳粹制度之类的例子证明，尽管女人直接依附于国家，但她仍可能受男性的压迫。

真正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所关心的是，既要主持正义，又不能压制自由；既要让个人承担义务，又不能取消个性。而根据这一原则将会发现，妇女状况提出的问题使它面临十分难堪的境地。完全符妊娠等同于一项任务，一件工作，或服兵役之类的服务，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女人生育给女人生活所带来的干扰，比调整公民职业所带来的干扰更严重——还不曾有哪个国家敢建立义务性交制度。性行为和母性义务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女人的时间和体力，而且还有她的基本价值。由于不可能把性本能置于典章制度的规范之下，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对性的这个戏剧化方面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的确，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在性本能当中未必不含有满足性本能的否定因素。可以肯定，性本能不允许把自身同社会融为一体，因为在性冲动当中存在着瞬间对时间的反抗，存在着个性对共性的反抗。如果人们打算指挥共利用性本能，则有扼杀它的危险，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任意处置惰性物质那样，去任意处置活动着的自发性，更不可能像可能获得的特权那样，去通过暴力予以获得。

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强迫女人去生育：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她置于其唯一出路是做母亲的处境中——法律或社会习俗要求人们必须结婚，不许节育和堕胎，不许离婚。这些古老的父权制戒律正是今天苏俄正在恢复的东西。俄国恢复了婚姻的宗法观念。它在这样做时，不得不一再要求女人成为性爱的对象：最近的一份声明就要求苏联女公民仔细注意她们的装束，要求她们使用化妆品，要求她们利用调情艺术去控制自己的丈夫，煽起他们的欲火。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把女人单纯看做一种生产力是不可能的：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都不约而同然而却是枉费心机地去禁止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并宣称个性的、个人的戏剧有悻于忠实结合于社会的公民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性体验依然是这样一种体验：它的共性总是被它的个性所剥夺。而对于以消灭阶级而不是以消灭个人为目的的民主社会主义，个人的命运问题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因此性差别也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让女人与男人相联系的性关系，同男人提供给女人的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把女人同孩子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纽带。女人不仅仅是青铜工具创造出来的，所以单靠机器也不会把她消灭掉。为女人争取每一种权利，争取每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认识这一处境，我们必须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因为它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

所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也不接受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成“男性化抗议”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阴蒂”与“阴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可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的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优点在于生存者即身体这个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身体相对的身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表现了他的生存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生存者的本体论愿望，亦即生存者为形成而制定的设计，依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尤其是依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采取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除非把这些愿望融到人的整个现实当中，否则单靠性欲和技术什么也解释不成。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似乎是根据反复无党的神秘命运出现的。我们在试图揭示女人对，不会否认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一些贡献；但我们会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体力、阴茎和工具，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它有赖于生存者用以追求超越的基本设计。

正文第四章游牧族中的女人

第四章游牧族中的女人

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迄今为止，为解释这一事实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没有一个是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存在主义哲学去重温史前研究的和人种学的论据，就可以认识到两性的等级制度是怎样确立的。我已经说过，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能够抵制这种强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特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就会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不难理解，男人将会希望支配女人。但是，是什么优势使他能够实现这种意愿？人种学家对人类社会原始形态的解释是极其矛盾的。这种解释得到的信息越多，越不系统，情况就越是如此。要形成女人在前农业时期的处境的观念尤其困难。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女人的肌肉组织或她的呼吸器官，在木同于今天的条件下，发育得是否不如男人那么完善。她要做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她要承受起做母亲的负担。这最后一个事实，其含义是模糊的。很可能意味着，要是她被指定去发挥母性的功能，那是因为男人为了抵御动物或他人可能发动的攻击，在紧紧控制着随时跟踪追击的权力。男人的角色更为危险，也更有活力。不过情况也好像是，女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强健的、顽强的，可以参加战士的远征。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希罗多德讲的故事以及他后来对达荷美女战士的描写，就可以清楚看到，女人参加过战斗，而且其勇猛凶残的程度不亚于男人。但是，即便如此，在很棒与野兽的时代，男人的优越体力也必然是无比重要的。不论女人有多么强健，在反抗敌对世界的斗争中，生殖的束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可怕的障碍。怀孕、分娩和月经削弱了她们的劳动能力，使她们往往完全依附于男人，以得到保护和食物。由于显然没有实行生育控制，由于自然没有像对待其他雌性哺乳动物那样为女人提供不育的周期，多次怀孕就必然要消耗掉她们的大部分体力和时间，以至于无力供养自己生出的孩子。由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导出一系列结论：人类的早期生活是很艰难的；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很大，却只能从土地上得到很少的产品；对于群体资源而言，出生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女人由于生育力旺盛，无法积极参与旨在增加资源的活动，而由她产生的新需求，却又增加到令人难以捉摸的程度。尽管女人是延续物种所必需的，但她把物种延续得太慷慨了，于是男人不得不去维护生殖与生产的平衡。甚至在人类十分需要生育和母性备受尊崇的时代，体力劳动也还是最基本的需要，根本不允许把女人放在首位。原始部落没有永久性的财产或领地，所以对后代简直不予重视。孩子对部落是个负担，而不是值得珍视的财产。杀婴在游牧族当中是常见的，许多幸免于难的新生儿，由于普遍受到冷漠和得不到照料而死去。

所以，分娩的女人无法懂得创造的自豪，她觉得自己是模糊力量的玩物，而经历痛苦折磨的分娩，对她仿佛是一个无用乃至令人讨厌的偶然事件。但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然功能，它们和任何设计无关。这就是女人据此找不出任何高度肯定她的生存理由的原因——她被动地服从她的生物学命运。家务劳动，由于可以和母性事务协调一致，注定要由她来干，同时又把她禁锢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它们千篇一律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情况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几乎毫无变化地延续下来。家务劳动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男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像工蜂，靠单纯的生命过程和生物学行为，而是借助于超越动物本性的行动，去维持群体的生计。从最初就是一个发明者：他用来武装自己、敲下果实和打死动物的枝条和棍棒，立即变成了他进一步把握世界的工具。他并不只限于把从海里捕到的鱼带回家：首先他必须用树干制成独木舟，用它去征服水的王国；为了获取世界的财富，他兼并了世界本身。在这种主动性当中，他考验了他的力量；他树立了目标，开辟了达到目标的道路。一句话，男人作为生存者得到了自我实现。为了维持，他创造；他突破现在，开创未来。所以捕鱼和狩猎具有神圣性。远征的成功借节日和凯旋仪式来加以庆祝，男人从中得到了对他作为一个人的地位的承认。今天，当他建成一个大坝或一座摩天大楼或一座原子反应堆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自豪。他工作不仅是为了保存既定的世界；他冲出既定世界的疆界，为新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早期男人的主动性，有赋予它至高尊严的另一面：它常常是危险的。如果血液只是一种营养液，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不会高于牛奶。但狩猎者不是屠夫，因为他在同野兽搏斗时，要冒着出生入死的危险。为了提高本部落、本氏族的威望，战士把生命置之度外。他以此戏剧性地证实了，生命对于男人不是最高的价值，相反，生命应当为比它本身更重要的目的给创造出来。降临在女人身上的最凶险的祸根是，应当把她排除在战争之类的袭击行动之外。因为男人高于动物之处不在于给予生命，而在于用生命来冒险。这就是人类没有把优越性赋予去分娩的那个性别，却赋予了去屠杀的那个性别的原因。

这样我们便掌握了揭开全部奥秘的关键。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一个物种只有通过重造自身才能够得以维持，但在更多的个体中，这种创造的结果只不过是重复同一种生命。但是，男人在确保重复生命的同时，也在通过生存超越生命。由于这种超越，他创造了让纯粹重复完全失去价值的价值。在动物界，由于没有涉及到设计，也就谈不上雄性活动的自由和多样性。除了服务于物种，它做的事无足轻重。而人类的雄性，不但为物种服务，还改造了大地的面貌。他创造了新的工具，他发明，他塑造了未来。在把自己树为主权者的过程中，他受到身为同谋者的女人的支持。因为女人也是生存者，她也感到超越的冲动，她的设计也不仅仅是重复，同样是面向另一种未来的超越——她在心中进一步证实了男性的要求。她和男人一起欢度节日，庆祝男性的成功与胜利。从生物学上看，她的不幸必然在于注定要重复生命，虽然连她自己也认为，生命本身不具备存在的理由，而这种理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黑格尔根据这一论点对主奴关系所作出的解释，非常适用于男女关系。他说，主人的优势来自于他通过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一事实，把精神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肯定了下来。但实际上，被征服的奴隶也懂得这样去冒险。相反，女人却基本上是一个只给予生命、不肯拿她的生命去冒险的生存者。在她与男性之间从未有过较量。看来黑格尔的解释特别适用于她。他说：“他者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对于他来说，本质的现实就是那种动物型的生命；就是说，是另一种存在所给予的一种生存模式。”但是，这种关系同征服关系必然有区别，因为女人也渴望并承认男性所具体取得的那些价值。是男人在开创连她也在追求着的未来。女人确实没有确立过同男性价值相对立的女性价值。男人想维持男性特权，于是便虚构出了这种歧异。只是为了把女人禁锢在里面，男人才独自创造了一个女性领域——生命的、内在性的王国。但是，生存者在以超越去寻求自我辩护时是无视性别的——女人的顺从便是此说的证据。她们今天所要求的是，根据和男人同等的权利，承认她们是生存者，让生存不从属于生命，让人不从属于其动物性。

因而，我们只有从存在主义出发，才能够认识原始部落的生物学的及经济的条件怎样必然导致了男性的霸权。与男性相比，女性成为物种的牺牲品的程度更大；而人类始终在设法摆脱受制于物种的命运。由于发明工具，维持生命对男人成了一种主动性，一种设计。但是，女人在孕期却仍在受着她身体的严密束缚，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由于人类在生存（liVing）方面开始怀疑他本身——就是说，开始重视高于纯粹生命的生存（liVing）理由——男人才在女人面前表现出优势。男人的设计木是及时地重复他自己：它是要控制住瞬间并塑造未来。男性的主动性在创造价值时，也把生存本身变成了一种价值；这种主动性战胜了生命的无序力量，也征服了自然和女人。我们现在必须弄明白，这种处境是怎样延续下来的，长久以来是怎样演变的。人类为他本身的这一部分——她虽然包括在人类当中，却又被确定为他者——准备了什么样的位置？她被赋予了哪些权利？男人又是怎样解释她的？

正文第五章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

第五章早期农耕时代的女人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原始部落，女人的命运十分无情，而且毫无疑问，没有人作出多少努力去补偿禁烟女人的残酷环境。但是，女人也不像后来在父权保护下那样被欺骗和欺负。任何制度都没有对男女不平等表示过认可；的确，那时也不存在什么制度——没有所有制，没有继承制，也没有法律制度。宗教属于中性，崇拜的对象是某种无性的图腾。

制度和法律，是在游牧者定居并成为农民以后出现的。男人不再限于和敌对力量进行苛刻的较量，他开始通过塑造世界表现他自己，对世界和他本人进行思考。此时男女差别反映在人的群体结构当中，并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女人在农业公社常有极高的尊严。这种尊严应当主要由孩子在以耕作土地为基础的文明中，具有新的重要性来解释。在某决领地上定居下来以后，男人确立了对领地的所有权，财产呈集体所有的形式。这种财产要求所有者提供后代，所以母性成为一种神圣的功能。

许多部族都生活在公有制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为全体男人所公有——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杂婚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是意味着男女作为一个群体来体验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他们的个体性仍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事实。婚姻，不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妻多夫制，只是世俗的事情，并不产生神秘的联系。它不涉及对妻子的奴役，因为她与她的氏族仍是一个整体。整个氏族统一在一个图腾下面，在某种神秘意义上拥有一种超自然力，这具体表现在对一块领地的公有。氏族按照前面所讨论过的异化过程，通过这块领地，获得了具有客观具体形式的自我意识。所以，借助于土地的永久性，氏族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体，它的同一性经过时间的流逝依然存在。

唯有采取这种存在主义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至今还存在的，在氏族、部族或家庭同财产之间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农业公社用一种源于过去并和未来相联系的生命观念，取代了游牧部族的仅短暂存在过的世界观。农业公社所崇拜的对象是图腾祖先，他把自己的名字送给氏族成员。氏族对自己的后代十分关心，因为通过传给后代的土地，氏族本身将会存在下去。公社意识到它的统一性，渴望得到一种超越现在的连续生存。它认识到自身是通过孩子存在的，认识到孩子是属于它自己的。它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

当时，许多原始人并不知道父亲对生育同样起了作用（甚至在今天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认为孩子再现了祖先的精灵，这些精灵飘荡在树林和岩石周围，飘荡在圣地之中，后来落入女人的体内。有人认为，为了让这种穿透成为可能，女人不应当再做处女。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穿透也可能是通过鼻孔或嘴发生的。不管怎样，反正夺走处女贞操在这里是次要的，而且由于某种神秘性质，这极少是丈夫的特权。

但是对于生育，母亲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是她在保护和养育着生长在她体内的那个微生物，所以氏族的生命只有通过她，才能在有形世界得以繁衍，因而她开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孩子往]往属于母亲的氏族，使用这个氏族的名字，拥有这个氏族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在使用该氏族所掌管的土地时更是如此。公社财产由女人代代相传：由她们来保障氏族成员对土地和收成的所有权。反过来，这些成员去这块领地还是去那块领地，也要由母亲来指定。于是，我们可以假定，在某种神秘意义上，大地属于女人：她们有权支配土地及其果实，而这种权力既是宗教的也是法律的。女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女人同所有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母系制度的特征在于，女人的的确确被大地所同化。生命的永久性——主要是指生育力，在女人和大地那里，都是通过生殖出它的个体体现、它的化身得以实现的。

在游牧者当中，生育几乎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土地财富还不为他们所知。但是，庄稼汉对农田和母体中萌发的神秘生育力却感到惊异。他认识到，和他的家畜和庄稼一样，他也是被生出来的；他希望他的氏族也能生出别的人，以便在土地的生育力永远存在下去的同时，使本氏族不朽。在他看来，整个自然仿佛是一个母亲：土地即女人，而且和大地一样，女人身上也有那种神秘的魔力。在某种意义上，把农业交给女人，其原因正在于此。她既然可以把祖先的精灵召唤到体内，也就有能力让果实和谷物从耕地上迅速生长出来。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有创造性行为，而只可能有魔力。在这个阶段，男人不再只限于采集地上的产品，但他还不了解自己的力量。他在技术与魔力之间徘徊不已，认为自己是被动的，依附于大自然的，而大自然可以任意决定他的生与死。当然，他也模糊地认识到性行为以及把土地变为耕地的技术的作用。不过孩子和收成仍仿佛是众神送来的礼物，他仍认为是女性身体施展出来的那种魔力，把潜伏于生命的神秘根源里的财富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这些信念是根深蒂固的，今天在印第安、澳大利亚和波利西尼亚的许多部族中依然存在。有的地方认为，不育的女人对庭园种植有威胁。也有的地方认为，如果让孕妇去收割庄稼，收成会更好。以前在印度，夜里一丝不挂的女人要到地里去扶犁，等等。这些信念和习俗，由于同公社的实际利益是协调一致的，愈发显得重要。母性使女人注定要成为一个不活动的生存者，所以很自然，男人去狩猎、捕鱼、征战，女人则呆在家里。但在原始人当中，庭园种植的规模很小，而且都在村子里进行，所以庭园耕作是一种家务劳动。使用石器时代的工具不需要花费多大力气。经济状况和宗教都一致地把农业劳动留给了女人。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它也成了女人分内的事情：她们编织草席和篮子，她们制造陶器。女人常负责物物交换活动，商业掌握在她们手中。所以通过她们，氏族的生命得以维持和发展。孩子、衣服、庄稼、器皿，以及群体的全部繁荣，都有赖于她们的劳动和魔力——她们是公社的灵魂。这种魔力在男人那里引起一种夹杂恐惧的尊重，这种尊重反映在他们的崇拜中。整个异己的大自然，集中表现在了女人身上。

正如我已说过的，如果男人不考虑他者，便不能考虑他自己。他认为世界具有二元性的特性，并非首先具有性的特征。但由于同男人是有差别的，而男人也是这样树立他自己的，所以把女人列入他者这个类别就是很自然的了；他者包括女人。最初，要不要由她单独去体现他者，这并不十分重要，所以这种划分在他者心目中只是表面现象：在古代创世说中，一个要素常有一个又男又女的化身；于是对古巴比伦人来说，大洋（男性）和大海（女性）是宇宙浑沌的双重体现。当女人的作用扩大时，她几乎代表了他者的整个范围。当时出现了一些女神，生育力观念通过她们受到崇拜。在苏沙，发现了最古老的大女神雕像，大母神（ther）身着长袍，头戴高饰。在别的雕像中，我们发现她用塔作为头冠。在克里特岛，也发掘出了这样一些雕像。她有时是臀部肥突的，蹲着的；有时是身材苗条的，直立着的；有时是穿衣服的，但常常是裸体的，两只胳膊放在高耸乳房的下面。她是天后，鸽子是她的象征；她也是地狱女王，向前蠕动，毒蛇是她的象征。她出现在群山和森林之中，显露于海洋与泉水之上。她到处创造着生命；她即使把谁杀死，也能让他起死回生。她和大自然一样任性、放纵、残酷无情；然而她又大慈大悲、羞羞答答。她君临爱琴海的所有岛屿，又统治着弗里吉亚。叙利亚、小亚细亚，统治着整个西亚。在巴比伦，她叫伊西塔；在闪米特人当中，她又叫阿斯塔尔忒希腊人叫她盖亚、莉亚或赛比利。在埃及，我们又会在伊希斯的名下碰到她。诸位男神都臣属于她。

由于女人在遥远的天国和地狱是至高的偶像，她在人间也便和各种圣物一样为禁忌所包围，她本身就是禁忌。因为有魔力，她被视为女术士和女巫，她在祷告者当中施展魔法。有时她是一个女祭司，就像古克尔特人中的巫师那样。有时她参与部落管理，甚至可能成为唯一的统治者。这些遥远的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学作品。但漫长的父权时代，却把对女人拥有极高地位时代的记忆，保存在它们的神话、纪念碑和传统当中。从女性观点来看，婆罗门时代是梨俱吠陀时代的回归，而梨俱吠陀时代则是前面提到过的原始时代的回归。在前伊斯兰时期，贝督因妇女的地位远比古兰经所指定的要高得多。尼俄相、美狄亚的伟大形象，唤起了一个母亲为孩子感到骄傲，把孩子看做是特属于自己的财产的时代。在荷马的史诗里，安德洛玛刻和赫卡伯有一种古希腊不再给予闺房女人的重要地位。

从这些事实似乎可以推测，原始时代曾有过名副其实的女人统治：母权制。这一假设由巴霍芬提出，被恩格斯采纳。恩格斯认为，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变，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是，女人的那个黄金时代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说女人是他着，就是说男女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关系：大地、母亲、女神——在男人心目中她根本不是他的同类。她的力量被认定是超出人类范围的，所以她在人类的范围之外。社会始终是男性的，政权始终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原始社会结束时宣称：“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力始终属于男人。”

对于男性来说，他的同类永远是另一个男性，一个与他相同的他人，所谓的相互关系是同他们建立起来的。以这种那种形式表现于社会的二元性，使男人群体之间相互对立。女人是财产的一部分，为每一个男人群体所拥有，是这些群体进行交换的媒体。由于混淆了相异性或他性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导致产生了错误。确切地说，由于把女人看做绝对他者——就是说，不论她有什么魔力，都被看做次要者——要把她看做另一种主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和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她们同男人从未有过直接的自主关系。列维一斯特劳斯说：“那种对于婚姻十分重要的相互关系，在男女之间并未形成，但它借助于女人，却在男人之间形成了；女人只不过是为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机会。”女人的实际处境，并没有受过她的社会所流行的血缘关系类型（追溯血统的方式）的影响。不论该制度是父系的、母系的、双系的，还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这种情况未被严格坚持下来），她始终处在男性的监护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女人婚后是继续服从她父亲或兄弟的权威——这种权威也会扩大到她的孩子，还是转而服从她丈夫的权威。列维一斯特劳斯还指出：“女人就自身而言，只不过是她的血统的象征……母系血缘关系只不过是女人的父亲或兄弟的权威，它反过来会扩大到兄弟的村落。”她仅仅是权威的媒介，而不是一个拥有权威的人。实际情况是，两个男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由血缘制度确定的，而不是由两性关系来确定的。

实际上，女人的现实处境同这种那种权威并没有密切联系。她在母系制度中可能有很高的地位；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谨慎地看到，在部族里虽然有一位居最高地位的女首领或女王，但这决不意味着那里的女人拥有主权：叶卡捷琳娜大帝登上帝位后，根本没有改变俄国农妇的命运，女人仍常常处在可怜的境地。而且，妻子仍和本氏族住在一起，并且只允许丈夫进行仓促乃至私下的来访，这种情况也十分罕见。女人往往是离开她的氏族，住在丈夫的家里，实际情况足以表明男性的重要地位。列维一斯特劳斯写道：“坚持和丈夫的族人住在一起，这为两性极不对称的关系提供了证据，这种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明显特征。”既然女人让孩子和她住在一起，其结果便是部族的领地组织同它的图腾组织并不相一致——前者取决于环境，是偶然的，后者是被严格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前者更重要，因为人们生活与劳动的地方，要比他们的神秘联系更有考虑的必要。

在分布较广的过渡性制度中，有两种权威；一种是宗教的，另一种则以占有与耕种土地为基础，两者相互制约。虽然婚姻只是世俗制度，它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婚姻家庭尽管不再有宗教意义，可是在人的意义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便在有很大性自由的群体中，对于要生孩子的女人来说，结婚也还是适宜的。她无法形成一个自主的群体，也无法和她的孩子单独住在一起。她的兄弟所提供的宗教保护是不够的，于是需要有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对孩子往往负有许多义务。孩子不属于他的氏族，但仍要由他维持孩子的生计，把他们抚养大。在夫妻、父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同住同劳动的、在感情上息息相通的联系。世俗家庭同图腾氏族的关系十分复杂，名目繁多的婚礼证实了这一点。最初，丈夫从一个陌生的氏族领来了一个妻子；或者，至少两个氏族交换了贵重物品：一个氏族交出了一个成员，另一个氏族则提供了牲畜、果实或劳动作为回报。但是既然丈夫要对妻子和她的孩子承担义务，他也就能够从新娘的兄弟那里得到补偿。

神秘同经济这两种现实之间的平衡，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男人同儿子的联系，往往比同外甥的联系有力得多。当他处于这种地位并可以这样做时，他更愿意维护他做父亲的权利。这就是在男人的发展使他进入具有自我意识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关键时刻时，所有的社会都倾向于采取父权制形态的原因格斯。但强调这个见解也是重要的：即使他对生命、自然和女人的神秘感到困惑，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权力。当他为女人的危险魔力所慑服因而把她树为主要者时，是他把她放在那个位置上的，因而实际上也是他在这种自愿的异化中充当了主要者的角色。尽管女人的身上充满了生育的魔力，男人仍然是她的主人，这和他是肥沃大地的主人一样。正如女人体现了其生育魔力的大自然，她注定也是服从的、归属的、被用的。在男人看来，她所享有的威望是他们赐予的。他们跪在他者面前，崇拜着大母神。但不论她可能多么有权，只有通过男性头脑中的观念，她才可能被理解成这样。

男人所创造的种种偶像，不论可能多么有慑服力，实际上均从属于他，这就是男人始终有力量摧毁这些偶像的原因。在原始社会，这种从属未被承认因而未被公开坚持过，但它当然是直接存在的。一旦男人取得了较为明确的自我意识，一旦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权利并进行反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从属关系。实际上，即便是男人认为自己是被给予的、被动的、受制于太阳和雨水造成的意外事件的，他也会通过超越，通过设计去取得实现；精神与意志已经表明，它们自身同混乱及生命的偶然性是对立的。

图腾祖先（女人是它的复杂化身）是在动物或树木的名下出现的男性本原。女人使它永远存在于肉体之中，但她的作用只是养育而不是创造。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创造。她赖以维持部族生命的方式，只不过是给它提供孩子和食物。她仍注定是内在的，仅仅体现自我封闭社会的静止一面。而男人却在继续垄断着社会向自然、向其余人类开放的功能。唯一值得他做的事情就是征战、狩猎和捕鱼。他从外部获得战利品，把它送给部族。征战、狩猎和捕鱼代表着一种扩大的生存，也是生存对世界的投射。男性仍独自体现了超越。他还不具备彻底支配女人一大地的实际手段，还不敢问她对抗——但他已在渴望从她那里挣脱出来。

我认为，我们必须根据这种欲望去探讨异族通婚这个人人皆知的习俗的根深蒂固的原因；这一习俗在母系社会广为流传。即使男人不知道他在生育中的作用，婚姻对于他也还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通过婚姻，他将获得男人身份的尊严和一块属于他的土地。他通过母亲受着氏族的束缚，通过母亲受着祖先以及所有能补充给他财产的东西的束缚。但是他在发挥各种世俗功能时，在劳动时，在结婚时，都在渴望摆脱这种束缚，都在坚持用超越性战胜内在性，都在开创与他的过去所不同的未来。乱伦禁忌，随着各个社会所承认的亲戚关系的类型不同，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从原始时代到当代，它始终具有同一种含义；男人所渴望占有的是他所不是的那个人，他想和有别于他的地者结合。所以，妻子不应当分享丈夫的超自然力，她对于丈夫应当是一个陌生人，因而对于他的氏族也应当是一个陌生人。原始婚姻有时建立在抢婚的基础上，抢婚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象征性的。无疑，对另一个人施加暴力是对那个人的相异性的最明确肯定。勇士在用暴力抢夺妻子时证明，他能够获得陌生人的财产，能够突破他那与生俱来的命运所确定的界限。以各种形式——缴纳贡物，提供服务——出现的购买妻子的情形，即使不那么有戏剧性，也有同等的重要含义。

正如在实际生活中那样，男人一点一点地按照他的体验去行动，而在他的象征性表演中，是男性本原取得了辉煌胜利。精神战胜了生命，超越性战胜了内在性，技术战胜了魔力，理智战胜了迷信。女人的贬值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因为她的威望不是建立在她本身的积极价值上面，而是建立在男人的弱点上面。女人体现了自然的那令人不安的神秘，所以男人在摆脱自然的束缚的同时，也摆脱了女人的控制。从石器到青铜器的进步，使男人可以通过他的劳动驯服土地，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庄稼汉受制于土地发生的偶然事件、种子的萌发以及季节。他是被动的，于是他祈祷，他等待。这就是图腾精灵曾君临于男人世界的原因。农民受制于他周围的这些变化莫测的力量。相反，工人却根据他的构思设计出工具，又根据设计用双手制成了工具。他勇敢地面对被动的自然，克服它的阻力，坚持他的主权意志。如果他加速击打铁砧，制成工具的时间就会短一些。然而他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让庄稼早成熟一些。男人逐渐认识到他对所制的物品负有责任：技术熟练就会把它给制成，动作笨拙就会把它给毁坏。他细致，聪明，把技能发展到了他引以自豪的尽善尽美的地步：他的成功不取决于众神的恩惠，而取决于他自己。他向同伴挑战，他对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即便是他给宗教仪式留下一席之地，他也一定会认为精确的技术要重要得多；神秘价值屈居第二位，实际利益则居首位。他并没有彻底摆脱众神的影响，但他在同众神分手时，就认为自己和众神是有区别的。他把众神赶回奥林匹斯无国，把世俗地盘留给了自己。当第一下锤声响起来因而男人的统治开始的时候，伟大的潘神（Pan）便开始黯然失色了。

男人知道他有力量。在他的创造力同制作物的关系中，他体验到了因果关系：种下的谷物可能会发芽，也可能不会发芽；但金属对燃烧、淬火及机械处理始终有反应。这个工具世界可以用清晰的概念加以把握，于是理性思想、逻辑、数学便应运而生。整个宇宙观念全被推翻了。女人的宗教受农业的支配，受不可以缩减的持续时间、偶然性、机遇、等待以及神秘的支配加他的支配，就是如可以控制空间那样对时间的支配，就是对必然结果的支配，就是对设计、行动和理性的支配。即使不得不同土地打交道，从今以后他也必然会像工人那样去管理土地。他发现土地可以变得肥沃，休耕是有益处的，不同的种子必须区别对待。是他增加了收成；他挖渠、灌溉或排涝；他设计道路，建造神殿；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些仍受大母神支配的人们，那些仍在维持母系制度的人们，也正是那些被抑制在原始文明阶段的人们。女人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被崇拜：即男人因恐惧而把他自己变成了奴隶，他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无能。他崇拜她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爱。只是在开始废黜她的时候，他才在实现他的命运。从那以后，他必然认为具有创造力、光明、智慧和秩序的男性本原才是主权的。于是在大母神身边出现了一个男神——儿子或情人。他仍从属于她，但和她十分相似，和她结合在一起。他也是生育力本原的化身，表现为一头公牛，半人半牛的怪物，是令埃及低地土地肥沃的尼罗河神。他的妻子就是他的母亲，她神通广大却又郁郁寡欢。她施展魔法找回他的尸体，让他起死回生。他后来秋天死去，春天复生。我们是在克里特岛第一次见到了这对夫妇，后来又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他们：在埃及，是伊希斯和何鲁斯；在脖尼基，是阿斯塔尔忒和阿多尼斯；在亚细亚的米诺，是赛比利和阿提斯；在古希腊，是莉亚和宙斯。

这样大母神便被废黜了。可是在埃及，女人的处境仍格外顺利；作为苍天化身的努特（Nut），作为使土地肥沃及尼罗河神配偶的伊希斯，以及俄赛里斯，仍然是些极其重要的女神。但依旧是拉神，太阳、光明和男性生殖力之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巴比伦，伊西塔只不过是贝勒一马尔杜克的妻子。是他创造了一切，保障着万物的和谐。闪米特人的神是位男性。宙斯刚在天国获得权力，盖亚、莉亚就必须让位。得墨忒耳只具有次一级的神力，但她的神力仍然是重要的。吠陀的众神都有配偶，但这些配偶无权要求受到如众神那样的崇拜。罗马的朱比特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平等。

所以，父权制的胜利既不是一个机遇问题，也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从人类最初时起，男性在生物学上的优势，就使得他们能够肯定自己作为唯一的主权主体的地位。他们从未放弃过这种地位。他们曾把自己的独立生存，部分地交给大自然，交给女人，但后来又夺了回来。女人在被决定扮演他省角色的同时，也被判决仅仅拥有靠不住的力量：做奴隶或当偶像赛不是由她选择的命运。正如弗雷泽冲所说：“男人创造了众神，而女人只崇拜众神。”的确是男人在决定，他们至高的神是女性还是男性。女人的社会位置始终由男人来指定；她从未实施过自己的法律。

不过，若是女人的体力能够胜任生产劳动，她也许会和男人一起去完成对自然的征服，人类也许会通过男女两性去反抗众神。但女人未能利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好处。恩格斯对她的贬值只是做了不完整的解释：仅说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权大地干扰了生产力平衡，因而导致了女人处于劣等地位，这还是不够的。这种劣等性本身不足以解释女人所受的压迫。女人的不幸在于，她没有和那个劳动者一起变成同类的工人，于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伙伴关系之外。女人是软弱的、生产能力低下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这种排斥。男性之所以没有把她当成和他一样的人，是因为她没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是因为她仍被禁锢在生命的神秘过程中。既然男人不接受她，既然男人认为她有他老的一面，那男人只能成为她的压迫者。男性的权力与扩张的意志，用女人的无能酿成了一场灾难。

男人希望能彻底实现新技术所揭示的新潜能：他诉诸于奴隶劳动力，把和他同类的男人变成了奴隶。奴隶劳动远比女人可以从事的劳动有成效，于是女人便失去了在部族扮演的经济角色。对于主权，主人在他同奴隶的关系中得到的证实，要比他在对女人行使有限权威时得到的证实彻底得多。女人因她的生育力而受到崇拜，因有别于男人而具有他者那令人不安的特性，她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依附于她的男人，同时又依附于他。她实际上很欣赏主奴关系的那种相互性，并因此逃避了奴隶身份。但奴隶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除了是一个做奴隶的男人什么也不是，除了劣等没有差别：他和主人关系的辩证表现，肯定用了几个世纪才形成。在有组织的父权社会，奴隶只不过是一个人面役畜；主人行使专制权威，这种权威增强了他的自豪感——他还和女人相对抗。他赢得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在反对她时赢得的；他越是强大，她就越是衰弱。

尤其是在他成为土地所有者时，他还要求对女人的所有权。以前他被超自然力、土地所占有；现在他有了灵魂，有了某些土地。他摆脱了女人的束缚，现在他要有自己的女人和后代。他希望家庭劳动——他用以改良耕地——能彻底属于他，而这意味着这些劳动者也必须归他所有，所以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变成了奴隶。他需要有继承人；他的现世生命，将因为他把财产移交给继承人，而在继承人那里得以延续；他死后，继承人将为他举行必要的宗教仪式和礼仪，以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对家庭诸神的迷信被加在私有制组织之上，继承人要履行的职责既是经济的又是神秘的。所以，从农业不再主要靠魔力来操纵并首次变成创造性的劳动那一天起，男人就意识到了他是一种生殖力，他认为他的孩子、他的收成都是属于他自己的。

在原始时代，没有一次观念革命能比以父系血统取代母系血统的观念革命更为重要的了。此后，母亲降到保姆和仆人的地位，权威与权利均属于父亲，他把它们传给他的后代。男人在生育中的必要作用被意识到了。不仅如此，有人还断言，只有父亲才是生命的发生者，母亲只不过是她体内的那个微生物的接收者、养育者，埃斯库罗斯在《复仇三女神》中就这样说过。认为，女人仅仅是物质，而运动，男性本原却比它“更好、更神圣”。在完全占有后代的过程中，男人完成了对世界的支配和对女人的征服。尽管古代神话和希腊戏剧把向父权的转变说成是暴力斗争的结果，但如我们所见，其实它是一个逐渐变化的问题。男人所再度征服的只不过是他已占有的，他让法律制度与现实保持和谐。这里没有斗争，也没有胜利与失败。

但是，这个古老的传说是意味深长的。就在男人表明自己是主体和自由者的同时，出现了他者这个概念。从那时起，同他者的关系就是戏剧性的：他者的存在是一种威胁，一种危险。古希腊哲学表明，相异性、他性与否定无异，因而是恶。要提出他者，就要确立善恶对立说（Maniclllerlism）。这就是宗教和法典以它们所炮制的敌意去对待女人的原因。当人类发展到用文字记载神话和法律这个阶段时，父权制被明确建立起来：法典必然是男性起草的。他们自然要赋予女人以从属地位；不过有人可能认为，他们会像对待孩子和牲畜那样仁慈地对待女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尽管建立起压迫女人的机器，立法者仍然对她感到不放心。她以前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感到矛盾的魔力，现在仍然保留着恶的外貌：她以前是圣洁的，现在则是污浊的。送给亚当做伙伴的夏娃，导致了人类的毁灭；异教的众神想找人类报仇，于是发明了女人；第一个造出来的女性潘多拉，释放出折磨人类的各种灾难。他者——这是对抗主动性的被动性，是破坏统一性的多样性，是对立于形式的物质，是反对秩序的混乱。女人就是这样被献给了恶。毕达哥拉斯就这样说过：“有一个善的本原，它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还有一个恶的本原，它所创造的是混乱、黑暗和女人。”摩奴法典把女人规定为一个应当处在奴隶地位的恶人咏利未记把她比做家长所拥有的役畜。梭伦法没有给她任何权利。罗马法将地置于男人的监护之下，断言她是“低能的”。教会法把她看做“魔鬼的大门”。古兰经对女人极为蔑视。

不过，恶对善是必要的，物质对观念是必要的，黑暗对光明也是必要的。男人知道，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让他的种类永存，女人是不可或缺的。他必须在社会上给她一个完整的位置，以便她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男人所确立的秩序，消除地固有的污点。这种观念在摩奴法典里被阐述得十分清楚：“妇女以合法婚姻与之结合的男子，〔无论男子的品位如何，〕妇女本人也取得这些品位，有如河流与海洋结合。不修于丈夫，思想、语言、身体都纯洁的妇女，〕死后抵达和丈夫一样的住所，被善人称为贤德的妇女。同样，圣经也以赞赏的笔调，描绘了一幅‘项女”的肖像。基督教尊重修女，也尊重贞节的妻子，尽管它鄙视肉体。女人甚至可以扮演重要的宗教角色：印度婆罗门教的女僧，罗马的女祭司，每一个都和她的丈夫一样神圣。男人在夫妻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男性本原与女性本原的结合，对于生殖机制和维持生命以及对于社会秩序，都仍是必要的。

他者的、女人的这种矛盾，被反映在她后来的历史中；她服从男人的意志，直到我们的时代。但是，这种意志是模棱两可的：彻底的占有和控制，会把女人降到物的等级；但不论男人征服和占有了什么，他都渴望能表现出他自己的尊严；在他看来，他者仍然保留着一些原始魔力。怎样能让妻子既做仆人又做伴侣？这是男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多少世纪以来，他的态度一直在演变，从而也引起了女人命运的演变。

正文第六章父权时代与古代社会

第六章父权时代与古代社会

女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便被废黜了。多少世纪以来，她的命运始终与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她的大部分历史都同世袭财产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人们注意到所有者把自身的生存转化、异化为他的财产这一事实，就是很容易认识到这一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他关心财产胜过关心他的生命。财产超出了现世人生的有限范围，在肉体消失以后依然存在——它是不朽灵魂与现世物质的结合。但这种存在，只有在财产仍掌握在所有者手中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只有在财产属于他认为他自身所投射于的、为他所有的个体时，他才能够超越死亡，拥有这种存在。耕种父亲的领地，崇拜父亲的亡灵——这些构成了继承人的完全相同的义务：他要保障祖先在现世与阴间的存在。所以，无论是对他的众神还是对他的孩子，男人都不同意与女人共享。他不可能彻底地、永远地实现他的权利要求，但在父权时代，男人却完全夺走了女人对财产占有权和遗赠权。

就此而言，这种做法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不再认为女人的孩子属于她时，孩子同女人所属的那个群体便失去了任何联系。女人现在不再是以婚姻形式从一个氏族租给另一个氏族；她和她的群体彻底断绝了关系，被丈夫的群体所兼并。丈夫像一个人购买家畜或奴隶似的把她买走，把他家庭的众神强加于她，她生的孩子属于丈夫的家庭。假如女人是继承人，在很大程度上她要把她父亲家庭的财产转给她丈夫的家庭。于是她被谨慎地排斥在继承序列之外。但反过来，由于女人一无所有，她也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她本身就是某个男人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最初是她父亲的，后来是她丈夫的。在严密的父权制度下，从男孩子或女孩子出生那天起，父亲就可以把他们处死。但若是男孩子，社会通常会对父亲的权力加以限制：每一个正常的男婴都有可能活下来，而遗弃女婴的习俗却广泛存在。杀婴现象在阿拉伯屡见不鲜：女孩子刚出生就被扔到阴沟里。就父亲而言，接受女孩子是一种慷慨大度的行为。女人进入社会只是由于得到赦免，并不像男性那么合法。无论如何，当婴儿是女孩子时，分娩时留下的污物对母亲似乎更为糟糕：在希伯莱人当中，若是生了女孩子，利本记就会要求母亲涤罪的时间比生男孩子长两个月。在实行“血的代价”习俗的社会，牺牲者如果是女性，只要求有很小的数量：她的价值较之于男性的价值，有如奴隶的价值较之于自由人的价值。

如果她是一个少女，父亲就会有支配她的各种权力。如果她结婚，他会把权力加（全部）转交给她的丈夫。既然妻子和役畜或一份动产一样也是男人的财产，丈夫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娶许多个妻子。一夫多妻制只受经济的限制。丈夫可以随意抛弃他的妻子，社会几乎不向她们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女人受着十分严格的贞洁观念的支配。在母系社会，尽管也有禁忌存在，但仍允许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几乎不要求少女保持婚前的贞洁，也不认为通好是件多么严重的事情。相反，在女人变成男人的财产以后，男人却要求她是一个处女，要求她绝对忠诚，否则就会受到极刑的惩罚。胆敢把继承权交给和某个陌生人所生的后代，这是一种最严重的罪行。所以男性家长有权处死有罪的配偶。只要存在着私有财产，妻子方面对婚姻的不忠，就会被看做是最大的叛逆罪。所有的法典至今在通奸问题仍在坚持着不平等原则，它们的论点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把私生子带到家里的妻子，其过失是十分严重的。如果说从奥古斯都时代就废除了丈夫自行审判妻子的权利，那么拿破仑法典又允许陪审团对自行审判的丈夫实行赦免。

当妻子既属于父系氏族又属于婚姻家庭时，她便设法在两组关系之间保持一种不容忽视的自由。这两组关系是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每一组都足以支持她反对另一组。例如，她常可以在选择丈夫时自作主张，因为婚姻只不过是一件世俗的事情，并不会影响社会的根本结构。但是，在父权制度下，她是父亲的财产，父亲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她嫁出去。后来在附属于丈夫的家庭时，她不过是丈夫的一份动产，是她新加入的那个氏族的一份动产。

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袭财产仍无可争辩地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就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阿拉伯世界便是如此。它的结构是封建的，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强大到足以统一和统治其他部落的程度：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牵制族长的权力。产生于阿拉伯人频繁征战而又夺取胜利之时的伊斯兰教，对女人表示出极端的蔑视。古兰经声称：“男人比妇女更优越，因为真主赋予他们杰出的品质，并且他们向妇女馈赠聘礼”。无论是真实的权力还是神秘的威望，阿拉伯女人都未曾拥有过。贝督因女人的劳动很艰苦，她要犁地，运送货物，于是她和她的配偶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她可以不戴面纱在路上自由走动。而头戴面纱、与世隔绝的穆斯林女人，在大多数社会阶层当中仍然是奴隶。

这使我想起我在突尼斯的一个原始村落，看到地下洞穴里蹲着四个女人时的情景：年龄最大的妻子是个独眼儿，牙齿全部脱落了，面目十分丑陋，她在刺鼻的烟雾中正在小火盆上做饭。另外两个妻子年龄稍小一些，但长得几乎一样丑，她们正在哄着怀里的孩子——其中一个在喂奶。最年轻的妻子显然十分受宠，她用丝、金、银制成饰物把自己打扮得极其楚楚动人，她正在织机前敲打着羊毛线。正当我顺着过道向上朝着亮处走去、准备离开这个黑暗的洞穴——内在性的王国，子宫，坟墓——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男性。他身着白色服装，修饰得十分整洁；他待人亲切，性格开朗。他刚从市场上回来，在那里他和别的男人曾讨论世界大事：在这个他所归属的、与他不可分的、浩瀚的宇宙的中心，他要花上几个小时去做这种消遣。对那些已经珠老花黄的老太婆来说，对那个其花容月貌也注定要很快消失的年轻妻子来说，根本不存在有别于这烟雾腾腾洞穴的宇宙，她们只能在晚上戴着面纱悄悄从这里走出来。

在圣经时代，犹太人的习俗和阿拉伯人的习俗如出一辙。族长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几乎可以随意抛弃自己的妻子。年轻的妻子在交给丈夫时必须是处女，否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妻子若通奸便会被乱石砸死；她始终受着家庭义务的束缚，正如圣经对贤淑女子的描述所证实的那样：“她朝羊毛和亚麻走去…就是在夜里也要起来……她的蜡烛通宵不熄……她从不游手好闲。”虽然她是贞节的、勤劳的，可是在礼仪上她仍是不洁的，为禁忌所包围。法庭认为她的证言是不可接受的。传道书就这样极其厌恶地谈到她：“我比死还难受地发现，女人的心是陷阱和罗网，她的手与镣铐无异……我发现，男人中的杰出人物是千分之一，可在所有女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杰出人物。”习俗，虽然不是法律，却要求寡妇在丈夫死后必须和死者的兄弟结婚。

这种叫娶寡嫂制（e）的习俗，可以在许多东方民族中发现。在所有让女人处于受监护地位的制度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置寡妇。最极端的解决办法是，把她们作为殉葬品理在丈夫的坟墓里。但就是在印度，其实法律也不总是要求进行这种屠杀。摩奴法典容许妻子活得比丈夫还久。壮烈的自杀只不过是贵族的时髦。更为常见的是，把寡妇移交给丈夫的继承人。娶寡嫂制有时采取一夫多妻制的形式。为了防止寡妇的身份发生变故，家庭中所有的兄弟都送给一个女人做丈夫，这种习俗也足以使部族避免丈夫可能不育带来的危害。根据凯撒的一段话，在布列塔尼，似乎家庭中所有的男人，都以这种形式拥有一定数量的女人。

父权制并非到处都是以这种极端形式建立起来的。在巴比伦，汉漠拉比（edi）法承认女人有一席之地。她可以得到父亲的部分财产，若结婚，父亲要给她提供嫁妆。在波斯，一夫多妻制是一种惯例。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而丈夫是父亲在她已到婚龄时为她选择的。但是她比大多数东方民族的女人更受到尊重。在巴比伦乱伦是允许的，婚姻往往在兄妹之间完成。妻子有教育子女的义务——男孩子要教育到7岁，女孩子则要教育到结婚时。如果儿子表明他是一个不肖之子，她可以得到丈夫的部分财产。如果她是一个“特权配偶”，就会受托监护未成年子女，并在丈夫死去又无成年儿子的情况下，受托管理商业事务。巴比伦的婚姻法规清楚表明了后代的存在对家长所具有的重要性。似乎有五种婚姻形式：（l）女人在征得父母同意结婚时，被称为“特权配偶”；她的孩子属于丈夫。（2）女人是独生女时，她生的第一个孩子送给她的父母，成为她的替身；此后妻子便成为“特机配偶”。（3）若男人未婚先亡，他的家庭就会把嫁妆送给某个已婚女人，并以婚姻形式把她收养下来，这个女人被称作收养妻子和她的孩子，一半属于死者，一半属于她活着的丈夫。（4）无子女的寡妇再婚时仆人妻子，她必须把再婚后生的孩子的一半分给死去的丈夫。（5）未经父母同意结婚的女人，在她的长子长大成人、把她作为“特权配偶”送给他自己的父亲以前，不得从她父母那里继承财产；如果丈夫在此之前死去，她被看做未成年者受到监护。收养妻子和仆人妻子这种制度，使每个男人都可以有后代去延续他的生命，而他同后代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上面说的话，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血缘关系是男人根据他想在死后获得现世与阴间的不朽的愿望发明出来的。

在埃及，女人的处境十分有利。女神般的母亲保持着做妻子时的威望。夫妻是一个宗教的、社会的单位，女人仿佛与男人结了盟，和他相辅相成。她的魔力几乎不是敌对的，以至对乱伦的恐惧被克服，姐妹和妻子被毫不犹豫地当成一回事儿。女人拥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力，在法庭上拥有同样的权限；她有继承权，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这种非常幸运的处境决不应当归于偶然：它来自于古埃及的土地属于国王、高级祭司和士兵这一事实。普通人只有地产的使用权及地产产品的占有权——用益权（tnamwife）结婚时地位未变，她仍是她自己财产的主人，仍可以自由经商。到博乔里斯法老（MBochoS）确立私有制时，埃及女人的地位已十分牢固，以至不可能把她赶下来。博乔里斯开创了一个契约时代，婚姻本身变成了一种契约。

婚姻契约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涉及到奴隶式婚姻；女人虽然变成了男人的财产，但有时也有不许他多纳妾的条文规定。同时，合法妻子被认为是和男人平等的，所有的财物归两个人所共有。离婚时，丈夫往往同意付给她一笔钱。这种习俗后来导致了一种特别有利于妻子的契约：丈夫给她以人为的信任。对通奸的惩罚是严厉的，但双方几乎都有离婚的自由。实行这些契约非常容易削弱一夫多妻制。女人垄断了巨富，并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孩子，于是出现了富豪阶级。后来托勒密·菲罗帕特颁布法令决定，未经丈夫授权，女人不得再处置她们的财产，这使她们成了永久的未成年者。但即便是她们拥有特权地位（这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女人在社会上也不是与男人平等的人。她们参与宗教与政府事务，可以充当摄政者、的角色，但法老是男性，祭司和士兵也是男人。女人在公众生活中只能起次要作用，在私生活中则被要求有单方面的忠诚。

希腊的习俗和东方民族十分相似，但不包括一夫多妻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清楚。的确，赡养妻妾总是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只有全盛时期的所罗门（fofolnO）、中的苏丹、国王、酋长和富豪，才可能在如云的嫔妃中纵情享乐。普通男人有三四个妻子也就满足了，农民极少有二个以上妻子。此外——除了埃及，那里不存在特定的私有财产——对完整保存世袭财产的重视，还导致了将父亲的等级特权传给长子。这样便在妻子们当中形成了等级制度，主要继承人的母亲具有远比其他继承人的母亲高得多的尊严。如果妻子有她自己的财产，如果她有嫁妆，她对于丈夫就是一个人：把他和她联系起来的纽带，既是宗教的，也是唯一的。

无疑，正是基于这种处境，才形成了只承认一个妻子的习俗。但事实上，希腊公民也同样在实行一夫多妻制，因为男人可以用城市妓女和闺房女仆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德摩斯梯尼说：“我们有提供精神享乐的高级妓女，有提供肉体享乐的爬山附〔妾〕，还有妻子为我们生儿子。”如果妻子生病。不适、怀孕或正处在产后恢复期，妾就会取而代之，躺在主人的床上。所以古希腊的闺房和伊斯兰的闺房没有多大差别。在古希腊，妻子被关在她住的地方，法律将她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她还受到特别地方官的监视。她终身是一个永久的未成年者，处在监护人的支配之下。这个监护人可以是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她丈夫的继承人，或者，如果这些人都不在，则是政府官员所代表的国家。这些人是她的主人，她像商品似的任其处置。监护人的支配权不仅涉及到她的人身，还延伸到她的财产。监护人可以把自己的权力随意转让：父亲把女儿嫁出去或让人收养；丈夫可以抛弃妻子，把她送给一个新的丈夫。不过希腊法律仍保障妻子拥有嫁妆，如果婚姻被解除，嫁妆必须全部退回，以维持她的生计。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法律还赋予妻子提出离婚的权利。但这些是社会所提供的唯一保障。全部的财产当然是传给男孩子，嫁妆所代表的不是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的财产，而是要求监护人做出的一种馈赠。不过，幸亏有嫁妆这种习俗，寡妇才不再像世袭财产那样转到丈夫继承人的手中：她重新受到父母的监护。

出现在以男系继承为基础的社会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男性后代，财产该怎样处理？希腊形成了一种父系族内通婚习俗：女性继承人必须和父亲家庭（氏族）年龄最大的亲属结婚，这样父亲留给她的财产就会传给属于同一个群体的孩子，领地就会仍是这个家庭（氏族）的财产。甲何止（实行父系族内通婚的妻子）并不是一个继承人——她仅仅是产生男性继承人的工具。这一习俗使她完全受男人的支配，因为她被自动地转给她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性，而这个男性实际上往往是一个老头子。

既然压迫女人的动机在于使家庭永远存在以及完整地保存世袭财产，那么女人要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就必须逃离家庭。老一个不许私有制出现的社会，也能够对家庭予以抵制，人们就会发现这个社会的女人命运将得到极大的改善。斯巴达实行的是公有制，它是给予女人几乎与男人平等的待遇的唯一希腊城邦。在斯巴达，教育女孩子的方式和教育男孩子相似，没有把妻子关在丈夫的家里：的确，丈夫只能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和她幽会；妻子几乎不是他的财产，以至基于优生理由，另一个男人可以要求和她结合。世袭财产消失时，通奸这个观念也就消失了。所有的孩子完全归城邦所有，女人不再小心谨慎地受一个主人的奴役。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公民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特定的祖先，所以他不再有权占有女人。正如男人在受战争的奴役，女人也在受母性的奴役。但除了履行这种公民义务，他们的自由不受任何约束。

在希腊，和刚才谈到过的自由女人以及生活在氏族里的奴隶一起出现的，还有妓女。在原始民族中常实行一种款待的娼妓制度——让女人妻身于一个过客，这无疑有其神秘的正当理由——还常实行一种神圣的娼妓制度，其目的在于为了公益释放出具有神秘魔力的生育力。这些习俗存在于远古时代。希罗多德谈到，在公元前5世纪，每一个巴比伦女人一生中都有义务到米利塔神殿妻身于一个陌生人一次，以换取献给神殿的钱财；此后便回家去过贞洁的生活。在埃及的以及印度寺院的舞女当中，宗教的娼妓制度一直延续到当代，她们构成了受人尊重的音乐家和舞蹈家等级。但是，在埃及、印度以及西亚，神圣的娼妓制度通常变成了合法赢利的娼妓制度，僧侣阶级发现这种交易有利可图。甚至在希伯莱人当中，也有赢利的娼妓制度。

在希腊，尤其是在沿海、岛上和游客云聚的城市当中，常有这样一些神殿，人们发现那里有“款待陌生人的少女”，品达（Rndar）就这样称呼她们。她们的钱只能用于宗教机构——即用于祭司们，以及间接用于维持他们的生计。实际上，在科林斯（terions）里，这些妓院位于雅典维纳斯神殿附近，离港口不远。妓院由妓院老板经营，他负责这个机构的财政管理。每一个女孩子都有固定收入，纯利润缴给国家。后来，一些叫做你pa的私营妓院开张，它们以鲜红色的男性生殖器作为营业标志。不久，除了奴隶，希腊的下层妇女也被拉来行娼。“国营妓院”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公认它们是神圣的避难所。不过妓女仍然是名声狼藉的人。她们没有任何社会权利，子女也不愿意赡养她们。她们只能穿花花绿绿的、佩戴花饰的特殊服装，并把自己的头发染成藏红色。

除了“国营的”妓女，还有自由的妓女，她们可分为三种：普通妓女（dicteriads），这和今天领执照的妓女十分相似；艺妓（auletrids），这是些舞蹈演员和长笛演奏者；以及高级妓女（he．airas），这是些暗娼，大多数来自科林斯，和希腊最知名的男人保持着公开的私通关系，扮演着摩登“世界女郎”的社会角色。第一种妓女从自由女奴和希腊下层的少女中招募，受到娼妓介绍人的盘剥，过着悲惨的生活。第二种妓女由于有音乐天赋，往往可以变得富有。最负有盛名的是拉米妞，她是埃及王托勒密的情妇，后来又成了托勒密的征服者、马其顿王德米特里乌斯·波里奥西特的情妇。至于高级妓女，众所周知，有些人分享了情人的荣华富贵。她们可以自由支配自身以及她们的财富；她们有智慧、有教养、有艺术天赋，被迷恋于她们的男人当做人去对待。由于她们逃离了家庭，生活在社会边缘，她们摆脱了男人的支配。因而男人可以认为她们是同类，和自己几乎是平等的。在阿斯帕西妞、菲里妮和拉依丝身上，可以明显看到自由女人的地位优越于受全家尊重的母亲。

如果把这些辉煌的例外放到一边，希腊女人则处于半奴隶状态，连抱怨的自由都没有。在伟大的古典时代，女人被牢牢地关在闺房里。伯里克利斯（PeriCleS）说：“最贤慧的女人是人们谈论得最少的女人。”柏拉图建议对女孩子实行自由教育，让有威望的女人去管理共和国，他受到了阿里斯托芬的嘲笑。但是据克谢诺芬认为，妻子和丈夫是陌生人，一般要求妻子做一个有警觉的家庭主妇，她应当精明、节俭，如蜜蜂一般勤劳，是一个模范的女仆。虽然女人十分端庄，希腊人仍对她非常厌恶。从古代的警句作家到经典作家，女人受到他们的不断攻击。这倒不是由于她的行为放荡——在这方面她受到极其严厉的管制——也不是由于她代表肉体。主要是婚姻的负担和不便，使男人觉得不堪忍受。我们必须假定，女人虽然地位低下，在家里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她有时可以表现得不顺从，用大发脾气、大哭大闹会压服丈夫。所以，本来打算用来奴役女人的婚姻，现在却变成了射向男人的子弹和套在他身上的枷锁。冉蒂皮（Xanhppe产的形象概括了希腊公民对泼妇妻子以及不幸婚姻生活的全部怨恨。

在罗马，是家庭同国家的冲突在决定着女人的历史。伊特拉斯坎人的社会是母系的，可能到罗马君主专制时代仍在实行母系制下的异族通婚制：拉丁诸王没有按世袭方式使权力代代相传。毫无疑问，父权是在塔昆死后才确立起来的：农业财产，私有财产——因而家庭——成为社会的一元基础。女人很可能在受世袭财产因而在受家庭群体的严密束缚。法律甚至剥夺了她受保护的权利，而这一权利曾被扩大到希腊妇女身上。她过着没有法律行为能力的、奴隶般的生活。她当然被排斥在公众事务之外，所有“男性的”职位都严禁她去担任；她在公民生活中是一个永久的未成年者。她没有被直接剥夺拥有父亲给她的一份世袭财产的权利，但被间接阻止行使对这些财产的支配权——她被置于监护人的权威之下。盖阿斯（Gains）说，“监护人制度是根据监护人本身的利益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是女人的假定继承人，她不能剥夺他们的继承权，随意把世袭财产转交给他人，也不能通过消费和债务减少世袭财产。”

罗马女人的第一个监护人是她的父亲。他若不在，由她的男性亲属去履行这一职责。女人结婚后转由丈夫支配。婚姻有三种类型：（同盟婚），结婚时新婚夫妇要当着〔祭司〕的面向朱比特神殿献上一块烤饼；叭叭切〔买卖婚］，这是一种假定的出售，平民父亲将女儿“作为产权”转让给她的丈夫；以及（时效婚），这是同居一年的结果。所有这些婚姻形式都和“mana”（夫权婚制）有关，这意味着由丈夫来代替父亲或其他监护人。妻子如同丈夫的女儿，他完全有权支配她的人身及她的财产。但是从形成十二铜表法时起，由于罗马女人既属于父亲氏族又属于婚姻氏族，于是产生了冲突。这些冲突是她在法律上摆脱父亲支配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与（夫权婚制〕相关的婚姻剥夺了父系监护人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父系亲属，出现了一种〔无夫权婚制）婚姻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女人的财产仍由父系监护人支配，丈夫只有权支配她的人身。即使这一权力也要和她的父系家长共享，父系家长保留了对女儿的绝对权威。家庭裁判所（山上m肪ribunal）受权解决可能引起父亲与丈夫之间冲突的争端。这种法庭允许妻子向丈夫控告父亲，或向父亲控告丈夫，她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动产。而且，虽然家庭的势力很强大（这种独立于社会裁判所的裁判所证明了这一点），但父亲和家长首先是一个公民。他的权威是无限的，他是妻子和子女的绝对统治者，但这些人不是他的财产。确切地说，他是为了公益才去支配他们的生存：妻子——她生儿育女，她的家务劳动包括农业劳动——她对国家很有用，因而深受尊重。

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会碰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抽象的权利不足以限定女人的现实具体处境；这种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经济作用；而且，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权力往往呈反比例变化。从法律角度来看，罗马女人比希腊女人更受奴役，但实际上，她和社会结合的程度要深得多。她在家里呆在正厅——住处的中心，而不是藏在闺房里。她指挥奴隶劳动，指导子女教育，而子女往往在年龄很大时还在受她的影响。她参加劳动，照顾丈夫，被看做他财产的共同拥有者。主妇被称做心而m，她是家里的女主人，是男人的宗教伙伴——她不是奴隶，而是他的伴侣。把她同他联系起来的纽带非常神圣，以至5个世纪当中没有发生过一起离婚事件。罗马女人没有被关在住所，她们可以出席宴会，参加庆典，出入剧场。在路上男人得给她们让路，连执政官和待从官也得闲在一旁先让她们通行。从有关萨宾女人、卢克丽霞（Iia）和弗吉尼亚（Viopnia）的传说当中，可以看出罗马女人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克里奥兰乌斯（COriolan）屈服于母亲和妻子的恳求；卢西尼乌斯法（to）说：“到处都是男人统治妇女，而统治所有的人的我们，却在受着我们妻子的统治。”

罗马女人的法律地位与她的实际地位逐渐一致。在贵族寡头统治时期，每一位家长在共和国都是独立的君主。但当国家政权稳固建立起来时，它便开始反对财产的集中以及势力强大的家庭的越位。家庭裁判所在社会裁判所面前消失了，女人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权利。最初有四种权威限制了她的自由：父亲和丈夫有权支配她的人身，监护权和（夫权）有权支配她的财产。为了限制父亲和丈夫的权利，国家利用了他们的对立：通奸、离婚等案件必须由国家法庭（tatecourts）来审判。——（夫权）和监护制度也被—一破坏了。为了监护人的利益，还把marm（夫权］从婚姻中分离了出来。后来，。（夫权）成了罗马女人用来摆脱监护人的方便手段，无论是采取缔结假婚约的形式，还是采取保护献媚的监护人，使其免受父亲和国家的损害的形式。在帝国立法的指导下，监护制度必然会被彻底废除掉。

罗马女人还得到了对独立的明确保障：父亲必须向她提供嫁妆。嫁妆在解除婚约后，不得退给她的男性亲属，也不属于她的丈夫。妻子可以随时通过马上离婚要求退还嫁妆i这使丈夫不得不受她的摆布。按照普劳图斯（Plautu旬的说法，“由于接受嫁妆，男人出卖了自己的权力”。共和国灭亡以后，母亲在于女那里有权受到和父亲同等的尊重。如果存在监护制度或丈夫那一方品行不端，她则受托照顾她的后代。在哈德里安（an）统治时，元老院有一项法令授予她——如果她有三个孩子，任何一个孩子死后无嗣——从每一个未留遗嘱的死者那里继承遗产的权利。罗马家庭的演变完成于马尔库斯·奥莱里乌斯（M。ifsAare－liuS）统治时期：178年以后，子女是母亲的继承人，这是对男性亲属的巨大胜利。家庭此后便建立在p切saopind血的联系〕的基础上，母亲获得与父亲同等的地位，女孩子和她的兄弟一样拥有继承权。

然而，我们在罗马法的历史中，却可以看到一种与我刚才所讲的相矛盾的趋向。国家权力让女人独立于家庭，却又把她置于它自己的监护之下。它千方百计地使她不具备法律资格。

的确，若她可以既有财产又有独立性，就会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重要地位。所以，必须一方面送给她权利，另一方面再把这种权利收回。俄比安法（tOfte）取得了胜利。它禁止女人为他人“说情”——即不许她与他人订立契约——这几乎剥夺了她的法律资格。于是，正是在女人十分彻底地获得行动自主权的时候，女性的劣等性得到了维护，提供了男人为自己的生存正当性进行辩解的惊人范例：虽然女人作为女儿、妻子或姐妹的权利不再受到限制，但她们作为一个性别绝无和男人平等的权利；男人傲慢地宣称，“这个性别是愚蠢的，软弱的”。

主妇未能很好地利用她们的新自由固然是个事实，但不允许她们积极运用这种自由也是确有其事。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女人摆脱家庭束缚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侵犯她个人自主权的国家主义倾向——所导致的结果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她可以继承；对于孩子来说，她有和父亲平等的权利；她可以出庭作证。幸亏有了嫁妆制度，她才摆脱了婚姻压迫，可以随意离婚和再婚。但是她只是以消极方式获得了行动的自主权，因为她没有得到具体运用这种权力的手段。经济自由是抽象的，因为它未产生政治权力。于是，由于缺乏平等的行为能力，罗马女人只能去示感：她们成群结队，情绪激昂地穿过城市；她们包围法庭；她们搞阴谋；她们提出抗议，挑起公民冲突；他们列队找到神母雕像，抬着它沿着第伯尔河行进，于是把东方诸神引入了罗马；114年爆发了灶神守护祭司的丑闻，她们的组织受到了镇压。

当家庭的瓦解使古代私生活的美德变得无用和过时时，女人也不再有任何既定的道德原则，因为公众生活及其美德是她所不能涉及的。女人可以在这两种解决办法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仍顽固地尊重祖母的价值，要么不再承认任何价值。在1世纪末2世纪初，我们看到许多妇女，仍如在共和国时期是她们丈夫的伴侣和朋友：普洛蒂娜分享了特拉伊安的光荣与责任；萨比娜由于善行而十分出名，甚至在活着时就被雕成塑像奉若神明。在台伯里乌斯叫统治时期，赛克夏拒绝在伊密里乌斯·斯卡鲁斯死后继续活着，帕西妞不愿意比庞波尼玛斯·拉比乌斯活得时间更长；的丽娜和赛尼卡一起自杀；小普丽尼成为有名的阿里级式的“肌不知道伤痛的诗人户，玛提亚（Mob）赞扬克罗第亚·路菲娜、弗吉尼亚和苏勒比西亚是无可指责的妻子。具有献身精神的母亲。但也有许多女人拒绝接受母性，这促成了离婚率的上升。法律仍禁止通奸，所以有些主妇为了为放荡行为提供便利，竟把自己登记为妓女。

直到那时，拉丁文学还对女人始终采取尊重的态度，但讽刺作家对她们的态度则是放肆的。这些作家并不是一般地去攻击女人，而是专门攻击那个特定时代的女人。朱维纳里指责她们放荡、贪食；他吹毛求疵地说，她们想得到男人的职业——她们干预政治，埋头于法律文书，同语法学家、修辞学家争论不休；她们热衷于打猎和战车比赛，热衷于击剑和角斗。她们是男人的竞争者，尤其在爱好娱乐和堕落方面；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想不出较高的目标；况且，也没有什么目标是为她们树立的；行动对于她们仍是禁区。老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文人毕竟有某种地位，但由于不具备抽象权利和经济独立，她被束缚在这个地位上。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则是虚假解放的典型产物，她在男人实际上是唯一主人的世界上，只有空洞的自由：她诚然是自由的——却没有结果。

正文第七章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女人

第七章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女人

女人处境的演变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大入侵发生时，整个文明再度受到怀疑。罗马法本身也受到基督教这一新的观念形态的影响，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蛮族成功地推行了自己的法律。于是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女人的处境也受到了冲击。

基督教的观念形态对压迫女人起了不小的作用。无疑，在福音中有一缕上帝之爱的清香，它就像飘到麻疯病人的身上一样，也飘到了女人的身上。的确，是贱民、奴隶和女人在非常热情地坚持着新法律。在基督教早期，女人服从教会的管束，那时她们比较受到尊重。她们和男人都被证明是殉道者。但在做礼拜的时候，她们却只能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女执事”有权过问的只是关心病人和帮助穷人之类的世俗事务。即使认为婚姻是一种要求相互忠诚的制度，似乎也很明显，妻子要完全服从她的丈夫，这通过圣·保罗（St．Paul），通过犹太传统即野蛮的反女权观念被肯定了下来。

圣·保罗告诫女人不要抛头露面，要处处小心谨慎。他把女人从属于男人，建立在旧约和新约全书的根据之上。“因为，男人不属于女人，但女人却属于男人；没有一个男人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创造女人却是为了男人。”另一处说：“丈夫是妻子的统领，这甚至和基督是基督徒的统领一样……所以，就像基督徒要服从基督那样，让妻子也完全服从她们自己的丈夫吧。”在谴责肉体的宗教里，女人也成了有极大诱惑力的魔鬼。德尔图良（tertullian）写道：“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把连魔鬼也不敢直接攻击的人引入歧途。上帝之子不得不死是你的罪过；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圣·安布罗斯说：“是夏娃把亚当，而不是亚当把夏娃引向罪孽的，女人把她所引向罪孽的男人认做丈夫是公平合理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说：“在一切野兽中，没有一种像女人那样害人。”4世纪在制定教会法时，婚姻被看做是对人的脆弱性的让步，是和基督教的完美不相容的。圣帕罗姆写道：“让我们手握利斧彻底砍掉婚姻这棵无果之树吧。”从强行推行教士独身制的格利高里六世时代起，女人的危险特性就受到更加严厉的强调：神父们全都宣布她的本性是下贱的、邪恶的。圣·托马斯忠于这种传统，称女人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不完整的人，一种有缺陷的人。他写道：“男人在女人之上，就和基督在男人之上一样。女人要在男人支配下生活，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她无权离开她的丈夫。”而且，教会法还除了嫁妆模式不承认其他任何婚姻制度，这使得女人在法律上处于无行为能力和无权的地位。不仅男性职业对她仍是封闭的，还不许她出庭作证，不承认她的证言具有法律效力。帝王们在某种程度上受着神父的影响。直上丁尼的立法虽然尊重做妻子和做母亲的女人，但认为她从属于这些功能。她完全是由于在家中的处境，而不是由于她的性别，才在法律上处于无行为能力的地位。离婚受到禁止，结婚要举行公开仪式。对于子女，母亲有和父亲相等的权威，她和子女一样也有继承权。若丈夫死了，她就成为他们的合法监护人。由于元老院对维里安法的修改，女人今后可以基于第三者的利益订立契约，但不能为丈夫订立契约。她的嫁妆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子女的世袭财产，不许她进行处置。

在蛮族占领的疆域，这些法律和日耳曼的传统交融在一起。日耳曼人平时没有首领，家庭是独立的社会，女人在家完全受男性的支配，不过她受到尊重，有某些权利。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通奸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塔西伦所说，战时妻子随丈夫一起出征，与他同生共死。女人的劣等性是身体柔弱而不是心理弱点造成的。从可以当家司那时起，女人就可能受到优于男人的教育。

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女人处于绝对依附于父亲和丈夫的地位。法兰克人没有保持日耳曼人的贞治观：他们所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女人结婚无须经她本人同意，丈夫可以随意将她抛弃，他把她当做一个仆人对待。法律给她以有力的保护，使她免受伤害和凌辱，但只是把她看成男人的财产和子女的母亲。随着国家的强盛，也发生了罗马那样的变化：监护制度变成了社会托管制度，这种制度对女人进行保护，但仍使他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当封建主义从中世纪早期动荡中出现时，女人的地位是变幻莫测的。封建主义在主权与财产之间，在公权、私权与强权之间引起了权威上的混乱。这是该制度下女人的地位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的原因。最初，她由于没有政治权力而不具有私权，而这又是因为，直到11世纪社会秩序还只是以强权为基础，采邑是军队所控制的财产，是一种女人无法行使的权力。后来，女人在无男性继承人时也可以有继承权，但她的丈夫是监护人，由他行使对来邑及其收入的支配权。她是采邑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行动的自主权。

和罗马氏族时期一样，领地不再是家庭财产：它属于领主，女人也属于领主。领主为她选择丈夫，她的子女与其说留于丈夫，不如说属于领主，而丈夫注定要变成负责保护领主财产的家仆。于是通过丈夫强加于她的“保护”，地变成领地的奴隶以及这块领地主人的奴隶：她的命运比任何时期都艰难。一个女性继承人——其含义等于土地和一个城堡。她在12岁或更小时，就可能嫁给某个男爵。但结婚次数多意味着得到的财产多，所以婚姻屡屡被教会虚伪地解除。其借口很容易从不许亲戚之间通婚的惯例中找到。即便亲等很远，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情况也是如此。在11世纪，许多女人就是这样被遗弃了四五次。

女人若成为寡妇，就应当马上找一个新主人。我们在《赋功歌》里看到，复勒马涅和他的男爵的一群寡妇全都结了婚，这位男爵在西班牙被杀死。许多史诗都谈到国王或男爵把女孩子或寡妇残忍地卖掉。妻子们常常挨打受罚，被拽着头发拖来抢去。骑士对女人摸不关心，他觉得他的马要有价值得多。《赋功歌》里的年轻女人总是在求爱，但她们一结婚就要恪守单方面的忠诚。培养女孩子的方式很粗陋，她们干粗活儿，既不端庄也没有受到多少教育。她们长大时要出去打猎，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朝圣，主人外出时她们还要守护他的采邑。这些城堡里的女人，有些和男人一样贪婪、背信弃义、野蛮专横。有关她们的可怖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但这一切都是例外。通常城堡里的女人用组织、祈祷、服侍丈夫以及在极度无聊中打发时光。

12世纪在法国南部出现的“骑士爱”，可能对女人命运有所改善，不论它是来自贵妇与年轻男仆的私通，还是来自对圣母玛丽亚的迷信或对上帝的一般之爱。情妇求爱是否确实存在令人怀疑，但教会把对救世主母亲的迷信，提到极高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说上帝在七世纪变成了女人，这些却是毫无疑义的。贵妇的闲暇生活，使她们有可能进行社交，变得温文尔雅，为炫耀而写作诗歌。有学识的女人，如阿奎丹的爱丽娜（ElenOfAopindne）和那瓦尔的布兰契（BboheofNavare），她们都赞助诗人，而文化的普遍繁荣使女人赢得了新的威望。骑士爱常被看做是柏拉图式的，但实际上封建的丈夫是些监护人和暴君，妻子则在追求婚外的情人。骑士爱是对野蛮的、正式的社会习俗的补偿。如恩格斯所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社会以外才有，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只要婚姻制度还存在，这的确是爱情会采取的形式。

但是，既不是由于骑士爱，也不是由于宗教或诗歌，而完全是由于其他原因女人才在封建制度走向灭亡时能够拥有某种优势。随着王权的加强，封建领主失去了许多权威，包括对仆人婚姻的决定权以及对他所监护的财产的使用权。采邑奉献给君主的不是兵役而是金钱，于是它变成了纯粹的世袭财产，不再存在应当不平等地对待两性的任何理由。在法国，未婚女人或寡妇拥有男人的一切权利。作为采邑的拥有者，她行使审判权，她签订条约，颁布法令。她甚至扮演军事角色，去指挥军队，参加战斗：在冉·达克（L肌offor）以前就有过女兵，所以这位圣女5！起的惊叹不会使人BI产生反感。

可是，联合起来反对女人独立的因素也很多，这些因素不会立刻就被彻底消除掉。身体柔弱不再有考虑的必要，但就已婚女人而言，从属关系仍对社会有益。所以夫权在封建制度灭亡后依然存在。今天我们还会看到有这种矛盾存在：最彻底地结合于社会的女人，所拥有的特权反而最少。文官封建制度下的婚姻和军事封建制度下的婚姻如出一辙：丈夫仍然是妻子的监护人。资产阶级在兴起时也在遵循这些法律，女孩子和寡妇拥有男人的权利。但已婚女人却是一个受监护的未成年老，地挨打受骂，她的品行受到严密监视，她的财产被任意挪用。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当中，财产利益需要有一个单身者来负责管理。这可能是一个单身女人，于是她的能力得到了承认。但从封建时代至今，已婚女人却被蓄意当成私有财产的牺牲品。丈夫越富有，妻子就越依附；他在社会和经济上越有权势，就越能权威地扮演家长角色。相反，共同的贫困却让婚姻关系变成一种互惠的关系。不论是封建制度还是教会，都没有使女人赢得自由。从父权家庭到真正的婚姻家庭的转变，宁可说是出现在摆脱农奴制的过程中。农奴和他的妻子一无所有。他们拥有房屋和家具的使用权，但由于没有财产，男人没有任何想主宰妻子的理由。相反，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融为一体，妻子上升到伴侣的地位。农奴制被废除时，贫困依然存在。在小规模的农村公社，在工人当中，夫妻的生活基础是平等的。女人在自由的劳动中取得了真正的自主权，因为她所扮演的角色对经济和社会的确是重要的。中世纪的喜剧和寓言反映了一个由工人、商贩和农民所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丈夫除有力气殴打妻子以外，没有任何优越于她的地方。但妻子用计谋去抗衡暴力，因而夫妻的生活是平等的。与此同时，富有的女人却以屈从为她的懒惰付出了代价。

女人在中世纪仍保留了一些特权，但延续于整个旧制度中的法律，到16世纪已被编纂成法典。于是封建的社会习俗产生了，女人失去了一切保护，无法抵御男人想把她束缚在家里的愿望。法典拒绝给予她接近“男性”地位的权利，完全剥夺了她的公民资格，使她未婚时受父亲的监护。若后来没有结婚，父亲就会把她送进修女院；若结婚，她、她的财产和子女就会完全被置于丈夫的权威之下。丈夫被认为应当对她的债务和品行负责，她和政府当局及外人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她在劳动和做母亲时，更像是一个仆人而不是一个伙伴：她所做的东西、所创造的价值和人，都不是她自己的财富，而是属于家庭，因而属于做家长的男人。在其他国家，女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她全无政治权利，社会习俗是严厉的。所有的欧洲法典，都是以教会法、罗马法和日耳曼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女人都是不利的。各国都存在着私有制和家庭，都根据这些制度来进行调节。

在所有这些国家，“正派女人”受家庭奴役的结果之一是娼妓的存在。妓女被虚伪地保持在社会边缘，在社会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基督教对妓女极其蔑视，却承认她们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邪恶。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都断言，压制娼妓将意味着社会因堕落而崩溃：“妓女之于城市的作用，有如阴沟之于宫殿的作用。”在中世纪早期，社会习俗十分放荡，几乎不需要妓女存在，但是当资产者的家庭确立起来、严格的一夫一妻成为通则时，男人不得不到家外去寻欢作乐。

查理吴大帝反对娼妓的努力，以及后来法国的查理四世和18世纪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莱西为禁娼所作出的努力，都同样是失败的。社会组织使娼妓变得不可缺少。正如叔本华（勤b怵油则以闪烁其辞地指出的：“妓女是人类放在一夫一妻制圣坛上的祭品。”欧洲道德史学家菜基（b均产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只是方式有所不同：“妓女作为堕落的最高类型，是贞操的最伟大的监护者。”犹太人的高利贷活动和妓女的婚外性行为，同样受到社会和国家的谴责，但社会不得不和金融投机及婚外爱共处。所以，社会把这些职能指派给被隔离在犹太区的或其他隔离区的残民等级去履行。和犹太人一样，妓女也必须在衣服上标有鲜明标志，因而无法防备警察；对于她们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艰难的。但也有不少妓女是自由的，有的人甚至生活得很优裕。和希腊高级妓女时期一样，同“正派女人”的生活相比，风流奢侈的生活给女性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法国，单身女人有着特殊的地位，她的独立性和妻子所受的束缚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社会习俗却剥夺了法律赋予她的一切权利。她具有所有的公民权——但这些权利却是抽象的、空洞的；她没有经济自主性，也没有社会尊严。老处女往往在父亲家庭的庇护下度过一生，或者在修女院和其他老处女相依为命。她除了不服从和罪孽，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形式的自由——这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能通过堕落赢得自由一样。消极性仍然是女人的命运，她们获得的行动自主权依旧是消极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可以有所作为，或者可以完全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显然十分少见。在工人阶级当中，经济压迫固然取消了两性不平等，却也剥夺了个人的一切机会。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当中，女性照样受欺侮：她们只不过是在过一种寄生的生活。她受的教育很少，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她才可以设想并实施具体的设计。女王和女摄政王们有这种难得的快活：她们的君权使她们上升到她们的性别之上。在法国，撒利法（tille）便是如此。修女院的生活可以让女人独立于男人：有些女修道院长握有很大的权力。埃洛伊丝在做女修道院长时赢得的名声，同她的爱情所赢得的名声一样大。女性灵魂从受制于上帝的神秘关系中，得到了男性灵魂所具有的一切灵感和力量。社会所给予的尊重，使得她们可以完成艰难的事业。冉·达克的冒险具有神秘的天分，但不过是短暂的越轨行为。然而锡耶那的圣·卡特琳（St．CatherineofSiena）的经历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她在十分平凡的生活中，靠积极的慈善活动，靠证明她过着紧张精神生活的想像，在锡耶那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于是她得到了成功所需要的权威，而女人通常不会具备这种权威。在规劝死刑犯时，在把迷途者带回来时，在减轻家庭同城市之间的怨恨时，人们都求助于她的影响。她有社会的支持，而社会又是靠她才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所以她能够完成进行调解的使命。她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鼓吹服从教皇，她同主教和统治者们保持着广泛联系，最后被佛罗伦萨选为使节，到阿维尼翁去寻找教皇。女王们靠神权，圣女们靠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德，的确赢得了社会的支持，从而她们可以和男人平等地行动。相比之下，社会却仅仅要求其他女人保持端庄与沉默。

总之，在中世纪男人对女人持有相当不利的见解。艳诗作品无疑在赞美爱情，《快乐的罗马人》怂恿年轻人终身服侍贵妇人。但和这种（由抒情诗产生的）文学相反，表现资产阶级灵感的作品，却在恶毒地攻击女人：寓言、喜剧和叙事短诗指责她们懒惰、娇气、淫荡。女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教士，他们把责任推给婚姻。教会将婚姻奉为神圣，却又不允许基督教的精英们结婚：这种矛盾源于“有关女人的争论”。教士撰文对女人的缺点和男人在婚姻中受的折磨表示“悲痛”，并且热嘲冷讽，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想证明女人的优越性。这场争论在整个15世纪都在持续，直到克里斯蒂娜·德·皮桑（edeIhaan）在《爱上帝之书简》对教士进行了猛烈抨击，我们才第一次看到女人为捍卫女性拿起笔来。后来她坚持认为，假如小女孩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就会和男孩子一样很好地“领悟艺术和科学的一切奥妙”。实际上，这场争论只是间接涉及到女人。没有人想到要让女人扮演有别于目前的社会角色。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把教士生活和婚姻状态进行对比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由教会对婚姻的暧昧态度所引起的男性问题。这场冲突由于路德不同意教士独身制而获得解决。女人的处境没有受这场论战的影响；这场“争论”是一个反映社会态度而不是改变社会态度的次要现象。

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女人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她在特权阶级的实际处境的确在改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它有利于强者的显露，对性别则漠不关心。女人成为权倾一时的君主，战士和将领，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些著名女人，大多数都是高级妓女；她们在精神、生活方式和财源上都是自由的，她们的罪过和放荡都具有传奇色彩。这种放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一直是这些有地位的或幸运的女人的特征，她们都能逃脱当时普通道德的严厉约束。除了表明女人在环境有利时可以取得成就的女王和王后——卡特琳·德·美第奇（Chrm）、卡特琳这些圣女，女人几乎没有取得积极的成就，因为她们在16世纪基本得不到教育以及其他的有利条件。

17世纪，有闲的女人致力于艺术和文学，在上层社会的文化沙龙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法国，德·蓝布埃夫人、德·塞维涅夫人及其他女人名声显赫。在别的地方，克里斯蒂娜王后、德·舒尔曼小姐（MiledeSO）证明，一个机敏的女人，在幕后可以对国事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有些人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是为了扬名于世，于是出现了当时还不为人知的另一种女人——女演员。1545年在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女人。就是在17世纪初，大多数女演员也都还是男演员的妻子；但后来，和在私生活上一样，她们在职业上也是独立的。高级妓女在尼依·德·朗克洛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她拥有当时一个女人可能拥有的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

到了18世纪，女人的自由在继续扩大。当时的社会习俗仍很严厉：少女只能受到很低的教育；把她嫁出或送进修女院用不着和她本人商量。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把严格的道德规范强加于妻子。但这个阶层的女人却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中产阶级上层“为这种典型所污染；无论是修女院还是家庭都不能把女人给约束住。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种自由仍然是抽象的、消极的：几乎仅仅是用来寻欢作乐。但有知识、有抱负的女人却在创造机遇。按龙放射出新的光芒；女人保护和激励作家，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她们研究哲学和科学，建立物理、化学实验室。德·庞帕多尔夫人（MinedeIr）和迫·巴里夫人（MinedeBuy）的政治声望，暗示了女人的权力，她们的确在控制国家。于是在旧制度下，文化自始至终成为想有所作为的女人最容易接近的一个领域。可是还没有哪个女人能达到但丁和莎士比亚那样的高度，这一事实要用她们普遍平庸的处境来解释。除了女性精英，文化决非是任何女人的属性，决非是女性群体的属性，而男性天才却往往出自于男性群体。甚至有特权的女人也在面临着重重障碍，虽然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圣·泰丽莎或卡特琳式的人物焕发才智，可是大作家及众多条件却凑在一起去反对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芙（Viopniaoolf）在《自己的一块活动空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并把她的贫乏而有限的生活同莎士比亚的博学而冒险的生活进行了对比。只是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弗拉·贝恩夫人（Mrs．AphaBehn）的中产阶级女人，她是一个寡妇，像男人那样靠写作为生。继她之后还出现了一些女人，但甚至在19世纪她们也往往被迫隐姓埋名。她们连“自己的一块活动空间”也没有，就是说，她们没有物质上的独立地位，而这一地位是赢得精神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一。弗吉尼亚·沃尔芙说，在英国，女作家始终引起人们的敌意。

法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社会生活和智力生活联系在一起。但一般来说，舆论也对“女学者”怀有敌意。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有地位、有才智的女人和伊拉斯莫（E＿旬等人一起，为捍卫女人而写作。那瓦尔的玛格丽特（MmperiteofNavare）写了许多文章，在反对放荡的社会习俗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感情神秘主义的、不过分拘谨的贞洁理想，这一理想把婚姻与爱情协调起来，以维护女人的名誉和幸福。女人的敌人当然不会沉默。他们又挑起了中世纪的老争论，发表了处处挑剔女人的《入门》。色情文学——《色鬼的小屋》——起而攻击女性的蠢行，宗教文学则引证圣保罗、教父和传道书的话对女人进行污蔑。

女人的成功引起了对她们的新攻击：举止做作的女人，被称为挑拨公众舆论的pdeicuse（女雅士〕。pdeicuseridicde（可笑的女雅士〕和女学问家之类的说法受到喝彩，可是莫里哀（MOlt6re）不是女人的敌人：他猛烈抨击强迫婚姻，要求给少女表达意见的自由，给妻子以尊重和独立。博絮埃（Bossuet）鼓吹反对女人，而布瓦洛（Boileau）所写的讽刺诗，则激起一些人起来热情地捍卫女性。普兰·德·拉·巴雷，当时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在1673年发表了《优两性平等》。他认为，男人利用优越的体力去支持他们自己的性别，而女人则因习惯而默认她们的依附地位。她们从未有过公正的机遇——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受过教育。他认为，所以，根据过去的行为不可能对她们作出判断，没有什么能够证实她们劣于男人。

18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两种见解的。有些作家想证明女人没有不朽的灵魂。卢梭把女人奉献给丈夫和母性，于是他成了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说：“女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应当和男人有关……女人是为了妻身于男人，忍受他的不公正而造出来的。”然而在18世纪，民主的和个人主义的理想，对女人却是有利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她们是和强健的男人平等的人。伏尔泰（Voltaire）指责女人命运的不公正。狄德罗认为，她的劣等性主要是社会造成的。孟德斯鸠则自相矛盾地认为，“让女人受制于家庭是违反理性和自然的……她们根本没有统治过家庭帝国。”爱尔维修指出，对女人教育的谬见是造成女人劣等的原因。但是几乎只有梅西埃（Mercier）一个人——在他的《巴黎景象》中——对女工的悲惨境遇表示愤慨，因而提出了女性劳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孔多塞希望女人进入政治生活，认为如果教育平等，她们就会和男人平等。他说：“女人越是受法律的奴役，她们的家庭帝国就是危险…如果维持这个家庭帝国同女人的利益不那么有关，如果这个家庭帝国不再是她们保护自己、摆脱压迫的唯一手段，它就会衰亡。”

正文第八章法国大革命以后：就业与从政

第八章法国大革命以后：就业与从政

人们也许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的命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场中产阶级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几乎是由男人独自完成的。强调下面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在旧制度中，作为一个性别，工人阶级妇女始终拥有最大的独立性。女人拥有经营权，拥有她独立就业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权力。她可以做缝纫工、洗衣工、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参加生产活动。她或在家里工作，或在小店里工作；她在物质上的独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在小旅馆里，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是丈夫的伙伴，和他是平等的。她受压迫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表现在性别方面。在农村，农妇在农业劳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但和古代农业社会一样，男人有必要让她受到他的尊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牵挂完全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权威。由于生活艰苦，这些女人也许可以表现自己，要求得到她们的权利；但怯懦和顺从的传统却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法国大革命前的国会cahicrs（陈情书〕几乎没有包括女性的权利要求，这些陈情书只限于让男人不要从事文人的职业。在示威和暴动时，肯定会看到女人站在她们丈夫的旁边。不过，这些女人到凡尔赛的目的却是为了到面包房去找“面包师，他的妻子，他的学徒”。但是，领导这场大革命并享受其果实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百姓。

至于中产阶级妇女，有些人则热情投身于自由事业，如罗兰夫人（MllleRobo）和吕西勒·德穆兰、夏洛特·科黛（ccttey）是她们当中深刻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人物之一，她暗杀了马拉。当时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权主义。奥林拍·德·古杰（OlylnpedeGoUgde卢1789年提出了《女权宣言》，和《人权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她就被送上断头台。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短命的刊物，少数妇女徒劳地从事政治活动。

17op年，法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的继承特权，在这方面女孩子和男孩子成为平等的人。179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认了离婚权，因而婚姻束缚有所松懈。但这仅仅是些不重要的胜利。中产阶级女人和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作为一个性别没有任何明确的共同责任感。她们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推行自己主张的独立等级：在经济上她们过着奇生生活。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别去参加事件的女人，由于本阶级的缘故却无法去参加，而那些属于行动阶级的女人，却被迫不采取行动，只去做女人。经济权力一旦落入工人手中，工作妇女便可能赢得寄生女人——贵族妇女或中产阶级妇女一一从未有过的权利与特权。

在大革命的清洗年代，女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但一旦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她又被牢牢地束缚在奴隶地位上。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法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但对现代法国妇女不幸的是，她的地位早在军事专政时期就决定了。拿破仑法典把她的命运固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大延迟了她的解放进程。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拿破仑宁愿让女人只做母亲。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也并没有破坏社会结构，给予母亲明显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调查父亲身份，为确认非奸母亲和婚生子女规定了严格条件。已婚女人本人并未因为有做母亲的尊严而受到庇护，封建的矛盾在这里依然存在八女孩子和妻子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她们无法行使法律上的权利，担当监护人。但是在婚姻维护旧有的依附地位的同时，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才可以提出离婚。居住地由男人决定，他对子女的权威比妻子大得多。除非妻子经商，她承担的义务必须由他认可。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受着婚姻的严格控制。

18世纪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剧了拿破仑法典的苛刻性。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中产阶级决非很强大，它的权威还很不稳定，它要认真对付产业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据宣称，造出女人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政治，是为了做家务而不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能。奥古斯特·孔德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有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这使它们彻底分离，尤其在人类当中。女性气质是一种“延长的未成年状态”，这种状态使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预言，以后家外女性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在道德和爱情上，女人也许会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她在家里没有经济或政治的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用更加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他这是在反对18世纪的放荡，在反对当时危险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产阶级辩护。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导致通奸。他告诫丈夫们要严加管束，不要让妻子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产阶级按照这种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和家中，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于依附地位。作为补偿，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极其温文尔雅的对待。巴尔扎克说：“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在第一位。人们不应当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当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忧虑——同时摆脱一切责任。大多数资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听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顽抗而停下来。机器的出现摧毁了土地所有制，推动了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出现的工人解放运动。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力促女人走出家庭，赞同她获得解放：柏拉图设想出了一种公有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妇女将享有斯巴达女人那种自主权。随着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现，也产生了“自由女人”的乌托邦。这种理论认为，对工人和女人的奴役应当废除，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不幸，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这一学派并不流行，如傅立叶就把妇女解放和恢复肉欲混为一谈，要求每个人都有屈从情欲召唤的权利，希望用爱情替代婚姻。他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发挥她的色情功能。卡贝认为有可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对女人参与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则要求让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让她们获得解放。在19世纪，由于改革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对女人的高尚见解，这种见解也出现在维克多·雨果（Victorae）和乔治·桑（Geong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Jues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纺织厂尤其雇用女人。厂主往往宁愿雇用她们也不愿意雇用男人。“她们活儿子得好，要的工资少。”这种带有讥讽意味的说法，揭示了女性劳动的戏剧性，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且姗姗来迟。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从早上3点子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问个小时。如诺贝尔·特律坎（ruopin）所说：‘“工厂里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

而且，男雇员还占年轻女工的便宜。《里昂事件之真相》一书的匿名作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动用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贫困和饥饿。”有时女人除了工业劳动，还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受到玩世不恭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这样一个注释：“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温柔恭顺的无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在总结马克思和评论倍倍尔时，G·德尔维勒（G．DerVille）写道：“要么当宠物，要么做役畜，今天女人只能如此。她们不工作时要靠男人养活，拼命工作时仍要靠他养活。’女工的处境十分悲惨，以至西斯蒙和布朗基要求不给女人接近工场间的机会。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她们最初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不懂得怎样通过工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妇女的“协会”要追溯到1848年，这些协会开始时是产业工人协会。如下面的数字所表明的，这一运动进展缓慢：

1905年，有781392名工人加入工会，其中妇女有69405人；1908年，有957120名工会会员，其中妇女有88906人；1912年，有工会会员1064413名，妇女占92336人。

1920年，有工人1580967人，其中女工和女雇员有2390l人加入工会；在总数为1083957名女性农业劳动者当中，加入工会的只有36193人。总计有3076585名工会会员，其中女会员有29M人。她们之所以在新机遇面前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听天由命和顺认的传统，是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女性劳动的调整进行得缓慢而拖沓。法律只是在1874年才加以干预。然而，尽管帝国开展了竞选运动，涉及女人的规定却只有两条：禁止未成年女性做夜工，她们在星期天和节目有休息的权利；她们的工作日被限于12小时。至于对30岁以上的女人，所做的只不过是不准许她们从事矿井和采石场的地下劳动。1892年11月2日，出现了有关女性劳动的第一个宪章，这个宪章禁止做夜工，限制工厂的劳动时间；但它给各种骗局留下了可乘之机。1906年，工作日限制在10小时21905年，每周休息一天成为法定权利；1907年，女工获准可以自由支配她的收入；1901年，女人带工资体产假有了保障；在1917年，1892年的规定得到了有力的重申。1913年，对产权做了详细的规定，禁止女人从事危险繁重的劳动。社会的立法逐步确立起来，女性劳动的保健问题也受到了全面注意，如女售货员要有椅子坐，不得长时间暴露在室外等。国际劳工署在妇女劳动的环境卫生条件、体产假权等问题上，还促使一些国家达成了国际协议。

女工听天由命这种情性所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表现在她们不得不满足于的工资方面。对妇女的低工资现象有种种解释，这应归之于各种因素的复合。只说女人需求比男人低还是不够的：这只不过是马后炮式的辩解。实际情况宁可说是，如我们所见，女人无法使自己不受雇主的侵害。她们必然面临有可能让她们失去自由的竞争，这种竞争使抛到市场上的产品，在制造时不计劳动消耗；她们还要相互进行竞争。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女人是在一个仍存在着家庭的社会中通过劳动追求解放的：她受父亲或丈夫的家庭的束缚，往往满足于给家里带来额外的钱。她虽然在家庭外面工作，但却是为了家庭。既然女工不必完全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她便容易接受大大低于男人的报酬。既然很多女人都满足于低工资，付给女人的报酬当然会维持在十分有利于雇主的水平上。

据1889－1893年做的一份调查，法国女工在日工作量和男人相等的情况下，其收入只是男人的一半。另据1908年的一份调查，在家里工作的工人，每小时工资最高不超过20生丁，一般只有5生丁之低。一个受到如此剥削的女人，要在元救济或无保护人的情况下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1918年，在美国，女人的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在德国，一个女矿工在采煤量相等的情况下，其工资还不到男人的石见。在1941－1943年间，法国妇女的工资增长率略高于男人，但她们的工资仍明显很低。

如果说雇主因女人可以接受低工资而热情欢迎她们，那么这一事实却引起男工的反对。在无产阶级事业和妇女事业之间，并不存在倍倍尔和恩格斯所谓的那种利益一致。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美国黑人劳工问题，并可以用此种方式去加以描述。在社会上，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情愿充当压迫者的武器，去反对他们所归属于的整个阶级。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在他的阶级心目中首先是敌人。为了让黑人和白人的利益。女工和男工的利益能够统一起来，而不是彼此对立，必须对这一状况深刻加以认识。可想而知，在这种竞相降价的竞争中，男工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他们对这种竞争表示仇视。只有参加工会活动，妇女才能够既捍卫自身的利益，又不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尽管有这样一些困难，女性劳动仍在发展。法国在1800年仍有90万个家庭工人在制作服装、皮货、花圈、提包、念珠及其他小巧新奇的产品，但后来这个数字却在大幅度下降。1801年，有42％的工龄（18－60岁）妇女，受雇于农业、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以及办公室工作，还有需要学问的职业。据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一次普查，在18－60岁的所有妇女当中，我们发现，在法国约有42％是工人，在芬兰是20%，德国是34％，印度是20．7％，英国是26．9％，荷兰是19．2％，而美国是177％。但在法国和印度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是因为统计时包括了大量的农业劳动。除去农民，法国l806年还有50万左右的女店主，l00万女雇员，200万女工以及150万半就业或失业的妇女。在女工当中，有65万人当佣人，120万人在加工业工作（揭万在纺织业，31．5万在服装制作业，胡万在家从事女装制作）。至于从事商业、需要学问的职业以及社会服务性行业的妇女，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大体相同。

如我们所见，女人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把她的生育角色和她的生产角色协调起来。女人受着生育功能的奴役是个根本事实，这个事实从历史一开始就注定她要做家务劳动，妨碍她参与塑造世界。在雌性动物身L，存在着一种可以保证节约使用体力的。生理性的和季节性的节律。而在女人身上，从青春期到停经期，自然功能对怀孕频率却没有给予任何限制。据说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保证女人在两次分娩之间有至少两年的间歇期。但一般说来，许多世纪以来没有控制过女人的生育力。避孕术自古就有，通常用于女人，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但这些方法是妓女和医生的秘密。也许这种秘密已为衰落时代的罗马女人所知，她们的不育曾受到讽刺作家的攻击。但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知道任何避孕的方法，直到18世纪还未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在那些时代，生活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就是不断地怀孕。甚至比较放荡的女人也多次分娩，为她们的放肆做爱付出了代价。

在某些时代，人类强烈感到需要消减人口的规模，但同时民族也害怕因此变得弱小。在危机和贫困时期，出生率或许因晚婚而降低，但早婚和女人尽可能地多育仍是普遍规律，只是由于幼儿的大量死亡才减少了儿童的存活数量。早在问世纪，阿贝·德·皮尔，就反对以“爱的浮肿”来惩罚妇女；德·塞维涅夫人劝告女儿不要过多怀孕。但马尔萨斯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是在18世纪，首先是富有阶级，然后是全体居民，发现根据父母的收入去限制子女的数量是合理的，采取避孕措施开始成为一种惯例。人口统计学家莫罗闭1778年写道：“并不是只有富有的女人，才把繁衍后代看做是对她们的过时苛求；这些只有人类才知道的秘密，甚至传到了农村。而以前人们都以为农民是不知道这些秘密的。”性交的方法先是在中产阶级当中，后来又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广泛流行。有的预防性病的措施，也变成了一种避孕术，184o年前不久发现了橡胶以后，避孕套尤被广泛采用民在盎格鲁一微克逊国家，‘子育”被正式认可，为了把以前不可分离的两种功能——性功能和生殖功能——分开，研制出了许多种方法。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医学研究，精确地阐述了怀孕机制没有利于怀孕的条件，同时也指明了，避孕的途径。在法国，宣传避孕和出售子宫帽及其他避孕用品是不允许的，但“节育”仍在广泛实行。

至于堕胎，各国法律均未表示过正式认可。罗马法没有给胎儿生命提供任何特殊的保护，它将有待出生的＿＿〔婴儿〕看做母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看做一个人。在衰落时期，堕胎似乎是一种正常做法，连想鼓励生育的立法者也不敢贸然禁止。着妻子违背丈夫的意愿把婴儿抛弃，丈夫可能让她受到惩罚，但罪名是她不服从自己的丈夫。在整个东方的以及希腊罗马的文明中。堕胎始终受到法律的默许。

在这方面，是基督教对道德观念进行了革命，它赋予胎儿以灵魂。于是，堕胎成为对胎儿本身所犯下的一种罪行。圣·奥古斯了认为：“任何女人在有能力生出许多个孩子却没有生出这么多孩子时，都在屡犯谋杀罪，怀孕后想自残的女人正是如此。”随着对灵魂何时进入股体这类问题的漫无止境的讨论，教会法逐渐得以发展。圣·托马子斯及其他人把男治获得灵魂的时间定为怀孕后第础天左右，把女股定为第80天左右。在中世纪，根据堕胎的时间和原因附加了不同的罪等：忏悔书说，“在因无力赡养而摧毁婴儿的贫困女人同除隐瞒私通罪别无目的的女人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亨利二世155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为将堕胎视为谋杀罪并可以将堕胎者处死提供了依据c1791年的法典对堕胎的女人表示宽恕，但却惩罚她的同谋者。19世纪，视堕胎是一种谋杀罪的观念消失了，却把它看做反国家罪。1810年的法国法律绝对禁止堕胎，违者处以重罚；但每当涉及到挽救母亲的性命时，医生总是进行堕胎。这项法律太严厉了，以至那个世纪末，被捕的人数很少，被定罪的人更少。新法律在1923年和1939年被通过，在刑罚上做了一些改动。1941年将堕胎定为危害国家罪。其他国家对该罪及对其刑罚的态度各不相同，但一般来说，法律和法庭对堕胎女人的处罚，要比对她的同谋者的惩罚宽大得多。然而教会从未软化过自己的严厉性。1919年，教会法要求将所有涉及堕胎的人革除教门。教皇最近再度宣称，若要在母亲生命和婴儿生命之间进行选择，则母亲必须作出牺牲：受过洗礼的母亲当然可以升入天堂（真够怪的，这些深思熟虑的想法意从未想到过地狱），两胎儿命定永远处于地狱的外缘。只有一个很短时期堕胎被正式认可，这是在纳粹前的德国和1936年前的俄国。但是尽管有宗教和法律的反对，堕胎在各国的位置仍然举足轻重。在法国，每年的堕胎数达80万至100万——几乎等于出生数。堕胎者2／3是已婚女人，许多人已有一二个孩子。

因而，虽然有偏见。反对和残余陈腐道德观念的存在，我们仍然目睹了从自由的生育力到由国家或个人所控制的生育力的转变。产科科学的进步大大减少了分娩的危险，分娩的痛苦也逐渐得到减轻。1949年3月，英国立法批准了使用某些麻醉方法的要求，这些方法在美国已经普遍采用，在法国正开始推广。人工授精完善了进化的发展，使人类能够控制自身的生殖功能。这些变化对于女人的意义尤其重大，使她可以减少怀孕次数，把怀孕变成她生命的一个合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是受它们奴役。到19世纪，轮到了女人从本性中解放出来，她控制了她自己的身体。既然她已基本上免受生殖的奴役，便能够担任所给予她并保障她彻底独立的经济角色。

女人地位的这一演变，应当由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参加生产劳动和摆脱生殖奴役。如恩格斯所预见的，女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必然会发生变化。女权运动，在法国，由孔多塞所勾勒，在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其《为女权辩护》中也曾加以勾勒，而在19世纪为圣西门主义再度提出，但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因为它缺乏具体的基础。但现在，随着女人步入工业领域和走出家门，她的要求开始具有十分深刻的重要意义，可能波及到资产阶级的核心。由于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地产对于个人财产不再重要，家庭群体的统一原则不再有效。资本的流动性，使资本的拥有者有可能不为资本所占有而是去占有它，他不必顾及所有权，可以随意加以处置。由于世袭财产的存在，女人对其配偶的依附性极强；随着世袭财产成为过去，女人和男人完全处于并列地位，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可能以一种可与财产利益的稳固性相比的稳固性，把他们联在一起。所以个人可能会得到对于群体的独立性。

这一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美国，尤其令人瞩目：离婚风靡全国，夫妻好像只是临时搭伴。在法国，农业人口是一个重要成分，拿破仑法典将已婚女人置于监护之下，因而这一演变过程必然是缓慢的。离婚在1884年被恢复，若丈夫通奸，妻子可以提出离婚。不过，在刑罚上仍保留了性别差别：通奸只有妻子所为时才是违法犯罪。在lop年，托管被有保留地承认，1917年才完全得到。1912年准予对非婚父亲给予确认。要看到已婚女人改变地位，必须等到1938年和1943年：这时废除了服‘从的义务，不过父亲仍是家长。他有权决定住处，不过妻子老有适当理由，也可以反对他的选择。她的法律权限扩大了，但解释混乱：“已婚女人拥有充分的法律权限；这些权限只受婚约和法律的限制”，这一条款前后矛盾。夫妻平等还不是既成事实。

至于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说，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是来之不易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67年在英国议会上作的演说，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给妇女以选举权。他在他的著作中迫切要求在家庭与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我认为，法律所做出的让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个性别的社会安排，本身是坏的，它们是阻止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认为，它们应当让位于完全平等。”继他之后，在福赛特夫人（Mrs．Fat）领导下英国妇女成立了政治组织，玛丽亚·德莱斯梅则在领导着法国妇女，她在1868－1871年的一系列公众讨论中对女人命运加以审查，和小仲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小仲马劝告被不忠的妻子所愚弄的丈夫“把她杀死”。莱昂·里希埃是女权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她1869年提出“女权”这个概念，组织了1878年召开的、讨论这一题目的国际会议。当时还未提出选举权问题，与会妇女仅限于要求有公民权利。30年来，这一运动始终缩手缩脚，在法国和英国都一样。虽然成立了许多团体，但都不成形，因为，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女人缺乏作为一个性别的共同责任感。

1879年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布了男女平等，但由于普遍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当从属于工人运动，女权运动未被重视。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妇女却要求在现存社会制度框架内有新的权利，她们根本不想成为革命者。她们支持诸如抵制酗酒、色情文学和卖淫等使道德净化的改革。女权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2年召开，这次会议除为运动命名，几乎没有取得其他成就。女权运动的进展不大，不过维维亚尼1900年在国民议会第一次提出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在增长，随着布伦斯维格夫人（MineBrunscXV）1919年宣布支持妇女有选举权时，除了革命的女权主义和布伦斯维格夫人“独立的”女权主义，还有基督教的女权主义。天主教认为，女人在法国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因素，但激进派恰恰为此担心。晚至1933年，上下两院还在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半个世纪来的各种反女权观点全都给提了出来：对女人献殷勤的人认为，女人非常受尊重，她应当继续受到这种尊重；并认为，“真正的女人”呆在家里不会失去她对选举的影响力，因为她不需要用投票权去支配男人。他们郑重强调，政治会瓦解家庭，女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她们不可以服兵役。他们问道：难道妓女应当有选举权吗？男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女人将会遵丈夫所瞩去投票，如果她们想有自由的话，还是让她们先从裁衣匠那里获得自由吧；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女人比男人多！虽然这些论点贫乏无力，法国妇女还是要等到1945年才有参政权。

新西兰1893年给予了妇女一切权利，澳大利亚紧随其后，它是在1908年。但这个胜利在英美两国却是来之不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女人关在家中；简·奥斯汀把自己关在家里是为了写作。科学家们声称，女人是“一个只能用来生殖的亚种”。直到1903年女权运动还很缩手缩脚。这一年斑克赫斯特派在伦敦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女权主义的鼓动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斗特性。在历史上人们可能首次看到女人作为女人而行动，这一行动对“参政”的冒险予以特别关注。15年来，她们一直在施加压力，最初未使用暴力，只是挥舞着旗帜游行，骚扰集会。她们被捕，绝食，和戴着毛巾的工人妇女及道地的贵妇一起列队向议会进军。她们举行集会，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参政权问题即将交付议会表决时，她们排成几里长龙游行。1912年采取的策略更为过激：她们焚烧房屋，捣毁画像，践踏花圃；她们向警察投掷石头，派代表反复围攻劳埃德·乔治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打断公众演说。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在1918年，英国妇女得到有限制的选举权，1928年得到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她们的成功基本上要归功于她们在战争中的服务。

美国妇女从一开始就比她的欧洲姐妹更为解放。19世纪初，女人不得不和男人一起参加艰苦的拓荒劳动，他们并肩奋斗。她们的人数比男人少得多，这使得她们受到重视。但逐渐地，她们的地位和旧世界的女人相差无几。她们在家中大权在握，但社会控制权仍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到1830年，一些女人开始要求有政治权利，从事支持黑人的运动。贵格派教徒卢克丽霞·莫特成立了美国女权协会，她在1840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贵格派灵感宣言，从而为整个美国女权运动定下了基调。“男女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位立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男人把已婚女人变成了一具政治僵尸……他在篡夺耶和华的特权，而只有耶和华才可以确定人们的活动范围。”三年后，哈里特·比彻·斯陀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唤起了支持黑人的公众舆论。埃默森和林肯都在支持女权运动。内战后，女权主义者徒劳地要求，给黑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也应当给妇女以选举权。苏珊·B·安东尼（SusanB．Anthony）和她的14个同志利用某种含糊在罗彻斯特参加选举，结果她被罚款100美元。1869年她成立了全国妇女争取参政协会，同年怀俄明赋予妇女选举权。此后科罗拉多州在1893年，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在1896年，也把选举权给予了妇女。

以后的进展非常缓慢，但在经济上女人取得了比欧洲更大的成就。1900年，美国有600万妇女参加工作，其中许多人从事商业和需要学问的职业。她们当中有女律师、医生和教授，还有多达3373人当了女牧师。玛丽·贝克·埃迪（MmpBekerEddy）成立了基督教科学教会。妇女俱乐部风靡一时，在1900年约有Zop万名成员。但只有9个州给了妇女选举权。1913年，参政运动以好斗的英国模式组织起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两个女人：多丽丝·史蒂文斯和一个名叫埃丽丝·保罗（Ali）的费格派教徒。她们组织集会、游行以及其他这类政治示威。在芝加哥，女党首次成立。1917年，这个党的参政运动者站在白宫门前，拿着小旗，有时为了不被赶走，竟把自己栓在铁栅栏上。6个月后她们遭到了逮捕，但由于在狱中进行绝食，很快就被释放。在新的骚乱之后，众议院的一个妻员会接见了女党的一个成员，1918年1月8B宪法修正案被众议院通过。当时参议院经两次表决，都未通过这一修正案，但一年后又通过了它。1920年妇女参政成为美国法律。1933年召开的泛美会议，导致了19个与会的美洲共和国正式同意彻底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

在瑞典，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援引瑞典的古老传统，要求有“教育、工作和自由”的权利。女作家在这场斗争中尤其起了主导作用，她们最关心这一问题的道德方面。她们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赢得了自由党人的支持，但受到保守党人的敌视。挪威妇女在1907年赢得了参政权，芬兰妇女是在1910年，但瑞典妇女却等了好几年。

和东方国家一样，拉丁国家的妇女处于受支配地位也不是根据严格的法律，而是根据严厉的习俗。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组织地阻止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法西斯意大利在设法与教会结盟，不使家庭受到触动，维持奴役女性的传统时，使女人面临着双重奴役：国家当局的奴役和她丈夫的奴役。1790年，一个叫希佩尔（tO），要求给予妇女参与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的权利，她在1865年成立了妇女团体。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女权运动，克拉拉·蔡特金189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女工与社会主义者结成同盟。1914年，妇女积极参与了战争。德国战败后，妇女有了选举权，在政治生活中很活跃。除了李V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在斯巴达克斯小组进行战斗。她在1919年被暗杀。多数德国妇女站出来支持秩序党。有的人出席了国会会议。于是希特勒又把拿破仑的观念强加给被解放的妇女：“厨房，教堂，孩子”。他宣称，“女人的出席使帝国国会蒙受耻辱”。纳粹主义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资产阶级，所以它给予母亲特权地位，使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和在斯巴达一样，女人对国家的依附，大大超过了对任何男人的依附。因而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产阶级妇女相比，纳粹德国妇女所拥有的独立性既是更大的也是更小的。

女权运动的极其迅猛发展发生在苏俄。这个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甚至在当时就和暴力与革命有关。俄日战争哪间，女人取代了男人的许多种工作，并且有组织地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她们在1905年后参加政治罢工，设置路障。1917年革命爆发前夕，她们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群众示威，要求面包与和平，要求她们的丈夫重返家园。她们在十月起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列宁让妇女解放运动附属于工人解放运动。他给予了她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

1936年宪法第122条说：“在苏俄，妇女在经济、职务、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等一切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共产国际对此说得更加准确，它提出下列要求：“要实行男女在法律面前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平等；要在婚姻权利和家庭准则方面则收进行变革；承认母性是社会职能；要由社会承担抚养教育儿教和青少年的责任；要组织一场文明化的斗争，反对将女人变成以求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苏俄妇女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优。她们有平等的工资并大规模地参加生产，因此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的地位。1939年，各级苏维埃都有很多女代表，300多名妇女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近1000万妇女是工会会（约大占苏联职工的40％，许多女工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机众所周知，俄国妇女在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进入了以前唯有男性才能进入的生产领域，如冶金、采煤、伐木和铁路行业。妇女还成为杰出的飞行员。伞兵；她们组织了游击队。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主动性提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俄整个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让女人摆脱家庭的束缚。

1924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全体会议宣布：“只要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观念继续存在，革命就是重要的。”自由结合因此受到尊重，离婚手续的简化和堕胎的合法化，保障了女人涉及男性的自由。有关产假、日托及全托幼儿园等的法律，减轻了母性负担。要透过热情而又矛盾的声明的迷雾发现女人的实际具体处境究竟怎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可以肯定，如今国家对增加人口的需求导致了另一种家庭政策：家庭现在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女人既是工人又是主妇。性道德是最严格的道德；1936年和1941年的法律禁止堕胎，几乎对离婚进行压制；通奸受到习俗的谴责。俄国女人和所有工人一样，严格从属于国家——她还严格受制于家庭。但她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生产劳动所赋予的尊严，所以她的地位是独特的。本来应当对这种地位进行详细研究，可惜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妻员会要求各国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通过了有助于具体实现这一法规的一些动议。看来这场比赛是赢了。未来只能导致女人越来越深地融于我们的这个一度曾属于男性的社会。

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有些孤独者——萨芙、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曾坚决反对她们的刻薄命运，偶尔也举行过群众示威。但罗马主妇没有联合起来反对欧比安法；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参政主义者也未能顺利地施加她们的压力。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婚女人的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

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法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在古罗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社会却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女人在罗马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时她成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误入歧途”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却受到宽容。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个情人。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的女人。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宗教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度。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处境的牵制。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朱迪丝（如山山）叶夏洛特·科黛、维拉·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在大革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PrincessdesUrsin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但实际上，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发现过新世界。虽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发的，但她们是借口而不是行为者。卢克丽霞的自杀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殉道总是向被压迫着开放；在基督教迫害时明，在社会或民族刚刚失败以后，女人扮演了这种目击者角色；但殉道者从未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即使女人挑起了动乱，进行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

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

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

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务，她有权多少有点直接地为此索取报酬。除了苏联，各国都允许现代女人将她的身体当做剥削的资本。卖淫被默许，淫荡受到鼓励。已婚女人有权设法让丈夫赡养自己，此外还有权要求赋予她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社会习俗完全不承认老处女有与独身男人对等的性潜能，尤其实际上不准许她怀孕，未婚母亲仍是丑闻的对象。的确，灰姑娘童话怎么能不完整地保持其效力呢？一切都仍在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多亏有了他，她才特别有希望能够升到高于她自己等级的等级，进入以她用平生的劳动也不可能换取的奇迹般境地。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邪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她的利益分开了。这种分裂也许是女人的最大障碍。父母培养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而不是为了促进她的人格发展。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以至地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

各种利益都有其不利一面的某种负担，但如果这种负担太重，利益就似乎与奴役无异。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今日是一种无益的苦役。而对于女人，这并没有由于她明确赢得了社会尊严、行动自由或经济独立而抵消。许多女工和女雇员在工作权利中只看到负担，认为婚姻将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由于女人已具备自我意识，由于她通过工作也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她不再驯服地接受在家中的受支配地位。她会希望，把家庭生活与工作协调起来，不至于让她感到筋疲力尽。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平等，只要女人把自己卖给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有大家所公认的特权，那么，一旦出现方便的诱惑，她选择独立道路就要付出较男人更大的精神努力。她未充分认识到，诱惑也是一种障碍。欺骗与诱惑相伴，在婚姻抽彩奖中，几千个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中奖。现时代是在吸引甚至强迫女人去工作，但它又在她们眼前闪现出懒惰与快乐的天堂：它拔高了中奖者的形象，使其远远高于仍在人间受束缚的女人。

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取悦于男人。对于绝大部分女人来说，她们仍处在受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女人在看待自己和作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去继续描述男人所梦想的女人，因为她在男人心目中仿佛是怎样的，对于她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正文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上）-1

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上）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Delilahena）（2）──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看成男人以为她所是的那种形象。即便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她实际上也还是一直被规定为他者。而她的含糊性正是他者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就人的处境被规定为它与他者的关系而言，它也是人的处境的含糊性。正如我已说过的，他者是恶；但由于为善所必需，它也是善。通过它，“我”达到整体；但它也使“我’与整体相分离。它是通往无限的途径，也是衡量“我”的有限本性的尺度。这便是女人未能体现任何稳定概念的原因。通过她，从希望到挫折、从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的转变在不断地进行着。不论我们可能从哪一方面来考察她，首先碰到的都是这种矛盾。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寻求的他者，既是大自然也是他的同类。但我们知道男人心里对大自然有怎样一种矛盾的情感。他剥削它，但它挤榨他；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他的存在（haing）之源，也是他按自己意志所征服的王国；大自然是用粗物制成的、关押灵魂的血管，也是至高的现实；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它是违反精神的，也是精神本身。它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仿佛是涌出生命的黑暗沼泽，仿佛是生命本身，仿佛是生命迈向的遥远之处。女人把自然概括为母亲，概括为妻子和理念；这些形式有时是相混的，有时是冲突的，它们每一种都有双重面孔。

男人深深植根于大自然，他和动植物一样是被产生的。他很清楚，他只有活着才能够存在。但从父权制出现以后，生命在他心目中具有了双重特征：它是意识、意志和超越，即是精神；它也是物质、被动性和内在性，即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宣称，在人世间犹如在奥林匹斯山，真正有创造力的是男性本原：由此产生了形式、数量和运动；谷物的生长和增加得助于得墨忒耳，但谷物之起源及其真实性则在于宙斯女人的生育力被认为只具有被动的性质。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太阳和火是男神；大海是母性符号组成的、大量存在的最一般概念之一。水被动地接受炽热放射物的授精作用；草地被农夫犁开以后，也是这样被动地在犁沟里接受种子。但它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抚育着生命的幼芽，保护它，供给它生长用的物质。这就是男人甚至在把大母神废黜以后，仍崇拜生育女神的原因。他因他的收成，他的牛群，他的全部财产，而感激赛比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归因于她。他对于水的歌颂不亚于对于火。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里欢呼：“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奇怪的冒险。”男人也崇拜大地，如布莱克（Blake）所称谓的“主妇般安详的泥土”。一位印度先知劝告他的门徒不要掘地，因为“在耕作时对我们大家的母亲的任何伤害，任何切割或断裂都是一种罪孽……难道我可以手持利刃，刺入我母亲的胸膛？…难道我可以在她身上乱劈乱砍，使她粉身碎骨…我怎敢剪掉我母亲的头发？”在印度中部，拜迪亚人（t．F）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提到：“大地，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作用盛开的花朵，茵茵的青草守护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米什莱在阿克基泥浴时高喊：“亲爱的万物之母，我们是一体的！我来之于你，归之于你！…”在渴望生命战胜精神的活力论浪漫主义全盛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和女人的不可思议的繁殖力，在当时似乎比男人的人为作用更加令人惊叹；于是男人梦想重新完全置身于母性的庇护之下，以能再度发现他存在（being）的真正根源。母亲是深植于宇宙的、能够汲取其精髓的根茎；她是涌出生命之水的泉源，而这水也是滋补的乳汁，是温暖的春天，是用上和水和成的泥，它富有健身效力入

仅是男人也常常反抗他的肉体状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陨落的神：从光明有序的上苍，落入他母亲的混沌黑暗的子宫，这是他的祸根。那火，那他想用以孤芳自赏的纯粹主动的升腾，被女人埋在泥土里。他本来应当是必然的，本来应当和纯粹理念一样，和此者、全体、绝对精神一样。然而他却发现自已被关在能力有限的身体里，被关在他不能选择的时空里；于是他是多余的，无用的，拖泥带水的，可笑的。整个肉体的偶然性，就是他自己的偶然性，他在被遗弃中一，在无法辩解的无用中倍受折磨。她也使他注定要死去。在子宫（它如坟墓一般隐秘封闭）里形成的颤动胶质体，再清楚不过地会招致腐尸，令他不寒而栗。不论生命在何处这样创造出来，其生长和发酵都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仅仅形成于破坏之中。从粘性胚胎所开始的循环，在死亡的腐败中得以完成。由于对无用和死亡感到恐惧，男人也对自己的被产生惊恐万状。他情愿否认自己与动物界有关，杀气腾腾的大自然通过他出生这一事实控制了他。

在原始人当中，分娩被极其严格的禁忌所笼罩。尤其是要把胎盘小心翼翼地烧掉或扔进大海，因为不论是谁占有它都会掌握新生儿的命运。胎儿赖以生长的那种膜状体，是胎儿依附的标志；它一旦毁掉，个体就能够从活体粘状物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主的人。分娩的不洁被归咎于母亲。利本记及一切古代圣典都强迫女人分娩后行法身利。在许多农村，洗礼仪式（产后感恩）延续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小孩子、少女和男人在看到孕妇隆起的腹部和胸部时，都情不自禁地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常以嘲笑为掩饰。在博物馆，好奇的目光以一种病态的兴趣，紧紧盯住蜡制的胎儿和浸泡着的胎儿，这种兴趣和他们看到荒坟时是一样的。尽管社会洒下了尊重，怀孕功能也还是引起天生的反感。如果小男孩幼年时在感觉上依恋母亲的肉体，那么当他长大，变得社会化并注意低的个体存在时，这个肉体则会让他感到恐惧。．他将抹煞它的存在，认为他母亲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人。如果他急于相信她的纯洁和忠实，那不是因为情爱的嫉妒，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把她渗成一个肉体。如果青少年和同伴散步时偶尔遇见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的任何女性亲属，那么他也会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她们的出现，让他回到了他想摆脱的内在性三国，暴露了他想挣脱的根基。小男孩在母亲吻他和哄骗他时表现出的愤怒，也有这种含义；他不承认自己和家庭、母亲、母亲的胸部有关系。他很想如雅典挪那样充分发育、全部武装和刀枪不入地跃入世界。曾被怀在腹中和后来生为婴儿，是威胁他命运的祸根，是站派地存在的不洁，也是对他死亡的预告。对生的迷信始终和对死的迷信相联系。地母神吞食了自己孩子的尸骨。她们是编织人类命运的女人——帕耳开和摩伊赖。但也是她们割断了这些线。最流行的说法是，死神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哀悼死者，是因为死亡是她们的成果。

所以女人一母亲之神有一到黑暗的面孔：她是空灵，万物从那里来，又总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她是虚无。在这漫漫的长夜里，白昼揭示出的世界多重面目被泥在了一起；这是被物质所民限的一般性与浑浊性的精神之长夜，沉睡与虚无之长夜。这是大海深处之长夜：女人就是那昔日令航海者胆战心惊的阴暗的海妖；这是地球内部之长夜。男人害怕这长夜，因为它是生育力的另一面，使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他向往天空，向往阳光，向往明媚的顶峰，向往蓝天那纯粹的清冷。而他脚下却是潮湿、温暖、阴暗，想把他拖下去的深渊。在许多传说我们的确看到，当主人公重新落入母性黑暗——洞穴、深渊和地狱时，他便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这时矛盾又在起作用：如果生与死永远相联，那么死与生育力也始终有关。令人憎恶的死似乎是一次新生，于是又受到赞美。死去的英雄每年春天被救活，如俄赛里斯（OSiris）；他通过新生获得再生。荣格（Jmp）在《里比多的变态》一书中说，男人的最大希望“是死亡的黑暗之海能够变成生命之海，死亡及其冰冷的拥抱能够变成母亲般温暖的拥抱，像大洋那样，虽然吞没了太阳，却又在深处将它托出。”许多神话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太阳神葬身于大洋，又令人困惑地出现。男人不但希望活着，而且渴望安宁、长眠和虚无。他不希望自己能不朽，所以他可以学会热爱死亡。尼采写道：“无机物就是母亲的胸膛，摆脱生命就是再度变为真实，就是达到完美。不论谁要认识这个问题都应当懂得，重返无感觉的尘埃是一种快活。”乔史通过一位长生不死的老者之口这样祈祷：“日日夜夜，我用我的棍故敲打着大地，我母亲的门槛，我喊道：啊，亲爱的母亲，让我进来吧！

男人很愿意证实他的个体生存，骄傲地依靠他的“本质差别”，但他也希望能突破自我的屏障，与水和夜，与虚无，与整体融为一体。女人把男人判为有限，但她也使他可以超出自己的有限。所以她的魔力是模棱两可的。

在一切文明中，女人直到今天仍让男人感到恐怖：这是他对自己肉体的偶然性所感到的恐怖，他从她身上看到了这种偶然性。青春期以前的小女孩没有威胁，她不为禁忌所限，也无神圣的特质。在许多原始社会，她的性别仿佛是清白的：年幼时允许男女孩子玩性游戏。但一到女人可以生殖时，她便是不洁的了，严格的禁忌包围了行经的女性。利未记对隔离和洁身做了详细的规定，许多原始社会也有类似惯例。在母权社会，月经魔力是矛盾的：月经可能扰乱社会活动，毁坏庄稼，但也可以用于媚药。甚至今天某些印第安人还把一块在经血里浸泡过的织物放到船头上，防止河妖出现。但是父权时代以后，则认为女性月经只有恶的魔力。普林尼说，行经的女人毁坏了庄稼，破坏了花园，杀死了蜜蜂，等等；如果她碰葡萄酒，这酒就会变成醋；如果摸牛奶，牛奶就会变酸，如此等等。英国古代有一位诗人在诗中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啊，流着经血的女人啊，你是恶魔，

世间万物都会与你隔开以免受害！

这种信念以巨大力量延续到近代。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公然宣称：“肉一经行经女人触摸便会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列举了个人观察的实例。本世纪初，法国北部有条规定，不许“带来祸害的”女人进糠厂，否则糖就会变黑。这些观念在农村一直很顽固。农村的厨师全都知道，若女人在旁边，蛋黄酱就会做不成。有些乡下人认为，如果女人在旁边，苹果酒就不会发酵，另一些人则认为腊肉就会脆不成并变坏。少数似是而非的报告，也许会给这种信念提供点证据。但是显然，从这一信念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来看，它必定有一种迷信的神秘起源。这里的确有一种对血的反应，它比一般更大然而同样是神圣的。但经血有其独特性，它代表女性本质。所以若被人滥用，它恐怕会给女人本身带来伤害。列维．斯特劳斯说，在查戈人当中，女孩子受到警告，不要让任何人发觉来月经的任何迹象；衣物必须藏好，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凶兆。利本记把月经比做淋病，而维尼（Vigny）则把不洁概念与疾病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女人，病儿和十二倍的不洁”。

女人的月经周期奇怪地与月亮运行周期一致，于是月亮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反复无常的。女人是那使行星和太阳正常运行的可怕机器的一部分，她是宇宙能的猎物，而宇宙能在主宰着星辰与潮汐的命运，男人必须忍受它令人不安的辐射。但经血也应介于生命和物质之间，尤其对有机物有影响：使奶制品变酸，肉类变坏，引起发酵和分解。这不是由于它是血，而是由于它流自生殖器。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确切功能，但已认识到它和生命繁殖有密切联系：古人不知道有卵巢存在，甚至把月经看做精子的补充。经血的确末使女人不洁，宁可说它是她不洁的标志。女人生育力在男人那里引起的恐怖，通过经血表现出来。

不准和处在月经不洁中的女人发生各种性关系，是最严格的禁忌之一。在各种文化中，冒犯者本人被认为在某个经期是不洁的，或者为了赎罪要过严格的苦行生活。人们认为，男性的精力与活力可能会由于女性本原处于力量顶峰而被破坏。男人隐隐感到，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看到母亲的可怕本质是令人厌恶的，他决意把女性的这两个方面分开。于是普遍产生了禁止乱伦的法律，它表现为对异族通婚的规定或较为近代的形式。这是男人在她特别热衷于自己的生殖角色时——月经期、孕期和哺乳期h向于避开她的原因。恋母情绪（对它应重新加以解释）并不否认这种态度，反而含有这层意思。只要女人代表世界的以及模糊的有机发育的隐隐根源，男人就会在她面前处于守势。

不过也正是借助于这个幌子，女人才使她的群体既能脱离宇宙和众神，又能继续与其保持联系。今天她在贝都因人和易洛魁人那里仍然在保障着田地的肥沃。在古希腊，她能听到地下的声音，听懂风和树的语言：她是皮提亚（h讪，女巫，女预言家；死者和众神借她之口讲话。她至今仍保持着这种预言的魔力：她是神婆、看手相者、扑克算命者和千里眼，她是有灵感的人；她能知道人们想说出的愿望，她能看到幽灵。当男人感到需要重新置身于动植物生活，如安泰为恢复体力而触摸大地，他们就会求助于女人。在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文明中，对地狱的崇拜始终存在。这些崇拜与正式的宗教生活一般相去甚远，如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最后甚至具有神秘仪式的形式：它们的含义和崇拜太阳的含义相反。在对太阳的崇拜中，男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的、精神性的意愿。但这两种崇拜也是互补的。男人试图通过狂喜来摆脱孤独：这是神秘仪式、酒神节狂欢、酒神崇拜者的结果与目的。在一个重新被男性征服的世界上，是一位男神，狄俄尼索斯（DIOnysis），篡夺了伊西塔的。阿斯塔尔忒的无节制和木可思议的权力；但她们仍是围着他的偶像纵情狂欢的女人：疯狂的女人、酒神的女祭司和崇拜酒神的女人，使男人处于神圣的醉态，处于祭神的疯狂激动。宗教娼妓也在扮演相似角色：这是一个释放而又疏导生育魔力的问题。今日民间节目仍以纵欲为特征。女人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给人以快感的客体，也是达到狂妄自大、放荡不羁状态的工具，而个体在这种状态中超越了自我的界限。G·巴塔耶写道：“一个人在走火火魔的、悲剧性的、‘盲目惊叹’的自我当中所深深占有的东西，除非在床上，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新找到。”

在发泄性欲时，男人抱着他的爱人，想陶醉于她肉体的无限神秘之中。但我们已经看到，另一方面，他的正常性欲倾向于割断母亲同妻子的联系。他对生命的神秘魔力感到厌恶，而他自己的生命却是用大地的芳香可口的果实养育成的，这些果实给他带来了快活。他希望把它们当成他自己的；他渴望维纳斯重现于大海。父权社会第一次把女人揭示为妻子，因为最高创造者是男性。在做人类的母亲以前，夏娃是亚当的伙伴。她被赐予男人，于是他可以占有她，使她受精，就像他拥有土地并使它肥沃那样。通过它，他让整个自然成为他的王国。男人在性行为中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短暂快感，他还希望征服、获取和占有。拥有女人就是去征服她。他插入她的体内，犹如犁头插入犁沟。他甚至在占有并耕作土地时就占有了她；他劳动，他栽培，他播种：这些形象和书写一样古老。从古到今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例子：“女人似田地，男人如种子”，摩奴法典说。在安德烈·马松（AntheMasson）的一幅画中，有个手拿铁铲的男人，在女人阴户状的花园里挖地。女人是丈夫的猎物，为他所占有。

男性在恐惧与欲望之间，在担心受无法制约力量的支配与希望战胜这种力量之间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处女神话当中。由于时而为男性所恐惧，时而为他所渴望乃至需要，处女似乎是女性神秘的最完美形式。因而她既是它的十分令人不安的表现，也是它的令人神迷的表现。男人是否要妻子在嫁给他时是处女，这要随他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征服这种合围力量而定。在女人大权在握的原始社会，支配着他的是恐惧，让女人在新婚之夜以前失去处女贞操是适当的。马可·波罗在谈到藏人时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娶一个身为处女的姑娘为妻。”这种拒绝有时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男人不愿意要一个还不曾引起男性欲望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尔·贝克里（EIBedri）提到斯拉夫人时说，“若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妻子是一个处女，就会对她说：‘要是你有一点儿可取之处，男人就会向你求爱，你的处女贞操就会被人夺走。’于是他把她赶出家门，将她遗弃。”甚至还据说，有些原始人只同已做了母亲从而证明有生育力的女人结婚。

但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迫使处女失去贞操的习俗，它们所基于的真正动机，却是神秘的。有些人想像，阴道里有一条蛇，它在处女膜刚破时会把丈夫咬住。有些人则把可怕的魔力归咎于阴道里流出来的血，这血与经血有关，同样可以摧毁男人的生殖力。这类想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本原未经损害时更有力量，更具威胁性。

有些实例没有提出让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则所描述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岛民当中，女孩子根本就不是处女，因为从幼年就允许她们玩性游戏。在某些文化中，母亲、姐姐或一些已婚女人有条不紊地破坏少女的贞操，于她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扩大她的阴道口。另外，破坏处女贞操也可能在青春期进行，女人用木棍、骨头或石头捅破处女膜，不过这只被视为是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在其他部落，女孩子在青春期受到野蛮的启蒙：男人把她拖到村外，以强奸或物件夺取她的处女贞操。一种常见的礼仪是，把处女赐予过路的陌生人——不论是认为陌生人对只威胁该部落男性的超自然力满不在乎，还是认为何种魔鬼将在陌生人面前被释放出来。祭司，或医师、酋长、族长，在新婚前一夜夺走新娘的处女贞操，更是司空见惯的。在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教徒就负有这种义务。听说他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没有快感，所以要求有很高的报酬。众所周知，所有圣物对俗众都是有威胁的，但被奉为神圣的人都完全可以触摸它们。因而可以理解，祭司和部落首领能够征服丈夫必须加以防范的邪恶力量。在罗马，这一习俗残留下来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让未婚妻坐在普里阿普斯（Naplls）石像的阴茎上；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即增强她的生育力和吸收她身上所携带的两种有魔力的（因而也是邪恶的）液体。丈夫可以用一种不尽相同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自己去破坏处女的贞操，但这要在礼仪中进行，以使他在日后关键时刻不受伤害。例如，他可以当着全村人的面，用木棍或骨头来做这件事。在萨摩亚，他用裹着白布的手指捅破处女膜，然后把这带血的布撕成碎片，分给在场的人。或者也可能允许丈夫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的处女贞操，但3天内不能在她体内射精，这样生殖微生物便不会被处女膜破裂时流出来的血所玷污。

由于得到重新评价（这一评价在宗教领域是经典的），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阴道里流出来的血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法国，有些村落仍保持着新婚后第二天早晨在亲友面前展示有血迹的床单这一习俗。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而野兽和未被征服的自然力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对于可以将其驯服并且拥有它的人来说，也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特性。男人把野马的奔放激情，把电闪雷鸣，把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变成了通往幸福的手段。所以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财富。在少女必须保持贞操的强制性要求中，无疑有合理动机在起作用：和妻子的贞洁一样，未婚妻的清白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如此，父亲以后才不会冒着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人的孩子的风险。但是在男人把妻子看成他个人的财产时，对处女的要求还有更直接的理由。首先，积极实现占有观念是永远不可能的；的确，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一个物或任何一个人，于是他便想以消极方式确立所有制。坚持某物归他所有的最可靠方式，是阻止别人使用它。在男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从未属于过任何人的东西更值得向往的了：所以征服仿佛是唯一的、绝对的事情。处女地永远令探险者人迷；由于想攀登天人攀登过的顶峰，甚至由于仅仅想开辟一条向上攀登的新径，每年都有登山者丢掉了性命。好奇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尚未查明的地下洞穴的深处。男人已使用的物品成为一种工具，它被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了十分深刻的性质：在奔腾不息的洪流中，比在常见的泉水中有更大的希望。

处女的身体有一股僻远山泉般的清新，一副欲放蓓蕾般的娇容，一种太阳永远照不到的珍珠般的光泽。洞穴、神殿、神秘的花园——男人如孩子一般都深深地迷信于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幽暗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在等待着奉送：他应当单独去获取、插入的地方，好像的确是他创造的。而且，所有欲望的追求目标之一，便是耗尽这个被渴望的客体，这含有破坏的意味。和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的插入相比，男人破处女膜时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更为直接。他以破坏处女贞操这一必然行为，把那个身体毫不含糊地变成了被动客体，证实了他对它的获取。这种观念清楚表现在骑士传说中。骑上艰难地穿过丛生的荆棘，要去摘下一校至今尚未飘逸芳香的玫瑰；他不但找到了它，而且毁了它的根；正是在那时他才把它归为己有。这一形象是如此清晰，以至在大众语言中，从女人那里“采花”就是指夺走她的处女贞操。这种表达方式当然是“defindion”这个词的起源。

但是，处女性只有和青春相联系才具有这种性的吸引力，否则它的神秘性又会令人不安。今天，许多男人对老处女深感性的厌恶。人们认为，不只是心理原因使“老处女”变成自私的、遭人怨恨的女性。祸根在于她们的肉体本身。这个肉体是不为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任何男人的欲望都不曾指向它；虽然它已花开花落，却未在男人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它离开了自身的适当目标，变成了一个怪物，和无法与其沟通思想的疯子一样令人心烦。在说到一个40岁时仍很漂亮、但也许是个处女的女人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粗鲁地说：“‘她心里肯定布满了蜘蛛网。”的确，地下室和顶楼，若不再有人问津便毫无用途，就会充满不适当的神秘，幽灵就很可能常去光顾。若是房子被人遗弃，也会成为幽灵的住所。除非将女性的处女贞操奉献给一位神，否则人们就很容易认为它含有某种与魔鬼联姻的意思。未被男子征服的处女，以及摆脱男人控制的老妇人，更容易被人视为女巫。因为女人的命运就是受另一个人的奴役，她若是逃避了男人的支配，就要准备接受魔鬼的支配。

在举行夺取处女贞操的礼仪从而摆脱了恶魔的支配以后，或在彻底清除了她的处女性以后，看样子，新婚妻子就完全有可能成为非常令人称心如意的猎物。丈夫拥抱她时，他要占有的是生命的全部财富。她是大地上的全部动物和植物；是瞪羚和雌鹿，是百合和玫瑰，是毛茸茸的桃子和香气扑鼻的浆果；是宝石和珍珠蚌，是玛瑙、珍珠和丝绸；是蓝天、清爽的泉水、空气、火焰、陆地和大海。东方和西方的诗人都把女人身体比做鲜花、果实和小鸟。而且，从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作品中，我们信手拈来的东西准会汇成一本内容丰富的集子。有谁会不知道《雅歌》呢？歌中情夫对情妇说：

你的眼睛似鸽子……

你的头发如一群山羊……

你的牙齿像一群剪了毛的绵羊……

你的鬓角宛如石榴……

你的双乳恰似两头小鹿……

蜜汁和奶水从你口中流出……

在《神秘的岁月》中，安德烈·布勒东也进行了这永恒的赞美：“在梅留辛第二声啼哭那一刻：她从她细长的腿腰跳了出来，她的肚子是八月所有的麦子，她的躯干如爆竹一般从弯曲的腰部进出火花，形似燕子的双翼；她的双乳是刚会叫时就被捉住的小貂，它们那燃烧着的嘴，犹如炽热的火炭，灿灿的光辉令人眼花缭乱。而她的双臂是溪流的双胞胎，在歌唱，在飘逸着芳香……”

男人在女人身上重新发现了明亮的星星，梦幻般的月亮，太阳的光明和洞穴的黑暗。反过来，灌木丛中的野花，美丽花园里的玫瑰也是女人。山林水泽中的仙女，楚楚动人的海妖和小妖，常出没于田野、树林、江湖、大海以及荒原之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像泛灵论这样深入人心。对于水手，大海是一个女人，它危险，背信弃义，难以征服；但他对努力降服它借有希望。那难以就范的、处女般的、险恶的、傲然耸立的大山，对于拼命想攀登上去的登山者来说也是一个女人。人们有时坚持说，这些比喻揭示了性的升华。但宁可说它们表现了与性本身同样重要的女人同自然力的密切关系。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权的客体。但是其他客体也能起到这种作用。有时男人想从少男身上，重新发现海边的沙滩，柔和的黑夜，忍冬属植物的馨香。但性的插入并不是完成对大地进行物质占有的唯一方式。斯坦贝克（Steinbeck）在他的小说《致未知之神》里描述了一个男人，他选择了一块长满苔踪的岩石做他本人与自然的中介。柯莱特在小说中，写了一位年轻的丈夫，把他的爱集中在一只他特别喜欢的猫身上，因为通过这个又野又柔的动物，他把握了他妻子的过于人化的身体所不能给予他的肉欲世界。和女人一样，大海高山也可以成为他者的完美化身。它们同样在消极地反抗男人，这种难以逆料的反抗同样使他能够实现自我。它们是一个需要加以战胜的不驯服之物，一个需要加以占有的猎物。如果大海和高山是女人，那么女人对于她的情人也同样是大海和高山

但是，不论什么东西以这种方式来充当男人与世界的中介，都没有把它送给任何一个女人。男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他的伙伴的性器官是他自己性器官的补充。她还必须是生命开出的神奇之花的化身，同时又要将其若明若暗的神秘之处隐匿起来。首先她要年轻健康，因为他压在所怀抱的一个活人的身上时，只有忘却死亡永驻于生命，才可以对她感到陶醉。而且他还要求得更多：即他的爱人必须美丽。女性美的理想千变万化，但某些要求也是永恒的。首先，既然女人注定要被占有，她的身体就必须表现出客体所特有的惰性与被动性。男性美是身体对活动的适应，是力量、敏捷和灵活。赋予肉体以活力的超越现象，决不应当重现于肉体本身。只有在斯巴达、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那样的社会，女性理想才是对称的。那些社会把女人派给国家，而不是派给个人；把她专一地看做母亲，未给性冲动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一旦把女人作为男人的财产移交给他，他就会要求她纯粹为了肉体本身代表肉体。她的身体不是被看做主观人格的放射，而是被看做深陷于内在性的一个物：这样一个身体是不会和世界其余部分有关系的，不必对有别于自身的事物怀有希望：它应当结束它所唤起的欲望。这种要求的最质朴形式，表现在霍屯督人（ttentot）对于臀部肥突的维纳斯的理想中，因为屁股是身体神经最少的部位，那里的肉体是无目的的证据。东方人对于肥臀大乳女人的爱好也有类似性质。他们喜欢让这种可笑的脂肪大量增生，它的活力不靠任何设计，除纯粹存在没有任何含义。即便是在对肉欲较为敏感、具有礼节与和谐之观念的文明社会，乳房和屁股也还是讨人喜欢的部位，因为它们的风韵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割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的联系：裹足的中国女人步履艰难，好莱坞明星的优美指甲使她们的手不能活动自如；高跟鞋、胸衣、裙撑、鲸骨衬箍和有衬架的裙子，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它的无能。女人的身体，由于胖得成了累赘，或相反，瘦得弱不禁风，由于被不方便的穿戴及繁文得节搞得麻木不仁，于是在男人看来，它是他的财产，他的物品。梳装打扮和珠光宝气也加深了表情的这种呆滞，身体的这种僵化。装饰性服饰所起的作用十分复杂，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它有一种宗教的含义，但更常见的是意味着把女人变成偶像。这是一个有歧义性的偶像！男人希望她是肉体的，她的美能有如鲜花水果之美；但他也希望她是平滑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能有如鹅卵石一般。装饰物的作用在于，让她更直接地涉足于自然，同时又可以摆脱自然的属性；在于给颤动的生命带来一种对人工雕饰的冰冷紧迫感。

由于她的身体和花朵、裘皮、珠宝、贝壳混在了一起，女人成了植物、豹子、钻石和珍珠母。在她身上散发着百合与玫瑰的芳香。但是羽毛、丝绸、珍珠以及香料也在起着掩饰她肉体与气味的动物原始性的作用。她在嘴和面颊上涂抹化妆品，给它们戴上了十分固定的面罩；她的眼睛周围被深深涂上了黑眼圈和睫毛油，如彩虹一般五光十色；她的头发是辫着的，卷曲着的，整过形的，失去了其令人不安的植物般的神秘性。

经过梳妆打扮的女人，本性仍然存在，但受到约束，人的意志被改造得接近男人的欲望。女人的表现较为称心如意，她的本性在某种意义上既得到较大的发展，又受到较严的限制：“老练的”女人始终是理想的性爱对象。对于自然美的爱好，往往只是老练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形式。莱米·德·古尔盖希望她的头发能逐渐变形，宛如小溪和草原的自由波浪；但只有做成维罗尼卡·莱克那样的发型，而不是任其蓬乱，人们抚摸它时才有水中波浪和地里庄稼之感。一个女人，越是年轻健康，她那崭新的光彩夺目的身体就越是有永久的新鲜感，就越是不需要人工雕饰。但向男人隐瞒他怀抱中猎物的肉体弱点以及危及它的退化，却永远是必要的。由于他对她的偶然性命运感到恐惧，也由于他认为她是固定不变的、必然的，男人想从女人的面容，从她的身体和四肢找到理想的确切表现。在原始人中，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大众型的完美理想：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种族，造就了一个厚嘴唇、扁鼻梁的维纳斯。在以后的一些时期，对女人采取了较为复杂的审美原则。但一个女人的相貌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比例越是不自然，她就越是深受到男人的喜爱，因为她似乎摆脱了自然物的兴衰。于是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矛盾境地：男人希望发现女人的本性，但由于他想发现的是理想化的本性，于是他注定要让女人进行人工雕饰。她不但是自然生成的，而且也是非自然生成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在实行“电烫”的、用发蜡及乳胶发带理好多余头发的文明中存在，在女人戴“口轮”的黑人国度、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斯威夫特（Swif）在他著名的《西莉亚领》中，痛斥了这种故弄玄虚的做法。他怀着憎恶的心情描述了卖弄风情的女人的随身用品，并不胜厌恶地想起她身体的动物性要求。他的愤慨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男人既希望女人是动物和植物，也希望她藏在一种人为的表面下面；既喜欢她出现在大海，也喜欢她出现在时髦裁缝做的衣服之中；既喜欢她的裸体，也喜欢她穿上衣服，裸露于衣服之内——正像他在人性世界发现她时那样。城里的男人寻求女人的动物性；但对于在服兵役的年轻农民来说，妓院也突出了城市的所有魔力。女人是田野和牧场，但也是巴比伦。

正文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上）-2

然而，这也是女人的最大欺骗性，她的最大不忠：就是说，是生命本身的最大欺骗与不忠——生命虽藏在极有滋力的形式下，却始终受年老和死亡酵素的侵扰。男人对女人的使用，毁坏了她最珍贵的魔力：她背着沉重的母性负担，失去了性魅力；即便是不育，失去扭力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一旦女人变得年老体衰和丑陋不堪，她会令人望而生畏。据说她会像植物那样凋谢和枯萎。的确，男人的衰老也是令人生畏的，但通常，男人并没有感觉到年老的男人是个肉体，他和这些分离的、陌生的身体的结合是抽象的。男人是在女人身上，在注定属于他的身体上，真正遇见肉体退化的。维庸（Villon）写的《做头盔的美丽女工》，以男人的仇视目光，审视了她身体的退化。年老的女人，丑陋的女人，不仅是无魅力的客体——她们还引起夹杂着恐惧的仇恨。在她们身上，妻子从前的勉力一旦消失，母亲令人不安的形象就会重新出现。

但是，就连妻子也是个不吉利的猎物。维纳斯从大海——新鲜的浪花、金黄色的庄稼——上出现对，得墨忒耳还在活着。当男人通过得自于她的快感占有女人时，他也引起了难以把握的生育力：他所插入的那个器官，也是导致生育的器官。这就是在所有社会当中男人都要受到许多禁忌的保护，以避免遭受女性铁器官的危害的原因。反之则不然，女人对来自男性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到恐惧；他那个性器官被认为是世俗的，笃圣的。虽然男性生殖器可以有神的尊严，但对它的崇拜没有任何恐惧因素，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无任何必要受到神秘保护以防受害，它永远是吉利的。使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母系社会，性行为是很自由的。但只有在女人的童年期，在她的青春初期，也就是在性交与生殖观念无关时，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马林诺夫斯基有点惊讶地说，无拘无束地共同睡在“单身房子”里的年轻人，乐于公开他们的私通；实际情况是，未婚女孩子被看成是不能生育后代的，性行为因此也就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平静的世俗快乐。相反，一旦女人结了婚，丈夫在公开场合就绝不应对她有任何感情的表示，他不能去触摸她，而且对他们亲密关系的任何涉及都是笃圣的：于是她逐渐分享了母亲那令人畏惧的本质，性变成为一种神圣的行为。此后性交便被禁令和防范所包围。耕耘、播种和收获时节是不准许性交的。这些时节要避免个人性交所造成的生育力浪费，而这种生育力是五谷丰登因而是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此时不允许重视与生育力有关的魔力。但节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丈夫的雄赳赳体力。这在男人外出捕鱼戏狩猎时，尤其在备战时是必要的。男性本原在和女人性交时被削弱，所以，只要男人需要完全保存体力，就必须避免性交。

问题是，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是否总是由性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利未记，梦遗被认为是一种玷污，不过女人与此无关。在我们现代社会，普遍认为手淫是一种危险和罪孽：许多喜欢手淫的孩子和年轻人，在这样做时感到极其恐惧和苦恼。正是由于社会的干预，特别是父母的干预，单独获得的快感才成为一种罪恶。漫不止一个少男本能地对射精感到恐惧：在他看来，从他自己的本体流出的任何东西，不论是血液还是精液，都是令人不安的。泄漏出来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超自然力。然而，即使在主观上，男人可以在无女人在场的情况下经历性冲动的体验，在客观上他的性行为也还是在暗示着她的存在：如柏拉图在两性人神话中所说的，男性机体以女性机体为必需条件。男人在发现自己性别的同时也发现了女人，即便她不是以有血有肉的成形象的形式出现的。反之，也正是因为女人是性的化身，她才是可怕的。我们决不应把活生生体验的内在方面同它的超越方面分开：“我”所恐惧与渴望的事物，永远是“我”自己生存的化身；但除非经历非我，“我”不会发生任何现象。梦遗和勃起所暗示的非我，即使未明确处于女人的形式下，也至少是大自然和生命的表现：个体感到他被一种不属于他自己的魔力所占有。

的确，他对女人的情感矛盾，在他对自己性器官的态度上再现了出来：他为它骄傲，却又嘲笑它，以它为耻。小男孩和伙伴在一起比赛阴茎时，第一次勃起既让他无比自豪又令他十分恐惧。成年男人把自己的器官者做超越与权力的象征；它和一块随意肌一样，同时也和一件神奇的礼物一样，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它是一种自由，充满了既成的然而又是任意的事实所具有的全部偶然性。在这种矛盾的外表下，他沉湎于它，却又疑心受骗。他想借以表现他自己的那个器官，并不服从他。它带着一种远未被满足的欲望，突然勃起，有时在睡梦中发泄自身，所以它表现了一种可疑的、反复无常的生命力。男人渴望以精神战胜生命，以行动战胜波动性：尽管他的意识同自然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要改造它，但他在自己的性器官中还是发现自己受到生命、自然以及波动性的困扰。

叔本华写道：“性器官是意志的真正落脚点，它的另一极是大脑。”他的所谓“意志”是对生命的依恋，是磨难与死亡，而“大脑”是思想，它在想像生命时脱离了生命。在他看来，性羞耻是我们在愚蠢地迷恋于肉欲之前感到的表处。即使我们不赞成他观点中的悲观主义，他对这种对立的观察也仍是正确的：性与大脑的对立是男人二元性的表现。作为主体，他塑造了世界，因而他处在这个被塑造的世界之外，成为它的统治者。若他把自己看成肉体，看成性，他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完全自由的人：他陷入了这个世界之中，是一个有限的、易腐烂的客体。生殖行为无疑超出了身体的界限，可是它也确定了这种界限。阴茎，这个后代之父，相当于母亲的子宫；男人是在女人体内生长的那种微生物的产生者，他本身也是那种微生物的载体。通过赋予生命的播种，被抛弃的是他自己的生命。黑格尔说：“孩子的出生便是父母的死亡。”射精是死亡的约定，是在坚持物种与个体的对立。性器官的存在及其主动性否定了主体引以自豪的独特性。生命与精神的这种较量，使性器官令人厌恶。当男人把男性生殖器看做超越性和主动性的象征，看成是占有他人的一种工具时，他对它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当他认为男性生殖器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肉体，他因它而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时，他又以它为耻。这种羞耻感很容易以嘲笑为掩饰。别人的性器官会轻易范起一阵笑声；勃起常显得滑稽可笑，因为这好像是随意的行为，但实际上是非随意的；单单是人们看到生殖器的出现，就会笑出声来。马林诺夫斯基说，对于他生活在中间的野蛮人来说，仅仅提起那“可耻部位”的名称，就会引起哄堂大笑；所谓拉伯雷式的或“猥亵的”许多笑话，都未超出这种低级文字游戏的范围。在某些原始人当中，女人在家神清园的日子里，有权粗暴地蹂躏任何一个胆敢走近的陌生人。她们群起而攻之，往往把他整个半死。部落里的男人对此一笑了之；在这种蹂躏中，受害者成为被动的、依附的肉体；他被女人所占有，又通过她们，被她们的丈夫所占有。相反，在正常性交时，男人希望把自己确立为占有者。

但是，也正是在这时，他极为确凿地认识到他肉体处境的含糊性。只有在他的性行为是占有他者的手段时，他才可以为这一行为倍感自豪——而这种想占有的梦想只能以破灭告终。在真实的占有中，他者也是这样被取消了，被消耗和毁掉了：只有中的苏丹，才有权在黎明将至时让情妇们离开他的卧榻，砍掉她们每个人的头颅。女人在男人的搂抱中苟且偷生，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想摆脱他。他刚松开双臂，那猎物对于他就又变成了陌生者。她躺在那儿，又新又完整，准备同样短暂地让新的情人占有。男性的一个梦想是，给女人“打上烙印”，从而让她永远属于他。但是连最自负的男人也很清楚，除了回忆他什么也不会给她留下，而与真实的现存感觉相比，最热烈的回忆也是索然无味的。整个文学都在详述这种挫折。女人成了攻击的目标，人们说她水性杨花，是叛徒，因为她的身体竟然可以一般地献给男人，而不是特定地献给一个男人。

然而，她的背叛的确是背信弃义的：她实际上把情人变成了她的猎物。只有身体才能够与另一个身体接触；男性只有让自己成为肉体，才可以做他所渴望的肉体的主人。把夏娃赐给亚当，是为了让他通过她实现超越，可她却把他拖入内在性之夜。在令人眩晕的快感中，他的情妇又把他关在黑暗子宫的非透明体中；而这个非透明体是母亲为儿子建造的，是他想逃之夭夭的。他般占有她，结果却发现被占有的竟是他自己！怪味、汗水、疲惫厌倦——大量书籍描述了一个用意识制成的肉体所具有的这种＊郁的激情。欲望诚然掩饰了厌恶，但它在满足时也暴露了贪心。有人曾说：“性交后人这种动物是悲哀的。”还有人说：“肉欲可悲。”可是男人在情人怀抱中甚至连最后的满足也未得到过。欲望在他身上很快就又萌发，这种欲望不仅仅是针对一般女人的，也是针对特定女人的。于是她握有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权力。男人感到自己身体的性要求只是一种与饥渴相似的一般要求，一种无特定对象的要求，所以，把他和这特定的女性身体紧联在一起的结合，是他者造成的。这种结合不但和不洁的受孕腹部一样神秘，而且在腹部有它的根基，它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它是魔力。

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把女人描绘成女巫、女妖，以美色和咒语迷惑男人。这种陈词滥调是远古广为流传的神话的反映。女人被奉献给了魔力。阿兰（Alain）说，魔力是万物的萎靡不振的精神；一种行为若不是来自于主动者，而是来自于被动者，它就是有魔力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男人才始终把女人看成既定事物的内在性。即使地引起了收获和生育，这也不是出自她本意的行动。她不是主体，不具备超越性和创造力，而是满载液体的客体。在崇拜这些神秘事物的社会，女人因具有这种魔力而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被尊为祭司。但是，一旦男人努力让社会战胜自然，让理性战胜生命，让意志战胜事物堕性的既定本性，女人便被看成了女巫。十分清楚，祭司与巫师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众神和法律的旨意，以群体全体成员的名义，为了公益，去控制并指挥他所驾驭的力量的；而巫师则抛开了社会，背离了众神和法律的旨意，只依他自己的嗜好去加以操纵。于是，女人不可能被完全并入男人的世界。身为他者，她同他们是对立的。很自然，她利用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为了让超越这一勇敢的壮举贯穿于男人的社会并扩展到未来，而是为了通过分离和对立把男性施入分离的孤独，拖入内在性的黑暗之中。女人是海妖，她用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触礁毁灭；她是喀尔刻（Ci。e），把情人变成了野兽；她是水妖，把渔夫吸入潭底。被她的扭力所迷住的男人，失去了意志力、事业和未来；他不再是一个公民，而仅仅是一个被欲望奴役的、被割断与社会联系的、受制于那一刻的、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邪恶的女巫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她留住远离家门的游客，用酒把他灌醉，使他忘怀一切。

要想占有他者，男人就必须始终是他自己。但是由于不可能的占有所导致的挫折，他想成为他无法与之结合的那个他者。于是他被异化了，他迷失了，他喝了春药，在他自己面前成了陌生人，坠入飞逝的、致人以死命的水潭之深处。母亲在赋予儿子生命时，也让他面临死亡的厄运。被爱的女人诱惑她的情人放弃生命，沉湎于最后一次共寝。将爱与死联为一体的结合，在特里斯坦（tristLlll）的传说里有详尽的描述，但确实有较大的真实性。由于生自于肉体，男人在做爱时也实现为肉体，而这肉体注定要走入坟墓。这更证实了女人同死亡的联系。收获女神是使五谷丰登的生育力的反面。但她似乎也是一个可怕的新娘，在她甜美虚假的肉体下面，露出了她的骷髅。

所以，男人最喜欢也最讨厌在女人（情妇或母亲）身上固定而又形象地呈现出她的动物性命运。生命对于他的生存诚然是必需的，但也判决了他的有限与死刑。男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开始走向死亡：这是在母亲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真理。他在生育中支持物种反对他自己：他在妻子的拥抱中懂得了这一点。由于兴奋和快感，甚至在此之前，他就忘掉了他唯一的自我。虽然他权力辨别母亲与妻子，还是通过她们只证实了这样一件事：他终有一死。他希望尊重他的母亲，爱他的情妇，可他也怀着憎恶与恐惧的心情对她们进行反抗。

在强调肉体戏剧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时，男人可能有多种态度。若男人不认为生命是难一的，若他对自己的特定命运不甚关心，若他不怕死，他便会欣然接受他的动物性。穆斯林女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因为社会的封建结构不允许呼吁国家反对家庭；因为宗教——它表现了该文明的好战理想——直接把男人献给死神，剥夺了女人的魔力。既然男人可以随时置身于穆罕默德的天堂的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以平静地享用女人，既不需要防范他自己，也不需要防范她。的故事表明女人是安慰和快乐的源泉，如同水果、蜜饯、芳甜可口的蛋糕和香油。我们今天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当中也发现了这种对感官的乐善好施：由于热衷于即时，不向往于不朽，法国南部的男人（他透过明朗的天空和清彻的大海，发现了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的大自然），会以美食家的情趣去爱女人。他依照传统对她们所进行的藐视，足以阻止他把她们看做人：他几乎把她们身体所带来的愉快和按滩、海浪所带来的愉快当成了一回事；他对肉体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不论是她们的还是他自己的。维多里尼在他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里说，他7岁发现女人裸体时，没有大惊小怪。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思想支持这种安然的态度。希腊的乐观主义哲学超过了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劣等者从属于优越者，因而对他是有用的。这些和谐思想未对任何肉体表示出敌意。不论是面向理念的天堂，还是面向城邦或国家，把自己视为精神（Nas）或公民的个人都认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动物本性：不论他沉湎于快乐，还是奉行禁欲主义，结合于男性社会的女人都只有较次要的重要性。当然，理性主义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性冲动体验在这些文明中仍有其矛盾性：礼仪、神话和文学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女性的诱惑力和危险仅以弱化形式表现出来。

基督教重新赋予女人令人畏惧的威望：对异性的恐惧是男人因良心不安而痛苦的表现之一。基督徒的本身是分裂的；身体与灵魂，生命与精神完全处于分离状态；原罪使身体成为灵魂的敌人，与肉体有关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只有被基督免罪并被引向天国，人才可以得救。但他天生只是一个堕落者。他的出生不仅使他注定要死去，而且注定要被罚太地狱。神的恩典使天堂可以为他开放，但在他的种种形式的自然存在中都有祸根存在。邪恶是一种绝对的现实，肉体则是罪孽。当然，由于女人永远是他者，人们并不认为男女彼此互为肉体：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它只能是女人。从她身上，基督徒看到了世俗的诱惑，肉体与魔鬼的化身。神父们全都坚持认为，是她把亚当引向了罪孽。我们必须再次援引德尔图良的话：“女人啊！你是魔鬼的大门，你说服了连魔鬼都不敢直接攻击的他。由于你，上帝之子才不得不死。你要永远举哀，永远衣衫褴褛。”所有的基督教文学都在极力宣扬男人对女人所能产生出的憎恶。德尔图良把她规定为“handpeumsngdoa”〔建在阴沟上的神殿］。圣·奥古斯丁则惊恐万状地让人去注意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的令人厌恶的混合：“IndrfN我们生于屎尿之间。”基督教对女性身体是如此反感，以至它虽然决意让它的上帝死于耻辱，却不准他受到降生的玷污：东派教会的以弗所公会议和西派教会的拉特兰公会议都声称基督是处女所生。早期的教父们——奥利金（ch）、德尔图良和哲罗姆，都认为圣母玛丽亚和其他女人一样，也是在血污中临产的。但圣·阿姆布罗斯和圣·奥古斯丁的见解却很流行。圣母玛丽亚的身体是封闭着的。中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拥有身体这一事实对于女人是一种耻辱。甚至连科学也被这种憎恶长久地麻痹了。林亲在论述自然的论文中，回避了对女人性器官的“可恶的”研究。法国医生劳伦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引起非议的问题：“非常有理性和判断力的、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这种有灵性的动物，怎么会被女人那个让体液玷污的、可耻地位于躯体最下部的、污秽不堪的阴部所吸引？”

今天，有许多其他影响在干扰着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表现。但是，尤其在清教徒世界，对肉体的憎恶依然存在。例如，在福克纳（h周见mer）的《八月的白昼》中就有这种表现。主人公的最初性冒险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关于年轻男人第一次性交后感到浑身不舒服以至于恶心的描写，在文学中屡见不鲜。如果说这种反应在实际生活中很少见，那么对此描写得如此频繁就不是偶然的。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受清教主义的影响很深，女人在大多数青少年和许多男人那里引起或多或少被公开承认的恐惧。这种心情在法国相当强烈。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里写道：“现在我倾向于把女性器官看成某种不洁的东西或伤口，因此它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只是同出血的、分泌粘液的和易受感染的东西一样危险。”对于性病的看法表达了这种恐惧。女人引起恐惧不是因为她传播了疾病。实际上，这些疾病之所以显得令人厌恶是因为它们来自于女人：有人曾告诉我说，年轻人认为，性交过于频繁能够引起淋病。认为由于性交，男人会失去肌肉力和清醒的头脑，他的磷会给耗尽，感觉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一种普遍的信念。的确，手淫也含有这些危险。由于道德上的原因，社会甚至认为它比正常的性功能更为有害。合法的婚姻和对于生育的愿望，可以对性冲动所带来的恶果起一种防范作用。但我已说过，他者同各种性行为都有牵连，而他者以女人面目出现随处可见。借助于她，男人极其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肉体的被动性。女人是吸血鬼，她吆他喝他；她的器官贪婪地以他的器官为食。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为这种想像提供科学依据，认为女人从性交得到的全部快感，可能都是来自于她象征性地阉割了他并占有他的阴茎这种情况。但是，似乎对这些理论本身就应当做精神分析，发明这些理论的医生们很可能在忙于形象地表现他们祖先的恐惧。

产生这些恐惧的原因在于这一事实：相异性，他性完全力所不及地留在他者那里。在父权社会，女人仍有许多在原始社会所拥有的令人不安的魔力。这就是为什么她不但未被交给大自然，反而被禁忌所包围，给她举行洁身利，让她负责管理祭司的原因。男人发誓不接近处于原始裸体状态的她，但通过礼仪和圣礼，却可以让她离开大地和肉体，把她变成一个人的造物。因而她所施展的魔力受到引导以后，就会变得和避雷针及发电厂出现以后的闪电一样。甚至将她的魔力用于一般利益也成为可能；这里我们看到了男人那种犹豫的新发展，而这种犹豫也是男人同他的女人的关系的特征。他爱她，在这种意义上，她是属于他的；就她仍然是他者而言，他又惧怕她。但是，正是由于她是可怕的他者，他才想更彻底地占有她——这就是他赋予她以做人的尊严，承认她是他的伙伴的原因。

女性魔力在父权家庭被彻底驯化了。女人给予了社会一个机会，使宇宙力可以合并于她。迪梅齐尔（forl）在他的《密多罗一伐楼拿》（Misra．Varouna）一书中指出，在印度和罗马，男性权力有两种表现方式：第一种以伐楼拿和罗穆路斯（ROInlus）。乾阔婆（Gantw）和牧神祭司团为代表；这种权力是侵略、强奸、混乱和蛮横的暴力；这时女人仿佛是一个要被强奸躁路的人。被强奸的萨宾女人显然是不育的，她们受到鞭打，由于常遭受到暴力而要求遭到更多的暴力。但第二种却与此相反，密特拉则、努玛（Numa）、婆罗门教徒和祭司在城市代表着法律和秩序：这时女人通过婚姻受到丈夫的约束（精心策划的礼仪是这种婚姻的特点），并且和他一起劳动，确保他能够支配种种自然力，而男人认为这些自然力也属于女性力量。在罗马，朱比特的祭司在妻子死去时要辞职。埃及也是如此；伊西斯失去圣母的至高权力以后，依旧是慷慨的、和蔼的、仁慈的、善良的，依旧是俄赛里斯的极其美丽动人的妻子。但若女人要这样成为男人的伙伴，与他互补，是他的“老婆”，就必须给她一个有意识的自我，一个灵魂。男人不可能紧紧依靠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如我们已提到的，摩奴法典答应合法妻子同丈夫一样升入天堂。男性越是个体化，越是要求他的个体性权利，他就越会确定无疑地承认他的伙伴是一个个体，是一个自由的人。东方人不关心他自己的命运，满足于让女性充当他的享乐工具。但西方人理想中的人物，一旦意识到他自己的唯一性（unqp因社踞），就可能会受到另一个既陌生又驯服的自由人的注意。希腊人根本不认为闺房女人是他所需要的同类，所以他把爱送给他的男伴们，据说这些男伴的肉体和他的肉体一样是有意识的，自由的。或者他把爱送给高级妓女，她们的智力、教养与智慧几乎和他不相上下。但是，只要环境允许，仍是妻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男人的要求。罗马公民承认主妇是一个人：通过科涅利亚（alla），通过阿利亚，他都有与他相对应的人。

荒谬的是，竟是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了男女平等。对于女人，基督教所憎恶的是她的肉体。如果女人放弃了肉体，她就会成为上帝的造物，为救世主所饶恕，变得和男人无异：她在男人旁边，在被保证有升入天堂之乐的人们中间，有她自己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几乎如天使一般是无性的，而且由于得到恩典，都在抗拒人间的诱惑。若女人同意否定自己的动物性，她——由于自己实际上是罪孽的化身——也会和那些已经战胜罪率的上帝的选民一样，是胜利的最辉煌的化身。可以为人们赎罪的救世主当然是位男性。但人类在拯救自己的灵魂时必须进行合作，因而他必须以最屈辱、最不正当的形式证明他有顺从的良好意愿。基督是上帝，然而是一个女人即圣母玛丽亚，在统治着全人类。不过，只有边远教派恢复了女人的特权和伟大女神的魔力——教会则表现了父权文明，并为其服务。而在这种文明中，让女人仍旧附属于男人是适宜的，正当的。正是由于做了男人的驯服仆人，女人才同样会成为一个圣徒。于是在中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男人的、极其完美的女人形象：基督之母的面部被光轮环绕。她是罪人夏娃的反面，她踩死了脚下的蛇；她是救世的调解者，而夏娃却是该罚入地狱的。

正文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下）

第九章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下）

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她处于母性状态时，必然身体变形和受奴役。圣母玛丽亚的处女性首先有一种消极价值：处女的肉体因被免罪而不再具有肉体的性质，它未被触摸或被占有过。同样，亚洲的大母神也不应当有丈夫：她创造了世界，在牢牢地统治着世界；她可能会肆意妄为，但她做母亲的威严并没有被妻子受的奴役所削弱。圣母玛丽亚同样不懂得性的站污。和弥涅尔瓦（Minerva）一样，她也是象牙塔和避难所，是坚固城堡的主楼。和大多数基督圣徒一样，古代的女祭司也都是处女：献身于善的女人，应当在体力完好无损的光辉中被奉献出去，应当以末被征服的完整性来保持自己的女性本质。如果说圣母玛丽亚根本不具备配偶的地位，那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她身为女人一母亲的地位。但是她只有接受了她的从属角色，才可以得到赞美。“我是上帝的仆人”。在人类历史上，她第一次跪在儿子面前，毫不在乎地接受了她的劣等地位。这是男性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在对圣母玛丽亚的狂热崇拜中完成的——这是以女人的最后失败对她的名誉所进行的恢复。伊西塔、阿西塔尔忒和赛比利都是残忍的，任性的，好色的，而且拥有魔力。她们握有生死大权，在生出男人时就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在基督教中，生与死只取决于上帝，人一旦离开母体，就永远摆脱了那个身体，这时大地只是在等待着埋葬他的尸骨。在废除了母亲魔力的地方，统治他的命运已告结束，所以洗礼使那些把胎盘扔到火里或水里的礼仪显得滑稽可笑。在世界上不再有魔力的任何位置：唯有上帝才是国王。大自然最初是有害的，后来由于得到恩典，无法再造成危害。母性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女人若想克服她的固有缺陷，只有服从上帝的意志，附属于男人。通过这种须从，她可以在男性神话当中担任新的角色。既然她已经被打倒，既然她只要想支配，只要没有明确退位，就会受到踩踏，那么也就可以让她享有奴仆之尊荣。她的原始特质一点也没有失去，但作为象征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凶兆，现在是吉兆；恶的魔力变成了善的魔力。作为仆人，女人被尊为最伟大的神明。

女人既然被树为母亲，她就要首先作为母亲受到爱戴和尊重。在母性的两种古代面目中，男人今天只希望知道那和蔼可亲、吸引人的一面。男人是受时空限制的，他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他在自然和历史之间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而两者都与他无关。女人也受到限制，和男人一样，她也有精神；但她也属于大自然，生命之流源源不断地从她那里流过。所以，她在个体与宇宙之间好像是一个调解者。既然母亲已是一个使人放心的圣人，男人自然要转而去爱她。他在自然中迷失，于是想逃避，但一旦同她分离，又希望回去。母亲被牢牢地固定于家庭，固定于社会，她遵守法律和习俗，所以确实是善的化身：她部分属于自然，不过自然变成了善，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还具有神秘性的话，那么这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神秘性，就和达·芬奇画的圣母像中的那种神秘性一样。男人不希望做女人，但他却梦想自己能够囊括所有的存在，因而也包括这个和他有区别的女人。他在崇拜母亲对，极力占有她那奇怪的财富。承认他是母亲的儿子，就等于从心里承认他的母亲。就女性是和大地、生命以及过去的联系而言，这是同女性并为一体。

在维多里尼写的《在西西里岛上》一书中，主人公看望母亲时所寻求的，是他的故土，是故土的芬芳与果实，是他的童年，是他对祖先的记忆，是传统，是他的个人生活把他从那里切断的根。正是这深深扎下的根，让男人对自己的超越倍感骄傲。怀着一种敬佩的心情看到自己是怎样挣脱出母亲怀抱，为冒险、为未来和战争而一往无前的，这让他感到高兴。这种分别，若无人挽留，便不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动，就会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不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而且，他也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随时准备欢迎他的归来。在紧张的战斗之后，主人公很想和母亲一起重新享受一下内在性的宁静：她是避难所，是静寂；她用手抚摸他时，他又落入自然的怀抱，他任凭自已被生命之流静静地冲向前去，就像在子宫或坟墓里那样。如果说传统让他为探母而死，那是因为，在母性面前，甚至连死亡也是驯化了的，与生一致的，同所有的肉体生命密切相关的。

和在古代帕耳开神话里一样，母亲仍与死相关，就是说由她埋葬死者，哀悼死者的去世。但她的作用也正是把死与生联为一体，把死与社会、公共福利联为一体。所以，对“英雄母亲”的狂热崇拜受到蓄意鼓励：如果社会能说服母亲让她们的儿子去死，它便会认为它有权杀死他们。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控制母亲对于社会是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身上满载荣誉，她拥有一切美德，宗教的产生与她有特殊关系——因而不许背离宗教，冒天下之大不匙去犯笃圣罪和亵渎罪——的原因。她是道德的守护者，是男人的仆人，是魔力的仆人，如果它存在的话。所以她会以既定的方式去亲切指导她的孩子。一个社会，其乐观态度越是坚定，它对这种温柔权威的服从就越是驯服，母亲就越是受到美化。菲利普·怀利（Philipyie）在《毒蛇的后代》中，把美国“妈妈”描绘成了一个偶像，因为美国正式的意识形态，其乐观主义十分坚定。赞美母亲，就是承认生育、生命和死亡既具有动物的形式，又具有人类社会的形式，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由于奥古斯特·孔德梦想达到这种综合，他让女人变成了未来人类值得崇拜的人物。但这些想法又使一切革命者都反对母亲的形象。他们对她表示蔑视，拒绝接受那种试图通过母亲这位法律与习俗的守护者所强加于他们的——毋m〔现状严。

给母亲带来荣耀的尊重，环绕着她的禁令，压抑了怀有敌意的憎恶，而这种憎恶与她引起的肉体敏感性自然地温在了一起。然而，对母性的某种潜在恐惧依然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以来，始终存在一种较为次要的、可以肆意表达这种厌恶的神话：这就是关于岳母的神话。从寓言到轻歌舞剧，男人总是通过他妻子的母亲去表达他对母性的轻蔑，而她不受任何禁忌的保护。他不愿意想到他所爱的女人是被生出来的：他岳母是衰老的明显写照，她在生出女儿时就使她面临衰老的厄运。她的肥胖和她的皱纹在提醒人们注意，肥胖和皱纹也会出现在年轻的新娘身上，这样便可悲地预示了新娘的未来。她在母亲旁边似乎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物种的一个阶段；她不再是一个被人渴望的猎物，一个被爱的伙伴，因为她的个体的和分离的生存被融进了一般的生命。她的个体性被普遍性淹没，她的精神自主性被她的植根于过去和肉体的存在可笑地夺走：男人正是这样让怪人的客体生存沦为笑柄。但如果他的嘲笑充满了积怨，那是由于他十分清楚，他妻子的命运是大家的命运，也是他的命运。各国的故事与传说都让继母充当母性残忍一面的化身。是继母把白雪公主给整死的。在继母的邪恶形象中，始终《以发现戴着繁髅颈链的喀里的影子，如德·塞居尔夫人（J肝班加种辩）书中的非希妮夫人，她在鞭打索菲时就是如此。

可是在被尊为圣徒的母亲的后面，还紧跟着一群把草药汁和命星放射物献给男人的善良的女术上：祖母，目光慈祥的老妇人，好心肠的女仆，慈善姐妹全的修女，有一双极温柔的手的护士，魏伦动轴心地梦中的情人：

你甜蜜、沉思，对什么也不吃惊，

人们吻你的前额，犹如一个孩子。有人说她们同弯弯曲曲的葡萄树和淡水一样，非常神秘；她们敷裹并治愈伤口；她们的智慧是生命的无声智慧，她们无师自通。在她们面前，男人忘掉了自尊；他体验到温顺和重新变成孩子的甜蜜，因为和这些女人呆在一起，无须为威望而斗争：他不会妒忌自然拥有的非人的魔力；这些在照料着他的聪明初学者，在奉献自己时承认她们实际上是他的仆人；他服从她们的仁慈权力，因为他知道，尽管他服从，他仍然是她们的主人。姐妹，童年的朋友，纯洁的少女，所有未来的母亲都在这伙慈善者之列。而他妻子本人，她的性魔力一旦消失，她就会被许多人看成是他们孩子的母亲，而不是爱人。既然母亲以前曾经既被奉若神明又是受着奴役的，人们就不必再把她当成伙伴，因为她现在也是既被奉若神明又受着奴役的。为母亲恢复名誉，就是为肉体因而也就是为肉体结合及妻子恢复名誉。

由于她的魔力武器为婚礼所剥夺，她在经济和社会上附属于丈夫，于是“贤妻”是男人最珍贵的财产。她十分彻底地属于他，以至有和他一样的本质。她有他的姓氏，信奉他的神，而他为她负责。他称她是他的“老婆”。他为妻子感到骄傲，就像他为他的房子、土地和羊群感到骄傲一样，有时甚至更加骄傲。通过她，他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权力：她是他的尺度，他的现世命运。在东方人看来，一个女人应当是丰满的，这样人们就能够看到她的营养状况良好，她就能够为丈夫增光。一个穆斯林拥有的妻子越多，把她们打扮得越俏丽，他得到的评价就越高。在资产阶级社会，女人必须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有优雅的风度：她的美丽、魅力、智力和典雅，都是她丈夫财富的明显外在标志，如他订做的汽车车身那样。若他是富有的，就会用裘皮和珠宝来打扮她；要是不太富有，他就会夸耀她有德行和会持家。而最穷困潦倒的人，要是得到一个能侍候他的女人，就会认为他毕竟有了一点财产：《驯悍记》中的主人公把他的邻居全都找了来，看他可以多么有权威地降服他的妻子。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男人都会令人想起坎道勒斯王（kingdaules）：他当众裸露妻子的身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大肆宣扬他的好品质。

但是，女人不仅满足了男人的社会虚荣心，她还是一种更深层自尊的根源。他以支配她为乐。除了犁钟开沟的那些现实主义象征，如果女人还是一个人的话，她还有更神圣的象征：丈夫不但在性爱方面，而且在道德和智力方面“造就了”他的妻子。他教育她，加记号于她，在她身上打上了他的烙印。男人喜欢做的一个白日梦就是让事物浸透着他的意志——塑造它们的形式，刺入它们的本质。而女人尤其是“他手中的泥”，这块泥是被动的，任他加工，任他塑造。她在屈从中反抗，让男性的主动性有可能得到无限的发展。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物质，对它的加工和处理很快就会完成，因为做这项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但女人的难能可贵之处也在于，她身上的某物以某种方式逃避了每一次拥抱。于是，男人成为这样一种现实的主人：它更值得驾驭，因为它不断地逃避控制。

女人在男人身上唤醒了一个陌生者，他骄傲地承认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在婚姻的无可指责的狂欢中，他发现了他自己动物本性的伟大：他是雄性。同样他也发现女人是雌性，不过这个字眼现在溢满赞美之义：这个雌性动物在为她的孩子操心，在给他们喂奶，在抚摸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这个雌性是人类的典范。男人激动地要求他的伴侣做出这种忍耐，这种奉献。她依旧是大自然，但却被渗入了对社会、对家庭、对家长有用的所有美德，他懂得如何将这些美德领人家中。男人和孩子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揭示藏在事物中的秘密；从这一角度来看，事物具有欺骗性。布娃娃一旦被撕开，它的内部就会暴露在外面，不再有什么灵性。生物的内在本性更让人难以琢磨。女性的腹部是内在性和死亡的象征，它固然暴露了部分秘密，如在女人的脸上露出快乐的表情时，但它也隐瞒了这些秘密。男人把这个隐隐颤动的生命骗到他家时，这种神秘性并未因占有而受到破坏。女人把雌性动物的功能搬进了人类世界。她延续生命，统治内在性的王国；她把子宫的温暖与亲密带到家中；是她在理家，让家里充满了生气，而这个家不但维持了过去，也在预示着未来。她生出下一代，养儿育女。多亏有了她，男人才能把由于工作与活动而散落在外部世界的生存，重新集于她的内在性之中：他晚上回到家时，总算又能抛锚上岸了。他日常工作的连续性是靠他的妻子来保证的；不论他在外部世界碰到什么意外，她都要保证让他吃好、睡好。不论什么被搞坏了或用旧了，她都要恢复过来，她为疲惫不堪的工人去做饭，在他生病时照顾他，她缝缝补补，洗洗唰唰。她把整个广大世界全都引进了她所建立和维持的婚姻世界：她生起炉火，在房子周围种花，驯化来自太脱水和大地的物质。一位被倍倍尔列举过的资产阶级作家，认真总结了这一理想：“男人所渴望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不但只为他一个人操碎心，而且可以抚平他额头上的皱纹，可以带来宁静、秩序和稳定；他每天回到家时，她可以温柔地调节他的情绪和控制他得到的东西；他希望有人能够让家中的所有东西都飘洒着女人那种难以言状的芳香，具有生命那种生机盎然的温暖。”

基督教出现以后，女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被精神化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她不是集中体现了事物的那种可直接供玩赏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内心深处的隐秘的纯粹的存在，比肉体的神秘性更加高深莫测，它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荣格说，城市总是被比做母亲，因为它们包括公民：于是赛比利被描绘成戴着塔式头冠。同样人们也谈到“祖国”（motw），但这不仅是指养育他们的土地，也是指以女人为象征的一种更微妙的现实。在旧约全书和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不仅仅是母亲：它们也是妻子。有些城市是处女，有些城市则是妓女，如巴贝尔和泰尔。所以法国被称为“教会的长女”；法国和意大利是拉丁姊妹。在代表法国、罗马和日耳曼的雕像中，以及在协和广场的那些赋予斯特拉斯堡和里昂以人格的雕像中，所展示的不是女人的功能，而是她的女性气质。把这些地方比做女人的比喻，并不完全是象征性的，也为许多男人所深切地感觉到。旅游者常从女人身上寻找所访国家的要害：当他拥抱一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女人时，他似乎觉得他占有了意大利或西班牙的芬芳本质。有一位记者说：“每当我来到一所新的城市，总要先去光顾妓院。”如果说一块棕黄色的巧克力就可以为吉德揭示出整个西班牙，那么，具有异国情调的亲吻就更可以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动物和植物、它的传统和文化，向情夫全盘托出。女人虽然不是政治制度或经济实力的概括，但她却是它们物质内核的和它们神秘超自然力的化身。从拉马丁的《格拉齐拉》到皮尔·洛蒂的小说及莫朗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看到陌生人努力通过女人去把握一个地方的灵魂。米尼翁（Mignon）、西尔维亚、米雷伊、科隆巴（COlolnba）和卡尔曼（an），揭示了意大利、瓦莱、普罗旺斯、科西嘉和安达卢西亚的最深层现实。在德国人看来，歌德赢得了阿尔萨蒂安·弗里德里卡的爱，是德国兼并阿尔萨斯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巴莱土看来，柯莱特·博杜克拒绝同一个德国人结婚，就是阿尔萨斯击退了德国。他用贝尼丝这个小人物来象征文格莫尔特和一种微妙而敏感的文明的全部；而她也象征了作家本人的敏感性。她是自然、城市和全人类的灵魂，男人也在她身上发现了他的神秘幽灵；男人的灵魂是普赛克（PsyChe），一位女人。在玻（Poe）的《乌拉路姆》中，普赛克具有女性的特质：

有一次，我和我的灵魂

穿过长着松柏的泰坦小径信步走去——

和普赛克，我的灵魂……

我抚慰着、亲吻着普赛克……

我说：“亲爱的妹妹，在这位说的墓口，

可留下了什么？”

而马拉梅在和“一个灵魂或不如说我们关于灵魂的观念”（即人的精神之神性）的戏剧对话中，把灵魂称为“十分典雅而反常的贵妇”（原文如此）。基督教世界较少用肉体存在去代替他女和女妖，但住家、景色、城市和个人本身，仍被一种难以察觉的女性气质所缠绕。

这一隐藏在事物之夜的真理，也在天国放射出光芒；灵魂完全是内在的，但它同时也是超越，是理念。城市和国家不但具有女性的特质，也具有抽象的本质，如制度：基督教教会、犹太教、共和政体和人性都是女人，和平、战争、自由和胜利也是如此。男人把在他面前树为主要他者（tial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比喻，不论在语言中还是在绘画中，都是女人的原因。女人是灵魂和理念，但她也是它们的调解者：她是神的恩典，她把基督徒引给上帝；她是在地狱里指引但丁的比阿特丽丝，是激励彼特拉克走向诗的顶峰的劳拉。在把自然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所有学说中，她仿佛是和谐、理性和真理。诺斯替教派把所罗门的智慧变成一个女人——索菲妞，并认为她有拯救乃至创造世界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不再是肉体，而是受人赞许的本体；她不再是被人占有的，而是放射出完好无损的光辉，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笔下的面色苍白的死者犹如流水，犹如拂面而过的风和流逝的记忆。由于骑士爱和女雅士的出现，并且由于向女人献殷勤的传统，女人不再是一个动物，宁可说是一个幽灵，一缕清香，一道霞光。于是，女性之夜的浑浊变成了透明的，而邪恶也有了变成贞洁的趋向。

女人向下的作用发生了逆转，她不再是把男人弓；向大地，而是把他引向天堂。歌德在《浮士德》结尾处宣告：

永恒的女性，召唤我们向上。

圣母玛丽亚是获得新生并献身于善的女人形象的化身，她被家喻户晓，并受到普遍尊重。看看文学和绘画是如何表现她的，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是从中世纪的热情基督徒向她做的祈祷中摘下的几段话：

…至高的圣母啊，你是滋润的露珠，快乐的泉水，怜悯的航道，冷却我们热情的活水之井。你是上帝让孤儿吸吮的乳汁…你是精髓，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有善物的核心，你是正在的女人，你的爱始终不分…你是妙手回春的医生，不是萨莱诺或蒙彼利埃所能相比的……你是淑女，有一双能治病的手…能让瘫痪者行走，能起死回生。

在这些祈祷中，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女性特质。圣母玛丽亚是生育力。露水与生命的泉源。许多雕像都描绘她在井旁，在泉源和泉水分边时的情景，“生命之泉”是用得最广的一句话。她没有创造力，但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她上藏于地下的东西跃到光天化日之下。她是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深刻现实，是核心和精髓。通过她，欲望得到了满足：把她给予男人是为了让他得到满足。她治病救人，使人强壮；她是男人与生命的中介；而生命来自上帝，所以她也是人与上帝的中介。德尔图良把她称为“魔鬼的大门”，但经过美化之后，她则变成通往天堂的大门。我们在绘画中看到她打开天堂的门窗，或在天地之间架起云梯。她更直接地表现为辩护者，在她的圣子面前为男人辩护；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她坦胸露乳，以光荣的母亲身份向基督苦苦哀求。她保护孩子们，她的大慈大悲使男人在海上、在战场上度过每一次危难。她操纵着神圣的正义，亲切地把称出灵魂价值的天平，压向博爱这一边。

在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即使在彻底结合于社会时，女人也巧妙地扩大了它的疆域，因为她私下对生命宽宏大量。的确，在男人的有计划性的工作和自然的偶然性之间存在着的这条鸿沟，有时仿佛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当女人（她太温顺了，以至对男人的工作不会构成威胁）只准备充实这些工作并软化过于刻板的工作方式时，这鸿沟又是有益的。男神代表命运，而在女神身上，人们发现了一种专横的慈善和反复无常的恩惠。基督徒的上帝充满了正义的威严，圣母玛丽亚则充满了博爱的温柔。在人世间，男人是法律、理性和必然性的捍卫者，女人则意识到男人本身的以及他所相信的这种必然性的固有偶然性；因此，她既情不自禁地加以神秘的嘲讽，又表现出一种柔韧的宽宏大量。她治愈男人的创伤，哺育婴儿，掩埋死者；她完全清楚什么会伤害他的自尊，什么会羞辱他的任性。当她在他面前俯首听命、贬低肉体、崇尚精神时，她停留在有精神的肉体的边缘。正如我所说的，她磨平了男人建筑物的刺目棱角，赋予它们以意外的豪华与典雅。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这就是她那幻灭的、悲哀的、讥讽的、给人以爱的智慧的秘密。在女人身上，甚至连轻浮、任性和无知也是令人倾倒的美德，因为它们装点了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一面，而男人虽然决定在这里生活，却不愿意有局限感。同指定的意义和以实用为目的制造的工具相反，她坚持未被触动过的事物的那种神秘性。她使城市街道、耕地荡漾着诗的气息。诗应当去捕捉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的事物。女人是一种极有诗意的现实，因为男人从她身上看到了他决心不充当的一切。她是梦的化身，而这梦对于男人既十分熟悉又极其陌生：是他所不希望或没有去做的，是他所向往而又无法达到的；神秘的他者是彻底内在的，远离超越的，她将给梦以她的特质。所以奥里莉亚在梦中看望那瓦尔，在梦中把整个世界送给他：“她在明媚的阳光中开始变大，一点一点地使花园变成了她的形状，那花坛和树木变成了她衣服上的玫瑰和彩带；而她的面容和双臂把它们的形状深深地印在那空中变红的云朵上。当她变化时我看不见她了，因为她变大时似乎消失了。‘啊，别从我身边飞走！’我大声呼喊；‘因为自然会和你一同消失。”’

既然女人是男人诗作中的主题，可想而知，她就应当是他的灵感：缪斯们（theMuses）就是女人。缪斯介于创造者和他应当吸取的自然之泉之间。女人的精神深埋于自然之中，通过她，他将探到沉寂与多产之夜的深度。缪斯本身什么也没有创造。她是一个沉着聪明的西比尔式人物，温顺地为主人服务。甚至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她的忠告也是有用的。男人总是喜欢单独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别人的帮助常令人感到尴尬。但他也认为，女人的意见有另一种价值意义，有一种属于她自己本能的智慧，同实际近乎一致。当男人可能打听出他的命运时，他总是寻找她的“直觉”。这种“直觉”甚至被注入到商业和政治：阿斯帕西妞和德·曼特依夫人就是在今天也会有成功的职业。

男人欣然交给女人的另一种职责是衡量价值的分量，她是一位有特权的法官。男人梦想他者，不仅是为了占有她，而且是为了得到她的认可。要得到别的男人——他的同事——的认可，他就必须不断地保持紧张状态，所以他希望来自外部的关心，可以赋予他的生命、他的事业以及他本人一种绝对的价值。上帝的关心是神秘的、异己的、令人不安的，即便在信仰时代，也只有少数神秘主义者渴望它。这一神圣角色常由女人去承担。她是他者，所以她外在于男人世界，能够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而且她和男人关系密切，所以她不会建立有背于他本性的价值。在每一种特殊场合，唯有她才能够报告是否存在着勇气、力量和美，能够向外部证实它们的一般价值。由于相互在扮演一种观众角色，男人们在他们之间的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陷得太深了。女人则处于这种冲突之外：她的整个处境使她注定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骑士为情妇在马上比武，诗人在追求女人的赞许。拉斯蒂尼亚克（Rashgnac）在筹划征服巴黎时，首先打算要有女人，这与其说是为了在肉体上占有她们，不如说是为了享有唯有她们才能给予男人的声誉。巴尔扎克通过那些年轻主人公，形象地表现出了他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是在年长的情妇们的陪伴下，开始教育和塑造自己的，而女人不只是在他的《山谷中的百合花》里才充当这种教育者的角色。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司汤达的小说以及其他描写学徒生活的故事中，女人也被指定担任这种角色。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女人是自然生成的，同时也是非自然生成的：就是说，她是自然的化身，也是社会的化身。如我们在骑士诗歌中，在和《阿斯特雷》中所看到的，她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明和文化。她推出新的时尚，她主持沙龙，影响并反映舆论。声望和光荣是女人；而马拉梅则说：“大众是一个女人”。年轻男子在女人的陪伴下步入“社会”，步入被称为“生活”的复杂现实。女人是英雄、冒险家和粗鲁的个人主义者注定要得到的特殊奖赏。在古代，我们看到琅耳修斯救出了安德洛墨达（AndIDeda），俄耳浦斯到冥国去找政律狄刻，而特洛伊人为保卫美丽的海伦而战。骑士小说主要讲的是营救被俘公主之类的英勇。如果迷人王子不唤醒睡美人，他又能占有什么呢？国王与牧羊女结婚的神话，让男人和女人一样高兴。富人需要给予，否则他的无用财富就是抽象的：他身边必须有一个可给予的人。灰姑娘的神话——它在菲利普·怀利的《毒蛇的后代》中受到诚恳对待——在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尤其盛行。如果不是用在一个女人身上，男人如何花得掉他们多余的钱？除了别人．奥森·韦斯在《公民凯恩》也具体表现了那种帝王式的虚伪慷慨：凯恩决定向一位无名歌手大量馈赠礼物，强迫公众承认她是一个伟大的歌后，用此给他自己的权力增添光彩。在法国，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公民凯恩式的小人物。另一部影片《危急关头》的主角，认拥有绝对智慧的印度回国时，觉得用这种智慧需要做的唯—一件事就是赎回一个妓女。

显然，男人在梦想自己是一个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时，仍在渴望女人服从；为了唤醒睡美人，睡美人必须昏睡不醒；若有被掳的公主，周围必有妖魔鬼怪。然而，男人越是喜欢艰巨的事业，给女人以独立就越会让他快活。征服比馈赠或解放更令人神往。

所以，普通西方男人理想中的女人，是这样一种女人：她受他支配时是自由的，她不人云亦云，但她也屈从他的论点；她机智地进行反抗，却以认错而告终。他的自尊心越强，他想冒的险就越危险：征服彭忒西勒亚要比娶顺从的灰姑娘更为壮观。尼采说：一勇士热爱危险和运动。这就是他爱女人——一切运动中最危险的运动的原因。”喜欢危险和运动的男人，若对征服女人寄予希望，是不愿意看到她变成一个勇士的。他心里所希望的是，这场斗争对于他是一场游戏，而对于女人却与她的命运相关。不论男人是解放者还是征服者，他的真正胜利都只能在于这一点：女人坦然地承认他就是她的命运。

因此，“有一个女人”这句话有双重含义：她的客体功能和仲裁者职能是不易区分的。从女人被看成一个人时起，除非征得她同意，否则对她是不能征服的，而只能说服。睡美人的微笑使迷人王子的努力获得圆满成功，被掳公主的快活而感激的眼泪使骑士之勇猛得以证明。另一方面，她的揣度目光不像男性的揣度目光那么冷漠严峻，它容易受魅力的影响。所以英雄主义和诗歌是诱惑的样式，但女人在自已被吸引时，也美化了英雄主义和诗歌。从个人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她又成为有特权的主要者；在他看来，她不是举世公认的价值的尺度，而是他的特长和他的存在（being）的展示。一个男人的同伴在评价他时，所依据的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评价既是客观的，也是涉及到公认的标准的。但是，他的有些特性，其中包括他充满活力的特性，却只有女人才会感兴趣。唯有在涉及到她时，他才是雄赳赳的、有滋力的。诱人的、温柔的、残忍的。若要赋予这些较为神秘的特性以重要的价值，他就绝对需要她的存在。通过她，他将经历一个奇迹：在他自己看来，他仿佛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又是他最彻底的自我。马尔罗有一段话极其生动地表现了个人主义者对于他所爱的女人的期望。乔问他自己：“‘我们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别人的声音，用自己的喉咙去听自己的声音。’这很对。但人们也是用他们的喉咙听自己生命的声音——听别人生命的声音的吗卜…··在别人看来，我是我扮演的那种人……但唯独在梅面前，他才不是他所扮演的那种人；而且，唯独在他面前，她才是和原来的她完全不同的人。拥抱时，爱使俩人联为一体，抵消了孤独感，不过拥抱并未给男人带来宽慰。对于疯子，对于无比残忍的人，宽慰是最为珍贵的，每个人对于他自己都是一种宽慰，他把它珍藏在心底。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只有在梅面前，他才不是乔·吉尔左斯，而是一个亲密的伙伴……男人不是我的伙伴，他们在观察我、评价我；我的伙伴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爱我，不观察我；她们爱我时不顾一切，不在乎受到贬低，不在乎下贱，不在乎被出卖；她们爱的是我，而不是我曾经或将要扮演的那个人；只要我爱我自己，她们就会爱我，甚至不惜自杀。”

乔的这种态度之所以是有人情味儿的、令人感动的，是因为它暗示着相互性，他要梅爱本来的他，而不是要讨得一个奉承的反映。在许多男人身上，这一要求退化了：他们不是准确地揭示自己，而是想通过人们的目光发现自己的光辉形象在被人仰慕。感激、奉若神明。女人常被比做水，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还因为她是一面镜子。那耳喀索斯之流的男性，用这面镜子仔细端详自己：他诚心诚意地或虚情假意地偏向她。但不管怎样，他实际上是要她成为存在于他之外的、他心里所不能把握的一切，因为这个生存者的本性仅仅是虚无，也是因为他要实现自我就必须通过一个客体看到他自己。既然女人在一种外在于他的、他通过她的肉体可以具有的形式下，是他自己的神化，那么她就是给他的最高报偿。当他紧紧搂住为他所概括了的世界、他把自己的价值与法律强加于其上的那个人时，他是在拥抱这个“怪物”——他本人。在和这个归他所有的他者结合时，他希望实现他自己。女人是财富和猎物，是运动和危险，也是保姆、向导、法官、调解者和镜子，所以她是这样的他者：主体通过她超越他自己而不为其所限，她与他相对立而不予以否定；她也是这样的他者：她让自已被占有而仍不失为是他者。所以，她对男人的幸福和胜利是十分重要的，以至可以说，即使她不存在，男人也要把她发明出来。

他们的确发明了她，但她的存在也和他们的独创性相脱节。所以，她不仅是他们梦想的化身，也是这一梦想的幻灭。女人任何一种象征性形象无不引起相反的形象：她是生与死，大自然与人造物，昼与夜。不论我们认为她具有怎样的外表，总是发现她是这样变来变去，因为次要者必然会重新成为主要者。在圣母玛丽亚和比阿特丽丝（Beatrice）的形象中，夏娃和喀耳刻仍然存在。

克尔他郭尔在浦萄酒中的真理》中写道：“通过女人，理想进入生活。所以，要是没有她，他会如何？许多男人多亏有了某个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但从来没有哪个人因为有了某个答应和他结婚的年轻姑娘才成为天才……”

“通过一种消极关系，女人可以使男人具有丰富的想像力……

与女人保持消极关系可以使我们变得无限……一般来说，同女人保持积极关系会使男人变得有限。”这就是说，只要女人还是一种理念，只要男人通过她能够看到他自己的超越，她就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却是不吉利的，她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而存在。克尔供郭尔认为，通过拒绝和未婚妻结婚，他建立了唯一有效的同女人的关系。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即，把女人树为无限的他者（teOther）的神话也会产生它的对立面。

由于女人是一种虚假的无限，一个无真理性的理想，她始终表现为有限与平庸，基于同一理由，她也表现为谬误。在拉福格笔下她就是这样出现的。他的整个作品都在发泄他对神秘的怨恨，他不但因为神秘而责备女人，也因此而责备男人。奥菲丽亚、莎乐美实际上只不过是“小妇人。”哈姆雷特仿佛在想：“奥菲丽亚之所以会爱我，是因为她得到了恩惠，因为我在社会上和道德上比她的女朋友们优越。掌灯时，她也会对舒适安逸发出那些平庸无奇的议论！”女人使男人梦想，可她也想到舒适和晚餐的炖肉。当她只是一个肉体时，人们对她谈及她的灵魂。她的情人盲目地相信自己在追求理想，可实际上他却是自然的玩物，而他利用这种种神秘的目的在于生殖。女人其实是生命的普通外表，她愚蠢，谨慎，吝啬，无聊。

男人成功地奴役了女人，但他也成功地让占有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女人与家庭和社会结为一体，她的魔力不是改变了，而是消失了。她被降到仆人地位，不再是体现自然各种财富的未被征服的猎物。自骑士爱兴起以来，婚姻扼杀爱情就是司空见惯的了。过多的蔑视，过多的尊重，过多的日常琐事，使得妻子不再有性的吸引力。婚礼本来就是用来让男人防范女人的；她成了他的财产。但是，我们占有的一切，反过来也占有了我们，所以，婚姻对于男人也是一种形式的奴役。他落入自然设下的陷阱：由于他渴望得到一个黄花姑娘，就不得不去维持笨重的主妇或干瘪的丑老太婆的生计。用来装饰他的生存的精致珠宝，变成了可恨的负担：冉蒂皮始终是最令男人畏惧的女人典型。如我们所见，她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是许多悲哀的主题。但是，即便是女人年轻，婚姻中也还是有欺骗存在；因为只要人们认为性爱应当社会化，婚姻总会把它给扼杀掉。

事实是，性爱含有瞬息反对时间、个体反对群体的权利要求；它肯定分离，反对沟通，反拨一切法规；它有一种敌视社会的本原。习俗绝不会完全屈从于严厉的制度与法律；爱情总是向它们挑战。在希腊和罗马，爱情以肉欲形式转向年轻男人或高级妓女。骑士爱既是肉欲的也是纯精神的，它总是指向别人的妻子。《特里斯坦》就是一首描写通好的史诗。1800年前后，女人神话又重新出现。这个时期，通奸成为各种文学作品的主题。某些作家，如亨利·贝恩斯坦，竭力捍卫资产阶级制度，拼命把性冲动和爱情重新纳人婚姻的轨道。但在波托一里什的中也有较多的真实性，这部作品表现了两种价值秩序的不相容性。通奸也许只会随着婚姻本身的消失而消失。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婚姻的目标是让男人免受他自己的妻子的影响：但其他女人对他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于是他将会转向她们。女人也有意介乎于此，因为她们在反抗旨在剥夺她们一切武器的事物秩序。为了把女人从大自然当中分离出来，通过礼仪和契约让她受男人的支配，她被赋予了做人的尊严，被赋予了自由。但自由恰恰意味着避免一切征服。若把自由给予本来拥有有害魔力的人，她就会变成危险人物。由于男人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搞折衷，她变得更加危险。他只有在把女人变成仆人，并使她的超越性受挫时，才可以在男性世界上对她予以承认。给予她的自由只有消极用途，她情愿抛弃这种自由。女人只有当了俘虏才是自由的；为了重获她身为自然客体的权力，她放弃了做人的这种特权。她白天昧着良心去扮演顺从仆人的角色，夜里却变成了一只猫或席。她重新裸露出她那冰肌玉肤，或者，骑在扫帚柄上，去参加魔鬼舞会。她的确在对自己的丈夫施展夜间的魔力，但向丈夫隐瞒她的身体变形要聪明一些。她情愿把陌生人当做猎物，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支配她，而她对于他们仍然是草木、泉水、星辰和女巫。所以，她注定是不忠的：这是她的自由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形式。她的不忠甚至表现在她的欲望、想法和意识之外。由于她实际上被看做一个客体，她被供给了任何一个愿意占有她的主体。不论是关在闺房里还是藏在面纱下，若说她不会引起某人的欲望，都是大可置疑的。而唤起陌生人的欲望就是击败她的丈夫和社会。但是，进一步来说，她在这种行为中往往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她只有用欺骗和通好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并揭露男性自负与虚伪。这就是为什么丈夫的妒忌一触即发的原因。我们在传说中看到，一个女人可以无缘无故地受到怀疑，稍有疑点便遭到谴责，如布拉班特的热内维埃芙和苦丝狄蒙娜。甚至在产生任何怀疑以前，格赖斯尔达就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若女人事先并没有什么疑点，这个故事就荒谬了。毫无疑问人们要去证明她的不检点：这是在让她去证实自己的清白无辜。

的确，这是妒忌心无法满足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占有不可能绝对实现；即便是不许其他一切人来提水，一个人也不可能占有他用来止渴的泉水：他虽然妒忌，却完全明白这一点。女人一般是易变的，如水一般流动；人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违抗自然的真理。纵观整个文学作品，从到，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比男人计胜一筹。而且，他做看守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让他——以父亲、兄弟和丈夫的身份——为女人行为负责的是社会。由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原因，她被迫操守贞节，因为每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的确是自己父亲的儿子。

但是，迫使女人准确地适应社会所强加于她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男人的双重要求使女人注定要表里不一：他想让女人属于他，又想让她无关于他；他希望她既是仆人又是妖妇。但在公开场合他只承认第一种要求，第二种要求是不公开的，他把它藏在自己精神与肉体的深处。它与道德和社会背道而驰，是邪恶的，有如他者，有知难以驾驭的大自然，有如“坏女人”。男人并非完全献身于他所树立并声称要实行的善，他与恶保持着可耻的联系。但是，不论惑是否敢忘乎所以他表现它本来的面目，男人都会群起而攻之。在橡胶的夜里，他求女人去造爱，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又否认自己与这一罪率及美丽的罪人有任何关系。而女人，本身在床第秘处是罪人，却唯有在崇拜贞操时才越发热情。正如在原始人当中男性是世俗的，女性是有宗教神秘魔力的，在近代社会，男人行为不检点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过失，常常受到宽容。即使男人违犯了社会法律，他也仍旧是社会的一员。他不过是一个印一戏wt讨厌的孩子〕，不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多大威胁。一另一方面，若是女人逃避了社会惯例，她就会重返大自然，再度变成恶魔，在群体之中释放出无法驾驭的邪恶力量。恐惧始终和对女人放荡行为的指责混在一起。如果丈夫未能让妻子保持贞操，他就要分担她的过失。从社会角度来看，他的不幸是对于他的名誉的一种污损。有些文明非常苛刻，要他杀死不道德的妻子，以同她的罪过划清界线。在其他文明，讨好的丈夫受到嘲弄和惩罚，人们让他赤条条地骑着公驴游街示众。社会还会在丈夫的住处严惩这个有罪的人：她冒犯的不仅仅是他，还有整个集体。这些习俗在迷信的、神秘的西班牙，一个受肉欲威胁的淫荡国度，以一种特别严厉的形式存在着。卡尔德隆（Cald）。洛尔卡和巴莱·因克兰在许多剧作里采用了这一主题。在洛卡尔的《贝尔纳达之家》中，村里人纷纷传说要惩罚一个被诱好的姑娘，要用燃烧着的煤炭把她烧死在“她造率的地方”。在巴莱·因克兰的《圣词》中，通奸的女人仿佛是一个和魔鬼跳舞的女巫；她的过失一被发现，村里人就群起而撕光她的衣服，把她给淹死。根据许多传统，有罪的女人都要这样被判剥光衣服，然后或被乱石砸死，如圣经所记述的，或被活埋和淹死，或被活活烧死。这些酷刑的含义是，在剥夺她的社会尊严之后，以这种方式把她还给大自然；她通过自己的罪孽释放出了邪恶的自然放射物：赎罪以一种神圣的狂欢形式进行，女人们在盘问、殴打和残杀这个有罪的人时，轮流释放出源于神圣的然而又是有益的自然的液体，因为这些报复者的行为要和社会惯例保持一致。

随着迷信的减弱，恐惧的消散，这种野蛮的酷刑也消失了。但是在乡间，无神的吉普赛人仍以怀疑的目光去看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肆意利用勉力的女人——女冒险者、利用色相勾引和敲诈男人的荡妇、加规加联〔妖女人〕，仍属于令人不安的那一类人。在好莱坞影片中的坏女人身上，残留着喀耳刻的形象。女人们仅仅由于自己美丽就像女巫一样被烧死。古代的恐惧，在维护本地风化的虚伪掩饰下，始终出现在生活放荡的女人面前。

对于想冒险的男人来说，其实正是由于这些危险才让女人变成了诱人的猎物。他蔑视婚姻权利，不接受社会法律的支持，想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将她征服。他想占有女人，甚至她反抗他也在所不顾。他追求她时所利用的正是她用以摆脱他的自由。但这是枉费心机的。人在自由时不再扮演角色：自由的女人在违反男人意愿时往往是如此。甚至睡美人也可能不乐意醒来，也许她根本不认为把她唤醒的人是迷人王子，也许她不会微笑。公民凯恩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所保护的女人被认为是在受压迫，他的慷慨被揭示为是对权力和专制的一种意愿。主人公的妻子在听他讲自己的英雄事迹时心不在焉，诗人所梦想的缪斯在听他朗诵诗歌时可能在打哈欠。女战士可能感到厌倦，木愿意去打仗；她也可能会得胜。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今天的许多美国女人，都把她们的任性，或她们的支配，强加在男人头上。灰姑娘究竟在哪里呢？

男人想给予，而此时女人却要为自己索取。这将是一个自卫问题，而不再是一场游戏。从女人有自由时起，她只有一种命运，即为了她自己而去自由地创造。于是两性关系成了一种斗争关系。既然成了同类，女人就仿佛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如她身为异己的大自然的一部分面对男人时那样。贪婪的雌昆虫（螳螂和蜘蛛）的神话代替了勤劳的蜜蜂或鸡妈妈的神话。雌性不再是在抚育小动物，宁可说是在吞食雄性动物，卵子不再是丰富的贮藏室，宁可说是用惰性物质营造的陷阱，精子在里面被阉割、被淹没。子宫，那温暖、宁静和安全的避难所，变成了由体液组成的肉质部分，食肉植物，会收缩的黑暗深渊，里面住着一条毒蛇，它在不停地消耗着男性的体力。基于同样的辩证逻辑，性爱对象变成了施展妖术的人，仆人变成了叛徒，灰姑娘变成了吃人的恶魔，而女人全都变成了敌人：这是男人在虚伪地把自己树为唯一的主要者时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和其他外表一样，这种充满敌意的外表也不是女人的最后面目。相反，在女人世界中引入了善恶对立说。毕达哥拉斯把善的本原比做男人，把恶的本原比做女人。男人想通过占有女人克服恶的本原；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正如基督教通过引入“赎罪”和‘欺世”这些观念，赋予“罚太地狱”这个词以完整的意义那样，坏女人的形象也是在同圣洁女人的形象对比时才显得格外突出。“关于女人的争论”从中世纪延续至今。在争论的过程中，某些男人只想承认他们所梦想的是死后升入天堂的女人，而另一些人则只想承认他们梦想的是破灭的、被逐出教门的女人。但是实际上，如果说男人可以在女人身上发现一切，那是因为她具有这两种面目。她以活生生的肉体形式，代表了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一切价值与反价值（ti－values）。十分清楚，善与恶在这里以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与不忠的情妇的形式处于相互对立之中。在《兰达尔王，我的儿子》这首古老的英国民歌中，年轻的骑士被清如下了毒，后来回家时死在母亲的怀抱里。里什潘（ffi）的也采用了这个主题，但总的看来，它更为悲凉、粗俗。天使般的米卡伊拉同邪恶的卡尔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忠实的未婚妻，有耐性的妻子——都在准备抚慰“荡妇”和女巫给男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在这明显固定的两极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大群模棱两可的人物。她们可怜而又可恨，有罪而又受害，风骚而又软弱，如天使又似魔鬼。女人就是这样提供了极其多样的行为和传感，以刺激男人，丰富他的生活。

男人为女人有这种复杂性而感到高兴：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仆足以令他神魂颠倒——而且，无需付出太高的代价。她是天使还是魔鬼？反复无常使她变成了斯芬克司，谈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巴黎一家最有名的妓院，是在司芬克斯的保佑下并以它为标志经营的。在女性的全盛时代，在女性紧身胸衣。保尔·布尔热（PaulBoung）、亨利·巴塔耶及法国的康康舞风靡一时的时候，斯芬克斯这个主题也极为盛行：“你是谁，你来自何方，奇怪的斯芬克司？”在女性神秘性这个问题上，梦想和争论一直没有结束。长期以来，男人之所以不许女人放弃长裙、村裙、面纱、长手套和高跟鞋，的确是为了保持这种神秘性：对于他者差别的任何强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令人满意，因为男人想占有的正是这样的他者。我们发现，阿兰·富尼埃在责备英国女人的握手方式和男人一样坦率的同时，又为法国女人的端庄而含蓄感到激动。如果女人要像遥远的公主那样受人仰慕，她就必须是神秘的、不为人所知的。没有理由认为富尼埃在生活中对女人特别恭敬，但他却把童年和青年时的全部惊叹，对失去的乐土的全部怀恋，都倾注到他所塑造的一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的最重要美德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的那幅伊冯娜·德·加莱画像就是用银白色和金黄色描绘的。

但是，男人甚至喜欢女人的缺点，只要这些缺点能引起神秘感。有一位男人对一位知识女性权威地说：“女人应当任性。”任性是难以预料的，它让女人犹如水中涟漪一般优美；虚假用迷人的映像使她格外生色；风骚乃至堕落为她带来了浓郁的芳香。她欺欺骗骗并躲躲闪闪，她令人难以捉摸并两面三刀——正因为如此，她才极大地迎合了男人的矛盾欲望。她是玛雅，有无数个假象。把司芬克斯描绘成年轻女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处女性是最令男人激动的秘密之——他们越是放荡，就越是如此。少女的纯洁为各种放纵带来了希望，无人知晓她的单纯暗藏着怎样的堕落。她虽然接近动植物，但对于社会形式来说却已经是可以修正的，她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她羞怯的女性气质不会引起任何恐惧，只会引起稍稍的不安。我们认为，她是女性神秘的有特权的代表者之一。然而，当“真正的少女”消失时，对她的狂热崇拜也变得过时。另一方面，妓女的形象在《玛雅》一剧中扮演的这种形象，在法国舞台上获得了极大成功，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重要性。这种可塑性最强的女性典型，给描述堕落与美德的伟大剧目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对于谨小慎微的清教徒来说，妓女是邪恶、羞耻、疾病和该进地狱的化身，她引起恐惧和憎恨。她不属于任何一个男人，但却委身于每一个男人，以这种交易谋生。这样，她便重获了以前只有放纵无度的大母神才能享有的令人畏惧的独立，并且是尚未被男性社会神化的、仍具有害人魔力的女性气质的化身。在这种性行为中男性不可能认为她是属于他的；他仅仅把自己交给了肉体这个恶魔。这是一种特别令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感到愤恨的羞辱和玷污，他们认为这个肉体或多或少是可恶的。另一方面，若男人不害怕这个肉体，他将享受到通过妓女给予的、慷慨坦率的肯定，将通过她感受到未曾被道德淡化的、浓缩着的女性气质。他将在她的身上重新发现那些有魔力的美德，这些美德以前曾让女人和星辰及大海结成姐妹。有一个叫亨利·米勒的人，在和妓女同床共枕时感觉到，他可以触探到生命、死亡和宇宙深处发出的声音；他在插入阴道那潮湿的幽深处时，遇到了上帝。既然她属于贱民，处于道貌岸然的道德世界的边缘，那我们也可以把‘血止仲树”〔妓女〕看成是所有正式美德对她都不起作用的人。她的低下地位使她同真正的圣徒相关联，因为曾被蹂躏的人会变得高贵起来。玛丽·马格达莱娜（MeqMedene）是基督的宠儿；罪孽比虚伪的美德更容易打开天堂的大门。阳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果尔尼科夫，跪在索尼败的脚下，牺牲了引他犯罪的那种男性的傲慢自尊；由于谋杀，他使每个男人都有的那种分离意愿变得更加强烈了：一个谦卑的、屈服于一切人又被一切人所抛弃的妓女，能够极其友善地接受他的退位声明。机正似体做女〕这个词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共鸣。因为许多男人梦想堕入歧途，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不可能轻易获得积极表现出来的恶，连穷凶极恶的人也害怕作恶多端。女人可以让人们进行恶魔崇拜而又不会冒多大风险，因为撒旦会不邀而至。她处于男性世界的边缘，与她有关的法令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但她也是一个人，所以通过她可以偷偷地反抗人的法律。从缨塞到乔治·巴塔耶，真正的极其销魂的放荡，都是和妓女一起所进行的那种放荡。德·萨德侯爵（theMmpisdeSad）和萨谢一马索克让他们自己对女人的无法消除的欲望得以满足。他的追随者，以及大多数有“恶习”要满足的男人，一般都转向妓女。在一切女人当中，妓女对男性最顺从，可是也较能摆脱他。正因为如此，她们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然而，任何一种类型的女性——处女、母亲、妻子、姐妹、女仆、情妇、十分贤淑的女人以及和蔼可亲的婢妾，都可以把男人的欲望概括为见异思迁。

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应当揭示个人对多面神话中的这一面或那一面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是，一切情绪、魔念和精神变态中都含有这种神话。许多神经症的根源，都在于对被禁事物的疯狂迷恋，而这种事物只有在禁忌以前已被确立起来时才可以出现。来自外部的压力不足以解释它的出现。实际上，社会禁令不仅仅是惯例，除了别的，它们还有每个人都自我感受到的发展含义。

例如，考察一下“恋母情结”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往往认为，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本能趋向同社会法规之间的斗争，其实它首先是一种主体本身当中的内在冲突。婴儿对母亲乳房的依恋，最初是直接地、一般地、内在地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依恋。断乳引起的抵制，是遗弃引起的抵制的始点，一旦个体作为一个分离于整体的人出现，他就被判处在这一点上。只有从那时起，并且只有在他较为个体化、较为独立时，才可以把“性”这个术语，用在他对此后与他的肉体相分离的母亲肉体的爱恋上。因而，由于他者的存在，他的肉欲是定向的，它朝着一个与他相异的客体超越。但是，孩子对他自己是主体认识得越迅速、越坚决，同他自主性相对立的那种肉体纽带，就越会对他加以折磨。因此他避开母亲的抚摸；而她的权威，她对他的权利，有时还有她的出现，都会让他产生一种羞耻感。意识到她是一个肉体尤其令人感到尴尬和厌恶，所以地避免想到她的身体。在他的父亲或继父或请人所引起的恐惧感中，与其说有一种嫉妒的巨大悲痛，不如说有一种耻辱感。他一想到母亲是一个肉体的人，就会联想到他自己的出生，而这是他极力想否认的经历，或至少想赋予它以伟大宇宙观象的尊严。他觉得他母亲应当是大自然的概括，而大自然包围了一切人，不归任何人所有。他对母亲成为某个男人的猎物之所以表示愤恨，并不像人们通常坚持的那样，是因为他想自己占有她，而是因为他希望她能超脱一切占有；她不应当有妻子或情妇的那些可鄙特征。不过，在他青春期出现男性特征时，则完全可能发生母亲的身体让他产生性冲动的情况。但这是因为她使他想到了一般的女性。看到大腿或乳房时引起的这种欲望，在年轻男人认识到这个肉体是他母亲的肉体时，往往就消失了。性倒错的例子很多，因为，青春期既然是一个紊乱期，也就是一个性倒错期，于是厌恶引起笃圣，而诱惑则产生于被禁的事物。但不应当认为儿子最初就十分想和母亲性交，是外部禁令的干涉专横地阻止了他。相反，产生欲望恰恰是因为在个体本人的心目中确立了禁令。这种禁令是最常见的一般反应。但是，禁令在这里仍不是来自压制本能欲望的社会法规。相反，尊重是对最初厌恶的升华；年轻男人不愿意把他母亲看成是肉体的；他要美化她，使她和社会上的让他崇拜的神圣女人的纯洁形象相一致。于是，他致力于强化与下一代幸福有关的母亲的理想形象。但这一形象之所以十分有力，仅仅是因为它为一种内在的、个别的辩证法所致。既然每一个女人都有女人的因而母亲的一般本质，那么毫无疑问，男人对母亲的态度，将在他和妻子或情妇的关系中引起反响一一一一xru这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简单。在肉体上对母亲感到明确性欲的青少年，完全可能只是在渴望一般女人。倘若如此，不论什么女人都可以满足他的热情冲动，因为他不是乱伦怀旧的牺牲品。反之，在纯精神上对母亲表示尊重的年轻男人，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希望女人能享有母亲那种纯洁。

性，因而通常也是女人，在正常与反常这两种行为中的重要性，无疑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其他客体被女性化这种情况有时也可能会发生。既然女人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男人虚构的，那么他也就能够在男性身体上把她给虚构出来：在鸡好时某种性的界线依然存在。但通常，女人是被追求者，这在女性化的人们中间是无可置疑的。正是通过她，通过最好的她和最坏的她所具备的品质，身为一个年轻学徒的男人才听说了幸福与痛苦，恶习与美德，淫欲与克制，奉献与专横——他作为一个学徒学会了认识他自己。女人是运动和冒险，但也是一场考验。她是胜利的喜悦，也是战胜残留着的受挫感的更具有苦涩味的喜悦；她是毁灭的眩晕，是对地狱和死亡的迷恋。整个有意义的世界，只有通过女人才能够存在，她是男人的行为与情感的本体，所有能唤起他们自由的主动性的价值的化身。可以理解，即便是以最残忍的失望来惩罚，男人也不会愿意放弃包容他所有梦想的梦想。

因而，这就是女人具有双重欺骗外表的原因：她是男人梦想的一切，也是他不能获得的一切。她是仁慈的大自然与男人之间的理想调解者，也是尚未征服的大自然的诱惑，和一切善相对立。从善到恶，她是所有道德价值的化身，也是反对这些价值的化身。她是行动的主体，也是行动的任何一种障碍，是男人对世界的把握，也是他的挫折。所以，她是男人对自己的生存以及对他所能够赋予这一生存的任何表现的全部反映的起源与根源。可是，她也极力让他离开自我，陷入默默无闻与死亡。她是仆人和伙伴，但他也期望她是他的观众与评论者，能够证实他对存在（being）的感觉。然而，她却以淡漠乃至愚弄和嘲笑来反对他。他把他的向往与恐惧、他的爱与恨全都投射到她身上。如果说对于她特别说点什么是十分困难的话，那是因为男人想通过她寻找完整的自我，因为她是全部（An。就是说，在次要者这个意义上，她是全部，即她完全是他者。而作为他者，她又与她自己是有区别的，与人们所期望的她是有区别的。她既是全部，又不完全是这样；她是永恒的欺骗，是那种既不能顺利获得，又不能完全协调和全体生存者关系的生存的欺骗。

正文第十章五位作家笔下的女人神话

第十章五位作家笔下的女人神话

以上已对普遍的看法中所呈现的女人神话做出了分析，为了证实这一分析，以下将考虑在某些作家中一直被采用的特殊而混杂的各种形式。例如，在我看来，蒙特朗、D·h·劳伦斯、克洛代尔分布勒东和司汤达对女人的态度就很典型。

一、蒙特朗或厌恶的面包男人们一直把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说当做自己的传统采用，蒙特朗便属于这个悠久的传统。他追随尼采，坚持认为，只有萎靡不振的时代才颂扬“永恒的女性”，英雄男儿应该奋起反抗“伟大的母亲”。这位精通英雄主义的专家扬言要派夺女人的权力。因为女人是黑夜、混乱和被限制的存在。在《超越女人》一书中谈到托尔斯泰夫人时他叫嚷：“这些动乱的影子什么也不是，只是纯粹的女性。”在他看来，用堂堂的正气补足女性的贫乏，简直是当今男人们的愚蠢和卑劣。为了宣扬文人缺乏逻辑，固执而无知，没有把握现实的能力，人们便常常提到她们的本能、直觉和神秘的预感。说她们事实上既非观察家，也非心理学家；既不会观察事物，也不能理解有生命的存在；她们的奥秘是陷阱和欺骗，她们那不可穷尽的宝藏是虚无的深渊；她们不能给予男人任何东西，只能使他受损。对蒙特朗来说，强大的敌人首先是母亲。在一部早年发表的作品《流亡》中，他描写了一个阻挠其儿子订婚的母亲；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一个献身体育运动的少年由于他母亲的胆小和自私而遇到了障碍；在《独身者》和《沙女们》两书中，母亲都被描绘成可惜的人物。母亲的罪恶便是想把儿子永远封存在她那幽暗的体内；她摧残儿子，为的就是能把他完全保留给自己，从而填充地的存在中那贫瘠的空虚。她是一个最可悲的老师，扼杀孩子的生气，拉他的后腿，使他远远离开他立志要攀登的顶峰，最终变成愚蠢和卑劣的人。

以上的抱怨并非毫无根据。但是，透过蒙特朗横加在母亲这种女性身上的许多明显指责，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她所厌恶的就是他的出生这一事实。他相信自己是上帝，他想成为上帝；就因为他是男性，是‘优越的男人”，因为他是蒙特朗。神可不是被生出来的存在，如果她有躯体，那躯体就是在坚硬而受过训练的肌肉中铸成的意志，而非昏昏庸庸受生死宰割的一堆肉；他认为母亲应为这个容易腐朽的、脆弱的、偶然的和他自己不承认的肉体负责。在《烧越女人》一书中，蒙特朗说：“阿基里斯（Achilles）身上唯一致命的地方就是他母亲所捏的脚踏。”他一直不愿接受人活在世上所应有的各种条件，他引以为豪的始终是惶恐地从冒险中逃走，不去面对以血肉之躯与这个世界牵连的自由存在；他拒绝这种牵扯，同时又声称他有权肯定他的自由；没有牵挂，没有根基，他幻想自己是一个极为自足的主观存在；但一想到他的肉身凡胎，他便打消了梦想，于是在他惯于采用的程序中寻找躲避：不是上升到他的根源之上，而是诋毁它。

对蒙特朗来说，情妇也像母亲一样不祥；她阻止男人复活其内心的神。他宣称，女人的命运就是直接的生存；他凭着感觉生活，陷入了有限的存在，她有生存的热望，而且希望把男人也限制在这样贫困的状况中。他感觉不到他那股子超越的冲动，她没有崇高感，她爱她的情人是喜欢他软弱而非顽强，是欣赏他的受罪而非他的快乐，她想让他解除武装，让他不快乐，以至希望使他相信他并非像被证实的那样不幸。他超过了她，从而逃避了她；但是她知道如何改变他的大小，以便将他置于控制之下。因为她需要他，她并不能自给自足，而是一个寄生虫。在这”本书中，通过多米尼克的眼睛，蒙特朗展现了拉亲拉的妇女“挽着情人的手臂游荡，她们弱不禁风，活像披着人皮的大蜗牛”。在他看来，除了女运动员，女人都是不健全的，她们生来就是软弱无力，奴性十足，她们掌握不了世界，因此竭力占有一个情人，或最好占有一个丈夫。蒙特朗不可能运用有关“螳螂”的神话，但他表达了它的内容：对女人来说，爱就是吞没，在假装给予的同时攫取之，他引托尔斯泰夫人的呐喊口：“我以他为命，为他而活，我要求他也像我对待他一样来对待我。”同时，他还描绘了这种可爱的愤慨的危险；他在埃克莱夏蒂斯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句可怕的实话：“一个咒你的男人也胜似一个祝福你的女人。”他弓！证马沙尔·目奥蒂的体验日：“我的男子汉一结婚就变成了半个男人。”他认为结婚对“优越的男人”极为不祥。你完全可以想像，像“埃斯屈路斯太太”或“我将同丹特士一同进餐”之类的活该是何等的装腔作势。结婚削弱了堂堂男子汉的威望，总而言之，它破坏了英雄的有意味的孤独；他“需要在他的思考中不挨打”。我已经说过，蒙特朗选择了一种没有对象的自由；这就是说，他喜欢虚幻的自主胜过在世间采取行动的真正自由；他这种摆脱责任的态度就是为了抗拒女性；她十分沉重，不堪负担。“男人被他所爱的女人挽住手臂，以至不能挺胸昂首地走路，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我满怀热情，她给我泼凉水。我正在涉水，她抓住我的胳膊，拖得我落了水”民既然她只是贫乏和空虚，既然她的逻辑是幻觉，她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蒙特朗并未解释。他只是傲慢地说：“一个狮子完全有理由害怕蚊子。”答案很清楚：在你独自一个人时想像你至高无上，在你小心地避开任何负担时自以为强壮有力，那当然是很容易的。蒙特朗选择了轻而易举的途径；他声称他要知难而进，但他却寻求捷径。《帕西法》中的国王说：“我们加戴在自己头上的冠冕只是一些值得戴的冠冕。”真可谓一个方便的原则！蒙特朗把头上的王冠压得很低，身穿紫袍；但任何一个陌生人一眼便可看出，他的王冠是上了色的纸糊成的，正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国王，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在想像中涉水总比在大路上卖力地赶路省劲得多。蒙特朗这头狮子之所以恐惧地躲开女人这只蚊子，正是因为他害怕现实的检验。

假若蒙特朗真正戳穿了永恒女性的神话，那也只是旨在祝贺他的成就：正是通过否定女性，我们才能帮助女人假定人的地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并未破坏那个偶像：他把它变成了妖怪。他也相信女性这个含混而基本的本质；他与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持相同的论调，认为应从反面界定女性；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因为她没有阳刚之气；这是每一个女人在没有能力扭转它的情况下必须屈从的命运。凡是胆敢逃避这个命运的女人，都会使自己处于人类等级的底层：这种女人既不能成为一个男人，又放弃做一个女人；她只是可笑的漫画，虚假的表演。它并不能真正使她兼有一个躯体和自觉的意识：当这适合蒙特朗这位柏拉图主义者时，他似乎认为只有阴柔和阳刚的理式有真实性；两者均无的个体只呈现为单纯的存在。他冷冷地判决了那些胆敢装扮成自主的主体，胆敢思考和行动的“母夜叉”。在对安德莉·哈奎包的肖像所做的描写中，他试图证明，任何力图做主要人物的女人都会把自己变成装模作样的傀儡。安德莉很平庸，趣味粗俗，不会打扮，甚至很脏，连指甲和手腕都很可疑：她身上仅有的一点文化已足以将她的女性气质抹杀尽净。考上托斯告诉我们她有知识，蒙特朗却让我们相信书中有关她的文字全说明她十分愚蠢。考土托斯自诉他很同情她，蒙特朗却把她写得很讨厌。于是，通过这种聪明的诡计，女知识分子的愚蠢被显示出来了，终于，一个独出心裁的欺骗得逞了，它把女性可能争取到的任何男子气特征全在女性身上扭曲了。

蒙特朗很想把女运动员算个例外；通过独立的身体训练，她们能赢得一种精神，一种灵魂。然而要把她们从顶峰上拉下来也很容易；蒙特朗巧妙地撇下他热情歌颂的千米跑女优胜者，因为他毫不怀疑她容易勾引，他希望宽恕她的堕落。多米尼克没有在阿尔班叫她上来的那个峰顶保持住高高在上的位置；她爱上了他：“曾经是精神饱满的她现在流开了，身上发出汗味，气喘嘘嘘，微微咳嗽。”在产生嫌恶之感后，阿尔班赶走了她。人们对一个通过体育训练而将其肉欲的本性扼杀完的女人可能表示尊敬，但女人的肉体中若有了自主的存在，那就成了十分令人厌恶的事情；女性的肉体自从产生了自觉的意识那一刻起便是令人憎恶的。唯一适合女人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蒙特朗称赞东方人的态度：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两性中的较弱一方在世上有了一个地位，她当然很卑微，但也有价值；她在男性由她身上得到的欢乐中求得了证实，她只能在这种欢乐中求得证实。理想的女性愚蠢透顶，完全顺从；她时时处处准备接受男人，从不对他提出要求。阿尔班凭着他的方便赏识的社丝就是这样的女人，“杜丝，她真傻得可爱，她越是为情颠倒，便越是显得傻，失去爱，她就…变得无精打采，躲开她，她又会变得稍微坚强起来。”娇小的阿拉伯女人拉蒂茄也是这样的女人，这个安静的骚货温驯地接受欢乐和金钱。可以想像，在一列西班牙火车上遇到的那个“骚货”也是这样的：“她的神态如此痴情，以至我刚一看见就渴望她。”作者解释道：“女人身上令人气恼的是她们对理性的要求；还有让她们扩张她们的动物性，她们使人联想到超人。”

然而蒙特朗根本不是东方的苏丹；首先，他缺乏旺盛的肉欲。他远非毫无保留地在这“骚货”身上寻欢作乐；他萎靡不振，也不太清洁。考士托斯告诉我们男孩的头发比女人的好闻、气味也更烈；有时候看见索兰日“那几乎令人恶心的香味和一个像白蜡输似的、肌肉松弛的神经质躯体”出现时，他就体验到厌恶。他梦想得到更值得享有的拥抱，这是互相般配的人之间的拥抱，拥抱中的甜蜜来自被克服的坚强。东方人沉湎女色，因而在情人之间建立了肉欲的相互关系：在《雅歌》的热情祈求中，在的故事和无数赞美所爱者的阿拉伯诗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有坏女人；但也有令人喜爱的女人，好色的男人自信地投入她们的怀抱，并不感到屈就。因此，蒙特朗的男主角总在辩护：“在优秀的男人与女人的相处中，唯一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只取不予。”他动辄大谈欲望的瞬间，对他来说，那似乎是进攻的和雄风大张的瞬间；他躲避兴奋的时刻，因为他害怕万一发现他也流汗，心跳，“发出汗味”；谁会冒险去闻他的汗味，摸他的湿汗呢？他的虚脱的肉体不为任何人而存在，因为他面前空无一人；他是孤独的意识，纯粹的存在，十分明显，至高无上；如果对他自己的意识来说，存在着欢乐，而他并未注意到它，那就会使某人占了他的上风。他满意地谈起他给予的欢乐，却闭口不提他得到的欢乐，因为接收是依赖的形式。“我向能一个女人求取东西就是给予她快乐。”热烈生动的性快感往往意味着双方的契合：他不容许任何人，只喜欢唯我独尊的支配。他从女性身上寻求精神的而非肉欲的满足。

他首先寻求满足一种争取表现的自豪感，而且要不冒风险。在女人面前，“一个男人感到就像面对他正要上前抓住的牛或马一样，两者都令他感到举棋不定和跃跃欲试”。若与其他男人尝试的方式相反，则被视为鲁莽；他们会干涉这一尝试，会做出不受欢迎的指导和纯属局外的决定。但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牛或马自然更加可靠。对付女人同样如此：如果所选的女人十分合适，尽管与她相对，男人也会依然感到旁若无人。“我并不在乎乎等的关系中恋爱，因为我寻求幼稚的女人。”这句陈腐的话并未解释什么。为什么蒙特朗要幼稚的，却不要与他匹敌的女人呢？如果他宣布他没有与他匹配的女人，他会更诚实；说得确切点，他并不希望有，因为与他匹敌的女人会使他受到威胁。在奥林匹克的比赛中，他赞赏运动会上的严厉竞赛和一丝不苟的相对立场；但他自己却未从其中吸取教训。后来，在他的作品与生活中，他的男主角也像他一样，完全避开了真正的竞赛：他们必须与动物、风景、孩子和孩子般的女人相处，从不接触与他匹敌的对手。尽管蒙特朗后来热衷于极为纯正的运动，但他只把女人作为情妇接受，对于她们，他的胆怯的骄傲在判断方式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他选择的女人都是“被动的和娇嫩的”，都很幼稚、愚蠢，能用金钱买来。他系统地避免让他们具有成年人的心智，只要发现任何此类迹象，他就产生恐惧，溜之大吉；并不存在与女人建立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男人的王国里，她只是一个有生命的客体，她不会被视为主体；也不会认真考虑她的观点。蒙特朗的男主角信奉一种妄自尊大和只图方便的伦理学：他只重视它与他自己的关系。他被女人吸收，或者说他依恋女人，这都不是使她快乐，而是使他自己快乐：身为绝对的劣等者，女人的存在正好衬托了男性那根本的和牢不可破的优越性。

杜丝的愚蠢正好使阿尔班“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古代神话中的半神半人娶鹅为妻的感觉”。当考士托斯摸索兰目时，你瞧，他变成了一头巨狮：“他们刚坐在一起，他就把手放在了姑娘的大腿上（隔着衣服），然后用手顶她的私处，就像一头狮子用爪子撕开猎获的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很多男人都在不动声色地干着这司空见惯的营生，考上托斯称其为“大领主的原始姿态”。如果情人们和丈夫们像他一样，也有一种崇高感，他们在发生关系之前做爱抚的动作时就会在一个廉价的对象身上体验到这些巨大的变化。“他呆呆地闻着这个女人的脸，像一头狮子一样撕碎两爪之间的自，停一倍，舔一舔。”

这位自食者的自豪不只是男性从归属于他的女性身上得的欢乐；她成为他自由地拿自己的感觉做实验的口实，正如向空中放枪总是没有危险一样。有一天夜里，考上托斯甚至通过忍受痛苦取乐，直到他已受够了痛苦，他才攻击了一只鸡腿。很少有人会让自己这样想入非非。还有其他的快乐，有的堂皇，有的微妙。例如谦虚，考士托斯谦虚地答复某些女人的来信，有时他甚至为此招致了某种痛苦。他给一个有野心的乡下姑娘写了一封卖弄学问的信，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怀疑你是否能读懂我的信，但对我来说，降低到你的水平也不失为好事。”他常常按他的形象塑造一个女人来取悦自己：“我希望你像我的围巾…，··我没有把你抬高到我的水平，因为你还有不同于我的地方。”他还制造一些对京兰目的愉快回忆取悦自己。而最主要的是，当他与女人睡觉之时，他兴奋地感到了他的场不啬给予。因为他是欢乐、平静、温情、力量和乐趣的给予者，他满载着他所要挥霍的财富来了。他并不欠他的情妇的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常给她们付钱。即使发生了关系而不付钱，那个女人也是单方面的欠债者，因为他虽有所索取，她却一无所予。于是，在他破除索兰目的童贞那一天，打发她去化妆室就是绝对正常的；即使一个女人娇柔可爱，看到男人为她不辞辛苦也是很奇怪的。他天生是男人，她注定成为承受注射的容器。考士托斯的傲慢如此忠实地模仿了村夫俗子，以至难以看出他与一个没有教养的旅行销售员有什么不同之处。

女人的首要职责就是服从他的慷慨的要求；当他幻想索兰目不欣赏他的爱抚时，他气得脸色发白。如果说他关怀拉蒂佳，那也是因为他来到她身边时，她喜形于色。于是，他立即满意地感到自己是食肉的猛兽和高贵的王子。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被占有和被完全征服的女人只是一个可怜虫，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有那索然无味的肉体，占有和征服她的冲动究竟从何而来？考上托斯何以会把这么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空虚的女人身上？这些矛盾表明，值得自豪的只是虚荣罢了。

对于强者、慷慨大度者和颐指气使者，更为精致的乐趣是怜悯不幸的人。考士托斯常对卑微者产生兄弟般的关怀和同情心，也很“怜悯女人”。还有什么能比一个硬汉子忽然动了软心肠更感人呢？当地俯身向着这些生病的动物——也就是女人——时，他幻想他是厄比纳尔那尊崇高的雕像。他甚至喜欢看到女运动员败阵、受伤、累垮；至于其他女人，他希望她们尽可能地失去自卫。她们的月经也使他感到厌恶，他还让我们知道，“他喜欢在他知道女人正来月经的日子里同她们呆在一起”他可能会产生这种怜悯，可能只限于口头答应，如果他并未实现诺言的话。他答应帮助安德莉，答应娶索兰目。当怜悯并非发自内心，所有的诺言便是虚诺：他没有权利自相矛盾吗？他在制定他所进行的比赛的规则，他就是他自己的唯一对手。

女人仅仅低残和可怜尚不够昧，蒙特朗还希望她任人羞辱。他甚至认为，欲望与轻蔑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感人的戏剧：“啊，渴望人们蔑视的东西多么悲壮！……必须在一举动之间就勾上手，迅速地激起热情，随即抛弃，就像划一根火柴一样——这就是我们与女人相处的悲剧片其实并没有悲剧，除非从火柴的角度——一个不足挂齿的角度看问题。至于划火柴的人，他很小心，以免烧了手指，显而易见，这个行动使他入迷。如果“渴求他所蔑视的东西”不曾使他快乐，那他就不会系统地拒绝渴求他敬慕的东西了。如果这样的话，阿尔班也不会推开多米尼克，而是“在平等的关系中恋爱”了；同时，他也不至于对他渴望的东西产生这么大的蔑视了。总而言之，要在一个年轻、姣好、热烈而诚实的西班牙舞女身上一眼就看出可蔑视的东西，毕竟是很难的。是不是因为她贫穷、低贱、没有文化而被蔑视呢？恐怕这一切在蒙特朗的眼中确实是缺陷。不过，原则上说，他首先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蔑视她。他说得很真实，使男人产生梦想的并非女性的神秘，倒是男人的梦想创造了那种神秘。他把他主观上渴求的东西投入了这个对象：并非因为女人是可蔑视的，他才蔑视她们，因为他往往蔑视她们，他才觉得她们如此下贱。他觉得他占据的地位越高，女人与他之间的差距便越大。

这也说明了他为他的男主角所选的情妇都缺乏财产和文雅的原因。为大作家考士托斯，他提供了一个性苦闷和百无聊赖的外省老姑娘，还有一个粗俗、自私、极右的中下层女人。这简直是用十分简陋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优秀的人物，这个弄巧成拙的程序造成的结果是，他令人感到很渺小。但这没关系，考士托斯相信自己很伟大。女人最微小的弱点也足以喂养起他的虚荣。《少女们》中有一段文字尤其意味深长，在上床与考上托斯同寝之前，索兰日正在为就寝做准备。“她得去上厕所，于是考士托斯想起他曾骑过的一匹母马，那马很烈，十分干净，每当他骑在它背上，它从不撒尿或喘息。”看起来这只是个撒尿的小事，但它说明了对肉体的嫌恶（我们想起了斯威夫特：赛利亚通便），把女人视同家畜的愿望，以及剥夺她的任何自主权。不过，心里很不高兴的考上托斯此刻却忘了他也要拉屎撒尿。同时，当他厌恶一个流汗和身上有味的女人时，他却排除了他自己肉体上的隐秘：他那洁净的精神是由肌肉和生殖器支撑起来的。在《欲望的源泉》一书中，蒙特朗宣称：“蔑视比渴望更高尚”；在《圣地亚哥的团长》一剧，奥瓦罗高喊：“厌恶就是我的面包。”当一个人正在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时，蔑视该是多么好的辩解！从他独自思考和判断这一事实出发，他感到他根本不同于他所指责的另一个人，在不付出他指责别人所犯错误的代价的情况下，洗清了自己。蒙特朗一生中一直在用何等的愤怒来发泄他对世人的蔑视啊！骂他们愚蠢，足以使他自觉聪明；说他们懦弱，足以使他自觉勇敢。在纳粹占领法国初期，他混迹于一群蔑视其战败同胞的酒徒中；他既非法国人，也非战败者，他高居一切之上。他间接地同意，他蒙特朗只会责备，并没有比其他人为阻止失败做更多的事情；他甚至不愿意去部队中当军官。但是，他立刻开始怒不可遏地责备。如果他假装为他的厌恶之情感到遗憾，那正是为了更真实地感到厌恶，并且更加从这种感觉中得到乐趣。实际上他认这类事情中得到了这么多的方便，以至他千方百计寻求把女人推人悲惨的境地。他用金钱或珠宝勾弓陆姑娘，以此自娱：如果她们接受了这些不怀好意的礼物，他就十分高兴。为了消遣，同安德莉玩虐待狂的游戏，不让她受苦，而是看她自轻自残。他激起索兰日杀婴；她接受了他的安排，于是考上托斯欲火中烧：在一阵轻蔑的冲动中，地占有了这个未来的杀婴者。

了解这种态度的关键在他那篇毛毛虫的寓言中：不管这篇寓言暗藏的意向是什么，它依然是意味深长的。在往一些毛毛虫身上撒尿的时候，蒙特朗放过其中的一些，而杀掉另一些，从而自娱；他对生之搏斗报以可笑的同情，慷慨地让毛毛虫得到机会；这个游戏使他感到人迷。如果没有毛毛虫，这一泡尿不过一种排泄物而已；现在它成了生或死的工具；在蠕动的昆虫面前，这个松援兵膀胱的人了解到上帝的专横孤独，他不会受到报复的威胁。因此，在对付钱女人的时候，男人在脚手架的高处时而残忍，时而慈悲，时而正义，时而又胡闹，他给予、拿走、制造快乐、表示怜悯、发怒，他只随他的高兴行事，他是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和不可一世的。而这些践发只是践发或什么都不是。她们将被有目的地挑选出来，她们的弱点将被迁就，她们将被如此固执地当野兽对待，以至她们最终接受了她们的地位。路易斯安那和乔治亚的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欣赏黑人的小偷小摸和小小的撒谎：他们从他们的肤色授予的优越地位得到了安全感；如果这些黑人中有一个人固守忠诚，他反而会因此受到更坏的待遇。同样，在集中营中，人性的卑劣被全面地暴露：做主人的种族在这种卑劣中找到了证明，证明他们是超人的精华。

要评判蒙特朗对待文人的态度的正当设，最好还是仔细检验他的伦理学。因为我们最终必须知道，按照他的观点，女人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受到指责的。他的态度并没以与之正面对应的态度来解释它；它只表现了他自己的生存选择。其实这位英雄选择了恐惧。每一个人的意识中都有统治欲；但只有以身冒险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优越的地位从来都不是恩赐的，因为把一个人缩小到他的主观性中，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等级制度只能在与男人的行动和事业相符合时才会建立起来；优点必须一再得到证实。蒙特朗说：“一个人只对他准备为之冒险的东西有支配权。”但他从不在与他匹敌的人中以身冒险。因为他不敢而对人性，所以他排除它。在《机了的王后》中，国王说：“这些人，简直是令人愤怒的障碍。”麻烦的是，他们拆穿了所谓乐土的谎言，那是这个虚荣的人在他周围创造的。因此他们必须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蒙特朗不只用一篇作品描写了男人对男人的冲突；和平共处是极为生动的戏剧，但蒙特朗与它无缘。他的男主角总是站在动物、孩子、女人和风景面前；他是他个人欲望（像《帕西法》中的皇后）或个人要求（像《圣地亚哥的团长》）的俘虏，但没有任何人支持他。中的阿尔班甚至没有同志，阿尔班在普里奈特活着的时候蔑视他，只是在俯视他的尸体时，阿尔班才为之激动不已。蒙特朗的作品一如他的生活，其中只容纳了一种意识。

于是，一切感情都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如果只存在一个主体，就不可能有主体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一个玩笑；它之可鄙并不在于假借了友谊的名义，而是因为“友谊太空洞”。所有的人间团结都被傲慢地否定了。英雄不是造出来的，他不受时空的局限：“我找不出明显的理由说明，我必须对当前世事的兴趣甚于对过去某年某月的事件。”别人熟视无睹的事在他眼中则成了不无价值的事：“说句实话，重大事件在我眼中从来都不重要，我之所以喜欢这些事件，只是因为我经历它们之时它们留给我的一线光明……未来到底如何，由它去吧。”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人世上的任何事情全无信心，有了热情、精力和胆量，也不能随意发挥！”这就是说，一切超越均被禁止。蒙特朗承认这一点。爱情和友谊是琐事，轻蔑阻碍了行动。他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相信上帝。只有有限的欢乐依然存在，1925年他曾叫喊：“我唯一的野心一直是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我的理性。”他还说：“总之，我想要什么？占据使我愉快的人们的平静和诗歌。”1941年他说：“至于我这个指责别人的人，我这20年来干了什么？他们一直就像一场使我喜悦的梦。我的生活领域十分宽广，我正沉浸在我感兴趣的事情中：简直是在充满活力地呼吸！”很好。这岂不正是因为他沉浸在女人所陷入的有限存在之中吗？蒙特朗反对母亲和情人所拥有的爱时究竟想达到什么样崇高目标和实现什么样的高尚欲望呢？他也在寻求“拥有”；当它开始“充满活力地呼吸”时，很多女人就能给他指出要点。难道他不知道女人的淫荡与男人的淫荡同样强烈吗？如果按这一品评标准给两性排等级，也许女性比男性要高出一筹。说句老实话，在这一方面，蒙特朗的前后不一是令人吃惊的。他借助‘“交替性”的名义宣布，既然什么事物都没有价值，那么每一件事物便是等价的；他接受一切，他会拥抱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当他的伟大精神使家庭中的母亲感到害怕时，他就快意了。而在德军占领期间要求对电影和新闻的检查做“调查”的人也正是他。美国姑娘的大腿使他作呕；公牛的强壮则使他兴奋：每一个男人都合他的口味。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模式重新建立了“乐土”；这位准游的酒徒以什么价值的名义厌恶地臭骂其他人的狂饮纵欲呢？因为他们有别于他吗？难道道德完全维系于他蒙特朗一人吗？

他可能会明确地答复，享乐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得体。娱乐应该是克制的另外一面，好色之徒可能觉得他也是做圣人和英雄的材料。很多女人都善于把她们的娱乐与她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高尚形象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蒙特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更有价值呢？

我们确实正在谈梦。蒙特朗所用的骗人字眼——崇高、神圣、英雄主义——全是些废话，因为他否认了这些词有任何客观的意义。他不敢在男人群中拿他的优越地位冒险；为了在烈酒中沉醉，他退向云端：邓家寡人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内：一面面镜子反复映出他的影像，于是他相信他足以名扬天下；可惜他只是个离群索居之徒，是他自己的囚徒。他自以为他很自由，但为了自我的利益，他已将自由出卖；按照从厄比纳尔塑像厂借来的规范，他塑造了他蒙特朗的雕像。阿尔班之所以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镜中照见了自己，他发现他那痴呆的面孔正表现了那种奴役。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骄傲的阿尔班使自己的感情屈从于他所蔑视的集体意识。蒙特朗的自由是一种姿态，而非真实的存在。对他来说，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目标，他装腔作势地安慰自己：他是个丑角。女人们都找合适的伴侣，她们给他出点子，他便担任了主要角色，头戴桂冠，身穿紫袍。但一切均发生在他私人的舞台上；一旦面对公众，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喜剧演员就再也看不清、站不稳了，他目眩脚软，一头栽了下来。考上托斯在猛一清醒之际叫道：“在女人身上得到的种种‘胜利’，到头来多么滑稽！”一点不错。蒙特朗向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成就全都是可悲的滑稽表演。使他陶醉的高尚行动也都是装腔作势，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他被皮列格里奴斯的自杀、帕西法的厚颜无耻和在即将送命的决斗之前与其对手共用一把伞的日本绅士所感动。他还宣称，“敌人及其应发表的观点并非那么重要”民这句话说在lpel年自有其弦外之音。他还说，不管结果如何，一切战争都很美；不管武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它总是可赞赏的。“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唯一可接受的男人的概念，即认为他一身而兼为英雄和圣人，那么，毫无诚信的争斗就成为我们最终被迫接受的方式了。”在《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团长》中，蒙特朗对一切事业的高超冷漠和对伪崇高的偏爱得到了很好的描绘。

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

“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

劳伦斯或阳具的骄傲

劳伦斯与蒙特朗正好相反，他并未界定男人和女人的特殊关系，而是把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既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也不在意志之中，它涉及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劳伦斯竭力反对“性一脑”这一组对立关系，而持一种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针锋相对的宇宙乐观主义；他把阳具所表现的生之意志视为欢乐，称它为思想和行动的源泉，除非那思想是空洞的概念，那行动是无生育能力的机械运动。单纯的性活动当然不够完满，因为他陷入被限定的状态，这无异于死亡，但这个残缺的现实——性与死依然胜似一种脱离肉体的存在。除了像安泰那样不断与大地接触以外，男人尚有其他更多的需求，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命必须十足地表现出阳刚之气，同时据此来假设和要求女人。因此，她既非玩物，也非猎物，更非面对主体的客体，而是信号相反的一极赖以存在的一极。那些误解了这一真理的男人，比如像拿破仑，就没有完成他们作为男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有缺陷。个人的得救不能单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只有尽量把自己纳入普遍性中，他才能得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在性爱的关系中沾沾自喜或抬高自己；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意志的工具，那是致命的错误。人们应排除自我的障碍，甚至超越意识的权限，否定个人的统治。再没有什么能比那个分娩中的妇人的小雕像更美了：“一张可怕的面孔空洞而虚无，它几乎被下边那感觉的重压抽象化为无意义。”

这是一种既非牺牲，也非舍弃的迷狂；也不存在两性中任何一方允许另一方将其吞没的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像一对配偶中“被拆下来的断片”，性角色并不像一块默默疼痛的伤疤；配偶中任何一方都是完整的存在，完美的一极；当一方对其阳刚之气十分确信时，另一方也会对其阴柔之美感到确信，“每一方都承认各自被极性化的性别‘组合’得十分完美”；性活动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和屈从，双方都通过对方得到了神奇的完成。当乌苏拉和伯理终于互相发现时，他们相互地把那种只能称之为自由的完美均衡给予了对方。“她在他心目中一如他在她心目中，对于任何一方，对方都是另一个全新而丰富的现实，既神奇莫测，又近在眼前。”当两个情人在狂热的厮磨中如漆似胶时，他们共同走向了对方。“她是什么？一个强壮、陌生而有野性的生命，正是这个生命在这一刻与他一起喘息于黑暗中。它广大得包容了他们两人，以至使他从中得到了安静。他们曾经相会，在他们的相会中甚至包容了草丛、鸟鸣和星辰。”查太莱和梅乐士得到了同样的宇宙欢乐：当这一对情人互相交融时，他们也与树林、光和雨融为一体了。在《为查太莱夫人一辩》中，劳伦斯进一步推广了他的理论：“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男人的血不同于女人的血，两者永不相混。”正因为如此，两条流蜿蜒地交织在一起，拥抱着生命的整体。“阳具就是填补女人的血之谷的一些血。强劲的男性血流以其终极的深度淹没了华美的女性血流……无论怎样，两者都冲不破这样的阻碍。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合形式……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回这种结合奇迹般地丰富了生命，但它要求废除对“个人存在”权利的争取。正如现代文明中常见的那样，不同的个体在不否定自己的情况下寻求互相交融，他们的企图注定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空洞、冷漠、神经质的、诗意的和个人的”性欲，它倾向于分化每一方的生命之流。情人之间若像工具一样相对待，便会引起憎恨，查太莱夫人与密克利斯便是如此。他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各自的主体中；因而只能体验到喝酒或抽鸦片那样的狂热。但那只是没有对象的狂热，因为他们不能互相发现对方的真实存在，他们终于一无所得。劳伦斯枯燥无味地指责了考上托斯，他给盖拉德——中的人物——这个傲慢自私的男人涂脂抹粉；他把自己与古准拖入苦难的境地主要应由他负责。他刚愎自用，喜欢空洞地强调自我，强化他与生活的对应，为驯服一匹烈性的牧马取乐，他把马头按在门扉之上，让它听门外火车驰过的轰鸣。他抽打它，陶醉于自己的权力。这种支配的意志贬低了被他支配的女人，由于缺乏力量，她变成了奴隶。“她刚刚露出一种反叛奴隶的表情，还没有真正形成反抗。

正文第十一章神话与现实

第十一章神话与现实

女人神话在文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习俗和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阐述这个神话同现实的关系。

神话有各种各样。这种神话，也就是女人神话，使人类状态的不变方面——即把人类分为两个阶段的“分化”——得到升华，因而是静态神话。它把一种直接体验的，或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进柏拉图的观念王国，用一种超时间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超越理念，来取代事实。价值、意义、认识和经验法则、这个理念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超出了已知范围：它具有绝对真理。于是。神话思想使唯一的、不变的永恒女性，同现实文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化的存在相对立。如果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发生矛盾，那么有错误的是后者：我们被告知的不是女性气毅是虚假的存在，而是有关女人不具备女性气质。面对这一神话，相反的经验事实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它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经验。所以女人的确是和男人不一样的，这种相异性在欲望、拥抱和爱情中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相互性的关系，这样它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戏剧。由于性行为、爱情和友谊，以及替换它们的欺骗、仇恨和竞争，这种关系是都想成为主要者的有意识的人们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彼此确认自由的自由人的相互承认，是从反感到参与的不明确转变。提出女人问题就是提出绝对他者问题，而绝对他者不具备相互性，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所有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

在现实中，女人当然具有各种面目，但是，围绕女人这个题目形成的每一种神话，都想in一院全地）概括她，都想成为唯一的。因而，就有一些相互不一致的神话存在，男人在女性观念显露出的不连贯性面前就犹豫徘徊。由于所有的女人都和这些原型的多数有关，而每一种原型都自以为拥有唯一的关于女人的真理，今天的男人在女伴面前也就再度感到惊讶，就像老诡辩家不明白人的肤色怎么会又有白色的又有黑色的时感到的惊讶那样。社会现象早就表明了向绝对的转变：正如智力不成熟的人认为，事物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阶级关系、模式功能也容易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以维护世袭财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必然暗示，不但存在着拥有和遗传财产的人们，也有拿走所有者的财产并让财产流通的男男女女。冒险家、骗子、小偷和投机者之类的男人，一般为群体所唾弃；而利用性简力的女人，却能够让年轻男人甚至家长分散他们的世袭财产，不受法律的制约。这些女人，有的在挪用她们受害者的财产，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遗产。这种角色被认为是邪恶的，扮演这种角色的女人被称为“坏女人”。但是，与此完全相反，在其他场合下，如在家和父亲、兄弟、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她们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守护神。对富豪进行“敲诈”的高级妓女，往往也是画家和作家的慷慨赞助人。在实际生活中，阿斯拒西鞋的次轰巴杜夫人的有歧义性约人格很容易得到理解。但是，如果把女人描绘成螳螂、曼德拉革和恶魔，那么发现女人还是缪斯、大母神和贝阿特丽丝，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由于一级来说群体象征和社会模式是由相反的对废物来确定的，看来矛盾将是永恒女性的固有性质。神圣的母亲和残忍的继母相关，而天使般的少女则和邪恶的处女相关：所以人们有时会说母亲即生命，可是有时也会说母亲邓死亡；有时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纯洁的精神，有时也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献给居克的肉体。

显然，让社会或个人在两种对立的基本范畴之间做出选择的，并非是现实。在所有的时期，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抉择。社会和个人常常把自身所坚持的制度和价值，投入所选定的神话。所以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部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当一种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阻止地达到任何目标，或不讳地取得胜利时，他的超越性就会徒劳地陷入过去，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这便是父机制派给女人的命运，但这决不是一种天命，就像受奴役不是奴隶的天命那样。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神话的发展。把女人和利地主义相提并论，是为了以她的奉献来保障男人的绝对权利，这是在强迫女人服从一种绝对命令。

没有必要把神话和承认意义混为一谈。意义在客体中是内在的，通过生动的体验昭示于精神。而神话是一种超越的理念，完全不为精神所认识。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空述他对女性器官的看法对，告诉我们的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精心炮制出来的神话。对女性身体的惊奇，对经血的厌恶，都来自对一种具体现实的淹没。揭示女性肉体的色情性质的体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即使有人想通过与鲜花式水晶《比来描绘这种性质，也不于人的处境的极其神秘的事物，而这一神秘事物，在女人身上呈现出极其令人不安的形式。

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是神秘的那种东西，既不是有意识自我的主观孤独，也不是神秘的有机生命。神秘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表现在交流方面：它并非是指一种完全沉默的、黑暗的和不存在的状态，而是在暗示一种断断续续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它本身变得暧昧不清。说女人是神秘的，并不是指她是沉默的，而是指她的语言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她是存在的，却蒙在面纱之后；她存在于这些变幻莫测的外表之外。她究竟是什么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是有灵感的人，还是演员？人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认为，没有一个答案是合适的，因为具有根本上的歧义性是女人的特征。也许在她的心目中，她甚至对她自己也是极难确定的：她是一个司芬克斯。

实际上，她对判明自己是什么入会感到非常为难。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隐藏着的真实性实在是太含糊了，以至难以辨明，而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根本就没有真实性。一个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么也不是。可能不会超出现实，本质也不会先于存在：在纯粹的主观性那里，人什么也不是，应当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评估。我们在谈到农妇时，可以说她是一个好劳动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坏劳动者；在谈到女演员时，可以说她有天赋，也可以说她无天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她的内在存在，她的内向自我来考察一个女人，我们关于她就绝对说不出什么，她不具备任何资格。所以，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在女人是附庸者、他者的一切关系中，人们要根据她的内在性来对待她。值得注意的是，女同志、女同事和女同伙并无神秘色彩。相反，如果这个附属者是一个男性，如果一个年纪较大或较为富有的男人或女人，认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扮演次要的客体角色，那么这个小伙子就有了神秘性。这为我们揭示了女性神秘的基础，这个基础实际上是关系才得以不朽，在克尔悄郭尔看来，这种关系比积极占有更可取。在和一个活生生的神秘人物在一起的时候，男子仍是孓然一身——他单独和他的梦幻、他的希望、他的恐惧、他的爱情和他的虚荣心在一起。这种主观追求，可以从恶习一直通往神秘的极度兴奋，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和人的真实关系更有诱惑力的体验。那么这种有利可图的幻觉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呢？

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确是神秘的，照梅特林克（Macer－linck）的看法，“如整个世界一般神秘”。每一个人只有对他自己才是主体；每一个人可以内在认识的只有他自己，单独一个人：根据这种观点，他者始终是神秘的。在男人看来，他所了解的那种自我——poursoi［自为］所具有的不透明度，在身为女性的他者身上更大。男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共感作用，识破她的特殊体验：他们对女人性快感的性质、经期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苦一概不知，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实际上，双方都是神秘的：身为男性的他者，每一个男人自身也有一种存在，一种女人难以识破的内在自我；她对男性的性感觉同样是无知的。但是，根据我所说的普遍规律，男人用以思考世界的那些范畴，是根据他们的观点；作为绝对确立起来的；和在所有的地方一样，他们在这里也是误解了相互性。由于女人对男人是一种神秘，她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神秘的。

说实在的，由于她的处境，女人也很容易产生这种观点。她的生理特征就非常复杂，她忍受它时，如同在忍受外部的某种无聊事物。在她看来，她的身体不是她本人的清楚表现，她觉得在体内她自己是个陌生人。的确，那种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把生理生活与心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在个人的偶然性与表现这一偶然性的自由精神之间存在的关系，是隐含会涉足神话。但是，说女人是肉体，说肉体是黑夜和死亡，或者说它是宇宙的光辉，这无异于抛弃地上的真理，飞向虚无的天空。因为男人对女人也是肉体，而女人不仅是发泄肉欲的对象，她的肉体对每一个人，在每一种体验中，也都有特殊的意义。女人也的确和男人一样，是一个植根于自然的人。她比男性更受物种的奴役，她的动物性更为明显。但是和男人一样，在她身上这些既定特征也是通过生存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的，她也属于人类王国。把她比做自然完全是出于偏见。

几乎没有哪种神话比女人神话更有利于统治等级的了：它为一切特权辩护，甚至对它们的弊端也表示认可。男人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减轻已成为女人生理命运的痛苦和负担，因为这是“大自然有意安排的”。男人把它们作为进一步加深女性命运之神秘性的借口来加以利用，例如，他们拒绝给女人获得性快感的权利，让她的劳动有如役畜一般。

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没有一种神话比女性“神秘”这个神话，更牢固地树立在男性的心目之中。它带来的好处举不胜举。首先，它使所有的费解都轻易得到解释，“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在以客观反抗取代主观精神之贫乏时是幸福的。他不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而是发现在他之外还有一种“神秘”：这的确是吹捧懒惰和虚荣的一种借口。一颗倍受爱情折磨的心，因此避免了许多失望：如果他的爱人是任性的，她说的话是愚蠢的，那么这种神秘有助于原谅这一切。最后，还多亏有了这种神秘性，那种消极实用的。

人们可以认为情感什么也不是。“在情感领域，”吉德写道，“真实与想像是分不清楚的。如果认为一个人在爱就足以说明他在爱，那么在这个人在爱的时候，对他说他爱的是他本人的一种想像，也就足以使他立刻爱得少一点。”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在想像与真实之间做出鉴别。既然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特权地位，他就能够主动表明他的爱。他常常资助他所爱的女人，或至少常常帮助她。在和她结婚时，他给予她社会地位，向她赠送礼品。他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他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去进行发明：M·德·诺普瓦刚同德·维尔帕丽西夫人分手，就昼夜兼程去看她。男人往往是忙碌的，而女人往往是懒散的：他给她时间，和她共同度过这段时间，而她接受了这种做法：这是为了快乐，为了感情，还是仅仅为了娱乐？她接受这些好处，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自私？她是在爱她的丈夫，还是在爱她的婚姻？当然，连男人的证据也是暧昧不清的：送如此这般的礼物，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怜悯？但是，尽管一个女人在正常情况下，从和一个男人的关系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可是对一个男人来说，只要他爱她，他同女人的关系就是有利可图的。所以，根据对他的态度的全部描述，人们几乎可以断定他的感情发展程度。

但是，女人却几乎无法听到她自己的心声。她将根据自己的心境，用各种不同的观点去观察她自己的情感。由于她被动地服从这些观点，各种解释的正确性相差无几。在一些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她拥有经济与社会的特权地位。这时，神秘性发生了逆转，它表明，它并不属于这一个性别，而是属于另一个性别，属于当时的处境。对相当多的女人来说，超越的道路是封闭的：因为她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无法让自己成为任何一种人。她们隐隐地想知道自己可能成了什么人，可是这又会让她们提出自己是什么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如果说男人无法发现女性的神秘本质，那完全是因为它不存在。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不可能通过这个世界对自己加以客观地确定，她的神秘性所隐藏的只不过是空虚。

而且，和一切被压迫者一样，女人故意掩饰她的客观真实性。奴隶、仆人和穷人，所有靠看主人眼色过日子的人，都懂得用永远不变的微笑或高深莫测的无动于衷来对待主人。他们的真实情感，他们的实际行为，都被小心地藏了起来。此外，女人从青少年时起，就学会了骗男人，搞阴谋和诡计多端。在谈到男人时，她脸上总是带着一副不自然的神情。她是谨慎的、虚伪的，她总是在做戏。

但是，神话思想所承认的女性神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它直接隐含于绝对他者的神话之中。如果承认这个次要的有意识的人，也有明显的主观性，也能够进行C略协［我思］，那么也就等于承认这个人实际上是主权的，能够重新变为主要者。为了使所有的相互性都完全成为不可能，必须使他者对自己也是一个他者，必须让他的主观性受他的他性影响。这种被异化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在其纯粹的内在存在中，将明显是一种神秘。鉴于它对于自己也会成为神秘这一情况，它在本质上将是神秘的。它将成为一种绝对的神秘。

同样正确的是，只要黑人和黄种人被绝对看成次要的他者，除了他们的掩饰所造成的秘密，在他们当中还有神秘存在。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公民虽然让普通的欧洲人深感困惑，可是他们并不被认为他是“神秘的”：人们会比较谦虚地说，他们不理解他。女人也并不总是“理解”男人的，但是并不存在男性神秘之类的事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富有的美国及男人，是站在主人这一边的，而神秘则属于奴隶。

的确，我们只能沿着欺诈这条通幽小径，对神秘的大可置疑的真实性苦思冥想。犹如遥远的幻象，当人们想目不转睛地注视它时，它却消失了。在试图描绘“神秘的”女人时，文学总是失败的。作为一些奇怪的神秘人物，她们只能出现在小说的开始；而在结束对，她们放弃了自己的神秘之处，完全成了表里如一的透明人物，除非故事没有结局。例如，彼得·切尼（PeterC讪贝耶书中的主人公，始终对女人的高深莫测的任性感到惊讶：没有一个人能永远猜到她们将会如何行动，她们把所有猜测结果全都给推翻了。实际上，一旦把她们的行动动机向读者全盘托出，就会发现她们是些非常简单的人物：这个女人是一个好细，那个女人是一个小偷。不论小说的情节安排得多么巧妙，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使作者有天下所有的才华和想像力，它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神秘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当我们走近看它对，它使消失了。

我们现在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女人神话是用它对男人的有用性来解释的。女人神话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在男人对他所需要的东西不再感到迫切需要时，女人神话才能够出现；关系表现得越具体，这些关系的观念化成分就越少。古埃及的农夫，贝督因的农民、中世纪的工匠以及今天的工人，他们对工作和克服贫困的需要，都和他们的特殊公伴有关系。这些关系对她们来说是太明确了，以至用不着用征兆来装点，不论这些征兆是吉利的还是不吉利的。那些以有梦想闲暇为特征的时代和社会阶级，是那些树立了邪恶的或善良的女性形象的时代和阶级。但是，和奢侈一起出现的还有实用，这些梦想不可抗拒地受着利益的支配。毫无疑义，大多数神话都源于男人对他自己生存及对他周围世界的自发态度。但是，超出经验、面向超越的理念，被父权社会蓄意用来自我辩护。通过这些神话，父权社会以生动有力的方式，把它的法律和习俗强加于个人。正是在神话的形式下，群体命令（山emp－m叮已rative）经过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宗教、传统、语言、寓言、歌谣和电影之类的中介，这些神话甚至渗透到受着物质现实的极严酷奴役的生存者心中。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对他单调体验的升华：在他受所爱女人的欺骗时，他称她是狂妄的子宫；在他为自己的性无能苦恼时，他称她是一个螳螂。还有一些人在妻子的陪伴中享受到乐趣：快瞧呀，她竟然是和谐、安宁和仁慈的大地！多数男人所具有的对永远讨价还价的爱好，对绝对合适的爱好，都通过神话得到了满足。连最微小的激动、最轻微的烦恼，也在反映超时间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是一种对虚荣心非常愿意阿议奉承的幻觉。

女人神话，是虚假客观性设置的一个陷阱，而信奉现成评价的男人，一头扎进了这个陷阱。这里，我们又在和代替现成偶像对现实的体验，及代替这一体验所需要的自由判断打交道。女人神话用目不转睛地注视幻象，代替了同自主生存者的真正关系。“幻象！幻象！”拉福格大声喊道。“我们无法理解她们，所以应当杀死她们。或者，最好让她们平静下来，让她们受到教育，让她们放弃对珠宝的爱好，让她们成为我们真正平等的同志、我们的亲密朋友、世界上真正的伙伴，让她们穿着各异，让她们剪短头发，对她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恰恰相反，假如男人不再把女人装扮成一种象征，他什么也不会失去。梦想一旦变成正式的公众事务，变成陈词滥调，它们和活生生的现实相比，的确显得单调乏味。对真正的梦想者来说，对诗人来说，女人与其说是一个邋遢得出奇的婆娘，不如说是源源不断的泉水。极其真诚地对女人表示爱护的时代，不是封建的骑士时代，可也不是对女人大献殷勤的19世纪，而是男人把女人看做同类的那些时代，例如肥世纪。那时的女人似乎是真正浪漫的，《危险的私情》、和这类作品，就是这样充分表现的。拉克罗（h化k侣）、司汤达和海明威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神秘性，可是她们因此仍然十分迷人。承认女人是一个人，并不是要对男人的体验进行任何改变：这不会让体验失去它的多样性、丰富性，或减弱它的强度，假如这种体验在两个主观之间发生的话。抛弃女人神话，并不是要完全破坏两性间的戏剧性关系，也不是要否定女性现实所确实向男人揭示出的意义，更不是要取消诗歌、爱情、冒险、幸福和梦想。这只是要行为、情感和激情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人

“女人不见了。这样的女人在哪里？今天的女人根本不是女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神秘口号的含义。对男人来说，以及对于以男人目光看待事物的众多女人来说，母亲或情妇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仅仅拥有女人身体或表现女性功能还是不够的。在性行为和母性中，女人作为主体，能够要求自主。但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就必须承认自己是他者。今天的男人表现出一种口是心非的态度，这使女人痛苦不堪。在整体上，他们愿意承认女人是自己的同类，是一个平等的人，但他们仍然让她做次要者。对她来说，这两种命运是不可比的。她在是做这种人还是做那种人之间犹豫不决，无所适从，因此失去了平衡。在男人身上，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着裂痕：他在行动和工作中越是证实他对世界的控制，就越是显得有男子汉的气魄。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女人的独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因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

在这方面，男人的感受性和性冲动会完全有可能发生变更。现在，新的审美观念已经产生。如果说，时兴扁平的胸脯和狭小的臀部，即时兴男孩子的形体是昙花一现，那么以前几个世纪崇尚过于丰满的理想至少是一去不复返了。女性身体被要求必须是肉感的，但这个要求比较谨慎。它应当是苗条的，不发胖的；它必须是肌肉发达的、柔韧的、强健的，使人可以联想到超越；它不应当像终日不见阳光的温室里的花草那么苍白，而宁可如光着膀子在太阳下干活的工人那样晒得黝黑。女人的衣服在实用的同时没有必要让她显得无性感：相反，穿短裙倒是为了使她的双腿显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性感。没有理由认为劳动会夺走女人的性魅力。认为女人既是一个社会的人，又是一个发泄肉欲的对象，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在佩纳（ler）最近写的一系列作品中（1948年），我们发现，一位年轻男人撕毁了他的婚约，因为他受到美丽动人的市长夫人的诱惑，而她正打算主持他的婚礼。让女人既有某种“男人的地位”，又让男人感到称心如意，这长久以来是人们开下流玩笑的题目。但逐渐地，这种挖苦讽刺变得不那么犀利了，看来，一种新型的性爱正在产生——也许这会造成新的神话。

毫无疑义，让女人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命运，在今天是十分困难的。这是造成失策和不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失策和不安有时又让人们认为她们是“失去性别的人”。忍受无形的奴役，无疑比为解放而工作更舒适：就此而言，死气沉沉的女人比朝气蓬勃的女人更能顺应大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重返过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值得向往的。应当寄予希望的是，男人能够从自身方面毫无保留地接受即将出现的那种处境。只有到那时，女人才可以无忧无虑地在那种处境中生活。那时，拉福格的这个祈祷将得到回答：“啊，年轻的女人们，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们的兄弟，我们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兄弟？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真诚地握手？”那时，布勒东的“梅留辛，将不再受到男人给她带来的灾难的压迫，梅留辛将会得到解放……”将重新找到“她在人类中的位置”。那时，她将会变成一个完全的人，用蓝波信中的话来说，“那时，对女人的无限束缚就会嘎然而止，她将会在自身中并为自身而生活，而男人，尽管至今是可憎的，将会让她获得自由”。

正文第十二章女孩（上）

第十二章女孩（上）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一个儿童，就他存在于自身并为自身存在而言，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性别的人。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身体首先是一种主观放射，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儿童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去认识世界的。男女婴儿经历了同样的出生与断乳过程，他们有着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快感。开始时，吸吮是他们最大快感的来源；后来经历了肛门期，从排泄功能获得最大满足。他们生殖器的发育过程是相似的，他们以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冷漠，探索自己的身体，从阴蒂和阴茎得到同样朦胧的快感。当这种感受性发展到需要一个客体时，他们便转向了自己的母亲：那柔软、光滑、富有弹性的女性肉体，引起了性的欲望；而这些欲望表现为捉拿。和男孩子一样，女孩子在亲吻、抚弄和爱抚自己的母亲时，也表现出一种攻击性的姿态。他们对刚出生的弟妹，感到同样的嫉妒，并以相似的行为方式予以表现：狂躁、闷闷不乐和遗尿。而且他们用同样的小把戏撒娇，去讨大人的喜欢。直到12岁，小女孩还和她的兄弟一样强健，并且表现出同等的智力；在任何方面，她都可以和他相匹敌。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

刚出生的婴儿仅凭内在感受去领悟世界；他还像在黑暗的子宫一样，沉浸在整体的中心；

当他吸吮母乳或奶瓶时，仍被母体的温暖所包围。他一点点地学会了，把事物看做是与他自己不同而又相分离的东西，把它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这同时，他被迫多少有些残忍地脱离了那滋养他的母体。对于这种分离，婴儿有时会作出强烈反应；不论怎样，当分离完成时，也许是在婴儿6个月左右，他通过模仿动作，开始显示出想吸引别人的欲望，而这种动作总有天会变成真正的炫耀。这种态度当然不是有意采取的，但也无须为它的存在设想出一种处境。婴儿直接经历了任何生存者都经历的基本的戏剧性事件，即他与他者的关系。人在经历被解放和被遗弃时，是极其痛苦的。于是，他逃避自由，逃避他的主观性，宁愿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这的确是他的宇宙和泛神论梦想的起源，也是他渴望遗忘、睡眠、狂喜和死亡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永远不会顺利取消他分出来的自我，但至少他希望将非我，en－soi［自在］，固定下来，使自己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物。尤其是在受到别人注视时，他感到自己是一种存在物。

必须用这一观点去解释儿童的行为：在肉体形式中，他发现自己是有限的、孤独的，被遗弃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荒漠中。他把自己的存在投入一个映像，努力以此补偿这种恶运，而这个映像的真实性与价值，则由别人来确定。看来，当他从镜子里认出自己的映像时（这段时间与断乳大体一致），便可能开始证实他的同一性：他的自我同这个映像完全一致，而且只有在被投射时才能形成。不论镜子实际上是否起了某种重要作用，可以肯定，孩子在接近6个月时，便开始模仿父母，并在他们的注视下，把自己看做客体。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在向外部世界超越，但他只能以投射的形式遇到自己。

当儿童进一步成长时，他以两种方式反对他最初受到的遗弃。他试图否认这种分离：他冲到母亲的怀里，寻找她那宜人的温暖，要求她给以抚爱。他还试图用别人的赞许，去进行自我确认。在他看来，大人如神仙一般，因为他们有力量赋予他存在。他感受到他们注视的魔力，这注视，使他一会儿变成小天使，一会儿又变成小怪物。他的这两种防卫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相互补充和渗透。他的诱惑企图一旦成功，自我确认感便会通过亲吻和抚爱在肉体上得到证实：这完全是一种儿童在母亲怀抱里、在她慈爱目光下所体验到的单方面的被动幸福感。在三四岁以前，女孩子与男孩子的态度没有差别，他们都想永远保持断乳以前的那种幸福状态；他们都有诱惑和炫耀的行为发生：男孩子像他们的姐妹一样，也想讨大人们的喜欢，逗他们发笑，被他们夸奖。

否认痛苦比超越痛苦更令人愉快，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比让别的有意识的自我弄得发呆来得更彻底：肉体结合比任凭别人注视所产生的异化更为深刻。诱惑和炫耀，同在母亲怀抱里的单纯放纵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不容易达到的阶段。大人注视所产生的魔力是变幻无常的。孩子假装自已被人看不见了，父母也来玩这个游戏，假装真的看不见他，边找边笑。但他们突然说：“行了，你让我们玩得够心烦了，其实你还是看得见的呀！”孩子说了一句机灵话，父母被逗笑了；可是当他再说这句话时，父母却耸耸肩膀。这个世界和卡夫卡的世界一样，变幻不定且难以预料，每走一步，都会摔跟头，所以许多孩子害怕长大。如果父母不再把他们抱在膝上，或不再让他们睡在大人的床上，他们就会感到绝望。这种肉体挫折使他们会越来越感到，处在孤独凄凉和被人遗弃的境地是非常残忍的——人们面对这一情况永远不会无动于衷。

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女孩第一次显得是个拥有特权的人。第二次“断乳”使母亲的身体从孩子的搂抱中撤了出来，和第一次相比，这一次不那么残忍，过程也比较缓慢。但尤其是男孩子，却一点点地失去了以往所常有的亲吻和爱抚。至于小女孩，则继续得到好言安抚，她可以紧靠在母亲的裙边，父亲则把她抱在膝上，梳弄着她的头发。她穿的衣服可爱漂亮，她的眼泪和任性受到宽容的对待，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的表情和撒娇让大人们感到快活——身体的接触和令人愉快的目光在保护着她，使她免受孤独之苦。相比之下，小男孩连撒娇的权利也没有，他努力进行诱惑，他弄姿作态的举动，只会惹人生气。人们对他说：“男子汉不需要别人吻自己……男子汉不需要拿镜子照自己……

＿．男子汉有泪不轻弹。”人们总想让他当“一个小男子汉”；如果他不依赖大人，自行其事，便会受到大人的赞许。如果他无意讨大人的喜欢，他们便会高兴。

许多男孩子，被作为惩罚送给他们的这种残忍的独立地位吓坏了，他们希望自己也是个女孩子。从前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穿的衣服和女孩子一样，后来，他们不得不把女孩子的衣服换成长裤，头发也要剪短，他们为此常常伤心得流泪。也有些男孩子十分固执，硬要做一个女性——这是同性恋倾向的一种表现。莫里斯·萨克斯在《安息日》里写道：“我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子，我对作为一个男性的伟大十分无知，以至想蹲着撒尿。”

但是，如果说男孩子起初不如他的姐妹们受宠，那是因为人们期待他干一番大事业。人们对他的苛求，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高度评价。莫拉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曾嫉妒他弟弟，因为母亲和祖母只对弟弟好言相抚。父亲拉着他的手，从房间里边走出来边对他说：“啊，我们毕竞是男人，我们还是离开那些女人吧。”男孩子终于相信，他们之所以受到更严格的要求，是因为他们是优越的。为了赋予他将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人们逐渐向他灌输了对男人身份的自豪感。这个抽象观念对他来说有一个具体表现：他的阴茎就是它的化身。他对他那又小又懒的性器官的自豪感，不是自发地体会到的，而是通过周围群体的态度体会到的。母亲和保姆一直保持着传统，认为男性生殖器和男性观念是一回事。不论因为认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爱情礼物，或是对女人的顺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还是因为见到它在他身上那副十分谦卑的模样，感到已经进行了报复，她们都非常得意地对待小男孩的阴茎。曾向我们叙述了高康大的保姆们对他阴茎的种种捉弄和评论，历史上也曾记载了路易十三的保姆们的类似做法。就连端庄的女人也给小男孩的性器官起绰号，和他谈到它时，仿佛在谈一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小人：就像前面说过的，她们把它变成了“第二自我，它通常比本人更聪明伶俐，更诡计多端”。

从解剖学上看，阴茎倒是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它自由自在，突于身体之外，就像个天然的小玩物和小木偶似的。所以，大人们在赋予阴茎以价值时，也在提高男孩子的身价。有一位父亲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都3岁了，还在蹲着撒尿，整天和他的姐妹和表姐妹们呆在一起，是一个又怯懦又郁郁寡欢的孩子。有一天，父亲带他上厕所时说：“我现在就让你看着男人是怎么撒尿的。”后来，这个孩子对站着撒尿感到骄傲，还嘲笑女孩子们“从一个小洞洞里撒尿”。导致他这种傲慢态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女孩子们缺少某个器官，而在于她们没有像他那样，被父亲单独挑出来予以指导。所以，阴茎并未在象征着一种直接优势，因而引起孩子的优越感，相反，对阴茎的高度评价似乎是对第二次“断乳”苦难的一种补偿，而这一补偿是大人们发明的，后来又为男孩子所热情接受。男孩子会因此受到保护，不再对自己失去婴儿地位和未变成女孩子感到遗憾。他以后会让他的性器官成为他的超越性和他引以自豪的主权的化身。

小女孩的命运则很不相同。对于她的生殖器，母亲和保姆们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值得敬畏和敏感的地方。她们不让她去注意那个除了覆盖物什么也看不见的、不能握在手里的神秘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性器官。她并未体会到这种欠缺是一种缺陷；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十分健全的。但是，她又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与男孩子并不相同，而且她认为种种因素足以使这种差别演变成一种劣等性。

没有什么问题能比有名的女性“阉割情结”，更可以引起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广泛讨论的了。

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今天都会承认，由于情况不同，阴茎嫉妒的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首先，许多小女孩多年一直不了解男性的人体结构。对这样一个孩子来说，她觉得正如天上有太阳和月亮，地上有男有女其实是很自然的：她所理解的只不过是字面的意思，她的好奇心最初还不具备分析能力。对许多别的女孩子来说，这块悬在男孩子两腿之间的小肉，毫无意义甚至可笑。它的奇特，和有人穿的衣服或留的发型的奇特，没有什么两样。小女孩往往在刚刚出生的小弟弟身上第一次看到阴茎，正如海伦·多伊奇指出的：“在小女孩的年龄还很小时，她对小弟弟的阴茎并没有多深的印象。”她说，例如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到阴茎时无动于衷，觉得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时，阴茎甚至被看成畸形物：这种派生物悬在身上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和瘤子、乳房或肉赘一样，只能引起厌恶。当然，在许多情况中，小女孩对兄弟或小朋友的阴茎确实感兴趣，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她真的在性的意义上对它感到嫉妒，也谈不上她深受缺乏这一器官的影响。她希望自己也有一个阴茎，但这只停留在表面上。

毫无疑问，对于儿童们来说，排泄功能，尤其是排尿功能，是十分有趣的。尿床常常是对父母明显偏爱另一个孩子的一种抗议形式。有些农村的男人蹲着撒尿，也有些农村的女人站着撒尿；除了别的原因，这也是由于许多农民的习惯。但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习俗一般要求文人坐着或蹲着撒尿，而把站立姿势留给男性。这种差异对小女孩构成了最明显的两性差别。她撒尿时必须蹲下，露出屁股，因此要躲藏起来：这是一种既不体面又不方便的程序。

这种羞耻感，往往因女孩子，例如在笑得太厉害时，小便失禁而增强。一般来说，她的控制能力不如男孩子强。

对男孩子来说，排尿功能犹如随随便便玩的游戏，具有所有能行动自如的游戏所特有的魅力。阴茎可以操纵，能给人以活动的便利，而这是孩子最关。动的一件事。小女孩看见男孩子撒尿时会羡慕地喊道：“这可真方便呀！”尿流可以随意变换方向，并且可以射到很远的地方，从而给男孩子带来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弗洛伊德曾说过“早熟的撒尿便畅者野心勃勃”，斯特克尔则理智地讨论过这个公式，但的确如凯伦·霍妮所说：“无所不能的幻觉，特别是虐待狂者无所不能的幻觉，往往和男性的尿流有关”；这些幻觉，在有些男人身上长久不衰，对孩子则起着重要作用。亚伯拉罕说过，“女人在用水管浇灌花园时，获得巨大的快感”；

我的看法与萨特和巴切拉德的理论一致，认为把水管看成阴茎，并不一定是产生这种快感的根本原因，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明显如此。喷向空中的每一股水流，都好像是一种奇迹，是对地球引力的挑战：指挥它，驾驭它，是对自然法则赢得的一场小小的胜利。无论如何，小男孩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天天可以进行的、他的姐妹们所不能从事的娱乐活动。通过尿流，他可以与水、大地、兽药、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形成许多种关系。有些小女孩也希望能分享这些体验，她们仰面躺着，试着向上撒尿，或练习站着撒尿。根据凯伦·霍妮的看法，她们还羡慕男孩子撒尿时可以不怕别人看见。霍妮说：“有一个病人，碰见一个男子在街〔撒尿，突然叹道：‘要是我能向上帝乞求一件礼物，就让他送给我男人那种撒尿的能力吧，哪怕我这辈子就一次也好。”许多小女孩认为，男孩子有权触摸他的阴茎，就好像在玩弄一个好玩的东西似的，而她们的器官却是一个禁忌。

由于这种种因素，许多女孩子似乎都渴望能有一个男性性器官，这一点已为精神分析学家做的大量调查和收到的隐私报告所证实。哈夫洛克·埃利斯援引S·E·杰利夫博士的病人齐尼娅的话说：“喷出来的水柱或水花，尤其是从花园长长的水管喷出来的，对找总是有很强的暗示性，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我兄弟，甚至别的男孩子撒尿时的动作。”一位叫个十的记者女士告诉埃利斯：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她非常想摸男孩子的阴茎，想像这种行为一旦与撒尿相关时的情景。有一天，她在花园里握住了一根水管。“简直如握住阴茎一样令人愉快。”

她断言阴茎对她没有任何性的含义，而且她也仅仅知道它有排尿功能。哈夫洛克·埃利斯讲的弗洛莉的例子非常有意思（后来斯特克尔分析了这个例子），这里我详细摘下一段：

这个女人非常聪明，喜欢艺术，很活跃，生理正常，不是同性恋者。她说，撒尿在她小时候起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与她的兄弟们一起玩撒尿游戏，他们尿湿了双手，一点也不嫌弃。“我对男性优越的最初想法，与撒尿有关。我自然感到愤愤不平，因为我竟然缺少这样一个又美又有用的器官。任何一个没有壶嘴的茶壶，都不会感到如此凄惨。我不需要任何人向我灌输男性重要和优越的理论。我面前就有永恒的证据。”她在乡间撒尿时感到极大的快感。

“没有什么声音能比尿流落在树林深处啪啪作响的树叶上的声音更动听的了，她仔细看着它往下渗。她尤其想往水里撒尿”［许多小男孩也是这样〕。弗洛莉抱怨，她的灯笼裤使她无法尝试她想做的各种试验，但常常，在乡间散步时，她想尽可能地强忍着，可到后来还是突然站着尿了出来。“我可以清楚地记得，这种不准许做的乐事给我带来的奇特而美妙的感觉，也记得我站着撒尿时的惶惑感。”根据她的看法，孩子们的衣服式样，一般对女性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我烦恼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撒尿时不得不解开内裤，然后怕尿湿前面必须蹲下；撒尿时必须把下面的衣服移到能够露出屁股的地方，这在我早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觉得女孩子的排尿功能与屁股有关。在我的印象中，两性的最明显界线，两性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男孩子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则必须蹲着撒尿……我最早的羞怯感，更多地不是与前面有关，而是与后面有关，大概就是因此造成的。”在弗洛莉的例子中，所有这些印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她父亲常常把她打得血流满面，保姆也曾一度因要她站着撒尿而打她的屁股。她被受虐狂的梦和幻觉纠缠不休，经常仿佛看见自己在众目股股之下挨学校老师的揍，不得不违背意愿去撒尿；“这种念头给人以一种奇特的满足感。”15岁时，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在一条没人的街上，站着撒了尿。“在试图分析我的各种感觉的时候，我认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对站着撒尿，以及因此不得不尿得那么远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使这件事显得非常丢人现眼，即使用衣服遮盖着。按平常的姿势，撒尿时也必须避开人。我小时候也站着撒尿，那时不可能尿得多远。但我15岁时已经长高，这时一想到能不由自主地尿得那么远，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我敢肯定，那些在朴茨茅斯从厕所惊恐逃出来的女士们，一定会认为这种情形是非常下流的：一个女人跨过船形的陶瓷便池，然后叉开双腿，拨开衣服，站在那里撒尿，不知羞耻地让尿水就这样一直地落了下来）。”她在20岁时，又有了一次这样的体验，后来经常重复。想到可能被人突然撞见，想到无法停止这种做法，她便产生了一种羞耻与快乐相混合的感觉。尿水似乎是不随我意，自己从身上流出来的，然而却比我随意撒尿给我带来更大的快感［黑体是弗洛莉所加］。这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受决定一个人行动的某种无形力量的左右——是一种纯粹的女性快感，一种微妙的诱惑……在那种以强大威力逼你就范的激流中，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后来，弗洛莉产生一种鞭笞性冲动，它总是与撒尿魔念有关。

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因为它揭示了儿童体验的某种基础。但是，使这一基础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显然是特殊的环境。对正常发育的小女孩来说，男孩子的排尿特权的影响显然并不重要，不会直接引起自卑感。追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假定，仅仅由于发现阴茎，就会给小女孩造成心理创伤。这种假定极大地误解了儿童的心性。这种合性，远不如他们假定的那么有理性，它既分不清事物的种类，也不受矛盾的困扰。小女孩看见阴茎时宣称：“我也有过一个”，或“我也会有一个”，甚至“我也有一个”，这种判断并非是不可信的。存在与非存在并不相互排斥，如他画的图画所表明的，儿童并不那么相信他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而更相信他已完全排好的图形。他常常不看就画，所以任何时候他的感觉都受他置人感觉的东西的极大歪曲。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索绪尔援引了卢奎特的这个重要观察：“一张草图一旦被认为是画错了，仿佛它就不存在了。儿童实际上不再去看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张取代它的新草图迷住，正像他毫不在意地在纸上偶然画出的线条一样。”男性的人体造型强壮而有力，经常吸引着小女孩的注意力，她实际上不再看自己的身体。索绪尔举了一个4岁小女孩的例子，她在想和男孩子一样站在大门口撒尿时说，她希望自己也会有“一个又长又小又会喷水的东西”。接着她又硬说，她以前也有过阻茎，不过现在没有了。这和皮亚杰所描绘的儿童“参与”意识相吻合。小女孩很容易相信，所有的孩子出生时都有一个阴茎，但后来父母把一些孩子的阴茎割掉了，使她们变成了女孩子。这种想法使儿童的人为论得到满足，女孩子把父母视若神明，如皮亚杰所说，“认为他们是她一切的来源”，最初并不觉得阉割是一种惩罚。

为了让小女孩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受挫感，必须让她由于某种原因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如海伦·多伊奇恰当指出的，像看到阴茎这样的偶然事情，本身不会影响心理发展。她说：“看到男性器官可以造成心理创伤，但只能在预期会造成这种后果的一系列早期体验先于存在的条件下。”如果小女孩发现不能用手淫和裸露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父母对她的自体性冲动（auto－eroticism）进行压抑，如果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她兄弟那么多的爱和夸奖，她就会把这种不满投射到男性器官。“小女孩如发现自己的身体结构与男孩子有差别，就足以证实她以前所感到的需要；可以这么说，她使这种需要合理化了。”而阿德勒则明确坚持这一事实：父母和朋友作出的评价，赋予男孩子的尊严，在小女孩看来，都是阴茎引起的。人们认为她的兄弟是优越的，她的兄弟自己也为他的阳刚之物感到无比自豪。所以她嫉妒他，并有一种受挫感。有时她怪罪于母亲，偶尔也怪罪于父亲。或者，她可能责怪自己发育得不健全；或者，她可能认为，她的阴茎藏在身体里，总有一天会露出来的，以此聊以自慰。

但是，即使少女没有对阴茎感到十分嫉妒，缺少这一器官对她的命运也肯定会造成深刻影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他把他身体的神秘与威胁投到外面，从而可以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的确，他也觉察到了与阴茎相关的危险，他担心它被割掉。但是，这种恐惧和小女孩对她的“内部”所感到的无限恐惧相比，和往往会伴随一生的恐惧相比，还是容易克服的。小女孩非常关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在她的心目中，她从一开始就不如男性那么透明，更深地陷于生命的朦胧神秘之中。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他测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后来，勃起和射精会成为满足和挑战的理由。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要弥补这个缺憾，把自己看成第二自我，就需要给她一个外来的客体——布娃娃。应当注意，poupee［布娃娃〕这个词，在法语也有包扎受伤的手指的意思。一个被包扎的手指，和其他手指是有明显区别的，孩子既觉得它有趣，又为它感到自豪，在对它说话时表明了认同过程的迹象。但是，这个带有人面的小雕像，或者没有人的面孔的谷穗甚至一片水头，对女孩子来说，也极其令人满意地取代了那个替身，那个天然的玩物：阴茎。

这中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布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劫客体。所以小女孩和它完全认同，同时又把它当成无活力的特定客体。男孩子是通过阴茎寻找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的，而小女孩则在溺爱、打扮她的布娃娃，就像她梦想自已被溺爱和打扮那样。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奇妙的布娃娃。通过赞美与责备，透过形象与言辞，她懂得了美与丑这两个词的含义；她很快就明白，要讨人喜欢，她就必须“美丽如画”。她想让自己如画一般美丽，她穿着花哨，对着镜子琢磨不已，和公主仙女比来比去。在充满孩子气的卖弄风情方面，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提供了极生动的例子。她断乳很晚，大约在3岁半；因此她在四五岁时，强烈感到需要夸奖和为别人活着；这不是偶然的。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断乳的震动肯定非常强烈，她一定会更加热切地希望补偿这种强加于她的分离。她在日记里写道：

“5岁时，我穿上母亲的有花边的衣裳，头上插着花，到客厅去跳舞。我就是大舞蹈家帕蒂帕，全家人都在那里看着我。”

这种自恋在小女孩身上出现得是如此之早，对以后她做女人的生活所起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很容易认为它是出自神秘的女性本能。但是，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决定她态度的并不是解剖学上的命运。与男孩子显然不同，这是一个她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承认的事实。

拥有阴茎肯定是一种特权，然而，在儿童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并开始进入社交生活时，它会自然贬值。如果儿童八九岁以后仍认为它有价值，那是因为阴茎已成为男人气质的象征，而这一气质为社会所重视。实际上，教育和环境在这方面的影响非常重大。所有的儿童都想通过诱惑和炫耀来补偿因断乳而造成的分离。男孩子只能超越这一状态，把注意力指向阴茎，因而才摆脱了自恋。而小女孩则更坚定了把自己变成客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年龄较小的所有儿童中普遍存在。布娃娃倒是可以帮忙的，但不再起决定作用。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玩具熊，或者喜欢可以把自己投射进去的木偶。在他们的全部生活过程中，每一种因素，阴茎或市娃娃，都有其重要作用。

所以，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候发展而来的特性。但是，如果说它与生物学事实有关，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男孩子的很有利的地位在于，他的和他人相关的生存方式，使他能够坚持他的主观自由。他接受的生活训练的目的在于自由地向外部世界运动。他和别的男孩子比坚强，比独立。他瞧不起女孩子。他爬树、打架，玩粗野游戏。他觉得他的身体是支配自然的工具，是战斗的武器。

他为他的肌肉骄傲，犹如他为自己的性器官骄傲。在游戏、运动、打架、挑战和角斗中，他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运用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吸取了暴力的严重教训。他从小就学会了挨揍、蔑视痛苦和有泪不轻弹。他行动，他发明，他挑战。当然，他也会考验自己，仿佛他是另一个人。他向自己的男人气质挑战，结果造成许多与大人和别的孩子有关的问题。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他对他客观形象的关心同他通过具体设计实现自我的意志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他是通过行动（doing）创造自身生存的，两者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活动。

相反，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r）

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假如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精神、同样的坚强。如果把女孩子当成男孩子培养，有时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形。

这时她会避免许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做父亲的更喜欢让女儿受到这种教育。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然而习俗却反对这样做。据我了解，在农村父亲强迫三四岁的小女孩穿裤子。别的孩子都在嘲笑这些小女孩：“她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并提议用检查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受到挖苦的小女孩央求父亲能让她们穿女孩子的衣服。除非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孤独生活，否则，即使父母赞成，小女孩的男孩子生活方式，也会让周围的人和朋友、老师感到震惊。她周围总会有姑姨、祖母外婆、表堂姐妹在抵制她父亲的影响。在教育女儿方面，父亲通常只起次要作用。如米什莱所公正指出的，小时候交给女人摆布是沉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灾难之一。男孩子最初也是由母亲带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而他很快逃避了她的影响。与此相反，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

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母女关系是多么复杂：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在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这种心理过程，在鸡奸者、赌徒和吸毒者身上，在所有对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团伙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耻辱的人们身上，也可以发现：

他们热情地劝人改变信仰，努力网罗新的追随者。所以，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女儿只能和小女孩一起玩，她被交给女老师负责管教，她生活在年长的女人中间，如古希腊女人生活在闺房里。书籍和游戏都是为她特别选定的，以便引导她步入指定的领域。她耳中灌满了女性智慧的格言，人们强烈要求她有女性美德。人们教她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怎样保养容貌，怎样保持魅力，怎样才显得端庄。她的穿着浮华而又不便，必须处处留神；她的发式入时；人们还为她制定了行为规范：“站着时要笔直，走路时不要像只鸭子”；为了培养优雅的风度，她必须对自然的动作加以约束；人们告诫她说，她的举止不要让人以为她想做个男孩子，不许参加激烈的运动，更不许打架。总之，人们强迫她变成仆人和偶像，如她的女长辈那样。如今，由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影响，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鼓励少女受教育，投身于体育运动。但是，如果她在这些领域得不到成功，会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谅解。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

当年龄非常小时，女孩子会比较容易听任这种种摆布。儿童一般只限于做戏和梦想，假装是什么人，假装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人只关心想像中的成就，那么扮演什么角色和实际上是什么人是分不清楚的。小女孩可以用未来的希望去补偿男孩子的当前优越地位。这种希望是她做女人的命运所固有的，并且已经实现于扮演中。由于她至今还只了解她的童年世界，最初她认为母亲比父亲更有权威。她认为这个世界是母权的世界，她模仿母亲，用她来确认自己，甚至经常颠倒两个人的角色：“当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她喜欢这样对母亲说。布娃娃不仅是她的替身，也是她的孩子。这两种功能并不相互排斥，因为真实的孩子也是母亲的第二自我。每逢责备、惩罚布娃娃时，她又安慰布娃娃，她一边像在母亲面前似的替自己辩解，一边又让自己表现出母亲的尊严：她把母亲和女儿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她向市娃娃倾诉自己的心事，她抚育着布娃娃，她对布娃娃行使着最高的权威，有时甚至撕掉它的肢体，打它，折磨它。就是说，通过布娃娃，她感受到主观的肯定和确认。母亲也往往参与这种想像生活：孩子和母亲一起扮演布娃娃的父亲与母亲，形成没有男人的一对夫妻。这里同样不存在天生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小女孩确认了照看孩子是母亲的职责，她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她听的故事，看的书籍，以及小时候的全部经历，全都证实了这一想法。人们鼓励她感受这种未来财富的魅力，送给她布娃娃，以便让这些价值今后能有具体的表现。她的“使命”深深铭刻在她的心中。

由于认为生育是自己的命运，也是由于她比男孩子对自己的“内部”感兴趣，小女孩对生殖奥秘尤其感到好奇。她很快就不再相信婴儿是从卷心莱里生出来的，是从医生的皮包里取出来的，是由鹳带到人间来的。尤其是如果有了弟弟和妹妹，她马上就会明白，婴儿是从母亲的身体里生出来的。况且，现代的父母不像以前把生殖搞得那么神秘。一般来说，小女孩不是恐惧，而是惊奇，因为她认为这种现象不可思议。她目前还不完全理解生理学上的含义。最初她没有意识到父亲所起的作用，只以为女人是由于吃了某种食物才怀孕的。这种假设是传说中的一个主题（在故事里，王后吃了某种水果，或吃了特殊的鱼，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或一个可爱的男孩），后来这个主题使某些女人认为生殖与消化系统有关。这些疑问和发现都让少女十分感兴趣，有助于丰富她的想像力。我下面将举出荣格的一个典型实例。这个实例与弗洛伊德大约在同时分析的小汉斯实例，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安娜快到3岁时，开始问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段时间她认为他们是小天使。她在4岁时有了一个新的弟弟，这以前她似乎没有注意母亲在怀孕。她在祖母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对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感到妒忌。她用各种方式捣乱，经常责怪母亲没有同她讲实话，因为她怀疑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一直在说谎。

她问，自己会不会变成母亲那样的女人。她在夜里叫醒父母，说她听说过地震的事，很害怕，并且问了有关地震的问题。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她弟弟出生前呆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以及类似的问题。她似乎很愿意听到，她弟弟像植物一样长在母亲的身体里。但她又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因为他不会走路，是不是母亲胸脯上有一个洞，等等。后来她说，她知道是鹳把婴儿带到人间来的，但她不再为地震的事感到担忧。没过多久，她看见父亲躺在床上，就问他的身体里是否也长了植物。她梦想，这些小动物是从她的诺亚方舟下面的小洞里掉出来的。她把布娃娃放在裙子下面，然后让它“出来”。她对父亲的作用疑惑不解。有一天，她扒在他的床上，踢着双一腿，问爸爸是不是这样做的。后来，她把一些种子种在花园里，之后又问，眼睛和头发是否也是这样种在头上的。她父亲解释说，在孩子发育以前，它们像细菌那样存在着。她问她的小弟弟是怎样进到妈妈身体里的，是谁把他种在那里的，他是怎么出来的。她父亲问她是怎么想的。她指了指自己的性器官。父亲说她想得对。但是，她仍然想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于是父亲解释说，是父亲提供了种子。这回她似乎满意了。她在5岁时，差不多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后来她再不为这件事烦恼了。

这段经历很典型，不过通常小女孩对父亲的作用不会问得那么准确，或者父母会对此避而不答。许多小女孩把枕头放在裙子下面，装成怀孕的样子，或用裙摆裹着布娃娃散步，或把它放在摇篮里，还可能给它喂奶。和女孩子一样，男孩子对做母亲的奥秘也感到困惑不解。

孩子们都对“深处”想入非非，认为事物内部藏有神秘的财富。他们都对刀鞘之类的东西，对大布娃娃套着同样的小布娃娃，对大箱子套着小箱子，对大画里画着同样的小画，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喜欢观看绽开的蓓蕾，出壳的小鸡和浮在水盆开着的“日本花”。当一个小男孩打开一个复活节彩蛋，发现里面塞满了小糖球时，会高兴地叫道：“啊，真像个母亲！”人的身体里居然可以有一个婴儿，这真像变戏法似的奇妙无比。母亲仿佛有了神奇的魔力。许多男孩子为没有这种特权感到遗憾。日后，如果他们偷走鸟蛋，践踏幼苗，发疯似的摧残周围的生命，那是对他们无法创造生命进行报复。而小女孩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创造出生命，就会感到快活。

这种希望在与市娃娃的游戏中得以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家庭生活也为小女孩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其他可能性。大部分家务劳动是年龄很小的孩子力所能及的。如擦洗、扫地、剥菜、为婴儿洗澡、照着锅里煮的东西之类的活儿，人们通常不让男孩子去做，却允许他的姐妹去做，甚至要求她们去做。尤其是大姐，经常在这样分担着母亲的家务。不论是为了方便，还是由于敌视和虐待，母亲都因此摆脱了许多负担。女孩子就是这样被迫过早地顺应了严肃事务的世界。这当然有助于表现她的女性气质，但也剥夺了她的快乐和自由以及童年的无忧无虑。她过早地变成了女人，过早地知道了这一地位强加于人的种种限制。她进入青春期时已像个成年人，从而给她的经历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个孩子，如果承担过量的劳动，就很可能变成一个早熟的奴隶，注定要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让她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会自豪地认为自己和大人一样有能力，并且乐于分担大人的责任。这种分担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从女孩到主妇没有多远的距离。一个职业上有所专长的男人，是在学徒期间离开童年阶段的。所以，小男孩觉得他父亲的活动十分神秘，他在心目中根本无法勾勒出他即将成为的那个男人，将有怎样的形象。相反，对女孩子来说，母亲的活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她的父母所说，“她已是个小妇人了。”有时人们也会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其实，如果说她比较接近成人阶段，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这个阶段，照传统看法仍多多少少是一个幼稚的阶段。实际上女孩子也意识到自己是早熟的，她为自己在更小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感到自豪。她很喜欢让自己变得重要。她说话通情达理，她发布命令，摆出一副优越于小弟弟的架势，她以平等身份和母亲谈话。

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妒忌男孩子的活力。

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很难隐瞒他们想要个男孩子而不愿要个女孩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可能对男孩子表现出比女孩子更多的疼爱。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他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例如，她们只能在不许她们爬树、登梯或上屋顶的规矩下受苦。阿德勒认为，高与低的概念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在空间上升的想法，暗示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这点可以在各种英雄神话中看到；登峰造极，就是明显超越了事实的普通世界，成为主权的主体（自我）；攀登在男孩子当中往往是挑战的主要方式。而小女孩，则被禁止参加这类英勇行动，只能坐在树下或山下眼巴巴地看着胜利的男孩子高高在上。此时她必然觉得，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低于他们的。如果她在赛跑或跳高比赛中落后，如果在打架时被人摔倒或只当一个旁观者，她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她变得更成熟时，她的世界扩大了，对男性的优越地位也看得更清楚了。认同于母亲常常不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如果说小女孩最初接受了她的女性使命，那不是因为她想放弃自己的权力，相反，这样做是为了支配。她想当主妇，因为主妇群体似乎拥有特权。但如果她的伙伴、她的学习、她的游戏，她读的书把她带出了母性圈子，那么她就会看到，控制这个世界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这一意外发现远胜过对阴茎的发现，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

两性的对应等级，即两性等级制度，首先在家庭生活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逐渐懂得了，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没有感到父亲的权威，实际上这种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因为它没有屈尊去处理日常琐事，它才显得更有尊严。即使事实上母亲作为一家之主在掌管家事，可一般来说，她仍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应当首先考虑父亲的愿望。在重大事情上，母亲都是以父亲的名义，利用他的权威来提出要求，执行奖惩。父亲的生活有着神秘的威望：他在家里度过的时间、他的工作房间、他周围的东西、他的追求。他的嗜好，都是神圣的。他养活着全家人，他是全家人所依靠的一家之主。他通常在外面工作，所以，家庭是通过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这就是女孩子在父亲那高高把她举起的有力臂膀中，在他那她紧紧依偎的坚实骨架中，所具体感受到的。由于他，母亲被废黜了，就像伊西斯被拉神，大地之神被太阳之神废黜那样。

但是，女孩子此时的处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总有一天会成为和万能的母亲一样的女人——可她永远不会成为主权的父亲；把她和母亲联在一起的纽带是主动的竞争——而在父亲那里，她只能被动地等待着赞许的表示。男孩子以竞争感去考虑父亲的优越地位，然而女孩子在不得不承认它时，既无奈又羡慕。我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他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寻求那失去的充实与宁静状态。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况且，通往世界的钥匙不只是掌握在父亲的手中，在正常情况下，男人一般都享有男人的威望。

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父亲的替身”。祖父、哥哥、叔叔、同伴的父亲、家里的男朋友、男教师、牧师、男医生，他们之所以强烈吸引着小女孩，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男人。成年女人对男人表现出的热情关怀，本身就足以把他捧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在小女孩的心目中，每一件事都有助于证实这种等级制度。她所属于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文化，催她进入梦乡的歌谣和故事，都是对男人的喋喋不休的赞美。是男人建立了古希腊、罗马帝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是男人在世界上探险，发明工具，并开发世界；是男人在统治世界；最后，也正是男人用雕塑、绘画和文学作品，充实了世界。儿童读物、神话、故事和童话，全都在反映那种来自男人们的自尊与欲望的神话。所以，小女孩是通过男人的眼睛发现这个世界，看到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的。

的确，男性的优越地位是压倒一切的：珀耳修斯、赫丘力斯、大卫、阿喀琉斯、朗斯洛、老法国勇士迪·盖克兰、贝亚尔和拿破仑——这么多的男人，却只有一个冉·达克可以与他们相媲美，可是在她背后，人们却看到了大天使长迈克尔的伟大男人形象！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女名人传记更乏味的了：与伟大的男人相比，她们只不过是些苍白无力的人物，而且，她们大多数人都沐浴在某个男英雄的光辉之下。造夏娃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给亚当做伙伴，她是用他的一根肋骨制成的。在圣经里，真正知名的女人很少：路德（Ruth）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丈夫；以斯帖为了让犹太人得救，跪在亚哈随鲁面前求情，但她只不过是摩德赛手中的驯服工具；朱迪思倒是比较勇敢，但对祭司百依百顺，而且，她的功绩也让人感到半信半疑，根本无法和年轻的大卫那确定无疑的辉煌胜利相比。非基督教神话中的女神，都是轻佻的或任性的，而且全都在朱比特面前瑟瑟发抖。普罗米修斯从太阳偷来了火种，可谓是一个壮举，可潘多拉却打开了盒子，把罪孽撒向世界。

的确，传说和故事中的女巫和女妖，握有可怕的魔力。此外，安徒生《天堂里的花园》里的风神母亲形象，令人想起最早的伟大女神：她的四个巨人儿子，全都服从她，在她面前诚煌诚恐；当他们行为不规时，她打他们，把他们装在大口袋里。但这些人物没有吸引力。

仙女、海妖和水精则更令人愉快，她们不受男性的支配。然而她们的存在却是模糊的，几乎没有个性。她们干预人间事务，却没有自己的命运：安徒生笔下的小海妖，从变成一个女人那天起，就懂得了爱情的束缚，于是受苦便成了她的命运。

和古代传说一样，在现代小说里，男人也是一位有特权的主人公。德·塞居尔夫人写的书是个奇怪的例外：她的书描绘了一个母权社会，丈夫虽然并非不存在，却在扮演着滑稽角色。但一般来说，和现实世界一样，父亲形象被神圣的光环环绕着。例。妇人冷的女性戏剧性人物，是在父亲的庇护下出场的，父亲在小说中虽然没有出现，却很神圣。在冒险小说中，周游世界的，作为水手进行航海旅行的，在丛林靠野果充饥的，总是些男孩子。一切重大事件，都是由于男人的作用才发生的。现实证实了这些小说和传说的说法。如果少女看到这些内容，如果她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她就会明白，今天和以往一样，仍是男人在主宰着世界。

她所崇拜的政治领袖、将军、探险家、音乐家和画家，都是些男人。无疑只有男人才能在她心中激起热情。

这种威望也反映在超自然世界。通常，由于宗教对妇女生活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小女孩比她的兄弟更受母亲的支配，小女孩也比较容易受宗教的影响。西方宗教中的圣父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着男性明显特征的绅士：他蓄着非常漂亮的白络腮胡子。对基督徒来说，基督肯定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留着长长的棕色胡须。根据神学家们的解释，天使倒是没有性别，但是有男性的名字和年轻男子的英俊容貌。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主教（人们吻他的戒指），以及做弥撒与布道的、人们跪在黑暗的小屋向他忏悔的神父，他们全是些男人。对虔诚的小女孩来说，她与永恒的圣父的关系，和她与世俗父亲的关系相似。随着前者在想像中的发展，她懂得了更近乎彻底的顺从。其中天主教给少女造成的影响最为混乱。圣母玛丽亚在听完坐在她膝盖上的天使的话以后，回答说：“看哪！主之婢女。”抹拉大的玛丽亚卧在基督的脚边，用她的泪水给他洗脚，用她的头发，她那女人的长长秀发，把脚擦干。

圣徒们跪在地上，表白着他们对杰出的基督的热爱。少女也跪在地上，身上散发着芳香，任凭上帝和天使去注视：这是一种男性的注视。人们往往坚持，在色情语言与女人讲的神秘语言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圣·泰丽莎就是这样写到耶稣：“啊，我最亲爱的，由于您的爱，我情愿在尘世上感受不到您那无法表达的亲吻……但我祈求您，用爱把我燃烧吧……啊，我愿变成您所爱的猎物……”等等。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感情的流露始终具有性的含义。相反，事实是，女性性欲的发展，充满了女人通常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宗教情感。的确，小女孩在忏悔神父面前所感受到的，甚至独自站在圣坛下面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她以后在情人的怀抱里将感受到的颤抖非常相似。这就是说，女性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而这种被动的快乐，也是徘徊在幽暗教堂的年轻女信徒的一种享受。

当垂首捂脸的时候，她懂得了自我克制的奇迹：她跪在地上，却在向天堂攀登；她向上帝的双臂投降，却被保证和轻盈的云朵与天使一起升天。她正是用这样一种对奇迹的体验，去复制自己的世俗未来的。女孩子也能通过许多别的途径，发现这种未来：每一件事都让她沉湎于投入男人怀抱的白日梦中，以便被超渡到光荣的天国。她很清楚，要得到幸福，她必须被爱；而要被爱，她必须等待爱的降临。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她在接受，她在服从。在歌谣和故事里，我们看到，年轻男人为了追求女人而离家出走，甘冒风险。他杀死巨龙，与巨人搏斗。而她则被锁在塔楼中，关在宫殿里，囚在花园或山洞里。她被捆在岩石上，是个俘虏，正在酣睡：她在等待。

Unjburprinceviendra［我的王子总会到来〕……我爱的男人总会出现——民歌里的这些歌词，使她对忍耐和希望充满了梦想。

于是，女人的最大需要就是迷住一颗男性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所渴求的回报，虽然她们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而最常见的却是，除了美貌，不要求她们有别的特长。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少女对自己的身体容貌的关注会如此入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她们只有始终是美丽的，才能得到爱情和幸福。丑陋总是与邪恶残忍地联系在一起，当不幸雨点般地落在相貌丑陋的人的头上时，人们不禁怀疑，这是在惩罚她们的罪恶，还是在惩罚她们难看的容貌？年轻美丽的少女，虽有锦绣前程，最初却往往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布拉邦的热那维也夫（GenevieveofBrabat）和格里赛尔达（Griselda）所写的故事，并不像它们所表现的那么简单。爱情和折磨，在故事中令人不安地搅在了一起。女人只有先跳进不幸的深渊，才可以保证得到最美妙的胜利。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男人，小女孩都懂得，只有最彻底地顺从，她才能变得无所不能：她以受虐为乐，因为受虐答应她征服一切。其雪白的身体在狮爪下鲜血淋漓的圣·布兰丁娜，死一般躺在玻璃棺内的白雪公主，昏睡的睡美人，昏倒的阿塔拉，这一个个遍体鳞伤、被动、受伤。屈膝、受辱的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都在向她们的年轻姐妹们证明，那殉难、被弃、顺从之美所得到的令人神往的显赫。毫不奇怪，当少女的兄弟在扮演英雄的时候，她十分愿意扮演殉难者：异教徒把她扔给狮子，淫乱的男人拖住她的头发，她的国王丈夫把她放逐到密林深处；她服从，她受苦，她死去，可在她的头上却罩着神圣的光环。德·诺阿耶夫人写道：“当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就想吸引男人们的爱，使他们感到不安，被他们拯救，死在他们的怀中。”在玛丽·勒·哈尔杜恩的《黑幕》里，我们发现了这些受虐狂的白日梦的典型例子：

7岁时，我不知道用哪根肋骨，造出了我的第一个男人。他又高又瘦，很年轻，穿着袖子拖地的黑缎子衣服。他的金发很长，卷曲得很厉害……我叫他埃德蒙……后来我送给他两个弟弟，查理和塞德里克；

这三个穿着和长相一样的兄弟，使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快活……他们的小脚和漂亮的小手，使我的心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我变成了他们的姐姐玛格丽特……喜欢完全受他们摆布，埃德蒙对我操有生死之权……他稍有借口，就抽打我……他一开口，我就惊恐不已，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是，我的老爷，”但有一种做白痴的快感……当我受的苦无法忍受时，我乞求他的怜悯，吻他的手，这时，虽然我的心终于破碎，我却进入快活得想死的境地。

更多的小女孩虽不那么早熟，却也在梦想，自己已经长大，可以恋爱了。到了9岁或10岁，她会喜欢化妆面部，把胸衣填得鼓鼓的，装成大姑娘的样子。但是，她并不想和小男孩有任何实际的性体验：如果她偶尔和他们躲在一边，玩“相互亮出什么”的游戏，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性好奇的问题。然而，她的确在梦想某个成年男人是她的性伙伴，不管这个男人是纯粹虚构的，还是确有其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她会满足于默默地爱。我们可以在柯莱特·奥德里的回忆录《回顾》里，找到这种孩子气的白日梦的极好例子。她叙述自己在5岁时第一次发现了爱情：

当然，那和我小时候的小小性快感，比如我跨在一个椅子上，或在睡觉前抚摸自己感到的满足，毫无关心……这两件事，全是我小心地背着别人做出来的……我对这位年轻男人的爱，无非表现在睡觉前想他，虚构着美妙的故事……我相继爱上了我父亲的所有高级职员……他们离去时，我没有感到很伤心，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我梦想的一种借口而已……我上床时，我为自己太年轻、太胆小而报复自己。我做了细致的准备。我能毫不费力地让他浮现在我眼前，但我不得不改变我自己，以至在看到自己时，不再是“我”，而是变成了“她”。首先，我18岁了，而且美丽动人……我有一个精致的糖盒子……我的棕色头发卷得很短，我穿着薄薄的棉布长袍。我们分别了十年。他回来时一点儿也不显老，他一看到这妙不可言的仙子，就神魂颠倒了。她好像记不起他了，她非常坦然、冷漠和机智。我为这第一次相聚，编造了十分精彩的对话。紧接着是误会、非常困难的征服、对他产生失望和妒忌的残忍时刻。终于他被逼到绝路，坦率承认了他的爱。她默默地听着，就在他认为一切都完了时，她突然说她一直在爱着他，于是，他们拥抱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们俩经常相依偎着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听到他们的喃喃细语，同时也感到他们身体接触的温暧。但是，以后的一切就无法想像了，我根本没想结婚那么远。第二天早晨，我在洗脸时想了一会儿。我欣赏着自己涂满肥皂的脸（虽然在别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并不美丽），觉得它很有希望，在把我诱向遥远的未来。但我不能不着急，一旦我把脸擦干，一切全都完了。我对着镜子又一次看着我那平凡而又孩子气的脸，再也引不起兴趣。

游戏和白日梦，把小女孩引向被动。但在变成女人以前，她是一个人。她已经知道，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必须变得顺从，让自己不健全。如果说顺从还有吸引力，那种不健全则实属可恨。男人和爱情，尚处在遥远而朦胧的未来中。当前，和她的兄弟一样，小女孩也在追求主动和独立。自由的负担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沉重，因为它不意味着责任。他们知道，他们在大人保护下是安全的：他们不打算逃走。对生活的强烈自发冲动，对游戏、欢笑和冒险的喜爱，使小女孩认为母性领域是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她很想避开母亲的权威，避开那种在运用时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任何权威都更亲切、更平常的权威。母亲的权威如柯莱特所生动描绘的“西多”那样，是理解人的、考虑周全的，这种情况的确很少见。在接近病态的情况下，母亲如同野兽，在孩子身上满足自己的支配欲和虐待欲。撇开这种很常见的情况不谈，女儿在母亲面前是一个有特权的客体，母亲在女儿面前要求成为主权的主体。这一要求引起孩子的反抗。柯莱特·奥德里叙述了一个正常的孩子对一个正常的母亲的这种反抗：

我不能和她讲实话，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无辜的。因为我在妈妈面前从未感到过无罪。她是一个大要人，而我对她怨恨不已，至今也没排除。我心底有一种残忍的未愈合的伤口，我敢肯定，它一直在发作……我倒不是认为她太严厉，超出了自己的权利，我只是想拼命地说：“不，不，不！”我责怪她，不是因为她的专权、她的命令和禁令，而是因为她想挫伤我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是她直接说出来的，有时是我从她的眼神和语气感觉到的。当她告诉来访的太太们，孩子受罚后更肯听话时，她的话哽咽在我的喉中，使我无法忘却：我既不能把它们吐出来，也不能把它们咽下去。这种愤怒，在她面前是我的罪过，在我自己面前也是我的耻辱（因为她毕竟把我吓住了，而我只能用讲点不恭敬的话，作九点无礼的姿态，来进行报复并引以为荣），但不论怎样，这也是我的光荣：只要这伤口还存在，只要一重复挫伤、听话、惩罚、蒙辱这些字眼，我心里就会充满无言的狂怒——

我不想受到挫伤已有很久了。

正文第十二章女孩（下）-1

第十二章女孩（下）

当母亲失去自己的威信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种反抗会更加激烈。她是这样一种人：

等待、服从、哭泣和发脾气。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尊重。作为受害者，她被人瞧不起；作为泼妇，她令人憎恶。她的命运仿佛是迅速周而复始的典型：

生命在她那里只能不断地重复，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她被牢牢地固定在主妇角色上，停止了生存的扩展，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她的女儿不希望做她那种人，而是崇拜摆脱女性奴役的女人：演员、作家和教师。她渴望参加运动和从事研究；她爬树，撕破衣服，想和男孩子们一争高低。

她通常有一个最知心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和爱情一样，是排他性的，经常涉及分享性秘密。小女孩们相互交换和讨论她们所能得到的这方面信息。而形成三角关系，其中一个小女孩喜欢上了她朋友的兄弟，这种事屡见不鲜。如在中，索尼娅就是这样既是娜塔莎最要好的朋友，又在爱着她的哥哥尼古拉。这种友谊在任何情况下都笼罩着神秘色彩，人们普遍会说，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喜欢有秘密。故弄玄虚经常满足了女孩子的好奇心，作为对这种做法的反应，她把最无关紧要的小事变成了秘密。拥有秘密也是能让自己显得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她千方百计想得到的：她努力干预大人的事；为他们编造连她自己也半信半疑的故事，而她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等等。在伙伴们当中，她假装着不起男孩子，就如男孩子看不起她那样。她和她的朋友形成了一个分离的群体，她们咯咯地傻笑，拿男孩子来开心。

但是事实上，当男孩子平等待她时，她是很高兴的，她想得到他们的赞许。她很想变成那个特权等级的一员。原始部落女人反对男人支配的行为，也通过拒绝接受她的命运，同样表现在每一个新入门者的身上：她的超越性在谴责她荒谬的内在性。她不喜欢受传统礼仪的威胁，不喜欢为衣饰所困扰，不喜欢受家务事的束缚，不喜欢突然停止展翅高飞。在这方面的许多调查，几乎都得出同样的结果：所有的男孩子，和当时的柏拉图一样，都宣称害怕做女孩子；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对自己不是个男孩子感到遗憾。据哈夫洛克·埃利斯统计，每l00个男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愿意做女孩子；75％以上的女孩子，都愿意改变性别。卡尔·皮帕尔的研究（勃杜恩在《儿童的心灵》曾引用过）表明，20个12岁到14岁的男孩子，有18个说，天下什么人他们都愿意当，就是不愿意做女孩子。22个女孩子，有19个想做男孩子，理由是：“男孩子处境好，他们不必像女人那样受罪……我母亲会更爱我……男孩子的工作更有趣……男孩子更愿意学习我会开玩笑吓唬女孩子……我再也不必害怕男孩子了……他们更有自由……男孩子的游戏更有意思……他们不为穿什么而烦恼。”这最后一条，经常重复出现：

大多数女孩子都抱怨，她们的衣服使她们心烦，她们没有行动自由，为了不弄脏自己淡颜色的衣裙，她们必须处处小心。

在10岁或12岁时，大多数小女孩的确是“garanques”［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是说，她们是缺少男孩子的某个部位的孩子。她们不仅觉得这是一种剥夺和不公道，而且还认为，她们被迫处于的那种状态是很不健全的。在女孩子们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无所事事的活力变成了神经质。她们的过于娇气的工作，无法耗尽她们的过于旺盛的精力。

她们变得厌倦，由于厌倦并为了补偿自己的低下地位，她们任凭自己去做那忧郁而浪漫的白日梦。她们尝到了这种轻易逃避的甜头，失去了自己的现实感。她们屈服于自己的情感，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她们不是在行动，而是在聊天，在聊天时又把严肃的句子和无意义的词汇混在一起，变成了大杂烩。由于被忽视、被“误解”，她们在自恋的幻想中聊以自慰：她们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浪漫式的女主人公，孤芳自赏而又自我哀怜。她们十分自然地变得娇气十足。装腔作势，这些弱点在青春期尤其引人注目。她们的不适，以急躁、发脾气和流泪的方式表现出来。她们之所以喜欢大哭（许多女人后来仍保留着这一癖好），主要是因为她们喜欢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这不仅是对她们严酷命运的抗议，也是引人爱怜的一种手段。小女孩有时对着镜子大哭，以获得双倍的快感。

大多数少女的戏剧性事件，都和她们的家庭关系有关。她们想割断与母亲的联系：她们时而表现出对母亲的敌意，时而留住对得到她保护的强烈需要。她们很想垄断父爱，她们妒忌、敏感、苛求。她们常常编造故事，想像她们的父母并不真的是她们的父母，她们是被收养的孩子。她们把秘密生活归因于父母，冥想他们的关系。她们经常想像，父亲是被误解的、不幸的，他觉得妻子不是理想的伴侣，而女儿却可以成为他这样的伴侣。或者相反，想像母亲认为父亲粗俗、残忍是对的，母亲害怕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表演、孩子气的悲剧、虚假的热情和古怪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起因，不应当到女性的神秘灵魂中去寻找，而应当到女孩子的环境、她的处境中去寻找。

对一个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超越的主体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的劣等性原来是固有的先天本质，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对任何把自己看做此者（theOne）的人来说，明白自己具有他性和相异性，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当小女孩开始学习在世界上如何生活，领悟到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产生的正是这种体验。她所属于的那个领域，处处受到男性世界的封闭、限制和支配：不论她把自己抬得多么高，到多么远的地方去冒险，她的头上总是有一块天花板，四周总是有墙挡住她的去路。男人供奉的众神在天上是如此遥远，以至对他来说，众神实际上不存在：小女孩却生活在人所扮演的众神中间。

这种处境并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就知道，他们被部分融化于一种文明，虽然这种文明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低劣的等级。在理查德·莱特的《土生子》中，比格·汤姆斯在早期生活中所痛苦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劣等性，这种该诅咒的相异性，而这是他的肤色所注定的：当他看到飞机飞行时，他知道自己作为黑人是不被允许上天飞行的。因为自己是女人，小女孩知道，人们不许她去航海、到极地探险，不许她有丰富多彩的冒险生活和数不尽的快活：她天生与此无缘。在黑人和女人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别：黑人在服从时会有一种反抗感，没有任何特权会补偿他们的严酷命运；而在女人面前却有一种共谋的诱惑。我早就想到过这一事实：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被父母、教育者、书籍与神话，以及女人与男人所虚构出来的被动快活，似乎很值得少女向往。她从小就受到教导要享受被动的快活。这种诱惑越来越阴险。随着她的超越的飞翔撞到更坚硬的障碍物上，她必然更加不幸地屈服于那种快活。

但是，女孩子如此接受她的被动角色，也就等于同意不加反抗地服从从外部强加于她的命运，这种灾难使她恐惧。年轻的小伙子，不论他是有抱负的，还是无所用心的和胆怯的，都会面向开放的未来。他会当一名海员或工程师，他会留在庄园或跑到城市，他会周游世界和变成富翁；他会感到在面对充满未知的未来时，自己是自由的。少女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那样理家，像小时候自己受照顾那样去照顾她的孩子——她只有12岁，可她的故事已在天国里写好了。她用不着虚构，每天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故事。当她沉思这种每个阶段都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不可抗拒地向之迈进的生活时，既感到奇怪又感到恐惧。

这解释了为什么小女孩比她的兄弟，对性神秘更为关注的原因。的确，男孩子们对这些事情也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将来他们要担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而对女孩子来说，结婚和做母亲却会涉及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开始隐隐感到它们的秘密那时起，她的身体就仿佛受到了可恶的威胁。母性的魔力已经消失：不论女孩子得到消息的途径是否得当，不论是早还是晚，她总会知道，婴儿并非是偶然来到母体的，也不是由于挥舞魔杖才出现的。她会不安地扪心自问。通常，她不再会觉得自己体内生出一个寄生体有什么美妙，反而觉得可怕。一想到这怪异的隆起，她就会充满恐惧。

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即使没有人告诉过她分娩时的哀嚎和痛楚，她也会偶尔听到这类议论，或读过圣经的这句话：“你将在悲痛中生出孩子。”她对这种无法想像出细节的折磨，有一种预感。她设想在肚脐附近动个奇怪的手术。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准确的解释也将无济于事。隆起、撕裂和出血时的情景，将会始终缠在她的心头。少女的想像力越丰富，就越会受这些情景的折磨，而且没有一个少女能在它们面前不瑟瑟发抖。柯莱特说，她母亲在读完左拉对出生的直白的、细致的、令人震骇的描写后，发现她晕了过去。

即便是大人们一再作出保证，也不会使孩子安心。因为她正在长大，她懂得不要再相信大人们的话，而且往往在生殖这类问题上，她还发现他们在说谎。她也知道，他们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正常的。如果她受到某种强烈的肉体打击——切除扁桃腺、拔牙、割开瘭疽——

她会把这些铭刻在心的痛苦，投射到未来的分娩上。

怀孕和分娩的肉体性质，会马上让人联想到夫妻之间发生的“某种肉体上的事情”。经常出现在“同血儿”、“纯血儿”、“混血儿”这类说法中的“血”字，有时会给孩子们的想像以启示。比如，他们可能会假定，婚姻包括输血的某种庄严仪式。但更常见的是，认为“某种肉体上的事情”和大小便器官有关。孩子们尤其倾向于认为，男人把尿撒进了女人的体内。

性行为被认为是肮脏的。这使被严禁做“肮脏”事情的儿童感到极其困惑：大人们怎么会认为这种事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最初，儿童对所发现的荒谬无动于衷：他弄不懂他听到的、读到的或写下的东西的意义，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在卡森·麦库勒斯的那本非常有趣的《参加婚礼的人》中，年轻的女主人公撞见一对房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可是这种十分反常的情况，并没有让她觉得有多么重要：

那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玛罗夫妇的房门敞开着。她只能看到房间里的一部分，只能看到部分衣服和上面有玛罗太大胸衣的那个床腿。然而，安静的房间里，有一种她无法分辨的声音。她走到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不禁大吃一惊，撒腿就往厨房里跑，并且大声喊道：“玛罗先生发疯了！”贝林尼丝急忙穿过房厅，朝前房看了一眼，然后噘着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弗兰基想问贝林尼丝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贝林尼丝只回答说，他们是普通人，还说，既然家里还有别人，他们至少应该懂得把门关好。尽管弗兰基知道这个别人指的是她，可她还是不理解。他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疯？她问。但贝林尼丝只想回答：小家伙，那只是一种很平常的疯。弗兰基从她的口气知道，对这件事，她还有别的设告诉她。后来，她只记得玛罗夫妇是普通人……

当人们警告孩子们不要接触陌生人，或向他们解释性事件时，很可能会提到病人、躁狂者和精神病患者。如果女孩子在电影院被坐在旁边的人摸了一下，或者在路上看见一个裸露自己的人，她会认为她碰到了一个疯子。当然，遇到精神病是件令人不快的事：癫痫的发作、歇斯底里的爆发或大吵大闹，会扰乱成人世界的秩序，看到这些的孩子会感到受威胁。然而，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正如存在着一些乞丐、残疾人、浑身长疮的病人那样，也存在着一些反常者也不能加以扰乱的社会基础。只有父母、朋友和老师被怀疑暗地里搞恶魔崇拜时，才确实会把孩子吓坏。我们不妨从李普曼博士的《青春与性》中，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听说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时，由于这可能涉及到我的父母，我否认会有这种事存在。我把他们想得太高尚了，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种事。我认为，这种极其令人恶心的事，我永远也做不出来。不幸，没过多久，我就听到父母正在干这种事的声音，我终于醒悟了……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用被单蒙住脸，捂住耳朵，恨不得离他们有千里之遥。

从想到衣冠楚楚而又受人尊重的人们在告诫别人要正派、要有节制、要过一种理智的生活，到想到两个赤身裸体的动物在面对面地躺着，这种转变实在是太突然了！的确，这是大人在败坏自己的名誉，在动摇自己的受人尊重的地位，在今天空布满乌云。女孩子往往不愿意接受这一发现：“我爸爸妈妈才不会干那种事！”她坚持说。或者，她想为自己设想出一幅体面的性交图景，如一个小女孩所说的：“当想要一个孩子时，父母就去医生诊所；他们脱光衣服，蒙住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不应当相互看；然后，医生使他们俩贴在一起，注意让一切进行得顺利。”她把做爱行为变成了一次外科手术，当然令人不快，但和去看牙医一样，这是一种正当行为。然而，无论怎样否认和逃避现实，不安和怀疑还是会悄悄爬进了孩子的心田，产生出犹如断乳一般的痛苦效果：这已不再是把女孩子同母亲肉体分开的问题，而是她在周围借以防御的一切都崩溃了的问题。她发现，自己头上已没有屋顶，被绝对孤独地遗弃在黑暗的未来面前。

而令小女孩倍加苦恼的是，她实在是无法看清压在她身上的暧昧祸根的具体形式。她得到的信息是不连贯的，书上讲的东西相互矛盾，连专门的解释也不能驱散重重的疑虑，数不清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性交时疼吗？性交是令人愉快的吗？它会持续多久——5分钟还是一夜？有的书说，女人在一次拥抱之后，便会成为母亲；有的书却说，她在数小时的性快感之后，还没有怀孕。人们天天都在“干那种事”吗？还是只是偶尔为之？为了找到答案，女孩子就去读圣经，查词典，问朋友。她就这样在原俄和厌恶中摸索着。在这方面，李普曼博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下面就是少女们在她们最初对性行为的认识这个问题上，给他的一些回答：

在我的古怪而模糊的想法中，我继续走向歧途。

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无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老师。没有哪本书能完全解释这个题目。在性行为的周围，笼罩着一种危险而邪恶的神秘气氛，而起先在我看来，这行为是很自然的。12岁的大女孩们，用一些粗俗的玩笑，消除她们和我的同学们之间的鸿沟。

然而，那一切仍是模糊的、令人厌恶的。我们争论到婴儿是在哪里形成的。既然结婚是人们非常激动的理由，也许那种事在人们身上只发生过一次。我15岁时来了月经，这又让我感到惊讶……

性发动！这种事在我们家决不准提起！……我在书中搜寻着，但费尽精力，也没有找到途径……对我的老师来说，这个问题好像根本不存在……有一本书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的过度激动消失了。但我十分不幸，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真正的爱情仅仅是由性冲动和性行为构成的。

我的发动阶段：（l）3岁半到11岁，开始有疑问和不满足的想法……没有答案……7岁时，我心爱的兔子有了小兔子，母亲告诉我，动物和人的幼体，都在母亲体内生长，后来从胁腹中生出来，在我看来，这不合乎情理……保姆告诉我有关怀孕、分娩和月经的事……后来，对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他起什么作用？父亲用雌蕊和花粉的含糊比喻来回答。

（2）11岁到13岁，有些自我发动的尝试。我翻阅了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只得到用奇怪而重要的词汇传递的理论信息。（3）13岁到20岁，拥有了一些习得知识：（a）通过日常生活；（b）通过科学书籍。

8岁时，我和一个与我一样大的男孩子一起玩。

我向他重复了我母亲告诉我的话：女人的体内有许多卵子……只要母亲非常想要孩子，其中一个卵子就会生出……他说我是个笨蛋，并说如果屠夫和他的妻子想要个孩子，他们就要上床子那种下流事。我惊呆了……我12岁半时，家里有个女仆。她对我讲了各式各样的丑事……出于羞耻感，我没有向妈妈透露过一个字。但是，当我问她坐在一位先生的股上会不会生孩子时，她尽可能清楚地对我解释了一切。

我是在学校得知婴儿来自何处的，我觉得这是件可怕的事。但婴儿是怎么出世的呢？我们俩对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怪念头。尤其是在这件事之后：冬天的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们碰到一个男人把他的性器官亮了出来，问我们它是否好，是否值得吞掉。我们觉得十分恶心，的确想吐。直到21岁，我还认为婴儿是从肚脐生出来的。

有一个小女孩，问我是否知道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她说我是笨鹅，还说，婴儿是来自女人体内的，为了造出婴儿，她们必须和男人一起做某种非常令人讨厌的事。然后，她详细叙述了这件事，但我无法相信这件事会存在。有一次，我睡在父母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我认为不可能发生的那种事的声音，我为父母感到羞愧。这一切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觉得我在精神上痛苦得要死，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家伙，因为我现在知道了这些事情。

应当说，即使明确的指导也不会解决这一难题。即使父亲和教师有天下最美好的意愿，也不可能把性体验诉诸于文字和概念。只有实际经历它，才可以理解它。任何分析，不论多么严肃，都免不了有可笑的一面，都无法表现事实真相。从花之授粉、鱼之交合，到鸡、猫和羊之交配，乃至人类之性交，人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从理论上阐明其生殖之神秘——但是，性快感和爱情的神秘，却仍然是不完整的。

对尚无情欲的儿童，该怎么解释由亲吻或抚摸产生的快感呢？家里人经常互吻，有时吻的部位甚至在嘴唇上。为什么粘膜的那种接触，有时会产生令人眩晕的效果？这犹如在和盲人讲解颜色一样。如果没有对赋予性欲功能以意义与统一的兴奋与欲望的直觉，构成性欲功能的各种因素就会显得令人震惊和怪异。当小女孩认识到她是一个处女，是封闭的，而要变成女人，就必须让男人的性器官插入她的体内时，她尤其感到厌恶。由于裸露癖是一种很常见的性变态，许多少女都见过动起的阴茎。不论怎样，她们都见过雄性动物的性器官，而且很不幸，马的性器官常让她们目不转睛。这很可能令她们感到恐惧。对分娩的畏惧，对男性性器官的畏惧，对威胁已婚者的那种“危机”的畏惧，对下流行为的厌恶，对毫无意义动作的嘲笑——所有这一切都常使小女孩宣称：“我永不结婚。”这也许是保护自己不受那种痛苦。

蠢行和猥亵威胁的最可靠的途径。要想向她解释，总有一天她会认为无论是处女性的破坏还是分娩都不是那么可怕，成千上万的女人已经历了这一切，并认为这不是一种很糟糕的经历，这是徒劳的。当女孩子对外界发生的某种事情感到畏惧时，我们可以使她摆脱这种事情。但如果我们预言她以后会很自然地接受这种事情，那么，她会对在遥远的未来所碰到的、变了模样的、走入歧途的自己感到害怕。毛毛虫先变成蛹，后来又变成蝴蝶，这让孩子感到不安：

在长眠之后，它还是那条毛毛虫吗？长出了美丽的双翅，它还能认出自己吗？我认识的一些小女孩，一看见蛹就陷入可怕的幻想中。

然而，这种身体变化的确在发生。小女孩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但注意到，在她和世界、和自己身体的关系中，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发觉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触觉、味觉和嗅觉；她的脑海掠过奇怪的图景；她在镜子中几乎不认识自己了；她感到“不舒服”，似乎样样事都让她“不舒服”。理查德·休斯在《天真地旅行》中描写的小埃米莉就是这样：

那天是她10岁生日……埃米莉为了凉快，浸在水里，水漫到了她的下巴。数百条小鱼，用它们那好奇的嘴，把她浑身蹭个遍，简直像轻吻似的，说不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总之，她最近变得讨厌别人碰她——但这一次最让她讨厌。她终于忍无可忍，爬到了上面，穿好了衣服。

连玛格丽特·肯尼迪《永恒的宁芙》中的文静的泰莎，也感到了这种奇怪的骚动：

她突然变得十分悲哀。她向下注视着那黑暗的门厅，月光透过敞开的门把它分成两半儿。她无法忍受了，一跃而起，愤怒地小声叫起来：“哦！我多么地恨这一切！”……她跑到山上把自己藏起来，她害怕。

愤怒，被那宁静的房子似乎充满的凄凉预感所缠扰。

她磕磕碰碰地向山口爬去，不断地响前自语：“但愿我能死去！但愿我能死去！”

她知道自己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她根本不想死。

但这种激烈言辞，似乎使她感到满足……

在卡森·麦库勒斯的《参加婚礼的人》中，详细描写了这一骚动的时刻：

就在这个夏天，弗兰基对自己是弗兰基，感到腻味、厌烦。她恨自己，变得游手好闲，非常讨人嫌，在夏天围着厨房逛来逛去：她肮脏、贪心、自私、忧伤。除了自私得要死，她还是个有罪的人……那年的春季很长，让人心烦。事物开始变化，而弗兰基不理解这种变化……4月的绿树和鲜花，使弗兰基感到莫名的忧伤。她不明白为什么忧伤，但由于这种奇怪的忧伤，她开始觉得自己应该离开这所小镇……她应该离开小镇，到很远的地方去。因为那年晚春过得太慢、太温柔了。那春意盎然、迟迟不去的漫长下午，那绿色的温柔，都使她感到厌倦许多事让弗兰基突然想大哭一场。有时，她想起得很早，在院子里久久地站着，看那日出的天空。仿佛她心中有一个问题，而天空又无法回答。她以前从未介意的事情，开始刺伤她：傍晚在路边看到的屋里的灯火，巷子里传来的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她想注视那灯火，倾听那声音，而她心中好像有什么在变僵，在等待。但灯火会熄灭，声音会消失，她虽在等待，可一切全都结束了。她害怕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会突然使她想知道，她究竟是谁，她究竟要做什么人，此时此刻她为什么站在这里观望灯火，倾听声音，或仰望天空，而且独自一人？她很害怕，心中感到一种奇怪的紧张。

……她在城里四处游荡。她看到的、听到的东西，似乎都没有完结，而她心中的紧张也不会消除。

她想急急忙忙干些事情，但她做的事总是错的……在春季漫长的黎明之后，当弗兰基在城镇路旁闲逛时，一种不协调的忧伤震颤着她的神经，她的心僵硬了，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骚动期发生的事情是，女孩子的身体开始变成女人的身体，开始有肉感。除非腺的功能发育不良，仍停留在幼年阶段，孩子的青春期危机会在十二三岁时来临。这一危机，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来得早，引起的变化也更大。少女不安地、沮丧地面临它。乳房和体毛开始发育，她的心情有时是骄傲，但基本上是害羞。女孩子突然变得羞怯，甚至不愿意在自己的姐妹或母亲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她察看自己的身体时，又惊又怕；她看见这坚硬、微微发痛的乳核在变大时，非常痛苦，这乳核在乳头的下面，眼下还像肚脐一样不让人讨厌。她不安地感到，她有一个很容易疼痛的地方。这地方的疼痛，与烧伤或牙痛的疼痛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论是受伤还是得病，疼痛总归是不正常的事情。而人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未发育成熟的胸脯，不是一个容易发癌的部位。这是在暗示，在生存法则里的某种变化正在发生，它虽然不是一种病，但仍具有挣扎和撕裂的性质。女孩子当然是从幼年期发育到青春期的，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育：日复一日地，她的身体依然如故，是定了形的、健全的，然而现在她却在“发育”。这个词似乎令人生畏。生命现象，只有在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像花一般鲜艳、玉一般光滑地达到完全固定的外貌时，才会让人安心。但女孩子在乳房发育时，却觉得“有生命”（liVing）这个词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她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一种奇怪的物质形式，永远在变化且含糊不清，内部的不洁成分在被提炼。她习惯于头上飘拂一束丝一般的细发，但在腋下和阴部新长出来的体毛，让她变成了某种动物或海藻。不论她事先是否得到足够警告，她在这些变化中都预感到，彻底失去自我已成为定局：

她看到自已被抛入生命的循环之中，而这循环淹没了她个人的生存发展；她预感到依附，这依附使她注定要属于男人和孩子，注定要死亡。她的乳房，就本身来说，好像是一种无用的、强加于人的增生。胳膊、腿、皮肤、肌肉，甚至还有那丰满的臀部——至今这一切都显然有各自的用处。只有她的性器官，除了无疑是用来撒尿的，作用还有点暧昧，但它是隐秘的，别人看不见。罩在毛衣或外衣下面的乳房，却在炫耀自己，女孩子过去一向认为它们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则认识到它们是肉体。这肉体变成了别人观察和注意的对象。有个女人告诉我：“两年来我一直穿着斗篷遮住胸部，我真为它感到害臊。”另一个女人说：“我还记得，当一个和我同样大但发育得比我好的朋友，弯下腰拣球时，我从她的胸衣开缝的地方，看到了两个丰满的乳房，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慌乱。看到这个身体的年龄和我如此相近，想到我的身体也会变成这般模样，我不禁羞愧难忍。”还有一个女人这样告诉我：“13岁那年，有一天我穿着短裙，露着双腿出去散步。有一个男人笑我的小腿长得太粗。第二天，母亲让我穿上长袜和长裙子，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别人看见我裸露时我感到的震惊。”少女觉得，她的身体正在与她脱离，不再是她个性的直接表现；它变得与她无关，同时，对别人来说，她变成了一种物体：在路上，男人的眼睛紧紧盯住她不放，甚至对她的身材说三道四。她很想让别人看不见，害怕变成肉体，也害怕展示肉体。

这种厌恶，在许多少女那里通过希望变瘦表现出来。她们不再想吃东西，如果强迫进食，她就会间歇地呕吐。她们随时注意自己的体重。另一些少女则变得病态胆怯，对她们来说，走进客厅，甚至连上街都是一种折磨。精神病时常由此开始产生。雅内（Ja）在《强迫观念与精神衰弱症》中，借娜佳的情况描述了此类人的典型病例：

娜佳是一个时髦、喜欢艺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姑娘。她的家庭很富有而且有知识。但她从小就固执，爱发脾气。“她要家里人和仆人给她过分的爱，但她非常苛求，非常专横，很快就和人们疏远了。当人们用取笑来改变她时，她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羞耻感。”而且，她对爱的需要还使她希望永远是个受宠的孩子，使她害怕长大……早熟的青春发育增加了她的烦恼：“既然男人喜欢丰满的女人，她宁可永远是瘦的。”阴毛和变大的乳房，加重了她的恐惧。她从11岁就觉得，大家都在盯着她的腿和脚。月经的出现把她逼得快疯了。她认为自己是天下唯一长阴毛的怪物，于是直到20岁，她还在煞费苦心地拔毛，去掉这“野蛮的装饰”……她十分害怕变得丰满——那时她“将羞于露面”，以至试图用一切祈祷与诅咒阻止正常发育，因为“如果她变胖，就没有人喜欢她了”。最后她决定不吃东西，让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女孩”。由于屈服于母亲的恳请，她吃下了一些东西。

她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写下誓言又把它们撕掉。她五岁时死了母亲，于是她强迫自己严格节食，以至由于过度饥饿，啃自己的手帕，在地上打滚。她长得很美，但她却认为自己面部浮肿，长满丘疹，并坚持说医生看不见它们是因为对她的处境缺乏了解。她离开家庭，躲进一个小公寓里，再也不肯露面了。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暗中生活，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相貌丑陋之极，见不得人。

父母的态度，往往可以使女孩子经常产生对自己容貌的羞耻感。有一个女人对斯特克尔这样说：

我对自己的身体的自卑感十分强烈，经常痛苦不堪。而家里人的不断唠叨，加重了这种自卑务……我母亲由于过分自尊，希望我的仪表尽善尽美。她总是找出许多毛病，需要让裁衣匠“遮掩起来”。比如，肩膀下垂了！臀部突出了！背部太平了！胸部太显眼了！等等。对四肢的姿势，我尤其感到烦恼……我的步态经常是他们唠叨我的原因……每种批评都有一定道理……但有时我感到十分尴尬，尤其在我“尚未涉足社交界”那个阶段，以至我不知道该怎样走动才好。假如我碰见了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是：“要是我能把脚藏起来，那该有多好啊！”

这种羞耻感使女孩子的行动笨拙，经常感到害臊。而这害臊使她更加胆怯，而且它本身就含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斯特克尔在谈到一个女人时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害臊得如此反常、强烈，以至一年来，她借口牙疼在脸上缠着绷带。”

有时，女孩子在所谓的“前青春期”阶段，也就是在月经出现以前，还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她为变成女人感到骄傲，得意地看着隆起的胸部。她用手帕垫在衣服里面，在大人们面前引以自豪。她还不理解她身上所发生变化的含义。她第一次出现的月经揭示了这种意义，于是她出现了羞耻感。如果这种羞耻感已经存在，以后就会变得更加强烈甚至过分。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不论孩子事先是否得到过警告，这一事件对她始终是可恶的、蒙羞的。

母亲往往忽略把这种事事先告诉她；有人曾注意到，母亲更愿意向女儿说明的，是怀孕、分娩乃至性交的神秘，而不是来月经的事实。她们本人好像对这种女性负担既厌恶又恐怖。这种恐怖反映了古代男人对神秘的恐惧，现在母亲们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当女孩子在内裤发现了可疑的污迹时，她会认为自己是患了腹泻，或是患了致命的出血症，或是患了某种可耻的疾病。据哈夫洛克·埃利斯1896年的研究报告，一所美国中学的125名学生当中，有36人在月经初临时，对这种事一无所知，39人仅有模糊认识。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这种事是无知的。在海伦·多伊奇看来，1946年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企图自杀的例子时有所闻。当少女觉得自己的生命之血也许是由于内部器官受伤流出来的时，她被吓坏了，这的确是很自然的。即使明智的指导免除了她过分强烈的焦虑，女孩子也还会感到羞耻、受污染。

她会急忙找个脸盆来，想把她的脏内裤洗净或藏起来。柯莱特·奥德里在《回顾》里，详细描写了一种典型体验，摘要如下；

一天晚上，在脱衣服时，我觉得自己肯定是病了。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希望早上会好起来……四周后，它又发生了，而且这次更过分，我把内裤放进装脏衣服的篮子里。母亲来到我的房间，把这些事情讲给我听。我记不得她的话对我起了什么作用，但我妹妹出于好奇往里看时，我心烦地把她给轰了出去。我让母亲去惩罚她，因为她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我母亲的那副安然而又满意的神态，几乎把我给气疯了。

她出去了，而我却彻夜痛苦不堪。

突然，我想起两件事：有一位老医生在路上碰到我们时说：“夫人，您的女儿正在长大成人。”我突然不知为什么会非常讨厌他。没过多久，基基看见母亲把一包小布片放在抽屉里，便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母亲以大人们那种吞吞吐吐、故弄玄虚的神气回答说：

“这是为柯莱特准备的，她不久就要用。”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却提不出半点疑问。我恨透了母亲。

那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这怎么会可能！我会振作起来的，妈妈错了，它会过去的，并且会一去不复返的……第二天，身上悄悄起了变化，弄脏了内裤，我必须正视这些异物。我恨妹妹，因为她在不知不觉间竟突然优越于我。我也恨男人们，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经历这种事，却很了解这种事。我还恨女人，因为她们非常轻松地接受了这种事，而如果她们知道了我的情况，一定会开心地想：

“现在总算轮到你了。”……我走路时心里很不安，可又不敢跑……事情总算过去了，可我又在愚蠢地希望，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一个月后，在证据面前我不得不低下了头……从此以后，“以前”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我余下的生活，仅仅是个“以后”。

大多数少女都发生过类似情况。许多少女一想到她们的秘密会暴露在家里人和同伴们面前，就心惊肉跳。我的一个朋友，没有母亲，和父亲及保姆住在一起。她告诉我，在她的情况被发现以前，她整整三个月又羞又怕，把弄脏的内裤藏起来。人们都以为农妇对动物生态的原始方面习以为常，然而甚至连她们也对这种祸根感到恐怖，因为月经在农村仍然是一种禁忌。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农妇，她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她那不可告人的秘密，整个冬天，都是在刺骨的溪水里偷偷洗她的内裤的，甚至没干就又穿在身上。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公开承认这一惊人的不幸，也不等于得到了解脱。毫无疑问，极少有哪个母亲会在野蛮地侮辱女儿时说：“笨蛋，你还太年轻。”但不只一个母亲会显得不高兴，大多数母亲没有给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于是孩子对第一次月经带来的新情况忧心重重。她很想知道，将来是否有更痛苦的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她；或者，她会认为，今后只要和男人一见面或一接触，她就会怀孕，于是对男性产生了真正的恐惧。即使明智的解释使她可以免除这种精神折磨，她也还是不会很容易平静下来。以前，小女孩有点自欺，可能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性别的人，或者可能根本没想过自己。她甚至也许在梦想，自己一觉醒来会变成一个男人。但是现在，母亲和阿姨们小声地恭维说：“她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女人群体得到了胜利：她是这个群体的一员。

于是，她无可挽回地被置于女人这一边。也许她为此感到自豪，认为自己已经变成大人，而这将使她的生活发生彻底的变革。例如，蒂德·莫尼埃在《自我》中说：

我们几个人是在假期中变成“大姑娘”的，而别的女孩子是在在校期间进入那种状态的。当时我们鱼贯而入地到后院厕所去“看血”。她们宛如登基似的坐在马桶上，仿佛女王在接受臣民们的朝拜。

但小女孩很快就会醒悟过来，因为生活一如既往，她根本没得到新特权。唯一的新鲜事，就是这每月出现一次的不洁之物。有些孩子，在认识到她们注定要受这种命运的惩罚时，痛哭不止。而令她们更为深恶痛绝的是，男人也知道这一可耻的污点。她们希望，这一使她们蒙受耻辱的女性状况，至少对男性仍具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父亲、兄弟、表堂兄弟，家里所有的男人全都知道，有时甚至以此开心。于是，女孩子产生或加剧了对自己过于肉感的身体的厌恶。虽然初潮的震惊已经过去，但月经的烦恼并没有随之消除。每当月经重新出现时，女孩子都重新感到对身上发散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难闻气味——一种沼泽地或枯萎紫罗兰的气味——的厌恶，对那种血的厌恶。这种血不像她小时候受伤时那么红，因而更可疑。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必须记住换卫生带，必须留意自己的内裤和床单，必须解决许许多多实际的而又令人生厌的小问题。在经济不太富裕的家庭，卫生带每月都要洗，用干净手帕包起来放回原处。她必须把这些被经血弄脏的衣物，交给专门洗这些东西的人来处理：洗衣妇、女仆、母亲或姐姐。杂货店里卖的、有着“Modess”或“EdelweiSS”之类古怪名称的卫生纸，用过以后就扔掉了。但在旅行、访友或游览时，要把它们扔掉并非很容易，尤其是在厕所里明文禁止扔掉这些东西时。少女在行经时，可能很害怕把卫生带给露出来，因此，除非在黑暗处，甚至在姐妹面前也不愿意脱衣服。这一令人烦恼的讨厌东西，在剧烈运动时可能移位，而这比在路上掉了裤头更让她蒙受耻辱。这种可怕的情景，有时会导致心理变态。由于一种自然的恶作剧，有些疾病和疼痛往往只在月经过后才开始，最初可能未被留意就过去了。少女的月经尚无一定规则：她们散步、上街、访友，都冒着被突然袭击的危险，如德·谢弗勒兹夫人那样，冒着弄脏衣服或坐垫的危险。有些女孩子由于这种可能，经常处在惊恐之中。少女对这个女性污点越是觉得可恶，她越是倍加提防，以免由于意外事件或别人得知她的秘密，而使自己蒙受奇耻大辱。

·李普曼博士在《青春与性》中，除了别的以外，还记录了他在研究青少年性问题期间得到的这方面的如下陈述：

16岁时我第一次感到不适。一天早晨，我发现来了月经，这可把我吓坏了。说实话，我知道它迟早会来。但我对它深感耻辱，以至一上午都躺在床上，不论别人怎么问我，我都说不能起床。

我12岁时第一次来了月经。当时我惊呆了。我非常害怕。母亲只说了句“它每个月都要来”，我则认为这是件十分下流的事；我拒绝承认男人不会发生这种事。

母亲曾对我讲过月经的事。有一天我感到不适，兴冲冲地跑去叫醒母亲说：“妈妈，我有月经了！”可她只说了句：“就为这事何必把我叫醒！”我大失所望。然而，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次真正革命。

当第一次来月经看见经血流了几分钟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我吓得要死。可我没对任何人说。我刚刚15岁，而且，我只感到一．点点疼。只有一次我疼得很厉害，昏了过去，在我房间的地板上躺了3个小时。可我仍不肯说这件事。

我快13岁时第一次来了月经。我和同学们议论过这件事，我为变成大人感到非常自豪。我郑重其事地向体育老师解释说，今天我不能上体育课，因为我身体不适。

母亲没有警告过我。她到19岁才开始来月经，因害怕由于弄脏内裤而受责备，她跑到田野把内裤理了起来。

我第一次来月经是在18岁，事先没有任何预兆。

那天晚上，我流了许多血，严重痉挛。早上我向母亲哭诉，求她指点。可她因我弄脏了床，只把我狠狠骂了一顿，没再说什么。我很痛苦，想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个实例来自柏林的贫困家庭。〕我已经知道了有关月经的事儿。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它的来临，因为我希望那时母亲会告诉我，婴儿是怎么产生的。那重要的一天终于来到：但母亲什么也没说。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认为：“现在你也能生个孩子了：你也是个女人了。”

这一危机在年龄还很小时就发生了。男孩子进入青春期时只有十五六岁。女孩子向女人的变化则出现在十三四岁。然而，他们在体验方面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这种年龄差别；给女孩子的体验带来震撼力的也不是那种生理现象：青春期对男女孩子之所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因为它向他们展示了不同的未来。

不错，男孩子在青春期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但他们从小就对自己是男人感到自豪，此时更是得意地把这个阶段的发育的投射到男性气质上面。他们相互炫耀大腿上长出的毛，这是男人的特征。他们的性器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比较与挑战的对象。变成大人，这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变化：许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一想到苛求的自由即将来临，便会感到苦恼；但他们仍高兴接受做男性的尊严。

相反，小女孩要变成大人，必须局限于她的女性气质所强加给她的范围。男孩子从他生出的毛发，惊讶地看到未来的模糊前景，而女孩子则对决定她命运的“野蛮而指定的戏剧性事件”羞愧难忍。正如阴茎从社会方面获得了一种特殊评价，让月经变成祸根的也正是社会方面。这个象征男性气质，而那个则象征女性气质。正因为女性气质具有相异性和劣等性的意味，所以它的表现才受到耻辱的对待。在女孩子看来，她的生命始终是由那种模糊的本质决定的，而这种本质，由于没有阴茎，不可能具有积极的形式：但她从两胯之间流出的经血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是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她就会兴奋地欢迎月经的来临——“你现在是个女人了！”如果她一直拒绝接受她的处境，这血的判决就会让她受到强烈打击。她往往会犹豫不决：这每月来一次的不洁之物，使她容易产生厌恶和畏惧的感觉。“‘做女人’原来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今隐隐从外部压迫她的既定命运，现在正伏卧在她的腹中。她无法摆脱，只觉得在劫难逃。

正文第十二章女孩（下）-2

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女人将把月经只看成是进入成年生活的特殊方式。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身体都有其他令人不快的需求需要关照。但这些都容易适应，因为大家都有这些需求，它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一种污点。月经之所以在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当中引起恐惧，是因为它把她划入一种劣等的、有缺陷的类别。这种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她感到沉重的压抑。假如她没有失去做人的自尊，就会对流血的身体仍感到骄傲。而如果她能够顺利地保持这种自尊，她对自己肉体的羞辱感，就会大为减弱。一个通过体育、社会、智力和宗教活动，为自己开辟超越道路的少女，将不会认为她的性特征是一种发育不健全的表现，并且会很容易超越它。如果少女在这个阶段经常出现神经病的状况，那是因为她在让自已经受无法想像的折磨的命运面前，感到无依无靠。在她看来，她的女性气质意味着疾病、痛苦和死亡，她深深地为这一命运所困扰。

海伦·多伊奇所描述的一个叫莫莉的病人，是说明这种焦虑的典型例子。摘要如下：

莫莉在14岁时，开始受心理紊乱的折磨。她家里有5个孩子，她排行第四。据说，她父亲极其严厉，心胸狭窄。每当吃饭时，他总是对孩子的仪表和举止说三道四。母亲忧心重重，很不快活。每遇到这种事，父母常常说不到一起。一个兄弟离家出走。莫莉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小家伙，踢踏舞跳得很好。但她胆怯，把家庭纠纷看得很认真，害怕男孩子。她对姐姐怀孕的事很感兴趣，知道了详情，并且听说女人常在生孩子时死去。她照顾那个婴儿两个月。当姐姐离开家时，家里又大吵一场，母亲晕了过去。莫莉的想法大多与分离、晕倒和死亡有关。

母亲说，莫莉在几个月前开始有月经。她对这件事感到很难堪，对母亲说：“它来了。”她和姐姐一起去买卫生纸，路上碰到一个男人，她便低下了头。总之，她显得“很讨厌自己”。她在经期从不感到难受，但总想对母亲隐瞒这件事，即使母亲看见了床单上的污迹。她对姐姐说：“现在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可能会怀孕。”姐姐告诉她：“要发生这种事，必须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回答说：“我不是正和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吗？——我的父亲和你的丈夫。”

父亲不许他的女儿们夜晚出JI，因为镇里驻扎了些士兵，常有强奸的传闻。这些担心更使莫莉认为男人是非常可怕的东西。自从第一次月经来到以后，她对怀孕和生孩子时死去的焦虑，越来越严重，以至不久她拒绝离开自己的房间，现在，有时终日躺在床上。如果她出去玩，一想到离开家附近，就会“浑身发抖”。她总是十分警觉，对声音细心倾听，担心有人会闯进家门。她经常流泪，做白日梦，还提笔写诗。为了不致昏倒，她断断续续吃些东西。她害怕上汽车，不能上学，不能过正常生活。

南希的病史与此相似，但涉及的不是月经初潮的问题，而是小女孩对自己内部的焦虑。

这个小女孩快13岁时，跟姐姐的关系非常亲密。

当姐姐偷偷订婚后来又结婚时，她对自己能得知这个秘密很是得意：分享天人的秘密，就等于被大人们承认。她和姐姐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当姐姐对她说，她要“买”一个婴儿时，南希对姐夫和即将出世的婴儿感到嫉妒：人们还是把她当成孩子对待，在她面前故弄玄虚，这叫她如何忍得下去。她开始感到体内不适，想去做切除阑尾的手术。手术倒是做得很顺利，可南希在住院期间一直狂躁不安。她对她不喜欢的护士大发脾气；她试图勾引医生，说她“什么事都知道”，要他和她一起过夜——也许心里明知他不会同意，但希望他能承认她是一个大人。她责备自己，说她应当对几年前小弟弟的死负责。她尤其一口咬定自己的阑尾未被切除，或没有切除干净。她声称她吞下了一枚硬币，目的可能在于让人务必给她拍X片。

这种对做手术的欲望，特别是切除阑尾，在这一年龄阶段经常可以碰到。少女们用这种方式表现她们对强奸、怀孕和分娩的幻想。她们感到身体内部有隐隐的威胁，希望外科医生从势必发生的莫名危险中，把她们救出来。

并非只有月经的出现，在向女孩子宣告她身为女人的命运的降临。在她那里还出现了其他暧昧现象。直到目前，她的性冲动感还表现在阴蒂。很难搞清楚女孩子手淫是否不如男孩子那么普遍。她在出生后的头两年，甚至从头几个月起，就开始手淫。她放弃手淫似乎在两岁左右，后来又重新开始。从解剖学形态上看，植根于男性肉体的阴茎，比隐蔽的粘液区摸起来更诱人。但偶然的接触——孩子爬绳爬树，或骑自行车——衣服的摩擦，游戏时的触摸，甚至同伴、大孩子或大人们的教唆，都可以经常让女孩子意识到那种她努力用手再现的感觉。

无论如何，这种快感一旦得到，就成为一种独立的感觉：它具有一切儿童游戏所具有的那种轻松而天真的性质。女孩子几乎没有把这种个人享受同她的女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她同男孩子的性关系即使存在，也主要是出于好奇。这时她觉得自己慌乱、激动、身不由己，简直不认识自己。她身上的性感应区的敏感性在发展，而女人的性感应区是如此之多，以至可以把她的整个身体看成是性感应区。这一事实，通过家里人的抚摸，无恶意的亲吻，裁衣匠、医生或理发师的无意触摸，通过朋友放在她头上或后颈上的手，向她展示出来。在性游戏中，在和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扭打中，她逐渐懂得并常常有意追求强烈的刺激。吉尔伯廷在香榭丽舍大街与普鲁斯特的扭打，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她在母亲毫无猜忌的目光下跳舞时，她在舞伴的怀抱中感到一种奇怪的柔情。于是，连受到严格保护的处女，也经历了比较具体的体验。

在“有教养的”圈子中，大家对这种感到遗憾的事情，一致保持沉默。然而，家里的朋友、叔舅、表堂兄弟的抚摸，更不用说祖父外祖父和父亲的抚摸，极少如母亲所想像的那样是无害的。教师、牧师或医生，可能是鲁莽的，不得体的。关于这类体验的叙述，可以在维奥莱特·勒迪克的《窒息》、S·德·泰瓦哥尼的《母亲的怨恨》、亚絮·戈克莱勒的《蓝色的桔子》和卡萨诺瓦的《回忆录》里发现。此外，斯特克尔认为，祖父外祖父往往是很危险的人物。

那年我15岁。在葬礼的前一天，祖父到我们家来住。第二天早上，母亲起床后，他过来要上床和我玩。我马上起身，没有理他……从那时起，我开始害怕男人。

另一个少女对她在8岁或10岁受到的严重打击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外祖父，一个70岁的老头子，用手指插进她的生殖器，胡乱摸了一阵儿。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疼，但不敢提起这件事。从那以后，她对与性有关的一切事，都十分惧怕。

对这类事，小女孩通常由于羞耻闭口不谈。况且，即使告诉了父母，他们的反应也往往是责备她：“别提这事了”，“你可真下流”。她也对陌生人的某些古怪行为保持沉默。一个女孩子向李普曼博士谈了下面的情况：

我们向一个鞋匠租了一间地下室。当我们的房东独自在家时，他常常来找我，把我抱在怀中，久久地搂抱着我，前后抽动。而且，他不是吻我的表面，而是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由于他的这种举动，我非常讨厌他。但我对这类事只字不提，我非常害怕。

除了胆大妄为的伙伴和不正经的朋友，小女孩还会在电影院碰到有人用膝盖顶着她；晚上坐火车时有人的手顺着她的腿滑动；小伙子在她走过时嗤嗤地傻笑；男人在路上尾随她；

有的人搂抱她，也有的人偷偷摸她。她对这些冒险举动的含义浑然不觉。15岁的女孩子的脑子里，经常是乱糟糟的，因为她的理论知识与这些实际体验无法结合，她已经体验到被刺激的感官和欲望的所有强烈冲动，但她认为，如同弗朗西斯·雅姆笔下的克拉拉·戴荣伯瑟那样，男人的吻就能让她做母亲。克拉拉虽然在生殖器结构方面有比较准确的知识，但在舞伴拥抱她时，却认为她的激动是由偏头痛造成的。

无疑，少女们的知识，现在比过去更丰富。但有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有不少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对生殖器的排尿功能以外的功能，仍是无知的。总之，她们几乎没有看到她们的性冲动与生殖器的关系，因为没有男性勃起那样明显的迹象在指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她们对男人们的罗曼蒂克式的白日梦，即爱情，和她们所知道某些粗俗事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填平的巨大鸿沟。蒂德·莫尼埃说，她和一些朋友发誓要搞清楚男人的身体构造，然后相互报告：

我故意没敲门就闯进父亲的房间，于是我做了如下报告：“它看起来像个羊腿形的袖筒；就是说，像个滚筒，上面有个圆形的家伙。”要说得明白很难。

我画了一张图，实际上是画了三张。每个人抢走了一张，缩起脖子，一会儿看一眼，哈哈大笑，然后沉入梦想……像我们这样天真无知的女孩子，怎么能把这样一个东西，与感伤的歌曲、美丽浪漫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那里，爱情完全是由尊重、羞怯、叹息和吻手构成的，因此被升华到阉割的地步！

然而，通过阅读、谈话和耳闻目睹，少女还是使她肉体的骚动具有了含义。她变得非常动人，充满欲望。在她的兴奋、极度激动、湿润和隐隐的不适当中，并通过这些，她的身体展示了新的令人不安的一面。年轻男人公开欢迎自己的性冲动倾向，因为他高兴接受他的男性地位。他的性的欲望，本质上是攻击性的、贪婪的；在那里他看到了对自己主观性和超越性的肯定；他在同伴们面前夸耀它；他的性器官仍然是他引以自豪的化身。那驱使他接近女性的冲动，与驱使他面对世界的冲动，属于同一个类型，而他是在这两种冲动中认识到自己的。相反，小女孩的性活动始终是隐秘的；她的性冲动一旦变化并侵袭到她的全部肉体，它的神秘性就会变得极其令人痛苦：她深受这种骚动的折磨，如同在忍受某种可耻的疾病。它不是主动的，而是一种即使在想像中也不可能自主消除的状态。她没有梦想过占有、塑造和侵犯，她的角色是等待和渴望。她感受到依附，她在她异化的肉体中嗅到了危险。

由于她的漫无边际的希望，她对被动幸福的梦想向她揭示了，她的身体显然是一个注定要属于另一个人的客体，于是她乐意只根据它的内在性去实现性体验。她所渴求的，是另一个人的手、嘴和肉体的接触，而不是这个人的手、嘴和肉体本身。她把性伙伴的形象留在暗处，或丢在理想的迷雾之中。然而，她无法摆脱他的形象对她的缠扰。她对男人的幼稚恐惧和反感，比以前更加暧昧，更加令人痛苦。以前，这些情感来自她童年的机体与她成人未来的彻底分离；现在，它们的根源在于少女在她肉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复杂性。她认识到她注定要被占有，所以她渴望被占有，同时她又讨厌自己的欲望。她对那种情愿充当猎物的被动性，既渴望又恐惧。赤条条。出现在一个男人面前的想法，使她极其兴奋；但她又认为，那时她在他的注视下将是孤弱的。那只抓住、触摸她的手，比他的眼睛更专横、更强求：她更加胆战心惊。然而，肉体占有的最明显、最可恶的象征，是被男性的性器官插入。少女一想到有人居然能像在皮革上戳一个洞一样，在她所认同的身体上戳一个洞，或像撕破一块布似的把它撕裂，就恨恨不已。但是，比起这种伤害及随之而来的疼痛，更让少女反感的是，她应当承受这伤害和疼痛。一位少女曾对我说：“想到被一个男人刺穿，真是太可怕了。”并非是对男性生殖器的畏惧引起了对男性的恐惧，但这种畏惧是这种恐惧的证实与象征。在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里，“插入”的想法取得了猥亵的、使人屈辱的含义。反过来，这一含义又是这一想法的主要成分。

少女的焦虑，表现在折磨人的梦魇与缠扰人的幻象当中：她在心中感到有一种阴险诱人的意愿之时，正是她在许多情况下被强奸的想法纠缠不休之时。这一想法，通过多少有些定型的象征，在梦境和行为中表现出来。在临睡之前，女孩子察看床下，唯恐发现某个居心不良的盗贼藏在那里。她似乎听到家里有窃贼的动静；一个恶棍破窗而入，手持尖刀要刺她。

男人多多少少让她感到惧怕。她开始对父亲感到某种厌恶；他的香烟味儿变得无法忍受，她十分讨厌在他之后到洗澡间去。即使她对父亲仍充满深情，这种生理反感也常常会感到。孩子装成生气的样子，仿佛她已对父亲怀有敌意，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妹妹们那里。精神病学家说，他们经常发现年轻病人在做某种梦：她们幻想，自己当着一个年长女人的面被某个男人强奸，这个女人也允许这么做。显然，她们在以象征方式，要求母亲同意她们屈服于欲望。

这是因为，她们受到的一个非常可恶的压抑，即虚伪的压抑。正当少女在自身中，在周围各处发现生命与性的神秘骚动时，人们却要求她“纯洁”、“清白”。她应该洁白如雪，晶莹如玉。她穿的是薄薄的蝉翼纱，她的房间布置得很高雅，她走近时声音要放低，不许她看淫书。然而，没有一个“好女孩”能不沉迷于“可恶的”念头和欲望之中。她努力向最要好的朋友隐瞒它们，甚至对自己也隐瞒。她希望只依照规律去生活与思想。她对自己不信赖使她显得狡猾、不快活、愁容满面。而后来，对她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克服这些抑制更困难的了。

同时，不论她怎样抑制，仍感到被不可名状的越轨想法所击溃。她不仅是在羞耻当中，而且是在悔恨当中，经历这个变成女人的过程的。

可以理解，对女孩子来说，未成熟的青春期将是一个痛苦的骚动期。她不想仍做一个孩子。但成人世界似乎是令人望而生畏和讨厌的。如柯莱特·奥德里所说：

因此，我盼望长大，但我从未认真想过过一种我所见过的大人那样的生活……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要是既能长大，又能永远不接受成人的那种地位，那该有多好。我可不想加入父母、管家、主妇和家长的行列。

少女想摆脱母亲的束缚，然而又强烈感到需要她的保护。这种庇护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一系列越轨行为。如手淫、暧昧的友谊和读不正当的书籍，给她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被海伦·多伊奇引用的下面这封信，是一个15岁的女孩写的，它很典型：

母亲让我穿一件礼服去参加家的盛大舞会——这是我穿的第一件礼服。我不肯穿，她很惊讶。

我求她让我最后一次穿穿粉红色的短装。我非常害怕。这礼服使我觉得，仿佛妈妈要出远门，而我却不知道她何时才会归来。这不蠢吗？有时她看着我，就跟我还是个小女孩似的。啊，要是她知道该有多好！

她会牢牢把我拴在家里，并且会看不起我。

在斯特克尔所著的《女人的性冷淡》中，我们会发现对女性童年的很好叙述。书中有一位维也纳姑娘（巴克费奇），她在21岁时提出的详细自白，具体综合了我们分别研究过的所有现象。下面是摘要：

“5岁时，我选择理查德做我的伙伴，他是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知道究竟怎样才能分辨一个孩子是男还是女。有人对我说，根据耳环……或根据鼻子。这似乎使我感到满足，不过我总觉得他们在向我瞒着什么。突然，理查德说他想撒尿……于是我便想把我的便盆借给他用……我一看见他的器官，那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就兴奋到了极点：

“你那里长着什么？天啊，多漂亮啊！我也想长个这样的东西。’于是我抓住了这器官，亲热地握着它……我舅妈的咳嗽声惊动了我们……从那天起，我们的行动和游戏，都很小心注意。”

9岁时，她和另外两个8岁和10岁的男孩子，一起玩“结婚”和“医生”的游戏。他们摸她的阴部；

有一天，其中一个男孩子用自己的性器官碰她，并且说，她父母在结婚时干的就是这种事。“这使我非常气愤：‘哦，不！他们绝不会干这种下流事！”’她把这种游戏保持了很久，并同这两个男孩子有一种具有强烈性爱色彩的友谊。有一天，她姑姑当场撞见了她，大发脾气，威胁要把她送进少年教养院。她被禁止与她最喜欢的阿瑟来往，她为此十分痛苦。她的功课成绩下降了，写的字七扭八歪，眼睛也变得内斜视。她和沃尔特和弗朗兹开始了新的暧昧关系。“沃尔特成了我全部欲念和感情所追求的目标。当我坐在或站在他的对面，假装忙着写作业时，我很顺从地允许他把手伸进我的裙子下面。只要我母亲……一开门，他就立刻会把手缩回去。当然我在忙着写作业……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做夫妻那种事。但我不许他呆的时间太久。每当他觉得他插进我那里了，我就会抽出身来，说有人来了……我不认为这是‘有罪的’“我童年和男孩子的友谊，现在都结束了，留下来的全是女朋友。我非常喜欢埃米，她是一个举止优雅、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在一次圣诞节，我们交换了镀金的心形项链小盒，上面刻着我们名字的缩写，我想当时我们大概有12岁，我们把这看做‘订婚’的信物，发誓彼此永远忠实，‘至死不离’。我的训练大部分要归功于埃米，她也教给我有关性方面的一些事情。早在上五年级时，我就对是鹳把婴儿带到人世间的说法产生了严重怀疑。我认为，孩子是在身体里产生的，在孩子出生之前，必须将腹部剖开。她使我充满了对手淫的特殊恐惧。在学校里，福音书对打开我们在某些性问题上的眼界有一份贡献。比如，当玛丽到伊丽莎白那里去的时候，据说孩子‘已在她的子宫里跳动’。我们在圣经里还读到其他一些类似的值得注意的段落，并在这些话的下面划了线。老师发现后，全班同学的操行几乎全被打上了‘黑点’。

我的女朋友还告诉我，在席勒的《强盗》中，提到过‘第九个月的信号’这件事……埃米的父亲从我们住的地方搬走了，于是我又成了一个人。我们彼此通信，为此使用了只有我们俩才读得懂的密写方法。然而我深感寂寞，终于又喜欢上了海德尔，一个犹太女孩子。有一次，埃米碰见我在海德尔的陪伴下离开学校，她由于嫉妒，大发脾气……我和海德尔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我考上商业学校。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我们俩都梦想能够成为烟亲姐妹，因为我喜欢上了她的一个兄弟。他是个学生。每当他同我说话时，我就心慌意乱，所答非所问。黄昏时，我们坐在乐室里，一起挤在小沙发上，他弹钢琴时，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

“在和海德尔成为朋友以前，我有好几个星期是同一个叫埃拉的女孩子一起上学的，她是个穷人的女儿。有一次，她碰见她父母在‘tete-a-tete’［单独会面］。是床的嘎嘎响声把她给弄醒的……她来告诉我，她父亲趴在她母亲的上面，她母亲发出可怕的叫声。

于是父亲对母亲说：‘快去洗洗就不会有事了！’在这之后，我对她父亲很是气愤，在路上总是避开他，而对她母亲，我则感到极其同情。（要是她这样喊叫，他肯定把她伤得很厉害！）”“我还和另一个女孩子讨论男性那个器官可能有多长。我曾听说，它有12至15厘米长。在学校上刺绣课时，我们拿卷尺在自己的腹部量这个长度，竟然到了肚脐。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岂不是给刺穿了！”

她看到一只公狗由于一只母狗的接近而兴奋，于是感到自己体内有一种奇怪的骚动。“要是我看见一匹公马在路上撒尿，我的眼睛就会死死地盯着地上那块给尿湿的地方。我相信它撒尿时间之长始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对交尾的苍蝇、农村里交配的家畜特别留意。

“12岁时，我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家里请来了一位很和善的医生。他坐在我的床上，过了一会儿，把手伸进我的被窝，几乎摸到了我的生殖器。我大叫：‘别这样无礼！’我母亲急忙跑进来，医生很尴尬。他说我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还说他只不过想拧拧我的小腿。我被迫请他原谅……我终于开始来月经。有一次父亲碰见那有血污的衣物，大发脾气。像他这样一个干净的男人，怎么会非要生活在这些肮脏的女人当中不可呢？……我觉得，因为有月经就指责我，这是不公正的。”

15岁时，她和另一个女孩子用速写通信，“所以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读懂我们字迹潦草的信。信中讲了许多关于被爱情征服的事。她从厕所的墙上，给我抄了许多诗句。我特别注意到了其中一句。我仿佛觉得，在我幻想中非常崇高的爱情，被它拖进了污泥里。那句诗是：‘什么是爱情的最高目标？一根茎上的四辨屁股。’我决心不陷入那种境地。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年轻姑娘，不会要求她干这种事。”

“15岁半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弟弟。我嫉妒极了。因为我一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的朋友提醒我观察‘男婴是怎么构成的’，但我费尽心机，也没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不可能朝那个地方看。大约就在这时，另一个女孩子向我描述了新婚之夜的情景……我想，当时我还是下决心结婚了，因为我很好奇。仅‘如公马一般地气喘吁吁’——她在描述时就是这样提到的——就触动了我的美感……那时我们女孩子有谁会不愿结婚，在心爱的丈夫面前脱光衣服，让他抱上床呢？这是多么刺激啊！”

人们可能会反驳说——虽然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非是一种病态——这个孩子是例外的“性倒错”；但实际上，同其他孩子相比，她只是没有受到那么密切的注意而已。即使“有教养的”女孩子的好奇和欲望没有表现在行动上，也还是会以幻想和游戏的形式存在。我曾认识一位少女，她很虔诚，天真得出奇。后来，她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女人，很有母性，十分忠诚。然而就是她，一天晚上兴奋得浑身发抖，对姐姐说：“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光衣服，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让你假装是我的丈夫吧！”接着她脱光了衣服，激动地颤抖着。任何教育都不能阻止小女孩对自己身体的意识，都不能阻止她对自己命运的沉思；所能做到的，至多只是对她进行严厉的压抑，而这在今后将会成为她性生活的沉重负担。

相反，比较理想的教育是，应当教她在接受自己时，既不感到自满，也不感到羞耻。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少女在青春期所忍受的戏剧性冲突：她无法在不接受她的女性气质的情况下就变成“大人”；她已经知道，她那个性别在用一种不健全的、固定不变的生存来惩罚她，而现在她又面对以一种下流的疾病和一种模糊的罪恶形式出现的生存。她的劣等性，最初只被感觉成一种剥夺；但现在缺少阴茎则变成了玷污和犯罪。所以，她在向未来迈进时，是受伤的、可耻的、有罪的。

正文第十三章少女-1

第十三章少女

虽然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都在经受欺侮和主动性的剥夺，但她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在和家庭及朋友的关系中，在做功课和游戏时，她仿佛仍是一个超越的人：她的被动未来，只是一个梦。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未来不但在逼近，而且就扎根在她的身体当中，显露出最具体的现实性。它保留着它一直存在着的主宰命运的特性。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在迈向成人时代是主动的，而少女，却在等待这个崭新的、难以预测的时代的来临。从今以后，它的情节将是被编排的，时间将挟持着她向它流去。她已经在向童年的过去告别；而现在，好像只是一个过渡期。它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目标，只有对时间的消耗。她的青春，在或多或少的掩饰下，在等待中消磨着。她在等待男人。

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无疑也在梦想女人，也在渴望她。但是，她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概括他的命运。然而女孩子，自童年时起，不论是想滞留在女性气质的范围内，还是想超出这个范围，要实现或摆脱，却都有赖于男性。他有珀耳修斯或圣·乔治式的光彩照人的容貌；他是解放者；他有钱有势，握有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他是迷人的王子。女孩子认为，在他的爱抚下，她将感到被生命的巨流所席卷，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所感到的那样。

屈服于他的温柔权威，她将重新发觉在父亲怀抱里的那种安全感：拥抱和注视的魔力，将再次使她呆若木偶。她一向承认男性优越。这种男性威望不是孩子的一种幻觉，而是有其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男人无疑是世界的主人。周围的一切都在告诉少女，变成他们的仆从是她的最高利益：父母这样怂恿她；父亲为女儿的成功感到自豪，母亲则从中看到了锦绣前程；

朋友们对她最受男人注意感到嫉妒和羡慕。在美国的大学，女生的社会地位是由她“约会”的次数来衡量的。

结婚不仅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而且也不像许多其他事业那样令人厌倦：唯有它才既允许女人完整保持自己的社会尊严，又允许她作为爱人和母亲获得性的实现。这就是周围人对她未来的设想，也是她本人的设想。大家一致同意，找丈夫，或有时候是找一个“保护人”，对她是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她看来，男人是他者的化身，就像她对他也是这种化身一样。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处在主要者层次上的，而相对于他，她把自己看成次要者。她将摆脱儿童教养院式的家庭，摆脱母亲的控制；她将开创自己的未来；但她不是主动地征服，而是举手投降，从而被动地、温顺地受新主人的支配。

人们往往断言，如果她对这种服从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那就意味着，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比男孩子们低劣，没有能力同他们竞争：一旦放弃无希望的竞争，她就会把保障她幸福的任务留给优越于她的那个等级中的一员。但是，事实是，她的这种听天由命态度，并非来自什么先天的劣等性，相反，这种劣等性倒是导致了她的所有缺陷；这种听天由命态度的根源在于进入青春期少女的过去，在于她周围的社会，尤其在于指定给她的未来。

的确，青春期改变了少女的身体，它比以前更脆弱。女性器官在发挥作用时，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娇嫩的。她的奇怪而令人讨厌的乳房是一个负担，剧烈运动时的痛苦抖动，使她想起了它们的存在。今后，她的体力、耐力与敏捷将不如男人。她的荷尔蒙之不平衡，将造成神经和血管舒缩的不稳定。来月经是痛苦的：头痛、疲惫和腹痛，使正常活动变得令人苦恼或不可能；心理障碍经常出现；由于神经质和焦躁，女人可能短暂陷入半精神错乱的状态；

神经中枢失去了对末梢神经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控制；血液循环障碍和某些自体中毒，使身体仿佛成了设在女人与世界之间的幔帐，一股烈焰发出的热气笼罩着她，使她感到窒息与隔绝。

通过体验这种痛楚和被动的肉体，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难以担起的重负。过分的负担淹没了她，使她认不出自己了，因为对世界其他部分来说，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整体破裂了，时间的顺序脱节了，其他人也只不过是被心不在焉地承认。如果推理和逻辑能力仍是健全的，它们就会像在忧郁症患者身上那样，被用来表现机体紊乱状态所引起的不稳定情绪。这些事实非常重要，但究竟有多重要，这要取决于女人对它们的态度。

大约在13岁，男孩子们经历了真正的暴力见习，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成为他们的权力意志和对竞争的爱好。而就在这时，女孩子放弃了粗野的游戏。她仍可以参加体育运动，但体育具有专门化和服从人为规定的意味，和自由的、习惯上的诉诸力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它是生活的边缘部分，而不是像自由的战斗、一时兴起的攀登那样，能够直接提供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信息。女运动员永远不会懂得男孩子把对手的肩膀按到地上那种征服者的自豪。况且，在许多国家，多数女孩子没有得到从事体育运动的鼓励。由于不许摔跤和攀登，她们的身体只能以被动方式承受事物。比小时候更为无疑的是，她们必须放弃摆脱既定的限制和出人头地的想法：不许她们探险、冒险和扩大可能性的范围。特别是，对年轻男人们十分重要的竞争态度，几乎不为她们所知。当然，女人在她们自己中间也进行比较，但是，竞争，挑战，与这种被动比较完全不同：两个自由人相互对抗，是为了扩大对世界的支配权；爬得比同伴高，强行把一只胳臂压弯，一般是表明一个人对世界的主权。这类专横行为对女孩子们不适合，尤其是在它涉及到暴力的时候。

无疑，在成人世界，暴力在正常年代不起多大作用，但它仍缠扰着那个世界。许多男性行为，都源于潜在的暴力：街头巷尾处处可能发生争吵，这些争吵会慢慢平息下去。但对男人来说，动用拳头来感受他的自我肯定意愿，这可以使他对他的主权感到放心。面对任何侮辱、任何把他贬到客体地位的企图，男性都会求助于拳头，从而使自己面临被殴打的危险：

他不容许自已被他人超越，他本人就处在他的主观性的中心。暴力是每一个人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他的热情和自己的意愿的真凭实据。彻底否定这一意愿，就是放弃客观真理，就是用抽象的主观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动用武力的气愤和反抗，是想像中的一种虚构。而不能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种严重的挫折。

在美国南方，黑人根本不可能用暴力去反对白人。这条规律便是解开“黑人灵魂”之谜的关键。黑人对白人世界的感受方式，他为此据以自我调适的行为，他所寻求的补偿，他感觉与行动的整个方式，都要根据惩罚他的被动性来加以解释。在法国被占领时期，甚至在愤怒时也决不使用暴力去反抗占领军的那些人（不论是出于自私的谨慎，还是因为他们有要紧的工作去做），发觉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极大的改变：他人可以任意决定是否把他们变成客体；他们的主体性不再有具体的表现手段，它只是一种次要现象。

同样，对于可以迫切要求别人注意他的存在的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来说，和对于她的看法从本产生过直接效果的进人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世界的面貌也是不相同的。一个是不断地对世界提出疑问；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对什么事，他都可以起来反抗；因而他觉得，他在接受它时，是在主动地对它表示认可。另一个却是一味地服从；解释世界与她无关，在她关心的范围里，世界的面貌是永远不变的。缺乏体力导致了更全面的怯懦：她不相信自己身体有她未体验过的力量；她不敢进取、反抗和发明；她注定是温顺的、听从的，只能在社会占有已为她准备好的位置。她认为事物的现状是固定的。

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年轻时虽深知自己的身体弱点，却始终坚决予以否认；因为一旦承认，就会失去在智力和政治领域从事任何工作的热情和勇气。我认识一个少女，她从小受到男孩子式的培养，精力异常充沛，自以为和男人一样健壮；虽然她很美丽，又受月经的周期性痛苦折磨，但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有男孩子那种豪爽的性格、旺盛的生命力和主动的精神；她还像男孩子那样鲁莽，要是在路上碰见孩子或女人受欺辱，她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干预。然而，有那么一两次令她不快的经历使她明白了，在暴力上男性是占上风的。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虚弱的时候，她的自信心便丧失殆尽；于是她开始向女性气质演变，表现出被动性，接受依附性。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信心就等于失去了自信。一个人只要看看年轻男人置于他们体力的重要性，就会认识到每一个主体都会把他的身体看做自己的客观表现。

年轻男人的性冲动，只会证实他对自己身体的骄傲：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超越与权力的征兆。少女可能顺利地接受她有欲望这一事实，但通常它仍带有羞耻的成分。她的整个身体是她感到窘迫的根本原因。小时候她对自己“内部”所感到的那种怀疑，会促使月经危机产生出令她厌恶的可疑性质。正是由于月经对她的束缚所造成的那种心态，它才成为一种巨大的障碍。少女在某些时期所感到的威胁，也许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以至她要放弃郊游和其他娱乐活动，以免她的耻辱被人知道。由此引起的恐惧，其影响遍及她的整个机体结构，加剧了它的紊乱和痛苦。我们已提到过，女性心理的其中一个特征是，内分泌液的分泌同神经调节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心理生活与生理实现之间没有什么距离这个意义上，女人的身体，尤其是少女的身体，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青春期紊乱由于烦乱的心情而加剧了，而这种心清又是由于少女发现这些紊乱造成的。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因为她惊恐万状地对待它，所以在她看来它是有病的：它的确有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身体实际上是娇嫩的，而且在它里面确实在发生机体紊乱。但妇科医生们一致认为，在他们的病人当中，有9／10是自以为有病的病人；就是说，她们的病或者根本不具备生理上的现实性，或者机体紊乱本身是由一种心态引起的：它是心理病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做女人的焦虑在摧残着女性的身体。

显然，如果说女人的生物学状况的确是一种障碍，那就要归因于她的总处境。只要神经与血管舒缩的不稳定不是病理性的，就不会影响她从事任何职业：在男性当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气质。每月有一两天不适，虽然难受，也算不上是一种障碍；的确，许多女人对它是有个适应问题，尤其是对运动员、旅行家、舞蹈家和从事繁重劳动的妇女来说，这每月来一次的“灾难”很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多数职业所需要的体力是女人力所能及的。而在体育运动中，人们盼望的结局不是与身体条件无关的成功，而是在每种体型的限度内所能达到的完美：轻量级拳击冠军和重量级拳击冠军没有什么两样；女滑雪冠军并不比滑得更快的男滑雪冠军逊色：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等级。在同男性比较时，恰恰是热衷于自己比赛项目的女运动员，感到自己极少有障碍。不错，女人的身体弱点不允许她从事暴力训练；但如果她能用她的身体表现自己，并以其他某种方式面对世界，这种不足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到补偿。让她去游泳、登山、驾驶飞机、搏击暴风雨、冒险、探险，她就不会在世界面前感到我提到过的那种怯懦。正是在她无处发泄的总处境中，她的诸种特质——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对童年自卑情结的证实——才呈现出它们的重要性。

而且，这一情结会严重影响她的智能水平。人们常说，青春期以后女孩子就在知识和艺术领域落伍了。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没有得到她兄弟那样的鼓励——而是恰恰相反。人们期望她仍然做一个女人，于是她除了职业学习方面的义务外，还要履行包含在她的女性功能里面的那些义务。一位职业学校的女校长，对这个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少女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靠工作谋生的人。她产生了不再和家庭有关的新欲望。她经常要相当努力地工作……她晚上回家时累得要命，脑子里塞满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家里又是怎样对待她的呢？母亲照例使唤她，留下一些家务活儿让她做，她还要收拾自己的衣服。要完全摆脱那一直在缠扰她的秘密想法，是不可能的。将自己的处境与在家没有任何义务的兄弟相比，她感到很不幸，遂起了反抗的念头。

母亲毫不犹豫地压在女学生、女学徒肩上的家务琐事和常见的笨活儿，最终使她们劳累过度。战争期间，我在塞夫勒亲眼看到我们班上的学生，被学业之外的家务重担所压垮：一个患了脊椎结核，另一个得了脑膜炎。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母亲对女儿的解放暗怀敌意，多少是在故意地欺侮她。但是，男孩子变成男人的努力却受到尊重，他享有许多自由。女孩子必须留在家里，她的行踪受到监视：她绝不会被鼓励去自寻欢乐。我们很少看到女人自行组织远足或旅行，不论是徒步的还是骑自行车的；也很难见到她们致力于台球或滚木球之类的游戏。

不只是女人所受的教育使她们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也使她们难以独立。如果她们漫步在街头，便会受到注视，便会有人上来搭讪。我就认识几个少女，她们毫不胆怯，然而她们独自在巴黎街头散步时，却没有发觉乐趣，因为她们被人纠缠不休，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于是她们感到索然无味。如果女学生像男孩子那样，一群一群地嘻嘻笑笑地穿街过巷，她们就会大大出丑；走路时迈着大步、唱着小曲儿、高谈阔论，或哈哈大笑，或吃苹果，都会把人激怒。这样做的女学生会被侮辱、被尾随或被人上前搭话。无拘无束的欢乐，本身就是行为不检点。强加于女人并变成“有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扼杀了自然的本性，压抑了她的充沛活力，其结果是紧张、厌倦。

这种厌倦是传染性的：少女们很快就会彼此厌倦起来。她们囚在自己的牢笼里，不可能为共同利益团结一致。这就是她们离不开男孩子们陪伴的原因之一。这种自我满足的无能，导致了贯穿于她们一生的、甚至表现在她们工作中的怯懦。她们认为，只有男人才能获得显著成功；她们唯恐把目标定得太高。我们已经看到，14岁的小女孩，在把自己和男孩子相比较时，宣称“还是男孩子的处境好”。这种对自己的虚弱的深信不移，导致了懒惰和平庸。一个对男性并不表示特别敬重的少女，会因一个男人胆小而责备他。当别人说她自己就是一个胆小鬼时，她会得意地宣称：“哦，我是一个女人嘛，那是不同的呀！”

这种失败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不认为她对自己的未来负有责任。

她认为没有必要对自己提出许多要求，因为她的命运最终将不取决于她本人的努力。她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给了男人，而是因为她把自己这样交给了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这个观念，才建立了关于这种劣等性的真理。

而且，实际上，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也不是通过增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取得的，而宁可说是通过根据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己获得的。在尚无经验的时候，她并不是始终都意识到这一点。她可能和男孩子们一样具有攻击性，可能想用一种粗暴的权威、一种自得的坦率去征服他们。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态度使她注定要失败。所有的女孩子，从最低三下四的到最清高孤傲的，迟早都会懂得，要讨人喜欢，她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嘱咐她们，不要再把男孩子当成伙伴对待，不要去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如果她们想建立友谊或开始调情，就必须处处小心，避免显出主动的样子。男人不喜欢garanques［男孩气的女孩子]，女学者或聪明的女人；过分有胆量，过分有文化或知识，过分有个性，会把他们吓跑。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在许多小说中，最后总是愚蠢的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公，击败了较有男人气的浅黑型的女人。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里，玛吉徒劳地想颠倒一下角色，但她终于死去，是金发女郎露西和斯蒂芬结了婚。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是索然无味的艾丽丝，而不是勇敢的克拉拉，赢得了男主人公的爱情。在制。《小妇人》中，可爱的乔只是洛丽的童年伙伴：他把爱留给了毫无生气的艾米和她迷人的卷发。

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她不仅应当修饰打扮，做好准备，而且应当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长辈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娇柔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现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由于在做人的使命与做男性的使命之间没有矛盾，相对来说，年轻男人的生命历程比较容易完成。这一优越条件，甚至在童年就显现出来。通过独立和自由方面的自我表现，他获得了社会价值，同时获得了他的男性威望：他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提一样，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财富、名望和女人都是他要追求的事业；促使他进行努力的榜样之一，是受女人崇拜的、有权势有名望的男人。

然而，年轻女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她做女性的使命之间存在着矛盾。青春期对女人之所以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关键的时刻，其原因只能从这里去寻找。

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则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她不但像她的兄弟一样（不过更痛苦）被分裂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而且在她对成为主动、自由的主体的固有要求，同她的性冲动以及逼她承认自己是被动客体的社会压力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她的自然倾向是把自己看做主要者：她怎么能下决心变成一个次要者呢？但是，如果我只可以完成我作为他者的命运，我又该怎样放弃我的自我呢？这是做女人必须与之斗争的痛苦的两难境地。

她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独立的童年期与顺从的女人潮之间徘徊犹疑。正是这种无常，在她离开末成熟的青春期的时候，使她尝到了青果的苦涩。

根据早年倾向，少女对这种处境的反应是变化无常的。这位“小母亲”，未来的主妇，能很容易对自己的变化听之任之。但是作为“小母亲”，她可能已经具有对权威的爱好，从而导致她反抗男性的束缚：她准备建立一种母权制，其目的只在于不变成发泄性欲的对象和仆人。

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姐姐们身上，她们还在十分年幼时就承担了沉重的责任。garanque〔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在发现自己是个女人时，有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受骗感，这可能直接导致同性恋。然而，她在独立和暴力中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占有：她一般不可能希望放弃她的女性权力和母性的体验，不可能希望放弃她的命运的全部地盘。通常，虽然有一些反抗，少女还是接受了她的女性气质；她在撒娇的童年阶段，在和父亲在一起时及在她的性幻想中，就已经知道了被动性的魔力；她看到了它的力量，但虚荣心马上又和她肉体所引起的羞耻心搅在了一起。令她心情激动的那只手、那副容貌，是召唤，也是祈祷；她的身体仿佛具有了不可思议的优点；它是财富，是武器，她引以自豪。她的娇态，虽然常常在无拘无束的童年时代就已失去，现在却又重新出现。她试用各种化妆品，试做各种发式；她不再掩饰自己的乳房，而是按摩，使之丰满；她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微笑。

性感同诱惑的联系十分密切，以至在性的敏感没有被唤起的所有实例中，我们所观察的主体没有任何想取悦于人的欲望。实验表明，甲状腺有毛病的人（因而感觉迟钝，难打交道），可用注射腺液予以改变：他们开始微笑，变得快活，十分装腔作势。受唯物论哲学影响的心理学家们曾鲁莽地宣称，撒娇是甲状腺分泌的一种“本能”。但这种令人怀疑的解释，在这个时期和在童年早期一样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在器质性缺陷的所有情况中，如贫血，身体变成了负担。一个怀有敌意的陌生身体，既不会希望也不会允诺任何事情。它一旦恢复了平衡与活力，主体就会立即承认它归他所有，并通过它，追求对他人的超越。

对少女来说，所谓的性超越，就是变成猎物，以便达到她的目的。她变成了客体，她把自己看做客体。她惊讶地发现自身存在的这种新形式：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双重的人，不再与她自己完全吻合，而是从现在起开始存在于她自己之外。于是，在罗莎蒙德·雷曼的《请跳华尔兹》中，我们看到奥莉维亚在镜子里发现了一个陌生人：突然面对她自己的，是作为客体的她。这引起了一种短暂然而是迷惘的感受：

现在，每当面对镜子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受：

一个飘忽不定的、难得出现的陌生人，也许会冒出来：一个新的自我。

它发生过两三次了……她对着镜子看自己……

啊，这会是谁呢？……但这是别人。这是一副神秘的面孔，既郁郁寡欢又容光焕发：头发乱蓬蓬地在后面翘着，仿佛被疾风吹起。是上衣弄成的吗？她的身体里面好像得到了和谐的装配，既紧凑又舒展，既静止又流动，充满了活力。这是一幅带有青春美的少女画像。屋里被映出的一切东西，仿佛都在陪衬着她，描绘着她，都在悄悄地说：这就是你啊……

令奥莉维亚惊愕的是，她居然认为她可以指望那个映像既能使她识别童年的梦想，同时又是她自己。然而，少女也在爱着这实际上是肉体的身体，它像别人的身体一样令她陶醉。

她抚摸着自己，吻着自己的圆肩膀、胳膊肘，注视着自己的胸脯、大腿。自我快感成为做白日梦的借口，她以此寻求对她自己的深情占有。青春期时，在自我爱恋与使她变成被占有的客体的性冲动之间，存在着对立：她的自恋通常在性成熟期消失。和女人无论是对她的情人还是对她自己都是一个被动的客体不一样，在少女的性冲动中有一种根本混淆。在复杂的冲动中，她渴望通过对注定要占有她身体的男性的效忠，得到对这一身体的赞美。不论是说她为了有魅力而想美，还是说她为了确信自己的美而去追求有魅力，这都未免过于简单化：在她孤寂的闺房中，在她想出风头的客厅里，她分不清楚哪个是对男人的欲望，哪个是她对自我的爱恋。这种混淆也表现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身上。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断乳的时间晚，她比其他孩子更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和评价；从5岁到青春期结束，她把自己的爱全都献给了自己的映像；她疯狂地爱着自己的手、脸和优雅的风度。她写道：“我是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她想当一名歌星，好让如痴如狂的观众注视着她，这样她就能骄傲地扫视他们作为回答；然而，这种“我向思维”（autism）是通过罗曼蒂克梦想表现出来的。她从12岁就在恋爱：就是说，她希望被人爱，而在她希望引起的爱慕中，她寻求的只是对自我爱恋的证实。她爱h公爵，却从未同他说过话，她梦想他能拜倒在她的脚下：“你将被我的光辉照得眼花缭乱，你将会爱我……你不愧是我唯一希望做的女人。”在的娜塔莎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矛盾心理：

那天早上，她又回到她所喜爱的心境——自我爱恋和自我喜悦。“娜塔莎是多么迷人啊！”她又说，好像是身边的一群男人在说似的。“美丽、声音悦耳、年轻；只要让她平静，她就不会妨碍任何人。”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序曲》里，也描述了把自恋同对女人命运的罗曼蒂克欲望完全混在一起的情形：

在餐厅，在摇曳闪烁的炉火旁边，贝丽尔坐在垫子上在弹吉他……她的弹唱有一半儿是为她自己的，因为她正在注意自己的弹唱。火光映在她的鞋上，映在装吉他的红琴箱上，映在她白皙的手指上……

“要是我从窗外往里看，看到我自己时，一定会为之倾倒，”她想道。她把伴奏弹得更轻柔了——她现在没有唱，只是在听。

……“我第一次久久地看着你，小姑娘——啊，你肯定会想到你是孤独的，你和你那双小脚一起坐在垫子上，弹着吉他。天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贝丽尔突然昂起头，又开始唱道：

连月亮也厌倦了……

但这时响起了很响的开门声。女仆鲜红的面孔突然伸了进来……然而，不，她不能忍受这个愚蠢的姑娘。她跑进黑暗的客厅，开始踱来踱去……啊，她是多么焦躁，多么焦躁啊！壁炉上有一面镜子。她用胳膊撑着，望着里面的淡淡影子，她看上去有多美，可惜没有人看到，没有人……

贝丽尔微笑了，她的微笑实在是太惹人爱了，以至她又微笑了……

少女的这种自我崇拜，不仅仅表现为对她自然容貌的爱慕，她还希望占有并且效忠她的整个自我。这就是那些她可以借以自由倾诉自己心声的私人日记的目的。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日记是很有名的，堪称这一体裁的楷模。如以前同布娃娃谈话那样，少女也在同她的小小笔记本谈话。它是朋友，是知己；她向它提问题，仿佛它是一个人。那一页又一页写下了不能对亲戚，也不能对同伴和老师讲的真心话，写下了作者在孤寂中感到无比喜悦的心里话。

有一个从12岁时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20岁的小女孩，写下了以下几句扉页题词：

我是你的小小笔记可爱优美又从不泄密告诉我你全部的心事吧我是你的小小笔记还有人写下这样的留言：“我死后方可阅读”，或“我死后销毁”。女孩子的这种保密意识，在青春期以前就开始产生了，现在肯定变得更加强烈。她把自己封锁得如铁桶一般，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她那隐藏得很深的自我。她认为那自我是她真正的自我，可事实上它是一个想像中的角色。她可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那样假扮成舞蹈演员，或者像玛丽·勒内吕那样假扮成圣女，或者那个令人惊叹万分的人物干脆就是她自己。在这个女主角同亲友们所熟悉的她客观本人之间，始终有着天壤之别。她也承认自己不为人理解，这时她同自己的关系反而更加热烈：她陶醉于自己的与世隔绝，觉得自己就是与众不同、优越、特殊；她向自己许诺，未来一定会对她现在的平庸生活进行报复。她用梦想逃避这狭窄而无价值的生活；她一向喜欢梦想，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醉心于这种倾向。她用富有诗意的陈词滥调掩饰给她带来威胁的世界；她把月亮的光辉、粉红色的云朵和轻柔的夜献给了男性；她用自己的身体建成了大理石、碧玉和珍珠母般的神殿；她给自己讲些无聊的神话故事。她之所以屡屡陷入这种愚蠢境地，是因为她对世界没有支配力。要是她觉得自己该行动，就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然而她更可能在困惑中等待。年轻男人也在梦想：尤其是梦想自己所扮演的主动角色的冒险。少女喜欢不可思议的事物胜过于喜欢冒险。在她看来，事物和人显然都是变幻莫测的，有魔力的。魔力涉及被动力量观念。进入青春期的少女注定是被动的，可她又渴望权力，所以她必然相信，她的身体具有魔力，可以使男人受她支配，她的整个命运都具有魔力，可以使她无须做什么就实现自己的欲望。至于现实世界，她想把它忘掉。

“我在学校的时候，上课有时会走神儿，想入非非……”一位少女写道。“我陷入愉快的怪想中，以至完全失去了现实感。我呆呆地坐在座位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自己竟在教室里。”

“和写诗相比，我更喜欢胡思乱想，”另一位少女承认说，“我喜欢一边凝望着星空下的群山，一边瞎编没头没尾的美妙故事或构思着传奇。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因为它比较股俄，给人以一种宁静、心旷神怡的感觉。”

做白日梦可能会变成一种病态，并且可能会困扰人的一生，如下面的例子就是这样：

玛丽·B·是一个喜欢幻想的聪明孩子，在14岁进入青春期时，出现了狂妄症心理危机。她自称是西班牙女王，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势，唱着歌，发号施令。两年来，每次来月经，这种事就要重复一次。后来的8年，她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但仍好幻想，并且抱怨自己的社会地位。将近23岁时，她的病情加重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出院后，她在家躺了3年，脾气乖戾、懒惰，成了家里的负担。她又被送进医院，这次是永久性的。她对生活毫无兴趣，但每隔一段时间（月经期？）她就会下床来，披着衣服，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而且她冲着医生微笑，常常表现出某种性冲动。她在自己的梦想世界陷得更深，她衣冠不整，常常裸体。然而却佩戴着古怪的饰物，如用锡纸做的王冠和用缎带做的手钢等。有时她对自己的情况，也能作出清醒的评论，说自己像个孩子似的和布娃娃一起玩并打扮自己，仿佛生活在梦中，是个幻想世界中的演员。她说，她好像在过好几种生活，而且无论哪一种生活她都是主角。她在自己的大房子里举行聚会。她生活在穴居人时代，有数不清的同床伙伴。她也曾有过朋友，那就是花儿、香水和貂皮。它们送给她丰盛的礼物。“当我赤裸在被窝里时，总是想起往日的时光。”她羡慕镜子里的自己。她想成为什么人就成为什么人，她是白痴，在吸毒，有情人。她说，她是一位医生的情妇。她说她有几个年幼的孩子。她说，其中一个孩子在旅行，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潇洒的男人。她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要讲，每一个都是她在幻想中所过的虚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做白日梦的病态，是自认为生命功能不健全因而害怕面对生存现实的少女对自恋的一种满足。玛丽·B·只不过是把许多青春期女孩子常有的一种补偿过程，推向了极端。

然而对少女来说，这种单独进行的自我崇拜是不够的。为了实现，她还需要别人意识到的她的存在，于是她经常向伙伴们寻求帮助和慰藉。当她比较年幼时，她最要好的朋友支持她逃出母性圈子，去探索世界——特别是性的世界。这样，进入青春期少女的朋友，既是使她超出自我范围的客体，又是将那自我还给她的证人。有些女孩子还相互展示自己的裸体，比较她们的乳房：也许我们还记得《穿制服的少女》中，描写寄宿学校女生大胆取乐时的情景；她们的相互抚摸甚至具有全面性或准确性。如柯莱特在《学校里的克洛迪娜》当中所指出的，以及罗莎蒙德·雷曼在《含糊的回答》当中所含蓄指出的，几乎所有的少女都有同性恋倾向，而这一倾向与自恋爱好几乎无法区别：每一个人都渴望在他人身上，体验一下自己皮肤的柔润、自己体型的曲线美；反之，在她的自恋中也蕴含着对一般女性气质的崇拜。在性的意义上，男人是主体，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男人们被驱使他们接近有别于自己的客体的欲望，搞得相互分离。然而女人是欲望的绝对客体，这就是在中学、大学和艺术家工作室当中盛行那么多“特殊友谊”的原因。它们有些是纯柏拉图式的，有些则明显是肉欲的。在前者，它尤其是一个相互打开心扉、互谈心事的问题；而最诚挚的信任的证据，就是让所选定的朋友去看自己的私人日记。女朋友们之间不进行性拥抱，而是相互表白极端忠诚，并常以委婉方式互赠她们感情的信物。所以，娜塔莎用烧红的铁尺烫伤自己的胳膊，以证明她对索尼娜的爱。特别是她们相互起了许多可爱的名字，还写了热情洋溢的书信。例如，下面就是年轻的新英格兰清教徒艾米莉·迪金森写给她其中的一位朋友，一位年轻的已婚女人的话：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你，昨夜我梦见你了……我和你一起在一个极其美妙的花园里散步，我帮你采——玫瑰，尽管我们采呀采呀，可篮子里总是装不满。于是我整天都在祈祷能和你一起散步，再去采些玫瑰花。夜幕降临，我感到很愉快。我不耐烦地盘算着时间，等待着深夜的来临，期待着再梦见你和玫瑰，还有那永远也装不满的篮子。

蒙杜瑟在他著名的《青春期的情感》里，引用了许多类似的信：

亲爱的苏珊……我真想在这里抄几节雅歌：你有多么美啊，我亲爱的，你是多么美啊！像那神秘的新娘，你是我的夏龙玫瑰、幽谷中的百合；和她一样，你在我心中胜过任何普通的女孩子：你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美好崇高事物的精华……所以，纯洁的苏珊啊，我以一种纯洁、无私、含有宗教意味的爱，深深地爱着你。

蒙杜瑟列举的另一个女孩子，在日记里袒露了某种不那么高尚的情感：

我的腰被那只雪白的小手压着，我的手在她圆肩膀上搭着，我的胳膊靠在她裸露着的温暖胳膊上。就在这时，我紧紧靠着她的酥胸，眼前就是她漂亮的小嘴，它双唇启开，露出了贝齿……我发抖了，感到脸上在发烧。

埃瓦夫人在她的中，也收集了许多这种不正当心情的发泄：

致我心爱的仙女，我最亲爱的爱人，我美丽的仙女。啊！说你仍然在爱我，说我永远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吧。我好悲伤，我是多么地爱你，哦，我的L——我的爱说不出，道不尽，没有任何文字可以形容。只说我崇拜你，实在太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了。

有时仿佛我的心都进裂了。被你爱真是太美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啊，我的宝贝，告诉我，你会长久地爱我吗？

从这种崇高的感情跌落到少女有罪的私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两个朋友中的一个支配另一个，像虐待狂似的施展着自己的力量。但这种事经常是相互的，没有屈辱，也没有斗争。给予快感和得到快感，都如每一方自恋时那么单纯，而不像做夫妻时那么双重。然而，这种单纯是缺乏生气的。如果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想参与生活，那么，由于屈服于他者，她就会希望为她自己恢复父亲凝视的魔力，要求得到她所极度崇拜的人的爱，并和他做爱。

她将转向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如男性那么陌生，那么可怕，但多少有些男性的威望：一位能挣钱养活她自己。在世界上有所表现的职业女人，会很容易和男人一样有迷人的魅力。我们知道，在学校里，学生们是多么倾心于女教师、女管理人员。在《妇女团体》一书中，克莱门斯·戴恩以朴实的笔调描绘了最热烈的情欲。有时，少女向她最要好的朋友吐露自己的最高情欲：她们甚至可能分享这种情欲，对极其强烈的感受引以自豪。玛格丽特·埃瓦在里，援引了一个女学生写给她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由于感冒躺在床上，只能想X小姐。我从未这样深地爱过一位老师。头一年我就很爱她，但现在是名副其实地恋爱了。我认为我爱得比你热烈。我幻想我会吻她；一想到我将回学校去看她，就快活得几乎晕倒。

她往往冒昧地向她的偶像直接表白自己的情感，如同一著作中所援引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这样：

一提到你，亲爱的小姐，我就陷入难以言状的境地……每当你离我很远，我就想不论来去什么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一直在思念着你。每当我看见你，我就热泪盈眶，一C想躲起来。和你相比，我是多么渺小无知。你一和我说话，我就感到窘迫和激动，仿佛听到了仙女的声音和爱的喃喃细语，而这是无法模仿的。我留心你的一举一动，语无伦次，小声讲着一些蠢话。你会说那全是昏话，但我讲那些话时心里非常明白，我打心眼里爱你。

李普曼在《青春与性》援引了一个职业学校女校长的一席话：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常吵着抢我们年轻老师的包饭纸，宁愿为它付出20芬尼。她的地铁车票也是我们收集的抢手货。

既然她必须扮演一个男性角色，被爱的女人就最好是未婚的：婚姻并非总是让年轻的求爱者沮丧，但会令她感到烦恼。她不喜欢让她所崇拜的对象似乎在受丈夫或情人权力的支配。

这类情欲，往往是在暗中，或至少是在精神恋爱层次上显露的。但和被爱者是男性相比，它朝明确的性欲的转变要容易得多。即便少女与同龄朋友未曾有过温存的体验，女性的身体也不会使她感到惧怕。和姐妹或母亲在一起时，她通常已经知道有一种使感情微妙地染上性感色彩的亲匿关系。而和她崇拜的爱人在一起时，从感情到肉欲快感的转变，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在《穿制服的少女》一书中，多萝西·维克在吻着赫尔塔·蒂尔的嘴唇，这吻既有母性的含义，也有性的含义。两个女人之间有一种消除羞怯感的共谋关系。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引起的兴奋，一般没有经过暴力。同性恋的抚摸既不意味着破坏少女的重贞，也不意味着插入：它们使童年的阴蒂性冲动得到了满足，不要求引起新的令人不安的变化。少女既可以实现她作为被动客体的使命，又没有觉得自已被深深地异化。这正是勒内·维维安在某些诗里所表达的。她在诗中赞美情人兼姐妹的轻触柔吻，以及她们的做爱在嘴唇或乳房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答应送给朋友的东西，即诗中被不得体地称之为的“嘴唇”和“乳房”，显然没有使她受到蹂躏。而正是部分因为对暴力和强奸的恐惧，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才往往把初恋送给年龄稍长的女人，而不是送给一个男人。在女孩子的心目中，男性化的女人既是父亲的化身，也是母亲的化身：她具有父亲的权威和超越性，她是价值的来源与标准，她超出了既定世界，她是神；但她也还是一个女人。不论女孩子小时候得到母亲的抚爱太少，还是相反，被母亲宠爱得过久，她都会像兄弟那样梦想得到温暖的胸脯。现在，在这和自己的肉体贴近的肉体中，她又感受到了断乳时失去的那种与生命的无忧无虑的直接融合。而且，在另一个人的这种久久的注视中，那使她变成孤独者的分离被克服了。当然，每一种人际关系都隐含着冲突，所有的爱都会产生嫉妒。但是，在处女和她的第一个男情人之间隐隐出现的许多障碍，这里却得到了消除。同性恋的体验可以变成真正的私通，它能给少女带来十分幸福的平衡，以至她会希望永远进行或重复这种体验，对它眷恋不已。的确，它可以暴露或产生一种女性同性恋的倾向。

但是，这样一种体验通常只代表一个阶段：它的简单宜行恰恰就是它的死亡证书。在把爱情送给一个较年长的女人时，少女是在与她自己的未来恋爱：她会认同于她的偶像。除非这个偶像非常优越，否则她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较年轻的女人一旦开始表现自己，她就会进行鉴别和比较：那个他人，虽然仅仅由于属于同类和没有威胁而被选中，却不具备足够的他性长期影响她自己。男神们的地位比较稳固，因为他们住的天国比较遥远。少女的好奇，她的肉欲，使她渴望更强有力的拥抱。通常，她从一开始就把同性恋冒险只看做一种过渡，一种启蒙，一件不会持久的事情。她假装去爱，去嫉妒、愤怒、骄傲、快活和痛苦，同时又有些坦率地承认她在想，她在模仿她梦想中的冒险时，没冒什么风险，然而她至今还没有勇气或机会，将其付诸于现实生活。她注定要属于男人，这一点她是清楚的；而且她希望有女人的正常而完整的命运。

男人使她眼花缭乱，可也使她感到恐惧。为了顺应她对他的这种矛盾情感，她会把他身上的、令她恐惧的男性，与她虔诚崇拜的、令她愉快的神性分开。和男伴们在一起时，她感到局促而羞怯，她崇拜的是某个遥远的迷人王子：他是一个电影演员，她把他的肖像钉在自己的床头上；他是一个英雄，不论是死是活，反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是一个被偶然注意到的陌生人，她知道永远不会再见到他。这类私情不会引起任何麻烦。通常，少女向往的是具有社会威望或才华出众、然而却是无身体魅力的男人：比如说，一位年迈而又相当可笑的教授。这些较年长的男人处在少女世界之外，因而，她可以如一个人把自己献给上帝那样，暗地里把自己奉献给他们。这不会使她蒙受耻辱，因为不存在任何肉体的欲望。入选者甚至可能是下贱的、丑陋的，因为只有那样她才可以感到安全。选择某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可以使她把爱情变成一种不危及她的整体性的抽象的主观体验。她感受到渴求、希望与痛苦的刺激，却没有真正卷入纠纷。十分有趣的是，偶像离得越远，他就越能是出类拔萃的。每天都见面的钢琴教师最好没有魅力，然而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如果英俊且有阳刚之气则更可取。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要把性的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在他者并不真正存在的情况下，延长内在性冲动的自恋倾向。

在回避真实体验时，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常以这种方式，展开强烈想像的生活；有时，她的确是把她的幻觉与现实混为一谈。海伦·多伊奇所描写的一个少女的情况很值得注意。

这位少女想像与一个她从未和他讲过话的年龄较大的男孩子，有一种很认真的关系。她一直在写日记，情景很动人，有眼泪和拥抱，有分手与和解。而且还给他写信，不过信没有发出，是她自己答复的。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对她所恐惧的真实体验的一种防御。

这是一种病态的极端，然而其过程却是正常的。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同一位无法接近的贵族男子，曾保持了想像中的感情关系，希望在身为女人无法获得独立成功的环境中，提高她的自我。她想做名人，但作为女人如何实现这一愿望呢？她需要一个男人，但他的地位必须极高。她写道：“在优越的男人面前卑躬屈膝，应当是优越女人的最大骄傲。”于是，自恋导致了被虐狂，这一点我们在女孩子对残酷丈夫和神圣殉道者的梦想中已经看到。这种自我仿佛是为他人并且是由他人形成的：他人越强大，这个自我就越高贵、有力。在他人面前消灭自己，是为了在自己身上并为自己实现他人。假如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被尼禄所爱，她也会成为尼禄。说实在的，这种对虚无的梦想，是对存在（tobe）的一种自豪意愿。实际上，她从未遇到过一个男人，其出类技革足以让她对他如痴如狂。拜倒在自己所虚构的遥远之神的脚下是一回事，而委身于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许多少女在现实世界坚持追求这一梦想；她们在寻找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所有男人优越的男人，他拥有财富且名声显赫，是一个由于为他所爱将具有他的光辉和主要性（essentiality）的绝对主体。

她们奉献自己的爱情，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男性，而是因为他是那个崇高的人。于是，她们的爱情被理想化了。一个朋友对我说：“我想得到巨人，却只找到了男人。”由于这种极高的要求，少女瞧不起仅仅是凡夫俗子的有志者，并回避性问题。她无所顾忌地坚持她自己所梦想的形象，它作为一种形象确实很迷人，但她决不希望遵循这种形象。因而玛丽·勒·哈尔杜思在《黑幕》里叙述了她如何兴奋地想像自己是奉献给某个男人的牺牲品，尽管她实际上是一个盛气凌人的人：

我们痛苦地生活着。我非常费眼神地给他补衣服。由于得病，我们唯一的孩子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但我的嘴角上挂着温柔的痛苦微笑，我的眼睛里表现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会非常讨厌看到的沉默勇气。

在超越这些自恋结果时，有些少女比较现实地感到需要一个引路人，一个老师。逃出父母的控制以后，她们发现这种尚不习惯的独立是令人窘迫的。她们所能够做到的几乎只是消极地利用它，陷入任性和放纵。她们仍然希望放弃自己的自由。任性的。高傲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年轻女郎，在私通时被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治得服服贴贴，这种故事是廉价文学和电影的标准样式，也是既讨好男人又讨好女人的陈词滥调。例如，德·塞居尔夫人在《如此童恋！》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吉泽尔的孩子，对过于溺爱她的父亲感到失望，开始依恋严厉的老姑母。成为少女时，她又受到一个爱吹毛求疵的年轻男人朱里安的影响。他对她讲刺耳的实话，羞辱她，并想改造她。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富有公爵，生活很不幸福。只是在作为寡妇接受了她的良师的热烈爱情时，她才终于获得了快乐和智慧。在路易莎·M·奥尔科特的《贤妻》中，任性的乔在她未来的丈夫严厉指责她的一些毛病时，开始和他相爱。尽管美国女人的自尊心很强，好莱坞影片还是一再表现这些难以驯服的年轻姑娘被丈夫或情人的适度粗暴所治服：打一两个耳光，或者，最好是痛揍一顿，似乎是勾引的可靠方式。

然而实际上，从理想之爱到性爱的转变，不全是这么简单的。许多女人多少都能坦率地承认，她们之所以谨慎地避免与所钟爱的对象有任何亲近，是因为担心受骗。如果这位英雄、巨人、半人半神，对他所激起的爱作出反应，把它变成一种现实体验，少女就会感到震骇，她的偶像就会沦为她所嫌弃的男性。有些风骚的少女“拼命”想吸引她们认为是“有趣的”或“迷人的”男人，然而如果他反过来对她们表现出过于浓厚的兴趣，她们又会自相矛盾地心烦意乱。他之所以对她们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仿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作为情人，他未免显得太平庸了——“他不过是个男人，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女孩子责备他使她失去尊严，以此为借口回避会给她敏感的处女性造成威胁的肉体接触。即使她委身于她的“意中人”，她在他的怀抱里也仍是冷淡的，而且，如斯特克尔所说的那样，“在这种事发生之后，一个思想清高的女孩子有时会自杀，或者，由于意中人原来是个‘野兽’，她想像中的整个爱情大厦会顿时倒塌。”

这种对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喜好，往往使少女与对她的一个朋友感兴趣的男人相爱，而且这往往是一个已婚男人。她很容易被唐璜式人物迷住；她梦想征服并控制这个任何女人都不曾长期留住的勾引者。她怀着改造他的愿望，不过她也清楚她不会成功，而这就是她所以选择的一个原因。有些少女永远不能体验到真正的完整爱情，她们一生都在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在女孩子的自恋与她的性欲注定她要有的那种体验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冲突。女人不会接受她的次要者地位，除非她在这种放弃行为中可以重新变成主要者。可不是吗，她在变成客体的过程中，成了孤芳自赏的偶像，但对让她仍成为次要者的无情逻辑，她则予以唾弃。

她想做迷人的宝贝，而不是做被人获取的物品。她喜欢像神奇的物神似的，充满着魔力，而不喜欢把自己看做供人观赏、触摸和损伤的肉体：不错，男人的确喜欢让女人成为猎物，但他却在逃避吃人女魔得墨忒耳。

她对能引起男性的兴趣、激起爱慕感到骄傲，但对反过来被捕获却感到厌恶。随着青春期的来临，她开始懂得羞耻。而这羞耻将会长久存在，与她的风骚和虚荣融为一体。男人们的注视，对她既是奉承又是伤害。她只想让人家看她展示出来的部位，可人们的目光总是太锐利了。于是，男人们发现这种前后矛盾是无所适从的：她袒胸露肩，裸露双腿，可人们一旦去注视它们，她便会脸红，恼怒。她喜欢刺激男性，但如果看到她已经引起他的欲望，她又会感到厌恶，退避三舍。男性的欲望是恭维，同样也是冒犯。就她认为自己应当对她的魅力负责，或应当自动地运用这一魅力而言，她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很高兴；但就她的面容、体态和肉体是她必须忍受的事实而言，她又不想让这个贪婪而无关的陌生人看到它们。

这就是这基本羞怯的深层含义，它令人困窘地妨碍了最大胆的卖弄风情。一个小女孩可以惊人地大胆，因为她没有意识到采取主动会暴露她的被动性：一旦看到了这一点，她就会感到惊恐和烦恼。没有什么比看一眼的含义更暧昧的了。它在远处存在，在那种距离它似乎意味着尊重，然而它却不知不觉地占有了所看到的形象。未成年女人在这些陷阱里挣扎着。

她开始放纵，但又立刻对自己升腾的欲望严加控制和压抑。在她仍在骚动的身体里，她时而感到抚摸是一种美妙的快感，时而又感到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搔痒。接吻最初使她激动，后来突然让她放声大笑。每次屈从之后紧接着就是反抗。她让自已被吻，但又擦拭嘴唇借以卖弄。她笑容可掬，一往情深，后来又突然热嘲冷讽，充满敌意。她许诺，却又故意忘记。

在如此表现出孩子气的乖僻性情时，这个“不成熟的果子”在防范着男人。少女常被描绘成这种半野蛮半驯化的造物。比如，柯莱特在《学校里的克洛迪娜》和《麦苗青青》中，就是以迷人的万卡的形式这样描写她的。她对自己所面对和君临的世界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她也对男人感到好奇，对他怀有一种肉体上的和浪漫的欲望。万卡身上被荆棘划破过，她捉喇蛄和爬树，可当她的伙伴菲勒摸她的手时，她还是在发抖。她懂得了使身体变成肉体、使女人第一次展示为女人的兴奋。她觉醒了，开始希望自己是美丽的：她时时梳理头发，使用化妆品，穿薄薄的蝉翼纱；她以卖弄风情和诱惑别人为自娱。但她有时似乎希望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存在，于是她穿起又旧又难看的衣服，或穿不合身的裤子。她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不准她卖弄风情，认为这是对原则的放弃。所以她故意用墨水涂抹手指，不梳头发，一副邋遢相。这种反抗行为使她变得笨拙，她感到了这一点，于是很烦恼。她被激怒了，脸红了，使自己加倍地笨拙，而且对这种想诱惑人且已流产的企图感到战栗。在这个阶段，少女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然而她不承认自己正在变成成人。她一会儿责备自己的幼稚，一会儿又责备自己的女性服从。她处在一种不断否定的状态中。

这就是少女的特性，也是我们认识她大多数行为的关键。她不接受自然与社会为她指定的命运，然而也没有完全拒绝它。她自身中的矛盾太多了，以至不能同世界作战。她只准备逃离现实，或者同它做象征性的斗争。她的每一种欲望，都引起了相应的焦虑：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未来，然而又害怕与过去决裂；她希望“有”一个男人，却又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猎物。而在每一种恐惧的背后都潜伏着欲望，蹂躏使她惧怕，但她又渴望被动。她就这样注定是不真诚的，而且满口遁辞。她注定要受种种表现焦虑和欲望的矛盾的消极观念之困扰。

轻蔑的笑声是用于青春期斗争的最常见的战斗方式之一。女学生和年轻女工在彼此讲充满柔情的或粗俗的故事，或谈到她们的调情时，会“哄堂”大笑。她们从男人身边走过或看到情人拥抱时，也会咯咯地傻笑。我听说，女学生们穿过卢森堡公园的“情人巷”是专门为了发笑；另有些女学生们经常到土耳其浴室，是为了取笑大腹便便、悬着两个大乳房的胖女人。戏弄女性的身体，挖苦男人和讥笑爱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否认自己和性交有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些笑声当中，除了有对成人的挑衅，还有对自己的窘迫和压抑的克服方法。玩弄字眼和联想是为了消灭危险的魔力：我曾看到小学生们在拉丁文课文发现femur[大腿〕这个词时，便“哄堂”大笑起来。

如果少女任凭自已被乱摸或被吻，她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当着性伙伴的面，或和同伴们一起，用笑声进行报复。我记得有两个年轻姑娘，一天晚上在火车车厢里被一个正在旅行的推销员依次“摸来摸去”，他显然会为他的幸运感到高兴。她们间或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在一种性冲动和羞耻的混合感觉中，恢复了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典型行为。

在这个年龄，少女们不但利用放荡的笑声，而且也利用强硬的言辞：有些少女用词之粗野，足以使她们的兄弟感到脸红。这种言辞无疑不那么令她们感到震骇，因为在她们的一知半解中，她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在她们的脑海中引起很准确的联想。况且，她们的意图也不是引起这些联想，而是在阻止它们，或至少是在减弱它们。女学生们相互讲粗俗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感受，而是为了抵制性冲动：她们希望看到性行为的可笑方面，将其看做机械的或类似外科手术的操作。然而和笑声一样，使用淫秽语言不仅仅是战斗方式，而且也是对成人的一种挑衅，一种亵渎，一种故作反常的行为形式。在蔑视自然与社会时，少女用种种奇怪的方式进行挑战和抵抗。人们常会注意到古怪的饮食习惯：她吃铅笔芯、封缄纸、木屑和活虾；她吞服成打的阿斯匹林片；她甚至吃苍蝇和蜘蛛。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并不傻，但用咖啡和白葡萄酒调成一种可怕的混合液，强迫自己喝下去。

她还吃泡在醋里的糖块。我还看见另一个女孩子，发现她那份色拉里有一条小白虫，却毫不犹豫地把它吞了下去。所有的儿童，都坚持用眼和手，并且更直接地，用口和胃去检验世界。

然而在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更喜欢在令她难以理解的和令她反感的领域里探索。“令她厌恶的”东西，常常在吸引着她。这样一个女孩子，尽管美丽、娇气、打扮得整整齐齐，但只要觉得自己像个胜东西似的，就的确会被各种“脏”东西所深深迷住：她摆弄昆虫，盯住有月经污迹的衣物，吸自己伤口上的血。玩脏东西，显然是抵制厌恶（这在青春期一开始就是十分重要的情感）的一种方式：如我们所看到的，小女孩对她的过于亢奋的身体，对她的经血，对成年人的性交，对她注定要归属的男性，都感到厌恶；她在抵制这一情感时，对她所反感的东西恰恰是欣赏、亲近。她仿佛是在说：“既然我每个月都要流血，我干脆就用吸自己伤口的血来证明我并不害怕我的血。既缄我将来必须忍受令人作呕的体验，我现在也就可以吞下一条小白虫。”

正文第十三章少女-2

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所常见的自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少女可能会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伤自己，剥自己的皮。为了逃避一次必须参加的无聊舞会，我年轻时的一位朋友用斧子砍伤了自己的脚，伤势很重，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六个星期。这些虐待一被虐狂的举动，既是对性体验的期待，也是对它的抗议。经过这些考验，一个人就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可能的磨难，减轻它们所引起的痛楚，这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蜗牛放在胸脯上或吞服一瓶阿斯匹林片或伤残自己时，她这是在向未来情人挑战——“你对我的惩罚，决不会比我对自己的惩罚更可恨。”这就是她开始进行性冒险时作出的骄傲而阴郁的姿态。

虽然女孩子命定要做男人的被动猎物，可她仍在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甚至经历痛苦和厌恶也在所不惜。她砍伤或烧伤自己时，是在抗议对她处女贞操的刺破：她用宣告无效来进行抗议。由于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她是一个被虐狂，然而她首先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笞、蔑视与折磨这依附的肉体，这个被她憎恨的顺从所惩罚的肉体——

可是，她又不希望自己和它分开。因为不论怎样，她都不愿意完全放弃地的命运。她的虐待一被虐狂的失常涉及到一种基本的不真诚：如果她任凭自己去失常，就会意味着她通过放弃接受了等待着她的女人命运；而如果当初她没有承认自己是肉体，就不会那么仇恨地摧残自己的肉体。

甚至她的暴力引发也源于听从的深处。一个男孩子在反抗父亲、反抗世界时，他的暴力是有效的。他和同伴寻衅闹事、打架斗殴，是在用拳头证实他的主体地位：他把自己强加于世界，他超越世界。然而这不是说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也可以这样地去证实、这样地去强加。

这就是她心里充满怨恨的原因：她既不可以希望改造世界，也不可以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是相信，她是受束缚的——也许她甚至可能希望如此；她只能破坏。在她的愤怒中存在着绝望。她气急败坏，摔杯子，砸玻璃，扔花瓶——这不一定是为了征服命运，而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进行抗议。女孩子由于现在的无能而反抗未来的奴役。她的徒劳的发作，远没有使她所受到的束缚放松，往往只能使这种束缚变得更紧。

她针对自己或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动，始终具有消极性质：它们比较壮观，却没有实效。好斗的男孩子，把他受到的微小伤害当成他积极活动的不足挂齿的后果，因此，他对此既不追求也不回避（除非自卑情结使他处于女孩子那种处境）。女孩子则时时注意自己所受到的折磨；她在心中细细品尝着暴力和反抗的滋味，对结果没有任何兴趣。她的反常，来源于她仍被束缚在童年世界，因而她不可能或不愿意完全从那里逃脱这个事实。她想在牢笼里挣扎，而不是想离开它。她的思想框架是消极的、反射的、象征的。

有时这种反常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少的年轻处女都有盗窃廊。盗窃瘤是一种性质十分含糊的“性的升华”。破坏法律和违反禁忌的意愿，被禁和冒险活动所引起的高度兴奋——这种挑战在女窃贼那里无疑是主要因素，但它有双重性。获取无权获取的东西，是为了傲慢地证实她的独立性，是为了在被输的东西和谴责这个窃贼的社会面前扮演主体角色，是为了否定法律和秩序。然而这种挑战也有被虐狂的一面。这个窃贼被她所冒的风险，被如果她被捕那张着大口等待吞没她的深渊所深深吸引。被捕的危险给窃贼行为带来了一种能激起性欲的魔力；在指责的目光下，在捉拿的手掌中，在这一切所引起的耻辱中，她将会完全彻底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客体。

获取而未被捉拿，唯恐变成猎物而深陷痛苦，这是青春期女性性欲追求的危险目标。少女们的所有反常而有罪的行为模式，都有这同一种含义。有些少女专门写匿名信，有些则以戏弄伙伴为乐：一个14岁的女孩骗全村的人相信，有一所房子在闹鬼。她们还喜欢在暗地里行使自己的权力、表示自己的不顺从、向社会进行挑衅——喜欢冒被发现的危险！这最后一项在她们的乐趣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至她们屡屡暴露自己，有时甚至谴责自己未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过。我们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拒绝变成客体导致了使自己变成客体：这一作用机制对所有被消极魔念困扰的人都是适用的。仅仅由于一种反应，歇斯底里的麻痹症患者就会对麻痹症感到恐惧、渴望并引起了它：这和发生在精神性痉挛患者那里的情形一样，只有不去想它，治疗才会奏效。

深度的不真诚使正常少女与这些神经症类型相联系。狂躁症、痉挛、阴谋解以及行为反常——我们发现，她的许多神经病症状是由于我谨慎指出的欲望与恐惧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她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出走可能是漫无目的的，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逛上两三天，自己又回来了。毫无疑问，这不是真正的出走，不是真的要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这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剧，如果有人想当真带她离开，女孩子的心绪则往往会十分烦乱：她想离开，又不想离开。

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妓女，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多少有些胆怯；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倚窗凭栏，向路人暗送秋波。有时，她离家出走时把这出喜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真假难辨。这种行为往往表达了对性的欲望的厌恶，表达了一种有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欲望，我比妓女也好不到哪里，我就是一个妓女！”她想道。有时她竭力放纵自己：“让我们干到底吧，让我们有个悲惨的结局吧！”她这样自言自语。她想委身于第一个到来者，以自我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

不过，这种态度也常常可能是表示对母亲的敌意，不论是由于少女被严于律己的父亲所疏远，还是由于怀疑母亲本人水性杨花；或者这种态度也可能是表示对过于冷漠的父亲的怨恨。无论如何，这种魔念，和我提到过的常随之而来的怀孕幻想一样，有一种反抗与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精神失常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形式中，少女不想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既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也不打算重新评估价值。她满足于在其疆界与法则都维持不变的世界范围内，表现她的反抗。这种态度常被认为是“邪恶的”，它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掩饰：承认善是为了蔑视它，树立法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能进一步亵渎它。少女的这种态度主要应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在不真诚的痛苦阴影笼罩下，她对世界和她的命运既否认又接受。

然而，她并不是只准备消极反对强加于她的处境，她也努力弥补其不足。如果说未来使她惊慌，那么现在则令她不满；她对成为女人犹豫不决，对仍只是个孩子感到心烦；她已经把过去抛到后面，可还没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无所为；由于一无所为，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她只能用装腔作势和弄虚作假来填补这个“无”。人们常指责她狡猾、不诚实，是个“说瞎话的人”。实际上，她注定是隐秘的、说谎的。一个女人在16岁时就已在经历痛苦的磨难：青春期、月经、性发动、初到的欲望、初次的性兴奋、恐惧与厌恶，以及暧昧的体验。她把这一切统统隐藏在心中，并学会了小心保守自己的秘密。单是必须收藏月经带和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事实，就已在使她习惯于支吾搪塞。凯瑟琳·安娜·波特在她写的《老人》这个故事里，谈到1900年前后，美国南方的少女们准备参加舞会时，为了暂不让月经来临，怎样喝下令她们恶心的盐与柠檬制成的混合液。她们唯恐年轻的男人们会从她们的眼神，同她们手的接触，或者可能从某种气味，发现她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想法使她们心惊肉跳。当一个人感到两腿之间夹着带血的月经带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说，当一个人意识到做一个肉体的原始不幸时，要去扮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子，一个神情恍惚的的公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羞怯是对承认自身肉体性的本能拒绝，它与虚伪相差无几。

然而，惩罚青春期女孩子的最重要虚伪是，她必须装成一个客体，一个迷人的人，尽管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常的、分离的人，尽管她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紧身褡以及“使乳房丰满的”乳罩，全都是假象。连面孔本身也是假象：一时冲动的表情是装出来的，被动的惊叹是模仿的。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现出女性功能，更让人惊讶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边，并在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是锐利的，它们在沉思；

身体不再是有生气的，它在等待；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微笑，都变成了欲望。少女毫无戒备，任人摆布，她现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鲜花，一个等待摘下的果实。

男人在鼓励这些诱惑，因为他需要被诱惑：而后他又会烦恼、责备。但是他对自然朴实的少女又只会感到冷漠和敌意。他觉得，只有布下这些罗网的少女才是有诱惑力的。她本人虽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卧着等候猎物。她的被动性满足了一种进取心，她把软弱变成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由于不允许她公开进攻，她只好依靠谋略和算计。表面上自由地奉送，这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指责是背信弃义的，是叛徒，这有其道理。然而实际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关于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处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反常的。况且，她的骗术并非完全出于故意算计。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经历了儿童的扮演阶段，而后经历了成为她自己的阶段，要问她的天性实际上如何，这在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动（act）。对她的潜能来说，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据的事实更真实可信，在缺乏真实活动时，她的放纵使她有一种自大感。和儿童一样，她用吵架、发脾气、骗人、造谣和幻想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然而她认为自己的前后矛盾是决定性的、绝对的；她虽然无法控制未来，却会获得永恒。玛丽·莱内鲁写道：“我永远想得到一切。”这一点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里引起了共鸣：“我想要一切，现在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会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发现：这梦想跨越了时间，消除了障碍，但任何一个真正考虑设计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体力量时，都会感到一种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现如同一个enfantterrible〔爱提尴尬问题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赫尔达盼望索尔尼斯送给她一个王国：这并不是说她要去征服它。让他建得很高然后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对她狂妄梦想的限度也毫不顾忌。对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人来说，成人们似乎永远是可鄙的、谨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虽未经历过现实考验，却能夸口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担心自相矛盾。

可是，她的无常也植根于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却在供人仰慕的角色中仍是现在的她自己，而这个角色又有赖于陌生人的意向。对她来说，在这个她等同于自己又必须被动地接受它的存在的角色中，有一种危险。这就是她敏感和虚荣的原因。哪怕是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笑，都会使她完全成为可疑的。她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变幻莫测的赞许，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这种声望，由于不是建立在特定活动的基础上，于是似乎是可以量化的。商品变得太普遍时，其价值就会跌落，因而只有在别人都不是时，少女才是珍贵的、非同寻常的、出众的、卓越的。她的同伴是对手，也是敌人；她极力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和自己有关系；她嫉妒，她怀恨。

显然，这一切缺点都只能来自青春期女孩子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这个年龄，在生存和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位置的愿望变得强烈的这个年龄，处在这样一种处境，感到自已被动而依附，这是十分不幸的。在这个一心想征服的年龄，女人认识到，对她并不存在任何征服的问题，她必须和她自己脱离关系，她的未来要依靠男人的幸福快感。她不但在性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产生了新的渴求，但它们却一直未得到满足。她对行动的所有热情，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立刻被挫伤。可以理解，她是难以恢复平衡的。她的喜怒无常的性情，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精神严重失常的明证。

但是，少女也可能确实在接受她千方百计用不可靠方式加以摆脱的处境。就她的缺点而言，她令人恼火，但就她的优点而言，有时她又令人惊讶。两者同出一源。她对世界的否定，她的不安期待，她的虚无，都可以被她用来作为达到孤独和自由顶点的跳板。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少女是内向的、骚动的，是严重冲突的牺牲品，但这种复杂性使她丰富，她的内心生活发展得比她的兄弟们更有深度；她更注意自己的情感，所以它更微妙地富于变化；同男孩子们相比，她有更强的心理顿悟能力，而男孩子们只对外部世界感兴趣。

她能够给她对世界的反抗以重视，她能够避开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设下的陷阱。伙伴们故意捏造的谎言会受到她的讥讽，被她所看穿。她每天都会感受到她地位的暧昧性：她能超出无效的抗议，勇敢地对公认的乐观主义、陈旧的价值。虚伪和快乐的道德观念提出质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吉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她身上，乔治·艾略特体现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对维多利亚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玛吉的哥哥汤姆，顽固地坚持公认的原则，把道德观念凝固成正式惯例。但玛吉想让它们有生活气息，她推翻了它们。她超然于僵化的男性世界之外而走到了孤独的极限，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对于这种自由，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几乎只能消极地运用。然而她的静止性能够产生一种可贵的感受性，因而她可以做到忠实、周到、通情达理和充满深情。罗莎蒙德·雷曼笔下的主人公们以这种温顺的宽厚而著称。在《请跳华尔兹》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奥莉维亚虽是胆怯的、窘迫的，可是几乎不娇气，她以富有感情的好奇心环顾着这个她即将踏入的世界。

她跳舞时仔细倾听一个又一个舞伴说的话，试图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回答他们，变成了一个应声虫；她激动，她来者不拒。《含糊的回答》中的女主人公朱迪恩同样是迷人的。她没有放弃童年的快活：她喜欢夜晚裸着身体到她花园旁边的小河里去洗澡，她热爱自然、书籍和生活；

她不是一个自恋者；她不骗人，也不自私，更不想通过男人提高她的自我：她的爱是一种馈赠。她把爱情送给任何一个战胜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给予但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学生生活，有自己的世界和设计。然而，使她区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观望态度，她的温柔驯服。尽管如此，她还是微妙地注定要属于他者：在她的心目中，他者的形象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她立刻爱上了邻居家的所有年轻男人，爱上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使她着迷，不是因为她是朋友，而是因为她具有他性。而她之所以使罗迪及其表兄弟们人迷，是因为她愿意为他们塑造自己，根据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忍耐、宽厚、接受和默从的化身。

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宁芙》中的泰莎则完全不同，她自然而又温柔忠诚，但对她所爱的人表示喜欢时也很迷人。她拒绝作出任何退让：女性的华丽服饰、化妆品、假象、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顺从，全都让她感到厌恶。她渴望被爱，但不想隐藏在假象后面。

她顺从路易斯的一时兴头，但从不奴颜婢膝。她体谅他，激动时和他保持一致，但如果他们吵嘴，抚摸就不会把她征服。虚荣孤傲的弗洛伦斯可以被亲吻征服，但泰莎却创造了奇迹，可以在爱情中保持自由，这使得她对爱既不怀有敌意也不骄傲。她的天生质朴有着矫揉造作的全部吸引力；在取悦于人时，她从不伤害和贬低自己，从不处在客体地位。她的周围全是一心一意搞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的心里没有感到这贪婪恶魔的存在。她全心全意地去爱，去理解和帮助他们。她以深情而自然的宽厚，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她在忘我地帮助他人，也仍然是完全独立的。由于这纯粹的真实性，她免除了通常的青春期冲突。

她能够承受世界的严酷，而在自身中不分离。她既有无忧无虑孩子般的和谐，又有明智女人的和谐。敏感宽厚的少女是善于接受的、热情的，所以很容易成为可以胜任伟大爱情的女人。

在找不到爱情时，她可以发现诗一般的境界。由于不能行动，她观察，她感受，她记录。

一种颜色，一次微笑，会在她心里深深地引起共鸣。她的命运存在于她之外，分散在已建成的城市中，分散在已打上生活烙印的男人的面容上。她热情地品味，然而用的是比年轻男人更超然、更自由的方式。虽然不能和人类世界融为一体，几乎不能在那里适应，但她可以和儿童一样客观地观察它。她不只对把握事物感兴趣，还探求它们的含意。她捕捉它们特有的轮廓，它们出人意料的变化。她很少感受到大胆的创造力，通常缺乏自我表现的技巧。但在她的谈话中，在她的书信、文学随笔和素描中，她表现出一种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投身于行动，因为她还没有被剥夺超越性。她一事无成、一无所是这个事实，只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虚的和无限的，所以她想从自己的虚无深处获得一切（All）。这就是她把一种特殊的爱献给大自然的原因：她比青春期男孩子更加崇拜它。大自然是未被征服的、无人性的，极其明显地包容了存在的整体性。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尚未学会利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

因而这完全是她的王国。在占有它时，她也骄傲地占有了她自己。柯莱特常常描绘这种少女的狂欢，例如在《西多》中：

我爱黎明，想提着空篮子顺着沙滩向那条河走去，那里长着草莓和红醋栗。3点半时，一切都是深蓝色的，潮湿而又朦胧，我可以信步走进浓雾，直到大雾埋没了我的耳朵和敏感的鼻孔……那时我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和一种蒙受天恩的心境，感到与第一缕微风、第一只啼鸟和初升的朝阳融为一体……我会想回家，但只会在吃饱、走遍森林和喝两口不容易发现的清泉流出来的水之后。

玛丽·韦伯也告诉我们，少女在自己十分熟悉的乡间所感到的狂喜：

当家里的气氛变得太可怕，安伯的神经紧张到极点时，她就要悄悄地溜出家门，走到北面的森林去……在她看来，多默是根据法律生活的，而森林却在根据冲动生活。她逐渐意识到自然美，进而认识到她所特有的美。她开始觉察出两者的相似之处。对她来说，大自然不是美的事物的集合，而是一种和谐，一首凝重质朴的诗……那里表现出来的美，那里发出来的光，不是来自花朵或星辰。一种震颤，神秘而又令人激动，仿佛和那光一起穿过……飒飒作响的森林……所以，她踏上这绿色的世界，是为了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6月初的一个宁静的早晨……她终于来到了北面的森林，立刻被美紧紧抱住。在和自然交谈时，对她来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较量，好像有一种心情在说：“我不会放你走的，除非你为我祝福”……

她靠在一棵野梨树下，通过内心的倾听，感觉到生命的狂涛汹涌澎湃，这使她联想到大海的咆啸。这时，一阵微风吹来，摇动着开满花的树梢，她又唤起了那种感觉，她像听到那树叶的陌生说话声……每一片花瓣，每一片树叶，都好像在品味着对它由之而来的深处的回忆。每一朵弓身弯曲的花，都仿佛充满了对它脆弱而又过于庄严的回音……一缕缕芬芳从山顶吹来，飘散在树枝中间。那有形的、并且懂得死亡也是有形的树枝，在那无形的、永恒的芬芳掠过时。瑟瑟发抖……由于它，这个地方不只是树的云集，而且和星空一样浩瀚……因为它占有自己，永远处在受压抑的、永恒不变的生命力之中。正是这，吸引了安伯，使她怀着极大的好奇G，走进大自然的这块神秘的地方。正是这，使她现在突然感到一种狂喜……这就是吸引安伯屏住呼吸走进大自然这块充满灵气的地方，并使她久久地停留在稀有的狂喜之中的原因。

许多不同的女人，如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诺阿耶，在她们青年时代都经历过这种激情——并保留了终生。

上面的几段引文表明，青春期女孩子在田野和森林找到何等美妙的避难所，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与惯例都处于支配地位，而她很想逃避她过去的这些方面，很想成为主权的主体。然而，作为社会的一员，她又只有变成了一个女人，才能踏入成人的生活。她用退让为自身的解放付出了代价。但是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却是一个人，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也摆脱了男性的束缚——成为主体，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她在森林这块神秘的地方，发现了她孤独灵魂的反映，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发现了她超越的具体形象。她本身就是这广阔无垠的疆域，这高人云端的绝顶。她能够沿着这些通向未知未来的道路走下去，她会这样走下去的。当坐在山顶时，她是世界所有财富的主人，而这财富就铺在她的脚下，供她获取。在湍急的水流中，在粼粼的波光中，她有一种对尚未经历过的快活、眼泪和狂喜的预感。池塘中的涟漪，斑驳的阳光，使她对内心冒险隐隐怀有希望。

芬芳和色彩讲着神秘的语言，但有一个词发得特别响亮：这就是生命。生存不只是城市案卷里记载的抽象命运，而且是富有肉感的未来。拥有身体不再是令人羞愧的污点；在女孩子于母亲面前予以否认的欲望里，她可以认出那在树木中升腾着的生命；她不再是不幸的，她自豪地宣布自己和树叶、花朵有血缘关系；她操碎花冠，知道有一天一个活猎物会塞满她的手。乙。肉体不再是一种玷污：它意味着快乐和美。在与大地和天空的统一中，少女是那飘逸的芬芳，是那给万物以活力，激荡万物感情的一缕生机；她也是植物的每一枝丫枝；她是植根于土壤和无限意识的机体，她是精神又是生命；她的存在和大地一样是专横的、胜利的。

她有时还在超自然地追求一种更遥远、更灿烂辉煌的现实，容易沉湎于神秘的狂喜中。

在信仰时代，许多年轻女人指望上帝能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锡耶那的卡特琳和阿维拉的泰丽莎，她们显然是在早年生活供奉圣职的；冉·达克也是一位少女。在别的时代，最高的目标是人性，于是神秘的冲动流入了明确的社会设计。然而也正是早年对绝对的渴望，在诸如罗兰夫人和罗莎·卢森堡的女人心中，点燃了使她们生命倍生光辉的火焰。在屈从和幻灭时，少女有时也能从对抗的深处鼓起最大的勇气。她可能进入诗一般的境界，也可能表现出英雄主义。要对抗她不可能与社会融为一体这个事实，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她必须开阔自己的眼界。

有些女人的丰富而有力的天性，在环境有利时，曾使她们在成年期能够继续进行青春期的热情设计。然而，这些是例外。乔治·艾略特和玛格丽特·肯尼迪让她们的女主人公，玛吉和泰莎，在年轻时死去，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勃朗特姊妹经历了苛刻的命运。少女是动人的，因为她对世界的抵抗是孤弱的。但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坚持对抗，就会被摧毁。

贝勒·德·朱伦的讥讽能力和独具的智慧使欧洲倾倒。然而她却吓跑了所有的求婚者：她对作出任何让步的拒绝，使她受到长年过着凄凉的独身生活的惩罚，以至她宣称“viergeetmartyre”［处女和殉道者〕这个词语完全是多余的。这种固执并不常见。大多数少女认为这种斗争常常太不公正，于是终于屈服。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写道：“你们全都会在15岁死去。”如果这种斗争，像常发生的那样，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失败是无疑的。少女在梦想中要求许多，充满希望，然而却是被动的，所以只能赢得成人们的怜悯一笑。他们预料她会变得顺从。果然我们在两年后发现，那个曾经是古怪的、难以约束的孩子，现在平静了下来，完全准备接受女人的命运。柯莱特为万卡预示了这种命运，莫里亚克早期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们的情况也是如此。青春期危机，是一种可与拉加博士所谓哀悼的“阵痛”相比的“阵痛”。少女缓缓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所是的那个独立而专横的人，顺从地踏上了成人的生活。

我们当然不可能只根据年龄来明确分类。有些女人一生都处在幼年状态；我描述的那种行为，有时会延续到一个很高的年龄。尽管如此，一般来说，在15岁这样尚未成熟的少女同“大姑娘”之间，仍有着重要差别。后者在准备接受现实，她的活动几乎不再处于想像阶段，自身的分裂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大约18岁时写道：“小时候，我的年龄越大，越是变得漫不经心。现在很少有什么事会打扰我，而以前什么事都在打扰我。”

伊雷娜·雷维利奥特这样说道：

一个人要让男人们接受，就必须像他们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否则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怪物，而孤独会成为你的命运。至于我，我现在饱尝了孤独之苦，不仅需要我周围有一群人，而且需要他们和我在一起……

我现在要生活，不想再那样默默地、呆头呆脑地存在、等待、梦想和自言自语了。

她继续说：

由于被恭维、被追求，以及遇到的诸如此类的事，我变得异常野心勃勃。这不是15岁少女所感到的那种颤抖而惊奇的快乐，而是在报复生活、往上爬时所感到的冷酷而通人的狂怒。我卖弄风情，拿爱情逢场作戏……我增加了知识，学会了sang-froid［沉着冷静〕，习惯于洞察秋毫。我失去了一颗温暖的心。

像是一次脱胎换个……两个月我就把童年抛在了后面。

下面一个19岁女孩子的这些自白如出一辙：

啊，从前，在仿佛和现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同这一时代的要求之间，有着一种怎样的冲突啊！现在我好像感到了某种平静。我产生的每一种新的狂妄想法，没有引起痛苦的骚动，没有引起无休止的破坏和重建，而是奇妙地适应了我脑子里已经有的想法……

现在，我在不知不觉地从抽象观念向实际生活运动，其间没有断裂。

少女终于接受了她的女性气质，除非她长得特别难看。而且，在完全安心地去生活以前，她往往幸运地没有付出代价就享受到生活所提供的快乐和胜利喜悦。她还没有受任何义务的束缚，无须负什么责任，她自由自在，然而并不认为现在是空虚的或欺骗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阶段。盛装打扮和卖弄风情似乎仍然只是一场游戏，她对未来的梦想掩饰了未来的无用。弗吉尼亚·沃尔芙在《海浪》中，就是这样记录了年轻娇气的吉尼，在大学一次谈话中表达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中发光。我穿着长街丝袜，双腿相互平滑地摩擦着。宝石项链垂在我的预前，使我略感寒意……我盛装艳服，一切就绪……我的头发吹成一种波浪形，我的嘴唇鲜红。我现在就准备上楼加入男男女女——我的同辈们的行列。我从他们身边走过，任凭他们注视，如同他们任凭我注视那样……在这芬芳中，在这光彩中，我开始舒展了，就像一棵俄曲叶子的小草在舒展那样……我心里涌出数不尽的怪念头。我时而调皮，时而快活，时而倦怠，时而忧郁。我有根，却在流动。所有金光闪闪的人们都在那样地流动，我对这样一个人说：“来吧……”他靠得比较近，他朝我走来。这是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的心在剧烈跳动，翻腾不息……我们坐在一起，我穿着缎子衣服，他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这不是很愉快吗？我的同辈们现在可能在看着我。而我，也在死死盯着你们，男男女女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世界……门开了，它继续开着。于是我想，下次门开时，我的整个生活都会发生变低……门开了。哦，来吧，我对浑身闪着金光的这样一个人说。“来吧，”于是，他朝我走来。

但是，当女孩子成熟时，母亲的权威使她感到更沉重的压抑。如果她在家里做家务，她会讨厌只做帮手，因为她很想把自己的成果献给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孩子。她常觉得在同母亲进行不愉快的竞争，要是有了新出生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她尤其感到烦恼。她认为，母亲已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现在该轮到她去生孩子、去管家了。如果她在外面工作，她会讨厌回家后仍被只当成家庭的一员，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她不像以前那么浪漫了，开始更多地考虑婚姻而不是爱情。她不再用动人的光环为她未来的丈夫增辉：她需要的是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地位，需要的是踏上她的女人生活。在刚才提到的那本书中，弗吉尼亚·沃尔芙是这样描写一个富有的农村少女的痴想的：

快到炎热的中午，当蜜蜂围着蜀葵嗡嗡叫的时候，我的情人就要回来了。他将站在雪松树下。我每问必答。我会把想好的话告诉他。我将会有孩子，有系围裙的女仆和拿草耙的男工。还会有一个厨房，小羊恙生病时，他们把它送到那儿的窝里去暖和，那里还有挂着的火腿和亮闪闪的洋葱。我会像母亲那样，系着蓝色的围裙，不声不响地把食橱锁上。

在玛丽·韦伯的《可爱的贝恩》中，可怜的普鲁也有类似的梦想；

永不结婚可真是件可怕的事。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结婚的……要是女孩子们结婚，她们会有一间小屋，也许还会有一盏在她们大夫回家时才点亮的灯，或者只是蜡烛也无所谓，因为反正她们可以把它放在窗台上，而他会想：“我的妻子在呢，她把蜡烛点亮了！”

后来有一天，贝吉勒夫人用灯芯草为她们做了一个小床，再有一天，里面躺了个，小娃娃，好庄严，好肃穆，洗礼仪式的邀请信发出去了，邻居们都来了，像蜜蜂围着蜂后似的围着孩子的母亲。当事情不顺利时，我常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普鲁·萨恩！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你自己小窝里的女王的。”

对于大多数成熟的女孩子来说，不论她们在辛勤劳动还是在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不论被禁闭在家还是有某种自由，找丈夫——或至少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一件越来越紧迫的事。

这种关切常常破坏女性问的友谊。“最要好的朋友”失去了昔日的光荣地位。少女把她的伙伴们看成对手，而不是盟友。我认识一个这样的少女，她聪明，有天赋，在诗和散文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神情恍惚的公主”；她真诚地宣称，她对童年伙伴不再有任何感情：如果她们又笨又丑，她会讨厌；如果很迷人，她会害怕。对男人的急切渴望，往往会涉及阴谋诡计和蒙受耻辱，使少女变得心胸狭窄、自私和无情。如果迷人王子姗姗来迟，那么则会加剧她的厌倦和酸楚的心情。

少女的性格行为是她处境的产物：如果处境改变，青春期女孩子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

今天，她自己掌握着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委托给男人，这正在逐渐变得可能。如果她专心于学习、运动、职业训练，或某种社会政治活动，就不会整天想着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或对性冲突的关注，也会小得多。然而，在把自我实现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方面，她仍会面临比年轻男人更多的困难。如我指明的，家庭和社会习俗都不会赞成她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而且，她即使选择了独立，也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给男人和爱情腾出一块地方。她很可能是在担心，如果完全献身于某项事业，她会错过自己的女人命运。这种感觉往往不会被承认，但它确实存在。它削减了已明确树立的目标，对它加以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职业女性都希望能把职业成功和纯属女性的成就协调起来。这不仅意味着她必须花许多时间打扮自己，更严重的是，它还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是不一致的。男学者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同时，还以思想的自由驰聘为快，因此产生最佳的灵感。然而女人的遐想方向却完全不同：她要考虑个人的容貌，考虑男人和爱情；她将只给学习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这些领域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这并不是一个智能弱、思想无法集中的问题，而宁可说是两种不一致的兴趣很难协调的问题。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常惊讶地发现，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么轻易地放弃音乐、学习和她的职业。在她的计划中，她明显涉及到自己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以至实现计划也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利益。一切都在联合起来抑制她的个人野心，巨大的社会压力仍在强迫她通过婚姻谋求社会地位和合法庇护。当然，她也不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她在世界的地位，或者即使想，也是胆怯的。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平等，只要社会习俗还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身份从某些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

但是，不论少女以何种方式进入成年期，她的见习阶段都还没有结束。无论是缓慢的渐进，还是突变，她都必须经历性发动阶段。有些少女在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她们童年时经历过不愉快的性事件，如果错误的教育逐渐加深了她们对性行为的恐惧，她们就可能把童年对男性的厌恶保留下来。有时，环境也可能违背某些女人的意愿，迫使她们延长处女生活。但通常，少女或迟或早都会实现自己的性命运。如何应付它，显然基本上取决于她过去的经历。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它是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在她面前的，而她要独立地对它作出反应。现在，我们必须来认识这个新阶段。

正文第十四章性发动-1

第十四章性发动

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性发动和男人一样也始于童年的最早期。有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见习期，从口唇期、肛门期和生殖器期一直延续到成年期。然而，少女的性体验不仅仅是她以前性冲动活动的延伸，而且它们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不愉快的，始终带有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新经历的性质。当少女实际经历这些体验时，她的所有问题，均以尖锐而紧迫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有时这种危机容易度过，但也存在这种处境只能以死或呆痴来消除的悲剧性例子。不论哪一种情况，女人的未来都受她这一次反应方式的强烈影响。精神病学家们一致同意，女人的第一次性体验极端重要：它们的影响将贯穿于她以后的一生。

我们所考察的这种处境，在男女那里有极大的差别，不论是在生理方面，还是在社会或心理方面。对于男人，从童年性状态到成熟期的转变比较简单：性快感是客体化的，欲望是指向另一个人，而不是在自我的范围内实现。勃起是这一要求的表现。男人用阴茎、手和嘴，用整个身体去接触性伙伴，但他本人仍处于这一活动的中心。一般来说，他是主体，是与他观察的客体、他操纵的工具相对立的。他把自己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又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女性的肉体对于他是猎物，他通过它去接近所渴望的特质，就如他使用任何东西时那样。

他当然未能真正把它们据为已有，但至少是拥抱了它们。抚摸和接吻意味着局部抑制，但这抑制本身也是刺激和快感。爱情行为完成于性高潮，完成于其自然结果。性交有明确的生理结局与目的。男性通过射精排出某种令人不快的分泌物，获得完全放松。这种放松是性兴奋所导致的结果，并确实伴有快感。当然，这种快感不是唯一的结果，失望常常随之而来：要求消失了，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满足。无论如何，确定的行为已告完成，而男人的身体仍保持其完整性：他对于物种的服务和他个人的享乐是结合在一起的。

女人的性冲动则要复杂得多，它反映出女性处境的复杂性。我们已经看到，雌性不是把物种的强大动力融进它的个体生命，而是物种的牺牲品，物种的利益与雌性个体的利益是分离的。这种矛盾在人类女性当中达到顶点。例如，它表现为这两种器官的对立：阴蒂和阴道。

前者在童年是女性性感受的中心。虽然某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有的女孩子的阴道是敏感的，但对这个问题仍有争议，而且它毕竟只有次要的重要性。阴蒂组织在成年期仍无改变，女人将终身保留这种性冲动的独立性。和男性性高潮一样，阴蒂性高潮也是一个以类似机械的方式完成的动起与消退的过程。但它与正常性交只有间接联系，并且对生育不起任何作用。

女人被插入和受精的途径是阴道，它只有通过男性的干预才能够成为性冲动的中心，而这始终意味着一种侵犯。以前女人是由于被强奸或诱奸才离开童年世界，被抛入妻子世界的。

现在仍是暴力行为把女孩子变成了女人，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夺走”女孩子的处女贞操，“采”她的花，或“破”她的处女膜。这种对处女贞操的破坏，不是持续演变逐渐造成的结果，而是与过去的突然断裂，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此后的性快感是通过阴道壁收缩获得的。这种收缩会引起精确的、确定无疑的性高潮吗？解剖学的论据是含糊的。金西报告陈述了下列情况：

“有很多解剖学和临床的证据表明，阴道大部分内壁没有神经。在阴道里做的许多手术，不需要使用麻醉剂就可以进行。实验证明，阴道里只有前壁靠近阴蒂根部的地方才有神经。”不过，除了对受神经支配的那个区域进行刺激以外，“女性还可以感觉到客体插入阴道，特别是当阴道肌肉收紧时。但是这样获得的满足，也许与肌肉紧张有关，而不是和对性神经受到的刺激有关”。

然而，存在着阴道快感仍是无疑的。对阴道进行手淫，就成年女人而论，好像比金西指出的更普遍。但可以肯定，阴道反应是十分复杂的，可以看做兼有生理心理的性质，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整个神经系统，而且取决于个体的全部经历和处境：它要求女人那一方完全彻底的接受。

要形成从第一次性交开始的新的性周期，就必须在神经系统进行搭配或重新组合，就必须提出一个以前未提出过的模式，它也应当包括阴蒂这个器官。这需要花费点时间才能够完成，有时它可能永远不会顺利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女人面临着对两种系统的选择，一种使她永远保持少女的独立，另一种把女人委托给男人与生育。正常的性行为实际上将女人置于依附于男人和物种的状态。和大多数动物中的情形一样，也是雄性在扮演着攻击性角色，而雌性屈从于他的拥抱。在正常情况下，她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男人占有，而他只有在勃起时才能够占有她。除非发生阴道痉挛，使女人的阴道比处女膜还要有效地封闭，女性的拒绝总是可以克服的。即使发生了阴道痉挛，男性也有办法在任凭他的肌肉力摆布的身体上发泄性欲。

既然她是客体，她那方面的隋性就不会严重影响她的自然作用：事实证明，许多男人不会自寻烦恼地去搞清楚，与他们同床的那些女人是在渴望性交呢，还是在仅仅不得已而为之。奸尸甚至也是可能的。如果男性不同意，性交便不可能发生，男性的满足是它的自然终点。受孕可以在女人毫无快感的情况下发生。但受孕对她不是性过程的终止，相反，她对物种的服务此刻才刚刚开始：它是在怀孕、分娩和哺乳中，缓慢而痛苦地完成的。

“人体结构的命运”在男人和女人那里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别同样表现在他们的道德与社会处境方面。父权文明把女人奉献给了贞操；它多少有点公开地承认男性拥有性的自由权利，却把女人限制在婚姻里面。性行为，若未经习俗、圣典认可，对于她就是一种过失，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一种弱点。她应当捍卫自己的贞操，自己的荣誉。要是她“屈服”，要是她“堕落”，她就会遭到蔑视。而落在她的征服者头上的指责，却夹杂着羡慕。从原始时代到今天，性交一直被看做是一种“服务”，为此男性通过馈赠礼品或保障生计作为对女人的酬谢。然而，服务就是把自己卖给一个主人，在这种关系中绝无相互性可言。婚姻的本质和妓女的存在一样也是在证明：女人出卖自己，男人则付给她报酬并占有她。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男性扮演主人角色，占有劣等的造物。与女仆私通一向受到宽容，而委身于车夫或园丁的中产阶级女人却要失去等级地位。在美国南方，社会习俗一向允许野蛮的种族主义者与黑女人同床共枕，这在内战以前和今天都是一个样，他们以贵族式的傲慢运用这一种权利。但是，与黑人性交的白种女人，在黑奴制时代就会被处死，在今天也可能会死于私刑。

为了表达他和女人性交这一事实，男人说他“占有了”她，或说“拥有了”她。希腊人把不曾和男人有过关系的女人称为未被制服的处女；罗马人称美莎丽娜是“未被征服的”，因为没有一个情人能给予她足够的快感。所以，对于情人来说，爱情行为就是征服，就是胜利。

即使常常认为别的男人的勃起是对随意动作的可笑模仿，每个男人也仍会略为虚荣地看待自己的动起。男性的性词汇取自于军事术语：请人有军人气概，他的器官绷得紧如弓，射精是“射击”，他还谈及攻击、突袭和胜利。在他的性兴奋中，有某种英雄主义的味道。本达在《于里埃勒的报告》里写道：“生殖行为在于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占领，因而它把征服者的观念强加给一方，把某种被征服的观念强加给另一方。的确，在谈及他们的爱情关系时，连最文明的人也会提到攻击、突袭和包围，以及提到防御、失败和投降。这显然是在根据战争观念塑造爱情观念。这一行为涉及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玷污，所以让玷污者感到某种自豪，让被玷污者感到某种屈辱，甚至在她同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这种说法引出了一种新的神话，即男人把女人给玷污了。实际上，精液和粪便是两回事。

人们之所以说“夜间的玷污”，是因为自然目的没有达到。不过，人们不会因为咖啡会弄脏淡色的衣服，就说它是会弄脏胃的脏东西。相反，有时也有人会认为女人是不洁的，因为她“排泄出污物”，并认为是她在玷污男性。做一个这样的玷污者，毕竟只能表现出十分可疑的优越性。实际上，男人的特权地位，来自他生物学的攻击性角色与他作为领导者或主人的社会职能的统一。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职能，才可以让生理差别彻底表现出它们的重要性。因为男人在世界上是统治者，他认为对他所渴望的人施以暴力是他拥有主权的标志；一个性交能力很强的男人，被说成是强有力的，雄赳赳的——这些形容在暗示着主动和超越。然而在女人那一方，由于只是个客体，她会被说成是兴奋的或性冷淡的，这就是说，她将永远只能表现出被动的特质。

于是，女性性发动面临的环境、社会风尚，与青春期男性所面临的完全不同，而且，女性对性冲动的态度，在她第一次面对男性时就很复杂。处女并不像有时人们所坚持的那样，对她自己的性欲望一无所知，她的性感受必须由男人引发。这一传说再一次表现了男性有支配的天赋，并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她决不应当有独立性，甚至在她渴望他时。事实是，男人的最初欲望也常是由接触异性引起的，相反大多数少女却在未曾接触到那只抚摸的手以前，就在热切渴望着抚摸。伊莎多拉·邓肯在《我的生平》中这样写道：

我的乳房在那以前几乎不为人察觉，现在却松弛地隆起，使我吃惊地觉得它们既可爱，又使我感到窘迫。我的臀部以前和男孩子一样，现在却呈现出另一种波浪形，而且我觉得有一种狂涛般的、渴求的、确定无疑的冲动在席卷着全身，以至我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处在焦躁和痛苦的不安之中。

斯特克尔这样报告一个女患者的生活史：

我开始劲头十足地去调情。我必须有一个当时我所谓的“神经搔痒者”……我是个热情的舞迷，跳舞时我总是闭上眼睛尽情享受……我在跳舞时有点裸露癖；我的肉欲仿佛战胜了我的羞耻感……第一年我贪婪而又十分愉快地跳着……我睡得很久，每天都手淫，经常一口气弄上一个小时……屡屡直到汗流如洗，累得再也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才进入梦乡……

我的情欲似火。我会接受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我追求的不是特定的男人，而是一般的男人。

实际上，处女的欲望并不表现为一种明确的要求：处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她身上仍常有童年那种攻击性的性冲动的痕迹。她最初的冲动是想抓握，现在她仍然想拥抱和占有。她希望所觊觎的猎物，具有她通过味觉、嗅觉和触觉似乎能感觉到的有价值的特质。因为性冲动活动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它延续了早年肉欲的梦想和快活。男女儿童和青少年都喜欢柔和的、奶油色的、光滑的、圆润的和富有弹性的东西：喜欢在受到压力时虽然弯曲却不会断裂的或变形的、看起来或模上去都是光滑的东西。和男人一样，女人也喜欢沙丘那柔和的温暖——它常被比做乳房，被比做丝绸那轻柔，鸭绒那柔软的精致，花果那粉霜；而少女尤其喜爱轻柔淡雅的色彩，喜爱绢网和薄纱的朦胧。她不喜欢粗布、砂砾、假山、苦味和酸气。她和她的兄弟一样，最初所抚摸和喜爱的也是母亲的肉体。在她的自恋中，在她的同性恋体验中，不论是含糊还是明确，她都在扮演主体的角色，并想占有一个女性的身体。在面对男性时，她感到手上和嘴唇上都有一种想主动抚摸猎物的欲望。然而长得五大三粗、皮肤粗糙、汗毛很重、身上气味很浓、相貌粗俗的鲁莽汉子，非但引不起她的欲望，甚至会引起她的厌恶。

如果一个女人的抓握、占有倾向一直特别强烈，她就会像勒内·维维安那样向同性恋的方向发展。或者她会只选择她能把他当做女人的男性：拉歇尔德（Rachilde）的《维纳斯先生》中的女主人公的情形就是如此。她为自己买了一个年轻男人，享受着他的热情抚摸，却不许他和自己性交。有些女人喜欢抚弄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甚至儿童，却回避成年男人。然而我们已看到，多数女人的被动性欲，在童年以后也在发展：女人喜欢被人拥抱和抚摸，尤其是在青春期以后，她渴望在男人的怀抱中成为肉体。主体角色通常由男人承担，这点她很清楚。她一再被告知，“男人不需要长得漂亮”。她不应当在他身上寻找客体的惰性特质，而应当寻找力量和阳刚之气。

于是，她本身发生了分裂。她渴望使她感到震颤的有力拥抱，但是粗鲁和暴力也会成为伤害她的可恶威慑。她的感受既取决于她的肉体，也取决于她的支配，而这方面的要求与那方面的要求是部分对立的。她尽可能地摘折衷。她把自己送给具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但他也必须年轻、有滋力，能够做一个满意的客体。在年轻英俊的男人身上，她可以发现她所觊觎的全部吸引力。《雅歌》里的夫妇喜悦有一种对称性；她从他身上发现了他在她身上所寻求的东西：大地上的动物和植物，珍贵的宝石，溪流和星辰。然而她缺乏获得这些财富的手段，她的人体结构迫使她如阉人一般笨拙无力：对占有的希望，因缺少一个能体现它的器官而落空。而且，男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被动的角色。环境往往使少女屈服于其抚摸使她动情的男性，虽然她反过来注视或抚摸他时并未获得快感。人们所忽视的是，在她那夹有欲望的厌恶中，不但存在着对男性的攻击性的恐惧，而且也存在着深深的受挫感：女人的性快感，只能在与她的自然性冲动的对立中获得，而男人由触摸和观赏产生的快活，却和特定的性快感有着共同的基础。

但是，平稳的被动的性冲动之成分是含糊的。没有什么能比触摸的含义更暧昧的了。许多男人在接触各种器具时并不感到厌恶，却讨厌接触动物和植物。女人的肉体在接触丝绸或天鹅绒时，可能愉快地抖动或战栗：我记得我年轻时有一个朋友，她一看见桃子就起鸡皮疙瘩。从不适到愉快的搔痒，从焦躁到快感，是容易转变的。搂抱身体的双臂可以是避难所，是保护，但也可以是监狱，令人感到窒息。这种含糊性之所以保持在处女身上，是因为她的目相矛盾的处境：她那将要发生变化的器官是封闭的。她肉体的含糊而强烈的要求传遍全身，却唯独没有传到只能发生性交的地方。没有一个器官可以让处女满足自己的主动的性冲动，而且对那个使她注定被动的器官，她没有使用它的任何实际体验。

然而，那种被动性仍不完全是惰性的。对于被唤起性欲的女人来说，肯定会出现某些主动现象：性感区的兴奋、某些勃起组织的膨胀、分泌液的产生、体温的升高、脉搏与呼吸的加快。和男人一样，女人的欲望和性快感也要消耗生命力。虽然女性的性饥饿在本质上是接受性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主动的，这表现为神经与肌肉的紧张。麻木不仁的和精神倦怠的女人总是性冷淡的。至于存在一种体质性的性冷淡，这点尚有疑问，在决定女人的性能力方面，心理因素肯定起着主导作用。然而，生理缺陷和生命力减弱，也局部地通过性冷淡表现出来，这却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另一方面，如果生命力消耗于自愿的活动，如体育，就不会转入性的渠道：斯堪的那维亚的女人健康强壮，然而却是性冷淡的。生命力旺盛的女人是那些将消沉与欲火结合在一起的女人，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女人。就是说，她们的旺盛生命力只能通过肉欲来释放。使自己成为客体，使自己是被动的，与做被动客体完全是两码事：一个在做爱的女人既没有沉睡也没有死去。在她身上有一种时起时落的强烈冲动，而落则是让欲望保持其活力的间歇。但要破坏热情与放纵之间的平衡是很容易的。男性的欲望是紧张，它可以传遍全身，使神经和肌肉绷得很紧，于是，机体随意参与的姿势和动作不仅不与欲望相背，反而促进了它。相反，一切随意的努力都在阻止女性肉体“被占有”，这就是女人本能地拒绝要她那一方付出努力并处于紧张状态的那种性交方式的原因。性交姿势的过急与过多的变化，对于自觉的指导活动（不论是言语还是行动）的任何要求，都容易破坏那种间歇。激烈热情的压力，可能会引起焦躁、挛缩和紧张：有些女人又抓又咬，身体僵硬，迸发出异乎寻常的力量。然而，只有达到某种爆发状态时，才会出现这些现象；而这一状态，只有排除掉任何肉体与精神的抑制，从而能将精力完全集中于性行为时，才可以达到。这就是说，少女只忘乎所以还是不够的。

如果她温顺、倦怠、心不在焉，就既不能满足她的性伙伴，也不能满足她自己。她必须主动地参与那种她身为处女的肉体与精神都肯定不情愿参与的，实际上被禁忌、禁律、偏见和强求所包围的冒险。

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引发女人的性冲动是不容易的。如我们所见，童年或青少年时发生的事件，屡屡在她身上引起有时是无法克服的强烈抵制。少女往往对这些事件不在意，但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她所受的严格教养、她对罪孽的恐惧、她对母亲的有罪感，都形成了巨大的障碍。许多阶层把处女性看得如此之重，以至在合法婚姻之外失去它，就仿佛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由于冲动或意外事件而屈服的少女，认为自己失去了名誉。新婚之夜可不是一种舒适的体验，因为它使处女吃尽了她往往没有真正看中的男人的苦头，并因为人们期望它能在几小时或几分钟之内，完成对她的全部性发动。一般来说，任何转变都是令人痛苦的，因为它带有明确的不可逆的性质：变成一个女人就是永远与过去决裂。但这种特殊的转变，比其他任何转变都更有戏剧性。它不仅造成昨天与明天之间的中断，而且将她从已在那里生活很久的幻想世界推出，抛入现实世界。米歇尔·莱里以训牛类推，说婚床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处女来说，这种说法的确有其最丰富、最可怕的含义。订婚、调情和求爱仿佛是一个序幕，她在这期间仍生活在她已习惯的礼仪和幻想世界当中。她的追求者的谈吐是浪漫的，或至少是文雅的，玩捉迷藏仍然是可能的。然而突然间，她发觉自已被真正的眼睛死死盯住，被真正的手紧紧抓住：这具有毫不留情的现实性的注视和抓握，令她毛骨悚然。

从解剖学和传统意义上讲，发动者角色属于年轻男人。当然，童贞男人的第一个情妇也对他进行发动，但即便如此，他也还是有明显表现在勃起的独立性冲动，情妇只是为其实现提供了一个他一直在渴望的客体：女人的身体。少女则需要男人向她揭示出她自己的身体：

她的依附性要强得多。男人从最初体验时起，通常就是主动的、决定性的，不论他是付给性伙伴报酬，还是在多少有点简单地追求和诱惑她。另一方面，少女往往是被追求和诱惑的。

即便是她先挑逗了男人，后来也肯定是他在控制着他们的性活动。他通常年龄较大，比较在行，所以显然应当由他来负责这种她尚很生疏的冒险。他的欲望更有攻击性，也更专横。不论是情人还是丈夫，都是他把她领到了床上，而她只须交出自己，听从吩咐。纵然她心里已经接受了这一支配，在必须实际服从的那一刻，她也仍会感到惊慌失措。

首先，她会躲避那种使她无地自容的注视。她的羞怯，部分是肤浅的习得，但也有很深的根基。男人和女人都对自己的肉体感到羞耻。肉体在其纯粹的非主动的存在中，在其不合理的内在性中，在他人的注视下，都表现出本身的荒谬的偶然性，然而这又是它自己：哦，别让它为别人存在吧！哦，摒弃它吧！有些男人说，除非勃起，他们无法容忍在女人面前裸露自己。的确，由于动起的肉体是主动的、有性交能力的，性器官不再是一个惰性的客体，而是和手与脸一样，也是主观性的专横表现。这就是年轻男人远不像女人那样困羞怯而浑身无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在扮演攻击性角色，很少面临被注视的情况；而且纵然被注视，他们也几乎不怕评判，因为情妇要求他们有的不是情性的特质：他们的情结（plexes）宁可说要取决于他们做爱的能力以及给予快感的技巧。至少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并想在这次遭遇中取胜。女人则不能随意改变自己的肉体：一旦无法再掩饰它，她就会放弃它，使其不受保护。即使她渴望抚摸，一想到被注视和触摸也会感到厌恶。自从她的乳房和臀部发育得特别肉感以后，情况反倒更是如此。许多成年女人非常讨厌别人从后面看她们，即便是穿着衣服时。于是可以想像，一个情场上的新手在同意自已被注视时，需要克服怎样的厌恶。菲里尼式的少女无疑没有必要害怕男人的注视，相反，她对裸露自己——表现自己的美，感到无比骄傲。但即使和菲里尼一样美，少女也根本不会对这美深信不疑；她不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无比骄傲，除非男性的赞许证实了她那少女的虚荣。而这正是她恐惧的原因。她的情人比注视更为可怕，因为他是法官。他要原原本本地向她揭示出她自己。虽然热情地迷恋于自己的映像，每一个少女在男性给予评判的那一刻还是对自己没有把握。所以她想离开亮处，藏到被窝里。当她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时，她仍只是在梦想自己，梦想着自己和男性的眼睛所看到的一样。现在这两只眼睛真的出现了，欺骗是不可能的，挣扎同样是不可能的：一个神秘的自由人将要做出判决——而且不能上诉。在性体验的实际考验中，童年和青少年时的魔念或终于消失了，或永远地被证实了。许多少女对这太粗的足踝，这太干瘪或太丰满的乳房，这太细的大腿，这肉赘深感烦恼。她们还往往害怕某种隐蔽着的畸形。斯特克尔认为，所有少女都充满了滑稽可笑的恐惧，私下认为她们的身体可能是不正常的。例如，有人把肚脐看成性交器官，对它的封闭深感不幸。也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两性人。

无这些魔念的女孩子，则常认为自己身体里的某些实际不存在的部位会突然冒出来，因此惊恐不已。她的新模样会引起厌恶吗？会受到冷遇吗？会被冷嘲热讽吗？这必须由男性的判断来验证：赌注算是投下了。这就是男人的态度将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的原因。他的热情和感情可以成为对女人很有帮助的自信心的根源：她直到80岁都会认为自己是某夜曾引起某个男人高亢欲望的那朵花儿，那可爱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笨拙的情人或丈夫也可能会引起有时会造成永久性神经症的自卑情结，而女人则可能会产生导致难以克服的性冷淡的怨恨。斯特克尔报告了值得注意的实例：一个女人多年来一直困腰痛无法活动，并且性冷淡，因为她在新婚之夜的初次性交时是痛苦的，丈夫骂她骗了他，说她不是个处女。还有一个丈夫对新娘的大腿进行贬辱，说它们“又粗又短”。于是她立即产生了永久性的性冷淡，后来还患了神经病。另一个性冷淡的女人说她的丈夫如何残忍地抱怨她的各部分过于纤小。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被注视是一种危险，被虐待则是另一种危险。女人通常不熟悉暴力，她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没有像男人那样经历过打斗。所以女孩子才在现在男人占上风的身体搏斗中被控制住，被迅速征服。她不再能够自由地去梦想，去延误和耍花招：她在他的掌握之中，任其摆布。这种拥抱，酷似短兵相接的打斗，使她害怕，因为她从未打斗过。她习惯于未婚夫、同伴、同事、一个懂礼貌有修养的男人的抚摸，然而他现在却呈现出一副怪模样，自私而任性。面对这样一个陌生人，她毫无办法。少女的第一次体验是一种真正的强奸，男人的行为粗野可惜，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在农村和有野蛮习俗的任何地方，农村少女常在阴沟里半推半就地、又差又怕地失去了她的处女贞操。无论如何，在各阶层、各阶级都随处可见的是，处女被只图自己痛快的自私情人突然占有；或者被无疑有婚姻权利的丈夫突然占有，若是妻子反抗，他会感到受辱，若是破坏处女贞操进行得不顺利，他甚至会勃然大怒。

而且，不论男人可能多么彬彬有礼，第一次插入总还是一种侵犯。因为她渴望在嘴唇或乳房上的抚摸，或者甚至渴望曾经经历过的或曾经幻想过的更为特殊的性快感，而所发生的却是，男人的性器官刺破少女的身体，插入她不希望插入的部位。有许多作家都描写过痴情地躺在情人或丈夫怀抱里的处女所感到的痛苦与惊讶。她原以为终于可以实现她的春梦了，到头来却是在性器官的深处感到意外的疼痛。她的梦想破灭了，她的兴奋消退了，而爱情变得和外科手术一样。

在李普曼博士收集的自述中，我发现了一个典型例子。有个女孩子生长在中等家庭，对性问题十分无知。

“我以前总以为接吻就可以怀孕。我18岁时遇至阿一位绅士，对他爱慕之极。”她常同他一起出去，他在谈话期间告诉她，要是一个少女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应当把自己奉献出去，因为男人没有性生活就无法活下去，即使没有办法结婚，他们也必须受用少女。她犹豫不决。后来他安排了一次旅行，使他们能一同过夜……她不同意，但她爱他，的确在受他支配，于是便跟着他走进一家旅馆，求他别伤害她……

在长时间的反抗之后，他使她平静了下来，她身不由己，让他行事。她只记得她当时剧烈地发抖。后来，在路上她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恶梦，她会醒过来的。她和这个男人断绝了来往，九年间再没有结识过别的男人，此后她结了婚在这种情况下，夺走处女贞操实际上是一种强奸。然而即使是完全自愿的，它也可能是痛苦的。我们都知道年轻的伊莎多拉·邓肯是多么地狂热。她遇到一个英俊的演员，一见钟情，并被热烈地追求。

直到一天夜里，他完全失去自制，疯狂地把我抱到沙发上以前，我也情欲似火，觉得天晕地转，一种不可抑制的想紧紧地贴着他的欲望，在我心中升腾。

我惊恐而又狂喜地、疼得大喊大叫地开始了第一次做爱。我承认，我的第一印象是怕得要死，疼得要命，仿佛有人一下子拔掉了我的几颗牙。出于对他好像也在受罪的巨大怜悯，我没有逃避这种最初完全是肢解和折磨的酷刑……第二天，这在当时对于我纯粹是痛苦的体验，在我殉道般的叫喊和眼泪中又重复了一次。我觉得我仿佛是遍体鳞伤。

不久她就开始——先同这位情人，后来又同别人——享受到她以抒情笔调描绘的狂喜。

然而，和以前在处女冥想中一样，在实际体验中疼痛也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插入这一事实更为重要。性交时男人只使用外部器官，而女人却被深深地刺入身体的内部。无疑，许多年轻男人对进入女人的隐深之处去冒险也不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再度感到童年时在洞穴口或墓穴口时所感到的那种恐惧，对狭口、镰刀和陷阱所感到的那种惊恐：他们认为，勃起的阴茎也许会在有粘液的鞘中被钩住。女人一旦被插入就不会有这种危险感，不过却觉得她的肉体被侵犯了。

土地所有者维护他对土地的权利，主妇维护她对住宅的权利——“不许侵犯片女人由于超越受挫，她特别留意保护她的身边之物：她的房间，她的柜橱，她的箱子，全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柯莱特谈到一个老妓女有一次对她说：“夫人，从没有一个男人进过我的房间；巴黎很大，有足够的地方让我和男人干那种事。”即使占有不了自己的身体，她也要占有一块不许别人进入的小小的地盘。

然而少女可以声称是属于自己的，却几乎只有她的身体：它是她的最大财富；插入她的男人把它从她那里夺走；这种习惯说法被实际体验证明是有道理的。她所预料的屈辱实际上她现在正在蒙受：她被制服、被迫屈从、被征服。她和大多数物种中的雌性一样，性交时也处在雄性的下面。阿德勒认为由此产生的自卑感十分重要。从童年时起，优越与低劣的观念就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爬树爬得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天堂在大地的上方，地狱则在下方；

跌落与下降是失败，而上升则是成功；摔跤时，所谓赢就是把对手的肩膀按到地上。于是，女人以失败的姿势躺着，更糟糕的是，男人骑在她身上，仿佛骑在要驯服和驾驭的牲口上面。

她永远感到被动：她被抚摸，被插入；她承受性交，而男人极力表现出主动。的确，男性器官不是一个有条纹的随意肌；它不是犁体也不是短剑，它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然而，男人把随意运动传递于它，使它来回抽动，停而复动，而女人却在顺从地承受。正是男人在决定做爱时要采取什么姿势——尤其在女人第一次参加这种游戏时，也正是他在决定性交的延续时间和次数。她觉得自己是工具：自由完全依靠他人。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是小提琴，男人是令她发出声响的引这种说法用诗一般语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巴尔扎克说：“做爱时，除非有什么灵魂问题，否则女人会像七弦琴一样，只把秘密透露给知道如何弹拨她的人。”他用她获得他的快感；他给予她快感；这两个词在暗示缺乏相互性。

女人被全面灌输了男性的情欲是光荣的，女性的性感受是可耻的退让这种习惯观念：女人的切身体验证实了这一不对称性的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男女青少年认识他们身体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男性容易接受自己的身体，并对其欲望感到骄傲；而女性尽管自恋，仍认为她的身体是一个陌生的、令她不安的负担。男性的性器官如手指一般简单灵巧；它容易看得见，常裸露在同伴们面前，被骄傲地用来进行较量。然而女性的性器官，即便是对于女人本人也是神秘的，它其实是隐蔽的、有粘液的、湿润的；它每月流一次血，常被体液弄脏，它有自己的隐秘而危险的生活。女人在它那里认不出她自己，而这解释了为什么她不承认它的欲望就是她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显现令她难堪。男人在“变硬”，然而女人却在“变湿”。

“湿”这个词含有对童年时尿床，对当时有罪地、不由自主地屈服于排尿要求的记忆。男人对夜间遗精也感到厌恶。射出液体，尿液或精液，不会令人感到屈辱，因为这是一种主动行为。但如果这种液体是被动流出来的，则会使人蒙受屈辱，因为那时身体不再是一个由肌肉、神经和括约肌组成的，受大脑控制并表现主体意识的机体，而宁可说是一个由惰性物质构成的器皿、容器，是一个受机械力摆布的玩物。如果身体发生渗漏，如古墙或死尸可能出现的渗漏那样，那么这就似乎是液化，而不是射出液体：一种可怕的腐烂。

女性的性欲如软体动物那般轻轻地蠕动。男人是冲动的，而女人只是在渴望。她的期待也可能变得热烈，却仍旧是被动的。男人扑向猎物时犹如鹰隼，女人在等待时却像吞食昆虫的食肉草，或淹没了孩子的泥潭。她吸收、吸引，是腐殖质、沥青和胶合物，是被动的注入口，是暗中行事的、带粘滞性的：至少她是这样朦胧感觉自己的。所以，在她心中不但有对男性征服意图的反抗，也存在着冲突。在教育和社会造成的禁忌与抑制之外，又增添了来自性体验本身的厌恶感和拒绝感：这些影响在相互加强，以至女人在第一次性交后，对她的性命运常比以前更加反感。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常使男人受到敌意并使性行为成为严重的威胁：这就是怀孕的危险。

私生子会让未婚女人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以至女孩子们知道自己怀孕时可能去自杀，有些未婚母亲会弄死刚出生的婴儿。这种危险的严重性给性行为造成了强有力的约束，足以使许多少女保持社会习俗所要求的婚前贞洁。即使这一约束不够强有力，少女也仍会对情人身体里潜伏着的巨大危险感到恐惧。斯特克尔在一些实例中认为，这种恐惧完全被意识到了，有时表现在性交时，例如说：“要是没事就好了！但愿是安全的！”甚至在婚后，由于健康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也可能会发生不想要孩子的情形。

如果女人对她的性伙伴，不论是情人还是丈夫，缺乏绝对信任，她的性快感将会因谨慎而丧失。她或不安地留意男人的一举一动，或在性交后被迫起身，设法清除不管她是否愿意他就射人的精子。这一卫生程序与抚摸所产生的感官魔力形成了强烈对比，使刚才还彼此愉快地结合在一起的两个身体彻底分离。在这种时刻，男性的精子好像是有害的细菌，好像是讨厌的东西；她像清洗脏器皿似的清洗自己，而男人却极其完整地躺着。一个离了婚的年轻女人对我说，在未必愉快的新婚之夜，她不得不走进浴室，而她的丈夫却在若无其事地吸着烟，这使她非常反感：好像她的婚姻从那一刻就注定要被毁灭。对射精器官和清洗的厌恶，无疑是导致女性性冷淡的常见原因。

获得比较可靠、比较不使人难堪的避孕方法，是妇女性解放的重要一步。在一个对这些进步的方法家喻户晓的国家，如美国，少女在结婚时仍是处女的人数远比法国为少。这些方法无疑允许性交时有一种比较无忧无虑的心请。但年轻女人仍必须首先克服某种厌恶，然后才能把自己身体当做一个物去对待：她不会轻易接受被男人刺穿的想法，更不会为了让他痛快就轻易听任填塞。不论是用封闭子宫的办法还是采用杀精棉，一个认识到身体与性无一定价值的女人，会对这类冷静的预防措施感到不屑一项，也有许多男人不喜欢采取这些预防措施。证明这些单独成分的合理性的，是性的整个处境：如果有关两个身体被它们具有的性冲动特质所美化，根据分析似乎是有伤风化的行为就显得是十分自然的；但反之，如果将身体和行为分析成单独的、无意义的成分，这些成分就会是粗鄙的、猥淫的。如果把插入看成是与爱人的结合、融合，就会让做爱的女人感到无比愉快；如果发生在缺乏性兴奋、欲望和快感的情况下，如事先采取预防措施时可能发生的那样，就会恢复孩子心目中那种外科手术的粗鄙性质。无论如何，并非是所有女人都能够获得这些预防措施，许多少女对防止怀孕威胁的措施一无所知，她们忧心重重地觉得，她们的命运取决于自己所委身于的男人的好意。

可以推断，布满重重障碍、充满着十分重要意义的折磨，将会引起严重的心理创伤。有时，潜在的早发性痴呆症是第一次体验造成的。斯特克尔在《女人的性冷淡》列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两个摘要如下：

一个19岁的女孩子，患了急性谵妄症，大叫她不想，她不想，并扯下自己的衣服。在诊所她安静了下来，但后来又疯得不可救药。调查表明，由于她与一个男人的不幸爱情，她与另一个男人度过了几夜，允许亲匿行为发生，虽然也许勉强保住了处女贞操。

这一切与她的教养、信念相违背，由于随之而来的冲突，她躲进了疯癫之中。

一个年轻女人因患抑郁症并产生幻觉被送进隔离病房。斯特克尔去看她时，她无法注意来访者，表情恐怖，就像是要反抗性攻击。突然她的表情变得愉快起来，嘟哝着讨人喜欢的话，这显然是在模仿勾引人时的情景。后来得知她和一个已婚男人有过性体验。

不久她病愈了，然而完全拒绝和男人们来往，甚至拒绝求婚。

在其他病例，由此引发的病症可能不会有这么严重。对失去处女贞操的悔恨可能会引起各种恐惧症。例如病人可能会毫无道理地担心，坐在马桶上会偶然受精，跳舞时甚至地上的针之类东西也会损伤处女膜。在斯特克尔列举的一个实例中，有个女孩子终于向她的未婚夫坦白了，于是同他结婚后便获痊愈。在另一个实例中，悔恨和过度自贬在无快感的委身之后接踵而至，该病人找到给她以满足并和她结婚的另一个情人后，恢复了常态。

我们在前面引述了她的童年自白的那个维也纳女孩子，向斯特克尔谈到了她的第一次成人体验。

尽管有相当多的早期体验，“发动”对她仍完全是一件新鲜事儿。简言之，在马车上，在公园中，在公寓里，她和各种男人有过二三次相当热烈的场面，她虽然感到好奇，渴望“刺激”，但都进了出来，没有失去处女贞操；此后，她在旅游时碰到一个游客，接受了他的亲吻，他们在树林里相互裸露，玩着性游戏；两天后，他不顾她的哀求，用暴力残忍地夺走了她的处女贞操。她当时以为自己订婚了，然而他讲了些粗话后，让她独自回维也纳。她流着血，哭泣着，将这事告诉给狠心的母亲，也告诉给她办公室的一位朋友。他是友好的，但他继续献殷勤，而她对他的亲匿抚摸的反应是感到“羞愧难忍”。她碰到了另一个男人，与他性交时她非常冷淡，只感到厌恶。在经历其他几次恋爱事件及在隔离病房治疗了一个疗程以后，她又遇到了一个男人，同他结了婚，她的性冷淡在婚后开始消失。

在这些从许多实例挑选出来的例子中，男人的兽性，或至少是事件的突出性，是造成心理创伤或厌恶的要素。如果没有发生暴力或意外事件，没有固定的程序或故意的拖延，少女慢慢学会了克服羞怯、了解性伙伴和享受与他做爱的欢乐，那么这对性发动是极为有利的。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只能赞赏美国年轻妇女所享有的、而法国女孩子开始为自己争取的那种行动自由：她们几乎不知不觉地从“亲吻”和“拥抱”，发展到完全的性交。一旦性发动失去禁忌的一面，一旦女孩子较自由地对待性伙伴，一旦他的男性支配态度趋于消失，性发动就会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她的情人也很年轻，是个胆怯的新手，与她是平等的，女孩子的抑制就会减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她变成女人将不会发生十分深刻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柯莱特《麦苗青青》中的万卡，在被相当粗暴地夺去处女贞操的第二天，才表现出令她的朋友菲尔吃惊的镇静：她不觉得自己是“被占有的”，相反她为自己失去了处女贞操感到自豪，并没有感觉到不知所措的惶惑。老实说，菲尔的吃惊是无道理的，因为他的爱人并未完全开始了解男性。克洛迪娜虽然只被雷诺搂着跳了一次舞，却远不能说她是平安无事的。我就认识一个尚不成熟的法国女学生，她和一个男孩子度过一夜后，一大早就跑到朋友家宣布：“我和C睡觉了，非常有趣。”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们在完全变成女人以前就不再是处女了；性伙伴对她们太尊重了，以至引不起她们的羞怯感，而他们本人又是太羞怯了，以至引不起女孩子的感情骚动。

有些少女为了排遣她们的性焦虑，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性体验，希望以此来排解她们对性的好奇与热衷。然而她们的行为仍有一种抽象性，使它们和其他少女的期待未来的幻想一样不真实。由于挑战，由于恐惧，或由于清教徒式的理性主义而委身于人，不是对性的现实的真正体验：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无太大风险或味道的替代物。性行为之所以要摆脱焦虑或羞耻，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感情冲动仍是表面的，肉体并未产生极度的欲望。这些被夺走贞操的处女仍然是少女，而且很可能在直接面对一个好色的、专横的男人时，会产生处女的厌恶。同时她们在某种程度仍处在尚未成熟的青春期，抚摸令她们发痒，亲吻常使她们发笑，她们将做爱看做一场游戏，而且，如果她们偶尔有兴致进行这种消遣，情人的要求马上就会显得粗鲁、强求，她们仍有着厌恶感、恐惧症和少女的羞怯。如果她们始终不能超越这一阶段（根据美国人的看法，许多美国女人永远不会超越），她们一生都会处在半性冷淡的状态。真正的性成熟，只能在女人完全接受以性的欲望和快感的形式出现的肉体时才会发现。

然而，这并不是说性欲强的女人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事实可能完全相反。女性的性兴奋可以达到男人所不知晓的强烈程度。男性的性兴奋是强烈的，然而却是局部的，而且，也许除了在性高潮那一刻，它使男人完全在主宰自己。而女人则完全失去了理智，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效应是做爱进入最明确的亢进时刻的标志，但它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可怕性质。男人有时可能会害怕他所拥抱的女人，她疯得那么厉害，深受失常之害。和男性的攻击性狂乱造成的失常相比，她所经历的骚动会使她的失常变得更为严重。她狂热得在那一刻忘记了羞耻，但事后一想到这就感到可耻和害怕。要愉快甚至自豪地接受这种情况，她就必须自由地舒展于快感的兴奋之中。只有她的欲望得到极大的满足，她才能承认它们：否则她会愤怒地加以否认。

正文第十四章性发动-2

现在我们来讨论女性性冲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女人在性交活动开始时，她的屈就并没有得到强烈而肯定的快感作为补偿。假如这样做打开了天堂的大门，她会很容易牺牲自己的羞怯感和自尊。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失去处女贞操并不是一件今年轻情妇愉快的事，即使是，也十分少见，阴道快感不会马上得到。据斯特克尔统计——这一统计为许多性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证实，只有4％的女人一开始就有性高潮快感，50％的人只是在数周、数月乃至数年之后才有阴道性高潮。

在这里心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女性身体有一种特别的心身性（psyCic），就是说，心理与机体常有着密切的联系。女人的心理抑制阻止了性感受的出现；它们由于得不到快感补偿，有永不消失和形成愈发强大的障碍的趋向。在许多情况下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男人那一方的初始笨拙、一个字眼、一个粗野动作、一个高傲微笑，都会影响整个蜜月，甚至整个婚后生活。因未得到即时快感而感到失望的年轻女人，会产生一种于日后性生活幸福不利的持久怨恨。

当然，在得不到正常满足时，男人总能用刺激阴蒂给予快感；这种做法，尽管道德说教加以反对，仍可以让女人达到性高潮和松弛。但许多女人拒绝这种做法，因为它比阴道快感更显得是强加的。如果女人和只图自己发泄的男人们一样自私，她就会对给予她快感的过于明显努力同样感到不舒服。斯特克尔说：“使他人获得快感，意味着支配他人；委身于某人就是放弃自己的意志。”如果她的性快感仿佛是从男人的性快感当中自然流出来的，如正常性交顺利时那样，女人就会很容易接受它。斯特克尔还说：“女人要是觉得性伙伴不想征服她们，会很高兴服从”；反之，要是她们觉得他们想征服她们，则会进行反抗。许多女人讨厌用手刺激，因为手是工具，与它所给予的快感无关，它与其说代表肉体，不如说代表主动性。即使是男性器官，如果它仿佛不是有欲望的肉体，而是被熟练运用的工具，女人也会对它产生反感。况且，任何这样的补偿，在她看来都证实了存在着一种她无法获得正常女人的满足的障碍。斯特克尔在进行大量观察后指出，所谓性冷淡的女人，其整个欲望是趋于正常的：“她们希望以［她们认为是］正常女人的方式达到性高潮，其他方式满足不了她们的精神需求。”

所以，男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他的欲望强烈而野蛮，他的性伙伴就会觉得她在他的拥抱中纯粹是一个物；然而如果他太自制、太超然，就会显得不是一个肉体；他要女人把她自己变成客体，不会反过来对他加以任何控制。两种情况都会引起她的自尊心的反抗。她要想把变成肉欲的客体同自己对主观性的要求协调起来，就必须在她变成他的猎物的同时，也把他变成她的猎物。这就是女人屡屡顽固地性冷淡的原因。如果她的情人缺乏诱惑力，如果他冷漠、粗心和笨拙，就不会引起她的性欲，或不会让她感到满足。但如果他具有阳刚之气而且熟练，仍可能会引起否定的反应。女人担心受他的支配：有的女人只有和胆怯的、先天不足的乃至半阳萎的男人们在一起时，才能享受到乐趣，因为他们不值得害怕。

此外，男人很容易引起情妇的悲哀和怨恨。而怨恨是女性性冷淡的最常见原因，在床上，女人为自认为所遭受的一切冤屈而惩罚男性，使他受到侮辱性的冷淡。她的态度里常明显有一种攻击性的自卑情结，如她会说：“既然你不爱我，既然我有令你讨厌的缺点并且十分下贱，我也就不会再沉迷于爱情、欲望和快感。”她就这样既报复了他又报复了她自己，如果他的轻视曾令她感到屈辱，如果他曾使她嫉妒，如果他迟迟才公布自己的想法，如果在她想结婚时他还把她看做情妇。甚至在刚愉快开始的私通中，也会突然爆发出来不满并引发这种反应。

男人一旦引起这种敌意就很难加以消除，但爱或尊重的有力证据，可以补救这种处境。对情人采取挑衅和强硬态度的女人，会因一枚结婚戒指而改变——变得幸福、满意且怡然自得，她们的一切抑制都会云消雾散。然而一个尊重人的、多情的和敏感的新情人，最能把受过虐待的女人变成幸福的情妇或妻子。如果他能使她摆脱自卑情结，她将会热情地献出自己。

斯特克尔对女性性冷淡的研究（前面多次引用），主要致力于证明心理因素对造成这种状况所起的作用。他的许多实例清楚表明，主要因素往往是对丈夫或情人的怨恨。例如，在一个实例中，有个年轻女人因为想结婚而委身，不过，由于她认为自己是个“自由的女人”，便来坚持这点。实际上，她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奴隶，当男人对她的话信以为真时，她却渐渐失去了性感受，直至拒绝他的姗姗来迟的求婚。她甚至想用自杀来彻底惩罚他。在另一个实例中，一个已婚女人由于认为丈夫在她患病期间对她不忠，于是便压抑自己的情感，变得性冷淡。还有一个实例，一个17岁的女孩子在一次私通中感到强烈的快感。她怀孕后要求结婚，但她的情人犹豫了三个星期才答应。她不能原谅他让她焦急地等待了三个星期，于是变得性冷淡，直到后来经过解释，她才恢复正常。

即使女人克服了一切心理阻力，或迟或早达到了阴道高潮，她的麻烦也不会就此结束，因为她的性欲节律与男人的性欲节律并不相吻合，通常她达到性高潮要比男性慢得多。金西报告里谈到了这种情况，下面是其中一部分：

对于大约3／4的男性，性交开始后两分钟内即达到性高潮……鉴于许多上层女性对性的处境十分不适应，以至需要10到15分钟的极小心刺激才能达到高潮；鉴于相当数量的女性终身不会达到高潮，如果要男方配合女方，他就必须非常反常地延长性交时间而不射精，这当然是一种苛求。

据说，印度丈夫习惯于在性交时吸烟或看书，这样他就可以分散对感觉的注意力，为妻子延长性交时间。在西方，卡萨诺瓦式人物有点吹牛地说，他有多次性交的能力，他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能让性伙伴哀求他再来一次，而根据性冲动的惯例，这是他很难做到的。男人们很容易抱怨性伙伴的要求过分：疯狂的子宫，吃人的女魔，贪婪的女性；她永远不知足！蒙田在他的《文集》里表达了这种观点：

在做爱方面，她们永远比我们能干和热情，而古代的祭司——先是男人后是女人——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从她们口中得知了各个世纪的罗马皇帝和皇后，精通此道的行家，所提供的证据。他确实在一夜之间夺走了他所掳掠的10个萨尔马提亚处女的贞操，但她也的的确确在一夜之间性交了25次，随心所欲地改换着她的性伙伴，……adentiginevulvoe，Etlassataviris，nondumsatiata，recessit；

［……她的私处肿胀着，却仍然烧着欲火，她没有满足，却因精疲力竭而告终；］一个女人抱怨她丈夫的求爱次数太多——我倒不认为太多——因为她被弄得不舒服（我只在信仰问题上相信奇迹），这在卡塔卢西亚引起一场争论，由此……

导致了阿拉贡女王的那个著名的判决。根据这项判决，这位仁慈的女王经与内阁大臣们再三考虑之后……下令每天六次为合法而必要的限度，从而戒除和弃绝了她的大部分性欲和性要求；她说，这样她也许会歇一口气，于是她建立了一种永久不变的程序。

女人的性快感与男人的完全不同，这肯定是对的。我已经说过，所不能肯定的是，阴道感觉是否能引起明确的性高潮：女人对此陈述得很少，而且即使想描述，也是极其含糊不清的。好像这种反应因人而大不相同。然而，性交对男人无疑有明确的生物学结局：射精。当然，达到这一目标涉及到许多其他十分复杂的意向；但一旦达到，它就仿佛是一个明确的结局，即使欲望没有完全满足，也至少是它当时的终点。相反，女人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实际上也不是生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她渴望一般的性兴奋与性快感，然而她的身体却从未许给做爱以明确的终点，这就是性交对她没有完全终止的原因：它不可能有终点。男性的性感受如箭一般上升，当达到一定高度或关口，便会实现并在性高潮中嘎然而止。这种性行为模式是有限的。非连续的。女性的性快感辐射于全身，并非总是集中在生殖器。即使集中在生殖器，阴道挛缩也不会构成真正的性高潮，而是形成一组波浪式运动。它有节奏地时隐时现，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地达到阵发状态，模糊，下降，却不会完全止息。由于没有明确的界线，女人性感受的延伸是无限的。限制女人性冲动的可能性的，往往是神经或心脏的疲劳，或者是心理上的满足，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满足。即使被打垮了，精疲力竭了，她也可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泄：如朱维诺指出的，Lassatanondumsatiata[疲劳但不满足]。

男人在把自己的节律或行进时间强加给性伙伴时，在以疯狂的动作使她达到性高潮时，他是很不得当的：他往往只会破坏那种她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体验着的性冲动形式。这是一种其界线的确定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的形式：在阴道或整个性器官里发生的、或涉及到全身的某些痉挛，可以形成一种解决方式。有些女人的痉挛相当强烈，出现得相当有规律，可以看成是性高潮。但做爱的女人也可以从男人的性高潮中达到导致缓解和满足的结局。而且，性冲动状态也有可能以一种渐进的、没有突发性高潮的方式，静静地获得解决。性交成功并不像许多小心翼翼的男人所简单想像的那样，需要感觉的准确同步，而是需要建立一种性冲动的复杂模式。许多人认为，“使”女人感到快感是一个时间和技巧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剧烈动作的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女人性欲对那整个的处境究竟会适应到何种程度。

我已经说过，女人的性快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阵发状态，需要完全的放纵。如果言语或动作妨碍了抚摸的魔力，这种阵发状态就会被破坏。这是女人闭上双眼的原因之一。从生理上讲，这是补偿瞳孔放大的一种反射，但她甚至在黑暗中也垂下了眼帘。她想取消周围的一切，取消这奇特的时刻，取消她自己及她的情人，情愿失落在母亲子宫一般黑暗的肉体之夜当中。她尤其渴望取消她与这个男性之间的分离，渴望与他融为一体。我们已经看到，她变成客体时仍希望自己是主体。因为她的整个身体都被欲望和兴奋所激动，她疯狂得比男人还厉害，只有通过与性伙伴的结合才能保持她的主观性。对于双方来说，给予与接受必须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男人只准备接受而不给予，或者，如果他给予快感而不接受快感，女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在被操纵、被利用。要是承认自己是他者，她就会变成次要的一方，于是她不得不否认自己的相异性。

这解释了女人几乎总是在两个身体分离时感到悲痛这个事实。性交后，男人总是否认自己与这肉体有关系，不论是他感到了快活还是感到沮丧，是被肉欲所愚弄还是征服了女人。

他又变成了正派的身体，想睡觉，洗澡，吸烟，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女人想延长肉体接触，直到让她变成肉体的阵发状态完全消失。分离对于她是一种痛苦的彻底孤独，完全像再次经历断乳过程。她怨恨情人，因为他离开得太突然。但更让她受伤害的是，与她刚才还坚信不移的融会背道而驰的言语。马德琳娜·布尔杜克斯就这样谈到一个女人，当丈夫问她是否决活时，她退缩了，用手捂住他的嘴。这类话语使许多女人感到恐惧，因为这些话语把性交时的快感贬为一种内在的、单独体验的感觉。“够了吗？你还要吗？还好吧？”——提这类问题实际上是在强调分离，从而把做爱变成一种由男性指挥的机械操作。而这确实是他提出这类问题的原因。他对支配的追求，的确多于对融合和相互性的追求。双方的结合刚结束，他就又成为唯一的主体：放弃这种特权地位需要有极深的爱、极大的慷慨。他喜欢让女人感到受屈辱、被占有，而不管她本人是如何想的。他总是想比她奉献出的多一点占有她。如果男人在自己的车厢里未装有使他把做爱当成战斗的许多复杂心理，女人就会省去许多麻烦。

那时她不会再把床第看做战场。

可是，人们的确看到，在少女身上与自恋和自尊一起存在的，还有一种受支配的欲望。

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被虐心理是女人的特征之一，正是这种倾向使她可以适应自己的性命运。然而被虐这个概念十分混乱，我们必须详细考察。

继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学家将被虐分为三种类型：一类在于疼痛与性快感的联系，另一类是女性对性的依附性的接受，第三类在于一种自我惩罚机制。根据这种观点，由于快感与疼痛在她身上是通过失去处女贞操与分娩联在一起的，由于她接受了被动的角色，女人可能会有被虐心理。

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将性价值归之于疼痛，决不意味着行为具有被动顺从的特征。疼痛往往有助于增强肌肉的紧张，重新唤起被十分强烈的性兴奋与性快感弄得迟钝的敏感。这是划破肉体之夜的一道刺目闪电，可以把情人从炼狱中托出，而他如此神魂颠倒，以至可能再度被抛下去。疼痛通常是性癫狂的一部分。喜欢相互给予快感的两个身体，极力相互感受、结合，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相互接触。做爱时有一种自我迫离、极度兴奋和狂喜；痛苦这时也飞快地穿越自我，这是超越，是一种阵发状态。疼痛在狂欢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众所周知，美妙感觉与疼痛感觉是紧紧咬合在一起的：抚摸可以变成痛苦，折磨可以引起快感。

拥抱很容易招致咬、捏和抓，这类行为通常不是虐待性的，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想融合，而不是想破坏的欲望。这些行为的承受者不想抵制和受屈辱，而是想结合。况且，这不是男性所特有的行为——远非如此。事实上，疼痛只有在被承认是奴役的证据，并作为这种证据被需要时，才具有被虐的含义。至于失去处女贞操时的疼痛，与快感并不密切相关；至于分娩的痛苦，所有的女人都为之恐惧，并都为现代助产方式可以将其免除而高兴。疼痛在女人性欲中的地位与在男人性欲中的地位相等，不高也不低。

而且，女性温顺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我们已看到，少女通常在想像本接受一个半神，一个英雄，一个男性的支配，但这仍只不过是一种自恋游戏，根本不意味着她实际上愿意服从具有这种权威的肉体的操纵。相反，她往往拒绝她所崇拜和尊重的男人，而将自己给予十分平庸的男人。在幻想中寻找对具体行为的解释，这是错误的，因为幻想只是作为幻想被创造、被珍爱的。怀着恐惧和默许的混合心理去梦想受到侵犯的小女孩，并不一定是真的希望受到侵犯，如果这种事果真发生，也许是一场可恨的灾难。我们在玛丽·勒·哈尔杜思的《黑幕》里，已经注意到这种不相关的典型例子，她还坦白说：“在梦里我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都做过。”我们可以再引用一次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话：“我一生都在想接受某种幻想中的支配，但我尝试过的所有男人与我相比都是如此平庸，以至我只会感到厌恶。”

尽管如此，说女人的性角色基本上是被动的仍然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不可以说男性的正常攻击性行为是虐待狂，也不可以说那被动角色的实际表现是被虐狂。女人能够超越抚摸、兴奋及插入，达到她自己的快感，从而维护她的主观性。她也能够追求与情人的结合，把自己给予他，不过这代表超越而不是代表退让。当一个人愿意完全变成受别人自觉意志支配的一个物时，当她愿意把自己看做一个物时，当她愿意扮演一个物时，被虐心理是存在的。“被虐心理不是试图用我的客观性把别人给迷住，而是试图让别人认为我自已被我的客观性给迷住。”萨特的朱丽叶和他的《小客厅里的哲学》中的年轻处女，虽然尽一切可能把自己给予男性，却始终是为了取得她们自己的快感，所以她们根本不是被虐狂。直太莱夫人和凯特尽管放纵，也不是被虐狂。只有在自我呈现出分离状态，这疏离的自我，或双重的自我，被认为是依附于他人意志的时候，被虐狂才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从某些女人身上确实可以看到真正的被虐心理。少女就有这种倾向，因为她往往是自恋的，而自恋又使自我是双重的、陌生的。如果她从性冲动当中唤起一种一开始就感到的强烈兴奋与欲望，她就会真正地内在地经历自己的体验，不再把它们投射到她所谓“自我”的这一理想之极上。但如果她是性冷淡的，这个外在的“自我”就会仍然受到维护，于是变成男人的一个物就仿佛是越轨的。所以，“和虐待狂一样，被虐狂也是一种对罪过的假定。我有罪，实际上只因为我是客体”。萨特的这一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惩罚概念是一致的。少女由于使自我服从他人而认为自己该受谴责，她为此惩罚自己，自觉自愿地、加倍地使自己蒙受耻辱和受奴役。如我们所看到的，处女们对未来情人怀有一种挑衅心理，并因未来的服从用各种自我折磨来惩罚自己。当情人终于真的出现时，她们仍在采取这种态度。

如我们所见，性冷淡的确像女人不仅是对性伙伴也是对她自己的一种惩罚：由于虚荣心受到伤害，她怨恨他，也怨恨自己，并摒弃快感。在被虐中，她会拼命地让自己受男性的奴役，会不断地倾诉爱慕之情，会渴望受屈辱和挨打。她对允许疏离出现感到愤怒，因而会愈发彻底地疏离自我。例如，玛蒂尔德的行为显然是如此。她对屈服于于连感到恼火，而这常是她拜倒在他脚下，情愿任他摆布，把自己的头发奉献给他的原因。然而，她同时也像厌恶自己那样厌恶他。我们不难想像，她在他的怀抱里会冷若冰霜。

被虐狂女人的虚假放纵，在她与快感之间形成了新的障碍，而她也正是在用这种对体验快感的无能，对自己实行报复。涉及性冷淡与被虐心理的恶性循环可以永久性地形成，因而可能诱发虐待狂行为以求补偿。成熟的性冲动，有时可以将女人从性冷淡与自恋中解救出来，她一旦接受自己的被动性欲，就可能实际地而不是仍在假装地去体验它。因为行为主体在努力退让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表现她自己，这是一种被虐狂的矛盾。只有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给出，自然地接触他人，一个人才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所以，女人的确比男人更容易受被虐心理的诱惑。她在性冲动中的被动客体地位，使她假装被动，这种游戏是她的自恋性厌恶及其引起的性冷淡所导致的自我惩罚。实际上，许多女人尤其是许多少女，都是被虐狂。柯莱特在《我的见习期》谈到她最初的性体验时，向我们披露了下列一席话：

由于年轻人的放纵和无知，我确实开始处在一种兴奋中。这是一种该谴责的兴奋，是一种丑恶而不纯洁的青春期的强烈冲动。许多少女，还没有到婚龄就梦想当某个成年男人的私人观赏物、玩物、极其淫荡的家伙。这是一种她们想用满足来弥补的丑恶欲望，是一种与青春期神经症，与啃粉笔或铅笔芯、喝漱口水。

看淫书、以针刺掌的癖好同属一类的欲望。

被虐狂是青春期性的一种变态，它不可能真正解决女人性命运所引起的冲突，它只不过是用沉溺去逃避性命运的一种方式，这些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被虐狂决不是女性性冲动的正常的、愉快的结果。

女性性冲动的充分发展，需要女人在爱情、感情和肉欲方面成功地克服自己的被动性，与性伙伴建立一种相互关系。只要存在着“两性斗争”，男女性冲动的差异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女人从男性身上既获得了欲望又获得了尊重，这些问题就会很容易得到解决。

如果男人在渴望占有她的肉体的同时能承认她的自由，她就会在让自己变成客体的同时觉得自己是主要者，她的整体性就会仍然是完整的。她在同意顺从时仍然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情人能以各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共同享受一种快感，性伙伴的每一方都会认为这快感是自己的，然而又是来自对方的。“给予”和“接受”这两个词的意义就会发生转换；快乐意味着感激，快感意味着钟爱。在对他人和自我的极强烈意识中，在具体的肉体形式下，存在着自我与他人的相互承认。有些女人说，她们觉得插入她们身体里的男性性器官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有些男人觉得他们是他们所插入的女人。这些说法显然不确切，因为他人的那个范围与关系依然存在。然而，相异性不再有敌对的含义却是事实，两个完全分离的身体的这种结合感，的确赋予性行为以感情的性质。更势不可挡的是，这两个对各自的界线既否认又坚持的人，在热情结合时既相似但又相异。这种往往把他们隔开的相异性，在他们结合时却成了令他们陶醉的原因。女人在男人的雄性躁动中，看到了她那被动狂热的反面，男人的性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她施加于他的力量。这雄赳赳的充了血的器官是属于她的，正如她的微笑是属于使她沉浸在快感中的男人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所有瑰宝交相辉映，于是形成一种永远变动的、欣喜若狂的统一。这种和谐所需要的并不是精湛的技巧，而宁可说是基于此时此刻性冲动魔力的灵与肉的相互慷慨给予。

这种慷慨，在男人那里常受虚荣心的抑制，在女人那里则常受胆怯的抑制。只要她继续受到抑制，慷慨就不会奏效，而这就是女人的性欲之花为什么一般开放得较迟的原因：她快35岁时才达到性冲动的顶峰。不幸的是，如果她这时已结婚，她的丈夫就会对她的相对性冷淡已经十分习惯。她虽然还可以诱惑新的情人，但已开始失去青春：她的黄金日子已屈指可数。许多女人是在变得不再吸引人时，才终于下决心坦率地表现自己的欲望的。

女人性生活的发展条件，不仅有赖于这些要素，而且有赖于她的社会与经济的总体处境。

脱离这一处境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将是不现实的。但从我们的考察中，已经得出一般价值的某些结论。性冲动体验是一种最尖锐地向人们揭示出他们状况的含糊性的体验，他们在这种体验中觉得自己是肉体也是精神，是他者也是主体。对于女人，这种冲突更具有戏剧性形式，因为她最初认为自己是一个客体，不会马上实现真正独立的性快感；她必须在接受自己肉体地位的同时，恢复她作为超越和自由主体的尊严，然而这是充满困难与危险的事业，常常以失败告终。但恰是这种困难的地位，使她免于落入男人很容易落入的陷阱；男人很容易受到他的攻击性角色和他在性高潮中的单方面满足所给予的虚假特权的愚弄；他在把自己完全看做肉体时犹豫不决，而女人却以比较真实的方式经历了她的爱情。

不论女人怎样比较准确地适应了她的被动角色，她作为一个主动的个人始终是受挫的。

使她嫉妒男性的，并非是他那实行占有的器官，而是他的猎物。

男性住在一个甜蜜、温馨、柔情的肉体世界，住在女性的世界，而女人却搬进生硬粗俗的男性世界，这是一个古老的矛盾。她的双手仍在渴望着接触柔软平滑的肉体；渴望着接触青春期的男孩子、女人、花朵、绒毛、儿童。她的体内仍有一个完整的部位未被占领，这个部位渴望占有她所给予男性的那种珍宝。这解释了许多女人程度不同地具有同性恋倾向这一事实。有一种类型的女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一倾向表现得异常强烈。并非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并且愿意用标准的、被社会唯一认可的方式来解决她们的性问题。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选择被禁方式的那些女人。

正文第十五章女性同性恋

第十五章女性同性恋

我们一般认为，女性同性恋者是一个头戴毡帽、留着短发、系着领带的女人，她的男人外貌仿佛表明荷尔蒙的某种反常。把同性恋者与“男性化”女人这样混为一谈，是绝大的错误。在后宫的妃妾婢女和妓女当中，在极想“女性化”的女人当中，其实有许多同性恋者，相反，大多数“男性化”的女人却是异性恋者。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证实了这个共同的观察结果：多数女性“同性恋者”在身体结构上与其他女人完全相同。她们的性行为根本不取决于人体结构的“命运”。

然而，生理特征无疑可以造成独特的处境。两性在生物学上没有严格区分，相同的体细胞在受着某些荷尔蒙的影响。荷尔蒙的方向——趋于雄性还是趋于雌性，这取决于基因型，但在胚体发育期间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转换，致使个体在某些方面的外貌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有些男人之所以具有女性的容貌，是因为他们的男性器官发育迟缓：我们偶尔也会看到，原以为是女性的孩子变成了男孩于。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少女的病例，她热烈追求一个已婚女人，想骗她与自己一起生活。后来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个两性人，在一次使她变成正常男性的外科手术之后，她能够和她那离了婚的情妇结婚并一起生了孩子。但这决不是说，每一个女性同性恋者，在生物学上都是打着骗人招牌的男人。两性人具有两性的生殖系统的成分，所以能表现出女性的性欲：我本人就认识这样一个人，她被纳粹逐出维也纳；她对自己既没有能力吸引异性恋男人，也没有能力吸引同性恋女人深感遗憾，然而她本人却只被男性吸引。

在雄性荷尔蒙的影响下，所谓“男性化”的女人呈男性第二性征，如面部生须。未成年型的女人，其雌性荷尔蒙可能比较缺乏，因而发育不健全。这类奇特现象可能或多或少直接引起了同性恋倾向。精力旺盛、有攻击性、充满活力的女性，更喜欢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通常对被动性不屑一顾。相貌丑陋、有残疾的女人，可能想补偿自己的劣等性，表现出男性气质。她如果对性冲动的敏感性比较低弱，就不会渴求男性的抚摸。

但是，人体结构与荷尔蒙只能造成一种处境，并不能确立这一处境向其超越的目标。海伦·多伊奇还引用了一次世界大战波兰军团一个年轻士兵的实例。这个士兵受伤时由她照料，实际上是一个有明显男性第二性征的女孩子。她刚参军时是一名护士，尔后成功地隐瞒了性别，变成了一名士兵。然而，她却同一个战友谈恋爱，后来做了满意的调整。她的行为使战友们认为她是一个男性同性恋者，但实际上，这是她的女性气质在不顾她的男性伪装而一再地表现自身。一个男性不一定非要渴求女人；同性恋的男性可以有完美的男性体格这个事实，意味著有男性特性的女人也不一定非注定是同性恋者不可。

甚至在生理完全正常的女人那里，有人也坚持认为可以分出“阴蒂的”和“阴道的”两种类型，前者注定是同性恋者。然而我们知道，童年的全部性冲动都是阴蒂的，它不论始终固定在这个层次上，还是发生了转变，都不是一个人体结构的问题；如通常认为的那样，以为童年时的手淫解释了阴蒂日后占首要地位的原因，这也是不对的：今天的性学认为手淫是十分正常的普遍现象。如我们看到的，女性性冲动的发展是一个心理过程，它固然受生理因素的影响，但也有赖于主体对生存的总态度。玛拉依认为，性欲是一种单一的特质，它在男人那里得到充分发展，在女人身上却停留在半途阶段；唯有女性同性恋者才可以有和男人一样丰富的里比多，因而她将代表一种“优越的”女性类型。但事实是，女性的性欲有它自己的结构，所以谈及有关男女里比多的优或劣是荒谬的。性对象的选择，根本不取决于女人支配能量的多寡。

精神分析学家们有一个很大的长处，那就是他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不是一种机体现象；可是，他们仍旧认为它仿佛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不过他们对此的研究极少。

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女性性冲动的成熟，需要从阴蒂阶段转变到阴道阶段，这种变化与小女孩把对母亲之爱转移到父亲身上的变化是相对称的。牵制这一发展过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女人可能不会听任于她的“被阉割”状态，因而对缺少阴茎采取自欺的态度，仍固恋于母亲，并一直在寻找母亲的替身。

在阿德勒看来，对发展的这种抑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被动忍受的：它为主体所渴求，主体由于权力意志，故意不承认她的不健全，极力认为她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从而拒绝受他的支配。不论是一个幼年固恋的问题，还是一个男性化抗议的问题，同性恋都是这样被看做是对发展的一种抑制。但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不是“发育不健全的”女人，正如不是“优越的”女人。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一个由宿命论决定的发展进程，因而过去在每时每刻都要受到重新评价。这就是说，这一发展进程经历了新的选择，而“正常的”选择，并没有给予它一种优先的价值，它只能根据其真实性得到评估。对于女人来说，同性恋可以是她逃避自己处境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接受这种处境的一种方式。精神分析学家们的一个重要错误在于，为了迎合道德观念，将同性恋完全看做是一种非真实的态度。

女人是一个要把自己变成客体的生存者；作为主体，她的肉欲中有攻击性成分，然而它未从男性身体得到满足：于是便出现了她的性冲动必须加以克服的冲突。被认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制度，把她作为某个男性的猎物予以抛弃，同时又让她怀里有一个孩子，以恢复她的主权：但这种所谓的“正常”，受多少被明确认识到的社会利益的左右。甚至连异性恋也容许有其他解决方式。女人的同性恋，是将她的自主性与她的肉体协调起来的一种尝试。如果一定要谈到本性，那么人们可以说，所有的女人生来就是同性恋者。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的显著特点是拒绝男性，喜欢女性的身体。但所有的青春期女性也都害怕插入和男性的支配，也都对男性身体感到某种厌恶。相反，对于她和对于男性一样，女性身体也是欲望的对象。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男人把自己树为主体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分离出来了；当他们把他者当做一个被占用的物时，就给他者的以及他们自己的男性理想以致命的一击。而女人在把自己看成客体时，她把她的同类以及她自己都视为猎物。男性同性恋者，鸡奸者，之所以引起男女异性恋者的敌意，是因为男女异性恋者都需要男人来充当支配的主体。与此相反，男女两性都自发地对女性同性恋者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德·带利伯爵d说：“我承认，这是一种竞争，但决不会使我感到不安；相反，我觉得它很有趣，我的缺德足以对它一笑了之。”

柯莱特认为，雷诺在看到由克洛迪娜和雷齐这两个姑娘形成的一对儿情人时，也有这种有趣的冷漠心情。

一个主动的、独立的同性恋女人，比一个无攻击性的女性同性恋者更令男人气愤，因为只有前者才威胁到男性的特权。同性恋行为没有违背男女两性的传统差异，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只涉及女性的接受，而不涉及女性的拒绝。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青春期女孩子当中，往往是对异性恋关系的替代，因为这时女孩子还没有机会或勇气去开始这种关系。同性恋行为代表一个阶段，一个见习期，而十分热情参与的女孩子，很可能在明天成为十分热情的妻子、情妇或母亲。于是，在女性同性恋者当中必须解释的不是她这一选择的积极方面，而是它的消极方面：她的显著特征并不在于她喜欢女人，而在于这一痛好的排他性。

女性同性恋者常分为两种类型（琼斯和赫斯纳德就是这样划分的）：“男性化的”，她们“希望模仿男性”；以及“女性化的”，她们“害怕男性”。的确，总的说来，人们可以在同性恋中看到两种倾向。有些女人拒绝被动，而另一些女人则愿意用女性的武器被动地放纵自己。但这些态度相互反作用，与被选客体的关系和与被弃客体的关系，可以互为解释。由于下面就要提到的多种原因，我觉得上面做出的划分是相当武断的。

用想“模仿男性”去定义“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恋者，是为了表明她是不真实的。我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学家在根据社会最近的定义去接受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些范畴时，所造成的含糊之处是何等之多。实际情况是，男人（man）在今天代表积极的人，中性的人，就是说他既代表男性又代表人；而女人却只是消极的人——女性，她不论何时作为一个人去行动，都要宣称自己与男性是一致的。她在体育、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活动，她对其他女人的性欲望，全都被解释为“男性化抗议”。对她所追求的或她自己向其超越的价值普遍不予以考虑的做法显然导致了这一结论：她若是扮演主体角色，就是做出了不真实的选择。

潜伏在这种解释下面的主要误解是，认为女性的人（thefe-malehumanbeing）把自己变成女性化的女人是自然的：仅仅做一个异性恋者乃至做一个母亲，仅仅实现这个理想，还是不够的。“真正的女人”是文明所创造的人为产物，正如创造阔人那样。她在卖弄风情、温顺方面的所谓“本能”是被灌输的，正如男人对男性生殖器的自豪感是被灌输的那样。实际上，男人并非总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而女人也颇有理由不那么温顺地接受指派给她的使命。

“自卑情结”和“男性化情结”这些概念，使我想起了德尼·德·鲁热蒙在《魔鬼的份额》里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认为自己在农村散步时，小鸟在攻击她；几个月的心理分析治疗都未能消除这种魔念，后来医生和这位病人一起走进了诊所的花园，看见小鸟果真在攻击她！

女人之所以感到劣等，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要求确实贬低了她。她本能地选择了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主体和自由人。如果说这一选择具有男性化倾向，那么在女性化如今是意味着不健全的这个意义上，的确是如此。女性同性恋者向医生做出的各种陈述，清楚表明她们甚至在童年时就最痛恨被看做女性。她们瞧不起女孩子气的追求，要求做男孩子的游戏，玩男孩子的玩具；她们可怜女人，害怕变得女人气，反对被送进女子学校。

这种反抗根本不意味着一种先定的同性恋。许多小女孩当认识到对她们身体的偶然适应将使她们的爱好与抱负变得有罪时，也会同样感到愤怒和绝望。柯莱特·奥德里12岁发现自己不能当一名水手时，她愤怒至极。很自然，未来的女人对她那个性别强加于她的种种限制感到愤愤不平。真正的问题不是她为什么会拒绝它们，而是她为什么会接受它们。她顺从是因为温顺和胆怯，但如果社会给予的补偿不够，这种顺从很容易变成反抗。青春期女孩子一旦觉得自己身为女人是无魅力的，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在这方面，人体的天赋是重要的。

当女人的容貌和身材丑陋时，或当她自以为是如此时，她会拒绝女性命运，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太差。但是说取得男性化倾向是为了补偿女性气质的不足，这也是错误的。事实毋宁说是，给青春期女孩子的机会不太多，以至获得男性优点所需要做出的牺牲是得不偿失。所有在传统中长大的小女孩，都羡慕男孩子穿的服装简便，而她们在镜中的映像及她们所预见的锦绣前程，使她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华丽服饰的重要性。如果镜子逼真地反映了平常的容貌，如果它未许下任何诺言，那么花边和饰带就会显得令人讨厌，甚至荒唐可笑，“graanque”［男孩子气的女孩子〕就会顽固保持她的男孩子气质。

即使具有优美的身段和漂亮的容貌，一个专心实施自己远大设计或只想获得一般自由的女人，也会拒绝为讨好他人而退让。她是通过她的活动发觉她自己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她固有的容貌发觉她自己的，因而她对迫使她局限于她的身体的男性欲望感到震惊，正如这一欲望让年轻的男孩子感到震惊。男性化男人对被鸡奸者感到厌恶，而她也对顺从的女性感到同样的厌恶。她采取男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显得与这种女人没有任何干系。她身着男装，表现出男性的风度，操着男性的语言，与女性化的女伴形成情人关系，而她代表男人：

不错，这是在演戏，是“男性化抗议”。但这是次要现象，而征服的、主权的主体一想到变成肉欲的猎物就感到的耻辱和厌恶，这才是主要的。许多女运动员都是同性恋者，她们不认为一个意味着强健、主动、反应力和冲击力的身体是被动的肉体；它未赋予抚摸以神奇的灵感，它是对付世界的工具，而不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客观事物；所以，为自我而存在的身体与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之间的鸿沟，仿佛是不可逾越的。类似反抗在行政和智力型的女人身上也可以发现，服从，即使是对自己身体的服从，对她们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两性平等真正实现了，上面所提到的障碍在许多情况下就会被消除。但男人仍在受着优越感的感染，而如果女人未分享到这种优越感，她就会对这种心态感到气愤。不过应当说，大多数任性的、专横跋扈的女人，在遇到男性时几乎毫不迟疑：“男性化的”女人往往是真正的异性恋者。她不想放弃她做人的权利要求，但也决不想被剥夺女性气质。她想介入男性世界，甚至想利用它。她的强烈肉欲不畏惧男性的暴力，她从男性身体寻找快感时，要克服的心理厌恶比胆怯的处女为少。一个十分粗鲁、野性十足的人，不会对性交感到屈辱；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知识分子会否认这种屈辱；一个自信且又天性好斗的女人，会非常愿意参加必胜的决斗。乔治·桑喜欢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气的”类型；但德·史达尔夫人只在晚年才在情人身上寻求青春与美：她以强健的精神支配着男人，自豪地接受他们的崇拜，所以她在他们怀抱中不可能感到像个猎物似的。像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的女君主，甚至可以允许自己在放荡中被虐：在这类玩弄中，她仍然是唯一的统治者。身着男装、骑马越过撒哈拉沙漠的伊莎贝拉·埃伯哈特，在委身于某个强健的狙击手时，根本没有感到自卑。不想做男人附庸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始终回避男人的女人：她反倒极力让他变成寻欢作乐的工具。在情况有利时（这基本上取决于她的性伙伴），那种竞争观念就会消失，而那时她会尽情地享受对于自己是个女人的处境的体验，正如他享受自己的男性处境那样。

但是，不论情况多么有利，主动的个性与性角色的这种协调，对于女人总是比对于男人要困难得多。会有许多女人宁肯逃避这种尝试，也不愿意在这种努力中徒然耗费精力。在女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许多同性恋者。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她们的性怪癖是创造力的源泉，或这种怪癖表明存在着这种优越型的能力；而宁可说是在于她们专心于严肃的工作，不想在扮演女性角色或与男人搏斗上浪费时间。她们不承认男性的优越，也不想假装承认它或自寻烦恼地与它决一雌雄。她们期望能在性快感中得到放松、抚慰和消道：她们更期望回避以对手面目出现的性伙伴；于是她们摆脱了隐含在女性气质中的种种束缚。当然，促使主动的、“男性化的”女人在采取与放弃她正常的性行为之间做出选择的，是她的异性恋体验的种类。男性的轻蔑，证实了丑女人对自己无舵力的感觉；自尊的女人会被请人的傲慢伤害。这里我们再次碰到了前面已提过的性冷淡的一切原因：愤怒、怨恨、害怕怀孕、以前流产的创伤，等等。女人接近男人时越是多疑，这些原因也就越是重要。

然而，对一个天生好支配的女人来说，同性恋也未必总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解决方式。由于她在追求自我肯定，不能完全实现她的女性潜能对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她看来，异性恋关系既让人感到自卑，又让人感到充实；她在拒绝受她那个性别所隐含的限制的同时，似乎又以另一种方式限制了自己。正如性冷淡的女人既想得到性快感却又拒绝它，女性同性恋者也常常可能既希望自己是一个正常健全的女人却又宁愿不是。这种犹豫不决明显表现在斯特克尔研究的一个异性模仿癖（trae）的实例中，这个实例前面已经谈过。这个病人压岁开始搞同性恋，对向她屈服的女孩子表示轻蔑和厌恶。她开始认真学习并开始喝酒。

她婚后虽然在扮演攻击性角色，但仍没有得到性满足。不久她离开了她所谓“爱得发疯”的丈夫，重新开始了与女人的性关系。在想像力丰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男性，而与女性结合；在其他时候她则觉得自己是女性，而去找男情人。由于两种方式都末使她得到性满足，她接受了分析治疗。

女性同性恋者能够轻易承认她失去了女性气质，如果她这样做可以成功获得男性气质的话。虽然她能够以人为方式夺取她爱人的贞操并将她占有，但她仍然是一个阉人，她可能会对认识到这一事实感到非常痛苦。她作为一个女人是本实现的，作为一个男人又是无性能力的，她的紊乱可能会导致精神病。有一位病人对达尔比兹说：“要是只有我才有能用来插入的某物，那就好了。”另一个病人则希望她的乳房是坚挺的。女性同性恋者往往会试图用傲慢和裸露去补偿她在男性化方面的低劣，而这实际上是暴露了一种心理失衡。而且，有时她会成功地与别的女人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与“女性化的”男人或男性气质尚未定形的年轻人可能同她们保持的关系十分相似。克拉夫特·埃宾所报告的“桑多伯爵”的情况，就是这种关系的十分有名的实例。这个女人借助于刚才提到过的简便方式，达到了心理平衡，这种平衡只是由于社会干预才被破坏。

萨洛塔出身于一个以怪癖闻名的匈牙利贵族之家。她的父亲把她当成男孩子抚养，叫她桑多，她骑马、打猎等。直到13岁被送进学校，她一直在受着这种影响。没过多久，她爱上了一个英国女孩子，于是假扮男孩与她私奔。后来她回到家，重新用桑多这个名字，身着男装，受到精心的教育。她和父亲一起长途旅行时总是一副男性装扮。她热衷于运动、饮酒，还逛妓院。她尤其喜欢女演员和其他这样的超脱女人，最好不要太年轻但本质上却是“女性化的”。

她说：“如果一个女士的情欲暴露在诗一般的面纱下面，我会感到很快活。女人的一切非礼都会使我厌恶。我对女性服饰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的确，对女性的一切都是如此，但这只是就我个人而言，因为，另一方面，我对美丽的女性还是满腔热情的。”

她和女人有过许多次私通，为此花了许多钱。同时，她也是两家重要杂志的受重视的投稿人。

她与一个年龄比她大10岁的女人在“婚姻”中生活了3年，后来和她分手时十分悲痛。她可以激起强烈的情欲。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教师，在一次隆重的婚礼中和她成了婚，这个女孩子和她全家都认为她是一个男人。她的岳父有一次偶然发现她有个仿佛在勃起的东西（可能是假阴茎）。她也刮胡子，不过这是个形式问题。但旅馆的仆人因看见她床单上的血污并从锁孔偷窥，怀疑她不是一个男人。

于是真相大白，桑多被关进监狱，后来经过彻底的调查被释放。她由于被迫与她心爱的玛丽分离，十分悲痛，在狱中给她写了许多又长又感人的信。

检查表明，她的身体结构不全是女性的：她的盆骨小，没有腰。她的乳房发达，性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发育不成熟。她的月经晚至17岁才出现，她对这一功能十分恐惧。一想到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她就感到害怕。她的羞怯感只对女人而发，以至她与男人睡觉时不感到害羞，与女人睡觉却感到害羞。别人把她当做女人对待使她十分尴尬，她对必须着女装的确十分痛苦。她觉得，她被“一种磁力吸向24至30岁的女”。她只有在抚摸爱人时才可以得到性满足，若被抚摸，毫无性满足可言。她不时用塞满棉絮的长袜当做阴茎。她讨厌男人，对别人的道德评价十分敏感。她很有文才，颇有教养，记忆力惊人桑多没有进行心理分析治疗，但对事实的这一简单陈述展现了许多特点。似乎她并不存在“男性化抗议”，她由于所受到的教养及人体结构方面的原因而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这完全是自然的。她父亲带她一起旅行，把她纳入他的生活。这种做法显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她的男性气质是如此确定，以至她对女人未表现出任何心理矛盾。她和男人一样爱她们，不认为她们损害了她的名誉。她在爱她们时，采取的是纯粹支配的主动方式，不承认献殷勤有相互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她“讨厌”男人，特别喜欢年龄大的女人。这暗示她对母亲有一种男性的恋母情结，保持了幼年时的孩子态度：她与母亲结成一对儿，并希望能保护和支配她的母亲。

如果孩子没有感到母爱，她常常会一辈子受到这一需要的缠扰：桑多由父亲抚养，肯定会梦想有一个可亲可敬的母亲，后来她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这种形象。这解释了她对其他的男人感到极度嫉妒的原因，这种嫉妒与她对独身女人和大龄女人的“诗一般的”爱与尊重有密切联系，而这些女人在她心目中仿佛有一种神圣性质。她对女人的态度，正是卢梭对德·华伦夫人、小本杰明·贡斯当对德·夏里埃夫人所采取的态度：这两个敏感而又“女性化的”少年，也转向了母亲般的情妇。我们碰到的女性同性恋者，往往多少明显地属于这一类型，她从未认为自己与母亲是一致的——因为她太爱或太恨自己的母亲了。但她在拒绝做女人时，却希望周围有轻松愉快的女性保护。从那子宫般温暖的庇护所，她能够以男子汉的勇敢步入外部世界。她的举止像男人，但作为男人，她又脆弱无力，这使她想找一个大龄情妇。这一对儿情人相当于那众所周知的异性恋的一对儿情人：大女和少男。

精神分析学家们十分强调同性恋女人与母亲早期关系的重要性。有两种情况使青春期女孩子发现要摆脱母亲影响很难：一种是她被多虑的母亲过分溺爱，另一种是被“坏母亲”虐待，引起她很深的有罪感。第一种情况，她们的关系接近同性恋：她们睡在一起，相互抚摸，或很喜欢轻触乳房。少女后来在别人的怀抱里也会有这种快活。第二种情况，她感到强烈需要一个“好母亲”，能保护她不受“坏母亲”之害，免遭横祸。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一个病人从小一直讨厌她的母亲，她这样描述16岁时对一个大龄女人的爱：

我好像是孤儿突然有了母亲，由于她，我觉得同成年人不那么敌对了，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尊重他们说的话……我对她的爱十分纯洁，我认为她的爱只是一种母爱……我喜欢她触摸我，她有时把我抱在怀里，或让我坐在她膝上。睡觉时，她常来道晚安，吻我的嘴。

只要大龄女人愿意，少女会很高兴纵情于更热情的拥抱。她通常扮演被动角色，因为她像小孩一样希望被支配、保护、摇来摇去和抚摸。不论这种关系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体的，都具有真正的色欲性质。但是，从这种关系来自青春期发育的典型阶段这一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它不足以解释对同性恋的明确选择。少女从中追求的既是一种解放，也是她在男性怀抱同样可以得到的安全感。色欲阶段一旦过去，少女就常会对大龄女人怀有一种和对母亲一样的矛盾情感。她屈从于她的影响，却又想逃避它；如果她的朋友坚持控制她，她会暂时做她的“俘虏”。但她总要逃走，或在令人痛苦的争吵之后，或用友好的方式。青春期结束后，她觉得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应付正常的女人生活。她要成为一个坚定的同性恋者，就必须像桑多那样拒绝接受她的女性气质，或者让它在女性怀抱里开花。这就是说，对母亲固恋的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同性恋。而对同性恋的选择，确实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女人通过全部或局部的体验，可能会发现或预见，她从异性恋关系不会获得快感，只有另一个女人才可以充分提供它：同性恋拥抱尤其可以向把自己的女性气质变成一种宗教的女人验证最大的满足。

强调这一事实十分重要：拒绝把自己变成客体，并不总是女人转向同性恋的原因。相反，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都想开发她们女性气质的宝藏。愿意变成一个被动客体，并不是说就要完全放弃对主观性的权利要求：女人希望以这种方式，在自己是一个物的表面下，达到自我实现；同时，她也会试图通过她的他性，她的相异性去发现她自己。她在独自一人时是不能真正形成双重自我的。如果她抚摸自己的胸部，她仍然不会知道陌生的手对她的乳房会有如何感觉，或这乳房在陌生的手下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男人能够向她揭示出她的肉体是为她自己而存在的——就是说，如她本人所觉察的那样，不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只有在她的手指摸索一个女人的身体，而这个女人的手指也在摸索她的身体时，镜子的那种奇迹才会实现。在男女之间，爱是一种行动，撤离自我的每一方都变成他者：使做爱的女人十分惊奇的是，在男性的急躁里反映了她缠绵被动的肉体。然而，自恋的女人在男人的勃起肉体中，只是模糊地看到了她的诱惑力。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的。抚摸的目的不在于占有对方，而是通过她逐渐再创自我。分离被消除了，没有斗争，所以也没有胜利和失败。由于严格的相互性，每一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君主又是奴隶；二元性变成了相互依存。柯莱特在《肉体享乐》中说：“惊人的相似会带来确定的快感。情人乐于相信她在抚摸一个其秘密已为她所知的身体，而她自己的身体也向她指明了那个身体的偏爱。”勒内·维维安的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的身体天生相似……我们的命运相同……在你那里，我爱我的孩子，我的情人，我的姐妹。”

这种反射作用可能带有一种母性特征。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并将自己投射于女儿的母亲，对女儿往往有一种性的依恋。她和女性同性恋者都渴望保护怀中的柔软肉体，把它摇来摇去。

柯莱特说明了这种相似性，她在《葡萄蔓》中这样写道：“你以充满母爱的目光，在你的情人身上寻找不是你生的孩子，你俯在我身上，你将使我快活”；而勒内·维维安在她的另一首诗中也倾诉了同样的情感：“……我的双臂生来就是为了更好地庇护你……就像温暖的摇篮，让你得以歇息。”

在所有的爱中，性爱或母爱，都存在着自私和慷慨，完全占有对方和完全给予对方的欲望。但是母亲与女性同性恋者的相似性尤其表现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是自恋的，她们各自迷恋于孩子或女友——自己的投影或映像。

但是，自恋同对母亲的固恋一样，并不总是导致同性恋。例如，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她的作品没有流露出对女人的任何眷恋。她理智，不被肉欲左右，且又极其自负，从小就梦想受到男人的高度重视：她只对能提高她名望的事情感兴趣。一个只崇拜自己、一心想成功的女人，是无法温情地依恋其他女人的，她只会把她们视为敌人和对手。

事实是，并没有单一的决定性因素存在。这始终是一个在复杂的总处境中获得、基于自由决定的选择问题。性命运没有支配女人的个人生活：相反，倒是她的性冲动类型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总观点。

然而，周围环境对这一选择有着重大影响。今天，男女两性基本上仍在过着分离生活，而在寄宿学校和女校中，从亲密到性欲的转变是迅速的。在男女交往能促进异性恋体验的环境里，女性同性恋者要少得多。许多受雇于工厂和办公室、被女人包围。几乎见不到男人的女人，会很容易与女性形成色情友谊：她们会觉得，使她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是简单的。异性恋接触的缺乏或困难，会注定她们要搞同性恋。在听任和偏好之间很难划出一条界线：一个女人可以因男人使她失望而委身于女人，但有时男人使她失望是因为她确实在他身上寻找女人的形象。

由于这一切原因，明确划分同性恋女人和异性恋女人的做法是错误的。青春不稳定期一旦结束，正常男性就不会再允许自己以搞同性恋为乐。但正常女人却往往恢复那种在少女期曾使她心醉的、精神的或肉体的性活动。对男人失望以后，她可能会找一个女情人来取代背叛她的男性。柯莱特在她的《流浪女》中，指出了被禁的快感在女人生活中可能时常起到的这种慰藉作用：如发生的那样”有些女人一辈子都在得到这样的慰藉。即使一个女人并不缺少男性的拥抱，她也不一定会蔑视这种较平静的快感。如果她是被动的、淫荡的，就不会讨厌女友的抚摸，因为她这时只能退却，让自己得到满足。如果她是主动的、狂热的，她就会像个“阴阳人”似的，这并不是因为雌性与雄性荷尔蒙的某种神秘结合，而只是因为她把攻击性与占有欲看成男性气质。柯莱特笔下的克格迪娜，与雷诺相爱时仍被雷齐的魅力所吸引。

她完全是一个女人，尽管未失去占有与抚摸的欲望。当然，这些“邪恶的”欲望，在“好女人”身上被小心翼翼地压抑着，但仍会以纯洁而又热烈的友情形式，或会在母爱的掩饰下表现出来。有时它们在精神病期间或绝经危机时会猛烈爆发出来。

尚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试图将女性同性恋者分为特征明显的两类是何等的无用。

由于她们常喜欢模仿有两性性欲的配偶，在以社交来掩饰她们的真正关系时，是她们自己在暗示把女性同性恋者分为“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两种类型。但是，一方穿着严肃而另一方着女性服饰这种情况，不应当引起任何错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少数例外，她们的性欲是模棱两可的。因自视清高、拒绝男性支配而变成同性恋者的女人，常喜欢找一个同样清高的女英雄。以前，在塞夫勒的女学生当中同性恋就很盛行，她们远离男人，生活在一起。她们对属于女性精英感到自豪，希望自己永远是自主的主体。使她们共同反对特权等级的那种共同感觉，使每个人都在崇拜朋友的那种令人难忘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是她在自己的身上所崇拜的。在相互拥抱时，每个人都既是男人又是女人，而且都为对方的半男半女的特质所陶醉。

另一方面，希望在女性怀抱里享受她自己的女性气质的女人，也可以体会到不服从主人的自豪。勒内·维维安深深爱着女性美，希望自己也美。她打扮自己，对她那长长的秀发很是得意。但她也欣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她在诗中对婚后同意变成男人奴隶的女人表示轻蔑。她对烈性酒的爱好，她有时讲的下流话，表明她渴望有男性气质。实际上，在大多数结合中抚摸是相互的，因而，两个性伙伴的各自角色决非明确固定：比较孩子气的女人，可以扮演和已婚女人交往的少年角色，而这个已婚女人给她以保护；也可以扮演依靠情夫权势的情妇角色。她们能平等地享受她们的爱。由于两个性伙伴是对等的、基本相似的，种种结合、易位、交替和湖泊〔可笑的举动］都可能发生。她们之间的性关系，根据双方各自的心理倾向以及总的处境，达到了平衡。如果其中一方帮助并供养另一方，她即在承担男性的职责：专横的保护者，被利用的笨蛋，受尊重的丈夫，有时乃至拉皮条者。

一种心理的、社会的或理智上的优越，可能授予她权威，然而，极被爱的一方将享有极爱的那一方的热烈依恋所授予的特权。同男女之间的交往一样，两个女人的交往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它可能基于情感、物质利益或习惯；可能是婚姻的或罗曼蒂克的。它容纳了虐待、被虐、慷慨、忠诚、献身、任性、自私和背叛，所以在女性同性恋者当中，有妓女，也有伟大的情人。

但是某些情况使这些私通具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没有被制度或社会习俗所认可，也不受惯例的制约，因而其特征是特别真诚。男女之间，甚至是夫妻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彼此都在演戏，而女人尤甚，因为男性总是强加于她某种要求：无可置疑的贞节、魅力、风骚、孩子气或简朴。在丈夫或情人面前，她只能显得和平常不太一样。但和女友在一起，她不需要演戏，不需要伪装：她们完全属于同类，必须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现自己。这种相似引起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在这些结合当中，性冲动时常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性快感，属于不如男女间那么强烈、那么令人眩晕的一类，不会引起那种不可抑制的变化。但是男女情人一旦从肉体拥抱中抽出，就又会变成了陌生人，男性身体本身会变得令女人厌恶，而男人也会对同伴的女性身体感到某种淡淡的厌恶。女人之间的性爱则比较平稳，比较有连续性。她们不会在十分激动的狂喜中失去自制，但也不会重新陷入有敌意的冷漠。相互注视、相互触摸是一种平静的快感，是床上快感的延续。萨拉·庞森比与女伴的结合，几乎平静地延续了50年：她们显然能够抛开普通世界，创造一个和平的伊甸园。

但真诚也要付出代价。由于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现她们自己，对掩饰或自制的漫不经心，两个女情人也可能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受到他们有差别这一事实的威胁：他怜悯她，关心她；他觉得必须以礼貌、宽厚和克制的态度对待她；她则尊重他，有点害怕他，在他面前努力控制自己；每一方都小心翼翼，避免伤害神秘的另一方，对另一方的感觉和反应没有把握。但女人之间相互毫无怜悯可言。她们拼命地相互阻挠。激怒、纠缠和进攻，把对方逼入绝境。男性的沉着冷静，不论是出于漠不关心还是出于自我克制，都是女性争吵妄想突破的屏障，就像旋转的水流想冲破堤坝那样。但在两个女人之间，眼泪与狂怒交替上升，她们想用责备制服对方、想永远不停地“弄个水落石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苛求、责备、妒忌、专横一这一切婚姻生活的瘟疫都在加倍激烈地释放出来。

如果说这类性爱常常是多风波的，那么，说搞这类性爱比搞异性恋更危险也是对的。它们受到社会的谴责，因而它们与社会结合很难会成功。因她的天性、处境或情欲强度而承担男性角色的女人，将会对未能给爱人带来一种正常的、受人尊重的生活，未能与她结婚感到悔恨。她会责备自己使她的朋友染上了有问题的习惯：这就是拉德克利夫·霍尔赋予她的《寂寞之井》的女主人公的情感。这种悔恨表现为一种病态的焦虑，尤其表现为一种令人痛苦的嫉妒。被动的或感受不那么深的性伙伴，在她那方面将确实会承受社会指责的沉重压力。她会认为自己是堕落的、邪恶的、受挫的，对把这一切带给她的女人感到怨恨。在两个女人当中，有一个也可能想要孩子；如果这样，她就要悲痛地准备接受她的不育，或两个人收养一个孩子，或想做母亲一方求助于某个男人；孩子可能会使她们的结合更为稳固，也可能是不和的新根源。

赋予同性恋女人以男性特征的，并不是她们的性生活，相反，它倒把她们束缚在女性世界。这毋宁说是她们因舍弃男人而被迫承担的一整套责任。她们的处境与高级妓女正好相反，高级妓女因生活在男人中间，有时表现出男性气质，如尼侬·德·朗克洛就是这样，但她仍要依靠他们。女性同性恋者周围的独特气氛，来自她们私生活的闺房风气与她们公众生活的男性自由之间的鲜明对比。在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中，她们像男人那样行动。女人把男人撇到一边，依靠自己，于是显得有点与众不同。男人并不真的尊重女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女人——妻子、情妇，或他们为之拉皮条的妓女，相互尊重。没有男性保护，女人在挑衅的、以嘲笑为乐的或怀有敌意的高级等级面前就会无依无靠。作为一种性“变态”，女性同性恋可能会被付之一笑；但若要暗示一种生活方式，就会引起蔑视或愤怒的反对。如果说在女性同性恋者的态度中有许多挑衅和做作，那是因为在她们的处境中她们无法自然地生活：自然意味着无自我意识，不向自己描绘自己的行为；但他人的态度不断地使女性同性恋者注意她自己。

只有在她年老或有相当高的社会威望的支持时，她才可以满不在乎地去走自己的路。

要确切说明，例如，女性同性恋者通常着男装是由于偏好，还是出于自卫的反应，这是困难的。无疑这常是一个自发选择的问题。没有什么比着女装更不自然的了。当然男式服装也不自然，但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它的目的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主动性。乔治·桑穿的就是男装。蒂德·莫尼埃在她的最后一部书《自我》中，也承认她更喜欢穿长裤。每一个主动的女人，都喜欢穿低跟鞋和质料坚挺的衣服。女人服饰的含义是明显的：这是装璜，而装璜意味着出售。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以前和女性同性恋者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妥协的：由于拒绝将自己变成商品出售，她们爱穿严肃简单的套装，爱戴毡帽。在她们看来，精致低领的礼服是她们所要反对的社会秩序的象征。今天，她们已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所以她们认为这个象征不那么重要了。但它对于女性同性恋者仍然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她仍必须坚持她的权利要求。严肃的服装也可能比较适于她，如果身体特征使她选择了同性恋的话。

而且还应当指出，华丽服饰的功效之一，就是满足了触觉的官能享受，但女性同性恋者蔑视天鹅绒和丝绸的吸引力：同桑多一样，她喜欢让朋友穿着它们，或者，她朋友的身体本身可以取代它们。同样，女性同性恋者也常喜欢喝烈性酒，吸烈性烟，讲粗话，从事剧烈运动：她在性冲动中获得了十分温柔的女性甜蜜，为了对比，她喜欢不那么温柔的倾向，所以也可能开始喜欢与男人交往。

但是，这会涉及到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她与男人的往往是含糊的关系。一个对自己的男性魔力十分自信的女人，只会希望男人成为她的朋友和伙伴。但如果女人对认同于男人并不感兴趣，在商业、社会活动或艺术领域不如男人那么努力和成功，则在她身上会很难发现这种自信。吉尔特鲁德·斯泰因在招待朋友时，只与男人交谈，而把与女人谈话的责任交给了艾丽丝·托克拉斯但十分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恋者，对女人会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她瞧不起她们，但和她们在一起时，她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产生自卑情绪。她害怕她们觉得她既是一个有缺陷的女人，又是一个不健全的男人。这使她故意自视清高，或像斯特克尔所谈到的易装癖那样，在她们面前表现出虐待狂的攻击性。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我们所见，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都在默默地逃避男人：她们和性冷淡的女人一样，有一种怨恨、胆怯和自尊的感觉；她们并不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和男人相匹敌；她们除了女性的怨恨，还有男性的自卑情结；男人是竞争对手，他们更有条件引诱、占有和保存他们的猎物；她们憎恨男人使女人受到的“玷污”。她们也愤怒地看到男人拥有社会优势，觉得他们是强者：无力与对手交战，知道他一拳就能把你击倒，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

这种复杂的故意，是迫使某些女性同性恋者惹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她们聚在一起，组织只许女性参加的俱乐部，以证明她们不但在性的方面，就是在社交方面也不需要男人。从这一点很容易堕入夸夸其谈和源于不真诚的各种装腔作势。女性同性恋者先是假装是一个男人，后来甚至做女性同性恋者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游戏；男式服装最初是伪装，后来变成了制服；而女人在逃避男性压迫的借口下，变成了她所扮演角色的奴隶；她不希望受女人处境的束缚，却在受同性恋者处境的束缚，没有什么比这群解放了的女人给人的心胸狭窄、残缺不全的印象再坏的了。我们还应当看到，许多女人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只是为了迎合利己的需要：

她们搞同性恋，只是因为逐渐认识到它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诱惑力，她们甚至希望诱惑可能喜欢“坏女人”的男人。这些喧嚣的狂热分子（她们显然是女性同性恋者当中最引人注意的）

使公众舆论本来就认为是邪恶和装腔作势的东西，更加名誉扫地。

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使主体与这一选择有关的各种因素——生理状况。心理背景与社会环境，没有一种是决定性的，尽管这些因素对解释它都有帮助。除了别的之外，同性恋还是一种方法，女人用它来解决她的一般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提出的问题。和人的所有行为一样，同性恋是导致虚假、失衡、受挫、谎言，还是相反，会带来有益的体验，这要取决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是不真诚的、懒惰的和虚伪的，还是明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正文第十六章结了婚的人（上）-1

第十六章结了婚的人（上）

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现在仍然如此，大多数女人，有的就要结婚，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打算结婚，也有的因没有结婚而苦恼。对独身女人的解释与界定与婚姻有关，不论她是受挫的、反抗的，还是对婚姻制度满不在乎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婚姻分析来进行这种研究。

女人处境中的经济演变，在不断动摇着婚姻制度：它正在变成两个独立人的自愿的、自由的结合。缔约双方的义务，既是个人的也是相互的。通好对双方都是违约行为；离婚可由双方在同等条件下达成。女人不再局限于生殖功能，它基本上失去了自然的奴役特性，开始被看做自愿承担的一种功能；而且，它也不再与生产劳动发生矛盾，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母亲孕期休假的工资要由国家或雇主来担负。在苏联，婚姻有一段时间是基于夫妻绝对自由的个人契约，但似乎它现在是国家强加于他们双方的义务。这些趋势，哪一种将在明天的世界普遍流行，要取决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但男性对女人的监护制度，不管怎样都会消失。不过，从女权主义观点来看，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过渡时期。女性人口只有一部分参加生产活动，而且，就是她们也是残留古老形式和陈腐价值的这个社会的成员。现代婚姻只能根据过去来认识，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不朽的趋势。

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一向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男女两性是彼此必需的，但这种必需从未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相互性的地位。如我们所见，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地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看做生产者，他的生存之正当性被他为群体做的工作所证实。我们已看到束缚女人的生殖与家务的角色是没有保障她获得同等尊严的原因。男性当然需要她；在某些群体，不能料理自己生活的单身男人，变成了流浪汉；在农业社会，农民需要和女人一起劳动；而把某种繁琐的事务推给女伴去处理，对大多数男人是有益的；男人希望过一种有规律的性生活，并能有后代，而国家也需要他为它的不朽做出贡献。但是男人并不直接诉诸于女人本人，使每一个成员作为丈夫和父亲实现自我的，是男人的群体。女人是作为奴隶或仆人结合于父亲与兄弟所支配的家庭的，她总是由某些男性作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在原始社会，父系部族、氏族几乎把女人当做一种物：她被列入两个群体同意交换的物品中。当婚姻在其演变过程中以契约形式出现时，这种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善。如果女人有嫁妆或有一份继承权，她似乎就可以有公民地位，可以做一个人，但嫁妆和继承权仍使她受她的家庭的奴役。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婚约是由岳父和女婿，而不是由妻子和丈夫订立的，于是只有寡妇才享有经济独立地位。少女的自由选择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而独身（且不说它带有神圣性质的少数情况），使她降到寄生者和贱民的地位。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有两个原因使她必须结婚。

第一个原因是她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如在斯巴达和某种程度上在纳粹统治下那样，由国家直接监护女人，只要求她做母亲，这种情况绝无仅有。但是，即使在不知道父亲生殖作用的原始社会，也要求女人有丈夫，所以必须结婚的第二个原因是，女人也有责任满足男性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社会加在女人身上的这些义务，被看做是她给予配偶的一种服务：

作为报答，他应当给她送礼，娶她，或供养她。社会通过他这个中介，偿还了它移交给他的那个女人的债务。妻子由于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赢得的权利，表现在男性必须承担的义务中。

他不能够随意破坏婚约，只有经过社会当局的决定，他才可以遗弃妻子或与她离婚。即使那时，丈夫有时也要付给她一笔补偿金：这种做法，甚至在博乔里斯法老（Bocchoris）统治时的埃及就已风行，在今天的美国则被称为赡养费。一夫多妻制一向程度不同地被公开容忍：

男人可以同奴隶、婢妾、情妇和妓女睡觉，但他必须尊重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权。如果她受到虐待或侮辱，她有权（这是被或多或少明确保障的）回到娘家，自己提出分居或离婚。

所以，婚姻对双方都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利益。但是在男女两性的处境中并不存在对称性。对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这就是母亲总是热衷于安排她们婚事的原因。在上个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订她们的婚事几乎不同她们商量。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拜访”，她们被送给可能的求婚者。左拉在《家常便饭》描写了这一习俗：

“吹了，全吹了！”约瑟兰太太说着瘫在了椅子上。约瑟兰先生只说了声“啊！”

“可是，”约瑟兰太太尖叫着继续说，“你好像还不明白，让我来告诉你吧，婚事又一次告吹了，这是第七次告吹。”

“你听着，”她继续说，开始向女儿发动攻势。

“你是怎么把这门婚事搞糟的？”

贝尔莎明白，这回该她说话了。

“我不知道，妈妈。”她小声嘟囔着。

“一个副省长，”她母亲接着说，“还不到30岁，前途无量啊！一个每月都能把他的薪水交给你的人；

稳稳当当；这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又和上几次一样，干了蠢事？”

“没有，妈妈，肯定没有。”

“你和他跳舞时，你们溜到小客厅里了。”

贝尔莎有点不知所措地说：“是的，妈妈——我们刚单独在一起，他就想对我动手动脚，他搂住了我，就像这样紧紧的。当时我吓坏了，推了他一把，他就撞到家具上了。”

母亲打断她，气冲冲地又说：“把他推到家具上了？！你这个贱货，你居然敢推他！”

“但是，妈妈，是他把我搂住了呀。”

“是吗？他搂住了你，亏你想得出！我们还把这些傻瓜送到寄宿学校呢！说，他们都教给你了什么！

啊，是躲在门后亲嘴吗？你会老老实实地把这种事告诉你的父母吗？你把人家推到家具上，你让结婚的机会全都泡汤了！”

她摆出教训人的神气，接着说：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我再也不管了，你真笨，我的宝贝。既然你不走运，就该明白得用别的办法把男人抓到手。就是说，态度要亲切，眼神要温情，忘掉你那一方，允许小小的亲匿，好像是没有注意。一句话，你要把丈夫勾到手……让我烦恼的是，她想做的时候，还做得不太坏。唉！别哭了，看着我，好像我就是向你求婚的男士那样。看，把你的扇子这样扔下去，他拾起来时就会碰到你的手指……腰要弯一点，不要板得太直，男人可不喜欢木板、别像个傻瓜似的让他们做得太过分。一个做得太过分的男人是没有指望的，我的宝贝。”

整整一个傍晚，姑娘都在顺从地听着这些气话，可是她的心情沉甸甸的，极畏惧和羞耻紧压着……

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仿佛是绝对被动的；她被娶，被父母嫁出，而男孩子们则是结婚，娶妻。他们在婚姻中寻找的是对他们生存的扩大与证实，而不是纯粹的生存权。这是他们自愿承担的责任。因此他们能像希腊和中世纪的讽刺作家那样权衡利弊。对他们，结婚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被注定的命运。他们完全有权选择过独身生活，有些人则结婚很晚或根本不结婚。

婚后，女人在世界上有她自己的一份权利，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行为的侵害，但她成了他的附庸。在这个联合企业中，他是经济首脑，所以根据社会的观点，是他在代表这个企业。她改用他的姓氏；她属于他的宗教、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结合于他的家庭，成为他的“一半”。不论他的工作调到哪里，决定住在哪里，她都必须夫唱妇随。她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果断地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于她丈夫的世界。她必须把她的人身、她的处女贞操以及所需要的绝对忠诚奉献给他。所以，她失去了属于未婚女人的某些法定权利。罗马法将妻子作为locofilioe[子女]置于夫权之下，其地位相当于女儿。19世纪初，保守作家博纳尔宣称，妻子对于丈夫，犹如孩子对于母亲。1942年前的法国法律，要求妻子服从丈夫。现在，法律和习俗仍赋予丈夫很大的权威，如婚姻处境本身所暗示的那样。

既然丈夫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就是一个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会利益的人，就是在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通过合作开创他自己的未来，所以他是超越的化身。而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的。实际上，人的每一种生存都同时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为了向前发展，每一种生存都必须延续，因为它只有与过去联为一体才能迈向未来，只有与其他生存交往才能确认自我。这两种因素，即延续与发展，隐含在任何一种生命的活动中，而对于男人，婚姻使两者愉快综合更有可能。他在自己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变化和进步，感到自己在时间与世界中扩展。当他疲于做这种遨游时，他就回到家里，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世界的一个停泊处。晚上他在家里恢复精力，妻子则在家管理家务和照料孩子，保管好她存下的过去的东西。但她的工作只是千篇一律地延续和抚养生命。她毫无变化地使物种永存，保障日常生活的稳定节奏和家庭的连续性，注意把门锁好。但是，她不可能直接影响未来或世界，她只有以丈夫为中介，才可能超出自身，延伸到社会群体。

今天的婚姻，基本上仍保留了这一传统形式。首先，它强加于少女远比强加于年轻男人为专横。仍有许多社会阶层，女人除了结婚别无出路。在农民当中，未婚女人是贱民，是父亲、兄弟或内兄弟的仆人，她几乎不能和他们一起到城里去。婚姻使她受男人的奴役，但也使她变成了家里的主人。在某些中产阶级的阶层，少女仍无谋生能力。她只能在父亲家过寄生生活，或在一个陌生人家处于某种低下地位。即使她比较解放，她也由于男人们有经济优势而宁可结婚也不愿意有职业：她倾向于找一个地位比她高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比她获得更快、更大的成功。

至今人们仍然同意做爱（如我们所见）是为男人提供的一种服务；他获得他的快感，所以他应付给她一定的报酬。女人的身体是他购置的某种物品；而对于她，他是资本，她有权利用。她有时也可能会带来些嫁妆，或者，常常做一些家务：持家和养孩子。不论哪一种情况，她都有权接受赡养，传统道德甚至也鼓励她这样做。她自然受这条坦途的吸引，更何况女人面临的职业常常是讨厌的，工资微薄的。总之，婚姻是一种比其他许多职业都更有利的职业。

而且，社会习俗也不允许未婚女人有性的自由。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被认为是非法的，尽管法律没有禁止女人自由恋爱，虽然如此，如果她想有个情人，仍必须先结婚。甚至现在，许多行为十分检点的中产阶级年轻女人，也是“为了自由”才去结婚的。在美国，非常多的年轻女人已有性自由，但她们的实际体验有点像马林诺夫斯基在《野蛮人的性生活》当中描写的少女体验，她们在“单身汉的家里”搞一些不太重要的性交活动。应当看到，她们在以后被完全看做成人时，将会结婚。在美国，单身女人比在法国更被社会视为一个不健全的人，即使她可以自己谋生。如果她要获得人的全部尊严，赢得她的全部权利，就必须戴上一枚结婚戒指。只有已婚女人做母亲才是受人尊敬的；未婚母亲会触犯公众舆论，而她的孩子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妨碍。

由于这一切原因，相当多的青春期女孩子，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洲的，当被问起她们对未来的打算时，会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想结婚。”但是，没有一个年轻男人会把结婚当做他的主要计划。经济成功会给他带来一种成人的地位。这种成功可能隐含着婚姻，尤其是对农民；但也可能排除婚姻。现代生活比过去更不稳定，更为动荡，因而使婚姻义务对年轻男人格外沉重。另一方面，婚姻带来的好处也已经减少，因为他的食宿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也因为他通常可以得到性满足。婚姻无疑可以提供物质与性的某些方便：它使个人摆脱了孤独，给他以家庭和孩子，把他牢牢固定在时空中；它明确实现了他的生存。但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男性所要求的比女性所满足的要少。我们可以说，父亲与其是说把女儿嫁了出去，不如是说把她甩了出去。女孩子找丈夫时并不准备响应男性的要求，而是想创造男性的要求。

安排婚姻并不是只在过去才有的事情，整个有固定资产的资产阶级都在保持这一习俗。

在拿破仑墓的周围，在歌剧院，在海滨舞会，在茶会，美丽的候选者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崭新的长裙，胆怯地展示着她优美的体态和文雅的谈吐。她的父母唠叨说：“你东挑西拣的已经让我够费神的了，快拿定主意吧。下回该轮到你妹妹了。”这个可怜的待嫁者知道她会越来越成为老处女，机会会越来越少。极少有人会向她求婚：她几乎和被用来交换一群羊的贝督因姑娘一样没有选择的自由。如柯莱特所指出的：“一个女孩如果不走运或没有处在有利的地位……便只能保持沉默，当时机来临时紧紧抓住它，感谢上帝！”

上层社会的情况倒不是那么露骨，年轻人可以在母亲的监视下去会面。比较解放的女孩子，出门的机会会多一些，她们可以上学或从事能与男人相接触的职业。1945年至1947年，利普莱夫人曾对比利时中产阶级中的择偶问题进行了调查。她的调查结果是：1945年以前频频出现的安排婚姻，目前已近乎消失；有些婚姻通过牧师或通信商定。在已订婚的人当中，通过社交接触而订婚的占48％；通过共同学习和工作的，占22％；由于私交和私人来往的，占30％；青梅竹马的微乎其微。根据各种答复，金钱起主导作用的婚姻占30％至70％。在回答者当中，说父母急于让女儿出嫁的占48％；有17％的人说父母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女孩子急于结婚的占36％；想结婚的占38％；宁肯不结婚也不愿意有个坏婚姻的占26％。一般认为，女孩子们期望婚姻能增加她们的自由。大多数人说，女孩子们在择偶及采取相关的主动方面，比年轻男人更积极。

法国虽没有类似的调查材料，但中产阶级状况与此相似，无疑会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法国，安排婚姻一向比其他国家多，专门从事这类事务的俱乐部仍很盛行。征婚启事在报纸上占有不小的篇幅。在法国和在美国一样，母亲、老朋友和女人都在玩世不恭地教年轻妇女，“捕捉”丈夫的艺术犹如捕蝇纸捕捉苍蝇；这是需要高超技巧的“钓鱼术”或“狩猎术”：“目标不要订得太高，也不可太低；要现实，不要浪漫；要风骚而又不失端庄；别要求得太多，也不可太少。”年轻男人对“想结婚”的女人是存有疑心的。利普莱夫人报告了一个比利时年轻人说的话：“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感到自己是在被追求、觉得一个女人在想钓他上钩更讨厌的了。”而男人也在极力回避对他们的这种诱惑。女孩子的选择通常十分有限，而且它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除非她也有不结婚的自由。她的决定通常带有算计、厌恶和听天由命的特征，而不是带有热情。如果一个男人在诸如健康和地位方面显然可取，那么，不论有否爱情，她都会接受他。

可是，女孩子虽然想结婚，却又往往害怕结婚。结婚给她带来的好处比给男人多得多，所以她比男人更急于结婚。但这也意味着她要付出更大的牺牲，尤其因为这暗示要更果断地与过去决裂。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青春期女孩子一想到要离开父母的家，便感到苦恼。这种焦虑由于婚期逼近而加深。这是一个引发许多神经症的时刻。这种情况在害怕即将承担新义务的年轻男人身上也可能发生；但是由于已讨论过的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在这一转折的关键时期十分重要），它更普遍地发生在少女们的身上。我在这里不妨简单摘引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在这个实例里一个良家女孩因有严重的神经病症状而曾接受他的治疗。

她经受着呕吐的折磨，每天晚上都服用吗啡，经常突然大发脾气，拒绝洗澡，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订了婚，她说她很爱自己的未婚夫，已经委身于他。但后来她又承认，她没有一点儿快感，一想到他的吻就感到恶心。她崇拜母亲，可又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她无法容忍结婚和离开家的想法，于是她病了，冒犯了她的未婚夫。她声称她打算彻底放弃结婚的想法，永远留在家里，像孩子那样。她母亲坚持让她结婚，但她在举行婚礼前一周自杀了。

在其他例子里，女孩子久病不愈，假装对不能与所“爱”的男人结婚感到绝望，其实是用生病来逃避与他成婚。婚约一解除，她的病就全好了。对结婚的恐惧，有时是由于早期的创伤性的性体验引起的，而时常是由于她对失去处女贞操会被发现的惧怕。但往往是女孩子对家人和家庭的强烈依恋，使她对委身于一个陌生人的想法难以忍受。有些女孩子之所以决定结婚，是因为这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明智之举，是因为她们想过做妻子和母亲的正常生活。她们当中许多人仍深藏着难以消除的厌恶感，而这种情感将造成新婚生活的困难，甚至会对达到幸福平衡永远起阻碍作用。

这样看来，婚姻并不总是以爱情为基础，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可以这样说，丈夫只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而不是那个男人的本身。”这种分离决非偶然，它隐含在婚姻制度的本质之中，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让男女的经济的与性的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并不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幸福。在父权制度中，如在今天的穆斯林当中，婚姻由父母决定，男女双方甚至可能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从社会角度看，无疑可以将终身大事建立在对情感和性冲动的幻想之上。蒙田说：

由于这种谨慎安排，欲望通常不会很放纵；它们比较有节制，比较迟钝。爱情最讨厌人们不受他们自己的关系的约束，而是受其他关系的约束。爱情在以另一种名义安排和维持的亲昵关系中只起微弱作用，婚姻的情况便是如此。性交和财产在婚姻当中当然和勉力与美丽同等重要，或者比它们更重要。不管男人可能会怎么说，他们结婚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也是或者更是为了他们的后代与家庭而结婚的。

由于是男人在“娶”女人，他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尤其是有许多女人求婚时。但是，既然性行为是分派给女人去做的一种服务，而她靠这种服务又可以得到好处，忽视她个人的选择权利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婚姻并不打算给她以男人的自由；但由于没有自由就没有爱，就没有个性，她只能放弃对特定个人的爱，以确保自己终身受到某个男性的保护。我听到过一个虔诚的母亲对女儿说：“爱情是只有男人才有的粗俗情感，正经女人不知道爱情为何物。”这一说法，被黑格尔以朴素形式所阐明，他认为，作为母亲和妻子，女人的这两种关系主要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所以他认为，这对她不是这个[个别的］丈夫的问题，而是一般的丈夫、一般的孩子的问题。她的这些关系不是有赖于个人情感，而是有赖于普遍；因此，和男人不一样，她的个别性的欲望导致她在伦理上的不纯。

这就是说，女人并不关心建立与所选定的配偶的个别性的关系，而只关心根据其普遍性发挥女性功能；她必须以特定的形式而不是以个别的形式，获得性快感。至于她的性冲动命运，将导致两个主要后果：第一，她没有从事婚外性活动的任何自由；于是性交变成一种制度，两性的欲望及满足都要服从社会利益；但男人向普遍性的超越使他成为劳动者和公民，所以他可以在婚前和婚外享受到偶然的快感。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辩护；而在一个把女人主要定义为女性的世界，只有做女性，女人才能得到辩护。第二，我们已经看到，从生物学上讲，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的联系，在男性和女性那里是有差别的：前者在作为丈夫和生殖者完成他的物种任务的同时，无疑至少获得了某种快感；相反，女性的生殖功能却往往是与性冲动快感相分离的。所以，婚姻虽赋予女人的性生活以伦理地位，其实却是想压制它。

女人的这种性挫折被男人们审慎地承认。如我们所见，他们依靠“天命不可违”的乐观主义哲学，很容易任女人去受难：她命该如此。圣经的咒语更使他们对这一实用的观点坚信不移。怀孕时的痛苦负担（这是女人为短暂的、不确定的快感付出的沉重代价），甚至沦为许多玩笑的话柄。“5分钟的快感、9个月的痛苦”，“过去容易、出来难”——形成了可笑的对比。但这种哲学有一种虐待心理。许多男人喜欢让女性去受苦，根本不去想应当改变这一状况。因此不难理解，男性对拒绝给予他们配偶以性快感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他们甚至觉得，不给他们配偶以欲望的诱惑及独立的享受是有益的。

蒙田也以一种有趣的犬儒主义态度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认为，在“这神圣的、受人尊崇的、为做父母而做的事情”中沉溺于淫乐，无异于乱伦；他并且坚持说，他从没有看见过比被注入美和色欲的婚姻更麻烦或更容易失败的了。“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任何快感都应当受到限制，都应当是严肃的、带有某种庄严感的。”

的确，如果丈夫唤起了女性的肉欲，他就会使它表现为一般的形式，因为他并不是作为个人被选中的；他就会使妻子随时准备在别人的怀抱中寻找快感。蒙田同意这一点，但他十分坦率地承认，男性的周全考虑使女人处在出力不讨好的境地：“我们希望她们健康、有活力、丰满、贞洁，这些我们全都希望——这就是说，希望她们既热情又冷淡。”蒲鲁东则说得不那么坦率：他认为把爱情排除在婚姻之外是一种“正当的”做法；“一切含有色情意味的言谈都是不适宜的，即使在订婚者或已婚者之间；它有损于家庭关系，有损于对工作的热爱以及所履行的社会义务。”

然而，在19世纪，中产阶级的观念有所改变。有些人极力捍卫和维护婚姻制度，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发展使对女性权利要求的简单压制成为不可能。圣西f太傅立叶、乔治·桑以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在大声疾呼应当有爱的权利。把迄今为止一直被若无其事地排除在外的个人情感与婚姻结合起来，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于是发明了“婚爱”这一模糊概念，这是有某种谋利目的的传统婚姻结出的神奇果实。巴尔扎克表达了保守中产阶级的完全不符合逻辑的观点。他承认，原则上婚姻与爱情完全是两码事，但又认为，将一种受人尊重的制度等同于把女人视为一种物的简单交易是令人厌恶的。这样，他在《婚姻生理学》中便得出了许多支离破碎的结论。他说婚姻是一种契约，大多数男人为了使生殖合法化而订立它，爱情在这种契约中是一种荒谬。他还谈到“两个人的完美一致”，男人墨守“荣誉和一本正经的常规”所得到的“幸福”。而且，他还鼓励服从“使情感之花开放的神秘自然法则”，要求“真诚地去爱”，并断言，一个人对妻子的情欲如得到这样的培育，便会永不衰退。

巴尔扎克接着解释了婚姻这门学科。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巴尔扎克认为，对丈夫来说，问题不在于被爱，而在于避免受骗。所以他应当毫不犹豫地让妻子无文化、软弱和愚蠢，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的荣誉。如果说这些含糊观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似乎就是，男人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某种利益，他所获得的快感是非人格的，而后来他则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唤起了妻子的爱。但是，巴尔扎克能老老实实地认为，在爱情不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做爱所引起的是爱情而不是厌恶吗？实际上，他在各种讨论中玩世不恭地避而不谈这一问题。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世上不存在中性的情感，没有爱，紧张和倦怠感就不可能引起温柔的感情，而只会引起怨恨、不耐烦和敌意。

把婚姻与爱情协调起来很是tourdeforce[需要花费些气力〕，若无神灵相助，则很难成功。这是克尔恺郭尔几经周折得出的结论。他说，爱情是自发的，婚姻是一种决定；不过，色情倾向可以由结婚或要结婚的决定引起。自相矛盾的是，某种非常神秘的、以至只有借助于神灵的作用才可以解释的事物，要靠反复思索和决定才能发生，而且整个过程必须同时发生。这就是说，相爱并不等于婚姻，很难看到爱情怎样才能变成义务。但是，这一矛盾没有使克尔恺郭尔感到沮丧。他承认，“反复思索是破坏自发性的天使”，但他又说，决定是基于伦理原则的一种新的自发性，是一种既“可以开辟色情倾向的道路”，又可以使这一倾向避免所有危险的“宗教观念”。他说，一个真正的丈夫“是个奇人”。至于妻子，理性不属于她，她不进行“反复思索”；“她从爱情的直接性过渡到宗教的直接性”。说得明白些，这意味着，一个在恋爱的男人由于信仰上帝才决定结婚，这信仰将保证感情与义务的和谐；同时一个在恋爱的女人将希望结婚。我以前曾认识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老妇人，她天真地相信“在圣礼上会发生惊人的意外”。她声称，一对新婚夫妇在圣坛前明确说出“我愿意”时，他们会感到心中奇迹般地升腾起一股相爱的激情。克尔恺郭尔完全承认应当有一种先前存在的“倾向”，但他又认为这种会持续一生的倾向仍是个奇迹。

然而在法国［世纪末的]说家和剧作家并不怎么相信圣礼所产生的功效，他们想用更纯粹是人的方式去促成婚姻幸福。他们比巴尔扎克更大胆，认为有可能把性冲动与合法爱情结合为一体。马塞尔·普雷沃勉励年轻丈夫像对待情妇那样对待他的妻子，并意味深长地描绘了婚姻生活的快活。伯恩斯坦是一位专门描写合法爱情的戏剧家：与无道德意识的、爱说谎的、淫荡的、鬼鬼祟祟的、任性的妻子相比，丈夫似乎是一个豁达明智的人；人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身体强健、做爱技巧娴熟的情人。在反对通奸小说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维护婚姻的浪漫小说。甚至柯莱特也屈服于这股道德化的浪潮，她在《天真的荡妇》中，在描写了一个年轻妻子被笨拙地夺去处女贞操的不幸经历之后，决心让她在丈夫的怀抱里熟悉性冲动的快感。

在马丁·莫里斯的一部小说中，年轻妻子向情人学习做爱的艺术，然后反过来让丈夫吸取她的经验。

由于其他原因，今天的美国人（他们既尊重婚姻又是些个人主义者）程度不同地倍加努力地让性生活与婚姻融为一体。有许多以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书籍出版，试图使夫妻学会相互适应，尤其让男人学会和妻子保持愉快的协调。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们扮演起“婚姻顾问”的角色；他们普遍认为女人有权获得性快感，男人应当懂得适当的技巧。但是，如我们所见，性快感不只是个技巧问题。即使年轻男人熟读对本婚姻手册，也未必能因此让他的新婚妻子去爱他。她需要对整个心理处境做出反应。而传统婚姻远没有为唤起和发展女性的性冲动创造出最佳条件。

从前，在母权群体当中，并不要求女孩子在结婚时是处女。而且，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她在婚前被夺去处女贞操甚至是一种习俗。在法国的某些农村地区，人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古老的特许的残迹。没有必要去保持婚前的贞洁。有时，那些失足姑娘，即未婚母亲，甚至比其他姑娘更容易找到丈夫。另一方面，在承认妇女解放的圈子里，少女也的确有和男孩子一样的性自由。但是父权的伦理观念专横地要求，未婚妻在交给丈夫时必须是处女。他想明确证实她没有带来外人的种子；他想独享对这即将属于他的肉体的所有权。处女贞操具有道德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价值，这一价值在今天仍被普遍承认。在法国的一些地方，新郎的朋友们等候在洞房的门后，又唱又笑，直到丈夫得意洋洋地走出来，把有血迹的床单拿给他们看；

或者父母可以在第二天早晨拿给邻居们看。有些新婚之夜的习俗虽不这么粗俗，却很流行。

由于这些习俗强调一定要把人的性生活下流地分为社会的礼仪和动物的功能，它们给色情文学和近乎色情的故事提供了灵感。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会要求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具有人的含义，都被注入自由的精神。在真正讲道德的性关系中，有一种欲望和快感的自由表现，或至少在性交当中进行一种旨在恢复自由的动人斗争。但是，只有在承认对方是一个个别的人（asanindividual）时，这在爱情中或欲望中才可以实现。如果性生活不应当被个人赎救，而应当被上帝或社会释罪，那么两个性伙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动物关系。完全可以理解，有健全理智的已婚女人讨厌谈及肉体的体验：她们将这些体验贬为好色之举。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在婚宴上会听到淫荡的笑声。将庄严的礼仪加在具有野蛮现实的动物功能之上，这真是荒唐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婚礼表明了它的普遍的抽象意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众目腹腔之下，根据象征性的仪式结合在一起；但在不为外人所见的婚床上，他们都仅仅是个具体的、单个的个人，大家全都看不到他们的拥抱。柯莱特13岁时作为客人参加了一个农民的婚礼，当一位朋友带她去看洞房时，她大惑不解：

原来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啊！这挂着帐幔的床，又高又窄，这用羽毛作垫的床，堆放着鹅绒枕头，这床将是散发着汗味、烟味、牲口味、烹调味的一天的终点……年轻夫妇很快就会呆在这里。对此我没有想过。他们将躺在这厚厚的羽毛床上……他们将进行那种我似懂非懂的斗争。关于这种事，我从母亲的直言和农村生活那里知道得太多而又太少了。然后会怎样呢？我被这洞房，这我从未想到过的床给吓坏了。

小女孩幼稚而痛苦地感到，在隆重的婚礼与具有动物神秘性的带帐幔的大床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婚礼中的淫秽下流场面，很少出现在女人不具独立个性的文明中，如东方民族、希腊和罗马；动物功能似乎和社会礼仪一样一般化，非个性化。但在当代西方，男人和女人被看做独立的个人，而参加婚礼的人们之所以嗤嗤地傻笑，是因为这一特定的男人和这一特定的女人，即将完全作为个人来体验这一被礼仪和鲜花所掩饰的行为，并使之完成。的确，在隆重的葬礼与凋敝的坟墓之间存在着极为强烈的对比。但死者人士以后不会苏醒；而新娘在发现市长签发的正式证书和教堂的琴声许诺给她的真正体验，既完全属于个人私事又具有庄严隆重的性质时，却感到无比惊讶。

我们并非只有在笑剧和轻松喜剧中才能看到年轻女人在新婚之夜，含着眼泪逃回家找母亲时的情景。在精神病学的书籍中，这类病例俯拾即是，我自己就听说过许多这种事：有关的女孩子们是在非常谨慎的情况下被培养大的，由于没有受过性教育，突如其来的性行为使她们难以应付。女孩子们有时认为，接吻就是性交的全部表现，斯特克尔谈到一个新娘，她由于丈夫在蜜月旅行时的完全正常的行为，而认为他得了精神病。有的女孩子甚至可能与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生活多年而从不怀疑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正文第十六章结了婚的人（上）-2

米肖的诗《新婚之夜》，极简明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即使新郎把他的妻子放到井里泡上一夜，她也会觉得有理由为她的模糊见解辩护。“原来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怪不得他们对真实细节守口如瓶呢，”她想到。但是，她虽然恼火，却并不说出来，邻居们对此也就一无所知。在今天，许多年轻女人知道的比较多，但她们的情愿性交仍是形式上的、抽象的，同处女身体性交仍带有强奸的性质。哈夫洛克·埃利斯说，与婚外相比，婚内强奸肯定更多。被纽奇保尔记录在案的性交时女人受伤害的实例，达150个之多。埃利斯报告说，有6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妇女，她们都说，第一次婚内性交对她们是一次震骇；其中两个对性交一无所知；其他几个人虽自以为知道，在身体上仍受到伤害。阿德勒也强调处女失去贞操对心理影响重大，并声称，那一刻可能影响一辈子，一个笨拙丈夫的所作所为可能导致永久性的性冷淡。这方面的例证，在前一章已引用不少。

我们已经讨论过，处女要完成她的性命运，必须克服许多抑制和障碍：她的发动，需要来一场真正的、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阵痛。想在一夜之间完成这种发动，是愚蠢的、残忍的。把第一次性交这么敏感、这么困难的事情变成一种义务，这是荒谬的。由于她必须经历的陌生活动是神圣的；由于社会、宗教、家庭和朋友庄严地把她移交给她的丈夫，仿佛在移交给一个主人；也由于她觉得这一行动涉及到她的整个未来，婚姻仍被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一劳永逸的措施，女人愈发感到恐惧。此刻，她的确觉得自已被暴露在绝对者那里：这个她发誓终身相随的男人，在她心目中是全体男人的化身；而现在他在她面前也是个陌生人，但他是极为重要的陌生人，因为他就要做她的终身伴侣。男人这时对他现在承担的任务也感到非常焦虑；他有他自己的障碍，他自己的复杂心理，这可能使他变得胆怯、笨拙或粗鲁。有时这一切所具有的庄严性会导致他在新婚之夜失去性交能力。心理学家推内就谈到过此类实例，其中一个颇具悲喜剧色彩。一个气愤的岳父为给女儿办离婚手续，要求开一份医学证明。

可怜的女婿坚持说他以前有性交能力，但他承认，结婚以后由于窘迫和羞耻感，他失去了性交能力。

举止过分鲁莽会使处女感到恐惧，过分文雅又会令她蒙受耻辱。女人永远痛恨以她们的痛苦为代价，贪图自己快活的自私男人，但也永远痛恨那些似乎在蔑视她们（如前面已引用的斯特克尔的某些实例）的男人，并往往痛恨那些在第一夜不想或不能使她们失去处女贞操的男人。海伦·多伊奇提到某些丈夫，他们由于缺乏力量或勇气，宁肯让医生戳破新娘的处女膜，还硬说她们的处女膜太厚，其实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对不能以正常方式插入她的男人，会有一种难以克服的轻蔑感。弗格伊德的一个观察结果（斯特克尔曾引用过）表明，丈夫的性无能造成的创伤，会使妻子耿耿于怀。这时，她常会换一条床单，以便让女佣能看到上面的污迹。这条床单是丈夫准备的，他在新婚之夜为了掩饰自己的性无能，故意在上面洒了些红墨水，好让女佣不至于对事实真相产生怀疑。

新婚之夜将性交变成了测验，双方都唯恐会碰到自己的性无能，所以都十分担心自己会出问题，以至不能慷慨地为对方着想。这使这种场合的气氛庄重得令人望而生畏，如果女人因此产生了持久性的性冷淡，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丈夫面临的难题是：如果“他过分放荡地刺激美子”，就可能会引起她的反感和愤怒。例如，美国的丈夫们就因担心这样的后果而不知所措，尤其当他们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婚前极其自我克制时。

正如金西报告所述，这一组女人十分克制，不可能“在性交时尽情地销魂，而尽情对于任何性关系的圆满完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丈夫“一本正经地”对待他的妻子，就不会激起她的性欲。这种两难，是由女性态度的含糊性造成的：年轻女人对性快感既渴望又拒绝；她想克制，却又因此十分痛苦。除非侥幸，年轻丈夫必然要么像个浪子，要么像个笨驴。所以毫不奇怪，“婚姻义务”可能常会令妻子感到烦恼和厌恶。

事实上，许多女人尚未经历过性高潮乃至性冲动，就做了母亲和祖母。有时她们以医嘱或其他借口为由，极力逃避这种有失身份的“义务”。金西说，有许多妻子“报告说，她们认为自己性交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希望丈夫不要如此频繁地想性交。也有极少数妻子希望能增加性交的次数”。但如我们所见，女人的性交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这一矛盾清楚表明，婚姻扼杀了女性的性冲动，努力使其规范化。

订婚期似乎正是为了让女孩子有一个逐渐的发动阶段，但习俗常强迫双方严守贞洁。即使处女在订婚时与未婚夫“发生了关系”，她的处境与年轻已婚女人的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由于订婚对她几乎和结婚一样是难以改变的，她才去委身，第一次性交对她同样是一次磨难。她一旦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即使没有怀孕，而怀孕当然是有约束力的），就极少敏改变主意。

如果爱或欲望使双方完全心甘情愿，初次体验面临的障碍就很容易克服。两个情人在相互承认对方自由时给予和得到的快乐，赋予肉体热情以力量和尊严。此时，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可耻的，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被迫而是自愿而慷慨地做出的。只要婚姻把本来应当以自发冲动为基础的相互关系变成了权利和义务，它大体上就是可惜的。由于婚姻赋予两个身体以一种工具的因而是有损人格的性质，它们注定要被一般地作为身体，而不是作为人来彼此体验。丈夫一想到他在尽义务便常常会心灰意冷，而妻子一想到自己在委身于对她行使权利的人，便会感到羞愧。当然，他们的关系也可能在新婚伊始就具有个性的特点；对性生活的见习有时进展缓慢，具有渐进性；也可能在第一夜就表现出愉快的肉体吸引。婚姻有助于让女人自由地放纵，消除那种往往始终与肉体相联系的罪恶观念；有规律地频繁性交，可以引起肉体上的亲密感，促进性成熟。因此，有些妻子在结婚头几年便感到最大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对丈夫的感激，使她们日后很容易谅解丈夫可能有的过失。斯特克尔说，“不能摆脱不幸婚姻的妻子，永远是那些从丈夫身上得到性满足的妻子”，虽然有人猜想，也许她们在别的方面是不快活的。尽管如此，当一个女孩子一辈子只准备和一个在性方面对她一无所知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时，她还是太冒险了，因为她的性冲动命运将取决于性伙伴的个性。

这一荒谬状况，在莱昂·布鲁姆论述婚姻的书中受到了正确的抨击。

认为以某种谋利目的为基础的结合，会有许多机会引发爱情，这是十足的虚伪；认为两个已婚者在受实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利益约束时，会一辈子相互给予性满足，这是荒谬绝伦。但是，理性婚姻的拥护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爱情的结合也未必能保证夫妻幸福。首先，少女所常有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并不总是导致性爱；她的柏拉图式的崇拜，她的白日梦，她的表现童年或青少年魔念的情欲，既不适于经受日常生活的检验，也不会持久。就算在她与未婚夫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真诚的性吸引，也不能说终身大事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正如阿莱特在《流浪女》中所写的：

肉欲之乐在爱的无垠荒漠中占有很小一块炽热之地，它迸发出的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至人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在这变幻莫测的营火周围，存在的是危险，是未知。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或一长夜中起身时，都会重新面临双方所必须应付的生计问题。

而且，即使性爱在婚前就存在或在蜜月时就被激起，它也不会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经久不衰。无疑，忠诚是性爱所必需的，因为两个人在爱情中产生的欲望只与他们个人有关；他们因而不愿意让第三者插足，希望彼此都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但是，这种忠诚只有在它是一时冲动时才有意义，而由于是一时冲动，性冲动的魔力会消失得相当迅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把每个情人，暂时地、肉体地变成了一个其生存在无限的超越中延伸的人；要占有这个人无疑是不可能的，不过至少可以以一种十分特殊的、非常刺激的形式建立接触。但是，当双方由于敌意、厌恶或冷漠而不再想有这种接触时，性冲动的吸引力便消失了。几乎可以肯定它在尊重和友好的气氛中也会消失，因为进入外部世界实施他们的共同设计、因而以超越形式相互交往的两个人，不需要肉体结合；而由于这种结合失去了它的意义，他们甚至会对它表示反感。

蒙田所使用的“乱伦”一词具有深刻含义。性冲动是对他者所采取的行动，这是它的主要特质。但在夫妻的异常亲密的关系中，夫妻彼此都是同一者（thesame）；在他们之间任何交换都是不可能的，既不能给予也不能征服。所以如果他们继续做爱，就往往会引起一种羞耻感：他们觉得，性行为不再是双方都能超越自我的两个主体之间的体验，而宁可说是一种共同手淫。他们都把对方看做满足自己的要求所必需的工具，这一事实说明，夫妻之间对相互是否有礼貌满不在乎，毫不介意。例如，拉加锡博士的观察就是这样说明问题的。好吃醋的妻子，把丈夫看成能提供快感的一种物品，这个物品归她所有，她对它十分吝啬，犹如对待她藏在食橱中的蜜饯——若丈夫对邻居很慷慨，那妻子就一无所有了；她仔细检查他的内裤，看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精液。至千丈夫，他无须征求她的意见，就可以在她身上满足他的欲望。

还应当说，对要求的这种野蛮满足，并不能满足人的性欲，而这就是在仿佛是最正当的拥抱中，往往有一种邪恶余味的原因，这时妻子常求助于对性冲动的幻想。斯特克尔举了一个25岁女人的例子，她和丈夫做爱时，如果想像一个年龄较大的强壮男人在强奸她，便能达到一点性高潮。所以，妻子在想像自已被强好时，她的丈夫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他者。丈夫也有这种梦想；他想像在妻子那里所占有的是，他在舞台上见过的某个舞蹈演员的大腿，他在画报上看到过的某个漂亮女郎的酥胸，一个记忆，一个意象。或者他可能想像他的妻子被人渴望、占有、强奸，这是恢复她失去了的相异性的一种方式。如斯特克尔所说，婚姻在两个性伙伴之间所引起的幻想喜剧和做戏，可能会破坏表象与现实之间的界线。而在极端情况下，的确会发生明显的性反常。有的丈夫成了观淫癖者：他一定要看见或听说妻子与情人性交，才能重新感到一点儿过去的魔力。或者他极力虐待妻子，激起她的抗议，以求最终了解她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和自由，感到他要占有的确实是一个人。相反，有的妻子则呈现出被虐狂行为，她极力想让丈夫变成主人、暴君，尽管他不是这种人。我就曾认识一个在修女院里长大的虔诚的女人，白天她颇有权威，飞扬跋扈，可一到晚上就非常想让丈夫抽打她。他被吓坏了，但还是让她如愿以偿。在婚姻中，即使邪恶本身也有冷漠、预先安排和冷酷的一面，这的确会使它变得像孤注一掷一样惨淡。

事实是，肉体之爱既可以不被看做是目的本身，也可以不被看做纯粹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不可能为生存进行辩护，但也不可能接受外来的辩护。就是说，它在人的任何生活中，应当起一种独立的插曲作用。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获得自由。

所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向已订婚的女孩子提供的肯定不是爱情；它为她树立的光辉理想是关于幸福的理想，这就是说，是在内在和重复的生活中所追求的单调的平衡理想。在某些太平昌盛的年代，这曾是整个中产阶级，特别是地主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未来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过去，维持Statusquo[现状]。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的漫无目的的日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及其目的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幸福”。这种由伊壁鸠鲁和芝诺（Zeno）含糊提出的伪学问，如今已名誉扫地：原封不动地保持和延续世界，现在似乎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男性被动员起来去行动，他的使命是生产、战斗、创造和进取，是向整个宇宙和无限未来超越。但是传统的婚姻并不想让女人和他一起超越，它把她限制在内在性当中，将她禁烟于她自己的圈子里。于是她只能打算建立稳定的平衡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现在作为过去的延续，避免了明天的威胁——就是说，只能打算建立幸福的生活。她将会发现，爱情被一种通称为婚爱的温柔而恭敬的情感所取代；她将把她的世界封闭在她要管理的家庭之中；她今后将要一直负责人种的延续。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会放弃他的超越性，即使他指天发誓要放弃它。过去的资产者认为，维护既定秩序，用他自己的繁荣来证明它的优点，就是他对上帝，对他的国家，对制度和文明的服务：所谓幸福就是实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功能。女人也必须设想出超越家庭和平生活的目的，但是，将在作为个体的妻子与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男人，他将赋予她的偶然的、前后不连贯的生活以人的价值。在与妻子联合时，他不但获得从事事业、行动和斗争的力量，而且也为她的生存进行辩护：只有把她的生存交由他掌管时，这种生存才会有意义。

这预示着她那方面要谦卑地进行自我克制；但她会得到补偿，因为在男性力量的指引和保护下，她将会摆脱那种固有的自我克制的影响；她将会重新变成主要者。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女人是她的小窝里的女王，在她的天地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但她也被男人带入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所以她在婚姻中既获得了生存活力又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理想是怎样实现的。

幸福的理想始终有形地表现在住宅上，不论是茅屋还是城堡；它象征着一成不变和与世界的分离。建立于住宅内部的家庭，是一个分离细胞或一个群体单位，虽然后代来复去，它却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过去以家具和祖光画像的形式保存下来，使太平的未来有了希望。

在园子里，一年四季在蔬菜的成长中，显示了它们可靠的周而复始。每年春天，都开着与往年相同的花朵，预告着与往年相同的夏天，以及与任何一年毫无差别的收获的秋天又要来临：

时间或空间不会突然偏离常规，只是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着。在所有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文明中，都有许多赞美家庭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亨利·博尔多的中，就概括了中产阶级的所有价值观念：对过去的忠诚。忍耐、节俭、深谋远虑，对家庭和故土的热爱等。赞美家庭的诗人往往是女人，因为女人的任务是要确保家庭群体的幸福；她的角色，一如罗马时代坐在中厅的domia［女主人]，应当是“家庭主妇”。

今天，住宅已失去了它的宗法光辉，对多数男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所住处，不再充满对已故先辈的回忆，也不再包括未来的世纪。但女人仍然希望家庭在她的“心目中”能具有它以前曾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斯坦贝克在《罐头厂街》中描写了一个流浪女，她决定用地毯和窗帘去装饰她和丈夫所住的废弃锅炉；他徒劳地反对说，窗帘毫无用处——“我们根本没有窗户”。

这种关心特别具有女性味儿。一个正常的男人会把他周围的东西看做工具。他根据它们的用途来摆放它们。对他来说，“井井有条”意味着他能随手拿到他的香烟、他的纸张、他的工具，可女人却往往认为这是杂乱无章。除了别的，利用所选的材料能够进行再创世界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也对他们居住的环境毫不在意。里尔克在谈到罗丹时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到罗丹那里去时……便知道他的家对他是完全无所谓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是一个避雨和睡觉的地方。他对它毫不在意，而它对他的孤独和镇静也没有任何影响。他在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暗的、庇护的和宁静的家，而他本人则变成了它上面的长空，它周围的树林，它远处奔腾不息的巨流。

但是，一个人要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家，就必须先在作品或行动中实现自我。男人对周围环境的兴趣不大，因为他可以通过设计表现自我。而女人却被局限于婚姻领域，所以她要把那所监狱变成一个王国。她对家庭所采取的态度，也同样受解释她的一般处境的辩证法的支配：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放弃自己来得到自由；她放弃了这个世界，目的却在于征服世界。

她把自己关在新家并不是没有一点遗憾。她还是个孩子时，整个乡间都是她的家园，森林也是属于她的。现在她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大自然被缩小到只有一盆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四面的墙壁阻断了她的视线。但她正在着手克服这些局限性。她在室内摆上了多少有点儿奢侈的古董，使自己也有世界上的动物和植物，也能体验到异国的情调和重温过去的时代。她有自己的丈夫，他代表人类社会，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会很方便地给予她整个未来。

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了它的唯一现实；家是“相反的宇宙或对立的宇宙”（巴切拉德）；家是避难所、大后方、洞穴、子宫，为躲避外部危险提供了藏身之处；这个混乱的外部世界变得不现实了。特别是在晚上，当门窗紧闭时，妻子觉得自己就是女王；她被白天普照万物的阳光搅得心烦意乱；晚上她不再消沉了，因为她去除了不属于她的东西；她明白，灯罩下面的光线是属于她自己的，只照亮她的住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实集中在家里，而外部空间仿佛消退了。

多亏她身边有了天鹅绒、丝绸和瓷器，女人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她的性生活几乎不能给予满足的触觉肉欲得到了满足。这些装饰品还可以表现她的个性；她是一个喜欢选择、制作、出去购置家具和小摆设的人，她根据审美原则去摆放它们，而重视对称性通常是这个原则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不但反映了她的个性，而且还公开证明了她的生活水平。因此，她的家就是她的世俗命运，就是她的社会价值和她最真实自我的表现。由于她无所事事，她非常想通过她占有的东西来实现自我。

不论是否有仆人帮忙，女人总是用做家务来证实她的家是属于她自己的，向社会证明她是无可非议的，并且向自己提供可以有效地、令人满意地处理物质性东西（闪闪发光的炉灶、干净整齐的衣服、明亮的铜器、闪闪发光的家具）的一种工作，一种活动，但这没有使她摆脱内在性，也几乎没有证实她的个性。这种工作有一种否定性的基础：清扫是为了消除灰尘，整理是为了消除混乱。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任何满足都是不可能的；陋室毕竟是陋室，不管女人流下了多少汗水，流下了多少眼泪，还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变得漂亮起来”。

许许多多的女人有的只是这种不会战胜灰尘的永无休止的斗争。而甚至对大多数特权女人来说，这个胜利也决不会是决定性的。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绪福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一个小学生在她的作文里写道：“我决不想过打扫房间的日子”。她认为未来就是向某个未知的顶点不断前进；但有一天，当她母亲洗碟子时，她突然想到，她们俩将终身受这种礼仪的约束。吃饭、睡觉、清扫——未来的岁月不会升向天堂，而是灰暗地、千篇一律地慢慢向前延伸。与灰尘和污物的斗争决不会取得胜利。

洗、熨、清扫、从衣柜下面把棉绒球清出来——这一切防蛀措施也是对生命的否定；因为时间既在创造也在破坏，而主妇只关心它的否定方面。从哲学上看，她的观点是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所持的观点。善恶对立说的基本观点不仅承认有两个本原，一个是善，另一个是恶，而且认为善是通过取消恶而不是用积极行动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几乎不属于善恶对立说，尽管它承认有魔鬼存在；因为人们与魔鬼斗争的最佳方式是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而不是直接努力征服魔鬼。任何超越和自由的学说，都把战胜恶摆在向善的进步之下。但是，女人并没有被号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她的领域是固定的，所以她只能无止境地同悄悄进入这个领域的恶本原进行斗争。在她与灰尘、污迹、泥垢和脏物做斗争时，她是在与罪恶作战，是在与撒旦搏斗。

但是，被要求一刻也不停地击退敌人而不是为积极的目的行动，这是一种可悲的命运。

主妇在屈从这一命运时常常处在濒于变态的疯狂之中，处在虐待一被虐狂之中。疯狂的主妇同污垢猛烈开战，因所有生命的产物都会带来垃圾而指责生命本身。当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踏入她的家门时，她的眼睛便会闪出恶意的目光：“快把你的脚擦干净，别把那个地方弄乱了，别碰那里！”她希望家里的东西最好纹丝不动，每一样工作对她都意味着出力不讨好。她严厉、全神贯注、时刻戒备，失去了[生活的欢乐]，变得谨小慎微、贪得无厌。她遮住阳光，因为昆虫、细菌和灰尘会随之而来，而且阳光也会毁坏丝制悬挂物，使沙发套褪色；她到处喷洒香水，使室内充满芬芳。她对一切活着的东西都抱怨、不满和怀有敌意：结果时常露出杀机。

健康的年轻女人几乎不会染上如此阴郁的恶习。这种神经质和怨恨比较适于性冷淡和受挫的女人、老处女、受骗的妻子，以及那些因残暴、独裁的丈夫而过着孤独空虚生活的女人。

我认识一个老太婆，年轻时快活而风流，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检查她的衣柜。她嫁给了一个对她怠慢的男人后，只生了一个孩子，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的生活。她喜欢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像有人对酒有瘾那样。由于这种疯狂，她的家变得异常干净整齐，人们几乎不敢住进去；这个女人一天忙到晚，以至忘记了她自己的存在。事实上，有永远做不完的琐碎的家务活儿，在女人疯狂地与周围的事物、与心不在焉而又精神空虚的自身做斗争时，有可能使她以一种虐待一被虐心理逃避她自己。这种逃避往往带有性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洁癖的表现在荷兰和清教文明当中达到顶点；荷兰女人是性冷淡的，而清教文明则以干净和纯洁的理想来反对肉体的快乐。如果说地中海南部的人们生活在快乐的肮脏中，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缺水，还因为对肉体及其动物性的热爱，使人容忍了人体的气味、肮脏乃至寄生虫。

和清扫相比，做饭和备餐这个工作实际上更主动，往往也更令人愉快。首先这意味着到市场去采购东西，这常是一天最欢快的时刻。而在门口一边择菜一边聊天，这也是对孤独的一种快活解脱。对隐居的穆斯林女人来说，出去打水是一种重要的冒险。女人们在市场上、在商店里话家常，情趣相投，感到自己是一个群体的一员，而这个群体在那一刻，是与男人群体对立的，就像主要者与次要者是对立的那样。买东西是极大的乐事，它是发现，甚至可以说是发明。如吉德在他的中所说的，穆斯林们不懂得赌博，但用发现宝藏取而代之；这是商业文明的诗歌和冒险。主妇对怎样赌赢几乎毫无所知，但是一棵实心菜、一块熟干酪肯定是她凭着机智从不情愿的店主那里所赢来的财宝。赌博就是用最少的钱换取最好的东西；节俭与其说是意味着帮助收支平衡，不如说是为了赌赢。当她看到家里贮存着满满的食品时，她对瞬间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

虽然煤气和电气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农村仍有许多女人在体验着用死木头燃起生命之火的乐趣。随着火的燃烧，女人变成了魔术师；只凭一个动作，例如打鸡蛋，或借助于火的魔力，她就可以使物质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物质变成了食物。在这些炼金术中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做蜜饯更是充满诗意；主妇知道糖可以保鲜，于是她把生命封闭在罐子里。烹饪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和创造，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糕和薄馅饼能让女人得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制作它：这个人必须有天赋。

在这方面，小女孩又是很自然地喜欢模仿她的长辈，喜欢用泥做饼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喜欢在厨房帮助揉面。但是和做其他家务一样，不断重复很快就会破坏这种乐趣。炉火的魔力对大半辈子都在做玉米饼的墨西哥印第安女人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这种工作日复一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毫无变化。一个人天天都到市场上去探宝，或天天都怀着无限的喜悦去注视闪闪发光的水龙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凭一时冲动就吹捧这些胜利的男女作家们，是些极少或根本没有做过真正家务的人。家务活儿作为一种职业，是乏味的、空虚的、单调的。然而，如果做这种工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有创造力的工作者，那么它就会和有机功能一样，很自然地并入生命整体。由于这个原因，男人在做家务时心情远不是那么阴郁。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很快就可以脱身的、否定的、无足轻重的时刻。使妻子一仆人命运变得令人厌恶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它使她注定要彻底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次要者。住处和食物对生命是有用的，但并不能使它具有深刻的含义：主妇的直接目标仅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当然，她也会努力让她的工作具有某种个性，使它仿佛是主要的。她会觉得，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把她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她会有她的礼仪、迷信和做事的方法。

但是她的“个人特征”往往只不过是把混乱重新做一番含糊的、毫无意义的整理而已。

女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如此追求独创性和独一无二的完美；这就会使她的工作有一种繁琐的、混乱的和永无止境的性质，使人难以估测家务劳动实际上究竟有多大的工作量。最近的研究表明，已婚女人平均每周做家务约用30个小时，或相当于一个雇员每周工作时间的3／4。如果一个女人还要做有收入的工作，这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如果她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个负担则很轻。照料几个孩子当然会大量增加女人的工作量：贫穷的母亲往往不分昼夜地劳动。另一方面，雇仆人的中产阶级女人近乎无所事事；她们用闲聊来打发她们的闲暇时间。如果她们对外部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往往会让她们的家务负担增加和复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仅仅是为了有事可做。

最糟糕的是，这种劳动无助于创造任何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女人总是想把她的工作看做是目的本身，她越是这样想，越是感到痛苦。她在注视刚从炉子上取出来的绝好蛋糕时，会叹一口气说：“吃了有多可惜！”她绝对不能容忍丈夫和孩子的脏脚在打过腊的硬木地板上乱踩！东西用过以后会被弄脏或弄坏——我们都清楚，她是多么想让别人不再去用它们啊；

她把蜜饯藏到发霉，她把客厅锁上。但是，时光的流逝是无情的。贮存的食物不是招来了老鼠，就是生了虫，而且蛀虫还在毁坏着毛毯和衣物。世界可不是刻在石碑上的梦想，它是由易腐的难以捉摸的物质构成的；可食用的物质像达里（Dali）对肉体的观察那样模棱两可：

它似乎是惰性的、无机的，但隐藏在里面的幼虫可以使它变成一具死尸。沉湎于物品当中的主妇像物品一样依附于整个世界：床单烫坏了，肉烤焦了，瓷器摔破了，这些都是绝对的灾难，因为物品一旦毁坏，便永远无法挽回。不可能通过它们得到一种永恒感和安全感。战争的洗劫和炸弹，也在威胁着人们的衣柜，人们的家。

因此，家务劳动的产品肯定要被消耗掉。不断的放弃对女人来说是需要的，她的作用只有在这些产品被毁坏时才能够完成。于是，她也许会毫不遗憾地认为，这些小小的毁坏，至少应当引起某个人的高兴和愉快。但由于主妇的劳动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扩大的，丈夫进屋时就可能注意到混乱或不整齐，不过他似乎觉得干净整齐是理所当然的。他对一顿美餐肯定会更感兴趣。当她把盛着美餐的碟子放在桌子上时，烹饪的凯旋时刻便来到了：丈夫和孩子以热情的赞许去接受它，不但表现在口头上，而且愉快地把它吃光。于是烹饪炼金术按照一定的程式，把食物变成了乳糜和血。

所以，维持生命体比适当地保持地面清洁更具体、更至关重要。烹饪的努力显然是在向未来超越。然而，如果说参与另一个人的自由超越，比沉湎于物品更可取，这不在是指它的危险比较小。烹饪工作的功效，只能在她桌子周围的那些人的嘴上发现。她需要得到他们的赞赏，她希望他们喜欢她做的菜，吃完了还要。如果他们不饿，她就会感到不痛快。就此而论，人们真是不明白，究竟炸土豆是为了丈夫，还是丈夫是为了炸土豆？这种含糊性明显表现在作为主妇的妻子的一般态度里：她为丈夫理家，但又希望他把全部收入花在买家具和电冰箱上。她希望让他幸福，但他只有在她所确定的幸福范围内活动，才能得到她的赞成。

曾经有过这些要求得到一般满足的时期，有过这种幸福也是男人的理想的时期，即他非常依恋他的家和家人的时期，甚至孩子们也愿意突出表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过去的特征的时期。在这样一些时期，她作为家里的统治者，作为餐桌的负责人，被公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在处处使父权文明不朽的一些地主和富有农民当中，她仍在扮演着这种无比荣光的角色。

正文第十六章结了婚的人（下）

第十六章结了婚的人（下）

但总的说来，婚姻在今日是已消亡的生活方式的一种遗风，妻子的处境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因为她虽然仍负有相同的义务，却不再享有相应的权利、特权和荣耀。男人今日结婚，是为了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但他不想让自己在那里受到限制；他希望既有一个家庭，又可以随时从那里逃出；他虽然已有住处，可实际上常仍是一个流浪汉；他并不蔑视家庭幸福，但又不把它当做目的本身；重复使他厌倦，他喜欢猎奇、冒险、反抗征服，喜欢找能使他摆脱adeux［双双]孤独的伙伴与朋友。孩子们甚至比他们的父亲更想摆脱家庭的限制：生活对他们来说在别处，在前面；儿童总想猎奇。女人试图建立一个永恒的、连续的宇宙，而丈夫和孩子们则想超越她所创造的处境，因为这种处境对他们只是一种既定的环境。这就是她即使不愿意承认自己终身致力于的活动有可疑的性质，仍要强迫他们接受她的服务的原因：她从母亲和主妇变成了苛刻的继母和泼妇。

所以，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有在与越出自我的、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这就是说，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她通过他们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但她在他们生活中只是一个次要的中介。虽然“服从”在法律上不再是她的义务，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处境，因为这并不取决于夫妻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婚姻群体的结构。女人不被允许做一些积极的工作，因而无法赢得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资格。不论她可能受到怎样的尊重，她终归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她身上之所以压着沉重的祸根，是因为她不能把握她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婚姻生活的成功与失败，对她比对她的丈夫更至关重要的原因。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其次才是一个丈夫；她则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往往只是一个妻子。她的工作不能帮她摆脱她的处境，相反，她的工作正是由于她的处境才获得或高或低的价值。如果她在爱，在无私地奉献，那么她就会愉快地完成她的任务；但如果她在完成这一任务时有怨恨，那她就会觉得它们是单调乏味的。在她的命运中，它们将只起次要作用，对婚姻生活的成败没有影响。因而，我们必须继续来看看在生活中，女人的处境是怎样被具体感受的——这一处境主要表现为床上“服务”和理家“服务”，而且女人只有接受她的附属身份，才能获得她的尊严地位。

少女从童年期进入青春期时，会面；临一种危机；正是另一种更严重的危机，才使她进入了成人生活。在女人身上，除了突如其来的性发动带来的紊乱外，还产生了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种种转变所引起的焦虑。尼采指出：

犹如被可怕的雷电袭击，被婚姻一下子抛进了现实和性关系，发现爱情与羞耻处于矛盾之中，由于上帝与禽兽惊人地相似，而不得不觉得狂喜、牺牲、义务、怜悯和恐惧是一回事——这使在徒劳地寻找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事物的精神感到惶惑。

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激动的传统的新婚旅行，就是为掩饰这种惶惑而安排的：由于离开了她的日常世界若干星期，暂时中断了她的所有社会联系，年轻女人失去了她在空间、时间和现实中的地位。但她或迟或早总要恢复那种地位，她在她的新家根本不会感到那么自在。

她与姐家的联系，远比与年轻丈夫家的联系密切，所以当突然中断时，她有一种深切的被抛弃感，并对令人眩目的自由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如果她已经得到了某些自由，或者，如果她仍处在家庭的支配下，因而仍可以指望得到某种保护，那么这种变化就不会那么显著。但是通常，即使她想获得自由，也会对离开她至今所熟悉和信任的一切感到不安。

只有圆满而热情的性生活，才可以重新给她造成一种宁静的内在气氛。但最初她往往不但不会感到愉快，反而感到烦恼。她的反应和月经初潮时的反应十分相像：她讨厌对她女性气质的这种揭露，一想到它将重复出现便会感到恶心。随着经期的形成，少女伤心地意识到她还不是成人。随着处女贞操的丧失和结婚，她变成了一个成人，最后一步也走完了——现在又怎样呢？有一种惊人的失望感不但在依附着处女贞操的丧失，而且也在依附着婚姻本身：

一个虽然与她的未婚夫或其他男人有过“关系”，但婚姻对她仍代表完全进入成人生活的女人，往往会有这种反应。一个人在开始一项事业时总是意气风发的，但没有什么比意识到他无法控制命运更让他垂头丧气的了。对于这种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背景来说，自由仿佛是极其不必要的。从前，当少女尚处在她的家庭的庇护下时，她尽可能地利用她所拥有的自由去反抗和期待变化，去赢得婚姻本身。现在，她结了婚，再也没有别的前途，这就是她在人世间的全部命运。她完全清楚她即将承担的任务是什么：和她母亲所承担的任务一模一样。同样的礼仪将日复一日地被重复着。她做女孩子时一无所有，但她在梦想中期待一切。她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地盘，却在苦恼地想：“永远只有这么一点点！永远就是这个丈夫，这个住处。”她无所期待，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

然而，她对她承担的新责任感到畏惧。即便她的丈夫是一个成熟而又有权威的人，她同他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也会使他威信扫地：他不可能取代父亲，更不用说取代母亲了。他不可能让她不再向往她的自由。在她新家的孤独中，受一个她多少有点陌生的男人的束缚，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个妻子，并且注定要轮到她去做母亲，这令她不寒而栗。她永远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失落在前途无望的世界，被弃于冷冰冰的现在，于是她开始觉得这纯粹无聊的骗局实在是乏味得很，令人麻木不仁。这一切苦恼，被异常透彻地描写在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中。她怀着少女的热情嫁给那位伟大的作家，却发现自己对他的过去，对他的兴趣一无所知。她在他的生活中并不是第一个女人，她无法看透他的心思，肉体关系令她感到厌恶，他时常发脾气，显得冷酷无情，她想去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要永远离开家？她无所事事，精神空虚，一无所求，生活令她厌倦。小说家柯莱特和马塞尔·普雷沃也都描写过这种可悲的厌烦和失望。雅内之类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则谈到了有时在极端情况下所导致的神经症后果。

婚姻对男人也常常是一种危机，他在订婚期间和开始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天，有时会发生精神紊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男人不像他的姐妹们那样依恋家庭，他属于某个团体——

高中、大学、学徒工厂、运动队、团伙，从而使他免于孤独。他在真正开始自己的成人生活时离开了这类团体，他害怕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于是常用结婚来加以逃避。但是，他被把夫妻视为一个“婚姻社会”的那种普遍错觉所愚弄。除非在情欲迸发出短暂火花的那一刻，两个人无法形成一个世界，从而他们每一方都无法防御外部世界的进犯：这一点，他们在结婚的第二天就都认识到了。在这之后的不久，变得亲近温顺的妻子，并没有使她的丈夫摆脱孤立状态；她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条出路；她没有把他从他所承担的责任的重压下解救出来，相反却加重了这些责任。性差别常意味着年龄、教育、处境方面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没有给真正的相互理解留下任何余地：这两个人很亲密，可仍很陌生。以前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女孩子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长大，她没有“过去”，而她的未婚夫却有过“生活”，于是应当由他把性的知识传授给她。这种微妙的角色给某些男性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而别的目光比较敏锐的男性，则在不安地揣测着在他们与他们未来的配偶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在《无知的年龄》一书中，埃迪丝·华顿指出了1870年的一个年轻美国人对他未婚妻所产生的疑虑：

他怀着一种新的敬畏之情，注视着这个他即将成为她的灵魂监护人的年轻人所袒露的前额，严肃的眼睛，天真快活的小嘴。作为他所归属并且所相信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这个什么都不懂却什么都期望的年轻姑娘，像个陌生人似的也在注视着他……既然他作为“正派人”，有义务向她隐瞒他的过去，而她作为该出嫁的姑娘，也有义务没有可隐瞒的过去，那么他和她又能相互了解些什么呢？……这位作为精心设计的神秘制度的中心的年轻姑娘，恰恰由于她的坦率和自信，而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她坦率，可怜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该防备的。她的准备不过如此，可是她要在一夜之间被投入人们所含糊地称之为的“严酷现实”中……

但同她短暂的欢娱之后，他认为这种种坦率和天真都是人工制品，又感到沮丧……这是母亲们、姑姨们。

祖母们以及早已死去的女祖宗们所阴谋炮制出来的虚假纯洁，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他希望得到的，他有权得到的，以便能像压碎雪人那样把它压碎，享受一下他做主人的快感。

今天，这种隔阂并不那么深，因为少女不是非常矫揉造作的人。她知道的比较多，为生活做的准备也比较充分。但她往往仍比丈夫年轻许多。这一点以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实际上，成熟期不同步的问题，往往被误认为是性征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中，女人之所以是孩子，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实际上还很年轻。她丈夫及他朋友的沉着冷静令她感到窒息，几乎把她给压垮了。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娅，在结婚一年以后写道：

他年老了，注意力大集中了；至于我呢，我认为自己还很年轻，总想及时行乐！我不想睡觉，只想发疯似的跳舞，但和谁跳呢？

我周围的气氛是暮气沉沉的，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年老的。我强迫自己压制年轻人所特有的种种冲动，因为这些冲动在这压抑的环境中的确是太出格了。

至于丈夫，他把妻子看做“婴儿”；她不是他理想中的伙伴，他常常让她感到这一点，使她蒙受耻辱。无疑她在离开家时高兴找到一个新的引路人，但她也希望自已被当做“大人”；她希望仍做一个孩子，也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女人；一个年龄很大的丈夫，他对待她的态度根本不可能完全令她满意。

然而，即使年龄差别很小，年轻男人与年轻女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仍是实际情况。她来自女性世界，在那里她被教导说，举止要端庄，对女性价值要尊重；而他则是按男性的伦理原则受到训练的。这常常使他们的相互理解变得很困难，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冲突。

婚姻通常使妻子依附于丈夫，所以他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在女性面前。婚姻矛盾，在于它既具有性爱功能，又具有社会功能这个事实：这个矛盾反映在年轻女人心目中的丈夫形象里。他是一个具有男性威望的、注定要代替她父亲的半神，所以是保护人、供养人、老师和指导者；妻子的生存要在他的庇护下展开；他是价值的监护者、真理的创始者和夫妻伦理的维护者。但是，他也是一个她必须与之分享常是可耻的、可笑的、令人讨厌的或不安的，总之是附带的体验的男性；他邀请妻子和他纵欲狂欢，同时他又坚定地领导她走向理想。莫里亚克的《泰丽丝·德斯奎鲁》有一段说明这个问题的描写：

在巴黎的一个傍晚，伯纳德对演出感到震惊，他退出了音乐厅，很引人注目。“只要想想外国人会怎么看就够了！这真是耻辱，我们将因此受到批判。”

让泰丽莎吃惊的是，还不到一个小时，让她无休止地忍受床上新花样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人。

在导师和农牧神之间，可能有许多混合形式。有时，丈夫是父亲也是情人，性行为变成了神圣的狂欢，而心怀敬畏的妻子则以完全服从换来了最终的庇护。这种爱的激情在婚姻生活十分罕见。不过有时，妻子对丈夫怀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她不愿意在她过于崇敬的男人的怀抱中放纵自己。如斯特克尔提到的一个女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和自己所崇拜的一个大艺术家结了婚，然而与他在一起时却十分性冷淡。另一方面，她同他寻欢作乐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堕落，这对她的尊重和敬重是致命的。而且，一次性爱挫折也许会把她的丈夫永远贬为禽兽：他作为肉体会被憎恨，作为精神会被鄙视；反之，我们已经看到，轻蔑、厌恶和怨恨也会使女人注定要变得性冷淡。比较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他们进行性体验以后，丈夫仍保持着受人尊重的优越地位，其动物性弱点是可以原谅的；例如，维克多·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或者他可能只是一个无特殊威望的愉快伙伴，既被爱也被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名为《序曲》的小说中，描写了这种矛盾的其中一种表现：

她的确爱他；她爱他、崇拜他、尊重他到了极点。啊，他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好。她非常非常地了解他。他老实厚道，实际上单纯得很，容易得到满足，也容易被伤害。

要是他不是那样地向她扑过来，那样地大喊大叫，那样地用急切爱慕的目光盯着她，该有多好啊！

对于她来说，他太强健了；她从小就讨厌冲过来的东西。有几次他很吓人——真的很吓人。当时她差一点就声嘶力竭地喊出来：“你要弄死我了！”她那时真想说一些最难听、最惨限的话……是的，是的，这是真的……她爱他，尊敬他，崇拜他，却也在限位……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看得这么清楚。她对他的所有感情，强烈而分明，一种和另一种同样无可置疑。而这另一种，这恨，完全和其余感情一样真实。她能够把她的感情装在几个小口袋送给斯坦利。她渴望把最后一个口袋出其不意地送给他。她可以在他打开它时注视着他的眼睛。

年轻的妻子很少会这么真诚地对自己承认自己的感情。爱丈夫和感到幸福，是她对自己和社会的义务；她的家庭也是这样期望她的；或者说，如果她的父母反对她的婚事，这是表明他们犯了多大错误的一种途径。她通常以半心半意地过着自己的婚姻生活为开端；她很愿意说服自己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妻子越是感不到性满足，这种激情就越是具有疯狂、占有和妒嫉的形式。为了补偿她最初即使对自己也不肯承认的失望，她永无止境地渴望着丈夫能够和她呆在一起。斯特克尔列举了许多这类病态依恋的例子；而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则反映了，她徒劳地以道德的或“诗的”提高，以迫切而妒忌的要求，去补偿她对丈夫真正爱情的缺乏。

妻子通常坚持以道德、虚伪、自尊或胆怯来乔装她的爱情。她的真正敌意可能会通过这个年轻女人或多或少极力回避丈夫的统治表现出来。在蜜月及往往随之而来的紊乱以后，她努力重新获得独立，而这并不是很容易的。她的丈夫往往年纪较大，具有男性的威望，是法定的“家长”，因而具有道德的和社会的优越地位；通常他至少在智力上也是优越的。他拥有较高的文化或至少有在职业训练方面的优势；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关心世界大事——这是他的事情，他懂得点法律，他在政治上不甘落后，加入政党、工会以及社会组织；作为工人和公民，他的想法关系到行动。他懂得严峻现实的考验：就是说，普通男人都具备推理技能，具备对事实和经验的感受能力，以及具备某种批判意识。

这正是许许多多年轻女人所缺乏的。即使她们读过书，听过课，以成就自娱，她们的杂乱无章的信息也形不成文化；这并不是说由于智力缺陷她们不能恰当地进行推理，宁可说是经验使她们无法进行严格推理；思想对于她们是消遣而不是工具；她们纵然聪明、敏感、真诚，也还是无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导出结论，因为她缺乏智力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丈夫能力平平却能够支配她们，甚至错的时候也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原因。在男性手中，逻辑常是一种暴力的形式，一种狡猾的专制：如果丈夫比妻子年龄大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就会基于这种优势在意见相左时对妻子的意见不予理睬；他不知疲倦地向她证明他是正确的。

至于她，则变得顽固起来，拒绝从丈夫的论点看到任何东西；他不过是固执己见。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不肯作出努力去补偿虽深植于她但她却不善于为其辩解的感情和反应；她不能把握在丈夫借以压倒她的迂腐逻辑的背后，究竟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她除了沉默、流泪或大发脾气，再也无计可施，终于把东西朝他扔了过去。

有时妻子会继续努力斗争，但她屡屡情愿或不情愿地放弃了，如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让丈夫为她想想——哪怕是一会儿也好。她对丈夫说：“事情都由着你安排。

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假装爱什么——也许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也许有时是真，有时是假。”由于胆怯、笨拙或懒惰，妻子可能会让丈夫去拿出他们对所有一般抽象问题的共同意见。

有个女人很聪明，有教养也有独立性，然而她对丈夫却景仰了15年，认为他是优越的。她告诉我，丈夫去世以后，当她发现她不得不自己决定有关信念和行为问题时，她是何等的不安；

在一切情况下，她仍试图按他的所想作出决定。

丈夫通常乐于扮演这种良师和向导的角色。娜拉的丈夫向她保证：“只依靠我——让我来告诫你，指导你！若女人的这种孤弱未使你在我的心目中倍有吸引力，我还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我有宽阔的双翼保护你。”他白天和同僚们苦斗，在上司面前低三下四，辛苦了一天，晚上回家时却喜欢觉得自己是个绝对的优越者，是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的执行者。他叙说一天发生的事，解释他和对手争论时是如何的正确，他高兴发现妻子和他如出一辙，她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对报纸和政治新闻品头评足，心甘情愿地对着她高声朗读，以至连她与文化的接触也不可能是独立的。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性，他倾向于夸大女性的无能；她则或多或少温顺地接受了依附角色。在某段时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女人，可能对丈夫不在身边真的感到遗憾，然而她们往往还是会惊讶地发现，她们有自己未曾料到的潜能；她们负起了责任，抚养着孩子，作出决定，虽然无人帮助也能够坚持下去。当丈夫回来又使她们注定无能时，她们对此感到厌倦。

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支配的诱惑，是所存在的最为普遍的、最不可抗拒的一种诱惑；让孩子屈服于母亲，让妻子屈服于丈夫，就是在助长世界上的暴政。让丈夫得到赞许和敬佩、成为顾问和导师往往还是不够的；他要发号施令，他要扮演主之。他在童年及以后生活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恨，他在别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要受到横眉冷对和伤害）中间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所有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他是暴力、权力和坚定决心的化身；他声色俱厉地发号施令，他大吼大叫，他拍打桌子：这样的闹剧对妻子是家常便饭。他在维护自己权利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她那一方任何独立的蛛丝马迹对他都好像是一种反叛；他情愿让她未经许可就不能呼吸。

但是她也确实要反叛。即便当初她对男性威望曾有深刻的印象，她的眩惑也很快会云消雾散。孩子总有一天会发觉父亲是个偶然的人；妻子不久就会发现站在她面前的并非是主子那种伟人，而只不过是个凡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受他的支配；她觉得他只不过代表一种令人不快的、不公正的义务。有时她以被虐的快活去服从：她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任其摆布只不过是一种长久的无声谴责；但她也常常可能与她的主子公开对抗，反过来坚持对他实行专制。

只有天真的丈夫才会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妻子服从他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塑造”她。巴尔扎克说：“妻子是丈夫制造的”；然而他在后面几页又恰恰说了些相反的话。在抽象的逻辑领域里，妻子确实往往屈从于男性的权威；但一碰到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她就会暗地里顽强地反对他。童年和青年时代对她要比对男人的影响深刻得多，因为她被紧紧地束缚在个人历史的范围。她常无法摆脱她早年获得的东西。丈夫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于她，但绝不可能改变她的宗教信仰或迷信信念。

她尽管获得了新的见解，尽管鹦鹉学舌地嚷嚷着原则，可是对事物仍保留着自己的特殊观点。这种阻力可能会让她无法理解较她有知识的丈夫；或者相反，也可能会把她抬到迟钝男性的严肃之上，如司汤达、易卜生和肖伯纳笔下的女主人公那样。有时，她出于对丈夫的敌意（不论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令她失望，还是相反，因为他对她专横跋扈，她想进行报复），而故意坚持与他相左的价值；她依靠母亲、父亲、兄弟以及某些她觉得“比她强的”男人的权威，依靠忏悔神父或修女的权威，来达到胜过他的目的。或者，她不正面提出反对意见，拼命故意地和他闹矛盾，攻击他，中伤他，竭力让他产生自卑情结。她如果有所恃，当然乐于让丈夫眼花缭乱，把她自己的判断、意见和命令强加于他；她会彻底掌握道德权威。

她如果无法同丈夫的智力优势竞争，就会在性方面进行报复。她或在满足她的要求以前不许丈夫来拥抱，或以表现性冷淡去凌辱他，或借反复无常的卖弄风骚把他贬到一个乞求者的位置；她通过调情、引起嫉妒、种种欺骗，努力让他作为一个男子汉蒙受羞辱。她若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就会洋洋得意地把她性冷淡的秘密藏在心底；她常在日记里透露这件事，更经常在朋友面前把它给吐露出来。许多已婚女人都以相互吐露她们假装有其实并不愿意有的快感的“手段”为快；她们无情地嘲笑她们的苯伯自负而又愚钝。这种吐露往往更可能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在性冷淡和性冷淡意志（tidity）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不管怎样，她们反正认为自己缺乏性感受，于是尽情地发泄她们的怨恨。

有些被喻为祈祷螳螂的女人，她们希望晚上和白天都能够大获全胜：她们做爱时冷淡，言谈时高傲，举止霸道。照梅布尔·道奇·卢汉的看法，D·h·劳伦斯之妻弗丽达就属于这一类型。她无法否认他的智力优势，便硬把她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他，根据这一世界观，只有性的价值才值得考虑。她声称：“他不得不从我这儿得到这一切……无人知晓这一点。真的，是我为他提供了书中的素材。”但她仍觉得需要不断地证明她对于他是何等重要，绝不能让他们的婚姻墨守成规。她总是有新的炸弹爆炸，于是他们的婚姻变成了一连串谁也不肯屈服的争吵。其他女人也可能表现出类似的支配意志，经常藐视丈夫的容貌、能力和赚钱的本事，或者只以现金收入评估他们的工作。这些策略都是用来对付身为主要的主体的男性的，其目的在于极力否认他的超越性。男人喜欢认为女人在做阉割他们之梦，但实际上她的态度是暧昧的：与其说她想废除男性，不如说她想羞辱男性。更准确地说，她希望剥夺男人的设计和未来。当丈夫或孩子生病、疲倦，沦为纯粹的肉体，仿佛只是众多东西的一个，如同坛坛罐罐一样需要照应时，她最为自鸣得意。她把沉重的、富有肉感的手放在生病的丈夫身上，是为了让他感到他只不过是个肉体而已。

女人希望男人不是一个表现主体的身体，而是一个纯粹被动的肉体。她反对生存，只肯定纯粹的生活；她反对精神，只肯定肉体；她倾向于对男性事业采取一种帕斯卡尔式的古怪态度，和他一样认为，“男人的全部悲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能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

她喜欢把他关在家里。一切非直接有利于家庭生活的活动都引起她的敌意；当伯纳德·帕里西致力于发明一种新珐琅，而把家具当成燃料烧掉时，他的妻子勃然大怒，至今世界上没有这种珐琅不也是挺好的吗？拉辛的妻子则想让他对花园里的红醋栗感兴趣，却不想读他写的悲剧。

这类冲突可能会变得十分严重，以至引起分裂。但通常女人希望一面“控制”她的丈夫，一面反抗他的支配。她与他斗争，以维护她的独立性，又与世界其他人斗争，以维持让她注定依附的“处境”。这种双重游戏可不是好玩的，它部分解释了许多女人借以度日的紊乱和神经质的状态。

“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控制”他则属于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需要有相当大的能力才可以胜任的职业。聪明的姐姐对乖戾的年轻妻子说：“你可要当心，和马塞尔吵架会丢掉你的职业。”赌下的东西是极其严重的：物质和精神的保障，自己的家，妻子的尊严，爱情与幸福的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替代物。妻子很快就会懂得，她的性吸引力是她最软弱的武器；

它随着彼此熟悉而消失；天哪，况且到处都有别的女人。于是她努力让自己变得妖冶动人，讨人喜欢；她常常在自豪地让自己变得性冷淡和希望用热情的肉欲去讨好丈夫并赢得他的宠爱之间痛苦不堪。她也依靠习惯力量的魔力，依靠满意的住处、他对美食的嗜好、他的父爱魔力；她努力以款待和打扮“为他增光”，她也努力用自己的劝告和忠告去影响他；她要力所能及地使自己对他的社会成就和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但最重要的是，整个传统把“管理”男人的艺术强加给了妻子们；一个妻子必须发现并迁就他的弱点，必须聪明地、恰如其分地运用恭维与挖苦，顺从与反抗，警觉与宽厚。这最后一种态度的结合是一件特别精细的事情。给予丈夫的自由必须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老妻子过于彬彬有礼，她就会发现丈夫在逃避她；无论他送给别的女人多少钱和激情，都是从她这里取走的；而且她还要冒着情妇有足够的力量让他同她离婚，或至少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首位的风险。但若她什么风险也不许他冒，若她的看管、吵闹和苛求惹恼了他，她也很可能会让他转而同她明确闹对立。这是一个要懂得如何有意地“作出让步”的问题；如果某人的丈夫搞点“欺骗”，她应当闭上自己的眼睛；但在其他场合，她必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已婚女人尤其要防备年轻的女人，千万不要认为她们太幸福了以至不会窃取她的“职业”。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同令她惊恐的竞争对手分开，她应当带他出去旅行，努力转移他的注意力；若有必要，她应当以德·蓬帕杜夫人为榜样，找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新对手。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奏效，她就只好求助于大哭大闹，神经质发作，试图自杀等；但过多的争吵和责怪会驱使丈夫离家出走。所以妻子在最最需要变得富有魅力时，她要冒着使自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的危险；如果她想赢得这场比赛，她就得设法把动人的眼泪和动人的微笑，把虚声恫吓和卖弄风情熟练地结合起来。

这的确是一门令人发愁的学问——装聋作哑，耍弄手腕，默默地恨与怕，玩弄男人的虚荣心和弱点，学会阻挠他、欺骗他。“管理”他。但女人也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去为这一切辩解，那就是她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婚姻。她没有有报酬的职业，没有法律行为能力，没有私人关系，甚至连姓氏也未再是她的；她除了是丈夫的“一半”，一无所是。若他离她而去，她一般来说既不能自食其力也不能得到外援。要批评托尔斯泰之妻索菲娜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拒绝过虚伪的婚姻生活，她又能到哪里呢？她的命运又能怎样呢？的确，她看上去是像个可恨的泼妇；但又怎么能够要求她去爱她的暴君、为她受到的奴役祝福呢？夫妻之间若要有忠诚和友谊，其根本条件在于，双方在相互关系上都是自由的，在具体事务中是平等的。鉴于唯有男人才有经济上的独立地位，鉴于根据法律和习俗他具有属于男性的优越条件，那么，他常以暴君面目出现，而这又促使女人反叛和掩饰，都是很自然的了。

没有人想否认婚姻生活的悲剧性及不堪回首的缺陷；但婚姻的捍卫者们也从这一观点得到支持：冲突来自于个人怨恨，而不是来自于婚姻制度本身。例如托尔斯泰在的结尾处描写了一对儿理想的夫妇：皮埃尔和娜塔莎。她本是一个风流浪漫的姑娘，但她婚后让大家都感到吃惊，她放弃了打扮、社交和一切娱乐，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

她变成了典型的主妇，失去了“曾让她十分迷人的生命光辉”，学会了用猜忌和苛刻的态度去对待皮埃尔。皮埃尔也抛弃了他以前的朋友，致力于事业和家庭。

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颇耐人寻味。托尔斯泰说，和灵与肉一样，夫与妻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但灵魂一旦离开肉体，就只剩下一具僵尸；若是皮埃尔不再爱娜塔莎，那情况又将会怎样？D·h·劳伦斯也不愿接受男性多变这个命题：唐·雷蒙将永远爱那个名叫泰丽莎的印第安姑娘，她也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他。然而，就连唯一的、绝对的和永恒的爱情的极为狂热的迷信者之一，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目前，这种爱情在其对象那里可能是被误解了：不论是失误还是多变，就女人来说，反正都是男人在遗弃她。皮埃尔是个健壮好色的人，他会为别的女人的姿色所诱惑；娜塔莎则会吃醋，于是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会离她而去，而这将毁掉她的生活，或者，他会对她撒谎并以怨恨的心情对她加以容忍，而这将毁掉他的生活，或者，他们会过一种调和妥协的生活，而这将使他们俩都不幸福。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娜塔莎至少还会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只有纳入包括他们父亲在内的平衡参照系当中才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而对于受到冷落、心怀醋意的妻子来说，孩子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娜塔莎对皮埃尔的盲目的信仰；但另一位男人，劳伦斯，尽管也要求女人有这种盲目的信仰，却既嘲笑了娜塔莎也嘲笑了皮埃尔；在别的男人看来，男人只可能成为泥捏的偶像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神；一个人在崇拜他时可能丢了命，而不是被救了命；这个人怎么会晓得？男性的主张是自相矛盾的：权威不再起作用。女人必须加以识别和批判，不应当只当驯服的应声虫。况且，把不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原则和价值强加于她，这也是对她人格的贬低。对按照丈夫的思考方式可以同意的东西，她应当在完全经过自己的独立判断后表示同意；任何她觉得与己无关的东西，不应当强求她赞成或反对；她也不应当从别人那里窃取自己生存的理由。

对皮埃尔-娜塔莎这个神话的最无可逃脱的判决，是托尔斯泰夫妇——列夫和索菲姐作出的，而他们又是这一神话的原型。索菲娅对她的丈夫深恶痛绝，认为他“乏味到了极点”；他和邻里所有的农妇一起欺骗她，她嫉妒和厌烦得要命；她神经质地忍受了多次怀孕，孩子既不能填补她空虚的心灵，也不能充实她空虚的生活；家庭对她是荒芜的沙漠，对她的丈夫则是人间地狱。而这一切以索菲娅这个疯疯颠颠的老太婆，深更半夜脱得半光，睡在潮湿的森林里而告终，以列夫这个饱经风霜的老头子离家出走，终于承认他们不能“白头偕老”而告终。

托尔斯泰的情况当然属于例外；有许多婚姻是“美满的”——就是说，夫妻之间达成了一种谅解。他们生活在一起时彼此没有过多折磨，相互之间没有过分的不诚实。但他们也有一个几乎无法逃避的祸根：无聊和厌倦。不论是丈夫能够让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双方都固守于他们个人的天地，数月或数年以后他们都会变得彼此无话可说。夫妻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它的成员失去了独立性却不能够摆脱孤独；他们是一种静态的结合，是“同一个人”，而不是在维持一种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关系。这就是他们不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性爱方面都不能相互给予和交流的原因。无数个傍晚居然要在含糊其辞的廖廖数语中，在木呆呆的沉默寡言中，在对着报纸打哈欠中，在等待上床睡觉中度过！

有人说，这种沉默恰好证明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以至无须用语言来表达；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婚姻生活能产生一种亲密关系，在所有的家庭关系中也无疑存在着这种亲密，可是这些家庭关系也都隐藏着憎恶、嫉妒和怨恨。这种亲密和人的真正友谊有着重大差别。

婚爱的辩护士们非常愿意赞同婚爱不等于恋爱，正因为如此，婚爱才有一种神奇的特性。

近几年来，中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史诗般的表现风格，根据这种风格，日常生活有着冒险的、忠诚的色彩，有着崇高的激情色彩；于是无聊变成了智慧，家庭仇恨则表现了最深挚的爱。

然而事实上，当两个人一方面彼此憎恶，另一方面又必须相依为命时，这种关系并不是人类一切关系中最真诚、最动人的，宁可说是最可怜的。

相反，理想的婚姻应当是完全自立的人只根据互爱的自由意旨建立起来的彼此结合。在托尔斯泰看来，皮埃尔和娜塔莎的结合，如能成为某种“不可名状的但又和他自己的灵与肉的结合一样固牢有力的结合”，那才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我们接受这种二元性假说，肉体对于灵魂就是纯属偶然的某种东西；于是处在婚姻结合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像偶然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事物那样，必然给对方带来一种百无聊赖的乏味感觉；性伙伴必然会被当做一种无可选择的非理性存在，甚至被当做无可避免的物质条件来加以接受，来加以爱。“接受”和“爱”这两个词在我们所考察的观点中被蓄意混淆了，因此使人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所接受的并不是他所爱的？一个人可以接受，可以承受，或不得不忍受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的过去和现状；但爱却是一种外向的活动，一种指向另一个人、指向与自己相分离并明显有别于自己的存在、指向可以见到的终点——未来的冲动；对负担和专制的接受并不含有爱，只含有嫌恶。

人的关系只有在直接体验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例如，孩子同父母的关系只有被他们意识到才具有价值；毫不奇怪，婚姻关系很容易因直接体验情绪激动而恶化，夫妻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失去他们的感情自由。被称之为婚爱的这种爱与怨恨、憎恶、压抑、顺从、麻木以及虚伪的混合物，恐怕只有经过掩饰和粉饰才会受到尊重。但下述结论不论对于一般之爱还是对于肉体之爱都是正确的：它要真诚可信必须首先是自由的。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朝秦暮楚：柔情是一种超前的缠绵情感；但对于已开始的关系，是继续维持下去，还是相反，加以断绝，则要由个人单独作出决定；情感在不受外界强制时，在被毫无顾忌的真诚加以体验时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婚爱”强制将会导致各种压抑和谎言。

首先它会妨碍夫妻真正的相互了解。日常的亲密关系不会导致理解或同情。丈夫对妻子的过分尊重，会使他不注意她的心理生活现象：若是承认她心中有一种潜在的自主性，其结果可能是令人心烦的、危险的；她在婚床上真的感到快活吗？她真的爱她的丈夫吗？她真的愿意服从他吗？他宁可不去问；对他来说，这些问题简直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他娶的是一个“好女人”；就其本性来说，她是贤慧的。专一的、忠实的、纯洁的、快乐的，而且没有非分之想。一个久病的男人，在感谢了亲戚朋友和护土的关照之后，会对6个月来一直未离开他身边的年轻妻子说：“你，我就不必感谢了，你不过是尽到了你的义务。”

丈夫并不认为自己妻子的优良品质是特别值得赞美的；这些品质为社会所保障，为婚姻制度所包容；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妻子不是一个来自传统虔诚文学的角色，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觉得她忠实地接受严格的管理是理所当然的，末考虑到她会面临需要加以克服的诱惑，面对着这些诱惑她也可能会屈服，在任何情况下她的忍耐、贞洁、礼貌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对她的梦想、幻想、怀念，对她的日常情绪变化的趋向，他尤其一无所知。他也许会含情脉脉地想起她或谈起她，可是他不会把她看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一个单纯而忠诚的男人，当突然明白自己的妻子并不爱他而且要离他而去时，他常会被描绘成因女性的背信弃义而产生了幻灭感。例如，伯恩斯坦剧作中的丈夫们，在发觉自己的妻子鼠偷狗窃。邪恶淫荡时，就大为愤慨；他们以男子汉的勇气承受了这种打击，但作者没有让他们显得慷慨与强大；相反，却让我们觉得他们是一群没有真情善意的十足傻瓜。男人也许会指责女人虚情假意，但他们如果竟然如此经常地受骗，也未免太自傲自信了。

女人注定是不道德的，因为她要是有道德就意味着她必须成为一个可以体现超人品质的人，成为箴言中的“贤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若是让她未经许可就去思考、梦想、睡觉、渴望和呼吸，她就会背叛男性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妻子只有在丈夫不在时才会感到情不自禁和“轻松自如”的原因。另一方面，妻子也并不了解她的丈夫；她由于自己在周而复始的次要环境中观察他，便以为自己看到了他的真面目；但男人首先是他在世界上、在别的男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理解他对超越的追求，就是抹煞了他的本性。如一个女人所说：“如果一个人和诗人结了婚，那么她身为妻子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忘了拉抽水马桶的链子。”然而他仍旧是诗人，对他的诗作不感兴趣的妻子，对他的了解还不如远方的某个读者。如果说对于她，这类参与绝无可能，那么这往往不是妻子的过错：她不可能接触丈夫所做的事，也没有“追随”他的工作所需要的经验或文化；她无法和他共同参与他认为比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要重要得多的事务。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妻子也许可以成为她丈夫的真正伙伴，讨论他的设计，给他提建议，和他一起工作。但若是她以为这样就能够完成她所谓的属于自己的工作，那她就会为假象所蒙骗，因为仍然只有他才是自由的负责的行动者。她如果想通过为他服务寻求快活，那她就必须爱他；否则她只会自寻烦恼，因为她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被别人给剥夺了。男人——

虽然信守巴尔扎克关于要把女人作为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一个女王的训诫，但仍在肆意夸大女人的影响力；可是实际上他们十分清楚自己在说谎。乔吉特·勒·布朗便是这种骗局的受害者，她要求梅特林克在书上署他们俩的名字，她认为这部书是他们共同完成的。格拉赛在他为这个歌唱家的《纪念》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十分坦率地告诉勒·布朗夫人，每个男人都愿意向作为同事和灵感来分享他生活的女人表示敬意，但他仍然认为他的作品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而且他有理由这样认为。在每个行动中，在每项工作中，只有选择和决定这些因素才值得重视。女人通常在扮演算命者手中的水晶球这种角色：换一个也能够表演。男人以同等的信赖接受另一个顾问，另一个合作者，便是明证。例如托尔斯泰就在他的妻子认为抄校他的手稿绝对不可以少了她时，让自己的一个女儿去做这项工作。只有属于女人自己的独立工作，才可以保证她的真正独立。

婚姻生活在不同情况下有着不同的形式。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日子是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度过的。早上丈夫离开家，妻子高兴地听到他关门的声音。她自由了；孩子们上学去了；她独自一人；她要料理数不尽的琐事；她的手忙个不停，但思想却空空如也；她的各种打算都是为了全家人；她仅仅为他们活着；他们回到家时，她的无聊感才被消除。她的丈夫常给她带来些鲜花和小礼物，可是这在当时显得多么可笑！他并不急于回家，因为他害怕那三天两头的吵吵闹闹，而她则想用为她的无聊进行如此的小小报复，来表达她用不屑表情显露出来的、人们可以料到的失望。丈夫也很失望，即使她因自己的过失而沉默。他由于工作而疲劳不堪，于是有一种既想休息又想寻求刺激的矛盾欲望，然而她却不能给以满足。傍晚是单调乏味的：读书，听收音机，漫无目的地瞎聊；在这种亲密的伪装下，每一方都依旧是孤独的。妻子怀着希望和忧虑，想知道今晚是否终于“会发生什么事”。她上床睡觉时是失望的、恼火的，还是感到慰藉的，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她第二天早上听到他关门声音时又会感到很高兴。贫困和劳苦的女人的命运是不堪忍受的；处在闲暇和消遣中的女人则要轻松些；但在无数情况下却重复这样一种生活样式——无聊、等待和失望。

女人面前也有一些逃避的途径，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找到的。尤其是在农村，婚姻枷锁甚为沉重，妻子只能以某种方式适应她无法逃避的处境。有些人（非常值得注意）变成了刁蛮的主妇；有些人则百依百顺，变成了被虐的受害者和她们家庭的奴隶。也有一些人继续保持着我们在少女身上看到的自恋行为，她们实际上仍旧是一无所为、一无所是，她们在忧郁地进行自我崇拜的同时，又感到自己“被误解”，托庇于浪漫幻想、矫揉造作。久病不愈、大发脾气，托庇于虚构戏剧性的故事、鲜花服饰。女人用以逃避的这种象征性行为，可能引起精神衰退、强迫症乃至犯罪。作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处境的唯一方式，她们也可能把可惜的丈夫给杀掉。

一个不顾自身处境、决心以豁达与真诚的方式去生活的女人，可能除了求助于苦行僧式的自尊别无其他方法。她在物质的一切方面都是依附的，所以只可能知道内在的抽象自由；

她拒绝接受现成的原则与价值，她运用自己的判断，她提出问题，并以此来逃避婚姻的奴役；

但她的这种超然态度，她对“忍耐与节制”法则的忠诚，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她缺乏行动，自暴自弃，愤世嫉俗，没有积极利用自己的力量；她帮助别人，安慰别人，保护别人，给予别人，做这做那；但她由于没有发现真正高要求的任务、真正的目标而感到痛苦。她为孤独和贫乏所消磨，所以也许会否定和毁掉自己。

笔名为“泽里德”的夏里埃夫人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命运的典型例子；她是18世纪的一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的理性之爱，洞察一切的智慧，以及为他人着想的“生命之火”，未能把她从单调乏味的婚姻所带来的慢性自杀当中给解救出来。她没能嫁给少女时真正感兴趣的一位男子，而是在30岁与德·夏里埃先生——一位可敬、博学、感情淡漠而又正派的数学家给了婚。她热情洋溢，充满善意，而他却依然如故，带着她住在瑞士的小镇科隆比耶，过着阴郁的家庭生活。她用做家务来消磨时间，“把无聊当做缪斯”，写了四部描写附近内恰特尔的风情小说，从而引起了当地人的敌意。有一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活泼敏感的女人同一个人品端正却又清心寡欲、暮气沉沉的男人的漫长婚姻（很像是她自己的）：缺乏理解、充满失望和隐隐怨恨的婚姻生活。就在这时本杰明·贡斯当出现了，热情追求了她8年。后来他又拜倒在史达尔夫人的石榴裙下，她因此把自己关在家中达15年之久，“她就像承认阿尔卑斯山的存在那样，承认德·夏里埃先生在她身边的存在”，她给难民和当地农民以慈善帮助、忠告和引导。她写了一些作品和几本书，但大部分生命都耗费在极琐碎、极无聊的生活小事上了，以至于偶尔来拜访的人会觉得这种生活犹如活的坟墓。

也许有人会说，德·夏里埃先生的生活并不比妻子的更快活；但这至少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似乎合乎他平庸的本性。假如一个男人具备泽里德那样的天赋，我们敢肯定他不会在科隆比耶那单调乏味的孤独中浪费掉自己的一生。他将会在这个由事业、斗争、行动和生活所构成的世界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多少有才华的女人由于被婚姻吞没（用司汤达的话来说）

而“失去了人性”！有人说，婚姻使男人萎缩，这话一般是对的；但婚姻也几乎一直在毁掉女人。

在结婚的头几年，妻子常为假象所骗，真心实意地佩服丈夫，毫无保留地爱他，自以为她对丈夫和孩子是不可缺少的。后来她逐渐明白了，丈夫缺她也能过得很好，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她，而且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忘恩负义的。这个家不再能让她逃避空洞的自由；她发觉自己是个孤独而绝望的人，任何事情都与她本人无关。感情的深深依恋和所习惯的方式也许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但不是拯救。所有真诚的女作家都注意到“30岁女人”的心中忧郁；这也是曼斯菲尔德、多萝西·帕克、弗吉尼亚·沃尔芙笔下女主人公们的共同特点。她们在新婚伊始和刚做母亲时欢乐地歌唱，但后来便流露出了某种悲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是在30岁以前而不是在以后，自杀现象才不如未婚女人那么普遍。

婚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保障幸福这种事本来就不存在），而在于它摧残了她；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如我们所见，女人头20年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她发现了世界，发现了自己的命运。她在20岁左右成为家庭主妇，此后便久久地受着丈夫和怀里孩子的束缚，她的生活实际上已经永远结束。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都是她丈夫的特权：她只能做些令人厌倦而又永远不会完全令人满意的事情。

她的克己奉献虽然得到了赞扬，但她认为让自己忙于“照料两个人的生活”实在是徒劳无益的。一个人能做到忘我固然很好，但他也要知道这是为谁，为什么。最糟糕的是，她的奉献是令人恼火的，强求于人的；它对于丈夫变成了一种避之不及的专制；然而也正是他，把这种奉献当做她的最高信条和她生存的正当性的唯一证明强加给了妻子。他和妻子结婚时就强迫她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他；但他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即没有接受这一礼物及其种种后果。

正是丈夫的双重要求才注定了妻子的不幸，而他却抱怨说他自己才是不幸的受害者。正如他在床上要求她又冷又热，他也要求她完全属于他而又不成为负担；他希望她在世界上既能为他安一个固定的窝，又能给他以自由，既能承担周围的单调事务，又不会惹他心烦，既能永远地形影相吊，又不会令他讨厌；他希望自己既能完全占有她，又能不属于她；既能结伴生活又能独来独往。所以从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她就被出卖了。她只有通过自己的全部经历才能够测出这种出卖的程度。D·h·劳伦斯关于性爱的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如果两个人的结合是试图相互求全（也许这种求全本身就是一种固有的缺陷），那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婚姻应当是两个独立而完整的生存的联合，不应当成为一种隐退、兼并、逃避和补偿。易卜生的娜拉就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决心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以前就一定要先做一个完整的人。不应当把夫妻看做一个单位、一个封闭的细胞；相反，应当把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结合于社会，让每一个人（不论男女）在社会上都可以独立地发展壮大；在这之后才可能形成与同样适应群体的另一个人的依恋关系，这种依恋关系将建立在承认双方自由的基础之上。

这种平衡的结合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有时甚至存在于婚姻的框架之内，但往往存在于这种框架之外。有些伴侣的结合是基于强烈的性爱，这种性爱使他们在友谊和工作中是自由的；也有些伴侣的结合是出于友谊，这种友谊并不妨碍性的自由；

那些既是情人又是朋友、但彼此都不把对方当做自己生活的唯一依靠的人则比较少见。在男女关系中可能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当志同道合、欢欢喜喜、彼此信任、情趣相投。互助合作、相亲相爱时，他们相互都可以成为快活、财富以及人们可以利用的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人们不应当因婚姻失败而受到指责：正是婚姻制度本身（这和孔德、托尔斯泰之类的鼓吹者的主张相反），从一开始就使人步入歧途。认为并声称男女甚至不经过相互选择就有义务在各方面相互给以满足，这实在是荒谬绝伦，它必然引起虚伪、谎言、敌意和不幸。

婚姻的传统形式现在正在发生变化，但它仍带有压迫性，夫妻双方在各方面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只是在涉及到他们所拥有的理论上的抽象权利时，他们今天才是近乎平等的；他们比以前有更多的相互选择的自由，分手也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在美国，离婚是司空见惯的；

他们的年龄差别和文化差别，也不像从前那么明显；丈夫比较愿意承认妻子所要的独立性；

也许他们会平等地分担家务；他们共同消道：野营。骑自行车、游泳、开车，等等。妻子不必一天到晚等着丈夫归来，她可以去参加体育运动，加入俱乐部、联谊会、乐团之类的组织，在家的外面忙乎着，她甚至可以找个有点收入的职业。

许多年轻人的家庭，给人以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印象。但是只要丈夫仍在保留着对家庭的经济责任，这种平等就只能是一种错觉。是他在根据自己的工作需要决定他们将住在哪里，她则夫唱妇随地从城市搬到农村，从农村搬到城市，或者到遥远的占领区，到异国他乡；他们的生活水准取决于他的收入，每天、每周、每年的生活节奏取决于他的忙闲，交往和友谊的范围也往往要依他的职业而定。他比妻子更主动地结合于社会，因而他在夫妻关系中，在知识、政治和道德方面处于指导地位。对于不能自谋生路的女人来说，离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如果说在美国赡养费是男人的沉重负担，那么在法国靠少得可怜的津贴度日的被弃妻子或母亲的命运，则会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

但是，基本的不平等仍然在于这一事实：丈夫通过工作与行动获得了具体的自我实现，而自由对于妻子依旧只有消极的一面；年轻的美国女人的处境，还令人想起了衰落时期解放了的罗马文人的处境。如我们所见，罗马女人可以在两种行为类型之间进行选择：有些人坚持生活的模式并保持祖母的美德，其余的人则在淫荡中虚掷时光。同样，许多美国妻子也在保持着“家庭主体”，遵循着传统的模式；其他人则基本上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法国，即使丈夫那一方有天下最美好的愿望，年轻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家务重担也肯定会像往日一样把她给压垮。

人们常说，在现代家庭，尤其是在美国，女人把男人贬为奴隶。这种说法根本不新鲜。

男性从古希腊时代就一直在抱怨冉蒂皮式的凶悍。然而女人现在涉足从前被列为禁区的男性领域也是事实：例如我就知道有些大学生夫妇，妻子为了使丈夫成功而疯狂地进行斗争，她调节他的时间安排和他的饮食，并且经常监督他的工作；她剥夺了他所有的娱乐，几乎把他给监管起来。对这种专制，丈夫的确不如从前那么有防卫能力；他承认妻子拥有理论上的权利，并且知道她唯有通过他才能够具体实现这些权利；他必须付出代价去补偿判给女人的无能和贫乏。为了让他们的关系能够取得表面上的平等，给予最多的必须是他，因为他拥有的较多。但确切地说，如果说她在接受、她在要求，那是因为她比较贫乏。在这里主奴的辩证关系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一个人在压迫的同时变成了被压迫者。男人由于他们的主权而受到束缚；正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挣钱，妻子才去花钱，正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介入事业或职业，妻子才要求他们成功，也正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超越的化身，妻子才想加以剥夺，接管他们的设计和成就。

反之，女人所实行的专制只能进一步表现她的依附性：她很明白他们夫妻俩的成功、未来、幸福以及生存正当性之证明都在这个他人的股掌之中。如果说她想拼命地让他屈从于她的意志，那是因为她已经被他异化——即她的个人利益完全体现在他身上。她以自己的软弱锻造了武器，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个弱者。对丈夫来说，婚姻奴役主要是一个平常不痛快的问题，然而对于妻子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妻子若因为心烦而让丈夫在她身边呆上几个小时，肯定会令他大伤脑筋，并显得像个累赘；但归根结底，他缺她照样能过得下去，而她没有他，日子则不那么容易过；若是他离开了她，她的生活便会毁掉。主要的差别在于，女人的依附性是内在化的：即使她的行动有表面上的自由，她也还是个奴隶；而男人从本质上就是独立的，他受到的束缚来自外部。如果他似乎是个受害者，那是由于他的负担十分明显：女人像个寄生虫似的靠他供养；但寄生虫不是征服的主人。事实上，正如从生物学角度讲，雌雄两性都不是对方的受害者而是物种的受害者，夫妻两个人也都在受不是他们所创立的制度的压迫。如果断言男人在压迫女人，丈夫会大为愤慨；他觉得他才是被压迫者——而他也确实如此；然而，是男性的法典，是男性依照自己的利益所发展的社会，以某种形式确定了女人的处境，这种形式是当前男女两性都在受折磨的根源，这些也同样是事实。

为了他们共同的幸福，这种处境只能通过不许把婚姻当做女人的“职业”来加以改变。

以“现在的女人已经够坏的了”为理由而自命为反女权者的男人，是不太合乎逻辑的；正因为婚姻把女人变成了“螳螂”，“蚂蟥”，“毒”物，等等，才有必要改造婚姻从而改变女人的一般状况。女人没有办法自立，所以她才处处依靠男人；他在让她自由的同时（就是说，在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的同时），也就让自己获得了自由。

有些年轻女人已在努力争取这个积极主动的独立地位；但极少有人能长期坚持她们的学习或职业。她们通常都十分清楚，她们的利益与她们的工作相关，而这种利益又将由于丈夫的事业而被牺牲掉；她们带回家的仅仅是贴补性的收入；她们只是表面上投入了事业，这并不能使她们摆脱婚姻的奴役。甚至那些有严肃职业的人，也未能从中得到和男人同等的社会利益：例如，法国律师的妻子在丈夫死后可以领取一笔抚恤金，但是相应的抚恤金却不会在女律师死后付给她的丈夫。换句话来说，这意味着工作的女人并不被当成和男人一样的赡养配偶者。有些女人从职业得到了真正的独立；但对于众多女人来说，在婚姻框架内的“外部工作”，只不过是一个追加疲劳的问题。此外，生育通常也在迫使她们局限于自己的主妇角色；

在现有条件下，要把工作和养儿育女协调起来是很难做到的。

依照传统，正是孩子应当保障女人取得真正的独立，这种独立使她不必致力于其他任何目的。如果说她身为妻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她作为母亲却是这样的人：孩子就是她的幸福，就是她的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应当通过孩子在性和社会这两个方面获得自我实现；

所以通过生育，婚姻制度获得了它的意义，达到了它的目的。所以我们考察女人生活史的这一最高阶段，是很有益的一件事。

正文第十七章母亲-1

第十七章母亲

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但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社会绝不会完全听任自然的摆布。近百年来，生殖功能尤其不再完全受生物学机遇的支配，而是开始处于人类主观意志的控制之下。某些国家已正式采用了科学的避孕法；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则是在私下实行：或由男人采用coitusinterruptus［中断性交]，或由女人于性交后把精子清除出身体。这些避孕形式往往是情人们或已婚夫妇之间产生冲突与怨恨的根本原因；男人不喜欢在那欢娱的片刻还非要提防着不可，而女人也讨厌那麻烦的冲洗任务；他抱怨女人的身体生育力太强，而她则害怕男人冒险将生命的种子置入她的体内。当她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结果还是发现自己“被捉住了”时，他们俩都会大惊失色。这种情况在避孕方法尚属原始的国家时有发生。于是只好诉诸于一种特别绝望的补救方法：人工流产。

堕胎即使在允许避孕的国家也是不合法的，所以远非被经常采用。但在法国，做这种手术却为许多女人不得已而为之，并且经常干扰着她们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

资产阶级社会可以用来大做虚伪文章的题引B少；堕胎被认为是叛逆罪，甚至连提提都是下流的。作家去描写女人分娩时的快活与痛苦是对而又对的，但若是他描写了堕胎时的情形，便会被指责为热衷于污秽，以卑鄙的眼光表现人性。目前法国每年的堕胎人数和出生人数一样多，因而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以至实际上必须把它看做是经常潜伏于女人处境的危险之一。然而法律坚持认为这是不正当行为，因而要求这种细致的手术只能秘密进行。

没有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点更荒谬的了。有人坚持认为，这样的手术很危险。但诚实的医生却和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一起承认，“堕胎如在医院由称职的专家来进行，且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不会有刑法所断言的那种严重危险”。另一方面，目前实际采取的那种堕胎方式，却给女人带来了严重的危险。由于做堕胎手术的医生缺乏熟练的技术以及手术条件恶劣，造成了许多意外事故，有些甚至致人以死命。

被迫做母亲只会把不幸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的父母将无法抚养他们，他们将会变成靠接受社会救济为生的人，或“儿童殉道者”。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虽然十分注意保护胎儿的权利，但孩子一旦出世，就会对他们漠不关心；我们的社会宁肯对堕胎者进行彻底调查，也不去改造声名狼藉的所谓“社会救济”制度；那些应对孩子受百般折磨负责的人可以逍遥法外；社会对孤儿院和私人收养者的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视而不见。如果说社会并不承认胎儿属于怀孕的女人，那么另一方面它却同意孩子是属于父母的一种物品，他们可以任意加以摆布。前不久，就在同一个星期里，一个外科医生由于被指控犯有堕胎罪而自杀身亡，而另一个几乎把自己的儿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且是缓期执行。最近，有一个父亲不照顾他的儿子，任其死于喉炎；还有一个母亲拒绝请医生为女儿看病，因为她要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在举行葬礼时孩子们向她扔石头；然而在记者表达他们的义愤时，一些有身份的人却抗议说，孩子是属于父母的，外人不得进行干预。公开的报道表明，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象是，法国有上百万儿童的身心处于危险状态。北非的阿拉伯女人无法采用堕胎方法，她们生的孩子十有七八都夭折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由于这种可怜而荒唐的多育扼杀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情感而感到不安。如果这一切有利于道德，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此外还应当说明，那些对胎儿生命表示极郑重尊重的人，也正是那些极热衷于把成年人送到战场上去送死的人。

反对堕胎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至于道德上的理由，归根结底是天主教的论点：未出世的孩子具有灵魂，如果未经洗礼就中断他的生命，这个灵魂就绝无升入天堂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会虽然时常允许杀死成年人，例如在战争和执行死刑时，却以毫不妥协的人道主义来对待尚处在胎儿期的人。在这里，未经洗礼固然不可以获得赎罪，但圣战时代的异教徒也同样未经过洗礼，可是杀死他们却受到热情的鼓励。毫无疑问，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们，要比今天被送上断头台的犯人和死在战场上的士兵，更并非是全都能蒙受天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都会把问题推到上帝思典上面；它承认人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拯救灵魂要在人和上帝之间加以解决。那么为什么不许上帝接受胎儿的灵魂升入天堂？只要得到教会会议批准，上帝就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就像在辉煌时代以宗教名义屠杀异教徒时，他并没有表示异议一样。

事实上这种障碍是一种古老而顽固的传统，与道德毫无关系。此外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我在前面有机会提到的那种男性虐待狂。鲁瓦博士1943年献给贝当的那本书是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它是不诚实的不朽范例。作者以慈父般的忧虑坚持认为堕胎是危险的，然而又认为剖腹产最有益于健康。他赞成把堕胎视为犯罪而不是过失；甚至在需要采取医疗措施时——即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时，他也不许堕胎。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进行抉择是不道德的，基于这种论点，他奉劝母亲作出牺牲。他断言胎儿不属于母亲，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然而这些“有正义感的”医生们在为母亲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又认为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并不是对母体有害的寄生虫。从某些人极力拒绝接受一切有利于妇女解放的事物可以判断出，反女权主义现在仍很猖狂。

此外，使许多年轻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病弱的法律，完全无法保证生育率的增长。赞成和反对堕胎合法的人都认为，强制性法规已经彻底失败。在法国，据权威人士认为，近几年每年的堕胎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而且其中2／3是已婚女人。因手术秘密和不当而造成的伤亡人数，虽然还不知道，但肯定很大。

有时堕胎被称为“阶级犯罪”（classcrime），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避孕知识在中产阶级当中已得到广泛普及，浴室的存在使得这种知识，比在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工农家庭，更容易得到实际应用；中产阶级的年轻女人比要其他阶层的妇女谨慎；而且对于生活在舒适环境里的人来说，婴儿也不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贫困、住房拥挤以及女人对家外工作的需要，是一些最常见的堕胎原因。看来夫妇有了两个孩子一般就会决定节育；所以可恶的堕胎女人，同时也是抱着两个金发天使的伟大母亲：她是同一个人。但在低收入的群体当中，无论有着多么迫切的需要，流产和堕胎对所有相关的女人也还都意味着绝望、听天由命和巨大的痛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环境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式结婚或身为情妇过着舒适生活的女人，肯定会得到男人的资助，她有钱，有亲戚，因而条件会十分优越。首先，她会比别人更容易得到忠告去做“医疗性的堕胎”，必要时，她还可以到瑞士去旅行，因为瑞士对堕胎持自由和宽容的态度。在目前的妇科知识水平下，这种手术若是在各种消毒技术皆很优越的条件下由专家进行，必要时若使用麻醉剂，便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她就是得不到正式的合作，也会得到私下的帮助，而这对她同样是安全的：

她很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换取精。动的照顾，而且她不必等到怀孕很久才去堕胎；她会得到认真地护理。某些特权者断言，小小的意外反而会对健康有好处，可以使气色变得更好。

但另一方面，极少有那种悲惨的处境，能比处在孤苦伶仃境遇的少女，更让人可怜的了。为了消除周围人们认为的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她只能采取“犯罪”行动。这正是每年法国约30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和农妇身上发生的事情。做非法母亲，甚至在今天，也还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许多人宁肯去自杀，或者去做杀婴犯，也不肯去做非法母亲，而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刑罚，都无法阻止她们“打掉”尚未出世的婴儿。诱奸是个很普通的故事，通常是多少有点无知的女孩子，被一个不负责任的情人引诱，直到发生那种几乎木可以避免的事情；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得不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实情，再后来就是堕胎。

堕胎固然可怕，但它也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逃避后果的手段。

说服女人打掉孩子的往往是诱奸者本人。情况不外乎如此：

或者她发觉自己怀孕时，他可能已经把她抛弃，或者她可能非常希望对他隐瞒这件丢脸的事，或者她可能发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会拒绝生下这个孩子，可是并非没有遗憾；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由于她未能当机立断打掉胎儿，也许是由于她没有门路，或者是由于她没有现款，服用无用的药物而失去了时间，她可能要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后才去打胎；这时堕胎要比前几个月危险、痛苦和将就得多。女人对此很清楚，所以她在试图解脱时会感到极度痛苦和绝望。在农村，几乎没有人懂得使用探针；

“失足”的农妇让自己从谷仓梯上或者从楼梯上摔下来，结果往往摔伤而又白费功夫；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在篱笆下或阴沟里发现被勒死的婴儿的尸体。

城市妇女倒是相互帮忙的，但要找一个非专业的堕胎者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凑够足够的钱。所以孕妇经常求助于女友，要不就索性自己来动手术。这些非专业的堕胎者往往是不称职的，在使用探针或织针时很容易引起穿孔。一位医生告诉我，有个厨师很无知，她本想往子宫里注射醋液，却注射到膀光里面去了，结果疼得死去活来。这种堕胎手术，开始得很粗鲁，进行得漫不经心，所以往往比正常的分娩更为痛苦，也许还会伴随着濒于癫痫发作的神经紊乱，可能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也可能造成致人于死命的大出血。

柯莱特在《格里比奇》里，描写了一位音乐厅里的舞蹈演员，在她母亲的无知操纵下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母亲说，标准疗法是先喝浓浓的肥皂液，再跑上个15分钟。此类疗法在试图打掉胎儿时常常要了母亲的命。我听说一个速记员，因不敢求人帮忙，泡在血水里不吃不喝，在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四天。

很难想像哪种遗弃，能比夹杂着死亡、犯罪和羞耻的威胁的遗弃更可怕的了。对于贫困但已结婚的女人来说，只要她们的堕胎行动征得了丈夫同意，而又没有经受无用的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痛苦就不会那么强烈。关于这最后一点，一个社会工作者告诉我说，她那个地区的女人都在互相交换意见，互相借用工具，互相协助，仿佛堕胎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不得木忍受严重的肉体痛苦；医院不能不去接受一个开始流产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给她做刮宫术时，却不给她使用任何止痛剂，以便对她进行残酷的惩罚。似乎这种迫害并未激起女人的义愤，因为她们只是太习惯于受苦了；但她们对于自己日益蒙受的耻辱是很敏感的。她们要接受的手术须秘密进行并且是犯罪这个事实，增加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使它有一种令人感到卑贱和痛苦的性质。痛苦、疾病和死亡都具有惩罚的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受苦与折磨、意外与惩罚之间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这种种危险，使女人深感自己是罪有应得，而这种对痛苦和越轨的解释，尤其令人感到痛苦。

对这出戏剧的道德方面的感受强度，要依环境而定。对于高度“解放”的女人来说，这几乎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她们有办法，有社会地位，有她们自己的开明社交圈子；就是对于那些饱受穷困潦倒之苦的女人来说，这也几乎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她们蔑视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只不过是在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有点不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是必须经历的，如此而已。但是许多女人仍在受着一种道德的威胁，对于她们来说，这种道德尽管无法成为她们的行为规范，可仍有很高的地位；她们在心里还是尊重她们所违犯的法律的，所以她们为这种违法行为深感痛苦，她们的痛苦因不得不找一个同谋者而加深。

首先，她们要蒙受乞求和卑躬屈膝之辱：她们要为找门路去求人，她们要去求医生和助产士照顾自己；她们要冒被傲慢拒绝之险，或者她们要在下流的同谋者面前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蓄意请别人从事非法行动，是大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经历，也是令女人处在又羞又怕的困窘中的经历。说心里话，她往往不愿意中止妊娠，尽管她又千方百计地这样做。她在自相矛盾。她的本意可能完全是想要个孩子，可她又去阻止孩子的出世；即使她没有一点做母亲的主动欲望，她仍然会对她的这种可疑行为感到不安。因为尽管堕胎事实上不等于谋杀，但基于同一观点，也还是不应当把它看做纯粹的避孕方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无疑正在发展，而这个过程的的确确被终止了。

有些女人会永远无法忘掉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已婚女人的实例，换个角度看，她的心理是正常的，她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被迫两次失去已怀三个月的胎儿，于是觉得自己有义务给每个胎儿立个小墓碑。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然而她仍然虔诚地去照看这些墓碑。如果流产是有意引起的，女人会更有理由产生一种有罪感。童年的那种在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之后而产生的自责感，现在会重新出现，女人会对杀死一个婴儿感到有罪。病态的忧郁可能是这种有罪感的表现。其他女人则可能会由于堕胎而产生自残的感觉，对同意或要求进行这种摧残的男人怨恨不已。在多伊奇夫人援引的另一个实例，有一个女孩子深深地坠入情网，由于担心影响情人的前途而坚持堕胎；但后来她拒绝再见到他，她觉得自己牺牲得太多了。如果说像这样明确断绝关系是十分少见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女人会变得性冷淡，不论是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和使她怀孕的那个男人在一起。

男人对待堕胎的态度往往是轻率的；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凶残的大自然降给女人的一种灾难，因此，并没有意识到所涉及到的价值。求助于堕胎的女人要和女性价值分道扬镇，就同时也需要完全彻底地和男人所确立的伦理观念决裂；倘若如此，她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会崩溃的。从孩提时代起，女人就被反复告知说，她仅仅是为了生育才被造出来的，对伟大母亲的歌颂不绝于耳。她的处境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如月经、疾病之类等等）和烦琐家务所带来的种种烦恼，都会由于她具有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神秘特权，而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今，男人却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为了不妨碍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职业，就要她放弃她身为女性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也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细胞增殖变成了偶发的讨厌事件；

这是女性的又一缺陷。相比之下，每月来一次的麻烦反倒似乎是件幸事：现在月经再度来临被翘首以待，而这月经曾使少女感到恐怖，后来她又为此感到安慰，因为她有可能享受到做母亲的欢乐。即使女人同意堕胎，甚至急欲堕胎，她也会觉得这是她女性气质的一种牺牲：

她被迫在她的性别里看到一种祸根，一种虚弱，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向极端，在经历堕胎的精神创伤之后，变成了同性恋者。

此外，如果男人为更成功地实现他的男人命运而要求女人牺牲生殖潜能，那么他就会暴露出男性道德规范的虚伪性。男人普遍阻止堕胎，但一旦涉及到个人，他们又会把堕胎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予以接受；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无所顾忌的玩世不恭态度，自己反对自己。但女人通过自己受伤的肉体，可以感受到这种矛盾；就公开反抗男性的不诚实来说，她通常是太怯懦了；她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使她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罪人，同时她觉得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以具体的直接形式，以她自己的身体，体现了男人的错误，但他却总是摆脱错误，把它推到她身上；他不过是用乞求、威胁、通情达理或愤怒的口吻说上几句，但很快就会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而她却要用痛苦和血泪来理解这些话。有时他什么话也不说，一走了之；但是他的沉默和出走，更明显地违反了男性所确立的全部道德规范。

“不道德的”女人是讨厌女人的人最热衷谈论的题目，但这个题目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

对于男人公开加以颂扬而私下却加以蔑视的专横原则，她们心里怎么能不怀疑呢？她们学会了不再相信男人说的话，无论是赞扬女人的，还是赞扬男人的：她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被掠夺的流着血的子宫，撕成碎片的深红色的生命，就是这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正是第一次堕胎，让女人开始“懂得了”这一切。对许多女人来说，世界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然而，由于没有普遍实行有效的避孕，堕胎在今天的法国，仍是那些不愿意让注定面临悲惨和死亡命运的孩子出世的女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斯特克尔十分公正指出的：“不准许堕胎的法律是不道德的，因为每时每刻都必然有人违犯它。”

避孕与合法堕胎，使女人有可能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义务。就目前而言，女人受孕部分取决于自愿，部分取决于偶然。鉴于目前人工授精尚未普遍采用，想做母亲的女人——因为缺乏同男人的接触，或因为她的丈夫无生育能力，或因为她本人无法怀孕，可能不会如愿以偿。另一方面，女人又往往发觉自己是被迫生育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对怀孕和做母亲的体验，依女人实际态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种态度可以是反抗的、听天由命的、心满意足的或是热情的。应当看到，年轻母亲的公开决定和声明并不总是与她内心的欲望相一致。

年轻的未婚母亲也许会被突如其来的、不得不承受的物质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从而万念俱灰；不过她也可能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实现深藏于内心的梦想。另一方面，对怀孕采取欢迎态度并感到快活和骄傲的年轻已婚女人，也可能会由于受她不愿意公开承认的幼年魔念、幻想和回忆的影响，而在内心深处对怀孕感到恐惧和厌恶。这就是女人为什么保守这方面秘密的原因之一。她们之所以保持沉默，部分是由于她们喜欢让自己为神秘所笼罩，喜欢那种唯独她们才有的体验；然而她们也为她们所感受到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如南希·黑尔所说：

“对怀孕的成见是梦，它和临产痛苦之梦一样会被完全忘却。”这些复杂的真相，当时她们都很清楚，后来又被忘得一干二净。

如我们看到的，从童年到青春期，女人对母性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做母亲是奇迹和游戏，布娃娃代表未来的孩子，她可以占有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它；对于少女，做母亲则似乎威胁了她所珍视的完整人身，有时会遭到蛮横的拒绝。有时她怀着对怀孕的幻觉和种种焦虑，既害怕又渴望做母亲。有些女孩子喜欢对她们所照料的孩子行使母亲的权威，却无意承担其各种责任。也有些女人一辈子都持这种态度，她们害怕自己怀孕，却去当助产主、护土、保姆和忠实的阿姨。还有些人并非讨厌做母亲，而是由于对爱情生活或事业的过分专注才没有去做母亲。或者她们担心孩子会成为她们本人或她们丈夫的一种负担。

女人常常有意努力不让自己怀孕，不论是通过回避一切性交，还是通过采取避孕措施；

但也有些不承认自己害怕生育以及心理的防御反应确实在阻止怀孕的实例；通过医学检查，经常可以发现源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紊乱情况。是接受怀孕，还是回避怀孕，取决于和对怀孕的一般态度相同的因素。在怀孕期间，女人的生育梦想和青春期焦虑又开始出现了；其感受方式，依女人与她母亲、她丈夫及她本人的关系而极其多种多样。

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在某种程度上，她便会取代她自己的母亲：这意味着她的彻底解放。她若真诚地希望做一个母亲，就会为自己怀孕感到喜悦，鼓起勇气独自走完怀孕的全过程；但她若仍在受着母亲的支配，并且很愿意接受这种支配，那么她就会相反，把自己置于母亲的掌握之中；这时她就会觉得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和兄弟姐妹没有什么两样，并不是她自己的后代。她若是既希望又不敢解放她自己，就会唯恐孩子不会解救她自己，重新把她自己给禁锢起来，这种焦虑甚至会引起流产。而那种对童年所仇恨的母亲的有罪感，也可能或多或少地给怀孕带来不利影响。

女人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一个业已成熟并且独立的女人，可能想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我就知道一个人，她一见到英俊的男人，眼睛里就会放出快活的光辉，这并非出于性的欲望，而是因为她断定他是个好父亲；这类人是热衷做母亲的女英雄，她们对人工授精的奇妙前景十分热心；如果这种类型的女人嫁给孩子的父亲，她会拒绝让他拥有对他们后代的任何权利；她会极力像劳伦斯《耳子与情人》中的保尔的母亲那样，在她本人和他们共同后代之间，建立一种排他性的联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接受新责任时，需要得到男性的支持；只有男人对她专心致志，她才会愿意对刚出生的孩子专心致志。

妻子越是幼稚怯懦，这种需要就越是强烈。有时，十分年轻的妻子在有了一两个孩子之后，便会变得惊恐不安，她对丈夫的要求也会变得过分。她会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想让他经常呆在家里；她会干扰丈夫的工作，把偶尔发生的小事当成多么不得了的大事；她还会经常让他帮她做这做那，以至使他无法在家里呆下去。

如果妻子爱她的丈夫，她就会想丈夫之所想：她是否会愉快地接受怀孕和做母亲的义务，这要看丈夫对此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烦恼。有时，想要孩子是为了加强私通或婚姻关系，而母亲依恋孩子的程度，则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其处境将仍然可以是不同的；她可能会给孩子以强烈的专注，不许丈夫插手孩子的事，或者相反，她会对孩子表示憎恶，认为他是她极其讨厌的男人的后代。新婚之夜的粗鲁行为，可能会让此时怀上的孩子在出生前后都受到憎恶。托尔斯泰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她第一次怀孕使她在身心上都处于病态，这反映了她对自己丈夫的矛盾情感。

但怀孕首先是女人本人身体里演出的一场戏剧。她觉得这既是一种丰富又是一种伤害；

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又是靠她的身体喂养的寄生物；她既占有它，又为它所占有；它象征未来，当怀上它时，她觉得自己和世界一样浩瀚；然而也正是这种富足消灭了她，她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是了。新的生命即将出现，并将证明它自己有权独立存在，她为此而自豪；

但她也觉得自已被抛来抛去，是被动的，成为黑暗力量的玩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孕妇身体处于超越状态时，她又感到这个身体是内在的：它呕吐、不适，对自身进行攻击；它不再为自己而存在，所以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工匠和行动者的超越性含有主观性因素；但做母亲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却不再存在；她和消耗她的孩子构成一体，形成为生命所摧垮的一对儿。孕妇成了大自然的俘虏，她是植物和动物，是储备着的胶质，是孵卵器，是卵子；她把为自己有年轻平直的身体而骄傲的儿童吓破了胆，也引起年轻人的轻蔑嘲笑，因为她虽是一个人，是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却变成了生命的被动工具。

通常生命只是生存的一个条件；它在妊娠期仿佛是有创造性的；但那是一种奇怪的创造，因为它以偶然和被动的方式完成。有些女人会从怀孕和哺乳当中享受到极大快感，以至希望它们能够无限地重重下去；一旦婴儿断乳，这些母亲便会有一种受挫感。这种女人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是受孕体，和高产的家禽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发挥她们的肉体功能，她们迫切要求牺牲自己的行动自由：她们觉得，她们生存的正当性，通过自己身体的被动生育力，得到了稳固证明。如果肉体完全是被动的、惰性的，它便不能体现超越，哪怕是以退化的形式；

它将会是迟钝的、无生气的；但当生殖过程开始时，这个肉体就会变成根茎、源泉和盛开的花朵，显现出超越性，呈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骚动，尽管同时它仍是一种粗俗的和现在的现实。女人以前在幼年断乳时所经历的分离，现在得到了补偿；她重新投身于生命的主流，再度同事物的整体，同无限的世代之链中的一环，同借助于另一个肉体并为这个肉体而存在的肉体，结合起来。当母亲感到自己在怀着沉甸甸的孩子时，或者当她把他紧搂向自己隆起的乳房时，她实现了在男性怀抱中所追求的（又很快得而复失的）融合。她不再是一个屈从于主体的客体，也不再是一个受与自由相伴的焦虑折磨的主体，她与那种暧昧的现实（生命）

联为一体。她的身体终于属于她自己，因为它是为孩子存在的，而孩子是属于她的。社会承认她拥有占有权，而且赋予这种权利以神圣的性质。她的胸脯，以前只有性爱的特征，现在成为生命之源，可以自由地袒露；就是宗教图画，也在向我们展示圣母玛丽亚坦胸露乳地哀求她的儿子拯救人类。随着母亲对自我的放弃，被她的身体和她的社会尊严所异化，她产生了愉快的幻觉，觉得就地本身而言，就某种价值而言，她是一个人。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她没有真的创造婴儿，他在她的身体里自己创造自己；

她的肉体所产生的仅仅是一个肉体，她根本不能够确立一种生存，这种生存只能自己确立自己。源于自由的创造行动，把客体确立为价值，赋予它以主要者的特性；而母体中孩子的生存正当性，却未得到这样的证明；他始终只不过是细胞的一种自然增殖，是自然的一种残酷事实，和死亡一样是依环境而偶发的，并且在哲学上与死亡是对应的。母亲有自己想要孩子的种种理由，但她不可能给这个独立存在的人（他明天即将存在）以他自己的生存理由，给他以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是把他作为她的一般化身体的产物，而不是作为她的个体化生存的产物，将他生出来的。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就很懂得这一点，她说：

我从不认为他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他的生命是在我的身体里发生的，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让他发育到一定的期限，绝不能仓促行事，哪怕这意味着我死。后来他出世了，是我把他生出来的；于是他好像是我生活中的可能做完的一件工作……但他毕竟不是那么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化身之谜在每个母亲身上都重复着；每个出世的孩子都是被造成人的神：

除非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将自我实现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母亲参与制造了这种神秘，但她未能控制它；这个发育于她的子宫的人，最后将会有怎样的真正本性，是她所不能影响的。她用两种相互矛盾的幻想表现了这种不确定性：每个母亲都认为她的孩子会成为英雄，因而一想到生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她也害怕生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或怪物，因为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肉体是否幸福要取决于环境，因而是偶然的——而且这个在她身体里住着的胎儿，只不过是一个肉体。有时这种那种神话令她感到困惑；

但女人屡屡在这两种矛盾的幻想之间摇摆不定。此外她也感到另一种含糊性。由于卷入了物种的大循环，她不顾时间和死亡去肯定生命：她由此看到了不朽；但她通过自己的肉体也感到了黑格尔的话的真实性：“孩子的出生就是父母的死亡。”黑格尔还说，孩子正是“那种外在于他们的爱情之物”，反之，孩子将“在同自身根源的分离过程中”获得他自己的存在，“而在这分离过程中，那根源将找到它的终点”。对于女人来说，她自己的这种投射，也是她死亡的预兆。每当想到分娩，她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她在这时表现了这种真实性：她担心这会意味着她自己生命的丧失。

怀孕的含义是如此暧昧，当然女人会对它采取一种矛盾态度；而且她的态度会随着胎儿发育的不同阶段而变化。首先应当强调，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婴儿并不存在；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想像中的存在；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可以默默地想着这个几个月后就要出世的小家伙，可以忙个不停，为婴儿准备摇篮和其他一切用品；她所具体感受到的只是，发生在她身体里的紊乱的机体现象。某些主管生命和生育力的高级祭司神秘地宣称，女人通过她所感受到的某种快感可以得知，男人刚才已经让她受孕：这种神话应当予以抛弃。她在这种事发生时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直觉，后来只能从多少是无法确定的某些迹象来进行推测。她的月经停止了，她变胖了，她的乳房变得又大又娇嫩，她头晕和呕吐；有时她只是以为自己生了病，医生则向她讲明了她的实际情况。然后她才知道她的身体注定要超越它本身；源于她的肉体但又和她的肉体不相干的那个生长物，在她的身体里回复一日地变大；她成了把本身的神秘法则强加于她的物种的猎物，通常这种对陌生的外在力量的屈从使她感到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清晨的不适和呕吐。这部分是由于此时胃分泌液的变化引起的；但若是这一反应不曾为其他哺乳动物所经历，因而对女人是一种重要的反应，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便是心理性的；它表明了人类女性中的物种与个体冲突的激烈程度。即使女人非常想有一个孩子，她的身体在被迫经历生殖过程时，也会进行激烈的反抗。斯特克尔说，“在神经性焦虑的情况下”，孕妇的呕吐总是表明对婴儿的某种拒绝态度；如果女人基于往往是难以言状的理由，采取敌视态度，消化系统的毛病就会被夸大。

海伦·多伊奇说：“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呕吐作为怀孕的口部征兆，其在心理上的加剧，只有在口部的排他倾向伴随着对怀孕或胎儿的敌视情绪时才会出现”；她还说：“怀孕时呕吐的真正含义，往往和少女歇斯底里呕吐的真正含义完全相同，少女的这种呕吐是因无意识的怀孕幻想引起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古代口中受孕观念的再现，孩子们常常接受这样的观念。

幼稚的女人尤其和过去一样认为，怀孕是一种消化器官的疾病。海伦·多伊奇举了一个病人的例子，这个病人小心地检查自己是否吐出了胎儿的碎片，虽然她也知道这种无法驱逐的想法是荒唐的。病态的饥饿，没有食欲，以及厌恶的感觉，都同样表明了想保留胎儿和想摧残胎儿两种希望之间的犹豫不决。我曾认识一个年轻女人，她同时患了过度呕吐和严重便秘症；

她主动和我说，她有一种模糊的念头，又想打掉胎儿，又想逼迫自己保留胎儿，这和她的自觉愿望相吻合。

阿瑟博士（Dr，AIthuS）在他的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情况，简述如下：

t夫人出现了严重的怀孕紊乱，并伴有失控性呕吐……她的情况十分紧急，必须建议她进行治疗性堕胎……病人对这种想法十分不安……所做的简要分析表明，t夫人下意识地把自己认同于以前的一个校友，这个校友曾在她的感情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因为第一次怀孕而离开了人世。一旦把这一背景引入意识，症状便消失了；两个星期后她仍在呕吐，但不再有危险。

便秘、腹泻以及排他性努力，始终是欲望和焦虑的同一种混合体；有时它的结果是流产：

几乎所有的自然流产都有心理上的根源。上面提到的种种紊乱越是受到强调，女人就越是会认为它们是重要的，就越是会以自我为中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孕妇的众所周知的特殊欲望，是一些无知的、被随心所欲保持着的魔念；在受孕与营养相关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它们总是涉及到要吃的东西；孕妇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会产生时常是无法摆脱的欲望，就会表现出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情形在心理紊乱时也常常发生。这种欲望的滋生是一个传统问题，正如歇斯底里的滋生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孕妇希望有这种欲望，她始终留心着这种欲望，她虚构着这种欲望。我听说一个年轻的未婚孕妇，她想吃菠菜想得发疯，便跑到市场上买了一些，在等着菠菜做熟时急得直跺脚。她用这种方式表现了她对孤独的焦虑；由于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她迫不及待地忙于满足自己的欲望。阿伯兰特公爵夫人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孕妇的这种欲望显然是由周围人的暗示引起的。她抱怨说，她怀孕时，周围的人对她关心得太过分了：

“这些照顾和善意的关心加剧了不适、呕吐、神经质以及其他许多几乎总是随着初次怀孕而来的痛苦，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有一天，我和母亲一起吃晚饭，是她开的头……‘天哪！’她突然大叫道，‘天哪！我忘了问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可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回答。“你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母亲吃惊地叫道，“什么都不想吃？！但这种事还没有听说过。你肯定是搞错了。

你还没有注意过。我要对你婆婆说说这件事。”

于是我的两位母亲在一起商量。朱诺也担心我会给他生下一个长着野猪脑袋的孩子……他每天早上问我：“劳拉，你想吃什么？”我丈夫的姐姐也在旁边附合著……她说，她见过数不清的人都是因为吃不到想吃的东西才变丑的……我终于吓坏了……我挖空心思地想我到底最想吃什么，可竞一样也想不出来。有一天我正在吃菠萝饼时，终于想到菠萝是我最想吃的东西。我一深信我想吃菠萝，便首先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由于我发现它们还不到季节而增强。

啊，当时我觉得，那种疯狂欲望使你感到，如果得不到满足你会死掉。［菠萝总算搞到了，并且端到了我的面前。我推开了盘子。“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毛病，反正不能吃菠萝。”……他们只好把盘子端走，还把窗户打开，在我的房间撒了香水，以便把那种突然令我十分厌恶的气味除得一干二净。最让人奇怪的是，此后若不是实际上在强迫自己的话，我再也不能够吃菠萝了。

最受人关心或最自我关注的女人，是那些最大量地显示病态征兆的人。那种最容易度过怀孕磨难的人，一方面是些完全献身于生殖功能的主妇，另一方面是些有男人味儿的女人，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冒险并不感到特别恐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心甘情愿地度过去，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德·史达尔夫人在度过怀孕期时就像在经历谈话似的轻松自如。

随着怀孕的进展，母亲与胎儿的关系也在变化。胎儿被牢牢地固定在母亲的子宫；两个机体相互适应；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生物学交换，使女人能够重新获得平衡；她不再觉得自己是被物种占有，而是她占有了她身体的果实。在最初几个月，她仍是个普通女人，尽管她体内的那种神秘活动一直在持续；后来大家公认她是一个要做母亲的人，她的虚弱只不过是她的荣耀的另一方面。当她的虚弱变得日益明显时，一切都得到了谅解。许多女人发现，怀孕后期她们的心情平静得出奇：她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正当性得到了证明。她们以前总是感到有一种想观察自己、想检查自己的欲望；但出于社会礼仪，她们总是不太敢自由地放纵这种好奇心。现在这则成为她们的权利；她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孩子做的。人们不再要求她们工作或作出努力；她们也不再非得去考虑别人的事情不可；她们对未来的梦想，使此时此刻有了意义；她们只须让自己活着；她们在度假。

孕妇的——［存在理由〕就在那里，在她的子宫里，并赋予她以丰富多彩的完美意义。

海伦·多伊奇的一个病人说：“它犹如冬天一直在燃烧着的炉子，呆在那里只是为了你，完全服从你的意志。它也像夏天不停喷出冷水的淋浴，令人感到清爽。它就在那里。”于是，随着自我实现，孕妇也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她觉得自己是“令人感兴趣的”，是从少女时就强烈希望成为的某个要人；作为妻子，她因依附于男人而每况愈下；现在她不再作为性的客体进行服务，但她仍然是物种的化身，她象征着生命的希望，永生的希望。周围的人尊重她；她的任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如我们所见，这是鼓励她发明“欲望”的原因。海伦·多伊奇说，“怀孕使女人有可能让在其他场合似乎是荒谬的行为变得合理。”由于她子宫里另一个人的存在，证明了她生存的正当性，她终于有了特权，使她完全是她自己。

柯莱特在《晚星》中描述了她自己的怀孕过程：

不知不觉地，慢慢地，女人对怀孕的幸福感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适，任何痛苦。幸福感，满足的愉快呻吟——我该用怎样的科学的或普通的字眼来称呼这种庇护感呢？这种情感肯定是绝对势不可挡的，因为我至今没有忘却。我讨厌隐瞒我过去未曾注意到过的这种感觉——这就是自豪感，庸俗的崇高感。当我的果实日渐成熟时，我享受到了这些感觉……每天晚上我都向我生活的一个美好时光道个小别。我十分清楚，我回顾这段时光时会感到遗憾。但兴奋、满足和幸福淹没了一切，驾驭我的是温柔的动物性，因体重增加而产生的惰性，在我身体里发育的小东西发出的无声要求。

第六个月，第七个月……第一颗草莓，第一朵玫瑰。除了漫长的假日，我又能把我的怀孕称作什么呢？分娩的阵痛已被忘却，但漫长、美好至极的假日却没有被忘却：这一切我全都记得。我尤其记得闲暇时我昏昏欲睡的情景，我觉得我又回到了童年，特别想在地上、草坪上、温暖的大地上睡上一觉。这是我唯一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有益健康的。快分娩时，我就像是一只偷了鸡蛋想溜走的老鼠。我感到不便，变得非常疲倦，连床都上不去了……虽然我觉得笨重和疲倦，我的假日仍在继续。我得到了不少特权和关心的保护。

柯莱特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称这种愉快的怀孕，是“男人怀孕”。事实上，她似乎是这种女人的典型：她们能够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状况，因为她们对这种状况并不全神贯注。同时她作为作家，也在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婴儿发出指示，他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把笔帽套在了钢笔上。”

其他女人的心情则比较沉重；她们不断思索着她们新的重要地位。哪怕受到点极小的鼓励，她们也会在自己身上复活男性神话：她们用生命繁殖的黑暗，去对抗精神之光；用神秘的内在性，去对抗清晰的意识；用不遂人意日益膨大的沉重腹部，去对抗含义丰富的自由。

要做母亲的女人，觉得自己和土壤与草地。根与茎是一体的；她睡着时，她的睡眼就像骚动世界的苍茫浑沌的睡眠。有些人比较能忘却自我，她们尤其喜爱长在她们身体里的那个有生命的小宝贝。在塞西尔·索瓦热的诗歌《芽之灵》中表现了这种喜悦：

你属于我犹如黎明属于平原，我的生命包围着你，犹如温暖的羊毛，你娇嫩的肢体在这儿悄悄地长大。接着是：

萌发的小生命连着我的精华，我用自己的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真奇怪，我觉得我好像在参与形成一颗极小的行星，在塑造这脆弱的天体。我离生命从来没有这样近过。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感到，我是大地的姐姐，与它的草木和旺盛生命力联为一体。我的双脚踏在大地上时，仿佛它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梦见长笛、苏醒的蜜蜂，还有露水，因为他在我腹中踢腾和骚动。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萌动的生命，是怎样用春季的清新和青春的活力充实了我的心！想一想吧，这就是皮埃罗的，J、生命，在我腹内的黑暗中，这个小生命正在让和他一样的无限深沉的两个大眼睛完美起来。

另一方面，那些本来就乐于讨好男人的女人，那些基本上把自己看做性的客体的女人，那些热爱自己形体美的女人，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形、变丑，不再能引起男人的欲望时，便会深深地感到苦恼。她们会觉得怀孕根本不是度假，不是丰富，而宁可说是自我萎缩。

伊莎多拉·邓肯就这样写道：

孩子现在越来越表现自己了。看到我大理石般美丽的身体变软了，变弱了，变横了，变形了，真让人感到吃惊……我在海边漫步时，有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感和威武感，我觉得这个小东西将是属于我的，唯一属于我的，但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落入可怕的陷阱，是个非常可怜的动物……我有时充满希望，有时又十分绝望，常想起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我在遥远国度的遨游，我的艺术发现，这些作为遥远的膝跪的序幕，把我渐渐地引到了这一天——孩子出生之前。一个农妇能有什么呢？……各种痛苦和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徒劳地告诉自己，每个女人都会有孩子……在人生的旅途中这就是一切，等等。不过，我还是感到害怕。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一种我闻所未闻的莫名的害怕……我惊异地注视着我可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膨大了……我那可爱的年轻身材哪里去了？我的报负哪里去了？我的名气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悲哀和沮丧。这种同巨大生命的比赛进行得太过分了。但当时我也想到随着孩子即将出世，所有这类痛苦都会消失的……我在那天晚上小心地等待着那不堪忍受的时刻……为了母亲的光荣，我们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啊！

在怀孕的最后阶段，母子有了分裂的迹象。对孩子的第一个动作，对世界人口发生的朝着子宫壁（它使他与世隔绝）的踢腾，女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受。对这种预告一个独立的生命即将出现的信号，有的女人感到无限的惊奇，有的女人则可能对腹中的陌生人感到厌恶。

胎儿与母体的结合又一次受到干扰：子宫下垂，孕妇有一种受压迫、紧张和呼吸困难的感觉。

这时，她并不是为一般物种所占有，而是为即将出世的婴儿所占有；在此以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心理形象，一种希望；现在，他变成了一种眼前的坚固现实，而这种现实造成了新问题。

每一种转变都会带来极大的焦虑，分娩尤其令人惊恐不已。每当孕妇临产时，她童年的各种恐怖都会重现；如果有罪感使她认为母亲在诅咒她，她会确信她将死去或者孩子将死去。在中，托尔斯泰就把年轻的丽丝描写成这类幼稚的女人：她们把分娩看成死刑判决；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是在这时死去的。

分娩在不同情况含义大不相同：母亲既希望能保存这个作为她自我的一部分的可爱而又可贵的肉体，又希望能摆脱这个入侵者；她希望梦想终于能在她身上成为现实，但又害怕实现母性会带来新的责任。两种欲望都占支配地位，但她常在两者之间烦恼不已。在临近这种令人不安的灾难时，她往往也会表现出三心二意：她想向自己和周围的人——她的母亲，她的丈夫证明，她能够独自闯过难关；但她同时也会由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由于极其不满意自己仍然是被动的，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她的家庭恨恨不已。有独立性格的女人——主妇或男人气的女人，在快要分娩乃至分娩时，会愿意扮演主动角色；性格很幼稚的那些女人，由于被托付给助产士或母亲，将会是被动的；有些人会对没有大哭大嚎感到骄傲；也有些人会拒绝服从任何指挥。

总之，我们可以说，女人通过这种危机表明了她们对一般世界，对她们变成母亲的根本态度：她们也许是能吃苦的，听天由命的，苛求的，专横的，反抗的，被动的，或紧张的。

这些心理倾向，会对整个怀孕过程以及对分娩的困难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分娩也受纯机体因素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女人和某些雌性家畜一样，在履行大自然分给她的功能时，需要得到帮助；有些在艰苦环境里生活的农妇和羞于见人的未婚母亲，是独自完成分娩的，但她们的这种行为，也经常导致婴儿的死亡和母亲的不治之症。女人就是在实现她的女性命运时也还是依附的：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人类当中，自然功能同人为作用根本不可能完全分离。在自然情况下，女性个体利益与物种利益的冲突十分激烈，它常引起母亲或孩子的死亡：

正是由于人为的干预，药物的或外科手术的，才减少了乃至近乎消除了以往屡屡发生的不幸。

麻醉技术使圣经的这句话大为失效：“你将在悲痛之中生下孩子”；采用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经很普遍，在法国也开始普及；由于1949年5月通过的法律，采用这种技术在英国已成为义务。还很难确定使用这种技术以后，女人的痛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实际上，分娩时间从两三小时到24个小时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对于有些女人，分娩简直就是一种殉难。

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的整个孕期是在烦恼中度过的，她的分娩痛苦由于心理障碍而加剧。她这样写道：

就说西班牙的宗教审判吧！没有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会对此种审判感到恐惧。相比之下，这只不过是个温和的游戏。无情而又残酷，明知道无法摆脱却又无人怜悯，这个可怕的无形的精灵紧紧把我抓住，在持续的抽搐中，把我的骨肉撕开。人们都说这痛苦很快就会淡忘。而我的全部回答却只能是，只要我闭上眼睛，就又会听到我当时发出的嚎叫声和呻吟声。

相反，有些女人认为这种折磨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少数人从中得到肉欲的快感。前面所提到的斯特克尔的那位病人，她就在自述中写道，她是一个性欲十分强烈的人，以至分娩对她也是一种性行为。有一个十分有魅力的护士来为她洗澡和冲洗，她觉得高度兴奋，一阵紧张。

也有些女人说，分娩让她们感到有创造力；她们的确是自愿完成这项富有成效的任务的。

与此完全相反，许多人则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是受苦受难的工具。

母亲与新生儿的最初关系，也同样因人而异。有些女人因感到腹中空虚而痛苦：她们觉得她们的宝物被人偷走了。寨西尔·索瓦热在诗中表达了这种感觉：“我是蜂巢，群蜂离我而去”；还有：“他出生了，我失去了我可爱的小家伙，现在他出生了，我却感到孤单了。”

然而，所有的年轻母亲同时也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好奇。能够看见和抱着一个在自己身体里长成并由自己生出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不曾见到过的奇迹。但是，在把新的存在带到世界上的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中，母亲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她并不晓得。要是没有她，新生儿就不会存在，可是他却离开了她。眼看着他出世，和她断绝了关系，她非常忧郁。而且她几乎总是失望的。女人很想让这个新出生的人确实属于她，犹如她的双手确实属于她；但他的各种感受却被他牢牢地封锁起来，他是不透明的，不可入的，自成一体的；她甚至不承认他，因为她不了解他。她独自经历了怀孕的过程：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她希望她能够马上熟悉他；但事实却不然，他是个新出现的人，她对接受他时表现出的冷淡感到吃惊。在她怀孕时的幻想中，他是一个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心理形象，母亲在考虑着享受做母亲的未来；现在他却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而且呆在那里实际上是——依附的、娇嫩的、苛求的。在他终于来临给她带来的由衷快活中，夹杂着一种遗憾：她发现他不过如此而已。

分娩以后，许多年轻的母亲通过哺乳，同婴儿重建了类似动物的亲密关系；这比怀孕更累人，但使哺乳母亲可以延长度假的状态，可以享受到怀孕时所享受的平静与充实。柯莱特·奥德里谈到她的女主人公们时说：

给孩子喂奶时，她当然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喂奶也许要持续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去想以后该做些什么。她只须等待，直到他像一个蜜蜂似的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在发现同婴儿的明确的新联系前，她们一直保持着最初那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态度。柯莱特的情况便是如此，例如她不能给她刚出生的女儿喂奶，她在《晚星》中以惯有的真诚态度，描写了她开始做母亲时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仔细端详闯进家来的这位不速之客……在我凝视的目光中会含有深深的爱吗？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我的确习惯于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对这个集壮观之大成的刚出世的孩子感到不胜惊奇：她的指甲，如粉红河虾凸壳一般透明，她的脚掌，还未落地就来到我们这儿。她的睫毛如羽毛般轻盈，垂落在她的双颊上，她的眼睛仿佛在大地景物和淡蓝色的梦之间。她的小小的性器官，犹如有浅浅沟纹的杏仁，两瓣嘴唇闭合。但我却无法为这种我常发出的赞叹起个名称，我不认为这就是爱。我观察着，等待着……从这我在生活中盼望已久的注视中，我并未产生一般入了魔的母亲的那种警觉和竞争感。我不知道那个信号——它对于我来说，将预示着迈进生活的更为困难的第二阶段——何时会出现？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通过多次叮嘱、潜在的嫉妒骚动、错误的乃至正确的事先警告，通过洋洋得意地控制我低三下四地创造出来的生命，通过我想一本正经地教训别人的多少有点虚伪的意识，我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到目前为止，只有当她甜蜜的小嘴吐出清晰的话语时，只有当意识、顽皮乃至亲情使一个与其他孩子无异的孩子变成一个女儿，而且由一个女儿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能恢复平静！

也许许多母亲都会对承担新的责任感到惶惶不安。这样的女人在怀孕时完全听任肉体的摆布，不要求有任何主动精神。而今她面对着一个有权要求得到关心的人。有些女人依旧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她们住院的时候，愉快地爱抚着自己的孩子，但回家后却把孩子视为一种负担。甚至连哺乳也不能给这种女人带来任何快意；相反，她担心这会毁掉她的胸脯；她怨恨地感到自己的乳头给弄破了，乳腺给弄疼了，让孩子吸吮伤害了她；她觉得孩子吸走了她的力量，她的生命，她的幸福。孩子让她处于苛刻的奴隶地位，不再是她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个暴君；她对这个陌生的小家伙，这个个人产生了敌意，因为他威胁了她的肉体，她的自由，她的整个自我。

这里涉及到许多其他因素。女人与她母亲的关系仍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海伦·多伊奇提到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年轻的哺乳母亲，每当她的母亲来看她时，她便不来奶水；她紧张不安，就像学生上考场似的。年轻的母亲常常要求得到帮助，但她对别人照料这孩子又感到嫉妒，因而显得很不高兴。她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以及孩子父亲对此的感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综合经济和感情方面的复杂原因，孩子可能会成为负担和障碍，也可能会被当做宝贝，成为获得自由和保障的手段。有时敌意变成公开的仇恨，通过极端忽视和虐待表现出来。

通常，母亲会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努力抗衡这种敌意；她的内疚感引起一种焦虑状态，这是孕期忧虑的继续。精神分析学家们认为，母亲如果总也摆脱不掉想伤害孩子的念头，如果臆想会发生可怕的意外，那么她们就会把孩子当成敌人，强迫自己对他们进行压制。

这个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引起注意，并使母子关系明显有别于其他任何人际关系：

婴儿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这种关系——他的微笑，他的呀呀学语，除了母亲所赋予的无任何其他含义；不论他是显得迷人、无与伦比，还是显得讨厌、平庸和可恨，这都要取决于她，而不是取决于婴儿。这就是为什么冷漠。不满和阴郁的女人，若是想通过孩子获得一种伙伴关系、一种温暖、一种刺激，借以摆脱自我，其结果总是大失所望的原因。和青春期、性发动和婚姻的变化一样，做母亲的变化，在希望以外部事件更新自己的生命。从而证明生命的正当性的那些人身上，也会引起深深的失望感。索菲娅·托尔斯泰写道，那9个月在她的一生中是极其可怕的，至于第十个月，谈得越少越好。她在日记中枉费心机地想表现出一种传统的快活，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她的悲伤，她对新责任的忧虑，尽管她发誓说她有强烈的母爱，还说她爱自己的丈夫，因为孩子是属于他的。但是很显然，她如此炫耀她对丈夫的爱，仅仅是因为她其实并不爱他。这种厌恶实际上反映在她在不情愿的拥抱中所怀上的孩子身上。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描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含糊态度，她喜欢她的丈夫，但讨厌和他拥抱。她对孩子很有感情，同时却有一种空虚感，她忧心忡忡地把这种空虚感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冷漠。琳达悠闲地躺在花园里，旁边紧靠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斯坦利。

是啊，她嫁给了他。更重要的是她爱他。不是大家所见的那个斯坦利，不是平常的那个斯坦利，而是胆怯、敏感、无知、每天晚上都跪着祈祷的斯坦利……但麻烦的是……她很少见到她的斯坦利。倒是有过宁静的目光，宁静的片刻和瞬间，但其余一切时间，好像都是住在常常着火而又无法避免的房子里，坐在天天遇难的船上。而大难当头的总是斯坦利。她的整块整块的时间都花在让他得救、恢复和安静上面，花在倾听他的故事上面。剩下来的时间则在生怕怀孕中度过……说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共同命运倒是满动听的。但并不对。例如她就能证明那是错的。由于分娩，她被拖垮，变得衰弱，失去了勇气。倍加难以忍受的是，她并不爱自己的孩子。假装也没有用……

正文第十七章母亲-2

不，每当她踏上那可怕的旅途，它就好像一股寒风，吹得她周身寒彻；她实在没剩下什么温暖留给他们。

至于那个男孩子——啊，谢天谢地，母亲总算要了他；他是属于母亲的，或是属于贝里尔的，或是谁想要他，他就属于谁。她几乎从未抱过他。她对他非常冷淡，让他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琳达朝下望了一眼……

那笑是多么离奇，多么出人意料，连琳达自己也笑了。不过她控制住自己，对孩子冷冷地说，“我不喜欢小孩子。”

“你不喜欢小孩子？”男孩子不能相信她。“不喜欢我？”他傻乎乎地朝着母亲挥着胳膊。

琳达离开椅子，坐到草地上。

“你为什么老是在笑？”她声色俱厉地说，“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你就不会笑了。”……琳达对这个小家伙的自信十分惊讶……啊，不，还是真诚点好。这不是她的感觉；这是截然不同的某种感觉，十分新奇的某种感觉，十分……泪珠在她眼里滚动；

她轻轻地对男孩子说，“喂，我的小滑头！”

这些例子全都证明，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不管怎么说，反正“本能”这个词对人类不适用。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如我们刚才所见，这有无穷的变化。

然而，事实依旧是，除非环境十分不利，否则母亲会通过孩子丰富她的生活。在谈到一个年轻母亲时，柯莱特·奥德里说，她的孩子犹如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证据，通过他，她控制了一般事物，而最重要的是，她控制了她自己。作者通过一个女人说道：

他在我的怀中沉甸甸的，好像是世界最重的东西，达到了我力量的极限。他把我埋在寂寞和黑暗之中。他突然把整个世界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肩上。那的确是我想要他的原因。我自己太轻了。

如果有些母亲只想多育而不肯尽母亲的义务，在孩子断乳或出生后对他失去了兴趣，只希望能重新怀孕，那么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反倒会觉得，正是分离才会给她们带来孩子；孩子不再是她们本人的水乳交融的一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孩子也不再是隐隐纠缠她们的身体，而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经历了分娩的痛苦以后，塞西尔·索瓦热用一首诗表达了她对母亲占有的快活，她称这个婴儿是她的“小情人”，她的替身，她可以非常幸福和兴奋地抱他，吻他，向他问好；他是她“用鲜血、欢乐和赤裸肉体做成的小雕像”。

有人再三坚持说，女人十分乐意通过孩子去得到阴茎的对等物，但这种说法绝对不准确。

实际上，成年男人不像童年那样，把他的阴茎当做奇妙的玩物，对成年人来说，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他占有他想弄到手的客体。同样，成年女人所嫉妒的是男性所占有的猎物，而不是他用来占有的工具。孩子满足了在男性拥抱中所无法完全满足的那种攻击性的性爱：对女人来说，孩子相当于她可以让丈夫去找的、她本人又无法替代的情妇角色。当然，这种对应说法并不准确；每一种关系都是suigeneris[独特的］，唯一的；但正如情夫从情妇身上所得到的那样，母亲从孩子身上也得到了肉体上的充实，这种充实不是在屈服中，而是在支配中得到的；通过孩子，她得到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想得到的东西：一个他者，他集自然和理智子一身，他是猎物又是替身。婴儿是全部自然的体现。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告诉我们说，她在孩子身上发现了“一种专为我的手指触摸准备的皮肤，它实现了我对一切小猫、一切花朵的期望”。孩子的肉体所具有的柔软而温暖的弹性，是女人小时候极欲从母亲身上、后来又极想在万物之中得到的东西。婴儿是植物和动物，他的眼睛是雨水和河流，是蔚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他的指甲是珊瑚，他的毛发长得如丝一般；他是个有生命的布娃娃，一只小鸟，一只小猫；“我的花儿，我的小鸡，我的羔羊”。母亲嘟嚷的几乎全是情人的语言，如情人似的急不可待地利用这种占有；她使用了同样的占有举止：抚摸和亲吻；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她让他在自己的怀抱中，在自己的床上得到温暖。有时这种关系有明显的性的性质。

在前面引自斯特克尔的那位母亲的自述中，她说她感到羞愧，因为她给孩子喂奶时带有性的色彩，孩子的触摸令她快活得发抖；孩子两岁时，他像个情人似的抚摸她，几乎不可抗拒，她不得不拼命地摆脱想玩弄他的阴茎的诱惑。

孩子长大一点以后，母性有了新的表现；最初，他只不过是个婴儿，与其他任何婴儿无异，他只是一般地存在，只是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的一个标本；后来他一点一点地表现出个性。

十分专横的或肉欲十分强烈的女人，这时会对孩子逐渐冷淡；相反，其他一些女人（如柯莱特）这时会开始对她们的子女真正感兴趣。母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是替身，是alterego［第二自我]，有时母亲很想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他身上，然而他又是独立的主体，因而难以驾驭；他如今强烈表现出真实性，但在臆想中他又是未来的少年和成人。他是财富和宝藏，但也是她的负担和暴君。母亲从他那儿得到快活是一种慷慨；她必须通过服务、给予、和使他幸福，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活，如柯莱特·奥德里笔下的母亲那样：

于是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人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样；但是，它之所以和书上所说的童年相像，是因为真正的玫瑰极像明信片上的玫瑰。而这种幸福是来自于我的，正如喂他的奶水也是来自于我的。

和坠入情网的女人一样，母亲也很乐意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存被她所满足的需要证明是正当的；但是，使母爱变得困难和崇高的是，实际上它并不含有相互性的意味；

母亲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男人、英雄或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是沉沦于脆弱、依附于身体的呀呀学语的小人儿。孩子未占有过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和他在一起，女人仍感到孤单；她不能期望她的给予能够得到回报，她要自己去证明这种给予的正当性。这种慷慨值得赞美，男人也会不遗余力地对她大唱赞歌；但是，当母性宗教宣布所有的母亲都是神圣的时，曲解便开始了。母亲的奉献有时可能是完全真诚的，不过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母性通常是自恋、利他、懒散的白日梦、真诚、欺诈、奉献和玩世不恭的奇特混合。

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于，受托养育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孩子的母亲，实际上几乎总是心怀不满的女人：她在性方面要么冷淡，要么未得到满足；在社会上，她觉得自己不如男人；她从未独立地把握过世界或未来。她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弥补这一切挫折。人们要是清楚女人的目前处境使她的自我实现多么困难，她的心里孕育着多么多的欲望、反抗情绪和正当要求，就会知道让她去照料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这种想法该有多么可怕。

她对布娃娃时而溺爱、时而折磨时，她的行为是象征性的；但在她的孩子面前，这种象征变成了严酷的现实。母亲打孩子并非仅仅在打她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打他：她是在对男人，在对世界，或在对她自己进行报复。这样的母亲往往会后悔，孩子也许不会有怨恨，但他确实受到了打击。

母性的残忍一面一直为人所知，但以前总是虚伪地认为这一面是属于残酷继母的形象，她在“好”母亲死后惩罚她的子女。近来的文学作品时常描写“坏”母亲，如果说这种类型有点例外，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道德和端庄可以抑制她们的本能冲动；尽管如此，这种冲动仍然时常会在盛怒、打骂和惩罚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出来。和公然进行虐待的母亲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特别任性和专横的母亲；她们把孩子时而当做布娃娃，时而当做顺从的小奴隶；如果虚荣，她们就会拿孩子去炫耀；如果嫉妒，她们就会把他藏起来。她们往往过分地期望她们的照顾会得到感激。当科内丽她夸她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宝贝”时，她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数不胜数的母亲希望重复这种骄傲姿态，毫不迟疑地把不能实现她们愿望的普通小人儿牺牲掉。她们想让他像或想让他不像她们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够像其他她们所崇敬的亲属；她们想让他成为想像中的某个英雄。这种专制对孩子是有害的，而且总是令母亲失望。这种前面提到的教育上的固执，同反复无常的虐待往往交织在一起；母亲常借口“训练”孩子，原谅自己的勃然大怒；而她在这件事上的不成功，更增加了她的敌意。

另一种对孩子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常见态度是受虐式的奉献，母亲心甘情愿地做子女的奴隶，以弥补自己的内心空虚，惩罚自己的难以启齿的敌意。这样的母亲焦虑得反常，不许孩子离开她的视线；她放弃了一切娱乐，一切个人生活，于是承担了牺牲者的角色；由于这些牺牲，她认为自己有权不给孩子任何独立地位。母亲方面的这种自我牺牲，很容易引起专制的支配意志；［悲哀的母亲〕以她的苦难锻造出了武器，用它疯狂地进行虐待；她所表现出的听天由命，使孩子产生了一种终身难以消除的有罪感：这一做法甚至比她表现出攻击性更为有害。孩子被掷来掷去，感到不知所措，防不胜防：时而拳打脚踢，时而泪流满面，使他形同于一个罪犯。

母亲的主要借口是，孩子根本不可能提供她从小就希望得到的幸福的自我实现；她由于自己受骗、孩子又天真的揭穿这一骗局而指责他。她以前的举止和拿布娃娃取乐无异；她帮助姐姐或朋友看孩子时无须负什么责任。但现在，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还有她自己的自尊心，都坚持让她为那个陌生的小生命负起责任，仿佛这完全是她的事情。尤其是她的丈夫，他因孩子的过失而大发脾气时，简直就和因妻子把饭做糟了，或她的行为不检点面大发脾气时一样；他的无理要求常会对母子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她的孤独地位，由于她无忧无虑，或由于她在家有权威，在思想上将会平静得多；她不会像有的女人那样，屈从于专横的要求，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一律依从，而且还强迫孩子依从。

要把如动物生存一般神秘的、如自然力一般混乱无序的，然而又是人的生存，纳入预先构想的模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人们既不能够像训练狗那样，无须交谈就对孩子加以训练，也不能够用成人的语言让他听明白道理；而孩子则利用了这种处境，他要么用动物般的抽泣或火气来答话，要么用傲慢的言辞去反抗约束。

这样提出的问题无疑具有挑战性，而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母亲，将会喜欢她的教育功能：当安静地坐在公园时，她会发现孩子仍不失为偷闲的极好借口，就和怀孕时一样；多少有点孩子气的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往往十分乐意显出天真的模样，重温她早年的游戏和语言，兴趣和快乐。但是当母亲忙着洗涮、做饭。照料另一个婴儿、上市场买东西、接待客人时，特别是当她为丈夫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时，孩子就只能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无暇顾及去“训练”他；主要是防止他闯祸；他总是打破、撕坏或弄脏东西，常常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总是忙个不停，哭哭闹闹，说这说那，吵得让人心烦。他依自己的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他的这种生活又打乱了父母的生活。父母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非紧紧咬合，这样便引起了各种麻烦。

他永远是一个负担。于是父母常常强迫他作出他不理解的牺牲：他要为他们的安宁平静作出牺牲，也要为他自己的未来作出牺牲。他很自然地要进行反抗。他弄不明白母亲试图向他作出的种种解释，因为她无法洞察他的意识；他的梦想，他的恐惧，他的摆脱不掉的念头和他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她无法看透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盲目地控制一个人，而这个人觉得她立下的规矩与他毫不相干，是一种荒谬的负担。

孩子长得大一点时，这种不理解依然存在：他步入了一个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然而把母亲排除在外。特别是男孩子，他为自己的男性特权感到骄傲，蔑视女人的命令：她坚持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但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做他的习题，或如何翻译拉丁文——她落在了他的后面。为了完成这出力不讨好的任务，有时母亲累得精疲力竭，伤心落泪。丈夫极少认识到这种难度：这是在试图控制一个你不能与他沟通、然而他又是一个人的人，在试图强行干预一个独立的陌生人的事，而这个陌生人又只能在反抗你时得到确定与肯定。

随着孩子的性别不同，这种处境也有所不同；尽管涉及到男孩子时处境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能够较好地适应。由于所谓的应当属于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实际具有的优势，许多女人都更愿意要儿子。“生一个男孩该有多好啊！”她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显然应当属于男性。儿子可以成为男人中的领袖，成为士兵和创造者；他会让世界服从他的意志，而母亲也将分享他不朽的英名；他将给她带来她不曾建造过的房子，不曾开垦过的土地，不曾读过的书籍。通过他，她将占有世界一一区只有在她占有儿子的条件下。由此引出了她态度的矛盾性。

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最少；但事实上，女人做母亲时和结婚与恋爱时一样，对男性超越来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如果她的婚姻或爱情经历使她对男人怀有敌意，那么专横跋扈地对待还是一个孩子的男性，将会给她带来满足；她会用讥讽和无礼的态度去对待那个傲慢的性别。例如她有时会吓唬孩子说，若他不听话，就把他的男性标志割掉。即便是她比较谦卑和温和，把她的儿子作为未来的英雄来尊重，她也会被迫把他还原为目前内在的现实的他，使他名副其实地属于她：正如她把丈夫当做孩子对待，她也把她的孩子当做婴儿对待。这也太合理了，太简单了，以至无须再认为她想阉割自己的儿子；她的梦想是矛盾的：她想让他有无限的权力，可又想让他处在她的掌握之中；

她想让他支配世界，可又想让他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温柔、贪婪。慷慨、胆怯、安静，她不许他运动、结交伙伴，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让他为她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他同时不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优胜者、她引以自豪的天才，她又会大失所望。她的影响无疑是常常有害的——如蒙特朗和其他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所幸的是，男孩子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逃脱这个罗网：传统和社会群体鼓励他这么做。母亲本人对此则听天由命，因为她十分清楚，同男人的斗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让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扮演了［悲哀的母亲〕的角色，或者，她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她无疑生了一个征服她的人。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因而母亲对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戏剧性。母亲没有为女儿欢呼，因为她不属于那个优越等级的成员；她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

她把她同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全都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alterego［第二自我]的他性、相异性逐渐被证实时，母亲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些冲突，正是在母女之间有了恶化的表现。

有些对生活十分满意的女人，渴望女儿是自己的化身，或者至少在接受女儿时不感到遗憾；她们将会希望为孩子提供自己曾经有过的或曾经错过的机会；她们将会使她有一个幸福的少女时代。柯莱特为我们描绘了一位属于这种正常的、慷慨类型的母亲——茜多。茜多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并不侵犯她的自由；她使她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但并不做任何苛求，因为她的幸福来自她的内心。有时也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母亲，她在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她借以辨认和超越自己的替身的过程中，最终将完全把自己投射到女儿身上；她完全放弃了自我，孩子的幸福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她对待其余世界的态度，甚至可能是自私的、无情的。她所要冒的风险是，她可能让她所崇拜的人感到讨厌，如塞维涅夫人在女儿格里尼安夫人面前就是如此；女儿将会感到异常气愤，想摆脱这种实属专制的奉献；她这种努力很少会成功，她将一生处于未成年者的地位，而不敢正视自己的责任，因为她一直受到无微不至的监护。但是，首先是某种被虐狂型的母性，在威胁着要不顾一切压在少女身上。有些女人认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是绝对祸根；这样的女人以一种自我赏识的受苦快活，希望女儿也能成为受害者，或者作为这样的受害者予以接受，同时又觉得让她出生是一种罪过。她对她自己所感到的悔恨和怜悯，通过女儿表现为无穷的焦虑；她将很难离开孩子一步；她将和她同睡在一个房间，这种情况会持续15到20年；小女孩将在永不满足的欲火中被毁掉。

大多数女人对她们的女性状况既需要又憎恶；她们经历这一状况时始终是怨恨不已的。

她们对自己性别的厌恶，很可能导致她们让自己的女儿接受男子教育，但她们极少有那样广阔的胸怀。为生了一个女人而烦恼的母亲，会用这种含糊的咒语来迎接她的降生：“你将是一个女人。”她希望弥补自己的劣等性，用一个被她视为替身的人，造出一个优越的造物；她还很想让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到的损失。有时，她把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孩子头上：“对我很有用的，对你也会很有用；我就是这么长大的，你应当分享我的命运。”另一方面，她有时却根本不允许孩子与她相像；她希望她的经历多少有点用，这是她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一条门路。妓女把女儿送进修道院，无知的女人则让女儿去受教育。在S·德·泰瓦提的《窒息》中，母亲从女儿身上看到年轻人行为不规的可恶后果，她愤怒地警告说：

你可要听明白，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我可要同你一刀两断。至于我，我当年是不懂事的。罪过啊！稀里糊涂的，罪过啊！要是有个男人和你打招呼，别理他。继续走你的路，别回头。你听明白了吗？你可是得到事先警告的；那种事不应当发生在你身上，要是发生了，我可不会怜悯你，我会把你扔到阴沟里去的。

女孩子大一点时，出现了真正的冲突；如我们所见，她希望脱离母亲，形成自己的独立地位。在母亲看来，这是忘恩负义的典型表现；她处心积虑地挫伤女儿的逃避意志；她不可能容忍她的替身变成一个地人。女人只有在涉及到孩子尤其是女儿时，才能够享受到那种男人在女人面前所感到的绝对优越的快感；如果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威，她就会产生受挫感。不论母亲是慈爱的还是有敌意的，她的希望都会被孩子的独立地位所粉碎。她心怀双重的嫉妒：对世界的嫉妒，因为它夺走了她的女儿，以及对女儿的嫉妒，因为她在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时，也夺走了她那一份儿。

这种嫉妒首先涉及到小女孩和父亲的关系。有时母亲利用孩子把丈夫束缚在家里；如果不成功，她当然会感到烦恼，但如果她的谋算成功了，她会立刻以相反的形式恢复她的童年情结：就是说，她会像从前对母亲发怒那样，对自己的女儿发怒；她怒不可遏，觉得自已被遗弃了，被误解了。有个法国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丈夫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于是有一天她怒气冲冲地喊道：“整天和外国佬呆在一起，这种生活我可真受够了！”

十分受父亲宠爱的大女儿，时常成为母亲迫害的特殊对象。她让她承担讨厌的家务，要她保持超出她年龄限度的端庄和稳重：她是一个竞争对手，因而将被当做成人对待；她也将不得不牢记，“生活可不是小说，不是安乐窝；你不能随心所欲，你活在世上可不能只图痛快”，等等。母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那是为了教训你。”首先她想表明，她现在仍在占上风——因为母亲最大的烦恼是，她无任何优势去反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已经能够把家务做得很好，是个“十足的小妇人”；她甚至很愉快，甚至有好奇心和洞察力，这使得她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成年女人。母亲喜欢单独驾驭她的女性世界；她想成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物；而现在她却发现自己的地位被这位小助手贬低了，她成了只能发挥一般作用的人们当中的一员。如果她两天不在家，回来后发现屋里乱七八糟，就会严厉责骂自己的女儿；但是如果她发现没有自己时，家里的一切仍是那样地井井有条，她又会十分气愤，十分害怕。她不能容忍女儿真的成了她的替身，对她取而代之。

然而，若是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他入，一个独立的人，她就更加不能容忍。她一向讨厌那些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和“影响她的感情”的朋友；她对他们吹毛求疵，借口他们对她有“不良影响”，甚至不许她和他们在一起；任何影响，只要不是来自于她的，都是不良的，但是她对和她同龄的人——教师，小朋友的母亲，尤其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因为小女孩和她们感情甚笃；她说这种感情是荒谬的，或是病态的。有时，孩子的欢乐、冒失、游戏和笑声都足以令她发火。这些若是男孩子所为，都很容易得到原谅，因为他们有男性特权，天生如此；况且她早就放弃了无望的斗争。但是，她的女儿，这另一个女人，为什么应当有她根本不具备的优势呢？她本人陷入“严肃”事务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嫉妒使女孩子逃避家庭烦恼的所有职业和娱乐；这种逃避暴露了她为之牺牲的所有价值都是虚假的。

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积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见老，但那个年轻的身体却在年年发育，蒸蒸日上；在母亲看来，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未来，正是从她那儿夺走的。这就是某些女人对她们女儿的初潮感到气愤的原因：她们嫉妒女儿今后会成为真正的女人。和大龄女人的周而复始、因循守旧的命运相比，这个新手还有无限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引起了母亲的嫉妒和仇恨；由于她本人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她常试图减少和取消它们。她让女孩子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她故意让她穿得像个逃犯，不让她有任何闲暇时间。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妆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会顿时火冒三丈；她对生活的全部积怨，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朝着新的未来跃进的年轻生命。她极力羞辱这个少女，她嘲笑她的冒险，她不停地找岔子。她们之间常常公开宣战。通常年轻的一方会取胜，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她的胜利带有虐待意味。母亲的态度会使她又反抗又懊悔；只要母亲一出现，她就会成为罪犯。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有罪感，将会给她的未来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不管是否愿意，母亲最后都要承认失败；当她的女儿长大成人时，在她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多少有点令双方都不自在的友谊关系。但一方会永远地失望和受挫，另一方则常常会认为她是该诅咒的。

后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老年母亲同她年长孩子的关系。但是显然，最初20年孩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对这种早期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两种流行偏见的危险性和虚伪性。

第一种偏见是，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女人的生活得到报答。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许多母亲是不幸的，怨恨的，不满的。托尔斯泰的妻子就是耐人寻味的一例；她被送上产床超过12次，然而她在日记中写下的却是天下万物的空虚和无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过宁静与幸福的时刻，不过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们少不了她的时候，而且她也说到他们是她反对丈夫优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无聊的生存以意义。她时时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胜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无任何事可做；本来会带来幸福的事，却令她感到忧伤。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同他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又让她感到烦躁和气愤。

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取决于她的过去，她的职业，以及她自己；把孩子当成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既是荒谬的，也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根据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验，考察了母性现象。她赋予这项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女人通过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条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担的，被真诚需要的；年轻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质处境，必须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把怀孕推荐为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是在犯罪；这意味着母子两人都将面临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并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可以胜任做一个“好”母亲。

如我们所见，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结合了他们的强点——每一方都在向对方要求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感。梦想通过孩子得到充实、温暖和价值，这更属欺骗，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出它们；孩子只会给这样的女人带来快活：她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渴望别人幸福，她不专注于自我，在追求对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确，孩子是人们可以有根有据地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并非是对生存之正当性的现成证明；人们渴求它，必须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利益。

斯特克尔说得好：

孩子不能替代人们失意的爱情，不能替代人们在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只是填补空虚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种责任，一种机会。孩子是自由之爱树上长出的最高贵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也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或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义务；他们应当被抚养成人，成为幸福的人。

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种道德选择；这意味着一种约定，一种要兑现的承诺。怀孕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义务；如果母亲后来逃避了这个义务，她就是在对一种生存。一个独立的人犯罪；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把这种约定强加于她。和夫妻关系一样，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应当是自愿的。说怀孕对女人是一项特殊成就，居其他一切成就之首，这也不对；人们在谈到女人时常说，她之所以轻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照此看来，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以及她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替代孩子。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含糊和无法确定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为她缺少爱情，缺少职业，缺少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之下，隐藏着一种社会的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只有广告价值。

第二个错误偏见直接隐含于第一个，它认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肯定是幸福的。的确，既然有关母爱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也就无所谓“非自然的母亲”；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坏母亲存在。精神分析学宣布的一个事实是，孩子面临的危险，可能在于本身属于“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绪、魔念和神经症，皆源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本身固经常争吵和悲剧性场面而处于冲突之中的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个坏朋友。由于早年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很深的精神创伤，他们接近自己的孩子是通过情结和受挫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不幸的链条会无限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一受虐狂心理给女儿造成了有罪感，这种有罪感又将表现为女儿对自己孩子的施虐一受虐行为，这种情况会如此反复，代代相传。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有许多女人，习俗和传统不允许她们受教育，不允许她们有文化，不允许她们有责任，不允许她们从事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尽管如此，却又毫不迟疑地把婴儿放在她们怀中，就和在生活伊始，为了补偿她们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给她们一样。她们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为了抵御滥用特权的诱惑，女人非得要么幸福之极，要么做个圣人。孟德斯鸠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说，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在工作中比在家中表现得更平衡，更有理性；他以数学的精确性认真筹划自己的业务，但是当他在家和妻子呆在一起时，当他“放松”时，他就会变得没有逻辑性、说谎和任性。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同样是“放松”的。而她的放松更加危险，因为她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孩子却不可以这样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侵害。从孩子角度来看，假如母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专横地通过子女去实现自我的女人，那么这将是十分理想的；让孩子呆在父母身边的机会比现在少得多，让孩子在别的孩子中间，在同他有着非个人的单纯关系的那些成年人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娱乐，这同样是十分理想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成宝贝，他也不可能代表母亲的视野极限。

他不可能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了他的肉体，她哺育了他，她照顾了他。但是她只可能创造出一种只有身为独立者的孩子本人才可以超越的处境；即使她把赌注押在他的未来上，她在空间和时间的超越也仍要依靠代理人，这就是说，她仍注定是依附的。不但她的儿子会忘思负义，而且他的失败将证明她的所有希望都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同在婚姻或爱情当中，当唯一靠得住的做法是自由地承担她本人的义务时，她却要让别人去证明她生存的正当性。

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劣等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而男人为了过一种他认为比非本意地沿袭纯粹生存更为重要的生活，则炮制出种种理由；让女人受母性的束缚，将会使这种处境永远地维持下去。她今天要求参与很时兴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类想不断地通过超越，通过向新的目标、新的成就的运动，找到对自身生存正当性的证明；

除非生命有意义，否则她不可能同意生出生命；如果没有在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牺牲品，还是相反，生出自由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在一个组织得当的社会，孩子将基本上由社会机构来管理，母亲将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对女人将不完全是与职业不相容的。相反，有工作的女人——农民，化学家，或作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度过孕期，因为她对自己并不十分在意；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的将最多，向孩子索取的将最少；她若在努力和斗争中掌握了人的真正价值的意义，将最能恰如其分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如果说今天女人基本上无法把让她离开家几小时并让她精疲力竭的职业，同孩子的最佳利益协调起来，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职业至今仍基本上是奴隶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人作出努力为在家外的孩子提供照料、保护和教育。就社会方面来说，这是失职问题；但是，借口某种自然法则、上帝或者人类需要母子相互独占来为此辩护，则是虚伪的；这种束缚，实际上只会造成双重的毁灭性的压迫。

那种认为女人通过母性可以具体实现和男人平等的看法纯属欺骗。精神分析学家们曾煞费苦心地证明，孩子会给女人提供阴茎的对等物；但是，这个男子汉的标志虽然值得嫉妒，却没有人会自欺说，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或者达到生存的顶点。关于母亲神圣权利的谈论也不乏存在；但并非是由于做了母亲，女人才赢得了选举权，未婚母亲至今仍是声名狼藉的；只有结婚，母亲才能获得荣耀——这就是说，只有从属于丈夫，她才能获得荣耀。只要丈夫仍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孩子十分依赖的就是他而不是她，尽管她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比他要多得多。如我们所见，这就是母子关系完全受她与夫文关系的影响的原因。

因此，夫妻关系、家务劳动和母性形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整体。若妻子能和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愉快地承受家务负担；若能对有孩子感到幸福，她就可以容忍她的丈夫。但这种和谐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因为分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不协调。

妇女杂志充满了给主妇的忠告，它们教给主妇洗碗时如何保持性魅力的艺术，怀孕时仍穿着入时的艺术，以及把撒娇、母性和经济协调起来的艺术。但是，甚至连一丝不苟地照这类忠告办事的妻子，不久以后也会被她的操劳弄得头昏脑胀，未老先衰；有一双因洗碗而变粗的手和一个因怀孕而变形的身体，而又依然想吸引人，这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色情型女人开始怨恨起孩子，因为他们毁了她勾引人的能力，使她失去了丈夫对她的注意。另一方面，若她属于十分有母性的类型，她就会对丈夫宣称孩子及其他一切都归他个人所有感到嫉妒。

如我们所见，结果又是“好”主妇在反对生命活动：孩子成了打蜡地板的敌人。在伴随对干净整齐的家甚是留意而出现的气愤的责骂声中，母爱常常消失了。毫不奇怪，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一种神经质和刻毒的状态下度日；她总是在遭受这样那样的损失，而她所得到的又靠不住，从不在肯定会得到之列。她不可能通过工作本身得到解救，因为她对自己生存正当性的证明，要取决于和她自己的人格相异的自由人格。女人被关在家里不可能形成她自己的生存；她缺乏把自我肯定为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因而她的个性不会得到承认。

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许多农民当中，女人只不过是个雌性家畜，她受尊重的程度依她所干的活儿而定，如果她消失了，会被毫不遗憾地替换。在现代文明中，她丈夫认为她或多或少被个性化了；但除非她彻底放弃自我，如中的娜塔莎那样，在对家庭的热情而专制的奉献中淹没自我，否则她将因被贬为纯粹的一般存在而痛苦。她是那（this）女人。这是她在社交生活中所要寻求的满足。

正文第十八章社交中的女人

第十八章社交中的女人

家庭（thehome）不仅是禁烟夫妻的“内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政状况、情趣爱好的表现，因而家有必要让别人去观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男人则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凝聚力的联结，加入这个共同体；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常和他的社会地位不协调，妻子却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此，当然只有在其成员刻意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的阶级中——就是说，在其成员认为比其他某些人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见惯，没有去注意。她的社交义务就是“装门面”，它和她抛头露面的快活结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须在与己有关的场合“装门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时，她可以穿着随便；外出待客时，则要“盛装打扮”。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归属的社交圈子），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于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她自己再造的。社会习俗加深了这种以貌取女的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体一样，将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优雅的风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树为客体；而且，他通常不认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

所以社会并不想促使她进行设计，而是想对其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

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这就是盛装打扮成为令小女孩着迷的游戏的原因，她喜欢注视自己；后来她童年的独立性增大了，她开始反抗淡色细布和漆皮鞋加给她的束缚；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绝这样做，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过装饰使自己与自然相联系，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人为的需求；对于男人，她是花朵，是宝石——对于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荡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给他之前，自己先占有了它们。她同她的小玩艺儿，她的地毯，她的椅垫，以及她的花束的关系，远不如同和她的肉体融为一体的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那么密切。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的柔软质地，弥补了她命定属于的性爱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对它们看得越重，她所得到的肉欲满足就越少。许多女同性恋者身着男装，不只是为了模仿男人并向社会挑衅；她们没有必要去抚摸天鹅绒和绸缎，因为从女性身体也可以发现这种被动的特质。异性恋女人在委身于男性的粗野拥抱时，则除了自己的身体无任何肉体猎物可拥抱（即使她喜欢也是如此，若不喜欢则更是如此），所以她才在身上洒香水，让它变成花朵，而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则与她的皮肤交相辉映；只要占有了它们，她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富翁。她不但贪图它们所给予的感官快活，而且有时也贪图它们所带来的感情与理想的价值。这个珠宝是个纪念品，那个珠宝则是个象征物。有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束花，一个鸟笼，有些女人则把自己变成了博物馆，还有一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难解的符号。乔吉特·勒布朗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她的青年时代时这样写道：

我总是打扮得像一幅画。有一个星期我想把自己打扮成范·艾克式人物，鲁本斯寓意画中的人物，或者持姆笔下的圣母。我依然可以记得，一个冬日，我穿着镶着银边、用紫天鹅绒做的无袖长袍，穿过布鲁塞尔的马路。我拖着长长的衣裙，不屑将它提起，诚心诚意地让它在人行道上扫动。黄色的裘皮帽子军在我的金发上，但最不寻常的要数我领头上的那颗钻石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很简单，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这样做会令我觉得我的生活极其超凡脱俗。我越是受到嘲笑，就越是打扮得离奇。由于受到嘲笑，我羞于对我的容貌作出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动。改动是令人感到屈辱的退让……在家可就不一样了。我的模特儿就是高佐利和弗·安吉里克的天使，就是伯恩．琼斯和瓦兹的画中人。我穿的衣服总是天蓝色和金黄色的，折迭的衣裾在我周围飘动。

在精神病院可以发现滥用各种装饰品的最典型的例子。有的女人无法控制自己对珍奇物品和象征性物品的喜爱，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外貌，不顾一切地过分打扮自己。于是小女孩把盛装打扮看成掩饰术，认为它可以把自己变成仙女、王后或花朵；当她戴着花环和缎带时，她认为自己很美，因为她认为自己和这些极美的装饰完全一样。天真的少女迷恋某种衣料的颜色，却未注意到她如土的肤色。在成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当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追求花哨的恶癖，她们只迷恋于外部世界，却不去注意自己的容貌；她们对这些古代织物，这些珠宝极其神往，兴致勃勃地为古代中国或中世纪扬幡招魂，对镜子却只给予急促的有成见的一瞥。

人们有时会惊讶地发现，稀奇古怪的装饰甚至深得年纪较大的女人的喜爱：王冠、饰带、绚丽的服饰、奇特的项链；不幸的是，这些东西让她们衰老的容貌变得引人注目。在这些女人当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诱惑力，盛装打扮对她们只不过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游戏，这和她们小时候一样。另一方面，风度优雅的女人，若有必要也会追求感官的和审美的快感，但她肯定会让它和她的容貌相般配；长裙的颜色将会有助于表现她的肤色，其剪裁的方式也将会突出或改善她的体型。她所看重的是让自己得到修饰，而不是去修饰她的那些东西。

打扮不仅仅是修饰；我已经说过，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只有妓女才会去专门发挥性客体的功能，因为她除了这样炫耀自己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正如桔黄色的染发、古香古色的大花袍子、高跟鞋、浓烈的流行香水味，都是在为她的职业做广告。任何别的类型的女人，若是“打扮得像个街头妓女”，便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她的性爱能力同她的社交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显然在人们面前只应当显得庄重。但是，还应当特别指出，庄重决不意味着穿着呆板。女人过分明显地迎合男性的欲望固然令人厌恶，但拒绝这种欲望也是不足称道的。人们会以为她想当个男人，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或者她想标新立异，无疑是个怪物。

她要是拒绝接受她的性客体角色，就是在向社会挑衅，就也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只要她不想标新立异，那么就必须保持女性气质。根据习俗，裸露痛和适度的举止可以达成妥协；有时胸脯是“正派女人”必须遮掩的，有时甚至连足踝也必须遮掩起来；有时少女可以突显自己的勉力，以吸引可能的求爱者，而已婚女人则要完全放弃对自己的修饰，许多农村文化就是这样要求的；有时少女却必须穿上薄薄的、色彩单调的、式样守旧的长衣，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可以穿上质地厚实、色调丰富、款式颇为诱人的束身长衣；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黑色似乎是显眼的，所以它不是这种年龄该穿的颜色。

这些规矩当然不能忽视；但一般来说，即使在最保守的圈子里，女人的性的一面也会受到强调；比如牧师的妻子就把头发做成波浪形，化了淡妆，谨慎地追求着时髦，对自己身体的吸引力表示关心，这说明她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角色。性爱生活与社交生活的这种结合，在晚礼服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表明这是以奢侈和惊人的浪费为标志的社交场合，晚礼服应当价格昂贵，质地脆弱；它们还应当尽可能地令人感到不方便；裙子要又长又宽，或要窄得像紧裹在身上，几乎让人无法行走；在珠宝、荷叶边、亮晶晶的饰片、花饰、羽毛和假发之下，女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览之列，犹如盛开的花朵展示在人们面前；

女人也在展示她们的肩膀、背部和胸部。除非狂欢时，男人对这一切不应当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他们只能瞟上一眼，只能在跳舞时拥抱。但若能在充满如此精致宝物的世界成为国王，每个人都会心醉神迷。就男人而言，在这里聚会具有物物交换的礼仪的一面，这种礼仪要求交换礼品，每个人都把属于个人财产的女性身体，通过展览，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所有的人。

穿晚礼服的妻子扮成一般的女人，去博得所有男性的欢心，满足她的所有者的自尊心。

由于化妆具有社会意义，女人便有可能通过穿着方式去表明她对社会的态度。她若是服从既定秩序，就会表现出一种谨小慎微和优美动人的风度。这里可以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她可以把自己表现为脆弱的、幼稚的、神秘的、坦率的、自我克制的、快活的、相当勇敢的、贤淑的。或者相反，她若是蔑视惯例，就会通过标新立异使这一点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说里的“解放型女人”，以大胆的服饰去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她的性客体本性，因而突出表现她的依附性。比如说在埃迪丝·华顿的《无知的年龄》里，一个年轻的离婚女人就有着冒险的过去和鲁莽的气质，第一次出现就极其坦胸露肩；对她来说，她所招致的阵阵流言蜚语，清楚地反映了她对循规蹈矩的蔑视。同样，少女喜欢打扮得像个成年女人，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喜欢打扮成小女孩，高级妓女喜欢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女人，而后者却喜欢打扮成“荡妇”。

即使每个女人的打扮都符合她的身份，也同样会有小把戏存在：技巧和艺术一样，属于想像王国。不但腹带、乳罩、染发剂、化妆品掩饰了身体和面容，而且阅历极浅的女人，一旦“打扮起来”就会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她和图画、雕像或舞台演员一样，是一个假定某人并不存在的作用物——就是说，她代表她所扮演的角色，但又不是这个角色。对和小说主人公、肖像或雕像一样非现实的、固定不变的、十分完美的某人的这种认同，使她感到满足；

她努力认同于这种形象，她觉得只有具有光辉的形象，自己才是稳固的，她自己的生存正当性才会得到证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心灵独白》中，才会看到她不厌其烦地对自己进行连篇累牍的形象描绘。她毫无遗漏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服装；每种新的装饰都会让她觉得自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她更新了对自我的崇拜。

我拿了一块母亲的大披巾，在中间剪了一个洞，让头可以钻进去，然后把每个边缝在一起。这块垂落时有古典褶折的披巾，给我平添了一种东方的、圣经般的异国风度。

我到拉弗里埃尔时装店去，加洛林用了3个小时为我制作了一个长袍，穿上它，我觉得人就像笼罩在云彩里。她把一块英国皱绸给我披上，正是它使我显得苗条、优雅、修长。

我穿着一件飘逸的暖呢长袍，样子就和勒费弗尔似的，他非常懂得该怎样用朴实无华的衣料来衬出他年轻矫健的身材。

她天天都在唠叨着这样的句子：“我穿黑色时很迷人……穿灰色时我很迷人……我穿白色时，也很迷人。”

德·诺阿耶夫人认为服饰十分重要，她在《回忆录》里痛苦地叙述了一件没有做好的长袍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我喜欢活泼的颜色，及它们狂放的对比；一件长袍犹如一幅风景画，犹如命运之路的起点，犹如对冒险的许诺。但当我穿上那件很不合身的长袍时，我因当时显现出来的缺陷而不能不痛苦。

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的内在自我。l·柯恩（l·Ke－Un）所著的德国小说《穿人造丝的少女》，描绘了一个少女对白斗篷的激情。她喜欢它给感官带来的温暖，而且裹在那考究的折皱中时，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幸福的安全感；她借助于它占有了美的世界，占有了完全超乎她现实之外的命运。

既然女人是客体，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内在价值要受她的服饰风格的影响。她如此看重丝袜或尼龙袜，看重手套，看重帽子，并非完全无用，因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是她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美国，做工的女孩子把大部分生活费用于美容和服装。在法国，这种花费要少一点；

但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优美也是束缚；其好处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换来；而且其花费是如此昂贵，以至商店保安人员常常当场抓到偷香水、丝袜、内衣或诸如此类物品的上流女人或女演员。许多女人为了打扮得漂亮而行娼或接受经济“资助”；服饰使她们需要有额外的钱。打扮得漂亮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这种任务有时也会带来正面的快活；在这个领域和家庭用品市场一样，可以发现隐藏着的宝藏，可以发现到处在讨价还价，可以发现运用策略、施展计谋和独出心裁。如果女人心灵手巧，她甚至可以三下五去二地为自己缝制新式服装。成交是一种冒险，新式服装是一种赞美，化妆或做发型可以代替创作艺术品。女人在今天比以前更懂得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和保健食品去开发身体的快活；她可以决定自己该有多重的体重，该有什么样的体型以及什么样的肤色。现代美学观念使她有可能把美和活动结合起来：她有权锻炼肌肉，她拒绝发胖；她通过体育把自己肯定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她的偶然性的肉体的束缚；但这种解放也很容易重新陷入依附性；好莱坞明星虽然战胜了本性，但她同时也变成了受制片商操纵的被动客体。

除了这些当然可以让女人感到高兴的胜利，保持吸引力和保持良好的家庭环境一样，还意味着同流逝的时光作斗争；因为她的身体也是一种随着时间的逝去而退化的物体。在《输家》中，柯莱特·奥德里描绘了这种可以和主妇同灰尘的斗争相比的斗争：

这已不再是年轻时那结实的肉体了；从胳膊到大腿，肌肉的形状在复盖着松弛皮肤的脂肪层下显露出来。她很烦恼，于是重新修改了她的日程表：早上做半小时健美操，晚上，在上床前做15分钟的按摩她开始查阅医学书籍和时装杂志，开始注意观察她的腰围。她做果汁喝，偶尔服用泻药，并戴橡皮手套洗碟子。她的两件心事——恢复身体的青春和翻新房子，最后变成了一个，于是她终于到达了一个死点……世界仿佛停顿了，悬在衰老和腐败之外……她现在在游泳池认真上课，以求改善她的形体，美容杂志使她注意经常重复的处方。金格·罗杰斯吐露说：“我每天早上用梳子击头100下；这正好用两分半钟，而我的头发如丝一般……”怎么才能让你的足踝变得细长呢？每天用脚尖抬起身体力次，不要让脚跟挨地；

这种锻炼只须用一分钟，一天抽出一分钟又算什么呢？此外，还要用油洗指甲，或用柠檬洗手，或用捣碎的草莽涂在面颊上。

在这里，例行公事又使美的关注和衣柜的保养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苦差事。所有的生长物都会对贬值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某些性冷淡或受挫的女人当中，也将引起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她们努力保养自己，就像别人保养家具或罐头食品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态度，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或使她们对别的人或物怀有敌意：美食会破坏体形，葡萄酒会损害肤色，笑得太多会产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睡眠会使人迟钝，工作会让人憔件，爱情会令人有黑眼圈，接吻会弄红面颊，抚摸会使乳房变悴，拥抱会使肉体枯萎，做母亲则会使面容和体型变丑。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母亲在躲开对她的舞衣特别感兴趣的孩子时是多么气愤：

“别用你那油腻腻的手来碰我，你会弄脏我衣服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也同样会拒绝丈夫或情人所献的殷勤。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男人、世界和时间的干扰，就像一个人用套子保护家具那样。

但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不会阻止出现白发和鱼尾纹。女人从年轻时就知道，这种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她处处小心，还会发生意外：酒洒在了她衣服上，香烟烧坏了衣服；

这标志着舞厅上的那个带着高傲的微笑、华贵而又快活的人儿消失了，因为她现在是一副主妇般的严肃认真的表情；这一点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原来她的服饰并不是犹如烟火的一组艺术品，在瞬息之间迸发出光芒，有着片刻的灿烂光明。宁可说它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商品，一种投资；它意味着牺牲；失去它是真正的灾难。污点、裂缝、拙劣的做工、难看的发型，是比把烤肉烧焦了、把花瓶打碎了更为严重的事故；因为不但时髦女人把自己投射到物当中，宁肯把她自己变成一个物，而且她毕竟直接感受到了威胁。她和裁缝和制帽者之间的关系，她的烦躁，她的苛求——这一切都表明了她的认真态度和不安全感。一件做得很成功的长袍，使她成为她梦中的人物；但是过时或不得体的服饰，则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告诉我们，她的幽默感，她的举止和面部表情，均有赖于她的长袍；当她的穿着不得体时，她感到尴尬而平庸，因而感到耻辱。许多女人宁愿错过一次机会，也不愿意穿着很不得体地出门，即使她们本人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些女人声称她们“是为自己而打扮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自恋时也隐含着让别人观赏的意思。爱打扮的女人若是不被人看到，便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她们是精神病患者．；通常她们希望有个见证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在结婚十年以后，仍希望别人仰慕她。她喜欢缎带和装饰品，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弄成波浪形；要是无人注意，她就会问，这是怎么回事？而她觉得好像要哭出声来了。

丈夫并不善于扮演这种见证人的角色。在这方面，他的要求仍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他的妻子太吸引人了，他会感到嫉妒；但所有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点像甘大略王；他希望妻子能够为他赢得名声，他希望妻子典雅、美丽，或至少也要“说得过去”；若不然，在有客人时，他很可能会不高兴和热嘲冷讽。我们已经看到，在婚姻当中，性爱的价值和社交的价值并非完全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对立也反映在这方面。在丈夫看来，妻子强调性欲表明她格调低下；他不赞成蛮横无礼，尽管他觉得这在别的女人身上是很有诱惑力的，而这种不赞同的态度扼杀了他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任何欲望。如果他的妻子穿着朴实，他倒是满赞成的，但又会产生不了热情：他认为她无吸引力，隐隐地觉得她应当受到责备。有鉴于此，他很少因为他个人而对她加以审视；他用别人的眼光去观察她。“人们会说她些什么？”他的推测不可能正确，因为他认为别人也会持他身为丈夫的观点。

没有什么会比丈夫羡慕别的女人的衣服和举止，却对她有同样的衣服和举止加以批评更让女人愤怒的了。而且还应当说，他离她太近了，近得无法看清她；对他来说，她的面目永远是一样的；不论是她进行了新的打扮还是她的发型有了什么变化，他都未注意到。甚至连钟情的丈夫或热情的情人，也往往会对女人的衣服不去注意。如果他们强烈地爱着裸体的她，那么就是最合身的衣服也只会把她给掩盖起来；她不论是讲究打扮，还是疲惫不堪，或是令人眼花缭乱，对他们都是同样可爱。如果他们不再喜欢她，就是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也将无济于事。服饰可以成为征服的武器，但不是防御的武器；其艺术在于制造幻觉，它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想像中的物体；但是在肉体的拥抱中，和在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的幻觉都从视线消退了；夫妻感情如同肉体之爱，存在于现实的层面上。女人在为她所爱的男人打扮。多萝西·帕克在她的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年轻妻子急切地盼望丈夫休假回来小住的情形；为了这件事，她决心让自己变得楚楚动人：

她买了一件新衣服，黑色的——他喜欢黑色的衣服；简单的，他喜欢朴素的衣服；太贵了，贵得她不愿意去想它的价钱……

“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哦，是的，”他说，“我一直很喜欢你身上的那件衣服。”

她仿佛是呆住了。“这件衣服，”她以明显凌辱的口吻，有板有眼地说，“是个新牌货。以前我从未穿过。要是你有兴趣，我就告诉你，我是特地为今天才把它给买来的。”

“对不起，宝贝几，”他说，“哦，确实，我现在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那件衣服。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喜欢你穿黑色的。”

“像这种时候，”她说，“我简直希望我是为别的理由才穿上它的。”

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被人嫉妒、羡慕或赞赏，她想得到的是对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对她自己的绝对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她为此忍受了令人痛苦的依附地位；主妇的奉献即使未得到承认也还是有用的；卖弄风情的努力若末能引人注意则是白费功夫的。她想得到对自己的明确评价，这种绝对的要求使她的探索充满烦恼；单是一声简单的谴责，这顶帽子就变丑了；赞美声使她快活，但失败却把她给毁掉；正如绝对只有通过一系列无止境的例子才能够得到证明，她将永远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时髦的女人、卖弄风情的女人极易受到伤害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美丽而且十分受人崇拜的女人不胜悲哀地确信，她们既不美也不典雅，她们恰恰缺乏一位未知法官的最终赞美的原因；因为她们的目的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存在（being）的永恒状态〔en-soi（自在）]。这些超级时髦的女人确实难得，她们本人就是典雅法则的体现，她们无可挑剔，因为正是她们根据认可规定了成功和失败；当她们的法则容忍时，她们能够被视为成功的楷模。不幸的是，这种成功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

打扮同时也意味着出门和款待；就此而言，这是它的初始目的。女人为了炫耀她的新装，一个客厅一个客厅地请别的女人看她是如何料理自己的。在某些特别正式的场合，她要求丈夫陪伴着她；但通常她在履行她的“社交责任”时，他正在工作。这种职责极其无聊，这已被描写过千百次了。这种情况应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因履行社交“义务”而聚在一起的女人，她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没有任何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能够使律师的妻子和医生的妻子——或者多伊博士的妻子和罗伊博士的妻子，结合起来。在一般的谈话中，谈孩子的恶作剧或做家务的难处的实属不佳的表现。所以女人只好评论天气和最新的畅销书，或者也许只好说点从丈夫那里抄来的某些普通的泛泛想法。举办家庭宴会的风气逐渐消失了，但名目繁多且令人厌倦的拜访义务，在法国依然存在。在美国常用打桥牌代替谈话，这只对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女人才有利。

但是，较之这种履行令人厌倦的传统责任，社交生活确实也有更吸引人的一面。接待客人的内含，不只是欢迎别人到女人自己家来；它还使住处变成了迷人的领地；社交的功能是一种聚会，也是一种礼仪。女主人展示她的财富：银器、亚麻织物、玻璃器皿；她安排插花。

插花虽然短命而无用，却象征着以昂贵奢侈为其鲜明特征的聚会，其毫无必要的铺张；花瓶里开放着的花朵注定要早谢，它们代替了篝火、熏火，以及没药、祭酒和祭品。桌子上摆满了美食和珍贵的葡萄酒。其意图是想发明出一些高雅礼品，而这些礼品要既能满足客人的要求，又能预知他们的欲望；就餐变成了神秘的礼仪。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威夫人》的一段中强调了这一面：

于是，系着围裙戴着白帽的女仆，以及并非必要的侍女，开始来回穿梭于旋转的门，无声无息，姿态优美；但是这种穿梭，从一点半到两点，对伦敦上流社会的女主人们所操纵的神秘或大骗局已是轻车熟路，只要一挥手，穿梭就停止了，首先起而代之的是对食物（吃多少都不用付钱）的极大幻觉；然后桌子随意地展开，上面有林子、小垫、红果托；薄薄的棕色奶油覆盖着比目鱼；砂锅里浸泡着分开的小鸡；五光十色的、非一般家庭可比的炉火燃烧着；随着酒和咖啡（也不用付钱）的到来，刚才还若有所思的眼睛闪出了快活的光芒；对于这文雅深沉的眼睛，生命仿佛如音乐一般美妙、神秘。

操纵这些神秘的女人非常自豪，她认为自己是完美时刻的创造者，幸福和欢乐的赐予者。

通过她，客人们才聚在了一起，事情才得以发生；她是快乐与和谐的无偿源泉。

这正是达洛威夫人所感受到的：

但是假如彼得对她说：“是的，是的，但你的那些聚会——你的聚会究竟有什么意思？”她只能这么说（别指望有人能理解）：这是请客嘛……手先生住在南辛顿；有的人住在北边的贝斯沃特；还有的人，也许住在伦敦贵族区。她觉得她对他们昼思夜想，她觉得多么凄凉；她觉得多么可怜；她觉得要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该有多好；于是她就这么做了。这就是请客；为了聚在一起，为了创造；但这究竟是为谁？

也许是为请客而请客。不管怎样，反正这是她的奉献。她别无所有……

任何人都能够这么做；不过她的确有点崇拜这种人，不能不认为，终归是她办成了这件事。

如果在这种为别人的服务中只有慷慨，这种聚会就确实是聚会。但是社会常规的影响，很快把庆典变成了制度，把馈赠变成了义务，把聚会上升到了礼仪的地位。当客人在宴会上享受时，身为客人的她不得不想到，她也必须举办一个同样的宴会作为回报：她时常抱怨对她的款待太挥霍了。“X的宴会不过是想给我们留下点深刻的印象而已，”她有点不快地对丈夫说。例如我就听说，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葡萄牙小城举办的茶会变成了非常奢侈的聚会，因为每次聚会，女主人都认为有义务让她的糕点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上一次；

这种聚会的开销变得如此昂贵，以至有一天所有的女人都同意，以后的聚会，除了茶水不提供任何东西。

这时，举办聚会便失去了其慷慨大度的富丽堂皇，变成了沉重的义务；宴席用品只会带来麻烦：玻璃器皿和桌布必须用心照看，香槟和糖果要准备足够的数量；摔坏杯子、烧坏椅垫意味着灾难；第二天必须进行清理，把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妻子害怕这种工作。她感受到五花八门的屈从是主妇命运的鲜明标志：她要屈从于蛋奶酥、烤肉、肉贩、厨师，以及临时帮手；她要屈从于她的丈夫，为某种难处而愁眉苦脸；她要屈从于客人，去估量家具和美酒，并判断这次聚会是否办得成功。

只有慷慨而自信的女人，才会安然经受住这种考验。成功能给她们带来很大满足。但是许多人在这方面和达洛威夫人一样，她们热爱这些胜利，这些外表，以及它们的辉煌和刺激，可是也感到它们的空虚。如果对待它们过于认真，女人就不可能真正地享受它们；此外，她将会受永远无法满足的虚荣心的折磨。而且只有为数极少的女人才是幸运的，她们能够让社交功能完全占据她们的生活。那些完全献身于社会的人，通常不仅想把它变成一种自我崇拜的迷信，而且想超越这种聚会生活，力求达到更崇高的目标：真正的沙龙有着文学的或政治的特征。女人权力以这种方式取得对男人的优势并发挥她们个人的作用。她们摆脱了已婚女人的状况。后者极难在她有时得到的短暂快活和胜利中获得自我实现，因为这对于她来说，确实往往不但意味着消遣，也意味着疲劳。社交生活要求她“装门面”，要求她把自己摆在展览的地位，而不是要求她和她自己及她和他人之间有任何真正的沟通。它不能让她摆脱孤独状态。

“想想也真可悲，”米什莱写道，“女人，这个相对的人，只能作为夫妻中的一员来生活，她往往比男人孤独。他广交朋友，不断有新的接触。她若无家庭则什么也不是。而家庭是一种摧残人的负担；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的肩上。”的确，女人在受束缚和孤独的情况下，不会懂得旨在共同追求某个目标的同志情谊所带来的快活；她的工作并没有占据她的头脑，她受的教育既没给她带来独立的欲望，也没带来应用它的经验，虽然如此，她仍在孤独中度日。

婚姻可能使她远离了她父母的家庭，远离了她年轻时的朋友，而要通过结识新的朋友和家信来弥补这种背井离乡，是很难做到的。在年轻妻子和她父母的家庭之间，可能往往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哪怕是离得很近：她的母亲和她的姐妹都不是她的真正的朋友。现在许多年轻的夫妇，由于没有住房，常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但这种万不得已的联合对新娘来说，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友谊的根源。

女性的友谊若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下去，对女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这种友谊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要胜过男性的价值。由于集体的力量，她们获得了抖掉枷锁的能力；她们彼此承认自己的性冷淡，否定男性的性支配，同时嘲笑男人的欲望或他们的粗俗；而且她们热嘲冷讽，对她们丈夫的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提出疑问。

她们比较体验；怀孕、生育、她们自己的和孩子们的疾病，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要事件。

她们的工作不是一门技术，在传递烹调处方之类时，她们赋予它们一种基于口授传统而形成的神秘科学的尊严。有时她们也讨论道德问题。妇女杂志的通讯专栏为她们谈话的内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人们很难想像只为男人开辟一个“孤独的心”专栏；男人在这个世界上相识，这是他们的世界；而女人却不得不确定、估量和探索自己的特殊领域；她们的报道特别涉及了美容顾问、烹调处方、编织指导；她们要求得到忠告；由于她们有饶舌痛和自我表现痛，有时产生了真正的焦虑。

女人知道男性规范并不是属于她的，知道男人想当然地认为，他既然怂恿她去堕胎、通好、做坏事、背叛和说谎（这些都是他在正式场合予以谴责的），她便不会去遵循这一规范。

因而她请求其他女人帮助确定一套“地方法规”，姑且先这么说吧，一种特别为女性提供的道德规范。女人对她们朋友的行为没完没了的评论和批评，并不单单是出于恶意；为了评判别人并调整自己的行

为，女人比男人更需要道德上的独创性。

只有女人之间关系所蕴含的真诚才可以赋予这种关系以价值。面对着男人，女人总是在做戏；她在假装不愿意接受她的次要的他者（tialOther）地位时，是在说谎；

她在通过模仿、服装和学来的警句送给他一个想像中的人物时，也是在说谎。这些戏剧表演要求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每个女人都或多或少意识到这种想法：“我也许不是我自己了”；男性世界苛刻而锐利，它的声音太宏亮，光线太生硬，接触则是粗野的。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女人处在幕后；地磨刀霍霍，但没有去战斗；她整理服装，准备化妆，运筹帷幄；在登台之前，她穿着晨衣和拖鞋在舞台两侧闲逛；她喜欢这温暖、轻松、松弛的气氛。在《军帽》里，柯莱特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朋友边宁静地缝制衣服、边讨论这项工作的小小细节，交换私人的小秘密，练习使用新化妆品的情形。和这一宁静场面相对比的是，为一个朋友和年轻男人见面做准备的场面。那气氛要严肃些；不能流泪：注意化妆！没买件新衣服，真可惜；必须借双漂亮的丝袜；必须决定戴不戴花；有那么多的问题！这时女人们相互帮助，讨论她们的社交问题，每个人都在为他人营造保护窝；她们说的做的都是出于真诚。

对于有些女人，这种温暖而轻佻的亲密关系，比之和男人的十分做作的关系，更为可贵。

就和少女时代一样，自恋者在别的女人身上找到了一个有特权的替身；正是通过别人的周密的、可以胜任的观察力，她才能够羡慕自己的剪裁得十分合体的长袍，羡慕自己的美妙的“小天地”。结婚以后，她最要好的朋友仍是受宠的见证人；于是，她也可能继续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客体，并且是一个被人渴望的客体。如我所说，几乎每一个少女都有同性恋倾向，丈夫的拥抱往往笨拙，不会把这种倾向抹掉；这是女人和她的密友在～起时之所以能够感到那种肉欲的甜密（那种感情在普通男人身上没有等价物）的根本原因。这种肉欲的依恋，在两个女朋友之间，可能升华为崇高的情操，或者可能通过到处抚摸或具有明确的性的含义的抚摸表现出来。她们的调情也可能只不过是一种闲暇的娱乐（后宫女人的情况便是如此，她们主要关心的是消磨时间），或者可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然而，女人的伙伴感情极少能上升为真正的友谊。女人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有自发性；但是在这样的团结中，每一个人的超越都不能指向他人，因为她们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独自垄断其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她们个性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直接的共同体验，所以立刻会由此产生出敌意的因素。在中，娜塔莎深深地依恋着她家里的女人，因为她要让她们为她生儿育女作见证，但她对她们也怀有嫉妒之情，因为在皮埃尔面前，她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女人的化身。女人的相互理解，是由于她们彼此认同这个事实引起的；但是基于同一理由，每一个人都会反对其他的人。主妇同女仆的关系，要比任何男人同男仆或司机的关系更为密切——除非他是同性恋者；她们交换私人秘密，有时她们是同谋；但她们之间也有势不两立的竞争，因为女主人既想摆脱实际工作，又想有着这一工作带来的责任和荣誉；她希望别人认为她是不能取代的，不可或缺的。

她非常苛刻，对仆人百般挑剔责难，或者想这么做；如果仆人把活儿子得太好，女主人就会失去自命为唯一者的满足感。同样，她和教师、管家、护士、看孩子的保姆以及帮她干活的亲戚朋友也会不断发生争执；其借口是她们不．尊重她的“愿望”，未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实际上，她既没有她所特有的愿望，也没有她所特有的想法；相反，令她苦恼的是，别人在履行她的职责时是那么严格，就跟她似的。这是各种家庭争执毒化家庭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缺乏让她的独特资格家喻户晓的手段时，每一个女人都会愈发迫切地要求成为主权者。

但是，在卖俏和爱情方面，每一个女人尤其把其他一切女人都看做敌人。我曾提到过少女中存在的那种竞争类型，这种竞争往往会持续一生。我们已经看到，时髦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理想是得到绝对的评价；如果任何时候失去光彩，她会十分痛苦；她讨厌看到在别人头上环绕着哪怕是最微弱的光环，她要夺走别人得到的任何嘉奖；如果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她又是什么呢？真心实意地陷入情网的女人，会因驾驭了情人的心而满足；她将不会嫉妒她朋友的成功，但她会感到她的爱情在面临威胁。事实上，女人被她最要好的朋友出卖，这个主题并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老生常谈；两个女人越是要好，她们的二元性就越是危险。女友被邀请以恋爱女人的眼光去看看，以她的心、她的肉体去感受一下；于是这个女友被那个情人所吸引，被勾引她朋友的那个男人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友认为她的忠诚很好地保护了她，使她能够自由约束自己的感情，但她也讨厌只扮演次要角色，于是不久她就准备屈服了，准备献殷勤了。许多女人一旦恋爱，就开始谨慎地回避密友。这种矛盾心理使女人几乎不可能十分信任她们之间的相互感情。男性的阴影总是遮天蔽日地悬在她们头上。即使他没有被提及，圣·约翰·佩斯的这行诗也是适用的：“太阳虽未被提到，但他的存在就在我们之间。”

女人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们会报复男人，给他设置陷阱，诅咒他，侮辱他——但她们也在等待他。只要呆在没有男人的地方，她们便会受偶然性的左右，感到无精打采和穷极无聊。

这监牢仍有一点母亲胸脯般的温暖——但毕竟是所监牢。女人只有在可以预知能早日走出的情况下，才会悠闲快活地呆在那里。这时她会乐于处在浴室温暖的潮湿中，只要她认为她很快就要走进灯火辉煌的客厅。在被监禁时，女人彼此是同志，她们互相帮助，共同忍受她们的监禁生活，甚至互相帮助，准备一起逃跑；但她们的解放者将是来自于男人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这个男性世界在结婚以后仍保持着魔力，只是丈夫失去了他的威望；妻子发现，在她的标本当中，男人的纯粹本质被降了格。但男人仍是宇宙的真理，最高的权威，奇迹，主人，眼睛，猎物，快乐，冒险和救世主；他仍是超越的化身，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人。连最忠诚的妻子也不会同意放弃这个奇迹，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同一个偶然的、有限的个人进行迟钝的交流。她从小就十分需要引导者；当丈夫不能承担这一角色时，她便会转向别的男人。有时她的父亲、兄弟、叔叔，或其他亲属、某个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威望；她将会去依靠他。

但是有两类男人，他们的职业尤其注定他们可以成为倾听吐露秘密的人和指导者：神父和医生。第一类男人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提供忠告而又不收费；他们在听忏悔时一筹莫展，不得不任凭信徒东拉西扯；他们尽量避开人所共知的讨厌的人，但引导他们的羔羊沿着道德之路前进却是他们的责任，而当女人在社会和政治上显得比较重要时，这一责任尤其紧迫。“良心指导者”向他的忏悔者指明她应采纳的政治见解并控制她的选票。许多丈夫对他干涉他们的婚姻生活感到气愤，因为忏悔神父对卧室私事说长道短。他对教育子女很有兴趣；

他忠告做妻子的女人应该怎样处理她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总是把男人当做神去景仰的女人，欣喜若狂地跪在作为上帝在尘世的替身的那个男性的脚下。

医生因收取报酬而有良好的保护；对过于碍事的求诊者，他可以拒之门外。但是他也成为更为特别、更为顽固的攻击的对象；被性欲过于旺盛的女人追逐的男人，有3／4是医生。

在某男人面前～丝不挂，对许多女人是一种巨大的裸露快感。在这方面斯特克尔报告了许多实例：尤其是老处女，她们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到医生那里要求做“非常全面的检查”，或者刚离开一个妇科医生，又去找另一个妇科医生，要求做“按摩”或“治疗”；有些性冷淡的妻子只有在做医学检查时才能感受到性高潮。

女人很愿意认为，她对之裸露身体的那个男人，已经对她的有魅力身体，或对她的美好灵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她病态地努力让自己相信，她被那个医生或教士给爱上了。

即使她是正常的，也会觉得那个男人和她个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联系；她乐于体面地服从他的命令；更重要的是，有时她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帮助她接受她不得不去过的生活。

然而，有些妻子并不满足于把道德权威当做生存支柱；她们的生活迫切需要一种浪漫的提升。如果既不想欺骗也不想离开自己的丈夫，她们就会和害怕有血有肉的男性的少女采取同样的做法——沉溺于热情的想像之中。斯特克尔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各种例子。有一位颇有地位的受尊重的已婚女子，爱上了一个歌剧男高音。她送给他鲜花和条子，买他的照片，连做梦都会梦见他。但是当她有机会和他见面时，她却没有去；她不想得到他本人，而只想又爱着他，又仍去做忠实的妻子。还有个女人爱上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演员，她有一个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他的照片和有关他的资料。他去世时，她哀悼了一年。

我们都会对鲁道夫·瓦伦泰诺去世时所流下的眼泪记忆犹新。已婚女人和女孩子们都崇拜电影男主角。他们的形象或出现在自娱之时，或出现在夫妻性交胡思乱想之时。他们也可能重新唤起某种童年的回忆，扮演着祖父、兄弟。教师或诸如此类的角色。

但是妻子周围也有真正的、活生生的男人；无论她是得到了性满足，或是性冷淡，或是受挫，除了爱得彻底和绝对排他这些罕见情况，她都十分珍视他们的赞赏。丈夫的目光已习以为常，不再有激发她对自己想像力的力量；她需要的是，仍充满着神秘的眼睛也能发觉她是神秘的；她必须在主权意识面前取得自信，必须翻新她已退色的照片，必须恢复嘴边上的酒窝和睫毛上的举世无双的颤动；她只有被渴望和被爱，才可以做到令人满意。如果她在婚姻中被调适得非常好，那么她在其他男人身上所寻求的就会主要是虚荣心的满足；她邀请他们加入她的自我迷信；她是诱惑人的，取悦于人的，满足于梦想被禁爱情的，满足于想像“假如我想……”的。她宁肯让许多崇拜者着迷，也不愿意深深地依恋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她比少女更热情，更不怕羞，她卖弄风情是要男性进一步向她证实，她已经意识到她的价值和力量。她常常愈发有恃无恐，因为，她已经停泊在家里并且已经成功地征服了一个男人，继续玩这种游戏，对她来说既没有多大希望，也没有多少风险。

在或长或短地经过一段忠诚期之后，妻子也可能不再限于这种仅仅打情骂俏和卖弄风情的行为。她下决心欺骗丈夫，往往是由于怨恨。阿德勒坚持认为，女人的不忠永远是报复的一种方式。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她往往并不屈从于情人的诱惑，而是屈服于想公然反抗丈夫的欲望：“他不是天下唯一的男人——别的男人也会发现我有吸引力，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也会受到愚弄。”在妻子的心目中，可能被藐视的丈夫仍有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少女有时为了反抗她的母亲，为了挑剔她的父母，为了违抗父母之命，为了维护她自己的权利，而去找情人那样，对丈夫感到怨恨的妻子，也会企图把她的情人当做知己，当做她佯装受害者的见证人，当做贬损她丈夫的同谋。她不断地和他议论她的丈夫，假装煽起情人的轻蔑之意；除非情人把他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否则她会气哼哼地掉头不再理他。她会要么重新回到丈夫的身边，要么再找一个安慰者。但是，往往不是怨恨，而是失望，把她抛进了情人的怀抱；她在婚姻中不曾得到过爱，而让自己听天由命，让自己永远不去领略年轻时就若痴若狂向往的兴奋和快活，她又发觉这很难。对于令人沮丧的女人来说，由于各种性满足的权利都被剥夺，由于拒绝承认她们在感情上有自由和个性，婚姻将以无可避免和不无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把她们引向通好。蒙田在《论维吉尔的几首诗》一文中说：

我们从童年就对她们进行爱的方面的教育。她们的魅力，她们的衣着，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受到的全部教诲，都无助于其他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什么也没有让她们铭记在心，即使完全基于这种理由：经常在她们面前坚持这个观念，以使她们对这个观念感到厌恶……那么，试图在女人身上压抑一种对她们来说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的欲望，也是愚蠢的。

恩格斯也说：

随着一夫一妻变得经久不衰，出现了两种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随着一夫一妻制和公开纳妾，通奸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制止。

如果夫妻做爱激起了妻子的好奇心却未能满足她的感官，她就很可能会在别人的床上完成她的教育。如果丈夫成功地唤起了她的性欲，她就会希望和别人共享这种快感，因为她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的依恋感。

道德家哀叹对情人的这种偏爱，而我则已描述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那种企图恢复丈夫形象的做法；但是，若是想证明从社会角度来看，即从其他男人的角度来看，他往往比他的对手优越，并用这种看法对他加以保护，这则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指望他的妻子。有两种特征使他成为她所讨厌的人。首先，他承担了始作俑者这样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传统处女的要求是矛盾的，她既想被蹂躏又想被尊重，这样就使他几乎必然要受到失败的惩罚；所以她在他的怀抱中永远是性冷淡的。和情人在一起，她不会感到夺走处女贞操的那种恐怖，也不会感到被蹂躏所引起的严重羞辱；她避免了意外造成的精神创伤：

她知道该期望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坦然，更不容易冒犯，更老练，她不再迷惘于理想之爱与肉欲、情感和性感受之间。当她有情人时，情人是她真正需要的。

这种精明是她自由选择的一个方面。因为使丈夫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二个令人讨厌的特征是，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他的妻子要么把他当做最后的依靠予以接受，要么被她的家庭移交给他；不管怎样，她即使为了爱情嫁给他，也仍要让他成为她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义务，她往往逐渐感到他是个暴君。无疑选择情人也要受到环境的限制，但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自由的因素；结婚是一种义务，有情人则是一种奢侈。妻子因情人的乞求而委身，所以她即使无法确信他的爱，也至少确信他的欲望；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一个服从法律的问题。由于情人的诱惑力和威望不会被日常生活的摩擦弄钝，他还有一种优势：他依然是单独的，是一个他人。于是，她也会感到在他们俩会面时她摆脱了日常的自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丰富：她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是一个新的女人。这就是某些女人在私通中首先追求的：被他人弄得全神贯注、出乎意料和忘乎所以。当破裂来临时，她们感到空虚和绝望。雅内报告的某些精神病学实例向我们表明了，在遭受损失时，女人在情人身上寻求和得到了什么：

一个39岁的女人，由于被一个作家抛弃，十分绝望；这个作家让她和他一起工作了5年。她写道，他的生活是那么丰富，他是那么专横，以至她完全被他占有，任何别的事都不能想。还有一个女人，年龄有五岁，她从关系破裂后就开始生病；她希望她成为他书桌上的墨水瓶，这仅仅是为了能够看到他。她解释说，她一直很厌烦；她丈夫什么也不懂，从未让她操心过精神方面的事情，对什么也不理解，也不会让她感到惊奇；他一点也不懂得人之常情。但她的情人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从不动感情，冷漠得让人委屈得要死。而且还大胆、sang-froid［沉着〕、机智、思想敏捷，这些令她困惑不已。

有些女人只是在私通伊始，才会感到这种丰富和欢悦的兴奋；如果她的情人未能立刻给她带来快感（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两个性伙伴最初感到害怕，尚不能相互适应），她便会产生怨恨和憎恶；她可能会变成美莎丽娜式的人物，并参与许多桃色事件，走马灯似的换一个又一个情人。但是女人也可能受到失败婚姻的启示，此时她恰被适合于她的男人所吸引，因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长久的依恋关系。她往往因为这个情人属于和她丈夫完全相反的类型，而发觉他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正是圣佩韦与维克多·雨果的鲜明对比，才吸引了阿黛尔——雨果的妻子。斯特克尔援引了一个女人的实例，她嫁给了一个粗俗野蛮、又强又壮的丈夫，他献的殷勤只能使她感到痛苦。她遇到了一个律师的秘书，这位秘书虚弱、文雅、和蔼可亲。他对她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而且他们发现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兴趣。这种亲密关系表明，他的相对虚弱力量可以消除她的性冷淡。她离了婚，紧接着他们马上结了婚，后来一直生活得很幸福；他仅仅用接吻和抚摸就可以让她达到性高潮，而她却一直被那身强力壮的丈夫指责为性冷淡！

并非一切私通都有这种童话般的结局。也许正像少女梦想有一个解放者能够带她逃出她的家庭那样，妻子也在期望有一个情人能够让她摆脱婚姻的束缚。热情的情夫在他的情妇开始谈到要结婚时，一下子冷了下来并离她而去，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主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谨慎保留态度经常使她受到伤害，他们已有的关系，也由于怨恨和敌意而变糟。如果私通关系变得稳固，它往往会终于呈现出人们所熟悉的婚姻特征；那时它将会重现婚姻的所有弊端：无聊、嫉妒、算计、欺骗等等。而女人将会梦想让另一个男人，把她从这种常规中拯救出来。

而且，随着环境和习俗的木同，通奸的表现也极不相同。在我们这个依然存在父权传统的社会里，妻子对婚姻的不忠，似乎要比丈夫对婚姻的不忠可恨得多。蒙田说：

对于堕落的鉴定是多么不工正啊！……我们判决和衡量我们堕落的标准，不是根据情理而是根据我们的利益，因此它们才具有如此不平等的形式。我们的严厉判决，使得女人对此种堕落的嗜好，成为一种比其性质所能证明的更令人难堪的罪过，而其涉及的后果比原因更恶劣。

我们已经考察过这一严厉性的初始原因：女人通奸有把陌生人的儿子带进家庭的危险，因而有骗取合法继承人地位的危险；丈夫是主人，妻子是他的财产。社会的变迁，节育的实行，已经使这些动机因素基本上失去了影响力。但是，由于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的连续意志（tinuingwill），一直包围她的禁令将永远存在。她时常把它们内在化了；她对丈夫的婚姻越轨行为视而不见，不过她的宗教、她的道德、她的“贞操”，不允许她这一方有同样的越轨行为。周围环境所硬性形成的约束力（尤其是在新旧大陆的小镇），对她要比对她的丈夫严厉得多；他外出较多，他旅行，所以他的弱点更能得到纵容；她则要冒着失去名誉和失去已婚女人地位的危险。人们常常描述女人成功地挫败这种监视的计谋，而我本人就听说过，在一个风格陈旧简朴的葡萄牙小镇，年轻的妻子们根本不出门，除非有婆婆和丈夫的姐妹陪同；但是理发师出租房间，情人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短暂的约会。在大城市，妻子极少有看守者；但是小范围的新交对不正当的感情几乎不那么有利。由于仓促和秘密，通好创造不出有人情味的自由友谊；它所包含的欺诈，其结局往往是毁掉婚姻的全部尊严。

今天，许多圈子里的女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性自由；但是婚姻生活同性满足的协调对她们仍是一个难题。既然婚姻不能普遍包括肉欲之爱，十分坦诚地把它们分开就似乎是合理的。

人们一般认为，男人可以做一个优秀的丈夫，可他又是轻浮的：他的性插曲实际上并不会妨碍他和妻子的和睦生活。这种和睦甚至会更纯洁，更无矛盾心理，如果她不象征着束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妻子作出同样的让步；的确，她常希望分享丈夫的生活，为孩子做一个窝，然而她又想体验别人的爱情。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虚伪和谨慎必然会损害名誉；而基于自由和真诚达成的契约将可以消除婚姻的缺陷。

可是也必须承认，当今那句令人恼火的套话——“这对女人不是一回事”，仍有某种真理性。有关上述差别的说法没有一种是自然的。有人坚持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么需要性活动，但对不存在的东西不能持确信无疑的态度；受压抑的女人会变成泼妇，虐待的母亲，狂热的主妇，不幸和危险的人。但不管怎样，即使女人的欲望并非时常出现，这也根本不应当成为认为满足这些欲望实属多余的理由。

这种差别存在于男女性爱的整个处境，正如它取决于传统和当代社会。女人的爱情行为仍被认为是她向男人提供的服务，因而他似乎是她的主人。如我们所见，他永远可以占用一个身为低劣者的女人，但如果女人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男性，则是可耻的；她的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属于屈服和堕落。妻子欣然接受她的丈夫占有其他女人这个事实；她甚至可能自鸣得意：有些女人走得更远，甚至会模仿德·蓬帕杜尔夫人，扮演起拉皮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女人在情人的怀抱中变成客体。猎物；在她丈夫看来，她似乎被外来的超自然力占有，她不再属于他，他被剥夺了拥有她的权利。实际上，她在床上常常触摸自己、希求自己，因而她是被支配的。然而由于男性的威望，她实际上也倾向于认可并模仿那个曾经完全占有她的其他男性，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整个男人的化身。丈夫认为他所熟悉的她那里听到一个陌生人思想的回音时，会非常恼火，但并非没有道理——他几乎感到自已被占有了，被蹂躏了。如果德·夏里埃夫人和年轻的本杰明·贡斯当决裂（如我们看到的，他在和两个男性化的女人的关系中，扮演女性化的角色），那是因为她不能忍受他身上有德·史达尔夫人的实属可恨的影响。只要女人使自己变成奴隶，并且是她所“委身于”的那个男人的反映，她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她的不忠行为比她丈夫的不忠行为有更大的破坏性。

她即使维护了自己的完整性，也仍然会有她的情人认为她同她丈夫达成妥协的危险。妻子甚至很可能觉得，若是委身于另一个男人（哪怕只有一次，匆匆忙忙地，在沙发上），她便会取得超出她合法配偶的优越地位。一个男人若是相信自己已经占有了他的情妇，他就会更有理由认为他愚弄了她的丈夫。这就是有的作家有时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成她有意选择一个下层社会情人的原因；她在他身上寻求肉欲满足，而不是希望给他带来一种超乎有身份的丈夫之上的优越地位。马罗在《人的命运》中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对儿夫妇，他们达成了一个相互给予充分自由的协议；可是当梅告诉乔说，她和一个朋友睡了觉时，他十分痛苦，觉得那个男人将会自以为他已经“占有”了她；乔决定尊重她的独立性，因为他十分清楚，无论何时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有任何一个人；但是另一个男人的自鸣得意的想法，却通过梅伤害并羞辱了他。人们往往把自由女人和放荡女人混为一谈。情人自己也容易对他从中获益的自由产生误解；他宁肯相信他的情妇已经屈服了，已经听任摆布了，他已经征服并诱惑了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可以听任她性伙伴的虚荣心的摆布，但她将会发觉，让体面的丈夫不得不忍受这个性伙伴的傲慢，是一件可惜的事。让女人在平等意义上和男人共同行动确实很难，只要这种平等未得到普遍承认并得到具体实现。

在任何情况下，通好、友谊和社交都只不过是婚姻生活的转移；它们对忍受婚姻生活的约束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可能予以消除。它们是一种不安全的逃避，根本不会让女人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文第十九章妓女

第十九章妓女

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娼妓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有人曾说过，娼妓制度犹如笼罩家庭的阴影，从古到今伴随着人类。男人出于谨慎，让他的妻子信誓旦旦操守贞节，但是他本人并不以强加于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以赞同的口吻告诉我们说：

波斯王们经常邀请他们的妻子一起参加盛宴；

但是当他们的酒兴大发，因而情不自禁地想放纵一下肉欲的时候，他们便会让她们回到自己的私寓——因为他们不可能和她们一起共享淫逸之乐——

并让别的女人来代替她们，对于这些女人，他们觉得没有尊重的义务。

基督教的神父们认为，阴沟对于保证宫邸卫生是必要的。而且人们还往往认为，为了挽救其他人并预防发生更大的麻烦，有必要牺牲掉一部分女性。美国奴隶制的拥护者们，在支持这一制度时提出的论点之一是，南方的白人若是全都摆脱了对奴隶的义务，便能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最民主、最完美的关系；同样道理，“无耻女人”这一等级，使“正派女人”有可能受到骑士般的极大尊重。妓女是替罪羔羊；男人用她来发泄自己的卑鄙欲望，然后将她唾弃。

她无论合法受到警察监督，还是非法秘密行娼，都被当做贱民对待。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女人的地位是一样的。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对驱使女人行娼的动机感到迷惑不解是幼稚的；今天我们不再接受龙蒲梭（Lombroso）

的理论，即不再把妓女与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或许如统计数字所表明的，妓女的智力水平稍低于一般人，有些人确实属于弱智，因为智力迟钝的女人很可能选择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但是她们当中多数人是正常的，有些人还十分聪明。没有任何命中注定的遗传因素和任何心理缺陷，使她们深感痛苦。实际上，在一个不幸和失业普遍存在的世界上，人们将会从事任何开放的职业。只要有警察力量和娼妓制度，就会有警察和妓女，尤其是在这些职业比其他许多职业有更高报酬的情况下。是男性的需要刺激了妓女这种供应，对此感到惊讶是十足的虚伪，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过程的活动。帕朗．杜夏特赖在他的1857年的报告中写道：“在各种卖淫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就是失业和低收入所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德学家冷笑地回答说，妓女的悲惨故事，只是为了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才被描写得如此浪漫。实际上，妓女往往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如果她选择的方式在她看来并非最糟糕，那便不能证明她天生就是堕落的；该谴责的毋宁说是社会，因为在社会上这种职业仍然是那些似乎最不令女人反感的职业之一。人们经常会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职业？”其实倒是应该这样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大部分妓女以前当过家庭佣人。只要稍留意一下女仆的地位，便可以解释这一事实。由于受到盘剥和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被当做人对待，打杂女仆、室内女仆不能指望她的命运会有任何改善；有时她不得不接受家长所献的殷勤。她从家庭奴隶地位和性的屈从，滑入了一种也许稍好一点的、她梦想会幸福一些的奴隶地位。而且，佣人们很可能离家很远；据估计，巴黎的妓女有80％来自外省他乡。一个女人若是离家很近，因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名誉，便不会从事一般来说声名狼藉的职业；但如果她沦落于大城市并不再和社会结为一体，“道德”这一抽象观念便根本不会构成障碍。

中产阶级的人们用强有力的禁忌把性行为（特别是把处女贞操）罩上多久，这些禁忌在许多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环境中就会受到漠视多久。大量调查认为，许多少女在被第一个人夺走处女贞操后，发觉委身于任何人都是十分自然的。比扎德博士调查了100名妓女并得到这样的数据：l人在11岁时失去处女贞操，2人在12岁时，2人在13岁时，6人在14岁时，7人在15岁时，对人在16岁时，19人在17岁时，17人在18岁时，6人在19岁时；其余人在ZI岁以后。因而有5％的人青春期以前就被蹂躏。半数以上的人说她们为爱情而委身，因为她们需要这么做；其他人委身则出于无知。第一个诱惑者往往是一个年轻人。通常是商店或办公室里的同事，或者是童年的伙伴；紧接着时常是士兵。工头、男仆和大学生；比扎德的名单里还包括两名律师、一名建筑师、一名医生和一名药剂师。雇主本人很少如盛传的那样扮演这种角色；但他的儿子或晚辈亲戚或他的朋友却往往在干这种事。科芒涅在另一份调查中也提到45个年龄在12岁到17岁之间的少女，她们的处女贞操是被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的陌生人给夺走的；她们委身时态度冷漠，没有快感。这些报告提供的个体实例的细节表明，由于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明显无知或满不在乎，女孩子和年轻女人是多么频繁地、情况多么不同地委身于偶然碰到的陌生人、新相识和年长的亲属。

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委身的女孩子会一直受被夺走处女贞操的创伤的折磨；人们很想知道，这种野蛮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但通常人们不为妓女做精神分析，而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述，往往用陈词滥调支吾搪塞。在某些情况下，随时准备委身于第一来到的人，可以用我提到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因为有许多很年轻的女孩子，由于怨恨她们的家庭，由于对她们所萌发的性征感到恐怖，或者由于渴望像成年人那样行动，而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和男孩子结交，举止轻浮且富有挑逗性。那些仍像个孩子、没有性感、冷漠的女孩子，则认为她们玩火不会烧身；总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于是她们从梦想滑到行动。

马罗所援引的一个14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就很难关上。”然而，少女在处女贞操被夺去以后，很少会立即决定去过娼妓生活。有时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和他一起生活；她有“正式”工作；当情人抛弃她时，她再找个情人来聊以自慰。她既然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便觉得她可以委身于所有的男人；有时是她的情人——第一个或第二个，建议她用这个行当来赚钱。也有许多的女孩子是父母让她们做妓女的；有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朱克人家庭，几乎所有女人都注定要从事这门行业。女流浪者当中有许多被亲属遗弃的小女孩；她们先是乞讨为生，后来落入娼门。在前面所提到的调查中，帕朗-杜夏特赖发现，在5000名妓女当中，有1141人是因受贫困的影响，1425人是因诱奸后被抛弃，1225人是因被父母遗弃后无谋生手段。这是1857年的情况，但当代的调查使人联想到同样的结论。疾病往往驱使无法做真正工作或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它打乱了收支平衡，迫使女人尽快发现新的财源。

件上私生子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半数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人抚养3至6个孩子，有的人则更多。极少有人把她们的孩子遗弃；的确，有些未婚母亲卖淫是为了赡养她们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混乱期间，娼妓的人数在增加。

有一个妓女用玛丽-泰丽莎这个笔名，在《现代》杂志上这样叙述她的身世：

我16岁时和一个比我大13岁的男人结了婚。我这样做是为了离开家。我的丈夫只想让我怀孕，他说，“这样我就会呆在家里。”他反对我化妆和看电影，我婆婆也总是在旁边对我说，他是对的。我两年有了两个孩子……我无聊得很，便去上护理课，这是我喜欢的……医院里有个厚脸皮的护士，她对我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事，但6个月来我未和男人干过任何事。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很粗鲁也很英俊，走进我的房间，劝我改变生活，和他一起到巴黎去，不要再工作了……一个月来，我和他在一起确实是幸福的。有一天他带来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他说她能很好地照料自己。起初我没有走下去。

我甚至在当地诊所有了工作，让他知道我不愿意到街上去。但我没有坚持多久。他说我不爱他，否则我会为他工作。我哭了，在诊所里一直很伤心。我终于让他带我去一家美容院……我开始做“短工”。朱劳特一直跟在我后面，看我能否当心自己，在警察来到时给我报警。

这个故事和被老鸨置于街头的女孩子的传统故事有点相像。有时是丈夫在充当这一角色，有时则是一个女人。在一份对510名妓女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284人过着单身生活，132人和男朋友住在一起，另有94人和女人住在一起，她们和她通常有着同性恋关系。这些女孩子当中有些人说，她们是被其他女人带坏的，还有一些人对女性卖淫。

一个女人可能把卖淫仅仅当做增加收人的权宜之计，但人们常听说她后来不能自拔了。

如果说“胁迫行娼”（eslav-ery——即用暴力、假话言、假装给她找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让她掉进陷阱——的情况比较少见，那么让她违心从事这门行当倒是司空见惯的。老鸨或拉皮条者提供开业所需要的费用，她对他们负有义务，赚的钱绝大部分被他们拿走，她根本不可能摆脱他们的控制。玛丽-泰丽莎在成功地逃走以前，其实斗争了好几年：

我终于认识到事实真相，原来朱劳特只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我能在我们之间保持一．点距离，也许我会攒下一点钱……最初我胆很小，一个认识朱劳特的女人在监视我，她甚至数我“接客”的次数。朱劳特给我写信，让我和那位女士一起把我的钱存起来，“以防被抢走”……我想买件衣服，她说朱劳特对她讲不许给我一分钱。我决心尽快逃出这所妓院。但我上了当，被送到了慈善收养院。我只好拐回那所妓院，去赚我的旅费……可我只来了一个月……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但我太恨朱劳特了，不能呆在巴黎：

他虐待我，有一次几乎把我扔到窗户外面……我和一个代理人商定离开这个城市，但我听说朱劳特认识他，就没有到约定的地方去……我逃走了，但六个星期后我就回到那所妓院讨饭吃……朱劳特在路上碰到我，把我给揍了一顿。对朱劳特我实在是够腻味的了，终于同意回到德国去。

文学已让“朱劳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他出钱买衣服，后来他保护她不受其他女人竞争的干扰，并且不受嫖客的干扰；而所有的嫖客简直是大乐意即使用她，又不付分文了，有些嫖客还想在她身上满足他们的虐待欲望。在几年前的马德里，法西斯分子的纨绔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里，借以取乐；在法国，出去寻欢作乐的大学生们有时把女孩子带到农村，夜里让她们赤身裸体地留在那里。为了得到钱，并避免受到粗鲁的对待，妓女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别一个人那么卖命地干，别对这工作那么操心，否则你会吃不消的，”有人说。她往往和他相爱；由于爱情，她才投身于这种工作，或者才为它辩护。在她的环境里，男人极其优越于女人，这给某种爱情宗教带来了好处，这种宗教解释了某些妓女热情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的原因。在她的男人的力量与暴力中，这样一个女孩子找到了证明他有男性气质的证据，愈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和他在一起，她懂得了嫉妒和折磨，但也懂得了女人陷入情网时的快活。

然而，妓女对她的男人有时只感到敌意和怨恨；但她由于恐惧而仍处在他的淫威之下，因为，如我们在上面援引的故事中所看到的，他始终在控制着她的心理。于是，她很可能在顾客当中选一个情人来自慰。玛丽．泰丽莎写道：

所有的女孩子都有除她们的“朱劳特”之外的情人，我也在其列。他是个水手，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子。虽然他实际上是个称职的情人，但我仍不能和他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是好朋友。他常和我一起上楼，不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交谈；他说我应当离开那里，那不是我呆的地方。

她们也转向女人。许多妓女都是同性恋者。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在女孩子的经历伊始常有同性恋的体验，而且许多人一直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安娜·鲁林认为，德国有20％左右的妓女，似乎是同性恋者。法伊弗尔报告说，监狱里同室的年轻女性常交换情书，信中的口吻十分亲热，末尾署着“始终居于你的”。这些书馆和中学生“如痴如狂”写的书信如出一辙。

后者阅历尚浅，比较胆怯；前者则感情放荡，无论在言辞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如此。

在玛丽-泰丽莎（她是被一个女人引上道的）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令人讨厌的嫖客和专横跋扈的老鸨相比，这个女朋友起着多么特殊的作用：

朱劳特带来了一个女孩子，是个连双鞋都没有的穷佣人。她需要的东西全都要到寄卖店去买，后来她和我一起工作。她非常讨人喜欢，而且她爱女人，所以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她使我想起了我向那个护士学到的一切。我们常喜欢去看电影，而不是去工作。我很乐意让她和我们呆在一起。

显然，这位妓女的女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和生活在女人当中的“正派”女人的男情人的角色十分相似：她是寻欢作乐的伙伴，同时也是这样一种人——与她的关系是自由的，无利害冲突的，因而完全是自愿的。妓女，或由于被男人们弄得疲惫不堪，或由于对他们十分讨厌，或仅仅是由于想寻求转移，往往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去寻求放松和快感。不论哪一种情况，我提到的共谋关系（它直接让她们联合起来）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有力。

由于她们同人类一半的关系有着商业性质，由于社会总的来说把她们当成贱民对待，妓女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团结；她们也许彼此是对手，因而彼此感到嫉妒，恶言恶语，打来斗去，但为了形成一个相反的世界，能够获得做人的尊严，她们深深地感到相互需要。女伴是深受偏爱的知己和见证人；是她将要去鉴赏为勾引男人而准备的服装和发型，但这些东西所引起的后果，本来就是招致别的女人的嫉妒和羡慕。

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而且无疑实例也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强调，作为自发感情的一种表示，妓女为情人保留了嘴上的吻，并且强调，她认为爱情拥抱和职业拥抱完全不是一回事。男人提供的这种证据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女孩子装出来的快感的愚弄。应当说，当这是一个快速而疲惫地接待一个又一个嫖客的问题时，或者当这是一个同熟悉的嫖客反复发生关系的问题时，情况是十分不同的。玛丽．泰丽莎做交易时通常表现得冷漠，但她也确实记得某些快活的夜晚。人们并非不知道当得到快感时，女孩子会拒绝接受嫖客付给的报酬，有时，他若处于困境，她还会提出帮助他。

然而，一般说来，这类女人在从事职业性工作时是“冷淡的”。她们有些人，对成群的嫖客除了路带轻蔑的冷漠外一无所感。玛丽-泰丽莎写道：“哦，男人是多么笨啊！女人要用她们喜欢的任何东西充实他们的头脑是多么容易啊！”但是许多妓女对男人深感怨恨；她们对男人变态的爱好和“恶行”尤其深恶痛绝。不论因为他们到妓院是为了纵情享受不敢对妻子或情妇承认的爱好，还是因为呆在妓院里这一事实使他们一时兴起，想到了种种恶行，反正实际上许多男人都要求那些女人加入各种邪恶行动。玛丽．泰丽莎抱怨说，法国男人尤其有无法满足的想像力。妓女会告诉富有同情心的医生说：“在某种程度上，男人都是邪恶的。”

在博戎慈善收养院，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年轻妓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非常聪明，起初是佣人，和一个拉皮条者住在一起，她很崇拜他。她说：“男人都是邪恶的，除了我那位。

这是1我爱他的原因。只要什么时候他显出一点儿邪恶的迹象，我就会离开他。第一次来妓院的嫖客并不总是很胆大，他是正常的；但当他再来时，就会想做某些事……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恶行，但是你就会看到的，所有的恶行他都有。”由于这些恶行，她十分讨厌她的嫖客。

我的另一位朋友，在l943年和弗雷斯内的一个妓女关系密切。这个女孩子坚持说，她的嫖客90％有恶行，50％是可耻的鸡奸者。他们若是富有想像力，就会令她心凉肉跳。个德国公务员想让她捧着鲜花，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供他欣赏，他本人则学鸟飞的样子；尽管他很慷慨且斯文，她一看到他进来，还是会逃之夭夭的。玛丽-泰丽莎讨厌所有行为这样怪诞的人，不过向他们要的价要比简单性交高得多，而且他们往往不会给这个女孩子带来什么麻烦。

这三个女人都很聪明敏感。毫无疑问，她们会觉得，当她们不再严格遵守生意常规时，当男人不只是嫖客还表现出个性时，她们就会变成一个任性者的猎物，就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这不再是一桩单纯的交易。然而，由于有较高的报酬，某些妓女专门搞“恶行”。

在这些女人对嫖客的敌意当中，常有一种阶级愤恨的成分。海伦·多伊奇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迷人的安娜的经历。她平常很文静，但也有发怒的时候，尤其是对当官的，因此她曾被送到精神病诊所去治疗。简而言之，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她从不想结婚，尽管有过好机会。她对自己的妓女生活十分适应，但由于患肺结核被送医院。她恨医生，因为对所有“体面的”男人她全都根。“怎么能不恨？”她说，“难道我们不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种男人会轻易撕去他们斯文、自制和自大的假面具，行为如禽兽一般吗？”除了这种态度，她的精神十分正常。另一个年轻妓女朱丽娅，从15岁就开始进行淫乱活动，她长得苗条甜蜜，只肯帮助她认为是文弱、贫穷和需要帮助的男人；“她认为别的男人全都是邪恶的禽兽，只该受到苛刻的对待。”

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为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她们十分清楚，警官为她们注册时的训话完全是在打官腔，嫖客在妓院外所唱的高调也几乎不会把她们给吓住。玛丽-泰丽莎解释说，不管收不收报酬，人们都叫她妓女，但若是收了报酬，就叫她过分精明的妓女；当她想得到她那份钱的时候，男人就会假装没有想到她会是那种女孩子，等等。收不收报酬，对她全都一样。

并非是道德的和心理的处境，使妓女的命运变得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她们的物质境通往往是可悲的。由于受到拉皮条者和鸨母的盘剥，她们的生活没有保障，3／4的人身无分文。

根据检查过几千名妓女的一个医生的看法，过这种生活5年后，约有75％的人染有梅毒。

例如无生活经验的小妓女，就极易受到病毒的感染；25％的人因淋病并发症需要手术治疗。

在20个人当中就有1人患有肺结核；60％的人酗酒或吸毒；40%的人死于40岁以前。此外还必须看到，虽有预防措施，但她们还是时常怀孕，而且她们通常在很差的条件下自行手术。

普通娼妓是一种很悲惨的职业，女人不但在性和经济上受到剥削，还要受到警察的专横对待，蒙受医生检查的耻辱，接受嫖客的任意摆布，而且注定要染上细菌和疾病，注定要饥寒交迫，所以她其实被降到一个物的水平上。

在普通妓女和高级妓女之间有许多等级。其主要差别是，前者是以她的纯粹一般性（作为女人）进行交易，结果竞争使她处于可悲的生存层面上；而后者则竭力得到对她本人（作为一个个人）的承认，若能做到，她会有很高的报负。美、勉力或性欲在这里固然不可缺少，但只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人，这种女人在公众心目中必须有点与众不同。当然，她的品质往往要通过男人的某种欲望才能显示出来；但是可以说，只有在男人让她的价值变得举世瞩目时，她才能够“功成名就”，才会开始发迹。上个世纪，是豪华住宅、四轮马车、珍珠宝器，证明了“情妇”对保护人的影响，并把她升到交际花的地位；只要男人继续为她而毁掉自己，她的价值就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已废除了这一浮华艳丽的类型，交际花也不再能够为自己赢得名誉。有野心的女人现在努力通过其他方式夺得名望。高级妓女的最新化身是电影明星。尽管有丈夫——这是好莱坞所严格要求的，或有可靠男友的陪伴，她仍然属于菲里尼和伊姆帕丽亚那一类人物。她所扮演的女人形象超过了男人的梦想，所以他回赠给她以财产和名声。

在妓女和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模糊联系，因为实际上美和性快感是含糊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当然不是美唤起了欲望，但柏拉图式的爱情论对好色所作的辩解，仍然是虚伪的。当菲里尼坦胸露乳地站在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们的面前并被宣告无罪时，她对他们的注视只有观念上的意义。展露一丝不挂的身体已成为一种艺术表演；美国的滑稽剧已将脱衣变成一种剧目。那些以欣赏“裸体艺术”为名收集淫秽照片的老绅士们，宣称“裸体是高雅的”。在妓院里挑选妓女的场景，从一开始就在成群结队地展览人体。若是更复杂点的话，这些表演则变成了为嫖客提供的“活动照片”或“艺术姿势”。

想获得个人价值的妓女，不只是被动地展示肉体；她还力求表现特殊的天赋。古希腊吹长笛的女孩子，用音乐和舞蹈迷住了男人。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女人跳着［肚皮舞］；西班牙的女孩子，则合著巴里奥齐诺乐曲轻歌曼舞，让人们精致细腻地欣赏自己。左拉笔下的娜娜出现在舞台上，是为了寻找“保护人”。某些音乐厅和以前的夜总会一样，形同于妓院。所有展露女人的职业都可以用于淫荡。毫无疑问，有些女孩子：舞女、舞星、马路女郎、广告女郎、模特儿、歌星和演员，把爱情和生意当成了两回事；她们的生意越是涉及到技巧和创造力，就越是能把本身看成目的。但是，为谋生而抛头露面的女人，却时常想直接利用她本人的魅力做交易。相反，高级妓女则想利用职业掩盖真正的交易。像柯莱特笔下的莱阿那种人物极为少见，她在被朋友在信中称为“亲爱的艺术家”之后，回答说：“艺术家？天啊，我的情人简直是太轻率了！”我们已经提到，高级妓女的名望是一种能赋予她以市场价值的名望，而今天，在舞台或银幕上可以制造出一种能变成生意资本的“名声”。

灰姑娘并不总是在梦想迷人王子；不论是丈夫还是情人，她担心他也许会变成暴君；她宁肯去梦想自己那笑容可掬的脸蛋，被张贴在电影院的大门上。但是，她几乎总是要通过男性的“保护”来实现她的报负；酬劳她的胜利、让她分享其金钱或名声的，将是些男人——

丈夫、情人、求婚者。这种取悦于个人或一群人的必要性，使得“明星”和高级妓女有了联系。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我用“高级妓女”这个词，是想标识出所有那些不仅把她们的身体，而且还把她们的全部人格当做受雇资本的女人。她们的态度，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工人的态度十分不同；工人通过所生产的产品超越了他们自己，于是超越了既定存在（thegiven），要求获得别人所具有的自由，为此他打开了未来的通道。高级妓女并没有揭示世界，也没有开辟人的超越之路；

相反，她想为她自己的利益把世界给吸引住。由于她为得到崇拜者的赞美而表现自己，她并不拒绝接受她所奉献给男人的被动女性气质：她赋予这种气质以魔力，因而她能够以自己的风采将男人捕入罗网并把他们给放出来；她把他们连同她自己淹没在内在性之中。

女人若是走上了这条路，的确会顺利获得某种独立的地位。她把自己租给某些男人，也就是明确不属于任何人；她积攒下来的钱，以及她像出卖商品似的出卖“名声”，保障了她的经济独立。古希腊最自由的女人，不是主妇也不是普通妓女，而是高级妓女。文艺复兴时代的高级妓女和日本的艺妓，远比当时其他女人享有的自由多。一个可以享有我们觉得和男人的自由十分相似的独立地位的法国女人，也许叫尼侬·德·朗克洛吧，她是17世纪的一位聪明美丽的女人。荒唐的是，那些把女性气质利用到极点的女人，居然为自己创造出一种几乎和男人相等的处境；她们以把自己作为客体交给男性的女性气质为起点，逐渐达到了主体地位。她们不但像男人那样谋生，而且出现在几乎只属于男性的圈子里；她们的言谈举止是自由的，所以能够获得（如尼侬·德·朗克洛）极为罕见的智力知识。她们当中的最出色者常常被讨厌“好”女人的艺术家和作家包围着。

在高级妓女身上，男人的神话得到了极有诱惑力的实现；她超过了其他一切人，成为肉体与精神，成为偶像、灵感和诗；画家和雕刻家想把她当成模特儿；她满足了诗人的梦想；

他从她身上的智慧，将开发出女性“直发’的宝藏。她比主妇更容易变得聪明，因为她不那么虚伪。那些天赋很高的人，将不会满足于只扮演厄革里亚的角色，不会满足于只充当男人的忠实顾问；她们会觉得，必须单独地去证实他人的赞美给她们带来的价值；她们会渴望把被动的美德变成行动。她们作为主权的主体进人了这个世界，她们写诗、作文、绘画和谱曲。

伊姆帕丽亚就是因此在意大利的高级妓女当中取得名声的。也许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做工具使用，并以他为中介发挥男性的那种作用；执政的男人所宠爱的情妇，总是通过她们的有权有势的情人参与统治世界。

这种类型的女性解放，在性爱方面也同样能够有效。由于从男人那里获得了金钱和其他利益，女人的女性自卑情绪也许可以得到补偿；金钱有一种净化作用；它可以消除两性之间的斗争。如果许多无职业的女人坚持从情人那里获得支票和礼品，那么这不仅仅是出于贪婪，因为让男人付给报酬（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也要付给他报酬），就等于把他变成了一种工具。

女人以这种方式避免和他成为一体。男人也许可以认为他“占有了”她，但这种性的占有是一种错觉；在更为重要的经济方面，是她占有了他，于是她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她可以醉心于情人的拥抱，却不会屈服于不属于她的意志；她的快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强加于”她自己的；宁可说一种额外的好处。她不是被“占用的”，因为她得到了报酬。

然而一般认为高级妓女是性冷淡的。通常她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与性感受，因为，如果多情善感或沉湎于肉欲，她便会有被男人支配的危险，他就会剥削她或垄断她或给她造成痛苦。在她所接受的拥抱当中，有许多拥抱（特别是在她开始成名时）使她蒙受耻辱；她对男性傲慢的反抗，通过她的性冷淡表现出来。高级妓女和主妇一样，也随时要靠耍些“小花招”，这使得她们的举止行为显得虚伪狡诈。对男人的这种轻蔑，这种厌恶，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女人对在这场雇主和雇员的比赛中取胜，根本没有把握。说实在的，对她们大多数人来说，依附仍然是她们的命运。

任何男人都不绝对是她们的主人。但她们对男人的需要却是极其迫切的。如果他对她不再产生欲望，高级妓女便会完全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刚踏入娼门的人都懂得，她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男人的手中；即使是明星，在失去男性支持时，也会发觉她的声望日渐惨淡。就是最美丽的女人，对明天也会没有把握，因为她的武器是有魔力的，而魔力是反复无常的。她就像“好”妻子受丈夫束缚似的，牢牢地受着她的保护人的束缚。她不但有义务作为床上伙伴为他服务，而且还不得不容忍他的存在、他的谈话。他的朋友，尤其要容忍他的虚荣心的要求。在承担她买高跟鞋或绸缎裙的费用时，女孩子的庇护人在进行一种赢利性的投资；实业家、制片商把珍珠、裘皮披戴在情妇身上时，是想以此来证实他的财富和力量；但不论女人成为赚钱的手段，还是成为花钱的借口，其奴役地位都是一样的，挥霍在她身上的礼品都只能是枷锁。她穿戴的这些长袍，这些珠宝，难道真是属于她的吗？有时，男人在关系破裂以后会要求归还这些物品，尽管是以极不失绅士风度的方式提出的。

为了“控制”她的保护人而又不放弃她的快乐，这种女人会用类似败坏婚姻生活的诡计、花招、谎言和虚伪；即使她只是在假装有奴性，这种游戏本身也还是奴性的。只要她仍保持着她自己的美貌和名望，就能够在临时主人变得讨厌时用另一个取而代之。但是美貌是个令人犯愁的东西，它是一种脆弱的宝藏；高级妓女对她的身体十分依赖，而她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在毫不留情地贬值；在她身上，同衰老做斗争表现出最富有戏剧性的形式。她要是有很高的名望，便能够经得住衰老的容貌与形体带来的影响。但是，保持已成为她最可靠财产的名望，又让她处于最坏的专制——舆论的专制之下。好莱坞明星们的屈从是人所共知的。她们的身体不属于她们自己；制片商在决定着她们的发色，她们的体重，她们的体型，她们的类型；为了改变面颊的曲线，也许要拔掉她们的牙齿。节食、健美操、试衣成了日常的负担。赴宴和调情是为了刊登在“个人风貌”的标题之下；私生活只是公共生活的一面。

在法国虽然没有成文的规定，但精明的女人知道她的“名声”要求她什么。拒绝顺从这些要求的明星，将会残忍地或慢慢地然而又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她的特权地位。只交出身体的妓女也许不那么受奴役，但以取悦于大众为职业的女人在受奴役却是无疑的。一个女人如果“名成功就”，如果在某种真正的职业当中，如在戏剧、音乐、舞蹈当中被承认是一个天才，便会摆脱高级妓女的地位；她能够懂得真正的独立。但是大多数人一生都处于不安定的地位，她们永远需要重新勾引大众和男人。

这种情妇往往把她的依附性内在化了；她尊重公众舆论，承认它的价值；她羡慕上流社会，沿袭它的生活；她希望根据资产阶级的标准得到评价。她是一个寄生于富有的中产阶级的人，因而她接受该阶级的观念；她有“正义感”；以前她很想把女儿送到修道院去受教育，而她本人则在年老体衰、应有的名望发生变化以后去做弥撒。她站在保守派一边。她对自己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十分自豪，以至不希望现状有所改变。由于为“成名”而斗争，她无意接受博爱和人类团结的概念；她为成功所付出的奴隶般的顺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不真心希望有普遍的自由。左拉通过《娜娜》的女主人公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特征：

娜娜对书本和剧本的主题，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见：她喜欢风格柔和典雅的作品，喜欢使她的梦想和灵魂得到升华的那一类作品……她愤怒地反对共和党人。他们要求什么，这些没有人味儿的猪猡？难道人民不幸福吗？难道皇上对他们不仁至义尽吗？猪猡的好运无非是变成这种人。她太了解他们了，能够把他们的一切全盘托出……不，这是真的，这些猪猡想建立的共和国将把一切人都推进水深火热之中。哦，愿上帝全力保佑皇上！

在战时，没有谁能比水性杨花的女人表现得更爱国的了。通过装出来的高贵情感，她们希望跻身于公爵夫人之列。她们的公开言论充满了平庸、偏见和因循守！目的情感，而且往往完全失去了内心的真诚。她们的讲话忽而谎话连篇，忽而夸夸其谈，完全没有意义。高级妓女的整个一生都在演戏；她的品头评足，她的鹦鹉学舌，都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制造效应。和保护人在一起时，她喜欢表演爱情喜剧，有时甚至很认真。在公众舆论面前，她表演尊严和威望的喜剧，她总是以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完人、神圣的偶像而告终。无法改变的不诚实，在支配着她的内心生活，这使得她有意把谎话说得跟真的似的；她的生活偶尔也会有某种自发的情感；她对爱并不完全陌生；有时她是“那样地”呆在某人的身边，有时她甚至对某个男人“爱得难以忍受”。但是，她若是过分沉迷于任性，沉迷于多愁善感和快感，不久便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在这些方面，她通常会表现出通奸妻子的全部谨慎；她必须向她的保护人和公众舆论隐瞒还在发生的事情；因而她不可能完全委身于她的情人；他们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转移，一种喘息。况且，她通常会念念不忘自己的成功，不可能忘我地进行真正的恋爱。

至于对其他的女人，高级妓女则十分经常地和她们保持肉欲的爱情关系；由于对专横地对待她的男人怀有敌意，她常常会在女性的怀抱中，找到终止色情生活和进行报复的方式：

娜娜和她的好友萨坦的情况就是如此。正如她希望在世界上能扮演主动角色，以便积极地运用她的自由，她也很想占有其他的人：年轻的男人——她甚至乐于让他成为“受她保护的人”；

或者年轻的女人——她也很高兴对她进行资助。在这些人面前，她任何时候都会是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男性化的人。无论属不属于同性恋，她和一般女人都会有我所描述过的那种复杂关系；她需要她们成为评判的法官和旁观者，成为知己和同谋，以便创造一个所有受男人压迫的女人都很需要的相反的世界。但是，女性竞争在这里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她的女人一般性做交易的妓女，有她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忙乎，她们即使发生了争执，也会有一种团结意识。追求个人名声的高级妓女，却会对任何和她一样觊觎特权地位的女人apriori（先验地)怀有敌意。关于女人对女人施展丑行这一熟悉的主题，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范例。

高级妓女的最大不幸，不仅在于她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她极度依附的欺骗性反映，还在于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消极的。像瑞棋（Rachel）那样的演员，像伊莎多拉·邓肯那样的舞蹈家，即便接受了男人的帮助，也还是有一个需要她们的能力并能证明她们生存正当性的职业。

她们在所选择的爱和工作中，获得了具体的积极的自由。但是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一门艺术，一种职业，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在其他的时候，她们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设计。尤其是在电影界，明星往往是导演的附属品，这使得她不可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有所发明，有所提高。

别人在决定她要扮演的角色；她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创造。可是女人变成明星的情况仍然相当少见。在这个风流的领域里，由于有严格的规定，无论什么道路都不可能通往超越。这里无聊仍然在伴随着女人，把她限制在内在性当中。左拉对娜娜的描写，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娜娜虽然过着这么奢侈的生活，又有这么一大堆求爱者，却依然烦恼得要死。她日日夜夜都有男人陪伴，她的钱连梳妆台的抽屉里都是满满的。但是，这一切已经不能使她满足了；她总觉得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点空虚，这个空虚的地方，总是在驱动她去渴望。她的生活，永远是无所事事地拖下去，一天又一天地，接连着所做过的永远是与以往同样单调的日子……这种饮食无虞，使得她终日毫不费力地偃卧着，像个修女那样懒散而服贴地入睡，就仿佛变成妓女这一行当的犯人似的。等待男人感到孤独时，她就用低级娱乐来消磨时光。

美国的文学有许多对这种笼罩着好莱坞并在传染着初来乍到的游客的极度无聊的描写。

男演员和临时演员，与处境相同的女人一样感到厌烦。和在法国一样，正式宴会往往带有令人厌倦的义务性质。掌管小明星生活的保护人，是一个较年长的男人，他有不少同龄的朋友；

他们所关心的事和那个年轻女人无关，他们的谈话是死板的；在20岁的小明星和45岁的银行家之间，虽然他们一起过夜，却有着一道比平常的婚姻更深的鸿沟。

高级妓女为之牺牲了快乐、爱情和自由的莫洛克神（theMoloch），就是她的事业。主妇的理想是在她与丈夫、孩子的关系中形成一种稳定健康的气氛。事业虽在通过时间扩展，但它仍只是一种内在的目标，它集中于名声。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攀登得越高，在广告牌上和人们口碑中的名声也就会越大。攀登者在推进自己的事业时是谨慎还是鲁莽，这要依她的习性而定。有的女人在她的事业中，将会产生一种犹如在房间里迭漂亮衣服的主妇的满足；有的女人则会陶醉于冒险。有些女人只会限于让不断受到威胁的、有时会崩溃的处境不断地保持平衡；有些女人则会永无止境地建立她们的名望，就像通天塔徒劳地指向天空似的。有些女人将风流韵事结合于她们的其他活动，她们似乎是真正的冒险家：这些人是间谍（如马塔·哈里），或是隐藏着的好细。一般她们并不负责提出她们的计划，宁可说她们是男性手中的工具。

但是整个来说，高级妓女的态度和冒险家的态度有点相似；准确地说，她和他一样，也常常介乎于认真和冒险之间；她的目标是指向一些体面的现成价值的，诸如金钱和名声；但她对它们的实现十分看重，就像十分看重对它们的占有；并且，归根结底对她来说，最高价值就是她的主观成功。她同样以虚无主义来为这种个人主义辩护，这种虚无主义或多或少是推论出来的，但实行时却更使人坚信她对男人是怀有敌意的，对其他女人是视为敌人的。此外，如果她十分聪明地感到需要得到道德上的辩护，她就会或多或少求助于彻底同化了的尼采主义：她将去维护高于普通人的优越者的权利，维护高于平民百姓的精英的权利。她觉得她的人身是一种财富，这种财富的纯粹存在是奉献给人类的礼物，以至她在把它奉献给她自己时，声称是为社会服务。为男人献身的女人，注定要受到爱情的困扰；但利用男性的她，却在自我崇拜中迷惘了。她注重自己的名望，并不纯粹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她在名声中寻求的是对她的自恋的神化。

正文第二十章中老年女人

第二十章中老年女人

女人的个体生活史，由于她一直在发挥着她的女性功能，依赖生理学的命运的程度，要比男人大得多；女人命运的发展曲线，要比男人更不规则，更没有连续性。女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同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又极其突然而危险。这些转折所显露出的危机——青春期、性发动、停经，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男人是逐渐衰老的，女人却是被突然夺走了她的女性特征；当她失去了性的吸引力和生育力（社会和她自己都认为，这两者为她的生存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明，并为她的幸福提供了机会）时，她还比较年轻。她失去了未来，可是她的中老年仍有一半时间需要度过。

“危险的年龄”是以某些器官的紊乱为标志的，是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象征性的含义。这种“生命变化”的危机，是末把一切押在女性气质上的女人很少感觉到的；

那些在家或外面从事繁重工作的女人，还非常欢迎这每月来一次的负担之消失；农村女人，工人的妻子，经常有再度怀孕的危险，所以当终于不再需要冒这个险时，她们会感到快活。在这个关头，和在其他许多关头一样，女人的不适不是来自于身体，而是来自于她对身体的焦虑与关注。这出精神戏剧，往往在这些心理现象还未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它们早已消失以后才会结束。

早在发生这种致使她的身体变得不健全的事故很久以前，女人就被变老的恐惧缠扰着。

中年男人投身于比爱情更重要的事业；他的性爱热情不如年轻时那么强烈；而且由于在他身上并不需要客体的被动特质，他的面容和身体上的变化，也不会损害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通常是到快35岁时才终于克服了各种抑制，性爱才获得了充分发展。那时她的肉欲最强烈，她最希望这些欲望得到满足；她对自己所拥有的性价值，比男人更有充分把握；为了控制住她的丈夫，为了确保受到他的保护，为了保住她的大部分工作，她必须有吸引力，能取悦于人，除非以某个男人为中介，否则她不可能控制住世界。如果她不再能对他进行控制，她的情况将会怎样呢？当她无可奈何地看到这个她用以辨认她自己的、肉质的客体在变得日趋衰老时，她焦虑地这样问自己。于是她谋划着斗争。但染发水、润肤膏和整容术，都只能延长她那正在逝去的青春。也许她至少可以欺骗她的镜子；但是，当那即将毁掉她在青春期所建造的整个大厦的、命中注定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发出第一批暗示时，她已感到了死神的触摸。

有人可能会认为，最陶醉于自己青春和美貌的女人将会是最苦恼的女人。但其实不然：

自恋者就对她的身体十分关注，然而还不至于预见不到它必然会衰老，没做好撤退的准备。

她固然会因为她的不健全而痛苦，但至少不会感到意外，她会很快适应。女人若是忘我的、献身的、自我牺牲的，便会被这种突然的显露搅得心神不宁：“我只有一个一辈子可活；想想我的命运以前是什么样的，再看看我现在吧！”令所有的人都惊讶的是，在她身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离开了她的保护性的职业，她的计划中断了，她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成了孤家寡人。除了那块里程碑出人意料地把她给绊了一跤外，她觉得似乎再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干了，只有好好地过她的日子。她的身体将不会许下任何诺言；她尚未实现的梦想与渴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这种前景下，她重温过去；这个时刻已经在账本上划了一道线，已经在和她算总账；她结清了各种账目，为以前生活所强加给她的狭窄局限感到心惊胆战。

面对她那短暂而又令人失望的经历，在依然无法达到的未来的门槛上，她又恢复了少女时的行为：她拒绝承认这就是一切；她把她生存的贫乏和她人格的模糊富有加以比较。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或多或少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仿佛觉得她的机会被人家夺走了，她被人愚弄了，她不知不觉地从青年滑到了中年。她发现，她的丈夫、她的环境、她的忙碌，对她统统是不值得的；她觉得自己从没有被人感激过。她从她认为没有她优越的身边人员当中撤了出来；她把她自己，把她心中的秘密（这是她不幸运命运的神秘关键）给封闭了起来。

她努力依次尝试她尚未尝试过的各种可能性。她开始每天写日记；如果她发现了富有同情心的知己，就会没完没了地谈论她自己；她日夜反省她的憾事和她的错误。正如少女会梦想她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她也会回忆她的过去可能曾是什么样的；她勾勒着她失去的机会，杜撰著怀旧的浪漫故事。

童年和青春期所关心的事又出现了，女人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她年轻时的故事，沉睡已久的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感情，现在也时时泛起。有时她会陷入恍惚和被动的忧思，但她往往也会突然着手弥补她失去的生存。她炫耀她与平庸的命运对比时刚发现的个性；她赞美它的优点，迫切要求公正地对待它。她因经验而成熟，认为自己总可以出名；她想重新行动。首先，她迫不及待地想挽回流逝的时间。母亲型的女人会坚持她还能生个孩子：她非常想重新创造生命。淫荡的女人会努力再度诱惑情人。轻浮的女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于讨人喜欢。她们每个人都声称她们从未觉得如此年轻。她们想让别人相信，时间的流逝从没有真正伤害过她们；她开始“打扮得像个年轻人似的”，装出一副天真幼稚的样子。上了年纪的女人十分清楚，如果她不再是一个性爱客体，那不仅是因为她的身体不能再给人以奖赏，还因为她的过去，她的经历（不管她是否愿意）使她成为一个人；她由于她自己的缘故斗争过，爱过，向往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独立性是可怕的；她想否认自己拥有这种独立性；她夸大她的女性气质，她修饰自己，她使用香水，她让自己变得十分迷人和典雅，纯粹是内在的。

她和男人讲话时的口吻像个孩子，天真的目光中流露着羡慕之意，而且说到童年时喋喋不休；

她叽叽喳喳而不是在一本正经地谈话，她拍着手，突然失声大笑。而且她表演这出喜剧时还带着某种诚意。由于她产生了新的兴趣，她萌发了脱离常规和重新开始的欲望，因而她会觉得她又在开始生活。

但事实上，真正开始生活是不可能的；她在世界上看不到任何她可以自由地、有效地达到的目标。她的活动具有一种古怪的、不连贯的、而且是无结果的形式，因为她只能象征性地去弥补过失和失败。例如，我们考察的这个年龄的女人，会试图在为时还不算太晚时，实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一切愿望：她可能会回去弹她的钢琴，可能会开始雕塑、写作和旅行，也可能会学滑雪和学外语。她现在张开双臂，趁着为时还不算太晚欢迎她以前不愿意接受的一切。她容许自己对原来尚可容忍的丈夫感到厌恶，她和他在一起时是性冷淡的；或者相反，她放纵自己以前加以约束的激情，并以她的要求压倒她的丈夫；她开始手淫，而这种活动她从童年就放弃了。同性恋倾向（这种倾向以隐蔽形式几乎在所有女人当中存在），现在变得明显起来；她常把这种倾向转向女儿；但有时这种为人们所不习惯的感情，也指向女友。罗姆·朗多在《性、生活与信念》一书中讲了下面的故事，这是当事人向他吐露的：

X夫人……年近50；她结婚25了，有3个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她在社交和慈善事业中很有名气。她在伦敦遇见了一个年龄比她小10岁、和她情趣相投的女人——Y夫人。Y夫人邀请她去作客。

作客的第二个傍晚，X夫人发觉自己热情地拥抱了她的女主人；她说她感到惊讶，那天晚上居然和她过了一夜，后来惊恐不安地回了家。直到那时她还对同性恋的事一无所知，不知道有“这种事”存在。她眷念着Y夫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觉，她已习惯的她丈夫的亲吻和抚摸是相当令人讨厌的。她决定再去看她的朋友时“把事情给解决了”，然而她的热情有增无减；她们的关系比她以往的任何经历都令人愉快。她被有罪感折磨着，于是去找医生打听，对她这种情况是否有什么“科学解释”，在道德上它是否能说得过去。

在这个实例中，叙述者屈服于本能的冲动，她因此深受困扰。但是这类女人也常常想有意地体验一下她未体验过的浪漫之事，因为她马上就再也无法体验到了。她之所以离家出走，有时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家不值得留恋，有时是因为她想单独呆着，有时则是为了追求冒险。若是有这样的可能，她便会热情地投入。这种情况反映在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中：

有一个40岁、结婚20年、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的女人，开始觉得她从未得到过感激，浪费了自己的一生。她开始从事新的活动，例如到山上去滑雪。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位30岁的男人，并成了他的情妇。

受正派和荣誉这一强大传统影响的女人，未必会采取极端手段去明确行动。但在她的梦境里却充满了性爱的幻觉，甚至在醒了的时候也受到困扰；她对孩子表现出一种狂热的肉欲感情；她对儿子产生了始终无法摆脱的乱伦念头；她偷偷地和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男人相爱着；

她和少女一样，也被受强奸的想法缠扰着；她也有想当妓女的疯狂欲望。她的这种又想又怕的矛盾心理，造成了可能会导致神经病的焦虑：这时她的奇怪行为会令她的亲属感到震骇，这种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她想像中的生活的表现。

在这个紊乱时期，想像与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比青春期时还要不分明。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自我失落感使她完全失去了客观的态度。那些十分健康而又濒临死亡的人，也说他们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感；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自由的人的时候，那个为命运所操纵的被动客体必然仿佛是另一个人：可不是我被汽车撞倒了；这不能是我，我可不是镜子里的那个老太婆！一个“在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年轻”、并且从未看到过自己是如此衰老的女人，不可能顺利地调和这两个方面；时光流逝和时间延续给她造成的伤害，都只是在梦中。现实隐退了，衰落了，同时再也不能够明显地区别于幻觉。这种女人宁肯相信内心所看到的，也不愿意相信那个陌生的世界，因为在那里时间向后流去，她的影像不再像她，所产生的结果背叛了她。于是她想得到狂喜，想得到灵感，想得到疯狂般的激动。由于这时爱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她的主要关注，她拥抱被爱的幻觉是正常的。色情狂当中十有八九是女人，而且她们的年龄几乎全在40岁到50岁之间。

然而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这么大胆地跨过现实之墙。许多女人拒绝接受一切形式的人类之爱，即使在她们梦想时；她们乞求上帝的帮助；卖弄风情的女人、风流的女人、放荡的女人，正是在停经时才开始信教的；正值人生之秋的女人，沉迷于命运。神秘和无人感恩之类的模糊观念，开始在宗教中寻找理性的统一。这样的信徒把她搞糟了的生活，看做是上帝对她的考验；她的灵魂从不幸中所提取的特殊美德，使她应当得到上帝的恩宠。她会欣然相信她会从上帝那里获得灵感，甚至相信她已经承担了上帝交给的紧急使命。

由于或多或少彻底丧失了现实感，在这种危机期间女人很容易接受各种指点，因此作为一个忏悔者，她很容易接受对她灵魂的强烈影响。而且她还会接受极有争议的权威；她命中注定是各种教派、唯灵论者、先知、巫医及各色各样江湖骗子的猎物。这是因为，她不但在同现实世界接触时丧失了所有的批判的识别力，而且还变得对终极真理充满热情：她必须有一种处方、一种公式、一把钥匙，在拯救世界的同时，一下子把她也给拯救出来。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蔑视逻辑，对她来说它显然已不适用；只有那些对她具有特别含义的证据才仿佛是令人信服的，于是启示、灵感、先知的预言乃至奇迹，开始在她周围兴盛起来。她的发现有时把她引向行动：她投身于商业、企业、冒险事业，而这是某位顾问或她内心的声音所建议的。在其他情况下，她满足于被神化为接受绝对真理和智慧的容器。

不论行动还是沉思，她的态度都伴随着疯狂的激动。停经危机野蛮地把女人的生活一分为二；由此所引起的不连贯性，给女人带来了“新生活”的错觉；另一个时代在她面前展现了，于是她以皈依宗教的热忱投入其中；她转向爱，转向敬神的生活，转向艺术，转向人性；

在这些存在中，她失去了自我，也扩大了自我。她死而复生，用已看透彼岸秘密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认为她就要飞向迄今尚未达到过的顶峰。

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顶峰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得到的先知预言，不论有多么明确，却难以破译；精神的光辉消退了；站在镜子面前的女人，从昨天起就势不可挡地一天老似一天。继那兴奋时刻而来的是沮丧而悲哀的时刻。机体也表现了这种节律，因为雌性荷尔蒙的衰退，是以脑垂体的过分活跃为补偿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心理状态在支配着这种情绪变化。女人的这种不安、她的幻觉、她的激动，都只不过是对无可挽救的命运所施加的影响的一种自卫反应。痛苦再度变得如骨梗喉，女人的这种生活在死神还未抓到她之前就完结了。她不是消除绝望，而是经常宁肯任其麻醉。她没完没了地唠叨她的错误、她的憾事、她的责备；她想像她的亲属、邻居在犯罪，竟然暗中在算计她；如果哪个姐妹或同龄朋友和她的生活关系密切，她们便会共同造成迫害的幻觉。但她尤其会开始病态地嫉妒她的丈夫，并把这种嫉妒指向他的朋友、他的姐妹、他的事务；不管正确与否，她都会认为某个对手应对她的全部苦恼负责。病态嫉妒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50岁至55岁的老年女人当中。

在不肯承认变老的女人身上，停经所造成的困难会延续下去——有时甚至会延续到死；

如果她除了利用身体的魅力无计可施，那么她会步步为营，为保持扭力而斗争；如果她的性欲仍很旺盛，她也会进行疯狂的斗争，这种情况决非少见。当问到女人到什么年纪才会不再受肉欲折磨时，梅特涅公爵夫人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才65岁啊！”婚姻（照蒙田的看法，它只能给女人提供“微乎其微的补充”）随着逐渐衰老，变得越来越无效力了；她在中年时常为她年轻时的抑制和性冷淡付出代价；当她终于开始有了高亢的欲望时，她的丈夫早已听任于她的性冷淡，并且做了自我调适。妻子被熟悉和时间剥夺了她的性要求，她几乎没有机会去重燃婚姻的火焰。她很苦恼，决心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对找情人较少有顾忌——如果她以前还有过什么顾忌的话；但是情人仍然要靠去寻找：这是在追捕男人。她施展无数计谋：

她假装要奉献自己，实际上是把自己硬塞给人家；她把礼貌、友谊和感激都变成了陷阱。她向年轻的男人进攻，不仅是因为她喜欢那年轻而又清新的肉体，而且还是因为，只有从他们那里，她才有希望得到那种青少年有时对母亲般的情妇所怀有的无私感情。她自己则变得富有攻击性，年轻男人的温顺，和他的英俊外貌一样，令这位年长女人感到高兴；德·史达尔夫人在40多岁时对慑服于地威望的乳具未干的小伙子十分中意。无论如何，胆怯的新手总是容易搞到手的。

当诱惑和阴谋统统无效时，不屈不挠的女人还留有一手，那就是付给报酬。中世纪流传的所谓ivets的小刀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这些贪得无厌女魔的命运：一个年轻的女人，作为对她委身于人的回报，向她的每个情人索取一把小ivet餐刀］，并把这些餐刀存放在碗橱里。有一天碗橱里放满了；此后便是她的情人在每个爱情之夜后，从她这儿得意洋洋地拿走一份礼物。不久碗橱就空了；所有的ivet［餐刀]都送走了，于是她又买了一些放在那里。有些女人对处境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她们有过辉煌的日子，现在该轮到她“送ivet［餐刀]”了。钱在她们的心目中，甚至能起到和在高级妓女那里相反的作用，但同样也是一种净化的作用：它把男性变成了工具，使女人有可能得到她年轻时的自尊心曾一度拒绝的性爱自由。

但是，与其说是由于聪明，不如说是由于浪漫，情妇兼保护人才经常试图去购买感情的、崇拜的、尊重的幻觉；她甚至让自己相信，她给予是因为她高兴给予，而不是因为人们在向她要求什么。这时年轻男人又一次被选为情人，因为她可以给他以母亲般的慷慨帮助，因而感到骄傲；并且他还有一点那样的“神秘”（这种神秘在其他情况下，是男人向他“帮助”的女人所要求的），因为在这种方式中，赤裸裸的交易被莫名其妙的东西所掩饰。但是虚伪的怜悯很少可以长期保持；两性斗争变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抗争，女人由于受到欺骗和愚弄，有遭到残酷失败的危险。如果她是聪明的，她就会较及时地解除自己的武装，即使她的热情还没有完全熄灭。

从女人承认变老那一天起，她的处境就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她还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还在全心全意地同神秘地使她容貌变丑、身体变形的不幸做斗争；现在她则变成了另一个人，失去了性征但又是健全的：一个老太婆。倒是可以认为她的“危险年龄”危机已经度过，但不应当认为她的生活因此就会是轻松的。当她放弃了与时间带来的厄运进行的斗争时，另一种斗争便开始了：她必须在世界上保持一席之地。

女人正是在生命的秋季和冬季才摆脱她的枷锁的；她凭借年龄优势逃避了压在她身上的负担；她非常了解她的丈夫，以至不让他再把她吓住，她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以友好的、冷漠的或敌视的态度在他身边编织起她自己的生活。如果他老得比她快，她就会控制夫妻生活。她也可能会蔑视时尚，不在乎“人们会说些什么”；她不再受社交义务、节食和注意美容的束缚。至于她的孩子，他们已经长大，能够独立生活；他们就要结婚，他们就要离开家。

由于摆脱了义务，她终于有了自由。不幸，每个女人的经历都重现了我们通过整个女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她恰恰是在她不能利用时才有了这种自由。这种重现决非偶然：父权社会赋予所有女性功能以服务的一面，所以女人只有在完全失去功效时才可以摆脱奴隶地位。她在年近50时完全拥有了她的能力；她觉得自己的阅历丰富；这是一个男人有极高地位、极高职务的年龄；至于她，她可要退休了。她已学会了把自己奉献给某人，可现在没有人再需要她的奉献了。她一无所用，其生存的正当性无法得到证实，于是只好希望在风烛残年中能苟且偷生，只好喃喃自语地说：“没有人再需要我了！”

她并没有马上顺应这种情势。有时她痛苦地缠着丈夫；她对他的照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专横，以至弄得他喘不过气来；但婚姻生活的常规太固定了；她知道丈夫早就不需要她了，而且他也不再看重她所做出的努力了。和单独变老一样，维持他们的共同生活已成为次要的事。她把希望转向孩子；对于他们来说，一切尚未成为定局；世界和未来还在向他们开放；

她很愿意一直跟着他们往前冲。有晚育机会的女人有一种优势：当其他女人当祖母时，她仍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但通常母亲看到她的小家伙长大成人是在她4O岁至50岁之间。正因为他们将要离开她，她才充满热情，努力靠他们生活下去。

她的态度随着是希望儿子以后能帮助她，还是希望女儿以后能帮助她而有所不同；通常她把最不大可能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这方面，儿子是个从过去的深渊中向她走来的男人，为了看到他的辉煌出现，她曾遥望过远方的地平线；从刚诞生的儿子的第一声啼哭时起，她就盼望他能把他父亲无力送给她的财富全都倒出来的那一天。这期间她也打过他，整过他，但这些现在全给忘了；这个她打心眼里喜欢的男人，已经成为支配世界、驾驭女人的半人半神中的一员；现在他将要承认她拥有母亲身份的全部光荣。他将会使她免受丈夫的支配，替她报复那些她有过的和没有过的情人；他将会成为她的解放者，她的救星。她对他重新采取了少女死盯着迷人的求婚者的那种勾引和卖弄的行为；她走在他身边时优雅迷人，觉得自己仿佛是他的姐姐；如果他模仿美国电影中的男主角——在旁边对她既戏弄又贴近，既嘲笑又尊重，就会令她感到心醉不已。她怀着骄傲而又谦卑的心情，承认这个曾是她的小孩子的男人，拥有男性的优越性。

究竟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感才算是乱伦呢？无疑，当她自以为得计地想像依靠儿子的权力时，姐姐这个词只不过是幻想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挡箭牌；当她睡着时，当她漫不经心时，有时在痴想中走得相当远；但我已经说过，梦和幻想并不总是表现了隐蔽的欲望对实际行动的要求。它们常常自己满足自己，它们满足了一种只要求在想像中能加以满足的欲望。当母亲用或多或少的掩饰把儿子视为情人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通常，在真正意义上，性爱在这两个人当中并没有地位。

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成了一对儿；母亲是从她的女性意识的深处，发出了对儿子所代表的主权男性的欢呼；她以恋爱女人的全部热忱，把自己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而且作为这种礼物的回报，她期望自己能升到上帝右边的席位上。为了获得圣母升天那样的待遇，这个恋爱女人恳请她的情人能够自由行动；她骑上般地承担风险，而她的酬报就在于他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母亲也觉得她单单通过生育这一事实，就取得了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把儿子看做她的人儿、她的财产，她急不可待地让他承认他对她负有义务。她不如恋爱女人那么苛求，因为她更镇静、伪善；就是说，她自动让位时较少有被夺权的焦虑；是她创造了一个肉体存在，所以她像对自己的生存那样对一种生存取得了控制权：她把他的行动、他的工作、他的优点据为己有。在颂扬她的子宫结出的果实时，她把她本人捧上了天。

靠代理人生活虽然方便却始终是不安全的。事情的结果可能违背她的初衷。儿子往往只是个饭桶、无赖、不成器的家伙、笨蛋、忘恩负义之徒。母亲对假定他要体现的英雄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哪种人比能真诚地尊重孩子人格的、甚至在失败时也能承认他有自由共和他一起承担献身于事业所要冒的种种风险的母亲更少见的了。我们倒是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母亲，她们仿效受人赞许的斯巴达人，兴高采烈地让儿子要么胜利，要么去死；仿佛儿子在世上的职责就是要去证实母亲生存的正当性，获得那些她认为对他们俩都有益的东西。母亲要求这个神童的设计符合她自己的理想，而且他这些设计的成功实现是万无一失的。每一个女人都想生出一个英雄、天才；但所有真正英雄和天才的母亲，都抱怨她们的儿子伤透了她们的心。

实际上，男人往往是在违背母亲意愿的情况下，赢得她作为个人装饰梦寐以求的、放在她的脚下甚至都不敢承认的战利品的。她即使在原则上对儿子的事业表示认可，也会被一种矛盾折磨着，这种矛盾和折磨恋爱女人的矛盾相似。为了证实他的生命——还有他母亲的生命是正当的，他必须勇往直前，向着某些目的和目标超越他的生命；为了达到它们，他必须有损于健康也在所不惜，必须招惹风险。但是当他把某些目标置于活着这一单纯事实之上时，他便会对母亲的礼物的价值产生怀疑。她对此深感震惊；只有在她所生出的这个肉体对于他是至善（theSupremegood）的时候，她在男人面前才会拥有主权。他没有权利摧毁她忍着剧痛生出来的东西。“你会搞垮自己的，你会生病的，你会出毛病的，”她在他耳边絮絮叨叨地说。

然而她也十分清楚，仅仅活着还是不够的，否则生育本身就会变得多余。如果她的子女是个懒鬼、懦夫，她会第一个反对。她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出征参战，她希望他能活着回来——但要载誉而归。她希望他的事业能成功，但又唯恐他劳累过度。不论他做些什么，她总是放心不下，无可奈何地看着事业是属于他的，她无法控制。她唯恐他会迷路，唯恐他会失败，唯恐成功会毁了他的健康。她即使信任他，年龄和性别差异也会有碍于母子间的真正合作；她不熟悉他的工作，况且他也没有要求她合作。

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母亲为儿子特别感到骄傲，也总是感到不满意的原因。她认为她不但生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而且创造了一种绝对必要的生存，于是她回顾往昔时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但证实这种正当性对她并不是一种职业：她必须继续行善以充实她的日子；她希望自己对她的神是不可缺少的。施加在这个信徒身上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到无情的揭穿：他的妻子会剥夺她的职能。人们常常描述她对这个“夺走”她孩子的陌生女人所怀有的敌意。母亲会把分娩这个野蛮而不自觉的过程，升到神圣而神秘的高度，拒绝承认人的决定可以起较重要的作用。在她看来，价值已经确立，它们始于本性，始于过去：

她误解了自由所承担的义务的价值。她儿子的生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而他从这个他昨天还不认识的女人身上，又能得到什么恩惠？肯定是由于某种巫术，那个女人才能够说服他去过那种至今尚不存在的结合生活；那个女人诡计多端，自私自利，是个不吉利的家伙。母亲急切地盼望着这种欺诈行为会被揭穿；她受到好母亲（她用双手包扎好了坏女人留下的伤口）

古老神话的鼓舞，所以她注意观察儿子的脸色，看看是否有不幸的迹象——尽管他否认，她还是发现了这些迹象。他虽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她还是可怜他；她暗中监视着儿媳妇，对她百般挑剔；母亲用过去早已习惯的方式，来反对她的每一项革新，谴责这个侵犯他人权利者的存在。

每一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心上人的幸福：妻子希望看到他是一个男子汉，以便通过他去征服社会；母亲则希望对他加以保护，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年轻的妻子期望她的丈夫能够变成富翁或名人，母亲则用他的本性难移这一法则，去反对妻子的打算：他是娇嫩的，他绝不可以劳累过度。当轮到新来的女人怀孕时，过去与未来的冲突加剧了。“孩子的出生即父母的死亡”；在这种时候，这一真理显示出其全部的残酷力量：希望靠儿子活下去的母亲认识到，他就要判处她的死刑。她给予了生命；生命将继续存在，可是她却要消失了；她不再是那个大母神（ther）——她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她从永恒的偶像天国殒落，此后只不过是一个完蛋了的、过时了的人。在这种时候，她的仇恨在病态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以至会引起神经病或驱使她去犯罪，如勒费弗尔夫人就是这样。

在正常情况下，祖母能够克服她的敌意；有时她顽固地认为婴儿只属于她的儿子，她爱他爱到了专横的程度；但通常年轻母亲会宣称孩子是属于她自己的；祖母的嫉妒使她对幼儿有一种暧味的感情，敌意掩饰在焦虑的外表之下。

母亲对成年女儿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她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神，而希望女儿是一个替身。这个替身是一个可疑的人物，往往会伤害原型，如我们在坡的故事和王尔德的里就是这样看到的。所以，女儿在变成女人的同时，也宣判了她母亲的死刑；然而她却让自己继续活着。母亲的行为依她从孩子的蓓蕾初放中所看到的是毁灭还是再生，而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母亲冷酷而又怀有敌意。她不能接受一个欠她一条命的忘恩负义之徒来顶替她。人们常注意到风骚女人对衬出她矫揉造作的青春少女所感到的嫉妒：把每个女人都视为可恨的竞争者的她，甚至把她自己的孩子也看成了竞争对手；她会把她赶走，或者让她呆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设法剥夺她的社交机会。她虽然为自己身为妻子和母亲堪称典范、举世无双而感到骄傲，但仍会为反抗罢黜而进行残忍的斗争。她总在说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个孩子，把她做的事视为儿戏；她太年轻，不宜结婚，太娇嫩，不宜生育。如果她坚持想有一个丈夫、家庭和孩子，那么这一切都是言不由衷的。母亲绝不会对挑剔、嘲讽或预言要出问题感到麻烦。如果有可能这么做的话，她会罚女儿永远留在童年阶段；如果无可能，她也会试图毁掉女儿勇敢得到的成人生活。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她往往会成功：由于受这一有害的影响，许多年轻女人一直不育或流产，不会哺育孩子，或者不会理家。夫妻生活将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幸与孤独，她将会在母亲主权的卵翼下寻求庇护。如果她反抗，她们将会永远冲突与对立；受挫的母亲常把对女儿蛮横无车L的独立的愤怒转嫁到女婿头上。

热情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其专制程度一点儿也不会小；她想利用她成熟的经验重度一次青春，以便在把她自己从过去拯救出来的同时，挽救她自己的过去。她要根据她所梦寐以求但从未有过的丈夫的标准，亲自挑选一个女婿；她卖弄风情而又自作多情，所以她很容易认为女婿在心底暗暗要娶的是她；通过女儿，她满足了自己对财富、成功和名声的旧有欲望。

这些女人常被描绘成怂恿她们的孩子在风流道路（电影或戏剧表演）上继续走下去；她们在照顾孩子的借口下，接管了她们的生活。我曾听说，有些人会走得很远，甚至把少女的求婚者带到自己的床上。但是，女儿长期容忍这种监护的情况则十分少见；她一找到丈夫或可靠的保护人，就会起来造反。岳母对女婿开始十分喜爱，后来会怀有敌意；她哀叹人的忘恩负义，以受难者自居；这回该轮到她变成一个有害的母亲了。

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看到女儿长大时，便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但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很少能从女儿身上享受到快活。一个母亲要是想通过孩子的生活得到充实，不至于变成他们的暴君或成为受他们折磨的人，就必须把慷慨和超然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祖母对外孙辈的感情，是她对女儿感情的延伸，有时她也会把自己的敌意转移到他们头上。许多女人强迫被诱好的女儿去做人工流产，或强迫她去弃婴乃至杀婴，不仅仅是为了阻止发生丑闻，还因为她们非常乐意剥夺女儿做母亲的权利，顽固地想保持自己的特权。她们甚至准备劝告合法母亲去流产，不哺乳婴儿，把他送得远远的。就她们而言，她们会以冷漠的态度去抹煞这个冒失的小家伙的存在；或者更可能不断地斥责、惩罚孩子，乃至对他虐待。

相反，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常比这个年轻女人更急于要她的孩子。女儿被未知的小生命的来临搅得心烦意乱，但对于外祖母，这却是旧戏重演：她又回到了20年前，在小床边她又是一个年轻女人了；她重新得到所占有和支配的一切，而这是她的孩子很久没有给过她的。

她停经以后就放弃的种种母性欲望，都奇迹般地实现了；她是真正的母亲，在照料婴儿时很有权威，而且，如果把孩子托付给她，她会热情地为他献出一切。对她不幸的是，年轻母亲很可能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外祖母只是被认可扮演助手的角色，这也是当年她的长者所扮演的角色；她有一种被罢黜的感觉，此外她还必须认真对付她女婿的母亲，而她对这位母亲自然是很嫉妒的。怨恨往往会败坏她最初对孩子的自发的爱。许多外祖母的焦虑表现了她们的感情矛盾：她们喜欢这个婴儿是因为他属于她们，但是她们也因为他是个小陌生人而对他怀有敌意；而且她们会为这种敌意感到害臊。可是，如果外祖母一面保持她对外孙辈的慈爱感情，一面又完全放弃占有，她便可以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守护天使的角色。由于既不承认有权利又不承认有责任，她爱他们是纯粹出于慷慨；她没有因为他们而陷入自恋的梦想中，她对他们什么梦想也没有，她不打算把她可能永远见不到的未来奉献给他们。她所爱的只不过是这个有血有肉的、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他们依附性和无偿性的小生命；她不是他们的教育者；

她不需要体现抽象的正义与法律。顺便说一下，这也许是她卷入同外孙辈的父母的冲突的原因。

也可能有的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感兴趣；由于缺乏同子女或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相似的联系。她向年轻人表达母性的感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在说她“像爱儿子似的”爱由她所保护的人时，都不全是假的：就此而言，母性的情感或多或少总带有色情的性质。那些仿效德·华伦夫人的人，在救济、帮助和塑造一个男人时，确实得到过快活：她们希望成为一种超越她们的生存的源泉的，成为这种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而在她们情人的心目中，她们在这方面更胜于把自己当做情妇。母性型的女人还常收养女孩子。这种关系在这里也同样会呈现出多少带有性的性质的形式；但是不论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都是一个奇迹般地恢复青春的替身。

女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变成了老师：她们在塑造学生；知识分子（如夏里埃夫人在哥伦比亚疗养时），则向门徒进行灌输；虔诚的教徒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精神女儿；风流女人则变成了鸨母。如果说她们以极大的热忱去从事网罗门生的活动，那么这不是出于对所致力于的领域的纯粹兴趣；她们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是化身。她们专横的慷慨所引起的冲突，几乎和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之间的冲突一模一样。收养孙辈也同样是可能的；祖姑母和教母很愿意扮演祖母那样的角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几乎没有哪个女人会在她的后代（自然的或收养的）身上找到为她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将这些年轻人中的任何一人的事业真正据为己有。她只能要么极力坚持把它给接收过来，从而在令她失望和精疲力竭的斗争中被毁掉；

要么她听命于只是进行有节制的参与，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年长的母亲和祖母往往会压抑她们想支配的念头，隐藏她们的怨恨；不论孩子最终给了她们什么，她们都会满足。但是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几乎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她们会被迫面对荒漠般的未来，无所事事，成为孤独、遗憾和无聊的牺牲品。

这时我们便会遇到老年女人的令人悲泣的悲剧：她认识到自己已无用了。中产阶级女人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常常不得不去解决如何消磨时间这个可笑的问题。但是当孩子已经长大，丈夫也功成名就或至少安下心来的时候，时光仍必须想点办法才能打发掉。刺绣编织就是为掩饰可怕的空闲才发明出来的；手在刺绣，手在编织，它们在活动；可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所考虑的目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消磨时间，要弄清它究竟会有什么用处也往往是个难题——也许会把它们送给朋友或慈善机构，或者胡乱摆放在壁炉台上或中央的桌子上，总之可以把它给摆脱掉。这不再是一种虽然无实用性却能表现出纯粹生活乐趣的游戏；而且它也几乎不是一种逃避，因为头脑始终是空虚的。这是巴斯卡尔所谓的“荒唐娱乐”；用织针或钩针，女人可悲地编织出了她度日的空虚。水彩画、音乐和读书，也基本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在让自己适应这类事时，并不是想扩大她对世界的把握；

而只是想排遣她的无聊。一种活动若是不能开辟未来，便会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懒散的女人打开书又把它扔到一边，打开钢琴只是为了把它重新盖上，再次做起了刺绣活儿又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

事实上，她极可能会通过社交生活郭解脱；她出门、回访；和达洛韦夫人一样，她也把她的猜春看得很重。；她去参加每一次婚礼、每一次葬礼；她不再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生存，于是就鼓励交往。以前风骚的女人，现在变成了长舌妇；她观察着人们，评论著他们的举止行为；她对自己情性的补偿是向周围所有的人散布批评和忠告，不请自到地向每个人介绍她的有益经验。她若有财力，就会开始举办沙龙，希望以此侵占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有时她会以这种方式建立对自己臣民的专制统治，就像迪·德芳夫人和维尔杜安夫人那样。成为rt个吸引中心、一种灵感，创造一个聚会点、一种气氛，这的确是对行动的一种替代。

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干预世界事务的方式；在法国就有慈善机构和若干个“协会”，但特别是在美国，女人交往于俱乐部，她们在那里打桥牌，读书评，提供文学奖，促进社会改良。

在欧美两个大陆，大多数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们的那种被假定当做目的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其情势正如卡夫卡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样：

无人为造通天塔操心；在准备建塔场所的四周，发展起了一个特大的城镇，这个城镇因管理、扩建以及内部争执，耗尽了建塔的所有财力。这些协会的女人在组织她们的机构时，正是这样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耗尽了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选择理事，制定章程，进行内部讨论，和竞争协会争夺名望：任何人都不应当偷走她们的贫民，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肯看着他们死，也不愿意把他们交给另一个团体。这些女士们甚至不想要一个能消除弊端和不公正现象的社会制度，以免让她们的热心肠变得没有用场；她们庆幸战争和饥荒把她们变成了人类的恩人。很明显，在她们的心目中，这些编织品和包裹不是为了士兵和灾民而准备的，宁可说这些人是为了收到飞行帽和包裹而准备的。

尽管如此，某些团体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美国，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十分有力；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应当是提供她们以闲暇的寄生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闲暇的有害性。在《毒蛇的后代》中，菲利普·怀利这样提到美国妈妈：“她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卫生一无所知……准确地说，她对参加任何一个这类无目的的机构要做些什么，极少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事可做就行。”她们的努力同首尾一致的建设性的计划，并没有结合起来，也没有指向客观目标，这些努力只不过是想让她们的情趣和偏见专横地昭示于人，或者只不过是想为她们的利益服务。例如她们可以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们买了大部分有关书籍，但她们读起书来却像一个人玩纸牌似的。文学只有在呼吁人们进行设计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的超越运动结合起来。女人却不是这样，她滥用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内在性之中；油画变成了小摆设，音乐变成了陈腔滥调，小说变成了只和编织的沙发套同值的幻梦。美国的女人应当为畅销书的降格负责；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感兴趣，而且更糟糕的，还是为了让懒散的女人对追求逃避感兴趣。至于妈妈们的一般作用，菲利普·怀利这样写道：

她们把政治家吓得现出一副奴才相，她们让牧师心惊胆战；她们把银行经理搅得心烦意乱，她们把学校布告栏砸得粉碎。妈妈们有许多这类机构，其真正目的在于强迫她周围的一切乖乖地服从她个人的欲望……要是有可能，她会把全城或全州的妓女都给轰出去……她要让公共汽车沿着于她方便而不是于工人方便的路线行驶……她为慈善事业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和聚会，又把所有的钱送给……看门人，让他买些啤酒，以治疗委员们次日清晨的头痛……俱乐部则为妈妈们管别人的闲事提供了无数次机会。

这篇抨击性讽刺文章颇为真实。这些老太婆们不是政治专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任何技术部门的专家，所以不可能具体地把握社会：她们对所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们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抽象刻板；她们用颁布禁令来取代对发现进步途径的追求；她们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局面。她们为消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事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去反对某种邪恶：酗酒、卖淫、色情文学。

她们没有认识到，纯属消极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美国为禁令的失败所证实，在法国为玛尔特·理查德①促使众议院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的失败所证实。只要女人仍是一个寄生者，她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改善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我们就要加以考察的女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某项事业，她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女人不再是仅仅想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们还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她们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是生产者，所以不在我们所考察的寄生者之列。但这种改变很少见。这类女人大多在从事私人或公共活动时，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结果，而只是想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忙个不停——当忙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它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许多人受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后，她们所感到的迷们，同生活尚未展开的少年十分相似；

两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无所依傍，周围是一片荒原；他们一边想着该有什么行动，一边喃喃自语：“这有什么用？”但是，不管是否愿意，男性少年都要走上揭示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的生活道路；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种事业。如果建议年长的女人，说她应当向新的未来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说这太晚了。并不是说她今后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女人退休得很早；而是说她缺乏四处搜寻并发现新的目标的那种精神、那种自信、那种希望、那种愤怒。

她托庇于已成为其命运的常规；重复变成她的模式。她变得十分吝啬；她越来越虔诚；她紧紧抓着禁欲主义不放，如同德·夏里埃夫人那样。她已干涸，变得冷漠而自私。

老年女人在垂暮之年一般是安详的，这时她放弃了斗争，濒临死亡使她不再关心未来的一切。她的丈夫往往更老，她目睹了这种衰老，暗暗地幸灾乐祸——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愉快地承受这一损失；人们常看到，对晚年丧偶，男人比女人更加烦恼。他们从婚姻得到的比女人多，尤其是在晚年。

因为那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在家庭范围里；现在已不再与未来相联系。这时妻子主管日常生活，维持他们平稳的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了，而他的妻子至少还能够使家庭运作；她对她的丈夫是不可缺少的，而他却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老年女人为她们的独立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了；她们注意到她们已受到自己全部生活的愚弄和欺骗；她们头脑清醒，不再轻信，常常变得尖酸刻薄，玩世不恭。

尤其是，“生活过来”的女人比任何男人都更加了解男人，因为她已看到男人并非是公众所看到的那种形象，而是同伙不在场时每一个男人都会暴露出的那个偶然的人，那个环境的造物。她也了解女人，因为她们只有在其他女人面前才会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她一直藏在幕后。但是即使她的经验使她能够揭穿骗局和谎言，也仍不足以将真理展示在自己面前。不论有趣还是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立、指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和在她的行动中一样，对女人的寄生生活有用的最高形式自由，在她的思想中也表现为斯多噶式的否定或怀疑的嘲讽。纵观其一生，她的确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既做一个有用的人，又做一个独立的人。

正文第二十一章女人的处境与特

第二十一章女人的处境与特性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从古希腊到当代，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特征。她的地位也同样一直在经历着表面变化，而这种地位决定了女人的所谓“特性”：她“沉迷于内在性”，她乖张，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她没有道德意识，她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虚伪、做作、贪图私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但是我们唯一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所说的各种行为，没有一种是雌性荷尔蒙或女性大脑的先天结构强加给女人的：它们是由她的处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来的。我们将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对女人的处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这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但也会让我认识到处在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的永恒女性气质。

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联合只是基于她们相似这一单纯事实的机械团结，但她们缺乏那种成为每个统一共同体之基础的有机团结；在厄琉西斯神秘祭典时代和今天在俱乐部、沙龙、社会服务机构一样，她们总是被迫联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终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去建立。由此产生了她们处境的矛盾性：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她们的温顺必须永远和拒绝相伴，她们的拒绝又必须永远和接受相伴。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少女相似，但更难坚持，因为对于中老年女人，它不仅是一个通过象征梦想她的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把生活过到头的问题。

女人本人也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这个可以理解；她没有上过暴力课，也从未作为主体昂首挺胸地站在群体其他成员的面前。她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所以她在这些有着人的面目的、树立目标并建立价值的诸神面前，认为自己是被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工人、黑奴和殖民地的土著人也曾被称为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他们没有引起恐惧；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她甚至在思想中也没有把握自己周围的现实。它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

她缺乏使自己有可能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也是事实。就她而言，她直接面对的不是事物，而是生命；生命不可能靠工具来控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神秘法则。在女人看来，世界并不像海德格尔规定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标之间的“工具集合体”；相反，它是进行顽固反抗的、不可征服的某物；它受制于天命，充满了神秘的反复无常。这种把母亲变成一个人的、如血红色草莓般的神秘，是一种任何数学方式都不能使其相等的、任何机器都不能使其加速或延缓的神秘；她感到了连最精巧的机器也不能将其分割或增殖的一种连续性力量；她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到它受太阴节律的支配，随着岁月的流逝，先是成熟，后是腐败。厨房每天也使她学会了忍耐与被动；这里有炼金术；一个人必须服从火与水，必须等待糖的溶解，面的发酵，还要等待所洗的东西晾干，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家务活动近似于技术操作，但它们太初级、太单调，以至不可能向女人证实机械的因果律；此外，连这里的事情也是反复无常的；有些东西等着洗，有些东西则不等着洗；有些污垢可以除掉，有些污垢则除不掉；

有些东西自己坏了，而灰尘则像植物似的迅速生长。

由于女人的意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意识才得以长久存在：她相信魔力。由于她的性爱是被动的，在她看来欲望不是意志也不具有攻击性，而是类似令魔棒下沉的一种吸引力；单是她的肉体之出现就可以让男性的性器官勃起，隐藏的液体为什么不应当让这淡褐色的小棒颤动？她觉得她被波浪、辐射物、神秘的流体包围着；她相信心灵感应、占星术、放射疗法、催眠术、见神论、灵动术、千里眼和信仰疗法；她的宗教充满了原始迷信：蜡烛，得到回答的祈祷；她相信圣徒是古代自然精神的化身：这个保护了游客，那个又保护了临产的女人，还有一个找到了丢失的东西；而且，当然什么怪事也不能让她感到吃惊。她采取的是恳求和祈祷的态度；为了取得某种结果，她将会去举行某些十分灵验的礼仪。

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常规；时间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她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词和这种程式，持续的时间就会把自身和生育力联系起来——但这本身要受月份和季节节律的支配；每次怀孕的周期，每次开花的周期，都精确地再现了以前的周期。在周期性现象的这种表演中，时间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缓缓的衰败：它使家具和衣服破旧，它也毁掉了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渐被流逝的岁月所摧残。所以女人根本不相信这种旨在破坏的无情力量。

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仿佛处在浩瀚而模糊的星云的中心。她对使用党性逻辑不熟悉。司汤达认为，如为需要所迫，她能够和男人一样熟练地掌握它。但这是一种她几乎没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对做好蛋黄酱或哄好哭闹的孩子没有一点儿帮助；逻辑推理对她所要应付的现实是完全不适宜的。由于她在男人世界上一无所为，她的思想没有流入任何设计，和做白日梦差不多。她缺乏观察能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除了空话和痴想，她什么事都不能认真对待，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极其矛盾的主张也不会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天体的奥秘，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满足于使用极其含混的概念，把政党、主张、地点、人物和事件搅成一锅粥；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奇怪的混乱。

但是，洞达事理毕竟不是她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她因而觉得男性世界仿佛是一种超越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众神，女人则崇拜众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边矗立的这些伟大塑像时，则会认为它们不是用手捏造出来的，于是顺从地低下了头。她们尤其喜欢让秩序和权利体现在领袖身上。

在每一座奥林匹斯山都有一个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质必定浓缩在一个原型中，而父亲、丈夫、情人只不过是它的微弱反映。说她们对这个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质，未免有点太刻薄了；但通过这种崇拜，她们将充分满足童年时对顺从地屈膝跪拜的梦想，这却是真的。

在法国，诸如布朗热贝当、戴高乐那样的元帅，一向受到女人的拥戴。人们还会记得，当年在共产党的《人道报》上，女记者们是以何等激动的笔调去赞美铁托和他那光彩夺目的军服的。这位元帅，这个独裁者——他目光犀利，下巴呈方形，是所有严肃而有正义感的人所要的圣父，是所有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的无能和无知是她们尊重英雄、尊重男性世界法律的原因；她们接受这些英雄和法律，并不是通过合理的判断，而是凭借着信仰——而信仰之所以能够获得其狂热的力量，是由于它不是知识这一事实：它是盲目的、充满激情的、顽固的、愚蠢的；它的臆断是无条件的、反理性的、反历史的、不容许有任何否定的。

这种顽固的崇敬感，随着环境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两种形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女人所热情忠于的，或者可能是法律的内容，或者可能仅仅是它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秩序中得益的特权精英，她就会希望这一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会在坚持这一欲望时格外不妥协。男人知道他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形成另一种伦理观念，制定新的法典；他意识到他有能力超越现存事物，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生成过程（being）。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种演变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到他必须让自己的行动适应这种演变；但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她无法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疑虑重重，对未来拿不准，想让时间停止流动。如果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所树立的偶像被毁掉了，她不会设法移入新神，而是疯狂地保卫旧神。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没有哪些南方人能比女人更维护奴隶制的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时期，在法国的公社时期，最为激昂好战的也是女人。她们企图用展示强烈的情感去弥补自己的惰性。随着胜利的赢得，她们会像鬣狗似的扑向溃败的敌军；如果失败，她们会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调停的努力。她们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姿态，所以她们在支持最为过时的事业时满不在乎：她们在1914年可以成为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1953年可以成为沙皇的支持者。

男人有时会笑着鼓励她们，因为看到他用较有分寸的词语表达的思想在她们那里引起了疯狂的反映，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也可能会觉得，他的思想被搞成这般愚蠢顽固的模样，煞是令人恼火。

女人只有处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会阶级中，才会表现出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一般来说，她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仰是盲目的；即使法律发生了变化，也仍会保持它的吸引力。在女人的心目中，强权即公理，因为她在男人那里所看到的公理，有赖于他们的权力。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总之，她们接受现存事物。听天由命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庞贝城的废墟被发掘出来时，人们注意到，那些烧焦的男人遗体保持着反抗的姿势，蔑视着诸神或在试图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遗体却给曲成一团，脸朝着地，一副屈服的样子。女人觉得她们无力反抗事物，无法反抗火山、警察、保护人、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就是受罪的；这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常被人羡慕的忍耐。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够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在宽厚女人的身上表现为克制：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听天由命变成一种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种无益的谨慎；女人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也不愿意去革命。

在19世纪，女人是争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尔，有多少胆小的主妇在乞求着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啊！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和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也许是错的。可想而知，如果她们非得受苦，那么她们宁愿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愿意去冒险，因为呆在家里尚可得到点微薄福利，在马路上要得到这些却不那么容易。

女人的命运同脆弱东西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够表明自己是超越时间延续性的，从而才能够制止一切衰败；这种最高依靠从未允许女人有过。她不相信解放的真正原因在于她从未检验过的自由力量；她觉得世界仿佛在受一种模糊命运的支配，反对这种命运是狂妄的。她本人没有设计那些要她去追求的危险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她不会热情地投入。若是能让未来向她开放，她就不会再去死守着过去。一旦号召妇女投入具体行动，一旦她们在设计的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就会和男人一样大胆英勇。

女人受到指责的许多缺点，如平庸、懒惰、轻浮和奴性，只不过表明了她们的视野闭塞这一事实。据说女人是淫荡的，沉迷于内在性之中；但首先是她一直被封闭在这里面。后宫女奴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池并没有表现出病态的热情：她们不得不去消磨时间。当女人被窒息于沉闷的闺房（妓院或中产阶级家庭）时，她必然会遁入安宁之中；此外，如果她急切地追求性快感，那么这往往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性快感。由于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由于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粗暴对待，由于“被指责为男性化的丑八怪”．她便在奶油色的果汁、烈性酒和天鹅绒当中，以及在水、阳光。女朋友和年轻情人的抚摸当中求得安慰。如果男人觉得她是个“肉欲”十分强烈的人，那是因为她的处境使她极其注重她的动物本性。她的肉体要求并不比男性强烈，只不过她把抓到的一星半点加以放大而已。性快感和撕裂的痛苦一样，是令人晕厥的即时凯旋；在瞬间的暴力当中，未来和世界都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火焰之外一无所有；在这飘飘欲仙的短暂时刻，女人不再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受挫的。但是，她看重这些内在的胜利，仍然只是因为内在性是她的命运。

她的轻浮和她的“肮脏的物质第一主义”有着同样的原因；她因为没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机会而认为小事是重要的，而且对她来说，充斥于她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属于最严肃的实际事情。她把她的魅力、她的机遇，归功于她的打扮、她的美丽。她常显得懒惰、无精打来；

但对她有用的忙碌同纳粹的时间流逝一样空洞。如果她唠唠叨叨、粗制滥造，那是为了排遣她无所事事的时光：既然不可能行动，她就用讲话替代。实际上，当女人从事一项一个人值得一干的事业时，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表明自己是主动的、讲究效率的、沉默寡言的——

以及禁欲的。

她被指责为有奴性；据说她随时准备拜倒在主人的脚下，吻他那只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她确实缺乏真正的自尊。“忠告失恋者”专栏给予受骗妻子和被遣弃情人的劝告，充满了卑鄙屈服的精神。女人在高傲的争吵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是捡起了男性故意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一个把男人既当做生活的唯一手段又当做生活的唯一理由的女人，离开了男性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必然会受尽各种羞辱；奴隶不可能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在放弃尊严时不是体无完肤就算可以了。

最后，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在无知觉的实在性之中，这是她的义务。自然女人要重复，要永无创新地重新开始，要觉得时间仿佛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她忙忙碌碌却永远没有做成什么，所以她认同于她既有的物。这种对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让她保持的那种依附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没有目的：她的心全用于生育或料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这些物是动物生活与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关的价值是实用性；主妇就是生活在这种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没有奢望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家人有用的人。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满足于次要角色，因为那样手段会立刻变成目的（例如这种情况我们在政治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并且手段的价值会成为绝对价值。于是实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统治着主妇的天堂；她正是从这种前景出发展望整个世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采纳了亚里土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观。人们怎么可以期望她表现得大胆、热情、无私和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人奋勇地穿过开放的未来、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现实时才可以出现。女人被关在厨房或闺房里，人们却对她的视野之狭窄表示惊讶。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在，人们把她封闭在她的自我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却又由于她的自恋。她的自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后果，加虚荣、冲动、恶意等，而去指责她。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她既不能感受到团结的吸引力，也不能体验到团结带来的利益，因为她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于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着一般性的福利迈进。她固守于她所熟悉的那个领域，她在那里能够控制一些物件，并且在它们中间拥有一种靠不住的主权。

然而，即使门窗紧关着，女人在家也不完全会有安全感。她的家被那她敬而远之、不敢贸然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正因为她不能用专门的技术、合理的逻辑、确定的知识去把握这个世界，她才像个孩子或野蛮人似的感到自已被危险的神秘笼罩着。她把她的关于现实的魔幻概念投射到那个男性世界；她觉得事情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任何事又都可能发生；她分不清楚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线，她随时准备相信任何事，管它是什么事呢！

她听信传谣，制造恐慌。她即使平安无事也会感到焦虑不安；她夜里似睡非睡，被托入恶梦中的现实搅得彻夜难眠；所以对被判为被动的女人来说，高深莫测的未来在受着战争、革命、饥荒和贫困的幽灵的缠扰；她不能行动，很是烦恼。她的丈夫和儿子从事事业或面对紧急情况时，都敢于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指明了穿越黑暗的可靠道路。但女人却在困惑和黑暗中挣扎；她对此习以为常，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做；在她的想像中一切都同样可能成为现实：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差错，生意可能失败。她在忧思中努力驱赶她自己是软弱无力的这个邪念。

她的焦虑表明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它仿佛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那是因为她生活在里面是不幸的。她’大部分时间并不顺从于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十分清楚，她所忍受的一切都违背了她的意愿：就此而论，她是一个求教无门的女人。她不敢贸然反抗；

她屈从不是出于情愿；她的态度是怨无忧人。凡是能够得到女人信任的人（医生、教士、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习惯弹唱的调子就是抱怨。在朋友们中间，女人反复诉说她自己的烦恼，而女人们则像合唱队似的全在那里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自由的个人对于他的失败只责备他自己，他为失败承担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代理发生的，因而这些人就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极度绝望，放弃了所有的补救办法；向一味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会接受。正如她所做的那样，她坚持生活在她的处境里——就是说，生活在一种软弱无能的愤怒状态中。如果提议作出某种改变，她就会把手一挥说：“那可是孤注一掷啊！”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严重，她也意识到，要摆脱烦恼不能只采取某种权宜之计。她认为整个世界都有责任，因为创造它没有她的份儿，而且是为了反对她；她从少女乃至童年时代起，就对她的地位提出抗议。她得到过补偿的许诺，她得到过保证，说假如她让男人掌握她的命运，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她现在感到受骗了。她要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依附的反面：当一个人把一切都送出去时，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对男性世界怀有某种敬意；如果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就会觉得有无家可归的危险。于是她采纳了善恶对立说的主张——把善和恶清清楚楚地分开，她的主妇经验也是这样暗示的。一个行动者和别人一样，要对善和恶两者负责，他知道他确立了目标，并将其付诸实现；他通过行动意识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义性；正义与非正义，得与失都是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个被动的人却缺乏这种行动，甚至在思想中也不愿意提出伦理问题：善应当实现，若实现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女人和孩子一样，也把善和恶简单想像成既共存又分离的存在物；她的这种善恶对立说消除了她作出困难选择时的焦虑，使她心安理得。要在恶和小恶之间作出抉择，非得自己来确定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不可——这一切包含着极大风险。对于这个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来说，好麦子和莠草的界线截然分明，人们只能除掉莠草；灰尘本身应当受到惩罚，清洁意味着完全不脏；使房子清洁就是清除污垢和垃圾。

所以女人会认为，“这全是犹太人的罪过”，或全是共济会的罪过，或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或全是政府的罪过；她永远反对某人某事。在反对德赖弗斯的人当中，女人甚至比男人还不留情。她们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存在恶的本原，但她们期望“好政府”能够像她们清扫房子里的灰尘那样把它给清除掉。对于热情拥戴戴高乐的人来说，戴高乐就是清扫大王；她们认为他会拿着鸡毛掸和抹布用力擦洗，使法国变得“清洁美丽”。

但是这些希望仅仅是针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眼下恶仍在不断地侵蚀着善；女人既然无法下手攻击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就只好到处找个能够负责的人来，以便可以具体地发泄她的义愤。丈夫是她最喜欢挑选的牺牲品。他是男性世界的体现者，男性世界通过他对她进行管理和欺骗。他以世界为己任，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是他的罪过。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店主、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让他也觉得这些该谴责。她对他常怀有一种特别的不满；但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他很可能有病在身，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拥有她常感到不公正的特权。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对丈夫或情人所怀有的敌意，倒使她依恋于他，而不是疏远于他。一个男人若是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便想离开她，但女人却想让她所根的男人呆在她身边，以便能让他付给报酬。反唇相讥不是为了摆脱不幸，而是为了沉迷于不幸；妻子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男人都把她征服了：她要反败为胜。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像小时候那样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大闹的原因。

当然，女人好哭的癖性基本上是由于她的生活是建立在无力反抗这一事实上的；不过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从生理学上来看，她的神经控制力不那么如男人，她受的教育也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自我放纵。教育或习俗的这一影响的确很明显，例如以前像本杰明·贡斯当和狄德罗那样的男人，就常常泪如泉涌，而后来男人不再流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过时了。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女人从未真诚地接受过这个世界，她随时准备对它采取一种受挫的态度。男人的确在接受这个世界，甚至连不幸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将正视它，将不让自己“投降”；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女人想到世界对她的敌意，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于是她急忙退到她最可靠的庇护所：她自己。她面颊上所挂着的泪痕，所哭红的眼睛，不是她为悲痛所伤害的灵魂的明显表现又是什么？眼泪滴在她皮肤上是凉的，流在她舌头上是略有咸味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虽辛酸犹温柔的抚慰；她的面容在这温柔的流动下闪闪发光。眼泪既是哀怨也是安慰，既是热情的抚慰也是冷静的抚慰。眼泪是女人最有效的托辞；它像突如其来的狂风，如阵阵发作的台风，似四月的冰雹，让女人变成哀怨的泉水，暴风骤雨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雾朦朦的；它们看不见了，消失在雨水中；她看不见了，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人们希望她能够被征服，但她却自己掉进了失败的泥潭中；

她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沉，她被淹没了，她难倒了正在注视她的男人，他束手无策，犹如在瀑布面前。他认为这种表演不公平；但她则认为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因为她手里从未有过别的有效的武器。她想再度求助于魔术咒语。而实际上，她的哭泣激怒了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大哭一场。

每当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就会大发脾气，这种东拉西拉的冒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今男人更加惭愧。在某些圈子，丈夫可能真的打上妻子几拳；在另外一些因子，正因为他是强者和他的拳头是有效武器，所以他才不愿意诉诸暴力。但是女人和孩子一样沉溺于象征性的爆发：她可以扑到男人身上，拳打脚踢，又抓又挠，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要通过神经危机的哑剧，来表现她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反抗。除了生理上原因，她对痉挛表现出的敏感性还有别的原因：痉挛是能量的一种内在释放，而这种能量向外指入环境时，无法对任何客体发生作用；这是处境所引起的各种消极力量的一种释放。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时很少产生神经危机，因为她可以惩罚他们，打骂他们；宁可说，由于没有真正的权力，女人和成年儿子、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才会对暴跳如雷让步。托尔斯泰夫人的歇斯底里吵闹是耐人寻味的；无疑她在不想理解她的丈夫方面犯了很大错误，从她的日记来看，她似乎是心胸狭窄的、感觉迟钝的、虚情假意的，远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不管她是对还是错，都不会改变她的可怕处境。她的一生除了在不断的指责中，在婚姻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孤独，以及丈夫所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中鼓起勇气，什么也没有做。每当托尔斯泰的新命令加剧了冲突，她就会在他的敌意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用软弱无力的意愿去反对这种敌意；她大发脾气，戏剧性地加以拒绝——假装自杀，假装逃走，假装生病等等，这些使她周围的那些人感到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竭。很难看出她还可能有别的任何出路，因为她既没有正面理由隐瞒她的反抗情绪，又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的有效方式。

若是女人达到了反抗的终点，那么只有一条出路还在向她开放——这就是自杀。但女人采取这种方式似乎不如男人那么常见。在这方面统计数字的意义是非常不明确的。自杀身亡的男人比女人更常见，但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女人更常见。这也许是因为女人很可能满足于做戏：她们常常假装毁灭自我，而不是真需要这么做。这部分也是因为通常采取的残酷手段是令人厌恶的，女人几乎从不使用刃器和火器去自杀。她们极可能淹死自己，如欧菲丽亚，以表明女人和水有密切关系，仿佛在水里，在平静的黑暗中，生命可以被动地解体。总之，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我已强调过的那种暧昧性：女人并不真想放弃她所厌恶的东西。她假装要断绝关系，但最后还是和给她造成不幸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假装要离开给她造成伤害的生活，但自杀身亡的情形比较少见。她对明确的解决方式本来就不感兴趣。她对男人、对生活、对她的处境表示抗议，但是没有成功地加以摆脱。

女性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应当解释为抗议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欺骗她的丈夫常常是为了挑衅，而不是为了快活；她可能由于他是个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的人，而故意粗心大意和浪费挥霍。讨厌女人的人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她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就我们所见，实际上她能够把自己调适得完全符合时间要求。她迟到是有意安排的。有些卖弄风情的女人认为，她们这样刺激男人的欲望，可以让她们的出现得到更高的评价；但是在让男人等几分钟时，女人最想表明的是对那种长期等待（她的生活）的抗议。

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都在等待，因为她被束缚于内在性和偶然性的里比多之内，因为她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认可，她在等待爱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与夸奖。她等待给她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男人；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只从丈夫那里领取一次零用钱，只要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商或买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须去领取工资或得到加薪。她在等待男人露面，因为她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处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生存。丈夫在家外有他的职业，妻子不得不长期忍受他不在家的孤独；情人尽管可能很热情，可是还得由他根据他的义务来决定他们的会面和分手。在床上，她在等待男性的欲望，在等待（有时是焦急地等待）她自己的快感。

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情人安排约会时姗姗来迟，就是不善于遵守丈夫指定的时间；

她以这种方式来维护她工作的重要性，来坚持她的独立性；她在那一会儿变成了主要的主体，别人要被动地服从她的意志。但这是些怯懦的报复尝试；不管她可能让男人等多久，她都永远无法补偿她在观察和期望中，在等待男性的美妙快感中所耗费的无限时间。

虽然女人承认男人有包罗万象的最高权力，崇拜他的偶像，但一般来说，她必然一步一步地争夺他的统治权。所以有名的“爱唱反调”，成了人们经常指责她的理由。她没有任何的独立范围，不可能以她自己的绝对真理和价值，去反对男性所维护并支持的真理和价值，她只能拒绝接受它们。她的否定究竟在多大程度是彻底的，取决于尊重和怨恨在她的本性中所占的比例。但实际上，她知道男性体系中的各种缺陷，因而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

女人从未把握过男人世界，因为她们的体验没有教会她们使用逻辑和技术；反之，男性装备在女性王国的边界上也失去了效力。在人类的体验中，有一整块地方被男性故意忽视了，因为他无法去思考它：这就是女人经历的体验。把图纸设计得十分精确的工程师，在家里像个小神：只要一句话，看呀，饭就给端上来了，衬衣就给浆好了，孩子就安静下来了；生育是一挥而就的行为，犹如摩西挥舞魔杖一般；他对这些奇迹没有任何惊讶之感。奇迹这个概念和魔力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奇迹，在具有合理因果关系的世界中间，代表无原因事件的极端不连续性，在它面前，思想武器被碰得粉碎；而魔力现象则是由隐蔽力量统一起来的，这种力量的连续性可以为一个温柔的头脑所接受，却不可以为它所理解。刚出生的孩子，对父亲这个小神来说是一个奇迹，对经历了孩子在子宫里的发育期的母亲来说，却是一个魔力。

男人的体验是清晰的，但被空白中断；女人的体验在它自身的范围内，是神秘的、模糊的，但又是完整的。这种模糊使她感到沉重；在男性同她的关系中，他仿佛是轻松的，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那般轻松。当主妇耸耸肩膀说：“男人嘛，他们才不去想呢！”时，她这句话的含义是没有疑问的。女人也同样说：“男人嘛，他们才不懂呢，他们不了解生命。”女人把轻薄而碍事的雄蜂的象征，同有关祈祷螳螂的神话做了一番比较。

从这一角度来看，女人反对男性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男性的推理不仅对她的体验是不适宜的，而且在他的手中变成了阴险力量的一种形式；男人所发表的无可争辩的意见是想给她造成混乱，其目的是让她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你同意，或者你不同意。

出于对整个公理体系的尊重，她应当同意；如果她不肯同意，就否决了这整个的体系。但她不可能贸然走得很远；她缺乏用另一种形式重构社会的手段。可是她又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它。她处于要反抗和受奴役的半途中，只好勉强服从男性的权威。他在每一个场合下，都要强迫她接受她半心半意屈服所造成的后果。男人追求这个人面兽身的女怪，追求这个半是奴隶半是自由人的伙伴：他在让她屈服于他的同时，还想强迫她信服一个论点，但她知道，他进行严密推理的前提是他本人已经选好了的。只要她避免对这些前提提出质疑，他就很容易让她哑口无言；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做到让她心悦诚服，因为她觉察到了他的独断专横。

于是他会恼羞成怒，指责她固不可彻，没有逻辑性；但是她不肯按照规矩去下赌注，因为她知道骰子已经给灌上铅了。

女人并非真的相信真理和男人所宣称的不一样；她宁肯认为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真理。不仅仅是生命的变化性质才使她怀疑永恒的同一性原则，也不仅仅是宠罩着的魔力现象才破坏了因果关系观念。而是在男性世界本身的本质当中，在作为这个世界一员的她本身当中，她发现所有的原则、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存在物，其意义都是不明确的。她知道男性的道德观念一旦涉及到她就会变成大骗局。男人把贞操和正派行为的规范喊得震天价响，但私下里却邀请她去违犯这一规范，甚至在期待这样的违犯；如果没有这种规范，他借以藏身的富丽堂皇的牌坊就会倒塌。

男人很乐意把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权威予以接受；根据这一观点，公民在使自身向普遍性超越的过程中，将获得道德上的尊严，但作为一个私人（aprivateintividual），他拥有实现欲望和快活的权利。既然如此，他同女人的关系就处在一个偶然性的范围里，道德观念不再适用，品行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他同其他男人的关系总是涉及到价值问题；在大家完全公认的法律下面，他在其他自由行动者面前也是一个自由行动者；但是和女人在一起时（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造出来的），他抛弃了生存责任，沉溺于他的en-soi［自在]的，或固定不变的、较低级的本性之中，将自己置于非真实性的层面上。这时他的表现是专制的、虐待狂的、强暴的，或者幼稚的、被虐狂的、爱发牢骚的；他试图满足他的魔念和忽发的奇想；他由于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权利，而“悠闲自在”，“无拘无束”。

他的妻子——和泰丽莎·德斯凯鲁斯一样，常常对他在公共场合的高调言行同“他私下不屈不挠搞的新花样”有天壤之别，感到不胜惊讶。他提倡高出生率，但是他又很在行，决不随便要孩子。他赞美贞洁忠实的妻子，但是他又勾引邻居的妻子，让她犯通奸罪。我们已经看到，当法国每年有100万妇女被男人置于要堕胎的境遇时，男人是何等虚伪地宣判堕胎是犯罪；往往是丈夫或情人要求这样解决；而且他们还常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如果有必要，就动用这个法子。他们公开期望女人能自觉自愿地对罪行感到内疚：她的“不道德”，是被男人尊重的道德社会保持和谐所必需的。

这种口是心非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男性对娼妓的态度，因为是他的需求造成了这种供应。我已经说过，妓女们是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的。

他们谴责一般的罪恶，却纵容自己的个人邪念；他们还认为，靠出卖肉体生活的女孩子是堕落的、放荡的，而利用她们的男性则不是。有一件轶事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心理状态。在19．20世纪之交，警察在一个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审讯取证时，这两个女孩子提到了她们的嫖客，他们是一些显赫人物，其中一个女孩子还要说出名字。法官立刻制止说：

“不许你玷污一个体面男子的名字！”一个被授予勋级荣誉军团称号的绅士，在夺走小女孩的处女贞操时，仍是一个体面人；他有弱点，可弱点谁没有呢？而小女孩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的道德王国的野心——她不是地方长官，也不是将军或伟大的法国人，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她把她的道德价值圈在性的偶然性的王国里：她是堕落的、腐败的、邪恶的，只配送进感化院。

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不玷污他的崇高形象，男人在女人的默许下可以干些使她名誉扫地的坏事。她不完全懂得这些微妙之处；她只认识到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布的那些原则行事，而且还要她违背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所以她也逢场作戏。她会是一个贞洁忠实的妻子——并会偷偷地屈服于他的欲望；她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母亲，但她也会小心地实行节育，如有必要就去堕胎。男人在正式场合反对她——这是此等游戏的规律，但背后却又感激她的“水性杨花”，感激她的不育。

女人扮演了那些要是让抓住就会被行刑队处决、要是成功就会腰缠万贯的间谍角色；她要承担男人的种种不道德：不但是妓女，而且所有的女人都被当做通往阳光明媚的、有良好卫生条件的、住着体面人的大厦下面的阴沟。所以，当有人向这些女人谈起尊严、荣誉、忠诚之类完全属于男性的崇高美德时，如果她们不想“谈下去”，这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有德性的男性指责她们自私、做戏、撒谎时，她们尤其报以辛辣的嘲笑。她们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前她们开放。男人在涉及金钱和成功时也是“自私的”，但他在工作中有得到它们的手段。女人被分派担任的是寄生者角色——而每一个寄生者都是剥削者。为了获得人的尊严，为了吃饭和享受生活，为了生育，女人需要男性；正是通过性的服务，她才得到了这些利益；

由于受到这种功能的束缚，她完全变成了使用工具。

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存在直言不讳的商业交易问题。男人甚至要求做戏：她希望成为他者；但一切生存者都是主体，都想根据自己的意愿克制自己。男人希望女人成为客体：她让自己变成了客体，她只是在这样做的那一刻才发挥了自由的主动性。这是她的最初背叛；连最温顺、最被动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有时，她在委身于他时，还在观察他、评价他，这种情况会让他感到受愚弄；她应当只是一个贡品，只是一个猎物。不过他还要求这个“物”是自愿把自己交给他的：在床上他要她感到快感；在家里她必须真心实意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他的长处。于是她在服从时假装独立，虽然别的时候她也主动表演被动角色的喜剧。她撒谎是为了控制每天供给她面包的男人；吵架和流泪，心荡神移的爱，神经症的危险，这全是假的，所以她撒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因自身利益而予以接受的专制。他鼓励她假装奉迎他的傲慢与虚荣；她反过来也用异化力量去反对他。这样她便报复了他，而这无疑是甜密的，因为她用欺骗他满足了她自己的欲望，享受到了嘲弄他的快乐。当妻子和高级妓女假装她们其实并没有感到的心荡神移时，她们在撒谎；后来和情人或女友在一起时，她们取笑受她们捉弄的人是何等地幼稚与虚伪。“他们不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还期望我们精疲力竭以显示快感”，她们怨恨地说。

这种说法很像仆人们在自己呆的地方对主人说长道短时的说法。女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因为她也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也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她彻头彻尾地观察了男人，就像贴身仆人似的。但是显然，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爱情当中和在贸易当中都是如此。”男人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女人的缺陷是她的处境的表现，以至他们急于保持两性等级制度，怂恿他们的伙伴只具备让他们蔑视的特性。无疑丈夫或情人会被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个特定女人的缺陷所激怒，可是当他们赞美一般女性勉力时，又认为这种魅力同它的缺陷是不可分的。如果女人不是背信弃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懒惰的，她便失去了诱惑力。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说，当一个男人宽恕一个脆弱女人的幼稚过错时，他是感到多么强大、公正、善解人意和宽宏大量啊。同样在伯恩斯坦的剧作中，丈夫们（作者和他们是通好气的）也是被偷偷摸摸的、心怀鬼胎的、与人私通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渴望俯视她，以鲜明表现自己的男性特长。如我们所见，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也都希望黑人是偷偷摸摸的、懒惰的、撒谎的：这正好证明他一钱不值；这会把公正置于压迫者这一边；如果黑人坚持要做正派诚实的人，他就会被视为“坏演员”。这么一来，女人的缺陷，由于她并不想克服，相反要把它们变成一种装饰，而愈发被夸大了。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也不承认道德规范，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她对一般存在缺乏判断力：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各种特殊情况的大杂烩。这可能是她宁肯相信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不愿意相信科学解释的原因。无疑她是尊重印好了的书的，但这种尊重却表现为她看书时走马观花，不能领略书中的含义；另一方面，她在排队或在车厢上所听到的某个素不相识的人讲的奇闻轶事，却立刻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也都是神秘的。她不熟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经过再三强调的别人的经验，才是令人信服的。至于她自己的自我，她觉得她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她被隔绝在家中，不能主动接触其他女人；她总是期望命运和男人能给她带来额外的利益。她非常相信她的直觉，而不是相信普遍有效的推理；她很愿意认为这种直觉来自于上帝，或来自于某种模糊的世界精神；对于某种不幸或意外，她冷静地想道：“我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相反，对于利益，她却认为“我是个例外”，所以宁可说她在期待得到额外的利益。售货员会在价钱上给她打折扣，警察会让她没有通行证也可以通过；她学会了过高估计自己微笑的价值，而且从未有人告诉过她所有的女人都会微笑。并不是她认为自己比邻居特别：她不做这种比较。基于同样理由，经验极少向她证明她是怎么错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从未从中得出有效的结论。

这也指出了女人未能建成一个稳固的、可以向男性挑战的相反的世界的原因；她们时常抱怨普通的男人，她们讲述卧室里或分娩时发生的事情，她们交换算命天宫图和美容秘方。

但她们又缺乏建设这个可供她们发泄怨恨的世界所必需的坚定信念；她们对男人的态度极为矛盾。无疑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单薄而脆弱的躯体，他是一个笨蛋、一个讨厌的雄蜂、一个卑鄙的暴君、一个爱虚荣的自私之徒；但他也是一个解放她们的英雄，一个赋予她们以价值的神。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欲望，他的拥抱是可耻的义务；不过他那烈火一般的热情和男性力量，又仿佛是开天辟地的力量。当女人欣喜若狂地说“他真是个男子汉”时，她立刻唤起了她所赞美的那个男人的性活力和社会影响力。在性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中，他都显示了优越的创造力；她不能想像他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商人、将军、领袖，而又不是一个性能力很强的情人，所以他的社会成功，一向有着性的吸引力；反之，她很快就会认为那个满足她欲望的男人是个天才。

正文第二十一章女人的处境与特-2

我们还必须附带地指出，她因此会去恢复一种男性神话。对于劳伦斯，就像对于许多其他人，男性生殖器既代表生命活力又代表人的超越力。所以女人能在床第之乐当中看到同世界精神的交流。她在对男人的神秘崇拜中，由于极其得意而失去了自我，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我。这种矛盾因人们的性能力的多样性而很容易得到解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她通过日常生活知道他们的性无能是偶然的），是人的卑鄙化身；另一些人则让男人的伟岸达到高峰。

但是女人甚至能够鼓励将这两种人合二为一。一个正在和她认为出众的男人相爱的少女写道：

“如果我有名气，R．肯定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将得到满足；他会趾高气扬地让我挽着他的胳膊出去散步。”然而她却在疯狂地崇拜他。在女人的心目中，同一个人完全可能是吝啬的、卑鄙的、爱虚荣的、可笑的，然而又是一个神；这些神毕竟是有弱点的。一个人若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若是因他的人性被爱，就会受到极其挑剔而又苛求的对待，这种态度其实是真正热情的另一面；而一个顺从跪在她的男性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能自豪地知道该如何“操纵”与“对付”他；她百般奉承他的“软弱的一面”，不让他失去威望。这证明她并不关心他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人格；她盲目崇拜她的偶像也同样有的一般化本质。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辉，一种既定的、不变的价值，尽管掌握这一价值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它仍然可以被感受到；他不斤斤计较；相反女人却嫉妒他的特权地位，通过在各方面不怀好意地表现出胜他一筹来寻求快乐。

女人对男人情感的这种暧昧性，在她对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般态度中也可以发现。禁烟她的那个领域被男性世界包围着，但又受到把男人本身当做玩物的模糊力量的缠扰；如果她和这魔力联合起来，那么会轮到她走向权力。社会把自然变成了奴隶，但自然也在支配社会。

精神在生命之外燃烧起来，但当生命不再支持精神时，它就会停止燃烧。这种替女人辩护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是在花园里比在城市里，在疾病中比在思想中，在生育时比在革命时更可以发现的真理；她努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统治，母亲统治，以便不顾次要者身份而重新变成主要者。但是当她也是一个具有超越力的生存者的时候，她却只有通过美化那个束缚她的领域——赋予它一种超越度（ayransdentdemension），才能够让它具有价值。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包容在思想里的现实。女人则在勉强对付一种有魔力的、蔑视思想的现实，通过没有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虚无飘渺中对自己的命运这个纯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动，而是在想像的王国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说，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梦想。所以实际上她既是“自然的”，也是人为的，既是实实在在的，也是虚无飘渺的。她的生活在洗涮坛坛罐罐中度过，却是一部辉煌的小说；她是男人。的附庸，却自以为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把一切：

献给了爱情。由于只配知道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她变成了耽于空想的祭司。

这种暧昧性还明显在女人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上。它是个负担：它在为物种的服务当中，在每月流一次的血当中，在被动的多育当中被消耗掉了，对她来说，它不是把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自然存在；它不是快乐的源泉，而是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它潜伏着危险：女人觉得在受她“内部”的威胁。它是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因为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内脏的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有密切联系。女人拒绝为她身体所呈现出的反应负责；

在抽泣、呕吐和激动时，它逃脱了她的控制，从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实，但也是她处处要遮掩的真实。不过它又是她光荣的替身；她在镜子里看到它时觉得眼花缭乱；它是幸福的希望，艺术的佳作，活着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当她对镜子里的自我微笑时，她忘记了她肉体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爱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中被破坏了。但是当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既是个女主角又是个肉体感到惊讶。

自然也同样送给她双重面目，它既供给汤锅，又刺激神秘的显露。当女人变成主妇和母亲时，她放弃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欢安静地种她的菜园，把养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颠倒。在大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装饰物；但是她也在它们那里看到了一种高贵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动。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由于子宫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协调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风掠过，这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仍不满意，她和少女一样也有一种未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朝着无边无际地平线无限伸展的道路的尽头，她的灵魂也变得看不见了。她虽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却仍旧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权的；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主妇，而是一个人；当她凝视被动的世界时，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个具有最起码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渐消失了。她穿过荒原，把手浸过溪流，这时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她自己活着。任何一个经历了种种奴役而仍保持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则只会从那里找到典雅、极乐的借口；她们在黄昏时，会徘徊于着凉危险和灵魂狂喜之间。

这种对肉体的世界和对“诗”的世界的双重忠诚，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讳地去坚持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尽力把生命与超越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尔哲学和它的形式逻辑以及所有的相关学说。她所熟悉的自然主义，和斯多噶学派或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然主义相似。毫不奇怪，以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女人，将要接受一种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学。如我们所见，女人在社会上信奉善恶对立说，在本体论上深感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她必须相信，事物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趋于善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对她不适宜，因为她没有行动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这个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须是善；但是，一个善若是如斯宾诺莎的善那样是靠推理认识到的，或是如莱布尼茨的善那样是靠计算认识到的，便不可能与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她只要活着就可以被置于其中的和谐。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意味着直接证明取决于整体同时又取决于对整体的被动参与的每一种成分，其存在都是正当的。于是女人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将通过行动所追求的东西：她和世界相互喷合在一起，她为它所必需，她为取得善的胜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视为启示的时刻，她们发现自己同一个静止的、自我满足的现实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整个的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赐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时刻。那种存在于自由波涛的快乐是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充满快意的充实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静状态才能够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绝、怨恨和苛求的紧张气氛中；她不可能因为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下午或凉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责。但要在这里寻求隐蔽的世界灵魂却是妄想。不应当把善看做某种存在物：世界不是和谐的，而且任何个体在它那里都不占主要地位。

倒是有一种证明生存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最高的补偿，是社会一向习惯于赐予女人的，那就是宗教。必须有一个为女人准备的宗教，犹如必须有一个为普通人准备的宗教，而且两者完全出于同样的理由。当强迫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处于内在性状态时，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进行某种超越的海市蜃楼。男人让上帝批准了他写的法典，他拥有很大的优势；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的是最高权力，这个权力被上帝授予就是特别荣幸的了。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来说，除了别的，还有根据神授的权利，男人是主人；所以对最高主宰的敬畏会压抑被蹂躏的女性所产生出的任何反抗冲动。人们可以指望她轻信。女人对男性世界采取了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她觉得天国里的上帝比内阁大臣还要遥远，创世的神秘和发电站的神秘相似。但如果女人非常情愿信奉宗教，那首先是因为它满足了一种极度的需要。

在甚至提倡女人自由的现代文明中，宗教似乎不那么是压抑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工具。与其说要女人以上帝名义去接受她的劣等地位，不如说要她相信，多亏有了上帝她才和高贵的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反抗的诱惑也为关于不公正已被克服的断言所制止。女人不再被否认有超越性，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上帝。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才能衡量，并不依它们在人间的成就而定。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在这个世界只有职业不同的问题：擦皮鞋或建桥梁全都是空的；在社会歧视之上和之外，两性平等被恢复了。这是小女孩和少女成为比她们兄弟更为狂热的信徒的原因；上帝的眼光超越了男孩子的超越，这使他蒙受羞辱：他在这强大的监护下将永远是个孩子；这是比他父亲的存在所预示的阉割更为严重的围割。但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若是女性，她便会从这种眼光中得到拯救，变成天使的姐妹。这会取消阴茎优势。真诚的信仰在避免自卑情绪方面对小女孩很有帮助：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上帝的造物。

因此我们发现，许多伟大的女圣徒具有完全属于男性的坚定性：圣·布里契特（St．Bridget）和锡耶那的圣·卡特琳，都傲慢地宣称要称霸世界；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卡特琳甚至很严厉地给她的神父下命令；冉·达克和圣·泰丽莎在征途中表现出的刚毅，为任何男人所望尘莫及。教会对此回答说，上帝没有批准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她已把否决赦免和否决革除教门的强大武器专门置于男人的掌握之中；冉·达克执着地忠实于她的梦想，于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虽然女人所服从的法律是男人根据上帝本人的意志制定的，她仍然从上帝那里获得了有力的庇护以躲避他们。男性的逻辑被神圣的奥秘驳倒了；男人的自尊变成了罪孽，他们为此进行的煽动是荒谬的、有罪的：为什么要重塑上帝亲手创造出的世界？强加给女人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她在圣火旁边祈祷着，知道自己比在政治集会上游来荡去的丈夫离天国更近。拯救她的灵魂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顺从地活着就够了。生前与精神的综合完成了：

母亲不仅生了一个肉体，她还为上帝生了一个灵魂；这项工作比洞察原子的无用秘密更伟大。

在圣父的默许下，女人可以无视男人，勇敢地要求得到她那女性的光荣。

这样，上帝便不但恢复了一般女性的地位，而且每一个女人都可以从这位神圣的、漫不经心的唯一者那里得到特殊的支持。她作为一个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一旦以圣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愿望就是神圣的了。居荣夫人说，她懂得了（这和一个修女生病有关）“该用圣经指挥些什么，该用圣经服从些什么”；信徒就是这样用谦卑的服从掩饰了她的权威。当她抚养孩子时，当她管理修女院时，当她组织慈善团体时，她只是超自然手中的工具；她不可能违抗、不可能冒犯上帝本人。无疑男人也同样不能藐视这种支持；但是他们和别的男人打交道时这种支持并不太可靠，因为别的男人也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这种支持，所以这样的冲突只能用人的准则来加以解决。女人则祈求于神的旨意，专横地为她在别人（这些人已经属于她）

心目中的权威辩护，为她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辩护。如果她在她和上帝之间找到了这种真正有用的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她完全被她与自我的关系所占据——即便是这种关系影响了其他关系；因为在这种纯属内心的单独讨论中，上帝的沉默可以具有法律力量。

实际上，女人把宗教当做满足自己欲望的口实。她是一个性冷淡、被虐狂、虐待狂吗？

她以放弃肉体，以扮演殉道者，以扑灭周围的每一种生命冲动，来取得神圣性。她摧残、消灭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帝选民的某种资格；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完全拒绝给予他们世俗幸福的时候，她准备在天堂为他们选择一个位置。据虔诚的传记作者认为，科特纳的玛格丽特之所以虐待后代，是由于她错误地要“惩罚她自己以往的罪孽”；她只有喂饱了所有的流浪汉之后，才去喂自己的孩子。如我们所见，对不想要的孩子采取仇视态度是很常见的：这真是天赐良机（一点儿也不夸张），借此可以向他表达正当的愤怒之情。对她来说，水性杨花的女人很容易和上帝一起商量事情；虔诚的女人则得到明天将会赦免她罪过的保证，这常有助于她克服今天的良心自责。

不论她选择的是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谦卑，对自我拯救的关心都使她屈服于她最喜欢的快乐，即自我关注。她倾听她心脏的跳动，她注意她肉体的颤动，她的生存被在她心中存在的慈悲上帝证明是正当的，正如孕妇的生存被胎儿证明是正当的。她不但时常出神地审视自己，而且还向忏悔神父报告自己的情况；以前她甚至对当众忏悔感到无限喜悦。人们在谈到科特纳的玛格丽特时说，为了惩罚自己的片刻空虚，她站在阳台上像个正在生孩子的女人似的开始大喊大叫：“来吧，科特纳的百姓们，拿着蜡烛和灯笼来吧，出来听听这个罪人说的话吧！”她列举自己的种种罪过，向群星宣泄自己满腔的哀怨。她通过这谦卑的吵闹，满足了对常在自恋女人身上表现出的裸露癖的需要。宗教准许女人自爱（Self－love）；它给她带来了她梦寐以求的导师、父亲。情人、神圣的监护人；它满足了她的白日梦，充实了她空虚的时间。但最主要的是，它通过让她对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秩序，证明她听天由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女人到今天仍然是教会手中的一张有力王牌的原因；这也是教会对可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一切措施特别怀有敌意的原因。必须有为女人准备的宗教；同时也必须有让宗教不朽的女人，这就是“真正的女人”。

显然，女人的“特性”——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情趣，她的行为，应当由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具有超越性，通常会使她无法具备人类最崇高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大公无私、想像力和创造力；但这些品质即使在男性当中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一样，也被束缚在一个中介性和工具性的范围里，被束缚在次要手段的范围里。工人通过政治行动逃出了这个范围，他表达了革命的意愿；但所谓的“中等”阶级的男人，却有意让自己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办公室职员和商人，注定要和女人一样重复日常的繁杂事务，认同于现成价值，尊重公众舆论，追求世俗的、无价值而又含糊的安逸，所以他们并不比和他们相随的女性优越。女人在烹饪、洗涮、持家和抚养孩子当中所表现出的独创性和独立性，要比唯命是从的男人更大。他长期以来整天都要服从他的上司，穿着白领衣服，保持着他的社会地位；她则可以穿着随便，在公寓附近闲逛，唱歌，和邻居说说笑笑；她为所欲为，极少有风险，总想一帆风顺地取得某些结果。她不像丈夫那样，生活在必须经常注意外表的气氛中。

卡夫卡写道，除了别的，办公室世界还是个繁文缛节、充满荒唐姿态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它基本上是男性的。女人更熟知现实；当办公室职员画完表格，或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的时候，他除了抽象物什么也没有掌握。在摇篮里被喂养的婴儿，干净的台布，烤肉，始终是更有形的资产；然而正因为她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了它们的（因而也感到了她自己的）

偶然性，女人才往往并不把自己等同于它们，她仍然有留给自己的东西。男人的事业既是设计也是逃避：他让自己为职业和“门面”所窒息；他经常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女人反对男人的逻辑和道德，她不会掉进这些陷阱，司汤达就对此颇感兴趣。她没有用自尊心去庇护自己，以逃避她含糊的地位；她也没有用人的尊严这个假面具去掩饰自己；她更坦率地暴露了她的散漫思想，她的情感，她的本能反应。所以，只要她不以丈夫的忠实“妻子”身份讲话，她不论为自己辩解些什么，所说的都不会像她丈夫那么令人讨厌。他讨论所谓的一般观念——这就是说，他在报纸专栏和技术著作中找到的词语、公式，她则揭示有限但却具体的经验。

众所周知的“女性敏感性”，是从神话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是从假托派生出来的某种特性；但它也是事实，因为女人比男人更注意她自己，更注意这个世界。她的性生活处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所以作为补偿，她有一种对“美好事物”的癖好，这可能引起过分的做作，但也可能产生真正的优美。由于她的范围有限，她无法达到的目标就显得异常珍贵；她不认为它们同概念或设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仅仅是要展示它们的壮观。她的逃避意志表现为她对喜庆的热爱：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张摆放得体的桌子，其微力虽然无用却令她深深陶醉；她喜欢把空虚的闲暇变成慷慨的奉献。她爱笑，爱唱，爱装饰物，爱小玩艺儿，她准备接受周围令她激动的一切：街市的风光，天空的景致。一次邀请，一次傍晚的外出，都会为她开辟新的视野。男人往往拒绝参与此类乐事；他回家时那快乐的声音便消失了，女人的确做出了他期望于她们的那种无聊而适度的姿态。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的深处，悟出了她生活的个人意义。她对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有着比男人更深切的感受；她对她心灵的、她肉体的、她思想的冒险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而且，基于她是被动的这一事实，她对淹没她的现实的体验，比专注子抱负和职业的人更热情、更动人；她有闲暇，并且也喜欢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觉，阐明其意义。当她的想像不再沉迷于空洞的梦想时，她会变得富有同情心：

她试图把他人作为单个的人加以理解，并认为他们与自己是同一的；她和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可以使这种同一性彻底实现：她以某种他所不能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设计和心事都变成了她自己的。

她就是这样急切地关注着整个世界；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一个谜，每一个人，每一样物都可能是谜底；她急切问他和它。当她变老时，她破灭了的希望变成了热嘲冷讽和常让人感到辛辣的愤世嫉俗；她不愿意受男人神秘举止的愚弄，她从男性建成的雄伟建筑中看到了偶然的、荒谬的、不必要的一面。她的依附性不允许采取超然态度，但是，从那口强迫她自我牺牲的井中，有时她也能够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支持她的丈夫、她的情人。她的孩子；

她不再考虑自己，她是纯粹的礼物，纯粹的贡品。她无法完全适应男人的社会，常一时兴起，发明出她自己的行为模式；她无法从现成的形式和陈词滥调中得到完全满足；她怀着世界最美好的意愿对它们忧心忡忡，这种忧虑较之她丈夫自以为是的保证更接近真理。

但是，她只有在拒绝受他欺骗的条件下，才会在男性面前拥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女人是她们主人的热情帮凶，因为她们随时准备获得既得利益。我们已经看到，中产阶级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妇女，始终比她们的丈夫更顽固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准备彻底牺牲掉她们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她们压抑一切思想，一切批判性判断，一切本能冲动；她们对公认的见解随声附会，人云亦云，她们把理想同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货色混为一谈；

真诚在她们心中完全泯灭，甚至在她们脸上也消失殆尽。主妇在工作中重获了某种独立，得到了一种有限但具体的经验；但是，如果女人的工作是靠仆人完成的，她就不会对世界有任何把握；她将会生活在梦想和抽象中，生活在真空中。她不理解她所说的观念的意义；她在讨论中使用的词完全失去了本意。金融家和工业巨头，有时甚至还有军界领袖，都懂得艰辛和谨慎，他们都能承担风险；他们通过不正当交易购买特权，但至少他们自己也付出了代价。

然而他们的妻子在交易中却什么也没有付出，什么也没有做，就得到了她们得到的一切；所以她们才如此盲目地相信她们的权利是不可废除的。她们那愚蠢的傲慢，她们那彻底的无能，她们那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足取的人物。

这样看来，谈及一般的“女人”，同谈及“永恒的”男人一样荒唐可笑。我们要知道，旨在证明女人优于或劣于或平等于男人的种种比较之所以愚蠢，就是因为他们的处境极其不同。

如果比较这些处境而不是比较这些处境中的人，我们就会清楚看到男人的处境是十分可取的；

这就是说，他在世界上有更多的机遇去运用他的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男性的成就要远远超过女人的成就，因为女人实际上被禁止做任何事。并且，在男女各自的范围内比较他们对自由的运用，这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要自由地运用自由。在各种形式下，极其严重的欺诈与欺骗的陷阱——不真诚的诱惑，同样多地在等待着男女两性；

两者都有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单单由于实际上女人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空洞的，她便只能在反抗中运用自由，这是没有机会做任何建设性事情的人们所面临的唯一出路。他们必须抵制他们处境的种种限制，努力开辟未来的道路。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除了谋求自身解放，别无它途。

这种解放必须是集体的，它首先要完成女人经济地位的演变。然而，过去和现在都有女人想通过个人努力去谋求个人的拯救。她们想在内在性当中证明她们生存的正当性——亦即想在内在性的范围之内实现超越。我们在自恋者、情妇和修女的身上将要看到的，正是受禁烟的女人作出的这种最终想把牢狱变成光荣天堂的努力。这种努力有时是可笑的，但常常是可悲的。

正文第二十二章自恋

第二十二章自恋

人们有时会坚持认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基本态度；但是，把这一概念推得太广会破坏它的本义，如拉·罗什富科破坏自我主义概念的本义那样。实际上自恋是认同的既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被看做绝对目的，主体从自身遁入其中。在女人身上还会遇到许多其他态度（可信的或不可信的），其中一些我们已研究过了。但的确是处境使得女人较男人更容易转向自我，把爱献给她自己。

所有的爱都需要主体和客体这种二元性。女人集中沿着两条路线被引人自恋。作为主体她有受挫感；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缺乏alterego［第二自我]，这种自我在男孩子身上就是他的阴茎；后来她的攻击性性欲始终未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不许她从事男性活动。她忙忙碌碌，但又什么也没有做；她没有因为承担妻子、母亲和主妇的功能而被承认是一个人。男人的现实性表现在他建房，他代木，他治病；但女人却不能通过设计和目标实现自我，她只能从她人身的内在性去寻找她的现实性。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模仿西哀士（Sieyes）的口吻写道：

“我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想成为什么？什么都想。”许多女人正因为什么也不是才愁眉不展，只对她们的自我感兴趣，把自我膨胀到混同于一切的地步。玛丽·巴什基尔切夫还说：

“我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男人在采取行动时必定要估量他自己。女人却由于无能和隔绝，既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对她自己进行估量；她之所以自认为最重要，是因为没有一样重要东西是她可以接近的。

如果她因此能够把她自己奉献给她的欲望，那是因为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体。她所受的教育促使她把自己认同于她整个的身体，青春期则把这一身体揭示为被动的、令人满意的；它和绸缎或天鹅绒一样，是她可以触摸的，而且也是她能以情人的目光注视的。女人在单独得到的快感中，可以把自己分成男性主体和女性客体；所以，达尔比兹的病人伊雷娜会对自己说：“我要爱我自己”，或者更热情地说：“我要和我自己性交”，或者突然说：“我要让我自己怀孕”。当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的双臂和身体，看到这清新和年轻的一切，这真是太可惜了”这段话的时候，她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事实上，让一个人的自我真的成为他者而又让他有意识地承认自己是客体，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二元性纯属梦想。孩子把这种梦想物化在布娃娃里面；她通过布娃娃，能够比通过她自己的身体更具体地看到她自己，因为她和布娃娃实际上是相互分离的。这种为了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进行深情对话而成为两个“我”的要求，例如被安娜·德·诺阿耶夫人表现在她的《我的一生》中：

我爱布娃娃，我认为它们和我一样是活着的：除非它们被羊毛和天鹅绒裹好，否则我在被窝里会一直睡不晚……我梦想我真的会有纯粹的双重孤独……这种对成为整体、成为双重自我的需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哦，在我那梦幻般的温柔成为辛酸眼泪的牺牲品的那些悲剧性时刻，我是多么希望我身边会有另一个小安娜用她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安慰我，理解我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发现她就在我心中，于是我紧紧抓住她不放；像我希望的那样，她给我的帮助不是表现在安慰上，而是表现在勇气上。

少女抛开了她的布娃娃。但是女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会发现，镜子的魔力对她先是努力投射自己、后是达到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阐明了镜子同神话，以及同梦幻般的双我（duoble）之间的关系。映像尤其在女人那里是被认同于自我的。漂亮的外貌，对于男性意味着超越；对于女性则意味着被动的内在性；只有后者才会想引起别人的密切注意，因而才可能被那一动不动的银色捕兽器给捉住。男人觉得并希望自己是主动的，是主体，他不是通过固定不变的映像去观察自己；它对他几乎没有吸引力，因为在男人看来他的身体不是欲望的客体；而女人却知道自己是客体，并且使自己成为客体，所以她相信通过镜子她确实能够看到她自己。作为一个被动的既定事实，这种反映，和她本人一样，也是一种物；当她确实渴望女性肉体（她的肉体）的时候，她会通过自己的仰慕和欲望，赋予她在镜子中所看到的特质以生命。德·诺阿耶夫人在这方面很了解自己，她向我们吐露说：

我对我的聪明天赋很少感到自负，它们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但我对我在那面常用的镜子里的映像，却很自负……只有身体的快感才能完全满足我的灵魂。

“身体的快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含糊且不妥当的。使灵魂得到满足的是这一事实：当思想将不得不去证明自身的存在时，被注视的面容的存在却已是既定事实，因而是无可置疑的。未来的一切皆被浓缩在那一块儿光明之中，镜框里集中了整个宇宙；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外，事物是无序的浑沌；世界变成了这面镜子，里面有个光辉形象，即唯一者的形象。每个沉迷于自身的女人都在统治着时间和空间，因而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她有得到男人和幸运，名声和快乐的种种权利。玛丽·巴什基尔切夫是如此醉心于自己的美丽，以至她希望能把它固定在永远不朽的大理石里面；当她写下面这些话时，她希望自己是不朽的：

当我回家脱光衣服时，我的裸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我以前从未见过它似的。我必须给自己塑个雕像，但怎么塑呢？除非我结婚，否则这几乎不可能。在我变丑、完全玷污它之前，有绝对必要这样做……必须找个丈夫，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雕像塑成。

塞西尔·索雷尔这样描写自己准备去约会：

我站在镜子面前。我会更美的。我拼命地流着那雄狮鬃毛似的头发。梳子进出火花。我的头是太阳，周围是金色的光辉。

我还想起一个年轻女人，她是我有一天早上在咖啡厅见到的；她手上拿着一朵玫瑰，样子似乎有点陶醉；她用嘴唇贴着镜子，好像在饮她的映像，她还微笑地嘟囔着：“真可爱，我简直太可爱了！”自恋者既是祭司也是偶像，她带着荣耀的光环翱翔，穿过这永恒的王国，云端下面芸芸众生在仰慕地跪拜着；她是裹挟在自我关注里面的上帝。“我爱我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梅耶罗夫斯基夫人说。要变成上帝，就必须完成en-soi［自在]和pour-soi［自为]这无法实现的综合；当一个人认为他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时，这真可谓是快活、得意和充实的特别时刻。少女若是从镜子所映出的五官中看到了美、欲望、爱情和幸福，便会有意识地倍受鼓舞并予以相信，便会在她的一生中都追求那令人眩目的启示所带来的希望。即使一个女人不算太美，她也会看到她心灵的特殊财富洒遍了容貌，这足以令她深深陶醉。“她不可能因为美而受人仰慕，但是她有某种理想的魅力……”

即使不那么幸运的人有时能从镜子中享受到极大的喜悦，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仅仅作为一个肉体存在物，就足以令她们感到激动；这正如和男人在一起时，单是年轻女性的丰满肉体就足以令她们感到吃惊；而且由于觉得自己是单个的主体，她们还能够（虽然有点自欺欺人）忍受自己的特殊素质，具有个人魅力；她们将在容貌或身体中发现某种优美的、古怪的或有趣的特征。她们只是由于觉得自己是女人，才相信自己很美。

而且镜子并非是获得双我的唯一手段，尽管它是极其讨人喜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通过内心对话造出两个自我。女人白天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干着讨厌的家务活儿，她有空闲通过想像树立特定的形象；她就像少女似的梦想未来；由于被封闭在漫无止境的现在，她重温自己的历史；她修改历史的方式竟然是引入美学原则，在她没死之前就把她的偶然生命变成了一种命运。

女人比男人留恋童年的往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她们还记得，她们在父母的保护下是独立的，未来展现在她们面前；如今她们可不那么安全，作为仆人或物件被束缚于现在；她们曾打算征服世界，眼下却陷入一般性之中，成为千千万万个妻子和主妇中的一个。

女人为她所成为的那种人感到遗憾，想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那个业已消失的孩子，甚至想让那个孩子重视。所以她竭力希望她的情趣、想法和情感能破天荒地保持新鲜性，甚至能保持某种奇特的蔑视世界的因素：“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多么好玩”；“我周围必须有花儿”；等等。她的脸色特殊，她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家，有独特的信仰和迷信，颇在一般人之上。她的独特个性表现在她的衣服和她的“内心”上；她形成的双我往往很粗糙，但有时她所塑造出来的明确人物也可以扮演女人的生活角色。许多女人从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已经被塑造成：“她可真像我呀！”这种认同可能被美丽浪漫的人物所促成，也可能被殉道的女主人公所促成。一个女人可能会顽固地想成为我们时代多愁善感女士的化身，也可能想成为失意妻子的化身：“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斯特克尔就这样谈到属于此种类型的一个病人：“她在扮演悲剧性角色时得到了快感。”

这类女人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她们觉得被人误解了；周围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她们的特殊素质；她们把别人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知或冷淡，解释成这些人认为她们心中藏有秘密。实际上，她们许多人的心里确实一直埋藏着童年或青年时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对她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她们知道，她们的正式传记不会和她们真正的生活经历混在一起。但自恋女人所扮演的女主角往往只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自我实现；赋予她以个性的并不是具体的世界，而是一种隐秘的本原，一种有如燃素的模糊“力量”或“德性”。女人相信她所扮演的女主角是存在的，但她若是想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就会如挣扎的神经病患者那样，狠狠地忏悔无形的罪过。两者都有归结为空洞信念的“秘密”，这是她们内心深处的一把钥匙，可以解开她们的情感和行动之谜，并为它们进行辩护。正是由于她们十分缺乏意志以及由于她们的惰性，才产生了这种在神经病患者身上所存在的幻觉；而且正是由于女人无法表达自己，她才认为在她心里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有关神秘女人的著名神话鼓励了这种信念，反过来又为这种信念所进一步证实。

由于有难以被人理解的巨大财富，女人认为她和悲剧性英雄一样，需要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命运。她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化，变成了一部神圣的戏剧。她穿着精心挑选出来的长袍站着时，既是身着法衣的祭司，又是由忠诚的双手所装饰的、并为她的信徒们的崇拜所提供的～尊偶像。她的家变成了对她顶礼膜拜的神殿。自恋女人将像关心她的服装那样关心对她加以烘托的家具和装饰品。

当女人在同伴面前展示自己或纵情于情人的怀抱时，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她是维纳斯，把美貌作为财富赋予了世界。这不是她自己，而是美的化身，当塞西尔·索雷尔打碎罩在比伯漫画上的玻璃时，她要捍卫的也正是这美的化身；我们从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号召凡人俗子崇尚艺术。伊莎多拉·邓肯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我的生平》中这样描写她自己：

我在表演之后，穿着紧身外衣，头戴玫瑰花，是多么可爱。为什么不该有这种可爱！……一个整天用脑子工作的男人……为什么不该投入这美丽双臂的拥抱中，去抚慰他的痛苦，去追求美的、忘怀一切的那段时光？

自恋者的慷慨给她带来了好处，因为她从别人的眼睛比从镜子更可以看到她的双我被荣耀的光环围绕着。她若是无法找到彬彬有礼的观众，便会向忏悔神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敞开心扉；她也会向看手相者和算命先生讨教。“倒不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一个电影小明星说，“而是因为我喜欢让人对我谈论我自己！”她把自己的一切全都告诉给她的朋友；她想让她的情人变成听众，这种渴望比想让其他任何人当听众的渴望更急切。女人一旦陷入情网，的确很快就会忘掉她的自我；但许多女人无法有真正的爱恰恰是由于她们根本未忘掉自己。

她们宁愿有一个大舞台，也不愿有一个属于个人的斗室。所以社会对她们才是重要的；她们需要有在注视着她们的眼睛，需要有在倾听着她们的耳朵；作为角色，她们需要有最大限度的观众。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描写她的房间时公开表示：“当人们走进来发现我在写作时，我就是这样在舞台上。”她接着写道：“我已经决定把舞台好好布置一番。我要建造一个比萨拉的还要好的房子，还要有一个更大的工作室。”

至于德·诺阿耶夫人，她则写道：“过去我就喜欢现在我仍然喜欢又宽敞又热闹的地方……

而且我常常由于能够有许多客人，而确实原谅了朋友们，他们担心来这么多人会打扰我，我真诚地表示：我不喜欢对着空位于表演。”

衣服和谈话将使女性的表演爱好得到很大满足，但是有抱负的自恋者还希望她的自我表现方式能够不那么寻常并富于变化。尤其是，她往往会让她的生活变成博得大众喝彩的表演，很认真的在舞台上一直呆下去。德·史达尔夫人在《科林娜》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当她合著竖琴朗诵诗歌时，是怎样令一大群意大利人神魂颠倒的。她在瑞士科皮特别墅所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朗读悲剧角色的对白；她和菲德拉一样，喜欢向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情人发表热情的声明，装扮成希波里特。若是环境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公开献身于剧场那样，使自恋者得到极大的满足。“剧场，”乔吉特·勒布朗说，“给我带来了我久久所追求的东西：赞美的理由。今天它对我来说仿佛是对行动的滑稽模仿；它对暴躁的脾气是重要的。”

她的表达方式是惊人的。由于缺乏行动，女人发明了行动的替代物；对于某些人，剧场是一种有利的替代，况且女演员能够指向各种目标。演出对于有些人是谋生的手段，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对于另外一些人，它则可以带来用以达到风流目的的名声；而对于其他的人，它还可以带来她们自恋的胜利。较为伟大的女演员——瑞琪、杜丝——是一些真正的艺术家，她们通过自己所创造的角色超越了自我；但是三流演员则与此相反，她对自己要完成什么并不关心，只是去关心反映在她身上的荣耀；她首先想强调她自己的重要性。执着的自恋者，由于缺乏献身的能力，将会受到艺术的局限，犹如将会受到爱情的局限。

这种缺憾将会对她的全部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任何道路只要能够带来名声都会对她有诱惑力，但她永远不会全心会意地献身于任何一条道路。绘画、雕刻和文学，全都是要求进行艰苦的基础训练和付出个人努力的学科；许多女人都试过它们，但很快就放弃了，除非受到某种积极的创作欲望的驱使；而且许多可以坚持下来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她们固然在画架前度过了几小时，但她们太爱自己了，以至对绘画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于是到头来只能是个失败者。当一个女人，能像德·史达尔夫人和德·诺阿耶夫人那样，成功地拿出好作品的时候，实际上她并没有把心思专门放在自我崇拜上；但是如瘟疫一般折磨大多数女作家的缺憾之一，是在毒化她们真诚的、限制并削弱她们地位的自爱。

然而，对自己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的许多女人，却无法让这种地位在世界面前表现出来；

于是她们只能把为她们的优点所感动的某个男人当做中介，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样的女人将不会借助于自由设计去瞄向她自己的价值；她希望把现成价值附在自我身上，所以她转向有影响和名望的男人，希望认同于他们，成为灵感、诗神和埃吉丽亚。梅布尔·道奇卢汉与劳伦斯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希望“能诱导他的思想，迫使他的思想拿出一些作品”；

她需要他的洞察力，他的丰富想像力；她在让他写作时感受到了一种主动性，一种对她无事可做之悲哀的补偿。她想让劳伦斯通过她去征服，去赢得她在陶斯的利益。同样，乔吉特·勒布朗也希望能够成为海特林克的“食粮和火焰”；不过她还希望在他的书上能出现她的名字。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讨论野心勃勃的女人，是如何利用男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要讨论女人是如何受到旨在取得重要地位的主观欲望的激发的，这种欲望没有客观目的，仅仅热衷于窃取别人的超越性。她们永远不会成功，但却善于向自己隐瞒失败，善于让自己相信她们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们知道自己是可爱的、令人满意的、值得赞美的，所以她们信心十足，相信自己会被别人爱，会被别人渴望和赞美。

这些幻觉可以导致真正的神经错乱，克莱朗博不无道理地认为，色情狂是一种“职业病”；

要感到自己是女人，就要感到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客体，感到自己是被人渴望和爱的。耐人寻味的是，有被爱幻觉的病人十有八九是女人。十分清楚，她们在想像中的情人身上，所要求的是对她们自恋的神化。她们希望赋予自恋以无可置疑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可以由诸如神父、医生、律师或任何上流男人来赋予。他的行为揭示了一个绝对真理，这就是他所想像的情妇。

要超过所有其他不可抗拒的、且有许多优秀品质的女人。

色情狂的出现可能与各种精神变态有关，但是其内容永远是一样的。患者因被一个杰出男人所爱而洋洋得意，容光焕发；这个男人（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突然被她的勉力所迷住，他表达感情的方式是间接的，然而又是急切的。这种关系有时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有时则具有性欲的性质；但其主要特征是，这个著名的有力量的半神，比女人更深地陷入了情网，而且其表现情欲的方式是古怪的、暧昧的。在精神病学家报告的许多实例中，下面所摘录的实例十分典型。一个48岁的女人这样忏悔说：

这里要涉及到尊敬的埃契尔先生，他从前是议员，现在是律师团成员。我1920年就认识他了，但在我知道他是谁之前，我一直远远地观察他这个强有力的人物；这使我浑身打冷战……是的，这是个感情事件，我们俩都感觉到了：我们的目光相碰了。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他，他也是一样……不管怎样，反正是他先表白自己的，这是快到1922年底的事；他总是想单独见我；有一天他起身向我走来，继续那次谈话。我突然领悟到那感情的波涛……他说他有些事要让我知道。他文质彬彬地献上了各种殷勤，让我认识到我们的感觉是相互的……有一次，他摆脱了一个和他在一起的男人，只是为了和我单独在一起。他总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告诉我他是个单身……他守着我的窗户望着。他让教区乐队从我家门口游行过去。我真假。我应当对他的求爱有所反应……他认定我会拒绝他，于是他采取了行动；他应当早些坦白地说出来；他对我进行了报复。他认为我对B．有感情，于是很嫉妒……他为了伤害我，对着我的照片诅咒——因而令我烦恼不已。

这种神经错乱，事实上很容易变成迫害幻觉，甚至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

自恋者认为，要承认别人并不钟情于她是不可能的；如果她已证实自己未受到崇拜，她会立刻认为自己是可恨的。她把一切批评都归之于嫉妒或怨恨。她的挫折都是由罪恶阴谋造成的，从而她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举足轻重的。她很容易滑入狂妄自大或其反面，即滑入迫害幻觉。她由于成为她自己的宇宙中心，由于对其他宇宙一无所知，她变成了世界的绝对中心。

但是，表演自恋这部喜剧只能以牺牲现实为代价，想像中的角色要有想像中的观众来崇拜。一个迷恋于自我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控制，她不关心与他人建立任何真实的关系。假如德·史达尔夫人能够预见到她的“崇拜者”晚上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热嘲冷讽，她就木会那么热情地朗诵《费德尔》。但是自恋者拒绝承认，人们除了能看到她的自我表现，还可能看到她的其他方面，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她总是在自我关注，却还是缺乏自我判断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她很容易变得荒唐可笑的原因。她总是只顾自己说话，不再听别人讲；而且她总是一开口就要说到她自己。

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这使我觉得很有趣。我没有同他谈话，我在表演，而且我觉得在有鉴赏力的观众面前，我非常善于像个孩子似的操着怪腔怪调和装模作样。”

她太着眼于自己了，以至看不到任何事物；她对别人的认识只限于在他们身上看到和她的相似之处；任何与她自己的情况，与她自己的经历无密切关系的事情，都在她的认识范围之外。她喜欢大大扩大她的体验；她希望去经历爱的陶醉与折磨，经历做母亲。友谊、孤独、流泪与欢笑的纯粹欢乐；但由于她根本不可能献身，她的感情是虚构出来的。无疑伊莎多拉·邓肯在孩子死去时流下的眼泪是真实的，但当她希望以盛大的富有戏剧性的葬礼，把孩子的骨灰抛进大海时，她却只是一个演员；而且人们在读到《我的生平》中引起她的悲哀的这一段落时，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感到了自己身体的温暖。我朝下看着我那赤裸着的双腿——把它们给伸开。我柔软的乳房，我柔软的双肩从未死气沉沉，至今仍在柔波中起伏，我认识到12年来我已经疲倦了，这胸口老是在隐隐作痛，我面前这双手有着悲哀的印记，当我独自一人时，这两只眼睛几乎没有干过。

少女从自我崇拜中能够提取面对令人忧虑的未来的勇气，但是她必须很快越过这一阶段，否则未来就会向她关闭。女人若是把情人禁锢在两个人的内在性当中，就会注定让他和她自己一起去死；自恋者若是认同于她想像中的双我，就会毁掉她自己。她的往事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行为是定型的；她空话连篇，她反复表演那逐渐失去全部内容的动作，因此女人写的许多日记和自传都是贫乏的；由于完全专注于她自己，一无所为的女人使自己变得毫无价值，只好膜拜虚无。

她的不幸在于，尽管并不真诚，她还是意识到了这种空虚。在个人和她的双我之间不可能有真实的关系，因为这种双我是不存在的。自恋者将会遭受重大的挫折。她不可能把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来正视，无法保持她的pour-soi-en-soi［既是自为又是自在]的幻觉。和每个人的隔绝一样，她的隔绝也仿佛是意外发生的并且是可悲的遗弃。而这就是除非她改变，她只能不安地从她自己逃向人群、逃向谈话、逃向他人的原因。要是有人以为她摆脱了依附性，以为她把她自己作为所考虑的最高目标加以选择，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她使自己注定处于极为彻底的奴隶地位。她不是坚持她的独立性，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受世界和其他有意识的人之害的客体。

困难不仅仅在于她的身体和面容是日渐衰老的肉体，而且从实际观点来看，装饰这个偶像，为它打下根基，为它建造神殿，也是一项奢侈的事业。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让她的形象有如大理石般永远不朽，玛丽·巴什基尔切夫不得不和有钱人结婚。男人的财富对支付金首饰、熏香和没药的费用会有帮助，伊莎多拉·邓肯和塞西尔·索雷尔把这些东西放在她们宝座的周围。既然女人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她衡量成功的标准，一般就是她网络到自己队伍中的男人的数量和价值。但是这里相互性仍在开始起作用；这个祈祷螳螂想把男性变成她的工具，但她并未因此从他那里获得解放，因为她要牢牢地抓住他，就必须取悦于他。美国女人虽然也想成为男人的偶像，实际上却是她的崇拜者的奴隶；她只有通过男人，才能得以打扮、生活和呼吸，并且只是为了他们，才去这样做的。

实际上，自恋者和高级妓女一样是依附的。如果说她避开了单个男人的专制，那么她却接受了公众舆论。她和他人的关系不含有交换的相互性，因为，假如她想承认别人的自由评价，而同时又承认这种评价是一种通过活动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她便会不再是一个自恋者。

她的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这个事实：她既要求世界给予价值，又认为这个世界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她认为只有她自己的见解才有价值。他人的认可是神秘而任性的非人力量，任何想得到这种认可的人都必须通过魔力。自恋者尽管表面上傲慢，实际上仍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这也是为什么她烦躁不安、过于敏感、爱发脾气、时刻警惕的原因；她的虚荣心是无法满足的。她越老越是追求赞美和成功，越是怀疑她的周围阴谋四伏；她精神失常，鬼迷心窍，藏人不真诚的黑暗之中，终于在四周筑起了精神错乱和妄想症的围墙。有一种说法特别适用于她：“发现生活的人将失去生活。”

正文第二十三章情

第二十三章情妇

爱惜这个词，对男女两性著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乃至分裂的原因之一。拜伦说得好：“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爱情这个简单字眼，对男女实际上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至于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那么他想得到的是来自她的爱；因而他对自己的感情要求同他对女人的感情要求远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些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欲望，我敢保证，他们保准不是男人。

男人觉得他们在生活的某段时间可以成为热情的情人，但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情人”；他们在最心荡神移时也不会完全退让；即使跪在情妇面前，他们也仍想占有她；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依旧是主权的主体；被爱的女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价值；他们希望把她并入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希望把生存完全浪费在她身上。相反，对女人来说，爱就是为主人放弃一切。如塞西尔·索瓦热所指出的：“女人陷入情网时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这是自然法则。女人若没有主人便无法生存。没有主人，她就是一束散乱的花。”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去讨论自然法则。男女的不同处境反映在他们对爱情的不同观念上。男人是主体，他就是他自己，他若有勇气向超越倾斜，便会竭力扩展他对世界的把握：他是有抱负的，他是行动的。但一个次要的人在她主观深处却无法感到自己是绝对；一个注定内在的人，不可能通过行动达到自我实现。由于被关闭在相对性的范围里，由于从小就注定要属于男性，由于习惯于认为他是一个她不可能与之平等的超人，如果女人不曾压抑她对人性的权利要求，她就会梦想向着这些超人的存在（being），向着可以把她混同于主权主体的存在（being），超越她的存在（being）。对她来说，除非把她自己，把身心失落在他那里，否则没有别的出路，他在她面前代表绝对，代表主要者。既然无论如何都注定是依附的，她会宁肯为一个神服务，也不愿意去服从暴君——父母、丈夫或保护人。她宁肯受奴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在她看来这种奴役表现了她的自由；她将会去尝试超越她的处境，这种处境由于她全盘接受，使她变成了次要的客体；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爱对于她变成了宗教。

如我们所见，少女最初希望认同于男性；后来她放弃了那种希望，在他们当中找了一个和她相爱的男性，借以分享他们的男性气质；吸引她的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性；她是在和一般的男人相爱。“而你们，我将要去爱的男人们，我是多么盼望你们来啊！”伊雷娜·勒维利奥特写道。“一想到我马上就会认识你们——特别是你，第一个到来的人——我是多么快活啊！”当然这个男性要和她同属于一个阶级和种族，因为性的特权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可以发挥作用。也许男人会成为半神，但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而对于殖民地官员的女儿来说，土著人并不是一个人。少女若是委身于一个“下等人”，那是由于她想贬低自己，因为她认为自己不配有爱情；但通常她要去寻找能象征男性优越地位的男人。她很快就会明白，属于这个有某种特权的性别中的许多人是十分可悲的，是偶然的和平凡的，不过她最初的臆想对他们有利；他们并没有被要求去证实自己的价值，而是被要求在反证这一价值时不要过于粗鲁——这种反证引起了许多错误，有些则是严重的。一个天真的少女会被闪现的男性气质给迷住，在她看来，男性的价值依环境可通过强健的身体、有个性的风度。财富、修养、智慧、权威、社会地位和一身军装表现出来；但她始终要求她的情人有男子汉的本色。

熟悉往往足以破坏他的威望；这种威望可能在第一次接吻时，在日常交往时，或在新婚之夜就暴跌了。然而，保持一定距离的爱情只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体验。对爱情的渴望，只有具体地实现时才可以变成充满激情的爱。反之，爱情也可以作为肉体性交的结果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性交时受支配的女人将会有意拔高她对最初她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男人的看法。

但情况却往往是女人可能把她所认识的男人全都不奉为神圣。和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爱情在女人生活中只占较小的位置。丈夫、孩子、娱乐、社交责任、虚荣心、性生活和事业要重要得多。大多数女人都梦想有[快乐的私通]，有销魂的爱情。她们懂得替换，她们已接受了这种爱情；它以偏爱的、伤感的、非完美的、虚假的形式来到了她们身边；但是几乎没有人把生活真正奉献给它。那些〔快乐的私通者〕往往是在幼稚的恋爱中，未把自己一点一点地浪费掉的女人；她们从一开始就在接受传统的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和孩子；或者她们经历了冷酷的孤独，或者她们去依靠或多或少要失败的某种事业。她们一看到有机会把生活献给某个优越的人，以拯救令人失望的生活，就会不顾一切地向这种希望屈服。埃西夫人、朱利埃特·德鲁埃和德·阿古勒夫人，都几乎到30岁时才开始她们的爱情生活，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则是快到40岁的时候才开始爱情生活。在向她们开放的目标中，任何其他目标都没有价值，爱情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即使选择了独立，对多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也仍然是爱情这条道路：让一个女人承担她自己的生活责任，会令她感到苦恼。甚至男性在少年时，也十分愿意向大龄女人求得指引、教育和母亲般的关怀；但是习惯的态度、男孩子所受的教育以及他自己的内心命令，都不准许他以最后退让这种轻而易举的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同大龄女人恋爱，对他只不过是所经历的一个阶段。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

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已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断言，女人在情人身上要去寻求父亲的形象；但是，他之所以让女孩子眼花缭乱，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因为他是个父亲，每一个男人都有这种魔力。女人并不渴望在另一个人身上再现一个人，而是渴望再造一种处境，而这种处境她在小时候，在成人的保护下就曾经体验过。她深深地和她的家及家庭结为一体，她曾经历过一种近乎被动的平静。爱情将把她的父亲以及母亲归还给她，将把她自己的童年归还给她。她想恢复她头上的屋顶，四周的墙壁，这些东西使她不会感自已被遗弃在荒芜的世界上，此外她还很想恢复那种让她防备她的自由的权威。在许多人的爱情中常出现这种幼稚的戏剧；她们被幸福地称作“我的小女孩，我亲爱的孩子”；男人懂得这些言词：“你真像个小女孩”是那类言词，是最能打动女人的心的一类言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女人在变成成人时是很痛苦的，所以很多人固执地装得“和小娃娃似的”，在举止和服饰方面无限地延长她们的童年时代。在男人的怀抱中又变得像个孩子，这使她们十分快活。“我的爱，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小”，这种陈旧话题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性爱对话和情书当中。情人低吟着“我的宝贝”，女人则自称“你的小家伙”如此等等。年轻的女人将会写道：“能主宰我的他，等到何时才会来到呢？”

当他出现时，她会十分愿意去感受他的男人优越性。雅内所调查的一位神经病患者，对这种态度描绘得十分清楚：

我所做的蠢事和种种好事都有同样的动机：渴望一种完美和理想的爱，这种爱使我能够完全把自己奉献出去，把我自己委托给另一个人，委托给上帝，委托给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比我强，使我无须再考虑在生活中该做什么或该如何保护自己……盲目地而且是很有信心地服从某个人……他将成为我的支柱，温柔而充满爱心地把我引向完美。我是多么羡慕抹大拉的玛丽亚对耶稣的理想之爱啊：做一个倍受尊崇的高尚主人的信徒；为他，我的偶像，去生去死，去赢得天使对野兽的那般最后胜利，在他的怀抱里得到保护时，我是那样渺小，那样迷恋他充满爱心的照顾，那样彻底地属于他，以至于我不再存在了。

许多例子向我们表明，这种消灭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梦想，实际上是渴望生存的一种意志。

在所有的宗教中，对神的崇拜都同教徒与个人获得拯救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当女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她的偶像时，她希望他让她既占有她自己，又占有他代表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会首先要求情人去证实她的自我价值，去赞美她的自我。许多女人并不沉溺于爱，除非她们有为人所爱作为回报；有时向她们表示爱就足以引起她们的爱。少女梦想自已被以男人的眼光去观察，而女人正是根据男人的眼光认为自己终于发现了自己。塞西尔·索瓦热写道：

走在你的身边，用我那为你所爱的小脚向前迈步，感到它们在毡制高跟马靴中是多么的小，这使得我去爱你爱我的一切。我手筒里那双手的、我胳膊上的、我脸上的、我语调的那些最细微的变化，都让我充满幸福。

恋爱女人有一种被赋予了崇高的、无可否认的价值的感觉；她终于有可能通过她所激发的爱去崇拜她自己。她在情人那里找到了见证人，这使她快乐无比。柯莱特的《流浪女》是这样描写的：

我允许这个男人明天再来，这时我承认我是向我的欲望屈服了。我的欲望不是把他当做情人，也不是当做朋友，而是当做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的热情旁观者……乌戈尔有一天对我说，一个人若是放弃了在别人的注视下去生活这种虚荣，必然是老掉了牙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给米德尔顿·默里的一封信中说，她刚买了一件引人注目的紫红色胸衣，接着她马上又加了一句：“没有人能见到它真是太可惜了！”没有什么能比觉得花朵、香水和财产就是她自己更凄惨的了，因为这些东西引不起任何欲望：财产若不能使我富有算什么财产？礼物若无人需要算什么礼物？爱情是显像剂，通过光暗对比可以清楚显出影像。女人的面容，她身体的曲线美，她童年的往事，她以往的眼泪，她习惯的方式，她的世界，她的一切，属于她的一切，通过爱情都避开了偶然性，变成了主要的：她成了放在她的神坛下的神秘贡品。

爱情所具有的这种改造力，解释了为什么懂得如何奉迎女性虚荣心的有威望的男人，将会引起热情的依恋，即使他们的身体完全没有扭力。他们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而成为法律和真理的化身：他们的感知力揭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现实。被他们欣赏的女人，觉得自己变成了无价的财富。邓南遮的成功就在于此，如伊莎多拉·邓肯在《我的生平》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当邓南遮爱上一个女人时，他就把她的精神从这个世界升到了比阿特丽丝所活动和照耀的天国。他依次把每个女人都改造成神圣本质的一部分，他把她高高地捧起，直到她真的相信自己和比阿特丽丝在一起……他把闪闪发光的面纱，依次抛给每一个心爱的女人。她升到了芸芸众生的头上，在奇怪光辉的包围下漫步。但是当诗人的奇想结束时，这面纱便消失了，这光辉便暗淡了，这女人又回百何平凡的泥土上……

我觉得，让自已被人赞美说具有邓南遮所特有的那般魔力，就好像在经历夏娃于夭堂听到蛇的声音那般体验。邓南遮可以让任何女人都感到她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女人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够把她的性爱和她的自恋很好地协调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情感是那么对立，以至让女人去适应她的性命运是非常困难的。让自己变成一个肉欲客体，变成另一个人的猎物，这同她的自我崇拜是相矛盾的：在她看来，那拥抱摧残了并玷污了她的身体，或者贬辱了她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有些女人才遁入性冷淡，认为她们这样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也有些女人把动物般的快感和崇高的情感分割开来。在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中，有个病人对她的受人尊重和有名望的丈夫表现性冷淡，后来，她在他死后对一个具有同样优越地位的男人，一位大音乐家，也表现了性冷淡，虽然她真诚地爱他。但是，她在和一个粗俗而野蛮的守林员的一次几乎纯属偶然的相遇中，却得到了彻底的肉体满足，当她想到这个情人时，“难以言表的厌恶之后紧接着就是疯狂的陶醉”。斯特克尔说，“对于女人来说，堕入动物性是达到性高潮的必要条件。”这类女人把肉欲之爱视为与尊重和爱无法相比的贬辱。

但是与此相反，对另一些女人来说，只有来自于男人的尊重、爱和崇拜才可以消除她们的贬辱感。除非相信自已被深深地爱，否则她们不会屈服于一个男人。若是女人认为肉体关系是一种每一方都能得到平等快感的交换，她当然有理由表现出玩世不恭、冷淡或自尊的态度。男人和女人一样，或许更甚，也讨厌任何人试图在性交时利用他；但通常是女人觉得她的性伙伴要把她当做工具加以利用。除了深深的爱慕，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所给她带来的羞辱。

我们已经看到，爱情行为要求女人深深地自我放纵；她沉浸在被动的倦怠之中；她闭着眼睛，失去了名字，迷们，感到似乎被巨浪所席卷，被暴风雨所激荡，被黑暗所裹挟；这是肉体之黑暗，子宫之黑暗，墓穴之黑暗。在被消灭时，她和整体连为一体，她的自我被取消了。但是当男人从她身上挪开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间，又回到了床上，又回到了光明；

她又有了名字与面目：她是一个被征服者，是猎物，是客体。

这正是爱变成一种需要的时刻。正如孩子断乳以后要去寻求父母那再度使他感到放心的注视，女人通过男人钟情的注视也必然会感到，她毕竟还是和那个她的肉体刚刚痛苦离开的整体是连为一体的。她极少感到彻底满足，即使她感到了性高潮；她并没有因她的肉体的那阵发作而得到彻底的发泄；她的欲望以爱的形式继续存在。男人在给予她快感时虽加深了她的依恋，但并没有解放她。至于他，他不再渴求她；但她不会原谅这种短暂的冷淡，除非他已奉献给她了无限的、绝对的感情。倘若如此，片刻的内在性就会被超越，令人激动的往事就不会成为什么憾事，而是成为值得珍视的快乐；消退的快感就会变成希望和允诺；享乐的正当性就会得到证明；这时女人便可以体面地接受她的性生活，因为她超越了它；兴奋、快感和欲望，就不再是一种忧虑，而是一种恩惠；她的身体就不再是客体：而是一首赞美诗，一团火焰。

这样她便可以热情地屈服于性爱的魔力；黑暗便会变成光明；恋爱女人便能睁开她的眼睛，便能仰望着爱她、其注视使她感到荣耀的男人。通过他，虚无变成了充实的存在，而存在则变成了价值；她不再沉沦于黑暗的大海，而是展开双翼向上腾飞，升向天空。于是，放纵变成了神圣的狂喜。当女人重新得到她的爱人时，她被占有了，被探访了，就像圣母玛丽亚被上帝占有和探访那样，就像信徒被他的主占有和探访那样。这就是虔诚的赞美诗和性爱的颂歌有着朦胧的相似之处的原因；这并非是因为神秘的爱情始终带有性的特性，而是因为女人的性欲在爱情中略带神秘色彩。“我的上帝，我所崇拜的人，我的主”——同样的词语从跪拜着的圣女和床上的恋爱女人的口中说出；一个把她的肉体献给了基督的霹雳，伸开双手准备接受十字架的圣痕，请求神圣的爱能火热地出现；另一个也在奉献和期待：霹雳、标枪和箭，被体现在男性的性器官当中。两种女人有着同样的梦想，这是童年的梦想，神秘的梦想，爱的梦想：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达到最高的生存。

人们有时坚持认为，对消灭灵魂和肉体的欲望导致了被虐狂。但是正如我在讨论性爱问题时指出的，它只有在我“试图借助于他人的代理，被我自己的客体地位给迷住”的时候，就是说，它只有在主体意识反指自我，看到自我处于羞辱地位时，才能够被称为被虐狂。恋爱女人并不仅仅是认同于自我的自恋者，而且，由于干预了可以接近无限现实的另一个人，她还有一种要去超越自我的有限范围、使自己变成无限的强烈欲望。她纵情去爱首先是为了拯救她自己；但是这种盲目崇拜的爱的矛盾之处在于，她在试图拯救自己的同时，最后完全否定了自己。她的感情达到了一种神秘度（amysticsldimesion）；她不再需要她的上帝赞美她，认可她；她希望和他融合在一起，希望在他的怀抱中忘却自己。德·阿古勒夫人写道：

“我希望做一个爱的圣徒。我渴望在提升和禁欲的疯狂这种时刻殉道。”这些话表明了对完全毁灭自我、取消那条把她和她的恋人隔开的界线的欲望。这里无疑有被虐狂心态，但也无疑有极度欢悦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女人首先需要去服务；因为在迎合情人的要求时，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将和他的生存联为一体，她将去分享他的价值，她的生存正当性将得到证实。

根据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AngelusSilesius）的看法，甚至连神秘主义者也愿意相信神需要人，否则他们的献身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了。男人要求得越多，女人就越感到满足。虽然维克多·雨果强求朱利埃特·德鲁埃隐退，对这个年轻女人来说是一种沉重负担，但人们觉得她在服从他时是幸福的，因为呆在家里，就可以做些让她的主人感到快活的事情。她也以积极的态度去尝试做个有用于他的人。她为他烹调可口的饭菜，为他安排舒适的小窝；她整理他的衣服。她给他写道：“我要你多多地弄破你的衣服，而我要亲手把它们全都给洗净补好。”

她为他读报，剪辑文章，把信件和笔记分类整理，抄写手稿。当诗人把部分工作委托给女儿莱奥波狄娜时，她感到不胜悲哀。

这些特征在每一个恋爱女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假如需要，她会以情人的名义自己对自己实行专制；她扮演的所有角色，她拥有的一切，她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必须奉献给他，这样它们才能够有自身的raisore［存在理由］；她希望自己除了他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不幸的是，他对她一无所求，以至敏感的情人会虚构出一些要求来。她最初想通过爱情进一步证实她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的过去，进一步证实她的人格，但这里她也包括了她的未来，为了证实她的未来是正当的，她把未来交给了一个拥有一切价值的人来掌握。这样她便放弃了她的超越，让这种超越依附于身为主要者的那个人的超越，让她自己成为他的附庸和奴隶。要发现自我和拯救自我，她就必须先在他那里失去自我；而实际上她确实一点一点地在他那里彻底失去了自我；对她来说，整个现实都在那个人身上。最初仿佛是将自恋神化的爱情，最后要在往往导致自我摧残的奉献所造成的痛苦欢乐中实现。

在［伟大恋情]的最初日子里，女人变得比以前更漂亮、更优美。德·阿古勒夫人写道：

“当阿德勒为我梳头时，我看着我的前额，因为你爱它。”这面容，这身体，这房间，这我——她全都为它们找到了（存在理由]，她以这个爱她也为她所爱的男人为中介，对这些非常珍视。但是稍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她完全放弃了卖弄风情；如果她的情人希望，她倒是会改变当初那种比爱情本身更珍贵的形象；她把她所扮演的、所拥有的都变成了主人的采邑；他什么都不关心，她被遗弃了。她想把每一次心跳、每一滴鲜血以及她的骨髓全都奉献给他；

而在殉道的梦想中表现的正是这一点：她想把自我奉献扩展到这一步，以至想去受折磨，想去死，想成为情人脚下的土地，想除了迎合他的要求，什么角色也不去扮演。对他无用的一切，她都疯狂地去破坏。如果她用自我铸成的现在被全心全意接受了，就不会出现任何被虐狂心态；例如在朱利埃特·德鲁埃身上，这种迹象就几乎看不到。由于极度的崇拜，有时她会跪在诗人画像前，请求原谅她可能犯下的任何过错；她并没有转而对自己感到气愤。

不过，从慷慨而温柔的感情一下子降到被虐狂，完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恋爱女人在情人面前处于孩子在父母面前的地位，也容易产生对他们的有罪感；只要她爱他，她就不会反抗他，但她会反抗她自己。如果她不能吸引他，不能使他幸福，不能满足他，她的全部自恋就会变成自我厌恶，变成羞辱，变成恨自己，从而驱使她去自我惩罚。在多少有些漫长的危机期间，有时甚至是一辈子，她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受害者，她会疯狂地拼命伤害她那不能使他完全满意的自我。她此时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被虐狂。

但是，我们不应当把恋爱女人为了报复自己而想让自己受苦这种情况，同她的目标在于肯定她的男人的自由与权力那种情况混为一谈。人们常说妓女以挨她男人的打为荣，仿佛这是真理；但是使她得意的，并不是她想挨打和做奴隶的念头，宁可说是她所依附的男性所具有的力量和权威，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也很愿意看到他虐待别的男性。的确，她常诱使他去打斗，因为她希望自己的主人能够拥有并显示她是其中一员的外界所公认的价值。

如果说女人是在屈从男性的任性时得到了快感，那么她也会羡慕一个有主权的自由者在对她实行专制时所采取的明显行动。必须注意，如果情人的威望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破坏，他的殴打和要求就会顿时变得可惜；这些只有在证明被爱者的神圣性时才是可贵的。不过如果它们证明这一点，那么感到自己是自由行动的另一个人的猎物，就会成为令人陶醉的快活。

生存者发现，通过另一个人的变化着的专横意志去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是一种极其惊人的冒险；人们对永远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感到厌倦，而盲目服从则是人所共知的彻底改变的唯一机会。女人就是这样根据情人的飘移不定的梦想和专横的命令，变成了奴隶、王后、花朵、雌鹿、彩色玻璃窗、荡妇、仆人、高级妓女、缪斯。伙伴、母亲、姐妹和孩子。只要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直保持着无变化的屈从，她就会欣喜若狂地参与这些变形。无论从爱情层面来看，还是从性欲层面来看，虐待狂显然都是未满足的女人，由于对别人和她自己皆感到失望而采取的旁门左道；但它并不是快活的听天由命的态度的自然倾向。被虐狂心态使自我永远处于被埋没、被贬辱的状态中；爱情所引发的自我忘却，受到身为主要者的主体的欢迎。

世俗爱情和神秘爱情一样，其最高目标也是认同于被爱者。价值衡量的标准和世界真理都在他的意识之中；因此仅仅为他服务还是不够的。恋爱女人还试图用他的眼光去观察，去读他读的书，去喜欢他喜欢的图画和音乐；她只对和他一起见到的景物感兴趣，只对他的想法感兴趣；她沿袭他的友谊、他的敌人、他的见解；当扪心自问时，她想听到的是他的回答；

她希望自己的肺里有他呼吸过的空气；凡不是出自于他的手的果实和花朵都索然无味。她的空间位置甚至颠倒了过来：世界中心不再是她的位置，而是她情人的位置；条条大路通他家，并且以他家为始点。她使用他的词汇，模仿他的姿态．具有他的怪癖和抽搐。里的凯瑟琳说，“我就是希思克利夫”；这是每一个恋爱女人的呐喊；她是她恋人的另一个化身，是他的反映、他的重影：她就是他。她让她自己的世界意外地坍塌了，因为她实际上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女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被恋人承认是他本人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时，她被同他联系在一起并被认同于他，她和他共同分享他的威望，共同统治其余世界；她对（甚至过分地）重复这个令人愉快的“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厌倦。当恋爱女人对一个为她所绝对需要的人来说，对一个在世界上昂首向前、追求必要的目标并以必要的形式把世界返还给她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时候，她便通过她的屈从获得了那种辉煌的财产——绝对。正是这种确信给她带来了崇高的快乐；她觉得自已被提升到上帝右手的位置。对她来说，即使只有次要的位置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极其令人惊叹的有序世界上永远有她的位置就行。只要她在爱也在被爱，并且为她的恋人所必需，她就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她懂得平静和幸福。这也许就是埃西夫人和灵魂受到良心谴责以前的谢瓦利埃·戴迪在一起时的命运，或者是受到维克多·雨果的有力庇护的朱利埃特·德鲁埃的命运。

但是这种令人陶醉的幸福很少能持久。任何男人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上帝。根据她的一厢情愿，这种关系被没有上帝的神秘所维系着；不过这个被尊为神的男人，虽不是上帝，却是存在的。从这一事实引出了恋爱女人的种种苦恼。她的极寻常命运被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的著名一段话所总结：“我的朋友，我永远爱你，我痛苦地等待着你。”当然，男人的痛苦也和爱情有关，但他们的痛苦要么时间短暂，要么不太严重。本杰明·贡斯当希望为雷卡米耶夫人而死，但他一年后即恢复正常。司汤达想念梅蒂尔德想了好几年，但这种想念是美化而不是破坏了他的生活。而女人，由于承担次要角色和完全接受依附，却为她自己造就了一个地狱。每一个恋爱女人都会把自己看做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通过爱，用自己的尾巴换来了女性的大腿，然后发现自己行走于针尖和熊熊的炭火之上。被爱的男人未必是绝对必需的、高于机遇和环境之上的，而女人也未必不为他所必需；他未必处在可以证实女性生存的正当性的地位上，即使他崇拜她；而且他也不允许自已被她占有。

真正的爱情应当接受他人的偶然性，就是说，接受他的缺点、他的有限性、他的无缘无故的言行。它不会自命是一种拯救方式，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盲目崇拜的爱情认为被爱者具有绝对价值，在所有旁观者看来，这很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他根本不配有那爱情”，在恋爱女人周围的人窃窃私语说，而后生们则一想到某些像吉尔伯特伯爵那么病容满面的英雄，就会付之一笑。女人一旦发现所崇拜偶像的缺点和平庸，就会感到极度失望。小说家们，如柯莱特，就常常描写这种悲痛。这种幻灭要比孩子看到父亲威望被毁掉时所产生的幻灭更为残酷，因为女人亲自挑选了那个人，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存在交给了他。

即便人选者值得有最深沉的爱，由于他的真实面目有点俗气，是世俗的，这个男人也不再会完全得到如至高者面前的跪拜者那样的爱；她会感到被那种严肃态度所愚弄，这种态度拒绝认为价值是附带的——这就是说，拒绝认为它们在人的生存中有自己的根源。她的不真诚月在她和她所崇拜的男人之间设置了障碍。她膜拜他，她崇拜他，但对他来说她不是朋友，因为她没有认识到他在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没有认识到他的设计与他的目标和他本身一样脆弱；她把他看成信念和真理，所以她曲解了他的自由一一他的犹豫和精神痛苦。这种拒绝以人的尺度去衡量情人，就是女性许多荒谬的原因。女人要求得到情人的偏爱。答应吗？那他就是慷慨的、富有的、伟大的；他就如同国王，就是神。拒绝吗？那他就是贪婪的、卑鄙的、残忍的；他就是如同魔鬼和牲畜一般的人。也许人们很想提出反对的理由：如果“是”竟是个如此令人惊愕的、异常过分的回答，人们还应当对“不”感到吃惊吗？如果“不”暴露了如此卑鄙的自私自利，为什么还要对“是”感到那么奇怪呢？难道在超人和非人之间就没有人的位置吗？

破落了的神不是人而是赝品；情人除了证实他确实是那个在接受献媚的国王——或承认自己是个篡位者，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不再受到崇拜，他肯定会遭到践踏。由于她已经在她恋人的额头上绕上了荣耀的光环，恋爱女人不许他有任何软弱；如果他没有实现她置于他身上的形象，她会感到失望和苦恼。如果他疲倦或漫不经心，如果他在不适当的时间饿了或渴了，如果他做错事或自相矛盾，她就会认为他“不能控制自己”并加以抱怨。她以这种间接方式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她会因为任何未经她批准的冒险而去指责他；她审判她的法官，她拒绝给他属于他的自由，因为本来他就应当是她的主人。她的崇拜在他不在时比他在时往往更能得到满足；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女人把自己奉献给已经死去的或不可能见到的英雄，这样她们便可以不必面对他们本人，因为有血有肉的人必然和她们的梦想相反。于是便有这样的梦想破灭的说法：“人们可不要相信迷人王子。男人只是个卑劣的小人”，诸如此类，等等。假如不曾要求他们成为巨人，似乎他们就不会成为矮子。

热情的女人所遭受的灾难之一，是她的慷慨会马上变成危机。由于认同于另一个人，她要求弥补她的损失；她必须占有那个捕获她的人。她把自己彻底地献给了他；但他必须完全配得上接受这种礼物。她把每一分钟都奉送给他，但他也必须时时刻刻都在身旁；她希望只为他活着——但是她也希望活着，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地让她活着。德·阿古勒夫人向李斯特写道：

我爱你有时很蠢，那时要是我不能、不想、不该如你对我那样一心想着你，我便不能理解。

她试图抑制她想成为他的一切的自发愿望，这种哀求也表现在德·莱斯皮纳斯的这些话里：

哦，上帝！要是你能知道我过的日子、我的生活有多么空虚，我是如何地被剥夺了见到你的兴趣和快乐，该有多好啊！亲爱的朋友，对于你来说，只要有娱乐、职业和行动，这就足够了；而对于我，我的幸福就是你，并且只有你；假如我不能在这辈子天天见你爱你，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

最初恋爱女人以完全满足情人的欲望为乐；后来，就如纵火者基于职业爱好处处放火那样——她致力于唤起这种欲望，这样她便可以经历满足的过程。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成功，她就会有一种极大的羞辱感和无用感，以至她的情人会装出其实他并没有的热情。她在让自己变成奴隶的同时，也找到了束缚他的最可靠方法。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爱的另一种不真诚，对此许多男人——例如劳伦斯和蒙特朗，曾怨恨地暴露过：它以赠送的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它却是一种专制。本杰明·贡斯当在《阿道夫》一书中，辛酸地描绘了女人过分慷慨的热情给男人所带来的锁链。“她对她做的牺牲考虑得不周全，因为她没有考虑到让我接受它们”他在谈到埃丽奥诺时残忍地说。

实际上接受是约束情人的一种义务，它甚至不会给他带来仿佛是给予者的那种好处；女人要他愉快地接受她用以制服他的负担。她的专制是贪得无厌的。恋爱男人也是专制的，但当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时，他便满足了；而女人急于作出的奉献却没有限度。情人若是信任他的情妇，便不会感到任何不快，即使她心不在焉，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忙碌；他确信她是属于他的，他宁肯占有一个自由人，也不愿意占有一个物。相反，对女人来说，她在情人不在时总是受折磨；他是眼睛和法官，只要他一看什么东西而不是在看她，她就会感到受挫；无论他在看什么，他都剥夺了她；而他如果从她身边走开，她又会觉得失去了自己和世界；即使他坐在她身旁读书写作或无论做什么，她也会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和背叛。她讨厌他睡觉。

但是波德莱尔却对睡着的女人独怀情钟：“你美丽的眼睛疲倦了，我可怜的爱人”；普鲁斯特也心醉神迷地看着睡着的阿尔贝蒂娜。关键在于男性的嫉妒仅仅表明了排他性占有的意志；

睡觉时被爱的女人恢复了童年那种无敌意的坦率，她不属于任何人。只要有这种确信就足够了。但是这个神。这个主人，不应当向恬静的内在性投降；女人以敌视的眼光看待这被毁掉的超越；她憎恶这动物似的惰性身体，因为这身体不再为她存在，而是存在于自身当中，沉溺于一种偶然性之中，而她的偶然性又是这种偶然的代价。维奥莱特·勒杜克在《我恨睡觉的人》中强烈表达了这种感情：

我恨睡着的人。我怀着恶意俯视着他们。他们的屈从令我愤怒。各派这无意识的沉静，这盲目热情的脸……我那位睡着的入／又难醒来，他完全解除了一切……我恨他有力量通过失去意识去创造一种我无法分享的沉静……我们迅速飞离地面，我们共同腾空而起，翱翔、等待、到达、呻吟和消失。我们一本正经地去偷懒。我们发现了新的虚无……现在你却睡着了……你睡着时我恨你。

神可不能睡着，免得变成泥土、肉体；而不能不一直出现，免得他的造物沉入虚无。对女人来说，男人睡觉是自私，是背叛。情人有时弄醒他的情妇：这是为了拥抱她；而她弄醒他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为了让他呆在那里，呆在屋里，呆在床上，呆在她的怀抱里——就和上帝呆在圣所里一样。这就是女人想要的：她是个看守。

不过她并不想让他只成为她的囚犯。这是爱情的痛苦矛盾之一：若是做了囚犯，这个神的神性就会被剥夺。女人通过把她的超越性转给他，来保持这种超越性；但是他必须用它影响整个世界。如果两个情人都陷入了绝对热情，他们的全部自由就会被贬为内在性；于是死亡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这是神话《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含义之一。两个注定只为对方活着的情人都已死去：他们死于无聊，死于寄托于本身的爱情的慢性挣扎。

女人意识到这种危险。她本人除了在疯狂嫉妒的危机时刻，都会要求男人成为全部设计、全部行动的体现，因为如果他和功绩无缘，他就不再是英雄。骑士为新的冒险离家出走，当然会冒犯他的情妇，不过若留在她的身边，则只会引起她的蔑视。这是难以对付的爱情痛苦；

女人希望彻底地占有男人，但是她又要他超越他可能拥有的任何礼物：一个自由人不可能被拥有。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她想把一个身为“遥远造物”的生存者囚禁在这里，但是她也十分清楚，这种想法注定要失败。“我亲爱的朋友，我爱你就如同人们应当去爱的那样，是那么过分、疯狂、狂喜、绝望，”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写道。盲目崇拜的爱若是精明的，肯定会绝望。因为，恋爱女人若要求她的情人成为一个英雄、巨人、半神，她也就会要求自己在他面前不是整个世界，即使她除非彻底占有他否则不可能有幸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

女人的热情是对她自己一切权利的完全放弃，所以它恰恰会主张那个异性也有同样的感情，同样想放弃的欲望，因为，如果两个人各自都为爱作出了这种放弃，根据我无可奈何的看法，也许我们会问，在他们身上会产生虚无的恐惧吗？女人希望被占有……所以她要某人去占有她，这个人并不奉献自己，也并不放纵自己，而是相反，他希望通过爱，丰富他的自我……女人去奉献她自己，男人则通过占有她去充实他自己。

女人至少可以从她给爱人带来的丰富中得到她自己的快活；的确，她在他面前不是一切，但她将试图相信自己是不可缺少的；需要中没有任何程度问题。如果他“没有她就无法活下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他可贵的生存的基础，并由此引申出她自己的价值。她的快乐就是为他服务——但他必须愉快地承认这种服务；根据奉献的通常辩证关系，奉送变成了一种要求。

而思想严谨的女人必然会扪心自问：他真的需要我吗？男人在喜欢她、渴望她时，有一种个人的柔情与欲望；但是他对处于她的位置上的其他人不也同样会产生一种个人感情吗？许多恋爱女人允许自己受骗；她们想忽略了一般包括在特殊之中这一事实，而男人则由于他最初也产生过这一幻觉，而把它给加深了；他的欲望常常像一团火，仿佛在蔑视时间；在他想得到那个女人的那一刻，他非常想得到她，而且只想得到她。无疑那一刻是绝对——但这是暂时的绝对。不了解这一点，女人就会被愚弄，而且会永远被愚弄。由于被主人的拥抱奉为神圣，她认为自己一直是神圣的，注定是为神服务的——只有她才能这么做，别人都不能。然而男性的欲望不但专横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一旦得到发泄，很快就会消失，可是往往是到后来女人才会被爱情迷住。这是整个通俗文学作品和许多顺口溜的主题。“小伙子从她身边路过，姑娘就唱……小伙子在唱，姑娘就流泪。”

即便男人长久地依恋一个女人，也仍然不能表明她对他就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她所要求的却正是这个，因为她的自我退让只有在恢复地的帝国的条件下才能够拯救她；相互性是不可能逃避掉的。所以她只能要么受苦，要么对自己说谎。她往往抓住了虚假的稻草。她认为男人的爱完全是她所给予他的爱的副本；她不诚实地把欲望当做爱情，又把动起当做欲望，把爱情当做宗教。

她强迫男人对她说谎：“你爱我吗？和昨天一样爱？你会永远爱我？”等等。她很聪明地在某一时刻提出问题，尤其是在环境不允许作出任何回答时；在性交拥抱过程中，在临近大病初愈时，在抽泣之间，在铁路站台上，她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她把强得来的回答当做战利品，她的沉默意味着她有所求；每个恋爱女人都或多或少是偏执狂。我记得有个朋友在谈到她远方的情人的长久沉默时说：“当一个人想断绝关系时，这个人应当写信宣布决裂”；后来她终于收到一封毫不含糊的来信：“当一个人真想断绝关系时，这个人就不写信。”

在考察这些自恃时，往往很难确定病态的精神错乱是从哪里开始的。根据疯狂的恋爱女人的描绘，男人的行为似乎一向是古怪的：他是个神经病患者、虐待狂、个性压抑者、被虐狂、魔鬼、不稳定型的人、懦夫，或者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他蔑视最严格的心理学解释。“X崇拜我，他嫉妒得发疯，他想让我戴着面罩上街；但是他是个特别怪的人，他对爱情非常提防，以至当我按他家的门铃时，他在门口见我，不让我进去。”或者还有：“Z以前非常崇拜我。但他太骄傲了，不让我去里昂和他住在一起。

我来到里昂，和他同住在家里。8天后，没有发生任何争执，他就把我给赶了出来。我又见他两次。当我第三次想见他给他打电话时，他在我的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他是个神经病。”

当男人作出解释时，这些神秘的故事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我绝对没有和她相爱过”，或者，“我和她很要好，但我无法和她住上一个月”。如果不诚实变得太顽固，它就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因为色情狂的恒定特征之一，就是认为情人的行为仿佛是神秘的、荒谬的；由于产生了这种怪念头，病人的狂爱总是可以突破现实的阻力。正常的女人有时会最终向真理屈服，承认她不再被爱这一事实。但是只要她没有失去全部希望并且自己也这样承认，她就会永远有那么点不老实。

甚至在彼此相爱的情况下，两个情人的感情也有根本的不同，这一点文人总是想隐瞒。

男人没有她，肯定也能够证明他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所以她才希望通过他来证明她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如果他对她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就意味着她要逃避她的自由；但是如果他接受他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他就不会成为英雄，甚至也不会成为一个人），那么便没有什么人或物对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女人接受依附性是由于她软弱；所以，她怎么可以在她所爱的男人的力量中，发现相互的依附性呢？

一个非常苛求的人，不可能在爱情中得到安宁，因为她所考虑的目的有着固有的矛盾。

她在经历了分手的折磨之后，还要冒着变成男人的负担而不是成为他的奴隶的风险，这一点她已经想到了；由于无法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变得纠缠不休，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悲剧。如果恋爱的女人比较聪明，不那么不肯让步，她就会变得听天由命。她不是一切。她不是不可缺少的：这足够用的了；另一个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补上她的位置，因此她会对留在那个位置上感到满足，她会接受她的奴役地位而不要求同样的回报。

所以她能够享受到有节制的幸福；但即使在这样的范围，幸福也不会是明朗的。

恋爱女人比妻子更痛苦，她是等侍者。如果妻子本人只属于色情型，那么母性和主妇的责任，忙碌和快乐，对她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只有丈夫的存在才能够把她从无聊的监牢中给解救出来。塞西尔·索瓦热在她刚结婚时写道：“你走了以后，我几乎不值得朝窗外看一眼；

我的一切都停顿了，我只不过是扔在椅子上的一件小衣服而且。”如我们所见，热烈的爱情往往是在婚外迅速成长并开花的。朱利埃特·德鲁埃的生平就是彻底的毕生奉献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这是长期的等待。她向维克多·雨果写道：“我永远等着你。我就像笼子里的松鼠似的等待……我等你是因为我毕竟宁愿等着你，也不愿意相信你根本不会来到我的身边。”

她就这样无限地等下去。她从富有的保护人杰米多夫王子那里逃出来以后，雨果一直把她关在一个小寓所里，12年不许她单独出去，以免她和昔日的朋友有任何瓜葛；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甚至在命运改善以后，她也仍然只为她的情人活着——尽管她很少见到他。这并没有影响她的爱，但使她心中充满辛酸，如她的信中所表明的。她梦想有一种能把自由和爱情协调起来的关系：“我想既做独立的人又做奴隶”；但是她和女演员一样失败了，只好听任爱情的摆布。在主人来访的间隔期间，她别的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给他写了17000封信。平均每年有三四百封。后宫女人的最大恐怖是，她的日子要在无聊的荒漠中度过：如果男性不去使用属于他的客体，她就什么也不是了。［私通女人]的处境是相似的：她只想是这个被爱女人，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值得的。于是为了生存，她必须让她的情人留在她的身边，专注于她；

她在等待的他的到来，在等待他的欲望，在等待他从睡梦中醒来；只要他一出去，她就会立刻再盼他回来。这种灾难，沉重地压在芬妮·赫斯特的《后街》和罗莎蒙德·雷曼的《马路风云》的女主人公头上，两者都是纯粹爱情的祭司，又都是爱情的牺牲品。这是对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的残酷惩罚。

等待可以是快乐；对于盼望她的爱人并且确知他在匆忙向她赶来，确知他在爱她的女人来说，等待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希望。但是随着这种能够把“不在”变成“在”的得意自信之慢慢衰退，令人痛苦的不安便会开始伴随着这种“不在”：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就认识一个女人，她每次收到情人来信都感到惊讶：“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会说。如果他问为什么，回答则是：“你不可能回来；当我盼你时，我总是感到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

最坏的事莫过于他可能不再爱她了：他可能爱上另一个女人。因为女人努力认真为自己制造的一种幻觉（她会对自己说：“他爱我爱得发疯，他能够只爱我一个人”），并不能消除嫉妒的折磨。允许作出热情而矛盾的肯定是不诚实的特征。所以一个疯子要是顽固地坚持他是拿破仑，他就不会对认为自己同时也是理发师感到尴尬。女人极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他真爱我吗？但她却一百次地这样问自己：他爱上别人了吗？她不承认她的情人的偏爱会一点点地消退，她也不承认他很少会像她那样评估爱情：她会立刻臆想出竞争对手。

她会认为爱情是自由的情感，同时又是魔咒；而且她还会假定，当“她的”男性被她这个聪明的阴谋家给“迷住”和“网住”时，他当然会把她当做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来爱。男人认为和他结合的女人是内在的；这是他准备去扮演布勃罗舍（Boubouroche）的原因；让他认为她也是另一个人，可能会离开他，这是困难的。和爱情一样，嫉妒在他身上通常只是短暂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会很严重，甚至会导致谋杀，但他极少有长久的不安。他的嫉妒往往是派生出来的：当他觉得他的事业不顺利时，当他觉得生活在伤害他时，他便会认为他的女人在嘲笑他。

另一方面，因相异性和超越性而爱自己的男人的女人，会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感。在“不在”的背叛和不忠之间没有多大距离。从她感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完美地被爱那一刻起，她就开始嫉妒了，鉴于她的要求，这差不多一向是她的实情；不论采用什么借口，她的指责和抱怨都有嫉妒感的表面；她将以这种方式去表达对等待的不耐烦和厌倦，去表达她依附的酸楚，她对只有残缺不全的生存的遗憾。她的整个命运都和情人抛给另一个女人的每一个目光有关，因为她已把她的整个存在认同于他。于是她情人的目光，哪怕只转向陌生人一刹那，都会把她给惹恼；但是如果他提醒说她刚才也注视了某个陌生人，她就会坚定地回答说：“那可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她是对的。一个被女人注视的男人是一无所获的；在女性肉体变成猎物以前，没有任何礼物可以奉送。被觊觎的那个女人却立刻会变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被渴望的客体；

而这个女人便会受到如此轻视，以至落到普通泥土的地位。所以她才会永远保持警惕。他在干什么？他在看谁？他在和谁说话？无论她会有什么想法，笑容都会立刻从她脸上消失；把她从“不朽的珍珠般的光芒”下，抛到寻常的暗淡光线中，只需要一刹那。她从爱得到了一切，失去它她也会失去一切。不论是含糊还是明确，是无根无据还是理由充分，嫉妒都是令女人发疯的一种折磨，因为它与爱情完全不符：如果背叛已是无可置疑，她就必须要么放弃把爱情视为宗教，要么放弃去爱。这是剧烈的激变，难怪连恋爱女人也会产生怀疑和误解，着魔似的想要发现那毁灭性的事实真相，又着魔似的害怕会发现这种真相。

由于既骄傲又焦虑，女人也许会经常受到嫉妒的折磨，然而她也可能在这方面始终是错的：朱利埃特·德鲁埃就痛苦地怀疑过接近雨果的每一个女人，却单单忘掉了莱昂妮·比阿德，而她做他的情妇有8年之久。由于无法确定，每个女人都是对手，都是威胁。爱情破坏了同其他女人建立友谊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恋爱女人被封闭在她情人的世界；嫉妒加剧了她的隔绝，使她的依附性变得更加狭窄。然而它也缓解了她的无聊，守住丈夫是工作，但守住情人却是神圣的义务。若是女人在沉迷于幸福崇拜时忽视了自己的容貌，那么她一旦预感到危险，就又会开始注意到它。打扮、料理他们的房间、出现在社交场合，是斗争的方方面面。

这种斗争是振奋精神的活动；只要她有理由确信会胜利，这个斗士就会在斗争中产生出强烈的快感。

但是，对失败的痛苦恐惧，也会把自由的慷慨赠送变成屈辱的服务。男人为了自卫发动了攻击。甚至连有自尊心的女人也会被迫变得温柔被动；部署、谨慎、诡计、微笑、魅力和温顺，是她最精良的武器。我仍然可以记得一天傍晚我出其不意地按门铃，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时的情形。我是两个小时前离开她的，那时她的妆化得很差劲，衣着不整，两眼无神。

但现在她在盼望着他的到来。见到我时，她又恢复了常态，但在我有机会看她的那一瞬间，发现她虽然已为他准备妥当，可是由于害怕，她高度紧张，歇斯底里，随时准备把任何痛苦隐藏在轻松微笑的后面。她的头发已精心梳理过，她的嘴唇和双颊涂上了非同寻常的颜色，她还穿着一件白得刺眼的花边上衣。赴宴的衣服，战争的武器！按摩师、“美容师”深知他们的顾客给似乎无用的虚饰带来了怎样悲剧性的重要性：一个女人为了吸引情人必须发明出新的诱惑，一个女人必须变成他希望遇到、他希望占有的那个女人！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不会恢复以前最先吸引他而现在也可以把他吸引到其他某个女人那里的他者形象。和丈夫一样，请人也有那种不可能满足的双重要求：他既希望他的情妇完全属于他，又希望她是陌生人；既希望她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又希望她有别于他能想到的一切，既希望她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希望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女人被这种矛盾搞得惶惶不安，所以注定要受挫。她试图依情人的欲望塑造自己；许多在恋爱伊始因自恋得到满足而精神焕发的女人，在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那么热情的爱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疯狂得可怕的奴性；她们精神恍惚，虚弱无力，使清人感到为难。女人由于盲目献身而失去了使她妖冶动人的自由度。情人在她身上要去寻找他的反映，但如果他发现这种反映简直是太逼真了，他会感到厌倦。发现她由于自己的爱情而变丑和受到摧残，也同样是恋爱女人的不幸之一；她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奴隶，这么一个仆人，这么一面太容易到手的镜子，这么一个太忠实的应声虫。当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她的苦恼进一步贬低了她的价值；流泪、要求和争吵只能使她完全失去自己的吸5！力。一个生存者的价值在于他做了什么；但是她仅仅为了“是”（tobe），就逐渐依赖不属于她自己的意识并拒绝做任何事。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写道：“我只知道如何去爱。”“我仅仅是爱”这句话是恋爱女人的座右铭；她除了爱什么也不是，而当她的爱失去对象时，她便什么也不是了。

她常常会意识到她的错误，所以她会试图重新坚持她的自由，重新取得她的相异性，变得卖弄风情。在被其他男人渴望时，她又引起了那冷漠情人的兴趣。这是许多愤世嫉俗小说的陈旧主题；有时“不在”足以恢复她的威望。阿尔贝蒂娜在近处服服贴贴时仿佛是乏味的；

她在远处就又变得神秘起来，引起了嫉妒的普鲁斯特对她的重新评价。

但是要这类花招可要小心，如果被男人识破，就只会可笑地暴露出她身为奴隶的奴性。

甚至成功了也还不是没有危险的；他由于她属于他而蔑视她，但他也由于她属于他而依恋她，不忠会消灭哪个，是蔑视还是依恋？既然她对男人冷淡，他就可能被惹恼并把她抛弃；不错，他是希望她有自由；不过他也希望她去奉献。她知道有这种危险，所以不敢妄自轻浮。让恋爱女人玩这种游戏几乎不可能；她太担心掉进由她自己设下的陷阱了。在某种程度上她仍考虑到她的情人，她对愚弄他会感到厌恶：谁让他在她心目中是一个神了呢？如果她赢了这场游戏，她就会毁掉她的偶像；如果输了，她就会毁了她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解救。

一个谨慎的［私通女人］（但这些词是相互抵触的），会试图把情人的热情变成爱、友谊和习惯；或者试图用强有力的联系——孩子或婚姻，把他和自己拴在一起。这种想结婚的欲望缠扰着许多私通者：这是一种求安全的欲望。聪明的情妇会在尚年轻时就利用爱情确保她的未来；但是当她允许自己进行这种投机时，她就不该再有［私通女人〕这个名称。因为［私通女人〕疯狂地想永远捉住情人的自由，但并不想把它给毁掉。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自愿结合能延续一生的为数极少的情况，爱情宗教会导致突变的原因。和莫拉在一起时，德·莱斯皮纳斯小姐有幸第一次对此感到厌倦，她感到厌倦是因为她遇见了吉尔伯特，而他从自己那方面很快就对她感到厌倦。德·阿古勒夫人和李斯特的爱情，则死于这种毫不留情的辩证关系：

那火一般的热情，那生命力，那抱负，既让李斯特吸引她的爱情，又注定让他得到别人的爱情。邓南遮的那种令人神往的光辉，则有他的不忠作为代价。关系破裂固然可以在男人身上留下痕迹，但他毕竟有他的男人生活可过。被遗弃的女人却不再是什么，也不再有什么。如果要问她以前是怎样生活的，她甚至回想不起来。她让自己从前的世界化为灰烬，以选定会突然把她给赶出来的新天地；她发誓要抛弃她相信过的所有价值，和她的朋友决裂；她现在发现她头上没有屋顶，周围全是一片荒漠。既然情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她将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呢？她像以前躲进修道院那样，躲进了疯狂的幻想之中；或者如果她因此变得太果断，就只有去死：或者像德·莱斯皮纳斯小姐那样很快就去死；烦恼可能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当女人把身体和灵魂向男人奉献了10年、20．年，当他牢牢处在她所置于的受尊崇的地位时，被抛弃就会成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可怕剧变。“我该怎么办？”一个40岁的女人问，“如果他不再爱我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她极其注意穿着打扮，但是她那僵硬衰老的面容几乎激不起新的热情；于是，她在一个男人的庇护下生活了20年，在这之后她还能爱上任何别的人吗？

一个40岁的人仍有许多岁月要度过。我还见到一个女人，她尽管面部因悲哀而浮肿，仍有迷人的眼睛和高贵的仪容；她在公开场合让眼泪趁人不注意时流下，除了自己的忧伤，她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那个神正在和另一个女人说着专为她编出来的瞎话；而这个王后被废黜后，却不再知道她是否统治过一块真实的领地。如果这个女人仍然年轻，她就会有机会恢复过来——新的爱情将会把她给治好。有时她在献身时会有更多一点的保留，认识到作为非唯一者这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她会比第一次更猛烈地冲向毁灭，因为她还必须去弥补过去的失败。只有在女人可以重新掌握自己时，绝对爱情的失败才能成为非常有益的教训；埃洛伊丝和阿贝拉分手后没有落魄，因为她通过管理修道院确立了独立的生存。柯莱特的女主人公们自尊心太强了，太有手段了，她们不会因为失恋而毁灭；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女人也是如此。然而，极少有哪种罪过会比把自己完全置于另一个人的掌握之中这种慷慨所造成的错误，更该受到严厉惩罚的了。

真正的爱情应当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这样情人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会放弃超越，也不会被弄得不健全；他们将在世界上共同证明价值与目标。对这一方和那一方，爱情都会由于赠送自我而揭示自我，都会丰富这个世界。乔治·古斯朵夫在他论述自我认知的一书中，非常准确地总结了男人对爱情要求些什么。

爱情使我们离开自己，从而向我们揭示自己。我们通过接触那种外在于我们并补充于我们的事物肯定我们自己……爱情作为一种感受形式，甚至在我们已经生活在里面的景致之内，它揭示了新的天、新的地。这里面有个重要秘密：世界是不同的，我自己是不同的。我不再独自知道这一点。甚至还有更好的：

某人告诉了我这一事实。所以女人在男人获得自我认知当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领导角色。

这说明年轻男人的恋爱实习对他是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司汤达和马罗对这段话里所出现的奇迹是多么惊讶：“我是我自己，我是不同的。”但是古斯朵夫写这番话时他却是错误的：

“同样，男人对女人来说，也是她和她自己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因为她今天的处境和男人不是同样的；男人虽然被揭示成另外一副模样，但他仍是他自己，而且他的新模样同他的人格总体联为一体。只有当女人的生存与男人的pour-soi［自为]生存同样重要时，她才可以是如此；这意味着她要有经济独立地位，她要向她自己的目的运动，并且要在无须利用男人充当代理人的条件下向着社会总体超越她自己。爱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是可以实现的，如马罗在《人的命运》中所描写的乔与梅之间的爱情就是如此。女人甚至可以扮演男性的支配角色，如德·华伦夫人和卢梭在一起时就是这样，柯莱特《心爱的人》一书中的丽亚和谢利在一起时也是这样。

但是女人往往只知道自己是不同的、相对的；她的pour-autri［他为]、她与他人的关系，同她的存在（being）混为一体；对于她，爱情不是“她同她自己”的中介，因为她并未获得自己的主观生存；她仍然淹没在不仅被男人所揭示也被他所创造的这个恋爱女人当中。

对她的拯救要依靠这个创造了她并能够马上把她摧毁的专横的自由者。她在这个男人面前，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他控制了她的命运，却对这一命运不全了解，也不十分想了解。她危险地借助于一个他人，她在她自己的命运面前，是一个痛苦而又无能的旁观者，这个他人作为不自觉的暴君，作为不自觉的强行执行者，由不得她也由不得他自己地具有敌对的外貌。

所以女人在爱情中不是去寻求结合，而是在体验最凄楚的孤独；不是去寻求合作，而是在体验斗争和并不少见的恨。对女人来说，爱情是通过接受她所被判定的依附性而获得幸存的最大努力；但甚至在同意的情况下，依附性的生活也只能在恐惧和奴性中度过。

男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爱情是女人的最高成就。尼来说：“女人若是作为女人去爱，便只能更加女性化”；巴尔扎克说：“在最佳的生活当中，男人的生活是名，女人的生活是爱。只有在女人使她的生活成为一种不断的奉献，就似男人的生活是不断的行动的时候，她和男人才是平等的。”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着骗局，因为她所奉献的，男人根本不急于接受。男人并不需要他所要求的无条件奉献，也不需要对他的虚荣心加以奉承的盲目崇拜的爱情；他只有在无须满足这些态度所隐含的相互要求的条件下才会接受它们。他谆谆告诫女人说，她应当奉献——而她的奉献又让他心烦意乱；她由于她的奉献无用，由于她的生活空虚而处于困窘当中。将来有一天女人很可能不是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到了那一天，爱情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她，都将成为生命之源，而不是成为致命的危险之源。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爱情是以最动人形式表现的祸根，它沉重地压在被束缚于女性世界的女人的头上，而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无数的爱情殉道者都证明了，这种不公正的命运把不毛之地的地狱，当做最后的拯救来予以提供。

正文第二十四章修女

第二十四章修女

爱情是女人的最高使命，当她把爱情指向男人时，她是在通过他去寻找上帝；如果环境不能给她以人的爱情，如果她失恋或过于苛求，她便可能决定去崇拜上帝本人的神性。诚然也曾有男人燃起过这种火焰，但他们的数量甚少，而且他们的激情具有被高度提炼过的智慧性质；而沉溺于天国婚礼之乐的女人却是成群结队，并且她们的体验具有特殊的感情性质。女人习惯跪着生活；她通常期望对她的拯救，能从男人拥有最高地位的天国降临。她们也会被彩云围绕，因为她们的尊严将来自于她们肉体消失之后的未知世界。被爱者总是或多或少虚无飘渺的；他用含糊的符号与他的崇拜者沟通；她只有通过信仰的作用才能够懂得他的心；他在她面前越是仿佛优越，他的行为就越是显得高深莫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信仰在色情狂身上抵制了所有矛盾。女人不用摸也不用看就可以感到最高存在（thepresence）就在她的身边。无论这个最高存在是医生、神父，还是上帝，她都会感到同样无可置疑的确实性，作为婢女她将要在心中接受从上苍所涌下来的爱。人的爱情和神的爱情之所以被混在一起，不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升华，而是因为前者是向超越的延伸，是绝对。这在两种情况中都是一个通过恋爱女人与体现为至高者（aSpremePerson）的整体的结合，来拯救她的偶然性生存的问题。

这种暧昧性在许多病态的或正常的情况下是令人瞩目的，此时要么情人被神化，要么上帝具有人的特性。我只举一个例子，这是斐迪埃尔在他的论述色情狂的著作中报告的。那个女病人说：

我在1923年和〈新闻〉杂志的一位撰稿人通信；

我领会到了他的文章的言外之意，他似乎在回答我的问题，在给我以忠告……我给他写了许多情书……

1924年我突然感到上帝要找一个女人，他要来和我讲话；我觉得他赋予了我一种使命，决定让我建一座神殿；里面要有一个中心，供医生照料女人用……恰好这时我被送进克莱蒙精神病院……有许多医生希望改造这个世界d我在我的小黑屋里感到他们在吻我的手指；我感到他们的性器官就在我的手里；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敏感，但很性感；翻过身去”；我把身子翻了过去，并感到他们就在我身上；这很愉快。

……主任医师以博士真像个神；他走近我的床时，我觉得他有点问题；他看我时仿佛在说：“我是属于你的。”他确实爱我……有一天他的绿眼睛变蓝了，和天空似的，睁得那么大，真令人惊讶……他和另一个病人谈话时看他们对我的作用，他笑了……我被他吸引住了……虽然我有情人（我有十五六个），我还是无法离开他；他应当受谴责……每当我想把他忘掉时，他就会回到我的脑海……他会挖苦说：“别担心，你可以爱别人，但你终归要回到我身边”我常常给他写信，定下约会时间，我很守约；他相当冷淡；

我觉得很蠢，便离开了……我听说他结婚了，但他会一直爱我……他是我的丈夫，但那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会说，“离开一切，和我在一起你会永远向上攀登，你会不再是个凡人。”你看，就是这么回事；每当我去寻找上帝时，我就会发现一个男人；现在我还不知道该求助于何种宗教。

这里我们谈到的是一个病态的实例。但是我们在许多奉献者身上仍然可以碰到这种人与神之间的纠缠不清的混乱。忏悔神父在尘世与天国之间尤其有含糊不清的位置。当忏悔者袒露她的心灵时，他用道德的耳朵去倾听，但是他的注视却把她罩在超自然的光明之中；他是上帝的人，他是以人的形式存在的上帝。居荣夫人就是这样描写她和拉·孔市神父的会面的：

“感化的力量仿佛沿着灵魂深处最隐秘的小路，从他那儿来到我这儿，又从我这儿回到他那儿，所以他感受到了同样的作用。”僧侣的干预可以治愈她长期所忍受的心灵空虚，使她的灵魂燃起新的热情。她生活在他身边，度过她神秘主义的重要时期。而且她还宣称：“这不只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无法分辨出他和上帝。”说她实际上在爱一个男人，而爱上帝是装模作样，这未免过于简单；她也在爱上帝这个男人，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有别于他自己的某个人。和斐迪埃尔的病人一样，她也想抵达价值的最高之源。这的确是任何神秘主义者的目标。在她开始飞向空无人迹的天空时，男性中介有时对她有用，但他并不是不可或缺。女人分辨不清楚现实与假托、行动与魔力、客观与想像之间的区别，所以她特别容易把虚无飘渺的东西物化在她自己的身体中。识别神秘主义和色情狂是一个比较有把握的问题，如有时所做的那样。色情狂觉得通过爱上一个主权者，她就可以变得有价值；他在色情关系中具有主动精神，他的爱比爱他更有热情；他的情感借助于可见但又神秘的符号是可知的；他是嫉妒的，对上帝选民任何缺乏热情的表现又是恼火的，所以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惩罚；他从不以具体的肉体形式表现他自己。这一切都会在修女那里碰到；尤其是，上帝永远会爱心中充满对他爱的人，他已经为她献身，他已经为她准备好了许多宅邸，并随时准备对她进行光荣的神化。她所要做的只是毫不反抗地沉湎于他的热情之中。

当今人们认为色情狂可能会以柏拉图式的或性的形式出现。正因为如此，身体在修女对上帝的感情中才会起或大或小的作用。

她表露感情的方式和世俗情人相似。当福利尼奥的安琪拉正在冥思基督拥抱圣·弗朗西斯的情景时，他对她说：“所以我也要拥抱你，而且还要让道德的眼睛看不到……如果你爱我，我会永远不离开你。”居荣夫人写道：“爱情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我对他说：‘噢，我亲爱的，够了，松开我吧’……我渴望爱情能把难以言喻的战栗传到灵魂，渴望爱情能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噢，我的上帝，你若能让最淫荡的女人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她们就会马上放弃她们那虚假的快乐，去享受真正的快乐。”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圣·泰丽莎的有名幻觉：

天使双手握着长长的金矛，不时地刺入我的心，并用力进入我的内脏。当他把金矛拔出来时，仿佛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也给抽出来，并给我留下了充满神之爱的一切……我的确感到了刺入我内脏最深处时的疼痛，当我的精神配偶把他刺入内脏的箭拔出来时，内脏仿佛被撕裂人

有时人们会虔诚地坚持说，语言的贫乏使修女不得不借用性爱的词汇；但是她也是只有一个身体由她支配，所以她从世俗爱情借用的不仅是词汇，还有肉欲的态度。她在上帝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她献身于一个男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这绝不会减少她情感的价值。当福利尼奥的安琪拉依照她的心情而轮番变得“苍白憔悴”和“丰满红润”时，当她的热泪汹涌以至她不得不泼冷水（如她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时，当她晕倒在地时，我们很难认为这些现象纯粹是“精神的”；但要是用她过于“感情丰富”来予以解释，就等于乞灵于鸦片的“麻醉效用”；身体根本不是主观体验的原因，因为它是主体本身的客观形式：主体完全根据他所生存的整体需要来表明他的态度。

无论修女的崇拜者还是其反对者都会认为，若是把性满足归因于圣·泰丽莎的狂喜，就等于把她贬到歇斯底里者的地位。但是让歇斯底里者受到贬低的，不是她的身体主动去表现她的魔念这个事实，而是她被魔念给缠住、她的自由被符咒给镇住从而被取消那个事实。印度苦行僧所得到的对自己身体的驾驭，并未使他变成身体的奴隶；肉体模仿可以成为清醒而自由的意识办法［冲动]的一种要素。圣·泰丽莎的作品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怀疑的余地，它们为贝尔尼尼的雕像进行辩护，而他的雕像向我们表现了被最高者的极度淫欲弄得神魂颠倒的圣徒。把她的感情解释成简单的“性的升华”也同样是错误的；没有一种最初是隐秘的欲望后来能具有神圣爱的形式。［私通女人]本人也并非最初是无对象的、后来又逐渐固定于某个男人的欲望的猎物；是情人的出现使她产生了直接指向他的欲望。同样，圣·泰丽莎真诚地要求同上帝结合，并在她的身体中彻底实现了这种结合；她没有受她的神经和荷尔蒙的奴役：人们倒是要去羡慕那强烈的信仰竟能穿透她肉体的最隐秘的区域。实际上连她也明白，神秘体验的价值是不可能根据它的主观感受方式来衡量的，而是要根据它的客观影响来予以衡量。狂喜现象在圣·泰丽莎身上和在玛丽·阿拉克奎身上几乎一样，但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却有着大不相同的重要性。圣·泰丽莎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个人与超然存在之间关系的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她彻底地经历了其含义远在她的性别事实之外的一种体验；她必然能够同苏索和十字架的圣约翰齐名。但她也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她的小修女们所给予我们的，主要是女性对世界和拯救的看法；她们要寻求的不是超越，而是对女性气质的补偿。

女人在神之爱中要去寻找[私通女人]在男人之爱中所寻找的东西，这就是对她自恋的赞美；这位主权者对她目不转睛和情意绵绵的注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赐。同少女和年轻女人一样，居荣夫人整个早年也一直受到想为人所爱、为人所赞美这种欲望的折磨。现代新教的信徒维爱小姐写道：“对于我来说，最不幸的事是没有人对我特别感兴趣，没有人同情我这儿发生的事情。”圣伯夫在写到克吕登纳夫人时说，她认为上帝在不断地关心她，这种关心是那么强烈，以至她在自己和情人的危机时刻会呻吟说：“我的上帝，我是多么幸福！我请你原谅我的过分幸福！”我们可以理解，当整个天国变成自恋者的镜子时，她是何等的陶醉；她的神化反映和上帝本人一样永恒，将永远不会衰落。同时，在燃烧的、跳动的、充满爱的胸膛中，她也感到她的灵魂被可敬的天父给创造了、免罪了、珍爱了；她的双我，她所拥抱的她自己，通过上帝这个中介被无限扩大了。在这方面福利尼奥的圣·安琪拉的这些经文尤其意味深长。耶稣对她这样说：

我甜蜜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爱人，我的神殿。我的女儿，我的爱人，爱我吧，因为我对你的爱远远超出了你可能给予我的爱。你的整个生活：你的吃，你的喝，你的题，你的全部生活都会受到我的宠爱。通过你，我将建树弃教眼中的伟大业绩；通过你，我将变得有名；通过你，我的名字将得到许多人的赞美。我的女儿，我甜蜜的妻子，我非常爱你。他还说：

我的女儿，你对于我比我对于你更珍贵，你是我的快乐，万能的上帝此刻就压在你的心上……万能的上帝已经给予你的爱，要比给予这个城市任何女人的爱多得多；他已经让你成了他的快乐。还有：

我是那样地爱你，以至我不再注意你的失败，我的眼睛不能再看到这些失败。我给你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上帝的选民，对如此之高的本原的如此热烈的表白，不可能不作出回应。她想借助于恋爱女人的惯用伎俩，借助于自我毁灭，和他的情人结合起来。玛丽·阿拉克奎写道：“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去爱，去忘却自我，去消灭自己。”狂喜在肉体上模仿对自我的那种取消；主体不再去看，也不再去感觉，身体被忘却了，被否定了。令人眩目的主权存在，被那种极端的放纵，被那种所疯狂接受的被动性，表现在凹雕里。这种被动性在居荣夫人的寂静教（quietism）那里被树为一个体系：至于她，她在僵住症和昏睡状态中生活了大半辈子；

这是一种醒着的睡眠。

大多数修女并不满足于被动地沉湎于上帝，因此她们要通过破坏自己的肉体，主动地去适应自我毁灭。无疑禁欲主义已由僧侣和教士实行了，但女人蔑视自己肉体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疯狂的愤怒，却有着特殊和奇怪的形式。我们已经提到过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暧昧态度：通过羞辱和折磨，她把它变成了光荣。在作为供享乐用的物交给她的情人时，她变成了一座神殿，一个偶像；在经历分娩阵痛的折磨时，她创造了英雄。修女将为有权得到自己的肉体，而去折磨这一肉体；她把它贬到卑微地位，是为了将它提升为拯救的手段。这样便可以理解某些圣徒所沉溺于的过分行为。福利尼奥的圣·安棋拉告诉我们说，她愉快地喝下了刚用来给麻疯病人洗手洗脚的水：

这水使我们充满了无限的甜蜜，以至我们快活到极点。我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高兴过。我的喉咙里还留着一块麻疯病人溃疡处掉下来的鳞状皮。我没有把它吐出来，而是费很大劲儿把它给咽了下去，我成功了。对我来说，仿佛我刚才吃了一顿圣餐。我将永远无法表达我心中充满的快乐。

我们知道，玛丽·阿拉克奎曾用她的舌头舔净病人呕吐出来的秽物；她在自己的自传里描写了，当她嘴里塞满了一个男病人腹泻出来的粪便时，她所感到的快活；当她把嘴唇贴在圣心上3小时时，耶稣回报了她。在诸如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十分淫荡的国家，奉献尤其具有肉欲的特征：甚至在今天阿布鲁齐一个村庄的女人，还依然去舔十字路口路面上的石头，哪怕是划破了舌头。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女人只不过是要去模仿用贬辱自己的肉体去拯救肉体的救世主。女人比男性更为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一伟大的神秘。

上帝极经常以丈夫的形式出现在女人面前；有时他出现在他的光轮之中，这位万物之主，令人眼花缭乱地穿着白袍，展示着他的美；他请她穿上结婚礼服，把皇冠放在她的头上，用手领着她，答应让她升入天堂。但往往他是一个肉体的人：耶稣送给圣·卡特琳的那枚她戴在手指上却又看不见的戒指，是他在行割礼时切下的“肉体戒指”。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流着血的身体：她以超乎一切的极大热情，沉浸在对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的冥想之中；她把自己认同于圣母玛丽亚，把圣子的遗体抱在怀里，或者认同于抹拉大的玛丽亚，站在十字架的下面，洒着她最心爱的人的血。这样她便满足了她的虐待-被虐的幻想。

她在上帝的羞辱中惊奇地发现了对人的废黜；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者是惰性的、被动的、遍体鳞伤的，他有一种苍白的、有血痕的，暴露在野兽、匕首、男性之前的受难者的翻转过来的形象，小女孩常常被迫认同于这一形象；她十分感动地看到，这个人，是人的上帝，扮演了她的角色。她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她被许诺会有耶稣复活的光辉。这就是她：

她证实了；她的前额在荆冠下流着血，她的手、她的脚、她的侧面，已被无形的铁器刺破。

在天主教教会所承认的321个带有圣痕的人当中，只有47个是男人；其他的人——包括一些像让南·德·拉·克鲁瓦那样有名的圣徒——则是些女人，一般都过了绝经期。最负盛名的当属凯瑟琳·埃默里奇，她明显早熟。她24岁时便渴望去受荆冠之苦；她看到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轻男子走到身旁，把荆冠扣在她头上。第二天她头的两边和前额肿了并开始流血。4年后，她欣喜若狂地看到基督带着累累的伤口，伤口中射出利刃般寒光，把血从这个圣徒的手上、脚上和侧面给吸走。她时常流血和咯血。而直到今天，每逢到耶稣受难日，泰丽莎·纽曼也要向来访者展示她那张正在流着基督的血的脸。

从圣痕当中可以获得使肉体倍生光辉的神秘炼金术，因为圣痕表现了以流血形式出现的神圣爱情。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女人特别关心鲜红的血液变成金光灿灿的火焰。她们被男人之王侧面所流出来的血给迷住了。锡耶那的圣·卡特琳在大多数书信中提到了这一点。

福利尼奥的安琪拉谦卑地冥思耶稣的心和他侧面那裂开的伤口。凯瑟琳·埃默里奇穿红色衬衫是为了和似乎穿着“浸着血的衣服”的耶稣相似；她“通过耶稣的血’看到了一切。玛丽·阿拉克奎（我们已经看到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花了3个小时用耶稣的圣心来解她的渴。她用硕大的血块来表达信徒的崇拜，她周围到处都是爱的热情之箭。这个标志集中了伟大的女性梦想：通过爱情，从流血走向光荣。

狂喜、幻觉、和上帝谈话——这种内心体验对有些女人是足够了。其他女人则觉得必须通过行动把这种体验传到世界。行动和冥想之间的联系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有些行动的女人，如圣·卡特琳、圣·泰丽莎、冉·达克，她们非常清楚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并明确制定了达到目标的措施：她们的幻觉只不过是为她们的坚信不移提供了客观意象，从而鼓励这些女人在她们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还有一些自恋的女人，如居荣夫人和克吕登纳夫人，在经历了一个无声的热情时期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处在居荣夫人所谓的“使徒地位”上。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太有把握；而且，和在社会服务机构中寻求刺激的女士们一样，她们极少关心倘若要做某件事，她们该怎么办。克吕登纳夫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在把自己表现为大使和小说家以后，把对自己优点的看法内在化了：她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命运负责，不是为了保证某些明确想法取得胜利，而是为了通过她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是一个得到上帝灵感的人。如果说有点美、有点聪明就往往足以让女人感到她是值得效忠的，那么她会更有理由认为，当她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时，她就会承担一种使命；她传播模糊的教义，她经常建立教派，所以这可以让她通过她所激励的群体成员，去实现她那令人激动的人格丰富。

和爱情乃至自恋一样，修女的热情也可以与主动和独立的生活并为一体。但是她们本身的这些拯救的尝试，必然会失败；或者每一个女人都和某种非现实（她的双我，或上帝）有关系；或者她制造一种同现实存在的非现实关系。两种情况她都未能把握世界；她没有摆脱她的主观性；她的自由仍然受挫。唯一存在的道路就是真实地利用她的自由，这就是说，要通过积极进入人类社会的行动去设计这种自由。

正文第二十五章-1

第二十五章

根据法国的法律，服从不再是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但这些公民自由如果不与经济自由相伴随，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被男人供养的女人——妻子或高级妓女，没有因为手中有投票权而从男性那里获得解放；习俗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固然比以前少了，但隐含的消极自由并未根本改变她的处境；她仍被禁烟在依附地位上。女人通过有报酬的职业极大地跨过了她同男性的距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保障她的实际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个奇生者，以她的依附性为基础的制度就会崩溃；她和这个世界之间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当中介。

如我们所见，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being）。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许多女人意识到了这些利益，即使是那些非常有节制的女人。我曾听到一个在旅馆门厅擦地板的女勤杂工说：“我从不向任何人求任何事；我成功全靠我自己。”她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骄傲，就跟洛克菲勒似的。然而不要以为只要有选举权和工作的结合，就可以构成彻底解放，因为工作在今天还不是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女人才能够用一种自由获得另一种自由。今天多数工人是受剥削的。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并未由于女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有多大改变；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现在仍然保持着他们所赋予它的形式。

我们不应对把妇女劳动问题弄得复杂化的那些事实视而不见。最近，一个颇有思想的知名女人对雷诺工厂的女工做了一个调查；她指出，她们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到工厂工作。

无疑她们只是作为受经济压迫阶级的一员获得经济独立的；另一方面，工厂里的工作并未使她们免于家务负担。如果让她们进行选择，要么每周在工厂工作40小时，要么每周在家工作物小时，她们肯定会作出全然不同的答复。也许两种工作她们都乐于接受，只要她们作为工人，在理应属于她们的世界上能够受到平等对待，在理应愉快而自豪地分享的发展中能够有充分的权利。姑且不说农民，目前多数女人尚未摆脱传统的女性世界；她们既不能从社会也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因而不能使与男人平等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有那些有政治信念、在工会积极活动、对她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女人，才能赋予默默无闻的日常工作以道德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空闲时间以及沿袭屈从的传统，女人自然刚刚开始产生政治的和社会的意识。由于在工作交换中没有得到理应得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利益，她们自然不会热烈服从工作的约束。

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制帽厂的女徒工，女店员和女秘书为什么不愿意放弃男性支持所带来的利益。我已经指出，对年轻女人来说，特权等级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尽管她只有交出自己的身体才能加入这个行列。由于实际上她的工资很低，而社会期望于她的生活标准又很高，她注定要去风流。她若是满足于靠工资度日，便只会沦为贱民，这意味着住房简陋，衣衫褴褛，被各种娱乐乃至爱情拒之门外。善男信女们向她鼓吹苦行主义，而她的粗茶淡饭同苦行僧的确没有什么两样。不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把上帝当做情人：如果要成功地过女人的生活，她就只能取悦于男人。所以她会接受援助，而这是玩世不恭的雇主付给她难以维持温饱的工资时所指望的。这种援助有时会让她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并取得一种真正的独立；然而有时也会使她放弃自己的工作，变成情妇。她往往同时保持着两种收入来源，每～种都或多或少地被当做逃避另一种的手段；但实际上她却在受到双重奴役：工作的奴役和保护人的奴役。就已婚女人而言，她的工资通常只是一种零用钱；对于“还另外有事可做”的女孩子，男性资助似乎是一种额外收入；但她们都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完全的独立。

然而，有相当多的特权女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找到了取得经济和社会自主的手段。当考察女人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时，这些女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深入调查她们的处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原因，即使她们现在还只是少数。她们一直是女权主义者同反女权主义者论争的主题。后者认为，今天解放型的女人对世界没有任何建树，而且难以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

前者则夸大了职业妇女所取得的成果，对她们的心理紊乱视而不见。实际上，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她们在走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她们在新的领域尚不能安然落脚，这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她们目前仅仅处于过渡阶段。从男人那里获得经济解放的女人，在道德上、社会上和心理上还没有处在和男人同样的境遇。她对职业的态度和献身精神，与她的整个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为当她进人成年生活时，她背后并没有和男孩子一样的过去，也没有受到社会的同等对待；世界在她面前呈现出另一番前景。身为女人，今天该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和真正意义的人，这是她们面临的特殊难题。

男人拥有优势，这点他从小就感受到了。这种优势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同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使命没有丝毫的违背。由于男性生殖器与超越具有同一性，反过来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也赋予他一种男性所特有的威望。他不是分裂的。而对于女人的要求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权主体的权利要求。正是这种冲突使得解放型文人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她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厌恶女性的人常常指责知识妇女“无视她们自己”；但是他们也向她们鼓吹这种论调：如果你们希望成为和我们平等的人，那么就别使用化妆品和指甲油了。

这种劝告纯属胡说。正是因为女性气质这个概念是习俗和时尚人为制造的，它才从外部硬加到每个女人的头上；她可以得到逐步的改造，直到她的礼仪规范接近男性所采纳的礼仪规范，所以在海边（在别的地方也常常如此），裤子变得女性化了。它在这方面并没有引起任何根本性变化：女人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改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女人若是不顺从就会贬低自己的性价值，因而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因为性价值是社会的主要特征。女人在放弃女性特质时不会取得男性特质；甚至易装癖也无法让她成为男人——她是个拙劣的模仿者。我们已经看到，同性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而中性态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一种否定的态度不隐含着相对应的肯定态度。少女往往认为她绝对能够蔑视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她甚至还要去参加那方面的鼓动；她正在创造她必须承担其后果的新处境。当一个人不能遵循公认规范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成造反者。当一个穿奇装异服的女人，以貌似天真的态度断言她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穿穿而已时，她其实在撒谎。她非常清楚随心所欲就是标新立异。

反之，一个不愿意偏离常规的女人会遵循通常的规范。除非与绝对有效的行动有关，否则采取挑衅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它是浪费而不是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让自己引起社会的愤慨或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以女性的方式去经历完她的女性处境；

关于这一点，她的职业成功也往往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和男人可以自然地符合习俗（习俗要求他做一个独立而主动的人，并为此而建立）相反，一个同样是主体和主动者的女人，却必须让自己偷偷地挤进一个注定要使她被动的世界。这会引起不少麻烦，因为受女性范围束缚的女人已明显扩大了这一范围的重要性：她们已把穿着打扮和家务劳动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去关心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他的主动生活的，未必要典雅；他的衣服几乎不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整理这些衣服，因为某个好心的或雇来女性会让他免去这种麻烦。

女人则与此相反，她知道自已被注视时对她的关注离不开她的外貌：她是因为并通过她的装束才得到人们的评价、尊重和渴望的。她的衣服原本就是为了让她显得重要，所以很不方便，容易毁坏：袜子容易脱落，鞋子容易掉跟，浅色衣服容易脏，褶折容易弄平。然而她还必须亲手去做这大部分的修修补补工作；别的女人不会自动来帮忙，而她对雇人去做她本来可以自己去做的工作，也会感到犹豫不决，因为电烫发、固定发型、化妆品、新衣服，它们的开销已经够大的了。当学生和秘书做完一天的工作回来后，她们总有一只脱落的袜子需要固定，总有衣服需要洗，总有裙子需要熨平。一个有较高收入的女人可以让自己免于这类琐事，但她必须保持更为复杂的典雅；她将会把时间浪费在购物、配置家具之类的事情上。

传统甚至还要求单身女人对她的住处给予某种注意。一个被派到新城市去的官员，将会很容易在旅馆里找到住处；但同样职务的女人却希望住在属于她自己的地方。她必须处处小心，保持房间整洁，因为人们不会原谅她在这方面发生的疏忽，虽然这种疏忽发生在男人身上他们又认为是很自然的。

不只是尊重别人的看法才使得她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仪表和家务上，她还希望保持她的女性气质，同时也是为了使她自己得到满足。只有把她那为自己创造的生活，同她的母亲、她的童年游戏和她的少女幻想为她准备的命运结合起来，她才能够通过她的全部的现在和过去，对她自己采取赞同的态度。她一直怀着自恋梦想；她一直以她的自我迷信，去反对男性对自己生殖器所产生的自豪；她希望自已被别人看到，希望自己对别人是有吸引力的。她的母亲和姐姐反复教导说要喜欢那个小窝：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内部世界”！这始终是她对独立的基本梦想；即便已经以其他方式得到了自由，她也根本不打算抛弃这些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男性世界仍感到不安全，仍倾向于保留隐退的要求，而这种隐退，又是以她已惯于在心里寻找内部庇护作为象征的。由于服从女性传统，她会给地板打蜡，会在家里自己做饭，而不会像男人那样到饭馆里去吃饭。她希望既生活得像个男人，又生活得像个女人，这样一来她便增加了自己的义务，也增加了自己的疲劳。

如果她想表现出充分的女性气质，那么就意味着她也想用尽可能讨人喜欢的差别去迎合异性。她的最大难题将在性的领域出现。为了做一个健全的、与男人平等的人，女人必须如男性有接近女性世界的途径那样，有接近男性世界的途径，必须有接近他人的途径；但是，他人的要求在这两种对称的情况中并不是对称的。一旦取得了名声和财富，表现出内在气质就可能增加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主动性的人这一事实，又在向她的女性气质开战，不过这一点她已经意识到了。独立的女人——主要是考虑自己处境的知识妇女，将会由于自己是个女性而受自卑情结的折磨；她没有时间像其生活唯一目标就是勾引别人的风流女人那样，去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美容；她会尽可能遵循专家的忠告，但她将只不过是这个优雅领域里的业余爱好者而已。女性勉力对超越的要求，是把自身贬为内在，是仅仅作为微妙颤抖的肉体出现；这必然是自动奉献出的猎物。

但是知识妇女知道她要把自己奉献出去，也知道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是一个主体；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愚弄自己所投下的目光，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眼睛变成湛蓝的水池；

一个人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终止逼向世界的身体的强烈冲动，把它变成一尊被隐隐的战栗赋予生命力的雕像。知识妇女会由于担心失败而更加热情地去尝试一切；但是她那有意识的热情仍然是一种主动性，从而会错过其目标。她所犯的错误和因停经而导致的错误一模一样：

她试图否认自己有头脑，这和正在衰老的女人试图否认自己的年龄如出一辙；她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花枝招展，戴满了花哨的饰物和珍奇的小玩艺儿：她像个孩子似的喜欢玩让人大吃一惊的鬼把戏。她顽皮、唠叨，她佯装无礼、冒失、活泼。

但是她这一切就如找不到感觉的演员，为了放松某些肌肉就要用意志力去收紧相反的肌肉，硬去垂下她们的眼帘或嘴角而不是让它们自然下垂。所以知识妇女在模仿放纵时是很紧张的。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此很是气愤Z在她天真无邪的脸上，有时会突然闪出十分凛冽的智慧寒光；因怀有希望而柔软的嘴唇会突然绷紧。如果她在取悦于人时碰到麻烦，那是因为她不像奴性十足的小妹妹们那样，取悦于人完全是出乎自愿；想去诱惑的欲望虽然可能十分强烈，但并没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只要一感到尴尬，马上就会对自己的卑鄙感到烟火；她希望用男性的武器去光明正大地进行报复：她去说而不是去听，她展示微妙的想法，奇特的感情；她和男人唱对台戏而不是去迎合他，她想胜他一筹。德·史达尔夫人取得了一些彻底胜利，因为她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在美国女人当中很常见的挑战态度，往往是激怒了而不是征服了男人；何况有些男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挑战姿态去对待他们自己。

如果他们想爱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爱一个奴隶（必须加上一句，就如他们中间既摆脱了傲慢的奴役又没有自卑情结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女人就不会因整天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操心而不能自拔。她们会变得更加自然、更加质朴，既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又不那么煞费苦心，因为那毕竟是她们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男人正在开始对女人的新地位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她在前进时也没有感到被人谴责，所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今天，工作女人不像从前那么无视她的女性气质，而且也没有失去她的性吸引力。这种成功虽然表明了平衡的进步，但仍不彻底；女人要同异性建立她所渴求的关系，仍然会比男人这样做时要难。她的性爱和感情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

在这方面未被解放的女人决非享有特权：大多数妻子和高级妓女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上都深受挫折。如果说这些困难在独立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那是因为她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选择了听天由命。所有的生命问题都从死亡当中找到了无声的解决办法；疲于求生的女人因而比埋葬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更与自我相冲突；但是前者并不把后者当做标准。她只是在同男人相比较时，才认为自己处于劣势。

和男人一样，一个耗费精力的、有责任心的、并且知道同世界反对势力的斗争有多么残酷的女人，不仅需要满足自己的肉欲，而且也需要享受令人愉快的性冒险所提供的放松与转移。目前，她这方面的自由在许多社会圈子里仍未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实施这种自由，她就要冒身败名裂、丢掉职业的风险；人们至少要求她保持一种讨厌的虚伪。她在社会上的地位越牢固，人们就越是容易视而不见；但尤其是在乡下，她受到严厉而有偏见的监视已经成为惯例。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时可以不必重视公众舆论），她在这方面的处境也是和男人不相同的。这些差别取决于传统态度，也取决于女性性爱的特殊性质。

男人很容易找到门路去寻花问柳，这使得他既能在最坏的情况下平息自己的肉欲，又能保持良好的兴致。也曾有过女人（为数不多），准备要求建立为女性提供的妓院；在一本《第十七号》的小说里，一个女人建议设立女人可以常去的，借助于“男妓”的服务去“满足性欲”的妓院。好像从前旧金山就设立过这类妓院；嫖客是些妓女，她们很高兴用付出报酬来代替收取报酬。后来，她们的男妓把这个地方给关掉了。且不说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是属于痴心妄想和不足称道，它肯定不大会获得成功，因为，如我们所见，女人不像男性那样能机械地得到“满足”；大多数女人会认为这种安排几乎不会导至随心所欲的放纵。无论如何这种办法在今天并不可取。

另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马路上随便找个伙伴度过一夜或一小时（假如这个女人生性热情，已经克服了各种压抑，对这种方式能够期待并毫不生厌的话），但是这种解决方式对她比对男性要危险得多。性病的危险比较大，因为应当负责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传染的是男人；而且，不论女人有多么小心，她还是无法完全防止怀孕的危险。但在这种两个陌生人的关系（兽性水平上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体力上的差别。男人对他带回家的那个女人不必多么担心；他只须适当加以提防就可以。女人若是把男人带回来，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我听说有两个年轻女人刚到巴黎，很想“看看生活”，她们夜里到处看过之后，便邀请很有吸引力的蒙马特区的两个人一起吃饭。第二天早上，她们遭到了抢劫，惨遭毒打并面临被勒索的危险。另一个更意味深长的实例是，有一个40岁的离婚女人，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和年迈父母，整天辛辛苦苦地工作着。她依然很有勉力，但根本没有时间去过社交生活，也没有时间扮演风流女人，去做完包括制造恋爱事件在内的通常动作，况且这会给她带来太多的麻烦。然而她有强烈的感情，并认为她有权满足它们。所以她想夜里偶尔在街头漫步，设法找个男人。但是一天夜里，在布瓦德布洛涅丛林中消磨了一二个小时以后，她的情人拒绝把她松开：他要她的姓名住址，希望再去找她，以便为共同生活作出安排。她拒绝了，他便狠狠地揍她，最后她遍体鳞伤，几乎吓得要死。

至于像男人通常找情妇那样找个永久情人，在经济上支持或帮助他，只有拥有资产的女人才有这种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安排是令人愉快的，因为通过付给男人报酬，她们让他变成了纯粹工具，从而可以傲慢不恭地、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但是她们通常只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才可以把性和情感十分残酷地分开，因为在女性青春期，如我们所见，这两者是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论，有许多男人根本不会接受肉体与精神的这种分离；多数女人则更有理由拒绝考虑这样做。而且它还涉及到欺诈，对欺诈她比男人更敏感；其实作为付酬的顾客的她本人也是工具，因为她的伙伴把她当做生存手段加以利用。男性的自尊心向男性隐瞒了性爱戏剧的暧昧性：他下意识地对自己说谎。女人更容易受羞辱，更容易受伤害，但她也更精明；她只有在牺牲了更大的欺诈之心的时候，才能够成功地使自己变得盲目。即使女人有资产，她也绝不会认为购买男性是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对男人也是如此），这不只是一个满足性欲的问题，还是一个在满足的同时维护她们做人的尊严的问题。当男性拥有一个女人时，当他给予她快感时，他占据了唯一主体的位置：他是个专横的征服者，或是个慷慨的捐赠者——有时两者都是。至于女人，她也希望使人明白她用自己的快感征服了他，她用自己的捐赠压倒了他。所以，当她把自己硬塞给一个男人时，即便是她有希望得到好处，或者肯定能受到他的殷勤对待，或者颇有手腕地激起了他那纯粹一般的欲望，她也会随时准备相信她用她的施舍镇服了他。多亏有了这种有利的坚定信念，她才能够既献了殷勤又不至于让自己受辱，因为她认为她这样做是出自慷慨。于是小说《麦苗青青》里的“白衣女人”，虽然渴望菲尔的抚摸，却高傲地对他说：“我只爱乞丐和快要饿死的人。”实际上，她非常聪明，决意要让他采取恳求的态度。

后来柯莱特写道：“她匆匆忙忙朝那阴暗狭小的地方走去，在那里她出于自尊可以认为哀怨是痛苦的自白，在那里她那帮乞丐将会领略到慷慨的幻觉。”德·华伦夫人就属于那类喜欢找年轻的或不幸的或地位低下的情人，并用表面上的慷慨满足了他们欲望的女人。但也有一些勇敢的女人抓住了最坚强的男人，她们以满足他们为乐，而不去管他们的屈服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恐惧。

反之，即使女人在捕捉男人时很想认为自己是委身的，实际上并没有委身的她，也会希望人们能够对她的这种占有行为予以理解。“至于我，我是一个要去占有的女人，”有一天一个女记者对我说。事实上，除非强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占有另一个人，反之亦然；但是在这方面女人却在加倍地欺骗自己。因为实际上男人往往通过热情的攻击去进行诱惑，他主动地征得了他伙伴的同意。除了极少的例外（德·史达尔夫人的例子始终被人提及），女人那里发生的另一种情况是，她几乎只能奉献自己；因为大多数男人很珍视他们的角色。他们希望在女人身上能激起特殊的兴奋，而不希望成为满足她的一般要求的工具：倘若成为这种工具，他们就会觉得被利用了。一个很年轻的男人有一次对我说：“不害怕男人的女人会把男人给吓跑。”我常听到年龄较大的男人说：“让女人主动令我毛骨悚然。”如果女人在奉献自己时太大胆，男人会退避三舍，因为他热衷于征服。所以女人只有让自己成为猎物才能够占有：她必须做一个被动的物，有顺从可能的物。如果成功了，她便会认为自己是有意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配合的，便会重新变成主体。但是如果男性瞧不起她，她就有仍处于客体地位的危险。这就是当他拒绝接受她所献的殷勤时她深感屈辱的原因。男人有时会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火；然而他只不过是在一件事上失败了，仅此而已。而女人却已同意让自己作为肉体处在骚动、等待和期望之中：她永远是失败的。一个人不论是十分盲目，还是格外精明，都只能顺从这种失败。

就算她在诱惑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种胜利也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人们依旧会普遍认为男人是征服者，是他占有了女人。人们不会承认她和男人一样也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因为她不过是欲望的猎物。不用说男人已把物种力量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而女人则是物种的奴隶。同时她也是一个有用的、开放的纯粹被动者，是一种用具；她温顺地屈从于性感受的魔力，被男性弄得神魂颠倒，而他则像摘果子似的把她给摘了下来。在别的时候人们又认为她仿佛被异己力量所占有：她的子宫有个魔鬼在肆虐，她的阴道有条毒蛇在潜伏，它迫不及待地要去吞噬男性的精子。

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为她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者。法国尤其坚持把自由女人与轻浮女人混为一谈。“轻浮”这个词意味着无抵抗和控制的能力，意味着某种欠缺和对自由的否定。女性文学努力同这种偏见做斗争：例如在《格里塞里迪》中，克拉拉·马尔罗就坚持让她的女主人公不屈服于诱惑，而是全凭自己的意志去完成行动。美国承认女人的性活动有某种自由，所采取的态度也比较有利。但是在法国，甚至连让情妇委身于自己的男人也对“上床”的女人表示蔑视，这吓坏了相当多的没有这样做的女人。她们害怕照此办理会引起一片反对声，会招致流言蜚语。

即便女人对无名的流言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她也会在同她的伙伴的性关系中发现具体困难，因为他是普遍看法的体现。他常常把床第看做维护自己攻击性这一优越地位的适当场所。

他热衷于战胜而不是接受，热衷于争夺而不是交换。他想让对女人的占有，超过她给他的奉献；他要她同意她是一个战败者，要她细声细语地供认她已被他夺走——要她坦白她有快感，承认她已屈从。当卡露迪娜以快速服从向雷纳德挑战时，他抢先她一步，急急忙忙地在她就要交出自己时蹂躏了她；他强迫她睁开眼睛，好让她从他们的动作中看到他的胜利。同样，在《人的命运》里专横的费拉尔也是在瓦莱丽想关灯时坚持开着灯。

如果女人自尊且苛求，那么她就会把男性当做竞争对手来加以较量，不过她的装备远不如他的那么好。首先他有体力，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紧张和主动是他的性爱本能，而女人一旦失去了被动性，就会破坏给她带来快感的魔力；她如果在姿势和动作上模仿支配，就无法达到性高潮，所以大多数坚持自尊的女人都是性冷淡的。极少有哪个情人会允许情妇去满足她们的支配的或虐待的意向；不过女人因温顺而得到充分的性满足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对女人来说，有一条道路似乎走起来不太艰辛，这就是被虐狂的道路。当一个人工作了一整天，或者在拼搏、负责和冒险时，晚上沉溺于充满活力的任性行动，不失为一种值得欢迎的放松。不论是情场上的老手还是新手，女人都会基于专横的意愿而经常去享受消灭自我的快乐。但有真正的被支配感对她仍是必要的。让一个过平常生活的女人相信男性有绝对霸权，这并不容易。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实例，有个女人未必属于被虐狂，但她十分“女性化”——这就是说，她在男性的怀抱里深深感到服从的快感。她17岁时就有过数个情人，始终感到很满足；此后她结过好几次婚。在成功地管理一个企业并指挥一些男人以后，她抱怨说自己变得性冷淡了。以前那种服从的极度快活，现在感觉不到了，因为她已习惯于支配男性，而这样一来他们的威望便消失了。

当女人开始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时，他们的自负只会降低她对他们的尊重。如果男人在床上想扮演极其野蛮的男性，他就会恰恰由于他装得富有男人气而显得幼稚可笑，而女人则会把眼睛转过去；因为他只能招来那旧有的阉割情绪，他父亲的幽灵，或某些这样的幻象。情妇拒绝屈服于情人的任性行动，并非总是出于自尊：她很愿意和正在经历生活真正时刻的成年男人交往，而不愿意和给自己讲故事的小男孩来往。母性的顺从，不论是令人烦恼的还是被纵容的，都不是她所梦想的退让。她也会不得不满足于荒诞的游戏，假装认为自己是在受支配和奴役的，或者她也会去追求应当“优越”的男人，希望找一个主人，或者她也会变得性冷淡。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两个伙伴认为彼此是平等的，就可以避免虐待和被虐的诱惑；如果男女两个人都有一点节制和某种慷慨，胜利和失败的想法就会云消雾散：爱情行为就会变成自由交换。但荒谬的是，要承认异性个人是一个平等的人，女人要比男人困难得多。正因为男性等级具有优越地位，有相当多的女人作为个人才能在感情上受到男人的尊重：爱一个女人是件很容易的事。首先，女人可以把情人引入一个有别于他自己世界的世界，一个他和她共同探索的世界；她至少会有那么一会儿使他神魂颠倒、快乐无比。其次，由于她的受限制和依附的处境，她的所有优点似乎都是很高的成就和胜利，而她的过失则是可以原谅的；司汤达就赞美德·雷娜夫人和德·夏斯特勒夫人，而不去管她们有极令人厌恶的偏见。如果女人的想法错了，如果她不很聪明，不很精明和不那么有勇气，男人会认为这不是她的责任：

她是受害者，他往往很有道理地考虑到了她的处境。他梦想她以前也许是一个什么模样，她将来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模样：人们可以相信她有任何一种可能性，因为个别地讲她什么也不是。这种空白很快就会让情人对她感到厌倦；但它也是神秘之源，也是魅力，从而在诱惑他的同时让他很容易首先感到一种轻松的爱。

让女人对男人产生深厚的友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他是他让自己所是的那种人，而这又是无可挽回的。他被爱时只能是他所是的那种人，而与他的诺言、他的不确定的前景无关；他要为他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责；对他没有什么可原谅的地方。和他讲交情是不可能的，除非她赞同他的行为、他的主张。如我们所见，朱利安可以爱上一个保皇分子；拉米埃尔式的女人却不可能爱上一个她瞧不起其思想的男人。即使准备妥协，女人也几乎不可能持宽容的态度，因为男人未在她面前展现那童年的郁郁葱葱天堂。她在这个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上碰到了他：他来到时仅仅带着他的自我这份礼物。他是自我封闭的、明确的、果断的，所以他不会做白日梦；他讲话时人们必须洗耳恭听。他认真对待自己：如果他是无趣的，他就会令她感到厌烦，他的存在对她就会是一种沉重压抑。只有很年轻的男人才可以具备平易近人的令人惊叹的品质；一个人可以在他们身上寻求神秘的承诺，可以替他们辩护，也可以怠慢他们：这就是成年女人发觉他们极有诱惑力的一个原因。至于他们，难办的是他们通常更喜欢年轻的女人，30岁的女人被抛给了成年男性。固然她在他们当中会碰到某个不会冷落她的尊重和友谊的人，但是如果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傲慢，她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当她期待出现一次不但涉及到她的身体，也涉及到她的心灵的恋爱或冒险时，问题在于如何找一个她能够与之平等相待、并且他也不自视优越的男人。

人们会说，女人一般不会如此小题大作；她们一旦抓到机会便不会问自己太多问题，况且用她们的自尊与肉欲也可以把问题应付过去。这非常正确。但是，说她们内心深处理藏着许多并不总是和男人相对应的失望、羞辱、遗憾和怨恨，这也同样是正确的。从一次多少不令人满意的恋爱中，男人肯定会得到性快感这种好处；而女人却完全可能根本没捞到任何好处。即便是冷淡的，她在那关键时刻也会把自己斯文地引人拥抱，有时只是因为发觉情人是性无能的，而她自己又是有失体面的，才显得滑稽可笑。如果除了她没有得到满足，一切都进展顺利，那么她便会觉得自己“被用过了”，“发挥过作用了”。如果她得到了充分的快感，她就会希望延续这种事。她在说自己独身冒险无非是想让快活有保障时是不很真诚的，因为她的快活远没有带来解救，而是把她和那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离异就算是好说好散，也会给她造成伤害。很少听到女人亲切地提起以前的情人，而男人亲切地提到他以前的情妇这种事却要多一些。

性爱的独特性质以及自由生活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把女人逼向了一夫一妻制。然而不论私通还是婚姻，其同事业的协调对于她远不如对男人那么容易。有时她的情人或丈夫让她放弃事业，而她如柯莱特笔下的瓦加邦德那样犹豫不决，既渴望男人热情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又害怕被婚姻束缚住。她若是屈服了，就又会成为附庸；她若是拒绝了，就会让自己受到毁灭性孤独的惩罚。今天男人通常愿意让他的伙伴继续去做她的工作；柯莱特·伊韦的小说，虽然描写了年轻女人为了安宁和家庭而不得不牺牲了她们的职业，却是相当过时的；共同的生活对于两个自由人是一种丰富，每一方都会从对方的职业中得到对自身独立性的保障。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奴役中给解放出来，而这种奴役是她自己所受奴役的代价。如果男人是体贴入微的、心地善良的，这样的情人们或夫妻就会有一种不斤斤计较的宽宏大量，从而会达到完美的平等状态。甚至男人也可能扮演忠实仆人的角色；所以对乔治·艾略特来说，刘易斯创造了通常妻子在太上皇般的丈夫周围所创造的那种有利气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妻子在维持着家庭和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男人看来，自然应当让妻子操持家务，由她独自去承担照料抚养孩子的任务。独立女人自己也认为，结婚以后她必须承担这些义务。她不愿意觉得她的丈夫被剥夺了假如他和一个“真正女人”结婚本来可以得到的种种利益；她希望干得漂漂亮亮，做个好主妇，做个有献身精神的母亲，和传统妻子没有什么两样。这个任务很容易压倒一切。她承担它既是出于对她伙伴的尊重，也是出于对她自己的忠实，因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想十分忠实地对待自己的女人命运。她既要成为丈夫的替身，又要成为她自己；既要承担照料他的任务并参与他的成功，又要关心她自己的命运——有时更多的甚至是这种关心。由于是在尊重男性优越地位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她现在仍可能认为应当把男性摆在首位；有时她担心如果她要求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会毁掉自己的家庭；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谦让这两种欲望之间，她左右为难，终于被分裂了。

然而，女人从她的低下地位也可以得到好处。既然从一开始她就不像男人那么受命运的恩宠，她就会认为她apriori［先验地]不该为他发生的事情负责；她没有义务赔偿社会不公造成的损失，也没有人要求她这么做。好心的男人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尊重女人，因为他比她们更受命运的恩宠；他会让自己受自责和怜悯的牵制，所以他有变成正因为被解除了武装才如吸血鬼似的紧紧贴住不放的女人的猎物的危险。女人若是获得男性的独立地位，便会拥有很大特权去继续维持她和这些人的性生活：他们本身在行动上是自主的、有效的，他们通常不会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角色，不会由于自己的软弱和迫切要求而束缚她的手脚。但是女人实际上很少能够和她的伙伴建立自由的关系；她本人通常制造了他并不想加诸于她的束缚：她以[私通女人〕、恋爱女人的态度去对待他。

经过2O年的等待、梦想和希望，少女已经助长了解放的救世英雄神话，因而就是她通过工作所赢得的独立，也无法消除她想光荣退让的欲望。她只有受到和男孩子完全相同的教育，才能够轻易克服她的少女自恋；但实际上，她把整个少女时代都倾向于的这种自我迷信延续到了成年生活。她把职业成功当做丰富自我形象的资本来利用；为了揭示和神化她的价值，她觉得要取得上苍的见证。她即便在日常生活评价男人时是个严厉的法官，也还是崇敬男人，只要能碰见他，她随时准备屈膝跪拜。

得到神的辩护要比努力自我辩护容易一些；这个世界促使她认为得到拯救是可能的，而且她也更喜欢这样认为。有时她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仅仅做个〔私通女人〕；她更经常想搞折衷；但盲目崇拜的爱情所意味着的退让爱情是毁灭性的；它占据着每一种思想、每一分钟，它是纠缠不休的、专制的。如果碰到职业挫折，女人会热情地到爱情中去寻求庇护；

于是她的挫折便表现在伤害情人的争吵和要求上。但是恋爱的烦恼根本不会增加她的职业热情；相反，她会对阻止她走上伟大爱情这条高尚道路的生活感到不耐烦。一个10年前在一家妇女政治杂志工作的女人对我说，她们在办公室很少谈政治，却不停地议论爱情：这个抱怨男人只爱她的身体，忽视了她杰出的智慧；那个哀叹男人只欣赏她的头脑，忽视了她身体的扭力。在这里问题依！日是，女人要像男人那样去爱——就是说，自由地、使她的存在（being）无可置疑地去爱，就必须把自己看做和他平等的人，并使这一点成为具体的事实；

就必须同样毅然决然地投入她的事业。但是，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在今天还不常见。

有那么一种女性功能，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予以履行，这就是母性功能。在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采用了避孕技术，女人至少可以随意拒绝履行母性功能。我们已经看到，在法国她常常被迫去做痛苦而价格昂贵的堕胎手术；否则就会发现，她自己要为一个可能会毁掉她职业生活的、她所不想要的孩子负起责任。如果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是因为，反过来讲，习俗不允许女人随意生育。未婚母亲是本社区的耻辱，而且非法出生也是孩子的污点；除非接受婚姻枷锁或失去等级地位，否则几乎没有人能变成母亲。如果说人工授精的想法让女人感兴趣，那不是因为她们希望避免和男性性交，而是因为她们希望自由地履行母性功能最终为社会所接受。此外还必须说，虽然托儿所和幼儿园提供了方便，但有了孩子仍足以彻底麻痹女人的主动性；只有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朋友或佣人，她才能够继续工作。她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不育，这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挫折，要么承担起责任，这几乎和事业势不两立。

所以今天独立女人在职业兴趣和性生活之间左右为难；维持两者的平衡对她来说是很难的；如果要维持，她就须付出代价，作出让步和牺牲，要去走钢丝，而这些又要求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应当从这里，而不应当从生理学资料，去寻找在她身上经常可以观察到的神经质和脆弱的原因。很难确定女人的身体结构在何种程度上给她带来了不利。比如有人经常调查月经所引起的干扰，通过出版活动或其他活动业已成名的女人，似乎对它并不很重视。难道她们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每月一次的不适并不那么严重？或者相反，人们也许会问，她们的这种优势是不是因为她们选择了积极向上的生活？女人的自我关注很容易加重这种不适。

搞体育运动和其他积极事业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么容易感到不适，因为她们对不适几乎不介意。当然也有机体上的原因，我就看到过有些精力极其旺盛的女人，每个月来月经时要在床上躺上一天，倍受煎熬；但这种困难未能阻止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功。

我深信给女人造成过分沉重负担的不适和疾病，基本上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妇科医生的确这样告诉过我。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道德压力，由于她们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矛盾中的挣扎，她们常常苦于自己的力量有限。这并不是说她们的疾病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些疾病和它们所表现出的处境都同样是真实的、有破坏力的。但是这种处境并不取决于身体，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所以，当工作女人逐渐有了她应当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给她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反，工作将会改善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对这一状况不断地给以关注。我们在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据此大胆设想她的未来时，不应当忽略这些事实。她是在精神倍受折磨的处境中，是在女性气质所隐隐赋予她的个人负担下，从事一种职业的。

此外客观环境也对她不利。让一个新手去尝试开辟通往充满故意的或至少是满怀狐疑的社会的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莱特在《黑孩子》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他的种种抱负从一开始就受阻，他所作的斗争仅仅是把自己提升到开始提出白人问题这个层面上。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通过自己的经历以及周围黑人的经历，也发现了和女人相似的问题。

女人在实习时就开始发现自己处在低劣地位上，这一点在谈及少女时已被强调，但现在有必要更准确地予以说明。在她读书学习时，在对她的前程具有决定性的那几年，女人很少直截了当地利用她的机遇，因而后来常因为有一个很糟糕的起点而处于不利地位。实际上，我说的那些冲突在18岁到20岁之间，就是说，在对她的职业前程最为关键的那段时间，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不论女人同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是已经结婚，她的家人都很少像尊重男人的工作那样去尊重她的工作；他们会硬塞给她义务和任务，会侵犯她的自由。她自己仍深受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尊重长辈所确认的价值，为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梦想所缠扰；她发现很难把她过去的遗产和她未来的利益协调起来。有时她公开放弃她的女性气质，在贞洁、同性恋和攻击性的悍妇态度之间犹豫不决；她衣着简陋或穿男式服装；这时她会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挑衅、做戏和发怒上。她更常想强调她的女性气质：她卖弄风情，她参加社交，她打情骂俏，她落入情网，她在被虐和攻击之间摇来摆去。她以各种方式扪心自问、自寻烦恼、分散自己的精力。单单是这些外部活动就足以阻止她一心一意地从事事业；她从事业当中得益越少，就越想放弃事业。

令以自立为目标的女人感到极其沮丧的是，和她地位相似。最初有着同样处境和同样机遇的其他女人，竟然过着寄生生活。一个男人可能会对特权者产生怨恨，但他和他那个阶级休戚相关；从整体上来说，那些以相同机遇开始的男人，达到了近乎相同的生活水平。而有相同处境的女人，由于男人这个中介，却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舒舒服服的已婚的或被人供养的女友，对打算依靠自己成功的女人是一种诱惑；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在自讨苦吃，竟走上了最难走的道路；每当遇到难处，她就不知道走另一条道路是否会更好一些。“这时我就会想，我只能靠自己的头脑去获得一切！”一个年龄很小的穷困潦倒的学生对我说，仿佛被这种想法弄得目瞪口呆。男人在服从专横的必然性，女人则在不断地重申她的意图。她前进时不是死死盯着前面的目标，而是向四周左顾右盼；她的步态也是怯懦的，摇摆不定的。

她越是显得要靠自己的努力向前走（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她的其他机遇越是会消退；她一旦变成学者、有头脑的女人，就会在一般男人面前失去吸引力，或者由于过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让她的丈夫或情人蒙受羞辱。于是她不但愈发热衷于炫耀优雅、卖弄风情，还不得不去限制自己的报负。对于有一天会从自我关注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对于若是这样关注一段时间就会丧失希望的担心，会联合起来阻止她完全彻底地致力于她的学习和事业。

只要女人还希望做一个女人，她的独立地位便会引起自卑情结；另一方面，她的女性气质还会使她对她的职业前程产生怀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14岁的女孩子们对调查人员声称：“男孩子比女孩子强；他们是更优秀的工作者。”少女深信她的能力有限。由于家长和老师都承认女孩子的水平低于男孩子，学生们也容易产生这种看法；事实上，尽管课程的设置是一样的，法国中学女孩子的学习成绩，还是要比男孩子低许多。姑且不去说某些例外，就说女生班全体学生的哲学成绩就明显低于男生班。大多数女生不打算继续完成她们的学业，所以学得很肤浅；另一些人则缺乏竞争刺激。在还算容易的考试中，她们的不及格还不太明显，但在需要认真对付的竞争性考试中，女生便会意识到她的弱点。她不是将此归咎于她的训练平平，而是把这归咎于她女性气质的不公正诅咒；她对这种不平等所采取的听天由命态度加深了不平等的程度；她认为她的成功机会只能在于忍耐和实用；她决意尽可能地节约时间和体力——这无疑是一个很糟糕的计划。

功利主义的态度对于只要求少量的创造力和独创精神，以及只要求某些难得的雕虫小技的学习和职业来说，尤其是灾难性的。讨论、课外读物、散步时的自由遐想，即使对于翻译希腊文，也能够比令人厌倦的复杂晦涩的句法要有用得多。由于被尊重权威和博学的负担所压倒，她的眼光受到迂腐的障眼物的限制，过于一丝不苟的学习，钝化了她的批判意识和她的智慧。她有条不紊的渴求给精神造成了紧张和疲劳。例如，在学生准备应付塞夫勒考试的那些班级，那里所笼罩的令人窒息的气氛，阻断了一切有点生活味道的个人兴趣。应考的学生，除了想逃出她自己制造的牢笼，没有任何别的愿望；一旦合上书本，她的脑子里便会想着完全不同的题目。那种把学习和消遣结合起来的丰富时刻，那种思想冒险呈现出生活热情的丰富时刻，是她所不知道的。她的任务所具有的那种徒劳无益的性质把她弄得垂头丧气，所以她越来越感到没有能力圆满地完成这些任务。我记得一个准备应付教师考试的女生，在谈到对男女生都开放的哲学竞争性考试时说：“男孩子一二年就能成功；我们则起码需要4年。”另一个女生听说要读一本论康德的书，作者列在必读书目上，就抗议说：“那本书太难读懂了；那是给男生看的书！”她仿佛认为，女人以低分也可以通过竞争性考试。持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战自败，就等于把一切胜利的机会让给了男人。

由于这种失败主义，女人很容易满足于中等成功；她不敢把目标定得太高。她以敷衍态度从事职业，所以很快就会对她的报负加以限制。在她看来，她能自谋生计就算够可以的了；

她可以和其他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一个男人。继续保持独立的愿望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固然令她感到自豪，但也让她精疲力竭。在她看来，当她已经决定做某事时，她做得已经够多的了。“对于女人来说，能那样就不算太坏了，”她想道。一位从事不寻常职业的女人有一次说：“要是我是个男人，我就会认为必须爬到顶峰；但我是法国唯一有这种地位的女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种节制当中存在着谨慎。女人担心，要是再走远一点，她会不堪重负。

必须指出，独立的女人一想到人们不信任她，便会深感不安，这是有情可原的。按常理来说，优越等级的人们总是对来自于低劣等级的人怀有敌意：白人不会到黑人医生那里去就诊，男性也不会去找女大夫看病；但是，低劣等级的人们，由于染上了他们特有的自卑感，由于对同类中某个升到他们通常命运之上的人往往充满了怨恨，也会宁可求助于主人。尤其是深深崇拜男人的大多数女人，更会急于去找男医生、男律师、男经理。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服从女人的命令。她的上司即使对她评价很高，也永远会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她；当一个女人即使不是个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女人必须赢得最初所没有给予她的信任，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她不得不去证实自己。人们说，如果她货真价实，就会经得起检验。但是货真价实不是既定本质，而是成功所产生的结果。一个人在面对针对他的偏见时所产生的沉重压力感，只有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够对战胜偏见有所帮助。最初的自卑情结，通常会导致以自命为权威的浮夸形式表现出来的防御性反应。

例如，大多数女医生不是太有权威风度，就是太没有权威风度。如果任其自然表现，她们会失去控制，因为她们的整个生活都使她们倾向于诱惑，而不是倾向于命令；病人若是喜欢受支配，就会对只得到平淡无奇的劝告感到失望。女医生一旦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使用严厉的语调、命令的口吻；但那时她仍然缺乏坦率的好性格，而这种性格是自信的男医生的勉力所在。

男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权利；他的顾客相信他有能力；他能够行动自如，于是他给人留下了一贯正确的印象。女人没能产生这种安全感；她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她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她太看重这样做了。在商务和管理工作中，她明明白白地、小题大作地、迅速地表现得富有攻击性。她和在学习时一样缺乏轻松。锐气和鲁莽。她在努力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十分紧张。她的主动性是挑战和自我肯定的继续。这种重大缺憾是由于缺乏自信引起的：主体不能够忘掉他自己。他不能勇敢地追求某个目标：他宁愿以现成的方式取得成功。在向目标勇敢挺进时，一个人可能会有失望的危险，但也可能会获得出乎意料的结果；谨慎注定要受到中庸的惩罚。

我们很少碰到独立女人有冒险的爱好，有为体验而体验的爱好，或者有无私的好奇心；

她就像其他女人希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小窝那样，希望“有一个事业”；她依旧受着男性世界的支配与包围，她不能大胆地突破它的藩篱，也不能热情地专注于她的设计。她仍把她的生活视为一种内在的事业，所以她的目标不是指向客观存在，而是通过客观存在指向主观成功。

例如这样的态度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在美国女人当中；她们喜欢有工作，以向自己证实她们完全有能力干好工作；但是她们对工作的内容却不那么关心。女人同样有一种过分看重微小挫折和一般成功的倾向；她爱虚荣，所以时而垂头丧气，时而又趾高气扬。当成功在预料之中时，尚可以冷静对待；但当成功一直被认为是无法取得时，它则变成了令她陶醉的伟大胜利。

正文 -2

女人之所以昏昏然自以为了不起，得意洋洋地炫耀最徽不足道的成绩，其原因就在于此。她们永远在回首顾盼自己已经走了多远，而这中断了她们的行程。按照这种程序，她们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但不会有伟大的成就。此外还必须指出，许多男人除了有平凡的职业也一无建树。只是在把男女当中的最优秀者加以比较时，我们才会觉得女人落在了后面（除了少数例外）。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经过充分阐述的，决没有拿本来作抵押。就作出伟大成就而言，今天女人所主要缺乏的是忘掉自我；但是，一个人要做到忘掉自我，就必须首先坚信他在现在和未来能够发现自我。由于刚刚步入男人的世界，被男人可怜地置于第二性的地位，女人仍然在十分忙碌地寻找自我。

有一类女人，以上的评论对她们并不适用，因为她们的职业不但丝毫没有妨碍肯定她们的女性气质，反而使这种气质得到增强。这些女人通过艺术表演，超越了自己的既定特征；

她们是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3个世纪来，她们几乎一直是唯一可以在社会上坚持具体的独立性的女人，而如今她们在社会上仍具有特权地位。以前，女演员被逐出教门，可是这种极其严厉的做法，却始终认可她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她们近乎风流，和高级妓女一样在男人的陪伴下虚度大量时光；但她们以自己的工作谋生，在工作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因而逃避了男人的束缚。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她们的职业成功——和男人的职业成功一样，有助于她们获得性的价值；她们在获得自我实现的同时，在证实自己是人的同时，把自我实现为女人：她们不会在相互矛盾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相反，她们通过职业证实了她们的自恋是有道理的；打扮、对美容的关心、魅力是她们职业责任的一部分。对迷恋于自我形象的女人来说，只要展露一下她是什么，就可以做事，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满足。如乔吉特·勒布朗所说，这种展露要有足够的研究和技巧，才可以显得替代了行动。伟大的女演员还会把目标定得更高：她要通过表现既定存在，去超越这一存在；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和创造者，因为她在把意义赋予世界的同时，也把意义赋予了她的生活。

这是一些罕见的优势，但里面也藏着陷阱：女演员一旦不再把她的尽情自恋和她的性自由，与她的艺术生活结合为一体，便会极为经常地陷入自我崇拜或风流韵事之中；我已经说过，那些徒有虚名的艺术家们通过电影或舞台所追求的只是让自己成名，以作为在男人怀抱中加以利用的资本。同职业所要冒的风险和各种真正工作所含的约束相比，男性的资助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十分诱人的。对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孩子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向往，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同想成功的意愿协调起来。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崇拜感经常限制她的演员成就；她会对她的纯粹表演价值产生许多幻觉，以至觉得认真工作是无用的。她最关心的事是让自己抛头露面，从而牺牲了角色，把角色变成了戏剧化的大吹大擂。她还缺乏忘却自我的博大胸怀，这使得她失去了超越自我的可能；如演瑞、杜丝那样的艺术家实在少见，她们避开了这样的暗礁，把她们的人身当做艺术工具，而不是把艺术看做她们自我的仆人。

而且，在拙劣女演员的私生活中，她也会增大一切自恋的缺点：她会把自己表现成是爱虚荣的、爱发脾气的、爱做作的；她会把整个世界都看做舞台。

今天，表演艺术不是向女人开放的唯一艺术；许多女人还参加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

女人的处境使她很容易通过文学艺术去寻求拯救。由于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不是根据其一般形式，而是根据她的特殊观点来观察这一世界。对她来说，它不是工具和概念的堆积，而是感觉和感情的来源；事物当中所无缘无故存在的隐蔽因素，使她对事物的质发生了兴趣。

由于持否定和拒绝的态度，她无法专注于现实，于是她用言语来对它表示抗议。她通过自然去寻找她灵魂的形象，她希望获得她的存在（being）——但她注定会受挫；她只有在想像领域才能够将它恢复。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此外，人们也都知道她是个喋喋不休和粗制滥造的作家；她通过谈话、书信和私人日记吐露心迹。如果她有一点报负，人们就会发现她在写回忆录，在把她的传记变成小说，在用诗歌抒发她的感情。她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这对从事这类活动十分有利。

但是，使女人转向创造性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是一个她往往无法越过的障碍。当她仅仅为充实她的时间空虚而决定去绘画或写作时，画画和写文章将被当做凭空想像出来的工作来对待；她不会为它们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它们也不会有多少价值。女人经常在停经时决定拿起画笔或钢笔来，去弥补生存中的缺憾；但这时已经为时相当晚了，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即便开始得很早，她也不会把艺术视为严肃的工作；她已经习惯于懒散，在她的生活方式中从未感到过严格约束的必要性，所以她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可能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技术。她不得不对根本不会问世的，必然经历上百次失败、又上百次从头做起的作品，徒劳地进行孤独的探索；当她学习取悦于人时，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玩弄阴谋，所以她现在希望用些手段来达到“勉强及格”。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就明确承认说：“是的，我画画时确实没有下苦功。我到今天才看出我在行骗。”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她自命为美术研究者，用一套画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坐在画架前面时，目光从白色的画布上漂移到了镜子上；但那一束花，那一盘苹果，不会自己出现在画布上。当坐在桌子旁边，脑海里反复构思模糊不清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女人很容易俨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她还必须真实地在白纸上写出黑字，还必须让这些字在别人看来也是有意义的。于是西洋镜被揭穿了。为了取乐，可以制造海市蜃楼，但艺术工作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象；为了塑造它，一个人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

柯莱特并非仅仅因为她的天赋和气质才成为伟大作家的；她的笔常常是她谋生的工具，而且她也只能用笔去写出艺术家希望用他的工具创作出的好作品。在写《克洛迪娜》和《生日》时，她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这一转变极其雄辩地证明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严格训练是有益的。然而，大多数女人都没有认识到她们所沟通的欲望提出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她们的懒惰。她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既定的，认为她们的优点是来自于内在的优美，而不是认为价值是通过征服取得的。为了诱惑，她们只了解自我表现的方法；所以不论她们的魅力是否起了作用，她们都没有干预其成败。她们假定，依此类推，表明一个人是什么，这对表现和沟通就足够了；她们在推敲自己的作品时，不是靠努力思索，而是靠自发性；

写作或微笑对她们全都无所谓；反正成功要么会来，要么不会来。她们如果很自信，就会认为那书或画很容易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如果很胆怯，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都会让她们垂头丧气。她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可以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认为错误是无可挽救的灾难，就和畸形似的。这就是她们常表现得十分暴躁的原因：她们承认错误时恼怒而沮丧，没有从中接受有益的教训。

不幸的是，自发性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唾手可得：这种司空见惯的自发性的荒谬之处（如波朗在《塔伯之花》中所说的）在于，它常和对主观印象的直接描述混在了一起。所以，在自命为作家并认为她在原原本本地、不考虑他人地描述她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形象的那一刻，她实际上所做的只不过是再度编造迂腐透顶的陈词滥调。如果有人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会感到吃惊；她会烦躁不安，把笔扔掉；她无法理解，读者怎么会用眼睛和深人心灵的思想去阅读，全新的表现又怎么会引起许多可爱的回忆？

如果在自己的头脑中能把这些回忆搜索出来，并用给人以极其生动印象的语言加以表现，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天赋。我们羡慕柯莱特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不会在任何男作家身上碰到；但我们所关心的是她那深思熟虑的自发性——虽然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她保留了她的某些素材，总是有意地放弃了其余的素材。业余的女作家不是把语言看做是人际沟通的一种方式，感染他人的一种手段，而是看做是直接揭示她自己情感的一种途径；在她看来，选择和删除就是遗弃她自己的一部分；她不希望牺牲掉自己所写下的任何词句，因为她所是的那种人使她感到愉快，还因为她不希望变成任何其他种类的人。她的不结果的虚荣心来自于这一事实：她十分喜欢她自己，不敢去剖析她自己。

所以，这群玩弄艺术和文学的女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坚持到底；有些人即使越过了第一道障碍，也往往会在自恋和自卑情结之间继续左右为难。无法忘却自我，是一种缺憾，它压在她们身上时，会比压在其他职业妇女身上时更沉重。如果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抽象地肯定自我，是满足于表面成功，她们就不会专注于世界，因而她们也就不能通过艺术去改造世界。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决定去绘画是因为她想成名，而她想成名的魔念又使她隔绝于现实。她其实并不喜欢绘画：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她的报负和空洞梦想不会向她揭示色彩或画面的含义。女人不是慷慨地献身于她所从事的工作，而是过于经常地认为工作只不过是对她生活的装饰；书画仅仅是她公开展露主要的现实——她自己的自我的某些次要手段。而且，只有她自己的自我，才是她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有时是唯一的）问题：维热-勒布伦夫人不倦地把她甜蜜的母性放在画布上。女作家会不断地说到她自己，即使是在谈论一般问题的时候，于是，一个人在没有读到作者的体型和肥胖程度时，是不可能知道她对自己的发色、她的性格特征所做的戏剧性评论的。

当然，这个自我并不总是可惜的。几乎没有哪种书能比某些忏悔性的作品更感人的了，但它们必须真诚，作者必须有东西可忏悔。女人的自恋使她贫乏，而不是使她丰富；由于除了自我关注她什么也没有做，她消灭了她自己；甚至连她的自爱也是固定不变的：她在作品中所揭示的不是她真实的体验，而是用陈词滥调树立起来的想像中偶像。人们不会责怪她像贡斯当或司汤达那样，把自己投射到自己的小说里；但麻烦的是，她太经常把自己的历史视为无聊的童话了。少女借助于想像，向自己隐瞒了其残酷令她感到恐惧的现实，但可悲的是，当逐渐变成女人时，她仍然把世界、她的特性以及她自己笼罩在诗一般的迷雾中。当真相认掩饰下显露出来时，有时收到的效果会极其令人愉快；但是，《灰尘》和《永恒的宁芙》这类无聊的逃避现实的小说又何其多也！

女人想逃避这个常让她感到受轻视、被误解的世界是十分自然的；令人遗憾的只是，她不敢像热拉尔·德·内瓦尔、埃德加·爱伦·玻之类人物那样大胆地逃走。她的胆怯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取悦于人是她第一要关心的事；她还常常担心，仅仅由于从事写作这一事实，她就会成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女学者”这个词虽然陈！日，但仍有可恶的言外之意；

况且她还没有勇气做一个令人不快的作家。一个有独创精神的作家永远会让人感到震惊，永远会受人诽谤，除非他死了；新事物总会引起不安和反感。女人还会对得到思想界、艺术界即男性世界的承认又惊又喜。她的行为极其谨慎，唯恐乱了阵脚，唯恐受到调查，唯恐被人戳穿；她觉得她应当通过朴实高雅的格调，去求得对她在文学上自命不凡的原谅。她保证保持一致有可靠的价值；她准确地赋予文学以人们期望于她的个人风格，用精选出来的优美、做作和雕琢的词句，提醒我们注意她是一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她擅长于创作畅销小说；

但我们不应当期望她会在陌生的道路上去冒险。

并不是说这些独立女人在行为或感情方面没有独特性；相反有些人实在是太独特了，以至应当把她们给关起来；总之，她们许多人会比她们拒绝接受其约束的男人更古怪、更反常；

但她们把奇特的天才用在她们的生活方式上，用在她们的高谈阔论上，用在她们的书信来往上；她们若是从事写作，就会对文化世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于是她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去说。另一方面，若是女人愿意按照男性的方式去推理和表达自己，她便会一心想窒息她本来就有理由不相信的独特性；她和女学生一样，也容易变得谨慎和迂腐；

于是她会去模仿男性的严密和气魄。她可以变成优秀的理论家，可以取得名副其实的能力；

但她将不得不放弃她身上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有些女人是疯子，有些女人则有健全的理性，但谁也不会既有那种疯狂，又有那种我们称为天才的理性。

最重要的是，这种有节制的理性至今仍在限制女性的才能。许多女人一直在逃避，而现在则越来越逃避自恋和虚假魔力所设下的陷阱；但是，从未有人完全蔑视过谨慎，试图出现在既定世界之外。首先，当然有许多人只是在原封不动地接受社会；她们是资产阶级的杰出女诗人，因为她们是这个面；临威胁的阶级当中的最保守成分。她们用精选出来的词汇，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文明加以提炼；她们赞美中产阶级的幸福理想，用诗一般的斑斓色彩去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她们特意安排了冠冕堂皇的神秘说教，目的在于说服女人“保持女性气质”。古老的房子、羊圈和菜园。个性突出的老人、淘气的孩子、洗涮、腌制、家庭聚会。

化妆品、客厅、舞会、不幸却又是典型的妻子、奉献与牺牲的妙处、有点不满却又是十分快活的婚爱、少女时代的梦想、母性的听天由命——这些都是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斯堪的那维亚小说家们早已用尽的主题；她们就是这样赢得了名和利，但肯定没有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更为有趣的是，叛逆的女性已经在向这不公正的社会挑战；抗议的文学可以孕育出真诚而有力的作品；基于反叛心理，乔治·艾略特详细而戏剧性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场景；尽管如此，如弗吉尼亚·沃尔芙让我们看到的，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为了摆脱表面的束缚，仍不得不消极地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以至她们在到达具有远见卓识男作家的始发阶段时，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她们再也没有剩余的力量去利用她们的胜利，也没有去破坏阻止她们前进的一切规则。例如，我们在她们身上既不会发现司汤达那样的讽刺和轻松，也不会发现他那种沉着与真诚。此外，她们也不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之类作家的那种丰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行军途中》虽然辉煌，却仍不可以和同日而语的原因一呼啸山庄》尽管宏伟，却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广阔的视野。

今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暴露这种依附本身就是解放；目光敏锐的玩世不恭是对屈辱和羞耻的防御，因此这是初步表现出来的增越。通过追求目光敏锐，女作家正在为妇女事业进行着重要服务；她们虽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服务于这项事业仍是太关注了，以至对极为广阔的世界未能采取无私的态度。当她们揭去了幻觉和欺骗的面纱时，她们认为自己做得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消极的大胆仍会使我们面对着一个谜，因为真相本身是模棱两可的、高深莫测的、神秘的：一旦要予以陈述，就必须通盘重新考虑、重新塑造。这一切完全是为了不受愚弄，但到那时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女人驱除幻想的勇气已经衰竭，她惊恐地停留在现实的门槛上。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例如真诚迷人的女性自传存在；但是没有一本可以同卢梭的和司汤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相比。我们依然太热衷于看清事实了，以至不想透过黑暗，超越具体描述的范围。“女人决不会超出表象，”有位作家对我说。这非常正确。她们对有可能探索这个世界的现象仍在感到惊讶，所以她们—一清点这些现象，而不是尝试发现其意义。有时她们擅长于观察事实——已知的事物。她们可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记者；例如没有哪个男记者能超过安德烈·维奥丽丝在印度支那和印度作的采访报道。女人能够描绘气氛和人物，能够指出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能够让我们同样感到他们内心的隐隐骚动。维拉·凯瑟、埃迪丝·华顿和多萝西·帕克，都是以清晰而敏感的笔触描写人物和风土人情的。她们所塑造的男主人公很少如希思克利夫那么令人信服：她们对男人的认识仅仅限于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她们往往善于描绘她们自己的内心生活、她们的体验、她们自己的世界；她们虽然注意隐蔽的事物本质，迷恋她们自己的奇特感觉，但依旧热情地用耐人寻味的词句和世俗的形象比喻，去表达她们自己的体验。她们的词汇常比她们的句法更引人注目，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她们未能追求典雅的抽象，但作为补偿，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大自然是她们最喜欢探索的领域之一。对少女来说，对尚未完全退让的女人来说，大自然意味着女人本身对于男人所意味的东西，即意味着她自己和对她的否定，一个王国和一个流放地；佯装他者的一切。正是在谈到荒野和花园的时候，女小说家才会极其亲切地向我们揭示她的体验和梦想。她们许多人把奇迹般的生命力和季节封闭在水盆里，花瓶里，花圃里；

其他人虽然没有把植物和动物给关起来，但通过柯莱特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种充满爱心的密切观察，仍竭力让它们属于她们自己。其实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正视自然中的非人化的自由，试图去破译它的外来含义，热衷于与这个他者的存在结合起来：除了埃米莉·勃朗特。

弗吉尼亚·沃尔芙和玛丽伟伯偶尔为之，几乎无人沿着卢梭所开辟的道路去冒险。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横跨既定存在、探索其神秘度的女人是屈指可数的：只有埃米莉在向死亡发难，只有弗吉尼亚·沃尔芙在对生命提出质疑，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不很经常）在对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表示怀疑。任何女人都未能写出过或《智慧七柱》那样的作品。女人没有去争取人的处境，因为她们还没有接受它。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既缺乏超自然的反响，也缺乏愤懑；她们没有顺便去理解一下世界，没有向它提出问题，没有暴露其矛盾：她们对待它仿佛是太认真了。应当说，多数男人也有这种局限性；当我们把有成就的女人同极少数应当称为“伟人”的男性相比时，她就显得平庸无奇了。并不是特殊的命运在限制她：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未曾达到过（暂时还根本不可能达到）最高的顶峰。

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造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一个人要有这种报负，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接受他是一个有自由的人的这种地位。教育和习俗强加给女人的种种束缚，正在限制着她对世界的把握；当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斗争过于艰巨时，无疑人们会脱离这种斗争。目前，如果有谁想去尝试重新把握这一斗争，谁就必须首先从这一斗争进入一种主权者的孤独状态：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的实习。

我所渴望的是，[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写道，能够自由地去单独散步，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能够自由地坐在蒂莱里埃花园的长椅上。没有这种自由，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你被某人陪伴着时，当你必须等待你的伙伴、你的家人时，你认为你能够利用你所见到的事物吗？！……这是起码的自由，这是没有它你便不能认真而成功地做点重要事情的自由。由于那种愚蠢而持续的压抑，思想被戴上了锁链……这足以使你的双翼下垂。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做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单靠培养还是不够的——就是说，只靠把办展览、搞点资料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文化只能通过自由的超越行动来加以理解；

即，自由的精神即使再丰富，也必须把自身投向虚无的天国并在那里住下来；但是如果有上千种束缚把它留在地面，它的强烈冲动便会受到破坏。今天，少女固然可以单独出门，到蒂莱里埃花园去闲逛，但是我已说过，街头对她充满敌意，到处都是想图点什么的目光和动作；

如果她闲逛时粗心大意、心猿意马，如果她在咖啡馆门前点上一支香烟，如果她一个人去看电影，马上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她只能靠衣服和礼貌去引起尊重，但是这种偏见也牢牢地把她固定在地面上和她自己那里，“使你的双翼下垂”。t·E·劳伦斯18岁那年独自骑自行车到全法国长途旅行；任何少女都不会被允许参加任何这类越轨行动，更不用说像劳伦斯后来那样，在一个半沙漠化的危险国度作徒步冒险了。然而这类体验却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人通过这类体验，在陶醉于自由和发现的同时，也学会了把整个大地都看成他的领土。

由于她的本性，女人在任何时候都被剥夺了学习暴力的权利：我已指出她虚弱的肌肉是何等地使她倾向于被动。当一个男孩子用拳头解决争端时，他会觉得他有能力照料自己；作为补偿，至少应当允许少女知道，当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冒险时，当尝到克服困难的自豪滋味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但是她现在并不完全知道。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当中是孤独的，但她根本不可能作为唯一者和主权者，昂首挺立在世界面前。一切都在影响她，使她困住自己，使她受外在于她自己存在的存在的支配——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她是放弃了而不是坚持了自己的权利。从这点来说，不走运或没有吸引力反倒常常是因祸得福。正是由于孤立，埃米莉·勃朗将才能够写出狂放有力的作品；在和自然、死亡及命运对抗时，她除了自己的资力没有别的靠山。罗莎·卢森堡长得很丑，所以她根本不想沉溺于对自我形象的狂热崇拜，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客体、猪物和陷阱；她从年轻时起就有着完整的精神和自由。即便如此，女人能完全忍受直接面对既定世界这样的痛苦，这仍然十分少见。她处处感到的种种压抑，以及把她压倒的整个传统，使她无法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感，而这就是她平庸的根本原因。

那些被我们称为伟人的男人，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肩负起了世界重任；他们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坏，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一巨大负担。这是任何女人从未做到过的，也是任何女人无法做到的。一个人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认为自己应当为其弊端负责，为其进步骄傲，他就必须属于特权等级；只有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才能通过改造、思考和揭示，去为这个世界作辩护；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并努力给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我们认为极其杰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那些人，已经在打算以他们个人的生存去规定全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凡高怎么可能会生为女人呢？女人是不会被派到比利时的伯杯耐吉煤矿去执行使命的，是不会觉得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是自己的罪过的，是不会想到赎罪的；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画出凡高的《葵花》来。更不用说不准她有这位画家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独，经常出入咖啡馆和妓院，所有这一切都在抚育着凡高的敏感性，同时也抚育了他的艺术。

女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通过怀疑和焦虑永远体会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种痛苦。除了圣·泰丽莎，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完全放纵，让自己在人的处境中度过一生：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当让她立足于世俗等级之外时，她会和十字架的圣·约翰一样感到头上没有天花板的保险。两者都有同一种黑暗，同一种光亮，自我的同一种空虚，上帝的同一种充实。如果每个人都终于可以这样不以两性差别为荣辱，而以拼命争来的生存自由的光荣为骄傲，那么女人将只能把她个人的历史、她的问题、她的怀疑、她的希望，认同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那么她将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谋求揭示整个现实，而不是仅仅谋求揭示她个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为做一个人而斗争，她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问题又是如此，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因而未来基本上仍然是开放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坚持认为女人无“创造性天才”；这一论点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马尔泰·傅雷里夫人的辩护；但是人们会说，她想让她的书成为女性无逻辑性和愚蠢的生动证明，所以她的书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和“永恒的女性气质”概念一样，创造性的“本能”这个概念也必须从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单上划掉。有些讨厌女人的人有点具体地认为，女人由于神经质不可能创造任何值得创造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往往宣称天才都有神经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着缺乏力量，也不意味着平庸。

至于取自于历史的论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的哪些方面应当予以考虑；不能认为历史事实已经确立了永恒真理；正因为这些事实在变化，它只能指明处境实际上是历史的。当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工作）时，她们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天才呢？以前旧欧洲对美国野蛮人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既不能以有艺术家自夸，也不能以有作家自夸。“在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开始生存吧！”杰弗逊有力地回答说。美国黑人对指责他们当中永远产生不出惠特曼或梅尔维尔之类人物的种族主义者，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马拉梅齐名的名字。

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他们是至今仍是可恶的）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

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她的“观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样，因为她只有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才会得到解放；说她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有差别的，说这些差别在何种程度上仍有其重要性——这其实是在碰碰大胆推断的运气。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受着压制并且丧失了人性，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

正文结结论

结论

不，女人不是我们的兄弟；通过懒惰和堕落，我们已把她变成了另一种人，一种未知的人（她除了性欲没有别的武器，而这种武器不但意味着不断争斗，而且也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奴隶用以猜疑，用以崇拜或憎恨的不光明正大的武器），但决不是我们的坦诚伙伴，决不是具有哪种［团结精神〕与和衷共济精神的人。

许多男人仍然会同意拉福格的这番话；许多男人会认为，“争斗和争论”将会永远存在——如蒙田所指出的，并且根本不可能实现博爱。事实上今天男女彼此都感到不满意。但问题是要搞清楚，是否有一种固有的祸根在让他们受相互分裂之罚，或者，让他们对抗的那些冲突，是否仅仅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着种种传说，但生理学命运并没有这样把永久的敌意强加在雌雄两性身上；甚至有名的祈祷螳螂在吞噬它的雄性时，也仅仅是由于缺乏其他的食物和为物种的利益：在一切等级的动物生命当中，所有的个体都在受着这种控制，即受着物种的控制。

而且人类不仅仅是物种，它也是历史发展；它应当取决于它对自身的自然的、固定不变的特征，以及对自身的[人造特征〕的态度。其实，即便是对世界极其没有诚意，也不可能证明存在于人类两性间的对抗，具有名副其实的生理学性质。而且，宁可说他们的敌意可能要划入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中间领域：精神分析学。我们被告知说，女人嫉妒男人的阴茎并希望阉割他；但是，只有在成年女人认为她的女性气质是一种不健全时，对阴茎的这种幼稚欲望，才会在她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而那时她会希望把男性器官当做男人所有特权的象征来加以占用。

我们可以毫不勉强地认为，她的阉割梦想有着这样一种象征性的含义：据猜想，她希望剥夺男性的超越性。

但是，如我们看到过的，她的欲望是十分暧昧的：她希望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拥有这种超越性，这就是说，她既重视它又否定它，既想投身于它，又想把它局限在她自身的范围里。这就是说，这一戏剧性活动并不是在性的层面上展开的；而且在我们看来，性的特征不能决定命运，本身也不能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重要线索，而只能表现它仅仅在帮助决定的整体处境。两性斗争并不直接含有男女人体结构有差别的意味。实际上，当一个人引起这种斗争时，他认为在无始无终的理念王国，永恒的女性气质和永恒的男性气质这两种含糊本质之间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这种重大斗争，相应于两种不同的历史关头，毕竟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

一个被封闭于内在性的女人，也会权力把男人关在那个牢笼中；这样一来，那个牢笼便会和世界混为一体，女人也不会再因为被囚禁在那里而痛苦，因为母亲、妻子和情妇变成了看守。社会根据男人制定的法典宣判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她只有摧毁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够消除这种劣等性。于是她去攻击使她不健全的、对她进行支配的男人，她和他大唱对台戏，她拒绝接受他的真理和价值。但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使她注定是内在的、低人一等的，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错误的选择。它们是硬加在她身上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状态。这一点毫无例外。被看做次要者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树她的主权地位。

今天，这种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女人不是希望把男人囚禁起来，而是努力逃避他。

她不想再把他拖入内在性王国，而是她自己显露出超越性。然而男性的态度却制造了新的冲突：男人不愿意把她松开。他非常乐意仍去做一个主权的主体，绝对的优越者，主要者；他拒绝承认他的伙伴在任何具体方面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她则以进攻性的态度来回答他的不信任。这不再是一个各自在各自范围里的两个人之间的战争问题：要求自身权利的等级从战壕里跳出来，有特权的等级则在进行抵抗。在这里，两种超越在面对面地斗争；自由的每一方都不想承认对方，并都想支配对方。

这另一种态度不但表现在精神方面，也表现在性方面。“女性化的”女人在把自己变成猎物的同时，也想用自己的肉体被动性去降服男人；她在顺从地变成猎物的同时，也在忙于激起他的欲望，以此为手段将他捕入罗网，把他给束缚住。相反，解放型的女人却想成为主动者和占有者，她拒绝接受男人想硬塞给她的被动性。所以，埃丽丝及其模仿者拒绝承认男性那种类型的活动具有价值；她们将肉体置于精神之上，把偶然性置于自由之上，把她们的日常智慧置于大胆创造之上。但是“现代的”女人也承认男性的价值：她为自己以男人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工作和创造感到骄傲；她不是蔑视他们，而是自称和他们是平等的。

就她以明确行动表现自己而言，这种要求是合法的，不过男性的傲慢肯定要为此承担责任。但男人也必然会辩解说，女人常把问题搅得一团糟。一个叫梅布尔·道奇·卢汉的人，想用她的女性勉力征服D·h·劳伦斯，以便以后能在精神上支配他；许多女人为了成功地证明她们和男人是平等的，都尝试以性为手段去取得男性的资助；她们玩弄两面手法，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重，既靠她们的旧魔力，也靠她们的新权利。男人当然要愤然自卫；

但他也是口是心非，他一方面要求女人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由于不信任和敌意而拒绝给予她们以必要的王牌。其实，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明显的斗争，因为女人的存在是含糊的；她在男人面前不是主体，而是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把自己既当做自我，又当做他者，这种矛盾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后果。即使她把自己的弱点和强点都当做武器，也算不上老谋深算，因为她在积极争取主权地位的同时，也在不由自主地为她的受骗和被动寻找借口；这种做法固然不属于正当策略，但这是由她既定的暧昧处境所决定的。然而，当男人把她作为自由的独立者来看待，同时又看到她对他仍是陷讲时，他是愤怒的；如果她摆出一副猎物的架势时他让她感到满意和满足，那么他会觉得她的自主要求是令人恼火的；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有受骗感，而她则会产生受虐感。

只要男女彼此不承认对方是同等的人，也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照这样一直存在，这种不和就会继续下去。哪个性别会更渴望维持女性气质呢？女人虽然正在从这种气质得到解放，但依旧希望保持它所带来的特权；如果那样，男人会希望她对会它加以限制。“谴责一个性别比原谅一个性别要容易，”蒙田说。赞美和谴责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如果说这种恶性循环十分难以打破，那是因为两性的每一方都是对方的牺牲品，同时又都是自身的牺牲品。

在两个以完全自由面目出现的相互对抗的敌手之间，可以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战争对双方都无益，则更是如此。但是，整个恋爱事件的复杂性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每一方都在为对方提供帮助和舒适；女人在追求屈从的梦想，男人则在追求认同的梦想。贫乏的真实性没有得到补偿：每一方都在屈从于舒适诱惑的同时，指责对方引起了不幸；男女彼此都讨厌对方使自己的不真诚和卑鄙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我们首先已经看到了男人为什么会对女人进行奴役；女性贬值是人类进化的必要一步，但它也可以导致两性间的合作；所谓的压迫应当解释成生存者通过认同于他人（他因此压迫他人），来逃避自我的倾向。在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男人身上，今天都有这种倾向；而且大多数人还屈服于这一倾向。丈夫想通过妻子，情人想通过情妇，发现自己具有永久不变的偶像形式；他要用她去寻找他的男性气质、他的主权地位、他的即刻实现的神话。“我丈夫根本不看电影，”他的妻子说，因而把含糊的男性见解铭刻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人也是他的双我的奴隶：要树立使他充满危险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尽管他在所有方面都是成功的，这一形象也仍要取决于女人反复无常的自由：他必须时刻注意让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念念不忘让自己显得像个男性，显得重要和优越；他是如此做作，以至于得到了做作的回报；

他也是有攻击性的、不安的；他之所以对女人怀有敌意，是因为他害怕她们；他之所以害怕她们，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所认同于的那个人、那个形象。在消除、升华和转移种种情结时，在谈论文人时，在诱惑她们时，在害怕她们时，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他想在解放她们的同时让自己得到解放，但这又正是他所恐惧的。所以他顽固地坚持那种神秘物，以便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受骗。“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克尔恺郭尔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掩饰这种不幸。例如，监护制度虽然早已废除了，女人却一直有着“保护人”，如果他们被赋予旧时监护人的权利，这是为了女人本人的利益。不准她参加工作，让她呆在家里，这是为了让她免受她自己的伤害，并为了确保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是把多么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她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面的：她用她的自由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巴尔扎克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诡计，他劝告男人要把她当做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王后。许多男人并不那么玩世不恭，他们想承认她确实有特权。美国的有些社会学家今天在传授“下层阶级利益”理论。法国也经常有人宣称工人很幸运（虽然不那么科学），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保持仪容”，乞丐则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衣衫槛褛地睡在人行道上，所享受的快乐是德·博蒙伯爵和温德尔家族万万享受不到的。和快活地抓着身上跳蚤的无所顾忌的穷人一样，和挨鞭子抽时仍在笑的可怜黑人一样，和埋葬自己的饿死的孩子时仍面带笑容的乐天的突尼斯阿拉伯人一样，女人也有那种无法比拟的特权，即没有责任感。

她虽然摆脱了讨厌的负担和操劳的束缚，不过仍具有“那好的一面”。但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一种顽固变态（它无疑和原罪有关），那些有好的一面的人们始终在向他们的保护人求援：“我受不了了！你给点东西让我吃饱吧！”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超等的男性却在手里紧握着他们的枪：“继续保持好的一面，把它坚持下去！”

必须承认，男性更多地是把女人看做同谋，这和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通常看法不一样。

他们由此得到授权，虚伪地宣称，她一直在渴望得到他们所硬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她受的教育的所有主要特征，都联合起来阻止她走上反抗和冒险的道路。社会通常（从受她尊重的父母开始）虚伪地向她赞美爱情、献身、自我奉献的崇高价值，进而向她隐瞒了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情人或丈夫，还是她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这一切沉重负担。她之所以愿意乐于相信这些谎言，是因为它们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下坡路：在这方面其他人对她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她从小到现在的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把这种服从当做她的真正使命（这对每一个对自由感到焦虑的生存者都是很诱人的），以此去损害她，收买她。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教得懒惰，整天寻欢作乐，不去学习，也不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那么长大以后，很难说是他自己愿意无能和无知的；可是女人就是这么被教育大的，她从来没有对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所以，她很容易让自己去依靠他人的保护、爱情、帮助和监督，很容易让自己迷恋于自我实现的希望而不去做任何事情。她在屈服于这种诱惑时犯了错误，但是男人不配去指责她，因为是他让她受到了诱惑。当他们产生冲突时，每一方都会让对方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是他让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教我去推理和自谋生计”；

他则会指责她，她已接受了这种后果：“你什么也不懂，你是个无能的人”等等。每一个性别都认为它能够通过采取这种攻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一方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为对方的罪责进行开脱的理由。

使男女相互对立的无数冲突源于这一事实：每一方都不准备承担由一方所提供的、由另一方所接受的处境造成的一切后果。“不平等中的平等”是一个可疑的概念，这一方用它去掩饰他的专制，那一方则用它去掩饰她的懦弱，这个概念经不起体验的考验：在双方交换时，女人所要求的抽象平等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保障，男人所要求的具体不平等也已经存在。结果，在每一个结合中都有关于“给予”和“占有”的含糊意义的无休止争论：她抱怨她给予了她的一切，他则抗议她占有了他的一切。女人不得不懂得了，交换（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法则）是以提供的商品对于买主而不是对于卖主所具有的价值为基础的；而她却认为自己有无限的价值，她受骗了。实际上，她对男人是一种娱乐、一种快活、一个伙伴、一种次要的礼物；他对于她则是她生存的意义，她生存正当性的证明。所以，这种交换并不属于等价交换。

这种不平等尤其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他们所共同度过的时间，尽管着上去是等量的，实际上对于双方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在男人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傍晚的时候，他可以去做对他的职业有利的事情，可以去看朋友，可以去培养业务关系，可以去谋求再创造；对一个通常被并入社会的男人来说，时间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意味着金钱、名誉和快乐。相反，对于懒散无聊的女人来说，时间却是她希望加以摆脱的负担；如果她能够成功地把它给消磨掉，这对她是有益的，所以男人的出现会带来足够的好处。在许多情况下，男人之所以十分明显地对私通感兴趣，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了性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话，他会情愿和情妇呆在一起的时间与性行为所需要的时间一样多；但是除了例外情况，就她而言，她所希望的却是把她手头上的多余时间全部给打发掉；而且和除非顾客买萝卜否则就不卖给他土豆的店主一样，她也是除非情人舍得花时间陪她谈话和“出去”，否则就不会交出她自己的身体。如果在男人看来这种代价基本上还不算太高，便会达到平衡，而这当然要视他的欲望有多强和他认为要作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定。但是，如果女人所要求或献出的时间太多，她就会像溢出河岸的河水那样只会起到侵犯作用，这时男人会宁肯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要得太多。于是她会降低自己的要求，但达到平衡常以双方的紧张为代价，因为她会觉得男人廉价地“占有”了她，而他则会认为她的要价太高。这样分析当然有点幽默；但是，除非这些恋爱具有嫉妒和排他的情欲，因而男人想完全占有女人，否则在感情、欲望乃至爱情的情况下，会不断出现这种冲突。他总是有“别的事情要做”，这需要花费他的时间；而她却有的是时间去挥霍；

他认为她献给他的许多时间，不是礼物而是负担。

通常，他同意承受这种负担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属于特权的一方，他问心无愧；如果他是个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人，就会试图慷慨补偿这种不平等。不过他也会为自己的怜悯感到自豪，所以他在第一次冲突时就把女人当做忘恩负义之徒对待，有点恼火地认为：“我对她太好了。”她深信自己的奉献具有高度的价值，可是又觉得自己的举止像个乞丐，令她蒙受耻辱。

我们在这里无情地发现了女人经常显示具有实践能力的原因；她之所以问心无愧是因为她属于无特权的一方；她觉得她没有义务去善待那个受益的等级，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自卫。

如果有机会发泄她对不能满足她要求的情人的怨恨，她甚至会感到快乐：既然他没有给够她，她便从他那儿抽回一切，以此来野蛮地取乐。这时受伤害的情人会突然发现，在他或多或少予以轻视的每时每刻，都有着私通的［全部〕价值，于是他会欣然允诺她一切，即使他在被迫兑现时又会有被利用的感觉。他会指责情妇对他敲诈：她则会叫他小气鬼；两个人都会有受虐感。

指责和辩解依旧无济于事，因为正义绝不可能在非正义中实现。殖民地官员绝无可能公正对待土著人，同样将军也绝无可能公正对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殖民者，不去做军事首领；但男人不可能不做男人；于是，一方面，他不知不觉地处于该受指责的地位，对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深感苦恼；而另一方面，她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受害者和泼妇。有时他会反抗，变得残酷无情，但那样他会让自己变成非正义的同谋，那种错误就会真的属于他。有时他会让自已被那个苛求的受害者给消灭掉，给吞噬掉；但那时他又会感到受愚弄。他往往只好妥协，而这妥协既让他受到贬低，又让他心神不宁。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会受到这种处境而不是受到女人本人的折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被征服者的一方反倒要好一些；但如果她也性情温和，既不能自立又不愿意用她的沉重命运去压垮男人，那么她就会在无望的混乱中挣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它们由于取决于讨厌的环境，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若是被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资助他不再去爱的女人，便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他若将一个把一生都抵押给他的女人彻底抛弃，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这种不幸并不是始于个人堕落（当一方指责另一方时，无诚意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宁可说是始于个人在其面前无能为力的处境。女人是“缠人的”，她们完全是个负担，她们因此而受罚；问题的实质在于，她们的处境同吸吮另一个机体的有生力量的寄生虫的处境毫无二致。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

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的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

产假将由国家付给工资，国家将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意味着将不会把他们完全交给父母。

但是，这样做可以改变法律、制度、习俗、公众舆论以及整个社会关系吗？可以让男女真正平等吗？“女人将永远是女人，”怀疑论者说。其他观察者也预言，抛弃女性气质将不会让她们自己变成人，而只会让她们变成怪物。或许人们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今天的女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遮盖她一辈子。如果了解了它的影响，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她的命运不会永远是事先决定的。

我们当然不应当认为，只要女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她，虽然这一因素在她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它引起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它所承诺和要求的其他成果以前，新型女人不可能出现。此时此刻在任何地方尚未取得这些成果，法国或美国是如此，俄国也同样是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的原因。她常以“真正的女人”的面目出现而又装成男人，于是她不但对她的男性装束感到局促不安，也对她的肉体感到局促不安。她必须蜕掉老皮，为自己剪裁新衣服。这一点，她只有通过社会演变才可以做到。今天，没有一个教育者能够塑造出也许和雄性人完全同源的雌性人；如果少女得到和男孩子同样的培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个怪人，因而把自己确定为一种新的性别。司汤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森林肯定是一下子种成的。”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具体地实现了两性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新的表现。

如果在抚养小女孩时，从一开始就像对待她的兄弟那样对待她，对她有同样的要求，实行同样的奖惩，让她受到同样严厉的对待，享有同样的自由，参加同样的学习，玩同样的游戏，向她许诺同样的未来，让她认为周围的男男女女都无可置疑地和她是平等的，那么阉割情绪和恋父情结的含义就会彻底得到更正。母亲一旦在同一基础上和父亲一样承担起夫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责任，她就会享有同样持久的威望；孩子就会在她周围发觉一个两性并存的世界，而不是发觉一个男性的世界。假如她在感情上更受父亲的吸引（未必都是如此），她对他的爱就会略带竞争意志的色彩，而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感情；她的定向也不会是被动性。若是批准她在工作和运动中检查自己的能力，主动和男孩子竞争，由于生孩子的允诺所给予的补偿，她就不会认为缺少阴茎足以引起自卑情结；与此相关，假如没有向男孩子灌输优越情结，假如他像尊重男人那样尊重女人，他就不会产生这种优越情绪。则、女孩就不会通过自恋和梦想去谋求无结果的补偿，也不会认为她的命运是理所当然的；她会对她要做的事情感兴趣，会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事业。

我已经指出，假如她能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看到成人的自由未来，那么青春期的转变就会容易得多，这时月经使她感到恐怖只是因为她突然变成了女性。如果她对她的整个命运不是十分憎恶的话，她也会在拥有自己年轻的性爱时表现得比较镇静；连续不断的性信息就会对她度过这一危机很有帮助。而且由于男女同校的教育，男人的庄严神秘也会没有必要进入她的脑海：这种神秘会因为朝夕相处和公开竞争而消除。

对男女同校制度的种种反对理由，始终暗示着对性禁忌的尊重；但是，这种阻止孩子的性好奇心和性快感的努力是完全无用的；它只能造成抑制、魔念和神经症。少女所表现出的过分伤感、同性恋激情和柏拉图式的迷恋，以及它们所导致的愚蠢轻浮的后果，要比有些幼稚的性游戏和少数明确的性体验更为有害。对少女来说，不受反对她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影响尤其有利，因为那样她就不会在男性那里去寻找半神，而是仅仅要寻找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伙伴。性爱和爱情将会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质，而不是具有听天由命的性质；她可以感受到它们是两个平等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大笔一挥，孩子在变成成人时要克服的所有困难就会消除了；连最聪明、最宽容的教育也不能消除孩子对事物的切身体验；我们只能期望在她的道路上，困难不会无缘无故地堆积如山。进步已为“邪恶的”小女孩不再受火烙之苦这一事实所证明。精神分析学固然为父母提供了某种指导，但当前女人的性教育和性发动完成的情况是如此可悲，以至对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提出的种种异议，没有一个是可以认为能站得住脚的。这不是一个消除表现在女人身上的人的境遇的偶然性和悲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给她以超越它们的手段的问题。

女人决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那些把她特别认定为女人的特质，其重要性来自于置于它们的含义。将来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对待它们，它们就可能被克服掉。所以，如我们所见，虽然女人通过性体验感受到（并且常常讨厌）男性的支配，但决不能依此断定，她的卵巢判处她永远跪着生活。只有在完全想肯定男性主权地位的制度中，男性的攻击性才仿佛是贵族特权；女人之所以在性行为中觉得自己非常被动，仅仅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五法。许多要求有人的尊严的现代女人，仍然在以传统的奴性为立足点去展望她们的性爱生活：

既然认为躺在男人下面，让他插入使她们蒙受耻辱，她们就会变得紧张因而变得性冷淡。但是，假如现实情况不一样，那么在性爱姿态和姿势中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意义也将会不同：

比如，一个付给情人报酬并对他进行支配的女人，就可以为她的超等懒惰感到自豪，就可以认为她在奴役积极卖力的男性。现在有许多过着正常性生活的夫妇，他们的胜败观念正在为交换观念所取代。

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和他一样，在肉欲的高度兴奋当中，她也是一个自动同意的人、自愿奉献的人、主动的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化为身体的那种陌生而又暧昧的生存。在他们认为相互对抗的那些斗争中，实际上每一方都在同自我做斗争，都在把自己所厌恶的那部分自我投射到对方当中；每一方都不是在体验他们处境的暧昧性，而是在想让对方容忍那可怜的地位，把尊严留给自我。然而，如果双方都以节制态度去接受这种暧昧性，相互都保持真正的自尊，他们就会彼此视为平等的人，就会和睦地去体验他们的性爱戏剧。和使人们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相比，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有着无限的重要性；

优势决不是既定存在赋予的：古人所谓的“美德”，其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性当中表演着同样的肉体与精神、有限与超越的戏剧；两性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他们如果想品尝这种味道，就不会再去想争夺靠不住的特权，于是友爱便会在他们当中实现。

有人会对我说，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女人不可能“改造”，除非社会首先让她和男人真正平等。保守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提到那种恶性循环；然而，历史并不是循环的。如果一个等级处在低一等的地位，它无疑是低劣的；但是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让黑人去参加选举，他们就会配有选举权：让女人去负起责任，她就能够肩负起这些责任。事实上，不能指望压迫者会采取不谋私利的慷慨行动；但是，有时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有时甚至是特权等级本身的演变，造成了新的处境；所以男人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给女人以部分解放：

这只是意味着女人要继续攀登，而她们正在取得的成功使她们有了这样做的勇气。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完全平等，而这将会引起深刻的精神变化。

无论这可能会怎样，总有人反对说，这样的世界即便是可以实现的，也不是理想的。当女人和她的男性“一模一样”时，生活将会失去其精华和趣味。这个论点也同样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些希望永远保持现状的人，总是为奇迹般的过去即将消失而流泪，并不为年轻的未来而欢笑。完全正确，消灭奴隶贸易就是意味着布满杜鹃花和山茶花的美丽壮观的大种植园的消失，就是意味着整个高尚的南方文明的毁灭。在饱经沧桑的阁楼上，仍有着稀有古老的花边以及西斯廷［阉人]的清脆纯正的声音，而某种“女性魅力”也处在到达同样布满灰尘的陈列室的路途中。我同意，的确只有野蛮人才不会去欣赏那精致的花卉，那稀有的花边，闺人那清脆纯正的声音，以及那女性的魅力。

当“迷人的女人”展示出她的全部风采时，她是一个比令蓝波激动的“愚蠢的绘画、门庭饰版、风景、爱出风头者的耀眼标志、大众彩色石印版”，更为令人激动的客体；用最现代的手法去装饰，用最新颖的技术去变美，她那遥远的古代从底比斯、从克里特、从奇琴伊察时起就一直是这样；她也是深深树立在非洲丛林中的图腾；她是直升机，她也是小鸟；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她那着色的头发下面，森林的沙沙响声变成了思想，话语从她的双乳中流出。男人向这奇妙的东西伸出了渴望的双手，但是当抓住时，它却消失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妻子和情妇也是用她们的嘴来说话：她们话的价值正好等于她们本人的价值，也正好等于她们乳房的价值。这样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奇迹——也是十分罕见的奇迹，可以为我们永远保持有害于两性的处境进行辩护吗？人们可以去欣赏花卉之美和女人之魅力，也可以对它们的真正价值作出评价；但如果这些财富要以鲜血和不幸为代价，则必须把它们牺牲掉。

然而实际上，这种牺牲在男人看来也是一种特别重大的牺牲；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真心真意地希望女人能够作出这样的牺牲；在他们当中，那些轻视女人的人认为，他们从这种牺牲当中什么也得不到，那些珍爱她的人则认为，他们在这种牺牲中失去的太多了。的确，在当前的演变中，进步比女性较力的本身更有威胁性：女人在开始为自己而生存的时候，将会放弃她在男性世界的特权地位所归之于的替身和中介的功能；男人在完全保持沉默和要求别的自由人出现之间进退两难，他认为，一个既是他的替身又是被动物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他用以设想他的伙伴的借口，可能是虚构的，但她作为其根源或借口的体验，却完全是真实的：几乎没有哪种体验能比这种体验更珍贵、更亲密、更热情的了。不可否认，女性的依附性、劣等性和哀怨赋予女人以特殊的个性；毫无疑问，女人的自主性虽然免去了男人的许多麻烦，但也会拒绝给予他们许多便利。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性冒险将会在明天的世界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也会从明天的世界上消失掉。

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缺乏想像力只能导致消灭未来；对我们来说，未来只是一种抽象；

我们每个人都在暗自哀叹他自己在未来将不复存在。但是明天的人类将是朝气蓬勃的肉体，并且有自己的有意识的自由；明天将是送给人类的礼物，而人类也会更喜欢明天。我们所无法想像的肉体与情感的新型关系将在两性之间出现；其实，今天在男女之间已经出现了过去几百年所无法想像的友谊、竞争、共谋和同志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贞洁的还是肉欲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我看来，没有哪种见解能比注定让新世界一成不变、因而让它令人厌倦的见解更有争议性的了。我认为，目前这个世界并没有摆脱令人厌烦的事物的束缚，而自由永远不会产生一成不变的东西。

首先，男女之间会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她的性爱因而她的性世界有着它们自己的特殊形式，所以不能不产生具有特殊性质的肉欲和敏感性。这意味着，她同她自己的身体、同男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和男性同他自己的身体、同女性身体。同孩子的关系完全一样；那些特别强调“在差别中求平等”的人，也许会愿意接受我的这一观点，即在平等中求差别的生存是可以实现的。其次，是制度导致了一成不变。后宫的奴隶们虽然年轻美丽，在苏丹拥抱中却始终是同样的人；当基督教赋予人类女性以灵魂时，它使性爱有了罪恶和神话的特点。如果社会把女人的主权个性还给她，并不会因此破坏情人拥抱的动人力量。

认为男女在具体问题上实现了平等，就不可能再有狂喜、堕落、销魂和激情，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使肉体与精神、瞬间与时间、内在的昏厥与超越的挑战、绝对的快感与虚无的忘怀相对抗的种种矛盾，将永远无法解决；紧张、痛苦、快活、受挫以及生存胜利，将永远会在性行为中得到具体表现。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即使她有自己的独立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日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征服”和“结合”，将不会失去其意义。相反，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形式。马克思曾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

对这种情况不可能有更透彻的阐述了，这就是说，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

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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