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终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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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终结版》

正文引子三次改变中国的女真人

“肃慎”，是女真族的远古祖先，在秦汉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在我国的典籍中。据说，在古老得不可考的尧舜时代，这个民族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交往。《国语》中记载：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走到陈国时，遇到一群被木身石镞的箭矢射中的大鸟。这群鸟飞到国君的宫廷后死掉了。国君不知其故，派人请教孔老夫子。老夫子告诉他们：这种箭矢只有肃慎人才能制造，周武王时，肃慎人曾经进贡过这种箭矢。后来，国君派人调查核实，果然在收藏贡品的金柜里找到了孔老夫子说的那玩意儿，证实了孔老夫子确是博闻强记。此事表明在久远的年代里，这个民族在渔猎上面的本领就不可小瞧。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诸申、满洲等名称，是这个同一渊源的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这一民族被归入了通古斯族系。在中国历史上，女真人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作用，其冲击一次比一次剧烈，其影响一次比一次巨大，遂成为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

唐代的渤海国是由女真人的祖先靺鞨人所建，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于盛唐开元年间由大武艺开国，到后唐年间为辽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是当时中规中矩、有模有样的大国之一。

此为女真人第一次影响中国历史。

女真人第二次施加大作用于中国，是在皇太极之前五百年——

当时，他们的全部人口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百万，却以极短的时间凝聚成为一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一举将两个土地面积与人口总数均无数倍于自己的庞然大物——立国两百年的辽国和一百五十九年的北宋打翻在地，迫使辽国翻越大漠与雪山远逃西域，迫使自我感觉极佳、人口总数可能超过一亿的大宋帝国，只能屈居于东南一隅。

此后，女真人掀起的八旗旋风第三次席卷了中国的大东北，他们马上就要席卷全中国。

与五百年前的祖先比较，此时，女真人满打满算还是不足一百万人，他们的敌人大明帝国的人口则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而更加重要的区别是：他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顾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目光深邃远大，他们胸襟恢宏宽阔，他们富有政治智慧又有极其强大、令人不寒而栗的动手能力，他们所做的工作，甚至不亚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

而此时此刻的大明朝，与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比起来，虽然土地面积大了许多，然而，其腐烂发臭的程度却也远远超过了大宋帝国，曾经有过的精巧雅致如今早已变成了真正的愚蠢与恶俗。由此可知，大清朝入主中原已经具有了某种宿命的意味。

如同上面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工作是在皇太极的带领下进行的。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工作是如何在多尔衮的手中完成的。

可惜——

大清朝和以前的所有朝代一样，在统治层中继承和发展出了丰富的政治权术、狡诈和谋略，却从来没有在民族与国家的层面上，学会运用政治良知、理性与智慧。多少年来，我们没有学会和发展出更好的方式，于是只能采用阴谋、暴力和血腥的手段，用制造痛苦来削减痛苦。以暴易暴、以毒攻毒，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已经成为帝制政治文化传统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必然地、无可避免地为未来新的、更大的痛苦预留下了空间与地步。

想想二百多年以后这个国家所遭遇到的所有屈辱，这个政权所受到的切齿痛恨，我们对此应该不难理解。

正文第一章多尔衮的恩怨情仇和权力游戏

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多尔衮来到三官庙。当年，庄妃就是在这个院落里，说服洪承畴放弃绝食，归顺大清的。

到这时为止，皇太极已经去世五天。多尔衮要在三官庙里会晤皇太极生前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这两个人都是由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两黄旗中最为重要的管理大臣。多尔衮约见他们的目的，是要探询两黄旗对皇位继承人的最后态度。

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是前清时代满族王公贝勒们的一贯作风，他们喜欢直截了当。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尚未完全学会汉人绕山绕水、云遮雾罩打太极拳般的说话方式。

索尼告诉多尔衮：“先帝有儿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语气坚定，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多尔衮没作任何表示就离开了三官庙。晨曦中，全副武装的两黄旗精兵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桶一般。按照制度，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黄旗护军担任。不同的是，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崇政殿沿途与四周也被围得水泄不通。那里，平日是大清皇帝商讨国是的场所，现在是皇太极停放灵柩的灵堂，很快将在亡灵面前推举大清皇帝的继承人。

前清时代大清帝国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獾子，杂食性鼬科动物，严寒时冬眠，居洞穴中，性机警，喜夜间行动。獾子油是东北民间治疗烧伤、烫伤的良药。多尔衮的名字，在女真语中是“獾子”的意思。就其一生行状判断，他与獾子还真的有几分相像。

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多尔衮排行第十四，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与第十五的多铎。皇太极是他同父异母的八哥。

有两件事情，可能对多尔衮的一生影响巨大：一件是他的亲生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还有一件就是此次推举皇位继承人。

阿巴亥是在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嫁给努尔哈赤的，当时努尔哈赤四十三岁，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阿巴亥只有十二岁。史书记载说，阿巴亥丰姿俊美，颇有心机。老夫少妻，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两年后皇太极的母亲即大妃孟古格格病逝，不久阿巴亥便被立为大妃。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发生了一件对后金政权影响深远的变故——努尔哈赤休弃大妃阿巴亥。当时，公开的名义是指斥大妃偷藏财物，实际上有很深的隐情。

这年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亥允许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不经丈夫同意，女人若将财物送人，就是欺骗丈夫，若是送给男人，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事实上，这样的禁忌即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可能仍然在发生作用。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曾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接受并且吃了，皇太极接受而没有吃。而且，大妃一日之内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大妃自己深夜出去也有两三次。”努尔哈赤命人调查，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令努尔哈赤更加恼怒的是：据说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里议事或宴饮时，大妃阿巴亥都会浓妆艳饰，精心打扮，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对代善颇多表示，使在场的其他人很尴尬，但谁都不敢声张，只能假装看不见。这一点，令努尔哈赤万难接受。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恰恰与女真人的习俗和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有关。

和我国境内其他游牧渔猎民族一样，女真人的财产主要由牲畜和猎获品构成，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他们的财产极容易荡然无存。因此，其财富的积累过程十分缓慢，从而导致相对的贫穷。他们缺少形式多样的物质财富，缺少表现自己精神生活的艺术品、装饰品和宗教作品，他们崇尚力量，崇尚年轻，崇尚勇敢；重生轻死、贵少贱老是为风俗。显而易见，这些习俗全部与中原农业地区的文化是反着的。此外，他们坚定信奉萨满教，相信天地万物间充满鬼怪神灵，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去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所在继续生活。因此，杀人殉葬便成为一个古老的习俗，为族人所接受。他们死后的墓葬很简单，在绝大多数情况和绝大多数人口中采用火葬，将生前用过的东西、衣物等一起烧掉就构成了他们的随葬品。沈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陵墓中，埋葬的只是他们的骨灰和殉葬者，原因端在于此。

他们采用多种婚姻形式：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外婚制，对偶制，嫂婚制，姐妹即连带婚制等等。这些婚姻形式的采用，同样与上述特定经济、财产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联系。其内在逻辑指向，在于保证未来的生活与生存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保证经济状况和综合力量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人性层面上，令未亡人在生活与感情上有所寄托。

因此，父亲死后，儿子娶没有血缘关系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子，弟弟死后，哥哥娶弟妹为妻便成为十分正常的、富有人性化的考虑。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哈达部王子康古鲁，在父亲王台死后，就与自己的继母、著名的叶赫格格温姐结婚。这位温姐，恰是努尔哈赤前任大妃孟古格格的姑姑。豪格死后，多尔衮、阿济格两人作为叔叔，各娶了自己的一个侄媳妇。皇太极的五位后妃中，两个妃子是亲姐妹，皇后则是这对姐妹的亲姑姑等等，诸如此类，十分常见。

在汉族人士眼中，上述一切是标准的乱伦，他们会对此表现出真诚的痛心疾首与不屑一顾。殊不知，唯其如此，才在比较中显现出孔孟之道贞节牌坊之类文化中过多非人性的残忍与虚伪。

事实上，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述婚姻形态仍然通行于我国某些边疆游牧渔猎部族之中。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有可能对努尔哈赤死后的大妃殉葬、皇太极死后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更加贴近事实的理解。

在这种习俗之下，偏偏又有了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

有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曾想过指定接班人。他曾经为自己的嫡长子褚英做过类似皇太子一样的安排；褚英被处死之后，他又安排二儿子代善监理国政，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努尔哈赤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深受宠爱的大妃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代善，（《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四卷，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从而，一度使代善的权势极为显赫。这可能是那些贝勒大臣们看到大妃与代善眉目传情时，谁都不敢废话的原因之一。

如果仅仅从汉族士大夫和中原皇家政治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老皇帝在以名位后事交代继位者，但假如考虑到女真人上述事实上盛行着的多种婚姻制度的话，努尔哈赤的这番话则完全应该被理解成：自己死后，不但允许儿子代善继承自己，还希望他娶养无血缘关系的庶母——大妃。否则，这位大妃的举止怎么会如此荒腔野板，离谱得无法理喻？从她的一生行事判断，假如不是置身于这种嫂婚制文化氛围之中，这位史书记载“有机变”的大妃，应该断不至于会错意到如此程度才对。

倒是准太子代善，很有可能因为心智、性情上的平庸，厚道和缺少智略，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权势显赫导致的忘乎所以，才真的会错了意。在人性的层面上，他可能并不了解其父的真实想法与性情，于是，将努尔哈赤所说的、所想的和所要做的当成了同一回事儿，忘记了死后是死后，而现在活着是活着的道理。结果，真实的情形是：努尔哈赤痛恨自己还活着时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大妃和代善。不久，努尔哈赤就将代善独掌的两红旗，分出去了一旗，交给代善的儿子岳托。从此，代善失去了父亲的欢心，被迅速灰头土脸边缘化，也害了那位大妃。

努尔哈赤的处理很有意思，他放出风去，说是要搜查大妃私藏的财物，大妃便慌慌张张把财物分送到各处藏匿，结果，全部被搜查出来，包括藏在阿济格家的三百匹绸缎。史书记载说：大妃阿巴亥“虽然有机变，却终于为努尔哈赤的英明所制服”，可能就包括了这件事情。随后，努尔哈赤宣布：“该大妃奸诈虚伪，人所有的邪恶她全都有。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从头到脚地妆饰你，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供着你，养着你，你竟然不爱你的汗夫，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难道不该杀吗？”随后，将这位大妃休弃。当时，努尔哈赤另外一位蒙古族的小妃子也加入战团，揭发阿巴亥。史书中说，大妃阿巴亥好嫉妒，大约由此可以得到证实。（《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四卷，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或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并未泯灭，不到一年又将她接回，继续做大妃。成书时间最早的清代官方史书《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由于大妃有机变且好嫉妒，使努尔哈赤觉得不快，“留下她恐怕身后会祸乱国家，于是预先给诸王交代遗言说：‘等我死时，必须命令她为我殉葬。’”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诸王便来向她转达努尔哈赤的命令，大妃支吾不从。诸王说：“先帝有命令，想不遵从是不可能的。”最后，在诸王寸步不让的坚持下，大妃阿巴亥自缢而死。也有史书认为，她是被人用弓弦勒死的。就此，阿巴亥之死遂成为前清历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引发出无数猜想与争论。

母亲殉葬时，多尔衮虚岁十五岁，实则还差一个多月满十四岁。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已经成年。他的哥哥阿济格虚岁二十二岁早已成年，弟弟多铎虚岁十三岁，也接近成年。由于兄弟三人全部名列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他们必定对母亲殉葬的内情有些了解，这可能是后来多尔衮独掌大权时，他们对此始终不曾发出过任何不同声音的原因。

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与多铎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武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因此，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子，原因端在于此。

事实上，努尔哈赤死后，两黄旗虽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继承，但是，多铎是正黄旗旗主贝勒，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贝勒，多尔衮并没有实际掌握一旗。不久，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皇太极将汗王才能掌握的两黄旗旗色，交换为两白旗。从此，两黄旗由皇太极掌握，阿济格和多铎分别成了两白旗的旗主贝勒。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承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蒙古有功，被“赐以美号”，曰：“墨勒根戴青”，即汉文“睿智”的意思。据说，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称呼就是由此而来。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此后，皇太极又任命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多尔衮主管吏部——这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号称六部之首——并多次委以重任，使多尔衮有机会建功立业。就这样，皇太极扶持着多尔衮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墨勒根戴青贝勒到睿郡王，到睿亲王，直至有能力摆平战功显赫的皇长子豪格，成为辅政王，再成为摄政王。

应该说，皇太极待多尔衮不薄，对此，多尔衮心知肚明。对于皇太极，他的感受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一方面，他曾经说过：“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说过：“太宗之所以给予我特殊不同的恩情培育，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是因为他知道诸子弟只有靠我才能成就事业。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们明白吗？”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应该说，皇太极在多尔衮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生儿子豪格。

有证据显示，皇太极对多铎也不错。

多铎有“荒唐王爷”之称，除了能打仗之外，任侠率性、渔色猎艳的名声也不小。他甚至曾经将主意打到了大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的头上，并且可能对范夫人进行过严重的性侵犯，气得范文程范大人装病不上朝，在家里闭门谢客生闷气。假如不是多尔衮出面制止，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结局。《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道，经过皇太极的极力争取，多铎才分到努尔哈赤生前直接统领的十五个牛录四千五百人。

很难想象一个主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会如此行事。谋害阿巴亥的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细细翻检史料，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当时，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谁知，时间一久，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因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震怒，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他对多尔衮说：“我加爱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对你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多尔衮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诚惶诚恐地自请死罪。最后，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多尔衮等人去衙门办公。皇太极细细询问起来，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当时，有人辩解说，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皇太极怒火万丈，把多尔衮等一帮家伙当场赶将出去，说：“你们赶快回家吧，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相见不如不见。最后，多尔衮诸人拜托范文程等多次求情，方才挨过这一关。（《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第22页）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多尔衮的才能和功绩是公认的。皇太极执政时期，多尔衮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均有上佳之表现，从而令皇太极对他“特加爱重”，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史书上说多尔衮“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皇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左翼兵伐明。多尔衮铁蹄所到之处，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著名的大明总督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的。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这一次，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生擒德王朱由枢，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多尔衮另外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表明了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战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并施展计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明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玉玺。玉玺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无法预料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汉化程度颇深，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豪格传）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王公贝勒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第22页）这其中，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第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帝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无法不顾忌的力量。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的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急。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大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掌管两红旗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首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得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大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友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密，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面前已经对天盟誓，但在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犯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留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

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索尼传）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听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肯定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面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伤深痛。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满腔鲜血。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邃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有人油然想起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议决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摄政王。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能够得以善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特别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仔细雕琢。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几乎将四川人屠杀殆尽的“大西皇帝”杀死后，胜利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就这样，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衮，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率领大军直扑北京。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天下，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秩序。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如洪承畴，如著名阉党、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铨，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三十九岁的多尔衮正值英年便倏然死去。

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上天待多尔衮又何其薄也！

他的恩怨情仇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图画。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最终是在他的手中才得以顺利完成的。然而——

从此以后，多尔衮本人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真是令人敬畏。

正文第二章崇祯大败局：死要面子亡了国

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于一片石这个地方，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从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而事情却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断，他则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特别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清军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以及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如果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应，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皇太极将大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至少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为什么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大清挑起，皇太极又在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负，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伙。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李自成军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李自成下令将这位福王杀死，剁其肉，与鹿肉煮在一起，称为“福禄宴”。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辞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清军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大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大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大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大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借此良机最大限度地谋求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特地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就是坚决反对和清讲和的意思。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大家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等，前后达数十封。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经过这一番波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同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草、器械、训练都不充分。因此，从孙传庭担任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

无奈，此刻的皇帝，一方面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似的，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曰：“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先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使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都是由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子。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家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崇祯妻子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真的从李国瑞家里敲诈勒索出了四十万两白银，而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

就在皇亲国戚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已经死去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成了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如果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薛国观在职期间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bdo>?９9ｌｉb?</bdo>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与薛国观一样倒霉的还有“奸臣”周延儒。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的意思。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没有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他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并且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一出手就要力图置异己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的权限大受限制，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大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清军入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不痛不痒。当时，清军尚未退去，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看到奏疏后极为恼火，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偏偏这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骆养性的同乡，骆养性遂借审讯熊开元的机会，把周延儒的隐私一一揭发出来。就此，周延儒在皇帝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副怪怪的模样。

转年，即崇祯十六年三月，正是万物复苏水草丰美的时节。第五次打进关内的清军，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纪录，并且就在山东莒州地区驻扎牧马。崇祯皇帝忍无可忍，他把周延儒等人招来，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周延儒慌忙劝阻，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皇帝冷笑一声，说：“我刚算过一卦，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就立刻出发。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儒的家在宫门西边，他离开皇宫后，连家也没敢回就亲征去了。

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周延儒带着他们驻在通州。史书记载说，他们每天互相宴请，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却每天早晚各向皇帝报捷一次，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一个月后，清军主动退出关外，周延儒胜利回京。据说，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慰劳备至。

没有几天，周延儒谎报军情、欺蒙皇帝的报告便陆续送到了皇帝手中。鉴于周延儒的崇高地位，且长期任劳任怨为皇家服务，崇祯皇帝很给面子，只是将他罢免回家，还赏赐给他一百两白银的路费，他可以享受乘坐国家交通工具、免费在国家招待所中食宿的待遇。周延儒算是平安着陆了，他的儿子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

谁知，有一天，一个可能和锦衣卫有些瓜葛的官员，有意无意地点拨皇帝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皇帝在最宠爱的田妃宫中，看到了一双制作得异常精美的绣花鞋。拿起来一看，那鞋上用金丝工整地绣着五个字，曰：“周延儒敬献”。当时，崇祯皇帝勃然震怒，将田妃呵斥了一通，吓得田妃连连叩头请罪。崇祯皇帝拂袖而去，此后，连续几个月不再理睬这小女子。经过点拨，皇帝想起了这件事，认定周延儒不但欺蒙自己，而且还犯有“通内”大罪。于是，立即命令锦衣卫将周延儒从家乡抓回京城，勒令自尽。当时，骆养性前去传旨兼验尸，他怕周延儒不死，还将一个大铁钉钉进了前首相的脑门。与薛国观比较起来，周延儒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皇帝当天就允许家属去收尸了。

据说，周延儒知道情况不妙，临被捕时，将家中的珍宝细软全部堆在阁楼里，放火焚烧。史书记载说，由于里面有不少奇珍异宝，大火燃烧时，火焰都是五彩的。

有一次，皇帝和一个臣子聊天，谈起了周延儒。皇帝恨恨地说：“我就是恨他太使乖！”意思是说他恨周延儒太聪明、太乖巧。这位皇帝真的很难侍候。性情刚烈的袁崇焕他容不得，要杀死；性情乖巧的周延儒他也容不得，也要杀死。到周延儒死时的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我们的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用了。于是——

皇帝在宫中下达了一项严厉的禁令：严禁宫中女眷们玩一种叫做“掉城”的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在一块正方形的布上画出一个“井”字形，分为九个方格，中间的一格为上营，四边的为中营，四角为下营。然后，在一定距离之外用银球往上抛，抛中上营受上赏，中营受中赏，下营受下赏，是宫中女眷们消遣漫漫长日的一个乐子而已。皇帝看到帝国的城池一个个落到大清和李自成们手中，便认定与这“掉城”游戏有关，遂下令：胆敢再玩者，严惩不贷。此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个帝国了。

大明崇祯十七年的元旦，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真正是个黑色的日子。

今天以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改的。以前元旦就是春节，春节就是元旦，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届时，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朝贺。

谁知，崇祯十七年元旦一大早，从三四点钟开始，北京城便刮起了大风霾。古人文雅，用的词也准确，大风霾显然比沙尘暴更像那么回事儿。史书记载说，这天从凌晨开始，北京便狂风漫卷，“震屋扬沙，咫尺不见”，暗无天日，白昼如晦。崇祯皇帝早早来到大殿，坐在那把龙椅上，等着群臣前来朝贺。谁知，上朝的钟声敲响后，久久看不到一个官员上朝。可能是风声太大，等在外面的官员们没有听见，误以为皇帝还没有起身。于是，皇帝命令再敲钟，不停地敲，并打开东西两侧大门。等了好一阵，还是一个人影也不见。

大风霾，在古代的星相术士眼中，是边事刀兵大起的徵象，乃大凶之兆。元旦吉日出现这种景象，在漫天狂风沙暴中，把皇帝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偌大的宫殿里，推想起来，朱由检的心可能会凉透。为此占卜，占词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再占一卦，卦辞更糟，曰：“星入月中，国破君亡。”全都是大不吉之语，没有一句能够宽慰人心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风变地震）相传，崇祯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位长者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有”字。崇祯皇帝拿给大家看，众人都说是大吉大利之兆，主“大有”、“富有天下”之意。后来，有一个会拆字解梦的人告诉他：这个字很不祥，因为“有”字拆开，就是“大不成大，明不成明”，表示大明残破不堪的意思。崇祯皇帝黯然失色，不过，他没有怪罪那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此时此刻，假如他知道李自成正在西安城里为建立大顺国而忙碌的话，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真的不说也罢了。

当此时，李自成的势力在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迅猛发展，出兵北京的计划正在落实之中。南方地区同样烽火连天。张献忠率大军由南昌南下，连续攻占长沙、衡州，江西、广西的许多地方也相继陷落。进入甲申年后，张献忠溯江西上，进入四川，击败了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著名女将军秦良玉，一举攻占了万县等地。

此时的朱由检万般无奈。他焚香沐浴后祷告天地，请求神灵指示。结果，扶乩之后神仙的回答是：“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崇祯皇帝看后，默默无言。

正月初三，崇祯皇帝招来一位名叫李明睿的官员，询问御寇之策。李明睿请他命所有人等回避，然后直截了当地建议他：值此天下汹汹之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南迁。回到大明朝祖先开基创业的南京去。就当时的情形看，整个国家只有江浙一带还稍许平静一些。

朱由检沉思良久，说：“这件事关系过于重大，不可随便说出口。”然后，他用手向上指指天，意思是，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劝他当机立断，免得事到临头后悔莫及。朱由检说：“这事儿我早就想办了，可没有人赞助，所以拖到了今天。你的想法和我很吻合，外边不愿意怎么办？此事重大，你务必保密，切不可轻易泄漏出去。否则，你的罪过不小。”

到此时为止，这“南迁之议”或是朱由检唯一一个延缓大明帝国生机命脉的机会了。可惜，这位皇帝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重大缺陷又一次在这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作用。哲人曰：“性格即命运”，信哉斯言！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该人的性格与素质决定的。揆度朱由检的一生，便是这句名言最好的、毋庸置疑的注释。他的品性表明，把自己吊死在景山下的那棵树上，可能是这位皇帝最恰当的出路。而大明帝国这朱家天下的命运，也由于有了这位皇帝，就此成为命中注定。

朱由检的皇后姓周，是一位端庄稳重的美貌女子。史书记载，看到她的人，会“瞑眩不自持”，表明她的相貌光彩照人。她为朱由检生了三个儿子，二人的感情很不错。这位周皇后自幼熟读经史，与崇祯皇帝很有共同语言。但她从不干预朝政，也不为自己的娘家人谋取什么私利。值此天下大乱之际，有一天，她特别委婉地对皇帝说：“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呢。”没想到，朱由检立刻声色俱厉地追问她是什么意思？追问她听谁说要南迁？吓得皇后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张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皇后，是朱由检的皇寡嫂。这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知书达理，对小叔子很好，曾经帮助朱由检度过了继位之初的困难时日。朱由检特别敬重自己的这位嫂子。然而，她反对南迁，认为这将损害皇帝小叔子的形象。朱由检听说后，马上怒气冲冲地前去质问张皇后，听谁说自己要南迁？张皇后知道事关人命，坚决不肯说出人名。崇祯皇帝再三逼问，最后，张皇后表示，如果皇帝一定不依不饶地逼问是谁说的话，自己可以自杀谢罪。朱由检这才悻悻作罢。

由此，给人造成了一个强烈的错觉，就是皇帝是坚决反对南迁的。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崇祯皇帝心里可能极度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很清醒地知道，南京作为留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且有重兵驻守。在那里是有可能再图振作的。为此，他秘密命令在天津海边准备了两百艘海船和一千名精兵卫队，随时准备扬帆南行；另一方面，他特别害怕臣民认为自己怯懦，害怕丢面子，其中，可能也有害怕动摇民心的意思。为此，他犹豫不决首鼠两端。

随着李自成大军日益逼近北京，李明睿再也无法沉默，他公开上书皇帝，建议立即南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几天后，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皇帝自己留在北京，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见此情景，李邦华再退一步，请皇帝将两位皇子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以便拱卫南北两京。崇祯皇帝还是犹豫不决。史书记载说：皇帝“拿着奏疏，绕殿徘徊，一边读一边叹气”——仍然是犹豫不决。

刑部尚书徐石麒提醒大家：“倘若观望狐疑，导致想走也走不了的话，后果就不忍说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六，徐宝摩小纪）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位观点极端、忠君爱国、特别慷慨激昂的官员，此人名叫光时亨。他上书皇帝，激烈弹劾李明睿。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在朝堂上，他一反私下的主张，慷慨激奋地宣布：“国君死社稷，正也，我下定决心了。”

李明睿不理那一套，再次上书，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立即南迁。光时亨也更加激烈，指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许多大臣觉得皇帝好像也反对南迁，于是纷纷附议，请杀明睿以安天下。皇帝的表现则是在殿堂上，当着群臣的面，又一次说了许多颇动感情的、同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话。退朝后，他却极度郁闷，懊恼透顶，对身边的近侍说：“光时亨真该死，我姑且饶他这一次。”这位总是在颠三倒四中杀伐决断的皇帝，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变得毫无决断。而经过他十七年的杀伐荼毒，如今，他的身边遍布贪渎庸懦、投机取容之辈，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挽狂澜于既倒。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特别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

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从西安到北京，一千多公里。李自成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山西代州西面的宁武关，他遭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代州守将周遇吉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一面加强城防，一面出兵奇袭。在城内弹尽粮绝，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他退守宁武关，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有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最后，李自成凭借绝对压倒优势的兵力，经过真正的殊死战，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周遇吉战死，他的家人全部殉国。这使李自成十分震惊。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和忠诚无畏的战士。为此，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去的念头。因为，与这里比起来，前方许多险关要塞如大同、阳和、宣化、居庸，都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全部都有重兵防守，若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了。

正当李自成已经准备退兵回西安时，镇守大同和镇守宣化的大明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李自成大喜过望，随后，阳和、居庸守军也开城投降。就这样，他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地开到了北京城下。到北京城下之后，李自成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再有一个周遇吉，我就到不了这儿了。”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为了稳定人心，召见了三十三位考选官。皇帝询问他们“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之计”。史书记载说，召见中，皇帝忽而斟茶，忽而磨墨，忽而无缘无故地发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中途，一个太监匆匆走来呈给皇帝一封密信。皇帝看后，脸色大变，随即起身离去。那封密信中报告说，昌平已经失守。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早朝时，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有人站在那里只是默默流泪。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神经质，时不时伏案写几个字，让边上的人看一眼，随即抹去，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说他反复写的是：“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此时此刻，他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臣子都是在他十七年执政岁月中，被他培养、训练成这副模样的。

三月十八日早朝，只有三个官员前来朝见皇帝。大约，众人已经知道皇帝在案子上写的字了，所以，大家谁也不敢来触皇帝的霉头。当日深夜，皇帝招来太子兄弟三人，他亲手为三个儿子换上了破旧的衣服，为他们依次系紧衣带，叮嘱他们：“今天你们还是皇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天亮以后，你们要忘掉自己的身份，隐藏好，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姓名。见到老者要叫爷爷，见到年轻的叫叔叔。万一能活下来，要为父母报仇，别忘了今天的告诫。”史书记载说，在场者泪如雨下。

随后，皇帝将周皇后等妃嫔招来。周皇后说：“我侍奉皇帝十八年，你从来不肯听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朱由检默然无语。周皇后搂着三个儿子哭成一团，随后，命人将三个孩子送到外祖父家去，自己自缢而死。朱由检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叫来，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随即以左手掩面，用右手挥剑，砍下了公主的左臂。据说，这位公主平素极为活泼可爱，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此时昏倒在地。朱由检手中的剑掉在地上，公主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十九日凌晨时分，朱由检在多方企图逃出城受阻后，来到景山寿皇亭旁，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司礼太监。史载，朱由检在自己的前衣襟上写下了如下遗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衣襟上另外还写了一行字：“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大臣们前去拥戴辅佐太子。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史书记载说，太子兄弟三人被送出皇宫后，来到周皇后父亲家。据说，这位外祖父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

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就此走进历史。

正文第三章中国历史的拐点：决战山海关

一片石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位于山海关和辽宁省绥中县交界处不远的地方，南面几公里外就是大海，北面则是逶迤远去的燕山山脉。这里，差不多已经接近辽西走廊最为险峻的出入口。很有意思的九门口水下长城，现今是一处文化遗产公园，招徕了众多游人看客。风景区里有一个景观，名字叫藏兵洞，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先是防御清兵，后是对抗李自成的军事设施。如今看去，依然透着一股阴森诡异。

那些快乐的看客中，应该有人知道：三百五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尸横遍野的大会战。这次大战发生在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在当时，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三支政治力量。在一片石，这三种力量第一次交织缠绵在一起，搏杀演变，最后，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够取得的。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孙武认为，有五大要素决定战争胜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大体上，第一条指的是天理人心，第二、三两条指的是天时地利，第四条指的是将领素质，第五条指的是谁更法令严明。他认为，只要看清楚这五条，就可以知道胜利属于谁。孙子认为，通过七个方面的计较，可以知道上述五大要素的具体情形：双方元首谁更有道？双方将领谁更有才干？双方谁更占据天时地利？双方谁更法制严明？双方兵众谁更强健？双方部队谁训练得更好？双方谁更赏罚严明？

在这“五事七计”中，“道”最为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交战双方谁更合乎天理人心，也就是民心向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亦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谓也。实际上，讲的就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第61页）事实上，这一条根本就是灵魂。因为，它可以决定双方将领的优劣，决定法令是否严明，决定兵众与部队的训练，当然也直接决定赏罚是否公正。

应用这种理念，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一片石博弈的结果——

历史气象研究证明，晚明时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导致世界范围内气候大面积、高强度的反常。在此期间，中国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极高。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连续七年大旱，历史文献上记载：当地人民吃光草根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这种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结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时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在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卷二百五十八，韩一良传）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确认着一个帝国时代的信条：若不能弄钱，当这个官干什么？

政治上的浑浊，可以天然滋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蛋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个县学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著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之后果，最终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手下的一个把总。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李自成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恰相仿佛。

崇祯十一年底，在洪承畴、孙传庭的打击下，李自成全军覆没，只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此后，他的坚忍不拔、多尔衮大规模进入中原、崇祯皇帝的庸劣与河南严重的自然灾害，四者合一，帮了他的大忙。到崇祯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后，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并由李岩替他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由此，与大明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受到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证据显示，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队军纪严明，并曾经处死过骚扰百姓的军士。可能是下列两个原因，导致了这支大军战斗力的衰减。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纳钱粮的政治承诺之后，必须筹措大批量的粮饷以供给他那百万大军。这种财政上的压力，应该是他向原大明帝国官员们逼缴钱财的基本原因。假如考虑到大明帝国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这种措施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却也具有很难遏制的传染性腐蚀力量，从而被追逼的范围，由旧政权官员迅速蔓延到了商户和普通百姓人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载说，当李自成下令讨伐吴三桂时，他的部队中，许多官兵的脖子上挂着数量不等的金银项链，腰间携带着珠宝银钱，两只手臂上则戴着大约不止一个金银手镯。很难想象，这些将士会在心里想着如何奋勇杀敌。

另外一个因素则与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中“力比多”作用（指人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有密切关系。这种源自荷尔蒙的力量无所不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支胜利开进帝国中心的大军，曾经有效地控制住了这种冲动。

据文献记载，当时，大明帝国皇宫中有大约九千名宫女。其中，纯粹为了追随先皇帝于地下的人数不是很多，有大约两三百人因为害怕受辱而自杀。其余的除留在皇宫中继续服役之外，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各级军官和战功卓著的人们。最多的可能分到了三十人左右，少的则三四人、一二人不等。

当时，发生过一个惊人的事件：有一个姓费的宫女，据说是皇宫中最美貌的女子之一。李自成做主，命她嫁给一位青年军官。这位姓罗的将军可能是李自成最为欣赏的部下。不料，在新婚的当天晚上，这位费姓女子将酒醉的罗将军杀死后自杀。李自成震惊之余，很有风度地下令礼葬这位烈性女子。有人推测，这位宫女想要刺杀的目标，本来是李自成。

关于陈圆圆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流传极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军第二号统帅刘宗敏身上，还有人认为故事的男主角应该是李自成。在学术界能够考证出权威说法之前，我们姑且存疑。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想必不是无中生有。这种发生在军队最高统帅中间的事情，在对吴三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不可能对这支军队毫无影响。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可以证明这种影响深重的程度了。譬如，有记载说，在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奸淫）据说，有些士兵是带着抢来的女子在城墙上站岗的，为了害怕被查哨的长官发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女子扔到城墙外面去。北京城墙的高度大约都在十米以上。

李自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率领部队开往山海关并投入一片石大会战的。此时的吴三桂，夹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人。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落籍辽东。他是武举出身，父亲吴襄曾经是锦州总兵。按照明朝的军事制度，吴三桂中武举后，承父荫授职都督指挥。后来，吴襄因为失误军机罪被捕入狱，吴三桂则因军功晋升总兵，负责宁远的防守。从年龄上推算，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是在与八旗清军搏杀的金戈铁马中度过的。

吴三桂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很深很长。据说，这道疤是他青年时代，为了救他父亲而落下的。当时，吴襄被敌人重兵团团包围，情形危殆。据守城中的吴三桂请求主将出兵救援，主将和其他将领谁也不敢出城。吴三桂遂带领自己的五百名部下，冲出城去，杀入战阵。救出父亲后，复杀出重围。就此，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件事情，令他一战成名，给他带来了光荣与尊敬。有史书形容他“勇冠三军”。这可能是后来即便声名狼藉，还有一帮子家伙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

崇祯十七年正月，吴三桂的父亲被重新起用，受命提督京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进入了帝国贵族行列，并成为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最高军事统帅。这一年，吴三桂应该是三十岁刚刚出头。此次晋封勋爵，应该与福临继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命令济尔哈朗攻打宁远有关。有证据显示，当时，济尔哈朗在宁远城下，曾经受挫于吴三桂之手。有人认为，吴三桂主要是继承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的胜利。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在野战中也颇有斩获。不管怎样，济尔哈朗确实曾经有些狼狈地退回了沈阳。为此，吴三桂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觉得很蹊跷，不明白为什么一次不大的挫折，就会让济尔哈朗匆忙退兵。由此怀疑沈阳城里或许有内讧。济尔哈朗回沈阳后不久，便召开会议，主动要求诸王贝勒大臣向多尔衮汇报工作，并提出将多尔衮的名字排列在自己前面，可能也和这一次挫败有关。

在二十多年的反复攻守搏杀中，驻守在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明军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成为大明帝国军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素有“关宁铁骑”之称。刚过而立之年便成为这样一支大军的统帅，吴三桂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之所以在官方和民间记载中，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正面记载与评价，显然和他后来降清又叛清、使自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敌人有关。

事实上，在正月里册封吴三桂为伯爵时，崇祯皇帝可能就有了调他和关宁铁骑前来拱卫京师的意思，但皇帝瞻前顾后，不愿落下将关外国土拱手让给清兵的骂名。于是，此事便一直搁置在那里。此时，皇帝缺少战略头脑、一再错失良机的恶果已经不断显现出来，他仍然毫无悔悟，在错误中继续不停地滑行着，似乎已经失去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到二月二十八日，皇帝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并把几位大臣要求调吴三桂入卫京师的报告，交给两位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让他们拿出意见来。这两位大学士恍若呆鹅，谁都不敢应对。退出来后，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地商量：“现在皇帝急了，想调吴三桂进京。若事情平定下来后，以丧失国土的罪名修理我们怎么办？”（《小腆纪年》卷三）最后，他们想出的主意是，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去说服皇帝：不必放弃关外土地，只要吴三桂回来就可以打败李自成。

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六日，皇帝方才下定决心诏吴三桂入卫。这一天，李自成已经来到距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的宣化。宁远距离北京八百里，山海关距离北京六百里。宣化、居庸关一线的明军必须能够坚守城池，有效迟滞李自成的行军速度，吴三桂才有可能赶到他的前面到达北京。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宣化总兵张承胤和监军太监杜勋已经决定投降，只有巡抚朱之冯决意坚守。杜勋前去劝告巡抚不必做无谓的牺牲。巡抚指着杜勋的鼻子骂道：“皇帝如此信任你，你却通敌背叛。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史书记载说：杜勋“笑而去”。当李自成大军来到城下时，这位巡抚下令开炮，所有士兵“默无应者”。他自己动手准备点火放炮，却被人在后面拉住了手。巡抚仰天大哭，南向叩头，给皇帝写遗书，建议皇帝“收人心，励士节”，遂自缢而死。（《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数日后，居庸关守军亦开城投降。

根据帝国惯例和皇帝的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西向入援时，需要把山海关外宁远一线的五十万人民迁入关内，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吴三桂选数千精兵随自己殿后，于三月十六日，护送那扶老携幼的五十万百姓迁移进了山海关。随后，向北京进发。如此算来，他的入援速度应该算是够快的了。

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时，吴三桂接到报告：北京已经陷落，昨日凌晨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就此，吴三桂无君可忠、无国可守，立即变成了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返回山海关，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马上命令吴三桂过去的战友、如今献出了居庸关的原大明总兵唐通携带四万两白银，还有由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的所谓亲笔信，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收下了银两，表示愿意接受招降。随后，将山海关防务移交给唐通，自己率兵离开山海关，准备进京去见李自成。结果，走到永平（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时，得到了关于自己的最新消息：他的家产已经被查抄，他的父亲被拘押拷掠钱财，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人霸占。

吴三桂大怒，拔剑击案，怒吼曰：“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大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随即，他再次率军东返，向唐通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山海关。

同时，吴三桂以给父亲回信的名义，正式向李自成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信中，吴三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其中的一些名句，堪称我国古代官样文章之经典。譬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做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并发表了声讨李自成的檄文，其中有一句模仿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正统。”

李自成遂决定亲率大军讨伐。

就这样，历史在一个小小的拐点处轻轻一转，从此，一切都变得全然不同了。吴三桂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转，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与全新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遵循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被推翻或强力打断的帝制正统，必须由那种有实力、有能力又能编造出天命所归之神话的强人以暴力来接续。这是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真正不幸之所在，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景象。因此，此时的吴三桂是投降李自成，还是投降多尔衮，或者先拥戴一个朱家皇室子孙为号召、等到拿下天下后再换成自己，再或者索性他自己称王、称霸、称帝，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均无不可。端看他的本钱、本事和运气如何了。

——三十岁出头的吴三桂有本钱，不大，可也不算特别小，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四万关宁铁骑。关于关宁铁骑的人数，有许多种说法。有万人以下说，有四万人说，有六万人说，有十万人说。还有一种说法最玄，说是有五十万关宁铁骑，这可能是按照军户数，把男女老幼病残孕都加上了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有四万作战部队，再加上一些后勤保障闲杂人等。这已然不算少了。翻翻史书，中国历史上，有百八十个人拥戴就敢称王称霸、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的人，为数可是不少。

——吴三桂有本事，不小，可也不算特别大。这从他的结局里可以看出——年届六十起兵造反，最后身败名裂在二十岁的康熙小皇帝手中。平心而论，伴君如伴虎，没有人不怕那些权势者特别是帝王们的翻脸无情，“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吴三桂能够“冲冠一怒为红颜”，能够不甘心受人摆布，在六十岁了还要勉力放手一搏，应该说，算是条血性汉子。做这些事情时，他是否有、有多少为天下苍生考虑的因素，颇值得怀疑。私心与公义，情欲与理性，对于他似乎始终是个问题。他长于战阵，短于庙堂，显然不是个经天纬地的大才。总体上看，此人缺少政治上的器量格局，心胸眼光、谋略素养等等都显得不那么大气，似乎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或者乱世之中割据军阀的材料。

——他的运气不坏，可也不算特别好。生逢乱世，偏偏那些有大才干的人被一一淘汰出局，令他们用心血才华加上国家大把真金白银锤炼出来的大军，稳稳当当地落到他的手里。被逼得不但保不住心爱的女人，连自家的脑袋都快保不住时，偏偏又碰到多尔衮正带着大军往山海关走。本想效仿申包胥哭秦庭，在成就一番复国大业的同时，顺便吐出堵在胸口的那一口恶气，偏偏形格势禁之中，那多尔衮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弄得他只能乖乖就范，顺着人家画出的道儿往前走。好不容易刀头舔血、坐稳了云南王的宝座，偏偏那不依不饶十九岁的康熙小皇帝又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数得着的有为之君……

和多尔衮、康熙比起来，甚至和李自成比起来，这吴三桂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人物。九泉之下有灵，吴三桂大约很难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九日派人前去向多尔衮借兵。

当此时，仿佛上天特别眷顾吴三桂和大清朝一般，正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山海关之际，多尔衮率领倾国之军也正行进在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多尔衮的政治军事才华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点。在中国历史上，多尔衮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七年左右，但是，就是在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动。

在极短时间内，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有如神助般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以霹雳手段准确而完整地建立起对一块广大而陌生土地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如果以区区七年这一时段计算的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还很少有其他人能够像多尔衮做得那样出色。

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在六年时间里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仅仅是在他那匹战马奔腾所到之处而已。在六年之内，没有什么人能够像项羽那样武功卓绝，辉煌耀眼。而他却也从来没有能够在更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长久的秩序。

多尔衮却做到了，做得干净利索。

应该说，这里面有明、清、农民军三方多年博弈所形成的大势使然，但多尔衮本人的素质决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判断能力，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意志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洞察力，全部称得上超一流。使他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圈可点，令人叹为观止。却也还有一部分，则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使后世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愿意正眼打量他。

本来，大清朝将大明帝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长期对峙。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试图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建立联系，以便联手对付大明帝国。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之后，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二十七日，多尔衮曾经派专人携带一封以大清皇帝名义写的信，前去寻找农民军首领，希望同心协力，并取中原，共享富贵云云。当时，多尔衮们甚至不知道这封信应该写给谁。（《明清史料》丙编，第89页，《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李自成开进北京时，多尔衮正在全力对付豪格。

四月初一日，豪格被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先后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大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断，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当时，几乎所有大清王公大臣还都一片懵懂，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帝国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汉军八旗人数将近满洲八旗的五倍，是满蒙八旗合在一起的四倍。另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估计，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历史幽深处之不可不察，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四月十五日卯时，即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本来和朝鲜世子约好一起行猎的多尔衮，见到了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代表，并且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更准确地知道吴三桂借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情节：在此之后，江浙一带抗清的人们也曾经出去借兵，他们真正是去借外国兵——日本兵。不同的是，多尔衮答应出兵，也真出了，虽然是另一种出法；而日本先是答应后来没有出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借兵，和春秋战国时代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借秦兵复楚国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和大唐时代借西北部族之兵平息内乱也基本类似。

吴三桂很煽情，在写给多尔衮的信中“泣血求助”，曰：“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吴三桂请求并承诺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吴三桂错了。他以为女真人还和以前一样，用割地赔款就可以满足。他不知道，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想的根本就是登堂入室，拿下全中国，做天下的主人。

多尔衮当即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进军所向，全部改用了为中原人民复君父之仇的名义。同时，以处死相威胁，严申不许扰民，并下令将行军速度提高一倍，兼程赶往山海关。

多尔衮回复吴三桂的信，写得特别技巧老到，对于借兵这同一件事情，有着意味深长的另一种表述：“……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安慰吴三桂，“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里，既没有把门关死，说的又和吴三桂是两码事儿。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表述。随着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吴三桂在火里，多尔衮则在清凉的水边注视着吴三桂，观察着火候。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有记载说，城池的一角曾经险些被攻破。吴三桂终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夜，多尔衮则适时地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

此时，在多尔衮面前，吴三桂已经大体上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在举重若轻、若有若无之间，多尔衮想必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就完成了主客易位——吴三桂由主变为从，而多尔衮则由客变成了主。事者，势也。吴三桂应该知道了身不由己、求人真难的滋味。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关宁铁骑与李自成大军激战于一片石，多尔衮与八旗铁骑隐藏在侧，观察着战场形势。史书记载说，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下的关宁铁骑渐渐不支。突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之号令下，疾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仅仅一顿饭的工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提议以交出明朝太子为停战条件，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方才收兵。

这一仗打下来，对于吴三桂来说，一切就不太容易改变了。前方，是已经不共戴天的李自成；后面，是虎视眈眈的多尔衮；身边并肩作战的，则是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一脸色迷迷的阿济格。而这阿济格偏偏又是一员异常凶猛的战将。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大战甫一结束，多尔衮立即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事实。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封王是在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事实上，这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办事之外，吴三桂已经基本没有了辗转腾挪的余地。

后面所做的一切，多尔衮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进军北京的路上，他让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让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义兵的名义陪伴在旁，让范文程以自己的名字和汉官头衔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同时，再次重申动百姓一棵草、一粒米者即为违犯军法，当处死，相关长官一体问罪。因此，有记载说，尽管清军食品短缺，“人马饥馁”，但从未发生骚扰百姓的事件，甚至有路过州县的长官拿着慰问品前来献殷勤时，多尔衮仍然下令“不受所献”。（《沈馆录》卷七，《辽海丛书》第四册）

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准备拥立太子，复辟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附记野史）于是，在进军北京的六百里大路上，他们真个是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且神速——二十五日军次抚宁，二十六日到达昌黎，二十七日屯驻滦州以南，二十八日过开平卫城以西十里，二十九日到玉田，三十日至蓟州，五月一日来到通州西二十里，北京城已是近在眼前。遥想当年的艰辛，此时的多尔衮可能在睡梦里都会乐得直冒鼻涕泡。

李自成四月三十日在紫禁城匆匆即皇帝位，然后便向陕西撤退。临走时，按照他那狗头军师牛金星的主意，为了仿效西楚霸王的千古豪气，在凝聚了几百年民脂民膏的紫禁城中放了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烧了三天，除一座武英殿尚完好之外，其余大体残破不堪。

而吴三桂，则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让他绕过北京城继续向西追赶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进入北京。就此，吴三桂借兵复国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当时，北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大将军已经夺回太子，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基。一批原明朝官吏准备了全套的法驾卤簿，出朝阳门五里前去迎接。结果，烟尘起处，大军浩浩荡荡蜂拥而至。只是，他们拥来的不是皇太子，而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大清铁骑终于在大明皇家仪仗的“迎接”下，进入了北京城。随着多尔衮踏进朝阳门，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代王朝——大清朝。

这一天，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这一年，多尔衮三十二岁。他比吴三桂年长约两岁。

两天后，五月五日，多尔衮发布了第一份政治宣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你们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显然，这是一篇话里有话，伸缩余地很大的声明，似乎并没有入主全国的意思。此后，他发表的一些文告和谈话也保持着这种姿态，一再声称“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甚至放出了可以考虑和南京弘光政权“南北分治”的空气。（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北使事宜》条）这种谈话，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是对全国、特别是对南方广大地区心中无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稳扎稳打的政治策略。

在此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入主中原而盘稳根基。他极为准确地抓住了那些最为敏感、最牵动人心的事项。

有一件小事，颇能表现他的作风：进京后，曾经调派三千名蒙古八旗将士协助守城。这些以军纪坏著称的大兵来到京城时，多尔衮命令他们把武器弓矢等全部包裹起来，运上城墙，以免惊吓百姓。据说，多尔衮住进武英殿之后，见到明朝人士时，曾经彬彬有礼地表示：“我们来作践佛地，实在是罪过。”（张怡《謏闻续笔》卷一）这种做派和朝鲜王室评价多尔衮温和有礼颇为吻合。记载这段故事的观察家是一位明朝官员，当时正在北京，他对大清并无好感，这样的记载或许是可信的。

多尔衮进北京时，有一个叫吴惟华的明朝侯爵首先出面迎接多尔衮，因此功劳，上朝时被排列在武将首席。据说，战乱中他收养了一些明朝勋旧子女。为了拍多尔衮的马屁，这厮从中选了二十个有姿色的女孩子，要敬献给多尔衮。多尔衮愀然色变，问那位侯爷：“明朝勋旧，不就和你我一样吗？把你我的子女送给别人做婢女侍妾，你会怎么想？”然后一个不留，下令为这些女孩子找良家子弟嫁之。（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崇祯皇帝死后，与周皇后的尸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允许明朝臣民前去祭奠，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后来被草草收葬。多尔衮进京后下令以礼葬之，并为其服丧三日。这种做法，对明朝遗民是个不小的安慰。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认为洪承畴是个“特别清廉的好官”，予以重用。（《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同时，命令原明朝官员，一律以原有官职恢复工作，和满洲官员一道开始办公，从而，使中央政府部门的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有一个名叫宋权的官员，颇能代表当时这些明朝遗留官员们的心思。崇祯皇帝死前，这位宋权当过三天顺天巡抚。也就是说，他只当了三天河北省长，李自成就进了北京。随后，他投降李自成，并被任命为顺天节度使。李自成败走西北时，此人立即将京畿地区的留守农民军一网打尽，然后迎接多尔衮进城。据说，这位几个月间做过三姓家奴的人物曾经说得非常坦率：“我是明朝的大臣，大明亡了我无所归属，谁能为大明报仇，谁就是我的主子。”（宋国荣：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无疑，这种情形肯定是多尔衮所欢迎的。

事实上，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得相当高明，使得帝国新官场呈现出了一派奇异的景象。他曾经说过：“凡我欣赏的人，花万金请他出山我都不心疼。”当时，在多尔衮的麾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甚至更早的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互相之间掐得仿佛乌眼鸡一般，彼此恨不得一口就咬死对方，令崇祯皇帝牙根痒痒，恨不得也把他们一个个全数咬死。如今，在多尔衮这儿，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个个从来都是忠诚且能干的好乌眼鸡，其变化之大，会让熟悉他们的人们错以为见到了一个不认识的新人。他们彼此似乎也很少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党派之争了，在三十二岁的摄政王面前，大家全体就像一群成年乖宝宝。

在经济政策中，多尔衮采取的措施简洁有力。当时，有人建议他按照明末的标准继续征收赋税。范文程坚决反对，认为按照万历年间的水平征收，已经害怕摧残百姓了，哪里可以按照崇祯多次加派过的标准征收。多尔衮立即支持范文程，同意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法处理。史书记载说，由是，“赋税负担一年减轻了数百万两白银，百姓的痛苦得以缓解”。（《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民周知，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不是个东西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顺治元年六月丙子）当时的汉官认为：“摄政王新政比明朝好多了。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从史书记载看，在大清王公贝勒中，围绕是否迁都北京，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论。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既然已经拿下了北京，就应该屠城，杀光北京人，杀他个痛快。然后，留下人驻守，大军回沈阳，或者退守山海关，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多尔衮搬出了皇太极，说太宗在世时曾经说过，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然后再图统一天下。据说，兄弟两人为此吵得很凶。最终，多尔衮拍板决定迁都，并派人回沈阳去迎接小皇帝。

当时，北京城里流言四起，人们传说七八月间将要东迁，除了儿童，所有人都要杀光。为平息谣言，多尔衮下令加快将辽沈地区的人民迁往北京，并从沈阳提取白银一百余万两及各种物资运送至北京。京都局势趋于稳定。（《清史稿》卷一二八，多尔衮传）

就这样，多尔衮剑及履及，在几个月时间里，干净利索地把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真个是“大河以北，传檄而定矣”。由此，他很自然地开始谋取天下之大一统。

在向南方进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及其指挥下的八旗军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等等。

前三次屠城，发生在顺治二年，大体上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主导。这是三座江南名城，尤其是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中国人的人生乐趣或目标之一。那是一座很早就拥有了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有记载说，连续十天的屠城后，这座城市里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湘潭争夺战发生在大清朝定鼎中原四年多以后。当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第二次拿下湘潭后，下令屠城，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半个月后，一位名叫汪煇的读书人来到湘潭，看到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但见尸首纵横满地”，“全城所余人口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希青亭集》，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小皇帝来到北京。

十月一日，举行第二次登基大典。前一次在沈阳，面对的是关东地区大清臣民；如今是在北京，面对的是全国人民。

晚明前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就这样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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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正文第四章顺治之死，大清王朝的最大谜团

顺治皇帝，名叫福临，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生于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三十日。

据说，他的母亲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怀上他的时候，有红光绕身，衣袖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近视之，不见。分娩前的一天早晨，这位庄妃一觉醒来告诉皇太极，说是自己昨晚梦见一个神仙，抱着一个男孩儿交给自己，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很高兴，说：“这么奇异，这是子孙大庆之兆哇。”第二天孩子生下来，头顶上有一绺头发支起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而且香气弥漫数日。

我国古代典籍中，此类围绕帝王将相奇人异士的故事多至数不胜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相信这是真的，相信该人是肩负上天使命来到人间的；或者就像无数次验证的那样，知道这玩意儿是在装神弄鬼，骗权骗利骗钱骗色必居其一。然后，如古人就曾说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清代的帝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和诸多皇帝出生时，都没有这种奇异的记载，唯独在顺治皇帝福临和康熙皇帝玄烨身上有此一说，而且这两个传说全部与孝庄皇太后有关，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心机极深的女士。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对这个孩子格外高看一眼并给予过特殊关照，尽管给他起的名字叫福临，其满文是“天生福人”的意思。

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大清皇帝位，当时，他还不满六岁。按照推举制原则，本来他是没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在他十四叔多尔衮和大哥豪格的紧张对峙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多尔衮将他推举出来，令各方力量得到平衡，遂使他凭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天生福人的传说是否发生过效力，尚未可知。从这个故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进清代官方史籍《清实录》中判断，想必是有作用且功效不小。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和福临的一生情形看，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毋宁说是他不幸的开始更为恰当。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十八日，多尔衮派人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是日午后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十月一日，福临以定鼎燕京，来到南郊告祭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该大典除拜祭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神庙——是满族人特有的节目外，其余一切礼仪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之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福临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福临的皇位来自多尔衮的推举，福临的天下也是多尔衮为他打下的。从沈阳到北京，他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缭乱，显而易见，他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在此期间，大清朝的一切德举善政应该归功于多尔衮，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也是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施为。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底，多尔衮发布文告，准备兵分两路：一路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吴三桂、尚可喜等部，进攻西北地区的李自成；一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在军事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战略性失误。

或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缘故，多尔衮有些忘乎所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贸然决定：将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役。

这是一个会形成大危害的战略错误，在战争进程中，一旦受挫，势必呼应不灵。且大军一出，华北地区所余兵力将很薄弱，不可预见之祸不是不可能发生。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失误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杀掉李岩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百二秦关，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山川形胜，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偏偏他在政治上一误再误、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再一次未经周密准备，便在河南怀庆即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次，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该地区的清军之外，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衮。假如多铎按照原计划南下，李自成完全有可能于怀庆得手之后，兵锋直指兵力空虚的河北京畿地区。那时，多尔衮可能就要陷入手忙脚乱的尴尬中了。

此时的南明政权真是让人不说也罢。他们对于北方地区，诸如当时多尔衮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似乎全无感觉。除了忙于给弘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就是忙着窝里斗，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忙着把异己排挤出去。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后来大名鼎鼎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战役反击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抵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根本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明朝继承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充满怨恨地谈道：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特别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断，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在名位和实权上处于多尔衮之下。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管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此事恰恰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同样很难成立。原因是，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证明多尔衮曾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迎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多半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每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

从实际情况判断，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恐惧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还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道：“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子。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大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祀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从未有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换言之，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做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是在这件事情上。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嫂婚制习俗的满洲人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8页）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档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壮观的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

这段故事假如放在今天，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

当时，朝鲜姑娘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结果，国王好不容易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那经过长途跋涉的女孩子困顿憔悴，大约离多尔衮想象的花容月貌、妩媚水灵有一些距离。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毫无风度地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如果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遂作罢。

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准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他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骚然。这时候的多尔衮，已经完全不是刚刚进关时的那个多尔衮了。巨大的成功，权势的膨胀，心中的不平，声色犬马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没人敢碰的魔头。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刻适时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面会做出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其治下在今天的河北省滦平一带），时年三十九岁。从他患有“风疾”，并伴有眩晕的症状看，他的病和哥哥皇太极很像，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此后发生的事情，足以令帝国臣民们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

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十三岁的小皇帝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他在多尔衮灵柩前连跪三次，酹酒祭奠，痛哭失声，表现得至为悲痛。

二十五日，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表示承认多尔衮缔造帝国的功勋。然而——

第二天便开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集体讨论英亲王阿济格的罪行。最后，确定他在多尔衮死后意图发动政变，将其幽禁。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粗野的战将在狱中藏刀、纵火、闹事，遂被处死。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多尔衮死后一个月零三天，福临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掌帝国军政大权。这一天，他距离满十三周岁还差十八天。

一个月后，曾经是多尔衮最信任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出面控告多尔衮。内容是：多尔衮死后，他的侍女吴尔库尼告诉他的亲信人员，要将王爷生前准备好的八卦黄袍、大东珠、黑狐褂等皇帝才能穿用的服饰等放进棺材，意思就是“显有悖逆”、“逆谋果真”等等。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屡见不鲜的“淘粪运动”——多尔衮身边的人们跟进揭发，人人争先恐后地和多尔衮划清界限，帝国官场臭气熏天。

最后，议定将多尔衮的家产人口抄没入官，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一大批官员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帝国政治中演出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头到尾地重演了一遍，铸就了大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其中，除了到目前为止一直置身幕后的那位孝庄皇太后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据说，这位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做老师，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一冤案可能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手主导的。入关七年的大清朝——大明帝国的这个忠实学生，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凶残基因，完整无误地继承下来了。

多尔衮没有子女，其情形和所言一模一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尔衮则不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位汉语名字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写过一本著名的作品，书名叫《鞑靼战纪》。其中记载道：在皇帝的命令下，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经过鞭抽棒打之后，砍下了脑袋示众。

五年后，监察官员彭长庚、许尔安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皇太极创业于沈阳，大家都有功劳，但多尔衮之功为冠”，要求为他平反昭雪。这两位勇敢的官员不但没有能够让大家学会尊重事实，自己反而被判处死刑，最后，皇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了宁古塔。就此，多尔衮在大清朝定鼎中国时所立下的盖世功勋，大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重新翻腾出来。

无论如何，多尔衮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十三岁的福临开始亲政。

这个在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双重影响下长大的孩子，表现出了鲜明的双重人格：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上，他雍容俨然，颇有人君气象；退朝回宫后，则娇纵易怒，异常横暴。不止一种史料里谈到过这位小皇帝时常会失去控制，经常在暴怒中鞭打宦官和宫女们。史书上使用的形容词汇叫“龙性难撄”，就是这位小皇帝喜怒无常、特别不好惹的意思。在他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母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全部被搞得高度复杂，国事私情统统叫人一言难尽。

正月十七日，福临亲政后的第五天，群臣奏请皇帝批准，在二月份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小皇帝干净利索地批示：“所奏不准行！”群臣立即被震晕。本来，请皇帝批准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这桩婚事早已由孝庄皇太后和多尔衮确定。新娘子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皇帝的亲表妹，既有亲上加亲的意思，也有笼络蒙古的含义，还有皇太后加强自己娘家力量的深意在，哪里容十三岁的小皇帝不准行？！于是，经过几番波折，八个月后，大婚典礼举行。

谁知，两年多以后，顺治十年八月，未满十六岁的顺治皇帝突然下诏宣布废后，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福临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皇后是“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将矛头直指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皇帝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国臣民：自己和皇后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三年没有过夫妻生活，这个皇后根本就不具备母仪天下的能力与资格。据福临说：这位皇后虽然长得美艳，但心地不端，特别崇尚奢侈，极度忌妒，见到容貌漂亮一点的女孩子就感到憎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猜忌防范，因此，自己就尽量不见她。而在此期间，其他妃嫔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康熙皇帝也将在半年后降生。

在群臣的竭力反对浪潮中，福临停止了对皇太后的晨昏定省之礼，不接见任何人，包括孝庄皇太后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这位苏麻喇姑从小把福临带大，福临称之为姐姐，可能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

耐人寻味的是，孝庄皇太后起初一言不发，后来，在势成僵局之际，她主动出面说服诸王大臣，同意废后，牺牲掉自己的亲侄女，成全了儿子福临。实际上，皇太后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诏告天下，皇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十六岁的青年皇帝从此将军国大政的决定权牢牢掌控到了自己手里。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去世。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见诸史册的后、妃、庶妃十九人，没有生育而失载的不知凡几。他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第一个儿子在他十三岁时出生，生下后来的康熙皇帝玄烨时，他是十五岁。在他的后妃中，有五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是孝庄皇太后的亲族。不过，在福临的十三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这些后妃所出，这间接表达出了这位皇帝对自己母亲的态度。

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福临的外甥女，她是在第一位皇后被废的一年后册立的。到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刚刚过完春节，皇帝便下令“停进中宫笺表”，就是虽然保留皇后名位，但中止皇后管理内宫权力的意思。一年后，皇帝因为一件小事又下旨痛责孝庄皇太后的两个同胞哥哥，也就是自己的舅舅，并准备命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这两件事情最后全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皇帝发泄了一下对母后的不满而已，其实，其中隐藏着一段绝大的隐情——就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从史书上看，福临对于他的后、妃、子女们的感情十分冷淡。前两位皇后备受视若无睹的折磨，临死时，他都不许她们前来见最后一面。对于子女，也是一样。临终安排接班人选时，他一度坚持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弟，而不愿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其中，可能也都有这场爱情在发生作用。

董鄂氏原是福临的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博穆博果尔最小。他的母亲是麟趾宫贵妃，在皇太极的崇德五宫中，名位排在福临的母亲永福宫庄妃的前面。董鄂氏的父亲曾担任过内大臣，并且可能出任过江南苏州一带的地方长官。董鄂氏从小在富庶甲天下的人文荟萃之地长大，读过不少汉家诗文典籍，深受汉文化之熏陶，因此行为举止很有江南闺秀的温婉气象，在满族亲眷中颇被视为异类。

顺治九年，按照大清制度，十四岁的董鄂氏选秀入宫，被指配给博穆博果尔为妻。她的年纪比自己的丈夫可能大两岁。按照大清皇室规定，帝国勋贵们的妻子必须轮流入宫陪侍后妃。作为皇帝的弟媳妇，董鄂氏负责入侍的是孝庄皇太后。按照皇室制度，皇帝每天必须早晚两次到皇太后宫中请安，术语叫“晨昏定省”。于是，皇帝和自己的弟媳不可避免地碰了面，并一见钟情，从此陷入死去活来的热恋之中。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年龄大约都在十六岁上下。

顺治十一年四月，奉皇太后懿旨，皇帝下令废止了勋贵妻子入侍的制度。显然，这与孝庄皇太后发现皇帝的出轨恋情有关。两个月后，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皇帝册封了第二位博尔济吉特氏皇后。

在两代人之间，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在陷入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老年人时常会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强力干预的结果，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陷入痛苦，就是以悲剧告终。如今的情形也是如此。

博穆博果尔继承了蒙古人与女真人好勇斗狠的遗传基因，从小就渴望领兵打仗，在疆场血战中建功立业。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下令册封自己这个时年十五岁、没有尺寸之功的弟弟为和硕襄亲王，然后派他随军出征。结果，这小王爷不但没能杀敌立功，反而受到了真正的羞辱。

关于这一段历史，各种史书记载得简约含混，欲说还休。好在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将种种说法综合起来，情形大约如下：

有一天，一帮军士聚在一起侃大山，说到这位和硕襄亲王时，人们颇为不屑，很是鄙夷地谈论着王妃董鄂氏红杏出墙，方才为小王爷挣来一顶崇高的绿帽子等等。兴高采烈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小王爷就在边上听着呢。这天璜贵胄、娇纵无比的小王爷哪里受过这种羞辱？他操起一把利剑就向那帮家伙杀来，一时间哀声四起，惨叫连连。随后，他返回王府找董鄂王妃兴师问罪。左右吞吞吐吐地告诉他，王妃进宫去了。博穆博果尔又发疯一般闯进皇宫大内。结果，据说被他的哥哥顺治皇帝，当众打了两个耳光。处于半昏迷半疯狂状态的博穆博果尔大声号哭，回到王府便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顺治十三年七月三日。当日，大清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了下列一行字：

“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

一个月后，八月二十五日，董鄂氏被封为皇帝之贤妃；十二月五日，又下诏旨，正式册封她为皇贵妃。

从此，顺治皇帝福临有了一段幸福时光，而这皇贵妃处境之艰难之尴尬则可以想见。

进宫以后，董鄂皇贵妃在人际关系上如履薄冰，处理得十分艰辛。除了对皇太后、皇后丝毫不敢怠慢之外，就连对她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万分小心，年长的叫大妈，年轻的叫姐姐，想方设法增加其他妃嫔承受皇帝恩泽雨露的机会。如此，一点一点化解人们异样的目光。据说，皇帝批阅公文时，有时会让她帮助参考，她一概“固辞不可”，不敢干预国政。然而，每当秋天皇帝审决刑部报上来的死刑犯名单时，董鄂氏都会恳请皇帝谨慎小心，说是“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宁愿失之宽，不可失之严。由此，这位皇贵妃渐渐得到了人们的谅解甚至好感。

然而，好景不长。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氏生下一个儿子，两个多月后，这小皇子不幸夭折。偏偏就在这期间，孝庄皇太后身体不舒服，移驾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南苑养病，并命令后妃们前去侍候。这位产后不久且痛失爱子的皇贵妃只能在数九隆冬的冰天雪地之中，前去“朝夕奉侍，废寝忘食”。结果，种下病根，此后三年间缠绵于病榻之上，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汤若望记载说：顺治皇帝面对死者“竟至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认为，南苑是皇家猎场，到了冬季便一派肃杀，那孝庄皇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在这种时候偏偏到那儿去养病，除非是她存着心想折腾什么人。因此，很难说这不是她为了报复董鄂氏所故意导演的一场悲剧。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写了一篇《董妃行状》，称得上字字血，声声泪。全文一千五百多字，酸辣兼备，处处话里有话，似乎就是为了讥刺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心机与伪善。据说，董鄂妃死前，虽然受封皇贵妃已经数年时间，她却绝无积蓄。临死时，她请求皇帝把所有人致送的葬礼礼金施散给贫穷人家。福临则在为董鄂妃举办治丧活动期间，下令追封皇贵妃为皇后，将董鄂妃宫中服役的三十名女官、太监、宫女全部杀死，为皇贵妃殉葬，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故意违犯皇家规制，将丧葬规格提高到了与皇太后、皇帝同样的等级。

据说，为董鄂妃——如今的董鄂皇后举行的大部分丧葬仪式，孝庄皇太后都率领众后妃前来参加。在那种情形下相见时，真不知这一对母子情何以堪？

遥想当年，有谁能够说清这场皇家恩怨的孰是孰非、孰因孰果？

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福临了无生趣。几乎是在此同时，他决心落发出家，遁入空门。他半是请求半是强迫，让南禅临济宗的一个和尚在万善殿中为自己落了发。然后，准备举行皈依仪式，正式出家为僧。

此时的孝庄皇太后知道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她派遣人马火速赶往浙江湖州，召为皇帝落发那个和尚的师父来京。这个老和尚法名叫玉林绣，他深知，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后果有多么可怕。于是，他来到皇宫以后，并不去见皇帝，而是径直来到万善殿，命众僧徒把那个不知深浅、为皇帝落发的家伙捆绑起来，准备把他活活烧死。

老和尚在庭院里搭起一座高台，下面堆满薪柴。就在他拿着火把准备点火之际，闻讯赶来的福临从老和尚手中夺下火把，答应蓄发，不再出家。

四个月以后，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一，皇帝没有出席百官朝贺的元旦大典。第二天，清代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上不豫”——皇帝龙体欠安。有众多资料显示，这一天，皇帝来到了位于宣武门外西南的悯忠寺，出席了太监吴良辅削发为僧的仪式。这个吴良辅是个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的太监，此次，他作为皇帝的替身，受命代皇帝出家为僧。皇帝死后，他马上被孝庄皇太后下令从寺庙里抓回来处死。理由是，他勾引调唆坏了皇帝，他要为皇帝生前的所有不当举止负责。

此后，到正月初六，先是说皇帝身体偶尔感到不舒服，随后同一天，便说“上大渐”——皇帝进入了弥留状态。当晚，到初七日子时，即初六晚上十二点，皇帝就死在了养心殿。他得的什么病？怎么治的？经过如何等等等等全无记载。然后，就是遗诏颁于天下。

就此，顺治皇帝之死成为大清朝的一个谜团。

有许多人坚信，顺治皇帝真的出家去了五台山，否则，对佛祖并没有那么虔诚的孝庄皇太后与康熙皇帝，不会三番五次地前去五台山烧香礼佛。情感丰富细腻的人们则倾向于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是在对董鄂氏的绵绵思念中郁郁殉情而死。最没有想象力的一批人，觉得顺治皇帝应该是染上了满族人最缺少抵抗力的天花，从而一病不起的。

顺治皇帝福临在位十八年，于国家治理上基本沿袭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方针大略，其他甚少建树。据说，福临十分倾慕汉家文化，曾经废寝忘食地苦心钻研，甚至累得吐过血。

他能诗善画，很有汉族士大夫的风致，在融洽满汉之间的关系上可能起过不小的作用。在私德上，留给人们指责的地方不少。然而，孟森先生认为，这位皇帝“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9页）对他的个人资质评价不低。

可惜的是，在他母亲和多尔衮的摆布下，这位“天生福人”生活得实在是算不上幸福，他给自己帝国臣民带来的，也甚少福祉可言。若假以时日，或许能够做得更出色一些。可惜，在时年二十四虚岁的鼎盛之年便匆匆逝去。

呜呼！顺治皇帝！呜呼！清世祖福临！

正文第五章 “心计太后”孝庄：后宫藏针，魅力无穷

晚明前清时代有一位十分特殊的女性，她就是孝庄皇太后。她一生经历过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皇帝福临、康熙皇帝玄烨四代帝王。

皇太极是她的丈夫，福临是她的儿子，玄烨是她的孙子。除了努尔哈赤时代，在其他三朝，这位女士曾经发挥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福临能够成为顺治皇帝，可能与她有绝大关系；玄烨成为康熙皇帝，她的意志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她对儿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顺治一生的幸福就葬送在这位母亲手里；她对孙子的教养却十分成功，培养出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贤明君主康熙，以至于这位皇帝多年以后还一再表示：没有祖母就没有自己的一切。

她是一位富有女性魅力、同时也懂得运用这种魅力的女人；她是一位心机极深、同时不断地运用这些心机的女人；她是一位对权力有着清醒认识、富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欲望的女人，却满足于躲在幕后，帮助自己的儿孙获取权力和行使这些权力。因此，在其当时和后世，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与爱戴。

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当时，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个人与家庭没有姓氏，部落的名称就是每一个人的姓氏。是故，人们习惯上称呼其为博尔济吉特氏。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如何将蒙古各部落化敌为友，始终是后金汗国的一个巨大问题。当蒙古各部落成为其盟友时，后金汗国的北部、西北部便没有了威胁，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大明。若不然，在对付正面的敌人明王朝时，自己广大的侧后翼很难设防，或者叫防不胜防。那种情形就太可怕了。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人中，他们本人和他们家族子弟中，迎娶的蒙古女子人数多达五十三人，占迎娶妇女总数的87％以上；从后金天命二年（公元1617年）开始，到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为止，他们家族的嫡系亲属中，包括姐妹、女儿、侄女等，嫁给蒙古各部的女性共有四十三人。其中，迎娶与出嫁到科尔沁部的女子最多，迎娶来的为二十四人，嫁过去的为十五人，联姻对象包括了科尔沁所有部落和蒙古几乎所有重要部落的酋长。

这二十七年，正是后金汗国与大明朝激烈对抗的二十七年，也是大清完成全部入主中原的准备工作，并最终于一年后入主了中原的二十七年。

这种毋庸置疑的政治婚姻，帮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大体解除了来自北部与西北部的威胁。这是他们敢于与大明朝放手一搏的重要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建立尽可能广泛统一战线的极为成功的运作。翻开地图集，对此便可以一目了然。他们用这种婚姻，为自己建立起一道漫长而广大的安全屏障。

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住着他最重要的五位后妃，这五位后妃全部出身于科尔沁蒙古的博尔济吉特部落。位居中宫的是哲哲皇后，位居第二位的关雎宫宸妃海兰珠和位居第五位的永福宫庄妃，是一对同胞姐妹，二人同是哲哲皇后的亲侄女。

永福宫庄妃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她在娘家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目前，关于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和喇嘛教教义有关，含有“出世之人”的意思；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布木布泰是当时蒙古人用来装东西的大口袋，是很重要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用粗制毛线编织而成。从当时喇嘛教传播的情况和游牧渔猎民族的习俗上判断，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姑且存疑。

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是在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的二月初二日。当时，她虚岁十三岁。她的丈夫皇太极比她大二十一岁，时年三十四岁，按照周岁计算则为三十三岁。这时，皇太极早已有了一位正夫人，就是布木布泰的亲姑姑哲哲，此外，他还有三位侧夫人，如今的布木布泰则是第四位。

皇太极一生中共有二十五个子女，其中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他究竟有多少位妃嫔，目前尚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答案。为他生育过子女从而记录在案的有十五位。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是为他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出发，应该说他们二人的感情可能还不错。不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她和她的子女曾经给予过特殊的关爱与照顾。皇太极太忙，需要他瞻顾的军国大事太多，需要他关爱的女人及其子女也太多，这可能是他没有过多关照布木布泰的部分理由。

布木布泰的姐姐海兰珠则可能是另外的部分理由。在史书包括清代官方史书中，详细记载了皇太极对这位海兰珠用情极深的事例，在我国帝王中，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海兰珠的情形很奇怪。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时十三岁，按照习俗，这是当时一般女孩子出嫁时的普通年龄。九年后，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却在二十六岁时，以处子之身嫁给了皇太极。在其当时，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毫无疑问已经属于那时的老姑娘或大龄女青年了。史书上没有记载缘由，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谜团。许多文献中谈到这位海兰珠时，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贤淑”、“文静”等等。这可能是她进入皇太极妃嫔行列后，很快就突出地受到皇太极喜爱的原因。

海兰珠嫁到后金一年多一点，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正式登基成为大清帝国皇帝。他册封海兰珠为仅次于中宫皇后的东宫宸妃，并以中国第一首爱情诗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诗意，为宸妃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倘若没有足够的感情，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一年后，崇德二年七月，海兰珠生下一个儿子，皇太极为此采取了我国历史上很罕见的措施：下令大赦天下。从历史记载上看，皇太极是一个标准的工作狂，对待国事极为认真，在很小的事情上都精益求精，绝不马虎。据说，这是大清立国后的第一个大赦令，就连皇太极登基时都没有过。很难将这个举动看成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致。

始料不及的是，六个月后，这小皇子居然夭折了。这是皇太极的第八个儿子。此后，永福宫庄妃生下第九个儿子福临，后来，皇太极的其他妃子陆续生下第十子、第十一子，皇太极均无任何表示。

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九月，皇太极在锦州、松山一线主持清军与明军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大战。八月十四日，为了扭转前线的危急局势，皇太极带着严重的鼻衄病，流着鼻血，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到达前线。一个月后，战局得到彻底扭转，沈阳却传来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于是，九月十三日，这位多情天子再一次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返回沈阳探病。据说，在六天之中，皇太极累死了六匹骏马。到达沈阳城外时，得到宸妃病故的消息。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极度悲恸，连续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并一度在恸哭中昏迷不醒。大丧期间，一个中央部门的承政，相当于六部尚书即部长的人物召文艺工作者吹弹歌舞，险些被处死。皇太极的弟弟阿济格等一批人也因为“戏舞鸣弦而歌”而获罪，一大批人受到极重的处罚。这一年，皇太极已经五十岁，两年后就去世了。一个百战归来的老皇帝，对于海兰珠如此深情并执着，在中国历史上确属异数。

史书谈到皇太极时，认为他“聪睿绝伦”，从其一生来看，这种评价不算是拍马屁之论。这种情形，很有可能是皇太极对于布木布泰——庄妃没有给予过多关爱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位庄妃的心机太多也太深。从两性心理来看，一般说来，那种心智能力极强并日理万机的男人，很难从性爱的角度喜欢一个心智能力同样极强的女人，他们会因为双方太像而同性相斥。这种男人渴望在女性那儿得到满足的需求，会是一种更加女性化的东西。这可能是当年武媚娘在李世民身边只能是一个低级才人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性情柔懦软弱的李治身边，她才能成长为不可一世的武则天。

庄妃第一次表现出不凡的心机，是在福临出生前后。

蒙古、女真等游牧渔猎民族的王族神话，一般只出现在王族起源的远古时代。在动荡的游牧渔猎生活和战争岁月里，他们的领袖，是在那些优秀的王族成员中推举出来的。因此，父子相承、兄弟相承、叔侄相承，甚至叔叔继承侄子事业的事情，都在可能发生、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编造关于这个孩子的神话。这是成吉思汗包括他的后代中很少有这种神话中人物的原因，也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包括他们绝大多数后代都没有这种神话的原因。

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重复、极少变化，使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皇家权力传承也具有了同样的特点。这就是先秦乃至后来数千年中，我国历朝历代围绕着权位继承，有无数神灵鬼怪加入进来、搅成一团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已经知道，范文程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开始受到高度重视。有证据显示，他后来的很多时光，都是在皇太极身边、包括在汗王宫里度过的。有一个未经考证、但很多人愿意相信的说法是：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为老师，跟着他学习汉家文化。我们知道，古代汉家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围绕着皇权展开的，而汉家皇宫中围绕皇位所发生的无数故事，也实在神奇，在二十四史之中，称得上史不绝书。我们无法知道，庄妃——孝庄皇太后是不是在范文程的教导点拨下，豁然开朗，从而开始编织属于她自己和儿子的美丽故事。她是在二十五岁即嫁给皇太极十二年之后，生下福临即后来顺治皇帝的。假如范文程曾经做过她的老师的话，这段时间应该足够教会她我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之精髓了。

大清朝皇室仅有两例围绕皇权展开的神话故事——发生在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出生时的神异——都与孝庄皇太后有关，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神话，全部出自她本人和她的侍女之口。这种情形若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真实的、事实如此、天命如此，或者看成是偶然的话，也无不可，毕竟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装神弄鬼故事的数量已经足够庞大。“天生福人”——福临降生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庄妃——孝庄皇太后一再渲染这孩子出生前后的神奇特异，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除了给他起这个名字之外，皇太极曾经给予过他和他的母亲任何特殊的关照。

庄妃——孝庄皇太后见诸史册的第二个举动，便是大明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的故事。这段故事在清代官修正史中失载，在其他史料和民间则流传甚广，甚至不乏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亦予以采信。其中众说纷纭，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段发生在美女与英雄之间的佳话，足够脍炙人口；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似乎亵渎了他们心目中那位圣洁的皇太后。端看面对者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打量这件事情。

据说，皇太极为了拿下洪承畴，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将熟悉洪承畴的人找来，询问洪承畴的为人有什么特点？回答说：好色。于是，皇太极挑选了几位美貌侍女前去诱惑，结果依然碰了壁。最后，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就有了下面这个流传得极为广泛的故事。

史书记载，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面对墙壁，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对她不理不睬。她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最后，当洪承畴知道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始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徐徐曰：“先生不会冷了吧？”洪承畴瞠目视之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遂翻身下跪。

关于这段故事，历来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庄妃在三官庙中前后逗留了几天几夜，方才说服洪承畴投降；有人则认为庄妃是在一天一夜之间解决了问题。持上述看法的，不乏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还有人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儿，语言文字之间颇为激烈地认为此说荒诞不经。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段故事中出现的庄妃——孝庄皇太后，足够聪明机智，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应该算是没有辱没这位女士的智商。生活在三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人，是否有必要为此大动肝火，似乎也还值得商量。在更强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姑且存疑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在两性关系上，世界上并没有特别多的民族像中国当代文人这样假模假式而又心理阴暗。实行嫂婚制的民族中，一位女性嫁给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甚至祖孙几代人，或者不同辈分的几位女性嫁给同一位男子的情形十分常见。距此三四十年前，在与女真习俗极为相近的蒙古部族中，著名的三娘子曾经嫁给过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四代部落酋长，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当地蒙、汉两族的友好和睦关系，成为世世代代受到赞美与怀念的伟大女性，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民间传说之中，受到崇高的尊敬与爱戴。

女真部族中大名鼎鼎的温姐，名气一度可能比东哥还大。她就曾经嫁给过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两代海西女真哈达部落的首领。这位温姐与皇太极的关系很近，是皇太极母亲孟古格格的亲姑姑，他们差不多可以算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一定以为这是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从而需要假模假式地予以遮掩。在那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族中，如果一位女性能够把一个英雄收服过来的话，不但不会受到族人的鄙视，相反，她也会像英雄一样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这是明清之后，头脑与心灵被孔孟之道强力阉割过的汉族士大夫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文化习俗的不同，常常导致对同一件事情截然相反的评价。清朝入主中原后，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族民众，做出了全面接受儒家教义的选择，因此，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百般掩饰讳莫如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就会发现，正是那些汉族文人士大夫，特别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褒贬别人，一旦涉及了两性话题，便立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具有了格外敏锐出色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却还要满嘴的冠冕堂皇。

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是这位庄妃——孝庄皇太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发生在这位女性身上所有的故事一样，她与多尔衮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经过如何？结局怎么样？等等几乎全部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

至少在史书记载上看，在她嫁到后金汗国之前，她和多尔衮恐怕是没有机会在一起青梅竹马的。在年龄上，她比多尔衮仅仅小四个月，差不多是同岁。她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成为多尔衮的嫂子。第二年，十四岁的多尔衮便迎娶了她的姑姑为妻，多尔衮又成了她的姑父。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与女真人中，这种情形十分常见。从实际情况判断，皇太极生前，她和多尔衮的交往可能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日，就是在她嫁给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没有继位为汗的一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兄弟叔嫂、两个家庭之间有过交往应该是可以想见并十分正常的。至于这种交往怎样展开，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考证工作。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当时太无足轻重，史书上全无记载。但是，诚如我们所知，青年男女相互之间要建立起深切的好感乃至产生某种情愫，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特别长久的时间。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彼此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默契。

在满族王公贝勒中，多尔衮是除皇太极之外，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人，他对汉文化的了解大约在众多王爷中也是最深的。以他的聪明机警，当庄妃——孝庄皇太后散布出福临降生前后的神话时，他可能在第一时间立刻就明白了这位女士想干什么，从而，在与豪格的尖锐对峙中，退而求其次，做出了推举福临的选择。

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就会变得高度困难。这一点，从多尔衮母亲的遭遇中可以窥见一斑：她为代善送过几次饭，她的侍女经常去代善家，她本人深夜出宫两三次便受到控告，成为严重的罪名，可见后金汗国汗王宫中的男女之大防不可谓不严密。同样，皇太极继位之前，多尔衮的母亲被以努尔哈赤遗命为由殉死，在此期间，庄妃是否能够给予同年、并且已经结婚的多尔衮多方安慰，是一个很成疑问的话题。

因此，从皇太极继位到去世的十七年时间里，他们之间应该很难有私下交往的机会和可能。帝王之家历来如此，大约是不必怀疑的。他们之间即便能够见面，想必也都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时间短暂而且正式，除非还有一种极端隐秘的方式。

有一种看法认为，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即多尔衮推举福临的前一天深夜，多尔衮曾经到过皇宫内院，和当时皇太极的哲哲皇后与庄妃有过密谈，从而确定了推举福临为帝的思路。这种说法被许多人认可，其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按照大清制度，皇家的警卫工作一直由两黄旗担任。两黄旗直属皇帝所有，实力与地位都是最强有力的，他们的自我感觉自然也会与众不同。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嫌隙很深。这种失和状态最早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开始的。当时，皇太极以黄色应该由汗王拥有为由，将自己所有的两白旗旗色与两黄旗旗色予以交换。从此，皇太极的直属部队两白旗变为新的两黄旗，老的两黄旗则成了如今的两白旗。双方心中也就有了芥蒂。

皇太极死时，与两白旗素有嫌隙的两黄旗精兵统领图尔格，为此专门调动三个牛录的兵力加强皇宫的戒备，潜台词其实就是针对两白旗的。多尔衮是镶白旗旗主，他是否可能在如此敏感的情势下，深夜通过两黄旗的严密守卫进入皇宫内院去，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到过沈阳故宫的人应该知道，要想不被人发现地进入哲哲皇后的正宫居室或者庄妃的永福宫，不能说没有可能，却也是极度困难。当年，多尔衮的母亲深夜出宫两三次便被人举报，那时，后金汗王宫可能还没有皇太极生前的崇德五宫设计得那么严密，何况此时此刻这种高度敏感时期。

沈阳皇宫中，皇后和其他四位最重要妃嫔的五个宫室全部在一个院子里，就是著名的“崇德五宫”。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四合院，一套正房，加上东西各两套的四套厢房，住着这五位主子。透过窗子，其他房间的人员往来可以一目了然。北京故宫的情形与沈阳故宫截然不同。原因是，这北京的皇宫里，谱摆得太大，稍微重要一点的妃嫔宫室都是独立的院落，各成单元。关上门，可以把自己相对地藏起来，不像沈阳皇宫里那么没遮没挡。当时，庄妃与多尔衮之间如果有过信息交换的话，也很有可能是极度隐秘，或者是通过庄妃——孝庄皇太后的侍女苏麻喇姑进行的。而哲哲皇后——庄妃的亲姑姑曾经生育过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她对自己这个侄女想要做的事情，大约是心知肚明，并且乐见其成。对于多尔衮推举福临继位，她应该和自己的侄女一样，也是心怀深切感激的。

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反倒有可能经常和此时已经成为两位太后之一的孝庄见面了。他以小皇帝福临名义发布的那些文告与命令，应该得到过这两位太后的鼎力支持。

到北京以后，情形又截然不同。

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不需要遮挡。进入北京后，他曾经住在皇宫大内的武英殿里。福临来后，他住进了自己的王府，据说这王府的辉煌壮丽在当时不亚于皇宫。他到皇宫内院来时，可能有很多禁忌，但这些禁忌对于他来说，都是理论上的。蜘蛛网可以网住昆虫，飞鸟却一冲而过。那些皇家制度是他同意制定的，他是批准这些制度的人，没有人能够用制度来对付他和像他这样的人。是的，没有人。在那时的中国，他名义上是摄政王，实际上，以他的功业、威望、权势，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行使的根本就是皇帝的权力。

此后，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之间，或有过一段蜜月期。这个时期是从多尔衮定鼎中原后，迎接小皇帝福临与孝庄皇太后们迁都北京开始的。

这种情形，很像那些在远方厮杀征战后满载而归的勇士，在他们妻子或者情人怀抱中所感受到的温柔与多情。多尔衮奉献到孝庄皇太后面前的，是那伟大的、女真人一代代梦想的、寥廓无际的万里锦绣江山。孝庄皇太后母子坐在沈阳的皇宫里，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这片大地至高无上的主人！世界上，有几个英雄，能为女人做到这一点？

史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按照礼部早已经安排的时间表，皇帝和太后一行应该在顺治元年九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在通州只是迎入行殿短暂停留，更衣——皇帝大小便的委婉说法，然后便前往北京。但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百官迎接至通州城外五里处，进入行殿，百官叩拜如仪后退出，摄政王留下与皇帝、皇太后叙话。不久，百官接到命令，皇帝一行旅途劳顿，决定当夜驻跸通州，次日一早起驾进京。（《清世祖实录》卷八，第5～13页）有历史作家认为，就是在这一天，时年三十二岁的孝庄皇太后，开始以自己的满腔柔情来回报同样是三十二岁的大英雄多尔衮。

顺治元年十月一日，第二次登基的福临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年初，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这种层层升级的尊崇，必定与多尔衮威权日重有关，也无法排除他与孝庄皇太后之间感情不断升温的可能。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之后，大清藩属国朝鲜国王看着大清咨文，发问曰：“皇父摄政王是什么意思？”他的臣子回答说：“我专门问过大清使臣。他回答说，就是去掉‘叔’字，朝贺时的各种礼节与皇帝一样。”朝鲜国王说：“那就是说有两个皇帝了。”（《仁祖实录》二十年乙丑）

到了这一步，除了皇帝的名位，能够给多尔衮的已经全部都给了他。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孝庄皇太后对于多尔衮的报答也算是至矣尽矣。其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是：向全国臣民公开确认了自己与多尔衮的夫妻关系，也就此界定了多尔衮与皇帝的父子关系。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上，围绕皇位的争斗千奇百怪、血雨腥风，唯独还没有父亲抢夺儿子皇位的故事。不管多尔衮怎么想，也不管阿济格、多铎如何不甘心，如何希望多尔衮拿下皇位，这条底线划出来之后，跨过它，就意味着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意味着不可能不留下骂名。

顺治八年二月，在清算多尔衮的疾风暴雨中，皇帝颁布煌煌诏书，指斥多尔衮的累累罪行，其中谈到了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等于公开承认了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假如不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对于此类事情，皇家一般都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的。果然，到康熙朝修《清世祖实录》时，在卷五十三条中，这一段便被删去了。据说，关于太后与多尔衮大婚的诏书一直保留在大清官方的原始记录中。后来，到乾隆时代，纪晓岚在皇家档案馆中还曾经看到过，是他建议乾隆皇帝为了皇家脸面考虑，而彻底删除的。

当时著名诗人张煌言在他的《张苍水诗集》中写道：“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晋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是一位抗清斗士，诗中讥讽和不屑的意味不言而喻，却恐怕不能简单看成是无中生有或者蓄意捏造。这种情形表明，在其当时的社会心理中，在满洲人看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考虑了，而在汉族人那无数贞节牌坊来看，对于太后本身和新王朝形象的杀伤力却极大。因此，整件事才被弄得如此欲盖弥彰。若是今天还用这种思维看待此事的话，就不仅可疑，而且可笑了。

孝庄皇太后的这些做法，除了感情和报恩之外，一个最深切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可惜，这小皇帝的一切来得都太过容易，他既不懂得世事的艰难，也不了解人心的曲折，他根本无法体谅母亲的苦心，这一切反倒成了他憎恶多尔衮和自己母亲的心结。那些在富贵中一帆风顺长大的孩子，常常在人性层面上具有完全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体谅人的甚深的恶习，在小皇帝福临身上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

顺治六年年底，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刚满一年，他的王妃就去世了。一个月后，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了肃亲王豪格的夫人。当时，豪格死去不到两年。多尔衮死后，在汉族士大夫——甚至今天文人的笔下掀起了一阵喧嚣。核心意思是指责多尔衮用这种方式，继续报复已经死去一年多的豪格。

殊不知，这个指责可能仍然是驴唇不对马嘴。

多尔衮原来的王妃是皇太极正宫哲哲皇后的堂姐妹，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豪格的这位夫人则是多尔衮王妃的亲姐妹，也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而豪格又是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侄子。在汉族人眼中，他们整个一个乱伦。

实际上，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看来，这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既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又照顾到了未亡人的生活寄托，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理解的倒可能是汉族人——什么三从四德！什么贞节牌坊！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找了那么多麻烦和苦难，怎么还能自我感觉这么好？

当年，三贝勒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子分别由侄子豪格与岳托娶去做了夫人；努尔哈赤的第十个儿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子又嫁给了德格类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后，除了十四叔多尔衮迎娶了他的一位夫人之外，他的另外一个夫人则嫁给了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这些都堂堂正正地记载在清代官方史书中，是一种与汉民族农耕文化具有重大差异的文化现象而已。那些在孔孟之道熏染下，既缺少人文情怀，又缺少对异质文化研究了解的汉族士大夫，喋喋不休地用三从四德之类货色去评判别人，实在是令人讨厌。事实上，多尔衮在这里报复的恐怕不是已经死去的豪格，而是做给活着的孝庄皇太后看的。

我们无法知道多尔衮的这个举动，对孝庄皇太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从常识和常情推测，她恐怕很难感觉愉快。如果她与多尔衮之间有夫妻之实，“皇父摄政王”又使二人有了夫妻之名，多尔衮却还要再娶豪格夫人为妻，显然对她的皇太后之尊是一种蔑视和伤害。假如多尔衮和她之间不是事实上的夫妻，她只是想通过“皇父摄政王”这个头衔给多尔衮这匹野马套上一个笼头的话，她就势必会在此举中感受到多尔衮深切的不满与敌意。因此，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件事，多尔衮身后就很难不受到清算了。孝庄皇太后也自然可以在这种清算中，保持住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

多尔衮死后，对他的清算表面上是由顺治皇帝发动的。其实，当时福临刚满十三周岁，显然可以将孝庄皇太后看成是幕后主使人。清算的凶狠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憎恶与报复，在到那时为止的大清朝历史中，针对自己人，似乎还没有如此凶残过。何况还是像多尔衮这样，对大清朝立过盖世功勋的人。对死人的过度摧残与侮辱，大体表现了这对皇家母子令人不齿的卑怯和变态。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很难找到福临与孝庄皇太后如此痛恨多尔衮的充足理由。因此，除皇家的个人感受之外，其中，大约有这位皇太后很深切的政治考虑在。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是：多尔衮在为自己生前的某些不恰当做法付出代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济尔哈朗和豪格的不公正。

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胞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从小由努尔哈赤抚养长大，他是多尔衮的堂哥，比多尔衮大十三岁左右。从史书记载上看，他很早就跟随努尔哈赤冲杀在战场上，立下过许多显赫的战功。因此，深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汗王的赏识，是努尔哈赤时期共柄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按照名次，他在四大亲王中还排列在多尔衮前面。

尽管拥有崇高的军功、威望和地位，但可能受父亲舒尔哈齐与哥哥阿敏命运的影响，济尔哈朗为人很是低调，远不像阿敏那样锋芒毕露。因此，福临继位以后，他主动要求将自己排在多尔衮前面的名次放到多尔衮之下，并要求诸王大臣商讨国事时，只报告多尔衮即可，不必报告自己。迁都北京后，他还率领诸王大臣主动要求在礼仪上，大幅度提高多尔衮的待遇。他做得应该算是足够了。然而，多尔衮为了满足多铎的要求，还是不肯放过他。当时，多尔衮的王府壮丽不亚于皇宫，却以济尔哈朗的王府超标为由，罢黜了他的辅政王，换上了多铎。这种仗势欺人、公然行私的行径实在太过乖张，不可能不引起济尔哈朗的痛恨，也不可能不引发人们的不平。

多尔衮对于豪格的处置，近乎丧心病狂，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尽管我们找不到多尔衮谋夺皇位的确凿证据，但这些排斥异己的举动，的确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安。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和弟弟多铎，可能特别希望多尔衮能够登上皇位。按照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汗王推举制度，他们的愿望并非毫无道理。可惜，斗转星移，时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他们的骄横和两白旗的威势，除了有效加深人们的恐惧与愤怒之外，令人对多尔衮的生前身后很难产生什么更加乐观的想象。

这一切，都是在小皇帝和孝庄皇太后眼皮底下发生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皇太后纵容和支持了多尔衮兄弟。事实上，为了福临的皇位，孝庄皇太后确实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无条件地支持着多尔衮，直到他成为“皇父摄政王”为止。因此，对于多尔衮所做的一切，皇太后不可能不面临人们疑虑的目光，从而陷入尴尬。她只有有效地将自己打扮成多尔衮跋扈和野心的受害者，方能摆脱这种尴尬。

顺治五年，代善老病而死；顺治六年，辅政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努尔哈赤时期的八大和硕贝勒只剩下了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皇太极的四大亲王则只剩下了一个济尔哈朗。

面对阿济格的桀骜不驯，面对两白旗将士失去最高统帅的惶恐，面对多尔衮留下的诸多不平与动荡不安，只有济尔哈朗具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摆平这一切，只有济尔哈朗能够让孝庄皇太后母子摆脱尴尬的局面。这应该是孝庄皇太后迅速起用济尔哈朗，杀死地位崇高却不得人心的阿济格，并将一切恶行统统推到多尔衮头上，以及严酷对待死后多尔衮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年同样三十九岁的孝庄皇太后，其心计与无情，远在多尔衮之上。在她的老辣、深沉、阴狠面前，多尔衮简直就像是个混沌初开的毛头小伙子。

十年后，孝庄皇太后的儿子顺治皇帝死时，他的遗诏是在孝庄皇太后的一手主持下定稿并布告天下的。这篇遗诏用皇帝的口吻，列举了福临自己生前的十四项罪过，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份皇帝的罪己诏。

这位皇太后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儿子和自己的地位，她不惜降尊纡贵、自贬身价以取媚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为了儿子的皇位和摆脱自己的尴尬，她以中国历史上只有针对不共戴天之仇人才会采用的手段，清算了对他们母子恩德大于天的多尔衮。后来，在和福临闹得形同冰炭、几乎反目为仇的情势下，又在他死后，用儿子的口吻清算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一种政治文化让一位情人和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行事的话，也真是够令人不寒而栗的。只有乖戾而没有人性的皇家传统，才会造就出如此乖戾而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让人夫复何言？

平心而论，这样的遭际，对于孝庄皇太后来说，也应是足够惨痛。这一年，她年近五十。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一位老妇人。这种心路历程，可能促使她特别细心地呵护教养孙子玄烨，并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足够出色的康熙皇帝。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孝庄皇太后在历史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恐怕就很难说了。

顺治皇帝福临临死时，可能确实想要报复自己的这位母后，因此，才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再坚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某一个堂兄弟。这样，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将会在新皇帝继位后立即被边缘化，为新皇帝的母亲所取而代之。这是孝庄皇太后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此时，她很清楚，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甚至，就像顺治皇帝临死都不愿意看见出身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妃一样，他可能也同样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母亲。因此，皇太后命令皇帝生前最信任的满汉大臣们，轮番前去劝告皇帝改变心意，终无效果。于是，孝庄皇太后请出了深受皇帝敬重的洋神父——汤若望。

汤若望是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时发挥过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曾经以天文历算方面的精湛技艺，令帝国的同行们相形见绌，从而不但获准在帝国首都内城宣武门建起一座教堂，至今耸立在宣武门边，还荣任帝国钦天监监正。这个职位与今天国家天文台台长兼国家气象局局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需要根据天文、气象的变化，解释上天的意志，供皇帝在进行重大国事决策时参考。因此，他对皇帝的影响不可小觑。

汤若望曾经对大明帝国做出过特殊贡献——他奉大明皇帝之命，为帝国政府撰写过一本制造、维护、使用红夷大炮的小册子，因此，袁崇焕炮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辉煌业绩中，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

多尔衮进京后，不但没有人追究他当年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还和范文程成了好朋友，并深受多尔衮欣赏。多尔衮所颁布的第一份大清历法，就是这位洋神父主持修订的。他在西医西药方面的知识，是他和孝庄皇太后与福临结下善缘的重要原因。据说，福临称呼这位洋和尚为“玛法”，在满语中，是“爷爷”的意思，晚上将他召入宫中，二人时常作彻夜谈。有一年福临过生日时，甚至将生日宴会摆在了汤若望的教堂里。

如今，在皇帝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承人的想法。按照这种说法，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被选择出来，汤若望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会再害天花的孩子。

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

就此，玄烨成为大清朝第一位由老皇帝临死前指定、而不是由诸王贝勒大臣推举产生的新皇帝。这个来自塞外的新王朝已经和中原帝王政治文化传统大体合流，其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的贵族共和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尾声。

从此，中国历史快速驶入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康熙皇帝时代。康熙继位之初，曾经有一个汉族秀才上书皇太后，建议她垂帘听政，被皇太后断然拒绝。在未来的岁月里，孝庄皇太后以她对康熙皇帝的成功教养，赢得了皇帝，并通过皇帝赢得了历史与后代的尊敬。

据说，晚年的孝庄皇太后自奉甚简。与明朝比较起来，皇宫中的开支与使用的太监、宫女数仅仅是明朝的一个零头，平均起来大约还不到其百分之一。而就是在这种节俭的开支中，孝庄皇太后还曾经多次将皇宫中积攒起来的银两，赈济给遭受自然灾害的灾区人民。她对康熙皇帝的教诲中，有一些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地方，这应该是她受到爱戴的原因。

据说，这位老太太在夏天避暑时，曾经去过多尔衮猝死的喀喇城，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附近。这位饱经沧桑、已是暮年的老人，来到故人之故地，不知会有揪心的疼痛否？

公元1688年，即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时分，孝庄皇太后病逝于北京紫禁城慈宁宫。去世前，她再一次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团：她叮嘱孙子康熙皇帝，不愿惊动自己奉安已久的丈夫皇太极，且眷恋儿子和孙子，因此，要求将自己葬在福临的陵墓附近。最后，终于安葬在位于今日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的围墙外，与今天沈阳北陵的皇太极昭陵相对，号为昭西陵，从而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七十五岁的孝庄皇太后，一生多姿多彩，却也无法不令人感慨万千：这老太太，可真不容易！

正文第六章玄烨亲政，有人不服

不到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福临死了，死于天花。

天花又叫痘疮，是一种由过滤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终身免疫，却会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寒冷清爽，可能不适合病毒传播，很少有这种传染病。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于这种传染病便整体上缺少抵抗力。大清入关后，凶猛的八旗战士常常会因为这种病毒的侵袭而死掉。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于天花。对于大清亲贵来说，天花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梦魇。

当时的人们为了抵抗这种病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顺治皇帝染上天花后，曾经下令北京市民不许炒豆，不许燃灯，不许泼水。据说，这是民间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后治疗的行之有效的习俗。在北京城里，一旦发现有人染上了这种病，会立即被强行驱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属也必须报告兵马司，然后，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绳子，围出警戒隔离线，不许进出。

这种应是足够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烨，使他顺利继承皇位，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简单，顺治皇帝的这位三皇子，时年还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却在两年前已经出过痘了，且属于那种没有失去生命的幸运者。如今，他脸上那些浅浅的麻点，毋庸置疑地成了继承皇位的最重要资格与理由。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资格和理由实在是当时中国人与后来中国历史所能达到的最大幸运了。

康熙皇帝本人也足够幸运。经过他十四叔祖多尔衮和他父亲福临的十八年努力，到他继承下这一片广大国土时，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大体上统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续多年的噩梦成为过去，除了为数不多的明朝遗民还在深深隐痛中回忆前朝衣冠风景外，更多的人已经对现实心平气和，他们在和平宁静中恢复着创伤，祈盼着好一些的未来。

七岁，他应该还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一切。史书记载说，从五六岁开始，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专门负责教导他学习满语。后来，又增加了几位老师和师傅，分别教他学习满、汉典籍和骑射武功等等。据说，这小皇帝读书特别用功，所读过的东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诵的程度方肯罢休，“从来不肯自欺”，以至于他的保姆害怕他过于辛苦，时常要把书藏起来。

十一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去世。孝庄太皇太后打破宫中的规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宁宫，亲自抚养教导。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年以后的孝庄太皇太后“独嗜图史”，大约就是特别喜欢带插图的历史类图书吧，这种情形可能对玄烨影响不小。据说，孝庄曾经对孙子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庄太皇太后当着群臣询问玄烨：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臣没有其他欲望，唯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见，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随着年龄的增长，幸运的小皇帝想必应该渐渐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顺治皇帝去世时，天下远远没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多尔衮入关后，确曾实施过一些善政，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形容，就是解天下于倒悬，令多年备受荼毒的人民“立有乐生之心”，就是说，灾难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但是，从多尔衮摄政到福临亲政的十八年间，也实行过一些真正的暴行恶政，成为人们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政恶法，还有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文字狱与政治迫害。

圈地从多尔衮入关之后的当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目的是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入关后的八旗将士。当时，这一带地方有大片土地为明朝皇室、藩王、勋贵、太监们所兼并，经过战乱，许多变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事实上无代价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恶政。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的。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别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此后，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其时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怪怪的社会现象：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愿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实际上，就愿意给人做奴仆的天生贱骨头应该不是很多，这种反常现象一定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会发生，和汉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和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有关，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赋税有关。因为投充为奴之后，这种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项名声很坏的恶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这些奴隶的逃亡，也就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并在兵部里设置一位副部长，组成庞大机构专门缉捕逃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洲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大清朝册封的四大汉族异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经收留了一批汉族逃人，结果被发现，最后，这位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王爷不得不自杀谢罪。广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省长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结果，这位省长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一些绝望的逃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也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戊子）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入微，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大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殊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恶行，在当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已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得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如果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只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能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其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代理，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承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明，清朝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厢情愿。在其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性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曰：“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第5～6页）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得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断，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大清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冒着枪林弹雨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守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他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大清与大明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以此反戈一击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中，屡立军功，旋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名次排在索尼之后，成为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特殊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容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之事可能就有他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申冤，因此重见天日。他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特别受信任，接连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役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他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特别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倾泻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大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悄悄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鑨（lóng）《明史》案。

庄廷鑨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鑨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洲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原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刊刻、参校、买书、藏书、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有关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七十人被处死，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鑨，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做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皇太后则难辞其咎。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结果，导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本来就很难调和的恩怨，更加积重难返。两黄旗将士对此怨恨不已。为二十年之后的这场争斗，埋下了很深很长的伏笔。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只有一个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纪最大，资历与威望也最高，只是，经过一次次官场争斗的血雨腥风，此公老矣，早已不复当年之雄风。他瞧不起苏克萨哈，对鳌拜的凶悍也心怀忌惮，于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头，宁愿受世故圆滑之讥。遏必隆在官场几上几下，也练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丢的本事。他特别害怕鳌拜，而且同为镶黄旗，有不少利害与鳌拜是一致的，于是，就在鳌拜的咄咄逼人之下，成了他事实上的同路人。苏克萨哈则正相反，他虽然是鳌拜的亲家，却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亲家公。只要有什么事，他都要和鳌拜反着来，遂“积以成仇”。

在四人中，鳌拜最是令人一言难尽。他的军功最多，脾气也最大。史书说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就是盛气凌人、英雄欺人，人们都很怕他。从史料中推断，这个刀头舔血，踩着滚滚人头登上帝国最高层的鳌拜，可能是一个豪勇凶悍、粗暴蛮横但对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显然缺少政治胸怀与才干，喜欢逞一时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儿，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个担负天下兴亡的政治家。

早年间，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有仇。当了辅政大臣之后，鳌拜认为费扬古担任皇宫侍卫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侍卫，对辅政大臣不够恭敬，于是，以擅自骑乘御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这还不算，不久，又以费扬古心怀怨恨的罪名，把费扬古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又一起干掉，然后，把费扬古被抄的家产一股脑都给了自己的弟弟穆里玛。

这家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吓坏了，也把孝庄皇太后吓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为公元1665年，孝庄太皇太后突然决定为刚刚十二岁的康熙举行大婚。一般说来，皇帝大婚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当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亲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庄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尔济吉特部落选的路数，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平衡四辅臣的力量，加强索尼和遏必隆对皇帝的忠诚。

此议一出，鳌拜极为愤怒，认为皇帝选后和大婚是国家大事，不应该不和辅政大臣商量，上书坚决反对。谁知，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两个月之后便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经历过三朝风浪、自己也导演过无数风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权之精髓，大约根本就没把这个粗野的武夫放在眼里。

康熙五年正月，鳌拜终于把那颗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引爆了。他要求把多尔衮二十年前犯的错误纠正过来，让正白旗和镶黄旗互换圈地，将镶黄旗调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论上讲，鳌拜肯定没做错。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会一目了然：正黄旗、镶黄旗分别是八旗左右翼之首，这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祖制原则。鳌拜的理由无可辩驳，特别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号，具有恢复祖制、维护皇家尊严与权益的大道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当镶黄旗移文户部，要求尽快调换时，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相抗尤力”，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气地把八旗移文驳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乐业，别这么瞎折腾。后来，鳌拜将祖制这大棍子一抡，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闭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关，自然不会反对，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辅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户部会同直隶总督、直隶巡抚前去办理。

鳌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一件正确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是在和苏克萨哈过不去。无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顶帽子太大，没有人能够驳回。不过，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这种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是很令人讨厌。这大约是他后来被康熙皇帝拿下时，举朝欢庆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办理圈换事宜的三位大员——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联名上书给皇帝，希望皇帝千万要自己拿主意，明确下令停止圈换。因为，这件事牵涉面实在太大，涉及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数百万亩土地，搞不好就会出乱子。随后，三人回到北京，并撤回办理此事的官员。

见此情形，鳌拜采用了极端强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议罪，并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抗旨，违背祖制。

十三岁的康熙皇帝见事情越闹越大，连忙召集大家开会。会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鳌拜的处置，苏克萨哈默默无语。康熙觉得这三人罪不至死，这样的判决太重了。鳌拜没管那么多，散会之后，便下令将那三个倒霉的大员绞死了。在理论上讲，鳌拜做得还是没有错。因为，此时的皇帝尚未亲政。四个辅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态，应该就可以决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愿迁移，迟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时，鳌拜的所作所为，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时，玄烨已经十三岁。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够大，以至于四十年后忆起往事，他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鳌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认为那三个人不但不应该处死，他们根本就没有罪。一般说来，在中国，若让皇帝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大体上就可以预见到鳌拜未来的命运了。

康熙六年正月，玄烨虚岁十四，首席辅政大臣索尼领衔上奏，请求皇帝亲政。按照当时的习惯，十四岁已经是成年人。当年，先皇帝福临就是十四岁时亲政的。索尼老啦，更兼满身是病，看着鳌拜和苏克萨哈死掐，他是有心无力，只能用恳请皇帝亲政来表达自己对皇家的最后一点忠诚。当年六月，索尼病逝。

七月七日，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按理说，皇帝已经亲政，辅政大臣便自然应该辞去辅政之任。谁知，当三位辅政大臣提出归政的请求后，孝庄太皇太后却表示不同意。她说皇帝到底年轻，经验不足，几位辅政还要继续辅佐，过一两年看看情形再说。这老太太心机太深，搞得所有人都一头雾水，不知道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结果，这种做法事实上变成了苏克萨哈的催命符。

经过几年的明争暗斗，苏克萨哈可能是深切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真的觉出这辅政大臣的差事实在不好玩，尤其是和那鳌拜一起玩儿，真是一点儿都没有意思。因此，他可能是真心希望快点把这烫手的山芋扔出去。如今，孝庄老太太来了这么一手，大出苏克萨哈意料，他一下子乱了阵脚。几天之后，他单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是这两年身体越来越不好，无法继续给皇帝效力，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皇帝躬亲大政，乞求皇上让臣子我前去为先帝守陵，“以线余生，得以生全”。实际上，苏克萨哈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以此逼鳌拜和自己一起解除辅政。他就差把这话明明白白说出来了。

万万没有想到，帝国官场上惯用的这种曲里拐弯的表达方式，居然把小皇帝蒙住了，形成了真正的鸡对鸭讲。他不明白，自己刚刚亲政，正是需要重臣扶上马送一程的时候，况且太皇太后也说过不许辅臣现在退出，这苏克萨哈偏偏此刻要去为先帝守陵，莫非是反对自己亲政不成？小皇帝很不高兴，立即给诸王贝勒大臣发下一道训谕，口气很不客气，曰：“不知苏克萨哈受到了什么逼迫？在这里怎么就活不下去？为什么守陵就是生路？会议具奏。”

鳌拜立即召集会议，结论是，苏克萨哈心怀怨恨，必须逮捕治罪。随后，列举了苏克萨哈不想归政给皇上的二十四款大罪，要求将他和他的大儿子凌迟处死，其余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侄子、三个同族一并抄家处死。

看到这个报告，玄烨这才明白苏克萨哈说不出口的苦衷何在。于是，康熙批示说：“此议不妥，不许所请。”

清代官方史书记载说，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鳌拜捋胳膊卷袖子，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声吼叫，折腾了足足一天，把个小皇帝吓坏了，最后，除了将凌迟处死改成绞刑之外，其他所有的都照准。结果，苏克萨哈一家人稀里糊涂地走上了奈何桥。两年以后鳌拜被拿下，康熙立即给苏克萨哈一家人恢复名誉和原有官位，算是平反昭雪了。据说，苏克萨哈侥幸活下来了一个幼年的儿子，继承了这些名位，好歹算是没有断了香火。

康熙在七月七日举行亲政大典，苏克萨哈在七月十三日上疏皇帝请求为先帝守陵，当日，亲政六天的玄烨派侍卫米斯翰前去责问，七月十五日决定逮捕苏克萨哈等人，七月十七日公布了他的二十四款大罪，随后，便是皇帝被迫同意鳌拜的主张等等。从这些记载中，其实很容易发现一个蹊跷：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孝庄太皇太后在干什么？

假如皇帝和太皇太后都不同意鳌拜这种做法的话，让人很难想象最后皇帝会被胁迫着同意了对一个帝国重臣如此残酷的处置。我们知道，此时，大清朝已经完成了将八旗制度与大明帝王政治制度完整结合的全过程，这种制度对于皇家权益的保证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两年后，皇家并没有调动军队，也没有大动干戈，只是轻喜剧或闹剧一般就拿下了鳌拜。因此，曾经有人推断，当时，在对苏克萨哈的处置中，可能隐藏着其他不可告人的重大隐情。这个隐情，可以解释为什么鳌拜被记载了那么多大不敬的不法情事，拿下后却被轻轻放过、后来又相继为他平反的原因。

事实上，鳌拜被大清朝官方史料描述得越嚣张跋扈，这样的结果也就越可疑。这种重重举起轻轻放下、雷声巨大雨点微微的情形，不符合帝国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清代官方史书完全以皇家之是非为是非，在有新的证据发现之前，的确令人很难完全相信这种充满乖戾和诡异的大清官方解释。此后发生的事情很像是那些瞎编乱造的“戏说”情节。

从幼年开始，玄烨便每天下午练习骑射武功，到晚年，他曾经回忆过当时苦练杀敌本领的情形。苏克萨哈被处死以后，玄烨不动声色地召集了一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侍卫，每天和他们在一起练习摔跤扑击等武艺。据说，有时鳌拜经过这里，看到这帮小青年练得热闹，还会忍不住技痒，下场指点一二。

为了表现皇帝的大智大勇，史书记载说，有一天，鳌拜称病没有上朝，玄烨突然深入虎穴，前去探病。正在图谋不轨的鳌拜慌忙躺到床上装病。机警的侍卫在鳌拜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把尖刀，使在场者无不屏住呼吸，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只见十五岁的皇帝拿过尖刀，在手里掂掂，赞扬道：“刀不离身，是咱们满洲的习俗，不错不错。”于是，大家尽欢而散。

在此期间，康熙皇帝为了麻痹鳌拜，让他放松警惕，还不停地为他加官晋爵。每当有不利于鳌拜的奏章时，皇帝便会对上疏者痛加斥责，指斥他们“妄行冒奏，沽名钓誉”云云。帝国官场最高层之阴谋诡诈，由此可见一斑。

大清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公元1669年），是被当时与后世热烈赞颂的一天。这一天，康熙皇帝将那些年轻侍卫召集起来，问他们：“你们作为我的左膀右臂，是怕我呢，还是怕鳌拜？”大家齐声回答：“我们只怕皇上！”皇帝深感满意。散朝后，鳌拜最后一个离去。当他屈膝向皇帝行礼时，这帮小青年一拥而上，把这位国家重臣摁倒在地，随即捆绑起来，关入监狱。其他如遏必隆等鳌拜的所有党羽亲信全部束手就擒。

据说，鳌拜被拿下后，举朝庆贺。随后，公布了他三十款大罪，群臣请求将他立即斩首。有一位名叫白晋的法国传教士记载说，在审判鳌拜时，这位战功赫赫的前帝国重臣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皇帝和所有在场的人观看他身上数不清的伤疤，他一一告诉皇帝，哪一块伤疤是在哪一次战斗中留下的，其中，还有他舍命救皇帝的祖父皇太极时身负的重伤等等。最后，皇帝下令从宽处理，将他幽禁起来。九名被认为是鳌拜死党的高级官员被处死，遏必隆最幸运，不但保住了性命，不久之后，还以公爵的身份继续宿卫内廷。

此后若干年，鳌拜，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大功臣，变成了鼻梁上涂着一大块白粉的小丑模样，实在也是丢尽了先帝和大清朝的脸面。

四十多年以后，康熙五十二年，早已在幽禁中死去的鳌拜被追赐名号，由他的子孙世袭，等于是悄悄为他平了反。康熙死后，他的儿子雍正继位，又下令祭葬鳌拜，并恢复他的一等公爵，由子孙世袭；到康熙的孙子时，乾隆四十五年，再一次把这位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死人翻腾出来，命令将他的一等公爵降为一等男爵。

帝国政治之波诡云谲实令人如堕云里雾中，没有人能够弄清爽，这里面到底藏着些什么？到底藏了多少猫腻？

从康熙八年开始，康熙皇帝玄烨才算是真正亲政。他用小孩子闹着玩似的方式，轻轻松松地扳倒了似乎不可一世的鳌拜，令帝国臣民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人认为，对于帝国政治来说，这有多么的不体面。人们把这一举动看成是有如天助，看成是神明一般，看成是小皇帝雄才大略的最初展现。人们有理由在皇帝的举动中，期待着美好的明天。

在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从康熙八年开始，帝国终于陆陆续续停止了圈地，投充和逃人也相继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进入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康熙主政时代。

正文第七章康熙来了：年轻皇帝的顶层设计

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后三日，云南竟然在隆冬时节“雷电雨雹风雪一时兼作”。按照古人的说法，这是千年罕见的灾祸之兆。

恰在此时，一个名叫查如龙的人来到云南昆明平西王府。这个人曾经做过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他呈递给了吴三桂一封血书，建议吴三桂起兵造反。血书中说：“天下军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着王爷带领他们重整河山。王爷是汉人，当年的事情出于迫不得已，今天，夺取天下的关键就在王爷手边。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会响应。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上平西血书）

这位自以为看清了天下大势的读书人，万万没有想到，平西王爷吴三桂竟然一根绳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结果，此人被朝廷凌迟处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大清云南巡抚，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大明崇祯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忍辱负重为的只是这一天。他宣布脱离大清，建国号为“周”，自称奉旨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命令全军剪掉辫子，改穿大明军服，誓师直捣燕山云云。

吴三桂又一次面临水深火热的局面：只不过，前一次在山海关时，火炉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灵一起推进了火坑。

关于康熙盛世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观察，这种看法肯定是能够成立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约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们的文化素养、政治才干、心胸、眼光、意志力、对国计民生关注和付出的努力诸方面判断，康熙皇帝玄烨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康熙时期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也不意味着玄烨本人就是一位无懈可击的政治家。学者王家范先生曾经准确指出：大清仍然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王家范《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尽管康熙皇帝曾经与困扰帝国之痼疾——贪官污吏们进行过坚定的斗争，但那仍然是一个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时代。玄烨是一位具有相当高学识素养的皇帝，他的科学知识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岁月里，并没有能够开创出一个科学昌明的伟大时代，并且，仍然制造过恶名昭著的文字狱。他对于国家安宁、人民福祉付出过真诚的努力，但从全国的情形看，当时人民生活远没有后世一些学者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好。

从总体上看，应该说，康熙皇帝本来有可能远远超越于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之上，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做到，他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升华过程，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给他的祖国与人民带来任何新鲜的东西，而他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曾经根据江南地区的棉花、粮食产量，应用现代数理方法推算该地区乃至中国的生产与经济规模，甚至计算出了康熙年间的GDP与人均收入。在统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进行这种计算尚且存在数据采集和计算口径上的诸多风险，对三百多年前混乱不堪的数据居然能够进行如此大胆的推算并得出更加大胆的结论，作者的勇气的确令人无话可说。事实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的那样：假如初始数据是根据收成好的年景选取出来的话，这种推算即使不能说是一堆数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价值也实在令人怀疑，更不要说还有全国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鳌拜之后不久，玄烨就命令户部，将直隶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前明废藩的土地全部无偿交给老百姓耕种。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勋贵、宦官们曾经在上述地区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现了京师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兼并的局面。这种情形必定是以众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为代价。如今，皇帝一声令下，一千多万亩土地无偿回到了农民手中。这项政策当时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烨真正执政后的第一项德政善举。

在此前后，满族人的圈地运动，包括几年前鳌拜推行的圈换土地政策、汉人被迫投充到满族人家为奴的现象、官府到处缉拿逃人等恶政也陆续平息下来，并最终大体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应该说，这种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御座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张条幅，上面大书三件事：三藩，治河，漕运。在其当时，这是摆在玄烨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实现国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恭顺王孔有德，他们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这个孔有德不走运，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干的将军李定国，结果在桂林攻防战中，不但额头中箭，城池也没能守住。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帝制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那些手握重兵重权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韩信被吕后派萧何骗进大汉皇宫钟室就死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一般说来，中国帝制传统下的君主，很难容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与帝王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时，为了刺激他们玩命干活，需要名位上的奖励；天下太平之后，这种人就成了威胁皇家利益、破坏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刘邦临死前，之所以要和诸臣杀白马盟誓，不许再封异姓王，就是因为他已经勘破了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要说异姓王，到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时，为了削夺刘家子孙的王权，也都是在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方才实现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他死后仅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儿子朱棣便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从此，大明对藩王的权限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只许吃喝玩乐，不许拥有军队，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甚至不许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门等等。

大清朝立国之初，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姓藩王。

事实上，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这几位汉族藩王统率的军队，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说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应该不算过分。前面谈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孔有德曾经上书皇帝，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几次昏死过去。且自己生长在辽东，不习惯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许，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这位孔有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但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酿成三藩之乱，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嫌疑。如今，天下大体太平，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吴三桂，远在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谈到吴三桂的历史，实在是头脑错乱、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把他骂成是“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时，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扔到了脑后。道理很简单：假如吴三桂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将多尔衮与大清铁骑打回到山海关之外的话，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大明帝国最大时，其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则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最大时曾经达到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经过晚清时节的丧权辱国，中国国土面积仍然保留下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天下第一雄关，有谁能够告诉中国人——那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朝、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烂的李自成，还有那位差一点就把四川人杀光了的张献忠等，还会做出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迹来？

如果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挑战大明帝国，今天可以被颂扬成“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话，应用这种逻辑，吴三桂的功绩可能比他大得多。因为，这种讨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而不是多重标准的胡扯八道。

其实，谈论吴三桂，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位并不是很了解吴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听我介绍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至最后身败名裂的故事后，沉默片刻，便断然评论道：“所有的女人都会渴望这样的爱情！”假如她的话真能够代表占人类总数50％的女人，我们就势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国人在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虑了？

当一种制度与文化，时不时就要把人逼到去选择是要自己合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与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要活着还是要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者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今后，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翻脸无情、政治上翻云覆雨他们见得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第8页）——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九百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两千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因为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劳民伤财了。（《庭闻录》卷四，第10页）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但是，不管怎样，到康熙亲政之后，昔日开国之功臣，已变成今日国家之大患。三藩问题肯定令玄烨忍无可忍、寝食难安。而吴三桂，于功成名就之后，全无家国之情怀，为一己之念，不惜将刚刚熬过半个世纪战乱、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推入战火，就凭这一点，纵然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也够得上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康熙十二年三月，七十岁的定南王尚可喜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允许他带领一批年老的部下返回辽东老家海城居住，王爵由长子尚之信承袭，继续镇守广东。康熙接到奏疏大喜，立即命令众臣商量处置办法。最后，决定借机撤藩，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并以父在不能由子承袭为由，命令全部撤回。

这个决定做出后，吴三桂与耿精忠也相继上疏，请求撤回安置。吴三桂的一位谋士建议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决不要自己提出撤藩，免得授人以柄。据说，吴三桂怒吼道：“我就是说了，皇帝也决不敢真撤，我就是要自己提出撤藩，消除他的怀疑。”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刚刚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竟然会断然下令，全部撤藩。皇帝的理由是：“吴三桂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现在是撤他要反，不撤他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后，正式下达撤藩令。八月二十四日，派专使前往昆明、广东、福建，命令三藩所有官兵及其家属全部北上，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着手解决安置事宜。

吴三桂可能是在接到皇帝的撤藩诏书后，立即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从史料中看，吴三桂下这个决心和他的一个判断有关——大清朝的开国雄杰已经凋零殆尽：多尔衮、多铎病死了，代善、济尔哈朗老死了，阿济格、豪格、苏克萨哈让他们自己杀死了，鳌拜在大墙里面被幽禁死了，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范文程老病而死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死的死老的老，即便不死，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大约也在和自己想着同一件事情……放眼天下，哪里还有能够抗衡自己的强力人物？

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常年住在北京，其夫人是康熙的姑母和硕建宁公主，实际上等于是人质。吴三桂派人秘密入京，准备接应吴应熊出京。同时，他一边假模假式地和康熙皇帝讨价还价，抱怨中央政府安置自己的土地太少；一边和皇帝特使约定起程时间；一边封锁了云南进出内地的险关要塞，一切人等只许进、不许出，违令者一律就地处死。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吴三桂下令起兵，并杀死誓死不肯参与叛乱的云南巡抚朱国治。这个朱国治曾经在江南为官，素有酷吏之称，名声很糟。此次为吴三桂所杀，遂成就了他的忠义美名。

十二月一日，大清云南同知刘昆当面痛骂吴三桂“在明亡明，事清叛清，两朝乱贼，天地不容”，吴三桂还是率领二十万大军，揭起北伐的叛乱之旗，终于把他自己定格成了一个乱臣贼子的形象，从此，再也没有可能洗脱这个恶名。

二十一天之后，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反对撤藩的官员如索额图坚决主张杀死力主撤藩的明珠等人，“以正国法”。明珠等人惶恐无地，不知如何是好。康熙皇帝此时的表现坚定坦荡，极有担当。他对群臣说：“其他人没有罪，这是我的主张。”并说，“我从小就知道，三藩的势焰越来越大，不可不撤。怎么可能因为吴三桂造反就诿过于人呢？”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号称明君，却在“七国之乱”时，杀死力主削藩的晁错，从而铸成千古大错。如今只有二十岁的玄烨，具有如此磊落之胸襟，比较起来高下立现，的确是不同凡响。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曾经率领大军打到了南京仪凤门外。当时，玄烨的父亲福临惊惶失措，一度准备放弃北京，退回到山海关外去，受到孝庄皇太后的严词呵责。后来，顺治皇帝又拔剑砍剁御案，准备御驾亲征。当时，顺治皇帝福临已经二十二岁。如今，康熙皇帝面对的局面比当年复杂危急得多，他的表现，也比他的父亲出色得多。

据说，在大军出征的仪式上，康熙皇帝亲自将大军送出西长安门，然后，他立马久久目送，直到大军的背影消失在远方。

长达八年的平三藩战争，就此拉开大幕。

值此战云密布之际，康熙皇帝的身边又连续发生了两次未遂暴动。一次，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当时，一个名叫杨起隆的江湖人士，自称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秘密集结了一千多人，准备元旦那天，刺杀康熙，并在京师举行反清复明大暴动。事情虽然被扑灭，却也搅得北京城人心惶惶。

另一次则是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河北总兵蔡禄是郑成功的老部下，投降后被任命为河北总兵。此次，南方烽火遍地，他便准备起兵响应。虽然这次兵变还没有发动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却足以令人心惊。

到康熙十三年四月，整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福建六省全部落入叛军之手。全国形势异常动荡不安。

偏偏在此时，吴三桂犯了一个绝大的战略错误：他没有乘军事上连连获胜之机，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直上中原，却在长江边上勒马观望起来。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后世学者谈到这个原因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吴三桂深知自己在长江以北地区名声太糟，担心过江后处境尴尬；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担心自己逼得太紧，会断送扣在北京的长子和长孙的性命。因此，他才会放还一直扣押在手中的皇帝特使，让他们带信给康熙皇帝，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裂土罢兵”。

结果，吴三桂想要保住子孙性命的想法，反而断送了他们的性命。康熙皇帝接到吴三桂的书信后，立即召开会议。他不顾悲痛欲绝的嫡亲姑姑和硕建宁公主的苦苦哀求，决定公开处死自己的姑父和表哥，即吴三桂的长子和长孙，以示决不妥协、不共戴天之决心。

据说，吴三桂得到一子一孙被处死的消息时，正在吃饭。他大惊失色，推翻饭桌叫道：“想不到皇帝小小年纪竟能如此行事！事情无可挽回了！”如今，他只能和小皇帝拼个鱼死网破了。但此时，他已经错过了将战火烧到敌人土地上的最好时机，只能在已经占据的土地上展开殊死战。

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康熙十四、十五两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严峻、最为难熬的时光。前一年底，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镇守平凉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加入叛乱，北京侧后翼的战略后方立即呈现不稳态势！更糟的是，偏偏在此时，蒙古察哈尔部的布尔尼趁八旗劲旅南下、京师防卫空虚之机，发动叛乱，帝国真正的战略后方燃起大火。据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登陆福建，也加入了战团；甚至有消息说，属国朝鲜也想借此机会复仇雪耻，并且可能已经派出信使前去联络郑经。盛京沈阳和北京城里谣言四起，人心大乱。康熙皇帝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此时，一个措置不当，他不但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届时，就是想退回辽东的深山老林也都由不得他了。

王辅臣有一个外号叫马鹞子，是当时名气极大的一员猛将。他的臂力、武功、马术据说达到了神勇的境界，已经可以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相媲美，号称勇冠三军，以至于当时没有哪个将军敢于和他对阵。他曾经是吴三桂的部下，深受信任和倚重。

四年前，王辅臣被康熙皇帝调离云南，提升为陕西提督，出镇平凉。在其上任前，康熙皇帝亲手把一支蟠龙豹尾枪赠送给他。这是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留下来一对枪中的一支。康熙皇帝很动感情地对王辅臣说：“这是先帝留给我的，我每次外出必定把它列于马前，以记住父皇的恩德。你是先帝的臣子，我是先帝的儿子，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珍视，就把这枪送你一支。你见到这支枪就好像见到了我，我见到留下的一支，就好像见到了你。”当时，王辅臣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表示将肝脑涂地，报效皇上。如今，就连这样一个人居然也参加了叛乱。

当时，王辅臣的儿子在朝为官。康熙皇帝将其招来，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去。康熙皇帝说，他不相信王辅臣会真心背叛，自己对他将一如既往，绝不食言。据说，王辅臣听到儿子转诉了皇帝的话之后，痛哭失声，从此，首鼠两端、进退失据。他接受了吴三桂送来的军饷和封号，却并没有进攻陕西。在拿下战略要地秦州即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之后，毁掉陕甘两省交界处的凤县偏桥，然后，就返回平凉去了。

此举意义重大非凡。继吴三桂勒马长江之后，王辅臣叛而不攻，再一次给了康熙皇帝极其宝贵的从容调度时间。

这时，玄烨的老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图海，是一个曾经坚决反对撤藩，但却很能干的满族官员。孝庄太皇太后告诉玄烨，用这个人，必可克敌制胜，定能打败察哈尔部的布尔尼。

布尔尼是察哈尔林丹汗的孙子。他的父亲归顺大清后，被册封为和硕亲王。后来，他几次违约背信，不按规定进京朝觐，结果被削夺王爵，软禁在北京。布尔尼便承袭了王位。此时，他听说为了对付吴三桂，北京已经没有兵力防守了，便煽动奈曼等部落谋叛，想趁火打劫，攻进北京，抢回父亲。

当时，北京确实已经无兵可调。谁知，康熙任命了图海之后，这家伙在几天之内，居然将满洲八旗人家中的青壮家奴组织成了一支三万人的大军。图海动员这支大军参战的方式，和当年努尔哈赤组织八旗铁骑时的思路一模一样——他告诉这帮家伙：布尔尼是林丹汗的孙子，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当年，大元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逃离北京时，把全中国最珍贵的宝贝都带走，传给了林丹汗。布尔尼的父亲归顺时，皇太极恩准他保留下了那些东西。如今，都在布尔尼手里。图海说：他早就苦于没有机会拿到这些珍宝，如今上天终于把这些宝贝送到诸位眼前来了。他向大家保证，皇帝已经同意，拿到这些稀世之宝后，将全部分给作战勇敢的巴图鲁（勇士）。

结果，这批家伙被他煽动得嗷嗷叫，恨不得立刻就找到那个倒霉的布尔尼。就这样，图海连军需粮草都不准备，就带着这帮恶虎昼夜兼程地扑向布尔尼。他们一路上统统靠抢夺经过州县的粮草维持军需。碰上布尔尼的大军之后，没有任何悬念，一仗就把布尔尼的部队打得尸横遍野。布尔尼本人只带三十余人逃出战场，又迎头撞上了科尔沁部支援大清的部队，结果一个没剩地被消灭干净了。

一般说来，像三藩之乱这样的叛乱，最怕旷日持久的相持。一旦进入这种情势，只要政府不犯错误，政府军一方广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优势就将逐渐发生作用。如今的吴三桂就陷入到了这种境地之中。

到康熙十六年，曾经来势凶猛，蔓延到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广东、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十一省的叛乱，已经被压缩到了云、贵、川、湘、桂西南五省内，并且，在北、东、南三个方向陷入重军重围之中。吴三桂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自己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热烈场面，怎么就会在几年之中，变成了一哄而散的局面？终于，他不想再等了，他要当皇帝了。

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登基称帝。他宣布建立大周国，定年号为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然后，任命了一大堆的大学士、尚书、大将军等等。此时，这位“大周昭武皇帝”已经六十七岁。

八月十六日，康熙皇帝召开军事会议，二十五岁的青年皇帝有些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第二次提出，准备御驾亲征。第二天，大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在湖南衡州那简陋的临时皇宫里。死前，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等到他十四岁的孙子，从昆明前来接班。

三年后，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京城黎明前的静谧——三藩之乱最后荡平的捷报传入北京。

在这场历时八年的大动荡中，尚可喜誓死不叛，被他的儿子尚之信软禁起来，曾经试图上吊自杀未遂，后来在忧愤中病死；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先是响应叛乱，后来又想退出叛乱，被吴三桂派兵杀死；尚之信参加叛乱后，见势不好，中途退出，叛乱平息后，被康熙皇帝下令赐死；耿精忠比尚之信更早参与叛乱，后来，和尚之信一样中途退出，叛乱平息后，与他的部下二十余人被分别凌迟处死或斩首；王辅臣只叛不攻，后来接受招抚，日夜忧惧，曾经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未死。昆明被攻克之前两个月奉命进京，走到西安时死去，死因不明。

这些骄兵叛将死则死矣，没有太多人愿意关心他们的下落。倒是有一个人的生前身后，似乎牵动着所有人的柔肠，她就是陈圆圆，那个可能在吴三桂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大影响的传奇女子。关于她的下落，始终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或发现。有一种说法，比较愿意为人所接受：据说，陈圆圆坚决反对吴三桂发起叛乱，后来，见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就在吴三桂闹事之前几年，出家进了佛门或者是道观，三藩乱起后，不知去向。如今在贵州和云南地区，有不止一处此女的香冢和传说。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却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怜香惜玉之优美情怀。

三藩之乱的平定，带来了另外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产品，那就是这场大动乱催熟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

从史书记载上看，唐代以前，中国政府可能就开始了对台湾的经营。到南宋时期，台湾隶属于福建晋江，元明两代均在此设立巡检司。明末万历天启年间，荷兰人趁中国内政昏暗无暇顾及之机，占领了台湾岛。此后，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八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发动大规模长江口战役，先胜后败，遂于顺治十八年四月进攻台湾，郑成功敦促荷兰人“还我先人故土”，经过九个月努力，迫使荷兰人投降，夺回了台湾，并被明朝残余政权册封为延平郡王。康熙元年五月八日，正值英年的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接位。此后，郑经与清朝之间进行了十数年的博弈。

三藩乱起后，郑经立即响应，率数万大军在福建厦门一带登陆，迅速扩大战果。他并不听从吴三桂的指挥，不但抢夺清军的地盘，也抢夺耿精忠的地盘，然后，大量劫掠物资运往台湾。闹得耿精忠大为恼火，再也没有心思全力北上，反而要回过头来对付郑经。

到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已经接近尾声。郑经一样兵败如山倒，甚至一度差点儿被手下哗变的官兵擒献给康熙。于损失惨重之中，郑经仅带一千多人逃回澎湖列岛。康熙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时机，他趁重兵集中在南方之际，立即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之前，为了休养生息，康熙不愿再动刀兵，因此多次派人与郑经接洽，主张和平解决，为此也确曾一再做出让步，答应郑经，只要剃发称臣，便可封为“八闽王”，安享富贵。郑经则坚持免削发，不登岸，仿朝鲜之例称臣纳贡，以小尊大。此议被康熙驳回，康熙认为郑经本是中国人，不可能允许他仿效朝鲜等外国属藩。到了三藩之乱平息之际，郑经也就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了。

郑成功一世英雄，他的这个儿子却并不争气。当时，有一位居住在台湾的著名观察家记载道：这位郑经败退回台湾后，不思进取，似乎受了什么刺激似的，凡事全部交给儿子裁决，他自己“放纵于花酒，不预政事，而竟卜昼卜夜之欢”。（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307页）就是说，这厮把国家大事扔到一旁，每天不分日夜地喝花酒。结果，康熙二十年正月，三藩之乱最后平定的前夕，在元宵节期间，郑经又一次行“竟夕之乐”，竟暴卒。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

此时，大清帝国的陆上武力相对强悍，水上军力很弱，在进攻金门与厦门时，甚至曾经要借助荷兰的船队。为了彻底收复台湾，康熙皇帝适时起用了精通海战的将军施琅，大力打造帝国海军。从而，收复台湾已经成了时间问题。

施琅是福建人，早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成为福建沿海最大的走私与海盗头子时，他就追随郑芝龙纵横于海上。在此期间，郑芝龙娶了一位日本姑娘，生下郑成功，并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后来，郑芝龙接受大明帝国招安，成为大明沿海地区的重要官员。郑成功也从幼年起，便拜几位极为著名的大学者为师，其中包括号称江南文坛领袖的钱谦益，成长为一位亦文亦武的出色人物。

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父亲分道扬镳，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并一举收复台湾，成为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施琅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代的重要战将。不幸的是，后来，郑成功与施琅之间发生摩擦，施琅逃离出去，其亲族多人被杀。因此，施琅坚持武力收复台湾，态度极为坚决。

后来，收复台湾的过程大体上可以描述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没有多么离奇复杂。原因是，郑经死后，他的几个重臣冯锡范、刘国轩等人杀死他的长子，拥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继位。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说来，但凡出现这种情况，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反季节、反常规，出其不意地在台风季里对澎湖列岛发起攻击，与台湾第一大将刘国轩发生激战。从历史记载上看，刘国轩太过囿于常规，他寄希望于老天帮忙，以为会有台风来帮他吹翻施琅的战舰。于是，他下令自己的军舰全部躲进避风港，不许出战。结果，连续数日艳阳高照，风平浪静。就此，刘国轩失去战机。这一仗打下来，清军一共战死三百二十九人，受伤一千八百余人便解决了战斗。澎湖三十六列岛望风而降。刘国轩带仅剩的三十余艘船冲出港口，逃回台湾。

刘国轩回到台湾后，岛内已是风声鹤唳，军队大体失去了固守台湾的信心和斗志，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岛外逃，并且整船待发。台湾民众听说官员们已经准备逃跑，置人民于不顾，一时间民心大乱，谣言四起。岛内盛传军队要“大抢掠而去”，人们日夜惶恐不安。刘国轩见人心瓦解，事不可为，倘一意孤行，恐怕会有不可测之祸，乃力劝郑克塽、冯锡范放下武器。最后，大家终于选择了一条现实而理性的道路——求降。

公元1683年10月3日，是为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台湾安平港外海堤之上，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率领文武官员人等，在此迎接施琅率领的大清水师。从荷兰人占领台湾算起到这一天，时间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除率军收复台湾之外，施琅的表现中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在收复台湾的整个过程中，曾经有人担心他深蓄家仇私恨，会趁机大肆报复。从后来的发展看，他信守了以国以民为重、不计私怨的诺言，并在台湾后来的经营发展上，目光远大，表现出色，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爵，世袭罔替。

到北京后，郑克塽被授为正黄旗汉军公爵，冯锡范被授为正白旗汉军伯爵，刘国轩到北京陛见了康熙皇帝，被任命为天津卫总兵。据说，直到两百多年后，上述人等的子孙还在北京安享富贵。

这一年，康熙皇帝玄烨正值三十而立之年。台湾收复的捷报恰好是在中秋节那一天送到他手中的。为此，玄烨写下了一首对仗还算工整的七律，诗曰：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皇帝的文化素养、治国安邦的理想与情怀。从他一生治国实践看，应该说，他大体上是在按照这样的信念在工作着。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善于作诗、作秀的人物不在少数，一般说来，对此，历史并不买账。政治人物倘若于国于民没有功德建树，想靠作诗、作秀来赢得历史的喝彩，应该说不太容易。这可能是康熙皇帝玄烨受到当时与后世人们赞扬与尊敬的最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根据施琅的建议，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正式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首府设在今日之台南市，于府治设台湾县、澎湖列岛归台湾府直辖；于其南部设凤山县，就是今天的高雄市；于其北部设诸罗县，位于今天台南县佳里镇。宋、元时代，中央政府在台湾设治时均设在澎湖。现在，首次将台湾地方政府设于本岛。根据施琅的建议，中央政府决定，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两人，驻军八千人；澎湖设副将一人，驻军两千人。其下属编制均与内地相同。第一任台湾知府是镶白旗汉军蒋毓英，第一任台湾总兵官是正黄旗汉军参领杨文魁。

从此，台湾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当其时，在时年三十岁的青年皇帝领导下，他那庞大的帝国，在内部消除了最为重要的政治隐患，天下一统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然而，此时还远远没到欢呼盛世的时刻。

他脚下的土地疮痍满目，到处都是战争的创伤。

那条桀骜不驯的黄河，自古以来便如同悬在这个国家头上的利剑，没有哪一代帝王没有吃过它的苦头。从晚明时代天下大乱时开始，就很少有人去理会这条大河了。至康熙朝差不多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几乎年年决堤。其时，几个县、十几个县、几十个县平地水深过丈，大地顿成泽国，人民或为鱼鳖，景象惨不忍睹。从懂事时起，康熙皇帝就知道，治理黄河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治理不好这条河的皇帝，就不配坐在皇帝的龙椅上。从古老得没有人能够说出年代的岁月开始，这个观念就深植进了这个国家的骨髓之中。康熙皇帝深知，治理黄河的凶险程度虽然不像平三藩那么大，其难度却是远远超过了平三藩！

然而此时此刻，他还不能全力以赴地对付这条大河。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将目光转向北方，转向白山黑水间的祖先故土。那里，闯进来了一群“来自北方的狼”。他们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并不缺少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喝伏特加烈酒时，用人肉佐餐。当地的人们管他们叫“罗刹”，他们是一群效忠于沙皇的哥萨克骑兵。

事情的麻烦之处在于，他们不光闯进了北方的黑龙江流域，还在西北地区支持准噶尔部蒙古的噶尔丹，利用康熙皇帝平息三藩之乱无暇西顾的机会，得寸进尺，一步一步东向侵蚀，如今已经到了河西走廊边缘，开始威胁甘肃、内蒙古地区。

新的内忧外患正在向大清帝国逼近。

好在此时三藩之乱已经平息，台湾也顺利收复。康熙皇帝和他的大清帝国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可以也必须集中力量尽快消除这一内一外两大祸患。

康熙皇帝玄烨自幼熟读经史，此时已经继位二十二年。他可能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作为同样定鼎华夏的第二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仅仅二十三年，却已经开创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已经降临。而自己每时每刻还在忙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别无选择。为了创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他必须全力以赴。

时年三十岁的康熙皇帝玄烨和他立国华夏四十年的大清帝国，在从头收拾河山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

正文第八章康熙怒了：软硬兼施扫除内忧外患

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标志着三藩之乱的彻底平息。帝国内部的一个重大政治隐患消除，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三件大事中排在第一位的三藩问题得以解决。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大清帝国水师登陆台湾，台湾岛重新回归帝国版图，成为康熙皇帝暨大清朝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的另外两件大事——治理黄河和漕运也已经陆续开始。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内忧外患逼到了眼前：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深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修筑城堡，似乎准备将那里永远据为己有；西北方向的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不断向东进逼，已经成为西北地区巨大的祸乱之源。康熙皇帝没有办法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政治理。他必须彻底消除这新兴起来的内外祸患。

哥萨克骑兵翻越乌拉尔山脉向东进发，大约始于公元1582年。这一年是大明万历十年，正是张居正去世的年份。第二年，康熙皇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公元1636年，康熙皇帝的祖父皇太极将后金改名大清，正式成为大清皇帝。就在这一年，哥萨克们经过五十四年时间，行程六千公里，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土地囊括进了俄罗斯的版图。也是在这一年，沙皇俄国的军士们第一次在勒拿河的支流阿尔丹河边，知道了前方还有一条名叫黑龙江的大河。

公元1643年10月，多尔衮刚刚成为大清摄政王的时候，俄国军队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带领九十名哥萨克骑兵，翻越外兴安岭，闯进黑龙江流域的我国领土。半年后，大清入主中原。有资料显示，当时，多尔衮已经知道了来自黑龙江的坏消息，但他忙于平定全国，没有能力顾及那一片祖先故土。康熙亲政以后，曾经两次派人送信给俄国沙皇，希望和平解决边境纠纷，六年之内均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俄国派来的使团人员解释说，之所以没有答复，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读懂中国皇帝的信。

康熙十五年五月，俄国沙皇派遣了一个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北京，代表团团长名叫尼古拉·加夫利洛维奇·米列斯库。在曼考尔所著的《俄国与中国》一书中，评价这位尼古拉时，使用的词汇是：“爱好争吵”、“寡廉鲜耻”。走到中途时，这位使团长听说中国南方正在发生三藩之乱，遂写信报告沙皇说：“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现在中国皇帝极为衰弱，非常害怕哥萨克。”（巴特莱《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257页）在呈递给康熙皇帝的国书和照会中，沙俄只字未提边界纠纷，只是对中国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皇帝，每年必须运送数万斤白银和宝石给俄国沙皇，等等。康熙皇帝两次接见宴请使团人员，发现对方无可理喻，于是提出三条要求：引渡叛逃的一个索伦酋长；今后再派使节应该懂得礼貌，遵守中国礼法习俗；保持边界和平。否则，拒绝对俄派遣使臣和通商，随后将这批人打发走了。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在三藩之乱接近尾声之际，在几乎所有文武百官的反对声中，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他目光远大，认定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实际上关系巨大，（《平定罗刹方略》卷二）因此，决定武力驱逐沙俄哥萨克。到康熙二十三年春天，除尼布楚即今日之涅尔琴斯克、雅克萨两个据点之外，其他地区的沙俄军队已经被驱逐出去，大片国土收复。

康熙二十五年五月，经过激战，据守雅克萨的俄军要求投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接受他们投降的条件是如此宽大：只要离开雅克萨并且发誓不再重来，就可以离去，甚至可以带走他们的全部财产和武器。这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对于战败者最为宽大为怀的处置了。结果，七百多名沙俄军人安全离开，还有四十多名俄国士兵希望留在中国。就此，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

此时，清军将领犯了一个错误：他违犯康熙皇帝的训令，没有在雅克萨进行任何军事防护，便凯旋庆功去了。

半年后，当地人民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俄军在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就卷土重来。带队的正是那位带头宣誓决不再来的俄军督军托尔布津，他带领的作战部队在千人以上，并携带十二门火炮与大量军需物资。

五月，清军第二次围攻雅克萨。这一次，清军采用了当年松锦之战时的战术——筑垒挖壕，长围久困。半年以后，在风雪呼号的冰天雪地中，俄军弹尽粮绝并开始流行坏血病。几个沙皇特使昼夜兼程赶到北京，带来了俄国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希望中国方面撤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康熙再一次宽大为怀，同意和平谈判，下令解除包围，甚至命令前敌指挥官赠送给饥饿的俄军官兵一批粮食，派出医生为患病者治疗。当时，雅克萨城中只剩下六十六个饥寒交迫的哥萨克官兵了。

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正月，沙俄政府正式派遣使节前来谈判。这一年，著名的彼得大帝十五岁。五年前，他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凡同时成为俄国沙皇，由他们的姑母索菲亚公主摄政，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俄国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控制权的战争一触即发，在当年远征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大败亏输，完全没有能力顾及遥远的东方。这是只讲利益和实力，全然不知道义为何物且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肯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原因。可惜，大清帝国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结果，在谈判中吃了大亏，却还自我感觉良好。

从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开始，中国方面就在等候沙俄使节的到来，一直等到十月底，俄国谈判代表还没有到。这个谈判代表名叫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当年第一批进入黑龙江地区的哥萨克，就是他的祖父老戈洛文派出的。如今，他正在盘算建立祖孙两代开拓黑龙江的伟大业绩。之所以迟迟没有前来谈判，是因为他长时间逗留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贝加尔湖地区，试图将这一地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并且多次与噶尔丹密谋，为他提供武器弹药，鼓动他对抗中央政府。结果，这个该死的噶尔丹出兵偷袭土谢图汗，与戈洛文的沙俄军队两面夹击，迫使土谢图汗只能放弃贝加尔湖地区，向南撤退。就此，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局势极度恶化，给康熙皇帝和中国使团的对俄谈判增加了巨大压力。

就这样，直到一年半以后的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双方才在尼布楚城下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戈洛文的皮包中装着沙俄政府给他的训令。谈判底线为三条：上策，以黑龙江为界，占据黑龙江北岸的全部地区；中策，以牛满江即今日布列亚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占据黑龙江中游北岸；下策，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保留双方共同渔猎场。

康熙皇帝给中国政府谈判代表索额图交代的谈判底线也是三条：其一，以原属我国的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为界；其二，以尼布楚为界；其三，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考虑适当让步。这是在噶尔丹造成巨大困扰之后，康熙皇帝不得不做出的方案。

谈判开始后，戈洛文指责中国侵略自古以来属于沙皇陛下的贝加尔湖与黑龙江流域，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归还给沙皇陛下。索额图则据理力争，告诉戈洛文：鄂嫩河、尼布楚本来是中国蒙古茂明安部落的居住地；雅克萨是中国边民首领阿尔巴西的领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则是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草场。过去，中国自古以来的疆界就是在勒拿河岸边。在激烈的争吵中，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会谈再一次在争辩不休中结束。为此，索额图曾经一度准备停止谈判。

半个月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七月二十三日，经过反复拉锯，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两国东段边界。这个条件，已经越出了康熙皇帝给索额图规定的底线。戈洛文返回莫斯科后，沙皇彼得一世给他颁发了一块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俄国争取到了尼布楚周边及以西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

索额图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满意，认为索额图尽到努力了，他的让步没有丧权辱国，是可以接受的。此后，中俄东段边界和平安静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开打。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至少可以全神贯注地对付那个嚣张至极的噶尔丹了。

噶尔丹是西北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的儿子，青少年时期在西藏五世达赖喇嘛门下修行，达赖喇嘛认定他是一位活佛转世。他的父亲死后，哥哥僧格继承为首领，不久，发生内乱，僧格被杀死，二十四岁的噶尔丹被贵族会议推举为首领。他既是首领，又是活佛，结果，将笃信喇嘛教的蒙古各部迅速聚集到了他的旗下。噶尔丹性情豪迈奔放，富有激情，特别具有煽动性，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特别能忽悠，而且也不乏军事才能。刚刚结束的喇嘛生涯似乎并没有养成他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或者他可能把杀人如麻也当成了普度众生的方式之一。于是，他开始了长期席卷草原大漠的军事生涯。

开始，他很像早期的努尔哈赤，一边吞并周边各部，一边始终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朝贡关系。面对如火如荼的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基本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命令各地镇守将领小心防范。噶尔丹得寸进尺，派来朝贡的队伍动不动就有上千人，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时不时就连抢带夺，视天朝如无物。

康熙二十二年，三藩之乱平息，台湾顺利收复，康熙皇帝下令，各部前来朝贡者，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其余人等一律在口外进行。噶尔丹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事实上，康熙皇帝可能也确实是冲着他去的。为此，噶尔丹开始在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制造矛盾，打打拉拉，意图趁火打劫，并不断派人前往俄国，在通商之外建立起了官方联系。

到康熙二十七年，经过二十多年攻伐征战，他的势力从天山南北、中亚细亚大草原，一直扩展到了青海、甘肃乃至喀尔喀蒙古地区。当此时，康熙皇帝正在组织喀尔喀蒙古各部联合抗击沙俄，谁知，噶尔丹这厮在沙俄谈判代表的支持下，竟然出动三万骑兵，翻越杭爱山，横着便插了过来，与沙俄军队一举形成对喀尔喀蒙古的两面夹击，使沙俄在边界谈判中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令中国丧失了贝加尔湖以东原属喀尔喀蒙古的大片土地，并形成了沙俄由北向南继续推进的、很难扼制的态势。噶尔丹本人也率军直逼呼伦贝尔，兵锋直接指向了内地，甚至对京畿地区都形成了战略威胁。这可能是康熙皇帝切齿痛恨噶尔丹，三次御驾亲征，必欲置其于死地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与俄国达成协议后，康熙立即筹备针对噶尔丹的军事行动。这时，噶尔丹自家内部却出了大麻烦。

以前，当准噶尔部贵族会议推举他为首领时，曾经有一个规定：僧格的儿子长大后，噶尔丹须将首领的位子还给他哥哥的儿子。如今，僧格的三个儿子陆续长大，噶尔丹当首领却当出了瘾头，不想还位给侄子，他觉得这个位子天生就应该由他来坐。为此，他不光毒死了自己的一个侄子，还不顾活佛的身份，把另一个侄子的未婚妻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导致他的侄子率众脱离他的控制。噶尔丹派两千人马前去追赶，被他的侄子全部干掉。偏偏祸不单行，当此时，天山南路又爆发了反抗他的浪潮，使他没有了回家的后路。或者说，他的家园和后花园如今已经都不再属于他。这家伙剽悍如故，索性不回家了，就在大草原上孤魂野鬼般地游荡开来。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得到情报，说是噶尔丹军需匮乏，在靠抢掠过日子。康熙皇帝遂开始秘密布置，准备一举铲除这个祸害。

当年六月，清军前敌将领立功心切，没有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贸然开战。结果，遭遇噶尔丹凶猛反击，清军伤亡惨重，主将侥幸突出重围。康熙连忙致信噶尔丹，告诉他，开战非朝廷本意，请他到乌兰布通（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附近），双方派大员协商一下，看看今后怎么办。并且说，准备把噶尔丹向中央政府索要的两个仇人交给他。乌兰布通——克什克腾旗距离北京约三百五十余公里，康熙皇帝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将噶尔丹所部一人一骑一个不剩地一网打尽。

噶尔丹确实是个大胆枭雄。他回信给玄烨，说：“拉一只老鼠的尾巴，它尚且要回头咬你的手，你们如此逼我，就算有十万大军，我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有自己的打算：天山南北、中亚细亚大草原是不太容易回去了，乌兰布通附近可是个好地方，西部一带散布着几个大清帝国皇家与国家牧场，上面繁衍生息着数百万只驼马牛羊。一旦打垮清军，得到那些牧场，他的日子可就太舒服了。四十九岁的噶尔丹，身经百战，率领着剽悍无比的铁骑健儿，再加上刚刚痛击了大清的军队，因此，他可能确实没把三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一抖缰绳，带领自己的两万多骑兵，放开马蹄就向乌兰布通奔来。

进入七月份，康熙皇帝真的调集八旗精锐近十万大军，由帝国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率领，从各个方向开向乌兰布通，并从吉林、沈阳、科尔沁等地调军前来堵截噶尔丹。十四日，康熙皇帝全副戎装离京北上，奔赴前敌。从所有的布置可以看出，他的确志在一战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走到半路，御驾亲征的皇帝病了，而且日渐沉重。不得已，他只好让哥哥裕亲王福全担任全军最高统帅，自己返驾回北京。

当月二十七日，噶尔丹几乎与清军同时来到乌兰布通，他抢先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

噶尔丹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围出了一个驼城——将成千上万只骆驼的脚绑住，让这些骆驼卧在地上，背上驮着箱笼，上面再覆盖用水浸过的毡子，以防矢石枪炮。战士们躲在后面弯弓射箭、开枪放炮。

八月一日，双方开始激战。这一仗从中午到晚上打得十分惨烈，攻击一方的清军死伤严重。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佟国纲就是在此役中阵亡的。一直到黄昏时分，清军才将驼城撕开缺口，杀将进去。噶尔丹趁着夜色逃至乌兰布通山上。

玄烨在回京的路上，受到了福全派人送来的捷报。康熙立即让来人带给福全一份命令，让他务必乘胜全歼残敌，“勿留余孽”。可惜，康熙的命令尚未到达前线，噶尔丹已经在十万大军的包抄下安然离去。原因是——次日天亮，福全指挥仰攻乌兰布通山，噶尔丹凭险固守，双方相持不下。八月四日，噶尔丹派遣他的随营喇嘛前往福全大营，请求清军停止进攻，噶尔丹愿意休兵罢战。他保证不会逃走，也不会抢掠。这个举动很奇怪，明明是个缓兵之计，心地厚道、缺少兵机谋诈训练的福全不听其他将领的意见，竟然同意了这个请求，并发布书面文告，通令全军“暂止不击”。当日深夜，噶尔丹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下山扬长而去。走到刚噶诺尔——今日克什克腾旗西沙窝子时，噶尔丹迎面撞上了康熙调来堵截他的吉林、沈阳、科尔沁部一万多名骑兵。噶尔丹把福全发布的命令拿给他们看，他们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在这批生力军的眼皮底下，噶尔丹大摇大摆地走了。为了防止清军在后追击，他还在草原上放了一把大火。腾空的烈焰，遮断了追兵的来路。

就此，康熙精心策划、绵密布置、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鲜血的一场大战役，就这样功败垂成。据说，玄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不止。从此以后，福全再也没有受到过政治和军事上的重用。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一日，在蒙古大草原小镇多伦诺尔，举行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多伦会盟。“多伦诺尔”在蒙语里是七个小湖泊的意思。滦河的源头闪电河在这里划了一个优美的圆弧，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塞外小城。这里距离北京约四百公里。康熙皇帝将在这里会见喀尔喀蒙古各大部落首领，共同规划未来。

喀尔喀蒙古，又叫漠北蒙古，主要由扎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组成，在今天的外蒙古地区。这些部落之间，多年攻伐仇杀不已，在沙皇俄国和噶尔丹的逼迫下，先后南迁，投奔大清帝国，被康熙皇帝安置在内蒙古地区。如今，他们聚集到了多伦，希望能够在康熙皇帝的帮助下，恢复安详宁静的生活。

五月一日，康熙皇帝主持会盟，土谢图汗当众对自己挑起的争端做自我批评。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康熙皇帝领导下的大清帝国除强抚弱、扶危济困，深受这些部族的感戴。在他的号召下，内外蒙古王公们开展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后来数日会盟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做出安排，大家认为皇帝的决定十分公正，于是，在欢呼声中，康熙皇帝升座，接受内外蒙古所有王公、喇嘛近两千人的朝拜，并仿照内蒙古的模式，将外蒙古各部一体编旗，从此，外蒙古地区心悦诚服接受康熙皇帝的任命与领导，正式归入大清帝国版图。这是康熙皇帝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一个伟大功勋。

会盟结束返回北京，经过各长城要塞时，康熙皇帝做出了永远不再修筑长城的决定。他认为，立国之本，在德不在险，如果国家政府不能造福人民，就是把长城修得高与天齐也没有用。这固然与世界早已走出了冷兵器时代有关，却也使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有朝代加在一起，丝毫不用担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梦想，第一次成为现实。这个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梦想，如今实现在了康熙皇帝手中。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中国人，的确应该为此向他表达自己的尊敬与感谢之情。

随后，康熙皇帝又要为噶尔丹费心了。

噶尔丹一路狂奔逃离乌兰布通之后，一口气跑到了科布多，就是今天的外蒙古吉尔格郎图。在那里，他当着康熙皇帝特使的面，在威灵佛面前发誓：“永远不再侵凌中华皇帝属下的喀尔喀与众生灵。”然后，请求皇帝上尊号，以表达自己的敬意。康熙皇帝派人赏赐给他一千两白银，并归还了扣押在归化城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支商队。冬天过后，就在康熙皇帝主持多伦会盟之际，这个浑蛋的噶尔丹则派遣使者前去向俄国沙皇求援。这一年，彼得大帝十九岁，两年前，在近卫军的帮助下，他一举将索菲亚公主关进了诺沃杰维奇女修道院，自己真正开始执掌沙皇的大权了。眼下，彼得大帝的兴趣正在从军事演习和施放焰火中，转向制造海船，他希望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作为俄国沙皇，他也很愿意在遥远东方的邻国里，扶持一个自己的朋友。于是，彼得大帝先后多次派遣使者，对噶尔丹给予支持。于是，噶尔丹又活过来了。他杀死中央政府的官员，口气很大地向康熙皇帝索要他的仇人，要求皇帝把那些喀尔喀蒙古人遣返回他们的老家，并沿着当年逃跑回去的线路又一次开始了他的东进序曲——策反蒙古各部，并东向抢掠。

这回，噶尔丹真的错了。他不知道多伦会盟产生了多么大的政治向心力，他也不知道康熙皇帝为了防范这一天花了多少心血。

康熙三十五年春天，康熙皇帝派遣三路大军征剿，他自己亲自担任中军统帅，统兵三万余人再一次御驾亲征。五月七日，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东南部与噶尔丹前锋相遇。当时，侦察兵报告说，噶尔丹有骑兵二万人，并借得俄国哥萨克骑兵六万人，总计兵力八万，远远超过了康熙皇帝自己统领的三万多人。文臣武将们立刻慌了神，纷纷请求皇帝撤兵。史书记载说：康熙激愤不已，流着泪宣布“不灭噶尔丹绝不回军，有不奋勇进击者，朕必诛之”，遂亲自指挥大军肃然前行。

此时的噶尔丹同样有点慌，他已经知道康熙御驾亲征的消息，却不太相信。他不明白，这位皇帝怎么会不远数千里来到这个水草不生的荒凉地界？于是，他爬到一个山冈上，想亲自看个虚实。结果，他目瞪口呆地发现，远处，一个个清军方阵正在漫山遍野地向自己这个方向逼近。噶尔丹大叫一声回身就跑。他返回营地，命令抛弃一切兵甲器械、帐房营寨和病残老幼，连夜向西狂奔。

康熙皇帝来到克鲁伦河边，立即发现情形不对。他对众将说，噶尔丹弃河不守，门户大开，必定已经西逃。他命令全军轻骑急追。就这样，沿着克鲁伦河谷，一个狂逃，一个急追，双方互相之间可以遥遥相望。康熙皇帝自己一马当先，连续追赶五天五夜。由于担心粮草不继，他集中二十天粮草，挑选精骑继续追击，自己带大队人马返回就粮。

据说，在此期间，他下令不许为他单独准备任何饮食，每天坚持和士兵们吃喝一样的食品。而噶尔丹则遇到了真正的大麻烦。逃到今日外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昭莫多时，噶尔丹迎头撞上了康熙皇帝布置的另外两路大军，双方谁也来不及从容准备便展开厮杀。混战中，噶尔丹号称巾帼豪强的妻子阿努被杀死，噶尔丹最重要的将领几乎死伤殆尽，他只带领几十个部下逃离了战场。这就是前清历史上很有名的昭莫多大捷。

昭莫多一战几乎扭断了噶尔丹的脖子。从此，他虽然力图振作，却终究无力回天。这个家伙真是倔强，在众叛亲离之中，死活就是不投降。以至于身边只剩三百多人时，仍然不肯服输，还要继续折腾，而沙俄政府却感到厌烦了。彼得大帝不久前发布了准备对土耳其开战的总动员令，此时，刚刚扑灭一次针对他的政变。他实在没心思理睬噶尔丹：他为什么总是打败仗？还要怎么帮他才行？难道真的要沙皇派兵去帮他打仗？那是不可能的。

此后，康熙皇帝连续两次亲征，最后，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在宁夏河套地区的黄河岸边，他终于迎来了噶尔丹的死讯。据说，这家伙早晨得病，晚上就死了，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当时和后来都有人认为，他是服毒自杀的。

据说，康熙皇帝得到噶尔丹死讯，当时就跪在了黄河岸边，对天叩拜，感谢上天帮助他消除了这个几近三十年的大害。当天，他给在京主持工作的皇太子写信，想让天下臣民尽快得知这一消息。这位平时下笔千言的皇帝，激动得拿着笔竟一时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以至于“持笔不能成文”。无论如何，如今的康熙皇帝可以放下武器，全心全意治理他这个庞大的国家了。

此时，黄河的治理已经在进行之中。历史上，黄河水患一般经常出现在政治昏聩或者大动荡之后，因为那时的政府或者没有心思、或者没有能力治理它。观察一个朝代是否有出息，黄河是一个很有效的指标。清朝立足中原之后，从多尔衮时代就表现得极有气象，他当年五月初入据北京，七月份就派出了一位河道总督。这位名叫杨方兴的总河，一干就是十四年，勤奋而且清廉，退职后，布衣粗食、四壁萧然，极受时人敬重。接任他的朱之锡更是了得，此人一干十年，在黄河大坝上积劳成疾，死后，黄河下游民间盛传他已经被上天封为河神，仍在黄河大坝上护佑一方百姓。至今，这里某些地方民间仍有春秋祭祀朱大王的习俗，就是在纪念这位河道总督。

三藩乱起，无暇顾及黄河，先后几次溃决，下游七个州县淹为泽国。到康熙十六年，战局开始有了转机，康熙皇帝立即选派了一位新河道总督，就是后来极有名的治河能臣靳辅。

靳辅到任之后，踏查黄河形势，广泛搜求意见，曾经在一日之内连上八道治河奏疏，提出了疏下游、治上游、塞黄淮决口的整体规划，需要经费二百余万两白银。诸王大臣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没有想到要花费如此巨大一笔银子。康熙皇帝予以支持，遂开始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

这位靳辅很倒霉。就在他全力以赴扑在黄河岸边时，康熙十九年、二十年连续两年发大水。他所建设的主体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几处小堤坝被大水冲决。于是，朝臣对他发起猛烈抨击。甚至有人主张靳辅干的都是无用功，需要拆掉重来。当时有人形容说：这些抨击比洪水还凶猛。康熙皇帝深知中国读书人自己动手一塌糊涂，却特别擅长用大道理挑剔别人毛病的特长，于是，派遣重臣前去了解情况。不久，调查报告到了皇帝手上。其中谈到，工程“多有不坚固、不合适之处”，提出对靳辅要从重治罪，他应该负责赔偿部分工程造价。靳辅不服，上疏抗辩，认为整个工程已经完成十之八九，只要稍加努力，黄河即可顺畅入海。康熙皇帝无法知道究竟，只好下令将靳辅革职，但要戴罪督修水毁工程。皇帝很大度，没有让靳辅赔偿那些损失。

半年后，靳辅报告治理工程已经基本告一段落。若要根治，还需下更大力气。皇帝遂下令恢复靳辅河道总督的职务。第二年，康熙皇帝决定亲自到黄河边上去走一圈，看看这治河工程到底进行得怎样了。据说，他在黄河大坝上见到靳辅时，几乎没有认出来，只见这位总督面容黢黑憔悴，手上满是龟裂和老茧。皇帝很感动，也很激动。巡视中，他欣然命笔，题诗一首，赏赐给靳辅，以表彰他的辛劳与心血。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皇帝这次不辞辛苦的巡视，竟给靳辅带来了无边的噩梦。从整体上看，在对文化知识的钻研学习上，康熙皇帝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勤奋、最虚心、最聪慧的一位。有资料显示，为了治理黄河，他不光是选派官员、在行政与财政上予以支持，还自己阅读了大量治河方面的著作，研究各种治河工程图纸，并不厌其详地和各种人探讨治河方法。离开黄河岸边之后，皇帝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念头。他认为，按照眼下的方式治理，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距离一劳永逸相差太远。他开始犯一个真正的错误。在许多聪明能干、屡屡获得成功又兼位高权重的人物那里，我们时常会看到类似的错误。在黄河大坝上匆匆走了一圈之后，康熙皇帝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皇帝认为，只要能够将黄河上游的来水和下游的淤积水顺畅地排出去，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皇帝想到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开挖海口。就是把黄河入海口处向下挖，挖出一条排水通道，使黄河、淮河淤水能够顺利排出。正在此时，皇帝派去考察黄河工程的一位重臣，回到北京，在向皇帝汇报时，这位和皇帝一样在黄河岸边走马观花的大员居然提出了和皇帝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案。由此，康熙皇帝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当即下令由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落实这一方案，责成靳辅给予支持，不得有误云云。

命令下达后，靳辅和于成龙相继上疏，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两派意见。

根据多年治河经验和实地勘测，靳辅认为，海口之处千万不可轻率深挖。因为，如今的黄泛区呈现大锅底状，地势比海平面低得多，若将入海口挖深，不但排不出去泛区淤水，还将引起海水倒灌，实有可能形成不可测之巨祸。靳辅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筑堤束水，以敌海潮。

那于成龙则主张：应该坚决执行皇帝的决策，尽快开浚海口。

当时，敢于开口说话的大多数官员都赞成靳辅的主张。毕竟是靳辅而不是于成龙在黄河大坝上奔波了近十年。皇帝不以为然，表示应该按照于成龙的意见办，先开挖再说，并立即派遣官员进行实地勘测，准备施工。不久，派去的官员写回报告说，当地百姓都认为这海口挖不得。结果，原来就反对开挖海口的朝中重臣们纷纷表示不宜轻动。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康熙皇帝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不料，三个月后，派去勘测海口的两位官员突然以回奏失实的罪名被撤职。原因是，原任江苏巡抚的汤斌被晋升为礼部尚书，他以前对开挖海口持反对态度，如今，他认为开挖是对的。而且，据他向皇帝报告说，自己曾经把这个转变后的态度向那两位官员讲过，而他们没有向皇帝汇报。汤斌是康熙一朝极为著名的理学名臣，为人清廉正派，是一个真正的清官，在当时和后世口碑极佳。他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至今还是个谜团。

康熙皇帝的怒火被点燃了。在他的感受中，事情变得很复杂、很严重。于是，他按捺住怒火，再次询问朝中重臣们的意见，结果，没有任何人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赞成开浚海口。康熙皇帝立即下发内币——皇帝的私房钱二十万两白银，命令一个叫孙在丰的官员负责这一工程。此时，皇帝已经开始怀疑靳辅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抗旨不遵，其背后，可能是别有隐情。

几天后，工部呈递报告，弹劾靳辅治河九年，花钱无数，至今尚未成功，要求皇帝严加惩处。康熙说：河工重大，不可因一时不能成功就轻下结论，看他一两年再说。对此，大学士明珠立即表示赞同。另外一位大学士余国柱也不赞成轻易处分靳辅。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态度更加重了皇帝的怀疑。

半年后，孙在丰再次勘测后，要求靳辅关闭所有减水坝，以便开工疏浚海口。靳辅坚决反对，他认为若强行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黄河大坝决堤。当时，靳辅恰好正在北京，皇帝当着众臣的面，要求他将上游闸坝全部关闭，靳辅只好同意。此后，陆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议论纷纷，致使海口疏浚工程一直无法进行。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以“直声震天下”的监察御史郭琇弹劾靳辅。皇帝突然当场问他：“弹劾的奏疏中有没有涉及阻挠河务的廷臣？”一时间，举朝震惊。随后，皇帝更放出狠话：“当年，我能收拾鳌拜之流，如今，若有败乱国政者，我绝不轻饶。”显然，在皇帝看来，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治河，而是严重得多的政治问题。

不久，御史郭琇再上奏章，将矛头直指当朝重臣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他列举了八条罪状，指明珠等人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而靳辅和他们关系密切，每年治河经费，大部分被他们私下分肥；所用官员，多数是他们的私人，所以极力包庇。郭琇说：皇上圣明，定可洞察靳辅屡屡抗拒明诏，不是没有背景的！奏章一出，朝野震惊异常。第二天，康熙皇帝发表长篇训谕，历数朝中十数年积重难返之弊端，下令革除明珠、余国柱等数位大学士职衔，将被视为明珠一党的六部尚书一律撤职查办。他要求所有官员洗涤肺肠，痛改前非。随即，罢免查处了一大批贪劣官员。这是康熙朝最大的政潮之一。

一个月后，他命令靳辅和于成龙就黄河治理中的诸问题再次辩论。靳辅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波逐流。而朝中大臣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明确意向，没有任何人敢于支持靳辅，大家一边倒地抨击靳辅，使他空前孤立。就此，靳辅终于第二次被撤职。此后，始终没有查出靳辅与明珠等人相互勾结，贪污河银的证据，因此，没有从重治罪，遂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靳辅被撤职以后，黄河治理变得更加复杂。于成龙等一大批官员逢迎皇帝的意思，建议皇帝将靳辅所做的一切工程全部报废，重新来过。康熙皇帝这时变得很理性，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知道靳辅的工作不能全盘否定，令那些基本不知河工为何物，却特别胆大、特别敢于侃侃而谈的官员闭上了嘴。然后，他再一次派遣一批高级官员前去调查靳辅的工作。几个月后，这批官员写回报告，高度评价靳辅的治河成就。就此，黄河治理一波三折，除了靳辅，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南巡，再去亲自看一看，那黄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知道，这次南巡，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春天。此时，除噶尔丹之外，国家已经大体和平安定，经济社会在迅速恢复。为此，许多百姓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地以外，携带着自己家里出产的酒食果菜，赶来请皇帝品尝。康熙皇帝受到了沿途人民相当真诚的欢迎与爱戴。

先期前来巡视疏浚海口工程的于成龙，向皇帝报告说：前往工地的水路和旱路艰险难行，而且没有住宿的地方，工程如今进展顺利，建议皇帝这次就不必去看了。据说，皇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也没有坚持要去。他大约很清楚，这是帝国官场避免尴尬的惯用机巧。必定是那个工程效果很糟，否则，他们决不会在皇帝面前失去那宝贵的露脸机会，他若坚持前去，君臣大家的脸上就势必会都很难看。

此后，康熙皇帝再也没有提起过疏浚海口的这个钦定工程，却在后来公开否定了这个做法。在巡视过程中，他曾经一再赞扬靳辅治理黄河的成就。在内心深处，他对那位倔强的治河能臣大约已经充满了愧疚。

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立即向群臣宣布：这次巡视黄河，所到之处，人们念念不忘地称颂靳辅，他实心实意地做事情，我们以前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现在，要恢复他的一切职衔待遇，以原来的级别按退休老干部处理。康熙到底是康熙，他的胸怀应该是他在后世受到特殊尊敬的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有众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皇帝玄烨的品格乃最高者之一。从靳辅的例子中，或许可以看出这样说的部分理由，姑且存疑。

康熙二十九年，他筹划了全歼噶尔丹的乌兰布通大战；第二年，他举行了意义深远的多伦会盟。与此同时，大雨频降，黄河不断传来险情。而靳辅之后的继任者们不但没有在靳辅打下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反而靳辅已经做好的许多工程，也因为疏于管理而频频出险。康熙皇帝决定再一次请靳辅出山。

此时的靳辅已经年届七十，两次被撤职查办令他深受伤害。他告诉皇帝，自己太老啦，干不动了，请求皇帝另选贤能，免得耽误河工大事。康熙皇帝说，除了你，别人我无法放心。我用你的心，不用你的力。靳辅毅然领命，再次登上黄河大坝。当年十一月，老先生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临死前，他唯一的请求是：为那些受自己牵连的官员平反。

多年以后，康熙皇帝每每想起靳辅，都会感慨万千，并一再追封他的官衔。从此，他再也没能找到一位像靳辅那样的河道总督。

历史老人仿佛特别喜欢恶作剧一样。靳辅病逝在河道总督任上几年之后，又一位河道总督也和他一样病死在那儿，而这位后来者，偏偏就是当年处处与靳辅对着干的于成龙。

康熙一朝有两个于成龙，都极有名。前一个老于成龙被康熙称赞为天下第一清官，在历史上颇受好评。老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时，小于成龙是他手下的通州知州，不久，老于成龙调升两江总督时，向康熙皇帝推荐小于成龙可以大用。后来，老于成龙去世，康熙皇帝深为惋惜，突然想起了那个受过推荐的小于成龙，于是，就把他也陆续提拔成了直隶巡抚。前后两任都叫一个名字，前任还推荐过后任，一时传为佳话。

小于成龙本来不懂黄河治理，为了迎合皇帝，便拼命反对靳辅，一力主张疏浚海口，甚至暗中嘱托漕运总督慕天颜为靳辅栽赃。没想到，靳辅死后，自己竟被皇帝选为河道总督。他既不懂治河，也大体没有兴趣治河，如今只能打起精神走上那黄河大坝。结果，在总河任上的表现让皇帝很不开心，最后，终于在群臣面前让他出了一次很大的洋相——

当时，皇帝和他谈论治河问题，二人谈得特别不投机。皇帝就问他：“以前你说减水坝宜关不宜开，现在你还这样看吗？”于成龙回答：“以前我妄言宜关，现在看来，实在是错的。”皇帝又问：“你说靳辅白白浪费国家资财，并没有真正治河，现在怎么看？”于成龙回答说：“我现在都是按照靳辅的做法在做。”

皇帝提高声音喝问道：“就是说，你过去说的是错的，靳辅做的是对的，为什么不明明白白说出来？你诬陷排挤别人的时候很容易，轮到你来做河道总督就什么都难，这不是明摆着吗？”康熙皇帝越说越气，他指着于成龙对群臣说：这个人曾经对我说，他没有见到靳辅在河堤上植树，我南巡时，指着那些柳树问他，那是什么？他答不上来。他告诉我靳辅放水淹民田，我问他在哪里？他又说不是亲眼所见。皇帝越说越激动，劈头盖脸地一通臭数落，令于成龙羞愧得无地自容。群臣认为于成龙“怀私妄奏”，纷纷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康熙皇帝网开一面，命令以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于成龙懊恼万分，除了努力做出个样子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奈，他是真的不懂治河，按下了葫芦起来瓢。康熙三十九年春天，眼看着雨季就要到了，正当万般无奈的康熙皇帝下决心要撤换他时，一封遗疏送到了皇帝的案头——于成龙在河道总督任上病逝。就这样，一个原本很能干的帝国重臣，稀里糊涂地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历史坏名声。

从史书记载上看，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一次都与黄河治理密切相关。面对这条浊浪排空的大河，他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深深知道，自己一跺脚，九州大地都会颤抖，唯独这条大河不买他的账，他时刻都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条喜怒无常的河。一般说来，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皇帝能够这样面对这条河时，就是中国人的绝大福气。因为，这种情形至少说明，这位皇帝还存着一份敬畏之心。只要如此，这个皇帝就大体不会坏得出格。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知道他在治理这个国家时的基本情形了。

后来，他那个被称为乾隆皇帝的孙子，也曾经多次下江南。他的名义也是视察黄河。在历史记载中，我们能够知道，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那吃喝嫖赌式的下江南和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基本是两回事儿。对此，历史已有定论。从中可以知道，不管一个人曾经有多大权力，也不管他以为自己多么聪明，历史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

正文第九章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

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满八周岁的玄烨在聆听了父亲的遗诏后，宣誓“恪遵遗诏”，继位为皇帝。当时，他可能根本没听懂遗诏里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那份遗诏里面，顺治皇帝历数了自己十四条罪过，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过分亲近汉族官员，导致满族官员没有心思做事等等，实际上等于用皇帝的口吻将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这份遗诏从皇帝临死到最后定稿，中间经过了大约十多个小时。因此，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志，而非出自福临的本心。

七年后，康熙七年正月，已经亲政半年的康熙皇帝为父亲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将顺治遗诏中对自己的批判翻转了过来。如顺治在世时，苦读经史，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大量选拔汉族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等等，过去一股脑的罪过，如今全部变成功德，并且成为康熙皇帝执政的基本国策。此时的康熙或许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这个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庞大国家，未来的自己，将要在这里汲取很多东西，并且会比自己父亲走得远得多。

事实上，形势使然，他们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机制下，这种颠三倒四已经应该被看成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熙继位时，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扬州、嘉定、江阴、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长久的伤痛，薙发、圈地、逃人、投充之类更是恶名昭著。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江南科场案，顺治十五年发生的奏销案，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哭庙案和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无不令人谈而色变，使那一时期变成了一个真正血腥的时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难。而人心恰是这江山的根基，没有人心支撑的江山，将恍如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伙会在什么时间轰然砸下。

康熙亲政时，同一职级的满汉官员，满族官员的级别高于汉官。譬如，满族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汉族尚书、左都御史则只有二品；满族大学士为一品，汉族大学士只有五品。其他职位也全部如此。当时，同样是尚书，汉官见到满官时，需行跪拜大礼。稍早一点的观察家甚至记载说：满洲八旗的低级官吏甚或兵卒，时常会在不高兴时，用马鞭抽打高级别的汉族官员，或是饱以老拳。

康熙八年，将鳌拜打翻在地之后，康熙皇帝大权在握，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拉平。他大力宣扬满汉一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也开始选拔汉族官员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贤能，不论是满是汉。吴三桂发起三藩之乱时，以为大清朝已经没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谁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汉族军政官员，却在平息叛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显然得益于他亲政后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刚刚有了一点转机，康熙皇帝便又举重若轻地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天下贤才。这是在清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笔运作，不但大面积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敌对情绪，而且将全国富有影响的学者几乎一网打尽，导致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大美谈与盛事。若没有对社会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没有偌大的心胸格局与才干，恐怕是断然难以做到的。

这博学鸿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创的一个玩意儿。

本来，科举考试中没有这么一个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开元年间曾经开创了一个“博学宏词科”，就是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里面，再考选才学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后来，因为难度太大，虽然一直在延续，却没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这么一个“博学鸿儒科”来，虽然只有一音两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词”变成“鸿儒”，意思就完全变成两回事儿了。鸿儒者，硕德饱学之大儒也，是学问之集大成从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现身，是可以蓬荜生辉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于是，一时间，能被推荐参加这场考试本身，已经成了读书人极大的荣耀，何况是皇帝亲自主持考选。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心里想的那点事儿，从而设了这样一个局，真是够难为他的。

在为此发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认为：自古一代之兴盛，必定需要天下贤才振兴文化、共襄盛举方可达成。因此，他下令，全国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品学兼优、学识卓越，不管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在推荐之列，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随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搜求荐举人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这一手，看起来又像开玩笑似的，显得很不正经。然细细品味起来，真是厉害无比，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现实政治中显现出来。孟森先生指出：后来，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大批“理学、政治、考据、辞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意思是说，在康熙皇帝所选拔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个最重要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会如此评论说：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计也。这是一种大聪明，用来对付中国文化人的小聪明，应该是足够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够的话，可能想学都学不来。

就这样，康熙赢了。他不光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还赢得了天下人的心。人们意识到：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国家。遥想当年，这十五岁的康熙小皇帝恶作剧一般扳倒了鳌拜；如今，又轻喜剧一样就把天下最富有号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收拢到了自己一方。从一般人的心理判断，他们即便心里不高兴，也很难鼓起劲头再去和康熙作对；即便能够鼓起劲头去和康熙作对，他们能够号召多少人跟着走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请你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你不愿意，那么，你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号召大家反对他呢？仅仅以种族为号召吗？这恐怕会让人觉得偏狭了一些，很难唤起人们的共鸣。后来，雍正时代的著名文字狱“曾静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经颇有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了。

此后，坚冰出现了明显解冻的迹象。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在经史方面名气极大。他和老师一样，誓死不与清朝合作。被列入荐举名单之后，他坚辞不就，地方官拿他毫无办法。如今，一大批远远不如他的人被皇帝请进翰林院，还要让他们修明史，这使万斯同痛苦万分，因为，修明史是他的终身梦想。他十分恐惧，害怕这帮家伙糟蹋了这个机会。终于，黄宗羲同意他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明史。当时，有关方面负责官员见这位刀架到脖子上都请不动的万斯同，居然肯大驾光临，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康熙皇帝也立即授予他翰林院撰修官之职。他坚决拒绝，声明自己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取俸禄，只以布衣之身参与明史修撰。若干年以后，这位可敬的大学者就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去世的。

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后一年，黄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不仅于此，这位中国晚明前清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康熙皇帝是“圣天子”。而正是这位黄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胁，在著名抗清诗人张煌言兵败被处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在数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说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对康熙皇帝，黄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来赞助国家的文化事业。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够出色，大约很难令黄宗羲有这样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黄宗羲同属超一流大家的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走，联络抗清志士。如今，态度变得日益温和，从视大清政权如寇仇，到开始关心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治理。康熙皇帝玄烨所做的一切，显然在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康熙皇帝在做这些事情时，前方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打得死去活来。一场血肉横飞、意义重大的战争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居然让康熙收发自如的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完成于康熙晚年，经过后来雍正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在二十四史中，这部《明史》仍然被认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中，会说漂亮话的数不胜数，而从心里害怕后世公论、能够把事情做得像康熙这么漂亮的，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在经济政策上，康熙十分开明。扳倒鳌拜自己执政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将京畿地区一千八百多万亩土地无偿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对新开垦或复垦土地征收赋税的年限也一再放宽，达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征赋，并对耕种者预借耕牛、种子、农具；开垦出来的田地面积并不清丈，全凭自己申报；到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明朝后期的四五亿亩，增加到了七亿多亩。有统计数字显示，康熙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豁免税粮、丁银、积欠赋税五百四十五次，总数可能远远超过了几亿两白银以上。

这种情形，势必会令百姓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康熙很明白，他娴熟地应用古代圣贤的教导来解释自己的作为：“民为邦本，要把体恤他们放在第一位；政在养民，不要用赋税搜刮他们是最要紧的。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富足，我当皇帝的怎么会不富足？政府的好处不给老百姓，那准备给谁呢？”

说实话，中国历史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少，而照着去做的却实在是太少啦。

把猪养肥养大了之后再杀，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从来都不弱智，问题在于，皇帝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有，人所不敢有的欲望，他也可以有。这是瘦猪小猪也要杀的基本原因。官员们则更是如此，他们的欲望同样比普通人强烈许多，他们需要政绩，需要更高的位子与权力，于是，也就有太多的理由需要钱，需要把钱弄到手的理由与机会。他们任期有限，更高的位子与权力是许多人都在热切憧憬和向往着的。而这头猪不是他的，早杀早出政绩，早杀早得实惠，他有一千个理由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动手？养肥养大之后，说不定就轮不到自己杀，而要便宜别人了。

康熙皇帝本人和他所推行的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令此种景象大为缓解。这应该是他收拾河山与人心取得成功，并进而赢得自己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治理情况。在江宁——今天的南京，他先是派遣官员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后，他自己又亲自来到明孝陵前，向这位前朝开国皇帝致敬。当时，他向朱元璋行的是最高级别的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在宝城前行三奠酒。这个举动，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希望消除满汉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应该说，尽管这一做法带有很强的政治用心，但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一种善意。那些思明仇清的大明遗民，在胜利者的这种举动中可能会备感心酸和惆怅。

回北京路过山东时，康熙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大张旗鼓地直奔曲阜，跑到孔老夫子的故乡，来对这位汉族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圣人表达自己的敬意。

十一月十八日一大早，他排开全副仪仗，自曲阜南门，直趋孔庙。在奎女阁前步行至大成殿，然后，趴在孔子像前，又是三跪九叩首大礼。一时间，乐舞大作，汉族官员与大明遗民感动得锥心刺骨、涕泗滂沱。

在孔府，康熙皇帝和孔圣人的后裔亲切交谈，听他们讲解儒家经典——尽管那些人生格言式的东西，康熙皇帝自己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但他还是很专注、很谦虚地聆听着。然后，勉励他们继承和发扬先圣的光荣传统，将其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最后，皇帝挥毫为孔庙留下题词，曰：“万世师表”，至今悬挂于孔庙之大成殿中。

可能就是在康熙皇帝隆重跪拜在孔老夫子像前的那一刻起，一个“有道明君”、“一代令主”的形象，终于被他成功地树立在了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此，康熙皇帝再也不是气运不过百年的夷狄之君了。在潜移默化中，人们认为——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如今的大清帝国已经变成了华夏正统。于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皇帝从心理上征服了这个庞大的民族。如果说中国人特别自作聪明，特别喜欢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套鬼把戏的话，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还没有哪一位汉族同胞比玄烨玩得更精彩、更漂亮，能够让他的对手们如此心悦诚服地给他做奴才，并至今发自内心地对他赞不绝口、颂扬备至。

透过明孝陵前和孔庙中人们的婆娑泪眼，康熙皇帝可能找到了治理这个国家的灵丹妙药，从此，他越发娴熟地使用着这些技巧。在他治下的人们，则幸福地沐浴着圣人和圣君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直到鸦片战争开始。

上天仿佛成心要为康熙皇帝的政治行为艺术做出注释一般，在玄烨尽情挥洒着自己政治技巧与才华的同一时刻，北京城上空又冉冉升起了一颗璀璨夺目的词文艺术明星。这颗明星的光辉如此耀眼，不但令他的父亲——大清朝第一重臣明珠黯淡无光，就是与政治明星康熙皇帝的光彩相比较，其辉煌灿烂也丝毫不遑多让。于是，在大清朝的天空中，形成了政治和艺术领域里堪称两绝的双子星座，其光芒足以辉映千古。这颗艺术明珠，就是帝国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实事求是地说，假如不是因为正宗的皇家血统，使玄烨成了康熙皇帝的话，他的人生事业可能会远远不如纳兰性德。

按照中国人的算法，纳兰性德和玄烨在同一年出生在同一座城市。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时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康熙皇帝玄烨出生在北京紫禁城景阳宫里，他的母亲佟妃属于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佟氏家族，是故，玄烨身上有部分汉人血统。这年年底，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纳兰性德出生在北京一个皇宫侍卫的家里。按照公历纪年，玄烨生在公元1654年5月4日，纳兰性德则生于1655年1月19日。

纳兰性德的身世十分特殊。因为，他的身上流淌着一半大清爱新觉罗正宗皇家血统，还有一半流淌的则是皇家仇敌的血统。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出身于大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死敌叶赫纳喇氏。他的祖父就是坚定对抗努尔哈赤的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在与努尔哈赤的殊死战中，兵败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也许因为皇太极的母亲孟古格格是这位金台吉堂妹的关系，于是，他的后代便被努尔哈赤交给皇太极“恩养”。当时，皇太极统领正白旗，后来继位为汗后，正白旗旗色改为正黄旗，这可能是正黄旗中出身叶赫部落的人特别多的原因，包括明珠。因此，按照当时的汉文译名，明珠应该叫纳喇明珠，纳兰性德也应该叫纳喇性德。可能是接受汉族文化的缘故，纳喇显得土里土气，而纳兰，虽然只是一音之差，却立即变得兰香满口，读来顿觉铿锵，显得高雅而不流俗套。

纳兰性德的母亲则是更加大名鼎鼎的阿济格的女儿，是努尔哈赤正宗的孙女。算起来，纳兰性德和玄烨是堂姑表兄弟。

明珠大约是在顺治十一年前后结的婚。那时，他家的世职由他哥哥袭任，他只能自己出来闯前程，于是，成了顺治皇帝的宫廷侍卫。结婚时，他的妻子更倒霉——两年前，随着叔叔多尔衮去世，她的父亲阿济格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控告图谋不轨，抄家入狱，并被革除宗籍，他的家庭不再被承认属于皇族，不久在监狱里被处死。这位皇家格格也就变得十分破落寒酸，好在她嫁了一个极为聪明能干的丈夫，且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纳兰性德就是他们夫妻恩爱的结晶。

史料中，对于明珠的记载很多，而对于纳兰性德母亲的记载很少，我们只看到了一则，还对她十分不利。史书记载说，明珠的这位夫人悍妒异常，在明珠位极人臣之后，她仍然不允许丈夫和家里的侍女交谈。有一次，夫妻二人聊天，明珠偶然提到家里一个婢女眼睛长得漂亮。第二天一早，明珠起床梳洗时，夫人命一个男仆将脸盆放在明珠面前，里面盛着的，是那位侍女的双眼。这段记载，出自大清宗室昭槤著名的《啸亭杂录》。昭槤是皇族成员，对大清上层的各种秘密了如指掌，他的这本书历来为史家所推重。假如这里记录的东西是真实的话，这位女士就太令人恐怖了。这样一个凶悍的妇人，居然能够养育出纳兰性德这样一颗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也算得上是个异数。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满族只有几十万人口，他们走出游牧渔猎生活的时间很短，几十年前，刚刚借助蒙古文字母，创造出了满文。据懂这种文字的人说，那是一种很难进行复杂表达的文字。到玄烨和纳兰性德大放异彩的时刻，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也才仅仅三十几年。什么样的机缘条件，竟能够培育出这样两位人物？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史命题。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纳兰性德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捣碎。还睡，还睡，解到醒来无味。

——纳兰性德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这样的词句，就是放到柳永、李清照的时代，也应是毫不逊色。一句“天为谁春？”想必能问得普天下文人骚客张嘴结舌、黯然神伤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仅仅八个字，胸襟、抱负、才情、灵性便直追李、苏。那深受三纲五常浸染的明清时代诗界词坛，在这八个字面前，变得灰头土脸，再无神气。

在《原诗》一文中，纳兰性德写道：“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寥寥几句，便道出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痼疾之所在，为千年少见的真知灼见，真乃千古之评也！读他的诗文，令人常感疑惑：这位满洲少年，怎么会有如此纵横洋溢、飞扬灵动的才气？

在康熙皇帝的博学鸿儒科中，一些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流学者、诗人被网罗其中。陈维崧是著名东林党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慧贞的儿子，当时影响最大的词人，号称阳羡词派宗主，他的词为天下所传唱。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为浙西词派领袖，是极负盛名的学者诗人。严绳孙是明末刑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他在考试时借口眼睛有病，只写了一首诗，并且其中有的文句还不通。康熙皇帝特别指示：修明史不能没有此人，结果，以二等最后一名被录取。毛奇龄也是名声很响亮的人物，在答卷时大写女娲补天，康熙皇帝没有在政治上计较，将他取为二等。这是一些思念前明、仇视大清却又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视公侯权贵如粪土，偏偏全都是纳兰性德的挚友。他们当中，最大的比纳兰性德大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比他大近二十岁，没有人拿纳兰性德当宰相公子，却全都表现出对这位忘年小友的真心喜爱。他们在一起诗酒唱和，光风霁月，其乐也融融。

在此期间，纳兰性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了一件很是令人称道的好事，就是帮助顺治年间遭受“科场案”迫害的著名读书人恢复自由。

科场案是清朝开国初期最著名的冤假错案之一，发生在顺治十四年。这一年，正值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当时，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省里举行的叫乡试，中选者是举人。第二年在北京举行会试，中选者就是进士。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时，发榜之日，舆论大哗。不久，就传出两位主考官贪赃受贿、徇私舞弊的各种细节。以至于这两位考官离开南京时，众多学子追着他们乘坐的官船沿江唾骂，并用砖瓦石头抛打。丑闻传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决心严厉惩处。本来，惩治贪官污吏是对的。可是，顺治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想借此机会镇压江南的反清情绪，于是，惩罚行动迅速扩大化，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冤假错案。

当时，两位主考官、十八位同考官全部被处死，家产充公，妻子籍没为奴。考生除了参与作弊者之外，许多被诬告的著名学者、才子，如桐城方拱乾、方孝标父子、兄弟、妻子一门和吴江吴兆骞等一百多人都被籍没家产，锒铛入狱，并被发配到当时令人谈而色变的极苦寒之地宁古塔。

这是先皇帝御定的钦案，是故，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陆续死在宁古塔。纳兰性德从他的那些汉族好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开始设法营救。我们无法知道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但确实有人被陆续释放回来。《清史稿》中也记载了纳兰性德营救著名江南才子吴兆骞的事迹，可惜过于简略。当时，纳兰性德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侍卫，尽管康熙皇帝对他很看重，但仍属人微言轻。他很有可能是说服了自己的父亲，通过这位当朝重臣办成这件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纳兰性德出了一笔钱，将吴兆骞赎回来的。不管怎样，《清史稿》描述说：“士尤称之”——他的义举受到读书人广泛好评。

纳兰性德才华横溢，为人却极为谨慎，避而不谈世事、政事。他的忘年挚友严绳孙说他“惴惴有临履之忧”，意思大约是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按理说，他出身世家豪门，二十岁出头——康熙十四年就考中了进士，是满族人中少见的学识渊博、风华绝代人物，本来应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才对，为什么他会如此忧伤抑郁？至今，这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清史稿》记载说，康熙皇帝对他很是青睐，从三等侍卫，很快将他提拔为一等侍卫，在他生病时，皇帝正在外地，专门派人回来命令御医给他看病，并要求随时将他的病情报告给皇帝。这种情形若发生在一般浮浪子弟身上，早就令他们得意忘形了。但，若如此，纳兰性德便不成其为纳兰性德了。

在纳兰性德的诗文中，一种深深的忧郁悲伤始终挥之不去，并时常流露出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对人生的不平——

高才自古难通显。独憔悴，斯人不免；

失意每多如意少。须知道，福因才折；

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

有人从他诗词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判断，他很可能有一位青梅竹马、彼此深深眷恋的爱人，却不幸按照满洲皇家的规矩，被选秀入宫了。更不幸的是，诗人每天的工作却是在皇宫中担任侍卫。这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坏，又完全无法也不敢说出口的部分原因。

然而，从上面的词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如此，这也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今天学者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一位风华正茂的满洲贵胄少年，于膏粱锦绣、殿阁宫阙的包围下，每天出入于大清帝国最高门户之间，却发出如此多的不和谐之音。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浮华喧嚣的下面，尽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诚所谓“太平有道莫轻题”。年轻的诗人已经看透了帝国政治的无奈，泡沫下面，方才是生活本来的源流呵。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残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就这样，仅仅三十一岁，纳兰性德就患病去世了。时为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三十（公元1685年7月1日）。他为他的时代增加了一道极为靓丽的异彩，为后世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却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疑惑和遗憾，让人为他难过为他感伤。

纳兰性德逝去，帝国文化昌明的时代似乎刚刚现出曙色，便匆匆黯淡下去。从此，越来越多的倾轧、争斗浮出水面，且渐趋凶狠，帝国官场的千年痼疾——贪官污吏日益活跃，围绕着太子名位，皇家与帝国决策层里翻云覆雨，终至在康熙皇帝手中酿出新的恶名昭著的文字狱。面对帝国深层次的制度缺陷，即便是康熙皇帝玄烨，也难免堕入其彀中而不自知……从此，帝国政治文化渐渐跌入雍正、乾隆主政后至为黑暗的时代。

为了收拾人心，重整河山，康熙皇帝将打击贪官污吏、澄清吏治当成自己施政的极其重要环节。他曾经说过：“我恨贪官污吏更甚于恨噶尔丹，要是澄清吏治能像收拾噶尔丹一样就好了。”他深知帝国政治以下事上为其根本，官员层层巴结必然导致层层腐败。因此，他对中央官与地方官一级级交往时馈送贿赂极为厌恶，曾经专门下令严禁，一经发现，官员立即撤职，经手人要处以死刑。

从整体上看，大清入主中原之前，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实行八旗分治、分享、分立原则，众目睽睽之下，徇私舞弊变得很困难，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严于执法，因此，在大清早期，很少见到关于贪赃枉法的记载。大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认为，贪污受贿是败坏国家政治、人心的第一位因素，大明垮台，“罪莫大于此者”，因此，打击起来不遗余力，达到一经发现，就要处死示众的程度，受到广泛拥护。这是大清朝能够在备受贪官污吏荼毒的中原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到康熙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康熙处理起来难免投鼠忌器，有时显得异常艰辛。

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曾经揭出过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贪腐案。

五月，监察御史钱珏上疏皇帝，指出山西省火耗甚重，请严行禁止。康熙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去年山西最高地方长官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就立刻下令禁止，但却连一个人都没有查处，由此可知，他是在巧为掩饰，阳奉阴违。”康熙没再说什么，但心中很不高兴。原因是，他知道山西官员不善者多，所以专门派了一批满族官员前去任职，穆尔赛担任巡抚。如今，就连他信得过的满族官员也有问题，他不胜叹息，为此，咨询了不止一个人。结果，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说那位穆尔赛口碑不好。于是，他决定要一查到底。

九月，他听取法纪部门的人汇报关于穆尔赛案件的进展情况，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回避实质性问题，处理意见也不痛不痒，遂命令带头揭发的那个监察御史钱珏，公开揭发事实。九天后，钱珏拿出了很扎实的材料。康熙皇帝大怒，把维护穆尔赛等人的几个满族重臣痛斥一番，下令将山西所有涉案贪官全部押解来京，严加审问。

当年十月，审问结果出来后，康熙皇帝命令将庇护穆尔赛的满族大学士降二级、满族部级干部降三级，命令他们继续穷追犯罪事实，倘若胆敢以“弥天之手”徇情包庇的话，将严惩不贷。

十一月，案件核实清楚后，皇帝下令，将巡抚（相当于省长）穆尔赛及其部下布政使（主管财政的副省长）纳鼐、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库尔康及知府、知县等十余人全部处死。一时间，举国人心大快，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像这种贪腐案件，康熙皇帝一般处理得干净利索，并不拖泥带水。然而，还有一些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则使他大伤脑筋。

康熙二十八年，纳兰性德死后三年，他的父亲明珠被弹劾，牵出一批高官。不久，湖北最高行政长官在贪污案件中，供认出了两位皇帝身边的中枢重臣曾经接受过他的贿赂。其中，一个是徐乾学，另一个是高士奇。

徐乾学在当时名气极大，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徐元文、徐秉义三人连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是当时流传极广的盛世佳话。徐乾学学问渊博，是大清修撰《明史》的总裁官、《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他入值南书房，升内阁学士，是陪伴在皇帝身边读书并负责机要文秘工作的心腹重臣，他还是纳兰性德的老师。在随后的一些弹劾奏章中，揭发出这位帝国重臣本人和他家人许多贪赃受贿、横行乡里的不法情事，称得上是劣迹斑斑。当时，和明珠一起被扳倒的一位大学士，名叫余国柱，人称“余秦桧”，而这位徐乾学，则被称为“徐严嵩”。民间歌谣曰：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

然而，皇帝偏偏对他网开一面。原因是，这位徐乾学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当代大儒——誓死不肯和大清朝合作的顾炎武。皇帝正在大力推进满汉一体，大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合作。打骡子马也惊，打了徐乾学，会不会影响这一基本国策的效果，这使康熙皇帝颇费踌躇。此时，徐乾学斯文扫地，自知没有脸面出入朝堂，请求皇帝“放归田里”。康熙批准他以原级别退休，但要留在北京继续修撰那几部大书。

不料，监察官员们得理不让人，他们不依不饶，连连上疏，陆续揭发出徐乾学及其家人大量恶劣事实，弄得康熙皇帝毫无办法。虽然一再斥责甚至打压那些监察官员，无奈皇帝也无法命令这些人收回已经吐出嘴唇的话。最后，因为徐乾学的名声实在太坏，已经影响到了朝廷的形象，皇帝只能将他革去官职，逐出北京。即便如此，皇帝在他离京时，还手书匾额，曰“光焰万丈”赐给他。几年后，皇帝想想不对，下令仍然叫他回京来修书。这位名誉扫地的学者型大官僚，没能看到皇帝的恩眷就死掉了。

另外那位高士奇更是一个异数。此人博览群书，天资颇高，写得一手极漂亮的书法，但一直穷困潦倒，步行千里来到北京找机会，颇有点儿今天“北漂”的意思。不料，机会还真让他找到了，而且还是个天大的机会。当时，康熙皇帝正在如痴如醉地迷恋书法，对真、楷、行、草各体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尤其喜欢米芾和董其昌的作品。皇帝曾经对身边的儒臣们表示：“治国之道首先推崇儒雅。”因此，他命令翰林院的官员们要把他们的诗赋辞章和书法作品随时送给他看。这还不算，皇帝命令翰林们要随时发现外面长于辞赋书法的人，把他们的作品也要送给自己。结果，高士奇被皇帝一眼相中，不但将他破格补为翰林，而且，直接让他入值南书房。这一步登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鸡犬也跟着升天了。

高士奇成为皇帝的贴身机要近臣后，全力以赴，忽悠得皇帝对他特加宠爱，甚至说，“有了高士奇，我才找到了做学问的路径”，高士奇俨然成了帝王之师。于是，门庭若市，中央各大机关的龌龊官儿们纷纷奔走其门下。他则一会儿和这个结下亲家，一会儿和那个认了干亲，再不然就结拜为异姓兄弟。许多地方官员拜托他关照，馈送起来“成千累万”，中央部门官员则给他送“平安钱”，求他指点“真门路”。到最后，这厮居然和帝国最高监察长官合伙做起生意来。这位长官名叫王鸿绪，官居左都御史。他和高士奇两人合伙，在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一带大发利市，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达到了相当于今天几亿元的规模。有民间传唱的歌谣为证，词曰：“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那东海，指的是徐乾学，而这澹人，就是高士奇的字，他名士奇，字澹人。

这一回，事实俱在，皇帝也无法宽容。于是，罢了高士奇、王鸿绪等一帮子龌龊官员的官儿，让他们回家玩儿去。后来，皇帝南巡到杭州，还专门驾临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赏赐给他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这个智商极高、品行不见得高的高级文化混混，在江南士林中不见得有什么崇高的影响，却有极广泛的交游。他从潦倒到发迹的过程，已经成为士林中的传奇。这可能是康熙给予他不同寻常宽容与厚爱的主要原因，因为，皇帝同样需要求才若渴、礼贤下士的传奇。

就这样，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地面，沐浴着帝国温暖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生长得无比茂盛。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也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他要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杀贪官污吏最得人心；他要仁慈宽厚的名声，却不知道，在帝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家只能以霹雳手段，方能显菩萨心肠。他可能真的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却没有为深受贪官污吏之苦的人民解除这种痛苦，这些贪官污吏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最为危险的敌人，康熙皇帝却以他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所谓宽厚仁慈，庇护了一大批这样的敌人。在他执政后期，贪官污吏渐有泛滥的趋势，令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不得不以“杀势”来制止这种趋势。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评。帝国政治因人而异之吊诡，真是举世无出其右者。

为此，康熙皇帝写了许多文章、文告、训谕，发表长篇谈话，苦口婆心地试图教化世道人心和那些贪婪的官员，从实际情况看，收效甚微。他自己克勤克俭，居住的宫殿里，一块地毯铺了近四十年，仍然不许更换；他吃穿用度之俭，可以列入帝国有史以来最节俭的帝王之列。他苦心发现了一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表彰，将他们树立成官员典范，希望全国的官员能够在他们的感人事迹面前，感到羞愧，从而天良发现。这些官员如江苏巡抚汤斌、张伯行，两江总督于成龙、傅腊塔、张鹏翮，江宁知府陈鹏年，嘉定知县陆陇其等都是他先后大力表彰并树立的清官榜样。这些人确实优秀，在历史上也的确受到了长久的尊敬，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在特定的共鸣与共振点上发生作用，离开了这些条件，他们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笑柄。何况，形格势禁之下，这些榜样本身就有着无穷的烦恼，譬如汤斌。

汤斌是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品行高尚，为官公正廉洁。他做江苏巡抚时，深受人民爱戴，后来被调到北京担任太子的老师。消息传出后，江苏人民扶老携幼哭成一片试图挽留他，皇命不可违，他只能去京城赴任。临行时，南京市人民罢市三天，人山人海地焚香送行。到北京后第二年，天大旱，一位中级官员上疏皇帝，指斥当朝重臣。皇帝命令群臣讨论此人的奏章。一位大学士说：“通篇胡言乱语，杀掉他就完了。”汤斌听说后，说道：“他是照皇帝的命令上书言事，怎么会有死罪？大臣不说，小臣说出来，我们难道不该反省吗？”结果，自然招致重臣们的痛恨。汤斌在江苏时，曾经发布过一篇文告，其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字样。这些人认为这是在诽谤皇帝，遂向皇帝报告，并相继找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请皇帝降罪汤斌。皇帝倒是很明白汤斌的为人，下令不许。这时，重臣们在外面散布消息说，皇帝要重重处置汤斌。当时，汤斌正在生病，他扶病上朝，准备接受皇帝的处罚。《清史稿》记载说，“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没有不哭泣的。当时，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江苏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到皇宫前敲登闻鼓为他鸣冤。《清史稿》作者感叹说，假如不是因为康熙皇帝始终信任并重用汤斌的话，他不知要受到什么样不可测之祸呢。

就是这样一位广受爱戴的清官，死后，康熙皇帝仍然很惆怅地问身边近臣：“我待汤斌不薄，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对我不满呢？”

康熙皇帝，据说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汤斌，一位当时与后世公认的贤臣。他们之间尚且如此，其他真是不谈也罢。这种情形唯一可以表明的就是：帝国政治中的智慧资源与空间已经枯竭。

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走到今天实在不易，前方，已经接近山穷水尽。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政治争斗的加剧，帝国日益步入了回光返照的境地。

正文第十章成功的皇帝，失败的父亲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御太和殿，举行册立皇太子典礼。他按照中国帝制传统中立嫡立长的原则，册立刚满一岁半、尚在襁褓之中的胤礽（yìnréng）为皇太子。这是大清朝自努尔哈赤以来第一次册立太子，也是整个大清朝唯一一位公开册立的太子。这种做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继顺治皇帝指定皇位继承人之后，康熙皇帝又在皇位继承制度上与汉族政治文化完全合流，事实上废除了努尔哈赤的继任者推举制度，使之彻底成为历史。

胤礽的母亲是正宫皇后，在胤礽出生时难产死去；而康熙皇帝玄烨与皇后感情极好，所以，册立胤礽为太子，以告慰太子的母亲。多年以后，康熙皇帝自己曾经表达过这个意思，因此，不少人接受了这种说辞。在我国历史上，以人之常情揣度皇家的心思，历来是一件很难靠得住的事情。康熙皇帝的真实意图，除感情的因素外，可能带有很深的政治考虑，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着密切关系。原因是——

册立太子的康熙十四年底，正是三藩之乱几乎达到高潮的危急之秋。吴三桂占领了长江以南的云、贵、川、湘等大部分地区，他的反满复汉旗号，在令天下动荡不安的同时，也令康熙皇帝寝食难安。入主中原之后，清朝一直以大明朝华夏正统的继承人为号召。此刻，除军事讨伐之外，完全按照中国王朝传统册立皇太子，可能是康熙皇帝政治对策的一部分。“授胤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册立诏书中的这句话，才应该是康熙皇帝的心里话。

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政治上系人心、定国本的灵机一动，竟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烦恼。

我国自周代以来直到明朝，两千多年间，皇位继承大体上采用公开建储——预先册立太子，以备最高权力传承的制度。太子的选立，不是根据候选人的品质与才能，而是以候选人母亲的地位和候选人的年序为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意思就是说，在君主众多夫人生的孩子里，正夫人生的嫡子优先，嫡子中长子优先，正夫人没有孩子，才会考虑其他庶夫人生的庶子。因此，才会有未立之前子以母贵，既立以后母凭子贵一说。这是为什么我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人渣皇帝的原因，是我国家天下政治文化传统中，将家族利益摆在国家治理之上的典型例证，遂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中神圣不可动摇的信条之一。

权力继承，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中，应该都是绝对敏感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我国政治舞台上曾经上演过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骨肉相残、殊死搏杀，其情节之离奇复杂、一波三折，比发生在丹麦王宫里的故事可要精彩太多了。我们找不到有哪一个君主曾经完全摆脱了这个阴影。

如今，这古老的故事即将由康熙皇帝、他的儿子与重臣们重新演绎一遍。他们虽然没有太多新鲜的创意，却也把这种帝制文化中的天性凶残，诠释得淋漓尽致。最后，众多权臣贵戚卷入战团，在这帝国最高级别的角斗场里角力，文人雅士则深陷污泥浊水，难以洁身自好。一个高士名臣云集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几乎人人都怀有深深隐痛，无法出淤泥而不染的时代。追究起来，似乎都与帝国名位和太子殿下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联。

太子殿下的母亲出身于正黄旗的赫舍里氏，他的祖父是顺治临死时指定的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据说，孝庄太皇太后改变在科尔沁故乡选皇后的做法，挑中索尼的孙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平衡四位辅政大臣的力量，削弱鳌拜的影响。皇后的父亲当时是领侍卫内大臣，她的叔叔则是少壮有为的索额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索额图是康熙皇帝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人物，扳倒鳌拜时的那些童子军可能就是索额图负责组织和指挥的，他担任过皇帝的三等侍卫，很快晋升到了一等，康熙七年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康熙八年五月，索额图突然自己申请离开了那个要害岗位，回到皇帝身边继续担任宫廷一等侍卫。十几天之后，五月十六日，那帮除皇帝外其他一概浑不吝的小打手，便一拥而上，拿下了帝国辅政大臣鳌拜。随后，索额图被迅速晋升为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衔，成为位极人臣的帝国重臣。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带有浓厚阴谋色彩的官场经历，时常预示着不祥的未来发展——

故事总是由纯情浪漫的喜剧开始：一个忠诚而勇敢的战士，帮助皇帝度过危难。皇帝宝座坐稳后，战士迅速受到重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除了坏蛋之外，人人快乐而幸福。然后，大人物自然而然地形成巨大磁场，将各色人等吸附到身边，其中众多的渣滓会吸附得最紧密。在他们的包围下，大人物会越来越感觉良好，而皇帝则会越来越不舒服。于是，悲剧开始发生：当年的战士——如今的大人物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家破人亡。当初，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今天，其败落的程度就有多深。我国社会中，诸如“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类人生格言特别多，这是部分原因；那些阴狠柔滑达于炉火纯青的权谋智略，这里也应该是主要原产地。如果有谁说这是政治智慧，那就只能有两个可能：其一，说这话的人正在犯浑；其二，说这话的人即便不是此一行当中之高手，也是此道行之热衷者。

《清史稿》记载说：索额图权势日盛，权倾朝野。恰在此时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是王朝不祥的征兆。有人告诉皇帝：索额图凭借权势贪纵不法，所以上天才有此警告，请求严惩。康熙很宽容，说：“反省修身应该从我开始。”第二天，皇帝召索额图和各位大臣训谕道：“这次地震，我在反躬自省，你们也应该洗涤肺肠，凡事出以公心和忠诚才对。现在，你们的日子过得都很富饶，大家勾在一起，越发贪渎。如果事发，国法具在，将绝不宽贷。”当时，索额图和明珠两人共柄大权，各自有一大批追随者，皇帝一揽子教训之，并书“节制谨度”条幅赏赐之。

随后不久，索额图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离职。皇帝对他褒奖有加，命令他改任内大臣，随之授议政大臣。紧接着，皇帝以索额图对弟弟管教无方导致其懒惰骄纵为由，罢免了他所有显赫的职位，只保留了一个低级的八旗佐领职位。

康熙二十八年以后，索额图在对俄谈判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对噶尔丹的战争中，重新获得皇帝赏识，遂恢复了所有官职衔位，直到康熙四十年九月，以年老请求退休。

按理说，现在，索额图应该算是安全落地、功德圆满了。谁知，事情远远没到尾声。

两年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索额图突然被逮捕。皇帝下达的训谕中说，三年前，索额图的家人就控告过他，我压在手里没有处理他，他做的事情，随便举出一件就该处死。我念他曾经是大臣的份上，心中不忍，姑且饶他一死。皇帝下令严惩索额图的追随者，命令将索额图一系的同祖子孙全部罢官，一个大臣因为家中有索额图的私人书信而判处死刑，索额图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陆续处死。（《清史稿》列传五十六，索额图）当时，没有人能够知道，索额图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会令皇帝如此恼怒。

谜底在五年多以后揭开了一个角，事情原来和太子殿下有关。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在避暑塞外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前，康熙皇帝命太子殿下跪在御幄门前，诸王大臣、文武百官和侍卫们垂手侍立，老皇帝泪流满面地宣布废黜皇太子胤礽。他历数太子殿下的失德诸事，其中，使用了“不法祖德”、“暴戾淫乱”等字眼，说这位太子“种种恶端，不可枚举”，有些事，甚至皇帝自己都觉得“无法说出口”，为此，皇帝对他已经包容二十年矣。

康熙皇帝数落说，最不同寻常的是，太子殿下每天晚上都要逼近皇帝避暑的御帐，从帐缝向里面窥视，令皇帝不知道是今天会喝到毒酒，还是明天会被害，从而日夜胆战心惊。说到这里，老泪纵横的皇帝竟然扑倒在地，吓得群臣手忙脚乱地把他搀扶起来。皇帝说，几年前，索额图暗中帮助太子“潜谋大事”，被皇帝发现后，处死了索额图。如今，太子是想为索额图复仇，所以才会结成党羽，犯下种种罪孽。随后，皇帝下令将太子身边的人，处死六人，流放四人，把太子本人捆绑看押起来。

九月十六日，康熙皇帝返回北京，立即召诸王贝勒、满朝文武齐集午门之内，宣布废太子。在祭告天地、祖先、神灵的祭文中，有“虽然有许多儿子，却都远远不及自己”之语。废太子胤礽看到祭文后，对康熙皇帝说：父皇责骂的罪错，所有事情都事实俱在，唯独说我有弑逆之谋，我确实没有这个心思。

皇帝命令把锁在儿子脖子上的锁链解下，仍然将他幽禁于咸安宫中。

至此，实情究竟如何？索额图到底是怎样帮助胤礽“潜谋大事”？还有什么事情令康熙皇帝“难说出口”？全部成为了历史谜团，至今没有人能够考证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不久，康熙对廷臣们说：“过去，索额图出于私心，倡议让皇太子穿衣、器具都用黄色，一切礼仪制度差不多都和我一样，太子的娇惯放纵都是由此开始的，索额图实在是本朝的第一大罪人！”

就这样，索额图——皇后的叔叔、皇太子的叔姥爷、帮助皇帝扳倒鳌拜的第一功臣，变成了第一罪人。

事实上，发生在皇太子身上的一切，究其根源，恐怕他的父亲康熙皇帝难辞其咎。因为，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索额图这位叔姥爷是没有可能对皇太子“娇惯放纵”的。

历史学家孟森教授曾经极敏锐地指出：早在二十多年前，康熙朝名臣汤斌做太子的老师时，事情就已经很棘手了。

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十五年，当时皇太子十三岁。皇帝准备为他找一个好老师。主持朝政的明珠、余国柱等人向皇帝推荐了汤斌，说是“辅导皇太子之人，非汤斌不可”。汤斌是最具盛名的清官，又是学识渊博的理学名臣，皇帝很中意，下旨把汤斌从江苏巡抚任上，调到北京来担任太子教育的最高负责人。看起来，这是明珠等人荐贤和皇帝对汤斌的重用。谁知，其中却有着明珠等人极阴暗而不可告人的动机。

当时，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受到皇帝的特别信任，是首席大学士，另一位大学士余国柱则是他的忠实战友和追随者，其他内阁成员基本要看明珠的脸色行事，满朝文武也没有人敢于违背他的意志。

索额图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除他本人的能力、剪除鳌拜的大功之外，皇后的叔叔这层身份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明珠则不同，他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才干，在底层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康熙三年，皇帝还没有亲政时，明珠已经升迁为内务府总管。康熙亲政后，明珠历任刑部尚书、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还充当过皇帝经筵讲官，可见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

三藩之乱时，明珠力主应该撤藩，索额图坚决主张不能撤。为此，吴三桂起兵后，索额图曾经请皇帝杀掉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皇帝说：“主张撤藩是我的主意，别人没有罪。”从此，开始重用明珠。在册立太子的康熙十四年，将明珠调任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两年后，便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三藩之乱平息后，皇帝曾经很得意地对大家说：“唯有明珠几个人懂得我的心思。当时，还有人建议杀掉他们，我要是听了他们的话，这些人都要含冤九泉了。”

有史家认为，明珠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升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要用他来平衡权力过大的索额图。如果皇帝确实是这样考虑的话，那么，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因为，此时的明珠与索额图已经呈现出冰炭难容的情势。

在为人上，索额图与明珠很不一样。索额图出身豪门，平时盛气凌人，常常公开排挤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清史稿》说他在朝士中，只看得起那个深得康熙信任的李光地，树敌很多。明珠则表面特别谦和，轻财好施，广结善缘，对异己者总是想办法暗中给人下套，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特别喜欢玩阴的。

索额图对于太子殿下是无微不至地好，而明珠则反其道而行之。《清史稿》说，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大概就是把朝中对太子好的人，都想办法赶走吧。他之所以推荐汤斌来做太子殿下的老师，就是个很阴狠的一箭双雕之计。

明珠和余国柱很讨厌汤斌，直接的原因就是汤斌不肯为他们弄钱。《清史稿》谈到明珠时，使用了这样的词汇：“明珠既擅政，簠簋（fǚguǐ）不饬，货贿山积。”簠是古代装稻米的大筐，簋是装食物的大柜子，饬是整顿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明珠当政以后，来者不拒，家里收受的贿赂堆积如山。余国柱就是靠这一套被明珠推荐、提拔起来的。但是，这两个人在汤斌那儿全都吃过闭门羹。

有一次，江苏受灾，皇帝下令豁免那里的赋税。余国柱告诉汤斌：全仰仗明珠才做到的这一点，江苏人民应该表示表示。这等于是公开向汤斌索贿，汤斌置之不理。三年一度的官员大考评，考语最终要由明珠定夺。皇帝则根据这个考语，决定官员的提升还是贬黜。因此，考语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政治前程。《清史稿》说，携金带银到明珠家去的地方官员络绎不绝于途，唯独汤斌及其属下的官员一个也没有。

如今，他和余国柱推荐汤斌来做太子的老师，表面上冠冕堂皇，是推荐全国最好的贤才。其实，他看准了，这件事情里面埋伏着大麻烦，他要让汤斌吃一个极大的苦头，同时为太子的未来埋下一个极深极长的伏笔。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大凡在富贵娇惯下长大的孩子，特别容易形成高度自私的人格特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缺少教养和人类基本的怜悯心与同情心，不懂得为别人着想，骄横不法和忤逆不孝的比例很大。汤斌被调来做太子殿下的老师时，在康熙皇帝与索额图的娇惯下，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孩子可能已经形成了这种品性。

果然，汤斌成为太子的老师后，大吃其苦头。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天大旱。皇帝下诏求直言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上疏皇帝，提到两件国家头等大事都有问题：谕教元良，慎简宰执。前一句指的是皇太子的教育有问题；后一句指的是宰相人选不慎重。皇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教育不好当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宰相行为不端，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警告。

皇帝看完后，下令九卿开会讨论。有一位大学士认为董汉臣妖言惑众，杀掉他就没事了。汤斌则表示，大臣不说的话，由小臣说了出来，自己面对董汉臣感到很惭愧。余国柱立即将汤斌的话报告皇帝，皇帝传旨，要盘问清楚汤斌是什么意思。

汤斌说：“我是负责太子事务的，我的行为中有违犯典章制度之处，感到很内疚。”皇帝说：回答含混不清，令再问。汤斌再一次回答说：“我很愚昧，面对皇帝的天籁之音，有点手足无措。实际上，我年纪大了，一年来身体状况很差，所以有不少违犯礼仪制度之处，请严加处分，以警后人。”皇帝还是认为汤斌遮遮掩掩，下令予以痛斥。

其实，汤斌的苦恼特别简单：他已经六十一岁了，身体一直不好，而辅导太子读书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每天从早到晚的十几个小时中，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侍候，而且每当和太子讲话时，都必须下跪，为太子指定背诵章节时，也必须跪下，捧接书本后，等太子背诵完毕，才能起身回到原处去依然站着。当时，正值盛夏时节，汤斌等几位老师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学究，他们常常昏倦得几乎摔倒。按照当时的礼仪规定，这就是失仪，或者再严重一点说，就叫做“君前无人臣礼”。因为太子是储君，储君也是君，在帝国制度规定中，大臣们在他面前，和在皇帝面前几乎是一样的，这种疲倦不堪，足见事君不诚不敬，已经可以构成一款大罪。而十三岁的太子殿下对老师们的困窘明明看在眼里，却自顾坐在那儿读书，极少让老师们也坐下歇歇。

终于，有一天，一位老师当场晕倒。康熙知道后，派人前来传旨说：“你们自己不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每天是站在那儿的？太子委托给你们，没有我说话，他自然不敢做主让你们坐。”结果，反倒变成是老师们自作自受的责任了。其实，康熙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他说的并不是事实。皇太子当然有权力让老师坐下，并且他也这样做过，只是次数极少罢了。显然，只有高高在上的浑账，才会说出这么蛮不讲理的话，来为自己的儿子缺少教养辩护。史书记载道，老师赶紧解释说：“我们知道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当辅导重任，是我们自己愿意站着的。”（《康熙起居注》第二册）

有一天，不知道出于什么肚肠，康熙皇帝突然当着太子的面，命令汤斌等几位老师回答书经中很偏僻的典故和词语，并命令汤斌背诗，结果，他们不是答不出，就是背不全。这种做法迹近恶毒，无非是想告诉儿子，不必对老师怀有敬畏之心，他们只是奴仆而已。（《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孟森先生叹息道：清代名流，以汤斌为一代名臣之最，而“康熙皇帝没有尊重儿子老师的诚意”。（孟森《明清史讲义》下）

不久，汤斌等几位老师相继病倒。有一天，太子命令汤斌用自己的红笔，圈出汤斌认为自己写得好的字。那种红笔，只有太子和皇帝才有权力使用。结果，汤斌遭到弹劾，受到降级处分。当年九月，一代名臣汤斌就这样病死了。后来，似乎就没有特别正经的老师来专门教导过太子殿下。这真是当时大学者们的幸运，否则，后来康熙皇帝收拾胤礽时，他们必定会首先家破人亡。因为中国历史上，每当太子倒霉时，还没有能够不更加倒霉的老师。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他的那些儿子有什么不成器的举止时，康熙皇帝从来不去纠正自己儿子的品性，每每都是从重责罚他们的老师，为此，甚至不惜强词夺理、歪曲事实，最有甚者以至于让他的儿子们亲自在场监督责打他们的老师。徐元梦就是屡屡受到这种侮辱的一位，和他的遭遇比起来，汤斌们简直是太过幸运了。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在瀛台教儿子们射箭，皇子的老师徐元梦是个书呆子，不善骑射，不能使用硬弓。康熙便没有什么道理地责问他，他连忙解释了几句，史书记载说：“康熙震怒，命令边上的人将他摔倒在地，予以痛打，使他身受重伤。康熙还不依不饶，下令抄其家，将他的父母发配到黑龙江去。”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业，当天夜里，康熙让医生为他治伤，第二天便命令他照常去给儿子们上课。

当时，下着大雨，徐元梦裹着伤，跪在皇宫门前的泥水里，号啕痛哭着请求那些御前侍卫，请他们转奏皇帝：自己奉职无状，罪该万死。自己的父亲一生廉洁，当官数十年，家产不及五百金，请圣主明察。现在，父母都已年迈有病，自己正当壮年，请求让他代替父母去黑龙江，还可以披甲效力。

皇宫的侍卫们都是铁石心肠，大家谁都不敢理他，纷纷捂着耳朵快步离开。最后，来了一位叫关保的，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向康熙转奏了徐元梦的话。皇帝这才下令赦免他的父母。此时，徐元梦的父母已经被装进囚车向黑龙江出发了。两旁观看的人群中，没有不流泪的。（《国朝先正事略》第九卷，第262页）

到此时，徐元梦的噩梦还远远没完。

康熙四十六年，玄烨看到几个皇子写给他的请安奏折文句不通顺，认为是老师徐元梦不尽心教诲所致。下令让全体儿子在一旁监督，由乾清门侍卫杖责三十。（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二月十一日）这些皇子中，可能就有他的学生，而这些学生能够学成什么德行，应该是不难想象。

后来，到康熙五十二年太子殿下第二次被废前，还再一次侮辱这位倒透了霉的老师。

当时，这位老师为皇家服务至少三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事情，胤礽对年龄可能已经六十开外的徐元梦破口大骂，一直骂到了他的父母，然后，把他推到河里，又拉出来殴打。此时，康熙皇帝恼怒的不是儿子的禽兽之行，而是恼怒儿子在骂老师时，竟敢背对着自己！（《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483页）

读了这些事迹之后，假如有人还愿意颂扬康熙皇帝的仁慈与伟大的话，也就让人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代明君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这样教导出来的孩子，根本就应该是衣冠禽兽，不管他们多么有学问，武艺多么高强，多么有所谓治国的才能。

就这样，当康熙皇帝培养出一批毫无人类心肝情怀、为了皇位恨不得彼此一口咬死其他兄弟的儿子时，当他后来为了太子殿下大吃其苦头时，当他的儿子雍正继位后，不停地荼毒自己的兄弟们时，甚至——倘若真如传说的那样，康熙病情已经好转，他的儿子胤禛来看望过他以后，便莫名其妙地死掉了的话，他的确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那是报应，根本就不值得同情。难道不是吗？

孟森先生评论道：康熙父子兄弟间的惨祸，不能被看成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57页）自己的儿子们什么德行，精明如康熙不可能不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熙皇帝玄烨对他众多儿子的教育，开始由老师们的噩梦，渐渐加上利息、丝毫不爽地报应成了大清帝国爱新觉罗皇族的噩梦，变成大清帝国的噩梦。

从史料上看，太子殿下精通满、汉文字，娴熟于骑射，每当皇帝让他在众人面前显示才干时，他策马射箭、吟诗作句，常能博得一片马屁声。

让皇帝感到不愉快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当时，在御驾亲征噶尔丹的途中，皇帝患病，且越来越重。康熙命令把皇太子和皇三子胤祉召到行宫来。谁知，这位太子殿下服侍病中的父皇时全无忧色，一点都看不出着急难过的样子。皇帝很不高兴，把他先打发回去了。

不久，康熙三十三年，发生了一件本来很小、后来却变得不算小的事情，再一次证明康熙皇帝是如何种下恶因，从而结下恶果的——

这年三月，礼部向皇帝报告祭祀奉先殿时的礼仪安排。报告中注明，将太子殿下跪下磕头时用的垫子，摆在大殿的门槛里面。皇帝批示，让礼部尚书沙穆哈把太子的拜垫挪到门槛外面去。沙穆哈请皇帝下旨，记录在案。康熙大怒，下令严加议处。议处结果是，沙穆哈下刑部议罪，两位吏部侍郎撤职。最后，皇帝决定将沙穆哈撤职，两个侍郎姑且饶过。

这是一件特别明白的事情，表明此时太子殿下的骄纵失德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礼部官员害怕降低太子的拜垫位置会引起他的记恨，未来招致报复，所以才请皇帝下旨，记录在案。康熙对这些官员的处置，和他对皇子老师们的处置如出一辙：通过惩罚老师，遮掩儿子们在学业上的过失；通过惩罚官员，遮掩儿子们在品德上的不足，并以此让他的儿子们、老师和官员们想想清楚：谁是主子？谁是奴仆？

康熙三十六年，在最后一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时，有人告诉皇帝，一些不入流的人和太子殿下往来密切，使太子殿下的表现有些令人担心。皇帝回北京后，立即下令调查，最后，将太子身边的厨师、茶房、仆役小厮杀掉了几个。其中，没有一个士大夫。当时，太子殿下二十四岁。

作为太子，他是皇帝之下第一人，是帝国未来的国家元首，为了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康熙皇帝专门命令由凌普担任内务府总管，原因是，凌普的妻子，是从小把太子奶大的奶妈，由她的丈夫担任内务府总管，可以方便太子殿下的予取予求。按理说，在这种情形下，太子殿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求的了。他愿意整日和这批不入流的人厮混在一起，想必有他自己的考虑。想起来，似乎让人只能往下流处去猜。至于，他们干了些什么，有什么值得皇帝大开杀戒的，仍然是个谜，想来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个中究竟。

皇太子可以到内务府去索取需求，其他的皇子自然也各有各的高招。

明朝对皇室子孙管理极严，皇子全部有自己的封国，成年后，他们就必须到各自的封国去居住，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许随便离开封地，他们被严格禁止干预行政事务，甚至在人身活动范围上都有明确规定。清朝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承袭了明朝的制度，唯独在这一点上不同，原因可能和清朝皇室子孙控制八旗的制度有关。因此，康熙时代，他的众多成年皇子差不多都参与过国家事务的处理。许多重大或机密事项，康熙皇帝都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办，致使他的儿子们成了一批炙手可热的特殊人物，势必也为他们聚敛财物、贪纵不法提供了无人可及的条件。

大清朝官方史料中不可能记载这些，朝鲜使节们则在给国王的报告中，记录了不少此类事迹：康熙皇帝子女甚多，他们时常受贿卖官。比如漕运、盐务等职位，根据其肥缺肥差的程度，定有不同的价格。而且，他们经常勒索京畿地区的富裕之家，多的可以达到数十万，少的也都累计万金，夺占田园人畜的事情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他们花样百出，“侵虐万端必夺乃已，而不禁”，意思是，他们若想得到什么，必定想尽一切办法巧取豪夺到手才算完，没有人敢于或能够制止他们。就连雍正皇帝登基之前，也曾经以贪渎致富；当了皇帝之后，才将所夺占的财产还给原主，并且曾经训谕诸兄弟：过去，我虽然也没有免俗夺人利己，但从来没有伤害人命，对你们杀人伤人之事，我十分怜悯。你们所夺民财，限一年之内还给主人。不然，如果有人告到我这儿，我决不会徇私宽贷。

据说，京畿地区受灾时，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禟都曾经囤米居奇，不许发售，等到米价飞涨之后赢利。（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382～4383页）

曹雪芹笔下的，的确可以看成是康雍乾时代社会的缩影。曹雪芹的祖先曹寅，深受康熙皇帝信任，被皇帝派往南京担任江宁织造，实际上肩负着许多特殊使命。他不但是皇帝派往江南的耳目喉舌，还负责为皇家处理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务。其间，不仅要输送江南美貌女子进京，为晚年的康熙皇帝充实后宫，为皇帝的儿子们购买苏州女子，可能也是一项经常而重要的业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页）

康熙父子兄弟之间的故事，发生在这样一批花花太岁身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朝鲜史料中看，当时，北京城里广泛流传着关于皇子特别是太子殿下的各种传闻，认为这位皇太子性情残酷，不忠不孝。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说他“阴蒸诸妹”。（《李朝实录》，肃宗三十五年己丑）古代汉语中，以下淫上曰“蒸”，哥哥和妹妹之间发生性关系用这个字并不合适。因此，有人推测皇太子是和自己的庶母即康熙的妃嫔有私情，或者就是不仅和庶母，而且和自己的妹妹之间也有这种关系。这样，就可以明白康熙皇帝为什么废太子时说，有些事情“说不出口”了。在同一篇报告中，朝鲜使节记录说，康熙皇帝的其他儿子，暴虐的情形比太子殿下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皇帝所谓包容了太子二十年一说，由时间上推算，正是太子殿下的老师汤斌等人备受折磨后一年左右的样子。可见，当时太子和其他皇子不成器已经广为国人所知，康熙自己也应该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势下，他依然要从重惩治那些老师和官员，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康熙四十七年夏天，皇帝前往塞外避暑。途中，刚满七周岁的皇十八子胤衸得了急病，高烧不退。康熙皇帝似乎特别喜爱这个儿子，表现得十分焦虑。诸大臣看到皇帝焦虑，自然也都跟着焦虑。偏偏太子殿下不以为意，一切如常。九月四日，这个小皇子病死。当天，康熙痛斥皇太子胤礽，虽然是小皇子的哥哥，却绝无友爱之意。父亲骂他了几句，他还表现得气急败坏，怨气冲天。康熙认为他“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平治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终于痛哭流涕废黜太子。

康熙废黜太子后，愤懑不已，连续六个夜晚睡不着觉。把扈从诸臣召来哭诉自己的悲愤，大家一起跟着哭。在此期间，废太子胤礽的表现是白天酣睡，半夜起来吃东西，喝几十大碗酒都不醉，面对神灵牌位会惊吓得不成样子，遇到雷雨天气则畏惧不知所措，语言颠三倒四十分失常。

回到北京后，皇帝命令搭一个帐篷将废太子拘押在里面，让他的哥哥皇长子胤褆和弟弟皇四子胤禛负责看守。

皇长子胤褆时年三十六岁，常年跟随康熙，也算是立过一些功劳。康熙皇帝在把废太子拘禁起来时，曾经命令胤褆负责保护自己。但不久就兜头泼了他一盆冷水，曰：“我让胤褆保护我，并没有立他为太子的意思。胤褆性情急躁愚顽，哪里是太子的材料？”如今，将看守废太子的责任交给他之后，这家伙还真是急躁愚顽。他可能自说自话给他的弟弟多加了好几条锁链，以便把他捆得更难受些。然后，看到康熙时常情绪不好，便对父皇说：“有一个叫张明德的人，相面的名气特别大，他说八阿哥胤禩是大贵的面相。胤礽行为卑污，大失人心，要是想杀掉他，不用出自父皇之手。”就是说，他推荐皇八子胤禩做太子，父皇要是觉得胤礽不好处理，他可以替父亲干掉自己的弟弟。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召集所有皇子开会。他劈头盖脸地将胤褆一顿臭骂，认为他不懂君臣大义，不念父子之情，简直就是个天理国法不容的乱臣贼子。随后，逮捕张明德，证明这厮与皇八子胤禩有过交往，但没有陷害太子的证据。于是，下令把这位名气很大的算命大师凌迟处死。

谁知，这位胤褆挨完骂后，并不气馁，他再接再厉，又想出了新的主意，使事情变得一波三折，格外诡异曲折。

皇三子胤祉是康熙皇帝的所有儿子中，学识修养最好的一个。十月十五日，他突然出面控告皇长子胤褆，说他家里供养着一个名叫巴汉格隆的喇嘛，每日在用魇胜法诅咒废太子胤礽。其做法，就像里描写的那样：在一个小木头人身上，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心口钉上钢针，埋到被诅咒者的床底下、居室里。据说念一段时间咒语后，就可以使被诅咒的这个人迷乱而死。

康熙皇帝立刻派侍卫前去胤礽的住处搜查，结果，搜出十几件魇胜物。皇帝这回算是真的知道，他苦心培养出来的这帮儿子有多么厉害了。他下令革去胤褆王爵，将他幽禁起来，并严厉告诫负责看守者，若有疏忽，将要杀他们全家。

皇帝将满、汉文武大臣们召集到畅春园，宣布太子不能不立。他命令大家畅所欲言，除皇长子胤褆外，在诸皇子中，推荐一位太子。他声明说：“大家推举谁，我就立谁为太子。”（《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第18～21页）结果，众多文武大臣推荐的都是皇八子胤禩。皇帝很不高兴，几乎是立即就翻脸不认账了。

他斥责胤禩：到处妄博虚名，自己所施恩德，都被这小子据为己有，大家都称赞他，那我在做什么？如此一来，胤禩不就又成一个太子了吗？皇帝宣布说，今后，有一个说胤禩好的人，我就杀一个。这个大权岂可让给别人！几天后，康熙皇帝再次召集皇子们开会。这次，被痛骂的对象仍然是皇八子胤禩。

他声色俱厉地告诉儿子们：“皇帝的宝座不是可以随便窥视的。废太子后，人们就在说胤禩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胤禩奸柔成性，狂妄地怀有当皇帝的大志。对此，我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结党营私，谋害太子，现在已经全部暴露。”随后，下令锁拿胤禩，严加议处。

他的话，激起了几个皇子的不满。皇九子胤禟对十四子胤祯说：“到现在了，你我还不说话吗？”于是，皇十四子胤祯奏道：“八阿哥没有此心，我们愿意为他担保。”康熙怒斥说：“你们指望着他日后做了皇帝，封你们个亲王吗？我看你们是梁山泊的义气。”胤祯不服，抗言申辩。康熙怒不可遏，拔出腰刀说：“我看你是想死。”皇五子跪着膝行上前，抱住康熙的腿，其他皇子一起磕头求饶。康熙扔下腰刀，操起板子打将起来。皇九子胤禟上前劝止，也挨了两个嘴巴。最后，皇帝下令将胤祯打二十大板，然后，将皇九子胤禟和皇十四子胤祯赶出乾清宫。

紧接着，康熙皇帝削去皇八子胤禩的贝勒爵位，废为闲散宗室，将一批有牵连的人夺爵的夺爵，降级的降级，幽禁的幽禁，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一一做出惩处。其中，包括那些按照他畅所欲言的命令，推举胤禩为太子的人。他再一次警告自己的儿子们，必须遵照自己的指示办，要不然，有一天自己死了，这帮儿子就要把父亲的尸体放在乾清宫内，然后，穿上盔甲拿起刀枪去抢皇位了。

这里，围绕着太子名位，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疑案——康熙为什么要大家推举太子，又坚决将几乎众望所归的皇八子胤禩排除出局？他历数胤禩的罪恶，包括他妄博虚名，庇护奶妈的丈夫，他的母亲出身微贱，他的妻子是个嫉妒成性、凶悍异常的女人，导致胤禩没有生孩子等等。所有理由都很可笑，差不多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而构成罪恶的。那么，康熙到底想干什么？

当时，在康熙十来个成年的儿子里，除胤禩自己外，皇长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全部冒着被皇帝处罚的风险支持他做太子；大学士马齐、遏必隆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皇帝的表弟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明珠的儿子揆叙、汉大臣王鸿绪等人也一致推举他，他们的推举获得几乎所有人的赞成。

在皇亲国戚中，皇帝的舅舅佟国维表现得相当另类。

他宁愿得罪皇帝，也要坚持立皇八子胤禩为太子。后来，在皇帝明确表示准备第二次立胤礽为太子时，佟国维坚持认为胤礽不如胤禩。须知，在当时，这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不要说从此成为太子的死敌，就是不同意皇帝的决定，也是一项可怕的罪名。皇帝已经老了，时常闹毛病，太子殿下随时都可能成为新皇帝。一旦出现此种状况，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人头落地的问题，而是整个家族甚至更多人将会万劫不复，其令人恐惧的程度可想而知，为此，佟国维理应也在事实上受到人们很高的赞誉。

在当时众多的皇亲国戚中，佟国维大约是文武双全、威望最高的一位。康熙皇帝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他恩崇备至。从佟国维一生行事判断，此人显然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小人。康熙皇帝疏远并冷落他，就是在他坚持推举皇八子胤禩之后。由此可知，这位胤禩必定有过人之处，方才能够得到如此坚定而广泛的支持。仅仅用他善于收买人心来解释这种情形，是康熙的意思，却并不一定是事实。他本人更不是像后来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不堪。那些描述，以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基本可以归于胡说八道之属。中国文人习惯于以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观念，跪拜在胜利者面前称颂赞美。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许许多多胜利者中，许多人根本就配不上那些称颂和赞美。

仔细检视这场太子风波的前前后后，有众多资料表明：康熙此时并不是要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做太子。很有可能，越是众望所归，他越要将其排除出局。因为，他特别害怕大权旁落，特别不希望除自己之外，再出现一个政治中心。这种表示，在他此阶段的谈话中，几乎比比皆是。这是他出尔反尔等许多作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当时的朝鲜史料中，认为此时的康熙皇帝处事特别颠三倒四，甚至殴曳大学士马齐，几近疯狂。当时，康熙接近六十岁，不知是否和更年期综合征有关，使他显得很乖戾，对身边的人和权力特别神经过敏。

权力这玩意儿，还真的是可以让人丧心病狂。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皇帝下令第二次立胤礽为太子。他的理由是，太子以前被诅咒，迷失了本性，如今疯病已经痊愈。他召集来几位亲王和满洲大臣，告诉他们说：自己梦见孝庄太皇太后了，太皇太后的神情特别闷闷不乐，与平时大不一样。太皇太后是因为太子被冤来给我托梦的。而且，那天抓太子时天色突然变暗，那时，我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现在，太子的病好了，是我的福气，也是诸臣的福气。因此，复立为太子殿下。

在后来的岁月里，皇帝采用了盯人战术——他自己走到哪儿，就把太子殿下带到哪儿，一天十几个小时，不让太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在三年半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这哪里还是生活，根本就是苦役，对双方都是绝对的苦役。终于，在这种苦不堪言的境地中，皇帝累了，而太子殿下则已经不仅仅是累。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皇帝从热河匆匆返回北京，驻于畅春园。在他的命令下，太子殿下和诸皇子匆匆进入澹宁居。康熙开口便宣布：皇太子胤礽狂疾未除，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遂第二次废黜太子。

朝鲜史料记录说：太子殿下被皇帝每天拘在身边，痛苦不堪。他想象着弟弟们在外面的诸般快乐，常感自己生不如死。后来，好不容易皇帝到承德避暑去了，太子殿下全面自由，沉溺在酒色之中。他派遣诸路人马，分赴一十三省富饶之地，为他勒索钱财，搜寻美丽女子。稍不如意，便找借口将令他不开心的官员罢官去职。最后，“上至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徇其私而后已”。（《李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癸酉）

据说，太子殿下经常对亲近的人说：古今天下难道有四十年的太子吗？的确，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康熙皇帝也实在不想要他这个四十年的太子了。于是，皇帝将那些曾经接受太子托付，为他徇私帮忙的部院重臣一一抓进监狱，以极端严酷的刑罚惩治被认为阿附太子的重臣，如刑部尚书齐世武的身体被用大铁钉钉在墙上、呼号数日而死等等。然后，康熙再一次把太子殿下幽禁起来，他说：前一次废太子时，自己气恨异常，这一次，则是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很难想象，他怎么还笑得出来。

正文第十一章康熙阴暗面：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

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六十一年。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七岁时继位，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岁去世，他在位的实足时间已经接近六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所有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康熙一朝，气象万千，开启了我国帝制社会最后的繁荣兴盛。诚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如影随形的阴暗也着实不算少，可能是这种政治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

或者换个角度，说不定可以这样思考：仅仅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而且越来越精彩，面对这种情形，帝国显得很无奈，于是，才会有回光返照一说。否则，拜帝王政治和孔孟之道所赐，我们大约可以在朝代轮回中永远地轮回下去。如果不信，看看洪秀全及其奋发有为的同志们，曾经何等意气风发，他们建立短命政权太平天国之后，在南京城中、天王宫里的作为，大体能够让我们明白那轮回的力量有多大。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康熙皇帝玄烨的很多政治行为艺术做了匆匆巡礼。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贴近这个人，做一番稍微细致一点的近距离观察。

十七世纪即康熙皇帝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是人类科学在与愚昧的较量中走向昌明的时代。随着新航道的开通，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使这种视野变得无限高远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

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人们听取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伊萨克·牛顿爵士成为这个科学院的外国名誉院士之一。当牛顿爵士在英伦三岛约克郡的苹果园里，俯下身子捡起那只红彤彤的苹果时，遥远东方的紫禁城里，比牛顿小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可能正在为那神秘的天空而如醉如痴。

事情发生在康熙七年十一月底。当时，在帝国钦天监里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最高长官杨光先发生激烈争吵。原因是，南怀仁认为，在杨光先支持下编制的《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中，有许多误差，而杨光先等官员坚决不承认，导致南怀仁上疏皇帝予以揭露，杨光先随即上疏反驳，双方在康熙皇帝面前激烈论辩。

在那一堆堆天文、历算的术语面前，康熙皇帝如坠云里雾中，完全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于是，十四岁的小皇帝采用了最为简单也最为聪明的办法予以裁决：他下令，让争论的双方，用实测的方法证明自己结论存在的理由。为了保证实测的公正性，他派遣内阁大学士等二十名高级官员临场监督。一个月之后，到第二年正月，他们分别检测了立春、雨水、月亮、火星、木星，结果很不幸，杨光先一派采用我国传统方法所做的测算是错误的，而南怀仁采用西法做的预测几乎分毫不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皇帝命令双方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广场上，用日晷针测试阳光在正午时的位置。这一天，所有朝臣齐集午门之外，所有人都很关心事情的结果，大家瞪大双眼盯着那两根日晷针影。随着太阳的移动，针影向事先算好的刻度逼近，恰在正午时分，南怀仁所划的刻度与针影重合，而杨光先所划之刻度尚差几分。至此，任何辩驳都无济于事。杨光先受到申饬，皇帝命令南怀仁担任钦天监副长官，参与天文历法的测算与编制。

事情并没完，因为这场争论，涉及了发生在几年前一场更大的事件。

就如表现出来的那样，杨光先自己对天文历算懂得的很有限，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情形和今天互联网上的那些激进民族主义“愤青”很相似：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各国情势所知甚少，在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对自己不懂的事务发表评论。杨光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对西式天文历算发起攻击并成功入主帝国钦天监的。

晚明前清时代，我国曾经产生过一部伟大的天文历算著作——《崇祯历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这是一部“包括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这部巨著，就是在徐光启所推荐的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帮助下完成的。

邓玉函（Scerrenz）是德国传教士，本人是山猫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成就斐然，与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好朋友，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我国的古代典籍《尚书》、、《春秋》及《尧典》中对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记载。他是在北京去世的，对我国晚明前清近代天文历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邓玉函死后，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他对推动晚明时代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大影响。那时，天文历算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个官职。中国官员非常讨厌这个有可能抢夺他们官位的洋夷，因此，汤若望曾经受到过士大夫们的猛烈抨击，使他受到多方排挤和难堪。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请崇祯皇帝批准，安排汤若望和一批中国天文官员，同时观测一次日食，结果，汤若望的计算与观测分毫不差，那批龌龊官员则丢尽脸面。梁启超认为，欧洲历算学的输入，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大事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徐霞客的几乎都出现在那同一个时代。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现得颇有气象，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汤若望编制的崇祯历，没有造福大明帝国，却便宜了大清朝，并且一直使用了将近两百年。就此，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汉族士大夫们十分不安。

但在当时，没有人敢用“华夷之辨”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因为在汉人心目中，皇帝和满族也是“夷”，这使他们很难受。到顺治十六年五月，当时只是江南省歙县秀才的杨光先开始发难，他不太明白西洋历算，对中国历法也所知甚少，但他懂政治。他认为，爱西洋历法十分危险，就像爱虎豹美丽毛皮而将它们豢养在卧室里一样，使用西洋历法就等于让我大清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奉西洋为正朔。因此，他明确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也就没人理睬这位忧心忡忡的爱国者杨光先。

顺治皇帝死后，杨光先再次上疏，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结果，康熙三年发生了“历法狱案”，第二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充军，五位支持汤若望的中国官员被处死。而这位杨光先尽管不懂天文历算，却也顺利登上了帝国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的位置。幸好，此时偏偏恰到好处地发生了一场地震，汤若望方才逃过这一劫。被关了小半年的汤若望，气息奄奄地走出监狱，一年后，死在东堂，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东。

这件事情可能给康熙皇帝的影响特别大。许多年以后，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令他发愤苦学。偌大一个帝国，连一部好历法都没有，实在不是件体面事儿。康熙八年，鳌拜等辅政大臣回家玩儿去以后，南怀仁上疏皇帝，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无缘无故地冤枉汤若望意图谋反，并以同一罪名冤杀五位中国官员。议政会议讨论后，认为这杨光先的确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建议处死，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认为，杨光先年纪不小了，驱逐回安徽老家算了。结果，杨光先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后，康熙便迷上了天文历算、数学和几何。他在养心殿附近专门辟出一间教室，里面摆满了最新的科学仪器。除传教士们进献的之外，他还让人仿制了许多，用来学习这些知识，几位有科学根底的传教士几乎每天进宫为他上课。

几年后，当他已经成为一位准天文学家时，曾经下令：“从今以后，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历算者，不许在钦天监做官，做了官而对此道不熟练者，不许升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此时，他也完全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几何学，他可以在野外，根据星座的位置熟练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和方位；可以用简单的器具，测量出远处的准确高度与距离。多年以后，他曾经在水利工地上，亲手教他的儿子和水利官员们，如何使用器具测量地形、地势与距离，令众多官员们叹服莫名。

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数学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数学成就。老先生曾经预言：这门学问将来会大行于世。康熙通读全书，在上面做了大量圈点批阅，然后，得出结论是，此书没有大毛病，但算法不够完备。在南巡路过梅文鼎家乡时，将梅文鼎请到他的御舟上，连续讨论三天数学问题。最后，很遗憾老先生年纪太大，无法请他出山。一年后，康熙下令把老先生的孙子召到北京大内去研习。年轻人读了皇帝学过的数学著作后，认为康熙的造诣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清史稿》梅文鼎传及文鼎孙谷成传）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

中国以农为本，从很久远的年代，便将重农轻商、崇本抑末定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可能从汉代时开始，每年开春时节，皇帝都要率领百官来到京郊，举行躬耕大典，就是在钟鼓齐鸣中，由皇帝亲自扶犁，耕下春天第一犁，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和劝勉。到后来，和我国许多形式化的东西一样，大体成为象征性的假模假式。

满族人以渔猎立国，对农耕所知甚少。入关以后，满洲八旗会种庄稼的人很少，圈占的土地主要由汉族农民替他们耕种，偏偏康熙皇帝特别喜欢种庄稼。据他晚年自己说：他自幼时起，就特别喜欢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这应该不是夸口。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确实有一块皇帝自己耕种的农田。而且，他还亲手选育成功了一个水稻优良品种，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若在今天，他的这个成果可是能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的高级别奖项。

康熙皇帝自己写过一本书，名叫《几暇格物编》，其中谈道：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他在自己的稻田边上散步，发现一株稻十分奇异，不但比别的稻子高，而且应该九月成熟的稻穗，在六月已经接近成熟。他遂将这株稻穗收藏起来，作为种子。第二年，这些种子播下后又在六月成熟。以后，他连年播种，越收越多。于是，康熙将这些种子拿到承德避暑山庄里试种，仍然大获丰收，并可以在白露前收获。据说，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庄时吃用的稻米，都是他自己种的，且有富裕。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在江南地区试种。

在南京和苏州地区试种的结果是：由于生长期短，加上江南无霜期长，这个品种一举做到了一年两种两收，亩产平均增长五成左右。书上描述说，这种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区曾经广泛种植的“御籼稻”、“百日种”优良稻种的来历。此稻后来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迅速普及，两百多年间一直是当地水稻的当家品种。据说，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就是此物。

在江浙一带巡视时，他发现往来船只上，载着很多猪毛、鸡毛，便询问船家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船家告诉他，福建地区的水稻田时常引山泉水灌溉，山水寒凉，用这些东西可以使禾苗生长正常且早熟。康熙回到北京后，立即在西山的玉泉山下实验，“果然早熟且丰收”。他还注意到：江浙一带稻田大多使用池塘水灌溉，池水不寒，所以不用这个办法。

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涝、治蝗等等心得。他认为，冬天利用农闲时节，深翻土地，可以把虫卵冻死，是治蝗最好的办法。虫子繁殖时收拾易，长成后收拾难；小时候收拾易，长大后收拾难；在地上跳时收拾易，能飞以后收拾难。到今天，这都是符合治蝗规律的真知灼见。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位皇帝受到人们尊敬的部分理由。有学者譬如孟森先生曾经感叹说：假如康熙皇帝能够在他所学到的天文历算、数学、几何、园艺中，升华出一般规律，然后，以他的巨大权力和威望，在全国大力鼓吹与提倡的话，说不定中国就会与同时代的欧洲一道步入科学昌明的时代了。

可惜，假设对历史没有意义。

这位科学素养很高的皇帝，终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

当时，以及直到后来很久很久，中国的读书人仍然认为，科学技术是旁门左道，是奇技淫巧，只有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才是终极真理。有一位学生，向孔老夫子请教农业技术问题，他老人家很没有好气。这位学生离开后，孔丘很恶毒地咒骂他是不可造就的小人。在这位颇有点儿势利眼的圣人心目中，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遂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尝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学的苦恼与耻辱，直到今天，还在苦苦追赶与挣扎。

据康熙说，他学习天文历算、数学、几何，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无法在臣子们打架时判断孰是孰非，因此，发愤苦读。如此想来，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钻研大约也有这种动机，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杀人放火的粗野夷虏，自尊心会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到后来，当他深切而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时，必定会令他自觉地将这种东西当成一个君主治国平天下的立身与立国之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尚未平息，他就写道：“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表明他特别清楚地知道，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与他帝王统治的治统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欲望，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说得真好。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的最深层动机。

康熙初年，曾经一度废除了八股经义取士，改为策论，要求应考的学子们针对社会问题，在命题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唐宋时期实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方式。康熙亲政后，将这种有助于活跃思想的方式再次废除，又改回到了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之中。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此人的大体思路——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在不能允许之列。并且，也就能够明白，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同样在康熙皇帝身上，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面。

从各种史料中判断，康熙的文化素养还不错。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有一股狠劲儿，在刻苦钻研那些古代典籍时，曾经累得吐过血。玄烨和他的父亲一样，据说也曾经在废寝忘食的学习中“咳中带血”。有资料说，为了练习书法，他临摹的大家手卷有万种以上，手书寺庙匾榜多达千余。高士奇等当时和后世的书法家称赞康熙的书法“深得古人之意”，应该不仅仅是在拍马屁。还有一种说法，对康熙就大为不利了，说是在宫中档案里，发现了一些康熙写的亲笔信，字迹拙劣得就像低年级小学生，由此认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书法作品可能都是别人代写的。若果真如此，大清朝皇家作假的本事可就太大了。在有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现之前，我们姑且存疑。

至于康熙写的那些诗文辞赋就真的不好说了，基本看不出什么古意来，像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紫禁城，满眼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气息，很少能够读出才华灵气，能让人记住的东西不多。可能是害怕别人说他没文化，所以康熙拼命堆砌华丽辞藻和古僻典故，使很大劲头抡高档形容词，声嘶力竭地加重语气。结果，因为太使劲儿，反倒露了馅，透出一股子小家子气。就像今天读书没读通的文化人，写出文章来，通篇没人能看懂的生造词汇，仿佛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不过，和他号称“十全老人”的孙子弘历——乾隆皇帝比起来，他又强出了许多，他毕竟还说过不少人话。那位据说一辈子写过五万首诗词的乾隆皇帝，才真正是制造文字垃圾的高手，在他那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御制诗文中，几乎没有一句是让人能够记住的人话。除了炫耀权势富贵、显示滥情纨绔之外，至少在诗文方面，这位智商极高的乾隆皇帝，大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花花公子。若非如此，他也没有本事把父、祖几代人留下的大好基业，糟蹋成鸦片战争之前的那副凄惨模样。

康熙做的另外一件事儿，倒是颇有古意。他大约很想将宋仁宗君臣在后苑赏花钓鱼的佳话再现于当世。于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从文臣和部院重臣们召集到瀛台，让他们使用事先备下的小舟、渔具，在皇家花园的亭下桥边任意游玩捕钓，并可以将钓到的鱼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他可能举办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可惜，也许是刻意的成分太重，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美谈。

另外一个时代的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宋仁宗一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宽厚是真的，由此，才会在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横飞的凶残之基上立国，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与汉文帝、宋仁宗大体是两回事。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由此可知，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若是这朵花每天嚷嚷着让人们来欣赏自己美貌的话，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愿意挨近它。

与此相关，大清朝的臣子已经蜕变成了奴才——禽兽补子马蹄袖，脑袋后面拖着根难看无比的猪尾巴，官帽上插着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马、家养宠物的装扮，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官员们形容成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们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无自己的思想灵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历史文化人物，原因端在于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大约也是拜没有跻身官场之赐。

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出于仁慈宽厚、出于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礼遇士大夫。这种说辞固然会为康熙所欣然接受，但很有可能不是事实。在现实中活不出个人样的中国文人，喜欢沉浸在白日梦里意淫。有众多证据表明，康熙皇帝鄙视满洲人与汉族士大夫诗文唱和的情趣追求，特别讨厌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坚持骑射武功为满族之根本国策。

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庭训格言》第95、52页）对满族大臣，他说得十分坦率：“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

在这种心态之下，他的确只会推行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一家一族的利益，而不会为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考虑，去提倡什么科学。

对于汉族士大夫，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有多少宽容仁慈的成分，实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康熙十八年，他曾经痛骂汉族官员：“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族官员做的好事，他们都要归功于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给别人。满汉官员在一起谈论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济。汉官总说满官偏执，若汉官真能出以公心，满官岂有不从之理。”（王先谦《东华录》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八月）

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极时代，文臣在内廷办公的地方称为“书房”。康熙皇帝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位置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

当时，诸王贝勒推举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废止，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在许多国家事务的决策上，对皇帝仍然具有钳制作用，这可能使康熙皇帝很不爽。于是，当这些文臣入值南书房之后，便成了他事实上的机要秘书班底。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通过皇帝直接下发诏旨的方式，避开了王公大臣议政制度的牵制，使皇帝逐渐向独操权柄方向靠近。而那些心有灵犀的文臣，也兢兢业业地帮助皇帝暗度陈仓。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陆续被皇帝提拔为部院甚至内阁重臣，致使入值南书房，成为当时汉族士大夫最高的政治追求与梦想。

最后，南书房终于过渡为雍正朝及其后来的军机处，并最终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在事实上被废止。就此，大清朝终于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极权专制政体。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实现的。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发生了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代就以才识过人而闻名乡里。康熙亲政后，戴名世只是个秀才，曾经被破格任命为知县，他没有接受，自己卖文为生。他为人坦诚，说话直率，一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有点儿怕他那张嘴，也就自然有些恨他。康熙四十八年，已经五十七岁的戴名世参加会试，结果一举考中第一名，并在殿试中仅次于状元，成为当年的探花郎。于是，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戴名世进入官场之后，不改书生本色，仍然不大会看人脸色，实话实说，出语惊人。当时，老先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一辈子就这样过来的，实在是要改也难。结果，他成了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的另类。偏偏此人名气太大，寻常拿他没什么好办法。于是，大家便“力挤之”，希望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出朝廷，让他回家玩儿去。

这些人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动的证据——

三十年前，戴名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记录几个南明政权垮台的历史。既然是写这一段历史，他自然就使用了那些政权的年号。结果，被这些小人翻腾出来，指控他妄图否定大清朝的正统地位。这戴名世生在清朝，长在清朝，考的是清朝的官职，他的文章里，只是意图写出那些南明政权，是如何由于“乱贼误国”而导致垮台的史实，希望以此警示后人，的确看不出反清复明的意思。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生在盛世，居然要为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获罪。他更加没有想到，仁慈宽厚的康熙皇帝竟然会为没影的事儿而雷霆震怒，把他视为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下令要彻查严办。

就这样，先后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来。刑部官员经过几个月的严刑追逼，确定这是一桩相互勾结的大逆不道罪案，属于十恶不赦范围内之大罪。于是，拟定了许多人分别凌迟处死、斩首示众、发配为奴的处理意见。

到康熙五十二年，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终于最后定案：戴名世从宽处理——斩首，已经死去的一位学者开棺戮尸，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为奴的为奴，最轻的三十二位官员，也都受到了降级撤职等处分。由此，为雍正和乾隆两朝愈演愈烈的、文化上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江南乡试——高考作弊案又闹得沸沸扬扬，读书人从大闹学宫开始，一直闹到两名最高地方官员互相弹劾。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封疆大吏，他们之间的纠葛，涉及当时最敏感的问题，到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程度。一时间，全国为之震撼，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康熙皇帝，希望知道皇帝会怎样处理如此棘手的难题。

事情是从一桩考试作弊案开始的。

当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放榜后，引起一片哗然。原因是，中榜者大多是盐商或官宦子弟。苏州考生近千人，只录取了十三名，除一人之外，其他入选者都十分可疑。随后，有消息说，其中至少有五人是给考官送了钱的。当时，主考官是都察院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院编修赵晋。考生们写了一副对联，曰：“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国家考试场所的大门上，有人将“贡院”两个字增减笔画，改写成了“卖完”二字；扬州考生将左必蕃的祠堂拆毁，以发泄愤怒。九月二十四日，终于发展到了顶点：上千名考生抬着财神像浩浩荡荡来到教育管理机构，将财神爷像和孔圣人像放到了一起。

康熙皇帝在收到的报告上批下了五个字：“可羞之极矣！”遂派出钦差大臣前去查办，并命令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会同查办。

谁知，案子刚刚开始查，就演变成一督一抚两位封疆大吏之间的殊死战。原因是，案子牵涉了两江总督噶礼。

当时，通过复试，查出确实有被录取者作弊，作弊者不但文理不通，就连卷子都是枪手代考的。审讯中，作弊者供认了行贿作弊的过程。结果，发现有三百两行贿的黄金下落不明。继续深究时，一个叫李奇的家伙当堂招供说，那三百两黄金是行贿给了两江总督噶礼，会同办案的主审官一下子成了犯罪嫌疑人。当着钦差大臣的面，噶礼怒不可遏，下令将李奇乱棍打死。就在衙役们抄起大棍时，江苏巡抚张伯行坚决制止，会审公堂一时几乎变成全武行。随后，在那李奇家里搜查出银两。李奇大叫“陷害”，坚决予以否认。至此，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复杂万分，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往下查了。

几天后，噶礼和张伯行的奏疏分别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张伯行弹劾噶礼，在此一案中收受贿赂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千万元人民币。张伯行说那噶礼“卖官、卖法兼卖举人”，可谓罪恶累累。噶礼则弹劾张伯行“猜忌糊涂”，眼下正在查办的戴名世《南山集》在苏州就印了三千册，张伯行并不查办等等。弄得康熙皇帝也不识就里，只好下令将二人一起停职，以便钦差大臣放手查案。

结果，没有几天，从江南织造曹寅那儿，送来了秘密报告，说是被牵连进案子里的两个县官，一个翻供，一个上吊自杀，江南人民纷纷传说是杀人灭口。那两位钦差可能是害怕案子拖久了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便草草结案，建议皇帝将涉案人员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流放的流放，该抄家的抄家。对于噶礼和张伯行则是这样判定：二人互参，查无实据，是属虚妄。张伯行无端弹劾总督，导致二人互参，所以，噶礼降一级使用，张伯行革职流放。

这个报告还没送到皇帝手上，江南地区已然是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个钦差大臣根本就是一对浑账，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曹寅在给皇帝的秘密报告里告诉康熙：此次，钦差大臣在江南地区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人人都认为这个判决是糊涂徇私的结果。眼下，已经有大批士子、百姓聚集在江苏巡抚衙门，为张伯行申冤请愿。

康熙皇帝随即发布指示，斥责钦差大臣草率，认为必须将一督一抚的互相弹劾一案彻底查清。朝中重臣们开会商量后，建议皇帝仍然让二人继续审查。皇帝认为不可，此二人已经不堪信任，另派两名重臣前去审理。

这两位重臣在盛夏时节，来到江南，于挥汗如雨的酷暑之中，走马灯一般审理案情，煞有介事。大家一看，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儿，应该是有一个公正了。谁知，判决一出来，竟然比前一个判决惹出的众怒还要大。原因是，这次判决中，对考场舞弊一案的涉案者一律从严从重处理，然后判处噶礼与此案无关，张伯行诬陷帝国重臣，应该撤职查办。

此时，皇帝两派钦差，历时一年，查办的结果，除了噶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没有天理，甚至认为，根本就是康熙皇帝在袒护贪官。

曹寅又一次紧急呈递秘密报告，称：江南地区民心不服。第一次判决时，张伯行从扬州返回苏州，数万扬州民众担心张伯行被人谋害，沿江列队保护，苏州人民则扶老携幼携带瓜果饭食沿途奉献兼作保护，场面极其壮观感人；如今这第二次判决下来，张伯行回苏州候旨之际，整个苏州家家焚香遮道，为张伯行祈福，从枫桥到葑门，张伯行经过之沿路二十余华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可行。谁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颠倒黑白的判决，人们认为不是皇帝袒护贪官，就是贪官勾结蒙骗了皇帝，否则，不会有这么离奇的判决。

其实，百姓们的判断很有道理，事情还真的和皇帝有关。两拨钦差大臣捣糨糊、弄出一本浑账，原因特别简单——皇帝态度暧昧，他们摸不清楚皇帝的底牌，只好委屈张伯行，做出有利于噶礼的判决。原因同样特别简单：噶礼是满洲勋贵的后代，皇帝对他比对张伯行要亲近信任得多。

这噶礼不是一般人，他的曾祖父是努尔哈赤时代赫赫有名的开国五大臣之一何和礼。噶礼本人也极受皇帝赏识，因为在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正当前线军粮不足，即将影响军心士气时，噶礼及时将粮草送到了前线，从而保证了战事的顺利进行。此事，给皇帝留下至深之印象，认为他勤敏能干、忠诚可靠，很快就将他提拔为山西巡抚。从此，这家伙贪赃枉法，纵容部下盘剥百姓，把山西人民坑得不轻。《清史稿》说他：“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就是说，这厮主政山西几年，山西老百姓被他搜刮得痛苦不堪。

康熙四十二年，皇帝西巡太原、西安。噶礼驱赶着山西百姓一直迎接到了河北省的望都县，花了三十多万两白银——约合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为皇帝修建行宫。迎接到康熙以后，他进献了四位美女给皇帝。康熙揶揄噶礼说：“怎么着，想给我使美人计是不是？把我当什么人了？”（李光地《榕树续语录》卷十八，第828页）康熙虽然没有收下这些美女，有证据证明，从此以后，皇帝对噶礼是更加信任了。此后，凡是弹劾噶礼的监察官员，不是报告送到皇帝手中便没有了下文，就是不让继续追查，甚至还曾经将几位弹劾噶礼的官员撤了职。随后，大约是觉得山西太穷，不方便噶礼施展的缘故，在屡屡被弹劾“贪酷无比”之后，康熙皇帝将他升迁为两江总督，调到了天下最富庶的膏腴之地——江南，让他来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的鱼米之乡大展拳脚。

张伯行则是康熙一朝最负盛名的清官之一，其名声之大，差不多可以和汤斌、于成龙比肩。他比噶礼晚半年被派任巡抚江苏，在此之前，他是福建巡抚。其离开福建时，曾经发生了数万福建百姓拦住马路，哭着挽留他的景象。

来到江苏之后，张伯行很快就意识到，和这位噶礼在一个省里共事实在不好玩，于是，上疏皇帝，以年老体衰的名义，请求退休，求皇帝放归田里。皇帝批示说：“我知道你操守清洁，江苏重地，不得以衰病辞。”把他的请求驳回。就在张伯行进退两难时，发生了这场考场大案，把他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

十月五日，钦差大臣的判决结果送到朝中复议。帝国重臣复议的结论是：张伯行撤职，噶礼免议。报告呈递皇帝后，皇帝终于正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他先是把噶礼和张伯行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此二人互参是出于私心，实在可耻。随后，话锋一转，他认为钦差大臣担心噶礼权势显赫，所以不敢较真，害怕给自己招祸，也很可耻。再往后，皇帝明确指出：张伯行的操守天下第一，断不可参；这个判决，是非颠倒，同样可耻。皇帝下令，重新审议再报。

这回，帝国重臣们终于知道皇帝的底牌了。第二天，重臣会议后对皇帝说：皇上的评议极为精辟，天下臣民无不心悦诚服。但如何处理，重臣们还是没有定论。皇帝很英明地指示说：“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礼的操守，我没法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在江苏，噶礼有本事把江南的一半装进自己口袋。我自幼饱读诗书，要是这样的清官都不能保全，那么数十年读书有什么用！你们这些重臣明明知道张伯行是清官，为什么一言不发！如今，我说出来，你们才表示赞成，晚啦！”

十月十二日，全体朝官一致决议：将二人同时撤职，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请皇帝定夺。皇帝下令：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就这样，号称操守天下第一的张伯行，好好地做着官儿，却无端地被贪官牵累，受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成了此案中的输家之一。

噶礼明明天下贪渎第一，却仅仅是被革职。而且，还不再追究其罪行。这简直是贪官污吏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好出路了，从此，他算是安全着陆，再也不必提心吊胆，他可以用他那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银子，幸福地享受生活了。于是，噶礼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之一。

而最大的赢家则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

史书记载说，皇帝的圣旨下达到江南时，江苏百姓欢声如雷，人们纷纷书写条幅贴在大门上，上面大字书写道：“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在宣读圣旨时，曾经出现了数万人拜谢皇恩，齐声欢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壮观场面。半个月之内，有数万苏州百姓手持香火，集体跪在畅春园外，愿意每人各自减寿一年，献给皇帝，愿吾皇长命万年。

据说，福建百姓也出现了万众欢呼万岁的场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无法得知皇帝的反应如何。无法知道，面对此情此景，他心中是不是会泛起一丝不安？或者，他可能会一笑，说：这帮人，真是天下最好的百姓！他们真够可以的。

这里面，最叫人牵挂的，其实是噶礼的命运。《康熙起居注》记载说：这厮回到家里，享受了一年半的幸福生活。忽一日，他的老母亲竟然来到皇宫门前叩阙告御状，说自己养了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原来这厮派人在老太太的饭菜里下毒，要毒死他妈。悲愤的老人家还揭发了儿子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劣行。刑部报告皇帝：依大清律，噶礼需抄家后凌迟处死。康熙大怒，以至于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曰：“噶礼断不可留。当官就不是个好东西，又不孝，还有这么多劣迹。问问九卿，九卿虽然被问，谁敢说这家伙该杀？能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该撤职的人。满洲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凡满洲应共杀之！”（《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随后，皇帝命令宽大处理，将凌迟处死改为赐令自尽。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康熙五十年前后，是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两废两立太子发生在此期间，给康熙朝带来恶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在此期间。江南考场案和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发生在此期间。在处理这些无穷无尽烦恼的同时，康熙皇帝受到后世无穷赞美的著名仁政——“永不加赋”也发生在此期间。

所谓“永不加赋”，并不是指永远不增加赋税，而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起，新增加的人口不再征收人头税。原话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引发了雍正皇帝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赋税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巨大深远影响，至今还在发生极为重大的作用。目前，尚看不清后面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嫔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话题，有名号的大约是六十七位。这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就目前所知，在中国的高产皇帝中，宋徽宗赵佶以六十五个拔得头筹，唐明皇李隆基以五十九个位居第二，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只能屈居第三。

《清朝外史》第二篇关于康熙朝的记载中谈道：康熙的大学士张英备受皇帝宠信，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雍正与乾隆朝大名鼎鼎的张廷玉。张廷玉的弟弟也是朝廷重臣，据说，其夫人乃国色天香。一次，太后过生日，贵戚命妇进皇宫朝贺，他的妻子，出宫后虽然服饰依旧，却面目全非，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康熙大帝对这位美丽女子一见钟情，他自己留下享用了。据说，汉族命妇不允许进宫朝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可能是为了维持皇家的尊严，保护皇帝的体面。于是，也就有了“脏唐，臭汉，鼻涕宋，邋遢清”一说。

在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往山坡上抛洒金银钱儿，为的是看那些脚踩花盘底高跟鞋的妃嫔宫娥前仰后合地争抢，以此作乐。

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时，他还在江南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时，皇帝的小儿子们还在陆续出生。

曹雪芹说得没有错，盛世当中，除了门前那一对石狮子，干净的东西真不是特别多。

正文第十二章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戌时，大约晚八点前后，康熙皇帝玄烨病死在畅春园。当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从十四日到十九日，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先皇帝遗诏颁布天下，二十日举行即位大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于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猝死于圆明园，死因不明。

雍正在位时间不长，却是整个大清王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他所实行的一些制度创新，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直到今天还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也是在当时和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是留下最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执政的短短十三年间，他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个人的事情——从他继位，到他死去，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争论和见解，作好作歹，说什么的都有。在有更新资料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人能够权威到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本人到底有多少委屈，以至于他要写出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全方位地为自己、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辩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遂成为雍正年间最为奇异的景观。

事情是从曾静投书岳钟琪引起的。

岳钟琪是继年羹尧之后最为显赫的汉族高级将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武将世家，比雍正皇帝小九岁。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一系列战争中大获全胜，因此，雍正六年，四十二岁时受封三等公，官居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路大军。这是一连串极为崇高的头衔，除了年羹尧之外，还没有哪一个汉族人能够得到皇帝的如此宠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我国官场的常态，于是，围绕着岳钟琪便出现了许多传言。对他最不利的一个说法具有巨大杀伤力——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五百年前，岳飞对抗大金，壮志未酬；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系后代，岳钟琪要继承先祖岳飞“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的遗志，将大清朝赶回到东北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里去。这些传言令岳大将军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当时，就有许多汉族重臣上疏皇帝，认为岳钟琪“不可深信”。据皇帝说，类似的书信装满了一箩筐。

偏偏不久前，雍正五年六月，有一个疯子，在成都的繁华街市狂歌而行，大叫说：岳公爷将带川陕大军造反，成都四门已经掌握在秘密组织手中，将同时发难，见人就杀等等。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钟琪劝雍正皇帝修德，惹恼了皇帝，皇帝要召他进京，削夺他的兵权，就像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最后冤死在风波亭一样。而岳钟琪汲取了祖先的教训，忠义爱民，坚不奉诏云云，传得绘声绘色，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这些传说，使岳钟琪心惊肉跳、苦不堪言，谁知，却打动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这位秀才，就是曾静。

曾静是湖南永兴县蒲潭村的一个教书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准备和他一起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衣冠江山。永兴县蒲潭村，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的万山丛中，道路崎岖难行，是个人迹罕至极为偏僻的穷乡僻壤。雍正皇帝的种种劣迹传闻、岳钟琪大将军与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的说辞，能够穿透皇家凌迟灭族的天罗地网，跨越千山万水达于此地，并激起一位山村老学究的万丈雄心，可见我国到处藏龙卧虎，且自古以来信息传播技术便极为先进，效力惊人。看来，要想制止这种信息传播，仅仅依靠凌迟处死、抄家灭族还远远不够，需要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和掌握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才行。

岳钟琪看到那封投书，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其中，谈到雍正有十大罪恶：一谋父，认为雍正为夺帝位毒死了康熙；二逼母，认为雍正逼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杀，原因是他的妈妈更喜欢雍正的同胞十四弟胤祯；三弑兄，前太子殿下胤礽死于雍正二年，是被害无疑；四屠弟，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指使人杀死的；五贪财，说雍正贩卖粮食发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说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嫔收为己有；九怀疑诛忠，指的是雍正杀死年羹尧、隆科多；十好谀任佞——喜欢重用溜须拍马之人。在曾静的笔下，雍正无疑是集古今昏暴劣行之大成的超级暴君和坏蛋，因此，导致“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清朝马上就要垮台。

曾静谴责岳钟琪背弃先祖之志，效忠大清，名声大损。臣子选择君主，就好像女子选择丈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忠告大将军：现在，唯有顺应天下大势，推翻大清，才能保住千秋名节。

岳钟琪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投书人张熙。为了把自己择干净，他特地请一位满族高级官员在审讯室边上的暗室里旁听。

不料，那张熙坚贞不屈，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恐吓打骂，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师的真实身份与来历，经过三次审讯，甚至被毒刑拷打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吐露一丝口风。最后，岳钟琪告诉他：前任的大将军就是被人引诱着犯了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不能不防。如今，看他这样视死如归，自己这才放下心来，可以相信他了。

据说，岳钟琪流着泪告诉张熙，他老师的信说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里话，自己决定甘冒风险，和他们师生共举大事。然后，在张熙的坚持下，岳钟琪对天盟誓，发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永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之间的机密。就这样，张熙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形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岳钟琪。

就此，曾静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很快将最要紧的几个案犯一网打尽。随着被牵连进来人数的增多，侦察范围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最后，查来查去，竟然发现，那些关于皇家龌龊事儿的信息来源，居然来自北京，来自被皇帝陆续修理过的亲兄弟们。

官员们报告皇帝说：曾经有一批从北京流放到广西的罪犯，全部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亲近人士与太监，他们在皇帝的两位弟弟获罪幽禁后，便被判罪发配边疆充军。这帮家伙成了皇帝丑闻的宣讲团，在长达几千华里的流放路上，走一路宣讲一路。据说，一旦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镇村庄，他们就大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大家，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只能判我们的罪，岂能封住我们的嘴？”（《大义觉迷录》卷三）于是，皇帝如何改诏篡位，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的特大新闻便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人是这样在谈论自己！”（《文献丛编》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第4页）他采用了一个极少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他一条一条地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十大罪恶，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谕——皇帝书写的批驳文章、曾静的口供和曾静被皇帝改造好后写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全部编辑到一起，取名为《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若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要将该省、府、州、县的教育长官从重治罪。（《大义觉迷录》卷一）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师生二人免罪释放。此时，在雍正的教育下，曾静已经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给皇帝名声造成的损害。他在《归仁说》里谈道，汉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过许多圣贤，如今已经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因此，圣人只能产生在异地，大清朝历代皇帝的作为表明了圣人异地而生的道理。雍正皇帝就像尧舜再生，实在是个好皇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一举兼顾传子与传贤两个伟大传统。再加上皇帝勤政爱民，是当今圣贤无疑。（《大义觉迷录》附录《归仁说》）

于是，皇帝决定让这位曾静到南京、苏州、杭州去宣讲《大义觉迷录》，让他的学生张熙到陕西去宣讲，然后，各自回老家的衙门报到，随时听候指示。

皇帝采取的另外一项措施，则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其成员全部在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去宣讲；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觉迷录》。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这种宣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极大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今后自己决不会再轻易上当了。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加大宣讲力度。（《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二十八，第249页）

还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就很激动地表示：“捧读圣谕，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自己还感到很惭愧，不是为了一个曾静，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无我无人、惟中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们的这些报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后，鄂尔泰全力帮助乾隆皇帝销毁《大义觉迷录》一书，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大学者，名叫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援引圣贤的教导，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时，他也在举荐的名单上，但誓死不去参加考试；为了避免受到纠缠，他索性削发为僧，出家做了和尚。曾静对这位吕留良特别崇敬，在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往吕留良的故乡，拜见他的后人和学生们，希望大家协力同心，实现老夫子生前的遗愿。这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慷慨激昂一番还可以，想看大清朝出洋相也是真的；但若论起干点什么，却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这令张熙失望之余，可能还有点瞧不起他们。

如今，他们全部被牵连进来。吕留良及其儿子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有家族、亲人、后人、学生、学生的学生、朋友、刻印过他的书的人、购买和收藏他的书的人，还有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譬如，有相当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供奉着吕留良的牌位等等。于是，已经死的人，要掘出他们的尸体，把他们的尸体再杀死一次；活着的人，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大多受到了秋后处死、抄家为奴、流配千里、削职罢官等处分，人数众多，不一而足。

就这样，曾静的一个白日梦，带出了一个吕留良大文字狱案，又由此扯出无数小文字狱。纳兰性德的老师、备受康熙恩宠的徐乾学早已作古，他的儿子名叫徐骏，是个骄狂暴劣的高干子弟，年轻时曾经给自己的老师下毒，害死了责罚他的私塾学究。此人作诗一首，诗中有个对偶句，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我国文人对着那清风明月已经伤感惆怅了数千年，现如今很快被人举报，给这老掉牙的俗套赋予了崭新的政治内涵。举报者认为，徐骏他“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同意这一判断，按照大不敬罪，将他斩首。（《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八年十月庚戌条）

这就难怪了，后来，有人写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倒还真把那陈词滥调写出了一点新意和情趣。谁知，大清朝的皇帝面对着这一联不错的佳句，看来看去，愣是从中看出来：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将那倒霉的诗人杀死。

沈在宽是吕留良学生的学生，曾经作诗曰：“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深州理旧疆。”他还抄录了一位叫黄补庵的文人写过的两句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如今，沈在宽被皇帝下令立即处死，黄补庵已死，家人妻子发配至功臣家中为奴，父母祖孙兄弟全部流放二千里。对于沈在宽教的学生们，皇帝念伊们尚且年幼，姑且饶过。（《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十年十二月壬子条）

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偏偏有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让已经很辛苦的皇帝不能省心。譬如，杭州有一个叫陈诠的人，自称是读书人，也捐了一个秀才功名。此人属于那种满嘴跑舌头、特别能忽悠的混混。他本来靠给一个算命先生做“托儿”为生，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忽然认定那个张熙是自己的铁哥们儿，在杭州就是自己陪着他逛街来着。几天后，他的事迹又升格为自己经常和吕留良的门下切磋诗文。如今，他们都栽了进去，多亏自己精明过人，才脱出法网。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中，此人自我感觉极佳。忽一日，官府前来拿人，他不退反进，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接待过曾静，两人彼此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等等。经过反复侦询，最后，官府认定这厮是想以此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遂革去他的功名，给他戴上一面大号枷锁，交给他的父亲管束，从此，不准他走出家门。（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第240～241页）

这样的事情虽然令皇帝哭笑不得，却也不会过于为此劳神。另外一种情形则更加令人欲说还休——

还是在浙江，有一个读书人齐周华，出身名门。他素来崇敬吕留良，听到《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认为自己有话要说，偏偏皇帝也下诏让大家直言无妨。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曾静，认为像曾静犯了弥天大罪都可以得到皇帝宽容，为何不能施恩于吕留良等受牵连的人呢，他觉得浙江人比湖南人好多了，至少浙江没有人跑到西安去向川陕总督投书。因此，如果皇上允许，他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吕留良遗属中的年轻一代担保，保证教育他们绝不反清，誓为大清良民。

当时，各级官员谁都不敢替他把这篇奏折送呈皇帝。于是，这位读书人千里迢迢地自费来到北京，直奔刑部大堂。刑部官员也没有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告诉他说，他的折子应该由浙江最高教育长官负责呈递。倒霉的齐周华只好返回杭州，来找浙江学政——省教委主任，结果，当场就被教委主任扣下，关了起来，一直关到了老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在销毁《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抓回北京，凌迟处死。消息传进监狱，齐周华大喜，在日记中写道：“实在是太痛快了，可惜吕留良的子孙还没有平反昭雪。”

偏偏事情还没完。

据高阳先生在《清代的皇帝》一书中介绍，乾隆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出了监狱的齐周华号称看破红尘，赴武当山修道。三十多年后，他竟然又思念红尘，回了老家。他的叔叔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文学侍臣，退休在家多年。齐周华去叔叔家探亲，有人恶作剧，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僧道不许滥入齐府”。齐周华以为是叔叔指使的，大恨，遂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状，并告发叔叔暗中与吕留良一案有牵连。报告一直送到了皇帝案头，皇帝认为自己很了解齐周华的叔叔，相反，这齐周华揭发信中的狂悖之言倒很是令人讨厌。于是，只是把齐周华的叔叔革职，却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孙充军黑龙江。那曾静于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否也会大呼：“实在太痛快了。”

就这样，由曾静投书案，牵连出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一直到三十年以后，还在余音袅袅。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下面这件事情才称得上是世纪疑案，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武侠或推理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直令今日之历史学家还在大费笔墨——

据说，在吕留良案的大抄家行动中，吕留良的一个孙女名叫吕四娘，侥幸漏网。从此，她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学会一身绝顶武功。有民间传说认为，这位吕四娘貌美如仙，她所拜的师傅，曾经就是雍正皇帝的贴身侍卫，属于顶尖级的大内高手。吕四娘学成后，化名混进宫中，将皇帝迷得神魂颠倒，四娘遂趁机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是关于雍正猝死之谜中的说法之一。根据这种说法，清西陵中泰陵棺材里的雍正是没有脑袋的。或许将来有一天的考古发掘会予以证明，如今，姑妄听之。

雍正皇帝死后一个多月，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急急下令，先是停止每月两天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所有《大义觉迷录》统统收回销毁。当时的命令很严厉，凡有胆敢私藏者，将是灭族的大罪。这样一来，本来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破书，突然变得无比宝贵。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把它偷偷收藏起来。后来，有人觉得放在国内不安全，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里，带到了吕宋、日本等地，从此，一本从里到外透着龌龊的烂书风靡海外，变得身价百倍，并确实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二百多年后，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揶揄的微笑评论说——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因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历史学家史景迁继续谈道：“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

帝国的皇帝和臣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浓厚的行为艺术情境之中，这种情境能够令人情不能自禁地创作着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迹，让那些本来满怀敬意的老外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在莞尔中，有机会说出如此机智的评论来。

就这样，围绕着一位仅仅在位十三年的皇帝，几乎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其表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则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差距可以远到十万八千里。在我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像雍正一样，成为这么多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并具有如此多姿多彩的面目。由此，可知这位皇帝确是不同凡响。

除了篡改遗诏、毒死父亲、逼死母亲之外，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修理他那些亲兄弟的故事、雍正杀死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的故事、雍正逼死自己的舅舅隆科多的故事等等。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在雍正皇帝本人和他儿子乾隆皇帝的努力下，这些故事统统变得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假，使他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多么力图把大清朝的江山收拾得稍微像样一点，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咎由自取。

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有一个普遍而又醒目的规律：政治地位与人性、人类情感呈反向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越高，其人性与人类的情感就越为缺失淡漠。所以，苏东坡才会感叹：高处不胜寒。原因在于，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崇尚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既然如此，阴谋与狡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就在根本上排斥了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排斥了人性和人类情感——这种东西只会坏事，在那里，只要有了利害的计算与利益的争夺就足够了。

同理，皇帝家骨肉之间的感情就更加不谈也罢了，那里根本就是最高级别的权力与利益的角斗场。胜利者标志着随心所欲，失败者意味着万事皆休。这就是我们拿着放大镜也不太容易找到皇室之间骨肉亲情的原因。

即便如此，像雍正那样摆弄自己同父异母甚至一母同胞兄弟的事例也还是不太多见。雍正皇帝胤禛排行老四，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雍正的二十来个兄弟中，除了他的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三人受到了不错的对待之外，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时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胤褆早在康熙活着时就被幽禁起来，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他的二哥胤礽是前太子殿下，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宫，后来被雍正移居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认为他的死与雍正有关。

诚亲王胤祉是雍正皇帝的三哥，他的遭遇，最能表现他的皇帝弟弟的阴狠残忍。

从史料中看，胤祉似乎没有太大的政治欲望，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学者。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他主持编修的。为此，康熙皇帝对他很是欣赏。为此，雍正的心里可能特别不舒服。胤祉对废太子很好，并在老大胤褆魇胜太子时予以揭发，保护了太子，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时，是从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这两位助手，一位叫陈梦雷，一位叫杨文言。他们二人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杨文言精通天文历算与数学，达到的程度，大约还在康熙皇帝之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倒霉，因为，他们先后撞上了两个不是东西的人：前一个是他们惹不起的、备受康熙皇帝宠信的大学士李光地，后一个则是他们更惹不起的雍正皇帝。

陈梦雷与李光地是福建同乡，又是同年——康熙九年一同考中的进士，考中后，一同选入翰林。帝国官场最看重的人脉关系——同乡同年同事他们都具备，因此结成了亲密的通家之好。他们在一同请假回福建探亲时，偏偏碰上了三藩之乱。耿精忠胁迫陈梦雷参与叛乱并招徕本省的知名人士。此时，陈梦雷的密友杨文言也身陷耿精忠叛军之中，李光地从老家来到福州时，对于是否响应耿精忠有些犹豫。陈梦雷、杨文言二人力劝他脱身回京，并秘密策划了一个击败耿精忠的计划，让李光地想办法带到朝廷去。李光地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朝廷军大获全胜。李光地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欣赏，并被迅速提拔，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谁知，此人当了大官之后，却坏了良心，一个人独吞了那件大功劳，并在耿精忠事败后，不为陈梦雷、杨文言二人辨冤，导致二人身陷牢狱。为此，陈梦雷写了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使李光地虽在皇帝那儿宠信不衰，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成了康熙朝著名的伪道学家。

此后，康熙皇帝爱惜陈梦雷和杨文言的才华，将他们重新起用，派给皇三子胤祉做助手，帮助他编校《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为了打击胤祉，把以前的老账翻腾出来，再次罗织罪名诬陷陈梦雷和杨文言，导致两位古稀之年的老学者、老科学家再次蒙冤受屈。随后，雍正罗织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将胤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不久将他削夺爵位，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胤祉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胤禩是雍正最为嫉恨的一个兄弟，他被削夺了爵位后，由四哥雍正皇帝为他改名为“阿其那”。有学者认为，这是“猪”或“肥如猪”的意思，有人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还有国外汉学家根据满洲习俗，认为是“冻死的活鱼”之意，不知道在满族习俗里，“冻死的活鱼”代表着什么意思。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说法。这条“冻死的活鱼”被雍正幽禁后，可能受了不少罪，死后，很多人认为是雍正谋杀所致。

胤禟是老九，雍正最为痛恨的弟弟，原因是，他坚定支持八阿哥胤禩。雍正替他这个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思黑”。有人认为是“狗”或者“贱如狗”的意思，也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目前同样没有权威的解释。他死时，状极痛苦，人们普遍认为是被雍正毒死的。

胤祯是老十四，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祯”字发“征”音，与胤禛的“禛”不是同音。起初，他支持八阿哥胤禩，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胤禛。后来，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王”，派他代皇帝御驾亲征，去平息西藏、青海地区的叛乱。很多人，包括胤祯自己，也包括今天的学者认为，康熙皇帝准备让他建立功勋威望之后，继承皇位。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是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的：康熙晚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胤祯远征之地距离北京数千华里，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月以上，康熙没有可能在临死前，把要继承皇位的人，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胤祯富有才干，威信也很高，雍正继位后，他始终不买雍正的账。据说，他们母亲的死，就与老太太对他的疼爱和为他抱不平有关。对于这个亲弟弟，雍正还算手下留情，一直将他幽禁在那儿，留下了他一条性命。乾隆继位后，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所有福利待遇。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于自己荼毒诸兄弟的做法进行了辩解，大意是说，这些兄弟都不是东西，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不得不如此云云。近年来，为雍正唱的赞歌响彻云霄，对上述事迹也做了符合雍正愿望的解读。因此，在人性与人格上将这些歌唱者与雍正归入一类，想来应该是他们所乐于接受的。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个人品性上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仅仅靠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愿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数千年的“慎独”之类说教，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好的制度，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必定是一个作恶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从现如今对雍正的赞美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

除了这些皇家兄弟之外，说起大清帝国功高权重的知名人士的死，大约就要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死最为富有戏剧性了。

《清史稿》中，评价年羹尧时说：此人“才气凌厉”。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这位抚远大将军的确够得上是文武双全、才气纵横。年羹尧出身帝国高级官宦之家，他可能有许多种方式为官为宦，如恩荫、荐举等，但此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参加科举考试，硬是一举高中进士高第，从此顺风顺水地走上仕途。

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老四——后来的雍正并不是那么受人待见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该人似乎从来没有能够身登大宝的迹象。以至于他最重要的一个谋臣，甚至沮丧地建议未登基前的雍正，想办法把自己安排到台湾去做地方长官，以便形势不好时，可以把主子四阿哥胤禛接到那里去避难。

在官场上上升速度很快的年羹尧怎么会投靠这位四阿哥，看准了他来烧冷灶，是一个很难找到确证的谜。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因为年羹尧投靠了四阿哥，才在这位皇子的保举下，一路青云直上的。这种说法，有它的可疑之处。

显然，年羹尧不是那种只会拍马屁、靠人际关系或裙带关系才能混迹江湖的宵小之辈。此人一生颇多风浪，没有真本事，是很难在那么多风浪中屡屡过关斩将，从而功勋卓著的。《清史稿》记载说，康熙年间，年羹尧在四川为官时，处理突发或紧急状态时的举措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一路晋升为四川巡抚。更加不同凡响的是，因为年羹尧“治事明敏”，康熙皇帝鉴于巡抚没有督兵权，特别因人设职，专门为年羹尧设立了四川总督一职，让他担任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康熙不是一个糊涂皇帝，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儿子的影响做出这种安排，除非在一种可能性之下：他存心要为这个儿子培植势力才会这样做，但是，这种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

康熙去世前后，年羹尧在川陕总督的岗位上，可能为雍正顺利继位做出了绝大贡献。原因是，当时皇十四子胤祯是大将军王，正在青海用兵，而年羹尧的位置恰好卡住了他的咽喉，使他在有形和无形的形格势禁之下，几乎没有可能对雍正形成什么威胁。

事后，年羹尧受雍正重用，取代皇十四弟胤祯出任大将军，西北用兵之军政大权尽入其掌控。在那一段岁月里，年羹尧的军政才华被尽情释放出来。他收发随心，每战必胜，称得上用兵如神，终于大获全胜。以至于雍正皇帝兴奋得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他情不自禁地把年羹尧称为自己的恩人，要求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可惜，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性格强悍之能臣猛将的命运一样，年羹尧在令人炫目的人生事业巅峰上待的时间实在太过短促。他遭遇到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国政治数千年——他没有可能一边率领千军万马出入于血肉横飞的战阵，一边还能徇徇如也，保持着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形象。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回到北京觐见皇帝，受到隆重而崇高的表彰。可能就在同时，雍正皇帝已经下定了收拾他的决心。十一月，在回任的路上，年羹尧收到皇帝发来的一份谕旨，话里有话地警告他：“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三个月以后，雍正三年二月，天空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天象，被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征兆。对于年羹尧来说，却成了真正的恶兆。他和众臣一样，给皇帝上贺表。结果，把赞美皇帝励精图治的“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认为，这是有意不敬。他说：既然你不想把朝乾夕惕许给我，那你的青海之功是不是许给你，我还没一定呢。

四月，皇帝下令免去年羹尧总督一职，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九月，命令将年羹尧押解进京。十二月，众臣认为年羹尧犯有九十二款大罪，请求将他立即处死，以正国法。雍正皇帝不忍处死，恩赐年羹尧自尽。就此，年羹尧家破人亡。（《清史稿》列传八十二，年羹尧）

年羹尧是皇亲国戚。他的妹妹嫁给了皇四子胤禛，胤禛成为雍正皇帝后，年羹尧的妹妹被晋为贵妃，在后宫中地位崇高，使年羹尧成了雍正皇帝名副其实的大舅哥。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皇帝收拾自己这位大舅哥，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时，雍正皇帝更加手下留情。

雍正为什么一定要置年羹尧于死地？当时的群臣和后世，包括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为皇帝找到了很多理由。从众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乃至传奇看，普通老百姓似乎并不认同这些罪名。和那些官员与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好像更懂得中国政治传统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于是，对于年羹尧之死便呈现了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五彩缤纷的景象。

不管怎么样，年羹尧被赐死了，留下了许多传说，许多无奈。

隆科多的死，和年羹尧有某些类似的性质。

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从亲族关系上，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又是他的内弟。因为隆科多的姐姐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雍正皇帝幼小时，曾经由孝懿仁皇后抚养，因此，雍正皇帝称呼隆科多为舅舅。康熙皇帝晚年，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一职时间长达十一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卫工作全部由他负责。康熙皇帝经常将一些极为机密的事项交给隆科多办，表明对他的特殊信任。

康熙皇帝临死时，只有隆科多在场。他一个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雍正继位的遗诏，因此，许多人认为是他篡改了康熙遗诏，扶持雍正登上帝位。雍正继位后，隆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新贵，与大学士马齐一起，总理帝国事务。

隆科多与雍正皇帝的蜜月期大约也只有两年时间。到雍正三年初，他的步军统领一职被解除。当年，在收拾年羹尧时，雍正顺便把隆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皇帝警告他：“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你们要老实点儿，不要自己找死。

两年后，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捕，群臣审议出四十一款大罪，其中的一些罪名，比加给年羹尧的还要可笑，但只要皇帝认可，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恶。最后，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杀死他，下令在畅春园边上盖了三间小房，将他永远禁锢在那里。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锢中死去，死因不明。

其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他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离皇帝太近。有一句西方谚语说：知道隐情最多的那个人，就是最该死的人。事实上，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孟森教授在谈到雍正皇帝时认为，康熙皇帝的这些儿子，都很没有教养；唯独雍正皇帝，在治国上，“天资独高”。他“好名图治，于国有功”，上天保佑大清，使大业偏偏落到他的手里。孟教授认为，雍正皇帝不失为像唐太宗一样“逆取顺守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68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之一，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同时，由于上面所述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在清朝的皇帝中，他也是在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是“定火耗，加养廉”，通俗地讲就是过去官员们鱼肉百姓是巧立名目暗中进行的，就如今天的各种回扣、附加费之类；现在要把这些名目化暗为明，变成官员们的养廉银子，将各种不合法的附加费合法化，使得官员们极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为数不少的官员不舒服的是：这些回扣、附加费化暗为明之前，若狠狠心再加上手段辣，本来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如今却没有了名目，只能拿那有限的养廉银子，这未免使当官少了许多乐趣。于是，他们嘴里也很难有什么好听的话了。当时，有“康熙朝有清官，雍正朝无清官”一说。意思是说：康熙爷在时，虽然有巧立名目的衣冠禽兽，却也有洁身自好的清官。如今，没有巧立名目了，却也没有清官了。过去，清官们还能造福一方，如今老百姓却要一体遭受搜刮了。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大清朝中后期帝国官员贪赃枉法的程度并没有减少，与以前历朝历代比较起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在位时，官员们大量挪借公款，成为国库中的呆坏账。雍正采用霹雳手段予以清理，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两个各级各类官员。雍正整饬吏治的努力及其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当然使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又心地龌龊的士大夫，不会说他什么好话了。

他的另外一项重大制度举措则是“拼地丁，停编审”。

通俗地讲，就是摊丁入亩，或者叫地丁合一。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政策是在大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开始推行的，实际上是从康熙时代的一项重大治国政策中引申和发展而来。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项重大国事宣言，宣布从这一年开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其当时和后来的世代里，这被看成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善举德政。九年后，雍正皇帝继位伊始，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之，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将在中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头税取消，改为田亩税。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却也把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数千年的一项特权剥夺了。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徭役，如今根据官绅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大的善政与德政，是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这项政策应该毋庸置疑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解了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势必加重了官绅的负担，有效加剧了士大夫们的痛苦。

这项制度的另外一层深意是：至少在经济或者叫财政赋税这个层面上，有效地将普通老百姓和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个平面，在皇帝面前，他们变成了人人平等。

显然，这项制度变革不可能不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中国士大夫阶级没有受过“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训练，因此，在掌握话语权的这批人口中，要想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样一项德政善举在和其他社会因素交织缠绵后，竟演化得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记载和后世研究统计中看，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超出过一亿人，排除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因素，最多时，基本在六千万上下徘徊。实行上述善举德政之后，解除了人头税压力的中国人再无顾忌，人口迅猛增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永不加赋”政策当年，中国人口总数为两千四百六十二万人。（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其后，以年增长率达千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速度膨胀。四十年后，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两亿，到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第一次派遣特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三亿以上；到鸦片战争前后，该项数字突破四亿。这便是在后来很多年间，我们一直听到的“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由来。

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已经不断有学者指出：人口过度膨胀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是这个国家诸多社会问题与动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

然而，视科学研究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的中国人，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于是，直到今日还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梦魇之下。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于是，上述一切，最终形成了在历史拐角处的——雍正悖论。

但是，不管怎样，假如有所谓康乾盛世这回事儿的话，有意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雍正的努力，就不会有所谓康乾盛世。

正文专尾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暴政

现在，我们应该而且也可以了解下面这一组数字了。这组数字部分告诉我们，明清之际，中国人为了争夺皇帝这个宝座，或者用正式术语讲，中国人为了实现政治权力更替所需要付出的人口成本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前后，中国人口大约在6069万左右。（胡果文《论清代的人口膨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

大清入关七年后，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1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063万（数据出处同上）。这一年，多尔衮病死。

按照孟森先生根据食货志考据的数字，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总数为1920万。（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

就是说，有80％左右的中国人，为这次权力转移、改朝换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假如有人告诉你，历史上，我们曾经是一个富有政治良知与智慧的群体，我想，你完全可以和他急。这些数字和上面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理由。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

大清帝国前期到乾隆皇帝时为止所制造的文字狱，从绝对数量上看，可能比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总和还多。自打入关以来，从顺治年间开始，康熙、雍正一代比一代严酷，到了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皇帝弘历制造的文字狱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中最多的一个。不必怀疑，在人类文化史最龌龊、最耻辱的那一页上，此人有资格与希特勒比肩。

乾隆真不愧是雍正的儿子，他绝对是一个制造文字狱、制造冤假错案和毁灭文化的专家与高手。在他手中，以文化工程——修四库全书的名义，毁掉的书籍，可能超过秦始皇烧掉的书籍一百倍也不止。他应该是需要为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落后，以至于到愚蠢程度负责的第一人。

看看他所做的那些浑账事儿，你决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变态者，假如同时再看看那些无耻文人对他的赞美，你必定会明白迫害狂和被迫害狂、施虐狂与被施虐狂是多么完美的组合、多么亲热的一对儿。使人无法怀疑，中国文人士大夫具有一种已经成瘾成性的阉割和受虐情结。没有人阉割他们时，他们就自己阉割自己，没有人虐待他们时，他们就自我虐待或相互虐待。

那是中国人做了奴才还要赞美奴才生活美妙的时代。

譬如纪晓岚。

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浑账皇帝敢于公开地、丝毫也不掩饰地对自己的臣民说：对于你们，我不过是像对待娼妓那样，像豢养畜生一样养着而已。乾隆皇帝就敢如是对纪晓岚说。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纪晓岚，则诚惶诚恐，叩谢天恩。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文人士大夫中的许多人，的确比大多数宠物还要可爱，获得主子的怜爱常常是他们的终身事业、终身的光荣与梦想、终身的奋斗目标；而乾隆皇帝也凭借上述作为——那些应该是足够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暴君。

这个时代理应受到永远的憎恶与诅咒。

假如一定要在以往的世代里，说出哪一个时代更好一点的话，我宁愿这样表达：那些帝制之下的时代，没有更好，只有比较不坏一点而已。而对雍正培养出来的儿子乾隆，我只能使用“更坏”这个词汇。

为此，那些为所谓“康乾盛世”和“乾隆大帝”欢呼的人，没有理由不受到蔑视。

就这样，大清帝国政治制度由军事贵族共和制向集权专制的转变，由努尔哈赤埋下伏笔，由皇太极发端，由多尔衮、顺治、康熙加快了脚步，由雍正皇帝完成，并在雍正与乾隆父子手中，以最终取消八王——王公大臣议政制度为标志，与帝王政治传统完全合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真正的专制暴政。

从此，这个王朝发生的故事，和历朝历代比较起来，在政治上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只会变得更可笑了。看一看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故事，对此，应该很难有什么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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