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纪实》 暗访借腹生子部落 (刘志武) 暗访借腹生子部落 /刘志武 第一回扬长避短拾遗补缺开发资源出租肚皮 列位看官，“天下三百六十行，肚皮发财又开张”，新近听说封建习俗“借腹生子”，已经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牟取暴利的手段，在下驱车赶往广东某地进行隐身采访。来到事发地点，先与“内线”取得联系。“内线”姓张，四十出头，为了叙述方便，姑且称他张内线。寒暄过后，张内线道：“内地贫困地区的一些少妇，来到此地，专门为大款们生儿育女，这种金钱交易是今年初才兴起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现在是12月份，正是‘大见成效’或‘初见成效’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了，经济效益也有了，一见这种活儿挺来钱的，好多人一轰而起加盟入伙，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如此说来，借腹生子岂不成了“新兴职业”？张内线道：“是的，一些港商在深圳租民房包养小妾，小妾住的地方，人称‘二奶村’。这伙人是以替人生孩子为特征的，我们管她们叫‘生产大队’。借腹生子是一笔买卖，而且是‘期货交易’，从签合同到预付定金，直至最后抱孩子走人，都有严格的手续。”张内线越说越神，在下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二人一拍即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走马观花莫如隐身卧底，干脆来个虎穴追踪。 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大约60分钟车程，便来到了某某村。这里，人流如潮，垃圾遍地，各类叫卖声不绝于耳，举止轻浮衣着怪异的青春女郎若过江之鲫。张内线找了个泊位停车，带领在下来到一店前挂着烧鹅卤肉的排档，说道：“现在是上午10点钟，早茶时间已过，离午饭还有一段时辰，正是找‘肚皮’的良机，咱们二人先进去与‘媒娘’聊聊。”说话间，二人入座排档一僻静处，名茶一壶，自斟自酌，好不快活。排档的老板娘年近四十，体重百余公斤，五短身材，肥头胖耳，赤脚着拖鞋，一脸横丝肉，最爱听别人管她叫“阿秀”。张内线一打响指，阿秀颠颠地碎地跑来，胸前一跳一跳的，像是怀惴两只活兔。张内线食指放在鼻下人中处，嘘了一声，问道：“你还干‘求仔’生意吗？”广东人生活节奏快，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尽可能地用两个字来表述一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如漂洋过海而来的走私物品叫“水货”；如生意兴隆食客满堂曰“爆棚”……“求仔”就是“希望弄个小孩”的缩语。阿秀见在下侧座，面有难色。张内线道：“这是自己人，他有想法却又胆小，我们先摸摸行情。”阿秀说：“行情还用摸？如今办什么事不都是明码标价？男娃5万女娃6万，一口价。”张内线装傻：“重男轻女呀，为什么女娃反比男娃贵？”阿秀说：“你是不是老外？为什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男娃一落生，都抱走了，一见是女娃，有的‘求仔’户便耍赖，非要产妇带大才领回家，价钱就贵在女娃的抚养费上。”张内线马上变得聪明了：“有道理。那么麻烦问一下，有什么手续或者接头方式……”阿秀说：“有那么麻烦吗？一见钟情，两厢情愿，立字为据，不就完了吗！”张内线又问道：“两人见面、同居、怀孕……什么的，假如说一切都顺利，还有好多麻烦，譬如‘出生证’、上户口，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怎么办？”阿秀一听，有点警觉了，说：“你问这么细干什么？想‘求仔’的没有问这个的，再说详情我也不知。”一扭头，阿秀借口照顾客人，走了。在下一看事情要坏，便向张内线使了个眼神。张内线灵机一动，喊道：“阿秀，买单。”阿秀又颠颠地碎步跑过来，一脸的嗔怪：“恼了？我这儿茶水免费，你们什么也不点，我怎么收费？”张内线说：“跟你说正经的，你东拉西扯，实话对你说，我们今天就是‘求仔’来的。”阿秀一听，眼睛一亮：“不过，丑话得说在先，湘妹川妹任你挑选，男孩女娃听天由命。走，上楼先看货。”借腹生子还得先看货？闻所未闻，匪夷所思。 欲知阿秀的楼上有何种秘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湘妹川妹任你挑选男孩女孩听天由命 列位看官，话说随着阿秀上了二楼，但见此处并无湘妹川妹，令人好生沮丧。这时阿秀操起电话，叽哩哇拉地讲了一通比英语、法语还难懂的闽南话，在下与张内线呆若木鸡。阿秀打完了电话，对我们说：“稍等片刻，人家马上快来。”张内线说：“阿秀，生孩子这事儿，人命关天，如今买彩电、冰箱厂家还实行‘三包’了，要是女方有遗传病，生出来一个歪瓜裂枣，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不花钱找病吗？再说这年头假货遍地，谁能保证孩子是原装货？要是女的水性扬花见异思迁，男方好几万扔出去了，结果抱回来别人的孩子，怎么办？”阿秀说：“孩子还有假？告诉你，人家都挺讲究职业道德，不信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张内线道：“最好别那样，世间最贵重的东西是信用。湘妹也好川妹也好，只要人心善良，我看花个六七万元弄个亲生儿女，也算合适。”阿秀说：“明码标价六七万元，实际成本绝不止这个数。”张内线故做惊讶：“六七万元还不够？”阿秀说：“怎么会够呢？你也不算算，人家替你生孩子，房租、煤水电、生活费，你不掏谁掏？房租、煤水电都是死价，生活费是活价，孩子要想先天发育好，产妇就得吃好睡好营养足，水果是天天不能少的，生猛海鲜最好隔天吃一顿。我听人家说，有个大款天天让产妇吃从美国空运过来的加洲蜜桃，那娃儿水灵灵的一生下来就会说美国话。”列位看官，在下一听阿秀这番宏论，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若是产妇要求天天吃空运的北京烤鸭天津麻花，生个孩子还不得花五六十万？这可真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下（吓）人呐！这当儿，但听楼梯一响，中间人阿钟破门而入。 阿钟今年30岁，私企老板。自报家门后，阿钟快人快语：“老板想求仔，小事一桩。不知喜欢湘妹还是川妹？”张内线道：“甭管哪的妹子，我们先打听一下，具体运作方式。”阿钟说：“是这样，湘妹子温柔，川妹子能干，河南妹子嘴馋，北姑多懒蛋。”张内线又问：“这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阿钟说：“太有关系啦！基因，基因你懂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长相、脾气啦，都会遗传的，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生仔会打洞，这是古训。老板要是文化人，最好找个湘妹，书香传久长；老板要是干买卖的，最好找个川妹，生下来的儿子肯吃苦又耐劳，还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来子承父业，便可一展宏图呀！”张内线听得蛮有兴趣，问道：“是不是来求仔的老板都很严格地挑选女人？”阿钟说：“当然，这跟养小蜜包情妇不是一回事。广东这地方，有不少百万富翁，改革开放二十年了，他们得风气之先，是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拨人，现在的年龄大约都在五六十岁。传宗接代也好，继承遗产也好，种种原因吧，他们都想再生个娃。家里的老婆，年龄太了，抱养一个吧，终究不如原装的好，社会有这种需求，有人就愿意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这也算是市场经济吧！” 张内线继续提问：“听说交好几万还不算完，还得管人家吃、住，总共得花多少钱？”阿钟说：“也没多少。房租呢，一个月一两千元，伙食呢，也是这个价。这跟生孩子费用是两笔账，有的老板心疼孩子，提前两三个月就给产妇雇个保姆，生怕一不留神来个先兆流产。”张内线说：“比方说，换个方式，将产妇接到老板家里去，吃住用全有了，还有人照顾，不也挺好嘛！”阿钟说：“那不行！那不成了小妾了吗？法律一追究，这属于重婚罪呀！”列位看官，在下一听，心中暗惊：“阿钟这厮竟然也懂得还有一条重婚罪？！”阿钟继续说道：“你们放心，干这种活的女人，与男方不会有太大的感情投入，许多事情，像花销结账什么的，都是通过中间人，孩子生下来，一走两清账。”张内线问：“可这毕竟不是试管婴儿呀？你感情不投入，怎么会有孩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科学跟踪分期付款出生落户全程服务 张内线问道：“可这毕竟不是试管婴儿呀？你感情不投入，怎么会有孩子？”列位看官，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张内线这一席话鞭辟近里入木三分。阿钟毕竟年轻兵不厌诈，几支烟的工夫竟然将我们误为入幕之宾。他说道：“是这样，凡是出租肚皮的女人，都是少妇，过来人，而且都有过生育经历。一般的情况是，夫妻双双从外地来到广东，租下民房安营扎寨，过着男工女织的生活，人家不存在着感情危机。当然，借腹生子不是试管婴儿，男女双方肯定要发生性关系，但这种性关系只是生产工艺中的一个流程，一道工序，例行公事。”张内线又问：“那不行，在丈夫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儿，是有生命危险的。”阿钟说：“怎么会呢？你放心，时间、地点是由中间人牵线搭桥，她的丈夫到时候会主动退到一边。” 列位看官，双方谈话至此，“借腹生子”内幕基本点破，倘若张内线与在下二人偃旗息鼓打道回府，肯定要败露马脚。为安全起见，张内线决意假戏真唱，要求与“生产大队”队员见面，再寻机夺路而逃，大不了费它若干银两。张内线说：“好吧，我看这事就定下来。不过，咱们丑话得说在先，六万元价钱如何支付，是不是有个说法。”阿钟说：“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哩，当然有说法。是这样的，预付款是一万元，三个月后到医院检查，医院证明确实怀孕了，再付两万元，孩子出生后，再付三万元。”张内线说：“假如一万元交了，三个月后她并未怀孕，怎么办？”阿钟听罢哈哈大笑，说道：“那好办呀，这就已经足以证明了，你这个先生应该到医院去啦，三个月都未大见成效，肯定男方有问题喽！告诉你，我们这些‘生产队员’，头胎都是足月、顺产，做过剖腹产的一个也不要！”张内线说：“好吧，既然是这样，这事就算定了。不过，还有两个细节需要讨论，一是关于孩子‘出生证’的问题；二是关于户口问题。”阿钟说：“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出生证。有了出生证，在哪都能上户口。关于‘出生证’，那就要看你的心气了，比方说你非要真的，非要送到北京公安部去鉴定的话，那么你就出一千元，假如你想省钱弄个假的，四五百元就‘搞掂’了。一般说来，老板们好几万元都花了，谁还想弄个假‘出生证’。”张内线说：“真‘出生证’到哪儿去弄？”阿钟说：“你活得累不累？操那么多闲心干啥？”张内线说：“我这个人胆小，总想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譬如说，孩子生下来了，‘出生证’有了，又得瞒着妻子，好多技术问题都得有个解决方案。”阿钟说：“你真是木头！这年头，有钱啥事不能办？就说江老板吧，祖祖辈辈种田为生，到江老板这代，富了，现在手里有几百万。江老板是本份人，妻子一连气给他生了5个女孩，最后说嘛也不给他再生了，她说江老板祖坟家阴气太重，命中注定没有男孩。江老板没有拈花惹草的毛病，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包二奶’，只好找到我‘求仔’。也许是老天有眼，一年后还真生了个大胖小子，江老板一高兴，给产妇磕了个头，还给产妇的丈夫买了一辆摩托车。江老板高兴之余也担心，怕妻子知道自己在外偷偷生了一个儿子，怎么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着‘出生证’在广州买了套房子。”张内线说：“有‘出生证’就能买房子就能上城市户口？”阿钟说：“你真老外！现在有钱什么事不能办？别说广州户口，有了钱马上就能在上海上户口，这是有明文规定的，‘蓝印户口’是为有钱人开的一个口子。” 谈至此，再无实质性进展似乎显得我们太无诚意了，张内线便说：“那……我们与‘生产队员’见面，总得有个心理准备。两个人见面，总得互有好感，然后才能进入第二程序，总不能一见面二话未说就办事，那不成了动物了吗？”阿钟说：“不对。我这儿有每个‘生产队员’的详细资料，你们可以先物色一下，选准对象，马上对话。记住，‘求仔’户首先看中的是‘生产队员’的容貌、身体素质，其余不必考虑。” 接下来，阿钟取来一本像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山珍海味宴请代母大愚若智海阔天空 列位看官，虽说阿钟是个后生，且莫等闲视之。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人戏言，随便一巴掌扇过去，极有可能打倒七八个董事长，其中有两三个可能就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因为张内线出言谨慎，且在下唯唯诺诺装出可怜兮兮之样，竟然被阿钟信以为真，当即取出“密不示人”的“联络图”，让“求仔”者“按图索骥”物色“代母”。列位看官，叙述至此，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当年杨子荣只身闯入威虎山，靠的是一口“江湖黑话”。“黑话”本是江湖语言，又谓“切口”，也可称之“行规”。譬如这几年青年人张口就来的“歇菜”一词，其实就是北京公交系统的“行话”。 北京公交系统，属于国有企业，根据惯例，有些大站像菜市口，公交汽车行驶到这里时，照例要多停一些时辰，以便调度室调整车流。司机们错车时言谈话语往往要问：“在哪休息？”对方则答：“歇菜。”这“歇菜”就是“停歇在菜市口”之缩语也。历史经验证明，越是社会变革时期，新词越是层出不穷。这些年一些单位经济效益不好，下岗工人日渐增多。“下岗”真是难以出口之词，于是有人管“下岗”不叫“下岗”叫“歇菜”，也有人在球场一看裁判吹“黑哨”，立马高呼“×××———歇菜”。情同此理，大款与“生产队员”发生了性关系，并生儿育女。二人关系即不是嫖娼卖淫，也不是傍款养妾，这是以“借腹生子”为纽带的赤裸裸的性交易，故而一个新词油然而生：“代母”。张内线问道：“你手里有多少‘代母’？”阿钟急于促成生意，便如实相告：“不多，十来个。我们这片大约有三百多人干这种行当。”张内线大为惊讶：“这都快成一个加强连了。要是有这么多人，我们可得好好挑选一下，这样吧，你能不能安排一下，我们和‘代母’见见面，先联络一下感情，要是中意的话，马上就办‘手续’。”阿钟说：“好，我就喜欢爽快人。这样吧，我叫几个来，咱们吃个午饭，有中意的下午就‘搞掂’。”说罢，阿钟打开他手中的像册，让我们挑选。我们一边挑选，阿钟在旁介绍该人出生地、年龄、性格等条件。我们选中了三人，阿钟就开始打传呼。 大约半点钟后，四川籍阿媚、湖南籍阿桂、贵州籍阿香来了。 店主阿秀上楼来，说道：“我看你们就在楼上吃吧，楼上清静，谈话也方便。”在下看了看表，此时正是中午12点，采访基本结束，六个人吃顿午餐，大约得两百来元，算了，回去写篇稿子，就算是“堤外损失堤内补”吧！阿媚、阿桂、阿香三人的年龄都不大，二十出头，虽有生育史，依然水灵灵的，不失少女风采。入座共六人，喝罢乌龙茶，要了四瓶青岛啤酒，清蒸桂鱼、白灼尾虾上了一桌。张内线装成“大款”模样，开诚布公地说：“诸位小姐，不好意思啦，今天我和我的同事麻烦大家，想‘求仔’啦！”阿媚年龄最大，25岁，个头最小，她说：“有什么不好意思，不就是生孩子吗？孩子人人会生，我头胎生的是男孩，算命的说，二胎、三胎还是男孩……”阿香今年21岁，却小孩老脸，很成熟的样子：“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我们家乡讲究要择时辰，我有经验，生男生女看你的心气了，我保证以销定产……”阿桂来自较为贫困的湘西山区，她不言不语只顾夹虾取肉，待张内线问她为什么哑口无言时，她竟然脱口而出：“她们竞争不过我，我再生育保准是龙凤双胞胎……”“哇！”阿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语惊四座满堂喝彩。 列位看官，先贤诗云：“含苞豆蔻初剖，漏泄春光此刻。”在座的“代母”们个个面无羞色，说起见不得人勾当来却引经据典如数家珍，在下走南闯北，这等阵势还是首次经历，不禁摇头再三自叹弗如。中国宋代诗人苏轼曾曰：“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说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很愚笨，其实藏巧露拙，是极富才华绝顶聪明的人。 阿媚、阿桂、阿香这三个女子，音美如溪笑声若铃，却大愚若智，是内装米糠的绣花枕头、外表光润的驴粪球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金钱开道一路绿灯代母立足法律漏洞 列位看官，菜肴上齐酒过三巡之后，6位食客已经酒足饭饱。张内线今年四十余岁，从小热爱文学，也曾立志要当一名新闻记者，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遂于九十年代初期翻身一跳跃入“商海”，现在某公司任公关部长，专司策划与宣传。按道理说，“暗访借腹生子部落”这一计划已经完成，没有必要再对这一丑恶社会现象做进一步的了解。然张内线君内秀，干什么事都讲究务求甚解，于是，借着酒劲，他向阿钟发问：“‘出生证’、‘出生证’，我最担心的就是‘出生证’。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后，能否搞到一张医院出具的‘出生证’？真的，假的不要。”阿钟一笑，说：“阿香，孩子的‘出生证’怎么弄，你给大哥说说。” 来自贵州的阿香今年21岁，却有过两次生育经历。她18岁结婚，19岁那年生了个男孩后，将儿子交给婆婆抚养，跟着丈夫来到广东打工。阿香没读过书，平生最能干和最会干的事情就是上山打柴。像这种人，在广东是很难找到合适工作的，只好天天呆在家里，给丈夫做饭“煲汤”。20岁那年，丈夫说“给你找了个活，给人家弄孩子”。阿香起初以为是当保姆带孩子，便爽快地答应了，后来才得知丈夫说的“弄孩子”是指当“代母”，死活不干。丈夫没办法，只好天天给她“讲道理”。后来“道理”讲得阿香听烦了，她便把心一横，说：“这是你逼我干的，咱们二人写个字据摁手印。”话说一日，丈夫带着阿香找到了阿钟。阿钟又带着阿香来到了一间单元房，面见“求仔”的老板。“男无游民，妇勤女工”，贵州的民风淳朴安贫守分，阿香初次与陌生的男人共处一室，内心难免紧张。这老板是广东潮汕人，五十开外，镶着三颗金牙，手上戴着两枚顶级钻戒，外表极粗，说话甚甜，几个回合下来，阿香就若小鸟依人了。怀孕后，老板隔三岔五前来探望，专门送时令果品，令阿香好好开心，阿香的丈夫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饱口福。孩子临产时，阿香是由丈夫送往医院的，阿钟和那个老板则以“娘家人”的身份鞍前马后一顿忙活。该办手续了，阿钟一使眼神，老板立马掏出一千元。护士长心领神会，一笑，接过钞票往文胸里一塞，说：“孩子叫什么名字，快，我马上就给你们办出生证。”列位看官，叙述至此，在下茫然，都说如今“白衣天使”脸难看事难办，收了“红包”为啥就喜气洋洋如沐春风？难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混蛋逻辑依然是某些人的处世哲学生活准则？ 阿香叙述完毕，阿钟又是一笑：“这下可以解决你们的后顾之忧了吧！你们尽管放心，找‘代母’生孩子，既不是同居，也不是事实婚姻，警方‘扫黄’也管不着这段。周瑜打黄盖，这是双方自愿的事儿，谁能怎么样？”张内线接过话茬儿问道：“那我再问一句，像阿香她们现在都居住在哪儿？”阿香未说话，湖南籍阿桂道：“找我们很容易，我们现在都住某某村，租的房子。你们别害怕，不信可以到那儿瞅一瞅，住的都是代母。我们早晨起来洗衣做饭，晚上看电视然后熄灯睡觉，居家过日子，不招惹谁也不麻烦谁，清静得很。逢年过节的，可能警察会过来查一查暂住证什么的，平时难得一见警察。倒是我们一发现有坏人什么的，要拨打110报警呢！”阿钟又是一笑：“我没说错吧！” 显然，阿钟这番话是挑战法律的诡辩。但是，阿钟和他手里的“代母”们巧妙地钻了法律漏洞，却是不争的事实。诚然，“借腹生子”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但因这种社会问题是以极为隐蔽的形式出现，故而目前尚未进入警方的视野，虽然它不像“黄赌毒”那样明显地毒害青年一代，但却因为破坏了计划生育这一国策而极易引发各种事端。张内线见采访目的已经达到，与阿钟耳语一番。阿钟一笑，连连点头，然后“买单”结账，率众“代母”散去。在下不明其里，问道：“你跟阿钟说了什么？”张内线说：“我说目标已经选好，三日后与他电话联系。”“你真跟他联系？”张内线一笑：“他只要给我打电话，电话局保证告诉他：‘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全文完 非常男女与非常事件(刘志武) 非常男女与非常事件 /刘志武 第一章腰缠万贯客大欺店 夏深秋初，天空碧蓝的日子。陈娴妹驾驶着父亲赠给她的生日礼物——一辆日产丰田佳美豪华轿车，从广东省东莞市驶往深圳市“中国民俗文化村”。副驾驶座及后排，坐着陈娴妹的三个女友。陈娴妹，女，22岁。其父陈伟是广东省东莞市某玩具厂厂长，私营企业家，该厂主要产品出口国外。陈娴妹是陈家的独生女，自幼娇生惯养，她说要月亮，陈伟这个当父亲的就很认真地琢磨着能否打通关节，与美国宇航局联系，让宇航员在登月时顺便捎块月球上的石头。反正有的是钱，有钱不花当个守财奴，死后也得背着骂名离开人间。按照陈伟的经济实力和心气儿，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社会上谋个职业，在银行立个户，存入几百万人民币，起码够她两辈子吃喝的了。陈娴妹不干，她说：“我总不能无所事事的来一世吧？”陈伟想，此话有理，于是安排女儿当公司出纳兼报关员。报关员是很轻松但技术性极强的一种工作，陈娴妹生性爱玩好动，加之长得漂亮，便对父亲说：“人配衣裳马配鞍，我开着名牌汽车去报关，等于替你老人家的公司做形象广告，给我买辆汽车吧。”陈伟家财数千万元，买辆汽车何足挂齿？于是，人们经常看见一袭红装的陈娴妹驾驶着一辆白色豪华小轿车，往返于广深高速公路。 这天，纯粹是闲得难受，陈娴妹邀请阿秀、阿桂、阿娟三位女友参观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中午时分，该吃饭了，陈娴妹说：“快餐没劲，粤菜吃腻了，我提议，今天咱们吃川菜，换换口如何？”客随主便，白吃的馒头不能嫌面黑，三位女友拍手赞同，还连连说：“你就是大姐大，你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大姐大”是香港娱乐界的专用名词，像林青霞这类名角才有权受用。小姐几个一番吹捧，陈娴妹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遂大摇大摆地走进某饭店，那架势那阵势，真像黑社会里的“大哥大”带着几个贴身保镖穿街走巷。穿着旗袍站在门口的迎宾小姐，热情地打着招呼，将陈娴妹等人导入大堂一临窗处。陈娴妹不悦，问道：“有没有雅间？”迎宾小姐说：“有。另加15％的服务费。”一切缘于阴错阳差。迎宾小姐以为四位女客没有必要进雅间；陈娴妹想的是，三位女友前呼后拥地陪着我，不进雅间成何体统？尤其是迎宾小姐关于“另加15％服务费”的解释，大大伤害了陈娴妹的自尊，遂脱口而出：“你这是当众羞辱我？什么服务费不服务费的，只要姑奶奶高兴，就将你这个饭店买下来。” 善于察颜观色的大堂经理一见事态不妙，屁颠颠地跑来，脸上堆着笑肉：“小姐，别跟她一般见识，她是刚刚招聘来的，不懂规矩。我马上炒她的鱿鱼！”大堂经理将陈娴妹等人引入“桃花源”雅间后，马上训斥迎宾小姐：“你眼神不行！这是款姐，财神爷呀！”迎宾小姐委屈得哭了：“我没说错话呀！”大堂经理说：“我承认，你的话没说错。可这两句话不能一块说，起码得相隔十分钟。你把旗袍脱了，去后院刷碗干杂活吧。”目睹此状，陈娴妹一笑。人们不是老讲“店大便欺客”吗，其实“客大也欺店”，孙子腰缠万贯，当爷爷的也得让他三分———金钱的集中与权力的集中同样可怕。 鲁、苏、川、粤是中国四大菜系，其中，最讲究营养的是粤菜，最讲究刀工的是苏州菜，最具平民意识的则是四川菜。大约十年前，粤菜开始“北伐”，连最爱粉条的哈尔滨人也以吃粤菜为时髦，可是今天，无论走到哪座城市，随处可见“四川火锅”的大招牌。川菜辣，川妹子更辣，不信？随便走进哪家正宗的川菜馆，服务员报菜名时嗓音尖而不厉，如唱歌般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尾音，宛如川江号子绕梁三日余音不绝。点菜时，陈娴妹问服务员：“有什么看家菜？”服务员已经被大堂经理特意关照了一番，不敢怠慢，如数家珍般报了一串菜名。别看年纪轻轻，陈娴妹却是口味很刁的美食家，她不假思索地点了“东坡鱼”、“麻婆豆腐”、“宫保鸡丁”和“香糟脆皮鸭”。大堂经理一见陈娴妹点了这四道菜，大为惊讶，心说：“坏了！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个款姐果然是个刁婆。”表面看来，哪家川菜馆都有这四道菜，其实只有行家心里明白，这四道菜人人会做，做好谈何容易？ 第二章痴情女郎偶遇白马王子 粤菜能够北上，鲁菜为什么不能南下？在北方人看来，民以食为天，食以米面为主，菜是下饭用的，所以鲁菜讲究色、香、味，口重一点没关系，最好一块肉能让两碗米饭落肚。南北饮食文化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差异。陈娴妹点了四道菜，令大堂经理惊讶，原因很简单，这四道极为普通的川菜是地地道道的“看家菜”呀！“东坡鱼”相传是北宋时期苏东坡亲自下厨用以待客的，其烹饪方法讲究“慢着火，少着火，火候足时自美”；“麻婆豆腐”要求既酥又嫩，这个度很难把握；“宫保鸡丁”关键在于爆炒，太嫩或过老的青椒都不能下锅；“香糟脆皮鸭”则要求脆而不腻，味道醇浓……菜肴的质量既有量化标准又以感觉为主，因人而异，若想达到食客的满意，有时比登天还难。大堂经理没有含糊，将主厨宫玉林召来，如此如此地交代一番。主厨宫玉林25岁，干与不干地操刀10年，说：“经理您放心，我拼出老命，也得让这位刁婆见识见识什么叫正宗川菜。”果然，半点钟后，四道美味佳肴一一上齐。“观千剑后而知器”，陈娴妹操起筷子用口一尝，大为惊讶，今天的川菜果然与众不同，清鲜醇浓，一菜一格，变化多端。于是，陈娴妹无意识地说了一句话：“好厨！这师傅肯定出师有名。” “谢谢您的夸奖！”这个时候，大堂经理带着厨师宫玉林前来谢客。宫玉林年方25岁，浓眉大眼，尽管穿着不太合身的工作服，看得出是个英俊小生。陈娴妹与宫玉林一照面，一时不知说什么为好。有句成语曰“一见钟情”，也可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男女之间，确确实实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陈娴妹游遍了祖国的名川大山，说句老实话，还从来没有遇到令她怦然心动的一名男子。就在这一瞬间，像一股电流击遍全身，她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宫玉林就是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男人和女人的事，是再过一万年也说不清的，正因为说不清，文学家才在那儿喋喋不休地演讲“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男人爱女人是用嘴，女人爱男人是用心，而且是用一颗火热的心。男人讲了一通“我爱你”，然后呼呼地蒙头大睡，甚至梦游巫山；女人一言不发，也许骂一句“我恨你”，接下来是细心照料男人，包括男人的皮鞋擦没擦、口袋还剩多少钱……男人看女人是先看头，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女人看男人是先看脚，看他办事利索不利索，尽管这种主张被某些人指责为唯心，但社会学者依然相信这是两性社会学中不变的命理法则。 从饭店出来驾车返回东莞的路上，陈娴妹异常的兴奋。阿秀、阿桂、阿娟三位女友注意到了她情绪上的变化，开始和她开玩笑。“仪表堂堂的宫玉林却当了厨师，老天瞎了眼，这是物不尽其用，人不尽其才……”“阿娴（她们称陈娴妹为阿娴），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了宫玉林？”陈娴妹嘴一撇：“去去去！别烂舌头。”阿娟说：“谁烂舌头？说瞎话的人才烂舌头呢！”阿秀说：“哪天我去找宫玉林，就说陈娴妹爱上了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明明心里喜欢，嘴上却守口如瓶；嘴上守口如瓶，心里却盼着众人就这个话题无休止地说下去……这就是“欲擒故纵”战术在爱情游戏中的体现。 两天后，陈娴妹给宫玉林打了个电话，说：“今天我去深圳报关行，我想见你一面，讨教个问题，你有没有时间？”宫玉林在电话里说：“我今天休息。”陈娴妹说：“那好呀，今晚6时，我们准时在春风路罗湖中学门口见面，不见不散。”宫玉林放下了电话。有钱的人家遇上红白喜事，经常会请技艺精湛的厨师上门主厨理灶，对于厨师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外快。宫玉林经历了不少这类事，所以没拿陈娴妹的电话当回事。当然，出于礼貌，他还是去美发厅理了发，特意挑选了一条很时髦的宽式领带，然后西装革履的与陈娴妹见面。 “三都一光”，是深圳市品位最高，装修最豪华的社交场所。三都指的是“新都”、“晶都”和“丽都”三家酒店，“一光”指的是位于迎宾路的阳光酒店。宫玉林与陈娴妹见面后，陈娴妹一脸的媚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谈一件事，然后嘛……”说着，陈娴妹将车子开到了阳光酒店。宫玉林大为惊讶，口袋里没揣着一万两万的，谁敢走进这家酒店？ 第三章阿娴自喻新新人类 陈娴妹果然是个款姐。陈娴妹请宫玉林吃了一顿“很简单”的便餐，结账六百多元，然后驱车绝尘而去。深圳的酒店多如牛毛，陈娴妹带着宫玉林来到一间知名度很高的酒店，开了一间套房。然后对宫玉林说：“今晚我住在这里。现在我们找一家夜总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吃饭、听歌、跳舞、聊天……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陈娴妹对宫玉林的情况基本了解了：宫玉林，男，25岁，身高1．79米，湖南人，来深圳打工已经有5个年头了。宫玉林的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在学的妹妹。因出身贫寒，人微言轻，再之社交能力差，从来没有过恋爱的念头。宫玉林的想法很简单，在家是长子，已经长大成人，有担负家庭生活的义务。他想挣一笔钱，先将家乡的茅草房推倒，然后盖一间用砖垒起来的房子。 陈娴妹含而不露地倾听宫玉林的谈话，这令宫玉林好生奇怪：“她怎么不提今天约会的目的呢？”“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这是四川籍女词人花蕊写的一首名诗，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四川人心细的特点。瞧，花蕊夫人连梳妆打扮的工夫都不忘注意观察他人的动向。时间已晚，宫玉林开门见山，问道：“陈小姐，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啦！请问，您约我来，是不是贵府最近有什么喜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愿意登门献艺。”陈娴妹又是淡淡一笑：“你将来献艺的机会多着哩！告诉你吧，我今天约你出来，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想见你一面。”歌舞厅的光线很暗，茶几上放着一盏类似鬼火的红烛，火苗一闪一闪，蛮有情调，只是邻座不时传来一阵阵浪笑声，令人作呕。陈娴妹见宫玉林不太适应这种环境，心中暗笑，一把拉起宫玉林，说：“走吧，回酒店接着聊。”宫玉林很紧张，嘴角嚅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较为完整的话：“不合适，不合适。深更半夜的，我走进你的房间，很麻烦的。”陈娴妹掏出酒店客房的电子卡钥匙，说：“少见多怪！麻烦什么？想找我们麻烦的人，才有可能遇到真正的麻烦。”说罢，陈娴妹驾着车，一路高歌《东方之珠》，驶进某酒店停车场。当她领着宫玉林穿过大堂，走进电梯，来到521房间。521房间是套房，外间是客厅，屋子中央放着一圈沙发，内间是卧室，有一张挺宽挺大的双人床。“陈小姐，这房间一晚得多少钱？”宫玉林问。陈娴妹轻描淡写地回答：“不贵吧，房价是800多元，现在打七折，也就500多。”宫玉林暗暗吃惊：“在这儿住两天，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泡汤了！”陈娴妹说：“这个房间是我特意挑的。宫玉林，你明白吗？”宫玉林说：“我不明白。”陈娴妹说：“你真笨！你真蠢！你真是个木头！实话对你说，我是新新人类！”宫玉林还是没反应过来：“什么叫新新人类？你越说我越糊涂。陈小姐，你放我走吧！我心里老是紧张，要是警察扫黄，咱们呆在一起，说不清楚呀！”陈娴妹一笑：“警察扫黄与咱们有什么关系？这是星级宾馆，楼层连服务员也没有。”说着，陈娴妹麻利地脱去了外衣，告诉宫玉林：“你先在客厅喝茶，我去冲个凉。”陈娴妹走进了卫生间，奇怪的是并没有将卫生间的门反锁。 宫玉林是第一次走进星级宾馆的客房。门上装有防盗装置，即使服务员手持钥匙，从外面也打不开门；冰柜里堆满了各式饮料，价钱比市面贵出一倍；床头位置放着写有“祝您晚安”字样的提示牌，这块提示牌的后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风起花落知多少，一夜春梦了无痕。酒店设有指压按摩中心，昼夜服务，98元一粒钟”……宫玉林局促不安地在客厅与卧室间踱着方步，莲篷头喷出的水声“哗哗”地，更令他的灵魂感觉惊惶。应该说，陈娴妹是个无可挑剔的南国美女，身材适中，皮肤白嫩，该凸现的地方极其自然地凸现，宫玉林担心的是：“她是不是一个诱惑我的魔鬼？”现实生活中，利用女色诈骗钱财的案例太多了，就在你钻进情网时，三五个自称“老公”、“表哥”的壮汉自天而降，挥舞着闪亮的匕首，上演一出“仙人跳”。 第四章太白西沉以身相许 宫玉林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拆白党”、“放白鸽”、“仙人跳”……这些本应列入“拍案惊奇”的丑闻，如今隔三差五地就在广东地区轮番上演，几乎成了常演常新,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不过，宫玉林也很坦然，自己身无分文，光脚还怕穿鞋的？再说，野的怕恶的，恶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在深圳这块地方，关键时刻讲一口湖南麻阳土语，甭管黑道还是白道，保管他浑身先哆嗦。东北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麻阳人短小精悍工于心计，自从深圳出了几宗东北人和麻阳人搞的命案，在深圳人眼里，“东北虎”、“麻阳帮”竟然成了黑道人物的代名词。陈娴妹冲过凉，穿着白色的睡衣站在窗前，一头秀发宛若瀑布，从脑后一直垂到腰间。许是精神焕发的缘故，她的面色红润，是那种闪着光泽的红润，而双臂却如凝脂，展示了女性的温柔与细腻。陈娴妹坐在沙发上，操起了电话，宫玉林一把手按住她：“你……你……你要干什么？”陈娴妹又是一笑：“瞧你吓的！喂？餐饮部吗？我是521房间，请送两杯咖啡，两杯‘夜来欢’。对，别搞错。签单结账。ok！”大约十分钟，“叮咚”一声，门铃响了。穿着猩红色制服的侍应生端着托盘，将陈娴妹点的饮料送至客房。陈娴妹点的饮料“夜来欢”，其实就是添了苏打水的威士忌。陈娴妹品了一口，对宫玉林说：“喝呀！”宫玉林说：“陈小姐，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你叫我来干什么？”陈娴妹说：“喝酒、聊天，不干什么呀！”宫玉林说：“可我心里很紧张。”陈娴妹说：“你紧张什么？我喜欢你，我觉得和你坐在一起，和你共处一室，好好高兴。”宫玉林说：“不！我是打工仔，我是乡下人，而你，是一个款姐，是一个富翁，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陈娴妹说：“爱，连国界都没有，你谈什么乡下人城里人。实话对你说，我喜欢你，明天我就可以带着你去见我的父母，然后，你再带着我去湖南，探望你的父母。”宫玉林觉得不可思议，陈娴妹的想法太奇特了，她的安排几近荒唐，在双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有了实质性的接触，是不是天方夜谭？ 宫玉林的拘谨、紧张、惊惶，正是陈娴妹所希望见到的。她觉得，从晚上吃饭到现在，宫玉林的表现足以证明了他是一个涉世不深的童男，别看他的实足年龄已经25岁了。持传统观念的人，可能会觉得陈娴妹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异类人物，不仅她的价值观与我们传统的价值观相左，甚至其生活方式也与传统生活方式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陈娴妹的父亲，经商二十余年，家财不计其数，是新一代富翁，我们可以用传统的眼光称陈娴妹是“新八旗子弟”，而陈娴妹与她的女友们，却自喻“新新人类”。陈娴妹选择男友的条件相当苛刻，又相当简单：身材魁梧，容貌英俊，家境贫寒者优先。陈娴妹示意宫玉林喝点咖啡，极其郑重地说：“我喜欢你，而且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假如你答应我，明天你就辞去工作，然后天天陪着我。”宫玉林说：“那可不行，我把工作辞了，你叫我睡街头呀！当厨师是凭本事吃饭，薪水虽然不是太多，老板包吃包住，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陈娴妹又是一笑：“你的要求很低嘛！包吃包住，再发个千元工资就很满足了。这样吧，明天我给你二十万元，你在深圳八卦岭买幢房子，我当你的老板。”陈娴妹很轻松地说着。陈娴妹没有说瞎话，也不是自吹自擂，她在银行私人存款的账户上已经有了近七十万元的积蓄，她的父母根本不知道。宫玉林大吃一惊：“你是不是喝了酒，乱说话？”陈娴妹说：“酒后才吐真言哩！你也不想一想，吃了一顿饭，我们见了面，然后就是我约你出来，再然后就是我当着你面沐浴更衣，如果我真的不爱你，世间有哪个女子会卖得这么贱？”宫玉林的眼睛突然湿润了，这句话是从陈娴妹的肺腑里喷发出来的，具有无比强烈的震撼力。宫玉林这时发现，幽暗的灯光下，她的嘴唇比含露初绽的玫瑰花还温软还富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窗外，太白金星正在西沉，人类的生物钟刚刚拧紧了发条…… 第五章女唱男随风景如画 上午九点钟，陈娴妹醒来了，见宫玉林呆呆地坐着，她问：“你一夜没睡？困不？”宫玉林摇摇头：“我太兴奋了，也太紧张。像我们这些打工仔，坐在长途汽车里几天几夜没有觉可睡，是常有的事。”洗漱完毕，陈娴妹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退掉房间，你跟着我去东莞，争取一周内解决房子问题。”宫玉林说：“不行！我应该回饭店一趟，无故旷工者，老板要开除的。”陈娴妹说：“有那么麻烦？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再说那点工资有什么值得稀罕？” 退掉了房间，陈娴妹领着宫玉林到二楼雅苑喝早茶。上电梯的时候，宫玉林用手做了个“请”的动作。陈娴妹嗔怪地说：“你不应该这样！”宫玉林说：“我没错呀？女士优先，这是国际惯例。”陈娴妹说：“假如电梯有毛病，如门开了，电梯并没来，女士一脚踏空跌下去，你是不是涉嫌犯罪？记住，‘女士优先’并不包括上电梯！”薄皮鲜虾饺、透明马蹄糕、冰花萨其马、玉液叉烧包，外加一壶乌龙茶，“一盅两件”上齐，宫玉林三下五除二吃个肚饱肠肥。离开深圳，大约一个小时，陈娴妹开车来到了东莞市。东莞市虽然很小，却很繁华，无论市容市貌还是路上行人的神色，都透露着一种富有。宫玉林一直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陈娴妹走进她父亲的公司，又看着她走进银行，几进几出，已是中午了。汽车驶过东江大桥时，陈娴妹说：“有的人在广州、深圳、珠海呆了几天，回去就大吹大擂粤菜如何如何，其实他们是老土，是进了庙门没烧香的过客，纯粹是看热闹的。‘东江粤菜’是粤菜的正宗。来，今天我请你尝尝我们家乡的本帮菜。”说罢，陈娴妹领着宫玉林进了东江酒楼。粤菜与川菜确实存在着风格与情调上的差异。川菜吃的是风味，粤菜吃的是原汁，陈娴妹以“清蒸鳜鱼”为主菜，又特意点了“潮洲扒大翅”、“护国素菜汤”，她的目的是让宫玉林开开眼界。宫玉林对陈娴妹仍然存有戒心。拥有豪华私车，里外名牌时装，消费一掷千金……陈娴妹到底是什么人？席间，宫玉林直奔主题，很坦率地对陈娴妹说：“跟着你，我很害怕。像你这种花钱法，有座金山也会吃空的。”陈娴妹说：“那怕什么？我跟你说过，我是新新人类。”宫玉林无法理解陈娴妹说的“新新人类”是什么意思，只好学外国人，耸耸肩，一脸的困惑。陈娴妹说：“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理解的。” 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新新人类”的这一概念相当于“八旗子弟”。但是，新新人类在灵魂深处却不拥有“八旗子弟”的政治优越感，换句话说，“八旗子弟”的父辈经过多年浴血奋战，才拥有了地位与财富，而新新人类的父辈是早上醒来才知道自己成为富翁的。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大量征用土地，一些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农民，洗脚上田，瞬间变成了“城镇居民”。征用土地，要付“土地征用费”。有一个地方，政府制订了“按人头，算时间”的“土政策”，人人有份，个个领钱。“土政策”规定：结婚后嫁给外乡人，一直住在婆婆家的，从出生日到结婚日，按天算钱；外乡人嫁到本地的，从结婚日至今，按天算钱；外乡人嫁到本地，后又离婚的，自结婚日至离婚日（以法律判决文书为准），按天算钱……八十年代初期，“土政策”制造了一批“土富翁”。存在决定意识，“土富翁”有了原始资本，分化为两大派：有心计的人，用这笔“原始积累”开工厂办实业，让财富在流动中升值；没有心计的人，则用这笔钱去吃去喝去嫖去赌去抽“四号”，他们成了寄生于社会的“吃息一族”。 吃罢饭，陈娴妹将宫玉林安排入住某宾馆。陈娴妹说：“今天的时间太紧了，晚上我过来陪你，明天我们回深圳看房子。”办理入住手续时，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尖利的喊声。这个女人，四十上下，肥肥胖胖的，浑身披金挂银，走在街上甚是抢眼。她边追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后生，边用标准的潮汕话喊着“鸭仔、鸭仔”。宫玉林心中暗惊，那个被追的年轻小伙，正是自己的同乡，因听不懂潮汕话，宫玉林以为这是受害人正在追踪一个涉案抢劫的嫌疑犯。宫玉林讲义气，就在他准备拔刀相助时，陈娴妹厉声斥道：“没你事！他是鸭哥。” 第六章男欢女爱相敬如宾 入住宾馆后，宫玉林直愣神。陈娴妹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要不要看医生？”宫玉林的眼睛湿润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道：“刚才那个小伙子，是我的同乡。他叫刘玉刚，比我小两岁。每次从家乡出来，都是他带队引路抢购车票什么的，有一次，乘坐长途汽车，半路被‘烂仔’打劫了，要不是他，我们早没命了。”陈娴妹说：“我明白了！我错怪你了，不过，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与他来往。”宫玉林问：“为什么？”陈娴妹说：“他是鸭哥。”宫玉林问：“什么是鸭哥？”陈娴妹说：“你不懂，也就不要再问了。鸭哥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是最没骨气的男人。” 在以后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每天早上，陈娴妹开车过来带着宫玉林去深圳看房，晚上回到宾馆休息。因深圳的房价太高，最后二人商议决定在深圳巴登村暂租两室一厅一套单元房，月租金是3000元。深圳的巴登村，是个很怪的地方。旅游和一般公务出差的人，绝不会涉足这片土地；定居深圳的外乡人，一般也不会涉足这块巴掌般大的地方。倒是社会学家，或是揣着“解剖麻雀”的目的进行社会调研的新闻记者，才有可能潜入这块土地，管窥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陈娴妹与宫玉林是秋天相识的，一晃三个月过去，陈娴妹带着宫玉林到东莞见了自己的父母，后来是陈娴妹跟着宫玉林回了一趟湖南，见到了宫玉林的双亲。双方父母对儿女婚事均持无所谓的态度，就是说，除了一见钟情这一特定因素外，陈宫的秦晋之好，与正常人无异。 冬去春来，转眼间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陈娴妹与宫玉林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有规律了。他们还没有结婚，但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除每周有一两个晚上陈娴妹要回东莞陪伴父母外，她基本住在深圳巴登村，与宫玉林谈天说地。陈娴妹的好友阿秀、阿桂、阿娟，也常来巴登村，有时玩到很晚，这三个女子干脆就不走了，反正是两室一厅，各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还是很方便的。阿秀、阿桂、阿娟的家境，与陈娴妹的家境差不多。她们都很富有，但是她们还是很羡慕陈娴妹，因为她们未能在茫茫人海中，“捞”到一个像宫玉林这样品貌俱佳的男子。宫玉林有时很着急，觉得像自己这样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成天无所事事，靠陈娴妹的“赏钱”（他认为陈娴妹给自己的1000元零用钱，带有恩赐的意思）过活，实在是没有意思，便几次要求陈娴妹高抬贵手“放一马”。陈娴妹却说：“1000元嫌少，毛毛雨了，给你2000元，行吗？”宫玉林说：“不是一千两千的问题，我不能这样活着！一个男人被女人养着，像什么活？”陈娴妹淡淡一笑：“乡下佬，我说你是根木头吧，没错！” 宫玉林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现实。宫玉林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在他看来，陈娴妹是个无可挑剔的女人，漂亮、温柔，又很有钱，她不需要男人外出打工支撑一个家，她只需要男人在她渴望爱情的时候，给她心理和生理上的刺激。作为一个男人，这无疑是前世积德的结果，然而，宫玉林不相信宿命论，他觉得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恶兆，不知哪一天，飞来横祸会降临自己身上。晚上，陈娴妹如果不来巴登村，她会打来电话的。宫玉林如果接不到电话，会很难受，他会觉得这一夜的时光是那么漫长，以至长到度秒如年。深圳毕竟是深圳，深圳不是北京不是天津也不是上海，她是光怪陆离的，繁华似锦与血雨腥风交织在一起，那么和谐地成为一幅“清明上河图”。有时等到子夜，陈娴妹的电话还不打来，宫玉林就知道“今天没戏了”。为了消磨时间，宫玉林有时就夜逛深圳。没有一座城市能够与深圳的夜生活等媲美，深圳的夜生活开场时间最早，散场时间最晚，凌晨两三点钟与晚间八九点钟，其繁华程度几乎无异。宫玉林决心在陈娴妹不在身边的时候，寻找他的同乡刘玉刚，即那个被陈娴妹称为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他不清楚，在女人眼中什么男人最坏最没骨气，他更不明白在陈娴妹眼里，刘玉刚为什么如此“讨嫌”。于是，为了寻找刘玉刚，宫玉林走进了一家又一家夜总会。 第七章步入欢场邂逅鸭哥 深圳巴登村是窥视大千世界的窗口。这里，有售价最高的商品房，也有条件最差的出租屋；有开出天价的名牌产品，也有价格低到让人发愣的冒牌劣货；有万元一席食客吃罢肚子还觉得饿的“帝王宴”，也有十元一份“吃不了还得兜着走”的快餐店……大街上，百万富翁叼着牙签打着饱嗝一步三晃地遛弯消食，野鸡暗娼乔装发廊小姐挤眉弄眼地挑逗嫖客，有钱的要休闲，没辙的要搞钱，手里没钱穷得没法休闲的，便替人代卖“毕业文凭”，代办“边防通行证”……外地人从这里路过，冷不丁地会被人截住，这个人十年前会问你：“彩电要哦？”；五年前会问你：“黄带要哦？”；今天他会问你：“假币要哦？”生旦净末丑，人生大舞台，人人都有爱说的话，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在巴登村住两个月，可以搜集写十部长篇小说的素材。 宫玉林住进巴登村后，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也是走南闯北，但毕竟成天与灶台为伍，脑子里除了“清炖”就是“红烧”，他并没有接触一个真实的光怪陆离的社会。陈娴妹说刘玉刚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宫玉林觉得“既然他是坏人，他必然要天天出入夜总会”，于是，宫玉林没事的时候，就到深圳的欢场寻找刘玉刚。深圳的欢场是高消费场所，这天，宫玉林带着几千元走进了一家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内有两个门，当宫玉林气宇轩昂地准备走进左侧这道门时，意外地被侍应生拦住了：“先生，留步。”“为什么？”“不为什么！”宫玉林以为自己出身贫寒，或浓厚的乡土气息仍被他人耻笑，便据理力争。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意外，刘玉刚突然出现了。于是，在街边，他们二人有了如下的对话。“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厨师干得好好的，跑这里来干啥？”“找你呀！为了找你，你不知我花了多少钱？跑了多少家夜总会？”宫玉林与刘玉刚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才搞清目前对方的真实情况。刘玉刚说：“你傍上了一个女大款！”宫玉林说：“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职业？” 刘玉刚的名片上印的是化名“程强”，身份是“某某酒店拓展部经理。”这是当代社会最肮脏的一个社交场合，不叙述这个至关重要的场合，那么“非常男女与非常事件”这一命题便无法成立，而详细叙述，则有污读者的眼睛，这就是逻辑学里的“两刀论法”或曰二难推理。刘玉刚是一个色情陪侍，是一个为港澳阔太，深圳二奶“服务”的男妓，就是人们俗称的“鸭哥”或“牛郎”。宫玉林听罢刘玉刚的介绍，大为惊讶，他不相信社会上还有这种职业，他想参股入伙，便说：“我当你的副经理吧！”刘玉刚说：“我们这儿没有副职，你愿意来的话，可以印个名片，印上‘拓展一部经理’，或者‘拓展二部经理’，你想印上‘业务部经理’、‘公关部经理’也行，不过，‘业务部经理’的商业味太浓，‘公关部经理’又锋芒毕露，叫人难以接受。我看你最好印上‘联谊部部长’，这词挺文气，然后弄个假身份证，再配个bp机，就可以接客了。” 从此以后，宫玉林算是上了贼船。陈娴妹是第一个发现宫玉林上贼船的人，那是两个月后，一个周五的晚上，陈娴妹事先未通知，便兴致勃勃地从东莞市驾车而来，准备与宫玉林吃夜宵，如果时间富裕的话，再邀阿桂、阿秀、阿娟过来“打打麻将”。陈娴妹打开巴登村的家门，发现宫玉林没在家，于是便打宫玉林的呼机。宫玉林回了电话，说他正往回赶，请陈娴妹“稍安勿躁”。陈娴妹与宫玉林亲热了一番，她提出“宵夜”，宫玉林说“太累了，不想去”。当宫玉林走进卫生间冲凉时，疑窦丛生的陈娴妹查阅了宫玉林bp机上的全部中文信息。除了“陈太要求回电”就是“马小姐已到深圳”，陈娴妹一看，立刻蒙了。以下是陈娴妹与宫玉林的对话：“你说，这些浪女人是谁？”“我正在做生意。我一个男人，总不能让你养一辈子！”“不对！做生意？你骗人，我问你，有哪个正经的女人在晚上八九点钟呼你谈生意？”宫玉林被问得张口结舌，气得他大骂发明bp机的人：“你发明留言功能就可以了，何必画蛇添足，连来电时间都显示出来！”气急败坏的陈娴妹，说了声“你等着，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个颜色看看”，摔门而去。陈娴妹找她的姐们去了，她要用世间最毒辣的手段整治报复与自己同床异梦的人。 第八章水火不容结怨成仇 陈娴妹本来是个相当温柔的女孩子，她的父亲还未成为百万富翁时，她在学校挨欺负，回家也是不敢说，常常躲到屋角抹眼泪。随着家庭财富以几何倍速剧增，陈娴妹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钱不仅能通神，它还是魔鬼，可以左右一切可以制造一切可以实现自己的一切目的。陈娴妹的理论是有无数事实为佐证的。办某件事，如果公事公办的话，有可能要花一万元，如果公事私办，给办事员递上一个内装千元的“红包”，马上“搞掂”，节约了百分之九十的“办公经费”。 陈娴妹离开巴登村，用手机招呼阿桂、阿娟、阿秀三人，“快快到春风路”。陈娴妹是“大姐大”，谁敢不听她的话，于是，四姐妹在春风路某酒店找了个雅间吃夜宵，密谋如何整治报复宫玉林。阿秀说：“跟他断了吧！男人没有好东西，吃你喝你花你的钱，他还到处惹花拈草。”阿桂说：“断了，美了他！让他把钱吐出来！”阿娟说：“要想出一个办法，让他一辈子花不了心！”陈娴妹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酒喝干了，菜吃完了，该买单了，陈娴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给他破相！”破相，是指用刀片在脸上划出特殊的印记，如井字如口字，或左右伤口位置对称，反正在日后若干年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宫玉林脸上的“符号”肯定埋藏了一段离奇的故事。 陈娴妹初中毕业后，咬着牙上了两年高中，再也不去学校了。有两件事，对她印象最深，一是父亲创业初期，办执照搞批文什么的，常常要请客送礼，或一些关键人物家有红白喜事，必须带着红包贺礼前去“站脚助威”。每逢此时，陈娴妹便要跟着一同前往。陈娴妹的父亲不带她去，说：“这是应酬，你不能去！”陈娴妹问：“什么是应酬？”“应酬就是一个人去办一件从心眼里不想干，又不得不办的事！”陈娴妹说：“明白了。”转天陈娴妹就辍学了，她对父亲说：“上学就是应酬，我不上了！”二是关于毕业文凭，陈娴妹的父亲要求她起码取得高中毕业证书。陈娴妹二话未说，背起书包上学去了。晚上，父亲很晚才到家，陈娴妹又跟父亲撒娇了，她坐在父亲的腿上，双手抱着父亲的头，说：“爸爸，我毕业了。”说完，将买来的假文凭给父亲看。陈的父亲哭笑不得，女儿竟然从深圳买回来一本国内某名牌大学的“大本证书”。这就是陈娴妹，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她没有读过霍桑的《红字》，也没有读过《水浒传》，但她立刻想到了要给宫玉林“破相”，而且要使用史籍上被称为“墨刑”或“黥面”的酷刑，给宫玉林一个颜色看看！ 阿秀、阿桂、阿娟一听，连连称赞：“高！高！这主意实在是高！”陈娴妹不动声色地问：“请谁来破相？”阿秀说：“这事还难办？有钱能使鬼推磨，先开价。”花钱买凶，是书面语言，黑道人物对此一般爱称“佣金”或“劳务费”。“佣金”的多少，是很有说法的。“要一条命”，是指将人弄死；“要半条命”，是指将人伤至重残。阿秀跟社会上一些“烂仔”的关系很好，她说：“这事交我吧，我先去找人谈价，然后咱们再订时间。”陈娴妹说：“最好是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巴登村，你们假装‘说和’，然后备酒备菜，将他灌醉，接着下手。不过，事不宜迟，要快，现在宫玉林的把柄还在我的手里。”阿秀说：“那现在就动手！你们三个人先去巴登村，我去找人。今天夜里就把这事办了。”陈娴妹说：“一言为定。不过……”陈娴妹似乎犹豫，话说了一半，欲说还休。阿秀将了她一军：“那算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舍不得呀舍不得，小白脸真好看。”这招果然奏效，陈娴妹说：“干！一定要干！不干，我出不了这口恶气！不过，相别破的太狠了，也别叫人看出故意的痕迹，最好是像他与人打过架，或者是出了车祸……”阿秀说：“明白！就是日后法医鉴定时，也不能下‘造作伤’的结论。”陈娴妹很吃惊地说：“你还蛮懂法医学？”阿秀说：“久病成医。姑奶奶年纪不大，掺乎不少命案哩！”陈娴妹说：“那你应该带点钱呀！”阿秀说：“不成。干这活没有先交钱的，倒是先给点定金。我这儿有钱，事成了咱们再结账。”姐四个哈哈大笑一番，各奔东西了。 第九章冤家路窄相逢狭道 深圳毕竟是深圳，来自互联网的最新消息称，在全球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中，中国的深圳和广州榜上有名。周五周六入住宾馆，在西安可以享受八折优惠；在深圳不但不打折，还有可能上调百分之二十。这个现象充分说明，深圳客房的服务对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公干人员，深圳的夜生活已经相当丰富甚至到了畸形状态。刘玉刚见宫玉林匆匆离去又久久不归，便拼命地打他的呼机。宫玉林以为陈娴妹已经回东莞了，将心一横，又找刘玉刚“挣钱”去了。陈娴妹驾车带着阿桂、阿娟来到巴登村时，发现人去楼空，顿时火冒三丈。她咬牙切齿地说：“掘地三尺，今天我也要把他揪出来！”阿桂、阿娟在旁打气：“不会费那么大的劲，不就是那么几家夜总会吗，走，咱也来回蹲堵！”这时，阿秀带着两名打手也赶来了。这两个打手是东北人，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开口就问：“该做的家伙（黑话：意指对象）在哪疙瘩啦？”阿秀说：“别急，先听主家的意见。”陈娴妹说：“他刚走，今晚保证能找到。”打手问：“小姐，怎么个做法（黑话：将人弄死谓‘包做人’；将人弄成重残谓‘包做命’；‘做法’意即要达到什么目的）？”陈娴妹说：“我还没想好。”陈娴妹将自己与宫玉林认识的经过，及宫玉林目前所做所为简单说了一遍，两个打手心领神会：“明白啦！您是要‘蝴蝶’？还是要‘肉包’？要不来个‘落风蓬’”陈娴妹直眨眼，实在听不懂这些黑话。打手解释说：“‘蝴蝶’就是脸上落疤，‘肉包’就是撕裂嘴唇；削掉了耳朵叫‘落风蓬’。”陈娴妹思前量后，决定给宫玉林做“蝴蝶”。 陈娴妹带着阿桂、阿娟，阿秀带着两名打手，驾驶两辆汽车，开始寻找宫玉林。深圳的夜总会多如牛毛，但是容留刘玉刚、宫玉林“挣钱”的场所并不多。汽车驶进一条短街，陈娴妹惊呼一声“来了”，慌忙将车刹住。五十米外，宫玉林和刘玉刚分别搂着年纪已在四十开外的女人，正有说有笑地走来。陈娴妹用尾灯向阿秀发了个信号，阿秀对打手说：“快！动手！”打手问：“哪一个？”阿秀说：“里边，靠墙那个男的。”两个打手下了车，并没有朝宫玉林走去，而是装做买烟走到了街对面。两个打手在烟店门前转过身，悄悄溜到了宫玉林和刘玉刚的身后。这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二十米。 突然，两个打手一个猛跑一个猛追，不明其里的人以为两个人是在追杀殴斗。在深圳街面，这是经常上演的一幕。一般情况下，没有人劝架，也没有人围观，更不会有人站出来为一方助威，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刘玉刚和宫玉林见状，慌忙退至墙角，那两个女人以为遇到了劫匪，吓得倒在地上，有一个还尿了裤。这种情况很自然，这两对男女是金钱关系，不存在着感情问题，他（她）没有必要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伙伴。那个吓得尿裤的女人，蛮可怜的，她身上的黄金饰品全敛到一块，一百多克，这还不算手袋里的万元港币。就在两个打手佯装斗殴时，突然其中一个冲向了刘玉刚，未等刘玉刚反应过来，“四环钻戒”就划破了刘玉刚的脸。“四环钻戒”是特制的一种凶器，一块长条铁板钻四个孔，四个手指伸进后，手背处有四个半厘米左右的“倒刺”。持这种凶器斗殴，飞身一拳，对方脸上就会留下四个血洞。刘玉刚还没纳过闷来，就觉得左腮一热，用手一摸，全都是血，疼得嗷嗷叫。当两个打手跑到阿秀身边时，陈娴妹气坏了：“怎么搞的？错了！不是他！”两个打手一听错了，二话未说，又急奔至宫玉林身边……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大约用了两分钟，就是说还没等宫玉林、刘玉刚反应过来，凶手已经“完成任务”。宫玉林与刘玉刚二人事后也互相埋怨过，刘说：“他们破我的相，你为什么不帮我打他们？”宫：“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打架，后来朝你下手，我以为你跟他们有过往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跑了，又回来，我以为还是找你算账，结果朝我下手了。”两个打手跳上车，汽车绝尘而去。这是一个天空布满浓云的黑夜，汽车驶离现场约十公里处，两个打手要求支付“佣金”。陈娴妹有点不悦：“我要破一个人的相，你们却破了两个人的相，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第十章顿起杀心魂断巴登 陈娴妹等人驾车而去，宫玉林和刘玉刚这才意识到，两个打手在街上斗殴，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宫玉林明白，自己遭了陈娴妹的暗算，刘玉刚陪葬弄了个“花脸”。他们二人不敢去警方报案，只好“打的”前往一家私人诊所就医。这是一家“老军医”开的“包治百病”的私人诊所，据说，除了死人不能救活外，其医术有如“华佗再世，扁鹊重生”。“老军医”很认真地验了宫、刘二人的伤口，宫玉林的左脸只有四个血洞，创伤面不大，刘玉刚则是左右各有四个血洞，而且凶手在“拳击”时又转动了一下手腕，致使伤口撕裂。“老军医”对刘玉刚说：“你的伤口很麻烦，要清创，要打破伤风针，还要缝几十针。”折腾了多半夜，刘玉刚脸上裹着厚厚的纱布，由宫玉林扶着“打的”回到巴登村。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纱布去掉了，果然符合陈娴妹的“要求”，宫玉林已经“破相”了，当然，令陈娴妹始料不及的是，刘玉刚也被“破相”了，且比宫玉林还惨。刘、宫二人住在出租屋，雇了个小保姆负责洗衣买菜做饭。宫玉林明白，刘玉刚是冤枉的，至少他是一个替身。算是忏悔吧，宫玉林支付了刘玉刚的药费，还提出要补偿刘玉刚的经济损失。刘玉刚不同意，他说：“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女大款家住哪里？”宫玉林没敢告诉他，只是诡称“她从来不说”。当初为了在深圳买房子，陈娴妹曾给宫玉林二十万元，今天走到这步，宫玉林把心一横，说：“我这儿还有点她的钱，我看咱们二人分了它，算了！”刘玉刚还是不同意：“他破了我的相，等于砸了我的饭碗，她有多少钱能够弥补我的损失？” 这天，陈娴妹独自一人，驾驶着小汽车前来巴登村，准备与宫玉林最后“摊牌”。陈娴妹敢于独身前来，因为她事先曾经派人观察过宫玉林，知道他的伤势并不重。但她并不清楚，刘玉刚也和宫玉林住在一起。推开门，宫玉林先是一愣，他万万没有想到陈娴妹会再次走进这间出租屋。陈娴妹的第一句话是：“把我的钱退回来！”宫玉林说：“花了，看病用了。”“不可能，花多少钱，我可以给你报销，但那二十万元，你一定要退给我……”二人正吵着，一直呆在里间的刘玉刚突然破门而出，一拳将陈娴妹击倒在地，然后骑在她的身上，死死地掐着她的颈部……陈娴妹连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就死了。宫玉林吓坏了，问：“怎么办？”刘玉刚说：“你赶紧去买尼龙袋，晚上开车将她扔了。”当晚，宫玉林驾驶着陈娴妹开来的小轿车，刘玉刚坐在副驾驶座上，陈娴妹的尸体被塞进后车厢，沿广深高速公路西行。宫玉林问：“越远越好，找个偏僻的地方，先将她扔了。”突然，前面出现一块“减速”的警示牌，广东省公安厅设在公路的检查站和往日一样执行公务。宫玉林问：“怎么办？”刘玉刚说：“先减速，他们放松了警惕，再加油猛冲过去。”果然，正当检查人员准备查验证件时，宫玉林一踩油门，汽车“腾”地如脱弦之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警方立即启动三菱吉普，于是，公路上展开了一场警匪间的生死时速。三十分钟后，犯罪嫌疑人刘玉刚、宫玉林被缉拿归案，陈娴妹失踪之谜得以解读。 （全文完） 作者附记：记者最初接触本案材料时，以为不过就是一宗极普通的谋杀案。经仔细研究后，觉得事件并非如此简单，陈娴妹死了，刘玉刚、宫玉林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阿桂、阿娟、阿秀们呢？人与人之间有仇有恨有矛盾，这很自然也还正常，为什么一出事，连女孩子也会想到“花钱买凶”？这是记者百惑不解的。其实令人百惑不解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一个记者，或者说一个作家，只有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他才有可能像毛泽东所预言的从“自由王国”的领域进入“必然王国”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数”，一个无法变更的“数”；这是一个“宏”，一个病毒无法侵入的“宏”。爱情这一主题，千百年来倾倒了多少艺术家？但是今天，一个“钱”字又毁了多少人美丽、美妙的人生？孤灯独坐，身单影随，大概有的人会扪心自问：“钱呀钱，你算什么东西？” 暗杀宋庆龄(沈醉) 暗杀宋庆龄 作者：沈醉 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我只简单地写了蒋介石对宋庆龄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进行恐吓、侮辱，她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吓倒，反而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她。我写到这里便没有再写下去，实际上，当时特务处对她搞的阴谋活动还有不少，我都没有详细写出来。特别是没有写出蒋介石指示戴笠对她进行的许多罪恶活动，都有我的一份。 那时，我感到她住在法租界内，是我们法租界组一个最大的包袱，每天除了要写“监视日报”外，还要去侦察与她往来的人，所以我曾两次寄手枪子弹对她进行恐吓，只想促使她离开法租界，住到别处去或出国，这样我就可以省去不少的事。 戴笠还一再命令我：一定要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中，收买她身边的人。我就派了一个女特务，去设法接近她身边的一个女佣人（可能是姓李，已记不清楚）。当时那女佣才二十多岁，我满以为有把握收买她。而那个女特务接近她一个多月以后，跟她一道去过宋家几次，就引起了宋先生的注意。她叮嘱女佣人少与这个女特务来往。不久，这个女特务开始向女佣人打听宋家来往客人的情况，并送她不少东西。女佣人便将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先生，宋先生除叫她把东西全部退还外，还叫她坚决不要再和这个女特务往来。这一招失败后，我并没有死心，又通过宋家邻居的几个女佣人去做工作，仍然没有成功。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达到收买甚至吸收宋家女佣当特务的目的，那就是我派的那个女特务在和她往来的一段时间中，得知她刚与一个不务正业的丈夫离了婚，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对象。想到她还那么年轻，总不能不交男朋友，我便决定采用“美男计”，设法使她上钩。 如何具体进行呢？我考虑再三：如果叫一个长相不错的青年特务化装成知识分子去勾引她，那样彼此的身份不相称，会引起宋先生的注意；如果化装成一个工人，附近又没有工厂，一个工人经常远道去勾搭她，似乎也不妥当。最后，我叫一个特务化装成汽车司机，这不但彼此身份相当，不容易引起宋先生的怀疑，而且常有机会在附近或别处与她相遇。果然，不到三个月，这一招初步见效了，化装司机的男特务与她常有往来，可为了做到一切不使她怀疑，从不探问她的主人情况。我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订婚或结婚之后，就不愁她不“嫁鸡随飞，嫁狗随走”了。 有次戴笠到上海，我去见他时，把这事向他报告，他很高兴，要我把这个男特务带到上海特区接头站与他见面，还指示应当力求避免引起宋的怀疑，千万不宜急躁，不要露出马脚，并发给这个特务100元作为奖励。 而这个女佣人对宋先生一向很忠实，主动把自己交男朋友的情况告诉了她。宋先生仔细查问了双方认识的经过，听说介绍人是附近一个开私人车的司机，便叮嘱她应多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再带他去见见面。说实在的，当时我对此真感到有些不理解：像宋先生这样有地位并且工作繁忙的人，怎么会亲自来过问一个女佣人的事？ 由于我的精心布置，女佣人到这个男特务家里去的时候，看到来往的人，都是一些汽车司机。这是因为法租界组有个叫范广珍的组员，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探目，又是帮会头子，他手下有的是司机、工人等等。那天，女佣人应邀去男特务家里，也许是有意去看虚实的，我让范广珍故意安排一些汽车司机模样的人来来往往，有的驾驶出租汽车，有的给私人开车，都和那个男特务称兄道弟，而且对他比较尊重。女佣人看到这些情况，认为那个男特务不像她过去那个丈夫流里流气，感到相当满意。这样，第一关总算过去了。 为了把这一台假戏唱好，我又让这个男特务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靠近白莱尼门马浪路口的一家私人小汽车出租行的楼上居住，而且给他安排在那家出租车行当一名义务司机。这样，宋家女佣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那家车行找到他。有两次下大雨，宋家女佣人为送客打电话到车行雇车，这个男特务都是马上把车开去，这不但可以取信于她，而且可从送客当中得到一点情报。这一布置，我自认没有露出半点破绽。谁知等到他们快要订婚的前几天，突然，宋家那位女佣人不愿再见这个男特务了，这个男特务在附近守候了好些天才遇到她一次。她看到这个男特务，气得哭了，一个劲儿地骂他是坏蛋，想欺骗她。当时还不兴骂“特务”二字，但从那坚决的态度和语气看，似乎她已发觉了男方的卑劣手段和不正当目的。我再三责问那个男特务什么地方露了马脚，他经过仔细检查，觉得完全没有使对方产生怀疑的任何言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一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我当时实在猜不透。直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是怎样被发觉的。 这一“美男计”失败之后，蒋介石和戴笠仍未放弃对宋先生的迫害。有天我去南京，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戴笠问我：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他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当时我的阴谋是这样的：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挡风玻璃换用保险不碎的玻璃。因为一般车祸发生，司机受伤往往是挡风玻璃碎片造成的，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撞后没有碎片，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有思想准备，更是可保无虞。我还声称，自己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对我的这一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我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凶手更加满意，一再称赞。我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接着他就问我：何时何地最宜？我说，一定要在租界内，紧跟宋的车后，看到宋乘坐的车碰到红灯刚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而如果在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撞过之后，再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我还表示：为了工作，不怕坐几年牢。 戴笠对于我所提的意见和表现的态度，自然十分称心。平日我去南京见他，遇到快吃饭时，我总是赶快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到大饭厅和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我走，留我和他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坚定信念，并说，即使万一事件发生后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会想办法让我很快出来。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约一个月左右，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给我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我试了一下，车子很好，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 我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我总要去问：什么时候下手？他总是答复：“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的。” 可大约在一年以后，他来到上海，要我把小车交还杜月笙一个学生开的汽车行，说这一计划决定不实行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周密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答，却笑着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我说：“没有经验”。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脱不了身。我虽然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后悔，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摘自《沈醉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isbn7530104571） 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蒋梦麟) 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 〖乱世总是青睐英雄。然而，对教育家来说，风雨飘摇的年代往往伴随着无奈与尴尬。蒋梦麟，这个几被人遗忘的“教育名家”，不幸便在那样一个“扰攘不安的岁月”里生活在北大。蒋梦麟（1886－1964年），浙江余姚人，字兆贤，号孟邻，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1930年后正式任北大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一八九八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一九一六（民国五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他并且相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看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致指摘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召致外国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一次学潮于一九0二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之久。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为政治革命而于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五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五号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道。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就把店门关起来了。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声迅即蔓延开来，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成千成万的人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是一件新鲜的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样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成为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业机构全都关了门。上海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附近各城市也就随着瘫痪，停止活动，倒不一定对学生表同情。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水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参加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过商会和学生代表的调停，这些人才算被劝住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亲日三官员辞职，全体学生释放。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动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这副重担。我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长的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 我到校之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鼓励而向往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国共产运动的领袖。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国，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音乐协会、艺术协会、体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等纷纷成立，多如雨后春笋。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北京报纸附栏，称这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不过作为嘲笑之对象而已。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此时北大已经敞开大门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到达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抄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环境中渐具雏型。 （摘自《20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苦难与风流》，柯灵主编，文汇出版社出版）—— 西藏和平解放谈判始末(王凡) 西藏和平解放谈判始末 作者：王凡 一、战云笼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便将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提到了很紧迫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主席也就解放西藏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他又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他感觉，"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因此他明令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１８军，做好入藏准备。为了更顺利地实现进藏，他提出："收集藏民，训练干部。"这时，"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创始人，长期在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拍发致敬电后，收到朱德的回电，要他尽快赶赴刚解放的重庆，向邓小平、贺龙汇报请示工作。在重庆、平措汪杰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热情接待。 刘、邓、贺把１８军军长张国华召来重庆，部署入藏的行动，并与平措汪杰会面。当时进军西藏的路线、行动方案、注意事项等均已议定。平措汪杰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叙说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特别强调尽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见解。 刘、邓、贺恰恰也最关注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希望平措汪杰能为此多做些工作，并决定带一批藏族干部和青年进藏，以便于开展工作。随后，他们任命平措汪杰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平措汪杰和张国华回到１８军军部所在地新津。该军党委任命他为１８军民运部部长。他被安排随南路进藏部队行动，并任南部部队党委副书记。６月，他抵达了南路进藏部队的集结地巴塘前沿，这里与昌都府的辖区，仅隔着一条金沙江。 箭在弦上，但却没有立即发出。首先进入西藏地区的，并不是作战部队，而是一支支由商人 从１９５０年开春以后，陆续有三四批以劝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让解放军和平入藏为主旨的劝和团，踏进了雪域。 第一批是从西宁入藏的马帮，其中有两个汉族商人，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人员。他们带去了阐释中共关于西藏政策的信件，信件的执笔者，是已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在西藏声望卓著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他们得到了噶厦当局回复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信件。这个千言的文件，称西藏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院的关系），噶厦当局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传统的关系。这封信转到毛泽东手上，他看了译文后觉得不管怎么说，这毕竟表明了一个态度。 继之而去的几个劝和团，就没有如此的幸运了。曾在哲蚌寺学经１０载，考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第七名的高僧密悟法师，虽说与西藏上层人士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带领的劝和团被阻在金沙江东，再不得前进一步。 由青海藏区声高望重的活佛、千户们组成的劝和团，甚至动员出了１４世达赖的胞兄、塔尔寺的当才活佛，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专程到西宁为之送行。他们几经蹭蹬最终进入了西藏，可自西藏地方官员告知已将他们带来的劝和信转送拉萨后，便再无下文。 ７月１０日，又一支劝和团从四川甘孜的白利寺上路了。为首的是当年博巴政府的副主席、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这位热切盼望西藏早日和平解放的活佛，致电当年在博巴政府共事的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亲往拉萨促进和谈工作。 朱德认为他进藏劝和安全难有保障，请他先到北京重叙旧谊，并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可格达在接到朱德的回电后，更激起热忱，表示要待西藏众生得安康之后，再赴京见朱总司令。朱德深为他舍身取义的精神所感，再次致电嘱咐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旦安全有虞，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 格达活佛于７月２４日到昌都后，广泛接触僧俗人士，以亲身经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但他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喇嘛，敦促其与中共和谈的愿望尚未实现，就在昌都不幸逝世了。关于他的逝世，现存多种说法，一时难以作出定论。 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屡屡伸出和平之手之际，位于藏东的昌都府长官基巧拉鲁·才旺多吉的任期满了，要求噶厦批准其卸任回拉萨。可在拉萨的三个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也即噶伦，谁也不愿去昌都接手这个苦差。 解放军陈兵金沙江东岸，藏军的２／３也都摆在了昌都地区。潜入的外来分子的鼓噪，有险可恃的侥幸心理，使得噶厦政府的官员以主战者居多，都企盼能将解放军屏挡在雪域之外；可谁又都不愿意到那战云笼罩的前线。 结果，原任地方财政长官也即孜本的阿沛·阿旺晋美，被提升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阿沛·阿旺晋美，出生在拉萨以东百余里甲玛沟的一个贵族世家。少年时即受业于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大苍活佛，晨钟暮鼓，学得满腹经纶。２３岁上加入由贵族富户子弟组成的军团，从班长一级级升到营长，可谓兼通韬略。因而被西藏赫赫有名的阿沛家族看中，招赘为阿沛·才旦卓嘎的夫婿。 可他背后却是喧嚣一片的主战之声。 自８月２８日到昌都之后，入眼的情景只能令他沮丧。他在给噶厦的电报中说：辖区部分县仅七八户尚存糌粑，其余皆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更堪忧的是拉萨来的藏兵军纪废弛，奸淫扰民，各高级军官也即代本之间，互不相谐。此情此景，能战能胜吗？ 他向执政者们提议是否先通过与汉人接触，设法阻止解放军入藏，不要一上来就兵戎相见。可执政者们，仍欲将西藏的前途和生灵当赌注。 等待不可能是无休无止的。８月中旬，毛泽东再次了解了入藏作战准备情况后，下达了实施昌都战役的指示："１０月解放昌都，这对于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１０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１０月，昌都战役如期打响了。正像阿沛·阿旺晋美预料的那样，藏军一经打击便辙乱旗靡，仅八九天，解放军已进击三四百里，直逼昌都城下。一开始就不主张与解放军兵戎相见的阿沛·阿旺晋美，下令弃城西撤。但西退的要隘，已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中。 在泽宗山口附近的折骨寺，进退失据的阿沛·阿旺晋美宣布投诚。这一战历时１８天，解放军歼战５７００余，英国报务员福特等４人，也在俘虏之中。 昌都解放后，由１８军副政委王其梅主持的前线指挥所，随即搬进城内，成立了中共昌都分工委，王出任书记。任副书记的平措汪杰，一进城就被带进昔日的基巧府、如今的前线指挥所大院子内。王其梅让他住在二楼轩敞窗明的原基巧住房，可他顾不得安顿，就询问道："基巧阿沛·阿旺晋美在哪里？"有关人员告诉他，阿沛·阿旺晋美也住在这个大院里，但和其他旧官员一样，都住在比较简陋的平房。平措汪杰听了，感到如此安置有问题，便立即准备了一些礼品，到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造访。 平措汪杰见到阿沛·阿旺晋美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绸缎的官服，只着一身普通的氆氇藏装。他随后又去看望了一些昌都府的老官员和藏军的孜本，发现他们的情形大致与阿沛·阿旺晋美相似。他立即找到王其梅，提出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阿沛·阿旺晋美住，并和他一起吃饭。他们还商定，将原昌都府官员和藏军孜本的官服还给他们，投诚官员仍搬回原住所。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平措汪杰天天和阿沛·阿旺晋美及他的秘书见面，也抽空看望其他昌都府的官员、藏军军官们，他们恳谈了十多天，阿沛·阿旺晋美被平措汪杰的诚挚所感动，对共产党、对解放军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逐渐感到和谈是最佳选择。 二、和谈之初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后，噶厦当局和西藏上层贵族们心绪如麻，愤怒、不甘与恐慌交织，是再战是求和，是出逃是留下，决断迫在眉睫，可他们唇争舌辩许久，依然莫衷一是。事关西藏的命运，仿佛只有取决于天意和神断了。 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被请到了达赖的佛殿。他们念念有词，舞来蹈去，如同与神灵絮语一般。突然，噶东神汉匍匐在达赖喇嘛座前，如泣如诉："神王达赖喇嘛乃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隆昌。"摄政达扎虽然恋栈，但违拗神的旨意是要遭天谴的，他只得宣布辞职。达赖亲政了，可此刻他刚刚１５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他还得听凭噶厦当局、大活佛、上层贵族们越俎代庖。 就在拉萨的政教领袖们还在为解放军进入藏东后，战和走留纷纭其说之际，由阿沛·阿旺晋美执笔、４０名昌都府官员签名的致达赖及噶厦书送到了。在这封上书中，阿沛·阿旺晋美以其亲身经历，详细叙说了解放军坦诚相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进军西藏、和谈的方针："此次解放军进西藏，丝毫不存在以武力支持与藏政府有矛盾的扎什伦布寺和热振派来搞颠覆的企图，而是要把西藏人民从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帮助西藏人民幸福、民族昌盛。汉人决不欺压西藏人民，这是早就确定了的……目前藏汉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党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阿沛·阿旺普美恳请达赖和噶厦，"下决心速派一位高职官员为代表，经康区去北京谈判就能成功"。然而这封言词恳切的上书，并未打消拉萨的政教领袖们的迟疑彷徨，他们又一次向神灵问策，打卦抽签的结果是"出走"。结果，达赖任命大堪布罗桑扎喜、孜本鲁康娃为司伦，代理政务，在４０名政教领袖和贵族的裹带下，沿江孜亚东一线，向印度而去。 出走前，逗留印度的孜本夏格巴，在与英、印等方接洽后，曾致电拉萨：英、美均答应支持达赖，印度将派兵接应。而当达赖等披风踏雪跋涉到亚东时，局势骤变。印度政府慑于世界舆论压力和中国政府警告，收回承诺，只同意以难民身分接纳达赖；英、美亦改口不支持达赖离藏了。达赖一行顿时进退维谷，怅然若失。 能依时势应变者是俊杰，西藏的政教领袖们也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阿沛·阿旺晋美上书余音犹在，中央人民政府依旧敞开着谈判之门。于是，一封由达赖署名的信札，被送到了驻新德里的中国使馆。 达赖信札的字里行间，极富辞令："我接受西藏僧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于吉祥的１０月８日担任了政教重任。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时下）汉政府军队已遍及西藏东部、西部及中心地带，西藏僧俗人民深感不安，郑重请求将政府分为留守和外出两部分。"然而信札中对谈判一事，也显得颇诚恳。说是此前已由"昌都基巧阿沛和从拉萨政府派出的堪穷二位为助手，前往昌都进行谈判。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起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请你（按即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这封信札被迅速送往北京。仅隔１３天，达赖就接到袁大使的回信："毛主席令我代表他祝贺您的执政"，中央政府欢迎你派代表赴北京，驻印度大使馆将给予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赴北京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的代表团随即组成了：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堪穷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布（政府秘书官）土丹旦达为代表。后两位代表和藏方派出的翻译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黄国祯）、英文翻译桑都仁青，是从亚东经印度出发的。 阿沛·阿旺晋美等是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９日从昌都动身的，中共西藏工委和１８军党委，派平措汪杰陪同阿沛·阿旺晋美经渝前往北京。"我们在重庆登机后，在飞机上接到来自北京的电报：说是周恩来等中央和政府领导人，将到火车站迎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要我们在西安改乘火车赴京。""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是２２日傍晚，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都在车站迎候我们。"２６日，凯墨·索安旺堆等经印度赴京的代表，在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抵京。翌日，１０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一行４５人也到了。但因当时达赖及噶厦政权尚未就１０世班禅的确认表态，作为噶厦和谈的代表们一直规避和班禅大师及其堪布厅的人见面。 关于西藏和评解放的谈判，于４月２９日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政务院秘书长兼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代表有人民解放军西南区参谋长张经武、１８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周恩来还亲自指定了两位列席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汪杰和１８军宣传部长乐于泓。 最初，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的翻译，是从中央民委调来的，他是青海人，对西藏的情况不是十分熟悉，特别是谈判涉及许多政策性的解释，只有既稔知西藏的传统、现状，又熟悉中共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人，才能胜任传情达意的谈判翻译之职责。周恩来再次亲自点将，要平措汪杰担任此次谈判的政治翻译。 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噶厦方面的代表端出了谈判的五项条件：１．西藏根本没有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１３世达赖出国后延续下来的。同美国只是商务关系。２．归还旧汉政府占领及解放军解放的地区。３．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４．请撤走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５．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 这五项条件，是由凯墨·索安旺堆等从亚东带到北京的。据说达赖、噶厦执政者们曾一再叮嘱：和谈必须以此为依据，切勿轻易许诺。这五条的核心，还是要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使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拥有主权，徒具名份。 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坦诚地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东、北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毗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以解放和保卫边疆，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从噶厦的五个条件看，西藏上层部分人有三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仍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延以观国际形势变幻；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不对，要整，打败了整更容易，何须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又重申了对谈判的基本态度：英、美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露骨的，阻止西藏和谈代表赴京谈判即是证明；巩固国防极为重要，解放军必须进藏；解放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达赖保持原有地位；西藏地区内部各派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从双方的立场来看，进军西藏，可谓谈判的第一个难点，双方在此僵持了很久。 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和谈代表团中最开明、最早倾向和谈的人，而且同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已有一段接触，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力争首先说服他。作为列席代表、政治翻译的平措汪杰，是每次深谈的在座者。 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代表以历史文献说明，中央政府派军队入藏早有先例；而且西藏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西藏人民，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力拒解放军进藏，于情于理相悖。 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感到再难以坚守不允解放军入藏的条款。又经过反复权衡利害，特别是注意争取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首肯，总算是统一了认识。第一道难关，跨越过去了。 三、巧解心结 在广袤的藏区，"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的民谚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达赖、班禅间的和洽及在西藏的地位。可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桌前，却没有班禅和堪布厅的代表；且在噶厦带来的五项条款中，竟有"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一语。 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同为藏传佛教黄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师徒三人，对黄教在藏区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藏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称为"尊贵的师徒三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自转世制度形成，历代达赖与班禅都互遵长师幼徒之仪，相互尊重，情深谊笃。然而此时何以至此呢？ 这与清代后期，国势衰败无力护卫边疆，朝廷对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引起其离心倾向有关。２０世纪初，英国侵略军进犯西藏，清廷一方面无力守边，一方面也希望不太听命的１３世达赖的势力有所削弱，没有积极支持抗英作战。 西藏抗英以失败告终，清廷驻藏大臣联豫在达赖出走印度后，假皇帝名义取消１３世达赖封号，将９世班禅曲吉尼玛迎入拉萨，出任摄政。此事虽遭曲吉尼玛坚决反对，但却为后世达赖与班禅间的不和，埋下祸根。加之噶厦政权和班禅本寺扎什伦布寺的部分官员，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屡造纠纷，推波助澜，更深化了矛盾与隔阂。 后来１３世达赖重返西藏，九世班禅又因噶厦和堪布厅的关系恶化，于１９２３年底逃往内地，双方结怨更深。１９３７年末，空怀重返故土夙愿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省王树圆寂。１９４９年６月，国民党政府确认在青海访得的灵童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继任１０世班禅。８月，１０世班禅在青海境内尔寺坐床，但达赖及噶厦当局一直未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１０世班禅立即给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１９５０年１月，班禅及堪布厅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亦对１０世班禅十分尊重，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日确定后，特邀他也赴京。 谈判前，周恩来亲自指示：在谈判过程中，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布主要成员的意见。李维汉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平措汪杰和乐于泓布置说：此次谈判要涉及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要他们做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噶厦和谈代表的工作。平措汪杰说他们接受任务时，思想上毫无准备。 果然，当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提出要将有关班禅的内容写入谈判协议时，西藏和谈代表们反应强烈。他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谈判的１０项条件中，本无此内容；噶厦当局，也只是交代和谈代表赴京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根本没谈班禅的事。 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等同，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解放军进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西藏和谈代表坚决不谈班禅的问题，理由是九世班禅寂后，曾在青海、西藏、西康地区遴选出三位灵童，究竟谁是真正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噶厦当局尚未表态。也就是说班禅的确定还是问题，怎么能谈他和达赖、噶厦的关系和在西藏的地位问题呢？何况代表们没有噶厦的授权，一定要谈的话，必须等待请示。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要打破僵局，首先要拿出确定１０世班禅合法地位的确凿证据。李维汉立即指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查清班禅合法性的问题。 范明很快得到了１０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有原国民党政府颁给１０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 １９４９年春，国民党政府欲自南京搬迁时，班禅堪布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百般设法，催促、运动国府尽快批准班禅转世灵童，使李宗仁代总统在６月３日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１０世班禅额尔德尼。"此后即派国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赴青海与国府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在塔尔寺主持了１０世班禅坐床大典。这即表明１０世班禅的确认，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仪轨和制度的。 当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出示了１０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后，西藏的代表仍拒绝将班禅的问题纳入谈判的范畴，因为噶厦与堪布厅的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谈班禅问题，也容易引起达赖、噶厦当局的忐忑和疑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孙志远在休会间隙，单独与噶厦和谈代表们晤谈。这次晤谈持续了１０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拉章的历史渊源，进入本世纪后的龃龉纠葛，通过班禅条款的难度。 显然，是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地位、职权的条款中，都写明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并做出解释系指１３世达赖与９世班禅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难题似乎迎刃而解。 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西藏代表们不再抵制把班禅的问题写入谈判协议。 关于和平协议的条款大部分都讨论通过了，相对在谈判桌两边的人，都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李维汉在与阿沛·阿旺晋美晤面时，提出只需再将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一款讨论通过，谈判就可告结束了，请阿沛·阿旺晋美先和西藏的其他代表打个招呼。 这次谈判，实在是太难为阿沛·阿旺晋美了，许多难度大、敏感性强的问题，都是通过先说服他，然后再做其余西藏代表的工作的。但他毕竟是噶厦政权的首席代表，有些问题他想通了，要劝说其他人，还必须等适当的时机，并且得从各方面思虑周全。所以他在同李维汉晤谈后，一直考虑着找个合适的时候扯出这一话题。 两天过去了，李维汉估计阿沛·阿旺晋美已和西藏代表们打过招呼，便在谈判时提出要把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入和谈协议。不料平措汪杰刚刚把他的话翻译出来，竟如一石激起轩然大波，除了阿沛·阿旺晋美外，其他西藏代表均艴然恚色。 他们高声质问："你们中央代表怎么总是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一会儿生出一个新想法，强加给我们？"有的甚至揎袖捋臂嚷道："我们已经有了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李维汉不知阿沛·阿旺晋美尚未商量妥当此事，见西藏代表们吵吵嚷嚷有些纳闷。经翻译明白了吵嚷的内容后，他不免也有些怒形于色，说道："不是早打招呼了吗，怎么是一会儿一个新想法？在谈判初始，申明我们的五点基本态度的时候，就提到了'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的内容。你们这样吵闹，哪里是诚心谈判的样子？"这前所未有的对立，几乎使谈判濒于破裂。平措汪杰感到在这种气氛下，是无法继续谈下去的，就把李维汉的气话，翻译成："李代表的意思是暂时中止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处休息。"平措汪杰随西藏代表团一起回到他们的住地北京饭店。回到住地后，多数代表的怒气仍没缓和。直等到他们的吵嚷渐渐平息，平措汪杰才开始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他告诉代表们，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的，解放军解放的所有省份，都随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 但西藏的代表们一再咬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是在我们脖子上又骑个人"不放。平措汪杰思忖了一下，发问道："又骑个人？那你们说说看，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最高首脑会是谁呢？还不是达赖喇嘛吗？怎么会是脖子上又骑个人呢？"平措汪杰冷不丁的自问自答，使西藏代表们内火顿时泻了，细细一琢磨，觉得如果由达赖出任军政委员会最高首脑的话，的确不存在谁骑脖子的问题，不禁相觑自窘。一消除抵触情绪，事情就好商量了。凯墨·索安旺堆对平措汪杰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感到你确实是为西藏民族的利益尽力。散会时你没有按李代表的原话翻译，他的气话我听懂了。"在平措汪杰反复解释了他们提出的种种疑虑后，西藏代表终于同意恢复中断了的和谈。 从西藏代表团住地出来，平措汪杰直奔李维汉办公室，此时已是晚上。李维汉一见他就问："西藏代表团是不是在卷铺盖卷，准备走啦？""不，在反复说服后，他们同意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条款，谈判明天可以恢复了。""是吗？"李维汉喜上眉梢，平措汪杰遂简要叙说了经过。 听罢他的叙述，李维汉立即拨通了电话："主席，我是罗迈。平措汪杰同志来了，现西藏代表已被说服，在协议中写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已经没有异议了。"电话听筒里传出了毛泽东的声音，平措汪杰回顾说："那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声音，听到他刚刚做出的指示，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由此我知道了，我们的整个谈判工作，都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注和指导下进行的。" 四、大功告成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下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盖印。 《协议》共有１７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其收入不变；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为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自清代末期以来，西藏同内地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尔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了。 在《协议》签字当晚，李维汉主持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首先举杯说：“今天的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的成功立了大功。”这时，噶厦的代表凯墨·索安旺堆也来到平措汪杰身边，对他说：“我也认为第一杯酒应该敬给你，你是这次谈判的功臣。”而酒会刚结束，平措汪杰就因极度疲惫，突然虚脱晕倒了。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党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协议》的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１８０余人出席作陪。 噶厦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１０世班禅及堪布厅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宴会。平措汪杰说：“这是噶厦的官员和１０世班禅的第一次会面。虽然噶厦的代表们在有关班禅条款的《协议》上签了字，但达赖、噶厦当局尚未对此表态，所以他们还是回避同班禅的接触，但这次回避不了了。”“中央把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都安排与毛泽东同在一桌。毛泽东以他的伟人魅力，消弥了近代历史给达赖和班禅间遗留的芥蒂。宴会充满喜庆的气氛，毛泽东围绕西藏，谈古论今。我第一次领略了时代巨人磅礴恢宏的襟怀和经天纬地的学识。 毛泽东对班禅、阿沛·阿旺晋美说：你们西藏在历史上很是了不起，你们的吐蕃王的军队两次打入长安，唐朝皇帝都慌慌张张跑了。唐朝有个常胜将军叫薛仁贵，他“征西”进入东部藏区青海附近，吃了大败仗的…… 这信手拈来的一段历史，寓庄重于诙谐，既融洽了气氛，又紧紧扣住眼前的政治斗争主题，毛泽东挥洒得如行云流水。接着，他话题一转说道：“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和谈结束后，平措汪杰陪阿沛·阿旺晋美返回昌都。８月，入藏的解放军开始向拉萨进军。王其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平措汪杰任党委委员。当９月初，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市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王其梅和平措汪杰。 １０月２６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主力部队到拉萨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西藏工委。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在工委九成员中，平措汪杰是唯一的藏族委员。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１９５４年春季，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１４世达赖和１０世班禅，平措汪杰又一次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充任翻译而置身在侧。一年前，他在陪西藏佛教代表团赴内地参观访问后，因就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留在了北京。 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聚首一处，实在是异乎寻常的盛事。 一个老志愿军的回忆(黄极润) 一个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志愿军的回忆 黄极润 [输入者注：作者已于1997年11月17日离开了人世，在年68岁。他过世前几年因某种原因写了这份回忆，简单叙述了他作为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历。据他的叙述，他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并且曾无意中为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提供过原始素材。在此特将它整理出来并登上internet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一 我是广西省横县良圻乡泗英村人，49年底50年初参加我县地下党领导的半公开的武工队。当时良圻的地下游击队领导人是杨灿遥、农津利、凌才贵等。由于是半公开，白天分散夜间集中，所以和他们都未曾见过面，但我村的何祖灿、何祖秀兄弟俩、我和陆达贞四人是编在一个组日日见面的。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到各村收缴民间武器，建立党支部。单在上帽村就缴得步枪80支，轻机关枪两架。大洞和陇西两村数字记不清。那时国民党部队的地方残余土匪人称"三角星"，曾从颜村经三洲、张村、南黎打到峦城对面的王一、良村、学笋塘，放火烧屋、杀猪、抵人当土匪。当时解放军刚占领峦城，我武工队由陇西、停茶北进大张声势向天放枪。解放军一支由峦城秘密转入湾渡村，用迫击炮向王一村等土匪阵地连打十多发炮。另一支急速向高村出发渡河占领高沙村，造成南北夹击三面包围的形势。土匪见情况不妙很快从张村后退，经南黎、三洲渡河到颜村。当时是白天中午，各个村很多群众都去观看解放军。后解放军追到南黎村时捉到一个国民党营长，据他说是不想跟"三角星"去了，但很多群众都能指名道姓说他是土匪头，于是当场枪决，开胸取出肝脏，大快人心。那时不参匪的人是不怕解放军的。"三角星"土匪退到颜村一带后被全部消灭。 二 当时的任务是剿匪、反霸、抗美援朝，我们武工队剿匪结束后即返村建立党支部，进行反霸斗争。50年冬反霸尚未结束，朝鲜战争即爆发，全国动员抗美援朝。当时何祖灿是村党支部书记，他找我和陆达贞谈话，叫我俩人参加抗美援朝。因当时剿匪刚过，人心不定，无人敢去朝鲜打仗。我和祖灿、祖秀、达贞四人是自动参加武工队的，总算是知心战友，所以他就把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事向我俩人讲。我和达贞就带头报名，但第一批只有我俩个，带上大红花，放鞭炮、扭秧歌送到峦城集中。第四天步行到黎塘上火车直到辽宁锦州市。休息十多天发放被服，由锦州上火车在夜间通过鸭绿江铁桥。入朝后火车约行3－4小时到达一个已成废虚的火车站。当时三十九军一一五师的老同志夜间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交接结束后大家分散到各团、营、连。我被分配到团部，陆达贞分到一营，第三天又叫我到卫生队，第五天就和四川、湖南、河南、黑龙江来的新同志一起学习医务工作。因前线战斗伤亡很大，学三个月后便派到一营机炮连做卫生员，十天后即进入二线阵地。当时美军的大炮已打到二线。我们日夜抢挖防炮洞，随时有伤亡。52年2月我三十九军全部进入第一线和五十军接防。那时因伤亡过大一个军师团只能坚持3－4个月就得换防撒下来补充兵员。在新兵团时，我当班长，三洲村名叫范锦章的当付班长，进入阵地第七天夜间他即阵亡，年仅十九岁；现在他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从52年3月开始我们打阵地守备战，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没有时间规律，飞机大炮，立体战争，都是夜间进行，不分前后方。毛岸英同志在彭德环同志身边同样伤亡。由于美军在空军大炮坦克上占优势，我们处在防空洞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夜间活动，找空子到敌人阵地前打了就跑，等敌人发现情况组织炮火时我们已转移地方，使敌人无法取胜。陆达贞就是在夜间战斗中负伤的，我还给他包扎伤口。 52年7月，美军见如此打法无法取胜，就在三八线上摆开防守态势，想引诱我军去强攻以消耗我军的有生力量。但在毛主席和彭德怀的英明指挥下，在对峙的三八线北面日夜抢挖猫儿洞(即后来的坑道)，它能睡觉、开会、做饭，敌人的飞机、大炮日夜轰炸，我们却安然无恙。不管敌人日夜打炮轰炸，我军全线一枪不发一炮不打，如同无人防守的一线空城。只有三八线以北的我军汽车队在运送粮食和装备。敌人发现这个秘密，于是每夜都派战斗轰炸机到我三线后炸我公路上的汽车。我军设立防空哨对付它，即沿公路约每距500米设一个哨位，只要前线第一个哨位听到敌机声在向北飞行，就用枪向天打一响。第二、第三…哨位,听到防空枪一响同样打，一直打到鸭绿江铁桥。这样只用2－3分钟，公路上的汽车便全都熄灯、慢行。战士们说我们的防空哨跑得比美国飞机还快。有时司机因汽车声响大听不到枪声，战士们就跑到汽车旁放两枪，司机才熄灯。敌人明知三八线北面有大量志愿军在防守，但都在山洞里，无法引诱出来。于是他们就利用重形轰炸机；每批十二架由4－8架战斗机保护，从三八线向北，从汉江两岸到鸭绿江大桥，对所有的公路、铁路、桥梁、军需仓库等我军目标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轰炸。我们为什么知道它们是有预定目标的呢？因为都是在白天，大小飞机都看见，如同青蜒在大乌鸦周围乱飞一样。大飞机分三组十二架在中间高而直飞，保护的小战斗机上下前后左右乱飞，来保护大飞机。高空直飞过后约十分钟就听到炸弹爆炸声，闷闷的数十声炸弹响过后十多分钟这些飞机就回飞了。这段时间约一个多月左右。有两次苏联战斗机十多架由渤海湾经大连由三八线向北飞行拦击敌军返回的轰炸机。这些大飞机它只能带炸弹，本身没有武器，身体又大，飞得又慢。但它有很厚的铁夹板，除非钢炮弹头直接打着它，不然弹片之类它是不怕的。这两次苏机和美机相遇，双方战斗机油耗尽了又换来第二批、第三批，三个多小时双方出了百多架飞机，两次在北朝鲜上空大战。我们步兵只听到天空中嘟…嘟声，走出战壕观看,只闻机炮响看不见飞机，因为双方的高空战斗机都是超高速的。苏联的是米格喷汽机，美国的是有名的'油桃子'（这个名是我军给它安的，因为它两翼尖各有一个油箱，不但速度快，续航时间长。它带有付油箱，同时马力也很大。油箱空时会自动脱落，于是速度更快。有空战时为了速度它就人为地脱掉油箱，来迫击苏机）。这样白天进行轰炸，目的是想以此来切断我军后勤供给以配合敌人的前线进攻。因我军的车队都是在夜间行驶，敌人的炸弹只能是百发一中而已，所以我军照样能生存下来。 我在朝鲜战场所遇最大的一次战斗是在一个称为'1986高地'上的战斗。这个阵地是我军的最前哨点，插入敌人阵地约400多米；它的右后侧是我一连，左后侧是我二连，是敌人的眼中钉。美军在进不得退不能的情况下，下决心非攻下这个阵地不可。阵地上我们只有一个加强排，敌军用三个团轮翻进攻，从下午八时到第二天下午约24小时还攻不下。我军采取你上来我就打，你不上来，我就进洞，只留2－4人观察。由于双方军队都在一个山上，敌人的飞机大炮发挥不了作用，敌人上来时就象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向指挥所呼喊"向我开炮"那样。平时为了节约弹药，也是麻痹敌人，我军很少打炮，我一、二连又在这阵地的两侧。我机炮连就是去加强一、二的。天光时只见敌人成连成营向该阵地上冲，那时飞机不来了，大炮也不打了，我军通过报话机，叫全部人员进洞，当即炮兵猛轰该阵地，引你上来近了再打。敌人指挥还以为是自己的炮火，在报话机中叫喊不要打啦！不要打啦！敌人死到临头还不知是怎么死的。敌人被打下去了，再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进攻，因是白天，敌人飞机不来，大炮不打，我一、二连见得清清楚楚，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六零炮、重机枪、火箭筒、无座力炮、迫击炮、轻机枪，除了手雷，一切火力齐开火。敌人跌三倒四，血肉横飞。敌人五次冲锋都被打了下去。战士们打得太兴奋了，干脆跳出战壕站起来打，叫呀、喊呀，打得很快，打得过瘾。入朝以来，没有那一次打得这样好过；敌人以为有飞机大炮优势，却忽略了我们的战壕、手雷、防炮洞。战士们笑说这次是战壕、手雷、机枪战胜了飞机大炮加坦克。这就是有名的《上甘岭》战役，在这里敌人损失了大量的兵力而告失败，而我军只用很小的代价却守住了阵地。 这次战役的来历是这样的。52年10月至12月间，联合国安理会倡议中美双方在板门店进行谈判，美方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撒出北朝鲜。我方据理力争：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国家，我们援朝抗美是正义的，你美国远隔重洋，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想以朝鲜为跳板，消灭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才是真正的野心。一语道破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野心，美方无言以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大造舆论支持中国。美方在谈判桌上捞不到好处，在战场上又进退两难，最后下决心集中兵力，想从我军防守的这个1986高地打开突破口，然后全线向北推进。在这次恶战中我军只有一个加强排，而美军组织了三个团的兵力经过一日一夜的剧战，但都无法前进一步。于是敌将麦克阿瑟只好甘拜下风，后被美国总统撒职。这次战役后美国才在谈判桌上签字，承认北朝鲜的存在，同时双方撒离至三八线后十六里，划定非军事区，双方不得再出关挑战。 53年2月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会上美军代表指明要求见指挥这次战役的连长。我一连连长赵子立被请到板门店，美军代表伸出手边握边说"佩服！佩服！"。这次战役是关系到停战谈判能否实现的关键一仗，我们一一五师三四四团一营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此后毛泽东主席对一名西方记者说：中国还是有实力的，要打，奉陪到底。敌人在谈判桌上捞不到好处，在战场上同样落空。后来，毛主席要八一电影厂将此次战役拍成电影，取名《上甘岭》（"上甘岭"为朝鲜地名，按军用地图所标，我军叫它1986高地）。《上甘岭》这部影片编导者写得很逼真，因为我身临其境。如飞机的轰炸、大炮的轰击，我军战士在猫儿洞生活，无水渴，吃压缩饼干，防空洞内唱歌、讲笑话，下山背水，水桶被打烂，战士们的战斗生活等，都很真实。至于《英雄儿女》中王成所呼喊的"向我开炮"这个镜头实际是《上甘岭》战役中的事，但被《英雄儿女》的作者先利用了。因为《英雄儿女》所写的是第四、第五次战役中的运动战、拉据战，完全没有固定的阵地。在打运动、穿插、遭迂或包围战中，有时还来不及布防，就接到了命令前进、后退或转移，都是在夜间进行，每次战斗多则一两小时，有时只有数十分钟。这种方法是避开敌人火力优势，他的飞机大炮坦克发挥不了作用，而我们的步兵只用机枪加手雷和勇敢把敌人打得昏头转向。因为我们不搞大兵团作战，朝鲜又是个多山地形，公路桥梁被我军破坏后它的坦克大炮就如同一堆废铁。我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有时一夜急行军百多里，围点打援，个多小时战斗结束，我们就转入山林。因为严禁烟火，敌人的高空侦察机也无法发现我军在那里，敌人的指挥机关和通讯系统也无能为力。因为不能做饭，吃白雪、压缩饼干是常事。 我们对美作战就这样取得了重大胜利，使他们不能北进而入侵我国。这是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胜利。所以我们得到"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影片《上甘岭》主题歌《我的祖国》特别激发我内心的情感。这次战斗后我立了'工作三等功'，当时立功的评定手续是这样：由连、营向上报，团政治处派人来核实，做出材料后报到志愿军总部。团政治处一名首长助理叫赵照同志的来和我谈话，问我是那里人，何时参军，在家时做什么。我说是广西人，在家种田、酿酒，51年3月参军。他翻开地图本叫我指出我的家乡在何处。我说在永淳县。但51年底永淳已拼入横县，找不到永淳。我说在峦城有一条河叫'郁江'，这条河从南宁流到六景向南一湾直到峦城，从湾渡村再一湾到高村。郁江离我家有六里路，在地图上也只有一线之宽。《上甘岭》主题歌《我的祖国》中女卫生员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向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哨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实际上就我的家乡的真实写照。我十多岁时确实常见船夫拉缆和船帆的情景。另一段"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通畅，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也是如此。49、50年我在家酿酒到各村去卖，有一次在大洞村见到凌才贵，我知道他是武工队领导，他却不知道我已参加武工队，还用他的警惕眼光看了我很久。这是地下工作人员的心态和目光。因我卖过酒、打过土匪，所以歌词中"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也反映了我此时的真实情况。聪明的电影文学作者便根据赵照助理员对我所了解的点滴材料，经过修饰编写出《我的祖国》这首既优美又动听又热爱祖国的歌。它不写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写祖国的美好河山和出国作战的战士思念家乡的感情性格。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三个镜头。一是女卫生员唱《我的祖国》。在一线这样激烈战斗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女卫生员，连睡的地方都难解决的情况下，志愿军总部彭老总能允许男女战士混在一起生活吗？不是一两日的事，而是几个月的坑道生活。试想一个女同志在夜间能单独去抢救伤员吗。可能是作者为了唱这首歌把男的改成女的。当时我确实日日都听到同志们唱歌。组织对我的立功事绩是这样写的：自入阵地以来，配合前哨连后勤工作，对本职工作积极完成，并主动带班挑水、做饭，鼓励大家情绪，积极苦干，评定批准'工作三等功'一次。我一连和机枪连共有五名卫生员，都是男的，河南的一位光荣了，贵州的一位左手碗打断了，还有一名受轻伤，可惜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我四次险死，但都未负伤过。第二个镜头是：一个战士在山下挑水进洞时，水桶被打穿一个洞，水往外流，人却趴进洞口。这实际上就是说我。我记得天刚亮，想趁敌人高空侦察机还未来就下山打水，突然冒出一发烟幕弹，约两分钟后连续几十发炮弹就落在水井的周围。连长指导员都以为我已伤亡，但到敌人第三轮炮过后，我却突然跃起，跑回了坑道口内。他们喊呀叫呀，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有人帮我解开水桶带，不让水流掉。我拍打着身上的泥土，瞅瞅没有受伤，才有气无力地说出一句话"没事，没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魂不付体。第三个镜头是：在坑道内指导员眼睛被炸瞎，绕着绷带。但就我所知，我们指导员根本就未负伤，日日大小会上指导员都强调防空、防炮以减少伤亡，尽量避免非战斗减员，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在朝鲜战场我得到的是'工作三等功'，还有个'战斗功'。这'战斗功'和'工作功'有所分别是因为战斗功带有机会性，有时是十多分钟，一两个手雷炸死16个敌人就可以立功。如苏村的苏兆林在夜间放哨时，因天黑敌人冲上来只距二十多米才发现，还来不及报告，急中生智，打出两个手雷炸死半个班敌人，立战斗二等功，头尾不到十分钟。而工作功必须较长时间积极苦干，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好，干部战士都满意，思想、行动、工作上都始终如一，不讲价钱，不分份内份外，工作都抢着干，这样才会得到。毛主席讲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是52年12月立功，53年12月入党,56年5月提干,并授予准尉军衔。54年时在辽宁壮河县治海建营房,55年修建永久性国防工事。从51年入朝开始学医务工作,先到连饭堂做卫生员,后到营卫生所做医士工作，55年到师卫生营集训。同时还做过一级文书,团司令部保密员，专管各军事机关发到团部的机密文件。58年2月部队要动员一批属转业对象的军官去北大荒林场，我一营参谋长陈春方携爱人已先去了。一个月后，他回部队作情况介绍报告，全团尉级以上军官都参加，动员加主动报名。当时有很多人报名，如良圻乡良村大队玉间村韦树灵去了，现在还在北大荒林场。他是军事排级，怕不服从作复员处理，无法找到工作。而我们技术兵如汽车、卫生、通讯、文教等这些人大都是准尉，就是国家不安排自己也可以自谋生计。所以我和湖南的、四川的、广东的、柳州的、宾阳的共十多人向领导表示：去北大荒是不想了，回原籍能吃大米饭，不用长年穿棉裤。结果我就作复员处理，发给生产资助金422元8角5分。 志愿军赴朝决策经过(青石) 险棋一招彪炳千秋——志愿军赴朝决策经过 青石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５日，朝鲜战局突变。在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下，美军共７万多人，在５００架飞机、２６０艘军舰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后路。９月１６日，洛东江前线美韩军共１０个师大举反攻。 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当美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而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时，斯大林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定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强调美国人在仁川的登陆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朝鲜有必要迅速从南方撤出４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考虑到人民军主力正在对釜山发动新一轮攻势，苏联驻平壤的大使和军事顾问没有认真贯彻斯大林的上述指示。 ９月２５日，汉城陷落，釜山的进攻战也告失败，美军已开始大举北边。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主力几乎损失了所有坦克、大炮，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面临被围歼的严重危险。带着斯大林的撤走命令刚刚到达朝鲜不久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明确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请中国朋友派遣１５００名以上的司机到朝鲜来帮助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 斯大林这回相信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２７日，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但斯大林特别申明，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要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被俘。当然，斯大林认为请中国人到朝鲜去是必要的。只是，他在给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强调，在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 ２８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实现莫斯科提议的具体办法。但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后己无法阻止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了；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北朝鲜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政治局领导人一致同意向苏联和中国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显然，提出这种请求是令人沮丧的。因为金日成想用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 １０月１日凌晨２时５０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１０分钟，斯大林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他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到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当这封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也带着求援信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战局不仅显示出美国军队在装备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表明它在指挥和战术上也不可小视。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缴获敌人五花八门的各种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就能够达到歼灭和驱逐美国人的目的呢？根据周恩来列举的数字，可知美国一个军仅７０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１０００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５００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３６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２９０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１９５１年２月才能有３００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次，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显而易见，同两个月前相比，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从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只要苏联的装备能及时运到，空军的掩护问题能够基本解决，就不难打败美国军队；如果在朝鲜打胜了，美国还敢对中国大举进攻吗？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了。因此，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接着，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１３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战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它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５００至６００门火炮。但是，他表示并不准备拖延出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集的１２个师于１０月１５日开始出动，到达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 然而，在１０月２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战则必胜，胜不了还出什么兵？毛泽东终于也犹豫起来了。 这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还没有到北京，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叫彭德怀来，听听他的意见。但连夜起草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发了。考虑到必须给斯大林一个答复，毛泽东在３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封电报，内称：“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八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颇感不安。因此，他在电报结尾处特别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 毛泽东３日的复电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１０月５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整整讨论了一整天。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为了最后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承担苏联本应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当天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针对毛泽东的担心逐一解释，让毛泽东放心。他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用颇具煽动力的语言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害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 其实，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努力，问题仅仅在于，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４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会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的话，彭德怀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但是，在毛泽东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的问题后，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显然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在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据此，毛泽东提议，一方面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说明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弊得失，最后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７日，毛泽东再度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要他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并准备过一些时候派９个师入朝作战，只是有关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迸行详细的讨论。 ８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电告了金日成。当天，周恩来与林彪也从北京飞抵莫斯科。周恩来当时带去的是两种意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但很显然，周恩来和林彪的谈话比较多地谈到了出兵困难的一面，联系到毛泽东准备“过一些时候”出兵的电报，斯大林显然对中国方面的意图发生了误会。在反复强调出兵的好处而仍无法说服周恩来之后，变得激动起来，大声说：“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而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了。” １０日和１１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将近两天的会谈。他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明，斯大林一面肯定愿意提供１６个志愿空军团进行空中掩护，一面又对立即出动空军掩护表示困难，声明苏联远东空军准备不足，至少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有可能给予掩护，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强调可否向中方提供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一再告诉斯大林，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不仅中方接运困难，而且也没有飞行人员可以利用，何况还有一个由中方付款的问题，这在财政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必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于是，讨论来讨论去，双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 不管周恩来带去苏联的是几种意见，在毛泽东这边始终还是在做着出兵的准备。在收到周恩来关于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和决定暂不出兵的通知之后，毛泽东立即下令暂停执行有关部队出动的原定计划，并电召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１３日，彭德怀、高岗赶到北京，他们虽然对苏联暂时不能给予空军支援也感到意外和不满，但对于让金日成到东北来建立流亡政府，把美国人放到鸭绿江边上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担心所在。在反复讨论了这种情况之后，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了。因此，毛泽东马上于１３、１４日接连三电周恩来，说明“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至于作战，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待苏联的装备到了，我们在空中和地上均占优势时，再取攻势。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１３日，苏联大使罗申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了斯大林。毛泽东告诉罗申说：中国方面的唯一要求只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 １４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斯大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些年后，陈毅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当时被感动得掉下眼泪。他十分兴奋地正式通知金日成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 〖摘自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７、２０日《报刊文摘》，原载《百年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始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始末 杨盛云 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本长达１４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据军事科学院研究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３５００万人；中国的财产损失，据估计，直接损失１０００亿美元，间接损失５０００亿美元。日本战败投降后，理应对中国赔偿。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是出于民族感情还是按一般的国际惯例，都有权向战败的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开罗会议后，同盟国各国都把战后对日索赔提上了议事日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加紧系统调查工作。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参事室外交组代表黄正铬参照苏联所订对德索赔办法，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指出日本除了应对中国进行军费赔偿外，还应用以下方式对中国予以经济赔偿：①赔款与债权。日本对华所得赔款无论已未交付，所享债权无论有无担保，一律取消。②损害赔偿。日本非法侵略中国所致一切公私损害，日本应负赔偿之责，并以实物或金钱交付。③投资与建设。日本在华所有投资以及在侵占或割让地区公私建设一律交与中国。④复兴资源。日本在若干年内应负责供应中国复兴建设所需资源及制成品。⑤债票伪钞。日本及其所支持伪政权在中国占领区域内所发行公债、伪钞、军用票及其他有价证券，应由日本政府以国际通货全部赎回。１１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其中规定：①日本对中国赔款以实物为主；②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害最巨，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应有优先权，如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占日本赔偿总额的５０％以上；③凡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公私财产，全部归中国政府，以作赔偿之一部；④日本境内可以充当赔偿之各种实物，应交中国以作赔偿之一部，这些实物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⑤日本每年应将若干原料和产品，在规定期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作赔偿之一部。由此可见，抗战结束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已放弃了向日本索取军费赔偿和以货币支付赔款，所索要的实物赔偿也不是依中国所受损害数，而是依据日本当时的赔偿能力而定。 索赔初期，国民党政府最关心的莫过于获得日本的军事装备，以增强内战实力。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国民党政府就向盟国提出：“日本海军设备，航空工业生产设备，拟由我方接受，作为抵偿损失之一部。”为此，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多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洽商。１９４６年８月，远东委员会决定，从日本的残余舰只中抽出１３１艘，作为盟国战利品，由中、苏、美、英４国平均分配。自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４日起，４国代表在东京分４次抽签。在前３次抽签中，中国共抽得驱逐舰、护卫舰、运输舰２４艘，每次８艘。 按照国际惯例和美国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将在华接收日本产业以作为赔偿中国损失之一部。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３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通过了《接受国内日本产业赔偿我国损失记帐原则及办法》，规定凡缴获日本方面的军舰、军械、飞机以及其他军事用品，皆为我方之战利品，战利品和伪组织、汉奸的财产不在赔偿之列。但由于东北的大批机器资产被苏军拆运走，国民党政府只接收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１／５。据当时统计，日本在华资产可供赔偿的仅约值３．５亿美元。 当时有关日本赔偿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国内的实物拆充赔偿，在这一点上，盟国之间意见分歧很大。１９４５年冬，美国赔偿专家鲍莱在经过对中国东北、朝鲜、日本一些地区的考察后，向杜鲁门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的水准，而其余工厂尽速拆充赔偿，以“复兴东亚工业，监视日本之再起”。国民党政府则拟定了“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主张日本工业应限制在从事侵略前的水平，拆充赔偿的工厂设备中，中国不应少于５０％。但由于各国争吵不休，至１９４６年底拆充赔偿工作仍无法进行。 从１９４６年９月起，国民党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单独行动，执行先期赔偿。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４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规定拿出拆充赔偿额的３０％，先期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其中中国占１５％，英、荷、菲各５％。４月８日，《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开始实施。中国共运回三批工厂器材设备，第一批是机床工具类，共７６８６部，重５２０３４吨；第二批是试验设备类，１９６０具，重７３５０吨；第三批是电气设备及剩余设备类，１６３９具，重１９１６６吨。其中电气设备有１．５万千瓦的蒸气发电机一套，４５０千瓦的汽动发电机三套。这三批器材设备从１９４７年４月底开始分别运往青岛、上海和台湾基隆，至１９４９年５月全部运完。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抵御前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竭力扶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一度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例如．在１９４７年９月远东委员会分配各国摊赔额时，美国不仅帮助中国取得总额的３０％，而且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获的６％也给予中国。然而到了１９４７年底，美国便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连遭惨败，统治摇摇欲坠，美国对它已不抱太大的希望。另一方面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加剧，美国在１９４７年５月通过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企图以此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开始考虑日本未来在远东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索取日本赔偿问题已经兴趣不大。 １９４８年１月，美国陆军部长洛耶尔明确表示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防御今后远东方面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５月，美国政府放弃鲍莱计划，置远东委员会于不顾，同意了陆军部代表克利福德·斯特耐克的方案，认为日本基本战争能力已被消除，其余工业应予保存，日本工业水准应维持在１９３６年的水平。过去拟拆日本重要工业的３／４，现只拟拆５种工业。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美国政府片面通知远东委员会会员国，决定停止拆迁作为临时赔偿的日本工厂设备。６月初，盟军总部正式宣布停止日本工厂的拆迁工作。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只获得先期允诺分给中国１５％中的极小部分，约２２００万美元，与最初期望的５０％及１９４７年９月远东委员会分配给中国的摊赔额３０％相距甚远，赔偿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行为。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继续向日本索取赔偿，但态度已不十分坚决，并更加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此时美国为了建立反共反华的军事防线，已决意重点扶持日本，因而主张各盟国放弃赔偿要求，以与日本缔结和约。１９５１年初，美国加快了缔结对日和约的步伐。这年３月，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邀请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５～６月间，苏联也两次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美、英三国共同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 １９５１年９月４日，美国在没有中、朝等主要作战国家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和约会议，同日本吉田茂政府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和约》第１４条甲款规定：“日本政府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和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接着又说：“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能够全部赔偿这些损害和痛苦，有关国家可以直接和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可以给予必要的劳务赔偿。”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日本的赔偿，因此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未能参加对日和约，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对《和的》取消赔偿一事却表示默认。《旧金山和的》签订后，美国为孤立、封锁新中国，竭力策动台湾与日本订约。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便不惜放弃赔偿，讨好日本，以订立和约。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台日和的》正式签字。和约共１４条，基本内容与《旧金山条约》大体相同。《台日合约》的签订，标志着台湾国民党当局完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赔偿的要求。就这样，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扶持以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软弱无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索赔以失败而告终。 亲情、寻根、与上海(马丁) 亲情、寻根、与上海 作者：马丁 我和上海的最大渊源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然而我却非上海人，所有对于上海人特性的描写，完全不适用于我。二次大战后，我才三、四岁时就和父母及大弟回台湾了，所以无论从文化和血缘上而言，我仍是道地的台湾人。可是小时候父母亲常提到有关上海的事迹，多少留下了些情感上的痕迹。 家父是台北县瑞芳镇农村生长大的，从小父亲早逝，须半工半读，每天步行到基隆读书。年青时由于日本老师的支持，去上海这个中国最大都会之日本租界住了将近十年，做了些小生意，存了些钱，后来所有积蓄全都买了日本公司股票，战后皆成废纸，回到台湾之后一切须从头开始。 他那农业社会的敦厚个性无法适应那越来越复杂的台湾商业社会，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台大医院逝世为止，由于商场上的挫败遭受到不少的创伤。使他一直感到安慰的是，一生尽了很大的力量，让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个性坚强、乐天的母亲则是背后的支柱。 我今年四月八日与内人自澳洲经新加坡到上海，一周后我的大女儿从旧金山、她的二姨妈自台北也赶到上海，接著我母亲与两个弟弟也专程从台北来会合。我们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当年的旧居，特写此短文来追怀我已故的父亲。 父亲逝世前一年（１９９２年）曾和母亲去大陆旅游，到了上海虽然没有找到故居，仍感慨万千，回来之后写了封长信与我，摘录如下： “五十年后的今天再度来访上海，变化很大，当时大陆总人口是四亿，台湾是四百万，上海也是四百万，现在台湾是两千两百万，上海是一千两百万。上海没有古老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只是黄浦江边的砂埔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 当年有英国、法国、及日本租界，英租界（目前外滩一带）最繁荣，是经济与金融中心，法租界（淮海中路一带）是高级住宅区，日本租界有许多日本人居住。大银行、大公司皆设立在英租界内，所有电车、公车、水电、电话公司全由英商经营，连日本的公司、银行也都设立在英租界内，美国势力微小，经济上几乎全是英国人的天下。 邓小平要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并建设上海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因此上海吸引了各国财团去投资建开发区的高层住宅大楼，今年（１９９２）三月公开出售，因供不应求在三小时内销售一空，但当地人月薪只人民币两百元左右，买房子是一辈子都追求不到的梦想。 浦东在五十年前是一片大荒野，目前浦东开发约须要五百多亿的人民币。大陆计划把浦东香港化来带动六千三百多公里长之长江流域。长江是一条龙，浦东是龙珠，龙头是长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为中心所带动的江苏、浙江一带；龙身是长江中下游以武汉为中心所带动的湖北、湖南、安徽及江西地区；龙尾则是长江上游以重庆为中心所带动的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及广西自治区。 江南大平原（长江以南）自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约五个小时，上海到杭州火车也要四个半小时，一共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铁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广大平原和田野，也没有工厂，只有农舍，所以空气没有污染。 江南土壤非常肥沃，种植稻谷、蔬菜可以不必用化学肥料施肥耕种，江南田野可利用的空间还很多，大陆的地下资源很丰富，尚未被充分地开发，一旦积极地开发，将成为很富裕的国家。 我们祖先的故乡是福建省的泉州安溪。泉州、厦门和漳州被称为闽南金三角地区。泉州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也是著名港口，从厦门坐公车到泉州约须五、六个小时。我们祖先在一百多年前，乘帆船过海峡来台湾。除了山地同胞之外，所谓的台湾人就是和老人与客家人，和老人分成泉州人和漳州人。 这次的大陆旅游很幸运地能到厦门住一夜玩两天，因为参加旅行团无法去泉州安溪寻根探祖，深觉愧对祖先，但能达成愿望的一半，也感到安慰。即使在美国的许多黑人也都有去非洲寻根探祖的愿望，而我们重视慎终追远且经济富裕的台湾人更要维持寻根的传统。” 父亲在逝世的前一年，于离开上海约五十年后，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和我母亲（时年七十四岁）第一次再去大陆旅游，触景生情乃人之常情。 对于我而言，虽然上海是我的出生地，但因四岁就回台湾，历史的意义远大于感情的成分，而历史又包括个人出生以及上海本身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上海有关。而且近年来上海（尤其是浦东）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使我对于这城市特别感到兴趣。 我在去年十月去上海住了十一天，今年四月又去住了一个多月。去年是自己去，今年除了我和家人外，澳洲黄金海岸五、六位台湾同乡去长江三峡旅游后，也不约而同地在上海见面餐叙，几乎有“声势浩大，有备而来”之感。 这次的接触较广，了解较深，和去年的观察角度及感想都有不尽相同之处。更值得纪念的是找到了上海六十年前的旧居。回澳之后，记下此怀亲之情及感想。 父亲在１９３６年由台湾基隆坐船到上海经商，住在当时日人与台湾人群居之虹口地区。１９３８年我祖母陪同母亲去上海和父亲结婚，我于１９４２年出生，大弟两年后出世，战后我们全家于１９４６年回台。１９９２年父母亲去大陆旅游经过上海时，曾设法寻找旧居。但因五十年前街道名早已改了，旅行团时间仓促，一时没找到。这次我们一家人在上海会聚时，母亲提起当年旧居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及狄思威路附近，而她只记得“狄思威”的发音，也不知道如何写。 幸运地在偶然的机缘，一位上海朋友告诉我们，当年的狄思威路就是现在的溧阳路。我们得到这一宝贵线索后，第二天早餐后就雇计程车直奔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之交界口。下车后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还是茫无头绪，幸好我母亲又提到当年住家附近有二层楼的大菜市场。我们就专找七十岁以上老年人问五十年前何处有这样的市场，经过约两小时的折腾终于在溧阳路和四平路交界的浙兴里找到那一排二层楼故居。 今天的四平路已是车水马龙交通喧嚷的大马路，旧居面向马路的楼下店面皆已全面改装。二楼住家的进出口是在后面，我们就从小巷子进入后面的里弄。附近的邻居听说我们专程来找五十年前老家，都很好奇又热心地围绕著我们频频问讯。 最后找到当年住的那栋房子的关键是，在战争期间我父亲曾请人在楼下后面挖了一个小防空壕。由于热心邻居的辗转打听，终于找到那栋房子。楼下店面虽已经整修过，但由后面上去的楼梯及楼上完全保持当年原状。我们第二天特别带了照相机去照相，为上海寻根过程留下了历史见证。 上海在近代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许多名人都在此住过。如溧阳路上有郭沫若的故居，四川北路北边有鲁迅纪念公园，淮海路上有宋庆龄故居（是蒋介石所赠送的），思南路上有孙中山故居，静安公园旁有毛泽东旧寓，而东湖路上接近淮海路之老东湖宾馆是帮会头领杜月笙之旧宅，隔著马路则是当年四人帮的写作小组总部，而南边不远之汾阳路有白崇禧的老家。 过去属法国租界高级住宅之霞飞路（即今天之淮海路）常在那时期的文学作品及小说中出现。今天淮海中路之襄阳公园是当时的法国儿童公园。我们这次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就是住在这附近。襄阳公园几乎天天去散步，和淮海路上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交流联络，以及家人购物交通都极为方便。 襄阳公园西南方之徐家汇，是因明朝进士及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安葬那儿，成为徐家世代汇聚之处而取名的。据说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就是徐光启的后代，宋庆龄和她父母葬在徐家汇西北不远处之陵园。 我一向对于墓地陵园那引人思古幽情之宁静气氛、以及历史文化的感受情有所锺。特别于六月一日儿童节（与台湾之四月四日不同）专程去参观上海规模最大之龙华火葬场。约二十间葬仪厅中只有一间有丧家使用，比我想象地还要冷清，不知是否和那天的特别节日有关。 印象深刻的是丧葬费用的低廉，一具尸体的防腐费用约二、三十元人民币，而在上海打一场高尔夫球约需一百美金。又听说在汾阳路南边，有一台湾人化了六百万美金，开设一家高级德国餐厅ｂａｕｌａｎｅｒ，一杯啤酒五十元人民币，却夜夜客满。 在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外地及本地人之高低不同消费差距很大。此外，大批下岗人员之失业（待业）问题，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是北京中央相当重视的问题，因此在过渡时期中，特别强调政治之稳定。 这次再访上海，在学术文化上的交流也很有收获，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多次交流。社科院位于市中心，在淮海中路北面之小巷内。它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目前拥有１６个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起分别建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改革与开放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精神文明研究中心、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１９９６年又设立６个重点学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经济学、人文科学、法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可见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是社会科学院之研究中心，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之政策重点。 我很荣幸地有机会和社会科学院之外事处，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学者交流，并受到他们的接待。我们都讨论到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举办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大家的思想都很开放、自由，没有想象中的拘束。 后来我们去南京旅游住在金陵饭店，遇到台湾去的“海峡两岸经贸与信息传播代表团”，也去中山陵、雨花台长江大桥，秦淮河旁夜市观赏。南京和上海一样到处都是工地，马路两边都在挖埋各种公共设施管子。 也去苏州访问，并参观苏州大学。苏州不久之前才庆祝建城２５００年纪念，是中国最著名古城之一，历来以园林著称。因为距离上海仅一小时车程，又有新加坡政府所协助设立之工业区，经济发展之迅速在江浙地区是仅次于上海。下次有机会再去当好好体会苏州的历史与文化。上海的经济改革 因为上海是家父母客居十年的城市，又是我的出生地，我对它自然有一份感情。而上海浦东更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模式与据点。上海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足以影响到中国未来之经济及政治前途，甚至于海峡两岸之关系。上海不但是目前许多跨国公司投资、发展的重点，它的改革也是学术机构研究之课题。 我认为上海这几年之大项目经济建设掌握得很扎实，但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空气、水质都很差，资讯流通还不够。要成为象香港、新加坡这样的金融中心至少还须二十年的努力。至于西方媒体所常批评的民主、人权虽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及重要性，但以目前中国大陆之发展阶段而言，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及改善生活环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保护。 最近报载有人问上海市长徐匡迪：“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政治会不会跟著改革？”他回答说：“十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就会看出（政治环境）的不同来。”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史无前例而规模如此大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对政治、社会没有大的影响。 最近有“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中国广东化”的说法，若此趋势真正有利中国发展前途的话，那么香港的回归，则不仅仅是洗刷中国历史耻辱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平转变”的契机。 在此经济文化之假设前提下，全球华人似乎都应该祝福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经济改革的顺利与成功。因为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成功会导至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而大陆的政治稳定有助于台湾海峡两岸、东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定。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关心上海的经济发展。 变性--证明自己是女人(李平) 变性——证明自己是女人 作者：李平 我于１９６９年出生在宜宾市的一个小城，我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妈妈怀我的时候，父母都在祈盼：“要是个女孩就好了。”结果我生下来，下面又长有“小鸡鸡”。 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家庭里，斯文俊气的我自然就多得到一些父母的偏爱，我从小就爱与小女孩一起玩耍，一起跳橡皮筋，做游戏。因为学习好，且文静乖巧，老师常表扬我，邻居常夸奖我。小男孩的我懂事很早，我老是弄不懂自己为什么想当个女孩子。心里不明白，嘴里却不敢说，性意识在我脑海里模模糊糊，但男女之别我还是分得清的。 高中时候，我喜欢上了高我一个年级的晓呈，我俩暗暗相好。我的家本来距学校很近，可我非要闹着往学校吃饭、睡觉，无非是想跟晓呈形影不离，厮守在一起。晓呈不无遗憾地说：“李平，你要是个真正的女孩就好了！”这事儿对我触动很大，也更坚定了我变性的决心。 １９８７年，我不负家人众望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五年的象牙塔生活，我读懂了易性癖，知道自己患上了世界上难以攻克的心理顽症，我明白要想获得痊愈，唯一的便是做变性手术，我知道要做手术很难很难，但我下了狠心：我一定要自救！大学第二学年，劳累一生的父亲因公早逝，其时４３岁。靠着爸爸的抚恤金，我读完了后来的整整四年大学。 １９９２年，我分配到了宜宾地区二医院，当上了一名住院医师。一进工作岗位，我又拿出了在学校时的勤奋劲头。我虽年轻，但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是有口皆碑的。 就在这时候，我想做个女孩的愿望也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 由于人缘好，工作认真，护士阿姨们都挺喜欢我，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一拨紧接一拨，这时我就显得特别窘迫和紧张。“我还小，我还不成熟，我很懒，我配不上人家……”理由多多————其实我也不小，二十五六的人了，正是谈恋爱的年龄。这个秘密在我心中保存了２０多年，该摊牌了！ 大约手术前一年的一天，我摒住心跳，和盘向母亲托出了我的想法。母亲脸色顿时变了，显然被我搞懵了：“咋可能呢？一二十年了，从小到大，你是妈的儿，我看你是思想上有问题。”母亲开始哽咽，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她根本没想到是我要变女人！我哥哥弟弟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的变性要求，作为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对这种现象也略知一二。他们不是不同意我去做手术，而是担心我万一被弄得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作为手足，他们一再告诫我要慎之又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亲人们嘴里都这么说。我的一家人都尊重我的选择。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１９９５年春天，我满怀希望从成都登上了列车，开始了我的上海之行，我要去拜访上海长征医院为秦惠英做变性手术的何清廉教授。在诊断室里，我见到了何教授，他随手递给我一张预先印好的有关部门停止开展变性手术的传单，并打断了我的请求：“小伙子，回去吧，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开展这类手术了。你也许不知道吧，那个动了手术的秦惠英，至今户口上都还没有同意改换性别，我们的国情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啊！” 从上海回到家里，我的情绪降低到了冰点。 在提交申请那段时间，我像疯了一样偷偷一人跑去求爹爹告奶奶。公安局、司法局、医疗部门的鉴定等诸多关卡我都已通过，可是我的单位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我于是横下心来，毅然辞职。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悲剧已经开始酿就。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５日，在母亲和二嫂的陪同下，我住进了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中心。１９９６年７月２日，是一条我生命历程中的分水岭。新生命在炼狱般的洗礼中终于诞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约束自己，我可以明目张胆地调脂弄粉，也可以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舒畅和自由。 ７月２０日，我和母亲满身疲惫地踏上回家的旅途。一回到长宁老家，我就蜗居在自己的小屋里闭门不出。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那鸡犬之声相闻的小镇里，我变性的消息在左邻右舍传开了，不断有人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难免夹杂有流言飞语，并以讹传讹。 母亲一脸沮丧地对我说：“孩子，你出去躲躲，妈也没办法了。”我还能说什么，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眸。 于是，在家经过不到两个月的休养，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极不情愿地走上了流浪之路。 在走出家门时，我和我的家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还没有完成二期手术，喉结没切，胸也没隆。 可想而知，这会给即将以女性身份出现的我在漂泊路上带来什么。 ９月中旬，我去了珠海，投靠了和我原来同一科室工作的张三哥，通过张三哥的介绍，我当上了宾馆服务员。置身于那一大群女服务员中，我才开始意识到二期手术没做的严重性。那些打工妹悄悄议论着，只言片语不时飘到我耳边：“她好像是个男人啊！”“瞧她那喉结，八成是个阴阳人，哪个正常的女人长有喉结。”我觉得自己就像动物园里的稀罕动物在被游人观赏着，我装着没听见，可脸色涨得通红，内心就像针刺一样。 １０月上旬，我辞别了张三哥夫妇，几经辗转来到了海南岛，后到广州，又不得不再回成都接受二期手术。 １０月底的一天，我又从成都飞到海南，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来到一家物业管理公司，老板姓吴。没过多久，老板就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终于待不下去，在外受尽磨难，又不得不重回故乡。 曾经豪情万丈，归来空空行囊，从广州回到宜宾，我开始了生命中最为惨淡灰暗的日子。我不能回到老家小镇，那里有我的母亲、二哥一家和弟弟，我的出现会激起那个闭塞小镇的层层波澜；我也不想去宜宾大哥家里，我不想让他的同事知道因为有个变性的弟弟而让他感到丢人现眼。我囊中空空，生存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就像飓风中的一棵小草，任由它残暴的肆虐和尘埃一起翻卷飞扬在空中。我渴望温暖，我渴望帮助！我于是想到了复职————回医院当一名医生，我想这是我谋生的唯一最捷径的道路，然而我错了！复职申请报上医院，院方领导不答应！ 痛定思痛，１９９７年９月，在《美容时装报》几位记者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下了约２０万字的纪实文章《还我女儿身》————为自己，也为相同际遇的变性男女而写。 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 哥德巴赫猜想（徐迟) 哥德巴赫猜想 作者：徐迟 “……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 ——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 一 命px(1,2)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 x-p=p1或x-p=p2p3 其中p1,p2,p3都是素数。 〔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 用x表一充分大的偶数。 p-11 命cx=ii——ii1—— p\xp-2p2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h及充分大的x，用xh(1,2)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 p≤x,p+h＝p1或h+p＝p2p3， 其中p1,p2,p3都是素数。 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并改进作者在文献〔１０〕内所提及的全部结果，现在详述如下。 二 以上引自一篇解析数论的论文。这一段引自它的“（一）引言”，提出了这道题。它后面是“（二）几个引理”，充满了各种公式和计算。最后是“（三）结果”，证明了一条定理。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数学的分枝的，也不一定能读懂。但是这篇论文已经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公认，誉满天下。它所证明的那条定理，现在世界各国一致地把它命名为“陈氏定理”，因为它的作者姓陈，名景润。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他父亲是邮政局职员，老是跑来跑去的。当年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他父亲不肯参加。有的同事说他真是不识时务。他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操劳过甚的妇女，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六个、其中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和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孩子生得多了，就不是双亲所疼爱的儿女了。他们越来越成为父母的累赘——多余的孩子，多余的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他就像一个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似的，来到了这人世间。 他甚至没有享受过多少童年的快乐。母亲劳苦终日，顾不上爱他。当他记事的时候，酷烈的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他还这么小，就提心吊胆过生活。父亲到三元县的三明市一个邮政分局当局长。小小邮局，设在山区一座古寺庙里。这地方曾经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但那时候，茂郁山林已成为悲惨世界。所有男子汉都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无一幸存者。连老年的男人也一个都不剩了。剩下的只有妇女。 她们的生活特别凄凉。花纱布价钱又太贵了；穿不起衣服，大姑娘都还裸着上体。福州被敌人占领后，逃难进山来的人多起来。这里飞机不来轰炸，山区渐渐有点儿兴旺。却又迁来了一个集中营。深夜里，常有鞭声惨痛地回荡；不时还有杀害烈士的枪声。第二天，那些戴着镣铐出来劳动的人，神色就更阴森了。 陈景润的幼小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在家里并没有得到乐趣，在小学里他总是受人欺侮。他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不，是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只是他瘦削、弱小。光是这付窝囊样子就不能讨人喜欢。习惯于挨打，从来不讨饶。这更使对方狠狠揍他，而他则更坚韧而有耐力了。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内向的性格。他独独爱上了数学。不是因为被压，他只是因为爱好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当他升入初中的时候，江苏学院从远方的沦陷区搬迁到这个山区来了。那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也到本地初中里来兼点课，多少也能给他们流亡在异地的生活改善一些。这些老师很有学问。有个语文老师水平最高。大家都崇拜他。但陈景润不喜欢语文。他喜欢两个外地的数理老师。外地老师倒也喜欢他。这些老师经常吹什么科学救国一类的话。他不相信科学能救国。但是救国却不可以没有科学，尤其不可以没有数学。而且数学是什么事儿也少不了它的。人们对他歧视，拳打脚踢，只能使他更加更加爱上数学。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唯一的乐趣。 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是死于肺结核的；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父亲又结了婚，后娘对他就更不如亲娘了。 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到福州。陈景润进了三一中学。毕业后又到英华书院去念高中。那里有个数学老师，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航空系主任。 三 老师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他在数学课上，给同学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学知识。不爱数学的同学都能被他吸引住，爱数学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枝，名叫“数论”。十七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五世纪的祖冲之算出来的圆周率，比德国人的奥托的，早出一千年多。约瑟夫（指斯大林）领导的科学家把月球的一个山谷命名为“祖冲之”。十三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意大利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 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家毕朱，也早出了四百多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数学好像是特具禀赋的。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中国是数学的好温床。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他说，当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他的著作共有八百余种）；还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像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 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 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呵！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什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我还作了一个梦呢。 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轰的一声大笑了。 但是陈景润没有笑。他也被老师的话震动了，但是他不能笑。如果他笑了，还会有同学用白眼瞪他的。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 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 第二天，又上课了。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上了几个答题的卷子。他们说，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 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了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得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第二年，老师又回清华去了。他现在是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全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沈元。他早该忘记这两堂数学课了。他怎能知道他被多么深刻地铭刻在学生陈景润的记忆中。 老师因为同学多，容易忘记，学生却常常记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 四 福州解放！那年他高中三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一九五○年上半年，他没有上学，在家自学了一个学期。高中没有毕业，但以同等学历报考，他考进了厦门大学。那年，大学里只有数学物理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数学组，但只四个学生。到三年级时，有数学系了，系里还是这四个人。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四个人提前毕了业；而且，立即分配了工作，得到的优待，羡慕煞人。一九五三年秋季，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在第ｘ中学当数学老师。这该是多么的幸福了呵！ 然而，不然！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的日子是好过的。同组同系就只四个大学生，倒有四个教授和一个助教指导学习。 他是多么饥渴而且贪馋地吸饮于百花丛中，以酿制芬芳馥郁的数学蜜糖呵！学习的成效非常之高。他在抽象的领域里驰骋得多么自由自在！大家有共同的ｄｘ和ｄｙ等等之类的数学语言。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三年中间，没有人歧视他，也不受骂挨打了。他很少和人来往，过的是黄金岁月；全身心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面。真想不到，那么快，他就毕业了。一想到他将要当老师，在讲台上站立，被几十对锐利而机灵，有时难免要恶作剧的眼睛盯视，他禁不住吓得打颤！ 他的猜想立刻就得到了证明。他是完全不适合于当老师的。他那么瘦小和病弱，他的学生却都是高大而且健壮的。他最不善于说话，说多几句就嗓子发痛了。他多么羡慕那些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下了课回到房间里，他叫自己笨蛋。辱骂自己比别人的还厉害得多。他一向不会照顾自己，又不注意营养。积忧成疾，发烧到摄氏三十八度。送进医院一检查，他患有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症。 这一年内，他住医院六次，做了三次手术。当然他没有能够好好的教书。但他并没有放弃了他的专业。中国科学院不久前出版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刚摆上书店的书架，陈景润就买到了。他一头扎进去了。非常深刻的著作，非常之艰难！可是他钻研了它。住进医院，他还偷偷地避开了医生和护士的耳目，研究它。他那时也认为，这样下去，学校没有理由欢迎他。 他想他也许会失业？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他节衣缩食，一只牙刷也不买。他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他积蓄了几乎他的全部收入。他横下心来，失业就回家，还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积蓄这几个钱是他搞数学的保证。这保证他失了业也还能研究数学的几个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数学。 至于积蓄一旦用光了，以后呢？他不知道，那时又该怎么办？ 这也是难题；也是尚未得到解答的猜想。而这个猜想后来也证明是猜对了的。他的病好不了，中学里后来无法续聘他了。 厦门大学校长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开会。那中学的一位领导遇见了他，谈起来，很不满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材生？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他所听到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听说他可以回厦门大学数学系了，说也奇怪，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而王亚南却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的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人，寄出了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他立刻把它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园来。他安排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当文书，可以一面自学，一面大量地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学成回国，已担任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介绍他当联大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罗庚马上回国来了，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一九五六年年底，陈景润再次从南方海滨来到了首都北京。 一九五七年夏天，数学大师熊庆来也从国外重返祖国首都。 这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熊庆来、华罗庚、张宗燧、闵嗣鹤、吴文俊等等许多明星灿灿；还有新起的一代俊彦，陆启铿、万哲先、王元、越民义、吴方等等，如朝霞烂熳；还有后起之秀，陆汝钤、杨乐、张广厚等等已入北京大学求学。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涵数论、泛涵分析、几何拓扑学等等的学科之中，已是人才济济，又加上了一个陈景润。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条件具备了，华罗庚作出了部署。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向那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挺进！ 五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１２３４５，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２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２，３，５，７，１１，１３等等，只能被１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１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４，６，８，９，１０，１２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６，就有２和３两个素因子。如３０，就有２，３和５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６的偶数都是二个素数之和。例如，６＝３＋３。又如，２４＝１１＋１３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１＋１）是正确的。 一九二○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二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９＋９），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一九二四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７＋７）；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６＋６）；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５＋５）；一九四○年，他又证明了（４＋４）。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３＋３）。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２＋３）。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１＋１）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二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１＋６）。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１＋５），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１＋４）。一九六五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１＋３）。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颗璀璨的讯号弹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１＋２）。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熳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通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 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鞋是破了的：硬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１＋２）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闵嗣鹤老师给他细心地阅读了论文原稿。检查了又检查，核对了又核对。肯定了，他的证明是正确的，靠得住的。他给陈景润说，去年人家证明（１＋３）是用了大型的，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而你证明（１＋２）却完全靠你自己运算。难怪论文写得长了。太长了，建议他加以简化。 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说到的“文献〔１０〕”就是这时他以简报形式，在《科学通报》上宣布的，但只提到了结果，尚未公布他的证明。他当时正修改他的长篇论文。就是在这个当口，突然陈景润被卷入了政治革命的万丈波澜。滚滚而来的巨浪冲击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颗颗的精神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验一样，在神州大地上连续爆炸了。 六 无产阶级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政治大革命。狡诈多变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壮丽的大革命，把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有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检举和被检举，揭发和被揭发，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人人触及了灵魂；三千年积污要涤荡。我们的生活朝气蓬勃了；生活中大量的阴暗东西就自行暴露了。渣滓浮上表面了；驱除它们就容易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方面，光明面，毫光四射了；阴暗东西的危害之大，也就越加明显了。 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论，光明和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中国发生了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一次一次的胜利；一次一次的反复。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的重新来过，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每一次都有了新的提高。它搜索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毫不留情。像马克思说过的要让敌人更加强壮起来，自己则再三往后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了，才作罗陀斯岛上的跳跃；粉碎了敌人，再在玫瑰园里庆功。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 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 天文地理要审查；物理化学要审查。生物要审查；数学也要审查。陈景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数学家受到了冲击，连中年和年轻的也跑不了。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日夜的辩论；剧烈的争吵。行动胜于语言；拳头代替舌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一个筛子。什么都要在这筛子上过滤一下。它用的也是筛法。该筛掉的最后都要筛掉；不该筛掉的怎么也筛不掉。 曾经有人强调了科学工作者要安心工作，钻研学问，迷于专业。陈景润又被认为是这种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关心政治，是的，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科学的。但不关心政治，最后政治要来关心他。并且，要狠狠的批评他了。批评得轻了，不足以触动他。 只有触动了他，才能使他今后注意路线关心政治。批评不怕过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能不能一推就把他推过敌我界线？能不能将他推进“专政队”里去？尽量摆脱外界的干扰，以专心搞科研又有何罪？ 善意的误会，是容易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可以谅解的。批判一个数学家，多少总应该知道一些数学的特点。否则，说出了糊涂话来自己还不知道。陈景润被批判了。他被帽子工厂看中了：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就有这样的糊涂话：这个人，研究（１＋２）的问题。他搞的是一套人们莫名其妙的数学。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１＋２）有什么了不起！１＋２不等于３吗？ 此人混进数学研究所，领了国家的工资，吃了人民的小米，研究什么１＋２＝３，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说这话的人才像白痴呢。 并不懂得数学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说这些话的人中间，有的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那么，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了。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 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至于理解一个恶意的诽谤者却很容易，并不困难。只是陈景润发病了，他病重了。钢铁工厂也来光顾了。陈景润听着那些厌恶与侮辱他的，唾沫横飞的，听不清楚的言语。他茫然直视。 他两眼发黑，看不到什么了。他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刺痛的怀疑在他脑中旋转。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块青一块黑，一种猝发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眩晕，他休克，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二） 七 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多少天多少月？“专政队”的生活反倒平静无事了。而旋卷在台风里面的人却焦灼着、奔忙着、谋划着、叫嚷着、战斗着，不吃不睡，狂热地保护自己的派性，疯狂地攻击对方的派性。他们忙着打派仗，竟没有时间来顾及他们的那些“专政”对象了。这时有一个老红军，主动出来担当了看守他们的任务。实际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他保护了科学家们，还允许他们偷偷地看书。 待到工人宣传队进驻科学院各所以后，陈景润被释放了，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住了。不但可以读书，也可以运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 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 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１＋１＝２以及１＋２＝３呢？他哭笑不得，张皇失措了。 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说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但是他还是给他们解释清楚了。这（１＋１）（１＋２）只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并不是日常所说的１＋１和１＋２。好像我们说一个人是纸老虎，并不就是老虎了。 弄清楚了之后，工人师傅也生气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胡说？ 他们也热情支持他，并保护他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大野心家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下场遗臭万年去了。陈景润听到这个传达之后，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情况渐渐地好转。可是他却越加成了惊弓之鸟。 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唯一的心灵安慰从来就是数学。他只好到数论的大高原上去隐居起来。现在也允许他这样做，继续向数学求爱了。图书馆的研究员出身的管理员也是他的热情支持者。事实证明，热情的支持者，人数众多。他们对他好，保护他。他被藏在一个小书库的深深的角落里看书。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这样几年，也没有中断过；这是有功劳的。他阅读，他演算，他思考。情绪逐步地振作起来。但是健康状况却越加严重了。他从不说；他也不顾。他又投身于工作。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腾出手来排除帮派的干扰。半个月之前，有一位周大姐被任命为数学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由解析数论、化数数论等学科组成的五学科室恢复了上下班的制度。还任命了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出身的基层老干部，当过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政治干事。 到职以后，书记就到处找陈景润。周大姐已经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但他找不到陈景润。他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他已经被人忘记掉了。可是他们会了面，会面在图书馆小书库的一个安静的角上。 刚过国庆，十月的阳光普照。书记还只穿一件衬衣，衰弱的陈景润已经穿上棉袄。 “李书记，谢谢你，”陈景润说，他见人就谢。“很高兴，” 他说了一连串的很高兴。他一见面就感到李书记可亲。“很高兴，李书记，我很高兴，李书记，很高兴。” 李书记问他，“下班以后，下午五点半好不好？我到你屋去看看你。” 陈景润想了一想就答应了，“好，那好，那我下午就在楼门口等你，要不你会找不到的。” “不，你不要等我，”李书记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找得到的。完全用不到等的。” 但是陈景润固执地说，“我要等你，我在宿舍大楼门口等你。不然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我就不好了。” 果然下午他是在宿舍大楼门口等着的。他把李书记等到了，带着他上了三楼，请进了一个小房间。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太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李书记没有想到他住处这样不好。他坐到床上，说：“你床上还挺干净！” “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你要来看看我。我特地去买了床单，”指着光亮雪白的兰格子花纹的床单。 “谢谢你，李书记，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 看望过我了。”他说，声音颤抖起来。这里面带着泪音。霎时间李书记感到他被这声音震撼起来。满腔怒火燃烧。这个党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象话；太不象话了！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他发现了，原来房间里没有电灯。“怎么？”他问，“没有电灯？” “不要灯，”他回答，“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用电炉的人家很多。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要灯不好，要灯添麻烦了，”说着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没有灯，你怎么做工作？说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灯下工作；那，一样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没有桌子？” 陈景润随手把新床单连同褥子一起翻了起来，露出了床板，指着说，“这不是？这样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书记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了。他心中想着：“唔，竟有这样的事！在中关村，在科学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学！ 被糟蹋成了这个状态。”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指着羊尾巴似的窗纱问道，“你不用蚊帐？不怕蚊虫咬？” “晚上不开灯，蚊子不会进来。夏天我尽量不在房间里耽着。现在蚊子少了。” “给你灯，”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接上线，再给你桌子，书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李书记回到机关。他找到了比他自己早到了才一个星期的办公室老张主任。主任听他说话后，认为这一切不可能，“瞎说！怎么会没有灯呢？”李书记给他描绘了小房间的寂寞风光。那些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人把科学院搅得这样！立刻找来了电工。电工马上去装灯。灯装上了，开关线也接上了，一拉，灯亮了。陈景润已经俯伏在一张桌子之上，写起来了。 光明回到陈景润的心房。 八 （他写着，写着）………… ………… ［论文摘录略——东西文库注］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探索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一般地说，并不很多。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闵嗣鹤老师却能够品味它，欣赏它，观察它的崇高瑰丽。 他当时说过，“陈景润的工作，最近好极了。他已经把哥德巴赫猜想的那篇论文写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写得极好。” “你的论文写出了，”一位军代表问陈景润，“为什么不拿出来？”陈景润回答他：“正做正做，没有做完。”军代表说，“希望你早日完成。” 室里的领导老田对李书记说，“可以动员动员他，让他拿出来。但也不急。他不拿出来，自然有他的道理的。” 李书记问了问他，陈景润说，“有人还在骂我，说我不交论文是因为现在没有稿费了。说是恢复了稿费我就会交了。” 李书记追了他一句，“谁这样说你？”他回答，“你不要问了。 谢谢你，你可别去问呵！问了我更麻烦了。没有稿费，谢天谢地。我不要稿费。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它。那个稿子我还在做。我确实没有做完。” 九 “我确实还没有做完。我的论文是做完了，又是没有做完的。自从我到数学研究所以来，在严师、名家和组织的培养、教育、熏陶下，我是一个劲儿钻研。怎么还能干别的事？不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在世界数学的数论方面三十多道难题中，我攻了了六七道难题，推进了它们的解决。这是我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必不可少的准备。然后我才能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为此，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心血。 “一九六五年，我初步达到了（１＋２）。但是我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两百多页的稿子。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正确性，（二）简洁性。譬如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长达两百多页，也还没有发表。国外没有承认它，也没有否认它，因为它没有发表。从那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于被人理解的。从学习外语来说，我是在中学里就学了英语，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在所里又自学了德语和法语。我勉强可以阅读而且写写了。又自学了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了勉强可以阅读外国资料和文献的程度。因而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就时，可以从原文阅读，用不到等人翻译出来了再读。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１＋２）这样的命题。 “我的成果又必须表现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是专业性质的论文，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是相对地严密的，又必须是绝对地精确的。若干地方就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了。所以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十 一九七三年二月，春节来临。 早一天，数学研究所的周大姐说，佳节前后，要特别关心一下病号。她说：“那些老八路的作风，那些过去部队里形成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能丢掉了。尤其像陈景润那样的同志，要关心他，他很顽强。他病得起不来了，但又没有起不来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挣扎起来，他坚持工作。他为什么？他为谁？为他自己吗？为他自己，早就不干了。不是，他是为人民，为党工作。我们要去慰问他。也要慰问单位里所有的病人。” 其实，外表看来魁梧，说话声音洪亮的周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力疾从公，患有心脏病，应当受到慰问的人。 大年初一早晨，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包括李书记，一行数人，把头天买好了的苹果、梨子装进一些塑料网线袋子。若干袋子大家分头提了，然后举步出发，慰问病人。他们先到陈景润那里。他住得最近。 陈景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家招呼他。他很惊讶，来了这许多的领导同志。周大姐说，“过春节，我们看你来了，你的病好点了吧。”李书记也说，“新年好，给你贺新年。”陈景润说，“噢，今天是新年了呵？我很高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新年好，你们好。”李书记说，“到你屋里去坐坐吧。” “不，不行，”陈景润说，“你没有先给我打招呼，不能进去。” 周大姐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就不去了。李书记，你给他送水果上楼吧。我们还上别家去，你回头再赶上我们好了。”李书记说，“好。”周大姐和陈景润握手，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然后转过身走了。李书记把水果袋递给陈景润说：“春节了。这是组织上送给你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给党做点工作。”“不要水果，不要水果，”陈景润推却了，“我很好，我没有病，没有什么……这点点病，呃……呃，谢谢你，我很高兴。”说着说着他收下了水果。李书记说，“上你屋聊聊？”他又张手拦住，“不，不要进屋了，你没有给我打招呼。” 李书记说，“那好，我不上去了。你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我也得去追上他们，到别家去看望看望。”于是握手作别，他返身走。刚走两步，后面又叫，“李书记，李书记！”陈景润又追过来，把水果袋子给了李书记，并说，“给你家的小孩吃吧。我吃不了这多。我是不吃水果的。”李书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不过表示表示，一点点的心意罢了。要你好好保养身体，可以更好地工作。你收下吧，吃不下，你慢慢的吃吧。” 他默然收下了。他噙着泪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他飞快地进了小屋。一下子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他没有再出来。直到春节过去了。头一天上班，陈景润把一叠手稿交给了李书记，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李书记看看他，又轻声问他：“是那个（１＋２）？” “是的，闵老师已看过，不会有错误的，”陈景润说。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学术报告会。十几位专家，听了陈景润的报告，一致给以高度评价。然后，数学研究所业务处将他的论文上报院部。 十一 以上就是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三）结果”。作为结果的定理就是那个“陈氏定理”。 四月中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武衡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他说到数学研究所一位中级的研究员作出了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当时没说人名，听到了，还不知说谁？李书记在座中，捅了一下旁边的人。“干什么？”那人说。他问，“你听到没有？”“怎么啦？” 那人又说。“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呵！”“噢？还这么重要？” 那人说。“这是世界名题。真不简单！” 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来访。他见到了陈景润，谈了话，进他房间看了看。回去就写出一篇报道，立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他现在还住在一间烟熏火烤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作出了指示。 当天深夜，武衡同志走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 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患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不肯。于是，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他一共住院一年半。 在住院期间，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是副总理）安排了陈景润的全国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周总理，并和总理在一个小组里开会。人代会期间，当他得知总理的病时，当场哭了起来，几夜睡不着觉。大会后，他仍回医院治疗。 当他出院的时候，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经住院治疗后，一般情况较好。精神改善；体温正常。 体重增加十斤；饮食睡眠好转。腹痛腹胀消失；二肺未见活动性病灶。心电图正常；脑电图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沉及血象正常。” 关于他的工作和健康，华主席也非常关怀，并亲自作过几次批示。 早在他的论文发表时，西方记者迅即获悉，电讯传遍全球。国际上的反响非常强烈。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正在印刷所校印。他们见到了陈景润的论文立即要求暂不付印，并在这部书里加添了一章，第十一章：“陈氏定理”。他们誉之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诸如“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等，不胜枚举。一个英国数学家给他的信里还说，“你移动了群山！” 真是愚公一般的精神呵！或问：这个陈氏定理有什么用处呢？它在哪些范围内有用呢？ 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基本粒子、经济建设、国防科研、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种作用，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例如，这个陈氏定理就是。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这是最难的一步。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十二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相当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纯数学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恩格斯）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辉煌贡献。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抗拒地促使他突变。被冷酷地逐出世界的人，被热烈的生命召唤了回来。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像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写出如此成熟的论文。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多余的人，为国增了光。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他生下来５６１报告文学b徐迟：哥德巴赫猜想 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１９７７年９月于中关村 那年奉命寻李讷(邢志远) 那年奉命寻李讷 作者：邢志远 “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１９６６年夏秋，报社既要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事情开始莫名其妙 那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 “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还不知道。 任务到来我从梦中惊醒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 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３０多岁的人。 和我同时进来的，还有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 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 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我远远地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了！” 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且比较有经验。” 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 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３６岁，装扮一个大学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直到上路我才知道要干什么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色已经发白。 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个人默默地吃起来。 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金秀芳没有外出采访过，这次为什么要带她出来？ 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江青同志唯一的亲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处长给我一张她的小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好多天无音讯。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那里你们就跟她到那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也不容我们多考虑，我们都是革命军人，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共产党员，金秀芳也在争取入党，对于如此光荣而重大的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二话吗？ 寻找过程相当费周折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仆，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党，参加过哪些战役，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要，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也３６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８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２０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在南开大学我们也碰了钉子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３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３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象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茫茫人海寻找谈何容易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地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 不等我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断说：“你是不是说，应当取消我们这次任务？”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发现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那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收集各种传单。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 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６６军军部吧！”金秀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形。 我们找到６６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衣的人闯进来，开始神色有些紧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 直接通话接电话人是江青 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 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 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６６军军部大门就往北京奔。 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开，我们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任务结束一趟任务徒劳无功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１２点。 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３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１９６８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金秀芳同志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处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他们３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我想这必是江青坚持要派人去找。至于为什么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有纪律，我不便多问，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说。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说，李讷在“文革”外出串连，一度同家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 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工作，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月之间。 不期而遇她竟然到军报来工作了 １１、１２月之间的一天，我外出采访回来，我的直接上级、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组长杨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说：“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现在到报社当记者来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保密。” 惊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办公室，远远望去，只见她身穿新军装，白净面孔，端庄大方，脸的轮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镜，眉眼有些像她妈妈。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高兴。能和伟大领袖的亲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是多么幸福呀！ 以后我经常同她见面。我们都住在报社办公大楼的五楼，那是筒子楼，住在斜对面，可以说是朝夕相见。但因上级没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访，我就没有主动找她谈什么。每次相逢，只点头微笑而已。不知谁告诉她，我曾到天津找过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随手抓一把塞给我，以表示谢意。 我顺便问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说：“我爬泰山去了。” 接着又说：“这次外出，对我锻炼很大，要自己找车坐，自己找住处，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长了很多见识。”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养尊处优，真不愧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优秀女儿。我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给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讷同志正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认真实践的，她一定会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坚强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长期保密这在当时办不到 可是，她在报社要长期保密是办不到的。 “文革”以来，报社有的记者如杨子才等人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见过她在伟大领袖身边，有的摄影记者还为她父女拍过合影；同时，她自己要长期隐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她身不由己，到报社不满两个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开了庐山真面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带头一举把胡痴、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后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从我奉命寻找“北大学生”李讷，到李讷掌握军报大权，时间不到两个月。当然，几年之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报，又经过若干年，胡痴、宋琼等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平反，杨子才九十年代初期还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这都是后话。 同时，随着“文革”的发展，我对许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庆幸那一次到天津没有找到李讷，没有执行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各地去串连，以后的遭遇真是难以设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点差池，出点什么闪失，我如何说得清？以后想到这一点，想到那个担子的千钧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至于那本北京大学学生证，我曾经保存了几年，却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后来把它毁掉了。现在我很后悔。我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大学学生，但那本学生证却是真的，上盖北京大学的钢印，无疑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给办的，至少可以作为一件“文物”保存下来，以纪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 谢鹤亭鲸吞挥霍1000万元始末(刘志武) 谢鹤亭鲸吞挥霍1000万元始末 作者：刘志武 第一章小国之君作恶天龙 1989年9月，49岁的谢鹤亭走马上任，当上了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上任第一天，谢鹤亭在其极尽豪华的办公室挂上了一幅装帧精美的书轴，其内容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知是附庸风雅还是将它当成座右铭，短短几年的时间，谢鹤亭在香港玩女人万金买笑，在澳门进赌场下注惊人，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竟然被他“吃”垮了。1999年3月2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谢鹤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先让我们将镜头摇回到1988年，当时，谢鹤亭是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分管政工、人事的副总经理。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政工饭”不那么好吃了，为此，谢鹤亭多次发牢骚：“搞政工没有什么油水可捞。”1989年9月，谢鹤亭荣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宝座后，决心小试锋芒，品尝一下权力的味道。谢鹤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心革面，将公司名称换成“广东天龙集团公司”。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换个名称也无妨，按照国有企业改制的习惯做法，像这类“翻牌公司”一般都取谐音。为什么谢鹤亭取“天龙”二字为公司命名？后来，谢鹤亭在一次谈话中，不经意地说道：“我是1940年生人，属龙。”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放荡不羁，谢鹤亭执意要将国有资产挂在他的名下，这“天龙公司”四个字就是一个信号。原来如此！ 随意提拔干部，是权力；随意处罚职工，也是权力；张口一言堂，是权力；闭嘴众无声，也是权力……遗憾的是，这是权力的当年，这是权力的旧船票，这是权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辉煌。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广东人率先告别“官念”，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头禅是，家长教育孩子时常常会说：“你要不听话，将来让你当干部。”很精明的谢鹤亭已经意识到：权力正在偷换概念。有能力的人你不提拔，人家可以炒你的鱿鱼；有错误的职工你严肃处理，人家可以翻身一跃跳进商海……“单位所有制”已经成了历史谈资；“人才流动制”是新时期新人类的生活主页。存在决定意识，正是这种存在决定了，权力正在由名义上的管理国有资产变成实际上的使用国有资产。相对的权力能够获得相对的“好处”，绝对的权力能够获得绝对的“好处”，在国有企业里，官职的大小决定了捞取“好处”的多少。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谢鹤亭决心“人生得意须尽欢”，趁着无人监督“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机会，快捞猛捞狠捞，不捞个它盆丰钵满誓不罢休。话容易说，做起来很难。由于职业的原因，谢鹤亭要经常往返于粤、港、澳三地。个人随身携带的现金，是出入海关时必须申报。因海关对不同币种出入境的额度有严格的限制，谢鹤亭觉得“很麻烦”。于是，谢鹤亭以“日明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天龙公司的子公司，自己挂帅当子公司的“董事长”。公司成立了，等于银行立了账户，出入海关再也不必携带现钞了，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自动柜员机”就是谢鹤亭的“流动钱包”。 1994年5月，自称“累得够呛”的谢鹤亭决定“潇洒走一回”。尖东地区是香港著名的欢场，夜总会、“一楼一凤”、“应召女郎”、“桑拿冲浪”、“午夜激情”……的灯光招牌比比皆是。香港的夜总会，不同于内地后来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夜总会、卡拉ok歌舞厅，香港的夜总会规格与档次很高，除俗称的“妈咪”外，还有“公关”、“咨客”、“导引”……等不同职务区分，按“接触实质”，有“买钟”与“买春”之分；按“服务品种”，有“北姑”、“南妹”、“娇娃”、“老泼”之分。注意，这里的“老泼”不是“老婆”的“婆”，也不是“泼妇”的“泼”，而是“泼辣”的“泼”，即“辣妹”。年已54岁的谢鹤亭，嘴里叼着一根牙签，意满志得地走进一间灯火辉煌的夜总会。 第二章遇见北姑心荡神摇 谢鹤亭走进夜总会，“妈妈桑”迎面走来，将谢鹤亭导入一包厢雅间。“妈妈桑”问：“找个小姐，老板？”谢鹤亭问：“漂亮吗？”“妈妈桑”说：“当然漂亮，纯情少女呀！不知您是要北姑还是南妹。”谢鹤亭说：“漂亮就行。”“妈妈桑”混迹江湖多年，既接待过派头十足的百万富翁，也喝斥过一文不名的无赖瘪三，因而对淫棍色狼的心态了如指掌。看谢鹤亭的派头，“妈妈桑”投石问路：“一个来自北京的少女，舞跳的蛮好，您喜欢吗？”谢鹤亭说：“可以。”说着，“妈妈桑”叫来了杨小姐。杨小姐年方18岁，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她斥巨资买了一张单程赴港证，为捞回本钱，来到香港便进了欢场当陪舞小姐。杨小姐粉面桃腮如花似玉，魔鬼身材标准三围，谢鹤亭一见其人其貌，当即眼睛放亮心荡神摇激动得手颤腿软。此时，“妈妈桑”已经知道了谢鹤亭的身份，吩咐左右并暗示杨小姐：“这是个酸姜竹，一定要好好招待。” 由地理条件决定，广东出产的姜有山姜与田姜之分。“在田姜多腴，在山姜多辣”，尤其是夏天，子姜上市时，块块肥大如指掌，其尖端部分还带有燕脂色的嫩芽。“酸姜竹”是香港市面出售的一种小食品，其原料是嫩的子姜，经糖醋加工炮制而成，曰酸姜。酸姜的滋味爽口，开胃提神，是人人喜食的佐餐品。香港街边卖酸姜的店铺，一般都预备小竹签，食客选中了酸姜后，用竹签一戳送进嘴里，然后牙签就随手扔了，故曰“酸姜竹”。但在特殊场合，“酸姜竹”一词与旧社会上海滩的“牙签大少”一样，是骂人的脏话，专指玩弄女性的人。谢鹤亭担任天龙公司“总裁”后，以“考察”为名先后走遍了二十多个国家。每次周游出国，他都要带一个“女秘书”。但是，这些“女秘书”没有一个像杨小姐这般年轻，也没有一个像杨小姐如此漂亮。这还不是主要的，杨小姐早已经过“职业培训”，欢场小姐的“岗位责任制”就是丢掉人格，忍辱负重地讨得客人的喜欢。“妈妈桑”对杨小姐说：“谢老板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表叔’，你一定要施展才能，说不定会来个‘资产重组’呢！” “大款不如公款，亲叔不如表叔”，这是香港欢场老板最喜欢挂在嘴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第一句很好理解，第二句很有讲头。八十年代以前，香港人来内地探亲访友，无论男女老少，必定要携带大大小小数个包裹，通过罗湖海关。包裹里的东西很简单，无非就是内地市面极少见到的尼龙衫、花布头之类。中国改革的窗口是最先朝香港地区开放的，“港澳考察团”一批一批地往东南飞，这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港澳考察团”一般是处级以上公干人员，他们的出差经费有限，为了在香港切实做到“节省每一个铜板”，他们中有的人就自带方便面，吃饭时撕开一包涪陵榨菜就算完成了任务。省下饭钱干什么？买塑料电子手表，买折叠式遮阳伞，买牛仔布料，买日本味精，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祖国，不算走出国门也算是开了眼。若是想从香港买回录音机、录相机这些大件，手头又没有港币，怎么办？有的人实在是太聪明了，临走时，先打探谁家在香港有亲朋好友，然后以“表叔”的名义前去借钱购物。这笔钱如何还？好办。香港人来内地探亲访友时，用人民币支付人家在内地的费用就行了。香港有六百万人口，出现十个八个“表叔”不算回事。后来，因“表叔”越来越多，且有的“表叔”言行举止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如穿一件袖口带商标的西装下边再配一双旅游鞋，如吃海鲜竟然将洗手用的柠檬水喝了……后来，一些香港市民便将那些“公款旅游”的人们改称“表叔”。“妈妈桑”称谢鹤亭为“表叔”，这是因为像谢鹤亭这样鲸吞侵占公款后来香港寻欢作乐的腐败分子，她见的太多了。香港千万富翁有的是，海外商贾大王涉足香港，但这些富豪罕到欢场留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赚来的钱，是聪明才智和机遇偶然结合的结果，所以花起来格外谨慎。像谢鹤亭这号人，不过就是破费一下口舌，动一动笔头，将账面摆平，修改国有企业的资产报表，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第三章疯狂下注嗜赌成癖 谢鹤亭为杨小姐的美色而倾倒，“人生得意须尽欢”后，当即与“妈妈桑”摊牌，要求杨小姐“从良”并愿为杨小姐“赎身”。谢鹤亭提出的条件是：委任杨小姐为广东天龙集团公司驻港企业日明公司副总经理，月薪一万两千元港币。杨小姐惊呆了，传说“大款不如公款，亲叔不如表叔”，看来此言不虚呀！杨小姐受聘日明公司副总经理后，没坐过一天班，据杨小姐交代：自1994年5月认识谢鹤亭至1996年10月谢鹤亭贪污案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谢鹤亭给了她500万元港币。身边有了如花似玉的杨小姐，谢鹤亭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澳门。澳门是闻名于世的东方赌城。谢鹤亭每次来到澳门东方娱乐城贵宾厅，门前身穿制服的侍应生总是毕恭毕敬，像迎接财神一样。自1994年以来，谢鹤亭的周末几乎全是在澳门赌场度过的。这是1994年年底的一个周末，谢鹤亭带着情妇杨小姐又到澳门来了。 澳门赌场里有一群“大耳窿”，“大耳窿”其实就是专门放高利贷的黑社会分子。这伙人“捞世界”的手腕是：选中猎物后，“哄、捧、送、杀”，敲诈勒索赌徒。所谓哄，是指用甜言蜜语大讲某某人从赌场捞走几百万元的传奇经历；所谓捧，是指用激将法夸奖你贵显得志飞黄腾达福星高照；所谓送，是指你在赌博时他们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观阵，一旦发现你手头拮据额角渗汗，悄悄将几百万元的筹码送到你的身边；所谓杀，是指“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扣押人质索债，如果你侥幸逃脱，那么黑社会分子就消灭你的肉体……谢鹤亭嗜赌成癖，虽然输多赢少，“大耳窿”还是愿意跟他套近乎，原因就是这个谢鹤亭讲义气，从不赖账，他的理论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晚上八时许，谢鹤亭带着杨小姐离开酒店，前往东方娱乐城。“大耳窿”们一见谢鹤亭带着情妇来了，纷纷迎上前阿谀奉承，谢鹤亭摆摆手，很礼貌地命“大耳窿”们退下。“大耳窿”们也很知趣，看来一日半时不必靠前，因为凡是带着女人进赌场的赌徒，随身总是要携带比往日多一倍或数倍的赌资。未婚妻坐在看台上，那足球踢起来可能比往日更猛更准更狠，这就是爱情的力量；老总带着小秘找个雅间吃饭，餐厅老板结账时肯定会宰他个血淋淋。女人为情所困，男人因情生威，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始，男人的骑士精神就为自己留下了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祸根。开始下注了，谢鹤亭的筹码是20万元港币，众赌徒面面相觑，站在一边的情妇杨小姐也吓得冒出香汗。她扯了扯谢鹤亭的衣角，意思是说“你疯了”。谢鹤亭镇定自若，双目炯炯有神，仿佛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常胜将军，用望远镜偷窥对方正在夺路而逃。也许苍穹真有福星，也许今天手运极佳，小球终于落入谢鹤亭选中的格里。第一注谢鹤亭赢了，赔率“一赔一”，20万元的筹码一下子姓“谢”了。杨小姐喜不自禁，当众吻了谢鹤亭一口。“人逢喜事精神爽”，财神进门脸放光，谢鹤亭胸有成竹如持左券，又下注40万元港币的筹码。杨小姐觉得此时此刻的谢鹤亭是世间最豪爽最有勇气最有力量的美男子，委身于他，算是不白来一世了。忽觉内急，杨小姐碎步小跑冲向了“wc”。 待杨小姐从厕所返回贵宾厅时，万万没有想到，谢鹤亭已经输了两注，已经到手的港币又拱手送人了。杨小姐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又扯了扯谢鹤亭的衣角，示意美男子偃旗息鼓打道回府。已经被欲望刺激得不能自己的谢鹤亭岂肯善罢甘休，当即下注80万元港币的筹码。风虎云龙，恶浪拍岸，转眼间，80万元港币又被轮盘赌机吞走了。发明赌博方法的人，肯定是一个人间奇才，他巧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不事声张地搜刮银两豪夺财富。谢鹤亭如果此时金盆洗手，可能会输得不算惨，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失去杨小姐的芳心；谢鹤亭决意于谈笑风生间一掷更多的筹码，让众赌客知晓谢某人的厉害。眼红了，脸瘦了，鏖战三天三夜，谢鹤亭输掉了800万元港币。一直陪在身边的杨小姐吓昏了，“妈呀”一声扑倒在地。谢鹤亭不愧是久经沙场的一员老将，他吩咐手下“马仔”将杨小姐送至酒店“压惊”，从腕上摘下价值40万元的金壳“劳力士”手表，决意孤注一掷。 第四章鲸吞财富狮子开口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谢鹤亭在澳门赌场呆了三天三夜，输了800万元港币外带一块“劳力士”金壳手表，竟然不吭一声若无其事地走回酒店。杨小姐惊魂未定，忙问：“怎么办？”谢鹤亭哈哈一笑：“我自有办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谢鹤亭给了杨小姐500万元港币，在澳门赌场谢鹤亭又一次性输掉800万元港币，谢鹤亭哪来这么多的钱？其实谢鹤亭自有妙招。谢鹤亭贪污公款的作案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直接从天龙公司驻港企业日明公司由其助手杨小姐提取，据为己有后用假收据平账；二是以各种借口将天龙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资金汇到香港，再据为己有；三是直接向下属企业伸手要钱；四是以天龙公司名义向外方借款，然后从中侵吞借款。 香港日明公司是广东天龙公司的驻港企业，谢鹤亭委任自己的亲信担任日明公司总经理，又委任杨小姐担任日明公司的副总经理，自己则出任日明公司的董事长。这样看来，日明公司实际上就成了谢鹤亭的“私人银行”。1994年初，谢鹤亭托人在香港金行订做了一枚价值8万元港币的金戒指。戒指到手后，谢鹤亭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日明公司“挂账”。第二天，谢鹤亭以日明公司名义签发了一张35万元港币的支票，亲自到银行兑取了现金。1994年6月，谢鹤亭因急于用钱挥霍，恰好其亲信不在香港，谢鹤亭于是揣着日明公司的存折，亲自到银行提取现金130万元港币。1995年初，谢鹤亭以天龙公司要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为由，从日明公司提取两万美元。结果，这笔钱全部落入谢鹤亭的腰包。理由很简单呀！“天龙”是老子，“日明”是孙子，老子从孙子口袋掏钱，孙子能问老子“您要钱干什么？”“天龙公司”根本不知道“出国考察”的事，“日明公司”又不能贸然发问，“会当儿子的两头瞒”，谢鹤亭巧妙地将男人处理婆媳关系的“准则”用在了侵占公款上。就这样，从1994年初至1995年3月间，谢鹤亭利用其兼任日明公司董事长之便，先后11次贪污日明公司公款人民币262万元、美金2．5万元。 1995年3月27日，谢鹤亭以借款给深圳某公司作流动资金为由，指令天龙公司汇款150万元至深圳某公司。深圳某公司收到这笔款项后，按照谢鹤亭的要求，兑换成港币又汇至香港某公司。三倒两倒，这笔钱倒到了谢鹤亭的腰包。1995年4月20日，谢鹤亭故伎重演，照方抓药又倒出了150万元人民币。不到一个月，300万元人民币落袋为安。 1993年年底，谢鹤亭一个电话将属下某厂厂长叫到办公室，说：“快过年了，集团公司要给大家发点奖金。目前公司拿不出这笔钱，你想想办法，搞50万元过来。”这个厂长哭丧着脸走了，因为工厂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没办法，谢鹤亭是“爷”，不听“爷”的是不是想“下课”？厂长含着泪水将尚未长大的生猪卖掉，得款46万元。再加上4万元，凑齐50万元送到谢鹤亭手中。“论资排辈”、“论功行赏”，谢鹤亭是金字塔尖的“爷”，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留下了15万元，然后将其余35万元当奖金分配给经理室成员。1995年9月，谢鹤亭用钱，打电话找另一个下属公司要钱。刚好，这家公司账面空空，无法满足谢鹤亭的要求。谢鹤亭闻听勃然大怒。下属一看不妙，顿生一计，慌忙赶至食堂，问食堂管理员有否现金？食堂管理员说有，刚刚卖出去了一批饭票。二人慌忙点账，总算凑够了一个整数：5万元。大票小票，连角票都有的5万元，沾有工人血与汗和食堂菜肴味的十好几捆钞票，送到了谢鹤亭手里，谢鹤亭竟然没嫌弃，打着哈哈笑纳了。 1999年3月24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谢鹤亭特大贪污案，法院认定：谢鹤亭从1993年11月至1995年10月，共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4万元、美金2万元。谢鹤亭疯了！谢鹤亭用他的疯狂为自己画了一张像，他就是“广东第一贪”呀！ 第五章审计揪出南粤巨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被“长官意志”任命的企业领导人，缺才少能，被市场经济冲得晕头转向，致使一些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伙靠“长官意志”走上企业领导岗位的人，是“天桥把式”，小嘴极甜说话极动听，一到战场就拉不开枪栓，甚至先尿湿了裤子。于是他们便以“婆婆太多”为名，呼吁“放权”。结果，权力下放了，企业有了诸多自主权，于是这伙人便用这些“自主权”，为自己也为亲信买别墅买坐骑买享受买欢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就是国企改革中的双面刃。 谢鹤亭从部队退伍后，先是在广东省财贸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在省商业厅工作，1976年6月，他调到广东省食品公司任“政工办”主任。1989年，谢鹤亭“全面主管”天龙公司后，先将公司内业务能力强，但与自己感情合不来的副职统统“调走”，为自己鲸吞国有资产扫清障碍。对于干部的任命，谢鹤亭从来是“个人说了算”，往往是突然袭击般地在会上宣布任命结果。如果党委的其他成员对此持异议，谢鹤亭就是一句话：“我是法人代表，如果什么事都经过党委会讨论，那这个法人代表是不是很没有面子。”谢鹤亭在这里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将“法定代表人”偷换为“法人代表”，给人一种错觉，天龙公司已经成了谢鹤亭的私有企业。最典型的是谢鹤亭斥资亿元在中山市投资房地产，竟然不跟领导班子打招呼。有一副手仅仅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谢鹤亭竟然回答：“这事你不要过问！” 谢鹤亭要求天龙公司领导班子“不要过问”他的事，天龙公司的职工当然更不可能“过问”谢鹤亭的事，主管机关也“不要过问”天龙公司的事，结果很清楚，天龙公司这个拥有几十亿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了谢鹤亭花天酒地的“谢氏钱庄”。1993年11月，谢鹤亭与香港一孙姓商人一拍即合，决定在香港某地投资房地产。谢鹤亭以个人名义投资600万元港币，拥有9％的股份。谢鹤亭的钱从何而来？灵机一动，谢鹤亭让天龙公司下属的进出口公司以购买港商孙某的包装薄膜为由，向港、澳两家公司借款2988万元，汇到港商孙某的账户。借款到位，谢鹤亭从中提取了230万元港币据为己有。谢鹤亭拿走了230万元港币，孙某实得款是2758万元港币。孙某将其中的1715万元港币作为天龙公司的债款抵押，又将1043万元港币退还给谢鹤亭，让他“炒房地产”。谢鹤亭从这1043万元中，又赚取了78万元港币的“利润”。瞧，三倒两倒，308万元港币到了谢鹤亭的名下。 “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天龙公司的第一把手，如此狂赌滥嫖，如此挥霍公款，如此巧取豪夺，可以想见，谢鹤亭手下的人必然仿效之。国有资产是块肥肉，趁人不备先割一刀，腐败像传染病，不同的级别捞到了不同的实惠。天龙公司经济效益大滑坡，谁心急？谁心焦？正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员工。1995年6月，广东省审计厅派出工作组进驻天龙公司，决定对该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审计。资产核资报告表明：至1995年10月底，一个原先是广东省创利大户的国有企业，短短几年间竟然负债高达5亿元，这还不算公司每年应该支付的贷款利息就近亿元。天龙公司职工谈起当年国有企业的辉煌，无不热泪盈眶，今天他们每月领到微薄的收入，个个黯然神伤扼腕长叹：“为什么就没人能管一管谢鹤亭这个鲸吞国有资产的蛀虫？！” 广东省审计厅派出的工作组一进天龙公司，谢鹤亭就惶惶不可终日。1995年10月18日，谢鹤亭在深圳接到天龙公司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次日上午8时30分回公司开会，“有要事商量”。谢鹤亭接到电话，凭感觉知道“出事了”，当即逃往香港。谢鹤亭的口袋是从来不带钱的，像他这号人，吃饭跳舞找小姐，都是公款“买单”，而且动辄成千上万，口袋里带几张钞票管什么用？但是，这回不行了。谢鹤亭一文不名成了丧家之犬，甭说“打的”连坐地铁都没钱。怎么办? 第六章枪毙巨贪以平民愤 谢鹤亭逃到香港后，成了名副其实的“穷光蛋”。以前，谢鹤亭也有过“穷光蛋”的经历，如七十年代中期，他每月工资仅40余元，且妻子儿子户口均在农村，但那时的谢鹤亭，“人穷志不穷”，而且社会环境是“阶级友爱恩重如山”，谢鹤亭安贫乐道能够洁身自爱。今天的“穷光蛋”是真正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在香港，谢鹤亭体验了“穷光蛋”的窘境。按道理说，谢鹤亭在香港混迹多年，起码得有几个知己，人在落魄时还能没地方混碗饭吃？但是，谢鹤亭想错了。香港商界资讯发达，谢鹤亭败走香港的消息，成了香港商界的一大新闻。谢鹤亭试着给几位当年共事的“朋友”打电话陈情，乞求援助。结果呢？“某老板去美国了！”“对不起，某老板正忙，请改日再来电话！”当年在饭桌上信誓旦旦“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商人，如今个个“泥牛入海无消息”。人们常说“江湖险恶”，谢鹤亭却体验到“商海亦险恶”、“人情薄如纸”。谢鹤亭没有绝望，他试着给台湾商人某某打电话，说“我正在香港，请你过来一趟”。台湾商人某某不知详情，便来到香港。原来，天龙公司属下的恒昌公司与台湾老板曾经签订了一份合同，恒昌公司的14万元港币已经如约汇至台湾老板手中。谢鹤亭说，这笔款项先给我用用。台湾老板觉得谢鹤亭是天龙公司的“总裁”，挪用属下公司的款项是顺理成章的事，二话没说，当场给了谢鹤亭14万元港币。只是，台湾老板并不清楚谢鹤亭已经“负案在逃”。谢鹤亭手中有了14万元港币，按说应该花些日子了吧，不，挥霍成瘾的他，没几天又成“穷光蛋”了。 联系到谢鹤亭鲸吞国有资产的手段，应该说他还算是一个“智商”较高的人，甭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利用了财会制度的漏洞，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逃到香港后，谢鹤亭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谢鹤亭先后发出两份传真件：一份是给天龙公司的，说“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公司一切事务与我无关”；一份是给他的朋友，说“我已经到加拿大，不日赴美”。明明是从香港发来的传真，偏偏诡称“已经到加拿大”，真是自作聪明。谢鹤亭本来想通过发传真的形式，施放一颗烟雾弹，万万没有想到，却露出了狐狸的尾巴。1995年10月27日，谢鹤亭潜逃后的第10天，神兵自天而降，谢鹤亭落入了法网。 谢鹤亭自知罪孽深重，曾两度企图自杀以对抗检察机关的审查。1999年3月24日，谢鹤亭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经法院认定：谢鹤亭从1993年11月至1995年10月间，共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4万元、美金2万元。这是建国以来广东省查处的个人贪污公款犯罪数额最大的一起腐败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谢鹤亭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谢鹤亭当庭表示不服判决，要求上诉。谢鹤亭为自己申辩的理由是，他患有精神病，许多犯罪情节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有些犯罪情节是上了坏人的当。旁听观众听到谢鹤亭的陈述，不禁哑然失笑。“你给情妇开价月薪12000元港币的工资，是清醒还是不清醒？你在澳门赌博一次性下注80万元港币的筹码，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被你改名为天龙公司，一下子丢掉了价值难以估计的无形资产，是清醒还是不清醒？” 谢鹤亭这个生命即将结束了，但谢鹤亭这个符号却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失去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但问题是，企业领导人的权力依靠谁来监督？谢鹤亭在《自我交代》中说：“由于在世界观改造上出现大逆转，忘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尽职责，为了得到金钱上的满足，走上了贪污犯罪的道路。”谢鹤亭说的太轻巧了，1000万元是什么概念？以广东地区九十年代中期工薪阶层平均收入计算，谢鹤亭鲸吞的公款，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500年的收入。国有资产是几代人民血与汗的结晶，谢鹤亭和谢鹤亭们可能不知道，当他们为所欲为地侵吞国有资产的时候，人们正在盯着他，并记下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谢鹤亭的灭亡，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全文完） 震撼历史的爆炸(凌云翔) 震撼历史的爆炸 作者：凌云翔 1945年7月15日上午，美国海军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载着哈里·杜鲁门总统一行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靠岸。中午一过，他就登上总统座机“圣牛”号，从比利时飞往德国的波茨坦，参加代号叫“终点站”的同盟国三巨头会议。 杜鲁门是7月6日从美国乘军舰出发，横渡大西洋，前来欧洲的。他要同英、苏两国首脑举行二战结束前同盟国之间的最后一次高峰会议。 波茨坦位于柏林西南方，曾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都，距柏林仅30公里。“终点站”会议的地点在波茨坦市郊一个风景宜人的小镇，树林环绕的这个镇几乎完全没有受战争破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均下榻此地。 随同杜鲁门总统出席波茨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有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等人。 他们来参加会议时，带有一份在华盛顿起草的呼吁日本投降的草案。这份草案是在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的怂恿下草拟的。他请求杜鲁门总统在公告中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结束天皇制。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保证，日本会不会投降很值得怀疑。 当时，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已接近成功，很快就要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进行首爆试验。因此在公告中要不要提及保留天皇制的问题，就取决于原子弹试爆的成功与否。 “我已考虑过天皇问题，”杜鲁门对格鲁说，“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他要求格鲁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海陆两军部长进行磋商。 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两人表示“颇喜欢这个想法”，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 不过马歇尔担心：“此时公开发表这样内容的公告，恐怕时机不成熟。”史汀生也认为，公告的措词如何，应看原子弹试验是否成功而定。 他们认为，只要原子弹试制成功，并在对日作战中使用，就可以逼迫日本投降，而不必顾及日本人坚持的保留天皇的条件。 耗资巨大的秘密工程 “曼哈顿工程”始于1942年夏末，由美国陆军工程兵筹建。同年9月，46岁的莱利斯·格罗夫斯准将被任命为主管该工程的主任。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要在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和蓝图的情况下，以科学信念把大堆抽象的方程式和理论化为实用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的规模大得惊人。由于还不知道能把铀235分离出来的4种不同方法哪种最好，惟有4种同时试用。每一方法都耗费昂贵，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两个新难题。虽然只要生产不足45千克可分裂的核原料，以备1945年夏天制成的3枚原子弹之用，但该项计划及有关的各项工作，在巅峰时期曾聘用近54万人。 “曼哈顿工程”成了美国科学家的熔炉。像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热爱新物理学的美国科学家，与英国原子物理学家，以及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科学家共同工作。某些部门有博士头衔的人比普通职员还多，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 “曼哈顿工程”的总部建在田纳西州，占地202平方公里。它还将获得的比利时矿业联盟在非洲刚果开采的1140吨铀矿全部库存，如果没有这批矿石，原子弹也无法研制。有20万人在37个秘密工厂和实验室内专职从事研制工作。 “曼哈顿工程”只开始了几个月，便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1942年12月2日下午，参与研究的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他的美国同事，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看台下面的一个壁球场里，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受控核裂变的连锁反应。他们所用的仪器虽然简陋，但在那天傍晚，物理学家就确知这个核分裂过程，并终有一天可用来制成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虽然如此，棘手的实际难题仍然很多。据科学家计算，45克铀235（约有一个高尔夫球的大小）所放出的能量，约等于9000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但单是这45克铀235的力量并不足以完成整个连锁反应，一定要有相当的数量，即所谓“临界质量”，才能引发爆炸。当时还不知道确实数量是多少。 此外，他们必须把铀分成两块，到引发时才让它们合到一起，构成临界质量。为了解决这许多难题，“曼哈顿工程”在新墨西哥州靠近洛斯阿拉莫斯市一个荒僻的平顶山上，设立了一个原子弹实验室，由奥本海默出任该实验室的主任。 新武器就在这个实验场地里进行最后的装配。保安措施非常严密，所有邮件要经过严格检查，来往电话一律受到监听。科学家一离开实验室，就有人如影随形般盯梢。其他设备的保护措施，也大致同样严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德国或日本特务获得任何重大的原子研究情报。就是美国人也很少知道本国正在研究这种崭新的武器。 “曼哈顿工程”的人员研制原子弹的热忱，在大战期间一直没有减退。该工程投入的总经费达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60亿美元）。1944年12月30日，格罗夫斯将军认为可以宣布他的时间表了。他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左右制成。” 杜鲁门面临抉择 当原子弹面临可供实战使用前景时，美国内部对如何使用它，产生了分歧意见。 在二战期间领导美国并决定研制原子弹的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逝世，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当年4月25日，杜鲁门才被告知研制原子弹的详情。他被迫面临是否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重大抉择。 主管原子弹研制工程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领导着被称为“临时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由8人组成，包括3名著名的科学家在内。另外附有一个由4名科学家顾问组成的“科学小组”。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向总统提出原子弹的使用在政治、军事和科学各方面将会产生什么问题。 1945年6月初，这个委员会同马歇尔将军及“科学小组”开会进行磋商。史汀生在会上致辞：“我们有了一种新式武器，不久就可试爆，其破坏力是空前的。今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迅速胜利地结束战争。可以设想，新式武器会使我们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科学小组”的成员、负责原子弹设计和试验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博士估计，爆炸1颗原子弹能杀死两万人。这个数字使史汀生大吃一惊。他插话说，目的是摧毁军事目标，不是平民的生命，例如，已列入轰炸目标的城市之一京都就不应该轰炸，因为它是个文化中心，当地的神社颇受人崇敬。 马歇尔将军毫不怀疑，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但是他在会上却说，他也希望用不着扔原子弹，因为这样就会过早地把美国拥有的新实力暴露给苏联人，从而降低原子弹在战后的威慑作用。 午餐时，一名科学家在餐桌上问史汀生，是不是能用原子弹搞某种非军事的示威给日本人颜色看看，而不轰炸城市。对这种可能性，饭桌上展开了辩论。有人反对说，如果预先宣布要投在日本某个偏僻地方，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有可能被击落。还有，如果示威性的炸弹不爆炸，那又怎么办?这样的可能引起的问题实在太多。如果在日本以外的中立地带进行爆炸示威，日本人可能认为这是假的。最后，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一个能明确显示其破坏力的目标，而不预先提出警告。 “临时委员会”的3名科学家同意这一结论。然而，其他一些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却感到忧心忡忡。为首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博士。他和另外7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首先将这个毁灭性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就会失去世界公众的支持，造成军备竞赛，损害将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我们以为，如果能先选择适当的无人居住地区，向世界显示核弹的威力，那就能为最终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协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于这份报告，奥本海默、费米等几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起草了一份驳斥的书面意见，于6月16日也提交给“临时委员会”。书面意见中说：“主张纯粹的技术示威的人，认为使用原子武器是非法的，生怕用了它会在将来使我们的地位受到损害。但是其他人则坚信，要是立即在军事上使用它，就能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消灭这个特种武器。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技术示威不大可能结束战争，除了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替代办法。” 当科学家对原子弹使用议论纷纷之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在权衡利弊。 在华盛顿，史汀生部长和他的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当时正准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杜鲁门总统也将出席，以便决定是封锁日本炸得它投降呢，还是在日本的主岛登陆。麦克洛伊对这两种选择都不赞成。几个星期来，他一直私下与格鲁讨论对日作战的前途，两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应该让日本体面投降。 麦克洛伊主张总统应该致函日本天皇或铃木政府，一方面阐明投降条件，允许日本在立宪基础上保留天皇；另一方面威胁它，如果它不接受，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只好在日本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有可能在不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如果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和警告日本还不投降，那么美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道义上就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个建议史汀生显然是同意的，他说，这样做才具有政治家的风度。 1945年6月18日下午3时30分，讨论对日最后作战方针的会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到会的有杜鲁门总统和他的私人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李海，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另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航空兵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没有到会，由艾拉·埃克中将代表。史汀生抱病出席，他的副手麦克洛伊列席。从马歇尔开始，杜鲁门一一征求意见。马歇尔坚持说，除了入侵日本主岛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主张1945年11月1日开始在日本九州岛登陆，将出动美军部队766700人，伤亡会是惨重的。但是，他说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航空兵部队发言的埃克中将证实这种判断，他说空军的轰炸并没有使德国人屈服。海军上将金也支持马歇尔。史汀生点头赞成。 杜鲁门接着征求李海上将的意见。李海向来是个“炮筒子”，他批评罗斯福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说：“有人说除非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将来便会自食其果。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坚持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点，只会使日本更加铤而走险，从而增加我们的伤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杜鲁门认为公众对放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思想上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因此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准备在1945年11月进攻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 杜鲁门说完，会议显然已结束，大家觉得可以退席了，可总统却把他们拦住：“麦克洛伊，你还没有发言。你的观点呢?”麦克洛伊把他在会前准备的意见讲了一遍，建议考虑政治解决，由总统发一封致日本天皇的信，该信一方面要答应日本保留天皇制度，另一方面又要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原子弹”3个字使到会的人都吃了一惊。会议室内每个人虽然都知道研制原子弹，但由于它高度机密，从来没有人在会上提过它。 杜鲁门说，使用原子弹是“很有可能的”，并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他参加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过。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留下继续讨论，他说，是时候了，该把这件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了。讨论的内容集中在投掷原子弹的问题上。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格鲁私下力劝杜鲁门，说假如日本停止抵抗，应允许保留天皇，这样做使日本投降好办得多。 格鲁建议由总统发表文告向日本招降，准许日本保留天皇体制。杜鲁门表示此事要留待波茨坦会议上与盟国商讨，暂时搁下。但指示可以准备一份文告的草稿，带往波茨坦出席会议。这份草拟的《波茨坦公告》，将由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名发出。草稿的第12条阐述的“无条件投降”的惟一例外，就是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保留天皇的可能性。 原子弹试爆成功 格罗夫斯将军说过原子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左右制成，结果7月16日已可进行试爆。选定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阿拉摩戈多市80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干地，时间是清晨5时30分。原子时代就在那一天诞生。一团强光把400公里内的天空照得通亮。爆炸中心的地面也发出炫目的亮光，就像许多个太阳直射着。直视爆炸的人都暂时失明。 一个深紫色和橙色交织的巨大火球向外扩散达1500米。地面震动起来。一股强劲热气如海浪般涌出。承载原子弹的30米高的钢架化为乌有。一柱白烟直冲云霄，散开成蘑菇状，最后升至12200米高空。数公里外一个盲人女子竟称自己也看到了光。 新墨西哥州首府的新闻记者都收到一份事前准备好的新闻稿，为这次不可思议的爆炸编造一个解释： “今日清晨，阿拉摩戈多空军基地专用区一处偏僻地方的一个军火库发生爆炸，发出耀目强光及疾劲气浪，据报道远在西北380公里的盖洛普市也曾看到。” 格罗夫斯及其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在9公里的距离外观看了爆炸情况，巨大的爆炸使法雷尔欣喜若狂，他不禁喊道：“战争结束了!” 当天晚上7时30分，在波茨坦的史汀生收到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 “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尚未完毕。结果似乎满意，业已超出预料。在当地发表消息是必要的，因为远近兴趣甚浓。格罗夫斯博士颇为高兴。他明日返华盛顿。我将随时报告情况。” 史汀生回电称：“我向博士及其顾问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波茨坦会议原定在7月16日举行，由于斯大林的心脏病轻微发作，只好推迟1天。 7月17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下午5时10分在西席林霍夫宫的接待大厅举行，厅内悬挂三国国旗，与会者围着一张栎木大桌而坐。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由杜鲁门担任会议主席。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战后欧洲的问题上，会议后期再讨论对日作战。 几小时后，史汀生收到临时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原子弹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像哥哥一样健壮结实。从这里到海伊霍尔德（史汀生在长岛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里放射的光芒，从这里到我的农场都可以听到他的哭声。” 翻译这份隐语电报的军官猜想，77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不知道是否会休会一天以示庆祝。他不知道“弟弟”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钚弹，而“他的哥哥”则指准备扔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 7月18日午宴时，杜鲁门就是否要把原子弹一事告诉斯大林，试探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如果斯大林问“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呢?”他可以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待试验成功。 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斯大林，但没有提到原子弹。 7月21日，史汀生在波茨坦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一份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发生在阿拉摩戈多的可怕情景。两人听后非常高兴，杜鲁门更是情绪高涨。次日早晨，史汀生将这个报告交给丘吉尔，丘吉尔读后也感到兴奋。 7月24日早晨，杜鲁门得到报告说，原子弹在8月4日至5日可以准备就绪，最迟也不会超过8月10日。午膳前，他审阅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送来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尽快让苏联参战。这反映了他们对那颗未经试验的原子弹的保留态度。然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却同丘吉尔一样，把原子弹看做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觉得苏联没有必要参战。他们认为，苏联参战必然使战后亚洲问题复杂化。午膳时，他说服杜鲁门同意把原子弹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诉他的时候，却要装做是随便谈起的，不然的话，斯大林可能会领悟到原子弹的全部意义，从而比预定时间“8月初”提前进兵中国东北。 7月17日中午，斯大林在波茨坦造访杜鲁门时，曾主动表示苏联红军准备在8月初进军中国东北，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协商解决一些有关问题，例如大连的地位等。但是，7月24日下午，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却在莫斯科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 7月24日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斯大林亦同样随便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投弹的命令终于下达 原子弹试爆的成功，没有平息要不要使用它的争论，反而使分歧意见更多。 美国几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明显相左。海军上将李海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尽管马歇尔将军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阿诺德将军却宣称，对日本使用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他认为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要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最后的决定只能由美国总统一个人来做出。在这个问题上，杜鲁门总统一直倾向认为“一旦研制成功，就要投入战争使用”。他的观点，受到英国首相的坚定支持。 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在他总统任期内最重大的一项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肯无条件投降，就要对日投掷原子弹。 当天，美国驻太平洋战略航空部队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接到了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命令： “1945年8月3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应对下列目标之一投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津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要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应保持在离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之外飞行。” 这项命令当天就由专机送达太平洋上马利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基地。担负原子弹轰炸的第509大队就驻扎在该岛。 7月26日，杜鲁门总统下令让美国军事情报局把《波茨坦公告》公开向日本广播。公告警告日本说，除非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本土全将毁灭”。公告没有提原子弹，也删去了关于保留天皇的一段。公告把日本的主权限制在4个本土岛屿上，答应不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加以奴役，或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毁灭”。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公告上联名，但事先没有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莫洛托夫知道后立刻拿起电话，要求推迟几天发表。“太晚了，”贝尔纳斯抱歉地回答说，“已经发表了。”他补充说：“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与苏联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苏联是在8月8日对日宣战后，才加入这个公告。 日本的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收听到这个公告。公告中没有提及天皇将来的地位。结果，一如史汀生及格鲁所料，马上引起日本的忧虑。日本内阁经冗长争论后，决定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答覆，置之不理。这样，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命运已无可避免。 第509大队和提尼安岛 二次大战末期，盟国还没有战略导弹。要投放原子弹，只能靠轰炸机。 1944年12月9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受命组成一支特殊的轰炸机部队，番号为第509混合大队。这个大队拥有15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重型战略轰炸机。这是美国航空部队中独一无二的建制，人员全部经过精挑细选，拥有1542名编制，完全不求其他单位，也不与人往来，采取封闭式管理，保密措施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5架c－54型军用运输机随时供其调谴。 陆军航空部队，选用了保罗·蒂贝茨上校出任大队长。 蒂贝茨驾着b－29型飞机去找寻可供他的大队使用的合适训练场所。他在美国中西部犹他州的温多佛机场降落。温多佛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距盐湖城约185公里。那里地势平坦辽阔，没有树木，常年晴空万里，作为混合大队那种特殊军事行动的演习场所，实在是最理想不过。 第509混合大队的训练一开始就与众不同。蒂贝茨吩咐各高级军官严守秘密，却没告诉他们秘密是什么。大队的飞行活动，与飞行员们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练习轰炸一定要在9150米的高空进行，而每架飞机总是只投下一枚4500千克重的模拟炸弹，着重目视轰炸的训练。 知道“曼哈顿工程”秘密的人，都不难明白个中道理。炸弹舱内只有一枚价值以亿元计的炸弹，其重量约5吨。投弹机会转瞬即逝，不容他们错过目标。 经过在美国本土近4个月的紧张训练后，1945年4月26日，第509大队奉命离开温多佛基地，调往西太平洋，准备进驻已被美军占领的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这个石灰岩小岛地势平坦，中间约宽8公里，长17公里，简直是艘不沉的“天然航空母舰”。提尼安岛面积小，还便于保密。该岛有日本人筑成的优良路网，岛北机场拥有4条平行的跑道，跑道长259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基地。 1945年5月18日，第509大队的先谴机队抵达提尼安岛的岛北机场。 5月29日，该大队地勤人员到达。6月11日，飞行机组驾驶b－29开始在岛北机场着陆。随后他们开始了飞越太平洋轰炸日占岛屿和日本本土的训练。 蒂贝茨及其部下从来不参加任何大规模空袭，总是单独飞行，偶尔轰炸日军占据的小岛，或者来回飞行4800多公里，到日本城市的上空，投下一枚炸弹。 7月26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提尼安岛海面下锚。无数小船涌到该舰周围，各军种的高级军官则登上该舰观看其绝密的货物卸船，那是从美国本土运来的一个直径约45厘米、高约60厘米的金属圆筒，第一颗实际使用的原子弹的心脏部分。它重几百千克，装有金属铀的同位素铀235，外边有铅罩着。这个盛大的场面却由于计算上的微小差错而逊色。吊卸原子弹的绞车绳短了2米，无法吊到艇上。海陆两军旁观者对水手们发出嘲笑声。这项不好做的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铀235被安全地运上了岸。 不幸的是，3天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返航途中中了3枚鱼雷。这3枚鱼雷是日本潜艇“伊－58号”发射的，该舰在12分钟后沉没。舰上没有救生艇，只有几个救生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有4天没有人想起“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无人前往救援，致使舰上的1196人中只有316人生还。在美国海军史上，这是引起议论最多的海难事件。 原子弹于8月1日在提尼安岛上一个有空气调节设备的炸弹仓库内装配。它长3米，直径70厘米。除大小不同外，外形很像普通炸弹。 8月4日，第509大队所属7架b－29型轰炸机的全体机组人员被召到简令下达室，由负责打开原子弹保险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放映在阿拉摩戈多试爆原子弹的纪录片。看过原子弹那种令人胆寒的巨大威力之后，在座的每一个人才明白，为什么驾驶员要熟悉在高空急转弯飞离现场。帕森斯上校告诫驾驶员，千万不要穿过蘑菇状云冠飞行，以免被辐射所伤。他坦白说明没有人确知会发生什么事；即使原子弹在预定的560米高空爆炸，地壳也可能爆裂。第二天，8月5日是星期天，天气酷热，阳光猛烈。在提尼安岛上第509混合大队炸弹装配室里，物理学家、军械人员、宪兵、保安人员和航空队高级官员云集，远远地围观吊在锁链起重机上的原子弹。 这颗原子弹绰号“小男孩”，重4400千克。炸弹内那个可分裂的弹芯，只占整枚原子弹重量的0.5％。一支近发引信调定在560米的高空引爆。下降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信管便引爆固定分量的炸药，以每秒钟1500米的速度向前射出一小块铀235，与在弹头的大块杯状铀235相撞，达到“临界质量”，原子爆炸就在这一刹那发生。 那块极重要的杯状铀235用铅质圆筒装载，就是由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于7月26日运抵提尼安岛的。命令说得很清楚：倘若载运的这艘巡洋舰因故沉没，那块铀235要搬上第一艘开出的救生艇。巡洋舰自旧金山出发，以全速直驶提尼安岛，途中仅在珍珠港停了数小时添加燃料。3块较小的铀235，则分别由3架飞机运抵提尼安岛。 b－29飞往广岛 8月5日上午，天气预报表明午夜后的天气适宜起飞。前一天晚上，负责把原子弹装上飞机的军械专家帕森斯上校，曾目击4架b－29轰炸机接连在起飞时坠毁。他对负责此项秘密计划的托马斯·法雷尔将军说，如果装载原子弹的飞机不能安全起飞，原子爆炸可能把整个岛屿变为废墟。 黄昏前，原子弹从仓库搬到阳光耀眼的停机坪，再搬进一架名叫“依诺拉·盖伊”号的b－29轰炸机的弹舱。弹身上满是机械师们用粗铅笔涂写的给日本天皇的话。这架飞机的名字，是按其机长蒂贝茨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薄暮时，帕森斯爬进闷热的机舱。他蹲在原子弹旁边，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练习最后一步装配。法雷尔看见帕森斯练得双手流血，就说：“拿我的猪皮手套去用吧!手套是很薄的。” “我不要紧，我得用手摸着干才行。” 8月5日晚10时过后不久，6名机组人员被召进一个半圆顶的活动房屋，听取出发前的简令。他们看着蒂贝茨大步走上讲台。 “今晚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夜晚，”蒂贝茨说，“几个月来的艰苦训练效果怎样，今天晚上就要见分晓。我们今天晚上的努力，很可能要创造历史。”他们将要投掷的是一颗威力相当于12500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的原子弹。 “由于这颗炸弹威力极大，我们的飞行计划就不同于从前扔普通炸弹。”蒂贝茨说，3架b－29型气象观察机将先行起飞，侦察已选定的3个城市上空的天气。一小时后，“依诺拉·盖伊”号再起飞，随行的还有两架载有科学仪器、照相器材和观察人员的b－29飞机。3架飞机于黎明后在硫黄岛上空汇合。 凌晨2时40分，蒂贝茨那架载得重重的“伊诺拉·盖伊”号起动了。摄影师的闪光灯不断闪烁。接着两架b－29型随行机，先后隔两分钟起飞，其中一架负责测量爆炸威力及辐射，另一架负责摄影。还有一架较早出发的b－29型飞机，已经飞往硫黄岛待命。倘若“伊诺拉·盖伊”号中途发生故障，它就在那里接载原子弹，继续完成任务。这项被称为“第13号特别轰炸任务”的机密行动，终于正式开始了。 “依诺拉·盖伊”号以及两架随行的b－29型飞机，滑行到跑道上。法雷尔将军从岛北机场的控制塔上，全神贯注地观看起飞。这架庞然大物似乎不堪重负，虽然已加速至每小时290公里，依然没有离地。观看起飞的人想起前一天晚上有4架b－29型飞机坠毁，都捏一把汗。 蒂贝茨不断设法使飞机加速；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上尉给机轮重新加压。光滑的珊瑚跑道只剩下最后几米时，这架巨型轰炸机终于腾空而起，飞上夜空。这时是8月6日凌晨2时45分。是值得纪念的时刻。 “伊诺拉·盖伊”号在爬升中进入了太平洋的上空，机身因上升而震荡起来。蒂贝茨爬升至足够高度，便左转依罗盘指示飞往北面1000公里的硫黄岛。机组成员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到了1200米高度，蒂贝茨减低速度，改用巡航速度飞行。帕森斯清理好熄灭的烟斗，钻下前炸弹舱，着手原子弹最后的装配工作。帕森斯上校的助手莫里斯·杰布逊上尉用手电筒替他照明，帕森斯则在原子弹尾部小心翼翼地装上炸药引信。 原子弹的电子设备非常精巧。炸弹投放后，一系列复杂的计时仪器，会在最初15秒钟内，制止原子弹内部的动作，以免它在那段时间内爆炸。另一组仪器，则会防止原子弹在3050米以上的高空爆炸。下降15秒后，气压计就会给无线电控制的近发引信，发出准备信号；一俟降到560米，即引发爆炸。从9600米的投弹高度，下降到560米的爆炸高度，估计需要经过43秒钟。 杰布逊从炸弹上取下一个绿色的插头，换上一个红的，电路便接通，原子弹随时可以投掷了。 东京南面1200公里的硫黄岛已经在望。该岛于1945年3月经浴血苦战，被美国海军从日本守军手中夺取过来。蒂贝茨操纵“依诺拉·盖伊”号开始爬高。这时是清晨4时52分。不到5分钟，飞机便升高到2750米。 4时55分，天色已大白。“伊诺拉·盖伊”号同稍后起飞的两架随行的b－29型飞机，在硫黄岛上空会合了。 在紧急备用的硫黄岛机场上，有一架备用的b－29型轰炸机正在候命。负责安全的威廉·乌安纳少校正在等候着通知。蒂贝茨从飞机上用电话通知他说：“伙计，我们一切正常，正朝目标前进。”这意味着用不着备用飞机了。 在空中，3架b－29以大人字队形飞行，一路保持无线电寂静，向西北方向的日本四国岛飞去。 蒂贝茨通过机内通话器召唤全体机上乘员。他命令全体机组人员从这时起要坚守岗位，不得随便离位。一俟日本海岸进入视线，飞机上的录音系统就会自动录下所有机内的通话。 “这次任务将载入史册，”蒂贝茨说，“因此请各位说话要小心。我们飞机上带着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大部分机组成员，这才首次听到“原子”这个词。 广岛市面临毁灭 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久，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就敦促新总统杜鲁门成立委员会，研讨原子政策。这就是后来成立的“临时委员会”。“临时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白宫尽快把原子弹投向日本，事前无须发出明确警告。 为了使首次原子弹轰炸达到最大效果，决定选一个直到当时差不多不曾遭轰炸过的日本城市为目标。那时可以考虑的日本城市有4个：京都、小仓、新泻和广岛。长崎是最后才加上去的。目标终于选定了。8月2日从关岛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向提尼安岛的第509飞行大队发出一道作战密令，定于8月6日投放原子弹。首选目标：广岛市区及其工业区。 广岛位于日本本州东南沿海，是日本的第八大城市。该市已有12万平民疏散到农村，但市内还有28万居民，加上43000名军人和20000名被强征来的朝鲜劳工，共有34万人。广岛还是日本陆军第二总司令部所在地，又是一个重要的军港。 8月6日凌晨，提尼安时间1时37分，蒂贝茨的第509飞行大队派出了3架b－29型飞机，作为先遣的气象观测机，从提尼安的岛北机场起飞，分别前往日本的广岛、小仓和长崎上空，进行气象侦察。如果发现首选目标广岛上空被云层覆盖，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将飞往其他两个后备城市中气象条件好的一个。 名为“同花顺”号的气象观测机于当地时间7时09分飞近广岛市郊区。极目所及，下面是一片云海，城市被密云遮盖着。不过，几分钟后，云层散开，广岛全景呈现眼前。在计划指定的投弹地点，下面的城市异常清楚，机员甚至可以看见一片片草地。在密盖日本的一片云海中，竟有个16公里的缺口，广岛完全暴露出来，好像命运之神已经一箭射中该市心脏似的。 7时25分，气象观察机离开广岛向基地提尼安返航。它在归途遇到零星高射炮火，但炮弹都在离它很远的下方爆炸。气象观察机驾驶员克劳德·伊瑟利少校命令报务员发出如下的一封电报：“低层云，1~3／10ths，中层云，1~3／10ths。建议轰炸第一目标。” 接到伊瑟利的气象情报后，蒂贝茨转身对领航员西奥多·范柯克上尉说：“目标广岛。”这时“依诺拉·盖伊”号刚刚飞到9760米的投弹高度。 7时50分，这架巨型轰炸机抵达四国岛。越过四国就是本州和广岛。“就要开始投弹了，”蒂贝茨用机内通话装置宣布，“请大家都把护目镜放在前额。投弹计数开始后便戴上，一直要到爆炸闪光过后，才能摘下来。” 8时13分30秒，蒂贝茨对投弹手托马斯·费里比少校说：“看你的了。”这时这架“超级空中堡垒”用自动驾驶仪操纵，在广岛上空9640米高度，以对地时速460公里向西飞。 费里比少校俯身把左眼贴在轰炸瞄准器上，通过轰炸瞄准器，费里比看到了非常熟悉的地形，就同他反复研究过的广岛市目标照片一模一样。瞄准点在太田川7条支流中最宽阔的支流上的一座主要桥梁上。这座桥此刻正逐渐移近瞄准器的十字标线。 “目标找到了!”费里比说，随即开动自动同步器，计算这项轰炸任务的最后一分钟。45秒钟后，他扭开无线电发出音响信号，表示15秒后要投弹。 随行的一架b－29是运载仪器的飞机“伟大艺人”号，它放慢速度使自己同“伊诺拉·盖伊”号拉开约900米的距离。另一架随行的b－29没有名字，只在机身侧面有一个“91”的编号，它此时开始盘旋，为拍摄照片调整方位。8时15分17秒，“依诺拉·盖伊”号的炸弹舱门，霍地自动打开。 投弹时间和操作是根据费里比送进瞄准器的数据用电控制的。他的手指则按在一个电钮上，如果炸弹不能脱落，他就往下一按，用手动投弹。无线电计数声突然停止。费里比看见那颗细长的原子弹尾部朝下掉出去，接着便翻了个身，弹头朝下向广岛落下。飞机由于突然减少了4吨多重量，机身猛然上升。蒂贝茨使飞机向右方猛拐，以倾角60度急转弯158度，然后使飞机向下俯冲加速，尽快脱离原子弹爆炸中心。 一座城市消失在闪光中 随行的“伟大艺人”号飞机的弹舱门也打开了，3个伞包落下。接着，降落伞打开。吊在降落伞下面的是像灭火器似的圆筒，它们是要把原子弹爆炸的无线电数据发射回去的发报机。 广岛的地面和天空都非常平静，人们与往常一样做着日常的事情。看见那3个降落伞的人以为敌机中弹，机组人员跳伞，要不就是在散发什么传单。 突然间，天空闪出一团蓝白色的强烈亮光。广岛所有时钟从此永远停在8点15分17秒。原子弹在离地面580米的高度爆炸，形成了一个大火球。 一个目击者描述那团光在上升及散开时，由白色转为粉红，再转为蓝色。其他人似乎看到了五六种鲜艳的颜色。有些人只在一团白光中看到一道道金光，好像一个照相用的大闪光灯泡在广岛市上空爆裂一样。 火球发射出来的热只延续了几分之一秒，但30万摄氏度的高热使爆心半径1公里内的花岗石都溶化了。爆炸中心投影点附近的温度急剧上升到3000~4000摄氏度；距离1500米处的物体表面温度，也达到540摄氏度。片刻之后出现一股可怕的冲击波，3公里内所有建筑物，除了少数几幢坚固的、防地震的建筑物外，全部被摧毁。广岛全市76000座建筑中，只剩下6000座大体还残存。 有几种因素加起来，使原子弹的破坏力比原先预测的还要大。第一是投弹异常准确，费里比少校瞄得几乎完全准确。炸弹就在距离指定瞄准点约180米处爆炸。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爆炸的时间。当时整个广岛市的居民正在煮早点，成千上万的火盆都盛满了烧得通红的木炭。几乎所有火盆都在爆炸中翻倒，变成无数火种，把那些木造的房子燃着。 这颗投在广岛的“小男孩”，其威力相当于万吨三硝基甲苯（tnt）炸药。当时，“依诺拉·盖伊”号的机组人员，看见在他们底下数公里的地方，出现了针头大小的紫红色光点，并立刻扩大为一个紫色的火球。接着火球又爆发成一群乱舞的火焰，吐出一圈圈的浓烟。从紫色的云雾中升起一根白色烟柱，迅速地上升到3000米高空，开了花，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烟云。这个蘑菇烟云，如同沸水一般上下翻滚，继续上升到15000米左右的高空。 几公里外，坐在观察机“伟大艺人”号上的科学家，正聚精会神看着爆炸记录仪。在拍摄照片的飞机内，物理学家伯纳德·沃尔德曼博士正坐在投弹手的位置上，操纵着他从美国带来的高速电影摄影机。炸弹投出后，他开始计数到40便开动摄影机。 广岛上空的大气被爆炸力搅动翻腾了整整一刻钟。接着开始落下巨大的雨点。袅袅上升的原子云柱带着放射性尘埃大点大点落下来。这阵神秘可怕的“黑雨”，使广岛幸存者们吓得魂飞魄散。这阵致命的大雨，向西北扩散。东面火势凶猛的地方，则几乎滴雨未落。 蒂贝茨驾驶飞机在广岛上空盘旋观测后，下令报务员用明码发电报说已经轰炸了第一个目标，目测效果良好。返航途中，帕森斯又用密码发了一个电报： “结果各方面成功。目测到的投弹效果，大于‘三位一体’（阿拉摩戈多）的试验。投弹后机内情况良好。正返回‘教皇统治区’（提尼安）。”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至9月2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进行远东战役。 8月9日，b－29型轰炸机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15日，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炮击金门决策的前前后后(杨胜群) 炮击金门决策的前前后后 杨胜群田松年主编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８日，福建前线万炮齐轰，举世震动，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立刻笼罩在火光烟雾之中。炮击金门，是中共中央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这场炮击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斗争的结果既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又对争取台湾当局，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炮击金门决策的战略考虑 炮击金门的发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重要的现实问题。从历史原因看，1950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以武力侵占台湾，使原本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严重复杂化。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后，中国政府及时把台湾问题提到全世界人民面前，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在中国的努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压力下，1955年8月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美方缺乏诚意，1957年底谈判中断。这预示着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给中国的和平带来很大威胁。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重新引起国内外关注，以期获得解决。 从现实原因看，1958年夏天发生的中东事件是这场斗争的重要导火线。当时，中东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美国为维持其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于7月15日出兵黎巴嫩，公然干涉它国内政。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骚扰大陆沿海地区，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利用这个时机重新提出台湾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的国际战略意图紧密结合起来，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 但是，美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决心下定后，还要讲究策略，寻找最有利的斗争方式。这是7月中旬中东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一直在考虑并反复认真研究的问题。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炮击金门。信中写到：“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毛泽东的信中包含了中共中央决定打金门而不打台湾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正确方针。 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后，占据着的台湾地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一部分是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当时，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如果打台湾，会为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也会引起一些中立国的不安与误解。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则不同，那里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我们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侵略立场，使其政治上陷于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您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由于执行了打金门的决策，使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中共中央为打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月中，福建前线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中央军委的部署，以及毛泽东提出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的指示，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及海军舰队的岸炮部队的入闽集结。 8月22日，联大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第二天，8月23日，毛泽东下令对金门展开大规模炮击。这个时机选得恰倒好处，因为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到台湾地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 炮声引来的反映和斗争 从8月23日至9月4日将近两周的时间，前线部队执行中共中央炮击金门的决策，取得预想的成效：第一，警告兵严惩了蒋介石集团；第二，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第三，调动了国内人民的积极性；第四，试探了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打炮就是实验他，这回实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 金门炮响后，美国政府表现得十分恐慌，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协防金、马。我军向金门开炮的第四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授权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9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台湾仍被美帝武力侵占，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庇护支持下盘踞这些岛屿，因此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属我们内政问题，但实际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因此不能简单化，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沿海岛屿全部解决是一场持久的斗争。必须有长期打算，从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并根据情况发展采取一切适当有效的辨法。具体辨法是：一、继续炮击，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必须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保持完全主动；三、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不轰大陆我不轰金门、马祖；蒋轰大陆，我即轰金、马，但不轰台湾；四、不主动攻击美军，若其入我领海领空，我坚决打击之。中央对形式的判断是：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这时期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世界各地，包括英国、日本等都不会支持美国的行动。 事实正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除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外，几乎都不赞成美国的作法。即使像日本、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都表示反对。日本有关人士表示，金门沿海岛屿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最好不要干涉，英国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互相配合共同行动，而在远东即台湾地区问题上则反对美国“介入”，在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 苏联虽然不赞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在得到中共方面关于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后，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国内外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慎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后，在备忘录中透露出如下信息：一、国民党可以自己与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二、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三、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这表明：美国不想与中共直接交战。 美国的底摸清了，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把美国重新逼回谈判卓旁。具体辨法是：一面继续执行炮击金门的方针，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国领海的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舰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一面积极呼吁恢复中美和谈。9月6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作是中共中央对杜勒斯9月4日备忘录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他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经的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消除”。 在毛泽东谈话期间，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截断，美国军舰以为蒋军运输船护航为名侵入中国领海。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是否开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坚决打击，但是叮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我方一开炮，美国军舰立即丢下蒋军运输船向台湾方面遁去。这更增加了中共中央已边打边谈方针取胜的信心。 美国政府对毛泽东谈话和周恩来声明中关于谈判的信息反应很快，非常重视。艾森豪威尔立即召集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表示中美之间可以“立即恢复谈判”。 1958年9月15日，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于华沙复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不肯拿方案，而是一再提出先停火，再讨论各种具体措施的建议，当时，中方谈判代表为抓紧时机，争取主动，在休会十分钟后提出了希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五条方案。这使美国方面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方急于达成协议，因此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要求台湾地区立即停火，说什麽美国不能容忍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与此同时，杜勒斯在纽约召开的联大会议上遥相互应，要求中国先停火，然后再进行中美谈判。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方代表，“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案，而继续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和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反建议。这个反建议确定了中美谈判的根本原则，扭转了被动局面。9月19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致信周恩来：“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领，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拟采取三项措施：一、继续进行炮击；二、实施对金门轰炸，增加蒋军压力；三、采取海空炮联合攻击，全面开花。对上述措施周恩来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指出：“照此辨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运用边打边谈的方针，由于美国国内愈来愈多的人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个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马，换取长期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 巧变炮战策略，维护祖国统一 美国准备从金、马沿海岛屿“脱身”，中国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这个地区了。这是当时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中美谈判恢复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准备分两步解决台湾金马问题，即先解放金、马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毛泽东说：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由我们自己解决。但是，如果美国能说服蒋集团从金、马撤退，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公布。 中共中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是在９月３０日杜勒斯声明之后。杜的声明发表后，激化了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的矛盾。当时，驻守金门的军队有１１万，占蒋集团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军队的成员多来自大陆。如果蒋介石放弃金、马，不仅会影响军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政权的稳固。因此，蒋坚决反对美国放弃金、马的作法，并同美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重性，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先收复金、马，还是把金、马暂时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抵美呢？毛泽东后来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个意见在党内取得共识。周恩来后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辨安东诺夫时解释说：我们的方针，简单来说，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中，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与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与家奴，不给外人”。 把金、马留在蒋手里拖住美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绞索政策”。它的含义是说，台湾及美国在外国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这个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制造的。它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越紧，总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10月初，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这个方针被确定下来。 中共中央调整对金、马的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如果逼蒋介石撤退金、马，形式上是我们收回了沿海岛屿，实际上是我们对美国让了一步。这样，美国首先会把台湾孤立起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然后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久殖民地。另外，蒋介石撤离金、马后，中立国会出来劝说，我们将在政治上、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境地。调整后的方针的好处是：第一，保护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里。如果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澎与金、马分开，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第二，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话的渠道，否则双方将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第三，台湾归还祖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竞争。晚一些时间收回，有利于动员国内人民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10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策的精神，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早日收复金、马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辨到这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等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决，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因为这样可以继续拿金、马作为活的教材，教育和动员全世界人民，把美国彻底搞臭，可以继续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孤立美国，可以继续动员全国人民激发生产建设和全民练兵的热情，可以继续利用金门、马祖的斗争，作为我军实际的练兵场所，锻炼部队。这样，我们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国际形势更有利了，我们就可能把金、马问题和台湾问题统一来解决。” 大陆和台湾要求保持“一个中国”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在对美态度上找到了某种共同点。为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开展政治攻势。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分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全面反映了中央决策的深刻含义。文告写到：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您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您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您们是同意的。见之于您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您们同意的，见之于您们领导人的文告。您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您们的。您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您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您们可以充分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您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您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和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麽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您们酌定。” 这是个重要的历史性文告。一些学者评论说，它“是空前的，中国至今第一个绝妙的国防文告”。这分文告震动了世界，它标志着金门炮击已远远超出了军事斗争的意义，而进入包含政治、外交斗争的新阶段。10月7日，美国下令舰队不得进入我领海20英里以内，停止护航。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央适时调整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使金门军民获取充分补给，得以驻守下去，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又分布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目的是对付美国人。命令称：“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访台，逼迫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为配合蒋介石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到达台湾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及时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兵的口实。此后，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形成规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要其撤离金、马一个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运输补给获得一段时间，而且炮击时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蒋介石集团逐渐明白了中共领导人的意图。1959年3月底，蒋介石集团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由于大陆、台湾之间的“默契配合”，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炮击金门决策最大的收获。（摘自《中外文摘》９６年４月号） 《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韦梅雅) 《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 韦梅雅 猛涨急落的红色海洋 六十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是中国的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据报载，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胜过历史王朝，成了新的宗教仪式。 有段时间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互相呼应。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售货员要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否则买卖不能成交。 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但《毛主席语录》的防卫性远不及进攻性强。巴金在劫后的日子里，对此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又更多地作为个人与个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被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好像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请看下面发生在1966、1967年间的事件记录：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1967年，当宋之光回到祖国时，却为此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坐了“喷气式飞机”。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咿呀学语的娃娃也都要背会它几条。在中国，人们念的是语录辞，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小学生课本是《毛主席语录》本。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生活，交往如此密不可分的现象，也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了。 但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蒙古温都尔汗一架中国飞机的坠毁，使红色海洋狂热的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纷纷落下，最后在人民生活中逐渐地消失。而今，时光才逝去二十年，发行50亿之巨的《毛主席语录》竟成了为数寥寥的收藏家搜寻的“文物”。在文物市场，由于稀少，一本《语录》竟能以高出原价百倍以上的价格出售。 时过境迁，当年热衷于红色海洋的人们又开始以异样的热情，汇成了奔小康的潮流，再也没有人探究《毛主席语录》的来源、出版过程和其间的一些是非、隐秘。 不过在芸芸众生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对《毛主席语录》仍怀有极特殊的感情。在《毛主席语录》最流行的年代，她默默地享受其中的荣耀与甘甜；在《毛主席语录》遭冷落的时候，又默默地承受她不能理解的痛苦。是她最早提议并亲手编辑出版后来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记载着她的辉煌，她的艰辛与苦涩。她就是解放军报社已经离休了的一位编辑——田晓光。 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参与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全过程。谈起往事，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有时谈到得意之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忘情地闪动着骄傲的目光。她永远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她用她生命的精华编辑出来的这本至今受人爱戴的伟人的语录，竟被人利用来当作一个作恶的工具，而且运用这个工具导演出了那么多的人间悲喜剧。我尊重她的这种感情，理解她与我谈话所站的角度，因此，我决定将她对我谈话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仅作简单的整理，坦陈于此，给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个佐证材料。 毛泽东的语录怎样变成《毛主席语录》 “你们怎么想起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呢？” “我们之所以萌发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这首先还要从《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说起。 “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以后，首先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我当时在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在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中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说来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带领人马到几家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语录》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我们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指示我们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我负责重新整理，按我们设的专题重新排列，并把我们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难。而我们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军报资料室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 “鉴于当时这种情况，我向报社领导提出了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领导上十分赞成，但说要请示一下。” 1964年第一个黎明，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我们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我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我一放下电话，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送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领导上又调了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帮助我一块儿干。我那时虽也才30多岁，但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我的家不在报社,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报社，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我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我们索兴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这年除夕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我的四个孩子，两个在学校住校，两个在幼儿园住托，平时很少能在一起。快过年了，都盼望着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个好年。也就是在这年的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我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 风靡全国全球发行50余亿册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6开本，其中共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 “《语录》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我们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花了5天的时间，对《语录》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正式通过定稿 “19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 “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19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分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语录》能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我是没想到的。当时我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语录本“前言”与林彪的题词及“再版前言”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按出版惯例有个前言。由我起草后，经过唐平铸副总编审定，在64年版的《语录》上，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插不上手。” 《毛主席语录》怎样从军内走向全国 “至于《语录》具体怎样走出军营的，我知道这样些情况：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处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当时总政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首先审查。仍限军队发行。 “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小红书”从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我们编的这本‘小红书’向全国发行已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没曾想后来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语录》出口本，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一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当时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当时，‘内部读物’已不是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此外，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亚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家，用英、法、日、僧伽罗、泰米尔、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文、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二十四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国，早在1966年1月，《前言》还署名‘总政治部’时候，就在巴黎翻译、出版、发行了法文版。日本从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四种日文版《语录》近三十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毛主席语录》印行了六版。 “最近杂志上披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一位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董事经理邓家祥先生，现在经营着英国乃至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书店。据他本人讲,他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他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他说：我在海德公园出售最多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我在那售出。’邓先生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并且从此名扬海外。” 毛泽东本人赞成搞《毛主席语录》吗？ 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时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著，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罗瑞卿在《语录》工作上的功与“罪”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 “1967年，林彪一伙要为‘大树特树’立新功捞资本，提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修增本，代替原《语录》本。原来关心支持《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的老帅们和罗瑞卿、刘志坚及唐平铸都以各种罪名被打倒了。当年11月，就由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张秀川、刘锦平组织总政、海军、空军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语录》组。由海军张秀川负责抓总，下分总政、海军、空军三个小组，总政组由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调报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担任组长。我是原《语录》的主要编者，所以也被吸收为修增《语录》小组成员。 “当时，完成这样一项神圣的任务，是要开个会，首长接见一下，表示重视的。 “开会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了会。在会上，让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作个自我介绍，当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时，张秀川与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个愣，看来是认出我是谁了。 “你知道，文革时是很讲究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问题是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扣上‘苏振华的狐群狗党’的帽子在批斗。过去我和张秀川曾相识，想必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心思听会，只是想着株连的事。 “散会了，张秀川将廖初江留了下来，我马上预感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当时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果不其然，回到报社后，肖力就找我谈话，传送张秀川叫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让我马上离开修增小组。他谈了这样三点：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个人表现，不应该受到家庭影响；三、认为我对选编毛主席语录有经验，工作需要，应该留下。由她请示军委办事组再重新考虑让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 “我在那样的精神压力下，听了她的一席话，心里自然很温暖，很感激。感到她虽然是造反夺权上来的，但在这种事上，却处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张秀川他们还是不能饶过我，肖力说话也没用。 “这时肖力决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组工作，只是在上报的名单上除名，说白了，就是瞒上不瞒下。使我成了个‘地下工作者’。这种事也就是肖力能干，因为没有人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黑状’。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编完了，三个小组即将合亲，我参加这项工作就无法再瞒下去了，只好到此为止，我退出了修增组。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资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造反派课以“专政”，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了。 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进哪里去了！”当事人这时发现也晚了，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毛主席语录时，将“毛主席”误写成了“毛主度”而受到批判。 …… 此类“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就连《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晓光向我沉重而沉静地从头谈了这宗‘语录案’的发案经过： “说来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停止后，报社领导决定让我编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最新指示汇编成册，作为原《毛主席语录》本的一种补充。领导上特意从印刷厂调来一位具有十几年校对经验的张凯夫同志协助我搞校对工作。 “6月份，所有选编任务均已完成，小样也已校完，这时肖力已不在军报，有位领导要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后面。 “当时我手头上没有这份文件，张凯夫说他可以找到。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将要发排的稿子全部交给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后，附在后面，替我发了就行了。 “事后的一天，张凯夫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到了下午，我才听人说，他往毛主席头像上打×，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什么事！你别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巫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 扫描京城乞丐(徐江善) 扫描京城乞丐 作者：徐江善 乞丐活动在一些城市的繁华地段，以车站、码头最多。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绝不能完全以穷困来解释这个群体形成的原因。其中不乏好吃懒做之徒寄生在社会，成为一个恶性扩散的毒瘤。治理与整顿社会秩序，不能忽略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整治，更应该采取有效的手段，但这是需要认真动动脑筋的。——主持人 “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癌病房》 乞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在被一些人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沿街行乞者也不难见到。在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中国，乞丐现象仍然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怎样一个群体？循着声声乞讨，我走进了乞丐的世界… ●强盗一般的乞讨者 长安街是中华第一街，然而，在这条令中国人自豪与骄傲的大街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底色。 沿长安街东行，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的人行道上，上演了乞讨者的百态图—— 这条街５００米左右，隔几步就有一名乞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有老人、儿童，也有妇女，有四肢发达的正常人，也有各种伤残人。有的跪在地上向行人不停地作揖，有的趴在路边伸出脏兮兮的双手。 一个被严重烧伤者，向一位碧眼高鼻的白人女子举起两只烧残的手，嘴里不停地叫喊着：“ｍｏｎｅｙ、ｍｏｎｅｙ”（钱、钱）。那白人女子见状，大叫一声，仓皇逃去。 如果说这位烧伤男子仅仅以自己的恐怖逼讨过往行人还算文明，那些拦住行人不停地磕头，抱住行人大腿不放的乞丐就与拦路截劫相差无几了。记者在长安街东单菜市场对面的人行道上目睹了这样一幕—— 三个四五岁的女孩，个个小脸脏兮兮的，见到行人就伸手要钱，不给就扑上去抱住对方的大腿不放。一位小伙子被抱住了大腿也不愿给钱，小伙子拖着女孩走了十多米，才把她甩掉。更多的人被抱住大腿后没有办法，只好掏钱。 令人愤慨的是，女孩虽小，胃口却大，给她一角钱，她摇摇头不要，张口就要一元钱。过往行人象逃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三个小女孩。 此时，在不远处的地铁口，坐着三位晒太阳聊天的妇女，她们是三个女孩的母亲。 ●乞讨者＝乞丐？ 京城的乞丐主要分布在北京火车站、前门大街、西客站、市区内的地铁出口，以高档大宾馆、大饭店前门居多，而建国门外的外交人员公寓一带，又是乞丐们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介绍，１９９６年他们共收容７９６人，其中多数为乞丐。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他们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带，一次就收容１９名乞丐，而最多时一次收容了四五十人。 从地域看，有北京人（包括远近郊区县），有外省人，以外省贫困农村地区居多，而河南、山东农村的乞讨者又居首位； 从身体状况看，有伤残人员，而在外省人中，则多为四肢健全者； 从年龄上看，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中壮年人，还有三四岁的孩子，而以老人和孩子居多；从季节看，春暖花开时节外地乞丐涌入京城，冬季则少一些； 从行乞时间看，从早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才散去； 从他们的丐龄看，有外地入京的新手，也有四五年、十几年的“老油条”。 乞丐们有的在北京四处流窜，有的则固定在一个点乞讨。有的伤残人早晨被家里人送来，晚上接回去，每天象上班一样，把乞讨当成一种职业。 乞讨者并非都是乞丐。 多数乞丐并没有穷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他们中有的并不缺吃少穿，有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腰缠万贯。 记者在秀水街结识了一位自称姓王的乞丐，这家伙长发披肩，面黑如土，穿一件草绿上衣，身上散发出酒气。听出我的东北口音，他攀起了老乡。 “大哥不瞒你说，我哪天都喝两盅，日子过得还不赖。”他一边洋洋得意地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皇冠牌香烟，并递过来一支。他告诉记者，抽的都是好烟，赖的不抽。 这家伙绝不是乞丐中的富有者。 建外街道办事处李乃和副主任告诉记者，家住宣武区的残疾人张二平，前几年来乞讨时，由丈夫蹬三轮车送来。如今扔掉了三轮车，换成了机动车。 在公安机关收容的乞丐中，有一位自称家住双桥的老头，看上去干瘪瘦小，浑身脏兮兮的，有谁会想到，他竟会是万元户。他把一个８０００元钱的存折放在一个老乡那里，老乡不见了踪影，急得他团团转。 在一些乞丐的身上翻出存折并不少见。有一位乞丐，把５０００元的存折缝在内裤里，而更多的外地乞丐则将讨来的钱随时寄回老家。 ●走到乞丐老家看究竟 为了解来京乞讨人员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北京市公安局派员于１９９７年５月深入到乞讨者的老家进行实地追踪调查。 他们对收容的７８名乞讨人员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河南籍６９人，收容暂押期间，公安人员对河南乞讨者的详细情况做了了解，并从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３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组通过走访乞讨人员家庭，与民政、公安部门座谈等形式，了解来京乞讨的主要原因。不以乞丐为耻的历史习俗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民权县民政局局长梁立志说，旧社会生活贫困，部份乡、村就有外出乞讨的习俗，目前在一些村民的意识中，宁可让子女与外出乞讨人员的子女结婚，也不愿与修车、理发、种地人结婚的观念还存在。 把乞讨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是一部份乞讨者认识上的误区。在个别乡至今流传着“外出乞讨转三年，给个县长都不干”的顺口溜。 这种“致富”手段在村民中产生的影响十分恶劣。民权县北关乡辛庄村的调查对象任某，就是听同村人说在北京乞讨能挣到大钱，便从４年前开始，带着一个残疾女儿长期在京乞讨，去年用乞讨所得购买了一台１６英寸索尼彩电，家中的部份房屋也进行了翻建。 还有不少乞讨者，农闲外出乞讨，补贴家用。公安人员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乞讨者缺乏致富手段，不掌握家庭副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便利用农闲结伴来京乞讨。 乞讨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好逸恶劳。以民权县为例，１９９６年全县人均年收入已达１６４２元，远远高于贫困县标准。县财政每年拨专款对孤寡老人予以帮助，各乡村也成立了富帮贫结对小组，全县不存在因吃不上饭、生活无着落而外出乞讨问题。被调查的３人均是壮年人，身体强壮，家中有麦地、果树、牲畜，如辛勤劳动，每年收入可达３０００多元。 民权县林其乡的杨某，４６岁，家有果树，但他不精心管理，长年不结果。其他村民种的果树则果实累累，生活得到了改善。杨某说：“种果树、种庄稼太麻烦、太苦了，不如到北京来讨钱，一伸手，就有人给，有时一天最多能要到５０多元哩，比在家种地可轻松多了。” ●遣返的困扰 常住北京的人都会发现，每当“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或重要活动，北京街头的乞丐就会不见踪影，而这些节日过后不久，乞丐便卷土重来。 公安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扫荡”一次，将乞丐们收容，遣送回原籍。可是，过不多久，乞丐们重又出现在首都街头。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处的王贵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公安部门花了不少力气，每次收容之后，街面上就会干净几天，基层干警的任务很多，每天都有许多比清理乞丐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怎么可能天天守在那里呢。 据北京市信访、公安部门介绍，每年都有人民来信，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根治乞丐。外国人对北京的乞丐问题也十分关注。一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说，她１９８１年来北京时，几乎没有多少乞丐，如今北京街头特别是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乞丐明显增多，有的乞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外商反映，他所住的建国饭店，门前的乞丐不仅多还特别凶，给钱少不干，还追着行人要钱，常常影响他的正常行走，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管一管了。 ●管理新机制——当务之急 基层的同志反映，旧的遣返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坚持，目前的遣返办法作用又不大，是乞丐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收容乞丐和盲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被收容的乞丐，首先要与他们原籍的有关部门联系，确有其人后，经市公安局１３处批准才能正式收容。将他们送到收容所，定期遣返。遣返时不仅要将乞丐送到家乡，还要将他们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才算完成任务。 改革使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减轻，人口流动量增加，乞丐和盲流大量涌入京城。公安部门收容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前些年，公安部门在收容审批程度上做了改革，将审批权由市局下放在分局。对外交人员公寓这一带给予特殊政策，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 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所长马海算了一笔帐，全所干警５０人，最后一次收容出动了三位所长，２０多名干警，共收容１９人。每次收容都要借车或租车，在往返昌平收容所的途中还要向收费站交纳６０元钱，每次行动至少要花四五百元钱。而这方面的经费一分钱也没有。 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遣返工作程序也大大简化。收容单位把乞丐和盲流送上火车，车到郑州站后，将河南籍的赶下去；车到济南，将山东籍的赶下去，就算了事。以至于出现遣返工作人员还未回到北京，被遣返的乞丐已经回到了京城的怪现象。 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条街上，有的乞丐已经被收容遣返了四次，在这条街上乞讨四五年的乞丐并不少见。 惩治措施不得力，是一些乞丐不愿依靠劳动生存、致富的又一个原因。 他们热衷于街头行乞，是因为乞讨的钱得来的太容易。 建国门外大街这一带是商业发达、外国人聚居的繁华地段。各地乞丐蜂拥而至，把这一带当作“掏钱”的宝地。 记者调查了十几个乞丐，每当问到一天能讨到多少钱时，乞丐们都显得敏感起来，笑着说，没有多少，够吃喝的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入，回报率最高的行当，以至于有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北京曾发生过不法分子将流落社会的孩子集中起来，租给那些成年人当乞丐赚钱的案例。 ●综合治理依法办事 美国纽约为了治理乞丐，制定了《反乞丐法》，对乞讨者的行为作出种种法律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目前在全国立法条件不成熟，至少可以先在首都实施地方立法，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法规，有效地遏制乞丐猖獗的乞讨行为。 制定新的遣返办法，有效解决乞丐的回流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次收容遣返，又多次回流京城的乞丐，是管理工作的难点，有关部门应根据目前人口流动的新特点，与有关地区的民政部门建立联系，对乞丐进行有效遣返。 有些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和残疾人，是真正的乞丐，对他们，社会应该承担义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对残疾人就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老年人有人管，真正做到老有所养，不再流落街头。对那些还具有劳动能力、或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广开就业渠道，组织他们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对那些还有劳动能力，但多年屡教屡犯的乞丐，各地民政部门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边劳动边教育，直至他们真正改变以乞讨为生的观念，建立起自食其力的信心，再把他们送回家。 □原载《中国质量万里行》（１９９８年第０１期） 长江寻梦(CG) 长江寻梦 【长江寻梦】（上） 谨以此文献给梦萦魂牵而又令人无奈的万里长江〖chineseghost〗 想写这样的题目，已经有时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直拖到了现在。 在海的那边，长江正如暴戾的孽龙，翻腾着，咆哮着，吞噬着肥沃的原野，扫荡着富庶的村庄。不屈的人们正用近乎原始的办法以血肉筑成铜墙铁壁，扼住它的利角，擎住它的腰身。齐整的号角和孽龙在挣扎中发出的愤怒的吼叫汇成一曲震耳欲聋冲天而出的交响乐，是豪迈，是悲怆，却又夹杂着许多无奈但又顽强的微笑。 而我却偏偏要在这样的时候，去整理捕获浮躁而孤独地悬游于思维的时空里的记忆的碎片了。远处微萌的星光中虚暝地流淌过长江的温顺的影子，但它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消退、并即将黯淡去了。 这将是怎样艰难的一次记忆之旅呢？ 一、黄色之流 畅游长江，已是颇为久远的梦了。儿时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时，就开始编织了这样的梦。长江在梦里悄然流淌了十余年，终于在数年前的一个金秋时节，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是从山城重庆开始踏上旅程的。山城果然不虚其名，山多雾多云也多。在那里住了七日，却只在即将遁别阴森恐怖的歌乐山时，在离开乌云笼罩着的山顶的一霎那，见到了一线阳光刺破了浓浓的云层，投射到正因了渣滓洞逼人的寒光而感到战栗的人们身上，给他们丝微的温暖。这或许昭示了光明终于是要突破乌云的层层封锁，而给人以生的希望？溟溟中回眸一看，似乎见到了当年渣滓洞中的壮士门，在黎明前的最黑暗的那一霎那，突破高墙的围堵和机枪喷吐出的无情的烈焰的封锁，翻越阴霾而坚石壁立的歌乐山，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在他们最苦痛而绝望的时候，想必也有这样的一线光辉，照射到他们身上的吧？ 然而这个阳光终于一闪而过了，等到再见到太阳时，我的双脚已经跨上了泊江的客轮。 船开始在轻微荡漾的江面上行进。十月底的蜀地已经颇有些凉意，清柔的飘风从身边轻抹而过，带着一丝清香的泥土气息。由于上游的植被已遭到严重破坏，长江经过一路奔忙，到这里已经失去了高原雪海的冰洁透亮的模样，夹带的大量的泥沙使江水的颜色变得浓黄，和久已闻名的黄河水已经浑然不可区分了。 究竟是什么时候，长江成了从心底里和黄河并驾齐驱的河流呢？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黄河流域为依托的北方文化一直在我们民族的心路历程中起着主角的作用。从远古的炎黄部落，到东西汉的亭台楼阁，都是以她作为文化的轴心。然而从三国时代起，这个轴心开始向南转移。原来的蛮荒之地的江南千里沃野，东起吴越，西至巴蜀，沿长江一脉九曲排开，已经产生并拥有了足以和北方相抗衡的文化势力。先汉之时，高祖用陈平之计，远遁巴蜀，焚毁栈道，在那时无疑就如发配边疆。而项羽据守关中，便以为天下皆入其囊中，那时巴蜀肥地又何偿有什么显明的战略地位呢？而湘南之地，甚至到唐时依然属于发配充军之地所，吴越之地，在孙策初时也是以矮人一头的形状出现。但汉时设立十三部，荆州、益州、扬州、交州四部统管江南一片，南北已现出相争之势；到三国时，蜀汉全制巴蜀，孙吴虎据长江东南一片，吴蜀联盟，正是以长江为屏障，乃有实力和握有中原十二州、掌管黄河一线拥有了深厚文化根基的曹魏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三国鼎立的百年纷争，其实不就是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的一次大的对抗和融合么？在赤壁之战的熊熊烈焰中，黄河与长江第一次进行了气势磅礴而又带有了万般苦痛的交汇。在冲天的火光中，旧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涅磐了，黄河注入了长江的狡黠，而长江却染上了黄河的忠厚与深沉的黄色的文化底韵。长江或许就是在那时，熏陶上了黄河雄浑的黄色之魂吧？ 终竟长江流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真正地由沉闷而转向活跃，是从三国之后才开始的。而正是这雄厚的近古文化氛围，使我们在它上面的旅行，再也不仅仅是一次对自然恩赐的山水风光的轻松漫历，长江两岸的秀丽景色也不只是挂在那里的一幅幅清秀可人的静态山水画。在我们饱览着精美绝伦的景致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眼前就会晃动着先人的或沉凝或活跃的影子，耳边时时就会回映着他们吟俄的跨越千年的幽冥的绝响。从踏上长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知不觉地置身于这样的穿越时空的今与古、自然与文明揉合一处的动态的文化之旅中。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背上沉重的文化包袱去旅行，心灵深处是绝不会获得真正的愉悦与轻松的。然而要将它从身上卸去，却又是何等的艰难呢！ 二、鬼城丰都 记忆的浪花忽地一翻转，船已从近午的时分荡入了暮色之中。离开了重庆之后，船便一直在两岸相对肃穆而立的青山之间默默行使，两边山上的人家也只是稀疏可见，早已没有了城市的喧闹。站在船头，望着前方的江流在两面山的衔接处消失，回头却见来路已被同样合拢的两座山封闭。船于是就如井里的落叶，似乎了无目的地向水流的方向飘去，却见不到一丝能冲出重围的出路的希望。而就在要到了碰壁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水流忽地幽幽一转，现在面前的，又是一片开阔的天地。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游人在历尽了群山的围堵，以为再无出笼的希望的时候，突然又看到山门在往两边渐次打开、退去，眼前又出现一番别样的洞天来，这该是怎样的喜悦呢？然而长江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悲与喜，文明之舟便在群山合围之下似乎盲无目的地飘荡，在激流险滩之间拨浪前行，而希望其实已早早地埋藏在百般艰险和毫无希望之中了。在每次似乎已经没有出路的境况下，每每又会现出一线生机。这样的时候，又何其的多呢？而自从长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之后，我们的文明竟再也难象当初黄河文明所具有的那般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而不可一世的气概了。我们不得不在高山的夹送中小心翼翼地前进，一次次地遇到绝境，却又能在近于绝望中见到新的光明。溟溟之中，我们的文明之舟的境遇莫非真就如我眼下所乘坐的这艘实在是普通而渺小之极的小船那般么？ 暮色之中，船在一个绝处一拐弯，眼前又现出了一片较为开阔的地带。突然听到边上有人叫了一声，“看，丰都到了！” 闻声朝着右边的山上望去，果然远远的在半山腰回退的一片树林里，隐隐地现出了一些房舍。房子大都显得古老，却依然能见到丝丝苍劲挺拔之气息，颇有些气派，幽冥中还可以看到一些高大的古建筑从密密的树梢间探出飞檐钩角：据说那就是阎王殿了。 丰都据传已有两千六百多年历史，素有“鬼城”、“幽都”之称，传说人死后亡魂均要到此报到。城中有鬼域，域中有阎王的天子殿、延生殿等，阎王据说就在那里上班，这里还住着什么“六值功曹”、“十大阴帅”、“四司判官”等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下界高级官员。史载公元1870年长江洪水泛滥，丰都城全城尽没。水居然能漫过半山腰，可见那一次的洪涝一定不小。或许那次大水，便把阎王爷吓跑了；反正现在这里住着的可是世俗人家。袅袅的炊烟正从或隐或现的树林中升腾起来，昭示着生命的存在。这样的阳光下，自然是没有了阎王爷的住所的了。 这一路来一直十分宁静，除了流水的哗哗声及偶尔路过的一两只归家的鸟儿的低鸣外，其实也已听不到什么别的叫声。两岸再也听不到猿声的啼唤了，或者它们都已进化成了人？或者它们都已经到丰都去报道了？这终竟只是猜测。但大家实在也不忍打破这难得的宁静。我们才刚离开了一个嘈杂的世界，而翻过两旁的山，必定可以闻到同样嘈杂的声响。而只有这里现出了如此和谐的宁静，鬼城便在这安祥而并不恐惧的宁静中静静地卧着。难怪阎王老倌要选这样的宝地来办公，也难怪那些无所归依的飘忽的鬼魂都乐于到这里来报道了！ 然而这样的风水宝地，倘若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所有的鬼魂都能到这里来共享，却未免要令人十分不快。有人勤俭操劳一生，有人吃喝嫖赌一世；有人积德为善，有人无恶不作。尘世时常有的黑白颠倒和公义的沦丧，使得许多为善者常常不得善终，而行恶作乱者却每每得以苟延残喘。如果阎王老倌手中确实还掌管着裁决魂灵归所的权柄，则他实在有必要在这最后的裁断中行使一次公义的判决。善人和恶棍，如果让它们死后还一起到这里分享祥宁和平静，则实在是阎王老倌的渎职。譬如那些在抗洪救灾的搏击中死去的壮士，则这里的仙山幽野理应为他们的亡魂奉出一席之地，而阎王功曹等也自当为他们备上一桌酒席，洗尘接风；而无耻到了如那个坏事作尽作绝的王家小儿，如果让它到这岂不要大煞风景？！让它就在群山烟火和野狼围追中永无归所而惊惶失措地狂奔、啼号、流浪吧，且让英雄的亡灵在它们的哀号中享受一份别样的快慰和安宁。宁静是永远不能下赐给那样卑贱的魂灵的－－当然，它将不会寂寞的：远的有那么多史来的流氓恶霸和它作陪，在不远的将来，不是还会有一个陈家纨绔将要与它作伴的么！ 三、人间梦境 雄浑深沉的长江水，依然默默地在那流淌着。入夜的清风已有些微寒意。我们选了十分好的日子，这时正是近于旧历月中。月亮已经从东边的山坳坳上懒懒地爬了上来，硕大而且圆实。她把乳汁般的却又有一些浓浓的酒味的光彩轻柔地浇洒到山坡上、江面上、我们的身上，于是我们都有了些淡淡的醉意。两面肃立的青山似乎并不嗜酒，三杯两盏之后脸色已经渐渐发暗、发黑，山间丛林里间或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谁家灯火，仿佛为它镶上一些翠石珠玉；而江水倒显得更加的调皮可爱，圈圈的涟漪在悄悄地打着转转，并把接下的月光一屡屡、一丝丝地朝我们的眼里、身上泼洒过来，于是江面显得更加的银光灿烂了。 这样的夜晚，如果便缩裹在薄薄的毛毯中去作着尘世的梦，实在是有些过于奢侈的浪费。这两面屏立的高山、这足下蜿蜒翻跃的金河、这头顶醉眼松松的高卧于山肩上的月儿，构成了一幅多么美好的人间梦境呢？这样的梦境，不是要远比那据说充斥着弗洛伊德式骚动的性欲的孤独的心灵梦境要清洁和柔和许多的么？于是我披上衣裳，悄悄地走到了甲板上。 这里已经躺了几个同样留连于这个天与地融合一处的人间梦境中的朋友。旁边歪歪斜斜地靠了些酒瓶子，已经并剩不下多少酒了。可惜我是不饮酒的，否则这样的时候，呷上三两口，必是上美的享受，“举杯邀明月”，月亮便羞涩地钻入了你的杯子里；一阵清风拂过，可以听到两边山上的树林在咝咝作响，在枝条的招摆中，于是灯火便更显得忽隐忽现，就如淘气的孩童在和你捉迷藏一般，和江面上的跳跃的鳞光配合着，又宛如在合奏一曲销魂的小夜曲。我便轻轻地合上眼，一边静静地享受着这天地万物为我演奏的舒柔而和谐的音符，一边贪婪地呼吸着这里别致的充满醉意的芳香气息。酥软的四肢，早已不知道驾着我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怎样的人间梦境呢？往日的一切的一切，这时候都已经不知被抛洒到哪里去了。只有在这时，你才感到是多么的自在和洒脱，才同时感到你的渺小和你的伟岸。自在和洒脱伴着轻柔的小夜曲在一起悠闲地跳舞，渺小和伟岸在金光涟滟的江面上一起悠闲的漫步。这里的两岸断不会有愁情满腹的杨柳的吧，这里要它作什么呢？ 这样的夜晚，且让我和四围的万物一起沉醉下去，作上一个美美的梦吧！且让我忘掉时间与空间，忘掉古人与今人，忘掉沿江泼洒的诗词与歌赋，忘掉缭绕于心的无聊的烦恼和俗世的杂务吧！且让我用清新的一无所有，来和它们一起合奏一曲超越时空的浪漫的小夜曲吧！此曲本应天上有，而此时此刻它却悠然地从我的心灵深处和身上的每个毛细血孔中漾溢出来，这样的一刻，不已经顺着永不枯竭的长江水，流向了永久了么？ 四、白帝情思 迷迷糊糊地翻腾了一夜，醒来的时候，天已是大亮了。虽已经过了一昼夜的航行，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峡谷中的晨风分外的清明透彻，沁人心脾，不如顺便抓一把来洗洗脸，也顺便洗净久已沾染了俗世的尘埃的心灵。站在船头向前远眺，峡谷凹缝之间的云彩正渐次散去，托出一片红亮的太阳来。彩云之间不时有三三两两的飞鸟穿梭而过，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忙碌。 这是个十分好的天气。空气也格外的清新，吸入一口，便使人精力饱满，足够当作一顿丰盛的早餐了。两岸的山似乎夹拢的更近，因而显得更加高远更加伟岸。由于峡道有时显得十分狭窄，水流因而变得更加湍急，船行使也需更加的小心翼翼了。水面上也不断地出现一些很大的漩涡，似乎要把船整个地吞吸进去。岸边悬崖上的树枝，远远地探出手来，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们挥手。这一切的景象告诉我们：三峡很快就要到了。 噢，三峡，梦里的三峡～～～ 三峡所属，史来似乎并不全然一致。张岱载，“瞿塘峡与归峡、巫山峡，世称三峡，连亘七百里，重岩叠嶂，隐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而现今的划定，谓三峡为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总称，西起四川奉节县的白帝城，东止湖北宜昌的南津关，全长１８９公里。明时度衡尺度和今有所不同，而今日三峡的跨度看来还要远大于那时的七百里。不管怎样，这个长度足以让我们的船慢悠悠地游行一整天了。三峡据称雄峰对峙，云雾蒸腾，雪浪滔滔，险关重重，两岸胜景联珠，古迹斑斑，享有“黄金水道”、“艺术长廊”之美誉：这些说道都不免要引人浮想联翩。至于三峡之形成，则更是虚无飘渺了。据《水经》载，三峡当为杜宇所凿，杜宇当是个仙人。不过将精美绝伦的自然造化非要归功于某一个神仙，却也并不少见。比如传说中的杜宇始凿巫峡，汉武帝凿曲江，张九龄凿梅岭，等等。杜宇便是神仙，汉武也算千秋一帝，就算他们两有那个本事去作那样的工程，可这张九龄却实实不过是一介书生，看他的画像清秀文弱，甚至可能还不会武功；他的文章和字都写的不错，政绩也还可以，恭身于唐初三贤相的行列，却不料他业余时光竟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石匠么？ 未入三峡，先须顺道拜访奉节城。可惜船并不停泊，只是远远地望去，见到了雄立长江北岸，连于崇山峻岭之间沿江而立的座座建筑物。现在是白天，如果到了晚上，万家灯火之时，从江中望去，一片灯火沿着山坡星罗棋布，那一定是十分壮观的。 这又是一座深深地铭刻上了文明的烙印的历史名城。 奉节虎据三峡西部入口，扼守瞿塘峡西段，原名鱼腹县，为春秋时期夔国之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古城设有五座城门，每一座都有题额，东门为“瞿塘天险”，西门为“全蜀咽喉”，大南门为“纵目”，小南门为“观澜”，北门为“肃威”。又是天险又是咽喉，可见此城乃战略要充，想来定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杜甫诗中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的诗句，即是描写此处风景。然而老杜终其一生都只是个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写出的这两句诗，还蕴藏了那么多的苦辛：但他也实在不够放达洒脱了些，寓居这么一个偏远的孤城之中，还有何必要去一厢情愿地惦记着京华里正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皇帝老儿呢？，倘换作李白，即便不去散发弄扁舟，乘桴浮于海，也必要溯江而下，尽情漂历一番，听听猴叫，才是清爽。但杜终为杜，白究为白，两人的卓然不同的禀性情趣，在这里也产生了一些深刻的撞击。于是他们便如眼下立于两岸的高耸入云的峭壁，竖起了唐诗乃至中华诗歌史上的既炯然不同而又遥相呼应的绝代双碧。 然而更使奉节出名的，却是这里保留的三国所载的刘备白帝托孤之永安宫，和诸葛亮神机妙算布下的用来大败陆逊的八阵图遗址。在这里，前面所言及的三国情话，第一次以十分显明的形式突兀出来，成为长江上流淌过的千年情结中的十分耀眼的一环。 其实刘备和那个据说是他先人的市侩刘邦相比，还要差的远。刘邦尚知道要成大事，必能苟忍，所以可以无耻到为突围而让满城的女子全都脱光衣服到阵上去，自己借着敌军目不斜顾时，乘乱出逃；也可以无耻到愿意和项羽同喝一杯羹，那可是要用自己老父的肉烹出的。他采用的陈平七计，一计比一计阴，一计比一计损，可是这样照样不妨碍他去作皇上，道貌岸然地去给天下庶民制定一条又一条的道德规范，一章又一章的行为标准。这样的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真是一个荒唐无耻对公理正义的最为霸道但又无奈的嘲弄：然而历史的一页页，不就是这么写载的么？ 显然刘邦是决不会对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子孙满意的。当他游离在丰都的山岭之间焦虑地遥眺并不很远的奉节城，眼看着这个只会哭的女人味十足的皇孙，为了哥儿们义气而不顾劝阻，赌气出征，结果被人家火烧连营，落得个在这里草草托孤的下场，他该会怎样的气闷呢！然而刘备不爱江山爱兄弟，却也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一出独脚戏了。刘邦以无耻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嘲弄了人伦常理，而刘备却以兄弟情谊的人伦常理嘲弄了成王败寇的无耻的逻辑。到而今，不可一世的刘高祖早已成了孤魂野鬼，只留下了几多“肉羹”之类的千古笑谈；“汉家霸业何处觅，武陵无树起秋风”，他所奠立的汉家家业，随着长江激荡的圈圈涟漪花花一卷，也早已灰飞烟灭，真正的历史逻辑，他终竟还是篡改不了的。而抱憾而终的刘皇叔，却还留下了这么一堆残垣断壁，和一段段情谊绵绵的千秋佳韵供后人瞻仰、凭吊。兄弟情谊儿女私情竟比那些帝王霸业远有永久的生命力，这真是一个奇迹了。无数的蟹行于世的帝王将相，每每还未等到长江的浪花翻转过来，就已经消逝的无影无踪；而那些侠骨柔情、锦绣文章，却常常能随着长江水永不停息地向前奔腾，这大抵才是历史的真正的逻辑吧！ 还是那个杜老倌，在八阵图的江边石滩上垂吊古人时，写下了这么两句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老杜看来还是糊涂的很。诸葛亮便是侥幸灭了东吴，恐怕将来阿斗也不见得会对这亚父有什么好感，甚至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也未可知。而现在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似乎留下了几多遗憾，却使一些真正的真善美得到发扬。这不是更好么？当初陆逊陷入八阵图而苦于不得出时，据说出现了一个老人给他指出出路，于是获救，这样才有后来灭蜀的后话，而那个老人据说就是诸葛的岳父老黄。 看来这个化外高人老黄，才是少有的真正懂得历史的逻辑的人呢。 【长江寻梦】补白 ＝＝＝＝＝＝＝＝ 这一文挂到这，算是感谢霏霏几次的辛苦整理吧。原文挂在四通，但四通有什么版权之限。我是很讨厌那些东东的。所以如果你不讨厌，不如我自己辛勤一把。这个（上），全面整理了前晚至昨日午后断断续续写就的四文。由于每一文都是独立而成，所以并不连贯。为串成一篇，又略作结构上的小小的调整。 在这样的时候来写梦，实在是不妥。但话说回来，长江的洪涝历史上从来没有如近年来这么频繁而剧大；如果只将这归因为天意，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人为的因素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看这个比例必不在少；近数十年来，人口无限制地增长，沿线林木被尽数砍伐，水土流失，各地官员，小到地方大到中央，制定出的项目策略，时常带有急功近利之色彩，诸多更是只图一时之利，鼠目寸光，吃子孙财。凡此种种，使便是长江终于也失去了耐性。 人类的存在，只有一条路：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任何对自然的过分的希冀，都要遭到自然的加倍的报复和惩罚。此次水灾，水非历史最大，而灾却从来少有。这样的教训如果不及早汲取，则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的鼠目寸光者，将必然逃不了被子孙后代指着脊梁骨骂讨的下场。 “长江寻梦”在心里流淌了四年有加，而今在这样的时刻冒了出来，真有些不合时宜。但如果从这不合时宜中能找到合于时宜的解说来，却也是一番有意义的探索。至于剩下的那一半，则实在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写就了。或许是在大坝已成、三峡皆沉入水中与鱼鳖共舞之时？或是等到杜鹃花又漫遍了长江两岸的时候？ 但我知道，这样的时候必不会太遥远了。 1998年8月16日 农民工的新选择(陈耀明) 农民工的新选择 作者：陈耀明 他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 仅仅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告别贫瘠的土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他怯生生地走出广州火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令他头晕目眩的车流、广告牌、高架桥、摩登女郎…… 与他同行的还有几十个年龄差不多的老乡。他们是县劳务输出部门组织的一批“入粤民工”，被输往珠江三角洲的某家工厂。 第二天，当他脱下那身皱巴巴的衣服，换上全厂统一的工作服时，他从农民一下子变成了工人。 他所面对的劳动对象是：数控机床、电子仪表、进口模具……。 他所置身的工作环境是：博士主管、香港老板、ｑｃ管理、ｉｓｏ９０００！ 他从古老的黄土地走上了现代化的流水线。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他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成本、什么叫利润、什么叫市场、什么叫竞争…… 他到广东打工，原本只是想挣一笔钱，然后回家盖两间房子，讨一个媳妇。可是，当他的见识和资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终于有一年春节，当他候鸟般地返回家乡过年时，他已经不太热衷于向家里人介绍广东的早茶、麦当劳、卡拉ｏｋ和摩天大楼了，而是默默地跑到县城，去有关部门打听征地的政策，了解投资的环境，咨询钢材的价格，探讨生丝的销路…… 当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起打工的老乡时，他才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 当他雄心勃勃地打回老家时，他才发现：回老家打天下的也不止他一个！ 他们是一个群体，是打工阶层中脱颖而出的第一批创业者。 昨天，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是为了谋求生存。 今天，他们从城市返回农村，是为了谋求发展。 从走出家乡打工，到返回家乡创业，标志着中国的“打工潮”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打工族的创业潮 今年５月，笔者沿着打工族返乡足迹，赴四川、重庆、贵州和湖南进行采访，热浪滚滚的“打工族创业潮”时时扑面而来。无论是在市长的报告里，还是在县长的谈话里，“打工仔经济”已成为当地十分流行的一个经济名词。 人口大省四川（按３月份统计数字，含原重庆市）向省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６５０万，目前已有３４万打工仔返乡投资办厂，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７５万人，产业涉及电子、制衣、纺织、家具、电器、化工、建筑、装饰、食品和机械等行业，并已涌现出１７３位成绩突出的“创业之星”。 紧邻广东的湖南省永州市（原零陵地区），目前已有３。６万打工族返乡创业，办起各种企业１。１万家，总投资６。５亿元，年产值近２０亿元，吸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１６万人，并已涌现出３２位成绩突出的“归雁新星”。 概括起来说，“打工仔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独资式 四川泸县玄滩镇通山村青年应世平，１９９１年初中毕业后到广东中山大兴业印刷公司打工，在厂里他学会了胶印、丝印、设计、制版和激光照排等印刷技术。为了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他还经常到中山港等单位联系印刷业务。１９９５年，应世平用打工几年挣来的１０多万元，从广东买了３台印刷机，杀回故乡办起了“万能彩色制版印刷公司”，业务范围辐射重庆等６个县市。经过两年多的滚动，积累固定资产５０多万元，今年年产值预计可达到１００万元。万能公司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２０多人，有的工人月薪１０００多元，这在当地算是了不起的高薪了。 贵州省凤冈县土溪镇的曾琼龙也是１９９１年外出打工，在深圳做过工人、技术员和课长，月薪达到２０００多元。去年９月，他投资１１万元，回家乡办起了琼龙食品加工厂，对红苕、洋芋、玉米和百合花进行深加工，为当地农产品提供了就地消化的捷径。 ▲合资式 贵州省德江县煎茶村的苏畅乾等５名青年是县劳动部门输送到广东的第一批打工妹，她们在一家台资刺绣公司打工６年后“凤还巢”，５人合资１２万元，在家乡办起了“煎茶刺绣厂”，吸纳当地劳动力５０多人。她们的原料来自广东，产品销往广东，与广东仍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重庆市万县的向金发等７名打工仔打工妹，１９９３年到广东南海一家制衣厂打工。今年春节回家，７人合资２０万元，买下当地一家服装厂。他们按照各自的股份和特长，分别担任厂长、生产厂长和销售厂长等职。厂长向金发满怀信心地对笔者说：“赶上重庆改直辖市的好机会，我们的厂子一定大有作为。” ▲外联式 湖南省祁阳县潘市镇的李海秋在广东打工多年后，联合香港哥罗有限公司引进资金２３００多万元，回家乡投资办起了年产３万吨特种钢的“开利钢铁有限公司”，开发生产出齿轮钢、轴承钢等８个新产品。 湖南省宁远县太平镇的欧阳楼生联合他的广东老板，引进资金４００多万元，自筹资金１８０万元，办起了一家胶合板厂，并开发了一处２万株规模的泡桐生产基地。 ▲转移式 四川省宣汉县隘口乡青年李继，早在１９８８年就到深圳宝安区打工。１９９１年，他在宝安开了一家川味小吃店，生意很红火。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宣汉县在深圳举办招商会，县长亲自找到他，希望他为家乡提供致富信息，同时也欢迎他回家乡投资。家乡父母官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动了他。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岁的李继返回故乡得胜场村，投资４０万元办起了一家制衣厂。去年年底，他又投资２０万元，办起了一家农副产品加工厂。 ●被故乡视为另一种“外商” 据《中国农村劳动力通讯》的调查，在中国现有打工一族中，有１３。３％的人计划回乡办企业，有２４。３％的人有回乡当个体户的打算。 当年他们离开家乡时，也许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当他们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后，就会重新审视家乡的价值。当他们具备了开发家乡的能力时，就会利用家乡独特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去圆自己的老板梦。 “打工仔经济”虽然刚刚起步，但在那些贫困而寂寞的土地上，他们的“创业潮”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四川省金堂县向省外输出劳动力１３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８。其中，仅在广东东莞市厚街镇打工的金堂人就有３万之众，所以人称厚街为“小金堂”。 早在１９９５年，也是打工仔出身的成都金飞建筑装修工程公司总经理肖远贵就敏感地意识到：这１３万金堂游子每年寄回家乡三四个亿，假如能够吸引他们回乡投资，那将是一个潜力很大的财源。可是，如果他们把资金分散在各个村落，那就不便于汇聚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物资等有利条件，从而无法形成规模经济。那么，可否在金堂搞一个类似于深圳华侨城、上海归国留学生高科技园式的开发区呢？ 为了论证这个想法的可行性，１９９５年７月，肖远贵派曾在深圳打过工的两名员工专程赴东莞、深圳、中山和番禺等金堂打工仔集中的地方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 月薪千元以上打工族月薪千元以下打工族不再适应过去生活者９５％９５％有独立创业愿望者７１％２０％希望进厂就业者２９％８０％愿意进城买房者９８％４０％ 调查报告摆在肖远贵案头，他信心百倍地拍板决定：建一个打工仔投资区，名字就叫“金堂故乡城”！ １９９６年１月，“金堂故乡城”正式上马，占地２２００亩，总投资规模１个亿，计划用５－１０年时间吸引２－３万回乡创业者。 规划中的“金堂故乡城”包括商贸区、工业区、住宅区、休闲娱乐区、教育医疗区和集体农庄区。目前，投资１６００万元的一期工程——商贸区已初具规模。 今年春节前夕，“金堂故乡城”管理办公室向金堂外出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发出２万多封慰问信，那句“金堂故乡城，浓浓故乡情”的广告词，激发了许多打工仔打工妹的创业热情。他们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纷纷赶往“金堂故乡城”进行考察。一些没回来过年的打工仔还写信委托家里人前去探问。目前，“金堂故乡城”一号楼已告售罄，已预订铺面或商品房的那些打工仔纷纷表示：要把“金堂故乡城”建成“小厚街”！ 在湖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湘江北去，民工南下。” 湖南省目前输出劳动力４８０万，其中仅在深圳的就有３５万。 永州市是湖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全市输出劳动力７０多万人，打工仔们去年寄回的劳务收入将近２０亿元。 近两年来，永州市结合“大郊区战略”（建成广东的大郊区），积极推行“回引工程”，鼓励和引导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们“交一位朋友、联一位老板、找一个项目、引一笔资金、办一个企业”。为此，永州所属各县还在广东一些城市设立了４７个“永州打工人员服务站”。 截至目前，永州市通过打工仔引进资金６０００多万元，引进技术１２００多项，开发新产品５００多种。其中宁元县的回乡打工仔创办企业７４０多家，年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一些“打工能人”还被提拔为村干部。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去年在永州考察期间，对“打工仔经济”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全国８０００万民工，自己在培养自己，国家没花１分钱，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投资。８０００万民工，只要回去１／３或１／４，家乡就要起变化。” 不过，“打工仔经济”小荷才露尖尖角。打工仔的翅膀虽然硬了许多，但毕竟离开家乡多年了，对家乡的政策、市场和环境都比较陌生。他们还需要家乡给予很多的扶持和帮助。四川省政府于是于今年１月专门组建了“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将宗旨定位于：为回乡打工仔提供政策、法律、信贷和人才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回乡打工仔提供科技和经贸信息；促进打工仔企业与科技界及其它企业界交流与合作；维护回乡创业打工仔的合法权益。 此外，“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还在筹建一个以成都东嘉集团为核心的股份制企业－－四川省创业之星集团，凡回乡创业的打工仔，均可以股份的形式投靠创业之星集团这棵大树。集团将利用自己的综合优势，帮助成员企业开发产品、开拓市场。 此外，四川省政府《关于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企业（实体）的若干优惠政策》亦即将正式出台。文件规定在征地、贷款和税收等方面，将对打工仔给予优惠。 四川省劳动厅副厅长、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主任叶文志在解释这份文件时说：“我们对回乡创业的打工仔要象对待外商那样给予优惠。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商’，正象沿海地区那些二三十年代‘下南洋’的打工仔一样，他们现在以外商的身份纷纷到家乡投资；我们内地这些八九十年代的‘下沿海’的打工仔，现在也开始返回家乡投资来了。所以，我们要热烈欢迎、热情帮助。” ●打工族创造的无形资产 在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偏僻小镇上，很多小商店都挂着这样的牌子：“代办到东莞（长安、厚街）直通大巴，×日发车”、“代办到中山（经南海、顺德）直通车，×日入粤”…… 同时，这些小镇的店铺有不少打着“广式”招牌：“粤美发廊”、“穗雅时装店”、“深圳西饼屋”…… 由此不难发现打工大潮对内地的影响、沿海文化对内地的辐射。然而，“打工潮”的意义不仅于此。 人口流动是由种种落差造成的。然而，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莽撞地闯进城市之后，却在不自觉地缩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地区差别。 这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积累。 同时，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城市实现了巨大的商品价值，为中国农村发展第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 以东莞为例，这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去年汇往家乡的资金达８６亿元，平均每天２３００多万元。 四川省（含当时的重庆市）去年收到出省打工族汇款２０２亿元，相当于全省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其中一些县的汇款数倍于全县的财政总收入。 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历史跨越也已经清楚地表明：沿海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寄回了几百亿劳务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代人！ 中国目前有流动人口８０００万，其中青年人口为６０００万，平均年龄是２３。４岁。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潮”堪称又一次“青年大迁徙”。 中国的上一次青年大迁徙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迁徙总规模为１８００万人。 然而，打工青年却比插队青年幸运得多，打工青年在发达的城市呼吸着商业文明的气息，感应着工业文明的熏陶，体验着竞争时代的冲击，接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这几乎是每一位成功人士最基本的原始积累。 四川人喜欢把珠江三角洲比作“中国市场经济学院”，他们根据打工的地点还分出“深圳分院”、“顺德分院”、“中山分院”……根据打工的工种又分出“电子专业”、“制衣专业”、“电器专业”、“酒店管理专业”…… 湖南人把８０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一期”，把９０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二期”。 贵州人认为“招工等于招生”，他们喜欢把外出的打工仔美名其曰“留粤生”、“留沪生”、“留京生”…… 四川省劳务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沈亮认为：“打工仔返乡创业，意义并不在投资本身，他们带回了比投资更有价值的观念和技术，这是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湖南省宁远县一位镇长则把打工仔称为“四有能人”，即：经商办厂有本钱，生产经营有技术，管理企业有经验，产品销售有门路。 贵州省罗甸县委、县政府在１９９５年发出文件，鼓励县直机关和各乡镇３０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新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去沿海地区打工，打工期间保留其行政关系，发放政策内基本工资，但打工时间不得少于两年。今年，罗甸县向省外输出的１万多名打工者中，就有县直机关干部５５人、大中专毕业生３３７人。他们把外出打工当成了培养现代干部的一条途径。 当一个打工仔从沿海地区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土头土脑的山里娃了，而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他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就连乡里的干部也不大明白，什么配额、报关、ｃｉ、ｈ股、ｍｂａ……他不但说话的声音变了，走路的姿势变了，重要的是他的脑壳变了！ 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对打工仔评价说：“打工仔从挣钱填肚子、攒钱盖房子，到投资办厂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他们是四川未来加速发展的潜力所在。” 的确，中国农村的巨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打工仔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大转变！ “回归”是一次新的进军，当一个打工仔踌躇满志地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带着规划、设计、方案，从遥远的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起点上。 昨天，他们依靠体力出来打工，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 今天，他们依靠资本回去创业，则能改变家乡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原载《华声报》 在风口上 在风口上 ——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作者：纪希晨 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代，处在政治漩涡里的党报记者，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引蛇出洞：“春风未度剑门关” 1957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我从四川省委周末晚会回来，刚走进成都仁厚街45号《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小院，就听见记者李策在楼上急喊：“快，快，大事情，编辑部打电话来……” “什么事？”我上楼，他下楼，在相遇的楼梯上，他向我简要传达了电话内容，听到“连骂共产党的话也要写上”时，我大吃一惊，连忙拉住他：“走，你和我一块向省委汇报！” 我把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杜心源从床上叫醒，让李策把电话内容向他讲一遍。他面带紧张神色说：“我马上向李政委汇报。” 第二天，5月12日（星期日），一大早，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八时，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要你参加，请你讲编辑部电话内容。” 我走进省委会议室时，只见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二三十人，早已到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抽着烟，坐在长会议桌的上端，指着下端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你把编辑部的电话内容讲讲！” 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我。我连忙声明说：“昨晚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我只能讲讲主要内容。” 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话主要内容： 今天（1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 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 “还有什么？”李井泉问。 “没有了，主要就是这些。”我回答。 李井泉面向全场，严肃地说：“好啊！中央精神很清楚啊。各部门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反映呀？” 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相继汇报情况。共同反映的是，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说，川大的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反映说：“现在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时近中午，李井泉代表省委，对开展鸣放问题作出部署：决定从星期一起，先在成都的民主党派、川大、文联等部分单位，有重点地开展鸣放。 散会时，我请示省委书记杜心源：“编辑部让我们今天就发一篇鸣放报道，怎么办？” 杜心源想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先访问一些人。具体访问什么人，你快去找统战部长熊扬商量，他刚才也来开会了。” 我追上熊扬的时候，他还未走进家门。他当即按听到的鸣放精神，给我写了十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住址，笑着说：“估计这些人可能会讲些话。” 中午归来，我即召集四川记者站同志开会，传达编委会指示及省委会议部署，并按统战部提供的名单，进行分工。除丁帆留在机关向外联系，我和李策、姚丹、饶学成分别出发访问，目的就是“让他们讲出话来”。当晚，集体汇报采访情况。民主人士的共同反映是，上海、北京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访问中，有的人也说，这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深夜，李策负责整理汇报材料，然后交我编发。看到“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个标题时，我把它删掉了。我想，所谓“春风”就是指毛主席的论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省委已在党内外作了传达，我还写了《四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的新闻，刊在4月25日本报头版头条，怎么能说“春风未度剑门关”呢？李策说，不能删，这是一句最重要的原话，编辑部叫写原话。我当即保留原话，发走了电报。 电报发走之后，我意识到，这篇重要新闻，未送省委审查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向省委书记杜心源汇报了新闻采写情况，说明采访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省委的部署、统战部开的名单进行的，按原话写的。为了赶时间，昨晚未来得及送省委审查就发走了，这是自己的疏忽。杜心源听了未说什么。 隔了两天，5月15日，刊登《春风未度剑门关——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广开言路》的报纸，到了成都。这则刊于二版中栏的三百字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听说，省委负责人看了报道，认为批评了省委，很不高兴。那些在这篇新闻中说过话的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全都划为右派了。多年来，我内心为这件事感到不安。如若不是那些报道，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概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吧！ 在这期间，北京新闻界发生的“左叶事件”，也波及到四川。重庆、成都新闻界连续邀请我们记者参加座谈会，表示声援。对此，我十分警惕，要求记者站全体同志不参加这类会议。一位同志走到门口，被我拉了回来。我说，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不要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也不能到座谈会上去讲。事实证明，这样做，保护了同志。而那些出席新闻座谈会的人，有不少也被错划成为右派。 一天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几位记者激动地说，成都昨晚发生“左叶事件”，这还了得，我们要马上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西南铁道报》的一位记者，在报纸上批评机关总务处长用高价买了一张檀香木办公桌。处长看到报纸，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记者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躲藏…… 如何对待这一爆炸性新闻？是报道出去在新闻界火上加油，还是进行内部处理？我劝大家要从政治上严肃考虑。我说，我马上到省委开会，向省委报告。省委未处理以前，谁也不能向外发电报，不准向社会上泄露这个消息。 当天上午，我到省委开会。散会后，当会场只剩下李井泉、李大章、杜心源三位主要负责同志时，我如实汇报昨晚《西南铁道报》发生的事件。李井泉一听，马上问我：“你准备怎么办？要写报道吗？” “不，不写报道！”我坚定地说，“我是向省委反映情况，请省委迅速处理。” 李井泉连声称赞：“好，好！不要报道，我马上派省工交部长来处理！” 与此同时，成都四一二等技工学校学生相继发生上街请愿事件，他们也来到记者站上书请愿，我们都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的发展。 省委透过这一系列事实，考验了《人民日报》记者站，证明我们在风浪中，与省委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消除了一度对记者站产生的隔膜和疑虑，又信任我们了。 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开始的整风运动，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了曲折的转化过程。产生反右派扩大化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错把阳谋当阴谋，混淆了敌我界限，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许多人的极大不幸。 飞向天上的梦想 我深受“超英赶美”口号的鼓舞。1958年，我热情投入歌颂“三面红旗”的战斗。只在后来，才比较清醒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 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 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 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 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德怀向毛泽东写的万言书。四川省委为了测验广大干部对彭德怀意见的态度，发明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法，要科处以上干部，在“赞成”或“反对”栏内画圈。我没有参加考试。在省委会上表态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我说，彭德怀肯定“三面红旗”是对的。信中的意见，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符合实际。从四川看，“三面红旗”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发言，被小组长汇报成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省委负责人发火了。他说，纪希晨1957年写了《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次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省委会议后，我正准备下乡做人民公社调查，省委宣传部通知开会。宣传部副部长指着我们到场的三个人说，我奉命通知，省委要你们检查！常苏民（省文联主席），1956年省党代表会上，你发言批评省委官僚主义，不重视文艺工作；王达（省广播电台台长），你在党代会上批评省委不民主；纪希晨，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写《春风未度剑门关》，批评四川未广开言路…… 我当场申辩说，这篇报道是我向省委汇报编辑部的电话内容以后，按省委的部署和统战部开的名单，按党中央的鸣放精神写的。那位副部长说，这些我都不清楚，你快检讨吧！ 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对我的批判。规模由小到大，由党内到党外……在持续一两个月的批判里，火力集中在《春风未度剑门关》一稿上。这样，我被列为四川新闻界的重点人物。对我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政治上违法乱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下放劳动。 我被下放到仁寿县劳动，经历了少有的艰苦。我以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饿，曾一连七天吃稻种籽、吃红苕秧。我亲眼看见倒在路边的饿死者的尸体……下放期间，由于我反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再次以右倾受到批判。这段时间，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下放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社员建立了感情，也了解了下情，受到党组织的好评，认为我在严峻的考验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1963年9月，党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对1959年我受的批判，进行初步甄别，把结论改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鸣放报道中犯了政治立场不稳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免予处分”。二十年后，1980年9月，四川新华分社经四川省委批准，才对我彻底平反。 1964年初步甄别后，我才向报社、总社写信，说明我是为什么被批判的。与此同时，我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汇报甄别情况，提出“我从《人民日报》来，要回《人民日报》去”，得到批准。于1964年8月，离开我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以后生活、战斗了十五年的四川，回到了人民日报社。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短篇纪实 作者：纪希晨 述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特别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查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会议决定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材料一：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特别法庭判决林江反革命集团十主犯 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５日电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今天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特别法庭还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至此，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上午９时，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后，江青等十名主犯一个个被押送到被告席上。这些祸国殃民的罪人，今天的神态都显得格外紧张。当法庭宣布判处江青和张春桥死刑时，法警当即给这两个罪犯带上了手铐。这时，江青等罪犯的脸色变得苍白，旁听席上人们则喜形于色，满面笑容。 在宣判快要结束时，江青胡乱叫喊，破坏法庭秩序，主持审判活动的副庭长伍修权当即命令法警把带着手铐的江青押出法庭。坐在旁听席上的人们，看到江青那副狼狈相和可耻的下场，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顾不得法庭守则，热烈地鼓起掌来。 由江华庭长宣读的特别法庭判决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判决书在详细列举江青等十名主犯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时指出，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张春桥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判决书宣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江华宣读完判决书后，传令将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 １０时５０分，江华宣布特别法庭闭庭，参加旁听的一千二百多名代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特别法庭的正义判决。 今天出庭的还有：特别法庭副庭长曾汉周、黄玉昆和全体审判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全体检察员。 为有关罪犯作辩护的律师也出席了今天法庭的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审理，是从去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始进行的。在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中，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法庭还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共六万多人次，先后旁听了法庭的审判。 （19810126《人民日报》） 材料二：“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 ——写在江青等十名主犯被判刑之日 纪希晨/胡思升 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对我国实行以法治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谭震林同志说：只要全党同志都能按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稳步前进，健全民主和法制，就可以防止今后再出现林、江集团这样的事。王光美同志说：这次判决表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庄严宣告了对江青、张春桥等十名主犯的判决。 这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九名曾经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正副总参谋长的“大人物”，因犯有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的罪行，被特别法庭分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期徒刑和１６年至２０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当江华庭长宣读到对每一名主犯的量刑决定时，两名法警在被告旁肃立。江青、张春桥两名首恶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后，当即被戴上手铐，由法警押下。他们“无法无天”反革命生涯的最终结局，就是如此。 这是回首既往、发人深省的一页。 这是“无法无天”的时代的结束，是以法治国的新时代的开端。 一 林、江反革命集团为非作歹，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延续的。由于这场“革命”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并采用错误的斗争方法，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了致命的破坏，因而使得林彪、江青之流能够放肆地在全国从上到下拼凑起反革命帮派。他们以帮代党，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大曲折。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文化大革命”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中坚。 林彪１９６６年出席一次会议作一次讲话，就可以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为“反党分子”、“坏家伙”、“现在就想杀人”的“野心家”，而且不要调查，不需要证据，不准申辩。林彪甚至在会上指着陆定一同志狂叫：“我恨不得一枪打死你！”大难未死的陆定一同志在追述这一往事时对记者说：“乱加罪名，不要核实；不准申辩，一哄而起；无视党规国法；那个时候党风不成样子，党不象党了。”陆定一同志冤狱十年，曾经一度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铐，直到１９７８年才恢复自由。 那个岁月，江青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绝境或死地。据法庭调查，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仅仅根据查有实音的部分讲话录音，江青就信口宣布１７４人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现行反革命”，其中包括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２４人。 康生这个迫害狂，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长相来作出政治结论，发明了“相面”定案。他曾经凭空诬指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为叛徒，说“我凭４０年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他“敏感”一下，致使赵健民同志冤狱达八年之久。 显然，他们处心积虑利用“文化大革命”摧毁党的各级领导和领导干部，以便他们得以建立林家王朝或江青王朝。 林彪、江青的鬼蜮伎俩，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是没有人觉察和抵制的。 １９６７年初，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挺身而出，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阴谋。谭震林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写信公开点名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把老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当时，谭震林等同志的直言相谏没有奏效，相反地，林彪、江青一伙，包括今天接受判决的九名主犯，相继窃取党中央的领导职务。“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了盛极一时的时髦，致使党的领导几乎名存实亡，中国人民遭受了长达十年的灾难。 宣判前夕，谭震林同志对记者说：“如果不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路线性、政策性的措施，公审也审不起来。如今，只要全党同志都能按照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一步一步地稳步前进，就可以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悲剧。中央确定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集体接班制，不断总结经验、防止骄傲自满，健全民主和法制，整顿和转变党风，以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可以说是为了防止再出现林、江集团这样的事。” 是啊！“无法无天”、乱我中华的历史不能重演。这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共同愿望和呼声！ 二 实行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重要方面。这次特别法庭进行公开审判，为我们重建法制树立了榜样。 这次公开审判，全国先后有六万多人次直接参加了审判旁听，新闻、报纸、广播作了充分的报道，有亿万人收看了审判电视，可以说是一次普遍生动的法制教育，对推进社会主义法制有深远影响。 “公开审判，好得很！揭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曾在国民党新疆监狱中领导英勇斗争的张子意同志，高度评价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作为横遭他们诬陷迫害的见证人，这位１９２５年入党的老战士，殷切希望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这次历史的审判中，吸取教训，加强党纪国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在特别法庭得到充分体现。 法庭调查的任务是要调查有无犯罪事实、分清罪与非罪，以及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而要确定这一切，关键是证据。这次，在特别法庭上共出示了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供述、鉴定结论在内的八百多个证据。江青虽然经常以“不记得”、“不清楚”来抵赖罪行，但一出示书证、播放录音，她在证据面前也只能承认。 只要是同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有关，被告和律师可以充分行使辩护权，而不问其观点正确与否。１２月１９日，姚文元在法庭上全文宣读了他精心草拟的辩护词，虽然这位被告矢口否认林、江集团通过他控制舆论工具的指控，法庭允许他讲完。１２月２４日，江青在被告席站立宣读所谓《我的一点看法》，百般洗刷自己，为“十年浩劫”评功摆好，高叫什么“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江青陈述的基本内容，报纸和电视进行了报道。对黄永胜的法庭辩论延续了三个下午，他作辩护发言长达三个小时。法庭允许被告陈述，并注意研究他们的辩护。这是保障法律给予被告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能不能为全国人民切齿痛恨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辩护，人们不是没有疑虑的。这一次实践表明，效果显著，影响深远，人民也是满意的。江腾蛟的辩护律师周奎正对记者说：“我出庭辩护后收到很多来信，鼓励我们，没有指责的。有的人来信要求我为他牵涉的某一案件辩护。” 恢复律师制度，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很有作用。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是于１９５４年试行，１９５６年开始推广的。事隔一年，到了１９５７年，就被加上“为坏人辩护、丧失立场”的罪名，夭折了。（⑶⑷）当时律师中的许多人被戴上右派帽子。如今，三千多名律师又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经历了十年颠倒，我们的法制和司法工作，正处在健全的过程中。这一次特别法庭公审江青等十名被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和有益的经验，尽管出现个别经验不足或使用司法程序不熟练的情况，但从总体来看，无疑是我国依法办案的一个重大范例。 三 在司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保证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独立对法律负责，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干预。例如，在量刑问题上，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可以听取，但毕竟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刑只能同有确凿证据的罪相适应，并由法庭依法独立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崇高权威。 特别法庭的判决书，实事求是，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凡属混淆罪与非罪区别的，定性不准确或证据不足的，均行舍弃。正因为这样，判决书最终确认的罪行，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十名被告的罪行，有了某些变动。如原来起诉书中列举的第四项大罪“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指控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因而负有罪责。特别法庭调查后认为这一指控不能成立，判决书撤销了这一指控，这就减轻了姚文元的罪行。 判决书对十名被告的量刑，是恰当的，既伸张了正义，平了民愤，又坚持了“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这是刘少奇同志１９６７年８月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后作出的预言。 王光美同志对记者说：“刘少奇同志的愿望现在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十名主犯的判决，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对我国实行以法治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她说：“我国人民喜欢包公。多少年来流传许多杜撰的故事，幻想能有包公那样的清官。真正的清官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府和法庭以及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这次判决，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判决，将教育人民，总结历史的经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按法办事，执法如山，不让十年浩劫的历史悲剧重演！ 特别法庭宣告闭庭，宣判之日结束了。经历了严峻考验的中国人民，将在以法治国的大路上继续前进。 （19810126《人民日报》）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特法字第一号 公诉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检察员马纯一、王文林、王芳、王振中、王瀑声、王耀青、冯长义、曲文达、朱宗正、江文、孙树峰、李天相、沈家良、张中如、张英杰、张肇圻、孟庆恩、图们、钟澍钦、袁同江、敬毓嵩。 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押。 被告人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押。 被告人姚文元，男，现年四十九岁，浙江省诸暨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 被告人王洪文，男，现年四十六岁，吉林省长春市人。原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 被告人陈伯达，男，现年七十六岁，福建省惠安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现在押。 被告人黄永胜，男，现年七十岁，湖北省咸宁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现在押。 被告人吴法宪，男，现年六十五岁，江西省永丰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现在押。 被告人李作鹏，男，现年六十六岁，江西省吉安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现在押。 被告人邱会作，男，现年六十六岁，江西省兴国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现在押。 被告人江腾蛟，男，现年六十一岁，湖北省红安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空军政治委员。现在押。 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为被告人姚文元辩护； 律师甘雨霈、傅志人，为被告人陈伯达辩护； 律师马克昌、周亨元，为被告人吴法宪辩护； 律师张思之、苏惠渔，为被告人李作鹏辩护； 律师王舜华、周奎正，为被告人江腾蛟辩护。 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 特别法庭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是根据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９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成立的。这个决定规定本法庭的任务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对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日向本庭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 本庭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国家机构、军事机关，在本案中也包括上述机构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有共谋的犯罪行为，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已经死亡的林彪（原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康生（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谢富治（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叶群（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之妻）、林立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林彪之子）、周宇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本庭的职责是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刑事犯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本庭不审理各被告人的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其他问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犯罪事实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颠覆政府，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林彪确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方针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同年１月２２日，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５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述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政府、军队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他们确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地破坏了政府的机构，严重地妨碍了政府的工作，严重地破坏了人民公安保卫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控制了中共中央的组织、宣传部门和国务院的文化、教育、卫生、民族等部门的领导权；夺取了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权；一度“砸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夺取了一些军事机关的部分领导权。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谋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６年８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同年１２月，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从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１９６７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１１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的决定，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１９２７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１９２９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１９６７年７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康生同意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组织实施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的人身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３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彭德怀被折磨致死。１９６６年７月，康生诬陷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等人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同年８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龙的材料，１９６８年４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由于林彪、康生等人的诬陷，致使贺龙遭受监禁，被折磨致死。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３日，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叛徒”。１９６８年６月，黄永胜把诬陷叶剑英“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材料交给叶群。１９６８年８月，黄永胜和吴法宪捏造事实，诬陷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８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同年８月，康生又制造了诬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和诬陷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名单。同年１２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在这四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一百零三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五十二人，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七十六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特务嫌疑”。这些被诬陷的人先后都受到了迫害，其中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八人，国务院副总理十二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二十二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十四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六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十一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江青点名诬陷后，遭到非法关押，被打成重伤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企图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受他们的控制。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八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各级党政干部，以图夺取他们尚未夺取的部门和地区的领导权。１９６８年１月，康生等人诬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直接控制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各级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大批干部、民警，被他们迫害致死的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批干部。在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十三人遭到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刘仁、邓拓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上海市领导干部十二人遭到诬陷迫害，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张春桥直接操纵、指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拘禁、刑讯和捏造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大量冤案，在全国范围内煽动“打砸抢”，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１９６７年，康生等人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冤案。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黄永胜等人先后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和广州部队“反革命集团”冤案。１９６７年，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１９６８年，康生、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冤案。同年，由于康生、谢富治的煽动，使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冤案造成惨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下，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冤案。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和煽动而造成的冤案，使各级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大批干部和群众以及大批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的有：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马特等人，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叶渚沛、张宗燧、刘崇乐、陈焕镛、周仁等人，卫生界著名专家胡正祥、张昌绍、计苏华、陆瘦燕、叶熙春、李重人等人，体育界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著名劳动模范孟泰、时传祥等人，侨务界知名人士方方、许立、黄洁、陈序经、黄钦书、陈曼云等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民族团结，使各少数民族的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吉雅泰等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挑动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借此夺权和残酷镇压广大群众。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在全国开创了利用武斗夺权的恶劣先例。１９６７年５月，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制造了省革命委员会大院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同年８月４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都各自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它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又有尖锐的矛盾。１９６９年，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１９７０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林彪明知江青的野心决难得逞，但是要毛泽东主席支持自己提前“接班”是绝不可能的。因此，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早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１９７１年３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５７１工程”纪要》。３月３１日，林立果根据《“５７１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和七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同年９月５日和６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９月８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９月１２日安全回到北京。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谋杀计划失败后，林彪随即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他当时准备作为政变根据地的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八架，于９月１２日将其中的２５６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当晚１０时许，周恩来总理追查２５６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命令将该机立即调回北京。胡萍一面谎报２５６号专机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调回北京的命令；一面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行动的情况报告周宇驰。周宇驰随又报告了林立果。当晚１１时３５分和１３日零时６分，李作鹏两次向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下达命令时，将周恩来总理关于２５６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９月１３日零时２０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已经发现当时情况异常，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这时李作鹏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致使林彪、叶群、林立果得以乘２５６号专机叛逃。林彪得知周恩来总理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判断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１３日零时３２分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 ９月１３日３时１５分，在北京的周宇驰等人得到林彪外逃消息后，劫持３６８５号直升飞机外逃，被迫降。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窃取的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 林彪等人叛国外逃死亡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继续进行诬陷迫害各级领导干部的犯罪活动。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挥“梁效”、“池恒”、“罗思鼎”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１９７６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３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同年，张春桥指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同年，王洪文和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并且以此作为向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和地区进行夺权的根据。１９７６年３月至５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捏造事实，诬陷南京、北京和其他各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反革命”，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煽动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早在１９６７年８月，在张春桥审批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中，就提出所谓“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王洪文从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多次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你们可给我抓好”；“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要准备打游击”；要他们加紧发展“民兵武装”。江青反革命集团计划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己有的这支武装力量，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１９７６年８月，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林彪余党、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在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最不放心”，“这个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由他们所控制的武器仓库中发给“民兵”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９月２１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徐景贤汇报丁盛谈话和给“民兵”发枪的情况后，对徐景贤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９月２３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１０月８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所组织的武装叛乱的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点，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络。他们还调集和部署了“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１０月９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携带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１０月１２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钟定栋制定了取名为“捍一”、“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等人开会，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 本庭经过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十名主犯应负的刑事责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六名主犯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等六人已经死亡，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决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检察厅并决定，对江青等十名主犯以外的本案其他人犯，另行依法处理。（⑵⑶）本庭确认，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如下： （一）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１９６７年５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１９６７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１２月２７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１９７６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３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二）被告人张春桥，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者和自始至终的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１９６７年１月，张春桥说：“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５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张春桥伙同江青领导他们的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大量活动。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张春桥为了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１９６７年５月，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 在张春桥的指使、策动下，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上海市领导干部十二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曹荻秋、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诬陷华东地区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 １９７６年，张春桥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３月，张春桥指使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 张春桥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被告人张春桥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三）被告人姚文元，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姚文元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姚文元直接控制宣传舆论工具，长期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姚文元指挥“梁效”、“池恒”、“罗思鼎”等写作班子，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煽动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 １９６７年，姚文元积极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活动。姚文元参与诬陷上海市领导干部曹荻秋等人。 １９６７年５月，姚文元在济南参与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 １９７６年，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１月至９月，姚文元指使鲁瑛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１９７６年３月至５月，姚文元捏造罪名，诬陷南京、北京等地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反革命”，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煽动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被告人姚文元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四）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１９７６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五）被告人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陈伯达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陈伯达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１９６６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害镇压。 １９６７年７月，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８年，陈伯达多次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由于陈伯达的煽动，使冀东冤案造成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 被告人陈伯达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六）被告人黄永胜，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黄永胜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３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１９６７年６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阴谋陷害叶剑英为“叛徒”。１９６８年６月，黄永胜把诬陷叶剑英“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材料交给叶群。 １９６８年，黄永胜伙同吴法宪捏造事实，诬陷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黄永胜还诬陷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同年１２月，黄永胜诬蔑总政治部“招降纳叛”，积极参与林彪“砸烂总政”的犯罪活动。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８年３月，黄永胜提出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决定对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进行“审查”，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和广州部队“反革命集团”两个冤案，致使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副省长林锵云和文年生被迫害致死。 １９７１年９月６日，黄永胜向林彪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致使林彪下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主席，发动武装政变。 被告人黄永胜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七）被告人吴法宪，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吴法宪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１９６６年８月，吴法宪受林彪的指使，于９月３日写了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送给林彪。１９６８年８月，吴法宪伙同黄永胜捏造事实，诬陷罗瑞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在空军诬陷一些领导干部要“夺权”，批准关押、迫害空军干部和群众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部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组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联合舰队”。 被告人吴法宪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八）被告人李作鹏，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李作鹏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１９６８年４月，李作鹏诬陷贺龙等人“篡军反党”。李作鹏在海军点名诬陷迫害一百二十名干部。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１１时３５分和１３日零时６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１３日零时２０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被告人李作鹏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九）被告人邱会作，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邱会作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１９６７年，邱会作指使人窃取总政治部的档案材料，诬陷总政治部的干部，在林彪“砸烂总政”的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１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诬陷迫害了干部和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兴、王述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 被告人邱会作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十）被告人江腾蛟，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江腾蛟在上海参加林立果为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召开的秘密会议，被指定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９月８日，江腾蛟接受林立果传达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手令，参与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主席，并担任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在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计划失败后，积极参加林彪、叶群准备南逃广州的反革命行动。 被告人江腾蛟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杀人罪（未遂）。 上列被告人王洪文、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各自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江腾蛟在林彪叛逃的第二天，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揭发了林彪、江青等同案犯的犯罪事实。黄永胜供认了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姚文元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不承认是犯罪。张春桥不回答法庭对他的审问。江青破坏法庭秩序。 依照刑法对各被告的判决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 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审判员王文正王志道王战平甘英史笑谈宁焕星司徒擎曲育才朱理之任成宏任凌云刘丽英刘继光许宗祺严信民苏子蘅巫宝三李明贵李毅吴茂荪沈建张世荣张敏范之费孝通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 书记员郭志文黄林异 （文中小标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19810126《人民日报》） 火焰还在燃烧 火焰还在燃烧 ——访十五大代表刘英大姐 作者：纪希晨 刘英，92岁高龄的党代表。 刘英是出席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六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刘英，1925年入党的杰出的女性，走过一段漫长艰辛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历程。她的英雄业绩、高尚品格，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十五大前夕，我们捧着花篮走进大姐家。大姐说，她刚从医院检查健康状况归来。“我的身体很好噢！” 大姐虽是耄耋之年，看上去却像60岁上下的人。她走路身子骨挺拔硬朗，谈起话来声音高昂洪亮，满头很少白发，开朗的脸庞上没有明显的皱纹。这对一位饱经风霜和“文化大革命”灾难的老人说来，真是奇迹呵！ 我们面对面坐在张闻天同志遗像下的沙发里。我们问大姐对出席十五大有什么感想，她说：我高兴呀。从七大到十五大，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领导我们站起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富起来。”这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 大姐说，“七大的党代表，多是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十五大代表许多是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十五大是承前启后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姐离休前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记者问她对执政党加强党内监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有什么建议？ 大姐无限深情地说：“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他们没有看到今天。我是一个幸存者。这次，我要代表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包括代表他（她指着张闻天同志的遗像），向大会建议，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的监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在生命的晚霞里，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焰在她心中燃烧。一股按捺不住的活力，在大姐心里翻腾着。她说：“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两手都要硬’。纪检部门要来硬的。对大案要案要一查到底，不讲私情，不讲面子，按党纪国法来办。”加强党的建设，关键是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素质。大姐说，领导干部要加强轮训，深入基层锻炼，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记者问大姐，对老同志、老战士有什么希望？她说，老同志退下来，思想不能退，你是共产党员嘛。我收到许多反映情况和问题的信，转到中纪委去查，这就是发挥作用嘛。我希望老同志关心国家大事，永葆革命青春。 《人民日报》（19970910二版） 西邓小平在西南 邓小平在西南 作者：纪希晨 在无限悲痛的哀乐声中，往事的回忆一幕幕从眼前掠过。 1949年冬，我们山西《晋绥日报》的一批新闻骨干，奉命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 “新华日报回来了” 进军路上，11月23日，在湖南常德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邓小平同志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筹办西南局机关报的同志，并指示我们随二野三兵团向重庆前进。 11月30日重庆解放。由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原《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限令停刊，所以，12月10日，西南《新华日报》一创刊，“新华日报回来了”的欢呼声立刻传遍山城。 当时，我任《新华日报》城市组组长，曾在小平同志住处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对一些大事的决策。 12月底的一天，我按照通知，来到大溪别墅的一间小会议室。一进屋，心里一震，原来邓小平、张际春、陈锡联、阎红彦等七八位领导同志都坐在那里。 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将军们，如同仍在战地一样，穿着普通士兵的褪色黄军装，坐长条白木凳，围在一张没有油漆的长方木桌两边。我报告说，我是《新华日报》派来开会的。 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点点头，用手指着桌头的一个空位，让我坐在他的正照面。 油盐柴米和第一架飞机 这年，邓小平45岁。他推着光头，目光炯炯，安详地将双臂放在桌面上。 邓小平说，我们的前线部队正在向昆明、成都前进，大的战斗不会再有了。我们应该立刻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活。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举起双手扳着手指，述说着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米、布、煤、油折实牌价的数字。接着，他说：“那么，我们重庆，加上运费，每个物价折实单位，应该有多少米、布、煤、油呢？我算了一下，应该是……” 他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看到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pass（通过）！” 小平同志用手指指我，说，你回去汇报，《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油、盐、煤、米的牌价。 小平同志日理万机，雷厉风行，敏锐地处理一个个紧迫的问题。 这当儿，秘书进来，送给小平同志一个纸条。他看了看，高声地笑着说： “好了，好了，中央给我们送钱来了。从北京到重庆的第一架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 小平同志当即对在座的三兵团司令员、重庆市警备司令员、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同志下达指示： “陈锡联！” “有！”陈锡联应声立正站起。 “你马上派一个营的部队，押送钱款，向贵阳、昆明前进。今天下午6点出发，全部卡车都要架起机关枪！” 陈锡联立刻到另一间房子里打电话。几分钟后，陈锡联回来了，他立正向邓小平报告： “你的命令已部署完毕。今天下午6点×师×营，从海棠溪出发，车上全部架着机关枪，向贵阳、昆明方向前进！”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好，坐下继续开会！” “我历来注意团结” 小平同志在1989年11月20日二野战史座谈会上，谈到淮海战役中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时说： “团结很重要，我历来注意团结。我给上面写报告，始终是署名刘（伯承）、邓、陈（毅）；给部队发电报或命令，都是署刘陈，要注意内部团结，不要那个虚名。” 在西南，小平同志是团结的榜样和模范。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在成都外围会师的一、二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军队30万人。为欢迎在成都指挥作战的贺龙司令员来重庆，连日来，西南党政军机关为胜利会师进行深入动员。刘邓首长高度评价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的历史功绩，号召广大干部向贺龙学习。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50年2月4日这天，刘邓等首长亲率着机关负责同志到重庆远郊迎接贺龙。第二天，还专门召开盛大的欢迎晚会。刘邓维护党的团结的高度原则精神，深深教育了广大干部。 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对其他领导同志都非常尊重。他主持的会议充满和谐民主气氛。他心怀若谷，虚心听取意见，反复对比权衡，果断作出决策，从不突出个人。 大事如此，小事也这样。一天，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都讲了话。他在审阅会议新闻稿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话只作了少许修改，对自己的讲话却一笔划掉了，并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名字之后，新闻稿上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邓小平同志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我想，正是这种海一般的宽阔胸怀，团结鼓舞千军万马共同战斗。 邓小平同志热爱群众，热爱干部，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同志。进入大城市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但是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人，正如刘邓在1950年1月一次通知中说的那样，“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腐化起来……” 有的同志，一进城就喜新厌旧，闹家庭“改组”。有位来自山东的女干部，得悉丈夫闹“改组”，马上背着孩子，跋涉数千里，从山东来到贵州，又转来重庆，向西南妇联控告这个干部。小平同志知道后，愤慨地批评这类错误，并提到共产主义道德高度教育广大干部。对8位在生活上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七一”前后，在纪念建党29周年的日子里，西南机关深入开展整风学习。邓小平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的2万多人大会上讲话说，西南区的20万党员、60万解放军都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那些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而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从泥沼中解放出来。” 5月16日，西南区召开新闻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他鼓励说：“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在西南局关怀支持下，我们报纸对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通过典型，进行了批评，发挥了党报的战斗作用。 建设新西南 1950年元旦这天，刘伯承司令员在重庆庆祝西南解放大会上庄严宣告：解放西南的战役，已经在解放成都之后，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人民的新西南。 但是建设新西南应该从哪儿抓起呢？在千头万绪的紧迫事务里，哪一项是链子里的中心一环呢？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张际春、张子意等负责同志，连日在大溪别墅住地举行会议。 春耕时节到了。为调动广大农民恢复生产的积极性，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南减租暂行条例。它像春风吹绿大地一样，把幸福和希望播种到广大农民的心里。 在城市，为恢复惨遭破坏的工商公用事业，银行4个月贷款344亿元，扶助濒临倒闭的公私企业。政府并以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扶持公私企业。这一来，重庆的工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 5月的一天，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在住地召开会议，说，现在许多被破坏的工厂虽然开始恢复生产，经济生活和市场有了好转，但是尚未根本好转。我们还面临很大困难。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事俱兴。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成渝铁路了，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四川人民渴望了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小平同志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辉，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他望着李达、蔡树藩、孙志远、赵健民等同志，笑着说，人民解放军要由战斗队转化为工作队，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沿线还有小股土匪，军队一边修路，一边剿匪！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军区大操场举行了。会场庄严而朴素。主席台的土墩上，竖立着几根竹竿，悬挂着一面面贺幛贺旗。一阵阵的礼炮声，激起军工战士们嘹亮的歌声。天下起雨来。周士第副司令员讲话后，邓小平政委讲话了。邓政委光着头，穿件士兵的白布衬衣，迎着飘来的雨点，用高亢热情的话语，鼓动大家去进行新的战斗。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事业抓起。今天开工修筑铁路，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把事情办好，我们调出一部分军队参加修路，同志们是开路先锋！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顿时，口号声响震山城。军工战士列队出发了。这支英雄的钢铁队伍，一肩扛着步枪、机枪，一肩挑着扁担箩筐，唱着军歌，穿过市区向工地前进。千万居民涌上街头，含着眼泪，尽情地鼓掌、欢呼。 经过两年日夜紧张施工，全长503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了。邓小平同志当即挥毫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我从重庆到成都沿途采访。当贺龙司令员出现在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和宝成铁路开工的主席台上时，数十万人扬起鲜花、红旗的海洋里，久久响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 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开国一年在西南》的短文，回顾总结一年工作。 这一年，在西南消灭国民党军队、土匪200多万人。 这一年，在刘、邓、贺指挥下，向和平解放西南进行了伟大的历史进军。 这一年，涤荡污泥浊水，开创了西南人民的新世纪！ 小平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令人怀念！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