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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实录：震惊中国的刑事重案》 正文 1950 中国反谍第一案 1950年9月27日，晴，北京的东单大街一早就已车水马龙，热闹非常。 上午大约9点左右，一个伊拉克女人肩披一件印花绸巾，风姿绰约地来到东单的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她飞快地办完邮寄手续就匆匆地走了。 在马路对面的“北方皮货”商店里守候监视她的一个高大、肥胖的日本人，见女人从邮局出来，确信邮件已经发出，便拉低了一下礼帽，跟随着女人向东四方向走去。 就在发信人自以为万无一失时，他们的这封信已被摆在了监视他们许久的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狄飞处长面前。从字面上看此信似乎只是一封购销通知。 信件的投送地址用毛笔写着： 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 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 经过秘密检查，信件的内容是： CLC总部： 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 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 一切并无异样之处，但狄飞处长一分析就感觉有蹊跷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购买消防器材，而且选在北京？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的一个图书目录编辑，并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器? 再看信中，除有以购买灭火机为内容的信笺之外，还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并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目标：从御河桥上放的灭火机上，一条又粗又黑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画像。 狄飞大吃一惊，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拍照后他立即向公安部侦查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感到此信件中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天安门处在危险之中。今天是9月27日，再过四天，就是国庆一周年的日子，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众共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个日子也正是信中的那个“发货”日。他们将“发”什么“货”?如果把“发”的“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 大家不敢往下想了，但随之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这就去向中央请示！” 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分析得正确，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国祥匆匆赶往中南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在西华厅听了汇报，并看了证据，也感到事关重大，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准备离开．彭真同志又说：“要严格地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只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员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其实，早在1950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公安部一局一处侦查科的曹纯之就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收集国际间谍的材料，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经过对大量资料的查阅和可疑人员的排查，目标很快锁定在北京东四三条一个美国人设立的机关——“美国新闻处”。 “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机关的分支机构，经常出入这里的，是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侨民。这些战败国侨民中的部分人以前的身份曾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通过对“美国新闻处”多日观察，李安东首先进入了侦查视线。很快，外线侦查员就掌握了与李安东联络密切的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以及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经理魏智。 李安东，意大利人，又名汤尼，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7号。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天津老世昌公司在京的代理人。此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1923年至1924年在天津开办意亚公司，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1926年，他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任支部长。1934年，他任意大利空军指导团秘书长，多次协助蒋介石从意大利购进大批飞机。“七七事变”以后，李安东在华北各地区为日本侵略军搜集情报。1948年3月，他又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尔德所下达的间谍任务，并在包尔德指示下，收罗了日本、德国等特务为其充当情报员，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山口隆一，日本人，住北京市第一区甘雨胡同乙16号。1938年，他来到青岛，历任日伪“华北航业协会”及日伪“华北航业总工会”北京办事处处长，专门搜集华北沿海船舶及中国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提供给日本海军省。1948年，他与李安东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他曾直接接受过包尔德下达的间谍任务。他的公开身份是法国人魏智在东交民巷开设的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甘纳斯，德国人，曾是德国纳粹党徒，住北京市第二区甘雨胡同丙17号。1938年，他来到北京，任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40年，他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甘纳斯充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电气工程师，同时与李安东一起为美国间谍搜集情报。他公开的身份是西市汽车行的经理。实际上，这个汽车行只有一辆小卧车，此车供他使用，工人只靠平时修理汽车的钱作为开销费用。 哲立，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宫豆腐坊15号。1921年，他来到中国，曾任意大利驻天津海关总督。1943年起，他为日本侵略军做谍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与美国间谍机关发生间谍关系。北京解放后，包尔德离京，带走了他的老婆俄国女人霍尔瓦特·伊芙娜，他现在是无业的侨民。 马力悦，意大利人，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主教。1946年马力悦来到中国后不久，李安东便以每月给他薪俸140美元、每次交通费5美元为条件，命令他为其提供中国的情报。北京解放后，马力悦继续为李安东提供服务，天主教堂这块神圣的净土成为李安东等人隐匿武器的罪恶之地。 随着调查的深入，曹纯之又在与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接触中，滤出了东交民巷一个开熏鱼店的伊拉克女人，她也就是寄信的那个女人。侦查人员迅速对上述人员进行了布控。 就在侦查员对李安东等进行全面监控的时候，一个从香港来的女人进入了大家的视线。1950年9月25曰，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女人，走进了哲立的住所。不一会，派到哲立家做“杂役”的“特情”人员刘锋打开了门，送走了这位女子，然后又暗示给在路对面修鞋的侦查员辛立学。 辛立学又用力猛敲修鞋工具，示意给远处的侦查员沈继宗盯住这个目标。 下午4时，在跟踪中很善于“走位”盯梢的侦查员沈继宗返回侦查科向曹纯之汇报，经过跟踪调查，该女子叫程梦，住北京迺兹府大街770号，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助教。从校方调查得知，北京解放前夕，程梦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曾单独跟苏联人霍尔瓦特·伊芙娜学习钢琴。 曹纯之判断：程梦是来找哲立接头的，但她不是真正的接头人，她背后还有人。不出所料，经居委会介绍：程梦的大姐程娜最近从香港来京探亲，报了临时户口。程娜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她丈夫是个英国人，在香港开银行，解放前在北平时曾与包尔德有过交往。 这个情况的出现使侦查人员意识到，包尔德与李安东等一定在密谋策划这一件大阴谋。曹纯之当即决定，派侦查员辛立学、沈继宗和侦查翻译张宝英到程娜住处执行秘密搜查任务。 侦查人员迅速赶到程娜住处，说明了来意，并希望她给予配合，但遭到了她的严厉拒绝，搜查不能进行。 曹纯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驱车赶到。他威严的目光使程娜感到恐慌。曹纯之问了程娜的名字后，环视屋内各处，突然手指梳妆台问：“这个检查了没有？” “没有。”张宝英回答说。 “检查！” 张宝英拉开梳妆台的小柜子，只见里面有一个精巧的美国产的脂粉盒。一打开，从粉底下露出半截名片，上边印着英文字母。 曹纯之对张宝英说：“你这个英语专家，看看是谁的名片。” “是原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尔德的。” 曹纯之严肃而直截了当地对程娜、程梦说：“包尔德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北平武官处武官，他的秘密身份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机关的负责人。你们受包尔德的指示到我们中国首都来进行间谍活动，这一条，就是罪证！” 心中有鬼的程氏姐妹一时缄默不语。 过一会，程娜向曹纯之说：“我这次来是看母亲的，受丈夫的朋友包尔德的委托，以半截名片为凭，请哲立先生帮助卖掉霍尔瓦特·伊芙娜存放在我妹妹家里的钢琴。妹妹已经和哲立联系了。” “卖钢琴？霍尔瓦特·伊芙娜和哲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夫妻，都有权卖自己的钢琴，还用得着包尔德作主吗？包尔德叫你们和哲立去对半截名片，表示接上了关系，这里有重大阴谋吧！” “这是我先生叫我这么做的，这里没有什么文章。”程娜连连解释说。 “卖钢琴，写几个字就行了，对名片干什么！你要老实交代！” “他让我代问哲立好，并告诉他我们的洋行银根紧，生意不太好！” “这就说对了。哲立不是资本家，你们洋行银根紧不紧，与哲立说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你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吧？” 程娜摇摇头。 “这是间谍用的语言，是在向他们下达指示！” “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我先生是那种人，害得我不知不觉犯了罪。”说着，程娜哭了起来。 当晚，曹纯之把程娜接到公安部。 “请坐！到这里来，就是客人。”曹纯之客气地说，“你到这里来会更安全，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我保证你高高兴兴、安然无恙地回香港。” 程娜看到曹纯之原来是这样平易近人的人，对自己这样信任，有些哽咽了，说：“我是中国人，愿意做对祖国有利的事。那么，以后怎么联系呢？” “我打算让程梦做你的联系人，好吗？” 程娜点了点头。 曹纯之随后又命令程娜：“你明天按约定的时间去见哲立，按包尔德的要求去做，然后按时回香港。在北京哪里也不要走动，谁也不要接触。不听话，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程娜笑着答应：“曹先生，请放心。一定照办！” 在北京海德曼咖啡馆里，程娜按照曹纯之的指示，把半截名片交给了哲立。 哲立接过名片，十分欣喜，感到一切都在按原计划进行着。然后，他驾驶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快地来到李安东的住处。 想入非非的李安东，正急切地等待着包尔德从香港派人送来的联络暗号。只要对上名片，就等于包尔德向他们下了最后的命令，然后将信息反馈回去，向日本东京美国监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这样，他震惊全世界的计划就要实施了。 原来，1949年当包尔德狼狈逃离大陆前，曾与李安东有次密谈。在密谈中李安东毫不掩饰地说：“我那里还藏有一门Stokes式迫击炮，还有几十枚炮弹、手榴弹等武器。” 包尔德敏感地追问：“你们准备怎样使用这些武器？” “我计划将来会有机会使用。” “遇到什么机会使用呢？” “我想等中共政府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时，可以在天安门试一试。” 包尔德试探性地恫吓说：“这样做是冒险行为！” “只有冒险才有成功的可能！” 包尔德立刻向他许诺：“李安东先生，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事成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此次包尔德正是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头子杜诺万的授意下，通过程娜向李安东发出行动信号的。 哲立的到来，圆了李安东的梦。他接过哲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的半截名片，又迅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意文书，从书皮的折叠处取出另一半名片，然后，在带有光学装置的检测镜下仔细辨认：“OK，联络暗号完全准确！” 哲立走近前，仔细地看了看：“很可靠，是包尔德上校的名片！” 李安东浅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凶光，命令道：“你立刻就去告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傍晚，山口隆一开车向东交民巷驶去，几分钟后，来到东交民巷后的一条街停下。下车后，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匆匆走进使馆区伊拉克女人开的“熏鱼店”。 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包尔德在北京时，就与这个女人常来常往。包尔德为了职业的需要，用金钱收买了她，她成为为包尔德传递情报的人。 山口隆一来到了伊拉克女人的家，两人谈笑风生，暧昧之语不绝于耳。一会儿，山口隆一顺手递给她一个袋子：“这是1000美元！”接着又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件：“明天早晨就到东单国际邮局快件发出！” 伊拉克女人欣然应允了。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从中南海回来的李广祥处长一到公安部便向曹纯之交了底：“彭真同志定了，要求国庆前破案。我看明天行动吧！” 曹纯之接受任务后，马上做出部署： 一、通知五局，加强天安门的防卫措施，确保天安门的保安检查，增派武装暗哨守住天安门，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监视外国间谍的侦查员一律换成有经验的老侦查员，决不允许在关键时刻出纰漏。 三、邮检控制与“特情深入”，一个共同任务，就是继续抓证据。 刚从外地返回北京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刚下车就到了侦查科。听了这一大案进展情况的简要汇报后，很高兴，并指示李广祥处长说：“马上集中京、津、冀、沈阳的优秀侦查员到公安部，共同参加破案，在国庆前打个歼灭战，这是训练专业侦查队伍的最好时机。让那些笑我们有能力夺取大城市而没有能力管好大城市的预言家们自叹可悲吧！” 9月28日，6点15分，一阵清脆的哨音刚落，全副武装的侦查员们已精神抖擞地集合好了。 上午7时，李国祥按时到达。他下达了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国庆节炮轰天安门，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 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一组，逮捕李安东；二组，逮捕山口隆一；三组，逮捕甘纳斯；侦查科成副科长率领本科外勤组逮捕哲立。”随着“轰、轰、轰”的一阵引擎发动声，一辆辆吉普车、卡车、摩托车呼啸着奔向目标。 晨曦中的北京甘雨胡同一片宁静。甘纳斯仿佛具有预感一样，突然感到莫名的躁热和不安。他经过思索后决定，马上去天津，取道香港回德国。 甘纳斯匆匆穿上西装，拎起天蓝色皮箱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喊：“司机！司机！开车！” 司机早有准备地说：“到哪里去？汽车不好发动！” “有什么问题？”甘纳斯不满地问。 “排气管不通，废气太多。”由于紧张，司机显得有些惊慌。 甘纳斯见司机态度有变，便掏出一支无声手枪对准了司机的胸膛。只听“嗖”的一声，埋伏在汽车旁的侦查员李五海，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接着扑上去扭住了他的胳膊。 甘纳斯惊魂未定，一副冰凉的手铐已经戴了上去，“这就是你要去的天津，你被捕了！” 甘纳斯吱吱哇哇地大声嚷嚷着：“你们是什么人？敢闯入我们外国人的住宅？”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 “我没有罪！我是合法的侨民，凭什么逮捕我！” “既然犯下滔天罪行，就别想逃跑，逃跑就是罪！” “我没有罪，我是商人！” “商人手持凶器，还说无罪吗？” 甘纳斯一时不知如何狡辩，即被押上车去。 几天来，山口隆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断地调节情绪，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地回到日本…… 清晨，他正在闭目静坐，口念经文，突然屋外响起震耳的马达声，他清醒了。 这时，魏智惊慌地跑进来：“不好了，共产党来人了！” 山口隆一下意识地迅速起身欲伸手到办公桌上拿手枪，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沈继宗一把按住。 “你被捕了！”沈继宗出示逮捕证。 山口隆一歪着头，大声吼叫：“我抗议！我犯了什么法？” “你以商人的名义寄往东京的是什么信件，你自己明白！” 山口隆一十分惊恐，心想：中共的侦查员真厉害！ 沈继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名义上购买高射程灭火器，实际上是向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报告炮轰天安门的计划，还有精心绘制的天安门地形图，企图在‘十一’谋害毛主席和我国政府领导人，难道这不是犯罪吗？” 山口隆一低头不语，脸色发黄，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阴谋会完全败露。 9月28日，李安东超常规地起得很早。 按计划，他今天应把拆卸分散的迫击炮零件集中起来，做好射击的准备。 一大早，他就准备开车去隐藏迫击炮零件的迺兹府的“罗马教廷”。刚要走，他的姘妇加萨琳拉住他的手，说：“为防万一，还是让山口隆一和哲立去取，让他们做一次假行动，然后你再亲自去取。” “你太过分小心了吧！”李安东推开姘妇的手。 这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李安东平时最信赖的“杂役”，即公安部门派去的侦查员辛立学、张宝英推门进来。 “李安东先生，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员，现奉命逮捕你！” 李安东一愣之间，毛茸茸的手腕子被戴上了手铐。同时，哲立也在隐蔽的住处成了阶下囚。 正当侦查员们为间谍的相继落网而欢欣鼓舞之时，辛立学却从李安东家打来电话，焦急地说：“科长，李安东家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 曹纯之厉声地问道：“什么？没有查出明显的犯罪证据？你再仔细地搜查，我率内勤警卫组立刻就到！” 李安东是这次破案的重点，如果搜不出犯罪证据，事关重大！ 曹纯之心急火燎地戴好军帽，拔腿就要出发。 正当他一步门里一步门外的时候，保定市公安局的侦查科长韩复光来了。 “听说曹局长又在破大案，来看看！”韩复光还是那种风风火火、爽爽快快的样子，显得特别亲热。曹纯之一见韩复光，转忧为喜地说：“老兄来得正好，你还看什么？今天不谈别的事，你马上参战！主犯李安东家中没有搜出明显的罪证，你赶快到李安东家去，负责现场检查！” 韩复光被突如其来的任务一惊：“哟！在什么地方？”“有侦查员领你去，快上车，快走，快走！我这就打电话去，现场由你统一指挥！”小车箭一般地驶出公安部大门。 韩复光赶到现场时，侦查员们正在打开刚搜出的三个红木雕柜子，里面装着一叠叠外文资料。韩复光拿起一叠资料敏锐地看了看，对张宝英说：“赶快弄清楚材料的性质！”大量的意文材料需要马上检查。韩复光给曹纯之打电话：“伙计，我看是情报底稿，请再派一名意文翻译来，赶快来！” 经过抽查翻译，张宝英说：“这些材料大都是有关我国政治、军事的情报，其中有保密级很高的《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晋东铁矿资源分析》底稿，还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全国政协主席、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等。” “这完全是间谍活动！”说完，韩复光又给曹纯之打电话：“果然不出所料，经过翻译检查鉴定，大都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机密！”曹纯之高兴地回话：“老兄，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真是一点不假呀……”韩复光走到李安东面前，竖着两道剑眉威严地说：“你是个商人，搜集这么多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干什么？” “这是贵国的NES，我们外国人向国际社会舆论提供中国的情况，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不明白先生所说的政治、军事情报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你发的新闻，正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军事情报，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军事情报！” “先生，我不知你是否知道情报和新闻是一样的概念和解释，在英文里是同一用语。”李安东认为韩复光不懂英文，故意狡辩为难他。 机灵的张宝英在一旁立刻用英语驳斥他： “胡说，新闻的英语是‘NES’，情报一词是‘INtELLIGENCE’，译成中文是‘及时的秘密的报告’，与新闻的概念不一样！” 没想到，李安东以学者的口吻讥讽张宝英说：“小姐，你的解释未免太肤浅了。”可他自己又说不出什么根据。 韩复光见李安东仍然不服气的样子，便温和地说：“李安东先生，我们并不否认情报和机密都含有新闻价值的成分，或者被易于当做‘最新消息’报道出去。但是，你既然说是新闻，那么你发给哪个通讯社、哪个电台了？有新闻单位的证据没有？” 李安东依然狡辩道：“对外发布中国的新闻，这是我们的新闻自由，你们无权干涉！” “怎么能说无权干涉呢？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布新闻的办法规定：属于国防、军事和公安机密者、属于外交、财经机密者一律不得作为新闻发表。我想每个国家对新闻的管理都会奉行这样的原则的！” “在西方，新闻是自由的！” 侦查员们用机敏的眼光搜索着每一个被认为容易隐藏罪证的角落。 李安东目光流露出不屑一顾，似乎在说，你们的搜查是徒劳的。因为他知道不管怎样，还没有抓住他犯罪的证据。而中国政府一贯是笃信证据这一条的。再说，那些证据像变魔术般被巧妙地分散隐蔽起来。作为局外人，任凭你有天大本事，也难以发现这里面的秘密。 突然，前来援助破案的天津市公安局一位侦查员从李安东的接近天花板的书架上搜出一个油纸包装的小铁筒子。由于缺乏有关武器的常识，不在意地把它掷在了一边。 韩复光听见书房内“当啷”一声闷响，立刻警觉地走过去。 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专门学习过中外军械知识，对武器有特别的研究。他捡起来一看，发现上面有Stokes字母，立刻认出这是一个伪装了的Stokes小型迫击炮炮筒。 他立刻打电话向曹纯之汇报情况。 曹纯之沉静而响亮地回答：“好！你再继续搜查，寻找证据！”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迺兹府的天主教堂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奉命前来搜查的侦查员敲开笼罩着肃穆气氛的教堂北屋大厅。马力悦身披主教大衣，看见几个侦查员，便立刻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们找谁？” “你叫什么名字？”侦查员反问道。 “我叫马力悦，是这里的主教！” “我们是公安部的，因公务需要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住宅。”侦查员敏捷地出示了搜查证。 马力悦显得很不自然，又用生硬的中国话拒绝说： “这里是教堂，不许你们侵犯教堂的尊严！”马力悦带着威胁的口吻，注视来者。 “对不起，你无权拒绝我们的检查。你在中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这也是对你负责！” 马力悦闭口无言，喘了喘气，斜视了对方一眼。 侦查人员在民警和两名教堂人员的陪同下，对马力悦居住的北房西客厅进行搜查。果然，在壁炉内左侧发现藏有迫击炮炮座、炮架和手榴弹等武器。 侦查员立刻向指挥所曹纯之报告：“马力悦教堂发现炮座、炮架等武器。” “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 “立刻将炮座、炮架送到李安东家，当场鉴定！” 曹纯之刚放下电话，另一部电话铃声就响了。 派遣到李安东操纵的东单大街“远东消防器材公司”搜查的外勤组侦查员沈继宗在现场报告： “在仓库的消防器材中，发现了Stokes小型迫击炮的炮座、炮架、炮弹等。” 曹纯之异常兴奋地说：“就等你这句话了！”又问：“有没有发现炮筒？” “没有！该公司经理声称这是已经售出的货物，并在上面贴上了发货的标签，无理阻拦检查，还准备强行运走！” “简直是胡闹！事情已经清楚了。你们马上将武器全部送李安东家的侦查现场，交韩复光同志！” 李安东盼望的武器运来了。 当侦查员们取出炮座、炮架，抬到院子里时，李安东惊悸地上前阻挡。 韩复光把手一挥：“站住！” 随即，韩复光上前拿起炮筒、炮架，熟练地用腿一夹，用手一扭、一合，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金属撞击声，便迅速地拼成了一架Stokes型迫击炮。然后，把十几颗炮弹往旁边一字摆开，气愤地质问： “李安东先生，这也是NES吗？这是间谍的罪证！” 李安东吓得腿一抖，喃喃地说：“这是……” “这是什么？”韩复光大喝一声。 李安东的精神防线完全垮了。美帝间谍炮轰天安门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判决，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甘纳斯和哲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 正文 1960 冒充总理签名诈骗案 1960年3月18日。黄昏。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那个“￥”字，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字。 但专案组人员还是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原来，这是外贸部很多人所惯用的“人民币”三个字的代用符号。犯罪分子就隐藏在外贸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线索由千条万条最后缩小到对外贸易部这一个点上了。一张为数不多的名单摆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讨论中，嫌疑对象由十个很快变作五个、四个、三个、两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一开口就肯定无疑地把王倬和“赵全一”连在一起了。 “我怀疑他好几天了！” “为什么呢？”专案人员问道。 “第一条，发案那天下午，王倬请假没上班，说是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经查发现他和他母亲并没有去过该医院。 第二条，前几天我和王倬争吵了一次。当时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大骗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我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我去找领导。他发这样大的脾气，是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 第三条，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有一次他将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烤的是什么?王倬忽然一愣，脸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精神十分紧张……”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谈了另外一些情况。她说，在业务上，王倬是很熟练的。他的数学很好，脑子反应也快，搞统计数字，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但前几天，在填一张很简单的表格时，却忽然出错了。 当时，王倬把蘸水钢笔扔在桌上，用拳头猛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搞的，这么个简单数字还写错了……该死，真是该死” “什么数字啊大惊小怪的” 她来到王倬的办公桌前，侧身一看，原来是把千位数写成了万位数，便向王倬打趣地说：“我当是多大的出入呢只不过是多画了一个‘0’……” “多一个‘0’，千就变成了万，还算小事儿吗” “‘万’怕啥你也不是没算过，1万、2万……10万、20万的……” “怎么?你敢血口喷人!” 王倬瞪眼质问，女同事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说：“我没讲你什么呀” “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这是谁说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误听为“骗”了，便向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说你也不是没算过?”为使王倬听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长。 “实在对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笔迹被交给了技术鉴定科。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了鉴定结论：王倬的笔迹与诈骗人的笔迹完全相符。从笔迹特征看，文字书写都很熟练，结构、笔划搭配、运笔方向、连笔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细节都与伪造信件上的笔迹相同。从语言特征上看，词汇丰富、文字简练、标点准确，日期书写位置相同，编号方法相同。结论是：伪造信件上的笔迹与送来鉴定的样本系一人所为。 这时，为“赵全一”画像的几位同志也匆匆赶来，他们拿出几经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平平展展铺在桌上，与王倬的照片一比较，简直像同一张底片洗出来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不时从会议室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 邢局长和金处长带着信纸和笔迹鉴定，向杨奇清等汇报了信纸查对经过和笔迹鉴定结论。几位副部长审阅了信纸和笔迹鉴定后，一致认定：诈骗20万元巨款的案犯就是这个人——王倬。 王倬，又名王连升，笔名金维，男，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据调查，王倬曾给他的哥儿们伪造过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儿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儿们报了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 为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北京市局刑侦处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十多个侦查员来到李广桥南街蹲点。他们与当地的片警郝继民取得联系，要求他找个可靠的地方做临时指挥部。 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附近的卫戍区招待所。他过去与招待所负责人老张就比较熟悉，郝继民把想找个临时落脚地方的意思说了。老张立即叫人把一个大会议室腾出来，抬来桌椅、床铺，并安装了两部电话机。热情的老张还专门派了两个服务员给侦查员们倒茶送烟。一个侦查员把电话安装、调试好，因此，临时指挥部具备了工作条件。 这时已近黄昏，刘处长说：“小郝，这个地方不错，不过还得请你帮助选几个能直接监视王倬家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郝继民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刚到李广桥街，就看见李大爷疑惑地注视着街道上的人，看见郝继民，忙拉住他：“郝同志，你看这天还没黑，又不是礼拜天，咱这地方也不是公园，怎么一对儿一对儿搞对象的人在这转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继民知道那是化妆的侦查员，就对李大爷说：“不碍事，您放心回家歇着去吧！” 郝继民带着侦查员到了李广桥东街粮店。这个粮店的门口正对着李广桥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须从这里经过，于是侦查员选择粮店为监视点。后来又找了两家住户作为监视点。通过三个监视点，王倬家院内一切情况尽收眼底。侦查员不时向指挥部报告疑犯的消息： 301报告：一号对象今天早6点起床，一直在家活动。 302报告：今天早7时零5分，从院中出来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向东去了。经查车号，其中男的是一号对象。 303报告：一号对象和他妻子到鼓楼大街委托行出卖血压表和大衣，没卖成，又到东华门委托行也没卖成，随后又回到鼓楼委托行以47元的价钱卖出。 304报告：一号对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个储蓄所，19时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后，侦查员发现王倬在西屋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的东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监视着王倬的刘汉臣处长说：“搞来它！”立即有侦查员装扮成捡破烂的出去了。一会儿，提着一些煤灰、纸灰等垃圾回来。刘处长命令马上送去做技术鉴定。经过鉴定科长刘云启的检测，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王倬从他母亲的屋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屋子。后来，他又开锁进入那间没人住、门窗都挂着帘子的小屋，开了灯。 不一会儿又从小屋里出来，上了锁，又去了西屋厨房。 夜深了，院里被监视的王倬似乎预感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如坐针毡。此时，临时指挥部的电话响了，刘处长听完后放下电话，对赶来的市局闵局长说：“王倬的爱人睡在单位办公室里。她入睡后突然起床开灯，接了一个电话，没说上几句话就生气地挂断了。” “王倬这边有什么动静？”闵局长立即问。刘汉臣回答说，王倬屋里的灯关了，院里的灯也熄了，没发现异常。 刘处长用眼神询问闵局长，闵局长也注视着他。刘处长说：“根据我们到手的证据，抓王倬没问题了。”闵局长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断地说：“零点行动！” 大家都跃跃欲试。刘处长把郝继民叫过来问：“王倬的屋里有没有隔断？”行动之前，刘处长必须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况估计到。 郝继民对此已经烂熟于心。他说：“两间房子由一堵墙分为里、外屋，王倬睡里屋。”刘处长又问，王倬屋子的门窗是风门，还是玻璃门？郝继民说是风门。 郝继民知道行动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刘处长他们人生地不熟，自己该多出主意。想到这里他说：“去年夏天下大雨时，王倬他家院门西墙有一段土墙给泡坍了一截，一直没修。” “哦。”刘处长命令监视点核实，很快证实了郝继民的话。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闵局长站了起来： “我看就零点动手！两个方案：第一，由小郝同志带路，从坍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第二，如果第一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注意，要活的。抓获王倬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老刘，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汉臣处长点头同意，又给大家具体分了工。闵局长看了一下表，离行动时间很近了，命令发枪。大家每人领到了一支手枪和五发子弹。 零点整。闵局长下令：“出发！” 郝继民走在最前面，带着侦查员们直奔王倬的家。到了断墙外，一个侦查员从后托了一下郝继民，他轻松地跳进院子，打开门，侦查员鱼贯而入。 郝继民带四个侦查员扑向王倬住的屋子。一个侦查员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户纸，把手伸进去拉开门插销。五个人悄悄进了外屋，又一起向里屋拥去。 被窝里的王倬被拖了出来，押上门外的警车。 “搜！”刘汉臣处长下令。 大家分头搜查起来，有人撬开小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 刘处长让郝继民去叫王倬母亲的房门。郝继民敲了半天门，屋里也没动静。再敲，屋里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门！”郝继民隔门叫孩子开灯。 灯开了，郝继民隔窗看见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任凭怎么叫门也一动不动。郝继民见状一脚踹开了门。 问什么，张可民也不答，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把郝继民气得够呛。这时，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下落了。 天大亮了，赃款依然没找到。刘处长不甘心，让郝继民帮助去借铁锨、镐头等工具，他断定赃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个角落。 院子几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说：“把这个炉子搬开，挖！” 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几捆人民币。再挖，没有了。显然这是其中极少一部分赃款，还应该有一个地方藏着其余大量赃款。 刘处长仔细观察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观察了一会儿，招呼一个组长：“叫你的人，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蜂窝煤被一层一层地搬开，许多双眼睛都盯着这里，把希望寄托在这里，因为除了这里，院子里已经无处可挖了，用郝继民的话说，院子被挖得都能种白薯了。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让郝继民找两个旁证的居民。郝继民快速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苫布，揭开苫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几个侦查员把苫布包袱拉了出来。刘处长说，把张可民带到坑边来！张可民不肯来，女侦查员把她架了过来。张可民到了坑边，看见了被挖出的包裹里的钱，又看看大坑，惊恐地咧开嘴哭了：“可别把我埋里边呀！” 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苫布包袱里的钱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随后侦查员又从王倬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销毁了。 面对铁证，被押到预审处的王倬，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 王倬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王倬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在大学里王倬跟同学办了个杂志，心想发行10万20万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 北京解放后，王倬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朋友王远泽，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来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王倬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得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王倬觉得作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他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王倬就眼热。 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王倬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选了个一鸣惊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他想这东西要是弄成了，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绝对跑不了。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王倬头晕眼花，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当官王倬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王倬决定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王倬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都拿来研究。当兵时王倬开小差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儿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王倬在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王倬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1960年2月，王倬的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王倬写的。王倬决定写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交一笔巨款。 从那时起王倬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王倬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像了，就开始进一步实施骗术了。他在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来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其它字都是铅笔字，用橡皮擦掉就行，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外贸部有，随用随拿。 3月14日、15日两个晚上，王倬都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是外贸部的学习时间，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特别，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里，王倬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王倬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去。 王倬写这项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是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他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9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这符合当前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合当时政策。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尤其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前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7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要写15万元至20万元呢？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所要求的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的话找个充分的理由。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7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是考虑，7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倬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像个大干部或像个大机关的干部，不管在哪里就畅行无阻。单位名称的来历，说实话，王倬也没仔细调查了解，蒙着来；自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工委这个词就不绝于广播和报端。宗教事务所是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推想出来的，何况王倬上下班每天都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前经过。 王倬自认行动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干起来也信心十足，但却忽视了一点就是赵全一这个名字。由于伪造信件时比较紧张，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给朋友起过的这个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会儿班，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一看表，3点半。王倬找到处长，说，他母亲这两天身子骨不怎么合适，早就说瞅瞅，工作忙，就这么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误了，今天要是调得开，就准备带老太太上趟医院。说到这个份儿上，处长还能不答应？傍晚四点，王倬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家里大约是4点10分。经过小厨房，老太太正在埋头做饭，王倬没惊动她。把自行车放在窗户下边，就进了屋。上大机关进大饭店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就是通行证。王倬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反正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王倬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老太太问儿子怎么回来这么早，王倬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王倬怎么又出去，王倬说有事，你别操心。 5点30分王倬骑自行车来到西交民巷，等了10分钟，王倬就走进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门卫问是干什么的，王倬说是国务院的，送一个急件。警卫让王倬去传达室。王倬说传达室在哪儿，警卫一指，在院子东南角。进去一看，屋内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40来岁的传达员问明王倬是干啥的，当得知王倬的意图后，就指点王倬收文件的地方。王倬又出大门往西，走进西边大门，才弄明白这边是总行办公的地方，东边是对外营业的。警卫问明来历，让王倬进大门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个中年男子，他让王倬进里边找秘书室。到了秘书室，一见这里光线黯淡，王倬心中窃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过去。王倬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行落款摆正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见收发员收了文，在自己的发文本上签了字，王倬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离开西交民巷，王倬又骑车来到民族文化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存了自行车，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一边往上走，他一边默默数着台阶，为的是缓解紧张的心理：这一步迈进去，等着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钞票，还是端枪亮铐的公安警察？这一切，王倬当时都来不及细想了。饭店一排三扇门，灯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转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40来岁。王倬心说不知这小子看不看证件。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一帮人，王倬稍稍迟缓一下，身后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来，这样王倬正好混在这帮人中间往里走。王倬成心侧着头，做出好像与他们互相关顾的样子，这是成心演给那些服务员看的，让他误认王倬同这帮人是一块儿的。从服务员面前经过时，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皱皱眉头，对出入转门的人太多表示不满，好像他是多大的干部，不习惯这种人多拥挤的场合。就这样王倬轻而易举地进了民族饭店。这时是6点20分左右。 进门就是前厅，右侧有个存衣处，王倬把大衣脱下，存在存衣处里。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脸的姑娘接过大衣，递给王倬一个塑料的取衣牌，并且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嘱咐说：“您拿好。”王倬也没说声谢，像大干部那样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就走向前厅的大沙发上坐下。四周环视，熟悉一下场地，然后起身到总服务台前以总理办公室的口气给人民银行打了个催促电话。电话挂了后，王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方口气谦恭而肯定，完全听不出有什么怀疑打什么埋伏。看来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会儿，王倬打电话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王倬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王倬决定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后来王倬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就这么一直等到7点。 7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30来岁，男的，一个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王倬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的，王倬心里说，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送来。看看没问题，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王倬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王倬说着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王倬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 他们走后，王倬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两个麻袋就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王倬问还得等多少时间，对方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王倬说我是国务院的，对方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王倬心里着急起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于是来到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地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法门儿。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王倬说，“劳驾您给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王倬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王倬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于是，王倬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王倬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保管完好。王倬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40多岁的服务员还给王倬帮忙，替王倬推开了门。王倬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拴好，架到车座上。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直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1个小时零40分钟。 到家后，王倬把自行车放在窗脚，先到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王倬哪儿去了，王倬说开会去了，等到10点半，估摸母亲、孩子们都睡了，王倬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自己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王倬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王倬母亲进来了，王倬说妈您还没睡？她问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王倬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母亲问王倬借了多少，借几百？王倬说少。她说借几千？王倬还说少。她说：“你还能借几万？”王倬说。“几万？不止几万。”王倬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王倬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王倬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王倬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3月23日，王倬下班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王倬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王倬的母亲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王倬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3月26日，王倬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王倬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他冷不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默默寂寂是烤什么呢？”王倬听了一惊，慌忙回答：“没、没考虑什么。”大伙儿听了一阵笑。 机关反右倾，都写大字报，王倬不敢写，怕认出字迹。同事问王倬：“老王，你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吓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费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这时候王倬越想这事越要坏菜，为了保险，王倬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王倬拿出100元钱给母亲：“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可孝顺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亲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看老人那伤心的样儿，王倬也哭了。 100块钱，老人没敢花。27日、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只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2000来元。王倬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王倬的母亲叹了口气，接着烧。29日、30日，王倬看这么烧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钱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母亲，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她在服刑三年后提前释放，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已经与丈夫貌合神离好长时间了，可以说，案发前她对王倬已经没有了感情。至于王倬的惊天大案，是否与他们夫妻关系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她后来回忆，王倬作案后，她的单位也传达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说吃饺子吧。王倬和母亲只顾包饺子，谁也不搭话。王倬一个饺子也没吃，只喝了几碗饺子汤。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依旧生活在那个院子里，直至1993年房屋拆迁为止。 正文 1983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强奸杀人案 1983年6月16日，星期六。因为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牙克石镇林管局所属的林业设计院红旗沟农场的人们，从早上五六点钟就已经下地干活了。 但于洪杰上午9点却仍在床上躺着。于洪杰是牙克石出名的一霸，小有名气，是一个很有“份”的地痞，曾经被公安机关多次收审、拘留。但每次都是经教育后释放，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自从4月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来到红旗沟农场后，于洪杰的心情就一直没有舒畅过，对现实的不满使他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他多次公开表示“要干一番事业，要干得轰轰烈烈，不能白来人世一趟。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躺了一会，于洪杰决定回牙克石镇。于是他来到地里和同宿舍的韩立军、杨万春商议了一下，就决定回牙克石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玩一玩。在他们三个人当中，于洪杰岁数最大，19周岁，其它两人都是18周岁，而且也都不是善类。杨万春，刚满16周岁时，就因犯有惯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刚刚释放不久；韩立军，三年前因持刀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人回到牙克石后，有家不回，而是先到了杜小峰家。杜小峰初中毕业就回家待业，在社会上混了一年后，父亲给他在砖瓦厂找了个临时工。他曾经和于洪杰在一起混过一段时间，是于洪杰的小兄弟、酒肉朋友。杨万春从杜小峰家出来后找了个借口先回家了。于洪杰跟着韩立军到了韩家。吃过饭后韩立军和于洪杰一块又来到杨万春家。杨万春正和家人吃饭，见于、韩进来，连忙起身让座，并张罗着拿酒。 三人从杨家出来就已喝得东倒西歪，摇摇晃晃。杨万春走到院子门口时又返了回去，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的是20个雷管和1卷近30米长的导火索。这是他在石料场偷来的。 在一个商店的门口他们碰上了王守礼。16岁的王守礼早已辍学在家，在一次打架中和于洪杰相识，就经常和于洪杰在一起。 下午两三点钟，天气很热，四个人歪着膀子斜着腿，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下午6点钟的时候，四人又在一间小饭馆里，要了几个菜又喝了一瓶白酒。 饭后，他们来到了王玉生家，把15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王玉生叫了出来。他们的父母都在林业设计院工作，彼此都认识，又是邻居，所以王玉生也不问什么就跟着出来了。 随后他们又去砖厂找杜小峰。在路上，他们碰上了17岁的李亮明和张光祖。两个人正准备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想到碰上了于洪杰等人。他们只有过一面之交，李亮明对于洪杰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又有些惧怕他，只好迎上去打了个招呼。于洪杰张口就说，天黑了，他们要上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叫李亮明和张光祖护送他们，口气十分强硬。李张两人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由于惹不起于洪杰，只好答应了。 杜小峰和一块干零活的包达山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见于洪杰等人走进来，才想起上午答应帮于洪杰上山打架的事。心里虽然不愿意，可是慑于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的淫威，又不敢说不去。于是他叫包达山和他一块去。刚满16周岁的包达山架不住众人的劝说，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于洪杰等一行几人于6月16日晚上10点钟的时候回到位于牙克石西南方向的红旗沟农场。 到农场后于洪杰把所有的人都领进了他和杨万春、韩立军所住的6号宿舍，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便从床下拖出一箱子鱼罐头和一塑料卡子白酒（12斤）。然后又到走廊的另一头把早已睡了的李东东叫了起来，让他过来一起喝酒。这个农场共有21名场员，除了于、韩、杨和李东东外，其余的全部是女的。 两轮酒过后，十个人就喝掉了四斤多白酒。当王守礼、李东东、包达山、杜小峰、李亮明等人表示不喝或不能喝时，于、杨、韩三人就强迫他们喝，而且必须一口喝干。这几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喝了下去。三轮一过，就有四个人呕吐起来。 大约到了11点30分，半天没有说话的韩立军突然站起来，掏出身上常带的一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戳，说：“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给他们来个血染红旗沟，敢不敢？”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响应，就连于洪杰也对韩立军的举动感到有些突然。韩立军见没有人响应，就又加大嗓门说：“没什么关系，我领着兄弟们干。”年仅15岁的王玉生壮着胆子说：“我不敢，那是犯法的，是要偿命的。”他的话音刚落，韩立军一刀就刺了过去，嘴里骂道：“妈拉个巴子，你他妈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你还敢说不敢，我先杀了你。”王玉生躲过刺来的这一刀，忙不迭地说：“我敢，我敢。”此时王玉生浑身哆嗦，面无血色。 这时于洪杰也拔出匕首站了起来。他和韩立军持刀一个个地问大家，你们敢不敢干，除了王守礼、李东东连问几次都坚持说不敢外，其他的人都表示敢。直到这时，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不相信真的要血染红旗沟，也不认为于洪杰、韩立军会真的杀人。 于洪杰见王守礼、李东东不敢参加他们血染红旗沟的行动，就叫他们两个上床躺下，并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否则就杀死他们。 此时杨万春从木工房找来的斧子和刨锛、凿子，还有菜刀，一一分发下去。于洪杰见凶器不够，就把屋里的木棒、酒瓶子、煤油灯座也作为凶器发了下去。 将近12点的时候，于洪杰挥着手中的凶器说，血染红旗沟现在开始。说完拉开门头一个走了出去，直奔走廊里头的10号宿舍。其它罪犯都紧跟其后，有的打着酒嗝，有的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往前走。 10号宿舍住的是农场职工潘亮和赵波，于洪杰推门进去，就朝潘亮的头部和胸部乱砍。旁边的赵波听到动静刚要坐起，就被刺中了脖子，紧接着就是一顿菜刀砍、斧头劈。 杀死了10号宿舍的潘亮和赵波后，在于洪杰、杨万春的带领下，八个人又冲进了8号宿舍，杀死了50岁的场员王元章、22岁的农工孙贵和孙贵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弟弟孙友。 10号宿舍和8号宿舍的嘈杂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农场指导员王化忠。他披上衣服举着蜡烛，站在走廊里大声地问道：“哎，深更半夜的，你们吵吵什么？”听见王化忠的喊声，杨万春也来到走廊上。他见指导员举着蜡烛在走廊的另一头，脑子一转就大声地喊道：“妈拉个巴子都他妈的几点啦，统统地都回去睡觉。要不然指导员就过来了呀。” 王化忠也以为，他们还和往常一样，是喝了酒以后互相打打闹闹，就没有再往下想。他回屋里刚把蜡烛放到桌子上，门就被撞开。王化忠一见这伙人拿着滴着血的凶器冲了进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他马上跳起来，扑到柜前去拿枪（为了保护场员特别是女场员的安全，防备野猪祸害庄稼，以及其他意外事件发生，林业设计院武装部门为知青农场配备了1支五六式步枪和30发子弹）。可是没等王化忠摸到枪，就被八个人杀死在那里，这位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人，来这里工作还不到20天的时间，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乱刀之下。杀死指导员王化忠后，于洪杰把那支步枪拿到自己的手里，把枪刺给了别人。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于洪杰等八人就把住在队部的所有男人全部杀死了。而后他们就从队部的后门来到食堂，准备去杀掉两位临时工吴文发和何俊民。 因为要过星期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食堂杀了一头猪，煮了不少的肉在锅里，所以睡在厨房里的吴文发和何俊民除了把门插上外，还用一根碗口粗的桦木棒把门顶住。于洪杰试探了几下都没有把门打开，杨万春见状，上前用力踢着门。里面的人被惊醒了，问道：“谁呀，干什么？”“干什么，指导员病啦，我给他找点开水。”杨万春回答说。吴文发刚把门打开，就被韩立军用枪刺刺倒在地上…… 于洪杰叫杨万春和韩立军领着人继续血染红旗沟，他自己背着枪回到了宿舍。抽了两根烟后，他端着枪把住在1、2、4、7号宿舍的17名女场员叫醒，都集中到了2号宿舍，这是一间30平方米的较大的房间。事后，幸存下来的女场员说，当于洪杰等一开始行凶时，她们就被惊醒了，起先还以为于洪杰等人在打架，但很快就从他们的吵闹和言语中知道了他们在杀人。但17名女场员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劝说和制止他们，也没有逃跑，只是躲在被窝里不敢说话也不敢动。 而杨万春、韩立军等七人则直奔只有七八平方米的菜园小屋。小屋的门没有关，只有一个纸粘成的门帘挡在那里，杨万春等七人一进屋，鲁文才就被惊醒了。他一扭身就坐了起来，厉声问道：“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话音未落就挨了一刀。60多岁的鲁文才小时候见过胡子（土匪），此时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叫“有胡子”，一边掀起小炕桌砸了过去。 可惜屋子太窄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对方又人多势众，没等鲁文才把小炕桌砸过去，就被对方夺了下来。鲁文才手中什么也没有，只好龟缩在炕角。杨万春、韩立军跳上炕去，对着鲁文才一顿砍杀，把他从额头到下巴砍得如同肉酱一样。与鲁文才同住的胡喜成听鲁文才喊有胡子，可没容他坐起来，就被当头一棒打趴下了，紧接着胸部、腹部就被连刺数刀，痛苦地呻吟了几声就断了气。 从菜园小屋出来，韩立军等人正要回队部，被杨万春拽住。杨万春说：“先别回去，还有老杨家。”说完，杨万春就领韩立军等向距农场几百米之外的单门独户的杨相成家奔去，杀死了40多岁的杨相成，还有他的媳妇、两个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和老杨年过七旬的双亲。 仅仅1个多小时的时间，红旗沟农场的16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被于洪杰等全部残忍地杀害了。从杨家出来后，杨万春和韩立军等来到了女场员住的1、2号宿舍。 休息了一会之后，在杨万春的提议下，他们又到各个房间去补刀。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又都回到了1号宿舍，于洪杰找来了纸和笔，写起了遗书。其它人纷纷效仿，最后只有于洪杰算是写完了，韩立军抄了一份。他俩把遗书交给了女场员赵丁枝。 在于洪杰的指使下，韩立军带着几个恶魔挨个房间翻箱倒柜，对死者也一个个地搜身，手表、钱、粮票，凡是他们认为有用的、值钱的都要，将公私财物洗劫一空。 于洪杰自己则带着几个人去砸农场的仓库，把全部的4箱硝氨炸药都搬到了1号宿舍，接上了杨万春带来的雷管和导火索。随后于洪杰又叫人搞点汽油来。杨万春带人拎了几桶汽油，于洪杰嫌少大骂他们不会办事，成不了大气候。杨万春见状干脆带人把仓库里的五六桶汽油全部滚到一号宿舍，并且把盖拧开，准备和红旗沟农场同归于尽。 17日早晨5点钟于洪杰等人又把17名女知青押到了农场后面100多米以外的大菜窖，随后把王守礼、李东东也押了过去，把他们分别捆绑在菜窖的立柱上。于洪杰叫人把菜窖的大铁门锁上，而后回到6号宿舍。于洪杰叫韩立军到食堂找了些下酒菜，一边吃喝一边等着队长何景增被杀死。 40多岁的何景增16号下午被骡子踢伤，去牙克石治眼睛，顺便回了趟家，吃完晚饭他就要走，可是硬叫老婆给拉住了，非叫他第二天吃完早饭再回去。就这样，他逃脱了这致命的一劫。 8点多钟，附近生产队的放牧员，60多岁的李彦堂，骑马来到农场，想告诉农场的人把自己的牲口拴好。就在他刚一下马的当口就被躲藏在两扇门后面的韩立军、王玉生、李亮明、张光祖一拥而上，连刺带砍，杀死在地上。11点钟，暖泉生产队的社员鲁铁成、刘占山、于洪利三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来知青农场借柴油，也被于洪杰等人当场杀死。 从早上五六点钟，到下午的1点多钟，在这长达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于洪杰等人谁也没再到100多米以外的大菜窖看一眼。被关押在菜窖里的17名女知青以及被捆在柱子上的李东东和王守礼有足够的时间逃跑、报案。可惜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提议，更没有一个带头。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韩立军和杨万春三人又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处理关押在大菜窖里的17名女青年。韩立军首先说，把有仇的、和咱们不太对劲的都杀掉，剩下的就都全放了吧。杨万春听了以后冷笑说：“看你那点胆量，连个女人也不如。还剩什么剩，连他妈的两岁的孩子都杀了，别说她们了。事情都干到这份上啦，反正也没我们好果子吃，我的意见是把所有的女人全部杀掉，一个活口也不留。”于洪杰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这时候杜小峰和张光祖提出要下山。一个人的理由是下午要回砖厂上班，一个是一天多没有回家了。于洪杰假装同意，并叫韩立军给了他俩几十块钱——所有抢劫来的钱都在韩立军和杨万春手中保管着。杜小峰和张光祖接过钱正要转身离去，于洪杰就把枪端了起来。两个人一看不妙急忙躲到一边。枪响了，两个人吓坏了，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乞求饶命，表示坚决不走，决不单独下山，和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在其它人的劝说下，于洪杰才饶了他们。随后他又把枪交给了杜小峰和张光祖，叫他们两个负责监视大路上的情况，发现问题随时向他报告，说完就带着其他人去了大菜窖。 杜小峰抱着枪和张光祖惊魂未定像个泥胎似的坐在屋里，通过刚才的惊吓，两个人这才从恶梦中醒来，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两个人简短地商议了一下，就把枪扔下了，骑上李彦堂死前拴在院子里的那匹马，匆匆忙忙落荒而逃。 随着大铁门的一阵响动，于洪杰出现在大门口，他一本正经地说：“咱们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工人的孩子，我们是同病相怜的。各位大姐、小妹，不瞒你们说，我们干了一件大事，但是与你们无关，我是从来不伤害女人的。现在我们开始点名，点名的留下，没有被点名的出去，咱们到宿舍去研究点事。”说完他点了三个女场员的名字，杨万春点了三个，韩立军点了两个。没有被点名的女场员差不多都顺溜溜的跟着于洪杰等罪犯出了大菜窖，只有18岁的杜娟红没有出去。从于洪杰等罪犯一进菜窖，杜娟红就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心里盘算着，如果发生了某些情况自己该怎么办。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女场员中岁数比较小，长得又比较漂亮。 杜娟红发现凡是被叫到名字的女场员都是比较会来事的，平日里和他们三人的关系就比较好。她想于洪杰等人肯定不会放过没被点名的那几个人，至于他们要干什么，她不敢往下想。她下定决心，拿定主意一定要留在大菜窖里，绝不出去。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三人也没有注意到，留在菜窖中的女知青，还有没被点名的杜娟红。就这样，18岁的杜娟红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大胆”地“反抗”了一下，就避免了被奸、被杀的悲惨下场。 于洪杰把吴秀丽、王小凤、白洁、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以及贺金花、贺银花姐妹俩共八人带回了没有死人的2号宿舍。杨万春把李东东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8号宿舍。 22岁的吴秀丽一进2号宿舍就感觉到了死亡的来临，当于洪杰把她父亲吴文发已经被他们杀死的消息告诉她后，吴秀丽先是一惊，而后就扑通一声跪在于洪杰面前，一边哭，一边哀求。在吴秀丽的苦苦哀求下，于洪杰把她领到了食堂，吴秀丽见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面目全非的吴文发后，扑到父亲的尸体上嚎啕大哭起来。几分钟后，于洪杰把吴秀丽揪起来送回了大菜窖。杨万春则带着包达山来到了8号宿舍用杜小峰扔下的步枪打死了李东东。 杨万春回到2号宿舍后，见于洪杰不在，就对李亮明、王玉生、包达山说：“弟兄们，这些娘们反正也活不成啦，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今天随便整。” 杨万春说完就把长得白白净净的白洁摁倒在床上，其它人也不甘落后，纷纷上前拉扯另外几个女场员。七名女场员此时连一点反抗和哀求也没有，只是任凭恶魔摆布，有的在极端的恐惧中甚至主动脱下自己的衣服。 杨万春强奸了白洁以后，又对王小凤施实了强奸。有三名女场员因为正在例假期间，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可也被脱光衣服羞辱了一番。 于洪杰把吴秀丽送到大菜窖后，见韩立军在那里和女知青们说着什么，就也参加了进去。在王守礼的再三哀求下，于洪杰把他从柱子上解了下来。被绑在柱子上十几个小时的王守礼，在地上趴了半天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在于洪杰的指使下，他一会去观察情况，一会到杨万春那里拿枪拿子弹。他这时既可以脱离现场，也有报警的机会和条件，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怕于洪杰连他也杀了。 大约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于洪杰敬了女场员每人一支烟一杯酒，又带头唱了一首名叫《监狱之歌》的歌曲，放走了除庄春艳以外的九名女场员后，于洪杰背上枪带着王守礼到了2号宿舍，韩立军和平时跟他比较要好的庄春艳继续呆在菜窖里。 杨万春见于洪杰进来，就小声地对于洪杰说，他已经把李东东杀了。于洪杰听了没有任何反应，当他听说女场员也都被他们几个人强奸了的时候，立即勃然大怒，王小凤见状也壮着胆子向于洪杰诉说被强奸一事。 于洪杰训斥杨万春说，“你们这些畜牲、王八蛋，居然背着我干下了这种可耻的事情。你们还叫人吗？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你们破坏了我的名声，毁了我的威信，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死，一个也不留。”于洪杰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枪口对着杨万春等人。杨万春见于洪杰把枪口对准了他，心里顿时害怕起来，没想到对多年的朋友，于洪杰也会翻脸。狡猾的杨万春此时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咒骂自己不是人是牲口，一边悄悄地向门口移动。趁于洪杰不注意的时候，拉上了离门口最近的包达山，一块逃离了红旗沟。 2号宿舍这时只剩下了于洪杰、李亮明、王玉生三个恶魔，以及王守礼。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七名女场员还不知道夺门而逃，也不进行反抗，只是一个劲地求饶，恳求于洪杰不要杀了她们。趁着屋里一片乱哄哄的，王守礼逃走了。 于洪杰看着王小凤那几乎裸露的丰满身子寻思了一会，说，是那帮畜牲糟蹋了你，叫你受委屈了，怪可怜的。这样吧，你先到隔壁的1号宿舍去。王小凤一听，忙不迭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哭带笑的说了不少感恩的话，跌跌绊绊地走了出去。剩下的六名女场员见状也拼命的向于洪杰乞求，乞求于洪杰放她们一条生路。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于洪杰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于三虽然吃喝赌，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干过，而且还没少干，但我于三可从来没有干强奸女人的事。干这种事的人是畜牲，不是他妈的人养的。虽然你们被他们给玩了，给强奸了，但丢人的是我，你们活着我也说不清楚。” 于洪杰置女场员的哭喊哀求于不顾，把枪交给李亮明，叫他来杀死这6名女场员。李亮明在于洪杰的逼视下，哆哆嗦嗦的打了几枪，把贺金花、贺银花和白洁打倒在地上。李东梅、刘敏华、赵丁枝连滚带爬地钻到了床底下，于洪杰从李亮明手里拿过枪蹲在地上把钻在床下的三名女场员开枪打死。而后二话不说把枪交给了李亮明，自己去了1号宿舍。于洪杰一走，李亮明携枪和王玉生也逃离了杀人现场。 尽管1号宿舍就王小凤一个人，隔壁的哀求声、哭叫声、枪声又全都传进了她的耳朵，可她还是不跑，而是躲在床上。王小凤见于洪杰进来，惊恐得浑身哆嗦成一堆了，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洪杰连门也没关，就忙着脱衣服。王小凤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为了保住性命，她用颤抖的手主动脱光了自己的衣服，顺从地躺在床上，任凭于洪杰强暴。 于洪杰强奸完王小凤以后，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他又把王小凤带回了大菜窖。韩立军和庄春艳还呆在那里。于洪杰和韩立军商量了几句，放走了惊魂未定的王小凤和忐忑不安的庄春艳。 于洪杰和韩立军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来到1号宿舍，把汽油桶推倒，把桶里的汽油向四处泼洒。一切都准备好了，韩立军在抽烟时，引燃了汽油，燃烧的汽油又引爆了炸药。韩立军当即被炸得身首异处一命呜呼，站在门口的于洪杰被汽油烧成重伤。 吴秀丽等九名女场员被于洪杰等人放了以后，先是默默地走着，但是没走几步就一下子狂奔起来。她们在极端的恐惧刺激下，精神已经崩溃。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公安机关才从死里逃生的女场员嘴里知道红旗沟农场发生特大杀人案的消息。牙克石林业公安处和喜桂图旗公安局的大批警察以及武警先后赶到现场，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身负重伤的于洪杰在现场被捕，4点50分李亮明和王守礼在家中被捕，5点20分包达山、张光祖在牙克石火车站被捕。 杨万春在火车上碰上了杜小峰和王玉生，就带着他俩逃到了河南省赞皇县的一个亲戚家。杨万春的亲戚对他和另外两人的到来虽然感到突然，但没有想得太多。在杨万春的要求下，又把他们领到麦田割麦子。 河南警方早已接到公安部的情况通报，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刚进麦地不久，就被早有准备的当地警方包围。杨万春见势不妙，连忙从麦田爬出，捡了一顶草帽拍到头上，扛了一把锄头跟随当地的农民躲过了搜捕。杜小峰和王玉生在麦田中被捕。 天黑时分杨万春来到一个几十里外的小村庄的代销点，又饥又渴又怕又累的他买了几包饼干后又提出留宿的要求，引起了代销点的女主人的警觉，报告了当地的派出所。杨万春终于落网。 6·16凶杀案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一时间，牙克石镇、喜桂图旗以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一起特大的刑事案件被演绎成叛乱、暴动，把27人被害说成是几百人上千人地被杀，以致到牙克石办事的外地人下了火车站也不出站台，等下一趟车离开，有的干脆连车也不下。 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过审判后只有于洪杰和杨万春被判处死刑（韩立军已死亡，其它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在6·16案件中，8名犯罪分子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作案时间里，残忍地杀死了27名无辜者，这27人中有75岁的老人，有两岁的婴儿，男性19人，女性8人，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震惊了高层领导。而从6·16案件到邓小平同志签发的7·17指示（当时严打斗争的领导机构都称为7·17指挥部）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 正文 1983 王家兄弟 1983年2月12日，沈阳风景区小河沿北岸的解放军某部医院。 由于是大年三十，中午军医院在院内俱乐部里给全院职工放映电影，所以军医院的大楼、松林、院落一片寂静。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个口罩的大个子跟在其后十几米，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恰巧此时，军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因打算趁着空闲时间回家去取为战友买的凤凰烟，发现了这两个可疑的人。 吴永春见这两人十分陌生，正感纳闷之际，军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迎面走来。吴永春马上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周化民听了吴永春的汇报，立刻警觉起来，问：“那两个人在哪儿？” 吴永春看到的大个子青年站在俱乐部门前，刚才穿着的黄军装上衣，已换成了蓝上衣。那耸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他看起来十分可疑。 周化民又找来汽车司机毕继兵等几个战友，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见此情景想转身避开，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喝道：“站住！”他们把大个子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30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到医院里来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高个子，他身体瘦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耷拉着，说话轻声细语。 “哪个单位的？”“汽车制造厂的。”“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 吴永春突然想起失踪的小个子，便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扫视着大院。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装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个劲地左探右望。“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立即从车里蹿出，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小个子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吴永春低头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整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偷了小卖部。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于是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而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 此时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都闻讯赶来。刘福山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3条凤凰牌香烟外，还有1把钳子，还有1000多元现金、30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小卖部的人员赶来确认，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福山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福山脸色骤变。这时，小个子突然全身颤抖，发出野兽般的“嗷嗷”声。 此时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砰砰”几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一愣。卢文成快步走出住院处，想要看个究竟。一出门，就被手拿五四手枪的大个子击倒在地。 刘福山一看情况危急，便喊着：“坏人行凶，赶快对付！”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维金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举枪便射，孙维金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福山举铁架砸向大个子，大个子一斜身子向刘福山开枪。刘福山被子弹击中，慢慢地倒在血泊中。 吴永春和毕继兵此时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大个子不便射击。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凶犯很难再有什么机会，但刚入伍的毕继兵经验不足，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大个子抓住机会击中，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一枪击中。脱身后，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又是一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艰难地走出大楼，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分两批先后于1点25分和1点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公安人员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身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人重伤。 现场，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随后在李作舟手里找到长方形的蓝色“通行证”一张，上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的名字。目击者证实此人正是凶手。 下午3点30分，另一个小个子的犯罪分子也被确认，他就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 警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但由于查证时间的浪费，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3日午夜公安部在得到从辽宁省公安厅报告的“二王”案件的情况后，立即发出第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此时的“二王”已逃到了北京，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第四十七次列车。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 其实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外，他比老二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袄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的子弹。1978年6月他在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说：“已弄到子弹100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盗枪案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5颗手榴弹。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因此此次案发后王宗玮决定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出境。 2月15日晚9点钟左右，第四十七次列车驶入湖南省衡阳市以南40里的西里坪地区。由于正值春节，为了严防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乘务员们开始检查旅客们的包裹。检查到２２号车厢时，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起身应道：“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面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一面招呼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从睡梦惊醒后一愣。在这紧张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大个子的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小个子趁机拿起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大声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溜，到门口，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人遗憾的是，司机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火车缓缓停了下来。小个子立即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紧接着跳下火车。两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急急忙忙地向南奔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的踪迹。 第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两人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更为有价值的是，在车厢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染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迅速进行技术检验，认定第四十七次列车上的两枚弹壳，与12日在沈阳军医院作案现场拾到的13枚弹壳，是从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对车门玻璃上留下的血迹进行血型等分析、化验，证明是罪犯王宗王方的血。这样，就证据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的几位局长立即汇聚到值班室，并做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午夜12点，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控制“二王”活动地区，组织力量，在衡阳一带展开围捕工作。 2月16日凌晨，衡阳市公安局接到追捕“二王”的命令后，冒雨派兵布阵，在市区以外西里坪的几个通路方向设下两道哨卡，准备把罪犯截歼在郊外。 可是狡猾的王氏兄弟，在公安人员设卡堵截之前，就已经扒乘货车进入衡阳市区了。16日凌晨两点，衡阳市冶金医院的夜间值班接治了一高一矮两个求医者。他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每人提着一个人造革黑色提包。小个子左手托着受伤的右手，坐在医生对面请求治疗。大个子一直站在房中暗处，目光斜睨，瞄着门外。 医生给小个子检查伤势，只见他右手虎口裂开，无名指的伤口又深又长，护士领他到手术室，清洗后作了缝合手术。虎口缝了一针，无名指缝了两针，右手包扎上纱布，随后他们付款并离开了诊室。 17日早晨7点30分，冶金医院的职工上班后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发现三张办公桌合并在一起，墙上的一块塑料薄膜垫在桌子上，窗户用花纹纸遮蔽着，一条毛巾，两个口杯丢失，在桌子底下拾到散失的15元人民币。这一切说明夜里曾有人在这里偷宿，清晨来不及清理就逃走了。 事后经过认照片和从获得的物品中辨认，警方确认在冶金医院求医一高一矮两个人，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 可惜，当得知“二王”在市区的消息时，衡阳市公安部门的侦破主力还在郊区紧张搜寻。衡阳公安人员到现场后，听到群众反映，看到两个跳车人向车行前方走去，奔向耒阳。耒阳在西里坪以南，衡阳在西里坪以北，于是追捕队伍马上南移，并在耒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可是“二王”在佯作前行之后，出乎常理地转身回返，直奔衡阳，他们在行动开始的时候，成功地迷惑了公安部门的视线。 上午9点45分，衡阳冶金机械厂的职工们度过春节假期后，头一天上班。厂子里新竣工的八栋职工住宅已经分配给职工，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他们到了六楼，一推门，门锁着，便找来工地值班员赵炎霖开门。门开后，他们吃了一惊，原来有两个青年男子，坐在地下的门板上，正在吃东西。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就听厂保卫处传达了“二王”流窜到衡阳地区的消息，此时两人听说话又是东北口音，她马上警觉起来。伍国英还注意到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兜上有铜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色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包子、蛋糕。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查看后才发现原来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观察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从裤兜里露出手枪把。她断定他们就是那一对凶恶的逃窜犯，她便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房间，她悄声告诉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就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急忙收拾东西下楼来。赵炎霖拦住他们，要他们修好门再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马上要走。这时看房子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赶来，他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别跑，”王宗王方拽了几拽没拽动，就把车往武振云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就和王宗玮跑了。 武振云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跑进一个巷子里，武振云追进巷子，王宗王方掏出手枪，回头“砰”地一声朝武振云就是一枪。 武振云敏捷地躲到墙后，子弹打在墙上。 这条巷子是个死胡同，“二王”只得向旁侧的小巷出口跑去，正碰上迎面堵截的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王宗玮向蒋光煦开了枪，击中他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从他们身边夺路逃出小巷，跑上大街。这时是上午10点15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二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拼命奔跑。 此时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和妻子李瑞玲以及女儿张筱琴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外出，张业良和女儿先走出几米远，李瑞玲停住车，要穿外衣。这时“二王”突然出现在李瑞玲跟前，一把抢过了她的自行车。 李瑞玲急忙大喊让丈夫帮忙，同时自己也追了过去。 张筱琴先听见母亲喊，眼见“二王”骑车要走，马上赶上前去双手死死地拽住货架，不让他们骑上车去。 凶狠的王宗王方“砰砰”向这个少女开枪！不过他的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张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张筱琴的鞋牙子上。两响枪声，把张筱琴震倒在地上。 张业良一见女儿倒地，大吼一声向“二王”扑去。王宗玮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 李瑞玲眼见鲜血从丈夫嘴里涌出，发疯般冲向“二王”，一把拽住王宗王方手里的黑提包，与王宗王方拼力争夺。她看见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右手护着头顶，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二王”趁机跳上自行车匆忙逃去。事后检查提包里边装着5颗手榴弹和36发手枪子弹。经过对验印号，都是王宗玮原在部队的弹药装备。 看到“二王”行凶夺车，正在附近的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连忙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同乘一辆车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货架上，持着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刘重阳穷追不舍，一直追了三华里，追到东风影剧院附近，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以便将他们的车撞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上受了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王方载着王宗玮拐进一个狭窄的胡同里。 衡阳市公安局在10点20分接到衡阳冶金机械厂报案的电话，公安局长带领侦查员、法医等20多人，在20分钟内就赶到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赶了过来。他们一边勘察现场，一边组织追捕队，分五路追击“二王”。同时调动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全市一切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哨，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欲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但可惜的是“二王”骑车钻进胡同并非是自寻绝路，里边竟然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他们甩掉自行车，爬上30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就是铁路线。10点44分，有一次广州北行的列车从这里慢速通过，他们便扒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怕在车上遭到堵截，所以当列车在茶山坳小站减速时，他们跳下了车。11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社员们，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走进社员家讨水喝，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二王”，但随后他们就像蒸发了似的失去了踪迹。 1983年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东西。她进屋刚要去拉灯，突然被一只男人的大手捂住了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塞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见女医生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女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立即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查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1号、2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 3月25日上午10点15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武汉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一个骑着辆旧自行车的男人，鬼鬼祟祟地从市区方向向检查站驶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并上前打量一下自行车，见车上没有牌照，他便问道：“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了马脚，武汉市是交通中队登记自行车，这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把可疑人带到检查站小屋，在屋里的检查站站长王云对这可疑人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李信岩向王云报告：“站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喝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夺了下来。之后，三个人将可疑人按倒、拧住，用绳子捆绑。可疑人拼命地挣扎，杀猪般地嚎叫。 听到叫声，屋外的另一个工人师傅也走进小屋。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大步跨到检查站门口，闯开门，向屋里捆绑王宗王方的四个人连续开枪射击。王云、李信岩和那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过去。 “二王”杀人后，他们拿走王云的枪，逃离检查站，掉头往市区跑。 不久，一辆东风牌汽车的司机先发现了凶杀现场，立即向距离岱山检查站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报告。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马上带领三名民兵前去堵截。他们和“二王”迎面奔跑在一条公路上，两下相遇时，距离不到20米。“二王”一见有干警堵上来了，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只是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就快速到这条路上堵截。“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二王”再次逃脱了。 就在胡指导员打电话向市公安局报告战况时，青年民警赵斌拿起胡指导员的手枪继续追踪“二王”。他追到长航科研所，找到民兵马炳强，两个人在科研所大院里搜寻“二王”。他们在围墙下的通水洞里拣到“二王”丢弃的弹夹。原来枪战后“二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轴承厂青年工人詹小建骑个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玮跑上前去，说声“把车给我”，便疯狂地向詹小建开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二王”骑一辆车跑进长航科研所大院，院墙一丈高，团团围住大院，“二王”便趴在地上，用手将墙下的通水洞掏开，从低矮的洞子里钻挤了出去。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于10点50分接到作战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部出动，围歼“二王”，可惜，由于包围圈设计得不严密，“二王”混在人群里溜走了。 “二王”在逃出包围圈后，再一次失去了踪迹。 4月下旬，公安部再次部署追捕“二王”，强调把追捕“二王”与加强基础工作结合起来，与侦破现行案件结合起来；做好干警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落实责任制…… 但“二王”仍一直踪迹杳然。 8月中旬，江苏省公安机关终于发现“二王”活动在江苏省内靠近连云港的淮阴市。8月29日下午4点钟，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的提包被抢，内装当日营业款21万多元。 案发后，淮阴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追捕，但是劫犯已不知去向。搜索中搜到二犯甩掉的一辆自行车。经检查验证，认定在淮阴市强抢巨款的罪犯就是“二王”！ “二王”暴露了！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严密注视“二王”动向，动员力量围歼“二王”。 狡猾的王家兄弟，在淮阴作案后，为避开撒来的法网，迅速远远地离开淮阴。他们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林野坳的用具，连夜骑车，仅40天的时间，就从江苏省横穿安徽省，跑到江西省，妄图从广东、福建两省南逃出海。 9月13日的早晨8点钟，江西广昌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的红布横标。突然他看见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这人的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摆出随时准备蹬车疾走的架势。他身材很高，故意蜷曲着身子，像个大虾米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貌。 这个不寻常的大个子马上引起了曾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的注意。他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泥浆，货架上驮着一个大塑料包。显然这人是一路奔波，显出一种正常生活的人所没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从商店里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又故作陌生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20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去，越过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奔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距小个子约30米，两辆车成斜线，等速前行。 当那小个子停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时，大个子则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像是放哨。刘建平凑到小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小个子压低声音说：“这个烟……” 刘建平一听，是北方人，他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绝不是好人。他立即离开，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个可疑人离开小摊，又在星火食品店停下。 派出所所长邹志雄听完刘建平的描述，立即道：“走，看看去。” 刘建平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两个可疑的人已经不见了。他跷起脚向南眺望，在通向广东和福建的公路上，那个穿白上衣的大个子的身影，闪动了几下之后消失了。 看到两个可疑的人走远了，邹志雄和刘建平急忙返回派出所，邹志雄拿出手枪，把子弹推上膛，小刘则拿起一副手铐和一把匕首，直奔县公安局。到县公安局正好遇到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刘细鹏一听情况，拍案起身。他们三人来到院子，看到县水电局年近花甲的陈步山开的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邹志雄把情况向陈步山一说，陈步山毫不迟疑地说：“快上车！” 汽车上了公路，几分钟的工夫，就在宴公岭追上了两个可疑人。 陈步山问：“停不停？” 邹志雄说：“超过去，到前边隐蔽起来。” 车“轰”地一声加大了油门，迅速从两个骑车人身边闪过。邹志雄和刘细鹏紧握手枪，刘建平也备好两根铁棍子，随时准备与司机一起投入搏斗。 汽车驶出一段路，来到小港养路段，附近有村庄，邹志雄指挥将车拐进右边的小路上，把车隐蔽在树阴里，邹志雄和刘细鹏卧藏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两个可疑的人。 “来了！” 两个骑车人进入视野，邹志雄压低声音提醒着人们。 当相距20米的时候，邹志雄首先从大树后闪出，站在公路上，迎着来者举起左手示意，命令道：“停下，检查！”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小个子人仰车翻，后边的王宗玮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而出：“坏了！坏了！”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趴在地上的王宗王方突然“砰”的一声，开枪向邹志雄射击。邹志雄灵敏地一个箭步蹿向公路那边的大树后，同刘细鹏一左一右向王宗王方开火。由于路两旁茂密的大树阻挡，邹志雄和刘细鹏的火力施展不开，这时，只见小个子跳到路边蒿草丛生的大沟里，有逃掉的危险。邹志雄向隐蔽在车旁的刘建平和陈步山喊道：“打电话！” 刘建平跑到养路段工棚一看，里边没有电话。他向陈师傅说：“只好开车闯过去报信了！” 陈步山说：“我开车，冲过去，注意不要被打破轮胎。” 陈步山和刘建平跳上车，拐上公路飞速前进，回县城报信。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堵截大个子横穿公路，使他不能再往东边逃窜。可是恰在这时，从南面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大个子，急于逃脱的大个子，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蹿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往东逃。他们跑进一片稻田，鞋子也掉了，他们光着脚渡过河水，钻入山林。 小港一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800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就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提出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调车，带领武装警察风驰电掣地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12点40分，“二王”被确认为躲藏在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大批干警迅速向旰江林场集中，在第一批追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三个多小时，又组成了一个方圆30公里的第二个包围圈。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江西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诚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他们在“二王”消失的地方连夜开展工作，并决定召开全县各公社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调集民兵，组织第三道包围圈。14日凌晨1点，一个周边171公里的包围圈也形成了。 9月13日子夜刚过，又有几辆警车奔驰在山区的公路上，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员沈忠祥、省公安厅厅长兼武警政委孙树森，遵照省委指示，率领一批人马到广昌，加强对围捕战斗的领导。他们拂晓前赶到广昌后，见到了彻夜未眠的县委领导同志，当即召开广昌及其几个邻县的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一个地区更为广阔的第四道大包围圈，限定在上午10点钟以前形成。 但是，经过四天的搜索，干警们踏遍了两道包围圈里的座座高山，翻遍了每个沟沟坎坎的土地，始终不见“二王”的踪影。“二王”是不是已经不在广昌？ “二王”在不在广昌？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断定“二王”必在广昌。因为几道包围圈，赶在“二王”可能逃出之前完成了；“二王”经小港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断无逃出包围圈之理。 9月17日的夜晚，广昌上空阴云密集，山雨倾盆而下。尖锋公社观前大队曾家村出现两个可疑人物。 清晨4点钟，指挥部接到了发现“二王”踪迹的电话。这时指挥部疾速派出孙树森、杨希林率领侦查、搜索小分队，带着警犬，兵分两路，赶赴现场追击。同时在罪犯逃跑所必经的几个出口派出武装力量阻截。5点多钟，由县公安局刑侦队长高怀玉带领的小分队，在水南大队南坑生产队的一座山上距离他们300米的山涧里，发现了“二王”的身影。小分队立即分成三个追捕小组跟踪追击。这时的“二王”狼狈不堪，王宗玮拄个棍子，行走困难，王宗王方惊魂失魄，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为了逃命，竟从数十丈高的陡崖上滑到山涧里，跌个半死，爬起后还是摇摇晃晃地奔逃。紧紧追踪的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眼见“二王”逃进眼前的南坑山。恰好，这时解放军赶来，他激动地说：“‘二王’就在这山上！” 指挥部迅速移往南坑山的山脚下，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希林就在“二王”消失的地点指挥战斗。南坑山，茅草密集。为了抓“二王”，指挥部拟出作战方案：调用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带着警犬，采取“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梳篦子战术，排成一字队形，寸土不漏地全面搜索南坑山。 已经是下午6点20分了，夜幕渐渐降临，山色变得朦朦胧胧。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的山坡往山脚滑下。 二中队战士黄力生在搜索中脚被刺藤绊了一下，差点从陡坡上摔下。于是他只能顺势从坡上往下滑，黄力生审视着地面，心里琢磨着从哪儿下去更合适。他一眼就选中一片又浓又密的草丛。从这儿滑下去正好能被草丛接住，不致于因为身体失去控制摔到山崖下面，他伸出一条腿，在草丛中试了试，然后右腿在前，左腿在后，握住冲锋枪，“唰”的一下从陡坡上像坐滑梯似地滑下去。 正如他预料那样，草丛接住了他的身体。他稳住身体继续往下滑，脚下突然碰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 “好像有人……”他嘟哝了一句。由于惯性身体不由自主地向谷底滑去。 王宗玮的脚被黄力生蹬了一下，他暗暗咬住牙，掏出手枪，竭力稳住紧张到极点的神经，终究没有扳动枪机。 “有人!”甘象清一声大喊。 二中队副班长甘象清顺着黄力生选中的部位，以同样方法滑下去，再一次踩上王宗玮的腿。分明是人的腿！甘象清的心急，当他话音刚落，伏在草丛中的王宗玮举枪射中了甘象清。 罪恶的子弹击中甘象清小腹，穿过肝脏。甘象清受伤倒在地上。王宗玮挺起身子，伸手去夺甘象清手中的冲锋枪…… 此刻，在甘象清左前侧，又瘦又小的三班战土郑万寿听到枪声，迅速转身，向距他三米左右的王宗玮开枪射击。 王宗玮握住冲锋枪的手松开了。郑万寿的子弹击中罪犯左胸，王宗玮立即倒在地上。王宗王方提枪赶到，举枪向郑万寿连击五枪。敏捷的郑万寿像只灵活的猴子，一个箭步侧跃到五米外的一道小沟。 随着枪声，搜索部队迅速由四面收缩包围圈。王宗王方一见情况不妙，丢下还在喘气的弟弟，捡起他的手枪迅速逃窜。郑万寿因为过于激动，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的情况下，连拉枪机，致使子弹跳出，没能及时向王宗王方开枪射击，让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时机消失在东北侧的草丛中。 6点25分，在战士们将身负重伤的甘象清抬下山的同时，驯犬员谢竹生等人也将奄奄一息的王宗玮拖下山。冯长明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指挥部。 总指挥部考虑到部队连续十几小时的搜索，已经十分疲惫，加上天黑，能见度差，被捕行动中可能造成部队自己不必要的误伤，决定暂时停止行动，困住山头，等明天清晨再行搜索。但冯长明、黄湘闽和刘德贵等临时指挥组成员经过认真分析，认为“二王”中枪法准、威胁较大的王宗玮已被击伤、捕获，只剩下王宗王方孤身一人，正是乘胜追击的最好时机。如果拖到明天，罪犯肯定要乘夜寻机逃跑，会造成围捕的更大困难。 总指挥部在听取了刘德贵的意见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继续搜索，力争天黑前解决战斗。 “我部按要求接近目标……” 吴增兴背着报话机，紧张地和指挥部联络着。他和中队长陈闽、报务员王海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由山坡上匆匆往枪响地点赶来。他紧握压满子弹的手枪，在前面开路…… 刚才枪响的一刹那，他正在高坡杉树林里，知道部队和“二王”接上了火。通过报话机和指挥组联络，得知王宗玮已被我击伤捕获，而王宗王方正向他们所在方向逃窜。他深知，每往前走一步，都可能和王宗王方发生遭遇战，都可能遭到藏在暗处的罪恶的子弹。他没有任何犹豫，惟一让他恼火的是树丛中的露水打湿了他的眼镜，妨碍了本来就因天近擦黑能见度极差的视线。 王宗玮重伤被捕后，王宗王方如同丧家之犬，心里更加惶恐。他伏在草丛中，将两枝手枪压满子弹，猫着腰，不顾一切地向包围圈外爬。 当王宗王方钻出一片灌木丛，正好迎面遇上吴增兴参谋对着报话机向指挥所报告情况。他想重新缩回身子，已经来不及了，两人相距不过六七米远。 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峙着，两双眼睛怒目相视。尽管只是短暂的片刻，然而时间在一刹那间仿佛凝固住了。 王宗王方从暗处向吴增兴连开五枪，吴增兴当即身中三弹。透过眼镜片，他看到那个佝偻的黑影在草丛中蠕动。天空、大地在旋转。他摇晃着身子，忍着腹部剧烈的疼痛，稳住身体，举起压满子弹的手枪，对准草丛中那黑色的、幽灵般的罪犯…… 四发子弹呼啸着从吴增兴的枪口射出。紧接着，二中队班长曹学礼等人，还有从侧面赶来的抚州支队的战士，同时集中火力向王宗王方射击。一道道火舌喷出枪口，罪犯王宗王方身中8弹。 困兽犹斗，王宗王方倒在血泊中依旧开枪拒捕。二中队代理排长刘水明冲上前，补了一枪，击中对方左肩，子弹从右臂贯穿而过，从罪犯掌心穿出。 陈闽和王海将身负重伤的吴增兴抬到山下。与此同时，王宗王方也像条死狗一样被人拖下来。此刻，正是9月18日下午6点40分。 “二王”的尸体被停放在山下，那瘦瘪的形象不堪入目，长须长发，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棱角突出的骨头架子。小个子王宗王方的体重大约只剩下七八十斤，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13万元人民币。后经法医检验，两犯胃里却是空空如也。 公安部迅速通过电话向中央领导同志报告：已经击毙“二王”。中央领导同志审慎地叮嘱：“要验明正身！” 被击毙者确是“二王”，证据确凿： 小个子罪犯尸体的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王宗王方犯罪前科指纹，核对无误； 大个子罪犯尸体的上牙第四、五、六、七颗牙齿，镶瓷牙白合金套，符合王宗玮牙齿特征； 二犯身高、体貌与“二王”照片和档案材料记载一致； 二犯所携笔记本上的字迹，经鉴定是王宗王方、王宗玮所书写…… 至此历时数月的千里大追捕，终于划上了句号。 正文 1990 “乔四爷” 悠扬的舞曲回响在马迭尔舞厅里，与柔和的灯光交织在一起，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小张和身怀六甲的妻子也沉醉在这舞曲的欢快中。 “四爷来了！”“四爷这边请！” 随着一声声谄媚的声音，舞厅里突然出现了几个男人，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不可一世的骄横。领头的就是全市大名鼎鼎的乔四。此人真名叫宋永佳，因家住某桥头，排行第四，故得此绰号。 旋转的舞步停止了，一曲刚终，又换成了伦巴舞曲，原来是乔四点的。 对如此威风的乔四爷，小张夫妇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于是小张好奇地往前走了几步，向妻子点了点头说：“他就是乔四！” 谁知这句话却种下了祸根。 小张夫妇刚刚走进休息室，乔四带人走了过来，二话没说，冲小张的脸上就是一拳。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帮打手操起痰盂盖又向他左眉处砸下，他头上顿时鲜血直流。 妻子一看急了，忙上前劝阻，乔四一拳又迎了过来，接着又照腹部两脚，她当下跌倒在地，吐出满嘴的血水还有两颗门牙，后经全力抢救方保全胎儿生命。一年后，办案人员数番取证，小张夫妇仍不敢提供证词，恐惧之情难以言表。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乔四等流氓团伙的信条，未经他们的许可，即使看他—眼或者议论他一句也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一次，乔四得知一个与他有矛盾的人正在马迭尔宾馆舞厅跳舞，便派喽啰将其挟持到车上，用刀将其腿部刺伤，然后又带到工区，乔四亲自举刀用刀背连连抽打他头部和背部，一刀下去一个血痕。 这人苦苦哀求：“四哥，你饶了我吧。”“四哥是你叫的吗？你得叫四爷，在地上爬！”乔四凶狠地说。 出于无奈，这人只得在地上爬来爬去。这才从乔四一伙的手里过了关。 当时在哈尔滨横行一时的除了乔四以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郝瘸子，另一个叫小克。郝瘸子有一个令人同情的童年。从小因患小儿麻痹致残，一岁时父母离异，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铸就了他一副冷酷的心。他对人生、对社会有的只是恨。他说“别看我瘸，我要在社会上立根棍儿(即出人头地)。”在学校时，稍不随意他就挥拐打人，别人的一分钱他也要抢。从1980年起，先后就因流氓、赌博、斗殴、盗窃被拘留六次、判刑一次（三年），还因赌博被罚款2000元，因嫖宿被罚款5000元。在道里区谁要触犯了他，他就断喝一声“我是道里双拐”，随即指使其走卒刀枪相见。 l987年11月，郝瘸子从苏州往哈尔滨市批发鱼，在苏州居住期间与同去的一人发生争吵。为报复此人，他纠集了20余名同伙，分乘三辆出租车，手持大刀、铁棍、螺丝刀等凶器，到各处寻找这个人。当发现此人跑进一饭店后，他就指挥同伙冲进饭店大打出手。店主闻讯出来劝阻，竟被砍伤左臂。随后，他们将此人绑架到一大坝旁，不顾天寒地冻，扒掉他的衣服，用树条劈劈啪啪一顿抽打，直打到这个人钻进车底下再三求饶，郝瘸子与其同伙才扬长而去。 另一次，郝瘸子得知其堂弟与王某因故争吵，当即带人持枪闯入王某的兄长家，要将其绑架带走。 “救命啊——”王的家属连声呼救。 郝瘸子的同伙端起猎枪对准在场的群众恶狠狠地说：“谁上来就打死谁！”然后带着人扬长而去。 郝瘸子有时打人根本不讲什么缘由。一天，他带两个同伙坐出租车来到南岗蔬菜批发市场，其中一个同伙看见路边站着一人，觉得不顺眼，就对郝瘸子说： “这小子挺能装的。” “你给我把他叫过来。”郝瘸子当即发话。 那人转眼被带到了车门口，郝瘸子冲人家就来了一句：“我是道里双拐，你装啥！” 他问得那人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我不认识你。” 就在说话的当儿，两个同伙已下了车，操起砖头向那人头上砸去，顿时那人血流满面。而郝瘸子等却开车一溜烟地跑了。 曾经“八进宫”的小克是另一流氓犯罪团伙的首犯。他经常纠集同伙在公共场合寻衅滋事，聚众持械斗殴，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90年8月，小克的弟弟被别人打伤，他听后火冒三丈，决意为其弟出这口气。他对闻讯赶来的乔四等说： “敢打我弟弟，我得修理他！” 乔四马上应和道：“这小子太狂了，是得修理他。” “我要不把他制服了，我就不能在社会上混了！”小克目露凶光，恨不能当下就把对方抓来。 第三天，小克找到一同伙，对他说：“我给你们准备好一辆车，你们开车去把这人的腿打折，出了事我包着。” 当天下午3点多，小克的几个同伙准备好枪支和尖刀后就出发了。他们乘车在市区内来回转悠，突然发现了要找的人也乘坐着出租汽车，即紧紧地盯了上去，一直尾随至此人下车的南岗区某宾馆门前。 那人回头发现有人跟踪而来，急急忙忙跑进宾馆大厅躲藏起来。小克的同伙手持猎枪紧追不舍，跟着冲了进去，对着那人就是一枪。“啪”的一声枪响，那人应声倒地，一条腿被打断了(经检查，此人左股骨干中段粉碎性骨折)。 几名罪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后，就驾车而去。事后，小克给了他们5000元。 曾几何时，乔四还仅仅是一名小小的瓦工，但在工作中他发现政府的动迁、规划、基建等部门在城建中十分头疼“钉子户”，乔四瞅准了这个行当，网罗几十个弟兄，专门“帮”政府拔“钉子户”。凭借耍手腕、行贿和施暴，没过多久，即成了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龙华一工区主任。 1986年5月，乔四因为承揽新发小区拆迁工程与另外两个拆迁队发生纠纷。他在工地大打出手，先伤一人，后又用啤酒瓶打昏另一人。他还气焰嚣张地宣称：“这儿的活不准你们干，都滚。”迫使另外两个拆迁队退出了这一拆迁工程。 乔四以8万元承包了道里菜市场的一部分拆迁工程，转手一倒卖，就赚了10万元。在北环路拆迁工程中，乔四获暴利63万元。几年过去，乔四就霸占了哈尔滨市大部分拆迁市场，拆迁一行几乎变成了“乔四天下”。 小克和郝瘸子也均有合法身份作掩护，一个是公司经理，一个是酒店老板，但他们得以发家和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是赌博。在赌博中，小克最高一次抽头就达9万元。他们赌博，常常一次输赢就是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 乔四等人不仅手段残暴，生活也可以说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 他们有的建有占地4000平方米的豪华乡间别墅，有的拥有高级轿车和现代化通讯工具。在酒席上点一首歌，乔四随手即可甩出2000元酬金；去酒店吃饭，要占最好的单间；到高级宾馆住房，要包最高级的房间，即使已住了客人，也得给他马上搬走…… “乔四”等人也明白，要想不出事只靠打打杀杀是不行的，必须要找到靠山。于是他们利用金钱和美女将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拉下了水，其中包括个别公安司法机关的干警。他们被拉下水后，置党纪、政纪和法律于不顾，有的为其巧取豪夺大开绿灯，有的为其出谋划策充当“军师”，更有甚者，在他们犯罪被抓获后，竟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开脱。这些人成了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保护伞。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这些“保护伞”有关案件中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有九起，涉及到省人民银行、省委办公厅、哈尔滨市车辆厂、省供销社、哈尔滨市汽车公司及其他部门的一些干部。 l988年12月某日的凌晨，天空寒星闪烁，空气似乎都因寒冷而凝结了。 突然，道外江边传来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听来是那般凄厉。 原来这里演出的是一场“黑吃黑”的惨剧。陈建滨等几个流氓团伙的骨干，误以为他们绑架来的这个人在前几天刺伤了他们的成员，于是，就将其挟持到车上拉至道外江边，殴打威逼其供出同伙的住处。他们砸开冰冻的江面，将其塞进冰窟窿里，冻他一会儿再拽出来，美其名曰“涮冰棍”。如此反复几次，那人已冻得不成样子，只剩下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份儿了。这样他们还不解恨，又举起猎枪用枪托朝其手指砸去，一根、二根、三根……直至十指鲜血淋淋，他们才将其塞进汽车里，拉至一所医院门口，像扔麻袋一样扔了下来，然后溜之大吉。 别看陈建滨也是独霸一方的人物，可他也有“栽”的时候。1988年，在哈尔滨松花江边的青年宫，陈建滨与李正光两伙人在此遭遇，因为买门票的小事结下宿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互相找对方的人打，双方都有死伤。 一天，李正光纠集了几个同伙，带上猎枪、刀、军刺等凶器，于凌晨摸到陈建滨的住处，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着炕上睡着的三个人一通乱砍，待砍完才发现弄错了，但他们并不就此罢休。后来李正光得知陈建滨要到哈尔滨市道里区顾乡赵庆凯家中参加婚礼，便指使陈洪光纠集一伙人携带猎枪，在途中对陈建滨进行堵截。当陈建滨行至道里区埃德蒙顿路大桥附近时，陈洪光等人将其打昏，后挟持到李正光家中。李正光、陈洪光等人又驾车将陈建滨挟持至香坊区哈尔滨自行车厂附近一机井房内，李正光持猎枪击中陈的右脚，又持刀将陈的左脚筋砍断，造成陈建滨右踝粉碎性骨折，身受重伤。 陈建滨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伤愈出院后，一天夜间，他带领十几个喽罗一起出动，在一工地上找到了一起参与残害他的死敌袁新兰。在乒乒乓乓的枪声中，袁新兰抱头鼠窜，钻进基建工地，但终未逃脱陈建滨的魔爪。几个喽罗将袁新兰抓到陈建滨乘坐的面包车前，他吓得一头钻到车下，连声呼喊饶命。陈建滨端起猎枪冲着车下就是两枪，袁新兰当即毙命。 经查，这几个团伙共实施72起流氓犯罪，致伤82人。被伤害的人中除19人是流氓团伙成员外，其余均为无辜群众。他们所犯的罪行有流氓、盗窃、销赃、聚众赌博、伤害、妨碍公务、抢劫、绑架、行贿、贪污等，真可谓无恶不作，罄竹难书。 就在“乔四”一伙自鸣得意、逞凶无忌之时，围歼黑势力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 1990年6月26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处级干部彭兰江率已离退休老将为骨干的刑侦干部，对哈市的团伙犯罪开始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名称笼统而简洁——“社会治安调查组”。任务是，摸清犯罪团伙的情况，为彻底铲除这股恶势力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为不打草惊蛇，要求调查秘密进行。 从这天开始，调查组成员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下属分局、劳改队、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仔细寻访，反复查证。但由于惧于这帮团伙的淫威，有的证人不敢作证，有时为取一证言需多次拜访证人，还需辅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一个多月过去了，犯罪团伙的脉络变得越来越清晰，就如鱼儿已经浮出水面，收网的时机就要到了。 一个抓捕方案正在一次次修改并完成，确保万无一失。 1990年8月6日，市政府某会议室里，气氛紧张而又凝重，由傍晚到午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市领导和专案组的同志在推敲抓捕方案的每一个细节。 短兵相接，双方都感到形势严重。 罪犯们好像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无所不用。 “你是××局长吗，只要不抓人，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 “××吗？小心，七天之内要你的脑袋。” “××，有本事的，半夜到松花江边会会?” “小心让你家破人亡！” 与此同时，他们把一些干部拉进舞厅、宾馆，“暖风吹得游人醉”，美酒伴着软绵绵的音乐，金钱和色相双管齐下，一笔笔交易谈成了。这当中，有的干部出卖情报，致使侦查工作无法深入；有的干部不以事实为依据，任意改变案件的性质；有的干部故意泄密，致使罪犯对抓捕行动计划了如指掌，办案人员的电话刚刚换过，第二天恐吓电话又在子夜响起。办案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办案人刚刚出来，就有人尾随、跟踪，办案人员去取证，对方早已有人通报证人，如何提供证词…… 犯罪分子以为他们外有“打手”，内有“靠山”，有恃无恐，公然对专政机关叫嚣，谁要是敢动一动他们一丝毫毛，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990年8月10日，“社会治安调查组”七员老将，历经46天秘密侦查，得到了上级下达的命令——对“乔四”等犯罪分子实行大围歼。 香坊区武警支队机动大队部，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行动”总指挥部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 “你是×××吗?现在我命令你，把你们的人，一小时之后带到江北警校集中……干什么？筹备运动会，这是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你是×××吗?现在有一件特殊任务，请你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立即到江北警校集合。” 52名干警很快集中起来。午后1时30分，一辆大客车把他们从江北拉到江南香坊区大本营。车进大门，两扇铁门就“咣当”一声关严了。指探部命令立刻切断一切与外部的联系。荷枪实弹的战士守在电话机旁，人员只许进，不许出，各个出入口都严格封锁。 接着，40名特警开进来了； 50名武警准备队开进来了； 抓捕罪犯的一切必要的法律手续及法律文书，都拿到了指挥中心；防暴武器、通讯对讲机、照明设备以及各种长短枪支“各就各位”；十辆崭新的北京吉普、五辆三菱吉普在院子里整装待发。 出征前的紧张气氛，使得每个人都感到今天要执行的任务是不寻常的。下午3时，指挥部领导才向全体作战人员宣布今晚的任务是抓捕3个流氓团伙的25名骨干分子，大名鼎鼎的“乔四”、郝瘸子、小克等都要在今晚归案。 时钟指向6点，“8·10行动”正式打响。01、02、03三个行动小组如箭脱弦，分别奔向自己的目标。 最先传来捷报的是03行动小组。 这天道里区的“银都舞厅”像往常一样，男女青年云集在这里，准备度过这漫长的、令人沉醉的夏日夜晚。舞厅里，一对对舞伴轻歌曼舞，有的轻抱，有的急旋，陶醉在那昏暗的灯光中。 老板郝瘸子像往常一样酒足饭饱之后，带着四个保镖和他那如花似玉的“夫人”到舞厅坐镇，既是招揽生意，又是借此寻欢作乐，抖一抖他那“道里双拐”的威风。 说起郝瘸子的这位“夫人”，也还有些来历。郝瘸子有本事弄钱，也有本事花钱，尤其是在女人身上，更是不惜以重金相许。据说哈尔滨市最漂亮、最有名气的演员都和他睡过，女人喜欢他的，当然是他给的戒指、项链和大叠大叠的钞票。就是现在站在他身边的“夫人”，与其说是他娶来的，不如说是他买来的，这个女人有一副漂亮的脸蛋和苗条的身材，中学刚毕业就被郝瘸子搞到了手。 郝瘸子的保镖在哈尔滨也是出了名的，不仅因为他们身高力大，而且心黑手辣，只要郝瘸子“哼”一声，他们就会像鹰犬一样，把猎获的目标抓来，特别是那被称为“龙虎二将”的两个保镖，一个身上纹了一条龙，一个身上纹了一只虎，整日不离郝瘸子左右，就像哼哈二将一样。 迷恋于酒色的人是容易丧失警觉的。郝瘸子半点也没有想到他这样的“道里双拐”还会有末日。因此当03小组成员进来的时候，他半点也没察觉，还以为是进来了一些舞迷。直到冰冷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胸时，他还以为是别人开他的玩笑。当他回转身看到的是一副副陌生的面孔，他才有些紧张，但还故作镇静地说： “别开玩笑，都是弟兄，有话好说嘛！” 接着，他向身边的“夫人”使了个眼色，“快点，招呼呀！” “你被捕了。” 四个保镖刚刚从和服务小姐的打逗中醒悟过来，枪口也早已对准了他们。舞厅里没有大乱，连音乐也没有停止，郝瘸子一伙即被押上了警车。 “总指挥部，03组报告：目标已落网。” 乔四自认为是几个团伙中的“老大”，是所谓“上海滩的黄金荣”。有一次他和公安局的人半开玩笑说：“你们要抓哈尔滨的混混吗？交给我乔四好了，保险无一漏网。” 乔四披着合法的外衣，头上挂着哈尔滨市龙华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和龙华一工区主任的头衔，冠冕堂皇，平时装成正人君子，和一些“上层人物”打得火热。当他听说专案组调查他的问题时，笑嘻嘻地对专案组的同志说：“你们查我干什么，我乔四比松花江的水还清。”就在被捕不久前，乔四还给专案组传话，要求“有空聊聊”。 01小组分析了乔四的心态，决定将计就计：“你不是要探听我们的虚实吗？我们就请你来，让你自投罗网。” 彭兰江在电话里找到了“乔四”，约他下午6点钟来专案组“聊聊”。 果然，6时整，乔四坐着“别克”轿车来到了专案组。 他下了车，抬头看了看道里区经纬头道街调查组的驻地，悠然自得地走进大门。心想，你们今天终于请老子上门了，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夏日的余辉抹在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整个房子镀上一层橘黄色，彭兰江像个没事人似地坐在椅子上和黄治国下棋。乔四进门以后，他没有站起来，只是欠了欠身，说了声请坐，乔四找了个位置坐下。他和黄治国继续进行“楚汉大战”。 在门外，机警的干警已把乔四的“别克”调出调查组大院，司机也被严密监视起来。这些，老奸巨滑的乔四竟然一点也没察觉。当司机发觉想要反抗时，特警们一个漂亮的擒拿立即把手铐戴到了他的手腕上。 屋内，乔四一看气氛“融洽”，也大模大样的翘起了二郎腿，点燃了一支烟，优哉游哉地吸了起来。 “彭处长，听说你们在调查我，我可是恨死那些黑社会的人了。”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彭兰江一语双关地说，“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遭劫的在叫，在劫的难逃，对吧？” 乔四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他正想再对彭兰江进行试探，没想到彭兰江单刀直入地问了他一句：“你说你不是黑社会，可别人说你乔四是，昨天还有人看见你和小克在一起吃饭。” 乔四一听“小克”二字，一下紧张起来，“哪的话，彭处，天理良心，我乔四绝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至于小克，我和他没关系，再说他前两天去了绥芬河，不在哈尔滨。” 这正是老彭所要了解的，今天的行动一开始就听说小克不在哈尔滨。小克到哪去了呢?从乔四嘴里知道了小克的下落真是意外的收获。 彭兰江不由得眼睛—亮，立即又逼问一句：“你胡扯，昨天我还在电话里找小克了呢!” 彭兰江顺手抄起电话，表示要拨号，顺嘴问了乔四一句，“小克的呼号是多少？乔四没察觉到彭兰江是用计赚他，顺口答道：“126呼10号，你呼吧，保险不在，我还能骗你？” 老彭缓慢地放下电话，转身很严肃地问乔四：“你还知道小克些什么?” 乔四见彭兰江面色不对，这才下意识地往楼下一看，几个晃动的人影已把楼道堵死，他一下觉得势头不妙，赶紧站起身来，要走。 彭兰江把手一挥说：“你走不了啦!” “怎么，彭处，你要抓我？” “抓你乔四就不行吗？”说着老彭把大手往桌子上一拍。 01行动组的成员听到暗号，迅速冲了进来，几支枪口同时对准了乔四，乔四狼狈一笑：“彭处，别开玩笑吧？” 彭兰江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逮捕证说：“谁开你的玩笑，宋永佳，你被捕了！” 彭兰江从乔四嘴里知道了小克不在哈尔滨，两天前就到绥芬河去了。指挥部的中枢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怎么办？在今天预捕的人犯中，小克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团伙的头头，倘若此犯漏网，必然后患无穷，而且很可能造成其他罪犯隐匿潜逃，使“8·10行动”收不到应有的成效。刚刚为“03报告”、“0l报告”而欣喜微笑的指挥部成员们，一下子又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必须做出新的决定和行动方案。 是小克知道了警方今晚的行动，先行一步，潜逃在外了吗?不是。一切迹象表明，小克不仅不知道“8·10行动”方案，而且还在做着打进专案组、进一步摸清情况的美梦。“小克在外不归，于我不利，但小克的心理状态却能为我所用，组织得好，配合得好，仍可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指挥部做了两个方案，一是派出行动小组，迅速“出兵绥芬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小克截在绥芬河；二是调两辆拦截特种车，把小克拦在路上。 两套方案刚要付诸实施，增派的15名战士正准备出发，忽然传来消息：小克从绥芬河回来了。 真是天遂人愿。 彭兰江拿起电话机，试呼小克。出乎意料，回话的不是小克，而是今晚要抓捕的另一名罪犯的贴身司机，此人随口又告诉了小克的另一个呼号。老彭急忙拨号，但无回应，“他妈的，狡兔三窟，诡计多端！”老彭顺口骂了一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夏夜的哈尔滨，虽不像南方城市那样闷热，但02小组成员的额头还是沁出了汗珠。偌大的哈尔滨，到哪里去找小克呢?这些家伙，是很少回家的。 夜里10点了，彭兰江再一次拿起电话，拨通了，接话人正是小克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老彭尽量使出平静恬淡的口吻，说自已是刚从广州来的，小克的朋友，有事面谈，今晚一定要见到小克。 对方信以为真，立刻回答：“小克从绥芬河返回以后，在酒店吃过饭，回家睡觉去了。” 彭兰江放下电话，02小组如离弦之箭，直扑小克的家。 没人！ 小克哪去了呢？ 彭兰江返回后，再次联系小克，终于成功。 “哪位？” “我是彭兰江。” “有事吗？” “今晚我值班，没啥事。你不是要唠嗑吗？你在哪儿?”话筒里片刻沉默。 “好吧，你别管我在哪儿，我这就派车接你。司机按三下喇叭你就出来。——还有，只许你一个人来，多一个我也不见。” 说完，“咔嚓”一声，电话放下了。 顾不得向指挥部请示，也顾不得再听同志们的劝告，彭兰江掏出手枪顶上子弹，说了声：“大家快点去布置好。” 这时，门外已传来了三声汽车喇叭声。 彭兰江毅然走了过去。 “奔驰500”以近百公里的时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路灯迅速地一个个向后面逝去，司机显然是在摆脱跟踪，有意兜圈子，最后汽车驶过松花江大桥，就在路中央来了个急刹车。 20米之外，四个保镖拥着小克，虎视眈眈。 彭兰江走下车来，往四下一看，除了昏黄的路灯，到处都是浓浓的夜色。 就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彭兰江首先坐下。他想，先得把这些家伙稳住，否则1∶5，自己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小克看看彭兰江只身一人，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他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开始寒暄，不着边际的闲聊，好像谁都没什么事。 彭兰江看看江边，仍然不见自己的同志，他对小克说，还是找个屋子坐一坐吧。于是小克在老彭的拉扯下，走进了小克位于沿江的河图街41号办公室。几个保镖进了旁边一间屋。彭兰江趁他们不备，十分敏捷地把保镖们的屋子反锁上了。进得屋来，小克看看彭兰江略有些戒备，就说：“彭处，你是诚心唠嗑呢，还是有别的事？” “说有事，也有事，说没事，也没事，你今晚得跟我走一趟。” “怎么，你想抓我呀？”小克—边说，一边把手伸向门口。 彭兰江看看不能再等，随即断喝一声：“今天就是要抓你！” 说时迟，那时快，冰冷的枪口对准了小克胸口，彭兰江另一只手扣住小克的手腕，用劲一拧，喝道：“走！” 当老彭押着小克下楼时，在楼梯上一个19米高的黑大个拦住了去路。 危难之中，老彭的司机赶了上来，掏出手枪把黑大个逼上了楼。 当小克被押上汽车时，02小组的同志陆续赶到，小克的喽啰几乎同时束手就擒。 1991年6月9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大会”，依法公开对几起流氓团伙案件的47名罪犯宣布了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郝伟涛、宋永佳、王伟范等14名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各1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20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期徒刑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的11人。会后，14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正文 1992 开封文物盗窃案 1992年9月18日，雨，河南开封包公湖畔，开封博物馆。 上午8时30分，服务员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但一进门，她们大惊失色，展厅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已空空如也。 8时31分，开封刑警支队长张天增的对讲机“嘟嘟”地响了起来。 “什么事？” “报告指挥中心，213呼叫！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量珍品被盗，请侦查人员速来现场！” 8时40分，张天增率侦技人员迅速抵达博物馆，马上展开勘查工作。 随后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从不同地点赶到现场。 经警方初步勘查，发现展厅中有8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其中国家一级、二级文物59件。明代宣德年间青花缠枝莲纹盘、明弘治款黄釉瓷盘、明德化窑回纹三足炉、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4件一级文物是我国窑烧青花瓷器中的极品；而另外3件一级文物，青玉山子、青玉佛手花插、青玉蔡柄活环匝等都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用品，其玉质之硬之纯，雕刻之精之细实为罕见。这些文物，精致脱俗，美轮美奂，实为国家瑰宝。按当时市场估价，失窃珍品总价超过亿元。 开封博物馆内馆藏文物较多，其明清宫廷用品是该馆最珍贵的馆藏文物，可谓镇馆之宝。该馆自1988年10月1日建成开放后，曾发生过十起失窃案件，其中文物被盗案四起，那四起案件中被盗的都是一般的文物，但是，这次被盗的文物不但珍贵，数量也惊人，确实令人震惊。 在现场警方提取了红色平绒布、黑色票夹、玻璃刀、鞋印、撬痕等多种物证、痕迹。 这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开封市公安局迅速将这一案件上报给河南省公安厅，公安厅又毫不迟疑地报告给公安部。 当天，开封市立即成立了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润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吴国强为指挥员的侦破“9·18”特大文物盗窃案指挥部；河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以王济晟副厅长为组长的侦破“9·18”协调组。全省公安干警紧急动员，以刑警支队力量为主，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以及交警大队、治安大队等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各路办案高手、侦查精英，齐集一堂。 经过对现场初步勘查情况的分析以及对当前国际文物走私大气候的把握，指挥部迅速制定了“立足开封，面向全省，辐射全国，伸向海外”的侦查方针。从现场勘查、物证排查、走访调查、赃物控制、社会发动五个方面入手，将参战干警分兵五路，以物找人，全面出击。 现场勘查组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奋战，共提取案犯留下的物证、痕迹12种109件。通过对各种物证、痕迹的科技监测和经验分析，指挥部认为，这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被盗案系流窜犯罪团伙跨地区所为，案犯在两人以上。 从现场看，案犯对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及博物馆周围环境情况比较熟悉，事前经过多次踩点、预谋，因此案犯在开封必定有落脚点。 从作案手段看，案犯属于高智能犯罪，具有撬盗经验、攀登技术、反侦查意识，且对文物、红外线报警器有所研究。 直接进入现场的案犯有两名，一个身高170米左右，身体健壮，体态中等，年龄在25岁上下，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回力运动鞋；另一名案犯在172米左右，体态偏瘦，年龄约30岁，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弧型鞋。 根据上述结果，指挥部下令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排查、走访，并紧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提供破案线索。 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各种信息接踵而来。 包公湖鱼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的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顾保国等三人巡湖至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吴玉柱用强手电照了车牌说：“这是空军的车，部队的车还在这儿搞鬼咧。”因为前几天夜里巡湖，就发现一对男女在小轿车里发生性关系。 “你根据什么说那辆车是桑塔纳轿车？” “我喜欢玩车，知道只有桑塔纳轿车的后尾灯位置最高。” “凭什么说是部队的车，空军的车？” “我当过兵，知道带红色‘K’字头的白色车牌的车都是空军的。” “记得车牌号码吗？” “只记得中间不是一个零就是两个零，其余的数字记不清了。” 专班民警为此又走访了许多到过博物馆及在博物馆附近工作的人。不久环卫工人杨长明也印证，案发当日凌晨3时40分许，当他上班行至包公湖中坑南环路包府坑加油站北墙外时，发现那里停着一辆浅色轿车，因雨夜太黑，没看清车牌号。 开封中司木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两名工人提供线索：18日凌晨3点多钟，我们起床做饭，看到斜墙上有一个人。此人圆脸大眼，面色较白，很像歌星迟某。 博物馆职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战士则提供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据他们回忆：9月初，有两个住在东京大饭店的年轻人曾三次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2点多钟，“武大教授”独自一人到馆，进展厅前与武警和馆内职工聊了会天，询问了一些博物馆内夜间值班的看护情况。交谈过后参观了“明清宫廷用品展”，他好像懂文物，看得非常入神，在厅内停留一个多小时；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2时许，“武大教授”带一身高170米左右的男子再次来馆参观，因下午学习不开放，俩人没有进展厅，只在外侧参观了“石刻廊”；第三次是9月17日上午，“武大教授”再带一男青年第三次进馆到一楼北展厅参观“明清宫廷用品展”。经警方调查，证实9月初开封根本没有召开过什么“黄河中下游研讨会”。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对全市28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进行排查，确认：自8月31日至9月18日，18至35岁的外地旅客来汴住宿登记的共27200多人，其中武汉籍旅客85人。在距开封博物馆200米斜对面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四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投宿，于9月7日离店。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40807053，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唐国强，男，32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00618123，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陈纳德，男，32岁，身份证号码：420111600812041，工作单位：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问，武汉铁路分局并没有在饭店登记的李、唐、陈三人，他们的身份证是假的。侦查员在与博物馆斜对面的迎宾饭店的住宿登记簿上也查到，9月2日李军、唐国强、陈纳德的住宿登记，其身份证号码与在东京大饭店所填一致，但登记后未在此住宿。 迎宾饭店的女服务员回忆说：“当我看到他们的住宿登记姓名时，突然发现有‘唐国强’三个字，以为大明星驾到，见后才知是同名不同人。” 9月29日深夜，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已渐渐进入了梦乡。但郑州市公安局党组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侦破开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汇报会正在进行。当金水公安分局局长说起8月5日郑州金桥宾馆发生了一起盗窃桑塔纳轿车案件时，立即引起了开封市公安局侦破“9·18”驻郑工作组的重视。 经了解，7月29日，三个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青年，驾驶挂军牌照K43—1008的红色夏利车到金桥宾馆，进了1003房间与开封机电公司驻郑办事处主任傅焕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位青年的名字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 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馆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 几天后，傅焕成发现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不翼而飞。 经查证，得知李军、林沙、陈纳德等人包住金桥宾馆1203、1201两间房。但是住宿时填写的个人资料是假的，使用的身份证经技术侦查也是伪造的。 接到赴郑工作组报告，大家预感到案件可能已出现转机。指挥部的决策者们立即展开了讨论： “林、李、陈、唐四人同时都在郑州金桥宾馆和开封东京大饭店住过，且在两地都出现过带K字头的军牌照车，这意味着什么呢？” 郑、汴两地出现的林、李、陈、唐四人是不是一个团伙？ 经过细致分析和对比，大家一致认定：两案系一个团伙所为。 根据郑、汴两地饭店宾馆服务人员以及开封机电公司职工提供的李军、陈纳德等人的体貌特征，专案指挥部对李、陈等4人进行了摹拟画像。经李娟和武警战士辨认，陈纳德即是“武大教授”。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志斌在听了整个情况汇报也推断：“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当即决定两案合并侦查，以车找人或以人找车。 但在全国几百万辆机动车，要找一辆最最普通的白色桑塔纳，无疑于大海捞针。干警们奋战了50多个日日夜夜，案情仍没有大的突破。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指挥部的决策者们把侦查重点指向了江城武汉。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干的侦查小队进抵武汉。此时，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和他的助手们，正组织三镇干警与先期到达的开封市公安局张天增支队长率领的工作组并肩战斗。 “先带大家游览一下如何？”武和平笑着问道。 “好。”武汉公安局副局长胡安太心领神会地答道。于是在年轻局长的导游下侦查员驱车进入闹市区。这群不速之客，首先来到了中南商业大楼。接着，车又停在了武汉铁路分局。此时，侦查员们恍然大悟：这不是嫌疑人在东京大饭店住宿时填写的单位吗？ 使人惊诧的是，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的珞珈山麓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 偌大个武汉市，这三个单位恰好如此集中地在一起！ “我们就以这一带为重点，重点调查。”武和平断然下令。 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与市局刑侦处处长，在听取了武和平的提议后，经认真研究，当即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各城区刑警队长及市局防暴、治安、户政、交通的负责人到会。全市的行动开始了。 通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武汉公安机关发现了一些与“9·18”案件有关的线索，侦查范围逐渐缩小，最后缩小到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 同时指挥部命令从小在武汉长大，对武汉地理、人际关系较熟悉的王伟，同在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一起携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前往武汉开展工作。 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王伟携妻带女在汉口南京路由东向西漫步。 行至鄱阳街与南京路十字路口时，由北边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说时迟，那时快，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车牌：“K43－1008”！“快叫的士！”王伟边给妻子下达任务，边飞步追向“K43－1008”驶去的方向。 “跟上那辆车，我是公安局的！”小王坐上“的士”，出示工作证，命令司机加速前进。 宽阔的马路上，“的士”紧紧咬住“K43－1008”。拐过几个弯儿，目标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戛然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这时，王伟指挥“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关大门外的南侧。王伟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给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拍完照后王伟又走进海关院里查看，“的士”中只留五岁的小女儿坐守。 接到李静萍的电话，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火速奔向海关。 然而，在张天增一行尚未到达时，“K43－1008”已驶离海关，飞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王伟乘坐的“的士”紧追不舍。追逐中，突然一辆公共汽车斜插过来，“的士”司机只得猛踩刹车，当“的士”超过公共汽车时，目标已无影无踪…… 经辨认，王伟所照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得知这个消息，武汉市公安局潘贤仁副局长立即表示：“既然目标在武汉，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来！”当晚，武汉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镇主要街道、路口，张网以待。 2日，通过对海关的调查，查明了乘白色桑塔纳轿车到武汉海关办事的人叫刘昱，男，30岁，住江岸区花桥二村67号4楼2号。刘昱于1日上午8时15分左右到海关办理到珠海拱北海关摩托车转关手续，并已于当天上午11时50分乘飞机去广东拱北海关提货去了。 下午3时许，“K43－1008”终于出现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王先进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一辆挂K43－1008军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同一乘车的女人却狡猾地溜掉了。根据被扣驾驶执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男，1959年12月17日生，身份证号码是420102591217001，家住武昌民主路458－6－3－5号，女的是刘的爱人艾某。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知其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而此时刘进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实在太爱玩车了，对这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更是爱不释手，而且他自认为“9·18”案件作的天衣无缝，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他头上。因此尽管他一向佩服的“大哥”警告他“千万不要再开车出来，不然会惹祸”的忠告，他也不屑一顾。三天前，他就开始四处兜风。 当被交警拦住时，刘进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他四处托人打探消息。 “K43－1008”被扣，成了公安机关顺线追踪、侦破“9·18”的突破口。警方决定按兵不动，守株待兔，让罪犯自投罗网。 12月3日下午6时，武昌交通大队、汉阳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并要求将被扣留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取走。潘贤仁副局长和胡安太副局长果断决定：“抓获杨长明，顺藤摸瓜！” 12月3日，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在汉阳区和平新村4门4楼抓获。12月6日晚，公安机关依法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在梅岩村44号，刑警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经查对这五件文物，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 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 1992年9月20日，刘进、刘农军等人，从郑州开白色桑塔纳车回武汉，打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杨长明就找了几个纸箱和一些碎纸条。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他神色诡秘地让杨长明在门外等一会儿。约过半个小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经理）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艺”时，刘农军神色阴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交炮（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两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吋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由彭国礼开车，汪义强、彭坚护送，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尔后，刘龙军、汪义强俩人乘当日飞机至佛山，到佛山机场接货。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龙军、刘进进行通缉。 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武汉告捷，并没有使侦破“9·18”案件的指挥员们心头的大石落下：案件虽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闻讯藏匿起来，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赃增加困难。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锐气。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有江村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在黑道上号称“江洋大盗”。 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匆匆结算完住宿账目准备逃离时，干练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与刘农军被捕的消息，让干警们为之振奋。大家信心十足力求尽快抓获其余二犯，追回被盗文物。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 刘进，30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58号。他15岁那年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 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门口。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此时，那辆车正缓缓而行，刘进发现车后有两名北方大汉向他冲来，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已手持手枪以身体抵在车前，将枪口对准司机，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紧紧握住右后门拉手，脚蹬车体，运气用功，只听得“嘣”的一声，锁坏门开，蔡永刚如饿虎扑食般冲向车内。刘进惊恐万状，惊问：“干啥？干啥？”蔡永刚怒目圆睁，伸开铁臂，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刘进从车内提出，掼出车外，周围干警一拥而上，将其捆绑。 1月19日，刘进、文西山分别被押解至开封，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 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从事流氓、炒车票等违法犯罪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李军在吉林的隐藏地点。信息再次反馈到吉林，吉林市公安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在家里准备过年的李军生擒。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两次到开封博物馆侦查情况，并合谋制定了作案计划。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2日，刘农军等三进开封博物馆踩点，他们绘制出详细的展厅文物分布图和路线图，伺机作案。 9月16日，天空布满阴霾，他们带着作案工具，驾车离汉赴汴，17日驶入开封市区，到博物馆观察情况，发现无异常变化后，即窜至兰考县县委招待所养精蓄锐。是夜9时30分，刘农军一伙从兰考潜回开封，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静。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K43－1008”轿车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撬窗入室，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室内撬盗完成，刘进即开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箱后，立即逃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全部完璧归赵，此案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正文 1992 一支私人军队的完结 “杀！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喊声，回响在山西省洪洞县赵城的一个操场上。这里一排排身着军服的“官兵”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他们龙腾虎跃的样子也吸引了大批群众。但围观的人谁也不知道，受训的官兵不是一支正规的部队，而是由两伙乌合之众拼凑而成的中国第一支私人“军队”。 1992年，49岁的郭荣喜由于好吃懒做、搬弄是非，被洪洞县一家工厂“炒了鱿鱼”，老婆也随之分道扬镳。 走投无路的郭荣喜决定“不能这样活下去”。他首先想到搞皮包公司，因为这样最无风险，也最来钱，可以说是无本万利。但回过头来一想，如今不比前些年，“皮包公司”近年来名声不好，很难有“鱼”再肯上钩了。突然他想到“皮包公司”名声不好，但解放军的名声不是很好吗？中国打天下的是解放军，“最可爱的人”也是解放军。有谁不相信解放军呢？ “打着解放军的旗号，组建一支私人军队，办一个挂军衔的‘皮包公司’。不就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了吗？” 就在郭荣喜想入非非的时候，34岁的李天佑也打起了组建私人军队的主意。李天佑是山西宁武县李家庵村人，1978年参军，由于过不惯部队的艰苦生活，1982年从部队开小差回家，被部队除了名。回乡后，他打着“在余秋里办公室工作过”的名义，四处行骗，案发后以诈骗罪判了刑。刑满释放后，他没有改邪归正，反而利用他当过几天兵的本钱，也做起了创办私人军队的美梦。他结识了郭荣喜，二人臭味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开始了他们疯狂的创“军”之梦。 创办军队没钱是万万不行的，但郭荣喜和李天佑都是穷光蛋，他们哪来的大把的钱呢？于是“骗”便成为他们的敲门砖。 1992年1月下旬，长治市鸿宾楼灯火辉煌，肩扛大校军衔的郭荣喜满面红光，四颗“金豆”在水晶灯的映照下，格外夺目。今天，这位郭大校举办的“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部队办事处和经销处”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幕。与会代表来自海口、徐州、沈阳、临汾、河南修武、河北行唐等地，其中有政府官员、大款、经理，还有骗子。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代表北京军区后勤部首长在这里组织召开‘全国各大城市成立办事处和经销处’的会议，欢迎大家光临。”郭荣喜首先发言。 “我们这次组建办事处、经销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办事处、经销处成立后，归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洪洞企业管理处领导，也就是由我负全责。” “上级领导要求，洪洞企业处每年向军区后勤部上交240万元的利润。因此，今后每个分支机构每年需交5万元利润。此外，办事处、经销处成立前要先交15万元押金。”听了郭荣喜的这一番话，底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 郭荣喜意识到，有人表示不满意。于是，他又提高了嗓门：“为了实现这些利润指标，上级将给大家提供优厚的工作条件。任命办事处、经销处的领导为团级军官、授校官军衔，下属也授衔，并为大家办理所有的经营手续和公章，交够了规定的利润，剩下的全部归办事处、经销处所有。”郭荣喜的话音刚落，刚才不满的议论声没了，掌声雷鸣般地响起。 “愿意到办事处、经销处工作的请来报名。”郭荣喜的话音刚落，人们就纷纷拥上前去。 其实，这些参加会议的人都非轻易信人之辈，他们都有各自的算盘，“经营办事处、经销处，是个发大财的机会，有了军衔，有了经营手续，区区几万元利润、押金，算得了什么？”赚不了钱可以骗嘛！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大骗子稍加指点，小骗子们便心领神会。后来，这些小骗子落网后交代，竟有一半人当初就发觉郭是骗子。另一半后来陆续得知郭是骗子后，竟没有一人去揭发。他们认为“郭骗了我们，我们可以再去骗别人，中国地广人多，骗人的市场很大，一辈子都骗不完”。 会议刚结束，来自大同的彭某向郭交了15万元押金，当场得到郭给的七种伪造文件，其中六份是给当地政府、经委、计委、工商局、税务局、武装部的，另一份是给彭的委托书。彭拿到各种文件后，便到有关部门办了营业执照，在银行开了账户，“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大同企管处晋城办事处”就这样成立了。在剪彩前，郭给彭颁发了处长任命书，授了上校军衔，并发了军官证和军服（郭每套军装收费900元）。 短短几个月，郭荣喜就收到下属上交的80多万元。办事处、经销处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相继成立，假军官们纷纷走马上任。 郭荣喜的小兄弟李天佑也不含糊，他以同样的手段成立了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为此，郭荣喜还支援了这位小兄弟一批军服。“驻晋办事处”以闪电般的骗术骗取了流动资金126万元、固定资产128万元，郭大哥真有点自叹不如了。 骗了钱，下一步就是骗色了。3月，李天佑从山西一所人才交流中心得到了一份简历：阎，女，现年23岁，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看到姑娘那秀丽的字体，李天佑大喜过望，立即“约见”了阎小姐。 初见阎小姐，李天佑眯起色眼，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愣了神，在工作人员提醒下，才如梦初醒：“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就可以来办事处领军装，先授上尉军衔。”阎小姐腼腆地说：“谢谢李主任，我一定努力做好秘书工作。”姑娘满脸都是喜色。 真正欢喜的还是李天佑，他34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此次招女兵是假，找老婆才是真。回到办事处，李天佑睁眼闭眼都会出现阎小姐的美丽面容，他暗自发誓，要用尽一切手段，使阎小姐成为李夫人。 阎小姐初出校门，社会经验几乎是零。没几天，就被李天佑甜言蜜语、百般关照打动了芳心，李天佑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么年轻就是上校、办事处主任了，将来前途无量。能当上校太太，阎小姐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当李天佑第一次向她求爱时，她便将绣球抛了过去。 但阎小姐的父亲，对这个獐头鼠目、又比女儿大10岁的“李主任”，却死活看不上眼。这下可急坏了李天佑，他经过反复思考与权衡，最后决定还是靠“骗”！ 李天佑知道老头子退休在家，闲得无聊，给他个办事处顾问的职务，月薪开个百八十的，一定具有吸引力。但授个什么衔合适呢？中校？太低了。上校和自己平起平坐，他又有点不甘心。但转念一想，这个校、那个校还不都是伪造？只要能把美人骗到手，又不给实权，给老头子个大校又何妨？ 李天佑的骗术，果然又灵验了。大校军衔摆在老头子面前，一阵花言巧语，老头子喜形于色，他趁热打铁，宣布了伪造的成都军区的任命书：“经成都军区司令部研究，授予阎大校军衔，享受副师级待遇……”阎老头欣然接受。 这样一来，阎老头一并接受了大校军衔和这个獐头鼠目的女婿，很快李上校和阎上尉便“洞房花烛”了。 有了钱，郭、李二人决定加快“建军”的步伐。创建军队首先要有军装，郭、李二人决定利用当前军工企业效益不景气的背景，出高价去收购装备。 一天，河北省某军工厂的业务室，走进了西装革履的郭荣喜，他提出要买军装、领花和肩章。听明来意，看到郭荣喜的一身打扮，军工厂当即加以拒绝。 见此情形，郭荣喜“啪”一声，将一大叠100元一张的人民币甩在了桌上：“我们出高价，怎么样？” 交易很快谈成了，士兵服、尉官服、校官服、军帽、肩章、帽徽、领花、星花、冬装、夏装……能装备一个营的军装就这样到手了。 随后，郭荣喜、李天佑又利用金钱撬开了一些公安部门的大门。电警棍、电击枪、手铐等警具，对讲机、电话机等通讯联络工具，也迅速到位。李天佑还伙同郭的部下从“黑社会”那里联系购买了四支六四式手枪和大量子弹，但是还没等到提货，自己便进了法网。 郭荣喜利用大同市的一家乡镇印刷厂制作了大量的士兵证、军官证、工作证、军用驾驶证、钢印、公章和标有人民解放军某部的信笺、信封、介绍信、委任状、荣誉证、奖状，以及大量有部队名称的合同书、账本等有关经济往来的物品。 一支军队没有汽车咋行？郭、李又购买了福特、奥迪、桑塔纳等高级轿车和大车10多辆。同时，还从某些部队单位高价买了军用牌照。 装备军队该有的东西都有了，郭、李二人便开始四处招兵买马。短短几个月时间，郭、李便创建了400多人的私人军队，并打出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洪洞企业管理处”和“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的招牌。郭荣喜自封大校，任洪洞企业管理处处长；李天佑自封上校，任驻晋办事处主任。他俩还签发大量委任书，任命上校11人、中校25人、少校32人，其余为尉官、志愿兵和士兵。 郭、李二人招兵的主要对象就是亲朋、美女和干部。 郭荣喜的老婆很快就成为“北京军区后勤部洪洞煤炭发行总站”站长，中校。这个比郭荣喜小近20岁的女人叫李林桂，是郭的第二个女人，自从成为郭太太后，便身价百倍，不仅享尽荣华富贵而且兵权在握。 李林桂还十分精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道理。挂上中校军衔不久，其父李存中便被任命为中校会计；大哥李扎根为保卫科少校副科长；妹妹李玲凡为上尉秘书；弟弟李根全为少尉办事员。最搞笑的是李林桂的二哥李根万。当这位早已遁入空门、在洪洞县广胜寺做了和尚、法号释吾的李根万得知全家都托大妹林桂的福，又当官、又挂衔，惟独没有自己的份，便忿忿不平地去找大妹。 听了二哥的抱怨，李林桂哭笑不得。她做了一番解释后，便去找郭荣喜为二哥讨官。 郭荣喜当着老婆的面起草了任命书，任命李根万为少校经理。从此，这位释吾和尚脱下袈裟，“从军”了。 郭荣喜的狐朋狗友，山西平顺县的贾松林，也因为郭荣喜的一句话便挂上了中校军衔，还谋了个处长职务。刚刚走马上任，便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招进私人军队，委以重任。 李天佑在封官方面也毫不落后，他的老丈人和他的新婚太太迅速成为了大校和上尉。 这支“军队”的军官大都亲加亲、亲套亲、亲连亲，称之为“私人军队”该当之无愧。 不久，郭荣喜、李天佑发现光靠这班狐朋狗友很难打开局面。于是他们又花言巧语招收了当地电视台的姑娘、学校里的女教师、宾馆里的女招待等几十名年轻貌美的少女。 郭、李二人深谙“权钱相生”的道理。为此，私人军队的发展对象又向“权力”进军。“金钱”、“军官”的诱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于是，他们纷纷辞去已有的工作，投入私人军队的怀抱。在私人军队的花名册上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载：私人军队某中校处长，系原某化工厂副厂长；某少校副处长，系原某剧团副团长；某少校办公室主任，系原某食品分厂厂长；某少校财务科长，系原某大厦女经理……国家的科级干部竟达几十人之多，其中还有16名共产党员。 训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活动。郭荣喜对军事虽然一窍不通，但他却有他的办法。 一天，衣冠楚楚的郭大校，出现在当地人武部。他手拿盖有“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洪洞企业管理处”公章的介绍信，谎称为了迎接全军企业大检查，对所属人员要进行一次军训。但企管处远离总部，派教员不方便，因此，请人武部支援一下。堂堂大校来求这么点小事，又开有公函，人武部领导爽快地答应了。他们除派军事科副科长任教官外，还到当地驻军教导队请了军事教员，并联系武警部队来做格斗示范表演，郭荣喜心中暗喜。 军训开幕式那天，郭荣喜不仅邀请了当地政府官员讲话，还举行了庄严的升军旗仪式和阅兵式。 七天的军训快结束了。结业那天，郭荣喜又风光一番，他身着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肩上的四颗星闪闪发光。他满面春风地给部属们训了话。而后，又举行了隆重的“加豆”仪式。郭大校随心所欲地签发了一张张命令，毫不吝啬地将一颗颗“金色的黄豆”加到部下的肩上。这些人受宠若惊，纷纷表示要效忠，跟随他“老人家”“打天下”。 山西的成功使郭荣喜的野心开始膨胀。1992年下半年，他的私人军队迅速向全国发展。 王某，襄垣县农民，在郭荣喜军队中任中校，为了表示对郭处长的忠诚，他拿着处长的任命书，带着少尉李秘书，携带10套校、尉官服和各种假文件、公章，“不远万里”前往贵州，创办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贵州办事处”。 李某，沁源县农民，在郭那里得到了上校处长的职务，为了报答主子的恩惠，他竭尽全力，很快在长治市成立了11人的“长治办事处”。 彭某，郭荣喜的嫡系上校处长。受郭荣喜之命，连夜赶往晋城市，昼夜操劳，不久，便在晋城市建设路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后军需部大同企管处晋城办事处”，租用两层楼房设置了办公室、财务科、业务科、汽车运输科、铁路计划科和律师室。 郭的另一员干将贾松林，仅得了一个中校处长的头衔，内心很不服气，他要与彭上校比个高低，不几天功夫，便招收了17名男女军官，亮出了“晋城经销处”的牌子，办公室、业务一科、业务二科、执法科等门类齐全，郭荣喜对他“通报嘉奖”。 中校高处长，风尘仆仆去创建“河南平顶山办事处”； 上校滕处长，长途跋涉去创建“江苏徐州办事处”…… 那些天，郭荣喜也忙坏了。 “临汾经销处”成立，他赶去祝贺；“盂县办事处”成立，他赶去剪彩；“长北煤炭经销处”成立，他赶去出席；“晋城经销处”成立，他赶去给部下授衔……一连19家“办事处”开张，忙得郭大校晕头转向，但也忙得心花怒放。受蒙骗的当地政府官员纷纷前去捧场，当地电台、电视台、报纸也纷纷做了报道，郭大校出尽了风头。 在一年时间里，郭荣喜和李天佑在山西、河北、辽宁、广东、山东、江苏、河南等全国12个省市建立了44个办事处，400多人的队伍分布在这些“黑据点”中。郭荣喜对自封的大校军衔已经不满足，他开始做起了将军梦，他也准备好了将军的肩章，只是私人军队的命太短，没来得及享用罢了。 靠骗来的钱创建私人军队，然后靠私人军队再去行骗发财，这就是郭荣喜、李天佑的行动模式。在“建军”后不久，郭荣喜和李天佑就率领一个个“皮包公司”组成的私人军队，在全国各地制造出一起起大骗局： 以李天佑为首的“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将骗来的上千万元资金转到自己的账户上，却不发货。一些单位的催货人员在晋城一住就是几个月，摇头哀叹：“解放军也不讲信誉！” 以上校李处长为首的“长治办事处”，打着军队的招牌第一笔买卖就获利7000元，他们还收取浙江、山东、湖北等四家客户的购货定金122万元，但却根本无货可发。 以中校贾处长为首的“晋城经销处”成立仅24天，就与北京、天津、安徽等地的多家客户，签订合同，倒卖生铁900吨、手套3万副，获利35万元。接着又倒卖大米1200吨，并骗取了天津杨村一家客户的订金5万元，随意挥霍。 以中校戴处长为首的“长治运销部”，骗取湖北一客户6万斤大米，却赖账拒付货款。 以上校“彭处长”为首的“晋城办事处”，开业五个月，进行了煤炭、面粉、生铁等五笔非法生意，合同金额2073万元，他们仅给一家发了货，其余四家的订金全部被侵吞。 更为可恶的是“晋城办事处”邢副处长，自称美国有个干爸爸，要给江西省放贷2亿美元，其办事处则以中间人的身份收取3000万元人民币的佣金，用这笔钱来兴建开发区，在根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他们以这种欺骗手法，与山西一家建筑公司和河南两家工程队签定了合同，在晋城北义城公路两侧占用了100亩农田，挂上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沈丘建筑集团公司北义城开发区”和“北义城开发区河南省建筑总公司工地”的招牌，几家建筑单位投入大量资金，已破土动工，案发后，几家建筑单位痛呼上当，叫苦不迭。 中国之大却还满足不了这伙骗子的胃口，他们的罪恶魔掌，又进一步伸向国外。 以中校“郝处长”为首的“中外合资大同通乐有限公司”，是骗取韩国珠纪集团的信任合办的，双方已达成了意向，并得到了大同市委的批准，正快马加鞭地筹资兴建。 私人军队还以“高超”的骗术，愚弄了香港工程开发集团，两家合办的“美乐有限公司”，也在热火朝天的筹备之中。 在行骗活动中，私人军队的那些年轻貌美的业务员、女秘书，以打麻将的形式送钱，以借高利贷的名义行贿，骗取车皮计划，倒卖煤炭、钢材、汽车、生铁等物资，偷税漏税，从中牟取暴利，或直接骗取钱财。据初步统计，不到一年时间，私人军队签订假合同100多份，骗取货款和订金上千万元，实属罕见。 而郭荣喜则到处视察，吃喝玩乐，“指点江山”，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中校处长贾松林，加入私人军队前，就和当地有名的“夜来香”李金凤建立了色情关系。他当上中校处长后，便把“夜来香”也拉入私人军队，弄了个少尉军衔，成为他的女秘书。从此“夜来香”变为贾处长私有的“昼夜香”。 上校彭处长也照猫画虎把情妇曲某拉进私人军队，挂上军衔，成为财务科长，既当情人，又当管家。彭有时借口查账，把曲科长叫到办公室，门一插，两人便快活地算起了“风流账”。 办事处中校秦副处长不仅让两名年轻貌美的业务员轮流为其“服务”，而且还经常与“客户”“以货易性”。 他们不仅大搞欺诈、色情活动，还到处为非作歹，大打出手。 1992年12月4日，晋城市菜市场附近传出了惊人的惨叫声，三个人被一伙“官兵”追打，其中一位60多岁的长者被打得满脸是血。目睹的群众愤愤不平地说：“当兵的太不像话了，即使是坏人，也应该用法律制裁，怎么能随便在大街上打人呢？” 这被打者是谁？为何遭此虐待？当晋城办事处上校“彭处长”被关在铁窗中时，才做了如实交代：三个人分别是河南一家工业煤炭公司的郑经理、张副经理和分管业务的秦主任，被打的长者是张副经理。原来，这三个人在与“晋城办事处”联系业务时，意见与他们不一致，在交往中发生了一些经济纠纷，便被彭的手下追到街上进行毒打。 私人军队到处为非作歹，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不满，群众通过多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有关这支可疑的军队情况。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军区，立即引起将军们的高度重视，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联合调查组迅速成立，1993年3月下旬，分赴晋城、临汾两地。调查组没有打草惊蛇，利用各种巧妙的方式，初步摸清了郭、李的来龙去脉，结论是令人吃惊的：“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假冒军人犯罪团伙，他们伪造公文、证件、私刻公章，猖狂进行诈骗活动，这个团伙有组织、有预谋，正联系购买武器，朝黑社会方向发展……” 调查初步结论，上报到北京军区，上报到中央军委。 决策部门的命令很快下达：“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勤务暂行条例》，将假冒军人犯罪团伙收审。而后，移交地方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由于这支私人军队点多、线长，高度分散，很难一网打尽，但又不能漏网；而且这支400多人的队伍大都居住闹市区，并配有各种凶器，不动真枪实弹，要将罪犯制服也非易事，但上级要求必须避免流血，不能误伤群众。因此北京军区和山西省军区的三位将军亲自坐阵，由北京军区保卫部、军事检察院、生产部、军务部，山西省军区军事检察院、作训处抽调的精兵强将组成的指挥机构经过反复权衡、比较，终于制定出一整套战斗方案。优于私人军队三倍的兵力，全副武装集结待命；侦查器材、警具、军车调集完毕；看押罪犯的场所也都安排就绪。攻击重点就放在了郭荣喜和李天佑的“匪巢”——洪洞县。 凌晨，城市尚未苏醒过来，头顶钢盔、臂戴警备袖章、荷枪实弹的官兵就已经将一座偏僻得几乎与世隔绝的大院子包围了起来。冒牌的“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洪洞企业管理处”就设在这里，昔日郭荣喜在这里向全国12个省市私人军队发号施令，如今已被围得铁桶一般，此时的郭荣喜和小老婆还在梦境中。第一梯队在保卫处长的带领下，敲响了郭的住宅。揉着睡眼的郭荣喜前来开门，猛然抬头一看，迎面闯进的是一名上校和全副武装的官兵，这位假大校吓得转身就往屋跑，想去拿电击枪进行顽抗，见此情景，官兵们一拥而上，几下子就把郭给制服了。大家冲进室内时，李林桂的中校上衣刚伸进一个袖子，一见此状，吓得瘫倒在床。 第二梯队也闪电般地冲了进去。郭荣喜的“警卫员”没来得及反抗，就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负责对李天佑的“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实行监控的侦察兵，向突击队发出信号，官兵们迅速控制了“驻晋办事处”的所有通道。 据侦察兵报告，李天佑的办事处有40名左右的假军人，如遇反抗，很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为此，突击队采取先抓李天佑，利用其稳住部属，进而一网打尽的战术。 几名身强力壮的侦察兵飞檐走壁，取捷径进入李天佑的住所。这从天而降的神兵使李天佑吓破了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在官兵们威慑下，他老老实实向部属下达了全体紧急集合的命令，没用多大功夫，34名假校官、尉官、士兵，整齐地集合在院子中，等候李主任的训话，谁知，转眼间闪现在他们周围的却是“真八路”，这些昔日耀武扬威的假官兵们纷纷举起了双手。 在捣毁郭、李两个“黑司令部”后，北京军区同时在三个集团军抽调了精锐兵力，对华北战区内私人军队的25个黑据点进行查抄。 全国的军事行动，与华北战区的军事行动，几乎同步进行，总参谋部命令其它省市的警备司令部，分别对私人军队在那里设置的“黑据点”，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 没放一枪一弹没伤一名群众，私人军队在全国12个省市开设的44个“黑据点”，被一网打尽。 正文 1995 番禺武装劫钞案 1995年12月22日7时25分，广东番禺。 同往常一样，中国农业银行番禺市支行的解款车准时来到了第一个送款点北郊储蓄所门前。“嘀、嘀、嘀”，司机许伟成习惯性地按动了三下喇叭，储蓄所内的三名女营业员听到这熟悉的鸣笛声后，走出门口，准备取款。此时押款员陈健敏、郭锦昌也刚好打开了车门，准备下车护卫。 说时迟，那时快，当陈健敏的双脚刚跨出车门落地的同时，从隐蔽处冷不防蹿出五个手持军用手枪的歹徒。他们如同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分头扑向驾驶室和车后门。驾驶室中的郭锦昌和许伟成刚要反抗，穷凶极恶的歹徒朝他们接连开枪，郭锦昌当场被打死在前排座位上，许伟成的双腿被打穿。陈健敏则被一名歹徒凶狠地击倒在地，腰间的手枪也在瞬间被抢。拿到枪的劫匪接着朝他后背开枪射击，陈健敏由于身穿防弹衣，幸免一死。他趁势打滚，翻过车底，攀过马路中间的护栏突围逃走。歹徒又朝他开了几枪，但未击中。 随即，劫匪跃上解款车，在路人惊诧的目光中，驾车逃离现场。途中，劫匪将受伤的许伟成推下了车。劫匪们手脚干净利索，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劫走人民币1320万元、并抢去港币241万元和押款员的两支“五四”式手枪。 被眼前血腥一幕吓得惊魂未定的三名女营业员慌忙按动了通向市桥公安分局电脑报警中心的电脑铃。得以逃生的陈健敏也迅速用电话向番禺市公安局报案。 六分钟后，四名昼夜待命的市桥公安分局特警队员首先赶到，接着番禺市公安局的人马也迅速到达现场。但在现场除了九枚弹壳、几摊血迹，以及空气中飘动着血腥味和火药味外，警方一无所获。 8时20分，广东省公安厅接到这起共和国成立以来数额最大、手段最为恶劣的武装抢劫巨款案报告后，当即决定：由副厅长兼省刑警总队总队长朱明健任破案前线总指挥，与副总队长何桑、郭少波等一起领导组织指挥案件侦破工作，立即组队赶赴现场；广东省交警总队紧急在全省范围内布控检查可疑车辆，一旦发现连人带车扣留；全省公安机关、武警边防部队最大限度地出动警力，在珠江三角洲和陆海边防、出入境口岸全面加强堵截查缉工作，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将案情传到香港、澳门警方，请求协助缉拿疑犯。 随着一道道指令通过电波的紧急下达传送，霎时间，珠江三角洲的公路支干线和边海防地区的公安干警和边防武警官兵迅速行动起来，投入查缉劫匪的战斗，形成了广东省有史以来最大的刑警、特警、交警、边防等多警种协同配合作战的强大的天罗地网。 同时，为防劫匪流窜到外省，广东省公安厅一面将案情汇报给公安部，一面向湖南、广西、海南、福建、江西五个相邻省区发出协查通报。 现场的勘查和对目击者的询问结果表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劫案。通过对劫匪枪弹弹道的检验，以及有关枪支弹药档案资料的查询，22日当天警方确认劫匪所使用的手枪来自广东省清远市。这一发现使总指挥朱明健眼前一亮，他当机立断，将现场指挥部移至清远市，全力查清枪支的持有单位和持有人。 经过紧张而艰苦的工作，23日凌晨警方查悉清远市某银行的五枝五四式手枪已被盗，保卫人员也就是枪支保管员何永新在案发后去向不明。总指挥部立即下令将何永新列为头号嫌疑犯，全力查明他的去向。 经调查得知，何永新，男，27岁，清远市郊人，曾在武警某部服役，会开车，在银行经常执行押款任务，熟悉押款情况善于使用枪支。其平时好吃懒做，并经常赌博嫖娼，因此债台高筑，在银行透支了数万元。1995年下半年常有人打电话或上门追债，从而有急需巨款还债并铤而走险作案的动机。 12月15日何永新请假，17日和18日他曾出现在番禺的龙泉宾馆，具备踩点预谋策划和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时间。 23日，警方又在与何永新来往的人员中发现另一名可疑人员何伟光。此人25岁，毕业于广州某大学桥梁设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珠海，近年来回清远承包建筑工程，和何永新是酒肉朋友。此人生活糜烂，挥霍无度，而且18日以后，也失去了踪迹。 现场指挥部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何永新和何伟光，通缉令迅速发遍广东，并要求广东各地严密查找、监视二人动向。 23日1时20分，顺德市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伦教镇下占管理区发现了被劫匪抢劫又丢弃的“粤A-R0747”解款车。侦查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只见解款车斜躺在寒风飒飒的荒野中，满身血污的郭锦昌尸体倒卧在车内，其头部颈部胸部等共中四弹。 经全面勘查，解款车左侧一块玻璃被劫匪的枪弹击碎，郭锦昌尸体旁的工具架上，放着一支劫匪遗弃下的“五四”式手枪。这枪与某银行失踪的手枪号码正好相同。车内留有14个装钱的大铁皮箱，其中8个已被撬开，钱全被劫尽；另6个钱箱劫匪还未来得及撬开，内有人民币160万元、港币30多万元。此外还有12个小钱箱也被劫走。 警方随即在附近展开广泛细致的调查。不久从一位老渔翁口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22日一早，一条笨重的铁壳船曾停泊在这个平时很少使用的乌洲渡口。铁壳船的船主是一对50岁左右的夫妇。8时多，有辆白色面包车急速驶来，车还没停稳，就有五六个青年人从车上跳下来手忙脚乱地往船上搬运箱子。装卸完毕，铁壳船迅速载着这伙人离开。但由于距离较远，老渔翁没有看清该车的车牌号。 根据老渔翁提供的情报，各路精兵强将展开了夜以继日的侦查。25日警方发现何永新和何伟光与一名广西梧州人有来往，此人已不知去向。指挥部推断何永新和何伟光可能已逃往梧州，于是朱明健果断地作出了开辟广西战场的决策。当日，第一批由省刑警总队和清远市公安局刑侦人员组成的队伍驱车奔赴梧州，接着番禺等地的侦查人员也陆续到达。 12月27日上午，何伟光老家的阳山县公安局刑侦人员在围绕何伟光进行的“地毯式”侦查中，获悉一个重要情报，证明了指挥部推断的正确：何永新、何伟光和来自广西梧州地区藤县太平镇的案犯吴兆全一起已于24日雇一辆大货车逃往梧州！ 原来12月24日中午11时左右，何伟光的妹妹何桂香将两名平时跟自己很熟的司机从单位传呼了出去。见面后何桂香说要急运一批货物去广西梧州，现在马上就走。两人表示愿去，双方讲好车价800元。12时许，两人将车开到何伟光家，何伟光即和何永新、吴兆全从家中搬出三只沉重的大皮箱和一个大麻袋上车。接着又叫两人把车开到阳山美嘉饼干厂，买了200多箱饼干装上车堆压在皮箱和麻袋上。下午2时许，汽车出发，朝广西梧州急驰。由于去梧州的山道崎岖坎坷，汽车行驶得十分缓慢，何伟光等三人神情紧张，焦虑不安，不时催司机开快点。当汽车通过两广交界的连山县鹰扬关口进入广西贺县时，何伟光等的紧张的心情才得以放松，对着车外漆黑空旷的山野手舞足蹈地接连狂呼：“万岁！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何永新随手摸出1000元钱，甩给司机说：“你们拿去玩吧！” 25日凌晨，汽车抵达梧州。吴兆全拿自己和司机的身份证登记住宿，五人同住进白云大酒店。接着，何永新等在酒店内的美容厅理了发，刮掉胡子，每人又买了几套新衣服换掉了从广东穿来的衣裤。3点多，他们又带两名司机一同到酒店内的桑拿浴室按摩。在桑拿浴室何伟光与为其按摩的自称是柳州人名叫“蓝芳思”的8号按摩女眉来眼去。按摩完毕，魂不守舍的何伟光给了“蓝芳思”1000元，并提出要长期包租她。“蓝芳思”媚笑点头。何伟光心花怒放，当即带其到房间奸宿。次日上午，何伟光又带“蓝芳思”上街买了一件价值3000多元的红色皮衣。 在梧州停留一天后，25日晚何伟光等人带上“蓝芳思”，叫两名司机再将他们送到广西藤县太平镇的一个偏远村庄。在吴兆全家卸下皮箱、麻袋、饼干后，何伟光给了司机2500元钱和29箱饼干作运费，叫司机转车回广东。 案情再度出现突破！根据这一情况，指挥部决定将主战场由广东转向了广西。两广警方汇集一起，组成了联合指挥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会战。但可惜由于当时天黑，辨不清方向，司机无法说出那个村庄的具体位置。12月28日，阳山县警方逮捕了涉案的何伟光妹妹何桂香，搜获赃款人民币15万元、港币21万元以及一张2万元人民币的存单。 同日，联合指挥部也重点侦查了藤县县城和太平镇。侦查人员很快查明吴兆全的家在太平镇黎村，但没发现3名案犯的踪影。 梧州地区公安处副处长王松胜和藤县公安局局长成发群等人在太平汽车站调查时，听售票员反映说：26日上午有一个穿红色皮衣及超短裙、打扮鲜艳漂亮的年轻女子来车站买了三张去桂林的卧铺班车车票，下午又见一名讲本地话的男青年送那位女子和另两名男青年携带一只大皮箱登上去桂林的班车。据此，指挥部推测那位女子可能就是“蓝芳思”，三名男青年则可能是劫匪何永新、何伟光和吴兆全。因此吴兆全及部分赃款可能还留在藤县，何永新和何伟光则与“蓝芳思”逃往了桂林。而“蓝芳思”是柳州人，案犯极可能转逃往柳州。眼下当务之急是立即搜捕吴兆全，而案犯有武器，穷凶极恶，因此行动必须周密部署，确保万无一失。 29日傍晚，来自广东警方的50多名干警和广西公安厅、梧州地区公安处及藤县公安局的200多名精兵强将汇集于太平镇黎村。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由梧州地区公安处刑侦支队、藤县公安局刑侦队和广东省公安厅特警队队员组成的突击队闪电般地冲进了吴兆全家。但屋内只有其家人，吴兆全无影无踪。其父亲说，吴兆全确实于25日晚同两男一女回到家中，当夜转到太平镇旅社住宿。26日送走这三人后，吴兆全也与家人不辞而别了。 参战干警对吴家屋内屋外进行全面细致的搜查。几分钟后，在一间屋内的墙角下发现有一片松软的新土，随即找来锄头挖掘，原来这是一个深坑。挖了两尺多深，两只大皮箱露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人民币及港币。紧接着，干警又在20多米以外的一间柴房地下挖出一蛇皮袋的人民币，共计人民币410万元，港币52万元，占被劫款数的1／3。同时在一只小皮包内还发现了劫匪抢劫解款车时使用的4支“五四”式手枪和219发子弹。 “蓝芳思”的出现对破案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警方在桂林布控的同时，又在“蓝芳思”的老家柳州展开了全面调查。 柳州市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各管区通过户政管理档案寻查，结果整个柳州市没有一个叫“蓝芳思”的女性。指挥部又将调查范围扩大到柳州地区的各个县，但结果仍像柳州市一个样。显然，“蓝芳思”是个假名。 12月30日中午，朱明健副厅长率员从梧州抵达柳州，同时带来了“蓝芳思”遗落在白云大酒店的一张照片。 1996年1月1日晚，柳州市城中派出所副所长欧斌带领覃才胜、李晓阳到柳江北岸的太阳雨桑拿娱乐城侦查。三名警员进入桑拿按摩室，向按摩小姐们亮明身份后，将何永新、何伟光的相片给她们传看，问她们是否见过这些人。几名小姐拿着照片仔细看了一会儿，肯定地说：“这两人前两天来这里按摩过。”几位小姐又协助找到给何永新和何伟光按摩过的赵小姐。赵小姐承认何永新、何伟光来按摩过两次，都是她和另一名小姐服务的。但当时他们称自己是“李坚”（何永新）和“肖敏”（何伟光），同时还提供了这两人的BP机号码。欧斌又拿出“蓝芳思”的照片，问赵小姐是否认识。赵小姐看了一眼，脱口而出：“咋不认识哟，我们是姐妹。她就是刚才和我下楼的那个小姐。”欧斌一听，这才想起刚才确实有个妙龄女跟在赵小姐后面，只是灯光太暗，没能认出来。他赶忙叫覃才胜和李晓阳迅速下楼追截。 “蓝芳思”没走远，在楼下等着赵小姐。覃才胜和李晓阳将她带到了经理室。“蓝芳思”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一阵发愣，半晌才说自己真名叫韦美新，19岁，广西柳城县人。“蓝芳思”只是她做按摩女所用的艺名。 “蓝芳思”的查获成为了本案的转折点，几名指挥员亲自参与了对韦美新的审问。 韦美新供述，她并不知道何伟光和何永新是什么人，只是他们有钱，她才跟他们走的。26日傍晚，她和何伟光、何永新由太平到达桂林后，何伟光用她的身份证去登记住宿，但等她刚洗了个澡，何伟光和何永新就退房带她登上了去南宁的班车。途中，何伟光又给了她5000元，说她太辛苦了。27日早晨6时多，班车到达南宁，三人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南宁火车站，想乘火车去柳州。但车早已开走，何永新和何伟光转而去找出租车，以600元包租了一辆“桑塔纳”赶往柳州。车到合山后，何永新和何伟光又说不坐出租车了，带着她转乘一辆开往柳州的班车。 中午1点左右，三人终于到达柳州，韦美新将何伟光和何永新带到雅莲饭店开了一间房。但何伟光说几个人住在一起不方便，在旅馆住也不安全，最好去租一间民房。于是，三人在柳江南面的丽江新村以450元一个月的价钱租下了一个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房号是A栋二单元604号。接着，三人买来席梦思，又从雅莲饭店搬来行李。 睡过午觉，吃了晚饭，韦美新对何伟光、何永新说：“要不要去尝尝新鲜，我们这里可是美女如云啊。”于是他们就去太阳雨桑拿娱乐城按摩。在这里，何永新看中了嫩白美艳的云南籍按摩女赵小姐。28日，何永新和何伟光说为了方便联系，用韦美新的身份证购买了一个大哥大和两个BP机。当晚，两人又去娱乐城按摩，何永新提出以每月15000元的价钱包租赵小姐，赵小姐欣然应许，当夜何永新即将赵小姐带回丽江新村。次日，何永新和何伟光又叫人买了洗衣机、炊具、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两对男女正式过起了小日子。韦美新和赵小姐则以姐妹相称。 审问完韦美新，指挥部马上制定了行动计划，最后决定由熟悉地形的柳州市公安局特警队员担负突击抓捕任务。同时又调动数百名干警在丽江新村周围及604号房楼下封锁堵截，严防案犯亡命逃脱。 凌晨3时，对丽江新村已实施了严实包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五名身怀绝技的特警队员，悄无声息地沿楼梯直扑向目标604房。此时房内寂静无声，一片漆黑。按预定方案，配合行动的赵小姐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早已作好攻击准备的五名特警队员，闪电般地分头扑向了两个房间，然而房内竟空无一人！ 指挥部得到消息大吃一惊，难道罪犯已闻风而逃？问赵小姐，赵小姐说这两天她都在娱乐城里住，不知道。再审韦美新，她这才说何永新和何伟光31日晚带走了那只大皮箱，对她讲是出去办事，元旦晚上不回来，2日上午一定回。 指挥部当机立断，命令各路兵马立即撤离，留下特警队长冯海文等五名特警队员埋伏在604号房守株待兔，等待案犯投入罗网。 1月2日中午12时，一直处于高度临战状态的五名特警，终于听到了他们等待已久的钥匙开锁响动声和“让你亲个够”的鸭嗓歌声。“吱”的一声，房门开了，一条身体壮实的人影闪进了房内。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房门两边的两名特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自钳住了那人的手臂，一按一绊，将其摔个嘴啃泥，另三名特警紧跟着扑上合力将其擒住。抓捕行动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一分钟。抓获的案犯正是何永新。 特警队员当场从何永新身上搜获港币18万元、人民币2万元、大哥大和BP机各一个。面对从天而降的公安人员，何永新知道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他供认自己事先与何伟光、何东海、袁长荣等人密谋策划，后盗枪抢劫解款车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说他们预先是想逃往藤县吴兆全家藏匿，后因在梧州认识了韦美新，才改逃往柳州。途中，为躲避警方的可能追捕，便使了个“障眼法”，虚晃一枪逃往桂林，后又逃往南宁，最后才在柳州落脚。在问及何伟光的行踪时，何永新说他和何伟光于12月31日晚将赃款带到一个叫老四的人家里隐藏，在老四家住了两晚。今天中午两人乘出租车返回丽江新村，但何伟光却在中途下车，说要去融安县，可能明天才能回来。 侦查人员让何永新传呼何伟光，但一直没回音。指挥部决定主动出击，尽快找到老四家。可何永新交代，他只晓得老四家是在一家工厂中，具体位置他也不能确定在哪里。 柳州是广西乃至全国有名的工业城市，到处工厂林立，到哪里找老四家？惟一的办法是让何永新认路寻找。于是，周原生支队长和大队长曲琳等人押着何永新乘车按他的回忆沿途慢慢寻找。由于何永新是外地人，根本就记不起所经过的路段、地点，在周原生等人的反复启发和提示下，花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来到了市郊的丝绸厂。何永新见前面有一个烟摊，便说：“好像是在这里。”警官们一听，将车驶进了丝绸厂内。经仔细辨查，何永新终于认出了老四家。 周原生先敲了敲门，老四刚一开门，干警就一拥而入，迅速将房内的四个人控制住，但没有何伟光其人。老四说何永新和何伟光是出租车司机刘淑瑞带来的，她称他们来柳州投资，身份证丢了，住旅馆不方便，要在他家住几天。老四说着，交出了何永新和何伟光藏在这里的那只大皮箱和一只旅行包。撬锁打开，里面是齐刷刷的人民币50万元和港币91万元。巨款还在，说明他还会回来。侦查人员一面在老四家和丽江新村埋下伏兵，一面急奔融安布控，并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清查旅社旅馆、美容厅、桑拿按摩院及公共娱乐场所。 就在指挥部紧张等待之时，2日晚8点左右，何永新的大哥大响了。侦查人员命令何永新按照事先告诉他的意思回话。 “喂，阿光吗，你在哪里？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妹妞都在等你回家乐一乐哪。” “我正在雨红花店谈生意呵，你赶快过来一起谈，谈妥了我们再回去跟她们玩……” 原来何伟光还在市区谈生意。雨红花店就在柳江大桥的右边，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战机！为隐蔽围捕，指挥部立即从街上租来两部“夏利”出租车，接着又从桑拿娱乐城找来曾经为何伟光按摩过的孟小姐配合行动。身着便服的柳州市公安局技侦科副科长曾宪勇、清远市公安局刑侦副大队长邱雄华和一名特警押着何永新上了第一辆车，周原生支队长、副大队长黄德新和一名刑警则与按摩女坐在第二辆车中。两辆出租车一前一后，直奔雨红花店。 汽车驶过柳江大桥，雨红花店就在前面了。按照行动方案，两辆车放慢了速度，缓缓地从花店门前驶过。透过车窗和灯光，何永新看清了何伟光正在花店内坐着，按摩女也证实那人就是何伟光。眼前的情势已用不着何永新和按摩女进花店了。周原生支队长和黄德新副大队长下了车。像路人一样优哉游哉地沿着人行道靠近花店。到了门口，周原生装作买花的样子，一边若无其事地问老板娘有什么好花卖，一边跨进了花店。黄德新紧跟着也进到店内，并故意堵住了门口。此时店里没有顾客，正是抓捕的好时机。周原生假装专心致志地选花，身子却快速地逼近案犯。一直坐在椅子上与老板娘谈买卖的何伟光，此时似乎觉得气氛不对，站起来拔腿就走。周原生一个箭步扑上去，两手按住何伟光的一条胳膊，黄德新也飞身上来扭住他的一只手。何伟光知道厄运临头，脸色陡变，但他不甘心就擒，拼命挣扎反抗，飞腿朝周原生和黄德新猛踢。到手的猎物岂容脱逃！周原生挥起铁拳朝何伟光的太阳穴狠狠地一击，何伟光一声惨叫，瘫倒在地再也动弹不了。周原生和黄德新给他戴上了手铐，并对其搜身，共缴获人民币和港币55万余元、BP机一个。 在广西迅猛展开追缉何永新和何伟光的同时，广东警方也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行动。 12月27日，侦查人员在发现吴兆全和何永新、何伟光逃往广西之后，又发现袁长荣与何永新、何伟光过往甚密。袁长荣，男，广东阳山县青莲镇人，25岁，当过兵。 侦查人员对袁长荣进一步调查，又发现袁长荣是于12月15日离家的，乘坐的是一艘标有“阳机397号”字样的铁壳船。12月20日、21日他与何永新、何伟光和吴兆全一起住在广州富林酒店，案发至今不见踪影。侦查人员推断其有参与“12·22劫案”的嫌疑。而袁长荣是乘船离家的，不能排除“阳机397号”铁壳船就是12月22日接应劫匪的那艘船。 29日上午，警方获悉何伟光逃往广西时，他的妻子黄秋燕及儿子是由另一名案犯陈恂敏叫上在花都承包工程的曾文彬帮助安置的，陈恂敏还用赃款给黄秋燕买了一栋房子。于是侦查人员立即传讯了黄秋燕和曾文彬，又发现清远市清城区的李方伟涉嫌此案。当日下午，清远市警方将李方伟抓获，并从其家搜获子弹600发和66万元人民币的存折两本。李方伟供述子弹是何伟光给他保管的，存折上的巨款是袁长荣于24日乘青莲镇温石其的“阳机397号”铁壳船回来后，何伟光转交给他代为黄秋燕保管的。侦查人员同时搜获何永新、何伟光一伙作案前在李方伟家精心绘制的作案后立即避开公路检查，改走水路北上阳山，然后重返公路经连州、连南、连山逃往广西境内的线路图。 1996年1月1日上午，侦查人员在阳山县青莲镇码头发现了“阳机397号”铁壳船，并拘留了船主温石其。据温石其供述说，12月15日，他驾驶“阳机397号”铁壳船运水泥往中山市，袁长荣上船说要跟他的船去，回来时有货物让他运回。19日船到中山卸下水泥后，停泊在番禺市柴湾附近江面。20日早上，袁长荣离船上岸，走时叫他22日一早在顺德市乌洲渡口停船等候。22日上午8时，袁长荣和同是青莲镇的何东海等六人将七八袋沉重的“货物”搬上船后，逆流北上。当晚11时，一个名叫陈恂敏的男子在清远市飞霞码头上船，装了一蛇皮袋的“货物”上岸走了。这时他才知道那“货物”是钱。23日下午4时，船到英德市连江口码头附近时，突然有人惊叫：“哎呀，有一支枪丢在车上了！”这伙人顿时乱作一团，每人各扛起一袋钱作鸟兽散，其中一名叫陈海强的人在连江码头租了一辆车逃走，何永新、何伟光和吴兆全改乘小艇逃遁，袁长荣则和何东海继续乘他的船逃回阳山。 1月2日，侦查人员迅速在青莲镇全面查缉袁长荣和何东海。在询问何东海的养父何德运时，侦查人员发现其神色异样，说话吞吞吐吐。侦查人员果断地对其拘传审讯，经反复交代政策，何德运供述说：12月28日晚，离家外出多天的何东海突然和袁长荣带着两个女人回到家中，交给他两袋钱后，又匆匆离去，说要去峡头朋友家。何德运当时即将132万元埋藏在后山的祖坟地里，另32万元则埋于自家的菜地下。 根据何德运的供述，侦查人员在青莲镇峡头管理区展开秘密而广泛的调查，1月5日发现袁长荣和何东海躲藏在新陂村的一套房子里。 下午5时，100多名公安干警、武警官兵从四面将袁长荣、何东海躲藏的房子围得水泄不通。 傍晚7时50分，被困了几个小时的袁长荣、何东海从窗口扔出了两支子弹已上膛的手枪和56发子弹，举起双手扯着的白布，面如死灰地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 参战干警当场缴获人民币100万元，接着又根据他们的交代在另一座小山上挖出埋藏的人民币175万元。 至此，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武装劫钞案基本侦破结束。 1996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签署命令，对侦破“12·22”特大杀人抢劫运钞车案件的广东、广西公安机关有功单位和个人予以通令嘉奖。 正文 1996 “黑豹”集团的覆灭 1995年7月13日，一个闷热的午后。四川省资阳市西郊资溪村一套普通的出租房屋内，十个袒胸露背、凶神恶煞般的男子正认真填写着一份份标有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职务的简历。 但这决不是什么单位招聘会，而是一个叫“黑豹集团”的黑社会的成立大会。在这些简历上赫然写着： 老大：黄正华，男，30岁，高中文化，外号“黄老五”，住资阳市雁江镇建南路319号。曾在资阳市保安公司当过保安员，在资阳一中任过保卫人员，在资阳城区开办过“豪门酒吧”，在伍隍镇开办过“金梦”卡拉OK厅，负责审查、接收组织人员，掌握资金，组织策划，调遣成员，疏通社会关系。 老二：张崇荣，男，31岁，大专文化，住资阳市雁江镇建南路319号。笔杆子，“军师”，兼管后勤工作，负责记录及草拟各项规章制度。 老三：张绍平，男，31岁，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某部侦察兵退伍，外号“张老七”，住资阳市松涛镇书台村一社，曾在资阳火车站任过保安员。负责执行违反组织纪律及规章制度成员的处罚和分组行动的现场指挥。 老四：余永林，男，21岁，外号“余老幺”，住资阳市松涛镇合同村三社，分组行动负责人。 老五：肖正国，男，23岁，外号“平头”，住资阳市雁江镇资溪村八社，为组织的“职业打手”。 老六：刘忠学，男，21岁，外号“刘二娃”，住资阳市松涛镇侯家坪村三社，为组织的“职业杀手”，同时负责制造“狗弹子”。 老七：张登堡，男24岁，外号“堡儿”，住资阳市松涛镇响水村九社，为组织的“职业打手”。 老八：肖坤彬，男，21岁，外号“肖老七”，住资阳市松涛镇雁家村一社，为组织的“职业杀手”。 老九：刘运，男，18岁，外号“小刘二娃”，住资阳市松涛镇侯家坪村三社，负责“踩点”。 老十：陈明舰，男，20岁，高中文化，外号“陈二娃”，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厂劳司职工（现已作自动离职处理），为组织的“职业杀手”。 在下面还写有十条规章： 1.绝对服从老大、老二的安排，要不择手段地搞钱，搞到钱后归公，由组织统一分配； 2.不准离开组织； 3.临阵脱逃者自己斩一只手； 4.背叛组织者全家斩尽杀绝； 5.违反规章者由张崇荣负责监督执行处罚； 6.不准私自出动，造成后果者责任自负； 7.不准跟家人或其它任何人讲； 8.张登堡、刘运负责踩点； 9.出去时，不准打“黑豹”的名称，更不可打“黄老五”的旗号； 10.行动中，谁犯了事，抓进“号子”，由组织出保，同时组织上给家属每个月100元的补助，直至出狱。 填完简历，黄老五冲里屋床上躺着的一个妖艳女人吼道：“祝四妹，拿酒来！” “皇天后土，日月作证，黄老五，张老七，余老幺，刘二娃……” 白酒一饮而尽。 一晃“黑豹集团”就“成立”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中，这个“公司”的成员成天只顾吃喝玩乐，老大黄老五见此大怒：“全都是废物、草包、混蛋，老子凭啥子贷款20万元供你们吃肉、喝酒，今晚上统统地出去给老子找钱，找不到，不要回来见我！” 爪牙们只得各自乖乖地去里屋取了自己的火药枪、东洋刀、砍刀，黄老五把弟兄伙送到门口，“记住，今晚上行动暗号是‘666’，有‘主儿’了，就给我打传呼！”说罢，把门“砰”地一关，进里屋睡觉去了。 出村后刘二娃、肖老七、陈二娃向煤坝路走去；余老幺、张老七、堡儿向建设路走去。 约莫凌晨3点左右，躲在角落里的刘二娃听见了一阵脚步，路灯下，只见一个中年汉子背着挎包急匆匆地往火车站赶。 一看四下无人肖老七冲上前去，一刀砍在那人的肩膀上。还没待那人回过神来，刘二娃、陈二娃已将东洋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中年汉子吓得一下子瘫软在地上。刘二娃三两下抢过挎包，趁两位兄弟没注意，顺势抓了一把票子塞进自己的裤兜。 随即，“嘟嘟嘟”的传呼声惊醒了黄老五，“666，有门！” 是夜，“黑豹集团”共抢劫现金、财物17000多元。 第二天当着众兄弟的面，黄老五对刘二娃、肖老七、陈二娃进行了物质和精神奖励。 1995年10月初，黄老五找到了他的另一个兄弟——开大客车的陈军，策划抢劫长途客车。 1995年10月3日，50多个去成都购货的岳池人坐上了陈军驾驶的大客车。半夜1点左右，大客车行至乐至与安岳的三岔路口，突然有三人拦车，陈军随即停车让其上车。凌晨3点左右，当大客车行驶到高寺至施家路段时，后上车的三人突然站起来喝道：“吐钱，给老子们吐钱！” 半梦半醒的乘客睁眼只见一个匪徒将刀架在陈军的脖子上，另一个匪徒持刀站在客车中间，第三个匪徒则从车尾开始一个一个地搜身抢钱。抢劫完后，三个劫匪弃车钻入后面的一辆面包车绝尘而去。 而此时陈军则假装愤怒地去报案。一出驾驶员与劫匪演的“双簧”就这样成功了。 黄老五规定，“黑豹”组织成员凡是出门“干事”都必须具备一刀一枪一炮，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不假！”于是，这伙人拿起刀枪，四处称霸逞凶，砍杀那些他们“看不顺眼”的人。 一次，刘二娃、肖老七、陈二娃等一伙在川烟路火锅店吃火锅，见对面桌的一位顾客吃火锅时跷起了二郎腿，刘二娃说：“老子看对面那龟儿子不顺眼，跷起二郎腿洋不拉叽的，肖老七，你敢不敢砍那龟儿子几刀？”肖老七说：“老子哪个不敢砍，啥子事做不出来？”说着，由刘二娃持刀守住店门，肖老七冲上前去，不问青红皂白，把跷二郎腿的中年顾客几刀砍翻在地，中年顾客捂住血淋淋的手臂：“我又没惹你！”肖老七上前又是一刀，“老子们看你不顺眼！” 1995年10月20日，个体户刘仁国因酒后打了卖淫女范思思几耳光，范思思找到嫖客刘军，要他请几个“黑道”上的人教训刘仁国。于是，刘军恳请黄老五派几个“黑豹”帮帮忙。 第二晚上酒足饭饱之后，刘军、范思思引领着“黑豹”集团的刘二娃、肖老七、陈二娃扛着东洋刀杀气腾腾地前去“报仇”。 肖老七见到刘仁国，二话没说，一刀就捅进了刘仁国的小腹，刘仁国“哎哟”一声瘫软在地上，鲜血直往外涌。陈二娃、刘二娃冲上前去，一边用脚猛踢刘仁国的头部，一边若无其事的说：“才捅了你一刀，龟儿子就装疯卖傻了？” 正当肖老七一伙对倒在地上的刘仁国再次举刀砍杀时，恰巧资阳市公安局政办室的卓顺贤、蒋淑芬、杜先福、申国华等民警巡逻至此，肖老七、刘军当场被抓获，陈二娃、刘二娃趁乱溜之大吉。 三天后，刘仁国死在医院里。 闻知自己的弟兄出了人命案，肖老七被抓，黄老五马上就把陈二娃、刘二娃送上去盐亭的公共汽车，叮嘱说：“风声过了我给你们打电话！” 除了抢劫、杀人，敲诈勒索也是“黑豹”集团惯用的罪恶伎俩。 1995年的一天，陈二娃在南门市场一家烟摊上买了包“红梅”烟，回到家里抽去剩半包，然后，返转来到烟摊前对摊主说，这是假烟，摊主见势不妙说：“换一包就是了！” 陈二娃立即表示除了换烟，还要赔损失费，并转身去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摊主见状，忙不迭地收摊，但还没来得及离开，刘二娃、肖老七就坐三轮车端着火药枪赶来了。抓住摊主一阵暴打，摊主无奈，只好将当天所有的营业款连角票、分票全拿了出来，又去相邻的店铺里借钱凑够数才将这伙歹徒打发走。不久，黄老五等又用此法从两个开眼镜店的湖南人那里敲诈到1400元。 一次，陈二娃、余老幺、刘二娃三人骑摩托车从侯家坪回资阳，一辆“东风”牌汽车与他们擦身而过，几点泥星子溅到三人身上。三人上前拦住“东风”车，拖出驾驶员，硬要对方赔偿500元钱，驾驶员搜遍了全身只有400元，最后，一阵暴打才以抵作100元了事。 1995年9月，陈二娃、刘二娃、小刘二娃在“飘柔”理发店理发，为争先后顺序与外号叫“李鸭婆”的小伙子打了起来，刘二娃突然大喊一声：“让开，老子要甩炸弹了！”说着，只见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东西（即是自制狗弹子），朝“李鸭婆”甩去，“轰”地一声，把卷闸门都炸了一个坑，幸亏“李鸭婆”跑得及时才幸免于难。 平日里，黄老五总是洋洋得意地说：“我搞女人就像你们吃回锅肉那么容易！”为此，他专门在城郊租了房子供他玩女人用，一次，他霸占的小情人跟自己的男朋友去了内江，他追到内江，尔后又追到资阳，打得那小伙子直喊他“爷爷”。 有一次，这伙人在街上蹓跶，看见一对恋人勾肩挽臂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张登堡说：“七哥，你敢不敢把那女人拉过来？”“龟儿子不敢！”说着肖老七冲上前去，强行把那姑娘拉过去抱在怀里，吓得那姑娘大声哭叫，男朋友追了过来，肖老七衣衫一敞，露出一把砍刀来：“咋个找打，她是老子的婆娘！” 1995年10月30日，小刘二娃对他的兄弟伙说：“老子耍了几年的女朋友被罗明夺走了，帮哥们出口恶气！”当天，这群“黑豹”租了辆面包车，在小刘二娃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到侯家坪，在农贸市场经小刘二娃指认，“黑豹”们猛扑上去，对罗明一阵猛砍，罗明慌忙逃命，“黑豹”们手持刀、枪从上街追到下街，最后追到医院里还不放过，有人出面劝解，竟连劝解的人也一并砍伤。 “黑豹”集团从成立到灭亡，共杀死一人，杀伤、枪伤六人，打伤七人，抢劫四起，敲诈六起，抢劫、敲诈现金10万余元，盗窃三起，流氓滋事、打架斗殴十余起。该团伙还有专门制造土炸弹的人员和作坊，有专门存放凶器的屋子，拥有火药枪10余支，东洋刀、砍刀等凶器8把，自制土炸弹“狗弹子”40余枚。 “黑豹”集团已成为了资阳市的一个毒瘤。 因杀死刘仁国而被关入监狱的肖老七原来一直指望着大哥“黄老五”设法前来救自己出狱。他相信黄老五本事大，社会关系广，有能耐。 自从“黑豹”集团成立以来，处理日常事务的有“军师”、“后勤”，跑腿效劳的有“打手”、“杀手”，黄老五只是发号施令，出谋划策，掌管钱财，从不亲自去“前线”参战，因此，黄老五很具隐蔽性！而且，决不许弟兄们在外面打着“黑豹”的旗号，也决不允许供出他们的大哥是黄老五。 可是半年过去了，眼看自己就要送上法庭审判了，黄老五却连个影儿也不见。 于是，肖老七不得不甩出最后一张王牌，他委托某在押犯代他捉笔：紧急呼请黄老五赶快来营救他，否则他就要将“黑豹”组织、黄老五及其兄弟伙的罪行全部抖出来！ 但肖老七万万没有料到这封求救信当天就落在了资阳市公安局党委的手里！ 此时，1996年夏季的“严打”刑事犯罪风暴已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资阳市委与政府“一把手”亲自对全市“严打”工作作了周密部署，资阳市公安局开展了“打击黑社会团伙势力”的专项斗争。 面对这封半通不通的信，从警40余年已近花甲的中共资阳市委政法委书记、资阳市公安局局长彭明森一下子联想到了“黑社会”三个字眼。他立即召开了局党委会，要求扎扎实实搞条“大鱼”出来！ 散会后，政委董子洪、副局长莫翔、肖乾元亲自到看守所审讯肖坤彬。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攻坚，夜里11点，肖坤彬终于供出了“黑豹”集团组织成员及部分犯罪事实。 彭明森局长又一次召开了党委会，会上，彭局长听取了初步的审讯结果后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秘捕黄老五，并强调说：“只能秘密进行，不要打草惊蛇！” 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时，6月25日上午11点30分，黄老五给刑警队打来了电话。原来，他来了解另一件正在办理的案子。 彭明森局长当机立断：“将计就计！” 黄老五趾高气扬地走进刑警队，正当他给等着他的刑警队员递烟时，万没想到，伸过去的双手却套在了冰冷的手铐里。 黄老五“嘿嘿”一笑：“哥儿们，莫开国际玩笑！” “‘黑豹’集团头目黄老五，哪个跟你开玩笑，站端正！”刑警队员大吼一声。 “黑豹？啊，糟了！”黄老五如五雷轰顶，双腿一软，一下子瘫在地上。 在审讯室里，面对彭明森列举的一桩桩罪行，黄老五终于垂下了头。 6月26日凌晨5点整，由市公安局政委董子洪亲自带领的“特别行动队”悄悄地向城西村二社“职业打手”张登堡的住处进发。队伍开进村子，参战民警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防案犯狗急跳墙。这时，抓捕组冲进张登堡的屋内，发现屋内没人。原来，狡猾的案犯预感到这几天“严打”风声日紧，半夜时分就溜了。“特别行动队”正欲离开，突然有村民喊：“那边有人跑了！”原来，正是“职业杀手”陈二娃和后来入伙的爪牙李华林一同来约张登堡外逃，没想到无意中闯进了警察布设的天网中。陈二娃侥幸逃脱。李华林被当场抓获。 经突审，李华林把自己所知道的“黑豹”集团的罪行一股脑儿地交代出来，并如实提供了自己制造狗弹子的作坊和存放地点。 7月3日中午12点，陈二娃在资阳西门外某饭店被抓获。当天夜里，审讯组通过对陈二娃的进一步审讯，掌握了“平头”和“张老七”的踪迹。 于是，“特别行动队”分两路出击：一路直赴八岭村抓捕张绍平，一路直赴资溪村抓捕肖正国。当天夜里，肖正国和张绍平落网。 随着肖正国、张绍平的落网，杀手刘二娃和他的弟弟小刘二娃感到了恐惧，他们逃窜到百里之外的简阳市三星镇躲藏了起来。 7月16日，简阳市三星镇派出所接到辖区某治安积极分子的报告，反映本村一住户人家住了两个不明不白的人，这两个人昼伏夜出，行踪十分可疑。 三星镇派出所旋即派民警随治安员前往缉拿，果然，从角屋里揪出两个蓬头垢面、神色异常的小伙子。 经讯问，他们不得不供出：一个叫刘忠学，一个叫刘运，住资阳市松涛镇侯家坪村三社。 查询电话打到了资阳市公安局，刘忠学、刘运正是“特别行动队”四处抓捕的“杀手”——刘二娃和小刘二娃。 “黑豹”集团的老二“军师”张崇荣在“严打”开始不久，就预感到这次凶多吉少，于是，便借口为“黑豹”集团挣钱逃到邓蛛办加油站去了。因为他选择那里的目的是：退——可以到雅安，逃进大山深处，进——可以进成都，混入茫茫人海。 “张崇荣究竟在邓蛛什么地方办加油站？”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反映，近几天，有电话找张崇荣的家属，莫非是张崇荣打来的？ 不错，的确是张崇荣打电话探听资阳方面的风声。很快警方就查明张崇荣打电话的地址及时间。 资阳市公安局一边电告邓蛛县公安机关协助捉拿“黑豹”老二张崇荣，一边派抓捕队员火速赶往邓蛛。 然而，赶到邓蛛后，办案人员发现张崇荣拨打的电话是一部地处闹市区的公用电话。“特别行动队”先后去邓蛛县计经委、工商局、石油公司、消防队等一切可能反映张崇荣加油站线索的地方查找。毫无线索！ “特别行动队”只好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以拨打的那部公用电话为圆心，在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国道、省道上的加油站去寻踪觅迹。 第二日中午，当抓捕队员把从电脑上检索出来的张崇荣的画像拿给一位进城赶集的村民辨认时，那位村民肯定地点了点头：“看见过，刚才我还看见过呢，他这时正在顺路的下边加油站里！” 抓捕队员精神一下子激灵起来，推弹上膛，勇猛地扑了过去。最后一头“黑豹”终于在艰难的寻觅中被捕获了。 正文 1997 白宝山千里杀人案 1996年３月１２日，３９岁的白宝山身上带着“释放证书”回到了北京。 入狱前，白宝山是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的一名装卸工。在工厂期间，因为他不爱说话，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到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 ２３岁时白宝山结了婚。一年后，他得了一双儿女，龙凤胎。家庭生活的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蔫大胆”的性格，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开始了盗窃。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 １９８３年，他因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了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人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北辛安的两间平房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最初几日，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于是他在大弟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白宝山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片警接过材料冷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但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在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十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 白宝山出狱时曾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现在他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并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因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见此情况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粗铁棍，恶狠狠打向哨兵。待哨兵昏过去后，白宝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４月７日晚上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开枪打伤了哨兵余启明。但他不知道哨兵挂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４月８日深夜，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的，企图转移枪支继续作案。当面的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白宝山见势不妙，跳车逃跑，并连开九枪，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４月２２日凌晨他再次行凶，打死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夹。 白宝山连续作了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 据对“４·０７案”，“４·０８案”和“４·２２”案的现场勘察，警方确认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因此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击使用的均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射自同一支步枪。弹底标识均为７５－８１，从这点说明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的司机所提供与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专家们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行动时，白宝山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他决定到老家看看。 １９９６年７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徐水。坐在疾驰的汽车上，白宝山回忆起了监狱的生活……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十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白宝山读完信后痛哭了一场，发誓要让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室友。据这位室友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 １９９３年９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说：“是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２００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傅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后两人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调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傅克军两个人。 ２１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１１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１４２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币。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９５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宝山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同时，据监狱的犯人反映，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与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３月２０日深夜，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鼻鼾。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狠狠地砸在傅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遍。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床上。但他反应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宝山的铁榔头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着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挖了两米深。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得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用沙土把灰烬埋了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搞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拒不认账。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了，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１２５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３月１２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他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三包步枪子弹（７５发）和５０发手枪子弹。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下午两点，汽车到达徐水县城。下车后白宝山漫无目标地乱走，出了县城大约走了三四里地，白宝山发现一处兵营的哨兵身上背着折叠式自动步枪。这让他眼睛一亮，这种枪他没见过，枪身较短，金属枪托可以折起，携带方便。 一刹那间白宝山就做出了决定，要抢这里哨兵的自动步枪。 从下午到晚上，白宝山都没离开兵营左右，他选择好了潜伏地点和射击位置，确定了进入路线和退出路线。白宝山对地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当他确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后，于当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从第二天，北京就开始下雨，一连下了三天。白宝山觉得，他运送武器的时机来到了。但由于害怕长途汽车运长枪危险，白宝山就把半自动步枪用塑料布包好，绑在自行车大梁上，骑车先到良乡镇，在这里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车。为应付突发事件，他在枪里压满了子弹，其余子弹全部用布带子缠在身上。 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营的一家水泥管厂与果园的交汇处，挖了个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枪埋藏起来，子弹埋在了另一个地方。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两天后白宝山再次来到徐水。白宝山先在街上吃了点东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枪地点取了枪，坐在果园里，先把枪擦拭一遍，子弹也一颗颗擦好，做这项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弹壳上留下指纹。他向枪膛里压满子弹，余下的仍缠在身上。然后，他在夜幕的掩护下，按照看好的路线，悄悄进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预定射击点，然后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在那里整整趴了四个小时，直到午夜１２点半左右。 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个人。他掐算好时间，知道下一班换岗的时间已经临近。岗上的情况，一般是两个哨兵站在外边的岗台上，另一个哨兵站在大门口，岗台距大门有１５米。现在，那个哨兵出来了，也站到岗台前——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白宝山先瞄准背枪的哨兵开了一枪，那个哨兵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子弹袋的兵打了一枪，那个兵也不动了。他正要朝第三个兵射击，发现那个兵已匍匐着进了大门，他瞄着那人连开三枪，均没打中。 他快速从槐树丛后边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这时兵营里的警报响了，但没有人马上出来。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跑回，沿预定路线向西跑过１０７国道。他经过一个加油站，天太黑，没人注意他。再跑过铁道——他的速度慢下来。然后，他沿铁道朝徐水火车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铁路边上有个废弃的烧砖的土窑。他在窑地里挖了两个坑，把两支枪和子弹分别埋在这两个坑里，做上记号。然后他脱掉身上的绿军衣和绿胶鞋，换上圆领衫，把鞋和衣服埋进一个烂泥塘。然后，他在露天的土窑里隐藏起来。早上８点，白宝山从旧砖窑里走出来，这时他已经焕然一新，圆领衫大裤衩，两手空空，只拿着一个小包。他穿过铁路，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 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宝山返回北京。 发案的当天，北京军区保卫处就提出与北京并案的提议，他们十分熟悉北京几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送去了物证样品。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把徐水袭击哨兵抢劫枪支案与北京市发生的四案并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均为一人单独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枪，作案手法相同，袭击对象、作案目标一致；经技术鉴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７·２７”案件中所用的枪支，与北京“３·３１案”被抢枪支一致，与“４·０７案”、“４·０８案”、“４·２２案”中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 并案扩大了警方的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证线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园内软土地上留下的脚印，进一步为警方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体貌等方面进行模拟画像的依据。 此时，白宝山仍觉得没有短枪十分不便，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谢宗芬说她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厂工作，这立刻引起了白宝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经弄到了一支自动步枪，他还想再弄一支手枪——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说不定，在四川他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此行却让他大失所望，十天后，他和谢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来到木樨园。谢宗芬要在这里的批发市场进布，白宝山也恰好在这里乘坐长途汽车去徐水。事先，白宝山并没告诉谢宗芬，到了木樨园他才说要出门办点事情，谢宗芬也要跟着去。白宝山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个女人，说不定还能掩护一下。 到了徐水，谢宗芬看到枪后，骤然害怕起来，劝白宝山把枪扔了，白宝山不同意。但因为没有找到子弹，两人当晚返回了北京。 夜里，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犯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谢宗芬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然后白宝山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十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了回来。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后，白宝山把“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将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则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３０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后半夜２点半，他们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凌晨５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３５４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６点钟来到母亲家，白母出去晨练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来，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回北京后，白宝山脑子里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傅克军所做的准备一样。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而使他不高兴。白宝山在这个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白宝山计划的第一步“搞枪”成功后，下一步就是抢钱。对木樨园、河北辛集皮货批发市场和石家庄“南三条”批发市场等地的踩点，让白宝山大失所望。 １２月份，白宝山到德胜门闲逛，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烟草批发市场。一连几天，白宝山天天骑自行车过来，观察烟市的生意和人员情况，选择他的袭击目标。 １２月１５日，天刮大风，气温急剧下降，白宝山一早就行动了。６点钟，天蒙蒙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枪，装在一个特制的木盒子里，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把子弹压满——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冒着严寒蹬车去德胜门，这一路整整骑了一个半小时。他把枪藏在德胜门外距烟市不远的一条死胡同内，那地方有个工程垃圾的堆积场。他把自动步枪埋在墙根边上，然后返回。 第二天，他照样早６点起床，仍蹬自行车去德胜门。自行车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进烟市。时间才７点半。他没带武器，穿一件墨绿色羽绒服，戴着浅灰色毛线帽。然而，那家天天火爆的批发户今天没有开业，老板没来，伙计们也没来，那辆每天必到的送货车更是不见踪影。本来白宝山已计划好，汽车一到他就动手。时间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货车停下，他蹬自行车取枪，赶回来时他们正好结账算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慑力。开始白宝山还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他必须另打主意了。临近中午时，白宝山看见旁边烟摊上有个年轻女人在收钱。他走得近些，用眼角瞄着那边。这女人正跟一个男子交易，提着个手包，拉链打开着，里边有厚厚一沓人民币，看上去有几万块钱。那个男人又交给她１万，她正低头数钱。白宝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几万块钱也不算少，就抢她吧。他迅速走进胡同，骑自行车到垃圾堆积场取枪，又沿原路返回，整个过程仅用了十分钟。白宝山把灰毛线帽拉下来，形成一个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后大步走过去，用黑洞洞的枪口顶到她的前胸上。年轻女人下意识地把坤包抓紧，喊道：“有人抢钱啦！”她的声音刚落，白宝山的枪就响了。年轻女人前胸一热，便摔倒下去，装钱的坤包掉在地上。白宝山把枪口朝天举起，走了两步——他并没有跑。东边的几个男人喊：“杀人啦！”白宝山迅速把枪撩过去，看也没看，“砰砰”又打了两枪。东边的街面上又躺下了两名男子。 枪响之后人群立刻逃散了，白宝山的目的达到了，他飞快地钻进胡同，甩掉帽子，把它扔到房顶上。他把枪装进袋子，把袋子挂到车把上，蹬自行车返回垃圾堆放场。他把包里的钱取出，用两个塑料袋装好，埋在垃圾场一角，枪埋在另一角，装枪的木盒子扔到一间破房的房顶上，抢来的坤包埋在第三处……然后，他像没事人一样，骑车去天汇市场为谢宗芬进了点袜子，顺路捎带回去。 两天后，白宝山与谢宗芬一起去取出了赃款和步枪。回家后谢宗芬数了两遍，一共是６５１７０元。白宝山从中拿出５０００元，递给谢宗芬。此后白宝山再也没在北京作案。白宝山在北京犯的抢劫案（以抢钱为目标的抢劫案）只此一起，说不清是出于他的狡猾，还是另有目的。抢了钱，白宝山还跟以前一样，花钱靠谢宗芬，这笔钱他只动了一点点。母亲每月给他１００元，他说不要了，花销上仍然十分节俭。 １９９７年元旦过去，转眼到了春节。白宝山说春节过后要带谢宗芬去新疆，而且还骗家里说是陪谢宗芬回四川了。 临行之前，他挖出抢劫的赃款——这笔钱除了给谢宗芬５０００元，他基本没动，并把其中的５万元悄悄交给大弟保存。余下的１万元，白宝山带在身上。白宝山提前把枪挖出来，带回家中，藏在床下。走的那天，他把枪挂在身上，穿好外衣，招呼谢宗芬拿行李出发。 春节期间，旅客通过进站口，携带的行李包裹都要上Ｘ光检测线，但身上是不检查的。白宝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把枪藏在羽绒服里，顺利带进了候车大厅。他让谢宗芬从电动扶梯上二楼，他自己则拿着一个大提包，从侧面的行人楼梯上二楼。走到楼梯的拐角，白宝山看周围没人，迅速把那支自动步枪从身上摘下装进提包里。然后，他和谢宗芬在二楼会合，这时枪已安排妥当了。白宝山安全地把自动步枪和子弹带到新疆，没遇到任何麻烦。 白宝山和谢宗芬下了火车，没在乌鲁木齐停留，当天就坐班车到石河子，再从这里倒车，来到紧靠乌兰乌苏镇的１４３团场。当天晚上，两人以谢宗芬的身份证登记，住在团场旅店。白宝山来１４３团的目标很明确，他在新疆劳改时，曾到１４３团“游玩”过，知道这里有个弹药库。根据他的印象，这座弹药库防备不严，子弹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谢宗芬仍在睡觉，白宝山已经出去勘查弹药库了。然而，当他走进那座昔日的弹药库时，却愣在那里。库房已经搬迁，原址改成了民房。白宝山感到失望，返回旅馆，他决定去１４７团场找他的狱友和铁哥儿们吴子明。 吴子明小个子，大头，尖下颌，有一双不断眨巴的大眼睛。吴子明管白宝山叫“山子”，白宝山直呼他子明。白宝山向吴子明介绍了谢宗芬。吴子明比白宝山年轻，他因盗窃罪被判刑。在众多的犯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宝山。因吴子明在班上（他在１５连当警卫），说话不方便，他就让他们先去家里，他下班就回来。 到了晚上，他问吴子明：“你在团里干警卫，一年能拿多少工资？”吴子明说：“也就５０００块吧。”白宝山说：“要是这样，你不如跟我干。”吴子明问：“你打算干点什么？”白宝山直截了当地说：“我想看看这里的棉花款，值得的话，就干它一次。”他们的谈话是不用讲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谁都知道干它一次是什么意思。吴子明第二天就辞去了警卫工作，一心投靠白宝山。两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为名，“考察”周围的棉花收购点和加工点。 不久谢宗芬在市场上结识了几个四川老乡，在场部南头居民区找到一套空房子。谢宗芬打算租下来。白宝山跟她过去看房，他也觉得满意。没几天，吴子明也随着他们搬了过来，三人住在这边。这套房子，后来成了白宝山、吴子明策划犯罪活动的秘密据点。 通过对棉花点的观察，白宝山和吴子明打算买辆摩托车，以方便行动。随后他就给大弟写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给的地址寄1万块钱过来。在信中他嘱咐大弟，千万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诉别人。半个月后白宝山接到汇款，他和吴子明跑了趟石河子，花6000元买了辆嘉陵牌７０型摩托车，黑颜色的，以吴子明的名义在１４７团场交通队上了牌照。有了摩托车，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了，活动效率也大大提高。然而，现在正是棉花收购的淡季，各棉花加工点上并没有多少现金。 白宝山不得不推迟抢劫棉花款的计划。 虽然吴子明一见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宝山并没过早把他携带枪支的情况告诉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吴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动步枪也给吴子明看了。白宝山说：“咱们一起做事，一支枪是不够用的，我们得想办法再搞一支枪。”吴子明听了，十分赞同。 ６月５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坐班车来到奎屯市，准备抢劫市郊奎屯驻军军事培训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动步枪。袭击哨兵，白宝山在北京、河北已实施过多次。以前是他一个人作案，现在他有了同伙，可以做接应，但同时也需要他计划得更周密，两人谁也不能出差错。 来到奎屯，时间还早。两人在街上逛了一阵，在一家饭馆里吃过饭，大约晚上１０点钟，两人出来。白宝山准备好枪支，压好弹药，两人一前一后向培训中心移动。军事培训中心与奎屯纺织厂和热电厂在同一条路上，因地点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１１点钟，他们来到驻军培训中心大墙外，白宝山让吴子明在外面接应，他则携带着自动步枪翻墙入院，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向大门哨兵迂回靠近。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个成熟经验，从内部袭击哨兵，能够攻其不备，容易成功。可是这次很不凑巧，一个士兵忘记收取晾在绳子上的衣服，从宿舍里走出来。他看见一个黑影，手里提着长包，正猫着腰，鬼鬼祟祟地贴着墙边走。他大声问：“喂，干什么的？”白宝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断：他被发现了，抢枪的事，肯定不能再进行了。他没有答话，但也没跑。他的自动步枪顶着火，对方赤手空拳，他并不在乎这个兵，快步朝大墙走过去。那个战士追了两步，喊：“站住，你给我站住！”白宝山不予理睬，走到墙边，动作敏捷地一纵身跳了出去。里边的士兵没再追，他认为这个进入兵营的人可能是想偷东西，把他吓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向班长做了汇报。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翻墙者带着自动步枪，他的目的是抢劫大门哨兵的枪支。由于没发生直接冲突，兵营也没丢失物品，事情也就过去了。白宝山的心情是紧张的，他来到墙外，与吴子明会合。他说：“快走，遇到人了。”两人趁着夜幕掩护，疾步向南走，迅速离开军事训练中心。 大约走了两三公里，他们来到奎屯郊外。这是一条石子路，前边不远处就是３１２国道(乌伊公路)。这时候前边开来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到跟前，嘎吱一声停住了。车上下来一名军人——白宝山刚从军营出来，因此把对方误认为是军人，其实这是两位巡逻的警察。民警拦住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宝山说：“我们是过路的，去乌伊公路。”民警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们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要检查。”吴子明立刻走过去接受检查，白宝山留在后边。这时候白宝山还没想开枪。他没有身份证，但吴子明有，编个理由总是可以搪塞过去的。然而，民警检查了证件，并没放过他们，又说：“请把你的包打开。”这下白宝山觉得，无论如何是混不过去了。他来不及取枪，来不及丢掉包枪袋，隔着布袋就扣动了扳机。民警一见对方有枪，立刻一跃上车。吉普车本来也没熄火，司机见自己人上来，一踩油门猛地就开走了。白宝山和吴子明见“军人”开车跑了，也撒腿开溜。吉普车向北开去，两人就猫着腰，朝东南方向跑。他们没敢走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戈壁滩上。 两人先向东南，再折头向东北，在荒无人烟的大戈壁中连续步行了２０多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来到石河子下野地垦区的１４１团场，乘坐班车返回１４７团场住地。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敢再去奎屯。 从奎屯铩羽归来后，白宝山突然想起距他服刑的新安监狱较近的１４１团场有个军械库。当年白宝山服刑时，同监的一名犯人曾在１４１团军械库盗窃过武器。 为了确保实施无误，他和吴子明多次骑摩托车到１４１团场踩点，摸清周围环境及军械库的值班情况。白宝山跟吴子明商量，他主张把作案时间安排在白天，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仓库无人值班的便利条件。关于采用哪种方式，白宝山认为，应准备专门工具，把大门撬开，这样他们可进可退，打开里边的库房大门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为此，两人找到１４８团场的一家修造厂，请锻工用六棱钢打了两把撬杠，一长一短，备用。如何对付院子里的狗？按照白宝山的计划，不开枪，可以用“鱼钩套狗法”把狗制服。具体方法是用一束鱼钩，绑上肉，狗一吞就会被鱼钩挂住，不敢乱叫，然后再想办法把狗打死。其他一些细节，白宝山也都做了准备。 ７月５日，白宝山、吴子明坐班车来到１４１团场。下午６点，按照预定计划，两人从树林子里出来，一前一后走向军械库，还是像以前一样，白宝山拿着撬杠，动手撬门，吴子明在后边的墙角上做掩护。十分不巧，有位老汉途经军械库到自家菜地去干活，恰恰看到白宝山和吴子明。行动前遇到了人，打乱了白宝山的计划，他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他撬开铁门，一进院子就端起了枪。他的枪法的确很好，两条狗都被击穿心脏，一条在院子里毙命，一条死在值班室办公桌下。白宝山、吴子明迅速撬开３号库房的大门，进去查找一遍非常遗憾，库房里并没有枪支弹药。两人出来，又撬开１号库房，结果是空空如也。 这一次，白宝山又没达到目的。 白宝山、吴子明返回他们的出发地——那片榆树林，处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两人步行上路。仍然没骑摩托车，也不能坐班车，虽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线索少，遭追捕的机会也就少。然而，这样却辛苦得多，两人整整走了一夜。凌晨４点左右，他们在路边休息，遇到另一个走夜路的男人。不幸的是，白宝山背着枪，被那个走夜路的无辜者看到了，他顿时起了杀心。白宝山把枪摘下，猫着腰追了过去。白宝山没追几步就开了枪，对方应声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补了一枪，夜行者当即被打得脑壳开裂。白宝山检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证，然后和吴子明在戈壁上挖了个坑，把死者掩埋掉。 库房被撬，狗被打死，但并没丢失什么东西——现场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案人目标并不明确。 专案组人员分析案情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狗吃肉，原准备用鱼钩套狗，后嫌麻烦，干脆开枪把狗打死。第二种意见比较尖锐，即：对方是奔着武器弹药而来，但他们并不知道军械库已经搬迁。这个判断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描画和推理，在逻辑上比较清楚。 由于“７·５案件”的性质不好确定，那么侦查手段和侦查范围也就都不好确定。尽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长周传强的指挥下，调查工作以１４１团场为重点，扩大到周围相连的几个团场。调查对象，一是公开使用枪支的人；二是能接触到社会上“黑枪”（文革期间散落到社会上的枪支及国外贩卖入境的枪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复杂的人员。 技侦部门对现场子弹进行了鉴定，子弹弹底标志为“７５－８１”，使用的枪种应该是五六式半自动或自动步枪。根据采集到的鞋印判断，两名当事人，一个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个应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过去了，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到新疆后的诸事不顺正让白宝山觉得来疆计划实在是策划不周时，谢宗芬突然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大信息。原来谢宗芬的邻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儿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叫“边疆宾馆”的地方当翻译，大约每周回家一次。谢宗芬串门时跟刘家女儿聊过闲天。刘家姑娘说：“边疆宾馆的生意可好做了，赚钱容易得很。”谢宗芬不大相信，刘家姑娘说：“你不信啊？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装人民币的。” 这个消息让白宝山精神大振，决定立即前去踩点。第二天一早，白宝山和谢宗芬两人坐班车去了乌鲁木齐。走到商贸城，谢宗芬要到交易市场里边看看。白宝山在外边等她时，看到交易市场门口有很多人，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开，那里边装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币，还有美金。白宝山心里已有了不同于抢棉花款那样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须再搞一支枪，而且是手枪。 回去后的当天晚上，他和吴子明详细讨论了如何搞手枪的事情。两天后吴子明就为白宝山提供了一个对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团场，工作单位在５０公里外的１４９团场，是１４９团场警务区的警长。两人立刻着手，利用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托姜玉斌帮他在１４９团场买羊的事为借口，对姜玉斌的值班宿舍进行了勘测。 白宝山改变了前几次步行作案的方式，准备“搞”一辆摩托车。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吴子明以搭车为掩护在距１４７团场约１５公里处拦下了新疆玛纳斯县新湖农场农民王吉平的摩托车。当王吉平把车停下后，白宝山突然窜出用自动步枪打倒了王吉平，并把王吉平的尸体抬进棉花地掩埋在不远处的一个埋电线杆的土坑。由于土坑太浅，他们在地面上埋出一个土丘，王吉平的一只脚还露在外边。 然而，王吉平的尸体始终没被发现。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时春勇在１４９团场农贸市场里吃晚饭，然后抱着向别人借的放像机和三盘录像带回到警务区宿舍。两人进屋说了会儿话，便一起看录像，他俩谁也不会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们。 时间大约是１２点半，白宝山推开值班室的门——门没上锁。他闪身进去，贴在火墙后面，举枪就打。向左向右，先一边打了一枪，冲进去，每人又补了一枪。前两枪都打中了对方，时春勇当时就不动了，姜玉斌还在喘气，补枪之后也不动了。他走到姜玉斌身边，从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转身就朝外走。跟他进来的吴子明把电话线拔掉，没动房间里的其他东西。走到门口，白宝山见电视机开着，顺手把电视机关上，但录像机没有关。从他们进去开枪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枪出来，前后没超过一分钟。离开一营营部，吴子明去取摩托车——摩托车藏在１００米开外的路边上，吴子明和白宝山迅速离开了现场。 ８月８日２０点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挥中心电话，值班员报告说：“１４９团场一营警务区民警姜玉斌、治安员时春勇被人开枪打死，１４９团场请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现场。” 两名人民警察同时被杀害，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区也绝无仅有，案情迅速上报到兵团公安局和自治区公安厅，专案临时指挥部迅速成立。 经过七天对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条可疑线索的调查，案情没有任何进展。 “８·８案件”发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联想到“７·５案件”——两案不在同一档次上，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勘查和技术检验过程中，一个重要线索跃入技术人员的眼帘——“８·８案件”现场的弹壳与“７·５案件”现场的弹壳批号一致，都是７５－８１，这难道是巧合？技术人员连夜进行比对鉴定，并很快做出鉴定结论，证实两案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这是个重大推进，这不仅解决了“７·５案件”的定性问题，同时也为“８·８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８月１４日，指挥部再次召开侦查会议，决定将“７·５袭击１４１团场原军械库案”与“８·８杀害民警抢劫枪支案”并案侦查。指挥部把下属工作部门重新调整为五个大组：技术组、调查组、查枪取样组、摸排组和材料组。 ８月１６日，１４７团场第一中学临时工李华在打扫教学大楼后边的垃圾池时，捡到一个绿色塑料本，发现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证，上边贴有姜玉斌的照片。李华马上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证交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指挥部得到报告后立刻派人对姜玉斌的妻子牛晓红进行调查。牛晓红说，姜玉斌没有把值勤证带回家的习惯。而且姜玉斌上班或回家时并不经过一中门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证丢在那个地方，他的值勤证更不会出现在教学楼后边的垃圾池里。 根据上述情况，警方将１４７团场列入侦查重点。 正当自治区警方对“7·5案件”、“8·8案件”展开更严密的调查之时，白宝山、吴子明已于8月14日乘长途车来到乌鲁木齐。按惯例白宝山预先在与边疆宾馆相邻的新疆大学校园内选好一处秘密地点，并于当天挖好埋枪埋钱的土坑。挖坑的地方距边疆宾馆后围墙约７００米，少有人迹。白宝山把地点选在树林内，挖好后，白宝山在附近的树枝上绑了个布条做记号。当晚，两人返回石河子１４７团场。 ８月１８日，白宝山和吴子明携带着81-1式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再次来到边疆宾馆。此时因已临近“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的日期，边疆宾馆显得格外热闹。当天因为白宝山和吴子明到达的时间太晚，边疆宾馆快要打烊了，所以他们没有遇到“大鱼”。藏好枪支之后，两人用吴子明的身份证登记，住进附近的铁路医院招待所。 8月19日早晨，边疆宾馆还没开门，白宝山和吴子明就来到这里。他们先挖出枪，压满子弹。然后白宝山把自动步枪放进提包内，手枪揣进衣兜里。两人退到边疆宾馆入口处，等待机会。大约过了20分钟，一老一少两个人提着包，走到俄式餐厅附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蹲下来。他们放下提包，旁若无人地数钱。年长些的带一个红色背包，里边装着约50万元现金；年轻人提着蓝包，比红包略大，看样子里边有70～80万元现金。 白宝山把枪提在手里走过去，在距年长者仅一米远的地方，对准他的后背开了第一枪。老人当场便被打死了。吴子明跟着也开了一枪，但子弹卡了壳，没打响。年轻人立刻提起蓝包，朝边疆宾馆里边跑去。白宝山边追，边连放两枪打倒了宾馆保安小丁。吴子明则把老者装钱的红包背在身上。 最终白宝山把背蓝包的青年打死在东楼前的汽车夹缝里，并把那个装有80万元人民币的蓝格包背在肩上，右手持枪，转身朝回走，从早已看好的一个墙豁口逃入新疆大学的那片树林。白宝山把两个装钱的提包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部埋进坑内，带着枪离开树林，在一个堆放杂品的夹道内，把枪埋起来。然后，来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窜。 从白宝山打了第一枪到他来到小树林止，一共走了905米，用时20分钟，先后共开了14枪，打死7人，打伤5人，抢劫人民币约130万元。 边疆宾馆抢劫得手后，白宝山、吴子明迅速返回１４７团场。按照白宝山的计划，这笔钱目前不能动，至少要放到一个月后再去拿，否则，他们将很危险，但吴子明不这样想。从８月１９日回到石河子，吴子明天天催问白宝山，什么时候去乌鲁木齐取款？这让白宝山觉得吴子明的贪财和短视，萌生了除掉吴子明的想法。 于是白宝山不动声色地对吴子明说：“我同意过几天去取钱。不过，咱们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咱们分开了，谁也做不成事情。”吴子明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８月２２日，白宝山和吴子明冒险跑了趟乌鲁木齐。路上他们看到了，过呼图壁，过昌吉市，进乌鲁木齐，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盘查得很严，旅客携带的所有包裹都要打开，他们根本就没办法把那么多的钱带回石河子。两人找到埋枪的地方，白宝山把手枪挖出来，别在身上。长枪没动，长枪同样无法携带，然后他们原路返回了１４７团场。这次出门，吴子明也没别的话好说，他同意了白宝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们去北京，只有这样才能把钱带出乌市。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做离开新疆的准备。白宝山提出：“走前，想到天池玩两天。”这时吴子明对白宝山有了警觉，他向弟弟表示：他要是一个月不回来，可能就不在人世了。并留了后手——把白宝山、谢宗芬的家庭地址写下来，交给他父亲。 ８月２５日，白宝山、吴子明、谢宗芬早上６点悄悄起身上路。事先，白宝山带好一把锤子，买了一小瓶二锅头，把酒倒掉，装上汽油。第二天三人来到天池风景区。 三人在湖边转了一会儿，没有坐游船，谢宗芬就闹着要看雪山。吴子明兴致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谢宗芬提出来的，他首先表示赞同。白宝山却不动声色，阴沉着脸跟在他们后边。向上爬了近两个小时，三人经过大锅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马牙山的半山腰上。白宝山说：“太累了，大伙歇一会吧。”说着他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吴子明也坐下，喝了点水，观赏着周围的风景。 这时白宝山突然站起来，悄悄拿出一把铁锤子，趁吴子明不备，照着吴子明的后脑恶狠狠地砸了下去。吴子明吓坏了，他惊叫着连滚带爬朝山下奔去。白宝山在身后紧追。无奈吴子明不择道路地拼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宝山不得已掏出枪来，边追边开枪射击。吴子明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锅底坑山洼处的草丛里。那地方在谢宗芬待的山坡上已经看不到了。白宝山仍怕吴子明不死，又用铁锤朝吴子明的头部猛砸一阵，直到把颅骨打得塌陷下去才停手。 大约四到五分钟，白宝山拿着吴子明的军用挎包、匕首和他杀害吴子明的铁锤，到山上拿出了装汽油的小酒瓶。随后白宝山返回到吴子明尸体旁，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翻出来，把手表撸下来，然后把汽油倒在吴子明的脸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机点着了。白宝山直到看着吴子明的脸碳化了，牙齿露出，这才离开。他把吴子明的身份证等物埋在另一个地方。 一切都处理完后，白宝山挟着吓瘫了的谢宗芬沿另一条路下山。 回到乌鲁木齐，他们用谢宗芬的身份证在一家铁路旅店住下。白宝山带谢宗芬先到火车站，花高价买好了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铺票。 第二天早晨，两人先去新疆大学挖出埋在那里的１3０万元钱，随后又到埋枪的地方，把枪的部件拆散，分别埋在一处放废料和保温砖的狭窄的夹道内。 上午11点左右，白宝山带着谢宗芬携巨款返回他们租住的铁路旅馆510房间。白宝山拿出事先买好的两件军用马甲，他让谢宗芬把马甲拆开，把钱一捆捆缝进马甲里，然后每人一件穿在身上。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白宝山把短枪里的子弹压满，余下的子弹裹在身上。因为前一天买票时白宝山已经观察过，火车站气氛虽然紧张，对过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谢宗芬神态从容，不露出破绽，混过检查关应该是没问题的。 两人提上行李，穿着装满钞票的马甲，打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两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没毛病的，顺利通过了检验线，然后，两人剪票上车。列车启动，白宝山仍没放松警惕，直到火车开过哈密，驶出了新疆，白宝山才真正放下心来。 8月31日，白宝山、谢宗芬回到北京模式口的母亲家。白宝山向母亲要了一个带锁的抽屉，把钱和枪都锁进了抽屉里。他从这笔钱里先后拿出8%（１１万）交给谢宗芬，并让谢宗芬回四川老家避风。 谢宗芬走后，白宝山立即后悔了。毕竟这个女人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稍有闪失就会把他牵扯进去。他决定，等谢宗芬回来，他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把她杀掉。 9月2日，白宝山送走谢宗芬，然后出去钓了一天鱼。转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想到母亲这一辈子不容易，白宝山悄悄塞给母亲一万块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知儿莫如母，老人把这笔钱原封不动地装在一只粉色的袜子里。白宝山被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的时候，老人又原封不动地把它交给了警察。 边疆宾馆发生了特大持枪抢劫案的消息震惊了各级公安机关，警方迅速赶赴现场。 中午2点，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侦查会议，认为“8·19案”与石河子两案在时间顺序上有连贯性和因果联系；“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两个人，石河子两案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两个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两案是用一支长枪抢劫了一支短枪，“8·19案”一长一短两支枪都出现了。同时对现场弹壳的技术鉴定结果表明与石河子案发现场的弹壳的所有技术特征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与石河子两案使用的枪支为同一支步枪。他们当即做出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抢劫杀人案与石河子两案并案侦查的决定。 8月２１日上午案情有了进展。石河子警方在对“8·19案”发现场所提取的包枪袋的调查中发现重要线索。据147团场的鞋匠刘兵介绍，大约在5～6月间的一天下午6点左右，有两个男人骑一辆摩托车来缝制袋子。此二人的情况与警方所掌握的案犯材料极其吻合，但也有两点缺憾：第一、刘兵原是147团场职工，认识吴子明全家，惟独不认识吴子明。第二、刘兵智力上有些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说：“讲本地话的是大个子；那个小个子说话好听，是河北、东北那边的人。”这与警方掌握的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刘兵与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时间最长，他提供的线索应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曾给警方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但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团场附近，这一结论是清晰的。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市公安局根据自治区公安厅的指示，调整侦查力量，把侦查工作的重点放在147团场。 新疆案件与北京的“3·31系列袭军袭警案”，无论在袭击对象、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与北京“12·16案”虽同属在市场上持枪杀人抢劫，但也有很大差别。作案地点横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动步枪，当时新疆在给公安部的电报中认定是五六式自动步枪。尽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于对首都治安的考虑，也出于对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并案的要求。两地案件串并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对枪种的确定。 经过技术部门详细的比对和枪弹专家准确的鉴定，得出结论，枪种不是五六式自动步枪，是81－1式自动步枪。根据这一物证，完全可以将发生在新疆、北京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联起来。 不久，一条重要线索进入了警方视线。 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了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７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战士没给他。 办案人员立刻感到，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要子弹打野猪？北京哪儿来的野猪？办案人员马上派人对此事进行了核查。９月４日，侦查员找到反映情况的退役武警刘保富。 刘保富回忆说：“今年７月有两个我看押过的犯人来找过我。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的。白宝山找我要子弹，说是要回去打野猪。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刘保富提到的那个朋友，那人反映：“今年７月，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１４７团场的人。” 侦查员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白宝山的履历表上写着，身高１.８０米，北京石景山人。北京石景山——这跟北京的案子联系起来了。吴子明的档案不在监狱管理局。侦查员当天下午就来到１４７团场派出所，想通过户籍卡了解吴子明的住处，不想在这里遇到了莫索湾公安局的探长魏江年。 魏江年了解到吴子明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 ９月３日上午，魏江年决定带上8月31日下午在天池附近发现的尸体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辨认一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上午，魏江年等人在市场上找到吴子明的弟弟吴子兵。魏江年和吴子兵漫无边际地聊天。一来二去，吴子兵打开了话匣子，他对魏江年说：“我哥（吴子明）走了，没说上哪儿，也没带什么衣服。”说话间，已流露出伤感情绪。魏江年看条件成熟了，把天池无名尸照片拿给他看，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吴子兵默默地看了一阵，渐渐地，眼泪流了出来，身子一软，坐了下去。吴子兵抬头看看魏江年，说：“这个人就是吴子明。”接着吴子兵说：“他家里有个蓝皮笔记本，那里边有他们的地址……” 魏江年等人立刻来到吴子明家。魏江年说明来意，把尸体照片拿给吴子明的父亲。吴父戴上老花镜看了好一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老人把笔记本找出来交给魏江年。魏江年翻到中间一页——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正是白宝山和谢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随后他们来到白宝山、谢宗芬、吴子明合租的房子。魏江年等人谨慎地提取了一块旧帆布（与提枪袋的背带材质相同），提取了室内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２０余件物品，以备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纹，然后他们封闭了那套住房。这时，他们才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 案犯已经基本确定了。 警方宣布：白宝山、吴子明上升为“９７系列枪案”的１号线索，称为“９·５专线”。目前的任务是：调动所有警力，围绕“９·５专线”全力展开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白宝山、谢宗芬立即进行布控、缉捕，要尽快找到白宝山、谢宗芬的近期照片。乌鲁木齐要对公路、铁路、航班进行严密控制。同时，向北京方面发出协查通报，如果白宝山返回北京，请北京方面配合，适时予以抓捕。请公安部协调四川省公安厅，如果谢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请四川省厅协助缉捕谢宗芬…… 新疆方面的侦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宝山被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线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电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线索，立即行动起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负责人傅政华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队，根据新疆提供的线索，马上出动，迅速缉捕白宝山。 石景山刑警队先与派出所联系，摸清外围情况，得知白宝山的户口刚刚批下来，还未最后办理。片警做过访问，对白宝山家比较熟悉，提供了白宝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两处居住地的地址。北京方面的侦查员决定以白宝山的户口问题为契机，把他带到派出所，再适时予以逮捕。 晚上7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来到北辛安白宝山的住所。白宝山不在，他们又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正是白宝山，显然他毫无防备。片警说：“你的户口市局批下来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白宝山是个聪明人，一看来了四位警察，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白宝山说：“好吧，你们等我穿件衣服。”说着，他转身走过去，要拉柜门。枪就放在柜子的抽屉里，子弹顶着火。这个时候，白母推门走了进来，白宝山迅速放弃了反抗的念头。他穿好衣服，对母亲说：“没什么事儿，我的户口批下来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们去办户口，完事就回来。”然后，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车。 在当晚的问讯中，白宝山态度十分顽固。 9月6日北京警方凌晨对白宝山的两处住所进行了公开搜查。在模式口白宝山住处的衣柜抽屉内，搜出五四式手枪1支，枪号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抢劫的枪支，搜出现金人民币113万元。 至此，主要赃证到手，白宝山再百般抵赖也已毫无意义了。 9月6日早晨，白宝山便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桩案件的作案时间、地点、过程；包括杀人地点、埋人地点、埋枪地点的位置和周围的地貌特征。他的确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五起，每一处细节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9月2日下午2点50分，谢宗芬上了飞机——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所有的感觉都是新鲜的。当天晚上，她已经乘坐汽车回到自己家里。她发了财——这次回来，衣服讲究了，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给丈夫、女儿、父母都买了礼物，一家人见面都喜气洋洋的。 9月3日，谢宗芬就开始还账。第二天，她带着家人出去购物，大包小包提回来一大堆。她回家仅两天，手里的钱就花出去3万多，还剩下77000元。 ９月６日下午，谢宗芬在家里吃饭，门外来了几名筠连县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问：“你是谢宗芬吗？”谢宗芬说：“是我啊。”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铐已经铐在她的手上了。谢宗芬在老家风光了三天，就进了牢房。谢宗芬被抓起来，这个蠢女人仍不敢说出白宝山的实情。其实她真应该感谢公安局，她被抓获，结束了她参与白宝山犯罪的丑恶历史，却保住了她行将消失的生命。对她来说，坐几年牢房总比长眠于山间树阴下的土坑里好，这是她天大的幸事。 在审讯中，谢宗芬承认她认识白宝山，承认她和白宝山的关系，也承认她跟着白宝山去了新疆，但她隐瞒了白宝山的所有罪行。她说，她和白宝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开始时住在147团场吴子明家，后来她租了刘秀芬的房子。生意没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于她闹着要走，他们就回来了。先到北京，她又单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员问她白宝山在新疆都干了什么，她说白宝山在新疆和吴子明来往频繁，两人买了摩托车，天天早出晚归，有时整夜不回来，他们干什么自己不知道。公安人员问，你没问过他们吗？谢宗芬说：“我问过白宝山，白宝山打了我一巴掌，说不该我问的就不要问。”筠连县公安局从谢宗芬家搜出７７０００元赃款，谢宗芬说，这是她从北京回来时白宝山留给她做生意的钱。谢宗芬避重就轻，１１万元也被说成了８万元，她谎称自己只花了２０００块钱。 ９月７日，北京市公安局赵斌、宋树勇飞抵四川，当天在筠连县看守所提审了谢宗芬。这一次，谢宗芬才明白白宝山已经在北京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宝山的压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实，包括徐水取枪，包括德胜门取钱，包括在天池山上杀害吴子明以及自乌鲁木齐携枪携钱返回北京的详细经过。白宝山给她的１１万元赃款也未再隐瞒了。 ９月９日，谢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至此，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震动了北京、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枪案”的主要案犯已全部落网。 １９９８年４月，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白宝山罪恶的生命。 正文 1998 “一哥”张子强 1990年2月22日，香港启德机场。 当时，在东南亚等地，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是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100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要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戒备森严。 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香港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押运。 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打开，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跳下车，迅速地站在车旁警戒，随后另外两名押运员走出车门，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押运员刚要关上车门时，五个蒙面人突然冲了过来。蒙面人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三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将车门从外面锁上。 在驾驶室的蒙面人穿上押运员脱下的制服，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的同时，发动了汽车，扬长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十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那时手提电话还没有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三名押运员都在车上，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劫匪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是一个以张子强为首的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维持生计。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远远不是现在那个“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征的繁华地段。当时的油麻地很小，离海滩不远，一些地方只是海边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筑，有点像后来的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并。 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 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张子强至死都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黑社会，并成为小头目，人称“一哥”。他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已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在抢劫劳力士得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阴谋。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劳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后，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元。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另外三名手持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担任警戒。 此时仿佛劳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装甲解款车前突然又出现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没有戴，没有戴面罩的这个人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冲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三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解款车像脱缰的野马疾驰而去。 解款车刚刚离开，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就走了出来。他一看解款车失踪，惊呆了，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当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驾驶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上了一辆前来接应的白色面包车。 就在劫匪忙着搬运赃款的时候，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从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没有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将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丢在路边。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看着眼前装满钞票的九个大口袋和一个小口袋欣喜若狂。张子强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 张子强随手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1000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1000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当张子强又用刀挑开另一个装满美元的口袋时，却一下愣住了，原来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而且都是连号的。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落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启德机场17亿港币被劫案，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从现场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而其中一位押运员虽然看到了一张没有戴面罩的劫匪的脸，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没有抓到劫匪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押运员太紧张，事后向警方描述此人时说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经过分析认为，劫犯的情报如此准确，手法如此迅速，一定有内部人员配合。警方不动声色地把侦查目标指向了卫安护卫公司内部。 案发不久，一名女子在同一间银行连续以同一个账号存进了４１万港币现金。银行立即将此情况通知了警方，经警方验证该女子所存的现钞全部是启德机场被劫的现钞。 警方随后发现，向该女子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而罗艳芳则是负责启德机场现钞押运的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职员。警方马上把侦查视线转向了罗艳芳。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罗艳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接着又发现张子强的收入与支出存在很大问题，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为张子强罗艳芳夫妻是启德机场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于是，拘捕了张子强、罗艳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经过那位解款车押运员的指认以及警方提供的各种证据，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而罗艳芳却由于证据不足，判无罪当庭释放。 释放后罗艳芳立即为张子强“喊冤”，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罗艳芳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可是，在现场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还有什么要说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看到她泪流满面。她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你们看！”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片惊呼声。 1995年6月23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的上诉案，这时候罗艳芳和律师的努力已经十分见成效。张子强被当庭释放。 获释的张子强并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天他张扬地开着他的那辆黄色林宝坚尼名贵跑车，约请香港电视台记者“控诉”警察，并以冤案的名义向香港警方索赔，为此香港警方后来向张子强赔了800万港币。张子强的名字，一时间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户晓，成了一个社会明星。 1996年初，出狱不久的张子强起了“动动”香港富商的念头。他请出曾在香港监狱内结识的“牢友”叶继欢，策划了一宗“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后，张子强和叶继欢在广州、东莞等地具体密谋了绑架香港李姓富商的计划。 计划定完后，张子强给了一个绰号“阿七”的同伙140多万港币，用来购买冲锋枪、手枪、手雷、汽车和租用关押人质的房屋。5月份，叶继欢带一批人手持长短枪偷渡到香港，登上西环时，被香港巡逻警察发现，双方发生枪战，叶继欢被抓，其余人逃脱。事发后，张子强马上召来“高佬成”、“肥佬”等同伙。1996年5月23日下午5时许，当富商乘车行在港岛南区深水湾道一个拐弯处时，张子强等多名绑匪手持冲锋枪、手枪及手雷将富商及司机劫持，最终绑匪共获取1038亿港元的赎金，张子强得了4亿多港元。事发后，由于被绑富商的低调处理，此事并未被外人知晓。 1997年，尝到绑架富豪甜头的张子强又把目标盯上了香港新鸿基老板、世界华人第二富翁郭炳湘。 ４月，在澳门豪赌的张子强找来了当年一起进行启德劫钞、后移居广州的同伙张志烽。见面后张子强说：“阿斩（张志烽的绰号），1995年我交给你的那100多万美金，你没有帮我兑换成港币给我，这么些年了，现在我手头很紧，你要还我。” 张志烽一听张子强特意把他叫到澳门只是为了逼债，顿时急了起来：“这笔钱，郑志武带到奥地利去兑换，被奥地利警方扣了，郑志武还差点坐牢，不是我弄丢的。” 张子强把杯子往下一放，六亲不认，说：“那我不管，按规矩你要负责，当时我是交给你的，郑志武是你的朋友。这些钱，我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汇率再加上这些年的利息，算个整数是900万港币。阿斩，亲兄弟明算账，这笔钱你还是要还给我的。” 张志烽哭丧着脸说：“我哪有这么大一笔钱还你啊。” 张子强怪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现在没有钱还我。我这里有一单大生意，你帮我做，做成之后就可以还清这笔债了。” 张志烽说：“什么生意能赚这么一大笔钱？” 张子强说：“做成了，不但能还我的债，而且我还让你有更多的钱。” 张志烽的脸上立即阴转晴：“那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张子强说：“很简单。你回香港后到新鸿基地产大厦下面，观察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老板每天什么时候下班，坐什么车，挂的什么车牌，下班时走什么路线。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准确，告诉我就行了。其他，你暂时别问，以后会告诉你的。” 张志烽后面也没有再问什么，其实他已经清楚了张子强要干什么。 张子强对自己集团里所有成员的特点都了如指掌，并善于利用他们各自的特长。张志烽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适应在一线冲冲杀杀，但张志烽心细有经验，善于盯梢和观察，所以张子强派他观察郭炳湘的行踪。 张志烽第一次盯了一天，没有发现郭炳湘的踪迹。第二天，张志烽换了一套衣服来到新鸿基大厦，在大厦门口徘徊。快到傍晚时，他看见一辆浅蓝色的宝马车开出。根据事先了解到的郭炳湘的车号，他知道这是郭炳湘的车。他连忙看了看表，是下午6点10分。 第三天，张志烽又换了一套衣服，在下午6点前来到新鸿基大厦。尽管张志烽十分小心，三天都穿了不同的衣服，但一连几天总站在门口，还是引起了大厦保安的注意，一名保安走过来盘问张志烽，张志烽立即走进大厦里的商场装作买东西。一会儿，郭炳湘坐的宝马车就出来了，仍是那辆浅蓝色的宝马豪华轿车。张志烽站在大厦玻璃幕墙后面，仔细观察着郭炳湘的车经过大厦出口，他看看表，是傍晚6点多钟。郭炳湘下班时间非常准时。 第四天，张志烽没有出现在大厦内，而是开了一辆车等在新鸿基大厦的外面，下午6点多，郭炳湘的车准时开出新鸿基大厦。张志烽立即开车在后面跟踪，他看到郭没有带司机，是自己一个人开车，他一直盯着郭的车经过香港仔隧道开进浅水湾，张志烽在一张地图上标下郭炳湘所走的路线，沿线一一作下记号。 几天后，张志烽将跟踪情况向张子强详细汇报。张子强听完后说：“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你已经引起保安的注意，千万不要再在那儿露面了。你把车给陈森友，叫陈森友继续跟踪，弄清楚郭炳湘的行动规律。” 随后，张子强交给张志烽200万港币，要他找几个人手，买两辆车，再找一处关“肉参”（即人质）的房子。 1997年8月，张志烽在广州为儿子摆满月酒，启德机场解款车劫案的另一个案犯胡济舒也来庆贺。胡济舒和张子强都是几十年老朋友了。由于胡济舒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特别欣赏武侠小说里的军师式人物，说起谋略来一套一套的，张子强很看重他。1991年香港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发生后，张子强被判刑，胡济舒成为香港警方的重要通缉犯，在香港的银行户头全被冻结，他逃到柬埔寨一直不敢回香港。胡济舒在金边开了一家大世界酒店，但由于他经营无方，再加上柬埔寨前些年政局一直动荡，他也一直处在入不敷出的境地。 当晚张志烽为儿子摆的满月酒宴散席时，胡济舒都有点醉了，张志烽送他出来。走到酒楼门口，张志烽对胡济舒说：“蝠鼠（胡济舒绰号），明天早上你到胜利宾馆来，大富豪（张子强绰号）夫妇住在那儿，我们约他们夫妇一块儿喝早茶，我有好事告诉你。” 胡济舒满口酒气：“好的，好的。” 第二天一早，胡济舒乘的士来到胜利宾馆。胡济舒下车后，张志烽已经在楼下大堂里等候。张志烽迎上来对胡济舒说：“大富豪还没有起床，我们再等等。”两人在大堂的沙发上坐下来，张志烽递给胡济舒一支烟。 张志烽把张子强的计划和自己在新鸿基大厦楼下的观察，一一地对胡济舒叙述了一遍，胡济舒非常仔细地听，听完以后并没有马上说什么，他还要好好想一想。 张子强与胡济舒、张志烽商量后，张子强夫妇当天就回香港了。第二天胡济舒在广州转转后就到了深圳，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第三天，张志烽从广州赶过来了，来到胡济舒住的房间，看见房间里只有胡济舒一个人。 入座后，两人扯了一些闲话，就又开始商议细节，胡济舒让张志烽把所有细节再说一遍。 张志烽说：“我已经在新鸿基大厦下观察了好几天，郭老板每天下班后都去健身房，大约在6点多钟回家，开的是一辆浅蓝色的宝马车，车号我都记下了。一般来说下班后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大富豪打算在他回家的路上绑架他，然后用车拉到我们租来的屋子关押。” 胡济舒想了想说：“这样，需要几个开车技术好的，我的一个香港朋友老甘（甘永强），车开得很不错，算他一个。另外，他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叫阿鸡（邓礼显），要是人手不够也算一个吧。” 张志烽说：“没问题，正缺人手呢。” 胡济舒又问：“什么时候动手？” 张志烽说：“等大富豪最后决定。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人手齐了还要再分一次工。” 两天后，胡济舒搬回他在深圳的房子住下。当晚，他在深圳“喷泉酒楼”，请参加这次绑架活动的兄弟们吃饭。 此次这伙人的聚会，是为了商议绑架的具体细节和初步分工，主要是做案前的准备工作。按照常规像这样的重要聚会，作为首领的张子强应该参加。但是张子强这个人有几个特点：一是，总的策划方案由他决定后，作案前的准备工作他并不亲历亲为，而只是把前期的工作交代给自己的亲信去准备；二是，每次作案经费都由他出，他做出匡算拿出作案经费后，对经费的具体用途也不过问；三是，一旦实施作案时，他不但亲临现场而且总是冲杀在一线；四是，作案成功后，张子强不替手下分钱。他只是事前把自己要分多少告之大家，事成后他拿走自己的一份，其他成员分多少，他从不过问。 1997年9月28日上午，张子强来到胡济舒住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其他参与行动的人员也集中到了这儿。 张子强走进房间给大家布置行动，此时房间里有胡济舒、张志烽、薛永森、陈森友、陈树汉、汪凤琪、甘永强等。 有一份香港地图放在房间的地毯上，张子强就站在这份地图旁，再次明确了同伙的任务，并让他们全部集中到铜锣湾怡东大厦。 铜锣湾是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张子强选这儿作为匪徒的集中点，也表明了他作为职业罪犯的精明，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不容易引人注意。因为你如果选一处人迹稀少的地方，这么多作案人员的突然集中、进进出出必然会引人注意。张子强两次实施绑架，都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作为集中点。 1997年9月29日下午，在香港新鸿基大厦前，张志烽监视着大厦出口。他不停地看表，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30分，还没有见到郭炳湘的影子。6点40分，那辆他所熟悉的浅蓝色的宝马车已经开出了大厦。张志烽立即拿起手机，对着手提电话说：“老板收工了。”张志烽打完电话就离开了，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听到张志烽的报告，张子强立即通知同伙出发。匪徒们马上行动起来，纷纷拿上武器，装进两个旅行包，然后分别下楼。大厦门口停了一辆车牌号是GZ3612的白色“丰田”旧面包车。 郭炳湘的车出了新鸿基大厦后，朝海滩道方向开去。这时，天还没有黑，在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停着一辆车牌号为hG7396的小车，车上坐着就是张子强。这是海滩道的一个拐弯处，交通标志表明这是一个单行道，窄窄的道路只容得下一辆车行驶。张子强的车停在弯道的这一边，他从电话里听到张志烽的报告后，立即用对讲机通知了前面的人：“老板已经收工了，车子一经过，我立即通知，你们就行动。记住，浅蓝色的宝马。” 这时，郭炳湘那辆浅蓝色的宝马车已经经过香港仔隧道，开上了浅水湾道，仍然是郭自己开车，没有带司机，车上只是他一个人。 在海滩道弯道旁停车的张子强已经发动了汽车，此刻他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汽车的手刹，聚精会神地注意着自己车的倒视镜，随时准备开动汽车。很快看见郭的车快速经过他的车边，朝前开去。 张子强立即拿起对讲机：“车已过了。”说完，松开手刹，脚踩油门，把车子打横堵在马路中间，立即把整个马路都堵死了，然后下车把引擎盖打开，假装车子出了故障，正在修理。 海滩道弯道的另一头，甘永强坐在一辆停着的车里。他手拿对讲机，对讲机里传来张子强的声音后，甘永强立即将没有熄火的轿车（车牌号FK9630），也打横堵在马路中间。 只一会儿功夫，郭炳湘的车就从弯道的桥下钻过来，他看见前面有一辆车停在马路中间，立即刹车。 这时，停在一边的陈森友那辆白色“丰田”面包车（车牌号GZ3612）已经跟了上来，紧紧地顶在郭的宝马车后面，使它动弹不得。 郭炳湘见前面的车子不动，就按了几下喇叭。突然他从车子的倒视镜中，看见后面的车子里跳出来好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每人手上都拿着长短武器，把宝马车团团围住。 郭本能地叫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等郭缓过劲来，绑匪们已经把他从车上拖下来，几个人架着他，将他粗暴地塞进了后面的面包车，立即有人将他绑上，并用胶带纸封上了嘴。同时陈森友倒车，从郭的车旁挤过，扬长而去。 绑架行动一切都井然有序。陈森友将郭炳湘拉走以后，邓礼显从甘永强的车上下来，上了郭的宝马车，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里，宝马车的发动机还开着，邓礼显轻轻一踩油门，发动机轻声地哼起来，邓礼显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好车。” 此时，前面的甘永强已经将自己的车开走，给邓礼显让开了道。 邓礼显开着宝马车绕过甘永强的车，将车开到事前看好的离现场50米的一个海滩停车场停好，自己就离去了。郭炳湘坐的那辆豪华型宝马车就静静地停在那儿，谁也不会注意到主人已经离去，可车钥匙仍然挂在车上。 在香港浅水湾道上，陈森友一边开车，一边用对讲机通知张子强：“成功了，成功了！” 此刻，张子强仍然在香港海滩道弯道旁，他的那辆横在马路中间的车子，车的引擎盖仍然打开着，张子强用自己的车把后来经过海滩道的车都拦下了。当假装修车的张子强听到对讲机里传来陈森友“成功了”的声音时，马上把自己车的引擎盖盖上，假装车子修好了，他还跟停在后面的司机们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钻进车里发动汽车，也扬长而去。 由于行动迅速，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道路上已经恢复了平静，谁也没想到香港的亿万富翁郭炳湘刚刚在这里被人绑架了。 马路上，张子强边开车边用电话通知陈森友：“让‘肉参’（即人质）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就说自己被绑架了，叫家里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陈森友接到张子强的电话，立即对自己的同伙说：“叫他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车上的同伙立即把压在身下的郭炳湘抬起来，撕开贴在他嘴上的胶带纸，又从郭的包里掏出他的手提电话，说：“快，快给你家打一个电话，叫你家里准备赎金。不准报警。” 可是没想到，郭炳湘非常强硬，拒不和绑匪合作，坚决不打这个电话。匪徒们将他按下抬起好几次，他就是不打，并且你只要撕下他嘴上的胶带纸，他就教训这帮匪徒。 陈森友无奈，只好又给张子强打电话说：“‘肉参’不愿打电话。” 张子强得知郭炳湘不配合时，知道事情不会像预先计划的那么顺利了，他气得骂了一句，就把车开到一个僻静处，用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给郭家打电话。 但由于郭妻坚持“如果接不到郭炳湘的电话就不谈判”的立场，张子强十分恼怒。他又给陈森友打电话。 这时，陈森友已经将郭炳湘拉到事先租来准备关人质的香港新界马鞍岗200号。这是一幢靠山边的二层砖房，有院子，有围墙，周围有很多树木。车可以直接开进院子，院子离公路约有一公里。 到了马鞍岗200号后，匪徒们立即按事先的分工，将郭炳湘关在一个房间里，用一条铁链锁上郭的脚，仍然用胶布贴住郭炳湘的眼睛。 在另一间屋里，陈森友接完张子强的电话后，走进关押郭炳湘的房间，对他说：“你还是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吧，否则，你老婆会认为你不安全。” 没想到郭炳湘一点也不怕，他拒绝配合，对绑匪们说：“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你们要为今天的事后悔的。” 几个匪徒气得大骂，上前对他拳打脚踢。郭炳湘仍不就范，陈森友只好又给张子强打电话。张子强在电话里听到打人的声音，马上制止：“别动粗，我再想想办法。” 张子强与郭家的谈判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这让张子强感到很头痛，绑匪们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绑架的目的是为了勒索钱，时间拖得越长对绑匪就越不利。可现在郭家坚持接不到郭炳湘本人的电话，不能确定他是否安全，就不和张子强谈判赎金。而郭炳湘本人就是不和绑匪配合打这个电话，事情僵持住了。 1997年10月2日，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在这儿的胡济舒一直在等待张子强的电话。绑架郭炳湘已经是第4天了，但胡济舒一直没有接到张子强的电话，也得不到香港方面的消息。在深圳能够收到香港的电视，这几天，胡济舒特别关注香港电视新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是香港仿佛很平静，没有半点关于郭炳湘被绑架的报道。 此时，张子强却坐在香港的一间咖啡厅一个僻静的角落，正在和陈森友通电话。 陈森友对张子强说：“‘肉参’就是不肯给家里打电话，还骂骂咧咧。我们已经教训他好几次了。”张子强说：“阿牛，吓唬吓唬可以，手脚别太重，打坏了就麻烦了。我们要钱不要命的。想个办法，让他吃一些苦头，但别伤他的皮肉。他是公子哥儿出身，相信他吃不了几天苦。” 陈森友放下电话回头看看里间坐在地上的郭炳湘，眼露凶光。他看见房里有一只木箱，就对正在吃饭的几个匪徒使了一个眼色。陈森友走进里屋，一脚把地上的饭盒踢开，对郭炳湘说：“我再问一遍，你打不打这个电话？” 郭炳湘仍然很坚决：“我劝你别费心了，现在送我回去还来得及，否则你们后悔的日子在后面。”陈森友说：“那好，我先让你后悔。来，把他衣服脱了，塞进这个箱子里。” 几个匪徒凶神一样冲上来，七手八脚脱下郭炳湘的衣服，硬将郭炳湘塞进了那只木箱。郭炳湘在里面不停地踢木箱，匪徒们就坐在“咚咚”作响的木箱上吃饭。渐渐地，木箱里没有声音了。 香港的9月和10月是一年中最为燥热的日子。这伙匪徒就是这样残忍地折磨着人质，而且一连折磨了四天，郭炳湘在木箱里忍受着非人的生活，还不给水喝。 四天后，郭炳湘终于拿起了手机：“是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陈森友走出关押郭炳湘的房间，立即拨张子强的电话，兴奋地对张子强说：“‘肉参’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 张子强高兴地说：“好，知道了。” 放下电话张子强立即给郭家打电话。 张子强在电话里仍然是那样不阴不阳地说：“怎么样？接到你们家先生的电话了吗？” 郭家因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郭炳湘的消息了，正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听到了郭炳湘的声音，证实郭仍然活着，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郭炳湘在电话里所说的话以及他的语气，让郭家更担心，所以他们就说：“一切都好商量，请务必不要难为我们家先生。” 张子强说：“只要你们合作，我保证他的安全。报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此刻，如何救郭炳湘出来是郭家的当务之急。但是，郭家能在香港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打出一片天地来，当然非一日之功。商场上，除了商业的竞争，恐怕也很难完全避免像张子强这样的黑社会分子的敲诈，面对郭家三兄弟的老大突然被绑架，郭家当然不会处在完全束手无策之中。他们经过了多次的紧急磋商，咨询过专业人士的意见，为了防止绑匪“撕票”，虽然没有报警，但研究了具体的对策。面对在暗中的绑匪，郭家当然不会轻信张子强的话。 张子强作为一个职业罪犯，当然在电话中听出了郭家的顾虑，他没等郭家再开口，就说：“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谈判的时候，你们可以派人把我绑上，我上你们家来，我们当面谈。” 这是张子强的一个策略，一般绑匪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敢，并且为了表现出他的无所畏惧，他敢只身进入“肉参”的家中。他认为，你离“肉参”的家越近，你就越安全。但郭家没有同意这个方案。 张子强又提出了另一个见面方式：“或者这样，你们家派人到我现在的咖啡厅来，这里对面就是警察总部，你们大概不害怕吧？” 郭家也没有同意，其实郭家已经准备好了一种谈判方式，他们将这种谈判方式在电话中告诉了张子强。 张子强听后说：“你们派车来接我？好，知道了。只能去我一人，不能带武器？好，没有问题，我有诚意，我全部答应你们的要求。什么车？黑色奔驰车，在中环，车号多少？记住了，好的，一言为定。” 张子强马上又给正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等消息的胡济舒打电话：“蝠鼠，我已经跟郭家联络好了，我去他们那儿。” 胡济舒在电话里问：“怎么样，事情拖了这么多天，会不会危险？” 张子强说：“危险是肯定的，但我想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人质在我手里。一切按原计划，事成以后，我通知你，由你通知陈森友放人。如果我去了以后，一天没有消息，你立即通知陈森友他们带着人质转移。” 放下电话以后，张子强立即乘车赶往香港中环。 到中环后，张子强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车停在路边，于是上前敲敲车门，车门打开后张子强上了车。上车后，张子强大大咧咧地坐在司机旁边，举起双手，示意司机搜他的身。司机将张子强浑身上上下下搜了一遍，张子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伸直双手任其搜查。司机见张子强确实没有带武器，就发动了汽车。 司机开着车在街头兜了几个圈，很显然，他是从倒视镜里注意着后面有没有可疑的车辆跟踪。 张子强两手抄腰，闭目养神。兜了几圈，见后面没有什么动静，司机就把车开往目的地。 车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司机领着张子强乘电梯上了楼，走进一间宽大的客厅，客厅里已经坐着一群人。这些人有些张子强认识，有些不认识。 张子强大大咧咧地走了进去，目中无人地在一张沙发上坐下。 张子强说：“长话短说，我们一帮弟兄想要几个安家费，你们是香港超级富豪，跟你们借几个钱用用。如果成交，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骚扰你们家族。” 郭家人问：“请问先生要多少？” 张子强把手一挥，说：“也不会让你们太为难，我也知道，多了，你们取现金困难，就十个亿吧。” 郭家人惊呆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郭家人说：“先生，十个亿的现金是绝对拿不出来的。” 张子强说：“你们这就不像富豪的样子了，太缺乏诚意。” 郭家人说：“我们家老板在你手中，我们必须有诚意，但是我们确实在短时间内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张子强反问：“那你们说多少？” 郭家人说：“你要的全是现金，而且时间这么紧，这么大的现金量哪一家银行筹集都有困难，希望你能理解。” 张子强一拍茶几：“好，一口价，六个亿，再不讲价了。” 郭家人小声地商量了一下，转身对张子强说：“好，我们设法去筹集。” 张子强又说：“全部要旧币，你们将现金放在车上我们来取。” 郭家人说：“我们准备好，立即通知你。”张子强威胁道：“最好别拖时间，拖长了你家老板就不好受了。” 郭家人说：“我们知道，我们比您更急，但是请您理解，这么大一笔现金，我们确实需要时间去筹措，请您一定要善待我们家老板。” 郭家虽为香港亿万富翁，但不等于郭家就存有6亿现金，就是他整个新鸿基集团在一天里也不一定有6亿现金的流动资金，但郭家需要紧急筹措。因为赎金的数额已经谈好，早一点付了赎金，郭炳湘就能早一点脱离危险，郭炳湘已经被绑匪关押了多日，郭家人盼着能早一点见到亲人。 经过一天的紧急筹措，多方设法，郭家人终于通知张子强，第二天上午到香港中环的一家银行前取款。 第二天一早，张子强带着一名马仔比预定时间早一些来到香港中环的这家银行门前，找了一个地方隐藏起来。 到了约定的时间，张子强看见两辆奔驰车从银行里面开了出来，然后就停在门口的街边，其中一辆就是昨天去接他的那辆。张子强没有马上从隐藏的地方出来，而是在仔细地观察着银行附近的动静。 对周围环境观察了一会儿，张子强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才慢慢地走了出来，他的马仔跟在身后。走到那辆接他的奔驰车边，车门开了，还是昨天那位司机，他看见是张子强就从车里走出来，也示意另一辆车的司机将车交给张子强的同伙。 每一个袋子都是鼓鼓的。张子强打开其中一个编织袋的拉链，看见里面装的全是一扎一扎的1000元面额的港币，张子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将拉链拉上。示意自己的同伙上了车，然后两人立即分别将车开走。 张子强将汽车开出那间银行的门口后，又拐了几个弯，立即汇进了马路上的车流里。他边开车，边注意着后面有没有人跟踪。在确认没有车跟踪以后，他才将车开往新界。 到了新界后，在一处较为偏僻的路边，张子强将车停下，他走下车跟后面的同伙说了几句话，然后两辆车就分头而去。一辆开往薄扶林山方向，一辆开往上水方向…… 1998年年初，张子强团伙的严重暴力罪行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1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接到公安部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通报了香港张子强、叶继欢犯罪集团横跨粤港两地作案的情况，要求广东省警方立案侦查，并商定，以当天的日期作为此案的代号，叫作“9810大案”。 接完电话，陈绍基马上指示省厅刑侦局抽调精干人员，成立指挥部。办公地点就暂时设在省公安厅大厦刑侦局的1007室。 两天后，也就是1998年1月12日，公安部刑侦局的张局长和一位张副局长，还有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杜处长，一同飞抵广州协调督办此事。 公安部刑侦局张副局长在向“9810大案”指挥部的同志介绍情况的时候说：“近年来，发现张子强和叶继欢这两个犯罪集团纠集到了一起，利用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犯罪逐步升级。有情报显示，他们已经在香港策划实施了多宗绑架富商的案件，索取了巨额的赎金。目前他们又在秘密策划另一宗绑架大案。” 1月12日，公安部刑侦局张副局长向专案组介绍了情况后，“9810大案”指挥部正式开始运作。 就在“9810大案”指挥部紧锣密鼓地布置张下一张天网、尽早抓捕张子强归案时，张子强却在香港又一手策划了一宗使整个香港震动的大案。 1998年1月8日的清晨，在香港鲤鱼门码头，香港警方飞虎队的直升机发现了一辆非常醒目的黄色的跑车，接着飞行员又看到跑车附近的人见到巡逻机后显得很慌张，把一些刚搬下来的白色箱子，又往车上搬。飞行员一边向总部报告，一边跟踪跑车来到上水流。 总部马上派人到现场监视，并带上了缉毒犬，当时怀疑箱子里藏有毒品。 警员们悄悄赶到上水流水响村现场，发现张子强正赤着胳膊穿着一条裤衩，和几个人一起在搬那些泡沫箱。搬完货后，张子强等人开车离开。一部分警察跟踪尾随，一部分警察立即赶到那间平房旁。带着缉毒犬的警察上前，让缉毒犬去嗅那些洒落在现场的粉末，缉毒犬嗅了一会儿没有反应。训练缉毒犬的警察，一脸的狐疑。 第二天白天，现场指挥官又带着一批警员到上水流水响村张子强第一次藏东西的地方。几名警员又对现场进行了一次更认真的勘查。 一名警员看见了洒落在地上的那些黄色粉末，指给指挥官看。指挥官说：“取一些土样，带回去化验。”警员上前取了一些沾有黄色粉末的土装进了塑料袋里。 装有黄色粉末的土样被立即送到了香港警察总部的化验室，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化验员马上进行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是炸药！ 值班警官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抄起电话向警务处长报告。 警务处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向特首办公室打电话……香港警察对张子强藏有几十箱炸药的铁皮房进行了更严密的监控。他们在等待着张子强或其同党再次到来，以便人赃俱获。 到1998年1月17日，警方已经对藏炸药的这间铁皮房进行了多日的监视。17日这天，一辆小车开到铁皮房前停下，正是几天前张子强搬运炸药的那辆小车。开车的是张子强的贴身马仔汪凤琪，他领着另外两个人下了车。下车后，他们警惕地注意着现场周围的动静，然后才开门进了那间铁皮房。 现场指挥官即刻向总部报告，总部命令对铁皮房进行搜查，并拘捕房内人员。 接到命令，训练有素的香港警察，马上缩小了包围，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撞开铁门冲了进去，拘捕了正在现场的汪凤琪等人，并展开了搜查。 警察发现铁皮房内堆放着一箱箱用胶带纸封着的白色泡沫箱，经过清点，一共40个塑料发泡包箱，装有818483公斤炸药、1997支雷管和750米导火索。 香港警方立即将发现炸药的消息通知了“9810大案”指挥部。 指挥部指派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处长何涛前往香港，从查炸药来源着手，看看能不能牵出张子强在内地到底都干了哪些违法犯罪的事，还有哪些犯罪同伙，以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经确认，该批炸药确实是内地生产的，炸药产于江西，导火索产于广东南海。它的用途很广，一般用于建筑工地、采石场，沿海渔民都有可能用得上它。“9810大案”指挥部决定从爆炸品的源头着手，派人去江西某化工厂和广东南海某化工厂，调查这两批批号的炸药和导火索，都分别销往哪些地方。办案人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查阅了工厂里的许多订单，甚至到仓库查阅了出库单，却没有一点头绪。 而此时，接到汪凤琪被捕消息的张子强正从香港入境，准备去岳父即罗艳芳的父亲在东莞投资的工厂避风头，并准备与胡济舒接头，策划下一个犯罪计划。 但张子强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出海关就立即被深圳市公安局发现，报告给正在深圳办案的省公安厅刑侦局政委张永强。张永强立即报告给指挥部，然后组织深圳市局的同志跟踪他。一直跟踪到东莞，再由东莞市公安局继续盯住张子强的行踪。 不久奉命跟踪的何涛报告，张子强驾着一辆黑色奔驰车朝广州方向开去。 在省公安厅1007房，“9810大案”指挥部里一片紧张的气氛。 张子强的车从广州广园路口进了广州市区后，朝右拐向了广州白云机场方向。何涛一边向指挥部报告，一边紧紧盯上，因为进入市区车已多了起来。 到了白云机场，张子强下车后悠然地往候机楼走去。候机楼里人来人往，张子强看看手表后，进了咖啡厅要了一杯咖啡，慢慢悠悠地喝了起来。 紧跟而至的何涛和李海波也进了咖啡厅，找了一个离张子强比较远的座位，坐了下来。其他同志站在咖啡厅外，透过玻璃窗监视着里面的张子强。 这时，白云机场正在用中英文广播，从泰国飞来的航班已经降落。张子强听到广播后，立即起身朝国际候机厅走去。随着一队队鱼贯而出的旅客，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出口。 何涛马上记起，这个人即是公安部张局长和香港警方的资料中介绍的张子强团伙的“军师”胡济舒，只是比照片上的显得更苍老一些。 张子强看见胡济舒立即招手，两人相见后朝停车场走去，上了张子强的奔驰车。 何涛见状立即紧紧地跟上了张子强的车。张子强的车从广州广园路收费站上了环城高速公路，开了约10分钟，又上了广深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上，何涛的车与张子强的车保持着约1公里的距离，用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不远不近地跟着。开了约40分钟，快到东莞市了，从东莞市来的同志拿起电话通知了东莞市局有关领导，刚放下电话，就看见张子强的车没有减速转入高速公路出口，而是继续朝深圳方向开去了。 何涛马上把情况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指示一定不要惊动了目标。由指挥部通知深圳市局的同志，到深圳后，由深圳市局接过目标，继续跟踪。 何涛的车到后，深圳市公安局派来的车已经等在关口。张子强经过查验后进关，何涛的车也紧接着过了关，并在关口上了深圳市公安局派来的一辆日本产雅阁车。雅阁车马上跟上了张子强的车。 此时坐在车上的何涛终于可以放松一点了，因为深圳市公安局反黑大队的同志对深圳的情况熟，道路也熟，他不担心跟丢了目标。 张子强的车在高楼间绕来绕去，最后开进了深圳罗湖区的广东银行大厦楼下，进了停车场。接着，胡济舒和张子强都下车进了广东银行大厦。走进楼口的时候，狡猾的胡济舒突然回头，正好看见刚刚停下来的何涛他们的雅阁车。 深圳市局开车的同志非常机敏，看见胡济舒盯着这辆车，把车开过了大厦。然后，再悄悄转回来，停在楼下，关了车灯。何涛坐在车内望着楼上，看见13楼的一间窗户亮了灯。 张子强和胡济舒进了深圳广东银行大厦后，就一直没出来。大家分析，他们可能就住在13楼的一个单元里。深圳市局的同志立即派人查这个单元的房主，由于时间已经太晚，一时还没有结果。何涛和深圳市局的同志一直在楼下监视着，担心张子强、胡济舒会突然离开。 约23点20分左右，有一辆车开来，停在大厦前。是东莞的车牌，车牌号是粤S-27777。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中年男子，一青年男子，两人进了大楼。一会儿，广东银行大厦13楼的那扇窗户打开了，胡济舒从里面伸出头来，旁边站着的就是刚才进楼的那个人，胡济舒又看见了那辆雅阁车。看了一会儿他把头缩了回去，将窗户关上。 东莞局查清了粤S-27777的车主是胡济舒的侄子。胡济舒原是东莞人，后来偷渡到香港，至今他的几位兄长以及兄长的家还在东莞。 这时，深圳市局也查清楚了，深圳广东银行大厦内有一个单元是胡济舒以他哥哥的名义买的，单元号是13楼B座。胡济舒每次回来，不住宾馆的时候，基本上就住在这里。 那天晚上，尽管何涛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监视中非常小心，但还是引起了胡济舒的怀疑。第二天，胡济舒找人到车管所去查那辆雅阁车的资料。幸亏深圳市公安局的孙副局长临时把这辆车的户口改成了一家公司的，才让胡济舒放下心。 于是张子强和胡济舒悠悠地下楼上了这辆奔驰车，从广东银行大厦开上了深圳的主干道深南大道，由东往西，仍是张子强开车。开了一会儿，车子停在深圳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前。何涛他们看见张子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型机器，放在耳边听了一会儿。 胡济舒好像问什么，张子强做了一个“别出声”的动作，然后将机器放进口袋里，和胡济舒一起下了车，走进地王大厦。 何涛提醒大家：“大家注意，张子强拿出的好像是一个微型的防窃听装置。” 深圳市局的同志马上去查张子强在地王大厦的住处。很快查清楚，在深圳地王大厦29层高级公寓里，有张子强买的两处物业，是以他老婆罗艳芳和妹妹罗艳霞的名义买的。 何涛和张晓鹏、李海波站在离地王大厦不远的一个小商店旁边。深圳市局的同志监视着地王大厦的另一个出口。 不大一会儿，张子强、胡济舒开着那辆黑色奔驰车从地王大厦地下车库出来，往珠海方向驶去。 进了珠海市区的张子强好像并不急，开着那辆黑色奔驰车在街上慢悠悠地转，这就给跟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珠海市局不停地变换着车辆，轮流跟踪，一直没有让张子强发觉。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张子强突然将车开到了珠海拱北海湾海景花园，在一幢楼下停了车。他和胡济舒进了这幢楼的38室。很快查明，这套房子还是以张子强用罗艳芳妹妹的名义买的。张子强和胡济舒进去后再也没有出来。 这里靠近珠海的拱北海关，离澳门很近，指挥部和一线指挥的张政委、珠海市局的张局长都很担心，张子强和胡济舒随时都会逃往澳门。 第二天，张子强的奔驰车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沿着海边公路往市区开，很快张子强将车停在一家商场门口，和胡济舒下车走进商场。可能是天气冷，他们首先去买了几件御寒衣服马上穿到了身上，然后又到了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包括洗涤净、卷纸等。跟踪的同志不敢掉以轻心，也装成买东西紧随其后。 商场里的人也不太多，跟踪的同志为了防止被张子强发现，跟了一会儿就退出来了，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张子强停在门口的那辆车上，等他买完东西出来。 当门外的跟踪人员透过商场的玻璃盯着仍然在商场里买东西的张子强时，突然来了一个青年，打开张子强的那部黑色奔驰的车门，将它开走了。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跟踪人员一下没有反应过来，等到大家决定仍然盯住商场里的目标时，这才发现商场里的张子强、胡济舒也不见了。 丢失了目标，指挥部十分着急。指挥部命令控制所有进出关口和珠海的二线关口，包括机场、车站码头。由于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目标很快又发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没有回到他们昨天住过的珠海拱北海湾海景花园，而是开着车往珠海郊外的高尔夫山庄去了。办案人员又紧紧地盯上了他们。 原来，张子强、胡济舒并没有发现自己被盯梢，只是出于一个职业罪犯的防范心理，才玩了一手“金蝉脱壳”。开车的那个青年是胡济舒在深圳已经见到的侄子，他们让胡的侄子把车开走后，胡济舒和张子强也立即从商场后面乘的士离开。 当张子强的车开进高尔夫山庄后，珠海市局跟踪的车立即上来，但被保安以“私家住地，需出示本山庄住户的证件或者经本山庄住户的同意才能入内”为由拦住了。 由于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跟踪的办案人员没有找到一个进山庄的理由。为了不暴露目标，也不便向保安亮明自己的身份，只好先退了出来。 等到办案人员设法进入山庄的时候，张子强已在山庄里失去了踪影。办案人员再次失去了目标。 山庄里有几十幢别墅，不知道张子强和胡济舒住进了哪一幢。珠海市局的同志立即到山庄物业管理处查找业主名单，但没有查到张子强或者胡济舒的名字。正在查找中，办案人员发现了张子强那辆黑色的奔驰车，接着在一幢别墅的窗口，发现了张子强的影子。 透过窗户，何涛看见胡济舒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张子强穿着一个大裤衩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此时，“9810大案”指挥部里，正在讨论是否立即抓捕张子强与胡济舒这一问题。抓，证据还不十分充足，原来计划也没有这么快就收网的；暂时不抓，他们这样大范围地流窜，目前又在珠海，随时都有可能脱逃了，那简直是放虎归山了。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收网”。正当指挥部准备向盯梢的人员下令抓捕张、胡二人时，突然接到报告：二人又失踪了。 原来何涛他们进了山庄以后，把车子停在山庄的门口，山庄值班的保安看见路边停了一辆车，车里又没有人，不知道车主是谁。保安有点不放心，于是就往别墅里一一打电话查询。他问了好几家，都说不是他们的车，保安就把电话打到了张子强的别墅里。 胡济舒听到保安的电话后想了想，就从沙发上起身走到窗前往外看。他看见了那辆停在路边的车，然后立即关上了窗户。 胡济舒对张子强说：“我觉得不对劲。”张子强也感到了异样，两人决定马上逃跑。于是他们拎了包，故意不关灯，还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大，然后打开厨房的后门，悄悄地溜了出去，也不走大路，而是朝山庄的后山跑去。后山有山庄的一道围墙，他们俩爬上了围墙，跳到了围墙的外面，在夜幕中，又从围墙后顺着山路偷偷摸摸往公路边走。两人逃得匆忙，只穿着汗衫和大裤衩，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边跑边朝后面看，非常狼狈和慌张。 张子强喘着粗气又问：“蝠鼠，难道真是香港警察为那800公斤炸药追到大陆来了？” 胡济舒比张子强喘得更厉害，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什么可能都有，先脱身再说吧。” 两人从后山走到公路上，正好来了一部出租车，招手拦下。在出租车里两人仍然惊魂未定，胡济舒不停地回头，从出租车的后窗朝后看有没有人跟踪。 出租车进城，两人下了车。 胡济舒说：“这么冷的夜里，我们俩穿着一个大裤衩在街上走，更引人注意。车又留在山庄里，咱们走不远。” 张子强不愧是久经沙场，立即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对胡济舒说：“拱北旁边有一家桑拿浴室，我们先到那儿去，在桑拿浴室不会有人注意你穿多少衣服，到了那儿再想办法。” 说着，张子强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朝拱北那间桑拿浴室开去。 车到拱北后，张子强和胡济舒下了车，门口的迎宾小姐看见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正诧异时，他们却朝桑拿浴室走来。没有等小姐开口，张子强就对小姐说：“要一间贵宾房。”张子强、胡济舒随着迎宾小姐一头扎进了桑拿间，进了贵宾房后就没有出来。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指挥部接到珠海方面的电话后，立即果断命令：珠海拱北和深圳各口岸严密控制张子强和胡济舒出境。请珠海市局动员更多的警力，扩大搜索面，务必找到这两个人。 就在广州省厅指挥部与珠海一线的同志紧张地搜索着张、胡踪迹时，广州海珠区吉丘下道的金惠花园里却显得格外宁静。在这个住宅区的某栋楼下，办案人员正在监视着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志烽。 晚上约12点多，负责监视人员突然发现从楼内出来一个中年男人，从胖胖的身影看很像是张志烽。中年男人走向那辆张志烽停在楼下的丰田小车，把车开出了金惠花园住宅小区。办案人员马上开车跟上，发现张志烽上了广州至珠海的高速公路。办案人员一边继续跟踪，一边立即向指挥部作了汇报。 指挥部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张志烽是张子强犯罪集团里的三号人物，在张子强和胡济舒逃跑的时候，他突然深夜开车去珠海，极有可能是去与张子强、胡济舒会合，这样，张子强、胡济舒的藏身之地就会暴露出来。指挥部让跟踪人员紧紧盯住，随时和指挥部保持联系，同时也通知了珠海方面。 原来，张子强和胡济舒在贵宾房商量，必须要离开珠海才能脱离危险，要离开就要有交通工具，而他们的车还停在高尔夫山庄，要找一个人从山庄里把那辆奔驰车开出来。这时，他们决定让同伙张志烽到高尔夫山庄里把车开出来。 张志烽开车到珠海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他将车一直开到拱北桑拿浴室，下车走了进去。 张志烽走进去的时候，迎宾小姐迎上来问：“先生，就一位？” 张志烽摇摇手说：“我找人。”说完径直走了进去。 张志烽在一间贵宾房里找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当时正有两个按摩小姐在给他们按摩。 张子强看见张志烽进来，挥挥手让按摩的小姐出去。 张志烽问：“什么事，深更半夜里把我叫来。” 胡济舒说：“我们被‘皇气’（皇家警察）包围了。我和大富豪虽然逃出来了，可车还留在高尔夫山庄，一下又走不了。你能不能进去帮我们把车开出来。” 张志烽想了一下说：“你们逃了出来，车留在山庄里，肯定是被人监视着的，让我去取车，我不是往死里撞吗？我不敢去。” 张子强、胡济舒见张志烽不愿去，也无奈。 此时，天近黎明，办案人员已经发现了张子强和胡济舒的藏身之地，一边把情况立即报告了指挥部，一边把桑拿浴室严密地监视了起来。 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在桑拿室里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才出来，三人钻进了张志烽的车。 不远处，何涛他们和珠海市局的同志正紧盯着这间桑拿浴室。张子强他们一露头，立即被发现了。他们马上报告说：“目标出来了。” 说话间，张志烽的车已经迎面开来了。珠海局的车马上悄悄跟上去。 这天，虽然珠海街头的人比平时要少，但酒楼和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商店还在做着年货的促销活动，因此有的商店反而比平时开门早。 张志烽的车在一间商店门前停了下来。张子强和胡济舒进去买了衣服很快就出来了，又上了张志烽的车。车朝拱北宾馆方向开去。 拱北宾馆里仍和平时一样，有不少人来这儿喝早茶。张志烽将车开到拱北宾馆，三人都下车走进宾馆餐厅，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张子强隔着宾馆的玻璃，注视着街上的行人。 珠海公安局的车跟踪到了这儿，将车悄悄地停在一个街角，在街边找到一个餐厅作掩护，密切注视着张子强的一举一动。 在拱北宾馆的餐厅里，惦记着儿子的张志烽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要走，张、胡也没有强留他。就在张志烽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张子强突然又喊住他，他打开了自己的包，拿出护照、身份证和回乡证递给张志烽要他保管。 张志烽拿着张子强的这些证件出了拱北宾馆的门，上了他的那辆丰田小车就朝广州方向开去了。 而张子强和胡济舒则突然站起身，蹿出餐厅，跳上一辆出租车开走了。 在拱北宾馆对面餐馆里监视张子强、胡济舒的办案人员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即从隐蔽的地方冲出来，但由于宾馆门前车多，张子强所乘的出租车立即没有了踪影。 所幸训练有素的办案人员立即记下了出租车的牌号：粤C-25475，并马上把情况报告了省厅指挥部。指挥部立即下令珠海、中山、江门、顺德、番禺、广州等地的公安局即刻上路拦截一辆红色的出租车。 这时，张子强和胡济舒又在哪里呢？ 与香港警方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张子强，有很丰富的反侦查和反跟踪的经验。张子强和别的罪犯不一样，他发现警方跟踪后，不会溜走，而是对警方进行反跟踪。他依仗着自己高超的车技和开的名贵跑车，会在公路上与警方玩老鼠戏猫的游戏。有一次，他在开车时发现后面有警察在跟踪，就利用在等红灯时，突然给车加速，冲过黄灯迅速摆脱警察的跟踪。等到跟踪他的警察为失去目标而丧气的时候，他又会出现在马路的另一边，对警察做着挑衅的手势。他后来被拘捕后，办案人员从他在深圳地王大厦的住所里搜出了两副美国产的窃听器。这两副窃听器都是张子强去美国时买的，每副花了1000美金。后来在审讯中，他说，买这两副窃听器，就是专门用来反跟踪的。他将窃听器装在汽车上，可以侦测到有没有人窃听他的讲话和跟踪他。 上出租车以后，张子强才发现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他跟女司机说，出关。刚开始女司机还以为他要去澳门，因为珠海与澳门的拱北海关，澳门人习惯于叫关闸。张子强说，不不不，出二线关。女司机才明白了，马上向二线关开去。 一路上，张、胡很少说话。出租车出了珠海后就上了105国道，开了约50多公里就到了中山市，在中山市的一个收费站交了费以后，又从105国道拐上了高速公路。这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刚离开，中山市公安局的一辆警车就赶到，收费员说，有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刚经过，但没有注意车牌号。这就使干警犯难了，根本没有办法估计经过收费站的那辆红色出租车里是不是坐着张子强和胡济舒。 中山市的前面，就是江门市。江门市公安局也接到省厅指挥部的命令：有两个重要疑犯乘坐粤C-25475号车牌的红色捷达车从珠海逃出，请你们立即上路设卡，封锁要道。发现目标，马上扣人，不准审问，立即报告省厅指挥部。 这时时间是1998年1月25日中午11点48分。 从珠海方向开往江门的车，都要经过江门的外海大桥。江门市公安局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发出命令：“立即在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设卡检查。” 11点50分，由江门市公安局的刑警、交警组成的队伍迅速到达江门外海大桥收费站，值勤干警立即拦起了路障。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肩戴执勤袖章的特警也火速到位，认真地盘查着每一部来往车辆。 突然，江门公安局现场指挥的一位干部看见远远地一辆红色捷达出租车开来，车牌号正是粤C-25475。他叫了一声：“注意！” 守桥的干警立即严阵以待。收费站前站着身穿防弹衣手持微型冲锋枪的警察，气氛显得很紧张。说话间，红色捷达出租车开到了收费站前。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她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看见有停车检查的标志，就按着现场执勤警察的示意，将车缓缓地停在桥头。 车刚停稳，行动队员就冲了上来。就在张、胡二人佯装愕然之际，两副锃亮的手铐将其手腕反铐起来。此时张子强还故作镇定地说：“你们不要锁得这么紧，我们是正当生意人。” 一般来说，刑事案件抓住了案犯，案件也就基本进入尾声了。可是对于张子强犯罪集团来说，由于这个犯罪集团犯罪时间之长，人数之多，案值之大，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得到的所有线索又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在抓捕现场，从张子强身上搜出的香港居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陈庆威”，胡济舒的柬埔寨护照上的名字叫“陈树光”。 因此对张子强、胡济舒的审讯一度陷入低谷。预审组发现，从张子强的口供矛盾中寻找缺口，虽有些效果，但很难突破，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专案组调整策略，决定加紧外围取证。于是广州警方迅速逮捕了张志烽，并重点跟上了一个叫“大个D”的人。当时总指挥部提供的情况是，此人会开车，涉嫌参与1997年绑架勒索郭炳湘案，并用分得的巨款在广州某地购了房，一直住在广州，行踪诡秘。 根据有限的情报，要在广州查出一个不知真名的会开车的人，其难度可想而知。几天后，侦查员将侦查范围缩小到芳村花地湾红棉苑某幢楼房，发现房主陈某的父亲叫陈树汉。侦查员将情况报到省厅指挥部，指挥部立即反馈了最新情报：陈树汉就是“大个D”。 4月10日深夜12点左右，几名侦查员敲开了陈家的宅门，侦查员冲进铁门的一瞬间，立即判断出身着白色老头衫年近半百体态稍胖的男人正是“大个D”！“大个D"束手就擒。 “大个D”供认，他于1971年偷渡香港后，成为香港居民。他在做厨师期间，认识了同一年偷渡到香港的广州青年张志烽，并一直保持联系。前两年，他因涉及一宗毒品走私案，被香港警方通缉，逃回广州。1997年的一天，张志烽找到他，介绍他参与张子强团伙绑架富商前的密谋活动。临行动时，他因被香港警方通缉，未能直接到现场参与绑架。绑架作案成功后，他分得1700万港元。 “大个D”的供述使侦审工作开始走出低谷。4月初，深圳侦查员在外围调查取证过程中，盯上了一对形影不离的神秘男子——刘国华两兄弟。 香港800公斤炸药案公之于众后，涉嫌参与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惊弓之鸟，纷纷东躲西藏。刘鼎勋和刘国华两兄弟更是心惊胆战，为逃过香港警察的视线，潜入深圳避风。 总指挥部决定“动动”他们，并指示深圳专案组选好时机，利索解决。 4月10日下午，刘氏兄弟从台山老家扫墓后，折返深圳。像往常一样，他们约了几个朋友，躲进富华酒楼吃饭。7点多，正当刘氏兄弟拔腿走人时，早在附近设伏的侦查员冲了上来…… 面对预审民警的攻势，刘鼎勋开始招架不住，交代出800公斤炸药案的某些真相。 刘鼎勋供认：1998年1月7日，一个熟人叫他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驾车到香港大老山隧道搬炸药。第二天，他按时来到此处，看见一个叫“阿成”的人驾驶一辆货柜车赶来，然后跟着“阿成”来到水响村里的一幢平房里。张子强与一伙人早在这里等着，将“阿成”车上的炸药搬下来。后来他们感到这里不安全，又将炸药转藏在新界的一幢两层楼房里。 刘鼎勋的供认，使800公斤炸药案现出端倪。 与此同时，从审讯张志烽的口供中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张子强和一个叫“阿七”的人曾纠合一批人，在“9·29”绑架案之前绑架过一名富商，并勒索到20亿港元。总指挥部立即电告香港警方，旋即获得对方传来的准确情报：“阿七”真名陈智浩，香港居民，有过重大犯罪记录。此人涉嫌参与1996年5月23日绑架勒索富商案。 粤港警方再度联手，开始秘查“阿七”的行踪。4月26日晚上，香港九龙深水湾营盘街某幢豪宅走出一名年约30岁的高个男子，司机将其接上车后，直奔罗湖海关。正当他等待安检时，一名检查人员把他带到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几个人表明警察身份后，立即给他上了铐子，押上一辆警车，往广州方向急驰而去。此人正是“阿七”。 同伙的大量供词使张子强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1998年6月底的最后几天，张子强竟然一连三天不说话。6月29日值班的管教干部觉得张子强今晚的行为有点异常，从监视器里看到张子强仍然在地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值班干警看看值班室墙上的钟，已经是12点33分，马上就要交班了，他就坐下来写交班日记。写了一会儿，又抬头看看监视器，看见张子强又坐了起来，两手抱着双腿低着头。他准备继续把交班日记写完，没写几笔，发现张子强仰躺着一动不动。他突然感到不对，立即拔腿朝806仓跑去。 他急促地跑到806仓门口，“哗啦——”一声打开监视窗，对着监仓里其他人喊道：“快快，把张子强扶起来！” 同仓的人都惊醒了，大家七手八脚地上前把张子强扶着坐了起来。 张子强想以自杀了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这个企图在一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破灭了……张子强终于交代了自己制造的一系列惊天大案的经过。 在攻审张子强前后，“9810”专案组再次撒出一张巨大的缉捕之网，钱汉寿、张焕群、叶继欢等同谋相继落网。这一震惊中外的特大严重暴力犯罪团伙终于被彻底摧毁。 1998年的11月12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书》厚达48页，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份判决书了，审判长王敏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读完。 宣读完判决书后，案犯仍被押回看守所，36个案犯一长溜走出了法庭，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当然，走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张子强。 一路上张子强一言不发。囚车一直开进了看守所的院子，张子强被从车上押了下来，教导员看到他满脸苍白，精神恍惚。 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张子强犯罪集团案做出终审判决。 一早，张子强等一行36人，又被押到仓边路26号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在法庭里站了长长的一溜。所有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最后判决。 判处上诉人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诉人李运、原审被告人朱玉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审判长在宣读判决书时，张子强脸色煞白，面无表情，不知道在听没听。 宣判结束后，判处有期徒刑的人被押回看守所。 被终审判决死刑的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等五名案犯押进了法庭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验明正身。 验明正身时，突然，陈智浩激动地朝着张子强喊道：“张子强，你可把我害死啦！” 张子强低头不语。 钱汉寿直叫：“我要揭发！我要揭发！” 法官上来问他揭发什么，他想了半天，才说：“我要揭发盗版光盘。”显然钱汉寿紧张得语无伦次。 法官在验明张子强正身后，问：“有什么遗言？” 张子强摇摇头。 五名死刑犯验明正身后押出房间。鱼贯而出时，死刑犯之一的梁辉走到张子强的身边，说：“你好啦，我们这么多人陪你。”五名死刑犯被押上囚车前都戴上了黑色的面罩，在警用摩托车的引导下朝刑场开去。一声令下，枪声同时响起，害人者最终以害己而告终。 正文 2000 全球最大制贩冰毒案 2000年3月和4月间，菲律宾警方查获一批约300公斤的冰毒，并确认是从中国内地偷运过去的。信息很快反馈到中国国内，立即引起了我国公安部国家缉毒中心的高度重视，迅速在多个省市成立专案组。 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因其外观为纯白色结晶体，晶莹剔透，故被贩毒、吸毒人员称为“冰”，又因其毒性剧烈被称之为“冰毒”。冰毒对吸食者和社会的危害，远甚于海洛因。冰毒是一种精神类毒品，吸食后透支人体的能量，对内脏器官伤害很大。冰毒搭配海洛因吸食，一次即可上瘾，而且更难戒断。由于冰毒不仅具有强烈的兴奋作用，而且会出现一定的幻觉、性冲动，造成行为失控，所以俗称“摇头丸”、“快乐丸”、“劲乐丸”、“狂喜”、“忘我”、“疯药”、“强奸药片”等。 冰毒的直接原料是麻黄素(麻黄碱)，天然麻黄素是从麻黄类植物中提炼获取的，而这些植物是野生的，海南省也有麻黄树生长。 从北纬43度到46度、47度的地域最适合麻黄类植物生长，所以中国的新疆、甘肃、内蒙等地都盛产这类植物。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严密控制麻黄素流入非法途径，对麻黄草的收购和麻黄素的生产都采取定点制度。但是麻黄类植物毕竟不同于罂粟和大麻，后两者只要有人工种植，法律可以给种植者治罪，相对起来，它们比麻黄类植物更容易控制。 对于被专业人士称为“厨房药(即自己在厨房即可制造)”的冰毒，技术与资金并不构成真正的压力，而中国成为制造技术转移的重要受害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有极其丰富的麻黄素资源。众多越境而来的制毒贩，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 专案组成立不久，香港警方向公安部通报：他们从1999年起就开始注意到一个跨省的冰毒制贩集团在香港的活动。他们一直跟踪该集团，并秘密侦查到大毒枭的背景和该犯罪集团在香港的经济状况，包括他们的银行账户和所购置的物业。由于没有掌握具体的犯罪证据，他们一直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深圳警方专案组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线索，立即对以绰号“花弟”为首的庄楚城冰毒制贩集团开始了严密的调查取证。 经侦查，庄楚城冰毒集团的罪行逐渐浮出了水面。该集团的犯罪手法十分隐蔽，他们先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在深圳、湖北等地分别正式注册登记化工厂，然后通过一些研究所、化工厂偷偷得到生产冰毒的原料麻黄素，接着就按照配方，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制造冰毒。 2000年7月29日，深圳市公安机关经过周密策划，将庄楚城等14名犯罪嫌疑人一一抓获。在制毒工厂、藏毒仓库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住处，警方共缴获冰毒17吨，价值约56亿港元，而1999年全球查获的冰毒总量也只有16吨。据香港禁毒机构估算，这批冰毒足以让全香港的“瘾君子”服用约200年。随后，湖北也传来喜讯，两个冰毒制造基地被警方成功捣毁。 1995年底，庄楚城就开始策划制造冰毒牟利了。1996年，庄楚城通过伍其昌结识了32岁的南宁市制药厂制药工程师李雪岚和63岁的南宁市制药厂制药总工程师林棋桐。其实早在1995年10月，林棋桐就开始受20多岁的福建老乡陈某的委托开始制造安非他命。当时林棋桐感到自己已年迈体弱，单枪匹马恐难胜任，便叫来年轻有为的部下李雪岚合伙承担。 安非他命是国家管制药物，须凭证采购。林、李这两个制药行家十分清楚，但对来客的意图也都心照不宣，异口同声答应尽力而为。1996年元旦过后，按照“林总”设计的蓝图，“小李”全身心投入，使出浑身解数，研制出了第一批合成冰毒约30克。1996年4月，庄、伍等人欣闻佳音，赶到南宁验收，在下榻的某招待所房间烧“冰”试验后指出，效果尚可以，但不够纯正。林、李总结经验，再度上马，大功告成，于5月初带着新冰毒产品到广州，经庄、伍等人鉴定合格了。 庄、伍提出要扩大生产规模，并甩出17万元给林、李做经费。林随后租下南宁市长岗岭兽药厂厂房作为生产车间，李购买了制造冰毒的设备和原料。同年8月，林、李二人伙同伍其昌、李生、李健等人在长岗岭兽药厂厂房内，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共制造出5公斤冰毒，由李生运到广州交给庄楚城销售。 1996年6月的一天，庄、伍在南宁一酒店包房宴请林棋桐、李雪岚二人。席间，伍就进一步的技术要点向林讨教。林或许是好为人师，滔滔不绝地传授起来。庄大为不悦，一肚子怨气。李见林在泄密传绝招，怒责林不要乱说，林大骂李乳臭未干就不知天高地厚。最后，还是庄打圆场：“林老总息怒，您就是歇下也劳苦功高，我们的一切都有您的份。” 林、李自此结束“蜜月期”，形同路人。庄见林棋桐廉颇老矣无多大用，便一心投靠小李军师，重又“团结”伍，先后出资近100万元港币，将李拉拢得紧紧的。李乐得独发其财，接过巨款继续给他们制“冰”原料。 作别林棋桐，由于有庄、伍等毒枭巨款的巨大诱惑力，李雪岚索性离开南宁，一面通过上海的大学同学订购苯乙酸等原料，一面回到老家玉林市，找中学同学联系，租下了市郊福锦镇洋桥村的旧屋。在洋桥村，李雪岚俨然是一个小老板，招工雇员，搭锅垒灶，通过制“冰”原料大捞油水。有一次，制“冰”原料时出了意外，七名员工全部中毒，幸好是轻微，送附近卫生室都很快治愈。李自己也在一次搅拌热汁时被溅伤了左脸，过了几个月才消了疤痕。 好了伤疤没忘痛，李雪岚怕中毒后暴露毒窝，决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向毒枭们要来7万元港币的搬迁费后，于1996年12月将制“冰”原料厂搬到了福锦镇的船埠村，重起炉灶。 1996年8月至1997年5月，李雪岚在南宁及玉林等地共制造了500公斤冰毒。与此同时，庄楚城和陈文艺又指使伍其昌、李生、李健、丘秀中等人，在惠州新墟镇宝嘉印花厂将这些在广西生产的液体冰毒制成390公斤固体冰毒，由伍其昌分四次运到广州、深圳等地交给庄楚城销售。 1997年5月，李在报纸上看到了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规定，上面把“冰”与海洛因同列为涉罪的毒品。他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不敢沾“冰”了。 庄楚城见李雪岚下定决心金盆洗手，也无可奈何。于是同年7月，庄楚城与陈文艺、伍其昌等人前往广西，在南宁市福兴酒店向李雪岚索要了整套化学合成冰毒的配方及生产工序。随后，庄亲自带钱与陈文艺、伍其昌等人一起转道上海，通过林棋桐介绍，从上海市联谊制药机械公司职工樊庆云处购得苯基丙酮、甲胺等制毒原料运往广东惠阳大亚湾，在澳头镇丘和家中制造冰毒。1998年7月，庄将化学合成冰毒的技术传授给丘和，并出资让丘在惠州新墟镇元洞村为其制造冰毒。到1999年4月止，丘共制造出固体冰毒700公斤。 为了进一步增加冰毒产量，1999年，庄楚城决定在武汉开设液态冰毒加工厂，并选中由武汉本地人黄颜成主持。 黄颜成原为武汉市玻璃仪器厂工人，1988年停薪留职，在民权路开了家化工商店。1998年底，庄楚城的同伙曾运贵来汉购买制毒原料苯基丙酮，两人认识。1999年3月，曾运贵开出每月1万元的价码，请黄颜成在汉代理毒品加工厂。黄颜成认为“有利可赚”，当即答应。 1999年3月，黄颜成找到武汉染料厂，提出想租个车间生产药品。武汉染料厂是个特困企业，2000多名职工，负担很重，因此厂方想用车间租金来养活他们，再加上黄颜成说武汉话，深居简出，营业执照又是武汉的，全套证件都齐，在三民路还有一个药房。因此很快获得了武汉染料厂负责人的信任。7月，双方签订了租期一年的合同，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用该厂三个车间共400平方米。4月15日，曾运贵查看厂房，给了黄30万元。黄用这笔钱从红安买回四个反应釜、三个冷凝器、以及一个分馏塔，又从染料厂招聘了彭启发等六个工人及六个守厂人。紧接着，黄颜成分别成吨地购进各种原料。 1999年7月，地下毒品加工厂开工，曾运贵再次来汉，口教手授加工办法，第一批出“货”16吨。起初加工厂月产1吨，后来月产2吨、3吨，每次“货”一出炉便装桶，由孙柏槐驾驶自己的东风加长车运往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同时，曾明贵指使曾润笑租下公明镇长春花园后侧27、28号仓库存放冰毒，并以此为中转站，将液态冰毒陆续运到邻近的东莞市石排镇浦心二路140号、横山砖窑头新生村等地，转交庄楚城的另一手下梁旺，由梁旺和林鸿杰教授王松江、王桂良、郑锡泉、庄镇闻、“阿威”等人加工成固体冰毒，运往菲律宾的马尼拉市，由此流向全球。 武汉的这个毒品加工厂所使用的制毒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清一色的流水线作业，工人只负责搅拌、照看、包装等。幸好他们是要货就生产，不要货就休息，要是24小时不停生产，那制造冰毒的数量将是不可想像的。 至警方查获时，这个地下加工厂已送出30吨“货”。黄颜成从中获利上百万元，在汉口长堤街买下了一栋私房，也可能黄颜成深知身陷毒网，难逃法律制裁，于2000年与妻子离婚，儿子交给妻子抚养。但直到被捕时止，黄一家三口一直住在一起。 2000年1月，梁旺被香港警方抓获。为了逃避警方追捕，曾明贵通知林鸿杰等人马上关闭东莞石排镇的冰毒加工点，接着指使林鸿杰和郑锡泉各自重新开设冰毒加工厂。 2000年2月中旬，郑锡泉租下了东莞市石排镇东江大道14号厂房，招揽王振权、钟志权等人一起加工制造固体冰毒。郑伙同王振权、“老方”先后两次在东江大道14号加工厂内制造了308公斤固体冰毒和六桶约180公斤加入盐酸的液态冰毒，由钟志权分批送往东莞市常平镇，存放于郑自购的玫瑰花园第四栋别墅一楼内。2000年7月，警方将东江大道14号冰毒加工厂查获。为了毁灭罪证，郑一边指令王振权将六桶加入盐酸的液态冰毒倒掉，一边将308公斤固体冰毒从东莞常平玫瑰花园转移到王振权居住的石排镇太和中路55号藏匿。 与此同时，林鸿杰也继续在东莞横沥镇、石排镇等地疯狂地干着加工液态冰毒的罪恶勾当。2000年2月中旬，林鸿杰租下横沥镇恒泉路198号一、二楼用作固体冰毒制造场所，3月初又租了石排镇浦心二路244、246号两栋厂房，由王全在这里负责加工液态冰毒。3月上旬，林鸿杰、曾运贵、许志强、王松江等人将在东莞镇横沥镇恒泉路198号生产的约200公斤冰毒，用汽车运到广州交给庄楚城安排的买家；在这里，林鸿杰还伙同许志强、庄镇闻、王松江等人帮助郑锡泉加工125公斤冰毒，走私到菲律宾。2000年5月中旬，林自己出资让王桂良在其位于东莞石排镇砖窑头村的祖屋里开设冰毒加工厂，将300公斤液态冰毒加工成81公斤固体冰毒。6月中旬，林又在横沥镇北环路永盛汽修厂旁租下一栋两层楼房作为仓库，用来存放液态冰毒。 早在2000年4月，郑锡泉通过黄鸿新、郑荣昌介绍，用海船将郑委托林等人加工的125公斤固体冰毒从广东陆丰走私到菲律宾。同年6月20日，庄楚城指使曾运贵将一批在横沥镇压石冲管理区西环路5039号加工厂制成的固体冰毒走私到菲律宾，曾通过郑锡泉找到黄，黄介绍他所认识的郑荣昌。同年7月初，曾约黄、郑二人在深圳市罗湖区田贝四路东京酒家西餐厅商议走私事宜，双方约定，由郑荣昌负责联系海船将冰毒运往菲律宾。 2000年7月23日，庄楚城准备了一辆人货车停放在东莞市常平镇雄狮酒店停车场，由曾安排王松江、许志强将车开到横沥镇压石冲管理区西环路5039号，王、许二人伙同庄镇闻、黄良惠等人，用郑荣昌提供的大米袋，分装388公斤固体冰毒，藏于人货车尾厢，然后将12袋大米放在最上层作伪装。曾运贵亲自押车，伙同王松江、许志强将这批冰毒运到陆丰甲子镇交给郑荣昌。 但这伙毒犯万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深圳市公安机关就迅速出击，将他们一一抓获，破获了这起全球最大的制造、销售冰毒案件。 庄楚城案破获后，警方怀疑：内地与香港警方连续破获的一系列特大毒品案，与香港警方正在全力追捕的有“冰后”之称的大毒枭李秋萍有关。 李秋萍，1955年生于上海，1962年随全家移居香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李秋萍就开始在香港从事制贩冰毒活动。1989年至1992年，李秋萍窜至大陆，组织指挥境内外不法分子在大陆设立冰毒加工厂，累计将上千公斤冰毒偷运到香港地区、日本、菲律宾等地。 据公安部禁毒局的一份材料统计，三年时间内，李秋萍先后在广东江门(投资500多万港币)、东莞(54万港币)、清远(127万港币)、福州郊区与福建长乐建立秘密的冰毒加工厂。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警方曾经全力追捕过她。1992年，她以企业移民的身份移居加拿大，也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当警方准备调查她时，她突然失踪，当地法院于是对她进行缺席审判，冻结了她660万加元的资产，并发出通缉令，但近十年时间，李秋萍仍然杳无音讯。 庄楚城被捕后，有人爆出庄楚城系李秋萍前夫的新闻，但警方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仅仅是江湖传闻，不足为信。” 李秋萍生于1955年，2001年已46岁，而庄楚城生于1961年，年方40，相差6岁。 2001年9月11日、12日，全球最大宗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冰毒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第一个出庭的是作为第二被告的、个子矮胖的曾运贵。受到检察机关指控的曾运贵对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还交代，自己和第一被告庄楚城相识十余年，以前在另一名大毒犯梁旺（已被香港法院判刑）手下“干活”，1999年5月开始与庄楚城一同到湖北武汉开设冰毒加工厂。 曾运贵认为自己被抓后有一系列重大立功表现，包括配合警方前去抓捕郑荣昌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及时变卖房产和抛售股票积极退赃等。 对曾运贵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庭审之后，第一被告庄楚城戴着手铐、拖着脚镣，步履缓慢地走进了被告席。公诉人在指控其参与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冰毒犯罪后开始发问：“庄楚城，刚才检察机关对你的指控你认罪吗？”“我没有参与过贩毒！”庄楚城突然提高嗓门，用广东话回答公诉人的提问。立刻，法庭上下一片愕然。对公诉人接下来进行的一系列提问，庄楚城总是用广东话回答：“没有。”突然，庄楚城双眼发红，一边挤着眼泪，一边带着哭腔告诉审判长，除了跟曾运贵、黄颜成等人认识外，他根本没有参与过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冰毒活动。 庄楚城说自己与曾运贵个人有矛盾，并指责曾运贵栽赃陷害自己。但庄楚城交代了自己曾因为贩毒，在澳门被判监禁三年，对庄楚城的审理仅持续了五分钟，公诉人最后向法官提出：“鉴于庄楚城拒不认罪，只能暂时中止对他进行法庭调查。”法警将庄楚城带出了法庭。 第三位出庭受审的是黄颜成，他除被指控犯有与前两名被告同样的罪行外，还被追加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据黄颜成交代，在认识曾运贵之前，他曾在武汉经营一家化工门市部，后来帮助曾运贵租厂房开化工厂，主要负责日常生产管理工作。“包括几位工人工资在内，曾运贵每月支付给我15万元人民币。”黄颜成交代说，自己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千元，另外，从上海进原料时每月可从中赚取4万元差价。 在全部被告中，只有林鸿杰最“痛快”，他承认自己曾开过六家冰毒制造厂，案发后也没有重大立功表现，并称在内地制售冰毒过程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庄楚城。 除庄楚城、曾运贵和林鸿杰外，包括黄颜成在内其他被告都辩称说，案发前自己并不知道是在制售冰毒。 如黄颜成声称，曾运贵只告诉过自己“生产的是医药中间体”，他自己并不知道是冰毒。审判长质问黄颜成：“什么是‘医药中间体’？工厂是不是合法的？”黄颜成一下子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 而郑锡泉则交代，别人曾告诉自己是制造化妆品，他也没有见过冰毒成品。王松江也说他见过像冰块一样的成品，但没有谁告知自己是冰毒，在运输过程中他还以为是大米。王振权承认自己做后勤工作，只知道是化工产品。曾润笑说，弟弟曾运贵只告诉过他，仓库里放的是盐酸。王桂良、庄镇闻、许志强、郑荣昌和黄鸿新虽然说不知道是冰毒，但同时表示认罪。钟志权和黄良惠则既不承认案发前知道制造的是冰毒，也否认了检察机关对自己的指控。 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是没有作用的。 12月2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14名被告人中，庄楚城、黄颜成等八人被判处死刑，曾运贵等三人被判处死缓，黄良惠等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4名被告人同时被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正文 2000 悍匪张君 2000年9月1日，一个炎热的夏末。 跟往常一样，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常德分行江北支行的运钞车从支行出发，到各储蓄网点收取人民币箱。 17点50分在收取10个网点共计2248万余元的营业储蓄款后，运钞车到达最后一个网点北站分理处。 车门打开，头戴钢盔、手持微型冲锋枪的押运经警肖卫东、王建国首先跃下运钞车分别把住车前后主要方向。另一位担任司机的经警周军坐在驾驶座上，防护运钞车的另一侧。 随后，两个出纳员——25岁的王平和29岁的李敬下车走进分理处。 不远处，出租车司机刘辉看见同行陈世清向他招手，于是便停车和他聊起了家常。 18：06北站分理处内。一个戴帽子的蒙面歹徒突然从后门闯进来，直冲到李敬和王平面前，举枪就朝王平头部连开数枪，王平当场死亡。李敬则被歹徒推出分理处。 分理处外的三个经警听到枪声，正要采取行动，突然从隐蔽处又出现了三名蒙面劫匪，朝他们开枪射击。肖卫东、王建国头部中弹倒在运钞车边，周军则倒在驾驶室里。劫匪迅速从经警身上拿起两支各装有15发子弹的微型冲锋枪。 此时李敬已被蒙面劫匪推到运钞车前，劫匪勒令他打开运钞车后门。李敬自知开门后自己也必死在劫匪枪下，他一不做二不休将钥匙插入锁孔，拼尽全力朝反方向猛然一扭，钥匙断了。气急败坏的劫匪向李敬四枪齐发，李敬当场身亡。 听到枪声，分理处女职工肖兰英和石世英按响报警开关，顿时警铃声大作。 见此情景的出租车司机刘辉正在惊讶之时，刚才还和他谈话的陈世清突然露出狰狞面目，从衣服内掏出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开了枪，子弹从太阳穴打入，刘辉当场死亡。陈世清打开车门，将刘辉的尸体拽出车外，自己钻进去，发动汽车，几个蒙面劫匪朝他飞奔而来。 劫匪跳上车。出租车驶入拐角右边数百米深的小巷，往老护城墙方向疯狂逃遁而去…… 六分钟后，大批巡警赶到现场，迅速封锁现场，维护秩序，组织围捕追击，并上报各级领导。不久大批刑侦人员也陆续到位，开始勘察现场，询问目击人员。 很快警方证实：持枪抢劫者共五人，都穿着深蓝色套装，戴深蓝色帽子，其中一人身体结实，身高175米左右，另一人身高166米左右，偏瘦，余下三匪身材介于二者之间。劫匪驾车冲出小巷后，驶入较为宽敞的育才路，最后在郊外的甘露寺附近弃车逃逸。沿途他们开枪击中四人，其中二人死亡。 １８点25分，常德警方下达第一道电令，要求全市各区、县、乡迅速组织武装人员，在各路口布控，增设路卡，形成第一道包围圈。执行任务的每一位警察都明白：应力争将劫匪解决在常德市内。 ２１点，常德方面仍没有传来发现劫匪踪迹的消息。省公安厅再次电令常德附近的益阳、长沙、岳阳、娄底、怀化、张家界市公安局及长沙铁路、怀化铁路、湖南民航公安处，要求上述单位的公安局长立即到局指挥中心坐镇指挥，主管副局长立即率足够警力，全副武装到所有通往常德方向的大小路口设关堵卡。一切合围部署在周密地进行着，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励明安、唐中元、巡视员彭代富等赶往常德市指挥围捕，省武警三支队调派近200名武警官兵增援常德。湖北省警方接到案情报告后紧急出动，在邻近湖南省各县的路卡上部署了1000多名警力。 从深夜到凌晨，湖南省共出动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近万人，设路卡194个。至此，围捕劫匪的三层包围圈已经形成，以常德为中心的天罗地网迅速在湖南、湖北两省全面撒开。 但由于案发当夜下大雨，给警方的刑侦、追捕造成极大困难。警方在甘露寺被遗弃的出租车上发现一顶蓝色帽子，警犬嗅后一路追踪，却在一中巴车站附近失去嗅源。 常德“9·1”特大持枪抢劫案引起了国家公安部的震惊。有关技侦人员迅速赶赴常德，通过案发现场的弹道痕迹分析，公安部认定此次劫案所用的子弹同此前发生在重庆、武汉的血腥抢劫杀人案的子弹发射于同几支枪。有关专家解释说，每支枪都有不同的弹道痕迹，如同每个人有不同的指纹，世界上没有两支枪的弹道痕迹完全相同的。“9·1”劫案现场23枚弹壳多为以前系列案的手枪所发，其中在重庆作案的2号枪打了两枪，4号枪打了12枪，5号枪打了7枪，6号枪打了两枪。 同时重庆、长沙、武汉劫犯的身体特征与常德警方提供的劫犯特征基本相同。 常德劫案疑犯特征，据在案发地附近摆烟摊的男子透露，四名男性劫匪的体貌特征是：甲，175米左右，偏瘦，戴蓝色太阳帽，穿蓝色长袖衬衣；乙，170米左右，壮实，穿蓝色长袖衬衣，腰挎手机；丙、丁，170米左右，均穿黑色圆领t恤衫，背黑色或棕色方形旅行包。 武汉警方公布的武广劫案嫌犯特征是：1号案犯，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长形脸，平头，中等，作案时上穿棕色夹克，脚穿白色旅游鞋，会开汽车；2号案犯，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5米左右，浓眉毛、身体结实，作案时，上穿深色茄克，初定范围为重庆、四川或湖南等外地人员，或者到广西、云南等地活动过的重庆、四川、湖南等外地人员；3号案犯，年龄25岁左右，身高165米左右，卷发，作案时上穿茄克衫；4号案犯，年龄3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作案时穿上灰白下深色的茄克衫，脚穿白色旅游鞋。 关于劫犯的穿戴，武汉劫案的劫犯也戴着帽子，逃跑时在现场掉了一顶帽子，而常德抢劫案的劫犯同样戴着帽子。在夏天戴帽子，说明了劫犯头上有明显标记，或是秃顶，或是有疤痕。 几次劫案的作案时间均发生在下午下班时刻。此时正是管理相对松懈，人流最多的时候，作案既易于得手，又易于逃脱。劫匪下手极其残忍，大多都是直击对方的太阳穴；枪法极准，大都是一枪致命。 劫匪得手后，都是驾车逃离现场，在半路弃车逃遁。1995年，重庆发生第一起劫案时，只有两名作案人员，后来几起劫案的作案人员均为四人，每起劫案间隔一般都在半年以上。警方推测，这些劫匪是一个固定的犯罪团伙，与武汉、重庆、常德案件有某种联系，要么他们来自三座城市，曾在某一地方共过事；要么他们是同一地方的人，分别在这三座城市生活过。 因此公安部决定：将此案与长沙、武汉、重庆系列持枪抢劫案并案侦查。 ９月２日，湖南常德警方组织大批军警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搜查行动，但至3日仍未发现劫匪下落。正当办案人员心急如焚之时，一条重要线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在常德“9·1”劫案发生之前的半个月，也就是8月15日，常德市安乡县农业银行行长胡梦廉及其妻子离奇失踪。 8月15日晚，胡梦廉一家还共进晚餐，邻居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晚8时30分，安乡县农业银行大鲸港营业所工作人员向胡汇报工作，打通了他的手机却无人接听，第二次拨打时，手机关机了。 第二天上午，邻居发现胡家大门敞开，家中不见人影，便主动帮助把门关上。9时许，安乡县一名副县长找胡梦廉研究工作，也一直未见胡的踪影。银行行长离奇失踪，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有关部门通过对安乡县农业银行的财务盘点，发现公款无损，遂排除了胡携款外逃的可能。当地公安部门特为此立案侦查，但十多天过去了，没有结果。 在此期间，曾有人两次使用了胡梦廉的手机，一次打往常德，一次打往益阳。此后，就没有音讯。 8月31日凌晨，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一村民骑着三轮车外出购买猪肉时，在荒野里与一辆小汽车相遇。车上下来三名年轻人用本地话问“干什么？”他担心发生意外，回答问话后匆匆离开。 9月1日上午8时许，在离安乡县近百公里的常德市鼎城区石公桥镇杨溪村的村民，发现一辆出租车停在荒野无人过问，便走过去欲看个究竟，结果发现车边有一堆新翻起的泥土。村民在向公安部门报警的同时，用锄头将新土挖掘起来，赫然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不久，公安人员在不远处又挖出两具男尸。经辨认，其中一对男女正是失踪十多天的胡梦廉夫妇，经警方调查，另两具男尸其一是出租车司机，而另外一具男尸的身份不明。尸检表明，胡梦廉夫妇皆是遭人枪击而死。凑巧的是，就在当日下午，常德市发生罕见的蒙面歹徒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耐人寻味的是，胡梦廉是农业银行行长，被歹徒袭击的也是农业银行。 侦查员闻讯后，火速来到杨溪村，在河堤案发地茂密的草丛中找到一枚弹壳，经检验证实为“9·1劫案”的第六号枪发射的。 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警方决定将发生在常德的一系列杀人案合并一起侦破。 运钞车劫案发生和行长尸首被发现后，警方再次监听到被抢手机又与益阳、常德方面联系。警方得出结论：劫匪仍在益阳、常德一带活动，他们很可能多数是常德附近人，遂加强对常德、益阳的布控。 电信部门按警方要求，继续将被抢手机开通，所以劫匪再次与常德、益阳联系时，警方从此信号中发现了重要线索，即常德人李金生所开的“胖子酒家”极其可疑，经常在此吃饭聚会的有关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展开了全面侦查，并基本锁定了主要嫌疑对象。 事实上，在此之前，早已有群众举报，说“胖子酒家”经常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聚餐，说不定与杀人抢劫案有关，警方已将“胖子酒家”纳入监控对象。 经过多方调查，警方确认“9·1劫案”发生前，劫匪曾在此聚会。为了将劫匪一网打尽，前线指挥中心指示常德、益阳两市对盯上的嫌犯秘密监控，统一时间实施抓捕。 9月3日，警方设在常德的指挥部，接待了一名女性举报人，她是常德城区大酒店的服务员，她说血案发生前，有四人曾住在该酒店，并在酒店打了很多电话。 警方立刻将案发前后六天该酒店电话记录调出，进行刑侦排查。确认该客房开房人为赵政红，益阳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他的身份是益阳市某按摩中心的保安。益阳警方迅速作出反应，经侦查，得知赵政红还在益阳，且案发前后几日没人见过他，他有作案时间。 益阳警方全力以赴，在益阳基本摸清了赵政红的情况。为了查实赵政红的落脚点，警方神不知鬼不觉地秘捕一名与赵政红交往密切的男子，经过突审，此人供出了赵政红在益阳的住地。 为了引蛇出洞，警方监视赵政红，力图将劫匪一网打尽，没有马上拘捕他。 9月4日，警方接到益阳市某娱乐城报案：有两个年轻人试图闹事。警方经各种推断，觉得两个男人可能是常德劫案的嫌犯。这一发现令警方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不止赵政红一名嫌犯在益阳，还有其他嫌犯也在这里。 9月5日凌晨。益阳指挥部得到一条重要消息：被秘控的赵政红正在到处借钱，有外逃的可能。指挥部经过多方权衡利弊，决定收网“抓鱼”。 9月5日7点正。劫匪赵政红走到了大街上，在皇玉常茶社门前招手打的，打算乘车去汽车站。一辆出租车缓缓驰来，在赵政红面前稳稳地停住。赵政红拉开车门，猫腰钻入车内，坐定之后说：“去汽车站。”出租车竟然一动不动，赵政红一惊，一抬头看见司机用一支乌黑的手枪直抵他的脑门。与此同时，车窗外，四五个便衣警察也同时将枪口对准了他。赵政红知道完了，未作任何抵抗就被警方抓捕归案。 8点正。警方突击审问赵政红，赵政红认罪，交代了另一名劫匪李泽军在益阳的落脚点，同时招供出首犯张君在常德的情妇的住处，几名劫匪有可能隐藏在情妇住宅内。 9点30分，100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迅速包围了益阳市向仓路的一幢六层民宅，附近所有制高点，均被狙击手占据。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被告知：“今天放假。”半小时，一名男子从这幢楼房楼梯口的防盗门走出。这名男子尚在楼梯口张望，几名埋伏在外的警员们闪电出击，将其摁倒在地，并迅速塞进等候在巷道口的警车。 第一名男子被擒后，警方在警车内对疑犯短暂突审后，开始向楼上喊话，要房内的人缴械投降。数分钟后，一名矮胖的、年约40岁的妇女举着双手由楼内走出。随后，两名女警员将其押送出巷道口。 僵持约一个小时后，身着防弹衣的警员分批开始向楼内冲击，逼进三楼，益阳市资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振宇，身先士卒，一脚踹开房门，军警一拥而入，将李泽军一举擒获。经严密搜查，在房内搜出一枝已上膛的霰弹猎枪和三发子弹。 常德警方亦采取抓捕行动。 9月5日，中午12点47分，常德“胖子酒家”里，劫匪李金生正叼着烟，双脚跷在椅背上，指挥着酒店里的打工仔干活。突然，十几名警察冲进酒店，枪口对准他的脑门，李金生束手就擒。 中午13点30分，常德指挥部的彭代富下令包围三间小区。突击队员一脚踹开房门，冲进房门，抓获张君的情妇陈乐。警方在这幢房内搜出手枪16支、微型冲锋枪2支、猎枪10支、子弹1600多发、美国制手雷1个。这些军火足够装备一个排。据警方检测，所缴获的16支手枪和2支微型冲锋枪全部是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枪支，极可能都是张君及手下行凶抢劫而得，其中2支微型冲锋枪已证实是“常德劫钞案”牺牲经警的。 在这幢房子里，警方还搜出身份证20多个，全系这伙劫匪抢劫杀人后从死者身上劫得的，其中有被枪杀的安乡农业银行行长的身份证。另外还有两顶旅游帽，警方还搜出安乡农业银行存折三个，总金额40万元。此外还搜出两副行劫所用的面罩。 警方当即审问陈乐，追查张君下落，陈乐百般抵赖，谎称张君已飞往北京，并且说：“强哥（张君化名陈强）是抓不住的，他武艺高强，艺高胆大。” 最后，陈乐供述张君去向：“他到广州去了。”此时已是下午6点30分。 常德警方立即汇报长沙警方指挥部。长沙警方在长沙黄花机场发现：张君已于5日上午乘飞机逃往广州，用的是王瑞军身份证。 9月6日上午10点正，常德安乡县。警方突击抓获劫匪团伙成员万晓东，此人曾在特种部队服役，是个武林高手。同时抓捕为劫匪团伙牵线搭桥并且谋划杀死银行行长的幕后人物许军。 9月6日下午4时，警方在津市养路费稽征所设伏，将久不露面的劫匪王雨引入埋伏圈，一举诱捕成功。同时，正在津市汪家桥家中高谈阔论的另一劫匪团伙成员严若明被警方当场抓捕。 在各方面纷纷告捷之际，围捕陈世清的突击小组却受挫，陈世清突围而去。 9月7日，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通缉张君和陈世清。 9月13日，警方得知：张君很可能在涪陵一外号“娟子”的女人处。 公安部决定：将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重庆，并派出公安部刑侦局领导赶赴重庆，与重庆专案组成员紧急研究，立即展开秘密工作。 为了保密，公安部刑侦局要员于13日乘机至渝后没有进城，而是悄悄住进了渝北区某宾馆，半夜12时方与陈邦国局长见面。 14日凌晨2时，有关专案人员被“命令”从被窝中赶出，连夜换乘民用牌照车奔赴涪陵，从此他们便消失了，甚至连家属、同事都不知他们的去向，传呼等通讯也全部中断。为使此次行动绝对保密，几位领导的座车全部换成了地方号牌，过路过桥均与其他车辆一样排队缴费。 获知张君在涪陵的关系人小名叫“娟子”，专案民警不辞辛劳，将该区名字带“娟”字的数千名女性一一排查。 14日晚，重庆警方在监狱中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个在押犯供称，他的前妻严敏曾与一个叫江平的湖南人有暧昧关系，江平有枪。警方立即密捕严敏，严敏称“娟子”可能叫杨明燕，两个女人是情敌。 15日，侦查员们发现一名叫“娟子”的女人与一名叫龙海力的男子关系密切，经查此人就是杨明燕，28岁，与龙海力有一个仅四个月的女儿。此女正是严敏说的那个杨明燕。 18日下午，杨明燕提着包匆匆从家中出逃，被守候的民警秘密抓获。 此次行动警方传达了很明确的信息，这一招敲山震虎，终于让张君这个杀人魔王坐不住了。 常德“9·1”劫案发生后，张君见抢钱计划落空，慌忙率众逃跑。他们驾着抢来的出租车，一气跑到甘露寺附近，便弃车步行，在最近一处中巴站搭乘中巴返回城内，沿途看见警车长鸣警笛奔向出事现场。劫匪之一的赵政红随后离去，爬上一列从吉首开往长沙的火车，突破包围圈到达长沙，他在长沙打电话叫益阳一位姓卜的女人开私车去，当晚把他接到了益阳。 而张君、陈世清、李泽军三匪当晚就藏在张君情妇陈乐的套房里。三劫匪一边看着常德电视台滚动播出的劫案新闻，一边哈哈大笑，根本没把杀人当回事儿。 9月2日，三个劫匪躲了一整天。9月3日，李泽军潜回益阳，陈世清潜回自己的租住地。9月4日，警方强大的收捕声势终于让劫匪感到了不安，张君决定出逃，去外地避风声。当天晚上警方已在益阳盯住赵政红。9月5日上午，就在警方捕获赵政红、李泽军等劫匪时，张君用王瑞军的身份证，通过了长沙—常德高速公路上的层层检查，蒙混到了长沙。当天，张君即乘机飞到了广州。 他只在广州待了几个小时，就转乘飞机飞到了重庆，他自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警方绝对想不到他在重庆。当天晚上，他潜回涪陵，住在杨明燕处。之后几天，他天天悠闲地喝茶、看报纸，搜集常德劫案的新闻报道，研究警方的动向。 9月7日，张君从报上看到赵政红、李泽军等纷纷落网的消息，始知大事不妙。他急忙将自己在涪陵的一辆桑塔纳以6万元低价卖给别人，携款潜入重庆市渝中区。 9月18日，重庆，张君藏身处。张君久等杨明燕不来，（两人约定一起潜逃他乡），狡猾的张君立即判断杨明燕已出事。他马上通知渝中区枣子岚垭另一名叫全泓燕的情妇，让其带上现金和武器与他在观音岩接头。 此消息被警方截获。 9月19日晚9点。重庆市市委、公安部要员向突击小组下达了命令：抽调精兵强将，务必当天抓获张君。随即，两队缉捕队伍秘密控制了南纪门和观音桥。 9月19日晚9时45分，重庆渝中区观音岩外科医院右侧僻静的枣子岚垭1号巷口。昏暗的夜色中，一名身着深蓝色圆领t恤衫的男子慢慢朝巷口踱来。他东张西望快要走近巷口时，又回头狐疑地望了一下，然后向前朝黑暗处的一个女人走去。见面后两人嘀咕了几句，那女人便将一只鼓胀的旅行包递给了该男子。男子接包后转身就走，突然，三名精壮的汉子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旋风般扑向他！那男子一惊，右手条件反射似地往左腋下伸去，但他的右手已被扑上来的汉子死死扭到背后，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支已经上膛的五四式手枪！这支没有保险的枪连撞针都已打开，三名刑警将疯狂挣扎的男子按在地上，动手脱掉他左脚鞋袜，“有痣。”那正是张君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刑警问：“叫啥名字？” “张君。” “抓的就是你。” 打开张君手中的旅行包，里面有175发子弹和1枚军用手榴弹。被戴上手铐的张君哀叹：“没想到刑警身手这么快，连自杀的机会都没留给自己……” 缉拿张君后，警方立即搜查与其在外科医院接头的“关系人”全泓燕家。在全泓燕与张君的“家”中，警方搜出各种型号的猎枪7支，各类子弹1000余发，以及防弹背心、瑞士军刀、自制炸弹等作案工具。让人吃惊的是，张君居然在作案的同时热衷于研究《轻武器射击实用手册》、《国产枪械列传》、《兵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攻与防》等书籍。这其中有的书籍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同时，还收集了大量重庆媒体刊发的“常德血案”的剪报。最可笑的是警方发现了一封还未发出的信，这封信是张君写给重庆警方的。张君在信中说：“这么多年来，在重庆干了很多案子，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在重庆了，请放心。”张君准备在他逃出重庆后，由情妇帮他把信发出，没想到信还未发出，二人就都落人了法网。 凌晨1时许，警方根据张君的招供，迅速搜查渝中区上清寺聚兴村的另一“关系人”周某家。在其家中又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子弹328发，作案时的手套、假发、面罩及其数十张信用卡、证券交易卡以及现金和大量金银首饰。更让人吃惊的是，警方在搜查中还搜出了张君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刑侦局刑事侦查员”证件，以及伪造的涉及辽宁、四川、重庆、湖南等七省市的假身份证！ 随着审讯的不断深入，魔头张君在重庆的“关系人”一个接一个在警方的突袭行动中落网。截至9月20日上午8时，警方共抓获涉案嫌疑人员13人，缴获五四式手枪两支、各类型号的猎枪7支、军用手榴弹两枚、各种子弹1949发。 至此，常德“9·1”血案的嫌犯只剩下了陈世清。 9月6日清晨，陈世清从妻子手中要了1000元钱，在常德鼎城区信用社处搭上了开往鼎城区谢家铺乡的中巴车，下车后又搭上了开往汉寿县太子庙的中巴车，然后改乘去益阳的班车。到达益阳城区后，找到赵政红租住的房子，连喊了十多声刘辉（赵政红的化名），不见回音，便又租一辆摩托车到幸福渠收费站地段下车，走路到赵政红的老家过路坪，但还是没有找到赵政红，便又乘中巴车返回益阳市区，在益阳一桥边的电话亭打了赵政红的手机，得到的回答是手机停机。 这时，陈世清已感到情况不妙，他看着自己那双满是尘土的皮鞋，心想别人一看就像一个逃犯，便来到一个擦鞋摊，把皮鞋擦了个锃亮，还到商店里买了一条短裤、两双袜子、一把剃须刀、一条毛巾和一只小手电筒。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又搭上了开往益阳迎丰桥的快巴，然后又改乘去汉寿的班车，到太子库下车，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安乡”饭店，准备在这里住宿。当陈世清走进房间打开电视机时，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缉拿他和张君的通缉令。见情况不妙，陈世清便跑到这家饭店对面的山上睡了一晚。 9月7日天刚蒙蒙亮，陈世清从山上下来沿着公路走到崔家桥收费站，又搭上了去益阳的班车。陈世清在迎丰桥下车后，马上又乘去南县的班车。 到了南县县城，又租了一辆摩托到长途汽车站，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开往湖北公安、沙市的班车。这时，他发现司机正在车上看通缉令，吓出了一身冷汗的陈世清立即下车，又租用一辆摩托搭至县城的桥边，然后步行过桥，又搭上开往唔吧渡的中巴车。 陈世清下车后，在一家商店里买了一些副食品充饥，又乘出租摩托来到南县与湖北交界的河边，过河进入湖北，再乘开往石首市团山镇的中巴车。9月8日，陈世清在青龙室歇脚，天黑后又在三叉矶过轮渡来到滨县的毛家坪，便在这里休息。 9月9日，陈世清离开毛家坪，骑车来到港县的王家港并在一个车辅修了一下自行车。9月10日，陈世清准备逃往石门县的东山峰，由于走错了路，通过多方打听又回头向石门的南征方向逃窜。这一带的山路险恶，且都是上坡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丢掉自行车步行。在三四天的时间里，陈世清白天逃窜，晚上就睡在山上。 9月14日，他逃窜到了东山峰，在溪沟里洗了一个澡，在东山峰停留了十天，然后又转到黔江市。陈世清在黔江一个山洞里住了两晚之后，又按原道返回到石门县的江坪。在一座高山上，陈世清发现一对姓王的父子在承包的山地里劳作，而且还有一个窝棚。陈世清以“王涛”的化名与王家父子交谈，谎称自己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妹妹在外打工，自己又重病在身，医生说要在山上住两个月或许对病情有好处。憨厚、纯朴的王家父子出于同情心收留了陈世清。在这段日子里，陈世清和王家父子俩一起生活、一起劳作。 10月5日陈世清继续逃亡，经过两天的辗转逃窜，于10月7日窜回了安乡县安福乡区东宝村其妻姐夫家。陈世清的出现，立即引起了村民的警觉，就在其妻姐夫向警方报案的同时，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将陈世清严密控制在东宝村，常德、安乡警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东宝村。从村民报案到陈世清落网，仅仅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陈世清的落网，标志着这起涉及地域广、抢劫金额巨大、作案手段凶残、震惊全国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 张君团伙俨然像一个杀人公司，其中张君自任“总经理”，他从1994年开始发展同伙。同党入伙前须经其严格审查、考核，而且先要杀一人。入伙后犯了错误，轻则扣发工资和体罚，重则处死并杀害全家。 每次作案前，张君都要组织同伙进行体能训练、实弹射击训练、反复演习。实弹射击训练在偏僻的山林中进行，每一支枪都装有消声器，不易被人发现。每次训练张君都在场，并将各人的枪法成绩记在本子上，对进步快的给予表扬，进步慢的予以批评，然后回常德集体嫖娼，由张君买单以资奖励。 作完案，张君等人并不急着离开作案城市，而是安住下来，买下大量报道他们作案情况的报纸，仔细阅读，从中了解警方部署，提高反侦查能力。 每次作案使用的武器全由张君一人保管，作案前下发，作案后收回。 在这个“公司”中共有四名“骨干”： 张君，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人。1966年11月3日出生，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张君自小就对武术着迷，且习性好强斗胜。14岁时他母亲去世，从此打架更是如同家常便饭。 1980年初，张君不知从何处弄到一本拳谱，练起了武功套路，并专攻腿功，在当地很有名，老百姓戏称他为“神腿张”。 虽然张君练武的条件并不好，他宁愿花时间和精力自己制造沙袋、石锁等练武工具，也不愿专心读书。打架斗殴使他增长了很多实战经验，他深知，单靠神腿并不能保证打赢对手，碰上操家伙的对手就麻烦了，一件称手的武器更具优势。所以他开始练湘西、鄂西和川东南一带民间盛行的一种拳法套路“板凳拳”，十来岁就能手握长板凳腿将长凳舞起来。 勉强读完初中，张君考不上高中又不愿好好务农，便开始在社会上混。在当地，他个子高、力气大、功夫很好，名气渐渐大起来，凡有打架斗殴之事，老地痞们纷纷请他帮忙，他常常以一敌三也能打跑对手。很显然，在社会上混得久了，他的头脑也开窍了，他大概明白了地痞流氓为什么要打打杀杀争斗没完的道理了，即新地痞必须打倒老地痞才有生存余地，直到更新的一批地痞成长起来将他打垮为止。如此冷酷无情的生存状态没有使张君打退堂鼓，相反助长了他的冷酷无情。在凭个人力量无法控制和主导他的地位的时候，这个初现恶魔特质的少年开始拉帮结派，小小年纪就发展了团伙犯罪的意识。据当地人说，张君打过的群架中，最出名的一仗，是跟一个叫张上游的人率领的团伙打架，张君团伙打得对方落花流水，当年在社会上混过的人，至今记忆犹新，张君的凶残在当时就传遍了当地。 1983年，全国严打刑事犯罪，张君流氓团伙当然难逃法网。小小年纪的张君被送进少管所劳教三年。 1987年，释放后的张君用匕首逼着肖月娥的父亲，强行娶肖月娥为妻。肖月娥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张君给两个儿子起名为张枭、张雄，合起来就是“枭雄”，可见张君那种渴望独霸一方的恶魔般的抱负。整个80年代，张君几乎无恶不作。 1989年，张君再度入狱，由于作恶太多，判刑五年。在其服刑期间，其妻与他离异。然而牢狱改造对张君这样的人渣却难见成效，出狱之后，犯罪依然不可避免。并且犯罪手段也开始升级，打架斗殴的小儿科，他已不屑为之。对于金钱的渴望已严重扭曲了他的心理，原本就变态的心理更加变态。 1993年，张君穷得连稀饭都喝不起，而他不务正业的本性注定无法得到满足他需求的金钱，抢劫的念头几乎自然浮现，并且立刻付诸行动。他自制了一支手枪，开始寻找目标。 他在安乡县街头游荡时，碰到了当初在少管所认识的朋友刘某某，互相一看，穿得都挺差，一样的穷得叮当响，俩人便聊起挣钱的事来。先是谈做生意，都觉得生意不好做，来钱太慢。时下做生意没有本钱不行，本钱太小不行；加之做生意的人太多，竞争也激烈；做生意又讲究门路，到哪里找门路呢？刘某某唉声叹气，吃饭都困难，哪来的本钱？ 张君说可以去偷，二人都觉得做小偷太没面子，去偷有钱有势的人，又晓得谁家都不会把大把银子放在家里，一旦被抓就太不划算。俩人聊来聊去，觉得干就干大的，狠捞一把，被抓了就认死，没被抓就可以潇洒。 张君认为，干啥都不如抢，抢最直接。 刘某某也认同他的看法，只是觉得没把握，怕出事。张君说，就看你胆子大不大了。刘某某说，老子胆子还不大吗？ 张君说，你敢不敢杀人？刘某某说敢，只要有钱挣。张君就说，要保险一点，就得杀人灭口，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刘某某表示不怕死，反正是活一天算一天。 张君就说他看中了一个地方，估计能抢到一大笔钱。刘某某跃跃欲试，问：用啥子抢呢？张君给他看了自制的手枪。俩人就这么定下来。 那天晚上，两劫匪撬开一家副食品批发店的门，女店主李某惊醒，被张君用枪逼住，欲实施强奸，女店主奋力挣扎反抗，张君开枪将她当场打死，同时误伤了同伙刘某某的腿。张君背着同伙逃到他岳父家里，刚喘口气，就听见乡里广播响了，要求医生到乡里集中。张君担心公安顺血迹追来，胡乱填饱肚子，背着同伙往湖北方向逃，逃了一阵，觉得累了，张君也懒得再跑了，他转念一想，要这么跑下去，没准就跑不脱了，歹念顿生。 张君环顾四周，看见一柄大铁锤。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与其让同伙拖累自己，还不如干掉他，刘某某伤了腿，行动不便，坐在地上呻吟。张君拾来铁锤，笑着走过来。刘某某不知他要干什么，那知张君直走到他面前，抡起大锤就砸向他的脑袋。刘某某脑浆迸射，当场死亡。张君用绳子在尸体上捆上石头，将其扔进了安乡河，从此亡命天涯，村里人再没见过他。 李泽军，湖南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四组人，他曾在海南海军部队服役三年。他是张君的亲外甥。 1997年8月李泽军从部队转业，在福建晋江的一家制衣厂打工，虽然钱不多，但手头也还活络。可是，就是这一年，张君突然要他回来与自己做生意，并提出一个条件：做生意有大钱赚，但要听我的。李泽军回来的主要任务是练骑摩托车和练手枪。当时，李泽军还不知道这是为去长沙抢金子做准备。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11月27日，张君经过十多天在长沙踩点确定目标后，把这天定为“行动日”，分给李泽军的任务是撬柜子，张君则手持两把手枪打人。抢劫得手后，张君把李泽军带到长沙码头边的一间出租屋住了五晚。在这期间，张君给李泽军分了3万元。 从此以后，李泽军跟着张君，越干胆子越大，越杀人枪法越准，每次作案他都成了张君的得力帮凶。“9·1大案”，张君给他的任务是杀经警，抢“微冲”（微型冲锋枪）。 赵政红，湖南益阳市资阳区过鹿坪镇五显庙村马颈口组人，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赵政红1971年11月出生。其父亲、母亲、哥哥都是老实本分人。父母在益阳市秀峰湖旁租住一小房子，父亲挑水果叫卖，母亲在街头擦皮鞋营生，哥哥成家后在家务农。赵政红在读初中一年级时就不愿上学，曾跟父母一块贩卖水果，守地摊。后来渐渐长大，厌倦了这种生活，经常外出不归。父母因忙于生计，管束不住，只好在1994年为他张罗婚事，把媳妇迎娶进门。1995年7月，媳妇生下女儿，夫妻俩过了一段平淡拮据的生活。因他已娶妻成家，父母遂与他分家，将家里的两间房子和他的责任田划归他。赵政红生性懒惰，不愿种田，1995年，已是三口之家的他只种了一个人的田。1996年7月，因特大洪水，过鹿坪镇全部被淹。赵政红将彩电、洗衣机、家具抢上堤后，不久用车一并装走，从此没有回家。责任田也抛给了父母，由父母出钱请人代种。赵政红走后，对妻子和村里人说在益阳做水果生意，其实是变卖了家什，在外浪荡。 1998年7月的一天，赵政红通过在常德坐台的姨妹子胡某，认识了张君（当时张君的身份是做电器生意的王经理）。一见面，张君就问赵政红做什么。赵政红说：“以前做水果生意，益阳发了大水没有什么事情做。”张君详细询问了赵政红的家庭情况，第二天，张君就来到赵政红的岳母家里。吃完饭后，张君说：“在家里闷得慌，到外面走一走。”他们来到河堤上，张君问：“你读了好多书？”赵回答：“只读过小学。”张问：“生活怎么样？”赵答：“涨了水，生活过不去。”这时赵政红主动提出：“听姨妹子说，你是做电器生意的，要不要人打工？”张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如果你走到我后面，我们一起去偷人家的东西，失主赶来了你会不会跑？”赵以为是在考验他，便说：“我们是一起来的，当然不会跑。”张问：“在大城市里住宾馆，我和保安打起架来，你会不会帮忙？”赵回答：“我肯定会帮你的忙。”分手时，张君对赵政红说：“公司里有事，我会跟你电话联系，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不等。”赵政红在家里整整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来个电话，他还以为张君是个骗子，便和妻子以及妻子的一个女友到上海打工去了。 到上海10天后，赵政红突然接到张君的电话，要他到常德的公司做事。当时，赵政红对张君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回来。”张君说：“你先借，我给你。”于是，赵政红带着妻子从上海坐火车到了长沙，后又直接乘车到了常德。张君在华都宾馆接赵政红吃饭。张君交代赵政红，来了人不要多问，点点头就行了。过了一会，李泽军也来了。饭后，张君给了赵政红2000元，赵政红把钱交给妻子要其返回益阳。8月份的一天，张君与李泽军、陈世清、赵政红带着一位为张君销过货、做过事的人来到鼎城与汉寿交界的一个山上，用封口胶将带来的这个人的嘴封住，并在头上套上一个黑袋子后，张君突然掏出一把手枪，对赵政红、陈世清、李泽军说：“这个人黑我，干掉他！”陈世清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钉锤，就往那人头上猛砸。 李泽军、赵政红也动了手。回到常德，张君要赵政红加快照好身份证照片，在华都宾馆，他要赵政红填写自愿加入贸易生意行当的申请书，赵不会写字，张就为他代笔。填好后，张君凶狠地对赵政红说：“今天的事你也参与了，我们多搞点钱后就不干了，你不要东想西想，反正你家里的人和亲友我都摸清了，不干就杀你全家！”就这样，赵政红踏上了贼船，一发不可收拾。 李金生，湖南益阳市人，出租车司机。 李金生身体高大，一副憨态。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开出租车，妻子开饭馆，有一对聪明可爱的儿女。1998年4月，李金生的妹夫对他说：“我有个熟人蒋总（张君），他要到湖北宜昌去，我没时间，你送一下。”在送张君的途中，李金生结识了张君，并把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从此，张君经常打电话用他的车，仅2000年就用了20多次，而且出价都比较高。本来李金生的车已被一家单位长期包租，为了贪图小利，只要张君来电话，他都照去不误。 2000年8月20日，张君给李金生打电话，要李送他到长沙去。把张君送到长沙的沿江大道后，张君要李金生先回常德，他自己还要办事。李金生的车刚上常长高速公路，又接到张君的电话，要他到益阳等他。李金生就将车开到益阳的一家宾馆旁停下，等了两个多小时后，张君才打来电话询问停车方位。5分钟后，张君就和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了过来，张君向年轻人介绍： “胖哥（李金生）家里开有馆子，又有小车，今天我们一起到常德豪赌一场。”于是，年轻人就和张君一起上了李金生的车。 当车驶到常德时，李金生问：“到哪里去？”张君说：“你不用管。”便自己上了驾驶位置把李金生换了下来，直接将车开到南坪岗乡铁路旁停了下来，把两个人（陈世清、赵政红）喊上了车。张君在车上谎称：“上次在乡里打牌输掉两万元，这次去翻本。” 车子直接开到鼎城区天湖乡杨腊村壕口地段的河堤上停下来。陈世清看车，张君带着李金生、赵政红和那个年轻人往河滩上走去，张君悄悄地对李金生说：“陈世清、赵政红本来要干掉你，我念你情义，今天让你沾点血，你要识相点。”说着，就把年轻人拉到了河滩上，并将一把手枪交给李金生说：“今天的事，你干。”李金生连忙说：“我40岁的人连鸡都杀不死，不敢杀人。”张君说：“你看着办！” 这时，张君要年轻人跪在河滩上，他和赵政红手里也提着枪。不一会儿，第一声枪响了，年轻人倒下去了，接着，赵政红和张君又朝年轻人的头部和背部各补了一枪。杀人后，他们脱下了年轻人的衣服，绕道回到常德。这个年轻人就是和安乡农行行长夫妇埋在同一个河滩上的那具尸体。此人也曾多次给张君开车，但一直没有提人头来见，张君一伙认为他不可靠，便将他当成了给新同党“沾血”练胆的工具。 陈世清，35岁，湖南安乡县安福乡潭子口村人。陈世清小时候还算比较听话，但由于爷爷、奶奶非常喜欢孙子，从小就娇生惯养，读书不用功，成绩很差，而且人也不太安分，后来，陈世清走出去寻找所谓的“发财之路”。1995年起，他开始在常德市开出租车。 张君抢劫重庆友谊华侨商场黄金专柜后潜回常德，准备再找一些同伙。经过一番搜寻，他听说同乡陈世清正在常德开出租车，便邀约陈世清见面。陈世清知道张君的为人和能耐，不是块做生意的料，却眼见他出手大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人从做生意捞大钱谈起，张君充分炫耀自己有钱，害得陈世清叹息不止。 张君当年与陈世清结伴打群架时，就知道陈世清心狠手辣，犯罪能力不比自己差，且为人谨慎、狡猾，不容易出漏子。 张君先试探陈世清是否有心做大买卖，陈世清立即表示了急切的心情。当张君问陈世清敢不敢跟他干时，陈世清眼珠像两颗算盘珠子一样骨碌碌转，却不立即回答。他深知张君的野路子一定深藏危险，弄不好就得掉脑袋。 张君见陈世清不表态，干脆和盘托出抢重庆黄金首饰一事，陈世清哈哈大笑，只说张君吹牛，不信。张君急忙掏报纸给他看。陈世清审视张君良久才点点头，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这两个恶魔，从此一拍即合。两人打定主意多找帮手，极谨慎地在黑道上找凶狠而又听命于他们的恶棍。按他俩设计的标准，两人发现了以前一起打架的严若明。就像拉陈世清下水一样，张君如法炮制也把严若明拉下了水。在加入张君的“杀人公司”后，陈世清给自己起了个浑号：“刘百万”。在常德劫案中，陈世清的任务是抢的士和开的士。 张君自称“半个帅哥”，对女人的杀伤力如同他的射击功夫一样精准。张君的五个情妇，多数已结过婚，但她们仍对张君死心塌地。 严敏，重庆市涪陵人。她是第一个投入张君怀抱的。1994年，在云南开运，张君已穷愁潦倒，连继续流窜的本钱都没有了。他碰见做妓女的严敏，此时严敏已32岁了，这个年龄做妓女很被同行瞧不起，在内地几乎没有市场，所以她远走边陲，其目的亦是想伺机贩毒。张君经过几次接触，便彻底摸清了严敏的心理，于是展开情场攻势，使出浑身解数，花言巧语，鞍前马后献殷勤。严敏做过多年妓女，见过男人无数，也惯做逢场做戏的事，张君如此殷勤，正合心意，两人终于搅在一起。有张君保护，严敏在其他妓女面前胆子也大起来，公然和当地妓女争抢生意，引起当地黑社会不满。张君趁机提出买枪自卫，严敏便给了他钱，他终于买到他做梦都想拥有的枪，一把五四式手枪和几十发子弹，卖方还送了他一枚手雷。 回到严敏住处，张君整天都在玩枪，爱不释手，一会儿取下弹夹，一会儿拉开枪栓，光是练瞄准，他都可以玩上个把小时。 有了枪，张君胆子更大了。他劝说严敏回老家，一起到大地方做大买卖。严敏说，做大买卖要本钱啊，张君扬扬手中的枪说，这就是本钱。严敏不解，张君直接了当告诉她抢劫杀人的大买卖，吓得严敏直发愣。 其实，张君本想伙同严敏就在当地作案，无奈云南山高路长，交通不算方便，就算抢银行，抢得巨款也不易逃脱。张君看上了重庆，水陆码头，人山人海，犯案后容易逃脱。严敏待张君启程到重庆时，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不久，她自己也回到涪陵。 1994年11月26日，张君在涪陵开枪打死了一位刚卖完山货的农民，第一次抢得了6000元，随后他找到了严敏。 第二天晚上，两人去跳舞。在舞厅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撞见了严敏的前夫，此人也是一个无赖，看见前妻被一个外地人搂着亲亲热热，难免生气，加之一帮兄弟嘲笑，便按不住心头火起，上前找张君惹事，张君也火了，双方剑拔弩张，差点打上一场恶仗。严敏怕张君是外地人吃亏，连骂带劝，好歹让张君脱身，两人急忙离开舞厅回家。 严敏的前夫，仗着是地头蛇，竟追上门来，被严敏堵在门外，他想动手打严敏时，张君一声大吼，伸手从身上拔出手枪，推弹上膛，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 “快滚，不然打死你。” 严敏的前夫也是社会上混的人，很识相，听张君的话音便晓得不是吓唬人，是个真敢杀人的主，忙满脸堆笑，点头退去，走得稍远，拔腿就跑，从此再不找张君的麻烦。 张君关上门，吹了吹枪管，得意地笑了。他不知道，正是这一次拔枪的行为，为以后警方抓他埋下了线索。几年以后，严敏的前夫被关进大牢，当重庆警方苦于抓张君没有线索时，他供出了这个叫江平（张君一直用江平的化名和严敏来往）的湖南人有枪的线索，从而使警方秘捕严敏，找到真正的“娟子”杨明燕，一举在重庆抓住了恶魔张君。 严敏和张君在涪陵同居了一段时间，张君便厌倦了涪陵，毕竟涪陵不是大都市，没有抢大钱的环境。于是，他劝说严敏上重庆，找机会发大财。 严敏稍加考虑，但答应下来。两人又乘船到了重庆，在沙坪坝某处租套房子住下来，因张君是外地人，这些事全由严敏出面办理。 花天酒地的生活，没过多久就耗尽了张君身上那抢得的几千块钱。严敏自从跟张君同居后，也没再出去接客，所以收入顿减，日子就难过起来。而张君在重庆一直在侦查黄金专柜和银行的情况，想伺机下手行抢，无奈一个人势单力薄，没敢贸然行动。 一天张君忽然想，不敢抢银行，但可以抢从银行出来的人，没准抢笔大钱。 两人一商量，严敏也蠢蠢欲动。接着分工，严敏负责找目标，张君负责下手。两人想抢什么人合适，想来想去，觉得抢包工头最可能抢到大钱，哪个包工头不是黑了心造豆腐渣工程挣大把大把钞票呢？ 第二天，两人就开始在渝中区某储蓄所外徘徊寻找目标，终于看见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进了储蓄所。严敏忽然说：要是他是存钱的，怎么办呢？张君就指使严敏进储蓄所侦查，看是不是存款。 严敏看见那人在取钱，便出了储蓄所，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把信息传给远处等候的张君，自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张君尾随取款的包工头拐进了一处小巷。见四下无人，便大步赶上去，拔枪对准他的脑袋就开了一枪，抢走被害人的5万元现金。 张君逃离现场，为了防备警犬的追踪，往相反方向走了几条巷子，才搭乘中巴车回到了远离渝中区的沙坪坝。在出租房里，严敏看见这么多钱，惊得目瞪口呆。更令她目瞪口呆的是，张君给她讲抢钱过程，说起杀人竟然轻描谈写，严敏吓得心突突跳。那天夜里，张君索性给她讲了自己的杀人史。然后威胁说，你也参与了杀人，要是走漏了风声，也没得好下场。 从此，严敏被张君彻底“拖下水”，成了他在重庆“第一联系人”，二人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 张君彻底收服了严敏，便开始盘算起来，狡兔三窟，才有躲处，应该在重庆再辟一个窝。这个窝也得有女人，并且这个女人须是重庆人，他知道公安机关每次查案子，都特别注意外地人，须得有个本地人作掩护。 要另起炉灶，须得支开严敏才行。恰好当时年关将近，张君就谎称风声紧，不如回涪陵躲避。严敏也想回家过年，便答应下来。 两人退了房，又乘江轮沿长江而下，重回涪陵。 过了新年，张君独自上重庆，开始谋划又一桩血案。他需要一个女人给他当情妇，又可以当避风港。他想了个办法，居然是去征婚处，寻问是否有合适的女人，条件是要当地人。 于是，经过介绍，他结识了家住市区在婚介所“备案”找丈夫的秦直碧，其时，秦直碧43岁，张君只有27岁。照理说这两个人不太可能被扯在一块，但张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什么都可以容忍。 于是他又使出惯用的伎俩，一边甜甜蜜蜜叫“秦姐”，一边向“秦姐”猛投“糖衣炮弹”。金钱，首饰，加上张君看上去年轻的外表，秦直碧很快被弄得神魂颠倒，不久，她便主动要求与张君同居。 看到秦直碧这个半老徐娘找了个年轻男朋友，街坊邻居吃惊得嘴都合不上。秦直碧得意洋洋，信以为真地认为自己风韵犹存、很有魅力，在人前免不了挺直腰板走路。张君就像她的心肝，她对他几乎百依百顺，她变着法子服伺张君，刻意要让他活得像皇帝一样舒服。 就这样，张君又营造了一个避难所。相处日久，张君也看出了这个女人胆子大、头脑简单、好使唤的特点，也正合他的心意。 正当秦直碧乐昏了头时，令她始料不及的伤心事也来了。张君竟背着她，利用秦直碧的女儿常来探访的机会，勾引起她的女儿来。待秦直碧察觉时，两人早已勾搭成奸了。秦直碧家丑不敢外场，知道女儿年轻，争风吃醋的结果肯定是自己吃亏。为了达到独占张君的目的，终于找了个机会，把女儿打发到北京去打工去了。 1995年12月22日，秦直碧成为张君的女助手，实施了友谊华侨商场沙坪坝分店抢劫案。 此后，张君所作的多起杀人案，秦直碧都是知情人。张君每次在重庆作案后，都是住在秦直碧家。 1999年1月4日，秦直碧又协助张君制造了“1·4武汉广场杀人案”。 死心塌地的秦直碧痴情地伴随张君五年，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杨明燕是张君这几个女人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她不但与张君“结了婚”，并且还为张生下了一个女儿。 杨明燕是涪陵人，1991年参加工作，先在福利印刷厂当铸字工。1995年，杨明燕办理停薪留职手续离开单位，开起了餐馆。 1996年，张君化名龙海力，在涪陵一家歌舞厅认识了杨明燕。这时的张君仍在和严敏同居，但杨明燕的美貌和年轻“打动”了他。因此他常去杨明燕开的小饭店吃饭，吃饭时故意大把大把掏钱，惹得杨明燕芳心暗许，不久就主动投怀送抱。 这次张君似乎动了“真格”，抛弃严敏和杨明燕“结婚”，并在粮油大厦办了六桌酒席。令他吃惊的是，当他认为杨已是自己人时，便告诉她一些杀人的事，杨明燕竟然不像别的女人那么震惊，反而觉得他很了不起，这让他对杨明燕另眼相看。负案在身的张君还带着杨明燕照了很多结婚照。 1999年杨明燕跟随张君参与了“1·4武汉广场劫案”。 2000年就在杨明燕为张君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久，就随张君为“6·19案”踩点。“6·19劫案”后，张君曾躲在常德一段时间。7月上旬，杨又主动地去帮张转移枪支弹药。“9·1案件”后，张君成了全国的通缉犯，他立即想到了“妻子”杨明燕。9月5日，张君找到杨明燕，准备携款逃亡。但没想到18日杨明燕就被警方逮捕。奇怪的是杨明燕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从不叫她“娟子”。也许，这是张君对她的“昵称”。 全泓燕是重庆的一名出租车司机。1999年3月初识张君时，37岁的全泓燕刚遭离婚的重创，心灰意冷，觉得活着太没意思，一心想找个比自己前夫年纪更小的男人，这个男人且要有钱，这样，她内心才可以平衡。 一天，张君坐上全泓燕的出租车，几下交谈，便博得全泓燕的“好感”。张君脑子一转，计上心头。他说他正在学车，要全泓燕每天下午来接他，他就租她的车练技术，练车时也打表，按价付钱。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全泓燕当即答应下来。 于是，张君每天就在重庆街头玩出租车，全泓燕也乐得有男人陪她。如此一来二往，张君不需付出太多，就勾引上这个女人。 不久，张君犯罪的瘾又来了，本想带这个新情妇一起干，又担心不稳妥，只好独自潜回湖南，在全泓燕面前谎称有笔大买卖要做。 张君一去无影踪，全泓燕只好叹气作罢，另外找了个男朋友。 2000年5月，张君又一次出现在全泓燕身边。此时的全泓燕又失恋了，寻死觅活的，自杀两次都没死。张君对她山盟海誓，并拿了几件抢得的金首饰讨好她。 全泓燕试探他做什么生意时，张君告诉她做金银首饰生意。张君和这个女人鬼混几天后，决定发展她入伙，为以后在重庆作案多找个落脚点。 趁全泓燕刚失恋，心情不好，张君便邀她去长沙散散心。全泓燕当即答应了。 他们在长沙黄花机场下了飞机，住进了宾馆，张君用假身份证登记了房间。住下后，张君在房中教全泓燕拆枪、上弹夹、打枪，然后张离开。 四天后，上午11点多钟，张君又来了。当时，全泓燕穿着吊带裙子，张君让她换成黑背心和白裙裤，张君当时身穿绿色翻领t恤和黑色休闲裤，身背一深色帆布包，包内有枪。出了宾馆，张君又叫了一名穿白t恤的矮个子男人，该男子20多岁，三人上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张君坐在前排，全泓燕与男子坐在后排。 坐了一二十分钟，在一偏僻的小车站，又换乘出租车，当时张还向司机讲价，讲成100元，车开了四五十分钟后，又倒回开了二三百米，在一机耕道旁停下，三人走进一树丛里。 张君对男子说：“今天带你出来，是因为你经常拿钱抽心（即隐瞒部分赃款）”。张脱下男子衣服，用树枝打他，并叫男子把脸背过去。然后，张君拔出手枪，推弹上膛，把它交给全泓燕，凶狠地命令：“杀了他。” 全泓燕吓得直抖，连枪都握不稳。那人扭头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连站起来逃命的力气都没有了，尿水直流，只有跪在地上连声求饶：“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张君再次命令全泓燕开枪，并狠狠推了她一把。于是，全泓燕双眼一闭，朝那人开了两枪，那人应声而倒，头重重栽进土里，四肢抽搐。 张君从全泓燕手中拿过手枪，又补了两枪，一枪正中那人太阳穴。 张君老练地寻回四个弹壳，卷起那人的衣裤鞋袜，带着全泓燕离开了现场。 当晚，张君给全泓燕讲了自己抢劫杀人的故事，吓得全泓燕目瞪口呆。张君威胁她说：“杀一个人和杀十个人没有区别，都是死罪。今天你也杀了人，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干，少不了你吃香的喝辣的。” 当晚，两人乘火车返回重庆。此后，张君在全泓燕家中住下，即使民警来查户口，全泓燕也不敢告发他。 出身在鼎城区篙子港镇、喝洞庭湖水长大的陈乐，个子高挑，面目清秀。初中毕业后陈乐来到常德闯世界，1999年下半年，她认识了张君，并以她的美貌获得了张君的迷恋，张君为她在三间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后来这套房子成了秘藏武器、弹药和汇集团伙的黑窝点。奸诈险恶的张君，每次带枪回来或“开会”都是在这套房子里的一间密室里。每当这个时候，张君都要陈乐买这买那或者在外放风，一直到“9·1大案”发案之前，陈乐都只看到张君“善良”的一面，却没有真正看清他险恶一面，就连张君打她，她都看成是一种“爱”。 “9·1大案”案发后，除赵政红当晚逃回益阳外，张君、李泽军、陈世清都钻进了三间小区陈乐的家里，当陈乐看到一件带血的衣服后，张君对她说：“你是个聪明人，只要不讲出去，对你有好处，如果讲出去，我就要杀你全家。”9月3日下午4时，张君离开陈乐住处时对她说“我到广州去了。”张君到广州后，两次给陈乐打电话。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庇护、窝藏是一种犯罪，她更没有想到，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了杀人魔王的同伙。而且当警察告诉她张君已落入法网时，她连连摇头说：“陈哥（张君在常德的假名叫陈强）是抓不到的。”后来，看守所组织他们看了张君被擒的电视片后，她哭了，哭得是那样的伤心。这样被“爱情”麻木到如此程度的女性，直到在电视上看到张君在重庆还有情妇并与其中的杨明燕结婚并生了个小孩时，才突然醒悟，噙着泪水说：“他欺骗了我，他害了我，不是他，我怎么会进号子呢！” 1995年12月，浓雾的山城下着小雨，平添几分寒冷。结识秦直碧不久，张君就开始在重庆街头勘察路线，为抢大钱做准备。他看中了重庆市友谊华侨商场沙坪坝分店的黄金柜台，用了三个月时间踩点，设计逃跑路线。 第一次抢商场金店，他独自一人不敢下手。这时，他认准秦直碧头脑简单、胆大妄为的特点，打定主意让她作为同伙。 事前张君特意买了一辆崭新的红色125型摩托送给秦直碧，并在当天夜里，以考验爱情为由，问她： “如果有人杀我你咋办？”“我也杀他，为你报仇。”秦直碧拍着胸脯说：“为了你，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敢去。” 张君说：“真的吗？” 秦直碧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张君说：“我当然相信。咱们这样过日子也不是办法，得捞点大钱才行。” 秦直碧说：“谁不想捞大钱呢，不晓得咋个去捞大钱嘛。” 张君说：“我有办法。” 第二天张君就带秦直碧去了友谊华侨商场沙坪坝分店，说是陪她逛商场，其实是让她熟悉场地。回到秦直碧家中，张君故意提到了黄金专柜里的商品，秦直碧直咽口水，却又忍不住唉声叹气。 张君说：“你想要呀。” 秦直碧说：“就是太贵了点。” 张君说：“只要你想要，我就把它们全给你。” 见秦直碧不信，张君说：“你以为我开玩笑。” 秦直碧说：“我不信你全捞得来。” 张君说：“我有办法。” 秦直碧说：“啥子办法？” 张君说：“去抢。” 秦直碧说：“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脑壳发烧，吃错药？” 张君说：“我去抢，你敢不敢去。” 秦直碧说：“老娘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张君说这样就好，便把抢劫计划和安全措施及逃亡路线说给秦直碧听。 吓得秦直碧张大了嘴，大气都不敢出，惊慌地说： “做不得，抓住了要掉脑袋的。” 张君又把自己早就是杀人犯的事告诉了她，然后说：“你要是不帮我，我只好杀了你，谁叫你知道这么多底细呢。你跟我干一票，发了财就洗手不干，我这辈子就陪你过太平日子还不好吗？” 秦直碧脑子简单，便答应跟张君抢商场。并不是她不怕死，而是因为怕失去张君这个泄欲的男人，她决定拼死一上。 张君多次带秦直碧去熟悉逃跑路线，并驾驶摩托在路上演练。两人各自给对方壮胆，终于决定伸出魔掌。 1995年12月22日，上午，两人偷了一辆黑色摩托车。 下午，两人备齐作案工具。秦直碧女扮男装，她把头发挽起，戴橄榄帽，上穿男式茄克，下着深蓝牛仔裤，脚蹬运动鞋。两人驱车来到金店门口。 １８点30分，正值下班回家的高峰期。重庆友谊华侨商店沙坪坝分店内，购物人群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 张君和秦直碧混入人群，大踏步走向黄金专柜…… 张君掏枪对着一个营业员头部，吼道：“不许动！”未等她反应过来，秦直碧就冲进柜台，往马桶包里装金首饰。 “抢劫啦！”43岁的女营业员李建清情急之下，大声呼喊。话音刚落，张君抬手就打一枪，击中她的胸部。听到枪响，商场里有的人趴在地上，有的往外冲。不明真相的店外人，有的拼命往里挤，看热闹。 张君看见秦直碧装了很多金首饰，觉得够了，便说： “快撤！”贪心的秦直碧还想多抓一些首饰，被张君一把抓住衣领，吼道：“快走！” 两人奔向店门，张君鸣枪开路，子弹打在地上，反弹击中一人。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明白撞见死神般的恶魔了，纷纷躲避，让开一条路。秦直碧背着包在前，张君挥舞手枪断后，跑出商场，跑下台阶，跑进车库，驾车逃跑……张君为了扫清道路，对最近的人群开了一枪，一名清洁工人来不及躲避，当场身亡。两人驾车消失在重庆的茫茫人海中。 张君抢劫得手，躲在秦直碧家里，几天不敢出门，只让恢复女装的秦直碧去听风声，并捎回有消息见报的报纸。张君根据各种情报分析警方动向。 隐藏多日之后，张君用一口箱子带走金首饰，再返回重庆，分给秦直碧85万元。秦直碧一下子暴富，用钱很洒脱，但没人怀疑过她手中的钱。 张君有了钱后，决定要大干一场，于是潜回常德，去找以前的死党陈世清和严若明。 见到陈世清和严若明后，张君表示要买些枪。严若明认识益阳人高力军，知道他在贩卖猎枪，对走私枪械的路子很熟悉，便出马联系，以6000元的价格买了几把猎枪。可张君更喜欢手枪，严若明只好再让高力军找路子，并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搞几挺高射机枪和迫击炮之类的火力凶猛的武器，弄得高力军目瞪口呆。 最后张君还是从云南几个小流氓手上购得两把手枪。三个人经常驱车到湘西深山老林练枪法，彼此嘲笑对方枪法臭。一路上，陈世清开车，三人在车上商量下一个抢劫目标，张君极力主张再抢重庆，因为重庆有躲藏的地方。 于是张君二上重庆，又住进了秦直碧家。 这一次，张君把抢劫目标定在渝中区闹市中的上海一百重庆分店的黄金柜台。 他将抢劫方案策划好，便约严若明到重庆会合。严若明一来就跃跃欲试，张君倒不急，带着他熟悉重庆，主要是熟悉逃路路线。在长江边，张君问严若明如果抢劫失败，被警方抓住怎么办，严若明说：“不等他们抓我，我就自杀了，不用担心。”张君说：“好样的。” 1996年12月25日，阴天。下午6点多，又是下班人流的高峰期。张君和严若明闯进上海第一百货商场重庆分店黄金柜台，张君拔枪对准营业员，轻声喝道：“不准动，打开柜子，把东西装进来。” 这时严若明已抖开布袋，拉开袋口，命令营业员把黄金首饰装入袋中。因事发突然，营业员只得就范，价值60万元的黄金首饰落入袋中，商场竟无人察觉发生了劫案。 正在此时，商场一驾驶员走了进来，见状大吃一惊。张君大喝一声，命令他到柜台后面去。来人转身就跑，张君追了几步，一枪将来人击伤。 枪声一响，商场内顿时警觉，顾客们纷纷朝黄金柜台探望。 张君喝令严若明：“撤。” 两劫匪拖着一袋黄金首饰，按事先策划的路线，朝商场内冲，边跑边打枪，吓得商场内的人纷纷逃命和躲避。只有一个“棒棒”不明真相，以为“业务”来了，近距离和张君打个照面，被张君一枪击倒在地上。 两匪从商场另一侧门蹿出，逃上大街，转入一巷子，跳上早已备好的摩托迅速逃遁。至此，整个案发过程仅五分钟左右！案发现场的人居然没一个人完全看清劫匪的长相。 张君和严若明在秦直碧家里躲了十余天，然后分头逃离重庆。张君往涪陵，严若明回常德。 199７年，张君又一次出马，到长沙踩点，将目标锁定在长沙某商场黄金柜台，并设计好逃跑路线。 12月19日。张君、李泽军、赵政红以及张君的另一个外甥王雨来到长沙，王雨是主动请战要来跟着发大财的。五人开始寻找抢车目标，便于抢商场时使用。 在长沙湘江宾馆停车场，他们看中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便动手偷车。恰在此时，这辆车的司机从宾馆出来，见状，冲上前喝骂，并大声招呼保安。 张君见情况不妙，拔枪打死司机，并抢得车钥匙，由陈世清驾车逃跑。此时，长沙警方接到报案，迅速展开围堵。 张君见事已至此，不甘心地放弃这场抢劫计划，指挥匪徒朝湖北方向逃窜。在途中，王雨吓得浑身发抖。 长沙警方此时已经下令沿途各路卡注意该车动向，并通报被抢车的车牌号。 199７年12月20日，隐伏了一天的张君等人驾车来到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收费站。张君自称是公安部特派员，要求放行，坚决不交过关费，双方发生口角。 这时，治安协管员发现该车破绽，这辆车跟长沙被劫车的特征相似。可惜还来不及报案，赵政红用一支猎枪击杀了治安协管员，张君、李泽军分别用手枪和猎枪杀了另一位交通协管员。李泽军拉起起落杆，众劫匪冲关而去。 逃出百余里，众匪烧毁了抢得的车，搭乘前来迎接的陈世清的车逃回常德。因王雨表现太差，张君差点杀了这个外甥。 抢劫长沙的计划流产，使张君十分恼火，开始着手为下一件血案做准备工作。这一次，张君将目标定在武汉。他多次率领李泽军、陈世清到武汉踩点，将目标锁定为武汉广场黄金屋。 他本想像重庆一样如法炮制几个情妇作犯罪窝点，勾引了几个女人，她们都是贪财胆小之辈，让他很失望。 一天，张君在武汉广场附近侦查逃跑路线时，看见有家铺面要转让的消息，马上决定在此开家什么店以作掩护。他通知秦直碧赶快到武汉。 秦直碧奉命来到武汉，当时是10月，寒意已浓。张君也不暴露抢劫计划，只说秦姐活得辛苦，很想帮她谋条财路。又说重庆火锅在武汉很受欢迎，愿意帮她开家火锅店。秦直碧眉头一皱，说开火锅店要本钱，她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张君就说钱不用操心，他给她3万，并称这是念秦直碧效忠多年的奖金，赚了钱，也归秦直碧，赔了本，张君也不要这笔本钱。秦直碧认为张君够意思，当场就开始张罗开火锅店的事。 火锅店很快就开张了。秦直碧想装修一下门面，张君不允许，并告诉她自己的意图，这家铺面越简陋越好，等抢完黄金首饰就关门。最好是生意清淡，来客少，更便于他们商量抢劫的事。秦直碧一直在叹气，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转眼就到了年底，张君把杨明燕从重庆接到武汉，首次让两个情妇面对面。秦直碧见杨明燕比自己年轻漂亮，满脸醋意，忍不住摔碟子，踢板凳，大闹情绪。张君当着老婆的面在秦直碧面前献殷勤，终于让她平息下来。于是，张君、杨明燕、秦直碧这三个人躺在火锅店内的同一张床上，天一黑，就干那淫邪勾当，两个女人也乐此不疲，相安无事。秦直碧和杨明燕往往趁张君身疲力尽之时，拷问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张君也不隐满，还刻意夸大情妇的数字，只是不说其它女人的名字。张君私下劝秦直碧：岁数不小了，多挣点钱就行了，还争风吃醋干啥子。 转眼过了1999年。1月4日晚上7点，张君、李泽军、赵政红从火锅店钻出来，陈世清已驾驶一辆偷来的红色富康车等在门外，三人上了车。 按照计划，陈世清将车兜了一圈，从另一个方向开进武汉广场，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库标牌下，四人立即开始往头上套黑罩。 这时，一个保安走了过来。张君拉起衣领遮住脸，打开车门迎上去说：“我是省公安厅来执行任务的，你把对讲机关了，跟我走。”该保安见情况不对，说：“别慌，你们要是来执行公务，就通知我们主管部门。” 话音刚落，张君已拔枪在手，对准保安的脑袋就是一枪，子弹打飞了保安的帽子。保安一跤滑倒趴在地上，张君等也不理会这个保安，跳下车朝5号门里冲。 张君冲在最前面，冲着天花板连开数枪。商场内熙熙攘攘的人群以为是汽球爆炸，待看明白时，便疯了一样拔腿就跑，“抢劫了，抢劫了！”喊声一片，靠门近的跑上大街，离楼梯近的跑上二楼，营业员们无处可逃，全趴在柜台里边。一会儿，人流不见了，整个一楼死一般寂静。 张君和陈世清持枪警戒，李泽军将布袋口张开，赵政红连砸十二个玻璃柜，将金银首饰钻石等装进袋里。 这时，6号门方向，30米开外，闪光灯一闪，张君说：“有人照像！”陈世清对准6号门的身影就是两枪。同时，他看见6号门被两个保安拉下来关上了，另外几扇门也正在拉闸关上。 张君说：“够了，快撤！” 此时作案仅三分钟。 张君冲在前面，鸣枪开路。李泽军和赵政红提着黑布袋、陈世清抱着一纸箱金银首饰跟在其后。此时，仅有5号门没有关闭，他们就此朝外冲。 在门前，一名商场保安正一辆接一辆地朝门内扔自行车，扔了六辆，劫匪已冲了出来。张君跳过地上这堆自行车，朝那名保安开枪，保安躲到一辆摩托车后面去了。 四个蒙面劫匪冲向停靠的出租车，这名保安机警地记住了车牌号。 张君朝将要逃跑的解放大道方向连放三枪，想让路上车辆为他让道路。 李泽军、赵政红打开车后盖，把装满金银首饰的口袋和纸箱往里塞。这时，两名巡警飞骑赶到，在不远处鸣枪示警。 惊惶之下，陈世清没把车发动起来。张君立刻朝前冲去，率先开枪袭警。李泽军、赵政红也掏枪射击。 情急之下，两名巡警躲到一辆运送钢筋的大货车后面，依靠货车还击。双方展开激烈枪战。货车上一名湖北孝感民工被枪击倒。 李泽军绕过出租车，从侧面包抄到巡警侧后面，一枪击中巡警方亮头部。 这时，陈世清发动了出租车。众匪快速钻进车门，汽车沿滑坡路朝市中心的京汉大道逃窜。一路上横冲直撞，张君拔枪乱射，路人纷纷躲避。 在一家酒楼前，李泽军一枪击中路旁电线杆子，子弹反弹击中一个市民。 出租车以惊人速度又冲出50米远，一头撞在一个路边做餐饮用的大铁炉上，一口铁锅迎面飞来。赵政红、李泽军重重撞在车顶上，赵政红痛得枪都拿不住，结果路上掉了一支手枪。 陈世清调转车头，继续猛冲，出租车消失在滑坡路的尽头。 武汉广场和武汉商场同在一处。晚7时以后是商场顾客最多、此路段交通最容易堵塞的时候，如驱车从此处向北就可以出武汉市区。城郊结合部设有治安检查站，狡猾的张君不是立即向郊外逃窜，而是向闹市大马路奔跑，将车弃于江边。各自扛着一部分金银珠宝分散逃逸，消失在夜色中。 在这次武广劫案中，四名劫匪打死一人，打伤六人，抢走价值300余万元的黄金饰品。 就在张君他们出火锅店时，杨明燕一直在店门口求老天保佑劫匪抢到黄金首饰又能确保平安，她心里盘算着用这笔钱买什么好衣服穿更合适。 此处离武汉广场不远，那边一出事，消息就从市民们口中传了过来。听说劫匪和警察发生了枪战，杨明燕吓得脸色发白，秦直碧慌忙跑到里面收拾东西打算逃命。 过了一阵，消息又传来，说警方已全市戒严，围捕持枪蒙面抢劫的劫匪。杨明燕心知张君又一次得手，紧张的神经又松弛下来，她喘了口气，径直到里面骂了一下秦直碧。 不久，张君这个魔头人模人样提着一个大包回来了，里面装满黄金首饰和钻石首饰。两个女人把他迎进店里，火锅店关门打烊。关门时杨明燕还和邻居瞎扯抢劫案，假装吓得吐舌头。 稍晚一些，赵政红、李泽军、陈世清分别从别的方向依次赶来，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躲进了火锅店。 几个劫匪在店里躲了两天，以秤分金，各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待风声稍过，便各自离去。其间，杨明燕多次装着采购的样子进出武广商场打探风声，看警方是否掌握了什么致命的线索。十余天后，秦直碧宣称生意不好做，把火锅店转让出去，一伙歹徒便全部离开了武汉，开始走向死亡之路。 张君系列持枪抢劫案是共和国第一大刑事案。为此，常德公检法机关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取证和准备工作，有关此案的各种案卷高达两米，仅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有48卷。 2001年4月1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庆、常德同时公开审理张君系列持枪抢劫案。 在法庭调查中，除全泓燕辩称其杀人是在张君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外，其余被告人均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在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后，张君在被押往监房时称：自己太疲倦了，凡有关对他的指控他都将予以承认，要求减少审判程序，被法庭拒绝。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张君在第二天的法庭上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在法官问到相关案情时，多半以“是”、“没有”简单的词语回答，偶尔来了兴致，也对其同伙供认的事实进行“纠正”。但这种“纠正”多是认为同伙对自己的罪行交代得不够彻底。 法庭在调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抢劫杀人案过程中，当检方通过电视屏幕宣读一个案犯的交代材料后，张君突然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对该案犯的交代进行补充和“纠正”。张君说：“他还有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上海一百重庆店案发之前，我还专门带他模拟训练，上山练枪法，学习摩托车驾驶，我们还提前勘察了地形，这些他都漏掉了……” 很明显张君“要让所有人为他陪葬”，他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推卸罪责，甚至还有意炫耀自己的“没人性”。 “张君是个没有人性、没有血性的杂皮。他对为他卖命的女人冷酷无情，他自知死罪难逃，就想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陪葬品！”张君情妇全泓燕的辩护人张元炳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16日下午4时许，常德审判点进入辩论阶段，七名被告人向法庭作最后辩解。自知罪责难逃的被告们，有些抱着必死无疑的心态，道出悔恨交加的心情，有的则还想做些辩解。但每个被告均不约而同地指责张君，骂他把自己拖下水。 审判长问：“被告还有没有要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话音未落，一直低着头的陈世清立即将求助的眼光投向他的辩护律师龙占河。龙占河立马说道：“量刑时请法庭充分考虑被告人陈世清的投案自首情节。”陈世清自己也忙不迭地说：“胡梦廉夫妇的尸体埋在哪里也是我交代的。”一听这话，李泽军也忍不住插话：“张君左脚板有一颗黑痣是我告诉警方的。” 李泽军也面如死灰，低缓地说：“张君是我的亲舅舅，就是他，用金钱诱惑我，又让我写保证书，威胁我。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能在此对死者和家属表示歉意。” 被告赵政红这会儿也换了一副嘴脸，不再左顾右盼，抓头摸脸，涎笑也收起来了。他说：“我也是受张君胁迫的……” 王雨忏悔道：“张君是我表叔，是他拉我入伙的，我上了贼船，走上难以自拔的道路，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他停下来，擤擤鼻子，接着说：“我不懂法律，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理。” 最后陈世清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几页纸，手一直颤抖不已，顿了一会低头念出：“我向受害者致哀，我是在张君的授意下……”念到这，他突然停止，说：“算了，我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当下把准备好的辩解词撕了，扔到地上。 4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张君、李泽军、陈世清、赵政红、严若明、许军、李金生、秦直碧、全泓燕、严敏、莫金英、纳波、朱加武、王俊分别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世星、杨明燕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明军、王雨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李泽军、严若明、许军、李金生、秦直碧、全泓燕、严敏、莫金英、纳波、朱加武、王俊等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分别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分别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李泽军、秦直碧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分别依法核准了张君、李泽军等人的死刑判决。 2001年5月20日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张君、李泽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中的14名罪犯，分别在重庆市、常德市被执行死刑。 当一辆辆载着死囚的刑车缓缓开出法院大门时，围观群众躁动了，有人振臂高呼：“血债血偿，杀死这些魔鬼！”有的则情不自禁鼓起掌来。 囚车呼啸着驶向刑场，围观的群众却久久不愿离去。人们诅咒着一个将去“见鬼”的张君，同时祈祷着再也不要出现张君那样的魔鬼。 当天上午11时18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对张君验明正身。11时22分，法官向张君宣读死刑复核书。11时33分，张君一枪毙命。临刑前，张君对市看守所民警说：谢谢公安局，你们很人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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