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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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正文引子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

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中国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先是头年底，帝国首都沦陷敌手；进入正月，金国骑兵将首都汴京城内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搜罗一空；二月，金人立原来的帝国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三、四月间，我们帝国的两位皇帝——当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全部成为大金骑兵俘虏，被掳掠到了金国。一同被掠去的还有在开封的全部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艺伎等一万四千多人。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从此，“靖康之耻”刀子般刻进了人们的记忆。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当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帝国，改年号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当时赵构刚满二十一岁。他成了大宋帝国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这一年，本书所涉及的人物，情况各个不同。他们当中，有一些被认为需要对本年发生的一切负责，有些则被本年度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命运，这种改变有时表现得相当彻底。

这一年遂成为令人无法释怀的帝国政界实录。

正文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公元1127年的大祸发生时，距离大宋帝国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死，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一年。仔细检视大祸发生的经过和这一百五十一年的帝国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太祖皇帝就已经为今天这场大祸种好了祸根。

祸根的根系则深植于皇帝的那张卧榻。

赵匡胤祖籍涿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县。公元92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夹马营。还有一个说法，认为夹马营应该叫甲马营才对。按照后一种说法，则很有可能是军队的一个后勤基地，和他的武将世家出身有些相符。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乳名叫“香孩儿”。

年轻时的赵匡胤曾经相当困窘，原因是他父亲本来是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的战将，后来屡遭变故，家道中落，家境变得十分艰难。

公元947年，赵匡胤二十一岁。史书说他“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学习骑射武功，常常出类拔萃。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上笼头的烈马。马狂奔，逸上城墙斜道，将他在门框顶上迎头撞将下来，观者皆以为那脑袋必定已经撞得粉碎。片刻，此人徐徐起立，腾身跳上马背，复驰骋如电。人皆异之。就在那一年，他离开越来越窘迫的家，开始风风火火闯荡九州。随后两年的江湖闯荡，令他饱尝人间冷暖，遍历世态炎凉，吃了不少苦头。当时，他父亲过去的一些好朋友已经相当有权势，赵匡胤去投奔时，时常遭遇白眼冷遇。其中最好的一位算是凤阳节度使王彦超，给了他十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把他打发了。我们未来的赵家天子极为困窘，最惨的时候，曾经靠在街边设赌局来维持生计。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今天在马路边上，时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用扑克牌与象棋残局引人上钩的此类人士。

公元949年下半年，赵匡胤流浪到了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没有钱住店，栖身在一座寺庙里。寺庙的住持年近百岁，饱经沧桑，阅人无数，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一看赵匡胤，风尘满面，难掩英挺之气；破衣一身，全无寒酸之态，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必非池中之物。于是，老和尚与他谈古论今，点拨他说：汉水以南社会稳定，水至清则无鱼；北方却兵荒马乱征战不休，乱世出英雄。少年英雄奈何南下，却不北上建功立业？赵匡胤一听，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也不客气，拿了老和尚赠送的一大笔重金厚礼，骑上寺庙里唯一的一匹毛驴，拜别老和尚，雄赳赳地就奔北方来了。

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军在后汉枢密使郭威手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赵匡胤这厮魁梧雄健，有一身上好的骑射武功，读过不少书，偏偏打仗还不怕死。当兵第二年，郭威发动武装政变，三下五除二把后汉收拾成了后周，作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作战不含糊，也因军功被提拔成了禁军东西班行首，大约相当于警卫队队长的样子。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死，他没有儿子，由养子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这位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口碑不错，赵匡胤当兵后一直跟着他干，此时成为他的亲信，被调到中央禁军中任职。

同年，北汉趁后周太祖刚死，发兵攻打后周。赵匡胤随柴荣出兵迎敌。两军在高平，即今天山西晋城东北部发生激战。这场战役对赵匡胤影响巨大。当时，北汉军队占据上风，后周的两员大将见势不好，临阵脱逃，导致整个部队阵脚大乱，极为危急。赵匡胤临危不乱，高喊“主危臣死，拼死尽忠的时候到啦”，带领所部骑兵直冲敌阵。北汉军队经受不住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一败而不可收拾。后周军居然扭转败局取得大胜。

战后，赵匡胤被周世宗柴荣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大约相当于皇家直属部队的第三把手，职责有些类似今天部队里的参谋长，一下子成了高级将领。这还不算，柴荣还委托他整顿军队，组建殿前司诸军。据说，赵匡胤平日为人质朴豪爽，重朋友讲义气慷慨大方，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钱大家花，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赵匡胤利用主持军队整顿的机会，将许多可以交心的部下安排到掌实权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又与十位中、高级将领结拜为著名的“义社十兄弟”，从而形成了在后周军队中极大的潜在势力。

此后，从公元956年到958年，周世宗柴荣对南唐发动过三次进攻，赵匡胤身先士卒，敢打敢拼，而且有勇有谋，表现极佳。公元958年，在攻打南唐的寿春时，赵匡胤乘坐一个皮筏子突入护城河指挥登城，要不是一个叫张琼的亲兵舍身护主，那如雨的矢石可能早就把他射成刺猬或者砸成肉酱了。

经过这些战役，赵匡胤攻城掠地却大难不死，很快就被提拔成了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已经成了军队系统中最重要的几个将领之一。在此期间，赵匡胤本人也开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他不光江湖义气豪迈依旧，还结交了一批文人雅士，并把一些这样的人收为心腹，如赵普、王仁赡等。后来，此二人分别成了大宋帝国的宰相、副宰相。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他还捧起书本，开始读书。这使周世宗柴荣很奇怪，问他：“你不好好舞枪弄棒，怎么居然读起书来？”

须知，此时的文人地位相当卑微，正是武夫们横行天下的时代。没有什么人把读书人放在眼里。

当上皇帝以后，赵匡胤曾经万分感慨地说：“天命这玩意儿，求之不得，拒之也不成。世宗是多么英明的一个人，见到方脸大耳的人就要干掉。可是我整天就在他身边，却安然无事。这就是天命呀。”事实上，赵匡胤取得周世宗柴荣的信任相当不容易，除了万死不辞、忠心耿耿地冲锋陷阵之外，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的洞察力和随机应变的弹性能力，显然作用不小。

有一次，柴荣召赵匡胤喝酒。醉眼朦胧中，柴荣盯着相貌堂堂的赵匡胤打量了半晌，突然说道：“你这小子方面大耳，好一派帝王气象，说不定今后也有九五之尊呢。”赵匡胤一听之下，吓得汗流浃背，酒也吓醒了。他端起酒碗猛喝几大口，然后，看着皇帝柴荣的眼睛说道：“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体壮如牛。这些都是属于陛下的，臣随时准备把这一切奉献给陛下。别说耳朵脸面，臣的心肝也很肥厚，皇上要是需要，任何时候只管命人来取就是，臣绝不会皱一下眉头。”一般说来，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表白面前毫不动容；而赵匡胤还没完，他相当动感情地继续演讲：“皇上所言，令臣如万箭穿心。臣方面大耳，乃父母所赐；皇上身登大宝，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违父母之命，只能生成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违背天命而拒绝皇位一样。请陛下指点迷津，臣该如何是好？”据说，周世宗柴荣乃大笑，曰：“酒后戏言耳，何必当真？”

就赵匡胤而言，他不可能把这样的谈话看成是酒后戏言，他必须当真。甚至，即便说，他以前还没有这样想过的话，这种谈话也很有可能会撩拨起他的念头，使他真的开始往这个方面想。毕竟那句名言几乎是人人皆知：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尽管周世宗柴荣但凡活在世上，他就不能也不敢做这件事。但他是不是不敢想，就很难说了。实际情况是，他可能不但在想，而且还在悄悄地做。

公元959年春天，周世宗柴荣在进军契丹的路上，莫名其妙地拣到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的字样。点检是个职务名称，大约相当于皇家直属部队司令员的样子。这个职位掌握的军队人数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在几路大军中，装备最好，也最精锐；而且就在皇帝身边，地位极其重要。一般情况下，这个职位只能由皇帝最为心腹的人物担任。如今，看到这么一块东西，柴荣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回军的路上，柴荣突然生病。于是，他立即下令将目前的点检撤职，换上他信得过的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变成了全国最重要的一支部队的一把手。

就好像真有天命似的，当年三月，当朝宰相王朴脑溢血突发死去。这是除了周世宗柴荣之外，赵匡胤最为畏惧的一个人。当上皇帝后，有一天赵匡胤到昔日的功臣阁去，看到了王朴的画像，他在画像前面肃立良久，然后整理衣冠，毕恭毕敬地向画像鞠躬。礼毕，他感慨万端地指着自己身上的龙袍对周围的人说：“这位先生如果还活着的话，我是穿不上这件龙袍的。”

当年六月，赵匡胤敬畏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人周世宗柴荣病逝。年仅七岁的皇子柴宗训继位。一时间，人心惶惶。史书说：“时人咸谓天下无主。”就是说，当时的人们一下子慌了，没了主心骨，觉得自己和偌大个中国突然没有主子了。

随后半年，军队的中枢机关和中央禁军的各级将领陆续换成了赵匡胤的弟兄们。

半年后，公元960年大年初一，后周君臣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紧急战报。小皇帝和宰相范质、王溥等当即命令赵匡胤率军前往御敌。立刻，京城里谣言四起，到处哄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当年，太祖郭威就是借口“边防有警”而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政权的。如今的情形与当年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赵匡胤自己装作愤愤不平的样子，唠唠叨叨地说：“人们怎么能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据说，他那和他长得很像的妹妹从厨房里冲出来，挥舞着擀面杖大吼一声：“大丈夫临大事要当机立断，别婆婆妈妈地说这些废话！”他妈妈杜太后，这位历史上有名的老太太也相当镇静，“我儿素有大志，该当如此。”

第二天，大军出发，走到距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驻扎下来。据说，当天夜里，赵匡胤一反常态喝得酩酊大醉，躲在自己的军帐中一夜没有露面，任凭弟弟赵光义和心腹谋士赵普与全军将领开了一晚上的会。

史书记载，大军离开开封景爱门来到陈桥驿后，就有一个号称会看天象的军校指着天上，愣说有两个太阳在天上打架，说是“一日克一日，乃天命”。这话立即传遍了全军。当晚，就有一帮中高级将领聚到赵普那儿议论纷纷。最后，话题终于落到要拥立赵匡胤当皇帝上。赵普听到这儿，假装正经地拍案而起，指着大家说：“赵匡胤对皇帝忠心耿耿，肯定饶不了你们这帮家伙。”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过了半晌，他们纷纷拔出刀剑说：“在军中谈论这个话题本来就是灭族的罪名。咱们今天说定了，有进无退，由不得赵匡胤不干。”赵普一看，大家的意见相当统一，没有问题了，于是就开始商量布置各种事项，分头行动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各军将领带着部下来到赵匡胤的门外，呼喊声惊天动地，赵光义和赵普两人走进赵匡胤的住处，将他搀扶出来，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件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大家一齐跪倒在地，山呼万岁。谁知，赵匡胤却沉下脸，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很感激。不过，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你们如果接受我的条件，我可以做这个天子；不然，我不愿意当这个皇帝。”

大家一听，赶紧跪下说：“请您尽管吩咐，我们唯命是从。”

赵匡胤说：“小皇帝和太后今后还是主子，我们得好好对待他们，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欺负孤儿寡母；朝中的公卿大臣是我过去携手并肩的同事，你们不能凌辱他们；如今的帝王一进城就烧杀抢掠，你们不能这么做。等到事情定下来，我自然会重赏大家；凡是烧杀抢掠的一概杀无赦！”

几万大军听了，一起磕头表示服从。于是，整军返回京城开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

当年，赵匡胤三十三岁，改国号为“宋”。原因是，在此之前，赵匡胤所领归德节度使的藩镇在宋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这也可能是商丘后来被定为北宋帝国的南京应天府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赵匡胤们的准备极为充分，组织得相当严密。而赵匡胤本人也确实具有足够的威望，才使一次改朝换代几乎没怎么流血就完成了。当然，后来灭掉两支不听话的军事政治势力，则是另外的故事。

应该说赵匡胤说到做到，相当“够意思”。他将后周变成大宋之后，对后周的皇室始终实行优待政策，确实没有随意摧残；对于后周的一批大臣，他几乎没有变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连宰相也都是原班人马继续干；而对于拥戴自己当了皇帝的那些有功之臣，他做的则可能是中国所有帝王中最厚道的，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太祖赵匡胤几乎是一个功臣都没有杀过。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祖宗家法，就是不许轻易诛杀大臣。史学界一个公认的看法是，有宋一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少荼毒大臣的朝代。

赵匡胤作了皇帝以后，保留了不少当年风风火火闯九州时的习惯，比如：他经常喜欢轻车简从到过去的老朋友家里喝酒、聊天，甚至有时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就去了。其中，去得最多的大约是宰相赵普家里。

赵匡胤做同州节度使时，赵普是他部下掌管刑狱的推官。如今赵匡胤作了皇帝，赵普也成了他的首席谋士。几年后，几位老宰相去职，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赵普的夫人烧得一手好菜，其中特别有滋味的是一款灸肉，可能就是一种烧烤着吃的肉，赵匡胤兄弟二人百吃不厌。赵匡胤管赵普的夫人叫“嫂嫂”，当了皇帝后，始终没有改口。每年都要有四五次驾临赵普家，而且一进门便叫“嫂嫂”做灸肉来解馋，相当亲切随和。中国民间流传了不少关于这一对君臣朋友的故事，总起来看，他们之间相处得不错，显得还算明朗、健康，阴谋诡计虽然还有，但与其他朝代的开国君臣比起来，少了许多肮脏、戾气和血腥味儿。

作为宰相，赵普为后人诟病之处不少，但总体上的评价也还不错。民间流传了不少此人的故事，颇为传神：

有一天，他写了个奏折向皇帝推荐一个人，赵匡胤不满意，没有任用；第二天，他又把那个奏折递上去，皇帝还是不用；第三天，他再一次上奏，皇帝大怒，把奏折撕碎扔到地上后，扬长而去；这时，只见赵普在群臣众目睽睽之下，面不改色地跪下来，慢慢把奏折碎片拾将起来。第四天早晨一上朝，只见赵普又把已经用糨糊粘贴好了的奏折呈递上去。这一下，太祖没脾气了。据说，当时太祖一声不响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又据说，他推荐的这个人很称职，后来成了名臣。

有一个立功者按规定应该升职，但是，赵匡胤一向不喜欢此人，于是摁在那儿就是不批准，还怒气冲冲地问赵普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儿，你能怎么样？”赵普一本正经地回答：“罚恶赏功，古来通理，不是陛下您一个人专有的，哪里可以凭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赵匡胤不听，站起来扬长而去。赵普便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赵匡胤进到了后宫里面，赵普就恭恭敬敬地站在宫门外，一站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赵匡胤派人传出话来，同意那个倒霉的家伙升迁。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赵匡胤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潦倒的经历。宰相赵普在给他出过许多好主意的同时，也曾经撺掇他整治那些落魄时对他不好的人们。赵匡胤很反感地拒绝了。这段经历似乎没有在他的心理上留下特别负面的影响。因此，他当上皇帝以后，也几乎找不到什么特别乖戾失常的举止行为。当年，他曾经投奔过自己父亲的老朋友董宗本，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经常欺负他，弄得他极郁闷。赵匡胤作了皇帝后，那董遵诲正好是宋军中的一个中级军官，相当惶恐，像砧板上的肉，除了等人家拿刀来剁之外，毫无办法。赵匡胤不但没有收拾他，反而费了不少心思，帮助他将失散多年的母亲从辽国接回来，送到他的防地。这厮感动得要死，从此下死力效忠赵匡胤，成为当时挺有名的一员边将。

有一次，赵匡胤在禁中后苑打麻雀玩，一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立即接见。谁知，来人东拉西扯，讲的没有一件急务。皇帝大为不快，责问他为何谎称急务求见？那人说：至少比陛下打麻雀急。赵匡胤大怒，抄起那把著名的柱斧就打，结果，打掉了人家两颗牙齿。来人不声不响地将两颗牙齿捡起来，装进口袋。赵匡胤穷凶极恶地问：“怎么着，你还想告我不成？”那位臣子回答：“臣子我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赵匡胤愣住了。随后，相当诚恳地道歉，并拿出不少金银珠宝来贿赂这位官员。瞧，皇帝居然有怕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一般说来，大凡对白纸黑字还能够心存一点敬畏的人，就不大会坏得特别出格。对赵匡胤似乎至少可以作如是观。

这些故事很有一些江湖好汉的味道，读起来，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有部电视剧里的那支《好汉歌》。合上书本，一个感觉挥之不去：怪不得这么多梁山好汉出在宋朝，原来他们的开国皇帝就是如此；甚至会让人错把赵匡胤当成是他们中的一个。

赵匡胤当皇帝后，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同的是，此时他出手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五代十国中其他那些国的国君。比如后蜀国君孟昶。此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讲究生活品位的国君，据说他大小便用的马桶都是七彩宝石镶嵌的。一般说来，屁股如此尊贵的人，脑袋里装的就大体上是垃圾了。孟昶就是如此。他任命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家养小厮掌管大权，这小厮二十岁出头，读了几本兵书后，自称要为诸葛孔明出口气，完成他老人家六出祁山没能完成的事业。结果，碰上赵匡胤比他少得多的军队后，仅仅六十六天就亡了国。赵匡胤见到孟昶那著名的马桶后，很奇怪地问出了同样著名的那句话：

“拉屎用这玩意儿，吃饭该用什么？”

左右回答不出。于是，赵匡胤就亲手把那马桶砸了个粉碎。

都城在广州的南汉国君刘鋹，也属于很懂得生活的那一类人。小小的一个岭南王国，王宫里的宦官居然有七千多人。而且广州城里的宫殿多到了数不清有多少房间，里面装进了上万名各色各样的美女。最受国主宠爱的则是一位来自波斯国的女子，名叫“媚猪”。这位美女“媚猪”有一个奇特的嗜好，她住的宫殿必须用一种产自五百尺深海底的珍珠装饰。为了满足这个高品位的爱好，南汉国民葬身海底者不计其数。据说，赵匡胤听说这位国君与“媚猪”的事迹后，当时连说了几遍“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随后，决定灭掉南汉。

这场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从公元970年九月到第二年正月，五个月时间就宣告结束。那位国君的结局极有戏剧性：他本来准备了几十艘大海船，停在珠江口，委托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大宦官乐范负责把金银细软和“媚猪”等两百个美女统统装上了船，预备着打不过时就走。结果，等到兵败如山倒，他真的跑到海边准备走时，才发现乐范已经带着全体海船走得无影无踪。据说国君知道这个消息时，根本就不信，随后几乎昏厥，最后，万分惆怅地投降了赵匡胤。

最能体现赵匡胤这位好汉英雄性格的举动，就是对南唐的征伐。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绝对辉煌的篇章。不过，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又是个绝对低能、弱智，看不出任何政治智慧与才能的可怜虫。南唐政权曾经长时间在宋朝面前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但是赵匡胤准备完成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毁灭南唐的战争。战争开始后，李煜派来的使节质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赵匡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那句直到今天还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头脑的著名格言：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从而完成了赵匡胤这位江湖好汉成为帝王之后的性格塑造，也由此奠定了大宋帝国立国的基本国策。

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汉朝的四百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只有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和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去，才能够找到答案。

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四十七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时年三十七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瀛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这一区域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宋朝都城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大部分土地，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作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

1.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

2.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

3.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对于这些惨剧，人们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聊天。谈到大唐晚期，从黄巢之乱到眼下，不过七十年的工夫，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局面，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君臣二人不胜感慨系之。

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然如此；从眼下来说，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待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有问题。”

赵普不客气地反问：“后周皇帝柴荣待你也同样恩重如山，怎么就出了问题？万一他们的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怎么办？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可能了。”

这番话，有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大惊之后大彻大悟。

事实上，晚唐以来的历史，的确就是一部有奶便是娘、“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历史；当时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句著名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熟知的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在此之后胡传魁胡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于是，赵匡胤询问赵普应该怎么办？赵普的回答是：对于军队将领和地方藩镇节度使，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听到这里，赵匡胤立即打断赵普的话，说道：“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当时，他很有可能不愿意听到赵普说出让他杀功臣的话来，才截住了赵普的话头。不久，赵匡胤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主意：

公元961年的阴历七月初九，晚朝后，赵匡胤设宴请那些手握重兵、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们喝酒。等到酒喝得差不多时，赵匡胤命令所有侍从、仆役们一律回避，然后，感叹着对大家说：

“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经常在心里想，人生在世，求的是快活适意，何必非得争这个皇帝做？皇帝这玩意儿实在难当，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时来得舒服，弄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大家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公认的首席功臣石守信小心翼翼地问道：

“请皇帝您明示，怎么会这样呢？”

赵匡胤指指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这还不明白吗？谁不想坐这个位子？”

石守信一听大惊失色，我的老天，皇帝若是有所指的话，顷刻之间便会兴起血流成河的大狱！于是，石守信赶快带领大家一起离座跪下，说：

“皇帝怎么会这样想呢？如今天命已定，谁敢有二心？若真有这样的孽臣贼子，臣愿意提三尺剑为陛下灭之。”

赵匡胤欣慰不已，却也推心置腹地说：“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无奈你们的部下之中，难保会有人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不想做能行吗？”

连酒带吓，一时间，这些人已然泪流满面。石守信叩首说道：

“我们都是些粗人，思虑不到这些。请求陛下可怜可怜我们，指一条活路吧。”

于是，赵匡胤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

“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富贵，也不过是想多积点钱，舒心快乐，使子孙不受贫困而已。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到个富庶的地方去做官，多置些良田豪宅，自己享用也留给儿孙。再买些美女歌姬，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我们君臣之间也就不用互相猜疑了，大家各得其所，和美安乐，多好。”

功臣们听完，纷纷叩头，说是皇帝为他们考虑得太周到了，就像再生父母一样。

第二天，这些功臣们纷纷交来辞呈，要求辞去兵权。赵匡胤也真的将他们安排到一些富裕的地方去做官，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妹妹、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这些功臣。

在后来的世代里，颇有一些学者对于此举不以为然。理由是，赵匡胤在此倡导了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因此不足为训。这种义正词严的批评显然表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学术情操与人生境界。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关心的范畴，故在此不加以评论。

就这样，赵匡胤采用酷似梁山泊好汉们仗义疏财的方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将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们手中的大权一点一点地赎买了回来。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的确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我们知道，大唐盛世是从安史之乱戛然而止，并从此走向衰落的。而安史之乱则是由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酿成的大祸。

根据历史记载，大唐宰相李林甫是一位具有极强行政能力的宰相，同时，他还特别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两者相结合，使他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口气坐了十九年。这位宰相对中国文化有一项贡献，就是由于他的为人处世，中国新增加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其为人由此可知。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政绩平平；他推行的一项政策却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后果：

他给李隆基出了一个主意：任用胡人担任各镇节度使，相当于边疆大军区司令兼大行政区长官。他的理由是，这些胡人作战勇敢，没有野心。其实，潜台词是这些人没有汉文化根基，不会威胁到自己宰相的地位。李隆基居然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于是，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大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是柳城的混血胡人，可能是兼有契丹和汉人的血统。柳城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此人是个体重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外表痴憨，可能是个文盲。不学无术，实际却智商极高，洞明世事，人情练达，特别是对汉人的人情世故极为通达。据说，安禄山讲话高度机智幽默，而且，难以想象的是，这么一个三百多斤的巨型胖子，跳起一种胡舞来直如疾风骤雨，舞姿刚健而且轻灵，韵味十足，观者无不为之震撼与倾倒。一个推测是，很有艺术天赋的杨贵妃之所以会喜欢上他，大约与此不无关系。

他的安史之乱，基本是在李隆基充满艺术气质的关爱下实现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很像眼下那些俗不可耐、挺好玩挺闹腾的电视剧情节：

早年，安禄山作战勇敢，被一位著名将领收养为义子。后来，贪功冒进，打了败仗，按军法应该处死。宰相张九龄看了他的面相后，认为这小子面带逆相，胸怀狼子野心，主张趁早杀掉，以绝后患。李隆基却莫名其妙地饶了他一命。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朝见李隆基时，地方正在闹严重的虫灾。他对皇帝说：他曾经对上天发了一个重誓，如果自己对皇帝不忠，就让虫子吃掉自己的心肝。结果，他的心肝至今长得好好的，表明上天嘉许他的忠心。李隆基听后纵声大笑，很喜欢这个哄三岁小孩儿的马屁。

有一次，李隆基指着安禄山肥胖的大肚子问他：这大家伙里面装了些什么货色？安禄山严肃地回答道：除了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没有其他的东西。

安禄山出手极为大方，从他的驻地到首都的路上，献俘虏、献奇珍异宝、向京城权贵送礼行贿的人一年四季不绝于途，使很多人都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他跳过的胡舞，也在浪漫的帝国首都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

当时，社会上流行认干亲。李隆基想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叔伯堂表们结成兄弟，安禄山不干，他请求认杨贵妃做干妈。想想看，一个四十五岁的胖大男人满脸天真地要做一个二十九岁美貌女子的干儿子，是不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可是，李隆基很高兴，杨贵妃很高兴，安禄山更高兴。因为，他换来了皇帝颁发给他的享有免死特权的铁券丹书，这是当时的臣民中，尚没有人得到过的荣誉和宠信。皇帝在诏书中，将这个憨乎乎的大胖子比喻成了镇守边疆的万里长城，称赞他的赤胆忠心胜过诸葛亮。读了这篇诏书之后，再回过头来翻检开元、天宝、唐明皇、杨贵妃乃至安史之乱故事，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度的不真实感，感叹人性何以竟会如此。

此后，安禄山凡是晋见李隆基与杨玉环时，都不按君臣的礼节，而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他解释说：按照胡人的风俗，就是要先拜母亲后拜父亲。这种马屁拍得水平极高，怎么看怎么都透出了一股可人疼的机灵劲儿。

据说，杨贵妃曾经用绫罗绸缎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这位胖大汉子包起来玩耍，还为他行洗儿礼，一洗洗了三天三夜，李隆基不但不吃醋，还咧着嘴笑嘻嘻地赏赐他们“洗儿钱”。到最后，安禄山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后宫，或与贵妃共食，或通宵不出，一时间，丑声四起。李隆基浑然不以为意。

当此时，天下十大边镇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个人兼了三个，其防区从辽宁的朝阳，到北京一线，连接到山西的太原；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个人指挥了近二十万，占全国的四成。大半个北方捏在了他的手里。

好像担心他造起反来力量不够似的，李隆基又下令让他做全国军马的总管。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军力是否强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结果，安禄山将全国最好的军马几乎全部调到了自己的手上。

据说，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隆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大唐军队从兵器库中取出的盔甲刀枪，已经全部腐烂锈蚀，根本不能使用。仓促组织起来的平叛部队，许多人只能手持木棍开赴前线。

这次叛乱持续八年，史称“安史之乱”。

从此，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仿佛患上了恶性肿瘤，日渐走向衰亡，那些手握重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成为到处转移扩散的癌细胞。当时，节度使总揽一个大行政区的行政、军政和财政，下辖两三个州到十几个州不等，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到了赵匡胤的时代，许多节度使已经世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割据、叛乱、相互攻伐、敲骨吸髓般的敲诈盘剥，为害中国几近两百余年。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将节度使们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融解掉，最后，使曾经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变成了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文武大员。由此，实现了帝国权力结构中意义特别深远的转变。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大体过程、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宏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激情。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

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削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一般说来，行事相当大度的赵匡胤，还很小气地耍过一个小花样：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等等；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没有那么尊贵了，但是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品着香茗，商讨政事，轻松而且从容，于是有“坐而论道”一说；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那一年，赵匡胤大约三十五岁左右。眼睛昏花云云显然只是个小把戏而已。后来，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后的时代，可能是心理变态的缘故，宰相们就必须跪着伺候了。从此，除了爹娘，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面前。中国人也活得空前猥琐。当然，这些已经是后话，以后再说。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

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作“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作“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作“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

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在官员任期上也相当严格。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

这套干部制度的真正利弊之处，在短时间里很难看出来。一眼看上去，它对于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权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赵匡胤求仁得仁，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套东西与其他的因素相结合，不停地同时在几个领域里演化，最后，终于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孕育出了一些或者特别奇妙，或者特别怪异的果实。这可能就远超出赵匡胤的预料了。

譬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为了适应这套官制的运行，势必会有一些人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随着一年年加入官场的新鲜血液，这些闲官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由此生出的一个怪胎就是相当困扰帝国的“冗官”问题。

这套制度与其他因素结合后的另外一个衍生物则极其美妙。

此时，一个宏观因素，可能在这个交互作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转型时期行将完成之际。这一转型时期从盛唐开始，而到赵匡胤的北宋前期结束。从此，中国社会由门阀世族占据主导地位，变成世俗地主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

南北朝时代，萧衍当上皇帝时，曾经放出狂话：“我自应天从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意思是：我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关天下士大夫们屁事？可见，那时改朝换代，仅仅是大门阀贵族的事情。经过武则天时代的清洗，特别是进入晚唐和前不久的五代十国以后，门阀贵族们的高贵家世，恰好成为割据者和叛乱者们敲诈勒索、荼毒杀掠的对象。经过长期战乱，到北宋前期，那些尊贵的传统世家几乎被消灭殆尽。因此，北宋必须通过科举制度大量开科取士，才能获得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材；这又使科举制度迅速完善并且规范，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重要途径。有唐一代，宰相绝大多数出自门阀世家；到北宋时期，从赵普开始，“白衣卿相”大比例增多。布衣寒士、平民百姓通过科举一途大量涌进官场，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代再也不是仅仅与豪门贵族有关了，地主、商人、市民阶级在茁壮成长；一幅《清明上河图》，把这个新兴的社会，描画得清清楚楚。赵匡胤无心插柳柳成荫，用自己完全基于“卧榻”情结的设计，明显加快了这个社会的巨大转型。于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喜欢说的一句话叫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者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衰成了士大夫关乎的事情。

这个大背景，可能是我们理解宋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还有市井或者市民文化的重要线索。而赵匡胤设计的制度，相当严丝合缝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强力催化剂，催生和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发育。

或许和赵匡胤仗义疏财的个性有关，或者和他的赎买政策有关，北宋帝国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里最为丰厚的。据说，与明朝官员比较起来，大宋帝国官员正式的平均收入可能会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帝国官员们的收入是以官、职确定的，没有获得差遣对于收入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获得差遣的职事官，也只有那些放外任的才多增加了一些“岗位津贴”而已。

因此，经过长期积累和交互作用，产生了至少两个方面的直接结果：

一方面，造成了北宋时期庞大的、只拿钱不干活儿的冗官队伍；有史料说，在当时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

另一方面，这些已经跻身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们，他们既有钱又有闲，数量相当庞大，肯定是帝国文化素养、消费能力和时尚方面创造力最高的那一部分。于是，他们以自己的存在，全方位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任何对此抱有疑义的人士，不妨在晚唐、五代十国与北宋年间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徜徉、比较一番，陶醉之余或有心得。

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制成为有宋一代经济文化繁荣的巨大培养基之一。

与政治制度的设计比较起来，赵匡胤所设计的军事制度，对大宋帝国的影响同样或者更加既深且巨。

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其具体做法是，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掌管。举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率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

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他需要克服的障碍实在太多了。从此，除了南宋初年之外，赵家天子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黄袍加身式的兵变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指挥体系，运转起来滞重缓慢无比，没有什么效率可言；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故意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也使部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无从谈起。不但无法形成强大攻击力，就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这还不算完。大约是前不久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恶劣的缘故，或者是他们拥戴赵匡胤当皇帝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大宋帝国开国不久就实行了彻底的以文制武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将所有武人全部假设成潜在的坏蛋，然后，不许他们担任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他们必须在文职官员的领导下工作。因此，终北宋一朝，枢密院的一把手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曾经由武官出任，其余时间全部由文臣甚至宦官掌控；各级部队的统帅，也由文职人员或者宦官担任；职业军人即武将，则必须在文官的节制下指挥军事行动；哪怕在战术单位，也是如此。

这就太过分了。

这种明显乖张的做法，事实上令文职人员与职业军人同时受到了伤害；而受伤害最大的则毫无疑问是帝国及其军队。我们知道，真理只要走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在这一点上，赵家天子走得太远、太过了。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上述因素和太祖制定的募兵制度相结合之后，是如何导致帝国军队的疲软不振的。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帝国军队在对抗外部挑战时，动不动就溃不成军了。

与以文制武政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则是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的赵匡胤，却开创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与他制定的这些基本国策显然是分不开的。

当上皇帝后，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采用了许多手段笼络武将，但内心深处，他对武将们却十分警惕，甚至可能厌恶。有一次，在回顾了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之后，他十分感慨地对赵普说：“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部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应该算是比较喜欢读书并且大力提倡尊重读书人的一类。据说，他平时沉默寡言，酷嗜观书，哪怕行军打仗的间歇里都手不释卷。只要听说民间有奇书，常常不惜千金求购。有一次，跟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有人私下里到柴荣那儿告状，说赵匡胤打下寿州时，私运极重的财货，达数车之多。柴荣半信半疑，派人去查看，结果发现所有箱子里全部是书籍。柴荣大不解，问他：你刚刚担任高级职务，不好好收拾甲兵舞枪弄棒，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顿首道：“皇上重用我，我常恨自己没有奇谋襄赞皇上。看书就是想找到这方面的智虑见闻。”

当时，被挤在军阀割据夹缝里的文人学士，处境极为艰难。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名叫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不由分说地聘请为掌书记，负责他的奏章文件。张彦泽凶残苛暴，有一次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掉自己的儿子。张式不肯为他写这封奏章，并劝阻他不要这么干。谁知张彦泽拉弓就要射死张式。张式只好出逃。后来，张式逃到朝廷请求庇护。张彦泽知道后，向朝廷索要张式，并声称，如果得不到张式，将会有不可测之祸。朝廷居然就将张式交给了这个军阀。结果，张彦泽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断手足的刑罚，最后杀死。据说，五代十国时期，类似的事例不少。于是，时人记载说：士子生于斯者，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因此，才会有如此众多的北方文人士子，为了避祸，千山万水远逃四川和江南地区。

如今，赵匡胤偃武修文，倡导文教，尊重读书人，甚至以文制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戴，人们相信，国家真的是要进入太平盛世了。

赵普“半部治天下”的故事相当有名，据说，也是赵匡胤逼这位宰相读书逼出来的。

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虽然名贵，打起人来也很疼。据说，他发怒时就是用这把柱斧打人，而且越是亲近的人打得越狠，也就越疼。据说是为了让人长记性。

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这一年，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蜀中之乱。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然而，有一天却发生了一个惹人耻笑的大笑话，使宰相赵普差一点挨皇帝赵匡胤的柱斧揍：

当时，君臣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谈起了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认为是一个古来无有的好年号。赵普跟着拍马屁，列举了几年来不少好事，然后归功于赵匡胤改的这个年号。

谁知，旁边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极有学问，而且死看不上赵普。他等赵普特别起劲地拍完马屁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可惜，乾德是伪蜀用过的年号。”

皇帝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去查，结果真是前蜀的年号，而且是亡国的年号。这一下赵匡胤的羞惭恼怒可想而知。想起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读书不看报，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万分。

皇帝阴沉着脸在那儿运气，坐了半天，实在还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招手叫道：“赵普过来。”

赵普以为要挨那柱斧的揍了，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战战兢兢地走向御案前，只见皇帝拿起御笔，蘸饱了黑墨，在赵普脸上就是一阵乱写乱画，弄得他满脸满身翰墨淋漓。一边涂，皇帝还一边骂：“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匡胤就是在这一次，说出了他的另外一句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普奇耻大辱，而且整整一个晚上都不敢洗掉，直到第二天上朝。

从此，大宋宰相赵普开始发愤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人们只是看到他每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等到这位宰相死后，人们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的前半部分。从此以后，赵普以“半部治天下”的故事就传遍天下了。

皇帝重用读书人，经常喜欢用一段至理名言来告诫周围的武将：天下可以在马上得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之，更不能躺在马上守之。这句话对军人和武将们震动不小。此时，武将和文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换：现在，双方相见时，文臣已经不需要低眉拱手，一般是由武将们恭恭敬敬地唱个肥诺，先致问候。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军人“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新科状元登科后，披金挂彩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满京城游街夸耀。届时，整个帝国首都举城若狂，就像盛大节日一般地瞻仰新科状元文曲星下凡似的风采，所有美丽的少女都在心中梦想着与他结为连理。当时就曾经有人说：这些书生们的风光，甚至超过统兵十万，踏破敌国的大将军。这一切，是在大宋帝国初年开始成为习俗的。皇帝赐闻喜宴请新科进士们喝酒，也是同样在此期间形成的惯例。科举考试在这个时代代表着绝对的进步、平等与文明，为千千万万没有家世背景的莘莘学子打开了改变命运的大门。

读书和读书人如此受人敬重，以至于目不识丁的大将军也要奋起直追。

党进是赵匡胤的一位亲信武将。他不识字，甚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所统率部队的各种数字。太祖有时问到他，他每每会把幕僚们写在手板上的数字，举起来给赵匡胤看。他被派到高阳戍边时，按规矩，赴任前要到朝堂向皇帝致辞告别。太祖体谅他不识字，豁免了他的告别致辞。

谁知，他坚决不同意。幕僚们只好将致辞写在手板——一种类似文臣们上朝时捧着的笏上，并教他背熟。

届时，党进跪拜如仪，然后，抱着手板跪在那儿，准备致辞。谁知，紧张之下，他把明明已经背熟的致辞全数忘光，跪在赵匡胤面前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他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赵匡胤，大声说：“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这两句完全不相干的致辞一出，殿堂上的在场者无不掩口，“几至失容”。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两句来？”他回答说：“我早就看那帮措大（当时骂人穷酸的俚语）们喜欢在皇帝面前掉书袋，我也掉几句给他们看看，让皇帝知道知道，我也读书来着。”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

在中国所有世代里，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这样的誓约：

<small>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small>

<small>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small>

誓约中，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的、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宫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乃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

想想汉高祖刘邦“不要封异姓王”之类的誓约，想想我们听到的许多皇家“祖宗家法”，想想帝国权势场上一阔脸就变、但凡得势就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坦率说，笔者沉溺于故纸堆的时日不算短了，每日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昏君奸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相伴。很难有什么激荡起伏。奇怪的是，当读到赵匡胤的这份誓约时，竟然情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想想实在惆怅，即便是有这样一份誓约的约束，这个朝代还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此时后话，打住吧。以后再说。

赵匡胤的文治武功，其概要大抵如斯。

在他攻城掠地之后，制定了这些政策制度、祖宗家法，大宋帝国的“郁郁乎文哉”就是在此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始应用指南针于航海，大规模应用火药；

在那个时代，世界最繁华最发达的十大城市里，大约至少有五个以上在中国；

在那个时代，帝国汝、定、钧、哥瓷器，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的珍宝；

在那个时代，只有通过中国的贸易船队，世界才知道原来海船可以这样造，原来航海可以不迷航；那时，世界许多国家还在刀耕火种；许多欧洲的君主从生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是他们崇高的荣耀；

在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私立“大学”；那时，我们最大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已经几乎达到了一万人。让我们记住它的名字——白鹿洞书院。

在那个时代，曾经产生了比任何时代都多的一连串响亮名字，口口相传一千年，直到我们今天。他们肯定还会在我们的子孙那儿继续传下去。他们是：寇准、包公、杨家将、狄青、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柳永、苏东坡、司马光、秦观、黄庭坚、宗泽、李刚、岳飞、韩世忠、梁红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还有及时雨宋公明、打虎武松、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鲜血。

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是古代中国在全世界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时代。

这就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也最应该令中国人痛心的——大宋帝国。

这一切，可能都与它的开国皇帝、好汉赵匡胤的那个“卧榻”情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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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卷216唐玄宗天宝十载正月等前后各卷。</a>

第二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a>

第二十四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a>

正文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

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

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退，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象“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20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时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

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实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一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摧残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艺术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一点文化赞助者的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他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做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即。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此段经历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韩琦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官居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

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已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大宋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作“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景德年间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他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他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得读书万卷，如何得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做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静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成就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一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

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象。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导师。他有一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担任一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势。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定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两三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来自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将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索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的话，通过这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然会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从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的情形来看，上述判断应该不算冒昧。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根本无从谈起，有些甚至相反。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另一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时常面临失衡的危局，需要一次次度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达至新的平衡。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却也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反观一千年前的情势，情形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强行推进的结果，积累成为国库的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民间的肃杀与萧条，演变的结果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反抗。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人群，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们。

由是观之，我们大致可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两次变革，很难简单地等量齐观，任何将两者进行类比的企图，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或者从哲学意义上说，对于这两个基本不同质的、变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论框架，对一千年前的变革进行进步或者反动的价值判断时，如果不想使自己显得可笑的话，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经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敌，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生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决裂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的宽容庇护下，躲到大宋帝国的西京洛阳去，专心致志地致力于的撰写。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此期间，他曾经组织或者参与过反对变法的实际活动，他的反对派领袖地位，此时更多地表现为精神领袖的作用。有史书记载说，此时，他极少谈论现实政治。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场：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予以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两位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实令人感慨万端。

从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开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为止，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导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宁变法”。其间跌宕起伏，颠三倒四，前后历时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后，继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岁，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实际就是垂帘听政。司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阳返回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经被京城百姓数百人拦截在首都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史称，司马光相当恐惧，迅速离开开封，返回洛阳。

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个和王安石一模一样刚愎执拗的宰相。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它是一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自己所钟情的事业。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这位可能有某种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岁皇帝，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祐党人在元丰党人章惇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在帝国政坛最高层的章惇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同时制订了一整套摧残元祐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有当他的战友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诱人的念头。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不久，苏东坡与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从此，帝国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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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七章《王安石变法》，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a>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74～75页。</a>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71～72页。</a>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71页。</a>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96页。</a>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96页。</a>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08页。</a>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77页。</a>

正文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一年多一点之前，即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关于这一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一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一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

此时此刻，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

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当时稍后一点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地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李煜落到赵家天子手里三年，四十二岁时，在大宋都城开封，死于赵家天子一种叫“牵机药”的慢性毒药。当时，阴历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渡过迢迢银汉相会的日子，又恰好正是李煜的生日。这位皇帝词人心爱的小周皇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宴后侍寝，妻子向他哭泣求救，他毫无办法，只能万分悲怆地写了一首《虞美人》。在词中，这位亡国之君并不敢发泄不满，只是满怀凄楚地怀念故国和往昔岁月：

<small>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small>

<small>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small>

宋太宗赵光义读了这首情真意切的佳作之后，很不愉快，下令毒死作者。据说，他们使用的这种“牵机药”是一种极可怕的毒药，吃下去后，相当痛苦，使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所以起名叫“牵机药”。

相形之下，与宋徽宗的祖先比起来，女真人显得相当宽厚：宋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九年。五十四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大金国小镇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老病而死。死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写过一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一首词：

<small>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small>

<small>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small>

往昔的一切，就连做梦都梦不到了，其悲怆可以想见。可惜，就连在这样的词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与轻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不太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们，可能对宋徽宗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但是，只要你读过，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好汉，稍微一点拨，你就会知道，那位使整个国家奸臣当道、遍地虎狼、专门把好人逼上梁山的、在李逵口中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此人。

从现有史料上判断，宋徽宗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个多才多艺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时，宋哲宗只有二十四岁，应该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他的死，很有可能与放纵的两性关系有关。有证据显示，这位皇帝十四岁时，就有大臣上书，劝谏皇帝不要过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据说，当时皇帝已经大量征集民间适龄女子进宫，每天要有十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这位尚未婚娶、没有皇后的少年皇帝，这使得大臣们十分烦恼，也使皇帝的祖母，当时统摄国政的宣仁太后相当烦恼。

根据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三十六个小时以上才能发育成熟。过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导致这位青年皇帝正当盛年就死去，且没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么样，宋哲宗的死，无疑为宋徽宗登上帝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历史记载显示，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这位向太后是河内人，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人。她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时期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即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此时，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就是后来的宋徽宗继位。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从中，我们看到：使用令人无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对派闭上嘴巴的战术，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与传统。用八百多年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术语表达，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之为“上纲上线”。一般说来，这种战法应用在被上纲上线者无法或无暇辩驳的情况下时，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几乎是锐利无比，所向无敌。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

于是，我们很快就有机会看到，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或许是中国帝王中艺术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完美甚至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这位皇帝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据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宋徽宗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这位皇帝不仅瘦金体写得好，他的楷书作品《秾芳依翠萼诗帖》亦堪称楷书杰作，其笔法犀利遒劲，铁画银钩，被后世论者称为出神入化的“神品”。

赵佶的草书书法炉火纯青，用大师称呼他不算过分。他的《草书千字文》相当精彩，人们甚至认为其水平，丝毫不亚于盛唐时期的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可见其功力之深。

此人做了不少诗词，不过似乎没有达到他书画的水平，就像上面提到的那首词一样，读起来虽然还算过得去，但显得过分雕琢，能让人传诵的显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与书法家交往的故事，为历代文人骚客津津乐道。比如，他与大书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与徽宗一样酷爱石头，曾经在一块怪石面前纳头便拜，尊称此石为兄，人称“米癫”，就是米疯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瑶林殿张挂两丈长的画绢，摆上极珍贵的笔砚墨镇纸等，召米芾写字。米芾上蹿下跳、笔走龙蛇，并大呼：“奇绝陛下！”皇帝一高兴，把所有眼前宝物全部赏赐给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执书札，皇帝让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内侍，要唾壶！”也不知是要皇帝用，还是自己用，大约是一种抗议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宫廷风纪的官儿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说：“对俊逸之士，不要用礼法拘束他。”米芾曾经为皇帝书写过屏风，几天后，皇帝派宦官赏赐给他白银十八笏。十八笏为九百，当时的人们以九百为傻，和我们今天骂人二百五是一个意思。米芾兴高采烈地对来者说：“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听说后，大笑。某宫修完后，徽宗命米芾去写字，当时米芾已经身兼书画两学博士，相当于中央书院和中央画院两院的院级领导。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块珍贵砚台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块砚台被臣濡染过，已经不堪再让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声大笑，将砚台赏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着砚台就跑，结果弄得满身墨汁淋漓。

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诣堪称登峰造极，蔚为大家。据说，龙德宫建成后，徽宗召来各路著名画家作画。作画者都是一时之选。徽宗看后，无一句夸赞之辞。偏偏对一位并无名气的新近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赐该人服绯。当时，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绯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翠竹双雀图》，藏于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图》与《四禽图》表明，在花鸟画上，宋徽宗的作品称得上是炉火纯青的大师级佳作。

出自宋徽宗手笔的山水画杰作《雪江归棹图》，意境清奇高远，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画作品，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听琴图》则是宋徽宗传世的人物画代表作，这幅画出神入化的描绘技法令人叹为观止。画面上的弹琴者是在后世声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画像，而那位身穿红色衣袍的听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后世同样声名狼藉的蔡京。

这幅堪称杰作的优美画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与象征意义。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体、休戚与共的意味深长的画面——没有弹琴者，自然不会有听琴者；有了弹琴者，没有听琴者，也只能自得其乐，意思不大；若既有弹琴者，又有听琴者，而且双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这才趣味盎然、生动完整。在许多方面，亡国君臣宋徽宗与蔡京恰好就是这样一对知音。

事实上，北宋之后的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同意一个观点，即：北宋帝国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这一对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这不能不使人在观赏这幅美丽的艺术画卷时，心情特别复杂。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像宋徽宗这样才华横溢、具有高度灵气和素养的艺术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充满诗人气质和浪漫情怀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认为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有什么不对；他们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恶行事；他们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权帝制所赋予他的无上权力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容易明白发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许多故事了。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观”。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索性下令撤销了这个专门从事罗织的编类臣僚章疏局，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属于和苏东坡很对脾气的一种人。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窄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哲宗亲政的时间，掐头去尾大约只有六年多一点时间，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当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经放逐过政敌；如今与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们马上会发现王安石已经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了。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而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以往的时日里，章惇整治过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就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要求惩处他。最后，他终于被流放到了雷州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省。在那里，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自己给自己招来的屈辱。当初，他将自己的老朋友苏东坡及其弟弟贬到这里时，曾经立了一个新规矩：下令不许他们居住公家的宿舍。于是苏东坡的弟弟、曾经担任过副宰相的苏辙只好租赁民房居住。谁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饶，愣说苏辙强夺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员给予惩治，逼得苏辙只好拿出租赁合同对簿公堂，才算躲过此一劫。如今，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贬到此地，当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规矩去租赁民房时，得到的回答是：当初苏相公来租房，章宰相差一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已经没有人敢租房子给你了。我们无法揣摩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会好过。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间，宋徽宗做了两件颇有象征意义的事儿，一件是将被贬到永州的老宰相范纯仁请回京城；另一件则是赦免苏东坡，实际上是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与他同期被贬的三十多位官员也恢复了名誉与原有官职。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此时的苏东坡也贫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苏常州。

范纯仁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儿子。他的官位也当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来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满朝文武没有人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同样年近古稀的范纯仁不顾全家人的阻拦，挺身而出，结果得罪了当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这样，一家人跟着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当子女痛骂章惇时，老先生总要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来，他抖着湿淋淋的衣服问子女们：“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在这位老人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亲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纯仁返回京城后，双目失明，已经是风烛残年。宋徽宗不得已让他颐养天年，并且感慨万端地说：“像范纯仁这样的人，能够见一面认识一下，就已经令人感到十分满足了。”令人遗憾的是，范纯仁和苏东坡的逝去，似乎成为了一个时代消逝的象征，从此以后，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徽宗执政之初，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相当令人赞叹。宰相张商英劝告他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曾经有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我饿坏了，找机会再听你说吧。谁知，这位愣头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坏了。徽宗大叫道：“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徽宗相当感动，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此时的徽宗，表现得似乎特别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方今士大夫寡廉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有一位中书舍人，相当于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的机要秘书，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对他说，“我每次听这帮臣僚们谈话，总觉得不是内含奸诈，就是马屁扑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赖你这样的人。”

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

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祐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祐，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

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四百七十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从现有史料上看，宋徽宗当上皇帝时，蔡京已经享有了相当广泛的声望。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却也大有人在。当他第一次成为徽宗皇帝的宰相时，为数不少的帝国臣民热切地期待着，希望他能辅佐皇帝，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兴盛。据说，此人天赋异秉，有一种相当奇异的本领：他可以若无其事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午的太阳看，而且是长时间地看，一眼不眨。在时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坚定拥护者，以毫不留情地打击保守派著称，因此，在变法派失势时，也遭受了同样无情的打击。

但是，细心的人们也注意到，当保守派掌权时，蔡京曾经相当巴结地在五天之内，就在自己辖区内废除了新法，并向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报功。这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政治操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种怀疑不幸成为了事实。而在当时，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个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残酷搏杀后，到徽宗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准备再次依靠变法派时，蔡京手中高举的变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为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使他享有崇高声望的另外一个因素，也迅速发生了很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作用：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于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极的第二年。这一年年初，与宋徽宗共同听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开始真正掌权。实际上，在去年九月间，向太后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大政归于赵佶了，只是到此时，他才真正无所顾忌罢了。

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亲手贬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为定州知府，随即转为大名府知府。还未到任，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调回朝廷；又两个月后，升任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经进入中央决策层了；再过两个月，蔡京被升任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大致相当于第二宰相的职权。到此时为止，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蔡京已经成为帝国决策层的主要人物。由此再过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第一宰相。

从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将蔡京夺官后贬黜到杭州居住，到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年底，蔡京还是戴罪之身；从此时到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的七月五日，蔡京已经一步三跳地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实在来得太令人目不暇接了。

对于这个变化，史学家们众说纷纭。实际上，归结起来，大体上不外于两大因素：

其一，应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实力对比、角逐与博弈的结果；

其二，蔡京的艺术才华发挥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激浊扬清，表现出了一位中兴天子的气象。从当时皇帝发布的各种诏书文告上看，他很是诚恳，并没有玩弄权术、欺世盗名的迹象。

徽宗登极之后，有九个月时间，由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样讨厌变法派，于是请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韩忠彦担任宰相。很快，这位对国政没有什么兴趣的太后就宣布归政，三个月后便驾鹤西去。此时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拥立徽宗即位，斥责章惇居心叵测的曾布。这位曾布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其实他与章惇一样，都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拥护者。但他很讨厌章惇，原因是章惇过于强横霸道，压得曾布无法出头；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蔡京。当时，他是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的军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着的也是执政的位置，这让曾布很不舒服。我们知道，执政与知枢密院事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蔡京乖巧，很会讨喜，这使曾布分明感觉到了压力。因此，怎样才能将章惇和蔡京排挤出京师，曾布当时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对付韩忠彦了。曾布在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他劝告皇帝，要继承父兄神宗皇帝与哲宗皇帝的遗志，发扬光大他们的革新变法事业与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民富国强，长治久安，实现朝代的夙愿。对于如今年满二十，血气方刚，思量着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劝告应该是有说服力的。而且，经过父兄两代人变法革新的努力，民间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经济收入上，显然是大大好转了，这却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后，蔡京当宰相时，北宋的国库即便不是开国以来最富裕的，也肯定相当好过。蔡京就曾经喜悦地告诉皇帝：现在，国库里的积盈多达五千万。尽管这是在付出培养起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丧尽人心地盘剥敲诈民间、士大夫阶层分裂为朋党无休止顽强争斗的重大代价之后才取得的。但是，正如西谚所说：青年人相信许多假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东西；青年人喜欢相信许多坏东西，老年人喜欢怀疑许多好东西。二十岁的、很想奋发有为的徽宗皇帝当然愿意相信仓库里堆放着的真金白银，这些显然不是假东西和坏东西；他肯定不愿意或者也可能是没有能力深入探究帝国肌体为此所遭遇的重大创伤。或者，他也许根本就不认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好，还会造成什么新的创伤。

很有可能，这就是建中靖国年号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宁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宁”指的是熙宁，即父亲神宗皇帝推行变法的年代，“崇”应该是推崇、崇尚之意。现在，天才艺术家宋徽宗赵佶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轻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拥护，这还不够。对付韩忠彦这样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盘算中，如果赶走了现任宰相，自己极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宰相，这样，他应该不需要过分担心蔡京的威胁了。因此，他可能参与并支持了皇帝对蔡京的起用。而此时，敌对一方的宰相韩忠彦，表现得却不但平庸，而且糊涂。史书记载，这位宰相柔懦、木讷、不善表达，在政治上，他没有能力阻止皇帝向变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场转变，作为变法的反对派先失一分；在政务上，虽然权位在曾布之上，却事事受到掣肘，“事多决于布”，无所作为，而连连丢分。最后，被曾布挤兑得实在难受了，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说：“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意思是说：你曾布以继承先皇帝遗志为能事，我就找一个比你更能继承遗志的人来干掉你。这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作为，变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玩闹了。

而他所说的更能继承遗志的人，就是蔡京。

至此，已经很难有什么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蔡京三级跳般地回到帝国权力中枢了。

为蔡京优美的三级跳加油助跑的，则是他本人出色的艺术才华和宦官童贯的鼎力相助。

史书记载说，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极为恭谨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为他扇凉。蔡京心中喜悦，于是要过扇子，在上面为他们提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喜气洋洋地阔气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买走了。两万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销。而这位亲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可以想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而此刻，宦官童贯作为绝好的中介，进一步加深了皇帝的这种喜爱。

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国元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设立明金局，其职责就是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此时，蔡京贬居杭州已经将近一年。据说，他恰到好处地为童贯提供了一份名单，并帮助他出谋划策，使杭州城里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佑军的字，顾闳中的画，还有宋徽宗最为喜爱、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这使童贯在侍奉不久的主子面前大为露脸。蔡京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些字画作品自然也没有湮没无闻。

此次设立明金局，表明徽宗并没有打算用励精图治埋没自己的闲情逸致，风流才子型皇帝的轻佻性格再露端倪，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而童贯与蔡京二人也就此结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表明，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种可怕的友谊，诱惑着、裹挟着宋徽宗，将大宋帝国一步步拖入了灾难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后，一位名叫邓洵武的起居郎，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天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言论举止的机要生活记录秘书，为皇帝画了一张《爱莫助之图》，也给我们的艺术家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邓洵武先对皇帝说：“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儿子，现在的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先帝创制新法以利天下苍生，韩琦曾经百般反对；如今忠彦做了宰相，废止了先帝的法度，这就表明，忠彦能够继承父志，陛下却做不到。”

这家伙真是挑拨离间的高手，一番话说得皇帝黯然神伤且怦然心动。

邓洵武接着侃侃而谈：“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父兄之志，现在的朝中没有人能帮助您。”

说着，他给皇帝展开了一张图，就是那张著名的“爱莫助之图”。

这张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变法派，右边为保守派。结果，变法派的左边，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执政一级的，只有执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边，则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执公卿满朝文武，“盖举朝无遗焉”。最后，在左边变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书着一个名字于宰相之下。皇帝细细看去，乃蔡京二字。

邓洵武告诉皇帝：假如皇帝要继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公元1102年，即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官至尚书左丞，已经是副宰相职级，大约相当于宰相助理的样子。这种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晕。曾布觉得不好时，已经无力阻拦了。更糟糕的是，此时的蔡京对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颜色，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了尚书左丞还没满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彻底断送了曾布的宰相梦想和第二宰相的宝座。

事情起因于曾布的不争气。

他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这位陈佑甫偏偏是他的儿女亲家。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

蔡京立即动本参劾。

他的话狠辣而简明：“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以宰相私其亲？”官职俸禄是皇帝的，你宰相怎么能够以权谋私，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属？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于是构成了当年他叱责别人的另外一条罪名：在天子面前无人臣之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能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

这还没完。蔡京乘胜追击，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将他的几个儿子一网打尽，抓进开封府锻炼周纳（刑讯逼供、罗织罪名之意），迫使曾布低头认罪。结果曾布再次贬官，被发往太平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当涂县。从此，曾布噩梦不断，直到五年后，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一个月后，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为帝国第一副宰相。此时，他的官衔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个职衔，习惯上已经被认为是拜为宰相了。一般说来，它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列为宰相，但名次在后，因此，说它为第二宰相或许更合适。

拜相制书下达后，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问道：神宗皇帝变法改制，哲宗皇帝继承之；可是经过两次翻覆，至今国是未定。我要继承父兄遗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称，蔡京连连叩首说：将死而后已，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称：“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也就是说，朝野上下寄希望于他有所作为。

蔡京果然有所作为。

当国之初，他动作迅速地帮助皇帝完成了两个出尔反尔的重大转变：

第一个动作，是将元祐党人，也就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人士彻底打进地狱。

皇帝即位之初，曾经发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将以至正大公的胸怀，不偏不倚地对待变法与保守两派，以期利国利民。如今，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言犹在耳，事情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措辞的强硬与严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谦抑与温和。以此为开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奸党案及其元祐党人碑。

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声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烁古今的司马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程颐、范纯仁等数百人。当年，章惇修理政敌时，曾经提议皇帝把司马光的坟刨开，鞭尸三百。如今蔡京没有那么粗野凶暴，那么小儿科，但却更加阴柔老辣。他将锋芒直接指向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所最珍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子孙后代的尊严，还有他们的现实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礼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书法艺术同样高超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惩恶扬善。据说，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这种石碑。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到崇宁三年，这种政治迫害运动具有相当程度的深度与广度：当时，这些被列入奸党名录的人，大多已经故世，于是，迫害的锋芒主要指向他们的著述和子孙后代。

名列奸党的许多人，是当代的学术泰斗或文坛领袖。这使禁绝销毁他们的著作成为当务之急。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号称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一句“春归何处”曾经问得诗苑词坛一时间黯然失色。与苏东坡比较起来，这位影响巨大的诗人虽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绝销毁奸党著述却是由他首当其冲。其起因相当猥琐无聊：

黄庭坚名列奸人党籍之后，被贬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观，这是个仅次于撤职罢官的闲职。湖北转运判官名叫陈举，此人很想借黄庭坚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有一次黄庭坚应邀撰写一块碑文时，陈举要求在碑文撰写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黄庭坚不愿意，拒绝了。于是，这位相当于省一级主管日常工作秘书长的陈举，便在碑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一些词句，举报黄庭坚诽谤朝政。他有意将举报交到了副宰相赵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赵挺之与黄庭坚不和。果然，赵挺之立即向宋徽宗报告。结果，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黄庭坚被进一步贬窜到岭南，并死在那里；另一方面，则是大举开始了禁绝销毁奸党著述的运动。

为此，大艺术家徽宗皇帝发布了一系列诏书。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又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及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文集、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悉数焚毁；在蔡京的怂恿下，皇帝进一步下诏，焚毁苏轼的《东坡集》并后集印版；毁掉司马光、范纯仁等人的画像。司马光的伟大史学著作也在焚毁之列。

当时，负责销毁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薛昂与林自等人。太学博士陈莹中知道消息后，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引用了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为该书写的序文。这位林自不学无术，没有读过，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中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这样，今天的人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不朽的历史巨著。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十多万元人民币。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有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为此还发了大财。

这位具有天才的经营意识和商业头脑的官员，名叫苗仲先，当时担任徐州太守。苏东坡曾经在徐州建有一座名楼，起名叫作黄楼。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此楼作赋，碑文则由苏东坡亲自书写后刊刻。在禁绝销毁运动中，徐州的地方官员们不忍心毁弃，将这块碑投于护城河的壕沟之内，并将黄楼改名为观风楼。等到富室与官宦人家以收藏东坡诗文墨迹相夸耀时，苗太守灵机一动，命人将石碑抬出，日夜赶工摹印，得拓片数以千计。忽一日，太守下令：“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下令立即击毁。结果，该碑文摹本市价倍增。苗太守将这些拓本带到京师，不几日便全部售罄。太守立即成为一方巨富。

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奸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做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做法都带着一股强烈的不祥气息。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由此导入良好结局的事例。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我们记得，徽宗初政时，曾经发布过一份诏书，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地品评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异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后来，哲宗君臣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销了专门在臣民上书中罗织罪名的编类臣僚章疏局，使人们相当感奋，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员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书言事，为国家发展出谋献策。结果，同样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蔡攸父子、他们的门客强浚明、强渊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宋史》记载说：强氏兄弟与叶梦得和蔡京结为生死交，共同策划了元祐奸党案和此次的上书言事案。在上书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把这些上书言事者分别划分成了七大类：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仅五百八十多位官员里，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进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而监察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史书记载认为：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经写了一首小令，嘲讽道：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是，误人多少！”

在涉及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做法所伤害的肯定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

显然，得分最多的人是蔡京。元祐奸党案中，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的人里面，包括了他最重要的政敌、竞争者、意见相左者和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如章惇与曾布，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骨干力量；张商英在哲宗时反对变更新法，在奏疏中直斥司马光等保守派人士；陆佃则根本就是王安石的学生和变法时的助手。在理论上讲起来，他们都是蔡京志同道合的同志与战友。但由于他们属于上述几种人，所以全部被列入奸党名录。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这里面，有一个人特别令人惋惜，他就是叶梦得。从历史记载看，他并非稀里糊涂地成了五人小组成员，可能是相当情愿地参与了为那些上书言事者罗织罪名的工作。后来，此人出任地方官。在任期间，他摧抑豪强，平反冤狱，表现得相当正直而且能干，为此获得不错的官声并遭受贬黜；到高宗时，此人力主抗金，正义凛然地致力于收复失地；他还满腹经纶，是位不错的学者，其几本主要著作流传至今，仍然具有不低的研究与学术价值。然而，就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就是因为曾经与蔡京结为死党，遂成为此人无法抹去的污点，结果，此后八百多年里，始终为人所不齿。叶梦得的遭际，很有可能曲折地再现了当时政坛上的错综复杂。

就这样，我们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

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

宋朝皇室与道教渊源颇深。宋太宗赵光义继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流传了一千余年，至今还是一大历史谜团。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做皇帝之前，曾经与一位道士交往很深，这位道士预言赵匡胤将登九五之尊。赵匡胤登极当了皇帝之后，这位道士杳无踪影。十六年后，二人又一次见面，赵匡胤问道士，自己还能活多久？道士回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里，如果是晴天，你就还能活十二年；否则，就需要赶快安排后事了。到了这一天夜里，赵匡胤登临太清阁四下观望，只见星汉灿烂，不禁心中大喜。忽然，阴霾四起，天气剧变，雪雹骤降。赵匡胤急忙回到宫中，把弟弟赵光义召来，二人在皇帝的寝宫里，将所有内侍、姬妾统统赶出去，相对饮酒。人们遥遥观望，但见寝宫之内，蜡烛光下，太宗时不时地避席而起，做出谦让不可胜之状。漏禁三鼓，皇帝引柱斧戳地，对太宗说：“好做，好做！”当夜，赵匡胤猝死，留宿在大内的赵光义于柩前即位，成为宋太宗。

这是对“烛影斧声”的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对赵光义就很不利了。这种解释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烛光之下，赵光义亲手杀死了自己患病中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胤平时片刻不离手边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斗中发出的声音。

对于赵家皇室来说，前一种说法显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这就在皇室与道教之间，架设起了一座相当友善的桥梁。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则将道教与皇室的关系拉的更近了。这位亲手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皇帝，特别神神怪怪，一辈子时不时地就能看见天神圣祖降临人间，而且就是降临到他的宫廷里面。神道降临时辉煌灿烂的景观，只有我们的皇帝一人有此仙缘能够瞻仰，其他人只能心怀崇敬地听他绘声绘色地予以描述。上天神圣还时常降下天书给皇帝，保佑并指导他根据上天的意志，治理我们的帝国。据说，这位皇帝之所以如此，大体出于两个动机：一是以神道教化世道人心，二是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夷狄”，特别是要让辽国君臣知道，大宋帝国是有神灵庇佑的，用以制止他们的南侵之心。

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我们的徽宗皇帝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毫不逊色，或者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假如我们不愿意过分刻薄地评论此事，则或许可以将此事理解为君臣二人看到了海市蜃楼，或者出现了共同的幻视、幻影等幻觉。不过，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从此皇帝更加崇信道教了。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可能是长着与众不同的胡须，或者长相类似胡人，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此张胡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只是说：“张胡，你又醉了。”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遣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徐徐道曰：“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到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这些牛鼻子老道，各自都有自己的高招。比如，一位叫王老志的人相当绝。他见到皇帝时，先递给皇帝一个大信封，皇帝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里面装着他早年写给爱妃们的艳诗，内容很隐秘，就是说很下流。皇帝立刻就被镇晕，马上就找不着北了。

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此人深得神灵鬼怪之精髓，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嘴巴跑舌头。而且其人胆子极大，口气极大，极其坚定果断。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平心而论，单凭这副尊容，一般人见到，先就会拿他当半个神仙了。而我们的教主道君皇帝本不是一般人。因此，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林灵素像现代心理治疗的催眠大师似的，索性唤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记忆。他告诉皇帝：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其办公场地叫府，上帝的大儿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负责主持南方的工作，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神灵就是陛下。然后，林灵素谦逊地告诉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个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为帝，自己当然也要降临凡世辅佐君王。林灵素指着蔡京问皇帝：您不记得了吗？这是左元仙伯呀。他讲得兴起，把满屋子的人一一指给皇帝：王黼乃文华吏，盛章为宝华吏，而貌美如仙备受宠爱的刘贵妃正是九华玉真安妃。童贯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来，搞得大家欢天喜地：怪不得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如此开心，闹了半天，原来上辈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我们的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经亲自参加褚慧仙卿林灵素大师的讲经会。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全国的道士都有官职级别，按资格享受工资俸禄和福利待遇，致使人们趋之若鹜。为扩大影响，每次讲经大会都设有大斋饭，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饭局，而且听经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钱的施舍。结果，很多贫民买块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样前来听讲。据说，每次讲经大会的花费都要高达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林灵素林大师的讲经格外好听。史书记载说，林大师讲经，虽然没有什么殊绝之处，但时时杂以滑稽，语言生动而智慧，搞得听众一惊一乍亦喜亦悲，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气氛特别热闹而且热烈。事实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听过各类大师传法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种时刻，也乐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礼”。恍惚之间，皇帝可能已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儿子。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

<small>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small>

<small>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small>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奸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象。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象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做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之一。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

蔡京援引，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易——变化，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作“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能令皇帝特别欣慰。

大约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关，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儿得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犹如一道无声的号令，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璧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区的悟空禅师塔前，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即今日的江苏淮安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公元1123年，也就是宣和五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在史书中只是记载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使人倾家荡产。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柏杨先生在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种情形很像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后赵皇帝石虎在首都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漳，开辟了一个可能是古往今来世界最大的皇家猎场，规定任何人都不许向野兽扔石头，违者一律处死，其罪名叫“犯兽”。于是，这款罪名一下子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发财致富的阳关大道。许多人被指控“犯兽”，从而倾家荡产。这种情形如今通过花石纲又一次再现。

后来，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起义农民对于落入自己手中的政府官员，采用了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比如：活埋、刨心挖腹、砍断四肢、乱箭射死、熬成膏油等等。从中国人素来不为已甚的行事品格判断，这种极端不留余地的做法，很有可能从反面证明了他们曾经遭受来自政府官员们蹂躏的残暴程度。就连官修正史《宋史》中，也在指方腊为盗为匪的同时，委婉地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隐情。而此种情形，在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是民间的一种常态。

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史书记载说：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枉死无算，很难统计。运到京城的石头数以十万计，最贵的一块石头，光是运输的费用就达三十万贯钱，相当于一万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贡品的品种也变得几乎无所不包：“大率太湖、灵璧、慈溪、武康诸石；二浙花竹、杂木、海错；福建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椰实；湖湘木竹、文竹；江南诸果；登莱淄沂海错、文石；两广、四川异花奇果。”物产应有尽有，地域涵盖全国，牵连人数和贡品数量的巨大，在中国历史上都相当罕见。

花石纲闹得举国骚然，包括激起相当大面积的民间反抗，徽宗皇帝其实心知肚明，但是他已经不能也不想适可而止了。他深陷在那神仙般的快乐之中不愿也不想自拔，他要不停地向更加快乐的境界前进。

于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一道，创下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到此为止相当罕见的记录，那就是修建艮岳。

与政治上轻佻善变相映成趣，徽宗皇帝肯定不会让自己的物质享受刻板乏味，其变化万端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事实上，从现有史料判断，蔡京似乎从当上宰相那天起，就一刻不停地怂恿皇帝大兴土木。君臣二人高度默契，高度协调。从崇宁元年起，修完景灵宫以后修元符殿，铸完九鼎之后再建九成宫——九座宫殿安放这九鼎。九成宫华丽壮观，固然很好，但大宴宾客的地方太窄小了。于是起大工程，开始修建延福宫的七宫三十二阁，叠石为山，凿池为海，建了一座令皇帝相当满意的、“不类尘境”的宫殿群。

从现有资料判断，蔡京是一位生活品位极高的人。他喜欢吃鹌鹑羹和蟹黄包子，每吃一次鹌鹑羹，需要杀鹌鹑三百只；请人吃一次饭，仅蟹黄包子一项的花费，是一千三百贯钱，大约相当于五十户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他家里按照专业人员的标准，养着一位小姐，其职责就是专门负责切葱丝。

据说，蔡京最看不上的，就是历朝历代讲究节俭的帝王，每每谈及此处，他都会嗤之以鼻地斥之为“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土得掉渣儿”的意思。

以这样的品位辅佐皇帝，档次当然只会更高。

或者反过来说，需要这种档次的宰相辅佐的皇帝，品位肯定高得吓人。

终于，曾经令皇帝心满意足，并且专门为此撰写一篇赋、以纪其盛的延福宫，又在皇帝的感觉中显得“陋”了。于是，这一对君臣高度默契，共同精心策划与实现了一个大手笔，向现实的神仙境界迈进了一大步。

这就是艮岳。

艮岳，又叫万岁山，或“寿山”、“寿岳”，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巨大的假山园林。

这座假山园林方圆数十里，坐落于开封城东北，景龙江之南。当初，之所以要把这里垫高，是因为道士告诉皇帝：这里的方位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垫高后，皇家子嗣就会人丁兴旺；如若修建成为林木葱茏的假山，则国运必将亨通昌盛。前面的说法业已得到了证实：自从将此地抬高之后，徽宗皇帝便连连喜得贵子，这使我们的皇帝深信，若在此地建成艮岳，国家的兴旺发达必是指日可待。于是，他开始了长达六年、耗资无可计数、征用民间劳役数十万的大工程。

艮岳，最高峰九十步，约合公制一百五十米左右。山分东西两岭，其间亭台楼阁无数，奇花异石无数，珍禽异兽无数，还有万名左右妙龄美女出没其中。艮岳山峰北部为景龙江，引江水流注山林之间，水声潺潺，如歌如诉。其中，一花一竹一木一石价值千贯甚或万贯者，不计其数。山上几十个山洞里，装满了雄黄与卢甘石：雄黄的作用是辟蛇蝎毒虫，卢甘石则据说可以产生云雾。为了产生更好的云雾缭绕的效果，还命人在油绢囊中注满水，放置于山峦峭壁之上，如此形成高山云雾的效果，名之曰“贡云”。宋徽宗就在这云蒸霞蔚之间，走来走去，寻找着神仙般的浪漫与艺术家的灵感。

当时与后世对于艮岳的记载和评述颇多，给人印象较深的两个评价如下：

其一曰：艮岳之壮丽，“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就是说，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艮岳乃天字第一份；

其二曰：艮岳之美妙，“真天造地设，神谋鬼化，非人力所能为者”。意思是，这玩意儿简直就不是人所能干的。

艮岳的修建，开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即公元1117年，到宣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122年竣工，前后历时六年，无法统计究竟花了多少钱。

在修建这座皇家园林期间，北方，发生了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从公元1119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开始，引起朝廷的关注与不安；南方，则在公元1120年，也就是宣和二年，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与此同时，南、北方各地陆续发生了至少十起左右农民暴动，人数少则数千人，多则十数万人。用当时人的话说，离开花团锦簇的京城开封府，十里之外就到处都是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资料显示，当时，在艮岳和后宫中的少女总数超过了一万人。据说，皇帝每隔五到七天，就必定要和一位处女交和，以便采阴补阳，益寿延年。这支堪称庞大的美女队伍，肯定可以为教主道君皇帝的浪漫生活提供必要的灵感。这些灵感，最后可能结晶成了皇帝那些美仑美奂的书画作品：《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殿博古图》，使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此好看了许多。

平心而论，这已经很不错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倾整个国家之财力物力人力，只是为了一个皇帝的高兴。这样做了之后，除了一个坏名声和一副臭皮囊之外，什么都没留下的皇帝可是实在太多了。

此时的宋徽宗，除了流连于艮岳之外，据说还在忙于通过皇家专用秘道，流连于京城名妓李师师的闺阁之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此期间，皇帝赏赐给李师师的钱物，大约至少在十万两白银以上。

三年后，公元1125年，即北宋宣和七年，大金铁骑挥师南下，如入无人之境，直逼京城开封。被掏空了的北宋江山一触即溃。

据说，聪明的李师师在异族骑兵兵临城下之际，将宋徽宗赏赐给她的所有钱财全部捐献给了守城军民。此后，这位美丽女子下落不明，给当代和后世的文人骚客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徽宗皇帝与她的浪漫故事，早就引起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士大夫们的愤怒，因此，徽宗皇帝退位，新皇帝即位后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在保家卫国的神圣名义下，义正词严地抄没了这位京城名妓的家产，用来偿还满朝文武们欠下的巨额战败赔款，从此，李师师几乎沦入沿街乞讨的境遇。这种说法在道学家和情感遭遇过重大挫折的男女人士那里，特别容易获得共鸣与支持。

第三种说法，说是李师师的美貌与多才多艺，早已名扬大金国。大金骑士拿下大宋都城后，其统帅指名索要这位美妇人。师师悲痛于百万官绅齐下跪，全无一人是男儿的现实，坚贞不屈，吞金自杀。

可以想见，不论哪一种说法，都给帝国满腹才学的文人们，留出了施展才华的足够大的天地。

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凡是闯进这个天地里，试图在此展开想象和文采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堕入了俗不可耐的深渊之中。

同年，八十岁的蔡京退休，离开了宰相职位；当年年底，宋徽宗发布罪己诏，罢各地花石纲及各应奉局、造作局，并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桓，即北宋皇朝的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

此时，有两组统计数字，颇能说明徽宗皇帝二十五年浪漫生活的代价：

当年，公元1102年，蔡京刚刚登上相位时，曾经向皇帝进言：“如今国库里的积蓄有五千多万，足够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

如今，公元1126年，打到家门口的金兵，提出的议和撤兵条件是：宋朝廷必须交纳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骡驴一万头、丝绢绸缎各百万匹。除了这些天文数字的勒索之外，还要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以宰相、亲王为质等等。我们的皇帝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

为了凑齐这些款项，在将皇宫、国库中的所有金银财货、天子衣服、车马、宗庙祭祀用具、六宫官府器皿等等全部折价变卖成银钱，共得黄金三十万两、白银八百万两。不得已，皇帝下令在整个京城实行第二次征集。此次搜刮进行得极其彻底。当时的命令是：凡在京官吏、军民人等，必须在限期内将金银送往官府，逾期不交者，斩首。允许奴婢等告发，悬以奖赏。并且娼优如李师师等、罪臣如蔡京等的家财及亲属的财产一律没收，用来填充空缺。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大宋官吏是如何如狼似虎地进行敲剥的。这一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即便如此，距离金兵勒索的数字，还有巨大的缺口。多亏孤军深入的大金骑兵自己退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第二年，北宋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底，金兵第二次攻打开封。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为炮石”，于是，百姓一拥而入艮岳之中，争持锤斧击之。他们毁拆屋宇、砍伐树木充当薪柴与兵器；将数千只珍禽异兽悉数投入汴水之中，任其所之；把鹿苑中的梅花鹿全部杀死以充军粮；而艮岳之中收藏的碑帖书籍则全部弃诸沟渠。建成刚刚三年的艮岳就此毁于一旦，从而标志了徽宗皇帝浪漫生活的彻底终结。

据说，宋徽宗被俘之后，听说金人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狱，并且掠走了他的全部后宫妃嫔和赵构之外的所有儿女时，神色不动，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当听说京城、皇宫中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时，也无动于衷；而当听到金兵将皇城里的书画全部掠走时，他喟然长叹，神色惨然，表情相当痛苦。

这座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的毁灭，仿佛是个象征，特别意味深长地隐喻着花团锦簇的北宋帝国，比后来圆明园之于大清帝国的意义更多几分悲怆。

同一年，宋钦宗下令将时人所称的“六贼”，也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分别给予了罢官、流放、赐死、杀头、抄家等处分。他们是：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李彦；这里面还没有包括那位凭着花拳绣腿，愣把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逼上梁山的高俅，没有包括蔡京的儿子——想要杀掉自己弟弟、逼走自己父亲的蔡攸，还有杨戬、张邦昌、李邦彦等等。认真考察起来，衮衮诸公如上述人等，的确劣迹斑斑，无怪乎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认定了他们是奸臣。

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北宋末年徽宗皇帝一朝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景观——如此大批量同时涌现出来的奸臣队伍。这些人全部都势焰熏天，全部都权重位高，全部都深得皇帝宠爱。他们彼此间又团结又斗争，最后，差不多全部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同一般的鼎鼎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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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284页。</a>

正文第四章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在公元1127年上演的巨型历史悲剧中，有一个介乎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童贯。

半年前，他已经被皇帝下令杀死。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公元1127年悲剧的主要制造者，即便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恶。因此，在后来的世代里，一提起他的名字，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舞台上的大花脸，或者鼻梁上涂抹着一大块白粉的角色们。

事实上，童贯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般的悲喜剧色彩。他一生中，开创的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肯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够打破的纪录，并且可能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几项纪录是：

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没有人能够精确统计出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总数。粗粗算来，大约至少应该不低于百万人才对。也有论者估计，认为应该在三四百万左右，极端者甚至认为可能达到千万之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心而论，在这数百万人群当中，仅仅凭着这样几项纪录，这个人物就没有理由被漫画化、脸谱化为一个小丑的模样。事实上，如果不带偏见地翻检一下历史记载，我们会发现：在公元1127年的悲剧发生之前，将近二十年时间里，童贯肯定曾经是我们帝国的骄傲与荣耀，代表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光荣与梦想。

可能是大众传媒和娱乐圈概念性思维的缘故，我们每当想起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时，常常会把他们和或者獐头鼠目、或者满脸横肉联系起来。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至少北宋末年的这些反派大人物不是如此。

也许是因为宋徽宗具有美术天才的关系，他所信任和喜爱的亲近重臣，仪表一般都很出众。徽宗皇帝本人，用古时人们的形容，叫作面如脂玉，唇若敷朱，风姿如玉树临风，与他政治上的昏庸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他传世不朽的人物画《听琴图》和部分时人记载上看，蔡京眉目疏朗俊秀，风度儒雅从容，很有点美男子的味道，也丝毫不妨碍他做事的阴毒狠辣。另外一位同样官至宰相的此类人物，名叫王黼。这个人身材挺拔，金发金眼，与常人大异其趣而不同凡响，同样没有影响此人卑污猥琐的为人。

童贯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史书记载，此人身材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颐下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这可能和他年近二十岁才净身有关。

据说，童贯为人有度量，能疏财，出手相当慷慨大方，很像上同时代那些仗义疏财的好汉。只是，他仗义与疏财的对象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后宫妃嫔、宦官、宫女、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近臣等等，时不时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因此，皇帝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称得上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阳刚外形的人，却性情乖巧，心细如发，对皇帝的心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每每能够事先预知皇帝的意趣意图，于是说话做事很少荒腔野板，从而大得欢心。

童贯净身入宫时，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宪门下作徒弟。这位李宪是神宗朝的著名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多年，颇有些战功。童贯读过四年私塾，有些经文根底；跟随李宪出入前线，又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很有点能文能武的味道。加上他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使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不过，看起来李宪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提拔照顾，致使童贯进宫二十余年，始终没有出人头地。如果不是赵佶这种性情的人做了皇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二十年的话，他说不定会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皇宫里。

从时间上推算，徽宗入继大宝时，童贯已经四十八岁。这个年龄，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精力臻于巅峰之际。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他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第一次为他打开了上升的通道。一般说来，内廷供奉官大体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并不是一个多高的职位，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称得上老谋深算、意味深长。

在杭州，童贯与贬居此地的蔡京过从密切，朝夕相处。此次，据说蔡京很巴结，将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给了童贯；又帮助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器玩弄到了手。在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他们俩巧取豪夺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像上海滩上阿飞放鸽子、仙人跳似的，把蔡京的一个小妾愣说成是预备晋献给皇帝的美人，从而在一个世家子手中勒索出了两件皇帝特别喜欢的古画等等。不管怎样，据说，其中就包括了徽宗皇帝梦寐以求的这幅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等等。这些工作成绩，令皇帝十分惊喜，从而，开始对童贯另眼相看。事实上，在此期间和主持杭州造作局工作时，童贯肯定狐假虎威地干了不少缺德事，这从当时臣僚奏疏中颇有烦言可以看出。可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抨击童贯的言辞，都没有能够抵消他给皇帝带来的喜悦。而且，更厉害的是，蔡京与童贯结下了彼此援引的深厚友谊。

此次杭州之行，童贯特别热心地按照自己对皇帝的理解，指点蔡京创作了一批深受喜爱的书画作品，经过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到皇帝手中。回京后，他又出手极为豪爽地向宫中妃嫔、曾经预言赵佶能够当皇帝的道士、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另外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梁师成之属馈赠厚礼，为蔡京回京打通了关节。

当时，据说童贯的几个心腹徒弟十分困惑，不明白师傅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儿。童贯告诉他们：“现任的宰相没有人拿我们放在眼里，巴结起来即便不是没有可能，也会极其费劲；如果看准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扶起来一个宰相，那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证明，童贯烧冷灶的眼力与功力全部超一流。不到一年，蔡京便三级跳似的坐到宰相的位子上了。这一点对于童贯具有深远的意义。

蔡京主持国政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推荐童贯监军西北，意在收复青海甘肃地区的四州之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颇能看出童贯的性情：

童贯担任监军后，随大军进发到湟川。他们在此地杀牲祭旗，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正在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皇帝手诏。原来皇宫失火，皇帝认为是不宜征战之兆，急令止兵。童贯看过手诏后，若无其事的折起来塞进靴筒。军中主将问他，皇帝写了些什么？童贯回答说：皇帝希望我们早日成功。

在这次战争中，童贯表现低调，他支持、配合领军将领，打了一连串漂亮仗，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则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

在庆功宴会上，他慢悠悠地拿出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示军中将领们观看。大家一看之下，无不大吃一惊。领军主将相当惶恐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童贯回答说：“那时士气正盛，这样子止了兵，今后还怎么打？”主将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人去领罪。”据说，当时众将领“呼啦”一下子跪了一地，大家无不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何况是违旨，这可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儿。若是打败了，童贯可能确实是要掉脑袋。

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情。开战后，阵亡了一位很是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战死后，他的独生儿子流落街头，成了乞讨儿。童贯下令将他找回来，当众认这孩子为义子，声明一定如对己出般地善待遗孤，将他抚养成人。这一手很厉害。那些镇日里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十分感动，认定童贯是一位值得为之卖命的上司。从此，童贯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可惜，这个改名童师闵的孩子，长大后帮着童贯干了不少坏事，公元1127年之前一年，诛除“六贼”时，与童贯同时被新皇帝下令斩首。此是后话。

这次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极其重要。帝国已经许久没有军事上的光荣与辉煌了，这令帝国君臣民众相当郁闷。要知道，自从“澶渊之盟”，帝国与辽国结成不断钩心斗角的“兄弟之邦”以后，东北、北部地区好歹平静下来了，西北军事就成了帝国心头长久的痛。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的一代名臣范仲淹都曾经在这里折戟沉沙，弄得很是灰头土脸。是故，童贯成为大宋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英雄般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并且长久地照耀在帝国黑沉沉的西北部上空。

嗣后，童贯常年出没西北，主持该地区军事，并率兵连打几次胜仗，相继收复了积石军，就是今天的甘肃贵德，和洮州，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从此，童贯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柱石，撑住了西北方曾经多次险些垮下来的天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天欲垮不垮地好多年，表明它不可能真的垮下来；仅仅是蔡京、童贯者流希图邀功，才穷兵黩武，屡屡挑起战端。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说：当时的帝国朝野上下，事实上是非常需要并且非常欢迎这种军事上的成功的。它的心理基础，很有可能应该不仅仅只是想穷兵黩武而已。

当此时，大观二年即公元1108年，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龃龉，起因是皇帝下令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人称这一官职为“使相”，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时加官所用，极为尊贵，其含义是待遇、地位、荣耀已经相当于宰相。过去，这一官职从来没有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使相尊位哪里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皇帝也就此不了了之。

实际上，蔡京对童贯的不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与权力。原因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里取旨任命。有的干脆就是他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这使政府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因此，决定晓之以颜色。

童贯当然也很恼火。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情势。第二年，大观三年，即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是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为一路，工夫下在妃嫔和皇帝身上，将蔡京干的坏事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吹风；朝中是寻找与蔡京素有怨隙的官员为一路，工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后由中丞和殿中侍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最是剑走偏锋，却也杀伤力最大——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相当惊恐，蔡京屡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求退，皇帝立即下旨，同意他以太师致仕，贬为太一宫使，并进而将其贬居杭州。

至此，童贯大获全胜。但是，很有可能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继任宰相张商英为政持平，多次劝皇帝“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严惮之”，时称其忠直。实际上，徽宗皇帝初政时，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当时，青年皇帝就有点怕他，所以，在修缮宫室时，特别嘱咐工头，看见宰相过来就和工匠们躲开，不要让宰相看到他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中，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这是胡扯，是蔡京借此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因为，张商英拥护变法是众所周知的。如今，将近十年过去，皇帝自我感觉好了许多，张商英却是一点没变，一以贯之地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与国事，闹得皇帝仍然“严惮之”，就是特别畏惧他的意思。显然，这与童贯的路数差别巨大。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他的一生中，光是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曾经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十七年以上。其意志之顽强坚韧可以想见。我们知道，蔡京聪明绝顶，在很多领域里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说来，任何社会的道德指向，大体上都是崇善抑恶的。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

政和二年二月，即公元1113年，皇帝将罢相三年多一点的蔡京，重新请回朝廷。五月，蔡京再执相权，皇帝下令，允许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宰相在家里办公。

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级别。家中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妆、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淫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荤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修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堕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但蔡攸的希望也落了空，接替蔡京相位的，是那位金发金眼的王黼。

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修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当今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祐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两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附近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陈乐素教授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该人。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在策略上，他也反对这样做。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大富翁与一家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吞并穷人，扩大自家的地盘。于是找来一个强盗，对他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你的日子还能过吗？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把这个强盗还是估计得太老实了。

在道义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澶渊之盟，两国结成兄弟之邦，不管怎样，毕竟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双方有来有往，总体上还算友好。如今，人家家里失火，作为邻居，不但不帮忙救火，反而趁火打劫。这叫怎么说的？

甚至原定的对辽作战前敌总指挥种师道就持这种看法。这位“老种经略”，是北宋末年赫赫有名的“种氏家族”名将，世代行伍，在军界很有威望。他劝童贯说：“我们现在干的这档子事，就和邻居家进了强盗，不但不去救，还趁乱抢劫分赃一样。这种事真的干不得。”童贯听了极为恼火。他不动声色地密奏皇帝，弹劾种师道。结果，宰相王黼临战易将，立即下达命令，强令种师道退休。

今天回顾起来，促使大宋君臣玩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下列三种原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朝代的夙愿，二是现实的屈辱感，三则确实是这种趁火打劫的心态。

朝代的夙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

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

此时此刻，仿佛天赐良机，使徽宗君臣这一帮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又不自知的不入流角色们，怦然心动。特别是童贯，多年西北征战，虽然有重大谎报军情、损失惨重之情事，但毕竟还打了不少胜仗。因之，此时的他，已经极度膨胀。很有可能，他已经在恍惚之中，看到那顶王冠就在伸手可及之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辉煌灿烂，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呢。

现实的屈辱感，也很容易理解：

臣子中支持联金灭辽的，很多人是出于每年五十万两、匹银绢的考虑。澶渊之盟，是在宋真宗军事上占据了较为有利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仍然约定，大宋帝国每年要向大辽帝国输送白银若干万两，绢若干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变着说法的上贡，一种花钱买平安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经过变故，这笔钱固定为银绢五十万两匹，年年如此。就此，辽国至少在军事上，对大宋的确是不大放在眼里。对于从来都是以华夏正统、天朝上国自居的帝国君臣，其屈辱可以想见。

大家能够谋取心理平衡的理由是，五十万两匹银绢总比浩大的军备军费来得便宜。而且想想看，即便花费了这些军费，人们却既承担不起万一战败的罪责，又承担不起战胜后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是以文制武基本国策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令大宋帝国君臣们相当痛苦的一个心结。

事实上，纵观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历程，不论是在此之前的北宋，还是在此之后的南宋，帝国君臣无时无刻不是在这屈辱与算计的两个极端中度过的。这一对儿可憎的双胞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顽劣乖张，丑陋狠毒，一点儿都不可爱，让生下他们的帝国君臣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操透了心。显而易见，在帝国传统之下，这个方程事实上确实无解。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这么困难的问题比较起来，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的念念叨叨，根本就是、简直就是、实在就是无病呻吟。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说明上述困境：

位居太宰的郑居中，很反对这次决定。太宰，是一个古老的官名。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主管家务和家奴，类似王室大管家一类。西周后沿用，仍然负责皇室内外事务，并在皇帝的左右襄赞帝命，有点类似但高于后来的内务府大臣；只有到了宋徽宗时代的一段时间里，才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实际就是左、右宰相。郑居中责备蔡京：作为国家元老，却不守信用，制造事端。百余年来，边境宴然，兵不识刃，民不加役。此次，假如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打胜了，也是蠹国害民之举。他侃侃而谈，蔡京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憋了回去。蔡京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无法忍受以大宋之强大，每年还要交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

郑居中立即无话可说。

此时，就连当初帮过蔡京大忙的、那位曾经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也不赞成毁约出兵。这位当年的起居郎，如今早已不是那个跟在皇帝屁股后面做记录的书记官儿了，他现在的职位是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长官，已经属于国家重臣。他说得隐晦而又直截了当：国朝初年，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的大将之才，征伐四方，百战百胜，却唯独于燕云毫无建树，今日哪里可以轻举妄动！“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举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

他直截了当地反对出兵，曲折隐晦地否定了做这件事情的人。用今天的语言明确引申出他话中的意思，就是：事儿是件好事儿，能不能做好，要看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去做；在眼下这个时候，由现在这帮人去做，中国就完蛋了。

徽宗皇帝还真听他的话，马上对蔡京说：“别做这事儿。祖宗誓盟，违之不祥。”

然而，天才艺术家宋徽宗的轻佻性格，不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那就不是轻佻，他也就不是宋徽宗了。在这种时刻，抗拒诱惑，战胜自己的不正当欲望，清醒、理性、理智地判断形势，这对于轻佻是一种否定。只有真正的政治、军事天才才有可能做到。徽宗君臣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而艺术天才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们的皇帝是艺术天才。他没有这种意志、没有这种能力、可能也没有这种愿望进行这种否定。我们甚至从他即位之初的作为中，都能够看出，他所意气风发地作过的那些粲然可观的表示，都表达的是浪漫，而不是理性。他与理性无缘。他命中注定，上天生下他来，似乎就是要这位艺术天才，用自己的轻佻，来主演这场悲喜大剧。

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肯定是那种趁火打劫的小人心态发生了作用，促使到目前为止，徽宗君臣滑着舞步来治理国家的轻歌舞喜剧，无可逆转地滑向悲剧，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从马植，现在叫赵良嗣的嘴里，徽宗君臣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发生在辽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此时大辽帝国的国政不修，和大宋帝国的君昏臣奸一样，的确是已经称得上一塌糊涂。只不过大宋帝国君臣不自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其情形，恰好印证了民间那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

辽国是在中国境内建立政权时间最久的帝国之一，到目前为止，立国已经超过二百年。比灭掉它的大金帝国和与它对峙时间最久的北宋帝国的寿命都要长。假如我们可以把东、西汉与南、北宋，分别看成是两个不同朝代的话，那么，大辽帝国就是中国境内立国时间排在第四位的帝国，次于唐朝、明朝和清朝。

研究辽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种见解认为：辽帝国的衰败是从辽道宗统治中后期开始的。这位辽道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特别倾慕中原文化，祈求佛祖保佑他下辈子托生为中国人的天祐皇帝。

天祐皇帝的汉语名字叫耶律洪基，是一位很聪明的皇帝，而且精通汉民族诗文典籍。他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肯定可以进入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前十位之列。登极之初，这位皇帝励精图治，而且相当有成效。不幸的是，在他的统治进入二十年的时候，开始江河日下。

或许是尊崇中原文化的缘故，他所犯的错误，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宠信奸佞的昏皇帝们非常相像，只是这些奸佞们在帮助他犯错误的过程中，加进去了不少新鲜的创意，遂使整个事件具有了相当独到的地方。

公元1075年，是天祐皇帝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一年是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太康元年。这一年，他亲手制造了辽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从此，注定了辽国步向衰亡的未来。

史书记载说，天祐皇帝的萧皇后容貌美艳无双，而且聪慧绝伦，工于诗词格律，擅长音乐，笃信佛教的一些辽国人感叹地认为，观世音也不过如此。于是，便别称她为萧观音。当时，辽国的一首歌谣里唱到：“玉饰头，金饰足，观音来做辽皇后。”美丽风雅的皇后深受臣民们爱戴。

可能和游牧民族的传统风俗有关，辽国历代皇帝都酷好打猎。有一次，萧观音跟随皇帝出去打猎，在伏虎林驻跸。当晚，举行盛大宴会，皇帝为了炫耀自己无比宠爱的皇后的才华，让她当场赋诗一首。皇后略一沉吟，随即朗声吟诵，诗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据说，皇帝激赏不已，大臣们则欢声雷动。平心而论，这首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是首好诗，颇有点出自赳赳武夫之口的打油诗味道。与这位皇后后来写的一些诗词比起来，相差很远。不过，同样平心而论，在脱口而出的情况下，能到这种程度，似乎也足以显示这位皇后的修为与气势了。

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是皇族中地位最尊崇的皇太叔耶律重元，他的萧氏妃子已过中年，渐入老境。此时，浓妆艳抹，风情万种，史称其“艳冶自衿”，大约是自我感觉极佳，喜欢卖弄风情吧。从现象上判断，这种表现可能是一种老之将至带来的心理调适失常。皇后颇不以为然，将这位王妃召到自己的座帐里，告诫她：身为皇家贵戚，不必如此。

王妃恼羞成怒，回来后，开始怂恿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夺取皇位。他的儿子爵封楚王，二十来岁便官拜南院枢密使，执掌军政重权。此时怦然心动，秘密联络了一批人，准备以父亲病重为名，骗皇帝前来探视，杀之，然后拥立父亲继皇帝位。应该说，他们策划得相当周密，然而在发动之时却全线崩溃。原因是，有一个重要参与者临阵倒戈、告密。

这位告密者名叫耶律乙辛，是一位牧民的儿子。据说，乙辛小时候放羊，在山坡上睡着了。他父亲把他叫醒。他抱怨父亲说：梦见有人送给他吃月亮和太阳，月亮已经吃完，太阳刚刚吃了一半，结果，被弄醒了，真可惜，很是懊丧。史书上记载说：此人风仪俊美，外表和善而内藏机关。为了皇帝，他甚至让自己的弟弟离婚，然后把弟媳献给皇帝。这样的人，没有理由得不到皇帝的宠爱。加上此次告密平叛大功，他被很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不久加封赵王，进魏王。从此，位极人臣。

皇帝喜欢游猎，乙辛便为皇帝多方搜求宝弓良驹，并终于觅得一匹全身雪白、电闪追风的宝马。皇帝极为喜爱，赐名电飞，从此，终日驰骋射猎，快乐无比。

此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飞来不祥的阴云：

一方面，皇后年届中年，色相渐衰。加上喜欢时不时地劝谏皇帝，导致皇帝嫌她唠叨，对她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皇后所生的皇太子已经十六岁，被册封为燕赵国王，领南北枢密院事，成为乙辛的顶头上司。史书上认为，这位太子虽然年轻，却仁爱公正，用法严明，对乙辛多方裁抑。乙辛恐惧而且怨恨，开始设计除掉太子。

他是从皇后身上入手的。

当时，三十五岁的皇后已经时间越来越长地见不到皇帝，相当孤独寂寞。而且，一个普遍规律是，越是富有才情的人，这种孤寂越难排遣。于是，皇后写了一首词，词名《回心院》，让诸优伶弹唱，希望像卓文君挽回司马相如的心一样，挽回皇帝那颗飞流飘荡的心。这首词极尽缠绵悱恻地表达了对皇帝的爱意与期盼。据说，根据这首词谱的曲，弹奏难度颇高，众多优伶中，只有一位名叫赵惟一的伶官可以完美地演奏与表现。于是，这位赵惟一就被频繁地召到后宫，与皇后切磋弹奏。中国宫闱故事表明，但凡到了这种时候，距离漫天飞短流长和宫闱惨剧就不远了。

皇后宫中有一个侍女，素常伶俐乖巧，有一天，笑嘻嘻地拿了名曰《十香词》的十首春宫艳词给皇后看，并且告诉皇后，此词乃大宋皇后所制。皇后读得脸红心跳，却也津津有味。据说，皇后的评论是：写得好是好，只是太放浪了些，想不到宋朝皇后如此大胆，敢写这样的诗。这个侍女便请求皇后：既然是好诗，若蒙皇后抄写一份赏赐给自己，就成双绝了，胜过价值连城的双璧。皇后百无聊赖，就真的给她抄了一遍，并把自己所作的一首《怀古》诗也抄在了后面。诗曰：“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不久，乙辛出面将这个侍女、她的丈夫和这些诗词交给了皇帝。告皇后与赵惟一淫乱后宫。皇后所写的诗被解释为想念情郎的藏字诗，原因是，诗中嵌有“赵惟一”三字。皇帝大怒，据说当场操起侍卫用的铁骨朵，击打到皇后的头上。第二个月，三十六岁的皇后被赐死。两年后，乙辛再次出手，帮助皇帝以图谋篡位的罪名，将时年二十岁的皇太子贬为庶人，囚居上京。不久，乙辛命人悄悄将废太子毒死。后来，皇帝发现了事情真相，处死乙辛及其同党，无奈大错已经铸成。

公元1101年，天祐皇帝病死。继承天祐皇位的，是已故废太子的儿子——比宋徽宗赵佶晚一点点登上帝位的辽国最后一位皇帝——天祚皇帝耶律延禧。

翻检史书，的确很难找到为这位天祚皇帝说好话的理由。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优点的话，大约只能说他身体很好。这实在令人很无奈，却也实在真的是事实。

天祚皇帝的身体好，可能与他酷爱狩猎有关。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喜欢打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可以理解。但是，能够喜欢到天祚皇帝这个分儿上的，却不算太多。假如有人希望对“离谱”、“过分”一类词汇增加一些感性知识的话，看看天祚皇帝是如何着迷于打猎的，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翻开史籍，关于这位皇帝，大量的记载都是：“猎于秋山”，“猎于斯那里山”，“猎南山”，“猎沙岭”等等。甚至就在金国已经打遍大半个辽国，遍地烽火，辽国军队溃不成军的时候，这种记载都一点不见减少。辽国首都临潢府被大金骑兵团团包围时，这位皇帝不是在调兵遣将保卫京城，而是骑着一匹宝马名驹，奔腾驰骋在皇家猎场里打猎。

如此热爱狩猎的一个人，他实在应该去做个专业猎手，而不是皇帝；就和大宋帝国的皇帝实在应该做个专业书画家，而不是皇帝一样。

值此女真崛起之际，上天几乎在同一时间安排这两位当上皇帝，就像专门为了让二位把各自的国家带进火坑，从而成全大金国似的。后来，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成为大金帝国的俘虏，徽宗皇帝也在同一年退位，将自己的儿子宋钦宗推出来顶雷。又过了三十一年，天祚皇帝与钦宗皇帝被大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就是著名的海陵王，下令押解到燕京，共同囚禁在今天北京郊外的一座寺院里。一天，完颜亮命令两位皇帝俘虏，参加金国将领们举行的马球比赛。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就是西医所说的高血压，又不善马术，从马上跌下来，被乱马铁蹄践踏而死；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却仍然体健如牛的天祚皇帝见势不好，策马狂奔，企图逃出重围，结果，被乱箭射死。这些虽然已是后话，却可以看出此人的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

此时，徽宗君臣知道了辽国内政的种种弊端后，心中十分喜悦，于是又一次在国家根本的战略大计上，改变主意，决定出兵灭辽。我们知道，举凡小混混一流的角色，一般不大会去找那种目射精光、武艺高强的壮汉们耍威风。只有在面对孤儿寡女和老实人时，他们才特别不容易压住火气。平心而论，大宋帝国的皇帝和他的主要臣僚们，的确就是一群这样一流的角色。

促使皇帝作出如此重大改变的，是时任宰相王黼。

史籍记载，这位王黼风姿俊美，目睛如金，口才极佳，且善解人意。他讨皇帝喜欢的方式和蔡攸、李邦彦大致差不多，乍一看起来相当有创意。比如，李邦彦被时人称为“浪子宰相”，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一次，宫内秘戏取乐，我们这位宰相夹杂在倡优侏儒之中，突然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露出涂满斑驳花纹的身体，满口呢喃着淫秽之语，立刻引起满场大哗。徽宗皇帝跳起来，举着一根木棍满场追着打他，他逃到廊下，攀到梁柱上不肯下来，口中用娇嗲的声音求饶。皇帝笑得打跌，命宦官传宣圣旨说：“可以下来了。”他呢喃着说：“黄莺偷眼觑，不敢下枝来”，方才从梁柱上下来。王黼、蔡攸几位和这位浪子宰相差不多，都曾经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令皇帝龙心大悦。由此，说当时帝国的宰相形同跳梁小丑，应该不算过分。不过，大宋帝国的元首显然不这样看，徽宗皇帝亲笔为王黼宅第题名曰：“得贤治定”。可见，在皇帝眼中，王黼乃太公望、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为此，王黼曾经创下过一项大宋帝国的记录：自通议大夫到少宰即右宰相——第二宰相，中间隔了八级，王黼是一步跳上去的，开创了大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

王黼宰相的各类事迹颇多，很难一一梳理介绍。此时，他坚定地主张对辽开战，则很有可能与他本人的一个远大志向有关。据说，有一天他到相国寺上香，看到一篇文字下面题着太师、鲁国公蔡京的大名，王黼艳羡已极，连连感叹：“真是想都想不到，蔡元长居然有这么一堆偌大的官职！”从此，与蔡京的地位相差太远，成为王黼宰相的莫大耻辱与追求进步的绝大动力。

这时，有人向宰相进言：如果宰相能够做成一件大事，就不难达到老太师的地位。什么大事呢？就是联金灭辽，收复燕云。而辽国国政不修，在金国的打击之下，如枯木朽株，不堪一击。大丈夫建功立业加官晋爵，正当此时。王黼一听之下，深以为然。

本来，此时徽宗皇帝已经决定不做这件违背祖宗誓约的不祥之事了，王黼却适时地挺身而出，侃侃而谈。他说：

中国与辽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是，百年以来，他们时不时地轻慢我国。实在可恨。何况“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现在不趁机夺回燕云，等到女真强大起来，中原故地恐怕永远拿不回来了。“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一句，可能特别能打动皇帝。意思是，兼并弱小，攻取昏聩，是古往今来最好的道路了。皇帝立即回心转意，决定就这么干了。于是，下令在枢密院之外，再成立一个经抚房，由宰相王黼直接领导，作为国家最高机构，专门处理联金灭辽复燕这件大事。

王黼还真是不含糊。为了解决出兵的经费问题，这位宰相下令：全国每户人家按人口出钱，以助军费。结果居然一下子敛来六千二百万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其他捐税之外，还要另外一次性地在民间摊派如此巨大的一笔费用。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的税收本来在历史上已经属于最高的一个朝代了，加上扰攘不休的花石纲，现在再收上来这么大一笔钱，相当不容易。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我们找不到确切的数字说明其概念，如果打比方的话，大约相当于：一个五口人的家庭，每年全家所有的收入为六千元钱，他可能需要交一千元的税金，然后，再交一千元钱的军费。假如宰相们没有足够硬的心肠，可能很难下得去手。真正称得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老百姓被搜刮的痛苦可以想见。

《宋史》记载了这位宰相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另一次征集摊派。这次征集摊派是以修黄河为名义的，举凡得钱一千七百余万缗。经过如此几次，“河北群盗因是大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梁山好汉了。事实上，聚集到梁山泊的好汉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当时，史书上有记载的几千人、万人以上的农民暴动，可能就有近十起。方腊起义也在此期间爆发。

据说，徽宗皇帝对于王黼宰相居然能够一下子弄来这么多钱，极感惊奇与欣慰。很有可能使他产生了一个错觉，觉得自己领导的国家实在是非常强大与富裕；因此，的确应该就此完成世代的夙愿，建立起令列祖列宗都要刮目相看的丰功伟绩。他不知道，王黼实际上向他隐瞒了国家的许多真实情况，甚至包括方腊起义的消息。

公元1118年，徽宗正式派出使臣，从登州即今天的山东蓬莱下海，到苏州即今天的辽宁金州上岸，绕过辽国，与金国磋商结盟图辽事宜。当时，金国的巡逻队不知道这帮人所为何来，差点把他们全体杀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知道了大宋的意图后，如上天降下的礼物，欣喜异常。立即派人携国书与珍奇特产等回访宋朝。同时，还没忘记对宋朝大模大样地使用对下级和藩属的诏书表示不满。

公元1120年，宋朝再次派遣赵良嗣以买马的名义出使金国，实际商谈夹攻辽国，收复燕云大计。此次出使很有戏剧性。当时，金国兵分三路，已经将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团团包围，其治所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赵良嗣从咸州即今天的辽宁开原市追到青牛山，才见到完颜阿骨打。这位大金国的开国皇帝正在布置攻打辽国都城，匆匆忙忙地对他说：“你可以先看看我的实力，然后再谈。”随即下令攻城。临潢府经过辽国一百多年的经营，城池高大坚固，加上首都守卫部队也是辽国的精锐部队，因此号称铜墙铁壁，闻名四方。结果，从早晨阿骨打下令攻城，不到中午时分，这座塞外最繁华的辽国首都巨城，便告陷落。金国军队凶狠强悍如斯，给我们帝国的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良嗣此行，终于达成了宋、金两国联合灭辽的协议。

双方约定：

金国负责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然后经平地松林南下趋长城边上密云北部的古北口；宋军负责经河北雄县的白沟镇出兵夹攻，攻取辽国的南京析津府，就是今天的北京，然后北上古北口，双方以古北口关隘为界。金国同意宋朝收回燕京旧地，宋朝同意把进贡给辽国的五十万两匹银绢改为进贡给金国。

对于金国来说，大宋帝国是一个富足、强盛、文明、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国。此次结盟，将自己的死敌辽国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金国完全不必再担心辽国寻求宋朝的支持了。而且，宋朝收回的土地，本来也不是金国的，还能够凭空得到五十万两匹银绢，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金国的愉悦可想而知。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虽然背信弃义，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哪里真有什么情义可言？如今，天要灭辽，倘若真的趁机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信义不信义的，不谈也罢。

于是，双方互换了由各自皇帝亲笔书写的国书，约定于次年，即公元1121年实施此项联合灭辽的计划。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当年九月，盟约订立。此时，联金灭辽复燕的关键人物童贯，正在主持全国军政，他受命担任征伐主帅，调兵遣将，准备出兵北上。然而，进入十月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了。宰相王黼试图向皇帝隐瞒消息。但是，这次起义的势头实在过于猛烈，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将东南江浙一带数百万人口席卷进去，举国为之震撼。万般无奈之下，朝廷只好将童贯本来预备北上的十几万大军，改派为南下，前去镇压方腊起义。

从时人记载中可以看出，导致方腊起义的原因，主要是花石纲浩劫和朝廷的横征暴敛，致使东南膏腴之地民不聊生，境况相当悲惨。童贯了解了个中缘由之后，十分果断地以皇帝的名义，下令罢废苏杭等地的应奉造作局及花石纲运送之类弊政，对起义军形成釜底抽薪之势。结果，第二年八月，就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与金国约定的夹攻辽国时间，造成大宋帝国第一次失约的事实，为金国后来的毁约败盟留下了借口与伏笔。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镇压方腊起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王黼就开始给童贯上眼药。他对皇帝说：方腊闹事是因为茶盐法造成的，和各地应奉局与花石纲没关系；童贯中了别人的奸计，把责任都推到陛下您的身上来了。徽宗听了，对童贯颇为不满。立即下令恢复各地应奉局和花石纲事务。童贯没有办法，于是放出风去，说是要劝皇帝更换宰相，请蔡京回来。王黼知道后，赶紧回过头来安抚童贯，表示愿意全力支持童太师收复燕云。童贯这才罢手。其实，王黼对于灭辽复燕的起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辽国军队在金兵面前连吃败仗的鼓舞，因此，同样希望染指那顶美丽诱人的王冠。

在此期间，金国使者在大宋首都等了三个多月，希望敲定夹攻与燕云十六州土地问题。然而，在此之前，宋朝君臣检讨以往的谈判时，发现了一个绝大的漏洞。原来，由于整个朝廷中，没有人懂得和仔细研究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沿革与地理区划，于是，在徽宗皇帝下达给使者的手谕中，提到的仅仅是收回“燕京并所管州城”；而金太祖阿骨打答应的也是“燕京旧地”再加上西京大同。如今研究下来才知道，此时的燕京路，只辖有檀州即今日北京密云县、顺州即今日北京顺义区、景州即今日河北遵化市、易州即今日河北易县、蓟州即今日天津蓟县、涿州即今日河北涿州市等六个州。而昔日曾经属于燕京管辖过的平州即今日河北卢龙、营州即今日河北昌黎、滦州即今日河北滦县，已经被改为平州路，与“燕京并所管州城”成了不搭界的两回事。而且，你没有办法把责任归咎于金国人，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与辽国闹翻之前。要怪也只能怪宋朝廷的准备工作做得实在太不像话。更糟糕的是，在宋朝廷的心目中，要收复的明明是燕云十六州，结果，根据皇帝的御笔，变成了燕京旧地，多亏谈判者赵良嗣加进去了一个云中，也就是此时已经被改称为西京的山西大同。由此，可以看出，大宋帝国在拟订和实施如此重大的军国大计时，是何等的漫不经心，何等的轻浮草率，何等的缺少责任感。

为了弥补皇帝造成的这个大错特错，宋朝官员费尽心机地试图重新界定燕云十六州的概念：他们将十六个州的名称一一列出，并且把有关的险关要塞、周边土地也包括其中。结果，还是说不清楚。因为晚唐以后，连年征战，这十六州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于是，索性规定为五代以来被夺走的所有汉家旧地。这样通扯算下来，已经是十七州。本来，这些全都是题中应有之意，根本就是宋朝的出发点与终极目的地。现在，由于自家皇帝和臣僚们的稀里糊涂大而化之，却变成了事实上的毁约。结果，导致金国人认为宋方的胃口越来越大，是想以外交手段轻取燕云十六州。于是，不但坚持平、营、滦三州不属于燕京，就连原来答应归还的西京也不予承认了，而且，态度极其强硬，直截了当地告诉宋方，如果宋方欲壑难填，则唯有解约一途。致使事情变得极其棘手，谁也不敢为此负责。最后，金国使者在大宋京城待了三个月，仍然不得要领，只好悻悻然启程回国。从而，给了金国方面认为大宋帝国得寸进尺、毫无信义的第二个理由。

公元1122年，即北宋宣和四年三月，金国再次派遣使者前来约定夹攻时间。这一次，徽宗皇帝立即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副使，率领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伐辽。

王黼致信童贯，慷慨激昂地表示，愿以死力相助。

蔡攸则是在童贯之后奔赴前线的。陛辞之日，徽宗的两位宠姬侍立两侧，蔡攸，这位在某种程度上肩负了国家生死存亡大任的军国重臣，指着二人对徽宗皇帝说：“大功告成之后，请陛下将这两位美人赏给微臣。”据说，徽宗皇帝的反应是笑而不答。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这实在是一点都不可笑。

在这举国若狂，清醒者屈指可数的时刻，一个最不该反对此举的人，突然发出了一声不谐和音——

老宰相蔡京给奔两位美人直扑过去的儿子写了两首送行诗。

其中一首写了这样几句：“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途曷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

另一首则说：“百年信誓宜坚守，六月行师合早归。”

这就太莫名其妙了。

从头到尾，这个背信弃义的军国大计，本来就是他与童贯二人撺掇起来的。如今突然忧心如焚，变成了信守诺言的正人君子。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此人显然不是幡然悔悟，决定痛改前非。

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解释是：这位老宰相很有可能是在为自己预留后步。因为，他大约是整个帝国中，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帝国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后面，隐藏着底囊都已经翻上来的深重危机。因此，如果此次出兵能够侥幸获胜，那么，他首建平燕之策，功劳不小；倘若北伐兵败，他也有诗句诤谏，追究起来，不论怎样，他都同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就这样，在大厦将倾、八方风雨之际，决定整个帝国命运的决策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其表现大抵如此。

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挂帅领军人物、掀起这场大风暴大地震的风源与震源——童贯及其同志们，大抵如此。

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还有什么人期待着大宋帝国能够不招灾不惹祸、顺顺当当太太平平地拿回那燕云十六州的话，这个期待就显得有点儿实在太过分了。从上帝的角度考察，但凡公正一点，都找不出可以让他老人家如此偏心眼儿的任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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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十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a>

第二十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a>

正文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公元1127年，岁在丁未，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属羊。

中国人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年份。

开年，一进入正月，大宋帝国遭遇灭顶之灾：继帝国首都沦陷敌手，它的两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宋钦宗赵桓相继成为大金骑兵俘虏。徽宗皇帝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当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政权，改年号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时年二十一岁。他是宋朝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或许是中国帝王中最难加以评论的一位皇帝。对于一般不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位皇帝是何许人。但是，假如提起这位皇帝的两位大臣来，只要是中国人，大约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两位知名度极大的人物，一位是岳飞，一位就是秦桧。如果有哪个中国人说自己不知道这两个人，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此人有毛病，而且毛病得的还不轻。很多人也只有在说起这两位时，才会恍惚知道：呵，原来宋高宗赵构就是这两位时的皇帝。

两位知名度极高的大臣和一位不太知名的皇帝，丝毫说明不了这位皇帝昏庸或者无能。我们必须承认，这位皇帝极其复杂，经常是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而且，他还时不时就被包围在政治的、道德的、国家的、种族的等等激情之中。这使我们要看透他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推测才能理解这位皇帝。好在这种推测所必须倚赖的资料还算丰富。

假如不是父皇宋徽宗过分轻佻与荒唐，导致家破国亡，康王赵构本来是没有机会登上皇位的。

按照中国皇家传统，宋徽宗立长子赵桓为太子，而他最喜欢的则是第三个儿子郓王赵楷。作为第九个儿子，赵构除了天生神力之外，其他方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史书记载说：赵构可以两臂平举各一百一十斤的东西，走数百步，边上看着的人无不惊骇叹服；他还喜欢骑马射箭，开弓一石五斗。按照宋朝军队的制度，这算是武艺超群，已经达到了选拔皇帝近卫队的标准。按今天的说法，差不多相当于运动健将级水平。但是，光凭这些显然还不足以取得继承皇位的资格。他还需要更加令人敬畏的力量帮助才行。这种力量出现了，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宿命。

继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北宋与辽国之间已经和平相处了一百一十九年。按照国际关系中惯常的虚伪作法，两国间的关系被形容成“兄弟之邦”。十几年前，准确地说是公元1113年，在辽国后院松花江上游的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女真族部落，叛离其宗主辽国而独立，一年之后就建立了号称“金国”的国家。于是，宋徽宗和手下一帮后来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王黼等等认为有机可乘，一厢情愿地想要火中取栗。于是，绕过辽国，从海上主动前去与金国联系，希望联合起来，腹背夹击，搞垮辽国。宋方一厢情愿地希望，由此收回当年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夙愿。于是，形成了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报仇雪恨收复失地，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此时的大宋帝国正是梁山泊好汉和方腊们扯旗造反的时候，整个国家贪官污吏横行，人民动荡不安，社会百孔千疮，军队腐败不堪，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承诺和梦想。而且，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靠背信弃义、投机取巧来获取利益，都是一种玩火的行为；更何况，宋朝的新伙伴——金国，本身就是一个只凭实力说话，其他一概不管不顾的强盗。宋朝的行为，根本就像一个没有实力的骗子，邀请一个有实力而且比自己聪明的强盗合伙干坏事。骗子自以为聪明，处处想占强盗的便宜，结果，既让强盗看出了自己的虚张声势，又给了强盗打上家门、吃掉自己的理由，惹得大火烧身。

金国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没用宋朝帮忙，就灭掉了立国两百多年的大辽帝国。

事实上，此时的大宋帝国，不但谈不上帮别人的忙，它自己根本就是越帮越忙，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在与辽国的对峙中，宋朝的军队很少有不是一触即溃的时候。这使金国彻底看透了：大宋帝国原来不过是一帮冠冕堂皇的小混混儿加慷慨激昂的小骗子而已，他们究竟依仗什么、究竟凭什么资格敢于如此大胆地来玩火，让人实在看不懂。此时，金国人也拿到了足够多大宋帝国背信弃义又不堪一击的证据，从而，对这个庞然大物已然完全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敬意。于是，挥兵南下，直取开封。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大宋帝国通过“海上之盟”，给自己惹来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塌天大祸——首都陷落，父子两代国家元首沦为俘虏，将近一半的国土惨遭蹂躏。这就是令许多宋人痛不欲生的“靖康之耻”。

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事实上，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五年前，公元1122年，即宣和四年四月十日，当童贯率领十五万大军意气风发地杀向边关时，大宋帝国君臣的自我感觉极佳。

徽宗皇帝向童贯面授机宜，为上中下三策：

如果辽国人民壶浆箪食以迎王师，不战而收复旧地，是为上策；如果辽国人纳款称藩，则为中策；如其不服，按兵巡边实为下策。

童贯和皇帝想到一起去了，他们经常能够想到一起。童贯同样希望建立不战而拿下敌国的不世奇功。于是，他组织了一系列招降纳叛工作。谁知，被宋朝背信弃义深深激怒的辽国人根本不买账，竟然组织起一支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前来迎战。

此后所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支被金国军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辽国军队，居然如虎入羊群一般地杀入大宋帝国军队大砍大杀，将数倍于己，由宋朝名将担任前敌总指挥的两路宋军打得溃不成军。史书记载说：“自河北雄县以南，任丘以北以及雄县以西，直到保定、正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计。”有一种说法认为，仅仅是因为辽军不想扩大事态，主动收兵，宋军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成立的。因为，辽军取胜后，曾经派了一位使者来见童贯，相当委婉地对童贯说：“女真人属于叛逆性质，宋朝也应该一样厌恶这种行为。如果贪图眼前蝇头小利，抛弃百年友好誓约，与豺狼结为邻居，为日后留下隐患，实在是不可取。救灾恤邻，是古往今来通行的道理，还望您能再考虑考虑。”应该说，这番话说得中肯而得体，相当通情达理。可惜，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听进去了。

史书载：徽宗皇帝“闻兵败惧甚，遂诏班师。”

不久，由于天祚皇帝逃得无影无踪，新立的辽国皇帝此时又突然死去，辽国发生国丧。宋朝君臣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于是，第二次派童贯提大兵北伐。这一次，主持国政的辽国萧太后顶不住了，派使者晋见童贯，奉上降表，请求念及一百一十九年的睦邻邦交，不要再打了；辽国愿意降为臣属，永为屏藩。童贯不允，下令将来使赶出去。这位使者痛哭着高喊：“辽宋两国，百年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你能欺国，不能欺天。”

结果，事情又一次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据说，此次迎战的辽军，全部加起来大约有一万人左右，而宋军则至少在十数万人以上。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势之下，宋军竟然又一次溃不成军，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史书记载说：宋军“自相践蹂，奔堕崖涧者莫知其数”，“陈尸百余里”。而且，经此一役，自三十年前神宗时代起，积累的军备物资、粮草钱财损失殆尽。

这一次，童贯也被打怕了。他害怕朝廷怪罪，秘密派遣部下，前往金国请求派兵夹攻燕京。当年十二月，金兵经居庸关，直捣燕京，很快就将燕京拿到了手。

到此为止，除了两座主动投降的城池之外，堂皇天兵屡屡败绩，几乎无所建树。第一次打败之后，金兵地理隔绝，不知道这个消息。徽宗君臣在给金国皇帝的国书中，还口无遮拦地告诉对方：大宋帝国的军队如约出动，屡败契丹，俘获甚众，军威大震云云。等到第二次大败时，恰好大宋帝国使臣刚刚到达金国大营，不久，就传来了宋军的败报；而且，开战以来，大宋帝国军队大败两次，小败无数，无一胜仗的消息也陆陆续续传到金方的耳朵里。这使他们大吃一惊之后，开始极度蔑视自己的合作伙伴：原来这个以前令人敬而畏之的泱泱大国，所有的功夫全在一张冠冕堂皇、虚张声势、而且让人无从分辨真假的嘴巴上。从此，金国方面态度大变。

实事求是地说，到目前为止，虽然大宋帝国三翻四覆，颠来倒去；但是，金国方面的确没有不守约定的情况出现。双方的争吵基本还是在谈判的讨价还价范围之内。而这一次，金国方面则毫不客气地告诉宋朝使者：平、营、滦三州的事情不必想入非非，如果一定想要的话，就连燕京也不给了；金国所能归还的只限于燕京及其所属六州二十四县；而且由于宋朝一再违约，连燕京都是金国打下来的，因此燕京一路的赋税应该属于金国，如果不答应，就请使者退出燕京去，因为现在这里已经是金国的土地。至于云中七州的事情，如今已经全部攥在了金国手中，以后再说。

在这次谈判中，有一段酷似上的语言，令宋朝使臣最难以下咽，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这段话是：“好教你这使臣知道，不要说我朝只给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县，便是一寸土地不给，还怕你不依契丹之例缴纳我朝银绢吗？”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已经透出强盗依仗身强力壮，公开惦记着人家财物的味道了。

公元1123年，即宣和五年的阳春三月，双方终于商定：

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其中，有两个州已经归降，实际由金国交还的是燕京及管下四州；

宋朝每年向金国交纳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外加一百万贯燕京赋税代金，由金国方面指定的物资抵充；

双方不得互相招降纳叛；

宋朝一次性付给金国军粮二十万石。

这样的条件可能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宋朝方面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同时也令金太祖阿骨打极为欢喜。于是，达成协约时的场面很有意思，金国代表表示：“赵家皇帝蛮大方，闹得我家皇帝不好意思不还你家西京了，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可是需要等一等，等我们把那儿的老百姓迁走。”归还土地，却要迁走人民。宋方代表质问：“若是空城，让我干什么用？”金国代表贼秃嘻嘻地回答：“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我家皇帝想要南朝犒赏三军而已。”

这已经是强盗加小流氓的口吻了。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上那些极其传神的场面。后来，宋朝果然给了金军二十万两银子犒赏三军，金国收到银子后，却未交出西京。这可能是宋朝方面不肯支付另外二十万石军粮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样，至此，宋朝终于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丢失一百八十多年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朝代的夙愿胜利实现了一半，另一半也指日可待。这样了不起的成就，就连神武如太祖太宗都没有做到，却在我们的艺术天才徽宗皇帝手中完成了。于是，举国举朝狂欢，庆祝胜利。

为此，王黼赐玉带，进太傅，封楚国公；虽然没有封王，但毕竟和老太师蔡京已经差不多可以比肩了；童贯封徐豫国公，不久，晋封广阳郡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封王的宦官；蔡攸进少师，终于有了宰相的名分；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大约相当于副部级干部。

随后，皇帝下令立《复燕云碑》，以资纪念。

在这个快乐的时刻，有两个人值得提起：一个是郑居中。当初，他坚决反对联金伐辽，现在，他拒绝接受晋封自己的太保官衔。另外一个人就是赵良嗣。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对金交涉，也许是整个大宋帝国里，最了解金国的人。此刻，他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金人不可信，和平不足恃，或许顶多能够维持两三年。中国必须早作准备。”然而，沉浸在举国欢腾中的人们，没有任何人愿意听听这个冷静的声音。

紧接着，轻佻草率的大宋君臣又漫不经心地干了一件更加令人恼火的事儿。公元1123年即宣和五年四月，宋朝接收了燕京以后，五月，原辽国平州也就是今天河北卢龙的地方长官张觉，在已经接受了金国的任命之后，又率领全州归降大宋帝国。赵良嗣再次提醒皇帝：盟约刚刚签订，墨迹未干，万万不可接纳张觉归降，激怒金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谁知，徽宗皇帝居然大不高兴，不但下令接纳张觉，而且将赵良嗣一口气连贬五级，并贬窜到湖南郴州居住。此时，距离金国正式对宋宣战，还有不到两年半时间。

当年下半年，金国果然出动重兵攻打平州。张觉逃入宋军。所有宋朝廷与张觉之间的往来信件、敕令、任命文件、甚至皇帝在金花笺上的御笔手诏，全部落入金人手中。拿下平州后，金军立即移师边境，严词索要张觉。并且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张觉藏匿的地点，声称若不交出，金军将自行前往搜捕。徽宗皇帝无奈之下，密令杀掉张觉，将首级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交给了金军。此举人心丧尽。一时间，原属辽国，后来支持大宋的各种力量，无不怨恨宋朝薄情寡义，没有担当，从而纷纷解体。就连大宋帝国委派的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首长都感到心寒齿冷，不打招呼便挂冠而去。而最早投降大宋的辽国著名将领郭药师，此时率领数万将士镇守燕京。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然道：“这算怎么回事？金人如果要我的脑袋，难道也交给他们吗？”由此产生了叛宋的念头。

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宣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

公元1124年，即宣和六年三月，宋金关系再起波澜。起因是，前一年交接燕京时，赵良嗣请示朝廷后，答应一次性交纳二十万石军粮给金国。如今，金军前来索要。接任那位拂袖而去的新任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首长不予承认。他认为，仅仅一个赵良嗣的口头承诺，哪里可以成为索要二十万石军粮的理由？金军使者悻悻而去。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宣战，还有一年半时间。

当年七月，金军出兵原来准备交还宋朝的云中地区，就是今天山西大同所属地区，两国关系顿趋紧张。徽宗皇帝慌慌张张下令，正式册封已经退休的童贯为广阳郡王，复职统领整个北方边陲军事。此时，金国已经基本确定了对宋战争的总体战略，距离正式宣战，还有一年零两个月时间。

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二月，辽国天祚皇帝被金国俘虏。在此期间，由于宋朝廷杀张觉，导致河北、山西地区的一些地方武装纷纷离弃大宋，投靠金国。比如治下在今日山西长治的隆德府义胜军两千人、河北易州长胜军首领韩民义等等。他们将张觉被杀后，边陲地区人心涣散，离心离德，以及对战争毫无准备的情形全部告诉了金国方面。由此，金国下定决心并开始全力准备对宋战争。

此时，距离金国对宋开战，还有不到八个月时间。

据说，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也发生了效力：当时，金国军队最重要的两位统帅是宗翰与宗望。宗翰的妻子，是原来辽国皇帝的宠妃萧氏；宗望的妻子金辇公主，则是原辽国皇帝的亲生女儿。她们切齿痛恨宋朝对辽国的背信弃义，热切盼望这个背信弃义的国家能够受到惩罚。因此，特别希望她们的丈夫对宋用兵。这个因素能够起多大作用？其情形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而另一方面，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仍然沉醉在太平盛世的欢乐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战争准备，则是不需要存疑的。

今天翻检当日的史料，相信很多人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不祥的阴影已经乌云般翻滚在头顶，而大宋帝国的君臣们却欢乐依旧，根本就怡然不以为意？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如此变态地、纨绔子弟般地游戏着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太多无法解释的东西，归因于帝国君臣那轻佻浪漫的个性和不适当的贪婪。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对的。但是平心而论，现在，这种说法已经使人感到厌烦。事实上，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可能更加符合此时的实际情况：用正常人的思维，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当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时——明明错的东西，得不到纠正；明明对的东西，没有人去听、去做，这时，这个人、这个组织、这个国家一定是已经严重地失常了。继续走下去的前途，必定就是毁灭。

我们知道，负责燕京地区防务的郭药师曾经是辽国晚期的重要将领，投降大宋后，被委派为燕京及其管下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在当时宋朝的军队里，他的部队和童贯培养起来的陕西部队是装备最精良、训练最充分、兵马最强壮、从而战斗力最强的两只部队。此人究竟是在宋朝杀张觉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决定背叛大宋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决定背叛，并且事实上也背叛了。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燕京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曾经连续给皇帝和宰相上书一百七十余次，警告他们：郭药师有问题，请早做预防；至少是请不要过分地信赖他。

一百七十多封警告信，甚至包括边防部队截获的他与金国秘密往来信件。皇帝和宰相仍然不以为然。他们采取的最严重步骤，是让童贯前往考察。假如童贯觉得此人确实靠不住的话，就授权童贯想办法将他挟持回京城后处置。

童贯到达燕京时，这位郭药师一直迎接到了河北易县。入帐之后，药师立即对童贯行跪拜大礼，童贯大吃一惊，跳起来避开道：“这可了不得。你老兄位居太尉，在军中和我的级别一样，怎敢受此大礼？”郭药师严肃而诚恳地说道：“太师您是父亲，药师我只是在跪拜自己的父亲而已，哪里管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随后，药师请“父亲”检阅部队。二人携手来到一面山坡上，四周渺无人迹。童贯正在奇怪，只见药师一挥令旗，刹那间旌旗蔽日，兵马如潮，鼓角震天，杀声动地，周边似有百万大军，场面至为壮观。童贯十分满意，回朝廷后，极言郭药师必可抵御金军，成为北疆之万里长城。那位身居相位，却既不知兵又不识人的蔡攸，也莫名其妙地坚定主张信任药师。他说：“只要依靠药师，必能对抗金人，不必杞人忧天。”从此，朝廷倚药师为干城，一心一意地在各方面满足他的愿望与要求，并放心地撤除了燕京以南的内地防务。

至此，我们知道，没有办法了。没有人能够挽救帝国的命运了。用今天我们熟悉的事例比方，就好像一个大公司的大股东大老板，当他做出决策时，对于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他只相信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所提供的那些他想听和喜欢听的部分，那些由他不那么喜欢的人所提供的不想听和不喜欢听的部分，则弃之不理。在这种情形下，显而易见，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公司的亏损乃至破产。

此时，大金帝国皇帝的对宋宣战诏书可能已经在起草当中。

战争就在眼前。

公元1125年，即宣和七年十月，正值秋高马肥之际，大金帝国皇帝正式下诏，宣布对宋朝开战。

金国大军已经打到云中地区时，金兵统帅命使者持书去看童贯，实际上就是送达一封宣战书和伐宋檄文，其中历数大宋皇帝与国家不守信用，违约背盟的罪过。据说，童贯瞪大了一双无辜的眼睛，很天真地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金国使者说：“大兵已出，告诉你干甚？赶快把河东、河北的土地割让出来，以黄河为界，或许还能保住你家宋朝宗庙社稷。”童贯目瞪口呆。

事态的发展果然正像那些投奔金国的人们所说：金国单方面开打之后，大宋帝国山西、河北一带的地方部队，立即成千上万地倒戈和哗变，而国家正规军大部队则成建制地溃退和一哄而散。

金国大军兵分两路：西路军的打击重点是童贯调到北方前线来的陕西部队，战略目标是宋朝的西京洛阳；东路军的打击重点则是郭药师率领的燕京地区边防部队，战略目标是直捣开封，擒拿大宋帝国的徽宗皇帝。

这时，出乎所有金国将领意料之外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东路金军打到燕京后，郭药师只是象征性地接了一战，随后，裹胁着该地区所有的军队将领与政府官员，带着共计精兵七万、战马万匹、甲仗五万副和无数粮草辎重，集体投降了金军。那位连写一百七十多封警告信的封疆大吏自杀未遂，也被交给了金人。整个燕京所属州县望风而降，中原地区门户大开，完全裸露在金军兵锋面前。金国军队在药师的导引下，直下中原腹心。

在时人与后人所写的各种文献文章中，谈到金军的此次入侵，特别常见的形容词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等等。事实上，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外敌入侵时，只要出现了这种情形，那就不必再深入考究，肯定是这个国家内部已经变得根本不值得同情了。现在，正如我们所不停地看到的，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宋帝国便可以作如是观。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郭药师投降金国的消息传到京城后，徽宗皇帝秘而不宣，还授意臣下上书，建议册封郭药师为燕王，命他世代镇守燕京之地。这和当初给童贯封王很是相像。本来，徽宗皇帝对于童贯收回的只是燕京空城不太满意，因而令童贯退休。金兵一有异动，他赶快册封童贯为王，令他再上前敌。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行事却直如长了一双斗鸡势利眼的市井小人，让人实在无话可说。

此时，金国的西路大军也没有碰上它想重点打击的童贯部队。原因是童贯接到金国使者送来的宣战檄文后，认为兹事体大，必须由他自己亲自返回京城，当面和皇帝商量怎么办才行。于是，他放下北方边疆最高军政首长的授权与身份，不顾太原地方长官的坚决劝阻，执意要返回京城。逼得这位太原地方长官当着宦官王爷的面长叹道：“童太师平生何等威望，如今临事抱头鼠窜，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童贯不以为意，还是走了。而且，走到半路，想想不对，又秘密下令，将只听他一个人调遣的、西北军队中最为精锐的二万胜捷军，调到身边，作为自己的护卫亲兵，一起返回京城。

从此，西路一线群龙无首，除了一个太原未被攻破，将金军死死拖住之外，其余地方，基本上与东路相同：金军所向，如入无人之境。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元首徽宗皇帝方才意识到，原来这次金国人是在玩真的，他们真的是要灭掉自己的国家！于是，大叫一声：“想不到金国人竟敢这么干！”然后，拉着心爱的宠臣蔡攸的手，昏厥过去。

到这个时刻，他和他的臣僚们都已经看出，徽宗皇帝已经不适合继续坐在国家元首的座位上了。

此时此刻，他的大儿子、皇太子赵桓则大喊大跳、大哭大叫，甚至昏厥过去，表示不愿在这种时候继位为帝，最后，于重病之中，被他的大臣们硬是扶到了皇位上去。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不情愿地继承皇位的成年人，这可能是头一例，甚或是唯一一例。

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一部夸张而又荒诞的政治童话，充满了黑色幽默，整个帝国陷入到了一场完全彻底的混乱与错误之中，人们颠三倒四，正确的声音孤独而微弱，并且很快就被荒谬压倒。一切迹象都在显示，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哪怕更换了皇帝也依然如此。

而我们这位新皇帝，则以他自己后来的作为，准确地证实了这种猜测：这个国家的确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了。

敌人第一次兵临城下时，本章节的主人公赵构，则表现得相当好。

公元1126年即靖康元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包围宋朝首都汴梁，就是今天的开封。金兵提出的退兵条件是：割地——除了燕京七州还给金国之外，还要割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土地，当时的中山就是今日的河北正定；赔款——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绸缎一百万匹，牛马一万头；然后，以亲王一人、宰相一人为人质，就可以退兵。

新皇帝完全接受了这样的退兵条件。尽管谁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那即便在今天看来，都绝对是天文数字的赔款。假如用购买力折算，这笔赔款大约相当于今天至少几百亿元人民币。

于是，刚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大哥宋钦宗把弟弟们找来，问谁愿意去做这个人质？老九赵构自告奋勇，愿意赴汤蹈火，去做人质。而且，临走时，他还悄悄告诉皇帝哥哥：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自己。应该说，这份勇气和胸怀相当令人感动。当时，他刚满十九岁。

随后，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金兵突然提出要宋朝换一个人去做人质。结果，赵构的五哥被派来替换赵构，并从此被掠到异邦，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赵构则英雄般地回到首都，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金兵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历史记载很简单，大意是：有一天半夜，一支从外地前来勤王的宋军兵马，为了争头功，前来劫营，被金兵打退。同在金兵大营谈判的宋方大臣吓得直哭，而赵构却泰然自若，浑然无事一般。令金兵统帅称奇不已，认为大祸临头了还能够如此表现，不太像皇家子弟。于是，就提出了换人的要求。此事遂成为一件让人无法说清的历史谜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后代人不了解当时人们的心态，所以才会觉得无法理解。事实上，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或许恰好因为他的这种表现，才更加可以认定此人就是皇子。因为，只有这种生在深宫、长在深宫里的公子王孙，才会如此不懂得世事的凶残险恶而不知道害怕。

此后，金兵由于孤军深入，没等到宋朝廷交齐赔款，便先行撤军了。结果，在新皇帝的领导下，我们帝国没有在国防上进行任何政治、军事上的检讨、革新与建设。其理由，据说是害怕激怒金国人；然后，将唯一可能帮助帝国渡过危机的人物李刚，排除出了决策阶层；最后，皇帝和他的助手们运筹帷幄，策划了一项让人完全无法置信、从而彻底葬送帝国前途的小把戏：

钦宗皇帝给金国的一位大将军写了一封密信，策动这位前辽国投降金国的将军发动兵变，大宋愿意里应外合，支持将军搞垮金国，既为辽国报仇雪恨，又可以建功立业。他暗示，将军将成为复国后的辽国皇帝。然后，皇帝又给逃到遥远的中西亚地区的辽国新皇帝写了一封密信，对以往的背信弃义表示歉意，希望恢复一百多年的友谊，双方携起手来，两面夹击，干掉金国。结果，两封密信全部落到了金国人手里。后一封信，是被金国边防巡逻队截获的；而前一封信，皇帝是交给了一位金国派来索要赔款的使节。这位使节以前也是辽国人，谈话中，发了几句金国人的牢骚，我们的皇帝就以为可以把千万人的性命托付给他。于是，送给他一笔重礼，并托他转交那封非同小可的密信。结果，两封密信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起摆到了金国统帅的案头。

当年八月，金兵以此为口实，再一次兵分两路，大规模南侵。赵构继上次充当人质之后，又一次受命充当“告和使”，前往金军大营求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应金国方面的要求而安排的。就是说，金国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位临危不惧的小伙子是真正的皇子，希望把他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这一次，赵构却没那么临危不惧。他的行动相当诡秘，如有神助般地逃脱了厄运。遂成为这位皇帝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他是十一月十六日离开首都开封城的。当时，给他担任副手的那位大臣，曾经亲眼看到过金兵攻陷真定城时的情形，于是叹息着告诉他：“真定城几乎比开封城高一倍，可是金兵转眼间就打进去了；京城城楼壮丽如画，天下无双，可是没有用呵。”这番话，很有可能给赵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到达相州，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以后，赵构知道金兵已经渡河进逼开封，他没有前去寻找金兵主帅，执行自己谈和的使命，而是径直北上，来到抗金气氛浓烈的磁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磁县。在那里，他的这位副手因为携带着金国人的服饰标志，而被当地军民当成汉奸杀死。赵构没有回开封，而是悄悄返回相州，并以金兵南渡，副手被杀的理由，停留在相州，等待皇帝的指示。

十天后，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又一次包围大宋首都开封，皇帝派人给赵构送来封在蜡丸中的密令，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求他火速召集兵马救援首都。赵构接到这封藏在头发里方才带出的密信后，痛哭流涕。随后，十二月一日，在相州开大元帅府。

然而，就在赵构接到密信时，帝国首都开封已经落入敌人的掌控之中。军大营讲和，也被扣留，直到递上降表，才被放还。

帝国首都陷落时的情景——这样说会显得没有心肝，但却真的是事实——极其具有喜剧效果，酷似八百年后的义和神拳。当时，大敌兵临城下，钦宗皇帝本来已经绝望，准备无条件接受金军的任何条件。突然，坚决主战的宰相将一位精通神术、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带到皇帝面前。这位大师镇定地告诉皇帝，他可以采用六丁六甲法消灭金军，生擒金国元帅。据他说，其方法是：挑选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经过咒语训练后，就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灭金军擒金将易如反掌。半信半疑的皇帝，在坚信不疑的宰相臣僚鼓动下，终于决心一战。结果，到了大师指定的时间后，这些被寄托了莫大希望的六丁六甲神将们，非死即逃。大师也就手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铜墙铁壁般的大宋帝国京城就此陷落。

此后四个月，大元帅赵构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与政治救援行动。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带领一支数目不详的队伍，不停地虚张声势，游走在外围地带。然后，就是拒绝金国方面的诱捕。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最后撤离开封。他们分七个批次，将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徽宗、当上皇帝不到两年的宋钦宗，连同后妃、宫女、皇亲贵戚、官员、艺伎工匠包括赵构的一妻二妾等一万四千余人驱虏北上，京城、皇宫、官库、民间的金银财宝、图书文物被洗劫一空，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皇家宫殿园林——延福宫和建成不到五年的艮岳，全部毁于战乱。

在这场浩劫中，偌大一个中国，唯一得分的人大概就是赵构：此时，他是大宋帝国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在中兴大宋的旗帜下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地成为号令全国的领袖人选。

就这样，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相当顺利地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帝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这一年，赵构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元年。于是，公元1127年就有了两个年号，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

为此，赵构遭到当时金国人士和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极为尖刻的批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金国人士，认为赵构：“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意思是说他受命出使时，已经作好潜逃保命的打算；成为号令兵马的大元帅，没有率兵救援京城，反将这些兵马变成保护自己的资本。

作为敌对方如此批评，意在破坏敌人领袖形象，具有浓厚的宣传战色彩，可以理解。但是，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以此为定论，却过于苛刻，似乎有失公正。

这里，构成了围绕赵构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事实上，当时的赵构不可能预见到开封必然沦陷、父兄两代皇帝必然成为俘虏的结果，他为什么敢于不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推测是：作为两次议和的高级人质和使者，赵构很有可能是宋朝朝廷中对双方态势观察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一个脑筋清楚、较有才能、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因此，他才冒着宁愿受到皇帝责备的风险，寻找借口，躲开了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

当时，谁都知道，金兵的锋芒是直指开封的，赵构的行动则表明，他的副手离开首都时的那一番话，肯定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不愿返回这座危城。于是，便停留在相州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倾向，而保护这种仁人志士的社会机制却相对欠缺。因此，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赵构的潜意识里十分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远离台风眼的意义。

对于赵构没有组织起有效军事救援行动的指责，则稍显粗暴，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因为，诚如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所多次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大环境，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冷眼看去，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情形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绝对不算过分的结论：到公元1127年，北宋帝国不灭亡已经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事实上，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的腐败朝政，北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徽宗一朝，批量涌现出来的那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朱勔、王黼、蔡攸、梁师成、李彦、李邦彦等等，相互提携，又团结又斗争，先后，或者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极重的权位，极多的人数，极长的当政时间，一口气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一年前一点，才跟随他们的徽宗皇帝，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应属绝无仅有。而且，此时的举国文武，几乎全部是这帮家伙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去，丝毫不能意味着国家与朝政的真实转变。何况，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条件。

从种种历史资料判断，中的描写，包括花石纲、生辰纲之类，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公元1127年之前的帝国实况，可能比小说中描写的，还要黑暗得多。

在军事部门，情况似乎更严重。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封为王的宦官，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位童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此人执掌军政大权二十年，最后，成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元首的、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人们倾向于把他看成是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从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各种情形判断，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而靠踢得一脚好球当上太尉的，则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高俅。高太尉执掌的工作，大约相当于国防部长，时间同样将近二十年。

有资料显示，童贯家中的厨师和马夫被提拔到相当于县团级领导岗位的人数不少；而由他的门房、仆役、小厮、贱役、跟班、账房、管家之类，一跃而为相当于今天地专级上下的干部人数，据说在全国各地可以达到数百人。时人记载中使用的说法是：公开向他行贿而直上青云者比比皆是。资料显示，他每次出师的时候，都是直接将朝廷划拨的经费送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责令各地方州县补齐。于是，到后来，他的富贵达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一个工头奉诏为童贯建造府第。建成后，工头请童贯验收。童贯很客气，请他吃早点。先由军卒捧上类似宝盖璎珞的东西，仔细看去，乃皆为珍珠。早点共上酒饭三道，每次均更换所有用具：第一次为银质，第二次为金质，第三次则为玉质，制作全部巧夺天工。吃完饭告辞出来时，等在门口的仆人告诉他：主人吩咐，所有用过的金、银、玉器皿、珍珠和两位侍候的美姬均请笑纳。于是，笑纳后的此人立即富甲一方，闻名于他的老家湖南地区。宋人笔记中认为，童贯“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就是说，他家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在他家里，常年役使的军士经常在千人以上，这些军士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五花八门，包括为童贯从打扫厕所到无偿耕种庄园的土地。

高俅的路数也差相仿佛。他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厮，后来被东坡转送给了大画家、驸马王晋卿。徽宗皇帝没登基之前与晋卿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徽宗外出时，需要修饰鬓发，却发现没带篦刀，借了晋卿的用，觉得式样和做工都挺不错。晋卿告诉他，自己还有一把新的，可以相赠。于是，派高俅去送。这高俅眉清目秀乖巧伶俐，其妩媚俊俏大约不亚于今日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男身女态的美貌小生，这使天才画家徽宗皇帝相当喜爱。当时，徽宗正在园子里蹴鞠，就是一种类似踢毽子踢球的脚技。高俅站在一旁专注地观看。徽宗见他看得用心，就问他：“你也会这玩意吗？”谁知，这厮不仅会，而且精于此道。于是，着意露了几手。徽宗一见，更是大为中意，派人告诉晋卿：“多谢篦刀，连送篦刀的人我一起留下了。”从此，这厮一步登天。

徽宗登基后，几年之间，高俅便官至节度使，这已经是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地位与待遇了；随后，官拜太尉；最后，“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尊贵得与宰相平起平坐。这使边上一起玩过的人们不可能不妒忌得要死。对此，我们的徽宗皇帝是这样答复的：“你们谁长了他那么灵巧的一双脚？”

此后，高太尉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遍历三衙者”，主管全国的军队管理工作。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典型的军事三权分立制度：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调兵之权，但没有管兵之权；管兵之权则归三衙所有；而统兵之权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官执掌，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在管理全国军队的岁月里，高俅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仅仅是只长了一双灵巧的好脚，他还有一个智商绝对高出常人的头脑。这个头脑中，经常孕育出不同凡响的聪明才智。比如，他对帝国军队的管理大体如下：

招募士兵时，特别注重选拔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或者绝活儿的工匠；

允许军中士兵免予训练，前提条件是愿意出钱贴补这些军中工匠；

进一步放开手脚，允许军队官兵经营其他行业，专职兼职均可；

最后，实在没有本事的，扛大包卖力气维持生活也行。

核心管理理念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管怎样，反正不要因为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军饷而影响了大家的生计。

于是，在帝国军队中，形成了一条奇妙而完整的生态价值链，或者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构成了价值增值的完整闭环。价值链终端和闭环的核心，则是雍容而智慧的高太尉。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帝国百万大军，从中央禁军到地方部队，再到预备役和民兵组织，实际上成了由国家发放薪水的高氏大作坊中的打工仔。

既然如此，高太尉以军队所有的土地、劳力、工匠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圃，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知道了这些，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何以宋朝军队在辽、金军队面前，动不动就全军覆没了。

在这二位的长期领导下，帝国军队中想靠本事晋升的军官，被认为是迂腐和可笑的。据说，每一个军官职位都有相应的价格，只有战功和资历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拿出钱来，才能得到这些职位。得到这些职位的军官，通常利用下列三种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并获取利润：其一是吃空饷，意思是按一万人报名请饷，按两千人实际发放；其二是喝兵血，方法是该发给士兵的钱粮不足额发放，想出各种名目克扣之；其三是无偿使用士兵的劳役，这比较容易理解。再加上下级军官为了晋升所做的逐级贡献。这些，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制度，为大家所默契。

上述种种情形，遍布全国所有军队的各个等级。就连种师道领导的部队也不例外。这位种师道在中曾经多次被提到，时人称呼他为“老种经略”或“老种”，大概是当时公认最有威望的将军。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前后，宋代的官方史书上，已经有大量关于士兵逃亡，部队在大街上到处拉夫抓壮丁的记载，酷似我们在电影《抓壮丁》中看到的场景。当时，帝国军队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为了防止兵士逃亡，不得不像在战马屁股上烙字一样，在所有士兵的右臂上或烙或刺而留下永久记号。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那些被刺配流放的罪犯额角脸颊上的黑字。

查阅当时的记载，我们发现：在以往相当长岁月里，这支军队面对辽国时，很少有光荣的记录——

在宋、辽、金三边军事关系中，辽军在与金军交锋时，金军如狼似虎，辽军经常一败涂地；而一旦宋军与辽军开打，则辽军立刻变得如狼似虎，宋军很少有不被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只有在镇压国内百姓时，帝国武士们才变得如狼似虎，显得特别能干，特别英勇，特别能战斗，所到之处，常常能够留下一路哭声地满载而归。比如，史书记载了就在前不久发生的事情：童贯领兵平方腊时，“东南之民死于天兵者，十之五六。”这种情形很悲惨，却是宋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到1126年种师道病死后，宋朝就连威望稍微高一些的将军都已经找不出来了。

因此，公元1125年年底到1126年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当时，人们很有可能在快乐地拿这件事情当作笑话传讲，大概类似今天人们快乐地阅读手机短信和段子一样。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果然，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持。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如果有人要求时年二十一岁的赵构，带领这样一支军队，去战胜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脑子进水的表现，相当弱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仅仅因为是皇帝的儿子，就挂上了兵马大元帅的头衔，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就是皇帝，不是也都成了俘虏吗？而且，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的计算方法，赵构的二十一岁年龄，指的是虚岁，当时，他的实足年龄可能还不满二十岁。

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宋徽宗君臣一口气行了二十多年恶政，积累起来的那些当量巨大的破坏性能量还远没有释放完毕，其恶果才刚刚开始显示；另一方面，金国崛起，在它崭新肌体中，蕴藏着同样当量巨大的进攻性能量也同样没有释放完毕。因此，宋高宗赵构的噩梦也就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离“谷底反弹”着实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要和金兵抗衡，二十一岁的他还实在太年轻。他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培养自己的才能、经验、阅历和威望，他需要不少的时间来积累力量。

总之，像美国人喜欢说的那样：Long o go——他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国铁骑来去如风，狂飙般所到之处一片血雨腥风。这还不算，赵构面临的内忧也挺吓人。建炎二年，实际当了刚刚一年皇帝的赵构，东躲西藏地逃到了扬州。一口气还没有喘匀，就在金兵的追击下，溃逃到杭州。随后，建炎三年年初，他当时的一支主力部队——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等人——按理说应该是他比较信任的部队和将领——就发动兵变，逼迫这位当了一年半皇帝的赵构退位。实际情况是，很有可能，他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

这次兵变给赵构的打击极大，以至于韩世忠等人平息了叛乱后，这位已经二十三岁的青年皇帝当众拉着韩世忠的手大哭不已。他泣不成声地问韩世忠：“中军吴湛最坏，现在还留在我的肘腋之间，你能帮我先干掉他吗？”韩世忠二话不说，立即去见吴湛，这位中军吴湛大约相当于皇家部队的一个分部司令。韩世忠见到他后，握手致意间，突然发力，当场将吴湛的手骨头捏断，随后将其斩首。就此，韩世忠深得赵构信任，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步锤炼出一支令金兵闻风丧胆的韩家军。

当年六月，金国铁骑再次南侵，直下江南。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及其朝廷被敌人追得一路奔逃，从杭州逃到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再逃到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再跳上海船逃到定海，就是今天的浙江镇海，从镇海逃到昌国县，即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又逃到台州的章安镇，即今天的浙江临海，最后逃到温州，并准备南逃福州。

这次逃难充满艰险。在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准备下海船之前，又一次发生兵变。起因是皇帝的卫队亲兵因为无法把自己的亲属全部带上船，而喧闹不止。宋高宗此次行事很果断。他亲自布置，指挥部队将这些卫士们解除武装，并披带铠甲，弯弓搭箭，将两个爬到房上的卫兵射落下来。结果众卫士“骇惧，悉就擒”。这种情形再一次表明，这位青年皇帝身边，连一支忠心耿耿的卫队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炎四年大年初一，赵构君臣就是飘荡在大海的波涛上度过的除夕与春节。第二天，正月初二，他们才靠岸停泊下来。

这一次，赵构在茫茫大海上东躲西藏了四个多月。个中滋味，大约苦不堪言。最惨的一次，众多臣僚将士只找到五块炊饼可以充饥，赵构一个人就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三块半，还意犹未尽。这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赵构君臣苦中作乐，过得相当别致，起因于他们收购了两船的橘子。史料记载说：当时，君臣将士“常郁郁不乐”，十分郁闷烦躁。突然，发现两艘海船鼓着风帆，乘风破浪，直冲皇家逃难船队航来。大家吓坏了，很紧张。因为当时的确切消息是，金兵打到宁波，已经组织船队下海追来。经拦截盘问，知道是贩运橘子的商船，装了满满两船橘子。于是，赵构下令全数收买，分给皇家卫队将士们吃。正月十五这天入夜，赵构让大家把油灌进橘子皮里，点灯放到海上。当夜，“风息浪静，水波不兴，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景致很有看头。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大开眼界。至今，民间传说中仍然津津乐道。可惜，逃难之中，这种快乐不会很多；到后来，连宰相这个级别的官员都穿起了草鞋。君臣境况之狼狈不难想见。

从常理推断，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境况。任何人但凡有一点能力，恐怕都不会愿意如此狼狈，何况是在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因此，把我们皇帝遭遇到的一切，理解成是实力对抗与对比的结果，可能是比较起来最贴近实际情况的。当时，民间产生康王赵构“泥马渡江”的神话，显然带有相当深切的同情、理解与祝愿的成分在。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当时他连像样一点的马匹都没有。这里面包含的天命因素，恰恰是中国人表达自己爱憎的惯用手法。比如，面对为非作歹的大坏蛋，在现实中无法惩治他时，中国人就会加上天命的成分，在想象中认为这个坏蛋将会或者已经受到了神灵的惩罚。多亏有这样的联想或想象机制，不然，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在如此悠久的帝制传统下，面对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又让人基本无可奈何的坏蛋们，中国人的心理平衡如何保持，实在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切是赵构畏敌如虎、苟且偷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气壮如牛，永远都不会错，却也让人无话可说。

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赵构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登极之初几年的岁月。这样的经历，想必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应该说，任何人有了如此经历，恐怕都很难不受影响。

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横扫大江南北的金兵终于决定从江南撤兵。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金兵耐不住江南渐次来临的卑湿闷热气候；同时，在军事上，蛛网般密布的河湖港汊水田丛林，也不利于骑兵的大兵团奔腾驰骋、展开攻守。

这种看法可能是一部分实情，但是，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

五百年后征服全中国的满洲骑兵，就是今天这些金兵的正宗后代，来自一模一样的自然环境。清朝的辉煌成功表明，自然条件并没有成为他们勇猛善战文治武功的障碍。使他们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条件是：他们远远比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更加成熟，更加富有政治智慧，他们的雄心与目光更加远大，同时也具备了象皇太极、多尔衮这样雄才大略、文武双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公元1130年，即南宋建炎四年春天，赵构们所面对的金兵，从最高统帅，到一刀一枪拼杀的士兵，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念念不忘的只有金银财宝美女玉帛。这些骁勇剽悍的北方骑士，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用自己勇猛绝伦的武力，去攻占、征服、烧杀抢掠和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然后，把抢来的女人、财宝、奴隶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寒冷的老家。在溃不成军、望风而逃的大宋君臣、军队面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也可以做这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因此，在以往胜利的鼓舞下，他们的表现相当轻率而野蛮，总是来去如风，除了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从来看不到他们有过像皇太极、多尔衮那样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从容展布。

好像是宿命一样，女真人似乎注定要统治中国，只是这项工作要在五百年后，由他们的子孙来完成。

毫无疑问，金兵北撤使赵构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喘息时机。与五百年后的情形比较，北宋和明朝的崩溃同样根源于帝国内部的朽烂，他们面对的也同样是女真人的铁骑。不同的是，南宋高宗赵构君臣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前茅。有资料显示，此次金兵北撤后，这座三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剩下的成年男子还不到一万人。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此次金兵的荼毒，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武装割据者、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此次金兵南侵北撤，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位名叫杜充的人公开投敌。此人手握重兵，身居宰相名位，是岳飞的老上级，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位最高的第一人。他的无能与投敌是宋军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强大心理效应，影响相当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叛变，对抗金战争的民心士气打击相当大。其情形酷似八百年后日本人侵入中国时的情景。中国人习惯上称呼这些人为“汉奸”，并归因于他们个人品行上的缺陷。至今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讨何以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就会经常大批量地产生此类人物。

杜充叛变，使赵构的自尊心备受伤害。据说，他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祥林嫂似的见人就唠唠叨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直到拜他做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

上述一切，资料来源于南宋时期的各种记载；假如这些记载与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误差不太大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应该不算特别冒昧的判断：

其一，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赵构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就开始对金求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大历史谜团。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了他这样做的部分理由。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表达，叫“环境的力量胜过父母的遗传”；用我国的谚语描述，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用今天中国人喜欢说的话讲，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不做，却还甘愿低三下四的天生贱骨头不是很多。对古人，大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这一轮金兵南侵，事实上形成了物极必反的分水岭：赵构与南宋政权在金兵的打击下，终于跌入谷底；之后，开始了虽然并不强劲，但却很有后劲的反弹，并从此由没头没脑的全面溃败进入战略相持之中。

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逐步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南宋政权相当艰难地一点点培养着与金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此人做得并不是特别糟不可言，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

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

这才是宋高宗赵构令人困惑的最大历史谜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现有的资料相当混乱：云遮雾罩，情绪化，各执一词，还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日情形混乱的程度，提醒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根据这些资料，尽量拼凑、还原当时的情景，到赵构的经历、中国帝制文化、大宋帝国的帝国传统和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帝制文化中，皇帝具有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做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这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临尴尬。三百年后，在大明朝皇室里发生的英宗复辟表明，帝统正宗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天然政治号召力相当可观，带着一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天生魔力。这种代表祖先与上天意志的魔力，具有让任何反对者都低下头闭上嘴的惊人功能。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只有这个推测成立，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迎回自己的母亲韦太后，而钦宗大哥却要终于客死异乡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金国坚持不放回宋钦宗，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一个钦宗系统的傀儡政权，这将是大宋皇统的正宗嫡系。岳飞曾经因为这种担心，而一再劝告赵构早立太子，从而直接导致了赵构对他的嫌恶。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五、六年，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赵构的工作中心显然是在争取生存权上。不被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赵构及其臣僚们的努力下，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在此期间，南宋政权经历了从全线溃败到稳住阵脚，再从重点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变化。到绍兴十年前后，宋军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完善的、针对金国骑兵的步兵战术，并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给予金兵主力部队以重创。岳飞甚至率领岳家军一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冬，赵构曾经放出大话说：“我如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赏罚严明，激励将士，一定可以抓住金军统帅兀术。”“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伐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知道，赵构曾经冠冕堂皇地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话。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就属于此类。

事实上，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显示，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过继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扬州，“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致。这样惨痛的经历，如果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赵构在海上逃难回杭州后，仍然常年在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只船，并在昌国县即舟山群岛备有船只粮草，随时准备应急，再次出逃。

绍兴十二年，完成对金国屈辱的和议后，赵构曾经抚摩着头发，相当感慨地对秦桧说：“我今年才三十五岁，头发已经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

公元1163年，即隆兴元年，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赵构，主动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时，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宋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我们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这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他确实是被金国给打怕了。

我们知道，赵构身材魁伟，体魄雄健，天生神力；我们也知道，体魄与胆魄、胆识与权位的不相称历来不乏其人。这常常令人扼腕叹息。

到此，假如我们愿意转换视角的话，还可以从赵构的角度继续观察一下当时的形势。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超过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

由此，可能会导出一个为赵构开脱的理由，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不情愿。那就是，作为一个并不糊涂的国家元首，他应该最了解此中情形。在南宋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至少主动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均以惨败告终。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这可能是赵构不想也不敢对金开战、只希望屈辱求和的重要原因。

在赤裸裸弱肉强食的时代，此类以小事大、以弱事强的事例并不罕见。形势比人强。在强人面前，弱小者想灭掉这个强人，并非轻易能做到。特别是当他已经被这个强人打怕了的时候更是如此。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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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28页。</a>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30页。《宋史》《赵良嗣传》。</a>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30页。《宋史》《赵良嗣传》。</a>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32页。</a>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631页。</a>

正文尾声

岳飞死后，南宋帝国在东南一隅继续存在了一百三十八年。

在它强制完成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全面恢复以文制武国策之后，帝国曾经两次主动发起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从此，收复中原失地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和当年的恢复燕云一样，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朝代夙愿。

同时，和北宋年间一样，皇家再也没有遭受兵变的梦魇。

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南宋帝国君臣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而浪漫，越来越像他们的祖先——徽宗皇帝与蔡京、童贯君臣。

公元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已经变得一点都不凶狠的大金帝国，遭遇到了一个比它当年还要凶狠的敌人——成吉思汗掀起的蒙古旋风。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国，遂告土崩瓦解。其整个国家不堪一击的程度，可以媲美当年在它打击下的辽国与北宋。

历史仿佛开玩笑似的，又重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南宋帝国君臣又一次上演当年联金灭辽的戏剧。这一次，他们是联蒙灭金，并且，同样以自己的漫不经心、投机取巧、背信弃义，给足了蒙古铁骑攻打自己的理由。

公元1279年，即祥兴二年，南宋帝国好歹比自己的死敌——金国，多挺了四十五年之后覆灭。从文献史料中判断，之所以能够如此，实在不是因为南宋帝国比金国人更能干，而是因为蒙古人没有腾出手。此时，他们正在忙于横扫欧亚大陆：从中亚到西亚，再到欧洲，令盎格鲁撒克逊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黄祸”。就此，元帝国在建立了一个古今中外首屈一指、辖区达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的同时，也确立了在全中国的统治。

此时，已经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十六年。

这一次，悲剧的主角，名叫文天祥。他和岳飞同样优秀，同样令人尊敬；虽然形式不同，但遭遇同样令人叹息。让人无法怀疑鲁迅关于中国人善忘的论断。

这一年，距离公元1127年，过去了一百五十二年。

一次色香味形、场所、规格、规模均属上乘的盛宴，如果知道不需要自己买单，而且不必欠任何人情的话，莅临者自然也就无所顾忌，可以在轻松愉快之中细细品味。显然，越昂贵，便越值得夸耀，越有助于自我感觉的良好。

现在，盛宴已到尾声。

正文附录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

“岳飞必须死。”李亚平说。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这本书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这个结论。

这是一本坚持讲故事的历史书，读来很有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让我们感应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连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读出了一道关于暴力均衡的残酷方程式：自身暴力＝异己暴力，这是维持既有秩序的常规条件。一个国家政权要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暴力，抵御异己暴力的侵犯，让侵犯者得不偿失。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别人的暴力比我们强大，别人就可以扩张利益边界，就可以称霸，就可以让我们称臣纳贡，甚至可以踩着我们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飞之死，便是由这道方程式决定的。秦桧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推算过程，正如该书的结构一样，需要从宋朝的创建开始。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h3>一、内忧大于外患</h3>

宋太祖赵匡胤是篡位武将。在部属的拥戴下，他取代了他负责保卫的皇帝。这件事让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结果：武装力量本来是皇帝用来削平外患、镇压内乱的宝剑，不过，这柄利剑握在部下手里，极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势，反过来威胁皇帝自身。赵匡胤篡位并非特例。从安史之乱开始，一个又一个君王倒在了自身保卫者的剑下。于是，生活在宋初的人们，难免在前朝兴亡中得出结论：内忧大于外患，内部的异己力量比外部的异己力量更危险。

宋朝的军事制度就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题便是抑制内部的异己力量。至于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武将，他的持剑之臂与另外两位铐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势。同时，这位武将的脖子上骑着文官或宦官，转动脑袋必须事先请示。这还不算完。武将平时不准碰那柄剑，不知其轻重利钝，剑也不大跟手。此外，这位武将身边还有其他武将，构成彼此防范之势。最后，在所有武将之上，还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军，就好比皇帝亲手持剑，虽然不那么膀大腰圆，但足以对付小漏洞和小兵变，至少可以拖延时间，等待众剑赶来勤王。

这套制度，可以保证稍微大点的军事行动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证每个将领反叛的胜算很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皇帝指挥。但是，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孙子兵法》之《谋攻篇》谈到预测胜负的五条标准，其中一条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且不论才能如何，仅凭这套驾御体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将领不能真正负责，容易推卸责任，进而还可以预测宋朝对外的战绩不佳。《孙子兵法》名列宋朝汇编的《武经七书》之首，属于军事教育的必读书，宋代君臣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宋朝对辽、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势，其实是自找的。更准确地说，这是皇帝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内忧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外患，即辽金之类的异国暴力集团。内忧，指帝国内部的大小军阀或暴力集团的高级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军这个合法暴力集团的老板，他委托了一些将领代他管理军队，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可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化公为私，实行内部人控制，甚至变成军阀，推翻皇帝。监督力度不同，这些代理人便拥有不同浓度的异己色彩。一旦异己的浓度与敌国近似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亚平说，宋朝传统的军事体制以降低效率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对皇帝来说，被辽金推翻与被部下推翻是一样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内外。

事后看来，宋朝皇帝的掌握分寸似乎有点问题。他们对武将的重重节制，固然防止了军阀的产生，但自身的军事力量被过度削弱，破坏了与辽国、西夏和金国的暴力均势，结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进贡，以岁币补偿对手的强势。这未免有点亏，至少有些丢脸。当然，李亚平说，以宋朝每年六七千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而论，这笔七十五点五万两银匹绢的岁币不算沉重，比军费便宜多了。更何况这笔银子最终出在老百姓身上，并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总之，以岁币补偿强者之后，宋朝与辽国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达成了。这种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个故事的起点。

<h3>二、外患大于内忧</h3>

经过一百多年的潜移默化，局势渐变，忽然间均衡大坏。

按照历史常规，宋朝的军政官僚体系将日渐腐败，原来的弱势将越变越弱。同样，根据官僚体制欺下瞒上的老传统，宋朝君臣对自身的弱势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实上，他们甚至感到自己很强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国把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觉得自己比辽国强，便做出错误决定：本来应该联弱抗强，他们却联强灭弱，联金灭辽。留下一个弱宋，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在这个过程中，自以为强大的宋朝军队又被衰败的辽国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军事实力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露馅，引发了金国的觊觎之心。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官吏、军官、军卒和强盗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组建扩充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只用少量官家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买马，兼并重组，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并不能够控股。有些私营企业连红帽子也没戴。

面对这种形势，帝国在边境地区部分恢复封建制度，建立藩镇，任命39个镇抚使，授予军政人财各项大权，甚至准许世袭。继续用企业比喻，赵氏垄断集团衰落之后，被迫承认原垄断领域里杀出来的部分小老板合法，同时将他们拉入商会，皇帝兼任会长。岳飞就是这39位小老板之一。和他并列镇抚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还有11位出身盗贼。数年之后，这批小老板有的战死，有的投敌，有的被杀，半数以上改任宋朝官员，被官家体系收编了。尽管如此，官军中还是有许多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装力量，也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患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十四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叛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杀掉以王渊和康履为首的一批民愤很大的宦官，逼赵构退位，立不足三岁的皇子为帝，让皇太后垂帘听政。要不是韩家军赶跑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衔主持长江下游防线的杜充率直辖部队投敌。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夏历8月的淮西兵变。皇帝和宰相设法解除刘光世兵柄之后，宰相张浚人事安排失误，刘家军的高级将领郦琼率四万官兵（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敌。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基本稳定之后，皇帝经常权衡分解兵权的利弊。绍兴八年正月下旬，岳飞预测金人南犯，申请增添兵马。赵构对左右大臣说：岳飞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诚然阔远，但宁可把他的防区缩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马。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来的事势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但与其增添大将的实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几支部队，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变半年之后。五月，监察御史张戒对皇帝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答道：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当时南宋建立不过十二年，并无抵御强敌的自信。两年后，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才败于刘锜，再败于岳家军，大失威风。此时此刻，朝廷不敢自毁长城——哪怕只毁一段。于是，体制得以维护，原状得以持续，岳飞没有得到补充，但也未被削弱。

<h3>三、暴力均衡的设定及确认</h3>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甚至统一中国，就要比敌国更强大，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这是保证优势的均衡。如果他想守成，兵力便无须那么强大，让敌国开战得不偿失即可。这是维持守势的均衡。如果他兼顾内外平衡，既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么，最好先维持现状，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对手裁军后，再削弱自身力量。只要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敌国的主和派早晚要占上风。

赵构当然想收复失地。他未必像赵匡胤那样善于“将兵”，但他一度以刘邦为榜样，希望自己成为善于“将将”——统帅众将——的皇帝。淮西兵变似乎泼了他一瓢冷水。如果他发现自己缺乏刘邦式的雄才大略，自然也不该怀抱收复失地的宏图大志。再说，刘邦的雄才大略其实也不可靠。当年蒯通劝韩信反叛，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韩信表示不忍心，这才成就了刘邦的统一大业。后来韩信又后悔不听蒯通的劝告。假如韩信的良心当时稍弱几分，刘邦便不会有善于“将将”的声誉，也未必能够完成统一大业。可见，把统一大业建立在某人的良心之上，这是风险极高的赌博。刘邦侥幸赌赢了一把，随后罢黜王侯，大杀功臣。赵构不想赌，不求侥幸，并不意味着头脑糊涂或道德败坏。

真要收复失地，还会遭遇一个难题：金国扣押着赵构的长兄，前任皇帝宋钦宗。这是一张王牌。试想，金国若在南宋旁边建立一个国家，扶宋钦宗或他的儿子为帝，就像他们扶植刘豫建立齐国一样，天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宋徽宗之长子，赵构之长兄，本人又是前任皇帝，竞争者的合法性如此之强，南宋恐怕将成为强磁铁旁边的一网兜铁钉。不得志的人，坚持传统道德的人，企图获得更高待遇的人，都是潜在的倒戈者。那将是赵构的噩梦。事实上，就在皇帝和御史张戒讨论兵权分聚的时候，“金人欲立渊圣（宋钦宗）于南京”的说法已经开始流传。《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说，传言“以和定而止”。如果南宋没有及时与金国议和，如果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没有占上风，赵构可能碰上大麻烦。

其实，别说金国扶植宋钦宗建立政权，只要把赵构的这位大哥送回来，从赵构的角度说，威胁之大已经不亚于冒出一个敌国。数百年后的明朝，蒙古人就把俘获的明英宗送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英宗复辟。历史事实表明，前任皇帝政变相当容易，就像闹一场家庭纠纷。

总之，对手有许多王牌，而且本来就很强大。自己则有很多弱点。要扭转这种基本局势，需要过人的勇气和才干。

当赵构企图收复失地的时候，他答应给岳飞更大的权力，更多的兵力，也就是说，他准备冒“太阿倒持”或“尾大不掉”的更大风险。后来赵构改了主意，大概是发现收复失地的风险大到他承担不起，或者说，收复失地的诱惑没有大到值得赌命的程度。从边际分析的角度看，收复失地的新增收益主要是荣耀和威势，属于锦上添花；新增成本却是内外交织的致命危险，属于雪中失炭。皇帝不愿用雪中炭换取锦上花。那么，在维持守势的暴力均衡格局中，就无须建立超过金国的军事力量。此意一定，岳家军的前途便暗淡下来。

关于这种计算，《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赵构决心放弃中原了，就舍得杀岳飞了。这是国际关系决定国内关系的观点。李亚平揣摩赵构的心思，提出了国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的看法：“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两位作者的看法都有道理，但都缺少一个过渡环节或中间状态：放弃中原，并不等于立即杀岳飞；杀掉岳飞，并不能保证金国讲和，更不能保证金国遵守和约。岳飞暂时还是有用的，所以岳飞还会活几年。

绍兴八年（1138）岁末，宋金两国议和成功。前边提到，这年二月赵构曾经拒绝扩大岳飞的权力，但五月又拒绝削弱岳飞，不敢自毁长城。现在两国签定了和约，是否意味着内忧大于外患了？为时尚早。首先，和约所划定的边界尚未交割设防完毕。其次，两国之间还没有好好打一场，作为和约基础的暴力均衡并未得到确认。尽管南宋对金国称臣纳贡，但金人总觉得便宜没占够，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主战派还想“赢者通吃”。敌人在磨刀，我们自然也要磨刀，自毁长城的条件并不成熟。

绍兴十年（1140）夏历五月，金国叛盟，四路大军进攻南宋。都元帅兀术一路，在顺昌（今阜阳）被刘锜以少胜多打败。西边的岳家军一路捷报，孤军打到开封附近，苦战得胜后奉诏班师。这一年，赵构对金国的实力有了清晰的判断。赵构说，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

反过来，金国连连受挫，也逐渐认清了形势。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正月，金国再次南侵，三个月打了两次大仗，一胜一负，岳家军并未参战。尽管金强宋弱的局势依旧，但谁也吃不掉谁的战略均势得到确认。主战派兀术也有了讲和的意思。

<h3>四、内忧超过外患</h3>

绍兴十一年（1141）夏历11月，赵构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宋朝皇帝接受金国册封，每年向金国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数量不变。两国以淮河为界。

如前所述，一旦敌国真不想打了，准备裁军了，本国裁军或曰自毁长城的条件就成熟了。这时，赵构终于有了选择空间：他可以恢复传统，改革“家军”体制了。换句话说，国际的暴力均衡确立之后，金国的致命威胁下降之后，内部的异己之患便升格为头号大患。

宰相秦桧的养子秦熺留下的一段记载，可以印证上述计算：“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消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可见，“太阿倒持”之患已在皇帝心中郁积多年。按照主和派的说法，这种危险随着金人威胁下降而更加突出：“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

“叵测”二字用得极其精确。岳飞会反叛吗？不一定。那么，岳飞不会反叛吗？也不一定。即使岳飞不想反，他的部下也可能反。当年赵匡胤就未必想反，但他的部下追求富贵，非拥戴他当皇帝不可。闹到没有退路的地步，不想反也得反。更何况，岳飞对皇帝的议和政策是有意见的，对不增加自己的兵权早有不满的表示，一再冲皇帝撂挑子。南宋初期的军事体制缺乏节制手段，主要依赖部下的忠心，岳飞的心中有了不满的影子，这让皇帝如何安心？

最要紧的是，岳飞拥有反叛的实力。岳家军有十万兵马，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强。而且，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极强，民间声望极高。敌人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熟悉经史，礼贤下士，温和有礼，为人清廉，赏赐一概分给部下。这简直就是活圣人。岳飞死后多年，他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并且哭声震天，场面感人——可见岳家军多么团结。这支军队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联想一下赵构对兀术的评价——虽然强大，专以杀戮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岳飞该有多大的作为？这样的暴力集团不反则已，一反就可能天塌地陷。

此时此地，对皇帝来说，选择变得很简明：或者废掉岳飞，或者不废岳飞。对岳飞来说，选择也很简明：或者服从，或者反抗。对皇帝来说，岳飞将采取什么策略是不可测的——“叵测”。但是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他，历代武将在“叵测”的选项中填空时，只要胜算较大，往往要选“反”。不反的还要后悔。

那么，对皇帝来说，究竟是把自己和帝国的命运寄托在“叵测”之上呢，还是让秦桧出面干一次脏活儿呢？在皇帝眼中，一个好人可能的冤屈，与赵家江山的安全稳定相比，孰轻孰重？这还用问吗？

追问这种问题的恐怕只有“纯儒”。皇帝不会问，法家不会问。按照孟子的说法，“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然而，我们的帝国传统，总是儒表法里、王霸道杂，以“行诈使力”为看家本领，实际决策所依据的是利害计算而不是道德信条。即使考虑道德，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要顾全大局”。比起“天下苍生”来，个人的一点冤屈算得了什么？

哪种老虎最安全？死老虎最安全。是老虎就该死。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得到的“莫须有”罪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罪名。宋太祖说，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酣睡的是一只猛虎。至于具体手段，究竟是“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流血杀人好，也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面对弱者，皇帝不妨大度一些，赢得仁慈之名。面对岳飞这种级别的强者，皇帝缺少表现大度的实力和自信。他们不敢给对方留下还手反击的机会，不得不采用让皇帝声誉蒙羞的手段。当然，皇帝也有遮羞的办法：一是蒙蔽视听，硬说人家要反；二是转嫁恶名，让秦桧替他背黑锅。

赵构对岳家军的畏惧非同一般。他必须把不仁不义扩充到岳飞之子岳云和亲信将领张宪身上。李亚平写道：1141年农历12月29日，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同时将张宪和判刑两年的岳云一同处死。

赵构的选择对不对？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岳飞死后，和局维持了二十年。1161年，企图一统天下的金国皇帝完颜亮（海陵王）背盟南侵，在长江防线受挫，引发内乱。再次议和，边界依旧。1206年，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国力衰弱，宋乘机伐金，失利之后议和，边界依旧。1217年，金国为躲避蒙古大军南迁，与宋开战，互有胜负。宋对金的弱势均衡维持了九十多年，直到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赵构对两国均势的判断并无大错。

从内部关系的角度看，1207年正月，吴家军的世袭将领吴曦反叛，在宋金战争中投敌，向金国求封蜀王，一个月后，被几个奇人矫诏闯宫杀死。1230年，宋朝任命的京东路镇抚使、京东路20余万忠义军首领李全反叛，围困扬州，被守城将士袭杀。宋朝对自家将领的严厉防范，并非无病自灸。

总体说来，南宋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比金国的寿命更长，最后亡于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不算太丢人了。从年头来看，南宋也比灭掉自己的元朝的寿命长。赵构建立了一个比金国和元朝更长寿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存在与稳定又建立在内外暴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无论暴力均衡的逻辑是否残忍，赵构不过按理出牌罢了。

本文谈论的与其说是岳飞，不如说是“家军”的代表，岳飞只是其人格化身。放眼望去，官军与家军、朝廷与藩镇、流官与土司、统一与割据，直至先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官家暴力与私家暴力或地方暴力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作为暴力集团，私家军的效率一般比较高，地方武装其次，官军更次，就好像民营企业的效率通常高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又高于官办企业一样。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官家追求朝廷安全，收权严管，就难免损害效率；追求效率，又难免损害朝廷安全。内部安全了，外部又不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了南宋统治者在这些要求之间寻求均衡，追求安全最大化的努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乙丑引用《中兴圣政》的话说：“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援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换成条件加结果的一般格式表达：外患加重，则放权让利，封建藩镇之类具有大包干色彩的暴力激励机制出现；外患减轻，则收权削藩，官家代理人重返主导地位。岳飞的命运，显示出私家军队、地方武装乃至封建藩镇在官家体制下的兴衰规律，尤其是衰亡规律。这种规律，可称“岳飞通则”——虽有例外，惯例如此，通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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