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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秩序：2015年后的中国格局与世界新趋势》 第一章 未来大秩序 中国需要“釜底抽薪”的改革 <span class="ter">林毅夫 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span> 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翻一番”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较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我看来，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因为中国经济依然有维持20年每年平均增长率8%的发展潜力，虽然这8%的潜力挖掘尚需克服诸多挑战与困难。到2020年或者2030年，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从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城市人口可能会超过80%（未来会出现十几个千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型都市），而农业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会低于10%。因而未来十年，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都是关键的十年。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规律；第二，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目前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扬汤止沸或者釜底抽薪，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考虑，还是要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问题的根源。比如说腐败的问题，租金的存在就会滋生腐败。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将租金去除，腐败也就会减少。再比如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再分配的手段进行调整，但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即调整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调整体现的方针正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视公平。 若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最有竞争力与效率的方式。同时无论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中的劳动密集区段，都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得到就业机会的工薪阶层就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果实。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从而带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型至资本相对丰富，从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资会进入快速上涨通道，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可以试想，当穷人的劳动力不断增值，而富人的资产则处于相对贬值，那么收入分配的现状就会改善。事实上，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收入分配的逐渐改善，原因就在于此。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速的正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收入分配为什么会越来越恶化呢？ 症结在于中国在比较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双轨制有关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金融抑制、资源价格不合理、垄断等，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垄断形成了租金，滋生了贪污腐败。而上述因素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我国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 实际上，工资并不是仅由需求决定，而是由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包括制造业与农业），那么就会出现劳动力需求高企，从而就有上涨工资的议价空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乡镇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取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是这些主体在获得融资、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受到限制，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影响了劳动需求的增长，最终抑制了工资的增长。 未来的十年，如果中国真正要实现两个“翻一番”、实现调整“两个比重”、实现在初次分配就同时注重公平和效率，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深化改革，把双轨制的改革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如果这样的改革得以推行，不仅我们的经济可以按照比较优势的规律发展，且与经济发展相伴，收入分配体系亦会不断完善。 我们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经不再处于“应该改”的阶段，而是走到了“可以改”的时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人均收入水平极低、资本极度短缺等瓶颈的限制，有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没有自我生长的能力，需要补贴维持生存。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6000美元/年，中国已经不再属于资金短缺的国家，因而此前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业已基本符合比较优势的要求，并具有自生的能力了，那么也就不必再给这些产业补贴了。 国家发展依靠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结构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技术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产业价值从农业到制造业、服务业的变化，但一国的发展需要的不仅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制度环境也需要与产业发展相一致，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如果这样的改革措施得以实现，那么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10年能够达到这一目标，那么这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巨大的意义。可以预见的是，两个“翻一番”意味着在2020年会出现“黄金交叉”（原指上升中的短期移动平均线由下而上穿过上升中的长期移动平均线的交叉，这个时候压力线被向上突破，表示股价将继续上涨），中国经济必然会超过美国。 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世界老二变身老大的时刻，常常会有冲突发生。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旁观者也很清楚。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位次的交替是否必然会带来战争？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No！如果中国成长为全球的老大，那么受到挑战的是美国的霸权，却并不是美国企业的利益。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在于，即使中国变成全球GNP数值最高的国家，我们依然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者，人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美元，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中在资本、技术极端密集的产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公司最期待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是符合美国的大企业利益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学会巧妙地利用这一看似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中国依然要加强军备；但另一方面，无论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来讲，创造和平环境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谓和平的环境，就是让美国的大公司能够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利益，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必须进一步开放，并在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加强修炼。那么即使有一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与美国相接近，由于同等收入国家的竞争是以专业化为标准的，那么此时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与美国间的竞争，对美国企业也是有利的。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话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方面遇到的难题，最关键的解决之路就是釜底抽薪，就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而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扭曲因素。这样不仅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好的环境，分配方面也会更公平，社会也会更稳定。 第二，要争取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二法门就在于加大加快开放的步伐。因为目前中国依然位列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依然存在互补关系。对处于经济疲软阶段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亟待复苏的大型企业与经济，都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快速发展的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和过去欧洲国家的霸权地位更迭的情况不同，彼时欧洲国家面临的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你多我少，但今天的中国如果可以掌握好上述有利因素，就能保证老大、老二在换位的时候，至少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 第一章 未来大秩序 官民空间和政策的四种可能性 <span class="ter">俞可平 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span>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尽管在官场严重腐败的背景下，学界也难以幸免。但我始终相信，中国知识界中恪守良知、担当道义的大有人在。他们既扎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充分地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贡献于振兴中华的大业，一点一滴地推动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在今世界，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日益强调官民共治或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是通往人类理想政治状态的必由之路。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也相应地从“善政”转变为“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或简称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双方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如果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经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在国家和政府产生前，人类实行的是原始自治。在国家产生后的很长时间中，人类实行的是独裁专制，即官治。进入现代后，官治逐渐让位于共治。共治有多种形式，官民共治是其中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随着阶级而消亡，民主也不复存在。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民主也是国家存在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通向其理想的无国家无民主的必经之路。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社会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即：以党和政府官员为代表、以党政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或称政治社会；以企业家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或称经济社会；以公民为代表、以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系统，或称公民社会。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变迁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不过只是国家还权于民的实现形式。我曾经说过，纵使有天大的中国特色，我们对此也不能例外。因此，官民共治是社会变革和政治进步的必然结果。 最后，在一些公共领域，我们正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急需重建新的治理秩序在公共治理领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优”，即政策相关方只有利益的增加，而无利益的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后果则是截然相反的情况：利益相关者都成为利益损失者，都对相关政策不满意。我把利益相关方都成为输家的政策困境，称为“城管困境”。因为“城管”现象是这类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与被管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双方都不满意。人们怪罪于城管人员，但城管人员同样也冤屈满腹。一种政策如果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无疑是最坏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到处可见。如“医闹”，大夫担惊受怕，而患者则含怨藏怒。再如学校教育，学生、家长、老师都牢骚不断。更广泛地说，我们的维稳代价越来越高，而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多；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而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却没有随之提高；举国上下都痛恨官员腐败，但腐败却仍在高位区；一方面我们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政策上助长各地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们面临的治理困境。任何一位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负有责任的官员和学者都必须正视公共治理的这些挑战，并通过深化政治改革，切实推进民主法治，从体制机制上来解决这些问题，破解治理的困境。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种可能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关方都从中获益，而没有任何损失，即全赢的局面。其二是多数利益相关者从该项政策中获益，而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赢少输的局面。其三是少数相关者获益而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即多输少赢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关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损，即全输的局面。任何理性的决策者都应当力争第一种结果，而坚决避免最后两种结果，特别要杜绝最坏的“城管困境”。如何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推进官民共治，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核心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核心政治价值也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它既要传承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更要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从民主治理的角度看，自由、公正、尊严、和谐，就是我们应当努力弘扬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官民共治的价值目标。 第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上的主体意识。“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下，只有体现为具体的“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政治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公民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强化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树立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自觉担当起公共治理的责任。 第三，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我们既要强调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但同样要强调执政伦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打天下坐天下”是旧政权的逻辑，不应当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官民共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第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就谈不上官民共治。有序的和有效的公民参与，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需要有足够的合法渠道。随着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公共参与的需求日益增多。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参与渠道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官民共治的制度框架，让更多的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有序地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 第五，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自治也是民主政治的要素，尤其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重视。社会自治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有可能成为官民共治的一个突破口。在举国上下正在大力推行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自治也应当是重要的关节点。社会自治应当特别注重基层地方自治和行业职业自治。无论哪一种类的社会自治，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就是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从狭义上说，它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改善社会治理状况的关键所在。从广义上说，官民共治也是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 第一章 未来大秩序 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span class="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span> 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涉及其他层面的问题，以及法律层面的问题。我想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是没有重大的改革。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风险——影子银行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房地产泡沫也好——都是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需要通过改革进行克服。现在，中央层面都在呼吁改革，如果缺了地方、企业、社会的参与，大家对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调研了很多地方的改革执行的问题。原来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就是执行。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这不是理论问题，是基于我的实际观察。这里面有几个矛盾： 第一，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很难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权力集中也会对改革产生负面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都是通过分权进行的，现在一集权，权力集中，改革就产生矛盾了。我发现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会说：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着。从分权的改革，转向集权的改革，需要领导干部做一些调整。正像李克强总理说的，对大部分的官员，它还是需要。 第二，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腐败很严重，如果腐败继续严重下去，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再好的改革也没用。政府现在推出的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都觉得很麻烦。现在，因为某些客观原因，我发现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很担心。改革涉及很多人的相关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会找你碴，挖你老底。甚至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开始搞负面清单，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做什么事情。 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负面清单太长了，个别省份甚至规定，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财政、不要管重大的项目。廉政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就要履行职责，你不干活，保持清廉，这不算你的本事。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履行职责，保持名义上的清廉，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腐败。 改革需要人来推动。 第三，我们的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也是改革主体，中央层面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在其他的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社会？现在，我们说改革要宣传，纵观中国历史，通过宣讲成功改革的可能不多。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90年代的民营化的改革，根本不需要宣讲，中央没动起来，地方已经动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我们强调改革顶层设计，一定要把地方、企业和社会改革的主体的动力结合起来。 最后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改革跟社会几代之间的矛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几百条事项要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中国社会对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已经越来越没耐心。以前的分权改革，不知道谁负责任；现在集权改革，大家都知道谁要负责任。如果中国改革两三年内不出成果，中国的社会压力会很大。现在，进行改革的国际环境并不好，比如乌克兰，各个方面都在激进化。改革必须要找到突破口，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几百点一起推进。同时，突破口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处，越激进、越改革，这个社会越不稳定。社会改革还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第一章 未来大秩序 政府行动计划的幸福与尊严 <span class="ter">俞可平 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span> 个人的幸福与尊严，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永恒价值。在中国，这些价值过去更多地体现在学者的论述和人们的理想中，很少体现在政府的行动计划中。但是近年来，特别是自从温家宝同志郑重提出，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之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幸福计划”，发布了一系列的“幸福指数”。建设一个“幸福社会”“幸福城市”“幸福社区”被一些地方政府正式列入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规划。由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承担何种责任？毫无疑问，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应当对人民的幸福生活承担重大的责任。政府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种责任可以有极大的不同。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人民的幸福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就是实现善治。 <h3>什么是善治</h3> 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个人是幸福的主体，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任何他人都不能替代别人的幸福体验，任何政府或组织也同样不能取代公民的幸福体验。幸福不能“被代表”。然而，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的需求和欲望却通常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幸福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改造社会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政府之所以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所必需的某些基本条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简单地说，在当今世界，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善治。 我把善治界定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 善治有以下10个要素： 1）合法性，即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 4）责任，即管理者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担负基本的公共责任。 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 6）有效，即管理的效率。 7）参与，既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 8）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 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 10）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h3>善治与幸福</h3> 近一个时期内，中国国内忽然出现了许多关于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和城市幸福程度的测评。这些调查和评估表明，公民的幸福程度与政府的治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善治事关人民的幸福，它集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民幸福应当提供的必要条件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地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府责任与人民幸福。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责任的清单中应当增加醒目的一条，即如温家宝同志所说的“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为公民的幸福生活创造外部条件，努力让公民有更大的幸福感，应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什么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进而言之，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要保证政府履行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和责任。如果政府失职，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责任，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应当有制度追究失职官员和政府的责任。公民的幸福指数，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没有必要的经济收入和财产，幸福生活就无从谈起。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使人民群众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这就要大力发展经济，就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改善民生。这就与政府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但是，发展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仅有经济增长，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甚至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社会不公，从而给社会带来灾难，给人民造成痛苦。 第三，公共服务与人民幸福。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居乐业，需要国泰民安，需要文化教养，需要健康和睦，需要交通便利，需要生态平衡，所有这些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密不可分。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有公共财政和制度机制的保证。政府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不断加大对公共交通、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健康医疗、养老失业、扶贫济困的预算投入，努力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改善政府服务的质量。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 第四，政府治理能力与人民幸福。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人类的生活需要秩序和规范，因此，公共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强调政府的服务，并不意味着弱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既不可分离，也不可偏颇。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人民富裕，但社会动荡、秩序失控、犯罪猖獗、安全缺失，人民群众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政府治理的无能和失效，只会给人民带来痛苦和不安。政府的治理能力来自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法律规范，两者缺一不可。我们既要想方设法提高政府官员自身的素质，也要健全法制，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在社会领域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但在国家事务中我们必须依靠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 第五，政府的民主治理与人民幸福。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除了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自由、平等、参与等政治需求。只有在保障和实现公民经济权益的同时，也保障和实现其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人们才会有生活的幸福感。民主和民生从来就密不可分，是人民幸福生活的两个基本保障。人民要生活得有尊严，就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就要不断扩大公民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自由权和平等权。努力扩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这是政府的重大责任，也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 第六，公民教育与人民幸福。人类的幸福毕竟直接体现为个人的主观感觉，这与他自身的世界观、道德观、权利观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这就涉及公民教育问题。政府如何对公民进行教育至今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公民教育问题上各有不同主张。我认为，在幸福观上，公民教育首先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既是公民自己的责任，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权对政府提出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主张，但公民在追求自己幸福生活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特别重要的是，公民在追求自身的幸福时不应当妨碍别人的幸福生活，这就要求公民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国家的法律。 总而言之，在现时代，政府对公民的幸福生活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责任，公民的幸福程度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政府对公民幸福的责任是有限的，而绝不是无限的。政府对公民幸福生活所提供的条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公民幸福的许多条件是政府无能为力的。幸福首先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政府的作用毕竟是外在的，归根结底公民自己才是幸福生活的主体。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重大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公民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政府对公民的幸福生活既需要积极的作为，也需要消极的不作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划定界限，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而这正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共同的任务。 第二章 忧患政府 市场的精神 <span class="ter">林毅夫 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span> <span class="ter">张维迎 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span> <h3>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定义？</h3> 林毅夫：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68年开始写，花了8年时间，1776年出版。在1768年之前，亚当·斯密花了二三十年时间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大概也就是50年、100年以前的文献，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其实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细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生产，最早是在曼彻斯特。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刚才维迎讲的，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两次方，不到三次方，现在是十的七次方、八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张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判断外，还需要什么？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加快发展，有所谓R&D说法。“D”，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这确实是企业家做的。但是企业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由于科学的、对自然认识的加深，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现以后是个公共产品，所以企业家自己是不会做的。 实际上在美国，所有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是国家在“R”方面的支持。比如Google，它的计算方法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再比如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都有很多国家的支持。美国最主要有两个机构对“R”支持，一个是NSF，一个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是支持“basic research”（基础研究）的钱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支持“basic research”的时候，已经想了对新技术、新产品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决定哪些“basic research”需要国家做。所以如果美国对前沿的、与技术有关的“basic research”是有选择的，那就代表它有产业政策。 政府部门购买新产品，也对企业家发明技术、实现市场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企业研发新产品，同时政府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产权保护，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 张维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200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20世纪先进。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 我们看美国，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研究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反而没有国家参与，我们有可能更好。那时候我们说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你能用铅笔吗？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但我们看现在国家不生产铅笔，我们铅笔多好啊。我不认为没有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就没有。我想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好。 黄有光：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我同意企业家、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也必须做一些事情。但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成功地做这些事情，林毅夫讲的潜在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成功。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政府去做这些市场不能做的，像环保、食品安全这些东西更加重要。 张维迎：我刚才强调的是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h3>政府协调有可能失败，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h3>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干预，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再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取消对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过去当我们资本非常短缺，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不给补贴就死了，所以当时给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竞争，再补贴就是锦上添花，所以补贴应该取消掉。国企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过去我们总是把国有企业失败认为是国有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这不仅在苏联、东欧这样，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说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产权重要吗？如果是小企业、中型企业我认为私有化很有效，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一定是分离的，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个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重要。 最后提一下，有一个教授提到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一定要政府参与，因为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这是需要讨论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须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我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是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维迎：第一，我认为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得在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一定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企业家是最清楚比较优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林毅夫：科研也很重要。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第二，关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我认为，在市场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即使现在有企业家精神，以后衰老了，企业很快就会倒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能持续存在的，只有那些政府管理的企业才能做到。在市场中，所有大企业都是小企业发展而来的，没有哪一个大企业一出来就是大企业。所以我们不能说小企业适合市场，大企业适合政府管理，按照这种说法，任何企业发展成大企业后，都可以由政府收归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企业会变成大企业。 林毅夫：这个误解我了。张维迎：你说大企业需要政府。林毅夫：又误解我了。 张维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现在没有自由。很多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这些条件。 最后，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比如政府拆迁，即便有利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利于GDP的增长，也不能违反基本人权，这是在毁灭很多人最善良的本性。 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 张维迎：毅夫讲到他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理解小凯讲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借助了后发优势发展得很快，这个国家就自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体制没有问题，然后就不再进行体制改革，最后导致了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现在说中国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后发劣势显示出来了。 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但这几年我变得相对不乐观。现在，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成功了，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所有成就。这就涉及法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杨小凯讲过的。如果没有法治的改革，我觉得制度总是不稳定的，从2009年的刺激政策开始，我们一直在否定市场。 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保护市场当作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效率工具，认为市场有效率就支持，没有效率就反对。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保障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 刚才林毅夫讲了政府的干预，我们过去总是说理想的状况就是市场出问题了，政府就能解决问题。毅夫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做得更好，但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家只是一人之见，而且经常带有自己狭隘的、领域的偏见。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有偏见，你也有可能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公平、公开的争论，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问题。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加某一种思想。所以我说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对市场极大的破坏，这个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林毅夫：首先来讲，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危机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其次谈中国模式并不是说固定不变化，包括美国、英国，包括有完美宪政的国家，也必须要不断地改革。我们说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借鉴意义？这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 第二章 忧患政府 中国从忧患里走来 <h3>一、引言</h3> <span class="ter">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span> 事实上，中国应该积极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像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对技术精益求精。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定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全面考虑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h3>四、中国改革三步走战略——建设“政策特区”</h3> 中国经济、能源消费、环境负荷与日、美比较如下。经济：名义GDP为世界第2位（2010年为58895亿美元，美国为146，240亿美元，日本为54742亿美元）、人均GDP为4253美元（世界第94位）［如按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话，则为7500美元，日本人均GDP为33828美元］。显然，经济大国≠经济强国。 那么，人均GDP1万美元具有何等意义呢？下面以日本的经验作为他山之石，看看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方向性。 （1）五大内患和两大外患。有人称中国近年的变化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体现为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不管你是否喜欢中国，但你不得不重视它的分量，倾听它的声音。但中国的发展曾几时引发了国际上几种不同的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时代论”，等等。作为物理工学和可持续发展学的研究者，尽管不能苟同此论，但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政经腐败、贫富差距、民族问题、生态破坏、资源制约）和两大外患（外来纷争和全球性气候变化）。 （1）人均GDP从1958年的不足500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将近4万美元，但国民中对现在的生活回答“满意/满足”的均在70%左右，即满意度几乎不随GDP而变。 （2）日本新干线与中国高铁。建设高铁是中国保持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必经之路。力求国民保持共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都是交通先行。在中国这样的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高速铁道和城际轨道交通，这是在9年前，我作为日本新华侨华人会的首任会长时极力向国内呼吁建设的一个提案。 原则3：污染的排出量 和谐发展，乃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之最大命题。而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基于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稳定。 也许应该告诫决策者们和我们的国民，中华复兴、百年大计“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探求一条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和谐发展之路。 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基于文明的未来这一长远前景，就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黄河断流、长江洪水和每年以2300平方公里速度推进的沙漠化现象，这一切足以警钟长鸣。不仅使每一个中国人夜不能眠，甚至让全球人坐立不安。而到处蔓延的“短平快”思维和“急欲富起来”的思想，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作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以国土资源等综合衡量，中国比较适合生存的人口仅为6亿人，这让人们重新思考未来战略走向和内涵。 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主要家电的普及率已接近100%。而家用小汽车的普及率也达到了60%左右。 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 原则1：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 这是人均1万美元的环境意义之一。人均达到1万美元时，国力增强，环境意识提高，环境保护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增多，使得大规模导入脱硫装置成为可能。 这些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要借鉴世界所有文明成果，就像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社会系统中拥有诸多“社会主义”元素一样，中国的社会系统同样要与世界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和创新。 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5年和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我以为必须从“中国-亚太-全世界”“短期-中期-长期”和“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大轴来考虑中国的未来。为此，建议创立实体与虚体结合、国内人才与国际人才结合、突发课题与长期战略结合、民间与政府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的“中国百年发展研究院”，集中海内外中华英才构筑百年发展战略。 根据日本1958？2004年的人均GDP的变化和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变化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strong>202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提前10年完成</strong> （1）日本在1981年达到了PPP换算的人均1万美元水平。中国与之相差近30年路程。 今日中国的高铁技术，既有日本、法国、德国等先行国家的技术基础（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这一点，尊重这一点），更有中国人的汗水和智慧。现在的技术开发模式，大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从日本战后高度发展的轨迹看，除了自身努力和外部原因之外，一个典型的模式是：第一阶段是进口设备，第二阶段是消化-改良-国产化（创立自己的品牌设备），第三阶段是大量出口设备。这一模式可叫“传承与创新”。高铁是一项高度综合技术。日本是第一个开通新干线的国家，为世界高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日本的新干线也是融合了他国的技术而成就的。 <strong>GDP与幸福指数——中国的发展目标</strong> （2）日本在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PPP换算）之前，追求物质需求的国民人数要比追求精神需求的多。但一旦超过1万美元，即1981年以后，追求物质丰富的国民人数反而比追求精神丰富的越来越少起来了。 （2）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即在战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有70%的国民对困难的生活表示满意，这可以理解为，一是大家都穷（均穷），二是大家对未来拥有希望，三是意味着社会稳定。 （3）幸福指数几乎不随GDP而变，则多少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规模和模式。 经过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已跃居世界第2位。而人均GDP也上升为4253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换算的话，则为7500美元（日本为33828美元）。再经过三年的发展，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GDP有望达到1万美元。 <h3>三、构筑中国百年发展战略</h3>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起的30多年时间里，超乎世界所有的预期，保持着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约856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但实际上，2010年的GDP总量达到了58895亿美元，而人均GDP也达到了4253美元/人，即为2000年的近5倍。也就是说，2020年的国家目标已经至少提前10年完成了。 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低必要条件，需遵循下述三原则。 CO2排放量：世界第1位（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为61.4亿吨，人均4.5吨。美国19.2吨，日本9.6吨）。 原则2：非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 “7·23”高铁特大事故，夺去很多宝贵的生命，暴露了中国高铁硬技术和软实力上的严重问题，更暴露了在事故处理上行政“让人愤怒”的严重落后现象。由此事件深切感到，中国急需行政改革，让行政制度与世界接轨。 环境负荷/人口＝（环境负荷/资源）×（资源/GDP）×（GDP/人口）－除去量/人口日本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SO2排放量出现峰值。之后，GDP不断上升，但人均SO2值却不断下降。这便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几年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1万美元年收入的话，便可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这1万美元是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各国具有一定可比性。 立命馆大学周研究室为上述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如下研究结果为其佐证。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止保持在7％（保7）、2020年时保持到5％（保5）的话，其经济规模（GDP、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以下同）在2010年时约为7.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的约1.5倍，2020年时约为10万亿美元，可与美国、加拿大的同期统和相匹敌。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里，中国非常有可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旦经过这20年的安定发展，之后的发展速度只要保持在3％（保3），2050年（也即新中国成立101周年）时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而综合国力自不待言。这一结果表明，只要安定发展，经过百年努力，中国有望再度和平掘起。我把它称为“753百年战略”。 30多年前，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地牵引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描绘的中国经济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2020年的GDP扩大为2000年的4倍的目标已提前10年得以完成。建设经济特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根据是，经济系统不论姓“资”还是姓“社”，都有共同规律，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 人均环境负荷与人口、经济、资源消费的相互关系，可由以下公式算出： 中国高速发展这一“奇迹”的背后，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民族问题、生态破坏和能源制约问题）及两大外患（外来纷争与全球性气候变化）。 中国不得不在半个世纪之短的时间内经历欧洲各国在产业革命以后花费200余年、日本花费100余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之路。因此，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以后才逐渐采取环境对策不同，中国必须同时面对贫困问题、公害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 <h3>二、他山之石——人均1万美元目标</h3> 第二章 忧患政府 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国的制度创新 <span class="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span>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制度创新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在今天各方面的改革都遇到极大阻力的情况下，如何赋权这三大主体继续承担体制创新的责任呢？这里先讨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作用。 地方政府指的是省政府以下的所有地方政府，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政府。这些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很不一样。经验地看，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近年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都在做体制创新的实践，在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广东包括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以分权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管理的全方位体制创新。 浙江的省管县制度中，县一级的改革最为现实。广东的顺德、南海、珠海等地方的改革充满着无限的动力。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第一，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现在地方官员之间充满着竞争，要有竞争力，他们必须有所作为。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它们不能像中间层政府例如地区级政府，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问题或者可以回避问题。在老制度和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寻找新制度和新方法。 但是，如果与20世纪80年代作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者，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予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对地方创新，当时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否决。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机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 现在的中央政策多出自中央各部门，但很多这样的政策，实际上不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地方政府的抵制并不难理解。地方创新不行，但也不想执行不符合地方需要的政策，那地方官员在做什么？很多地方官员都在疲于奔命，做一些中央硬性规定必须做到的事情，例如维稳、防止老百姓上访等等。尽管地方官员做得很辛苦，但实际上的情况则是越来越糟糕。如果让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情况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现在地方政府官员面临两大矛盾。其一是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必须执行上级的政策，但有时又得罪社会；其二，政策很难执行下去，他们又要得罪上级。 <h3>地方政府被“妖魔化”</h3> 在很大程度上，一线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被“妖魔化”的。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有问题的；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这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老百姓，没有人去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种认知很可能是假性的。地方一线政府和官员必须直面社会层面的问题，要管理和控制这些问题，他们有时不得不和老百姓发生冲突。而中央政府则远离基层，不用直接处理社会层面的问题。老百姓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感知当然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机构所制定，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还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很显然，这种局面很难持续下去。怎么办？还是要回到鼓励和保护地方体制创新和改革的道路。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第一，中央顶层要减少和防止中央机构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第二，要推动地方政府层面的改革，尤其是地级市及其所管辖的县或县级市关系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地级市已经成为县政改革的阻力。要克服来自地级市的阻力，可以对地级市进行重点改革。在现行体制内，地级市具有立法权，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有效推进地级市本身的改革。也可以全面推广省管县制度。省管县制度现在只限于经济财政方面，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可以推广到包括人事干部等方方面面，这个可以切断地级市对县政的干预。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改革方法。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能力，可以为改革创造巨大的动力，也是突破现行中央与地方关系僵局的关键。 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盈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盈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如何改革？邓小平的思路仍然非常有效。要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部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但任何激进的改革不太现实。对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市场化、限制垄断、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等改革非常必要，也是有可能的。但要对这些部门实行无论是自由派所提倡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左派所提倡的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国有部门，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从经济上说更会使得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效的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再一次进行企业体制创新，再一次鼓励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通过非国有企业新利益的培养，重回经济结构的平衡。等到非国有企业壮大起来，再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要扶持非国有企业，中央政府能够做什么？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分权。当时，中央政府不富裕，不能给非国有企业很大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所能给的就是政策。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央政府不仅要继续分权，而且更要（财政上）赋权给非国有企业。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从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为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在这些领域，中央政府尤其是顶层掌握着实质性的权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的制约。 <h3>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h3> 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目前的税制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不利于中小型、微型企业。税制的改革要改变这个局面，对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助于产生重大的积极效果。 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大多数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在西方，现在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在经济领域，并不是企业越大，创新能力越高。企业越大，可以投入越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但越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在经验层面，中小企业的创新要比大企业更有效。因此，西方各国都制定反垄断法，其背后的理性就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倾向于通过垄断来盈利，从而扼杀竞争，扼杀企业的创新。很多人早就意识到，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低下。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花大力气支持中小型企业，培植它们的创新能力。 其次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和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大扩张有关。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通过财政税收扶持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体制领域的改革，来赋权企业的体制创新。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央政府有两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考量。 第一是限制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改变。但国家在银行业的垄断地位，并不等于个别银行的垄断。可以对银行业进行改制，引入市场化和引入竞争机制。现在银行业的巨额利润是其垄断的产物。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极其低下，竞争更是谈不上。 第二，更重要的是，金融业也必须向民间开放，大力鼓励和促进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现在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这些年中央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国有银行要支持中小企业，但并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要国有大型银行去支持中小企业并不符合经济逻辑，因为国有银行根本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动机去支持中小企业，更不用说是微型企业了。如果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法，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非正式的民间融资渠道和制度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处于非法状态。只要有这个需求，这种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都一直会存在下去。但因为缺少政府的监管，这些非正式的渠道和制度经常导致严重的问题，演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对政府来说，一是要容许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二要加紧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又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强竞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效率。只有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了，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而只有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起来了，社会结构才会有改善的希望。 第二章 忧患政府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span class="ter">林毅夫 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span>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当中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当时主要体现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由政府来协调各种比例关系。后来进步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当时对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定位是这样的，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那么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固然这只是几个字的位置的摆放，从基础到决定作用，我相信这是我们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充分体现我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对我们进一步持续健康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再一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相信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保证。其实不仅对中国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发展是解决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但是我们从经验事实来看的话，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全殖民地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的地位以后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希望能够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并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从统计数字上我们看得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只有两个发展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台湾地区，一个是韩国。那么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在西欧周边的原来跟西欧差距不大的国家，另外是日本与亚洲四条小龙。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这个数字来看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从我研究发展经济学来看，最主要是没有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 我们知道发展从本质来讲的话其实不难理解，所谓发展也就是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物质不断提高的基础。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它不断提高的载体又是什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如果一个国家技术不断创新，产业能够不断升级，那么它生产的规模市场的范围、对资本的需求会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必须跟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工业革命有很多发现，发达国家由于它的技术、它的产业是在世界前沿的，那么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大。从实际表现来看，我们知道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每年2%，加上人口增长1%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每年就是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既然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必须这么做，不过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它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那么它的成本跟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得多。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的话，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两倍三倍于发达国家，也就可以8%、9%、10%的增长。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够利用这个后发优势来加速它的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最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发展理论、发展思路是所谓的结构主义。西方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克服当时市场失明，推进重工业发展的战略，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上面的作用，忽视了市场作用，结果是用意非常好，也建立了一批重工业，但是经济发展绩效非常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那么倒回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改革开放。80年代、90年代，当时主流思潮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退出。结果导致的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方式的国家经济是崩溃，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跟六七十年代相比更慢，危机发生频率还更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只重视市场忽略政府。 <h3>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h3> 我前面讲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13个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有共同特点，即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有有效市场，但是政府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是积极有为的。那么为什么有效的市场跟有为的政府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经济要发展好必须有竞争力，我们知道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一个国家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那么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怎么发展，如果价格能够成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劳动力多了的时候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多了资本相对便宜，那么企业家不管在选择技术选择产业的时候就能够按照这个国家这个经济体当时的要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这样的经济当然就会非常具有竞争力。所以有效的价格信号是前提。这样的价格信号怎么能够形成？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的有效市场体制之下才能够形成，这是一个国家真正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前提保证。那么市场为什么要政府？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制度也必须跟基础设施相对应不断改进，而基础设施的完善跟政府制度的改进不是一个单独的企业家能做的，必须由政府上层设计或者政府寻找私营部门来进行。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创新就有外部风险，也必须由政府来平衡。这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还要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有为的政府在转型中国家尤其重要，为什么？转型中国家在转型的时候有一个特点，首先它对过去的收入战略建立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支撑能力的企业，如果说一下子把各种原来存在的扭曲保护取消掉，那些产业就全部要垮台，造成很大的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所以需要有政府在。其次转型中国家还有一个特性，本来资金资源非常差，全部用去发展那些看来很先进、资本密集的产业，导致转型中国家基础设施一般非常差，如果没有政府的协调支持，那基础设施的完善很难由单独的企业自己来进行。再加上也有很多制度的不完善，必须有上层顶层的设计。所以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固然是要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去转型，但是转型当中并不是政府甩手不管，就会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经济会快速发展。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推行的是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对原来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资本密集技术相当先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跟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小型传统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靠这种方式我们维持了稳定跟快速发展。那么在稳定跟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政府积累很多资源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截止到2012年这种维持了过去34年来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这样一个转型的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分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些大型企业，我们就保留了一些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说金融上面是有抑制的，资金的价格人为压低，资金被大型银行跟股票市场，主要是被大型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给予补贴，它们比较富裕。通过这种金融抑制的方式就对这些所谓先进大型企业保护补贴，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那些中小企业一般家庭相对比较穷，相对比较穷的人保护补贴相互比较富裕的大型企业，这使我们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完善。还有资源是稀缺的，但是资源税费基本免费，谁能拿到资源开展权马上就能致富，还有金融行业的垄断等，这些扭曲是在转型过程当中为了让那些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能够生存的必要措施，但是这让收入分配越来越恶化。而且那些扭曲实际上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寻租是一个经济学的中性描述，实际上也是腐败贪污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催化。 <h3>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h3> 我们改革必须与时俱进，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极端贫穷的国家，1978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只有155美元，比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最穷的非洲国家平均1/3还不到，所以是极端贫穷的国家。那些大型资源密集产业如果不保护补贴就会破产倒闭，带来大量失业。所以当时保留一些保护扭曲，让这些大型企业能够继续生存，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经过34年的快速发展，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重工业现在很多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竞争，像汽车产业、重型装备业，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继续保留那些扭曲已经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所以我们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消除各种扭曲保护补贴，让市场配置资源。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经济一方面更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改革开放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还要继续发挥好的作用，因势利导，一方面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地发展。我相信中国还有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这个潜力就能比较好地发挥出来，这样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这个目标能达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翻一番88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我相信在2020年可以达到12700美元，如果2020年没达到，我相信2021年能达到，2021年没达到，2022年也一定会达到，也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之下，我们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因为12700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非常坚实的一步。 第三章 改革新常态 中国要如何实现军事发展？ <span class="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span> 中国军事发展的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家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越来越大。这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强化成为军事力量。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也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表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各方面的技术发展，也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或突破口。 中国经济“走出去”也必然导致战略的“走出去”。任何一个国家，随着其经济力量走向世界，其军事交流也会跟着“走出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国家，转型为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贸易大国。这两个事实表明，中国的资本也必然“走出去”。但如何保障“走出去”资本的安全呢？现在和早期殖民地主义的世界已经很不相同，已经有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经济组织，来保障各国在海外的投资。但军事保障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 尽管主权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减少的趋势，但非政府角色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贸易来说，海上航道的安全经常被海盗所威胁，国际恐怖主义更是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这些都需要军事保障。今天，越是全球化，世界就越需要全球“公共服务”（public goods），包括海上航道安全和国际人、财、物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等。小国家还可以依赖大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但大国必须负责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 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的责任大国。尽管中国也参与全球性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部队”、在联合国构架内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护航等，但总体上说，中国还是被视为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即使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的全球性公共服务。在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内部的，海外的发展只占次要位置。中国并没有过多地考量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同时，中国也没有多大的实力来这样做。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要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最主要是需要军事硬实力，否则只是空谈。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关键在于它们都是海洋国家，关切海洋地缘政治，也是以海洋地缘政治为基础来进行军事建设。在海洋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刚刚开始；为海洋地缘政治服务的军事建设也刚刚开始。 中国的军事发展有需要，也有必然。但军事发展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中最为艰难。随着中国的军事投入的增加，国际社会也给予中国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关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视中国的军事发展为威胁，也必然会在军事上和中国竞争，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军事竞赛，这正是中国必须避免的。中国军事发展至少必须考量如下两个大问题。 <h3>军事发展的可持续性</h3> 军事发展有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前者表现为不可持续性，后者表现为可持续性。中国的选择不言自明，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模式失败而美国模式成功？从军事现代化的视角看，苏联模式也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家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的人、财、物来从事军事现代化，其军事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这种模式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持续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苏联有称霸全球的野心，也就是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苏联的军事现代化的目标非常专一，那就是和西方集团竞争。要竞争，当然必须把西方集团视为敌人。无论是争霸的冲动还是来自西方集团的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观念上的威胁），促使苏联走向国家动员体制。军事现代化的这种使命感，一方面促成了其军事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也很快耗尽了国家的人、财、物。 第二是苏联的军事现代化模式。在和美国竞争过程中，苏联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为军事服务。这种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社会的基本需求得不到保障。这两个因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失败。实际上，苏联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即计划经济和这个体系之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军事经济），使得美国找到了有效的手段促成苏联早日解体。这个手段就是和苏联进行军事竞赛。美国一进行军事竞赛，苏联就感受到了威胁，国家必然把最大量的资源导入军事经济，这些资源又落到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它们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利。所以说，苏联是美国促动下自我解体的。 美国模式很不相同。在第一层面，也就是和苏联争霸、进行军事竞赛方面，和苏联是一样的。因为把苏联视为竞争者和敌人，美国也动用了巨大的人、财、物，用于军事的现代化。但为什么在这场竞争中垮掉的是苏联呢？这主要是第二层面的不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的国有企业，政府对军事现代化的大量投入都进入私营企业。苏联的国有企业是最具有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能够从政府拿到大量的投入，但效益低下，并且大量的利益流向了集团自己。尽管美国民营的军工企业也被美国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但和苏联的运作方式不一样。在美国，企业不是政府的，政府有制度机制来监管企业。同时，美国政府可以引入市场机制，让很多企业来竞争政府的军事订单。强调竞争的美国制度，最终战胜了强调垄断的苏联制度。 中国军事现代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避免苏联的厄运。中国既要避免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也要避免国民经济军事化。在第一个层面，目前美国实际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尽管中国的军事势力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对中国来说，把美国视为对手，向美国学习不失为军事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要和美国进行军事竞赛。中国没有任何实力和能力同美国竞赛，也不需要这样做。和苏联不同，中国完全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意图，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速度来从事军事现代化。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如果要避免苏联的命运，就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尽管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市场导向，但经济结构仍然类似计划经济时代。西方称中国为“国家资本主义”，这并不确切，因为除了国有企业，中国还有一个庞大的民营部分，低层的自由市场规模也不容忽视。不过，国家垄断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尤其在军事工业部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和美国的军事竞赛，政府必然把大量资源导入国有部门，美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应付中国经济，最终促成中国的“自我击败”。中国应当学习美国，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军工的民营化。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3>国际责任构架内的军事发展</h3>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要实现基于国家安全之上的国防和基于国际责任之上的国际合作。不和美国争夺霸权，表明军事现代化保持在防御性水平即可。对外在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来说，中国的军事发展必须考量到区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要要素。必须把军事发展放置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构架内。在这个构架内，中国至少可以制定三方面的政策。 第一，制定一系列包括军事透明化在内的军事政策。不透明，其他国家就会感到恐惧。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透明化尤其重要。中国周边要不是像日本、俄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要不就是比较弱小的国家。这两类国家都恐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大国害怕的是中国和它们竞争霸权，小国恐惧的是中国会对它们实行王道还是霸道。 第二，寻求不针对他国而针对区域或者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这种秩序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这类区域组织针对解决这个区域内的共同问题。在军事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所要解决的是恐怖主义，它并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随着各种要素的区域化和全球化，这类组织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到目前为止，中国尽管在军事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会有巨大的动力去构建这类组织。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像美国那样和他国结成军事同盟。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军事发展是为了提供区域和全球性的“公共服务”。“搭便车”既不能和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符合，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际利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全球性“公共服务”。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提供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在军事上已经参与到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活动。但这些远远不够。 国际责任也给中国的军事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中国能够把军事发展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构架内，其他国家不仅不会感受到“威胁”，反而会感觉到中国军事发展的必要性。从国际责任的视角看，中国的军事和平发展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例如在中国派军舰到非洲索马里海域维持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上，在开始的阶段，各国媒体纷纷发表意见，质疑中国，但到现在，这些国家不仅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更相信这是必要的，是中国的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构架内，也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也可以单独进行。在联合国构架内履行责任，这方面中国并不难，已经展开，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其他国家合作刚刚开始，这里尤其要强调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合作。美国现在是全球责任最大的承担国，但已经力不从心，因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中美两国并没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军事合作。两国之间互相猜疑。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不能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双方都很难单独提供。两国现在有战略对话，在这个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则可能要到比较后期才会发生。今天，中国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提供，很多国家也还没有认同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中国要提供，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等到未来中国被世界接受，也发展到具有足够的能力，中国才会开始单独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阶段，中国还是会在联合国的构架内或者和其他国家合作来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 第三章 改革新常态 当代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span class="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span> <h3>民主危机内含深刻问题</h3> 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民主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社会的民众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这些社会的民众对现存“半民主”状况不满？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 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至少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民主也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社会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不过，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社会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h3>民主具有不同发展阶段</h3> 首先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 不难看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从经济上说。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转换。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从社会上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支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西方当代民主出现了问题，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其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共同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票成为大众民主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 在精英政治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民主表明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扮演关键角色，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了民主的质量。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而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h3>中产阶级民主精神衰退</h3> 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在众多因素中，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高度分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也跟着迅速恶化。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迫使政治人物诉诸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当人们的眼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非西方的情况更为严峻。这里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精英和平民之间缺失有效的互动平台。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受教育水平也低。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就信以为真。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第三章 改革新常态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span class="ter">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span>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腐败金额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元计数，现在是以亿元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元、百亿元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元、数百亿元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h3>反腐败就是反寡头</h3>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 <h3>寡头政治颠覆民主</h3>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大陆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耶尔辛）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20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个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其次，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90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最后，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制度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 第四章 海外之险 俄罗斯住房改革对中国的意义 <span class="ter">尹斌 中国留俄学生总会主席，俄罗斯高校联合会主席助理，普希金俄语学院语言文学博士</span> 世界各国政府无不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放在优先的重要位置，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住房制度的改革的成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所在。如何完善住房调控政策，提高城乡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是当今社会各界都关心的话题，俄罗斯与中国同属经济转型国家，有着极为相似的房改条件，对俄罗斯住房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对中国更好地解决住房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h3>一、苏联时期的住房制度改革</h3> 研究俄罗斯的住房制度，作为铺垫与说明，就必须对苏联的住房制度进行简单的回顾。在苏联时代，住房由国家统一分配，供居民无偿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欧洲部分的所有建筑几乎被毁，使得许多人无处栖身，1946年，苏联人均住房面积为6平方米。战后，苏联政府把住房建设当作重要大事来抓。从1957年开始，赫鲁晓夫政府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为每个家庭分配独立住房，标准是人均9平方米。这一时期建房的基本原则是“简易经济”，因而无法顾及外在的美观和内部的细致设计。每套住房的面积不大，但独户居住，从而结束了几户居民合住同一套住房的尴尬状况。从此开始，苏联每年建造的新住宅达200万平方米。由于这些住房几乎是按照同一图纸建成的，所以外表看起来都差不多：多为五六层，像火柴盒一样直上直下，没有浮雕和装饰，建筑材料主要是青砖或红砖。当时西方人把这类住房戏称为“赫鲁晓夫筒子楼”。“赫鲁晓夫筒子楼”尽管其外观缺少装饰性，在面积和质量上较之西方国家标准略低，但也算设计合理、配套齐全，基本解决了因战争破坏而给全国居民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已增加到12平方米。 随后，苏联政府相继建造了越来越多的住房，其质量也逐步提高，较好地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开始实行国家和私人共同出资的合作建房机制，即房屋住户提供部分资金，以弥补国家建房费用的不足，住房的维修养护费仍由国家承担。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展了全苏优秀建设者竞赛，用增加新建住房层数的办法来加速住房问题的解决。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导致了建筑工期延长和建设费用的增加。 <h3>二、俄罗斯的住房制度改革</h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是向市场化住房制度过渡。住房制度主要包括住房产权制度、住房供给分配制度以及福利房制度等。 俄罗斯的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改变原来以公有制为主的住房所有制，实行公有住房私有化。俄罗斯政府陆续通过或颁布的众多有关住房制度改革的法律、法令和条例，涉及住房制度的各个方面，其基本目标就是要逐步实行以公有住房私有化为中心的住房制度改革，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住宅和不动产流通市场，建立起有利于住房在市场上流通，从而有利于不断改善公民居住条件的、以私有住房为主的住房所有制结构。1991年6月，叶利钦政府颁布《俄罗斯联邦住房私有化法》；后又于1992年5月和1993年11月颁布了《关于联邦住房原则》法律草案和《俄罗斯境内住宅资源无偿私有化示范条例》。一系列法律法规详细规定了公民参与住房私有化的条件、范围、权利和义务。通过以上法律法规，确定了俄罗斯住房私有化的基本原则：公民有购买私房权，其数量、面积和费用均不受限制；私有者可按自己的意愿占有、使用和支配住房；公有住房的私有化按自愿、无偿和一次性付款的三原则来进行，公房按统一标准免费转归居民，超标部分则需自己购买；免费转归居民的住房面积按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确定，不得少于每人18平方米，特殊条件下可按住房的使用性能再向每户提供9平方米，超标部分按一次性或分期进行付款。1995年俄罗斯又通过了《保障每个家庭拥有独立单元房或独栋住房计划》。叶利钦连任总统的1996年，俄罗斯又推出了《自有住房计划》，并开始大量拆除赫鲁晓夫时期建造的五层楼，翻建高层建筑。1997年4月，叶利钦签署《住房公用事业改革》总统令，开始实行住房公用事业改革。截至1997年俄罗斯公有住房私有化比重达到53%。按政府计划，2001年前公有住房私有化比重达到65%？70%。 2004年俄罗斯人均居住面积已增加到19.7平方米，但低收入居民住房难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俄罗斯住房市场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大多数人需要住房，但是却没有购买能力；现有住房建设数量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缺乏有效运行的长期住房信贷体系；尚未制定出有关土地出让和将土地划归住房用地的有效办法；市政机构缺乏住房用地和城市建设规划；住房公用基础设施老化程度严重；社会保障型住房的建造速度缓慢；建筑文件审批程序复杂；住房买卖中陷阱较多，当事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等等。 针对住房领域存在的这些问题，普京总统在2004年国情咨文中特别强调了住房问题，并在其第二任期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计划。普京时期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方针包括在《住房改革法》和《2002？2010年俄联邦住房目标纲要》中。其住房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是存量住房数量在2004年28.5亿平方米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二是将人均住房面积从2004年的19.7平方米增加到40平方米。住房政策采取两种运行机制：一是实行计划机制，即国家依法保障低收入家庭和享受住房优惠阶层的住房，具体实施步骤就是“住房国家优先项目”；二是促进住房市场机制运行，即创造条件保障国家计划机制外的居民利用抵押贷款和自有资金改善居住条件。 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在向议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说：俄罗斯已经基本实现了公有住房私有化。“如果我们把1997？2003年的住房增量加总，那么，在2.276亿平方米新建住房中，私有住房占1.429亿平方米，比重为62.79%。俄住房私有化程度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至此，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住房私有化的既定改革任务。 所谓住房供给制度，是指住房的开发建设、维修以及住房的提供体系；分配制度，是指住房所有者让渡给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渠道以及对住房的使用方式。转轨前，俄罗斯实行的是一种带有一定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制度。政府直接参与住房的建设、分配、维修，实行住房无偿分配、高补贴、低房租的住房政策。在这种制度中，住房实质上是被当作一种福利品加以平均分配。 在经济制度转轨前，俄罗斯住房主要以公有建房为主，而公有建房中又以国家投资为主，私有建房和入股建房所占比重很小。全国住房改革资金几乎占国家预算的一半，因此，仅靠国家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向市场过渡，完全改善住房等生活设施需要寄希望于私人资本。因此俄罗斯政府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构建住房抵押贷款再贷款体系。2004年12月底，国家杜马审议通过了《银行按揭法》。该法规定，按揭贷款的间接费用将会减少，贷款利率降低1？1.5个百分点。为构建住房抵押贷款再贷款体系，具体实施了三项措施：一是允许银行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到公开市场上吸纳私人投资者的资金，以此增强为公民提供信贷的能力；二是中央银行降低对商业银行发行抵押贷款债券的自有资金比例要求，从14%降低到10%；三是成立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公司的运行机制是购买银行的不动产抵押贷款的抵押权，以此作为还债保障，发行和出售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国家提供担保），获得资金后为银行再贷款。2006年国家为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抵押贷款债券提供140亿卢布的国家担保，又为其拨款37亿卢布扩大资本，2007年的拨款金额为45亿卢布，国家担保额为160亿卢布。因此，自从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成立后，银行即使在长期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信贷规模、降低贷款利率和延长贷款期限。除住房抵押贷款外，俄罗斯政府还创建土地抵押贷款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市政机构均可以将土地抵押获得贷款。具体步骤是：拥有土地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可以将土地抵押获得贷款，用所获贷款在该块土地上建设住房公用设施，之后将这块已建好公用设施的土地重新估价，获得新的贷款，再用新的贷款建造房屋主体结构，然后将建好房屋主体结构的土地再重新估价，再次获得新贷款，用这笔新贷款将房屋建造完毕。 政策的倾斜使居民私人出资或借助于银行贷款兴建的私有建房不断增加。2003年通过私建形式兴建的住房面积占当年住房建设总面积的41.6%，入股建房占1.4%，公有建房为57%，较1991年的公有住房84.2%的占有率有大幅下降。而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07年前三个季度，俄新建住房37.5万套，总面积为3400万平方米（居住面积），同比增长31%，远高于2006年前三季度11%的增幅。在这些新建的住房中就有49%属于私有建房。由此可见，俄罗斯住房投资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私人投资正逐步成为住房投资的主力军。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住房分配与消费制度开始向市场分配、市场价格消费转变。俄罗斯《2002？2010年俄联邦解决住房问题提纲》就在取消部门垄断、引进竞争机制、建立吸引国内外资金机制、节约资源并鼓励向集约资源领域投资、改变住房公共服务事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俄罗斯住房产权私有化改革基本上实现了住房私有化纲要的目标。通过改革，国家将足够数量的住房转交给私人所有。住房私有化以后，私人住房可以自由转让和出售，这就为建立住房市场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建立房地产市场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住宅所有制结构的质的变化和住宅资源分配向有偿转换，为俄国内住宅资源的自由流通奠定了基础，逐渐形成二级住宅市场。 住房公用事业改革的滞后一直是俄罗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大缺陷。过去住房公用事业费主要由地方财政补贴，地方财政负担较重，许多地方政府因而经常拖欠热力、电力、天然气等生产企业巨额债务。企业则因缺乏资金被迫停工，造成居民生活困难。此外，因为资金缺乏，房屋和各种管道长年得不到维修，公用设施老化程度严重，事故频发，已经危及居民安全。为改变福利性住房制度中房租与住房实际费用差距过大的现象，普京执政后下决心进行住房公用事业改革，计划逐步提高居民公用事业收费的缴费比例，从1994年起，5年内让居民逐步承担公有住房的全部租金和公共服务费。1994？1995年不超过居民家庭收入的10%；1996？1997年不超过15%；从1998年起不超过20%，到2005年让居民100%承担公用事业费。但同时规定，如果住房公用事业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超过22%，国家则给予相应补贴。此外，俄罗斯目前正在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引入竞争机制、应用节能技术等方式解决住房公用设施发展滞后问题。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俄罗斯住房公用事业费调高了17%，而2007年住房公用事业费又再次调高了14%。新的物业管理机制与福利货币化改革使俄罗斯的住房维修与保养付费更趋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也大大提高，减少了国家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针对个别群体制定了专项扶持政策。俄罗斯政府“国家住房优先项目”给需要住房和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年轻家庭提供预算支持。国家可以为他们购买或自建住房支付部分款项，或者为他们的住房抵押贷款支付首付款。能够获得支持的家庭是夫妻双方年龄均未超过30岁，或者有1个或多个子女的单亲家庭，并且家长年龄未超过30岁。联邦预算保障为老战士和残疾人提供现成的住房。他们享有《俄联邦老战士法》和《俄联邦残疾人社会保障法》所规定的权利。为此，2006？2007年国家投入84亿卢布，为3.01万人改善居住条件。此外，对于复员军人、从拜科努尔迁移出的居民、从北极等地区迁移出来的居民、参与核辐射事故善后处理的人员、强制性移民，国家以住房优惠券方式发放补贴。住房优惠券可以兑现的数额按他们拟购住房当地的市场价格核定。针对这类人群，2010年的拟拨款金额为1330亿卢布，也即可以解决13.2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对于如上享受住房优惠的人群，补助标准为：单人家庭33平方米；两人家庭42平方米；三人家庭或更多人口的家庭，人均18平方米。 <h3>三、对中国住房改革的启示</h3> 自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的城镇住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历了对多种模式的试探摸索后，我国城镇住房制度重新回到计划加市场的思路上来。 俄罗斯十几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证明，住房的私有化、多样化与住房供给、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这也是住房制度走向完善的一个必要制度保证。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具也应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住房存在，允许其按照一定的法律规范进行产权交易。只有这样，一个高效的住房制度才可能形成。 首先，政府应注重法制建设，为住房政策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尽管经济社会转轨初期的“休克疗法”使得俄罗斯元气大伤，但是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在法律上放弃包括公民住房在内的广泛社会义务。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拥有获得住房的权利，联邦和地方政府支持建房，为公民实现住房权创造条件。2004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住房法》则规定了政府住房政策的基本方向，表明了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中的主体地位，具体体现了政府的宪法义务。 另外，还有专项法律分别对伤残人、退役军人和低收入者等其他特定群体的住房问题做出了规定。 而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关于住房问题的立法，许多操作依靠阶段性文件，不仅产生了特殊的利益群体，同时，在市场化过程中，住房价格波动过大。因此，对中国来讲，经过十多年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应该到了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并对住房进行立法改革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地方行政主导住房市场的随意性、武断性，保障住房市场在市场化的机制下健康发展。中国只有房地产政策，没有住房社会政策。“因此，要不要承认居民住房的‘社会权利’，并提供有效的保障途径，对于中国不仅是一个立法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根本上关系到中国整体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模式与社会改革的方向。”通过立法手段，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硬约束和稳定资金来源，成为未来住房保障建设的一个关键。确定各阶段保障性住房的量化指标、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对本阶段住房保障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详细的保障性住房的量化指标、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是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根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这个道理。其次，重视住房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缓冲作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不过，苏联时代的很多优惠政策则作为“遗产”得以继承下来，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物业管理以及许多行业和阶层享受的免费住房、疗养和交通等。住房公用事业包括冷热水、电、气、取暖、维修、电梯以及垃圾清理等30多项与住房有关的服务。这项费用目前主要由地方财政补贴，居民只需要负担很少的一部分。尽管这项补贴使地方财政负担沉重，影响经济发展，但由于此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因此，为了保障经济社会转轨时期居民的基本生活，俄罗斯政府在推进住房公用事业领域的改革时十分慎重。如果住房公用事业费支出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一定比例，国家将给予相应补贴。在住房公用事业逐步过渡到所有居民全额交费的同时，政府仍将对低收入居民给予直接补贴。不过，必须承认，住房公用事业改革的滞后是俄罗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大缺陷。 回顾俄罗斯住房市场的发展过程，对于转型国家最大的借鉴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设置有效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的市场化步伐或许不是很快，如同俄罗斯住房市场从1992年到今天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但这个“缓冲区”的根本价值则推动了其他领域快速的改革，缺乏这个改革“缓冲区”的存在，也许看似建立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社会矛盾的并发可能会加大后期弥补成本。俄罗斯在住房与公共服务市场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所谓“休克疗法”，而所谓激进改革即使在其他领域存在，那么其成功的基础也是因为，在涉及社会领域的改革中，保持原有制度基础基本稳定。住房制度和住房社会政策不仅是一项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改善。俄时任总统普京曾表示，为了保证俄罗斯有活力的、超前的发展，现在需要积极向新的高质量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过渡。俄罗斯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住房社会政策在其社会改革过程中所发挥的缓冲作用，这个经验对于中国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施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 最后，强调政府社会责任，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俄罗斯住房社会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加大联邦和地方预算对住房事业的支持，由完全依靠市场转变为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调节这两个因素有机结合。政府既是住房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住房市场的主体。政府则将市场机制作为履行其社会公共责任的手段。 为帮助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在俄时任总统普京的提议下，俄罗斯2006年出台了经济适用房国家专项计划：国家拨专款保障军人住房，为年轻家庭提供各种优惠，提供按揭贷款的银行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俄罗斯国家长期发展构想的修订方案中，纳入了建立社会廉租房保障措施的有效体系。其中规定：根据排号人的租房合同提供住房保障，并向离职军人和退伍军人发放住房证明。另外，俄罗斯还专门拨款为青年专家建设经济适用房，这一政策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热烈欢迎。例如，滨海边疆区2006年预算共拨款3亿卢布用于实施年轻家庭住房计划。从计划实施之日起，滨海边疆区预算陆续拨出10亿多卢布用于建造和购买住房。滨海边疆区年轻家庭住房计划第二阶段从2007年起开始实施，计划持续至2010年。而为了使住房和公共事业部门适应新时期的工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制定了2010年前住房和公共事业发展战略。该战略确定了住房和公共事业的优先发展方向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的途径和方法，构建可调节的服务市场，建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住房改造拨款激励和来源体系。 俄罗斯对其住房制度进行改革后，其住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私人住房比重大大提高；住房建设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国家建房的比重上升；住房建设速度加快。尽管近几年俄罗斯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房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困扰着俄罗斯居民，但是，俄罗斯政府已经进一步加大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加住房的供应量，以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对居民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不论是“住有所居”的表述，还是“居者有其屋”的阐述，都表明党和政府已将这个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中国应该坚持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坚持正确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社会政策体系。 俄罗斯近10多年来的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社会政策实施的历程给中国以深刻的启示。以基本国情与人民需要出发，中国各级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 第四章 海外之险 抓住海外并购的战略机遇 <span class="ter">隆国强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span> 中国企业要顺利进行海外并购，必须明确海外并购的目的，要善于利用中介机构的服务，还要提高跨文化整合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把握得当，可以大幅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应对不当，却可能掉入陷阱。 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转型升级的路径，是从加工组装等国际分工的低价值环节，向研发、复杂零部件的设计生产、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延伸。 海外并购是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与市场，而且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一直以来，海外并购都是企业弥补其短板的重要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经营状况较好，市场价值较高，海外并购在经济上未必可行。对中国企业而言，在发达国家投资并购还面临着一些歧视，并购的障碍较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用两句通俗的话说，“以前不愿卖给中国企业的，现在不得不卖；以前卖得很贵的，现在不得不便宜地卖”。所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开展低成本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跃升。吉利汽车低成本并购了瑞典高端品牌沃尔沃，把沃尔沃的技术、品牌和中国的市场、低成本加工能力有机整合，实现了企业技术、品牌的大幅提升。中联重科并购了意大利西法公司、三一重工并购了德国的普茨迈斯特，两家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最具竞争力的行业龙头。值得指出的是，海外并购并非大企业的专利，中小企业也有在海外并购获取技术、品牌或销售渠道的不少成功案例。对寻求价值链突围的中国企业而言，海外并购是一条低成本、省时间的捷径。 金融危机无疑给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何时出手，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出手过早，危机还在继续深化，被并购企业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可能出现“买贵了”的情况。出手晚了，被并购企业的股价快速反弹，也可能错过并购的最佳时机。 当前，海外并购的主要机会应该在欧洲。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企业价格大幅下降，但危机走势不明朗令很多企业不敢轻易出手。随着欧盟一系列救助举措的出台，欧洲金融市场渐渐稳定。2012年上半年，美国企业开始大举并购欧洲企业，但并购对象主要集中于风险较低的西欧、北欧地区。 要想把握好海外并购的时机，不仅要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的情况，还要尽可能把握危机整体的走势。顺势而为，才能适时出手，不留后患。海外并购的风险是较高的，据统计分析，真正能够较圆满实现预定目标的海外并购只有三到四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验明显不足，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时，更要防范海外并购的风险。 一是要明确海外并购的目的。海外并购一定要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切不可仅仅因为“便宜”而开展海外并购。二是要善于利用中介机构的服务。要利用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提供各种中介服务，作好尽职调查。三是要提高跨文化整合能力。能否实现并购目标，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整合，能够把各自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但跨文化的整合绝非易事。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或推行管理的本地化，或吸引有经验的管理人才，才能实现成功整合。 第四章 海外之险 扩大货币互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力更生 <span class="ter">郭生祥 金融学博士，澳洲储备银行货币研究所研究员、荣誉主任，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荣誉主席</span> 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60%多为美国国内自己持有，40%的为外国人持有，大约是4兆（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是1兆多美元，而中国通过统一的结售汇制度，用人民币统一购买外汇，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量是3兆多美元，其中1兆美元用来购买了美国国债，如果剔除这1兆美元，则两国主权债务对外欠债比例是2∶4=1∶2。 但是美国的主权债务是欠美国之外的，中国主要是欠自己国内的，二者截然不同。换一句话说，美国扩大了4兆美元美国国内的信用，中国是缩小了2兆美元国内的信用。 从宏观意义上说，美国国债的贬值等于美元的贬值，美元的贬值也等于美国国债的贬值，这是大势，具体来说，有时候美国国债稍稳定一点、美元贬值一点，或者反之，彼此之间此高彼地一点，二者之间的波动，最大的受益者是庄家，是美国。固然对美国国债来说，二者贬值，美国国内的受害占60%，国外占40%，但是美国的受害是真正的肉烂在自己锅里，而国外的受害才是真正的受害；同样对于美元贬值，尽管美元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内，石油美元、制造业美元还是占小头，但一个贬值是肉烂在自己锅里，一个却是真正的受害。 烂在自己锅里的，通过财政税收、医保社保之类是可以调剂的。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形势，必须清楚两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美元贬值是复兴美国经济的最优选项。相比消费与投资，投资要寻找新的投资对象，消费要增加人们的收入，由于涉及的面较广、较深，估计难以一蹴而就，目前看来比较立竿见影的就是增加出口，要增加出口，短期内最快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 第二，美元贬值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拿捏好贬值的大小、进度、幅度，以便把损失对经济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效用发挥到最大，同时需要把握好哪些是对美国经济最有利的，其次才是关联经济体，或者再是世界经济。 我们只说哪些对美国最有利，比如贬值过头，过快过大过激，外贸迅速失衡，特别是进口迅速下降，对于依赖石油美元、制造业美元的美国，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万一贬值不够，起到的作用有限，对出口还是不利，而且如果贬值过快，则对于股市、债市会造成巨大波动，对于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巨大破坏。 一般来说，美国国债贬值，比如扩大欠债上限，那是直接让别人的外汇储备缩水，如果让美元贬值，则打击的是别人的出口，很多时候国债与美元是同时贬值的，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一个相对稳定，一个相对贬值，出现一定反差、背离现象。 一般来说，如果新兴经济体复苏过快的话，那么美元可以贬值慢一点，如果复苏过慢，则美元贬值快一点，美元博弈的优选是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这对美元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新兴经济体的复苏时间过长，对于美元也不利，于是美国的最优策略是交替贬值，那时间就不能过短，但是也不能过长。 如果每半年制造一次美元事件，把危机贬值的风险主要传导给世界，那就是上策，根据这个分析，不排除美国决策者希望在未来3？5年内恢复美国经济，但这是一厢情愿，只要美国坚持这种自私策略，很可能会造成世界经济5？10年的复苏期，在这么漫长的复苏过程中，美元将持续地走在下降的通道上。 根据以上两个判断，会出现一个最坏的结果，那就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危机。 面对美元贬值，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将不断地涨价，从危机以来，由于中国的需求，世界基础原材料、能源还能够跟着也不断地涨价，如果美国需求继续降低，中国出口势必也会降低，那么这些基础原材料能源也会失去涨价的动力，也就是说，很可能新兴经济体也会失去增长的动力，那黄金等就成为最后的避险工具。目前美元贬值的效果越来越大，几乎是同步地转移到黄金上了，向原材料转移正在下降，比如矿产能源最近价格有升有降，稳中还有降，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货币要么重新回到黄金上，要么破产，二者都不是理性愿意看到的，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出路，就是现在需要立即着手构建针对世界货币危机的自保、自救，以及相互救助，或者更多的统一救助措施。 促进双边货币互换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措施，大大减少汇率风险，而人民币建立货币互换资金池，等于构建了世界货币一个新极，有可能是继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极。而这个世界货币第三极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贸易中心，这将促进人民币推动中国经常账目、资本账目走向均衡和高效，促进中国对世界经济负起对应的责任、权利、义务。 当然围绕这个货币第三极建立中国采买采卖指数中心、中国要素市场化指数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指数建立一定的对冲基金，加强人民币价格符号，当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目前货币互换大致情况如何呢？ 2009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等五大央行宣布了总额近3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改善金融危机以来市场流动性不足的状况，这意味着稳定目前的金融局势也需要各国之间进行“点对点”的货币互换与融资。 截至2011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哈萨克斯坦、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货币签署了12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与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之间的边贸上事实上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货币互换，不算这些边贸互换，总金额已达8412亿元人民币。 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国商业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并可促进双边贸易发展，避免美元波动带来的金融不稳定，促进地区金融稳定与发展。 如果人民币与较多个货币建立了双向互换协议，事实上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一对多”的交换、融资、清算系统，如果围绕此建立一个货币交换中心，再在上面建立一个融资资金池，如果说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为第一极的话，欧元正在形成第二极，英镑作为第三极显然正每况愈下，它只能与欧元一起算作第二极，东亚的日本应该不算一极，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互换体系，未来的前景显然可能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极。 为此本文的第一、第二部分事实上讲述的是在美元贬值大趋势下，人民币互换的背景和条件；第二是讲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互换就是其中必经之路；第三是“10+3”东盟合作组织签订的清迈协议正在推进这个区域货币互换进程；第四是在互换协议基础上，建立互换资金池，加强融资的功能；第五是在这个背景下，如何配套构建中国金融中心体系的框架精算总模式以及分块模型。 这可能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所能采取的科学的渐进的最优办法，既体现了与国际合作的诚意，但又不受制于人，对于目前的美元不稳定、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既不是简单地行政干预，也不能盲目地放任，而是采取市场的办法、科学的办法，渐进地演进，可以说是与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次无缝对接。 <h3>一、货币互换的概念及其意义</h3> 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但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互换交易形式除货币互换外，还有利率互换，以及平行贷款（parallel loan）、背对背贷款（back-to-backloan）、中长期期汇预约（mediu mand long-term f nex cract）、货币与大宗商品指数互换、股权互换、股权-债权互换等等。 使用货币互换涉及三个步骤：第一步互换交易的目的是转换风险，因此首要的是准确界定已存在的风险。第二步是识别现存的现金流量，匹配现有头寸。基本上所有保值者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即保值创造与现有头寸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风险，现有头寸被另一数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头寸相抵销，通过配对或保值消除了现有风险。第三步是创造所需的现金流量。 在期初本金交换时，通常使用即期汇率；而在期末交换本金时，则使用远期汇率。远期汇率是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计算出两种货币的利差，用升水或贴水表示，与即期汇率相加减，得出远期汇率。目前流行的另一种货币互换报价方式是：本金互换采用即期汇率，货币互换的利息交换则参考交叉货币利率互换报价机制。 通过货币互换得到直接投资不能得到的所需级别、收益率的资产，或是得到比直接融资的成本较低的资金、资产、负债管理。 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国家、公司、机构的资产和负债开始以多种货币计价，货币互换可用来使与这些货币相关的汇率风险最小化，对现存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保值，锁定收益或成本。 进行互换交易，有利于丰富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风险管理以及资产负债管理工具，解决资产负债结构错配问题，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双方可以规避由于货币升值或贬值所造成自身损失的风险，这对于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尤其重要；用本币计价，既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计价方式的选择，又可以使企业降低购汇成本。 <h3>二、在美元波动、中国资本账目不能自由流通下的人民币互换</h3> 美联储是国家间货币互换的开创者，1962年美联储同法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当时美联储将货币互换看作是美联储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一个方式，别的国家缺美元，他们只得将本国货币“抵押”给美联储从而获得美元。 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信用货币，于是世界汇率市场开始构建在浮动汇率体系下的风险保护机制，其中货币互换就成为一种基础性的套期保值的手段与方法。 1981年世界银行和IBM公司之间的货币互换，世行需要马克，但却无法直接发行马克债券，不过世界银行获得美元却很方便，它在美国市场享受AAA的债券评级，而IBM拥有大量马克，于是商业性的货币互换发生了，两者都降低了其融资成本。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危机、阿根廷危机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盟式援助体制不如“点对点”的货币互换机制。东盟和中、日、韩“10＋3”构建的“清迈协议”的重点不是扩大亚洲外汇储备基金，而是放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面，“清迈协议”试图用货币互换的方式让亚洲各国外汇储备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援”的网络式关系。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也开始探讨自身的货币互换系统。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互换加快了脚步。 以阿根廷为例，中国央行与之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还隐含着阿根廷进口中国产品可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等内容，这其实是发挥了货币互换协议对贸易推动的功能，相当于给进口方提供了“贸易融资”，而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则降低了过去美元计价结算体制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以白俄罗斯为例，中国为其修建了大量的电站，白俄罗斯希望能获得人民币贷款并以此支付给中方。以韩国为例，金融危机导致在华韩企因流动性不足产生大量破产，通过货币互换韩国央行可以获得人民币为这些韩企提供支持，可以将换得的人民币向中国央行兑换美元，而中国央行则可以将美元储备借给韩国，韩元-人民币-美元，这对中国来说汇兑风险较低。而仅仅是向韩国人借出美元，那意味着中国将独立承担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波动风险。 显然人民币的互换与美联储大规模地货币互换性质不同，美联储从英国央行购买300亿英镑的储备、从欧洲央行购买800亿欧元、从日本央行购买10万亿日元、从瑞士央行购买400亿瑞士法郎，是其“印刷美元”行动的一部分，美元现在还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一般来说美联储本身不存在外汇储备“流动性困扰”，而只存在“印刷量大小的困扰”。 作为国际金融衍生工具，货币互换交易规模已达到万亿美元，中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互换交易，但直到2001年加入tO后，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汇率风险日益成为影响成本与收益的首要因素，货币互换才走上前台。 从当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分布来看，美元、欧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均以掉期交易为主，即期交易所占份额仅为三成，而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则主要以即期交易为主，掉期交易仅占7%。 一方面，通过与周边国家乃至更多的经济体的官方结算协定，促使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一般贸易中普遍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同时充分利用货币互换协定等方式，促使其他经济体中央银行扩大与中国央行间人民币的交易，使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经济体的官方储备货币，并逐步推动人民币在官方交易中可兑换。另一方面，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改进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在更高层次上承担投资货币的职能。促使其他经济体自发地将人民币作为汇率安排上的某种“锚”货币，进而成为其他经济体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选择实力较强、资信较好的银行加强业务合作，建立代理行关系，促进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发展。发展离岸人民币结算市场，可以使得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外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相互转换，从而降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发展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可以使得境外投资者规避持有人民币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可以使境外投资者购买具有吸引力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使他们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进而使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储备货币。 逐步开放境外人民币QFII制度，就是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使用自身持有的人民币，或通过公募或私募成立人民币基金，并在规定的额度范围内直接投资于中国内地股票、债券等的资本市场。人民币QFII制度可以有效集中境外大量分散存在的人民币资金，并通过投资分享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成长，其流动性和收益率都将较为可观，因而对境外人民币是较有吸引力的一种投资形式。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在内地放开了20多个城市与全世界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的鼓励机制，配套的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在人民币债券、证券发行上，也放开了试验和探索的口子。 只是略显不足的是，在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之前，向国内市场、民营资本同步开放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相互配套，不可偏废。 <h3>三、清迈协议下的亚洲货币互换</h3>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汇率机制，受经济实力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某一大国的货币汇率制度，在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大幅汇率波动的冲击下，这种盯住汇率的成本现在变得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区域内的资金协调与互助、力求保持自己在金融政策上的自主性的出路。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候，如果不是当时中东的石油美元、日本西德的科技型美元、“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美元，以及2000年之后的新兴经济体储备美元的扶助，更多地构建货币互换机制或区域货币统一，以实现更多的自保，应该早就形成。 历史到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了拉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东盟在2000年5月6日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就东亚地区财政金融合作，特别是在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称“清迈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在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下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达到200亿？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440亿美元。一是日本先后与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也与泰国、韩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2002年3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东盟十国已全部加入东盟多边货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已经分别相互缔结货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工作分别也在进行之中。 2003年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CD）外长会议上，亚洲18国的外长发表了关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清迈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共同意愿。亚洲开发银行将从2006年开始编制和公布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清迈协议的前景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按照这个设想，拟议中的亚洲货币基金至少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第一，经济监督和数据公开。应该公开的数据包括外汇储备和国内金融变量的数据，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中不包括的衍生金融工具也应该公开。第二，建立起一种地区性磋商机制。其功能是在没有危机时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进行长期跟踪监督，通过对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其实行可能导致危机的政策。第三，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国家之间货币互换总额仅2亿美元，清迈协议初步确定，将要求在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共出资500亿美元进行货币互换安排。第四，吸收低收入国家进入“东盟+3”的框架。到目前为止，“东盟+3”的框架中进入货币互换协议的都是东盟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何与低收入国家如老挝、越南、缅甸进行货币互换有待研究。第五、亚洲货币基金应建立一套危机预警系统，包括一套宏观谨慎指标体系和可行的指导机制，为保证成员国遵守协议，应当制定一些经济制裁措施，如对于久拖不还的贷款收取罚息等。 货币合作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性解救危机机制；二是实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互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工作；三是建立单一货币。目前中国与东盟2010年实行自贸协议以来，正加速进入第一层次。 <h3>四、为货币互换创造人民币回流机制</h3> 1994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 从那时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督体系也初步健全，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国内已经初步建立以人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全能化的趋势下，可以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 从当前已有的金融交易来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的交易市场连为一个整体，并实现交易无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也适合货币互换涉及范围广、市场信息变化快的特点。同时，高交易效率和低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动交易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自2005年9月21日起，银行开始可以自主决定存款的计息方式，这是存款利率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历史性一步；自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放弃了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汇率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波动程度加大，市场上外汇品种丰富，为货币互换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机遇和对冲工具。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外汇储备需要随时面对汇率变动的风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屡创新高，这对以美元形态表示的外汇储备显然构成冲击。因此，有必要利用国际上通行的金融互换技术来调整外汇储备与外债的币种结构。 货币互换的风险是：如果中国与对方国家所持本币均未实现国际化，那么其支付结算功能局限在国内市场；两国互相持有对方货币，都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债券市场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投资渠道，而使得其货币的储备功能与投资功能无法有效地发挥，从而导致持有的货币头寸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最终积累的长头寸只能向对方国家调钞才能平衡，既有汇率风险，还要承担调钞费用。 同时，由于人民币还尚未实现完全的国际化，人民币顺差的回流途径不完善，再加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因为利率水平和汇率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差异，这些可能都会给已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造成冲击。 资本账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正在加强和提升，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同业拆借、外汇、股票、国债等基础性金融市场，2011年初中国已经同意海外人民币进入银行间资金市场。 与之相对应的是，除了香港正在加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外，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地也在加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截至2011年6月，英格兰银行与央行可能进行的货币互换无疑将为伦敦竞争人民币离岸中心增加筹码。估计这个互换数据至少是1000亿，伦敦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发展人民币相关业务，未来在交易当中，要加入人民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现在伦敦每天和人民币有关的交易量，如果以美国的等量计算，实际上已达到了2亿美元。 国际金融机构间衍生品交易业务都是以国际金融互换交易协会（ISDA）协议为基础，互换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需要法律解决的纷争问题，因此研究与ISDA协议接轨的方法十分必要。 当前，在国内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导国内企业、金融机构先进入国际互换市场，从事外币间的货币互换，随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完全实现，再开展国内互换交易市场，最终实现与国际互换市场的完全融合。 <h3>五、构建人民币互换基金池</h3> 目前国际清算系统以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为主，围绕美元中心主导世界贸易结算、资本流通，而在IMF特别提款权中享有主要份额、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日元、英镑等也基本上建立了以自家货币为主的贸易结算体系、资本流通体系；欧元成立后，很快建立了以欧元为中心的欧元清算系统。 目前，在市场之间中国银联卡与国际VISA、Master Card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中国清算参与了国际市场结算。随着中国经济、外贸对外加强，无论国际卡怎么阻拦、打压，其实都是难以阻止人民币清算系统扩大的。 在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中，筹建互换资金池，可以极大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推进清算功能的发展。 具体来说，这个互换资金池的构建思路是这样的：一是在即时清算的时候，也可以仿照国际清算银行，按照年度实行双边差额互换以及余额结算，既包括一个经常账目系统，也包括逐步建立一个资本账目系统，在直接的双边结算融资中，鼓励围绕以人民币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双边互换。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双方需要一定的外汇，中国富余的外汇完全可以提供一定的信贷。 总之，在这“一对多”的交易中，既可以在这“多”中彼此寻找对冲，然后是余额采用外汇结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配套允许把海外人民币投资中国证券、债券的渠道，那么这个事实上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结算中心，就既类似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也类似IMF、世界银行，从逻辑上这确实意味着第三极金融中心的形成。 为了扩大这个规模，甚至可以把一些国家主权债务也放到这里交易，连同企业债、机构债，这样就初步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债务结构层次。 比如，目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想发行州内高速公路、铁路改造债券，其实新州政府可以利用这个事业自身的盈利，以及州政府税费担保，到中国清算资金池，以及构建在这个资金池基础上的主权债务交易系统上，发行人民币建设债券，这对中澳金融合作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第一，中国应该积极地推进经常项目下用人民币计价、清算，并为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央行、银监会和商务部在积极组织引导外贸企业、商业银行用人民币计价、清算的同时，要建立经常项目下本币清算中心，确保经常项目下本币的流出和回流。 第三，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各类外贸人民币信贷工具，如在出口的买方信贷中，使用人民币作为借贷货币等。 第四，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建立开放式短期外汇借贷市场、人民币清算市场、外国人民币债券市场，以及主权债务市场。 第五，鼓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参与，其次是鼓励居民和非居民参与。对于外贸企业的外汇资金运用和外汇资金的筹措具有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积极意义。外国人民币债券市场，对非居民的资格审查以谨慎为原则，对于外国企业以购买中国成套设备为主要目标。外国人民币债券还可遵循先私募后公募的步骤进行。 第六，当中国调整结构达到既定目标，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依存度下降到50%左右的相对均衡时，可以开始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全面形成。 <h3>六、精算围绕人民币互换资金池</h3> 构建金融中心体系的任务从1840年到2011年，中国市场实行了171年追赶型经济，这导致了目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据说）为10、地区收入差为2、城乡收入差为3。 171年前，中国市场主要是一个自然市场，后来被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打破中国封闭落后的局面后，慢慢地实行了不平权的追赶型经济，要纠正这171年的不均衡，目前自然需要逐步平权和反哺： 第一平权之解放制度市场，包括平权的制度、习惯、偏好；第二反哺之投资市场，吸引资本投资建立权益补充，加强资本化、金融化能力，促进机械化、精细化、分工与组合之现代化，平权、补充是基础，资本化、金融化是出路；第三补贴，包括机会平权的优惠优先，再是贴息、税费减免、保险、补偿、福利与救济。 在企业内外、地域内外、行业内外，由于长期倾斜因素造成的社会成本和信誉成本是不同的，而且这个成本目前还是重要的可变成本，这个可变成本遵循第一公式：企业内部成本+（+/-社会信誉成本）=实际成本，第二公式：正相信誉成本-反相信誉成本=公平和正义成本=社会平均实际信誉成本，根据这两个公式，对于三农、中西部、落后行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类，需要加上过去被抑制、剥夺的社会成本和信誉成本。 同时，也需要向外部世界市场争取矫正的机会和反哺机制。同时根据信息区隔之发现价格的“柜台现象”，以及“十坛九盖”信用运动现象，社会与市场之分层、分级是一种自然差序化，是效率和效益演进的必然。 社会天然具有一定等级制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天然具有一定的打破等级制的和谐冲动，因而在开放性和封闭性之间，就创造了一定的内外封闭、交流机制，围绕此形成市场中心，而金融中心是市场中心的灵魂和核心。 创造开放式内外交换的条件，加强层级之间的流动性，既承认封闭性，又创造开放性，这是实现差序化发展的市场环境。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二者博弈的差序化模型的建立，需要深刻地调查、统计、概率计算、逻辑分析。 比如美国一定的农田在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之间存在着一个此多彼少的增减，这个增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石油和粮食价格，玉米是生物能源的决定因素，小麦是粮食价格的决定因素；再比如美国储备的黄金，一边是美国的美元，一边是各国货币，二者也存在着一个均衡，这需要常年的统计分析，当达到这个度的时候，任何在这个度上的美元与黄金的增减配置，都可能影响美元或大宗商品的边际价格；2007年之后，在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之外，由于场外市场风险加权与整个资产的比值的新观察，显然也存在着一个度，目前巴塞尔协议三要求，这个风险加权的比值不低于3%，这都是在寻找信用与风险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所包含的就是风险与效用函数的最优化。 那么如果要在上海建立世界主权债券交易中心，如何设计这个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如何安排交易制度？如何观察主权债务交易的市场风险均衡点呢？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度上，人民币与外汇、外汇中不同的货币比例配置，这两个变量的博弈，到底对中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的影响如何？又比如在中国自己的低附加值商品与国际大宗商品之间，如何创建中国的世界采买、采卖中心指数，两个指数如何运行，如何实行互换？在中国商人走出去的情况下，一些商业银行渐渐向商人银行演进，沿着杰出商人的脚步，探索新商业的机会，这个金融资本如何与商业资本结合，这个新文化领域的投行机制如何总结、探索，如何建设呢？对于货币市场，可不可以在人民币不可自由交换下，仿照当年悉尼建立的在岸远期不可交割市场，这样香港地区的人民币离岸NDF和中国内地在岸NDF，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人民币NDF，就可以进一步采用市场的办法缩小人民币自由化的差价。 在利用层级差序化的时候，始终注意有多少集中、就有多少分散，反之亦然。集散的层级差就是能量差，反之交易的能量差就是集散的层级差。 从自然货币到信用货币，在实体经济阶段，其中实体经济、实体金融发现的是生产价格，到了信用货币阶段，虚拟经济、虚拟金融发现的是风险价格，由于货币是自然货币和信用货币的组合，需要对实体经济、实体金融、虚拟经济、虚拟金融多重定价，否则难以对冲风险，既要发现实体经济之效能价格，也要发现虚拟经济之风险价格，才能更好地跨越时空配置资源。因此，中国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单有500强的企业不行，还需要系统，所谓的系统就是集散系统，这才是有序化交易发现价格的根本。如果中国商品、资本、劳动力产品能够覆盖世界，那么中国信息、信用、知识也要配套地覆盖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中国金融中心覆盖世界，那么中国经济从大到强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矫正171年长期扭曲的过程。 要实现以上目标，围绕货币互换、资金池以及清算系统，先是人民币中心的贸易结算系统，再是人民币资本账户结算，还有资金的融通，还可以扩大本币、外币大额存款协商利率和汇率，以便在银行间补充一个银行与零售之间的人民币大额存款市场，进一步发现人民币市场价格，最终让市场方法促进人民币最后利率和汇率自由化的形成。 概括地说，以上是围绕人民币互换、资金池机制的建设，探索围绕人民币建立货币、资本市场情况下，如何实现对内人民币利率的自由化、对外汇率的自由化，同时匹配与人民币地位相称的国际化地位，这些需要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从而利于构建一个恰当的宏观精算模型，既包括总精算模型，也包括分块模型。 鉴于中国金融对于国有企业信贷是宽松的，对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支持的力度尚不够，对于“三农”整个中国金融更是贫乏，对于高科技也是力度不足，构建以上系统显然要与鼓励开放这些市场是同步配套的，因此，鼓励商人银行的创新服务，鼓励对于风险的财政贴息、再保险补贴，包括对再投资、再信托、再担保、再租赁之类的税费减免、优惠优先，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显然这一切的组合可能就构成了正在形成的世界金融中心第三极的市场雏形以及相应的精算框架任务体系。 第四章 海外之险 西方货币国际化依靠的是制度基础 <span class="ter">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span> 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或者说“钱”的多少是其制度资本的具体表现，它的“钱”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于其制度资本。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掌握“国际货币”发行权，而是哪个国家有着世人公认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 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金融证券技术不仅对个人、对企业的意义重大，对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是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 <h3>证券化使“钱”更多</h3> 把未来收入流、土地之类的“死”财富证券化后，社会中的“钱”的确会因此增加。换句话说，只要是别人愿意接收并具有流动性的有价物或票据，只要它代表着信用，那么任何物或票据都具有“钱”的本性，也可看作“钱”，其流动性越高，“钱”性就越强。 未来收入流、“死”财富证券化的效果实际上是让更多的有形和无形财富货币化，让社会中的“钱”更多，达到更高的让财富产生财富的效果。货币化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过去，我们只把银子、金子、铜钱看作钱，是因为在没有保障证券、票据的价值信用的现代制度架构下，只有硬型有价物才有可能成为通货或者说“钱”，社会只认实物“钱”。所以，铜银开采量的多少，加上铜银的进出口量，就决定了中国有多少“钱”，以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由于银子被运出国太多，而致使中国没“钱”了，给中国带来经济危机。 作为一种金属，白银本身没有太多的工业价值。但正因为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用白银作为货币，所以它就特别值“钱”。而之所以白银被用作“钱”，就是因为没有发展出支持票券信用的制度。换言之，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银作为“钱”的价值就没有了。这也是为什么随着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兴起，金银作为“钱”的价值越来越低。 因此，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而能否进行广泛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交易又受制于它的制度。所以，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h3>金融技术推动了西欧文艺复兴</h3> 美国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它的这种金融与制度体系当然不是过去一两个世纪才发明创造出来的。金融技术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但受到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推动。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证券化技术最早出现在1262年的威尼斯，后在西欧国家逐渐发展。 在金融品种方面，12世纪之前的西欧跟当时的中国一样，以某种有价物或收入流为抵押的私人借贷是主要的金融交易，这种债据往往没有流动性。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从那时开始，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由于战争开支的不断上升，它们必须拿未来的政府税收做抵押向民间借债，当时的这种政府公债往往是强行分摊到个人，是他们必须购买的短期“爱国债”。这种公债的期限一般很短。 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西方国家在17世纪后会怎样？这种历史假设当然无法做。但是，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或者说现代金融证券技术也是发生在西方掠夺白银之后，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 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或者说“钱”的多少是其制度资本的具体表现，它的“钱”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于其制度资本。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是哪个国家有着世人公认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 <h3>国家持久繁荣靠制度，不靠掠夺</h3> 在王权受到制约的民主法治制度下，1688年后的英国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银行业、保险业都迅速发展，使之在18世纪很快赶上并超过法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那时，英国的人口才1000万，只是当时中国清朝3亿人口的零头，但这并没阻止它主宰世界长达两个世纪。 我们看到，等英国人开始加入西欧海外扩张队伍并于1607年抵达北美时，他们能得到的是西班牙人不想要、气候相对恶劣、没有金银储藏的北美地带。英国人没有像西班牙人那样掠夺美洲金银，英国反倒持久繁荣，社会稳定。 一些同人说，虽然是西班牙而不是英国在直接掠夺白银，但西班牙的白银最终还是流入西欧市场，有一些进入英国，那么英国也是因美洲白银起家的。——这种逻辑当然不能成立，只要英国是通过公平贸易让西班牙把白银支付过去的，那么英国还是靠国际贸易崛起的。否则，由此推下去，我们中国今天的崛起也是起因于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白银了。 英国的“民营”跟西班牙的“国营”海外扩张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差别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当年西班牙的殖民地国家（比如拉美和菲律宾）今天多数还贫困落后，社会到现在还不稳定，而英国过去的殖民地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到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到南非，它们都在世界富国或地区之列，原来印度落后，但印度也因其制度加英语优势正在快速发展。英国和西班牙的经历差别说明了什么呢？——当初的美洲白银如果真是资本，那只能是“负资本”。 第五章 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 为国际化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开辟道路 他们在三四十岁的青年时期或开辟了某个领域，或创新了某项事业，或引领了某个行业。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机中，这些国际化的青年才俊因为熟悉东西方不同文明、掌握人类先进知识成果，在各个领域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创新，同时，也为全社会树立了国际化青年成才的典范。 我国可挖掘的国际化青年人才资源相当丰富，首先，每年有超过30万青年出国留学，也有大量高端青年人才至今留在海外，这批青年人才多在30？40岁，多数在国内受过基础教育，比较了解中国文化，加之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多元文明，吸引和用好这批青年人才定能为国家各方面创新发展提供动力。 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机中，这些国际化的青年才俊因为熟悉东西方不同文明、掌握人类先进知识成果，在各个领域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创新。 青年人才的特殊性决定了能否留住、用好他们，最关键在能不能给予其充分信任，让青年人才在实践得到锻炼，并尽早放手委以重任、发挥才能。 第三，认识到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有其特殊性，有计划培养，灵活用人机制，大胆破格录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端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要求我们科学看待青年人才的发展，不能单纯地以职称、资历、学历等一条外在的“死”标准衡量不同阶段的人才，既要看到已有的成就，更要看到青年人才未来的发展潜力。以长远目光，灵活地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专门为青年人才制定培养计划，提供绿色通道。 第二，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的吸引和留用都需要宽松、宽容的社会“软环境”。今天的中国随着GDP不断攀升，国际投资的持续关注，硬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提升甚至领先于很多发达国家。但是，多数高端青年人才最重视的并非有多少高楼大厦和尖端设备，而是能够利于其创新发展的社会“软环境”。这就包括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国民的整体素质、创业科研的体制机制等一系列要素。 既然青年人才是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全球各国都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纳入重要的国家战略，制定各种吸引和留住国际化青年人才的政策。中国社会历经30余年成功的改革开放后，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里，经济方面如何升级转型，文化思想领域如何取得创造性的突破，如何在全球化背景战略布局取得竞争优势，无疑需要大批高端的国际化青年人才。所以，未来的发展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解放思想，也要在人才观念上解放思想，破除陈腐的用人理念，大胆创新人才机制、唯才是举，目光长远地为培养、储备国际化青年人才开辟道路。 国际化青年人才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及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优秀人才优先发展符合科学的人才观念，也是在全球人才竞争格局中深谋远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年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束缚，创新人才机制，为国际化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开辟道路。 第五，吸引优秀海归青年人才进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开放30余年来，海归青年人才在创业、学术、企业管理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被学术和市场竞争机制肯定，若能吸引这些已然在其他创新体系中脱颖而出的青年人才进入体制内，将增添体制的创新活力和国际化水平。 第一，要把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放在全球背景下，把青年人才储备库扩展到全球范围。由于创新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全球各国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纳入重要的国家战略，纷纷制定各种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政策。欧美等国在签证、移民各方面出台政策招揽全球青年人才，更有美国议员提议，未来将在外国留学生的理工科硕士学位证后直接附上移民美国的签证。近年来，中国中组部牵头继“千人计划”后又出台了“青年千人计划”，旨在吸引35岁左右的全球范围的青年人才。 其实，多给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一些机会、“偏心”一点，探索突破旧有的选拔机制，并不意味着有失公允，反而恰好体现高瞻远瞩、从长计议的人才观。青年人才本是好苗子，提早发现和及时重点培养，会赋予其更高的责任感和更丰富的实践经验，有效发挥其国际化才能。 第四，对于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发现、吸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留住、培养和高效率使用这些人才。国际化的青年人才对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升级转型和未来发展之重要毋庸赘述，吸引和发现他们绝非装点门面，重在发现人才后，创造利于发挥才能的空间、宽容其不适应和短暂的失败，还能扶上马后送一程，积极培养他们，促使其充分发挥潜力。 无论是引领新经济创新的成功创业者马云，学术创新领域的知名学者施一公，还是跨国公司高管李开复，资本运作高手汪潮涌等，都是拥有国际化留学、工作经历的青年海归。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思想解放、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中国企业和文化走出去、引进来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引领新经济创新的成功创业者李彦宏、张朝阳，学术创新领域的知名学者施一公、饶毅，还是跨国公司高管张亚勤、李开复，资本运作高手汪潮涌、沈南鹏等都是拥有国际化留学、工作经历的青年海归。 第五章 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 经济全球化，中国劳力如何迈好国际化之路？ <span class="ter">胡伟略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span> 劳动力人口的对外输出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方面。过去，我们说劳务市场、劳务输出，其实就是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输出。本文主要是研究我国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的有关问题。 <h3>一、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广泛的经济社会意义</h3> <strong>对众多的劳动力人口就业的意义与价值</strong>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就业压力最大。在国内就业形势持续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对外输出，向国外（境外）转移劳动力、实现就业，无疑是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有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即使较多地输出劳动力，从供需关系上来看，一般不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反而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更多的经济价值。 <strong>对劳动者及其家庭增加收入的意义与价值</strong> 国际劳务人员的工资报酬往往高于国内水平，有的甚至是国内的十几倍、几十倍，从而可以明显地提高和改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一人在外，全家小康”已成为劳动力对外输出利益的真实写照。据有关研究显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输出移民的数量每增长10%，贫困人口可减少2%。因此，许多国家都采取各种办法鼓励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 <strong>对增进国际经济交流的意义与价值</strong> 劳动力对外输出不仅是经济的交流，还包括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等多方面的交流；不仅增进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交流，更增进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对劳动者提高素质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逻辑过程是：国外高工资收入——部分国内劳动者流出——国内该类劳动者供给趋紧减少——该类劳动者工资提高——国内该类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和素质提高。 <strong>对劳动力输出的目的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strong> 移民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非法移民。美国现有非法移民约1200万，还有难民、移民跨国犯罪、移民来源国人才和资金的流失，以及因移民引发的民族冲突、社会矛盾和文化隔阂等。但绝大多数国家仍认为，移民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在经济领域尤为如此。 <h3>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现状分析</h3> 我国劳动力对外输出或对外劳务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快速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我国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总体不断发展，但规模较小近10年来，2001？2010年，由国家专业公司和地方公司派出的对外承包工程人数共计190.16万人，对外劳务合作人数446.07万人。总计对外输出劳动力人口636.23万人，年平均输出劳动力人口只有63.6万多人。对我们这样的人口、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规模实在是太小了。 <strong>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的地区很不平衡</strong> 在境外从事承包工程人数最多的是华东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7省市，东北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和华北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省市区；而从事劳务合作的人数最多的是华东7省市、东北3省和华中南的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5省。 <strong>输出的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不高</strong> 随着当今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水涨船高。目前，我国劳动力对外输出人员的总体素质还不高，与国际劳动力市场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体现在外语能力差、劳务人员技能单一、综合素质低、劳动力人员技术构成层次低、结构不合理等方面。 我国对外输出劳动力人口的健康与疾病值得重视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劳务合作的飞速发展，人口国际间的流动渐趋频繁，使得出入境劳动力人员成为感染各种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对外输出的劳动力作为特殊的劳动人口，正逐渐成为性病、艾滋病感染的高风险人群，还有结核病等的传染病。应当关心对外流动和迁移人口的健康和疾病。 <h3>三、中国劳动力人口对外输出有关法律、制度和管理问题劳动力对外输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h3> 目前，关于劳动力对外输出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相关的部门规章和各地文件，数量少，规格低，不统一，操作性不强。由于无统一立法，劳动者和劳务输出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主管部门管理和调整对外劳动力合作关系的法律依据不足，对外劳务纠纷无法援引明确的法律依据，只能根据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判断。 <strong>劳动力对外输出人员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strong> 劳动力输出人员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下岗职工，信息渠道窄，辨别真伪能力差，自我保护意识弱，容易受不良中介蛊惑，对劳务输出的政策、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对输入国相关法律制度一无所知。同时，有的外国雇主在合同期限内破产、倒闭或转产，从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此引发纠纷。劳务人员不懂得该国该地语言，权利受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向当地执法部门投诉或向使馆求助，最终导致利益受损。 <strong>对外劳动力合作合同的内容不规范</strong> 跨越国境的劳动力输出业务涉及劳务输出公司、劳务输出国中介公司、劳务人员、劳务输入国的雇主、劳务输入国的中介公司等多方当事人。由于各国对劳务输出或输入的管制政策不同，一项国际劳动力输出业务需要签订多份国际、国内合同才能顺利完成。境外雇主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外国廉价的劳动力，获取更大的利润。我国劳动力出境求职是为了取得比国内高得多的劳务报酬。两者利益协调不当时，容易引起争议。另外，对外劳务合作合同过于原则，特别是涉及劳务人员切身利益的条款比较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致使纠纷产生并难以解决。 <strong>劳动力对外输出管理体制不健全</strong> 我国在劳动力对外输出的管理机构上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和部门规章来调节。对外劳动力输出实行多级管理制，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等各管一头，条块分割，管理缺位和越位现象同时存在。这就造成秩序混乱、效率低下。 <h3>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与中国劳动力人口输出前景</h3>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后蔓延到主要发达国家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说到底还在于世界劳动力的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除或消灭。金融经济危机，就是消灭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泡沫经济，使生产经济活动强制地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灾难。 可是，各国政府没有从劳动力短缺角度观察问题和寻找对策。从美国来说，危机仅仅被视为金融体系不稳健、缺监管的结果，把实体经济的危机视为金融危机的结果。全世界政府几乎都是一样，都大力刺激经济。可惜好景不长，到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又重新走回到2008年上半年的危机前的景象。2008年，世界是劳动力短缺，而2009、2010年的投资刺激政策，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反而加剧了劳动力短缺。今天，世界上到处缺少的是种田的农民，是干苦工、干重活的劳动者，是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 任何生产，无论它是在什么社会制度或方式，都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实体经济发达以后，非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看来是可以减少劳动力需求，但很容易造成泡沫经济，导致金融经济危机。最后，还是要回到发展实体经济，这时所需要的劳动力会更多。 世界经济即使在正常发展的时候，劳动力也已经不足。现在，世界人口和劳动力正在加快老龄化。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快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需要接收移民人口和劳动力，这几乎已成为常态。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别是全球现代化，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均衡分布。全球化正在改变资本的不均衡状态，全球化带动劳动力的重新分布，推动中国劳动力对外输出。 联合国的人口问题专家认为，欧盟国家在未来的25年中需要吸收1.5亿新移民，才能保持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平衡。在西欧、德国、意大利和瑞典，人口负增长十分严重，英国的人口增长也出现停滞，并逐渐下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欧洲追求新的生活。在这里，他们能得到更好的报酬，还有可能取得合法身份。国际移民组织说，中国人向欧洲移民是可以预见的欧洲趋势之一。 <h3>五、实行法制化管理，促进中国劳动力人口输出要完善劳动力对外输出的法律体系</h3> 尽快出台统一的“劳动力对外输出法”。要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制定出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有关对外劳动力输出的相关法律，对个人和企业在外派劳动力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中也应该针对对外输出劳动力制定出相应的条款。 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对外输出的社会服务支持系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大国家财政支持，扩大原有的外经贸促进基金规模，建立“劳动力对外输出基金”。除在财政上支持外，还要在社会服务水平上进行支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强化政府部门的有关管理服务，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改革我国的出入境管理制度，简化劳务人员的出国手续，通畅劳动力流动渠道；重视外出劳动者的社会服务保障工作管理，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免除其后顾之忧。 加强外派劳动力资源的培养和储备，提升劳动力对外输出层次国际市场对低层次劳务需求趋减，我国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提高劳动者的业务素质和竞争力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我国输出的劳务人员层次之所以低，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专业技能、职业资格认证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要提高层次、克服缺陷就必须通过加强培训来解决。 <strong>营造对外劳动力输出良好的外部环境</strong> 充分利用双边、多边磋商机制，加强政府谈判力度，开拓海外劳动力市场。为消除国外的障碍和不公平待遇，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合作规则的制订，与输入国建立有效的磋商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之间的谈判和沟通，解决双方或多方劳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扫清合作障碍，签订双边或多边谅解备忘录，尽早获得输入国市场的准入资格及与劳动力合作相关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为劳务输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铺平道路。 <strong>争取我国对外劳动力输出的广阔发展前景</strong> 增强对劳动力对外输出的认识，大力发展高技术劳动力的对外输出。增加高级劳动力的输出，不仅可以带动国内劳动力输出结构的升级，而且可以带动国内劳动力结构的优化。 总之，开展对外劳动力输出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具体措施之一，是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实现再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有效途径，是增加外汇收入、提高人才素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操作世界的华尔街精英 为了中国，超级精英须留在华尔街 <span class="ter">裔锦声 华尔街人力资源专家、作家，美国重心集团总裁</span> 1992年，我文学博士学位到手后，阴错阳差撞进华尔街，为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大老板们在海外的分行替他们招贤纳士，专攻在政府债券和外汇交易方面的超级精英，在发掘和提升这些罕见的精英的同时，提升公司价值。 华尔街有句潜台词：买团队只花几百万；买公司要花上亿万（toget a talent，you pay millions；toget a pany，you pay billions）。 在海外寻找精英人才18年，曾经一年内为高盛公司全球寻得26位年轻交易员，一周内可以马不停蹄从纽约飞到伦敦再飞到约翰内斯堡、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90年代刚从经济衰退中抬头的外国银行如高盛、JP摩根、雷曼寻访难得的人才，为这些银行在当年的合并、兼并和业务互相影响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进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并推荐了近100名亚洲精英进入华尔街，因而，我深知华尔街对精英人才的重视。瑞士信贷波士顿第一，90年代一家十分创新的金融公司，在1994年因金融衍生品等外汇交易做过了头，创新过度全面亏损后，不惜砸锅卖铁，低价卖掉在曼哈顿下城的两幢楼房，拿去给自己的超级精英和核心团队分红，保住人才。 富于创新的超级人才、善于出奇招的奇才，是华尔街公司之间永远的一个竞争点。 “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才（Our assetis our people）”，这句话，挂在高盛公司的进门处；“公众信任就是我们的业务（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这句话，挂在当年雷曼兄弟在世贸大楼交易中心的进门处。 2008年后，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超级金融大鳄，并没有随着华尔街的倒下而倒下。华尔街自生修复的能力、复苏的机制是非常强的。华尔街金融公司在淘汰了一大批“过时”和“老化”的人才后，继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理念、新的力量，甚至新的人种。 今天，穿行在华尔街越来越多、衣冠楚楚、能大呼小叫的是“大象的传人”——印度人，他们从银行的电脑后台，走向融资操盘的投行前台。而我们龙的传人，却在相对地减少。在华尔街20万雇员中，我们中国精英不到2000人；而这2000人中，80%是在跟钱不打交道的电脑后台做着数据支撑和风险管理。 事实是，花旗银行的CEO是印度人，花旗银行的最大股东是中东人，花旗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0多万雇员，其实都在为中东人打工。如今，美联储都得让这些中东阔佬一点。如果长此以往，我们中国是要吃大亏的。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一定是金融的竞争。 一个崛起的大国，怎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一个强大的金融话语权？！ 一个资产每年递增的国家，怎能没有自己信得过的精英，捍卫自己国家在华尔街的利益？ 还有，中国上万亿的美元存款和政府债券，难道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每天缩水？ 以1万亿美国国债为例：假设美国国债年回报率为1%，人民币国债成本为3%，人民币年增值4%，这样，以人民币计算，这笔投资组合的年回报为负数-6%，换算成美元为600亿美元损失。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现持有外汇储备金值3万亿美元（不包括民间美元存款），其中约一半是美国国债。对安全地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对中国来讲是迫切的和必须的。 其他不说，那是好几亿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开放30年中含辛茹苦用劳动和心血、用离乡背井、用生命换来的，那笔钱关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危，怎么能眼看着它在资本市场上打了水漂！ 该怎样解决国家这个燃眉之急？为国所想，为国所急，这是每一个心中装着祖国的华尔街精英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认识的华尔街人中，有着这样技能和忠诚的中国精英并不少，他们的愿望，就是能为祖国在这节骨眼上，大禹治水，分而治之，为国家解难、解危。 说到底，华尔街绝不是一个进行人民战争的地方，不是人多就力量大；也绝对不可能从量变到质变。华尔街是一小部分精英掌握着巨大资金的地方，是一个“玩钱”的地方。 谁来定这些“玩钱”的规则？谁来定价？谁来为我们的国家利益说话？所以，我建议不要一概而论，回国就爱国，留在美国就不爱国。 一部分华尔街超级精英必须留在华尔街！为中国的话语权和国家利益服务！ 第六章 海外侧目的中国新移民潮 有一大波“中国人”正在靠近 20年前，电视剧曾经风靡一时。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全面描写中国人赴美移民浪潮中的移民故事，北京音乐家王启明与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来到了神往以久的美国。然而，一切并不完全像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美好。通过奋斗，王启明终于成为一位富翁，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部电视剧的背后，是当时中国移民潮的大背景。在那个时代，人人都以出国为荣，人人都羡慕美国的生活，人人都想移民美国，哪怕是偷渡过去没有合法身份。 这其中也许有着人们通过改革开放打开了海外视野、同时中国经济相对非常落后的大背景。然而，今天，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这一潮流却依然愈演愈烈。不同的是，不只是知识分子，有钱的人也加入了移民大潮。 100多年前，中国人大量移民美国的主要是劳工，之后大量的移民主要从事菜刀、剪刀、理发刀的“三把刀”工作。然而，20年前开始，怀有才能技术和资本的人开始成为移民的主力军。 来自各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获得加、美、澳三国投资移民签证的人数就超过6000人。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共772人，居全世界之最，占其移民局全年发放的EB-5签证总数的41%。在澳大利亚，2010年中国获得163类商业移民签证的人数也达3416人，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而在加拿大，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占全部的62.6%，达到2020人。 中国新闻社发布《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移民海外的新华侨华人已经达到600万。实际数字当然远远不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仅仅取得美国绿卡和公民资格的中国人都已经达到110万。最近三年，我国以平均每年大约7万人移民美国，一直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同时，中国还是加拿大第一移民来源国，从1998到2008年十年间，大约有363760名中国公民移居加拿大，占加拿大所有新移民的14%，其中三分之二是经济移民。 真正令人痛惜的是移民背后的人才和资本流失。美国最近十年的高科技企业三分之一都有印度或中国的创始人。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接近35%出生自外国，其中22%来自中国大陆，为世界之最。与此同时，我国也并没有引进足够的海外人才进行弥补，并没有在全球人才市场上与欧美发达国家竞争顶尖人才。 一直到2004年，我国才出台正式的“绿卡”制度，但该制度并不是建立在移民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至今也没有出台针对外国顶尖人才永久性“扎根”入籍的政策。从2004年出台“绿卡”到2007年，三年间一共只有1460名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并且只批准了686人。到目前为止，包括“千人计划”人选在内，偌大一个中国也只批准了4000多人获得中国“绿卡”。未来的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产业升级，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就必须对全球人才战争做出积极主动的回应。 <h3>一、精英和富豪成为主力的新移民潮</h3> 中国改革开放后，曾有过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东西方从生活水平到经济收入的严重差距，不少人“打开国门”就开始移民海外，伴有海外团聚、探亲与留学，以及偷渡；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期，以技术移民为主。目前正经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海外移民潮，知识精英依然是第三次浪潮的主要成员，但投资移民有了爆炸性增长。 目前，在我接触的移民海外的朋友当中，两类人最多。一类是中国留学人员出身，跑到国外去深造，最后留在了海外。促使这些人留在海外的最主要原因来自事业发展的机遇，他们也主要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扎根海外。当然，也包括一批“官二代”“富二代”，尽管这些人更多靠背景走向海外，但大多也是被送去接受西方的教育，然后留在国外。 另外一种是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有可能依然生活在国内，只是持有绿卡。因为在许多国家例如加拿大绿卡门槛宽松，他们可能先让家人去海外蹲“移民监”，也可能建立一个企业然后再把自己派回中国来。问起他们移民的原因，回答无非几句话：“我想给孩子更好的接受教育权利——我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喝毒牛奶长大——算是留条后路吧。” 但无论哪一种，简单概括就是：才和财必有一种。中国的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在成为新时期移民潮的主力军。 美国是中国人经济移民的首选国，起码从数量看是如此。根据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只有大约288万华人，其中出生于大陆地区有98.8万人，出生于台湾地区32.6万人，出生于香港地区20.3万人。2007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再次进行社区调查，此时全美大约有354万华人，美国本土出生者只占131万，外国出生者223万。增加的华人大部分都是移民。在2000年以后7年内美国新增加的华人超过60万，但只有6万华人是美国本土出生。根据“亚美推进正义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0年，美国华人人口则已突破400万，是最大的亚裔族群；相关社区调查发现，全美会讲中文的华人为238万。有台湾背景的华人受教育程度最高，七成有学士以上学位；大陆背景的华人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亦占一半。 在加拿大，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加拿大华人人口已经超过120万，占全加总人口的3.9%。其中，72.9%的华裔是在加拿大境外出生。在这些海外出生的华裔中，有18.4%是在2001？2006年间移民加拿大的；20世纪90年代移民加拿大的占45.2%。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居住的华裔占该市总人口已达43.6%，成为全加拿大华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在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卑诗省，少数族裔人口总数首次超过100万，居加拿大各省区之首，而华裔是卑诗省第一大少数族裔群体，人口总数为40.72万人。从数量来看，近年来，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渠道离开的中国人才极为庞大。最近三年，中国一直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世界主要移民接纳国的名列前三的移民来源国。每年仅仅移民这三个国家的中国人都达到12万以上，大部分移民都是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渠道流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移民批准，包括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在内的经济移民也一直占所有移民总数的60%以上。 这些人才移民离开的背后，是巨大的人才流失。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美国目前大约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来自外国出生，而这些外国出生者有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排在第2名的印度才只有14%。美国2004年将探测车送上火星，探险车着陆系统首席工程师李炜钧与计划飞行主任陈哲辉都是中国出生的华人；但在中国，目前还停留在把探险车送上月球的阶段。 如果从比例来看，携带财富和资本离开的投资移民更为严重。仅2010年，通过投资移民形式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就有6000人。按最保守的估计，如果以平均每个人必须向接纳国投资100万美元为标准，仅此一项，中国一年就要流失60亿美元商业资本。 这还只是各国要求投资移民必须投资的数目。实际上，移民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资金，因为许多国家限制投资房地产，要求必须投资实业经济或是进行商业投资，同时又必须蹲“移民监”，还有时间成本，所以投资移民还必须在房产等领域进行投资，这笔数目极为巨大。另外，如果这些中国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绿卡，而且是为了移民，也就是说还会将家庭大部分资产都转移到海外。那么，流失的财富数字将会更为庞大。来自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批准共772人，占美国移民局全年发放的EB-5签证总数的41%。而在2011年，有934人获批准，申请数和获批准人数都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来自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的负责人则称，2010年中国大陆通过投资移民方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数占加拿大全部投资移民的62.6%，达到2020人。 富豪移民，在中国已经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话题。来自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就指出：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 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与此同时，来自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也表示：接受访问的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还有近46%在考虑移民，美国和加拿大是主要移民目的地国家，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裸官”和贪官外逃的现象。这一现象没有确实可靠的来源统计。但总体来说，在当前中国，将资产和子女转移海外的裸官和贪官外逃的现象已经很严重，由此带来的不只是资本的流失，还有大量国有资产的非法流失。 <strong>以留学和工作签证形式的人才外流</strong>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负责人做工作汇报时，发表了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随后，中国送出了全世界数量最大的留学人员。截至2011年，中国已送出224.51万留学人员，高居世界留学生总数首位，只有大约81.84万人回国。 在地理分布上，我国在外留学人员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德国、俄罗斯，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由于备受诟病的中国教育现状和高考制度，以及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还会选择出国深造，包括低龄化留学也正在成为趋势。 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10？2011学年，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人数已达到157558人，比上一学年激增23.3%，并且连续两年成为留美国际学生最大来源地，占留美国际学生总数的21.8%。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中，本科生数量为56976人，相比上一年的39921人，增长幅度达到惊人的42.7%；研究生为76830人，与上一年度的66453人相比，增长了15.6%。虽然研究生的绝对数量仍占据多数，但留学生低龄化、本科生数量后来居上的趋势明显。加上来自台湾地区的近2.5万名学生和来自香港地区的8000多名学生，目前正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19万名。其实早在2007年，美国各院校录取的国际研究生就以来自中国的学生居于首位。 同时，中国还是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最主要的留学生来源国，例如日本大学的博士生有15.7%来自外国，攻读硕士的外国留学生则占9.6%，而这些外国留学生当中超过六成来自中国。 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然而问题是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其中优秀者例如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留学人才流失还存在这一种现象——留学人才学历越高、专业越热门，回归比例越低。据经合组织的一份统计，1990~1999年间在各国经济发展最急需的科学和工程领域，非美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留在美国的平均比例大约47%，中国大陆留学生博士滞留美国比例却为87%。韩国只有39%。而美国《纽约时报》公布最新数据则揭示流失的趋势还在加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所有国家中以中国比例最高，为92%，第二名印度也只有81%，其中中国台湾地区是43%，韩国是41%，日本是33%。清华、北大是中国内地仅有的能进入世界百强的大学。2006年，清华和北大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超过美国本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因此，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就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的双边“教育贸易”造成了中国的严重的“人才赤字”，人才外流和人才回流极不平衡。一方面，中国向美国输送了数量最大的留学生。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最新统计，2009年底在美国在读的中国留学生达102190人，超过了在读的94300名印度留美学生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其中，中国留美在读本科生占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的38%，硕士生占29%，博士生占33%。另一方面，中国向美国输送了质量最高的留学生。中国的名牌大学成为了培养美国博士生的预备学校，自从2006年以来，清华和北大超过任何美国大学成为最大的美国博士生的来源，另外有5所中国的名牌大学也进入了前20名最大的美国博士生的本科生来源大学。目前，中国的33750名留美在读博士生占全部外国留美博士生的29%，比位居第二的印度博士生多一倍。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即将超过韩国成为美国大学本科生最大的国际生源，而中国的大学生毕业生已经是美国博士生的最大的国际生源。 韩国、日本也都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但日本、韩国的留学潮与中国有最明显的区别，例如拿到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日本、韩国超过一半都选择了回国发展，中国是绝大部分没有回来。韩国首尔现代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韩国举办奥运会后开始产业升级的1992~1995年，在美获得理科博士的韩国留学生中留在美国的比例甚至仅为20%，但在奥运会后也同样开始产业升级的中国，却有九成理工科博士学成未归，这令人深思。 <h3>二、中国新移民的理想国</h3>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对接受访问的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进行了调查，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而在其中，这些中国富人群体第一大向往移民目的地是美国，占了40%；其次的移民目的地是加拿大，占37%；选择移民新加坡的人也占了14%，选择整个欧洲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富豪只有11%。 北美洲、大洋洲是中国富翁移民的理想国。更准确地说是：知识精英的技术移民首选美国，富人们投资移民则会首选加拿大。 对技术移民来说，多半是先去留学后找到工作，或者是需要有工作邀请和雇主申请或担保，而从工作和事业发展机会来说，美国无疑远比加拿大要更加具有空间。 对投资移民来说，不是去找工作，而且还被要求为接纳国创造就业机会。从这一角度来说，加拿大的投资移民绿卡显然要比美国门槛更低，更为容易申请。因此，从投资移民角度来说，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吸引力并不亚于美国。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同文同种、地理接近，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也是中国富豪青睐的目的地。中国内地个人境外投资资产有相当部分集中在香港。 而在接受调查的富豪，最常提到的移民理由是为子女的教育，其次是希望有更好的医疗服务，以及担心中国的污染。 在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则列出富豪通过投资移民离开中国的主要动机：子女教育、保护私有资产、准备退休、躲避计划生育、降低发展海外业务的门槛（包括商务免签证的方便等），以及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其中子女教育和躲避计划生育、保护私有资产和财富安全、新生活环境与方式是最主要的三大原因。 华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与缺乏人性、滞后而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体制，成为了促进移民的重要原因。因此，就跟内地“双非孕妇”不惜巨资去香港产子一样，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富豪正在为了子女的教育移民。 保护私有资产和财富安全，则是因为政府难以得到制约、缺乏边际的权力范围，法治不彰和潜规则支配游戏规则，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企业家早期原罪问题等，这使得许多富豪缺乏安全感。因此，移民取得海外身份，不一定是真正移民，还可能返回中国。只是可能将个人资产以及子女、配偶都转移到了国外。尽管有些国家有着“移民监”，但并不是没有规避办法。例如申请成功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可以通过加拿大的公司再返派自己回来。也包括先让家庭成员移民入籍，那么与其一同居住，亦被视为与身处加拿大无异。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服务、安全感等。国外不但有更好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社会福利，而且也有许多华人聚集、不需要适应另外文化和语言的城市，例如新加坡和温哥华。而转型时期的中国，不只是环境污染严重，甚至食品安全和监管都成为了问题。特别考虑这些因素的人，一般是真正想移民海外。对于上百万的技术移民，更好的事业发展和生活质量，是其留学深造、海外工作以及移民的最主要原因。不可否认，美国等国家有着更舒适的生活、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科研支持、更好的商业环境，以及更好的收入。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30年前，就开始有大量的中国人偷渡到美国、欧洲以及当时的英属香港。能够合法渠道移民美国，哪怕只是去留学和工作一段时间又回到国内，在20年前的中国都能获得相对较好的生活，并受人羡慕。如今随着“地球更平”，中国知识精英移民美国的热潮依然方兴未艾。 根据笔者在2010年到201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其他专家所做的合作研究，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技术移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超过九成的人认为职业发展和求学是最重要的原因。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发挥才能有更好的基础也得到超过八成的移民认可。选择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希望回来。同时，不到三成的人认为回国后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不到两成的人认为回国能有更好的子女教育。显然，子女教育与成长，也被他们着重考虑，只不过不是首要移民因素。 在美国有关的一项调查中，中国移民创业者49%都选择在加利福利亚州定居和创业，原因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包括硅谷都分布这个地区。这些移民创业的行业，接近八成也主要是在知识服务产业和计算机、软件等It产业。 <h3>三、日益庞大的海外华人资源库</h3> 由于没有世界统一的统计，海外华人总数有多少，一直没有公认的结论。中国新闻社发布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估计，截至2007年，海外华人总数大约为4800万。总体来说，全球大约有5000万海外华人，并且总数保持着迅速增加的趋势，目前每年仅仅中国大陆移民海外的人都超过40万，出去的留学生则超过30万。 但是，华人移民的历史已有几百年，也有新侨和老侨、土生和移民之分。海外出生的华人大多集中在东南亚，这些华人不但大多数已经归化当地，而且相当大部分是第三代以后的移民。在非洲、俄罗斯、拉丁美洲，华人大多数都是以劳务移民的形式出去。本土出生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与留学移民出去的中国人才，大多数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多数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环太平洋地区，其次是西欧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海外华人群体有两大特征：一是接近超过一半的人起码具有本科学历，并从事专业或管理方面的工作；二是超过一半是在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出生。简单地说，这些新移民多是新时期通过技术、投资移民以及留学流失的中国人才，我国人才回归计划需要争取的海外华裔高级人才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其中超过一半待在美国。例如至今已有8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但是，这8名华裔无一例外全都是在美国工作期间获奖。 20世纪70年代以前，华侨华人中的第一代，多从事传统的手工业和服务业，被形象地称为“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另外，老华人喜欢自我封闭成一个圈子，不大干涉政治，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老华人华侨是在自发移民、劳工移民的基础之上。 在新时期，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新华人华侨基本上是通过留学和技术移民的方式来到海外。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使就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扩大，华人开始大量进入科技、工程、商贸、法律、文化、教育、医学、金融、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行业，主要从事技术性或管理性的工作。海外华侨华人从事的主要职业也从“三刀”发展到“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技术性或管理性工作，如今还出现了向“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发展的大趋势，包括进入政治领域的海外华人都有所增加。 在创业领域，跟老华人华侨也明显不同，新华人多集中在高科技、新经济。在美国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20世纪80年代华人参与创立的企业大约为9%，20世纪90年代达到13%。在2005年度根据营业额评选出的硅谷150大上市公司，名单当中就有18家华裔企业。例如华裔参与创建的北美著名高科技企业有：杨致远创建的全球最大网络公司雅虎、黄仁勋创建的全球最大显卡芯片厂NVIDIA、孙大卫和杜纪川创立的全球最大内存模块制造企业金士顿。硅谷是世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而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则在硅谷扮演重要角色。 在高技能人才和专业人才领域，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美国目前本土有220万个外国出生的科学或工程学位获得者，其中16%约35.2万人来自印度；11%约24.2万人来自中国。 但如果统计这些外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就有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来自印度的只有14%。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全国大约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来自外国出生，这意味着华裔高端人才总数相当惊人。 美国不仅是中国人才流失的第一接纳国，海外华裔人才也大半集中在美国。截至2009年，美国有8名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华裔，有5位是原籍中国的移民，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有超过60名的华裔院士，还有无数不在院士之列的华裔科学家。在政治领域，奥巴马政府里已有两位华裔部长：商务部长骆家辉（前任驻华大使）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另外还有白宫内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主任陈远美、国安部法律总顾问方富宇、联邦众议员吴振伟等众多华裔政府高官。 就普通移民来说，在25岁以上的美籍华人当中，本科学历占25.9%，硕士或以上学历占25.7%，接受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51%（全美平均为27%）。从职业分布来看，52%的华裔从事管理及其他专业性工作（全美平均为34.1%）。在商业领域，截至2002年，300多万的华人一共创建了大约28.6万家华裔企业（这一标准是华裔拥有51%以上股份或利益的股份公司）。 散布全球的5000万海外华人，还有许多人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高级管理人才，掌握着接近3万亿美元资金，无论技术实力还是资金实力都全球罕见。2007年，根据亚洲地区前1000家上市华商企业2006年的公司年报，除大陆企业外其他华商企业总资产约为2.4万亿美元，年度总营业额接近8000亿美元。而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净值还只大约1.5万亿美元。《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则推算：2008年世界华商总资产约为2.5万亿美元，比2007年减少了1.2万亿美元，但规模依然举世罕见。 第六章 海外侧目的中国新移民潮 一场特殊的战争 争夺世界顶尖人才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歇过。引进人才就等于是直接引进技术和资本，并且成本远比直接引进技术和资本低得多。爱因斯坦是20世纪全球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当他移民美国的时候，法国科学家朗之万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的时候，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还曾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古里安的信函，正式提请他为以色列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的候选人。这就是人才的价值。 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本规律来说，全球的高层次人才总会流向那些能为人才提供高收入与高发展平台的国家，无论流入对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形式是移民还是居留，方向是人才的流入还是回流，提供高收入或提供做出成就机遇的是政府还是企业，又或者高收入是因为人均收入高还是因为政府重视提供了特殊的待遇。另外，移民不同于只持工作签证的流动，全球签证的方便、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的机遇以及相对公正的社会、受到尊重的个人权益等等，对移民都是很重要的吸引力。因此，移民还会流向那些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等适宜居住的国家和地区，在那里，政府廉洁而富有效率、社会安定且法治完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较好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趋于扁平，人才流动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整体来说，无论是移民还是职业签证、留学签证，都呈现如下特点： （1）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失。在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接收的每10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就有6名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33％？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经合组织国家。海地、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以数量而论，则中国和印度是过去20年主要的人才流失国。 （2）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向最发达国家美国流失人才，同时却从其他国家中得到了补充。例如德国每7个本土毕业的博士就有1人会前往美国寻找工作，根据德国基金会统计，43%在海外工作的德国科研人员还并不打算返回德国。当然，英、法、加等发达国家能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补充更大量的人才。因此，整体上依然是人才净流入国。 （3）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国家流失人才，同时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才从发达国家回流到新兴国家，回流的人才主要是从这些国家出去的留学人员和族裔人才。以20世纪的日本、韩国、爱尔兰，21世纪的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由于经济持续的增长、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开始吸引大批海外留学人才与族裔人才回流，并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4）发达国家有相当数量的科技人才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基本上是短期流入。由于科学研究的全球性、企业的海外扩张以及政府对外的科学技术援助，相当数量的科技人才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基本上是短期流入和短期工作，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流入发达国家的相当比例倾向于永久性单向流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h3>人才流入与流失</h3> “人才流失”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时被提出的，当时人们发现：上书美国罗斯福总统建议原子弹研发的爱因斯坦原是德国科学家，在美国建立第一座受控核反应堆以及“曼哈顿工程”主要领导者之一恩里科·费米原来是意大利的科学家。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的“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以及主管“阿波罗工程”的冯·布劳恩，无一例外来自欧洲。 后来，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更为严重。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曾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对人才流入国来说，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来的高技能移民，一般都还能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例如人才流入创造出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等著名国际移民城市。在纽约，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40％，只用了十年。在这些国家，真正需要忧虑的社会隐患是不在有序管理之内的非法移民，例如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已达到1100万。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许多研究并没有把“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区别开来。“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通常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永久性地离开祖籍国或者说彻底归化所在国，通常是以人才移民入籍为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民意味着全家一起移民海外，因此，这些海外人才通常不会把自己收获的收入、技术携带回祖籍国，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原来在祖籍国所拥有的资金、产业、技术、经验，携带到了海外的所在国。 “人才外流”则还应包括持工作签证、学生签证、商务签证等跨国流动者，可能是流失，也可能是“滞留”在海外、不确定是否回归或计划将来回归，还可能是本国企业在海外扩张的需要。因此，政府必须开放性地看待人才外流。 人才流入与流失当中，还包括“人才浪费”的情况。“人才浪费”是指那些高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流失到其他国家，新的正式工作却与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所拥有的技能并不相关。对于接纳国，他们也没有创造出应有的价值和成就。一般做出这样利弊权衡的人，通常是为了到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从一定程度上，“宁当外国一棵草，不做祖国一个宝”的现象背后，常常有着令人失望的现状。 在美国有关移民的一项调查当中，就发现美国接纳的高等学历移民，最后相当比例的人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其中，欧洲、加拿大和亚洲地区的移民，来到美国后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比例较低。而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移民比例相当高。这一情况出现的很大原因可能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育水平和学历含金量要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亚洲国家。不过，这一情况在适应美国生活很长时间后会得到改善。 <h3>人才回流与回归</h3>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一个并非巧合和偶然的现象，几乎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海归时代”的情况。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新经济领域、文化教育领域从人才回流中受益最多。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大部分都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在中国大陆，科学院院士的81％、工程院院士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的72％、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8%，博士生导师的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的72%，都有留学经历。中国大多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企业，其创始人都有海归人士。 当新兴国家从制造业开始产业升级时，从这些国家出去的留学人员和族裔人才多半会大量回流。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的韩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归。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和理工留学人员中超过一半都会选择回归。21世纪的中国、印度也有大量的人才回流。 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2007年联合调查发布了《知识产权、移民积压与人才逆流：美国的新移民创业者》的报告，就称美国已经开始了“人才逆流”。主持者维韦克·瓦德华（Vivek adhwa）在考夫曼基金会支持下还与笔者在2011年一起进行了《对归国企业家来说，印度和中国确实更令人神往》的课题研究。我们对153位从美国返回印度或中国创建企业的专业人士展开调查发现，72%的印度归国人员和81%的中国归国人员认为，在自己的祖国创建公司的机会比在美国的机会“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瓦德华就坚持认为：“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脑出血’（brain heme）。” 就中国来说，从2008年12月出台“千人计划”开始，再到2010年发布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将国际人才竞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科技人才回流的趋势也明显得到了加强。仅仅“千人计划”到2012年10月就已经吸引了近2800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许多研究认为：“人才回流”是一种经济学现象。依据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的时候，人才将大幅度回归。另外还有一些指标调查显示：当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每年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也会大幅度增加。 这能说明一些根本事实：一般在人才输出国的境况改善到足够有吸引力之前，大规模已经移民的人才返回现象极少发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一定跟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滞留在海外的科技人才都可能大量回国。例如在国籍、绿卡、签证方面实施开放型的政策，包括承认双重国籍，不是要求离开的人才必须做出“二选一”，不影响其海外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回流，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人才也会大规模回流。 一项针对决心留在美国的亚洲科学工程学博士的调查表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决心留在美国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比例分别只有24.4%与33.8%；而当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指标更有利留学生回归的1998年到2001年，决心留在美国的本土高层次人才反而更多，分别是45.1%与42.2%。 <h3>人才环流与共享</h3>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国际产业转移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人才环流”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群体。美国每年接纳100多万移民的同时，平均每年还有1.7亿外国人持临时入境和居留签证的短期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需要一批人才留在最发达或技术最领先的国家学习最新技术与经验，然后将其传递回国内。发达国家则需要一批人才滞留在海外引导企业从产品到技术的出口。 对企业来说，当跨国企业为了使业务接近重要的消费市场，或者为了生产基地转移，或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同样需要人才流向工作所在地。多伦多大学2007年发布的华裔移民跨国创业与经营的研究报告就发现，在加拿大的华裔移民企业家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加拿大与他们的原居地之间循环流动。以开展跨国经营为主的企业家有42%是这样循环的。他们的企业年收入30%以上来自国际贸易，其中有接近75%的华裔企业家曾协助过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拓展市场，或者协助过中国企业去加拿大发展。 日渐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素质当作人才的重要指标，并越来越重视全球招聘人才。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东方国家，外籍CEO也越来越多。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的CEO卡洛斯·戈恩就是法国人，黎巴嫩后裔，出生于巴西。日本的索尼公司还于2005年3月7日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使索尼“掌门人”交椅上59年来第一次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在过去五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S&P500）中拥有国际经验人数的比例，也从26%增加到34%。同时，企业的人才培养也开始习惯将一些骨干雇员派往海外拓展经验，甚至将跨国外派当作晋升高级管理层的必要程序。 “人才环流”是一种循环流动，与人才单向流动相比，人才环流对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不再那么挑剔。因此，即使最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能非常有效地推动“人才环流”的发生。英国公众政策研究协会（IPPR）的研究就认为：“人口流动的门槛越低，永久移民的人就越少。” 简化绿卡、签证以及出入境手续等门槛程序，是人才环流发生的重要保障。欧盟就致力于使27个成员国的人才能够在整个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与工作，不受国籍限制。例如法国针对人才环流，设立了三年有效期的“外派职员”临时居留证。在法国设立分机构的外国企业员工，或者在法国集团工作的外国员工都可申请此证。印度针对海外广大印裔人士推出的“印度裔卡”PIO计划（Person of Indian in Card，15年免签证），和“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终身免签证），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裔人士在印度与其他国家直接的环流。 <hr /> 注释： 第六章 海外侧目的中国新移民潮 跨国流动的经济大移民 <h3>近亿的经济移民潮</h3> 有着过千万人口的纽约被称为世界之都，不只是因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也因为这个城市在外国出生的公民都已经超过了一半，并且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人才。 这个城市有几百万人是来自国外，并且顺利地获得了国籍，享有与本地公民一样的权利。而这个城市的繁华拥挤不亚于中国的北京、上海，想来到这里发展的有整个世界的人。这个城市把人和人才看得比户籍和权利更重要，这种思路在许多国家、许多城市都看得到，但是目前的北京、上海距此还十分遥远。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数据，2005年的国际移民总数为1.95亿，2010年约为2.14亿，五年间，每年平均增长1.8%。 从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总数比例的变化来看，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比例从2005年的3.0%增长到2010年的3.1%，5年间仅仅增长了0.1个百分点。2000年世界总人口是61.15亿，2010年世界总人口数为69.09亿。10年间世界人口净增长7.94亿，而同期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总数仅仅增长了0.44亿，世界人口净增长数量有94.96%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客观上蕴含着国际移民的巨大需求潜力。 北美洲和欧盟地区是全球移民的主要集中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国际移民占各自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超过10%，都在400万人以上。其中，澳大利亚的外国移民所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5.7%。另外，目前美国一年接纳移民总数都超过100万，加拿大超过20万，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法国超过10万。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移民占总人口比例都没有超过2%。 移民的多少和素质，往往折射了一个城市的繁华与国际化程度。几乎每个去过纽约的人都会意识到，中国的北京、上海与之相比，在人口构成上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在纽约，2007年出生在国外的纽约市美国公民人数已经达到50.8%，但与北京、上海不同的是，这里的外来人口不是“外国人”，许多人都已经持有美国护照，也自视为“美国人”以及纽约的主人，这是从数量到深度的不同。在北京，连外地户籍的中国公民都很难获得北京户口，以及相应对等的权利。 美国是全世界的第一移民大国，当今世界每5个移民中就有1个生活在美国。截至2010年，美国接纳的移民总数已经超过4000万。在21世纪之初，每年批准的移民绿卡都超过100万。 “9·11”之后每年批准的绿卡数目少了二三十万，但从2005年开始又重新突破了100万大关。其中，近30年间批准给中国人的绿卡有110万之多。而加拿大大约每年就批准大约25万张移民绿卡，澳大利亚少一些。不过，这只是相对于美国而言。因为在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一年批准的绿卡不过几百张。 在全球2亿多移民当中，通过技术工作签证、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前往国外生活与工作的人，无论从规模还是比例来看，还都呈现着一种持续的增长趋势。在30年以前，加拿大来自中国的移民大约三分之二是亲属移民，目前则有三分之二是通过经济移民的方式获得批准，包括先申请留学签证和工作签证的技术人才、专业人士、投资者和企业家，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是作为已经定居者的亲属获得申请许可，另外一小部分人是基于某种其他理由被接纳。 如果只看劳动者跨国流动，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移民流动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但是，如果只计算高技术工作签证、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人才的跨国流动，就会发现大部分流动尤其是单向的高技能移民都流向了欧美发达国家，超过三分之一是流向了美国，一半以上的经济移民是流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国流动多半是非移民的行为，包括大量的劳工流动。发达国家也有相当数量人才流向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短期流入和工作，而非移民。这也造成了“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人才竞争格局。 当今世界，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以上是流向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大约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会留在美国工作。虽然中国、印度是近20年美国数量最大的人才供应国，但欧洲、加拿大一样无力扭转人才流向美国的“逆差”。在2003年，整个欧盟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其中75%的欧洲籍高级研究人才愿意继续留在那里。 <h3>庞大的工作签证和留学签证的跨国流动者</h3> 在人才的短期入境和长期居留的非移民行为的流动中，各国政府相应的渠道一般是工作签证。一般来说，这些签证可能要求由本国雇主提出签证申请，有职业和学历限制，有时间限制，不能随便更换工作等等。例如美国h1B签证就要求必须由美国雇主为外国公民进行申请，至少有相当于4年的工作经历（通常3年相当于研究生职位的工作经历也符合要求）和美国认可的本科学历。 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移民接纳国，也是外国人临时入境和居留人数最多的国家。在2009年，大约1.63亿外国人持临时居留签证入境美国，相比之下，来中国的外国临时入境和居留者大约只有2000多万。其中，持留学签证和h1B、L1等长期职业居留签证进入美国的人数，每年都远远超过100万，大部分是去寻求工作的人，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因为经济发展不如美国，其签证持有者中，留学签证的比例要大一些。 短期的流动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流动非常频繁。高技术职业签证主要流入到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政府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大学、科研机构相应的氛围支持，还有大量可以让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优秀的科技公司，科学家和工程师能有效发挥其有用武之地。流入到非洲、中东、俄罗斯的科学家，除了人才回流和短期性的流入及援助外，主要是一般性的科技人力资源和劳工的流入。 在美国，有3个准许“专门人才”临时入境的计划，并设立了h1B签证专门短期吸引高学历人才，2000？2003年，在这些计划下入境人数每年平均约201000人。在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字为44000人，但移民澳大利亚显然比移民美国容易许多。在日本，相应的数字为139000人。从2000年到2003年，技术移民比例一直占日本临时移民总数的71%，在美国相应的数字为86%、87%、85%。 在留学生方面，在1990年，发达国家共招收了86万多外国留学生，发展中国家则只接纳了大约2000人。2000年，发达国家招收了163.3万名留学生，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则为13.2万。 2003年，发达国家接纳的留学生已经达到202万，在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国际留学生为28.2万，虽然增速很快，但总数仍远小于发达国家，其中，中国、俄罗斯是接收外国留学生的主要发展中国家。 从输出国方面来看，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中国留学生主要流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加坡、日本，中国也是这些国家数一数二的外国留学生来源国。另外，中国也接收大量的外国留学生，2011年，全年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9万人，大约三分之二是来自亚洲各国。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送出最优秀的学生去国外深造，而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大部分却并不是所在国最优秀的青年，对来源于欧美的留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就接收国来看，美国、英国是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名牌大学最多的国家，最受国际学生的欢迎，同时也是接收国际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加拿大、澳大利亚留学申请相对容易批准，因此，近年来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也非常大。另外，因为经济水平或者经济发展机遇，德国、法国、日本、中国，也很受国际留学生的欢迎。 最近10年，美国每年接收的外国留学生都超过50万。美国政府关于抵达时间的普查数据表明，55％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40％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被雇佣高技术移民是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硕士、博士是留学人员的比例更高。 整体而言，美国大学培养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大约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以2006年为例，美国在理工领域共颁发了29854个博士学位，在非理工领域总共颁发了15742个博士学位。其中，非美国公民博士总计有15947位，大约占博士总比例的35%。大部分外来留学博士是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学习，中国大陆、韩国、印度、中国台湾是四个主要来源地。以印度为例，在2005年，大约1259名印度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只有71人是在社会与行为科学领域。 第七章 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影响世界格局的移民潮 全球化的发展，是从贸易、商品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再到人才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密不可分，一个国家即使不愿或者无力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竞争国际人才，但仅仅要保护自身培养的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需面临国际竞争。美国前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就指出：“就像公司竞争招聘最优秀的员工，大学竞争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我们国家也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竞争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在人才全球化时代，人才的跨国流动已是公认事实。按照联合国的统计，2005年，全世界在出生国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人约有1.9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并保持着每年大约3%的增长率。时至今日，这一总数已经超过2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1%。其中大约有9000万是经济移民或技术移民，大部分是流向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人才的跨国流动，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大量人才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经济体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海外族裔人才的大量回流。当今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国际人才竞争，正如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2002年在新加坡国庆晚宴上发表讲话所指：“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 由于发达国家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更具有优势，因此，从整体而言，大多数人才总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流向最发达国家。但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可以打破，人才有流失，就会有逆流、环流、回流。从硬件来说，那些获得全球产业转移机会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实力增长而将拥有机遇，例如20世纪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从软件来说，那些开放兼容、富有移民人文色彩的国家也拥有人才流入的机会，例如早期的美国，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等。 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都曾迎来大量的人才回流。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面临过大量的人才外流，但当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机遇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实施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并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才流向，并创造了“韩国硅谷”大德研究城、“台湾硅谷”新竹工业园等新兴科技中心。最典型的就是韩国在首尔奥运会后，在1990？1993年经济腾飞阶段，韩国留学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决定留在美国的比例只有24.4%。 《福布斯》杂志报道的印度移民罗森·沙尔玛的故事，是典型的移民发展轨迹变迁的故事。罗森·沙尔玛于1993年选择来到美国留学，然后留下工作，最终创业。当时，他是新德里的顶尖学府印度理工学院的理工科高才生。他所在班级共有40人毕业，只有3人留在了印度，其他人全部通过h1B签证或留学签证跑到了美国。而在硅谷，有更多的数以万计的像他这样的工程师，其中一些人还自己建立了公司，并让自己和美国都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罗森·沙尔玛也是如此，他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创建了好几家公司——开发了新科技产品、为自己赚取了高额利润、回报了投资者、也为美国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如今，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国籍，几个孩子也在美国出生、成长。 但是，如果罗森·沙尔玛是现在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那么他就会选择留在印度。身为印度理工学院校友会主席的沙尔玛知道，印度下一代工程师也许对他当年选择的道路已经无法理解。因为印度理工学院2006年毕业的45个同专业的毕业生当中，只有10个人决定到美国寻求发展，其他人都留在了印度。连沙尔玛自己也认为，现在印度的商业机遇更好，生活质量也还不错，年轻工程师的薪水有不断增加的机会，同美国相比，印度等新兴国家拥有其独特的优势。 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其他专家所做的合作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才希望回来。在调查中我发现，91.8%的中国留学人员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大部分留学人员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大部分中国留学人员却不认为回来的绝对生活质量、孩子教育与成长会有更好的保证，对这方面的信心甚至远低于印度人对印度有关教育、生活环境和食品构成的生活质量的信心。同时，他们也不认为回国会有更低的商业成本。但他们依然认为回来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随着经济腾飞，以及过去政府的努力，自“千人计划”2008年出台以来，中国也正由“人才流失国”逐渐扭转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中央和地方的最新人才吸引举措加大了人才的回流力度。2011年，中国年度留学回国人员人数达18.62万人，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新的人才政策还包括相继出台的“青年千人计划”“外国专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创新举措，还有中国独创推出的“人才特区”。 许多人相信：欧美更适合生活，但事业在中国会有更好的回报。 如果这确实代表着一种最新的趋势，那么美国受到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搜索巨头Google曾公开表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对海外移民政策的开放，也许世界第一大搜索公司至今尚未出生，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布兰就是从苏联而来的移民。 毫无疑问，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凭借日渐积累的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优势，全球顶尖人才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非洲流入到美国，寻找着他们的“美国梦”。英国BBC援引OECD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因为美国做了最大的努力来吸引这些人才。 时至今日，美国大学37%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非美国公民。 在2006年美国专利申请备案当中，外籍居民在发明者或合作发明者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4.2%。从1995年到2005年，所有在美开办的工程及科技公司中，有25%的创办人来自美国境外；投身科学及工程行业的人口中，外来移民占67%。根据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在加利福尼亚移民创办公司的比例高达38.8%，而在高科技中心的硅谷，有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竟占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520亿美元的产值和45万个就业机会。 但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改变，人才流动有了新的趋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才跨国流动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庞大和频繁。 <h3>一、移民潮影响的世界</h3> 尽管在国与国之间，如同企业与企业、高校与高校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竞争因素，但从整体来说，这并不都是一种完全的零和游戏。 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等因素，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产业结构上大多存在差异，而人才“流动”到最适合的地方发挥才能，既能为接纳国带来贡献，也为自己积累经验和提高水平。当祖籍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回来作出贡献，即使不回来也通过环流、汇款、投资发挥作用。这比起人才留在祖国却被浪费来说，这其实是个三赢的结果。 人才移民是跨国行为，所以这种效应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一般来说，根据国家宏观规划和市场需要进行调控，以高的技能或投资作为限制门槛的经济移民政策，一般总会带来经济和资本、知识和科学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通过创造潜在的就业机会而使本国公民受益。当然，接纳国必须确保根据自身需求市场引导移民的流入，给予合宜的发展平台，才能避免人才浪费，以及不与本国公民的就业、公共利益产生矛盾，避免族群对立和矛盾。 对人才输出国来说，一方面，彻底的移民流失，确实会带来大量的财富和技术的流失，甚至导致国家错过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艺术家不外流，他们在国内受困于产业结构的不足、基础设施的落后、政策环境的不足，也很可能得不到合适的发展，进而被埋没。 一般来说，输出国对于人才外流的担心主要集中在生产及其相关产出方面的损失、财政教育支出的流失，以及对长远发展的潜在影响。但是，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以及是否会造成人才流失，会因为输出国的国家规模、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而明显不同，也会随所涉的职业与行业特点（例如母国与所在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与人才供给情况）、教育筹资的模式以及移民类型（例如短期、永久、循环等）等不同而不同。 即使国家的发展没有达到一定阶段，如果改善自身的移民体系政策，提供合适的平台和土壤，会从人才回流和环流中受益。随着交通成本不断降低，贸易和商业壁垒减少，通过大众媒体和通信技术对机会的认识加深，移徙方式在强度和地域多样化方面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人才环流”会成为更庞大的群体。 可以肯定的是，“人才环流”可以刺激知识流动，促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系，传播先进的知识和科技，保持跨国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促进知识的持续交换。 “人才环流”由于还保留海外身份，大部分移民都愿意返回祖国做些贡献，包括投资和兼职、短期的工作。目前，障碍主要来自各国政府设置的政策门槛，尤其是签证、绿卡等制度。为了充分利用人才循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改变了移民政策，针对原籍本国的高学历留学人士和投资者出台特别的绿卡政策，或者承认双重国籍，使离开的人才能够重新进入适合他们知识技能水平的当地市场。在一些新兴的经济体，环流的人才就对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在几十年前，美国曾从日本、韩国留学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而受益，但在这些国家“经济奇迹”的时候，人才又大量回流，并帮助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例如具有日本血统获得诺贝尔奖的十几位科学家，只有一人是美国籍。 如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从人才回流中受益。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也在推动在海外的族裔同胞，将自身的技能和资金贡献祖国。尽管人不回来，也不愿意放弃美国籍，但还是可以同时保留祖国的国籍并做出各种贡献。 即使对移民输出国来说，离开的人也有很大比例回流或环流。有不少人获得外国绿卡或者入籍后，又可能回来发展，许多移民甚至就具备双重国籍。这会带来更好的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加在全球的储备。因此，人才的全球流动并不一定完全是一场接收国获利、输出国损失的零和竞争。 <h3>二、移民“欧美飞”的原因</h3> 在著名主持人杨澜的多年采访生涯当中，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崔琦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都还没有读过书。有一次，有个机会可以让他出外读书，他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然后叮嘱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有前途，秋收再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崔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走了。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再也没能回来。20世纪50年代大饥荒时期，他的父母被活活饿死。1998年，杨澜在普林斯顿大学采访崔琦，问了一个诱导性问题：“如果当年母亲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会怎样呢？” 其实，杨澜是想诱导崔琦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命运就会很贫困。但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杨澜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今天的一切，如果我还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 驱动人才移民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有种常见的看法，认为人才总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但经济上的支持并不唯一。移民行为意味着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方面的因素可能还比事业发展的机会要更为重要。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多元开放、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年之内又会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谈到新加坡如何吸引人才，提到的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 决定是否移民，也并不是自己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所能左右。移民往往会在目的国和祖国进行各种比较，最终作出符合自己期望的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是否爱国无关，光靠“爱国”的口号既无法留下人才，也无法吸引人才回归。诚如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指出：“怨天尤人或只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对阻止人才流失于事无补，政府应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来。”美国能够在“二战”之后成为全世界科技中心，不仅因为有最庞大的科研投入与最雄厚的基础设施，更因为态度上对人才的重视、制度上对人才的使用、环境上对人才的兼容。爱因斯坦曾如此评论美国在“二战”之后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 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改革移民制度的大趋势 当移民法律体系的签证、绿卡、入籍之间，形成层层筛选的体系，就不仅是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对外来移民通过法律进行有序调控、管理，也意味着移民壁垒的建立和国际人才的竞争。 自美国1952年移民法开始，为人才战争服务，已经成为移民制度改革的最大趋势。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流入，也推动了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在许多国家，一方面存在着成千上万签证过期或偷渡而来的非法移民，还有大量持签证的专业人士因为无法获得绿卡而被迫离开；另一方面又在全球高调举行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招募会，主动竞争高端人才。这正是因为当前绿卡、入籍等移民政策的最大作用，不是用来补充人口，而是用来争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 新西兰高等教育兼科技部长彼得·豪德森就指出：“我们不再单纯地把移民当作补充人口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吸引人才的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人常常如此自述：“没有天然资源，只有人才资源。”截至2008年，在新加坡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是非新加坡居民（包括准证持有者等），新加坡永久居民占了人口总数的10％。重视引进人才，已经成为新加坡整个社会的共识。其前总理吴作栋曾如此概括：“新加坡所面对的三大挑战分别是人口老龄化、照顾低薪者的生计和争取人才。” 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大量人才来改变自身落后的局面；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补充大量的高层次人才，来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达国家因为经济规模庞大，仅仅保持经济增长势头，都需要补充大量的人才。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人口短缺，欧洲国家和日本人口老龄化。这些国家只是保持现有的人才规模，都需要补充大量外国人才。因此，世界各国都急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这使国际人才竞争呈现激烈化的特征。而人才流动又通过外国人入境、居留、移民的渠道运作，这使得各国的移民制度，已经成为人才等资源争夺战的战略武器。 <h3>一、主动招募自身需要的人才</h3> 尽管不少国家有关移民法律这方面内容还是一片空白，有些国家在非亲移民渠道方面只有居留时间、收入、住所、职业等笼统的要求；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移民政策日益有利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如资本与高技能人才，越来越不利于流动性低的要素，如低技能劳工。各国改革国籍、绿卡、签证等移民制度，大趋势都是为国际人才竞争服务，主动欢迎、争夺自身需要的高端人才、投资者。 人们移民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与发展，而发达国家接收移民是为了能从中受益，共赢是一切的基础。发达国家以知识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又决定了它们引进的移民必然以高学历人才为主，而这往往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即使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等工作，也可能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但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负担，并且因为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因此，政府在短期签证、居留与移民、绿卡之间必然会建立移民壁垒。 尽管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自己就是移民之子，其父亲是一个匈牙利人，母亲是法国人，在巴黎出生，但萨科齐出任欧盟轮值主席时，就公开表示要建立“欧洲移民壁垒”，移民大门只对各国需要的高层次人才打开：“我们实在无法给那些视法国为金山的人提供住房和工作……接收移民只限于接收国家所需的外来技术人才。”在加拿大，移民成功可顺利获得美国签证（10年不限次数往返）。一人成功，全家都可以移民，并可享受全民免费医疗和养老，而且，加拿大还承认双重国籍。加拿大的移民准入条件似乎充满了诱惑力。但这种政策的背后是只欢迎高技能人才、投资人士。从1998年开始，加拿大经济技术类计划移民就一直约占计划移民总数65%以上。2010年，通过家属移民加拿大为60207人，难民和其他移民合计33541人，而通过包括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来到加拿大的外来人口则高达186881人，占三分之二。布朗大学雷切尔·M.弗雷伯格（Rac）教授进行研究就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技术限制基础之上的。” 当然，国籍、绿卡、签证等入境以及移民体系如何建立，如何设立申请和通过门槛，必须根据各国的发展情况而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主要是人才流失国，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也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海外人才引进主要对象可能是尚在海外的本族裔人才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而这些人才往往过去具有本国国籍，如果愿意放弃外国国籍而想获得本国国籍，完全可以选择主动恢复本国国籍。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是需要实施更为宽松、优惠、开放的“绿卡”政策，甚至应该考虑承认双重国籍。 欧洲传统发达国家20世纪下半叶并没有把移民制度与人才战略相结合起来，这也导致了欧洲竞争力的逐渐衰落。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为了争夺顶尖人才，欧洲传统三强也都进行了制度改革，欧洲传统三强进入21世纪也不得不进行改革，以应对竞争。 2000年德国正式实施“绿卡工程”，2007年法国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2008年英国正式实施“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中国2004年出台了绿卡制度，但至今没有海外顶尖人才加入中国国籍制度。 <h3>二、族裔和留学人员优先</h3>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对海外留学人才和族裔人才进行特殊照顾，如韩国、印度、菲律宾、巴西、墨西哥、越南等国家，甚至开始改变政策主动认可双重国籍，以推动海外留学人才回归，吸引海外族裔人才回归。 韩国法务部2010年宣布对韩国永久居住权制度进行修改，针对海外韩国裔人实施优惠政策：之前海外韩国裔人士必须两年内累计居留时间韩国不少于700天者，才能批准绿卡。从2011年开始，新制度实施后，只要登记在韩国的居留地址即可。同时，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将可以直接申请获得居住资格。印度在承认双重国籍之前，就推出了“印度裔卡”（PIO）计划和“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作为国家人才政策的有力补充。海外印度人才持有“印度裔卡”或“海外公民证”持卡者在购房、医疗、社会保障、所得税、贷款额度、风险投资基金的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有“本土公民待遇”，但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利。截至2010年3月，根据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统计，印度已经发放了400万张“海外印度公民证”和700万张“印度裔卡”，共1100万张，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印度人才的回流与环流。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早就默认或者承认双重国籍，其实这些国家的海外留学人才的离开与回归并不存在障碍。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本国出去的留学人员之外，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也一般是优先对象。欧美发达国家出台与引进人才有关的签证、绿卡、入籍政策时，往往与本国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的政策结合起来，并对在本国学习、更容易融入的外国留学生有政策优惠。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国家，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寻找工作的免签证时间甚至可能达到两到三年。在申请绿卡时，在本国学习过的外国留学生往往也会在“适应能力”等方面获得加分优惠。 韩国、日本等新兴发达国家也开始重视从外来留学人员中吸引人才。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施政方针演说中就提出了“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计划选出约30所大学，使留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两成以上，当然关键还在于要出台措施保证外国留学生五成以上能留在日本就职。 <h3>三、欢迎不是投资房地产的实业投资移民</h3> 在人才争夺过程中，与强化技术移民、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等战略相提并论的，即世界各国日渐提高了投资移民的门槛。一方面加强了对通过买房来申请投资移民的限制；另一方面提高了对商务背景和能力的要求。目的是想不仅是单纯地吸引海外的资金，还让投资移民政策与国家产业长远发展战略相结合，吸引资金的同时，还要能促进商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培养人才。 2010年，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投资移民门槛从650万港元上调到1000万港元，并且将房地产从投资移民计划的投资资产类别中剔除。新加坡不久前也修改了投资移民政策，投资基金和房地产组合方案也被取消。 2010年加拿大政府也调整了投资移民的政策，投资加拿大政府指定或监管的项目，投资门槛和个人净资产值门槛都提高了一倍。并且，虽然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允许各省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出台计划，但非常强调要有商业背景：申请者必须在近5年内至少有2年以上经营管理经验，申请人必须证明自己曾经成功运作、控制、指导或至少是管理过一个企业。 相关国家和地区调整投资移民绿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拥有充足资金的人，移民原因可能是担心资产安全，甚至仅仅是为儿女求学和前途考量。许多资金实力雄厚的富豪，甚至资金来源不明，并没有过去成功的商业背景，或者干脆是违法犯罪而来的资金。这些人为所在国能做出的贡献有限，如果只是投资房地产，也不能促进商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本土公民的收入，却可能带来国内以及国际不良的影响。这一群体相对较难也缺乏意愿去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并不一定能对当地作出长远的贡献，却还可能抬高了房价等物价。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争取企业家们来投资移民，但同时对投资的领域限制越来越严格。 总之，大多数国家接收人才移民，尤其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的门槛上，都会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首先，最重要的原则是人才优先。其次，原籍本国的海外族裔人才包括留学人才会得到特殊照顾，尤其在过去人才流失严重的新兴国家。其三，来本国留学的外国留学人才，因为相对熟悉国情并且容易融入，也会得到一些政策优惠。 <hr /> 注释： 第七章 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不同类别的经济移民制度 在必需的、不能违背的、符合人道和人权主义原则的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亲属移民类别之外，世界上各国的移民体系的特点各不相同，但一般将包括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在内的移民，称为经济移民。因为首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才竞争需要，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更好地推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际中奉行人才优先的移民，经济移民可以称为人才移民，但通过建立移民部门和移民基本法律体系明确规范、系统、制度化地实施人才移民战略的国家并不多，主要是发达国家。有些国家的投资移民也只是为了吸引资金，因此经济移民不等同于人才移民。 如何确定是自身需要、能与本土人才互补、也能够适应、融入本国的人才，需要非常量化的评估机制。例如在美国，除了第一优先的杰出人才、投资移民和特殊人士外，其他移民类别包括h1B等签证持有者，申请绿卡必须先获得劳工证。而劳工证的审批规定不仅要求有雇主邀请和担保证明、高于平均工资的收入、起码相当于本科的学历，还要求没有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愿意应聘这个工作职位，或愿意却无法胜任，以保证移民不是来抢本土人才的饭碗，而是形成互补。当然，过高的绿卡申请门槛也给美国带来了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有些移民是偷渡而来，但相当部分的非法移民是签证到期、申请不到绿卡而又不愿离开者。 世界各国经济移民的分类，从申请者的情况来说，主要分为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两大类，以及可能会设立国家利益需要的移民类别。从申请形式来说，一般分为雇主保证（或申请）和独立申请两大类。 一般将由雇主担保或联合申请的移民称为职业移民，职业移民主要是针对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非营利性公共组织的人才需求，尤其是满足经济建设以及企业的人才需要。同时，还可能会设立职业移民清单，建立雇主申请及担保制度，以便保证市场发挥配置人才资源的主导作用，同时保证政府的长远宏观调控职能以及本国公民的就业优先权。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只有符合职业移民清单上的职业才可以申请移民。职业清单上的职业，还会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随时进行调整。其中，澳大利亚与加拿大、新西兰的不同是，符合清单还必须经过澳大利亚28个职业评估机构（如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澳大利亚医疗科学院（AIMS）等）的职业评估环节。之后，程序上一般是由雇主和个人提出申请，政府审批管理，避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一般程序如下：不管是否在该国留学过，必须先获得工作签证；外国留学生毕业后一般有一定的寻找工作时间，一般在半年到三年之间，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可能规定不同；必须有雇主聘请；工作居留一定时间（加拿大这样急缺劳动力的国家可能是一年，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要四五年），才可以通过不同类别的移民渠道申请绿卡；申请职业移民必须先符合职业清单的职业要求，之后通过积分制来进行评估；每年名额可能会按申请者的祖国有配额限制。不过在2011年的11月29日，美国国会已经以压倒性的389票对15票通过在2015年完全取消职业移民的国家配额上限的吸引高学历人才的移民法案。 当今世界日渐成为主流的“积分评估制”，主要是针对职业移民体系。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都是实施积分制的代表，日本的新移民制度也计划实施积分制。评分标准主要是年龄、教育、语言能力、工作经验、工作技能、收入、专业成就、适应能力、语言能力。还有一些加分因素，例如在澳大利亚，申请人愿到澳大利亚边远偏僻地区工作居住并获得州担保一律加10分；配偶符合澳大利亚移民的四大基本条件，加5分；过去4年中有6个月在澳大利亚从事职业清单上的工作，掌握澳大利亚一门流利的社区语言，只要符合其中一种情况加5分；有澳大利亚亲属加15分。 不过，市场配置资源会更多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会制度性忽略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尤其是对人文艺术学科人才的需要。雇主申请会忽略领军型的人才以及自己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型、创业型人才。因此，世界各国通常还会有可以独立申请的移民。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独立申请的类别包括但不局限于投资移民，例如许多国家还有自雇移民等类别，不是商业人才的艺术家等也可以进行申请。 可以独立申请的人才绿卡一般针对四类人：一是特别杰出的领军型高端人才。例如香港在2006年6月28日开始推行《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实施积分制就分设“成就计分制”及“综合计分制”两种，前者以申请人是否取得国际杰出奖项、业界认同等作为评核基础，如奥运奖牌、诺贝尔奖等；后者则跟澳大利亚等职业移民的评估制一样，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学历、家庭背景、工作经验及专业资格等因素计分。 二是投资型人才和商业型人才。包括投资移民和创业型人才。澳大利亚就细分了商业精英、企业家、投资者、高级商业管理人才四个投资移民类别。132类商业精英移民类别移民申请时间短，一般一年内即可完成，而且无英语要求，投资就可以直接获得澳大利亚绿卡，但要求非常高，主要是引进高端并成功的商业人才。其他类别投资移民——企业家、投资者、高级商业管理人才三个类别，施行的是“两步走”方案，即先批准临时四年的163/164/165类签证，投资满两年后才能申请办理相应的892/893类永久居留签证。 三是人文艺术学科人才。例如加拿大的自雇移民类别，申请人如果在某一领域里有特殊才能，知名度相当高，只要移民加拿大后能够自给自足，无须像投资移民及企业家移民申请人有资产门槛限制，不用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也不像技术移民一样需要先找到雇主和工作，也没有对教育、语言的要求，无任何附加条件，就可申请移民加拿大并获得绿卡。这一类别主要是针对类似于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 四是符合国家利益需要、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特殊人才。在美国将此类别称为“国家利益豁免”类别，一般要求起码具备硕士学历，对美国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公共事业做出贡献，或证明其研究成果一旦运用将在全国范围而非仅对某些州产生影响，或为美国某个政府部门完成特定的重要任务，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有特殊人士类别，如宗教人员、外国前政府要员、国际组织退休雇员，这一类别每年有1万个名额。 当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设立这样细分的移民申请类别，根据各国发展情况不同，具体政策解释和内容也会有不同。以新加坡为例，主要分这四类：第一，专业、技术人才及技术工人申请永久居民计划（PtS）：必须先受聘在新加坡工作，持有有效的P或Q或S工作准证，已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时间，有关单位将以积分制评估批准。第二，海外艺术人才特殊移民（艺术、摄影、舞蹈、音乐、戏剧、文学和电影等）。第三，自雇移民：要求申请人先注册一间公司，再发出批准的就业准证EP，之后可申请绿卡，意味着申请者必须先在新加坡居留，经移民局核实。第四，投资移民：外国人士在新加坡投资设立新公司或投资在现有的新加坡公司，其中过去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最多50%）组合方案已经被取消。 在一些国家，技术移民（skilled migrant）如果不实施积分评估制，就可能又会细分为高技术移民（）或一般技术移民（general skilled migrant）。美国就是根据申请人的情况来设立人才绿卡制度、并且不实施积分制的代表：第一类优先为杰出的人才、教授或研究型学者、跨国公司的主管或经理；第二类为拥有硕士或以上学历的优秀人才，包括国家利益豁免移民类别；第三类为起码具备本科学历的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第四类为特殊人士，如宗教人员、前外国政府要员、国际组织退休雇员；第五类为投资者或工作机会创造者。 美国虽然不实施积分评估制，但每一类别都有细化的认定标准。对于一般的职业移民，美国虽然没有建立职业移民清单和雇主担保制度，却设置了劳工证，由政府审批。除了“杰出人才”“国家利益豁免”“特殊人士”、“投资移民”类别外，其他移民类别必须先获得劳工证。美国劳工证的审批规定了雇主必须向劳工部证明有经济能力提供不低于该州同类工作职位平均工资95%的工资，而且还要求没有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愿意应聘这个工作职位，或是愿意却无法胜任这个职位。 与发达国家相比，人才吸引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相对容易，人才移民的申请门槛更低。巴西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以此为例，我们从其移民政策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或者是本国出去的留学人员，明显要宽松。巴西在1995年开始承认双重国籍，于2002年4月开始实施“人才签证”移民计划，允许那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外国人移民入籍，并可以保留双重国籍。 2004年巴西的投资移民法规定：投资20万美元以上外国公司董事长和高管，均可申办永久居留证。若低于该限额，但该企业从事造福于社会的事业且能提供至少十个职位，也可为巴西的入境事务委员会破格批准。一般的投资移民最麻烦的就是各种繁复的手续和证明，而投资移民巴西无须解释资金来源，而且审批时间短，最长四个月即快速获批，直接获得绿卡，同时巴西实行免移民监的灵活政策，只需每两年入境一次且停留几天即可，而且所有家庭成员均可以团聚获得绿卡。持绿卡四年即可归化入籍，巴西承认双重国籍。在人才绿卡政策上，巴西的永久居留证（俗称“绿卡”）有效期一般为十年，到期后可顺延。其中，获永久居留者，连续两年以上未在巴居住，即丧失永久居留权，但可以重新申请恢复。绿卡由巴西司法部外国人事务处批准，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者种类包括：第一，持短期签证的外国高级学者、技术人员、研究人员或科学家；第二，连续两年以上未在巴居留而丧失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第三，有巴籍配偶；第四，有巴籍子女；第五，家庭团聚。 持短期签证的外国高级学者、技术人员、研究人员或科学家，是指符合巴西国家入境事务委员会或劳工部条件的申请者。原则上可分为几类：专业或商业公司的主管、经理或董事，申请者必须已在巴西以外的母公司或子公司或附属机构就职，并具有派遣其来巴西的推荐证明，但对其工作无最短时间限制；想在巴西长期逗留并投入外国资产从事各项有益的活动，并招收培养当地专业劳工的外国人（最低投资5万美元），这一种长期签证为5年，期满前必须证明完成了吸收巴西雇员及在巴西的投资计划来使签证重新生效；研究员或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要有巴西某研究机构对其研究成果有兴趣的证明文件、相应的学术推荐信和学位证明。 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移民制度相比，中国2004年出台的绿卡制度，不是建立在移民许可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实施积分评估制。只是简单分类为投资绿卡、职业绿卡、国家利益绿卡，即：第一，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第二，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四年、四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三年且纳税记录良好的；第三，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移民制度相比，明显有几大缺陷：其一，国外都是雇主申请或担保、最后政府审批，市场配置人才资源，而我国是行政审批为主导，主要考虑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其二，我国没有自雇移民类别，不考虑艺术家等高端创意人才；其三，绿卡与工作签证、国籍之间缺乏递进关系，没有相关入籍规定，相关“国民待遇”还比较空白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最后在申请群体中，没有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样对海外族裔人才、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三个特殊群体进行特殊规定。 第七章 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民营智库：一支最接地气的思想力量 智库强弱是一国软实力发展的标志。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2013年底，十八大报告中也加入了建设中国新型智库的内容；2014年9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大国智库》一书，提出建设中国智库，也是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社会关于何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讨论一发而起。政府纳谏思想的形成，意味着我国思想产品市场的形成，我国智库发展将进入“黄金时代”。 综观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基本特点是由官办智库、高校智库、民营智库形成“三驾马车”并进的大格局。 官办智库是当前中国智库最普遍的存在形式。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推进农村改革，官办智库参与中国重大决策与改革进程，贡献巨大。高校智库拥有高层次人才密集、学科优势明显、馆藏资料丰富、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优越条件，诞生了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这样的高质量智库，高校智库也是我国科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先锋。 民营智库则更“接地气”，“小而灵活”，独立性更强。作为中国智库的新生力量和思想市场的新生力量，民间智库对政府决策、社会关注产生的影响日趋显著，民间智库已开始登上中国的政策舞台。 一个科学的政策决策需要“听取八方建议”，仅有官办智库和高校智库提供的思想显然是不够的。民间智库对官办智库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互补作用，是中国思想市场的“另一半大脑”，更有助于我国的民主建设和科学决策。长远来讲，应大力发展民间智库，让政策研究市场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发展搞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智库的发展也会为中国政策研究市场注入活力。 目前，我国民营智库还比较弱小，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持。 第一，建立和畅通智库经费来源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经费瓶颈是中国民营智库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民营智库的经费主要来源是商业合同和政府合同，极其不稳定。在中国，整个社会虽然已经出现了捐助慈善的风气，但还没有涉及智库，还没有形成资助智库等研究机构的氛围，使得民营智库难以从民间获得资金支持。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助希望学校、捐建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政策扶贫也是扶贫。在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智库事业的重要性引导企业家捐赠，帮助智库事业发展。同时，政府应对民间智库的建立和运营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例如对民间智库的注册给予更多便利，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扶持政策，也将为民营智库的建立和运营减轻压力。 第二，开放研究共享平台，建立常态化、公开化的纳谏渠道。目前，很多内部数据民间智库无法获得，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目前我国尚无普遍的、公开的渠道递交建言成果，阻碍了民间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和研究成果的转化。政府的研究信息向民间智库开放，形成常态化的建言渠道，定期听取各方思想。建立开放的竞争平台，让官方智库与民间思想进行碰撞，更有利于创新思想的产生。 第三，培育智库人才，打破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人才缺乏是制约民间智库发展的根本原因。政府应支持智库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构建促进学界和政界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目前，北京已经探索出新模式，设立一些固定职位给学界，促进政界与学界的交流。下一步可以考虑把相关探索成果制度化，例如把政府相关政策研究室部分要职提供给学界代表，并定期改选；或考虑把副局级调研员中部分职位由学界代表担任，并规定该学界代表不能参与更高职位的应聘。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向政府输入新鲜血液，还可以增进智库与政府的沟通。 第四，给予民间智库更多的信任。公众对智库缺少必要的了解，这是智库难获关注的重要原因。中国民营智库起步晚，再加上宣传不是很到位，对公众来说，基本还算是新鲜事物。中国自古以来对权威的信任都是与对权力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民营智库与权力完全脱离，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自然就有没有了瓜葛，民众本能地就会很难对其信任。政府应首先认可民间智库的重要作用，宣传民间智库的重要性，打造更加宽容和开放的智库发展环境。 十八大以后，我国智库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中国的大国崛起过程中，民间智库极大的发展潜力将日渐显现，建立有国际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有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七章 全球化资源争夺战 投资战移民和资本战争 投资移民是指以投资为条件进行合法移民的人。投资移民体系的建立，一般都是为了吸引商业资本，创造就业机会，直接推动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当今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招商引资，也几乎每个国家为了吸引商业资本的进入都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与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相比，投资移民是接纳国以国籍和绿卡的优惠政策作为条件来招商引资，背后出售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梦想。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投资移民不是希望吸引海外资金的流入，而是希望吸引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商业资本和商务人才。投资方向、创造就业机会、商业背景也跟投资额度同样重要。例如美国一般投资移民要求是投资100万美元及创造10个就业机会。在韩国，需要实业投资50万美元并雇佣5名以上韩国员工。 正因为各国吸引的投资移民对象、重心、门槛有所不同，有些国家甚至根本“不差钱”。所以尽管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移民接纳国，却并不是最大的投资移民接纳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要求就相对宽松许多。不过，自2011年7月1日起，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正式实施新政。按照新政规定，联邦每年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移民申请配额将缩至700个，这一数据比2010年减少超过七成。 当今世界最受投资移民欢迎的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最近三年每年接纳的投资移民总计超过1万人（按主申请人计算）。 中国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批准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共772人，居全世界之最，占美国移民局全年发放的EB-5签证总数的41%，远超位居第二位的韩国（295人）。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大陆通过投资移民方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人数，占加拿大全部投资移民的62.6%，达到2020人。在这一年中，有超过6000名中国人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得海外绿卡。 这一数字还处于迅速增长的趋势当中，美国移民服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其中有934人获批准，两者都超过申请和获批准人数的四分之三。根据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其中32%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46%在考虑移民。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评论称：“对全球的富人来说，美国依然是他们的梦想国度，对中国的富人而言，尤其如此。” 综合世界各国投资移民体系，一般来说有三个核心要素：其一，资金。移民能够带来多少资本，并且保证用于投资，且申请成功后投资必须保证持续一段时间，这肯定是首要要素。 当然，根据各国情况，要求会有所不同，在有些急需发展的落后国家，资金门槛和要求都会很低。在相对发达的国家，不仅要求资本更高，还要求合理的资金来源，还可能会对移民的商业背景进行要求，例如曾拥有过的商业资本，即经营过多大的企业或持有企业多少股份，投资后个人家庭资本也要有所保证。在新加坡，不仅是投资移民主申请人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子女，投资者父母和岳父母也可以同时申请，但每增加一名申请人，存款需增加30万新家坡元。 其二，创造就业岗位。吸引投资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投资产业和经济的商业资本。自然，能够为移民接纳国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非常重要。在有些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是必需的要求。在某些国家，可能只要求资本和财富，移民的资金可以投资指定的政府基金或项目。在一些国家，资本和就业机会会进行综合考虑，分成不同类别的投资移民项目，一些类别偏向特别有钱的人，一些类别是为了吸引商务人才。一般来说，投资产业并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移民项目的投资额度要求会相对低些。 其三，投资的区域和领域。每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情况不同，有些行业不仅是不缺钱，还可能担心国际“热钱”流入。有些偏僻地区和急需发展的产业却严重缺乏资本。例如因为中国富豪的海外移民热，导致整个海外华人聚集地区房地产都过热，新加坡、中国香港都取消了投资基金加房地产组合的投资移民项目。因此，大多数国家的投资移民都会进行细致的分类。发达地区的投资额度要求更高，偏僻地区和高新产业的投资额度要求低。另外，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投资以及政府指定项目要求也通常会有所优惠。例如在澳大利亚，投资偏远地区并得到州政府担保，则可以降低投资移民的资本要求。加拿大也许可各省根据经济情况有一定的自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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