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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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正文引子努尔哈赤拿天下

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雄冠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后来灭绝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纲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所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两千多种，人参、黄芪、党参是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捕鱼、牧放、采集，冬季狩猎。（《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8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经常会以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礼，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同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定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巴图鲁”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耕为生的民族，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

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一般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和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待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zhì），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我国可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上的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最高的生存之道，成为他们为生存而战的自然选择。

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豺狼虎豹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们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至此，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几乎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所有条件。数十万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了。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明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他们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翻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用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怯懦者转变成为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二十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敢死队）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敌人起初对阵时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击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当时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击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十余人为一单位的射猎小组），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

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之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当时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正文第一章努尔哈赤：大明帝国的忠实掘墓人

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他的老师徐阶那样活到八十岁，假如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能够再年轻二十岁，假如万历皇帝不是在酒色财气中一混就是三十年，假如帝国官场没有陷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泥沼中不可自拔，假如……

诚如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时常可以看到的那样——当大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关键性人物，时常会以他们的作为将时势导向某种特定的方向。

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在政治文化传统之下，必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变革，其原因根本就是为了人，为了将人的作为及其影响尽可能地纳入到公正合理的轨道上去。舍此之外的堂皇言辞，大体上都可以被看成是扯淡。

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如”中，哪怕有一个成为事实，晚明前清的历史都可能要重新书写。那位据说是雄才大略的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大约便很难有机会施展他杰出的军事才华，说不定只能像他同时代的女真部族兄弟们一样，在醇酒妇人的陶醉与怀抱中，在白山黑水间的奔腾渔猎中，度过一个部落酋长快乐而悠长的岁月。

不过，“假设”和“如果”对于历史没有意义，于是，我们也就有机会看到关于这个人的传奇。

大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大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其地在今日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

这一年，大明朝连着换了三个辽东巡抚，显得有些蹊跷。南倭受到挫败，北虏却折腾得很凶，京师大震，致使蓟辽总督入狱。

此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发生。如果说这个年份有理由被记住的话，恐怕就是因为努尔哈赤生在了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女真族酋长家里。人们要是知道，这个女真族男孩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里改变中国的话，大概就不容易忘记这个年份了。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是蒙古人的王族，爱新觉罗则为女真人的王族和黄金种姓。据说，天上的姐妹三仙女下凡到长白山上的天池洗澡，小妹吃了一枚乌鸦衔来的红色果实后，生下了一个落地就会说话，而且见风就长的男孩儿，名叫布库里雍顺。

这个男孩儿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先祖。该传说和秦始皇的祖先起源传说几乎一模一样。

在世界所有古老民族的起源传说里，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王族神话谱系，这是人类早期建立意识形态时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神化王族之地位，保证其权势不受侵犯，并借以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努尔哈赤不像他的祖先布库里雍顺那样神奇特异，他生下来后的第一个声音，是和别的男孩儿一样的哭声，而不是朗诵一首优美的诗篇。关于他的神话，需要在他成了大汗之后，由他的那些意识形态工作者来完成。

到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一代，其家族已经衰败成了一个很小的部落，其势力范围可能不会比今天的北方乡镇更大。

据说，努尔哈赤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是“野猪皮”的意思，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则是“小野猪皮”，另一个弟弟雅尔哈齐意为“豹子皮”，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多尔衮名字是“獾子”的意思，嫡长孙杜度则意为“斑雀”，外甥库尔缠意为“灰鹤”。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此钟情和热爱动物，必定与他们依赖渔猎维持生存有着密切关联。

同时期的史料显示，在努尔哈赤生长的时代，已经有女真人从事农耕，不过，更多的女真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奔放豪迈的渔猎生涯。

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亲生母亲去世了。

对于这个少年和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来说，这个打击应是至为惨痛。此后，他们的继母以不那么贤淑的行为，令他们再受创伤。为此，他们可能吃了不少苦头，以至于多年以后努尔哈赤都不肯原谅他的这位继母。

于是，《清史稿》在对于这位女士只有几行字的简短记载中，还没有忘记指出：她对努尔哈赤不好。努尔哈赤回忆说，自己年纪不大就必须上山采蘑菇、挖人参、下河捞鱼、拼命打猎。他可能必须学会忍辱负重，学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一点，在他早期与明朝的关系中，可能发挥了绝大的作用。

女真人的财产继承制度与汉族人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他们实行的是“幼子守产”制度。年纪大的兄长成家后，就要分出去单过。因此，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便分家自立门户。在今天看来，这个年龄不大，但在当时，十四五岁就算成年，可以娶妻生子了，十九岁已然老大不小，早就应该成家立业。《清史稿》作者继续抱怨说，分家时，唯独大清朝的这位创始人分到的家产最少。

这种比一般孩子更多的磨难和历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那不顾一切，甚至时常是不择手段的奋斗，包括他极端而多重的个性。

在中国流传的人生格言中，有“少年得志大不幸”之说，意思是：优越的青少年生活，培养不出有出息的男子汉。只有那些在青少年时代经受过生活磨炼的人，才有可能立志、成才。

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表明：那些自幼失去母爱并感受到生活不公正的人，成年后，感情倾向容易变得强烈而偏激，他们对于生活中残忍而冷酷的事物具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在未来的岁月中，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努尔哈赤兄弟，会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心有戚戚焉之感慨。努尔哈赤的继母大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粗俗妇人的短浅见识，竟会成就了一位改变中国的大人物。

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努尔哈赤在江湖上闯荡，大约承受了诸多生活磨炼。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努尔哈赤就是在此期间投奔了对他一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可能在李成梁身边，受到了军事才能上的培养与熏陶。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成为明清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没有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从此，努尔哈赤高举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大旗和为祖父、父亲复仇的利剑，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终至将女真人统一到了他一家一姓之下。三十六年间，他的剑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目标，直到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打击更大的目标——大明帝国时为止。

这样的事实表明：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对于努尔哈赤的事业来说，实在不是件坏事，这一事件为他换回来了足够多的、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其中包括帝国政府对他的歉意和补偿，包括使他获得政治地位和发展军事力量的理由，包括得到大明帝国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长期的支持，甚至还包括他力量足够大了之后与帝国反目成仇的理由。

三十六年之后，努尔哈赤就是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帝国为努尔哈赤失去亲人的悲恸付出的代价称得上是高昂了。如果再加上本人的才华与能力，几乎提供了努尔哈赤实现雄心大志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最后剩下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所必需的运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努尔哈赤的运气太好了。

尤其是大明帝国晚期政治上的腐烂，使努尔哈赤在差不多完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使他能够在只有十三副盔甲、一二十个人的情形下顺利开始自己的事业，并长达三十多年。

人们传说，努尔哈赤特别喜欢和，这可能是真的。他尤其喜欢使用偷袭、长途奔袭、疑兵与埋伏、里应外合等战法，看上去相当精彩，既很像那些古代故事，似乎又有点儿李成梁的影子。这种军事训练使他在统一女真的漫长岁月中，受益不小。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努尔哈赤身经百战，除了最后一仗败给袁崇焕之外，一生没有打过败仗。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有证据显示，与那些生理心理正常、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士一样，努尔哈赤对于美丽的异性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克制。他可能是十几位妻子的丈夫——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究竟有多少个妻妾妃嫔，他还是十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的父亲。

他可能是一位感情热烈而奔放的男人，有时这种感情会表现得偏激而暴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指出：“酋长努尔哈赤为人多疑、狞厉、威重、暴烈，那些素来亲近昵爱的人，比如妻妾、子女等，一旦稍有忤逆，即加杀害，所以没有人不畏惧他。”（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从这样的角度观察，他显然是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甚至达到了特别偏执的程度。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他众多的妻子、儿子、弟弟中都有人死在他的手下。这一再证明，做这种人的亲人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他具有典型的多重性格，在不同的方向上，都会表现得十分突出：陷入感情纠葛时，他狞厉暴烈，十分可怕；一旦感情与他从事的工作发生冲撞时，他会立即表现得冷静而理性，同样很可怕。

对于这位好汉来说，父子、兄弟的骨肉手足亲情，朋友、同事、战友的友爱之情，夫妻、男女、情人之间的爱恋之情等等，都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他所要做的事情。这时，在他身上，便完全没有了感性和理想化的色彩，他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现实主义者。

在这种时刻，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与甚少考虑人性因素的政治文化传统，便严丝合缝地连到了一起，构成了以冷酷和暴虐为主的多重性格。他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同胞弟弟、两个侄子，对于辽东汉人实行种族灭绝式屠杀，鼓励亲生儿子杀死自己的母亲，临死时留下遗言杀死自己最喜爱的女人，为这种冷酷和暴虐提供了很难辩驳的例证，令我们对于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天性凶残，不抱有幻想。

从大明万历十一年到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583～162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族、对抗大明帝国的努力历时四十四年。

如果从时间参数上看，人们有理由在比较中怀疑努尔哈赤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折腾事儿的时间似乎过于漫长了些。

这种看法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对于努尔哈赤似乎有欠公允。原因是，努尔哈赤面临的局面过于复杂。此时，大明帝国尚未天下大乱，尽管只是凭借惯性在活着，但它毕竟没有死，它那天朝上国的庄严假象还足够吓人。这种情形，使努尔哈赤周围布满了虎视眈眈的敌人。

粗粗看上去，他们哪一个的力量都不比努尔哈赤弱，如朝鲜，如蒙古各部族，还有努尔哈赤同一种族的其他女真兄弟。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有可能得到大明朝的支持，从而令努尔哈赤处境险恶。

为此，努尔哈赤处理得十分艰辛。

一方面，他频繁出击，用暴力摧毁、武力胁迫和利益诱惑，将那些女真部族兄弟强力整合到自己的麾下；另一方面，他要让那些暂时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制服的兄弟感受到自己的善意，而不是威胁。

于是，他需要与他们结盟、对天发誓和联姻——将自己的女人们嫁给或许诺嫁给对方，将对方的女人们娶来或许诺娶她们等等。

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盟十分脆弱，常常今天刚刚杀马杀牛地对天盟誓，或者刚刚为新婚夫妇百年好合、白头到老干杯，转过脸去就发现对方或自己需要毁约了。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多种多样。努尔哈赤认为：大明帝国明里暗里发挥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对此，只要读一读他的众多谈话和文告，就会一目了然。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频繁的战争、结盟、背叛，再战争、再结盟、再背叛中，努尔哈赤十分细心地呵护着大明帝国君臣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使事情变得十分圆满——继祖父和父亲被误杀而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后，李成梁将军在第一次离开辽东总兵任之前，又帮助努尔哈赤获得了帝国政府册封的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一职。几年后，努尔哈赤以“为帝国保卫边疆的功勋”，被封为大明帝国“龙虎将军”。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崇高头衔，据说历史上的女真族人中，只有很少几个人得到过这样的荣耀。努尔哈赤的道行不可谓不深。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对努尔哈赤的道行建立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关于东哥的故事。

在晚明前清时代的女真部族中，东哥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对当时女真各部族之间的风云变幻起过重大影响，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

东哥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美女海伦的故事。东哥是女真叶赫部酋长的女儿，据说，这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用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的说法形容，大约有羞花闭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号称叶赫第一美女或女真第一美女。

与那位西方美女比较起来，东哥的命运要悲惨得多。

原因是，海伦虽然导致了血流成河的特洛伊大战，但毕竟享受到了真挚深切的情爱。而东哥则在她父亲和哥哥两代叶赫酋长手里成了一个政治筹码，在不断挑起女真部族间的攻伐仇杀中，蹉跎了容貌美丽、情感丰富的青春岁月。

据说，东哥只有十岁左右时，作为叶赫部酋长的父亲就把她许配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为此送了数量不菲的聘礼。长大后，东哥出落得明艳不可方物，成了闻名遐迩的美人。在此期间，作为海西女真之一的叶赫部落却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更糟糕的是，东哥的父亲偏偏在战争中死在了努尔哈赤部下的手里。

于是，虽然还没有婚嫁，但本来可能成为一对佳偶的东哥与努尔哈赤，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怨偶。情感强烈的东哥甚至放出狠话：她愿意嫁给一位英雄，只要这位英雄能够杀死努尔哈赤。

此后，在大明帝国的支持下，叶赫部落与建州部落长期对峙。

此时的叶赫部落酋长布扬古是东哥的哥哥，大约出于下列两种考虑，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羞辱和刺激努尔哈赤，布扬谷不停地将自己的美貌妹妹许配给那些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一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刻骨耻辱和愤恨。而那些大部落首领，也都很仰慕东哥的绝代风华，以能够娶到这位美丽女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就这样，叶赫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美丽妹妹的价值发挥到了极限。那些大部落首领则宁要美人，不要江山，或至少是不在乎为美人而面对战争，结果引发众多纠纷。女真海西四部中实力强大的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相互之间钩心斗角，实力大为削弱，可能都与这位东哥有关。最后，这些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灭掉。

显然，东哥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分量不轻，否则，他不会为此一次次大动干戈。因为，他所面对的那些部族，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实力并不比他弱。这位女真好汉可能确实很在乎这位美丽的女子。或者，也有可能，他更加在乎这种动武的绝好借口。

韶华易逝，转眼间已是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这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完成了八旗制度。此时，东哥已经三十三岁，成为当时人们口中的“叶赫老女”。她以自己的命运，为我国古老成语“红颜薄命”做出了精准的注释。偏偏事情还没完。这一次，她不由分说地被他哥哥远嫁给了一位蒙古王子。

面对这真正的羞辱，努尔哈赤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

以前，每当东哥被重新许配一次时，努尔哈赤通常都会情绪激动地严正警告那些打东哥主意的家伙，提醒他们注意自己东哥未婚夫的身份。当这种提醒被严重忽视时，他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事实上，对于处心积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发动战争的极好理由。

然而，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去寻那蒙古王子的晦气，还言辞动人地制止了弟兄们动武的冲动。

此时的蒙古部族，分裂成了许多不相统属的分支，他们虽然早已不复成吉思汗的雄风，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

他们当中，有一些站在大明帝国一边对付努尔哈赤；还有一些，则帮助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对。于是，争取与他们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盟友关系，就成了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事。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放过那位蒙古王子的真正动机。

而对于叶赫部落，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当年，叶赫部落的老酋长、东哥的父亲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死时，据说为了表达歉意，努尔哈赤曾发誓在若干年之内不对叶赫部落动武。是故，以往东哥被许配给其他部落首领时，努尔哈赤只对付那些部落首领，从不找叶赫部落的麻烦。这种说辞很动人，很煽情，将努尔哈赤表现得仿佛一诺千金的好汉。但是，这种说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因为，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因素：在相当长时间里，叶赫部落的力量比努尔哈赤要大得多，而在努尔哈赤成长得足够强大时，叶赫部落又得到了大明帝国明确的支持。因此，在努尔哈赤下决心公开与大明帝国为敌之前，对叶赫部落，他难免会有很深切的投鼠忌器之感。

事实上，他曾经多次试图对叶赫部落开战，最后，令他克制住自己的显然不是什么承诺，而是实力对比上的综合考虑。

在很多时候，打量政治人物和打量商人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将利害得失上的算计和时机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大约就不会离题过远。

这可能是努尔哈赤长时间隐忍不发的主要原因。

面对东哥被改嫁蒙古王子这一事实，努尔哈赤身边的人怒不可遏，强烈希望出兵征讨叶赫，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努尔哈赤则表现得极为冷静、理智。为此，他曾经长篇大论地说服那些怒火万丈的战友，劝告他们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而打仗，特别是当这个女人背后站着叶赫部落与大明帝国时。他特别清醒地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我们的粮食储备不够，现在肯定不是对叶赫与大明开战的好时机。

他嘲笑那些满腔怒火的人说：按理说，我是当事人，我要是因为愤怒想去打仗，你们都应该劝阻我才对，现在怎么变成我置身事外，你们反倒固执己见呢？努尔哈赤还针对东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因为这个女人，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都灭亡了，她使各部落不能和睦相处，兵连祸结，达于极点，这样的女人不会活很久的。结果，努尔哈赤一语成谶。东哥嫁到蒙古部族后，仅仅一年真的得病死了。

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内心深处是应该感谢东哥的，因为这位女子为他提供了太多发动战争、灭掉其他女真部族的理由。

三年后，当努尔哈赤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决定对大明帝国宣战时，在他发布的伐明檄文——《告天七大恨》中，有四条大恨是针对大明帝国支持叶赫部落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

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决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今日中国东北方向的——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

至此，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时，这些招数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的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

汉人长期以来，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六十四卷）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时，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

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之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发展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全部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无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待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

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汉字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之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之后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人，怎么会时不时就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侮辱，并被夺去兵权，如此彻底地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不太可能令人满意。据说，舒尔哈齐感到生不如死，于是打算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努尔哈赤立即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将舒尔哈齐的家产全部没收，把一个忠实于舒尔哈齐并可能很勇敢的军官，吊在树上活活烧死。

目前，没有人知道舒尔哈齐究竟是怎么死的。有研究者根据努尔哈赤的一生行事风格，断言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如果说舒尔哈齐死得足够蹊跷诡秘的话，还有一个人的死就称得上是彻底地蹊跷诡秘了。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他的元妃佟佳氏。这位女士为努尔哈赤养育过两个孩子——嫡长子褚英、次子即后来的大贝勒代善。

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断言：佟佳氏必定对努尔哈赤的早期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奇怪的是，这位努尔哈赤的原配夫人、两个具有崇高地位和影响的儿子的母亲，竟然在历史上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舒尔哈齐在《清史稿》上好歹还有大半页纸的传记，而这位佟佳氏则只有一行字的记载，曰：“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她的身世如何？她的一生怎样？她的性情与为人有什么特点？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她死后埋在哪儿？等等等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种历史也算得上是混账透顶了。同样可以断言的是：其中一定隐藏着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不可告人的重大机密。

佟佳氏的命运，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两个儿子。褚英的乖戾和不可理喻，代善的庸懦和凡事忍让，应该与他们的母亲有着绝大关系。

褚英是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的嫡长子，幼时曾经被送到李成梁处充当人质，长大后号称能征善战，多次立下显赫的功勋。因此，努尔哈赤曾经让他代理国政，看上去很像是要培养他做接班人。结果这位褚英很快以自己的作为，让他周围几乎所有人感到恐惧和愤怒。

当褚英的母亲可能失去了影响力时，这些手中掌握了不小权力的亲贵，便觉得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控告他的儿子。

据他们说，褚英至少有三点令人厌恶的罪行：

其一，他企图使这些控告他的人——除了他的弟弟们之外，全部都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彼此之间失去信任与和睦。

其二，褚英对于通过战争获得财富已经不能满足，他还要不停地勒索弟弟们的马匹和财物。

其三，当周围的人使他感到不愉快时，他曾经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是等自己继位之后，就要干掉那些让他厌恶的弟弟和大臣。

努尔哈赤十分烦恼，采取了让他闭门思过的措施。据说，在此期间，褚英做的事情是——祷告上天，诅咒父亲和他不喜欢的人快点儿死。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将他圈禁在四堵高墙之内。不久，将他处死。

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有人称呼她为衮代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大贝勒之一、著名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这位衮代的亲生儿子。

努尔哈赤起兵不久，衮代便成为他的妻子之一，与他患难与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清史稿》中记载：当九部联军前来攻伐努尔哈赤时，这位衮代夫人担心努尔哈赤胆怯，焦虑得寝食不安。

从中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这位女士曾竭尽全力支持过丈夫的事业。因此，至今在东北满族地区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可见，这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

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之后第五年，年近五十、已经色衰的衮代突然获罪，被努尔哈赤下令离弃。不久，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而且，不久这个恶子便被努尔哈赤封为四大贝勒之一，成为后金主持国政的最高决策层成员。这使人有理由怀疑，努尔哈赤与这桩恶行有关。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以他的遗命为由，杀死了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为他殉葬。从努尔哈赤的品性与为人上考察，他十分可能留下这样的遗命。这样做，和女真人的生死观念、丧葬习俗也颇为吻合。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类似或坏得多的宫廷烂账比较起来，这应该算不上是特别恶劣。

在大清朝历史上，出身叶赫部落并值得特别关注的人不少。除了那位东哥之外，叶赫部酋长的另一位格格孟古，也颇为不凡。这位人称孟古姐姐的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并且可能曾经深受努尔哈赤的喜爱。她是皇太极的母亲。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之后，将大金国的汉语国号改为大清国，并正式称帝，成为大清朝理论上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母亲孟古格格被追认为努尔哈赤唯一的皇后——孝慈高皇后。由此，这位出身叶赫那拉氏的孟古也可以被看成是大清朝的第一位皇太后。

孟古格格生活得很不幸：努尔哈赤是她的丈夫，叶赫部落是她的亲人和家乡。前一位叶赫部落酋长是她的堂哥，死在努尔哈赤的部下手里。这还不算，努尔哈赤下令将她堂哥的遗体劈成两半，只将一半还给其亲人。在笃信人死之后有灵魂可以转生的古代，这种做法的意思就是让你永远不能超生，在当时算是狠毒残忍到家了。

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对抗努尔哈赤，兵败后纵火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两家结下的应是血海深仇。但是，叶赫部落的人仍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除孟古可以被看成第一位皇后——皇太后之外，清朝的最后一位孝定皇后——隆裕皇太后也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康熙朝重臣明珠是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的嫡系孙子，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则是整个大清朝享有盛名的满族第一才子；鼎鼎大名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大清朝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了，虽然不见得是好的知名度。

这种情形似乎蕴含了某种特殊的政治遗传基因密码，表明女真人并不以种族仇恨为政治分野的依据。

据说，金台吉自焚时曾发出毒誓：哪怕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你爱新觉罗。这句话似乎成了魔鬼的诅咒。二百多年以后，当大清朝葬送在慈禧老太太手中时，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这句不祥的咒语。

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护。

平心而论，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如成吉思汗等人比较起来，如果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

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下令迁都，将首都由辽阳迁到了当时还不到辽阳一半大小的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特别有意思。他说：“沈阳四通八达，如果想向西讨伐大明，渡辽河，路直而且近；要想向北征伐蒙古，两三天路程就够了；若是南向进攻朝鲜，走清河一路即可。沈阳的浑河与苏子河相通，在咱们老家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木材都用不完；想出游打猎，这儿山近野兽多，而且河里的鱼虾之利也可以兼收并蓄矣。”

就这样，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雄心勃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

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实，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正文第二章李成梁：努尔哈赤的杀父仇人和庇护神

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曾经是大明帝国真正的英雄。

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的恩怨纠葛，错综复杂，极为诡异，至今无人能够考证清楚。

诚如我们所知，早期的努尔哈赤远不像后来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强大与传奇；而早期的李成梁则是一位真正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位起于贫寒却曾经百战百胜的将军。

可惜，当努尔哈赤日益强大起来时，这位英雄却在大明朝万历十年之后扑朔迷离的政局中，如美人迟暮般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努尔哈赤崛起的整个经过，几乎贯穿在李成梁没落的全部过程之中。双方此种消长的原因何在，正是我们需要在此展开的。而这种消长的结果，便是大明帝国辽东局势的糜烂日深。

仔细观察一位真正的英雄走向末路，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体验。

李成梁四十岁时，一位慧眼识人的大明巡按御史发现了李成梁。

当时，这位具有朝鲜族血统、出身于中级武将世家的李成梁，正在辽东铁岭卫走投无路，苦度时光。这里，就是今天出了个赵本山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辽宁省铁岭市。

李成梁，字汝器，又作汝契，号银城。他的先祖李英是朝鲜人，明朝初年从朝鲜渡江来到中国，定居在辽东铁岭卫并以军功当上了大明帝国的中高级军官。按照帝国制度，军职可以由子弟世袭，然而，由于家道中落，到李成梁这一代时，贫困交加，穷得连去北京办理袭职手续的盘缠都没有。四十岁的李成梁，空怀一身本领和满腔雄心大志，却只能在窘迫中长吁短叹。

恰在此时，他的幸运之星降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成梁见到了那位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巡按御史李辅。李成梁器宇不凡，给这位御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慷慨地拿出一笔不算少的钱，赠给这位在贫穷之中已经蹉跎到不惑之年的好汉，资助他来到北京，获得了辽东军事要塞险山堡参将一职。这一年，是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八岁。

险山要塞的所在地位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西南约十二公里处。参将一职是明代镇守边疆的领兵官，职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边防部队团级军官，负责一地或一路的防务与策应。就此，李成梁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位虽然落魄却仍然在《明史》记载中被形容成“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的中年男子，一飞冲天，成为一颗照耀在帝国东北部上空极为耀眼的将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

第二年，大明隆庆元年，四十一岁的李成梁第一次在对抗蒙古骑兵的战斗中崭露头角。他因“赴援有功”而一战成名，随着捷报进入帝国最高层的视野。战后，虽然继续驻守险山要塞，却已经官升副总兵。按照帝国军事制度，总兵一职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或军分区司令，负责统率镇军即整个军区或军分区部队，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兵，为奇兵；游击略低于副总兵，分领三千兵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此时的李成梁已经成为至少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高级将领了。

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在他的老师徐阶提拔重用下，以礼部侍郎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中央组织人事部第一副部长，开始“预机务”，即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制定。

此后十六年，前六年名臣云集，徐阶、高拱、张居正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新政；后十年，则是更加著名的张居正新政。这十六年，是李成梁走向辉煌、功成名就的十六年。在惨烈的政治、军事搏杀中，相当于今天内阁副首相、首相的张居正给予李成梁极大支持。这种支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欣赏、信任、重用之外，帝国制度上的保证，譬如在张居正万历新政中最为重要的“考成法”，可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万历六年正月，一个名叫速把亥的蒙古部落酋长率军大举入犯，李成梁闻报之后，昼伏夜行，飞兵出塞，长途奔袭两百里，出其不意地直捣敌营，连续杀死对方五位首领级人物，阵斩并伤敌数以万计，李成梁大获全胜。

当年底，速把亥会合其他部落，集结三万多兵力，声势浩大地前来报春天的一箭之仇。李成梁竟然摸透对方心理，一点不变地又来了一次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两百里。那蒙古酋长事先准备得颇为充分，却怎么也没想到李成梁会把一模一样的故事再演一遍。结果，大营被李成梁奇袭踏破，伤损比前一次还要严重。一年之内，两次飞兵出塞两百里，并大获全胜，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大功，为帝国有史以来诸将之冠。为此，皇帝专门登上皇极殿举行大典，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按照“考成法”，李成梁被加官晋爵，先是加封为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继而晋封为宁远伯爵，岁禄八百石。受到帝国如此大张旗鼓的表彰，李成梁喜悦之余，为了表示对张居正赏识提拔的感激之情，给张居正送去一笔数额颇大的礼金，结果，被婉转谢绝。张居正的理由是：按照帝国制度，李成梁获得的荣誉和地位，都是靠他自己一刀一枪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我。我若是收了他的钱，就是侮辱了他。我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原因。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长途奔袭是这位将军最擅长的战法。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这位将军带领以步兵为主的部下，曾经多次星夜急行军两百里以上，一鼓作气直捣敌人巢穴，将毫无防备的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显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仅仅骁勇善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出色的情报工作。同时，这种战法，对领导者的判断力、组织力、执行力、亲和力要求极高；对统帅与部队的意志、毅力、训练与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也必定要求极高。

这一切，李成梁都做到了。在数十次战役中，李成梁“出师必捷，威震绝域”，在职业生涯前期，几乎百战百胜地捍卫了帝国边疆，立下极为显赫的战功，成为——如果不是声望更高、战功更为显赫的话——至少是与同时代的戚继光并驾齐驱的一代名将。因此，当时在军中与国人口中，有“南戚北李”一说。他们成为大明帝国后半叶军事成就的最高代表，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四年以后，速把亥再一次卷土重来。当时，这位酋长在蒙古部族中最为剽悍凶猛，号称勇冠蒙古各部。他曾经在战场上亲手将李成梁之前的一位大明帝国辽东总兵斩于马下，并先后数次重创其他几位总兵率领的大明军队。与自己忠实的骑士们呼啸着杀入大明边关，如入无人之境地烧杀抢掠后从容离去，成了这位酋长最为快乐的节日。就此，速把亥为患边疆长达二十多年，成为令大明帝国君臣将佐谈而色变的一方巨祸。

自从李成梁出现后，这位酋长便屡屡败在李成梁的奇袭之下，令他感觉很不爽，于是，越败越勇，发誓要和李成梁决一胜负。这一次，据说他是动员了所有兵马和子弟精锐，准备一举拿下李成梁。李成梁则改变战术，将速把亥的兵马引入设在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境内）的埋伏圈里。结果，开战不久，此人便被李成梁所指挥的部下一箭射死。酋长的弟弟抱着哥哥的尸体痛哭而去，从此势力大衰。

就这样，李成梁屡立大功，受封为伯爵，跻身于帝国贵族行列。在其当时，他的地位、名望等，很有可能已在戚继光之上。有一种看法，包括《明史》的作者们认为：恰恰因为戚继光威名太盛，于是坐镇蓟门十六年，使敌人从来不敢来犯，转道入侵辽东，才给了李成梁屡立战功的机会。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掩去李成梁军功的耀眼光辉。历史上，甚至就在李成梁的同一个时代，面对与李成梁同样的敌人，损兵折将，丢尽帝国脸面的军人和官吏可是不在少数。

当时，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帝国推行“考成法”，赏罚严明。为了表彰李成梁，万历八年，在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保留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宣祖大王四十一年七月丙戌）对于李成梁以边帅之身所创下的军功之盛，《明史》作者评论说：是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就是说，作为帝国边防军高级将领，李成梁独领风骚二百年。

大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是大明帝国晚期历史上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时年五十八岁、凭借一己之力和十年坚持，几乎实现了大明帝国辉煌中兴的张居正，重病后死了。

此后数年间，帝国政治地覆天翻，张居正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被一一废止，帝国政界在动荡不安中变得晦暗不堪。受到张居正支持重用的戚继光被迅速边缘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五年前以战功受封宁远伯爵位，进入帝国贵族行列的李成梁，如今五十六岁，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他同样受到过张居正的支持和倚重，然而，可能由于下面的三个原因，李成梁避免了池鱼之灾：其一，远离京师，与张居正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其二，赫赫战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动荡不安的辽东局势离不开这位骁将。

第二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清算张居正的工作拉开序幕。随后，张居正家产被查抄没收，十余口人饿死在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启动的家中，张居正那些或真或假的罪行被公告天下。

时年五十七岁的李成梁，耳闻目睹了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全部过程；也耳闻目睹了另外一位真正的英雄——戚继光，从威震天下、威名赫赫到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全过程。

我们无法知道李成梁对此的感受如何，无从知道他是否物伤其类，是否胸怀不平？但肯定有证据表明，从此以后，李成梁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件不大的谎报军情与战功开始的，随后，逐渐加速度，并扩大为几乎是全方位的堕落。此时，如果张居正回到人间，可能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曾经深切信任与支持过的老部下，如今怎么竟变成这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远离帝国首都的白山黑水之间，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乱军混战中被李成梁部下误杀的恶性事件。

相隔千里之遥的两件事情，显得同样乖戾不祥。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件事情看作是大明朝死去和大清朝新生的起点。从此以后谈论大明帝国时，似乎只要说“这个政权正在死”就可以了。而大清朝则在此时现出自己极为微弱的一丝丝曙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不停地看到，整个帝国呈现出来的，几乎全部是病态的景象。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努尔哈赤，大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典型地告诉我们这种病态已经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不久，他开始了血亲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颂为“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还太年轻，太无足轻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祖父、父亲被官军误杀，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大体上都不是当时做出的。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充满了种族的、国家的、英雄的、贼寇的、忠诚的、叛逆的、牛皮哄哄的、低三下四的等等激情。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带点儿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

这种情形反证了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系建州女真，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长时间优厚待遇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这些历史事实与人物，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刻意歪曲与打压。好在漫长的岁月里，累积起来的资料已经够多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儿常识，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卫”、“所”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在理论上讲，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到努尔哈赤的时代，卫所制度残破不堪，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他可以明确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封赏的地方土酋。

永乐初年，他的六世祖带领斡木河，即今日图们江（位于吉林东南边境）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带有政治上笼络抚慰的性质，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一起远征过漠北，即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大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设置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便世袭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到他的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治下。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贝勒”这个词汇，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四周围着木栅栏，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已经豪华了许多。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农村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差相仿佛。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相互间的攻伐械斗频繁，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势险要之处，并围着土城土寨，以资保卫。这种情形表明，这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虽然名头不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恰恰就在于此。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还是建州都督同知甚至都督的头衔，虽然级别不低，听起来也吓人，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土城之外，其权力便有限得可怜。除了每年来自朝廷不多的财政补贴，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朝廷发下来的敕书。这些敕书的作用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特别通行证、特别身份证、特别护照之类，还兼有贸易特许状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大明帝国对于边疆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城主、部落头人、土著酋长的控制，凭借的就是敕书——政治、经济羁縻再加上军事威慑这两条腿。

努尔哈赤即建州爱新觉罗家族就是这几十上百个部落酋长中的一个。从当时辽东——东北的情形判断，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其他土豪酋长更应该被高看一眼。这种情形在敕书分配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政府发给东北地区女真部族的敕书可能一共有一千五百道，建州三卫合计可以分到五百道，而努尔哈赤祖父、父亲总共才可以拿到三十道。

问题在于，有证据显示，迁居到赫图阿拉，即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境内的努尔哈赤祖父、父亲，与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下了可能是十分友善的关系。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曾经断言：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结托极深”。（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就使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总兵府的时间，肯定比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愿意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很有可能在他十九岁分家出来独立生活后不久就开始了。在一些史籍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梁的书僮、侍卫、侍卫长，甚至被李成梁收养为义子的说法。这些记载，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凭空捏造。

在众多记载中，都曾经谈到过努尔哈赤逃出总兵府，投奔叶赫贝勒的故事。其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情形，很有可能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血气方刚的努尔哈赤犯了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在男女关系上出轨，有了生活作风问题。

在斑驳庞杂的史料和传说中，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李成梁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祖父、父亲被误杀，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

在这朝夕相处中，他可能受到了一位美丽多情的汉族青年女子的青睐，而努尔哈赤对这位女子也并非毫无感觉。据说，这位女子不但青春年少、美貌如仙，识文字、通经史，而且慧眼识英雄。总之，中国男人对女性的一切梦想，她都具备。不幸的是，这位女子偏偏是大明帝国辽东总兵、伯爵李成梁将军最宠爱的第六位如夫人（如夫人，即妾）。于是，后面发生的故事就很像那些不入流的电视连续剧了——

这位女子不仅仅给了青年努尔哈赤两性间的男欢女爱，也不仅仅熏陶培养了他对于的热爱，她可能还在努尔哈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之前，就洞悉了这个女真族小伙子的雄心与才干，于是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心上人脱出了险境。最后，好汉起兵造反，并终于成就了一个中国式英雄的光荣与梦想。

这就是在东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关于“紫薇夫人”的故事。

据这个故事说，由于上天的启示，李成梁曾经一度对努尔哈赤动了杀机，这位“紫薇夫人”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努尔哈赤脱险。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是努尔哈赤成了大金国的天命皇帝之后，曾经莫名其妙地册封一位不知姓名的汉族女子为“歪梨娘娘”，原因是这位女子为了保护并拯救努尔哈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梨树上。今天，在辽宁省北镇市，有一位广受崇拜的神灵“歪脖老母”，香火极盛，前去朝拜者络绎不绝。有人坚定地证明说，这位“歪脖老母”极其灵验，以至于有人已经将朝拜她的号召，制作成巨大的招牌，矗立在连接关里关外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旁。我们知道，李成梁时代与努尔哈赤早期的大明辽东总兵府并不在辽阳，更不在沈阳和抚顺，而恰恰是坐落在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这几件事情中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个故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里说出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白日梦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事情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笔下和民间并不罕见，因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毕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些不是那么神圣崇高的字眼。李成梁不会感觉愉快，努尔哈赤也会觉得有愧于老长官。因此，这些富有人性意味的事迹便常常被大清朝权贵和史官们刻意掩饰和歪曲，变成了神话故事，以证明天意的不可违和造反、叛逆的正当性。

在关于汗王的传说中，这个故事变得已经很不浪漫，充满了令人厌恶的天命说教和神灵鬼怪。在那里，努尔哈赤“脚踩红色七星”，贵不可言，惹得脚踩黑色七星的李成梁妒忌如狂、杀性大起；而那位美丽的如夫人则成了天命的捍卫者，立志要为肩负上天使命的异族青年去死，且死得其所，死得毫无悬念，死得心甘情愿，莫名其妙。于是，本来就缺少人文情怀的中国文人的白日梦，一变成了基本没有人性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奴才们的意淫，再变则成了恨不得全国人民都为他们去死的政治教化，变成了大清朝意识形态工作者神化自家领袖、表达自己对领袖热爱程度的一项努力。对此，我们应该并不陌生。

这一事迹，在《清史稿》中可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可能是关于那位“紫薇夫人”的传说过于广泛，或者是说明这一点有助于增加努尔哈赤形象的辉煌，于是在《清史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故事的一点影子——

翻开四十八本《清史稿》的第一篇，先是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整体介绍：该人“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大意就是此人仪表堂堂，志向远大，深有谋略不外露，且声若洪钟，过目不忘，与人交往时度量很大。接下来，说到努尔哈赤在他的祖父、父亲被误杀时，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于乱兵中被抓进总兵府，然后说到努尔哈赤脱出李成梁的总兵府时，该书记载道：“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清史稿》卷一，本纪一，太祖本纪）就是说，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妻子惊异于努尔哈赤的相貌，于是背着人悄悄把这个家伙放跑了。

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记载，显然让人有理由做出更加符合逻辑与常识的猜想。

比较起来，倒是上述英雄传奇好像更加可信一些似的。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以后，万历皇帝从不上朝开始，逐渐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消极怠工，被他的臣子公开批评为“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皇帝。而此时的李成梁也年过花甲，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然而也就是从此，从谎报军情开始，和自己的皇帝一样，进入了几乎是不可逆的葬送帝国辽东事业的末路生涯。

这件事情并不大，发生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当时，一股敌寇侵入辽阳、沈阳、海城、盖县一带抢掠。李成梁秘密派遣一支奇兵出塞袭之，结果遭遇埋伏，战死一千余人。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常胜将军打了一次败仗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何况这是历史记载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成梁第一次失手。然而，李成梁却在报告战果时，隐瞒了战死的人数，只上报杀敌二百八十人的战功。此时此刻，帝国上下大约已经习惯了将军的神勇，于是没有什么人深究，将军自然受到了表彰。我们知道，那些中国官场上的坏事，但凡开了头，就会如同从山上飞滚而下的巨石，不到能量耗尽便极难停下。有了这第一次之后，从此我们在史书的记载上，便只能心情黯淡地一再看到，李成梁一发不可收拾，谎报军情战功之事屡屡发生。

在此期间，一些与一代名将并不相容的事情，也开始在李成梁身上出现，且愈演愈烈。《明史》记载，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年，师出必捷，威震绝域。不但他的子弟，就连他家里的仆人都成了高官显宦。他的九个儿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五人当上了总兵官，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四人官居参将。他的四个兄弟和两个侄子也都官居参将或副总兵。他的部下有几位甚有出息，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他家中的奴仆也颇有几位既富且贵者。

贵极而骄。李成梁父子居住的铁岭卫，曾经只是一个相当于小小县城的卫城，如今那里修建起了大片大片高大豪华的亭台楼阁，歌台舞榭之胜号称甲于一时。一时间，弦管夹道，灯红酒绿。据说，这小城内，光是娼妓就有二千多人，莺歌燕舞，煞是好看。

此时的李成梁不但谎报军情，而且开始杀良冒功，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乃至于最后，整个辽东的商民利税都被他一个人所侵吞。然后用这些钱财贿赂各级政府官员，笼络对他有用的中央机关干部，使宫中朝上的权贵机要人物被他喂饱后，为他奔走卖力。史书记载的原文是：“全辽商民之利尽拢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

当时，对于边疆军功的封赏十分优厚，不但立功者可以受赏，就连他的上级、同事、部下也都可以一同受赏。大捷时，赏赐可能是晋级升官，也可能是封妻荫子，最大的可能是两者同时都有；小胜时，经常的赏赐为增加工资，顶不济也能够得到奖金鼓励。《明史》李成梁的传记中记载，后来情形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李成梁每打一次胜仗，捷报传来时，内到中央政府的内阁、五府、六部，外到当地各级官员都可以一起领受封赏。而一旦出现了掩败为胜，或者杀良冒功时，通常不用李成梁做什么，下到地方长官，上至五府、六部乃至内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帮助李成梁遮掩。若有人不识趣，各位老大和三老四少就会一齐使劲儿，高度默契地将那家伙挤兑出局。

曾经有几位监察官员准备弹劾李成梁，都被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给压了下去。另外一些监察官员抓住人证物证后，交章抨击的结果是：李成梁安然无事，这几位监察官员却分别受到了上级的斥责处分。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万历三十六年。当时，先后几位监察官员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廷弼，一起弹劾李成梁，奏章交到了皇帝的手上。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回李成梁恐怕是罪责难逃了。谁知，万历皇帝高度赞赏李成梁的军功，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那些报告被无声无息地“淹”了。（《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

李成梁再也不是那个受人尊敬与爱戴的一代名将了。在本质上，他此时所做的一切，与他所对抗的那些敌寇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他的作为比那些明火执仗的敌寇，具有更加巨大的杀伤力和损害。

在此期间，适值而立之年的努尔哈赤，英姿勃发。他将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到李成梁家，成为李成梁二儿子——后来大明辽东总兵李如柏的如夫人。种种迹象显示，他可能同样满足着李成梁在物质上的需求，譬如，定期不定期地将数量想必不算少的牛羊、马匹、人参、貂皮、东珠、银两和奴隶等，输送进大明辽东总兵府。孟森先生评论道：“太祖（努尔哈赤）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从而有效地令李成梁将军至少在对待努尔哈赤的问题上，放弃了职守。

就这样，在镇守辽东的几乎所有时间里，李成梁纵容或默许了努尔哈赤发展实力，使这个最初只能凭借十三副盔甲、十几条枪起家，军力、财力、人力各方面势力都很有限的地方土酋，得到了长达三十多年扩充的时间，使他的实力几乎遍及全东北，最后囊括了外兴安岭和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当时，这块土地地广人稀，远不像今日这样人满为患。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年时间方才统一女真各部，至少表明：其一，他的实力甚至能力远不像他的后代愿意让人们相信的那样强大；其二，可能表明了当时东北地区各种势力间极度错综复杂的关系，如蒙古各部、女真各部、其他土酋部落、朝鲜和大明帝国等等。

此时，李成梁若想灭掉努尔哈赤，应该说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很有可能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尤其是在起初若干年里。李成梁似乎从来没有动过这种念头。相反，他或在许多方面主动帮助、关照着努尔哈赤。

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后，李成梁曾经多次出兵征剿当地蒙古部落和其他女真部族，那些势力强大、有能力和努尔哈赤相抗衡的女真部落，或多或少地遭受过李成梁的军事打击。这种打击在史书中经常被形容成是“犁庭扫穴”，表明了该种军事行动的摧毁性力量。对于李成梁来说，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有这种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却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李成梁运用大明帝国国家机器的力量，帮助努尔哈赤发展起来了个人势力，或者至少是为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我们不难发现，假如帝国有能力制止其官员们丧失责任感，并使他们不敢突破道德底线的话，那些胡作非为的豪强是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数千年帝国史中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机制。从那些官商勾结攫取社会财富的事例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的是，李成梁所给予努尔哈赤的支持，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

李成梁前后两次镇守辽东，时间几近三十年。

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李成梁以军功晋升副总兵，三年后，晋级为辽东总兵，到大明万历十九年，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对其他女真部族进行了频繁的征讨攻伐，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得到帝国的重视。在李成梁的庇护和默许下，努尔哈赤渐成气候。

随后，六十六岁的李成梁，离开辽东总兵位，以帝国伯爵的勋位来到北京享受富贵荣华。此后十年间，辽东总兵八易其人，辽东局势糜烂。李成梁以七十六岁高龄，被帝国重新任命为辽东总兵，再次主持辽东军事。其时，他和他的亲族部下全部功成名就，富贵已极。在他们中间，贪赃枉法已经成为常事，史称“暮气深重”。从一般情形判断，这样一批人，能够不给帝国帮倒忙已属万幸。后来发生的一切显示，帝国的确没有这样的幸运。

从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到大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1～1608年），李成梁再任辽东总兵的七年间，努尔哈赤的羽翼基本丰满。就是在这一年，因为放弃辽东六堡这一重大举措，李成梁受到熊廷弼等人的弹劾。年逾八十的李成梁申请退休，得到皇帝批准。至此时，他本人算是安全着陆了。而他做的这件事情，却对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不论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人将此举看成是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二人的“亡明之举”。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明万历三十四年底（公元1606年）。当时，年逾八十即将退休的李成梁，突然上书皇帝，请求万历皇帝批准，准备主动放弃宽甸六堡及其周边的八百里国土，将其事实上让给努尔哈赤。

这六座堡垒分别是：孤山堡、宽甸、长奠、双堆儿、长岭、于散，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宽甸、凤城、本溪境内。这些堡垒，向南为辽东卫所的前沿要塞，向西则可屏蔽辽沈腹心地带，向东与朝鲜遥遥相望，向北成为抗御蒙古骑兵的第一线。

这六座城堡，地势险要，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本来，这六座堡垒早已存在，后来由于维护不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堡垒要塞的作用。三十多年前，刚刚在辽东崭露头角的李成梁极力主张修复整治这些堡垒，得到张居正的支持。于是在做了一些规划和调整后，重新整治好了这些国防线上的要塞，环卫土地八百多里。随后，设粮仓、建学校、开关市，致使各地无地农民纷纷前来定居，最后竟多达六万多户，在捍卫祖国边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是李成梁当年的诸多功绩之一。

如今，正值努尔哈赤渐成气候，对大明帝国构成巨大威胁之际，李成梁却以和当年主张修复时同样坚决的态度，主张放弃这些军事要塞。理由是这些要塞孤悬难守，得不偿失。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边疆土地，尺寸是宝，哪里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偏偏万历皇帝几乎是无条件地欣赏和信任李成梁，竟然问也不问就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计划。致使努尔哈赤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八百里土地，并自动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与威胁。

当时，在这些堡垒的环卫下，六万多户人家——差不多有二十多万人口安居乐业于此。迁徙令一发，这些人民立即变成了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如果说，在此之前，李成梁曾经多次对敌人“犁庭扫穴”，从而捍卫了国家尊严的话，那这一次，他是在对自己的祖国人民实行“犁庭扫穴”了，而这些人民本来应该是由他来保卫的。

史书记载，李成梁出动大军，强迫这些居民撤退到辽东腹心地区。时值冬季，被捣毁了房屋的百姓于东北的冰天雪地中被强制迁离。许多青壮年人口不堪忍受，愤而投奔努尔哈赤，为他增加了许多宝贵的人力资源。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做了这件事情的李成梁，竟然以招徕民众的理由，向中央政府报功。而令人加倍无法理解的是，皇帝居然就此下令，对李成梁及其他一干有功人员予以高级别的嘉奖。

遥想当年，努尔哈赤得到李成梁这些动用军队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无比珍贵的礼物时，想必是欣喜若狂，必定在内心深处对李成梁充满感激之情。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帝国高级官员，在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丧心病狂地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

很快，辽东弃地的真相传到了北京。监察官员开始上疏弹劾李成梁欺君误国，行同通敌，并正确指出：这些要塞的放弃，必将成为未来之大患。万历皇帝看到这些弹劾奏章后吓了一跳，连忙下令调查核实。都察院派遣熊廷弼前去调查。

四个月后，熊廷弼的报告出来了，和监察官员的弹劾奏章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谁知，报告递上去后，便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其他人为此继续上疏，仍然是没有下文，后来，竟就此无声无息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样，李成梁的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即便当初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被他误杀，如今他也真的算是对得起努尔哈赤了。或者李成梁也许会在心中这样说：够了，我为这个国家做得已经足够多了！既然皇帝除了搜刮财物，根本就不愿上朝理事，不拿天下当回事儿，何必皇帝不急急煞太监呢？现在，该轮到我了……

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腐烂程度过深时，一定是因为其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舍此，任何其他理由都可以被视为扯淡。

就这样，在李成梁前后两次镇守辽东的三十年岁月里，努尔哈赤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成长为一代枭雄。如今，巨祸已经酿成，大明帝国一步一步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前夜。

李成梁是在八十三岁时离任的。此后，老将军一口气活到了九十岁，直到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死去。在此期间——从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兵，至今三十三年，努尔哈赤不受打扰地几乎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李成梁死后仅仅一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就正式建立后金国，自称天命汗。三年后，从容拿下抚顺，正式拉开挑战大明帝国的大幕。

他用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拿天下当回事儿。譬如，眼前就有一位，他——努尔哈赤。

正文第三章万历皇帝与最怪异的战争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

四月十四日夜半时分，大明辽东抚顺关外，一阵呜咽的胡笳声，打破了仲春夜晚的宁静。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动地。大明帝国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在震惊之中，迎来了一个信使。来人告诉将军，努尔哈赤率领数万大军包围了抚顺，先头部队已先期混进城中，如今已经占据各个要害之地，须臾之间，便可里应外合攻破城池。如若投降，可保一城生灵之性命，将军也将享有荣华富贵；如果抵抗，抚顺城将玉石俱焚。李永芳望着一城烽火，听着满厢鼎沸，决定开城投降。

第二天，十五日清晨，努尔哈赤大军里应外合，拿下抚顺。李永芳衣冠乘马，出城来到努尔哈赤大营，举行了交出武器的投降仪式。

这是后金与大明之间第一次正式交战。努尔哈赤的战果是：掠夺人畜三十万，奴隶降民一千户。李永芳成为大明帝国投降后金的第一位高级军官。不久之后，成为努尔哈赤的孙驸马。

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极为奇特的战争。其怪异之处在于，战争其实早就开始了，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而作为战争的被打击一方却浑然不以为意，没拿这场战争当回事儿。

实事求是地说，三十年间，曾经不断有人向大明帝国决策层发出警告。遗憾的是，这些警告全然没有发生作用。李成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作用，则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元首——万历皇帝身上。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我们的皇帝便以各种理由减少自己上朝的次数。此后，皇帝不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最后，这位活着的祖宗神灵索性就不再露面，时间长达近三十年。

近三十年！不踏出紫禁城一步！纵然里面千娇百媚，毕竟也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凭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元首已经创造出足以轰动世界的人文奇观了。

宫中传出的消息是：长时间以来，皇帝每日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每怒必痛骂或痛打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见，皇帝心情不好。

皇帝心境如此之糟的原因，可能与张居正令他的感情遭遇重大创伤有关。

据说，还有一个因素，导致皇帝的心绪更加恶劣：

皇帝爱上了郑贵妃。两人爱得真挚，爱得动人，已经进入海誓山盟、心醉神迷之中。我们知道，在我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的皇宫里面，皇帝可以随意发泄性欲，唯独不可以发泄爱情。于是，当皇帝露出希望立自己和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的意思后，立即遭遇到了群臣的坚定抵抗。臣子们反对的理由神圣而堂皇，那就是行之至少已达千年以上的宗法制度和大明帝国祖宗家法。原因是，此子非皇长子。

就此，皇帝的爱情受到普遍质疑，那位很有可能十分可爱——至少在皇帝心目中应是如此——的郑贵妃，在宫廷内外，成了类似褒姒、妲己一类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受到普遍的憎恨。

除了郑贵妃，皇帝的一肚子柔情蜜意，全然无人理会。他怀有满腔爱情，却全无心机手段，只能以束手无策对峙满朝文武的义正词严，时间长达十五年。最后，就连心爱的郑贵妃也失去了耐性，撒娇时，搂着皇帝的脖子称呼他为“老妈妈”。

皇帝柔弱敏感的心灵受伤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从张居正时代开始，受伤的总是自己？

从此，他再也懒得搭理自己的臣子，懒得打理帝国的事务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中央部门的文书报告，进入宫中，便十有八九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用当时的术语，这些文书报告被“留中”——留在宫中，也就是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了。

有一位可怜的帝国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首相或副首相——名字叫沈一贯，曾经充满惆怅地诉说道：辅政已经十三年了，自己总共只见过皇帝三面。以至于满朝臣子不论如何努力，都想不起来当今圣上的尊容。

一位名叫叶向高的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帝国内阁总理大臣，心灰意懒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如今，一事之请，难于拔山。

而我们的皇帝更加心灰意懒，就连一个叫雒（luò，音同“洛”）于仁的司法官员公开斥责自己“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时，皇帝都懒得理他，只是下令将他撤职后轰出京城了事。

最后，大学士李廷机，在自己被任命为首席内阁大学士那一天起，就开始辞职，并且不接手处理任何政务。两年多以后，在他呈交了一百二十多封辞呈并搬出北京城以示决心之后，皇帝才在形式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江山如同女人，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可惜，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江山远远没有他的女人那么重要。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类似的情形与皇帝并非绝无仅有，或者也可以说，像万历皇帝这样或比他糟得多的人渣皇帝，在我国历史上几乎触目皆是。总体上，中国人对于朝这种皇帝山呼万岁早已心平气和。因此，他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抱怨自己在一次次朝代更替轮回中所遭遇的苦难。

然而，毕竟在我国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大明朝中晚期一样，有那么多的皇帝对于他们手中的万里锦绣江山如此漫不经心、如此满不在乎。

其情形，恰如最坏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面对那些已然弄到手中的美丽女子——她们已经令人厌倦，让人完全丧失了激情。如今，公子哥儿们正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体面地用这场艳遇，去换取那些还没有体验过的刺激与欢乐。

面对锦绣江山，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稳扎稳打，正在将其一步步夺取到自己手中。

当他远非那么雄心勃勃地开始他的铁血生涯时，他最初的目标可能很简单——血亲复仇，或许还包含了他对几位美丽女性的向往。他感情强烈、专注而且执着，具备了实现这种追求的许多要素。

但是，要成就大事业，仅仅这些显然还不够，他还需要更多条件。这些条件，有些他已经具备了，譬如军事才能，有些则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譬如运气。

最初事业的顺利发展，除了他本身的素质与训练之外，对手缺少素质和训练可能帮了他很大的忙，这里主要指的是他那些女真族的同族同种兄弟。而给他最大帮助、为他带来最大好运气的，则毫无疑问来自他最为强大的敌人——大明帝国的皇帝与皇帝的臣子们，来自李成梁和万历皇帝。如上所述，在他们手中，大明帝国的江山已经日益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事实上，早期努尔哈赤的最大成功，并不在于他有多么伟大或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在于他在李成梁和大明帝国的帮助下，成功地将这场战争变成了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一场极为奇特的战争”。

我们知道，当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时，所有伙伴中包括他自己和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在内，只有十几个人。同年，当他带领十几二十个人前去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晦气时，预先得到消息的尼堪外兰，其反应是携带妻子儿女远逃外地。这表明努尔哈赤早期的敌人似乎并不需要雄才大略方能对付。其情形大约和黑社会流氓群殴或者农村常见的打群架、打冤家、械斗差相仿佛。

翻检中国历史，秦末天下大乱时，刘邦用了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建立了大汉帝国；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从起兵到成为大唐天子全部用了十年时间；宋太祖赵匡胤的情形有些特殊；而努尔哈赤的敌人——大明帝国天子的祖先朱元璋则前后费时十六年，建立起大明朝。即便是努尔哈赤的正宗祖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从公元1113年抗命于辽开始，到公元1125年灭掉立国两百多年的大辽，再到公元1127年两次扫荡大宋帝国的半壁江山，也只用了十四年。如今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六年时间，尚未完全统一女真各部，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产生双重怀疑。也使人有足够的理由发问：假如不是因为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努尔哈赤能赢吗？

事实上，这种怀疑有道理，却也有失偏颇。譬如，说努尔哈赤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超人的个人素质、意志力和韬晦忍耐精神，大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努尔哈赤时常带领或派出一二十人、几十个人征伐敌人或对抗来犯，战斗与战役规模很小，证明关于群殴、械斗的说法不是望风捕影。但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努尔哈赤的勇力和胆量十分惊人。此人魁梧强健、弓马娴熟，使用的兵器长大而沉重，远超出常人，且勇猛不怕死，常常身先士卒地冲锋陷阵，气势豪壮先声夺人，令敌手很难抵挡。他当年穿戴的铠甲，收藏在今天沈阳的一座寺庙里，要由四个健壮的小伙子才能举得起来。他显然具备了冷兵器时代成为英雄的几乎所有重要素质。

努尔哈赤壮大自己力量的情形，酷似和中的情节。

在一次攻城作战中，努尔哈赤冲杀在第一线，身中两箭，其中一箭伤及颈静脉，血流如注，几至昏迷。身旁的人要来搀扶他，他说：“你们不要靠近我，别让敌人发现我受伤。”然后，自己从容撤下。后来，该城被攻下后，那两名射伤努尔哈赤的壮士全部被俘，众人准备对二人施之以乱箭穿胸之刑。努尔哈赤说：“这么勇敢的壮士，就是战死沙场都很可惜，哪里可以因为伤过我而杀之？”然后，亲手为他们解开捆绑的绳子，置酒压惊，授以官职。二人与众将咸服，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努尔哈赤打天下。

据说努尔哈赤曾以四个人对抗过八百人。

当时，他身边共有八十人，其中的几个人吓得弃兵解甲，准备逃跑。努尔哈赤予以痛斥，然后与其他三人一起，弯弓搭箭，射杀对方二十多人。于是，对方惊惶失措，争相逃命。对此，努尔哈赤很满意，总结说：“以四人而败八百之众，此天助我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二卷）这段传奇，有些类似张飞在当阳桥上一声暴喝，吓退曹操二十万大军的故事。如果不是想象或夸张的话，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努尔哈赤的这些敌人，可能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明王朝对于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分而治之、钳制平衡政策：一个部族如果稍许强大起来的话，就会立即扶植另一个部族与之抗衡，或者同时扶助几个力量，在其间挑拨离间，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因此，这些边疆部族很少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哪怕很简单的军事训练，都有可能招来大明帝国军队的打击。在李成梁的长期纵容下，努尔哈赤的情形大约是极为特殊的事例。

有记载说：努尔哈赤身长八尺，智力过人，曾经在李成梁麾下，每临战事，必定奋勇当先，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一卷）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在“有大将才”的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良好的军事熏陶与训练。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不论是在以往冷兵器时代还是在今日，对于军事行动来说，是否受过这种熏陶与训练，结果会完全不同。在努尔哈赤的早期军事行动中，他的那些敌人们时常会出现溃不成军、一哄而散的局面，可能就是上述说法的逻辑后果。

与李成梁的关系，对于努尔哈赤的意义肯定比这些要重大得多。

李成梁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之后，对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其一，将努尔哈赤祖父、父亲曾经享有的三十道敕书——贸易特许状全部转给了努尔哈赤；其二，奏请中央政府批准，由努尔哈赤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务。

从此，努尔哈赤有了虽然很小但却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事实证明，祖父、父亲的被误杀并没有影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亲密默契，在努尔哈赤对付尼堪外兰事件中表现得意味深长。

本来，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李成梁一直在扶持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曾经出钱出力派人帮助他修筑甲版新城。如今，新近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努尔哈赤要为祖父、父亲报仇，但他轻轻放过祖父、父亲死于李成梁部下之手的事实，一口咬定是尼堪外兰主谋杀死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且不依不饶。于是，尼堪外兰只好逃进李成梁帮助自己修建的甲版城，听凭努尔哈赤带着一二十个人大闹图伦城。李成梁的反应则是不理不睬，作壁上观。

我们找不到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与尼堪外兰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证据，尼堪外兰是否真的主谋或挑唆杀死了他们二人也很难考证。但努尔哈赤对于尼堪外兰的确表现出极度憎恨。据《满洲实录》等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曾经为了追捕尼堪外兰，只身一人冲入敌群，乱矢中胸贯肩，被创三十余处。后来，听说尼堪外兰已经逃进李成梁部队的防区，受到明军保护时，他愤怒如狂，一口气杀死当时能够找到的十九名汉人，并将箭镞重新插入六名身中箭伤的汉人伤口，命他们去报信，索要尼堪外兰。结果，李成梁的部下撤除了尼堪外兰逃命的阶梯，将他置于努尔哈赤部下的刀锋面前，最后，尼堪外兰自然丢掉了性命。（《满洲实录》卷二）

想象一下：尼堪外兰本来是受帝国政府扶持的，在正常情况下，向他开战，事实上就可以被视为向帝国开战，对于任何一个强大而正常的政府与军队来说，这常常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由此可以认定，如果没有大明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的默许，就算借一百个胆子，努尔哈赤的部下也不敢这么干。

努尔哈赤心领神会，投桃报李。一方面不停地四处攻伐，扩张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相当诚恳地向帝国政府表达自己的谦卑恭顺。有时，这种谦卑与恭顺显得特别可人疼。

譬如——

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生了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本国内顺风顺水，于是，在自我感觉极佳的状态下，发出了征服明朝，到亚洲大陆上走马的宏愿。他于当年五月登陆朝鲜，两个月后，汉城与平壤相继失陷。朝鲜国王奔向中、朝边境城市义州，请求大明帝国予以援助。帝国表现得很有担当，立即组织抗倭援朝大军杀进朝鲜。此后，双方互有胜负，各自死了不少人。

其间，发生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一次外交错误”——

大明帝国君臣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为了安抚战败者，在全然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位天皇的情况下，派出使节前往日本，准备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则以为明朝使节是在自己的重大胜利面前屈服，前来求和或者求降的。结果，直到面对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册文时，他才愤怒地发现，自己已经被置于失败者的地位，必须承担向中国皇帝纳贡的义务，并保证绝不再对朝鲜进行侵略。而丰臣秀吉原来以为作为胜利者，自己最低可以分割朝鲜、接受一个朝鲜王子为人质，并使一个大明公主成为自己众多妻妾中的一个呢。于是，被臣下稀里糊涂蒙在鼓里的中、日两国最高决策者，只能调兵遣将，再打一架。

最后，稀里糊涂持续了七年的战争，由于丰臣秀吉病死而稀里糊涂地宣告结束。

战争的结果则是中、朝、日三国分别宣布自己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分别载入了上述三国的史册。

在这场开打时莫名其妙，打完时依然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努尔哈赤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一再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允许他带领自己的部下，参加战斗，为天朝和皇帝陛下效力。虽然最终被婉转谢绝，却也给帝国君臣留下深刻印象。

更加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努尔哈赤获得李成梁的支持，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兼并。如今，李成梁离开辽东第一线，到皇帝身边享清福去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丰臣秀吉竟在此刻入侵朝鲜。在将近七年时间里，大明帝国全神贯注地对付丰臣秀吉，辽东地区军事重心完全转向抗倭援朝方面，主力部队入朝作战，辽东地区防务空虚，没有人关心那个努尔哈赤在忙些什么。上天仿佛特别眷顾努尔哈赤，自李成梁之后，又一次给了他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可以从容地巩固建州女真的势力。同时，一面向大明帝国表示效忠和友好，一面向其他女真部族发起挑战。

如我们所知，朝鲜是明王朝最为亲密的盟友。甚至被大清征服以后，在朝鲜君臣的私下谈论中，还将大清朝称之为奴虏。努尔哈赤懂汉语，但对汉字的认识程度可能十分有限。在范文程之前，帮助努尔哈赤书写汉字文书报告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此人的汉字水平也很难恭维，在朝鲜现存的文史资料中，我们有幸读到他代努尔哈赤起草的一份信件。这份信件是写给朝鲜国王的，很好玩，意思也很通俗易懂。其文曰：“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古作“于”）里边疆。”信件后面很郑重地加盖了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印。（《李朝宣祖实录》二十九年正月丁酉，三十三年七月戊午）从各种史料中，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表示。诚如我们所知，在今天的东北地区，父母叱骂不走正道的孩子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就是“不学好”。

从史料中，我们很难找到此阶段努尔哈赤对大明帝国表示不满的言论。至少在他给帝国官员的印象里，此人是颇为“学好”的。譬如，一位大明蓟辽总督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就曾经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奴儿哈赤忠顺学好，看边效力。”（《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六年二月癸未）

有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时常将违犯大明法律的人捕捉起来，移送交还给大明；也时常把女真人掠走的汉族人交还回去。有一次，女真木扎河部落酋长克五十，率众掳掠柴河堡，并杀死了明军指挥刘斧。努尔哈赤知道后，立即斩杀了这个酋长，并将其首级送到明军查验，表现得积极主动，恭顺热情。

在此期间，他先后八次亲自来到北京朝贡，除了表达对天朝繁华的艳羡渴慕之外，还用金钱铺路，结纳帝国高官。三十六年间，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头脑清醒者，曾经不断提醒帝国君臣警惕努尔哈赤。这些警告，在努尔哈赤对帝国高官们的殷勤工作中，均告失去效力。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有一次大明辽东总兵举行操典，努尔哈赤恭逢其盛。他满面惶恐畏惧，连声赞叹“天威赫赫”，并一再表达自己“愿充天兵中一小卒”的强烈愿望，致使大明帝国军事将领对于自己的威慑力与感召力极感满意。

万历时期，皇宫失火，几个著名大殿被焚毁，此后在全国征集工匠修复。有文书中记载着一个说法，说是早已经在今天新宾县附近称王的努尔哈赤，甚至化装成民工，来到帝国的心脏地带共襄盛举。这个说法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他对帝国由里到外的腐烂程度有着透彻的了解，则是不必怀疑的。

就这样，三十六年间，努尔哈赤在得到大明帝国中央政府崇高奖励的同时，身经百战，先后用兵征服了下列女真部族：

建州女真五部：苏克素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

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朱里舍部、讷殷部；

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四部：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

乌苏里江流域野人女真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在此期间，他于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的费阿拉城称王。当时，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四个年头，他的势力范围约方圆二百里，也就是长约十公里，宽约五公里，相当于今天北方小一点的乡镇。与其他土酋不同的是，有记载说，努尔哈赤建设王城时，可能还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派来的设计师与工程师躬逢其盛，一道参与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这里面，大约可以看成是渗透了李成梁对他的爱护与支持。这很正常，想想看，他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当时，被理解成为国殉忠，他本人又如此忠诚国事，努尔哈赤没有理由不受到帝国政府的格外看重。

因此，两年后，即大明万历十七年，李成梁第一次离开辽东前线之前两年，帝国中央政府下令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相当于军区司令助理的级别。有证据显示，此时，他手中掌握的敕书由当年的三十道猛增到五百道。

六年后，即大明万历二十三年，正值抗倭援朝战争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大明帝国中央政府以努尔哈赤“保卫边疆的重大功绩”，晋升他为正二品龙虎将军，成为建州女真人中第一个得到如此崇高职衔的酋长，并享受中央政府每年八百两白银、十五匹绸缎的政府特殊津贴。

就这样，在三十余年时间里，努尔哈赤一方面不停地向朝廷表达谦恭与忠诚，另一方面，则以卓越的军事才华和勇猛绝伦的武力兼并女真各部族——“以韬光养晦示朝廷，以衔枚疾走创业绩”，使朝廷始终把他看做无足轻重的疥癣之疾，以为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和小流氓一样的“属夷首鼠常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以至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努尔哈赤将大东北地区除辽东明军防区和女真叶赫一部之外的地方，囊括到自己麾下。他所控制的区域，包括今天远东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于是，这场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战争，愣被努尔哈赤主导着打成了世界上最为奇特的一场战争。三十六年之间，大明帝国作为战争的一方，不停地为另一方加官晋爵，帮助他壮大力量；三十六年后，当这另一方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将锋利的矛头真正对准被打一方时，后者方才恍然大悟：那一切原来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们真的以为战争今天才刚刚开始。

此中情形，令人扼腕叹息。帝国制度确如一架没有制动装置的过山车。当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具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所向披靡。当它滑向错误的道路时，其破坏性能量同样无人能够阻挡。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是明清关系史上重要的年份。大明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年五十六岁。他和他的臣子们，终于用近三十年的荒怠和没完没了的党争、倾轧与争吵，迎来了万历朝的最后两年岁月。

命中注定，帝国要在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开始为自己以往的苟且、自私、贪婪、短视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千百万人民送进水深火热的同时，将王朝送上绝路。

此时的努尔哈赤则已逢花甲之年。这位比万历皇帝大四岁的老英雄，在他六十岁时，老当益壮生机勃发，似乎刚刚进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段。正月，在他那并不辉煌甚至称得上是简陋的汗宫内，六十岁的老汗王断然宣布：“我决心已定，今年要出征。”他不再掩饰，将锋芒直指大明帝国。未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正是在即将开始的八年里，他将自己的人生事业推上了顶峰。

三年前，李成梁以九十岁高龄死去。转过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即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立后金国，建年号为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正式切断了与大明帝国的通贡关系，并开始推行他那著名的八旗制度。而由于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主动放弃宽甸六堡，努尔哈赤一下子增加了八百里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大明帝国基本丧失了钳制努尔哈赤的前进基地，变得甚至连努尔哈赤究竟在干什么，他还想干什么都难以察觉。以至于就连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汗国的消息，大明帝国朝廷可能都是在朝鲜国王派来的使节那儿知道的。

此时，努尔哈赤兵马强劲，疆域不可谓不广大，称得上今非昔比。但是，对于他来说，总体的战略态势并不是很好。在他的南部，是大明帝国的亲密盟友朝鲜；北部和西北部是虎视眈眈的蒙古部族与受到大明支持的叶赫部；西部与西南部则是庞然大物——天朝——大明帝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除了东北方向是他寒冷荒芜的后花园之外，其他三面全部被他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封死，他向任何一个方向突进，都有可能受到来自侧后翼的包抄，从而被截断后路，四面受敌。

此时，他偏偏将剑锋指向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大明帝国，这实在是一个出人意表的、极其大胆也极其高明的决定，可能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冒险，一次将身家性命全部赌上去了的孤注一掷。不管是亡命徒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洞察了大明帝国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本质，这场豪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胜之则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失败就会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努尔哈赤的思路是，如果能够重创大明，使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指手画脚，那么收拾两翼的叶赫部与朝鲜就会相对容易许多；否则，自己可能永远都会腹背受敌。对于他来说，这实在太难受了。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是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很了解大明帝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无论如何，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都使努尔哈赤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草莽枭雄，上升成为不同凡响的英雄。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汗王宫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

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在政治上的见识程度。

比如，其中的第四大恨就很有意思，说的是明朝为叶赫撑腰，导致叶赫部落将努尔哈赤早就订婚的一位女子改嫁给了蒙古，遂成为努尔哈赤的心头大恨。

这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耻辱和愤恨的女子，就是东哥。

本来，东哥的故事与明朝没有太大的关系，明朝的皇帝与地方文武没有参与抢夺这位美女已经很不错了。努尔哈赤则坚定相信，如果没有明朝的支持，叶赫部断然不敢如此胡来。于是，这件事情也就成了他七大恨中的一恨。

其实，这是一件发生在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为此，该流的血早就已经流过，努尔哈赤一直因为时机与实力的缘故隐忍不发。如今，这位女子韶华已逝，成为时人口中的“叶赫老女”，偏偏又被努尔哈赤拿出来说事，表明这位女真英雄确实需要为自己的作为，编造或者寻找一些理由。

后来，努尔哈赤的后代们有点不好意思，在进军全国、统治全国的进程中，不停地对这七大恨原始文稿予以修饰，令那不忍卒读的文字通顺了许多，最终成就了一篇我们今天勉强能够看得下去的东西。

虽然如此，他们在军事上的布置却周密而完善。该文告发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次日便一举拿下大明辽东重镇抚顺。统兵三千人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额驸，就是我们熟知的驸马。

一周后，率兵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及其所部一万余人全军覆灭，生还者十二人。史书记载：消息传来，“举朝震骇”。（《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张承胤传）

这时，大明帝国天子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此时此刻，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却没有人主持工作。原因是，早在两个月前，代理国防部长的那位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崔景荣，曾经屡屡上书皇帝，请求退休，却被居深宫数十年不露面的皇帝置之不理。于是这位代理部长便封存好国防部大印，自说自话地退休回老家了。就此，导致帝国国防部迄今无人主持工作。

据说，皇帝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补充各级各地政府官员的缺额了。有统计数字说，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缺额已经达到70％，而地方省、市、县各级官员缺额也达到50％。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缺额官员的工资俸禄，可以由皇帝收归大内。

八个月以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大明帝国才终于将讨伐努尔哈赤的各项事宜，大体上安排到位，就此，发生了影响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之战”。

大明方面的前敌最高统帅名叫杨镐，是一位很难准确界定其胆识才略的方面大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那场抗倭援朝战争，就是在此人领导下打得莫名其妙的。如今，帝国再也找不出更加合适的统帅人选了，情急之下，请他出山。另外一位次重要人选——新任辽东总兵官，则由李成梁将军的二公子李如柏将军出任。而恰恰就是这位李如柏将军，娶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并生育有一子。于是，辽东人民只好无可奈何地传唱歌谣曰：“奴酋女婿作镇守，不知辽东落谁手？”

出征之前的誓师大会，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其情形令即将奔赴战场厮杀的将士们心情郁闷。

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最高统帅的军事部署则更加令人绝望。出征前，大明帝国号称调集了四十七万全国精锐部队，准备以泰山压卵、牛刀杀鸡之势，一举割断努尔哈赤的喉咙。实际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则大约为十四万左右。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兵马，这已经占据了人数上的压倒优势。谁知，我们的大军统帅可能在说给别人听的宣传中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指挥的是四十七万大军。于是，置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基本道理于不顾，下令化整为零，将十四万人分拆为四路大军，分进合击。结果，自然变成了努尔哈赤在每一路大军面前，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努尔哈赤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采用了完全符合现代军事理论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战争进程大体如下：

截至二月中旬，明军陆续集结到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四个地方的部队约为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人；此外，还有朝鲜军队一万人左右，叶赫部一万五千人，共计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再加上其他土司、镇道的游兵散勇，明军总体上有十四万人上下。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人马而言，这仍然是一支压倒性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而这四个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此时，万历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不管千里之外的实际情形，每天只是用最高一级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催促进兵，于是，前敌最高统帅只好命令四路部队分头前进，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的四百里扇面上齐头并进，向兴京-赫图阿拉做球心状运动式攻击，希望能够达成分进合击的战役目标。

这四路大军是：

南路由辽阳总兵刘綎为统帅，于宽甸经由董鄂路即今日之辽宁省桓仁县，北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东南侧。此路明军人数约一万人，号称四万，一万人的朝鲜军也划归此一路。后来，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坚定相信，这一路就是有四万多人。

中路右翼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统帅，由皇帝亲自点名任命。此路由辽阳出发，经清河东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正面。此路大军人数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六万，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宣布战果时，也认为该路敌军为六万人。

中路左翼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统帅，集结于沈阳，沿浑河河谷出抚顺，经由苏子河河谷，会同中路右翼军李如柏，共同攻击兴京-赫图阿拉之正面，此路大军兵力约三万人，号称八万。

北路以开原总兵马林为统帅，约一万人，加上叶赫部落的一万五千人，兵力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四万人，任务是集结于开原铁岭之间，出三岔儿堡——抚顺东北九十里处，进入苏子河流域，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北侧。

约定各路部队于二月二十一日分别由各自集结地同时出发，三月二日中路左右翼两军会合于二道关，又名尚间崖，然后，四路大军以炮声为号，齐头并进攻击赫图阿拉。

当时，据说是为了在心理上起到恐吓的作用，大明军队号称四十七万，并且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保密工作，致使努尔哈赤对明军在行军路线、行军时间、部队统帅人选等方面了如指掌。因此，当杜松所率领的中路左翼大军，从沈阳出发，沿浑河河谷经抚顺进入苏子河河谷时，努尔哈赤已经知道这是一支号称八万、实则三万的部队，于是，努尔哈赤调动全部六万八旗部队，将第一次打击对准了杜松所部。

三月一日，杜松于漫天大雪之中，饮酒赏雪，并大醉，然后乘酒兴渡过寒冷刺骨的冰河，导致携带辎重的大部队没能过河。杜松遂兵分两路，一路大部队留在河对岸萨尔浒山下，扎下大营，渡过河去的一部分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前去仰攻界凡山上的吉林崖。当日晨，努尔哈赤率军由兴京-赫图阿拉出发，下午到达萨尔浒山以东、界凡山以南地区，将杜松的两支部队从中间隔开，使双方的联系完全中断。然后，努尔哈赤也兵分两路，一路为六旗兵马，约四万五千人，前去攻打萨尔浒山下约两万人的明军大营；另一路为两旗兵马，前去吉林崖，援助并夹攻杜松率领的部队。是时雨雪交加，明军携带的枪炮火器受潮后无法使用，在八旗铁骑的攻击下大败。入夜时分，萨尔浒山下的大营已经全军覆没，努尔哈赤随即将得胜后的六旗兵马全部调到界凡山下，围攻杜松所部。杜松率军拼死激战，终于多处负伤后，力战一夜而死。大明中路左翼军就此全军覆灭。

同是三月一日，大明北路军马林所部已经到达尚间崖。他下令兵分三路，成品字形扎下营盘，以便互为犄角。三个营地相互间隔约三四华里。当日入夜，马林的侦察兵报告他，杜松正在相隔十五六里地的吉林崖苦战，马林没有前去救援，只是下令各营严密防守，直到杜松全军覆灭。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师来到尚间崖下。他先割断了马林大营与一个犄角的联系，然后倾力攻打这个犄角。最后的结果是：这三个本来应该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犄角，不光是不支援友邻部队，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是谁也不呼应谁，谁也不支援谁，最后，自然被努尔哈赤一个一个地各个击破。

与这一路大军同时行动的叶赫部一万五千兵马，则根本没有投入战斗，马林所部全军覆灭后，这一万五千兵马悄悄离开前线，回家了。

当晚，努尔哈赤收拢大军回到界凡山，得到侦察兵报告，知道刘綎所部之南路军已经到达桓仁，而李如柏所部之中路右翼军也到达虎栏。努尔哈赤立即命几员重要将领星夜驰回兴京-赫图阿拉，以便防守大本营。

此时，明朝四路大军的最高统帅部并没有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前移，最高统帅留在沈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指挥协调大军行动。导致四路大军之间既不互相联系，更不协调行动。当时，努尔哈赤的全部主力部队都在战场上，兴京-赫图阿拉的大本营里只有不到四千兵马在守卫。在杜松和马林与努尔哈赤苦斗时，刘綎和李如柏若能够对赫图阿拉发起攻击的话，后来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结果，直到三月二日夜里，杜松与马林两路大军已经全军覆灭了，刘綎和李如柏还完全不知道友邻部队的命运，他们还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心等待攻城的信号——炮声。

三月三日，努尔哈赤下令杀牛宰羊犒劳部队。

三月四日午时，经过一昼夜休整后集结起来的八旗军，与刘綎部在赫图阿拉城外的阿布达里山冈上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到第二天凌晨，即三月五日凌晨，刘綎及其部下将士大都战死。跟在明军后面的朝鲜部队，则在目睹明军全军覆灭的惨状后，放下武器，全军投降了努尔哈赤。

而李如柏则停留在虎栏。他既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没有按照炮声的信号前去攻城，也不去支援苦战中的刘綎，他只是停留在虎栏，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据说，从努尔哈赤向明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开始，挡在李如柏大军前面的，就只有二十名努尔哈赤的骑兵。而率领数万大军的李如柏始终没有突破这二十个骑兵组成的防线，始终没有前往赫图阿拉城下，直到从最高统帅那儿接到撤军的命令为止。而努尔哈赤似乎也从来没有准备要攻击李如柏，只是在李如柏撤退时，象征性地追杀了一回。双方默契的程度之高，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必有蹊跷。

战场上实际发生的状况也印证了誓师大会上不好的预感：冷兵器时代，头盔的作用可能比今天的钢盔要大得多。有记载说，有一路大军主帅是一位凶猛的著名战将，谁知他从兵器库中领到的头盔已经锈蚀，结果激战中被敌军一箭洞穿。一路大军主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即身亡。

这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萨尔浒大会战”。

战后，明清双方的战略态势完全逆转。努尔哈赤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大明帝国进入全面防守。

就此，不再需要更高一点儿智商，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真的开始了。

正文第四章广宁之战惊天下

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

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满清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中他想要的最好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

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

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混乱。

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于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

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常常会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付诸东流，成为泡影。

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征兆。

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便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者。

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结束。二十三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再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熊廷弼接到任命，立即以日夜二百里的速度，星夜兼程赶赴北京。谁知，赶到北京后却没人理他，他被晾在驿馆，就是政府招待所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原因是，此时的皇帝又缩回深宫，不大理会外面无奈的世界了。

六月十日，经过三个月休整的努尔哈赤，开始实施“速取开铁，进逼辽沈”方略，率四万八旗精兵，昼伏夜行，奇袭明、蒙、满物资集散地与战略要冲开原。他们五个夜晚驰驱三百里，于十六日凌晨突袭攻城，中午时分，开原城陷。总兵、副将、参将、守备等全部阵亡，八千守军中五千战死，其余三千人成为战俘，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死。三日内，开原所属城堡尽数失陷。

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传至北京，二十二日，万历皇帝下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经略一职，又称督师，始设于万历年间，其地位、权力高于总督与巡抚，是执行国家级战略任务的超级方面大员，全部由文人担任。

七月七日，熊廷弼带着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独赴艰危”，奔向辽东。

七月二十三日，来到山海关后，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努尔哈赤已率重兵移师铁岭。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夜袭而来的五万八旗兵马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猛攻铁岭，明军一员参将开城投降，其余将士大部战死。

熊廷弼出关后，面临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以霹雳手段斩杀临阵脱逃与克扣军饷的将领，弹劾不称职的边关大吏，招抚流移，力图重振民心士气。在几个月中，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此时，努尔哈赤趁着熊廷弼整治混乱、无暇顾及的机会，突然发兵攻打叶赫部。

叶赫部就是曾经出过美女东哥，后来出了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个部族。长期以来，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女真部落中，叶赫部可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并得到了明军的全力支持。明军在协助叶赫部防卫时，甚至将视为秘密武器的火炮都部署在叶赫城上。此役中，努尔哈赤所部伤亡惨重。这是一次殊死战，双方加上协防的明军全部进行了拼死搏斗。最后，叶赫部落覆灭。

此次战役中，在一位游击将军带领下协助防卫的一千名明军将士，除战死者外，其余被俘者全部被努尔哈赤下令杀死，无一生还。

叶赫部的覆灭，促使熊廷弼加紧了辽沈防务。史书记载说，熊廷弼曾经两次派人到沈阳、抚顺一带了解敌情，这二位一个吓得没到沈阳就跑了回来，另一位则大哭着根本不敢去。于是，一个冬日的深夜，熊廷弼于雪夜奔赴抚顺关，去做近敌侦察。左右将佐怕出意外，坚决劝阻。熊廷弼笑曰，这种冰天雪地，他们不会想到辽东经略敢轻身前往，遂轻骑而去。在抚顺关口，他看到努尔哈赤以木石堵绝山口，便笑着对身边的亲兵说：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畏惧之处，这是怕我出兵奇袭呀。

熊廷弼没有想到，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人携带友好结盟的“誓书”，前往蒙古部落缔结同盟条约去了。此举意义重大，一举将联明反后金的蒙古喀尔喀五部转为联后金反明，在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侧后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西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间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此时，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犹如被爷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很不幸。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七）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当时，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时，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极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绝不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最后，张铨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清军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时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致使他们大惑不解地回忆起征服朝鲜时的景象。据说，那些朝鲜女子宁死也不肯让他们挨近自己。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努尔哈赤先后席卷辽东一百余城。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做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而今，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而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明白了这些才能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更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

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贞，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前任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

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联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当时，人们习惯称呼的“辽广”，就是辽阳和广宁的简称。此时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前进基地。

王化贞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贞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士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声名大著。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与他。

熊廷弼到北京后，提出了三方布置的复辽方略，大意是：其一，以广宁兵马对垒辽河岸边，因应地理条件形成形格势禁之势，以阻止并钳制敌人主力；其二，海上于天津、登州、莱州设立水师就是海军，乘虚登陆金州、复州、海城、盖县一带，动摇辽南人心，迫使努尔哈赤分心、分兵内顾，以便收复辽阳；其三，于山海关特设经略，总控三方，协同战守，在努尔哈赤腹背受敌之际，全线进击，将其击溃之后灭之。基本方针是强调防守，积蓄力量，再图反攻。

这的确是一个即稳健又扎实可行的方略，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气魄宏大而又富有战略眼光。但是，这样可行的战略，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为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方才可行。而熊廷弼面临着的局面是：当他拼命以兵马、钱粮、器械等军务催促兵部、户部、工部时，他的皇帝，可能正在皇宫庭园里满头大汗地雕琢木匠手艺呢。中央政府的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叶向高，则根本不认为熊廷弼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些六部尚书，大约宁肯做亡国大夫，也不愿看到他熊廷弼的成功。

此次，熊廷弼的方案一经提出，皇帝便迅速批复，同意此方略，命熊廷弼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并在熊廷弼离京赴任时，为他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然而，对此王化贞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熊廷弼这个人，不喜欢这个方略，不喜欢他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更不喜欢他有可能夺去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军队。而熊廷弼也对王化贞的某些布置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开始了唾沫横飞的口水战。然而，皇帝表态说支持熊廷弼的主张，搞得王化贞好生没趣，心中怏怏不快，于是，报告皇上说：您特别看重熊廷弼，他对辽东事务又轻车熟路，成竹在胸，必可一举灭敌。熊廷弼一听，顾不得其中的醋味，赶快请求皇帝警告王化贞，不要借口经略负有责任就坐失时机。就此，经、抚不和开始公开化。

然而，虽然在理论上讲，至少在辽东军事布置上，王化贞应该接受熊廷弼的领导，但实际上，比较起来，王化贞的底气却比熊廷弼要足得多，根本就没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种状况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王化贞是现任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即内阁总理大臣叶向高的门生。在历史上，这位叶向高口碑不错，人们时常愿意替他遮掩在此事上的错误。但，叶向高的确错了，在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上，这位东林内阁首辅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叶向高本来就讨厌熊廷弼，如今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全心全意支持王化贞，言下之意是，任命熊廷弼这么一个经略根本就是多余，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兼老师的身份，袒护王化贞对抗熊廷弼，令王化贞有恃无恐。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最高军事长官也是东林党人，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张鹤鸣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熊廷弼。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

王化贞与当时尚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此时，这位蒙古酋长不知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得投机口滑，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四十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在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一夜暴富的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如今，许多董事长之类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人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上报朝廷，并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与孙得功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得功，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献出广宁城，孙得功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疑，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九万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他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卷十六，天启元年十一月壬戌）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事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元年十月乙未）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大明天启二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建立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得功的策划，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到处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的消息，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

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您不是说要提六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五千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

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此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方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在载歌载舞中，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此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五万到六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得功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率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

孟森教授推测说：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孟森《明清史讲义》下）

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与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若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

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偏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地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只比皇帝少活一百岁的太监——九千九百岁魏忠贤。

熊廷弼被抓进监狱后，真的做了一件蠢事：他拜托一位能量极大的江湖人士，说是准备送魏忠贤四万两白银以求雪冤。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听说了此事，又没有拿到银子的魏忠贤恨之入骨，发誓要早日看到熊廷弼的死。两年多以后，已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终于将熊廷弼和几位根本搭不上关系的东林党人扯到一起，愣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东林党人接受过熊廷弼的贿赂，将他们一起干掉了。

熊廷弼的死说来令人心酸，我们不说也罢，就此打住吧。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即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

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素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在经略辽东的职位上坚持三年之久，令努尔哈赤在三年多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人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退休回家。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他曾经再次出来收拾危局；待局面稍有好转之后，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撤换掉了。若干年后，清军大规模入关，打到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年事已高的孙承宗坚决不肯屈膝，他指挥家人、族人、乡亲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殉国。

孙承宗离任之前，还做过一件对于晚明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数年之间，他高度信任、欣赏、重用了一个人，从而，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袁崇焕。以拿下广宁达到人生事业巅峰的努尔哈赤，其一世英名就是折在了这个人手上。除了孙承宗和袁崇焕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之内不再西向进逼。那就是由于他血腥的种族歧视政策，后金国后院不稳，到处都在发生汉族民众的反抗与暴动。

前一年，即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制度。简单讲，就是根据男人数目分配田地、服兵役、出徭役、公差等。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原因是，许多女真人本来并不从事农耕，如今所有男人均被平分田地，这些女真人包括他们的女真族奴隶都得到了土地，然后，将掳掠来的汉族农民变成奴隶为他们耕种。而汉人的许多土地则被当作“荒地”无偿征收，用来分给女真族人。努尔哈赤还同时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这种暴动竟有数十起之多，几乎遍及辽东各地。

为了平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努尔哈赤又发昏招，公布了“按丁编庄”汗谕。据说，这道汗谕是为了完善计丁授田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编在一个村庄中居住，借女真人监视汉人，明令禁止汉人制造、携带、收藏刀剑、弓箭等。于是，发生了汉人房屋被强占、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凌辱等事件，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对此，努尔哈赤一以贯之的做法大体上就是灭绝性镇压。

三贝勒莽古尔泰在镇压镇江，即今天的丹东暴动中，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单是俘获来做奴隶的汉人，就有一万两千多人；大贝勒代善负责镇压复州地区暴动，镇压结束后，复州城里的成年男子全数被其杀光，全城已经找不到男人；努尔哈赤那位孙女婿、大明叛将李永芳负责镇压辽西十三山暴动，据说该地区原有十万余汉族民众，此次镇压中，除七百余人逃进觉华岛——今日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光。

事实上，从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以后，努尔哈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辽东汉人大体上实行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譬如，萨尔浒之战后攻取开原、铁岭时，允许军队对汉人斩尽杀绝。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不再见到汉人就杀，但基本是在实行不同程度的屠杀后，将剩余的汉族人口掳掠起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女真军人为奴。到了晚年，这位在清朝官吏和当代某些学者口中号称雄才大略的大汗似乎杀心愈盛。他认为，后金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安宁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阅读那些史料时，常常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这个宿命的核心。

平心而论，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常常出人意表，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遭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代上天恭行天谴。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作低服小、细致入微，得势后凶残暴虐，十分残忍。而若要找出此人在政治上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是位伟大政治家之类的证据，实在很难。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事实上，只要翻一翻史料，就不难注意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国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国，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训练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清军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未知数。

面对动荡不安、此起彼伏的反抗，努尔哈赤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后花园。时年已经六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一直以善待时机取胜；此时，他仍然在等待或者叫善待时机。他对于敌人阵营中的优秀人物，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从不在这种敌人面前轻举妄动。

正文第五章后金克星袁崇焕

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殊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如果不是怀有特别的仇恨，努尔哈赤应该不会使用这个国名。因为，他长期和汉族官员打交道且身边有汉族工作人员，他应该知道，大金国曾经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过深重苦难与屈辱，如今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显然包含了对于中原人民民族感情的完全轻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

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十分关心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袁崇焕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级的官职。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一道雄关，叫作“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未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坚壁清野，避免资敌，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烧毁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四百多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地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道：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当事者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得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论辩对手闭上嘴，是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话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招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袁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仅四年时间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辽事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越进辽西一步。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这个防御体系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他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大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之人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凿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地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作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扼腕叹息——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这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的局面。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君主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当时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此时，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特别部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在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则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外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

袁崇焕耳闻目睹了全部过程，对此他心中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后，当他陷入类似的境遇并再一次临危受命时，从他写给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孙承宗的遭遇曾经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与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四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以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誓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是带着两个坚定信念来到山海关的。

其一，他坚定相信孙承宗率领的所有山海关及关外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五万人。以前孙承宗申请领取的十二万人粮饷，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肥己，因此，自己有责任让他和他的亲信们把吞进去的钱粮，怎么吞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孙承宗是一位威望崇高的东林党亲近分子，魏忠贤与东林党不共戴天，孙承宗既然不为己用，就必须把他干掉。高第的此种坚定信念，来自朝廷中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势。

其二，高第坚决认定，山海关外土地辽阔，地形平坦，根本不可能长期防守，防线就应该放在山海关。

为了确认部队准确人数，以坐实孙承宗的罪行，高第一到山海关便立即下令：关外所有大小防守据点一律撤除，所有部队、官民人等统统移入山海关内。

命令下达后，前线将士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耗费千万军费钱粮，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回来的土地，建设好的城镇与军事设施，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说不要就都不要了？国家经得住几次这样的退守，人民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颠沛流离？普天之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败家子？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乱命，不可能不受到质疑和抵制。面对怀疑、不满和抵制，高第越发认定：这些官吏将佐之所以不愿执行命令，就在于集体贪污了空额兵饷之后，害怕撤回关内清点人数，暴露了罪行所致。于是，高第态度更加强硬，并且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厉命令上述战略据点统统撤离，就连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屯二城也要一并撤除。对于不听命者，他准备祭起尚方宝剑，来试试那剑锋锐利否。

高第的举动，惹恼了那个著名的、连皇帝都知道其蛮的袁崇焕。袁崇焕看到自己这位顶头上司恣意胡为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便索性以在高第看来同样不可理喻的态度，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宣布说：“我是宁前道尹，官职就在宁远和前屯卫二城所管辖的地面上，官于此就应该死于此，我肯定是哪儿都不去的。”

高第大怒。据说，他派人仔细查阅了职官录，发现那袁崇焕确实兼任了宁前道尹。

一般说来，在此种情形下，若没有皇帝发话，还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不过，此时的高第可不能一般看待，他手持尚方宝剑，是皇帝辽东军事上的最高代表。在理论上讲，他有权力对巡抚以下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下的军官先斩后奏。此时，袁崇焕的三个官职分别是山东按察司佥事、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文职够不上巡抚，武职没达到总兵品级。他这个道员的职级恰好在高第可以请出尚方宝剑诛之的范围内。倘若不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袁崇焕的英名了。

据说，就在高第准备搬出尚方剑诛杀袁崇焕时，却意外地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袁崇焕逃过了这一劫。

这个小道消息来自北京，来自皇帝的身边。

此时，我们帝国的皇帝早就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实行了全面转移，从治理国家转向了木匠手艺。他高度热爱这项事业，并在光着膀子、大汗淋漓之中，发现了自己才华和兴趣之真正所在，从而心醉神迷。偏偏有一天，在工作之余暇，有人和皇帝谈起了宁远的事情。于是，我们天才的木匠皇帝于凡事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宁远是山海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确应该加强防守。这是大明天启皇帝朱由校七年皇帝生涯中，所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明白话之一，遂载入史册，并使手握重权的辽东经略高第，悻悻然收回了那柄大约已经出了鞘的尚方宝剑。

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就留下了一个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处”。就此，几乎为努尔哈赤一口气让出了四百里作战空间。

高第不知道，他那收回去的手，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就了袁崇焕的英名，也使努尔哈赤的一世横绝，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高第可能同样没有想到，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原因是发生了一个除孙承宗外，可能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部队撤进山海关后，清点人数的结果，完全出乎高第的意料之外——整个撤进关内的部队，已经超过十万人，如果加上跟着袁崇焕“独卧宁远城中”的二万人，其总数已经超过十二万。就是说，孙承宗和他的部下们，不但没有冒领军饷，他们可能还在往里赔钱。这一下子高第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他不但在朝廷上言之凿凿地认定孙承宗们贪冒军饷，更糟糕的是，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力量，新的军饷他也信誓旦旦地只向朝廷申报了五万人的份额。如今，他深悔孟浪，懊恼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

最后，这厮想出了一个所有坏主意中最坏的主意，给士兵发饷时，按照对折之后再打一个对折的标准发放，就是说，每个战士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的军饷，结果，引起了官兵们普遍的愤恨，许多人逃离部队，自谋出路。于是，高第以此惩治这些逃兵的长官，说他们冒领粮饷、贪污舞弊。就此，这个真正的混球把一个坏蛋在军队中当了官儿后所能做的坏事，差不多算是做到头了，由此引发的怨毒和憎恶可以想见。据说，当时的部队中，有不少人放出狠话，说是愿意一命换一命，和自己的最高统帅同归于尽，就是“与汝偕亡”的意思。

这样一来，又吓着了我们的辽东经略。史书记载：由此“高第大惧，始稍敛迹”。就是说，那些要找他玩儿命的家伙，把他吓坏了，于是高第有所收敛，并且，对袁崇焕也开始改变态度。

以前，高第可能是很想看着袁崇焕出洋相，看看他如何在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面前“独卧孤城”。如今，对于那些申请调到宁远去的人，不但批准，还会嘉奖他们。到后来，看到袁崇焕因为“独卧孤城”而名声大盛、深孚人望的景象，这高第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盛赞袁崇焕有勇有谋，应该再行升迁。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是想明升暗降，通过升官，把袁崇焕的实权剥掉，然后再把他弄出宁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对袁崇焕享有的崇高威望很是眼热，自己也颇想尝试一二，于是使出了这个招数。

谁知，朝廷不但欣然同意给袁崇焕升官，将他任命为按察使，还同时让他兼任宁前道尹，使关外诸官吏将佐如总兵、副将、参将、守备们，一下子都成了袁崇焕的部下。袁崇焕在山海关外俨然自成一军，高第有苦说不出，更加拿他无可奈何了。

当此时，袁崇焕召集全军将士，当众刺血，写下血书，誓与宁远共存亡，并郑重地给将士们下跪，为国家为生民请命。将士们泪流满面，发誓愿效死命。据说，当时全城官民尽皆遥遥下拜并挥泪宣誓，愿与袁崇焕共生死，场面至为感人。

随后，袁崇焕分兵几路：一路动员城外百姓迁居城内，以便坚壁清野；一路严密盘查奸细内应，准备将计就计；一路筹备守卒食粮；一路准备战守器具。然后，传令宁远以西的前屯卫守将和山海关守将：“凡有逃到这里的宁远将士，一律斩首示众。”

就此，宁远城中已是众志成城。

努尔哈赤则全然没有把宁远城和袁崇焕放在心上。因为，在以往的岁月中，他已经得到了太多蔑视大明帝国的理由。如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对宁远城与袁崇焕格外高看一眼。

论城池高大坚固，宁远城远远不如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中的任何一座，与那些辽东名城比起来，宁远城是什么？一个在此之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的弹丸之地。

论起官爵高低，袁崇焕虽然当上了副省级的按察使，若和辽东经略比起来，可还差着好几级呢。这些年，直接间接死在努尔哈赤手里的大明辽东经略已经不止一个。

论起实战经验，据说这个袁崇焕从来没有亲临战阵打过仗，更不要说身经百战了。在横行天下的努尔哈赤眼中，“何物袁崇焕？”——袁崇焕是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罢了。

此外，论兵力、论军备物资、论财力等等，袁崇焕和努尔哈赤以前的对手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因此，开战之前，努尔哈赤志在必得，几乎是出动了倾巢之兵。据说，他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直下山海关，然后与大明帝国以山海关长城为界，正式划定疆域。

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日，高第尽撤关外诸城没几日，努尔哈赤便带重兵席卷上述各地，并于二十三日直奔宁远城下。

此刻，努尔哈赤最忧虑的不是拿不下宁远，而是担心开战后袁崇焕会率军跑掉，增加了山海关的防守力量。于是，当他率领十三余万大军来到前敌时，所做的布置不是攻坚，而是跨过宁远城五里扎下营寨，将宁远通往山海关的大道拦腰截断。意思很明白：防止袁崇焕跑掉。显然，努尔哈赤对自己和自己指挥的军队充满信心。

应该说，努尔哈赤有理由这样做。

后金军队已经快四年没有教训大明帝国了。在那个庞大的国家里，帝国的官员和将士常常具有卓越的学识与才能，可是，由于身处一种愚不可及的制度之下，在这些人身上，便时常只能看到过多的傲慢、自私、贪婪与怯懦。那些试图表现杰出才华与品行的人，如熊廷弼与孙承宗，很快就会在他们自己人的争斗中被淘汰出局。努尔哈赤的部下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只要具有足够的勇敢和才能，他们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财富、女人、权力与荣誉。

史书记载说，女真人“出兵之日，无不欢呼雀跃，士兵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欢天喜地，祝愿她们的父兄丈夫们能够多立战功，多得财物。如果兵士家中有四五个奴仆，便都要争抢着希望和主人同赴前敌，全都是为了可以抢掠财物的缘故”。

这部史书的书名叫《建州闻见录》，作者是朝鲜人李民寏，曾经当过女真人的俘虏。

他继续写道：努尔哈赤的部下聚会时，面部或脖子上带伤疤的很多。因为，敢于冲锋者有功，退缩者为罪，而脸面或脖子上的负伤者，是兵士最高的战功，可以受上赏。这种军功通常所受的奖励，包括女人、奴婢、牛马、财物等，有罪者则或者杀头，或者没收他们的妻妾、奴婢、家财，或者受到肉体刑罚。

另外一位朝鲜派到后金国的使节这样记录自己目击到的情形：

战斗行将开始时，每支后金部队都会派有一位押队——大约相当于后来的督战队——该人携带着前端涂有红色颜料的箭矢，遇有违犯统一指挥、战场纪律或临阵退缩者，便以该箭射之。战斗结束后，一一查验，凡身上带有朱痕者，不问轻重一律斩首。所有战利品，全部分给所有部队，立战功多的人可以分到加倍的一份财物。（《光海君日记》第一六九卷，十三年九月戊申）

有人曾经注意到了一个刺眼的对比，在兴高采烈分享胜利成果的同时，也有人抱着战利品挥泪如雨，乃至号啕大哭。原因是，他们父子兄弟常常在一个牛录中并肩作战，此时领到的财物中，可能便有他们战死的父子兄弟那一份。

史书中，谈到后金国作战失利、伤亡惨重时，常常会记载他们大哭而去。这种记载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故意矫情，很有可能是实际情况。这种由血亲、宗族纽带连接起来的军队，具有一种血腥的宿命，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便会遭遇双重的打击，亲人战死在战场，而自己和家人又得不到战利品的慰藉。

这种情形，可能是努尔哈赤特别喜欢采用混进敌人城堡、里应外合、奇袭、偷袭、夜袭、长途奔袭等战术，较少采用攻坚战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从熊廷弼和孙承宗接任辽东经略，锐意进取，渐次恢复辽西走廊以来，努尔哈赤便两次按兵不动，在先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相持相望，从不相逼相侵，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其中。

由于上述缘故，后金军人在战斗中有进而无退。

有进无退的军队，当然应该所向无敌。

然而这一次，身经百战的老将努尔哈赤真的错了，他忘了兵家最简单的一条真理：骄兵必败。轻敌和不能知彼知己互为因果，形成双重的兵家大忌，导致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世盛名，折在了小小的宁远城下。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努尔哈赤的特别部队此次没有能够发挥作用。非但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这一次发挥的根本就是反作用。

在以往的战争岁月里，努尔哈赤最为得心应手的战法是，每次开战之前，先将一批被俘的敌方军民放回城里去，里面掺杂着他的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和先期潜伏的人员会合，开战后，或策反，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池。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先期潜伏人员和后来混在难民中进城的特工已经被袁崇焕全数拿下。袁崇焕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传递方式，给努尔哈赤发出了错误信息，使努尔哈赤误以为内应已经成功，大功即将告成，遂指挥部队轻身接近宁远内城，整个进入了袁崇焕预先设计好的、遍布地雷和红衣大炮有效覆盖范围内的诱敌之地，结果遭到地下埋置的地雷和城头设置的大炮的猛烈轰炸，后金汗国部队伤亡惨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时的努尔哈赤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红衣大炮的威力，也完全不知道开战之前，袁崇焕就曾经对这些红衣大炮“视之如生命者也”。

事实上，宁远保卫战，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使用西方进口的红衣大炮所进行的第一场后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攻防战。这种大炮，射程约两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战争史家形容说：这种大炮，“一炮发出，即开出一条血渠”，其威力远远超出了冷兵器时代英雄努尔哈赤的想象。

有战争史学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土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与战马被炸上了天空。后金军大挫而退。

努尔哈赤率部从宁远城下撤退时，状极仓促：皇太极率其所部为中军，护送努尔哈赤所乘之辇车先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其所部，分别为左、右、后部护军，就连派往觉华岛的部队，都来不及通知，便连夜朝沈阳方向撤退。派往觉华岛的蒙古吴纳格部和满洲八旗一部，听说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在已有斩获的情况下，来不及扩大战果便也急速北去。这种情形显示，必是后金汗国军队内部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故，方才会在出动倾巢之兵、对山海关志在必得的时刻，如此草草收兵。以此推断，努尔哈赤受伤不轻的说法应该不是无中生有。

退兵途中，袁崇焕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和信札前去为努尔哈赤送行。信中说：“老将军纵横天下已久，如今败在一个后生小子这儿，大约是气数使然吧。”

努尔哈赤表现得也很有风度。他回赠给了袁崇焕一份礼物和一匹名马，相约再战。

名将风采令人悠然神往。

回到沈阳后，身经百战、从未如此惨败过的努尔哈赤，十分愤懑。

史书记载说，已经六十八岁的老汗王忧思重重，他时常问自己：“难道我的心已经倦怠，不再留意治国之道了吗？难道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我已经不能明察了吗？难道正直有功劳之人没有受到正当对待吗？我的孩子中间真有人能够效仿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吗？大臣们真的能够勤奋稳健地对待政事吗？”

这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行将就木时都会发出的怀疑。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表明：提问者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个问题多多的事业。

此役中，努尔哈赤本人身受炮伤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说来，一方最高统帅受伤，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影响巨大。届时，一个措置不当，弹指间就可能引发兵败如山倒的后果。假如不是身受重伤，努尔哈赤应该不会在倾兵而来的情况下，两天攻城不下便仓促退兵。很有可能因为他矫情镇物方面的超人功夫和保密工作的出色，方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凭这一点，努尔哈赤也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了。

努尔哈赤，这位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在这个时刻走进历史深处，应该算是恰到好处。

正文第六章皇太极继位：充满谜团的权力转移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不久，岳托和他的三弟萨哈廉，一起来到他们的父亲大贝勒代善府邸，谈起了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治形势。他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汗王之位不宜久虚，应该早定大计。这两位年轻人对父亲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受老汗王努尔哈赤器重，大家对他也都心悦诚服，应该由他速继大位。代善同意他们的看法，然后，亲自出面去和其他几位大贝勒沟通。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人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记载。第二天，后金汗国所有位高权重人士一起联袂推举，由此，汗王权位在一片安详平和中顺利转移到了皇太极身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清史稿》太宗本纪一等）

岳托是镶红旗旗主，代善是正红旗旗主，萨哈廉则是议政贝勒。当时，皇太极只是镶白旗旗主。论起实力，代善和岳托父子三人的力量显然比皇太极大。他们没有凭借实力争夺权位，却联合其他人，一起推举了皇太极。

他们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之间，他们已经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辉煌的纪录。一个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在众人的和平推举下，产生了一位最为优秀而称职的领袖，成为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了不起的一次权力转移。他们的名字理应载入丹青史册。

后来，这件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愣被涂抹得乌七八糟、七扭八歪。一部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得不是个东西，在皇太极继位的话题上，表现得特别充分而又典型。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一年，开年就不好。正月里，老汗王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西进，结果在小小的宁远城下伤亡惨重。有传说，连老汗王本人都受了炮伤。

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老人，如今更加乖戾。这个横绝一世的人，变得有点儿像祥林嫂，时不时就要回忆自己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光荣历史，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败在宁远城下，有时，又会叹息自己身心倦怠，打不起精神，要不然就不停地咄咄自恨，觉得事事好像都无法顺心如意，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努尔哈赤的死讯。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王公贝勒们从四十里地以外的叆鸡堡，把老汗王的遗体抬回了沈阳城里的汗王宫。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大妃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是努尔哈赤众多妻妾之中的首席夫人。六年前，阿巴亥曾经受到了努尔哈赤下令离弃的严厉惩罚，后来，努尔哈赤又把她接回汗王宫，直到死后让她陪伴自己于地下。

大妃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无奈四位大贝勒众口一词，四位小贝勒包括大妃的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也没有异议。须知，在其当时，十四岁的女真人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后来，也是大清皇帝亲政的年龄。这表明，此时此刻，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可能确实听到过努尔哈赤有此遗命。于是，大妃只能在他们恭而敬之却又寸步不让的坚持之下，悬梁自尽。多年以后，多尔衮抱怨过皇太极夺了自己的汗位，却从未提到过皇太极逼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大妃阿巴亥的三个亲生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继承了正黄旗与镶黄旗的家产。过去，两黄旗一直由努尔哈赤自己亲自掌握。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按照中国人的皇权制度与传统，国家权力的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皇帝名位的继承，谁继承了这个名位，谁就拥有了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得不到这个名位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一切。在那里，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权力与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继承权总是笼罩在血雨腥风中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死时的后金汗国，则不是这样。在那里，至少从理论和当时实际情况上看，汗王的名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继承这个名位的人，需要由八旗旗主即八位和硕贝勒推举产生，假如这位汗王的工作与为人得不到八位和硕贝勒的认可，他还有可能被轰下台去。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汗王的实际地位，与任何一个八旗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努尔哈赤临死时一直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却始终没有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dfn>ｗｗ</dfn>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在我国境内生活过的以及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然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其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五大臣，但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最后，与王族血统主义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却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地地道道孤注一掷式的赌命，在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远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无数倍的危险。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缺少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收益、抗拒这些风险；同样，没有了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游荡在山林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些巨大的财富与收益。

这种收益与风险，对于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过重大。

因此，当他们接受了首领家族成为王族的神圣地位时，王族和支持自己的那些凶猛战士之间，就必定要有一个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加上某种程度民主主义的妥协性考虑，那就是：肩负部族国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权力继承者，必须将那些体弱多病者、胆小鬼、懒虫、酒鬼、笨蛋、贪心不足的守财奴、心术不正的坏蛋、不孚众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双全，富有生命力、才干和王者风度的人，或者简单说，就是那种众望所归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候选人，通过众人公正而挑剔的审视目光后，被推举为王，成为他们新的领袖。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首领，许多人常被冠以“勇猛”、“贤明”之类美名，在漫长的世代里，受到族众的热烈爱戴，这就是原因所在。

从大名鼎鼎的匈奴首领冒顿时代，一直延续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这种氏族长会议、部族长会议、大人推举会议和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直到努尔哈赤生前所定的八王议政、八贝勒推举汗王制度，全部贯穿着上述思想与原则。不但最高权力的传承需要靠这种会议推戴、认可，而且重大国是如战争与军事行动、大型宗教仪式、财富分配与赋税等等也要在这种会议上获得通过或决定。不幸的是，这种制度从来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以便防止不适当的欲望、野心和阴谋，防止滥用权力、武力乃至暴力等等。不论是中原帝制王朝，还是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们，谁也没有能够走出这最后一步，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无论如何，在那几乎广大无边的山林草原上，没有人愿意拿自己与族人的生命，跟着一个没有名誉的坏蛋或者没有本事的笨蛋去冒险。但凡出现此种情况，届时这些部族国家便会飞快地滑向解体和衰败。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流星般飞快地消失在历史夜空深处，盖源出于此。

只要能够不带偏见地仔细审视努尔哈赤死去前后的后金汗国形势，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几乎一模一样。由此，我们也就会大体靠近皇太极继位的真实情形了。

在未来的岁月中，在关于大妃阿巴亥和她儿子多尔衮的故事里，我们将会知道：她的死是情势注定，很有可能与皇太极没有太多的牵连。将皇太极硬扯进去，想象出种种阴谋与毒计，其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一种思维惯性所致，皇太极九泉之下有知，大约会深感委屈、郁闷。

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幸运，之所以没有流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大体上是由下列两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他死后的权力传承，基本上是在上述制度与原则的框架内正常进行的。因此，他的子孙中最为优秀的一个——皇太极被推戴成了后金汗国汗王。

其二，皇太极死后，努尔哈赤另外一个优秀儿子多尔衮，虽然改变了上述制度与原则的表面形式，却辗转腾挪、十分奇异地在一种特殊情形下贯彻了这些制度与原则，避免了大清国祸起萧墙、过早衰败的命运。

说来说去，努尔哈赤的幸运，的确与他拥有这样两个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大有干系。

对于皇太极来说，事情可能就远没有此时说来这么轻松了。

女真人与历史上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如契丹辽国和成吉思汗蒙古一样，在财产继承上实行一种很重要的“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其核心是“幼子守产”制度。根据这种“幼子守产”制度，成年后的儿子们应该立即分家出去，单独成家立业；而将年幼的儿子留在家中继承父母的遗产。这种制度和汉族文化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精通中国宫廷政治的汉族学者和专家，时常会把汉族人的思维定势硬安在别人头上，要不然就把财产上的继承制度和政治上的继承制度当成一回事儿，于是屡屡产生强烈的错觉：不是认为皇太极耍阴谋诡计，抢了他哥哥代善的班，就是说他一箭双雕，逼死大妃，夺了他弟弟多尔衮的权。

这种说法，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厢情愿地忽略了一种异质文化中的根本制度和原则；说得难听一些，则大体可以这样形容：用汉民族政治文化中最肮脏的部分，愣去强奸了一种不同政治文化中最美好的成分。说来说去，都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扔到了一边：在游牧渔猎部族国家里，经济上的“幼子守产”制度和政治权力传承上的推举制度不是一回事儿，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是在不同领域里同时发生作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因此晚年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乌拉纳喇·阿巴亥是事实；他特别喜爱大妃所生的三个“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也是事实；他将自己亲自兼任旗主的两黄旗作为遗产留给了这三个“未分家子”还是事实；甚至他还像成吉思汗晚年考虑让“未分家子”——幼子拖雷继承汗位一样，考虑让自己的“未分家子”多尔衮继位，然后让长兄代善辅佐多尔衮，这同样可能是事实。

但所有这一切重要而明显的事实，全部都没有另外一个事实更简单、更明了，也更重要，那就是：努尔哈赤服从了他们文化中的根本制度与原则，在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上，制定并实施了基于八旗制度的后继汗王的推举制。根据这个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汗王这个位子，不可能有虚岁十五岁实则差一个多月才满十四岁的多尔衮什么事儿。在经济上，按照“幼子守产”制度，他可以和一兄一弟继承努尔哈赤的两黄旗遗产，但在推举制之下，他若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就只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培养起足够的功业威望来才行。努尔哈赤死得太早，使十四岁的多尔衮没有来得及培养起足够的才能与威望，他需要假以时日，在皇太极当政的岁月里，实现这一点。

事实上，皇太极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实行得相当彻底的推举制，他的胜出，正是这种制度的胜利。

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是后金汗国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努尔哈赤先是下令处死了他的嫡长子褚英，然后正式编定八旗制度，正式设置了听讼理政五位大臣。这五位帮助他治理国事的国务大臣，都是跟他一同起兵的老弟兄，可能和他还有过结义兄弟的交情。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亲弟弟舒尔哈齐被幽禁并杀死后，同生共死打天下的人，只有这五个人资格最老，最为功勋卓著了。他们分别是何和礼、额亦都、扈尔汉、费英东和安费扬古。

在编定八旗时，完全贯穿了王族继承的血统主义原则。八旗旗主分配如下：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领两红旗，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努尔哈赤的嫡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领镶蓝旗。那五位开国老臣可能比上述任何一位王族子弟的功劳都大，但他们全部与八旗旗主之位无关。我们知道，八旗制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而是将后金国的土地、人民、军队、财政、司法、民政等等全部一分为八，成为一旗之主，就意味着当上了后金国八分之一的主子。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后金汗国实际上已经被分成了八个小国，八旗旗主就是国主。

上述五位“开国元勋”被设置为国务五大臣，大约是努尔哈赤对他们多年出生入死的补偿。事实上，此时的旗务由八旗旗主为最高裁决者，五位国务大臣在崇高的名义和荣誉下被边缘化了。

五年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汗国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这一年三月，努尔哈赤的继妃衮代被控有罪，努尔哈赤下令将其离弃。随后不久，衮代被她的亲生儿子杀死。这个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恶棍，就是后来的四大贝勒之一莽古尔泰。应该说，没有努尔哈赤的暗示或者默许，即便这厮再混蛋，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恶行。而杀死自己的母亲后不久，莽古尔泰便被努尔哈赤指定为共主国政的四大贝勒之一，人称三贝勒。

九月，努尔哈赤表达了想在子孙中立八人为王，称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将汗王置于八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的想法。

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便指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协助自己“佐理国政”。四人按月轮值，一切军国机要事宜，由当月轮值的贝勒负责处理。（《清太宗实录》卷五）

一年后，努尔哈赤以《汗谕》即国家元首文告的形式，宣布了以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以推举制传承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与原则。

于是，八和硕贝勒会议成为努尔哈赤之后的最高国家权力之所在。

和硕的意思是“四方之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贝勒，则是满语中“老爷、大人、主子”之意。按字面意义理解，和硕贝勒是“一方之主”的意思。在《满文老档》中，和硕贝勒也经常被称为固山贝勒，即旗主贝勒。这表明，和硕贝勒其实就是一旗之主，是后金汗国中仅次于汗王的、最为崇高的一个等级。现在，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的八位王爷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其中，阿济格以下的四位贝勒年纪太小，譬如，多铎只有八岁，多尔衮刚刚十岁，于是，此四人被称为四小贝勒，他们在理论上具有的权力，由他们年长的兄长四大贝勒替他们行使。

努尔哈赤的这篇文告，是一篇被引用频率极高，但主要精神时常被忽视或者歪曲的历史文献。努尔哈赤认为：一个人纵然很有知识，到底不如众人拾柴火焰高。于是规定：今后继承汗位的人，就在这八个和硕贝勒里面选，选择的标准不是强而有力者，而是德行好且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人。此人当了汗王后，假如不能接受不同意见，而且不干好事的话，八个和硕贝勒有权换掉他，挑个好的来接着干。

关于八位和硕贝勒，规定大体相同，要是一个人说出的话对于国家有好处，其余七个人就应该共同赞成之；如果自己没有才干，对别人好的东西又不能支持，尸位素餐，就应当立即换掉这个贝勒，在子弟中挑个好的让他来干。

努尔哈赤义正词严地问道：“不管是换汗王还是挑贝勒，如果他不愿意听从众人的意见，做难看的脸色给人看，难道就要让这个不贤之人得逞，让他为所欲为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八卷）

为了使不贤之人无法为所欲为，努尔哈赤规定：诸贝勒不许私下交往私议国政，不许一两个人去见汗王，有事必须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商讨。汗王和八和硕贝勒在一起时，要并肩共坐一处，同受国人朝拜。每年大年初一，汗王要一拜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的神庙，二拜神仙，三拜叔兄，然后升御座，与八和硕贝勒并肩一处共坐，接受群臣叩贺。也就是说，汗王不但是大家选出来的，大家也有权弹劾罢免他，而且在身份上、礼仪上与八和硕贝勒是平等的，甚至在新年庆典上，他还要居于这些叔兄之下。

显然，在这里，汗权与旗权是并列的。就是说，在政治上，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主仆之分，而旗主与旗主、旗主与汗王之间则是平起平坐、平等平行的，大家共同裁决军国大计，各自分治自己的旗务，彼此并无君臣体统，没有上下之分、主仆之别。

在最为敏感的财富分配即经济上，则是这样规定的：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要八家平分；占据的所有土地，要八家平分；但凡得到的任何财富，都必须八家均分公用，不许分外私取。即使一人寸土，也须八分，汗王与贝勒之间完全相等，彼此无需相让。在这八分之外，若有人私自贪匿财物，贪一次，则罚一次应分得的份额，贪两次则罚两次，贪三次，则永远革除其应得之份额。这就是在清朝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八分”一说的来历。从此以后，“入八分”和“不入八分”，形成大清亲贵身份识别、权力地位与福利待遇的不小差别。

在军事上，至少在皇太极继位时，八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大体上势均力敌，皇太极并没有越过其他旗主指挥其军队的权力，因此才会有如下感叹：皇太极空有“一汗虚名”，实际上，无异于一旗之贝勒。

八旗并立，八王议政，八分天下，八和硕贝勒推举汗王，遂成为后金汗国八旗制度的核心。显然，到目前为止，这套制度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上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制度，在精神上大体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创意。（《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八卷；《满文老档·太祖》第三十八卷）皇太极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八和硕贝勒推举为后金汗国大汗的。

当时，八位和硕贝勒中，大贝勒代善四十六岁，心地厚道，不善心机，六年前，在与大妃的暧昧传闻中被弄得灰头土脸，可能是自动退出了对汗位的竞争；二贝勒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虽属王族，但系旁支，在资格上天然不具优势；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五儿子，凶猛能打仗，但声名狼藉。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把自己的妈妈杀死，以取悦努尔哈赤。结果，虽然取得了努尔哈赤的欢心，但是这桩恶行把他的名声弄得坏到了极点也是真的。四大贝勒中，唯独这四贝勒皇太极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点。

时年三十五岁的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征战已近二十年。在一系列重大战役，如萨尔浒大战、辽沈战役、征服叶赫、驰援科尔沁等，他都独当一面，且身先士卒。当时的观察家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率领的将士都是精锐。

据说，努尔哈赤正式挑战大明帝国的抚顺之战，就是采纳了皇太极的建议，以智取兼偷袭获胜。萨尔浒大战中，四路明军有三路全军覆灭，皇太极全部参加了对这三路明军的战斗，且冲锋陷阵、指挥若定，有上佳之表现。后来每临战事，努尔哈赤都要特别叮嘱皇太极，不要到第一线去冲杀，以免意外。努尔哈赤认为皇太极就像是自己的眼珠子一样重要和宝贵，以至于爱如心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而且，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儿孙中，当时可能只有皇太极懂得满、蒙、汉三种语言和文字。这种情形表明，在文才智略、勇力武功上，皇太极可能都是最出色的一个。

当时的四小贝勒显然都远远无法和皇太极抗衡。

其中，阿济格时年二十二岁，据说除了厮杀打仗之外，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包括汗位皆无兴趣，在才能、智略、武功上都和皇太极相去甚远；多铎只有十二岁，得到一旗旗主的地位与财富，已经是游牧渔猎部族幼子守产制度的体现，应该没有更多的想法；济尔哈朗则是阿敏的弟弟，同是舒尔哈齐的儿子、努尔哈赤的侄子，年龄虽长，却无竞争的优势。这里面，只有一个多尔衮，搅出了众多是非口舌来。而那么多的是非口舌其实大多是在入主中原前后，受帝王政治、儒家文化影响和心理因素所致，眼下暂且按下不表。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八和硕贝勒推举下，继位为汗。

在推举继承人时，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很轻易地就做出了选择。

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是青年一代将领，军功、才干、影响力都不低，岳托是掌管一旗的旗主贝勒，萨哈廉的地位同样很高，是议政贝勒，不可等闲视之。此二人认为皇太极“才德冠世”，“大家都很心悦诚服”，因此建议他们的父亲推举皇太极尽快接替汗位。

代善表示，自己早就有这个想法，“人心正合天意，不会有人反对”。于是，亲自出面找到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征得他们的赞同后，代善又立即通报诸兄弟子侄。可以肯定的是，被通报的人应该主要是和硕贝勒们，自然也包括了多尔衮三兄弟。第二天，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劝进书，推举皇太极继位。有记载说，皇太极因为父亲没有立自己为继承人的遗命，而坚持拒绝。结果，双方从卯时，也就是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一直折腾到申时，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了，皇太极终于同意继位。（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

对此，有无数流言、推测，历史典籍中也有诸多互相矛盾的记载和评论，主要就是指皇太极为了防止多尔衮在母亲大妃的支持下和自己争夺汗位，串通了其他几位贝勒，假造努尔哈赤遗言，逼迫大妃悬梁自尽，以此夺了自己弟弟的汗位；此外，则是追溯到六年前，认为努尔哈赤那位侍妾控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根本就是皇太极一手策划和主使的，意在一箭三雕，将庶母大妃、哥哥代善和弟弟多尔衮一举打掉等等。

这些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史料的支持，基本出于极其富有想象力的臆测，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为阴暗之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应该不仅仅是编造这些东西的文人心理阴暗与龌龊所致。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为此种想象提供了过于丰富的材料和过于肥沃的土壤；其二，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社会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想象出以下情景，领袖人物可以通过众人推举产生，而不一定必须经过阴谋与暴力。

平心而论，对上述说辞，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有一个故事，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叫断章取义——

在力主皇太极阴谋夺位一说的学者那里，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个说法，说是皇太极好用权术，甚至布置阴谋准备取大哥代善的性命，逼得代善跑到努尔哈赤面前，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以求避祸。

乍听上去，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真实，觉得皇太极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连自己的大哥都要被他如此算计。殊不知，翻翻书就会发现，事情的原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大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一位来到后金的朝鲜使臣满浦佥使郑忠信记录过这个故事：

努尔哈赤有个从弟名叫阿敦，此人有勇有谋，在努尔哈赤部下诸将中表现突出。有一次，努尔哈赤私下问他：“你看哪个儿子可以接班？”阿敦回答说：“知子莫如父，别人不好说话。”努尔哈赤动员他：“唠嗑而已，但说无妨。”阿敦说道：“当然是智勇双全，人人都夸的那一个啦。”努尔哈赤说：“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当时，他们两人指的都是皇太极。代善听说后，心里不可能感觉愉快。谁知，等他见到这个阿敦后，感觉到的就远远不仅仅是不愉快了。原因是，这个阿敦告诉他：“皇太极伙同莽古尔泰和阿济格，正在准备干掉你。时机紧迫，你应该有所防范！”就这样，发生了代善向努尔哈赤哭诉的一幕。

可以想见，努尔哈赤必定是觉得难以置信。他立即将三个儿子召来询问，三人也理所当然地否认此事。于是，怒火满腔的努尔哈赤把这个阿敦痛打了一顿，然后戴上镣铐，关进监狱，并罚没了全部家产。

就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某些学者那里，除了代善跑到努尔哈赤面前痛哭之外，其他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概黑不提白不提，然后一口咬定是皇太极阴谋陷害代善的铁证。甚至做出了皇太极为夺取汗位，阴谋策划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断言。我们知道，皇太极是三十五岁登上的汗位。按照这种说法，他应该在十九岁时就生活在阴谋策划之中，准备着干掉自己时年三十岁的大哥了。平心而论，做学问若是做到了这个份儿上，也的确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从常识上判断，上述事情若真是皇太极所为的话，此人的确就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兼阴毒狠辣达于极致了。其大匠运斧不着痕迹之处，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深受其害的代善要如此不遗余力地、联合所有的和硕贝勒们推举他来继承汗位。

须知，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已经成为后金国里资历、行辈最高者，他和他的儿子岳托分别掌管着两红旗，而当时的皇太极只是镶白旗一个旗的旗主。将代善的作为理解成害怕皇太极的报复是有些勉强的。何况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二人各领一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领两黄旗。他们任何两方联合起来，都比皇太极的实力强大。除非他们都是白痴，否则怎么会众口一词，将皇太极这么一个谋兄弑母的角色推上汗位？

这种说法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

如果代善多年受到皇太极的阴谋迫害，他那些拥有重兵重权不亚于皇太极且战功卓著的儿子，首先就应该愤愤不平才是，怎么反倒是他们先出来推举皇太极？

如果皇太极当年曾经串通莽古尔泰图谋过代善，如今又主导伪托努尔哈赤遗诏，串通其他三位大贝勒逼死大妃阿巴亥，并且杀人灭口，将当年在他指使下控告大妃的那个小妃子一起殉了葬的话，则必定形成他政治上的致命伤。阿敏是一个烧杀抢掠成瘾成性的家伙，莽古尔泰则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敢亲手杀死，这么两个凶狠暴劣的人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情况下，当时他们每个人的权势差不多都与皇太极势均力敌。然而，当后来皇太极直取他们的权位名利时，居然手握利器却束手就范，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如果皇太极阴毒狠辣到如此登峰造极之地步，为什么又如脑子进水了一样，连斩草除根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在十七年执政岁月里，和他有杀母之仇、夺位之恨的多尔衮及其亲兄弟阿济格、多铎，偏偏受到了他的多方关照、栽培与重用。这条威胁最大的祸根被他扶植得树大根深，以至于在他死后，多尔衮有能力把他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摆弄得完全没有脾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推上皇位。

很难想象，一个靠阴谋和残忍夺取了汗位的人，会不明白这些已经涉及了最最根本的皇权继承问题。

晚年的皇太极身心交瘁，曾经多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示忧虑。他执政十七年，有十一个儿子。除三个夭折之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漫长的执政岁月里，他曾经有意识地培养、扶植自己的哪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包括比多尔衮年长三岁，战功、实力、地位、威信都足够崇高，且事实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

除了推举制原则之外，对这一切，的确很难找到更加强有力、更能够自洽的解释。

面对这些，上帝很有可能在微微发笑，因为只有他老人家才知道，皇太极和持上述看法的人士究竟是谁的脑子进水了。

当然，文学艺术作品应是不在此列，因为这些作品的天职就是虚构和想象。

也许换一个角度思考，说不定更接近实际情况。譬如：在一些处于上升期、朝气蓬勃的团体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种锐意进取、顾全大局的气象。从许多迹象判断，后金汗国应该说是具备此种气象的。努尔哈赤确立了推举制原则，皇太极又的确优秀，于是出现了这种局面。

中原士大夫们没有过这种理论与实践，想要他们准确理解并正确评论这种完全陌生的什么推举制之类的玩意儿，是挺难为他们的。于是对于皇太极继承汗位怀有最大善意的人们，也只能采纳如下解释——

当时，蒙古部族经常为王子起名叫王台吉，或者黄台吉、金台吉等，据说就是模仿汉语中“皇太子”的谐音。这“皇太子”三字，在女真语中发音便是“皇太极”。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天意早已预定；也有人认为，生下皇太极时，正值努尔哈赤最为宠爱皇太极的母亲之际，于是为他取了这么一个预示未来的名字。

也有人包括大清朝官方史书认为这些说法根本就是扯淡。姑且存疑。

事实上，上述说法是否正确，对于我们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皇太极已然被推举成为后金汗国的第二代汗王，他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天聪，从第二年正月初一开始使用。

皇太极的即位典礼很有意思，证实前面曾经谈到的一些规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譬如，拜祭堂子——大清皇家萨满教神庙之后，拜神、拜天等等，一切如仪。然后，大家分别对天盟誓。皇太极盟誓的内容，主要是继承遗志，敬兄弟爱子侄，多行正义云云；代善等三大贝勒盟誓的内容大体是：合谋一致，奉皇太极继位，若心怀忌妒，损害汗位，将不得好死等等；其他兄弟子侄则发誓要谨遵父兄教诲，恪尽忠诚之类。

最富有特殊制度与文化意义的情节是：焚香盟誓之后，皇太极率领所有弟弟、子侄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行三拜大礼，表明彼此之间身份平等，并无君臣之别。最后，八和硕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百官群臣的叩贺。

至此，大礼成。

从此，我们就要称呼皇太极为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了。后金汗国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世代。

正文第七章这个汗王不简单

诚如一位明清史权威人物所说：创建大清朝的女真——满族，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特别善于学习，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能战斗。至少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和入主中原之后很久一段时日里，的确如此。因此，曾经有人感叹：假如他们学习的不是明王朝的那一套，假如他们入主中原之时，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十七世纪前期和后来中国的面貌可能就会全然改观。

这只是感叹，假设对于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事实是，他们后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制度。其学习过程的认真程度，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

根据王族血统主义和推举制原则，皇太极顺利继承了努尔哈赤留下的后金汗国汗位。如今，他叫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继位前后，皇太极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可能都是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规定或交代的，看上去，却又很像是努尔哈赤的意思。

一件事情是，按照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皇太极提出，在推举新任汗王时，八大贝勒应该和参与议政的青年一代大臣将领共同协商。此议立即得到这批少壮派的拥护。这是一批在近些年的战争中，与皇太极一起冲杀在第一线，陆续脱颖而出并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批人坚定地支持着皇太极的事业，使皇太极在和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相互钳制中，力量加大了许多。

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希望自己死后，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钳制平衡之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否则，很容易按照他的《汗谕》中所说，被弹劾撤换掉。但他临死时，只是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他们兄弟并没有接任两黄旗旗主。其他各旗的调整也没有进行。皇太极适时地提出，让三兄弟立即接任旗主，使这三兄弟十分喜悦。以前，皇太极本来只是镶白旗一旗旗主，如今，他模仿努尔哈赤自将两旗的做法，将两白旗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上。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家语焉不详，以至于只能说“挟威独得”云云。推测起来，也许是援引努尔哈赤在世时汗王一人独领两旗的先例，把杜度所领的正白旗，收到了自己的手里。我们知道，杜度是褚英的儿子。而褚英之死与受到大家的一致厌恶有关。

这样一来，八旗旗主的格局演变为：皇太极一人独领两白旗，代善、岳托父子领两红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三人领两黄旗，阿敏与济尔哈朗哥儿俩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代善父子全力拥戴皇太极，阿济格除了厮杀打仗，对其他事情全无兴趣，多尔衮、多铎兄弟年纪尚小，显然，皇太极的声威立刻就大为不同了。

与前一件事情相关，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在不变更人口、土地、财产等任何东西的条件下，获得诸贝勒默许，也得到了三兄弟同意，用他自己的两白旗旗色，将努尔哈赤按照“幼子守产”制度留给自己的“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两黄旗旗色，换到自己手中。

与前一件事情比较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其实，却有深意在焉。据说，黄色是“汗”色，“黄衣称朕”，黄色乃皇家专用之色。皇太极重用汉臣，在历史上似有定论，更在近年被颂为一大功德。很有可能，这就是他重用的汉人谋臣在他继位后，为他谋划的第一个主意。

中国人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皇太极名分已正，颜色哪里可以不正？颜色不正岂不就是言不顺？言不顺不就事不成了吗？显然，关于颜色所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在我们祖先那儿早已明了，今日发明此学说的欧美人的祖先那时说不定还在树上呢。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全线陷入“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他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五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笔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如今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人口大约占90％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0％。努尔哈赤占领辽东首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发布训令说：“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也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0％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0％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这些庄丁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的地步。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却也只是混到了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这种可悲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皇太极继位。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一种记载甚至谈道：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可能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从一些记载中判断，当时，汉人乃至汉官成年的女儿和年轻些的妻子，可能没有身心不受到暴力侵犯的权利。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就是说：如果八旗勇士强奸了汉人的妻子女儿的话，在努尔哈赤当汗王的十几年时间，甚至再长一些时间里，是可以不受惩罚的。这种情形之悲惨，已经将深受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之类熏染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廉耻心，都剥得干干净净。

于是，就连皇太极都发出过如下感慨：这些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

同样，此种情形不可能不引发切齿痛恨。满族人聚居地方的水井被投毒；吃的咸盐当中被掺拌毒药；有的则把猪毒死后，将肉卖给满族人吃等等。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了不止三次五次，最后严重到了要由后金汗国的国家元首下令：所有店铺的主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店铺前面，凡满族妇女购买食物时，要将店主的名字记录下来，以便出事之后搜索。

于是，事情开始起变化。

当时满族人经常遭到袭击。凤凰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治下，一个满族人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不知被谁一棍子打在后脑勺上，当场毙命；某牛录中的两个人到盖州，就是（今天辽宁省盖县）去出差，莫名其妙被杀死；有三个满族人去广宁（今天辽宁省北镇县）办事，也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努尔哈赤又下令：从今以后，不许单身行走，必须十人以上结伴而行，否则罚银子若干。同时，严厉处置肇事汉人，常常牵连杀死的不仅仅是肇事者一人而已，而是成家成族地处死。

就这样，努尔哈赤终于用他的铁血政策，促使辽东地区人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大面积暴动。本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是读书人造不起反来的意思。如今，从天命六年开始，到努尔哈赤死掉的天命十一年，先是金州（今天辽宁省金县），偏偏是两个最胆小怕事的秀才，聚集了十个人“合谋作乱”。（金梁《满洲秘档》，爱塔建功）然后数年间，干柴烈火一样：镇江（今天辽宁省丹东附近）、复州（今辽宁省复县）、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汤站、险山、鞍山、首山、十三山、彰义等至少十余地发生暴动。

努尔哈赤的反应，则是格杀勿论。

到天命十年十月，就是此人临死前十个月，他更是下令：备御一律要严密搜查各自的村庄，对于那些叛逆之人，一经发觉，他们有权立即斩杀，特别是那些明朝革职在家闲居的旧官吏、读书人、秀才、乡绅等，煽动闹事的可能就是他们，因此，对于上述人等，要一律处死。这项命令，直到努尔哈赤死去时，可能还依然在被执行之中。

显然，这种政策大体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通过杀人来自杀的政策。其愚蠢其严酷其残暴，必定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全都痛苦不堪。

到公元1627年春天，也就是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的春天，皇太极继位半年之后，努尔哈赤铁血政策的恶果已经彰显无遗。

暴政和战争一样，最先消灭的必定是一个民族中最优秀、最精华、最富于进取精神与活力，而且最健康的青壮年部分。为了避免悲惨的命运，这些青壮年人口开始大量出逃。逐年累积的结果，则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而天灾也在此时适时而至。于是后金汗国“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一斗米卖到了八两白银。

用不够精确的算法折算下来，这个价钱，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大米卖到了160元人民币一斤。

就这样，一向堪称富庶的辽东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偷盗风行于世，凶杀、抢劫也已见惯不怪。当时，有人建议皇太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皇太极叹息道：“老百姓要饿死了，所以才偷才抢啊。”（王先谦《东华录》）因此，他一再下令，不许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平心而论，在我国数千年帝王制度下，如此明白事理的皇帝并不是特别多。

皇太极采取的措施温和而又坚定。他派人丈量土地，把各处多出来的土地归公，不许再立庄田，然后，下令将原来编为一庄赐给一个牛录——备御的十三个汉族壮丁加上七头牛，改为八个壮丁加上两头牛。将其余多出来的壮丁编为民户，安置到那些丈量后多出来的土地上去，恢复了他们自由农民的身份。再然后，则是派遣汉族官员前去管理，减少了种族间的荼毒与仇恨。（《清太宗实录》卷一）

与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渔猎部族一样，女真的后金汗国同样依靠战争和抢掠为其获得奴隶与财富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这些部族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历史记载显示，“后金国开国之初，俘掠的辽东之民，全部变成了满族的奴隶”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昭槤《啸亭杂录》）而化奴为民、化解种族间的仇恨、逐步加大自由民的数量、减少编民为奴的人口，越来越严厉地限制满族人歧视、荼毒其他民族等等政策，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实行的。此后，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其国政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若没有这一条，后金汗国想发展壮大，最后走进中原，可能就会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统一东北一样，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表明，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到他执政的中后期，史料中已经开始颂扬：“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因为皇太极的这些政策，辽东汉人安居乐业，大家开始传颂这儿是一片乐土了。

在选拔和使用汉族人才方面，皇太极做得就不是一般的好了，他的作为可以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帝王比肩。

譬如范文程，他的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经写下过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使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绝唱。范文程的曾祖父高居大明兵部尚书之位，祖父和父亲在辽东为官，这才落籍当时的沈阳县。

范文程是在抚顺战役后来到后金国的，或是第一个既有大明官僚家世背景，又有学历背景，却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知识分子。这十分不容易。

当时，在大明帝国君臣眼中，努尔哈赤是十恶不赦的叛逆，是跳梁小丑，失败了之后是要凌迟处死、诛九族的贼酋。假如不是富有胆识魄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并且看透了大明帝国的腐烂，从而彻底失望的话，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读了一肚子诗书的人，竟然会去投了贼。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简直比一个沉鱼落雁、冰清玉洁的女孩儿，偏偏死心塌地爱上了一个小流氓，还要令人惋惜，还要不可原谅，还要令人怒不可遏。

范文程来投之后，据说努尔哈赤很高兴，当场对大家说：“他是名臣子孙，咱们要好好待他。”于是，一时间，诸王贝勒竞相优待有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令范文程着实混了一副好下水。可是，时间一长，这帮子只有在马背驰骋、刀头舔血和女人肚皮上才会感觉快乐的凶猛战士，包括努尔哈赤，可能觉得和这位名人之后在一起厮混，实在无聊乏味得很，于是，就把这位满腹经纶、不用出家门便知天下事的秀才安置在一个章京的位子上，一放就放了八年。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搞得范文程在八年时间里，大约都好生无趣，相当寂寞，直到努尔哈赤死后。

皇太极继位后，很快把范文程找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

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称之；每逢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会问：“此事范章京知道否？”臣子的奏议若有不当之处，皇太极便会建议他：“何不去找范章京商量商量？”倘若奏事大臣回答：“此事范章京已经同意了。”皇太极就会立即批准按照范章京同意的去做。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皇太极对于范文程的信任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史书中记载了不少这一对君臣之间知音默契的事迹，的确十分动人。据说，皇太极时常将范文程召进宫中议事，这种议事经常长达几个时辰。我们知道，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一对君臣时常会在一起商讨事情达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有时，范文程深夜时分方才离开宫中，回到家中刚刚歇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入宫议事。在我国历史上，皇帝若能白天正常工作，已属帝国臣民之万幸。君臣如此夙兴夜寐，除了皇太极的死对头崇祯皇帝之外，国家能够不兴旺发达的，倒是不太多见。

有一次，皇太极为了犒劳范章京，让范文程陪自己吃饭，饭菜极为丰盛，有不少“殊方珍味”，可以理解成是很罕见的地方土特产、山珍海味等等。范文程迟迟不动筷子。皇太极一看，立即下令将这桌子美味撤下去，火速送到范章京府上，赏赐给范文程的父亲和全家吃。范文程则向皇太极拜谢如仪。

皇太极至矣尽矣。当年刘先主与诸葛孔明之间的际遇也不过如此。

一般说来，但凡正派和有出息一点的中国读书人，一生中都在期盼的就是这种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头悬梁锥刺骨一生只为这一天。他们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头脑，没有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人文情怀，也没有“天下王侯千千万万、贝多芬只有我一个”那种人类觉醒后的气概。他们之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讲究的却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讲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讲究若以国士待之则必以国士报之，讲究虽千万人吾往矣，讲究为酬答知己则生死以之……

作为大清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对于皇太极、对于大清国，也算是呕心沥血、肝脑涂地了。从后金汗国到大清国到入主中原，当时中国历史的每一步重大发展，似乎都能看到这位范章京的影子。袁崇焕的死，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但最初的那个反间计，可能就是他帮皇太极出的主意。皇太极死后，范文程在历史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为多尔衮指明了方向。平心而论，这封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恐怕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果没有这封信，那帮大清贝勒、大人老爷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呢。

在努尔哈赤的铁血政策下，太多辽东汉人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读书人为了逃避屠杀，隐名埋姓，沦为奴仆。皇太极下令，以科举考试的名义，在这些奴隶中选拔富有学识的人，并严令不许任何王公亲贵阻拦他们手下的奴隶参加考试。结果，数百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被充实进各级政府部门。其中，就包括了前清时代的名臣，如宁完我等人。

发生在祖大寿身上的故事则应该算是另一类典型——

与北宋末年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自己也成为优秀军人的种师道一样，帝国著名将领祖大寿，出身于大明晚期的祖氏家族。这也是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帝国优秀的高级将领中，好几位都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来的。那位当时威名赫赫备受尊敬、后来名声坏到了极点的吴三桂，就是祖大寿的外甥。

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皇太极对祖大寿很欣赏，可能是惺惺相惜，也可能是为了做给其他祖氏家族的军人看。

大凌河保卫战中，祖大寿弹尽粮绝，不要说军马，全城军民连草根、树皮、皮甲也都全数吃光、木头柴火烧光了，已经开始用死人骨头作柴、烧着吃老人和孩子了。为了保全追随自己的一万多军民，祖大寿硬着心肠杀死一位誓死不降的助手何可刚，投降了皇太极。然后，又欺骗皇太极，说是要回去招降自己的部下亲族，皇太极同意了。结果，祖大寿跑回明军防地锦州后，再无下文。十余年过去了，在松锦大会战中，祖大寿又一次弹尽粮绝，再一次落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依然给予了这位虽然欺骗过自己但确是一位好汉的败军之将以极高礼遇。

当时，两次和祖大寿在一起的还有副将祖泽远。祖泽远面对皇太极，恐惧至极，因为他不但上次违背诺言，和祖大寿一起骗了皇太极，而且在后来两军对阵时，还曾经专门将炮口对准了皇太极轰击。皇太极对于惶恐得要死的祖泽远表现得挺大度，说：“你明知道是我，还要对我开炮，的确是太对不起我，太过分了。不然我也不会说你。我对人有什么看法，总是要在心里反复掂量，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过去了就再也不存在心里。你年轻，以后好好干吧，就算是报答我了。”据说，祖泽远感动得泪流满面。（王先谦《东华录》）

这种事情，说说容易，口头上似乎谁都不难做到，若事到临头真的要去做时，可就并不那么简单了。

天聪四年、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攻打永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时，大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捉，审讯后定为死罪。皇太极说：“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儿，就放他回原籍去好了。”结果，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带着妻子家人，去他随便想去的任何地方。（《清太宗实录》卷六）

皇太极有一个极有东北或者中国特色的规定：凡有大明官员来降，八旗旗主必须轮番设宴款待，每五天举行大宴一次。届时，宰牲设宴，觥筹交错，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其乐也融融，以至于整个沈阳城都仿佛喝醉了一般，到处是摇摇晃晃的酒鬼，到后来，由于来降的汉官过多，一天之内常常要开宴会数次，并屡有赏赐：房屋、土地、牲畜、衣物、财帛等等。甚至发生过令满族官员腾出房子，让来降汉官居住的情事。他不止一次对王公贝勒们讲：朕对于这些汉官不吝赏赐，不厌其烦，就是为了让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只有多得到人才才是最可喜的。金银珠宝都有用完的时候，要是得到一两个贤能之人，对国家有帮助，那带来的好处可就无穷无尽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七）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汉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同级别的满族官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平心而论，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观察历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内大力调整方针政策；对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则是出兵朝鲜。

从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登极，到当年十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朝鲜作为邻国，没有派人来吊唁亡灵，也不前来祝贺新汗登基，相反，接纳了数量可观的从后金国出逃的辽东汉人，据朝鲜史料记载，前后可能达到数十万人，仅价川一地即达三千多人。（《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四）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编汉为奴的政策下从自由民变成奴隶，然后，不堪忍受而出逃，于是就成了前清极为有名的所谓“逃人”。为此，后金汗国和后来的大清国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力图以严刑酷法遏制他们逃亡，并一直蔓延到清军入关之后很多年，成为前清时代名副其实的恶政与恶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经在历史上特别声名狼藉，这些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时，后金汗国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将这些“逃人”一概驱逐回来。朝鲜置之不理，将这些逃过鸭绿江的辽东汉人遣送给了明朝。对此，皇太极感受到的肯定不仅仅是轻蔑，还有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满族人的奴隶，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在自己必须承受损失的同时，还必须承受这些满族人士的抱怨与压力。

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曾经数次有过出兵朝鲜的动议，最后均未实施。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二是没有现实利益上的压力和考虑。如今，和袁崇焕议和，解除了战略上的顾虑；王公贝勒们又正因为“逃人”的损失怨气冲天，此刻出兵朝鲜，立即可以得到这帮家伙的好感与拥戴，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大约这是皇太极将自己继位后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锁定在朝鲜的原因。而且据说努尔哈赤临死时，也曾经嘱咐那几大贝勒，要把解决朝鲜问题放在第一优先考虑。

另外一个原因，对于皇太极必定也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长期以来，朝鲜国王一直允许明朝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在物资、粮草、军事装备器具上很慷慨地给予支持。而后金汗国但凡想向朝鲜通融点什么时，朝鲜全都推三阻四。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明朝大将毛文龙率部所驻的皮岛，距离后金汗国简直是近在咫尺。因此，毛文龙不停地在东部侧后翼出兵袭扰，甚至时不时就会打到距离沈阳只有百十里地之处，打完后便登舟扬帆而去，致使后金汗国多年不敢专心致志地西向前进。（《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传）此次，皇太极重拳出击，就是希望一石二鸟“两图之”：既制裁朝鲜，又打击明朝毛文龙的部队，捎带着安抚笼络人心。（事见《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并用掠夺来的物资缓解经济上的窘迫局势。这一点，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战争结束后，双方已经约为兄弟之国。阿敏仍然纵兵在朝鲜大肆抢掠。其间，皇太极曾经给过他一封急信，表现出后金汗国对物资的极度需求。皇太极在信中殷切叮嘱阿敏，赶快清点抢来的粮食数量，以便派人前去搬运云云。可见，其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抢劫便很难维持的地步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继位四个月零八天，刚过完春节，皇太极就派遣三万大军，在堂哥阿敏率领下，征伐朝鲜。

此时的朝鲜，其内政不修的程度，和其铁哥们儿般的坚强盟友大明帝国差相仿佛。从打完萨尔浒大战开始，朝鲜国内的有识之士就预见：未来，朝鲜在努尔哈赤那儿会遇到大麻烦。无奈，朝鲜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开始时，朝鲜毫无准备，他们希望大明朝如三十多年前的抗倭援朝一般，再来一次抗金援朝。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朝早已不是彼时的大明朝，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力量照顾别人？其实，大明朝应该比谁都懂得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也应该比谁都清楚，没有人能够像朝鲜那样连自身安危都不顾，坚定地相信并站在自己一方，给予了后金汗国极大的牵制。可是，他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有在经历过这种情势之后，人们才会辛酸地明白，一个残破而腐烂的大国，将会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全心全意信任自己的兄弟。

而朝鲜自己，此时也腐败得可以。国王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称病在家，要不然就给自己找到了海岛、山城之类的差使，史书记载说：这帮家伙纷纷抢占了“便安自全”之地。而那位受命抗敌的大臣，则在接受任命，向国王辞行之后，走了七天，才走到离京城并不太远的开城。（《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

这场战争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没有什么悬念，大体上可以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类词形容。朝鲜自己的史料以一种似赞叹、似犹有余悸的口吻记载道：八旗“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息之程”。（《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长驱直入，除了表明这个国家腐烂的程度之外，很难说明其他东西。

三月初三日，两国按照满洲习俗，举行了会盟仪式：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自装在容器里，然后焚香，双方各自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焚烧给上天，把祭品深埋入大地。誓约中，双方约为永远的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为弟；朝鲜要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要将后金汗国的“逃人”如数送回去；春秋两季和元旦，朝鲜弟弟要向后金哥哥纳贡，后金哥哥则需给朝鲜弟弟回礼等等。

这个兄弟之约十分勉强，双方可能在盟誓时，就在想着怎样违背誓约了。但是过去，皇太极面对大明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朝鲜；面对朝鲜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大明。此时，通过这个哪怕只是徒有虚表，但却远胜于无的盟约，在面对朝鲜的一翼，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了近十年无战事的时间。

当时，后金汗国的领兵主将阿敏烧杀抢掠已经成癖成瘾，明明双方已经结成兄弟之邦，他这个做“哥哥”的却以自己并没有亲自参加该盟誓为理由，下令部队在“弟弟”的土地上大索三日，就是命令部队连续烧杀抢掠三天的意思。然后，带着“弟弟”的财物、牛羊、妻子女儿胜利返乡。回到沈阳后，阿敏把一个从“弟弟”那儿抢来的漂亮朝鲜女孩儿，送给了自己真正的汗王弟弟，过了没几天，又觉得实在舍不得，想跟弟弟要回来。搞得皇太极也觉得好生无趣，说：哪里可以因为一个女子而影响了兄弟情分？于是，下令把这女孩儿嫁给了一个作战勇敢的青年军官，弄得阿敏大发雷霆又毫无办法。

另一方面，朝鲜君臣则满腔悲愤，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好好对待过这个蛮不讲理又惹不起的大哥。八旗兵撤走后，他们似乎就忘了还有这么个“哥哥”似的，既不遣返“逃人”，也没断绝和明朝的来往，纳的贡不是种类不全，就是数量不足。那一年，后金汗国是个灾荒年景，十二月，皇太极派人去朝鲜传达谕旨，要他们低价出卖粮食，帮助归降的蒙古部落度荒。朝鲜哼哼唧唧拖来拖去，费了极大的劲儿，最后终于平价卖出了一千石粮食。而在此前后，供给驻扎在朝鲜的明朝军队时，国王虽然也不是特别痛快，却也一次就无偿拿出了一万石。和皇太极结成兄弟之邦后，朝鲜国王照旧允许明军在朝鲜屯垦，拨给船只，供应粮食。而皇太极派来和国王商量借船借粮的使臣，连续三天见不到国王，直到最后，两样东西一样也没借到。后来，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举兵叛乱，航海前来投奔后金汗国时，朝鲜竟公然出兵帮助明军截杀叛军。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大明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去，由于没有子嗣，他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当年九月，朝鲜国王就向刚刚继位的大明皇帝通报了与后金汗国盟誓的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将其形容成是“羁縻之术”，意思就是说：为了制服野牛，既要给它串牛鼻绳，也要给它喂饲料的意思。难为这一对难兄难弟，就连矫情做作的功夫都一模一样。

谁知，这位对自己臣子极尽锋锐刻薄的十七岁小皇帝，对盟国的元首倒是十分体贴。崇祯皇帝颁发谕旨给朝鲜国王，勉励他要畜养威武，励节弥坚。就是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意思。

有了大明皇帝的支持，朝鲜国王十分感奋，继续坚持大明第一，后金第二，以明为君，以金为兄的外交路线，并在写给皇太极的国书中，差不多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他履行盟誓、与明朝绝交的要求。此后，两个兄弟之邦的国家间麻烦不断，从重大的原则立场，到鸡毛蒜皮，几乎没有一件是能够顺利解决的。皇太极烦不胜烦，差不多又要忍无可忍了。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汗国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二月，随着皇太极准备将大金国改为大清国，一批满贝勒汉高官和蒙古诸部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请他派宗室子弟来沈阳，大家一起向皇太极劝进，上皇帝尊号。一位特使为此率领一个一百七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朝鲜京城，希望不管怎样，只要能够让朝鲜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就好。结果，该代表团一进入朝鲜，就被监视起来，驻地周围也被军队严防死守，一出门，就要陷入围观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时不时就要挨几下砖头瓦块。代表团长绝望了，深知不但难以达成使命，恐怕就连基本的体面都难保住，遂率全团不辞而别。朝鲜国王既不劝阻，也不欢送，只是派人追上使团，命其将写给皇太极的国书带走，同时，下令全国动员，准备战争。

同年四月，皇太极举行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将国号的汉语称呼大金改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元年。从此，后金汗国的天聪汗皇太极成了大清帝国的崇德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据说，大金和大清只是汉字不同，在满文中是一个字，在满语中的发音也一模一样。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太极志在天下，方有这中文的一字之变，以防止中原人民将对宋时大金国的深刻恶感，转移到如今的大清国身上来。为此，皇太极还在写给大明帝国皇帝的信件中，专门申明自己和当年的大金是两回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又据说，在整个盛大典礼中，所有外国来宾和使节中，只有朝鲜使臣拒绝参拜，不行大礼，为此，甚至和皇太极负责礼宾的部下们撕扯起来。急于表现对皇帝无限忠诚的礼宾官员们推搡殴打这些外国使节，摁着他们的脑袋，强行让他们下跪。这些朝鲜外交官“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屈腰”。就是说，他们的衣服被撕坏，人被打翻在地，却始终不肯屈膝。这些朝鲜使节公然宣称：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大明皇帝，不知道还有其他皇帝。为此，皇太极切齿痛恨，曰：“朝鲜国王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由此，下定了再征朝鲜的决心。

此时，朝鲜国王殷切期盼大明帝国皇帝能够像当年鼓励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励节弥坚之后，出兵干掉大清国。可惜，大明皇帝只是给他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帮助他视察防务，共同制订防御战略，并给他带来了许多鼓励的言辞。除此，没有一兵一卒。

当年十二月一日，改大金为大清、正式称帝半年多的皇太极，御驾亲征朝鲜。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朝鲜军民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仍然拼死抵抗，用鲜血和生命坚持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朝鲜都城被围困四十七个日夜，京城附近和京城以北之各道、州城全被践踏破碎，变成废墟。蒙古八旗攻取咸镜道，一路死者遍地，房屋尽毁为灰烬，数月之后，犹不闻鸡犬之声，三年以后，方才又见人烟。最后，朝鲜国王宣布投降，并经受了极大侮辱。

当时，皇太极要求朝鲜国王必须举行投降典礼。于是在京城郊外的汉江边上，背山面水筑受降台。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在满城痛哭声中，出西门，来到受降台下的后金大帐。从大帐直到受降台边，两旁站立着数百名身穿艳丽服装的朝鲜美女，泪眼婆娑地注视着她们的国王亦步亦趋走向受降台，向皇太极行君臣大礼并谢罪。

和上次战争一样，早已没有了袁崇焕的大明帝国这一次也是毫无作为，毫无悬念。战争进行的时间表也差不多，正好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所有军事、政治、外交行动。

不同的是，这一次，朝鲜被后金汗国彻底征服了，双方由兄弟之国，变成君臣之国。还有一个不同是：皇太极下令班师回銮时，朝鲜国王率群臣出京城十里跪送。

朝鲜这回真的成了大清国的附属国。从此，大明帝国的忠实属国，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能够信得过并给予自己有力支持与援助的朋友了，哪怕是声援都没有了。非但如此，那只顾自己、置朋友于危难之中而不顾的巴掌，现在必然地打回到了自己的脸上：在未来大清对大明的战争中，朝鲜每次都要出兵、出军马钱粮帮助大清来打大明。

战争结束后，朝鲜几位力主抗金的大臣被交给了皇太极。这些大臣坚贞不屈，至死不向皇太极屈膝下跪，并口口声声称后金汗国使臣为“胡差”，称后金汗国为“贼奴”，称后金汗国的书信为“虏书”，甚至称皇太极为“贼酋”。他们在皇太极面前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只有大明朝才是天朝，只有大明皇帝才有资格称为天子，后金汗国不过是寇虏、是夷狄之邦而已，哪怕就是入主了中原，也绝无百年气运。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盛怒，将这几位志士斩之；然而，气却不能不为之所夺。

战后，皇太极命令汉军八旗和投降的朝鲜水师围剿留在朝鲜的大明军队，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此役，驻朝明军全军覆没，战死者共计四万七千余人，被俘者约三千人。这些战俘最后全部被朝鲜军队杀死，而且据说杀戮得极其惨烈。

史书记载，当时受刑者大呼：“我大明天朝有什么对不起你们朝鲜，你们这么对待我们？”行刑者告诉他们说：“朝鲜对大明朝忠贞不贰，仁至义尽；而大明朝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实乃猪狗不如。”

就此，大明帝国，终于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

只是，不管朝鲜变成了什么，大明帝国已经都顾不得了。事实上，此时大明帝国皇帝的苦恼，决不会比朝鲜国王的更少。他一再痛苦地发现：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自己摆脱那恼人的境地。

正文第八章袁崇焕炮轰皇太极

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时，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努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使用的全部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刀矛弓箭等等，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努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否则，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努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期，用公元纪年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时人称之为佛郎机炮，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夷大炮，当时广东福建一代沿海民间称呼荷兰人为“红毛番”，写成文言谓之“红夷”，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夷大炮”。后来，中国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进口了一批西洋人制造的这种大炮，被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披红挂绿宣示于人，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和倭寇带来的鸟铳枪，大体上都属于西洋火器之属。

到努尔哈赤发起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的1618年，西洋枪炮引进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翻检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袁崇焕之前，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三四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这些人是戚继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中相对详尽地研究了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而透过戚继光的这些研究，我们则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常胜将军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譬如，由于帝国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其制成品在材料使用、枪身长短、口径大小、枪管薄厚、内壁光滑与否等等技术指标上，没有统一标准，基本是各行其是：

——选用材料时，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由验收的官员决定。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从地方上解运东西来的人便可以顺利交差；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来人的麻烦就大了，其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时间、金钱，到政绩、仕途。于是，彼此心照不宣，东西好坏是次要的，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将东西顺利入库，便大家都是好东西，从而万事大吉；

——制作过程则大体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据工匠工作时的情形决定，如心情好或者坏，工作时正巧想认真做点儿事情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质量等等指标；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则由专门的太监机构负责，其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一致。只是这里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太监。

制作的随意使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大成疑问。其最显著的后果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地督促有关部门，仿造西洋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制作成功后，专门举行献宝典礼向皇帝报喜，并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结果，为保证一次试射成功而千挑万选出来的枪，在天启皇帝兴致勃勃地注视下，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枪身的手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祯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天启皇帝在位时，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崇祯皇帝继位后他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并大力吸收发展之。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他曾经黯然神伤地谈到过：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膛，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在帝国官场的倾轧角斗中，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为了加害政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在试枪试炮时引发枪膛或者炮膛爆炸，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却无比阴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烟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发生炮膛爆炸，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和数名助手炸死。帝国决策层中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发生激烈争论。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而第一批一起进口后、试射炸膛余下来的大炮，则由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在袁崇焕的手中，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三月；《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九，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后来，一直有人认为，那门试射时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为讨厌天主教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所致。

就这样，引进了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竟然在帝国制度下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状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继光的时代已经是普遍现象，到袁崇焕时，几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不止一种史料包括戚继光的著作中都有记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会不会炸膛和在什么时候炸膛，因此使用它们的士兵们便只好尽可能地离那玩意儿远一点。譬如，本来应该双手将其托举在胸前，瞄准后施放，但为了减少危险，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然后，扭过身子，将枪朝后远远伸出去射击。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铳枪只能单发，临战阵时填充弹药是个麻烦。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枪手排成方阵，第一排采用卧姿射击，第二排为跪姿，第三排为立姿，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退到后面填装弹药，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火力。与此时代相差无几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为帝国文武自我感觉过好的缘故，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理论。于是，这些武器与诸葛八卦阵杂糅起来，自然成了一团乱麻。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因为一排枪放完后，大家乱糟糟地填充弹药时，旋风般的骑兵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那时，这些铳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及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因此，戚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枪炮质量问题。事实上，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远非一个戚继光或者张居正所能解决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状、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同时，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张居正的亲密战友与部下戚继光被调离蓟门，冷处理、边缘化到了广东；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费阿拉称王，同时，戚继光在郁郁寡欢中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近四十年岁月里，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仗剑、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时，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中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这些战术思想，却被废弃和遗忘了。原因是，皇帝不喜欢张居正和戚继光，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此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尊严和权力，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就这样，戚继光死后没有几天，在偌大的大明帝国里，很快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将屏障、火炮和铳枪组织起来后，经过训练，是可以有效地将骑兵大兵团打趴下的。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明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携带并使用过枪炮——火器，但是，似乎并没有给努尔哈赤造成过什么困扰。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曾经缴获过大批火炮和铳枪，好像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或者，他说不定还很奇怪，不明白大明军队千里迢迢地带着这些笨重家伙是什么意思。于是，双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谁都没有意识到彼此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明军将士显然没有认为，在武器装备上，自己比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对手是领先了整整一个时代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袁崇焕的出现。

袁崇焕是否直接受益于大科学家徐光启，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受到了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极大影响。

当年，袁崇焕坚持帝国防守应该在宁远而不是在山海关时，就得到过孙元化的鼎力支持，后来，在孙承宗经营辽东期间，孙元化与袁崇焕都是孙承宗的部下，他们差不多是同级别干部。孙元化专门负责各个军事要塞包括宁远炮台的建设，宁远枪手和炮手的组织、训练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后来，这两个人的命运很相像：辽东巡抚袁崇焕惨死在崇祯皇帝的手中，两年后，登莱巡抚孙元化也是在没有特别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崇祯皇帝杀死。随着孙元化的冤死，他的老师徐光启也在第二年黯然离世，师生二人矢志编练一支近代化新军的理想，亦随风而逝。否则，我国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历史，可能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时，至少向前推二百七八十年。

但不管怎样，他们活在世上时，确实曾经在宁远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令努尔哈赤吃了一次不小的苦头。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则大体只有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这六个字表明，袁崇焕已经与戚继光之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只要向前再走一步，他就尽得戚继光思想之精髓。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情势可能会变得如戚继光在世时对付蒙古骑兵一样：凭借屏障的保护，大明帝国军队将八旗骑兵变成了大炮和铳枪的移动靶子。

可惜，命运没有给袁崇焕留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这一年，在后金汗国悲喜参半的同时，它的死敌——大明帝国那儿，也发生了许多让人一惊一乍一喜一忧，从而令历史无法忘怀的故事。

宁远城头的大炮在令后金汗国一片愁云惨雾的同时，也给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年未有过的欢乐。对金开战八年以来，这是大明帝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皇帝诏书、文书报告中获得的胜利。本来，当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兵进逼宁远城时，帝国朝野内外，除了袁崇焕和宁远城里的一伙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宁远城能够守得住。兵部尚书为此召集紧急御前军事会议，讨论宁远战守局势，讨论结果是既无善策，亦无对策，只能听天由命。辽东经略高第和总兵拥重兵于山海关上遥遥观望，不敢出关门一步前去驰援。就在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时，宁远前线却突如其来地传来捷报，一时间举朝举国大喜过望，袁崇焕被立即擢升一级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即时成为举国瞩目的中流砥柱。高第和那位拥兵关上的总兵则被撤职查办。

到此时，情况似乎很好，而其实并不太好，甚至很不好。原因是，此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权力中枢。前一年，魏忠贤的助手们已经干掉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东林名臣如杨琏、左光斗等，酿成史称“六君子案”的著名政治谋杀案。如今，就在袁崇焕激战于宁远城头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已经拉开序幕，并在苏州、常州激起大规模民变，有消息说，魏忠贤甚至一度准备在上述二地大开杀戒。

进入三月份以后，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实行封赏：袁崇焕官升一级，任命巡抚辽东、山海。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所致，又因为他是太监，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晋为侯爵，又晋为宁国公爵，累计共进九级；魏忠贤本人则晋爵为上公。

当年八月，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大明帝国浙江巡抚请求中央政府，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意思是，在这个去了势的东西尚且在世时，为他修活人纪念堂，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曰：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而且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的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此时，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气，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哪怕是白痴弱智，都应该觉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此时，皇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愈来愈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在此时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族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一变而沦为满洲军人的奴隶，不堪忍受时，再变就沦为“逃人”。原来主要依靠汉族人耕作获得的粮食，如今，随着“逃人”的日益增多，土地被大量撂荒，粮食棉布等等已经明显出现短缺。女真人游牧渔猎的传统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之属，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危机：一是青壮年大多从军打仗去了，一次出征抢掠回来的财富，可能比一年游牧渔猎的收获还丰，致使人们对于深山老林里的渔猎生涯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兴趣；其二，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些珍贵的土产已经没有大明朝的商人前来收购了，若换不来金银、布匹、粮食的话，那些东西固然珍贵，却是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

此时，后金汗国的军队总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需要填满这十五万张嘴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不断地打胜仗，才能通过战争掠夺，取得高于游牧渔猎的收益，才能既维持住本身高昂的士气，也维持住那些归顺过来的蒙古部落的忠诚。要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这是后金汗国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人手上，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并且特别难以承受战败后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宁远城下的战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才变得特别难以接受。

现在，筹措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饷，已经成为难度颇大的工作。辽东汉人此起彼伏的暴动，驻扎在朝鲜境内的明军毛文龙部队的不断骚扰，加上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后金汗国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后世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此时的后金汗国远比大明帝国危险，一个措置不当，分崩离析之势将会立至。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七日，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第七天，袁崇焕派来的代表团到了沈阳。

以前，大明帝国将后金国视为叛逆，除了征伐之外，连知彼知己方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识都忘到了脑后，致使任何与后金国互通音讯的举动，都变得充满难以预测的凶险后果。首鼠两端，已经不仅仅是可笑。如今，袁崇焕竟然派来了一个三十四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据说是前来吊唁老汗王的死，并祝贺新汗王继位。

皇太极当然知道，袁崇焕不是来上香，而是来气老和尚的。于是，针锋相对。你不是想来收集我的军政情报、摸我的底吗？好，我热情款待，慷慨大方，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每个人都嘴巴光光肚儿圆圆。足足吃了一个多月，玩儿了一个多月，让他们参加自己的大军凯旋仪式，参观自己的军容之盛，赏赐给这代表团的头头儿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临走，还派人携带丰厚礼品，前去回访袁崇焕。

由此，彼此其实已经都很清楚，情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双方都不是那么好惹的。从此以后，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在拿自己开涮，却又都一本正经地把游戏玩得跟真的一样。

原因对于这二位一模一样：他们两人都实在太需要时间了。

皇太极需要稳住袁崇焕，好腾出手来，去收拾那个一直冷冷地站在自己后面的朝鲜。前有强敌，片刻不敢松懈；后面，又总是被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后脑勺。这样的感觉实在太糟，皇太极已经忍无可忍。

袁崇焕则需要赶快在单薄的宁远城外，把蒙古人还回来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杏山、连山诸要塞真正变成城堡，变成具有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只要互为犄角、结成相互呼应的网状体系，袁崇焕就真的不怕这个皇太极了。

他们两个人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对方想干什么，但他们各自都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时间，也做完了各自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和袁崇焕才一拍即合，开始了充满尔虞我诈的和平谈判。

由于双方各怀鬼胎，因此，皇太极接待袁崇焕的使团时，表现得特别热情。史书记载说：大明使团吊唁时，后金汗国“诸贝勒皆叩首谢吊”，并盛情款待。同样，当后金汗国答谢使团来到宁远时，袁崇焕也表现得煞有介事。史书记载说：后金汗国使节在袁崇焕面前极为恭顺，就像昔日入贡受赏时一样，行三步一叩首之礼，跪拜如仪之后，再口呼“老大人”，跪呈书札。整个情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被打服了前来低头认错的属夷。皇太极需要的是时间，袁崇焕需要的同样也是时间。于是，以来书行文不合规矩的名义，将使节打发走了。第二次使节来访时，袁崇焕又以语言称呼不合规矩的说辞，将来使又一次打发回去。在此期间，皇太极已经完成了所有进军朝鲜的准备工作，并开始大举进攻；而袁崇焕则迅速出兵恢复了对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与右屯四城的控制，并加紧施工，抢修上述四城被毁掉的城防工事与设施等。

不久，朝鲜国王和驻朝明军毛文龙部双双告急求援，朝廷命袁崇焕出兵救援。袁崇焕派水师往援毛文龙，并派遣朱梅等九将官率军九千来到三岔河即今日辽宁省盘山县西南边境线上，虚张声势，以为牵制，实际并未投入战斗。随后，朝鲜臣服，这支部队便撤回原地。就此，帝国朝臣猛烈抨击袁崇焕连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顾，坐视朝鲜和毛文龙遭受攻击。袁崇焕上书抗辩，清楚表达了他利用和谈之机，抢修锦州、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四城的战略规划。他表示：这些城池的修筑是必需的，只能趁后金汗国攻打朝鲜的机会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即便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只要三座城池修建完毕，那时的战守就远在山海关外四百里以外了，如此，山海关金汤益固矣。

平心而论，我们很难在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评说袁崇焕此举的利弊得失。譬如，说袁崇焕缺少战略头脑和大局意识，导致大明帝国在后金汗国侧后翼失去了朝鲜这个极端重要的钳制力量和最坚强的盟友。这的确没有错，可能也真的是事实。但是，换个角度，从袁崇焕的视角看过去的话，想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此时，袁崇焕手中可以直接指挥的山海关外的部队大约有六万人左右。皇太极派去进攻朝鲜的部队大约为三万人，后来陆续增援的部队约一万五千人，留守在沈阳周围的部队约十万人。就算袁崇焕想打一次抗金援朝战争，他是否有这个实力也实在是大成疑问。他需要投鼠忌器的地方太多太多——比如，魏忠贤掌控下的中央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他接手不到一年的六万军队，能否对抗皇太极的十万铁骑？凭坚城用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若远离坚城，和八旗骑兵野外作战是否能行？等等。此时此刻的大明帝国已经从上到下都失去了从容调度、指挥若定的风采，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袁崇焕就是有心杀贼，他也无力回天了。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三四月间，出师朝鲜的大军凯旋之后，在沈阳举行的盛大庆功宴会上，皇太极方才得到情报，知道在对付朝鲜期间，袁崇焕修城筑堡、屯垦自给、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得卓有成效，显然志不在小。事实上，袁崇焕所做的一切，已经对后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皇太极很快决定，趁明军在凌锦地区立足未稳，立即准备出兵扫荡明军新近抢修的大、小凌河右屯和锦州，消除这一威胁。然后再趋宁远，为老努尔哈赤报一箭之仇。

就这样，从去年九月至今，袁崇焕利用和谈，总共为自己争取到了半年左右时间。而在这来之不易的半年里，帝国朝局已经又有变动——

如今的魏忠贤，已经从千岁进到九千岁，再进到九千九百岁；帝国省级官员中，他已经有了不止一个干儿子；那些有幸能够见到他的帝国官员，有人开始在他面前行三拜五叩首之礼，这是仅次于朝见皇帝时的大礼。

这时的袁崇焕可能自我感觉太好了，毕竟几个月以前，他还被视为帝国东北部的擎天一柱，而受到帝国官场和全国人民的景仰。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的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在帝国官场的带领下不再景仰他，而是更加热烈地去景仰魏忠贤了；同时，他大约也实在太忙，顾不上了解为魏忠贤抢修生祠已经从省级城市，扩展到地市县级小城了，他没有仔细揣摩其中的意味。最后，他手中的军费可能的确有限，使他不敢在皇太极的眼皮底下，将这经费从城防设施中，抽调到那个太监的纪念堂上去。于是，魏忠贤和朝堂中的官员们，陆续开始不耐烦对他假以辞色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国家是什么？除了自己手里的权力，其他的鸟都不是。什么国家柱石，什么有盖世之才且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只要不顺从他们，根本统统就是扯淡。

就在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发作时，皇太极的兵马又一次逼到了袁崇焕的面前。没有人能够想到，宁锦之战，将成为皇太极戎马生涯中，指挥得最为窝囊的一次军事行动。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挟朝鲜战争得胜之师，于沈阳誓师出征，渡过辽河直薄辽西。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挥军完成了对锦州的合围之势。为了围点打援，皇太极派遣一支部队，越过锦州，向西逼近宁远。然后，皇太极像以往努尔哈赤作战时一样，将一大批俘获的百姓和官兵驱赶到锦州城下，里面夹杂着准备混进城去里应外合的部队，总计约两千多人。谁知，锦州守城将士坚决不开城门，令皇太极的计划落空。皇太极只好派人对守城主将赵率教实行诱降，没有结果。于是，从西、北两个方向向锦州发起猛攻。

史书记载说，在明军炮火矢石之下，八旗将士伤亡甚众，然冒死冲击，坚不退却，并一度几乎攻破城西北角。战斗从辰时即早晨七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戌时即晚上七八点钟。战斗结束后，锦州城下堆积着许多后金兵尸体，损失相当严重。当夜，这些尸体被他们的战友们拖到明军修城时的砖窑里焚化。皇太极则将部队后撤五里安营，并派人连夜赶回沈阳调取援兵。

第二天，八旗兵显然是被大炮炸怕了，远远地环城而行，却不敢靠近城池。皇太极连续三次派遣使者，试图劝说守城将领放弃抵抗。明军守将赵率教站在城头，回答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根本不让皇太极的使者进城。皇太极希望制造战机，引诱明军出城野战，明军不为所动，按照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坚守不出。搞得皇太极极度郁闷，又毫无办法。

就这样，连续半个月，皇太极在锦州城下无计可施。

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留下部分疑兵继续围攻锦州，自己率军转攻宁远。当时，袁崇焕已经派出水师和陆军准备驰援锦州，在背后夹击后金军。见到后金军后，援兵退回宁远城下，收缩在城外护城壕堑的保护圈内，布置战车炮火。皇太极见此情形，知道不利于骑兵冲击，遂下令后撤，再一次企图引诱明军追赶，以便在旷野施展骑兵的威力。结果，锦州城里的明军不上当，宁远城下的明军也不上当。他们只是在城下静静地严阵以待。

最后，焦虑中的皇太极终于失去了镇定，下令发起攻击。当此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全都认为明军离城太近，不适合硬攻。皇太极喊道：“去年皇考攻不下宁远，今天我又打不下锦州。现在要是连野战都不能打，我们八旗还有什么军威？”随后，怒吼着命身边的近卫军冲锋。史书记载说，各大小贝勒见此情形，“感到羞惭”，连铠甲都来不及披挂，便跟在后面，向宁远城下疾驰冲击。

这回，皇太极错尽错绝。

袁崇焕的大炮射程在两千米开外，明军则是在护城壕里面列阵，距离都在一千米之内，大体在炮火射程的有效保护下。皇太极督率大军一冲，恰好全部冲进了那些红夷大炮的覆盖范围之内，结果宁远城上城下的大炮一起轰鸣，八旗军又一次遭遇了猛烈轰击。以至于八大贝勒之一的济尔哈朗以及代善的儿子、曾经和岳托一道发起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议政贝勒萨哈廉等高级将领身受重伤，其他高级将领战死或者受伤亦见诸史册。就连皇太极的龙旗和御用帷幄都被大炮炸碎。八旗军队再一次在宁远城下遭遇重挫。后来，能征善战文武双全的萨哈廉年纪很轻就死去，令皇太极痛惜不止，可能就和此次受伤有关。

值此之际，宁远城下的明军趁势杀出，两军战成一团。这是辽东战事开打十年以来，明军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主动与后金军展开野战。双方激烈厮杀到傍晚方才收兵。据说，除在大炮下伤亡者之外，是次野战，双方互有死伤，约略相当。对于大明帝国军队来说，此举意义重大，因为八旗铁骑在野战中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了。

当天夜里，皇太极接到锦州方向军报，锦州城里的明军突然出城袭击后金军营。皇太极遂撤军，重新围困锦州。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行，断绝出入，夜晚则举火擂鼓，彻夜呐喊，以期动摇城中军民之意志。

六月四日，皇太极亲自督战，对锦州再次发起攻坚。经过一日激战，实在看不出任何斩获的可能。就此皇太极悻悻然退兵，返回沈阳。

宁锦之战从五月六日开始，到六月五日结束，前后正好一个月时间。其间，大战四次，小仗无数。明军坚持“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导致后金汗国军队遭受严重伤亡。

堂皇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是在乾隆年间最终完成的。当时，在乾隆皇帝主导下，正是文字狱最为严酷、社会最为黑暗的时代。文字工作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家惨遭杀害。有一种说法，在撰写努尔哈赤一败于宁远、皇太极再败于宁锦这两段历史时，当时史学工作者所遵循的原则是：完全避免“不良、不敬、不恭、不谀”的字句。于是，真实的资料大多遭到淹没或阉割，而在袁崇焕传里，却保留下了“大捷”的字眼，总算给后世的阅读者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在战场上，袁崇焕肯定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不过，在官场上，他可就举步维艰了。捷报频传之后，帝国朝野的反响似乎大不同于宁远保卫战之后，不但没有那时热烈，反而不断传来冷言冷语。

一些帝国监察官员坚持认为，假如不是因为袁崇焕部下的几员大将死战不退，英勇顽强，很有可能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作为辽西战场的最高统帅，袁崇焕不但无功，而且不无微罪，比如敌人败退而不知乘胜进击，再比如皇太极攻锦州、宁远不克，返回去再攻锦州时，袁崇焕不肯率兵前去救援，表明他已经暮气深重，没有了气壮山河临敌必胜的豪情壮志，等等。

这些指责，概念微妙，应用常识不太容易理解其中的逻辑。比如为什么一场战争打胜了，胜利一方的前敌最高统帅却是有罪的，等等。必须使用官场特殊的解读技巧并对事件整体背景全面把握，方能明白其中之奥妙。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代表九千九百岁魏忠贤和万岁天启皇帝向袁崇焕发出不满和警告。譬如，天启皇帝起初对于袁崇焕总是要和皇太极和谈，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感，到后来开始频频指责，“袁崇焕轻率遣使议和，动出非常，茫无实效”云云。（《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六）至于说“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兹至”，表明已有不少人开始非议袁崇焕。“暮气深重”一词，是帝国官场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的一句术语，一般用来指责别人或自己已经不堪造就。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就是居功自傲，意志衰退，不思进取，该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回家玩儿去的意思。

随后，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计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及其战友们仅仅加衔一级。以至于魏忠贤的一个名叫霍维华的同僚都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史书记载说，经同僚们点拨和苦劝，刚烈如袁崇焕幡然悔悟，上书中央政府，挤出本来就不很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去了势的太监建纪念祠堂。

即便如此，袁崇焕受到的指责也并不比以前更少，由是，袁崇焕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见容于那位九千岁了，于是再上书请求辞职，回乡养病。几天后，请求被批准。当年七月初二日，这位“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能守住国门”、独卧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之孤城的慷慨男儿，心情黯淡地离开了那座英雄的城市，那座由于有了他而富有了传奇色彩的城市。

可以想见，此番回乡，乡亲邻里、退伍老兵们大约要听他慷慨激昂地畅谈塞上故事，纵论边关风云了。

正文第九章袁崇焕一生中的最大错招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整个一年风云变幻、波诡云谲。

正月初八，登基四个月的皇太极借朝鲜正在内乱、乏力抵抗之机，出兵朝鲜；

两个月后，三月三日，朝鲜国王与后金汗国代表签订了约为兄弟之邦的城下之盟；

五月六日，皇太极出兵辽西，继父亲努尔哈赤一年前败于宁远城下之后，在锦州和宁远城下再败于袁崇焕之手；

七月初二日，刚刚第二次重创后金汗国的袁崇焕在魏忠贤与朝堂官员的挤对下，不安于位，辞职回乡；

八月二十二日，在努尔哈赤死后整整一年时，大明帝国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缠绵患病后死去；三天后，在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一年之际，天启皇帝朱由校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

三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开始修理魏忠贤；

十一月初，曾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自杀，阉党星散。

帝国朝局为之一变。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袁崇焕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先是崇祯皇帝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名位，随后又派人前去他的家乡召他还朝。

第二年七月，在黯然离职一年之后，袁崇焕又在崇祯皇帝的召唤下意气风发地衣锦回朝了。此时，他的职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负责整个辽东第一线针对后金汗国的军事指挥。

从此以后，袁崇焕在帝国政治迷局中，一步走错之后便步步走错，再也没有了全身而退的机会。

说起来，袁崇焕走错的第一步，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几句话而已。只是，这是几句关乎帝国命运的话，是几句出于帝国前敌最高军事统帅之口，入于帝国国家元首之耳的几句话，于是就变得重大无比。假如袁崇焕置身于一种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环境之下的话，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如此之糟。可是，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决定另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得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令袁崇焕再无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从此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变得惨痛无比。

袁崇焕来到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即召见于平台，听他谈论平辽方略。

十七岁的小皇帝朱由检见了袁崇焕，先是慰劳备至，然后发问：“建州女真小丑跳梁至今已经十年矣，土地沦丧，生灵涂炭。卿不远万里响应召唤，忠勇可嘉。你有什么方略想法，不必顾忌都可以谈谈。”

袁崇焕说：“臣的所有方略想法，已经都写在给皇上您的报告里了。”

皇帝说：“报告我会仔细看，你先谈谈你的主要想法，比如边关什么时候可以平复？”

时年四十五岁、久经战阵的袁崇焕，一谈起边关仍然便会心潮激荡，遂慷慨陈词，曰：“臣承蒙皇上特殊的眷顾信任，要是皇上能够给我全权的话，五年之内，一定可以平息这个祸害，恢复全辽。”

小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也随之慷慨激昂，曰：“五年灭寇，就是方略！到那时，赏千金封万户侯朕都不会吝惜。你要努力好好干，解除天下的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会有福啦。”

袁崇焕顿首拜谢。

心潮大约同样激荡不已的小皇帝，高兴地转回休息室去小憩，可能是去解手。一位参与召见的同僚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你有把握吗？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袁崇焕答曰：“也没什么具体想法，我看皇上很焦虑，就那么一说，安慰安慰皇帝而已。”

这位同僚一听急了，警告袁崇焕说：“皇上英明过人，你怎么可以随口许诺？五年以后，皇上要是让你兑现承诺，你怎么办？”

史书记载说，袁崇焕顿时感到“抚然自失”。片刻，皇帝转回来，他赶紧报告说：“辽东的事情很不容易解决。陛下信任臣，臣不敢因为难而推托。臣估计大约要用五年左右时间。但这五年里，所有事情都必须要相互配合好，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部和工部都得全力支持，十分顺手才行。”

皇帝将目光转向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两位尚书赶快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无需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伙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事实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做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做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几千年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儒家三纲五常那一套意识形态是一种真正混蛋透顶、狗屁不通的说教，我们就可以视那些维护此种说教的人为真正下贱的贱骨头和民族心灵之戕贼，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像正人君子。因为，我国历史上所有涉及志士仁人的悲剧，几乎全部与此深有干系。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道：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袁崇焕所说的所有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做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那股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什么。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得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毛文龙字镇南，祖籍山西太平，父亲行商于浙江钱塘时，生下毛文龙，是故，以浙江为其籍贯。据说，此人少小不喜欢读书，爱好谈兵。后来出走投奔叔叔，承袭了叔叔百户的职位。早年，在辽东明军中服役，曾经是李成梁的部下。萨尔浒大战之后，就在努尔哈赤颇有席卷辽东之势时，毛文龙毅然领命，带领不多的几个部下，深入努尔哈赤的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他们活动在今日之朝鲜以及我国吉林、辽宁相接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旅顺等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骚扰得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日夜不得安宁。随着努尔哈赤种族歧视政策的愈演愈烈，毛文龙的部队也日益壮大，很有可能达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并在皮岛上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东江镇。“时时袭击建虏，有所斩获。”（谈迁《国榷》卷九十）

皮岛就是如今朝鲜的椴岛，据说之所以被称为皮岛，是因为“椴”字在朝鲜语中发“皮”音，又在很长时间里驻扎着明朝军队，于是在明代史籍中便被记为“皮岛”。翻开地图，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皮岛紧挨着朝鲜海岸，海上距离辽南地区近在咫尺，由此出发，或翻山，或跨海，骚扰起努尔哈赤来，实在是防不胜防。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并将首都迁往辽阳、沈阳之后，皮岛和毛文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毛文龙曾经率部一直深入到努尔哈赤大后方的老家附近，将敌人生产、生活、战斗之物资变成自己的物资，然后取道鞍山，翻过摩天岭，在距离辽阳和沈阳只有百十里地的地方再骚扰一番，一旦感觉疲劳或见势不好，便安然退入海中，扬帆远去。毛文龙屡屡得手，故极为嚣张。

这种情形对努尔哈赤刺激很大，因为毛文龙经常出没于图们江流域的延吉、辉春、图们、汪清一带地方，这里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家。只是努尔哈赤化家为国之后，家乡的青壮年人口已经大部分跟着他出来打天下了，留在那里的都是老幼病残，努尔哈赤很难抽调出兵力去防守那空虚的后方。而八旗铁骑又是典型善骑的北兵，对大海完全找不到感觉，因此长期以来，后金汗国基本都拿毛文龙毫无办法，努尔哈赤之所以不敢放心大胆地向西进攻，和毛文龙伸手就可以抚到自己侧后背上有着绝大关系。因此，大史学家谈迁才会记载下这样形容毛文龙的一段话：就像努尔哈赤身上的虱子，打不得又捉不到，虽然伤不了筋骨，却能够令人日夜不安。这也可以算是对游击战的经典描述了。

努尔哈赤曾经派人对毛文龙大谈明朝的腐败，并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毛文龙，结果被毛文龙严词拒绝。因此，毛文龙在时人的眼中颇有抗金志士的声誉。毛文龙的苏浙大同乡、大书画家董其昌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国家若能有两个毛文龙，则努尔哈赤便可灭，辽东便可复，那些投降了努尔哈赤的我国叛逆便只能束手就擒。”（《明史》卷二五九）当时，毛文龙确有胆略，其声望之高，远在早期的袁崇焕之上。由于这些不算小的功勋，毛文龙屡受嘉奖，官居总兵，挂将军印，授左都督，赐尚方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受到朝廷特别重视的一支力量。

袁崇焕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越来越不能容忍毛文龙，以至于必欲杀之而后快者，大约和下列情形有关：

可能是因为晋商、浙商善于经营理财，这毛文龙同样生财有术、天资不凡。在战火纷飞之际，这厮突然做起生意来，而且做得规模极大，使这位抗金志士不但成了位高权重的帝国重臣，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巨大富翁。

皮岛是朝鲜进入渤海湾、交通中国的海上要冲，也可以控制辽东半岛到山海关内的海上运输，两岸三地之间满载货物之商船乘风破浪经过此地者甚多。忽一日，毛文龙突然下令，对过往船只，不论大小，一律征收通行税。然后，更在军事重镇皮岛之上开设市场，以优惠政策召唤八方客商四处“逃人”前来贸易，以便征收货物税。结果，把一个他来之前荒无人烟的八十里皮岛，经营得熙熙攘攘、红红火火，据说常驻与流动人口达到了十数万人。

当时，大明帝国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汗国土特产品是为非法，致使内地那些渴望用人参补养的有钱人，对那生长在辽东深山之中的植物根系望眼欲穿，价格高涨得超过了黄金。于是市场意识与嗅觉极其敏锐的毛文龙，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将从后金汗国前来避难的“逃人”组织起来，成立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分批次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于努尔哈赤起家的发源地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平价收购之，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乃至于京师间发售，一时间，毛文龙立成一方巨富。于是，昔日之志士，如今的富家翁，于皮岛之上，号称海上天子，以海上王自命自居自娱自乐。从此，文龙不思进取矣。

毛文龙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原因是，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二十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大约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这话说得多了，可能后来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确实有二十万名部下了，遂使朝廷万分难过。

此时，毛文龙的路数和他的老长官李成梁晚年时差相仿佛，精通社会财富再分配之原理，深知天下钱财不是一个人能赚得完的，他大把挥洒银两于京师权贵、政要、太监门下，致使在封疆大吏中就有好几个干儿子的魏忠贤，对袁崇焕可以丝毫不假以颜色，对他却要格外高看一眼，内阁大学士们也都仿佛是他的孪生兄弟一般。

如今，魏忠贤倒台，内阁也几经变动，再加上这一年年的银两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比朝廷正常年景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都多，即便加征了辽饷，也不够填这么多大张嘴的狮子之口。于是，难过之余的朝廷重臣中开始颇有烦言，最后决定派人前去核查人数。来人虽然受到毛文龙有如招待国王一般的款待，却仍然没有办法将其部下人数核定为二十万，只好以十万人上报。按照当时的朝廷建制规定，皮岛又称东江镇，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管辖与输饷，这登莱道衙门十分较真，核查来核查去，只查对出了两万八千人。于是，坚信自己有二十万部下的毛文龙，为自己一直以来广开财源，自谋生路的不凡手段找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的特别充足的理由。

此外，驻扎在人家领土之上，毛文龙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东道主，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受到东道主的感谢，于是就以协助东道主保家卫国的名义，时常向东道主索要钱粮，搞得朝鲜国王不胜其烦。那努尔哈赤是何其厉害的角色，他很快就派人联络朝鲜国王，重申友好结盟之意，以图共同对付明朝和毛文龙。毛文龙探得消息后，立即飞速报告朝廷，并且要求朝廷委派自己为朝鲜监督，意思就是想由自己来当朝鲜国王的太上王。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那三十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如痴如醉地迷恋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再加上一个主意比谁都多的魏忠贤，也没有谁敢下达这样的指令。于是，毛文龙顾不上骚扰努尔哈赤，反而要对大明朝最好的盟邦朝鲜严加戒备了。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令袁崇焕切齿痛恨的话，毛文龙自说自话，把自己放在和袁崇焕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不太拿督师放在眼里，不听招呼，就让袁崇焕很难容忍了。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袁崇焕个性强烈，杀伐决断，敢作敢为，其自说自话，不听招呼似乎比毛文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籍中关于此方面颇有些记载。在此之前，朝廷曾经将袁崇焕的两个高级同僚调离，原因也是因为袁崇焕无法与他们共事之故。同性相斥，他无法容忍同样秉性的毛文龙也在情理之中。这大约是袁崇焕对毛文龙痛下杀手在性格、情感上的部分原因。

还有部分原因，可能就和袁崇焕对皇帝“五年复辽”的承诺有关。

从袁崇焕到达辽东前线后的一系列动作中，可以看出，那个承诺的确使他感到了巨大压力，使他特别急切地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整合麾下的所有力量。譬如，为了减少可能产生掣肘和扯皮的环节，他将山海关内外的统兵权裁撤合并到三员大将身上，将锦州和宁远合并为一镇，由祖大寿总领其事，加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协助祖大寿驻守锦州；将赵率教从蓟门移驻山海关，袁崇焕则坐镇于宁远。他和上述三位大将立誓，五年平复辽东，届时如果达不到目标，袁崇焕将亲手杀死这三员大将，然后砍下自己的头颅以谢天下。上述情形报告给崇祯皇帝后，皇帝曰：可。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在皇帝面前的这个承诺，其严重程度根本就等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立下了军令状。为此，皇帝和帝国政府对他一路绿灯，差不多满足了他所有要求，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届时交不了差，那个在不动声色之间干掉了魏忠贤的青年皇帝，对他是否会比对魏忠贤更客气，是可以成为一个疑问的。因此，袁崇焕必须把他权限范围内的所有力量尽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他的指挥下如臂使指地指向后金汗国，决不允许有不听招呼的情形出现。

这些力量中，包括了蓟、辽、登、莱、天津的所有军事单位和与军事有关的单位，其中，毛文龙的皮岛东江镇当然是重要的一支。

宁远兵变时，袁崇焕请求朝廷按时下发军饷，皇帝不高兴，一位大学士迎合皇帝说：若是士兵一闹就发饷，那其他地方的军队有样学样怎么办？对于袁崇焕来说，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要是毛文龙不听招呼，自己没有办法修理他，其他那些力量不听招呼怎么办？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届时，自己拿什么去兑现那“五年复辽”的承诺？

毛文龙有勇有谋有胆魄却不听招呼并非自袁崇焕始。当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时，毛文龙并不买账，只听其老上司王化贞的指挥，令熊廷弼气恨难消。多年前，袁崇焕第一次赴任辽东之前，曾经与熊廷弼有过很是投机的长谈，或许那时，他就在熊廷弼口中知道了毛文龙的嚣张难制。

宁远保卫战之后，袁崇焕晋升为辽东巡抚，为了协调各方力量一致行动，曾经因为毛文龙是连接朝鲜牵制后金侧后翼的桥梁，所以奏报朝廷，准备给他那里增调精兵良将，以加大努尔哈赤腹背受敌的力度，谁知，毛文龙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挠，并连连上书批驳袁崇焕，搞得就好像袁崇焕垂涎于他那地盘似的。最后，终于把袁崇焕的计划无疾而终地给“淹”了。因之，在袁崇焕心里，可能会认为毛文龙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怎么看怎么像奸商海盗加发国难财的割据军阀之流人物。

这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的不同所在。这两个性格有些相似的人物，品格的差异却很大。

或许毛文龙对帝国朝局的认识比袁崇焕透彻，但其品格却比袁崇焕远为低下。因此，才选择了一条保存实力、积蓄钱财，甚至虚报兵额、冒领军饷、走私贩私的道路。如果政治清明，他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封疆大吏，若大环境相反的话，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必定是指向割据一方的军阀和乱世之枭雄。可惜，帝国政治给他提供的是后一种环境。

袁崇焕则可能是个胆汁质的热血男儿，一个饱读圣贤之书、充满家国情怀、有勇有谋、有为有守、急功好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一类人物。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除极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袁崇焕的命运，大体上是绝大多数时代中这一类人物的标准结局。譬如五百年前的岳飞，譬如本朝百多年前的于谦，譬如前不久的熊廷弼。

只是，无论如何，此刻的毛文龙不管他像个海盗奸商也罢，像个割据一方发国难财的军阀也罢，他毕竟还只是“像”那玩意儿，而不是已经“是”那玩意儿了。他毕竟还是帝国东方一路前敌大军的统帅，毕竟在朝鲜已经成为后金汗国兄弟之邦的情势下，他还坚持在那里，形成着敌人侧后翼巨大的后顾之忧，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毕竟他手下的数万将士是跟着他一起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而在帝国制度下，最重要的是——毕竟他是皇帝才有权力处置的帝国重臣。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袁崇焕痛下杀手，如何能不构成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错误！

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两个强人之间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事实上，在袁崇焕此次奉召赴京时，一位同样讨厌毛文龙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就曾经到袁崇焕住所，和他探讨怎么样对待毛文龙的问题。袁崇焕表示：毛文龙能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一）

赴任之后，袁崇焕曾经给兵部尚书写过一封信，其中谈道：“皇太极屡屡想和我讲和，朝廷重臣中也有人主张谈和。毛文龙若和我同心协力，我当然对他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谈迁《国榷》卷九十）这封信实际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太极作为袁崇焕与毛文龙的共同敌人，可能在促使袁崇焕举起那柄诛杀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时，产生过绝大的作用与影响。

皇太极继位后第一次出征朝鲜时，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希望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扫除大明帝国驻扎在朝鲜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指的就是毛文龙的部队。在皇太极召开的出征朝鲜誓师大会上，誓词中明明白白地写道：“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当征讨。但此行不是专攻朝鲜，明朝的毛文龙就在朝鲜近海海边，不停地招降纳叛，因此，我们才要行此天谴。”（《清太宗实录》卷二）在与朝鲜约为兄弟之邦的谈判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要朝鲜断绝与大明帝国的关系。不料，朝鲜口惠而实不至，虽然签订了盟约，实际上却并不执行。大明帝国军队照样在朝鲜领土上驻扎、屯垦、做生意，威胁后金汗国的侧后翼。而皇太极没有水师，没有船只，八旗铁骑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在海上则完全找不到北，是故，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对毛文龙基本束手无策。

因此，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也让大明帝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李永芳劝诱毛文龙投降，这种劝诱过去在大明帝国官员与将领身上多次发生效力。但此次仍然被毛文龙拒绝，毛文龙将此事报告了皇帝。于是，李永芳建议皇太极：“兵入中国，恐怕毛文龙会截断后路；最好是给袁崇焕写信，假装答应归还辽东给他，条件是必须杀掉毛文龙。”皇太极按照李永芳的建议做了，袁崇焕则秘密回复，同意这一交换条件。（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当初，袁崇焕为辽东巡抚时，曾经派人前往建州和谈，后离职，没有结果。此次再次出山，为了完成五年复辽之承诺，乃再一次谋划和谈。皇太极的答复是：‘如果真有诚意的话，就拿毛文龙的脑袋来换辽东土地。’崇焕信之。”

据说，袁崇焕两次主持辽东前线工作，哪怕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与皇太极和谈时，皇太极必定始终坚持一个条件，就是和谈可以，也可以把辽东失地还给大明，但是，“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我没法相信你，除非你拿个盒子把毛文龙的脑袋装来。因此，此次袁崇焕复出之后，便“一门心思地想着杀掉毛文龙，用他的头颅换回辽东失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显然，皇太极的这种做法，和他五百年前的祖先对大宋皇帝赵构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要想和谈，讨回陕西、河南两省失地可以，条件是必须杀掉岳飞。

偏偏那毛文龙，砍头的刀已经架在自家脖子上了，他还在那儿折腾事儿。可能是出于挑拨离间的考虑，存心让袁崇焕与毛文龙掐起来，因此，皇太极一方面与袁崇焕和谈，另一方面又派人去和毛文龙和谈，使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更有资格成为和谈的主角。毛文龙不知是出于真心主战，还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重要，以便索取更多的军饷，他立即将皇太极找自己和谈的消息报告给了皇帝，并说了不少大话，核心意思就是灭掉后金不是什么难事。同时，对于把自己部下兵额核定为二万八千人，大为不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请饷甚急”。

毛文龙的这种态度，特别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识。自从主战的岳飞被冤杀之后，在我国官场与民间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越强硬，越容易被认为是忠诚的，是岳飞的战友，哪怕偏激一点都没有关系；反之，是秦桧的同伙，哪怕纯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则可能是有问题的。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明崇祯实录》卷二）

袁崇焕满心希望乘一败努尔哈赤、再败皇太极之余威，以军事上的严阵以待加上外交手段，即“以捭阖纵横之计”收回那辽东失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宁锦战守）为此，他不顾人们包括皇帝的看法，坚持公开和秘密地与后金汗国进行和谈。而且，他很有可能没有将和谈的详细情形，特别及时地向皇帝请示报告。显然，他和毛文龙的不同表现，在毛文龙被他杀死之后，十分有助于加深皇帝对他的疑虑，令皇帝更加相信他与皇太极之间是别有默契。此外，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所以，大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国榷》卷九十）信哉斯言。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就和自杀一样啊。

促使袁崇焕最终下决心干掉毛文龙的，可能是下列两件事情：

其一，鉴于毛文龙一再在军饷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暗指袁崇焕有意克扣，袁崇焕上书皇帝，请兵部派大员为毛文龙打理军饷事宜。毛文龙又是一阵矫情，和以前连连上书反对袁崇焕为他增派精兵良将一样，如今他连连抗疏痛驳袁崇焕，反对朝廷派人为他理饷。至此，这毛文龙真的就像一根搅屎棍和滚刀肉，不但逼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拿他没有办法，就连袁崇焕也一样，被他逼得杀心大起，只能是杀之而后快了。

另一件事情则是件小事：袁督师到任后，其属下应按制度前来谒见。不知道袁崇焕出于什么心理，是要试试毛文龙对自己的态度，还是尊重毛文龙的功勋地位，反正在毛文龙谒见时，袁崇焕不是以上级接见下属的礼节对待毛文龙，而是待之以宾主之礼。而毛文龙这厮作为下级，居然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对自己的上司还之以宾客之礼。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毛文龙忘了自己姓什么，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于是有史家认为，就是在那一刻，袁崇焕下定了除去他的决心。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六月，袁崇焕以犒劳部队的名义，泛海来到双岛，邀毛文龙相会。史书记载说，二人见面后，袁崇焕对毛文龙慰问备至，二人经常宴饮到半夜。六月六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在山上搭设帐篷，令甲士埋伏下来，除毛文龙身边将领之外，其余人等全部被挡在外面。

袁崇焕对毛文龙施礼曰：“您在海外担当重任，请受我一拜。”毛文龙连忙还礼。袁崇焕又询问那些将领的姓名，回答大部分都姓毛。毛文龙解释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孙。”袁崇焕笑着说：“你们在海外为国家效力，也请受我一拜。”众人慌忙顿首答谢。

大家落座后，袁崇焕随即指责毛文龙不法情事，毛文龙抗辩不屈。袁崇焕立命将毛文龙剥去衣冠，绑于堂下，并列举其十二款大罪，款款该杀。譬如，说他专制一方，耗费国家钱饷无数；杀难民冒功；口出狂言，说是取南京易如反掌；擅自开通马市，交通外番；部下数千人姓毛，滥予官职；抢掠商船，强夺民间女子；重金行贿京师，拜魏忠贤为义父等等。袁崇焕问他带来的那些部将，毛文龙是否该杀？那些将领惊惶失措，有的说“该杀”，有的则说毛文龙多年抗敌，没有功劳亦有苦劳，等等。

袁崇焕大义凛然训斥曰：“毛文龙以一介布衣，如今官居极品，满门富贵，国家给他的酬劳算是足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如此悖逆？”遂请出尚方宝剑，顿首请旨，曰：“臣为了整顿军纪，今天要杀掉毛文龙，诸将领中若有人想效法毛文龙，全部杀无赦。异日如果臣不能成功，请皇上用杀文龙的剑杀臣。”请旨毕，崇焕命自己带来的一位海军军官赵可怀，以尚方剑将毛文龙斩于帐前。（《明崇祯实录》卷二）随即，袁崇焕对毛文龙部将宣布：只杀毛文龙一人，其余人等无罪。

第二天，袁崇焕以大将之礼安葬毛文龙。祭奠毛文龙时，袁崇焕泪流满面，曰：“昨天杀你，是出于朝廷公义；今日哭你，是出于同僚私情。”随后，拿出十万两白银，给毛文龙的部下每人发了三两，将皮岛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崇祯皇帝听说帝国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就这么着让袁崇焕给杀了，着实吓了一大跳，惊骇莫名。他可能知道袁崇焕素有蛮子之名，却大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生猛到如此程度，竟然敢于杀掉只有自己才有权处置的一路大军统帅。

崇祯皇帝继位不久，毛文龙就曾经给皇帝上过一个奏疏，言辞激烈地痛陈自己有五大不平，请求皇帝另选贤能来替代自己。这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是明朝官员们的拿手好戏。因此，皇帝鼓励他说：“文龙孤悬海外，备尝艰辛，屡建功勋。如今正值辽东局势危难之际，岂能说退就退？你要再接再厉，多方牵制，以舒解皇帝我的焦虑。”（《崇祯长编》卷二）

如今，这毛文龙没有说退就退，却被这袁崇焕说杀就杀了。据说，仅仅因为正在倚重袁崇焕，所以皇帝没有指责他，反而通令嘉奖袁崇焕，并将毛文龙的罪行收集起来，通报全军。当时，有些人认为毛文龙是被冤枉的，因此在京师奔走，为毛文龙鸣冤。崇祯皇帝将这些人一概归入毛文龙亲信死党，下令捉拿严办，以安抚袁崇焕。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

毛文龙罪不当死，特别是不当这样的死法。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本来就是错误的，不光是崇祯皇帝“意殊骇”——特别惊骇，而且，史书记载道：“天下闻之，诧为奇举。”（谈迁《国榷》卷九十）没有人能够理解袁崇焕此举的真实意图，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如今皇帝也糊里糊涂加入战团，企图以权势压人，毫无疑问是错上加错，君臣制造了一起令人无法心服口服的悲剧。

悲剧的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了。袁崇焕显然没有用诛杀毛文龙在皇太极那儿换来他承诺过的任何东西。仅仅过了三个月多一点，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的皇太极便大举进军，他绕过袁崇焕严防死守的宁、锦、山海关一线，深入大明帝国京畿地区烧杀抢掠，时间长达七个月。这是双方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标志着战祸已经从辽东地区蔓延到了帝国腹心。

此时，皮岛已无毛文龙。统帅在没有太大说服力的情况下被杀，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善后与后续工作，人心士气一下子就散掉了，没有人具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指挥那几万大军，从而差不多是自动解除了对于后金汗国侧后翼的威胁。就这样，坚持多年的一块敌后根据地，基本丧失了战略价值。

而袁崇焕也在一步走错之后，步步走错，除了穷于应付之外，似乎完全没有了曾经有过的英气与灵气，直到被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直到八个月之后，死于皇帝的酷刑。

三年后，悲剧的恶果进一步加剧扩展：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必定是对朝廷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先是在山东登、莱地区掀起大乱，皮岛驻军守将陈有德也在皮岛杀死另外两位守将，率部响应。随后，他们携带大明军队最新引进的红夷大炮和工匠技师等浮海投敌。

加上同是毛文龙部下的尚可喜，大清朝册封的四位汉族亲王，有三位是当年跟着毛文龙，令努尔哈赤一年数惊、寝食难安的骄兵悍将，如今则成了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急先锋，构成了皇太极组建汉军八旗的主体。他们杀进自己的故国家园，大砍大杀，几乎所向无敌地从大东北一直打到南海之滨，打到云贵高原的千山万壑，打到大清朝天下太平之后。平心而论，仅仅将他们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叛徒之类大约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他们和最后加入进来的吴三桂一道，成为大清朝需要被清除的异姓藩王，演出了受到后代直到今天热烈赞颂的“平三藩”悲喜剧。

正文第十章岳飞以后的最大冤案：袁崇焕之死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三个多月后，终于摆脱了多年来侧后翼威胁的皇太极开始大规模西进，对大明帝国发起了一次极为大胆、极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在以往的晚明前清历史研究中，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事实上，这次行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面全部具有特别巨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几乎称得上是促使晚明社会全面解体的行动。

对于战争史研究者来说，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极高的军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创造力，在作战意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军事行动上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仅仅凭此一战，皇太极就远远高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军事人物。

从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挑战大明帝国的抚顺战役起，到大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经过十一年战争，大明帝国与后金汗国的边界，已经由抚顺、清河、叆阳、宽甸一线，移到了松山、杏山、宁远、锦州、大凌河一线。这一带地域，东起医巫闾山，西到山海关，北靠松岭山脉，南部面向渤海，天然形成了阻山绝海、自北斜向西南的狭窄走廊，是东北平原连接华北平原的唯一通道，号称咽喉要道。这条辽西走廊，不论对于大明还是对于后金，都具有极高的战略地理价值，实在是双方必争之地。袁崇焕和孙承宗坚持固守宁远和锦州，显然比大明朝的满朝文武都要高明得多。

而对于进攻者来说，这里的地理形势根本就是一个介乎山水之间的大峡谷，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大兵团进攻形格势禁，阻碍重重，极难发挥战力而有功效。最初，皇太极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在乃父努尔哈赤受重挫于宁远之后，自己又来到这里，在同一块砖头上再绊上一跤。这一跤摔得极痛，促使皇太极仔细打量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父子两代双双打翻在地。结果，他一下子发现了三样东西、一个人。那三样东西是：坚城、大炮和辽西走廊的地形，那一个人就是袁崇焕。

八旗铁骑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于是皇太极就不来攻坚，明军喜欢用大炮，那么皇太极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大炮。他提供优厚待遇，招揽汉族工匠，为自己造枪造炮；结果仅仅到天聪五年，后金汗国军队就有了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红衣大炮。大明帝国在武器装备上领先后金汗国一个时代的优势，在几年之内便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皇太极需要对付的，是挡在狭窄的辽西走廊上的那个袁崇焕。

经过治理整顿，袁崇焕将锦州、宁远、山海关、蓟门、登州、莱州、天津的兵力与军事部署大体整合完毕。在他麾下，共有四镇兵马，约十五万三千余人，战马八万一千余匹。粗粗看上去，袁崇焕的兵力已经和皇太极的满、蒙、汉军总体兵力相差不大了。

在辽西走廊上，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当时已经皆为山海关外重镇，相互之间形成了网状防御体系，互为犄角，融为一体，似已牢不可破。在这幅员不到四百里的区域中，驻屯重兵六万四千七百多人。袁崇焕的确已经把这里经营成了铜墙铁壁。皇太极若想从这里杀进山海关，就必须在每一个要害处全部逐点攻略，全部面临坚城、大炮、辽西走廊的地形地势，然后再加上一个袁崇焕。那可能是一条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进军之路。而且，最大的可能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之后，进军之路变成了覆灭之路。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绕过辽西走廊，开始了不仅仅置袁崇焕一个人于死地的大手笔军事行动。皇太极后来曾经这样对部下将领说明自己的想法：“山海关、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坚固，攻之无益。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深入内地，夺取那些毫无戒备的城池。”（《清太宗实录》卷六）就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皇太极亲率八万大军，绕道数千里，长途奔袭，杀向了大明帝国首都北京。

他们的行军路线是：出沈阳，西北行，渡过辽河、巨流河，经都尔鼻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彰武县，进入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与东北蒙古军会合，然后继续西北行，到达青城，再与喀喇沁蒙古军会合。

这时，大贝勒代善和三贝勒莽古尔泰沉不住气了，他们连夜找到皇太极，坚持认为不能再向前走了，应该立即班师。

他们的担心在理论上全部能够成立——

大军劳师袭远，孤军深入数千里，若不能进入明朝边境，则人困马乏粮草短缺；若进入明朝境内，倘明军各路兵马合围环攻，则众寡悬殊；假如大军孤悬明境，明朝调动大军堵截于后、切断退路，那恐怕就要死得很难看，甚至于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最可怕的是，此次出兵，三个大贝勒倾巢出动，只有一个阿敏留守沈阳，力量并不强大。如果袁崇焕来一个围魏救赵，从宁锦出兵直捣沈阳的话，那后果就谁都不敢再往下想了。或者，即便袁崇焕本人不去，只是派一员大将，譬如祖大寿前去攻打沈阳的话，这八万大军不用别人来攻，自己就会变成一团乱麻散沙。

结果，这么坚强的理由，居然根本就说不服皇太极，双方遂争执起来。他们一直到吵到半夜，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不欢而散，代善和莽古尔泰悻悻离去。这时，岳托等一大批青年贝勒等在皇太极的营帐外听候指示。岳托进入帐中，就见皇太极面红耳赤，神情极为恼怒，半晌，皇太极愤愤然道：“让诸将都回去休息吧，我的计划既然通不过，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清太宗实录》卷五）然后，皇太极秘密地对岳托等在场者说了自己的计策。结果，岳托等青年将领全部支持皇太极的主张，赞成继续前进。

于是，十月二十日凌晨时分，在说服了代善、莽古尔泰之后，大军开拔，二十四日到达老哈河。皇太极“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济尔哈朗和岳托率领右翼四旗兵和右翼蒙古军进攻大安口；阿济格、阿巴泰率领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兵进攻龙井关；皇太极和大贝勒代善等率大军进攻洪山口。预定诸军会师于大明重镇遵化。二十六日深夜，后金汗国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四处，捣破长城，蜂拥而入大明边境。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般。皇太极第一次从大东北打进大明帝国腹心地带，除了为会合蒙古部落而绕一个大圈之外，其选择打进内地的进军路线是一条除山海关之外的最佳路线。从军事上讲，选择这条路线，不但出人意表，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殊优势，而且还有军事地理上的特殊优势。

从沈阳出发，向西，沿大兴安岭西南山脉的医巫闾山北麓，进入蒙古高原，然后，从营州即今日辽宁省之朝阳，经凌源到平泉，南下喜峰口；或者，经平泉、承德、滦平而西出古北口。这条路线贯穿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与宣化盆地之间，既是扼制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通道，又是控扼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宣化盆地的要冲。由北向南，前方便直指北京、天津之帝国腹心重镇。这条通道，既是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过渡地带，又具有经济和人文地理的过渡性质，由北向南依次从高原戈壁，过渡到草原牧场，再过渡到农耕田园。表面上看起来，这里遍布崇山峻岭，似乎难于跋涉。实际上，在山岭之间，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河谷，特别适合军队隐蔽行进。而且，在军事上，由北向南还具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之优势。

历史上，把大宋帝国折磨得痛苦万状的大辽帝国，大体就是取这一路径直下中原的。北宋联金灭辽时，大宋帝国无力履行拿下燕京的承诺，于是金国骑兵也是经由这个区域，从古北口杀出来，三下五除二直下燕京，就是今日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后来，宋、金闹翻后，金国两次分兵两路杀到汴京，终至倾覆了北宋江山的“靖康之耻”时，其中一路大军也是由此进入中原地区的。

冷兵器时代，中原帝国如果建都西安，西北地区自然成为国防重心；若建都北京，这里易攻难守，便成了极难设防的柔软的下腹部，立刻就变成了中原帝国的软肋；到了明代，甚至成了命门之所在。不幸的是，皇太极一出手，便直捣这一软肋，从而捏住了大明帝国的命门。他先后五次遣大军绕道进入中原大砍大杀，将大明帝国整治得死去活来，令帝国元首崇祯皇帝生不如死，也大体都是居高临下由北向南，取的同一个方向。这种情形，如何才能不令人浩叹：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

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这里历来是大明帝国军事防守的重点地区。戚继光镇守蓟门十六年，为了严防死守，曾经在他的这一带防区内，沿着崇山峻岭的山脊与河谷地带，下绝大气力重新修建了长城与敌楼，其中包括今日为中国人赚取了大把旅游外汇的八达岭长城。后来，这一区域的军事防卫之所以变得支离破碎，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王化贞和当时的蓟辽总督、兵部尚书、东林内阁与天启皇帝之所赐。

在广宁之战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上述人等通力合作，才把那位号称有盖世之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摆弄得百般无奈而气急败坏，直到在方寸大乱之后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王化贞与当时的蓟辽总督志同道合，坚定相信那位口无遮拦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能够在拥有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情况下，不去效仿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而是在他们二位人格魅力的感召之下，帮助大明朝灭掉努尔哈赤。于是，他们通过兵部尚书和东林内阁，为这位林丹汗每年提供八万二千两白银的财政补贴，期盼着这位成吉思汗的子孙、如今也自称成吉思汗的林丹汗，真的能像当年成吉思汗横扫完颜阿骨打的前大金那样，率领他的四十万铁骑横扫掉努尔哈赤的那个什么后大金。

于是，口气极大、实力和能力都不见得大的林丹汗，以帮助大明帝国消灭后金汗国的名义，大模大样地进驻到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区域。经过这么一番玩弄，大明朝不但没有能够借助他的力量收复一寸辽东失地，每年白白送给他成堆成垛的白银，还实打实地丢掉了今日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内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把自己的命门之地拱手交给了一个并不那么靠得住的同盟者。

后来，努尔哈赤死后，这位林丹汗确实和皇太极交上了手。谁知这位口气大得几乎没边没沿的大汗，练了三招两式之后，居然带着老婆孩子撒开马蹄头也不回地就往西跑，一直跑到青海大草滩，其治下在今日甘肃省天祝县境内。于是，这片距离皇太极不足千里的中华帝国命门之地，就此落到了一些蒙古部族手中；而这些蒙古部族陆续归顺了皇太极，这一大片在军事地理上极具价值的土地也就落到了皇太极与后金汗国手中。这就是皇太极和大清朝能够顺着这条道路一直打到北京的来由。

明白了这些来龙去脉之后，你还会感慨上天待大明何其薄吗？

皇太极捣破长城和进入大明帝国境内的过程，简单得不成话。

十月二十六日深夜破城而入之后，他们的几路大军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向帝国首都北京的东部重镇遵化集结；十一月初一日，帝国首都戒严；初三日，皇太极率诸部会师于遵化城下。四日，他们拿下遵化的过程，同样简单得不成话。因为，恰在此时帝国遵化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政长官正在整顿当地驻军，那些被他裁汰下来的冗兵冗员，看看吃不成大明帝国的军粮了，便索性将遵化城的大门打开，迎接皇太极的后金汗国军队，似乎是想换一个东家继续混饭吃。于是那位致力于治理整顿的地方官，便只好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事。

在这个过程中和未来的数月里，皇太极那几位后金汗国大首领的担心，无一成为事实，证明皇太极不管是根据什么，哪怕纯粹是出于直觉判断做出的进军决策，都无比正确。他们来到敌对十余年的庞大敌国里，就像回到自己家的后花园里一样，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粮草吃喝，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崇祯皇帝做不到这一点，袁崇焕同样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皇太极的兵锋指向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素有名将之称的赵率教，是袁崇焕极为倚重、靠他们立下军令状的三位大将之一，时为山海关总兵。他得到后金军捣破长城的消息后，立即率军前来阻截。可惜他带来的兵只有几千人，与皇太极的兵马比较起来实在太少，他所能形成的力量过于单薄。这位无愧名将称誉的将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形下，与敌人周旋四昼夜后战死沙场，他的部下全军覆灭。

皇太极超级大胆且富有创意的行动，对大明帝国形成全面挑战。帝国僵死的制度与决策机制面临着致命考验，皇帝的综合素质立即表现为整个帝国的综合素质。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我国历史上几乎朝朝代代都是一样：整个国家的智商水平大约相当于皇帝的同一水平。在呈常态分布的情形之下时，大多数时刻，整个国家的智商水平甚至远在皇帝一人之下。

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太监与脂粉环绕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犯，他在惊慌失措之余，发出了一连串让人无所适从的指令。

——他下令全国兵马立即进京勤王，命令甚至下达到了遥远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地；

——他先是命令星夜赶来的袁崇焕不许跨过蓟州防线，当袁崇焕跨过这条防线来到北京城下时，他将袁崇焕召进皇宫慰问备至，然后令他指挥各地陆续赶到的天下勤王兵马，却又禁止他带来的饥寒交迫的部队进入北京城稍事休息；

——满桂是一位出身蒙古族的勇猛战将，被时人视为帝国柱石般的一代名将，与袁崇焕素有嫌隙，当年袁崇焕镇守辽东获得宁远大捷之后，朝廷不得不将两位与他无法合作的帝国重臣调开，另行安排工作，这位满桂就是其中的一位。此时满桂也率领部下赶到北京城外，崇祯皇帝立刻下令让满桂的部队进京休息，并册封这位职权远低于袁崇焕的将军为帝国侯爵，使其尊贵的爵位远远高出了袁崇焕；

——崇祯皇帝十万火急地将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孙承宗，从河北高阳老家召回北京，在命令袁崇焕指挥天下勤王兵马的指令尚未取消之际，又委托孙承宗去通州构建京东防线，然后又取消这一委托，命他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指挥天下兵马；

——孙承宗受命开始紧急安排城中防守事宜之后，皇帝又指派他还是到通州去为好，于是时年已经七十岁的孙承宗，又星夜赶赴通州。

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袁崇焕此时此刻的心境想法等等，也很难揣度他是否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而且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蓟州地位至为重要，而兵力并不强，万一有人做向导，引后金军队由此进犯的话，则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因此，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朝》卷六）并且希望皇帝能够严厉督促当地诸军，加固工事，高度戒备，将此当成最最紧急的工作来抓。然而，对于袁崇焕是头等大事的，对于皇帝却并不一定那么要紧。事实上，皇帝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常规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明史》作者揣测说，“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很有可能，袁崇焕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过眼下的危机，意识到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不知道情形严重的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最坏的程度。

种种迹象表明，皇太极在另一条战线的工作正在发生作用，他派到京城中的间谍特工与城外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极为成功地在北京城里制造出了漫天飞舞的流言蜚语，其核心内容大体指向了对于袁崇焕的怀疑：

坚决主战的毛帅毛文龙在世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敢于进入长城以南，因为毛帅会使他们腹背受敌。如今袁崇焕杀死了毛文龙，他与皇太极明来暗往，一力主和，皇太极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长驱直入，一直杀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到底在干什么？袁崇焕到底想干什么？如今他和皇太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来到北京城下，他根本就是与皇太极串通一气，勾引鞑子来到了北京城，以战逼和，企图用迫使皇帝签订城下之盟来卸除五年复辽的责任。

此时，袁崇焕手下的一位将领，建议袁崇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八旗兵打到北京城下。事实证明，这位将军是富有眼光和见识的。原因是大明帝国皇亲贵戚、高官显宦、富家大贾们的庄园别墅、物业田产大部分都在北京城外的郊区。八旗铁骑一到，烽烟起处，首先是他们损失惨重。皇帝身边每天围绕着的都是这么一批人，他们的这口恶气如何才能不出在袁崇焕身上？嘉靖朝兵部尚书丁汝夔殷鉴不远，他就是为此身首异处的。

可怜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受过战乱流离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们，在皇太极和满洲鞑子的烧杀抢掠面前，陷入了对袁崇焕真实的怀疑、恐怖和愤恨之中。以至于对袁崇焕“怨谤纷起”，皇帝“颇闻之，不能无惑”——皇帝听到了太多人对袁崇焕的怨恨，无法不感到疑惑。（《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事实上，无需这些飞短流长，崇祯皇帝那颗敏感多疑的心已经足以被眼前的一切所激动了。他一定也在无数次地问着同一个问题：袁崇焕到底想干什么？崇祯皇帝上述安排表明，即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他对袁崇焕的怀疑和恼怒已经很难改变了。“识人为哲”，崇祯皇帝不是哲，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我们年轻的皇帝缺少那种识人的明哲智慧。如果说当初袁崇焕擅自诛杀毛文龙，会令皇帝惊骇其不驯的话，此时的一切，可能足以让皇帝疑虑他的不忠了。

仔细观察当时的形势，平心而论，袁崇焕闻变后的军事布置，不说是平庸，甚至说是有失水准的。后代的战争史学者在还原当时的情形时，认为袁崇焕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飒爽英姿。譬如，知道皇太极绕道破关进入内地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应该知道：此时的辽沈地区已经变成了皇太极的软肋，变成了后金汗国设防薄弱的要害部位，如果立即挥军直扑沈阳城下的话，效果将直如黑虎掏心，孤军千里深入明境的皇太极立即就会方寸大乱，让人根本无从想象他能怎样对付这一记漂亮的直拳，加上皇太极曾经与代善、莽古尔泰的争吵，他可能根本就无法收拾未来的局面。可惜，乱了方寸的不是皇太极，而是袁崇焕。已经成为军事艺术经典的围魏救赵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却似乎没给袁崇焕留下什么印象。在皇太极的调动下，他走出了最平庸的一步——携大将祖大寿、何可刚率领数万兵马星夜驰援北京。

十一月初三日，皇太极率兵会师于遵化城下时，袁崇焕星夜兼程驰进山海关；初十日，他取山海关到北京最近的间道赶到了蓟州。此时，袁崇焕继续着平庸的军事布置——沿途分兵把守一路上的城镇——抚宁、永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迁安等，致使自己直接掌握的兵力越分越少。据说，唯有袁崇焕入援的速度令皇太极十分惊异，因为皇太极迟至十二日才来到蓟州。

按理说，袁崇焕既然星夜兼程来援，自然应该尽一切努力将皇太极堵截在京畿之外才对。可是提前来到蓟州的袁崇焕，却轻而易举地让皇太极绕过蓟州城，继续西进；袁崇焕则在另一条路上几乎与皇太极平行着向北京方向运动。

就这样，皇太极三天之内连下玉田、三河、香河三城，于十一月十五日长驱直入来到通州，袁崇焕则在同日来到香河南部、运河西岸，距离通州半日路程的河西务一带。

就在这时，那位将领建议袁崇焕，大军应该逼近敌人，不应该直入京师。他建议袁崇焕在通州一带寻找战机，易攻则战，不易攻找机会也要攻，无论如何也要在通州和北京之间建立一道防线，绝不能让皇太极无遮无挡地打到北京城下。显然，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而袁崇焕却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导致后金汗国军队直薄京师城外烧杀抢掠，致使城中官民大恐慌，怨声四起，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理解袁崇焕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

其实，原因很有可能特别简单，那就是袁崇焕的兵力经过一路分兵，如今已经太过薄弱。加之十几天奔驰赴援，他的官兵已经疲惫不堪。此刻，随他来到此地的部队人数约有两万人多一点。这个数字与皇太极麾下的至少八万大军比较起来，实在众寡过于悬殊。因此，他希望能够进北京稍事休整，然后在皇帝的支持下，号令各地来援的勤王部队，与皇太极从容周旋。其中，很难排除他希望就此谈和的可能性。他是这样做的，证明他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于是他挑出九千精兵，亲自带领他们间道赶到了北京城下，其余一万多人则在后来开到北京城下与他会合。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率军来到北京左安门外，京师戒严，他无法进城。当日夜，几乎与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同时，谍报驰奏后金军前哨出现在北京城东北角的土城关一带。一时间，京师大震，谣言四起，人们盛传袁崇焕召敌进京。同日，皇帝破格重用的一个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也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与五百年前“靖康之耻”时有些类似的悲喜剧。

五百年前的公元1127年，前金国大军打到北宋帝国首都汴梁城下时，北宋末代皇帝曾经听信一个气功大师的话，出重金让他以六丁六甲之大法，训练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演练神功。据说，训练完成后，可刀枪不入，灭金兵擒金将易如反掌。结果，这批据说已经神灵附体的神汉，在金国军队的金戈铁马面前，非死即伤，为首的大师趁机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的帝国首都则就此陷落。

如今的大师名叫申甫，据说曾经在云贵高原的深山密林中受神仙点化，能够驱使妖魔鬼怪前来杀敌立功、报效皇帝。崇祯皇帝听说有这等异人，立即召见，并当即授其为帝国副总兵，拨白银七万两，供他招募神兵神将，打造鬼怪作战时乘坐的战车。袁崇焕到达京师的这一天，申甫刚刚登坛誓师，然后率领在北京城中招募来的七千游棍浪人，驾驶着重金打造的战车，轰隆隆开出北京城。

后金汗国军队明明出现在北京城的东北角，大师出城后却径直向西南方向杀去。谁知这位大师不走运，偏偏皇太极派出了一支部队，在北京西南方向活动。结果申大师和他的七千神兵神将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任何对手地杀到卢沟桥畔，刚刚以为可以松口气时，却迎头撞上了真正的凶神恶煞。最后，皇帝用七万两白银打造的一支神仙部队，据说顷刻之间便被宰杀得毛干爪净，连大师都被砍掉了脑袋。

此刻的皇帝，已经全然失去进行正确判断与决断的能力。在着意抚慰袁崇焕的同时，将其他地方来援的部队放进城中休整，却坚决不允许袁崇焕带来的部队进城，致使袁崇焕只能率领疲惫的部下，与皇太极做殊死战。

平心静气地观察此时的情势，的确与五百年前岳飞被杀之前的形势颇有几分相似。当时，金国大军统帅兀术允诺宋高宗赵构和他的宰相秦桧，谈和可以，归还陕西河南失地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杀掉岳飞。后来，经过淮西之战，在皇帝赵构的授意下，由秦桧主持，冤杀岳飞，双方便真的达成了和议。

以此反观今日之情势，在袁崇焕与皇太极的长期博弈中，皇太极对于和谈似乎总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同时一再以可以考虑归还辽东土地为诱饵，要求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如今毛文龙已死，袁崇焕可能真的认为通过和谈，可以收复辽东失地了。他不知道皇太极需要和谈与他袁崇焕需要和谈一样，是有自己的目的在，皇太极想要的应该不仅仅是毛文龙的脑袋，他的目标指向的其实正是袁崇焕自己。

此时此刻，大明帝国重臣中，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唯独没有人敢说出议和的话来。因为只要这话一出口，立即就将被看成是秦桧再世，可能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后世的史家中，始终有一种看法，认为皇太极深谋远虑，在和袁崇焕的博弈中，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连环借刀杀人计：用归还辽东失地为诱饵，借袁崇焕的刀，杀死毛文龙；然后以此为契机，一步一步将袁崇焕推到一个百口莫辩的境地，再借崇祯皇帝的刀，杀死袁崇焕。

在后代的战争史学者那里，一个很大的疑问似乎也在佐证着这种看法。

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战争史学者们很难找到皇太极发起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动机究竟何在？他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在现有的史料中几乎全无记载。是为了抢掠物资？为了威胁明室京师？为了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这一主要作战通道？似乎全都有一点，又似乎全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在悬师深入数千里，孤军奋战于充满敌意的汪洋大海之中时，皇太极竟然能够于整日厮杀的百忙当中，从容展布，将其最大之杀父劲敌袁崇焕置于必死之冤狱，然后在敌人的土地上，优悠游走、予取予夺达七个月之久，最后意态雍容地全身而返。就凭这一点，皇太极的此次军事冒险行动已经足够在世界战争史上耀眼夺目，而皇太极本人也足够称为东方式政治博弈的绝顶高手了。

事实上，皇太极是不是真的如此深谋远虑，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实际发生的一切已经形成了和上述说法一模一样的线条，形成了对于皇太极来说最为有利的一种情势。据说，皇太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阅读大明朝的邸报，对大明帝国君臣瞒上欺下的一套了如指掌。在频繁的博弈互动中，皇太极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袁崇焕并没有将他与自己和谈的情形完全报告给皇帝。对于袁崇焕来说，皇帝授予了他处理辽东事务的全权，这样做并非全无道理；而对于皇帝来说，虽然给了袁崇焕这种权力，却又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由此，皇太极几乎分毫不差地拿捏着帝国官场、崇祯皇帝和袁崇焕的心理。最终，将袁崇焕送上了百口莫辩、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他那看似从中学来的简单一招中，包含了太多交手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诚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那样，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几乎汇集了所有在中国形成悲剧的基本要素。给皇太极出这个主意的人，应该是范文程。这个人实在是太了解中国官场中人的行事品格，太了解他故国的皇帝与臣子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太了解我们帝国的帝制传统和皇帝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等文武官员。史书记载说，袁崇焕将前来传旨的使者留在营中，自己穿着青衣小帽来到朝廷。习惯上，帝国官员只有戴罪在身时才会如此打扮。崇焕“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意思是说，袁崇焕先是在群臣面前耸人听闻地渲染敌人的声势，意图在于促成和议，见到皇帝之后也是如此。为此，皇帝安慰激励了他很久。他害怕皇帝英明，始终没有敢于把建议和谈的话说出来，只是坚持请求允许他率兵进城，皇帝不许。从后来发生的情形判断，袁崇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在，否则他不会把皇太极派到这里来跟他议和的使者带进京城。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再一次请求按照其他援兵的成例，允许自己麾下的将士进城休息，皇帝仍然不许。（谈迁《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甲辰、丙午条）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宁锦铁骑与八旗铁骑激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数次受伤，只因身穿重甲方才免于战死。据说，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助手拼死格斗，一个八旗骑兵的大刀就砍到他的头颈上了。激战中，京营官兵据城观望，并不救援；而危急之中，那已经占了上风的八旗铁骑居然离奇地撤离了战阵。几天之内，在北京城下，这种情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而且都是发生在八旗军与袁崇焕所部交手之际。这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奥妙了。

当时，还发生了几件事，证实袁崇焕已经受到北京军民深重的怀疑：

袁崇焕的主要助手祖大寿和袁崇焕一起率军驰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他带来的部队和袁崇焕其他部下一样，被拒绝进城休整。而且城头上的守城军民痛骂他们是贼，纷纷抛石块袭击，结果砸死了几个战士。祖大寿派遣巡逻的士兵，也被守城军民当成间谍杀死。他手下的将士后来曾经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在北京城下驻扎时，城上军民一度用大炮轰击，炸死了不少战友。”

袁崇焕危矣。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激烈厮杀了一天的北京城下，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城头上刁斗声声；城外八旗兵营里，除了巡逻兵和偶尔传来的战马嘶鸣，一片沉寂。沉沉黑夜，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厮杀与阴谋。

两个明朝太监，一个叫杨春，就是在许多史书上反复提到的杨太监，另一个叫王成德。他们本来在北京永定门外南海子皇家游乐场里工作，前几天被八旗兵俘虏，如今由汉军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负责看押。此时，看押他们的将领出去了，两个俘虏在恐惧中难以入睡。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他们赶快装出熟睡的样子。高鸿中、鲍承先走进军帐后，警惕地来到太监身边，仔细观察他们是否睡熟。随后，二人压低嗓音议论说：刚才汗王单独一个人走向敌营，和他们营里出来的两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现在才知道白天撤退是汗王的大计。看来，和袁崇焕的合约成功了，咱们马上可以进北京了。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杨春与王成德趁敌人看守松懈，逃回北京。他们狂奔回皇宫，声称有重大机密要立即求见皇上。崇祯皇帝听完二人讲述后，认为与自己对袁崇焕的怀疑完全吻合，遂下定处理袁崇焕的决心，从而揭开了整个晚明前清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幕。（《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朱由检以议饷之名再次召见袁崇焕等一干文武。会议开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劈头责问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援兵逗留不进？为什么和皇太极几乎同时到达北京城下？为什么一再要求进入北京？为什么在袁崇焕的兵营里有皇太极的使者？袁崇焕事出突然，一时瞠目结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皇帝随即下令捆绑袁崇焕，交锦衣卫镇抚司监禁。一位大学士看到皇帝竟然如此处置袁崇焕，颇为不安，叩头请求皇帝慎重，皇帝道：“慎重就是因循姑息，有什么用？”

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史书记载说：随袁崇焕、祖大寿驰援京师的辽东三军将士，在北京城下放声大哭。

八个月以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子兄弟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区。在皇帝为此下达的圣谕中，历数袁崇焕的罪恶，说他阴谋叛逆，欺骗皇帝，危害国家，为了获得敌人的信任而杀死大军统帅，导引大敌入犯京师，屯兵观望，暗藏敌人使者，坚请入城，居心叵测，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万恶之徒云云。（谈迁《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

袁崇焕从受到崇高而广泛赞誉、奉皇帝召唤出来重新工作，到他被捕入狱，时间不到一年半，到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刻，刚满两年时间，他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家人受到了同样野蛮而严厉的处置：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死，十五岁以下者，发配给功臣为奴。朱由检做出上述判决后，群臣顿首称谢。朱由检问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有臣僚都认为：袁崇焕实在是罪不可赦。包括一年前那些给予了他崇高赞誉的人。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多么可怕的官僚机器。

从袁崇焕被捕入狱到被处死的八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是冤枉的，没有什么人试图帮助他摆脱困境。从皇帝到满朝文武，再到士绅民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切齿痛恨，认为他罪该万死，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直到后来改朝换代之后，在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了他的冤枉为止。

袁崇焕被杀前三十年，公元1600年，一个名叫布鲁诺的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据说，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罗马人民纷纷向他投掷石块并向柴堆上添加木柴，大火燃烧起来后，这位人类科学的殉道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愚昧。”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

就这样，从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重创努尔哈赤起，到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止，在皇太极与袁崇焕长达四年的博弈中，如今终于分出了成败胜负。

平心而论，不管是行险还是行诈，皇太极胜得超越、豪迈、大气；而袁崇焕，其杰出的胆略与才华也确是不同凡响，他的失败实际是败在了皇太极、崇祯皇帝、他的同事和人民，再加上帝国制度与政治文化传统联合绞杀的政治迷局之中。

袁崇焕的死和大明帝国的死一样，其内在逻辑无可回避。不同之处在于：袁崇焕的死令人扼腕叹息；而大明帝国的死，毫无值得惋惜之处，这个烂透了的政权早就该死了。

事实上，对于这个王朝死去需要扼腕叹息的地方，仅仅在于其死去的过程拖得太长、民族与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而已，而这可能恰好是大明帝国臣民所必须承受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反省。袁崇焕被捕之后，大明朝军队兵败将死，帝国腹心京畿地区百孔千疮，一片糜烂。

——除袁崇焕外，被视为帝国柱石的一代名将满桂战死，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大将赵率教战死，帝国军队中高级将领有三十多人战死、被俘、投降或失踪；

——后金汗国军队经过的地区，敌军未到便已经逃亡一空的有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城中一空而敌军并未进入的有霸州、三屯；投降数日后敌军方才姗姗而来的有玉田、迁安；军队先降而行政官员尚不知情的有遵化、永平（即今天之河北卢龙）；插上降旗而敌军并不理睬擦城而过的有顺义；敌军压城后没有反应不知是想降还是想战的有房山；敌军来后降、走后守的有乐亭、抚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党还醇良乡殉难）

上述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出下列判断是有根据的：

——大明帝国不仅仅是在打一场完全缺少总体战略指导的战争，而且是在为以往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这个帝国从此变成了一个正在解体中的帝国。

史书记载说，由于组织工作过于缺乏水准，这次来京入援的地方部队中，很多将士不但领不到军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由此导致了不止一次的哗变。当时，陕西发生饥荒，盗贼蜂起。皇太极兵临京师城下后，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全部率兵进京勤王，西北一带地方空虚，致使遭遇灾荒的当地饥民暴起为寇之后，迅速蔓延。而山西巡抚率领五千精兵驰援北京时，由于调动没有章法，将士疲于奔命，且没有粮饷供应，结果饥寒之兵抢掠民间以充军用。事发后，那位巡抚被捕，五千劲卒一哄而散，就这样西北援军纷纷溃散。许多证据显示，那些来自上述地区的哗变军人，烧杀抢掠着踏上了回乡之路，很快汇进了当地的农民暴动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暴动农民中的勇猛战士，有的还成为最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譬如，有记载说，李自成就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把总，他就是在此次赴京勤王途中，走到金县时哗变的。（《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这个国家烽烟四起再无宁日，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后金汗国将士，士气高昂饱满得似乎要爆炸。他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下令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说道：

“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槤《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

正文第十一章大明重臣洪承畴降清内幕

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大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目不暇接的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沦入百孔千疮的全过程。

速度快得令人目瞪口呆，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松锦之战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

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指挥的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冬天。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极为得力的部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天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赋予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

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做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辩驳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发生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道：“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

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进一步发挥为：选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

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天聪八年八月己卯条）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此后不久，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兵部尚书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女子、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面，将所有辎重和抢劫来的物资放在最后，大小车辆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逶迤而去。史书记载说，他们让所有抢来的妇女一律穿上鲜美的服饰，浓妆艳抹之后坐在车上，然后，鼓乐齐鸣地一副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为什么却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之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如火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迅速被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俗语的精当准确。

这种局面要想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天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

不幸的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在前任打下的让人觉得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恐惧。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就这样吧，让我们书归正传。

就这样，皇太极以筑城义州为开端，开始实施对锦州的持久围困。他先后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铎率兵围困锦州，随后，又加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轮番围城，以期达到长围久困万无一失之目的。

这种围城和攻坚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时，大明方面的锦州主将是素有名将之称的祖大寿，在他的指挥下，锦州城防守严密，粮饷充足，致使清军打得十分艰苦。一度被包围的明军尚未动摇，围城的清军反而粮草不继，逼得清军前敌主帅多尔衮为防备城中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无法收拾，不得不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以便兵就食马有草，并命令军中将领带部下分批回沈<strike>rike>阳休整。这就在事实上解除了锦州的包围。皇太极知道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处置。多尔衮根据大清家法，自请死罪，最后，皇太极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处分。随后，皇太极的命令被迅速执行，锦州城外被清军加筑了一道围城，与杏山、松山、宁远的联系被阻隔掐断，锦州成了孤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

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想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

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朝鲜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说：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大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起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兵部尚书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其二，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说：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兵部尚书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告内容的真实程度，但是只要阅读报告的人相信就足够了。

于是，同样渴望辉煌政绩的兵部尚书，写信给洪承畴，说：阁下受命出兵快一年了，饷银花了不少，而锦州之围至今未解，不知道阁下准备怎样面对圣上寄予的厚望和满朝文武的期待，主忧臣死，清平之夜扪心自问，想必阁下心中也会觉得不安吧？

皇帝显然觉得自己的兵部尚书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改变了对步步为营战术的赞同，密令洪承畴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进兵。洪承畴没有办法了，他没有能够坚持住，他不敢冒违旨抗上的大风险，他只能奉命而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大明帝国决策层缺少统揽全局之头脑、眼光，缺少持之以恒的政略、战略原则立场，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任何奸臣的奸计和内外敌人的打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可以成立：正是因为决策层素质的缺失，方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

当年，辽东战事初起时，指挥萨尔浒大战的大明前敌统帅，就是由于皇帝限期破敌的严厉指令，从而无法顾及天气、地形等诸多因素，匆匆拟定战法，匆匆出兵而导致全军覆没；皇太极第一次兵临北京时，素有名将之称的蒙古族大将满桂，身受重伤，也是在皇帝一再催逼下，洒泪出战而战死沙场；蹲了三年大牢的孙传庭，出狱后，兵马没有训练好、粮草器械没有准备足，便在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下匆匆上阵，结果稀里糊涂地死在了被他多次打败过的李自成手下。如今，轮到洪承畴在这同一块石头上绊跤了。

在清军方面，情形却变得全然不同。此次，皇太极带领前来赴援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三千人。十九日，皇太极到达前线后，登山观察情势，见明军布阵严整，曾经感叹着对部下们说：“人言洪承畴善于用兵，真是如此。难怪大家怕他。”随后，皇太极发现明军众多部队集中在前部，后面的预备队则稀疏简陋。于是，皇太极大胆分兵：一路大军于松山与杏山之间，由山至海，将大路拦腰截断，致使两地之间的饷道和信息完全被阻断；另派一路部队袭击明军驻在塔山的护粮部队，致使明军的粮草基地落入清军之手。

这两个布置干净利索，双方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明军既失去粮道，又于战守之间首鼠两端，只能收束部队，背靠松山城列阵。

皇太极则准确断定：洪承畴大军从宁远出发到松山，携带的粮草决不会超过五六日，届时，势必要向西运动，以图返回宁远就粮。于是，皇太极埋伏重兵于松山与宁远之间的各个要隘，邀截明军后路，同时增兵防守刚刚夺到的粮草基地。皇太极自己则率大军列阵以待。

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明军果然向宁远突围。当时，各军轮番殿后，严阵迭退，秩序井然。谁知，数日战守失措，使部队心慌意乱，一路大军统帅率先夺路狂奔，导致全军大乱，争先奔逃。皇太极伏兵四起，到处截杀，明军全线崩溃。吴三桂等大将仅以身免，逃进了宁远。洪承畴等不到一万人被拦截在松山城中，明军阵亡五万三千余人，遗弃之枪炮火器数以万计，四位大将下落不明。而清军自称全部伤亡只有十人。

至此，锦州城中的粮草即将告罄，解围突围均已无望；大军统帅洪承畴则困守松山，陷入清军重围。宁远诸军失去统帅，充斥了一城的残兵败将，完全丧失斗志。而皇太极则在到达前线之后，仅仅三天，便将战局彻底扭转过来。由此，皇太极达到了军事指挥生涯的辉煌顶端。

随后，皇太极挥军将锦州、松山团团围住，并掘壕堑、筑高墙以困之。大明辽东诸军，危在旦夕矣。

一个月后，九月十三日，皇太极秘密离开了松锦前线，经过又是六个日夜的昼夜兼程，急急返回了盛京沈阳。

据说，从沈阳传来消息，庄妃即后来孝庄皇太后的姐姐、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重，此时已是弥留之际。这位宸妃名叫海兰珠，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于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于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她的亲姑姑、位居清宁宫的中宫皇后哲哲。她可能是皇太极一生中真正倾心相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多情天子扭转了战局之后，便扔下全军，悄悄赶回沈阳探病去了。

从松锦前线到沈阳的路程，大约为六百华里，皇太极在第六天清晨赶到沈阳。进城前得到消息：宸妃已经病逝。据说，为了赶路，皇太极昼夜兼程，六百里跑死了六匹马。

在这一个月里，他指挥部下将洪承畴统帅的十三万明军大部击溃，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应是皇太极敢于放心离去的重要原因。

由此，被围困得密不透风的松、锦二城稍许透上了一口气，遂靠从天津海运粮饷至松山以济久困之师。而偌大的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派兵救援了。

第二年，大明崇祯十五年、大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洪承畴部下一个叫夏成德的副将投降清军，约为内应。松山城由此陷落，洪承畴等被俘。随后，皇太极命令将洪承畴解送沈阳，同时下令把几乎所有被俘官员、将领、士兵共计三千余人全部杀死。据说，在今天的松山，还有一个地名，叫“马失前蹄处”，就是洪承畴突围时，在此处被绊倒，继而被俘之处。

就这样，洪承畴的悲喜剧，还没有达到高潮就进入尾声了。原因是，由于大清朝官方史学工作者和汉族士大夫结合后，生下了一个怪怪的史籍怪胎，令洪承畴到沈阳后的遭遇变得高度扑朔迷离，读起来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功效，让喜欢较真的读者，会时常一头雾水地怀疑古人或者怀疑自己的智商。于是，我们只能拼凑各种史籍上的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形。

据说，还在松山城中时，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被承畴坚决拒绝。叛徒献城而被俘后，清兵将他带到主帅面前，强迫他下跪，他轻蔑地说道：“我乃天朝大臣，岂能在小邦王子面前下跪！”在我国历史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战败者若敢于在胜利者面前说出这种轻蔑语言的话，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到沈阳后，洪承畴被关押在三官庙里。他决心一死，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骂不绝口，并绝食不进水米。皇太极和历史上那些禀赋极厚从而开创出大格局的如李世民、赵匡胤一样，器量、胸怀极大，一心想要收服洪承畴为己所用。于是，把沈阳城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包括那些洪承畴昔日的同事全部动员起来，让这些大明朝过去的臣子现身说法。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承畴的冷落、轻蔑或痛骂，闹得臊眉耷眼好生无趣。

范文程没有做过大明朝的官，自然就比那些挨骂的人从容了许多。《清史稿》记载说：“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洪承畴披头散发光着脚跳脚骂人时，范文程不理他，慢慢地谈古论今，两人居然聊起天来。在这个过程中，范文程注意到，房梁上的尘土落到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将其轻轻拂去。回来后，范文程告诉皇太极：“承畴肯定不会死，这种时候，他连衣服尚且爱惜，何况生命呢。”

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洪承畴投降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在大清朝受到广泛尊敬与爱戴的庄妃——孝庄皇太后了。

洪承畴投降后，《清史稿》中记载了发生在皇太极与洪承畴之间的一次对话：

皇太极问洪承畴：“明朝前方将帅力战被俘或者力不能支投降后，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皇帝下令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是过去就有的制度，还是新立的规矩？”

到此时，洪承畴似乎仍然不愿意说出对崇祯皇帝不敬的话，他答：“过去没有这种制度。近年来，朝臣们一再对皇帝讲，才这样做的。”

皇太极叹息道：“君昏臣奸，才会这么滥杀无辜。将士们力战被俘，应该拿出多多的财宝把他们赎回来才对呀，怎么反而要迁罪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残忍暴虐到了这个份儿上，也未免太过分了。”

洪承畴泪流满面，说：“皇上说的真是至仁之言。”

随后，皇太极命令设宴款待洪承畴，他自己回到了后宫，叫人带话给洪承畴：“我的妻子刚刚去世，不能参加欢迎你们的宴会，你们不要介意。”（《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

揣度此时洪承畴的心境，他或许会想起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想起莫名其妙战死沙场的前任总督卢象升，想起自己的老同事与部下孙传庭，想起不久前被崇祯皇帝下令杀死的三十多位高级文武官员。这些官员中，确有罪有应得者，而多数则是无辜的，有的人根本就有功无罪。仅仅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指挥调度失误，需要有人做替罪羔羊，也需要平息皇帝的愤怒，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便只能走上刑场。

洪承畴的命运表明：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届时，由于社会性的不公正，将导致人们不再认为祖国与荣誉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情感中最接近动物性本能的——诸如明哲保身、好死不如赖活着、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等等低级趣味，将成为人们最自然而然的选择，不论面临这种选择的人曾经拥有过多么高贵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公正客观地说：兵力人数超过了皇太极的洪承畴，实在是败在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敌人手中。

史书记载说，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极为喜悦，除赏赐了大量财物外，还下令“陈百戏”——大约就是举办盛大演出，以示庆贺。为此，贝勒、将军们很不高兴。因为不管怎么说，洪承畴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如今，却比俘虏了他的人们还要风光，这是怎么闹的？

皇太极问他们：“咱们栉风沐雨、出生入死，所为何来？”

诸人曰：“想打进中原呀。”

皇太极说：“对啦。咱们就像行路的盲人，现在，我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引路的，如何能不快乐？”史称：众人咸服。（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两年后，清军大举入关。在平定中原、江南和西南地区的进程中，洪承畴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证明皇太极的心胸与眼光深邃远大，的确不同凡响。而洪承畴也为此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长久的鄙视。至今，对于此人仍然言人人殊，无法盖棺论定。

这位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的两朝重臣，是一位饱读诗书、博览经史的渊博之士。由此推断，对此，他应该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才对。

正文第十二章皇太极入主中原，二大清帝国登场！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諅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媲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激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部落。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其中，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和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等等。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

大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这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也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不可小觑。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崇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大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瞩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以至于不可收拾。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是不胜枚举，称得上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郑忠信《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在皇太极的十七年执政生涯中奠定的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之《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如此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迹，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那么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

《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道：皇太极“性耽典籍，谘览弗倦”。就是说，此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譬如，他很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吮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大将军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之倒进河里与士兵共享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清太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宗天聪二十三）

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及范围极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宋、元、明、清，且每每有精彩中肯的见解，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三百多年前，他就曾经很中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矣哉”了。

做了汗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汗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清太宗实录》卷八）

在其当时，汉字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异质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之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睿绝伦”的人。（《清史稿》太宗本纪一）

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使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的效果。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纵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呵。”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为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力。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萨哈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后的第四个年头。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其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己自成一国，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防。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屠其民？我既然到这儿了，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当时，正值孙承宗率领明军实施大反攻之际，这厮既不组织抵抗，也不支援友邻部队，而是下令屠城，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与永平（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与迁安两城百姓全部杀死，将所有财物掳掠一空，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沈阳。

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与此次屠城有直接关系。

皇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立即派遣部队紧急赴援。随后，便传来阿敏弃城逃归的消息。皇太极大惊，勒令阿敏驻屯于城外十五里处，不许进入沈阳城，并责问原因。

三天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六月七日，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一口气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平心而论，阿敏这厮的确有他自己的取死之道，咎由自取的味道很重，并不值得同情。永平屠城并弃守后，有资料说，该城之中血流有声，这阿敏实属罪该万死。其他那些罪名，也显然背离了推举皇太极继位时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因此，细细考究起来，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譬如，其中指斥阿敏轻视皇太极、有不轨之心的罪名达十一条之多，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但毕竟还不是无中生有。皇太极让大家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众人异口同声，以为应该处死阿敏。最后，皇太极下令将其幽禁起来。（《清太宗实录》卷七）

十年后，即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阿敏在幽禁中死去。

接下来，轮到了莽古尔泰。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哥，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中，他能够成为四大贝勒之一，显然与他骁勇善战且战功赫赫有关。莽古尔泰很早就与皇太极并肩作战，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一度还很亲密。二人反目是在阿敏被幽禁的第二年。

大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十二日，皇太极率军围攻大凌河城，猛攻不下，伤亡甚众。第二天，莽古尔泰找到皇太极，要求把隶属他的旗下，如今被差遣出去的精兵归还给他。皇太极说：“我听说你的部下凡有差遣，总是违误。”莽古尔泰说：“一有差遣，我的部众总要比别人多一倍，什么时候有过违误？”皇太极恼火道：“果真如此，就是诬告，我会严加追究；如果揭发属实，就要把违误者绳之以法。”说完，皇太极红头涨脸地准备上马离去。莽古尔泰急了，说：“皇上应该出以公心说明白，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因为你是皇上，我一切都顺着你，你却这么不知足！难道是想杀我吗？”边说边握住腰间的刀柄，注视着皇太极。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类见此情形，忙打了莽古尔泰一拳，并骂道：“你这是大逆不道呀。”莽古尔泰怒骂道：“蠢东西，竟敢打我！”说着，将佩刀拔出了半尺许，德格类连忙把他推到了一旁。

回到营帐后，皇太极对诸贝勒将领痛骂道：“他不过是个弑母邀宠的家伙，怎么竟然轻视我到了这个地步？”随后，痛斥那些御前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看他拔刀，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卫？”（《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大凌河战役结束后，当年十月，众贝勒议定，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其大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五牛录。莽古尔泰也在事后表示，当时喝酒喝多了，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第二年，莽古尔泰参与了征伐蒙古察哈尔部与攻掠大同、宣化的战斗，十二月，莫名其妙地死去。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参加了莽古尔泰的丧礼，直到后半夜才回来，然后，在中门设灵堂祭奠，大哭了一场。（《清史稿》列传四，诸王三）三年后，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死后一个月，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兄妹三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时，发现了十六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字样的牌印，遂削夺封爵，莽古尔泰的妹妹和一个儿子被处死，六个儿子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入官。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最后，形成了正黄、镶黄、正蓝的所谓上三旗。

现在，四大贝勒中，除了皇太极，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代善。

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代善推举最力。当时，努尔哈赤一辈人已经基本过世，代善是年岁最长、行辈最高、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者，其声望远在阿敏、莽古尔泰之上，且性情宽柔得众人心，是后金乃至大清决策层中的平衡器与稳定器。可能与母亲佟佳氏和哥哥褚英的遭遇有关，代善表现得谦退平庸，没有显示出领袖群伦的格局与魄力。我们无法断言，代善究竟为什么自动退出汗位竞争，转而全力支持皇太极。有自知之明？为了六年前与大妃的暧昧传闻？顾全大局？皇太极众望所归？我们不得而知。从代善一生行事品格推断，也许是上述因素综合发挥作用所致。

一般说来，皇太极和代善的关系还算不错，团结多，斗争少，即便有斗争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一旦触及，代善立即谦让后退并坚定支持皇太极。譬如，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争吵时，明明有可能是皇太极理亏，代善仍然气恨恨地斥骂莽古尔泰：“如此悖乱，还不如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并在后来主动提出不再与皇太极并肩而坐，使皇太极顺利实现了“南面独坐”。（《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四十五）

天聪九年，多尔衮远征察哈尔，获得传国玉玺，令后金人众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从而士气大振。众人仿效当年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做法，纷纷立誓书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指示由于大贝勒年纪大了，可以免于立誓。代善不同意，主动要求并最后带头在众人面前发下拥戴皇太极登帝位的重誓，表示，若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心怀不轨的话，将天地不容、遭殃而死。（《汉译〈满文旧档〉》）

就这样，代善大体受到了皇太极的礼遇和尊重。不过，二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也很有意思，颇为意味深长。在代善，会不时地做一些令皇太极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表明自己的存在；在皇太极，则随着威权日重，也时不时对代善晓以利害，甚至丝毫不假以辞色。

二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九年，事情是由皇太极的姐姐引起的。

据皇太极说，他的这位姐姐哈达公主脾气暴躁乖戾，且特别喜欢在背后进谗言搬弄是非，大约属于悍妇加长舌妇一类人物。因此，可能从努尔哈赤时代起，姐弟二人关系就不好。这年九月，皇太极率领大家迎接多尔衮远征察哈尔凯旋。在返回沈阳的路上，哈达公主和皇太极发生不愉快，赌气先走。路过代善的营帐时，代善叫他夫人把公主迎进帐，设盛宴款待，并赠送财帛礼物。皇太极知道后，震怒，除派人前去责问外，还不知会任何人，独自返回沈阳，并关闭宫门，不许任何人觐见。

数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与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一倾诉。他愤怒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与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诸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过日子足矣。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并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廉。然后，所有人等一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视政。

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申）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

皇太极即位后，曾经作出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这件事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其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十七年。这件小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十年、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不将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崇德四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泪责备他：“大哥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驰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命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卫到家。（《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三年后，皇太极死。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自己策划拥立多尔衮的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悒郁。

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代善显然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他的行事中，甚至能够令人部分地体味出，人口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万的女真人，怎么就能够取代大明，在人口上亿的中华帝国，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

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上述发生在三大贝勒身上的故事，皇太极手下几乎所有著名的王公贝勒、高级将领都曾经受到过严厉的处罚。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岳托、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杜度、萨哈廉、阿巴泰、德格类、硕托还有皇太极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等。似乎只有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是唯一的例外。同时，这些人也因为各种功劳而得到过崇高的奖励、荣誉与地位。

崇德二年，在进行第二次征服朝鲜的战争总结时，皇太极认为：“诸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刑部审议后，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过，分别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十三人撤职，五人鞭刑，二十二人罚款处分。其中，有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子、额驸（即驸马），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左右，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最后，从代善开始，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处罚。据说，这帮家伙全部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仅此一项，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儿：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有关部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羊只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废弛、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天聪四年十一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支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大体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是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惊人，其腐败的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妓女们厮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大体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是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臻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定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努尔哈赤再暴烈，也没有这样干过。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皇太极先后五次率领或者派遣大军，绕道进入关内烧杀抢掠，给至少数百万生灵带来深重痛苦。皇太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明朝皇帝和政府来负。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毫无道理。

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亥时，即夜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死前有两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贡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九月丙午）

皇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十七年。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虽然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了“国本”——国之根本，但这二位——此前的努尔哈赤和此后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皇太极享年五十二岁。他死后八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一年，多尔衮迎接皇太极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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