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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大勇·周恩来在1946年》 楔子 一、全面内战一触即发 1945年10月10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举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又迎来了举世瞩目的大喜事。 这天下午，国共两党代表经过长达43天的谈判，达成和平建国的协议。 签字仪式在重庆桂圆的客厅举行。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准时出现在长条桌前。 霎那间，闪动的镁光灯把客厅照得五光十色。 “陪都”的中外记者几乎都来到了现场，希望记录下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 当协定签署完全时，门外，又传来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锣鼓声。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在协定中，国民党表示统一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族化；承认各党派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最重要的是，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这个协定对人民是有益的。尽管国民党承认和平团结是口头的，但它如果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这次会商的结果对于保障和平，推动民主，加强团结，促进统一有积极的作用。 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来到林园，向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辞行，并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商谈。 蒋介石俨然以领导自居，他对毛泽东说：“这次协定的签订，我还是满意的。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政府决不会再让步。中共管辖地区和另的军队必须统一归属中央政府的领导，决不能像过去的军阀那样，搞地方割据。” 毛泽东幽默地答道：这十几年来，我是一直被蒋主席挤在陕北那个不毛之地动弹不得，哪里去割据呦？至于现在的地方扩大了一些，那都是人民用鲜血和生活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我们怎么能情溢地又失去呢！ “这怎么能说失去呢，中央政府就是人民政府，交给中央政府不就是交给人民管理么。”蒋介石反问道。 “蒋主席说的固然对，不过，解放区由人民自己管理，中央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解放区的政府都是民选它已经在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了，中央为什么非得插一杠子呢？” “不管你怎么说，如果中央不罢军队交出来，就是对和平缺乏诚意，就是想打内战。”蒋介石提高了嗓门道。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说：“我可以保证决不向中央军开一枪，也不抢占中央军驻扎的每一村土地。但是如果中央军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我的军队还是要还击的。” 蒋介石甩手道：“好，好，你今天不就回延安去了吗？明天就带军队来打吧。”说罢站起身。 毛泽东哈哈一笑：“主人下了逐客令，那我们就回去吧。不过，我们不会带军队来打的。” 次日晨，毛泽东同蒋介石作最后的会谈，并表示：为求国共两党问题的政治解决，实现国内和平，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会谈。 上午9时，毛泽东在陈诚、张治中陪同下乘车到达九龙坡机场，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等数百人赶到机场热烈欢送。 毛泽东在机场对外过记者发表简短谈话：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 双十协定虽然签字了，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其中重要的是进兵国民党方面坚持他们的军队可以开赴一切敌占区受降，而不准中共领导的军队受降；中共方面希望，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已解放或包围的敌占区，在受降问题解决以前，双手军队都暂驻原地。 国民党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但它的主要打算还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们的力量。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就扩大了进攻解放区的规模。10月19日，蒋介石密令各战区蒋军指挥官遵照他在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在蒋介石密令下，国民党军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域展开大举进攻。 在绥线，早在8月18日，傅作义部就勾结敌伪突袭正迫使归绥敌军投降的人民军队侧背。8月底9月初，傅部又接连侵占丰镇、集宁等地，并大举进攻早为人民军队解放了的张家口。 在中原地区，蒋介石调集3个战区的20多个师的兵力，由刘峙指挥，沿陇海、平汉两线分路进攻鄂豫两省的解放区。自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犯的一路，10月下旬进以至磁县、邯郸地区。 在进津浦线，李品仙及李延年、陈大庆部进攻苏皖和山东。 在山西，阎锡山先后调动十几个师3万多人进攻上党地区，妄图分割晋察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太岳两区，控制平汉、同蒲交通线，占领华北，切断华北与东北的陆上联系进而抢占东北。 在东北，至10月中旬，进攻解放区的蒋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除外）达80万人以上，侵占解放区人民从敌伪手中解放的城市31座。11月，杜聿明率两个军乘美国军舰在秦皇岛登陆，当即向人民军队进行攻击，连战山海关、锦州，挑起了东北的内战。 面对蒋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解放区军民于九、十月间，在同蒲路、上党和平汉路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 晋察冀和绥部队，先后两次击退傅作义部向张家口地区的进攻，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被侵占的城镇、车站。晋察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余人，收复了被侵占的城镇、车站。晋冀鲁豫军区主力3.1万余人在5万余民兵配合下，连克屯留、壶关、长子、潞城。9月下旬至10月初又在老爷岭和土落滩歼灭缓敌2万余人，击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活捉军长史泽波及将官27名，歼敌3.5万余人。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立一组织了邯郸战役，将北进的国民党3个军保卫在漳河以北。10月30日，国民党地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该军及一个纵队万余人起义。 解放区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蒋、阎、傅军10万余人，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从陆上进军东北的计划。 楔子 二、太平洋彼岸飞来“调停人” 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一架载着美国总统特使的银灰色的飞机从华盛顿起飞，开始了跨越太平洋远途飞行。 一位全身戎装，胸前缀着五星上将勋章，高鼻梁，瘦高个的军人，端坐在弦窗前贪婪地望着曾数度穿越的太平洋。他，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1880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的民主党人，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参谋长，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五星上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他今年已67岁，按中国话讲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 波涛粼粼的大海，成就了他坚韧的个性，广袤宽阔的体平样成就了他事业的辉煌…… 大概坐久了，马歇尔倦怠地离开弦窗，躺在了舒适的沙发上。从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庄园到华盛顿的一幕幕立即在眼前浮现…… 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对与苏联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美国政府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的。这并非是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而是因为日本投降之快远远超出了美国的预料。 在美国战后对对华政策尚未形成之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断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发来的报告：“中国大规模的内战威胁正在增长中”，“大使馆感觉情况已‘几乎绝望’”。而坚持推行援蒋内战政策的驻华大使赫尔利遭到美国国务院内外的压力，正在考虑辞职。这一切使美国政府不知如何应付。于是急忙命令返美述职的驻地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立即赶回中国，并要求他就中国形势写出书面报告。同时，开始物色合适的驻华使节。 11月20日，白宫受到魏德迈的报告，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问题，二是关于美国在华的海军陆战队的去留问题。报告中说：“美苏在东北和华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而蒋介石政府不仅没有力量占领东北，并且数年内也没有力量取得在华北的控制。为了美国的全球利益，报告建议应由美国、英国、苏联对东北实行“托管”，直至国民党政府强大到能完全负责和控制东北局势为止。 11月23日，魏德迈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又指出：美国如果要帮助国民党用武力统一华北和东北，那不仅中国“必然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以至可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而为实现此项政策，肯定要增派远超过现在在该战区的可以动用的美军”。 11月27日，正在里斯堡庄园悠闲地打点着苗圃的马歇尔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将军，您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愿意，总统先生。”他是军人，习惯于根据总统的愿望到任何地点去工作。 12月9日，在旧国务院大楼的会议室里，马歇尔和国务贝尔纳斯、副国务卿艾奇逊、远东事务司司长文森特、助理陆军参谋长核儿等人讨论由文森特起草的对华政策修正意见。修正意见的要点是：美国在国际上承认而且支持国民政府，但对中国内战不能实行军事干涉；美国将帮助国民镇压把军队运至满洲各港，以便让国民镇压能够在满洲重新建立起行政上的控制；说服蒋介石同共产党进行“和平的政治谈判”；促成由中国主要政党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以和平的方式达到中国的团结、稳定与民主，结束国民政府一党“训政”等。 “在拟议的国民会议达成临时协议之前，美国将不运输国民政府的军队，诸如到华北地区，因为这样的运输会损及军事上的停火和政治谈判的目标。”文森特在宣讲修正意见时，担心蒋介石会固执已见坚持使用军事手段，便首先发言。 对文森特的讲话，贝尔纳斯当即表示支持。 赫尔则表示反对，他说“应该在军事停战和政治解决进行尝试之前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北方接管日军占领区。” 政党双方争论不休时，白宫官员送来了美国远东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魏德迈将军、雷蒙德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远东司令部赞成向华北运输更多的中国军队和遣返日本的基本决定，但执行的时机可以由马歇尔将军选择，以便建立起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 会议很快在远东司令官建议基础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深谋远虑的马歇尔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他说：“如果共产党政府同意作为看来可被接受的让步，而国民党政府去拒绝妥协，该如何行事？” 贝尔纳斯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应通知中央政府，我们本来可能给予中国的援助就不给了，……我们将不得不就日本人撤出华北问题直接同共产党协商了。” “加入共产党政府不同意让步，而国务院政府迁就本政府的观点而作出必要的让步，那将如何行动？” 贝尔纳斯坚定地回答：“我们将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 这次会议不久，美国政府战后对华政策终于定型。 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解决内政的有效办法，并宣布美国政府将排出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纠纷。 苏联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提议召开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 马歇尔非常想得到苏联政府对杜鲁门对华声明的态度，他曾和杜鲁门说“苏联对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不断恶化的中国形势迫使他12月15日就离开华盛顿。 16日，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内战和战后世界局势，三国外长进行了长达一周的讨论和交涉。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极力想探明苏联政府对美国战后对华政策及马歇尔使命的反映，企图直接与苏、英，特别是苏联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争取素兰支持马歇尔使华时所执行的政策。为了试探苏联的态度，贝尔纳斯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散发了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并就马歇尔赴华的基本目的和做法向苏联打了招呼。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表示有兴趣在会上与他讨论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并表示他希望机会对贝尔纳斯散发的文件进行研究。 在19日的会议上，贝尔纳斯强调，苏联应该支持蒋介石，他说呢“斯大林已经说过，蒋介石是目的中国的惟一的领袖，还不能期望其他什么人能够实现中国的统一。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我们将遵循这一政策。” 贝尔纳斯乘机就马歇尔使华试探莫洛托夫：“马歇尔将军将试图说服蒋介石与中共达成一项专门的协定，使之成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认为他是希望这样的，但是要由他自己来讲。” 在21日的会议上，苏方就不干涉中国内政及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提出备忘录。 备忘录说：“苏联政府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她认为，外国军队干涉中国内政正导致内政政治斗争的加，并使中国的局势复杂化。”备忘录建议苏联达成谅解：“同时从中国撤出他们的军队，无论如何不迟于1946年1与中旬完成。” 当时，没有军队在华人数达成11万多人，苏联的备忘录显然将了贝尔纳斯一军。 23日晚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贝尔纳斯。 会谈中，贝尔纳斯急于想知道斯大林对美国对华政策及马歇尔使华的态度。 贝尔纳斯认为，民族利己主义色彩和扩张欲极强的斯大林是绝不会情溢放弃他在中国已获取的即得利益的，但他更清楚地知道斯大林迫切希望美国政府能遵守1945月2月11日美、英、苏首脑在雅加达签定的《雅加达协定》，特别是三国在战后势力范围的约定。 贝尔纳斯说：“美国一直根据它所理解的美苏两国一致的政策支持着蒋介石。” 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订有一个这样的条约。” 贝尔纳斯知道斯大林在这里说到的“条约”之而恩的是1945年8月，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东北长春铁路由苏联个条约中，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东北长春铁路由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经营，大连为自由港，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苏联政府承诺，保证国民政府在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权的完整，承诺“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并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级为允当，今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装及物资均以国民政府为惟一对象。” 贝尔纳斯对斯大林的表态极为高兴。他乘胜追击，想要斯大林亲自表示支持马歇尔正在执行的美国对话政策。 贝尔纳斯把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使华的任务和美国对华政府需要的东西。 斯大林问贝尔纳斯：“美国为什么不希望把它的军队调离华北？” 听贝尔纳斯解释后，斯大林又说：“如果美国希望留下它的军队，苏联政府将不反对，只是希望即时告知这一情况。” 12月27日，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发表了公报。公报在谈到中国问题时指出： “三国外长曾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并且必须停止内争。他们重新确认：他们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信守不渝。”“（美苏）两国外长完全一致，愿望苏军都在可以实行的最早的时机，就从中国撤退。” 却说马歇尔在12月20日飞抵上海后，第二天又飞抵南京。 当时国民党政府尚在陪都重庆，马歇尔准备在南京稍事停就将飞往重庆。 抵沪的当天，马歇尔接到通知，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特地赶来南京，晚上将与他会面。 抗战期间，蒋介石与负责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存有较深的芥蒂，而马歇尔作为史迪威的老上司兼后台，蒋介石对马歇尔便疑虑重重，在得知马歇尔将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后，蒋介石一再向魏德迈询问马来华的真实意图。但蒋介石始终疑虑难释。 寒喧后，马歇尔非常谈率地向蒋介石说明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担心，以及杜鲁门派他来华的使命。他说：“美国政府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统一与和平。” 军队国家化是蒋介石特别关心的话题，马歇尔说：一“在任何国家，如果有两支独立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马歇尔的这番讲话正中蒋的下怀，他不住的点头：“请不吝赐教。” 马歇尔接着说：“解决的办法可能涉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不会让步到放弃独立自主。共产党领导人在考虑总统声明之后是否会作出真诚努力，这还要看一看。如果他们对让步或解决问题并没有作出任何贡献，那么，他们在美国所享有的那一点点同情就将失去。” 这对蒋介石是十分悦耳的。 会谈中，蒋委员长对于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大加赞许，并强调了国民政府寻求以和平方面解决内部问题的决心。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乐于要中共交出军队，但要蒋介石停止内战，放弃“独裁统治”等，那就是说难上加难了。他说：“美国人民强烈反对自己的政府卷入别国内部争论的任何行动，美国人民首要的利益再生世界和平，虽然他们对中国人民坏有伟大的友谊，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蒋介石知道没苏矛盾正在逐步尖锐，只有把苏联与中共拴在一起才能打动马歇尔。因而，他抓住机会大谈起所谓苏联与中共的联系。他说：“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官有意拖延从满洲撤出。”并强调：“苏联已在满洲武器援助中共。” 对于蒋介石把中共在满洲接收日本关东军投降缴出的武器，说成苏联在东北用武器援助在东北用武器援中共，马歇尔没有加以附和。 首次会谈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马歇尔和蒋介石都感到十分满意。 美国总统杜鲁门政策生命以及马歇尔特使的道理，再加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召开，使中共中央明显感觉到内战有可能暂时停止，国共和平谈判有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针对这种趋势，周恩来在沿岸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蒋介石企图有利于他的条件下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的任务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也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协商会议。”周恩来的发言，得到了与会领导的赞成。会议批准了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还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将原来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改为中共中央重庆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第二天，即12月16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飞抵重庆。 12月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次日，周恩来偕董必武、叶剑英等来到牛角坨怡园拜访马歇尔。 马歇尔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周恩来一行的到访。因为他知道，没有中共的理解和支持，要向实现他的使命是不可能的，他也早已知道，周恩来不仅出生书香门第，曾留学法国，还是中共军队的缔造这之一，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领导层中的重量级人物。 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说：“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我不禁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多方面人士会谈。美国政府愿意努力促进中国和平，因为这不仅符合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须的条件。” 周恩来对马歇尔热情接待表示谢意，他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很好，我们共产党在抗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中国人民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目前又出现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主张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友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周恩来谈率地说明了我党的和平诚意，并提出了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改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实现宪政国家的意见。为大小美国的顾虑，周恩来反复阐明了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缓和美苏关系桥梁的理由。 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接受美国的调解，而美国应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他又说：如何才能做到二者兼顾，不致顾此失彼，极为困难。 马歇尔表示完全统一周恩来的顾虑，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微妙”而且是“颇难做到”的事情，但他愿意尽力而为。 马歇尔从蒋介石和周恩来的谈话中听出了两当主张的巨大差距。蒋介石强调杜鲁门总统生命中提高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职责中共没有和平建国的诚意；周恩来强调总统生命中关于停战和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但不相信国民政府会有诚意，要求政府中发言权得到保证前，不能交出军队。 经与国共双方及民盟等几方面的会谈，马歇尔感到他使命的开端是蛮不错的，因为每一个人中国人都赞成统一。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以切实可行的话来回答如何才能实现统一。马歇尔认为，这正是他这个调处人的任务。 12月27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的当天，国共开启了马歇尔来华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 经马歇尔的紧张斡旋，国共双方唇枪舌战，展开了多伦会谈，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草案。 1月10日下午3时，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马歇尔在重庆马歇尔公馆举行了签字仪式。 慢慢的三被红葡萄酒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响声总，留下一道鲜艳的光环。 《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声明》，简称“停战协定”。全文如下： <small>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四、为实行停战协议，应即在北京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地区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统一，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small> <small>鉴于命令传达到分散于各地的部队需要时间，会商决定停战令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small> 签署停战协定后，周恩来与张群又于当日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由国民政府、中共和美国各推定一名代表组成，主席由美方代表担任。各委员均有表决权及互商权，有关一切事宜均须经三委员一致通过，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开展停战监督工作。 所有文件签署后，张群面带虑色的向马歇尔提出：一道面见与蒋介石。 重庆林园，是一处既优美又安全的所在。斜阳西照，光线柔弱温和。 蒋介石从卧室走出来，感到神清气爽，心情愉快。 走到宽大的写字台边，蒋介石首先看到了一叠文件，最上面的便是张群、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合签的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协议。张群来过电话，请他早点签字发布，因为听说周恩来晚上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布这一消息，政府不能落在中共的后面。室内静悄悄的，除了偶尔反动纸张的响声，没有一点其他的声音。从警卫的哨兵，到侍从人员，都知道此刻是委员长办公的时间，谁干也许不敢来打扰。虽然这样，蒋介石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不起来，他感到这些文件枯燥乏味，一点也引不起兴趣。这不奇怪。对他来说，最痛快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刑事，是发布作战命令，剿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然而，现在去不仅不能这样做，而且还必须在这些停战命令上签字，这太不符合他的本意了。 此前，他不愿干又不得不干的事只有两次：一次是9年前“西安事变”被迫联合共产党抗日，第二次是3个多月前让毛泽东到重庆来。算来，这是第三次了。 晚9点多，马歇尔与张群来访。马歇尔笑着说：“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阁下和夫人。” “对美国朋友，特别是将军您，我的门随时都是敞开的。”蒋介石热情地招呼着，还未等马歇尔坐下，又接着说：“如果我没有猜错，将军是为停战之事而来的吧！” 马歇尔在一章帐户沙发上坐下，说：“我认为有关国共双方停战的文件，已到应该签字的时候了。” “赤峰、多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能达成停战的协议呢？”蒋介石摇摇手，接着说：“根据与苏联签订的协议，政府军队有权也应该接受赤峰和多伦以及苏军还占领的满洲以外的其他一切地方。” 马歇尔知道八路军已战略这两个城市，现在国民党军队继续向这两个城市开进，这种局势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马歇尔记得周恩来单独向他说过的话：赤峰和多伦是蒋不愿停战的借口，在蒋认为进攻有利的时候，是决不肯停战的。听了蒋介石的话，他顿生几分不悦，语调比刚才严肃了几分：“不能这样讲，委员长。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始了，如果国共双方停战的条款和协议还不能签字，这于国民政府，于我们美国，都是不利的。” 蒋介石说：“马歇尔将军尽可以放心，共产党不能把我怎么样，更不能把美国怎么样。” “委员长，”马歇尔不得不拿出他的尚方宝剑，“请您理解，我本人的话不仅代表美国而且代表每、英、苏三国政府来执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如果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始时，关于停止内战问题还没有结果，那么，美、英、苏三国一定要干涉此事的！” 谈到三国外长会议，蒋介石不由得职责起苏联来：“苏联的目的，是想满洲建立一个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部有意拖延从满洲撤走苏军的时间，就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政府军队于大连、葫芦岛、营口登陆以及在长春设立国民政府参谋总部等问题，他们都没有取友好与合作的态度。” 马歇尔话题一转，说道：“我知道，委员长也有为难之处，你的部下有不少人不赞成停战协议，力主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可是从去年10月以来，打了3个多月，结果怎么样呢？”他例举了美军国民党帮助运送5个军到山海关，两个军到华北，两个军到山东后的实际态势说：“在华北、华东，您的部队也还不足以打败共军。” 蒋介石深知赤峰、多伦军事地位的重要，原想通过谈判迫使共军放弃该地，以使国军占领这里，从而控制共产党通往东北的道路。然而现在看来情况复杂了。他的口气里透出不甘：“照马歇尔将军这么说，赤峰和多伦地区就让给共产党了吗？” “不能这样说。”马歇尔摊开双手，“可以派遣执行小组到那里去，了解和报告这两个城市的情况。”眼言下之意，不能单靠军队来解决问题。 “好吧，我尊重马歇尔将军的意见。” 蒋介石皱着眉头，抓起笔，无奈地在稳健的后边写上了“蒋中正”三个字。 王家坪的一片柳树下，有几间平与山坡上的窑洞仅仅相连。这里是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就住山坡的窑洞中。年初，毛泽东也从枣园撤到了这里。 黄昏时分，毛泽东的房内静悄悄的。他坐在一张老武木椅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香烟，右手握住一支铅笔，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不大一会儿，他就把桌上的文件看了一遍。 他抬起头，深深吸了一口烟，又缓缓吐出，脸上浮现出一缕不易察觉的笑容。这些日子，他特别关注重庆的会谈，鉴于马歇尔来华，美、英、苏联三国外长会议的召开，毛泽东曾致电提出的纲领就应该实际一些、简单一些。 毛泽东掐灭烟，喊来卫士长说：“你问问新华社收到今天政协会议的开幕词没有，如果收到了，立即给我送一份来。”他想看看蒋介石在政协会上讲了些什么。 卫士长出去以后，毛泽东按照停战协议备忘录的要求，挥笔写了起来： <small>……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生命，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small> 卫士长回来了，毛泽东接过电稿，把刚刚写好的停战通告交给卫士长，说：“让新华社立即广播出去，登在明天的报纸上。” 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读起蒋介石在政协会商的开幕词。他读得很细，有的段落读过去又回过头重读，在最后一部分划上一道红杠杠。 楔子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国共停战协定签署的当天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终于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30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社会贤达9人。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马歇尔没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特使，而政协会议是中国内部各党派代表和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也就是蒋介石所一再诅咒的“党派会议”。 蒋介石身披黑色拿坡仑披风，威风凛凛地登台致开幕词，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沈钧儒代表民盟、曾琦代表青年党、邵从恩代表无党派人士相继致词。 召开政协会议是中共的鉴定主张。为挽救抗日危局，中共代表早在1944年9月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就提出召集由各党派、抗日部队、不地方政府和人民团体共同参加国事会议的建议。1945年2月，周恩来向国民党和民盟提出，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召开国事会议以及成立联合政府事宜。建议均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在3月1日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商，蒋介石说：“建立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脏会议。”马歇尔来华调处后，各方面要求召开政协会议的呼声更加高涨，国共又一轮和谈也已开始，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开政治协商会议。 蒋介石一反常态，在开幕词中大唱高调：“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先，而党派或个人得得失为后。在国家民族整个利益面前，所有党派或个人得成见，应无不可以牺牲，无不可以让步。”他的讲话，受到全场代表的热烈鼓掌。在他严厉，这掌声是对他的赞扬。 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方代表可分为三大政治集团，分配代表各自阶段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盟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着小资产阶级、民族阶资产阶级的利益，被称为“第三方面”。但“第三方面”内部又较为复杂，有的人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有的人则比较倾向于国民党。 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致词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认识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愿以击打乐观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蒋介石和全场一起鼓了掌。他虽然没有真正停战的打算，但听着这样的话，毕竟比过去听骂自己的话舒服得多。 从1月14日到19日，大会依照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也是重庆谈判未能解决的两个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亦即正群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1/3，遇有紧急情况时，国民议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 董必武代表中共提出反对意见，第二方面也不同意国民党的提案。反复争辩后，形成了关于改组政府协议，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各部长官有任免之权，对立法、监督委员有任用之权；国府委员名额分配否定了国民党占“特定多数”的主张；在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上，规定须2/3的赞成，始得决议。 在解决军队问题上，围绕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问题又展开争论。第三方面代表认为：“全国所有军队应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国共双方都交出自己的军队。”国民党代表当然不会交出军队，中共在政治民主化之前也不愿交出军队。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人民浴血奋战数十年，到头来交给那些走第三条道路者。第三方面转而无原则地提出国共双方各自互相让步的主张。 最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协议规定：整军原则和办法依“军民分治”、“军党分治”及“以政治军”进行。 1月22日，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向马歇尔叙述了政协会议情况，并告诉马歇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协议。 马歇尔一直想通过政协会议来促进国民党的改革，他对蒋进行了劝导。他说：“有两个因素使我觉得绝对必须与共产党进行了劝导。”他说：“有两个因素使我觉得绝对必须与共产党人尽早就建立统一的政府和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第一，在目前形势下，中国非常易受俄国人的渗透，使中共政权得到加强，并削弱政府在西北和满洲的地位；第二，显而易见，美国陆、还具不能继续长期呆在中国。” 当场，马歇尔向蒋递交了一份由美方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县长”。马歇尔不厌其烦，又含有威慑的语气的说：“建议国民政府尽快从一个国民党的执行机构变成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草案中的民权条款请里仔细看一看。” 政协会议经过十多天分组研讨，终于先后不褪程度上获得了协议。 1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汇报。2天后，即29日，周恩来又飞返重庆出席政协闭幕会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又来到怡园向马歇尔同胞从延安带回的消息。 周恩来首先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致意，并说：毛泽东主席认为，你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今天我们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带来的讲话。他说：“我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你和毛先生表示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先生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暗下决心，要加快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 31日下午，政协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5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和要求。 蒋介石在致闭幕词时，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他颇动感情地说：“我要趁今天会议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时候，将我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简单地向各位中述。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制订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大责。……同德同心，精诚团结，来担负今后建国的重任，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周恩来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准备宪政。这时，大街小巷传来了此起被伏的爆竹声，人们在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和平之春。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还说：“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军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互相有利。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周恩来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准备宪政。这时，大街小巷传来了此起被伏的爆竹声，人们在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和平之春。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还说：“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军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互相有利。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楔子 四、蒋介石恢复两面派的面目 中共一再让步，是为了和平。然而，却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 1946年2月，国内政局却朝着与中共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1月16日晚，“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邀请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演时，国民党CC派特务就在台下起哄，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的口号，使讲演会不得不中途散会。17、18、19日，捣乱进一步升级：特务先在会场上狂呼乱叫，捣乱后成群结队呼啸而去。 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较场口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嘹亮的歌声、口号声响彻古老的山城。9时许，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邀请公推出来的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德全、沈钧儒、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史良等走上主席台。突然，台下跳出六七个人，强行登上主席台夺过扩音器，自称总主席，宣布开会。总指挥李公朴见状，急忙上前劝阻。这时，混在群众中的特务暴徒蜂拥而上，把李公朴推倒在台下，拳脚交加，打得他头破血流。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以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被毒打致伤。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会场。他见状十分气愤，大声说道：“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清楚！”特务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一窝蜂似地退走了。接着，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和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廖承志一起赶往医院，慰问较场口事件的受害者。 当晚，政协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到会代表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 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地痞流氓千余人，举行反共示威，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22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学生，在重庆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名。 周恩来怒不可遏，当天即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并致函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 中共代表团仍然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2月25日，国共及美国特使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举行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签字仪式。 反共20多年的蒋介石对整编军队一事相当积极。通过整编将中共领导的部队“编”过去，是蒋耿耿于怀的梦想。他深知，解放区是中共及其军队生存、发展的根据地和出发点。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只有20几个县的地方，就同100多万国民党军激战那么久，最终还是路线错误才被自己打破。现在中共拥有的解放区已占全国面积的1/4，不能不成为蒋的心腹之患。特别是，中共军队虽然装备较差，但士气旺盛，作战的战略战术灵活，这一点在解放区的自卫战中已充分显示了威力。由此缘故，马歇尔来华后，蒋介石要求马歇尔调处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停战，而是整编军队。 当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三人握手问好走进会议室时，桌上已放着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一份“整军方案”。 方案共八条：第一条，统帅权；第二条，职责与权限；第三条，编组；第四条，复员；第五条，整编及配置；第六条，保安部队；第七条，特别规定；第八条，一般规定。每一条内，都有详尽的细节，兵力的人数，军官的配备，完成的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 按照这个方案，中共部队在18个月内编成10个师，为国民党部队50个师的1/5。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谁也没有去看面前的方案，甚至连扫一眼也没有。其内容他们早就烂熟于心，而今天的签字，只不过是个形式，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 尽管这样，马歇尔还是异常高兴。来到中国才二个多月，搞成了停战令，接着又搞出一个整军方案，这简直就是奇迹！中共为什么同意了后来的方案呢？周恩来在这年年底的延安干部会上是这样说的：“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50比10，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10个师也包括在内……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60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 签署协定后，张治中高兴地对周恩来说：“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使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周恩来也面对出席仪式的记者们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订的文件，特别要包含这次签订的整军基本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实现。” 马歇尔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此协议为中国之希望。吾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按照协议，北平军调部又多了一项职能，除监督停战外，又成为整军方案的执行机构，担负起监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的复员、配置和整编任务。 当所有这些文件送到北平军调部，送到郑介民、叶剑英和饶伯森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几乎同时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能够实现吗？ 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这前后，派往全国各地的30多个执行小组调查的情况纷纷报来：军事冲突没有停止，铁路交通没有恢复，各地军队频频调动。这哪里是整军，分明是在调兵遣将！ 为了掌握各地对停战协议的执行情况和解决整编工作中的问题，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一起，于2月28日从重庆起飞，前往各地视察。 从第二天开始，三位和平使者即在空中飞来飞去，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所到之处，受到国共双方的热烈欢迎。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十分引人注目。 反复无常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右派和好战分子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陈立夫、顾祝同等人的鼓动支持下，在会前就为这次会议定了基调，称这次会议“不仅关系到本党成败，而且关系到国家存亡”，要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讨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 国民党以中央全会的方式公然否定政协决议，进一步证实了此前发生的一系列反共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决策的先行步骤。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独裁原则。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行径。他说：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的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既未曾制止反动派于阴谋破坏活动初起之时，又未曾坚持政协决议于全会会堂之上，反而亲临主持反对政协要案之通过，以致二中全会全部动摇了也是蒋先生亲自主持起草通过的政协决议。 周恩来警告说：“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这时，马歇尔不在中国。他在视察之后，胸有成竹地应杜鲁门总统之召，回国述职去了。 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一系列的大举进攻面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 3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两份关于目前时局和对策的党内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能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第二天，又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 3月以后，时局的焦点转移到了东北，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鉴于蒋介石坚持不同意在条约中限制国民党接收范围，21日毛泽东明令周恩来：“我们不签含有重大危险之协议，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周恩来当即从重庆致电东北局：我们不如以消灭蒋军为主，守城为次，这样较易争取主动，打得蒋痛，以利谈判。又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能让步。关内，国方重在蚕食封锁与破坏，我拟进一步揭穿之，将关内问题与东北问题联起来解决。 东北境内的冲突在迅速蔓延。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地位。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各中央党政军机关陆续迁往南京，同时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在渝事宜。5月5日国民政府将还都南京。 国民政府还都使国共两党斗争的重心发生转移。 经中共中央批准，5月初，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将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人员飞赴南京。 第一章 中原告急：宣化店调停 一、新的战场 1946年5月3日，明故宫机场的停机坪，正在赶搭起着一个巨大的鲜花牌楼。机场工人介绍说，这是为迎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还都南京而准备的。 下午5时许，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这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提供的专机，正如周恩来在离开重庆时给延安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中共代表团近日将随国民政府还都迁往南京，驻地在梅园新村，留吴玉章主持重庆中共代表办事处工作，并分析说，“马歇尔尚为我们提供飞机，表明他仍在希望继续会谈并取得成功”。 周恩来身穿一套深灰色西服，结着一条灰白领带，神色凝重地走下飞机。与周恩来同机抵达的还有中共代表、他的夫人邓颖超，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以及廖承志、钱瑛、王炳南、章汉夫、童陆生、宋平、章文晋等工作人员。 抗日战争结束刚刚过去8个月，胜利的喜悦从人们的脸上尚未完全褪去，内战的硝烟又开始在东北、华北弥漫。今天的南京，虽然春光明媚，花团锦簇，但是，昨天还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交涉中原停战问题的周恩来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周恩来、邓颖超一行乘坐前来迎接他们的代表团先遣人员安排的汽车很快离开明故宫机场，驶入掩蔽在法国梧桐阴影下的中山路，向市区内急驰。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几度来过南京这座历史名城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延安之间，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及蒋介石本人会晤、商谈。1937年8月9日，周恩来又与朱德、叶剑英一道从西安乘飞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淞沪战役开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红军遂即改编为国民政府八路军，后按战斗序列编为第十八集团军，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19日，朱德、周恩来飞返延安，留叶剑英在南京组建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周恩来原来准备和博古一起来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路过西安时接到毛泽东急电，转去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及指挥关系等重大事项。邓颖超第一次来南京时还是天津达仁女校一位19岁的女教师。那是1923年，她来南京参加蔡元培、陶行知主持召开的全国平民教育会议。次年7月，作为天津女社员代表，她又来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教育年会。1937年，她已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和妇女运动领导人，又与周恩来同到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今天，她以中共代表团成员和政协代表的身份，再一次来到金陵古城。 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第一辆轿车内，背依靠垫。时而透过车窗玻璃，看看外面向后闪去的街道、楼房和行人；时而微微闭起双目，陷入深思，两道浓眉不时轻轻耸动。 从明故宫机场到城区的主要街道，“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普天同庆……”大幅标语贴满了装饰一新的建筑。挨他而坐的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正在思考问题，深情地看着，没有说话。 周恩来本来打算5月2日离开重庆飞往南京的，可是，5月1日晚，他得知了国民党军队5月4日至5月9日将对中原解放区和中原军区发起全面进攻的情报，便当即去找还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三人军事小组”的代表徐永昌，同时致电已到南京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声明“如果进攻第五师即等于全国内战的开始”，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因此，行程推后了一天。“三人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小组”，成立于1945年9月。因解决国共双方重庆谈判中的军事问题而设立的三人小组，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的领导和指挥机关。最初确定由国民党政府代表林蔚、刘斐，中共代表叶剑英组成。小组成立后，因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实际未能开展活动。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后，中共方面改派周恩来、国民党政府改派张诚、张治中为小组代表，后决定仅派张治中为代表，马歇尔为主席。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调任新疆行辕任职后，由徐永昌继任。徐永昌1887年生，字次宸，山西崞县人（今原平）人，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 中原军区李先念部队的安危是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 中原军区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陆续输送了不少党员干部和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参加武装斗争。中原军区的前身是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统一整编的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该师组建后一直独立担负鄂豫皖地区抗战任务，积极发展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使中原解放区很快扩展到60余个县，并形成对日本侵略军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1942年，该师保留13个主力旅，其余部队整编为5个军分区。1944年10月，成立鄂豫皖湘赣军区，第5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10月，第5师野战部队与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安排，为粉碎国民党利用国共谈判之机，向华北、东北大举进攻的战略企图，中原军区按照中央的要求，一直顽强地在该地坚持斗争，6万多部队像钉子一样使国民党军动弹不得，牵制着国民党的大批部队。国民党陆续调集了10个整编师，约30万人，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重重包围了中原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在停战令颁布的3个月中，国民党军先后向中原军区发起了240多次进攻。如今，在国民党军的围攻蚕食下，中原解放区被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面积不及原来的1/10。中原军区在补给十分困难，缺衣少食严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东北问题是停战谈判争论的又一焦点问题。 抗战胜利前，东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救国。杨靖宇、赵一曼等抗日英雄的悲壮事迹，是人们耳闻熟详的抗日故事。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击溃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迅速收复了山海关、锦州、承德等地。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中共中央将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北撤的同时，从各解放区抽调了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的干部陆续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而国民党政府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利用美国第七舰队将国民党精锐部队运抵东北，气势汹汹向解放区分路进攻。谈判桌上，国民党当局态度强硬，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马歇尔也提出由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的意见，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三人会议”形成僵持状态。 态度表明了，要求提出了，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全面内战可能随时爆发。因此，盘绕在周恩来脑海中的中原问题和东北问题，特别是中原军区6万将士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攻击，甚至覆灭，太危险了！ 汽车从中山路拐进汉府街，穿过国府路在梅园新村17号缓缓停下。周恩来打住思绪，意识到驻地到了。 在重庆，他就知道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住处是梅园新村17号、30号。为保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顺利开展，1945年底周恩来就从重庆派出人员前往上海和南京，加强文化宣传工作，落实代表团返回南京办公用房。4月，又派出龙飞虎、邱南章、刘恕、祝华等人等到南京、上海，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办公用房。经与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的反复交涉，国民党政府最后才拨付了梅园新村17号、30号两幢房子。代表团工作人员又用现金买下了上海、南京《新华日报》办事处的房屋。 在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后，为保持重庆开展公开工作的需要，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留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负责同国民党当局联系，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4月22日，又正式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统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为争取四川省委公开合法活动，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的成立，并介绍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新华日报》代社长傅钟与记者见面。 “这就是梅园新村，好美的名称！”周恩来走下汽车，使劲舒展了一下双臂，用目光打量着周围环境。苍劲挺拔的翠柏墨绿葱郁的葡萄藤蔓，在暮春的阳光里闪烁摇动。 负责打前站的龙飞虎、邱南章等迎上前去说：“这里的17号、30号都是我们的。” 周恩来点点头，敏锐的目光在旁边的楼房上扫来扫去。 “那幢两层的小楼是31号，”龙飞虎指着左手悄悄对周恩来说：“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站，29号住的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军统局副局长陈焯，紧挨旁边还有中统军统联合指挥所、青年党办事处等国民党特务的据点。” 正说着，一名呆在墙角的鞋匠端着破茶杯走进了31号。“肯定也是特务，”龙飞虎说：“他天天都在这里。” “这是可以想象的，整天和魔鬼打交道就不用担心了！”周恩来不屑一顾地说：“记者招待会安排在哪儿开，中外记者通知到了吗？” “昨天接到电报，我们就通知了南京的各大报馆和外国记者联络处，地点准备设在17号的会议厅，只是简陋了一点。”邱南章答道。“走，先去看一看。”周恩来虽然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但他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放心。这毕竟是代表团到南京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梅园新村17号是一幢二层坐西朝东的占地约100多平米的小楼，为代表团驻地。楼下的顶间为代表团的小会议室，旁边为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兼卧室，代表团新闻组和新华社南京分社的抄报室一字排开。楼上是外事组、军事组、党派组、妇女组的办公室和电讯室。邱南章介绍说，17号楼南边小二楼，原是一块空地，先遣人员到南京后估计代表团抵宁后住不开，雇人自建的。楼上做工作人员的宿舍，楼下做饭厅兼大会议室，也可以做代表团举行较大规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好，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周恩来仔细察看了南楼的建筑，在饭厅打量了一番赞许地说。 接着，龙飞虎、邱南章又陪周恩来来到梅园新村17号楼对面，马路西侧的30号：“您和邓大姐就住在这里，机要人员住在假二层。” 30楼与17号楼一样，都是灰墙、红瓦、尖顶、悬空木地板，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30号是一个富有江南特色的小庭院，一幢假二层平房面对着大门，紧挨着传达室旁边，有一个小车库。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正房的小套间内，卧室摆不下两张大床，只好放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外加一个床头柜和一个五斗橱，连走路的空间都很有限。外面一小间靠窗面对面放两张办公桌，一个小书架和一张长沙发。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小会议室。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坐下办公时他们的椅子恰好分别靠到东墙和西墙。房间一条窄窄的通道，不到1米宽。机要人员住的假二层就更狭窄了，20多平米的两个小间内要住6个人，既睡觉又办公。屋顶开了一个老虎窗，不仅不通风，而且为了保密还在窗上加了两层窗帘。 邱南章见周恩来皱起眉头四处打量，知道他在关心董必武和廖承志两对夫妇的住处，连忙解释说：“这里太窄，我们已经与隔壁35号房东交涉，准备顶下后安排给董老和承志夫妇住。手续大约这两天能办好。” 在重庆时周恩来就要求先遣人员给廖承志和董必武安排在朝阳、光照充足一点的房间办公住宿。 董老是代表团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创始人之一，年龄在代表团中最大，夫妇二人还带有3个孩子。 廖承志也是1928年入党的著名革命家，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挚友、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独子。1928年时曾被中共中央派往德国柏林，并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1930年又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到荷兰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作，建立中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先后领导了荷兰、德国中国海员的罢工斗争。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抗战爆发后，随周恩来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工作，后又被派到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由于他长期在海外和国统区工作，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关入集中营，经多方营救方获得自由。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在他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时曾也被张国焘逮捕关押，并“开除党籍”。由于他参加革命至1946年的十几年里，颠沛流离，约1/3的日子在监狱里渡过，因而体质虚弱。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委副书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发言人。 “是呵，这里太拥挤了一点，35号能顶下来最好，”周恩来转过身来对廖承志说：“这几天你和普椿同志先克服一下困难吧。挤一点，睡的安稳。”说完这话，他先笑了起来。 “总比住集中营强多了！”廖承志笑着说。 当这一切检查安排妥当之后，周恩来才进到他的办公室，细细思考马上要办的几件事情。 晚上7时许，记者招待会在17号院南楼一层的会议厅举行。 国共双方的停战谈判，是全国各界乃至全世界所关注的大事，当然也是记者们追逐的新闻热点。听说刚到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有记者招待会，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不但很快就来了，而且到的格外多，把会议厅挤得满满当当。周恩来看了看，有的是熟人，有的则是第一次见面，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一一握手，表示热情欢迎。 “各位女士、记者先生们！”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我首先要告诉诸位的是，中原地区的我军，正在被政府军四面围困。包围我中原军区的11个军中，仅有1个军驻在较远的地方，即河南的西南部，其它的10个军都驻在中原军区的周围。这就是这个地区总的形势。 周恩来一面在地图上比划，一面解释说：政府军在这些地区频繁的集结、调动，例如，第72军集中2个师在麻城附近，第80军集中部队在河口附近，并已发生了一些冲突。这在美方代表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我们知道，驻守北边一点是政府军第72师第50师，这些部队也在集中。至于铁路沿线的其它地区，我们也发现有部队在集中，如第71军第6师正在向汉口调动。 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发现确有部队在调动、集中”，是因为停战协定明确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例外。” 周恩来又把他在重庆会晤三人会议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并致电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要求立即制止对停战协定的破坏，提议与徐将军、马歇尔将军前往宣化店监督停战的情况作了介绍。周恩来提高声音说：最近局势更有所恶化，到4月底为止，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政府军已决定发起攻击，时间是5月4日至9日之间。现在首先应立即停止中原内战，以免蔓延到全国！ 有记者问：“东北战事如何？” 周恩来说：临来南京前，我曾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专门讲了东北停战谈判的情况和共产党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主张。他告诉记者：为东北内战问题，中共及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与马歇尔将军多日以来奔走商谈，曾作各种努力，但时至今日，此种努力仍未能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坚持非先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实使人焦急万分。 围绕东北问题，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第一，东北的政治，应当在和平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地方政权应由国、共及东北民主人士共同参加，而绝不能一党独霸或包办；第二，外交上应求国际合作，既不能把东北造成反苏基地，也不应是排外的；第三，军事方面，必需实行整军复员，以维持东北治安，并减轻人民负担；第四，一切交通必须恢复；第五，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以求国营、省营与民营的各种经济能共同发展。 “中共的这些目标能否实现？” 周恩来答道：我们提出的这些原则，东北民主人士都是赞成的。我们希望立即停止东北内战，实现这些原则。谈到大家关心的东北的前途，他说：一、大打下去。这不仅糜烂东北，而且极可能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内战。这是人们绝对不许可的。二、立即停战。这是惟一好的前途，但绝不能拖下去。现在每天都有几千几万人的生命在丧失着。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 当晚的记者招待会，他本打算只讲中原问题的，可看到前来的记者不少没有参加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便把东北的问题也讲了。 最后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原形势紧急，内战一触即发。我们认为，在南京重开谈判之际，应首先停止中原内战，维护和执行1月停战协定，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发展为全国内战。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还有一些记者围着周恩来问这问那。 夜色笼罩着梅园新村。 微凉的轻风吹过，送来野花的香味。 周恩来在房间里快速走了两圈，然后在窗前停住了脚步。由于厚厚窗帘的遮挡，他看不到外面的夜色，他想撩起窗帘，手刚刚伸出去又迅速收了回来。这里和重庆的红岩一样，也是一个险恶的地方，自己是“免从虎穴暂栖身”呀！ 灯光照过来，剪影了他脸上不易察觉的笑容。刚才的记者招待会开得不错，他很满意。想到这里，周恩来转过身子，离开了窗前，走到写字台前。这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已摆好了笔砚和铜墨盒、信笺，还有一本分省地图。 周恩来想到，陆定一和章汉夫明天一早要到上海与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商谈《新华日报》在沪出版和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事宜。连忙铺好信笺，拿起毛笔，略为思考一会，便奋笔疾书起来。 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后，上海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越来越重要。早在1946年2月，周恩来就从重庆致函上海市长钱大钧，陈请《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上海出版事宜。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的阻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写好信函，周恩来又约来陆定一、章汉夫商量明天去上海的任务和斗争策略。 周恩来说：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要在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揭穿他的阴谋，迫使他走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要利用他还不敢公开宣布全面内战的时机，抓紧和平、民主的宣传，揭穿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争取《新华日报》在上海公开出版，如果不行，可以先把《群众》杂志办起来，还可以以其它方式出版我们的刊物，同时争取在上海成立我们的办事处。 送走了陆定一、章汉夫，周恩来又给马歇尔写备忘录。 在备忘录里，周恩来首先强调指出，蒋介石拒绝中共关于对东北停战的各项建议是决心要扩大东北内战，接着列举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调动和中原地区挑起冲突的事实。随后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调兵对东北的严重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美国立即停止这种行动。 写完之后，他又看了一遍，感觉到备忘录虽说明了国民党政府扩大东北内战的事实，婉转的“赞扬”了马歇尔在调处中的态度，但好像这封备忘录还欠些火候。他略一沉思，又提笔在末尾加上了一段话：“鉴于杜鲁门总统曾声明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将不影响中国的内争的过程，且美国曾签了字的莫斯科三国公告说，中国内争必须立即停止。我相信，你会愿意对这一建议做充分地考虑，以决定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实行上二项声明。” 他又重新看了一遍，交给悄悄走进来的副官何谦：“小鬼，辛苦了，快送给章文晋，让他立即翻译成英文，用电报发给马歇尔”。 以备忘录形式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发动内战阴谋，是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于国共谈判的一个创造。虽然，备忘录不同于纪要、协定，但它可以不拘时间、地点，明确无误地阐述中共的主张、要求，借以明确谈判中的责任。在重庆时，周恩来就先后给美、蒋方发出多份备忘录，阐述我党“关于美国继续（帮助国民党）运兵到东北，将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有改变”的立场。 夜已经深了，邓颖超走进来说：“时间可是不早了，从离开重庆到现在，你还没歇过呢。” “我们是在与国民党抢时间啊，”周恩来抬头看着妻子，歉意地笑笑，“刚起草了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还得给中央发一封电报。” “还要给延安发电？”邓颖超问。 周恩来说：“是的，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都接到不少反映苏北土地改革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的问题，建议中央在苏北的斗争方式应选择比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阶级。” 邓颖超问：“那信上说的准确吗？” “来信的多是对我方有好感的第三方面人士！” 周恩来说的第三方面人士，指的是在重庆时随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抗战后期崛起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一些民主人士、社会团体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也纷纷以第三方面自居。 当时，国民党军队打着“受降”、“接收主权”的旗号，正向苏北解放区进攻。在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常常以所谓的地方武装“还乡团”打头阵，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在土改中被斗跑的，对苏北的民主政权怀有刻骨仇恨。而解放区土改中也确实有过一些过火行为，影响到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周恩来觉得有必要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以消除一些朋友的思想疑虑，使他们增强对中共的信任，形成凝聚力，团结更多的朋友，共同对付敌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周恩来说：最近接到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来信者多与我方原有好感，故不能一律以斗争初期不可避免的判断答之。建议：在苏北之斗争方式择较温和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阶级。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明确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等政策。 邓颖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那你就写吧，不过斗争还长着呢。正像你对那位记者说的，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一段路是会更艰巨更困难。” 周恩来知道邓颖超指的是重庆时他与记者的谈话，他头也未抬的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好了，不占用你的时间了。”邓颖超说着走了出去。 当这封电报稿写好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发出去了。” “现在什么时间了？”周恩来问。 秘书说：“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第一章 中原告急：宣化店调停 二、马歇尔一锤定音 1946年5月4日晚，南京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 这是一幢具有苏州古典园林风格的住宅。1935年建成，原为金城银行所建的私人别墅。建筑外观采用江南园林建筑的卷棚歇山式屋顶，轻巧灵活。围墙上开有漏窗，隐约可见内部的翠竹青松，内院草地、树木的布置富有园林特色。与传统的江南园林建筑相比，建筑的墙面与门窗采用现代构图形式，其外观没有苏州园林建筑内常见的小桥流水，室内的设计也没有象征主人风格的文物字画和红木家具等。但陈设却相当舒适和现代化，整个设计别开生面，造型活泼，可能是建筑大师探讨西方现代手法与中国传统风格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身材削瘦，人高马大，略有秃顶的马歇尔将军守候在公馆的门厅前，等候着数日不见的周恩来。马歇尔是上月下旬离开华盛顿返华的。本来，他想在美国轻松地多呆一阵子，但越演越烈的中国内战之火迫使他迅速返华了。返华后，他立刻被来各个方面的问题所包围，被越来越深的国共矛盾紧紧地缠绕。 为实现美国的“安全”需要，保持美国在华的优势或独霸，支持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马歇尔拿出浑身解数，在参预国共两党谈判的早期，采取了“不偏不倚”的姿态。因而，受到了国共双方的欢迎，迈出了他认为可喜的一步。在他的调解下，国共之间很快签署了停战令，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但随着谈判的逐步深入，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立场，与中共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迫使马歇尔的调处立场逐步由中立而偏向国民党政府。 在谈判桌上，与周恩来的关系也由友好变成斗争，其焦点首先是东北问题。出于战略考虑，马歇尔一直疑虑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从遏止苏联势力出发，期望蒋介石集团能够在东北处于优势地位，以美国政府“有义务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为借口，动用美军运输机和军舰帮助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这样，蒋介石在东北地区也就大打出手。 这次离开重庆前，他与周恩来再次会谈东北问题时，面对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话语，马歇尔仍然采取了偏袒国民党政府的做法。而在收到民盟提出的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后，他一面说很好，一面又说天色太晚，明天再说。可是第二天，马歇尔就飞往南京了。 嘀、嘀嘀…… 周恩来乘坐的黑色汽车停在马歇尔公馆前。 周恩来仍然穿着那套浅灰色双排扣西装，不过换了一条领带，显得十分精神。这套西装还是周恩来1940年从苏联带回来的，已很旧了，但他穿得很仔细。每当工作时，他都带上护袖，以防磨损。偶有绽线，邓颖超都抽空给他仔细修补烫平。周恩来十分爱整洁，衣服虽然旧一些，但总是干干净净，大方得体，一点看不出“寒酸”，反而显得朴素大方，给国内外朋友、谈判桌上的对手留下难忘的印象。 见到周恩来、章文晋一行，马歇尔便热情地迎上前去：“哈罗！周将军！我们又在南京见面了。你昨天的备忘录我已经收到了。” “将军阁下有何看法？”周恩来立即问道。 马歇尔摊开双手，耸耸双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那意思很明白，你们委员长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常用的习惯动作。 周恩来明白马歇尔的意思，但没有在意，这没有出乎他的预料。蒋介石是不会顺顺当当地赞成中共的愿望和主张的。来南京之前，周恩来收到延安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分析了东北的形势后指出：要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的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特使马歇尔，只要他还没有公开全面赞助国民党打内战和独裁，则不要与他弄僵，并指示周恩来：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双方在沙发坐定下来，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原想于5月2日飞京，但当晚我从延安得到政府军即将对中原军区发动全面进攻的一条极机密的消息，随即去会见徐永昌将军，把这一情况很明白地告诉了他。我想，国民党政府的部署和计划，蒋先生应该是知道的。政府军政部部长白崇禧将军现在已经过徐州到了西安，照预定计划在5月4日至5月9日间发动挑畔。还有一个迹象，白将军不仅布置了此事，而且，在北方他正在找人破坏铁路，然后说是我们破坏的，以制造冲突向我军进攻—— 周恩来的语调沉缓而激昂，夹着抑制不住的愤怒。 不用章文晋翻译，马歇尔已听出周恩来讲话的意见，但他仍静静地听着。几个月来，他已经熟悉了面前这个人的精干、敏锐和厉害。此时，他也猜到周恩来还要说什么，所以没有说话，好像在等待着。 周恩来又说：对政府军的进攻，如果我们还手，则会使冲突扩大，从而引发了全面内战。我告诉过徐将军，我们坚决反对此事！昨天，我刚到南京，就听到流言，说我们要打南通，并占领了靖江。后来，有报馆的访员打电话到南通去问，得悉那边根本未去靖江。这就说明各地都在做有计划的挑衅。 周恩来见马歇尔仍在注意地听，担心中原事态进一步恶化，而一发不可收拾。他提高了声音说：关于湖北事态的发展，我已经和徐将军说过，三人小组应该去实地看一看，以便就地达成协定，最好我们两个人自己去。照原来的计划，政府发动挑畔将在5月4日至9日之间，时不我待呵。 马歇尔收到周恩来的备忘录后，对周恩来关于中原局势的发展也很焦急。他也担心由此波及全国，表示愿意尽力阻止中原战事的发生。他微微点头说：“三人小组去中原调停的事，我还要征求蒋先生的同意。” “昨晚延安又有电报来京。”周恩来进一步加重语气说：延安方面已告诉李先念将军，如果政府果真发动了进攻，李将军只有自卫，而由南京方面设法阻止，如果阻止不住，再行还击。 这话中的含意，马歇尔听出来了。他看着周恩来，又想到了周在给他备忘录中的一句话：为了能加速地完成你的工作，请允许我提醒你，你今天手中是有其它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他又一次点点头，嘴里却没说什么。 由于时间不早，周恩来知道马歇尔习惯在晚饭后要找地方活动一下，讲完此行的目的后，就礼貌地告辞了。 马歇尔非常客气地一直把周恩来一行送到公馆外的台阶。 送走了周恩来，马歇尔回转身，站在刚才周恩来站的落地窗前。目光盯在案头的一份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送来的战略情报上。 自从作为总统特使接替了他的前任赫尔利后，他一直在警醒自己，不要重蹈赫尔利的旧辙。赫尔利在1944年11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因为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受到中国人民和部分美国援华将领的反对，1945年11月被迫离职。马歇尔到任以来，一直认真地研究国共双方的政治立场和相关情报。案头的这份战略事务组根据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及民盟的领袖人物的谈话为主要内容，专门为马歇尔整理出来的长篇材料。它以条目的格式，详细分析了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产生的效用和政协之后中国政局的走向，特别深入剖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协决议”、“军事协定”的争论。全文共92条，分析的结论是马歇尔最感兴趣的部份：“……国共谈判及政府改组的政治局势顿行紧张，愈来愈多迹象证明未来的道路不会宽坦，而是危机重重……美国的贷款尚未批准，依然在等着政府的改组。像这种情况，即是有模糊观察家的可能，但却骗不了共产党。共产党没有获得保证之前绝不可能贸然参加政府，而美国的贷款不会在中共参加政府之前来到……中执委拒绝了政协决议中的一些重要点，有的是采取了保留的态度，有的则以诡词狡辩方式加以拒绝，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结论……” 马歇尔的目光又看到桌上摆着的《时代》杂志，他立刻想到该杂志发行人亨利·卢斯。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是蒋介石最热烈的支持者之一。在杂志中，他称马歇尔是“和平天使”，第一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争端上，建设性地、积极地体现了美国民主的威力、威望和原则。 马歇尔一想到“和平天使”的评价，不由苦笑地摇摇头。他想起刚刚结束的美国白宫之行…… 美国白宫，马歇尔在向杜鲁门总统作中国形势的汇报。 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马歇尔对杜鲁门说：“我此次离开中国，不是匆忙的，我对国共双方都摸了底，可以说从他们的心理到实际力量都有足够的估计。”他感到这样说并非过分，而是恰当的表白。 杜鲁门是十分相信马歇尔的。他认为马歇尔去中国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却做了这么多的漂亮事，真是难能可贵。杜鲁门对蒋介石有着不可动摇的怀疑，这可能是他从罗斯福时期就留下的成见。他相信只有马歇尔才能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斯大林2月间的一次讲演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归咎于资本主义，并断言只要资本家还控制着世界的一部分，和平就没有希望。宣称要将苏联重新武装，铁、钢、煤的生产要增加两倍以上，并准备“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生产增加三倍”。西方舆论界都认为斯大林的演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杜鲁门总统把这种思想恰如其分地灌输给马歇尔之后问：“蒋介石目前的状况如何，你了解吗？” 马歇尔很有把握地说：“在重庆，我们已草签了停战协议书，他已经有占上风的趋势了。关内的冲突已经停止。” “噢！”国共谈判的各项协定，马歇尔已通过热线报告了杜鲁门。听了马歇尔当面肯定的答复，杜鲁门点点头，这意味着马歇尔将军去华不足两个月的使命，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随后，他敏感地问道，“将军离开后，停战小组能否进入满洲？”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故意把话音有意拖长了，等待着马歇尔的回答。 马歇尔痛快地说：“总统请放心，在我离开中国之前，蒋介石最后答应让停战小组进入满洲。而这在以前他是反对的。”说到这里他那两条修长的眉毛，上下耸动了几下，心里对蒋介石总有一些琢磨不定的感觉。 3个月前，马歇尔和杜鲁门总统在这里商谈对华政策时，杜鲁门就说过：“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都知道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在政治上，意志更加消沉，官员贪污无能，政府失去人心，在军事上，国民党部队官员吃空饷、虐待士兵，腐化成风。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的力量较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强大，不仅拥有占全国1/4面积的解放区，1/3的人口，130万正规军和260多万民兵，而且，政治上廉洁、有效率。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他又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而把蒋介石的中国当作是反苏的前哨，希望通过马歇尔的调处，使共产党放下武器进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中去。 “蒋介石不会反悔吗？”杜鲁门接着补充一句，“我是说对他有利的时候。” “是呀，现在对他有利。”马歇尔的回答没有敲中杜鲁门的点子。于是又补充说：“共产党的威逼力量没有完全解除，蒋介石还不敢轻举妄动。” 杜鲁门深知，在时间上，蒋介石比共产党更需要拖延。因此，他看着马歇尔说：“将军，看来你对蒋介石比对共产党有把握，那就好办了。不知道将军你要何时返回中国？” “两三个月内，中国不会有大变化。”马歇尔很有把握地说，他见杜鲁门脸上气色始终很平稳，接着又说，“关于对中国贷款问题，我觉得这是关系到蒋介石政府能否稳定的问题。”争取国务院批准给中国的贷款，增强国民党军的实力，在扶持国民党政府的同时，加大自己在蒋介石面前说话的力度，这是马歇尔回国述职的主要原因。在他回华盛顿的第三天，就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大谈了他在中国3个月调处的进展和成绩，并阐述了“只有靠中国的复兴和经济情况的一般改善，中国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统一才能巩固。”同时，他还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是美国既定政策，只有美国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在调处中才能迫使蒋介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 “我们的大使馆说，蒋介石的政府是无官不贪。” “这种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很普遍，有人发了战争财。” “是不是蒋宋孔陈四家子？” “战后蒋介石有所察觉。尤其要他的儿子蒋经国在这方面治理一下。” “蒋经国不是在满洲吗？” “他离开了满洲，蒋介石要他儿子去满洲，不外是想调节俄国在满洲驻军问题。现在看来，俄军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退出像沈阳那样的大城市没有难度了。但俄国认为我们在帮助蒋介石，关于旅顺、大连一时是不会撤的。我们在天津、青岛、上海有军舰和陆战队，他们就有疑心。” “嗯，关于贷款给中国问题，将军和政府官员商谈吧。储存在中国的剩余物资可以交给中国。我将责令财政部在各方面都和将军合作。” “总统阁下，这就是说，可以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贷款？”“是的。” “这些消息传给蒋介石，我看，我再耽搁一年，中国也不会发生大问题。” “国共双方只是草签了建议书，还没有正式签定协议？” “我想签字用的金笔和装潢考究的签名簿均已准备停当了。”马歇尔满怀信心地说，“我的使命到国共签字就完成了。到那时，我还是回里斯堡庄园去养老。”他说到这里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 马歇尔离开白宫，心情很激动，感到这次在中国，自己还是把赫尔利扔下的乱摊子收拾起来了。他相信，如果再次回中国，控制住双方军事冲突，再有半年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奇迹般地出现和平。这样在削弱亚洲共产党势力和俄国共产主义的伸延，都会取得相应的成功。马歇尔又马不停蹄与政府的官员商谈给中国贷款问题，并找到蒋介石驻华盛顿的大使，办理有关手续。 这天，马歇尔刚从财政部回到里斯堡庄园。 他刚和妻子凯瑟琳坐下身来，突然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凯瑟琳高兴地说：“会不会催你速回中国？” 马歇尔摇着头说：“夫人，不会的，中国目前会很稳定的。”杜鲁门在电话里告诉他：中国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他们白宫谈话的同一天，发表了要向共产党诉诸武力一个演说。大使馆反映说中国内战已经开始了。 马歇尔听着，半晌才说：“总统，我这就赶到白宫去。”他手里还在拿着电话听筒半天没有放下。 马歇尔在白宫得知，在他离开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就已下令向满洲共产党军队进攻了。军调部要求去满洲观察，蒋介石给军调部执行小组很多刁难。他们到了沈阳，国民党军事当局不但不向执行小组汇报情况，而且不准他们接触老百姓。结果他们除游山玩水，只是看见沈阳城像蚂蚁似的爬进大批国民党军，在乡村可以看见为数不少的东北民主联军，有时也难分是老百姓还是共军。这些情况使美国国会认为中国不能实现政治解决，那么给予贷款就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了…… 马歇尔赶到五角大楼，在那里人们正在为准备解散中国战区争论不休。 陆军将军们根据魏德迈过去的提议，提出尽快解散中国战区，留下的工作由美国军事顾问团、北平军调执行部和海军分担。海军将军们极力反对减少驻华美军，认为不能撤退太急促。 库克海军上将对马歇尔这位离职的总参谋长吼着说：“解散美国的中国战区总部将损害美国在华利益。” 马歇尔说：“及早撤离美军会增加对俄国人的压力，迫使他们撤出满洲。” 马歇尔全力顶住国防部鹰派将军们的冲击，连忙给吉伦中将发电，催促吉伦安排停战小组进入满洲。试图在他回到中国之后，扭转满洲的混乱局面。 马歇尔知道吉伦是极力支持蒋介石的人，如果战争对蒋介石有利，吉伦是不会执行他的电报命令的。他干脆急电催吉伦立刻前往满洲，再拖延会使停战垮台。并要他立刻和蒋介石会谈，向蒋透露，已和总统、国务卿、进出口银行总裁以及其它重要官员已讨论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不久中国就会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要用这有力的手段去打动对方。否则，满洲的战斗会发展得更严重，并且会向南向西甚至扩展到热河那里。 吉伦虽然回电说执行小组先去沈阳不合适，但是，他还是去找了蒋介石，转告马歇尔的意见，吁求委员长采取克制态度与共军和解。 马歇尔在临上飞机返回中国的前几天，还继续为中国经济争取援助，他认为只要给这位委员长援助，委员长就会软下来的。他逐一拜访有关部门，筹措款项，还出席参众两院的有关委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在动身前一小时，又对刚刚回国的魏德迈说：“我能为中国做的，我都做了。” 机舱门重重地关上了。那位激动万分的凯瑟琳夫人，要马歇尔按着画报，给她介绍中国迷人的风景。马歇尔虽然顺从地讲着，但他却是心猿意马，在中国能看见的不是迷人的风景，而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穷困和痛苦。他想到中国此刻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使蒋介石得利了，不然蒋介石不会那么嚣张。但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明白蒋介石不让停战小组进入满洲，这是军事上的短见，如果不能在东北、华北站住脚跟，蒋的政府不会安定下来，甚至会全部垮台。 飞机徐徐下降了，降落在北方最大的城市——北平。 马歇尔在飞机起飞时没有给国民党政府拍电报，而只给北平军事调停总部拍了电报。机场迎接马歇尔和夫人的只有美国军方的吉伦中将和工作人员。吉伦和马歇尔拥抱时，小声对他说：“将军阁下，在您飞机着陆前两小时，中共军队进入长春了。” 想到这里，马歇尔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接通了徐永昌的电话。在电话里，马歇尔明确要求他立即转告蒋介石，必须派出军事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制止对中共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否则美国将退出国共调停。 第一章 中原告急：宣化店调停 三、驱车宣化店 5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接到徐永昌同意和三人小组一道去武汉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在电话里立即提出：马上动身。 他一边布置副官李金德准备行装，通知宋平等一道随行，一边对邓颖超说：“看来，中央确定的‘逼美压蒋’的策略现在还能有效。” 邓颖超说：“马歇尔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调停失败，还希望国共双方都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是的，当最终涉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时，就要发生变化了。”周恩来答道。 希望东北由国民党控制，使东北成为同苏联对抗的基地，是马歇尔与蒋介石的基本的立场和一致愿望，但实现的手段却有些差别。在关内，马歇尔和蒋介石立场差别更大，马歇尔最不愿意看到关内战争的爆发，这样会使他的调停工作彻底失败。在中国建立起依附于美国像美国那样的“民主政府”，实行分区而治，和平过渡，是马歇尔的坚定主张。因此，他主张一定要制止中原内战的爆发。 坐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周恩来还在想：去中原军区一趟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如何使中原李先念的部队尽快摆脱困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看着和自己同一个机舱里年过60岁身着将军服，不苟言笑的徐永昌，周恩来心想：这一次，蒋介石让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既然自己此行是为了解围，那么他会不会为了合围呢—— 对徐永昌的两面性，周恩来是比较了解的。徐永昌是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生，早年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下野后，他和他的同乡续桐溪联合倒阎锡山，从石家庄分兵三路进击山西。暗中，他又将续桐溪的计划透露给阎锡山，致使续的行动告吹。徐永昌投到阎锡山麾下之后，表面上亲亲热热，往来频繁，暗地里却与蒋介石打通关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给蒋介石出谋划策，组织“参谋团”，入陕北指挥“围剿”红军。国共联合抗日之初，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刚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电台，周恩来通过他的关系，用阎锡山第二战区驻南京办事处的电台与延安建立联系。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此间二人又打过一些交道。周恩来深知徐永昌城府很深。前不久，徐永昌还向蒋介石建议，“把东北各省划归中共，置兵山海关热河一带防守，既可免与苏俄发生纠纷，又便于在内地肃清共产党。”但蒋介石对他的忠告未予理睬，嗤之以鼻地说：“鼠目寸光！” 5月6日，三人小组的车队一早离开武汉时，豪雨就骤然而下。豆大的雨点砸在美式吉普车的车篷上，击出军鼓般的节奏。 周恩来身着不常穿的国民党军黄呢将军服，身子靠在车后座上，双臂交叉于胸前。 昨天从南京飞到汉口后，白鲁德上校也作为马歇尔的代表从北平飞到汉口。下午6时，在汉口举行了会谈。 那是一次唇枪舌剑的会谈。周恩来首先讲了关于中原问题的前前后后，以及当前的危急形势，提出解决中原共产党部队的转移问题，再次提出到中原军区实地看一看。 徐永昌慢吞吞地说：“周将军危言耸听了，我听说的并不是这样。” 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徐将军说好像那里的形势不严重，但从我们的观点看，形势颇为复杂，而且关系到6万人。假如这里形势不复杂，整军计划就可以实施了。” 谈到关键问题时，徐永昌不是不表态就是不说话，白鲁德无可奈何。 会谈僵了下来。已过吃饭时间，周恩来说：“我提议饭后再开个短会解决此问题。”这个提议得到了赞同。 晚上10点钟，三人会议继续进行。 最后，白鲁德秉承马歇尔的电报指示对去宣化店没有意见。徐永昌见周恩来要求前往宣化店的态度坚决，只好推说自已有病，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为他的代表。周恩来心想谁去都可以但必须要去，随即说：“我希望是徐将军能亲自去，如果你自己去有困难，我同意你派一名代表去。” 5月7日，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及军调部第9、第11执行小组和随行记者，分乘4辆吉普车、两辆卡车冒雨踏上了去宣化店的道路。 周恩来坐在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员旁，小心地指挥汽车。透过雨雾，他默默地看着窗外不断逝去的湿淋淋的碉堡、村庄，恨不得一步赶到宣化店。要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时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中原军区的领导们，和他们一起研究应急方案，以便随时冲破铁网，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围。可是，越急越不凑巧。由于大雨，上游山洪暴发。滠水支流的洪水冲毁了公路桥，把通往河口、宣化店的公路拦腰切断。 他们只好在黄陂县姚家大湾滞留了一夜。几处好些的住房都分给了美、蒋代表，周恩来和警卫人员挤住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这家人听说住的是新四军的大干部后心里又惊又喜。开始感到很拘束，可是看见周恩来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很快打消了顾虑，拉起了家常。周恩来给他们讲，穷人为什么受苦的道理，又说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要打内战，大家要警惕，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能救中国。 晚饭时，周恩来见老乡家里吃的是苦涩的春腊菜，立即将带来的大米全部倒进老乡家的锅里，同全家一起吃稀饭。他边吃边说：“与大家一同吃一锅粥，才能称得上是一家人。” 第二天上午，湍流的河水还没有退去。一汪黄水卷着泥沙奔腾向前。这时，局恩来借宿的老乡闻讯带来一伙人赶来帮忙。 在当地党组织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四辆汽车连同白鲁德和王天鸣等人连拖带拉地抬过了河。美、蒋方面的随行人员也由农民背过河去。周恩来则带头挽起裤腿拄着拐杖趟过湍流的河水，随行记者迅速拍下了这感人的情景。车队继续朝宣化店迸发。本来六七个小时的路程，却走了两天才赶到。 宣化店是湖北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坐落在鄂豫皖边一个盆地里。它四面环山，地形险要，北踞大胜关，南扼古驿道，自古就是屯兵作战之地。元忽必烈、明朱元璋都曾在此驻军。细流涓涓的竹竿河穿街而过。中原军区司令部就设在河东岸，河西岸的“湖北会馆”现驻有第32执行小组的国、共、美三方人员。为欢迎周恩来、白鲁德、王天鸣三人的到来，中原军区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午时分，车队在喧嚣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抵达了宣化店。 周恩来最先下车，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人亲切握手，并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白鲁德和王天鸣。 白鲁德为受到这样热情的礼遇而高兴，他问李先念：“这儿为什么叫‘宣化店’呢？” 李先念笑着说：“‘宣化店’古时候叫‘仙花店’，传说，附近山上生长着一种色泽如玉，久开不谢的八仙花。” 白鲁德吃惊地问：“将军是否见过？” 李先念说：“我没见过，但是白上校有兴趣我可以陪你上山去找一找。” 周恩来的脸上也带着笑，但心里却很着急。他大声催促说：“赶快安排美方朋友和王参谋长住下休息，他们一路太辛苦了！” 等一行人安排停当，周恩来便随李先念等人向军区机关所在地走去，争分夺秒地开起会来。 第一章 中原告急：宣化店调停 四、部署中原突围 在军区干部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中原军区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然后，听取了中原军区领导关于敌人围困、进攻我军的有关情况，以及部队干部战士思想情绪和粮食、被服、弹药供应情况的汇报，研究起与美、蒋谈判的策略。 李先念司令员让作战参谋肖健铺开那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亲自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原部队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态势。 李先念说：“这里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要想办法不使中原地区变成第二个皖南。” 周恩来一边静静地听着汇报，一边俯下身子查看地图，还不时地用铅笔做着记号。李先念汇报完，坐在周恩来对面。周恩来先分析了当前全国的时局，重申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战略方针。他尖锐地指出：“形势的确很严重，正如毛主席说的，内战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目前中原部队一面要尽量争取时间，拖住敌人，一面要随时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他用赞扬的口气又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持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和苏北的战场，这是了不起的功劳！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做好自己反击和英勇突围的准备，包括对非战斗人员的转移和伤病员的隐蔽。 周恩来看到周围的同志们都在注意的听，却显得有些紧张，用铅笔指着地图，换成轻松的语调说：内战没什么了不起，30万军队包围你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央信任你们，相信你们有能力粉碎敌人的进攻，到时候来一个四面开花，作战略转移，用两条腿同敌人的汽车赛跑，把围困你们的国民党30万军队搞得四零五散，精疲力竭，然后再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们！ 周恩来的话，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 下午，三人小组在礼山中学举行了会议。 周恩来、白鲁德、王天鸣及中原军区的代表李先念、国民党军队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40多位记者聚集在会场周围。 美、蒋方面的代表对这次来宣化店视察毫无诚意，在会上大耍阴谋手段，竭力掩盖企图挑起内战的真相。白鲁德表示，他来此是贯彻执行协议方案的，决不会干涉中国内政。王天鸣再次表示，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中原军区的意图，武汉行营也未接到任何命令。 听了美蒋代表的讲话，李先念愤慨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原军区，拘捕中共军队购买粮食和物资的人员，扣押解放区军民，袭击我中原根据地，挤压解放区驻地，不断挑起事端的一个个事实。 周恩来看到美、蒋代表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嘴脸，心里很不平静。他最后一个发言：国民党内的好战分子，有计划地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是对“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粗暴破坏和践踏。国民党军队如胆敢进攻解放区，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糜烂，其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当局负全责。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美蒋代表理屈词穷，无言以答。接着，周恩来抓住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在会上虚情假意的口头保证，用诙谐的口吻说：诸位都听到王天鸣将军刚才所作的保证，他说，国民党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 周恩来的讲话，获得全场热烈地掌声，美蒋代表却尴尬地呆坐一边，哭笑不得。 会后，周恩来不顾持续工作的劳累，抓紧时间又到附近军区各机关、部队去慰问。战士们大都穿着破旧但洗得很干净的军装，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而脸色蜡黄。每到一地，他都亲切地拉着战士们的手，首先说：“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干部和战士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大家见到周恩来，纷纷倾诉心中对美蒋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围困和残害我中原军区军民的罪行和愤怒，周恩来和大家一样端起一碗找不出一粒米的野菜粥，边吃边和干部、战士们亲切谈话。 周恩来说：同志们在敌人的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你们支持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立了大功。 干部和战士们听了周恩来的话，心中洋溢着火热的激情，纷纷向周恩来保证：“请周副主席转告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有信心粉碎敌人的阴谋！” 晚上，周恩来和白鲁德、王天鸣一起出席了中原军区为迎接三人小组到来的欢迎晚会。 晚会结束，周恩来不顾连日来的辛苦，不知疲倦地与李先念等人迅速赶回中原军区机关讨论起军区战略转移的各种问题。 小小的茅屋，热气腾腾。中原军区的领导几乎都来了，警卫战士警惕地紧握钢枪，守卫在四周。 周恩来最关心的是部队士气，当听到李先念说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士气很高，坚决主张武装突围出去，也有极少数同志害。怕战争，主张和平谈判后，他立即严肃地说“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他是不会发善心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的脑子必须复杂一点，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 周恩来和中原军区的负责干部围绕突围方案，包括选中方案的路线、地形、敌情，哪里有山，哪里有水，哪里有敌人的碉堡，周恩来都详细了解和认真思考。 夜已深了，中原军区机关临时所在地的草屋内的灯火，直到天色放亮，还释放着余辉。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一行和军事三人小组离开宣化店回到汉口。在汉口，周恩来又同徐永昌、白鲁德在杨森花园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议的中共方面代表有周恩来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军调部中共执行处长宋时轮、翻译章文晋等，国民党方面有徐永昌、国民政府武汉行辕秘书长鲁荡平等，美方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签定了《汉口协议》，协议规定： 一、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立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前哨冲突。 二、凡违反原停战协定的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 三、应立即停止新碉堡及永久性工事之构筑。 四、双方对峙部队可相互派遣必要的联络军官。 五、同意中原军区伤病员1000名，眷属100人及照顾伤员的医护人员60名，由广水乘火车北上运送至安阳转晋冀鲁豫解放区。 六、同意双方交换被拘人员名册，凡被确定为政治犯或战犯者，应于6月1日前释放。 七、同意保证中原军区为整军而复员人员之安全。 会后，周恩来又亲自会见了宋时轮和中原军区的有关同志，嘱咐他们立即落实协议条款，抓住有利时机，尽快尽早地将伤病员及军区干部战士的家属转移出来，以便中原军区丢掉包袱，随时作好突围的准备。 周恩来中原之行，有力地打乱了国民党原定五月五日至九日“围歼”中原部队的计划，推迟了中原与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当天，周恩来一行，风尘仆仆地回到梅园新村。 第一章 中原告急：宣化店调停 五、蒋介石策划东北大战 就在周恩来前往中原军区调停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还都庆典。 蒋介石之所以把“还都”大典选定在5月5日正式举行，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职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日子，其意图不言而喻。 典礼在中山陵广场举行。这天，南京主要大街高楼的顶上飘着国民党政府国旗、国民党旗。从国府路到中山陵的大街两旁梧桐树上也扯满彩旗。市内主要广场上高悬着孙中山肖像。在广场和临街显眼的墙壁上都新安装了带玻璃窗的宣传橱窗和宣传板。在橱窗里贴着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标准像。 蒋介石，1887年出生，原名瑞元，又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早年先后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振武军校，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由日本回国。1918年奉孙中山之命赴粤军相助陈炯明，陈炯明叛变革命后，曾到永丰行舰上随侍孙中山，受到孙中山的器重。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0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同年底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坚持进行反共内战，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多次围剿。西安事变后，被迫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在中山陵的牌坊前，国民政府军政官员和中外使节云集，台阶上站满了陆海空官兵，每人的胸前都挂上了一排勋章，场面空前壮观。 在会场前的最大彩牌楼的横幅上，缀着“庆祝还都”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9点整，还都仪式正式开始。蒋介石身穿大元帅礼服，宋美龄身穿天蓝色花长衫，大花披肩，挽着蒋介石登上主席台。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蒋介石在会上大声宣讲了还都的伟大意义，各界代表在发言中，盛赞蒋委员长的千秋功绩。 紧接着举行谒陵大典。中山陵是遵照先生的遗愿建设于此。陵墓坐北朝南，傍山而筑，由南往北逐级升高。陵墓大道前为广场。从广场登花岗石阶392级，经壮观的大石坊和370米的过道到达陵门。陵门上镌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进碑亭，可以见到龟趺上立着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祭堂前的两端并筑华表2座，擎柱上刻有古式花纹。祭堂为仿古宫殿式，宽27米，深22米，高26米，单檐歇山式。堂内，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孙中山石坐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坐像四周有孙中山革命事迹浮雕，祭堂四壁刻有孙中山的遗作《建国大纲》全文。祭堂内还立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象征12天干地支和国民党党徽12个齿相同。黑色大理石护壁上刻着中山的《告诫党员演说词》全文。祭堂后面是墓室，墓室为圆球状拱形结构，直径为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窿状。灵柩安放墓室内5米深的地穴中，石棺上安放着孙中山大理石卧像。四周围有大理石栏杆，以备瞻仰。 陵墓入门悬挂着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 进祭室前，宋美龄换下了鲜艳的大花衫，与蒋介石同时跨步站在停棺的汉白玉棺床跟前。紧跟在蒋介石身后的副官接过手杖，蒋摘下大檐军帽，双手贴在大腿上，慢慢地把头低下去。 礼宾司主祭官被委员长默默低下头的行动所感，连忙发出向国父默哀的口令，已经晚委员长大半拍了。蒋介石鼻子一酸，浑身抖了一下，两肩耸动着哭起来了。总理迁入中山陵时他大哭一场，南京被日军占领迁都重庆时大哭一场，这次由重庆迁都南京是第三次大哭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自己的孝心，才能向世人表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 谒陵完毕，蒋介石被文武百官簇拥着与夫人缓步走出陵园，恢复本来面色和心情。这次还都南京，他心里确实不太轻松。 中原战局的缓慢进行，华北的民众和学生的和平民主运动日益高涨。他心中不时涌上一股怒火，要和共产党彻底较量一番。好在还都前夕，东北战场的杜聿明立下奇功，夺取了本溪重镇，这使他精神为之振奋。杜聿明还保证不日攻下四平街，直捣长春，再挥戈北上，并向表示，可以轻取哈尔滨，以后东北战场除了再和共军打打游击，重大的战役不会再有了。 谒陵仪式结束，一长串车队从中山陵向城中开去。进了中山门，沿中山大道，经国民政府，直驶国民大会堂。蒋介石在这里还要举行“首都各界庆祝还都大会”。 下午4时，“还都”大典进入高潮，国民政府军政首脑在国府礼堂举行了隆重的中外宾客招待会。 蒋介石回到官邸，立刻要何应钦、陈诚来官邸面洽。 这座官邸坐落在离国民政府不远的紫金山下黄埔路顶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院内。该校址原为清朝陆军学校旧址，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决定将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同年11月，在这里建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何应钦任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改称陆军军官学校，直接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从1928年至1933年，先后建造了大量校舍，计有西式平房62幢，西式洋楼17幢，共1075间，形成以西洋式建筑为主调的建筑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1号楼、大礼堂、憩庐和122号楼。 1号楼，位于大礼堂的正南方，建于1908年，占地面积为1504平方米，为清政府陆军部的主要建筑，军校校部的办公楼。122号楼，建于1932年，为二层砖混结构，占地3041平方米，欧式迷宫式建筑。大礼堂位于学校中央，1928年建造，坐北朝南。占地1530平方米，为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欧式建筑。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就在这里的大礼堂举行。 憩庐即为蒋介石官邸，是起居、工作的主要场所。楼内中西大全，楼外古今合璧。通往花园的小路不宽不窄，可两人并行。路两旁栽的花、草、树的颜色十分协调，和矮墙、水桥、旱桥相映成趣。花园有许多精巧的亭榭，夹着高矮不等的、颜色不等的石雕和假山石。据说，汪精卫特别试验过，在他散步时，如发生意外，一抽身就可躲起来，两面夹击开枪都不会打中。带有办公、卧室、保健多功能的楼里，春温、夏凉、秋爽、冬适。同时还设有装隔音板、防弹板、防火板的装潢。室内装有中西名流的美术作品。从外表看并不起眼，从内部看令人钦佩，世上竟有如此之宫殿。 开始，蒋介石还有些忌讳，怕被拉进汉奸的圈里去。但宋美龄一见就喜欢上了。蒋说：“住此不便吧？”宋美龄说：“你不住谁能住呢？况且，这里刚修葺完毕，并没有人住，我们不住，谁住？” 伴随着官邸花园的轻音乐，何应钦和陈诚一路小跑地走进这所富丽堂皇的官邸。蒋介石一见面就说：“敬之，杜聿明给陈布雷拍来一封密电，他说他肯定在明天拿下本溪，然后挥戈四平街解决那里的战斗，下一步再攻下长春。这是给还都献上的一份厚礼。”他十分兴奋地对何应钦说，想看一看何应钦的反应。 何应钦1890年生，原籍江西，生于贵州，1908年赴日留学，一年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与蒋介石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1924年，何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逐步成为蒋介石的宠臣，192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成为一个亲日派的总代表，1933年在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期间，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争斗中，何应钦参预了桂系的逼宫，1937年西安事变时，作为代行总司令职权的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产生芥蒂越来越深。1944年11月，何应钦被解除了军政部部长职务。抗战胜利后，作为陆军总司令，他代表蒋介石接受日本投降书。 何应钦对杜聿明这封密电心里不满意，他是军事总管，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没有报告陆军总部，却直接向蒋介石汇报。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说：“噢，光亭攻下本溪后，要按照总部的部署回过头来打四平，这是个乘胜攻击的战术。不过，”他看着蒋介石脸上的余兴还没散去，便泼了一瓢凉水：“光亭是有种一股作气的劲儿，不过，他面对的是林彪。此人特别狡猾，打下四平街接着打长春，这兵家有一忌呀，疲军作战，如同胃病吃冷饭——不好消化。” 陈诚则与何应钦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兵贵神速，一股作气是兵家常识。他说：“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部队，就应发扬国军的优势，新一军、新六军都是国军的精锐，一色美式装备，机动性强，不能等林彪在那里站稳脚跟再下决心！” 陈诚，浙江青田人，字辞修，与周恩来同年出生。1920年加入国民党，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黄埔军校任上尉教育副官时，他巧遇了蒋介石巡视。蒋偶然发现陈诚写满心得的《三民主义》一书，连连夸奖，并留下好印象。1925年2月东征时，陈诚指挥的炮兵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更得到蒋介石的赞赏。为培养亲信，蒋不断地提携陈诚，先后委任中校参谋、团长、师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蒋介石有一个干女儿叫谭祥，是国民党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闽的女儿，字曼怡，生得貌美多情，温柔大方。曼怡口极甜蜜，深得蒋氏夫妇钟爱，视同已出。谭延闽死后，蒋介石夫妇决定将她许配给了陈诚。从此，陈诚更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奉之如神，百依百顺。蒋介石也视陈为心腹。因他身材矮小，又惟蒋命是从，所以在抗战时期，外国记者给他起了个绰号：“大元帅袖珍本”。 陈诚的讲话正合蒋介石的心意，在还都南京以后前，他已经在考虑调整政府和军委会的人事了。陈诚的讲话，使他坚定了要眼前的爱将提升为军委会总参谋长的决心。 陈诚见自己的见解得到蒋介石的肯定，接着又说：“马歇尔有时在中间弄乱了，和平叫得太响。” “他是来调停的，就让他继续与周恩来去扯皮吧。”蒋介石没有顾忌何应钦怎么想，就布置陈诚对平原、华北、东北战局作出全面的安排，并说：“辞修，目前这种局势，仗是非打不可了。各战区还有些抱怀疑态度的长官，要给他们通通气，千万别抱幻想。要乘共产党在东北未立稳之前，统一东北政局。”“我觉得熊式辉把东北弄糟了，再站稳脚跟是不容易的。”蒋介石思考一下，点点头说：“还要提防这个林彪，要知道林彪是受毛泽东操纵演红脸的，周恩来在这里唱的是白脸。你要迅速地催促美国朋友，在三人小组干涉前，把第60军和第93军全运到东北去，不然，我不会见周恩来的。” 何应钦把手中报告递给蒋介石说：“委员长，中原战事还是早点结束好，如果我们攻下长春，直取哈尔滨，还要是要增兵的。” “周恩来已经和徐永昌到了武汉，中原可能一时不好下手。”陈诚说。 蒋介石不太喜欢马歇尔。他认为，马歇尔到如今还保留着藏头露尾巴的那一套。他公开向马歇尔提出，共产党不交出长春，他绝对不再谈判下去。 “马歇尔不是不同意再运兵到东北吗？” “不，他还是不相信国军的实力，见面就要我停火。我躲一躲，不见他，兵就运完了。何况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的。东北战场发生变化之后，我打算派健生去见杜聿明，算是给他们支持。” 何应钦感到白崇禧和陈诚的地位又有所抬高，最近要开国民党中常会、国防会议，他知道陆军部将要改为国防部，他的这个部长可能要易人了。对陈诚，他自愧不如，而对白崇禧接任副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长，他认为是桂系又开始占上风了。他话中有话地提醒蒋介石说：“北方需要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了。”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要在北平开。我们在南京要减少一些活动，不能给周恩来抓住话柄，苏俄也在注意咱们了。” 不久，国民政府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国防部，何应钦被解除了参谋总长及陆军总司令职务，奉派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团长。这是后话了。 第二章 集思广益：建立巩固的舆论阵地 一、婚礼上的“户主” 梅园新村30号院墙内的石榴花初露红嘴开得蓬蓬勃勃，嫣红的红花如火如茶。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艳丽傲然的一树繁花使梅园新村增添了几许温馨。 5月11日，傍晚。 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院内忽然热闹起来，处处洋溢着温馨。陕乐的气氛。几个年轻人跑进跑出地忙碌着，有的打扫庭院，有的扎着红花，还有拿着红红绿绿的彩纸在17号院进进出出，把餐厅布置的喜气洋洋。 原来，中共代表团青年组的李晨和外事组的陈浩今天要在这里举行婚礼。 钱瑛担任婚礼的主持。 钱瑛1903年出生于湖北咸宁，是一位老资格党的领导人。她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上安排她与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同志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湘鄂西根据地创建，并担任洪湖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秘书长，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她曾与帅孟奇等同志机智勇敢地领导了女监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狱警的狱中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营救出狱，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又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八办”是对外的称法，对内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改称重庆局）任组织部长。 钱瑛同志工作作风沉稳，善于做年青人思想工作。她还有一种过人记忆力，在当时档案管理困难的情况下，凭着坚强的党性和超人毅力，对她分管的平、津、沪、宁及两湖（湖南、湖北省）、两广（广东、广西省）云、贵、川、黔等地的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情况牢记无遗。不仅对他们的姓名、性别、职业熟记无误，而且对他们的履历、家庭、社会关系等细节都如数家珍。许多年之后，她一旦见面就直呼其名。因而，代表团的同志们像称呼邓颖超一样尊称她为“钱大姐”。 办事处的同志们在饭厅到齐后，钱瑛大声宣布：“结婚大典开始！” 当一对新人步人“礼堂”时，大家纷纷热烈地鼓起掌来。争先恐后地向他们表示祝贺。 “男女双方向主持人、介绍人、证婚人鞠躬。”钱瑛又高声说：“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男女双方相互鞠躬！”几个调皮的年轻人用力一推，一对新人抱成了一团。 “行了，行了，快报告恋爱经过！”双方报告恋爱经过是年轻人最乐意听的故事，听了故事，还要看他们互赠什么礼品。大家吃着瓜子，糖果，喝着香茶，憧憬着和平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全国解放后各人的理想。外事组有位姓邓的小伙子是个文艺爱好者，当场唱了一段京戏助兴。新闻组的小郭唱了一曲刚采集来的江苏名歌。一对新人神采飞扬，他们虽然远离家乡和自己的亲人，但在这革命的大家庭里，一切是那么的美满。 忽然，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了。 “户主”的到来，将婚礼推向了高潮。 “我这个‘户主’可是蒋介石封的大官呦！新娘新郎不拜‘户主’不作数的呵！”周恩来的风趣幽默，引起了阵阵欢笑。原来，国民党政府在中共代表团刚迁到南京，就来了一帮宪警要代表团报户口，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办理户籍卡，否则不保证人身安全。既然有“户籍”，就要有户主，于是，周恩来成了梅园新村近300人的“大户主”。昨天下午，周恩来还在汉口杨森花园与国民党、美方代表谈判中原停止冲突的协定，赶回梅园新村后又接待了《中央日报》记者，详细介绍了中原之行及《汉口协定》。今天下午，他与邵力子就国共双方继续谈判的问题进行磋商。刚一回到梅园，便不顾疲劳，又赶来参加两位普通工作人员的婚礼。 在大伙的大声笑语中，新郎新娘并排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恭恭敬敬地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好，祝你们白头偕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周恩来笑着又说：“今天，你们邓大姐请客，邀请两位新人到小餐厅共进晚餐，以示祝贺”。 “欢迎周副主席给我们讲一讲，恋爱经验！”一位小年轻嚷着说。 在中共代表团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大多数人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未婚男女青年，女青年约占1/3。在重庆时，这些青年男女在工作中由友情而爱情，到了结婚年龄后，不少同志就一对一对地陆续结婚了。如许涤新／方卓芬、童小鹏／紫非、乔冠华／龚澎、范长江／沈谱（沈钧儒女儿）、钱之光／刘昂（刘昂的母亲蔡庆熙是蔡畅和蔡和森的姐姐，刘昂在大革命时曾在上海、香港为党的机关作掩护，后调来南方局工作）等。应大家邀请，每逢代表团的青年举行婚礼，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要上演一个重要的保留节目，便是介绍他们夫妻恩爱的宝贵经验，送给新婚夫妇。有时是邓颖超讲，周恩来补充。有时是周恩来讲，邓颖超补充。说话的年轻人刚从延安调来，大概听过代表团老同志的介绍，而他只是耳闻，尚未亲历。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年长邓颖超6岁，在梅园新村周恩来夫妇不仅是大家敬重的长者和领导，而且是中共代表团内外公认的一对婚姻、爱情的楷模。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他们始终相敬如宾，相互恩爱，感情专一。他们是如何处理好革命同志和夫妻关系的，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最大的谜团。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办事处与年轻人在共事关系十分融洽，没有一点架子。办事处的年轻人都尊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孩子们亲热地叫“邓妈妈”。对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大家开始以为邓颖超为了革命工作，不愿意要孩子，后来才知道是另有隐情。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1910年随母迁居天津。先后在北京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她与周恩来、马骏等共同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觉悟社，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她与周恩来建立了友谊。周恩来与邓小平等去法国勤工俭学后，她在北京师大附小任教员，在工作闲暇之际与周恩来鸿雁传书，友谊上升为爱情。以后，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她和周恩来一起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4月，在那个非常的日子里她小产，为躲避国民党的拘捕，因治疗不及时，再加上过度紧张和疲劳，导致终身不能生育。但，这对始终相爱如初的夫妇，从青春韶光到生命晚霞，缱绻缠绵，溢于言表，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在大家的催促下，邓颖超说：“我和恩来的恋爱经过已讲过多次了，还是再说说保持夫妻感情的体会吧。要做到爱情的常爱常新，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做到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 夫妻之间的“八互”原则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多年总结和坚持的准则。在讲话中，邓颖超又逐句解释说：“互爱，作为革命夫妻，互爱是基础。结婚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新的爱情阶段的开始。对爱情要专一，婚后，双方不仅要珍视相互的爱，还要不断创造爱情，使它日新月异。互敬，古人说要相敬如宾，我看不必如宾，但要互相敬重。这在新婚时，一般可以做到。越到后来越要注意，万不可越到后来越看对方的缺点。当着众人面前，尤其要注意互相敬重。互勉，就是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互慰，生活中常有不愉快的事，人的情绪也难免有喜怒哀乐的变化。遇到不愉快的事，双方要互相体贴、温存、安慰，万不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家庭生活中，难免有不同意见和争执。这时，要懂得让步。特别是非原则问题，应互相谦让，有些争吵，就当做饭菜时加了点辣子。争完了，迅速了结，切不可无休止地纠缠下去，那样势必影响感情。” 邓颖超又从生活细节介绍了人无完人，要宽容大度的人生哲理。她循循善诱地说：“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要互相爱护，彼此关心，要尽心尽力，互帮互助。每个人都有缺点，也都有长处。要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并潜心去学习，彼此互补长短，感情也会愈加巩固。” 这是他们模范夫妻美满生活的总结，也是他们和谐生活的写照。邓颖超体会：“‘八互’中，‘互谅’、‘互让’最难。”周恩来插话说：“我和你们邓大姐这么多年共同生活和战斗，我们处理夫妻关系的原则就是这‘八互’。” 图为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在办公室工作的情景。 邓大姐说：“夫妻在一起要互相尊重、互相尊敬，作为夫妻，这在革命队伍中非常重要，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生活上要互相爱护，互相信任，遇到困难时要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有矛盾时要互相谦让，互相体谅，共同进步。” 吃饭时，周恩来特地请这对新人先入座。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处理好夫妻关系，要共同努力，做一对革命夫妻。” 周恩来平时很少在小餐厅吃饭，都和大家一样到大食堂打饭吃。其实，小食堂与大食堂区别不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不断飞涨，代表团以实物为伙食标准，一天二两肉、二钱油一斤蔬菜，为保证领导健康，周恩来、董必武可在小食堂打饭吃，并加一个炒鸡蛋之类的菜。 第二章 集思广益：建立巩固的舆论阵地 二、谒中山陵、雨花台 5月16日，董必武、李维汉、刘宁一等一行安全抵达南京，梅园新村又增添了几许热闹的气氛。 本来，董必武准备在13日与刚从延安到重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代表团成员的李维汉，解放区工联筹委会执委刘宁一等30多名工作人员乘运输飞机来南京的，因航机发生故障，幸亏机师谨慎，未造成坠毁事件顺利折回。这样，就兵分两路，一路乘船而下，董必武等乘专机飞抵南京。 好在这时梅园新村35号小楼已经以经普椿的名义买下来，代表团领导的居住条件可以稍许改善。董必武和廖承志两夫妇搬进了35号。进门右边是廖承志的办公室，也是他与夫人经普椿的卧室；左边是董必武的办公室，里边有一个8平方米的小房间，是他与夫人何莲芝及3个孩子的卧室。楼上东边的一间为李维汉的办公室兼卧室，西边一间是钱瑛的办公室兼卧室。由于隔壁的31号是特务的监视站，为了代表团的安全，把原来的大门堵死在与30号相连的院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又在院内两边盖了两间小平房，供警卫人员住宿，同时阻挡了31号特务的视线。 梅园新村30号的门首也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了一半，以阻挡敌人的窥探。即使这样，代表团开会时也要放下窗帘，并在窗外台阶上放着一架收音机，高声播送延安新闻，以扰乱敌人的视听。 董必武到南京的当天下午，恰好周恩来没有重要活动，而廖梦醒很快要去上海，周恩来提议一道去祭祀孙中山和廖仲恺，大家一致赞成。 廖梦醒和廖承志是同胞姐弟，廖承志是廖仲恺的独生子，可以说廖家一门忠烈。在很多人的眼里，廖仲恺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和最得力助手，他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改组国民党、确立三大革命政策、创办黄埔军校、推动北伐大业，为此遭受国民党右派的暗杀。何香凝堪称女中豪杰，她由一个香港富商家的大小姐，成长为同盟会最早和惟一的女会员，继承孙中山、廖仲恺遗志，后参与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民主人士追随共产党革命。廖承志遵从孙中山和父母亲的教导，奋不顾身投人大革命洪流。而廖梦醒一直作为未公开的秘密党员陪伴在宋庆龄身边，作为中共的联络员既要照顾她的生活，还协助她处理一些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齐燕铭、廖承志、廖梦醒、经普椿及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拜谒过中山陵后，一道来到廖仲恺陵墓。廖仲恺陵墓位于南京市区的东郊，背依钟山，面对前湖，居中山陵和明孝陵的左侧。 周恩来、董必武都与廖仲恺一起共过事。董必武和廖仲恺还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辛亥革命，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都流亡日本，共同语言比较多，关系也较为密切。不过，后来一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成为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一直追随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伟人。孙中山病逝后，廖仲恺为实现和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更加坚决的斗争，1925年在广州遇害，1935年9月从广州移葬于此。 走近陵墓甬道，周恩来、董必武一行就下了车，拾阶步行来到环抱在茂密树林中的墓地。 “老战友呵，我和恩来及你的儿女们来看你了。”董必武话未说完，自己先呜咽起来，廖梦醒、经普椿尚未走近陵园已是痛哭流涕。 工作人员抬上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革命先驱者廖仲恺”，落款是：中共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 周恩来在悼念仪式上简要回顾了廖仲恺生前业绩，动情地说：廖仲恺先生一生追随孙中山，忠实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推翻封建制度，解救人民奋不顾身。先生离别我们已经20多年过去了，遗志未酬，第二次国共合作眼看又要破裂，兵刃相见，面对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痛心疾首呵。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听到这里，都感慨万分，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义愤填膺，更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悼念活动结束后，邓颖超提议再到雨花台去凭吊一下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死难者，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雨花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约一公里处，这里本是一处名胜古迹。 自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筑“越城”起，雨花台一带就逐渐成为江南登高揽胜之佳地。三国时，称石子岗、玛瑙岗、聚宝山。南朝梁天监六年梁武帝时，佛教盛行，传说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讲经说法，僧侣500余人趺坐聆听，讲得精彩，听得入神，数日而不散，虔诚所至，感动佛祖，天女散花，落花为石，遂称雨花石，土台亦称雨花台。北宋末年，雨花台始有建筑物，为雨花台遗址。 岁月沧桑，这里已是烟草迷漫的一片荒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这里屠杀了千千万万个革命志士。许多著名中国共产党人都长眠在雨花台下。 一到南京，邓颖超和周恩来就准备来雨花台凭吊，刚巧周恩来忙于中原调停，董必武尚未抵宁，直到今天方能成行。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周恩来一行沿着一条小路走了半天，才找到位于雨花台东岗坡下的烈士殉难处，这里已被参差不齐杂树所包围，茂密的青草和树芽从土丘钻出，茁壮成长。墓前好像刚被打扫过，两束野花整齐地放在无名烈士墓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廖承志等肃立在无名烈士墓前，久久没有声响。 在他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志士形象：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黄励、侯绍裘、谢文锦、孙津川、李耘生、姚佐唐、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李济平、夏雨初、何宝珍……都在这里被国民党杀害，英勇献身。 被当地老百姓称作“髅上髅”的烈士殉难处还有一处在雨花台中岗西侧，也藏在一片低洼的密林之中。只有那不断加高的土丘，露出点点白骨和被人打扫过的痕迹，好像向后来人诉说着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姓名！”周恩来喃喃、坚定地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定会重新安葬你们的！” “还要建一个大型烈士纪念馆，让人们从你们的身上汲取力量。” “看，一颗红心！”不知谁惊奇地叫道。 顺着叫声，人们发现在烈士墓旁有一颗鲜红、鸡心形状的玛瑙石。 “这边还有！”人们散开在土丘周围仔细搜寻起来。“噢，这就是雨花石”周恩来从深思中清醒过来说。 “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雨花石。”邓颖超说：“捡些带回去，给未能来的同志们看一看，时刻不要忘了那些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 “雨花石要养在水里，才有灵性，才更娇艳。”董必武说。回来的路上，周恩来一行还顺路来到二忠祠，明方孝儒墓和甘露井等遗址。 二忠祠原是褒忠祠，乃是祭祀南宋杨邦义之祠。建炎三年（1129年）9月，金兵侵入建康，时任建康府通判的杨邦义被执后坚贞不屈，义不降金，被剖腹掏心，殉难于雨花台。宋高宗赐谥号，命造墓、立碑、建祠。150年后，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押南京。他在《怀忠襄》一诗中，不但表达自己的匡国之心、殉国之志，也表达了对杨邦义的钦佩之情。文天祥殉难后，人们在“褒忠祠”附祀文天祥，遂改名“二忠祠”。二忠祠主体建筑为九檩举架单檐歇山仿古寺院建筑。祠宽15米，进深10米，屋面正脊高9.9米，歇山式大屋面，宝蓝色琉璃瓦。二忠祠内影壁上，正面线刻二公全身像，一侧篆刻着文天祥的《正气歌》。 “谁能记得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呵！这可是千古绝句呵。”进二忠祠时，周恩来问。 “我会，”廖承志抢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有几句记不清了。” 董老补充说：“你只背了末尾两句，前面三句是‘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今，内战四起，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明方孝儒墓位于雨花台东岗后山，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自立为帝，因慕文学博士，令其拟即位诏书，方孝儒不从，被灭十族，遭难者达873人。明万历年间，汤显祖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后毁于战火。 江南第二泉、甘露井，也有百年历史了。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在驻跸南京时，三到雨花台游览并题诗。 北麓山坡，1911年11月8日，江浙联军再次挥戈金陵。攻打雨花台要塞，与清军激战，牺牲惨重。革命军将是役牺牲的200多位烈士遗体及战马合葬于东岗的坡上，垒成两座土冢，树碑纪念。 回到梅园新村，邓颖超把带回的那些雨花石洗净后，用水养在瓷碗里。 从此，五彩晶莹仿佛浸透烈士鲜血的雨花石成了梅园新村周恩来和邓颖超会客室里的惟一的装饰品。她多次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代表团和来访的客人说：“每当我看到这些雨花石，就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同志们，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我们一定会争取到一个光明的中国！” 第二章 集思广益：建立巩固的舆论阵地 三、开辟舆论阵地 当天晚上，在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周恩来召集了负责人会议。 中共代表团在宁的全体成员和原中共中央重庆局的领导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廖承志、王炳南、钱瑛、齐燕铭、童小鹏等出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又在南京重逢了，又要开始老问题新工作了。我先宣布一下中央的指示，然后请董老和其他负责同志谈一下最近的工作和计划。” 中共代表团全称是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1945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确定我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等7位同志，王若飞在返回延安飞机失事后，增补了李维汉。山东大学校长李澄之、延安大学法学系主任何思敬、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参谋长王世英、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沈其震、经济学家许涤新、中共代表团驻渝代表、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王炳南等8人为顾问。 国民党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中，全部代表为38人，其中，国民党方面为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青年党方面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燕生；民主同盟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秘书处由国民党方面的雷震任秘书长，共产党方面齐燕铭、民盟方面蒋匀田、青年党方面肖智僧任秘书。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其前身为中国民主政党联盟。1941年3月，为推动中国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由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在重庆秘密建立。最初选举黄炎培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改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同年9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该同盟在香港创立机关报——光明日报，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并于10月刊登启事，宣布中国民主政党同盟成立，同时公布了恢复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实践民主精神，结束一党专政，加强国内团结的宣言及纲领。 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改变党派联盟的性质，打破由中国青年党把持盟务的局面，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进行改组。会议选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分别任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选出沈钧儒、黄炎培等13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时，将团体会员制改变个人会员制，其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大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入盟，增强了内部左派的力量。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该同盟召开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提出了要将中国建成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1946年初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促成了政协会议的召开，参预国共之间和平谈判。 青年党是“中国青年党”的简称，原为民盟团体会员，其成员多是一些地主、资本家、政客。1923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9年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党主义。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前从民盟中分裂出去，成为依附于国民党的社会政治团体。 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南京局宣告正式成立。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外仍然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继续谈判，对内即是南京局，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秘密党的工作。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前身是1945年12月中旬成立的中共中央重庆局，再前一些又称中共中央南方局，其任务和管辖地区基本相同。由于称重庆局的历史较短，同时也不公开，因而，党内的许多同志往往将南京局的前身说成是南方局。南京局由周恩来为书记，委员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中央候补委员廖承志协助周恩来工作。吴玉章兼四川省委书记，留重庆工作；叶剑英仍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南京局管辖范围与重庆时期大体一致。除负责领导四川省委、上海、武汉、湖南、广东（辖琼崖特委、广西省工委及闽粤边工委）及香港的地下组织外，还管理由重庆迁往内地的党的秘密组织和关系。南京局下设组织部，部长钱瑛；宣传部，由陆定一（后为李维汉、廖承志）负责，宣传部下设新闻处（即新华通讯社南京分社），宋平（后为范长江、梅益）负责，新华日报南京筹备处，由石西民负责；外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书记，副书记廖承志、王炳南（兼秘书长）；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李维汉、钱瑛组成，董必武任书记；群众工作委员会由邓颖超负责，分管职工组（驻沪，刘宁一负责）、青年组（驻沪，刘光负责）、妇女组（邓颖超兼）；财经委员会由董必武、钱之光、熊瑾玎、刘恕组成，书记董必武，副书记钱之光，秘书长刘恕；党派组由齐燕铭负责，副组长宋黎；军事组，组长童陆生；资料组（情报），吴克坚，后为徐光霄负责；政治研究室，宋平负责；办公厅，主任钱之光，副主任童小鹏，下设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副处长李金德，行政处，处长龙飞虎，后为邱南章。 在会上，周恩来简单报告了到中原军区面临的严峻情况和汉口协议的签定，重点介绍了东北战局的有关情况及马歇尔的态度。 周恩来简单扼要地介绍了他与马歇尔商谈的要点，他担忧地说：“目前形势极严重、复杂而微妙。美国、苏联在世界尤其是远东问题上尚在避免武装冲突。马歇尔与蒋介石对中国内战看法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他接着说：“在东北问题上，美蒋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态度强硬，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马歇尔却希望国共双方在东北达成某种妥协。” “国民党是想在东北站住脚后，再把战火燃向华北乃至全国呵！” “要想办法继续向马歇尔施压力，他不是很忌讳苏联干预吗，在进行东北调处吗？”李维汉疑惑地说。 “看来，还是蒋介石内战的贼心不死呵！”董必武一边摸着八字胡一边气愤地说。 正在这时，童小鹏拿着刚收到的中共中央电报走进来说：“延安来电。” 原来，这是中央《关于时局和对策的指示》的电报。电报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迟全国内战爆发时间的方针。电报指示，我党的武装部队在国方进攻时，必须坚守自卫立场将其击退。并要求周恩来在谈判中注意调整与军调部的工作，改善对美关系，尽可能争取美方对我们的同情与支持。同时指示南京局和国统区的党组织在大城市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党外的中间力量，包括国民党中间派。 通过延安来的消息，周恩来知道，大批新近出关的八路军、新四军远途奔赴东北后，面临诸多困难。地理不熟，许多地区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面对源源不断运往东北并以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队，的确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 周恩来十分理解中央的指示，他向大家解释了争取东北停战的意义。他说，那怕是短期休战，对于对建立东北人民根据地也是必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完全将实现东北停战的希望建立在马歇尔的调处上，这要靠我们的努力，人民的努力！ “对，要发动人民群众，动员起第三方面的力量。”邓颖超握紧起拳头又说：“我准备到上海一趟，动员学生、青年、工人起来反内战。” “马歇尔与蒋介石对发动全面内战的看法尚未取得一致。马歇尔一方面认为蒋只要拿下四平、长春便可停战，另一方面也怕万一长春之战旷日持久，引起关内战争。”周恩来分析说。“马歇尔企图经第三方面的人士劝中共让出长春，然后停战、借款给蒋介石，而蒋可能在形式上改组政府，迁就美国政府和马歇尔的建议。” “宣传工作的力量还要进一步加大，请李维汉和承志同志多关心一下这方面的工作。钱瑛同志也要把重庆带回的关系尽快建立起来，先按平行组织、单线联系的原则建立联系，不要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建立关系，以防被国民党破坏。我准备亲自去一次上海，把《新华日报》在沪出版落实下来。” “在《新华日报》未落实前，可以先油印电讯稿！”陆定一说：“还可以通过航空，把重庆《新华日报》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销售。” “对，虽然时效性差一点，但也是一个宣传手段。”周恩来突然又问道：“民盟搬迁回京的进展情况如何，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董必武说：“主要还是房子问题，据了解这两天可能就要回京。选址离这里不远，就在蓝家庄。” “好，民盟来京，我们又多了一份力量，”周恩来高兴地说：当前，我们的策略应当继续坚持与扩大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不放松任何一种矛盾的利用，以避免自己孤立，对马歇尔仍尽力争取，迫使他压迫蒋介石推迟内战危机。我仍然主要负责与马歇尔和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以及国民党上层统战关系的工作，各自按照分工抓紧开展工作，争取形势的好转。 当晚，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电报中周恩来分析和报告了美、蒋在谈判中的态度：在东北问题上，马歇尔、蒋介石意见相去不远，都要中共撤出长春；在关内，马歇尔主和，蒋主战。但美和中共关系日趋对立，形势真正好转绝不可能，全面破裂蒋尚有顾虑，但危险在增大，最后要看力量的变化和对比来决定。 周恩来愈来愈感到全面内战随时都可能爆发，必须提醒党外的朋友，特别是民主同盟及第三方面中对国共和谈抱有极大希望，以为可以顺利进行民主建国侥幸心理的人士。 在灯下，周恩来又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的名义给在上海的民盟领导人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及第三方面人士的政协代表分别致信。 政协代表来自于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正是因为在政协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坚持了我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向解放区进攻的失利，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把和平建国方针写进双十协定。这才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规定和政协代表。也正因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前后后的斗争，民主同盟及许多第三方面的人士才与中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反内战、反独裁，成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与第三方面合作的政治基础。 信中，周恩来情真意切地指出：政府当局，决心内战，不惜以全国人民之命运，作孤注一掷。当前局势十分严重，为奔走和平，极盼民盟方面速派代表来京，共同努力。 这段时间，民盟的领导人多数已回到上海，并就时局发展分别在上海或外地发表了看法。 5月9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施复亮，在上海分别代表民盟和民主建国会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主张无条件停止东北内战和各地冲突。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黄炎培、章伯钧等在上海也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争取和平民主主张，呼吁制止内战。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负责人阎宝航在沪也发表谈话，呼吁停止东北内战，主张以政治方式合理解决东北问题。 民盟政协代表还分别致函国民党政协代表张群、邵力子和中共政协代表周恩来，赴沪商谈。 接到周恩来5月16日的来信后，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在张君励家中紧急磋商，达成了关于东北停战的三条办法，并决定分别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呼吁东北停战。三条办法为： 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委员由各方协商。 对民主同盟关于东北停战的建议，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从延安给张君劢、黄炎培等复电说：“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 张群代表国民党方面向民盟人士表示“乐于考虑接受”所提解决办法。 第二章 集思广益：建立巩固的舆论阵地 四、蒋介石拒绝访苏邀请 5月，饱经沧桑的中华大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正在逐步扩大。 国共双方军队围绕争夺四平展开的战斗已进入白炽化状态。 在四平外围广漠的黑土地上，身着蓝色、黄色的新四军军服、八路军军服以及五颜六色老百姓服装的几支部队不约而同地向南开去。一边行军，一边用南腔北调地互相打趣问： “你是哪的？” “俺是山东的，你打哪来？” “我是江西老表，他是四川娃子，从江苏来。”“兄弟，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这下够狗娘养的国民党反动派瞧的了！” “松花江，千年流淌，松花江，我可爱的故乡……”一阵优扬的歌声从远处传来。 东北这片热土，成为国共两党争夺和停战谈判的焦点。 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粮食充足，重工业发达，战略地位重要。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在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的同时，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人民武装抓住有利战机迅速深入辽南0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9月1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调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山东部队5个主力师、18个基层干部团及山东分局和军区领导机关，约9万人马进入东北；同时，调已到达冀鲁豫平原的八路军林彪、萧劲光部转向东北；又调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主力3.7万余人进入东北。调进东北的中共部队达13万余人。尔后，又从各解放区调集2万名干部，急进东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以及李富春等中央委员10名（含4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0名进入东北。10月，陆续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次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为了深入华北，打开进军东北的通道，分三路沿平绥路、津浦路、同蒲、正太和平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在控制平津以后，随即向东北发动进攻，攻占了由中共武装驻守的山海关和锦州等地。1946年2月间，美国第七舰队用运输舰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5个军运抵秦皇岛，转赴东北。这样，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猛增至28万多人。 正在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单方面公布了苏、美、英三国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这个秘约，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关于战后势力划分的约定。约定在欧洲，美英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远东、朝鲜和印支实行托管，而后独立；中国为美国势力范围。约定还包括：外蒙古保持独立的现状，苏联拥有大连、旅顺港控制权，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组公司经营等。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借机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方极为愤怒，苏联政府对国、共两党和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以前，斯大林对中共是存有严重偏见的，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反对派的力量，不相信中共有力量与国民党抗衡。他极力主张国共两党政治解决分歧，并主张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解散自己的军队，参加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在雅尔塔会议时，斯大林就曾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指国共两党）不能搞到一块来……为了这目的，蒋介石应担任领导。” 但是，现实主义的斯大林从苏联利益出发，也不愿意一贯反苏反共的蒋介石政府成为他的邻居，或是不友好的邻居。因而，苏联红军在她所占领的东北地区还是对中共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配合中共入关部队，迟滞了运输国民党部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空军运输机在大连、营口等海、空港的登陆，使中共部队凭借两条腿抢占了一些苏军撤退后的战略要地。据史料记载，苏军撤退前，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就移交给中共3700门火炮、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另有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的武器仓库一座，其中步枪2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挺，150门各种口径迫击炮和山炮，以及子弹、炮弹500多万发，足以装备几十万人。 3月初，苏联按照中苏协议开始从东北抚顺、吉林撤退，地方政权没有移交国民党而交中共接收。3月9日，驻沈阳的苏军派出代表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告诉彭真、高岗等人：过去苏方十分顾虑世界和平，在态度上比较软。现在情况变化了，对沈阳以南，苏军将不再向国民党交接，苏军撤走的地区中共可以自由处理。目前，不是主动让步的时候，不能对美国客气，更不应该容许国民党派5个军到东北来。他强调指出，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应坚持控制，不让国民党进兵。请中共调集更多的主力到东北来，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3月18日在苏军撤出四平后，林彪立即命令东北民主联军迅速进入该城，从而阻断了国民党军沿长春铁路大举北进的通路。 蒋介石对中共占领四平十分恼火。为此，他一面指令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占领四平后，再向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推进。 震惊全国的四平保卫战就这样开始了。 杜聿明指挥新一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民主联军保安第1旅、第7纵队、第3师和第7师各一部守卫的四平街外围展开猛烈进攻。 5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的第7和第8旅由南满北上，第359旅长由哈尔滨南下，参加四平保卫战。在林彪、罗荣桓的指挥下，民主联军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国民党军为尽快夺取四平，先后将第52军第195师、新编第6军和第71军第58师北调增援，以10个师的兵力编成左、中、右三个兵团准备重新发起对四平的进攻。 国民党还都不久，蒋介石在紫金山下那幢中西合璧、舒适幽雅的官邸里会晤了马歇尔。 “欢迎！欢迎您！”蒋介石和宋美龄异常热情地把马歇尔夫妇迎进他那间古色古香的客厅。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马将军走后，我们十分想念。”蒋介石今天穿了一身藏青色缎面马褂，显得平易和谦恭。而他的夫人又总是把他的话翻译得恰到好处，这些无疑都有助于他与客人的沟通。 这是马歇尔在南京第一次走进蒋介石官邸，他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令外界神秘的官邸内部。 孙中山遗像挂在客厅正中墙上，两边像其他办公场所一样照旧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只是两侧增加了几幅名人字画和一组书橱。 “这是从美国刚到的咖啡，请坐。”宋美龄知道马歇尔不爱喝茶殷勤地说。 “这两日，周恩来找你谈的如何？”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十分重视东北问题，也知道蒋介石要想解决东北问题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去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蒋被迫牺牲了一些涉及到主权的利益，但却使他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份，立即下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辽宁、辽西、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和哈尔滨、大连2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收编了伪满军及日军共20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断言，“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30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在参政会上，他狂妄地说：“东北九省在主权接收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军事的调处，只能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施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马歇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东北问题的看法：“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已从苏联人手接过不少城市，承认东北的现实是明智的，不要再坚持收复已失去的那些城市。” 蒋介石坚持说：“必须待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才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其他若干要求。” 马歇尔说：“我已会晤周恩来，他一改往日的协商口吻，以强硬口气对我说‘如不能无条件停战，则中共亦不能接受政府方面之意见’！而我认为，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才是明智的，防止苏俄斯大林的干涉。” 蒋介石心想，帮助我运输的是你们，要我不打仗又是你们，不打仗运兵干嘛！但他没有说出来。马歇尔顾忌苏联的言论使他也有所清醒，过了一会儿，他说：“能否请阁下根据今日谈话要点，提出协议之草案。”他盘算一下又说：“共产党的主力大部分开到东北，为了党国和盟友的利益，还要请美国海军将新6军廖耀湘部队等运至东北，以加强国军在东北的力量，使中共能在东北停战协议中让步。” 马歇尔认为，蒋介石要求自己提出协议，并把东北划为停战谈判的范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增强国民党在华北的兵力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没有多说什么。 蒋介石夫妇热情地留下马氏夫妇在他的官邸用餐。席间，蒋介石捧出了老家奉化送来的陈年老窖请马歇尔品尝，而他自己却因皈依基督而滴酒不沾。 下午，冷清许久的蒋经国在家里突然接到苏联大使馆的电话，电话中说罗申武官要来拜访。 “好，好，请来吧。”蒋经国用俄语回答道。 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是蒋介石的原配毛福梅所生，1925年曾参加上海五卅爱国反帝运动。经鲍罗廷保举前往苏联学习，与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等同学，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01935年和苏联姑娘费娜结婚，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01937年3月，在中共代表团帮助下回国。回国后，一改过去反父初衷，和蒋介石恢复了父子关系。抗战胜利后，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和宋子文一起去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以加强对中共的政治压力。从莫斯科回国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外交专员，最近一直在家赋闲。 罗申提出突然会见，他感到必有要事会谈。因为此时苏军除大连、旅顺没有撤出外，在东北其他各地的苏军已全部撤退完毕。 罗申武官面见蒋经国后，非常客气地说：“经国先生，我奉斯大林大元帅之命来见您。斯大林大元帅再度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苏联。”他是笔直地站着，以军人的姿容表达这番盛情的。 蒋经国也站着听完罗申武官转达的口头邀请，很礼貌地说：“谢谢武官。对于斯大林大元帅邀请蒋委员长访苏一事，我表示感谢。但是这属重大事情，我将很快禀报委员长，请他定夺，然后转告。”寒暄几句后，他把罗申武官送出宅邸。蒋经国当即赶到父亲官邸，马歇尔特使刚刚离开。蒋经国把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拜访，邀请委员长访莫斯科的事情复述一遍。 蒋介石听着沉思片刻说：“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对中共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因为这是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说到这里他看着儿子，想听听他的见解。 蒋经国最近虽然在家赋闲，却成了他父亲的高参，尤其有关东北问题，父亲多找他磋商。可他不时收到熊式辉的亲笔信，约他仍然赴东北当他的东北外交专员，杜聿明也希望他能回去一起创造东北大业。而他自己却不想再陷到里边去了。他深知父亲的性格，作为东北外交特派员，既然苏军已经撤出东北，他也就完成了使命。听了父亲对美苏的高论，他说：“目前的情况美苏之间很微妙，进退都应更策略一些才是。” 蒋介石听儿子在附合他讲的意思，又高谈阔论起来：“此言极是。余之建议马歇尔，就美国而言：消极退出、抑或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他感到论断到了高潮，从座位上站起来踱步。 蒋经国对父亲这些论断并不生疏，赞赏地说：“时代的覆辙是不能再蹈，可是眼前的进退，也到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蒋介石转身面向儿子说：“对共产党既非空言所能制止，盟国政府惟有准备兵力、积极行动并明示其决心，则俄、中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说完凝视着窗外，好像听到炮声隆隆，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 蒋经国怕打扰了父亲，小声地说：“马歇尔未必为你所说服。”他知道，当时东北、中原战场对国民党都有利，父亲才对马歇尔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希望美国不要害怕苏联，不需要在亚洲搞太多的斡旋。 “马歇尔是执行杜鲁门主义的，杜是把欧洲视为对付俄国的重点的。” “太平洋中的日本、中国都与美国的全球利益相关，对俄国的争夺，美国也不会放弃。” “斯大林在欧洲不是和美国较量上军事实力了吗？我看谁胜谁负还得斗上几年。” “美国会不会放弃亚洲？” “美国人野心勃勃，哪里也不会放弃的。” “噢！是呀，我想美国对中国之政策上，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他摇着头叹口气说。 “可我们不能疏远美国。从抗战到今天他给我们的援助是难能可贵的。”蒋经国说：“如今，美国为了稳住欧洲，对亚洲的周旋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对斯大林的邀请要慎重，要婉言相拒。”“访俄会刺激美国。” “且徒增马歇尔之疑窦。”蒋介石拍案而起：“你立刻婉拒就是了。” 蒋经国没有立刻站起身来就走，他说：“我们对于马歇尔，不能看其现象，要看其实质，斯大林邀请一事，会向他表明我们对美国的态度。” 蒋介石看着儿子深深地点着头说：“马大帅想让政府军在东北停战，我看就给他一些方便，让他们调处吧。我们就说地方指挥官对中央的命令并不完全照办，山高皇帝远嘛。” 蒋经国赞成他父亲的老谋深算，但也感到这种方法太旧了。于是说：“您把意见摊开，要马歇尔高兴找周恩来去会谈吧。只要徐永昌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制造一些扯皮就够了。”在新官邸中，蒋家父子第一次商谈得十分和谐。 从蒋介石官邸出来，蒋经国驱车到苏联大使馆，向罗申武官抱歉地说：“实在对不起，委员长因还都、谒陵连日操劳过度，健康欠安，谢谢斯大林大元帅的盛情邀请。” 蒋介石深夜向上帝祈祷后，在他的当日反省录中记下了：“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的最大阴谋。斯大林惯于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惟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 回到公馆，马歇尔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国共双方军事协定草案。完稿后，他嘱咐助手，还是以备忘录的形式送给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 在这份备忘录中，马歇尔认为现在虽不能断定苏联政府对东北时局的态度，但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实力也不可小视，明确提出：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军应集中在南满，主要集中在沈阳地区和葫芦岛。并建议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前进指挥所以监督停火，在谈判期间控制该城市。满洲成立的自治政府，应有共产党、民主同盟参加。马歇尔提醒蒋介石，共产党控制着长春以北几乎所有的满洲地方，且在东北拥有战略上的优势，政府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正视。备忘录中，还流露出马歇尔对东北局势的担忧。他说，国民党攻占长春将会给谈判带来妨碍，会成为麻烦的根源。备忘录坦率地指出，除非国民党军在东北把共产党消灭，才能扫除这一麻烦。而这种行动不是国民政府能力办到的。 第二天，马歇尔通过国民党谈判代表、交通部长俞大维，把他的意图转告给委员长。 蒋介石把马歇尔的长篇备忘录看一遍，轻轻地往桌上一放，头不抬眼不大睁地说：“不要再多说了，余一再坚持，共产党要撤离长春，交由国民政府占领，不然决不能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除非国民政府完全掌握满洲的主权，余决不接受任何条件。”他轻轻拍了下桌子，是要俞大维把话捎给马歇尔将军。 当俞大维要离开时，蒋介石突然想起昨天他与儿子蒋经国的谈话，连忙叫住俞大维说：“这份材料让我再看两天，为了大局，余还是再想想吧！” 俞大维的脚步声刚跨出门，蒋介石拿起杜聿明从东北发来的报捷电报，细细又看了一遍。 电报中，杜聿明说，国军在拿下锦州后已迅速占领了本溪、鞍山、海城等地，目前在巩固辽南阵地基础上，对四平形成重兵合围之势，四平不日即可拿下。 蒋介石要通了陈诚的电话：“辞修，东北消息你知道了吗？嗯，光亭无愧为国军的帅才，黄埔的骄傲！战局要起变化了。”“本溪之敌已被击溃了，不会再形成力量，辽南也可缓解下来。” “拿下四平，长春就无险可守了。告诉光亭，要部队精诚团结，攻下四平街，不惜血战到底。” 蒋介石在听完陈诚关于其他战场的形势报告后，放下电话。又通知侍从室要陈布雷主任过来一下，对他说：“杜聿明亲自发来的密电，甚合余意，你要亲自发电，谕予嘉奖。催他向四平街进攻！” 见陈布雷以端正姿势答应后，他又问：“电码绝密吗？”“绝密！”陈布雷肯定地点下头。 “要杜聿明16日进攻！”蒋介石激动得站起身子，又说：“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 “我这就布置！”陈布雷很干脆地走了。 没隔10分钟，蒋介石又把俞大维找来，对他说：“马歇尔将军关于解决满洲问题的备忘录，我大体上同意其中关于军事条款的建议，但是，必须有一项明确条件，即共产党不应占领哈尔滨。关于政治方面，撤销国民政府在满洲方面的东北行营和东北政治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政府将直接通过九个省政府实行控制。” 俞大维一声不吭地听着。 蒋介石又摆着手说：“希望马歇尔将军，还要作出努力，同共产党代表进行讨论，最好由共产党提出初步建议。” 俞大维问：“委员长，马歇尔将军强调华北危机，并且说，迟误将是危险的，可能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崩溃。” “余已说过，不要同共产党讨论，要听听他们共产党有什么建议？宪法草案呵，军队整编呵，都可以谈谈。”甚至把他们诬为土匪，以挑起战火，加以讨伐，这便是他们的中心思想。 第三章 力挽狂澜：东北休战之争 一、逼美压蒋 5月13日下午，马歇尔见迟迟得不到蒋介石关于东北停战谈判的消息，忍不住打电话找到俞大维，催问蒋介石对他的东北停战草案的意见。 俞大维把蒋介石含混不清的意见转告了马歇尔，并说：“委员长说，可以先与周恩来谈谈。”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意见，一时摸不清头脑，恰巧周恩来到他的住所会商华北恶化的局势。马歇尔坦率地把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周恩来。他说：我理解，蒋介石仍然坚持中共撤出长春并由政府军占领才能商谈。对此，我已无能为力，建议中共军队撤出长春，由军调部派一个分部去调处。 昨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给中共代表团关于坚持东北停战是当前国共谈判的先决条件的电报。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为打破国民党一面在东北大打，一面侈谈宪章、要中共交整军材料的阴谋，在谈判中应强调东北停战是先决条件，不停战，整军、宪草等事无从谈起。 听了马歇尔的话，周恩来严肃地说：马歇尔将军，我希望您能拿出智慧和勇气，制止华北地区动乱和困难的蔓延。蒋介石的讲话，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不愿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部队，甚至把他们诬为土匪，以挑起战火，加以讨伐，这便是他们的中心思想。 马歇尔皱起眉头说：“不管怎么说，不管1月的停战协议，还是2月的东北问题协议，双方都是应该完全执行的。” 周恩来诚恳地又说道：中共军队在停战令前就解放了东北许多地方，现在政府军要接收，必须经过协商。否则，就会酿成武装冲突。我们是愿意遵守停战指令的，但是国民党不愿意。他们既然不遵守这些条款，我们便被迫要采取自卫的行动，也没有再遵守条约的义务，过去的约束也就不再生效了。马歇尔说：“实际上是国共两方面都在动手。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北、满洲阻挠军调部的调处，使美方代表产生了困难。”“我们仍然希望停下来以后，来谈一切问题。将军您是清楚的，我们一直愿意承认国民党军队的地位。”周恩来补充说，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天上、海上往东北增运兵力，已经使中共方面对美国人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由此，我不能不想到美方代表在谈判中的偏袒做法。 马歇尔似乎吃惊地说：“偏袒？在哪些方面？” 周恩来压制着愤慨说道：华北的危机是国民党北京行营一些高级军官制造的。你则单单说到共产党的阻挠，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的情况报告给军调部了吗？现在，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大力攻击四平街，而且极可能在占领四平街之后，再占领长春，然后向松花江以北推进。而对这一切，军调部都表示无能为力。 马歇尔摇摇头说：我认为，解决满洲的可能性，是共产党撤离长春。不然，就使我在中国政府面前感到为难。我不能使美国政府卷进僵局之中。除非我确实地知道共产党对于军事和政治的立场，否则，我就不可能重作调解人，不能再参加调处。 周恩来没有理会马歇尔的要挟，不紧不慢地说：共产党占领长春问题，是国民党进攻东北本溪同时产生的问题。他们进攻，我们便要抵抗。可以预料，战斗将是异常激烈的，如果国民党继续进攻，那么战火势必牵动整个华北，乃至是全国。这将对中国是一个悲剧和大灾难。 周恩来又把马歇尔离华期间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情况，向他又作了详细的介绍。 马歇尔见周恩来没有理会他退出调停的威胁，态度依然坚决，担心东北战火如周的预计那样越演越烈，造成他调停使命的失败。他劝周恩来：“政府军不大可能占了四平，再占长春。这样的军事行动我怎么能不知道！” “将军可以向委员长去询问。” “周将军是说政府军将向松花江以北推进，这是预言吗？”“将军，此事会载人历史的。我敢断言，国民党占领长春，他们将丢掉全东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因为他失去了民心。周恩来指责道：国民政府即使现在还在忙于拟定包括进攻长春的计划，最近政府的首脑们又在出席一次军事会议。 马歇尔说，周将军，我认为，为了避免国民政府进攻长春，必须迅速地达成协议，由于华北的局势，也同样迫切地需要这样做。 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这一建议表示同意，他说：是的，必须尽快达成一个协议，以挽救东北危机。我认为，共产党被指责违犯停战协定，是不公平的。需要警惕的是国民党正试图激起东北动乱并引起一场内战，同时把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 马歇尔转换话题说；周将军，美国陆军军官原来对于共产党的高度合作精神有深刻的印象，想为你们训练军队。但是共产党现在的阻挠行动，降低了美国人的信赖，并且增加怀疑和不信任。 周恩来脸上似乎带着笑说：信任取于真诚。有些美国人偏袒国民党，只能使共产党不相信他们。关于训练军队，谢谢了，我们的军队是人民训练的。 周恩来两眼有神地看着对方，沉思一会儿又说道：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就已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也曾从你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民主的办法和民主制度的观念，并更加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民主传统。我记得政协会议之后，你曾送给我一篇富兰克林的演说词，使我最受感动之处是其中曾谈到：尽管大家意见有不同，但大家一定要合作。在政协闭幕会上，我也曾强调，虽然政协的决定并不完全合乎中共的理想，但既然大家同意了，大家便都要遵守。3个月来，我们方面从未要求任何修改，而国民党方面却闹得翻天覆地。马歇尔和周恩来这次会谈后，使他感觉到对方言词过多地责备了蒋委员长。他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军队进攻四平街和长春的消息呢？蒋委员长对他不会这么不遵守信义吧？是不是周恩来夸大了东北的局势？ 周恩来离开后，马歇尔立即找来助手分析东北局势，并开始制定调停东北战事的详细条款。他认为，要使国共双方接受停战，就要重新划分军队的驻地，并作为停火之前的先决条件，同时解决长春及其以北地区军队的临时安排。这样，可能会使共产党自动撤离长春，并使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能控制长春。 调停东北战事的草案完成后，马歇尔直接打电话给蒋介石，想约他谈谈。 蒋介石说：“将军，余三天没有得到满洲的军队和司令官们的消息了，余担心他们在四平街驱除共军成功之后，正在向长春前进。” 马歇尔有些控制不住感情地说：“委员长，您是政府首脑，军队总司令，不能让您的将军们这样于。这样会把华北、满洲都搅乱了。希望您能同意我起草的停火令。当然，停火是有先决条件的。” 蒋介石慢声细语地说：“余同意将军的见解，在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的时候，政府占领长春是不合时宜的。”“委员长你将怎么办？” “为了控制局势，余两天后将亲自去沈阳。” “如果局势像委员长你描写的那样，拖延两天是太长了。”“早先已有约会，余必须履行。余两天后前往沈阳，并尽。陕回来，以便继续完成谈判。” “但愿一切如愿。”马歇尔这句话，不知是祝福还是祈祷。 17日，周恩来与马歇尔继续举行会谈。 虽然马歇尔对蒋的态度有些疑虑，但在周恩来交谈中，他还是颇有信心地说：委员长已同意我的调停方案，政府军亦可暂时停止进攻，让执行部先派一部分人前往长春。但形成方案的时间，可能要推迟两天。 周恩来说，将军，委员长两日内到达沈阳，他可能再到其也地方。不过，关于今后的局势，由于委员长的这次出行，会开始发生一连串事件。我断言，这些事件对于局势几乎会发生灾难性的影响。 “周将军，政府方面依然坚持中共军队退出长春，余下的问题由军调部解决。”为了压迫周恩来让步，马歇尔再次表示除非中共军队主动退出长春，否则就无法向政府方面交待，就要退出调停。 “将军，你说无法调解，是指除非长春问题有了解决办法才能向政府说话呢，还是对全盘问题都要弄清楚？”周恩来接着说：“我了解你处境的困难。你刚才说政府中有许多人不赞成你对中国有公平、和平、民主的办法，这确实是事实。不仅政治领袖如此，军事上领袖也是如此。” 见马歇尔在深思，周恩来“将了”马歇尔一军。他说，我已把满洲局势的变化告诉延安，延安方面表示长春战局变化的后果应由委员长负。同时，东北中共军政领袖们也有了对战局有新的估计。 马歇尔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讲话，立刻警觉起来：“我将尽力再与政府方面协商，一切都会有办法的。” 周恩来说：我得到消息，国民党最近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把关外的战事延长，还要进攻长春，在关内则在苏北、皖北、山东、津浦沿线挑起战争。因此，我建议一方面隔离火场，把东北和华北分开，尽量使战火不烧到关内，另一方面寻找东北停战的可能。 送走了周恩来，马歇尔的脑门开始出汗了，在调停中，他本来像拳击台上的裁判，谁知他也参加了拳击，并且挨了双方的拳头。他已经被逼得退到拳击台边上，就差倒在台上了。这时，他收到大使馆报告： 国民党军近日集中10个师的兵力，分为三个集团向四平街地区共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19日，国民党军第7军、第48军进攻淮南解放区，并占领津浦路西定远等重镇25处。过了两天，又传来胶东军调处执行部高密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辛冠吾被国民党军扣押，后遭杀害；军调处执行部驻枣庄的中共代表甘重斗、译员吴武汉，被国民党收编军的特务殴伤，生命垂危。 马歇尔有些茫然了，他不知委员长两天后去沈阳，再返南京，整个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却说杜聿明收到陈布雷从南京发来的电报后，非常高兴。特别是电报中提到：“委员长听到报告之后，几乎彻夜未眠，连夸光亭兄不愧为将帅才也。”更像给他打一针兴奋剂，使杜聿明夜不能寐。 杜聿明1905年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又名光亭，黄埔一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由于投靠蒋介石后踏实肯干，屡受重用，历任团长、师长、军长。参加了淞沪战役、保卫南京战役、台儿庄战役、桂南战役，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1943年，任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时任国民政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第二天，在作战室，杜聿明亲自召集郑洞国、廖耀湘、孙立人等高级长官商讨军事部署。 杜聿明得意洋洋地说：“昨天，南京发来专电嘉勉各位。委员长十分重视四平战役，我们要精诚团结，下定决心，攻下四平街，不惜血战到底。本溪之敌已被完全击溃了，不会再形成力量。现在，共军已从连山关以南的安东境内开始溃退。”打开山海关大门，夺取锦州之后，国民党已经站在东北的门坎里了。按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拿下四平后，要再来个锦上添花，花开两朵，一朵是长春，一朵是哈尔滨，因为夺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就难守了。 “我命令第60军一部及第52军主力在营口、海城、连山关间完成占领阵地的搜索后，迅速向四平靠拢，警戒辽东之敌。”“郑洞国、廖耀湘迅速向四平街发起攻击，空军白天要加紧对四平的轰炸，夜间也要不惜重炮猛轰四平的市区，破坏守敌的心理，攻下四平之顽敌。” 正在这时，参谋长赵家骧进来报告说：“发现共军有两个纵队左右的兵力由西南下，大有切断中长路包围攻击四平街国军的态势。” 还没等参谋长退出作战室，又来一个参谋报告：“开原、铁岭已经发现大批共军，其来势迅猛。”杜聿明正在得意之时，冷丁一听扔下手中指挥棍，大声地问：“哪来的共军？情报可靠吗？” 参谋回答：“除了特工的报告，我们还实施了空中侦察，情报完全可靠。” 杜聿明围着沙盘转了两圈，然后猛然地停住脚步，对作战参谋说：“先调第95师及第88师星夜开往铁岭、开原附近，保护中长铁路的安全。命令新6军以空军配合，突破太子河南岸共军阵地之后，迅速地开进到辽阳附近。日夜以火车输送，向开原附近集中。” 第二天，杜聿明又赶到开原，召开了前线会议，准备对四平街实行两翼包围，迂回攻击。 此刻，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本溪后，林彪亲自来到四平街。从地图上看，四平街虽是关内通往长春、哈尔滨的要道口，像是长春的一扇大门，也是中长铁路和北接通辽，东至通化铁路线交叉处。但在地理地形上，四平街并非兵家必争之地。四平街周围没有大川大河，只有一条小小的河流，但在严冬封冻后，几乎看不出是河。就是到开河期，这条河也不是险要之地。说到山，更是可怜，附近只有20米高的几处高地，成为一个月来双方军队争夺的城市制高点。 四平街的军事意义主要在于占领了四平，长春就岌岌可危了。长春位于四平以北约200公里，松花江以南，在这里站住脚跟，可直取松花江边的哈尔滨市。占领了哈尔滨，就等于占领了全东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长春设立了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蒋经国任特派员。苏军进驻满洲后设立的红军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宋美龄也曾在这里代表国民政府欢送红军撤出东北，举行了露天酒会，这样长春在名义上要比沈阳重要多了。经一个月的四平街激战，东北民主联军还在坚守四平街。林彪清楚地知道，东北战争一切人员补充、物资补充，全靠松花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如果民主联军丢掉四平街，守不住长春，国民党军推过松花江，就会失掉江北根据地，在东北也很难站住脚跟了。 为了坚守四平街，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战员们提出：“誓死坚守，死了也要用尸体挡住敌人”的口号，越打越勇。堑壕被炸塌了，就拿起身边铁锹，边打边挖；飞机来了，就冒着轰炸的危险，拿起步枪朝天开枪。靠顽强的斗志和不怕死的精神，硬是将敌人的进攻连连打退。 战斗中，双方伤亡惨重。 四平街的老百姓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心骨，战斗打响时他们帮助扛子弹箱子；往阵地上送饭送水；从火线往下抬伤员。有的战士牺牲了，老百姓拿起战士的武器，继续向敌人开火。有个送饭的老大爷拾得敌人一支大枪，从尸体上解下子弹带，边开枪边说：“同志，我入伙了。”老百姓的支援，给了坚守四平街的东北民主联军极大的鼓舞。 一连几天激烈的阵地战，敌人几次冲上来都被打退。敌人恼羞成怒，大炮、飞机，轮番轰炸。激战中，中间和南面两个山头被敌人占领了，只剩下北面山头。民主联军已是三面受敌了，但他们仍然在坚守阵地。 林彪、罗荣桓亲临视察后，将国民党军10个师全面进攻四平街，突破防线情况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和请示。 5月19日，中共中央给林彪等复电，高度赞扬了东北联军四平保卫战的勇士，电报指示：四平街战役我军坚守1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的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如果你们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街，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夜色降临，炮火逐渐停息。四平街保卫战的战士们正在清理工事，把手榴弹集中起来，准备再次杀退敌人。他们抱着枪，看着乌云中时隐时现的月亮，反而感到很寂寞。 有个冒着炮火从敌人死尸堆中搜来机枪的战士，擦拭着机枪好准备开火，心里盼敌人来冲锋，他好过下机枪瘾，他自言自语地说：“狗日的，白天那么邪虎，这会儿像龟儿子了。”忽然，监视敌人的哨兵来报告：“有个黑影爬上来了。”扛着机枪的战士说：“看我收拾个痛快。” 排长说：“不要乱动。敌人冲锋前非得开炮不可，这是常识。” 说话工夫，那个黑影摸近了，并向阵地打了暗号。原来，这是团里传令兵向排长传达撤退的命令。 5月19日夜，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街。持续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歼敌万余人，当然，东北民主联军亦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此战役配合了东北的停战谈判，使敌军进攻的锐气受挫，阻止敌军向北满、东满大举进攻，赢得了根据地建设的时间。 第三章 力挽狂澜：东北休战之争 二、再逼马歇尔 在5月20日的报纸上，马歇尔发表了他对于华北严重局势的关切，信誓旦旦地表白了自己的努力，指责国共双方所进行的宣传战助长了战争扩大：“此项怨恨与猜忌的轻率宣传，使目前的严重局势益形加剧，并能导使中国人民遭受不幸后果。” 对这样各打五十大板的声明，周恩来看得多了。马歇尔来到中国后，为了显示公正的调停人的身份，多是这样做的，不过这一次周恩来还是感到很有意思，他看到报纸不由得笑了。 陆定一也拿了一份报纸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说：“恩来，看到这个报道没有？这反映了马歇尔和蒋介石在东北和全面内战问题上的矛盾。” “我们要坚持与扩大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不放过对任何一种矛盾的利用，以避免自己孤立。”周恩来说：“昨晚又接到延安的电报，要求我们抓紧工作，应对国民党的内战挑畔。” 中共中央电报同意周恩来去电对形势的判断，并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内战，全国性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方应积极准备，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需使其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中央对目前时局的方针，仍是避免挑畔，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周恩来说：“我准备马上去马歇尔公馆，再与马歇尔交换一下意见。” 在马歇尔公馆，双方坐下后，周恩来首先说：“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声明，我很有同感，这几天宣传实在是越来越糟。” 马歇尔说：“周将军讲得对，我声明中正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说：“现在报刊的议论多，许多是超出事实的。在2月间，我就提议新闻应尽限于事实，军事方面仅限于执行部发表的公报。但国民政府不同意，认为有困难，军政不能分开。因此，他们不接受我建议。” 马歇尔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措施，我赞成。” 周恩来说：“我很愿意找机会和新上任的宣传部长彭学沛谈一下，看有无好的办法把攻击性的宣传减少，甚至停止。他新近就职，加上你发表的声明，也许对他有些帮助。” 马歇尔说：“那太好了。” 周恩来说：我承认现在比2月休战要困难，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是不统一的，就是宣传部同意了，也会有别的国民党的报纸不受此限制。但无论如何，我愿为此努力。 马歇尔心里不赞成周恩来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方面，但又不好当面反驳周恩来，更没有反对的理由，只得点头。当他听到周恩来说，淮阴、南通等地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发起进攻时，马歇尔立即接着说：“我也接到热河、聊城共军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备忘录。” 围绕东北问题，周恩来说：您关于东北的意见，我已于5月17日电告延安，并说明了你的地位和顾虑。关于撤出长春的事，但延安顾虑此事与国民党的谈判而可能遇到破坏，第一，如果国民党觉得自己可能马上打下长春来，便没有再谈的必要；第二，如果国民党很快地打下长春，又会提出哈尔滨，那时又要考虑要不要停战—— 马歇尔说：“中共如能退出长春，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将立即进驻。政务以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再谈。” 由于周恩来尚未得到东北民主联军退出四平的准确消息，他重申了中共关于东北政务、经济、军事的态度，并提出如何维护政协的五项决议等问题，直到近晌午，方离开马歇尔公馆。 回到梅园新村，宣传部长彭学沛与陆定一已经坐了好一会了。 马歇尔的指名批评，使刚上任的宣传部长彭学沛担心遭到蒋介石的指责，当天赶到马歇尔公馆拜访，声言缓和宣传战。现在，又赶到梅园新村访晤周恩来，商谈宣传休战问题。 周恩来说：“政府是宣传的喉舌，中共在南京、上海都没有报纸、广播电台，在国共停战谈判期间，只要你彭学沛少发表一些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谈判的言论，战争的宣传自然就少了。” “你看，我们是否可以签署一个关于谈判期间的对外宣传协议，以备约束？”陆定一说。 “不用，不用，只要我们都在对外讲话时注意点就行了。”彭学沛连忙摆手说。 5月22日，延安电台发表了中共对马歇尔总部声明的态度，表示：同情马歇尔总部20日声明中关于制止东北冲突与澄清东北局势的愿望。马歇尔警告若干好战分子，企图使中国陷于烽火燎原，并使中国人民遭受不幸之后果一节，特别引起延安社会的共鸣。……中共将与保持坚定而公正态度以谋制止冲突的美国人员继续密切合作，以继续全中国的和平，使其免于好战分子的破坏。 为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争取第三方面对中共在东北问题立场的理解，揭露国民党好战分子的企图，使战场的行动与谈判斗争相辅相成，当天凌晨1时，周恩来给延安发去电报：现在四平已失……请中央考虑下列可能及方案：甲、我如不让长春，则迟早美必助蒋攻下长春，届时我结城下之盟，条件必苛；不结，则继续打下去，东北失地更多，全国内战难免……建议东北联军退出长春，坚守长春外围的公主岭，打击蒋军有生力量。 中午时分，周恩来又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电报，说明国民党仍在积极备战，马歇尔声明发表后，美国报纸反对何应钦、陈诚等好战分子的舆论鹊起。同时，在电报中将民盟关于中共军队撤出长春，组成联合地方政府意见报告了延安。 这个决策于千里之外的电报发出后的当日，东北联军撤出了长春。 第二天，周恩来又与马歇尔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说：“相信将军阁下已经知道中共主动撤离了长春，共产党人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但我这次来此，主要还是和你谈东北问题。” 马歇尔点头说：“这个我已得到报告，并正在与政府代表商讨以便重启和谈。” “我知道，今天上午11时蒋去东北了。此种情形使我设想你筹划的方案可能要遇到困难……我估计，蒋离开南京目的可能是避免在此地同你见面，以使你的努力又被迫停顿。至于我这方面的情形你是知道的，即我们愿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于中国人民有利。我愿意知道怎样才能使你的努力更有效，才能避免另生枝节。” 面对周恩来咄咄逼人的追问，马歇尔无可奈何地说：“蒋委员长是去督促东北的将军们停战的，我提议国共双方应就东北问题达成全面协议之前，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和追击占领行动，并在蒋先生赴沈阳之际由国共双方发布停战命令。同时，立即派遣军事调处执行部先遣队进驻长春，促使谈判进一步深入。” “我非常感谢您的努力。……我所担忧的是蒋对你的建议没有回答，而他到了前方。国民党的当地将领一定会说可以武力解决问题，而要继续前进，这样就更坏了。而且这样做，也会刺激我们这方面的感情。这对整个谈判是很不利的。”周恩来又“将”了他一军，软中带硬地说：我等待着将军的重开谈判的消息。 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又提笔分别向邓文钊、萨空了、刘思慕、千家驹、彭泽民、蔡廷锴、蒋光鼐等致函：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存在。扭转危局，为当前急务。吾人谋取和平民主方针确定不移，亟待各方一致合作，力挽狂澜。望号召社会人士、旧友、部下共同反战，在南方主持言论中密切配合。 第三章 力挽狂澜：东北休战之争 三、蒋介石东北督战 5月23日，东北联军撤出长春的当天，蒋介石偕夫人到沈阳。 沈阳整个飞机场被军、警、特、宪包围了。熊式辉、杜聿明率文武高官，齐集在机场新搭的主帅台两边，新一军军部调来军乐队，还有一群手持鲜花的少女。 熊式辉、杜聿明、孙立人、赵公武、郑洞国等都身着新军装，戴着雪白的手套，胸前挂满勋章，精神抖擞地站立仪仗队旁。 专机徐徐下降，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飞机在礼炮齐鸣声中慢慢停稳后，舱门打开，蒋介石第一个在蓝白相间的舷梯上露面，他扬着手杖，稍微停一下脚步待夫人并肩后，从舷梯缓步走下来。 在迎宾曲中，熊式辉、杜聿明等将领迎着专机小跑到前面迎接。 在一阵严肃的敬礼和亲切的笑声中，蒋介石和夫人登上主帅台。 仪仗队持枪列队高呼：“委员长好！夫人好！” 蒋介石扬起左手和摇摆着鲜花的夫人回呼：“你们好！” 长官部两名高级参谋捧着一个大红信封，踏着正步走向主帅台，向委员长献上，然后敬礼退下。 蒋介石顺势抽出信瓤，两眼一扫乐得用手拍着信封，递给身边夫人，两个人并头齐看，又开始扬手致意说：“好哇，好哇。”并招手要熊式辉上台。蒋介石主动和他握手说：“辛苦了！辛苦了！” 孙立人问身边的郑洞国：“桂庭，这是搞什么名堂？” 郑洞国不在意地说：“国军最后占领长春的战报。” 孙立人“噢”了一声：“不是昨天就占领了吗？”郑洞国不在意地说：“留下一个连，在蒋介石下飞机时进入长春的。好像这是委员长和夫人带来的运气。” 孙立人鼻子扑哧一声说：“这是杜聿明想的妙招。” 在宪兵队的引导下，一溜轿车驶出飞机场。沿途除了布满军警岗哨，重要路口停有坦克和装甲车，空中还有飞机在盘旋。 在康宁街原日本高级官僚的尖顶洋楼院内轿车停了下来，蒋委员长和夫人在这里下榻。稍事休息，盛大的欢迎宴会开始了。 蒋介石对围在他身边的熊式辉和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们说：“拿下长春甚合余意。共产党占领长春，东北的名义就言不正、意不顺了。” 熊式辉说：“委员长，您的飞机刚着陆，长春就到手了，这可不是巧合，是您的运气。” 蒋介石说：“余来沈，绝非视察军事。但对战局的进展，余颇为满意，诸公不能有自满自盈之感。东北局势还需全力推动，迎接新的胜利。” 第二天，吃过早餐，蒋介石见了杜聿明说：“光亭，余不休息了，你准备了地图吗？” 杜聿明很恭敬地说：“校长，准备好了，除了在前线正在指挥的军事作战人员，全都到场了。” “好吧，要作好保密，前线指挥不能松弛。按时开会吧。”蒋介石说完去卧室更衣，并约夫人一起参加。 会议在官邸内二楼西侧小礼堂里召开，灯光明亮，还熏了檀香，在主席台上端挂着东北战局态势图。 蒋介石和夫人走进会场，“立——正——敬——礼——”一声口令，使会场严肃起来了。他身着军装，扎着紧身合体的武装带，腰挂短剑，胸前佩戴着两排勋功章，威风凛凛。在他身边的宋美龄，既没穿长衫，也没穿军服，而好像从卧室走出的少妇，小西服，裹腿裙，头上包块花帕，恰似会场中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严肃的军事会议，减少了杀气腾腾的气氛。有人揉着鼻子，拼命嗅着胭脂味。 接着杜聿明以洪亮的声音，慑人的口吻介绍了东北战场的态势，大谈占领本溪、攻克四平、直取长春、不可一世的胜利大进军，吹嘘他“南征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 蒋介石边听边点头，宋美龄不时看着地图，问身边的熊式辉主任，熊式辉不时站起身来，向夫人小声地指点着哪里是中长路，哪里是梅河口，哪里是辽河套，显得格外的殷勤。 杜聿明这个计划，事先报告过蒋介石。但是，杜聿明感到老蒋的北攻太贪，太急，沈阳以南会空虚。蒋介石既然来亲自督战，就要把沈阳以南的兵力再加强一些，形成南面屏障，他的北进就稳妥了。他看蒋介石对北攻如此放心，就没有当场说，生怕扫了蒋介石的兴致。 蒋介石乘兴发表演说：“东北为国家工业区，到这里来作战，你们都是党国的精兵良将。仗只有打胜，不准打败。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以尽军人之‘天职’。如果把共匪赶出哈尔滨，他们就只剩下打游击了。”在场军官热烈鼓掌。 接着，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兵分三路自长春北上，向永吉、小丰满进发”的命令，并要熊式辉派大员准备接收电站。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又单独会见了熊式辉、杜聿明。两位将领一坐下，他就说：“你们要以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名义联名致电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要求中共军队自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撤退，并撤出东北铁路沿线。”又说：“天翼，你立刻去办。” 熊式辉站起身来说：“遵命！”他走出了蒋介石的临时办公室。 杜聿明感到这是个机会，他说：“校长，辽南是沈阳门户，万一共军拼命来个奇袭，后果难以预料。校长在见到孙立人时，请命令孙立人一定遵照命令，迅速地行动，精诚合作，不然，共军在辽南展开攻击，全局会急转直下。”孙立人在长春之战时公然违抗命令，使他耿耿于怀，得给他点颜色看。因为孙立人是留美学生，恃才傲物，在当年远征军入缅作战撤退时，孙立人根本不听杜聿明的命令而随史迪威退入印度。这种复杂的关系，杜聿明心中有数。他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提出来，可以迫使蒋介石压孙立人一下。 蒋介石听杜聿明一说，他没有半点犹豫，而且很郑重地说：“光亭，东北战场的全局是不允许忽视的，从指挥官到一兵一卒都要为这场战争负责，军令不可违。” 第二天，在熊式辉的陪同下蒋介石和夫人参观了沈阳北陵。 在蒋介石的行官，不断地传来杜聿明顺利北进的消息。 张群在上海对记者说：“今长春既已收复，政府可按既定方针沿中长路先行接收，齐齐哈尔、哈尔滨亦包括在内。”次日，陈诚、白崇禧、顾祝同等上书蒋介石，主张武力接收整个东北。 第三章 力挽狂澜：东北休战之争 四、马歇尔急了 接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联名致电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提出的要求以及蒋介石从沈阳发出的函件，马歇尔感到有些紧张了。他认为，一种可怕的，令人不安的局面正在形成。 自军调部得到政府军占领长春，继续沿中长铁路往北向哈尔滨、往东向吉林进展这后，他深感自己作为一个调解人的公正立场，已成问题了。现在双方地位颠倒了。从前，困难的发生是由于共产党进占长春，其后是满洲的共产党将领们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局势操在国民党政府司令官们的手中，更将难以控制。 局势大为恶化了。 马歇尔在美国大使馆与文职官员研究恶化了的中国局势。大使馆官员们有的头脑比较清醒，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的胜利，是暂时的胜利。国民党军长驱北进，占领的大城市越多，守卫供给线的铁路、机场以及城市的兵力越多。他们兵力本来薄弱，分散兵力以后，是没法对付共产党的。还有共产党在东北兵力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他们很快就可以补充上。国民党军队虽然拿下四平、本溪、辽阳、鞍山、锦州、铁岭等大中城市，但损失了差不多4个师。大城市人口需要供应，学生需要读书，工人需要上工，这使国民党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等于背上个大包袱，早晚要被压垮。 这些真知灼见使马歇尔不能不考虑，他虽不完全相信大使馆官员的议论，但事实已使他对蒋介石不能寄予兑现诺言的希望。返华才几天，他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一方面不断地拍电报给宋美龄，希望她转告蒋介石重申自己的意见。一方面他找到中共代表周恩来，他想摸共产党对国民党占领长春后继续北进的态度和动态。 董必武在梅园新村接待美联社记者罗德立克采访时说：“中共自动撤出长春，除表示接受民盟建议外，还由于不愿使东北人民继续遭受牺牲。蒋主席曾谓拿下长春再说，现长春既已拿下，第二步之发展，端视蒋主席而定。” 蒋介石踌躇满志，在沈阳指挥国民党军继续沿中长路向北进攻。 接到马歇尔的电报，蒋介石很不满意马歇尔的办法，对周恩来咄咄逼人的停战要求感到恼怒。 晚上，他让宋美龄起草答复马歇尔的信中说：“只要马歇尔的态度坚决，共产党就会让步”。又说：“如中共不让步，国军将占领东北全部战略要地。” “占领长春后再谈谈判问题，可是你说的，”宋美龄说：“我想可以让子文大哥去向马帅说明这里的实际情况，坚定他的决心。” 蒋介石点头允诺，“还要提出具体的东北谈判条件”。 在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致马歇尔的信中，蒋介石提出了开启东北谈判的3个条件，即：全面执行停战令、整编军队和恢复交通的协定；在执行中，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主权，不得干涉政府修复铁路；国共双方代表有分歧时，军调部或执行小组的美方军官有决定执行和解释之权。 第二天，戴着金丝眼镜夹着蒋介石电报的宋子文来到马歇尔公馆。 马歇尔与宋子文似乎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为宋不仅是蒋介石的内兄，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而且是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又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高材生。他不仅出任过国民党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控制着中国经济金融，而且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十分了解。 不过这次宋子文转达的要求，却使他感到为难。在蒋介石去沈阳前，他曾当面说要去制止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民进攻，并允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入长春。 宋子文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要我向你当面陈明，国军进入长春，对于国家统一，只有效益，而无阻碍，请马歇尔将军放心。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疑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他要求马歇尔，“对中共亦可暂不理会，故视其如何变法。则不久，彼不能不请求马特使出面调解。” 收到蒋介石开出的东北停战的条件，马歇尔十分为难地又与周恩来商谈起来。不过，令他不曾想到的是，他把蒋介石电报转告周恩来时，周恩来竟然基本同意了蒋介石的意见。 周恩来说：对于这个意见，可以说20天来，我一直向此努力。当然，我可以向你保证一切事情都是和你商量了之后才做的。关于蒋的3点意见，我是刚刚才听到的。关于第一点，我将找俞大维谈，以谋解决，以期恢复交通，停止邮电检查，我们也愿意参加铁路行政。这些我都可和俞商量。关于第二点，整军复员计划不变，我可以同意。第三点，变更下级决议的程序，这是一个新变化，我愿为此努力，说服下级照此来做。当然，因为这些都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需要给我一些时间—— 周恩来何尝不知道蒋介石提高价码，故意制造谈判难题的真实企图呢。但是，他从中央的来电中深知，东北联军刚刚结束了一场恶战，消灭了国民党4个师，需要时间休整，根据地也需要时间加以巩固。同时，他更知道国民党占领四平、长春后气焰嚣张，一定不会就此罢休。这就需要乘机再给马歇尔施加压力，体现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争取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次日，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周恩来指出：蒋介石24日信中提到的执行停战、恢复交通及整军之协定，原则上同意，同时认为还应加上3月27日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的协定。关于接收东北主权，苏军已撤，政府也早已办理过接收手续。关于恢复交通，中共愿依协定立即加速修路。关于美方决定权，中共愿意根据马前所提议，为在各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握有调查程序之决定权一项继续努力。备忘录还指出，国民政府一个月前曾声明，一旦占领长春，立即休战。现正应该是兑现之时了。 球又到了马歇尔手上。 马歇尔望着备忘录思忖许久，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周恩来的智慧和厉害，更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感到恼怒。他对来访的无党派职业外交家、新任驻美大使顾维钧说：“在我本人的经历中，曾与各种人物打过交道，包括伦敦的一些非常狡猾的英国人，但是没有一岔比周恩来更聪明。” 送走了顾维钧，他立即给蒋介石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要求他立即发出停战命令。 过了几天，周恩来与马歇尔在他的小客厅又见面了。 马歇尔感到这位周将军还是那样风度翩翩，眉宇之间有股特别的冷静和军人看得出的杀气。 马歇尔故意挑起一个话题，想奚落一下周恩来。他说：“周将军，你对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有何感想呢？”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内战。我们感到，由此产生的后果理应由蒋介石来负。马歇尔继续探索地问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这是军事占领呀。” 周恩来不客气地说：这又是蒋介石打响的第一枪。共产党是在遵守谈判规则的，是遵守诺言的。我相信，共产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蒋介石的军队是无法抵抗的，他这是引火自焚的行为。 “满洲的军事行动，是国民党军队在那里的将领们直接操纵的。蒋委员长去那里是为了调停。”马歇尔想把东北挑起内战的责任推到国民党在满洲的司令官们身上。 “我们是守信义的，我们在等着蒋介石，以观后效。不过我们在东北的将军们，他们的忍耐同样是有限的。”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国民党政府如果继续想用武力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共的军队必定予以坚决抵抗，而且会把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全部消灭掉。 周恩来的话，震动了马歇尔，他深知周恩来的话是说了算数的、有分量的、是来自延安共产党中央的。他对身边的政治军事顾问们说：“周恩来是个务实的人，他的话我们要研究。”他的顾问们说，周恩来是个明事理懂大义的人物。他虽然生气了，但还要来会见你。不过，从他的来函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将军和美国都有不信任感。蒋介石眼光短浅，他会走进死胡同的。 顾问们建议马歇尔将军要想办法和蒋介石接触，使他迷途知返。 没出三日，周恩来又来会见马歇尔。 当周恩来得知至今没有蒋介石回京的消息，谈判也无法进展后，他与马歇尔开始了6小时的长谈。周恩来严正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与美国政府的纵容分不开的。美国一面表示赞成中国的和平民主，一面却又在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马歇尔感到自尊受了刺激，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和平民主有信心，而且是公平的，他把蒋介石和宋美龄去沈阳后接连给他的两封信以及刚收到的蒋介石重开谈判的补充方案，一古脑儿地都捧了出来给周恩来看。 在这个方案中，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要中共领导的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两省，退出山东的重要港口烟台、威海卫，东北只能进驻在齐齐哈尔、海兰泡和延吉三地，而且让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地。简直是狮子大张口。 在第一封信中，蒋介石重申了自己对东北问题的立场，并要求马歇尔监督其参加并签字的一切协议付诸实施。从信中看出，蒋介石也在向马歇尔施加压力。 周恩来边看边说：“蒋介石的提议仍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无意停止战争。” 在第二封信中，蒋介石要求美国代表必须愿意“保证”共产党的诚意，却对蒋委员长是否有意或愿意发布一道制止军队前进、攻击和追击的命令，或者同意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的事，一字未提。 周恩来早就与马歇尔说过，蒋介石到沈阳后东北战局会起变化的。果然国民党军队先占四平，后占长春，谈判越来越困难了。他给延安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方面在最后决定权、路警、军队驻地、兵力、省主席名额五个问题上逼共产党让步或与共产党破裂。并电告中共中央，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作大的让步，今后一周将是斗争最紧张的一周。 看了宋美龄具名写给马歇尔的信，又看了蒋介石提出的重开谈判的方案，周恩来愤怒地说：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要使谈判不能进行。有了这个方案，我们无法再进行商谈。蒋介石要中共军队分驻几个地区，还要我们退出城市和铁路线，以便消灭我们，我方不能接受。蒋已准备半年作战计划，但战争决不会如蒋介石所想象，他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见马歇尔没有言语，周恩来又说：当局在占领长春后，自以为局势已对他有利，便提出种种苛刻要求，企图压迫共产党屈服，或者造成破裂，而把破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目前情况十分紧迫，内战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建议东北全面停战，关内重申停止冲突。 周恩来坦率地告诉马歇尔：我和你共事五个月，对你个人很信任，所以也愿把我所想的，不能了解的都说出来。我们不仅是谈判代表，而且还有朋友关系。我的直率处希望你能理解，也可以借此知道我的想法和努力。……现实使我不能不认识到，美国政府对中国有两重政策：一个是好的方面，就是罗斯福总统所留下来的世界各国都要合作、中国各方也要合作的方针；另一个是比较黯淡的方面，就是把中国实现民主化放在一边，而积极帮助国民党搞独裁。 马歇尔立刻声明，美方对中国内战的调停是负责任的。 周恩来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美国是有办法制止中国内战的。他说：美国援蒋就好比从自来水管放水，已经流出来的自然无法收回，但至少不应再放了。把水龙头关上，美国是有这个权力的。接着，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策略，对马歇尔说：你来中国代表了美国政策中好的一面，在你来华初期，蒋介石就不希望你的使命获得成功，现在蒋介石正在准备大打，想把你拖下水。企图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希望马歇尔积极公正地调解国共关系。 因为事先就打了招呼，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很晚。 临离开时，马歇尔无可奈何地表示，愿等蒋介石从沈阳回来后，立即面商停战。他为难地说：“我要立刻把周将军的态度反馈给蒋夫人转告蒋委员长。”不过，他希望中共方面要忍耐、要克制。 周恩来又说：请你转达中共对国民党的正告：蒋介石要全面打来，我必全面抵抗。 第三章 力挽狂澜：东北休战之争 五、东北休战 东北局势的不断恶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人们无不担心东北战火向华北华中蔓延。 各地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 在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的宣传鼓动下，5月26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发起和平签名运动。罗隆基等90人发表宣言，呼吁和平，指出中共军队既撤出长春，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一切问题由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求取全盘合理解决。 5月27日，昆明13个人民团体及闻一多等98名文化界人士，致函美国会议员，呼吁和平，希望美国不要以贷款方式援助不民主的国民党政府。 当日，军调部中共军事顾问滕代远由延安取道北平来南京。下午，周恩来召集了南京局领导成员会议，听取滕代远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京谈判的意见。 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等一起挤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窃听，特地在办公室的外间将收音机的频率调到延安广播，声音开得很大。 滕代远首先介绍了各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军队武装挑衅的情况，传达了中央关于积极准备应对内战危机，避免挑畔，拖延时间的方针，以及争取在国统区发起要求美国执行莫斯科三国会议决议的运动。 董必武说：“半年来，美国表面调停，实际援助蒋介石。莫斯科三国会议的有关决议被破坏无余，我们要通过各种必要的方式揭露这一不公正的做法，照会英美苏三国政府直至联合国安理会，以增加国际压力，促使制止中国内战。” 周恩来说：“逼美压蒋需从各方面进行。向三国或安理会控诉美助蒋内战需有步骤地进行。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动人民反对内战。” “除在南京进行外，还应派人至沪动员各界人士。”陆定一说。 “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除非马歇尔给蒋介石压力或我军在战场上给蒋介石以决定性打击，恐难有挽救可能。”周恩来对滕代远说：“我们准备电请中央告各地，加紧准备，提高警觉，随时准备还击和大打。” 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联系到马歇尔在商谈中的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内战虽不可避免，但尚有缓和与推迟爆发的可能，我们的方针仍是避免挑畔，推迟战争爆发，积极准备反击。 李维汉正讲着话，童小鹏进来报告说：“民盟总部已迁到南京，黄炎培、沈钧儒等也将明天抵京。” “好呵，明天我们一道去拜访一下。” 第二天，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齐燕铭等一起来到民盟总部——蓝家庄15号。 蓝家庄，坐落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考试院对面，京市小铁路北侧的菜园地里。这是幢二层楼，围着楼房扎着一圈篱笆。民盟政协代表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正在忙碌着。周恩来一行的到来，使他们措手不及。 留着美公鬓，个头不高的沈钧儒1875年出生，字秉甫，号衡山，清光绪进士，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他先后参加过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曾任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执业律师。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始出狱。出狱后，他不改初衷，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人士义务辩护。1941年，他倡议并参预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后代表民盟参加政协会议。 黄炎培1878年出生，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字任之，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1905年加人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议会议员，1915年赴美国考察。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同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梁漱溟1893年出生，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其机关报《光明日报》社社长。 章伯钧1895年出生，安徽桐城人。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1920年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学院，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10月，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科科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兵农联合会主席。1928年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30年与邓演达、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代表、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回到香港，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与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双方在客厅坐定下来后，周恩来对民盟从重庆顺利迁回表示祝贺，并对民盟的政协代表来京参与国事商讨表示欢迎，并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近段时间与国民党及马歇尔会商的情况。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苏联红军已经撤走，东北已无所谓主权接收问题，应立即停战。 次日，民盟5代表在会晤马歇尔后，致电蒋介石：请即刻返回进行南京和谈。 5月31日，陆定一向记者发表谈话：中共退出长春，本意在留有恢复谈判的余地，但得到国民党的答复是提出一连串的条件，中共已让步再三，让无可让了。 周恩来当天在接见记者时也发表谈话，提出不分关内外，不受时间限制，停止一切冲突，静候调处的主张。 6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马歇尔时，重申中共关于立即无条件停战，政治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 黄炎培、沈钧儒等人也积极活动，奔走马歇尔公馆和国民政府代表处，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战。 就在蒋介石兴致勃勃地游览沈阳北陵时，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来，一个中校参谋向杜聿明长官敬礼，递上手中皮夹子，杜聿明看过用眼角掠过身边的蒋介石，他合上夹子说：“待会儿办。” 蒋介石侧身过来问道：“光亭，是马歇尔来电？”他想大概是共产党答应他的条件了。 杜聿明胳膊夹着皮包，语塞一下说：“校长，是共军在辽南向鞍山、海城发动进攻。” 蒋介石接过文件夹看一眼，脸色苍白，方才游兴一扫而光了，半晌说：“回去吧。” 回到康宁街临时官邸，蒋介石立刻召见杜聿明商讨辽南战局。他知道辽南要是稳不住，丢掉鞍山、海城，沈阳、锦州都不会安定。他劈面问道：“我想共军是为了停战，向我逼进一步。第184师的潘朔端是不是太慌张了。”当然他心中有数，如果第184师在辽南顶不住，沈阳门户洞开，万一共军来个奇袭，沈阳没有精锐部队，会把他抓住的。 杜聿明沉住气说：“校长，184师是云南第60军的部队。”他没有深说，这是当年龙云的滇军。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以统一领导抗战为名，编为国民党第60军，开赴中原。龙云被蒋介石逼出云南下野后，兵权也不握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由美国海军运送到葫芦岛，赴东北内战前线。第184师在新六军撤往四平街时，接替了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的防务，在中长铁路线上成了护路警，处在挨打的地位。军部电话线三天两头被东北民主联军割断。军长曾泽生有时很气闷，第60军在云南何等荣耀，曾经是龙云的支柱，现在成了国民党堵窟窿的部队了。这些情况杜聿明一清二楚，所以他当蒋介石的面旧话重提，非蒋嫡系部队，不能不防上一二。 蒋介石心里明白杜聿明的担心，但他认为第60军离家太远，又在他的重兵之下，不至于会出事的。于是说：“光亭，他们受共产党宣传不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第184师不敢轻举妄动。” “共军在辽南摸着我们在该地区兵力薄弱这一环，是要搞一手的。”杜聿明是话中有话，因为在东北的兵力太少了，是顾南顾不了北，拆东墙补西墙，日夜奔波，兵疲将懒要打败仗。 蒋介石瞪大眼睛沉思一会，调来东北的7个军都是他的精锐之师，再多调，他的战线就没法铺展开了。于是说：“光亭，用则信，不用则弃。” “形势紧张，万一援救不及，丢了鞍、海会影响全军士气。现在我已下令从北线，抽调第60军第182师两个团，新一军30师、38师、93军暂编20师迅速增援南满，由孙立人军长指挥，曾泽生军长随同第182师前往督战。”杜聿明特意强调由孙立人来指挥，这就是说要以新一军的两个师为主力。 蒋介石眉头一皱说：“余已允许孙立人休息3天，3天后再调他增援，相信不会出大事，如果真有围可解，也不算晚，应令第184师死守待援。” 杜聿明在心中叫苦说：“老头子，老糊涂了。”他有些委屈地说：“鞍山、海城如果出乱子，沈阳也将危急。” “不要紧，第184师会守得住，给他们拍份余的手谕。” 杜聿明对蒋放纵孙立人，贻误战机，非常不满，但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他知道东北战场出了问题，首先蒋介石要拿他问罪。他见蒋介石在闭目养神，只好悄悄退出。出门后，他赶忙命令在本溪的第52军抽调部队前往增援。 拂晓，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奉总部命令向鞍山、海城发动进攻。 林彪、罗荣桓看出国民党军攻占四平、长春，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策划指挥4个军，战略目标直指北满，北线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钳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他们决定发起鞍、海战役，给正在得意忘形的蒋介石一记铁拳。 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和参谋长马逸飞从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本溪就心神不安。共军活动区域就在他的四周，随时有把他们围起来吃掉的可能。潘师长几次给杜长官拍电，声称共军有可能在辽南制造一场战役。留守在鞍山、海城和营口一线的国军，战线太长，区域太大，兵力薄弱，请杜长官格外重视。并说出如果丢掉鞍、海中长路一线，沈阳也就无防可守的利害关系。 杜聿明虽然同意潘师长的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共军在本溪、四平、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战场惨败，士气低落，一时不会再有发起新战役的力量。电话中，他说：要防备共军的诡计多端，以防为主是你师的首要任务。 放下电话，潘朔端对参谋长马逸飞说：“老马，我们辽南这阵子看来很安定，这不正常，我觉得大战临头。” 马参谋长点点头说：“共军是很机灵的。我看老头子督战是北攻心切，咱们这里就吃紧了，兵力太薄弱了。” “不用说共军拿出一个纵队来攻击咱们的防区，他们就是集合地方武装来攻击，我们也会吃紧。”潘朔端打开地图，用手划拉一下说：“共军要是从辽阳直往沈阳方向把我们割开，我们只能死守，不会有出击的力量。”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辽南一分区、安东三分区的部队已对鞍山、海城的潘朔端部形成包围，军区决定由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欧阳文统一指挥这场战斗。 午夜，韩先楚副司令员召集战前会议。他看着在座的各分区领导，坚决说：“首先要拿下七岭子，不准漏掉，争取把他们全部就地歼灭。” “没有问题，经过一夜隐蔽行动，他们还没有发觉呢。”“鞍山外围全部肃清之后，就向鞍山市发起总攻！” “打响的时间——拂晓！” 韩先楚副司令员刚刚部署完，林彪就打来电话指示：“鞍山海城一定要打下来，不得有误！” 鞍山外围七岭子守敌还在梦中就被枪声惊醒了，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下，还未来得及还击，就被全歼了。 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唐家房守敌也被全歼了。当下石桥守敌听到枪炮声时，也已经被围得走投无路了，只得打出白旗向东北民主联军投降。 鞍山外围据点被拔除之后，东北民主联军向鞍山市发动总攻。各部队大胆迂回穿插，迅速地攻占了国民党市公署大楼，一下子把敌指挥所打哑了。残敌大部龟缩在一所中学顽抗，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一阵大炮猛轰，炸破了高墙和铁丝网。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小部分完全被歼灭。 守卫在海城的潘朔端急电杜聿明：“共军是有意组织了这次鞍、海战役的，鞍山的失守，海城就岌岌可危了。如不迅速增援，后果不堪设想。” 杜聿明把潘朔端海城告急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一时两个人都很沉默。半晌，蒋介石说：“光亭，鞍山兵力薄弱，海城有潘朔端，一时是能顶住的。要新一军火速前往增援，我看还是来得及。” 杜聿明没有多言语。 孙立人接到杜聿明命令，迅速集中向海城进发。可是，在新一军第50师赶到辽阳时，鞍山已被共军占领。 杜聿明急冲冲赶到蒋介石行宫，他向校长报告：“海城，已经叫不应了，潘朔端也没有再发来电报，只是收到他的部分阵地已被共军突破的电报。” 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潘朔端是能够顶得住的。” 蒋介石不知道，早在云南时，中共云南省工委就已经开始对潘朔端做工作了，潘朔端早就有了起义的念头，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5月30日，潘朔端在东北营口率部起义。次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夜里，蒋介石收听到安东电台的广播，播放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答记者问。记者问：“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起义的意义如何？” 林彪答：“第184师在云南时，就是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此次被国民党强迫调到关外来进行内战，是违背184师官兵意志的，故在海城战斗中，潘朔端将军亲自率部起义，这对那些内战的狂热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此看出，国民党所指挥下的部队，有些是不愿内战的。潘将军等起义，使被迫参加内战的部队，有了榜样和出路，鼓励我们坚决反对反动派扩大内战的行动，消灭进攻者。如内战继续下去，这种起义还会更多……” 国民党军第184师起义后，震动了整个国民党军队，也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当杜聿明的北进军队占领永吉后，蒋介石才把压在心头的郁闷驱散一些。 杜聿明亲自向蒋介石报捷说：“校长，我们占领了永吉，拿下小丰满水电站！” 蒋介石看着地图说：“光亭，准备一下，余要去长春巡视！”在长春廖耀湘的作战室，蒋介石看着地图说：“建楚，你要派个加强团，把拉法拿下来，固守！固守起来！” 廖耀湘、杜聿明脸上没有表情地说：“是！” 蒋介石在长春没停留多久，在飞往北平前，与杜聿明、廖耀湘握手话别时还强调说：“拿下拉法要固守。我已经请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信了，告知我们在整个东北站住了脚跟。”蒋介石边走上舷梯边说：“等待你们的胜利消息。” 为了迎接蒋介石的光临，国民党北平当局于5月29日封闭了77家舆论机关，中共北平的《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同时被封闭。 31日，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名致函政府代表，分别就此事提出抗议。 蒋介石到达北平之后，当晚召见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平津市党部主委吴铸人等人时说：“东北之行的巨大收获，占领四平街，占领东北首府长春，兵进松花江北岸，夺得了东北小丰满水电站，东北工厂的机器不日即可转动。” 马歇尔不高兴了，他在5月29日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的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 <small>国民党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与你经蒋夫人5月24日信中所提条件全不相符，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small> 隔一天，又直接发电报给蒋介石，“我再一次请求你立即发布停止政府军队前进、攻击或追击的命令，并准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立刻出发到长春去。” 蒋介石虽然很不乐意，但又害怕和马歇尔搞僵，断绝了美国的援助，同时知道他的军队已进到松花江边，东北形势已基本稳定，便于6月3日飞回南京，在马歇尔的一再催促下，准备与周恩来商谈休战。 6月3日，马歇尔与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商讨东北停战问题。希望国民党军停止在东北的进攻。 由于国民党军也需要时间为新的行动做准备。因此，蒋介石同意军调部派前进指挥所（又称军调部执行分部）去长春，在东北地区休战10天。 马歇尔当即把商谈的情况向周恩来说明，周恩来说：“停战10天太短，至少20天。”次日商定15天。 6月6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北休战声明： 从6月7日起，东北停战15天，商谈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和实施整军3问题。 周恩来读过蒋介石的声明，让陆定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他关于东北停战的公报，声明中共是无条件停战。关于东北休战的谈判，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有诚意，使过去一切协定见诸实施，并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 当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周恩来驳斥了蒋介石“凡是苏军驻过、现在是共产党军队驻守的地方都必须退出来”的要求。他指出，这是做不到的，这是东北问题的关键，东北主权属于全国人民，非属国民党。在会见了军调部美方代表奚尔上校时，针对国民党提出的恢复交通问题，周恩来说：“恢复交通不仅是铁路、水路、邮政，同时，要拆除各铁路、公路及交通沿线的碉堡工事。” 同日，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回延安，他要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这一新的形势及对策。 第四章 危急关头：为和平而呼号 一、和平民主呼声的高涨 飞机降落在延安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和陆定一在刘少奇、任弼时的陪同下，下了飞机就直接来到了毛泽东所住的杨家岭窑洞。 警卫人员知道周恩来还没有吃饭，端来了一盘窝窝头和小米粥。 周恩来坐在炕头，有滋有味地边吃边说：“还是延安的小米粥好吃啊！” “自家的饭当然好吃罗。多吃点，管够！”毛泽东见周恩来吃得很香，打趣说。 “主席身体还好吧！” “马克思只批准我休息两天，现在又催我工作了。”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风趣地说。 原来，自重庆谈判回延安以后，毛泽东操劳过度，精神系统出了毛病，一度时间夜不能眠，手脚痉挛发抖。直到三四月份才逐步恢复工作。 饭碗未丢，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汇报起工作。 首先，周恩来就落实中央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指示及代表团的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说：15天的休战，蒋介石是很不乐意的。我来时，他们又在召开军事会议、财政会议、交通会议和粮食会议。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他是决心要用枪杆子来抢的。关外，他们以接收主权为借口，想把东北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占了，把中共驱逐到乡下或山区。关内，他们的目标是以恢复交通的名义，也想把中共赶到山里。在完成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后，然后才主张和平。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说：假如中共不愿，他就要说他是主张和平的，而中共要内战。到那时，他就可以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不管中共是否参加，通过一部宪法，表示中国已经民主了。蒋介石的阿Q精神还很强嘛！ “马歇尔和美国政府的态度最近有什么变化？” 周恩来把前两天代表团成员分析来自美国和海外报导的情况向大家作了汇报。他说，据我们分析，马歇尔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看法仍未取得一致。但是，对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却越来越明显，调处重心明显的偏向了蒋。他一方面又主张国共达成和解协议；一方面帮助国民党训练部队，用飞机、轮船各种手段帮助国民党运兵到前线等。这就助长了蒋介石内战的信心。对这次休战，马歇尔也很矛盾，他认为蒋只要拿下四平、长春便可停战。同时，他也怕万一长春之战旷日持久，引起关内战争。 “以谈判掩护不断扩大的内战，通过和平的方法达到消灭中共，恐怕是蒋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说。 “不管蒋、马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争取多一点的停战时间，对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必要的。这可能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毛泽东说。 周恩来补充说：美国如公开赞助内战，是无法在国会及美国人民中通过的。同时，他们也不能不顾忌国际舆论和苏联的态度。故马歇尔坚持在停战后，才能借款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可能在形式上改组政府，以迁就美国政府和马歇尔的建议。围绕南京谈判的下一步工作和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和周恩来等继续深入交接意见，直到天色放明。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对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前景都感到暗淡。最后，形成了近期我党在国共谈判的基本方针：在不丧失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6月9日，周恩来由延安机场乘坐马歇尔提供的专机飞返南京。考虑到局势的变化，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留在延安工作。 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等同志都在等待着周恩来的归来。 “毛泽东身体是否痊愈，总司令、刘少奇各位都好？”同志们你一言他一语迫不及待地发问。 “主席身体很好，大家都好，精神也很好，并问候大家。你们看，我还给大家带来延安的小米，晚上让伙房熬粥，大家尝尝。”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周恩来突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中共代表团台鉴”的信函，邓颖超说：“这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给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和平反战书，上午刚收到。” “好呵，”周恩来接过信函：“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上海人民行动起来了，这是件大好事嘛！” 这是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王绍鏊、阎宝航、包达三、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上海各界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反战书。为防止国民党政府欲加问罪，这个和平反战书也附寄给马歇尔及中共代表团转毛泽东。 反战书指出：“目前国内大势，经济有崩溃之险，社会有动荡之虑，探其战后亟需安定，而日寇既降，兵火犹炽，和平之望，等于泡影。”因此要求：“降息战之书使人民保生命于锋镝之余，谋安宁于憔悴之际……” “要立即复函给上海各界代表，并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决心。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只要和平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全力以赴，以求长期停战。”周恩来坚定地说。 “民主同盟参与调停的情况怎样？” 李维汉说：“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多数已离开南京。离宁前，他们专程去马歇尔公馆，并希望马歇尔将停战期限延长；军事与政治会谈配合进行。最近，她们准备运回上海后，再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对策。” “第三方面曾就延长停战时阅，拜访过蒋介石，但受到了嘲讽，”董必武接着说：“蒋讥讽张君劢等人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 周恩来见代表团成员几乎都来了，随即说：“干脆，我们开个会，谈谈情况吧。” 毛泽东的和平反战书，上午刚收到。 “好呵，”周恩来接过信函：“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上海人民行动起来了，这是件大好事嘛！” 这是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王绍鏊、阎宝航、包达三、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上海各界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反战书。为防止国民党政府欲加问罪，这个和平反战书也附寄给马歇尔及中共代表团转毛泽东。 反战书指出：“目前国内大势，经济有崩溃之险，社会有动荡之虑，探其战后亟需安定，而日寇既降，兵火犹炽，和平之望，等于泡影。”因此要求：“降息战之书使人民保生命于锋镝之余，谋安宁于憔悴之际……” “要立即复函给上海各界代表，并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决心。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重申只要和平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全力以赴，以求长期停战。”周恩来坚定地说。 “民主同盟参与调停的情况怎样？” 李维汉说：“第三方面政协代表多数已离开南京。离宁前，他们专程去马歇尔公馆，并希望马歇尔将停战期限延长；军事与政治会谈配合进行。最近，他们准备返回上海后，再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对策。” “第三方面曾就延长停战时间，拜访过蒋介石，但受到了嘲讽，”董必武接着说：“蒋讥讽张君劢等人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 周恩来见代表团成员几乎都来了，随即说：“干脆，我们开个会，谈谈情况吧。” 夜已深了，梅园新村会议还未结束，突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民盟中常委沈钧儒来访。周恩来立即起身，与大家打了招呼：“这么晚起来，肯定有急事，我去接待一下。” “听说周公回宁了，特地送一份材料过来，可能对你们有用处。”沈钧儒又说：“我的一个熟人晚上刚送来的。” 原来，这是蒋介石刚刚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言的讲话稿。印有“绝密”字样的油印件，只有薄薄几页，暴露了蒋介石假停战真备战的面目。在会上，蒋介石说：“今天以前，余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希望他们在15天的反省期内好好反省。北伐时决定3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3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余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 沈钧儒非常担心地说：“看来，蒋介石内战的决心很大呀，中共方面早做考虑才是。” 沈钧儒是民主同盟中较早看清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有影响的负责人。在重庆时，他将女儿沈谱嫁给《新华日报》社的范长江。 周恩来非常感谢沈钧儒的深夜到访，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况。他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延安之行的有关情况，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民主同盟诸位领导人的问候。 他恳切地说：“衡老先生要多保重呵，我担心随着内战的公开化，蒋介石会对民主人士下毒手的。”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前往马歇尔公馆。 马歇尔对周恩来从延安归来不顾一路疲劳，就来访晤表示感谢。 周恩来把中共方面对于东北休战的态度向马歇尔作了说明。他说：“我这次回去谈得很多。你的意见，凡是记得的我都谈了。”他又指出，中共对国共和谈的基本方针没有变化，还是争取在东北乃至内地实现永久停战，争取和平民主。 马歇尔没有打断周恩来的讲话，他想知道周恩来延安之行，带回的中共领导对当前形势的确切看法。这对他来讲，十分重要。 “延安方面认为，东北问题发生后，关内又到处发生冲突。这就使延安觉得，不管中共如何让步要求和平，但国民党总是没完没了。……东北在主权的借口下把大城市、交通线占了，然后中共军迫入一定地区；在关内即用恢复交通的名义把华北所有的8条铁路都占了，也是把中共驱逐到乡下，以显示统一了，然后才主张和平。” 周恩来知道马歇尔很关心来自延安的任何消息，他也很想知道马歇尔关于下一步调停的打算，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但，马歇尔似乎今天话很少。 周恩来接着说：延安方面认为，目前内战的危险日益严重，将迫使我们不能不抵抗。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能达到目的，使他们认识困难，再回过头来趋向和平。围绕东北的冲突，周恩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应以3月27日调处东北冲突协议为基础进行商谈。” 马歇尔知道，3·27协议的核心是立即停止武装冲突，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遣执行小组进行调处。订立协议时，他正在美国述职。当时，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随着苏军的撤退，向东北解放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是他的代表吉伦中将与张治中、周恩来签订的协议。蒋介石极力反对这个协议。 事过境迁，现在蒋介石又会有什么新想法，他不得而知。马歇尔只好说：“这些问题，我将认真考虑。是否请你先与我的助手奚尔上校继续商谈。” 周恩来见马歇尔情绪不佳，无意多谈，没有勉强。 离开马歇尔公馆，按马歇尔的要求，他赶到美国军官俱乐部奚尔的办公场所与奚尔上校商谈。 美国军官俱乐部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南京颐和路的别墅区，位于马歇尔公馆的斜对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这里陆续集中兴建了数百幢高级住宅。这里有宽阔的沥青道路、整齐的行道树，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专门配备的警察保安楼。单体建筑多由房主按各自的爱好造成，每户都有宽大的花园绿地、车库、警卫室等，水、电、卫和冷暖设施齐全。 美军军官俱乐部为颐园路34号，这里原是汪精卫的公馆。这幢藏在树高林密深处，被法国梧桐浓荫厚裹住的西式建筑，为庭院式的三层楼房，一楼是会议室、办公室等，二楼为风格不同的健身房和台球桌，中间原是一大会议厅，改造为酒吧间，三楼是奚尔和其他几名美军高级军官占用的卧室。 奚尔上校穿着衬衫，正和几个美军军官与几位浓妆淡抹的歌女，在二楼酒吧打发着时间。 对周恩来一行的到访，他没有任何准备，连忙下楼，殷切邀请周恩来喝杯酒再谈正事。 听到楼上传来的淫荡的尖叫声，周恩来谢绝了。 周恩来知道，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密切，以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立，美国官兵在南京成了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像这样的场所在南京还有多家，大有取代当年日军在中国的势力的可能。 门前到处插着星条旗，第一次来的人差一点以为到了美国01946年3月9日成立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设在黄埔路，而军官公寓设在离这不远的AB大楼（现为华东饭店）。 在一楼的会议室，周恩来本来想把中共对于恢复华北及东北交通问题，中共将参加铁路行政管理的问题详细与奚尔商谈，以争取奚尔对中共谈判立场的理解。见来的不是时机，寒暄后，便简略地阐述了中共要求参加铁路行政管理的基本立场，约定改日再细谈后就礼貌地告辞了。 离开美军俱乐部，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驱车来到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就整军、恢复交通问题会见交通部部长俞大维。交通部坐落于中山路（现中山北路）三牌楼附近。 由于在重庆时，周恩来曾与俞大维打过交道，寒暄后，很快进入正题。 俞大维说：“过去，中共方面曾提出，反对由军统成立武装铁路警察一事，我表示理解，现在政府准备提出由交通部来负责筹建，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俞大维是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赴德国学习数学与弹道学。曾任军政部兵工署长、军政部长等职，时为交通部长。关于国民党宪兵及铁路警卫队的问题，是国共谈判中的重要分歧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分歧点。国民党方面准备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组织18个团的铁路警卫队。谁都知道，国民党的宪兵和路警实际上就是特务。毋庸置疑，让军统来组织铁路警卫队，进而保护铁路，实际上就是让国民党特务来控制铁路。对此，周恩来表示极力的反对，多次在三人小组会上提出，必须保护民政不受宪兵的干扰，限制宪兵的数额，并规定其职责以护路为限。而国民党方面不愿意宪兵受到限制，也不同意由交通部来组织铁路警卫队。 马歇尔在这个问题显得不太同情国民党方面。他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特务统治。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其立场，这个问题在重庆谈判时被搁下，直到现在还在争执。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反对路警归戴笠系统或交通部管理，而应由执行小组管理。” “执行小组是临时机构。”俞大维说。 “执行小组结束以后，可由地方政府管理。”由于是非正式会晤，争执没有继续下去。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6月11日，邓颖超借国民党政府阻她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事在梅园新村17号会议室，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945年11月成立于巴黎，当时有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出席。同年，接纳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为正式会员，并推选蔡畅、邓颖超为该会理事。 上月初，邓颖超接到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给她参加理事会的邀请信。会议6月27日将在巴黎召开，这是一个争取世界妇女的同情和支持的极好机会，可以在理事会上向各国代表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真相。邓颖超立即向国民党外交部申请办理出国护照。国民党政府挖空心思，提出必须代表中华民国，必须经行政院批准，必须征求国内其他妇女团体意见，拖延不给办理出国手续。 在记者招待会上，邓颖超详细介绍了被邀请的过程。她说：“解放区妇女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已于1945年11月加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我此次出席是以该会理事资格参加，不是代表国家，亦不是代表全国妇女团体去出席，故无必要征求其它妇女团体意见，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出席，亦有权利取得出国护照。如果我因不能取得出国护照，以致无法如期出席会议，势必在国际间引起不良影响！” 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一派胡言，邓颖超又历数了去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钱泰曾临时从留欧妇女中选派11人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蒋夫人宋美龄还出席了报告会等事实。她说：“事过半年，南京政府该不会如此健忘吧？” 邓颖超这番有理有据的话，引起在场中外记者一片哄笑。第二天，南京、上海许多报纸报道了这次会议。一些外国通讯社和报纸的记者，也将消息发表在国外报纸上，使南京政府异常难堪。 6月13日、20日，邓颖超两次致电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陈述南京政府有意刁难，拒发护照情况。同时，她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很快，她收到戈登夫人来电：我们等候邓颖超女士来此出席，已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交涉护照问题，并已电告国民政府社会部。与此同时，国际民主妇联秘书长果然亲自到中国驻法使馆交涉四次。 南京政府十分狼狈了。他们故意拖到开会前5天，才以“驻华大使馆来电，本届会议无出席之必要，且时间迫促，故不必前往”为由，搪塞了事。 邓颖超再次对记者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作法，深为不满，并就国民政府剥夺人民应有的旅行、集会自由提出抗议。 面对越演越烈的内战形势，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忧心如焚。随着蒋介石宣布的停战日的临近，在各地党的地下组织精心组织和宣传鼓动下，国统区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6月11日，杭州全市学生举行反对内战罢课、教师罢教，并派入去沪联络赴京请愿。13日，约7000人集会，请马寅初教授演讲，会后由马寅初领队冒雨游行。 6月12日，重庆佛教徒在长安寺举行祈祷和平反内战法会，并致函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呼吁永久停战。 6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组织开展反内战的群众运动。150多个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并开展反内战签名运动。49家工厂成立了沪西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沪东地区和各业也纷纷成立和平民主团体。次日，又有妇女界约3万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立即停战。 为配合上海和平运动，中共四川省委发动和组织了重庆各界4000余人签名通电国共两党领袖，反对内战，要求谈判解决问题，并成立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推选5名代表，拟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 第四章 危急关头：为和平而呼号 二、最后决定权的斗争 东北休战的第二天，蒋介石在召开军事会议后，留下军令部长徐永昌和交通部长俞大维，亲自交待国共双方的谈判事宜。 蒋介石还陶醉在军事会议慷慨激昂的训诫气氛之中，他坐在硕大的办公桌前对徐永昌、俞大维说：“休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部队精神疲惫，思想空虚，战斗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平汉路与津浦路及全国各战场的剿匪过程，就是明证。要利用此次休战，休养整训，充实军队的力量，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见徐永昌和俞大维都挺直腰杆，毕恭毕敬地听他训话，他接着说：“休战谈判继续由你们负责到底，余及党国对你们是信任的，呵！谈判，就要做好准备，对周恩来口气要硬一点，东北共军限两个月完成整编。” “共军的驻地，是否还是按原先的安排？”徐永昌问。 “军令部先研究一个方案，可以给中共在东北增加3个师，但关内须减少2个师，最好由华中抽出，3个师之驻地限于黑龙江，松花江以北的地区。” 徐永昌心领神会：“委员长是请君入瓮，战略分割共军，使他们不能相互支持。” 蒋介石没有多说，摆摆手说：“要尽快安排起草实施整军基本方案的办法，”停了一会，又对俞大维说：“恢复交通的谈判由俞部长负责，周恩来不是不同意由军统来组织护路警卫队吗，就由你来办吧！” 俞大维说：“是，我这就去落实。” “方案出来后，先邀请美方代表议决，然后，再开三人会议。” “三人会议，总是争来争去没有结果。” 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关于三人会议，你们要同周恩来讲，三人会议的主席就是主席，要有职有权，最低限度也要有仲裁的权力。” “是。”俞大维、徐永昌心领神会地回答。 三人会议办公室设在中山路国民党励志社总社所在地（现为中山东路307号）。 励志社就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的内廷供奉机构，创建于1929年1月，主要为国民政府首脑及官员提供后勤、日常生活及娱乐服务。由于国民党军政、军令、军训三部正在重组，军令部和三人小组办公室都设在这里。南京解放后，曾为解放南京的35军军部所在地，现为钟山宾馆。 励志社整个院落由3幢仿清代宫殿式混凝土建筑构成，3幢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呈“品”字形分布，由西向东，分别是大礼堂、1号楼、3号楼，均坐北朝南。建于1929年至1931年间，由上海银行界在阎锡山、冯玉祥进行中原大战时，捐献给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犒赏金余款所建造。励志社内设施齐全，不仅建有多功能礼堂、剧院、办公室、餐厅、浴室、宾馆式客房，还有网球场、手球场、排球场、田径运动场、跑马场等。励志社建成后，成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民政府要员的休闲、娱乐场所。蒋介石夫妇常到励志社观看梅兰芳、厉慧良、周信芳、纪玉良和王艳霞等京剧艺术家的演出。张学良来南京也多住在励志社的特别客房，即便不住励志社，他也常到这里打网球或骑马。 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在这里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汪精卫曾身着戎装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这里举行过伪军军官阅兵式。同样，战后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也在这里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乙级战犯谷寿夫，屠杀300余名中国人的刽子手田中军吉和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野田岩等。 6月11日，徐永昌、余大维邀请马歇尔在励志社1号楼二楼会客厅商谈东北休战谈判协定的草案。在场还有军令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国民党军令部二处处长许朗轩和李树正等。 许朗轩、李树正夹着有关方案及图表站在一边。 徐永昌谦恭地向马歇尔报告“关于恢复华北交通和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协议草案”、“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及“订正及执行1946年2月25日整军方案之初步协议草案”起草的过程。对马歇尔不大熟悉的地区，还对照地图一一讲解。在谈到拟议中的政府军和中共驻军数和驻地时，徐永昌还特别指出：“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徐永昌说：“中共2个师驻黑龙江，1个师驻兴安省西部，分隶于2个混合军；在兴安省，政府亦打算为2个师。” 作为曾经指挥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心里想，蒋介石的胃口太大了，因噎废食带来惨败的战例在他来看太多了，但又不便明说。他皱着眉头对着地图说：“兴安省不宜驻国军2个师，因为这只能刺激苏联，不如在北满减少驻军，尚能增强南满防务。” “委员长的意思，”徐永昌答道，“谈判中先看看周恩来的意见再说吧。” 徐永昌知道蒋介石对驻地是十分重视的，在蒋介石审查这几份草案中，处处都对照地图查阅。他还清楚地记得，蒋介石见军令部的第一份驻地草案将吉林省东部的汪清划归共军作为驻地，勃然大怒：“嗯，汪清是交通枢纽，军事重镇，你们军令部还搞不清楚？这样重要的位置能划归共军？！不行，立即给我重划，要记住：汪清、珲春两地决不能划归共军。” 今天讨论的这份驻军方案，就把划归共军的汪清从共军的驻防地区圈了过来。军令部的军官在私下也议论：“从地图看，汪清完全在共军驻地三面包围地带，在那里驻军还能不被消灭吗？” 徐永昌又报告了整个休战整军的时间表，提出东北共军的整军要两个月中完成，并撤离铁路沿线30公里以外。 马歇尔有些生气地说：“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东北共军的整军，两个月内不可能完成，更何况撤离铁路线。不要以为周恩来会遵照你们的计划行事。” 俞大维也认为此案条件过于苛求，很难获得马歇尔的同情，假如政府固执己见，马歇尔一旦停止援助，且命令在华美军退出，则东北政府军所需之枪械船舶均成问题。徐永昌也设想过，把中东路以北让给中共，可能更有利于政府军在东北的巩固和发展。军令部的多数参谋人员也认为，战后中国需要安定，如真能获得和平，中共在东北驻地不妨扩大，不如明确规定驻地，各自退入境内，不但冲突可以停止，交通也易于恢复。但是，战略家的意见往往得不到好战分子的重视。 徐永昌想了一下说：“根据委员长的训示，我们准备在下次商谈中再次提出，三人会议有争议和军调部各执行组执行过程中有争议时，请马帅——您及美军代表，给予仲裁。” 马歇尔听后，未置可否，没有表示其他意见。 围绕蒋介石6月4日提出的三方面的问题，周恩来与徐永昌、俞大维、马歇尔在励志社1号楼，进行了会上会下，连续几日的谈判。围绕“美方决定权”、路警建设、军队驻地等问题，唇枪舌剑，争论不休。 在周恩来的一再让步后，三人会议才于6月15日批准了军调部长春前进指挥所和派遣东北执行小组的工作计划。 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国民党在最后决定权、路警、军队驻地、兵力、省主席名额等5个问题上逼我让步。今后一周将是斗争最紧张的一周。鉴于目前形势，南京局决定疏散一批干部去刘伯承、邓小平处。同时，周恩来要求南京、上海的同志“坚守岗位，准备困斗”。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个别会商时，收到了蒋介石《关于东北整军及中共军队在关内外划地驻留之方案》。在这个所谓整军方案的补充方案中，节外生枝地规定：中共部队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华北地区减少2个师，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地；在东北只许驻3个师，并限定为齐齐哈尔、海兰泡、延吉等3地。 整个方案，充满杀气。 周恩来当场愤慨地说：蒋介石的要求是毫无道理的，中共对此无考虑的可能。蒋真是逼人太甚，简直要使谈判不能进行下去。这个方案，我们不能接受。 可能是马歇尔这两天也为国共调停伤透脑筋，他面色冷冷地说：“中共对整军方案有什么好的建议？” “如果蒋要我方减少东北、华北的驻军，我方理所当然地要求国民党在东北、华北的驻军和我军比例相等。华中、华南国民党军可以增加。至于，蒋介石要求我们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地，我要请示中央再定。”周恩来针对蒋介石的补充方案，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反方案。 不用随同周恩来同去的章文晋翻译，马歇尔就已经知道周恩来讲的意思了。同时，他在参与讨论这个文稿时，就料到周恩来会反对的，他狡黠地说：“我只是三人小组会议的召集人。”言外之意是，方案的确定还要靠你们和国民党政府去商谈。 马歇尔说着又从写字台前取过一份文件，递给周恩来：“这是徐永昌让我转交给你们的备忘录。” 周恩来接过来，当着马歇尔的面打开来，草草浏览一遍，转交给章文晋。 真的应了南京的一句口头禅：哪壶（水）不开，提哪壶。原来，徐永昌的这份备忘录的中心意思恰好是“提议以最后决定权赋予马歇尔”。 “我提议，今晚召开三人小组会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马歇尔刚到中国时，摆出的是中间调解人的公正姿态，同意了周恩来提出“国、共、美三方一致”的原则，即在处理停战及各项有关重大事宜时，每方都拥有否定权。它使中共在马歇尔的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也为防止国、美联合压共提供保障。提出给美方以“最后决定权”，不仅违反了当初由马歇尔同意并写入停战令中“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将造成美蒋联合压共的态势，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马歇尔在调处中的矛盾性，使他的调处是不可能公正的。这一点，周恩来早在4月28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就指出：“请制止执行小组中美方人员的不公正行为”。 5月12日，周恩来接到军调部关于“报告小组在调查问题不统一时，由美方代表或由小组多数最后决定”的美方提案时，周恩来又强调指出：“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 5月14日，在周恩来、徐永昌、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三人会议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文件，重申了执行小组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但为了保证调查工作能迅速进行，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向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会议呈报。马歇尔又试图请民盟代表去劝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并解释说，我们美国人只求中国能够停止内战，并不要求有最后决定权，希望民盟理解。 6月3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是蒋介石转移目标，把美国推到与中共对立的地位。 民盟和第三方面人士也加入了“最后决定权”的问题的争论。他们多次在蓝家庄民盟办事处集会，研讨局势的发展，希望周恩来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作让步。在16日下午，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等民盟代表约好同时来到梅园新村与周恩来商谈。 梁漱溟首先就第三方面在京沪数次会商关于东北休战的意见，以及近日与政府参政会接触的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梁漱溟说：“第三方面希望一是国共双方达成的15天停战，变为永久停战；二、双方不要再备战；三、彻底实行宣传休战。双方都要有所克制，有所让步，以利实现国内和平。”并建议中共在“美方最后决定权”作些让步。 左舜生轻描淡写地说：“前两日孙科宴请第三方面代表时，曾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所谓‘最后决定’只是名誉上不大好听。” 周恩来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更何况美方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又大量援助国民党，坚持美方决定权就会使美蒋联手压制中共的行动合法化，国民党便会乘整军之机将中共部队排除出大城市和铁路沿线，最后消灭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给美方最后决定权呢！ “当务之急，是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呵！”沈钧儒说。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正在考虑打开僵局的办法，准备在执行部及执行小组的报告权、决定权、执行权问题，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方便。如执行小组中的美方代表不必经国共双方同意，可以直接向上级作报告；美方代表可在该小组管辖区内，决定何时何地调查冲突情形；在双方军队冲突地区，可以命令双方军队立即停止冲突；对京、平的指令解释时，美方代表有解释权；对京、平指令不执行时，美方有权决定执行。但在重大问题上，“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不能改变。 周恩来的言辞十分恳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以及丰富的谈判策略使我党的这一立场得到在场第三方面朋友多数的谅解。 6月18日晚上，三人小组在励志社复会。 国民党方面列席的有交通部长俞大维、国民政府参军翻译官皮中阙、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军令部第二处处长许朗轩等，中共方面列席的有临时来宁的北平军调执行部的滕代远和童陆生，以及美方若干人。 出席会议的各方代表鱼贯般地进入偌大的会议室，各自找到座位坐下来。 由于临时停电，10多盏汽油灯挂在会议室中央的屋顶，滋滋地响着。 周恩来没有主动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握手，表情严肃地坐在马歇尔旁边。 照例是马歇尔主持会议。他于咳了两声，并在会议开始前又说了几句国共双方有长期合作的历史，本人致力于中国的和平昌盛等闲话。 会谈很快转入“美方最后决定权”的争论。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仍然坚持在三人小组会议或各级军调部要协商14致的原则。况且，中共已就这个问题已有所让步，在5月14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三人会议致军事调处执行部三委员》文件，赋予了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国共双方意见不一致时，有权向军调部三委员和三人会议呈报。”军令部长徐永昌马上进行了反驳，并列举了从重庆谈判到前几天三人小组会，多次商谈没有结果的例子，说到激动处，他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战斗无法制止，谈判争来争去，都是因为三人小组任何提议都需三方同意才能执行之故。如果国共双方争论不休，战斗就永难制止，和平永远无望。所以，今后在国共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只有请盟国朋友美方代表仲裁！”周恩来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谬论，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孙中山肖像，气愤地说：“徐部长，当着孙中山先生的像，我问你，我们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仲裁？”周恩来愈说愈激动也站起来，愤怒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如果中共方面提出来请苏联人仲裁，你觉着如何？如果那样做，则我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 周恩来声色俱厉，竟然使徐永昌、俞大维目瞪口呆，一时无言以对。 徐永昌显得极为尴尬，坐在椅子上讲不出话来。 其实，私下里周恩来与徐永昌的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是寸步不让，不怕给人难堪。 马歇尔也很少看到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发火，他这才真正看到了周恩来的原则性。他也多次梦想获得这个权利，以使他的调停顺利进行，中共的领导人顺顺当当地进入政府当官。 会议不欢而散。 周恩来知道内战已不可避免了，必须尽快使全党都要知道。他在给中共中央转东北局、叶剑英、罗瑞卿的电报中指出：今日蒋介石提出三个文件（交通、东北整军、关内），“战意已大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蒋介石也有可能不下讨伐令，而仍以和平立宪为口号，企图逼我就范。建议延安表示强烈反对，并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热河，速做各种准备，迎接蒋方的进攻。同时，他告诉延安，“京、沪、渝、港，除能疏散隐蔽者外，全部告之坚守岗位，准备困斗。” 第四章 危急关头：为和平而呼号 三、秘密会见冯玉祥、李济深 经李济深的联络员高兴亚与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安排，周恩来与冯玉祥、李济深约好下午在新街口的一家酒楼会晤。为防被琐事缠身，也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和邓颖超早早地就离开了梅园新村。 在新街口一家冷饮店，周恩来刚点了一份冷饮。突然，邻座的一位身穿国民党空军服装的年轻人走过来：“周先生，您好！”周恩来连忙客气地起身让座。 原来，这位青年叫林雨水，是菲律宾华侨，早年留学美国，曾就读于美国航空西点军校，抗战期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先后参加89次空战，打下过5架日本飞机，多次重创敌机。 林雨水兴奋地说：“我们久仰周先生大名，不想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了您，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邓颖超不解地问周恩来什么时候认识林雨水的，周恩来回答：“我曾坐过他们的飞机！”这句话让林雨水心头一热，他不禁回想起周恩来每次乘飞机后都会和蔼可亲地向机组人员问候。而这样的事，在国民党的军官中是从未有过的。 林雨水气愤地说：“我们都是归国华侨，回国是参加抗战打日本的，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可是国民党又要打内战，我们不愿意自相残杀。” 周恩来点点头，高兴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国，我们解放区有许多像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周恩来侃侃而谈，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从眼前讲到将来，分析精辟，高瞻远瞩，使林雨水胸中的反战爱国之情汹涌澎湃。 周恩来讲到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字字，一句句，情真意切，使林雨水感到越听眼睛越亮堂，心中的疑惑豁然开朗。 周恩来说：“为了实现我们国家的和平民主，我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林雨水说：“我们决不打内战，迫切希望国共谈判成功，万一谈判破裂打起内战，我们就离开国民党空军！” 周恩来感动地说：“你这个人很进步，希望你们有机会到解放区去看一看。” 临别，林雨水和与他同来五位飞行员很想请周恩来签名留念，可是身上没有带笔记本，于是掏出五张全新的印有孙中山肖像的500元一张的法币请求签名，周恩来欣然应允，掏出一支国产新华牌黑色自来水笔，在5张法币上一一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字。 周恩来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又一次热诚地说：“欢迎你们到解放区去。” 五位飞行员拿着法币恋恋不舍离开了冷饮店。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次偶遇，使林雨水一直牢记周恩来的教诲，珍藏着那张法币，使他和许多青年在全面内战不久毅然脱下了军装。后来，他到香港当了一名民航飞行员，并在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了著名的“两航”起义，毅然决然地带着家属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的怀抱。 大三元是南京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酒楼兼茶社。这里的水煮干丝、七色汤团、鸭血粉丝、老卤茶干、金勾豆腐脑、猫耳朵水饺等茶点，有“金陵八绝”之称。 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这家酒楼的包间时，冯玉祥、李济深已经坐好一会了。 周恩来与李济深和冯玉祥是老朋友了，在重庆时他们曾多次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941年，在重庆参加冯玉祥60大寿的庆典时，周恩来生动概括了他的历史功绩：焕章先生60岁，中华民国30年。单就30年说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先生的革命精神。 冯玉祥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字焕章，行伍出身，曾在北洋陆军任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经徐谦、李大钊介绍，依据孙中山联俄政策，邀请苏联顾问团帮助训练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在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加人中国国民党。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党第2集团军总司令，曾与蒋介石换牒盟誓，因年长蒋介石5岁被蒋称作大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政治。1935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2月，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3、第6战区司令官，后被蒋介石撤职。抗战胜利后，继续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这次，蒋介石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复兴中华，委派他率团出国考察水利建设事业。 冯玉祥在重庆时与李济深同住巴县中学，两人既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坚决反对蒋汪投降主义的同志，又是主张团结抗战到底的挚友。 李济深1886出生，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字任潮。早年留学日本，北京陆军大学毕业。1920年任粤军第1师参谋长，代师长。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1933年11月，联合国民党第19路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失败后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抗战爆发后，响应中共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办公厅主任等职。 刚坐下，身高马大，性格直率的冯玉祥就拿出一封信给周恩来看：“这是我昨天托俞大维转交给蒋介石的临别赠言，你瞧瞧！” 周恩来接信说：“焕章先生，还是这样快言快语。” 冯玉祥在信中说道：“言和平天经地义，如果和了，均有办法；打了，有至痛至惨的结局；和平为不二之计。希主席（指蒋介石）握得牢，立得稳，不可放松和动摇。” 周恩来不禁读出声：“只怕你那个委员长老弟，这次更不会听你的金玉良言了。” “当说就说，听不听在他，说不说在我。”冯玉祥又说。 周恩来十分了解冯玉祥的直脾气，同时也知道正因为他不分场合的大讲团结抗日，大讲民主建国，甚至在蒋介石面前和国民党中常委会上也直言不讳地发表正义的讲话，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一大批右派势力，特别在校场口事件以后，陈立夫派了特务几次围攻冯在重庆的办事处，并给冯写了匿名恐吓信。冯的许多老部下和挚友都劝他早点出国才能保证安全。 坐在一旁的李济深慢条斯理地说：“蒋介石这次还是给他的金兰义兄一点面子，还加封了一个中华民国特派水利考察专使的头衔。我担心，蒋会很快后悔的，建议他趁蒋没来及后悔前，走的越快越好！而且，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有人在国外是最好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对，冯将军如果能够在国外，把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真相告诉国际友人也是对中国争取民主和平立下一大功。” 周恩来把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作简单介绍，并不无担忧地说：“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蒋介石越发嚣张起来，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在这转折关头，还望2位老将军从国民党内部鼎立相助呵。” 李济深说：“周公月前的来信，辗转几回才收到。最近，我已在广东建立了民主促进会，高兴亚作为我联系旧部和各地民主力量的联系人，华北有鹿钟麟，西北是石敬亭，华北是李兴中，西南为高兴亚。我的老部下多数是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的，只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敢怒不敢言。” 冯玉祥也说：“西北军中，冯治安与我沾点亲，前几天他来看我时，我也和他说，要认准今后的方向。你们可以以我的名义再找他谈谈。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也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但顾虑家人的安全，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请周公给予考虑。” 谈话不知不觉2小时过去了，候在门外的副官何谦走进来，提醒周恩来汽车已在门前等候。 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多做西北军旧部冯治安等人的工作。又致电中共中央、叶剑英、罗瑞卿：请告徐冰，安排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的家属到张家口，使张克侠可以自由活动。 不久，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通过李济深、章伯钧及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王寄一找到中共代表团，表明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率部起义。周恩来表示欢迎吴站到人民一边来，并于是日电告陈毅，派人与吴化文联系。7月1日，陈毅与吴化文部秘密达成临时停战7点协议。 晚上，周恩来召集南京局留在南京的领导研究分析时局发展。为了应付日趋恶化的形势，会议决定由钱瑛同志尽快设法开辟通往解放区的交通线，有计划地组织撤退和疏散人员。同时，报告中共中央，拟在谈判时提出召开三人会议，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协商恢复交通、整军复员及东北整军的具体补充办法，并请示对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有调查决定权问题做出让步，争取谈判有所转机。即日，得到中央同意。 根据南京局决定，钱瑛派王志、郭端正赴山东曹州，开辟通往冀鲁豫解放区交通线。7月19日至8月12日，南京局先后安排6批人员通过此交通线安全撤至解放区，这是后话了。 就在国共谈判进入关键的阶段，又一件中共不愿意看到，而使蒋介石坚定内战、反共立场的事情发生了。 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国务院已通过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方案》提交国会审议。17日，《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签订，美国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国民政府。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为国共谈判的脆弱基础，带来一股浊流。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巨大军援，是中国内战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必将反对到底。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对局势发展的分析和判断，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高瞻远瞩、知微见著的卓越见解和立足准备大打、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念。 第四章 危急关头：为和平而呼号 四、董必武上海之行 南京开往上海的夜班快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带着沉重的露水徐徐开进上海车站。车停稳后，董必武一行4人缓缓走下车厢，在站台上，董必武深情地停顿了一会，环顾四周说：“上海，已经快20年没来了。” 董必武1886年出生，原名董贤琮，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01903年赴黄州府应试，中秀才。1905年从武昌普通中学堂毕业后，任黄洲中学堂英文教员。1911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人东京大学攻读法律。1920年六七月份发起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组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在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大革命失败后，转道日本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大学干部队政委。1933年2月，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1935年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负责群众和统战工作。1938年10月，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 片刻，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2位同志急匆匆地迎了上来。 汽车行驶在上海的马路上，坐在董老身旁的范长江关切地问：“董老，你一夜连瞌睡也没打，累不累？” 董老笑着说：“还好，年纪大了，瞌睡自然也就少了。”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内战一触即发，和平危在旦夕。董必武此次上海之行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立住脚根，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同时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具体了解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赴京请愿事宜。因为周恩来近日太忙，实在分不开身。 上海马思路107号（现为73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楼房。楼房为一底三层，原为日伪义品洋行的资产，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收，国民党要员黄天霞使用，国民党还都南京后，黄举家迁往南京。中共代表团外事工委通过龚澎的妹婿徐畹球（汤恩伯的秘书）花了10多根金条买了下来。开始作为《新华日报》社上海筹备处工作人员的宿舍，后作为南京局上海工委机关所在地。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副书记刘少文以及许涤新、章汉夫和一些工委委员就住在这里。 楼房南面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独立花园，隔花园与京剧大家梅兰芳公馆相望。自中共代表团的先遣人员住在这里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是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自从代表团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马路对面还有个从不见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腔作势地候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总在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蹩脚的“演员”。周围好几家房子，也被特务机关强行“租”下供作监视点。对面的上海妇孺医院，上海警察局黄埔分局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派出专人每天详细上报情况。正对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可以拍下进出周公馆每一个人的形象。 周公馆靠北的楼上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夫妇。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从市区归来，首先看到的是徐家康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信号。每当有敌特或地痞流氓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 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也是我党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工作的重要基地。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委派陆定一持周恩来亲笔信由南京专程赴沪，与公开身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的章汉夫找上海市长钱大钧要求批准《新华日报》在沪出版，以及提供房屋，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事宜。均遭到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婉言拒绝”。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上海工委的同志们毫不退缩，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民主人士、国民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宣传我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破坏民主的罪恶行径。 滴滴滴…… 汽车驶进思南路。董必武神态怡然地走下汽车，立即被同志们团团围住。自重庆分手，才短短1个多月，同志们像许久不见一样。这毕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相逢呵！董必武深切理解大家的心情，亲热地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小客厅，董老拉着一个青年战士的手，一道坐下来，询问工作、学习和生活。华岗关切地对董老说：“下午开会，我们再详细汇报，您先休息一会吧。” 中等身材，略偏瘦的华岗，1905年出生，原名少峰，浙江衢县人。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时，任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后任共青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南京地委书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浙江省委书记。1927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书记。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和团的五大。在团的五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宣传部长。 “不要紧，在火车上我已睡了好几个小时，还是准备开会吧。”董老环顾左右猛然发现章汉夫、潘梓年不在场，问道：“汉夫、梓年怎么不见？” 华岗气愤地说：“国民党不准我们出版《群众》杂志，他俩被黄埔警察分局‘请’去了！” “这里的火药味也很浓嘛。”董必武冷静地点点头。 待同志们坐定下来，董老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南京谈判的形势和局势的发展，他说：“东北休战期满，蒋介石已做好了大打的准备，全面内战看来不可避免。从现在起，同志们在思想上都要做好准备。最近，中共中央来电认为，必须全力以赴地动员群众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使人民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董老望着大家严肃起来的神隋，加重语气说：“毛主席来电说，内战即使避免不了，我们也要通过群众工作，推迟它的爆发时间，从而，教育群众，教育人民，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 董必武喝了警卫员递过来的茶，又接着说：“南京局慎重地研究了华岗同志提出组建上海和平请愿团的建议，认为利用目前上海高涨的爱国民主力量，适时开展一次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是可行的。恩来同志强调，在群众热情高涨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提过‘左’的口号，要与地下党的同志密切配合。” 华岗同志激动地说：“请董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还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努力下，今天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将要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 “上海各学校的反内战热情可高了，参加会议的学校预计能超过百所！”一个同志抢着说。 “像一把干柴，一点即着。”又一个同志接着说。 “这也说明，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已成为社会的主流，党的七大确立的建立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口号已经被人民所接受，党中央关于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董必武高兴地说。 正在这时，章汉夫、潘梓年一路小跑地来到客厅。章汉夫说：“我们真担心国民党特务会在途中对你下毒手，这帮反动派现在连遮羞布也顾不得要了！” 董必武十分愤慨地说：“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全是愚弄人们的幌子！国民党的本质决定了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松舆论阵地的。”他捋了捋胡子，鄙视地又说：“舆论阵地我们也一定要争，要善于利用他们目前还不敢公开宣布谈判破裂的心理。”当华岗、章汉夫等同志汇报到与国民党上海当局多次交涉设立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机构均遭拒绝后，大家沉默下来。董老站起身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立足之地，既成事实，至于他们同意不同意，是另一回事。” 董必武边说边踱到窗前，问道：“对面那幢漂亮的小楼是谁的房子？” “是梅公馆，梅兰芳公馆。前几天，我遇到梅先生，他还间什么时间董老、周恩来到上海，要请周副主席看戏呢。”章汉夫忙说。 华岗接着说：“我这两天与办事处的同志琢磨，这里干脆也以‘周公馆’的名称对外公开。请董老决定。” “好主意，公开的称呼还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对内仍是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对国民党当局就说是周公馆，周副主席的私人公馆，这样国民党当局也没办法了。”董必武坚定地说。 午后，经上海工委事先联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先生前来与董必武会晤。 马叙伦1885年出生，字夷初，浙江杭县人。前代理教育部长、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建人，当时为民主建国会中央理事。6月8日，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曾致函蒋介石，情真意切地呼吁停止内战。周恩来收到的当天，就以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的名义给马叙伦、陶行知回了一封信：“……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困，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犹然恃美国武装之资助，全面进行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惟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方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纛……” 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向马叙伦教授转达了敬意，表明我党在谈判中的立场，并商谈了马先生带队代表上海各界赴京请愿的策略和细节，以免国民党从中破坏。 傍晚，天空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华岗、许涤新原定陪董老参加一个“双周聚餐会”，此刻，犹豫起来。双周聚餐会是上海工委为广泛联系各界名流开展统战工作而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聚餐会的时间、地点、出席对象都没有严格的规定。大多数是以请客吃饭为名，组织统战对象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问题，交换认识。因而，这种形式深受大家的欢迎。 看到华岗、许涤新犹豫不决的神情，董老爽朗地甩甩自己的胳膊笑着说：“别为我这个老头子担心，各部位运转正常，说不定还比你强呢！” 华岗与许涤新相视而笑。“好，回来咱俩比个手腕！”许涤新说。 不一会儿，轿车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包达三寓所停下。 包达三是上海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兼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工商界颇有一些声望。由于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的多次工作，包达三对蒋介石破坏民主和独裁统治一再表示不满。这些聚餐会就在他家举行。今天，包先生分外精神，身着一袭白色西服，深蓝领带。听见汽车的鸣笛，急忙迎出门外。许涤新正要引见，包达三眼尖口快地拱手抱拳：“董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客厅里正在闲谈的客人，听说董必武光临，顿时离坐迎接。包达三带着浓厚的浙江口音，忙不迭地将在座的客人一一向董必武作了介绍。 虽然是家庭形式的聚餐会，天气也不大好。但是，由于国共南京谈判的消息时好时坏，使人们心头始终蒙上一层阴影。工商界的人士都比较关心政局的变化，因而，今天还到了不少知名人士。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蒋介石的拜把兄弟蒉延芳夫妇，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盛丕华夫妇等都应约而来。 由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周恩来多次强调不允许上海地下党与周公馆发生横的关系。因而，今天，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也以上海金笔厂董事身份参加了聚餐会，借机与董必武、华岗会晤。 尚未坐定，一个青年实业家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董先生刚从南京来，能否透露点谈判内幕。” 董必武笑着说：“谈判的进展，想必诸位已从报上见到了不少。至于内幕嘛，我想重申，中共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那就是，无条件停战，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可是，国民政府自恃有美国大老板撑腰，始终不肯放弃武力压服中共。以致在谈判中，国方不断地提出新的条件，屡屡使谈判陷入僵局。” 董必武打开了话匣子。从重庆政协会议，谈到1月停战令的颁布，从中原调停，谈到东北、苏北的局势，列举了一个个事实，说明中共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再做出了让步，以谋求和平的实现。并强调指出，蒋介石宣布的所谓东北停战15天，是在调整计划进行新的打击，是扰乱人们视线的骗局。董必武语重心长地说：“诸位致力于实业救国，追求民主，和平民主建国愿望的实现，还望各位先生鼎立相助。” “董先生言重了，我们这些生意人，对政治问题向来不敢妄加评论，更有何能之有？”一位操着闽南口音的长者谦恭地说。 华岗见在座的客人大多被董必武的侃侃而谈所吸引，即向刘晓座位移去，闲谈几句后，轻轻向他传达了南京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商量起工作来。 “听说国军在东北节节胜利，张家口、哈尔滨指日可待……请问，此话是否属实？”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咄咄逼人问道。 “是国军胜利，还是共军不支，我不想多说。但是，诸位知道，从1927年开始的10年内战中，国民党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说共产党被剿灭了，口口声称共匪流窜了。到抗战爆发，共产党是被剿灭了，还是强大了，有目共睹。8年抗战中，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合作也有磨擦，先后又较量近10年，共产党是失败还是胜利，是强大了还是软弱了，大家心里自然也明白。”董必武说到这里，激动起来，他又说：“中共方面非常感谢各方面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十分理解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华民族要尽快结束战争，维护去年10月我党毛泽东主席与蒋委员长共同签定的政协决议和今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议。” “贵党提倡民主，主张无条件停战，鄙人十分赞成。但有消息说，贵党在苏北一带对父老乡亲采取极端措施，对殷实富裕之户进行斗争清算，此间议论甚多呵。”蒉延芳笑着说。“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孙先生的遗训，也是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在政协会议共同制定的决议，敝党在苏北民选政府率先实施，应该说是按照‘三民主义’的宗旨，遵循政协协议光明正大的举措。究竟执行的如何，建议各位不妨抽空去实地看一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但有见教，欢迎惠赐，敝人可以转呈党中央。” “谈判艰难，和平前景更难预测呵！”盛丕华先生搓搓手，感慨万分地说。 “只有不讲价钱，无条件停战，实施政协协议，才能奠定长期和平的基础。”许涤新语调坚定地说。 “诸位请入座，边吃边聊，”包达三殷勤地邀请大家入席。蒉延芳是浙江实业界知名人士，民主意识比较强，又与曾蒋介石拜过把兄弟，席间，刘晓对蒉延芳说：“争取国共和平解决政治问题乃国家幸事，也是我们实业界的幸事，蒉先生应该当仁不让，代表上海各界人民呼吁和平。” “我资格不够，很少过问政事。” 刘晓说：“蒉先生与蒋委员长是宁波老乡，又是把兄弟，如能促成此事，乃是兴国之功呵！” 华岗见时机成熟，用手碰碰包达三说：“主人该发表高见了！” 还是包达三直爽，他举杯说：“为和平建国，先干了这杯再说。”一仰脖子，他先干了一杯，检查完各位客人的酒杯后又说：“国民党不能不讲信用，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凡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不主张内战，我可以为此牺牲一切！” “包先生如此豪爽，必武感动之至，来，为了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我们再共同干一杯。”董必武站起来说。 第四章 危急关头：为和平而呼号 五、策反韩练成 连日操劳，董必武毕竟年过六旬，又受了点凉，早晨起来不住地咳嗽，肺部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勤务员特意上街买了豆浆、油条，端来给董老。董老皱着眉头说：“怎么又犯纪律，搞特殊化了？” 勤务员嗫着声说：“这是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不从伙食费开支。” 董必武年纪大了，身体经常不好，同志们经常变着法儿给董老搞花样。而董老却以要时刻想着解放区的人民为理由，告诫大家不能搞特殊化。 “我又不是泥捏的，伤点风有什么事，我一会开个方子配点药吃不就行了。”董老停顿了一下，可能意识到批评过重了一点，接着说：“大家一起分着吃吧！今后可不许这样。” 正在这时，华岗匆匆走来，小声对董老耳语了几句，董老轻轻地说：“告诉老杨，约定的时间、地点不变，我准时到！” 原来，经李济深牵线搭桥，中共秘密党员杨德华穿针引线，董必武将在今天下午会晤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韩练成原是桂系李济深的部下，早年就具有民主思想。抗日战争中就与周恩来、董必武有过秘密接触。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蒋介石派遣驻扎在海南岛，担负围剿我党琼崖纵队的任务。 面对蒋介石扶持嫡系，扩大内战的独裁统治，韩早就有与中共领导人深入接触的愿望。 这次，韩赴京叙职，与杨德华取得了联系，路过上海时，特意滞留了一段时间，相机与中共领导秘密会晤。 上海工委有关同志反复商定行动方案，以确保秘密会晤的安全。 下午，周公馆的同志分几批出门，带走了几批监视的特务。约定时间快到了，董必武换上临时找到的暗花绸长袍，戴上礼帽眼镜，柱着拐杖，化装成富商模样，与化装成伙计的杨德华等离开了周公馆。 汽车上，董必武陷入沉思，要说服韩练成从海南岛尽快撤军，减少琼崖纵队的压力，反蒋倒戈…… 韩练成这次来上海住在他的老乡、国民党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的公馆。恰巧白崇禧最近一直不住上海。偌大的白公馆，仅有他的妻子马氏带几个仆人居住，天赐良机。 汽车在上海转了几圈，发现没有跟踪后，在法租界白崇禧公馆门前停下。 韩练成已等候多时，见董必武下车，不待通报，就三步并二步地将他们迎进公馆。 在二楼密室，韩练成吩咐侍从：“董事长与我有要事商谈，要严密在外监视，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打扰！” 韩练成中等身材，40来岁，说话声音洪亮干脆。眉宇中透出刚毅正气。待侍从离开，他再次诚恳地说：“感谢贵党厚爱，一别数载，练成如陷牢篱。今日，董先生屈尊相见，不胜荣幸！” “敝党及鄙人对韩将军果断、明智之举，敬佩不已，欢迎之至呵！”董老注视着韩练成，微笑着说。 董必武简单明了地介绍了国际国内形势，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并重申了我党我军对起义将领的热忱态度。韩练成十分感谢周恩来还记得他们的友谊，说：“周将军、董先生的教诲一直铭刻在心不敢忘怀！” 透过窗帘传进外国巡捕的大声呵斥声，汽车的鸣笛声……国民党做梦也不会想到，正在他们积极筹备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个涉及国民党军队万人起义的大事，竟会在他的国防部部长的公馆悄悄进行。 “这么多年，年年打仗，民不聊生，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还要内战，别说民众不愿意，军队内部也是这样，从军官到士兵，特别是我们这些杂牌军，谁不希望早日回到家乡，安居乐业呵。”韩练成不无感慨地说。 “蒋介石逆大势而行，是注定要失败的，别看蒋介石有美国老板援助，战争的胜负最终是要看人心的向背。”董必武推心置腹地说。 在韩练成谈到46军驻扎在海南岛，遭到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顽强抵抗，双方都有损失，几次欲图联系，均遭琼纵拒绝时，董必武朗朗地笑着说：“你带一个军。虎视眈眈，他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呢？”董又说：“把你们派驻在海南岛，是蒋介石惯用的阴谋。旷日持久的战争，海南岛已是一无兵源补充，二无粮草补给的孤岛。我琼崖纵队根深土长，扎根浴血数十年，日军都没有把他消灭，你在那里，无论得失，俱无益处。一旦失手，你可能还要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呵！” 韩练成拍案而起，连说：“对、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一直有此想法。”过了一会儿，韩叹口气说：“军令难违。”“何不以发展实力为名，请求李宗仁、白崇禧换防去华东前线。” 韩练成眼睛一亮，握着拳头说：“对！” 随着话锋的转移，他们又详细商谈了如何与琼崖纵队联系，以及如果调防，如何联系的问题。 这时杨德华见时间不早，掏出怀表提醒董老说：“约定时间已到。” “报告！”门外勤务兵喊道。杨德华立即警惕地站起来。韩练成大步走到门前：“什么事！” “接客人的车到！” 原来是一场虚惊。董必武站起身，意味深长地说：“这笔大买卖，一定能成功！” 韩练成望着离去的勤务兵对董必武说：“一俟条件成熟，我立即率部起义！” “注意把握时机，谨慎大胆，”董必武握着韩的手，亲热地说：“欢迎你早日回到人民之中。” 第五章 六二三事件：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 一、郭沫若鸡鸣寺求签 6月20日，郭沫若与上海工委委员冯乃超一行从上海乘夜车赶到南京。 郭沫若，1892年出生，四川乐山人，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经周恩来的安排，他先后任北伐军政治部上校宣传科长，后晋升为政治部中将副主任。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对他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等地。后来，他终于完全看出了蒋的真面目，决定脱离蒋介石，并写就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发表，因此而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赶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时，被推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党组织安排下，他顺利地逃到日本避难。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1938年4月回国后，他以无党派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国民党撤销三厅后，在周恩来的说服下，郭沫若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并担任主任，领导爱国民主文化人士坚持在国统区工作。其间，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又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先后写作《屈原研究》、、《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在文艺创作上推出《屈原》、《虎符》、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1946年1月，作为无党派社会贤达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 风流倜傥，多才多艺的郭沫若和冯乃超一下火车，就来到蓝家庄。 由于时间太早，好些先生们还没有起床，梁漱溟正在洗漱，沈钧儒在做早操，郭沫若便约了罗隆基、朱蕴老等一块去离蓝家庄不远的鸡鸣寺转转，顺便吃早点。 经过挂着“选贤任能”横匾的国民党考试院和中央研究院，再上坡步行便是鸡鸣寺了。 鸡鸣寺为南朝首刹，位于鸡笼山东麓，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一。鸡笼山东接九华山，北临玄武湖，西连鼓楼岗，山高62米，因山势浑圆似鸡笼而得名。鸡笼山背湖临城，浓荫绿树，翠色浮空，风景绮丽。三国时，这里是吴国后苑之地，西晋永康元年(300年)在此倚山造室，始创道场。东晋以后，此处被辟为廷尉署。自南朝梁普通八年(527年)梁武帝在此兴建同泰寺，这里才真正成为佛教胜地。同泰寺与台城（宫城）隔路相对，整个寺院依皇家规制而建，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盛极一时，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之誉。梁武帝不仅自己经常到寺里说法讲经，还先后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僧，人称为“皇帝菩萨”。梁大同三年(538年)，因雷击酿成寺内大火，这座庞大的寺院只余下两个大殿。杨吴时，同泰寺故址又建千佛院。南唐时称净居寺，后又改称圆寂寺。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同泰寺故址重新兴建寺院，尽拆旧屋并加以拓展，题额为“鸡鸣寺”。弘治年间，寺院规模占地百余亩，常住寺僧有百余人之多。寺院依山而建，别具风格，共建有殿堂楼阁、台房屋宇30余座。清朝康熙年间又对鸡鸣寺进行过两次大修，并改建了山门。康熙皇帝南巡时，曾登临寺院，并为这座古刹题书了“古鸡鸣寺”匾额。乾隆下江南时也为这座古寺题写了匾额和楹联。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年间重修，仅有房屋十余间。同治六年（1867年），寺僧西池等募资修建了观音楼，供奉着普渡众生、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鸡鸣寺由此又称为观音阁、观音楼。 有趣的是，鸡鸣寺的观音与众不同，倒坐的观音菩萨朝北而望。佛龛上的楹联道明原因：“问菩萨为何倒坐，叹众生不肯回头。” 由鸡鸣寺路左侧的石级缓步而上，一座黄墙洞门迎面而立，洞门正中“古鸡鸣寺”，是为鸡鸣寺山门。山门左为施食台，由施食台往前为弥勒殿，其上为大雄宝殿和观音楼。大雄宝殿之东为凭虚阁遗址，西为塔院。一座七层八面的药师佛塔拔地而起。此塔被称为消灾延寿的药师佛塔，含国泰民安和为香客、游人消灾延寿的祝祷之意。 观音楼左侧为豁蒙楼，东为景阳楼。楼上有对联一副云：“鸡笼山下，帝子台城，振起景阳楼故址；玄武湖边，胭脂古井，依然同泰寺旧观。”这两座名楼已分别辟为茶座和素餐馆。郭沫若一行在茶座坐了下来，临窗品茗。 罗隆基指着窗外城墙的一段空地说：“那就是当年梁武帝饿死的台城。” 郭沫若信口颂出“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古诗，联想到当前的内战局势，他说：“可惜不见柳树，更不曾柳暗花明。” 凭栏远眺，集山、水、林、寺于一体，环境十分幽雅。宝刹庄严，铜佛闪耀，寺内楼阁参差，殿宇辉煌，浮图耸空，香火缭绕，游客不绝。佛殿建筑精美佛像庄严；山明水秀，浓荫碧翠；群峰拱挹，烟岚蓊郁。东抗钟阜，西接北极，下瞰台城，俯临玄武，山色湖光，湖中枭雁，历历可数。每当春秋之交，伫立塔上，放目远眺，荷花万顷，红绿相间，如汉宫晚妆，美不胜收。 随行的人介绍说：“每当农历2月19日、6月9日、9月19日，即观音菩萨诞生、成道、出家纪念日，许多善男信女前来朝山敬香，人流如潮，幽净的寺院热闹非凡。” 观音阁的神案下立着3个签筒。 “求个签吧！看看休战期满后怎么样。”有人提议。 “我先抽！”郭沫若跃上前去，抽出一签：“是35签，上中签。” 签文是：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真的切合时事，好像是说，政协会议将要重开，而且三人小组也会结果了。 大家觉得有趣，都抽了一签。朱蕴老抽得是第39签，是下下签： 签文是：天边消息应难问，切莫私心强望求。若把石头磨作镜，精神枉费一时休。 郭沫若说：“这也很合时事，特别是‘若把石头磨作镜’真是好句子。南京不就是石头城吗？想要使他明朗化，似乎是千难万难了。” 两条签文，相反得有趣，但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第三方面对国共和平谈判忐忑不安的心理。 大家一路笑着下了山。 参加了第三方面代表邀请政府代表在国民大会堂举行的茶会，郭沫若借口有事要办赶到了梅园新村。 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中》这样写到：梅园新村的名字很好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特务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在外人看来，郭沫若和周恩来只是惺惺惜惺惺，脾气相投的知已而已，殊不知他们早已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八一南昌起义后，就是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才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期间，也是经周恩来耐心说服他才以非党人士忍住内心的寂寞，出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沫兄还是这样风流潇洒，”周恩来亲切地说：“群姊好吗？”郭沫若年长周恩来6岁，周恩来总是这样称呼他为沫兄，称他的夫人于立群为群姊。 “分手时间不长，周公可瘦多了。”仅仅几个月不见，郭沫若发现周恩来比重庆时瘦多了，因为忙碌头发也没有打理，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只是，眉宇间那双眼睛仍像过去一样炯炯有神。 “何时抵的京？” “乘夜车，刚下车就去国民参政会‘拜码头’了，他们笑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还是乘三等车来的。”郭沫若诙谐地说。拜码头是当时外地人到客人家的俗套话，而民主党派往往以第三方面自称，这样一来无党派人士当然是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了。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住房问题解决了吧。” 郭沫若离开重庆到上海后，一开始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处，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安排上海工委帮助落实。在上海工委冯乃超和祝华的协助下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利用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工委的指导下，郭沫若紧密团结上海文化艺术界朋友和各界社会名流，积极开展工作，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周恩来的小客厅，郭沫若详细汇报了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情况，征求了周恩来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 “目前，还是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广泛与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交朋友，特别是民盟成员、青年党人、无党派人士，要积极向他们宣传我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一贯主张。”周恩来说。 到了吃饭时间，周恩来挽留他一道共进了午餐。 第五章 六二三事件：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 二、六二三事件 6月23日上午，随着一轮红日缓缓升起，上海车站广场慢慢沸腾起来。 广场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醒目地挂起了“热烈欢送上海人民赴京和平请愿团”的红底黄字的横幅。一队臂膀上戴有红袖章的同学，自觉维护起广场秩序。 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共同秘密组织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欢送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清晨，上海复旦大学近千名游行队伍首先到达会场，贴标语、发宣言，高唱革命歌曲。不到8时，打着横幅的百货业、入会场。整个广场开始沸腾起来，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和平、反内战！”等口号声，此起彼伏。 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鳌、吴晗、陶行知、沙千里等社会知名人士也来车站送行。 周恩来对上海地下党寄予很大的希望，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地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在运动中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要在斗争中，与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行动，以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周恩来还安排了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秘密来上海，与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共同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加强对上海青年和学生的领导。在冯文彬到上海不久，周恩来又派罗叔章找到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协助开展文教、工商界的工作。 早在5月5日，上海工委与上海地下组织互相配合，推动了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发起，联合上海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民主党派等方面，有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等53个单位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成立大会上，马叙伦、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鳌、沙千里等29人被选为为理事。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了致蒋介石、毛泽东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宣言。 东北休战以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马寅初、阎宝航、许广平、田汉、叶圣陶、茅盾、巴金、周建人等164人联名又给蒋介石、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及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联名上书，反对内战。6月13日，交通大学学生成立了反内战救灾运动委员会，接着圣约翰大学、之江、沪江、大同等大学也纷纷成立反内战救灾委员会。6月19日，上海全市72所大中专学校成立了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永久停止内战，号召全市同学开展反对内战签名运动。两天后，又有48所学校参加。大同大学暨附中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反内战委员会，决定停课7天，延期考试，进行反内战宣传。 在东北休战即将期满，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之际，经周恩来批准，中共代表团上海工委与上海地下党紧密配合，召开专门会议，发动群众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经过各方面的广泛协商。推选了今天到会的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胡厥文、张纲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陈震中、陈立复等11人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马叙伦为赴京代表团的团长，胡子婴为秘书长，罗叔章为秘书。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张纲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中国经济事业协会理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发起人之一；雷洁琼，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东吴、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吴耀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主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陈震中，中共党员、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市学生会团体联合会主席；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代表。 6月23日，上海5万多人在上海火车站广场集会欢送晋京和平请愿代表团赴京请愿。图为上海赴京请愿代表团部份成员合影。 约9时许，欢送大会在车站广场隆重举行。 王绍鳌、蒉延芳、雷洁琼、吴晗、陶行知、林汉达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相继讲了话。从不同角度共同提出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主张，代表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心意。 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都亲临现场，张执一、张承宗担任欢送和平请愿团和游行示威的秘密总指挥。代表们上车以后，张执一、冯文彬还到车厢里去看了一下，与代表们握手道别。 送走了代表以后，各界群众队伍以学生界带头，圣约翰大学学生队伍为前导进入市中心，又举行了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写标语、散发《上海市欢送为呼吁和平入京代表宣言》、《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为拯救国家危机呼吁和平宣言》等，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响应，无数群众纷纷自动参加游行，形成了反内战，要和平的洪流。 6月的南京，气温一天比一天高。 政治气候也像天气一样逐步升温，大街小巷整天军车急驰，警笛长鸣。 傍晚，周恩来匆匆赶回了他的办公室。 就在蒋介石宣布的东北休战即将到期之日，周恩来等中共代表7人联合署名致函蒋介石：“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再次建议“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协商恢复交通的具体、商定整军复员及东北整军的具体补充办法”。迫于各方面的责难以及东北国民党军的调整正在进行，蒋介石被迫同意东北休战期延长8天，至6月30日止。在延长的休战期内，蒋介石要求中共军队必须于8月1日前撤出胶济铁路30公里以外的地区，并再次提出赋予美方代表在三人会议的“表决权”等附加条件。周恩来在出席三人会议时，围绕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进行了又一轮商谈，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会后，他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北局、叶剑英等：“国、美的方案不仅在东北，即在关内也想侵入我区。国方一切为了打，8天后整军方案也难得协议。故应在8天内积极备战。” 周恩来在室内轻轻踱步，不时停在窗前焦急等待着，心里说，应该到了，应该到了。 他等待的是关于上海市请愿代表团的消息。关于上海和平请愿团代表的基本情况他已知道，并报告了中共中央，但为何他们还没有到呢？ 暮色降临，归鸟萦绕，周恩来的思绪，也像那些绕林的鸟儿，总是离不开上海请愿代表团。这时，有人送来港粤各界人士联名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电报，周恩来接过来，其中一段话非常动情：“时局险恶，祸起萧墙，国脉奄奄，民不堪命。今时局中心系于南京谈判，现谈判已逾两周，尚未获具体协议，休战展延八日，转瞬期满，虽和平希望未绝，但人心咸感焦灼……” 工作人员送来了一碗面条，请他先吃点饭。周恩来问：“有上海请愿团的消息吗？” “还没有。” “赶快去打听……” 原来，上海请愿代表团乘坐的火车一开出上海北站，就受到携带武器的特务和“路警”的监视。车到镇江时，一批伪装成“苏北难民代表”的特务上了车，对代表们无理纠缠，要求代表下车与“难民”见面，后又指名要马叙伦下车对话。代表们严词拒绝后，他们仍赖着不走，使火车耽搁了约2个多小时，引起火车上旅客的公愤，特务们才下车。 晚上7点多火车抵达下关火车站后，请愿代表团在人们的簇拥下正要向火车站外面走，记者们跑前跑后地抓紧采访。可是，一群装扮成“难民”模样的国民党特务突然挤了过来，大喊“不许他们出站！”“共产党的走狗！”……随后，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进了候车室，其他人被推进餐室。 阎宝航从餐室走到候车室，对那些人讲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道理。那些人不但不理睬，还起哄叫喊。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先是袖手旁观，视而不见，继而溜之大吉。 打过电话之后，周恩来对董必武等人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值班人员注意了解情况。” 周恩来没有休息，他坐在写字台前，两道浓眉紧锁，思考这次事件和处理的方法。 凌晨时分，章文晋回到梅园新村，向周恩来报告了了解到的事情经过，并说：“受伤的代表和记者，已由警备司令部护送去中央医院治疗。” 周恩来点点头：“好，你去请董老，我们现在就去中央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员。” “太晚了，天明后再去吧。”章文晋说。 “代表团成员受了伤，情况还不明，他们还在流血，我们怎么能休息呢？” 凌晨2时许，没有月光。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郭沫若一行乘坐的汽车，穿过黑暗的街巷，驶进中央医院。 周恩来走进医院，看到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受伤的人竟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有的已经昏迷，却没有人过问。他走过去，一个个握手问候。他握住雷洁琼的手说：“7年前，我们在江西吉安见过，今天却在这里见面。” 雷洁琼“哎哟”叫了一声，举起左手噙着泪水说：“‘难民’要抢我的戒指，却把第二指节捭折了。” 周恩来关切地注视着雷洁琼说：“呦，还红肿呢！”他转过身，对受伤者大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马叙伦握着周恩来的手呜咽着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一位记者见郭沫若愣在旁边沉思，忙凑过去：“请问郭先生，对此有何感想？” “没有感想！”郭沫若想都没想的回答。 一番哄闹之后，那些人一拥而入，手持器械动起武来。粗暴的行动，使毫无准备的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人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鲜血直流。 在场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新闻记者也被打伤。五六个小时后，受伤的人才被送到医院。当这个消息传到梅园新村时，已是深夜了。正在等待消息的周恩来立即愤怒了：“这是特务干的！我要到现场去，当面揭穿他们！”说着就走向室外。 钱之光等人挡住说：“你不能去，那里太危险了！” “这次请愿是我们发动的，代表们为了反对内战被殴打，我们怎能不管！”周恩来声音很大。 董必武也走进来说：“恩来，你现在不能去，去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董必武的话，使周恩来冷静下来。黑天半夜赶到那里，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沉思一会，周恩来突然想起郭沫若会不会去下关迎接代表团，会不会受伤，他急忙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快去中央饭店，看看郭沫若在不在！”又转过身说：“文晋同志，你马上去找马歇尔或奚尔上校，让他告诉俞大维、陈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次暴行，保护代表们的安全！” 章文晋走后，周恩来抓起电话，要通了俞大维，压住怒火说：“我是周恩来。下关车站发生的暴行你知道了吗？” 俞大维支支吾吾，不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周恩来提高声音质问：“你们的特务，凭什么殴打和平请愿的代表？我严正抗议特务的暴行！” 说完，又要通了陈诚的电话，大声说：“我抗议你们的特务在下关火车站殴打上海市请愿代表团的人员！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行，救治受伤者，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揣摩郭沫若可能不便，这位记者忙口袋里掏出名片：“我是《新民晚报》记者。”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卑劣手段，郭沫若气愤不已，但有何话说呢。挨不过记者的热情，他只好说：“完全出乎意料。” 看到有的代表们躺在冰冷的地上，郭沫若提议未受伤的几位代表应该可以进旅馆。一个同志说：“警备司令部还要我们到部问话呢！” “什么，犯罪了吗？还要拘留？”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不会，不会，当局是要保护各位不再发生意外！”一位身着警服的当官模样的人说。 得知代表们一夜滴水未进时，周恩来立即派人回梅园新村去取牛奶和饼干，并亲自去和医院交涉，将马叙伦等人移到三楼病房。 鸡啼破晓时分，周恩来一行离开医院。路上，他对邓颖超说：“白天你再去看看他们，顺便给雷洁琼买一套新衣服，她的衣服已被撕破，还有血迹……” 回到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没顾上休息，就抓起笔，给马歇尔、徐永昌和俞大维写备忘录。在写了事件经过，并对特务的暴行表示严重抗议后，提出6项善后处理办法：一、政府应明令惩办6月23日南京下关车站凶殴上海和平请愿代表的祸首；二、政府应明令追究此次事件中地方警宪之责任；三、政府应明令取消军统、中统等等特务机构，并保证此种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四、政府应明令保护人民团体及个人向政府请愿及申诉之权利；五、政府应负担受伤者医药费及各人所受损失之全部赔偿；六、政府应负责保护各代表在京及其以后之居住行动的安全。最后，他又写上了受伤代表、记者和受伤的欢迎人员名单…… 太阳照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新的一天已经开始。周恩来将备忘录交给秘书说：“赶快誊清送出去，我要他们在三人会议开会时作出回答。另外，明天要宴请上海的请愿代表，你们安排好……” 早饭后，周恩来又乘车去和马歇尔、俞大维进行会谈。 六二三下关惨案很快通过新闻媒介在全国传开，上海人民群情激愤，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严重抗议，要求惩治凶手，并决心为和平而继续奋斗。 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及知名人士纷纷来电来信对代表们表示慰问。 毛泽东、朱德也代表中共中央致电慰问。 民盟代表为下关惨案致函国民党代表，要求政府迅速处分所有有关长官，取消特务机关，保证人民各项自由。 陶行知代表上海54个群众团体在沪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严重抗议国民党制造的下关惨案，并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 6月30日，七海文化界茅盾、巴金、田汉、胡绳、夏衍等260人，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内战、保障自由、改善生活等3项主张。 同日，在香港、九龙3000多人举行港九各界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组成港九反内战同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中央军将士书、美国人民书，呼吁停止内战，争取和平。 次日，昆明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要求永久停止内战。六二三惨案以后，全国各地和平民主运动更加如火如荼地不断掀起高潮。蒋介石也大发雷霆，亲自把CC头目陈立夫叫到官邸，责怪他办事不力，尽给他添乱子。为平息民愤，陈立夫不得不找到两个替罪羊，公开处罚。 周恩来与董必武在梅园新村驻地盛情招待了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近日谈判的情况，转达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对代表团成员的问候。 马叙伦等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在6月29日下午离开南京时，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谈话，他们一致殷切地希望和平。 马叙伦说：“我总算尽了力量，我们还是满意此行的收获的。” 蒉延芳紧接着说：“我们都是无党派人，我们见了蒋主席、马歇尔、周恩来。大家都说要和平，我们倒要看前途怎么样？看谁会欺骗我们。” 包达三也说：“只要一打仗，中国人民即无法生活。”阎宝航接着说：“我们将继续为反内战，争和平尽力。”受六二三事件的影响，6月25日，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等10人愤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时，他对记者和欢迎的人群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反战声明和响应上海10万民众反战示威而来的。” 第五章 六二三事件：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 三、胜棋楼中避难 经艰苦曲折的谈判斗争，在中共代表的一再让步下，三人会议终于在6月24日通过了《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恢复交通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等文件。周恩来主张立即签字，以告慰全国人民，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秉承蒋介石旨意则坚决反对，以问题未得全盘解决为借口，拒不签字，要求东北停战、恢复交通与整编军队3个文件必须同时签字。 这样，已形成协议的3个文件就搁置下来，继续进行关于部队整编的谈判。 当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谈判将临最后关头，留下的问题是整军。为了揭穿蒋介石在整军方案上最露骨的独裁思想，代表团提出了以政治军（改组政府为整军前提）、军民分治（军队不干涉地方行政）和军需、军令、军训三权分立（重订国防部组织法）三原则。 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既定方针，并指出：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退一步争取延长休战，如再不可能，则带人撤回延安，留董老等坚持，以待时局变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民党当局为了给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在下关惨案的第三天又导演了一幕苏北“难民”请愿的丑剧。国民党特务网罗一批苏北逃亡地主和流氓，准备在6月26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和民盟总部请愿，并要采取暴力行动。 就在此时，又得到“蒋介石说48小时后将有惊人举动”的情报，代表团立即开会研究，大家都觉得与这群国民党特务和亡命之徒无道理可讲，不能吃眼前亏。周恩来在派人把这事通知民盟，做好充分准备的同时，立即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考虑到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的举动是对国民党当局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在上海下手呢？周恩来又立即派出专人去上海周公馆，询问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指示他们，如果在运动中暴露的同志要立即撤离，要加强对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地下党组织要与公开组织严格划分，注意隐蔽，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 清早，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分成几个组分别到南京城的风景区躲避。有的去了玄武湖，有的到中山陵、灵谷寺等地。梅园新村代表团驻地只留下钱之光和警卫科长邱南章和七八个警卫人员。一些外国记者闻讯后带着照相机、摄影机匆匆赶来，准备录制重大新闻。 上午9时，所谓苏北难民将近500多人在国府路东方中学集合。狂呼乱喊，气势汹汹。国民党政府假仁假义，派了一些警察赶到梅园新村和蓝家庄民盟总部进行“保护”。 这时，周恩来带着龙飞虎等人已到了有“金陵第一名胜古迹”、“江南第—名湖”、“金陵四十八景之首”之称的莫愁湖公园。 莫愁湖位于南京汉中门外，传说莫愁女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园内有花严庵、胜棋楼、郁金堂、赏荷厅、光华亭、水榭、花房等。公园进门的郁金堂四合院墙壁上，刻了梁武帝萧衍写的一首《河中之水歌》。 “一个皇帝为什么要给个平民女子写诗呢？这里有段文章，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好吗？”这时，一个不知从那儿钻出来导游模样的老人凑过来说。 龙飞虎正待劝阻，周恩来摆了摆手。 传说，莫愁老家原在洛阳，因秋天所生，名秋女，聪颖好学，采桑、养蚕、织布样样能，不但识字，连诗也能无师自通，还跟父亲学会了一手采药治病的好本事。秋女出世不久其母过世，与父亲相依为伴，16岁那年，父亲在上山采药时，不幸掉下山崖身亡。秋女悲痛欲绝，为葬父亲，她请人写了牌子挂在身上，以“愁女”卖身。恰巧，建康（今南京）的卢员外到洛阳做生意，见愁女可怜，人长得灵秀，就帮她葬了父亲，带回建康江边的庄园，做了儿媳妇。 愁女成亲后，与丈夫十分恩爱，可她总想着那苦命的父亲和遥远的家乡。只有上山采药或在替穷人治病时，才露出笑脸。丈夫为了使她高兴，采药治病从不拦她，还在屋里插满了她喜欢的郁金香。并对她说：“愁女呵愁女，你这名字听了也叫人发愁，今后也不会再过那苦日子了，何不加个‘莫’，改叫‘莫愁’呢？”来看病的邻居都夸好，说：“莫愁莫愁，今后我们再有病痛，一见到你，愁就消啦！”说得莫愁也笑了。 谁知，有一次，梁武帝发现了这位整天背着药篓，宛如天仙，美貌无比的莫愁女。为了霸占莫愁，他设计害死了她的丈夫和卢员外。在叫天不灵，喊地不应的情况下，莫愁在清早乘着一叶小舟远去了。因为去的太急，连长江都被带动朝北移了一段，让出了这个大湖。梁武帝得知后，心中有愧，就写下《河中之水歌》。这就是从前的卢家花园紧靠长江，而现在的莫愁湖离长江好几里远的缘故。 出了郁金堂，沿湖左行，不远处的湖滨建造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挑檐小楼。 “那是胜棋楼，说来也有一段故事。”那位导游见周恩来听得有神，仍紧跟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介绍。 “胜棋楼”因明代开国功臣徐达与洪武帝朱元璋打赌而得名。徐达不仅是率领兵马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猛将，而且是个下棋高手。他的棋艺变化多端，同打仗一样，能攻善守，常常出其不意。这年，正当百花齐放的春天，朱元璋命徐达到外花园下棋。他对徐达说：“听说你是下棋的名手，同别人下棋从不曾输过。这回咱俩下棋，不分君臣上下，你可要拿出真本领来给我看看，让我也开开眼界。”徐达连声说：“是，是。”两人对坐在湖滨楼上，摆下围棋桌。徐达先拿过黑子，表示自己棋艺并不高明。两人布阵，各有盘算，十分用心。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午后，双方厮杀得难分难解。后来，朱元璋总算发现了徐达的一处破绽，认为这地方是徐达的弱处，便立即抢先连吃对方两个棋子，并认为自己笃定赢了，脸上露出十分得意的笑容。哪知道徐达这时却不动声色，只是端详着棋势沉思，再也不放任何棋子。朱元璋有些奇怪，便问道：“将军为何举棋不定，莫非胆怯了？” 徐达连忙行礼，说：“看来，这一局咱们要和棋了。”朱元璋哈哈大笑：“这不行，和棋要说出理由来，咱们谁胜谁负还没见分晓嘛！”徐达只好用手指着那块失子的地方说：“请皇上细看这里。” 对着棋局细细一看，果然看出道道来，朱元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徐达如果再走一步，朱元璋这盘棋就陷于困境，心里不免十分着急。徐达见朱元璋神情不安，立即离开座位又行过礼说：“请陛下到这边，细看一下臣的棋势。” 朱元璋起身走到徐达的身边，顺着徐达的手势再看一看，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布局，顿时转忧为喜，连声叫绝。原来，黑子已经在棋盘上摆成了“万岁”字样。朱元璋虽然输了棋，但心里显得格外高兴，既开了眼界，又看到了徐达的真本领。为了表彰徐达，朱元璋就把这座楼连同莫愁湖花园一道赏给了徐达，并把楼的名字定为“胜棋楼”。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也哈哈大笑：“看来，朱元璋碰到了真对手，”他转过身问龙飞虎等人说：“你看蒋委员长，会不会是朱元璋第二呵？” 由于这段时间难得看到周恩来这么高兴，龙飞虎说：“这还用说吗，要我说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也要在南京建一个最大的胜棋楼！” 下午，周恩来和龙飞虎等人在公园门前草草吃了一碗面条，又赶到马歇尔公馆同马歇尔会谈。 会谈仍在马歇尔公馆的小会议室进行，主要交换对东北整军方案的意见。 周恩来认为，以双方现有的区域分驻各自军队为原则比较合理。而蒋介石所提的方案，明显是企图通过谈判代替武力占领，毫无道理。中共可以妥协，让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从湖北退出，但苏北、皖北、东北、山东、承德等地不能再让。再次主张24日已通过的3个方案先行签字，或者先确定整军方案的原则。 马歇尔说：“徐永昌建议在整军方案通过后4个协议同时签字的意见，可能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问题，包括整军原则，我可以答应你去与蒋介石协商。” 周恩来表示，愿在不损害地方行政的前提下再作让步，减少苏北驻军和撤离某些地区，要求国民党准许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队从湖北撤走和南方的东江纵队从广东撤到山东解放区。“希望一切都能按计划行事。”马歇尔显得无奈的说。 周恩来一行回到梅园新村得知，国民党CC组织的所谓的难民请愿团集会，大概怕控制不了局势，“难民”集会吵嚷了一阵作鸟兽散了。 负责组织工作，一向不出门的钱瑛等人都从玄武湖、中山陵等地安全归来。 几个同志还催着童小鹏赶快把照片洗出来。有位年轻的同志开心地说：“早就想到玄武湖看看了，这下终见到皇帝老儿的大花园了。” 玄武湖公园位于南京城东北，钟山脚下，占地约472公顷，其中水面约368公顷。古称“桑泊”，六朝时是皇家练兵或游猎、吟咏之地。明初，建“黄册库”列为禁地，进湖的人都要乘船持“皇牌”方可登上湖心岛。清末辟为“元武湖公园”，后一度改称“五洲公园”。至1935年命名为玄武湖公园。园内由组俱风姿的“环洲烟柳”、“梁洲秋菊”、“翠洲云树”、“菱洲山岚”、“樱洲花海”5个洲组成。 今天，董必武带着代表团的青年人，一道游览玄武湖，并给他们讲叙了一些历史典故。 第五章 六二三事件：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 四、蒋介石得寸进尺 就在周恩来在与马歇尔会谈，并再次提出中原军区第5师从湖北撤走时，中原内战爆发了。 蒋介石在与中共和平谈判的同时下达了对中原军区李先念部队秘密包围，准备加以歼灭的命令： “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以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巳月养日（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队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 6月26日，在国民党30万大军向中原军区动手前，中原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留下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佯装为主力，由皮定钧率领向东转移，主力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其余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分路突围。北路主力由李先念、郑位三和王震率领，兵分二路向陕南突围，南路主力由王树声率领，向鄂西北的武当山地区转移，兵分三路奋起突围。 为了保护新四军李先念部队，周恩来在中原部队突围前采取许多有力措施，不给蒋介石找到聚而歼之的借口。5月下旬，周恩来得知中共山东解放区部队某部围攻枣庄，立刻电告中共中央：这样做“恐对大局不利，并将影响五师处境”，建议“停止进攻，如已拿下，则应宣布我退出枣庄”。中共中央立即将此电转告山东。6月1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中共军队包围国民党占领的济南、青岛等地，耸人听闻地说华北大战即将展开的消息。周恩来与代表团成员敏锐感到，这可能是蒋介石发出对中原军区进攻的烟幕。为防患于未然，周恩来立即驱车赶到马歇尔公馆，向马歇尔声明：中共绝不攻济南、青岛，除非国军要消灭新四军第五师，可以派参谋人员去青岛调查。从而，避免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中原主力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于当月29日向西越过平汉铁路线，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以后，南路王树声部在武当山周围站稳了脚跟，皮定钧也以灵活机动方式与苏皖解放区取得了联系。 当然，这时周恩来和毛泽东都不可能了解到中原部队突围的准确情况。 6月27日，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蒋介石所谓48小时后有惊人的举动，乃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请对外揭发此阴谋。 周恩来接电后，当即就此事致马歇尔备忘录，提出抗议。28日，周恩来在再次与马歇尔会谈时，严正指出：6月26日，国方已开始进攻迫我起而自卫。并说：如果蒋介石愿意和平处理，应立即电令鄂豫部队，停止进攻中原解放区。 当晚，周恩来复电告中共中央：时局一旦突变，我党在外的工作人员和民盟及其他进步分子将分批撤到解放区。建议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在边沿设接待站。 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下，苏北、苏南的所谓“苏北难民”打着“江淮旅沪同乡会”、“苏北难民请愿团”等各种名目的“难民团体”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苏北以纾民困，而解倒悬。” 国民党要员谷正纲、王懋功等亲自到苏州、无锡、镇江等地散发“难民面粉”。成群结队的“难民”跟随在谷正纲的身后，狂呼“请政府保护我们还乡！”南京的“难民”更为猖狂，甚至扬言要再到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请愿”。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各种宣传机器，连篇累牍地发表歪曲苏北实际情况的报道和评论，“武装还乡”的论调甚嚣尘上。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还发表“苏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告各界同胞书，“要求共产党立即放下武器，撤去苏北共军。” 《东南日报》镇江专电称：“自周恩来宣布共军无退出苏北之意向后”，“苏北难民数万人，将在此举行大游行，街头巷尾已贴有标语：打回老家去！” 第五章 六二三事件：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 五、会晤蒋介石 下午，周恩来在马歇尔公馆与马再次会晤。 马歇尔把上午与蒋介石会晤的情况及蒋介石提出的五条向周恩来作了简要的介绍。马歇尔知道周恩来是不可能答应这些条款的，但为了履行“调解人”的角色和对蒋介石的承诺，还是郑重其事地询问周恩来有何意见。 周恩来面色沉重地说：看来蒋介石是不下讨伐令的讨伐，逼着我们就范呵！自政府军占了四平和长春以后，蒋介石的要求开始逐步升级了。接着他又说道，虽然蒋介石妄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扼杀中共，但中共坚持政协决议的立场和原则是不会变的。 马歇尔无奈地说：“鉴于中共与政府的分歧，我建议周将军与蒋介石直接会晤，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二个好的消息！”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立即把马歇尔会晤的情况电告了延安中共中央：停战期满后，蒋介石必尽力挑畔，东北以接受主权为名明打，华中以各种借口暗打。电报中，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共在谈判中不再让步及消灭蒋介石嫡系有生力量等5项战略性建议。 当晚，为把国共和平谈判的真相公诸于社会，制止内战向全国弥漫，周恩来又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会议开始前，由工作人员向与会中外记者散发了《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对时局的书面谈话》。《谈话》指出：在延期休战的8天中，关于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及解决执行部某些争议问题，均已获协议。整军方案之修正条款，经马歇尔元帅的努力，第三方面奔走，中共的让步，本可完成初步协议，惜因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致协议未成。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国民党政府刚刚发表的声明，周恩来说：今日，东北休战期满，彭学沛发表颇为特别的声明，一方面说不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又说为了自卫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实质是掩饰内战阴谋，为发动新的进攻设下伏笔。有记者问道：“苏北共军威胁政府的安全，中共为何不能在苏北问题上让步？” 周恩来当即严厉驳斥说：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路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 第二天，即7月2日上午10时周恩来、董必武应邀驱车来到总统府。 从梅园新村到总统府乘车约三五分钟即可抵达。与蒋介石的会晤在总统府“子超楼”进行。 “子超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一幢具有新民族主义形式、中西合璧的典型行政性建筑，也是总统府的主建筑。因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上所建，林森字子超，为纪念在重庆已故的林森，故又称“子超楼”。该楼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大屋顶式样，整体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浇制，立面采用西式的建筑平面组合与立体构图，中间高，两边低，呈完全对称型。子超楼主体5层，局部6层，长约33.34米，宽20米，整幢建筑简洁明快，色调和谐。南面硕大的玻璃钢窗，装饰不多，但线条清晰。整个墙面凸出的立柱部位，都贴有浅咖啡色耐火砖片，其他地方用有立体花纹的彩色水刷石粉面。 “子超楼”前地势较高，原有一些老式较高建筑，所以在设计时，有一层在半地下。楼前竖有两盏立式路灯，底座和柱子为汉白玉，灯笼是铸铁的，造型古朴雅致，宛若西欧国家的街灯，每盏当时价值为160块大洋。灯旁的两棵雪松，为国民主席林森手植，树苗从印度进口，价值昂贵。进入大楼前，经过十级汉白玉台阶，穿过柱廊，才进入一层。磨石子地面，色彩鲜艳，图案精美，室门为实木门套。厚重而结实。一层为国民政府文官处。国民政府“还都”后，机构设置与重庆没有大的变化，仍以三个处为主，即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 这次会谈特意安排在大楼二层。 二层为国民政府的枢要重地，上楼可乘电梯。电梯为美国奥迪斯公司生产，厢笼铁制，用手摇把控制上下。二层的东南角是一个大套房，共有三间，为蒋介石的办公室。东为休息室和卫生间，休息室面积不大，只有10多平米，地面是橡木地板，卫生间地面贴有特制进口蓝白相间的马赛克，与国民党旗的青天白日色调相仿。中间一间为蒋介石的会客室，会客室四周均是嵌入墙体的博古架和文件柜，屋顶悬挂着法国进口的吊灯，富丽堂皇又不失风雅。主席办公室的对面，是一个小套间，与大套略有差异，西边的二个套间分别是文书局和秘书长的办公室。 矮胖身材，圆圆面孔，架着一幅金丝眼镜的文官长吴鼎昌招呼周恩来、董必武一行在会客厅坐定下来。 吴鼎昌1884年出生，浙江吴兴人，字达铃，出身师爷世家。大清时他加入同盟会，并在大清银行任职，辛亥革命后任中国银行总裁兼任国务院参议。1917年参与创办金城银行，不久任盐业银行总裁。1918年开始从政，任财政部次长，南北和谈时任南方代表。1927年后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1945年，吴鼎昌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疯狂抢夺胜利成果，面对突然降临的胜利，蒋介石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作为幕僚的吴鼎昌向蒋介石献计献策：邀请中共毛泽东来重庆“共商国是”。自以为聪明的吴鼎昌认为毛泽东不会也不敢到重庆来谈判。毛泽东不去，蒋介石就可以抓住把柄渲染共产党没有和平谈判的意愿。毛泽东即使去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和平谈判，以国民党的势力逼其就范。吴鼎昌的“锦囊妙计”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马上接受了，令吴鼎昌起草了一个“寒电”立即发往延安。谁料毛泽东以凛然正气，毅然决然地飞抵重庆参加了重庆和谈。使国民党措手不及，一切方案都由中共方面提出。 “蒋委员长到！”侍从官一声传话。 吴鼎昌忙不迭地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来个原地立定。一蒋介石满脸怨气地走进会客厅。 周恩来正要起身让座，蒋介石摆摆手说：“都是老熟人了，不用客气，”坐下来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谈判已有时日，昨天余与马歇尔特使谈过，只要你们作点让步，天下就太平了。”他又重弹起昨天与马歇尔说过的老调，“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呵？” 战后，美苏关系的恶化也给了蒋介石有可趁之机。由于美苏在东欧、中亚存在的一系列利害冲突，到这时简直达到冰点。 对美、苏大战朝祈暮祷的蒋介石以为是自己的诚意感动了上帝，新的世界大战就要降临。他清楚地知道，美苏关系与美蒋关系是成反比的。美苏关系越是恶化，美蒋关系就越强硬。因此，美苏交恶大大有益于蒋介石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也知道，杜鲁门、马歇尔从内心讲，并不喜欢他，很难相信他的政府能担当起稳定亚洲的角色。同时，他也坚定地相信，美国政府在支持他还是支持中共，没有历史的选择余地。这个时机，对于他来讲，是千载难逢的。美国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无法打大规模的内战，这是事实证明了的。 但是，也是在这里，蒋介石犯了一个难以饶恕的错误。他大大低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有25年的历史，已经从幼稚走上成熟，有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集体，有了人口和面积占全近四分之一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还有代表中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多数民主人士的支持。 周恩来说：“我的意见是尽快召开三人会议迅速把停战问题解决。”他说，现在有两个文件，也就是东北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的问题已经解决，小组和军调部美方代表的职权问题也解决了，余下的仅是整军问题和一些行政问题。我觉得，就停止冲突来说，以现有文件作保证，就可完全停止冲突。因行政问题牵涉到政治的部分，所以三人会议难于解决，依照政协原则可以召开政协会议，商讨改组政府问题。 从心底里不赞成由政协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的蒋介石说：“现在还是把未解决的先解决了，这样可以停止冲突，再协商召开国大、改组政府问题。”于是，他重复起昨天与马歇尔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以南地区的话题。并指出：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 见周恩来笑着摇头要插话，他又以轻描淡写地语气劝周恩来，“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很大。还有胶济线，你们如不让出，铁路则常遭到破坏，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 周恩来说：在苏北我们只有两个师，淮安以南没有，而在过去与政府谈军队整编时，政府承认在第一期时留一个军，第二期时留两个师。胶济线，我们也承认我方可不驻兵，而政府却有三个师。热河，我们已经承认承德以南不驻，仅承德、张垣二地驻兵。河北，中共也只有一个师在邯郸，政府有两个军或更多的兵力。这证明政府并不受威胁。安东问题我已和马歇尔将军说过了，可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正在商讨中。 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苏北难民问题”，他说：“你们在苏北搞土改，有500万难民由你们控制的地区进入政府地区，他们要求还乡。”又危言耸听地说：最近几万名苏北难民包围南京、镇江政府，找政府讨回家园，要饭吃，这个问题非你们让步，否则解决不了问题！ 周恩来说：这些“难民”不能代表解放区广大人民。如果国民党军队回到那个地区，难民比现在多得多。大量难民也会从政府地区进入共产党地区。但是，共产党欢迎他们回去，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而不是为了宣传目的和制造混乱而利用他们。 蒋介石说：“如果你们让出这些地方，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针锋相对反驳道：苏北行政问题关系到二千多万人口，我方在该地做了六七年的工作，农村改革对极大多数人民有好处，只有少数人不满意。而在政治上，我们欢迎“难民”回来，并用政协办法重新选举来解决行政问题。要中共部队和地方民选政府撤出苏北，而由国民党军进占，是违反政协协议和整军方案的。 蒋介石说：“中共让出苏北，不能算吃亏。政府接收以后，农业改革总是要注意的。苏北与南京只有一步之遥，时刻对政府产生威胁。你们提出的行政问题，可以由政协讨论嘛”，蒋介石又说：谈判就要互相让步，互相体谅，如果你们不作让步，是谈不下去的。 董必武忍不住插话说：蒋委员长，自重庆谈判至今，你应该清楚，在许多地方，我们已让步很多，因而产生了许多难民，那里国民党可能压迫得更厉害。如李先念将军部队所在的地区有几百万人口，李将军走了，该地会更受压迫，这是肯定的。我们已经放弃了许多地方，如广东、浙江、安徽，压迫都很多。我们没有合法地位，不能组织这些人民，如果组织了，会比国民党组织的“难民”多好几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的问题逐条回答后说：“今日，要挽救时局，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蒋介石寸步不让，始终坚持自己提出的方案，并称“这一条不能做到，对于其他问题的协议也不能成立。” 蒋介石所提出的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等地区的要求，已大大超出6月停战期谈判的范围，并妄图取消民选政府由一党专政来接收，当然遭到周恩来、董必武的拒绝。 周恩来坚定地说：“倘若三人会议不能召开，我赞成马歇尔将军提出的召开五人小组来迅速解决地方政权问题，或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改组政府的问题。” 蒋介石见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不耐烦地说：“那好，就由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五人会议，希望你们尽快谈好！” 吴鼎昌把周恩来、董必武送到了电梯口。 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蒋介石得寸进尺，目前不要再让步，以观动静；以后局面是边谈边打。 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说：全局正如中央指出，是不下讨伐令的边打边谈。建议在宣传上着重揭露蒋介石的进攻即是大打。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打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故作和的姿态。以后谈判中将提出对案逼马歇尔促成全面停战、促蒋召开政协，并建议新华社系统报道战况，以暴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质，批评美国助蒋内战。 就我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又电告重庆、武汉、香港、北平等南京局的下属组织：公开揭露蒋介石积极内战阴谋，努力扩大反内战和平运动。 第六章 战略性建议：不再让步 一、五人会议的召开 7月2日晚，国共两党的代表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举行了第一次“五人会议”。 国防部设在黄埔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内，由原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等改组而来，成立于当年6月。国防部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行政院，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承行政院长之命掌管军政事宜，参谋总长陈诚承国民政府主席之令掌管军令事宜。 作为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事项，就是组织了50多万的兵力向中原、苏皖解放区进攻。 在国共两党的交往史上，陈诚作为中共将领的一名宿敌，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他与中共的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许多和平礼貌的交往。 抗战前期，他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身份，同周恩来合作共事两年半时间。 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与毛泽东同桌共宴，摄影留念，并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出席今天会议的除陈诚、周恩来和董必武外，还有王世杰、邵力子。 陈诚一身戎装，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会谈首先围绕蒋介石要中共退出苏北、安东、胶济线和承德以南地区等几个地方政权的政治问题展开。王世杰说得比较多，除谈到苏北、安东、承德问题以外，又提到铁路、接收和热河南部的问题，但说得含糊其词不清不楚。 王世杰1891年生，湖北崇阳人，字雪艇。幼读私塾，曾参加辛亥革命，1938年1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指导委员0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等职，坚持执行亲英美、反苏反共政策。王世杰是国民政府的首位立法委员，又是一个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主张政党政治，他一直认为中共问题应该政治解决。虽然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但他发表的文告中，从未使用过“共匪”字样，在私人谈话中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称“先生”。同样，他不主张消灭“异党”，强调以“选票”而不是武力解决问题，鼓吹“军队国家化”。 短胖身材，圆圆的面孔，学者气息浓厚，架着一幅黑边眼镜的王世杰解释最多的还是要中共让出苏北及其他几地，他说：“政府在东北对接收主权问题已经让步了，承认了中共在黑龙江、兴安岭、嫩江的地位，所以中共理应把苏北和其他几地移交政府。” 周恩来说：接收问题已经过去，东北问题发展的经过，也是按政协的原则解决的。苏北问题也应该，或者说只能按政协的办法求一解决，不能简单地让中共把2000多万人口及解放区政权交给国民党。 与王世杰差不多身材，浙江口音很重的邵力子说：“我们承认，如照政协决议，当时即应改组政府，一气呵成，情形要好得多。不幸，当时未改组政府，以致局势变坏彼此更不信任了。现在只有你们在这方面让步，才能解决目前的苏北问题。” 邵力子188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21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中共原本让他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但他却被蒋介石拉去，于1925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省、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联大使等职，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王世杰说：“我想，既然坐下来谈判就要互相理解，我承认现在要中共退出这些地区是有些困难，但是，政府的困难更多，中共要体谅政府的困难。” 陈诚言不由衷地说：“作为参谋总长，我特别表示不主战而主和。但要照顾全国军队，为他们的困难着想。二月整军方案签定时，政府军的困难比中共多，现在则中共军的困难比政府军多。整军问题，政府并非不替中共着想，但问题最好弄得简单些。先弄好了苏北的事，其他就好谈了。”又以不无威胁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你和蒋见面后，蒋叫我们去吃饭，他要我们在与你谈话时一定要讲清政府方面的困难。他觉得能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不打仗最好。” 周恩来当即表示：“我十分怀疑政府一面谈，一面又要用武力夺取这些地方。如在李先念将军的中原地区，行动的目的很清楚，既要消灭我部队，又要占领我地方。”周又说：汤恩伯占了苏北的东台黄桥镇，而且这一消息是昨天国民党报登的。据我所知这些是准备更大进攻的布置。在陇海线上，来了战车队，由徐州向东海前进。更大的战事是在胶济线。前天政府第八军从潍县向西攻，占了青州、昌乐两个城，济南政府军又从西向东攻，占领了很大的明水车站和东边章丘和另一个地方。 陈诚说：“据我所知，在湖北你们只有3万人，要消灭很容易，但我并未下这样的命令，反而听到你们到了铁路车站附近占了一个火车站的消息。” 董必武插说：“过去谈判中政府说要长春，以后又要哈尔滨，现在又把关内牵连在内，又扯到行政问题。”他又问道，你们在休战问题上一次又一次提出许多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是否政府有意把问题弄复杂？王世杰未回答。 陈诚则说：“我们要求很简单，仅提到苏北。” 邵力子说：“我们希望能在‘七七’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给公众一个好印象。” 三位的发言均未提及全面停战的时间表，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政府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已近深夜。 周恩来说：“我看今天是谈不完的，明天可以继续谈。不过请你们把一切要求都提出。”他希望知道政府到底要些什么，不能一个个地提。他说，一我要知道你们全部的要求。二是要集中时间把已知发生问题的地点和事情解决好，否则，事情闹大了，军事解决，就不必谈了。我提议，如果真要解决问题，最好请你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在商谈期间使冲突不致再扩大。 第二天，五人会议休会，周恩来又来到马歇尔公馆。 马歇尔最近为调解国共和谈，伤透脑筋，身疲心懒，他对来访的梁漱溟说：“周恩来是我碰到的最利害的谈判家。” 坐下来后，周恩来坦率地把昨天五人会议的情况向马歇尔作了详细的介绍。 周恩来知道，马歇尔已有退出调停的意思，但同时，他又知道，就马歇尔的个性和履历来看，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主动退出的。从现在来说，还有可能通过他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介绍了昨日五人会议的会谈情况后，周恩来重点讲了政府代表对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且政府军在各地扩大了军事行动。他说：关于东北问题，自白鲁德上校等努力后，情况要好一些，但关内更严重起来了。我认为，在召开五人会议的同时，三人会议也要积极准备，争取使东北停战、恢复交通和关内停止冲突的命令早些发出，好让大家放心。周恩来同时指出，政府虽然发表了声明，但声明的话可有各种的解释。可说停，也可说不停，休战可说是长期的，也可说是有限期的，也可作为政府发动进攻的借口，如“自卫”、“维持社会秩序”、‘恢复交通’等，特别是用“抵抗”、“驱除”等字眼，就可以以此把中共“驱除”到无限的程度。 见马歇尔在沉思，周恩来又说：可以预料，五人会议的商谈不会得出结果。我想，政府军已作好扩大内战的准备，以至发生了政府军在陇海和津浦线的行动。我们的行动绝对不超过报复，而政府的行动实际已超过了报复。但不管如何，我将尽我的力量和他们谈，希望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据我所知，山东的冲突似乎是中共首先挑起的。”马歇尔半天搭一句腔说。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冲突起自何方，也不是讨论一地二地，而是整个的局面。政府照预定的计划在打通胶济线，这是大的动作。因为原来很多地方也并不在政府手中，本在我们手里。政府新的计划，还在发展中，不仅在胶济线，而且在湖北、同蒲、苏北、陇海等处。” 争论没有再继续下去。最后，周恩来对在马歇尔的干预并提供3艘舰艇的情况下，使2500多名东江纵队含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中共抗日武装在6月30日于广东大鹏湾分乘美军登陆舰起程，顺利抵达山东烟台一事表示感谢。 按照国共“双十协定”，我党在华南的抗日武装应在国共和谈期间，分期分批从华南撤退至华北、东北解放区，而国民党政府妄图就地消灭我遍布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在安排撤退中拒不承认韩江纵队及华南的游击部队。5月11日，周恩来电示香港中共广东区党委副书记梁广，要韩江纵队迅速南下，与东江纵队会合。指示香港要疏散的干部，一部分可到南洋，一部分可到上海、苏北等地。5月20日，又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方方、曾生、尹林平，在广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50天的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东江纵队抵达烟台后，编人华东军区，后编入第四野战军序列，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聚歼阴谋。 五人会议的谈判尚没有结果，又传出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消息。7月3日，国民党方面未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商量，即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通过国家宪法是1946年1月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之一。当时通过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中明确记载：“第一次国民大会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显然不符合政协决议。因而，当然遭到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 在7月6日召开的五人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并提议立即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补救事宜。 但是，周恩来的良好愿望遭到政府代表拒绝。 自7月2日至7月6日，五人小组会议结束了它的短暂的使命，自此以后没有再续会。 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 周恩来在会见马歇尔时指出：国民党方面未经商量，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违反了政协协议，完全是分裂态度。同时，建议他督促国民党政府立即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补救事宜。然而，坚持独裁、内战立场的国民党政府对此建议，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所及时提供的大量准确情报和建议，于7月2日致电各解放区：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6日，中共中央又向各解放区发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彼打我打，彼停我停”的指示。 第六章 战略性建议：不再让步 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7月5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驻地接待了英国驻华代办华仑格先生一行。 华仑格先生是昨天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应邀出席美国驻华大使馆庆祝美国独立170周年纪念活动时碰面的。周恩来主动邀请华格前来梅园新村座谈，华格先生欣然应允赴约，他也希望通过座谈，进一步了解国共和谈的进展以及中共的对外政策。 在时局面临转换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十分重视和注意分析国际社会的舆论差异，重视对外国友好人士联络和对新闻媒介的工作，以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国借调停之机，扶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中共在与蒋介石谈判中的立场和主张，建立国际间的和平民主统一战线。 与国民政府不敢把谈判的事实真像告诉人们，实行新闻封锁相反，周恩来多次主动约见记者，约见外国人士，耐心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中共的主张和政策。 无论记者何时来到梅园新村，都能得到中共代表团的热情接待，得到最新版《新华电讯稿》。对重要的外国记者，只要有空余时间，周恩来都抽时间亲自接待。因而，连马歇尔都说，中共代表团实际上成为对外发布谈判进展情况的窗口。 会谈在梅园新村17号会议厅里举行，洁白的桌面上摆放着二盆含苞待放的鲜花，显得典雅大方。 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廖承志及王炳南、章文晋等同志出席了会议。 身着白色西装的华仑格和他的助手一走进梅园新村就受到中共代表团的热情欢迎。 周恩来今天也特地穿了一套比较新的中山装，他十分高兴地与华格握手后，首先把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人员董必武、廖承志和章文晋等一一向华仑格作了介绍。他高兴地对华仑格说：“我很感谢你的到来，并愿意把近来国共谈判及和平建国的情况择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你转达贝文外相。” 这是华仑格代办第一次与中共代表接触，周恩来首先向他介绍了国共双方会谈以及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停的基础，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及整军协定的由来。 在谈到东北冲突时，周恩来说：“我们一直都承认国民党可以接收他们和苏军接连的地区，但国民党却要求他们有权接收他们要接收的，而现在已是解放区的地区。这样，冲突便停不下来，国民党便继续攻击，4月15日以后，苏军完全撤退了，情况起了变化，战事更加严重化了。经各方调解之后，我方从四平街和长春撤出了。最后才达到了6月7日的休战。” 针对华仑格关于东北内战的深层原因的疑问，周恩来说：“第一，当签中苏协定时候，苏联只是和国民政府定条约，它不管中国内部的事，而国民党也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当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要到日本占领的地区去受降时，中共的部队包围了80010以上的日军，但国民党却下令不许中共的部队参加受降，要我们的军队停于原地，而他们则靠飞机、海运去平津、济青、京沪等地受降。第三，9月以后，因为国民党还要从陆上接收，双方之间的冲突因而不断，于是内战爆发。”周恩来又把国民党却在拒不接受1月停战命令，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大打出手，以及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前一直有部队在东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说：“连日本人都承认我们在东北的东部和北部都有游击队。” “休战后的谈判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吗？”华仑格问。 “这次谈判由蒋委员长提出了3个问题来讨论，即东北正式停战、修复铁路和整军的补充方案。在这三个方案上我方做了重大让步。”周恩来一一举例说明了蒋委员长的无理要求，他说：“蒋介石觉得苏北对他是个威胁，虽然过去整军方案中他曾承认我们在苏北整编的第一期可以驻三个师，第二期驻两个师，现在我们愿意第一期驻两个师，第二期驻一个师，而且这一个师将编入他们的军队中。有许多地方蒋委员长也感觉是威胁，如长江北岸、津浦线两旁、淮南、胶济线、胶东北等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做了让步。在这三个问题以外，蒋委员长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承认美方的最后决定权。我们觉得，如果承认了这事，对国家的地位和国际关系都是不应该的。后来又改名说这是仲裁权和多数表决权。实质都还是一样。” 华仑格饶有兴趣地插话说：“现在的主要矛盾在哪里？” 周恩来笑笑说：“在6月23日到28日之间，许多问题都已谈好，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三个协议都通过了，最后的一个文件也大致上没有多大的距离了。然而，蒋委员长仍然不赞成，他一定要3个问题一道解决，而且又提出了一个地方行政问题，这实质是一个新的接收问题。” “中共方面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出问题了吗？”华仑格又问。 周恩来把美国从年初开始先后把54万国民党军运到解放区前线，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军事援华方案》，供给蒋介石飞机1000余架，各种火炮7000多门以及其他军火，批准《美蒋秘密军事协定》，赠送舰艇271艘，同时准备将8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让售”给国民党政府的事实向华仑格作了详细介绍。他毫不迟疑地说：“蒋和国民党所以还敢这样去想，这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在帮助中国建立和平，另一方面却又帮助国民党军火、海运、借款，把租借法延长10年。这样便鼓励了国民党的军人，使他们总觉得有美国在后面帮忙，于是便总想进行内战。这是美国政策的错误的一面，是应该予以批评的。如果美国停止这样的援助，便可停止中国的内战。我曾坦白地告诉马歇尔，这种政策一面要和平、贸易、投资，另一方面却鼓励中国打内战。”周恩来补充说：“我们没有外援，我们的地方比较小，而且大部是在乡村，我们无意推翻国民党。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半年来我们随时主张无条件停战。” 华仑格尖锐地问：“是否特别重视与苏联政府的合作？” “简单地说，一、中国是要同一切国家合作的；二、因美国无论就资本、技术、交通、资源而言，都占绝对的优势，所以单纯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别的国家自然要带来打击。因此，我们需要在某些地区使别的国家较占优势，如在华南，英国有历史的关系，在东北和新疆，苏联有历史的关系，都应以合作的优先权。三、像华北一带的中共区域，和英美的传统的友谊，我们也愿意同这两国合作。至于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不愿意仅仅同一个国家合作。” “阁下认为，英国政府能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做些什么？”谈到中英关系，周恩来说：“我们希望三国都要遵守三国公告，使中国不致走到内战和独裁的深渊。请你转告贝文外相，中国是必须同国际合作的，尤其需要同与中国有关的各国合作。中国首先要同美国合作，但同时也同英苏法合作。因此，我们拥护三国公告，反对任何国家以武力来帮助内战，独占中国。” “英国也有责任根据三国公告，提醒美国不要执行错误的政策，违背三国公告。我觉得香港政府比国民党政府要贤明自由得多。无论就经济、文化或商业而言，我们都愿意同所有的盟国平等合作。” 虽然这是华仑格和周恩来的初次会见，但是周恩来渊博的知识、深刻地判断给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对中共的立场也深表同情。 不久，周恩来又会见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并强调指出：到6月30日所以不能签订协议，在于国民党不仅要我们退，他们还要进。美国政府给国民党的军援，使中国无法获得和平与民主。我们并不反对美国人，但反对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通过《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对外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停止武装干涉，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撤走一切在华美军。呼吁国民党停止冲突，重开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打败中外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周恩来以南京局的名义电报指示重庆、武汉、香港等地党组织及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委员：广泛宣传中央“七七”宣言，对美施加压力。 7月9日，初夏的南京刚下过一场雷阵雨。 梅园新村17号的院落里，摆放着一张覆盖白色台布的小方桌，看起来随意，却是精心摆放的藤椅。 周恩来要在这里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 抗日战争期间，中美苏英结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美国学者开始重视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战前长期军阀割据，列强逞凶，经济落后。战后重建，中国问题又是夹杂在美苏争霸漩涡之中。因此，许多美国学者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周恩来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是美国研究亚太地区社会历史的重要民间学术团体，其研究成果将直接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上午9时许，裴裴挎着照相机带着一位助手走进梅园新村。 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等热情地把裴裴迎进来。 周恩来首先说：“欢迎裴教授来中共代表团访问，不知道这样环境你是否喜欢。” “很好，南京是个迷人地方。这个小院也很美，这种环境使人很自在。”裴教授高兴地说。裴裴教授首先困惑地说：“最近，我看到了中共毛泽东先生关于纪念七七事件的声明，对声明中提出的反内战、反独裁，对中共要走和平、民主建国道路，我深表同情。我想问，中国和平、民主的阻碍在哪里？国民政府蒋介石先生能控制或左右和平、民主吗？” 周恩来简单扼要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局势及面临的困难。在介绍到蒋介石的独裁体制时，他说：“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纵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利。这权利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子文、孔祥熙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手中。每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其中又以掌军事、党务的两个集团权利最大，影响最深。军事方面高级将领都是主张打的，因为如果一整编，他们便失去了权势。党务方面的人士也只是想如何同中共作对，想一党专政对他们的各种便利，如果中共可以在国民党区域中有自由，这是他们怕极了的事，这是一个极复杂的斗争。过去蒋被迫签订政协决议，但随即又反悔了……他们每次进一步便总要退二步。” 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包括裴裴教授在内的相当一部份美国人担心中共会受苏联政策的影响，蜕变为苏联的附属国。针对这种认识，周恩来说：“关键在于中国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中国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中国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美苏关系的不好，常影响到中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立场看，并非没有办法可以自处了。如果国民党的政府是聪明的话，它应该自动地负起桥梁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国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国的国民政府按照政协那样去改组成联合政府了（按照政协那样去做），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则中国不致完全受一国的影响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国际间的合作。” 针对裴裴地的担心，周恩来又说：“在中国，今天有两种恐惧。一种恐惧是，怕中共的政策受苏联左右，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之中却有一种更大的恐惧，这便是怕国民党对美关系上的那种无批判地接受的政策。这种政策并非站在本国的立场，仅是完全适应美国的要求而已。中国人民的这种恐惧心是很大的，因事实上这将使中国成为依赖美国的殖民地。” 周恩来说到中国人民更大的恐惧来自美国，在裴裴看来是第一次听到，他有点吃惊地请周恩来详尽谈谈。 周恩来联想到民主人士乃至中共代表团的一些青年人，对美国也存在的片面看法，就展开来说道：“目前，美国在运输力、资源、技术水准等方面都握有绝对的优势。有了这种优势，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必然要向外发展。……中美之间经济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是已经发展到能生产原子弹的经济，而另一个却还是停留在封建基础上的经济。你到过上海便可知道，几乎一切都已经美国化了。美国在上海简直可说是旁若无人。这样不仅使苏联怕，就是英、法也不能不怕。加之，美国在军事上在中国已建立了海空军的基地并驻有军队，又训练了中国的军队，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而且借款给这个‘坏政府’。这样的一幅图画必然使爱国主义者都预见到中国将是一个殖民地的前途。” 周恩来列举了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美国学者拉蒂摩尔等美国知名人士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识，来说明健康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农业改革、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他说：“中国如果成了富强的国家，美国才能向中国大量地输出，大量地销售美国的物资，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好处，而无坏影响。美国对中国不应再采用19世纪的办法，相反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帮助的。中国富强了，美国便可以更为富强。因此，我以为中美的关系是有出路的。这样并不会把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相反的是中国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制度，这对于美国毫无可怕之处。”裴裴睁大了眼睛，细心地体味着博学多才而又谦逊的周恩来的谈话。他压根就没想到面前的这位共产党代表竟有如此渊博的世界历史知识。两个人的谈话，很快由充满敌意转变为友好愉悦的气氛中进行。 “对于美国政策的不好的部分，我们要尖锐地批评，何况我们对于自己的不好的事情，都还可以公开批评得体无完肤。其目的，即在于使美国的民主人士和美国政府觉悟。片面地、无条件地帮助国民党是鼓励国民党内战。这种政策应该修正。因为这样不能使中国民主统一，这样的政策目的只能是使国民党成为美国的工具。”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天色将晚。 周恩来打住谈话，坚定地对裴裴教授说：中共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它的政策目标只能是如何把中国领到独立民主自由的路上去，而不能是把中国领到与美国对立的路上去，如果这样做便是糊涂。我们的做法不同于国民党的无头脑的政策和手段。 裴裴教授十分感谢周恩来接受访问，访问使裴裴和他的助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晚上，民盟政协代表担心延安的“七七”宣言会增加国共双方会谈困难特地赶来与周恩来交谈。 由于常客，钱之光就招呼梁漱溟、沈钧儒、罗隆基等人随意地坐在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 没有多少客套话，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先谈论开来。 “贵客光临，蓬荜增辉呵！”周恩来草草吃了两口饭，擦了一把脸走进来说。 梁漱溟摇着扇子说：“大家都很关心谈判的进展，一时无事就跑来了。” “昨天，我们到参政会听邵力子说协议很快可以签字了？”沈钧儒关切地问。 “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周恩来把五人会议最近休会及争论的焦点扼要地向几位作了说明，并说：“中共一再让步，蒋委员长得寸进尺，他们想把中共逼上绝路呵。” 罗隆基说：“前两日，走访了马歇尔，看到马大帅最近也很憔悴。中共的‘七七’声明对他很刺激。”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没有变化，也是一致的。对于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不对之处，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无保留意见地依赖美国。他又说：抗战末期，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是采取平行援助的政策的，他要帮助中国两方面的武力来打日本，使中国达成民主。我们帮助他执行了这种政策，并且是作出了努力。这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人现在得罪不起呵。”沈钧儒不无焦虑地说。 “我们对于停战、恢复交通、整军三问题基本上都接受了马歇尔将军的建议。从三人会议到各地的执行小组，我们都愿意美国人来参加，甚至愿给美国人较多的权利。当然，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同意给美国人最后决定权，我们允许美国的记者到没有严重冲突的地方去。对于美国在华的传教士我们也欢迎，也未曾予以阻挠。因此，几乎可以说我们总是和美国合作的，未曾予以拒绝。但我也不能对美国的政策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我们批评美国政策的不好的部分，其目的即在于使美国的民主人士和美国政府觉悟。” 会晤，使民盟朋友对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六章 战略性建议：不再让步 三、国民党政府举起了屠刀 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曾对7月初的谈判寄予厚望，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可能发动全面进攻的压力下，共产党一定会在地方政权、整军等问题上进一步让步。 一次，王世杰、邵力子很乐观地同梁漱溟谈论过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的前景。 王世杰说：“‘七七’可以签字了。” 邵力子颇有把握地加了一句：“假如‘七七’签不了，7月12日总可以签字了。” 然而，共产党并不是武力所能吓倒的。 在五人小组会上，由于国方坚持原定方案，中共坚持不再让步，所以未获任何结果。蒋介石原以为可以在五人会议解决的问题又回到了他的面前。 7月12日，蒋介石在总统府专门听取了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等人的汇报。 蒋介石终于忍耐不住内心的寂寞，他说：“在南京，余一天都待不住了，明天就上庐山。”他放出凶光的眼睛盯住陈诚说：“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按原定计划行动！前方将领就是因为和谈、和谈，丧失斗志！”陈诚当即站起来狂妄地吹嘘：“可以保证，在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中共军，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要彻底消灭共匪，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对共匪发动全面的斗争！”受陈诚豪言壮语的影响，蒋介石斩钉截铁地布置说：“不达此目的，余就不回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飞往了他的庐山行营，在那里他要静心思考和方便地指挥战争。这样，就可避免了马歇尔无休止的停战调处。 当天，报纸上评论说：“蒋介石此行表明政府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共的强硬态度，和平谈判陷入停顿状态！” 7月的南京，微风吹不散蒸腾的暑气。 梅园新村30号，更是分外闷热，厚厚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12日深夜，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他刚刚审定了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总部的函电。在这封电报里，他重申：解放区受灾人数占全国受灾人口60%，而所得救济物资只占联总运往中国的0.6%。并提出，出席联总远东大会应有中共代表。 按日程安排，第二天，他还要和马歇尔会谈。厨恩来又开始作会谈的准备，虽然，情况和问题都在他的脑子里，但还要思考每一个细节以至每一句话。在非常时候必须以非常的细致来对待。 秘书轻轻推门走进来说：“刚接到消息，李公朴昨天在昆明被暗杀。” 周恩来抬头，异常吃惊地站起身问：“消息可靠吗？”“可靠。”秘书说：“民盟已经在为他安排后事了。”“这是军统的特务干的。太卑鄙了！”周恩来搁下笔，在房间里不安地踱着步，讲话语气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愤怒。秘书站着没动，等着周恩来的吩咐。 周恩来没有马上再说什么，他心里很沉痛。 李公朴是一位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学者，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1936年，宋庆龄在创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时，他被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在上海大声奔走呼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他还亲自主持了鲁迅先生的丧事，又参与和组织了纪念孙中山诞辰70周年的活动。因此，受蒋介石的指使，上海国民党警察会同租界巡捕非法拘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成为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建议中有一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七君子……”抗日战争暴发后，在中共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才释放了他们。抗战期间及胜利后，他经常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运动，更积极地投入民主运动。6月下旬，随着国民党大打内战，昆明各界人士组织了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昆明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说李公朴等人“要搞暴动”。李公朴家门口经常有可疑人出现，但李公朴毫不退缩，仍然为和平天天奔走。终于，李公朴于7月11日晚于昆明街头遭枪击，于次日清晨去世。 周恩来还记得，在1946年2月10日的校场口事件中，他受伤住院后，对前来看望的周恩来说：“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 “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啊！”周恩来缓缓抬头，痛惜地说。 周恩来放下手头的工作，悲愤地起草了给李夫人的唁电： “张曼筠女士礼鉴：惊闻公朴先生被特务暴徒暗杀，不胜悲愤！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并希节哀。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叩。” 唁函发出后，周恩来心想，内战开始了，国民党举起了屠刀，暗杀了李公朴，还会指向其他人的。 7月14日，周恩来冒着滂沱大雨来到上海。 上海思南路107号，大门上已钉上一块铜牌，镌刻着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是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第一次来上海。昨天，他根据得到的情报，知道国民党军将于本月15日进攻我苏北解放区后，立即与马歇尔会谈，要求马歇尔敦促国民党全面停战，同时，指出黄河问题情势紧急，建议派执行小组去监督，或亲自前去解决。他同时也知道，在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与马歇尔的谈话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周恩来这次来上海，除参加联总、行总及黄河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紧急会商黄河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蒋介石以避暑为名离开了南京，只留下作不了主的几个代表应付谈判，掩护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在周公馆，周恩来对邓颖超、华岗等同志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 邓颖超早些天也到了上海，她在为开展群众工作而忙碌。在与郦颖超谈到五人会议的争论时，周恩来说：“国民党以为我们怕他们，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他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在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晚上，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在时事政策学习时，争论起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的问题。讨论热烈，发言踊跃。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于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周恩来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聪明些还是不大聪明些，他是不大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反动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别的事情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针对国民党特务对民主运动的压制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周恩来说：“国民党特务开了杀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出周恩来所料，7月15日，从昆明又传来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消息。 就在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召开大会的当天下午，民盟中央常委闻一多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袭击，身中10余发美制冲锋枪子弹，当即死亡。 闻一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他于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抗战后期，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人民水深火热，闻一多拍案而起，走出书斋，投身于民主运动。1944年参加民盟，1945年9月成为民盟中央常委委员。 抗战胜利不久，闻一多就说：“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国民党当局对闻一多恨之入骨，不断对闻一多进行造谣、威胁和恐吓。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没有退却。7月15日上午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们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站起来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5时半，闻一多在离宿舍大门10来步的地方，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冲锋枪射击，中弹倒地，他的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弹。 “李、闻血案”立即在中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映。中共、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都对李、闻家属致电悼唁，并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加拿大、美国等国爱好和平人士，也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暴行。 7月1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廖承志联名电唁闻一多的夫人高真女士：“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一个永远不能洗掉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午后，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 在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愤怒地说：“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 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国民党当局暗杀李、闻，目的是想恐吓第三方面压制民主。果然，有一部分人感到害怕，有的逃到昆明的美国领事馆避难，有的干脆离开了昆明。但更多的人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激起了革命志气，他们毫不退缩地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 第六章 战略性建议：不再让步 四、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上任 国共谈判陷入了僵局，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要实现促使国共停止敌对行动、完成共产党军队按比例编人国军、组成有共产党及其它党派参加联合政府等三项任务，感到越来越艰难。 马歇尔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进攻和暗杀民主人士是极不欣赏的。 他抨击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说：“暗杀同民主政治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并告诉俞大维：“如果进攻的军事行动再有所发展，我将被迫退出谈判。” 7月16日，马歇尔又警告俞大维：“蒋委员长相信，在谈判的暂停期间，军事形势的发展，可能对政府有利，但是形势可能并不依照他的信念而发展。”这话很明显表示出，马歇尔不是从执行停战协定出发，而是从国民党肯定在内战中失败这一点出发来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的。 但目前，马歇尔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尽快找到一个能代表美国在华利益，又能被国共双方接受，称职的前任大使赫尔利继承者。 他起先推荐魏德迈将军，因为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在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对魏德迈将军的任命，周恩来马上便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即向马歇尔提出了强烈抗议，声称共产党一方完全不能接受魏德迈。马歇尔很尴尬，他电告在华盛顿的艾奇逊报告杜鲁门总统，请他取消了这项任命。当马歇尔让周恩来提一个可以接受的人选时，周恩来推荐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国工作了大半生，颇受人们尊重，但是他对中国的政界却并不太熟悉。与魏德迈相比，司徒雷登更是一个“中国通”。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长期在中国办教会大学，时为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总以爱美国也爱中国自居。他有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我爱美国，我也同样地爱中国。”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司徒雷登参加由蒋介石举行的外交宴会，毛泽东也去了。当毛泽东从人群中见到他时，向他表示问候，并说延安有许多他学生。司徒雷登笑着答道：“是的，我很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后来，周恩来和毛泽东还在重庆请司徒雷登吃过一次饭，感情很融洽。 在7月2日司徒雷登应马歇尔邀请由北平抵南京时，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曾在梅园新村30号专门宴请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在与周恩来会晤时，建议国共和平谈判应从改组政府、制定宪法、打击贪污、实行民主建国人手，并建议国共两党的军队由美国来分别装备和训练。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蒋介石先停战，然后才好再谈判，中共愿意和平解决问题，但必须是双方让步，不能单要一方屈服。” 因此，国民党把共产党否决魏德迈的提名，看成是敌人的一次胜利。 马歇尔得到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发表宣言后，更感到请求华盛顿尽快确定驻华大使候选人的急迫性。 在马歇尔的催促下，杜鲁门总统正式通知马歇尔，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strike>rike>大使。 7月15日，司徒雷登由北平飞抵南京就任，马歇尔的特使地位不变。 邓颖超和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分别发表谈话，欢迎司徒雷登。谈话指出：“中国目前最要紧的是全面停战。谁能帮助中国走向和平，谁就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五人会议休会后，国共双方在7月份没有再开过会。由于当时周恩来仍在上海未归，7月16日，马歇尔派专机赴沪接周恩来回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会商“苏北战事”。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陈诚的部署调谴下，国民党军队12万人，从南通、来安等地发动对苏北解放区的“围歼”。而国民党方面却在马歇尔面前说：“苏北的中共部队对国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7月16日，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周恩、来与刚到任的司徒雷登和马歇尔进行了会谈。 在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有两处。一处是抗战前建设的旧馆舍，位于现在的上海路，道路改造这里已辟为两处，分别为上海路82号和南东瓜市1号，两个院子隔着上海路相望。现在，东边的为部队招待所，西边为南京市第二幼儿园。临街已无大门可以出入，必须由巷内再折向南进入。建筑分南北两组，方块造型呈折线变化，进入楼房为柱廊式，在抗战胜利后，上海路馆舍改为大使馆新闻处。另一处为西康路33号，这个新馆舍刚建好不久，离马歇尔公馆也非常近。作为二战中的战胜国，美国经济和军事势力不断的扩张，因此美国大使馆也修得气派、豪华，成为当时世人瞩目的焦点。新馆舍由3幢造型相同、规模相等的西式楼房和3幢西式平房构成，依山坡地势而建。整个建筑高大宽敞，设计简洁明快。在大楼后面的平房，作为随从人员的住所，砖木结构，普通木地板。 会谈中，周恩来首先斥责了国民党暗杀李、闻的罪恶行为。 “国民党的手段很多，用暗杀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是无耻的法西斯行为。”他气愤地指出：“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 马歇尔对此事也表示不满：“我已告知俞大维，转告蒋介石要彻底调查。” 司徒雷登也说：“政府应向全世界彻底澄清此事。” 望着门外越下越大的雷阵雨，周恩来无意再与马歇尔讨论停战事宜，他忧心如焚介绍了昨日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上海会议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建议：“治理黄河应脱离政治、军事来解决，并提出亲自前往开封实地观察。”同时，他也指出：“在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各地战事更严重了。” 马歇尔则以为司徒雷登的上任，凭着他们俩人的智慧，可能给调停带来一些转机。在谈到苏北内战的局势时，马歇尔说：“苏北问题，可以考虑对国民党要求撤出的地区分两种情况处理，即共产党保持在日本投降以前占领的县，撤出日本投降以后占领的县，并允许政府加以接收。”他问周恩来：“如果这样，国共双方是否可就土地问题达成某种临时性协议？”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我们决不会因政府军的猖狂进攻而屈服，更不会无限度的让步”。 离开马歇尔公馆，周恩来准备再返上海，继续与联总、行总商谈黄河归故的问题。 第七章 铁骨柔肠：情系黄、淮灾区人民 一、黄河归故问题 进入梅雨季节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连降暴雨，长江、淮河、大运河的水位不断猛涨，也牵动着周恩来对解放区水患的担忧。 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刚坐下来，童小鹏送来一份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团的急电。 这年夏季，对于江淮人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7月份以来暴雨就几乎没有停过。苏北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解放区苏皖边区政府连发急电给南京梅园新村，请中共代表团要求国民党开放长江、淮河及运河的沿江各坝，解除水灾对苏北人民的危害。接到苏皖边区政府的电报，周恩来十分焦急。他深爱自己的家乡，为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担忧。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淮安古名射阳，处于大运河和淮河交流处的平原地区，具有16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史称“热闹繁华，俨然省会”。 周恩来祖父兄弟5人，有4人做过知县。他的祖父周攀龙，原来是一位绍兴师爷（清朝官府的幕僚），迁到淮安后，先是在县里当师爷，后来升为知县，由于前任迟迟不肯交印，到他上任时，已是身染重病，不久便去世了。他的祖父有四个儿子，他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后改名为周邵纲，字懋臣。他为人老实，也曾学过师爷，后到外省当了一名小公务员。周恩来的母亲姓万，是淮阴县知县万青选的女儿。虽然周恩来自从12岁那年离开淮安去沈阳求学，就一次没有再回过老家，但他的心里始终装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怀念着解放区的人民。接到电报，周恩来立即电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按照苏皖边区政府的要求，转饬江北运河工程局开放沿江各坝，让大水入江，使运河沿岸各县免遭洪水威胁。同时，周恩来安排负责宣传工作的宋平、范长江等人，迅速将苏北运河和淮河流域水灾情况整理出来，分发各新闻机构，揭露国民党以水代兵，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 国民党政府以“有碍国军行动”为名，不但没有开放江坝，反而，利用水灾加强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重型轰炸机轰炸苏北高邮附近堤防，扫射修堤人民。造成29名河工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伤者无数。致使沂、沭河床漏水，后又发生堤岸溃决，演成宿县、沭阳县、灌云县等各县空前水灾。所幸的是，苏皖边区党委和政府积极部署运河沿岸各地区党组织和政府，全面整治运河堤防。苏皖边区党委水利工程局工务科科长、运河工程处副处长钱正英和陈扬等同志一起，冒着狂风暴雨和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带领几万民工，奋战在二地委所处的运河南岸，昼夜奋战，赶工抢修，终于赶在大汛来临国民党军队占领淮阴、淮安、高邮、宝应之前，将千疮百孔的运河南段堤防抢修完毕，从容撤退。前往运河南段工地视察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官员赞扬说“在物质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把运河堤防修得这么好，是了不起的成绩。”这些都是后话了。 处理完苏皖边区解放区的电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又乘飞机飞返上海，参加与联总、行总黄河归故的谈判。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简称“联总”）1943年11月在美国大西洋城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经费来源由47个未受战争蹂躏的会员国捐献，总数约20亿美元，其中分配给中国5亿余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后，联总在重庆设立了分署，开展战后救济工作。联总代理署长为美国人富兰克林·雷，后为普莱士，工程顾问为塔德，这时办公地址已迁上海福州路01945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重庆相应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署长为蒋廷黻。考虑到战后受灾国的政治形势，联总章程规定：联总援助的救济物资“无论何时，不得用于政治武器”，“一切形式之救济，应依各该区域中人民之相对需要而公平分配，不得因任何理由而对任何人有所歧视”，并特别指出不得有“政治信仰之歧视”。 1945年7月21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延安杨家岭成立。由各解放区推选的执行委员有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伍云甫、钱之光、成仿吾、范长江、苏井观、傅连璋、沈其震等15人，董必武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伍云甫为秘书长。此后，各解放区也先后成立了分会及办事机构。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后，经周恩来与行总署蒋廷黻多次会商，议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解总”），直接与联总、行总打交道。从北平军调部调伍云甫和林仲来上海，分别为办事处处长和业务主任，又相继从晋冀豫边区政府调来成润及朱友学、郭正、纪锋（英语翻译）、杨贲等为办事处成员。办公地址设在上海福州路行总总部大楼，后又买下蒲石路沪江别墅4号的一所弄堂，作为办事处人员宿舍。 众所周知，中国解放区军民在8年抗战中，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艰难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伪军之全部。然而，正是因为解放区深处敌后，也正是因为解放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无比坚决，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所以敌人对于解放区的破坏与蹂躏也较之其它地区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战中，解放区被敌伪屠杀了2969269人；被捕壮丁705722人；被烧房间5697122间；损失家畜4940663头；损失粮食278923536石；损失农具7763704件；损失被服17028021件。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有难民2600多万人，约占全国难民4200万人的3/5。中国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破坏损失惨重，根据联总章程，有充分权利接受应得到的援助。 解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一是争取联总对解放区救济物资的分配，一是开展黄河归故堵口工程的斗争。当时，蒋介石为发动全面内战，配合他的军事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策划：要使黄河重归故道。这样不仅可以水淹解放区，并且把山东、豫东、苏北等解放区同华北分割开来。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战火迅速蔓延到中原地区。1938年6月9日，当开封陷落，郑州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想用黄河之水阻止日军的前进。不过兵书上的办法并不奏效。突然奔腾而下的滔滔黄河之水没能挡住日军，却让黄河改了道，将豫东、皖东、苏北的大片土地变成泽国，1250万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89万人为此而丧生。以后，黄河故道水涸沙淤，河水南移，已成一片平陆。黄河故道两岸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与帮助下，建立新居，翻沙挖土，种植树木。古老的黄河故道，已经变成良田成片，树木成林，生产发展的解放区。漫长的黄河堤坝大部也已破坏，如果在原有堤防未及修复的情况下，黄河突然回归故道，将使解放区蒙受巨大的灾难。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在1月停战令公布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就派人“视察下游黄河河床”，并擅自在黄河花园口段破土动工，计划6月合龙。蒋介石把这件事列为“首要急务”，下令限期堵口，妄图使黄河改归故道，将滔滔洪水引向解放区，配合其军事进攻。解放区政府派出代表在开封、菏泽等地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经艰苦的斗争，于4月15日达成先修复河堤、转移居民、然后堵口放水的《菏泽协议》。黄河归故工程涉及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片耕作土地，涉及到黄河两岸700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周恩来从宣化店回到南京的第5天，得知国民党政府拒绝执行协议，坚持6月底在花园口堵口合龙后，就和晋鲁豫政府代表赵明甫、王笑一等同志在梅园新村作了研究，第二天，带着他们去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找到薛笃弼委员长，进行黄河复堤问题的会谈，并于5月18日达成《关于黄河问题的南京协议》。 为防止国民党出尔反尔，他还在当天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代表、中国分署富兰克林·雷、工程顾问塔德，达成六项口头协议：（一）下游复堤、浚河从速开工；（二）工程所需一切器材、工粮，由联总、行总负责供给；（三）行总在菏泽设立办事处，中共参加；（四）对下游河道居民迁徙之救济费由国共、联总、行总组织委员会商定；（五）6月15日之前不在故道上挖渠引河；（六）花园口合龙视下游工程的进度而定。 规定了堵口工程以不使下游发生水害、救济受灾区民和防止旧河区泛滥必须同时进行为原则。随后，又给马歇尔送去了备忘录，提出：“复堤尤重于堵口”，“堵口以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并按本年4月《菏泽协议》精神，在黄河堵口之前应疏浚复堤给黄河故道内居民拨款救济。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花园口堵口更加迫不急待。在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的第三天，他们悍然撕毁南京协议，下令花园口工程立即抛石合龙。严令：“宁停军运，不停运石”。然而，由于当地游击队的破坏，采石场石料供应不足，加上黄河水涨，堵口没有成功。接着，白崇禧、陈诚等接连到花园口督促检查，力Ⅱ紧进行堵口工程，企图在洪水到来之际，把口门堵上。 “黄河归故”的斗争显得更加尖锐复杂。7月8日前后，周恩来曾连续3次向马歇尔致送了关于黄河复堤问题的备忘录。7月14日下午，周恩来又亲自到上海与富兰克林，雷、行总蒋廷黻署长商谈有关堵口、救济费等问题。7月16日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首先讲的还是关黄河堵口问题，包括粮食、药品、物资、救济等。17日周恩来在南京与马歇尔会谈苏北问题时，又提出了关于治理黄河应脱离政治、军事来解决的主张，并提出亲自带领救济总署及行总的官员前往开封实地观察的建议，掌握黄河堵口问题的实际情况。 17日下午4时许，会谈在上海福州路联总的会议室进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伍云甫、成润、王笑一及翻译纪锋坐成了一排，但联总、行总的代表则稀稀拉拉。 原来，由于联总、行总官员事先得知周恩来上午要在南京与马歇尔会谈，下午又在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为周恩来肯定赶不回来，多数人都外出未归，未做好开会的准备。好在富兰克林·雷、蒋廷黻没有外出，会议还可以正常进行。 梅雨季节，雷阵雨下个不停。周恩来更感到黄河堵口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不然他不会在与马歇尔连续两天会晤的情况下，急急忙忙赶回上海。 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与马歇尔交谈以及解放区军民黄河花园口下游复堤工程进展的情况，再次提出加紧修复黄河故道的堤防，疏浚河道，暂缓堵口，从速调拨工程所需物资和民工款项的意见。由于涉及到的问题较多，国民党方面坚不退让，会谈进行到傍晚还没有结束，只好约定次日继续。 第二天上午，联总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薛笃弼等出席会议。 会议依然围绕黄河堵口的问题展开。 会议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尖锐，蒋廷黻一反昨日态度，以咄咄逼人的口吻说：“黄河归故道的修复自年初计划，3月动工，现在合龙应不成问题，对沿岸居民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再说，故道内居民搬迁和疏浚时间的耽搁，原因不在政府。” 周恩来立即反驳说：旧河床自长垣至利津口，共长600公里，河床高度超过两岸数公尺，河床充满淤泥，到处是堆成数公尺以上的高丘，再者，该地区有居民近50万，村庄1400个。疏浚、复堤、搬迁工程量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周恩来气愤地接着指出：我方担任的复堤、险工及其他工程于5月18日得到协议，5月25日开工，已经进行了快两个月。此项工程经中外工程师前往察看，都认为满意。但是，政府原答应供给的器材、经费及河道居民迁移的救济费，至今仍未解决。这两天虽有初步协议，但救济费还待今晚的会议解决。堵口工程的迟缓，联总、行总、水利委员会都应负责，我们应负之责很少。现值夏汛，继续堵口，只会造成一面仍然泛滥，一面就要受灾。 伍云甫、成润也以大量事实严词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黄河归故对沿岸居民没有影响，可以立即堵口的谬论，坚持在堤岸修复、居民迁出以后，始可放水。 原本已经达成的协议，被国民党政府一再推翻，这是周恩来早已想到的。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什么样的事情都变得格外复杂，都充满斗争。周恩来抓住行总代表黄河归故是为了防止黄河重新泛滥成灾，解救灾区民众的讲话，提出：解放区在泛滥区有100多万人在从事耕种生产，如果复堤后让水在新道也泛滥成灾，就会弄得新道旧道都不好。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我认为，在就灾区民众的救济款和解放区复堤工程补助款问题解决后，不妨我来陪同联总和行总的代表亲自到开封和花园口，实地去看一看。以利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态度诚恳，词真意切的讲话，使在场的代表无话可说。联总的塔德工程师首先表示赞成，国民党政府的代表经磋商后，认为借周恩来到开封之际，可以再拖延新协议的形成，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决定由周恩来在联总总工程师和行总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开封实地视察，再作结论。 为进一步揭露联总、行总在善后救济和黄河复堤问题上对解放区的歧视政策，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午，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就分别通过电话通知了在沪的中外记者。各家新闻机构听说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纷纷表示一定到会，有的得到消息后，还互相转告。因而，当天到会的记者特别多，100多名记者把不大的客厅挤得座无虚席，许多晚到的记者只得在门窗、阳台上站着听。 来参加招待会国民党方面的报刊有《和平日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中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及民间《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申报》、《立报》等。围绕东北休战后内战在全国的蔓延，黄河复堤以及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压制民主，迫害民主人士等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地说：我想说的是三件事：一件是各地的冲突，一件是关于救济的问题，一件是最近的昆明事件。 在谈到各地不断升级的内战时，周恩来说：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事实上，最明显的在四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周恩来一一介绍了湖北、河南边境，山东胶济线一带，苏北以及山西的内战发展情况。 周恩来列举了报纸上资料说：“上个月到这个月，胡宗南将军指挥了两个军渡过黄河。一个军在潼关、朝邑渡河；一个军从陕州开去，到达山西的三角地区，向中共所在区进攻，占领了黄河重要渡口茅津渡及同蒲线上的闻喜，继续向侯马进攻。” 针对中外舆论关心的谈判进展，周恩来说：本来80%到90%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政府提出新要求，要中共退出下列四个地区，问题便僵持了。周恩来又详细向记者们介绍了蒋介石要中共退出的4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他说：依照政协决议，原来的地方政权应维持原状，政府完全改组以后，再行解决地方政权问题，这可以政协决议为依据。而政府这次提出的要求，或者叫做划防区，或者叫做割地划防，这不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拒绝了这个提议。 关于黄河堵口及解放区的救济问题，周恩来在重申了昨天在联总、行总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周恩来重点围绕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一事发表了看法。他非常愤慨地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在内战的前方，还可说两方都有武器。而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所不满意的人士。这真是无耻卑鄙之至！ 周恩来大声疾呼：他们还向手无寸铁的文学家、新闻记者、工业家、学生、平民索取代价，来维持统治者的独裁。说到这里，他很难过地说：我们和多少人握过手，甚至和手上染有血的人握过手。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不惜忍气吞声地这样做。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我为什么在诸位面前控诉？因为诸位经受的压迫、威胁、恐惧比我们多，诸位是手无寸铁者，希望以诸位的笔、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译成英语，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在中外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第七章 铁骨柔肠：情系黄、淮灾区人民 二、开封之行 7月19日，一架银灰色的军用飞机离开上海，向黄河岸边的古城——开封飞去。 周恩来和联总上海分署助理普莱士、塔德工程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同行的还有行总和新近成立的解总上海办事处的成员。 周恩来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做统战工作的机会。从登机开始，他就直接用英语与联总官员普莱士交谈。向他介绍中国古老的黄河，黄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以及战争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的灾难。普莱士不时听得哈哈大笑。 周恩来听到有人说：“开封快到了吧？” “是的。”王笑一说，他是中共黄河复堤工程代表。 普莱士是第一次到开封，听周恩来说的正在兴头，对周恩来说：“再说说开封吧。” 周恩来说：开封，可是中国的古都啊！战国时信陵君窃符救赵，唐朝时李白、杜甫、高适、梁苑赋诗，都到过开封，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家乡也在这开封哩！他突然问随行的纪锋同志：“翻译官，‘窃符救赵’，英语怎么说？” 纪锋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的蹩脚英语怎敢和副主席比。我想，直译就是‘saved tion of zealing the pass’。” 普莱士点点头说：“yes，yes！” 鲁豫边区政府代表、黄河委员会委员成润毫不顾忌在场的行总官员，他说：“现在，古城开封广大人民群众对扩大内战是非常愤慨的，对‘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发‘黄河财’的贪官污吏也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王笑一说：“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开封，曾把大炮架在黄河岸边，炮击铁塔，但是铁塔仍傲然屹立”。 周恩来充满深情说：是啊，有着900多年历史的铁塔，正是开封人民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象征啊！开封人民过去没有屈服日本帝国主义，今天也不会甘心受反动派的奴役。将来，开封人民、河南人民，一定会把开封建成美丽的家园，到那时，古老的开封必然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周副主席，开封到了！”成润说。 周恩来朝窗外看一眼，问：“这就是南郊机场吗？”成润答：“是的。” 近午，飞机下降，滑入跑道，慢慢停了下来。 走下飞机后，周恩来同前来迎接的中共晋鲁豫边区负责人张玺、段君毅、解放区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人一一握手。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听取了关于黄河复堤、应得工款、工粮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同富兰克林·雷、蒋廷黻、薛笃弼以及复堤局代表谈过了，双方同意复堤所需经费全部由国民政府负担，河床居民迁徙费不能少于804亿元，其中我们解放区政府负担四分之一，由国民政府供给228亿元，你们看怎么样？ 张玺等人说：“国民党方面说话总是不算数的，就怕他们答应过后不给。” 周恩来笑了：“谈判嘛，就是斗争。你们在谈判中也要研究斗争策略，揭露对方的阴谋，争取主动权。” 段君毅等人点头。 “回去后要转告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从整个形势看，靠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要靠自卫战争，准备迎击进攻。” “我们回去就向刘、邓首长报告。” 周恩来点了点头。 7月的河南，正是盛夏季节。午后的炎炎烈日，蒸烤着平原大地，蒸烤着滚滚奔流的黄河水。 周恩来驱车来到花园口工地，登上坝头，呈现在他眼前的是1500多米的决口。他仿佛看到汹涌无情的黄水从这里奔腾而下，吞噬着座座村庄，无情地吞灭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如今，两端的堤坝已经修成，只是没有合龙。 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王笑一小声说：“这是他们用荷枪实弹的军队强迫17000多民工投下几十万立方的石头筑起来的。” 周恩来看了看，问道：“怎么不见民工呢？” “听说你来了，当局怕你到民工中间去。早把他们驱赶走了。”王笑一说。 “是这样，”周恩来沉吟道。他看着被洪水冲垮了的木桩、石坝，看着滚珠翻腾的黄水，心想，国民党当局想拼命填补已被冲垮的工事，实现立刻堵口的阴谋，恐怕也是一厢情愿，难以办到的。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思绪飞得很远，好像看到了黄河的明天。 从大坝下来，周恩来径直走到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的住所。赵守钰早从报纸和国民党高官的口中得知周恩来是中共的大人物，他小心翼翼地跟在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对赵守钰说：决口要堵，但是堵口必须照顾黄河旧道居民的利益，如果把黄河水引入旧河道致使泛滥成灾，那就是新的犯罪。这是我们共产党的立场。 “那是，那是。”赵守钰连声说。 周恩来又对联总的代表说：联总向来以善持救济工作为方针，但你们分配给黄河堵复工程的各种设备和运输器材，绝大多数都有用在花园口堵口工程上了，而担负整个堵复任务1/3以上的解放区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不公正的，假如联总真的遵守‘没有政治歧视’和‘分配公平’的原则，就应该采取公正而明确的态度，立即拨付解放区应得到的全部工款、工粮、机器设备、运输器材和河道居民的迁移费，并保证在故道复堤、险工裁弯取直的全部工程完成之后，才能堵口放水。 联总的代表想说什么，憋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出来，勉强点点头。 为了不使联总的代表过分难堪，周恩来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好，有些问题我们明天再谈。” 傍晚，周恩来返回了开封，住在南关邮政公馆小楼。这里是联总河南分署所在地。入夜之后，周恩来还在同晋鲁豫解放区的谈判代表交谈，听取他们汇报，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准备下一步的斗争。 第二天，周恩来出席了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解放区代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及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代表，还有联总、行总的代表。 赵守钰和塔德发言后，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从黄河悠久的历史讲到黄河改道，从国共谈判讲到中国的前途，从黄河复堤讲到花园口堵口。最后，他大声说：黄河协议必须执行，任何耍阴谋诡计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玩火者必自焚，玩水者必灭顶！ 7月21日，周恩来一行回到上海。 7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与联总、行总签署了关于黄河问题的《协定备忘录》（又称上海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诺为解放区黄河复堤工程支付60亿元工料费，提供复堤器材和8600吨面粉，发放受灾黄河两岸人民228亿元安置救济费。协定规定，政府分期付清黄河故道居民救济款和偿还中共修复黄河故道堤坝所付全部工料款项。同时，关于花园口堵口，在黄河大汛前不再进行，仅应作已经完成堤坝的防护工作。关于下游复堤所需的物资与费用，按照达成的协议执行，堵口工程延至9月开始。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伍云甫为驻行总中共代表。 第七章 铁骨柔肠：情系黄、淮灾区人民 三、宋庆龄发表政治声明 在与联总、行总紧张谈判的日子里，周恩来与邓颖超一道专门去靖江路45号拜访了宋庆龄。 宋庆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原籍广东文昌（今海南省），1893年生于上海。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1913年任孙中山秘书，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造国民党的措施，孙中山逝世后，她依然如故的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地投身于两党共同领导的大革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历任国民党第二、三、四、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她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多次发表通电、声明、宣言，揭露和反对蒋、汪的叛变行为，积极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运动，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与鲁迅、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01936年5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1937年六七月间，她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成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募集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介绍很多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她与何香凝等联合发表通电斥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离开香港到达重庆，继续联络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抗战胜利前夕，她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根据地。同时，她还组织了一些受过专门培训的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承担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新四军在收到这所医院装备后，曾专函向宋庆龄致谢。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回到上海继续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即保卫中国同盟），并亲任主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给解放区及中共军队以巨大的物质帮助。中国福利会先后在解放区中资助建立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11800个床位，著名的白求恩、柯隶华大夫都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最后抵达抗日根据地的。此外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解放区军民服务，同时，福利基金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解放区无私捐款，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至1947年就捐赠22亿元（旧法币）。 中国福利会的办公地点在苏州路175号（颐中烟草公司大楼201室，1947年秋迁至广东路86号，1948年下半年迁至林森中路霞飞路里弄内棚屋今淮海中路988A)，为宋庆龄的故友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免费提供。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 周恩来与宋庆龄交谊久远，出于对宋庆龄的尊重，他一直称呼宋庆龄为先生，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一直非常关心在国统区宋庆龄的生活，指派了廖梦醒作为中共的联络员，与宋庆龄共同生活。 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已54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多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多年了。在上海勉住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今“靖江路”）45号。这幢房子，战前原为德国人房产，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没收，分配给她临时居住。莫里哀路29号的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住房已经不能居住。那座房子，荒废了8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由于思利和路居住条件较差，后又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843号）花园洋房，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 宋庆龄听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熟悉的的声音后，连忙从楼上赶下来亲切地说：“是周恩来吗？我从报纸上已知道你到上海了，这样忙，还来看我。” 周恩来打量了简陋的房间，地上也零乱地堆放着一些写着英文字样的大小包裹和报刊说：“这里条件很差嘛，为什么不让她们给你换一处？”周恩来知道，宋氏三姐妹是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宋庆龄是宋家的老二，排在霭龄之后，美龄之前。她后面还有3个弟弟子文、子良、子安。当时谁也不曾想到的是多年以后，宋氏三姐妹在中国社会竟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一个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一个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还有一个与孔氏家族联姻，善于积财，富甲天下。而宋子文也在民国政界和财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宋氏家族成为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财阀。 “这比在香港和重庆时好多了。”宋庆龄说：“不说这些了，快说说谈判情况吧！” “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周恩来接着说，最明显的在湖北、河南边境地区等4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6月26日，政府军队向被包围进攻宣化店的李先念将军领导的6万多军队发动进攻，中共军队在6月30日、7月1日越过铁路向西突围。 宋庆龄关切地问：“现在怎样？” 周恩来答：目前，大约在平汉路西，政府有5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严重。现在李部的确实地址我不知道。周恩来又把国民党在山东胶济线、苏北、西北以及东北各地的内战情况向宋庆龄作了大致的介绍。 国共谈判的进展，是宋庆龄十分关心的，周恩来向她作了详细地介绍。他说：本来大部份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政府提出新要求，要中共退出陇海路以南苏北、皖北的全部、山东胶济沿线、热河以及东北的安东等4个地区。这一要求超出了休战商谈的范围，并违反政协决议。依照政协决议，原来的地方政权应维持原状，政府完全改组以后，再行解决地方政权问题，这可以政协决议为依据。因而，冲突日益扩大，谈判难以进行。如报纸上所说，目前的局势是边谈边打，但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 在谈到解放区的灾民救济问题时，周恩来再次对宋庆龄的支持和努力表示感谢和敬意。 宋庆龄说：“中国福利会一直和联总保持良好的合作，中共在与联总打交道时，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一下。”她又强调说：“中福会与联总经常联系的几个人，梦醒都认识。” 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民主，发动内战，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倒行逆施的行为，宋庆龄也是心急如焚。她一直关心着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每天通过各种报刊和廖梦醒带来的消息，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在谈到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事件时，大家都非常愤慨。周恩来说：政协开会时，李公朴先生就是当时被打伤的一个。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因为政府没有明令制止惩办过，而且政府的宣传机器还为之掩饰袒护。尤其是连下关事件依然没有追究出一个水落石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手段，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所不满意的人士。 邓颖超也愤恨地说：“这些做法与法西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又说：对于这类暴行如再不停止，再不惩办，再不追究，则会扩大到全国，重庆、成都、广州以至上海、南京都会发生的。陈立夫先生又来上海了，他是来布置统一党政军的行动，镇压民主运动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凶打、绑票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的手上，更不论我们共产党人了。我们来谈判就是准备着的。过去在重庆准备了8年，今后再准备8年吧。 1周恩很难过地说：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先生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献身中国民主事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影响，希望先生通过你的力量和智慧，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听到这里，宋庆龄坐不住了。她慢慢地站起身，在窗前沉默一会，语调坚定地说：“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道，要改也难呵！”她一针见血地说：右派之所以有恃无恐，与美国援蒋政策是必不可分的。平息内战，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富强，必须反对中、美反动派，全面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7月22日，也就是周恩来拜访宋庆龄的第4天，宋庆龄在上海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个题目很长的声明，严厉指责了中美反动派挑动新战争，呼吁停止内战，实行三民主义，成立联合政府。 在这个直言不讳的政治声明中，宋庆龄指出：“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人民都时刻渴望这次无止无休的和谈会有一些结果。但是，在每次勉强撮合的休战谈判之后，新的破裂又跟踪而来。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 她认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她把主要重点放在民生主义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民的需求——她认为在中国这是最根本的。“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民生主义就是说，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国煽动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历史上得来的结论。”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纲。它也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最近不是也说过，在共产党的区域中没有饥荒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她认为，联合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国民党内有许多于练、进步的党员，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发言。” 她强烈呼吁：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如果国民党做到这一点，它无疑地将成为任何联合政府的领导者……自由批评必须代替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杀。国民党应该立即执行这些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 她还就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及未来向美国人民进言：美国的反动分子正在与中国的反动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目前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军队并不在加强中国人民的安宁……所有的借款只能借给人民所承认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果美国能明白表示不再供给军火和军事援助，那末，中国的内战就决不会扩大。 次日，宋庆龄等56人，又联名致电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及众、参两院主席、报纸发行人、劳工领袖，反对美国军事援华。 宋庆龄的声明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解放区和许多团体（行业公会、教育团体、工会等）及非共产党的军界人士如蔡廷锴将军等纷纷表示拥护。 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华盛顿邮报》、《圣路易环球民主报》等报刊也发表了强有力的社论。 也就是在她的声明发表后几周内，设在美国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莫德·拉塞尔邀请她赴美讲演。不久，由埃莉诺·罗斯福又出面邀请宋庆龄和邓颖超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 全国各地纷纷发出函电，表示拥护，认为她们是表达中国妇女在内战中所受痛苦及对和平的愿望的最佳人选。 邓颖超很想去参加“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尽管她是这个国际组织的理事，国民党还是拒不发给她护照未能成行。在同宋庆龄商量后，邓颖超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回击国民党的压制。最后，她收集了全国妇女的许多意见，寄给大会。这些意见都一致反对内战，敦促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从中国撤兵；呼吁美国妇女要求她们的政府和孩子不要插手中国的内战，以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 第七章 铁骨柔肠：情系黄、淮灾区人民 四、拜访国民党上层人士 离开联总上海分署，周恩来的汽车行驶在回周公馆的路上。 周恩来见时间还早，想顺路拜访一下一位国民党人士，章文晋提醒他说：“周副主席，斯特朗女士已经与上海工委约好，今天在马思南路将要与你见面。” “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吗？”周恩来问。 “是的，就是那位美国知名的记者。”章文晋说。 “好，赶快回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她1885出生于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华，这是她的第5次访华了。在她1940年第4次访华时，恰巧是皖南事变爆发前后，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连续几个晚上彻夜长谈，向详细阐述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并交给她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资料，请她回国后在适当时机发表，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斯特朗不负中共期望，冒着危险将采访笔记和周恩来交给她的资料带回美国，并在《先驱者论坛报》予以发表。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发表，是继斯诺报导之后的又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美国政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她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先后写作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人类的五分之一》和《中国人征服中国》等书，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业绩。1958年后定居中国。这次她到中国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想详尽了解中国内战的原因和内幕，也曾耳闻过中国红军长征的奇闻，想亲眼见一见中共的领导人。而周恩来的行踪总是那么飘忽不定，好不容易在周公馆找到了华岗，才定下这次采访。 斯特朗女士与华岗联系上以后，由于这几天周恩来因黄河堵口和解放区善后救济的事务缠绕在身，确实太忙，周公馆的于产同志奉华岗之命带了些土特产和上海城隍庙的小吃，几次去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看望斯特朗。见面后，于产向她表示欢迎，并表示将尽量满足她提出的要求。 斯特朗对此表示非常感谢，并要求：希望尽快会见周将军。于产当即说：“我们已经报告了周将军。我认为周将军一定会很高兴见到您的。他到上海后，我将很快通知你到周公馆，你看好吗？” 斯特朗通情达礼地说：“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周恩来的汽车刚在马思南路停下，华岗等人就迎了出来。 华岗说：“斯特朗女士已在会议室等待多时。” 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一楼会议室，握着斯特朗的手说：“欢迎你哪，斯特朗女士，让你久等了。” 会见时，章文晋、华岗、乔冠华在场。 周恩来首先对斯特朗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向她详细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进展及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为了便于斯特朗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当前内战局势的了解，周恩来还特地让工作人员取来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军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在谈到为什么原来东北的情势严重，关内比较平静，而现在反过来了的原因时，周恩来运用逻辑推理解释说：这更证明，凡政府军队增加的地方，战争就会起来的事实。现在，东北政府军队没有增加，而且比较分散，力量是比较不够，就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正说明一个真理，究竟谁是进攻的一方。斯特朗担心地问：“周将军，你看有无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中共方面对内战的态度如何？” 周恩来详细向她介绍了目前形式上是边谈边打，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的局势，阐明了中共要求全面地长期地停止内战的态度。他强调指出：把已经谈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方案签字，召开政协，改组政府，这才是和平民主的轨道。 当周恩来介绍到解放区、根据地人民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周恩来发现斯特朗对解放区的来由及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情况很不熟悉，便以极大的热情推荐她到解放区去亲眼去看一看，走一走。斯特朗愉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还向斯特朗女士介绍了解放区的救济和民主人士被暗杀等问题。 不久，经周恩来安排，斯特朗女士从上海，取道北平乘坐军调部的飞机到延安采访解放区和毛泽东主席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一安排，毛泽东才有机会与她会面，并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斯特朗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后，先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了解了延安的基本情况，并与中共许多领导人和各界人民广泛接触。 8月6日的下午，斯特朗在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来到院里欢迎。 几个人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 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 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观点。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的草丛中发出响声，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人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后来，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14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驱车来到国民政府监察部委员杨虎的家中。 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曾下令追捕并屠杀了一批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革命者。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杨虎相逢于重庆。杨虎面对这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者满脸愧疚。谈及往事，周恩来宽容大度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杨先生是奉命行事，知道错了就好。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对一个人不但要看他的过去和现在，更要看他的将来。对于杨先生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必一视同仁。杨虎深为周恩来不计前嫌、宽容豁达所感动，政治倾向日趋进步。 抗战胜利后，他受国民党内部派系排挤，正在上海闲居。 杨虎再也没想到周恩来会来看望自己，喜出望外地把周恩来请进屋内。 “杨将军一向可好，我们到上海有几天了，今天特地前来看望。”周恩来亲热地说。 “嫂夫人也在家吗？”邓颖超说。 “老朽了，不中用了，有劳周将军记挂，惭愧，惭愧！”年过60的杨虎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言语中明显使人感到一股怨气。 桌上一张打开的报纸，赫然印着《宋庆龄发表时事声明》的大标题。 谈话中，周恩来知道，杨虎已闲职住家。听周恩来介绍谈判桌上进展后，杨虎忧郁地说：“战前十年混战，抗战八年，国民又残遭涂炭，泱泱中国又要遭受一次大劫呵。” “孙夫人讲得很好，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周恩来指着桌上的报纸说：中国的和平、民主不能靠蒋介石的恩赐，要靠人民来争取。人民，包括杨将军和国民党的上层一起动员起来，和平才有望，民主才能有望呵。 谈兴正浓，突然，一名身着警服的国民党军官闯了进来。周恩来、邓颖超嘎然收住话头，副官何谦也警觉地握紧枪支。 杨虎一见，忙说：“不要紧，老部下。” 原来，这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的阎锦文，也是来探望杨虎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不失时机地对阎做了耐心的劝说工作，表示欢迎他站在人民一边来。 阎锦文被周恩来的真诚、坦率所感动，站起来说：“是，是！”三年后5月初，上海战役打响，蒋介石抵达上海，下令密切注意民盟负责人张澜、罗隆基的行踪，以防被共产党转移，必要时就地予以处决。周恩来当时正在陕北的转移途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从千里之外急电中共中央社会部吴克坚，要他通过杨虎设法保护张澜和罗隆基两人的生命安全。吴克坚派人与杨虎取得联系，转达了周恩来的重托。杨虎即与阎锦文商量营救张、罗的办法。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阎锦文于当晚10时将张澜、罗隆基绑架至十六铺码头的船上投入江中。阎将计就计，全副武装驱车将躲避在虹桥疗养院的张、罗两人护送到杨虎寓所保护起来。从而避免了黎明前的一起大惨案。 离开杨虎家，周恩来看时间还有富余，对邓颖超说：“刚才听杨虎讲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也卧病在家。离这里不远，我们再去一下吧。” “多做几个人的工作，和平、民主的希望就大一些。”邓颖超说。 黑色小汽车，驶出了杨虎家后就一直往覃振家急驶而去。 晚上，周恩来在周公馆又约见了解总驻沪办事处的伍云甫和林仲。 周恩来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内战很可能在各地蔓延，你们要尽快想办法把同联总、行总争取来的救济物资送到解放区人民手中。在工作中，要注意团结联总、行总的工作人员。”“是，周副主席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讲话，在联总、行总中已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好几位外籍人员还向我们要有关材料呢。”伍云甫说。 “外籍人员对国民党政府及一些高官滥用职权，浪费和腐败现象很有意见，多数人对中共解放区的救济表示同情。我们已经和联总的外籍人员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美籍农业官员李马萨还向我们提供了联总仓库物资清单，并带纪锋进仓挑选解放区需要的物资。”林仲补充说。 “孙夫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总有过合作，她还同联总的一些美国官员有关系，你们可以与她们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周恩来说。 不久，解总又在解放区的烟台、开封、淮阴、天津、会采圩等地设立了解总办事处。 在解总上海办事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努力下，争取来的大批救济物资通过租来的外国运输船和美国唐纳德航空运输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往解放区。 在黄浦江码头，宋庆龄、伍云甫及解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亲自赶来，为装满十轮卡车、面粉、机械以及解放区急缺的药品等运往解放区货船送行。 解总上海办事处虽然成立前后仅一年多时间，但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具体部署和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斗争，使联总、行总的不公平和歧视政策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通过揭露和驳斥国民党的诬蔑和造谣，使全国和世界人民从一个侧面认清了美蒋的反动面目，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加强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为解放区争取到数以万吨的联合国救济物资和黄河复堤工程物资，以及数以百亿元（法币）的现款，仅从山东沿海港口收到的救济物资就有8万余吨。截止1947年11月，解总账户上共收到联总救济物资价值约法币1000亿元，虽然仅占联总对华救济总额的2%，但这对于加强解放区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支持解放战争的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八章 风云变幻：坚持逼蒋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陶行知之死 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京沪一带纷纷传闻：下一个就轮到陶行知了。 但陶行知没有被吓倒，仍然四处奔走，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和平民主的演说，疾呼中国需要永久的和平，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制止内战。针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他说：“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为了避开特务的骚扰，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址，借居友人家。翦伯赞、郭沫若和与他接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都提醒他多加提防，他爽朗一笑说：“我这是等着第三枪呢！” 7月25日，周恩来原定于中午12时15分在周公馆接待外国记者，并准备下午从上海赶回到南京。 当记者们陆续聚集在周公馆时，突然一位民盟的联络员走进门对周恩来说：“陶行知病危！” “陶先生现在哪里？怎么回事！” “陶先生还在他隐居的住处，据说是突发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 遽闻噩耗，周恩来非常悲痛，立即安排陈家康代表他接待记者，自己与邓颖超一起立即乘车前往探望。一路上，他心情非常沉重，不断催促司机把车开快一点。 他的眼前总是闪现着陶行知的形象。 陶行知1891年出生，安徽省歙县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01920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于事。同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执行书记，致力于平民教育。1926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0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组织国难教育社，创办“山海工学团”，主张采用“小先生制”，实行“即知即传”。发起组织生活教育社。1934年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提出教育必须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的主张。同时，他还运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营救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朋友。1936年2月，他与中共合作创办了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国难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自筹资金创办了育才学校，1945年又办了社会大学。当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周恩来赶到爱棠新村13号时，民主斗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已溘然去世。周恩来心里非常悲痛，他俯下身握着陶行知的手，泪水盈满眼眶，深情哽咽地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我就要回南京去了，我们一定要争取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民主事业，直至最后一息。你放心去吧！ 放下陶行知逐渐变凉的手，周恩来向沈钧儒、田汉和负责抢救的医生询问陶行知发病及抢救经过。潘汉年说：“从4月到7月，陶先生作了100多场反内战、要民主的演讲。” 周恩来对潘汉年、伍云甫说：“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 图为周恩来与部分第三方面人士在梅园新村的合影。 “大家要多加保重。”周恩来拉着田汉的手：“文化界的朋友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他含着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是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并关照在上海的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离开医院前往机场的路上，周恩来说：现在看来，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会很久的，我总希望多几个朋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可是，这段时间连续失去了这么多朋友，实在不能不使回到梅园新村30号，已经很晚了。 周恩来主持召开南京局在宁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布置如何应对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和暗杀行径。 周恩来说：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等爱国民主人士，奋不顾身地为和平民主战斗，但他们手无寸铁，在敌人还很强大的险恶环境里，我们共产党人对进步朋友仅有道义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处厦当担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及王炳南、章文晋、宋平、童小鹏等纷纷发表意见，强烈谴责国民党的特务暴行。给中央和重庆发出电报，还要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对国民党的特务暗杀、迫害行为进行公开谴责！ “通知重庆、上海、广东、北平的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对政治暗杀的宣传。” “要对牲的朋友们大张旗鼓地举行大规模的公祭和告别集会。” “还要进一步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经价、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困难。” 当夜，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small>一、我及小超等今日下午飞回南京。</small> <small>二、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他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它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12小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small> <small>三、如无其它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随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small> <small>四、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及伍云甫，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small> <small>五、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small> <small>六、我今日弄清情况，明日再见马歇尔及司徒雷登。</small> 在上海，五六千人分别参加了为陶行知举行的隆重集会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大会。 在南京，53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和南京各界人士为陶行知先生举行公葬。 昆明、重庆、香港等城市也先后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 8月4日和22日，重庆各界两次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和民盟邓初民参加大会。 第八章 风云变幻：坚持逼蒋和平、民主的斗争 二、司徒雷登的新建议 7月18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商议后，自南京飞赴庐山，拜见蒋介石。 这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首次登上庐山。在这以前，马歇尔夫人已应宋美龄的邀请，去了庐山。 蒋介石偕夫人在庐山一边避暑，一边遥控指挥着全面内战。在南京，他可没有这样自在。不是马歇尔就是周恩来，或者其他什么人，三天两头的要找他商讨停战、停火。这里，环境好，空气好，也没有人干扰。他十分得意自己的聪明之举。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不顾年迈体衰，坐飞机先到武汉，又乘轮船到九江，然后驱车驶过那片青葱的田野，坐着轿子上了牯岭。 在牯岭“美庐”那座漂亮的别墅里，马歇尔向蒋介石引见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向他递交了国书，并用熟练的汉语说：“希望委员长能按我们以往的友谊而不以我新任的官员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很好，很好！我们是老朋友了。”蒋介石礼貌而热情地接待了他。 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了自己对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他对蒋介石说：“对付共产主义运动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和其它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比共产党所鼓吹的改革更加有利，而且可以避免暴力、专制手段以及外国共产党影响的可能。” 司徒雷登汉语有时说得不是那么太流利，蒋介石还是从他自信的语气和手势中，暗暗感觉到：这个洋教授的见解确实不一般。看来，并不像传说的赞成共产党的大使。虽然，他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还是鼓励地点点头说：“愿听大使的高见”。 这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首次登上庐山。在这以前，马歇尔夫人已应宋美龄的邀请，去了庐山。 蒋介石偕夫人在庐山一边避暑，一边遥控指挥着全面内战。在南京，他可没有这样自在。不是马歇尔就是周恩来，或者其他什么人，三天两头的要找他商讨停战、停火。这里，环境好，空气好，也没有人干扰。他十分得意自己的聪明之举。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不顾年迈体衰，坐飞机先到武汉，又乘轮船到九江，然后驱车驶过那片青葱的田野，坐着轿子上了牯岭。 在牯岭“美庐”那座漂亮的别墅里，马歇尔向蒋介石引见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向他递交了国书，并用熟练的汉语说：“希望委员长能按我们以往的友谊而不以我新任的官员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很好，很好！我们是老朋友了。”蒋介石礼貌而热情地接待了他。 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了自己对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他对蒋介石说：“对付共产主义运动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和其它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比共产党所鼓吹的改革更加有利，而且可以避免暴力、专制手段以及外国共产党影响的可能。” 司徒雷登汉语有时说得不是那么太流利，蒋介石还是从他自信的语气和手势中，暗暗感觉到：这个洋教授的见解确实不一般。看来，并不像传说的赞成共产党的大使。虽然，他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但还是鼓励地点点头说：“愿听大使的高见”。 “就当前状况而言，我认为要做好三件事，一、由政府声明，否定与昆明的暗杀事件有牵联；二、取消出版的高压政策；三、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司徒雷登坚定地说。 蒋介石说：“对第一项，余意可行，可立即着人办理；第二项，余亦赞成，惟恐在现时纷争状态下，开放共产党的宣传，会扰乱军心；第三项，余保证至迟在九十月间召开政协会”。 司徒雷登这番话在南京时就与马歇尔多次交换过意见，并得到马歇尔的支持。马歇尔也认为，蒋如果能够实施这三件事，不仅完全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佳方案”，而且对蒋政权的稳定也大有益处。 听了蒋介石的表态，司徒雷登非常高兴。蒋仅对他的第二项建议有所保留，其余基本采纳。其实，将中共出版物排除在外，第二项建议等于没有采纳，第三项建议，明明蒋在采取拖延战术，等到国民党军事上的进展造成有利于国民党的既成事实后再开会，那时会对国民党有益得多。司徒雷登也知道中共的宣传在广大人民那里效果是很大的，蒋介石是绝不会轻易答应取消新闻管制的。对共产党出版物实行高压虽然是非法的，但从“扶蒋”这一根本点出发，他只能表示赞同。 由于这是司徒雷登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司徒雷登看来不便谈得太多，就告辞下山了。 守候在山上和南京的中外记者，渴望能得到一点有关和谈的消息或暗示。见到马歇尔离开蒋介石庐山官邸，纷纷前来打探消息。 然而，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却守口如瓶。其实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因为谈判没有进展。 马歇尔、司徒雷登回到南京后，内战仍在不断地发展，周恩来又先后多次去马歇尔公馆或美国驻华大使馆找他们商谈，表明中共对时局的立场。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已心中有数，只得敷衍说尽快向国民党方面转达。 由于迟迟得不到蒋介石的回音，周恩来对来访的记者说：“形势严重，终将形成全国内战。” 这期间，马歇尔与俞大维也会谈多次，俞大维丝毫不肯在原有立场上后退，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不得不再顶着炎热的酷暑第二次上庐山。 登山时，司徒雷登受了凉，肠胃功能发生紊乱。 马歇尔把司徒雷登安置在床上以后，蒋介石就派他的私人医生来探病，并送了许多精美的食品。 病情趋缓后，司徒雷登与马歇尔一起来到牯岭，第二次拜见蒋介石。 寒喧后，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了对局势发展的严重不安，征求蒋的意见。 蒋介石正为各地的战报而欢欣鼓舞，他反问马歇尔：“周恩来有何意见？” “周恩来建议，立即停战和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司徒雷登大使说。 “余两番下达停战命令，至今亦无开战之令。冲突，是中共不遵守停战令造成的，”针对司徒雷登的建议，蒋介石又说：“政协小组会是要开的。” 司徒雷登看出蒋介石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决心已定，根本不愿再提停战之事，遂即提出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委员会（又称“非正式五人小组”）的建议，以解决改组政府这个国共双方矛盾的焦点问题。五人委员会包括政府和中共代表各2人，由司徒雷登任主席，着重讨论改组政府事宜。 当时，正是国民党军队内战挑衅进入高潮的时期。蒋介石以其全部正规军248个整编旅（师）200万兵力的80%投入战争，约为193个整编旅（师）160万兵力。蒋介石雄心勃勃，妄图把中共武装压缩到西北一带，然后聚而歼之。同时，他也不愿放弃通过谈判达到目的的机会。 对司徒雷登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的建议，蒋介石犹豫一会，表示了同意。蒋介石说：“共产党如有诚意，就必须从政府应当接受的地区撤出，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他一口气提出了中共必须退出的5个地区，作为召开非正式五人会议的先决条件，即一、完全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以南地区；四、10月15日前，东北的中共军队退至黑龙江、兴安省和嫩江、延吉；五、在山东、山西退出6月7日后占领的地区。 马歇尔、司徒雷登明明知道这是令人汗颜的条件，中共难以接受，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准备离开庐山，飞返南京。 全面内战打的难解难分，休战谈判遥遥无期，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宣布11月12日如期召开国大后，国民党政府对第三方面的政治攻势也在越演越烈。 7月29日，第三方面的留沪代表在上海交通银行集会。会议传达民盟主席张澜从重庆寄给民盟上海负责人沈钧儒的信。张澜的来信，流露出对国民党分化瓦解民盟的担忧。张澜的担忧是不是没有根据的。1946年1月以前，民盟当时是除国、共两党外的包括青年党在内的强大政治联盟，其政治力量不可小视。国民党处心积虑地企图瓦解民盟，拆散民盟，孤立共产党。在民盟酝酿推选出席政协的代表时，机会终于被他们抓到了。一天，张群以商谈政协筹备事务为名，举行茶话会。开始张群说了些蒋介石准备怎样举行政协的话，并征询大家的意见，话锋一转，故意挑起关于民盟9名代表名额在民盟各党派如何分配的问题。当时，青年党左舜生突然发言：“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党，民盟的9个代表名额，青年党要占5席。”左舜生的话，使在座的其他民盟领导人大为惊异。原来，这是张群一手导演的双簧戏，是一个拆散民盟的阴谋。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张群圆场说：“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上真有困难，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倒是办法之一。至于各方面几个代表，这总是可以协商解决的。”这样，他巧舌如簧，不着痕迹地把青年党从民盟中拉了出来。 粥阑在信中说：“民盟分化而败坏者，大有人在，近来有民盟参加改组政府之谣言，吾人诚宜向社会有所表示。” 会议首先围绕当前局势的发展，商讨对策。 讨论中，大家都对国共两党的谈判及和平建国的前景感到暗淡，但同时也不愿放弃第三方面应做的努力，建议黄炎培、罗隆基等人分头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政府和马歇尔交涉，阐述第三方面的立场和观点。 会议重点就国民党有意邀请民盟领袖一二人参加政府，并授予部长职位之事进行商讨。由于国民党允诺第三方面参加政府的人数太少，在座的青年党左舜生、社会党张君励、救国会的沈钧儒、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大多心怀疑虑，又有张澜来信在先，很快便形成共识，即：除非是政协会议或类似会议决定改组政府后，第三方面方可讨论是否参加政府事宜，否则民盟决不参加政府。在庐山下山时，司徒雷登病倒了，马歇尔只好先回南京。周恩来立即又去马歇尔公馆，与他继续会商停战事宜。听说司徒雷登生病了，周恩来首先表达了问候，感谢他们为调解国共和谈所作的努力。 当他询问马歇尔庐山之行的结果时，马歇尔说：“司徒大使已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召开非正式五人会议商讨改组政府事宜，蒋主席表示了同意，但是他提出了几条附加条件。”马歇尔并没有把这五条先决条件说明。 周恩来说：“你走的这几天，战争继续发展，呈扩大的态势。”周恩来把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苏北、山东、热河及东北等地向中共军队的进攻情况向马歇尔做了介绍，并说：有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得到报告，但美国朋友一定也给你报告了，他们的话对你来讲是可信的。 马歇尔无可奈何地说：“局势的发展的确比较糟糕。” “我方要用一切力量来阻止内战，没有其它打算。”周恩来接着提出了阻止内战继续发展的建议：一，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战，6月30日以前起草并获通过的所有文件应予签字公布，地方政府问题留待将来讨论；二，派执行小组前往国民党发动进攻的几个地区，逐个解决冲突，以便实现全面停战；三，军事和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同时，周恩来尖锐指出，国民党没有解决分歧的意向，司徒雷登关于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的建议也没有积极意义。 “我将把周将军的建议通知俞大维，择时商谈。”马歇尔说。司徒雷登回到南京后，周恩来又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继续与马歇尔、司徒雷登会谈。这次会议，二人避开停战问题不谈，首先向周恩来兜售起蒋介石的五条，希望中共能考虑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实现停止冲突。 周恩来当即拒绝，并指出：前些日，政府空军8架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总部，这两天又有6个军分3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因此，政治讨论必须同谋求休战同时进行。周恩来从章文晋手中接过我军缴获的国民党下达8月初进攻承德、热河的两份密令递给马歇尔说：作为备忘录，请转交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如此无理，应负内战责任。作为盟国，美国借款助战，也卸脱不了参战之责。 司徒雷登说：“中共若能考虑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将督促蒋委员长尽早地召开拟议中的非正式委员会，并成立政府指导委员会和国府委员会，将在事实上建立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府。”见周恩来一时不语，马歇尔补充说：“在这个政府中，共产党有自己的代表，可以从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着手处置所有的，诸如地方政权等方面的问题。” 他们静静地等着周恩来表态。 只见周恩来从那张藤椅上站起身子，神色严峻地说：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我决不会签署这种城下之盟！ 他反过来问：“蒋何以如此无理，愈要愈多？”司徒雷登说：“蒋说形势已变。” 周恩来说：蒋有个错觉，他认为两三个月就可以从军事上进占苏北、胶济路、安东、哈尔滨等地，谈得来固然好，打得来最好，边谈边打，能够拖成也好。 司徒雷登说：“如此和平无望，似非内战不可了。” 周恩来说：这是蒋的方针。我们是无条件停战，并依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6月份以来，我们已让步很多。今蒋要求无底，贪得无厌，故而，内战责任蒋必负之。 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周毫无接受可能，只得表示将再赴庐山，与蒋介石磋商。 当夜，周恩来向中共中央电告了这次会谈的情况。 8日，毛泽东复电说：蒋之5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进攻。 第八章 风云变幻：坚持逼蒋和平、民主的斗争 三、秘密接见张克侠 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环境原本就十分险恶，自国共南京谈判陷入僵局后，梅园新村周厨的特务骤然多了一些，不停地在梅园新村30号17号门前遛达。 鉴于不断恶化的内战形势，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代表团领导开会，商讨工作。 会上，周恩来指出在宣传中，要着重用事实说话，驳斥其谎言，注意揭露蒋在美国援助下坚持独裁与反共内战政策，搞假和谈，破坏政协决议，造成全国分裂现状的事实，以争取舆论，团结中间。同时，要求大家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划清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界线，公开外出活动要即时报告，要注意关心同志们的身体健康，鼓励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文体活动，如打扑克、下棋、打康乐球等。 工作之余，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打乒乓球。打球时，同志们知道他右臂受过伤，尽量把球打得不高不低，轻轻推到他的右方，他一面打球，一面发出爽朗的笑声。笑声，引来国民党特务登高张望。 周恩来当时有个年轻的警卫员叫王德宝，20岁不到。好奇心强，来到这个大城市什么都觉得新鲜，想学开汽车。一次，周恩来的车停在门口，他跳上去就开了起来。把车撞上了墙，碰出一个坑。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王德宝被叫到周恩来办公室。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周恩来面前，心里十分紧张，知道这一顿批评是免不了了。 周恩来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和颜悦色地说：你想学开车是好事，但这里是国统区，国民党的特务时时监视着我们，想找碴，好把我们赶走，把我们的同志投入监狱。如果你开车撞了人，国民党特务会乘机把你抓去，后果就严重了。 王德宝听了，忍不住哭了。他原以为周恩来会就这事批评他，谁知，周恩来首先考虑的是他的安全。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动呢？ 闷热的8月，南京气温已达34度。 周恩来的日程还像过去一样安排得满满的。下午，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已迎来送往了好几批来访的外国记者和民盟的代表。 临近傍晚，副官何谦打了盆凉水走进来放在周恩来面前，请周恩来擦把脸，降降温。周恩来低头看看表对小何说：“请通知老段，准备出车。” 小何急忙说：“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制造车祸暗害你，现在时间不早了，还是明天再去吧！” 周恩来一边洗脸，一边不动声色地说：“国民党卑鄙手段，只能吓倒懦弱者。我周恩来如果死在南京，那不教育了一大批对国民党还抱有和平幻想的朋友们。” 小何求援似地望着在场的其他同志。童小鹏说：“周副主席，为了您的安全，不如换一个同志去吧。” “不，今天的约会我必须去！”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 原来，据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联系，今天傍晚周恩来要与一位战斗在敌人内部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克侠会面。张克侠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官，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连襟。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他一直通过党的秘密关系与党取得联系，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后，他早就想找机会与党的领导直接见一次面，一方面汇报自己掌握的敌人动态，一方面释放心中对党的思念。这次，他借送冯玉祥出国“考察水利”之机来南京，一到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梅园新村见一见多年不见的同志们。但是，党的地下工作有严密的纪律，不得到批准，他不仅不能靠近中共代表团，而且即使偶然碰面也不能流露半点喜悦。 周恩来十分了解张克侠的心情，同时也知道在这形势日趋险恶的南京，代表团同志们的担心并不多余。但他想到的是，在国共谈判面临破裂的危险之际，必须使我党对形势的判断尽量使隐蔽战线的同志都能知晓。这次与张克侠的会晤将关系到华东战场的转机，因而他精心安排了这次秘密会晤。 他毅然决然沉着地步出房间，蔑视地朝居室左侧最近的国民党特务据点扫了一眼。对迎面走来的司机老段微微点点头。警卫员小何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跟在老段后面，见周恩来连忙靠近一点说：“马上就要开饭了，吃过饭再去吧。” “小何，坚持一下吧。你看我们的对手不也在吃饭吗？”周恩来微笑着悄声说。 小何恍然大悟拍拍脑袋说：“是！” 在梅园新村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需要十二分的机警和谨慎。既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寻衅滋事和暗害，又要不露痕迹地不让他们完全摸清我们的行踪。因此，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通过细心观察，想出了许多与国民党特务巧妙周旋的办法。利用敌人的吃饭、换班的间隙时间只是其中一个办法。 国沪7367黑色轿车，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一拐弯就出了梅园新村，等守候的国民党特务反应过来，周恩来的汽车已经奔驰在中山东路。 果然不出所料，“尾巴”没有跟上来。周恩来拍拍老段的肩膀说：“兜过圈子上五台山。” 老段认真地说：“好！” 五台山位于清凉山扫叶楼附近，两个身穿军便服的中年人好象漫不经心地散步。其中一个清瘦、精于，中等身材的就是张克侠，另一位是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地下党员王冶秋。细心的人显然能够看出，这位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儒将风度的军人也显得有些焦急激动。因为这毕竟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龙潭虎穴中，与党的领导人会面啊。张克侠1929年入党，一直是由党中央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平常只能偷偷摸摸地从延安电台的广播中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今天就要在这里同周恩来见面了，他怎能完全掩饰住这渴望的心情呢。 约定时间到了，一辆小汽车由远而近准时赶到，在张克侠身边缓缓停下。 “张克侠同志，”车门尚未打开，一句亲切的问候从车内传出。张克侠非常激动地上了车，坐在周恩来身边，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 汽车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缓缓地沿着漆黑一团的公路向前开去。 汽车里，周恩来与张克侠轻轻地交谈起来。 周恩来首先向张克侠简要介绍了国共谈判的现状、前途及党中央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强调指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谈判已成为蒋介石掩护内战局势的手段。现在要多向蒋军官兵，特别是那些高级将领说明我党的政策，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他们要打，我们就坚决回击，不但要在战场上狠狠打击他们，而且要在敌人内部去打击那些顽固派。 “对，看来国民党的末日不远了，”张克侠激动地说：“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很复杂，第三绥靖区就有许多派别。我在蒋军工作已久，彼此关系很熟悉，也比较信任。在作战中，肯定会服从我的调动。现在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跟国民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上层将领对起义是有条件的。但只要党下令，我保证随时可以起义。” 周恩来强调说：要争取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大部队在战场起义，这样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和影响，瓦解敌人士气。张克侠非常严肃、认真地频频点头。 周恩来十分关切地问：令尊和家眷我们已安排北平地下党的同志接到张家口解放区，还有什么问题请即时与王冶秋联系。 一股暖流涌上张克侠的心头，他毫不犹豫地说：“谢谢组织上的关心，请组织上尽管放心，无论再遇到什么新问题，我将努力克服！” 接着，张克侠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国民党关于华中地区内战的计划和部署，以及徐州地区的兵力布置情况。周恩来听后说：“你能否把这一情况，通过关系书面送来梅园。”张克侠说：“好！” 周恩来思索一会又说：我可能不久就要回延安了，代表团也可能离开南京，为便于联系和协调，今后由中共中央华中局派出联络员与你直接联系。 汽车时快时慢地在市区、郊区的大街小巷穿行。美国兵的嘻笑声，国民党官兵酒醉后的哄闹声，妓女放荡的拉客声……不时透过玻璃传人车内。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南京的街头，一场牵动淮海战役数万国民党官兵的武装起义正在车内酝酿。小何眼睛眨都不敢眨地注视着窗外，小声地与老段商量着行车路线。突然，一辆熟悉的车牌号进入小何的眼帘，不紧不慢地闭着灯跟在后面。他忙问老段：“那辆跟在后面的汽车——” “果然跟上来了。” 周恩来眉头一皱说：“把他甩掉！” 汽车拖着“尾巴”在市区兜起圈子。这时，天色已晚，街道上人逐渐少了，“尾巴”不容易摔掉。一会儿，机会来了，在周恩来乘坐的汽车快到红绿灯前，老段故意磨磨蹭蹭地在信号灯前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在信号转换时一瞬间冲了过去。 隔了二三辆汽车的“尾巴”，不敢冒然闯红灯，被拦在后面。 周恩来环视四周又看了看手表，紧紧地再次握住张克侠的手摇动起来。张克侠明白，谈话必须结束了。 汽车在一个僻静的小巷停住。张克侠不一会就消失人流之中。 汽车继续朝前去…… 根据张克侠提供的情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里写道：“国民党军要在两三个月内在沿胶济路、沿陇海路向徐州东西北、热河省目标承德等3个地区完成战争企图。” 次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休战与改组政府问题时，又指出：“已得知近二三周内将开始大规模战争，政府军正从平、津、沪等地空运大批毒瓦斯炸弹往苏北、徐州，准备使用。对此，中共表示强烈抗议！”并请他转交了中共代表团给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书。 这天凌晨5时，梅园新村门前突然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一位身着中山装，另一位身穿灰布长衫，还带着简单行李。 工作人员将二人迎进了17号接待室。 经他们自我介绍得知，穿中山装的是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地下党员刘寿祺，穿长衫的是湖南省工委负责游击队工作的刘亚球同志。原来，按照湖南省工委周里的指示，刘寿祺这次借湖南省亲之机承担了护送刘亚球从长沙转道武汉，来南京请示工作的任务。 1945年10月以后，湖南省工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大多随新四军北撤，湖南仅留下一些骨干力量坚持在长沙、湘潭、益阳等城市进行地下斗争。为了获得南京局的领导，刘亚球带着湖南省工委关于近期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城市民主运动，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建立城市工作基础等部署，前来请示。 刘亚球扮成国民党官员与刘寿祺一道从武汉乘船一路东下。好在一路小心，在船上颠簸了三四天时间，抵达了南京。在梅园新村办事处用过早点，钱瑛等几位同志在客厅接待了刘寿祺一行。听取情况汇报后，钱瑛向他们简单介绍了国共谈判陷于僵局的严峻局面，立即安排刘亚球换上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服装住进了30号院，并嘱咐刘寿祺暂时也不能离开梅园新村：“四周都是蒋介石的特务，门前的黄包车，就是特务安排的。你要在办事处留一天。要知道，这里好进不好出，一出去就被他们盯住了。” 在17号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刘寿祺住下来。房间里仅一张单人床，一条方凳，一个小桌子，桌上放了几张报纸。 下午两点钟左右，一位持重而朴素的长者走进房间。慈祥的面孔使刘寿祺感到多么熟悉却又称呼不出。 董必武好像看出他的心思，从容地坐下。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董必武。” 刘寿祺连忙迎了上去。一时无所措手足。感到既喜出望外，又讲不出话来。 还是董老提起一个话头：“刘昂同志你是认识的吧，她知道你。她不久前从北方来，现也在办事处工作。” “1936年我在湖南时就认识，她在重庆红岩村时，我也见过。” “你在教育部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做些什么工作？” “职务是‘督学’。是朱经农次长介绍来的，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每天就是看看报，谈谈天，抽抽烟，有时写点诗什么的。”董老听了用稍带疑问的语气说“写诗？写诗是容易流露思想感情的。历来独裁者都常用文字狱陷害善良，要谨慎呀。”刘寿祺连忙解释说：“我本来不会，也不喜欢写，是在重庆做朱经农秘书时，为了应酬，不得已而消遣的。” 董老又仔细询问了刘寿祺到教育部的过程，他说：在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危险性极大。一定要善于隐蔽，善于利用公开身份，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暴露身份。要学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活动；要学三打祝家庄的孙立，进入敌营，以敌战敌。董老又徇徇善诱地说：共产党员的思想、行动不是天生的，而是要经过刻苦学习、严格锻炼才能形成。嘱咐他在实践中锻炼自已，承担起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第二天，刘寿祺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担心教育部的人在到处找他，又想到冒险赶回去可能问题不会太大。 晚6时许，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钱瑛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来到刘的住处，看着他坐立不安的样子，钱瑛指着电影广告说：“你看看这些广告，哪些片子你看过？” 刘心想，我现在急着回教育部，看电影干嘛。 钱瑛笑着说：“正想让你回去，才问你看过哪些片子。”“回教育部与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钱瑛严肃地说：“你今后的工作和个人的安全，不仅涉及到你和家庭，而且牵扯到整个湖南地下党的安全。就算你安全离开这里了，但教育部的同事如问你到哪儿去了，你如何回答？”刘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按照钱瑛和刘商量的计划，当晚7时许——临场刘看过的电影快散场的半小时，刘换了一套与来时不一样的服装，与代表团4位工作人员一齐敏捷地上了由窗纱遮掩住的小汽车。遵照钱瑛的交待，刘寿祺一上车就趴在座位下。 汽车驶出了梅园新村。 果然，特务的汽车就悄然跟上了。 到了新街口，同来两位工作人员借故下车买烟，刘睡在车上的后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会儿，汽车转了几个弯，停到了离电影院不远的菜地旁的一个巷口。驾驶员走下车，掀起发动机盖并大声说：“发动机开锅了！” 车内的三个人也下了车，围了上去。 这时，刘寿祺拉开另一侧的车门，悄悄下了车。又按照钱瑛的交待，他准时赶到电影院，取了一张电影说明书看了起来。不一会儿，电影散场了。恰巧，随着散电影的人流，刘寿祺果然找到一位教育部的熟人，一道回到教育部的宿舍。 刘寿祺回到教育部不久，刘亚球也带着南京局的指示顺利地回到湖南，按照“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八章 风云变幻：坚持逼蒋和平、民主的斗争 四、拖住马歇尔 进入8月以后，全面内战逐步升级。 8月2日，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在内战期间首次在延安上空，投弹11枚，发射子弹万余发，历时20分钟。 8月4日，中共中央就延安被炸事件发出指示：“国民党所用飞机、炸药均系美国货，冀东美军又直接挑起流血冲突，各地应展开有力运动，要求美国撤军和停止援蒋。” 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严重抗议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南京局领导的《群众》、《新华日报》也相继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是美国支持国民党扩大内战的又一铁证。 周恩来的尖锐批评，使马歇尔感到坐不住了。 顶着烈日，马歇尔第三次上了庐山，他希望与蒋介石进行一次长谈，下定决心通过这次无拘束坦白的谈话，使蒋介石接受他的调处。 8月8日，庐山仙人洞旁，在场的只有他和蒋介石及宋美龄。 马歇尔首先与蒋交换了对局势的估计。马歇尔说：“华北冲突不久就会完全失去控制，一旦蔓延到热河省，就会波及满州，扩展到全国。”他重申了自己的调处目标：我的目标是促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是与蒋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那样——使共产党就范，而是完全相反。 在谈到中国内战的前景时，马歇尔警告说：目前的做法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混乱状况不仅将削弱国民党，而且将共产党提供一个破坏政府的绝好良机。 在谈到国内民主人士被害问题时，马歇尔指出：国民党近两个月来的措施，是与德国法西斯同样做法，已使世界愤怒，发展下去，只会对中共有利。谈话的中心，依然是劝蒋介石停战，并修改谈判的前提条件。 但是，蒋介石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一个个新城池，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只是：“唔、唔”和“好的，好的”敷衍塞责，偶尔也说：“请马大帅直接与俞大维商谈”。 马歇尔也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好在庐山美丽的风景和宋美龄恰到好处的翻译，使他有火也发不出，只得悻悻又下山了。 当日，国民党军政工作会议在庐山结束，蒋介石在闭幕会上宣布：“今后剿匪的方式，是不下明令的讨伐，各级地方政府和前方军队应该负起责任，断然加以制裁和肃清，用不着中央明令。” 调处一筹莫展。 8月10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对报界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指出：目前“双方似乎无法就可以允许颁发一项总停战令的那些问题达成协议；其中的若干问题与军队的重新配置有关，使谈判陷于僵局的根本问题是所撤出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性质问题”。 当晚，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马想借此不管，留司徒雷登敷衍，维持现状，这是蒋最欢迎的办法。为此，我们对策的总方针是，第一步，采取多种措施，继续逼美，或积极制止内战，或全面撤军，停止一切援助，动员舆论清算美对华政策； 第二步，诉诸国际力量，直到去联合国声诉。 毛泽东从延安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指示在谈判中对马、司个人仍取保留态度。 8月11日，延安观察家就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发表评论，指出：马、司调解失败的原因，是美蒋的错误政策所致。 12日，《解放日报》社论在《七月的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中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有两个政策，援蒋政策是与马歇尔的和平活动不相容的，是必然造成马歇尔的失败。并指出，造成目前状况，马歇尔本人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在促蒋和谈的同时干了援蒋内战的事情。没有美国边“调”边“援”，中国早就可获得独立、和平、民主，中国人有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 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也发表评论说，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证明其自认调处失败，美国应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在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所属行动委员会上书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军自中国全部撤退，并谴责美国政府在马歇尔调处之际，加强军事及财政援蒋，鼓励中国内战。 那位与马歇尔闹了别扭，回到美国的魏德迈也在这时抛出了一份他个人的白皮书，批评马歇尔和国务院置国民党于不顾，听任赤色分子接管中国。 马歇尔受到两面夹攻，情绪显得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平时是很有涵养的，也不爱发火，可能是身处号称四大火炉之称的南京，使马歇尔越来越容易发火。这使得他的夫人凯瑟琳也感到诧异：“啊，我的上帝，乔治近来怎么了？” 在他的公馆，马歇尔直言不讳地对俞大维陈述了自己的意见：除非立即在停战方面取得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我将请求结束在中国的使命。 他又以同样的坦率告诉周恩来：除非中共在报纸和宣传中不再对我进行攻击，否则我将放弃这个调停工作。 这天，马歇尔从驻华大使馆回到寓所，把一尊瓷做的笑模笑样的大肚弥勒佛摔得粉碎。 回国的念头欲加强烈起来，他暗暗地加紧为自己铺平回归的道路。 8月14日，蒋介石收到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转来的一封密件。在这封美国总统杜鲁门以自己的名义发出的信函中，杜鲁门对马歇尔调处失败表示遗憾，谴责中国的军阀和一小撮反对分子企图采取强权、军队或秘密警察来解决问题，提醒蒋介石要顾及美国舆论，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并指出“马歇尔将军在与你会谈之中，曾正确地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整个态度和政策”。 宋美龄念了信后对蒋介石说：“马歇尔在总统面前告你的状了。” 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密信中，只是要求蒋介石停止战争和给予人民以民主，连停止美援的警告也没敢在信中明确指出。 蒋介石是深谙此道的。他知道，不管杜鲁门怎么说，杜鲁门还会给他美援的。因而，蒋介石不想改变他既定方针。他一方面给杜鲁门复信解释，推卸责任，一方面要求马歇尔前去庐山见他，以便安抚，他知道杜鲁门密信的根源还在于马歇尔。 8月15日，马歇尔应蒋介石邀请再次登上庐山，这是他第4次上庐山。 4上庐山，他的心情一次比一次沉重。次日，蒋介石与马歇尔在牯岭又作了一次长谈。这次会谈，一反上一次会谈，马歇尔说的少，蒋介石说的多。蒋介石闭口不谈杜鲁门给他的信件，大谈他打内战的理由。说什么中共领导的军队在苏北、大同及陇海铁路沿线发动进攻，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 马歇尔对蒋的这一套说辞屡听不鲜，他不厌其烦地再次向蒋提出忠告：中国漫长的交通线和边境山地，有利于共产党运用游击战术，战争大打起来，将导致国家经济崩溃和政府跨台。“余从不相信，政府发布停战令后，中共会停战！”蒋介石说。 一向把人民力量估计过低，把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蒋介石，虽然听不进马歇尔的诤言，但又怕断了美国政府的援助，他向马歇尔试探性地说出一个他早已酝酿的想法：“如果中国政府加以扩大，包括少数党的代表和其他有名望人士参加，但不包括共产党的代表，美国是否会把这看作是走向联合政府的真诚行动？” 老谋深算的马歇尔看出蒋介石想撇开中共，把第三方面的某些人拉入政府的企图。而马歇尔清楚地看到，在当时撇开中共建立稳定的政府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必须召开五人会议，且要在国府委员包括中共代表。” 蒋介石顺着马歇尔的话，又抛出一个要马歇尔劝周恩来提供参加国民党政府的花招，他说：“共产党拒绝提出国府委员名单。”言下之意，共产党如能提出参加政府的名单，就可以召集五人会议。 马歇尔一不留神又上了蒋介石的圈套，自辱其名的在庐山就迫不及待通知司徒雷登派员就此问题询问周恩来。 周恩来一眼看出蒋介石的诡计，当天复电给马歇尔，重申因国民党政府尚未接受中共所提关于改组政府的条件，故无意提出名单。并指出：国民党能否放弃8月6日提出的5条，能否保证立即停战？如无保证，谈判仅仅有利于国民党拖延和扩大内战。 蒋介石顽固坚持独裁、内战的立场以及美国政府坚持援蒋内战的态度，逐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迫使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政策。 早在当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7月20日，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由此看出，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在力争实现国内和平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的目的仍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 怎么样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呢？怎样战胜蒋介石？ 毛泽东充分分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军事、经济力量方面所占有的优势，他说：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人心归向，士气高涨。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军事上，他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是运动战”。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鉴于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大量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主力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及其两侧区域，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关于关外和东北，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通过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准备，自力更生，着眼持久，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有利于我的变化。” 8月初，毛泽东接连收到华中野战军在苏中解放区痛击国民党军的捷报。 苏中是指长江以北，盐城以南，运河以东，直至海边的江苏中部地区。这里物产丰富，是靠近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重要地区。也是蒋介石在国共谈判期间，多次梦想中共退出的地区。 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部队约12万人，自7月中旬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开始了多路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的军事行动，妄想将人民军队一举歼灭于苏中地区。 7月12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及北平叶剑英电报中就指出：苏北大战即将开始，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向南、津浦线向东、江北向北，三面同时开始以武装难民作先锋，先求解决苏北后再打通津浦、平汉等。接到周恩来电报后，毛泽东于1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等电指出？待我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的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在苏中大战的严峻关头，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来到苏中前线。 华中野战军是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尽管华中野战军只有2个师和4个纵队19个团3万多人，兵力、装备也处于劣势。但是，这里是抗战时期的老根据地，群众拥护，地形熟悉，补给方便。因而，粟裕和谭震林信心百倍。他们深知，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是敌人的致命弱点。 战幕尚未拉开，便显示出了粟裕运筹帷幄的能力。他把初战的战场选择在苏中解放区的南部地区，采取了迎头痛击进犯之敌的战略。 宣（家堡）泰（兴）之战，是苏中战役的第一仗。战斗于7月13日打响。在此之前，我军获悉，敌整编第83师、第49师和第99旅、第25师分三路向华野大本营海安而来，拉开架势和我军拼消耗。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避开敌人优势争取先机，以第1、第6师向进至宣家堡、泰兴的国民党军第83师第19旅主动进攻，经两天战斗，歼灭该旅两个团和山炮营共3000人。 国民党军除以第65师由江阴、第69第99旅由靖江向泰兴增援外，又以第49师由平潮向华中野战军后方的如皋进攻。 华中野战军随即调整部署，以少部兵力继续围攻泰兴，主力隐蔽东移，粟裕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令主力部队强行军100多里，长途奔袭敌第49师，再战如（皋）南（通）。18日晚，又一次出敌不意地将第49师包围于如皋以南的鬼头街等地，经两天激战，歼灭该师师部、第26旅全部、第79旅大部共1万多人，尔后转移到海安东北休整。一次歼敌如此之众，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战斗结束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从延安发来电报：“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敌人两战两败，自不甘心。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由南京到南通，给受挫蒋军打气；汤恩伯坐镇南通指挥，白崇禧也赶到徐州督战，并调集第二梯队共6个旅的兵力分路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 7月30日，国民党军又集中5个旅向海安进攻，华中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掩护主力继续休整；几天后，又主动放弃海安，给对方造成错觉。8月10日夜，已休整两周的华中野战军乘国民党军新7旅和第105旅在海安以东的李堡换防的机会，突然发动进攻，于11日下午歼灭该两旅旅部和3个团。杀伤敌3000多人，而我伤亡仅200余人。创造了敌我双方伤亡15：1的新纪录。 8月21和22日，华中野战军四战李堡，五战丁堰、林梓，歼灭国民党军5个交通警察大队。23日六战邵伯，26日七战如（皋）黄（桥），再歼灭国民党军2个旅，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损兵折将共达6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计5.3万人。 华中野战军连打七仗，七战七捷，创下了解放战争大规模歼敌新纪录，挫败了国民党军进攻的气焰，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对苏皖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取得了内线歼敌的丰富经验。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增强了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对处于困难阶段的各解放区军民是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接到捷报后，通令嘉奖华中野战军，并将此次战役列为模范战役供其他部队学习。 第八章 风云变幻：坚持逼蒋和平、民主的斗争 五、营救被捕的中共人员 下午，中山路上《新华日报》筹备处的同志们正在整理着刚刚空运到的新一期新华日报，有的忙着给分销的报贩数数，有的忙着去把阅报栏更新。 突然，周恩来乘坐的汽车到门前停了下来。 原来，他是专程来看望中原军区在突围前转移出来干部和战士的。这20多人中，多数是在“汉口协定”签定后，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了中原解放区的伤员，也有少数是参加中原突围后辗转来到南京的。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中原解放区的总计有约700多人，多数是伤病员和部队家属，其中也插入了一部份必须转移的干部。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把他们专门安排这里的二楼暂住，等待合适的机会再送往解放区。 周恩来走上楼，亲切地看望大家，并与大家一一握手。他给大家介绍了形势，说明此刻的国共谈判已陷入僵局，全面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只是利用合法阵地，揭露美、蒋阴谋，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国统区人民，争取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又说道，原计划由上海利用联总去山东解放区，看来也去不成了，只有另想办法。 周恩来说：“形势可能急剧变化，办事处机关内不宜人太多。为了安全计，大家要到社会上找关系，分散隐蔽。”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天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和大家道别。 夜已深了，周恩来办公室桌前的台灯依然散发着柔和的光线。 周恩来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封从苏州监狱传出的求救信。 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其独裁、反共政策，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各级监狱中，依然关押了大批抗日爱国将士和民主人士。 营救遭国民党无理拘捕的革命战友和民主人士是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任务。周恩来利用国共谈判的有利条件营救被捕的新四军、八路军及中共人员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946年3月，张治中由重庆即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时，周恩来、邓颖超曾登门拜访，希望他释放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并嘱咐与张同往的屈武协助解决。 张治中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字文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历任国民党第5军军长、第4军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他也是蒋介石比较信任、善辩的将才。谈判是冷酷无情的斗争，从抗战期间到战后和谈，周恩来与张治中多次代表国共两党利益唇枪舌剑。 在谈判桌上，双方既为共同抗战协商，更为本党利益坚持力争。 周恩来冷峻、机敏，坚持原则，不含一丝一毫私情的人格魅力使张治中十分敬重。他们从抗战后期一直谈判到抗战胜利，他俩既是对手，又是谈判主角，在那激烈波折迭起的谈判中舌战中周恩来那力争和平建国的态度，坚持共产党与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及高超的谈判艺术，令包括张治中在内的中外人士钦佩赞赏。 “双十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纠纷案。周恩来得知立即想到关押在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的同志。他们是抗战初期我党派去的干部，苏德战争爆发后，军阀出身的原新疆省主席盛世才错估了形势，由亲苏到反共，于1942年、1943年两次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托付给他。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请你到新疆后设法把他们放出来，并派人送延安。 张治中慨然应诺，并说：只要恩来你交办的事一定照办。 张治中到新疆后立即派人到狱中探望，狱中同志得知周恩来的朋友到了新疆，心中升起希望。1946年3月，张治中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后，先后3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 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同意。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立即把护送这批同志的任务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交待给交通处长刘亚哲。 张治中不仅亲自审批护送计划，而且临行前把刘亚哲找去叮嘱：“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路途遥远而又混乱，一定保证他们安全，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有困难请示，只要遵我指示办，一切由我负责。” 然后，张治中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由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及他们动身的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便延安方面接应。 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冶中表示感谢，并请其派人将由新疆返回的中共人员直送交道镇。同时，又致电中共中央派车去接。 1946年7月8日，131位同志终于平安回到延安党的怀抱。 写信的是身陷囹圄的中共吴县黄桥区区委书记、区长兼武工队指导员李觉。信中写道，他们一批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士、共<bdo>?９９ｌｉb?</bdo>产党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坚持地方斗争中，不幸被捕。现被国民党政府以“杀人犯”的罪名，投入监狱，面临死刑的判决。监狱里还同时关押着200多名中共党员、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干部战士。 周恩来看到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无比气愤。这段时间正是周恩来最繁忙的日子。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中原、苏北、晋察冀等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这几日，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是，他决心不顾一切困难，采取措施，把这批革命同志从敌人的屠刀下抢救出来。 周恩来伏案奋笔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写信： <small>敝方人员李觉、杨阿考二君……于本年1月13日在苏州县属保安队拘捕，曾解江苏省高等法院按政治犯办理，现又解苏州地方法院，则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名于6月28日提起公诉，闻有处死可能。至希急电苏省王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即予释放为荷。</small> 这封信，被火速送交邵力子手中。 邵力子即于7月23日以“午梗电”，请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转电释放”。但是，王懋功仅作了官样文章，将这封信转给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坚持认为李觉等人不属于政治犯，坚持按刑事犯罪加害中共党员和被捕的中共人员。在高等法院的指使下，国民党吴县地方法院不顾李觉等人的申辩和抗议，一审仍判决李觉、郑重死刑。 8月14日，在狱中的李觉又写一封密信，用上次相同的方法，藏在送食品的网袋里交给妻子宿惠芳，要她火速赶到南京面交周恩来。 宿惠芳怀抱着2岁的孩子。手提一篮麦饼，再赴南京闯入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大门。在小小的会客厅，一位女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她。宿惠芳掰开麦饼，从中取出密信。几分钟后，周恩来来到会客厅。当工作人员介绍这就是周恩来时，宿惠芳像见到亲人似的哭了起来。 她把李觉等人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告诉了周恩来，恳求救救她的丈夫。 周恩来犹如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面倾听着她的哭诉，一面非常亲切地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慢讲。”当他听说宿惠芳7月初曾来过一次梅园新村而未敢进来时，他万般无奈地说：“我们也是在熊穴狼窝中斗争啊。” 周恩来细心地询问起狱中同志们的情况，抚摸着孩子的头，关切地问起她的家庭生活，并让钱之光取来一叠现金，他亲手递给宿惠芳说：请下次去监狱时告诉狱中的同志们，党组织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还要告诉他们向国民党高等法院上诉，并想办法请一个律师帮助辩护。 送走宿惠芳，周恩来思考再三，决定再给邵力子一封信，其主要内容为：接到李觉等人家属来信讲，李觉、郑重二人均以杀人罪判处死刑，滕小良亦将以杀人罪名同样判处死罪，不胜惊异。李、郑、滕三人既系新四军工作人员，即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绝不能假借杀人罪名，而判处死刑。要求邵力子先生急电江苏王主席，立即电饬苏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觉、郑重二人死刑之执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决，并照政治犯一并予以释放。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欲置三人死刑，势必影响敝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时机急迫，希即紧急办理。 周恩来在给邵力子写了第二封信后，又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徐永昌写了一封抗议信，揭露国民党政府玩弄阴谋，将政治犯变成普通刑事犯或他罪犯，“苏高等法院的新四军政治犯即达300余人之多……虽经敝方迭向政府要求释放，但毫无结果，近更将李觉以杀人罪判处死刑”。周恩来在信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对李觉等人的死刑。 邵力子接到这封信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这封信抄转给王懋功，要求他“迅予转函苏法院，对该三人死刑暂缓执行，免起重大纠纷。”王懋功接信后，于第二日又写信给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孙洪霖、首席检察官韩涛，并将周恩来的抗议信和邵力子的函一并抄转他们。 以后，周恩来又两次写信给国民党吴县地方法院，为滕小良出具证明书证明滕小良为新四军工作人员，驳斥国民党政府强加于滕小良头上的杀人罪名。营救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有反响，《中央日报》、《苏州日报》、《锡报》等都先后以“中共代表周恩来函苏高院，为杀人凶犯李觉缓颊”为题作了报道，一些民主人士和正直的记者也为李觉鸣不平。 经周恩来的多次交涉、抗议，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最后被迫改变了对李觉等人的判决，终于从敌人的屠刀下，救出了同志们的性命。 第九章 大智大勇：抨击美国援蒋内战 一、与李勃曼谈人生 在中国政局开始急骤恶化之时，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来了一个瘦高个、戴眼镜、背着照相机的外国人。 这位身材健壮年轻的外国人就是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他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为了专门采访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首席代表周恩来的。 周恩来深知，在和平谈判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候，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积极争取国际友人对我党的同情和支持，对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专门从紧张的谈判与繁忙的事务中抽时间，接受了李勃曼的采访。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应李勃曼的要求，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分二次向他谈了个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为遵守党的纪律，在谈话中，周恩来请章文晋担任翻译，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吴青作记录。 谈话从周恩来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开始的。周恩来说：“我从事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向李勃曼讲述了他的童年，赴东北、南开大学、东渡日本、参加五四运动、旅欧留学等经历。他说：五四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启蒙书《共产党宣言》、考茨基写的《阶级争斗》等著作对我世界观的转变影响很大。 接着，他谈到了1920年1月在天津的第一次被捕、1920年至1924年为寻找真理到欧洲的勤工俭学、1924年夏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前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在江西苏区的岁月以及红军的万里长征、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等。 周恩来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使李勃曼听得如痴如醉。李勃曼有时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忘记了，只顾催周恩来讲话，而不作记录。章文晋、吴青虽然对周恩来很熟悉了，但也很少听到他介绍自己过去的经历。 南京，旧时素有“火炉”之称。 9月份的天气，依然闷热，当地人戏称这种天气是“秋老虎”。为了避开干扰和谈话方便，周恩来偕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章文晋、吴青、吴展等同志，与李勃曼前往灵谷寺，进行了第三次交谈。 灵谷寺，位于南京钟山东南麓，孙中山陵寝的东侧。灵谷寺原址在钟山西麓独龙阜上，始建于南朝梁代，因埋藏名僧宝志大师遗骨法函所建，同时建有志公塔，明初改称蒋山寺。洪武年间，朱元璋看中了蒋山寺的独特风水，下令把蒋山寺及志公塔迁到现址，而在蒋山寺原址修建了明孝陵。现灵谷寺为清同治六年所修。这里松涛云海，山峦隐现，令人心旷神怡。金陵文脉绵长，古碑遗址俯拾皆是，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当属镶嵌在灵谷寺志公塔正面的“三绝碑”，可惜这块碑上的内容已经漫漶不清。三绝碑始刻于唐代，是为了纪念志公和尚所建。志公是济公和尚的原形。据史书记载，笃信佛教的梁武帝特别崇拜这位疯疯癫癫的志公和尚，尊称他为国师。志公死后，梁武帝特地出资在独龙阜玩珠峰下建佛塔。与志公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张僧繇特地为他画了一幅全身像。 “所谓‘三绝’”，周恩来边走边说：“名间传说，一是唐代画圣吴道子根据张僧繇的画临摹的志公像，吴道子的画线条流畅，体态飘逸，深得‘吴带当风’的神韵。诗仙李白当年游至金陵见此画后，顿发思古幽情，信笔写下了40个字的画赞一篇，又过了数年，大书法家颜真卿任升州（南京）刺史见李白画赞后连连称妙，于是以正楷重誊，并刻在碑中志公像的上方。‘李赞颜书’就是三绝碑中的第二、第三绝。” 周恩来如数家珍地又说，可我看，三绝碑的内容并不止这些，你们看，分列在志公像左右两侧的还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题写的《宝公菩萨十二歌》，而碑最上面的“净土指南”四个字，则是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时书写的，因而从书法造诣和作者身份来说，后来的两处补刻也称得上二绝了，因此三绝碑当为五绝碑。 对三绝碑古人也是有描写的。清末名士甘熙曾亲抚其碑，并留诗曰“有碑屹立古殿北，岿然三绝追李唐”，按时间推算，当时碑上已是“五绝”俱成，为什么甘熙诗中称三绝呢？原来这和三绝碑数次毁刻有关。最初刻有唐代三大家真迹的原碑保存时间是最长的，一直到宋末元初才被战火毁坏。元代时重刻并增赵孟頫《宝公菩萨十二歌》，此后明人笔记中就称作“四绝碑”了，于是随着碑的被毁和重修，人们都习惯称为“三绝碑”了。 浓郁松林间，一张铺有白布的桌子正中，坐着的是李勃曼。而系着领带、身着西服背带裤的周恩来，却坐在桌子的右侧一角。周恩来那谦虚、以礼相待的外交风格，使谈话的气氛十分和谐、友好。章文晋、吴青、吴展等坐在圆桌的四周。在阐述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时，周恩来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政治危机，是造成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他在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弊病和失败的原因后，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还根据国民党每一时期包括的阶级成份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把国民党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抗战开始到现在，以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为代表利益的国民党。 周恩来说，国民党发展的前3个时期，应该讲都是革命的党，后两个时期由于阶级成份和它所代表阶级利益的变化，就走上了它反面，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建党的初衷。 接着，周恩来在回顾1924年他回国以来个人的斗争经历后，重点回顾了1944年5月以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他指出：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的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因蒋介石反对，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周恩来在回顾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相互支持和友谊的同时，以措辞严厉的言词批评了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他说：马歇尔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产生以后，我们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们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周恩来透彻的分析、独到的见解、敏锐的判断，不仅再次折服了在场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而且也令李勃曼敬佩不已。李勃曼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远大抱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胜利一定会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 第九章 大智大勇：抨击美国援蒋内战 二、国民党查封《群众》杂志 9月6日，南京丁家桥16号（现为湖南路10号），国民党中央党部。 陈立夫在这里召见了国民党中统局长叶秀峰和中统局秘书张国栋。 中统局全称为中央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1938年从中央组织部划出，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任局长，陈氏兄弟的表亲徐恩曾长期任副局长。 陈立夫1900出生，浙江吴县人，曾赴美留学，获矿业硕士学位，因其二叔陈其美是蒋介石结拜的异姓兄长，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要提携，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亲信，很快从北伐军司令部的普通秘书升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兼任调查统计局局长，与他的兄弟陈果夫在CC党中央形成以他们为首脑的派系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系，CC是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tral club”的缩写，也有人把CC解释为“二陈”的英文缩写。他们既掌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大权，又插手经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 身为中统头目，陈立夫十分重视特务的训练。他曾在CC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组织的发展要着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要找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为培植亲信，在一次特务训练班——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时他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其它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的支持与温暖。而在我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情由我陈立夫包下来！”这对许多初涉政事，尚无经验的特务，起到了极大的向心作用。中统在陈立夫的培植下迅速膨胀，在全国各省、市及公路、铁路均设有调查统计局，全盛时期达20万人，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得力工具。 中统与军统当时并列为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分属CC系和黄埔系。虽然CC系和黄埔系的一直存在矛盾，但善于玩弄二臣争宠手腕的蒋介石，不断地采取措施，制约两统之间消涨的权力，在两统相互倾轧中达到“以派制派”、互相牵制。抗战胜利后，陈立夫继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会见陈立夫，陈立夫信誓旦旦地表示愿为和谈“尽心效力”。但在政协会议时，却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坚持独裁内战政策。他一手导演了校场口事件，致使参加庆祝政协闭幕的民主人士60多人被殴打受伤。 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也是陈立夫导演的一幕“杰作”。为阻止上海人民赴南京请愿，中统作了两手准备。首先是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出面，“劝阻”代表团，再就是在镇江、下关组织一批“苏北难民”，准备强行把代表团成员顶回去，至少将他们阻于下关火车站，不让他们进南京。组织和发动“苏北难民”捣乱也是陈立夫的主意。 一次在陈立夫家里，当叶秀峰谈到苏北解放区有许多地主、富农逃到镇江、下关、浦口一带时，陈立夫当即指示叶秀峰：“共产党挑动、利用那些无知农民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这些人才被迫逃出来。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给予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帮助这些人返回家园，这就叫以组织对组织。” 根据陈立夫的意图，叶秀峰向中统所属各部发出指示，要求组织逃亡地主进行破坏活动。叶秀峰特别授意津浦路特别党部调查室，要求他们利用结拜金兰、成立同乡会等各种手段，与当地和从苏北逃出来的反动地主、地痞流氓等结成帮伙。再经中统调查室“加工”，将这伙人编为若干小组开展破坏活动，每人还发了两块光洋。 下关惨案发生之后，陈立夫埋怨叶秀峰等人计划不周，不应打伤人后，再将事态扩大。叶秀峰做贼心虚，立即物色了两个替罪羊，导演了一出“凶手自首”丑剧，以搪塞舆论、平息事端。 “陈部长，有一件事不知如何做才好，特来请示。”叶秀峰说着从皮包拿出了在一本《群众》杂志，并补充说：“这是昨天属下从梅园新村中共代表驻处取到的。” 陈立夫接过杂志，扫了一眼封面，又翻开目录，不屑一顾地扔在茶几上说：“你打算怎么办呵？” “属下看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和军统的人也都拿了一本。”叶秀峰望着陈立夫疑虑重重的神色说。 “下关事件刚过去二个月，国内外舆论界特别是美国朋友的谴责尚未完全平息，这事处理的不好又要受到委员长的责怪，还有我们党内一些人的挑刺。”陈立夫说。 “总不能让他们在老头子的眼皮底下进行这样宣传吧！传出去，对我们是不利的。” “要用脑袋多想想，南京不能于，为什么不能在上海干，砸他的老窝。”陈立夫指着杂志内页中“上海出版”的字样说。“是，属下明白！” “以我的名义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写封信，再连同这本杂志送交给他们，请他们迅速查办！”陈立夫说。 上海军警于9月4日武装搜查《群众》周刊社。 5日，上海军警在上海各处开始大肆捣毁《群众》周刊发行点，没收出售的《群众》周刊，《群众》周刊发行处一片狼籍。 面对国民党政府禁止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迫害《群众》周刊的霸道行为，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十分气愤。 当晚，周恩来亲笔致信张厉生、吴铁城，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干涉新闻自由，破坏政协决议，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立即制止此种非法行为。 9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约见《群众》周刊社长潘梓年时声称，《群众》未履行登记手续，将禁止出版。潘梓年据理力争说：“该杂志早已登记，并已领有‘内政警字6865号登记证’，从重庆转移到上海出版时，也曾依法办理过转移登记。” 吴国桢理屈词穷地说：“顷奉上峰指令，贵刊登载有污蔑蒋委员长言词，即日勒令停刊！无须多辩！” 次日，国民党当局派驻几十名军警在《群众》周刊社，迫令《群众》停刊。周恩来、董必武闻讯后义愤填膺，再次致函张厉生，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应承担全部责任。因蒋介石从庐山尚未回南京，没有明确指示，张厉生怕后果扩大，迫不得已给吴国桢打去电话：暂缓封刊。《群众》周刊因而得以继续出版。 第九章 大智大勇：抨击美国援蒋内战 三、接待琼崖纵队副司令 在城市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南京局所属的南方各省党组织乘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通货膨胀加剧，群众斗争情绪增长的有利时机，积极恢复与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各地荫蔽待命的武装骨干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护乡队”，“人民自卫队”等人民武装，领导群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山区游击队。 1946年8月，中共琼崖纵队副司令庄田经广东区党委同意从海南岛经香港到南京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琼崖的情况。9月初，庄田、罗文洪化装成商贩模样抵达南京。 在梅园新村，分管地下组织的董必武和钱瑛接待了他们，了解情况后让他们换了服装，安排他们在梅园住下。 不久，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当周恩来紧紧握住庄田的手，亲切地唤着他10多年前的名字“庄振风同志”时，40来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十分精干的庄田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便于周恩来了解广东海南的情况，庄田绘制了一张海南革命斗争形势图，并准备了详细的汇报材料。琼崖纵队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组织起来的一支红色抗日革命武装，一直顽强战斗在海南岛。重庆谈判时，中共主动让出了南方的8块红色根据地，并提出将我党领导的南方武装部队集中后全部北撤苏北、山东和华北。但国民党却背信弃义，不但不承认我党在海南的组织和抗日武装部队，而且还增派了国民党46军，加紧围攻琼崖革命根据地。由于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部队很难顺利集中。中共琼崖特委认为如果按照计划一旦集中，就会有被国民党军一举歼灭的危险，同时，势必对海南今后的革命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在琼崖革命斗争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方面作好北撤的准备，暂时将党中央关于北撤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县级及支队领导成员；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提出继续坚持海南的武装斗争的建议。经特委研究，决定派纵队副司令员庄田赴香港向方方汇报情况，并派政治部宣传部长罗文洪为助手随行。 于是，庄田和罗文洪化装成商人，从文昌县一渔村偷渡出岛，转道广西乘船至广州，再搭火车抵香港。在香港，广东区党委书记方方接见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并说：“党中央已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对我军兵力和作战方向作了新部署，南方部队调往北方一方面可以巩固北方解放区，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党在南方的孤立于敌后的部队，被敌人吃掉。这一决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党中央原先通知你们与国民党谈判北撤之事，但形势已发生变化。” 方方同志考虑到海南地理复杂，情况比较特殊，但北撤的决定是党中央作出的，下一步应如何办，必须请示党中央。因而，他又说：“我们已向中央建议，让你们马上去南京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请党中央作决定。” 数天后，庄田和罗文洪从海路出发，顺利地转道上海抵达南京。 周恩来与董必武、廖承志一道听取了庄田的汇报。 庄田简要汇报了抗战8年来海南艰难的历程，然后重点汇报了抗战胜利后的海南革命形势。当听到海南军民根据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英勇还击敌人的进攻时，周恩来高兴地赞扬说：“你们做的对，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国民党，才能争取和平。” “琼崖特委对中央关于北撤的决定有什么考虑？”周恩来关切地问。 庄田说：“不久前，广东区党委派林树兰来海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北撤的指示，我们认为党中央从全局出发，调整我军的战备部署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海南正处于自卫反击最激烈的阶段，在国民党不停止进攻的情况下，如果我军单方面停止抵抗，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海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一直是在远离中央孤悬于敌后的环境中进行的。尽管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海南的党组织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紧密依靠300万海南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坚持了红旗不倒。” “现在琼崖武装力量，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已经发展到1万多人，解放了海南2/3的土地，形势还是好的。在此情况下，如果将部队撤出，对今后海南斗争势必造成严重影响。”他喝了一口水，又说：“琼崖特委经过反复讨论，在做好北撤准备的前提下，有信心坚持海南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当即交待他们向党中央起草了一份书面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报延安党中央。 9月11日，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庄田的报告。周恩来十分高兴地告诉他们：“党中央、毛主席已批准你们的建议。”周恩来又叮嘱说：为适应长期的斗争，琼崖特委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必须精简分区游击。从打击敌人中求补充，建立依托山区之根据地。 在他们即将返港时，周恩来再次指示：国民党当局已撕毁一切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上正给以坚决的还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如此妄为，是仗着他们力量上还占优势。控制着大城市和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并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财政上巨大的援助。目前，我们在正规军、民兵人数、装备上都不及他们，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土改还未普遍开展，后方也尚待巩固。 董必武也说：蒋介石虽有美援，但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面临危机，我们虽无外援，但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也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毛主席说了，要决心打他几年，一定打出一个全国的新局面，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党中央还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确定了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原则，在军事上一般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非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这些应使全党和解放区的人都理解，精神上有所准备。 在分析到海南形势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深入发展，琼崖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认识到敌人的力量还占着优势，你们又远离党中央，在孤悬于敌后情况下进行斗争，条件依然会十分艰苦。然而，经过长期锻炼的海南党组织和海南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党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坚持战斗，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南京、上海停留期间，邓颖超专门向他们布置了青年、妇女和统战工作。钱瑛向他们谈了党组织建设和干部教育，要求他们争取时间把这些工作开展起来。 在庄田一行离开梅园新村时，周恩来高兴地告诉他们：中央对琼崖特委的电讯已接通，中央对琼崖的指示已电告特委，但详细内容由你们尽快回去传达。 庄田一行到香港已过深秋。在香港，庄田把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区党委作了汇报。方方认为，中央的指示非常重要，须立即传达贯彻，考虑庄田回海南目标太大，决定罗文洪立即返回海南传达。 琼崖特委在恢复与党中央电台直接联络后，以占领整个海南为目标，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努力扩大军队和解放区，经过艰苦战斗，打退了国民党的多次“清剿”，于1947年初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第九章 大智大勇：抨击美国援蒋内战 四、公开抨击美国援蒋内战政策 日军侵华战争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创伤尚未愈合，内战的硝烟又弥漫了长城内外和黄河两岸。原本脆弱的工农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也使国民党政府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应付庞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靠“印刷机来弥补”。据统计，1945年，上海两个印钞厂共印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37倍。1946年上半年之前的5个月内战经费85%靠印刷机来供给，仅七八两个月，每个月就印钞超过1亿元。滥发纸币使法币不断贬值，商品购买力急剧下降。 8月19日，中央银行宣布调高美元汇率，法币兑换美元由年初的2200：1调高到3350：1，法币贬值4成多。与抗战胜利时20元法币兑换1美元相比，法币贬值100多倍。市场金价应声上扬，带动“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布”（印花棉布）、“洋烟”等生活必需品成倍上涨。战前可买两头牛的钱，战后还能买一条鱼，而到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了。 老百姓在街头巷尾流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 上海工委委员、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上海连续2天在与工商界人士座谈和接待新闻记者时一针见血地尖锐指出：“这是内战扩大、政府在前线失败的反映，其目的是在于支持内战，如果不立刻停战，实施政协决议，则不管玩什么花头，对人民都是有害的，对工商业也无济于事。” 上午10时许，周恩来正在办公桌前起草文件，董必武和负责情报工作的徐光霄走进来。 “美国政府有一个新动向呵，”董必武说：“它又在火上浇油了。” 徐光霄见周恩来抬起头来，连忙把一张小纸条递给他说：“这是刚才国民党联勤总部同志送来的材料。” 徐光霄是吴克坚调到上海以后，接任资料组工作的。资料组也就是情报组，由于内战的爆发，吴克坚已在前不久转入上海与潘汉年、刘少文开展秘密工作，根据南京局的安排，徐光霄现在负责情报工作。当时，情报的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党政军的上层人士以及新闻、经济、文化等各界朋友，另一方面就是打入国民党上层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员。国民党国防部、中央党部、联勤总部等机关，都有中共秘密党员。重要的秘密关系，由周恩来或董必武直接联系和掌握，长期埋伏，有重要情况需要报告时才联系。各系统发展的关系，多由原系统自己联系。而多数关系，由情报组负责联系。如，前些日《和平日报》记者谢惠敏专程到梅园新村送来“政府军正从平、津、沪等地空运大批毒瓦斯炸弹往苏北、徐州”的绝密情报后，资料组立即将这一情报送给了正与马歇尔会谈改组政府问题的周恩来。周恩来在会谈时，当即向马歇尔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他把抗议书转交给蒋介石。 周恩来打开纸条，原来说的是美国近日要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地区价值20亿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廉价售给国民党政府。 周恩来放下手上的工作对董必武说：“我们马上去美国大使馆找司徒雷登，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对司徒雷登说：你们要把这些军火卖给蒋介石，无异帮助蒋打我们，这件事千万不能做！董必武也说：假如中、美政府签定这样的协议，其严重后果几可立见，而美国对此实难逃避其应负的一部分责任。 司徒雷登听了周恩来、董必武怒气冲冲的责问，不知怎么回答。想了一会儿他说：“可能是谣传吧，我马上向华盛顿报告。” 周恩来在获悉美国陆军部指挥助理彼得生等来华与宋子文谈判的准确情报后，又当即致电马歇尔：蒋目前正以过去美国转让的军用物资从事内战，在此时机转让剩余物资等于火上加油，我受命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向国民政府提出，立即停止关于让售物资商谈的要求。 周恩来在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此事时，建议中央迅速就此事发表声明，予以谴责。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迅即发表了《关于蒋美剩余军火买卖谈判的严正声明》。 晚上，周恩来召集了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局领导成员会议，分析研究形势的发展。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之所以顽固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使国共谈判一次次的陷入僵局，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特使马歇尔奉行的双重政策，他一直没有放弃援蒋压共。这一点，虽然毛泽东在纪念抗日战争九周年的评论和延安评论马、司“联合声明”中已经提出，但是，在人民群众特别是民主党派的相当一部人中，还没有清楚的认识，马歇尔在他们心目中还是“和平大使”。会上，大家一致赞成要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批评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内战、独裁的错误政策。并决定第二天在梅园新村召开记者招待会。由于会议厅较小，为扩大影响，记者招待会分国内、国外，上下午两场举行。 闷热天气，预示着一场暴风骤雨就要来临。 梅园新村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即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宋平捧着一摞杂志走进周恩来的小客厅，兴冲冲地说：“周副主席，上海《群众》杂志已送到。” “好呵，先给我一本看一看。”周恩来放下手中正在签批的延安、重庆等地发来的电报，接过宋平递过来的杂志。 “美国合众社和一些外国记者已经到了，我已安排他们在会议室休息。”钱之光也跟着进来说。 “让梅益带几位工作人员先陪他们坐一会，招待会准时开始。”周恩来一边浏览着杂志，一边对钱之光说。 钱之光正要出门，周恩来叫住他说：“别忙，我看先把这一期杂志分发给记者们，让他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还有范长江同志写‘土地问题’的那期旧杂志，也奉送一些给他们。”“好的，我马上就办！”钱之光说完，就与梅益同志忙着去招待记者们了。 《群众》杂志在重庆时为半月刊，中共代表团迁到南京后，因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新华日报》在南京、上海的出版，改为周刊。这也是代表团迁到南京后惟一公开出版的周刊。为配合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斗争，本期的社论《立即无条件停战！实施政协决议》，有力地揭露了美、蒋的欺骗阴谋，文章并载明此即为中共对时局的正式意见。 周恩来所说的“土地问题”指的是社会舆论和民主人士关心的解放区土地改革问题。针对国民党关于苏北土地改革问题的谣言，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向来访的第三方面代表和新闻记者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宣传我党的土地政策，揭露蒋介石对第三方面人士的欺骗，宣传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为国家工业化、民主化打下巩固基础，打破第三方面某些人士对我党的政策的疑虑。同时，周恩来又派李维汉、齐燕铭赴沪召开座谈，征求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对土改的意见，解释了发动群众搞土改的必要性和对地主实行给出路的政策。通过座谈，不仅解除了他们思想上的一些疑团，增进了对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理解，而且征求了许多好的意见。 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新华社南京分社负责人范长江等人在《新华日报》和《群众》上连续发表《苏北问题答客问》等文章，以访谈形式，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轻松地阐述了党的土改政策。 8月26日上午10时，记者招待会在梅园新村17号会议厅准时召开。 周恩来手中捧着一叠材料，与章文晋一前一后的刚走进会议厅，记者们的镁光灯就“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周恩来来到会场前的中心位置，目光环顾会场四周，不断频频地与熟悉和不熟悉的记者点头示意。 周恩来首先作了“全面停战，重开政协，主张和平”简短的讲话。 周恩来致词刚落音，一位记者就发问道：“在蒋介石主席发表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文告后，商谈经过如何，内容可否告之？” 周恩来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曾多次来采访过谈判的情况，但还是直率地说：“这十多天内没有商谈。蒋主席发表文告前，政府经司徒大使提出五项要求，我们已拒绝了，从此以后，马歇尔特使与司徒大使宣布谈判陷入僵局，调解困难。过了几天，蒋主席又发表文告，内容仅是旧调重弹，要中共退出几个地区，这是继续内战的文告。随后，马歇尔大使与司徒大使有这样一个意见，即可否现在来谈改组国府委员会。” 围绕改组政府问题，以及改组政府后国民党政府是否放弃所谓的五项条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后，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就是用拖来蒙骗要求和平的人民，欺瞒世界舆论，说“中国没有内战”，以便获得更多美国援助。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拖中大打的现象，应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 一位《和平日报》的记者尖锐地问道：“中共方面对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调处工作有何感想？” 周恩来知道公开批评美国政府错误政策的时机到了，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借回答他的提问严肃地说：“调处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马歇尔特使来华是在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公告之后，马歇尔根据的是杜鲁门的声明来调解。在1、2、3三个月成立了那么多协议，这不能不说是马歇尔特使直接间接努力的成绩。我们感谢他。但以后形势变了，东北大打，随之全国大打，此时美国扩大帮助国民党，鼓励它打内战，我们不能不批评。”他挥了挥手中的材料，提高声音又说：6月谈判紧张的时候，美政府忽宣布军事援助计划，这是鼓励国民党内战。现在内战扩大，彼得生又来华要转卖三亿五千万到五亿美金的军火、卡车等物，这使我们不能不反对。这种情形如继续扩大，可使马、司调解无效。我们是希望马、司调解成功，杜鲁门声明实现，但美政府必须改变四个月来的错误政策，马、司才能成功。 一位记者问：“美国政策可能改变否？” “我们把这种问题诉之全国、全世界舆论，我们不能蒙蔽舆论。”周恩来答道：国民党已将所有91个军的80个军271个师用于内战，人数达200万以上，占总兵力86%。东北已增兵至10个军，战事也爆发了。这是20年来空前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出动了陆海空三军还不够，正准备用毒气。我们要向世界指出这是大规模内战。我们欢迎美国调处，但反对片面帮助。“中共军事力量如何？”一位貌似关心，实则想探听中共虚实的记者问。 周恩来爽快地答道：“1月13日后，中共军队在关内有120万人，关外大约50万人，至4月止，关内已复员1/4，现在情形不清楚。过去国民党方面常责问中共不把军队名单、地点交执行部，这个问题我过去不愿提，现时应该说明，在战事不停情况下，我们怎能将军队情形告诉美国代表？因为美国有二重身份，一方面是调处中间人，但军事上是国民党的帮助者，我们如何能不保守一点秘密？我们原拟东北停战后就交出，但东北战事停不下来，关内又大打，故复员情形不能提出。我们不愿像国民党把师变旅，原封不动，做表面文章。”国民党为通过整编提高战斗实力，在美军顾问团的训练下，将过去的军整编为师，师为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过，周恩来在这里还是作了说明。 下午，还是这个会场，主角依然是周恩来。 虽说是外国记者招待会，但是到会的大多数是美国记者，以及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等国的记者和通讯社的代表。他的致词刚落音，一位西装革履自称是美联社的记者就迫不急待地问道：“请说明今天谈判症结所在，并请问何以中共不愿放弃地方行政权，在什么情况下愿意放弃地方行政权，让政府接收？” 针对他提的所谓“主权”问题，周恩来答道：刚才记者先生提到“主权”一词，我们以为主权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国民党一党的。我们不能允许已经民选的地方政府，再让国民党用“接收主权”的名义去接收。如果是这样，那么谈判就不成为两党谈判，而是国民党片面地以武装接收人民的地方民选政权。 在谈到中共为什么不能放弃地方行政时，周恩来理直气壮地说：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政府提出的五项要求所指地方，都已经过当地人民民选而成立了地方政府，如认为这些地方民主政府的基础仍须再加扩大，则惟有在将来国民政府改组之后，为扩大其民主基础而进行重选，决不能取消现行机构，撤销地方人民代表，倒退到一党专政。第二，这五项要求违反政协决议。按照和平建国纲领的规定，地方政府在国民政府未改组之前，维持原状，待改组之后，在联合政府之下，由地方民选，实行地方自治，而不是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去接收。第三，政府提出五项要求的借口，是这些地方“威胁和平，妨碍交通”。这8个大字，可以无限扩大，解放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在这借口下伸手要去。 一位自称路透社记者尖刻地问：“假定目前的谈判不成，且谈判的机构已没有再谈的条件，周将军是否已想到有其他更好的机构来进行调停工作，并以莫斯科宣言作基础？” 周恩来知道再次公开抨击美国政府的时机到了，他微笑着回答了国民党在谈判中的拖延办法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后，答道：“我不认为目前谈判机构已完全失其机能。目前美国朋友仍在努力，希望促进中国和平，可惜他们的努力给美国政府的反华政策抵消了。马歇尔将军、司徒大使在此谈和平，而美国政府却把海陆空军的许多物资、器材援助国民党，鼓励其打内战。这一错误政策应立即停止，它应该受到世界舆论的批评。”在这里，周恩来把美国政府同它的执行者马歇尔、司徒雷登严格地划分开来，他说：如果美国政府能改正这一政策，则马、司的努力必能成功，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不幸，美政府不但没有改正，反而最近来华的陆军部指挥次官彼得生先生，又与政府协商谈以三亿五千万至五亿美元之低价，将太平洋各岛上剩余物资，转卖给南京政府，而且这些物资大部分是军事用品。这就是鼓励中国法西斯内战，是不合乎和平要求的。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我们对此深感不满，我们要向世界呼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在这时候把大批军用物资交给中国国民党，而应该撤退美驻华军队，停止物资援助，坚守善意中立，赞助人民和平自由的愿望，调节国共纠纷，达到和平合作，这才是杜鲁门12月15日声明的目的，才合乎莫斯科公告的要求，更基本地适合于中美两国人民的要求。” 又一个记者问：“如果美国政府政策没有改变，你们所谓要向全世界呼吁，是否可解释为向舆论呼吁呢？但如果中央政府继续如此，中共有否想到要向联合国呼吁？” “前两个假设都是可能的，即国民党继续内战政策，美国政策不改变，继续援助中国两个作战集团的一方。”周恩来说：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一方面，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要求无条件停战，根据政协决议办事。但当国民党仍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便惟有坚决抵抗，且动员全解放区人民起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来证明它不能依靠武力达到目的，而且使其觉悟，回到和平道路上来。另一方面，向全世界呼吁，对象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联合国。无疑地，首先得到的反应是舆论界。中国目前存在着两个集团，美国处在调解人的地位而援助其中一方打仗，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是应该改正的。受莫斯科公告约束的各国政府，受联合宪章约束的国家，有责任对中国的局势发表他们的意见。而美国政府在这些舆论批评面前，也应该根据舆论来考虑政策。我们希望美政府能改变对华政策，希望马、司两使的使命成功。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不知不觉天已擦黑，周恩来仍在侃侃而谈。 主持会议的钱之光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周副主席已经接待了一天，有问题的记者明天可以继续来访，今天到此结束。” 散会后，美国《天下一家》奖金获得者、作家柯温赶在周恩来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周将军，你讲得太好了，我想在你有空的时候，请你发表对美国人民的演说录音，我们带回去直接播出。你看好吗！” 一名合众社记者也挤过来说：“周将军，能否专门为我们撰写一篇文章！” 周恩来笑着说：“好，我非常愿意接受各位的采访，不过，请与章先生先约好时间！” 第九章 大智大勇：抨击美国援蒋内战 五、新的对华政策 9月1日，周恩来再次从南京来到上海，专程探望次日就要出国考察的冯玉祥夫妇。在上海机场，周恩来巧遇军调部的美国军官吉伦中将。 吉伦中将是军事调停执行部的美方代表，50多岁，他大概知道周恩来正在为美国向蒋介石政府出售战后剩余物资而恼火，故意炫耀地把他准备送走的一个美国人介绍给周恩来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美国朋友，他是从华盛顿来办理战后剩余军用物资出售手续的。” 周恩来警觉地握着那位军火商的手问：“办理的还算顺利吧？” 那位军火商高兴地说：“已经签字，正要回国。” 得知《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已于8月30日签订的消息，周恩来十分愤慨。在看望过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后，他当即在周公馆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记者，周恩来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细情况。他指出：“目前内战规模之大是20年来内战中所没有的”。 围绕《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的签订，周恩来愤慨地指出：美国不等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再援助中国，而在未成立以前援助，这显然是帮助国民党政府，以壮其胆，加深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机。讲到激昂处，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 隔了一天，周恩来在离沪返宁前，又单独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并发表谈话：“中国大局有引起完全决裂及扩大为全面内战的危险”，明确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是想用武力占领中共5个主要区域，然后，或停止作战，或继续再打，内战完全并将取决于是否对他最为有利，因而，共军不能总是居于不反攻之地位。周恩来再次强调：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发动残酷内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如美国停止援蒋，并撤退驻华美军，则和平立可实现。 针对有媒介说美国出售给国民党政府的剩余物资是民用物资时，周恩来严辞驳斥说：物资种类、数目应详予公布，否则口头声明该批物资非军用品，实不足以服人心。 言简意赅的谈话，既表达了他对和平前途的担心，更表达了愿与挑起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好战分子奉陪到底的决心，也是对他们的一次强有力的警告！ 当天中午，美国《天下一家》记者柯温专门来梅园新村准备告诉周恩来，对他的采访讲话已在美国播出，并说，美国广播公司在美国若干大城市进行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听众以8：3赞成撤退驻华美军。由于周恩来去上海未归，董必武同志接待后，向他表示十分感谢。 柯温离开梅园新村后，董必武立即让童小鹏把这一消息电报延安，并请延安转播此消息。 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的讲话当天就传到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那里。 司徒雷登带着他的秘书傅泾波来宁海路5号找马歇尔商量如何应对。 见面后，司徒雷登突然发现面前这位精明能干的将军才几天不见，像是衰老了许多，他关切地问：“将军是否身体不适？” “南京的天气和中国将军们一样，都很难应付！” 马歇尔气恼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想问一下大使馆的先生们对美国对华调处有何高见。” “彼得生与政府签定的太平洋物资售让协定，使我在周恩来面前说谎了。” 司徒雷登沮丧地答道：“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签定了协议。” “我的司徒雷登教授，”虽然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有一段时间了，但马歇尔还一直这样称呼，“在延安有那么多你的学生，在他们面前说谎是不应该的。” 马歇尔又说：“你应该知道，美国的政策，在陆军部和国务院中并不能完整地执行。” 司徒雷登知道马歇尔在杜鲁门心目中有较高的威望，私交也很好，同时与政界有着较多的关系。他也耳闻马歇尔可能会回国任国务卿，对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国共之间的调处如何进行下去，他的心中也没有底。因而，他以关切地口吻说：“美国在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处越来越艰难，是否根据现实的问题，起草一份美国对华政策新建议，送交国务院，征求华盛顿的新指示。” “是的，我也有此计划，”马歇尔说：“这是大使馆的责任，就由你们起草吧！” “好的，我们马上就做这项工作。”司徒雷登说：“请您指示一下这个文件的要点。” 马歇尔没有推脱，他始终认为自己来华以来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也是惟一符合美国利益的。他走到酒柜倒了二杯威士忌，一杯给司徒雷登，一杯拿在手上，闻了一下，又端在手中，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 司徒雷登示意傅泾波赶快准备笔记。 “我们以设想中国内战的存在为依据，需要根据形势重新考虑美国的立场和决定行动步骤。”马歇尔面对窗外，似看非看地继续说：“建议的开始就要说明，首要的和最急迫的因素是，中国内战的继续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和促进苏联对中国冲突的兴趣，并增进它希望美国可能会因这些事态而退出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政治扩张会将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最重要的是：美国要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同时美国要坚持它的政治目标，即造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走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实现停战。因而，我们需要按照近来的发展，重新考察和修改达到直接目标的策略。” 司徒雷登不禁从心里赞赏起马歇尔真的不愧是二战的优秀军事指挥家，自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战略思考的。他频频点头，没有插话，怕打乱马歇尔的思索。 马歇尔又说：“如果美国撤消对其所承认的中国政府的援助，采取一项通常所说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不给予这个政府以全力支持，以及必需的物资武力解决共产党，可能同样是不现实的。如果这样，将歧视拥有中国大部地区的政府，最终的结果将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如果这样，同样将歧视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一定阶段，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苏联为推进其利益而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最终有可能导致美苏两国之间的严重冲突。” 马歇尔滔滔不绝地发表着他的高见，傅泾波迅速地记录。9月6日，这封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名义，送交美国国务院并标有“绝密”字样的“政策备忘录（草案）”文件飞往了华盛顿。 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是，有条件地支持国民政府，运用这种支持作为影响中央政府在整个政治局势中作出某些合理妥协的惟一杠杆。在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委员长我行我素和有效控制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对那些会鼓励他认为他可以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援助，必须加以抑制。……美国的目标必须是，使委员长相信，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与1945年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相比较，这个新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基本点没有任何变化。首先，都是从战后全球战略，特别是对苏战略出发，考虑中国问题的；其次，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未变，都把支持蒋介石政府作为扶助对象。新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在充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上，丰富了对华政策的原则，改无条件支持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有条件”地援助；而“有条件”的援助，只是为了使他认识到“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以这个缺乏理论根据的对华政策来调解国共和谈，是注定要失败的，也注定了马歇尔的所谓“公正调处”是不公正的。 9月3日下午，周恩来由上海飞返南京后，在梅园新村接待了蒋介石指定的非正式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张厉生，就非正式小组会议和改组政府问题进行商谈。 周恩来与吴铁城、张厉生是谈判的老对手了，他与张厉生还是天津南开学校的老同学。 张厉生1900出生，字少武，河北乐亭人。191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20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到达法国，后考入巴黎大学。1923年在巴黎加入国民党。其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李富春等80余名旅欧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旅欧的国民党组织。1924年国民党巴黎分部成立，在选举执行委员时，张厉生与周恩来等人同时当选，李富春当选为监察委员。这时，年轻气盛的张厉生已经常和同样年轻的周恩来、李富春发生争执。他极端仇视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共产党的渗透阴谋，污蔑共产党是“靠着国民党帮他革命，大功告成，就要鹊巢鸠占，杀孙中山来祭红旗”，气焰十分嚣张。 1925年夏，张厉生回国，先在上海大学任教，后结识陈果夫得其好感，任北伐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张有在法国巴黎的反共经历，加之邵元冲、陈果夫的推荐，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1929年3月，张厉生由“中央指派”出席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央组织部秘书，成为CC派重要成员。1932年，张厉生在任“委员长行营驻北平军事代表”期间，成功地游说华北各非蒋嫡系的军事长官商震、宋哲元、秦德纯、庞炳勋、高桂滋等诸将军“拥护中央，服从领袖”，统一华北党务，深得老蒋的欢心，从而进入国民党的中枢机构。抗战胜利后，张厉生任行政院内政部长，蒋介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后，主持国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并兼任国民大会代表总事务所副主任委员。 吴铁城1888生，他原籍广东香山，早年在九江教会学校读书，1909年参加同盟会，是中华革命党首批党员，后亡命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后弃明投暗，破坏工运，参与谋害廖仲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投入蒋介石怀抱，力促蒋介石、汪精卫“宁汉”合流。皇姑屯事件后，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出使东北，游说张“少帅”，促其东北易帜，这是他人生中最精彩最为得意的杰作，也因此而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1939年，吴铁城奔赴重庆，受蒋介石密令，主持港澳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后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吴铁城作为国民党政协代表之一，在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上，与蒋沆瀣一气，同中共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遗余力地为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摇旗呐喊。 会晤在梅园新村17号小会议厅举行，董必武、廖承志等参加会谈。 周恩来说：“我们这里的条件比不上吴秘书长和张部长呵，请随便坐，” “哪里，哪里，”吴铁城说着在沙发上坐下来。 “两位大驾光临，是否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呀！”周恩来先发制人地说。 “委员长之命，我们来和阁下具体商谈一下，何时正式开始非正式五人会议。”吴铁城答道。 “我们提出的在召开五人会议前，政府要保证停战和撤回五项条件的问题，不知有何考虑？”周恩来说。 张厉生说：“国军是奉命接收地方政权和交通要道，发动冲突的责任不在国军，况且休战是双方的问题。” 吴铁城接着说：“所谓五项条件，不存在政府放弃的问题，而是中共如何执行的问题。” 周恩来心平气和又咄咄逼人地说：张部长，在召开五人会议前，且暂不说改组政府的事应由政协小组来讨论，而由五人会议是违背政协决议的，这里，我想首先有两个问题要弄清楚：一是改组政府问题谈清楚时，是否马上停战；二是改组政府谈清楚后，政府是否放弃前次所谓的五项条件。假使能如此，则谈改组政府问题自来得容易，因为按照政协改组政府的决议，只有两点需要谈，一是国民党外20名府委的分配问题：二是保障政协和平纲领的执行的否决权的问题。问题在政府有否诚意。 “政府如不能在改组政府后立即停战，此种商谈是无诚意的。”廖承志说。 董必武说；像现在的打法，是表示国民党不想改组政府或拒绝中共参加政府，我们这样怀疑政府并不放弃五项条件，只想换个题目来谈谈，对无条件停战又不愿意。6个月谈判已解决了问题的90%，即王世杰也说已解决了85%。最后国民党提出要中共撤四个地区，后来变成五个地区。政府明知中共无法答应，故以此来拖。 周恩来又接着说：再进一步说，假使谈好了改组问题，政府又依然提出五项要求，则问题仍无从解决。在和平时期用谈判来拖延时间，尚可以用忍耐期待；现在战争正在进行，用谈判来拖时间，只有使战争愈打愈大，使人民遭受更大的灾殃。我们不能上这个当。所以必须弄清这些问题，这是目前谈判的关键。 在国民党内素有铁嘴之称的张厉生，这时也无言以对只好说：“今天来，我想把‘国大’筹备情况向中共通报一下，请中共方面考虑提交参加国大会议的名单。” 周恩来说：“中共的态度是早已明确了的，如果不停战，中共就不能提出参加国府名单。” 过了一会儿，张厉生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改日再来商谈。” 张厉生、吴铁城走后，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发言，当即对来访的记者发表了讲话：政府如不能在改组后立即停战，此种商谈是无诚意的，美国在召开非五人小组会之先，竞将大批战时剩余物资助蒋，不是真要和平。 沈钧儒在蓝家庄民盟总部发表谈话，对准备在炮火中召开的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表示悲观，并直言不讳地说：改组政府应由政协代表协商，今竟将其他各党派抛开，表明政府无诚意。 罗隆基、章伯钧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改组政府的谈判，必须遵照政协决议，目前关于改组政府的商谈，乃是政府进行全面内战的烟幕，民盟决不承认任何违反政协决议的商谈。 李济深也发表谈话，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应看其表面侈谈调解，应视其实际作法而定。并说，在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前，应先获得和平保证。 第十章 内战升级：逼迫马歇尔退出和谈 一、马歇尔八上庐山 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遭到解放区军民的迎头痛击。 在南线，继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连续作战40多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后，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率5万主力在华中地区，乘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皖边及晋南解放区，并调集重兵追堵中原突围李先念部队之时，乘虚而入，连续夺取砀山、兰考等车站10余处，全歼了驰援陇海路的国民党整编第181旅等1.6万人。尔后，利用国民党郑州、徐州两个“绥靖”公署指挥不统一，钳形包围未拢，刘、邓野战军又于8月下旬至9月初，突然袭击了冒进的国民党军刘峙部整编3师，一举歼灭了其第20旅，重创第3旅，并在运动中全歼国民党军整编3师余部。接着，乘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侧援敌3师的国民党整47师。胜利结束定陶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1.7万人。 在北线，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乘国民党阎锡山部发动晋冀攻势，胡宗南部退守闻喜运城地区休战之机，在同蒲路一线乘虚攻占洪洞、赵县，又于8月下旬连续攻克霍县、灵石、汾西等县城。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1万余人，并控制了周蒲路南段130多公望。从而，切断了胡宗南部与阎锡山部的联系。 苏中、定陶及同蒲、陇海战役与中原突围的胜利，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9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蒋介石已占我20余县，无条件停战已不适宜，必须要求蒋军退出侵占之解放区。我军现正动员起来，决心在6至8个月内，歼灭第一线进犯军162个旅之54个旅，你意如何？周恩来接电报后复电中共中央：在蒋大打，美要拖的条件下，中央决定歼敌1/3以转变局势是绝对正确和需要的。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在战场损兵折将，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损失了10多个整编旅10余万兵力，占其全部能动员兵力近一成。国民党恼羞成怒，国防部参谋长陈诚气势汹汹地公开宣布国民党军将进攻张家口。 张家口虽然是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华北通向苏联西伯利亚的要道，同时也是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在当时，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延安。国民党大批军队进攻张家口，无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 谈判桌上，国民党为了欺骗舆论，继续将和谈作为掩盖内战的烟幕。为了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停止内战和民主建国的可能，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几乎每天都在与第三方面人士磋商，以寻求重新开启国共谈判的可能。 9月5日，周恩来又来到马歇尔公馆，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磋商。 周恩来说：这几日，经与第三方面人士协商，中共准备再作一次让步。我们同意召开并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会，但政府必须在商定改组政府办法后，一、改组政府办法应提交政协综合小组最后审定；二、下停战令；三、放弃8月6日的五项条件。 周恩来前两次访晤马歇尔时，在批评美国以剩余物资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时，就多次重申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前政府必须提供下停战令，放弃5项条件的保证。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不可能在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前下达停战令，更不可能放弃他的五项前提条件，故以非正式五人小组仅限于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为由，拒绝了周恩来的提议。对政府进行改组，是司徒雷登提议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解决国共争端的核心，马歇尔听到周恩来愿意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当然还是高兴的，他认为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审定政府改组办法对安抚第三方面也有好处。但是，马歇尔担心说：“五项条件是蒋介石一直争取的，恐怕要蒋介石放弃不大可能。” 司徒雷登也说：“目前情况下，要政府保证在改组政府方案后下停战令也很困难。” 周恩来让随同他一道去的章文晋从包里取出连夜起草的《七八两月谈判要点总结》文稿，交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他声音不高，但语气凝重地说：为以正视听，向社会各界有所交待，建议讨论和修改后公开发表。让各界朋友都知道国共谈判的真相，究竟是谁阻碍谈判进展！ “中共的新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并将通报政府方面的代表，如有可能，我将再去庐山，将此文件和你的建议通报给蒋委员长。”马歇尔见周恩来发怒了，缓和口气说。 周恩来表示：中共不能无限度忍耐，请马歇尔将军和政府早日明确态度。 由于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已通报给民盟，因而，民盟秘书长罗隆基在当日也发表谈话：倘若政府不考虑中共提出的要求，则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势必将流产。 马歇尔在与俞大维会谈得不到答复后，只好第7次再登庐山面见蒋介石。 67岁的马歇尔7上庐山，心情一次比一次糟糕。但他还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地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努力。在与蒋介石连续几天的会谈中，他反复地说明美国政府对国共停战谈判的态度，要求蒋介石放弃以战争解决争端的立场。 蒋介石已从杜鲁门给他的信函和武器禁运中感受到马歇尔的巨大能耐，虽满腹怨气，内心不平，但还是热情接待了马歇尔。宋美龄更是使出全身解数，马大帅长，马大帅短地对马歇尔呵护有加，关怀备至。 会谈中，蒋介石表示可以在苏北问题上作出让步，由下一步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对苏北地方政权进行处理，并说：“如果中共同意实施恢复交通的协定，以及前所商定之停止冲突和东北军队重新分布之条款，并实施中共军队驻防地点之整编协定，余愿下达停止冲突之命。” 马歇尔清楚地知道，蒋提出的这些条款，让步的正是自6月休战谈判以来通过军事行动已经取得的，而他坚持的正是在军事行动中还未能达到的。 见马歇尔欲言又止，蒋介石考虑再三，又说：“军事停战令下达前，中共必须指派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 亲耳听到蒋介石的承诺，马歇尔满怀希望地下了山。 回到南京，马歇尔就急忙过来找周恩来，讨论蒋介石的建议。 讨论中，周恩来说：停止冲突是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应该召集三人小组会议来加以解决。 谈到蒋介石所提出的那些要五人小组实施的条件，周恩来认为：最实际的办法是，接受6月份所达成的临时协议，而不是提出新条件。 马歇尔说：“蒋要求在军事停战令下达前，中共须指派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当即重申了他9月5日坚持的观点，即没有国民党政府发布停战令的保证，中共是不会提交参加国大名单的。他说：蒋介石要等中共提出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才发布停战令，那是拖延战争，以便国民政府的军队进行其计划好的军事行动。 在商讨国民政府改组问题时，周恩来提出：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中共和民盟必须占有14票，以便在一些问题上行使否决权。周恩来强调说，共产党的安全在于政协决议，所以中共坚持拥有能够否决企图改变政协决议的任何措施。 马歇尔知道这个问题，对于中共来讲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问题只有蒋介石才能作出决定。他开始气恼自己，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为什么不把问题想的再复杂一些，他以为只要蒋同意下达停战令了，事情就好办了。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故事在里面。对蒋介石躲在庐山不回来，他更是气得无话可说，只得说：“明天，我将再去庐山，你们与司徒雷登大使继续商谈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以及政协问题。” 9月13日，马歇尔第8次赴庐山找蒋介石去了，司徒雷登在南京与中共代表继续会谈。 马歇尔上庐山的第二天，司徒雷登找到国民政府非正式五人小组代表吴铁城、张厉生，征求国民政府改组意见。吴铁城和张厉生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能给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有否决权所需要的票数（即14席位）。因为蒋介石有明确指示，他们无权讨论国府委员的席位问题。 周恩来得知后，对司徒雷登说：为保证政府信守《和平建国纲领》，中共和民盟在40名国府委员中必须有14个席位。如果这个建议不能在非正式五人小组会通过，则非正式五人小组没有必要召开。 却说，马歇尔第8次上庐山前的9月10日，蒋介石在庐山行宫，还是按捺不住以战争解决国共争端的躁动，亲手写下命令： 令北平行辕李宗仁及第11、12战区各长官，着即展开对张家口的进攻。 第十章 内战升级：逼迫马歇尔退出和谈 二、转战于上海 马歇尔第8次上了庐山，但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按马歇尔话说：蒋始终看不出自己在战争中的弱点，他只得承认：国共双方仍旧是无法和解的。 表面上看，国民党在军事上确实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民党军已占领了苏北大运河沿岸的几个重要城市；占领了除80公里外的全部胶济铁路线；正在扫荡承德以南的热河省；杜聿明在东北已站住脚跟。 为向社会各界揭示国共谈判的现状，暴露国民党以谈判掩盖内战的阴谋，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谈判策略，9月16日周恩来偕同章文晋、范长江等乘飞机由南京到达上海。 在离开南京前，周恩来向记者表示，暂时退出国共谈判，除非国民党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将不回南京。同时，周恩来连续给马歇尔留下2份备忘录：第一份对美国政府继续援蒋提出正式抗议，第二份要求马歇尔尽快安排三人小组会，商讨停战问题，备忘录说：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停战，建议召开三人会议讨论此问题，现蒋介石把停战和国大名单联系起来，这是继5项条件之外的第六项条件，与备忘录中蒋介石所提其他办法一样，都是违背政协决议的，故中共不能接受。 周恩来离开南京后，王炳南代表周恩来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访晤司徒雷登，转交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并转告说：“周恩来答应，如接到召开三人会议的通知，即刻返京。”催促司徒雷登和马歇尔迅速举行三人会议商讨停战。 司徒雷登热情接待了王炳南，并希望毫无希望的谈判能够继续：“马歇尔将军已把中共的新建议带上庐山，很快就会有消息的。请转告周先生，在马歇尔未回来时，我们可以先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 王炳南知道，蒋介石正在大打内战的兴头上，他是不会理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他反问司徒雷登：“非正式五人会议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并说：“非正式五人会议召开时，政府会立即宣布停战吗？政府是否同意给中共和民盟14名的国府委员？如果一切都是未知数，中共怎么能参加非正式五人小组会。” 司徒雷登无言以答。 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周恩来比在南京更忙了。 在虹桥机场到周公馆的路上，周恩来就向章文晋布置这两天的主要工作以及他要会见和拜访国民党上层人物、知名人士，同时，要求他排出一个出访计划，并安排一次机会单独会见美联社记者。 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即访晤了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在介绍他来上海的缘由及国共谈判的现状后，将《七八两月谈判要点总结》交给梁漱溟转告民盟的政协代表。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文件后，梁漱溟即与在沪民盟代表在当晚举行紧急会议，商讨起时局问题。 晚上，周恩来在周公馆单独会见了美联社记者，将《七八两月谈判要点总结》交给他摘要发表，向他说明，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自己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国民党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无意义之磋商。他指出：现在如果继续与国民政府进行所谓的磋商，只能掩盖中国的内战，使中美两国人民不能了解真相。他还批评美国政府实行错误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内战涉及全国，并郑重表示：即使中共失去了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中共也决不会向国民党屈服。 直到送走了记者，周恩来才有空和邓颖超说上几句话。 邓颖超自上月28日抵沪后，一直没有回南京。作为享誉全国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妇女运动的领袖，邓颖超在南京局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除分管妇女、青年、职工3个方面的工作外，还兼任妇女组组长。由于当时群众工作的重点在上海，她在南京的时间比较少也就不奇怪了。8月份，在国民党政府阻挠她去法国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会议后，邓颖超又接到国际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邀请，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出席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妇女会议。 国际妇女会议是经联合国社会经济委员会妇女小组提议、美国已故罗斯福总统夫人倡议、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和美国产业劳工妇女会等19个妇女团体发起组织的。国际妇女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卡特尔夫人在给邓颖超的邀请信中这样写道：敝会正从每个国家中邀请几位妇女领袖，力图请到那些回国之后能将大会的激励与智慧带回到该国妇女中去的代表们……请将此信当作邀请你参加国际妇女会议的一个诚恳的请帖。 为了在国际会议上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会议决议，坚持独裁内战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反对美国偏袒支持蒋介石政府的错误政策，邓颖超与周恩来、董必武商量后，毅然决定赴美出席会议。8月3日，邓颖超电告卡特尔夫人，表示欣然接受会议邀请，并说已向本国政府申请护照，以便届时参加会议。但她在去向南京政府申请办理出国的护照时，南京政府故伎重演，外交部推说必须社会部核准，社会部则说不清楚。 卡特尔夫人接到邓颖超的电报后，立即与联合国有关人士接洽，为邓颖超去美国参加会议疏通渠道，并复函邓颖超：我在想办法让你来，而且希望你一定来。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合法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她决心将这场合法斗争与中国妇女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09月1日，邓颖超在上海发表了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国统区广大妇女和解放区数千万姐妹一起，向即将召开的国际妇女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根据会议的主题，结合中国情况，拟定了讨论题目，请姐妹们共同讨论以下六个问题：一、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政治和经济的世界里？二、怎样可以使各种政治经验不同的国家找到一个国际合作的基础？三、人民在自己国内能用什么办法防止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国际合作的阻挠？四、人民在本国怎样才能提高生活水准？五、我们要为争取怎样的社会秩序而奋斗，采取什么步骤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精神与道德的情况怎样，我们应为怎样的精神与道德的标准而奋斗？ 国民党政府断然拒发邓颖超出国护照。9月3日，她在拜访宋庆龄交换出席会议的意见后，得知宋庆龄因福利会的工作繁忙，大批好不容易募捐来的解放区救济物品需要处理，也不能出席会议。她一方面积极做出国的准备，一方面委托陪冯玉祥去美国考察水利的妇女界知名人士李德全夫人，代表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以后，李德全根据邓颖超整理的材料在会议上发言，揭露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表达了中国妇女要求停止内战、争取和平、停止独裁专政、要求民主的愿望，受到各国代表包括美国代表的关心和支持。 9月6日，邓颖超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招待中外记者，介绍了她被邀请即将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及被国民党政府无理阻挠她出国的情况，以及向妇女界征求意见的6条纲领性意见。邓颖超说：“各党派及人民团体的活动变成为一党所包办，说明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人民无起码的民主权利。”她希望政府能顾全国际合作的影响，“不要因个人的出席问题引起国际对政府的不良印象和后果。” 上海的17家报纸都报道了这次记者招待会和邓颖超征求意见的提纲。北平、重庆、香港的报纸也刊载了消息。不到一个月，收到全国各地妇女2000多封来信，有的来自妇女团体，更多的来自个人。她们在信中向邓颖超倾诉要求停止内战、渴望和平民主生活的心声。 9月19日，马歇尔从庐山回到南京，立即给周恩来转来了蒋介石提出的备忘录。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在商讨组织国府委员会确有进展后，才能召开三人会议，否则不授权三人会议的召开，只有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达成协议，才能同意召开三人会议。马歇尔在附信中说，蒋介石曾明确向他表示，缔结停战协定，是迫使中共提出国大代表的最后王牌。 马歇尔的一纸看起来不偏不倚的备忘录，妄图轻松地卸去他作为调停人的责任。 周恩来接到备忘录立即复函马歇尔，针锋相对地提出：目前异常严重之局势，在我看来已绝非靠商讨改组政府及任何类似的办法所能解决，其中心实在于停战——刻不容缓地停战。查停战的惟一合法机构是三人会议，而阁下既为三人会议主席，则不管另外两方的意见如何，实负有与双方共同商讨的责任。 周恩来的备忘录不仅谴责了蒋介石的蛮横无理，而且也指明了马歇尔不应推卸的责任。 但此时，马歇尔已无意召集三人会议，也不想给外界造成谈判已中断的印象，便又与司徒雷登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催促他“立即返回南京”，“以便我们可以共同为着寻求达到的目的，探求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 当时，正是国民党积极准备对张家口发动攻击的严重关头，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在复函中指出：我并非不欲回南京与阁下等共商停战之确切办法者，惟因政府当局不仅无停战表示，且更变本加厉，正在积极进攻张家口、哈尔滨、安东与苏北各地不已，若再冒昧商谈，徒骗人民，而为政府放手大打之烟幕，于真正和平决无补益。故宁留上海，以待三人会议之召开。 国民党军侵占淮阴、淮安后，周恩来再致马歇尔备忘录，要求召开三人小组会议。马歇尔以没有达成协议可能为由，拒绝召开，并声言要退出谈判。 第十章 内战升级：逼迫马歇尔退出和谈 三、开展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 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也引起了美国人民强烈的不满。 9月下旬，美国一些进步社会团体在美国旧金山和一些大城市分别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驻华美军干涉中国内政，以援助为名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并决定在1946年9月22日至28日，在美国的35个大城市中开展“美军退出中国周”的活动。活动的行动纲领是：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借款、军事接济及物资供应；拥护并实行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先后有40万人签名上书杜鲁门总统，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25个城市组织了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的示威。次月，美国争取和平大会及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在旧金山又召开了中国及远东会议，美国198个社会进步团体的605名代表出席会议，并发出美国198个团体写给中国人民的信。 美国进步团体发起“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的第二天。陈家康兴冲冲地拿着登载着这个消息的报纸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副主席，好消息，美国后院失火了。” 王炳南也紧跟着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高兴地说：“看来，咱们的对外宣传见到效果了。” 周恩来接过这份报纸仔细阅读后说：“是个好消息，这对美国白宫制定政策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触动。”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声援和推动这个活动的深入开展！”邓颖超说。 “是的，必须进一步揭露美国援蒋内战政策，让人民看清美、蒋相互勾结发动内战的真象。”周恩来对陈家康说：以我的名义致电大会主席卡尔逊，向大会表示祝贺。请你再给我约一下美联社的记者，声援美国开展的“退出中国周活动”，他补充说：他们的消息可能快一些。 驻华美军帮助国民党打内战，视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视他们自己为中国的太上皇，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到处胡作非为，欺压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仅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美军军车肇事事件即达1500多起，被横冲直撞的美国军车轧死的中国老百姓多达1000余人，公开报道被奸淫中国妇女有300多人。在上海，有黄包车夫拒拉美国兵而被割断手指的惨剧；有美军士兵抢了皮鞋还将铺面门窗砸得粉碎的闹剧；有的美国大兵在跑马厅中强奸舞女不遂便将舞女击昏，并劫去其随身财物的丑闻…… 早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就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它们已经构成对中国的和平、安定和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威胁。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动员各地群众团体及民主党派，努力扩大反内战和平运动，在运动中唤起中美两国广大舆论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助长中国内战与蒋介石卖国政策。 在周公馆，周恩来亲自接待了美联社记者，列举了大量事实批评美国政府，一面以貌似公允的姿态调处国共事端，一面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扶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在评述美国进步团体开展“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时，他愤慨地对记者说：“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之进攻，虽可谓政府发动，其实美国是共谋者。” “我这里还有一组你一定感兴趣的数字，一组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数字，”周恩来说着请工作人员取出了几份资料，递给这位记者一份。这份资料记载详细；一、美国政府批准本年度6600万美元的贷款；二、抗战胜利以来9亿美元军用租借物资之让渡；三、8.55亿美元太平洋剩余军用品之转让；四、国民党政府军后方基地及铁路线利用美国武装卫兵保护；五、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海军保卫青岛；六、美国在华全部空军基地之转让，外加海军舰艇271艘。 当天，董必武在梅园新村也在接待记者时，深刻揭露美蒋相互勾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根据周恩来讲话的记录整理，《新华日报》又刊登《一年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纪要》，揭露美国借“调停”之名，行助蒋内战之实。 9月23日下午，民主建国会、上海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谊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经济事业协进会等13个社会团体的代表召开会议，决定从当日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宣传周，并推选沈钧儒、罗隆基、张纲伯、章伯钧、吴耀宗、胡子婴、罗叔章、沈体兰等为宣传周活动的筹备人。 为配合这次宣传周活动，文汇报社还召开了美国对华政策问题星期座谈会，马叙伦、许广平、张志让、田汉、乔木（乔冠华）、胡子婴、张纲伯等进步学者，围绕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及中国面临的内战危机作了深刻的发言。《文汇报》以《退出中国》为题用整版的篇幅作了深入报道。 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新华日报》社记者范长江也联合上海各报社76名记者联名致函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反对美国的物资、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黄炎培、章伯钧也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民盟对时局的主张，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9月2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主席斯大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美国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和上海“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对记者表示：美国立即撤退在华驻军，对将来和平甚为重要。 就在“美军退出中国”宣传周中开始的前一天晚上，上海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臧大咬子事件。9月22日晚上，人力车工人臧大咬子拉载了美国商船“马立斯”号水手赖令奈到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赖令奈不付车费便昂然进入安乐宫舞厅。臧大咬子在路边等到深夜，见到赖令奈从舞厅出来，便上前索要车费。赖令奈非但不给车费反而将臧大咬子推到一边。与赖同时出来的美海军伍长饶得立克一拳将臧大咬子打倒在地。臧因脑壳破裂、脑震荡而不治身亡。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全市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很快成立了臧大咬子惨死后援会，要求惩凶、赔偿，发起了为受害者募捐的活动。中国劳协理事长朱学范为此也发表谈话：杀人偿命，理所当然，绝不能因美国人而有所宽容，我有关当局和美军当局应立即彻查事件，严惩凶手……在舆论一片哗然声中，国民党上海当局不得不逮捕赖令奈和饶得立克。 然而，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当月亲自提议把战时公布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的有效期延长“至在华美军全部撤离后为止”。接着司法行政部颁布《防止美军人员刑事案件发生及确保受害人获致公允裁判注意事项》，要求“各地治安机关应随时告诫当地人民，勿于美军驻扎处所及附近地带逗留窥探，藉免误会，如遇美军酗酒，或藉端滋事时，并应劝导在场民众疏散，不得围观。” 依据这个条例，国民党政府上海法院对赖令奈欧打臧大咬子致死一案，仅判处肇事者待刑1年3个月，然后将凶手被移交美军处理。美军事法庭审理后，不久竟然将凶手无罪释放。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周的指示》，明确指出：上海从申养（9月22日）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并致电联合国及美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运动将转为揭露美军暴行……实行法律控诉。指示要求，各地要响应美国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展开的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 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发表关于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的谈话，指出：美国如果继续实行片面援蒋政策，必将激起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中国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目标。 国民党反对当局对驻华美军暴行的庇护、纵容，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其软弱无能，媚外卖国的真面目，也进一步激化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与愤慨。反美反蒋斗争，汇成一股洪流，推动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第十章 内战升级：逼迫马歇尔退出和谈 四、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 9月26日，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去了上海，从庐山返回了南京。 马歇尔立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建议：立即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和三人会议，商讨政府改组和停战问题。蒋介石未明确答复。 同时，他也向周恩来再次发出“请速回南京”的信函。 9月29日，国民党以9个军的兵力，分由冀、热、绥三路向张家口发起进攻。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致函马歇尔，并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联名致函孙科等国民党参加政协的代表转蒋介石： 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谈判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由政府方面负之。 同日，周恩来对来访的《大公报》记者重复了中共对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态度，并明确指出：长此继续，中共之战略自亦改变。 为了澄清时局真相，10月1日下午2时，周恩来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会客厅举行，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客厅坐不下，有人就坐到平常工作人员吃饭的饭厅里。周恩来站在客厅通走廊的门道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这样，坐在饭厅里的记者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恩来半边身子，并能听到周恩来的讲话。 在周恩来讲话的过程中，一位周公馆负责保卫的同志走过来，悄悄告诉周恩来，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他站进客厅，不要让半边身子暴露在外面。 周恩来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周恩来的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的精神，竟然把那几个特务吓跑了。 周恩来接着通报了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情况，从内战责任应由谁负，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空前严重的内战局面等几个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并把国共两党在内战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了比较，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内战的责任在于国民党与美国政府的对其援助。 他强调说：在今天，主要的关键是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绝不能在向解放区军事、政治中心之一的张家口进攻的炮火中，来一条一条的与国民党商谈停战协定，改组国府及召开国大等问题。这等于拿刀放在人家脖子上逼其投降。这种希望是永远不可能在中共身上达到的，在内战炮火中召开国大，不仅中共不能参加，政协中其他民主人士、各党派皆无法参加。此种“国大”必为分裂的“国大”。 他又说：必须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任何片面的援助，以便有助于制止中国内战，并表示，中共决不屈服在一党独裁、内战和外国奴役之下。最后，他说：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呼吁全世界舆论援助。 第二天，国内外许多报纸都利用醒目地位刊登文章，报道了周恩来的这次谈话。 周恩来的严厉谴责，使马歇尔也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当即约请司徒雷登来公馆面商对策。商讨中，俩人仔细分析了国共双方发表的声明和讲话，他们认为虽然事态严重，但只要双方或某一方有所让步，还是能使谈判继续下去的。因而，决定由两人亲自署名分别致电致函周恩来和蒋介石，建议各自在原有基础上让步，重启国共和谈。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国府委员名额和国大代表名单上做出让步，并让出苏北，撤除对大同包围，以换取国民党停攻张家口的保证。 在致蒋介石的信中，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执意进攻张家口，再次表示了不满，不同意国民政府实施武力解决争端的政策，在改组政府问题上也批评了中共，并向蒋介石建议：召开非正式五人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举行三人会议，规定中共军队驻地并限期进驻。 接到马歇尔、司徒雷登的来信，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总统府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进行研究。会议还同时研讨了国民党军各地的战况进展。白崇禧、陈诚分别就东北、山东、苏北及张家口的局势作了报告，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讲话中，蒋介石对内战以来的局势进行分析。讲话中，蒋介石系统阐述了自己进行的“现代作战”基本思想，强调指出现代战争“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战争的首要任务是控制交通线，夺取城市。他承认共产党宣传上很容易“蛊惑人心”，而军事上是不行的，共产党军队是靠游击起家，打一枪就跑的“流匪”。 蒋介石再次强调：“我们军队的长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特种兵以及空军、海军，而共产党没有这些兵种。”他认为，过去国民党军队失利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坚持“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一些军事长官保守实力，协同作战不力。“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匪军则绝对没有的”，因此，“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要求“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关于国共谈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马歇尔被周恩来迷惑住了，一味袒护共产党”。 白崇禧、陈诚以及陈立夫都相继发言。讲话中，都认为要加强宣传战，但是，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才是解决国共争端的惟一出路。 当天下午，蒋介石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司徒登和马歇尔，避而不谈进攻张家口事，提出愿意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同意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和三人会议，以讨论改组国府和整军事宜。但限定中共和民盟国府委员名额为13人，规定中共军队18个师的驻地并限期进驻，再次表明以武力夺取张家口的决心不变。 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也发表了与蒋介石备忘录内容相似的《政府声明》，声明避免回答进攻张家口的问题，并提出了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国府委员名额和限定中共军队驻地的要求。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在延安针对昨日《政府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蒋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却又以所谓整军方案来束缚中共手脚，是企图将中共置于死地。 10月4日，国民党军队围攻张家口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相继攻占承德、集宁等地后，由李宗仁、傅作义指挥的第11、第12战区共11个师7万余人由东西两个方向会攻张家口。 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晋绥军区部队的协同作战下，集中了第1、第2、第4纵队及第3纵队一部和地方武装共13个旅，也分东西两线组织了防御战斗，又以第3纵队一部和地方武装共6个旅向保定地区出击牵制国民党军。 东面，国民党军第11战区第16军及53军1个师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两个梯队由怀柔方向向张家口进攻。怀柔一带的战斗，炮声隆隆，弹片横飞，战斗进入白炽状态，打得难舍难分。 西面，中共晋绥军区第1、第2纵队于东西花园一带阻击国民党军16军的进攻，至10月3日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1个团又1个营。 嘀、嘀嘀、嘀…… 张家口战斗进展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正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大树下开会。毛泽东晃了晃手中刊有国民党政府《政府声明》的报纸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的决心很大呀。 “这些花言巧语很有迷惑性的，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 “过去3个月，我们歼灭了国民党军35个旅，占国民党军正规军总兵力190个旅的近20%，下一阶段再歼灭敌人25个旅，整个战局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就在这个月的1日，毛泽东在全面总结内战3个月的实践经验，发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七八九3个月的作战证明“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他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25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消灭进犯的敌人是过去3个月唯一正确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说。 “报告！聂荣臻来电。”机要人员送来了张家口的电报。 朱德接过电报看了一眼说：“张家口战斗很激烈嘛，看来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占张家口了。” “我看，聂荣臻阻击打得好，就可以提前完成歼敌任务了！” “告诉聂荣臻，在蒋军未形成合围前，再拖住他们几天，以配合南京的谈判。并按原计划，做好撤离的准备。” “还要告诉他们，只要仗打好，放弃的可以在将来再收复。” “立即发电给上海，告诉周恩来，”毛泽东示意机要员做好记录准备： <small>蒋军如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应停止谈判。对马歇尔、司徒雷登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small> 董必武、王炳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蒋军如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应停止谈判”的电报指示，又接到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给司徒雷登来函的备忘录。立即带着周恩来的备忘录，乘车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访晤马歇尔。 在备忘录中，针对司徒雷登提出中共在国府委员名额让步，并让出苏北，撤除大同包围，以换取国民党停攻张家口的建议，周恩来指出：一、国府委员中14席，这是行使否决权所必需的；二、国大代表名单，只能在各方协商国大开会日期及代表名额后提交；三、苏北问题应交三人会议讨论；四、大同撤军早已公告。 董必武对马歇尔说：“时局发展到今天，政府没有一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进攻张家口是局势中最严重问题，政府应明确表明态度。”并强调指出：国民党停止进攻张家口是中共参加二个小组会的先决条件。 马歇尔看了董必武送来的备忘录，听了他的讲话，当场发了脾气。他恼怒地说：“你们双方的行动方针，我都不同意！一系列的指责反指责，建议反建议，使我很难再充当调停人。”董必武不知道马歇尔讲话的意思究竟是在批评谁，责怪谁，还是在自责。他说：“既然谈判，就要有合作的基础。而去年的政协决议、今年的1月停战协议，政府都不要了，现在一味地叫中共让步是不可能的。” “俞大维、陈诚都说是中共方面无意真诚的态度合作，要分裂政府，夺取政权。中共如何解释我也知道，但是现实的状况必须尊重。”在马歇尔看来，中共在军事上无论如何是比不过国民党军的，在目前处于劣势状态条件下，做点让步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没有明讲。 由于董必武和王炳南一再强调国民党停止进攻张家口是中共参加二个小组会的先决条件，马歇尔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们可以以书面向政府提出要求和答复！” 就在董必武与马歇尔会晤的同时，民盟在南京的常委、民盟发言人罗隆基根据常委会讨论决议在南京红棉酒家召开记者招待会。 针对国民政府发表的《政府声明》，罗隆基明确反对声明提出的两个条件。 罗隆基说：重庆政协开会时，政府坚持40个府委名额中须占过半数，而中共则坚持必须获1/3否决权，民盟为缓和国共起见，息事宁人计，才自动把民盟应有的名额并人中共内，而达成1/3否决权的目的，谁料府委名额今日竞成为和战关键。此一。关于政府第二项答复，要中共军队限期开入驻地，民盟以为应按政协决议，军队必须国家化，绝不允许党军存在，军队调动概听政府指挥，不得分划地区，限制某方专驻某某地方。 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在上海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民盟对时局的主张，反对召开不合时机的国大，并要求美军退出中国。 第十章 内战升级：逼迫马歇尔退出和谈 五、马歇尔再次会晤蒋介石 中共和民盟代表都先后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名额的分配和按蒋介石要求进入驻地，马歇尔不得不于当晚赶到蒋介石官邸进行又一次冗长的会谈。 在楼下客厅，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余曾自我反省任何可能被解释成缺乏公正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撇开余作为国民政府首脑的地位不谈。就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的良心也会禁止这种行动。” 马歇尔当面指出蒋介石以前曾同意将张家口留给中共，而现在却违反诺言，他说：“委员长曾同意我的建议，将张家口留给共产党，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军事地位大大弱于现时——现在承德已经被攻占，河北、热河的大部亦已被占领，政府仍不考虑不占领张家口的安排，这与委员长在6月份让共产党保留张家口驻地的协议是不一致的。” 蒋介石辩解说：“6月提到张家口问题并没有构成一项协议，而且共产党也没有接受这项协议。” 马歇尔立即反驳说：“这不是个协议问题。我所谈的是对当时存在状况的一项声明。” “呜，呜，这个问题不是主要问题。”蒋介石含糊其词地说道，接着发表了一通中共在苏北政权、整军、国府委员等方面拒不让步的事情，但绝口不提停止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事。对蒋介石后来喋喋不休地谈话，马歇尔一句也没有听进去。马歇尔感到蒋介石所说的“基督教徒的良心”是一钱不值的谎话。他颇为沮丧地想，只要蒋介石顽固坚持这种立场，调处就只有死路一条。 会谈结束时，迫于无奈，马歇尔又拿出他的绝招。他对蒋介石说：“在我们的讨论中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改变我的观点的事。隋——事实上，我愈益深信美国政府正被置于其公正行动成为疑问的地位，因此，我一定要向总统提议将我召回。” 蒋介石和宋美龄一直把他送到门口。送出门口时，蒋介石敷衍地说：“请马大帅放心，余将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马歇尔确实忍耐不住蒋介石顽固不化的内战立场和对他——美国特使的态度了，在与司徒雷登商量后，真的致电杜鲁门总统和代理国务卿，建议终止他的使命，并立即将他召回。 晚上，恰巧蒋介石的一名参军前来拜会司徒雷登，当他得知马歇尔已在当天致电美国总统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当即报告了蒋介石。 半个小时后，蒋介石打来电话，紧急约见司徒雷登。会见时，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大使，表示愿意停止进攻张家口5天，条件是共产党应立即参加五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会议，首先协商张家口问题。并邀请马歇尔次日早晨与他讨论此事。 司徒雷登在离开蒋介石别墅后，立即把这个情况通知了马歇尔。 马歇尔尽管知道与蒋介石再次会谈是很费力的事情，但是，他听了司徒雷登的汇报得知蒋介石同意停止进攻张家口后，还想以自己不屈不挠地努力，来摆脱他的调处失败的困境。 10月6日早晨，马歇尔、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举行了再次会谈。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早已莅候在憩庐人口处圆拱装饰的方形门廊前。 “有失远迎，二位恕罪！”蒋介石身着中式长袍大褂，露出一脸多时不见的卑恭笑容对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说。 会谈从周恩来拒绝在国府委员名额上对中共的所谓让步谈起，蒋介石说：“现共产党拒绝阁下所提的条件，今日特约阁下商量如何进行。” 蒋介石讲的所提条件指的是要求中共在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额做出让步，让出苏北，并撤除对大同包围，以换取国民党停攻张家口的保证的文件。 “我起草了一个摆脱当前困境的文告，特带来与蒋委员长斟酌。”马歇尔没有理睬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取出昨晚他连夜起草的“国军停止进攻张家口以恢复国共商谈”的文告递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过文件看了一眼，转交给宋美龄口中连称：“好，好。” 马歇尔起草的这个“文告”，主要内容是自公告之日起，政府军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同时，国、共双方立即派出代表召开非正式五人会议和三人会议，就国民政府委员分配、宪法草案及整军问题进行商谈。在来的路上马歇尔与司徒大使就商量好，如果蒋介石不接受自己的意见，也要尽可能说服蒋介石暂缓进攻张家口，至少要争取10天到半个月的和谈时间。宋美龄用婉转的语言翻译了一遍，蒋介石虽然频频点头，但看出来极不情愿的样子：“阁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意见？”马歇尔以商量的口吻说：“本人意见已在‘文告’中说明，现无更新的意见，是否可行尚需研究。” 司徒雷登看出蒋介石有些不大高兴，用汉语告诉蒋介石：“马歇尔先生的建议，主要还是以政治商谈解决目前国共争端，这样可能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现在中共又提出恢复本年1月13日之态势的要求，必使情形更为复杂。” 马歇尔说：“昨晚主席告知司徒大使，可宣布短期休战，停止进攻张家口，而以谈判方式收复张家口。但是，周恩来认为，政府军在兵临城下举行张家口问题的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因而，谈判如果不谈其他问题，中共很难接受。故起草了这个文告，但是，本人还是担心难有结果。” 蒋介石打断马歇尔的话说：“在停止收复张家口期内，除了张家口问题外，还要商讨何项问题？” 对蒋打断他的话头，马歇尔不太高兴，他鄙视一味强调武力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想再在蒋面前兜圈子，他直截了当地说：“先由五人会议商谈政治问题，再由三人会议商谈军事问题。”他又说：“当然，中共必在三人会议内要求停战，而政府将要求整军。而整军问题是否可在短期休战内解决，本人实无把握，同时，其他待决问题尚多。本人对于短期休战办法的成功性，颇为怀疑。” 蒋介石担心张家口战局会发生不利于国民党军队的变化，坚持停止进攻张家口只能3至5天。他说：“余意停止进攻张家口只能数日，在此期内进行谈判，以观共方有无诚意。国民大会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在商谈二、三日后，便可得知共方态度。” 马歇尔耐心地说道：“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短期内易见分晓，但中共提出国民大会名单则与宪法草案及无党派代表名额有关，恐非数日所能解决。” 蒋介石说：“共产党在商谈中，已显示极端不合作态度。本人准备再给他们一个机会进行商谈。若全面停战，则以双方军队接触之处太多，需时必长，不如先由政府暂停进攻张家口，再看商谈经过如何，以定下一步的步骤。” 马歇尔说：“中共近一两月来要求全面停战，而政府对于停战则附有苛刻条件，故中共在宣传上实处于有利地位。本人以为停战对政府并无不利之处，即或谈判不成，则再继承进攻，亦不为迟。” 蒋介石说：“政府此刻宣布无条件全面停战，民心士气必将遭受重大打击！” 马歇尔不厌其烦地说：“本人并非主张无条件停战，周恩来必须接受其他附有的条件，始可宣布停战。” 蒋介石说：“停战前，军队驻地问题必须谈妥。不然停战后，国军不能进攻‘共军’，‘共军’则可以多种方式到处扰乱。” 马歇尔听出蒋介石的不满，提高声音尖刻地说：“照这样说，只有靠国军武力收复张家口了？” “本人以为，马歇尔将军和蒋主席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政府顺利解决张家口的问题。”司徒雷登连忙插话说：“不过，马歇尔是想显示他的宽大与诚意，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内与国际的同情。” 宋美龄用眼神注视了蒋介石，似乎告诉他要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在与下属谈话。他换了种口气对马歇尔说：“请问马特使，在停止进攻张家口期内，与共方如何谈判呢？” 马歇尔注意到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但他仍不容置否傲慢地说：“我的意见，一、以10月2日政府申明的两点作为商谈的基础；二、停战期限不宜太长，但为顾及共方往返请示，以1周至10日为宜；三、在谈判期内，双方避免互攻，停止收复张家口，由美方发布新闻，政府不发任何文告；四、派遣军调小组赴张家口执行停战，督促停战；五、由司徒大使接见王炳南告之短期停止进攻张家口是美方的建议，以恢复商谈，征询共方的意见；六、若共方接受此建议，则告知共方必须周恩来返京参加谈判。” 蒋介石说：“停攻张家口期限以不超过10日为限，并不得延长。” 马歇尔如释重负地与司徒雷登大使离开了憩园。 第二天，在马歇尔约见王炳南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南京各主要媒体都刊登了马歇尔起草的关于“国军停止进攻张家口以恢复国共商谈”的新闻。这时，周恩来仍在上海。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担心周恩来有意在沪耽搁，不能即时回南京商谈，又要梁漱溟出面，邀周离沪赴南京。 周恩来与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商量后，觉得蒋介石并无真正解决问题的诚意，周恩来回南京也是徒劳的。代表团迅即就这些情况报告7延安，中央指示：蒋美所提10天停攻张垣计划，完全是为了增援再攻，我绝不能接受。为了揭露蒋美阴谋，应提出：一、停攻张垣应是长期的，不应限于10天，二、为了表示停攻诚意，蒋16军、53军、13军等应撤至南口、承德以东原来位置。西线傅作义部撤至卓资山以西原来位置。同时，电报还指出，目前停战对我极不利，只有在今后3个月内继续歼敌20几个旅，方能停止敌之进攻。故在外交、宣传态度应继续采取明确的强硬立场。 周恩来在立即指示王炳南按照中央这一指示精神答复马歇尔，自己仍留上海与沈钧儒、罗隆基、黄炎培继续商谈。 收到中央和周恩来的来电，董必武、王炳南立即去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转达周恩来对国民党政府“停攻张家口，实行休战10天”的答复：停战不应限期；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会的议题不能限于蒋10月2日的两项要求；局势无甚改变，暂无必要回南京。 马歇尔得到周恩来无必要回南京的消息后，气得浑身发抖，面色大变，大吼道：“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我好容易为你们要求到10天的休战时间，好来进行和谈，而你们竟然加以拒绝！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 马歇尔夫人吓得从楼上走下来，忙问：“怎么啦，我的上帝！怎么啦。” 司徒雷登连忙迎了上去说：“没有事，没有事。” 董必武说：“共产党希望马歇尔将军和司徒大使一方面能使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单方面援助，另一方面能找到使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平的调停方法。蒋的10天休战，实系增援再攻，如有诚意，应将进攻的军队撤回原驻地。” 会议结束后，马歇尔余怒未消，立即要求司徒雷登起草一个《联合声明》，公布9月30日以来谈判的详细内容，交《中央日报》发表。声明中，指责中共拒绝休战建议。 第十章 内战升级：逼迫马歇尔退出和谈 六、马歇尔黯然退出 马歇尔知道，张家口的休战与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自然也关系到他调处使命的成败。 对马歇尔而言，张家口战事的调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他烦躁不安，仍不愿看到自己的失败。 他开着小汽车在南京的马路上转来转去，思考着自己究竟要不要去上海会见周恩来，争取张家口调处的最后转机。犹豫徘徊了好一阵，他终于把小汽车开到了机场，搭上一架他平素所不愿坐的小飞机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马歇尔找到吉伦中将的公馆，并让他出面邀请周恩来来公馆共进午餐。这是马歇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周恩来在上海会面。 虽然周恩来英语口语十分流利，但他还是带着章汉夫、章文晋、陈家康等人一道参加会谈。这是接待外宾的礼节需要，也是周恩来自重庆开始的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党的外交人才的需要。 周恩来对马歇尔专程来沪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我已将你给我的备忘录和你与司徒大使联合声明的中文稿读过。”他声明，在董必武、王炳南二先生去访问他时，《联合声明》尚未见到。周恩来说：在你和司徒博士的备忘录中，关于停止进攻张家口十天的条件是说蒋委员长10月2日两项要求将被“实行”，而与联合声明中用词不同，是“考虑”蒋委员长的两点。如果这含意是“将要实行”，则与中共的理解相差更远了，这就等于一纸迫降书。 马歇尔连忙解释说：“不能这么说，‘实行’和‘考虑’只是时态问题。” “关于‘实行’一词，我之所以重视的理由，是因为这是我所得到据以考虑的，惟一一封关于停攻张家口10日的信件。昨夜，我细读了司徒博士及阁下的声明，其中说蒋委员长的两项提议是需要加以‘考虑’，而不是加以‘实行’。那么，这个词句当然变得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词句是不像先前那样强了，但问题还是在那里，虽然你说，蒋委员长认为那两项提议是他所能做的最大让步。但据中共的观点看来，那并不是让步，而是无法接受的条件。” 马歇尔知道周恩来将要说明的理由，但还是在注意的听。周恩来重申了中共关于召开非正式五人会议和三人会议的立场，他再次强调：如果中共在国府委员会中的票数不能比1/3多一点，那就是不合理的。同时，把一个无党派人士算到中共的名额里去，与政协决议也不相符。并且，第一点中要中共在宪法草案制定之前，交出出席国大的代表名单，也是与政协决议不合的。指定中共18个师的驻地并且要在某一时限之前实行，这是一个片面的要求，且这个要求也超过了6月的休战协议范围。那无异于说，当整军正在进行之时，中共军队驻地都确定了，而政府的90个师却还有自由各处调动，或者能够占领中共地区而不撤退。不仅不公平，而且也违反停战协定及整军方案。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所以没有立即以书面答复蒋委员长而只请董必武和王炳南两位先生由口头向司徒博士提出并请转达给你的原故，是因为这两点中共无法接受。我觉得你和司徒博士或许还能寻求某种办法，以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并避免全面破裂。结果是，对张家口的进攻将只停止10天，而同时在这10天之内，中共却须接受蒋委员长的两项提议为先行条件。这当然使人认为政府是在强迫中共在这些条件之下投降，并且如果不接受，政府就继续进攻张家口。这无疑是一个最后通牒。 马歇尔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非正式五人小组会，一并商谈。” 周恩来反诘道：“在我要求重开三人会议时，你答复说不能在此时召开，因为你认为没有达成停战的基础。我觉得这种说法，现在也可以应用到非正式五人小组上来，既然没有关于如何组织国府委员会的初步讨论的基础，那么要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会也同样是困难的。” 见马歇尔没有接话，周恩来又说：还有对停战无保证的问题。我离南京之前，曾向司徒大使提出我们关于组织国府委员会的各种建议。政府的态度是要断然拒绝非正式讨论那些事项。蒋主席提出关于国府委员会人数的建议，这个建议极为滑稽，且为民盟所不能同意。 陈家康见周恩来干咳了几声，连忙起身给周恩来换了杯温开水。 周恩来有些气愤地又说：政府从9月29日2时起正式开始大规模进攻张家口，新闻界与北平政府和军事领袖都加以承认。因此，中共就得到了结论，即局势是难以挽救了。你同意应该停攻张家口这一点，但是你不认为这一举动就等于全面破裂。中共则仍认为，政府如果进攻中共最大军事政治中心城市之一，如延安、张家口、哈尔滨，即构成全面破裂。 周恩来喝了口水接着说：我希望你能明白，中共自撤出长春以来，即采守势，而同时国民党军队则采主动，以攻击它想要的任何地点。并且政府军208个师以列阵进攻中共各区，以寻找中共之弱点。现在，他们已占据中共城市60座，如加上6月7日以前所占者，则有107座。中共则抵抗甚微或未加抵抗。即使是在延安边区，我们也没有进攻国民党军。因此，我们觉得国民党军继续攻击张家口，就是放弃谈判的最后希望，并决心走向全面破裂。 周恩来根据得到的情报，以大量事实说明了蒋介石在10月2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确定内战的政策，证明蒋的停战是为了国民党军重整旗鼓，再度进攻。周恩来指出：我们从6月休战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作了巨大的让步，问题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停止进攻张家口的10天休战。我们认为，只有永久停战才能证明政府不愿全面破裂。接着，周恩来再次强调指出，中共不赞成美国政府在内战进行中给国民党政府以援助，不赞成驻华美军没有依其诺言从中国撤退。 针对马歇尔、司徒雷登联合声明发表的时机，周恩来举出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6月休战、8月破坏司徒大使的调处、9月拒绝中共关于停攻张家口之时，都没有发表声明的事实，当面批评马歇尔：当我们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你就发出最近的这个声明了。虽然，声明中没有作出任何非难，但是，声明发出的时间使舆论很容易发生误解。 周恩来这时讲话的语调虽不高，但一个一个生动有力的事实，使马歇尔如坐针毡。 马歇尔感到，自己的“公正调处”的外衣，正在由周恩来一层层地剥去。自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暴露在正大光明之处。 作为谈判对手，马歇尔从心底十分佩服周恩来的智慧，佩服他的政治判断，更佩服他的人格和处事方法。但是，作为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他，只能各为其主。沉默一会儿，他说：我也很坦率地说，如果中共不能接受政府停攻张家口，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及非正式五人小组会，那么，美方将无法调解。马歇尔以为，自己提出退出国共和谈是给国、共双方都能施加压力的有效武器。“共产党也需要他”，周恩来是不会同意他退出的。 然而，周恩来没有回答马歇尔的威胁，他说：我要指出，停攻张家口应为永久的。我将作一书面答复，交你转蒋主席。虽然我对你最近的声明有些不满，但我不是指你在调处中的全部努力。我愿意把这一点说清楚。 马歇尔立刻意识到，在周恩来面前，自己已成了国共谈判多余的人，极大的失落感一下涌上心头，肚子好像也空了许多。他对周恩来说：“我想，我以个人的名义请您和您的同事共进午餐，可以吗？” 午餐时，马歇尔一个字都未提到“和谈”二字。从此，作为国共和谈的主角之一，他黯然退出了国共和谈的周旋。 餐后，周恩来一行离开了吉伦公馆。 马歇尔送周恩来出门时，已失去刚到上海时的急于见到周恩来的热情。他一想到自己苦心策划的“扶蒋容共”、“扶蒋压共”、“有条件援蒋”一系列的政策在周恩来面前遭到的失败，就有一种莫名其妙，不可言语的冲动…… “下一步斗争策略，应从‘逼美压蒋’转到进一步‘逼美退出’上来了。”周恩来坐在里汽车对章文晋说。 会谈后，周恩来拟定了《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就实行停战和实施政协决议以解决当前危机，提出了11点意见。 第十一章 以退为进：十里洋场的斗争 一、在周公馆“评报” 自周恩来到上海后，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老朋友几乎天天来周公馆叙谈。 在客厅里，大家不分彼此，没有拘束地围着坐成一圈。 见人到得差不多了，周恩来就依在梅园新村的惯例让外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评报”。 所谓“评报”，当然不是简单地读报纸，而是围绕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事边说边议地读报，读的报纸也多是外国英文报刊。这是因为，在国民党对新闻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只有国外的媒体报道还算客观一些。读报时，写消息的记者是谁，读报入都要给一一介绍清楚。有时，连当时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恩来也要求介绍清楚。 评报是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及朋友们思想交流的好形式。当国共在某地激战时，有时有人就劝共产党干脆主动“放弃”。当共产党主动放弃某地时，也有人以为共产党军队顶不住了。甚至认为共产党军队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评报过程中，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使他们得到了提高和解决。 及时了解掌握、归纳国外，尤其是美国、苏联舆论的动向，这些是外事委对外联络组的一项重要任务。 南京局外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为副书记。 在上海，这项具体工作由乔冠华、龚澎、陈家康负责。 今天，他们安排外事联络组年轻的于土担任评报任务。 于土捧来了当天的各种英文报纸，按照陈家康、龚澎勾出重点，一条一条地给讲评。他知道，周恩来特别重视中外媒介对中共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应、评论非常在意，因而在当场翻译时，有意在读到这部分时语速放得很慢，以便周恩来和来访的客人听清楚。 外国记者在英文报纸上，常喜欢特别说明那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所说”，周恩来也特别留意这些报道。 当周恩来听到于土读到他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的一段话时，立即说：“停、停，‘即使中共失去了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它铁路沿线城市，中共也决不会向国民党屈服’，这里，他丢掉了‘重要’两个字。”他又说：“丢掉了‘重要’二字，意思就不一样了。” 沈钧儒与郭沫若相视打趣地说：“重要二字就像沫若先生的诗眼呵！” 代表团同志都知道，虽然总体上说外国记者的报道比国内记者的报道要客观一些，但有的记者也明显带着政治倾向。因而，周恩来曾多次要求外事委的龚澎、陈家康等同志加强对外国记者报道的分析，尤其是他讲的那些话在哪家报道了，哪些话没有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了解清楚。 于土读到一篇关于周恩来批评美国援蒋内战政策时，周恩来插话说：“我曾多次向马歇尔说过，不能一边援助国民党，一边进行调停。” “好像自6月调停以来，马歇尔越来越失去了公允的立场。”黄炎培从报导中也看出一些症结，他担忧地说。 “我看见，一列一列，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开过来了！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扑向中国内战的火焰！战火，越燃越烈，因为救火车喷出的不是急缺的水源，而是汽油！”郭沫若诗一样的语言，立即引起在座的各位，包括周公馆工作人员的叫好。 “看样子，美国的态度不转变，内战也不会停呵！”沈钧儒摇着纸扇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十分热烈。讨论中，民主人士大多是很有见解的，有时也认识不到一些问题，在辩论时，周公馆不少年轻的工作人员对此很是气愤。但周恩来却心平气和地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又回头教育周公馆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在上海，宋庆龄与周恩来曾多次会面，亲切晤谈。宋庆龄也亲临周公馆与周恩来会晤。经宋庆龄的牵针引线，周恩来、邓颖超还在周公馆宴请美国援华会普莱士女士及美国联合救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的人士。 一天上午，周公馆的门前，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仗的约40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觉惊异！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原来，他是应周恩来之邀，来参加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的。 周恩来在周公馆多次举行过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郭沫若是有会必到，周公馆的常客。他身手矫健地一下纵身跳过了园子里的积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临近9时，刘厚生、黄佐临、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巴金、郑振铎、唐弢、柯灵、金焰、赵丹，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洪深等当时闻名上海的50多位作家、文艺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等都来了。 周恩来一向重视文化界的工作，他对于经历了长年流离生活之后，返回上海的文艺界进步人士十分关心。曾专门指示文艺界的地下工作者于伶、刘厚生和周公馆工作的同志，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包括生活上帮助戏曲、文化演艺界的艺人和朋友。 针对一些年轻同志不太理解党对文艺界人士的政策，周恩来说：上海是个大码头，眼光应该放大一些。针对周公馆有同志对周信芳的言行看不惯，他又说：周信芳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与日军周旋，很了不起，应该去拜访。 一次，周恩来应邀观看了袁雪芬主演的一场地方戏后，看到剧场观众热烈，又听说袁雪芬组建的雪声剧团要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搬上越剧舞台时，他又对同去的于伶说：“上海的绍兴戏很有群众基础，袁雪芬这些小姐妹也应该去结识。”特意嘱咐她们：你们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绍兴戏，却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那么大，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人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拥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但不能性急，要从全局考虑，抓住重点。如果我们不去关心，就会被敌人所利用。 今天的座谈会在周公馆的一楼会议室进行。 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致词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文化界、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光临！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抗日救国，各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抗战胜利一年多来，进步文化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发挥了作用，这些成绩是文艺界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也十分理解各位朋友对严峻的内战形势的焦虑与不安。 针对大家对内战形势的担忧，周恩来简单扼要地说明了时局的发展，他说：郭沫若先生曾形象地说，谈判的进程尤如离开了轨道的列车，出轨了，就要设法将他搬上轨道。搬上轨道，是需要大家的力量的。在谈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时，周恩来说：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人民，就一定能扎住根。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周信芳、黄佐临等人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感到民主无望，前景暗淡，流露出打算出洋或去香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前程的展望，增强了信心，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决定留在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 周恩来希望大家，一定要加强团结，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些工作。最后，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作无谓的牺牲。 院外，密切注视周公馆一举一动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站，见周公馆来了这么多知名人士，一会儿都不敢放松地走来走去，似乎想从院内的笑谈声中，得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蛛丝马迹。 屋内大家像老朋友一样，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激烈地争论。直到天色很晚，大家还久久不愿离去。 座谈会快结束时，周恩来一再叮咛参加会议的人员分头离开，以免被特务盯梢，引起麻烦。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华岗、章汉夫、陈家康等人研究南京传来的有关谈判情况和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 代表团其他工作人中都有明确的分工，惟独周恩来完全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除了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外，什么都得管。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 凌晨一点，陈家康匆匆敲开于土的宿舍，带着歉意地说：“周副主席请你立即整理一份关于美军在华部队的分布、大致人数以及美国援华物资情况给他。” 于土整理好材料，已经凌晨4点了。 他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轻手轻脚的下到一楼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苦了一整天的周恩来还坐在桌前，戴着眼镜，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周恩来固然健壮，可人不是机器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下的日日夜夜，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总是工作到翌日清晨4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7时左右就又起来，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难怪邓颖超在上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 第十一章 以退为进：十里洋场的斗争 二、安排撤退 9月23日，国大代表选举总事务所向各党派发出通知，要求下月初提交出席国大代表的名单。 围绕国大的召开，廖承志在南京对记者说：“内战在扩大，国方单独召开国大，事先又未经各党派协商，全部违反与推翻了政协决议，故中共如以往所声明，对此不受任何约束。” 梁漱溟在上海也发表声明：“在停战前，民盟不参加国大。” 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联名致电张厉生：国方擅自召开国大，我方不能提出代表名单。 预见到国共谈判必将随着“国大”的召开而最终破裂，周恩来开始积极做转移、疏散干部的部署和准备。 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工委工作人员最多时达三四百人，为了作好撤退前的准备，保证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不致因代表团撤退而受太大的影响，并把公开活动的重点逐步向香港转移。 选举总事务所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在南京的办公厅主任兼财委副主任钱之光和在香港的中共港粤工委连贯、杨琳赶到上海接受任务。 南京局财经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南京局机关、上海工委、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国统区南方各省的地下组织以及港粤和海外党组织所需的经费，还要在经济上资助民主人士，承担这么大开支，经费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经费的来源主要靠解放区的支持、领导筹措和做生意赚钱。财委书记由董必武兼任，秘书长是刘恕同志。南京局财委直接联系的商号在上海有两个，一个是肖林负责的华益公司，另一个是陈展负责的一家公司。另外还有刘少文负责联系，卢绪章、吴雪之负责经营进口西药的广大华行，香港联和公司等。其中，华益公司主要做棉纱、食盐生意，并负责接收从解放区运来的黄金，先后在重庆、青岛、蚌埠等地分设四五家分号，赚的钱除作经费外，还存在可靠的钱庄，用于投资和生息。接到周恩来的电报，钱之光很快赶到上海。 周恩来对钱之光说：中央估计国民党要大打内战，不久就会迫使我们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回延安去。我们在大城市已经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遭到迫害，所以我们必须负责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去。广东党组织要做好接应的准备，要千方百计把他们安置下来。 他又问钱之光：“如果干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转移，经费够不够？” 钱之光说：“筹备《新华日报》的款项基本未用，应付日常开支足够。” “要多筹一些款，以备撤退的时候使用。”周恩来思索一下又说：知名的文化人士、民主人士大多在上海，今后，你就以中共代表团特派员名义驻上海，负责内部工作和财经安排。当天，钱之光以南京局财经委员会的名义，立即通知北平军调部的赖祖烈、南京的刘恕等来上海开会商讨。赖祖烈抵沪后，对钱之光说军调部自己有钱，撤退的经费不成问题。因此，会议确定北方的干部撤退由北平自己解决；钱之光主要解决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撤退用款。 为防止经费不足，钱之光请示周恩来后，准备派刘恕同志到胶东去运一批物资到上海出卖。周恩来表示同意，要刘昂写了一封信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并亲自签了名。 刘恕和沈其震向外国轮船公司租了一条货船，从上海经青岛到达莱阳。在莱阳，找到胶东区党委，由于事起突然，他们没有准备，货物也来不及集中，胶东区党委设法组织了一批金元宝，交给他们带回了上海。 连贯与南京局派到香港作经济工作的博古的弟弟杨琳从香港乘飞机先去了南京梅园新村，又从南京乘火车赶到上海。连贯是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港粤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6月，由南京局直接领导，港粤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开展港粤统战、文化与侨运工作，尹林平为书记，连贯、廖沫沙、左洪涛、蒲特（饶彰风）为委员。方方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导广东区党委和港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港粤工作委员会与广东区党委工作完全分开。方方原为中共中央派驻在“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的少将军衔的首席代表。1946年6月底，在完成中共东江纵队北撤任务后，留在广东。 连贯向周恩来汇报了广东党组织在华南抗日纵队（东江南北两岸，惠阳、东莞、宝安等县的东江纵队及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北撤后的情况以及华侨工作。周恩来说：我们党估计国民党要大打内战，不久，就会迫使我们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回延安去。我们在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遭到迫害，所以必须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去，广东党组织要做好接应的准备。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当教员，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就找别的职业。要千方百计把他们安置下来。 为了便于上海、南京撤退人员去港后的联系，周恩来安排连贯在上海周公馆先后与党外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及党内章汉夫、夏衍、乔冠华、龚澎、张铁生、肖贤法、胡绳等同志分别见面。 在周公馆住了一周左右，连贯与杨琳一同搭船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连贯立即将周恩来布置的工作向方方、尹林平作了汇报。 港粤工作委员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做好迎接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的准备。 10月2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人员开会，分析谈判破裂形势，进行气节教育，动员大家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周恩来说：国共和谈至今1年有余，现在看来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在南京、上海的日子不会多久了，因而，中央决定要分批撤退。 会后，根据组织部长钱瑛的建议，布置了干部的去留及转移工作。从事秘密工作的刘少文、吴克坚等作为第一批转移人员，陆续转入地下工作，不再与代表团发生关系。周恩来还特地叮嘱范长江，通知已暴露身份的记者陆诒离开上海，以免发生事变。 《群众》杂志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机关，在上海总是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查抄，因此决定到香港创办香港版。周恩来指示上海工委副书记章汉夫带范剑涯先遣去香港，筹办《群众》杂志香港版的出版工作。 章汉夫、范剑涯原来计划乘飞机去香港，周恩来知道后，当即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你们经常参加公开活动，在国民党特务的名册上是挂了号的。你去飞机场，正是自投罗网，国民党特务如果在飞机场把你们绑架，就麻烦了。一定秘密行动。最好乘外商的轮船走。 经过研究，章汉夫化装成一位金融界人士，范剑涯扮成章的秘书到港办理公务，半夜里雇了一条小船，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国货运轮船到达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分局的饶彰风等同志的配合下，1947年1月，《群众》杂志香港版正式出刊。 不久，周恩来又派乔冠华和龚澎夫妇到香港创办《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和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 接着，周恩来派夏衍到新加坡了解当时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并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以后，许涤新、方卓芬、刘宁一等也先后离沪去香港。 为巩固我党在香港的建立的阵地，把香港分局建设成疏散、隐蔽的堡垒，周恩来在许涤新夫妇离沪时，亲自来到许涤新的宿舍，找到许和他的夫人，当面分配他们去香港后的工作。由于许涤新过去一直负责对工商业人士统战工作，当听到要他负责工商业统战、宣传和工委的财务管理工作时，流露出对财务工作信心不足。周恩来说：好好在工作中熟悉，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突然，周恩来向许涤新提出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问题。他问许：袁雪芬的越剧你看过没有？ “我没有时间，而且也看不懂，所以没有看。” 像几年前在重庆时，他要求许涤新听梅兰芳的京剧一样，对许涤新说：越剧在上海具有浓厚的人民性，娘姨也都爱看，你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看一看？现在时间还来的及，你同卓芬去看一场越剧后再乘船到香港。 9月2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我当尽量利用马歇尔回国之前的时机，完成疏散和工作布置。并说明：我在马走前必可回延。 由于周恩来的周密细致的安排，疏散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凡已经暴露，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的通过不同的途径，有的返回延安，有的转去香港，有的到东北或山东解放区。对于留下来坚持工作的同志，周恩来除了教育大家要经受得住艰险环境的考验外，更多的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他们以鼓励。 第十一章 以退为进：十里洋场的斗争 三、“第三方面”出面参加调解 10月9日，也就是周恩来与马歇尔上海会谈之际，蒋介石在广播电台发表了穷兵黩武，颠倒黑白的国庆讲话：政府对于阻挠统一，企图分裂的叛变自不能熟视无睹……政府建议五人会议与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同时召开，一俟获得协议，共产党停止进攻国军，国军可立即发布停止冲突命令。 然而，第二天，即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宣布恢复征兵命令。 一切迹象已经证明，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张家口的激战还在继续，又传来了中共拒绝美方调解，拒绝参加三人会议和五人非正式会议，马歇尔准备退出调停的消息。 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人士，更是心急如焚。 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专门去美国驻华大使馆，找到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大使，想从美国大使馆得到更多的消息，并从中说服马歇尔继续从中周旋。 从国共南京谈判开始，第三方面的许多人士虽然认为国共和谈荆棘丛生，前途渺茫，但只要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第三方面就能游刃有余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国共和谈彻底破裂，第三方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而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或是国共双方的拉拢对象。 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作为中间势力的第三方面，虽然他们经常考虑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但他们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在社会舆论声中，似乎是只有第三方面才真的要和平、反内战。因而，在谈判斗争中，他们的政治相背也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谈判的成败。马歇尔深黯此理，他知道作为国共谈判的“调停人”自己已无咒可念，第三方面是他完成使命的惟一力量。他热情接待了梁漱溟的来访。 听了梁漱溟对和谈前途的担心以及诚挚友好地邀请，马歇尔说：“现在不是美方不愿意参加国共调停，而是政府不信任中共，中共不信任美方，以致调处无法进行，希望第三方面提供有效方法。” 得到马歇尔还愿意为国共调停而努力的答复，梁漱溟马不停蹄又赶到梅园新村，向董必武、王炳南介绍了与马歇尔交谈的情况，诚恳地提出：“中共方面拒绝张家口休战，拒绝马歇尔调停和召开协商会议，在社会上传开后，不了解真相的人会产生误解，政治上也容易陷入被动。”他自告奋勇地向董必武表示要去一趟上海，并说：“周先生住在上海，很容易引起误会，我想去邀请周恩来及其他民盟代表返京商讨时局。” 得到董必武的同意，梁漱溟连夜搭火车风尘仆仆地去了上海。 清晨，周恩来和邓颖超刚入睡不久。 机要员送来了刚收到的中共中央来电。在这形势急转直下的紧急情况下，周恩来和邓颖超迫切需要了解中央对时局发展的指示，更盼望得到人民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消息。 周恩来接过电报，高兴地对邓颖超说：“中央来电了，同意我们对形势的判断。” 延安的来电指出：蒋军进攻快到顶点。目前，谈判与军事无联系，只要把握教育群众，表明分裂责任在彼不在我便好。电报还明确指示：在大打时期继续谈判，只为揭露蒋介石，教育人民。 对于形势的判断，周恩来了如指掌，并作了精辟分析。昨天，他得知董必武在南京也为时局的发展担心，准备派人来上海请示策略后，立即派周公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到南京向董必武汇报工作。临行前，周恩来让他转告董：如果张家口失陷，伪国大召开，就意味着谈判最终破裂，国民党也将完蛋。 “梁漱溟先生从南京赶来，正在客厅等你。”华岗走上楼来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对梁漱溟到来表示热情欢迎，听说梁漱溟刚下火车就赶来了，周恩来关切地说：“寿铭兄为和平而操劳奔走，人民会记住你的。”梁漱溟年龄长周恩来5岁，周恩来在私下总以兄长称呼。 梁漱溟虽然是个文人，但秉性直率，落座后就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表达对国共和谈前景的担忧。他说：“周先生，第三方面都希望中共方面仍回到和平解决政治争端上呵。我们确实不希望战火继续扩展下去。” “我们一直希望通过政治谈判解决政治问题的。但是，现在内战越来越烈，我们怎么能在国民党炮口的威胁下，与他们顺利进行和平商谈呢！”周恩来也直率地说。 “我这次来，是受马歇尔和在南京的民盟代表之重托，希望周能忍辱负重，回到南京去，以防政府中的不良分子从中生事，有污中共争取和平民主之初衷。”梁漱溟简单介绍了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要员的接触的有关情况后说。 由于周恩来的想法与中央完全一致，因而，周恩来没有拒绝梁漱溟的邀请，只是重新强调了关于重开和谈的意见。他说：政府如有和谈诚意，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并撤军。否则，中共不参加商谈。 见周恩来没有坚决拒绝邀请，梁漱溟颇为兴奋，他说：“是的，政府不能言而无信，谈判就要有谈判的诚意。督促政府停止进攻张家口，这方面的工作，第三方面来做。” 离开马思南路，梁漱溟又追风赶日似的连续走访了在上海的第三方面其他代表，邀请大家与周恩来一道回南京，得到大家的赞成。 当晚，梁漱溟兴冲冲地又连夜搭车赶回南京。 早晨，他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下车时，看到报上赫然登载着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心里登时一沉。面对闻讯赶来采访的记者们，他耸了耸肩脱口说出了一句当时传诵一时的名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不顾共产党人的一再警告和各种建议，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于10月11日悍然攻占了张家口。同一天的下午，南京《中央日报》立即发布了“国军占领张家口”的号外，宣布“国大”将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还用“天下事大定矣”的语气，欺骗人民。由国民党政府单方决定，严重违背政协决议的大事也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台了。用一句俗语来说，蒋介石政府有点“得意忘形”了。 当天晚些时候，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在梅园新村针对记者提问，回答说：政府攻占张家口，片面决定召开“国大”，是表示决心推翻政协决议，实行全面内战，中共不受“国大”约束。由此引起全面内战，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 第三方面虽然不希望看到和平就此无望，但到了这个地步，连梁漱溟先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马歇尔和蒋介石还要做出一些姿态，装作它还是要和平的，倒是共产党不愿谈判。 梁漱溟从上海回南京后，一直气恼地呆在蓝家庄民盟总部，电话也懒得去接了。但是，从上海回宁后，蓝家庄的电话好像特别忙起来。蓝家庄虽说是民盟总部，但民盟的代表大多在上海忙自己的事情，不开会时的只有三四个工作人员。 拗不过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执着地邀请，梁漱溟和一名工作人员还是乘马歇尔派来的专车去了美国大使馆。 司徒雷登再次邀请梁漱溟和民盟代表参与国共谈判，为和平而努力。 梁漱溟被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虚伪陈词所感动，他终于答应了，并提出：“第三方面从明处出力，美方还要顺着我们用力的方向一同用力，政府方面由美方出面接头，中共方面由我们负责接头。国内国外的三方面一齐用力，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司徒雷登一口答应说：“一定尽力配合。” 梁漱溟尚未出门，邵力子又从蓝家庄打来电话，约请他和李璜晚上在励志社吃饭，有要事向他讨教，还说吴铁城、王世杰、张厉生也将出席酒会。 席间，王世杰、吴铁城热情有加，一再劝说梁漱溟、李璜，请他们转告在上海的第三方面代表，政府希望他们来南京，继续为和平而努力，并声明：“委员长也有此意。” 王世杰、吴铁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原来，蒋介石想的是国大就要召开了，如果国民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能与共产党达成有利自己的协议并参加国大会议是最好的，如果共产党不愿参加国大也有利于自己蒙蔽舆论。否则，也就拉扰第三方面参加，借以孤立共产党，欺骗人民，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双赢，实现他的一箭双雕。因而，在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打去电话：“到上海，找民主同盟、青年党的代表谈谈，要邀请留沪的政协代表，包括共产党的代表，都到南京来，重开和谈，告诉第三方面代表要尽力调解。” 宴会前，邵力子悄悄告诉梁漱溟一个机密，孙科也不愿意和谈出现这种僵局，已经答应尽力从中周旋，促成政协决议实现，和谈成功。邵又告诉梁，孙科说政协如果失败只有利于蒋介石一人，而非己愿。 孙科出生于1891年，字哲生，是孙中山之独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刻苦读书，诚笃好学，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立大学博士学位，在伟人父亲的影响下，学贯中西的留美博士开始走上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生涯。北伐战争前，曾先后任广州非常国会外交部秘书、广州市长、交通部长等职，后任建设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长等职，时任立法院院长。作为一介书生，他并没有从政经验，但因为他是孙中山惟一男嗣，故对于国民党的各派来讲，都需要时不时地把他抬出来当作招牌，寻到有利于自己掌权的合法性。在当时，孙科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排斥，也感到孤立，希望通过政协决议的执行，扩大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权力，改善自己的地位。 得到马歇尔、司徒雷登和邵力子的内幕消息，梁漱溟感到信心百倍，席间他表示了为和平奔走，不惜肝脑涂地的决心。15日上午，上海愚园路范园张君劢的住宅，政协第三方面的代表将在这里举行磋商会议。 张君劢，1887年出生，江苏宝山（今上海）人，名嘉森，字君劢，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民盟中央常委。早年就读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1909年创办《宪政新志》刊物，宣传君主立宪，回国后被清政府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浙江省交涉署长、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冯国璋总统府秘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1933年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组织再生社。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他联合中间党派参政员发起了宪政问题座谈会。又在西南联大发表了题目为《中国战时宪政实施及其步骤》的演讲，在《再生》杂志发表《论多党一党问题》力陈多党存在的合法性。颇具声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就此兴起，后因国民党的阻挠而告失败。1944年9月，张君劢在《民宪》杂志首次就国共问题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表明第三方面的原则和立场，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并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年8月，国社党与民主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任该党主席。 张君劢起了个大早，一套太极剑还未打完，国民党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就进门了。 “劢老早，身手不减当年呵！”雷震边说边进了门。奉了蒋介石的旨意，雷震一点都不敢怠慢，当晚就从南京赶来了。“请进，请进。”张君劢立刻收了剑，把雷震让进了客厅。会议定在9时进行，不一会儿，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和罗隆基相继进门。 在座谈会上，雷震向民盟代表说明自己这次来沪的使命。他开宗明义地说：“为了打开当前国共谈判的僵局，孙科院长昨日在南京接待记者时发表了长篇谈话，表示对重开国共和谈充满信心，政府已经制定重启和谈的具体方案。” 雷震知道孙科已打过电话给民盟在上海的代表，他接着说：“国民党愿意同共产党重开和谈，以达到永久停战的目的，政府邀请政协留沪的代表，包括共产党的代表，都到南京去。”他还说：“希望第三方面的代表多多尽力调解，特别请民盟的代表多多向共产党代表劝驾。” 雷震这次来沪，张君劢事先也接到孙科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所以，雷震在座谈会报告完毕后，张君劢首先发言：“民盟代表一贯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现在谈判出现僵局，谁也不会休手旁观。”并表示力劝周恩来代表到南京参加和谈。 黄炎培、沈钧儒等人知道周恩来为国民党政府不讲信用一再破坏停战协议很是生气，但是，再当面听听周恩来的意见也未尝不可，故没有表示反对意见。 这样，大家立即乘坐二辆汽车一同前往马思南路周公馆，准备向共产党代表劝驾。 在周公馆，周恩来、邓颖超见平日不多见的张君劢和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的代表同时到来，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笑着对张君劢说：“今天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呵，竟然把劢老也刮出来了！” 张君劢拄着文明棍，也笑着说：“国事重于泰山，特来求教周先生啊。” 落座后，谈话很快直奔主题。与民盟代表的谈话周恩来从来不绕圈子，他颇为气愤地说：我们早已对于张家口问题提出严重警告，半年多来的谈判中，共产党为和平、为人民向国民党作了许多重大的、委曲求全的让步。 民盟的代表也指责蒋介石缺乏信义，但在谈话时，仍尽力劝周恩来有问题到南京可以继续讲，这次有孙科院长作内应，应该会有效果的。 周恩来在谈话时虽很激愤，但对第三方面代表的态度仍是热情的，没有关死和谈之门。在这次谈话中，民盟方面张君劢、黄炎培发言较多。他们虽然也指责蒋介石缺乏信义，可是谈话重点却放在劝驾回京上。 沈钧儒提出：“政府的计划多变，我道建议由南京方面派出比较负责的代表到上海来进一步交换意见后，再确定大家的行止。”他的讲话，受到民盟代表的一致赞同。 送走了民盟代表，一个赴南京再战的念头在周恩来的脑海里翻腾：去南京，和谈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不去，第三方面对和谈的幻想很难打破。同时，对争取第三方面共同抵制“国大”不利。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邓颖超、华岗等人，商量分析回南京的利弊。虽然，邓颖超非常惦记周恩来的身体，希望他能在上海多养息一下，但还是主张要去一趟南京。 晚上，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目前局势是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而第三方面因怕破裂，也参加这一和平运动。现在的中心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大部分不参加‘国大’，就是胜利。 在民盟代表去马思南路的同时，雷震在张君劢家约见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以及无党派的胡政之商谈。 左舜生，189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名学训，字舜生。1914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1919年任职于上海中华书局，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为右翼代表人物。1924年在上海参与创办《醒师》报，任总经理，宣传反苏反共。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后当选为青年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政府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代表该党加入民主政党同盟，任秘书长，后被民盟开除，时任青年党宣传部长。 张君劢和民盟代表从周公馆回来时，雷震与青年党的代表交谈尚未结束。 张君劢连忙让佣人安排午餐，并将同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告诉了雷震，他说：“周恩来的态度虽然严厉，却没有关闭和谈之门。” 午餐时，罗隆基把从陈家康私人谈话中所听到的“共产党可能要回延安”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并说：“梁漱溟说了一句趣言，‘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李璜说：“死马也要当着活马医，大家都到南京去。” 大家一致表示，既然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民党方面就应表明永久停战的诚意；其次，要国民党方面派更负责的代表到上海来进一步表明态度。 闻讯政府代表与第三方面在张君劢住宅商谈调停事宜，早有一大批记者在门外等候消息。于是，谈话会又推罗隆基代表大家去发表消息，并附带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只许说正面积极的话，不许说消极带刺激的话。 罗隆基，1898年出生，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曾留学美国，1931年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出版《再生》刊物，1932年再生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先后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任民盟中央常委。 从此，罗隆基就正式成为第三方面发言人的差事。直到第三方面参与南京和谈失败散场之日。 16日，京、沪报纸上登出邵力子代表在南京的两点谈话：一是政府准备停战；二是他准备马上到上海去迎接中共代表和第三方面代表回南京。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蒋介石发表关于重启国共谈判和邀请中共参加国大的声明，故作姿态地提出了中共参加国大、交出代表名单等8项条件。8项条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两件事：第一，停战时华北、华东共产党军队暂驻现地，换言之，那就是关内就地停战，关外再说；第二，关于关内恢复交通和关外共产党军的驻军地点，把6月间经过三人小组协议而当时蒋介石不签字的方案，又重新拿了出来。显然，这是因为形势改变了，协议今天对他有利了，重新拿出来作为重开和谈的具体条件，并要挟中共提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 随着和谈破裂的日益明显，社会上传说，上海的中共人士将撤回延安。还误传周恩来要赴香港的消息。国民党警察局神经过敏，惊慌失措。 傍晚，周恩来带着副官何谦去外白渡桥苏联驻沪领事馆办事。当那辆“纳喜牌”汽车刚开出周公馆，就发现后面有一辆小汽车紧紧尾随。周恩来的车停它也停，周恩来的车开它也开。 何谦凭炼就的眼力，借路上微弱的灯光，一口说出了车牌号：“是中统特务的汽车！” 周恩来叫司机绕道返回周公馆，突然刹车。 车刚停下，周恩来就拉开车门，跳下汽车，走到特务的汽车前，厉声责问：我是周恩来，你们为什么跟踪我的车子？是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是谁让你们跟踪的？说着又并要他们出示证件。特务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得说是卢湾分局派来“保护”的。 周恩来说：你们回去吧！我打电话给你们吴国桢。我们还在谈判，我又不不走，为什么要跟踪？并嘱咐何谦记下特务的车牌号码。 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 第二天上午，准备撤退到香港的夏衍、乔冠华和龚澎来向周恩来辞行。谈到中午，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的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几年以后再见面。说到这里，他忽然提出：今天我来替你们饯行，吃一次上海的大闸蟹。 于是，他们4人和陈家康一起外出到福州路一家饭店吃饭。特务们又乘昨日所用的汽车换了牌照又来跟踪。周恩来很生气，再次下车质问，并且要与他们一起到吴国桢处。跟踪的特务矢口否认是国民党党部的人员，只说是普通百姓。回到周公馆，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责问卢湾分局，对方只好说是奉命行事。然后，他又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放下电话，国民党吴铁城、邵力子代表和雷震走进门来。他们一下飞机连饭店都没去，就先奔周公馆来了。 晚上，吴铁城、邵力子又先后同民盟代表和各党派代表团分别座谈，积极鼓动第三方面劝说周恩来回南京。 第三方面推出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李璜、左舜生等连夜向周恩来转告同国民党代表会谈的经过，周恩来只是表示，国民党所提8条不能作为重开谈判的基础，对于回南京一事他既未表示同意，也没有断然拒绝。 1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同中共、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各方面全体在沪代表就恢复商谈问题交换意见，决定恢复商谈方式依“谈、停、谈”程序进行。 、当日，第三方面人士及国共政协代表，在周公馆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商谈，重点讨论恢复和谈的具体步骤。 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作了“关于中共对恢复和谈的声明”，他首先指出了在一年多来的和谈中共所作的八次让步，最后说：只要政府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并说明共产党和谈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谈到重启和谈，他提出了2条基本条件，即：第一、军事要恢复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守地域；第二，承认实行政协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第三方面的人士私下充满信心地议论，这是双方在要价，要价总有还价，到了南京总可以拿出一个折衷方案来。 19日下午，在吴铁城公馆“望庐”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商谈。周恩来、李维汉、华岗、陈家康、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罗隆基、李璜、陈启天、蒋匀田、邵力子、吴铁城、左舜生等出席。 周恩来在会上再次表达了中共本着渴望和平之诚意，愿意继续与政府商谈。当周恩来讲到和平是我党的一贯主张，他本人愿接受邀请返京时，吴铁城立即起身趋前主动与周恩来握手。各方代表也立即鼓掌欢迎。 第十一章 以退为进：十里洋场的斗争 四、学习鲁迅精神 就在周恩来为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之事频繁地交涉的同时，上海各界在四马路天蟾舞台悼念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如期举行。 因周恩来正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商讨谈判事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亲赴会场。 走近会场，“民主死不了！”赫然在目的大幅张贴画，一下攫住人们的眼球和心灵！ 中共代表团送的挽联上摆放在醒目位置，上面写着：继两公精神，再接再厉争民主；汇万众悲愤，一心一意反独裁。 会场大门口，如临大敌似地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宪警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能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清一色地缠着黑纱，给殉难者“戴孝”。不少花钱雇来的流氓、无赖以及还不懂事小学生模样的孩子，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有人介绍，这帮人清早6点就抢先来占位子，并有人交待在开会时看见领头人鼓掌，就紧鼓掌，领头人起哄，就跟着起哄，不许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饭，每人还发“5只角子”（5毛钱）。邓颖超和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进场时，这帮人还在补进早点。有个被骗来的女工对一道来的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锣呀！” 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喊“安考儿！”“安考儿！”（英语，来一个的意思），有的则像听名角儿似的大喊：“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领头的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 气质非凡的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走上台讲话时，由于字字真言，言简意赅，仍然赢得了群众热烈掌声。在郭沫若讲话和掌声未落的时候，邓颖超出现在讲台上。她神态严肃，仪表庄重，铿锵有力： “我谨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痛。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覆灭。周恩来。” 庄严正义的声音震憾全场。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短短几分钟，她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况下，也跟着拼命鼓掌。过了好一阵子，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颖超送上了汽车。 过了几天，上海各界代表在静安寺又隆重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的公祭活动。 周恩来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新华通讯社、群众杂志社的代表邓颖超、李维汉、齐燕铭、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陈家康、乔冠华等前往致祭，由熊瑾玎宣读中共代表团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祭文，对李、闻两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招贴词“民主死不了！” 19日上午，周恩来与李维汉一起前往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出席由中华全国文协等12个团体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大戏院座无虚席，到会各界朋友约4000多人，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化界的一次盛大聚会。大会主席团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马叙伦、叶圣陶、翦伯赞等社会知名人士组成。 会议主席台上，悬挂着鲁迅头像的大幅版画下堆放着灿烂的鲜花。 叶圣陶、郭沫若、茅盾等先后致词。电影演员白杨朗诵了由许广平撰写的《十年祭》：“残民以逞，必叫自败，坚定步伐，决不懈怠，民主自由，是所信赖。” 周恩来的简短演讲把纪念大会推向了高潮。 周恩来说：“中国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内战。内战是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所希望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的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然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一年多了，这一愿望还没有达到。” 他又说：国共谈判“从鲁迅先生逝世那年到今天足足10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些和平，我个人也很难受，但人民团结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了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在讲话中，周恩来引用了鲁迅先生自撰的座右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过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了，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学习鲁迅、闻一多的榜样。 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李维汉、潘梓年、许涤新、郭沫若、沈钧儒等前往万国公墓祭扫鲁迅墓，周恩来亲手植树留念。事后，他就上海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的活动，致电中央作了较详细的汇报。 晚上，周恩来邀请郭沫若、许广平、马叙伦、马寅初等人在周公馆聚会。 在谈到内战局势和未来发展时，周恩来说：蒋介石已经完全撕破了和谈的假面具，放手大打起来。中共代表团不久即将撤回延安，战争正在进行，胜负现在还未定。但是从各方面看，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蒋军人数几倍于我，加上美帝的武装，而我军在人数上比蒋军少得多，并且还是小米加步枪。要粉碎它的进攻，当然存在着不少困难。但是，蒋介石失尽人心，蒋军士气低落，这就必然会使它走上死亡的道路。 为坚定文化界民主人士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信心，他又说：大革命失败后，在1931年冬天，我要离开上海到苏区去的时候，何时再回上海？觉得有点渺茫，现在情况可就不同了。看形势，3~5年之后回来，可能性是很大的。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历史的车轮在前进，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将会被逼返延安，但是一定会回到上海、南京的。人民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针对上海当时面临的形势，周恩来指示于伶、刘厚生等人：上海戏剧活动要坚持进步话剧阵地，如环境恶劣就演中性戏，再不然就开展戏剧活动。 周恩来的一番发言，有对形势的分析，有对敌我双方力量比较，既看到眼前的困难，又对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与会者深受教育与鼓舞。 郭沫若感慨万分，端起酒杯，即席赠诗一首： 第十一章 以退为进：十里洋场的斗争 五、折衷方案的出台 21日中午，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人乘美军专机飞抵南京。 为了不误谈判时机，第三方面人士的大队人马也兴冲冲地乘坐中国航空的民航飞机同日抵达南京，同机到达的有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蒋匀田、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郭沫若、胡霖、余家菊、杨永浚等。中等身材，戴着眼镜胖胖的孙科院长亲自和王世杰、梁漱溟等人到飞机场迎接。 孙科与大家一见面后就说：“欢迎各路英雄光临首都，委员长已恭候多时，今天要在总统府与大家见面”。 于是，一溜汽车就从飞机场直接开进了国府路总统府，接受蒋介石会见。 在汽车上，王世杰对罗隆基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去台湾。见罗隆基默不作声，他问道：“是否坐飞机累了？” 罗隆基随口哼起了北宋柳永的一首词作：“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王世杰立即体会到罗隆基的讥讽之意，他说：“不，不，他很快就回来。” 蒋介石与第三方面的代表一一握手后说：“很好，很好，大家都来了。余等你们很久了，你们从今天起就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余原定于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走。”不等代表们表示意见，他就通知侍卫官备车。前后接见时间只有8分钟。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蒋介石作主，没有他的同意，什么重要问题也谈不成。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南京，许多第三方面人士的心就凉了大半截。 黄炎培和沈钧儒相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没有讲话。他们在心里都在想，关键时刻走开，这是蒋介石避开谈判多次采用的伎俩。谈判虽然重开了，但前景看来不会出在上海时周恩来的所料。 孙科忙着招呼大家说：“今天，政府在国际联欢社准备了午餐。好容易大家都聚在了一起，我们边吃边聊吧。” 国际联欢社俱乐部座落于中山路671号（现中山北路259号），现为三星级南京饭店。国际联欢社是隶属于外交部的一个以各国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为主，并有中国外交界人士参加的旨在联络国际人士感情的团体。国际联欢俱乐部原建于1929年，最初活动场所在三牌楼将军庙，后来由于参加人数增多，原处不敷使用，择现址重建。 国际联欢社俱乐部建筑面积11054平方米，主楼为混凝土结构，高三层，大楼的造型设计采用西方现代派手法，立面人口设计成半圆形雨棚，中间突出部份以框架柱与弧形钢窗有机结合，以加强门面效果。房屋立面的柱套、门套选用磨光黑色青岛石贴面，典雅大方。房间内部装饰豪华，外部别具一格，为当年南京著名的建筑之一。 在国际联欢社举行的聚餐会上，孙科频频举杯，预祝三方会谈圆满成功。 张君劢倚老卖老地拉过孙科悄悄说：“会商不能把委员长的8条作为谈判的前提，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的。吴铁城、邵力子在上海并未说过会谈的要有先决条件，如果这样，我们只好回上海了。” 受大家推选，梁漱溟在宴会上作了致词。他说：“大家不要因周恩来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步骤。中共代表此次是抱着不妥协方针来的，回南京可能是回延安的第一步，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他回顾过去10多月第三方面参加国共和谈的教训又说：“为保证今后的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国共两党的矛盾之外，奠立一个新的和平力量——第三方面。” 孙科坐在主席桌上带头鼓掌，梁漱溟受掌声激励又说：“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负起责任。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 黄炎培听了颇为乐观的讲话后，接着说：“不用讳言，由于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未能实施，反被破坏，情形已非常严重和恶化。现在，政协同人又聚首一堂，只有按政协决议办，才有希望。” 自此，第三方面代表就每天在南京白下路交通银行一个会议室里碰头座谈。有时，还请国民党方面或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来说明问题，参加座谈。这样奔跑了五六天，并没有什么头绪。 令第三方面头痛的是，总找不到蒋介石提出的8条前提和周恩来提出的2条要价的结合点，更要命的是，蒋介石的军队还在关内外各地采取攻势，内战战事不断。向共产党方面无多话可说，蒋介石和宋美龄又在台湾优游不归，国民党方面无人当家。大家很着急，决定致函孙科，催请蒋介石早日回南京。 正式的会谈还没有开始，国民党军队在25日又攻占了东北解放区的安东。 虽然，马歇尔负气退出了国共调停，但周恩来知道，马歇尔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国民党明的暗的支持。而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他，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美国对华政策，极大的影响着国共关系。回到南京后，周恩来不计前嫌，又与马歇尔在宁海路5号见面。周恩来决定再“将他一军”。 马歇尔喜出望外地欢迎周恩来的到访。他以为周恩来是来请他继续参加国共调停事宜的。离开上海时，他曾对吉伦中将说：“周恩来是我遇到的最厉害的谈判者之一，周很有耐性，他还会来找我的。” 坐定下来，周恩来说：“我是来向将军阁下道别的，因为中共中央来电要我立即回延安。” 马歇尔殊未料到周恩来是来向他道别的，他非常着急的说：“周将军万万不可在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否则你会铸定历史性的大错！” 周恩来说：张家口被占，政府宣布召开“国大”，说明全面破裂的局面已定。因第三方面的努力，故我这次回来谈判。但蒋去台湾，避而不谈。蒋的8条是哀的美敦书，等于迫使中共投降，但中共从未投降过，而且要取得最后胜利。中共主张停战，已尽了最大努力。 “第三方面正在起商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蒋介石回来后可进一步商谈。我愿意为停战谈判的重开继续作出努力。”“在当前情况下，我留在南京也是徒劳的。”周恩来说。马歇尔忙说：“委员长会很快回来的，周将军再耐心的等两天。” 当天，马歇尔起草了致蒋介石备忘录，催其速回南京。 晚上，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到梅园新村，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商谈。 对重开和谈的前景，在第三方面中黄炎培是看得较准的一位。他说：“蒋介石是非打不可的，这是看清楚了。但中共的实力究竟怎样？有准备没有？” 周恩来以形象化的语言介绍了毛泽东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消灭对手有生力量的战略，他又说：对蒋的看法，我们是相同的。我们是有准备的。但多缓和一天总是好的。 章伯钧是位老将军，听周恩来一说就明白了，他连着点头说：“毛泽东、林彪、彭德怀、陈毅都是很会打仗的。” 黄炎培想把刚得到的国民党占领安东的东北战事情况告诉大家，但又怕刺伤在座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他吞吞吐吐地说：“东北战局发展对谈判不利呵，陈诚催促快些谈好停战问题。”周恩来立即敏感地问：“东北战局的发展？安东如何？”章伯钧答：“陈诚说，安东昨天已被国民党军队拿到了手。”大家一听，都表示极大愤慨。周恩来盛怒之下，一把将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愤怒地说：我们要回延安，从此以后不再谈了。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并立即要人去把梅益和记者找来，告诉他们安东被占的消息。 周恩来气愤地说：从1924年算起，蒋介石和我们打了几十年交道了，但他并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了上来，哪怕国民党的压力？怕压力，当初就不会有共产党！ 黄炎培、梁漱溟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也不要发表声明，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黄炎培当场表示：“今后，第三方面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一定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得同意。请转告延安加以考虑。” 梁漱溟也极力劝周恩来息怒，并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义，孤立共方，以尽到对共产党表示诚意和道义上的支持。 国民党军队在夺取长春、安东后，战争仍无停止的迹象，而且还在扩大。同时，在关内集中大军进攻烟台等城市。 邓初民等38名重庆文化界人士致电南京商谈的各方代表，呼吁立即停战，不可边谈边打。 27日，香港、九龙各界3000多人集会，举行反内战大同盟成立大会，一致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实行政协决议，反对一党国大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 这两天，作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尤为焦躁不安。一则，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距蒋介石宣布的国大召开时期越来越近；二则，第三方面大多数人的家业都在上海，不能在南京久留。梁漱溟急于求得一个折衷方案，以争取调解早日成功。在交通银行聚会点，他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都摇头叹息，因为谁也没有医好和谈这匹“死马”的灵丹妙药。 苦思冥想，梁漱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的初稿。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的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处及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二是，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的规定解决，其有争议的地方，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三是，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并商决关于国大代表的名额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法修正案。 梁幻想把第一条第二条加上一些具体规定，就可以解决东北问题，于是就请参加座谈会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修改。大家又推举对东北的情况比较熟悉的黄炎培、莫德惠帮助梁完成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详细规定。经过三人商定，第一条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3地；第二条增加了国民党政府可派县长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的铁路沿线的各县地方行政工作。 这样，折衷方案总算敲定了，立马复写三份，分别送马歇尔、孙科和周恩来。 下午5时左右，梁漱溟、李璜、莫德惠坐车到了梅园新村。董必武、李维汉等听说梁漱溟一行来后，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梁漱溟兴冲冲地取出方案对周恩来说：“这是第三方面提出的折衷方案。因为时间太紧，我们只好分送给政府和马歇尔。”周恩来眉头微微一皱，没有讲话，示意梁继续讲下去。梁漱溟清了清喉咙，开始逐条宣读和解释这个方案。读完序言，第一条刚读到“就现地一律停战”，周恩来脸色骤然变了，他用手制止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 仔细推敲，这个所谓“折衷方案”于蒋介石太有利了。国民党军队刚从一连串的攻势中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这些既成事实，只能对国民党有利。 周恩来激愤地站起来说：今天和平破裂，即先与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想到自抗战前中共就与民主人士建立的友谊，他声泪俱下地又说：共产党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 董必武说：“这个建议，是政府凭以摧残人民的根据，你们如何向国人交待！” 李维汉也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呵。”所谓的“折衷方案”一旦落入蒋介石的手中，蒋介石必定利用这个方案大事宣传，借以欺骗人民，说他已经接受了第三方面的建议，履行了政协协议，反诬共产党不尊重政协第三方面公平合理的建议，强加共产党以违反公意、破坏政协决议的责任。 大家都很少见到周恩来动怒，莫德惠急得坐立不安，直搓手：“赶快想想办法，看看如何补救！” 周恩来坐下又站起身，他走到会客厅对面的办公室取来一份电报稿对梁漱溟等人说：这是我向中共中央电报的文稿，“民盟相约，今后新的行动将互相通气”，他又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梁漱溟自知理亏，忙通知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来梅园新村商量对策。罗隆基刚走进客厅，李璜立即把他拉到客厅外的小花园，小声告诉他事件的详细经过，并认为必须立即设法把文件从孙科和马歇尔处收回不可。黄炎培、莫德惠、章伯钧都认为立即收回文件是上策。但是，如何收回呢？大家站在那里商量。 “硬去要回文件，恐怕要不回来，我们就说因为抄写时遗漏了重要一条，要拿回来改抄。” “好，需要立即行动，越快越好！”4个人立即分乘四辆汽车，首先奔往孙科公馆。 孙公馆门前车水马龙，只见国民党军政要员正纷纷离去，显然已就第三方面的方案开过会了。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与罗隆基是小同乡老同学，与罗隆基很熟悉，见到罗隆基来了特地下车与罗打招呼。彭学沛虚张声势地说“我们已在电话中报告了蒋主席，主席亦同意了。”原来，蒋介石这时已从台湾回到了南京。 罗隆基沉住气，似乎是高兴地样子问：“孙院长还在家吗？”彭学沛说：“还在，他就要到蒋主席那里去了。” 进了孙科的会客厅，孙科、陈诚、王世杰等正在坐在客厅沙发上说着闲话。 孙科对第三方面的建议表示赞赏，但是，陈诚却言不由衷地说：“你们帮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忙！这个方案我们不能接受。”黄炎培忙说：“这个方案漏抄了一条，应该补上。” 孙科把文件包拉开，取出文件递给黄炎培说：“漏抄了什么？”黄炎培答不上来，把文件拿到手后就交给罗隆基，连声说着“得罪，得罪”退了出来。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马歇尔处，因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启封，比较容易地拿回来了。 到了晚上9时左右，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打电话到蓝家庄找罗隆基，向他要文件。彭学沛在电话里说：“孙科说，蒋主席已同意了这个方案，今晚发稿给各报馆。” 罗隆基说：“第三方面对提案要重新考虑，暂时不能给。”彭学沛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了，你们演得好，‘月宫盗宝’呀”。 罗隆基说：“我们是收回自己的文件，不算盗宝，我演的是‘完璧归赵”’。说着，两人都在电话里笑了。直到此时，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包围延安，政府驻延安联络官已准备撤退，决裂的架势已明显地摆开了。 连贯与杨琳一同搭船回到香港后，立即将周恩来布置的几件重要工作向方方、尹林平作了汇报。港粤工作委员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积极做好配合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的地下党组织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做好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撤退国统区后的工作，防止国民党的破坏，10月29日，周恩来致延安转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方方、林平电：（香）港目前只能成京、沪第二线，而南洋方为第三线，在港之本身亦需建立三线工作，同时，两广、内地的农村据点职业化，作两面工作。并指出：英文杂志可先登记出版，即以黄作梅为发行人出面……《群众》杂志如被迫移港，可标明沪版在港翻印，新华分社望汉夫、乔木协办。 由于撤退香港的干部逐步的增多，后来在香港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兼管华侨统战工作，冯乃超、夏衍管文化，许涤新负责经济界人士的工作，龚澎负责外交事务方面的工作，乔冠华担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根据周恩来的布置，为了安置大批民主人士，又不致引起香港当局的怀疑，中共港粤工委和香港工委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精心策划，相互配合，筹建了香港达德学院，并在10月份正式开学。邀请了著名教育家陈其瑗（前广州国民大学校长、国民党左派）和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办。达德学院的建立既培养了民主进步人士，又安顿了部分从国统区转移来港的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爱国人士。年龄大的任教职员工，年龄轻的当学员，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先后接待和安置了100多名在国统区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受迫害的民主人士。 在向香港转移的同时，为了保证一旦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后，能继续保持南京局与所属地区地下党的联系，除已预先安排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外，11月初，钱瑛从南京梅园新村秘密来到上海，迅速转入“地下”。 正如周恩来离沪赴宁的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留沪一月，对于坚持、疏散、隐蔽工作已布置就绪。 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一、第三方面退出调解 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台湾观光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府召见了孙科、吴铁城、彭学沛、邵力子等，听取国共谈判及第三方面调停的进展汇报。 孙科首先汇报了与周恩来的谈判毫无进展情况，并指责第三方面出尔反尔，提出了“折衷方案”又半途收回。 当蒋介石听到第三方面“折衷方案”遭到周恩来的拒绝后，蒋介石颇为高兴地说：“这些酸秀才，不知天高地厚，给他鼻子就要脸。”见大家笑了，他又说：“国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如期召开‘国大’。当务之急是要他们都交出国大代表的名单，全力以赴地争取他们，特别是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工作。” 孙科又具体汇报了张君劢、沈钧儒、黄炎培等人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言谈，他说：“第三方面的很多人都希望政府能在‘国大’召开前与中共方面达成某种和解，他们有点迫不及待想实现这一目标。这几天，我们虽然与他们多次交谈，但主席既然回来，不妨面谕为好。” “第三方面的工作是要做的，而且，余要亲自来做。至今，他们还存在着很多糊涂的观点，需要纠正。”蒋介石说：“事不宜迟，下午就让他们来吧。” 孙科让邵力子立即去通知民盟和第三方面的代表。 下午，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励、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郭沫若等都来到了总统府。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第一批接见民主同盟的代表。 梁漱溟、罗隆基担心蒋介石问起“折衷方案”之事，在路上就商量了托词。谁知，坐下来后，蒋不仅没有追问此事，而且，在谈到这事时，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指出：“余不能接受第三方面的提案，第三方面也不应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言下之意是，第三方面既然出面参与调解，那么就应该按照他的意见去说服周恩来。民盟代表面面相觑，十分尴尬。蒋介石又说：“过去所提8条必须得到尊重，这是政府与中共谈判的基础。国大代表名单必须提交，可以一面停战，一面交出名单，对此绝对不能让步。” 见到有人点头称是，有的相互使眼色想发表讲话，蒋介石又搬出他老一套的训词：“政府一贯之政策，在促进国内和平，全国统一，以求达到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政府真诚期望我全国能获准永久和平及政治之安定。余10月16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各党派，社会贤达，应精诚团结，与政府通力合作，以和平之方式，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目标。” 怕有人听不懂他的意思，蒋介石又信誓旦旦地强调：“如果第三方面交出名单，虽中共不交亦可下停战令。” 在接见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时，蒋介石在讲话时就更露骨了。他说：“召开国大，乃完成宪政之关键，不容耽搁。国大结束，就要进行政府改组。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应为国家分忧。” 第三方面的多数人这时看清楚了，国民党当局对谈判没有丝毫诚意，即使提出新的方案也不会被蒋介石接纳。这件事使第三方面的许多人受到了教育，从心里感到，那三点建议确实错了，认识到处理问题过于简单化。这为他们以后认识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本质，拒绝参加伪国大，准备了很好的思想条件。当然，蒋介石的话也正中第三方面的某些人特别是青年党政客的下怀，他们希望尽快召开“国大”，以通过政府改组，好尽快分得几个部长做官发财。 29日，第三方面的代表围绕蒋介石提出的必须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可停战的问题，与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在梅园新村又进行了商谈。 周恩来说：“停战与交国大名单，是两回事，蒋介石拿停战作为交换的诱饵，是假停战。这种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我们坚决不接受。中共认为，提交国大名单并不能保证停战，必须实行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为什么不能把三人小组会和综合小组会先开起来呢。” 董必武说：“军事与政治不可分割，政协五项决议也不能分割。” 李维汉补充说：“如果政府答应开这两个会，其程序也不能片面规定。” 针对李璜、胡政之等人在发言中态度暧昧，观点不明，周恩来诚恳地说：“蒋介石是真想停战，还是假想停战，这段时间来已经很明白了。我们要的是真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会有机会，要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将上述意见立即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下午，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的意见，不以国大名单交换停战。 次日，民盟代表在蓝家庄开会研究下一步民盟的对策。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今后不再提出新的方案，尽力把国民党同共产党推上谈判桌直接谈判。会议建议，重新召开政协综合小组、国共五人小组和国民党、共产党与美国代表的三人小组会议。同时，向政府表明，中共不交出国大名单，他们也不交，寻找一个下台的比较光彩的办法。 尽管第三方面人士求和心切，接二连三地提出了种种方案，而蒋介石却始终寸步不让。国民党坚持以提交国大名单为停战条件，使第三方面人士参与调解的热情受到严重打击。黄炎培、郭沫若、张君劢、章伯钧等人感觉在南京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相继离开南京回上海。 但是，希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第三方面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马歇尔、司徒雷登尽心竭力的鼓励下，留在南京第三方面代表张申府、李璜、梁漱溟、沈钧儒等人不甘心调解的受挫，仍在孜孜不倦地每天去交通银行，寻求调解国共双方矛盾的方式和方法。 国民党的宣传造势逐步升温。为拉拢第三方面，诋毁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给蒋介石脸上贴金，营造国大召开前的喜庆气氛。在陈立夫、彭学沛的策划下，国民党政府在媒介上公布了《绥靖区域土地处理办法》，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比共产党的斗地主、分田地的政策好。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成篇累牍地发布农业改革政策，鼓吹进行“农业改革，繁荣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等等。 10月31日是蒋介石60岁的生日，《中央日报》提前1个多月通告全国：“本年10月31日是总裁60大寿，中央通令，除文字致敬外不必举行任何仪式”。10月30日又发表消息称：“励志社设寿堂，市民可自由参加，5万人前去祝寿，并有万人大合唱，祝万寿无疆”。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兹因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蒋主席中正任期延至宪法实施后依法当选之总统就职之日止。”暗示全国，今天的蒋主席，即是不久的蒋总统。 在交通银行的碰头会上，张申府提出了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或非正式综合小组会的新建议，获得在场各位贤达的赞成。政协综合小组会成立于1946年1月23日重庆政协会议期间，由于当时政协各组在许多基本原则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获得一致协议，为使各项议案经各方代表充分协商，达成协议，成立了政协综合委员会，即政协综合小组，成员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5方面代表11人组成。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民主同盟代表章伯钧、张东荪，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曾琦，无党派代表王云五、傅斯年组成，召集人孙科。 11月3日，第三方面的代表兴致勃勃地将此事告诉了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并说他们已制定好有关这次会议的计划，还要草拟一份政协不同委员会讨论各种突出问题的议事程序和日程。 对第三方面的努力，马歇尔深表赞成。 当梁漱溟等把尽力促成国共直接商谈，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的这个想法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当场也表示7同意。 而当梁漱溟找到国民政府代表孙科时，孙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拐弯。他矜持地说：“这个问题我无法决定，你们最好直接请示蒋主席。” 孙科的态度为何变化这样快？离开孙公馆，梁漱溟等还十分纳闷。事后，一名了解国民党内幕的人士告诉梁漱溟：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经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已经把副总统的宝座许诺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后来，第三方面的人士一打听，果真如此。 6日，终于得到蒋介石的答复：无论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还是非正式综合小组会，必须以11月16日的提出8条前提为商谈条件。 第三方面代表的参与调解的愿望再次遭到打击。 由于第三方面的调解一再受挫，梁漱溟悲壮地表示：今后不再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他义无反顾地离开南京也回到上海。 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二、《中美商约》签定 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订。 晚上，国际联欢社举行了庆祝“中美商约”签字的招待酒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司徒雷登大使和美国商务部施麦斯在出席了签字仪式后，又赶来参加招待酒会。 外国驻华使节和国民政府要员也出席了酒会。 “中美商约”共30条68款，该条约主要内容有：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与中国商品同样的待遇。美国向中国出口或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受任何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若遇“任何危难”，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可以进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的签订，使中国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专用市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各种原料、制成业品的税款数目享受中国国民待遇。这就中国政府失去了关税保护权，失去了国家极其重要的主权。与此同时，政府又批准陈纳德的空运公司在中国经营空运事业，美国公民可在中国全境任意居住、传教、设学校和经商，美国船舶可以自由出入于中国港口，不交过境税。美国人李度还担任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掌握中国海关全权，这和清代以来由英国人掌权是一样的。 难怪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节得知“中美商约”签字后，纷纷表示要加强与国民党政府的沟通，争取享有与“中美商约”共同的权力。 在光怪陆离摇曳的灯光和欢快的舞曲中，来宾们尽兴地喝着，跳着。 晚8点，蒋介石偕宋美龄也来参加酒会。 宋美龄捧着酒杯，面带笑容，来到司徒雷登面前表示祝贺，并主动邀请他跳一曲。 司徒雷登刚答谢说自己不会跳，宋美龄就被从上海赶来的吉伦将军连请带拉的乘虚而入，抢走了。 蒋介石来到马歇尔面前说：“今天是令人高兴的日子，感谢美国政府，也感谢马歇尔将军。”对于“中美商约”，虽然外交部和商务部也曾有些微词，他们认为完全还可以增加一些约束条款保护中国民族经济。但是，被蒋介石骂了个狗血喷头。蒋认为，他们都没有战略头脑，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和颇具实力的武装面前，只有与强大的美国建立牢靠的联盟，才能尽快消灭中共武装，战争才稳操胜券。 始终处于矛盾心态的马歇尔知道，“中美商约”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但在这个“国大”即将召开，国共两党矛盾尖锐的节骨眼上签字，对于实现他的调处使命又是机不逢时的。他举起酒杯，与蒋介石碰了一下：“为中美友谊干杯。” 马歇尔还想再说点什么，蒋介石打断他的话说：“‘中美航空协约’，‘海军协约’政府正在审视，不久，余也要签字。与盟国的友谊，是牢不可破，源源不断的！” 蒋介石的话是有根据的，在“国大”召开不久的1946年12月8日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海军协定》，12月20日，签定了《中美航空协定》，次年7月3日又签定了《中美双边协定》。12月14日，联合国会议宣布会员国在未经驻在国的公开同意应撤退所有驻外军队，蒋介石却在20日签发了政府指令：……美国驻华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之同意而驻扎……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行政院长张群。 马歇尔被盛情相邀的宋美龄拉下舞池，跳起欢快舞曲。 针对“中美商约”的签定，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指出：4日签订的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次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占绝对优势，而中国在经济上占绝对劣势。他又指出：此约一签，政府将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得更多的借款与投资，加强统治和扩大内战。 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陈家康的讲话，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评蒋美商约》社论，不承认蒋介石的卖国条约。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此商约是“为袁世凯、汪精卫不敢作的。……比汪精卫在日汪密约中所承认的还多。”延安青年及各届人士的代表，提出建议把11月4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11月6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他回延安的电报，他当即电告中共中央，目前的工作在揭露美蒋的欺骗，打破第三方面的幻想，故稍留几天再回延安。 应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周恩来、董必武在积极做第三方面工作，揭露美蒋相互勾结，卖国内战阴谋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战、策反工作，布置在国统区的武装反抗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应即建立；凡条件未成熟的地区，采取隐蔽待机的指示，南京局广东区党委迅速作出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随后派出大批干部回内地，加强党的领导，充实和扩大原隐蔽的武装力量，恢复和发展游击战争。闽粤边工委结合本区情况，提出“稳扎稳打，能进能退”的游击战略。 云南省工委在此前后派出多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到1947年发展到18个县，他们还派人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掌握武装和开展敌军工作。 广西省工委派出大批党员到农村开展反“三征”斗争和建立武装据点，1947年夏秋之季，全省有20个县举行武装起义。湖南省工委也于1947年开始在湘潭县建立武工队。 一直坚持武装斗争的琼崖特委，初步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中共安（安顺）紫（紫云）边区领导小组（属贵州省，但此时贵州无省级党组织）于1947年建立了工农革命游击大队。这期间，周恩来、董必武还加强了对中共秘密党员、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关系联系的进步力量的联络，密切掌握国民党的动态，进一步开展策反工作，并从国民党内部了解大量的机密情报。 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反战将领因看破内战的前途，通过各种关系秘密与中共主动取得联系。11月初，周恩来收到李济琛关于陇海线及徐州附近国民党非嫡系部队有关的情报后，立即报告中共中央，派出专人开展对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孙良诚、冯治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争取工作，建议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云逸等加强对这些部队的工作。 8日，董必武电告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张云逸、黎玉：韩练成部已从华南调山东，不愿内战，请派人与之联系。17日，周恩来、董必武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孙良诚部移防后已派人来接洽。吴化文、张岚峰部拟与孙部一致行动，请加紧配合上述三部的工作。以后，又根据了解的情况，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请派员去商邱做西北军旧部的工作。次年2月，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秘密起义。 为了做好代表团撤离南京后，南京与延安的电讯联系，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安排，负责代表团电讯工作的童小鹏通过可靠关系，亲自在南京城内建立了3处秘密电台。一处是由报务员刘昌文和译电员鲁非负责，地址在白下路附近，房子是通过延安电影摄影师程默的叔父租下的。这两位年轻的同志正在热恋中，经组织批准就在这里结婚了。第二处设在珠江路，由报务员杨家德和译电员林泽敏夫妇负责。第三处秘密电台是利用国民党空军电台的一个进步青年的关系设立在中华门剪子巷，由苏北调来的报务员兼译电员的王家瑞独立工作。由于周恩来返延安后，代表团的电台一直工作，这3处电台没有正式启用，但在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南京后，都交给了南京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后来有的留在南京，有的到了香港。 与此同时，周恩来利用国民党还不敢公开与中共决裂的时机，与冀鲁豫黄委会委员赵明甫去联总驻南京办事机关，与塔德处多次洽谈，争取黄河复堤工程的经费和物资，催促行总拨款、拨粮和归还抢走的物资。 一天上午，一个自称中央大学的女学生冒险闯进了梅园新村，执意要找邓颖超。 原来她是在邓颖超重庆时联系的地下党员胡润如。 1938年，17岁的胡润如在湖南桃源县入党。党组织分配她和女同学王品素、王华冰一起到国民党20集团军的妇女宣传队工作。1940年，她们又来到重庆在国民党军政部妇女工作队。这样，组织关系就转到南方局，由邓颖超和张晓梅与她们联系。 皖南事变后，由于形势紧张，邓颖超通知她们立即分散隐蔽。后来，又对她们说：“你们还年轻，上学去吧。”胡润如考上江津县白沙女师学院附中，王品素考上音乐学院附中。上学期间，胡润如仍在重庆红岩、曾家岩，由邓颖超联系。邓颖超爱怜地说“小胡子，以后要变成大胡子了，今后不要依赖别人。要独立作战，学好功课，广交朋友，做好群众工作。不要经常回‘家”’。 在重庆，邓颖超给她讲形势，讲任务，对她十分亲切，生活上也很关心。胡润如是公费上学，虽然吃饭有了着落，但穿衣很困难。邓颖超把她从延安带来的手纺毛线和毛呢送给她和王品素。1945年胡润如考上中央大学历史系。她在学校组织了读书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又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6年春节，她到曾家岩50号和邓颖超一起吃了一顿饺子。她是多么高兴啊！她离家多年，早就把党组织当成自己的家，邓颖超是她最亲近的大姐姐。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胡润如也随之到了南京。由于邓颖超的明确交待，她和一道返回南京的地下党员，一直在开展工作，很少到梅园新村来。最近，她听说中共代表团要离开南京了。她是多么舍不得呀！她再次来看邓颖超，提出想到解放区去。 “小胡子，你怎么不守纪律，又跑来了？”邓颖超和蔼地说，听胡润如讲她想回解放区的事，她严肃地对她说：留下来做学生工作，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组织的安排，这里的阵地不能放弃。你在学生中工作好几年了有一定的经验。学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一条重要战线。我们走后，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大学和南京市委。你要配合解放战争，在学生中很好地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还要结合学生和教师的具体要求，开展工作。解放战争现在的条件还很艰苦。但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小胡子，不，你现在是大胡子了，相信我们不久一定会再见面的。 胡润如没有辜负小超大姐的信任，后来她在中央大学担任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总支部书记，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领导下，她出色地参与组织了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就是从南京中央大学发起，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三、最后一次“三人小组”会 11月8日，距离蒋介石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还有3天。诡计多端的蒋介石出人意料地突然颁发了停战令：“自本月11日正午12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同时，再次宣布3天后如期召开国大，并要求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三人会议，根据他10月16日所提的8条进行商谈。接着，又要陈诚密电各行辕和战区：“停战令只是作宣传用的。” 这种委罪于人，卑劣障眼手法无疑是说，我宣布停战了，你共产党还不参加“国大”，破坏和谈的责任在于共产党。 中共代表团当即也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明，国民党政府宣布停战是未与中共方面协商的单方面行为。批驳停战命令，停止军事行动“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除外，那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解释为“防守现地所必须”。对这一片面行动，中共方面持保留态度。声明指出，如果蒋介石真有和平诚意，应立即停止召开一党国大，撤退侵入解放区的军队。针对第三方面人士仍在积极寻求实际上不可能的调解办法，声明同时指出：在停战毫无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单独宣布停战，有极大欺骗性。 周恩来在与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分析讨论时，对邓颖超和李维汉说：“国大还有几天就要开幕了，蒋介石一定还会搞出一些新花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对蒋介石的花招，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人，是认识不清，而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国大”。当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下停战令是骗局，目前工作即在揭穿欺骗，打破某些人的幻想。 果然不出所料，在蒋介石宣布停战的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了三人会议小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给马歇尔的一份备忘录。 一直忙于内战策划的陈诚出席三人小组会议，是由于原三人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生病，临时由蒋介石钦定的。这份备忘录称：蒋介石已命令全国国民党军停战，命令于11日中午生效，要求马歇尔通知周恩来，并请出席一次三人小组会，以便讨论停止冲突的措施。 这是国民党在召开伪“国大”前的政治表演。但是，国民党伪装和平一天，中国共产党就要坚决揭露一天。 接到备忘录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再次访晤了马歇尔。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既然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国民大会不会推迟，我对于应该如何向延安报告感到十分困惑。周恩来紧锁浓眉，面色沉重地又说：我无法理解，军事上的停战，怎能在政治决裂的局势下出现。 马歇尔习惯性地耸耸肩，摊开双手说：“同您一样，我也感到困惑。由于我不熟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权术，我总是不能确实理解双方政治行动背后的真实用意。但我相信‘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希望’，我已经按照这种信念，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周恩来说：蒋介石发停战令，除改换一下南京气氛外，不会给局势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因此，三人会议极少成功可能。但是，我表示愿意参加明天的非正式三人会议。但是，如果国民党一定要开“国大”，中共代表团就将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11日上午，三人小组会自6月谈判中断以来，三方代表又重新坐到一起。会议仍在励志社举行。因早几天的安排，董必武赴沪参加在周公馆举行的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招待会，答谢他们寄往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已经陆续收到，未能参加会议。 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和李维汉，国民党方面为陈诚和交通部长俞大维，主席仍为马歇尔。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以发布停战令为掩护，以便于组织更大规模进攻的阴谋诡计。他对坐在对面正襟危坐的陈诚和俞大维说：“我想问一声政府代表，你们是否认为还存在着几分挽救时局的希望？如果尚有挽救政治局势的某种可能，我们就愿意认真考虑军事范围内的任何可能。” 陈诚避开敏感的政治局势问题，阐述了他对停止冲突具体措施的想法。他操着地道的浙江青田官话说：“首先，就地停战，并派执行小组以进行必要的调整；然后，在执行小组到达之后，设法把敌对双方的部队分隔开，并安排必要的部队调动；第三，为解决执行小组内和军调处执行部内的意见分歧而制定某种办法。” 周恩来说：关于停战问题，我除在报上见到政府单方面的命令外，事先毫无所知。联想到过去，我们曾有过两种经验：一种是1月10日双方签字的协定，也是商讨任何停战的基本依据。第二种是6月30日彭部长代表政府声明的片面停战。在声明后，政府军在“防御”的口号下，打了4个月，占了我方的区域很多，夺得城市近100个。从经验来看，对这次单方停战命令，我们是非常疑虑的。今天，我还得到消息，政府军正向延安地区布置攻势，胡宗南的整编第27师、第1师和第90师，现在都向陕北集中，有的到了宜君、潼关，有的到了韩城。马鸿逵的部队已到了黄河两岸，向盐池、三边行动。延安上空不断有军用飞机侦察示威。政府的联络参谋要求退出延安并携出电台。在苏北，国民党军正猛攻盐城。在乎汉路上猛攻易水，且可能已被占。这是一个进攻前大形势。 针对明天便要开幕的“国大”，周恩来颇感奇怪地说：“国大”一开即表示政治分裂了。在政治分裂的情况下，如何能有一个军事上的和平！一方面就要政治分裂了，一方面又要单方面地下令“停战”，保留“防御”的借口，我实不知应如何进行停战的磋商。因此，昨天会到马歇尔将军时，我声明还愿做最后努力，希望“国大”停开，以便军事商谈能有结果。但这个希望，今天几乎可说没有了，而现在又来进行不可想象的停战，越发没有根据可说。陈总长、俞部长均是政府中人，请你们观察一下还有无挽救的机会，因政治上如有挽救可能，我在军事上即可设想诸种可能办法，这是磋商前不能不提出的一个问题。 “自蒋主席宣布召开国大以后，全国各地的国大代表已经到京，开会日期无法推迟，而军事方面的停战安排就地执行，”陈诚避而不谈恢复到6月7日和1月13日以前的位置，反而说：“如果能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我希望这会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产生能够导致进一步谅解的影响。” 马歇尔插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立即结束冲突的途径，这就一定会使总的局势得到改善；对于所有各方都是越快越好。” 他的话看起来是在安抚中共，实际上却是偏向国民党的。善于与谈判对手周旋的周恩来沉着地说：我对此还不能作出具体的答复。但是仍愿意作出一切努力，并愿听取陈总长就自己的建议做出详细的说明，然后，我才会有可能向延安提出报告。 陈诚遂即对他刚才提出的方案，逐一加以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直接接触或实际交战的双方部队司令官，立即宣布停火，并在执行小组到达以前，和对方司令官取得联系，以谋求当地停战的实现。执行小组在必要时，可要求对彼此接触或处于交战状态的双方部队位置进行调整，可依情况要求一方或双方后撤一定的距离。” 周恩来十分精明，他立即明白，陈诚的所谓停火方案就是说，政治问题要按国民党的意图办，军事是要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非法占领的地方为既成事实。他尖锐地反击说：在6月形成的文件中，就规定了两个步骤：首先在停火的10天内全国恢复到6月7日的状态，第二步则是在20天内恢复到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的状态。 陈诚争辩说：“军队的驻防配置肯定是要讨论的，但是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解决冲突问题。”他皱起眉头，沉思一会又说：“我不记得在6月谈判中，对驻防地区有过什么样的规定。”马歇尔用较低的声音，提醒陈诚说：“满州的防区当时是规定了的。” 周恩来进一步提请陈诚注意：在6月的休战谈判中，曾经规定以6月7日的状态为基础，恢复部队驻防位置。但是，未能就各有关师指挥部驻地的条款达成协议。 周恩来的思维总是这样清晰。 会议由于就停战后部队位置恢复到何种状态发生分歧，双方经过一番冗长的辩论，什么结论和协议也没有作出。就能力而言，陈诚、周恩来、马歇尔，恐怕都应当算是谈判能手。然而，在已经遍地战火的情况下，要停止冲突、结束战争，谈何容易。 马歇尔提议休会。 此后，三人小组再也没有过什么作为，陈诚再也没有同中共代表坐在一张谈判桌上。 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四、第三方面的动摇和分裂 随着“国大”召开日期的临近，为蒙蔽社会舆论，欺骗善良的人们，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研究军事行动和宣传工作。会后，陈立夫和彭学沛进一步行动起来。报刊上不断公布了一些人们感兴趣而无法兑现的施政方针，以收买人心。诸如，“肃清官僚资本”、“实行宪政，推行民主政治”、“整编军队，务使军队国家化”等字眼不断出现在各报刊杂志上。 在一系列的和平攻势下，第三方面开始动摇了。 在马歇尔公馆，罗隆基及第三方面的人士与马歇尔、司徒雷登又继续讨论起国共调停的问题，罗隆基建议再由美方来帮助恢复两党直接谈判。 司徒雷登认为第三方面都调解不了，美国调人更无能为力了。他摊开双手说：“事已如此，还是开过‘国大’，看看形势发展再说。”显然，他是依照蒋介石的意旨，想把第三方面的代表留在南京参加“国大”。 就在三人小组会召开的同一天，张君劢赶到了南京，召集第三方面人士在南京大行宫交通银行再次讨论第三方面参加“国大”的问题。 张君劢说：“蒋介石对‘国大’的延期不是不可能的，我曾经私人向蒋介石谈过这个问题”。 “国大”延期？与会代表精神为之一振，立即有人附和说：“怎么早未想出这个好主意！” 于是，大家马上就集中力量来讨论“国大”延期的问题。有人提议延期半年，有人提议延期3个月，亦有人提议“国大”开幕后休会，等到和谈有某种结果后，把通过宪法、组织政府等事项都纳入政协决议案的正轨程序上去，莫衷一是。其实，张君劢早就有“国大”延期召开的念头，不过未到提出的机会。在上海，他就与重庆时就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成员进行多次沟通，希望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在调解国共和谈中捞取政治资本，为加强参加政府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谁知，蒋介石就是不买他的账。眼见“国大”就要召开，只好赶快再使出“国大”延期的诡计，如果能够搞出点眉目来，同样使第三方面既能光荣参加“国大”和政府，又能向蒋介石邀功，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张君劢坚定地说：“明天‘国大’就要召开了，事情已经到了第三方面赶快下决心的紧要关头，我看还是给蒋介石写一封信。” 有人连忙附和：“我同意给蒋介石写封信，建议‘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又有人补充说：“蒋介石不是担心我们不提供参加‘国大’的名单吗，信上签的姓名就作为出席会议的名单”。 会议室有现成的砚台笔墨，当场推定无党派的胡政之老先生起草给蒋介石的函件。 建议信文字不多，要点是请蒋介石将“国大”延期1个月召开，以便进一步进行国共和谈之协商。信函写好后，在场的人士立即签名，并当场推选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五位代表于当日下午4时往见蒋介石，当面送交函件。 莫德惠，1883年生，吉林双城（今黑龙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长春铁路公司副监事长。 王云五，1888年生，广东香山人。早年入同文馆学英文，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秘书，后任教育部教育司科长。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 钱新之，1885年生，浙江吴兴人，名永铭，以字行，晚号北监老人。天津北洋大学和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毕业。1917年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随后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上海银行分会会长，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银行储蓄会副主任及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曾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筹款，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地方维持会理事、副会长。曾与青帮头目杜月笙等组织上海各界抗日后援会，并为蒋介石筹措经费。 胡政之，1889年生，四川华阳人，当时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大公报》总经理。1945年3月曾作为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缪云台，云南人，民族资产阶级人物。 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签名，经过张君劢等人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 离开交通银行，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没有回家，把信的原稿拿到梅园新村给周恩来、李维汉看。 周恩来从励志社参加三人小组会刚到梅园新村，他接过信看了一遍说：“你们上某些人的当了，”见沈钧儒等人有些不解，他进一步说：“且不说蒋介石会不会同意你们的意见，既然签了字，就意味着赞成国大的合法性，如果蒋介石同意你们的意见，延期了，但和谈没有成功的机会，你们也就失信于人了。这是自投罗网的错误做法！” 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急忙赶回交通银行把他们的签名涂掉了。 当日下午4时，莫德惠、钱新之、王云五、缪云台、胡政之等五位所谓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准时去总统府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听说信上涂掉了几个人签过字的名字，他马上问：“涂掉的是什么人？罗隆基涂了没有？”五位贤达就把信交给了蒋阅看，并据实回报，力请延期一个月。 蒋介石说：“依照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国民大会应于本年5月5日召开，但中共与各党派拒未提出其代表名单，俾各党派可于此四个月间，作一切这商谈与准备，对于此点各党派曾表示异议，谓政协会议同意改组政府之步骤尚未实行。惟余欲有所说明者，自政协会议闭会以来，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关外东北严重之战事发生，旋又蔓延及于华北，而中共军队之整编，迄未照协议之方案而开始实行。此种状况之政治协议遂未能获得成果。” 蒋介石又说：“现国民大会依法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岂有再延之理。如若延期，势必增加政治军事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 蒋介石目光盯着莫德惠、胡政之，阴沉着脸地说：“中共不出席国大，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莫、缪未敢吱声。胡政之冒昧地劝蒋介石：“找个办法延期开国大，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当场遭到蒋介石的训斥：“按期召开国民大会，实系国家盛衰之重要关键。” 蒋介石又说了许多如果延期一个月，困难太多的话。为敷衍这五位“贤达”，最后，他说：“既然各位一片诚意，就延期三天召开。” 情况已经很明白了，蒋介石拒绝任何方式的商谈，要的就是中共方面接受他的八条。蒋也知道中共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欺骗诱惑第三方面人士，故意让第三方面人士疲于奔命的两头跑。 在国民党的利诱与高压下，第三方面中某些党派和一些所谓的“社会贤达”开始剧烈动摇起来。 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在交通银行的会议。会上，就是否参加“国大”发生了争论。张申府、沈钧儒说出了涂去自己姓名的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 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陈说的是张申府等人，实质上矛头指中共。 周恩来立即驳斥说：“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 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等当场拂袖而去。 至此，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渐趋明朗，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人要参加“国大”，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尚在动摇。 于是，周恩来对在座的第三方面人士说了一番感人肺腑，情真意切之言。他说：自离开上海，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的关系，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到全体，变成中间人背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十分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 陈启天说：“青年党陷16字中，即‘内外夹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啼笑皆非’。” 吃饭时，李维汉对罗隆基说：“你们的建议，我们是反对的，你明知我们反对，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国民党想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开，你们也应该知道。政治家做事应该光明磊落，我们决不强求别人和我们一致，但应该讲究信誉。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 饭后，周恩来又向第三方面人士表示：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 当日晚，周恩来通知董必武、李维汉等同志到他的房间去开会。大家一起分析了当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作了各地分头做第三方面工作，争取多数人不参加“国大”，粉碎蒋一党国大合法化的阴谋结论性发言。 会议结束后，他立即起草了告中共中央并吴玉章、叶剑英、方方等的电报：蒋介石为拉拢第三方面，欺骗人民，宣布“国大”延期，我们态度是坚决停开“国大”，即使第三方面参加，中共也决不去，社会贤达六人为换取三天延期已答复参加“国大”，青年、民社两党必继之，民盟分裂已不可免。 1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出席第三方面会议后，又分别访晤了司徒雷登、马歇尔，向他们表明态度，周恩来说：国民党政府应停止召开违反政协决议的“国大”，否则应负分裂责任。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说：政府如真有和平诚意，就应恢复一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双方军队之位置，然后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当天，中共代表团包括驻沪办事处和四川省委又有30多人乘飞机返回延安。 14日，“国大”召开的前一天，第三方面人士在交通银行举行最后一次集会。<bdo>?9９ｌiｂ?</bdo>参加“国大”一事已到了最后抉择期。第三方面的分裂已在所难免，民盟代表再次表示不参加“国大”。无党派人士莫德惠、胡政之等人决定晚上向“国大”报到，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由曾琦向蒋介石面递名单。 由于国共之间的斡旋已难以为力，大家坐在一起也无话可说。 会上宣布：第三方面自明天将不再集会。 会后，青年党宣传部长左舜生对记者发表谈话：“功罪是非，见仁见智，一切惟有听当代贤豪以后历史学家之公断。”想以此为遮羞布掩盖他们完全倒向国民党去“吃官饭”的行径。 民盟留南京的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召集了一个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很快统一认识并通过了“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正式严正声明”，并以民盟代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五人的名义向社会发表。声明指出：按照政协决议，召开国大的各项手续完成之前，决不参加“国大”。但未就民盟成员民社党参加“国大”发表评论。这个声明，当天早晨就派人送到南京的各报馆。但是，在“国大”丑剧锣鼓喧天的当儿，没有任何报馆敢于发表民盟的这个声明。 当晚，民盟主席张澜由重庆电话通知留南京民盟代表：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决不可稍有变动，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在他的影响和吴玉章的工作下，无党派人士邵从恩也拒绝参加“国大”。14日，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又向记者发表公开谈话：“绝不参加一党包办的‘国大’！”当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全国和平运动大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一党国大。 留沪“国大”代表谭平山、李济深、褚辅成、孟宪章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停开“国大”。 郭沫若就政府宣布他为“国大”代表一事也对记者说：这是政府片面的宣布，不符合政协原则，我绝不承认。 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五、“国大”召开 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冷冷清清地开幕了。 在世人的眼里，这无非是代表国民党一党利益的大会。这一点，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承认。就在开幕的前一天，青年党的一位成员对马歇尔讲：“国民政府的真正意图是，成立一个仅仅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所成立的将依旧是一个一党的政府。” 蒋介石也深知这一点，“国大”召开的前一天，他在国民党党部会堂召开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会议上说：“今天我们面临着本党危急存亡的关头，要渡过这个难关，就只有同心协力，牺牲小我。各位同志要知道，这次国民大会开会的时期，乃是本党与共产党反对派最后的一次决斗，这次决斗，比20年来任何决斗都重要，都困难，我们全体同志在这次决斗中，是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成功则整个的成功，失败则整个的失败。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本党为革命而斗争的舞台，我们党员有没有革命家的志气和风度，就可以在这里看出。” 蒋介石也看到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宣传工作的巨大影响，他说：“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步骤，是如何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打破共产党中伤本党的阴谋。现在共产党最成功的一点便是向国际上宣传，说本党一党专政，实行独裁，说这次国民大会是一党的会议，必将制定法西斯的宪法，这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已经深入外人的心里，使政府外交上的运用，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就是要用事实来打破共产党的宣传，使共产党无法藉口。” 大会原定代表2080名，实到1485人。大会秘书处宣布说，虚席以待共产党代表和其他未到代表的参加。第三方面只有青年党、民社党（中途参加）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和英、法等国的外交使节出席大会，以示祝贺。马歇尔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在他的使华报告中，他这样说：“我认为我是最好不出席，因为我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博士的到场则是履行外交上的官方礼仪。” 马歇尔的话讲出两层意思，一是他不愿意被人们认为他支持国民党继续独裁；二是他对这个“国大”的擅自召开也确实不满。 “国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内战将无限期地打下去，而中国政府将仍然是独裁的一党政府。而这样一个政府的命运早为美国政府的有识之人估计好了，也等于宣判了美国对华政策根本目标的死刑，只是缓期执行而以。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说：“此次大会的任务是制宪”，称这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标”。宪法草案的修改，由国民党指定了几个人承办，经蒋介石亲作删改，再交立法院及吸收几个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的成员“审议”，再冒充政协宪草，交大会通过。 所谓的《宪法草案》仍以《五五宪草》为基础。《五五宪草》是继1936年5月5日《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后的第六部宪法。国共双十协定中，中共就提出了包括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五五宪草》的主张，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国民大会案和修正宪法案。 “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共12章175条。其内容完全违背政协决议精神，取消了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的总统独裁制；取消了地方均权、地方自治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了人民民主自由和民族自决的保障，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总统个人独裁的统治制度。 还是在这个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宪草演说。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权宪法还要他自己来行使。他说：“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我个人本来没有统治的欲望和兴趣”，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但目前大多数同胞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故仍须“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说来说去，宪法虽然要产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实行宪政，当然仍要实行“训政”。 对此，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指出其目的仍是继续“训政”，并指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 谈判之门从此被国民党关死。 为揭露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阐明我党的立场和态度，周恩来在“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下午，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内举行了告别性记者招待会，这也是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会场仍在梅园新村17号南楼的大饭厅内，周恩来已是多次在这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了。会议厅中央放置用6张吃饭的方桌拼起来的大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桌子上放着玻璃杯和烟缸。桌子两边摆放了几十张椅子。进门靠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军事组工作人员绘制的大幅“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图上许多红蓝线纵横交叉着，红线标的是国民党区界线，蓝线标的是解放区界线。 招待会定在下午2点半召开，但很多记者中饭后就赶来了。 新闻界的朋友们都知道国共谈判因“国大”的召开而陷入了僵局，周恩来离开南京就意味着国共之间的破裂。大家都想通过采访周恩来了解一下国共双方军事斗争和政治谈判的内幕。今天，到会的记者特别多，有的报馆出动了近十人，连总编辑都来了。到了2点多钟，不大的会场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加上各地来采访“国大新闻”的记者，就更显得人多了，连窗外都站满了人。来得晚的，只好站在墙角和挤在门口。 在记者招待会门前桌上的签到簿上签到的有：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印度自由社、《泰晤士报》、《时代》周刊、《生活》杂志、《纽约先锋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新闻报》等驻京记者及国内10余家报馆记者。招待会前，工作人员向记者散发了中共的书面声明和历史文献社编选出版的《政协文献》、《整军复员文献》两本书。书面声明指出： 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 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政府当局在政协开幕时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从较场口大打直到李、闻暗杀案，已被国民党特务统治破坏得一干二净。政府改组迄未协议成功，和平建国纲领遂亦无从实行，而对许多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准其依照纲领规定维持现状，且欲实行“接收”，不允则实行武力占领。军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军民分治，但现在国民党政府的各省主席几无不以现役军人充当。宪草审议在重庆既未完工，中共代表当即有全部保留之声明；政府迁南京后，国民党当局更将其一搁至今，从未再议。国大问题的协议，是政协开会期中最后一个妥协。 国民党当局保证不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并保证通过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其他党派方允许十年前一党包办的代表得保留在区域与职业的代表名额之中，且必须增加各党派代表与解放区代表。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保障及政府改组之后，才能够召开国大。这样的国大，才算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现在开幕的所谓国大，不只违背上述决议及其精神，而且连开会日期或延期也由一党政府决定。代表名额，据11月15日上午已公布者竟达1580人，在原协议2050人中，已侵占其他党派名额410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区200代表名额至140人之多。可见这一“国大”是彻头彻尾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既系破坏政协，又属完全骗局，实际上只是想骗取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参加，以粉饰国民党当局个人独裁的面目而已…… 中共书面声明严正谴责了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大”是违反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的，中共坚持反对和不承认这“国大”，并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很多记者一边翻阅着中共书面声明和这些过去的决议，一边相互议论着眼前的破裂局面，感慨不已。 2时半，周恩来准时出现在会场，他还是身上穿着那一套在政协开会时穿过的黑呢中山装，彬彬有礼，目光炯然地站到了长条桌前边。人们纷纷入座，逐步安静下来。这时，只见拍摄记者的镁光灯闪闪不停，照相机开关声不息，忙着拍摄周恩来的各种镜头。 “留出时间让你们发问吧，我愿意回答一切问题。”周恩来一边向大家点头示意，一边朗声说道。他没有把书面声明再念一遍。于是，口头提问和递字条的一个接一个来了。会场气氛热烈而紧张。周恩来站在会场中间镇静从容地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记者问：“周先生认为现在已不可再谈了吗？” 周恩来答：是的，自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召开后，已把政协决议破坏无遗，政协以来和谈的之门已被最后关闭。他具体说道，一党单独召开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治协议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一个记者问道延安的军事情况。周恩来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形势图”说：“就在国民党政府下所谓‘停战令’前后，胡宗南即在陕甘宁边区南线集中了十个旅、马鸿逵在西线集中五个旅，马部距边区仅十公里左右。在全国六个降落伞大队中，已经抽调两个大队集中西安。据我估计，国民党政府作试探性进攻不久，之后将大举进犯。下停战令后的第二天，就有14架国民党飞机在延安上空示威，企图压迫中共参加‘国大’，但这是徒劳的，中共绝不会在刺刀下屈服。” 周恩来右手叉在腰间，左手指着地图上标着蓝线的解放区，坚决地对大家说：我们一直在自己区域里自卫，但假如政府继续进攻，特别是进攻中共和解放区的中心——延安，那就逼着我们从蓝线里面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 这时，国民党一家反动报纸的一个记者站起来，语调激昂地向周恩来责问道：“报纸上常常登载中共屠杀农民的事，苏北逃出来的农民都在骂中共，这是为什么？” “这位先生对农民那么关心，我很钦佩。”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但如果你认为从农村出来的都是农民，那我们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苏北人民是拥护我们这样做的。至于说“中共屠杀农民”，如果事实那样，就无劳蒋主席派兵去打，中共早就自趋灭亡了。 在场的很多人认为周恩来说得在理，无不会心地点头微笑。这时，周恩来手里已经积了好几张字条，他抽出一张念道：“有人问，‘对外传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有何感想？’请问所谓‘外传’是什么？‘传’些什么，是不是关于密约之类？”那个发问者吱吱唔唔答道：“我们脑子里也很笼统，”这句话一出口，引得哄堂大笑。 周恩来却很严肃地说道：“我们和苏联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鸡尾酒会之类的外交场合”，大家又笑了起来。周恩来接着自豪地说：20年来的事实已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一切靠自力更生，比如我们这次回延安去，要吃饭就要参加生产，自食其力，只要我们永远勤勤恳恳做人民的勤务员，就会有事做，有饭吃，永远有新的活力，永远有新的希望，这是我们的光荣。周恩来双手摊开，作了个手势又说，我们愿意把这种光荣分赠给诸位。 国民党《扫荡报》的一个记者突然挑衅性地问：“假如国大通过对中共下讨伐令，中共将何以自处？” 周恩来冷静地笑了笑说：那有什么不同呢？早就在打了，我们南京人早就准备坐监狱的。他接着又激动地说：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我们都经历了，再二十年还是如此，我们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不背叛人民，永远依靠人民，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一定会有出路的。周恩来逐步恢复了平静，转而温和地对发问者说：假如你是替我们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要紧。大家原来都很紧张，听了周恩来这句话都笑了起来，那个发问者却灰溜溜地低下了脑袋。 有记者问：“如何评价第三方面的努力？”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问的好。一个月来，南京商谈一直有第三方面的辛勤努力和积极斡旋，中共方面曾不断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办事。惟均被政府当局拒绝。现在召开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利益“合法”化。照这样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 话题转到第三方面，一个记者又问：“青年党参加‘国大’后还能再称‘国大’为一党包办的吗？” 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一党包办的性质并无改变，因为这一“国大”是以近千名代表10年前一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作基础的。政协时因为改组政府、宪草修改原则等一切决议都成立了，而且政府还保证在国大中通过由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这样，我们才作最大的让步，承认这些旧代表。但是，现在政协各项决议一条都没有实行，而“国大”却仍以旧代表为基础。其次，这一“国大”的召开不是经各党派协议的，而是一党召开了之后，再请其他党派参加的。青年党的参加，也是单独和政府交涉的。 有记者问：“请问周将军战争的前途如何？” 周恩来回答：可以假定两种前途，一，国民党多占城市就须多付代价，过去已损失了35个旅，占的城市都是空的，我军的主力未受损失，渐渐地他的损失达到1/2时，占的城市和交通线就保不住，那就逼得他考虑新的问题。二，国民党一面占领许多地方，一面又消灭了我们的主力，那就叫做胜利。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胜利他永远也得不到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几乎无所不包，其中不乏挑衅和故意刁难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没有难住周恩来，他始终站在地图前侃侃而谈，时而语调激昂，时而妙趣横生，时而是冷静的分析，时而作诚恳的解释，他精辟的话语无不令到会记者感到折服，并由衷地赞赏：“周恩来真是位卓越的政治家！” 两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就要结束了，和这位谈判十年的中共将军告别，新闻记者们或许由于和他接触比较多的缘故，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惆怅。 “几时回来呢？” 这是招待会上问得最多而又最恳切的问题。“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回答久久萦绕在人们的耳旁，回响在会场上空。 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为，充分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向和平、民主的道路被完全堵死。同时，战争初期的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军民只要在长期战争中，坚持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完全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大”召开之时，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延安的包围，国民党政府驻延安联络官已做好撤退的准备，决裂的架势，已经明显摆开。 人民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军事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在四个月战争中，人民军队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达到30万人，其中起义、被俘和毙伤的各约占一半。人民军队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而且人民军队的伤员大约80%在伤愈后仍然归队，但国民党军队很少有人归队。 四个月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的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等解放区中心城市。人民军队收复或攻占了48个城市。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蒋介石认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下决心关闭谈判的大门。 毛泽东在总结了七八九3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后，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并且预计，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强调实现这种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的召开，中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的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进攻延安给各局的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了前一阶段使用的“自卫战争”。因为形势证明，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抗战胜利以后的人民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使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公开的称呼是国民革命军。直到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才明确提出：“建立工农的革命军”。但各地起义武装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的称农民革命军，有的称土地革命军，还有的称游击队。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军事工作大纲》中，才明确规定：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共4.6万人。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以后，经过谈判，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又改编为新四军，还有的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有的改编为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名称也各不统一。 1945年10月，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次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以此同时，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 1946年11月以后，各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次年，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通令。规定：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和野战军两级，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编制。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人民解放军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二章 “国大”召开：和舟共济砥恶流 六、胜利返延 中午，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民盟政协代表。 席间，周恩来向大家表示惜别之意，重申中共争取和平民主之愿望。当他举杯向民盟成员叶笃义敬酒时，叶笃义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民主之路，还望周公和诸位在今后日子努力呵。”他又说道：“张君劢曾要我送信给北平张东荪，请其来南京讨论‘国大’事，被我一口拒绝了。” 周恩来笑着说：“为什么不能去呢？可以争取更多的人拒绝参加国大嘛。” 叶笃义说：“对，我是准备去北平的。”后来，叶果然争取了张东荪。张东荪还写信给张君劢表示，“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这是后话了。 饭后，周恩来乘与大家合影留念之机，特地找到罗隆基谈话。周恩来说：和平失败了，你失望吗？ 见罗隆基没有开口，周恩来又说：我们共产党的代表早就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到南京来，不过我们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陪着来了。他接着把和谈失败的原因做了分析。 在谈话中，罗隆基突然问道：“今后，当然只有打了，共产党能打赢吗？” 周恩来说：这是蒋介石要打，不是共产党要打，他要打，共产党就只好打了，亦只有好好地打了。对争取中国和平，我们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对同蒋介石打仗，我们共产党是有信心的。 罗隆基担心“国大”以后，国民党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民盟的压迫，他担忧地说：“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有解放区，民盟今后的工作会更加艰难呵。” 周恩来说：民盟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今后我们要进一步相互信任，荣辱与共，和舟共济。 接着，他们进一步交换了今后民盟工作的看法，并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手段作了一些分析。 “国大”召开后，国民党政府仍不死心，还在制造种种借口，希望多拉拢一些人参加“国大”为它装门面。 针对这种情况，罗隆基于17日代表民盟在接待记者时说：“和谈因为‘国大’召开已停顿，民盟将拒绝接受‘改组’后的国府委员席次，因其无补于中国之统一与和平。” 离开南京前，周恩来再次访晤了马歇尔。 周恩来说：由于“国大”开幕，国民党已关上谈判之门，我不得不返回延安。但北平、南京、上海还保留一些人，即使他们无事可做，也便于一旦重开谈判能有人出面。并告诉他：董必武将留下主持南京的工作。 马歇尔感到既然“国大”已经召开，没有什么理由再挽留周恩来了。他神情有些沮丧。这位美国总统的特使，似乎也感到脸上无光。他苦笑着说：“我很愿意为周将军提供回延安的飞机。留在南京、北平、重庆的中共人员，我也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我将负责送他们回去——”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决定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后，董必武继续留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络。中共代表团驻京办事处改称为“中共驻京（南京）联络处”。 周恩来坚定地对马歇尔说：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的，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从宁海路出来，周恩来顺路来到坐落在南京市汉口西路的力学小学。这是一所由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共同创办的学校，也是一所成绩显著、特色鲜明的知名学校。他与邵力子约好，在这里道别。 作为早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革命时期脱党多年的邵力子，虽然说在国民党政府官居要职，但他希望中共和谈成功，也力所能及地为中共代表团做了不少事，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谈的无望，他渴望与周恩来单独见个面。周恩来满足了他的要求。 在南京力学小学教研室的小红楼，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恩来首先感谢了邵先生在营救被捕的新四军人员和国共和谈中所做的努力。他说：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就要回延安了。但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如同一堆干柴，点燃就会燃起熊熊烈火，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和平。 已年过花甲的邵力子，取下眼镜，擦了擦有些湿润的眼睛，对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一定追随周先生为和平而努力。” 周恩来坚定地说：中国的和平民主之路，当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离开力学小学，经过一家旧书店时，周恩来特地让驾驶员停了一下。他想到要回延安了，选几本毛泽东爱看的书带上。选好书出门时，周恩来见一只五彩仿古花瓶很是古色古香，他略作思考，请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将其买下，并对他说：“明天，你抽个空，把它送给司徒雷登。” 这只仿明代成化年间的五彩敞口瓷花瓶，高45公分，沿口直径17.5公分，上面绘有八仙过海的图案，色彩绚丽，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11月18日，司徒雷登收到礼物后十分高兴，因为尽管在谈判桌上、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和他针锋相对，毫不相让，但在谈判桌下，周恩来仍把司徒雷登当作朋友看待，公私分得很清楚。由此，司徒雷登对周恩来的人品十分赏识和敬重，带着这只花瓶远渡重洋回到美国，并一直放在身边悉心珍藏。虽然，花瓶是仿明代制作，但其本身因年代关系已具有文物价值，而伟人所赋予它的意义，已非一般文物所能比拟。 1988年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专程从美国护送这只花瓶到梅园新村。 晚上，周恩来失眠了，思绪久远。 从北伐战争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江西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到今天的和谈破裂；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南京，明天又要从南京到延安……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已20多年过去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将近10年了。”周恩来感叹地又说：中国的和平、民主之路为何这样艰难？ 邓颖超陪着他的思绪一道在遐想中飞翔，她脱口说出：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这是郭沫若在他离开上海时给他的临别赠言，他突然想到该给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写封信了。他没有早写，怕这位激情的诗人前来为他送行，那样太危险了。明天就要离开南京了，余下的任务还要靠董必武和在国统区的同志们来完成。他立即坐在写字台前： <small>临别急匆匆，总以未得多谈为憾。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以鼓舞之心。民主人士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截，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弟等19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请代向诸友致意，并盼保重万千。诸侄好。</small> 这天早晨，周恩来起得很早，迎着凉凉的风，他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葡萄树的叶子已经落光，挺拔的柏树依然青翠，沐浴在初冬的阳光里。望着翠柏，周恩来想到刚来不久时，他和董必武在柏树下合影的情景。如今，自己就要离开了，而董必武还得留在这里。 周恩来把目光收回，也收回思绪。尽管心中荡漾着回家的感觉，恨不能立即就飞到延安，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见面交谈，但他还冷静地思考着已办和未办的事情。 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中共代表团10余名成员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行前，周恩来对记者说：国民党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发动新的全国内战的人，不要很长时间就将遭到彻底失败。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南京来的。 周恩来一行到达机场后，董必武、邵力子和马歇尔也赶来为他送行。这个美国人，还满讲信用的，昨天说来送，今天真的来了。 “我来为周将军送行。”马歇尔说。周恩来说：“谢谢马歇尔将军！”马歇尔说：“请代问毛泽东、朱德等中共的先生！” “谢谢你，我一定带到。”周恩来说。 马歇尔抬头看看天空，说：“近来天气不怎么好。” 周恩来听出弦外之意，说：“马歇尔将军，11个月前的今天，我在重庆迎接了您的到来。11个月后，你却在南京送走了我。” 马歇尔说：“很遗憾，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我的确感到自己老了许多！” 周恩来说：“中国有句古诗叫‘天若有情天亦老’，国民党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老天就是上帝也不会同情它的。” 马歇尔说：“这一点，我已对蒋委员长作过预言。” 周恩来微微一笑：不管怎么说，您在完成您的使命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马歇尔苦涩地一笑：“我已将橄榄球带向端线了。” 周恩来懂得，这是美式橄榄球比赛规则，一方将球带进对方终端后即可得分。这说明，马歇尔明白使命已经结束，也准备回去了。 飞机凌空而起，在场的记者问马歇尔此时有什么想法。马歇尔无奈地耸耸肩说：“我现在一心想回家去养鸡！” 而飞机上的周恩来却在想：南京，再见了，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你一定是一座人民的城市了——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造就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一、争取历史进程的主动权 1946年11月21日，周恩来结束在南京的谈判，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在枣园的一孔普通窑洞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这里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回延安后的工作汇报。 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情况和困难，我党在蒋管区的斗争等。 周恩来详细回顾了一年多来由重庆到南京的谈判。怎么样评价这段时间的谈判？周恩来归纳说：“谈判虽然破裂了，但另一方面则收获甚大，党的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已逐步被群众所认识。” 毛泽东插话说：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基本关键就是在军队和政权，也就是地盘，他是绝对不会让的。 “他在7月1日的讲话中说得最为露骨”，周恩来学着蒋介石的讲话腔调说：“我已给你们东北两省半加延吉，关内也有不少地位，你们苏北还不让？”对共产党，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从削弱到消灭。 刘少奇说：在一、二月份，我们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虽不可能，谈判仍是必要的，因为人民要和平。代表团工作做得好，在揭露蒋介石后，我们有理，有理就有利。 刘少奇的话是有根据的，早在年初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后，政治协商会议又相继通过了有关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定，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中共中央也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国家。 当时，中共中央甚至确定了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等参加政府为国府委员，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长，党中央准备迁到苏北，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了认真准备。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刘少奇的讲话，他说：“南京谈判有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毛泽东还说：代表团谈判一年之久，工作做得很好，没有这些工作，就不能教育人民。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国大”召开以后才能回来。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致失去人心。我们的条件比之抗战时期是更好些，统一战线比那时更广。很多人以前是不理我们，现在要来理我们。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了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历了事实的证明。很难想象，国民党军在以后就不能歼灭。 可能受到周恩来讲话的激励，毛泽东站起身，踱着步说：因此，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在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这就是很便宜的事。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约三年到五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那时就消灭蒋介石。宁可把事情估计得低一点。 “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明年将是关键的一年。”谈到今后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认为：今后的半年到一年内，应该是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假使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就会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会议接着讨论了周恩来返延后的留在南京、上海、重庆中共办事处工作，决定仍由周恩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并做好中共驻京、沪、渝办事处撤退的准备。 第二天，周恩来致电叶剑英：目前南京、上海、北平、重庆、长春等五处留下最低限度工作人员，进行联络和宣传工作。一旦无余地可留，则全部撤走。同时，再次指示董必武、王炳南、吴玉章等：美、蒋未宣布和谈彻底破裂，还留有余地，我们不应主动全部撤退，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五地的公开机关必须保留，以便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情况恶化时要马歇尔派飞机送回延安。回延不成，要做好进集中营的准备。鉴于在沪出版的《群众》周刊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复压制，周恩来又致电方方、林平、章汉夫，要求利用英、美矛盾，争取《群众》在港发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港粤工委的努力下，次年1月30日，香港版《群众》周刊出版发行。 这时，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剩下的人员不到百人。周公馆和梅园新村的办事处分别改称中共上海、南京联络处。 针对11月23日民社党提出了参加“国大”名单和国民党的劝诱、污蔑，11月25日，民主同盟在蓝家庄召开记者招待会。 罗隆基发表了“决保持第三者地位”的声明。声明中，客观介绍了重庆政协会议以来，国共和平谈判及美国政府调停人马歇尔、司徒雷登及第三方面人士参与国共和谈的大致经过，阐述了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理由：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这是举世共同承认的事实。民盟既已历次宣布拥护政协，并历次宣言绝不参加任何方面可以增强分裂的行动，民盟今天自应谨守诺言以取信于国人。 声明还说，制宪是国家的一件重大事业，宪法内容固然重要，而产生宪法机构的法律根据更为重要。基本大法来源的合法与非法问题，常常引起国家长期的纷争与分裂。世界历史上往例固多，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实例亦多。我们明知民盟即令参加当前的‘国大’，除自身陷于自毁政协决议的错误而外，无补于将来的宪政，更无补于当前国家的团结、统一与和平。因此，我们只有超然置身于事外的途径。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罗隆基说：“民盟今后的态度，将以第三者之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 有记者问：“‘国大’召开，民社党参加了‘国大’是否说明民盟已经瓦解？” “民社党之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退盟。但对民社党参加‘国大’之是非功罪，本人保留评论意见。”罗隆基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名戴着眼镜的女记者问“这次会议通过的正是民盟参加讨论的‘政协宪草’，你本人也发表过很多意见，请问，你认为这部宪法是否代表了民盟的意见？” “关于此次政府公布之‘政协宪草’，民盟表示不予承认，且对该宪法草案中若干条深表不满，声明保留批判权利。”次月，民盟中常委会作出决定，参加的民社党成员应一律退盟。 11月底，是朱德60大寿。虽然延安面临着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中共中央还是照常在延安举行了祝寿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朱德同志60大寿，人民的光荣”以示祝贺。上海联络处也以朱德总司令60寿辰之契机，在马思南路周公馆107号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记者到联络处来座谈。一床写有“朱德将军六旬大寿”大红缎面铺在会议厅的显著位置，来宾纷纷在上面签字留名。会上，陈家康代表联络处致词，他重点介绍了解放军在战场上反内战，争和平的最新情况，鼓舞各界人士的斗争信心。并设晚宴宴请记者和来宾。席间，宾主畅叙胸臆，至晚9时许，尽欢而散。 第二天，上海联络处又宴请了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文艺界人士。联络处的同志们在楼前的草坪上摆了许多藤椅、凳子，大家围成圆圈坐下。 应邀而来的有谭平山、柳亚子、郭沫若、茅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沙千里、史良、田汉、阳翰笙、胡风、章伯钧、章乃器、廖梦醒等50余人。在秋日的阳光下，潘梓年拉胡琴，田汉引吭高歌，郭沫若婆娑起舞，气氛十分热烈。 众人击桌而和。大家知道，战火正在全国蔓延，表面上为祝寿而欢乐，实际上无不忧心忡忡，来宾们以不同的方式发泄心头的郁闷。 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会议，研究布署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会上，研究分析了国统区各中央局的工作，周恩来重点报告了华南地区国统区的情况。在谈到广东、海南岛的斗争形势时，周恩来说：琼崖在战争中得到经验，工作很稳定，广东也如此。香港地位日渐重要，领导机构需适当解决。 为加强对蒋管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城工部驻杨家岭。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的一切工作，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同时还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都设立城工部。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和平津、青岛、台湾地区党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统一领导华南地区的党的工作。上海分局由原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和南京局除川、康、滇、黔外的秘密系统组成，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为委员，刘晓和钱瑛负责。在以后中共中央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方案中，又进一步明确，分局直属中央领导，与南京局、上海工委不发生关系，分局另设上海市委，采用平行组织，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的管理办法。钱瑛仍负责管理平、津、沪、汉等地原南京局的秘密系统。香港分局是在1946年6月成立的中共港粤工委的基础上成立的，由方方、尹林平分别任正副书记，章汉夫、夏衍、连贯等为委员。南京局、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对外作公开活动，但组织仍不公开，仍称南京办事处、四川省委、上海办事处。 党在国统区的组织调整和加强，为国统区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兴起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为了争取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早日到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一方面和任弼时一道协助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仍用很多精力领导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领导着他精心培育的国统区党的组织。 在繁忙地工作中。他也念念不忘仍在国统区战斗的各界朋友，给予关爱和鼓励。 12月17日，在英籍华人陈伊范从北平来延访问周恩来之际，周恩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他带给在上海的宋庆龄，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再次表明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信中写道：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鼓舞了国统区朋友的坚定斗志，努力打破黑暗、沉闷的政治空气。 和谈破裂，中国的局势如何发展，马歇尔、蒋介石也在研究。 内战爆发以来，蒋介石依靠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援助，对解放区采取了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图首先消灭关内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解决东北问题。人民解放军紧紧依靠根据地的人民，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但大量有生力量被歼灭，机动兵力锐减，逐步失去战场的主动权。 12月1日，马歇尔、司徒雷登车来到美龄宫访晤蒋介石。美龄宫坐落在著名的南京东郊风景区，中山门与中山陵之间的小红山1号。这是蒋介石在南京的三处官邸之一。这幢私家别墅型建筑，自1934年建成后，最早的名称是“蒋主席小红山别墅”，又称“国民政府主席官邸”。由于蒋介石、宋美龄经常在这里做礼拜、下榻，当地人习惯称之为“美龄宫”。黄埔路的官邸，地处军校之中，喇叭声、操练声不绝于耳，宋美龄不喜欢那里。而紫金山又称蒋山，在蒋山建造的别墅，国姓蒋，党姓蒋，别墅也姓蒋，正是天巧地合。因而，蒋介石闲暇时，也愿意到这里来。 美龄宫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占地120亩，由正屋、门楼、警卫室、汽车间及花园等部份组成。主体建筑在山头上，显得高大巍峨，天花板上绘着蓝底云雀琼花，极富民族气韵。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层的凸字形平台上，四周34根清式汉白玉雕凤栏杆上，共雕凤凰34只。据说，象征着宋美龄从1897年出生到1930年提议造此别墅的34年。不过，现在已是人去楼空，成为对游客开放的著名景点。 这一天，蒋介石的身着西式睡衣，情绪看来很好。宋美龄看起来像刚刚沐浴过，随意穿戴着一款流行的中式旗袍，淡淡的香味随着她脚步散发出迷人气息。 由于民社党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在“国大”开幕后才陆续参加会议，蒋介石故意拖延闭幕时间，希望共产党和民盟也能参加。但是，中共始终没有参加“国大”的意思，蒋介石问马歇尔：“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会议，拒绝会商，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马歇尔头脑比蒋介石清醒，他分析说：“据我看，整个春季政府对共产党的善意完全不信任。政府对共产党为和平提出的任何一项善意的建议都不予信任。而最近的谈判中，据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我们提出的任何公平正直的建议和行动了。” 司徒雷登接着说：“特别是蒋委员长10月16日提出的8点建议，都已经由于军事上的行动而失去作用，因为在宣布这项建议的同时，政府发动了对安东和烟台的进攻。” 虽然，周恩来在离开南京时发表了国共和谈已经破裂措辞严厉的讲话，但是，马歇尔仍然不忘他的调停使命。他说：“我所能看到的可以取得共产党的合作，以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的惟一希望的方针是：由国民大会通过一个符合政协原则精神的宪法，接着就成立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拥有席位的国府委员会，并对行政院实行真正的改组。”对于蒋介石实行高压政治，迫害民主人士，马歇尔非常反感。他想直说，又怕过分刺激了正志高气昂的主人。搜肠刮肚后，他说：“国民大会提出的宪法草案看上去和政协精神似乎大体一致。如果这部宪法获得通过而没有因为阉割自由派人士所坚持的保障条款而使修正案遭到破坏，如果以确定的步骤把这部宪法付诸实施，如果政府又能派出一个政府代表到延安去邀请中共参加这种活动，我相信共产党将处于一种软弱的地位。” 对马歇尔要求政府继续探讨国共和谈的可能，蒋介石根本没有听进去，他想到的仍然是尽可能的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和他的儿子蒋经国都知道要想得到美国的援助，马歇尔是关键人物，他装着没听懂马歇尔讲话的意思，转换话题说：“国大即将通过的宪法草案，我想阁下肯定看过了，改组政府也将在国大后进行，这点请美国朋友相信！第三方面的问题也能处理好，余坚信共产党从未打算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了。而目前政府财政还有些困难，能否请将军阁下和大使先生转请美国政府给予支持。” 马歇尔不敢相信蒋的讲话是真还是假，这段时间他见到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太多了。他不仅为蒋介石军事上的失败担心，而且也为政府不断上涨的物价水平担心。他说：“据传，政府军费开支已占政府预算的90%，财政失控的危险正在加大，一旦政府财力真空，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的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 “阁下的消息来源似乎不太准确，余得到报告，没有马帅您说的那么严重。政府还有大批没收的日伪资产没有处理。财政上不会有问题。”蒋介石说。 马歇尔又说：“作为美国军人，我认为国民经济和财政的因素在战争中具有决定作用。而这种问题不是可以用武力加以解决的。我觉得，不必等到有足够的时间来证明，彻底的经济崩溃就会出现。” “经济问题，余将认真考虑，虽然城市问题比较严重，但是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人口为基础的。余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维持两年左右的时间是不成问题的。在两年内，还不至于会出现你所讲的崩溃问题。中国不是美国”，蒋介石诡谲地又转换了话题，“政治更重要，共产党仰承苏俄的态度，他们的目的是在于瓦解政府，并影响对外政策。” 蒋介石接着又说：“满洲最有价值的部分在长春，国民政府在贵国的支持下，已经在那个地区站稳了脚跟，只要我们克制住不向哈尔滨方面进军，苏联政府就不会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蒋介石举出国民政府攻占安东后，苏联并未干预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语气坚定地说：“如果中国政府能显示出它的力量，表现强硬，苏联就会默认和平安排，在谈判中和中国政府合作。” 马歇尔不可置信地笑着说：“共产党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可忽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即使不考虑为了摧毁他们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的残酷性，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务之急是继续争取他们参加政府。”马歇尔又说：“应当小心从事，最好是由政府通过私下的方式和共产党接触。切勿让军事行动破坏谈判进行。” “目前的局势已不同于与共军作战的初期，因为现在有了可以用来自由调遣兵力的道路。余有信心能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不彻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就不能交出统治权。”他接着说：“余的使命，不仅仅在政府与中共之间的撮合，而在促进中国和远东地区的稳定。请马大帅转告美国政府，是否考虑到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重新确定对华政策。”蒋介石力图转变马歇尔把中共当作政府组成部分的观点。 马歇尔重复他说过的观点说：“这样大一个共产党是不容忽视的，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它摧毁，而且要面临经济彻底崩溃的危险。” 蒋介石言不由衷地回答：“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和平谈判使共产党参加政府。” 蒋介石极不情愿地让国民党代表发出给中共联络处重开谈判的备忘录。 12月4日，董必武又来到马歇尔公馆，将一份来自延安中共中央周恩来的电报交给马歇尔。周恩来的电报写着：一党包办之“国大”既开，政协决议被蒋破坏无遗，双方谈判基础已不复存在。惟我方为适应全国人民和平要求，认为如国方能立即解散非法“国大”，恢复1月13日时之军队原防，两党仍可重开谈判。 接到周恩来措辞强硬的电报，马歇尔知道要蒋介石解散“国大”和恢复到1月13日的军队驻防是不可能的。但他仍想作再一次努力，再次向国民政府建议：私下派代表到延安商讨中共参加“国大”。同时，停止军事进攻。 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现在考虑派员赴延安访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央日报》记者为此专程到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驻地，访问王炳南。王炳南说：中共态度已明确表示，政治方面须解散“国大”，军事方面须恢复1月13日之军队原防，政府若不接受此两点，派员往延安亦无意义。 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重申国共重开谈判的两个条件，并指出：目前蒋介石高谈政治解决，纯系骗局。中共驻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也发表谈话说：国民党发布之所谓停战令和散布派员赴延等传说，是在“国大”期间设下的双重骗局，企图用来冲淡一党国大的分裂性和独裁性。 12月18日，美国参议员摩莱、弗兰特和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等六人联名发表文告，要求美国政府尊重中国主权，停止片面援助。杜鲁门为冲淡文告的影响，发表了9月份马歇尔、司徒雷登起草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声明。 针对杜鲁门18日声明，周恩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讲话，严厉驳斥杜鲁门蒙蔽国内外舆论，歪曲事实，袒护国民党，继续执行反动政策的真实用意。周恩来说：美国一方面作“调解人”，声称要使中国获得和平和真正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又援助国民党政府，使其放手进行内战，好加速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过程。他又指出：要重开谈判，国民党方面必须：一、恢复1月13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 次日，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发表谈话，批驳杜鲁门声明，欢迎六人文告。 12月25日，“国大”在经历了一阵喧嚣后通过“宪法”闭幕。对此宪法，中共中央发言人郑重声明：“国大”是非法的，因此通过的所谓宪法是伪宪法，决不承认。31日，民盟也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所谓宪法，违背政协宪草，故保留接受权利。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造就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二、“抗暴”斗争的兴起 就在上海联络处为朱德总司令祝寿的同时，上海摊贩事件爆发了。 11月30日，3000多名穷苦小摊小贩以及摊贩家属，聚集在国民党上海警察黄浦分局门前，呼天喊地，群情激昂，大有冲进警察局之势。 全面内战爆发后，遭到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摧毁的民族工商业，尚未恢复元气，又陷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灾难之中。大量美国战后剩余物资和商品的倾销使原本已岌岌可危的民族工业遭受了灭顶之灾。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倒闭的工厂总数达到1600余家，许多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批工厂的倒闭使失业工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失业与半失业的工人、店员及破产中小企业主不得不在街头摆设地摊，藉以维持生计。到1946年下半年，上海的摊贩人数达15万之多，若将依赖他们生活的家庭统计在内，人数达几十万。 国民党当局置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不顾，还以摊贩“影响商业营业，妨碍国家税收”打着整顿市容，整顿交通的幌子，对摊贩加以种种限制和迫害。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接二连三地颁布命令，规定在黄浦、老闸两区的各条马路一律不准设摊，并宣布自9月1日起“凡继续设摊，即将其两区内的所有摊贩卖货款一律没收”。8月27日下午，部分摊贩代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吁请支持和同情。各区摊贩代表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收回取缔成命。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接见摊贩代表时，对摊贩的要求一口拒绝，还诬称摊贩所售货物多为从码头仓库盗窃而来。 黄浦区摊贩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摊贩委员会。在联名写信给市政府和警察局均被置之不理的情况下，黄浦区各路摊贩300余人于9月20日上午再次向市政府请愿。黄浦、老闸警察分局出动大批便衣警察，见摊贩就抓。见货物就抢。几天之内，两个分局就关押了近千名摊贩，不仅没收了他们的商品，而且对他们加以肉体折磨。 11月30日清晨，被捕人员的家属和摊贩们陆续聚集于黄浦分局门前，迅速汇成约3000人队伍。队伍中妇孺居多，母亲要儿子，妻子要丈夫，孩子要爸爸，“放人出来啊”的喊声不断。警察局门前，聚集大批警察，还调来消防车，用高压水龙驱逐群众，警察开枪，可是濒临绝境的摊贩和家属置生命于度外，一直到傍晚还没有散去。 至夜，骚乱的人群，集聚成一股强大力量又向商业繁华的南京路、爱多亚路涌去。沿途各大公司的橱窗、门面均被愤怒的人群所砸烂。翌日，黄浦、老闸、邑庙等闹市区的所有公司、商号、娱乐场所，以至里委小铺全部停市，并迅速向静安寺方向蔓延。 第二天，又有5000多摊贩和家属包围黄浦、老闸警察局，要求发还被没收的货物。两天之内，受伤群众百余人，有30多人重伤。无辜被捕，货物没收，又有那么多人受伤。摊贩和家属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至10时许，形成了整个上海停市。各界进步人士纷纷为摊贩鸣不平，严厉指责国民党当局对摊贩的取缔与镇压。《大公报》发表社论：“内战天天打，难民与逃役者转徒流离，外货涌涌而来，通货刻刻膨胀，工厂个个倒闭，商店日日萧条，国计民生整个成问题。”《大美晚报》称：“这次事件是上海经济的混乱状态及劳苦大众状况普遍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 《文汇报》载文称：“其萧条凄惨之景象实为上海空前所未见。” 合众社、路透社均称：“这次骚动为1925年五卅惨案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南京局联系和领导的《文萃》杂志、《联合日报晚刊》以及《文汇报》等报刊更是以大量篇幅和版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客观报道。 迫于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收回成命，释放在押摊贩，发还没收货物，撤销了黄埔警察分局局长职务。 摊贩事件尚未平息，又一件震动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即“抗暴”斗争。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1946年12月24日晚上，圣诞节的前夕，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路过东单时，被两个美国兵拦截并拖到路旁的练兵场小树林里强行奸污。北京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25日获悉后，于当天下午发了新闻。26日，《新生报》、《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民报》等不顾国民党通讯社的阻止，先后刊登了亚光社所发的新闻。 南京局领导的中共平津地下党组织（南系）袁永熙和北平地下党的佘涤清等看到报纸后，都十分气愤，立即聚在一起分析情况，交换意见。 平津南系党组织是有着多次开展学生运动经验的地下党组织，在重庆时称为中共“西南联大”组织，由南方局直接领导。1946年夏，随着国民政府复员内迁，恢复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大学。当年7月，袁永熙和王汉斌由昆明去北平途中一起到南京梅园新村向钱瑛请示工作。钱瑛同志告诉他们：“蒋介石已向我们全面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已爆发。国共谈判虽在进行，但实际上已破裂，中共代表团不久也要撤离。今后，国民党必然会在其统治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要提高警惕。你们回北平后，要充分认识到北平情况与昆明的不同，要有长期进行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绝不可追求表面轰轰烈烈，要扎实地开展工作，学会在群众中隐蔽自己。”她还特别强调：要广交朋友，既要打破进步同学的小圈子，也要打破南方复员来的同学的小圈子。 离开南京后，按照“转地不转党的原则”从重庆来的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仍由南京局领导。地下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紧密配合，开展了广交朋友，做好新人学同学和原北方学校同学的工作。通过民主竞选，南系地下党组织在清华大学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北大掌握了文学院的领导权，为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创造了条件。各校根据同学们的兴趣爱好，扩大和建立了各种社团组织，有政治性较强的读书会，各种壁报社、研究会，有歌咏、剧艺等文艺社团。校内活动生气勃勃，从而团结了一批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主张的积极分子。以后，征得钱瑛同意，南系党组织与中共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等建立了联系，但在组织上各自独立，不发生横的关系，仅在工作上相互配合。 碰头会上，佘涤清情绪激昂地对袁说：“美帝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军在中国为非作歹，人民群众早已不满，我们应抓住这一事件，高举维护民族尊严的旗帜，激发广大群众的义愤，放手发动同学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 袁永熙说：“是的，美国大兵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是到了该清算的时间了。但是，北平反动势力不可低估，我们要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动和布置行动。” 佘涤清也说：“被强奸的女生是北大同学，因此，北大的宣传、发动是重点，首先要做好北大的发动工作。” “清华的进步力量占有优势，可由清华公开、合法地与各校串联，以影响、推动各校的运动。”袁永熙摩拳擦掌地说。 会后，二人便分头行动起来。抗议的大字报、抨击文章、壁报、漫画很快贴满了北大、清华的民主墙。 当天下午，北大的女同学召开了抗议大会，晚上，各系科的社团、系科代表会又正式通过决议：分别致书蒋介石，司徒雷登、马歇尔、杜鲁门，抗议美军暴行，发表了《告全国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抗议美军暴行，把美国兵赶出中国去，呼吁全国学生联合起来，首先罢课一天，必要时游行示威。 26日、28日，北大、清华学生为强烈抗议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分别举行了罢课抗议。 国民党当局看事态发展对他们不利，于是三青团、特务匆忙上阵，撕大字报，编造谣言，污蔑沈崇是妓女，妄图掩盖真相，结果是欲盖弥彰。当北大同学将访问到的沈崇身世公布后，群众怒火更旺。 29日，南京局平津南系党组织迅速做出决定，发动尽可能多的学校参加示威游行。当晚，北大召开全校院系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竟纠集100多名特务、暴徒，提前闯入会场，大打出手，并威胁要以机枪对付学生运动。他们的丑劣表演恰如火上浇油，群情更加激愤。 30日，北大、清华、师院、中法、辅仁、朝阳等校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接着，天津南开、北洋等29所学校万人又走出校园举行游行，抗暴斗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 北平大学生奋起抗暴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负责学运的朱语今，于27日和29日连续召集上海几所大学的地下党员开会，决定采取行动，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抗议美军暴行。经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同意后，上海的一些大学首先开始了行动。 周恩来敏锐地洞察到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所蕴藏着巨大潜在力量和光明前途。 为加强对这一运动领导，他在12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当时还留在国统区的董必武、吴玉章、张友渔、叶剑英、刘晓等人电报，指出“北平学生因美军强奸女学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榕、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周恩来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将运动推向各地，使之不断发展，向各方呼吁声援，“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前途展开”。 各地党的地下组织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后，立即紧急通知各校党组织，大胆、充分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暴斗争中去。 30日，上海暨南大学全校举行罢课，校门内外到处是揭露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漫画和美军暴行录。19个联络小组分头赴各兄弟院校联络，争取上海全市学生统一行动。 中共代表团驻沪联络处潘梓年、陈家康就美军暴行也公开发表谈话。陈家康说：此事件引起各地很多学生的义愤，足见中国人的心未死，我们决不愿当亡国奴，国民党政府要拿出良心来，切勿再做奴才，赶快把美军赶走，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希望美军早日悔过赶快回国，以挽救杰佛逊、林肯、罗斯福的民主国家的尊严。潘梓年说：“在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人民只是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而已，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件。” 31日下午，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华工商专科、民治新闻专科、上海商业专科、幼儿师范专科等17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交通大学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组成抗暴联主席团，作为运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 1947年1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27所大中学校学生1万多人举行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当天中午，参加游行的学生在外滩公园集合，然后向南京路迸发。学生们高举着“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中国不是美军占领区”、“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去”、“Get away！（滚回去）”、“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大家起来赶走美国兵”的口号声、歌声响彻上海市区。同一天，抗暴联发出《致杜鲁门总统书》指出：美军在华的暴行“已经使两国的邦交和人民的友谊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如果美军继续留驻，这种不幸的情形一定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时，还向美国政府提出对被辱同学赔偿损失，严惩肇事祸首，向中国人民道歉，勒令美军撤退等4项要求。 上海妇女联谊会，除发表联合抗议书外，还致书驻华美军眷属，表示希望他们“向政府要求将驻华丈夫或儿子调回美国去。”民盟、民建、民促、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及不少知名人士都特意发表声明、谈话或宣言，抗议美军暴行，声援学生运动。 学生的抗暴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与积极支持，却使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伤透脑筋。他们既怕得罪美国，又慑于众怒难犯，于是竭力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抗议活动，污蔑抗暴斗争是“小题大做”。国民党行政院对教育部及各地政府发出指示，声称：“此事是该犯美兵之私人行为，任何人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有损污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责令“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须劝导（学生），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 然而，逆流的阻挠，激起的是更大、更有力的浪花。抗暴运动很快蔓延到蒋管区的几十个大中城市，参加示威游行学生达50万以上。上海《联合日报晚刊》《文汇报》、《新民报晚刊》等在被迫休刊两天以后，于4日复刊后均以大量篇幅刊载报道学生上街游行的新闻。 南京也是这样。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等校几千人亦于1947年元月2日、3日，到南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外交部、美国驻华大使馆游行示威，发出了“普天同悲”的怒吼，如同惊雷一般震憾了大江南北，震憾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共中央对抗暴运动十分重视，于1947年1月5日、6日又接连发出《关于响应北平学生反美反蒋运动指示》，并对抗暴斗争给予充分的肯定：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蒋介石在各学校罢课结束后，始发禁止罢课命令，同时也更揭露他的独裁卖国行为。美帝国主义虽万分愤怒，但对示威群众仍不得不竭力避免冲突。而民族工商业家及自由主义教授则一致同情这一运动，可见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同时要求：我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应尽量利用这次学运的成果，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 南京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抗暴”斗争的宣传组织，把斗争引向深入。上海、重庆等地在“抗暴会”基础上联合组成“抗暴联”。上海学生从元月6日至12日举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撤退美军周”，重庆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同时，南京、上海等地学生还开展了抵制美国货和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及实现民主要求的斗争。 抗暴运动突破了六二三之后学生界的暂时沉寂，也冲破了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限制防范爱国民主运动的一系列禁令。青年学生首先喊出了广大人民积压心头已久的愤怒，对于唤起人民、鼓舞群众斗志、增强斗争信心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毛泽东称之为蒋管区人民革命新高涨的一个标志。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造就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三、马歇尔回家了 惯用两面手法的蒋介石，为迅速获得美国五亿美元贷款和购买武器，企图缓和各地反对美、蒋暴行的群众运动，一再制造和谈空气，声称政府将派大员到延安继续进行谈判。当他在得知马歇尔有可能就要回国的消息后，立即委托司徒雷登转达请马歇尔充任国民党政府顾问的意愿。一厢情愿想利用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和声望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 司徒雷登把这事告诉马歇尔后，马歇尔说：“顾问什么呢？有什么可顾问呢？作为一个调处人尚不能影响国民政府，那作为顾问更不行了。”他还怕一旦当了顾问，他以前调处的立场更受到怀疑。如火如荼的反美“抗暴”运动开展起来后，使他度日如年，天天如坐针毡，他对司徒雷登说：“最好的回答该是一个字，‘否’字”。 1月6日，白宫发言人宣布：“总统已指示马歇尔将军返回华盛顿亲自就中国局势提出报告。” 同日，马歇尔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报，要他准备接任国务卿。 在马歇尔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即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了他的“离华声明”。 离华声明是一份典型的调处失败的解嘲文件和辩解书。 首先，声明将调处失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国共两党： “和平最大之障碍，厥为国共两方彼此完全以猜疑相对。” “在国民政府实际上亦即国民党方面，其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无不加以反对。……彼等公开坦白宣称：中共之合作实为不可想象之事，惟有武力政策方能解决问题。此一集团包括军事与政治领袖。” “在中共方面，……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则不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例如破坏交通，以便破坏中国之经济，而造成有利于推翻政府之局面。” 在这声明中，马歇尔回避了他调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援蒋内战和企图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小伙伴和政治附庸，直接原因是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马歇尔之所以将国民党也骂了一通，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事实过于明显，世人有目共睹，同时，马歇尔也对蒋介石的霸道作法使自己调处的最终失败，窝火许久，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对国民党，马歇尔是怨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共产党却是倒打一耙。 声明为美国援蒋内战的辩护，却是对周恩来领导的宣传工作的肯定： “中共手段中极有害，极煽动性的方面则为宣传文字……此种宣传已全然不顾及真理及事实经过，对吾人政府之政策及意志曲解及诋毁之能事，且种种事实，均足以证明此项宣传之主要目标，欺骗中国及世界人民，激发彼等对美国痛恨心理。” 洋洋一篇离华声明，只字未提从送舰艇到出售剩余物资，从运送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前线到海军陆战队对解放区的直接侵扰，从《中美商约》到《中美海军协定》的签定等，美国政府积极推行的援蒋政策。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与纪念政协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发表了《评马歇尔离华声明》：希望马歇尔回国后，检讨美国政府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蒋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 董必武也就《马歇尔的声明》发表个人观感，指出美国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中国内战比赫尔利来华时规模大得多，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已经动员，美制之飞机、坦克、大炮现正与人民作战”，“如无美国之装备、运输，中国的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尖锐批驳马歇尔的诡辩，他又指出：马歇尔既赞成政协，又誉违反政协之非法国大制出之伪宪法为中国之出路，显系瞎说。 1月8日早上，马歇尔马上将离华返美任国务卿了，他问司徒雷登，今后美国应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司徒雷登说：“只有这样三种方案可供选择，其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办法给予支援，希望它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其二，不采取任何有力的对付办法，一切听其发展，相机而行，作‘走着瞧’的打算；其三，完全不参预中国的内政事务。” 司徒雷登看马歇尔没有表态，他又说：“在这些意见中，我赞成第一个方针。” 看出来，司徒雷登还不想抛弃他和马歇尔在去年9月时制定的对华政策。 马歇尔思考许久，找不出一条更好的方案，只好说：“大体上，我同意教授的想法。” 行前，马歇尔曾邀请章文晋到他的公馆会晤道别。 晚上，蒋介石夫妇、中共代表王炳南、章文晋、司徒雷登大使及其国民党政府的一大群官员到机场为马歇尔送行。 马歇尔乘坐的飞机徐徐升空，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在马歇尔的飞机返美途中，杜鲁门总统宣布马歇尔被提名为政府国务卿。 马歇尔使命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解决中国问题对华政策的破产。马歇尔的调处没有成功；国民党想通过马歇尔调处实现溶共的企图也没有成功；而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所处的特有地位，经受住马歇尔调处所带来的种种考验，在壮大人民力量的同时，在孤立反动派这一根本问题上取得了成功。 在这一年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和平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国政府援蒋内战对华政策的真面目；推迟了全面内战的爆发时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及其解放区能在相对较小的压力下进行巩固和发展，从而为解放战争在短暂的3年时间内取得胜利打下基础。 当代著名中美关系学者屠传德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初拒绝马歇尔来华调处，不仅美国将从1945年底就开始实施援蒋内战的这一政策，而且美国政府中的援蒋派将会得到更好的借口，从事比1947年至1949年规模大得多的援蒋内战活动。对中共来说，最终胜利虽然也是必然的，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胜利来到的时间也许会晚一些。 美国的调处是完全失败了，但不等于说，美国在当初就完全不应该进行这场调处。如果马歇尔在整个调处期间能始终全面地执行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国民党又有合作诚意的话，那么，美国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调处成功，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对美国人民和政府有利；同样，对国民党最终也有利。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不允许有这么多如果。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造就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四、坚持政协路线的斗争 新年伊始，国共和谈向何处去是人们都关心的事。 毛泽东发表《新年祝词》指出：1947年将是光明与黑暗继续斗争并取得比1946年更重要胜利的一年。解放区人民为粉碎反动派进攻，正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日见高涨。着重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虚伪性，指出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正在忙于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粉饰自己，以便使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奋斗，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元旦，蒋介石也发表广播词，声称对中共问题不关闭和平之门，愿以政治方式解决，并且期待中共参加政府。 1月2日下午，邵力子来到梅园新村，兴高采烈地对董必武说：“蒋介石打了电报给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今日奉蒋介石令已回到南京，看来和谈又有柳暗花明之可能啊”。 董必武听说张治中回到南京很是高兴，他说：“我一定抽空去看望他，不过，”董必武望着邵力子充满希望的眼神又说：“和谈之事能否柳暗花明还要看蒋介石是否有诚意呵！” 6日上午，董必武专门安排时间和王炳南一起到张治中家中，亲自登门看望了张治中。 张治中非常热情地把董必武、王炳南请进客厅，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董必武首先对张治中如期践约，释放了我党在新疆的政治犯表示感谢，并征询了蒋介石对重开国共和谈的打算。 回南京前，张治中对重开国共谈判还是有信心的，他的理由是在抗战和重庆谈判期间，曾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与周恩来签订过一系列的协议。回来后，他发现一切事过境迁，国共合作的蜜月已经成为过去。 张治中耐心听取董必武关于中共对重开国共和谈的立场，他诚恳地说：“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战争的结果，只会使民族受害，两败俱伤。” 董必武列举了停战谈判进程中，中共的一次次让步，以实现停火协议，而蒋介石得寸进尺的一再逼迫，重申了中共的主张：蒋介石要彻底消灭人民力量，人民惟一的道路不是去向蒋介石投降，而是坚决将爱国自卫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的实现为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虚伪的和平空谈，都是卑鄙的无耻的勾当，而只有爱国自卫战争才是神圣的。他又说：政协决议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从沧白堂扔石子、较场口血案、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再到一党“国大”的召开，哪一点实施了政协决议，蒋委员长并非真的想停火，而是另有所图。 经过这一席长谈，张治中也感慨良多。他在给蒋介石一封长信中说：“详细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请主席务必改革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特别着重改善外交政策——对苏联政策与对中共政策，对外联苏，对内和共”，觅取各种有效途径，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一心追求和平统一之目的。 自12月初马歇尔、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谈后，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继续争取美国援助的需要，蒋介石发动了使人头昏目眩一连串的“和平”攻势。 王世杰在访问司徒雷登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说，国民党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改组政府和恢复交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也对记者发表谈话，大讲所谓对停止冲突及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并称甚愿与中共竭诚商谈，以期和平统一早日实现。随后孙科也发表书面谈话，提出各党派负责人再来一次圆桌会议。 针对国民政府大员的一系列讲话，王炳南就此事发表谈话：政府一方面大规模进攻解放区，一方面侈谈和平，如对和平真有诚意，则应接受中共所提两项要求。 为抵制和揭露美蒋和谈闹剧，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指示，董必武1月8日去了上海。直到回延安前，他没有再回南京。双十政协会议周年纪念日，政协代表董必武、张澜、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等在上海欢聚一堂，并就时局发表谈话：惟有政府彻底觉悟，根据政协原则及精神，始能解决中国问题。董必武有针对性地指出：“政协路线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路线，也是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桎梏下求得解放的路线。今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仍非遵照这条有历史意义的路线不可。”他还说明，有人企图违反“政协”路线是行不通的，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变更其过去对华错误政策，促成政协精神之恢复。” 这时，民盟正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张澜先生专门来信，重申了民盟的基本目标与使命是坚守政协立场。虽然，民盟中多数人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不予理睬，但是，也有人发生思想动摇，只求停战和平，不顾及当时国民党在军事处于有利地位的事实。一部分人对马歇尔的各种谬论认识不清，说什么“在现在的内战之中，双方都是错的，”幻想“重开和谈”。这期间，为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董必武在应邀和民主人士的座谈时，紧紧围绕“促成政协路线实行”这个中心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政协路线是有第三方面人士广泛参与的国共重庆谈判的重要成果，是国共谈判成功和破裂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 在黄浦江畔，董必武总是那样坚定、刚毅、沉着、从容。他对内，要部署中共办事处和地下党的工作；对外，要广泛联系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他还化名为张敬三经常冒着风险，不顾及个人安危，出入龙潭虎穴，同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联系。有时为了会见进步民主人士，不让特务发现，常常在晚上十二点钟后开车出去。有几次到宋庆龄那里去，就是如此，去之前打电话和廖梦醒联系好，车在离宋庆龄住所几里远的地方就关灯行驶。有时会见地下党的同志，也是深夜闭灯开车出去。为了保证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董必武总是要司机在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一人摸黑步行前往。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董必武就安慰说：“这样虽然自己不太安全，但党的机关和同志们更安全了。” 1月15日，国民党和谈骗局越演越逼真，蒋介石竟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重开谈判的4点方案，要求司徒雷登和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接触，但不要提出这4点建议，如果共产党提出具体方案，就说明政府已初步确定派张治中组成代表团，代表政府和中共讨论一切重大问题。 第二天，司徒雷登即把国民党派张治中赴延安的决定通知中共驻京办事处。 董必武把这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共中央。 周恩来接电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董必武：根据目前形势，蒋提出恢复和谈，只有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和美方在3月莫斯科会议上粉饰太平。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美、蒋只能靠原班人马开其圆桌会议，改组政府，将其一切王牌打出去，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使我们在这半年内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而更有力地推动蒋管区的斗争。 20日，周恩来又致电有关中央局和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党组织的领导人：目前正是揭穿美蒋和谈欺骗、将群众对蒋美斗争提高一步的关头，望各地加紧进行统一宣传与活动步骤。 根据中央的指示，王炳南把中央“关于坚持过去所提的两项条件”的答复，通知了司徒雷登，并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和谈可以在南京继续举行，否则即使派人到延安也无补于事。 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所谓《政府对和平商谈之愿望及其经过之说明》，抛出了就地停战、改组政府的等4点所谓“和平方案”。 25日，中共中央以我党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名义，对国民党中宣部的声明加以驳斥，指出声明的全部内容是拒绝中共提出的两项条件，这四条是蒋介石经美方转交中共办事处的所谓蒋介石的提案，就蒋介石这一行动本身看，就可以知道，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又有什么诚意可言？又有什么和谈可言？ 民盟总部也在上海发表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提出努力促成和谈、重开政协、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等4项主张。在招待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发言人坚称：民盟决不作假和平工具，决不参加政府。 董必武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中共对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政协决议已被蒋介石破坏，惟有民盟在坚持。有人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这是恶意诬蔑。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 1月29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之关系和终止其对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军调部的美方人员要尽快撤退。”中共驻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美国退出三人会议及军调部的悲剧性下场，是美国反动政策与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必然结果。并声明，美方虽然退出军调部，但也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叶剑英，指出：美方退出军调，是中美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胜利，并提出取消军调部后的有关工作处置意见。 2月6日，司徒雷登通知我驻京办事处，声称美国政府将协助我方人员回到“共产党区域”，直至3月5日为止。这就是说要中共代表团最迟于3月5日撤退完毕，否则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国民党也不断放出风来，要把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办事处的人员撵走。 这时，办事处事情不多，工作人员都加紧学习。董老经常去书店搜集图书、杂志，陈家康每天学习俄文，潘梓年、华岗、韦明从事写作。为抢在国民党迫使中共办事处离开国统区的之前尽可能地为解放区争取一些救济物资，延迟黄河堵口合龙，董必武和伍云甫、林仲等人与联总、行总、水委会代表，又开始新一轮的谈判。由于国民党尽快合龙方针已定，会谈只达成向解放区拨付部分抢修河堤工款等部分决议。联总借口国民党飞机轰炸解放区及沿海，行船不安全，拒绝向解放区运送物资，一面加紧堵口，一面破坏解放区复堤工程。值得说明的是，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合龙，黄河水全部向黄河故道流去，淹没解放区村庄237个，良田27万亩。至此，国民党当局借黄河归故之名，行分割解放区的阴谋，也被这场惨剧彻底揭穿。 《中美商约》签定以后，大量廉价商品通过“合法”、非法渠道涌人中国。从小麦、奶粉、水果、罐头、香烟、纺织品，乃至牙刷、火柴、香水、香皂，充斥中国市场。上海各大商店货架上80%以上都是美国货。半年中，上海有1600多家工厂倒闭，300多家制药厂倒闭200多家。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废除《中美商约》”。经上海地下党批准，百货业地下党书记周灿绅决定以2月9日上海国货公司开业14周年纪念日之际借新都剧场召开大会，成立“上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请各业工会代表、工厂、商店业主代表参加，并邀请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赴会演讲。由于混进工会的密探告密，会议尚未开始，预先埋伏的数百名流氓、打手便涌入会场大打出手。混乱中，永安公司一名职工被国民党特务打死，受伤者有10人，发生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又一起血案——劝工大楼血案。 消息传来，董必武气愤难平，忧心如焚，在周公馆他写下了一首七律诗文： <small>场口横行到劝工，一年仍旧又春风。</small> <small>燃箕煮豆情何急，覆雨翻云技已穷。</small> <small>堪叹饿鸱矜腐鼠，剧怜猿鹤化沙虫。</small> <small>沪江波浪兼天涌，满目疮痍在水中。</small> 并加序说明：去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发生特务殴人惨案。今年2月9日沪上劝工楼又有特务凶殴爱国人民惨案。 针对国统区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状况，周恩来在给国统区地下组织的电报中提出：今后国统区斗争方式要从为生存而斗争，联结到政治口号来发展。这期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数份指示，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成果，应付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以及城市斗争之外的农民武装斗争等问题，给予切合实际而又十分具体的指导。并预见：“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继续遭受失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周恩来还再三告诫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在领导、组织群众斗争时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的基础，把握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原则，并希望各地党组织要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 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会上，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指出在这个“第二战场”，反美斗争发展很快，和平民主口号正一步步被人民所接受。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主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 第十三章 运筹帷幄：造就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五、“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早春2月，春寒料峭。应了惊蛰前后雨纷纷的老话。国民党压迫中共上海、南京办事处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周恩来虽然远在延安，但十分关注国统区同志的安危。在得到国民党驱赶中共联络处的消息后，周恩来一方面亲自出面，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对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及四川省委作了紧急指示：1、京沪两地需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这次行动，显欲内战到底，破坏政协无遗。2、这次逐客以地方形式，避免中央出面，我们需逼其负最后破裂之责。 2月18日，周恩来电示董必武、王炳南、童小鹏，要动员中外舆论，公开揭露蒋介石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人员的阴谋；凡可能从办事处转入地下的工作人员，应尽量派出。坚持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的公开组织国民党不赶不走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赶走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中共中央发言人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等媒介发表声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并警告说：“如果国方不正式通知中共撤退此等机关，还耍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由国方负责。” 次日，周恩来又从延安发给驻京办事处董必武、王炳南电报：国民党逼着我们自动撤退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地方的工作人员，以便把最后破裂的责任加于我方，“我们的方针是坚决保留京、沪、渝联络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之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作最坏打算，即万一京、沪、渝三处人员均被赶走甚至被封闭、被捉起来，我们仍能保持若干据点，进行联络工作。” 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下手了。重庆《新华日报》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封闭。28日，先是重庆、南京，而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知上海办事处，限令于3月5日以前把人员撤退延安。 黄昏，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闯进上海办事处，占住了那层半地下室的一楼，把电话看住。工作人员都被轰到二楼以上。一个自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对钱之光说：“我们奉上级命令到这里来，从现在起，你们不准出门了。”接着，把一张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快邮代电’递给钱之光。 钱之光接过最后通牒，当场提出强烈抗议：“你们这样肆意诬蔑、无理驱赶中共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是要对后果负全部责任的。我们的人员名单，没有我党上级的指示，是不能交的。你们既要我们撤退，又限制我们的自由，我们如何安排撤退？对你们这样粗暴的做法，我们无法接受。” 那个军官说：“跟我说这些没有用，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钱之光看情况已到如此地步，没有必要再跟他们交涉，就留下两个人把守一楼楼梯，不让国民党宪警上楼，其他同志都上楼清理和销毁重要文件，处理重要物资，做最坏打算。 那天，刘昂随董必武外出拜访民主人士，回来时已近午夜，汽车刚到大门口停下，一群特务围上来，气势汹汹地拉开车门，怪声怪气地说：“你们被监视了！” 董老下了汽车，看到大门已被特务封锁，鄙夷地扫视一下特务，气愤地把帽子一摘，厉声说：“闪开，我们要进去！”办事处人员听说董必武回来了，都围在董必武身边。钱之光简要地把晚上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董必武压制住内心的怒火，从容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要作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就要同他们斗争。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我们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到敌人手中；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 按董必武的布置，办事处入员继续清理和销毁文件。最难办的是办事处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黄金。这是从解放区运到蒋管区，作为我们党的活动经费的。本来定于26日转移出去，可是那天没接上头，正在设法与地下党联系的时候，没想到办事处却遭到了包围。当时，蒋介石正在导演一场搜查囤积、倒卖黄金的所谓“打金老虎”的闹剧。如果这些金条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不但经济上是一笔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也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国民党会抓住这个大肆造谣，诬蔑办事处囤积黄金，并借此大做文章，以破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信誉，还会以此为借口加害办事处人员。紧急时刻，董必武一面安慰大家不要着急，一面和大家一起商量。后来还真研究出一个好办法：把金条绝缘裹好，系起来藏匿进墙壁里的电线暗道。忙了一整夜，才把黄金妥善地处理好，大家就像搬掉了心头的一块石头，松了一大口气。 第二天清晨，办事处似乎变成了集中营，特务、警察、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办事处围了好几层，连院子里、草坪上都站了人。 钱之光建议召开了联络处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支部大会在周公馆四楼狭小的房间里举行。 会上，董必武对形势的发展作了分析，他说：“一种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迫于我们的强大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不敢对我们下手，把我们押送回延安；一种可能是把我们长期软禁，或关进集中营；还有可能把我们的人一个个地抓走，分而治之，使我们死活不知。”他接着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亲眼见到的红军战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壮烈情景，嘱咐大家：“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抱任何幻想，国民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气概，要坚持革命的气节，宁死不向敌人屈服，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要设法与中央和上海的同志联系，向外界揭露国民党对办事处实行包围、监禁的暴行，戳穿蒋介石‘和谈’的假面具。” 董必武最后说：“事态的发展要看我们的斗争，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进集中营，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家表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进了集中营，就坚决同敌人斗，要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阴谋。”于是，每人发了一套衬衣，两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一双鞋，作好被关进集中营的准备。 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下，办事处人员失去了行动自由，连家属上街买菜都被禁止，同外面完全断了联系。董必武决定亲自质问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警察局长俞叔平。可是，那些反动军警硬堵住大门，不让董必武出去。 3月1日下午，董必武正在挥笔疾书给国民党当局的书面抗议，办事处地下室未被切断的电话响起来，估计是新闻记者打来的。办事处人员去接电话，看守电话的特务不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董必武从楼上来到地下室，怒斥那个特务：“我是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是同你们蒋委员长谈判来的。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同记者接触？” 特务被质问得理屈词穷，只好同意接电话：莫谈国事，违反了就要卡断。 在特务的监视下，董必武遂拿起话筒幽默地说：“马思南路现在的保安人员是足尺加三，我们不能出来拜访你们了，通电话规定莫谈国事，只好在这里向你们表示问候吧！”敏感的记者们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国民党宪警包围中共联络处的消息传开后，周公馆门口很快聚集了许多人，有记者，有民主党派朋友，有爱国人士，他们要求同中共代表见面，弄清事实真相。可是，军警、特务气势汹汹地驱赶人群，不让靠近办事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向楼下的特务高喊：“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与代表团见面？” 黄炎培先生托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慰问。马寅初、柳亚子两位老先生闯进联络处来拜访董老，特务威吓他们说：“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马老气愤地说：“蒋介石把我关那么长时间，无非是再把我关起来，我不怕这一套，今天非进去不可！”特务阻拦不住，只好让他们进来了。 在客厅，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朋友，把办事处遭到的无理包围和非法监视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希望他们向舆论界说明事态真相，谴责这种破坏和谈的倒行逆施。 两位老先生听了十分气愤，表示一定要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暴行。 临走时，特务又把他们挡住，柳亚子先生说：“我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特务理屈词穷，不得不放他们走。 2日，聚集到周公馆的人更多了。其中还有好些外国记者，他们要求进行采访，但遭到了拒绝。董必武亲自去跟特务交涉，也无济于事。董必武十分气愤地说：“你们不让，我们也要发言！”董必武让办事处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他站在二楼阳台上，向围在办事处的中外记者们发表了讲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抗议蒋介石下令监禁并限期撵走中共代表的野蛮行径。 中共办事处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监禁的事实，很快就由记者们报道到全世界。 周恩来知道上海办事处的情况后，立即通过我驻南京办事处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要求必须绝对保证我方人员安全。不久，周恩来对上海办事处做的具体指示，也送到了办事处。国民党当局在我党的坚持斗争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放宽了包围，表面上是允许办事处人员自由活动了，但他们一出去，就有特务“陪”着，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包围放宽后，董必武立即驱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在地，直接找市长吴国桢。吴国桢心虚，推说有事，不敢出见。董必武又驱车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见宣铁吾，就气愤地用手杖杵着地板说：“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董必武越说越气愤，手杖杵得“咚咚”响。董必武向宣铁吾提出：“我要立即离开上海去南京，办事处其他人员随后离沪。在此期间，代表团成员的人身安全你要负绝对责任！”宣铁吾在正气凛然的董必武面前，无言对答，对董必武提出的要求，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就在这天，董必武接到王炳南由南京来电，得知南京办事处人员将于3月7日撤退，即同国民党当局会谈安排撤退事宜。 当晚，董必武一家和两个随行人员离开上海赶赴南京，组织撤退工作。临行前，董必武对大家说：“那些金条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现在我们能走了，就要设法带回去，不能留给敌人一两、一钱。我们先走的，要先带一些走。”大家想了个办法：利用天气冷，每人做了一件马甲，把金条缝在里面，然后把马甲穿在身上，这样就可以躲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睛了。大家考虑董必武年岁那么大，也要穿一件马甲，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都劝他不要穿了。董必武坚决不同意，他穿上马甲，披上大衣，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说：“你们看，这不是很好吗？” 3月3日，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刘恕及13名工作人员撤离了上海。离沪时，国民党如临大敌，派数十辆轿车、警车，前呼后拥，左右开道，处处监视，站站布防。下午抵达梅园新村17号中共南京办事处。到了南京，有的同志说：“真险啊，差一点我们进了集中营，和你们见不着面了。” 董必武诙谐地说：“险么事，蒋介石派兵保护我们呢。”大家都笑了。 驻京办事处的情况略好一些，只是由南京卫戍司令部通知撤退，还没有派人进驻机关。在南京，董必武先后找到了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宋子文和陈诚等国民党高级要员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面谴责国民党关死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暴行。同时，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将撤退日期函告国民党南京卫戍总部，并义正辞严地提出：“上海办事处的人员不到南京，去接重庆办事处人员的飞机不派去，我就不走！” 经过董必武的交涉，美方和国民党不得不答应派飞机送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人员回延安。 在国民党当局包围上海办事处的同时，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馆也被包围，《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中共驻渝人员249人被软禁在指定的地方，所有的办公室宿舍被搜查，部分财物被抢，新华日报社的材料亦被“点交代管”。吴玉章向重庆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提出抗议，彼诡称包围是“保卫”。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钱之光：请用明码电报报告吴玉章交涉回延安飞机、汽车、护照。同时，周恩来亦电告在南京梅园新村的王炳南、童小鹏：向张群交涉撤退用飞机或汽车，又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商请代为保管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5地的财产。民盟接受了这项请求。 晚，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会见吴玉章，送来董必武致吴电报。电报告之：党中央同意撤留渝人员，并说：“美方将派两架飞机运送”。经吴一再交涉，国民党当局同意增派飞机将渝、蓉人员送回延安。 3月4日，罗隆基正式将接受中共委托的通知国民党当局。 这一天下午，董必武两次从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钱之光，告诉他上海的财产也移交民盟保管。 次日，上海联络处的33名工作人员，包括司机和家属被国民党上海当局派来的便衣警特，用一辆大客车武装押送到火车站。临行前，大家把藏好的金条取出来，装进新做的布马甲夹层里，分别背在身上。大客车前面有带有警报器的四辆摩托车、吉普车开道，后面的武装押送的汽车跟着，每个人身边还有2个特务贴身“保卫”。 上了火车，这节车厢也是特备的，乘客只有中共代表团的人以及监视的特务。到达南京后，遂即被送到梅园新村。 3月4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设宴为中共驻京办事处人员饯行，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章文晋等出席。次日，周恩来致电司徒雷登，对他提供京、沪、渝撤退人员飞机，表示感谢。 3月5日，董必武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者20余人。董就被迫撤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并表示：盼能与诸先生重晤于南京。 3月6日，在京的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周新民为中共人士饯行。董必武对民盟慨然答允保管各地财产，深表感谢。 3月7日，美方共派出4架飞机把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共74人送回延安。 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梅益、华岗、潘梓年、陈家康、童小鹏、刘昂等一起分乘汽车来到大校场机场，同行的还有6个美国记者。 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以及新闻记者数10人，前来机场送行。 张治中对董老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 董老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两三年以后，我们要到北平去了，那时候我们要来接你，你就变成客人了。” 在机场上，董必武发表了书面讲话： 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10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好战分子行讲自食恶果。彼等中外友人，亦将后悔莫及。目前虽战祸蔓延，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当此握别之际，必武等愿以此与全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共勉。 临上飞机时，董老又对送行友人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在延安机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都来迎接。 国民党政府向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联络处下达驱逐令的同时，即2月28日，蒋介石迫不急待地在南京召见了胡宗南，要他立即部署向延安进攻。 胡宗南1896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在北伐战争中，因作战勇敢受蒋介石器重，作为亲信着力培养。1933年升为蒋嫡系王牌第1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又被提升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官。在西北地区拥有蒋介石嫡系重兵近50万，气势显赫，被称为“西北王”。 在蒋介石官邸，胡宗南摩拳擦掌，气势汹汹地表示：“力争3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和解放军总部首脑机关，3个月内聚歼共军于陕北地区或逼迫共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胡宗南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与陈诚又飞抵西安，听取胡宗南的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胡宗南率全部文武将校以上的军官在机场迎接。当天，在西安行营召开军事会议。 在会上，胡宗南拉开第34集团军对陕甘宁解放区进剿的战略形势图，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介绍了国民党军与解放军的布防以及双方力量对比，他响亮地提出：“共军在陕甘地区兵力空虚，是铲除共产党老巢的绝好机会！这次战役，计划以本战区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5个旅的兵力为第二线，随后跟进，形成合围。以马鸿奎、马步芳部的3个整编师向东，以防共军向南溃窜；以榆林邓宝珊1个军向南以资配合。此次战役行动兵力共34个旅，约25万人。即使不能全歼，也要逼迫他们东渡黄河成为流寇！”胡宗南见蒋颔首赞许，大受鼓舞。接着，进行了战役布置，最后他说：“请蒋委员长面谕！” 全体将校“哗”的一声，立即站立起身。蒋介石示意大家坐下： “此次战役，至关重要，各部要通力配合。中共在关内有3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中心，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对这3个地区，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首战延安，摧毁其党政军指挥中心！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其次，攻占胶东，切断中共关内关外的海陆补给线，然后，集中力量攻占沂蒙山区，接着北渡黄河，肃清华北随后转向东北，一举歼灭共党分子。” 尾声 一、五二零运动爆发 与蒋介石的估计相反，毛泽东、周恩来撤出延安后，并没有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而是分别化名李德胜（取一定胜利之意）、胡必成（必定成功之意），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延安保卫战打响的第一天，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特地从枣园骑马赶到王家坪毛泽东的住处。他忧心忡忡地说：“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微笑着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住他们进占延安。蒋介石阿Q精神十足，占了延安，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占了延安，他就输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世界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很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那就让他背吧！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我就可以打到南京！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毛泽东说：“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 内战的进一步扩大，使人民争生存、反内战的呼声日高一日。 周恩来在转移的途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即时发出了各地党组织要避开敌人镇压锋芒，适时变换斗争策略，从经济斗争人手，逐步将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的通知。 西北野战军根据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空城后急于寻找主力决战的心理，诱敌深入，运用“蘑菇战术”歼灭敌人。到5月初，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战役，接连歼敌三个多旅，计1.4万人。 胡宗南狼狈不堪地向蒋介石发出告急电：“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为安定国本，消除匪患，拟请万分困难之中，另编新军，以应此艰巨任务，而免匪势再事蔓延。” 与此同时，在山东战场上，蒋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张灵甫等集体自杀。 蒋介石惊闻噩耗，哀叹道：“此乃我军剿匪以来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他和陈诚立即赶到徐州，怒斥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将救援不力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并几乎要杀掉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 在此期间，东北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军、晋冀鲁豫解放军都再次勇歼敌军。至1947年6月，即在内战全面爆发的第一年度里，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97个旅，112万人。 蒋介石再也想不到同中共兵戎相见仅一年，竟会失掉1/4的老本。不仅如此，中共还在国统区开辟了“第二战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1947年5月6日，为加强与调整蒋管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 为推动蒋管区各大城市的革命高潮，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上海局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机关召开了会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宣传部长沙文汉和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整个蒋管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征兵征粮、加捐加税，民怨沸腾的局势，为配合解放区反内战的斗争，作出了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重要部署。会议认为，南京是国民党首都，若能率先发起发动斗争，政治影响必然比其他城市大。陈修良汇报了南京的形势及工作，毅然承担了率先发动斗争的重任。 为配合南京的行动，上海局又对所属的沪、苏杭、平津（南系）、西南方面等地党组织和进步力量做了布置。 返回南京后，陈修良立即将会议精神在党内进行了传达。在上海局的统一部署下，南京各级党组织和新青社等进步力量迅速行动起来。5月初，进步力量最强的国立中央大学率先行动。6日，中大教授会发出《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提出纠正政府政策，改善教员待遇的要求。 5月13日，由南京地下党和新青社秘密领导的中大学生会发表了《罢课要求增加副食费》宣言，进一步提出争取生存的权力，愤怒地发出：“与其因营养不良慢慢地死亡，倒不如实行绝食。”号召：“待全部膳食吃光后，开始实行绝食，并举行饥饿大游行，列队到有关部院请愿。”宣言发表后，学生们立即实行了罢课。随后，私立金陵大学、国立音乐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相继罢课，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院示威请愿。在各校分散斗争的基础上，进步力量串联成立了南京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简称南京学联），并决定在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天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同时，通电全国各地大学，采取统一行动或来南京请愿。沪、苏、杭区16所专科以上的学校学生代表迅速汇集到南京。 5月20日，南京爆发了5000多学生参加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头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爱国学生的热血洒满南京街头。这就是五二〇血案。在南京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6个小时，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等口号响彻石城。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大会堂开幕。游行队伍在会场外，高呼“反饥饿，反内战”。 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大幅横标，进行持续5个小时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五二〇血案后，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 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受五二〇运动影响，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到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其中罢工达3000次。以经济口号为中心开展的群众性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5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高度评价这场运动为继军事战线之后，中国境内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尾声 二、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由攻势转为守势，解放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蒋介石的辉煌时期已经消逝，迅速走向穷途末路。 中共中央决定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敌人防御薄弱的大别山地区。 毛泽东说：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了出来。这样的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分量强，还有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 进攻行动是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解放大军挺进中原，并以中原解放区为战略重心，分南线和北线展开的。 在南线，刘、邓大军于6月30日渡过黄河向南进攻，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5.6万人。8月11日越过陇海路，连涉涡河、颖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8月27日，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歼敌2.1万人，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政权08月22日，陈、谢兵团进入豫西，在陇海路西段和郏县、宝丰等地歼敌4.3万人，先后解放豫西、陕南36座城市，建立了43个县的人民政权。华东陈、粟野战军于8月从鲁中地区进入鲁西南，在菏泽地区歼敌两个旅后，又越过陇海线向南进攻，解放了20多座城市。彭（德怀）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在8月发起的沙家店战役，歼灭了胡军三大主力的整编36师，后又收复延长、延川、清涧三城。 在北线，从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冬两季攻势，歼敌20多万人，收复城市33座，把国民党军队挤压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狭小区域里。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线发动攻势，发起了清风店、石家庄两次战役，控制了平汉线保定以南线段，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接着又出击绥东、察南，切断了平绥铁路。内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则先后攻取了运城、临汾，使阎锡山部只能缩在晋中、太原地区，处于被动守势。 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里，解放军共歼敌152万人，毙俘国民党将级军官174名，使国民党军总数减至365万人，解放军总数增至280万人，中共所占城市为586座，解放区人口已达1.6亿。就全国战局看，解放军虽在总人数上还略少于国民党军，但在其它方面无疑都强于国民党军。 令蒋介石忧心如焚、切齿痛恨的是，由于他的一意孤行，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分裂了。 还在1946年11月下旬，李济深、朱蕴山因反内战反独裁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等由南京到达上海。次年2月，李济深由上海秘密到达香港。他一面公开举起反蒋旗帜，一面开始筹备建立组织。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在香港的居所，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朱学范等到他家中聚会，酝酿成立革命组织问题。会后，李济深高兴地宣布：“今天就是新组织筹备会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凡有志同道合的爱国之士，争取他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但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坏分子混入。”不久，“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执行部”和“国民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继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促进会南方联合执行部”又告建立，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联合。 为尽快把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李济深、何香凝出面又给还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写信，建议他们尽快来港，共谋反蒋大业。信中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这封信是写在手掌大的白绸巾上，原准备由朱蕴山带往上海，后得悉国民党特务正在上海多方搜捕朱蕴山，遂改请在港讲法完毕、准备返沪的高僧巨赞法师，将此信带到上海交给陈铭枢。10月，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陆续到达香港。值得一提的是柳亚子看完信后藏在一个镜框里，得以保存下来。镜框正面是孙中山遗像，密信放在像片和镜框背板中间。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11月31日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第一次筹备会，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 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宣告成立。出席代表90人。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电，通过了宣言等4个文件，同时选举成立中央领导机构。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冯玉样、蔡廷锴、谭平山等16人为常务委员。在会上，李济深旗帜鲜明地说：“蒋介石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是我李济深几十年亲身经历，毫不虚假的，我们只有各尽其力，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 1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也从上海来到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民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的中央常委杜斌丞又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当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当时被迫在报刊发表声明，宣布解散。在这次恢复民盟活动的会议上，沈钧儒等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明确宣告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对美国反对派的对华政策和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表示愿意同一切民主党派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这时转移到了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得知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恢复后，立即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和上海局：对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该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 这样一来，蒋介石便陷入了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他苦恼万分，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药都无济于事。从不沾酒、只喝白开水的他，现在每晚却要饮一杯半威士忌，才稍能安眠片刻。这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反省录”，承认：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皖（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襄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为了挽救垂危政局，蒋介石决定召集“行宪国大”，按照首届“国大”制定的宪法，实行总统制，藉以强调其合法地位，巩固其集权统治。 1948年2月29日，“行宪国大”，即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于南京开场，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4月19日，蒋介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行宪国大”的高峰，是竞选副总统。围绕竞选，风波迭起。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有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徐、莫参加竞选，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过是民主的一种摆设。于、程雄心勃勃，志在一搏，企图侥幸取胜。而李、孙实力最雄厚，志在必得。 李宗仁对竞选副总统十分积极。他对政治秘书程思远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他没有说明，在北平的几年中，他曾与燕京大学校长、现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交往。司徒雷登曾对他亲口所说：美国政府对他寄予厚望。程思远问：“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李宗仁执意参加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动员起来，并在南京太平路安乐酒家（现江苏饭店）设立了竞选大本营，下设总务、财务、交际、情报等部。白祟禧、黄绍竑、黄旭初及程思远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1000多根金条，约合黄金1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白崇禧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在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进行活动，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 李宗仁暗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信心倍增。为了拉选票，他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结伴拜客，或临开会时站立会堂门口和代表们握手寒暄，以示民主风度。在一次招待午宴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今天来学习民主，好比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来谈恋爱，这是平生破题第一遭。代表先生、女士们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场’的过来人，可千万不能见笑，还该多多指导帮助我这个‘小妹妹’逐渐熟悉起来才是。”在座的人都忍俊不禁。 4月23日，国大代表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五位候选人都未达到法定票数。24日，依法再选，按规定只有前三名参加竞选，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但是，二选、三选都没有结果，于是依法进行决选。这时，只剩下李、孙二人进行角逐，双方竞选班子无不全力以赴。 正在这关键时刻，社会上忽然出现李“有通共嫌疑”、“勘乱不力”、“台儿庄胜利纯属子虚乌有”等言论。CC系报纸更是对李宗仁诋毁中伤，说他“个人生活腐化、作风不检点”等等。 李宗仁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此时保持沉默，就无异于承认所有的攻击言论属实，使自己陷于被动。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蒋介石在背后撑腰。于是，李宗仁在大悲巷雍园1号他的公馆与白祟禧、黄绍竑商量对策。黄说：“依我愚见，不如宣布退出竞选。”李、白愕然，认为在此关键时刻退出竞选，岂不是把果子拱手让人？黄分析道：“形势已然明朗，蒋介石正竭力为孙科捧场，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如果与他们硬碰，就会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而如果宣布退出竞选，我方代表都不入场参加投票，国大如何收场呢？” 次日，南京各大报以显著位置刊载了李宗仁的声明：“近来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全国舆论顿时大哗。尚在观望的国大代表对李宗仁的处境深表同情。而孙科为表白自己，亦于翌日声明退出竞选。蒋介石骑虎难下，急忙召见白祟禧，表示他决不偏袒任何一方，要白劝李仍参加竞选。李宗仁随即顺风收帆，宣布继续参加选举。 4月29日，在国民大会的第四次选举中，李宗仁获得1438票，孙科获得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取胜，当上了国民政府副总统。 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人们发现，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看上去，李宗仁不像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像随侍总统的马弁。 白祟禧会后问李宗仁为何这样装束，李告之本来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要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不久，白祟禧丢了国防部长的位置，被调往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黄绍竑也不敢常在南京了。李宗仁则处处受到冷遇，只好表面上寄情山水，暗中待机观变。 尾声 三、蒋介石“求和” 说开春以来，解放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分区防御”的战略。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各地战场捷报频传。 为了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东渡黄河，迁往华北。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于3月21日离开米脂县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23日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巳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他们登上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很快就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了。 到达兴县蔡家崖不久，他们又上路了。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驻地。 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 这是自撤离延安后5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而国内形势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尽多地歼灭敌人主力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城南庄来到西柏坡。 西柏坡，现属河北省平山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它离石家庄90公里。 从下半年发起济南战役开始，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探寻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有人坚决主张停战谈判，司徒雷登大使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随后，蒋介石放出了求和的空气。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眼看出了他们在此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 7月27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揭破敌人的假和平运动的阴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份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 由于遭受严重失败，国民党政府在它的后方更加紧控制和镇压，在经济方面发布“财经紧急处分令”，在政治方面发动所谓“特种刑事检举”，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和工人。 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提醒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指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导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由于正确的贯彻实施了这一指示，使国统区多年积蓄的力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接管这些城市，并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一批力量。 为了争取全国胜利早日来到，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礼堂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预言：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再次强调“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毛主席的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些，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在报告今后三年的军事计划时，他说：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战争负担加之于敌人。应准备若干次带有决定性的大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加，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攻坚敌必增援，造成野战的机会。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提出了“军事组织要逐步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实现得更好。”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谈到了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财政和对资产阶级政策等问题。 这次会议，为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的前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统一了行动的步调。 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发动了。 三大战役是一次空前的战略决战，是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们在西柏坡住的院子很近，天天见面。一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换意见，共同商议解决。发出的电文多数由毛泽东起草，少数由周恩来起草，所有军事方面的电文都经周恩来签发。 1948年11月8日，历时近2个月的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1月，声名显赫的杜聿明在徐州被活捉。 1月15日，人民解放军全歼了天津守军13万余人，孤守北平的傅作义在陷于绝境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19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 历史的车轮进入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无疑，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重要工作人员12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如何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的方针。 3月2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的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的车队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这个日子恰好是他们离开陕北的1年零1天。 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下午5时在西苑机场正式举行入城式，叶剑英和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 受检阅的大约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检阅部队后，他们又接见北平市1万多名各界群众代表。 然后，乘坐汽车，向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站的地方开去。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都在这里。 自南京谈判至今，才不到3年的时间，老朋友又见面了，彼此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尾声 四新、新政协召开 自1948年秋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邀请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 为了保证这样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并一直抓得很紧。 在香港，负责这顶工作的是潘汉年和钱之光，协助的有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他们以租用外国轮船运货的名义，秘密地将爱国民主人士分批送往东北和华北。前后这样走的至少有350多人。在大连，刘昂等负责接待。 周恩来一再向接待人员电示：一定要把他们接待好，安全送到目的地。并要求给他们买皮大衣、皮帽子、皮靴，要给他们住好的旅馆，要开欢迎会等。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4人抵达哈尔滨市。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去电表示欢迎并告诉他们：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同时，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李富春发电，要求将《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发给他们，请他们提出意见。 11月5日，周恩来又电告香港分局，要他们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还有茅盾、马寅初、李达、叶圣陶、欧阳予倩、曾昭伦、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立即北上解放区。 1949年2月14日，还在西北坡的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北局等电：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即接他们来平，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 当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这以后，黄炎培等也先后到达北平。 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办公厅到北平不久，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又开始了。但是，这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当年敢于推翻政协决议发动内战，靠的是他手里的武装力量和美国的援助。经过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在内只剩下120万人，正规军只有100多万人，其中不少还是重新补充的。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400多万人以上，并且很多已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实现了机械化。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已经崩溃，物价的飞涨如脱缰的野马，到1948年8月，法币较抗战前夕上涨了300万倍。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使经济更加陷入绝境。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发出求和声明，提出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 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对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也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声明的坚决支持，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地，亦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 国民党政府又于1月8日要求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的请求，但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 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责。 李宗仁上台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的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8项条件中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但是，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手中。蒋介石下台前，就为继续反革命战争作了部署。他任命陈城、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有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州、广州和重庆绥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国民党中常委会移到广州，计划争取3个月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新兵，以便卷土重来。 李宗仁也企图利用国民党的残余兵力，积极备战，重振士气，拉拢一些自由人士进行“民主改革”，依靠长江天险，保住江南及其他某些地区，实现“守江谋和，划江而治”的图谋。 尽管这样，中共中央仍然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站到人民方面来，实现真正和平。 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为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半个月的协商，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意见之后，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 经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以及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的讨论，4月20日，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了渡江战役，强渡长江。 4月22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在其江防被全线突破后，仓皇部署总退却。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许多机构迁移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 23日，胜利渡江的解放军与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胜利会师，红旗插上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 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的崩溃。 25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 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继续留在南京。他在观望和等待，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多方面联系，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施加影响。为此，他曾计划访问北京，但最后被美国国务院否决。 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在他的离华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 白皮书又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它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政权。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海外华侨和特别邀请的代表共634人，来宾300人。 主席台布置的庄严大方，中央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大会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毛泽东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在这个会议上，选举产生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五星红旗为国歌，国都为北京，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在这个会上，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新中国的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宣告中华人民革命共和国政府成立。 首次政务会后，首都北京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入夜，携家带口的人们还在天安门广场流连忘返，北京成了不夜城。 姹紫嫣红的礼花在北京上空绽放异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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