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实录 - xp1024.com
《渡江战役实录》


正文 序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在需要不断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追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对中国历史命运和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略性战役。

这几大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而且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对今天的人们无疑仍是不可多得的教材，仍具有重大的激励和教育意义。

渡江战役的扼要情况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逼近长江，蒋介石一面玩弄和平阴谋，一面加强长江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南进。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空前规模的渡江作战。4月20日晚20时，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分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发起渡江战役。中突击集团35万人在谭震林指挥下，首先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西突击集团35万人在刘伯承指挥下，在九江、安庆间实施突破；东突击集团在粟裕指挥下，在镇江、江阴间实施突破。22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退却。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接着，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江南胜利进军，5月3日解放杭州，22日解放南昌，27日解放上海。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强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并争取了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2万人起义。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3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湖北、福建3省部分地区，为进一步向福建及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基础。

这一战略性决战，距今已近60年，人们对其上述概况基本上是了解的，而对那些重要的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史料，或许并不完全清楚，诸如：毛泽东是怎样不允许“南北朝”历史重演的，李宗仁、蒋介石“谋和”究竟是真是假，斯大林是否劝阻过中共打过长江的计划，渡江前有没有对付美国出兵干涉的准备，国民党长江布防的重点是在南京还是在上海，“紫石英号”事件是咋回事，国民党守江部队为什么兵败如山倒……

这些细节和内幕对于人们去较详细地了解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熟识我军统帅高超的智慧、谋略及指挥艺术，感知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等，也许更有意义。故，本书以为名，选择一些人们也许不太熟悉的视点，作全方位的细致的描述。

本书侧重交代在这次战役中国共两党的斗争策略、战役决策、遣将用兵，特别是国民党军如何失败、人民解放军如何战胜的某些细节。当然，也并非是描写某些不能公开的内部秘密。

记叙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有半点虚假和随意。本书虽然采取的是纪实文学的笔法，但依据的都是有权威的史料，情节和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为此，我们参考了大量相关军史、战史资料和论著。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史料（附后）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正文 第一章 对峙长江

长江，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素有“天堑”之称。斗转星移，历史的车轮滚到了公元1949年初，是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后直逼长江北岸。而此时的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扶大厦之将倾，国民党一面要求与中共“和谈”，一面加紧布防长江，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阻止解放军过江，使其保持江南半壁，使中国重走南北朝的老路。然而，历史会重演吗？

回答肯定是不会的！因为，此时的中共统帅，已不是三国的曹操、前秦的苻坚了，此时的人民解放军也已不是曹军和前秦之军了。

<h3>两组令人振奋的数字</h3>

第一组数字是反映国民党的。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虽然还有204万人，但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胡宗南和马步芳的部分部队尚未受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打击，其余大多是新组建的，或是被歼甚至多次被歼后又拼凑补充起来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他们分散在西起新疆、东至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在经济上，蒋介石集团面临总崩溃的绝境。1948年轻、重工业比抗战前分别减少30％与70％，农村土地荒芜面积占耕地面积的近40％。财源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而财政收入仅及其支出的5％左右。特别是蒋介石下令将国库所存的黄金、银元、美钞全部运台，不久前取代“法币”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加速了金融崩溃。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国统区广大人民陷于失业、贫困、饥饿的深渊。

另一组数字是表明共产党的。

人民解放军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两年半的作战，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加到358万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218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有了一定规模的铁道、工程、装甲、通信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士气更为旺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国民党军都占有绝对优势。

同样还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一片兴旺景象。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了的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经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解放区，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日益畅通，财政经济有了增长，社会秩序安定，市场贸易活跃。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热情地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

<h3>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是自愿还是被“逼宫”</h3>

鉴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殆尽，大半江山丢失，眼看南京风雨飘摇，蒋介石焦头烂额，心灰意懒，国民党内各派及数个省份要求蒋介石下野。

这可能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了。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2日。

1926年蒋介石与夫人陈洁如

第二次是1930年12月15日。

此时的蒋介石回天乏术，但又不想就这么下台，同时，历来支持他的美国，此时对他也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何去何从？蒋介石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也如一团乱麻越理越乱。

早在1948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年底，华盛顿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均透露，白宫方面“与对外政策有关的人士”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美国国务院也一再放出风声，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增加援助。

为了搞清美国的意图，蒋介石除了派宋美龄赴美外，又派他的新闻局长董显光到美国，并派张群会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明里暗示希望蒋下台。

“戡乱失败”，“美援”又无望，战略决战又要灾难临头。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真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

蒋介石身陷绝境，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造逼蒋“下野谋和”的舆论。

12月24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邀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和平，“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蒋介石不予理睬。

12月30日，白崇禧再致电蒋介石，重申“和谈”主张。

李宗仁亦随即提出其“和谈”主张：

（一）蒋总统下野；

（二）释放政治犯；

（三）言论集会自由；

（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成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说：“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就在这前两天，即12月28日，南京，蒋介石总统府。

张治中、张群、吴忠信3人面带难色，望着背手而立的蒋介石。

蒋介石火气很大：“白崇禧是在‘逼宫’，他是和李宗仁串通好的。礼卿（吴忠信字），白崇禧在武汉说些什么？”

吴忠信欲言又止。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嘛，让大家都听听。”

吴忠信战战兢兢地说：“他说，非蒋下野不能‘和谈’，蒋应该让别人来谈‘和’。”

蒋介石转过身，心中的火气又冒出来了：“你们听听，这不是‘逼宫’，又是什么？”

张治中坐在一旁，他见惯了蒋介石发火的场面，对此既不感到惊讶，也不感到紧张，用他特有的平静劝蒋介石说：“总统，白崇禧是不是‘逼宫’，我不敢说，但这件事副总统并不知道。白是将电报拍给我和岳军（张群字）的，李副总统没有见到。”张治中说完，把目光转向张群。张群点点头。

蒋介石并没有由此消除对李宗仁的恼恨，他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萌生过干掉李的念头。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竟在盛怒之下，一脚把收音机踢翻，并说：“要不是行宪时期，简直可以枪毙李宗仁。”

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城府很深，他在私下里对人采取无情打击，但在表面上却仍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他对张治中说：“我想德邻（李宗仁字）不该如此着急，前几天我已让礼卿告诉他，我不想干了，让他出山，让他来应付眼前的局面。”

“今天的局面，都是他们搞的鬼。”蒋介石觉得最近半年，让他不高兴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战场上损兵折将，外交上失去美国的支持，现在内部又面临着一场危机，这一切把他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2月31日夜，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内张灯结彩，一辆辆高级轿车驶入。与西柏坡相比，这里的新年气氛要浓烈得多，但是人们的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新年的快乐。没有欢声，也没有笑语。

晚7时，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40多人应邀来到了宫邸。他们是来参加蒋介石举行的除夕便餐。

便餐很丰盛，但谁也没有胃口下咽。饭后，蒋介石向大家发表讲话，他的语调很低沉。蒋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又道：“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遭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两千多字的文告，张群一口气读完。接下来全场一片沉静。

蒋介石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没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匆忙地回答了一句：“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这时，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先后发言。他们不同意蒋介石下野，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谷说：“总统不能有下野谋和的意向，否则会对人心士气发生重大影响。”

他的话刚一落音，就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这些人要求蒋介石早日下野。两派立即展开了争论。见双方争论不休，蒋介石憋了数天的怒火终于冲天而出。他大声骂道：“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娘希匹，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蒋气得两只眼珠子都瞪了出来，他原期望在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的嫡系、他的心腹，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们不让他下台”的印象。

但是蒋介石失望了。白崇禧在武汉逼他，张轸在河南也通电要他下野，他鞭长莫及。现在竟有人当着他的面叫他下野，他岂能容忍。蒋介石恼怒地对张群叫道：“有关我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愤然离席而去，留下40位大员面面相觑。

第二天，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这一天，蒋在总统府“团拜会”仪式结束后，将李宗仁邀到一间休息室。蒋对李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字）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至此，蒋介石终于认识到，一方面，他如不下野，国民党内许多人不答应；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要大军压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在台上度日如年，倒不如退居幕后，以党领政。

1月4日，蒋介石将一切下野后的事都安置妥当，御驾亲征傅厚岗，当面拜访李宗仁，请李宗仁出来维持局面，以便自己“引退”。

李宗仁听说蒋介石到了，赶忙出去迎接。对于蒋的亲临，李甚感不安，过去总是蒋“召见”李，现在蒋移樽就教，似乎对李来说并非是一个好的兆头。

两人略微寒暄了几句后，蒋就直接把话题引到他的“引退”上面来。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展开了舌战。

蒋介石：“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李宗仁：“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介石：“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李宗仁：“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介石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宗仁：“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介石：“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李宗仁：“我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蒋介石：“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蒋此话道出了他的动机，原来他让李宗仁出来，只是要他作为一张缓和共军进攻的挡箭牌。

李宗仁：“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担此事的。”

蒋介石：“我支持你。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样紧。”

李坚持不答应，这一天的谈话没有结果。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找李宗仁谈话。

蒋介石：“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不干也得干。”

李宗仁：“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和我讲和。”蒋介石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李宗仁：“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鼓励李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李宗仁坚辞。

李宗仁之所以几次三番没有答应蒋介石，是因为他当时心中有几点顾虑。第一，他不知道蒋的真实意图，是完全撒手不干，还是让他临时应付一下，若是后者，李宗仁当然不愿干下去，他不愿充当蒋的替死鬼；第二，李宗仁得知蒋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果真如此，他在大陆还有什么前途；第三，面对目前的烂摊子，李宗仁确实感到无法应付，现在和共产党人和谈，只能是为再战拖延一下时间，不可能得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月6日，蒋介石总统府。

蒋介石疲惫地坐在椅子上。蒋经国走了进来。

“经国，光亭（杜聿明字）突围有什么消息？”蒋介石有气无力地问。

“没有消息。”蒋经国答。

蒋介石索性闭上眼睛，说：“凶多吉少，几十万大军，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尚且守不住，何谈突围？”

蒋经国：“父亲，照此下去，江北看来不保，退守长江能行吗？”

蒋介石：“长江也难守住。”

蒋经国：“那整个大陆岂不落入共党之手。”

蒋介石睁开眼睛，“不能轻易撒手，我们还有百十万军队，就让他们在大陆和共军打好了。台湾，只要有一些海、空军足可以守住，要不了那么多人。不过，如果李德邻能同中共和谈，拖到四五月份，长江汛期来临，那时中共再想渡江就很困难了。”

蒋经国自从苏联回国，跟在这位总统父亲身边，着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他仍觉得不能理解这位父亲。他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几百万军队，现在即将下野成为一介草民，可却能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蒋经国忍不住问：“即使共军几个月不过江，长江就能守住吗？”

蒋介石似乎来了精神，他站起身，边踱着步边说：“5月份之前共军若不渡江，则受长江汛期的影响，势必只能等到10月份以后。而到那时，我们的长江防线就会很坚固了。同时，我们后方的几个编练司令部还会提供100多万新军来加强江防。到那时，江南、江北，国共就要平分秋色了。”

“要是共军立即渡江，长江防线不保，那我们是去台湾吗？”蒋经国问。

听到这话，蒋介石喜悦的眼神立即化作凶光，他拿起靠在壁炉旁的手杖，使劲地敲打着地面，咬着假牙说：“到了台湾，我也要反攻大陆。”

正在父子二人谈论未来的时候，张群走进来。“总统，新华社对新年文告发表了一篇评论，听说是毛泽东写的。”

蒋介石：“毛泽东的文章？什么题目？”

张群犹豫，欲言又止。蒋经国见状，伸手取过报纸，一眼瞥见5个大字，顿觉舌头在嘴里打转。

蒋介石催促说：“说呀！”

张群说：“毛泽东文章的标题是：评战犯求和。”

听到“战犯”二字，蒋介石觉得有一口气憋到了心里。好在他几十年来，受过的打击也不少，所以能将满腹的气恼藏于心底，表面却很平静地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经国，念念毛泽东的文章，听听他怎么说。”

蒋经国念道：“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

念了一会儿，蒋经国抬头看看蒋介石，没见他有什么反应，就又念道：“‘军队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子，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

毛泽东逐一批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中的论点。最后，毛泽东在文中说：“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蒋介石表面没露声色，但他心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他对毛泽东的戏骂很是气愤，默默地在心里回骂着“娘希匹”。同时也为毛泽东在文章中，把他的想法一一说破而感到既钦佩又恼恨。

室内异常沉静，也不知过了多久，蒋介石开口了，他对蒋经国说：“你同苏联人比较熟，能不能和他们联系一下。”

蒋经国说：“父亲为何此时要同苏联人打交道？”

蒋介石说：“美国人已经靠不住了，我想了解苏联人是什么想法。”

蒋经国答道：“明天我就去找一下罗申。”

蒋介石又说：“叫礼卿过来，让他给白崇禧发电报，就说我同意他的和谈倡议。”

蒋介石度日如年，每天寝食难安。

1月9日，他得知杜聿明已大部被歼，更加心神不定。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3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商讨能否运用外交促进和谈到来，蒋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他们施加影响。但是，因为美国希望早日见到蒋下台，对吴的建议婉言拒绝，苏、英、法也仿效美国的态度。蒋介石的这一努力又告失败。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在声明中表明，毛泽东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共产党所列战犯名单上，共有战犯40多人，蒋介石排在头号。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无法继续把持总统之位。但是，他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会硬撑下去，决不愿在别人的强求之下，不光彩地下台。

<h3>蒋介石的“下野会议”与伤别金陵</h3>

1月17日，李宗仁见蒋仍无明确公开下野之意，即派特使飞赴武汉，约白崇禧共同准备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要和谈，蒋就必须下台，这一点蒋很清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蒋希望出现一次和谈的机会，以摆脱他的军事困境，强化长江防线，实现“划江而治”，所以他才最终决定下野。

1月19日，蒋于总统府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治中、张群、吴忠信、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人参加。

这个“御前会议”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蒋介石的“下野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蒋一个个地问，当问到刚上任的行政院院长吴铁城时，吴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要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

蒋原希望他们挽留他，最起码也得说几句宽慰的话，可现在他们竟以沉默来抵制。蒋感到怒火中烧，就把一肚子的气发到吴铁城身上，对吴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大门了！”

陈立夫跟随蒋很久，此时他眼泪汪汪地说：“总统……”

蒋介石不愿意再听他们说些没用的话，猛然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方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的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说完，蒋就离开座位。

1月21日，蒋介石总统府。

上午10时许，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云集蒋官邸，参加紧急会议。会场一片沉寂，空气极为凝重。

蒋首先发言，他的语调很低沉，充满了悲伤。他在对目前的局面作了详细分析之后，最后说：“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陷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之时，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

蒋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等蒋说完，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

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起立忍泪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摇摇头：“不可能了，我决心已下。”

说罢，蒋介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个字罢。”

在四周一片呜咽声之中，李宗仁没有把文稿看完，就不假思索地在上面签上了名字。他哪曾想蒋介石在此时还对他留了一手，为他布好了一个陷阱。

大家见蒋下野已成定局，就将话题转到今后的和谈问题上。可蒋不愿再听这方面的讨论，没有多久就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起身，恭敬地问蒋：“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去送行。”

蒋说：“我下午还有要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已走向门外。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从人群走出，喊道：“总统！总统！”

“什么事？蒋介石稍作停留。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向后一摆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快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下，慢慢地走回。众人见状，黯然离开。

蒋介石从总统府出来，驱车来到中山陵，一步一步地爬上高高台阶。蒋面孔严肃地站在孙中山陵前，默默无语，心中万分悲伤。

出来的路上，蒋对身边的人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告别中山陵，蒋驱车到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杭州。在飞机起飞后，蒋令驾驶员绕南京城上空盘旋一周。望着机翼下古老的石头城，蒋似乎从“金陵春梦”中醒来。然而，此时已经太晚了，蒋介石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南京。

<h3>蒋介石“隐退”后至少从三个方面继续掌控大权</h3>

首先在人事安排上，蒋介石任命了大批心腹、亲信执掌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东南、西南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

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

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方天为江西省主席；

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

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使南京直接置于汤恩伯的控制之下。

其次在经济方面，派蒋经国“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介石还面见俞鸿钧等。俞奉命将国库价值5亿美元之巨的黄金、白银、外汇移存台湾；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

再次，在军事方面，“独自研讨津浦以及长江北岸之布防”，“决定将北平各军，由空运撤至青岛”，并定于1月13日“开始实施”，因遭傅作义拒绝而未能实现；还拟出一份利用“和谈”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个师200万人的计划，以便卷土重来。此外，还在溪口设置了大功率电台和通信网，以便在“引退”后遥控指挥。

就在平津前线解放军首长同傅作义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这一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先后“约宴”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以及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即席报告决心‘引退’，并出示同李副总统之联名宣言。”称“战争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以万一。”

于是，在“行宪国大”当选总统刚满9个月的蒋介石，就此“引退”了。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回到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

但他仍然牢牢地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控制着党政军大权。他仍然在竭尽全力地与毛泽东进行在大陆上的最后较量。

<h3>毛泽东深情撰写新年献词</h3>

1949年元旦就要到了，毛泽东想起了答应过新华社，要为他们写一篇新年献词。

毛泽东从西柏坡村边回到了办公室。

毛泽东住的院子有两间北房。里间大约有16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通的外间稍微大一些，约有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和一张藤椅，墙上挂满了地图。

回到办公室后，毛泽东面对无数次凝视过的地图，点燃起一支香烟。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回顾中国革命的漫长历程，现在终于彻底改变了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渐渐地，毛泽东顿觉文思如泉，转身坐到地图对面的书桌前，掐灭香烟，提笔饱蘸浓墨，挥笔疾书。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一口气写下近千言，对两年多的战争历程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出，然后他写道：“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笔走龙蛇，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个小时。打量着厚厚的一沓文稿，他想，该告诉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将做些什么。

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些什么呢？

毛泽东搁下笔，抬头凝视地图。这张地图曾经激发起毛泽东无数的灵感。地图上，蓝色圈圈已经不多了，剩下的一些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在毛泽东眼里，长江不能成为分界线！

身为战略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鲜明地提醒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着名的警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写完一沓文稿，毛泽东搁下笔，点燃一支香烟，又一次凝视起墙上的地图，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大部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将是解放长江以南的广袤国土。

毛泽东在献词里宣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h3>毛泽东早在1947年7月就提出了渡江作战的构想</h3>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示意图

最早在1947年7月，毛泽东就提出来了渡江战役的战略构想。1947年下半年，当他在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就考虑到将已经进入鲁南作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两个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陶勇，因此也叫叶纵、陶纵）渡过长江，直出闽赣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把战线进一步推向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

这年的7月23日，军委在《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的电文中提出，在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南渡黄河挺进豫陕边的同时，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留置山东（包括鲁西南）“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另以叶纵陶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进行整补和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为了加强这支部队出击后的领导，毛泽东还提出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组成东南分局的设想，要华东局考虑。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是毛泽东独具匠心地布下的棋局，它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全局中最关键的一着棋——向大别山地区挺进的刘邓大军，虽有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力量仍嫌不足，在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还有被迫撤回的可能。

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在8月6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和8月7日致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决定由陈毅、粟裕立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包括第一、第四纵队在内的华野6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进行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作战任务。毛泽东估计，在刘邓大军向南跃进时，国民党军必然会以重兵追堵。在这种情况下，陈粟西线兵团立即尾随敌军南下，就可以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有效地掩护刘邓大军的挺进并在大别山地区立足生根。此电实际上暂时改变了7月23日要叶飞、陶勇率第一、第四纵队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随后，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停止执行第一、第四纵队渡江南下闽浙赣之计划。

毛泽东对他经过缜密思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执着地认为，只有适时地和有步骤地把战线向蒋介石统治区推移，使人民解放军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于对方，才能使新解放区逐渐扩展，使得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逐步跃进和巩固，最终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根据战局的发展适当调整陈粟大军的作战部署后，还多次致电刘邓、陈粟，要他们继续准备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适当时机渡江南进，吸引部分国民党军从中原地区转援江南，以利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

1948年1月上旬，从中原前线赶赴陕北中央的陈毅，同毛泽东在杨家沟见面了。这是他们随着抗战胜利而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在同陈毅谈到1947年7月以来的全军作战行动时强调：我军作战的性质已不再属于“自卫防御”，而是一种“革命的进攻”，是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蒋管区、以求解放全中国的作战行动，所以叫“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已处于防御地位。黄鹤一去不复返，他要回到战争初期那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毛泽东在与陈毅的交谈中，又一次说到南渡长江的问题。

当时，刘邓、陈粟、陈谢3军挺进中原，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卧榻之旁赶走。1947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展开大规模“围剿”。大别山地区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处于胶着相持的状态。

怎样打破这种僵持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陈毅最初商定的南线3军在3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军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晋冀鲁豫南下的3万新兵到达以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以粟裕所部并指挥陈谢军在二、三、四3个月内，在中原地区寻求打几个中等规模的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他们还设想以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两个纵队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这两个地区活动的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抽调一部分力量向东。“3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1月26日，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把这个战略构想传达给刘邓、粟裕和陈谢等。

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毛泽东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毛泽东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1948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

这是1948年的1月27日。

中央军委电示粟裕：“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有3个方案……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1年之久，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电报上还说，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

阅完电报，粟裕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中央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对中原战场、华东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于是，粟裕一边与陈士榘、唐亮等商讨部署，一边将军委的指示迅速传达到部队。

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于1947年8月22日，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垣曲、济源间及茅津渡江以东地段，强渡黄河，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地区。转战两个月，先后解放县城10余座，歼敌4万余人，完成了在豫陕鄂边区的战略展开。

这是我军在灵宝外围进行战斗

时隔三天的1月31日，粟裕给军委回电，汇报了研究贯彻军委指示的意见和部队的状况，并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即将叶、王、陶纵队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两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

粟裕还建议：将目前在中原的3支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散（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3个地区寻机歼敌，争取在短期内打几个歼灭战，取得较大胜利。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及技术上对敌人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以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对于渡江路线，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熟悉，渡江后主力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并致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

“（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3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2万补充叶王陶3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至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三、八、十、十一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h3>中央五大书记与前线两位老总笑谈渡江</h3>

1949年元旦前夕，两辆沾满泥浆的吉普车从淮海前线一直向西柏坡开来，车上坐着的是两大野战军的司令员。

车停在一座大院前。车门打开，刘伯承和陈毅走了出来。他们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整整衣服，谈笑着向院里走去。

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非常热闹，俩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推开了门，只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个个谈笑风生。

刘伯承、陈毅一走进大门就说：“来晚喽，来晚喽。”

众人纷纷起身，互道问候。毛泽东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等着你们来谈谈渡江作战的打算呢。快坐下吧。”

二人入座后，朱德说：“伯承，陈毅，我们刚才正在谈论，打完淮海后，你们下一步怎么办？二位对渡江作战有什么考虑？”

刘伯承扶扶眼镜，慢慢地说：“总前委5个人已经研究过了，一等吃掉杜聿明，大部队就可以向南开进，准备渡江。现在就是时间紧一点，部队很疲劳，需要抓紧时间结束淮海战役。”

“让你们晚一点消灭杜聿明，主要是考虑到平津方面，打早了，傅作义就有可能逃跑。”毛泽东笑着说。

“这一点我们明白。”

周恩来坐在一张旧沙发里，这时将身子向前倾了倾，问道：“你们对渡江作战有什么具体想法？有问题吗？”

刘伯承说：“在军事上不存在什么大问题，与挺进大别山那时相比，我们这次非常主动。”

陈毅笑呵呵地说：“我看得天下没有问题，”说完这一句，他的脸色又认真起来，“可是，治天下有点难。今后向南发展，解放的土地和城市多了，看来缺少接管地方的干部。这一点请中央尽早考虑，给我们准备一批地方党及军区的配备。”

“陈老总不必担心，打下地方，总会有人去管理的。你就可以管理嘛！”刘少奇在一旁说。

毛泽东接过刘少奇的话，对陈毅说：“等上海解放了，让你当个市长怎么样？”

陈毅说：“有伯承，让他去吧。”

“伯承还有南京嘛。”朱德笑着说。在中共军事家的眼里，似乎南京、上海已在掌握之中。

毛泽东弯腰从面前的火盆里取出一块红炭，点燃香烟，说：“我们是一定要打过长江去的，中国不能成为‘南北朝’，不能分裂，分裂就要受外人欺负，要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大家都没有说话。毛泽东抽了两口烟后，继续说：“到南方去作战，我们有不利条件：那里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叉腰，右手夹着香烟，走了几步说：“可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啊！比如，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高的威信；南方有许多老革命根据地，现在又有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刘伯承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听毛泽东讲话，见主席此时稍有停顿，就问：“主席，美国有没有可能出兵？”

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毅

没等毛泽东回答，陈毅抢先说：“美国鬼子出兵，我们也不怕。”

毛泽东思虑一会儿，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说：“我们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并同我们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这一种计算现在不要放弃，否则事变万一到来，我们就会手足无措。”

毛泽东将语气缓和下来，接着又说：“不过，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合法的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坐着，这时却说：“苏联人对我们渡江作战好像不大赞同。”

毛泽东一时没有说话。

刘少奇说：“据说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再打下去，罗申大使还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来往频繁。”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去管他们，我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h3>大将军粟裕面对渡江是如何想的</h3>

淮海战役刚结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粟裕便把眼光落在了长江之上。

“要进行渡江作战了”，粟裕心想。去年底，刘、陈两位老总去西柏坡前，总前委5个人第一次聚到一起，粟裕见到了井冈山分手后，17年没见面的刘伯承。在那次总前委会议上，他们研究的已经不是淮海战役的问题，而是何时进行渡江。

粟裕想：“主席对渡江作战非常重视，等两位老总回来后，一定要开始进行渡江的准备。”想到渡江，粟裕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将近一年之前。

那是1948年三四月间，粟裕在接到中央电令他亲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一直在思考渡江作战问题。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解放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

当时，粟裕认为渡江有许多不利因素。“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解放军实施围追堵截。而解放军则远离其大后方根据地，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将无力攻取大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

对这种情况，粟裕有着亲身体验。早在1934年，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当时粟裕任参谋长。抗日先遣队一路转战闽浙赣，行程2500多公里。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已减员二分之一。

粟裕把他的想法电告了中央，中央和毛泽东对粟裕的建议很重视，立即来电要陈毅与粟裕两人前去阜平县城南庄一商渡江之事。当时，粟裕很紧张，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大胆”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城南庄，毛泽东对他说：“粟裕，你‘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歼灭战’的想法很好，再具体说说。”

粟裕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几个月来反复考虑的各种情况。他说，在中原地区，可以大量歼敌，诱使敌人同解放军进行决战，这样就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为而后的南下作战创造条件。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听了粟裕的报告后，当即进行了研究，最后同意了粟裕的方案。

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一听此话，感到非常突然，连忙再三请求：“主席，华野没有陈老总不行，我们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您还是让陈老总回华野吧！”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

“陈老总，您还是回华野吧。”粟裕望着陈毅说，他希望能得到陈毅的支持。

陈毅说：“我把一切交给党了，党叫干啥就干啥。”

最后，粟裕一再请求：“主席，陈老总人走可以，但要保留他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沉思会儿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也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陈毅走后，你就任华野的代司令员代政委。”

自此后，粟裕指挥着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在中野密切的配合下，把国民党的100多万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想到此，粟裕如释重负。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渡江作战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粟裕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地图，准备渡江作战的方案。他在心里说：“刘、陈两位老总一回来，渡江作战就要拉开序幕了。”

在此之前，粟裕已经三过长江，两次由南向北，一次由北向南。向北，是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寻求发展；向南，则处于主动，实现发展。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黄桥驻军发动进攻，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

这是参加黄桥反顽战役的部队（骑马第一人陈毅，骑马第二人粟裕）

粟裕的第一次渡江是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想把江南新四军赶过长江，赶到敌后，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江南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的新四军军部率领，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

1940年3月，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18个团的兵力，切断了两支部队的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但是，项英却没有认识到此种局面的危险，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在此种情况下，陈、粟眼见皖南、苏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他们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两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之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两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山区全军覆没。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太平洋岛屿，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而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然没有组织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率领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要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使这么多人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

粟裕考虑再三，只得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向江边挺进，终于在傍晚赶到了江边，在离江不远处的小村宿营。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条件不利，所以日军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

12月27日晚，粟裕率几千人乘小木船渡江，但是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队，天就亮了。好在新四军稳住了十几名厂警之类的地方武装，日军没有发觉，28日晚，后续1个营仍然利用这个渡口安然偷渡成功。

粟裕的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距上次南渡约10个月。

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形势逼人，必须争取先机。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

此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蒋介石不断加强对苏北、山东的进攻，迫使粟裕领兵逐渐后撤，一直退到了黄河以北。

但是，粟裕以空间换取了主动，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鲁南大捷、豫东大捷、攻克济南等一系列战役的大胜。这样，粟裕领兵又打回苏北，一场淮海决战，终于将蒋介石在江北的主力歼灭光，他将再次渡江作战。

第四次渡江作战更困难了，粟裕面对的长江不仅仅是敌人的封锁，而是具有纵深的防线。偷渡不行了，只能强攻，与敌人展开决战。这次南下渡江作战，将是他最后一次渡江作战，因为这一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h3>为什么说李宗仁代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h3>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无奈又极不情愿地让李宗仁代他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李宗仁的上任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而已。这一是因为蒋介石下野时并没有把实权交给他，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二是李宗仁历来就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两人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系其他反蒋派“逼宫”，迫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被蒋介石打败，盘踞广西一隅，伺机再起。1930年冯玉样、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势加入反蒋联合阵线。但由于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彻底失败，桂系又缩回广西。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记中央。然而，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此起彼伏。尤其自1948年3月到5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以后，二者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认为，李宗仁若选为副总统，对他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在对中共战事节节失利的局势下，桂系大有伺机取而代之的可能。蒋介石对黄埔一期学生贺衷寒说：“你们要知道，自从李宗仁决定竞选之后，这件事对校长（蒋自称）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你们一定要明白校长的苦心啊！”因此，蒋介石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李宗仁。他先指派于右任、居正、吴稚晖、张群、陈果夫、孙科、吴忠信等一帮国民党显要人物一齐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毫无效果，李宗仁仍坚持己见。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拉下脸面亲自找李宗仁谈话：

“德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虽然心里愤愤不平，但蒋介石还是调整了一下心情，尽量使口气平缓一些。

“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李宗仁一改过去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这回，连讲话的口气都变了。他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求，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能当选吗？”蒋介石说。

“这倒很难说！”李宗仁恼火地甩出这么一句。

“你一定选不上！”在国府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用这种态度讲话，蒋介石显然动怒了。

“你看吧！我可能选得上！”李宗仁不客气地反驳。

“你一定选不上，一定选不上！”他满面愠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宗仁也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上！”

蒋介石哪曾受过这种气？他气得喘着粗气来回走个不停，“哼……”

一直到自己的房间，蒋介石嘴里还在不停地大骂：“混账！娘希匹。”

1948年4月29日。南京总统府。

5月20日，举行新科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着装上，蒋介石巧妙地将了李宗仁一军

这天是副总统选举的日子。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内早早打开了收音机，紧张地守候在旁边。收音机正在播送选举的情形。蒋介石呷了一口咖啡，立即放下杯子，屏息静听收音机里女播音员那嗲声嗲气的广播。当收音机里播出李宗仁获胜的消息时，蒋介石怒骂一声“娘希匹”，随即站起身，抬起脚，只听“啪”的一声，便将收音机踢翻在地。

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接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当21响礼炮响过，典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穿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服装，着中式长袍马褂，显得非常庄严、斯文。而身穿军服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蒋介石的身旁，活像个大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难堪。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视桂系为国民党内部对他威胁最大的势力。

出于打击桂系势力，1948年6月1日，蒋介石突然免去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吃酒看戏，拒不到武汉就职。桂系内部也因此发生混乱。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板着面孔对程思远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黄绍竑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对黄便冷落起来，重要的会议和宴会都没有黄的份了。1948年的端午节，蒋介石夫妇与长公子经国设家宴，只邀请了3位客人：张群、吴忠信，另一位竟是黄绍竑。席间，素不饮酒的蒋介石举杯向黄绍竑敬酒，这使黄很诧异。饭后蒋介石对黄绍竑说：“想请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去劝劝健生（白崇禧号）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蒋介石进一步又讲：“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黄绍竑答应了，于是蒋介石派专机由蒋经国陪同黄去上海。

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是很能打仗的将领，在党国危机之际，他还是要利用桂系的军事力量来助他“剿共”。

黄绍竑在上海对白崇禧费了一番口舌，将其说动了。黄绍竑说的大意是：你与李宗仁都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岂不等于做了蒋介石的笼中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正可掌握一些军队，尤其要抓回广西的军队。武汉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逼蒋介石下台，届时李宗仁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桂系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白崇禧这才走马上任，去武汉做握有5省军柄的“华中剿总”的封疆大吏去了。果然半年之后，就发生了白崇禧通电胁迫蒋介石下野，重演了1927年桂系逼宫的故事。

1949年1月21日下午，李宗仁从蒋介石邸参加完紧急会议后回来，一直在客厅里踱步。累了，他就稍坐片刻。李宗仁感到此时肩头有千钧重担，背负着整个国民党的兴衰存亡。

他想：“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又想起在北伐时，他率国民革命第七军强渡汨罗江，进逼贺胜桥，直捣吴佩孚老巢武汉，继又攻打孙传芳。他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能接受吗？”

是“战”？是“和”？是“降”？李宗仁的头脑里被这3个字搅成一锅粥了。

“战”必败。李宗仁对战没有信心，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解放军三大战役取胜，攻无不克，势如破竹，锐气正盛，长江怎能阻其南下的气势。

“和”不了。军事上没有平等对抗的实力，不可能达成与己有利的和平局面，要“和”只有“降”。

然而，“降”不得！中国的传统，历来对降将鄙视万分，“不成功，则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都是祖训。

李宗仁瞻前顾后，感到无法收拾这一残局，也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李宗仁稍微定下心神，准备赴汤蹈火，冒死不辞之时，张群打来电话：“德邻兄，总裁走时留下一个文告，他说让你过目后发表，你看我是否现在过来。”

“不必了，还是我去你处吧。”李宗仁说。张群是蒋的心腹，为了拉拢他，李宗仁屈尊驱车前往张群住宅。

文告不长，只有400多字。李宗仁坐下细看全文，觉得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遂放下文告，对张群说：“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之词，与总统允诺我‘继任’大有出入。”

张群拿起文告说：“文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对这一句有不同意见，他说：“我认为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字，蒋是让我‘继任’，而不是让我‘代行’。”

张群说：“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要求明确写上‘引退’或‘辞职’。”

李宗仁反驳说：“宪法第四十九条说：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责。蒋先生这里只引用该条款的下半段，恐多有不妥，我这样上台名不正，言亦不顺。”

“德邻兄，现在时事如此，还苛求什么名正言顺。”张群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李宗仁坚持不同意文告中的条款：“名不正，言不顺，我怎么行使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我都无法贯彻主张。当然，蒋先生这样做，也许是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让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

张群辩解说：“总裁不是这样的人。”

李宗仁轻蔑地一笑，表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说：“那也未必。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宪法第四十九条，‘缺位’与‘因故不能视事’有着本质的区别。缺位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应由副总统继任，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则副总统便是代行。所以，我认为应该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说：“德邻兄，你怎么咬文嚼字起来了。这样吧，我们将司法院长王宠惠找来，听听他的意见。”

见无法说服张群，李宗仁心想让王院长来也好，他从法律角度出发，说话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为了让这件事有一个公断，李宗仁又让吴忠信、张治中也来了。

三人迅速赶到后，王院长根据宪法程序，解释说：“此文告确有不妥之处，如不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没法，只好给已去杭州的蒋介石打电话，请求蒋介石处理。

蒋在电话里对张群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吧，直至他满意为止。”

李宗仁见此，认为事情已经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不禁为自己胜了第一个回合而高兴。

可是第二天，各报都发表了蒋介石的文告。李宗仁在家里拿着登有文告的报纸大发雷霆，因为报上的文告仍是原样，并没有改过。

更使李宗仁气愤的是在蒋介石的文告旁边，还有一份以他名义写的文告。这份文告就是昨日在充满哀伤的气氛中，他没有来得及细看，而草草签字的。文告中写道：“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鹰兹得任，曷胜惶恐。……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

图为总统官印，是总统权力的象征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

文中一口一句“宗仁”，还说什么“代行总统职权”，“不容辞谢”等等，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有意安排，着实让李宗仁觉得可恶。

这天夜里，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面两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民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大印，而李宗仁却对此一无所知。

李宗仁看到该通令后，立即把吴忠信找来，气愤地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然顶撞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宗仁冷冷地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李宗仁气恼已极。即使他只是个“代总统”，也没有政府的秘书长不听他话的道理，没想到吴忠信竟拿蒋介石来压他。

吴忠信也不怕这位“代总统”，他并不想占着这个秘书长的位子。他当秘书长只是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扶李宗仁上台”，现在任务完成了，他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解释几句，以免李宗仁把账算到他的头上。他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吴忠信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这里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身边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以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

李宗仁无话可说。看来他在同蒋介石较量的第一回合中，不但没有取胜，反倒成了蒋手中的玩物。

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儿戏，他一边辞掉国民政府的总统，一边又挂出国民党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介石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但仍主持中常会，凌驾于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空头的名份，其实并无指挥全局的权力。

<h3>渡江前是否有应对美国出兵干涉的准备</h3>

在第二次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美国都是国民党军队的最大支持者。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特别是在三大战略决战中，美国都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积极支持者。我军渡江跨海作战既无装备又无经验，而美军则有更多的优势，加上它一贯支持蒋介石，那么，在我渡江作战中，美国是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呢？我军是否有应对美国干涉我内政的准备呢？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并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对华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扶植蒋介石政权作为其在远东的统治工具，并通过军事经济援蒋而深深卷入了中国内战。据美国政府供认，自抗战胜利至1949年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发表，美国一共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2254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这里并不包括遣送日俘、美国海军陆战队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等方面给予的援助。美国明知蒋介石政权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却仍然助纣为虐，这就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历史的发展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宣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在此形势下，美国为挽救蒋家的覆灭并维护其在华利益，会不会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这是中共中央必须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其《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道：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臭了，比在西欧还臭。但我们有些人怕的心里并未解决，看不见的东西就怕，国民党即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吓人。这还需要继续解释。这几年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政策不乱搞，不损害侨民，他就没有借口……

罗荣桓：“美国这时可能在青（岛）、沪（上海）、穗（广州）增加陆战队，暂观风向。这在部队中是必须回答的，但很难回答。”

毛泽东大手一挥：“很希望美出兵30个师，每师15000人，我歼灭之，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帮助很大。美兵不会较杜聿明为凶！”

罗荣桓：“沈阳解放，普遍发生偏安思想，甚至连关内去的干部也有这种思想。入关后即说，打了国民党，还有美国。这是对于树立必胜信心及世界民主力量和美国不可怕的系统宣传不够。”

毛泽东又说道：“现应宣传准备美出兵30万，我再消灭之！”

至此，我准备渡江的大军，不仅有做好打倒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做好应对美国可能军事干涉的准备。

<h3>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和谈问题由意见分歧到一致的过程</h3>

众所周知，斯大林是作为继列宁之后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首领，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有着不解之缘。他与毛泽东之间确有一些恩恩怨怨。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曾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那时的斯大林，几乎成了美蒋的说客，在中共眼里的形象并不十分光彩。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心中国内战会破坏雅尔塔格局，导致美国卷入，危害苏联的既得利益。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英、苏就在雅尔塔把中国一分为二：长城以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为尊重对方的利益，美苏达成默契——由美国说服蒋介石承认苏联在华攫取的权益，苏联则同意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由国民党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组成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负责说服中共加入。据此，美国于战后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使苏联得到了在雅尔塔交易中应该得到的东西。斯大林也履行诺言，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刚一签订，斯大林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对蒋谈判，不仅周恩来要去，毛泽东也要去。这就难怪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不许革命”！

然而，美苏战时的同盟关系很快结束，代之以激烈的竞争角逐！当乘坐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主权要求在大连登陆时，苏联怀疑美国要染指中国东北，遂开始改变对美蒋的态度，并以大连是国际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此后，随着苏联要求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合作遭到拒绝，美苏冷战的开始，斯大林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冷战开始后，马歇尔的援欧计划及美国大力扶植希腊和土耳其的政策，使苏联在欧洲和中亚疲于招架，东边美国又企图在对日和约上挑起事端，苏联很希望能在远东找一个帮手。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使苏联看到了希望——中共是其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

为此，从1948年开始苏联加大了对中共支援的力度。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苏联除了增加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额、掩护中共在大连地区的发展、援助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外，还派出了以茹科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携带设备，帮助修复铁路和桥梁，做到“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有力地保证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对于苏联帮助中共的目的，莫斯科给苏军远东马加纳罗夫中将的电报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以任何代价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因为“这对于我们确立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从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

共同的利益将苏联和中共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从听从美国对战后中国的政治安排，承认蒋介石是具有统一中国之资格的唯一领袖，到联合中共对抗美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固然是苏联全球战略的需要，对中国革命也不是坏事。但对中苏两党来说，其中的是非曲直，斯大林总得有个说法才是。对此，斯大林的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公允。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讲：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苏联的看法，但他们回到中国做起来就满不是这回事了。他们集结了力量，组织了军队。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正在打垮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至此，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战后初期的这段恩怨，在后人看来应该就此了结。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战略决战后，中共的战略方针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再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与国民党搞什么和谈，以免革命出现曲折。为此，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战犯名单；194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月5日，针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拒绝了蒋介石的和谈要求；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这一系列重大步骤，足以证明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闭幕两天，即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莫斯科发来了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电报。

原来，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将请求出面斡旋国共和谈的照会递交美、英、法、苏驻华使馆后，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这一照会发回国内。

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说：

苏联政府在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关于要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冲突的照会。从所有的情况看，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美国授意的。南京建议的目的是想向世人宣布，他们是希望和平的，而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则说明它是好战的。对南京政府的照会，我们想作如下答复：苏联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解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中共是否愿意接受苏联调停？南京政府需要首先征求中共方面赞同苏联调停。如果南京政府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共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但内战不是由中共挑起的，南京政府必须承担战争的责任；中共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中共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共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中国内战的国家不能居中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有两点意思是清楚的：第一，中共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第二，谈判必须由国共双方直接进行，不要任何外国人参加。至于有没有隐含第三点意思，即如果中共需要外国人居间调停，苏联乐意为之，但美国绝对不能参加却颇耐人寻味，也是最容易产生歧异、引起误会的地方。

为了把电报的意思说清楚，11日斯大林又向毛泽东发了补充电报：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南京政府意见的答复，旨在阻挠和谈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国民党是不会和谈的。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估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谈，国民党反而变成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日的和谈阴谋将被戳穿，而你们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了。

斯大林10日的电报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毛泽东于12日致电斯大林：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的照会应这样答复：“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现在我们倾向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为使中国人民尽快得到真正的和平，南京政府要无条件投降。如果进行和谈，同邵力子等人建立联合政府，将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我们的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混乱，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在目前形势下，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这样，是否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成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分歧的焦点。斯大林就此于14日致电毛泽东：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并不是想与中共实现和平，而是要求暂时休战，以获得喘息，进而整顿军队，加强长江南岸防御工事，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定，袭击人民解放军，并将谈判破裂归咎于共产党。然而，同诚实的人打交道直言不讳是好的，但如果同政治骗子打交道直言不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共产党把和平的旗帜交给了国民党，并可能为美国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就像1918—1921年西方14国对俄国的军事干涉那样，提供口实。

然而，就在斯大林发出14日电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收到了他11日的补充电报，并于14日致电斯大林：我高兴地收到您1月11日补充电报。我们与你们的基本方针（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谈判、将革命战争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和平建议中反动的五项条件而提出的。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14日的电报后，次日复电毛泽东：从该报中看出，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了一致，中共已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中共14日公布的八项和谈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在南京政府看来，简直是叫它无条件投降。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的意见，苏联政府于1月17日复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照会中所说的调停是适宜的，恢复民主的、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

在国共和谈问题上，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调整策略，接受和谈，以剥夺美国出兵干涉的借口，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没有变。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为对抗美蒋，中共、苏共联手，配合默契，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想法渐趋一致。

正文 第二章 真和假和

国共两党在长江两岸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共产党不怕决战，辽沈决战、淮海决战、平冿决战，共产党连战皆捷，士气正旺。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正要乘胜追击，蒋介石、国民党就要丧失对中国的最后统治。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蒋介石暂时放弃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的纷争，支持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希望李氏能用和谈帮他挡住共产党百万大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蒋介石“求和”、“引退”，但随时准备走到前台，同毛泽东作困兽之斗。李宗仁积极“谋和”，但他的意图是在于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

毛泽东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也同意在他1月14日对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

蒋、李的“谋和”虽互相拆台，但在备战、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这次“和平谈判”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能被蒋介石、李宗仁和谈烟幕迷惑吗？毛泽东跟蒋介石已打了20多年交道，太知道他的阴谋了。至于李宗仁的心术，毛泽东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是真和谈求真和平，共产党是欢迎的，而如果是以和谈为幌子，企图划江而治或延缓解放军过江，那他们的算盘就打错了。

<h3>白崇禧首倡和议</h3>

1948年冬，正当淮海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的一部分人见大势已去，即产生了与中共重启和谈之门的念头，1948年12月24日，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桂系首领白崇禧在汉口首倡和议，致电新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及张群、张治中、程思远并转蒋介石，声称：“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要求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同时提出和谈建议三点：（一）请美、英、苏出面调处斡旋；（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三）双方军队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12月30日，白氏再电，重申：“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也先后在私下进行和谈活动，甚至公开通电，声称要蒋介石下野以救局面。

至于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内部的和谈空气虽心甚恶之，一度却保持沉默，未作公开姿态，同时暗中加紧布置退路，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将大批黄金美钞移台，并要美国将军援物资装备直运台湾；又派长子经国等人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经营，准备退居幕后，继续操纵政局。

<h3>中共的和谈立场与方针</h3>

对于南京政府上层内部这种非正式和谈空气，中共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在前茅。

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新年献词，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文章还对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美国在此时散布和谈空气以及欲将中国革命止于半途的“中间势力”进行了批驳，断言将“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被迫发表新年文告，宣布求和。但在整个文告的字里行间，却仍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以极无理的条件，极傲慢的态度“宽容”中国共产党人的“叛乱”。他提出保留国民政府现行宪法、法统和武装力量等五项和谈条件，还扬言这是“对共产党人诚意的试验”，“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欲将内战的罪责强加于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之真实意图，固为延续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迎合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也为将和谈旗帜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中夺回，并换取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赞助，此种求和，实则以守为攻，欺世盗名。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所提五项和谈条件逐一驳斥。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和谈五项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又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声明公布了八项和谈条件。

声明在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主和派代表李宗仁即将登台时发表，表明中共对和谈态度的重大改变，国共双方在蒋介石下野后重启和谈大门是有可能的。这一声明也是以后中共在整个和谈中的基本立场。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对国共和谈的方针，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及其他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部分人员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等，加入了政策的灵活性，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和谈方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应和谈之运而生，上台伊始，即急于做出谋和的积极姿态。就在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李氏在其就职文告中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月31日，李赴上海，与由南京避沪的部分行政院官员聚会，又与沪上各界头面人物多次会晤，几经周折，决定派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为私人代表，2月13日飞北平作和谈试探。与此同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制止特务活动等七项和平措施。这在当时也确有其积极的意义，至此，国共和谈有了一个共认的基点，至少在形式上和谈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h3>蒋介石、李宗仁等人求和的真正目的</h3>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纪念孙中山会上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面临着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

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

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人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

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无论是蛰居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还是在台前操办和谈的南京李宗仁、汉口白崇禧，对此次国共和谈均无把握，亦各有打算，他们通过和谈所想达到的目的，只是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终利用江南丰厚的民力、财力资源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人逐鹿中原。

当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人称“和平将军”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往溪口晋见蒋介石，请示和谈方略。张氏提出，希望通过和谈，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蒋当即首肯。（《张治中回忆录》下卷第787页）

此时的李宗仁，虽以求和为己任，但他也深知，以目前国内局势、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而论，战既不能，和亦非易，且名居中共所列战犯之前列，惊恐自不待言。故总想讨价还价，保住东南半壁江山，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拖延办法。李宗仁的这种犹豫于战和之间，实为备战谋和的态度，使主战派的气焰益炽，这就形成了国民党一面北上谋和，一面扬言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的拒和怪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既未被国民党的和谈烟幕所迷惑，也未被国民党穷兵黩武、负隅顽抗的气焰所吓倒。和谈无论是否成功，人民解放军都是要渡江南进的，而并不理会国民党方面以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为条件（国民政府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已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4月，人民解放军东、西、中集团军，三路大军云集江北，渡江战役之箭已在弦上。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内部对国共和谈态度分歧看得很清楚，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军事上也有完全把握实现渡江战役的一举成功，但以民族大义为重，减轻战患损失，给和平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也为使更多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看清，究竟是谁要坚持将内战打下去，因此在充分准备之后，并未立即向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攻击，而是给国民党当局以足够的时间考虑得失。为此，人民解放军放弃了发起渡江战役的最佳时机，克服了大军云集造成的粮草不继、交通不畅等严重困难，一再耐心等待。

<h3>张治中溪口求和谈方略</h3>

李宗仁处在被蒋介石架空和孤立的境遇，请来了张治中。

张治中是国民党主和派的中心人物，蒋介石下野后，白崇禧曾向李宗仁推荐他出任行政院长，但张力辞不就。张深知蒋介石幕后操纵，府院分离，李宗仁的地位非常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因此暂不作回京之想，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2月14日，李宗仁邀何应钦入京，即连电张治中返京，以加强政治地位，但张终不应命。后李又嘱程思远写一封长信给张，内有“李之上台主政，唯欲实现和平，而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张若不出，如苍生何”等语，在此函电交张下，张于2月20日由兰州返回南京。

张治中到南京耳闻目睹，果如他事前所料，蒋介石是下野了，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联络，特别是各地高级将领络绎不绝来到溪口。而李宗仁发出的指令，形同白纸，他发表的七项施政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释放全国民众最关心的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实现不了。李宗仁左右的人也很愤慨地发牢骚。

张治中看这情形不对，时局艰难，党国危机，蒋介石以下野之身仍在背后弄权，国亡无日了。于是张治中便动了劝蒋介石出国的念头，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进和平，这样对蒋也属有利。张把他的想法和李宗仁、张群、吴铁城、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他们都表示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张便和吴忠信去溪口见蒋介石。

3月2日中午时分，一架飞机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张治中，另一位是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

几乎与此同时，从宁波方向开出的一辆轿车也抵达栎社机场，车上坐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他将和张治中、吴忠信一道往溪口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张治中等。

屈武与蒋经国是好友，他们曾一起在苏联留学。现在他俩坐在一辆轿车里十分亲热地攀谈。蒋经国问：“你不是在新疆吗？怎么也来了？”

“经国兄，是文白先生叫我来的，说是李代总统要我为和谈奔走一下。这件事举国上下都十分关心呀！”

蒋经国侧脸问道：“你就是为这件事从新疆来的？”

“是呀！”

蒋经国正色道：“你以为同共党和谈，能谈成吗？”

“这个……”

“我告诉你，和谈是绝不可能的！德公他们这样做，完全不懂得美国的真正意图！”

屈武说：“蒋先生在文告中不是讲要和谈吗？”

蒋经国诡秘地冷笑了一声说：“如果要同共产党和谈，那么美国仍会支持我父亲的。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都在苏俄学习过他们的理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一席话说得屈武心凉半截，他心中明白，这次到溪口来，是虚此一行了。

张治中这次到溪口，与蒋介石足足谈了5天，又盘桓了3天，才返回南京。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3月29日，同行的还有屈武。因为和谈代表要在4月1日飞往北平，在北上以前，必须把南京政府对于进行和谈商定的和谈腹案这件大事向蒋介石汇报。

“有此必要吗？”屈武问张治中。

“这样大的事，必须有老头子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中。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签下了协议也没有用。”

张治中和屈武这次到溪口，从气氛上感到与上次大不相同，给人有某种神秘感。有不少人到了溪口，有人露面，有人没有露面，他们好像在干什么重大的事情似的。

蒋介石在慈庵接见了张治中、屈武，态度很冷淡。张把“腹案”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把文稿放下，笑道：

“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巨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二到溪口，为什么遭到冷遇？蒋经国在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张治中以其即将赴平，特于昨天电呈父亲，要前来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父亲说‘他来不来无所谓’。今天他竟然来到溪口了。父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请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我对张的理解也很深，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投机人物，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不愿同他多谈。

张治中的准备投降，我们老早预料到的。他前在南京托人向父亲转陈建议：希望父亲早日‘出洋’。他的理由是：一、可避免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的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四、可以增长见闻。张之此种建议，好像是为共党借箸代筹，不但是毛泽东所乐意的，同时也是李宗仁及其左右所乐意的。”

蒋氏父子对张治中等国民党内远见卓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情。30日，张治中等由蒋经国陪同离开溪口到栎社飞机场。蒋经国还和屈武同车，分手时他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回到南京时，屈武把蒋经国的话告诉了张治中，张呆了一下，老大的不高兴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面质问呀，他父亲说一切要当心，他却说死无葬身之地，这像什么话？”

<h3>李宗仁政府的和谈“腹案”</h3>

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内阁一成立，李宗仁就让他赶紧组织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何应钦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并且通过电话和在溪口的蒋介石商洽后，终于在3月底定下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名单。团长：张治中，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

正式代表团成立以后，何应钦组织他们和一些内阁成员，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最终形成一个和谈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腹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家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李宗仁、何应钦等经过反复研究所拟定的“和谈腹案”，实质上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他们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其“隔长江而分治”的梦想。“腹案”的两个关键点：（一）就地停战；（二）隔江而治，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的共同点，蒋介石是同意的。

<h3>李宗仁谋和背后的长江防守</h3>

蒋介石把李宗仁推出前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以争取喘息的时间，准备凭借长江天险，重整军备，加强防务，待机反扑；而李宗仁在大唱“和平、和谈”高调的同时，也在暗中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和准备。

3月31日晚，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宴会刚一结束，他就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加强长江防线的守备力量。当时参加这一重要军事会议的宋希濂揭露说：

……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12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10万，在目前形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疆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是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

第三，10个美械师的分配。1948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起150万至200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挣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10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12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2、3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4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2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亟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说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4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来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h3>北平第一次和谈</h3>

4月1日下午2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抵北平。成员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顾问有屈武、刘仲容、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20余人。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

这天，李宗仁、何应钦和立法委员们都到机场送行了。这些欢送者在心里希望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天王号”专机在云海中穿行，张治中闭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里想着李宗仁的一句话：“死马当做活马医。”

当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飞机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后，在西苑机场着陆了。一下飞机，只见迎接他们的人寥寥无几，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显然规格比较低。

张治中和代表们心里非常纳闷：“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来？”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与张治中的关系甚好，代表们在飞机上就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来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设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饭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

周恩来一开始的态度就十分严肃，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逼视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料到周恩来对他去溪口的反应如此强烈，仓促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6位代表除了章士钊，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要真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周先生未免也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蒋，这是我们国民党自己的事。”

“但这是影响国共和谈的事。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你们要的是假和平。”周反驳说。

“我受李宗仁先生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张治中说。

“今天在南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就是证明。学生要求南京当局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文白先生，在率领代表团来北平即将开始谈判时，发生这件惨案，不能不令我们怀疑南京当局和谈的诚意。”周的这番话使张治中无法回答，他表示要用电话联系，查明究竟。

双方情绪缓和下来，谈判进入正题时，南京代表拿不出正式方案。对此，中共早有所料，于是中共方面提议，用个别对话形式，听对方意见，5天内提出成熟的方案。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基本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张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后，双方代表从2日至7日，继续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分别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

<h3>毛泽东接见张治中等人</h3>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来去接送，举行欢迎欢送会，还把全家暂迁他处，将自己“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泽东使用。

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张治中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黄绍竑、刘斐。

当黄、刘乘坐的汽车来到双清别墅门前，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便亲自来到汽车跟前，迎上来同两人握手。黄、刘二人见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饭时，张治中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他们：“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黄、刘感谢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

毛泽东又问：“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

黄绍竑答：“广西容县。”

毛泽东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毛泽东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黄、刘二人见毛泽东的态度很亲切、随和，顿释紧张。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黄绍竑说：“李德邻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德公什么事也做不了主。国民党的事都坏在蒋介石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身上。”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李宗仁确有难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

黄绍竑和刘斐听毛泽东这样说，都来了兴趣，问道：“哪六亲无靠？”

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二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一直谈到午饭开始。

在饭桌上，刘斐就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巧妙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不明白刘的话中意思，如实地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又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立即笑了，连忙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h3>周恩来接见李宗仁联络官黄启汉及黄的宁汉之行</h3>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

周恩来对黄启汉说：“我们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们的几点具体意见转告德邻和健生两位先生。”

黄启汉立即答应。接着周恩来说：“请转告他们：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黄启汉很感动。他于当天下午就乘飞机飞回南京。下午6时住进了傅厚岗69号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见到他后，问道：“北平的和谈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把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活动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一席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李宗仁听得很认真，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他觉得奋斗了几个月的和谈，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随后，李宗仁对黄启汉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在汉口见到白崇禧。

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说：“长江这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桂系的中坚分子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说完这句话，黄进一步向白崇禧进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了。”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是毛泽东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的公馆，而是先到了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就问：“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的一番话也有道理，他们同蒋介石不一样，蒋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蒋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么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他李宗仁往哪里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4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黄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没有怎么样。”

黄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提起这件事，也许触动了李宗仁的某根神经，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做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给蒋介石，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h3>李宗仁的“卯阳电”与毛泽东的复电</h3>

1949年4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辞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3个月到6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是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月7日晚11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small>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small>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

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small>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求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small>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月9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h3>毛泽东向周恩来交代谈判底限</h3>

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small>今天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4要员（李宗仁、于右任、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6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3代表及4个顾问留北平。</small>

毛泽东写完信，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h3>张治中谏言蒋介石</h3>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特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已，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唯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官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改弦更张之意。

<h3>《国内和平协定》产生经过</h3>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代表后边各放3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以周恩来、林伯渠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美蒋求和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是我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和谈会上发言

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他表示愿就中共所提出的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4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

第二天，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张治中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用两个小时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他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惊震荡。

张治中缓缓地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此，他略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是谁非，谁得谁失，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张治中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周恩来还说：“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因此，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文本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再提出几点。”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五点补充意见。

第一点，人民解放军就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但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团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过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议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这一点，已经口头的、书面的和文白先生说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8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管这10个县的地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的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

第三点，至于其他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为了要协同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10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和平协定定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20日。

说完了5点补充意见，周恩来又说：“有许多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最后，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张治中对和谈协定，当然已经无法再说些什么。周恩来的讲话，在他看来，意味着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作了最后通牒，这与顽固分子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预料南京政府不会接受这个协定，但是他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会议于10点20分结束，正式会谈也告停止。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与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

<h3>国民党中常委的秘密会议</h3>

4月16日上午10时，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请示。他们步下飞机时，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正翘首迎候在机场。

在南京、在溪口，为时两天关于《国内和平协定》的讨论，在国民党内，在蒋、桂两派之间，不啻引起一场大地震。国民党政要人物的嘴脸都得到充分展示。

黄绍竑走进总统府官邸客厅，刚一落座，白崇禧便一把将文件抢到手，坐到一边看起来。黄只好先向在座诸位大略介绍和谈情况。当白崇禧看完后，“吧”地将文件拍在地上，怒气冲冲地指着黄绍竑说：“真难为你呀，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说完拂袖而去。

第二天，桂系集团要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时，又指责黄说：“季宽，你们走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你们在与中共谈判时，为什么要违背这个基本立场？这哪里是和平协定，简直是投降协定！张文白怎么这样糊涂？这个协定没有什么讨论的，他们要过江，就打！”这时候，白崇禧已得到蒋介石送给他的黄金，他已完全倒向蒋介石死硬派一边。他狠狠地说：“我就不信，共军能插翅飞过长江！”

4月19日，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会在国防部会议厅秘密举行，会上将对和平协定做最后的决定。会议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以及几位部长，还有刚从太原逃出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会议。但是，白崇禧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黄绍竑首先作和谈情况介绍的报告，话刚讲到一半，吴铁城就拍案怒吼，反对签订和平协定。

吴铁城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平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他气势汹汹地质问：“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子的国家？！”

国民党元老、屈武的岳父于右任则声泪俱下地说：“我活到如今，想不到会碰到这种日子，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了！多少年来，一个革命的政党反而变成革命对象，这已经使人痛心！而今日之下，面临紧要关头，受到中共绝大压力，承认固然不可以，不承认又没有这个力量，到了这个地步，上不上，下不下，进退维谷，简直使我痛心之极！”

于右任一番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有的人哭泣，有的人跳脚，有的人长吁短叹，有的人破口大骂，大家都为“上不上，下不下”的处境悲伤，秘密会议乱成一团。

这时，外交部长朱家骅站起来说：“各位，事到如今，还是请多动动脑筋吧！签字吧，蒋先生不会同意，我们这里人也不赞成。不签字吧，北平方面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不同意，那个反对，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拼一下。然而，再拼一下的结果又将如何呢？”

朱家骅悲怆地发问，又使会议陷入沉默，谁也能料到，但谁也料不准再拼一下的结果会如何。最尴尬的是代总统李宗仁，会议开了4个多小时，他一直枯坐着，一言不发。不过他能说什么呢，又有谁能听呢？

再争吵谩骂下去于事无补，主持会议的何应钦也算聪明，及时打住，他总结道：“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声明的。共方协定的前言，全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对于这个协定，我的意见不能签，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何应钦已经做了结论，但他不忘将李宗仁一军。

李宗仁被将得目瞪口呆，张口不得，但身在其位，又不能不表态，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没有回天之力。是战是和，我无能为力。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那我也没有办法。”

和谈已到如此地步，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他当上了副总统，便打起了和谈的旗帜。关于和谈，他心中有自己的算盘。他认为美国支持他求和，蒋介石也表示不妨碍他搞和谈，因此他把和谈的价码摆得很高，对和谈的期望寄予了非分之想。

<h3>当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时</h3>

4月17日，张群携《国内和平协定》文本飞往溪口。

蒋介石坐镇溪口，敏感地注视着北平进行的国共和谈。北平和谈进展情况，南京李宗仁的一举一动，蒋全都了如指掌。为使北平国共和谈纳入蒋记轨道，迭电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军负之。”

张群到了溪口，蒋介石阅罢《国内和平协定》，气得暴跳如雷，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蒋介石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临时会议，并邀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由孙科听取吴铁城关于和谈经过及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与政府复文的报告后，通过国民党对《国内和平协定》决不能接受的声明，并即电达李宗仁、何应钦。

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长于天放举行记者招待会。

有记者问：“和谈前景如何？”

于天放说：“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

有记者问：“广州方面和南京总统府对《国内和平协定》持什么态度？”

于天放说：“广州方面和南京方面的意见，现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憋了几个月的蒋介石，终于强硬地行动起来了。他把南京的李宗仁撇在一边，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给前方将领打电话，部署最后一拼：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守住长江天险！”

“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告诉胡宗南、宋希濂，西南半壁就靠他们支撑了！”

“告诉孙立人，新兵训练加紧进行，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蒋介石恶狠狠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也发布了一个命令，即4月21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

4月22日，蒋介石约李宗仁、何应钦举行杭州会谈。

会上，蒋介石问李宗仁：“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回答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李宗仁随即提到3个月来的教训，对蒋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示蒋总裁复职。”

蒋介石声言：“今日只讨论时局之政策，不涉及人事之变动。”一句话将李宗仁搪塞过去。

蒋介石提议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介石当主席，李宗仁当副主席，今后党的重大决策，先提“非常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在座诸人都附和蒋的提议，似乎事先已有默契，李在当时不便反对，但后来到桂林后始提出异议。

杭州会谈对当前时局及政府今后政策，作出下列决议：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

（二）在军事方面，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

此外，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23日从南京迁往广州。

会后，李宗仁飞返南京。

正文 第三章 国民党长江布防

国民党军为阻止我军渡江南进，到1949年4月初为止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千公里的地段上。另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陆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有可能对我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h3>长江，在历史上确曾是难为逾越的天堑</h3>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四五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余厘米，如遇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倒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南史·孔范传》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面对长江，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一诗中也发出了“金陵空壮观，天堑静波澜”的感慨。正因为长江地形险要，难以逾越，人杰地灵并享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美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遂成为一些王朝称雄割据的场所和落难王朝的栖息地。南京虎踞龙盘，三国时期的东吴，落难王朝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以及明初都在此建都。杭州风景优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和落难王朝南宋皆建都于此。

天堑的阻隔，的确在客观上给历代英雄豪杰完成统一大业增加了难度，他们有的为此兵败而饮恨终生。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后，率20余万大军南下，结果被孙权、刘备的5万联军在赤壁打败，退回北方。赤壁之战，确立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90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消灭东晋，但为谢玄率领的8万晋军击败于淝水。淝水之战的地点虽不在长江边而在淮河边，但守江必守淮，东晋进行此战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确保江南。而淝水之战的结果，则导致了南北朝局面的形成。

长江虽难以逾越，但也绝非不能通过的鸿沟，它虽为阻碍中国统一的某种不利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了全国；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长达169年的南北朝局面；公元979年，北宋先后削平南唐、吴越等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到了元、明、清3朝，中国也很快归入一统。历史昭示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长江虽为一些封建王朝保持江南一隅的天然屏障，但它无法阻止中国的统一；从历史的长河中看，长江从来也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h3>蒋介石在溪口的长江防务部署与绝密作战计划</h3>

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的第4天，1949年的1月25日，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召集到溪口，开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会议，部署长江防务。这是背着李宗仁、白崇禧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

蒋介石说：“我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去管，其兵力大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归汤恩伯，大概有75个师，45万人。”

蒋又冲着顾祝同说：“墨三，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湖口以东的作战计划不用告诉他们。”

蒋又接着说：“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用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必要时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蒋介石面对汤恩伯说：“你在南京孝陵卫总部指挥所，要经常控制一二百辆卡车，以便随时使用。你要把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

蒋还对汤恩伯说：“江宁要塞的大炮，你要秘密拆运去上海。”

蒋说到这里，又怒火上升，大骂桂系，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最后，蒋介石给与会者打气说：“我们要争取一年时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能支持一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起来。”

蒋的几位部下，对于能否打起世界大战，说不准，他们对于在京沪杭支持一年，有怀疑。但他们谁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谈不同看法。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九江以东之江南广大地区所有武装部队均归其掌握，担任长江防守及后方治安之维持。所辖计有：

正规部队：21个军，下辖60个师，177个步兵团，一个军属炮兵团和一个军属骑兵团。

准正规部队：7个交警总队、3个宪兵团、3个高级指挥部特务团、1个总统府警卫团。

特种部队：1个装甲车团、1个战车团。

要塞部队：江阴、江宁、吴淞3个要塞所属共3个要塞炮总台（每总台相当于一个步兵团）。

保安部队：1个保安旅、2个保安总队（相当于师）、6个县保安团。

警察部队：3个警察总队、1个水警总队（均相当于团）、2个水警分局（共4000余人，舰艇若干）。

海军2个舰队。

空军3个大队。全部兵力共计70万，大炮500门。

蒋军这些正规部队一般素质低劣，能作战者甚少。其中战斗力较强的有五十四军、二十八军、五十二军等8个军。其余皆散兵游勇，乌合之众。

无论其军事实力如何，蒋介石也不忘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丝毫也没有放松对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控制。他在溪口老家设立了7座电台，随时对各地的部队进行遥控指挥。国民党军政要员们更是川流不息地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商讨对策。蒋介石利用李宗仁进行的“和平”攻势，掩盖其求和备战的真实意图，企图在3个月至6个月内，恢复国民党军的作战能力，并在暗中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扩军备战计划。

蒋介石制定的这个庞大的扩军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1）全部恢复国民党军原有的120个军的建制和番号，编组成400个师，把已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各军、师分别在各省重新编组起来。如，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的原黄伯韬兵团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由广东省负责重新组建起来；原黄维兵团的第十八军在衢州重建。

（2）加紧在各地征兵募兵，企图在短期内征募兵员250万人。根据蒋介石的这一计划，薛岳准备把广东省保安团扩编为5个保安师，朱绍良拟在3个月内编组成5个军，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则计划在西南编组18个军。

（3）已经退役及转业的各级军官被重新征召回来服役。

（4）组建新的以轻型战车为主的装甲兵团。

（5）扩充空军，并准备邀请美国人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国民党空军。

<h3>国民党军江防战斗序列之一</h3>

京沪杭警备司令部

总司令官：汤恩伯

副总司令官：冷欣 周碞 刘汝明 宋忠一 丁治磐 李延年 宣铁吾 陈大庆 张世希

淞沪警备司令部

司令：陈大庆； 副司令：李楚沄 周力行 刘昌义

淞沪防卫司令部 司令：石觉

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 副军长 张止戈

第二○二师 第二○四师 第二○八师

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 副军长 平尔鸣

第二师 第二十五师 第二九六师

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 副军长：徐达

第六师 第十六师 第九十六师

吴淞要塞司令：傅克先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 副司令官：顾锡九 刘昌义

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 副军长 纪毓智

第一八二师 第三○八师 第三三四师 暂编第七师

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 副军长：凌铄御

第一四五师 第一四六师 第二三○师

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 副军长：董继陶

第四十一师 第一一三师 暂编第四师

第四军军长：王作华； 副军长李子亮

第五十九师 第九十师 第二八六师

暂编第一军军长：董继陶； 副军长不详

江阴要塞司令 戴戎光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张耀明； 副总司令：覃异之 陈沛

第四十五军军长：陈沛； 副军长陈阵 朱式勤

第七十九师 第一○二师 第三一二师

第二十八军军长：刘秉哲；副军长刘建伟 丁俊

第五十二师 第八十师 第一九五师

江宁要塞司令：胡雄；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 副军长：周文藩

第八师 第一九八师 第二九一师

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青； 副军长：刘建修 王琛

第九十二师 第九十九师 第二六八师

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 副司令官：梁栋新

第七绥靖区司令官：张世希； 副司令官：唐云山 马师恭 曾振

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 副军长：苏时

第十三师 第一八五师 第二三八师

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 副军长陈亲民

第一三三师 第一三四师

第八十八军军长：杨宝毂； 副军长：赵化龙 盛岳

第四十九师 第一四九师 第三一三师

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 副司令官：曹福林 刘汝珍 米文和

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副军长：白耀先 陈宇书

第二十九师 第七十四师 第一八一师

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 副军长：金定洲 肖续武

第七十五师 第一四一师 第二一二师

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 副军长：王振声 陈新起

第八十一师 第一一九师 第一四三师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

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沄

第二二○师 第二二一师 第二二二师

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 副军长：曾纪瑞

第一九二师 第二八一师 第二八二师

第九编练司令部司令：张雪中

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

第十五师 第七十七师 第三一六师 暂编第八师

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 副军长：叶修

第五十一师 第五十七师 第五十八师

暂编第二师 暂编第三师

第八十五军军长：吴求剑； 副军长：苟吉堂

第二十三师 第一一○师 第二一六师

第十八军军长：胡琏； 副军长：高魁元 肖锐

第十一师 第十四师 第一一八师

第六十七军军长：刘廉一； 副军长：曾潜英

第二一八师 第二一九师 第二八五师

第十二军军长：舒荣； 副军长：张树喻

第二○三师 第二二四师 第二五三师

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

空军驻南京、上海部队

<h3>国民党军江防战斗序列之二</h3>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长官：白崇禧

副长官：李品仙 夏威 张轸 宋希濂 徐祖贻 陈明仁

第十兵团司令官：夏威； 副司令官：徐启明

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 副军长：诸葛曙

第一七四师 第一八八师 第二三六师

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

第三○四师 第三○五师 第三○六师

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

第七军军长：李本一； 副军长：朱乃瑞

第一七一师 第一七二师 第二二四师

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 副军长：黄建猷

第一三八师 第一七五师 第一七六师

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 副司令官：赵子立 朱其平

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

第三○九师 第三一○师

第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 副军长：裴毓华

第三一一师 第三一二师

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 副军长：鲁元

第一八三师 第二二六师 第二六五师

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霍揆彰； 副司令官：丁德隆 丁绍东

第九十七军军长：蒋当翊； 副军长：段海洲

第三十三师 第八十二师

第一○三军军长：王中柱； 副军长：黄一华

第三七四师

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宋希濂； 副司令官：方靖 沈静

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 钟彬（后）； 副司令官：李浡

第十五军军长：刘平； 副军长：廖剑夫

第六十四师 第一六○师 第二四三师

第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 方靖（后）； 副军长：甘登俊

第九十八师 第一九四师 第一九九师

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 副军长：丁树中

第二一七师 第三四五师

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

第二军军长：陈克非； 副军长：尹作干

第九师 第七十六师 第一六四师

第一二四军军长：赵援

第六十师 第二二三师

第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

第五十四师 第二九八师

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

第二十九军军长：陈明仁； 副军长：刘动浩

第一七九师 第二三四师 第三○七师

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

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八师

海军江防舰队

空军驻武汉部队

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刘昉

<h3>蒋介石的江防企图</h3>

国民党军统帅部依据蒋介石的意图，决心将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两大集团共70万人，以及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空军4个大队，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段的沿江`地带和浙赣以北地域设防。以一部兵力前出汉口至江阴段长江北岸，控制江北若干桥头堡和江心洲，主力沿南岸布防，将主要防御方向置于江阴以西、南京以东地段，并在战役纵深控制一定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依托既设阵地，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量杀伤解放军于江面，或反击歼灭解放军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退守上海及浙赣铁路一线，继续组织抵抗。其长江防御的具体部署为：

（一）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所属之25个军，约45万人，在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组成两道防线。沿江为第一道防线，共18个军，其中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第三十七、第七十五、第五十二军，担任金山卫、吴淞口至白茆口段的防御；第一绥靖区所辖第一二三、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四军，担任白茆口至镇江段的防御，第五十四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战役预备队；第六兵团和首都卫戍总部所辖第四十五、第二十八、第九十九军，担任镇江以西之桥头镇至马鞍山段的防御，置重点于南京及浦口、浦镇地区；第七绥靖区所辖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军，担任马鞍山至铜陵段的防御，另以第十七兵团的第一○六军位于泾县、宁国地区为预备队；第八兵团所辖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军，担任铜陵至湖口段的防御。

担任上述江防任务的第一梯队，分别以一部兵力控制长江北岸若干要点及江心洲。第二道防线布设于浙赣线及浙东地区，沿该线及其以南地区共7个军，即第七十三、第八十七、第七十四、第八十五、第十八、第六十七、第十二军，担任纵深防御。

（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15个军，约25万人，在湖口至宜昌段沿江地区布防。其中10个军直接担任江防，5个军担任长沙、南昌、九江、安庆等地防御。

（三）海军第二舰队，辖各种舰艇89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辖各种舰艇44艘，位于长江中游。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空军4个大队，共有作战飞机300余架。海空军担负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的任务。

此外，停泊在吴淞口和长江口的美、英军舰，也有可能对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干涉和袭扰。

<h3>汤恩伯的江防指导要领</h3>

汤恩伯根据蒋介石的作战方针，策定长江防御要领。他就具体作战方案向蒋介石汇报说：“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指导要领如下：

1、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五十四军、胡长青的九十九军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

2、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队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第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南京以东部队，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

3、共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汤恩伯向蒋介石誓言：“总裁放心，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方向部署了机动部队，如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渡江，我军可以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当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蒋介石在地图上比画了一阵，表示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但深谙军情的李宗仁却知道长江防线是怎样的捉襟见肘。他认为汤恩伯按蒋介石旨意部署的长江防线，是“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

“汤氏把30万精锐部队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蒋介石虽然作了放弃大陆确保台湾的打算，但他还是很看重长江防线，蒋介石在溪口命令汤恩伯：“你给我好好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堑！”

<h3>汤恩伯的具体江防部署</h3>

根据上述作战指导要领，汤恩伯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所辖的兵力作了如下的部署：

（一）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大庆，下辖罗泽闿第三十七军、刘玉章第五十二军、吴仲直第七十五军、朱致一第九十五师和马志超交警总队4个团。防区为白茆口、昆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线，任务是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贤、南汇，特别警戒上海市区。

（二）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丁治磐，下辖顾锡九第一二三军、王克俊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第五十一军、王作华第四军、董继陶暂编第一军。其主要任务是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阵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浒浦、福山、鹿苑镇、杨舍、江阴，孟河、大港、镇江、高资、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镇北之夹江洲岛、扬中、新码头、瓜洲、礼州、义渡局特别警戒。该绥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昆山，西至镇江与南京间之桥头镇。

（三）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张耀明，下辖陈沛第四十五军、刘秉哲第二十八军，其防守任务是以一部巩固大海、乌江镇各桥头阵地。江南地段，迅速加强工事。以一部守备桥头镇至铜井镇间的江防，并确保龙潭、栖霞及大胜关。对新州车站附近江岸应特别警戒。

（四）第七绥靖区，司令长官张世希，下辖罗贤达第六十六军、杨干才第二十军、杨宝毂第八十八军。以一部守备铜井镇至铜陵镇间之江防，确保采石、当涂、芜湖。对荻港附近之江面特别警戒。控制有力部队于芜湖繁昌机动。对各桥头堡阵地、江心洲，须派必要部队占领。防区东至钢井，西至钢陵。

（五）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下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第九十六军和刘汝珍第六十八军，担任铜陵至湖口之江防，各桥头堡阵地派有力部队确保之。

（六）机动兵团由汤恩伯直接指挥，包括驻守在丹阳的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和驻守龙潭的胡长青第九十九军。

在作完兵力部署之后，汤恩伯严令各部队立即在各自的防区修筑江防工事。汤恩伯还按战略、战术的考虑，要求各部队在修筑工事时要按不同作战要求，分为甲级、乙级、丙级3类。甲级据点工事，由国防部统一计划，决定位置，构筑永久性工事，要求在江防作战中，能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孤立坚守，作为战略反攻部队支撑点。乙级据点由防守部队军、师级选择决定，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各据点间要修筑简易公路，相互联系，在战斗中能独立支撑一定的时间。丙级工事由江防部队师、团选定，构筑强度较大的野战工事。修筑这些工事所需的材料、人工、经费都由当地老百姓负担。许多军官借此机会，以修筑工事为名，大肆搜刮民财，把长江南岸沿江地区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

汤恩伯还不断到各部队视察，督促沿江部队加紧备战。他在常州召集京沪线守备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为他们打气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长江，才能扭转局势。长江虽然是天险，要没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和精干的部队，还是不行的。比如说，口马善走，蒙古马性急，要是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的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固守，也是枉然。今天长江对我们来说，是生与死的关键，守江各部队，决不能麻痹大意。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所以守住长江，阻止共军渡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汤恩伯还恐吓那些高级将领们说：“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大家除了坚决死战之外，已没有别的出路。”

汤恩伯表面上强硬，口口声声一定要守住长江，私下里却对自己的亲信唉声叹气地说：“从湖口到上海共790多公里，只有18个军，光靠军队防守是不够的。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

<h3>南京高层“半夜过坟地唱歌”</h3>

江防部署最后敲定后，尽管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守江毫无信心，但他们还是开动宣传机器，召开各种会议，给下级官兵提神儿打气儿。

1949年3月上旬，汤恩伯到第一绥靖区视察，丁治磐请他给独立团长以上军官讲话。汤说：“外传的和平不可靠，决不可轻信和平，应加紧备战。现在我们的后备军已经建立起来了，整训几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我们有长江天险，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有现代化装备，有美国援助，对确保江南应具有坚定的信心。要准备共军4月渡江，如果它4月不来，我们5、6月就可以渡江反攻了！”

3月上旬，国防部新闻局中将局长邓文仪到浦镇，对第二十八军官兵讲道：“只要我们坚守江防6个月，国际形势一定起变化，英美不会看到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现在美苏冲突尖锐，大战迫在眉睫，中国问题与世界反共联系在一起。目前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若要按照共党的条件，就是向共党投降，我们大家只好逃到国外当白华，别无其他出路。至于白华的滋味，白俄流落在中国的悲惨情形，应引以为鉴。此路不走，只有作战到底，死里求生。你们二十八军扞卫首都门户，责任重大，关系国家存亡，这是军人报国的最好机会。只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后援部队没有问题。我们尚有20个后备旅，装备精良，拥有现代化装备，随时可以增援你们。”

3月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南京附近部队的师长开会，会上军令部长徐永昌吹嘘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现在有这样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有这样的长江天险，如果共产党军队还能渡过，那真是天意了。”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也跟着叫嚷：“长江自古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更何况共产党？除非它是天兵天将！”

其实，汤恩伯、徐永昌、秦德纯等人的慷慨激昂，不过是半夜过坟地唱歌——自己给自己壮胆儿，国民党第八十八军副师长欧阳秉琰的回忆，倒是说出了当时江防的真情。

1949年二三月间，欧阳秉琰从芜湖乘车沿江西上，经过第八十八军第三一三师阵地时，见河滩上正在构筑工事，却很少看到加掩盖的火力点和交通壕，并且都是一线配备，没有纵深，也没有看到坚固的据点工事。同车的第八十八军一位处长说：“苏维中真糟糕，啥也不管！这些据点，几炮就完蛋啦，有啥用？他们的警戒更马虎哩，前几天传说黑沙洲发现有几个人，他们去搜索没找到个影子。洲上芦苇丛生，藏多少人也容易。他们在洲上放的警戒是天明放出去，傍晚收回来，夜间没有人，共产党夜间占领了，他们也不会晓得。共军将来渡江作战，当然要先占江心洲做跳板。黑沙洲离这岸最近，占领它就等于渡江成功。他们的长官夜间聚赌，白天睡觉，什么也不管。”

欧阳秉琰到第三一三师部后，同师长苏维中谈起江防计划，苏叫苦说：“啥计划！共军从哪儿来，哪儿就是我的重点。一排人，一连人，都可形成重点。一营、一团人过来，保管渡江完全成功，谁也没有办法再给打回去。”欧阳问：“那你准备怎么办呢？”苏说：“那时，只有我一个人顶上去！100多里的正面，不要说江心黑沙洲纵横那么大，光在岸上放警戒，一个师有几个人？咋摆？何况又都是新兵！赌运气吧，共军不从我正面渡江，我算守住了，从我这正面渡江，守不住是我的责任，只有听候法办！——恐怕那时也不可能再法办啦！”

<h3>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h3>

1949年4月初，南京，国防部作战室。参谋总长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汤恩伯的军事部署在会议上引起争论，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激烈反对。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县人，他在会上打趣说：“从家乡那里得知，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挨家收集夜壶，准备放在船上，渡江时当油灯照明用。”他的话引得在座的人大笑不止，唯有汤恩伯毫无表情。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说：“诸位以此作为笑话轻松一下，却万不可轻敌，共军诡计多端，必须加以防范。我们海军倒不怕他有灯，怕的是他偷渡。”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站起来说：“诸位不必过虑，长江自古天堑，曹操、苻坚都渡不过去，何况连兵舰都没有的共产党呢，除非他是天兵天将。”

联勤副总司令张秉钧说：“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一下，我们沿江守备的兵力如何？据我所知，每个师的兵力不到5000人，以三分之一作沿江一线配备，不过1500人，再除去连营预备队，则真正在一线警卫江防的不足1000人，这样怎能守得住？”

伤兵管理处处长魏益山赞同，他说：“还是应该采取全部直接配备，也不要什么预备队了，乘共军半渡而歼灭其主力。我们有海军、空军，优势无论如何还在我们这边。只是，我们得弄清共军渡江的主渡方向。”

顾祝同点头说：“那我们先判断一下共军的主渡方向。”

国防部情报厅厅长侯腾接口说：“依据种种情报，共军的主要渡江方向是在瓜洲、扬中方面。”

作战厅长蔡文治不屑地打断侯腾的发言，站起身，来到地图前，极为自信地说：“根据共军行动征候，主渡方向应在荻港，换句话说是在南京的上游而不在南京的下游。因为荻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共军则可以从繁昌、宜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的主力逼退至常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区，这个态势显然对共军有利，对我们则非常艰难。那时候，我们将因为主力被困于常、嘉、沪而不得不敞开江西、浙江大门，任敌纵横。我决不同意这样的作战指导。与其这样，不如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郎溪，而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这样能逐次抵抗，使敌不能一举深入，还可能配合华中部队与共军做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

蔡文治话锋一转，将身体转向沉默着的汤恩伯：“可是据汤总司令的战报，他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汤总司令欲控制主力于京沪铁路沿线，这分明是自投罗网，第三厅不能同意！”

顾祝同马上插话：“这话说得有道理，汤总司令可以参考。”

整整3个小时会议，汤恩伯一言不发。

蔡文治提出国军的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游延伸。因为这一段江面窄，北岸支流多，共军所征集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的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流，共军不易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这一方案当即得到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的支持。

轮到汤恩伯发言，他对这个方案表示不以为然。他说：“首先，这个方案违背总裁的意旨。”然后，汤恩伯提出：“将江防守军的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核心集中防守，简言之，就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当即反对：“这是自杀政策。就战略、战术看，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你放弃长江守上海是上策。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总参谋长都同意我们三厅的作战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我的方案是总裁制定的，我只为总裁负责。”汤恩伯不冷不热地说。

“总裁已经下野，你不要以此压人。你违抗总参谋长的作战计划，我问你，如果共军大举渡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蔡文治穷追不舍。

参加会议的除少数当事者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蒋介石“长江防御战”的真正底牌：战场仅仅是在上海，首都南京将被牺牲。现在令汤恩伯棘手的是，自李宗仁代理总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策划南京防卫计划，大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味道。而汤恩伯自上任起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将南京周围沿江要塞的大口径江防炮秘密拆运到了上海，他手中始终控制着200辆美式大卡车，随时准备把设在南京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撤退到上海去。

由于蔡文治等人并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个计划，所以他们都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一再强调要以重兵保卫南京。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既不能同意蔡文治等人的主张，又不便讲出蒋介石的计划，处于两难之中。

汤恩伯将桌子一拍：“大胆！什么守江不守江的，我枪毙你……”说着，把文件一推冲出会场。

正文 第四章 人民解放军渡江部署与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2月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及华东、中原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的统一领导下，准备于三四月间发起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及苏南、皖南、浙江、赣北、鄂北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h3>毛泽东密电总前委</h3>

早在围歼黄维时的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电示由刘伯承、陈毅参加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黄维兵团歼灭后，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计划，进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

毛泽东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提交总前委讨论。此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烧毁。

毛泽东的方针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华野、中野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

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歼。17日，毛泽东电示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当晚，刘、陈、邓驱车去华野指挥所。淮海总前委第一次举行全体会议，议题却是渡江。

19日，刘、陈北上，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已是1948年底，此时，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1949年新年献词。

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实施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中原局于1月底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华野前委也于1月中旬和2月底在徐州北面的贾汪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

陈毅从中央南返，1月22日在徐州附近与粟裕会面，同去贾汪参加华野前委扩大会。这就是第一次贾汪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于1月中旬召开，由陈毅传达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内容，并于25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作了报告。参加贾汪会议的干部，讨论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49年的任务和陈毅的报告。会议通过学习和讨论，作出了《关于拥护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任务决议的决议》，确定了1949年的6项任务。

<h3>商丘会议和贾汪会议</h3>

1949年1月26日，陈毅赶往商丘会见了邓小平。

陈、邓决定立即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此会即为“商丘会议”。

商丘会议于1月29日召开，开了3天。会议由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

邓小平着重结合中原同党政军机关工作中和干部中的某些思想情况，主要是对在新解放区和城市中执行政策上的右倾现象，进行了检查，批评了某些干部对形势认识上的右倾思想和开始出现的麻痹情绪以及盲目轻敌的错误思想，帮助广大干部树立敢于渡江作战，敢于向全国进军的信心和不怕任何困难的决心。

1949年春，根据战争的发展和向全国进军的需要，全军各部队遵照进军的需要，陆续进行整编。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其他部队也先后进行了整编。

这是我军某部正在召开整编大会

邓小平号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进行整训，从思想、物质和军事方面为渡江作战做好准备，还号召中原局全体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兢兢业业搞好工作，努力生产，拿出最大的力量巩固和建设解放区，做好横渡长江的后勤保障。

商丘会议后，陈毅、邓小平又在2月8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的负责人都参加，具体研究了渡江的问题、渡江的部署，拟以三野全军和二野1个兵团共5个兵团的兵力，采取从江阴扬中、南京中西、芜湖东西、铜陵贵池、安庆东西，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战法。

二野中的另两个兵团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

这种一线展开同期渡江的部署后来没有很大变化，为以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奠定了基础。渡江时间初定3月底，会议考虑的，这时节雨季未来，春汛未发。

就在2月8日这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二野和三野发了一个电报，即“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原来，在2月4日，总前委以二野和三野司令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报告了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军队正在加紧休整，后勤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在充分准备之后，两大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时间，由4月提前到3月。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报告在电报中作了答复：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都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担负在自己身上。

复电还指出：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以后，要占领许多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中央特别强调研究农村，学习农村政策。南方的农村和北方老区的农村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在新区工作，会遇到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学习。

复电特别注意强调学习城市工作，指出如果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将来解放江南的广大城市以后，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第三野战军辖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是淮海战役前夕，陈毅司令员驱车前往参加研究、部署作战问题的第一次贾汪会议

因此，复电要求二野和三野，一方面不放松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2月和3月两个月内，加紧休整和学习政策，又由于国民党此时正发动和平攻势，我党不得不认真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样一来，总前委提前渡江的计划，就向后推迟了。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个电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电报。这个电报不仅发给了第二野和三野，同时发给了各野战军和各中央局。这个电报所提出的问题，是全国党、政、军工作的方向和重心，即全党的工作即将发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月以后，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就作为全党的决议定了下来。

这个重要电报发到二野后，二野在商丘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进行了贯彻。三野前委根据中央电报的指示精神，又在贾汪召开了第二次临时扩大会议，即第二次贾汪会议。

2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此时，刘伯承由石家庄到了商丘，刘、陈、邓会商后，陈毅于13日赴徐州，再次召开三野第二次贾汪会议。接着，按中央指示，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也移驻徐州，和总前委、三野前委在一起布置南进渡江。刘、邓、饶、粟、谭等也来到徐州。

第二次贾汪会议于2月18日开始。19日，陈毅作了党的新区政策的报告。当晚，他和谭震林召集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

<h3>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h3>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第二天，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走了进来。众人纷纷站起身，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坐下后说：“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你们对今后的军事形势有什么看法？”

“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有天津、北平、绥远3种。可是，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和谈成功，那么将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呢？”

毛泽东语调平缓地说：“我们希望全面和谈成功，不过啊，对国民党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再打内战了，所以要我说，今后全面和平不能成功，但局部的和平还是存在的。你们对各种问题要灵活掌握，争取多用北平的方式解决敌人。”

邓小平说：“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您的这一席话对我们在渡江作战中很有指导。”

毛泽东笑了笑，用手一指陈毅说：“是陈毅逼出来的哟，他上次来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干部。现在为你们南下，好几个月只准备了53000多个干部，远远不够用。”

陈毅也笑道：“这下够用喽，我们两个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有100多万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陈毅说：“你们要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慢慢地实行这种任务的转化。我们过去是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你们到南方去作战，要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批示，于1949年春实行统一编制：

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当年6月份组成第一、第二兵团。），辖7个军；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兼司令员和政委。

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辖第三、四、五等3个兵团共9个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等4个兵团共15个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饶漱石任政委。

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4个兵团共12个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华北的第一、二、三兵团依次编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共9个军；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华北军区3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

加上各军区所辖的5个军，此时全军共16个兵团57个军。

在这次会议后，即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和军委机关迁往北平。

<h3>总前委首长商议渡江大计</h3>

1949年3月下旬，总前委进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渡江会议就在这大半是土墙茅舍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主持会议，他首先说：“陈老总、谭震林同志和我这次去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渡江问题特别关心，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长江与黄河不同，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我们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蒋匪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非架设及增修桥梁，部队不易通过，对部队展开运动阻碍大。所以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具体详尽地组织侦察，以利于部队行动。”

“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地为了增加土地面积等方面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如南通狼山原距江岸数里，现在则由江水冲至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均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多沙质。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此外，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过去，二野、三野都进行过渡黄河作战，但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则是‘面善心恶’。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江水因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第二野战军辖9个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这是1949年进军大西南时的第二野战军指挥部。

左起：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刘伯承司令员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另放桌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不得丝毫紊乱，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枪打，不得惹祸；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经过一番研究后，邓小平说：“长江有长江的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

粟裕接过话头说：“渡江看来不是很简单的。过去我几次渡过江，但那都是在有敌情顾虑下的小规模偷渡，与这次大规模强渡不同。敌人在长江南岸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要塞还相当坚固，如京浦以东至海门有吴淞、江阴、马垱、江宁等要塞，这些要塞不太容易突破。”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间为宜。”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刚才说的，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我们大军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可是，这几天刘老总正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岸开进，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他有一份针对长江的渡江作战研究，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听。”

“刘老总可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他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邓小平风趣地说。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加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刘伯承在文章的开头就抛出一大堆问题，像一把把钩子勾住了在座司令们的心。刘伯承在文章中又说道：

“（一）敌人会估计到我们一路从西安直取重庆，一路沿平汉路取武汉，一路沿津浦路攻南京，一路沿运河攫取京沪之线，因此他们必须从四川防到上海，数千里江防，守备必然困难，只能作重点主要线的防御。果如此，则空隙甚大，利于我们主要方向作佯渡，吸引敌人，主渡正面选择于甲乙重点之间的薄弱地段，抗战时期偷渡长江就常用此法。我们的基本战法是采取宽大正面的、数百公里的、同一时间的、夜间横渡。这样就能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部队遭受阻碍，但大部分，如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可以强渡成功。

“（二）敌人为节约兵力，必然加强辅助防御，可能在薄弱处和估计渡江地段，敷设水雷，加强对河岸的封锁，采用日伪军时期的做法，在沿江做竹篱笆，每距数里设筑碉堡、高坝、缩小交通港口、封锁消息、隔绝南北交通，岸上可能埋设地雷，所有船只紧靠南岸行驶。为此，我们必须学会破障的方法。

“（三）关于渡江工具问题。先头部队必须大部使用摩托工具，以求迅速登岸，估计敌人可能将北岸市镇港口摩托渡河器材搬走，我们数个兵团同时渡江，此项工具必然不够，因此除有者须积极加以修配，组织技术人员训练外，还须作第二种准备，即须注意缴获收集控制，即使是商人贸易船只，亦不准走开，或拆卸埋藏，应尽行登记听候调用。同时准备一批装备附件，于必要时即拆卸部分汽车及其他可用的引擎备用。大量工具主要依靠于北岸支流、湖泊、港口，加强对渡船、生意船、渔船等的征用，其次是第一梯队登陆胜利后，南岸船只放过来，这个工具问题成为强渡准备之中的主要工作，必须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进行调查统计及作使用上的思想准备。

“（四）敌必将使用仅存的飞机活跃于长江的上空，这个问题亦不可忽视。但敌人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是飞机太少，长江太长了，将置重点于哪一段呢？为此我们仍有很多可利用的条件：一个是夜间渡河，使飞机减低效能；一个是我们控制了整个北岸，很多支流港湾均可集结工具与隐蔽部队，采取一切消极手段减少损害，但另一种办法是所有高射武器及轻重机枪，有组织地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这主要是使用于白天以保卫我之渡河工具及码头与部队集结地区（据了解敌人飞机已不多，且已过时，原在徐州的三大队只有18架飞机，现已去南昌）。部队于准备过程中均可作专门演习。

“（五）如何对付敌人的舰艇？敌人可能会将商轮征作战艇及巡逻之用，加上海军的军舰，如此则数量当不是少数，但是商船缺少作战装置，对我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调查、鉴别，并对部队进行教育。敌人的防线太长，力量必然分散，如不分散，我们就专钻空子，这是敌人无法弥补的困难。我们以夜间渡河可使敌人此种武器大半失效，夜间视界困难，我们的渡河工具下水以后如水鸥样浮游目标，故炮火命中困难。另外我还有几种手段对付之，我以无数炮兵分队（可用不过江的部队所属炮兵）分置于一、二日行程之处，在我一翼或两翼行警戒，测好距离，不论日夜只要发现敌之舰队即行射击。以钳制威胁作第一线掩护。”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下面的兵团司令们个个听得入了迷，这些事有些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于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

可是，书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大伙儿这才笑着合上笔记本，活动活动手指。

总前委扩大会开了四五天，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陈审阅，最后由邓小平修改定稿。

<h3>渡江时间是如何确定的</h3>

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初步定下了4月10日为发起渡江的时间。

3月下旬的渡江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

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

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金河口之间渡江；

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三野4个兵团共15个军65万人（加上四野的第十二兵团部队，我投入渡江战役的兵力达120余万大军）。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负责领导指挥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成员。左起：粟裕（委员）、邓小平（书记）、刘伯承（常委）、陈毅（常委）、谭震林（委员）

这样部署，其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所以必须做好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瑶岗村。各突击集团指挥部也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但是，渡江的日期，以及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却颇费斟酌，这些问题，在指挥中枢的陈毅是有责任多作考虑的。

不久之后，由于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有进展，国民党有签字的可能，如能签字，则战斗渡江可成为和平渡江，意义很大。但毛泽东估计渡江时间必将因此而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拟将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总前委拟定的4月15日推迟到4月底至5月初。为此，毛泽东电询总前委：这样推迟，有何不利？

渡江时机，这正是邓小平、陈毅着重要掌握好的主要环节之一。他们立即搜集各方意见，并亲自作调查。意见都相当严峻：

二野：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且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三野：4月下旬起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也已困难。

总前委本身调查的结果是：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至于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

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向毛泽东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坚持政治斗争必需，又充分考虑渡江客观情况之下，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毛泽东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邓小平、陈毅：“你们下达推迟渡江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邓小平和陈毅却有不同看法。他们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和各兵团党委作了指示。完全不回避“为了谈判”，而是正面说清楚渡江与谈判的关系。这是一篇充分相信干部并致力提高觉悟的好文章。确是邓小平、陈毅的风格。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对方不执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后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文邓小平、陈毅于4月12日下达并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毛泽东充分尊重邓小平、陈毅的意见，于4月14日复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此后，关于渡江时间，又经过多次反复商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终于在4月18日9时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h3>邓小平亲拟的战役实施纲要</h3>

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赋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的任务是，如果南京政府不愿意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就应打过长江去，捣毁国民党的老巢——解放南京，解放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然后乘胜向东南各省进军，进而解放全中国。

为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继续具体组织指挥二野和三野主力以及四野的先遣兵团即第十二兵团，江汉军区、桐柏军区、鄂豫军区等3个军区作战。要求以上部队按照总前委的统一部署，协同作战。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坐镇合肥司令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敌人的江防特点和兵力部署，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如下：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拟制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4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4个到5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6个军及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粟、张，即粟裕、张震）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1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4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总前委

寅世

《纲要》对我军参战部队的具体作战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保证战役计划的实现，总前委决定将两大野战军划分为3个作战集团，即西集团、中集团和东集团。

西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和四野第十二兵团组成，共35万余人；中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二、四团及第一团1个营，还有骑兵团组成，共30余万人；东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和榴弹炮兵第五、第六团以及苏北军区3个警卫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共35万人（这3个作战集团又称西路大军、中路大军、东路大军）。

3路大军的具体部署大致如下。

西集团由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在湖口和枞阳镇之间渡江。

第三兵团在枞阳镇至安庆以东地段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

3个兵团渡江以后，要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沿江之敌。得手后，第三兵团首先消灭殷家汇的敌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渡江后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要求该兵团抢在第三兵团之前完成此任务，以保证截断敌人的退路。第四兵团渡江后，则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的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东集团，由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直接指挥渡江作战。渡江地段为黄港至口岸之间和三江营至京口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命令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

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根，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作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控制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镇江和芜湖的敌人。

中集团，由谭震林组织指挥，在裕溪口至姚沟段和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和县地段上进行佯渡，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

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和中集团从南京的两侧实行渡江。渡江以后，两个集团对敌人实行钳形包围态势，力求从东西两个方面，向中心压缩，把敌人包围在广德、长兴以北地区，并夺取南京。此着胜利以后，再向上海、浙江、福建进军，协同西集团消灭向纵深逃窜之敌。

四野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约20余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薪春、黄梅等敌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保证西集团渡江作战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分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据点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地段渡江南进。

以上从湖口至张黄港地段，敌我总兵力的对比为1∶2.2，在强渡地段八圩港（江阴）至口岸（扬中）地段，敌我兵力对比为1∶3。这样，我军在主要攻击方向上的兵力，相当于敌人的2至3倍。在整个渡江作战中，我军参战主力部队为120余万人。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

<h3>刘伯承制定并下发的渡江注意事项</h3>

3月底的一天，安徽六安。

刘伯承一走进办公室，就坐下休息。警卫人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

长征结束后的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

汪荣华是六安赫家集人，早在六合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这次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当然更加高兴。在六安停留的几天里，许多战友、亲属前来看她，忙得她不亦乐乎。

虽然没有去蚌埠参加总前委扩大会，可是刘伯承却一点也没有清闲，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人住下，身体不动了，可脑子却又转开，思考起他的作战理论。

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一所高等院校——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在六安休息几天，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他整天伏案工作，直到3月30日，刘伯承完成了由十点构成的渡江战术指示。他在这份指示里，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预想，并指出了解决的办法。

渡江战术注意事项：

《渡江作战之研究》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前已发作教材，兹据最近情况特提出以下战术注意事项：

其一，敌人在长江北岸以桥头堡、要塞及江心洲支点等构成的掩护阵地，其企图是及早察明我渡江部署，堵我渡江出口，配合其舰队、飞机迟阻我渡江行动，以掩护江南主阵地的防御实施。

其二，我们从事于渡江的战术训练，船筏及其他器材的搜集，特别是侦察实施等，首先要把敌人的江北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此时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

其三，在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害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如敌人所守备的地点，不妨碍我主要的渡江作战，或其重兵固守难攻之时，则暂以一部兵力封锁之。

其四，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其五，对敌人堵塞我船筏出口的障碍物，或直接排除之，或另辟水沟驶出船筏，或推船筏翻过坝头出江，均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之。但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又容易出航。

其六，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

（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

（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

（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鼓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

（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

（五）南岸湖沼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

（六）如登岸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而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

其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

其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进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部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随伴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注：即以迫击炮或抛射筒发射炸药包，炸毁敌工事）与爆炸的威力。

其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其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以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之目的。

刘伯承将这份战术指示交给参谋长李达，对他说：“将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

<h3>向江边挺进之简况</h3>

对邓小平亲拟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央军委于4月3日复电同意。此后，为便于指挥二野、三野渡江，主持全局，并便利与驻桐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联络和就近照顾第七、第九兵团，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率华东局、总前委和华东军区机关，于4月3日后由孙家圩子南移肥东县撮镇的瑶岗村；粟裕、张震则率三野指挥机关于4月4日东移泰州的白马庙，以便统一指挥东、中集团渡江。

三野、二野的部队有计划地向长江沿岸挺进！

江北的条条公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战歌：

沿江地区的船户将隐蔽大水底的船只拉出来，支援我军渡江

成千上万的民工，推着小车，赶着牛车，抬着担架，浩浩荡荡地跟着大军向南前进！

在宿营地，在行军的行列里，时时都可听到战士们的议论：

“这回蒋介石算是叫咱们给打趴了，所以才打出和平旗号。”

“吃人的狼，还能改掉本性？指导员说，蒋介石表面上下台了，换上个李宗仁，暗地里却在组织部队，想争取3到6个月的时间，编400个师，再来和咱们干！”

“说干就干！马上打过长江去，干它个窝底朝天！

“可上级讲，到江边还要准备。”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1949年4月20日至23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先后发起渡江战役。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首先登上长江南岸；第三野战军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和第二野战军三、四、五兵团组成的西集团与中集团同时渡江。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迅速突破敌人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无锡、镇江等城，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这是渡江战役期间，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领导同志合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左二）、政委饶漱石（左一）、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左五）、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左三）

“准备个啥？抗战时长江咱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啥样不知道？蒋介石剩下的三等残废部队还禁得住打？我要是粟司令，下令大军南下！我们第一梯队，刘邓第二梯队，一直打广东，没人配合也行！”

部队越往南走，对长江的议论开始增多：

“听说10个黄河也抵不上1条长江，‘长江无风三尺浪，一个浪比船还高’！”

“是呀，我也听说长江有80里路宽，水有几十丈深，轮船开过将江水划成一条深沟，一个钟头也合不拢！”

“江无底，海无边，秤砣落地得三天嘛！”

“听说江猪非常厉害，不仅吃人，成群结队还能把船拱翻！”

“江里还有九里十三矶，船撞上就沉！”

“难怪曹操当年83万大军都过不了长江！”

经过长途跋涉，部队来到江边。面对长江，干部、战士一个个心潮澎湃，自然又是一番感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长江，气势真够大的。”

“嗨！长江原来才5里宽，就是爬也能爬过去！”

“江面水流平稳，哪有什么浪！”

“国民党不是有军舰吗？怎么也看不到？”

经过有组织的“看水”，干部、战士对长江的恐惧心理顿消大半。

为了解决干部、战士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坚定广大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部队到达江边后再次进行思想动员，并请来在江边生活多年的老船工，介绍江情、水情，讲江猪是一种什么动物（大概就是中华鲟），九里十三矶（礁石滩）并没有那么可怕。各军还结合渡江任务召开了英模表彰会、思想检讨会。经过以上工作，部队士气更加高涨。第二十军第一七二团的一个干部讲：“渡江时我脸孔一直向南，万一牺牲，如发现我脸孔朝北，可以开除我的党籍！”

陈赓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军到达江边最晚。然而，他们奉命绕道大别山，演了一场“牵白打汤”的好戏。3月25日，第十三军攻占麻城，打跑了白崇禧集团的第七军。麻城战斗与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先遣兵团直逼信阳的行动，使白崇禧误认为解放军要拿他首先开刀，急忙把夏威的第八绥靖区主力从安庆地区西调九江、武穴、黄梅。白崇禧“让路”，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歼灭汤恩伯集团创造了条件。

<h3>渡江部队是怎样解决船与渡的问题的</h3>

渡江必须有船，有船还得有会撑船的人。因此，部队到达江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筹集船只，动员船工。

经过一番宣传动员，不少渔民献出了自己的船。但有些船主对这些宣传不感兴趣，有的竟将船只开进湖里隐藏起来。这些船主，多是跑江湖的人，他们控制船工，由于吃过受骗的亏，对生人的话不轻信，但重感情，讲义气，喜交朋友，爱办光彩事，愿听大官讲话。

第二野战军通过安徽桐城西北山区向长江进发

针对这些特点，部队改变工作方法，与船主、船工搞联欢，军长、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出面讲话动员，号召他们参战立功。三野还印发了《渡江船工光荣证》，有的军还印了《船工立功证》。这些都有力激发了船主、船工的积极性。

第九兵团还明确宣布：船工及其家庭的生活，由部队按制度供给，船工每天发粮老秤3斤半，家属大人2斤，6岁以下小孩1斤；伤者给予治疗，工资照发；残废者，跟部队人员一样，发给荣军证；牺牲者，给予抚恤，安置其家属；船打坏了，坏多少赔多少，整个坏了赔新船。

后顾之忧解除，许多人争着报名当船工，船主也自动把隐藏在湖里的船只交给部队，把沉入河底湖底的船又打捞上来。敞开衣襟的船工们，握拳捶胸，吐出肺腑之言：“有我们在，就有船在，不把你们送过江，还算什么闯江湖的汉子！”

就这样，二野、三野一共筹集各型船只9400多条，平均每个第一梯队军拥有大小船只500多条，一次可运1万多人。

有了船，部队即开始进行游泳、乘船的“试水”训练。早春的沿江地带，乍暖还寒，河水冰冷刺骨，但干部、战士却整天扑腾在河湖池塘里，不少人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苦练，大部分北方来的“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并学会了划桨、撑船、自救互救等技能。

接着，部队又进行上船下船、航行编队、通信联络、水上射击、登陆突破等战术演练。二野、三野都发出指示，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有进无退、英勇顽强、独立自主、配合友邻的战术思想，以及分散登陆、集中作战，先登陆先突击，小群动作，大胆猛插的战术原则和动作要领。

据此，部队间展开比赛，看谁的成绩好。他们从河里练到湖里，又从湖里练到长江。第二十一军第一八五团3小时横渡巢湖35公里，靠岸登陆全团仅用了5分钟！

训练出成绩，训练还出发明创造。一个战士的不慎落水，引发了大家对自制救生圈的思考。不久，各种各样的救生圈制造出来了！

4月9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向三野和第四、第五兵团各军通报：

“我十二军渡江演习以廿斤稻草捆绑成圈试渡成功。因其面积小，又能露出胸部，战士在渡江时尚可射击。稻草圈浸水12小时，仍可使用。现正试以3个草圈连成品字形，以便互助小组协同前进，试行结果续报。”

4月14日，张震也将第十兵团在内河试验成功的救生圈通报二野：

“甲、用9斤至10斤蒲芦苇或小麦秸，扎成一个一米三至一米五长之三角形（后一角须加一细棒），中间加150公分圆圈（用布裹住正合适人腰粗）。为增加抗力，草把圆圈应较人身体稍大些，缚于三角内，使用时使身体置于草圈中央。

“乙、以火油箱两只，用绳布捆扎于腰部。

“丙、以5个猪尿泡吹充气，勾结于腰间。

“丁、以油布（美式油布最好）缝成车轮胎形圈袋（较人身体较大些），内部塞满乱稻草（最好睡过）并藏空气，将圈袋套于人胸部。

“戊、以毛竹筒4个（每个一竹节）勾结于腰间（毛竹筒是去竹青皮，较轻，浮力大），试验结果，其浮力会浮水者能托一支机枪射击，不会水者能托一支步枪射击，浮水面与人之胸部，运动自如。

“上述各材料易取且廉，也易制，轻便好带，现该兵团正普遍自制使用。”

我军干部向当地船户进行动员，宣传我军渡江作战的伟大意义

各种救生圈的试制成功，对担心落水而又不大会游泳的战士无疑是一个福音。

船被枪弹击穿漏水怎么办？这又是战士们担心的一个问题。通过实验，他们找到了用棉絮塞船补漏的好方法。

此外，三野部队还把汽车发动机安装在木船上，把船改装成土炮艇、冲锋舟。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部队到达江边后，侦察人员把用望远镜观察到的对岸情况及国民党军舰的活动，一一记录在案。但这样侦察到的情况毕竟十分有限。于是，部队开始想法去对岸侦察。

4月8日，二野第十五军组织5名水手，乘1只小船，携带1挺轻机枪、2支步枪，到对岸侦察国民党军的火力配备情况。经46分钟划行，船距南岸只剩250米。这时，因在月光下被守军发现。守军即以轻重枪猛烈射击，船上的机枪、步枪也随之开火。小船顺水向东漂流了1里多，然后返回北岸。这5名水手不仅摸清了国民党军的火力情况，而且自己毫无损失。他们的行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信心！

在渡江侦察方面，第二十七军做得最为出色。为搞清对岸的情况，他们连续组织侦察兵偷渡10次，8次成功，共捕捉国民党军30多人，从俘虏的口供中得到不少情况。

在以上偷渡过程中，侦察英雄齐进虎等3名侦察员，在黑沙洲登岸时被发现。他们索性弃船潜入洲内，与守军周旋了8天8夜。渴了，喝口长江水；饿了，吃把蚕豆叶。就这样，摸清了洲上守军布防详情，最后坐着木盆返回江北。

在以上10次偷渡的基础上，第二十七军为了及时而周详掌握对岸守军的变化情况，决定由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现名章尘）、军侦察科长幕思荣、侦察营教导员车仁顺等率1个加强营，组成“先遣渡江大队”，携带电台，潜入江南。这一方案得到上级批准。

4月6日晚，他们分两路渡江，登陆后进入南陵、繁昌、铜陵3县交界的山区，并迅速与皖南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展开敌后侦察。“渡江先遣大队”不仅向军部提供了重要情报，而且使守军寝食不安，草木皆兵，对其的心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第二十四军主力渡江后，他们又返回部队参加战斗。电影《渡江侦察记》反映的就是“渡江先遣大队”的情况。

国民党军在江北设立的桥头堡，封锁渡口、河流，是解放军渡江的严重障碍。为此，各部队在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以第二梯队发起攻占桥头堡的战斗。至4月19日，除安庆、西梁山、扬中沙洲、浦口、浦镇等少数几个据点外，其余全部被拔除。

其中，二野不打安庆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它南濒长江，东有断塘湖，西有石门湖，城北有两道山丘，易守难攻。白崇禧以其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四师在此把守。为拔掉这个钉子，二野曾以第十一军攻城。但十一军攻下城北第一道山丘后，即与守军在第二道山丘相持。4月初刘伯承到安庆察看地形，发现该城丘陵、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遂由第十军围困、监视安庆守军，撤下第十一军参加渡江准备。

渡江时间日益临近，将船只送入长江成了大问题！

解放军的船只多在内湖、内河，但内湖、内河的出口或入江处，多被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在这种情况下，陆地行舟，将船抬入长江是一个办法。但这样既浪费人力物力，又容易损坏船只、暴露目标。于是，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开渠灌水，掘堤引渡，拉船翻坝，将船隐蔽入江。

到4月初，后勤部门给部队补充了3至4个基数的弹药，人民群众为部队备足了1个月的粮食，山东、苏北、皖北的群众组建了几十个民工随军团，确保部队打到哪里，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

至此，渡江作战准备已全部完成。

<h3>毛泽东、朱德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h3>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各野战军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在严正指出了南京政府拒绝和平协定签字的顽固态度以后，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出了向全国进军命令。

这是一道扭转乾坤的战斗动员令！

这是一道埋葬蒋家王朝的进军令！

命令写着：

<small>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small>

<small>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当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受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small>

<small>（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small>

<small>（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small>

<small>（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small>

<small>（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small>

正文 第五章 “紫石英”号事件

渡江战役开始的当天，即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本来估计渡江时美国找麻烦的可能性最大，却没料到英国的4艘军舰，其中包括其护卫驱逐舰Amet（紫石英）号、远东舰队近万吨级的旗舰，接二连三地闯入人民解放军的防区，从而导致了历时两天的3次“水陆大战”，这就是“紫石英”号事件。

<h3>“紫石英”贸然闯入解放军控制的江面</h3>

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虎踞长江北岸，蓄势待发；守卫在长江南岸的75万国民党军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双方剑拔弩张，决定南京政府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搏斗已经不可避免。

这一天的清晨，没有风，没有雨，仲春时节的长江静悄悄。积聚着的巨大能量，正不断靠近临界点，等待着爆发。

从拂晓时分开始，解放军渡江部队东路大军指挥部接到前沿部队的报告：有一艘不明国籍的外国军舰，在茫茫白雾的掩护下，由东向西溯流航行，驶过靖江水域，来到江阴与八圩港之间的航道上，随后又驶抵扬州东南20公里的三江营水域，相继闯入了渡江部队东路大军第十兵团和第八兵团的防区。

在这非常时刻与非常地点，身份莫测的“不速之客”到底要来干什么呢？

配属第十兵团作战的三野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肖永福，带着观测排排长柳运荃、观测班班长高日彰，乘着一只小舢板过六圩港，对侧翼观察所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后，登上舢板返回连部。此时，江面飘浮着一层白茫茫的薄雾，能见度很低。

按照炮团领导的部署，三连的主要任务恰好是打兵舰。当天，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密和防空需要，全连的火炮暂时隐蔽在阵地后边的小树林里，要到晚上才进入构筑好的工事。肖永福获得营长批准射击的命令后，火速向一排转达了命令。一门大炮立即掀掉伪装，挂上大卡车，直奔设在江边的发射工事而来。

可惜！晨雾未散，远距离观察有困难。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这艘来历不明的兵舰，很快越过三连阵地的正面，驶往南京方向，消失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鸣炮警告已失去了意义。

第一营王坤廷营长及时向马达卫团长报告了有兵舰溯流上驶的情况。马团长说：“往上游开不要紧，沿江都有我们的炮阵地，只要雾散了，随时都可以打。你们要加强观察，一有新的可疑目标，力求提早发现。如果是开往下游的兵舰，要尽快识别国籍。遇上外国兵舰，鸣炮警告没有反应甚至敢向我们开炮，就要坚决还击。若是国民党的兵舰，就更不要客气，务求击沉，绝不能让它逃掉。”

王坤廷营长迅速把团长的这一指示向全营指挥员作了传达。

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在西邻的炮三团一营和三营阵地上，先后响起了隆隆炮声。一场意外的“水陆炮战”开始了。

随着江面的迷雾散尽，终于显露了兵舰上的国旗。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悍然闯入我长江防区并向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炮的兵舰，既不是国民党兵舰，也不是美国兵舰，竟然是老牌海上霸王——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的“紫石英”号护卫驱逐舰。

对于我军的炮击，“紫石英”不予理睬，继续西驶。于是，我炮三团又开了一炮，炮弹落在“紫石英”前方30米处。这时，“紫石英”开炮了，它一面开炮一面西驶，于9时进入三江营地段。

当天早晨，炮三团团长李安邦和政委康矛召奉命去八兵团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在离开团指挥所前，左邻炮六团在下游发现可疑军舰的情况通报，已由上级转告炮三团指挥所，李安邦团长和康茅召政委便遵照陈锐霆司令员和张凯政委的指示精神，向团部值班指挥员和营连干部明确地交代了应当采取的对策：

一、假如发现外国军舰，凡是不听我军警告停止航行，可以不再警告，立刻射击；

二、对敌舰射击，以位于各连中心的火炮为基准，施行齐射，运用交叉火力，争取头一个齐射就命中目标；

三、榴弹炮弹要用全装药，加强射速和穿透力。瞄准和射击动作要快，对军舰的指挥塔、炮塔等重要目标可以不计提前量，穿甲弹主要射击吃水线以下的机舱和弹药舱等要害部位。

按照这三点具体指示，驻守在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两个炮兵连，毫不犹豫地向“紫石英”号展开猛烈还击。与此同时，相邻的炮一团也主动投入了战斗。

<h3>“紫石英”号挂起了白旗</h3>

三江营以乳状形伸入长江，造成此处江面狭窄。配属第八兵团的三野特纵炮三团在该处配置炮一连、炮七连，共配备日式75野炮和105榴弹炮各3门。

当“紫石英”进入三江营狭口和弯道后，立即受到炮一、炮七连的前后夹击。“紫石英”虽装备6门大口径火炮，也无法压制解放军炮兵的准确射击。一番激战后，“紫石英”炮塔被毁，指挥台被击中，舰长斯金勒（Skinner）少校重伤殒命，副舰长威士敦（eston）上尉也伤势不轻。“紫石英”航向失控，越出航道搁浅于三江营对岸，慌忙升起一件白衬衣，解放军遂停止炮击。

少顷，“紫石英”又把白衬衣降下，复悬英国旗。解放军遂继续炮击，迫其再悬白旗。这次，“紫石英”深恐解放军看不见，连挂3面白旗，解放军又停止射击。此时，该舰已中弹30余发，舰上水手60余名弃船跳入江中，泅登南岸，后来乘火车到达上海。

在这次“水陆大战”中，要不是解放军缺少破甲弹及延期信管，“紫石英”早被击沉！

<h3>英舰逃往江阴、上海</h3>

然而，英国远东舰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天下午1点半，原来停泊在南京的英国驱逐舰sd（伴侣）号，由西向东，驶进三江营地段，增援“紫石英”号。“伴侣”号的到来，立刻招致了一连、七连的炮击。“伴侣”连中5弹后，全速下驶脱离了解放军的火网。然后，该舰又掉头沿北岸上驶，利用解放军炮兵掩体与江岸形成的死角，击毁了解放军野炮2门。但当该舰越过乳形岸边时，又被解放军的榴弹炮穿透其联装主炮，击毁其指挥塔，舰长罗伯臣（Robertson）中校受伤。“伴侣”号乃急忙掉头向东，但在转舵之际又中弹累累。就这样，“伴侣”号带着满身创伤，逃往江阴。

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部收到其两艘军舰在长江受伤的报告时，总司令布朗特（PatriK Blind）海军上将正在伦敦。为报复解放军，副总司令梅登（Madden）海军中将亲率旗舰“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由上海赶赴长江出事地区。

21日上午，梅登率“伦敦”、“黑天鹅”两舰从江阴出发，缓慢溯江西上，并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北岸情况。至下午4时，英舰进入第二十三军防区，这时距解放军东集团发起渡江作战只剩2小时！

时不我待。配属第十兵团的三野特纵炮六团奉命向“伦敦”、“黑天鹅”发起炮击。英舰用大口径舰炮还击。顿时，江面上弹飞如雨，水柱冲天。霎时，一发美制榴弹击中“伦敦”号的指挥台，舰长卡札勒（Cazalat）上校当场受伤，炮弹的碎片还撕破了梅登中将洁白的海军制服。在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英舰逃往上海。

经过3决战斗，双方公布的伤亡情况是：英方“紫石英”号舰长阵亡，副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7名、负伤20名；“伴侣”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20名、负伤15名；“伦敦”号舰长负伤，船员死亡15名、负伤13名；“黑天鹅”号船员负伤7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252人，损失野炮2门。

<h3>扬子江炮声震动了西方世界</h3>

4月20日，在长江出现的是英国军舰，而不是美国军舰，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国民党有一支力量不大的海军舰队，所以解放军的炮兵事先就做好了作战准备，但没有想到却是与英国的军舰交上了火。

扬子江上的炮声，震动了西方世界，引起国际舆论的严重关注。路透社4月21日发自纽约的综合报道称：共军在扬子江炮轰4艘英国军舰，在美国引起了轰动。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伤亡之惨重感到震惊。所有的纽约报纸都以最大号字体发表了这一新闻。

法国报纸均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

扬子江的炮声更震动了英伦三岛，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敢向我们开炮还击！”

一场小小的炮击，点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英国之间的首次外交较量！

4月2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

前首相丘吉尔口出狂言，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上海去……实行武力报复”。

4月30日，毛泽东亲笔起草谴责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也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声明说：“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先生的狂妄声明。……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人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h3>毛泽东夸奖陶勇“鲁莽”</h3>

“紫石英”号事件后，三野司令员陈毅曾专门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为自己的部下担心，生怕主席批评陶勇“鲁莽”。

1949年5-8月在镇江与英国海军代表谈判。左一为康茅召（三野特纵炮三团政委），中间为三野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将军，右一为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少校舰长克仁斯

谁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对陶勇的忠勇果敢大加褒奖。后来还说：“既然他那么喜欢打兵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新中国成立后，陶勇担任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当时，“紫石英”号舰受伤滞留在镇江以东的江面上，英国为了让解放军释放该舰，曾试用了许多渠道。英远东舰队总司令表示，他愿意到华北的任何一个港口，去会见朱德总司令，协商解决问题。前英国首相，驻华特别代表魏亚特爵士利用与周恩来的旧交，也来电斡旋。

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所以不便同英国使馆发生正式关系。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此事由第三野战军与英国海军谈判解决。

第三野战军谈判代表团在谈判时，要求英国海军舰队履行下述职责：①承认英国军舰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②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当地人民所受之损失；③我方准备在英方履行上述责任之后，即与英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撤离长江的办法；④本备忘录所列各项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当然，英方的态度与此要求相差甚远，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h3>“紫石英”逃出长江</h3>

鉴于英当局并无谈判的诚意，而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共都处于有利地位，国际舆论也对中共有利。所以，中共此时决定不与英国拖延下去，不必与它长期纠缠。此时，第三野战军在沿江的几个高级司令部中，下达了一项秘密的命令：如“紫石英”号舰逃走，我沿江部队可装作不知，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紫石英”号被我军击伤后搁浅俘获

可是后来，解放军又获悉，英国要派驱逐舰潜入长江，劫走“紫石英”号。为了不让英方肆意妄为，三野司令部又宣布原先对“紫石英”号舰东逃不予拦截的命令作废，重申如英舰溯江劫走“紫石英”号舰，或该舰擅自逃走，定予坚决打击。

就这样，“紫石号”舰在长江上停泊了100天，直到7月30日晚，才很不光彩地逃走。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舰趁“江陵解放号”客轮例行航班经过英舰下驶上海之际，英舰假冒我客轮桅灯，尾随“江陵解放号”行进。解放军监视哨发现“紫石英”下驶后，立即通知二十五军驻大港的炮兵。9时15分，大港炮兵向“紫石英”发炮警告停驶，英舰亦开炮还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舰在弹雨中赶上“江陵解放号”，并强行傍该轮左弦行驶，而将“江陵解放号”作为掩蔽，使这艘从事和平航运的客轮及其数百名乘客处于弹雨交织之下。“江陵解放号”不幸遭受炮击，中弹下沉，火焚和水溺使乘客伤亡惨重。

“紫石英”在接近江阴前，停机熄灯顺流下漂，当时台风大作，江水猛涨，江阴的某些炮兵阵地临时移往高地，竟未能发现英舰漂流而过。

“紫石英”舰继续东逃时，天色已曙。该舰竟将一艘黎明摆渡的木船撞为两段，乘客翻滚落水，死伤甚众。“紫石英”避开吴淞口航道，从崇明岛北口逃出长江。

正文 第六章 百万雄师过大江

公元1949年4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民人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竞渡。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肖劲光率领下，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

<h3>渡江发起时中共统帅们在干什么</h3>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渡江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h3>中集团渡江实况</h3>

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分东集团、中集团和西集团。东集团和中集团为三野，西集团为二野。

20日20时，中集团在安徽省的枞阳镇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冲击。从长江地形来说，这一带江面，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江心洲，对渡江十分有利。

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拖着簇簇火光在暮色苍茫的天空划出无数道明亮的光弧，飞向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咆哮的江水在炮火的照耀下犹如殷红的血液。顷刻间，南岸滩头，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腾起烟柱直冲星空。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的当儿，三野七、九兵团第一线部队的战船启航了，真是桅杆如林，帆篷蔽天，上万艘木船乘风破浪，向南岸疾驶。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要求，各个军、师、团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派到第一梯队去，不留后手，并要求全军指战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

谭震林在第一梯队就派出了4个军，即七兵团二十一、二十四军，九兵团二十五、二十七军。

长江两岸炮声撼天动地，江水在咆哮，各个突击队的战船，已经隐蔽地越过长江中流，迅速朝南岸靠近，指战员们手握武器，时刻准备向敌人射击。

半个小时之后，冲在最前面的船只接近南岸，敌人发现后组织密集的火力拼命射击，企图把突击队压制在水面上，突击队员们没有别的选择，嘶喊着边射击边迎着火力上，有的跳下水去，搂住船头，让战友们从身上踏过去，不少人中弹，船上的人落入水中，沉落江底……

先头部队终于登上南岸，经过短促激烈地战斗，粉碎了敌军的反抗，建立起滩头阵地。二十七军占领了矶头山、大盖山等沿江阵地。二十五军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等沿江阵地。二十四军占领了铜陵，随后与二十一军会师大通。掩护后续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第一梯队4个军在我强大炮兵的掩护下，不到一个小时，就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5个江心洲，雄师进逼南岸，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打响了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第一枪。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解放军来得如此迅速，以震破敌胆的英雄气概，一举突破长江天堑，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据后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说：渡江的先头船最快的只用了一刻钟。成为“渡江第一船”。

在这黑沉沉的夜晚，敌人闻风丧胆，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

三野中集团首批渡江的指战员为了加快船速，他们在黑夜中摘下钢盔，操起铁锹协助船工划水。在渡江中敌人向江面射击，船工首当其冲负了伤，战士们接上去，人伤船不停。战士们负了伤，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坚持摇橹。

船被敌弹击穿漏水，战士们将身上衣服一脱，将背包一解，拿起衣服、棉被就往上堵，有的战士竟然站在船工前面，以身体当掩护，渡江指战员们只有一个心愿：

快速前进，夺取胜利！

三野渡江第一梯队，在渡江中也遭到了蒋海军江防舰队的阻击，敌人出动了安东、美亨、太平、楚同等中小型炮艇拦江截击，但是被我人民解放军强烈的炮火轰得晕头转向。渡江部队驶着木船靠近敌舰，用手榴弹进行还击，打得敌舰弹痕累累，被迫向铜陵、芜湖方向逃离。

三野渡江第一梯队，分乘的有数千只木船，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劈波斩浪，飞向南岸。按照规定，跟着渡江第一船的兵力到了江南，立即点灯报信。这时，数十里长江南岸上，红灯闪烁，宛如璀璨群星，占领滩头阵地的先遣部队，有的还在山头、高坡燃起一堆堆篝火，红灯篝火、交相辉映，把渡江胜利的捷报传向大江南北。

三野中集团突破长江防线后，立即向纵深发展，先后占领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此时，汤恩伯命令敌九十九军前来阻击，但敌军还没有完全抵达，便有的被歼，有的向杭州逃窜。

由于三野中集团神奇般首先突破长江天堑的决口，在不到24小时内，人民解放军就有30万人打了过去！

战役发起前，军委和总前委曾经下达了干部要提前指挥的指示，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根据这一原则，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二十五军军长成均、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随着突击队过江。

许多年过去了，聂凤智将军依然记得当年他登上南岸的情景。他生前回忆道：

那天夜里，风扫薄云，现出一轮明月，照耀着江面和更远一些的山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面前的景象也许会使人感觉置身在一幅油画中。聂凤智将军回首江面，他看到不远处数不清的船只争相在激流中勇渡，帆影重叠，火光闪闪……这是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内中也饱含着诗情画意。

聂凤智紧皱的眉头放松了。雄师飞渡的场景激荡着他的心胸，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一份电文：“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只有12个字。这是聂凤智将军有生以来拍得最短的一封电报，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份电报。

21日凌晨，值班参谋向粟裕代司令员报告说：“聂军长来电报了。”

粟裕一听聂凤智发来电报，急忙说：“快念！”

值班参谋重复念了一遍，说：“就这么一句。”

“这么简单。”粟裕有点遗憾。他从值班参谋手里拿过电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心里猛地一喜。第二十七军是中集团的主力军之一，聂凤智既然“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这说明这个军在江南已经站稳脚，敌人的江防已被突破。

这份短短的电报，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h3>东集团渡江实况</h3>

在中集团渡江成功之后，21日夜晚，三野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的望江段，同时发起强大的攻击，三野东集团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登上了南岸。我中、东、西三个集团雄师横渡，军威大震，如同倒海翻江！

东线，敌人守备的重点是在江阴地段，只要攻占了江阴，就可实现总前委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判断的第5种情况，即敌人完全混乱。

我东集团部队奋勇渡江，当地船工积极为我渡船掌舵

江阴，东倚上海，西近南京，南靠沪宁铁路。占领了江阴及其附近的常州、无锡，就将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块，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就使沪宁大动脉动不起来。江阴，是连接芜湖的“弓弦”东端，占领了江阴，中集团、东集团就可分别从“弓弦”两端沿捷径对进，堵住驻守在“弓背”上的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南逃之路。江阴要塞号称江防门户，占领了江阴，就从江南、江北封锁了长江，上游敌舰无法东逃，下游敌舰无法西援。江阴是国民党江防的重点，放心的地段，攻占了江阴，必将使其震惊，先从精神上崩溃。

那么，攻占江阴，致东线敌人迅速、全线崩溃后，究竟在何地、采取什么方式聚歼敌人呢？

粟裕认为最好是将敌人逼到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之间地区，在野战中将其歼灭。从地图上测算，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敌军撤逃约4至5天就可到达。

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西侧，到达宜兴约80公里，如果攻击顺利，需用2至3天时间；到达长兴约130公里，则需要4至5天时间，中集团从渡江地域到广德、长兴，约180至220公里，进展顺利，也得5至6天时间才能到达。从需要时间来说，敌我双方差不多。谁能争得时间，抢先到达宜兴、长兴、广德，谁就赢得了主动。如果敌人先到达，就逃出了合围圈。如果我军先到达，敌人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要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机，除了部队迅速猛进之外，还必须在渡江的同时，在敌人还没有撤退之前，就提前预作追歼逃敌的准备。

粟裕感到有必要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这个建议。他立即找来参谋长张震，讲述自己的想法，张震当即表示拥护。

于是，给总前委和军委的电报，以粟、张两人的名义发出了。

电报首先陈述了对敌情的分析：“截至现在，我七、九兵团渡江后，敌尚无全盘布置，仅由各守备部队局部反击，抵抗甚弱。其第二线部队，仅一○六军主力集中宁国附近，一九二军集结泾县、茂林之线，其后续部队则更空虚。如皖南地方部队及保安旅之起义，则该军可能被钳制，且战力甚弱。东线，自我先后攻占桥头堡后，敌已于号日（20日）中午前作新的调整。”接着介绍敌二十一、五十一、五十四、一二三军部署调整情况。“如此，敌虽然加强了一线守备，但第二线则较空虚。”

电报在分析敌人态势之后，引出结论性的重要判断：“依据上述情况，我军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尤以南京上游敌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紧接着，电报就如何分割包围逃敌提出如下建议：“（一）九兵团过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力求该兵团先头部队于宥日（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二）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感日（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如残敌顽抗，可留置一部围歼之。（三）十兵团四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灭二十一军主力。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以1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而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溧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并以本部教导师主力配合警八旅攻歼八圩港之一四五师主力后，控制江阴，警八旅控制无锡，警六旅主力控制武进，以1个团控制戚墅堰。（四）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1个师，本晚攻占扬中，养日（22日）晚强渡夹江，而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而后待命会攻南京。三十四军本晚攻占南新洲，以炮火封锁京沪铁路，三十五军今晨已攻占江浦，并以一部控制新河口，封锁江面，主力本晚向浦口外围攻击。”

电报最后说：“以上是否妥当？如同意，请令七、九兵团执行。请即示。”

粟裕尽管深信自己的判断准确可靠，但在没有兑现之前，他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深深感到，敌人会不会迅速全线崩溃，就看十兵团能不能一举胜利突破江阴地段，插向敌之纵深。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一再向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说明这个要害，一再叮咛叶飞：要随第一梯队渡江，直接掌握战场情况，实施强有力的直接指挥。

东突击集团面对的江防是国民党整个江防线上最强大的，特别是浦口到江阴一段，不但有闻名的江阴要塞，林遵统率的海防第二舰队也全部集中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看家的最后两件法宝。同时，江岸守备兵力也十分雄厚，是按江北、江中、江南三线配置，也就是江北有桥头阵地，江心洲有据点，南岸有沿江守备部队，还有强大的纵深配备。国民党吹嘘这段江防是钢铁防线，要突破如此坚固的防线，确非易事。

我军东突击集团主将、十兵团司令叶飞将突破口选在江阴，原因很简单，这里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段，江面只有1500米宽。往东，江面豁然开阔，木船漂泊一夜也很难抵达对岸建立滩头阵地。往西，离南京太近，敌江防兵力较强，特别是有敌第二舰队陈兵该段江面。

江阴为京沪锁钥，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重兵防守的要地，蒋介石对这里也极为重视。到1949年春，江阴要塞兵力达7000人，设有总炮台1座，大炮台3座，游动炮团1个，有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担负着从张家港至黄田港60华里的江防。纵观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可谓江上雄关。难怪国民党国防部吹嘘说：“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也难以过江。”

但是，国民党的将军们和美军顾问团只看见了江阴要塞强大的武器装备，看不见国民党的军心士气，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渡江战役前夕，要塞的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共产党之手。

早在1947年，以陈丕显为书记的中共华中工委便已遣人打入要塞，同年11月，在要塞内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江阴城内还建立了联络站。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夕，在华中工委领导下，不仅把党组织扩大了，而且还把一大批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要塞司令戴戎光基本被架空，只等时机一到，整个要塞便可掉转炮口。江阴要塞已成为埋在国民党千里江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3月，华中工委及时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关系转交给了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把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澄明接到兵团部，亲自听取汇报。王澄明是粟裕点的将，主持要塞的起义工作，在济南战役时，就是他成功地策划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的无名英雄。

叶飞听完情况汇报，指示说：“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把兄弟关系掌握一些关键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可以这么说：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

叶飞补充说：“通知要塞地下党的同志，兵团党委决定起义工作由你负责。”

4月20日，国民党已获得情报，解放军即将渡江，戴戎光接到第一绥区司令丁治磐“立即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从江阴城住进要塞，坐镇黄山炮台总台指挥所，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要塞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我军的总攻开始了，首先要拔除江阴对岸的桥头堡八圩港阵地。八圩港守军是二十一军一四五师，战斗打响后，师参谋长立即要求要塞给于炮火支援，戴戎光下令开炮，唐秉琳不慌不忙，命令黄山炮台全部火力减缩400米火力实施射击。随着一声令下，炮台在一阵轰鸣中震颤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对岸，顷刻间，八圩港一片火光冲天，鬼哭狼嚎。一四五师师长在对讲机里破口大骂：“妈的，你们的炮弹全落在老子头上了，唐秉琳，你的炮是怎么打的？”

汤恩伯接到上述情况报告，大吃一惊。他鉴于要塞若有闪失，整个江防不攻自破，急忙给戴戎光打电话，声色俱厉地要戴立即追查。唐秉琳振振有词：“夜间观察困难，射击不准确。”戴戎光一向视唐秉琳为亲信，况且战斗已经打响，怎么查究？戴戎光把此事撂在了一边，只顾对付解放军渡江。

21日19时30分，在我中集团突破长江天险之后，东集团和西集团同时发起渡江。20时，八圩港的江面上夜色沉沉，几艘木船神不知鬼不觉踏浪而来，在江阴城外长山北麓悄然靠岸。与此同时，在长山东侧的肖山江岸，也有几艘木船靠岸，这是叶飞兵团的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派出的先头部队。

就在先头部队在南岸得手之际，北岸发起了总攻击。戴戎光急命唐秉琳开炮，封锁对岸的新港。

唐秉琳得到开炮的命令，见解放军先头部队还未占领黄山总炮台，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便命令丁佩基执行“佯动射击计划”，同时命令通信连长李容有和王刚，剪断江阴要塞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命令沿江步、炮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一律佩戴识别标记向黄山营房集中。

炮台的大炮开始射击了，一发发没装引信的炮弹漫无目标地发射出去。戴戎光坐在总指挥所，听着一声声没有回音的炮声，立即觉得事情不妙。“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纯粹是在给共军放礼炮！”他抓起电话，不通；大声叫卫士，没有应，顿时头脑“嗡”的一声响。

当唐秉琳提着枪冲进指挥所时，戴戎光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目光盯着他曾经那么信赖的部属唐秉琳怔怔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地下党员、政治交通员吴铭朗声宣布：“我是共产党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宣布战场起义，现在要你缴械投降。”

戴戎光像一堆烂泥瘫倒在地上。

我军强大炮兵掩护步兵强渡长江

北岸，我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迅速登舟启船，船如云人如潮，千帆竞发，不可阻挡。

渡江进展比预想的顺利。但是时隔不久，前方进展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少。

粟裕再三催促要尽快与叶飞取得联系。但4个小时过去，仍没有沟通联络。叶飞下落不明，前方战况也不明。在这关键时刻，关键地段，与关键人物联系不上，粟裕焦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报务员也忙得满头大汗，多方查询，就是不见回答。22日，晨曦微露，粟裕才收到叶飞发来的报告：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全部，三十一军一部，已胜利南渡，分别击垮了当面之敌，建立以江阴为中心的正面宽5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巩固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迅猛发展。

对此，叶飞后来回忆道：因注意力集中在指挥渡江和登陆作战行动上，以至在登上指挥船时，竟忘了带上电台和报务员，直到踏上长江南岸时，才发现电台没有跟上来。

在二十八、二十九军随叶飞司令员从张黄港至龙稍港强渡长江，占据江阴、高港的同时，二十、二十三、二十六军，自龙稍港至七圩也强渡长江成功，一踏上江南大地，急速地向南，追歼逃敌。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地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

24日凌晨3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

<h3>西集团渡江简况</h3>

渡江西集团为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第十、十一、十二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十七、十八军，以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

渡船上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炮火奋勇前进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3个军8个师约4万人，敌纵深地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整个渡江地段敌兵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突击方向。但白崇禧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的右侧背，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湖、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

经强大炮火准备后，担任第一梯队的第十二、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军相继登船起渡，数千只木船竞相南驶，直逼对岸。

守敌集中火力疯狂拦截，江面上水柱四起，部分船只中弹，渡江突击部队临危不乱，以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争当登陆第一船的坚强意志，英勇顽强，奋力航进。

仅仅15至30分钟，先头部队便突破国民党军江防。第十二、第十一军在乌沙闸以西，第十六军在黄石矶及其以南，第十五军在香口附近，第十三军在马当附近分别登上南岸，抢占了滩头阵地。各军后续部队源源南渡，对敌实施连续突击，守敌纷纷溃逃。各军各师密切协同，迅速向左右两翼及纵深扩张。

至当晚21时，该集团已渡过十六个团，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10余公里的陆上阵地。

渡江跟进的第二梯队第十四、第十七、第十八军登岸后，以迅猛的动作向敌纵深挺进。至23日，该集团连克彭泽、马垱、高坦、至德、贵池等地，歼灭守敌一部。担任监视安庆国民党守军的第十军，趁安庆守敌混乱撤逃之际，于22日晚占领了这座安徽省会城市。

第二野战军渡江那天，刘司令员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兜击之。”

部队根据刘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h3>陈赓率部隔断汤、白联系</h3>

陈赓兵团原定任务是要攻占南京，接管南京。这时刘邓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后演变为溃乱的趋势，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线。于是，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为直出上饶、弋阳地区，早日切断浙赣线，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隔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为了不失战机，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刘邓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刘伯承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地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辎重及小的俘获所拖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

连日来，陈赓率第四兵团一路追击，毫不停滞。

陈赓在渡江战役期间，记下了一本日记。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中写道：“渡江作战，完成历史任务，对此壮举，不能无记，决心写下去。待记”。

在追击溃敌过程中，陈赓没有中断日记写作。下面我们就从他的日记里摘录几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兵团追歼逃敌的过程。

4月27日。敌六十八军拼命向南逃跑，陈赓令秦、周两军兼程追击，务求尽歼此敌。

4月28日。陈赓率军拂晓出发，只见敌前日亦循此路南退，状极狼狈：汽车弃道，无人过问，死马横路，人皆掩鼻以过。敌军官太太们携幼扶杖，蓬头垢面，已经落到后面。陈赓车至永丰镇，此处满街狼藉，十室十空。见解放军到来，妇女三三两两从山上归来，诉说蒋军的残酷无道。镇上妇女，上自五十老妇，下至十四幼女，备受蒋军拷打或蹂躏。我休息的一家，家颇小康，妇亦温良，丈夫被拉夫，至今未归；衣物粮食，被抢一空，她本人亦受蒋军糟踏，言之泪已夺眶而出，令人惨然！

4月29日。大雨倾盆，部队仍挺进追敌。十五军在乐平南俘敌300余。

4月30日。陈赓命令各军不顾一切，兼程追敌，求得尽歼刘汝明部。

5月1日。周军在乐平南之株山桥，俘敌2000余人。秦军亦赶上敌人，战况不明。

5月2日。周军行动积极，终于赶上敌军，俘敌3000余人，活捉两个师长、1个师管区司令。仍令该军继续向浙赣线挺进。

在向景德镇前进途中，陈赓看见公路两侧行军的部队军容不整，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打着伞，有的还在枪上挑菜挂肉。他很是生气，停下车，让彭一坤去前面找这个部队的指挥员。

彭一坤赶到前面小村，适逢他们在那里休息，一打听，是别的兵团部队，便对他们说：“陈赓司令员看到你们部队军容不整，很不高兴，一会儿他来了，你们只有检讨，别的不要说。”

带队的团长一听陈赓到了，紧张起来。他赶紧派人四处通知，整顿部队的军容。

刚做完这一切，陈赓就到了。他一下车就批评这位团长：“我们这是在新区，一定要注意军容风纪！你们虽不是我们兵团的，但我也要批评你们！雨伞是防雨的嘛！枪怎么能用来挂肉呢？太不像话了！这会给新区人民造成多不好的影响！”陈赓的话毫不客气。

“首长，我们错了。我们是转移宿营地的，出发前没有很好检查。”带队的团长小心翼翼地报告。

陈赓说：“没有检查就不好，你回去向你们的司令员和政委报告，就说我陈赓批评你们了！今后我见到他们也会讲这件事的。你们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要检讨！”

<h3>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h3>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small>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small>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

24日，解放军战士冲进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陈毅就在总统办公室里打电话向毛泽东报捷。

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吟诗一首：

渡江战役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华东、中原军区各一部，在长江下游武汉至江阴段、京沪杭三角地带以及皖南、赣东北、闽北、浙江等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巨大规模的战役。渡江战役从1949年4月20日开始，至6月1日结束，共歼敌43.7万余人。是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凭借长江天险阻我南进的企图，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及苏南、浙江、闽北、鄂东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这是当时报纸上报道我军1949年4月20日以30万大军突破敌人江防，胜利渡过长江的消息

我东、西两集团一渡江，国民党军全线告急，上下惊慌。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利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蒋介石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又传来了：“江阴要塞失守了，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了！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也带着25艘舰艇投到共军方面去了！”

国民党军全线撤退，给我军带来了大好的战机。粟裕便紧紧抓住它，迅速将指挥重心转移到追歼逃敌上来。

<h3>林则徐侄孙林遵率舰队起义经过</h3>

国民党长江防守第二舰队司令官叫林遵，福建人，是抗英英雄林则徐侄孙。他率领的这个舰队有“惠安”、“吉安”、“营口”3艘护航驱逐舰；“安东”、“永绥”、“江犀”3艘炮舰以及其他两个炮艇队。后来又调来3艘“永”字号军舰驶进长江，归林遵领导。

淮海战役后，这支舰队被派到长江游弋，国民党把它当做“水上活动堡垒”，阻止解放军过江。

他们承担的任务是，东起江阴，西至江西湖口500多公里长的防线。500多公里分为5个防区。每个防区指定一个舰长兼任防区舰艇指挥官。为了实现陆、海联合作战，舰艇防区又归属所在陆军最高司令官领导，构成水陆防御体系。妄图用强大的火力，杀伤解放军于江面。

4月19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匆匆忙忙登上第二舰队的旗舰“惠安”号，亲自给林遵口授命令：

“芜湖方面吃紧，你赶快上去督战，组织上游的舰艇，配合陆军阻击共军过江！”这个桂永清是陆军出身，对海军狗屁不通，他为人奸诈，巴结老蒋混了个海军总司令头衔。他一脸横肉，脑满肠肥，人们管他叫“桂肿”（总）。

这时，林遵听后说：“总座通报这个消息，使我耳聪目明，知道共军的动向，但是，这条‘惠安’舰主机出了故障，一时半时还修不好。”

“这个我知道，‘惠安’开不动，你也得去，坐‘美盛’舰去，到芜湖换乘‘永嘉’当指挥舰！”桂永清说得斩钉截铁，倒真有一副“军令如山”的架势。

林遵（原第二舰队司令）从桂永清话里和他的慌张的神色中，已经感觉到局势的确很严峻了，如果推说不去，不仅会闹成僵局，一旦在他盛怒之下被撤职查办，以抗拒军令论处，将会误整个舰队的大事。

这里所指的大事，就是林遵因厌恶国民党，早已秘密地与江北的解放军联系上了，看准时机，率领舰队起义，投向光明。

林遵考虑了一番然后表示说：

“既然情况紧急，那我就晚上走吧。”

桂永清一脸怒气，用手一挡说：

“不是等到晚上，而是限你下午4点前就去。”

林遵此时看了看表，已经快到下午1点了，他向桂永清敬了个礼说：“总座，我坚决执行命令！”说完就离开“惠安”舰，带着他的参谋人员来到“美盛”舰。

“美盛”号，是一艘中型登陆舰，排水量900吨左右，上下两层甲板，舰有两扇由液压控制开关的大门，作战时可装载数百名步兵登陆。此舰为美国造，配备有较强的火力。

“美盛”号舰长易元方，海军少校，青岛海军学校毕业，他看到林司令来到他们舰，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意识到，这一趟出去一定是执行重要任务。他将林司令请进舰长室，向他报告现在舰的机动情况。林遵听了很满意，接着说：

“从种种情况看，共军肯定会有大动作，说不定就在今晚渡江。今晚往上走可能同他们有接触，你告诉全体官兵，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开炮。”

易元方，一向为人正直、处事谨慎，平时对林遵非常尊敬。对司令官下的命令当然要无条件地执行。他问：

“林司令，什么时候起航？”

“总座命令下午4点！”

“4点？”易元方心里咯噔一下，想：眼下“共军”饮马长江，“国军”南岸对峙，白天舰在江心走，只要一方开炮，他们就处于两面夹击。易舰长想到这里向林遵说：

“司令，4点钟是不是时间早了点，大白天的，路上挨揍。”

“这是作战命令，我们怎么能讨价还价？”林遵严肃地说。

林遵何尝不考虑这个问题，他是个老练的海上指挥官，按照“美盛”舰的航速，每小时8节计算，从下关码头往上靠南岸驶两个多小时，这一带不会有什么情况。两个小时之后就快要天黑了，挨揍的可能性就少了。

军舰溯江而上，林遵站在驾驶台上，只听见舰尾发出主机隆隆的声响，螺旋桨在黑夜中掀起一束束白色浪花。4月的江风还夹着凉意，一阵阵向驾驶台掠过。

经过一夜的航行，“美盛”舰于20日凌晨到达安徽芜湖，林遵将军上了“永嘉”舰。

林遵在芜湖与国民军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周旋两天后，即4月22日凌晨，带领“永嘉”舰以每小时8节航速返南京。22日天大亮，林遵径直走进南京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只见一个个办公室大门洞开，破家具东倒西歪，满地都是碎纸片。

停泊在芜湖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舰艇

林遵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桌上点着两支蜡烛，发出摇摇晃晃的荧光，房子里很凌乱，一副战败的景象。桂永清背着双手，在室内走来走去，看见林遵进来，马上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啊！你可来了。我等了好久了！”

没等林遵坐下，桂永清就说：“国民政府已迁到广州，总部今天也要迁往广州。我马上就要飞上海了，现在我把在南京的舰艇集中起来，交给你指挥。你务必于今日傍晚驶离南京，把舰队带到上海。这是党国和总统交给你的重任，应为党国效忠！”

林遵马上回答说：“在南京的各种舰艇如此庞杂，情况悬殊，想全部都带到上海，实在力所不能啦！”

桂永清又说：“那么，一些性能老旧的、负伤严重的舰艇，我授权你酌情处置，根据情况把他们沉没，其余的一定要在今晚离开南京去上海，不得延误。我将电请空军掩护你们冲过江阴。”

桂永清已经做了一些让步，觉得林遵应该遵命照办了，可是林遵仍然面带难色。停了一会儿，林遵严肃地对桂永清说：“舰队撤往上海，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在难以单独承担此重任，恭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

桂永清没有想到林遵会如此“将”他一军，愣了一愣，把眼镜向鼻梁上推了推，忽然严厉地说道：“总裁有令，要我今晨即飞上海转奉化，共商国事，不宜在舰队耽搁，以免贻误军国大事。”

说罢，又装出笑脸，看了一下在旁的海军总部参谋长周宪章、作战署署长王天池二人，对林遵说：“林遵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奇功。这一次率舰队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时，我们当亲赴码头迎接，摆宴庆功。”

周宪章、王天池也陪着笑脸，顺着桂永清的意向，向林遵奉承吹捧了一番。

此刻天已快亮，桂永清一行，踏着满地撕碎的公文纸片，一步一步走向就要封闭的总部大门。跟在桂永清身后的人都在想，总司令真的要同林遵一起去到舰队指挥打仗了。

可是，刚走出总部大门，桂的副官吴家荀抢先两步，早把停在门口的轿车门拉开，说了一声：“请！”只见桂永清一头钻进汽车，吴家荀也钻进去，随手“咚”的一声关上车门，对司机说道：“快！直开飞机场！”

周宪章、王天池、林遵等人，眼看桂永清的汽车向飞机场疾驰而去，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各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散去。

周、王回到总部办公室，准备马上离开南京。林遵回到舰队上去了。

林遵回到“永嘉”号旗舰不多一会，突然接到桂永清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着你率队于23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21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23日夜间离开此地，以免空军发生误会。”这最后一句，“以免空军发生误会”的话，是对林遵的一种恫吓，意思是你们如果不愿去上海，我就要用飞机来轰炸你们的舰艇。

林遵看完信，立即命“永嘉”舰在南京笆斗山抛锚，并通知各舰艇到笆斗山集中待命。少顷，11艘军舰和2个炮艇队（有炮艇50余只），都密密麻麻地停在笆斗山江面，樯桅林立，蔚为壮观。

“太原”号舰舰长兼炮艇队队长陈务笃，走上驾驶台，眼望浦口、镇江方面，但见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知道北岸蒋军八十八军残部正在进行抵抗。忽然，见“永嘉”号旗舰发出信号，要各舰长、炮艇队队长去开会。于是陈务笃立即乘炮艇，并顺路约“安东”、“楚日”两舰舰长一起，前往“永嘉”旗舰开会。

林遵率领的第二舰队，总共有20多艘军舰和近60只炮艇，原防地是江阴至安庆约500公里的江面。

会议开始，林遵介绍了当前的情况，也把会见桂永清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他说：“目前情况是：江北仪征、三江营一带有共军强大的炮兵阵地；江阴要塞炮台已易手；‘营口’舰失踪，估计已投奔共军。我们要下驶上海，上述三关是很难过的。”

然后，他对大家说：“总司令说只要我能把大家带下去，哪怕只剩下一条船到上海，就向总裁保荐，提升我为中将副司令，并授我青天白日勋章哩！我恳求周参谋长和王署长上舰坐镇，他们拒绝我的要求。现在，总司令赶飞机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林遵强调说：“我们这么多舰艇，性能不一，情况各异，事关大家切身安危和全体官兵的前途。我特邀大家来共商问题，请各位慎重考虑，我将聆听大家的意见。”

各舰舰长纷纷议论起来，讨论如何过“三关”问题。

有人主张把陈旧而航速太慢的“楚日”、“永绩”两舰毁沉，使舰队轻捷前进。

有人主张军舰并靠航行，可提高航速和缩短序列长度，但又因一条行动笨拙而价值昂贵的修理舰“兴安”号不好处理而作罢。

有人说：“过‘三关’不难，南岸的江阴炮台当年是防敌舰逆流而上设计的，炮口是对下游，我们顺流而下，威胁不大，只一条‘营口’舰投共，哪能阻挡我们整个舰队；至于北岸仪征、三江营共军的炮兵阵地，我们可以用优势火力压住它。”

“不行，夜间百炮轰击，必使老百姓遭殃，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打仗嘛，人员有点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打日本鬼子，打侵略者造成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打内战自相残杀就不应该！”

众人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起义的主张，说：“海军应当退出党派之争，把军舰交出去，举行战场起义，接受中共提出的局部和平。”

几个死硬派立即起来反对，他们说：“交出军舰就成了俘虏，当俘虏是可耻的。战场起义实际上就是叛变投敌，我们应当忠党爱国，共赴国难，要讲仁义，讲道德，不该做历史的罪人。”

“什么仁义道德？！蒋介石自己躲到安全的地方，却要我们在前面当炮灰，这能叫‘仁’吗？桂永清在此危难之时，坐飞机逃跑了，丢下我们不管，这能算‘义’吗？我反正不想干了，我有技术，会开船，以后还可以开商船过日子，何必今天冒险冲‘三关’呢？”一位舰长说。

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第二舰队一部

林遵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倾听着各方面的争执。争了一段时间后，林遵心里有底了，与会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走，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留，有三分之一的人犹豫不决，没有表态。

正在这时，值日官报告：“‘永定’、‘吉安’、‘江犀’、‘联光’4艘舰只从安庆上游开下来了。”

林遵立即派小艇把4位舰长接到“永嘉”号上，将辩论的情况对他们略加介绍，然后说：“听听你们4位的高见。”

“永定”舰舰长说：“打内战，当炮灰，确实令人痛恨。最可恨的是海军部不管我们死活，我舰在安庆就有人受伤，无处医治。昨天，我们从安庆下来，在路上又挨了几炮，一炮正打中驾驶台，好几个人受伤，缺乏医护人员抢救，又没有止痛药。”说到这里，他蒙头放声大哭起来。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许多人陷入深深的哀愁之中，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吉安”舰舰长打破沉寂，说道：“我老婆孩子还在南京，不晓得现在怎样了？不管别人走不走，反正我是不走了，我不能丢下她们，也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了。”

“联光”号舰长接着发起了牢骚：“桂永清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要我们卖命，要我们当炮灰，却不管我们死活。他把我们丢在安庆，连4月份每人6块袁大头的伙食费到现在还不给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狠狠地拍着桌子。

这3位舰长的发言，立即改变了会场上的风向，使要求留下起义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原来反对起义的也顺风使舵，表示不愿跟国民党跑了。但是，又有人顾虑会不会引起英、美、苏等国的干涉，因为已有多艘英国军舰由上海上驶，企图阻止解放军在长江下游渡江，并有消息说，英国军舰同中共军队已经交上了火。会场一时冷了下来。

这时，林遵的参谋长戴熙愉向大家说：“我建议来一个民意测验，用无记名的方式来测验一下每个人的意愿，以定去留，大家看好不好？”众人没有异议。戴早就准备好了票，立即发给大家。

投票完了后，林遵用检票的空隙，对一些有影响的舰长进行个别探询。林问主张起义的“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你投什么票？”

陈答道：“我投空白票。”

林很诧异地又问道；“我听你在会上发言，多次主张留下来，为什么投空白票？”

陈说：“大家这样激烈争论，你却一直未表态。我的态度很明白，投票主要测验那些还未表示意见的人。我投不投票，没啥子关系。所以投了空白票。”

林又问：“那你是愿意留下来起义的？”

陈反问道：“林司令是不是愿意领导大家起义呢？”

林遵很干脆地说：“当然！”

陈马上说：“那我当然也留下来起义。”随之，陈又带笑地问林遵一句：“司令，中将副司令、青天白日勋章，你都不要了？”

林遵哈哈大笑，说：“那是桂永清的鬼花招，能算数吗？”

陈务笃一本正经地说：“司令率领我们起义，我们由衷地拥护，我说话是算数的，请司令放心吧！”

林遵点点头，同陈务笃握了握手，又去找别的舰长探问去了。

复会后，林遵宣布说：“经过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现在又投票测验，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参加投票的16位舰长，两位炮艇艇长，共18人。检票结果：赞成起义的10票，反对起义的2票，弃权的6票，说明大多数人愿意留下起义。我曾个别征询一些人的意见，弃权的6票中，有的是愿意起义的，有的则是愿意随大多数人行动。至于两位投反对票的人也表示，假如绝大多数人都要留下，他们也不固执己见。”

林遵又严肃地对大家说：“起义与否，是关系到各位和全舰官兵前途的大事，一定要自愿，绝不能勉强。假如哪一位现在还想走，那还是可以的，决不强留。各人命运由各人自己决定嘛！”

经过最后讨论，林遵宣布4件事：第一，请吴建安和张家宝两位舰长拟稿，写信与解放军联系；并由吴与参谋长戴熙愉商量，派人送信。第二，各舰电台暂不与总部断绝联系，会议情况不要让部队知道。第三，各舰锚泊太密集，今晚就需要调整疏散，以防意外。第四，凡从安庆下来的船只，4月份未领到伙食费的，现在舰队司令部尚有部分余款，回去后可叫军需官带花名册来领。

送走各位舰长，林遵心里盘算着今后的生活如何开始。突然参谋长戴熙愉过来对他说：“司令，‘永嘉’舰是桂永清从美国接回的新舰，军官多是桂的死党，一时迫于形势不得不听从起义的决定，但靠不住。”

林遵听了觉得有理，乃悄悄地从“太原”舰调来一只炮艇，乘炮艇回到原来旗舰“惠安”号上。可是离开“永嘉”舰时，忘记降下司令旗，到“惠安”号后又没有升起司令旗，这一疏忽，铸成大错。

当日傍晚，“永嘉”舰盗用旗舰名义，发出“各舰启锚，准备开航的信号”，许多舰长误认为是林遵司令的命令，顿时下令各自的军舰升火启锚，一时整个笆斗山江面浓烟滚滚，气笛响成一片。

“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一听大惊，知道发生了突变，急忙奔上驾驶台。陈务笃发现，十几艘军舰的烟囱都冒着黑烟，有的主机已发出隆隆的响声，有的正在起锚。他向上游看去，但见“永嘉”号上还挂着令旗，桅杆上挂着：“紧急起锚，准备起航”的旗号，它的闪光信号灯，正在频繁地和几条舰通信。

在“永嘉”舰旗号的命令下，很多舰发出了战斗警报，站了炮位，汽笛响成一片。陈务笃向前望去，只见“永嘉”号起锚尚未出水，舰艄翻起巨大浪花，它斜着舰身急速地调过头来，桅杆上又升起一串“跟我走”的旗号，接着它以极快的速度向下游驶去。“永修”、“永定”、“美亨”、“武宁”、“永绥”、“美盛”，也都随之而去，一艘艘像疾风一样，掠过“太原”号右舷，向东疾驶。只有“楚日”号最慢，起锚后，徐徐驶向“太原”号的右舷，舰长站在船头对“太原”号大喊：“老陈，你怎么还不起锚呀？”

陈务笃大声地问道：“你们上哪里去呀？”

对方大声回答：“下去呀！司令都走了，你还不走吗？”

陈大声说：“司令没有走，司令在‘惠安’舰上，你们不要走！”

“司令在‘永嘉’上，你没看见‘永嘉’挂的司令旗吗？”

陈务笃知道各舰发生了误会，上了“永嘉”号舰长的当，立即乘炮艇前往“惠安”舰，去见林遵。林遵正站在舷侧，一见陈务笃便说道：“你没走，我很高兴。你没走，我是没想到的呀！”

陈说：“说话算数，人要讲信义嘛！决定起义，怎么他们又都跑了呢？”

林遵把手一摊说：“不晓得啦！”

陈务笃说：“我看坏就坏在司令搬到‘惠安’号时，没有降下‘永嘉’上的令旗，而‘惠安’上又没有及时升起令旗，有些舰长就误会了，以为司令还在‘永嘉’上呢。‘永嘉’一跑，很多舰只就盲从，像‘楚日’舰就是这样。”陈务笃又将“楚日”舰经过他时，舰长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林遵一听如梦初醒，后悔不已。这时，参谋长戴熙愉急忙建议道：“假如是误会，我们就用报话机叫他们，也许能把他们叫回来。”

林遵说：“那好哇！你快通知报务员，用报话机叫他们回来。”

陈务笃说：“司令自己叫，不然他们不相信。”

于是，林遵就用报话机喊话，叫各舰立即回来。听到司令的喊话的声音，那些尚未走远的受骗上当的舰艇都调转方向，驶回来了。

当天晚上，林遵派参谋长戴熙愉亲去浦口，找到了三野三十五军联络部长张普生。张普生握着戴的手说：“我们知道你们起义，可是到处找不到你们。现在你们来了，我们热烈欢迎！”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惠安”、“江犀”、“联光”、“太原”、“吉安”、“永绥”、“楚日”、“安东”、“美盛”9艘军舰和第一、第二两个机动炮艇队宣告战场起义，弃暗投明。

随后，由于飞机轰炸，各舰按照指示拆下轻武器和仪表，起义人员撤到旧海军总部。不久，这些军舰都被飞机炸沉。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立，林遵任第一副司令。195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1974年任东海舰队副司令。1979年7月病逝于上海。

<h3>蒋介石的杭州机场会议</h3>

江阴要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通知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速到杭州机场开会。4月22日清晨，李宗仁偕同何应钦、白崇禧、翁文灏、张群、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吴忠信、黄少谷等飞往杭州，人人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齐集笕桥空军学校会议室内。在凝重的气氛中，翁文灏低声问李宗仁：“自从政变以后，3个多月来，你还是第一次同他见面，还主张打下去吗？”

李宗仁也低声说：“不，不，不能说是政变，给他们听到，我又吃不消了。”他苦笑：“至于打下去，翁者有高见吗？”

翁文灏忙摇手说：“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我只是奉命前来。”正说着，蒋介石拖着病弱的身体，手持拐杖缓步而来，蒋经国、陶希圣左右侍候，背后一大堆侍卫官。双方一番寒暄，两旁坐下，蒋介石朝众人苦笑一声，强打精神说道：“现在，这个，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的了。我以为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大西南大后方做基地，还有几百万人，还有海空精兵，比共军当年在延安时好得多，而且我们还有美国援助，大家，大家不必灰心。”

众人闻言，齐在心头叹气。接着讨论南京，上海要不要守？结果讨论纷纭，最后蒋介石说：“这样吧，守南京似乎不易，上海非守不可，我们在上海的准备，共产党有300万人马也攻不进，我认为应该守住上海，以及沪杭路一带。”他吃力地说：“长江，给他们过了；钱塘江无论如何要守住！浙赣路，是我们今天的主要防线，大家有什么意见？”

何应钦叫嚷道：“我们要抵抗到底！”

蒋介石说：“对于共军不是抵抗到底，而是戡乱到底。”

李宗仁说：“我认为今日之下，过去我们苦守据点的战略该检查检查，是否合适。守据点本来不错，无奈一个个据点都给对方吃掉，这就说明了这个战略毛病百出！我主张从今以后要同共产党从事机动作战，再也不能打阵地战了。”何应钦对此也表示赞同，主张今后以打运动战为宜。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却不以为然，反问道：“那么南京非放弃不可了？”

李宗仁硬着头皮反问：“如果不放弃，汤司令有妙计可以挽回劣势吗？”

“今天不是个人问题了，”蒋介石知道李宗仁同汤恩伯之间的摩擦，冷冷地说，“李代总统都不能想个办法守住长江，汤司令怕更没用！”

会议正在进行期间，前方又打来电话报告说：“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蒋介石随即命令：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这仍是他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会后，蒋介石又同李宗仁进行了单独谈话：

蒋：南京沦陷后你准备去哪儿？

李：我？当然去广州啦。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讨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不论你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4月22日傍晚，李宗仁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枪炮声。李代总统在南京的这最后一夜，“辗转反侧，未能成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就乘飞机逃亡桂林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人群夹道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工人与市民，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还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迎着解放军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们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太阳高高地升起在紫金山上空。马路两旁满是欢迎的人群。许多楼房的窗口，探出人头，露出一张张的笑脸。有人向解放军挥手，有人扔出雪片似的花纸；许多工人、学生热情地跑上来，和战士们握手，他们激动地说：“天天盼，夜夜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h3>三首长齐聚总统府</h3>

25日这一天，中山门两旁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震天。学生们扭着秧歌舞，打着腰鼓；工人们举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鞭炮在空中炸响，彩花在头上散落，人们潮水般的涌向街头，欢迎人民的队伍，庆祝南京解放。

4月27日，总前委领导人邓小平、陈毅来到南京，总前委机关也从合肥移驻南京城。

4月28日，总前委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可是，此时的刘伯承却还正在匆匆赶往南京的路上，他没有想到南京解放得如此顺利。

1949年4月23日，我军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覆灭。

这是我军占领国民党总统府的情形

4月29日，刘伯承风尘仆仆从安徽桐城第二野战军指挥所赶到浦口，望着苍茫之中的扬子江，刘伯承感慨万千。想不到国民党军队这么不堪一击，原来总前委决定，陈赓的第四兵团协同进攻南京，可是现在只从正面一打，南京就解放了。

刘伯承一行人踏上轮渡，登上南岸。由于临行仓促，没有事前与南京守备部队取得联系，所以一下船却不知该去何处。他们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等到大家上了车，警卫员突然拍着右额大叫一声：“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的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

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他略一沉思，果断地说：“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

果然，一到总统府，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两人一见面，陈毅就说：“想不到你这个南京市长，乘公共汽车来上任，对不起得很。”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

邓小平代表华东局讲话。

陈毅代表第三野战军讲话。

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讲话。

刘伯承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5月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刘伯承见此点头表示满意，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

当天，刘伯承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篇精彩的就职演讲。

面对即将管理南京的数十名干部，刘伯承说：“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国民党在南京的军事抵抗结束了，但是斗争仍然非常尖锐。刘伯承谈到这些，语调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地，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的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军事管制中必须加强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解放军占领南京，没有费多大的力气，然而要把南京建设好可不那么简单。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成为畸形的、消费型的城市。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作为南京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刘伯承对大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是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刘伯承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发生。……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在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刘伯承平稳而又洪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节，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三位老帅齐聚总统府，他们站在蒋介石办公室桌前，都感慨万千。邓小平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发动了全面内战，使数百万军民无辜死于战火。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当之无愧。刘伯承接着说，我们站在这里，就像到了杀人魔窟，马上就要把此地变成人民政府的办公地。

紧接着，他们三人环视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里是201号室，共有3间。东为蒋介石的休息室和卫生间。休息室不大，内放一张藤椅。卫生间的地面贴有特制的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与国民党旗的青天白日色调相一致。墙体贴白瓷砖，配有美国进口的浴缸、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装修简洁，做工精细。中间一间为总统会客室，四周均是嵌入墙体的博古架和文件柜。正中悬木叶吊扇，四周挂磨砂吊灯。西一间为办公室，墙体全部嵌入博古架。大套间的对面，是一个小套间，布局与大套间相似。两间带一卫生间，但只有橱柜而没有博古架。卫生间的地砖也是彩色的，整个格调与总统办公室套间截然不同。据说，这是蒋介石为他的夫人准备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在这里办公。当了代总统，他也很知趣，没有往201号搬。

<h3>顾祝同上海作战会议检讨江防失败之原因</h3>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是1949年春国民党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全国大陆而拼凑起来的一条军事防线。它西起三峡口外的宜昌，东至长江入海口的横沙，全长1800余公里，是世界战争史上依托江河设置的最长的一条防线。

国民党方面大肆吹嘘这条防线，说它是“比马其顿防线还要坚固的现代陆海空立体防线”，“可代替300万军队”作战。

他们认为“共军一无军舰，二无飞机，仅靠一些人工摇橹划桨的木船，要渡过长江天险，那比登天还难”。

然而，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后，仅用不到36小时，这条“固若金汤”的立体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800余公里的大口子。

1949年4月中下旬的渡江战役中，京沪杭地区蒋军被歼总计：7个军部、19个整师、3个独立团、非正规军有1个旅、3个总队、1个团、1个要塞炮兵总台、1个守备大队、2个水警分局。以上各部估计约30万人。

长江防线一触即溃，使国民党内的一些大员也感到意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顾祝同又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这次会议不是研讨上海防务，由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在会上首先向汤恩伯发难，所以形成了追查长江防线崩溃责任的会议。

一开始，汤恩伯遮遮掩掩，推脱搪塞，不想把事实真相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后来被追得没了退路，才拿出蒋介石的手令。据当事人记述：

会议一开始，顾祝同的开会报告还没完，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即抢先起立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上次再三说，敌人一定从荻港渡江。如果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上，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逃走都没有部队保护。何况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

他气呼呼地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扯军服衣襟的下边，猛向左右两边一撕，把军服上五颗扣子拉断了线，扣子飞满了会场，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惊愕，顾祝同安慰他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马上愤怒地站起来，指着蔡说：“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汤曾当过军校大队长，蔡系其学生，有师生之谊）

蔡怒斥汤说：“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来吗？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有哪一个人再承认你是个军人了！”

汤追问：“军人应该怎么样？不是要服从命令吗？”

蔡说：“是呀！我一个小厅长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以总长名义命令你的，你为什么不服从？”

“别吵了！”汤恩伯大声断喝，随即拿出蒋介石的手令。

汤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命令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

他把手中的一张纸晃了晃，接着宣读蒋介石的命令，内容大要是说：上海存有约值3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吴国祯请假，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抵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大家听了蒋介石亲笔手令后，都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汤恩伯又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陈如初（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至‘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覆沉，因而我和陈如初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惩办。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试问这责任由谁负？”

汤恩伯又接着说：“奉命保守机密，不敢随便泄露。今天不是这小子发狂（指蔡文治），我还不给你们看的。算了吧！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我的手脚，必要时还要保护你们。”当时连平日以含蓄修养见称的顾祝同也为之面红耳赤，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次会议彻底暴露了长江防线顷刻崩溃的根本原因。蒋介石在部署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埋下了崩溃的因素，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腐朽，注定了长江防线的迅速崩溃。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从军事角度深究，国民党军队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致命因素决定了其防线必然迅速土崩瓦解的趋势。军事评论家曹剑波指出：

（一）防线过长，兵力不足，部署不当。

在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国民党共部署了40个军、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江防部队只有81个师，平均每个师的防御正面宽达222公里，国民党军1个师大体需抗击人民解放军2个师。

防线长，兵力少，素质差。国民党军理应集中重点守备那些最便于解放军突破和登岸、及登岸后又最便于解放军大兵团展开并向纵深扩张战果的地方。

以长江下游而论，长江由西南流向东北，流经南京、镇江后折向东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弧。新港以下约150公里的地段江面宽达10余公里，风浪高达50余厘米，不便于大部队渡江作战。

新港以上，特别是芜湖以上，江面宽均在2公里以内，湾道多、小岛多，北岸有许多湖泊与大江相通，便于解放军隐蔽渡船，便于解放军利用湾道与江心洲突破敌人防御；而南岸湖泊较少，便于大兵团渡江后扩张滩头阵地，并向纵深穿插。国民党军理应把防守重点放在新港以上地区，特别是安庆至芜湖与镇江至江阴地段。因解放军一旦在这两地段突破长江防线，很容易利用长江向北弯曲的弧形，对芜湖、马鞍山、南京和镇江地区的国民党达成战役上的合围之势。

然而，国民党军却在安庆至芜湖200公里的地段上只部署了10个师的兵力担任第一线防御。而且，这10个师中有7个师是由打仗比较滑头的西北军将领刘汝明指挥的非蒋系部队，另一个军，即第八十八军虽是蒋嫡系部队，却是被歼后新组建的部队，可是在新港以东不便于我军渡江的那150余公里地段上，国民党却部署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

（二）机构层次多，指挥紊乱，贻误战机。

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十分庞杂，担任长江防务任务的陆海空军各有一套指挥系统，谁也指挥不了谁，没有军兵种战役协同计划，各特种兵也未与第一线守备部队建立直接支援关系，完全靠层层申请才能得到炮兵和海、空军的火力支援。正因如此，在解放军渡江的整个突破过程中，敌江防部队指挥紊乱，火力不协调，难以发挥整体效应。

国民党军的指挥层次多，各军、师上面有绥区司令部，兵团、绥区、警备司令部上面有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司令部，有的兵团上面又加设了一个绥靖公署司令部，各绥区、兵团、警备区同时还受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指挥，正在编练的军和师除了受编练司令部指挥外，还要受作战方向上的绥区和兵团司令部指挥。重叠烦琐的指挥机构使国民党军令出多头，无所适从，加之通信联络不畅，上情下达，下情上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传递。

例如解放军4月20日晚开始渡江，消息传到汤恩伯耳中时已是21日上午，我军已突破了枞阳至裕溪口地段的防线。汤恩伯急令第二线部队向前增援，阻止我军渡江，命令传到第二线部队时已是下午，解放军已占领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敌二线部队有的正在被歼击之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东集团主力在江阴地区渡江，敌江阴要塞的部队已经起义，而负责向该方向增援的第五十四军到22日中午才得知解放军已经渡江，结果先头一个师在向前机动的途中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三）三军分离，各自为政，自保实力。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另一原因是三军分离，各自为政，各怀私心，自保实力。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不仅汤恩伯指挥不动，就是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指挥不动，而海、空军的舰船、飞机，只听本系统长官的指挥，陆军根本调不动他们。陆军需要海、空军支援时，必须逐级申请，最后由海、空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国民党军中，就连嫡系部队之间，也是以邻为壑，自保实力，见死不救的，根本没有什么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概念。

4月22日，人民解放军一部已进到南京对岸的浦口、浦镇地区。身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尚在南京。他不但不令停泊在笆斗山江面的第二舰队40艘舰艇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反而令舰队司令林遵把舰队带出长江口，并许愿只要把舰队带出去了，就保举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因而，尽管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和军舰，但没有合同作战的意识，也是无济于事的，立体防线不过是种虚幻的梦境而已。

（四）消极防御，单纯防守，被动待毙。

消极防御历来是兵家所忌。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军事家赞成消极防御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在兵力上虽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海、空军方面却占据着独家垄断的绝对优势。如果国民党军能够利用这种优势，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的方针，至少可以给解放军制造很多麻烦，延缓长江防线崩溃的时间。

例如，可以利用空军袭击解放军深远纵深集结的船只，利用海军的舰炮和防线上的岸炮突击解放军浅近纵深中隐蔽在江湾、汊河中的船只，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这在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防守力量薄弱，没有海军，不能与敌舰在水上作战，正面太宽，火炮不能封锁整个长江江南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从解放军推进到长江北岸起，到解放军全面突破长江防线止，国民党的空军未能对解放军集结在内湖、汊河上的船只造成过严重的威胁；国民党的海军舰艇多分散于整个长江江面上，只负责一般的巡逻任务，没有集中舰队，以强大的舰炮火力突击我在江北的渡江设施。在整个长江防线上，除了地面部队积极构筑江防工事，设置江防障碍物外，海、空军好像无事可做。

这种单纯防守，缺少陆、海、空协同作战的消极防御，是国民党长江防线迅速崩溃的又一重要原因。

正文 第七章 追歼逃敌，截断浙赣线

渡江战役第二阶段：1949年4月24日至5月11日，我各路大军渡江之后展开追击作战。中、东两个集团以吴兴、长兴地区为目标，展开强大的钳形攻势，日夜兼程，冒雨前进，27日午夜会师于吴兴地区，封闭了合围口，将由芜湖、南京、镇江南逃之敌5个军合围于郎溪、广德地区，29日全歼该敌，并相继解放苏州、杭州。我西集团为截断浙赣线，断敌退路，以歙县、上饶、贵溪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

第二、第三野战军多路突破敌人长江防线之后，汤恩伯见大势已去，慌忙于22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铁路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防御。

总前委依据敌情的变化，决心乘胜追击，扩大预定的战役规模，以第三野战军解决宁沪杭地区之敌，以第二野战军三、四、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拊敌侧背，切断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战略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合围歼灭逃敌，粉碎汤恩伯集团利用浙赣线组织纵深防御的企图。

<h3>粟裕、张震连发3个命令：追歼南逃之敌</h3>

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后，总前委鉴于渡江任务业已完成，于22日中午发出指示，要求东、中集团迅速打通东、西联系，割裂南京周围地区的国民党军，并规定从即日起第七、第九兵团归粟裕直接指挥。

解放军渡江之初，汤恩伯曾下令部队坚决抵抗。为此，他把第九十九军调往芜湖，又把第五十四军调往江阴以西的迂塘一线。然而，两个机动军都用上了，却仍然不能遏止解放军的推进。东、中集团向无锡、宣城迅速发展，对南京周围地区的钳形包围正逐渐形成。

为避免数十万大军再次成为解放军的口中餐，汤恩伯被迫于22日夜下令：扬中以东的第五十四、第五十一、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向上海撤退；镇江以西的12个军（第四、第九十九、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第二十、第八十八、第五十五、第九十六、第六十八、第一○六、第七十三军）分别向杭州及浙赣线撤退。

但是，偌大的部队临时撤退谈何容易！特别是南京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大都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各军争相夺路，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这就为解放军追歼国民党军提供了条件。

时不我待。粟裕、张震于4月22、23、24日连续发出命令：第九兵团主力沿南陵、十字铺、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方向疾进；第七兵团除二十四军随第九兵团向东追击外，主力进至宣城、宁国、广德地区，待命参加围歼由南京、镇江、芜湖南逃之国民党军，并相机占领杭州；第十兵团主力并附第八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六军，自常州、丹阳地区沿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方向猛追，以求与第九兵团会师，切断京杭公路，围歼南逃之国民党军。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渡江的疲劳，奋勇前进。于是，一场追歼战开始了！

<h3>李宗仁等仓皇逃离南京</h3>

李宗仁于4月22日参加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的会议后，即返回南京。

李宗仁一到南京，直奔总统府办公室。在总统府，他下达了最后一条紧急撤退令：总统府所属各院、部、会、署等中央一级机关一律于23日全部撤到上海，再转广州办公。

李宗仁环顾总统府办公室，空空落落。巨大的失落感和被蒋介石愚弄的烦恼罩着他。

李宗仁拿起电话，叫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喂，汤总司令吗？我是李宗仁。”

“啊！李代总统，您好！有何指示？”

“外面战况如何？请你简要说明一下。”

“报告李代总统，共军已逼近城郊，今晚或许可以平安过去，明天的安全就难保证了。”

李宗仁手拿话筒，无言以对。汤恩伯提醒李宗仁说：“李代总统，共军说进城就进城，我劝您赶快离开，至迟明天清晨离开南京，否则，我难以保证您的安全。”

放下电话，李宗仁看着桌上的台历发呆。台历正好翻到“4月22日，农历己丑年3月25日，星期五”。李宗仁在南京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情景如何，他后来回忆道：“这天晚上，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也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睡。”

夜幕下的总统府，大铁门紧闭，前院空荡荡的，早已是人走房空，到处飘散着纸张文件，还不时冒着缕缕青烟，只有几个房间还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月色无光，星星眨眼，多少离情别恨，一齐涌上心头。此情此景，在总统府度过最后一夜的代总统李宗仁，以及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他们的心境如何呢？一位南京政府官员方北雁写有一首诗《南京吟》：

<small class="ter">狂风暴雨泼金陵，亿万幽灵哭旧京。</small>

<small class="ter">此日六朝金粉地，不堪僧侣挂青灯。</small>

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李宗仁车抵机场时，专机马达亦已发动。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转翼向西南飞去，斯时东方既白。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李宗仁的专机离开不久，国民党的大员们顾祝同、徐永昌、黄少谷、林蔚、蔡文治等陆续登机飞赴杭州。经过一片忙碌，直到上午10时，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上层官员送离大校场军用机场后，才登上最后一架飞机。

这些国民党军政大员们带着惊恐、沮丧、沉重的心情，仓皇逃走了。刚刚离开的国防部副部长林蔚，追随蒋介石20余年，是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此人一向言语慎重。可是近来当他谈到前途时，竟也摇头叹息，牢骚满腹。他对同事们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20余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也随时把手枪带在身边，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

不久前，站在小营空军总部的台阶上的周至柔曾沉痛地对他北伐时期的老朋友、棋友宋希濂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是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3年的工夫，就会失败到这种程度，真是像做梦一样。”

他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的，看来得让给共产党住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何止这些？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的数以千计的新洋楼，各式各样，美轮美奂，争妍斗奇，除少数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多数都是国民政府的达官要人的住宅，这些住宅也不得不留给共产党了。”

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原定4月23日凌晨才开始撤退，可是由于各单位争先恐后，道路拥挤不堪，直到4时也没能走动，清晨6时才开始陆续离开南京城。京杭国道已是水泄不通。此时，从南京撤出的军队、机关、市民、学生、团体及各行各业的人漫山遍野，人山人海。不时有因抢道而发出的枪声，秩序异常混乱。

南京城内已经没有任何抵抗。

<h3>三野：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h3>

我军一部渡过长江，解放了安徽省芜湖。

这是我警卫战士守卫在芜湖市人民政府门前

24日凌晨，中集团第二十五军的先头第七十四师刚到达湾址（今芜湖县城），国民党军黑压压的一片，犹如一窝蜂似的由北向南扑来。在师长张怀忠的指挥下，第七十四师顶着瓢泼大雨，忍着饥饿，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死死守住了桂花树山、皂角山、芳山镇等阵地，关闭了敌人南逃的大门。天亮后，从俘虏口中得知，这批敌人为第二十军全部、第九十九军一部和1个保安旅。军部遂决心将其全歼，并命令第七十四师继续阻敌南逃，以第七十五师插至敌侧后。下午3时，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发起猛攻，顿时湾址上空硝烟翻滚，隆隆的枪炮声，“缴枪不杀”的喊声，交织回荡在山谷中。密密麻麻的敌人乱作一团，狼奔豕突。战至黄昏，第二十五军共歼灭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部及第一三三、第一三四师全部，第九十九军及保安第四旅各一部1.3万余人，击毙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

第二十军以为绕开京杭国道，就可以逃脱，没想到还是被包了饺子。被俘第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说：“真没想到我们坐着汽车跑，连饭也没吃得上，就被你们包围了，我们想突围出去，结果军长也送了命。”

战后，第二十五军又连夜向宣城、广德前进。

在这次追击作战中，能否抓住敌人，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关键在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和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能否及时赶到吴兴，完成战役合围。

第二十八军过江后，23日攻占戚墅堰，切断了京沪铁路，接着奉命南下于25日解放宜兴，26日在宜兴以西地区堵住并俘虏国民党军及其家属近万人。为完成迂回任务，第二十八军不为小敌所阻，27日占领长兴，28日占领吴兴。

第二十七军渡江后边打边走，先后歼灭国民党第九十九、第八十八、第二十军及联勤总部各一部。部队到达誓节渡后，桐汭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涉水不成，船又难觅。好在当地盛产毛竹，部队即与当地老百姓一齐动手，编扎竹筏，运送部队过河。就这样，第二十七军不顾艰难险阻，日夜穷追，没吃一顿饱饭，8天连克洪林桥、广德等8城，长驱800余里，28日下午2时与第二十八军在吴兴的虹星桥胜利会师。

在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封闭包围圈的同时，东集团的其他各军迅速南下，纷纷歼敌。第二十三军26日在溧阳以南截歼国民党第四、第二十八、第五十一军各一部，俘虏9000余人。第二十军在溧阳以西地区截歼国民党第二十八、第四十五军及联勤总部各一部，俘虏1.2万人。第二十六军在句容以南地区追歼7000余人。

中集团东进，东集团南下，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又切断了京杭国道，占领了吴兴，国民党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四、第六十六军大部及第五十一、第九十九军各一部8万余人，走投无路，被包围于郎溪、广德地区。

28日，粟裕、张震决定：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第二十、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歼灭被围国民党军。宋、郭遂即命令参战部队：各军同心协力，不怕打乱建制，实施多路向心突击，猛插猛打，哪里有敌就往哪里打，务求全歼被围之敌！

在广德围歼战中，敌人溃不成军，纷纷向我投降

总攻开始后，第二十五军以3个师齐头并进，向广德以北的门口塘地区猛插猛打，敌人东奔西突，四处碰壁，战至29日上午，共歼国民党军9000余人。

28日5时，第三十三军在张克侠的指挥下，对广德东北地区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主力发起攻击，战至晚9时共歼敌1.1万人。29日又在独山镇俘敌千余人。

第三十一军自28日上午11时至29日下午13时，在广德东北的流洞桥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五、第二十八、第四、第六十六军各一部，俘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以下6124人。自渡江以来，第三十一军共俘敌16237人。

第二十三军在南下归建途中，28日在长兴县白岘镇追歼敌3000人，29日在流洞桥地区俘国民党第四、第二十八、第五十一、第六十六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

第二十四军在北上归建途中，在泗安附近歼灭国民党第四军一部，俘副军长李子亮以下7000余人。

腾海清至29日，郎广围歼战胜利结束。解放军快刀斩乱麻，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其余或乘隙逃脱，或化装潜伏。但散落民间的国民党军，解放后在当地群众的检举下，又一一被挖了出来。

在郎广围歼战进行的同时，第七兵团以第二十一军为先头向杭州挺进。4月30日，第二十一军占领孝丰。

这时，驻守杭州的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和四十五军残部，准备撤退。5月1日，第二十一军又奉命占领余杭，迫近杭州。

在余杭，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召集各师师长研究了攻占杭州的方案，确定：第六十一师沿杭徽（州）公路下插市区，占领火车站；第六十二师沿杭富（阳）公路抢占钱塘江大桥，占领伪省政府。会后，滕海清还再三叮嘱第六十二师师长周纯麟：“保护好钱塘江大桥，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抢占大桥，坚决制止敌人对大桥的破坏。”

5月2日，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师两路向杭州进逼。3日拂晓，第六十一师向杭州发起进攻，12时占领火车站，下午冲进市区。

与此同时，第六十二师于当日拂晓攀登上五云山峰，像神兵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钱塘江畔。担任主攻的第一八五团第二营，顺江边的杭富公路直取大桥。大桥的西南面是六和塔。国民党军利用这一制高点，以密集火力实施封锁。二营指战员猛扑过去，仅半个小时就攻占了六和塔据点，接着又一鼓作气拿下大桥北侧的桥头堡，截获了10余辆南逃的汽车。随即，该营又利用大桥的双层结构，上下掩护，交互向桥南守军攻击前进。守军见势不妙，仓皇点燃炸药南逃。但由于药量不大，大桥只是受了点轻伤，敌人炸毁大桥的企图没能得逞。14时30分，大桥被二营占领。

<h3>二野：斩断浙赣线</h3>

刘伯承于5月7日下达了《组织轻装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的指示》。

各部队充分利用已有和新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组织轻装部队以每日80华里，甚至超过百里的速度，翻山越岭，向南猛追、猛冲、猛打，大量歼敌。

陈锡联指挥的第三兵团，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根据总前委的指示，第十军负责安庆、芜湖的接管工作并维护后方交通。这样，该兵团参加追击作战的只有第十一、第十二两个军。

24日，第十一军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师和第十军的第二十九师，将由安庆南逃的桂系第一七四师包围于吴田铺、牌楼街地区。战至当日16时，第一七四师除师直和第七○七团少数逃跑外，其余近6000人全部被歼。自刘邓大军1947年8月底挺进大别山以来，桂系一直是二野部队的强硬对手。这次歼灭了其第一七四师，广大指战员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战士们形容这次战斗时说：“仇敌相逢眼更红，一鼓作气打冲锋，消灭了一七四师，多年的怨恨一扫空！”

第十二军经4天追击，28日在徽州附近截歼国民党第一○六军第二八二师3000余人。

此后，第十一、第十二军在“不为小敌所纠缠，不为群敌所迷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抑留”的积极歼敌思想的指导下，向东南迅猛追击。5月6日，两军主力合击金华，同日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占领龙游。次日，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在李德生师长的率领下，与三野部队会师于诸暨城下。接着，两军分别派出轻装部队越过浙赣线，向嵊县、丽水、松阳、云和方向追击。至5月15日，三兵团部队进至嵊县、青山、景宁、龙泉一线，追击作战遂告结束。

三兵团从4月21日至5月15日，从长江打到东海边，前进750余公里，解放县城32座，歼敌6.5万余人。

由杨勇、苏振华指挥的五兵团，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从25日开始，第十六、第十七军沿景德镇、婺源向浙赣线挺进，第十八军由殷家汇取道祁门向开化挺进。

5月1日，第十六军在婺源歼灭国民党第九十六军第一四一师3000余人，6日攻占衢州。当日，该军第四十六师政委范阳春和第一三八团团长韩国锦率第一三八团直扑江山，又一举歼灭城内第一四一师残部及交警总队5000余人，活捉师长刘清鄂，缴获火炮57门，各种枪6200余支，汽车300余辆。

第十七军在挺进衢州途中及三塘、贺村等战斗中，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缴获汽车90余辆。第十八军于5月5日至7日，在婺源东北马金岭地区，一举歼灭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率领的省保安司令部及保三旅7000余人，活捉张义纯。

为扩张战果，5月8日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和军侦察营由衢州出发，23小时急行军200华里，赶至浙南小梅地区，歼敌李延年部暂编第三师2100余人。5月18日，军侦察营在渭田地区黄元村一举突入敌第五十七师师部，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歼敌2000余人。与此同时，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向闽北进击，15日解放浦城，随后南下建瓯，在闽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古田、政和、松溪、尤溪等县城，歼敌3000余人。

第四兵团以第十五军为左纵队，以第十三、第十四军为右纵队向上饶东西地区进击。为追歼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陈赓命令各军加速前进。4月29日，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在乐平以南的朱仙桥一线追上了第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次日歼其3000余人，活捉该师师长张勋亭和桂系第一七四师师长吴炳盟。5月3日，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首先攻入上饶城，接着与第三十九师一起在城南歼灭第六十八军第八十一师3000余人。第十五军在军长秦基伟的指挥下，以每日40公里以上的速度向南疾驰，5月4日在德兴歼灭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2400余人。第十四军于5月5日进占鹰潭、东乡。至此，第六十八军大部被歼。

为扩张战果，第十五军又以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向闽北追击，第十四军分兵两路向南城、临川追击。第四十四师以两天135公里的强行军，于5月10日攻占建阳，接着又以两天115公里的速度攻占国民党建瓯闽北空军基地，俘敌第五十五军及交警支队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由崇安南下的第四十五师，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直插吉水，俘敌京沪军官教导团、交警大队2000余人。接着，第四十四师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追击逃敌，并于14日解放南平。十五军的快速追击，受到野司的表扬。陈赓也十分高兴地说：秦基伟指挥有方，能机动灵活地捕捉战机，十五军已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了。

四兵团连续作战一个月，行程1500余里，歼敌2.4万余人。

在一个月的渡江追击作战中，二野斩断了浙赣路，出击闽北，解放南昌，远远超过了京沪杭战役预定的作战范围。5月31日，刘伯承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对二野突破长江防线，直趋浙赣线以达赣闽、扩大了预定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等经验作了专门总结：“先是，四兵团在麻城的战斗，使白崇禧误认为我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随后又有我十二兵团直逼信阳南下），而将安庆夏威军之主力西调九江、武穴，便利了我渡江作战。我们曾抓紧梅汛前长江水小、南风未发的季节，利用了北岸诸湖取得船只，并就此使北方战士预习渡江。停止了先攻安庆，将积蓄之精力专注于突破南岸阵地。特别是与三野在宽正面上同时平行渡江，使敌人防不胜防，一点突破，全线震动。”“我们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协力突破江防以进行京沪杭会战，乃摧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相结合的统治基础的稳健办法。我们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湖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曾报告总前委，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以割断蒋、桂之联系，放松桂系，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以上行动与三野夺取杭州、进攻上海亦较密切，也造成了今后对赣西与闽南机动的便利条件。”

<h3>四野：先遣兵团千里追穷寇</h3>

在二野、三野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的时候，四野先遣兵团（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瑞等，却在河南与湖北交界之鸡公山脚下的一座别墅里“谈天说地”。

实际上，先遣兵团肩负着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敢向东增援，以利二野三野渡江、夺取沪宁杭等地的战略任务，因此他们身上的担子并不轻。

早在2月间，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东北野战军的这一神圣使命，林彪、罗荣桓以第十二兵团部率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和炮兵第一团、后勤部第二分部及工兵第一团（2个工兵营）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全兵团共约12万人。

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为配合西线我军作战，牵制白崇禧集团，先后解放了湖北省浠水、黄海、荆门、汉川等地，并相继向长江挺进。

这是第四野战军一部在山区追击敌人

2月25日，先遣兵团从平津地区出发。第四十军由通县的马驹桥沿（北）平汉（口）公路向郑州前进，第四十三军由廊坊的马头镇沿（北）平大（名）公路向开封前进，十二兵团部、炮兵第一团及第四十、第四十三军的炮兵团则乘火车从天津经徐州到达开封。

肖劲光率部出发后，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先遣兵团的任务及指挥关系，并于3月20日致电肖陈解潘，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肖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为协调先遣兵团与桐柏、江汉、豫鄂3个军区的关系，二野明令3个军区受先遣兵团指挥。

根据刘邓的指示，先遣兵团调整部署，以主力沿平汉铁路东侧向南疾进。第四十军于3月30日收复驻马店，4月2日解放信阳。第四十三军进入大别山后，4月5日解放宣化店、河口、黄安，与鄂豫军区部队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位于平汉路西侧由王宏坤领导的桐柏军区和由张才千领导的江汉军区，在先遣兵团的指挥下，集中了5个旅的兵力，对驻守花园的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的两个团发起攻击，歼其第五一二团2100余人。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河南及湖北北部的白崇禧部纷纷南逃。4月上旬，先遣兵团进入湖北境内，与桐柏、江汉军区部队相配合，乘胜歼敌，先后解放了花园、汉川、应山、广水和鄂东的浠水等广大地区，迫使白崇禧把其第三兵团从赣北调往武汉地区，保证了二野的侧翼安全，实现了中央军委规定的“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的目标。

信阳解放后，第十二兵团部移驻湖北与河南交界的鸡公山。小小的鸡公山车站成了兵团的司令部，肖劲光等兵团领导则住进一座离车站不远的别墅。

“迫近汉口”的目标虽然实现，但“麻烦事”也就来了。

由于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到达北平，中共的“联桂反蒋”也就到了具体实施阶段。双方商定：桂系在安庆及安庆至黄岗一线的部队限4月10日前撤退完毕，在黄安、麻城、浠水、武穴等地的部队同样撤退，由解放军进驻；黄冈、团风、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解放军暂不进占，已占者一律不动。

据此，中央军委于4月5日致电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先遣兵团的肖劲光、陈伯钧，要他们分别派人去白崇禧部队联络。然而，有回音的只有安庆问题。李宗仁、白崇禧称：和谈未成，从先安庆撤军对外不好交代，桂系在安庆的第一七四师倒是可以撤出，但目前尚抽不出其他部队去安庆。就这样，桂系关于双方驻军问题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

对李宗仁、白祟禧的争取，毛泽东可谓仁至义尽。但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桂系的“联共”谎言也就被彻底戳穿。

4月28日，中央军委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肖劲光、陈伯钧：“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

此时，南京已经解放，二野、三野正对汤恩伯集团发起全面追歼，先遣兵团钳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业已完成。与此同时，四野主力已于4月11日由平津地区出发，正在郑州、开封一线集结，进军中南的行动已经开始。为此，在4月28日的电报中，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从电到日起，肖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对肖陈的全部指挥关系。”此后，第十二兵团归建四野，不再归二野指挥，其作战行动也就属于四野进军中南的范畴。

随着四野主力向湖北挺进，中央军委开始考虑四野80万大军的作战、吃饭问题。5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肖克：“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住困难必多。又根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前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10日，林彪、肖克复电中央军委：“我们完全同意极力使我军提前渡江，并实行先头先渡江的办法，而不必等待全军到达北岸后再渡。”同日，林彪、肖克还致电肖劲光、陈伯钧：“你们先头两个军（共8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

遵照四野的指示，先遣兵团于5月11日向江边挺进，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至14日，第四十三军一三五师及第四十军一二○师肃清了团风至武穴间江北的敌人，15日第四十三军分由团风、矮林铺、兰溪、蕲春、田家镇等地渡江，迫黄石港等地的第一○六军5个营起义。

白崇禧见四野先遣兵团开始渡江，陈赓兵团正准备渡赣江西进抄其后路，遂下令部队从湖北撤退。第四十三军冒雨追击，先后解放鄂城、大冶、阳新、瑞安、德安，至24日进至永修、安义。

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15日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一带守军，16日拂晓进至滠口时，发现汉口守军已弃城逃跑，遂于当日解放汉口。第一二○、第一三五师16日下午渡江后，第一三五师1个团于17日下午进入武昌，同日江汉部队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接着，第四十军向鄂南追击，至25日先后进占贺胜桥、咸宁、汀泗桥、通山、崇宁、通城、蒲圻，渡江作战结束。

在先遣兵团发起渡江的同时，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干群兵团司令官张轸，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争取下，率第一二八军及第一二八军第三○九师共2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该部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

汉浔间渡江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3.6万余人，解放了鄂东、鄂南、赣北广大地区，为四野主力渡江、求歼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条件。

正文 尾声

大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二野、三野、四野横扫残敌如卷席。国民党上层是树倒猢狲散，部队是狼狈逃窜，恰似过街的老鼠。

<h3>蒋介石逃到台湾</h3>

（1949年）5月7日晨6时，蒋介石登上“江静”轮，从吴淞口离开上海。

5月12日，“江静”轮达舟山。这一天，蒋介石在海天孤岛上，眼望大陆，开始反省他过去的江山得失之处。他此时深感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们，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

5月15日，解放军全面进攻上海，势在必得。蒋介石对上海的防御很是担心，他让蒋经国飞到上海，了解战况。

蒋经国次日上午飞回定海，向蒋介石汇报。当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见如果法师塑像，也许是受到佛祖的启示，他已对上海，乃至整个大陆的防守失去了希望，决计去台湾了。

17日下午，蒋介石一行人自定海机场起飞，于4时50分到马公岛，住马公岛城外宾馆。蒋于此游览胜景寺庙，同时，接见来访大员。

5月27日，蒋介石得知上海全部解放。

次日，蒋自马公岛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于此拟定防台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一线为前哨，也为“反攻复国”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h3>树倒猢狲散</h3>

5月24日，汤恩伯率兵从吴淞口，登上兵舰，狼狈向福建逃窜。汤逃至福建后，任厦门绥靖总司令。

是年9月，叶飞兵团兵临厦门。汤恩伯身为败军之将，不敢言战，遂于10月2日向蒋介石提出撤出厦门。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没有同意。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帷幕。到16日黄昏，守敌彻底崩溃。汤恩伯知人势已去，带着一部分人乘小艇逃到金门。

李宗仁于5月8日自桂林飞抵广州，又经受了一场内阁危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愤然辞职，阎锡山接替其职位。此外，李宗仁还换了一批内阁成员。

7月14日，蒋介石忽自台北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张道藩、谷正纲等26人，飞至广州。蒋介石在此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主席为蒋介石，李宗仁为副主席。会议在蒋的一手控制下进行，最后决定：“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先经过其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这样，李宗仁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了。

10月初，解放军进逼广东。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国民党政府只好又从广州迁往重庆。

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后，要求蒋介石“夏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只好借外出“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对政府要其速回的电文置之不理。

不久，李宗仁又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12月初，他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6年漫长的流亡生活。

长江防线溃败后，白崇禧带着部将撤到湖南，将总部迁至长沙。可是，由于此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主席陈明仁准备举行起义，他不得不将总部迁至衡阳。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给撤退中的白崇禧又一次严重的打击。

10月上旬，白崇禧在衡宝同解放军决战，被歼近5万人。此时，白崇禧本想退往广东，占据出海口，但由于蒋军嫡系所迫，只好率部退回桂系老家广西。

广西战役第二阶段：敌白崇禧主力被歼后，残敌由南宁及奥、桂边地区窜向钦县，企图由海上逃走。自1949年12月3日至8日，经我军追击，分别将敌歼于桂境及奥、桂边地区。

这是各路大军并肩追歼逃敌

在广西，白崇禧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白崇禧此时还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解放军完全不理会白崇禧的临时部署，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占领了他的后方，对其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2月1日，白崇禧的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

4日，解放军解放南宁，白崇禧率部企图逃往海南岛。

7日，解放军攻占钦州，封闭了白崇禧南逃的海口。

14日，解放军攻占镇南关（友谊关），控制了中越边境。

至此，白崇禧部除万余人逃往越南外，17万多人被歼。白崇禧本人先逃至海南岛，后又乘飞机逃至台湾。

1950年，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与汤恩伯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h3>三大野战军横扫残敌如卷席</h3>

解放上海后，陈毅、粟裕、张震等决定，以第八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警备任务，并清剿苏南、皖南残匪；以第七兵团主力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一部保卫海防和担任城市警备；以第九兵团担任上海市警备及淞沪地区海防，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十兵团部率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

向贵州进军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十军由湘西出发，直出贵州，迂回川境之敌。15日解放贵阳、思南等地，至12月初，前出川南的泸州、纳溪、合江、自贡等地。这是某部徒涉沅水向贵州前进第十兵团休整1个月，于7月2日开始向福建挺进。26日到达建阳、建瓯、南平地区。

8月6日，十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福州开进，经过5天急行军，隐蔽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发起战斗，17日解放福州。

9月初，十兵团主力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控制了夺取厦门的有利阵地。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于10月10日至13日先后攻占大、小嶝岛。15日黄昏，主力发起厦门战斗，至16日下午，登上厦门岛。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9月初，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开始向西南进军。第五兵团由上饶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开进；第3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车运郑州，然后秘密经孝感、武汉等地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向贵州境内的敌人发起攻击，此举大出守敌所料，宋希濂率部慌忙西撤。15日，贵阳解放；21日，黔北重镇遵义获得新生。

11月28日，三兵团主力将宋希濂部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29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

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

成都战役1949年12月2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成都战役。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已前出至简阳、乐山、邛崃等地，第十八兵团等部追击胡宗南集团也进至成都附近。国民党军第十五、十六、第二十、第七和第十八兵团举行起义，余敌在我猛烈围攻下迅速就歼。

这是十八兵团部队通过川北之剑门天险，向成都挺进

12月21日，董宗珩率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成都守敌此时开始瓦解。胡宗南为稳定军心，赶忙召开军以上指挥官紧急会议，叫喊“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还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可是，会议的第二天，他就悄悄乘飞机溜到海南岛去了。

胡宗南一走，国民党军队顿时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25日至27日，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相继在彭县、德阳、成都地区宣布起义。

这样，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进军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

10月14日，陈赓指挥东路军三面包围广州，当晚解放该城。

在三路大军的围攻下，白崇禧部队也于12月中旬在广西境内被歼。

1950年4月16日，第四十、四十三军分西、东两路，从雷州半岛并肩南渡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事先偷渡上岛的解放军配合下，两路大军占稳了脚跟。

23日，解放军攻占海口，守军司令薛岳飞逃台湾。

<h3>邓小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大快人心的报告</h3>

1949年8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北平，向代表们作了一个报告，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这个报告对整个渡江作战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对渡江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和胜利的意义作了总结。报告说：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4月20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

在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在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

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1000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45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70万人）。45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如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4月20日夜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

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到5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1500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的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么惊人的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5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

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20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1个月零7天，消灭敌人40余万人。我方伤亡2.5万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1.7万人，在渡江时遭敌轰炸等共伤亡8000人。我们曾有1个兵团俘虏了敌人6万，自己损失1100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外：

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压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

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8至12人，大者50人，最大者100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60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首使用2100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1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团长、师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1万只，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到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做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持，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持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劳作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中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1.5亿斤，其中80%是沿江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权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40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不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3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危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我们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

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2万万人口，但国民党40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凶焰收起来。

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2万多名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的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h3>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战绩、损耗统计表</h3>

一.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战绩统计表：

1.歼敌兵力：

毙伤28144；俘虏322313；起义投诚85558，合计436015人。

2.主要缴获：

要塞加农炮17门枪榴、掷弹筒2084具；山野榴炮286门，各种炮弹359835发；步兵、战防炮226门，各种枪弹28793732发；高射炮4门，坦克、装甲车123辆；轻重迫击炮2426门，汽车2171辆； 轻重机枪14356，挺舰艇（船）220艘； 长短枪179771支，马匹6250匹；火箭筒318具，电台160部。

3.击毁、击伤：

飞机3架，汽车9辆；坦克、装甲车11辆，舰艇（船）37艘；

二、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损耗统计表

1.伤、亡

阵亡10553，负伤35448，其他减员3877；合计49878人。

2.损、耗

山野、步兵炮5门，各种炮弹164577发；轻重迫击炮68门，各种枪弹7579084发；轻重机枪412挺，手榴弹88655枚； 长短枪2433支，炸药26559公斤。

<h3>渡江战役国民党军被歼部队番号（包括起义、投诚）统计表</h3>

渡江战役国民党军被歼部队

番号（包括起义、投诚）统计表

一、正规部队

1.歼灭、全歼

8个军部：第四、第二十、第二十八、第三十七、第四十五、第五十一、第六十六、第一○六军军部

3个师部：第一一九、第二六八、第二八一师师部

32个师：第十三、第四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第八十、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七、第一○二、第一○三、第一一三、第一三二、第一三三、第一三四、第一四一、第一四三、第一四九、第一七四、第一八五、第一九二、第二○二、第二○三、第二○四、第二○九、第二三四、第三○三、第三一三、第三一八、暂编三、暂编四、暂编七、暂编八师。

另8个团大部

4个军部：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七十五、第八十八军军部

5个师：第六、第十六、第九十五、第三二四、第三五三师 一部

13个师：第二十三、第二十九、第四十五、第四十九、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九十九、第二一二、第二一八、第二三六、第二八一、第三○四、第三○五师

2.起义

1个军部：第一二八军军部

4个师：第二八二、第三○九、第三一二、第三一四师。

3.投诚

1个军部：第六十八军军部。

9个师：第八十一、第一一○、第一四五、第一四六、第一八二、第二三○、第三○八、第三三四、暂编二师。另3个团。

二、非正规部队

歼灭：交警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总队，江苏保安第一、第二旅，安徽保安第三旅旅部，保安第三旅之第四团、保安第五旅之第十四、第十六团等十二个保安团，联勤总部警卫团，伪总统警卫团、第九编练司令部荣誉二团，京沪杭护路队军官教导团、江宁要塞守备总队。

起义：江阴要塞守备总队，2个自卫团，1个保安团。

投诚：5个保安团、1个自卫总团。

正文 主要参主考资料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二、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李丰祝·毛泽东指挥大决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覃章明·毛泽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许农合·八一进行曲·长征出版社，1999

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张福兴·兵败大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袁德金·军事家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张明金等·将军在歧路·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朱少军·决定中国命运之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余玮·魅力陈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何仲山等·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齐人等·毛泽东挥师渡江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黄颇·毛泽东用兵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刘济昆（香港）·毛泽东兵法·巴蜀书庄，1992

锣钟馨·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1984

叶永烈·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

王幸生·元勋奇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1987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长城出版社，2002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庆山等·国民党治军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

丁炳生等·第三野战军征战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文思·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李玉·渡江战役大写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温瑞茂·大江东去——渡江战役·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张军赋等·中国雄师，第二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边霞遐·“紫石英”号事件之谜·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乔章·鏖战上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江苏党史资料专辑·渡江战役史实新探，1989

张灵武等·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张鸣·钟山风雨——百万雄师下江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翟唯佳等·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全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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