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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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

正文序言

纵欲的困惑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

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珍履三千，凄凉千载！

这首《烛影摇红》丽词，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际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时伤怀之作。绮楼盛境，帝国繁华，转瞬间皆成梦忆，不能不让人扼腕慨叹。

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其实，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遥想圣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使是给后世人以刻板说教印象的理学宗师朱熹，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并不是板着面孔训斥一般士民来压抑基本的欲望。而且，明代以来，“童心说”

、“性灵说”、“情教说”等哲学思潮，都是不断呼吁人们要打破禁欲的桎梏，鼓励众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并竭力尊崇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可惜的是，抛开明代后期非君抑尊思想的进步意义不讲，明朝社会，自上而下，由始至终，爱恨骋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喜乐贪欢，最终皆归并成为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

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璁、明神宗朱翊钧爷孙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党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已贱人”的放纵。此种纵欲，竭性慢人，既非兼爱，又非尊身。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已之利的同时，聚滴成潮，最终成为淹没一切的天下大害。而且，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负性、好刚，使气、矜夸、孤傲、浮躁，成为最为显着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戾气而不是霸气，是狂狷任性而非个性张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任侠，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情求真。

于是，在纵欲快感喷射之后，迷惘、孤寂、苦涩、失落、忧郁、凄苦一涌而上，理性与克制成为了真空，道德感被从社会人群中抽离几尽。内忧外患之中，网罗高张之下，酒醉金迷之间，危机日甚，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中所描写人欲横流、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即使对于今天也极富警省性：“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277 年历史（明朝年代计算有多种说法。

崇祯帝死后，南明有福王、鲁监国、唐王、桂王等政权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即可延至于683 年。但从“大一统”观念看明朝，其终止年代应为1644年）。近三百年间，处于晚期封建社会嬗变时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

（1449年）的八十余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

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统治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奇来的内部崩坍和蛮族外力结束了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

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自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赫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

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盘，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大辫子们这种“柔性”

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赫赫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着”。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当然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机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书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的垢腻油彩，挥退尘封久远的历史沉积，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些已经格式化的并渐渐消隐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却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无情的帝王人生，其实他在立国“道德”层面上却无可指摘，得国最正；朱棣看似治国有道的雄才大略，却真正种下日后女真崛起于东北的深祸至忧；王振公公看似误国误民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于乡儒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明武宗看似嬉乐荒唐的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其实有过赈灾免赋的为善之举；严嵩大学士看似“罪恶满盈”的一生，其实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误，而青年时代的严嵩原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士子；嘉靖年间看似喧扰一时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明神宗看似贪敛暴虐的统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征”的进取（当然还包括由此导致的巨额开销）；魏忠贤看似只手遮天的阉人阴险，其实暗中籍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阁臣士大夫之力，党争的病态使得士人内哄一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据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细推究却发现大都源于投附汉人奴才们的怂恿；李自成、张献忠看似“进步”的农民“革命”意绪，其实不过是出于下岗驿卒和弃伍士卒的怨毒；吴三桂、李成栋看似皆“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各有各自的难言隐衷……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这样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

伤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风流如梦，绮华成空。

苦涩之余，仅以陈子龙一诗述怀：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香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

正文跋

酒色藏孤愤英雄受众疑南国深秋，11月11日，深圳某上海酒家的包房，加上我本人，一共11个人。

“光棍节”的日子，我们个个聚精会神地以一套精致餐具对付着面前肉坚膏足的阳澄湖大闸蟹。正所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醉登高台。

此次宴聚，乃好友江华做东。除我和江华以外，其余九位都是江华在清华读硕士和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时的同学故旧。他们相别数年后，齐集深圳品蟹话旧。

这些人都是纯粹的理工科出身，大多事业有成，现在散居于欧美、香港、北京等处。

嚼咬饕餮之余，众人闲言淡语，观看电视上某电视台一位着名的女主持人专访一位“网络新人”——写明史裹脚布水帖的“点击率先生”。此人在南方一家社区网站颇为“有名”，他动辄以数百万的点击率造假诱引看客，大肆进行低级而有成效的炒作，四处造势造假，最终竟然能以其耸人听闻的造假而出的千万点击率，被出版商推到电视台做专访，“正面”宣传他即将推出的的那本新书。从面相看上去，这个人长着一副貌似木讷、憨厚的大肉脸，几乎让人难以把他这副样子和那个天天阴在键盘后面组织QQ群卖书老鼠会成员四处安装点击率造假软件的“草根”衙役联系在一起。这位网络新派“红人”，他自己派人往自己的帖子里面投放尸体照片，然后阿扁一样大叫特喊他自己被社区网站和网友迫害排挤，借此在另外几个大型网站四处开花，恶炒他所编写的一部明史水帖，最终还真的博取了不少网友的眼球注意力。眼球注意力经济的获利，正是其目的所在。

当我看到这个大肉脸汉子憋尿一样憋出泪水，嘴唇颤抖地表述他“辛勤写作”

和遭受“他人打压”的委曲时，刹那间我自己都真的快要沉浸在这个胖脸汉子的“哀伤”、“无助”、“忍耐”的意绪中。恍然间，胖脸衙役普通话中无法掩饰的尖细泥土方言，一下子把我带回现实中。

可笑的是，屏幕上这位“点击率先生”泣血控诉的对象，在座吃饭的11个人中，除了我和江华以外，9 个人中竟然还有5 个人都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赫连勃勃大王（梅毅）！江华与我当然不必讲，我们都与梅郎相识多年，老友鬼鬼。而包房中其余五位“识者”，他们对赫连勃勃大王的知晓和声名的印象，均得自网络传播渠道。

梅毅的ID“赫连勃勃大王”在互联网上名声赫赫。正因如此，2006年5 月间，他对电视屏幕上这位在一个社区网站历史栏目中安装点击率造假软件的肉胖脸衙役写手发出质疑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心虚之余，这位点击率造假者联手书商，组织网上传销性质的老鼠会，日夜在网上对赫连勃勃大王本人和网站进行攻击和刷屏。为了不使那个网站的历史板块毁于这些刷屏老鼠会之手，赫连勃勃大王选择了退出。其所以黯然离开，恰似苏辙所言：“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

对于这场网上的虚拟争斗，我曾出于好奇询问过梅毅，为何以真身ID“赫连勃勃大王”出头，是否有不晓明哲保身之误。梅毅淡然曰：“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么一位湖北田舍子弟，如此一个于连式奋斗情结浓重的贫寒衙役，想靠写东西发财挣钱买车买房，并非大奸大恶。他肆无忌惮的点击率造假，在败坏网站风气的同时，更恶劣的是他还化装无数马甲上阵，砸压论坛中其他的新写手。见此卑鄙凶恶之人，我焉能袖手旁观，故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真身出面击之。

当然，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揭穿他点击率造假的戏法，影响他发财致富，自觉也有愧失。“孰料，厚道的赫连勃勃大王，却被这个心机深厚的胥吏和无良书商利用，成为他们大肆炒作和卖书的打击着力点。为了打压赫连勃勃大王以抬高他们自己，这几个人居心叵测地把这位网上义士刻划为打击新写手的”网霸“。

君子耻居下流，或许，梅郎沉默退身之时，众恶归焉。

互联网确实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电视上这位耷拉着肥臀趴坐在高脚椅上的肉脸汉子，这位号称自小就极其“痛恨”古汉语的胥吏，不过是一手拿本吴晗的《朱元璋传》，一手拿着一本《北京俏皮话》，在根本不读任何原始史书的前提下，以吴晗的书为线索，再以网络低俗调侃语无厘头“幽默”云山雾罩，东抄西凑，整出一本明朝的连续水帖书，力图想借助明朝的“那点事”，最终发家致富。

还别说，在此附热营营之世，他最终能登堂入室，造假成名，上电视大讲特讲其埋头创作的“艰辛”成名史。而且，点击率造假不仅没有成为他的罪名，反而成为他炒卖自己的噱头。荒谬的世界呵！

当然，我也问过梅郎：“如此多出版社推荐你到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讲课，推荐你到各处电视台露脸、去各大书店签名售书，你为什么皆一味推却？”

梅郎一笑，曰：“抛头露面，何异于插标卖首！我终不效仿时下‘名人’所为。名刀利索，何时能止息！”

梅郎虽号称口中不兴雌黄，眉头不挂烦恼，但无端端依旧在网上陷入小人的阴险圈套。爽朗之人，难免疏阔。但惟显其冒失迂痴，方露其真率。

从另外一方面讲，赫连勃勃大王的金靴，也有点石成金的功效。经他飞脚一踢，把这一兜价廉的孝感麻糖，踢成为路人皆知的绝味鸭脖子。再冷眼观瞧电视上这位貌似忠厚的点击率造假胥吏，真是阴媚男子，看似好语巧笑、侧立俯行的“谦虚”之人，实为嗜利劳劳乞儿鼠辈。

我与梅毅，相识有年，此人确实是大有趣之人。十年之前，初见梅郎，“Iill young ”，梅郎风华依旧，已经成为名满天下的历史散文作家。慨叹之余，不得不佩服梅郎的才情和抵抗岁月的良好心态。历史写作中，他总能以情入文，才趣兼化，最终使其历史散文臻至化妙之境。为防风流得意之事辄过而兴悲凉，梅郎爱以其性灵之笔专心刻划描摹。于是乎，真清寂寞的历史庙堂，在梅郎笔下愈觉有味。

梅郎真才子而美姿容，面白如玉，唇若激朱。其网上ID“赫连勃勃大王”之取名，据我忖度，恰似北齐美男子兰陵王高长恭纵马出阵所戴之狰狞铁面具，特以悍武之罩，掩其清俊之容，万马军中令敌人破胆耳。由此，梅郎以“赫连勃勃大王”之ID的赫赫勇武，驰骋网上虚拟世界中，更能恣意纵横！

梅郎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刻画尽情，描摹恣意。由此观之，玩世、出世、谐世、适世，四种境界，梅郎不谙者惟其第四。梅郎笔下，残阳剩垒，鸦飞荒台，尽是当年繁华盛地；霜冷残花，月迷塞北，皆为昔日英雄战场。抚膺观之，强弱何在，兴亡安有，思此令人泫然。世态极幻，历史悲情，刹那间奔来眼底，炎凉春秋，世事如风飞散。

梅郎写史，恰恰趁其心力强盛之时，借此消其胸中之不平块垒。“酒色藏孤愤，英雄受众疑”。如此恣情于历史烟云之间上下数千年浮沉往事，耗磨壮心，真非常人能及，乃至情人之苦心也。然而，蚌病方能成珠。观乎梅郎，情致超然，所谓“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其人有真气，乃有真性情，故而总览梅郎性情大要，其兼乎狂、奢、痴、情、傲、真六字：

一曰狂。梅郎逢佛杀佛，遇祖杀祖。其满目林泉高致，从不敛眉低首于权贵富豪。青白之顾盼，总同嵇康之粗头乱服；风歌之长啸，尽视黄金宝玉为瓦砾粪壤。梅郎曾经佞佛，一日，此君忽读《文天祥传》，大悟其非，于是乎梅郎千里命驾，自深圳直驱如吉安谒墓。返归之后，我问其人曰：“何为佛祖西来之意？”

梅郎答曰：“碧眼胡儿误众生，文山乃为真男子！”

二曰奢。梅郎真屠钱圣手，号称“钱屠”。厚自奉养之间，梅郎一茶之费千金，一游之掷数万，美馔精舍，穷奢极欲。挥洒弃掷之间，殊不为意。不知梅郎者，总会以为此人乃穷儒青灯爬梳史籍之措大。如此惴惴惶惶之心，岂能料宋子京学士美姬夹侍、巨烛烧燃如昼以修《唐史》之盛观！梅郎豪华倜傥之人，亦爱“不晓天”，其撰史之为颇似宋才子所为。犹如木之有瘿，石之有眼，皆“病”

也，亦不足为奇。而梅郎“钱屠”之癖，亦其率情之显也。

三曰痴。梅郎总爱对盛景生悲情，见落红有诗惜。忆想梅郎昔日之收藏癖足浓，好玉石，好精壶，好印章。一日，梅郎大悟人生苦短，积奇成累，忽然改意，数匣珍稀之物，一朝捐弃无遗，尽散亲朋，殊不以为意。于是乎，红山佳玉，悬于江华肥腻之腰；天工奇壶，晃于文华烟臭之嘴；鸟篆田黄，盖于田颇“经济”

之书。想梅郎几年内坊间肆市内多方孜孜营求搜检之辛劳，观其今日之弃捐不惜，何其憨痴也！

四曰情。梅郎爱伤怀蓓蕾转瞬之凋于烟华，最欢喜月中婵娟之梨花带雨。然究其醇酒美人之耗磨，视世事倩影为消泻排遣，又何其驰放自纵也。吾曾笑语梅郎：“大王你可惜。可惜你胸中奇书太多，笔下文字太好。人患才少，你患才多。

如能不读书，不作文字，应该能成为真名士。“梅郎莞尔：”此语快哉。非你不能道此言，非我不能悟此语。我真想毁笔噤口，可惜总不能忘却世情。“洒然之间，有人询其”无情“之状，梅郎嘿然片刻，答曰：”多情却总似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五曰傲。梅郎骨绣毛锦，精通古今，自是养成奇诡谑浪之傲气。加之其文胎骨清高，气韵华富，玉剖碧明之下，绕肠雄气，郁郁苍苍，尽泄于其汪洋恣肆之史章。其文如人，傲岸不群，畅快新颖而不失于浅，奇崛峥嵘而不失于涩，别出心裁，意气阔达。吾平生最喜者，乃据座倾耳，听梅郎雅人不羁之谈锋；又把盏醒然，观梅郎豪杰恣肆之傲态。

六曰真。梅郎七分才情，三分真气，为人为文从无虚饰，丘壑之意盈盈于胸，从未使缁尘染其素怀。依我所悟，梅郎，东坡之后身也。清阴淡月，雷霆风雨，其行影皆好，把持自如。之所以能得保其真者，盖梅郎灵台寂寂，非似吾辈触途成滞，伺色而声，却步而行，不能澄怀涤虑以处世情。有人笑梅郎屠龙之术无用，讥其青年自致蹭蹬。然不知风雨侵飘之间，春光正自佳，惜世人不能领取消受耳。

梅郎津门名家，自是多识宿儒俊达，然常嘱吾等朋辈为其新书作序跋。明史写毕，梅郎再次嘱余作跋，令人愧然。此等文墨之事真真苦我辈，堆书盈案，千摘百选，方得佳句美词。吾文笔滞涩，总不能效梅郎下笔风生，动辄洋洋万言。

人生如奕棋，关键数着最紧要。梅郎耳绝大声，目绝美色，口绝至味，又能适然忘情，任枝叶飞凋，根株自在，春意随时可发，不劳不瘁，所谓火中金莲花，真真羡杀我辈。

户外鸟飞，修篁静映。而捧数册梅郎史书，赏观叹息。虽不得志于时俗，梅郎超然出尘，寄于史而快于心，坦然自怡。自怡而怡人，至此，虚闲之念顿生，浮日长如小年。不知不觉之中，目酣神醉矣。

是为跋。

亚明2006-12-9

正文 [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1

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公元1421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

北京紫禁城内的御花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满目姹紫嫣红。六十二岁的帝王朱棣脸色阴沉，他扭着大肥屁股斜坐在龙椅之上，观看大戏一样，冷漠而又饶有兴趣的注视数百名宫女在庭苑内遭受惨酷的剐刑。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花样年纪的妙龄宫女，雪白的肌肤被手法纯熟的军士们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毕竟大多是未成年少女，她们对疼痛的忍耐力极其有限，哀嚎声响彻四周。由于不少受刑宫女是朝鲜人，姑娘们临死前的惨嚎和哀呼均以那种听上去很奇怪的母语吭叫而出。御花园内，侍立的兵士和宦者战战兢兢，有许多人吓得双腿打颤，不忍孰视。

此事因由，实则由一桩小事引起――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的宠妃王氏病死，老皇帝哀痛不已。忽然失去了一双能安慰自己老年肉身的白皙玉手，朱棣的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当然，两个儿子为皇储之位明争暗斗，鞑靼部阿鲁台数次侵边等事，也是让朱棣气恼上火的另外因由。烦躁之中，皇宫内有人告发宫人贾氏（朝鲜人）、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朱棣闻之大怒，立命禁卫军把贾氏、鱼氏二人抓起来审问。二位宫人心慌，先行上吊自杀，算是躲过挨剐大劫。

朱棣闻讯更怒，派人把贾氏的几个侍婢抓起，严刑拷问。惨遭折磨不过，几个女孩就自诬说宫内侍婢等人想“谋逆”，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人的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所有这些人，最后皆一个下场：剐！

剐就剐了，大可秘密行刑。但是，性格阴险、变态的朱棣喜欢公开的杀戮，他亲自监刑，分批剐杀宫女，共杀了几天才杀完。这位皇帝以年过花甲之身，不顾胖硕的身坯，每日均孜孜操刀，亲手残杀这些没有任何过错、屈打成招的妙龄少女。当这老混蛋操刀细细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时，姑娘不顾刻骨疼痛，馔血而喷，痛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朱棣闻言更怒，在乱捅宫女致其死命后，又命兵士前去屠灭了这位女孩的三族。然后，他下令画工描绘贾氏、鱼氏两个宫人与宦者裸体相接“磨豆腐”的图画，遍示内宫，以为惩诫。

看着老皇帝身穿金黄龙袍亲自操刀割人，在身边伏侍他已久的老太监和老军将皆不感惊讶。这些人在二十多年间，看过老主子无数次惨酷杀人，特别是朱棣篡夺其亲侄建文帝皇位后，残杀建文大臣，曾对方孝孺有“十族”之诛。所以，朱棣当廷杀人剐人已是见惯不怪的“常态”。

明王朝阵阵的血腥气，在它的起始年代，就弥漫四出，经久不绝……独裁老皇帝咽气前的担忧凤阳（濠州）要饭花子出身的朱元璋，乱世撞大运，在诸位文臣武将支持下，于元末诸路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

洪武三年，大功告成之际，论功行赏，封十人为公爵，二十八人为候爵，丹书铁券，誓言历历。众人总以为“河带山砺，爱及苗裔”，然而，不过二十年间，朱元璋屡行大狱，诛戮功臣，牵连株引，从前为他血战沙场的武臣谋士不仅自身首领难保，三宗九族也在阴险毒辣的老头子诏示下被杀个精光，其间总共有四万多人人头落地，中间不仅有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的胡维庸、李善长，也有为明朝立功无数的大将军蓝玉，更有甚者，朱元璋连其亲侄亲甥等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不放过，疑之必死，臆之必死，竞其因由，老头子不过是想其子孙后代安稳坐江山，一世、二世、乃至三世、万世，斩除任何危胁朱家帝系的微小可能因素。

另一方面，朱皇帝又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当时，他有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在对帝国各级官吏抠门紧缩要求“廉洁奉公”的同时，朱元璋对姓朱的皇族肆其所欲。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200 石。

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竞繁殖有几十万之众，试想，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几乎可以把一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同时，明朝打着反腐倡廉的旗号，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尽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估计天道煌煌有征，朱元璋六十五岁那年，其仁弱的太子朱标因病而死，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无限悲伤，亲御东角门，对群臣垂泣，第一次显现出其悲惶、苍凉的独裁者的惊恐。无奈之余，依据父子家天下的古礼，在群臣推拥下，懿文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备位东宫。

6 年后，残忍冷酷至极的老坏蛋终于翘了辫子，估计闭眼蹬腿倒气之时，朱元璋心中还有那种天生小人式的心理慰籍——我老朱家皇脉嫡系相承，一世、二世乃至万世都是我老朱家正统相传的铁打天下。

又有谁能料到，数年之间，叔侄相争，同姓相残，大明朝文臣武将没有出来觊觎皇位的（稍有头脑和武勇的都被整家诛杀），反倒是朱老头子自己的宝贝儿子朱棣横里杀出，坐上了原为与他基本无缘的龙椅。

建文帝削夺诸藩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太子朱标的嫡子，自小聪慧好学。朱标患重病时，朱允炆才十四岁，昼夜立侍其父懿文太子（朱标）床前，绝对是个仁孝的好苗子。

想想现在中国家庭中与其年纪相仿的“太子爷”们，正是天天沉迷于花钱打游戏机、买一千多块一双运动鞋以及看电视睡懒觉的年纪，如果老爹老妈得病，肯定百分百没有朱允炆那份孝心。朱允炆端屎端尿，喂汤喂药伺候亲爹两年多，身子骨孱弱的老太子朱标终于命赴黄泉，朱允炆至孝之人，居丧毁瘠过哀，不食数日，真正体现了封建时代人子的纯孝之情。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哀不自胜，抚着孙儿的背，劝说道：“你真是孝顺呵！别这样悲哀不吃东西，会拖坏了身子骨，我还活着啊，让我怎么办！”朱允炆这才稍稍进食，收泪强忍哀痛，以使皇爷安心。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10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洪武二十九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帝国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

以前，当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在刑狱方面多所减省，救回不少人命。当时，太子还惹得刻薄寡恩、天性好杀的朱元璋老大不高兴。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效仿其父，凡事以宽大为怀。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杀了个精光，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龙心甚悦”。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还根据《礼经》

，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七十三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天下称颂。洪武二十八年，明廷诏去黥、刺、剕、阉割诸刑，想必也是皇太孙劝老皇帝去严刑之效。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阴狠毒辣，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明帝为建文帝元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朱元璋儿子辈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

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毕竟也是一仁弱书生，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自言自语道：“有这种谋略，我以后就不会担忧了！”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至亲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毕竟是穷和尚要饭花子出身，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那样理解得深透，想不到他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千百万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帝国。

虽然朱元璋喜怒元常，总以杀人为乐事，但其臣子中也不乏深思远虑、耿耿忠心之辈。早在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

的隐患：

“《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在点明了诸候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

“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

“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锦衣卫兵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住大狱，五刑毕具，把他活活拷掠至死。

此后，就此事再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屁股眼都是“逆鳞”，况且议论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

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他们这些“孝子”进京哭临。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又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建文帝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流言四起，多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招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历兵，很难一下子搞掂，他主张应该宜先取周王，剪去燕王手足，然后再图燕王不迟。

建文帝年青，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接着，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又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虐残暴”

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实行“双规”。

由于事出忽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废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这被逮的两个王爷“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修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有理有节，言深意切：

“我高皇帝（朱元璋）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居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乱。今诸藩骄逸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候而少其力‘。臣愚谓今宜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策。可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诸王子北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北分封于西北，小共地，大其城，以分其地。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高巍建议的这一方法非常得当，即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如此，诸候势弱，自然天子势强。建文帝嘉之，然不能采用施行。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左木右遍）有“不法事”，废其为庶人。

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鞠审。

这位湘王朱柏挺倔宁，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下诏齐王朱赙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

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

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一俟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依笔者愚见，谷应泰也是妄自忖度。朱元璋何其残暴之君，他一辈子心思用在防臣、防民、钳制人口、诛戮有功，怎么又会有人当他在世时敢指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疏奏，老家伙定会追根潮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稍有不慎，三宗九族，顿成齑粉！

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朱棣，正统史书（包括清朝修的《明史》）都讲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与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枫与周王朱（左木右肃）皆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但正史中也有虚透消息之处，在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的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令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为此，再查周王朱（左木右肃），其生母是朱元璋的硕妃孙氏，据明清时的笔记史料记载，孙氏是高丽人。当然，败走沙漠的蒙古人（汉化的蒙古史家）也有记载说朱棣是元顺帝没来得及逃走的妃子弘吉剌氏所生。弘吉剌被朱元璋纳为后宫时已怀孕两三个月，这样一来，朱棣倒是元顺帝的后人了。当然，这种说法传奇性比较大，正如民间渲染元顺帝本来就是宋朝被俘末帝的血脉一样，是失败者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不过，史载朱棣“貌奇伟，美髭髯”，这种样貌和他窝瓜脸、贱人相的老爹朱元璋反差巨大，笔者倒深信他身上有北方高丽人的血脉因子。说一千道一万，什么时候开挖明长陵考古，验一验DNA ，朱棣的真正身世一定可大白于天下。

无论朱棣亲妈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他是朱元璋亲儿子。洪武三年，朱棣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朱棣于北平（今北京）开藩王府。大概久习战，长年在朔方征战，朱棣年青时就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和皇兄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枫一同勒兵进讨蒙古残部乃儿不花。朱樉和朱枫怯懦，皆逗留不进。朱棣倍道兼行，指挥所部士兵直趋迤都山，大败乃儿不花，缴获人口牛马无数。听闻儿子朱棣大胜的消息，朱元璋大喜，此后屡派朱棣师诸将出征，并令他节制沿边士马。可见，朱棣是个久习边事且弓马娴熟的善武王爷，并有近二十年独霸一方的经验。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已动窥位之心。日后朱棣篡位成功成为永历皇帝，承其命篡写的“国史”里，无聊的奴才文人们添油加醋，追述当时，描写说：“皇太孙（朱允炆）生而额颅稍偏，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人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朱棣），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这些小说家式的谎言，无非是讲建文帝长得不周正，无人君之貌。

如果按样貌类推，历史上瘸麻瞎的皇帝真有不少，也被史臣个个附会成异兆龙征，不同凡响。建文帝倒霉失败，连因小时侧睡而造成“额颅稍偏”，也成为不能为帝的把柄，完全不能服人。此外，如果讲诗词歌赋，朱棣久于军旅，吟诗作对之才再怎么不凡也绝对比不上自幼就有一帮硕儒辅导的建文帝，大字不识几个的朱元璋也绝不会因对上一个好对子而生易储之心。永历帝属下谀臣无聊，确实让人难忍。

此外，明朝郑晓所做《逊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命帝（建文）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应该更是附会的小说家言。老要饭花子出身的朱皇帝不可能悟出此深奥的诗境，且诗意纤弱颓靡，不象硕儒教出来的皇太孙所作，倒象落拓书生所为。

为了烘托燕王朱棣有九五异兆，后来的小人儒还编撰如下故事：

“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姚广孝）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燕王遂乞道衍，得之“。

“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

道衍和尚至北平后，又推荐相士袁珙。

“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与饮于酒肆。王服卫士服，偕卫士九人入肆沽。珙趋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轻如此？‘燕王佯不省，曰：“吾辈皆护卫校士也。

‘珙不对。乃召见，详叩之，珙稽首曰：“殿下异曰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袁珙一介吃相面饭的鬼精灵之人，又有道衍和尚光前相“点醒”，加上朱棣大摇大摆的“高干”气质，傻B 弱智才瞧不出他是谁。听说自己异日当为“太平天子”，乃疑乃喜，最后密召此人入私邸，无论这段记述真实与否，倒把朱棣做藩王时就已萌生的篡逆之心揭示得一览无杂。

建文帝即位，周王朱肃首先被逮，使得本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朱棣也知道篡逆是十恶不数大罪，勾引术士相人在身边无非是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并对左右从人施以心理暗示。）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

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戎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芮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由此大见信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推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老实人，又值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朱棣多疑，殆似其父朱元璋。葛诚回来后，他觉察这个人神色有异，顿时起疑。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侄子建文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大庭广众之下，朱棣愤然抗然，显然不仅老奸巨滑，确实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之罪。建文帝仁厚，表示说“至亲勿问”。

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朱元璋）。夫北平者，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藏于袖中，不置可否。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卓敬出言不凡，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之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示意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真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在南京如果想处置燕王朱棣，两狱卒之力耳，可以随便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先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让后人纳闷的是，也不知一直出主意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手，放虎归山，养虚反噬，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派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他还密诏张芮、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

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候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当时有参谋劝他不要把几个儿子都派入京师参加祭礼。燕王朱棣一语道破心机：“此举，只为令朝廷对我不再怀疑。”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不是好事。不如遣还。”秀才议事，思前想后，终无成者。倒是燕王儿子三兄弟的亲舅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惟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建文帝犹豫，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饮酒纵马欢歌，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就在仪式后把三人好好打发归国。朱高煦临走，还偷偷潜入舅舅徐辉祖的马厩，盗走最好的一匹马，其无赖之性暴露无遗。

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忽然生悔，生怕三个小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现在，看见三个人根毛未动、全须全尾无恙返回，朱棣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了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当属这位朱高煦。彼时，建文帝大叹“吾悔不用辉祖之言！”为时已晚。

既然已放虎归山，建文君臣已应该观变待时，不要激起朱棣急反之心。可是，建文元年七月，这位年青的皇帝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

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夺人酒食胡吃海塞，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叫骂，一整天一整天地假装不省人事。

建文帝眼线张芮、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他们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

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确也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明廷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军区司令）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任，命他亲自逮捕朱棣。

假使张信受命，朱棣再大的本事，也不过一王府独龙，皇诏一下，众人放杖，逮送京师，故事也就至此告一段落。

历史偏偏就在关键时刻出现戏剧性。

朱棣的“靖难”起兵张信手拿密敕，忧虑，不敢声张，只是愁眉苦脸地唉声叹气。他母亲疑而问之，张信以实相对。其母大惊，说：“不可。吾故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至此，朱棣一直在自己身边聚集和尚、道士、相士的“包袱”

才在这关键处抖落。这老娘们肯定平时喜斋乐佛，常常走庙入观，听见不少流言，相信这位燕王是九五真龙。

亲妈的话不能不听，张信主意已定，决计向燕王摊牌。

张信策马至燕王府邸，为门人所拦，推脱说大王病重，不能见人，其实是朱棣害怕被人当面擒拿，外面来人一律免见。这张信也有办法，改乘一妇人小轿，乔装打扮，径入府门，再自报真实身份求见。

朱棣不得已，哼哼唧唧，歪在床上勉强“带病”接见。张信入室，纳头便拜。

朱棣假装半身不遂，吱吱呀呀就会比划，假装不能言语。

张信说：“殿下您别这样装了。有什么要事请与在下商议。”

朱棣大着舌头，哆哆嗦嗦，说：“我病得厉害，不是假装。”

张信又说：“殿下如果不对为臣讲实话，我身上有敕令，您应该马上束手就擒，入京鞠讯；如您心中有意，请别瞒我！”

见张信如此推心置腹，朱棣不敢再装，连忙从床上滚落向张信，下拜，说：

“您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随即，两人密语多时，又把和尚道衍召入一起计议起事。（朱棣称帝后，对于在战场上无尺寸之功的张信“论功比诸战将，进都督佥事。封隆平侯，禄千石，与世伯券。”无论是朝会还是平时见面，朱棣都呼张信为“恩张”，不仅如此，大凡察籓王动静等特务密事，皆命张信去办，对他一直荣宠不衰。）与此同时，张芮、谢贵等人手执建文帝所下逮捕燕王府官以及削夺燕王爵号的诏书，率领北平七衙属吏及屯田军士把燕王府城包围起来。

有张信表示支持，朱棣心中稍安，他忙唤卫队长（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壮士八百人入衙府，以待急变。

张芮、谢贵等人率兵包围王府后，高声唤王府属官出门就逮。为了虚张声势，他们不停往王府内射上几箭。由于燕王府内兵少，朱棣也很惊惧，问左右：

“他们的兵士在外面满街都是，怎么办呢？”

卫队长朱能出主意：“如果能先擒杀张芮、谢贵，别的兵士就容易对付。”

朱棣沉吟半晌，想出一计。“既然诏令是逮捕我府内官属，可以诳骗张、谢二人入王府，告诉他们诏令中要逮捕的众人已经在押，需要他们两人进府验看。”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对外声称自己重疾得愈。事先，他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约定以令行事。然后，他派人召唤张芮、谢贵两人入王府。

起先，张芮、谢贵怕中计，不来。为了诳骗两人，燕王又派人拿着写有诏逮官属的详细名单送给二人观看，表明是请两个军官入内查验“犯人”正身。张、谢两人思虑再三，加上建文帝诏令只说是逮捕燕王官属，和这位皇叔还没完全撕破脸，踌躇片刻，便按剑前行。

临入王府大门，张、谢两人身边的众卫士被门卫呵止。由于朱元璋时代皇族高于天的余威，王府确实不能随意进入，本着惯性思维，张、谢两人也没有坚持带护卫入府。

进入燕王府大堂，看见朱棣曳杖而坐，俨然大病初愈的样子。两旁府属齐集，音乐声起，赐宴行酒。酒过三巡，有侍女端献精美漆案，上有瓜片排列齐整。

“正好有人进献新瓜，今与卿等尝之。”说着话，朱棣站起身，亲身拿起两片瓜，朝张、谢两人走来。两人起身躬谢，正要伸手接瓜，不料，朱棣忽然变脸，大骂道：“就是平常编户齐民老百姓，兄弟宗族尚能相保全。我身为天子亲属，朝夕忧恐自身性命。朝廷待我如此，天下又有何事不可为！”言毕，朱棣掷瓜于地，嗔目怒视张芮、谢贵。

燕王府内顿时伏兵大起，众卫士拥上前把张、谢两人绑缚起来，葛诚等建文帝“内应”也被当即拿下。朱棣扔掉手中拐杖，大叫道：“我根本没病，是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为此计”。他把手一挥，叱出张、谢等人，皆斩于王府堂前。

张芮、谢贵两人的卫士从属多人在王府门外等了许久，都认为两人和王爷饮宴，稍稍散去。不久，听说张、谢两人被燕王杀掉，包围王城的明军群龙无首，应时溃散。只有北平都指挥彭二比较沉着，单人匹马于市中大呼“燕王造反”，集兵士千余人，猛攻端礼门。正指挥间，燕王手下两个健卒乘乱进前，把彭二砍落于马下，乱刀杀死，众兵迸散。

朱棣又急忙下令，命张玉等人率兵乘夜突击，攻夺北平九门。由于事起苍猝，八个门楼被一举攻下，只有西直门兵士顽强，一直死守。燕王派指挥唐云单骑谕降：“你们别自找多事，朝廷现在已经答应燕王自制北方。现在投兵，一概不问，稍有延迟，定斩不饶！”守门官兵一时惶急，不知真假，也都一哄而散。仅仅两、三日内，燕王朱棣已经搞掂整个北平城，朝廷派来的都指挥使余（左王右真）和马宣身边士兵寥寥无几，一个退守居庸关，一个逃往蓟州。

明将宋忠率兵三万自开平奔至居庸关，深惧燕兵勇猛，这草包竟然退保怀来。

至此，燕王朱棣援引明太祖《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称其军为“靖难之师”，正式举兵反叛。

建文君臣闻变，下诏削夺燕王属籍。双方开打。

朱棣起兵后，进军非常顺利。大军甫至通州，据守的明将房胜就举城降附。

燕将张玉很快攻陷蓟州，杀明将马宣；又破遵化，下密云。不久，又攻陷居庸关，明守将余真因援兵不至，弃城奔往在怀来扎营的宋忠。

龙虎决斗——“靖难之役”的六次大战朱棣毕竟不是笼里养出的娇鸟。他自少年时代起就随朱元璋征战，成年后又独当一面，是久娴军旅的师才。击走余真后，审时度势，朱棣认定明将宋忠拥数万兵于怀来，必会在建文帝诏旨催促下进据居庸关。因此，朱棣下令军队进前主动出击。

诸将不解，言道：“彼众我寡，难与争锋。不如乘关据守，待其来犯。”

朱棣力排众议：“宋忠部伍新集，军心不齐。应以智胜，不能力取。而且宋忠为人刚愎自用，轻躁寡谋，乘其犹豫首鼠之时，击之必破！”

言毕，朱棣率八千骑军精锐，卷甲倍道而行，直趋怀来。而且，他据鞍指挥，面有喜色。这些表现，均说明朱棣显然是成竹在胸。

本来，宋忠先在军中玩心理战，放言说明军在北平的家属皆为燕兵所杀，积尸满路，想籍此激怒属下将士死战。朱棣早已得知情报，他先派明军在北平的一帮子弟高举大旗为先锋，隔老远就呼兄唤弟，告知全家安康，阖门无恙。朱忠手下北平籍的兵将皆心中大喜，相互传语：“宋都督骗我们。”很快，绝大部分北平籍明军倒戈跑掉。

宋忠无奈，只得率余众苍猝列阵。阵形未稳，朱棣的燕军已将呐喊鼓噪冲过来，大呼向前。明军都指挥孙泰非常勇猛，策马迎着燕兵猛冲，杀伤不少燕兵燕将。朱棣忙找几个神射手上前，迎头就射，把孙泰射得遍体流血。孙将军一腔忠勇，不顾血流遍甲，奋呼陷阵而死。孙泰一死，本来心里就发虚的明军见势不妙，纷纷溃逃，返奔入怀来城。燕军尾随追入，攻陷怀来，把宋忠、余真以及都指挥彭聚三人活捉，送至燕王马前。

此三将打仗虽不得力，却都是忠义之士，皆不屈被杀。见主将如此，被俘的一百多明军中级将校皆不肯投降，慷慨就死。明初将士，多忠义之人，绝对不象明末的武将已被太平岁月腐化了意志，逮谁降谁。他们虽然被朱明同姓的燕王所擒，也能保持效忠中央朝廷的大节，确令后人敬重。

燕兵攻克怀来后，势如破竹，开平、龙门、上谷、云中皆不攻自破。不久，又攻陷永平。至此，朱棣的北平大后方根据地已成稳固之基，再无太大的后顾之忧，可以锐意南下。

北方军情如此紧急，建文君臣并没有十分在意，认为燕王朱棣只是侥幸得胜。

当时，建文帝正锐意文治，天天与方孝孺等大学者、诸文臣们讨论《周官》

法度。

黄子澄虽是书生出身，却也能看出燕兵来者不善，劝谏道：“燕兵素强，不早御之，恐河北尽失。”

至此，建文帝才派长兴侯联炳文、驸马都尉李坚等人率师北伐，抵挡燕兵的进攻。黄子澄不放心，接着下令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以及十多位都指挥使数道并进，号称百万，直趋北平方向进军，并飞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助给军饷及后勤支持。

众将出发前，建文帝御大殿送行。如果是讲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官话废话都不打紧，偏偏建文帝饱读诗书，又是柔仁之主，他劝诫众将：“从前南朝梁国萧绎为了登上帝座，命令他的属下时有‘六门之内，自极兵威’（意思是怂勇他的手下趁乱杀掉他的三哥、侯景所立的简文帝萧纲）之语，这样的事情不祥至极。现在，你们这些将士将要和燕王对垒交战，千万注意不要杀伤燕王，不要使朕有杀叔父的坏名声留于后世。”——这种“谆谆”嘱托是建文帝一生以来最臭的一招棋。

燕王朱棣造反，危胁大明家国社稷，双方主力未接，皇帝竟讲明不能让这位“反贼”叔父有损伤，诸将投鼠忌器，兵士又不敢抱“擒贼先擒王，杀贼先杀头”

之心，由此，就可以预见日后明军面对燕兵时的困窘之境。

大战之一真定之役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9 月，明朝长兴侯耿炳文等人率三十万大军进驻真定，徐兵率兵十万驻河间，潘忠率数万军驻莫州，杨松率九千精兵为先锋进扎雄县，准备与潘忠会军攻打燕军。由此，明、燕两军的第一次大战——真定大战揭开序幕。

燕将张玉骁勇有谋，先行化装对耿炳文明军进行了一番实地侦察，回答后向燕王朱棣报告：“耿炳文所率明军毫无纪律，自恃人多，杂乱布营。潘忠、杨松扼我军南路，应该先吃掉这两个人的部队。”朱棣闻言大悦，亲自率兵至涿州。

他在娄桑稍作修整后，引军急渡白沟河。上岸后，他对诸将说：“今夜是中秋佳节，明军不知我军已至，必会饮酒作乐，乘他们不备，我们必破敌军！”

半夜，燕军静悄悄赶至雄县城下，缘城而上。城内明军丝毫没有准备，酒酣刚刚入睡，忽闻刀枪呐喊之声，个个惊起。毕竟这些明军是先锋兵，只是思想麻痹，战斗力意志力并不弱，纷纷死战，但最终因枪械刀器不及操持，不敌武装到牙齿的燕兵。结果，杨松与其九千明兵全部战死，其上好骏马八千多匹也全为燕军所获。

朱棣并未在雄县城内大摆庆功宴。他预料到在莫州驻军的明将潘忠知道雄县有事必会提兵赶来增援，急命将领率千余人渡月样桥，在水中埋伏。诸将问因由，朱棣讲：“潘忠想不到雄县城这么容易被我攻陷，我们半路埋伏截击，必能活捉此将。”

潘忠闻先锋兵受到进攻，果然率军望雄县杀来。刚过月样桥，忽然望见对面远处燕军迎面冲来。正惊愕间，路旁火炮大作，从桥下水中乱窜出浑身是水的燕军，举刀朝明军乱剁。

潘忠想后撤，月样桥已被燕军所据，进退失据，明军掉落桥下溺死无数，潘忠本人也被燕兵生擒。

连番胜利，朱棣自己也觉喜出望外，急询众将下一步该怎么办。燕将张玉出主意：“应该直趋真定！我军新胜气锐，乘敌立足为稳，可一举击破！”众人称善。

行至半路，耿炳文手下部将张保来降，告知说明军三十万部队中已有十三万先至滹沱河，分据南北两岸。

朱棣安抚张保，让他回转明营，以自己兵败被俘、乘间逃出为借口，作为燕兵进攻时的内应。

燕军诸将都觉不妥，认为应该乘敌不备，忽然袭取，不应该放回张保。朱棣老谋深算，讲出自己的计策：

“明军分据河南、北两岸，说明他们已知道我军正往前进，有所准备。现在让张保回答告诉我们已经临近，明军必定把南岸的兵马全部调往北岸，并力与我军相战，这样我们可一举消灭南北两岸十三万明军。如果明军分屯南、北两岸，我军战胜北岸明军后，疲累喘息之际，南岸明军忽然进攻，我们必败无疑。而且，我们临阵向明军耀威，告知其雄县、莫县军队已经被歼，他们兵将定然气沮，可一举灭其威气。”

布置妥当后，燕王朱棣只率三骑至真定东门，突入明军运粮后勤部队，捉了两个“舌头”，一问，明军果然已经南营北移。

朱棣率数十轻骑，边呐喊边冲锋，绕出城西南，连搅明军两营。耿炳文闻讯，赶忙率兵出贼，燕将张玉、马云、朱能等人率燕兵冲前奋击，朱棣率数百奇兵循城从背后夹击，一行人虎狼般横贯明军南阵。

明军立足未稳，一时大溃，耿炳文见已军已败，连忙往后撤退。退至滹沱河东，耿炳文整残兵数万，重新列阵与燕兵对决。

燕将朱能举槊大呼，率先冲入明军阵中，燕兵也高呼狂叫，跟随主将入阵击杀。明军见敌人勇猛，各自掉头逃命，自相蹂躏，死者无算。

耿炳文策马逃跑，直往真定城内窜奔。剩余跑得快的明军惊乱之间，争门而入，又挤死踩死许多，最终只有少数明军入城，放下沉重的城门，乘城固守。

明将吴杰等来援，还未及至，听说耿炳文大败，明军皆抱头鼠窜。

野战可以凭籍勇气一冲而胜，攻城却是另外一回事。燕军猛攻三日，真定城内明军死守。朱棣见燕兵已疲，反正已经旗开得胜，军心已稳，就率军回北平休整。

败讯传回京师，建文帝大怒，说：“耿炳文老将，竟一战而摧锋，以后怎么办！”

黄子澄安慰建文帝：“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再调五十万军队，齐围北平，以众击寡，必能克敌。”

黄子澄又建议以李景隆替换耿炳文。建文帝亲自在江边为李景隆（李景隆父亲李文忠是朱元璋亲外甥，所以他是建文帝表哥）送行，赐其通天犀带，并诏令这位大将有专征杀伐之权。

大战之二北平之役曹国公李景隆春风得意，专征专杀专制大权在手，他这辈子幸亏燕王造反，才修来如此的福分和风光。他乘豪华的皇家驿车赶至德州，收集耿炳文的残兵败将，调集各路军马凑集五十万众，在河间扎下大营。

一直镇守辽东的明将江阴侯吴高也与耿瓛等人率军包围了燕军驻扎的永平城。

燕王朱棣乍听明军又有五十万兵马从来攻，起先很是忧虑。再听说是李景隆为主师，朱棣眉头顿展，哈哈大笑起来：“李九江（景隆小名叫九江）膏梁竖子耳！寡谋而骄，色历而馁，未常习兵见阵，（建文帝）辄予以五十万众，是自坑之也。”

燕军诸将不知虚实，从前也没和李景隆这位“高干子弟”打过交道，纷纷劝朱棣不要轻敌。

朱棣笑言道：“兵法有五败，（李）景隆皆蹈之。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兵衣单，不足披冒霜雪，加之兵无余粮，马无宿草，二也；不量险易，冒入趋利，三也；领而不治，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四也；部伍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五也。李景隆五败皆备，何能为也！”

同时，朱棣做出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李景隆知道我本人在北平居守，肯定不敢来攻。我现在要去驰援永平。李景隆知道我不在城里，必集大军攻城，到时我回师反击，坚城在前，大军在后，必能破敌！”

燕军将领虽都认为燕王言之有理，但仍认为北平城军队太少，众寡不敌。朱棣又开导他们：“城中部队，出战则不足，守城则有余。我率兵在外，随机应变。

我出兵并不是为了救永平之围，主要是赚李景隆来围城。江阴候吴高为人胆怯，我本人一到，他必从永平撤走，到时我就不会在外面耽误，立马杀个回马枪。

“临行前，朱棣严嘱居守的世子朱高炽坚守北平，切毋出战。

朱棣一直是奇兵取胜。当他亲率燕兵至永平时，江阴候吴高等人的明军还正在城外垒营。燕王猝至，吴高大败，数千明军被杀，退保山海关。

朱棣有勇有谋，认为吴高战斗之中虽然常怯阵，但为人行事缜密，善于城守。

于是，他就使“反间计”，给吴高写信盛赞其作战有方、为人厚道。建文帝闻讯，马上下诏削夺吴高的候爵，徒广西安置，只令明将杨文守辽东。

1399年11月，朱棣置北平于不顾，乘胜又率燕兵直趋大宁。

驻守大宁的是朱元璋另一个儿子宁王朱权，他是朱棣的十七弟。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建文帝继位后，深恐宁王朱权与朱棣合谋，下诏削朱权护卫三军。朱权正郁闷间，忽闻燕王从刘家口间道直趋大宁，未来得及反应，燕兵已经攻克大宁西门。朱棣单骑入宫，极称自己受建文君臣迫害之状，兄弟二人抱头大哭。

朱棣奇袭大宁，此招是险中求胜，一举两得。因为当时大宁朱权属下的明军多是蒙元降附将士，战斗力极强，全都聚集在松亭关防御。这些将士家属都在大宁城内。朱棣入城后，厚抚大宁将士家属，松亭关的明朝蒙裔将士听闻子弟妇孺安全，纷纷暗中约结投附。

宁王朱权对外事一无所闻，天王和皇兄朱棣饮酒称冤，因为他本人并未造反与朝廷相抗。见诸事已了，燕王朱棣辞行，宁王朱权肯定要与皇兄送别。刚至郊外，正执酒送别间，伏兵四起，燕兵劫持这位泪眼未干的宁王，入关而西，直奔北平。随燕军后行的，还有未曾与燕军一战就降附的骁勇蒙古兵——朵颜诸卫数万人及战车数千辆。（福兮祸兮。这位宁王朱权被裹胁造反，糊里糊涂地被四哥连同世子嫔妃一干人众劫持入燕。朱权善谋，又会写文章，被劫持后就也死心踏地，常常亲自为燕王撰写檄文。朱棣当时答应他，成功后“当中分天下”。当然，这也就是说说玩而已。朱棣称帝后，朱权知道自己再要求回大宁肯定会受疑忌，就请求朱棣封自己在苏州或杭州为王。朱棣认为两地皆太近南京，不许，最后封其地于僻远的南昌。朱权深知皇兄嗜杀好疑，自构豪华别墅一间，整日读书鼓琴，朱棣在位期间也一直没有“惦记”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朱权倚老卖老，上书说南昌本来不是他的封国，要回大宁。明仁宗回信，抢白他一顿：“南昌之地，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碰了钉子之后，朱权索性不再想别的，天天与一帮文士饮酒赋诗，还撰《通鉴博论》二卷，善终于室。）回头再说明军统帅李景隆。

李景隆听说朱棣本人自帅军队出攻大宁，非常高兴，连忙率明军进渡芦沟桥，直逼北平。桥上并无燕兵把守，李景隆沾沾自喜，言道：“连此桥也不派兵把守，可见燕兵将师没有见识！”其实，朱棣临出发前就进过：“就要使李景隆困于北平坚城之下”。因此撤掉芦沟桥的燕军守卫。

李景隆率明军把北平城围得铁桶一般，在九门筑垒，挥军猛攻北平。

明初虽有攻城火炮，但攻城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加之燕王起兵以来一直早有准备，深沟高垒，城墙加厚，五十万明军一时间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看着进攻的将士在城下“前仆后继”。

攻击北平丽正门的一支明军战斗力很强，已经有一股部队冲开城门，逼得城内一帮妇女都在城上掷瓦投石，帮助燕兵御敌。如果李景隆指挥有方，再派上数千后备队，丽正门必破无疑。坚城再牢，只要一门被攻破，很快就会全城陷落。

但李景隆号令不严，已经登城的明军忽然撤退。可见，明军的战斗力不弱，约束力很差。攻打丽正门明军看见后面没有后援，就自作主张回到营垒休整。

受此警吓，北平燕军防守益坚。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严肃部署，用人得当。

燕兵燕将还常常乘夜缒下城闯入明营中乱杀一气，明军扰乱纷纷。不得已，明军退营十里。

胶着期间，明朝都督瞿能奋勇当先，在他两个儿子的帮助下，率精骑一千多，乘乱杀入北平张掖门，锐不可当。攻入城门后，燕兵拥上厮杀，瞿能父子一面抵挡，一面派人飞速报告李景隆派兵增援。李景隆妒忌瞿能勇武，怕他夺取攻燕头功，不仅没派人支援，反而派信使阻止瞿能，让他们退出城门，说是等大队明军齐至时一起再攻入。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燕兵连夜在城墙上泼水，天寒冰结，转天早上整个北平城变成坚硬光滑无比的大冰墙，任明军再有天大本事也登附不上。

北平守军争取了宝贵时间，燕王朱棣回军路上也十分顺利。朱棣在会州还做了短暂休整，简阅将士，把军队分为五军，各以张玉、朱能等勇将为帅，并把在大宁的归附蒙古骑兵分编入各军。

1399年十二月，朱棣所率燕兵乘北河水冻结，突然对明先锋都督陈晖发起进攻，大败明军，败逃明军掉头逃跑，人多脚重，冰河大开，又淹死无算。

燕兵乘胜，奇兵左右出击，连破明军七营，直逼李景隆中军大营。燕将张玉等人部勒军马，列阵逼前，把明军逼得节节后退。

明军刚刚退至城下，北平城内城门大开，燕兵高呼从里面杀出，双方夹击。

李景隆明军再也支持不住，他本人弃大营连夜逃跑。

转天早晨，固守九门营垒的明军奋力抵拒，仍被燕兵攻破四垒。惶急之间，大家又听说主帅李景隆不知去向，顿时星散，丢弃兵粮，晨夜南奔。

李景隆兔子一样，一直逃到德州。

建文帝隐约也听闻战事不利，就问黄子澄进展如何。由于李景隆是自己极力推荐，黄子澄匿败不报，回复说：“听说我军交战数胜，但天气奇寒，士卒不能忍受，现暂回德州，待明年春天再大举进攻。”同时，黄子澄派人急报李景隆不要以败讯上闻。

建文帝不知情，派下特诏加李景隆太子太师，兼赐玺书、金币、御酒、貂裘。

大战之三白沟河之役李景隆在德州召集整合各道明军。燕王朱棣也没闲着。他大集诸将，骁喻道：

“李景隆在德州休整，肯定想等明年春天再大举进攻。现在要做的是诱出南军使其无暇休整。因此，我想亲自率军进攻大同。大同告急，李景隆肯定会派军去救援。南兵体力脆弱，大冬天在苦寒冰冷的北方往来行军，疲于奔命，因冻饿就会逃散不少。拖到明年春天，我们再依据形势击破朝廷主力。”

经过几次恶战，已经见识了燕王算无遗策，燕将没有一人表示异议，都表示完全同意。于是燕兵在朱棣带领下出直紫荆关，攻克广昌。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又包围蔚州，不久明军守将投降。燕军兵不血刃，直进大同，声势甚猛。李景隆闻警，忙亲自率军救大同。明军这边从紫荆关进来，那边厢朱棣已经由居庸关回去，返回北平，兜个大圈，胜利回城。

其间，最苦的要数李景隆所带的南兵，一路饥冻而死有数万人之多，军队中被冻掉手指的士兵有十分之二三，战斗力大减。明军一路上随路丢弃铠仗，兵械损失，不可胜记。由此，春季攻燕的计划未能实施。

建文二年5 月，李景隆会兵德州。明武定候郭英、安陆候吴杰等人也提兵至真定。李景隆率兵过河间，前锋将已先期到达白沟河。郭英等过保定，约定在白沟河与李景隆会军，合势而进。很快，几路明军汇合，共有兵六十万，号百万，在白沟河驻营，列下大阵，准备与燕兵一决雌雄。

面对这次气势汹汹、有备而来的南军，燕王朱棣仍旧波澜不惊。“李景隆匹夫之辈，惟恃人多势众。然人多势众也不可恃！人多易乱，击其前则后不知，击其左则右不应，将师不专，政令不一，甲兵粮饷，适足为吾资耳。”于是，朱棣先派大将张玉前往白沟，自己随后而行。

此次对阵，明军中确实不乏英才。前锋将平安从前曾做过燕王朱棣的旗下大将，多次随燕王出塞进攻蒙元骑兵，深晓朱棣的用兵之道。

两军对阵，平安马上率万余精骑直冲燕军杀来。平安本人身高体壮，骁勇善战，手持利矛，跃马入阵，一个人冲在明军最前面。瞿能父子也随后奋跃，所向披靡，杀伤不少燕兵。一波冲击过后，燕军损伤不少，小却。

危急关头，燕将谷允和一个名叫狗儿的太监非常勇猛，率两股燕军与南兵对冲。朱棣本人亲自率兵夹击，双方混战一团。战至天黑，双方才各自鸣金收兵。

此次交锋，燕军损失不少，平安前锋明军仅损失百余匹战马。

由于明军在地里埋了不少土地雷，燕兵人马被炸死炸伤不少。双方夜深休息时，燕王朱棣仅率三骑殿后，中途迷路，最后趴在地上寻摸好久，找到河岸，才分辩出东西南北，磕磕撞撞回到营中。

回营后，朱棣令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共集全部马步军十余万，在黎明时分又向明军列阵而来。

明将瞿能得胜心切，率其子弟兵纵马直荡燕将房宽军阵。明前锋将平安也在旁边掩护，荡破房宽阵列，擒斩数百燕兵。

张玉等燕将见房宽败北，皆面有惧色。朱棣不为所动，鼓励说：“胜负常事耳！彼兵虽众，不过日中，保为诸君破之。”言毕，朱棣亲率精锐骑兵数千突入明军大阵，张玉与朱棣儿子朱高煦挥军齐进。

明军和燕兵举枪挥刀，马步混战一起。双方大战百余合，死伤惨重。朱棣所骑马多中流矢，换马就换了三次。他身边所带箭矢，也射光了三筒。最后，这位燕王只能提剑奋击，最后拼得剑刃残缺，所骑马又被河堤绊倒，差点被明将瞿能一枪刺死。惶急之下，朱棣奔逃到堤岸高处，挥鞭向堤下招唤，佯装下面有自己的埋伏人马。

李景隆远远望见，怕遭埋伏，忙发号明军退后。朱棣换乘新马，又率兵转身冲入阵内击杀。

明将平安武艺高强，在阵中往来驰突，专捡燕将砍杀。不久，平安即斩燕将陈亨于阵，又砍断燕将徐忠的几个手指。朱高煦见事急，忙率精骑数千冲入阵中，与明军团团相杀，交缠在一起。此时，朱棣本人已经疲劳至极，只是凭着意志力坚持不下。

战至正午，明将瞿能又率守兵重新冲阵，口中大呼“灭燕”，斩杀燕兵数百。

关键时刻，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明军中最显眼的师旗忽然被吹折，古人迷信，南军相视色动，许多人心中不由得惊惶失措。朱棣见状，师骑兵从侧翼突入明军阵中，驰击砍杀，与朱高煦合兵，混乱中竟把已经战至力竭的瞿能父子皆斩杀于阵。

明将平安与朱能交阵，也被打败，兜马回走。于是，明军列阵大崩，奔走逃跑之声如雷。

燕军乘风纵火，烧毁明军营垒。见大势已去，李景隆等人各自逃命，明军被杀及掉入河中淹死的有十多万人。

燕军一直追到旧战场月样桥，明军又被杀被淹死数万人，横尸百余里。

各路明军悉溃，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军独全。

李景隆跑到德州还未喘过气，燕兵已经追至，于是他又跑往济南。德州终于落入燕军手中。

幸亏坚守济南的是建文帝忠臣铁铉，燕军兵锋才嘎然而止。铁铉本来是山东参政，负责催督军饷为李景隆军队做后勤保障工作。听闻明军大溃败消息，铁铉收集溃亡明兵，死守济南，任凭十余万刚刚得胜的燕兵轮番冲锋，巍然不动。

建文帝闻讯，马上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并招还败军之师李景隆。接着，下诏以盛庸为大将军，陈晖为副。

李景隆两次大战，丧明军百万，由于他是与朱明皇族有至亲关系的贵臣，建文帝竟“赦而不诛”。保荐人黄子淳又悔又急，痛哭上谏：“李景隆出师观望，心怀二意，如果不杀他，何以谢宗社，励将士！”副都御史练子宁也在朝会上抓住李景隆，历数其罪，恳请建文帝诛杀这位三心二意、战意不坚的老花花公子，但毕竟是自己表哥，建文帝皆未应允大战之四东昌之役燕王朱棣十几万大军，包围济南城三月有余，连攻不下。诸策失效之后，燕军便堵堰城外各条溪涧及河流水源，准备积水灌城。济南城内守军、人民大惧。

铁铉镇定自若，说：“别害怕，我有计破贼，不出三日，贼兵必遁！”

正文 [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2

铁铉安排“诈降计”。他派壮士安装大铁板在城门圆拱上端，又让守城士卒大哭哀嚎“济南城快被淹了，我们就要死了！”不久，尽撤楼橹防县，派城中百姓长者代替守城军做使者，到燕王大营跪伏请降：“朝中有奸臣进谗，才使得大王您冒危险出生入死奋战。您是高皇帝亲儿子，我辈皆是高皇帝臣民，一直想向大王您投降。但我们济南人不习兵革，见大军压境，深怕被军士杀害。敬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我们恭迎大驾！”

燕王朱棣不知是计，闻言大喜。出征数日，燕兵疲极，如果济南城降，即可割断南北，占有整个中原地区。因此，朱棣忙令军士移营后退，自己高骑骏马，大张黄罗伞盖，只带数骑护卫，过护城河桥，径入城内准备受降。

城门大开。守城明军都齐聚于城墙上往下观瞧。燕王朱棣刚进城门，众士卒高呼“千岁到！”预先置于门拱上的大铁扳轰然而落。幸亏朱棣命大，铁板稍落早了零点几秒，正砸中燕王所骑马头。燕王滚落于地，大惊失色，身边卫士忙给他换一匹新马，一行人掉转马头就往外跑。济南守卒连忙牵挽护城河浮桥，可惜年久桥重，费了牛劲只拉挽起一米多高，朱棣和一行卫士纵马腾逸而去。

狂怒之下，朱棣又挥兵攻城。铁铉伏于城头，大骂朱棣反贼。燕王大怒，搬来数门火炮对城内一顿狂轰。危急关头，铁铉亲书高皇帝朱元璋神牌，悬于四城之上。见有朱元璋神牌，燕兵不敢再用炮击，济南城得以保存。

相持之间，铁铉又常常出其不意，派骁勇军卒白天黑夜从城内突出，骚扰袭击燕兵，搞得这群疲惫之师无可奈何，多被杀伤。

朱棣愤甚，计无所出。和尚道衍劝言，认为燕兵师老兵疲，应回北平再图后举。朱棣听劝，班师回北平。

铁铉及明将盛庸等乘胜追击，收复德州等地，兵威大振。

建文帝下诏，擢铁铉为兵部尚书（齐秦当时已卸任），协助盛庸准备北伐燕军。

1400年10月，建文帝下诏，命大将军盛庸统平燕诸军北伐。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人屯于沧州。

11月，燕王朱棣听说盛庸向北平方向进发，便想先发制人进攻沧州，又怕明军有备，就对外扬言要出征辽东的明军。

燕军将士听说又要大冷天去辽东作战，皆郁郁不乐。行至通州，张玉、朱能等将入帐，劝说燕王：“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却提军远征辽东苦寒之地，士卒离心，恐怕师出不利。”

朱棣屏去旁人，对二将说：“现在明将盛庸驻军德州，吴杰、平安守定州，徐凯和陶铭在沧州筑固城池，相互倚持为犄角之势。我们现在出军，实际上是要去奇袭沧州。德州、定州城坚墙厚，肯定不能攻下。沧州城溃塌日久，现在天寒地冻，明军筑固城墙的速度肯定很慢，乘其懈怠，我们袭之必取！”

两将闻言，恍然大悟。

燕兵至天津，过直沽，朱棣忽然下令军队转而南行。燕兵大多不明就里，纷纷询问：“我们不是向东征辽吗，怎么又向南进军呢？”燕王朱棣装神弄鬼，一脸神秘，答道：“夜间我见有白光两道，自东北指西南，占卜一卦，卦象表示‘南行大吉’”。于是，他指挥燕兵急行军，一昼夜疾行三百华里，黎明时分，已至沧州城下。

明将徐凯一直听谍报说朱棣带兵去打辽东，因此正不紧不慢地督促明兵抬石头、和泥灰修筑城池。燕兵突至城下，明军才发觉敌至，大多兵士股栗哆嗦，吓得连甲胄都来不及穿。

燕兵不顾疲劳，肉薄登城，不久陷城。

徐凯等将慌忙逃跑，半路又遭早已埋伏好的燕兵截击，数将皆被活捉，明军被燕军斩首一万多，投降的数万明兵，皆为燕将谭渊下令活埋。

1400年年底，朱棣又命驻扎于直沽的燕兵乘大船顺流而北，满载缴获的辎重财物。他本人亲自率军循河而南，屯军馆陶，出掠大名，烧毁明军军饷无数。不久，燕王又率军至汶上，掠济宁。明将盛庸、铁铉避其锋芒，跟蹑其后，在东昌扎营。明军先锋将孙霖刚到滑口，即被燕军袭败，孙霖败走。

燕军大集东昌，准备向明军发动攻击。

盛庸、铁铉二人闻燕军将至，忙宰牛犒功将士，誓师励众，做足了“思想工作”，准备背城决战。

由于燕兵屡胜，已有轻敌之心。望见明军出城列阵，燕兵一哄而上。明军早已埋伏的火器、毒弩一时齐发，燕军死伤甚众。此时，明将平安又率所部明军杀到，与盛庸合军，双方大战起来。

燕王朱棣故伎重施，他以精骑冲左掖，突入明军中坚。明军厚集，围朱棣数重，把这位燕王天天包围起来。幸亏燕将朱能等人率劲兵轮番攻击明军阵地东北角，使盛庸等人撤西南角兵士前击抵截，包围燕王的明军稍稍减缓。

朱能率精骑突入阵中，奋死力战，保护朱棣冲出重围。燕将张玉不知燕王已安全撤走，拼死突入明军阵中想救主，最终力竭，被明军连人带马剁成数截。

明军乘胜进击，斩杀燕兵一万余人。燕兵大败，明军尾随追击，又击杀燕军数万。

此次大战，如无建文帝先前不许加害燕王的诏书，朱棣再有十条命也已报销掉。“是役也，燕王数危甚，诸将奉诏，莫敢加刃”。朱棣自己也得便宜卖乖，每战皆挺身而出，与明军短兵相接。加上他本人精于骑射，每次燕兵大败，他常常一人一骑殿后，搭箭发矢，毙伤追兵成百上千，使所部能安然得脱。这种不公平竞争，明兵明将只得自认倒霉，望人兴叹。

逃跑途中，朱棣儿子朱高煦又及时驰援，击退盛庸追兵。不久，燕将朱禄等人也赶到，众人合军，部伍稍整。听闻大将张玉败没，燕王痛哭，叹道：“胜负常事，不足虑。艰难之际，失此良辅，殊可悲恨！”日后朱棣称帝，以张玉为靖难第一功臣，追封荣国公、河间王。

建文三年春正月（1401年2 月），东昌大捷消息传来，建文帝大喜，入太庙祭祖，告东昌大捷，并赏赐银物，褒奖将士。

大战之五夹河之役燕王朱棣返回北平，亲自撰写祭文，追悼张玉等阵亡将士，并在众人面前脱下自己的袍服焚之，以衣亡者，哭奠道：“虽其一丝，以识余心！”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很有效果，燕军将士父兄子弟见之，皆感泣不已。

“追悼会”开完，朱棣再集将士，总结东昌战役大败的原因，对将士说：

“从前数战，我们燕军每战必胜，东昌一役，接战即退，遂尽弃前功。尔等奋不顾身，故能出万死，所谓不怕死者必生！此后，万勿轻敌，万勿退却，违者杀无赦！”

燕军又出师，次于保定。

当时，明军盛庸合诸军二十万驻德州，吴杰、平安提军出真定。

燕军将领建议先集重兵攻陷定州。朱棣表示不可。“野战易，攻城难。今盛庸聚德州，吴杰、平安驻真定，相为犄角，攻城未下，两部明军合势来援。坚城在前，强敌于后，胜负难判。今真定距德州二百余里，我军界其中，敌必出迎战，取其一军，余敌必破胜。”

众将不解，又问：“我军夹于两敌之间，如果他们腹背夹攻，怎么办呢？”

朱棣说：“百里之外，势不相及。两军相薄，胜败在呼吸间，虽百步不能相救，况二百里哉！”

4 月，燕军次滹沱河。朱棣多派骑哨游兵绕走于真定、定州之间，迷惑明军。

不久，侦骑报告朱棣、盛庸率军驻营于夹河，平安驻师于单家桥。朱棣率兵从陈家渡渡河逆迎而上，与明军相距四十里。

以前相战，多是燕王朱棣出奇兵，忽然袭击。此次大战，倒真正是fairplay.

双方在夹河岸边布阵，各自准备充分。

朱棣仍旧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策马出阵，身后只带三骑随从，不急不忙，驰至盛庸明军阵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进仔细观察。映入朱棣眼帘的，是盛庸明军整齐有序的坚阵，以及阵旁的喷火车、巨铳和强弩。如果是其他燕将觇阵，别说是四个人，就是四百人，明军一声令下，劲弩狂发，来者肯定立马变成刺猬。燕王自己前来，明将仍旧遵从建文帝“不得伤害朕叔父”的诏旨，眼睁睁看着朱棣视察自己部伍一样从阵前游移而过。直到朱棣掠阵而过，盛庸才派人追击，皆被这位善射的王爷射却。

燕王回阵，挥手示意万余步骑直前而进，进逼盛庸明军军阵的左翼。明军举起巨大而艰固的盾牌（类似今天的防暴盾牌），抗击燕军矢刃。不料，燕兵对盾阵早有准备，他们事先做好六七尺长的大矛，在末端横贯铁钉，钉末又有倒勾刺，使第二排燕兵立定后掷标枪一样对着明军盾阵猛掷，然后拥上前拉后扯，这样一来，明军肯定会起身使劲挣脱，一下子，盾阵就露出不少破绽和缝隙，其余手持短兵的燕兵正好乘间而入，杀伤不少明兵。明军抵挡不住，纷纷弃盾后撤，燕兵蹂阵而入。

燕将谭渊见明军左翼大乱，马上率其部下乘势猛功。不料，斜刺里又冲来明将庄得，率众死战，填补住明军左阵缺口。并立斩燕将谭渊及其手下数百人。燕将朱能、张辅（张玉之子）也挥军而前。朱棣本人依恃南兵不敢向他射箭投矛，率一队劲骑竟从明军阵后自背突出，直贯阵前，与朱能军相合，如同一把利刃一样，把明军捅个透心凉。起先准备的火器、劲弩都来不及发射，明军一下子乱了阵脚，全部乱成一锅粥。混战之间，刚刚杀掉燕将谭渊的庄得又被燕兵斩首，而且，明军中最骁勇善战的榜样人物“张皂旗”也于阵中战死。此人是个高大健美的士卒，每次冲阵都手执皂旗先登，燕军十分畏惧此人，呼之为“皂旗张”。虽在乱战中身中刀剑砍刺无数，“张皂旗”临死仍“执皂旗不仆”。

双方酣战整整一天，傍晚时分，各自敛兵回营。

为了拖住盛庸明军以图全歼，朱棣带十余骑紧迫明营，并“野宿”一晚。天明时分，众人一睁眼，忽见左右皆是盛庸的明兵。左右卫士恳请燕王快速逸去，朱棣仍旧从容，说了声“毋恐”，十分镇定地整理衣袍甲胄，然后翻身上马。

“日出，乃引马鸣角，穿敌营，从容去。（明军）诸将相顾，莫敢发一矢。”

此情此景，完完全全是当代武侠言情片最煽情最不令人信服的电影画面，一可想其在初升旭日下慷慨飞昂的飒爽英姿，一可叹建文帝“莫伤朕皇叔父”的愚腐。

燕王朱棣还营后，嘱咐诸将说：“昨天谭渊逆击太早，故不能成功。敌军虽败挫一阵，仍有战斗锐气，只有绝其生路，才能一举歼敌。今天双军交战，你们一定要保持阵形不乱。我率精骑在阵间往来驰突，一旦见到敌人有可乘之隙，你们就全力冲入奋击。两阵相当，将勇者胜，今日之战，全赖诸位将军勇武！”

双方复战。盛庸明军阵于西南，朱棣燕军阵于东北。朱棣不仅临阵督战，他仍率一队奇兵前后左右往来驰击。从辰时一直战到未时，两军互有胜负，忽退忽进，一时间还真分不出胜负。由于一直是饿着肚子拼死厮杀，双方将士皆疲惫至极，各自坐在地上喘气休息。忽然间，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沙砾击面，咫尺不见人，双方战士被刮得睁不开眼。明军多是南人，很少见过这种沙尘暴天气，加上劲风迎面而吹，登时慌乱无措。燕兵乘风势，大呼起击，朱棣派出左右翼的后备队一齐向前，钲鼓之声震天撼地。盛庸明军不敌，纷纷扔下武器飞窜而逃。

东昌大捷后，盛庸所率的明军自上而下皆有麻痹轻敌之心，众将士皆着锦绣衣袍，浑身上下满揣缴获的金银扣器，常常互相吹嘘“破北平后，我们开筵痛饮。”

这次兵败，明军为了逃命边跑边扔东西，从前的“战利品”又成为敌军的“缴获品”。

“燕王战罢还营，尘土满面，诸将不能识，闻语声，始趋进见。”可见是役打得多么艰苦卓绝。

大战之六滹沱河之役由于连次大败，建文帝日益忧恐。“诏窜齐泰、黄子澄于外，令有司籍其家，以谢燕人。”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建文帝又派两个人去京师之外募兵。

建文三年（1401年）5 月，明将吴杰从真定引兵出发，本想与盛庸合军。刚走出八十里远，盛庸败讯传来，吴杰急忙率军退守真定。

燕王朱棣确实善于识将。他说：“吴杰若婴城固守，为上策；或军出即归，避我不战，为中策；若来求战，则下策也。我料其将出下策，破之必矣。”

为了诱引吴杰军出击，燕王下令军士出营四处搜粮，但界定里数限制，不能离营太远。同时，他又派军士化妆成老百姓，怀抱婴儿逃入真定城，报说“燕兵四散出去寻粮，营中无备。”

吴杰果然上钩。他认为燕兵新胜，志气骄盈，便想以轻师掩其不备，率军从真定城出发，师次滹沱河，距燕军七十里。

燕王听说明军出城，大喜。时值傍晚时分，朱棣催促军士渡河。诸将皆劝说明早再渡，燕王不许：“机不可失。稍缓之，彼退守真定，城坚粮足，攻之难矣。”

燕军骑兵从上流并渡，河水受遏，下流水浅，燕军大批步兵也趁机一涌而过，涉过河去。

由于天色大晚，惟恐明军遁去，燕王又率数十骑“逼敌营宿”，让明军将士看见自己的模样，牵制对方。

一大早，明将吴杰等人大排方阵于西南，严兵以待。

老于军旅的朱棣见吴杰四方阵，笑谓诸将说：“方阵四面受敌，岂能取胜！

我以稍兵攻其一隅，一隅败，则其余自溃矣！“于是，朱棣先派兵士于三面呐喊佯攻，自己亲师精锐猛攻吴杰方阵东北角。燕将个个奋勇争先，督战甚力。

燕王朱棣又使出出敌背后的招术，率一队人循滹沱河岸疾驰，绕出明军阵后突入，大呼奋击。明军矢下如雨，燕王侍卫所举大旗之上，积箭如猬毛。虽如此，燕军将士多被杀伤，燕王朱棣本人却没中一箭。

明将平安在阵中立一高数丈的了望台，登高以望燕军情势。望见平安将旗字号，燕王朱棣深知此人是明军军胆，便亲自率兵冲向了望台。平安眼看朱棣执枪纵马而来，心里也不能不慌，慌忙跳下，骑马遁避。恰值大风忽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吴杰的明军大溃。果真奇怪，初夏时分竟又刮起狂风，命运之神再次在关键时刻青睐朱棣。朱棣麾兵四向逼蹙，明军被斩首六万余级。吴杰等人率残军退保真定。

至此，滹沱河一役，又以燕王大胜告终。

通往帝都的最后胜利燕兵此次大胜后，河北郡县多降，顺德、广平、大名等地皆附于燕。朱棣上书建文帝，要朝廷招还吴杰、平安、盛庸诸将，交战双方各自罢兵。

建文帝把燕王书信示于臣下，方孝孺出主意说：“我们诸军仍在集结，燕军久羁大名一地，夏日暑雨，不战自疲。现在，应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桥冲击北平。燕军必急回军以卫巢穴，我军蹑其后追击，必可一举成功。但是，为了缓其兵锋，慢其骄心，应下诏赦其罪过，使其部署因日久懈怠而军心离散。”

于是，建文帝派大理少卿薛（上山下品）携诏书入燕营，赦燕王父子及诸燕军将士罪，仍复王爵，勿预兵政，归国息兵。

薛（上山下品）见朱棣。朱棣问建文帝有何言教。薛（上山下品）说：“皇上说，只要殿下早晨释甲，来谒孝陵，大军晚上即旋师。”

朱棣闻言嗔目大怒：“哼！这话三尺童子也骗不了啊。”燕王将士在帐中鼓噪，纷纷扬言要杀掉皇使。朱棣红脸使完，又充白脸。“奸臣不过数人，薛（上山下品）天子使臣，不得妄动！”然后，他带着薛（上山下品）在营中观射，耀武扬威，显示实力。

临行前，他对薛（上山下品）大言道：“汝归，为老臣谢天子……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臣将士存心狐疑，未肯遽散。望皇上诛权奸，散天下兵，臣父子单骑归阙下，唯陛下命之。”

朱棣何等人也，软硬不吃。建文君臣不得不再想办法。

燕军驻扎大名期间，明将吴杰、平安等发兵截断北平粮草运输线。朱棣以报还报，派六千轻骑驰奔徐州、沛县一带，装扮成南军，北后插柳枝为暗号，射过明军防守，直入济宁各仓，尽焚明军粮储。接着，朱棣暗中派兵潜入沙河、沛县，烧毁明军数万艘粮船，无数军资机械俱为灰烬，河水尽热。

由此，德州粮饷断绝，京师大震。

明将平安在真定不甘寂寞，准备主动进攻北平。他率军在距北平五十里的平村扎营，常出兵骚扰燕兵。燕世子朱高炽派使向燕王告急。

朱棣派大将刘江黑夜驰还，携火炮数十门，至城外即燃响巨炮，城中燕兵冲出，双方夹击，大败明将平安，斩首千余。平安走还真定。

其间，方孝孺还向建文帝出主意反间燕王父子——派使臣密至北平，赐燕世子朱高炽皇上御笔亲诏，“如归朝廷，许汝为王”。北平城内的太监黄俨与朱高炽不和，一见朝廷信使来，马上派人快马驰报燕王“世子将反”。朱棣犹疑，向另一个儿子朱高煦问计。朱高煦回答：“世子本来就和太孙（建文帝）关系很好。”

几人正商量怎样除掉“叛父”的世子，朱高炽已派人，把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建文帝使臣和未启封的诏书送至朱棣营中。

燕王朱棣又惊又喜，看完书信后，大叹：“几杀吾子！”

1401年8 月，明将盛庸檄令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侵扰保定诸县，并于易县西水寨驻兵。西水寨地处万山从中，易守难攻，可窥伺北平，相机而动。

朱棣听闻此讯，深知保定是股肱郡，保定一失，北平必危，于是，燕军班师。

燕军渡过滹沱河，至完县，增兵镇守保定。行军路上，朱棣还派三万精骑邀击明将吴杰给房昭发去的大批粮饷，围困西水寨。

吴杰派人来援，快赶到金水寨时遭燕兵埋伏，被杀得大败，金水寨守军观此大骇，与真定兵俱一溃而逃。此战燕军斩首万余级，明军摔下山崖又死近万人，除房昭外，多名高级将校被生俘。

得胜之后，燕军还师北平。

1401年12月，建文帝又派忠心耿耿的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募兵四十万，驻军淮上以扼燕军。

至此，燕王朱棣起兵三年，虽然多次大胜明军，但所得土地仅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甚众。明军虽屡遭挫败，但军队分布频盛，时时有告捷消息。明军是拥正朔的正规军，名正言顺，从整体形势讲，打到这份上，朱棣并没有任何优势。如果战事一拖再拖，燕兵疲敞，人心离散，没准就会杀出几个军将剁砍朱棣父子人头以取富贵。

最最紧要关头，建文帝宫内的太监帮了朱棣天大的忙。由于建文帝御内臣甚严，不少宦官心怀怨望。建文帝禀承老皇帝朱元璋旨意，严防太监干政，只当他们是供洒扫的奴仆而已。同时，建文帝又严惩冒皇帝名义出外勒索的宦官头目，使得这些不男不女的家伙心中充满怨毒，纷纷派人到朱棣处示好，把“金陵空虚”

的消息告诉燕王，建议燕军“乘间疾进”。

一席话点醒梦中人！朱棣决计直趋金陵，准备与建文帝临江决战，拼个鱼死网破。

建文四年（1402年）初，朱棣提兵出北平。燕军士气高昂，先在藁城破明兵，斩首四千，紧接着破衡水、下东阿、陷沛县，并在邹县以十二骑大破明军远粮的后勤士兵三多人，直围徐州。徐州明兵破胆，龟缩城内不敢战。燕军绕过徐州，径趋宿州。

燕军行至淝河，明将平安率军四万蹑随其后。观察地形后，朱棣判断道：

“滨河地带多树木，敌兵必疑我军设伏，淝河地平少树，彼不疑，可伏兵。”他亲师精兵两万，持三日粮，至淝河设伏。临行，他嘱戒诸将，一俟燕兵与敌军开战，立即在一路上命未投入战斗的士兵齐举火炬，以惊吓明军。

平安明军将至，朱棣派数百燕军快马迎前。燕兵见了明军，故作惊慌状，丢下大批看似像金帛的袋子，掉转马头逃走，以诱引明军入伏击圈。明军士兵纷纷下马，争抢大袋子里的“货物”。打开一看，全是烂草。这样一来，明军骑阵稍乱。喧哗之间，已入燕军埋伏圈。

一声锣响，燕兵跃起，平安所率明军知道中计，掉头就走。平安自率三千骑兵奔亡于北岸，燕王朱棣仅以数十骑人马，横挡住平安去路。平安手下有员蒙古族勇将名叫火耳灰，先前也在燕王手下为将。入侍京师数年，被建文帝派到平安手下充当主力。火耳灰识得燕王面目，手执长槊就奔朱棣奔来。朱棣手下燕将童信一箭射中火耳灰的坐骑，燕兵生擒火耳灰。火耳灰的部曲哈三贴木耳也很勇猛，见主将被擒，立刻策马杀到，又被燕军射落马下生俘。明军见状惊恐，大败而去。

当晚，朱棣释放火耳灰等人，并以这些憨厚忠勇的蒙古人为贴身侍卫。诸将劝他小心，朱棣不听。北人质鲁朴实，朱棣看准了这点，故而用人不疑。

朱棣挥师临淮，大破明军后勤部队。明兵部尚书铁铉率部来迎，燕军交战失利，危急之间，朱棣幸得火耳灰等蒙古侍卫翼护，有惊无险。（火耳灰报恩也真快）1402年5 月，明将平安在小河南岸扎营，燕军于河北岸驻营。各自准备后，双方于清早交战。

混战之间，平安左刺右杀，在北坂和燕王朱棣马头相对，此时，平安也顾不得“莫伤朕叔父”的诏令，举槊急击，数次差点刺中朱棣。遇见对方动真格的，朱棣身手再好，心中也十分着慌。幸亏燕军蕃骑指挥王骐赶到，跃马直冲平安，平安坐骑又蹶了一下，朱棣才逃得一命。

双方大战一整天，各有死伤。于是明军驻桥南，燕军驻桥北，相持数日。不久，明军粮尽，燕兵乘间袭击。恰适明将徐辉祖军至，双方又大战于齐眉山，“自午至酉，胜负相当”。

乱战之中，燕将王真、陈文、李斌等人都临阵被杀，诸将心生恐惧，纷纷劝朱棣：“我军深入日久，暑雨连绵，淮土蒸湿，疾疫多发，不如回军至小河之东，休息士马，再作打算。”

朱棣坚持前进，他说：“兵事有进无退！现在我军胜势已见，如果反而掉头北返，军心马上解体！”众人之中，只有燕将朱能坚决站在燕王一边，苦劝诸将再做坚持，莫生退心。

建文朝臣探知消息，知道燕军正在苦撑，败象已露，就劝建文帝说：“燕军很快就要败北，京师不可无良将。”建文帝不知兵，马上下诏召回徐辉祖军入卫京师，这样一来，小河战场只剩下何福所率一支孤军与燕军相持。

双方对垒期间，燕王朱棣令军士进行休整，广赐财物，收买军心。明军由于畏战，往往掘堑作垒为营，军士白日黑夜都不得喘息，虚疲人力，往往真到作战时全无体力。

由于日久乏粮，明将何福下令移营至灵壁就粮。当时，明将平安师骑兵六万人，护送大量运粮兵车前往何福营中。朱棣侦知消息后，派精兵万余人阻挡平安援兵，并派朱高煦伏兵林间，等候双方混战后明军疲惫时忽然杀出助战。

燕王朱棣安排停当后，率师逆战，两翼骑兵扇形排开，直杀明运粮援兵。平安引军突至，截杀燕兵一千多人。朱棣见状，忙命步军纵击，横贯明军大阵，截断其军。明将何福见仗已开打，就也率军出壁而战，与平安合击燕军，又杀燕兵千余，燕军小却。

朱高煦见双方打得火候差不多，趁明军喘息之际，忽然率生力燕军加入战斗，朱棣又率后退的燕兵急转身，一齐掩杀明军。何福等人大败，杀伤万余人，丧马三千余匹，燕军尽获明军粮饷。

何福所率的明军逃入营垒后，饿得双眼发蓝。众将集合议事，决定转天突围，闻炮声即开门冲出。没等天亮，朱棣已指挥大军进攻明营，诸将先登，兵士蚁附。燕军发三震炮，何福部下明军误认为是自己军营突围的炮号，争相推营门冲去。门塞不得出，明军自相纷扰，人马坠入壕堑，深沟皆满。燕兵乘势大击，明军一败涂地。

此战，除何福一人侥幸逃脱外，由于营中驰马不便，大将平安、陈晖都多名明将皆被燕军生擒。至此，明军主力几乎丧失大半。

看见被捆缚押入大帐的平安，燕王朱棣笑问道：“淝河之战，公马不踬，何以遇我？”

平安朗声大言：“刺殿下如拉朽耳！”

面对如此忠贞不屈之士，朱棣本人也不得不心生赞叹：“高皇帝（朱元璋）好养壮士！“命人送平安于北平关押，未加杀害。（平安，安徽滁州人，小字保儿。其父平定从太祖朱元璋起兵，与大将常遇春进攻元大都时战死。平安当初做过朱元璋养子，骁勇善战，力大无比。他以列将征燕，多次击败燕军。燕军有一勇将王真，朱棣常夸示人说：”诸将奋勇如王真，何事不成！“淝河之战，平安单骑挑王真于马上，勇冠诸军。因此，燕军见平安被擒，军中欢呼动地，纷纷大叫：”吾辈自此就安全了！“朱棣为收买人心，当时把平安械送北平。他称帝之后，还假惺惺以平安为北平都指挥使，不久就改授后府都督佥事（人武部长）的虚职。永乐七年，朱棣巡视北京，快入城时，见章奏中还有平安的名字，使对左右说：“平保儿尚在耶？”平安闻讯，知道朱棣仍怀嫌猜，马上自杀身亡。

朱棣外宽内忌，由此也可见一斑）从此，明兵情势急转直下。本来十万明兵从辽东赶往济南想与铁铉合军，走到直沽就被燕军截杀，主师杨文被擒，没有一个人能到济南（辽东明军之所以迟迟赶到，主要是朱棣约好鞑靼兵不断骚扰边境，牵制了辽东的明军，可见朱棣还是个有“卖国”嫌疑的反贼）。

1402年6 月，燕兵至泗州，守军不战而降。

朱棣列大兵于淮河北岸，明将盛庸拥数万兵于南岸。未几，燕兵又施奇袭计，这群惯于骑马的北方兵竟能先派数百人乘小舟先入南军舰队中放炮，屡战屡败的南军惊骇至极，弃舰而逃。

燕军乘胜，当天就攻克盱眙，直趋扬州。

扬州守将王礼等人暗中通款燕王，把主管江淮的监察御史王彬捆住，大开城门投降。

接着，燕兵又降高邮、克仪真。此时，长江之上，遍插燕王大旗的巨舟往来穿梭，旗鼓蔽天。

金陵城内，大臣们见势头已变，各自心怀鬼胎，都以守城为名求出，致使都城更加空虚。

情急之下，建文帝派燕王堂姐庆城郡主入燕营请和，答应割地，与燕王中分南北，划江而治。

事已至此，朱棣当然不干，婉言拒绝。

建文帝惶急，忙问方孝孺：“今奈何？”孝孺书生，只能回言：“长江可当百万兵，江北船已遣人烧尽，北师岂能飞渡？”

7 月，燕军大集合，于浦子口向明军发起攻击。明将盛庸与诸将逆战，竟也击退燕军，又赢得一次暂时的胜利。

至此，朱棣想与侄子议和北还。估计天气溽热，朱棣自己也有些顶不住，毕竟已得到一半国家，想先回北平休整一下再图后举。假如此次朱棣回北平，后来的事情还真难以预料。大胜大败，谁也说不清楚，况且建文嫡孙嗣位，正朔所宗，军心民心，道德的力量无比巨大，会在一夜之间可能突然令燕军兵败如山倒。

节骨眼上，朱棣能战惯战的儿子朱高煦率生力军赶来，见此，不由不使朱棣大喜过望。他一跃而起，全身贯甲，抚着朱高煦后背说：“勉之！世子多疾。”

言外之意上要把继承权传给朱高煦。有这一句话，朱高煦活人被打强心针一样，铁了心死战。

建文帝本来派都督佥事陈喧率军增援盛庸，不料陈喧径直坐船过江投降了朱棣。

于是，朱棣装神弄鬼，祭大江之神，誓师渡江。燕军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当日天气万里无云，水平如镜，虽然盛庸水军沿江列舰二百余里，但明军看见燕军如此盛势，皆大为惊愕。仗未开打，明军心理上已经输掉。

燕军乘船迫岸，首先直冲盛庸主营。盛庸师溃，燕军追奔数十里。最后，杀得盛庸单骑遁，其余将士皆解甲投降。明军舟师如此之众，竟不战而降，至此可见燕军的兵威已经非同一般。（盛庸逃跑后，朱棣不久即攻下金陵称帝。盛庸以余众降，守命驻守淮安。不久，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铁铉被擒获，朱棣马上命盛庸退休。很快，朱棣就派人诬告盛庸“怨望有异图”，逼迫盛庸自杀。朱棣起兵后屡战屡捷，但多次败在盛庸和平安两将之手，因此一直记恨在心。）抢渡长江后，燕军又攻下镇江咽喉要地，直奔金陵杀来。

当时，本来凤阳还有留守军队数万，但守将认为中都不能轻弃，死心眼固守中都。驸马梅殷在淮安也有数万兵，也因消息隔绝，不知所为。

建文帝到了这个地步，惊惶忧郁，天天徘徊殿庭间。不久，他招方孝孺问计。

方孝孺只是一大儒，兵事根本非其所长。他只能在朝班上抓住李景隆，说：

“坏陛下事者，此贼也。”请建文帝下令杀掉他。群臣班中共冲出十八人，都咬牙切齿，愤怒之下，争相上去拳打脚踢，差点把李景隆当众打死。

把李景隆暴打一顿，火气稍消，方孝孺出主意说：“城中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应把城外居民尽驱入城，并把城外木材全部抢运入城，使得燕兵无攻城之具，日久就会自行撤离。”

建文帝从之。这一来，盛暑季节，老百姓毒日头下搬运巨木，饥渴劳苦，死者无数。大家为躲避拆毁自家房屋后运送房梁入城的苦差，许多人自己纵火烧屋，大火连日不息。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漏又遭顶头风。”好好的金陵城，东北角和西南角又无故崩塌，朝廷下忙派兵民抢修，怨天愁地，上下官民都昼夜不得休息。

惶急无计之下，建文帝一拨又一拨地派李景隆和诸位王爷出城，乞求燕王朱棣退兵，答应割地中分天下。朱棣当然不会退兵，一口咬定要逮捕“奸臣”，诸王个个碰了软钉子而回。

建文帝会群臣，当众恸哭。有人劝建文帝逃往蜀地，有人劝逃往浙江，有人劝逃往湖湘，意见纷纷，莫知所之。最早立议削藩的齐秦、黄子澄都早先出外“募兵”。至此，建文帝一筹莫展，天天长吁短叹，恨恨道：“事出汝辈，而今皆弃我去乎！”

燕王朱棣害怕四方勤王兵至，便派军队诸将日夜研究攻城计略，想尽快结束战斗。哨探侦知金川门是李景隆把守，朱棣便率先派军攻打。燕军一到，李景隆与谷王朱（左木右惠）马上大开城门投降。以兵部尚书茹瑺为首的数十个望风使舵的建文帝臣子也都纷纷投奔，叩请朱棣称帝。（李景隆是朱元璋重臣李文忠之子。李文忠是朱元璋亲外甥，连李景隆的名字都是朱元璋所起。此人相貌堂堂，“眉目疏秀，顾盼伟然”，其实是个绣花枕头美男子。他先前丢盔卸甲亡掉八十万军队，建文帝对其也没有加以诛杀。危难关头，他不仅不以死报，反而首先开城门投降朱棣，此人品性也真是至差至衰。朱棣即位后，李景隆得授“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增岁禄千石。朝廷每有大事，他还站在班首主持政议。为此，诸功臣皆不平。永乐二年，朱棣的兄弟周王告发李景隆在建文朝时强向自己索贿一事，不久，又有人告发他“蓄养亡命，谋为不轨”。毕竟姑表亲，朱棣不忍加罪，只是削夺他的勋号，以公爵身份归家停职。又过些时日，有大臣弹劾“李景隆在家坐受阁人伏谒如君臣礼，大不道；（李）增枝（景隆子）多立庄田，蓄童仆成千，意叵测。”朱棣这才下旨把李景隆父子连同家眷全部软禁，没收全部家财。老哥们耍赖皮闹绝食，十几天不死，也就又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寂寞荒凉之下，直到永乐末年才病死。）建文帝惶急，“逊国而去。”（建文帝逊国是中国历史一大谜团。官方所修正史也讲“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葬之”，自己单方面宣布建文帝已被烧死。但他称帝后，仍然不放心建文帝，怕这位侄子日后东山再起，派人四处寻找。大太监郑和自永乐三年起（公元1405年）数次下西洋，表面上是宣示大明国威，一路挥霍金银无数，实际上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探访建文帝下落。当然，七下西洋，诚为我中华征服海洋的壮举，据说美洲也是三宝太监首先发现，比哥伦布还要早。2007年是郑和下西洋602 周年，估计朱棣和臣下谁也没想到为了寻访一个小皇帝下落的“壮举”

会带出日后那么多大动静来）。

建文帝嫡孙袭统，居正朔之位，竟败于起兵反叛的藩王之手，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结局。总结起来，建文帝失败原因不外如下：

第一，建文柔仁。燕兵将皆勇战骁勇之辈，建文帝竟于大战前下明诏“莫伤害朕之叔父”，不明之至，致使朱棣多次绝处逢生，假使明军在战场上能“擒贼先杀王”，燕军早就冰销败亡。

第二，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皆书生，苍猝行削藩之计，不知兵事，没有什么大的战略眼光，以致于误已误国，最后招致灭族惨祸。

第三，单用一将统师军队。耿炳文一人统三十万军；李景隆两次败北，一战统五十万，一战统三十万；盛庸一人统二十万。明军“合天下之兵，握一人之手”。

反观朱棣，单旅孤城，利于战不利于守，利于合不利于分。如果当初下令山东、河北诸将各拥众数万，凭城坚守，年深日久，以叛臣贼子起兵的朱棣胜一仗败两仗，又一直逡巡在河北、山西狭窄地带，熬过一阵熬不过两阵，军队人心最终会轰然瓦解。

第四，建文帝彷徨不决，总在关键时刻犯致命错误。如果当时朝廷不招徐辉祖回金陵，而是让他留在原地与徐福合击燕军，很可能挽转整个战场形势，给已经是强弩之末的燕军以致命的最后打击。

另外，纵观整个龙虎斗过程，建文帝一方除盛庸、平安外有些智勇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大师之才。这也要“归功”于朱元璋，因为所有有智有勇有力的名将早已连子孙都被株除干净，留下的全是三、四流将领，自然不是燕王朱棣的对手。

朱棣残杀建文臣子的倒行逆施朱棣入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秦、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宫人、女官以及内官无数，只留下一帮曾向他通过风报过信的没老二太监。他又迁建文帝母亲于懿文陵幽禁，杀掉建文帝三个兄弟。建文帝七岁太子朱文奎于乱中“不知所终”，肯定是被朱棣杀掉。另外的小儿子朱文圭当时才两岁，还在怀抱之中，朱棣先把这个小孩幽闭于广安宫，后来不知所终，想必也是被朱棣派人弄死以绝后患。（也有记载说朱文圭一直幽禁在凤阳，至明英宗时才放出，已经五十七岁，尚不能分辩马牛，完全被禁锢成一个痴呆）。

朱棣派人扑灭皇宫大火后，首先做的就是召文学博士方孝孺来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在北平时对他讲，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种子，”绝不可杀）。

方孝孺乃建文帝耿耿忠臣，身穿衰桎白衣大哭于阙下。朱棣召其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礼，依旧嚎哭不已。

朱棣劝说方孝孺：“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

方孝孺止住哭声，厉声反问：“成王安在？”

“他自焚而死！”朱棣答道。

方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意指他自己）方孝孺咄咄逼人，“何不立成王之弟？”（意思是建文帝几个弟弟都已成年），朱棣不得已，亲自下殿走到方孝孺面前，苦笑着说：“这些都是朕的家事啊，先生你不要为这些事费神。”

左右递过纸笔，朱棣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夺过诏纸，在上乱批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声叫道：“怎能让你痛快一死，即死，难道你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大喝：“便诛十族又奈我何！”

此时，朱棣已皇位在座，顿呈残暴本性。他命卫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开，一直划裂到耳边。然后，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外加学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依次碎剐杀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泪不顾，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时年四十六。

方孝孺临刑前做绝命诗，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至今日，几个号称笃信基督的“智识分子”肆口狂骂方孝儒的选择是漠视他人生命，这种歪论，真是歪曲时代和生命的价值观念，唐突古代仁人烈士。

建文帝兵部尚书铁铉被逮至京。朱棣坐于御座，铁铉背立殿廷，至死不转身面对朱棣。朱棣派人割掉铁铉耳鼻，在热锅中烧熟，然后硬塞入这位忠臣口中，问：“此肉甘甜否？”

铁铉历声回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于是朱棣下令寸磔铁铉，这位忠臣至死骂不绝口。

怨恨之下，朱棣又把铁铉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杀其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并硬逼铁铉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入教坊司充当妓女，任由兵士蹂躏。

对建文帝刑部尚书暴昭，由于陛见抗骂，朱棣先去其齿，次断手足，以刀慢割脖项而死。

对礼部尚书陈迪，由于责问不屈，朱棣命卫士绑送他及其六个儿子一起至刑场凌迟。朱棣先派人割下陈迪儿子陈凤山的鼻子和舌头，塞进这位忠臣嘴里逼他下咽。陈迪虽为文士，至死不屈，怒骂而死。

对建文帝右副御史练子宁，也因殿上怒骂，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后寸磔而死，其宗族被杀者一百五十一人。

对建文帝兵部尚书齐秦，也是因其不屈，送刑场凌迟。

对太常卿黄子澄，也赤其三族，凌迟处死。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高翔，因其丧服入见，朱棣命卫士杀之于殿上，没产诛族，又掘发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抛尸，交杂狗骨马骨四散丢弃。

对建文帝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监察御史巨敬，朱棣皆施以族诛之刑。

建文帝大理寺丞刘端弃官逃去，被抓入殿。朱棣问：“练子宁、方孝孺是什么样的人？”

刘端笑答：“忠臣也！”

朱棣问：“汝逃，忠乎？”

刘端回答：“存身以图报耳！”

朱棣狼性大发，命人用刀割去刘端耳鼻，狞笑着问满头血污的刘端：“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

刘端骂道：“我犹有忠臣孝子面目，九泉之下也有面目去见皇祖！”

朱棣狂怒，亲手用棍棒把刘端捶击而死。

除了多位建文帝忠臣自己或全家自杀外，朱棣虐杀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历朝历代异姓相伐相杀，从未有这样惨屠对方官吏臣下的举动。因此，清初史家谷应秦这样叹道：

“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话说回来，对建文忠臣杀则杀耳，杀之可成其千秋万世之名。王朝皇族更迭，诛杀前臣也不算太过份的罪行。“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脉中淫暴凶残的因子，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壮汉子轮奸，生下男丁当家奴，生下女孩长大后接着做妓女，死后便下旨“着抬出城门喂狗吃了”……——“此忠臣义士尤所为直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谷应秦语）直到二十二年后，朱棣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继位，才下诏称：“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终者，只有魏国公徐辉祖一人。朱棣召见，徐辉祖不出一语。由于他是功臣徐达之子，家有免死的誓书铁券，其弟徐增寿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杀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禄米，把他一直软禁在家。

残暴如此，坐稳龙椅后的朱棣很想又换张脸皮以“仁德”形象留诸后世。特别可笑的是，永乐二十二年的甲辰科举考试，本来第一名状元是孙日恭。考试官员最后把录取名单呈给朱棣过目，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态，细细研读，竟咬文嚼字起来：“孙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两字合起来就是‘暴’。（古文是竖版，所以两个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为本，平生最恶残暴苛刑，隐暴于名的人断断不能为我大明状元。”老混蛋批来批去，从三甲之中点了一个名叫邢宽的人为状元。邢宽，乃“刑宽”的谐音，以此来显示永乐皇帝治下轻刑薄赋、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

这位动辄诛臣下“十族”、杀人过万眼都不眨、处心积虑把忠臣妻女送入窑子每日定量供人轮奸的凶戾变态之人，临老又忽然变得似乎连只蚂蚁都不愿踩死，连一“暴”字都堵心碍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让人佩服职业统治者的演戏才能，已臻乎炉火纯青之境。

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后世讲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贬。对外方面，特别是他五征漠北，先后击败瓦刺和鞑靼诸部（元朝灭亡后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归顺明朝，大宁的朵颜三卫即是兀良哈部）。同时，他又在西北设“关西七卫”，增设贵州布政司，在安南设交趾布政司。对内方面，他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使国家岁粮收入大幅增加；同时剥夺藩王实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编篡《永乐大典》（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他自己歌功颂德和篡改史实），对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整理。因此，《明史》中对他赞扬道：

“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慕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细致地研究明代历史，却可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结论——虽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万历，但一切深祸至忧其皆肇自这位“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对内，明朝正是从朱棣起开始大用宦官。因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金陵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得登帝位。篡弑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这倒不是什么大坏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朱棣又恢复朱元璋本已废除的锦衣卫，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由此，宦官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明太祖本来有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

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对外，朱棣主要防备蒙古，尽坏朱元璋边疆政策的成制。本来谷王在宣府，宁王在大宁，韩王在开原，辽王在广宁，沈王在沈阳。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习自己前路，尽迁五王于内地，致使东北无边备强兵，边疆严重内缩，山西等地也逐渐失去屏依。虽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设辽东都司的基础上又设奴儿干都司，但却用女真族太监亦失哈掌管大权。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

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

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历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

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

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4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8 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太子即位，即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着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

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青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临，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行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关键战事也有奇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

——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宗师。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只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

“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炽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

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

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明仁宗内心知之，待其愈厚，成倍增加这位弟弟的岁禄，动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内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

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其实，他的反谋未尝有一日忘怀。接着，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侄子皇帝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侄子皇帝与之一百二十；索要袍服，侄子皇帝又与之。

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朱高煦以为小皇帝怕自己，愈加恣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他让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

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

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

“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

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乃有特务任务，向皇帝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

“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

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

同时，他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

至此，明宣宗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明廷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

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

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青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

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发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但明军忽然发放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听到这么大动静，城中的朱高煦兵士皆股栗胆寒。

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朱高煦，要他主动投降，朱高煦不报。宣宗皇帝复遣敕谕之曰：

“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

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对城中人民告以福祸逆顺。由此，城中人不少人想缚执朱高煦来献。

牛逼这么久，大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借一天，表示给自己一点，“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

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

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着一身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好吃好喝，饮食衣服之奉，仍旧无改。

班师之后，宣宗皇帝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

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

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这样，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

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

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

宣宗大怒，立刻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

铜缸重300 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

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抬来数百斤木炭，堆积于缸上，然后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

宣宗皇帝余怒未消，下令把朱高煦诸子全部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老王爷为老不尊，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侄子皇帝亲征，根本未作有效反抗，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还能保全残年。岂料，这王爷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从此下三滥行径，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正文 [ 太监公公要回家]-1

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两手抓，两手都硬。

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深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脑子里总有“衣锦还乡”的念头，非要拉着明英宗到他蔚州老家大宅子留住几宿，以博天子幸宅的千秋万岁名。如果真去了蔚州，可能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土木堡”之变。大军前行四十里，王振女人一样心思缜密，忽然又顾惜起“家乡人民”来，怕五、六十万大军路过老家时人踩马踏糟蹋庄稼，便又擅自发旨改行往东，终被蒙古人侯个正着。蛮族们这时候倒知道巧攻勇取，大败明军，并生俘了明英宗。明军被杀、饿死、自相践踏以及堕谷而死的，多达五十余万。

明朝护卫将军樊忠在御营被团团包围的情况下，深怒王振祸国殃民，大叫“我为天下除此贼！”抡起大锤把大太监的脑袋砸得稀烂。这次，王振真的回了“老家”。

“仁宣致治”的修整期：

明成祖朱棣死后，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虽有个享有万世残暴之名的爷爷和爸爸，他自己却是少有的“仁德”之人。对内，他释放被先帝囚禁的直言之臣之后，还把建文帝诸臣流放在外做劳改的幸存者全部赦免放还。对外，他下诏与蒙古人讲和，以免再劳师费财。好人不长命，明仁宗本人乃一个体弱多病的大胖子，还有喜欢床上运动的小毛病，为帝未满一年就病死，时年仅四十八岁。但是，他在位时重用阁臣，以文臣班子治理天下，算是为明朝政治开了一个好头。

明仁宗崩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是为明宣宗。小伙子即位不久，其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想把他爸爸朱棣当年的“靖难”再重演一遍。可惜，世易时移，朱高煦没有他老爸凶残多智的脑子，未出乐安城，已经被大侄子明宣宗亲自率军堵在老窝。在明军神机铳箭和皇帝亲征的双重威摄下，汉王朱高煦只得向侄子投降。

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汉王造反是件坏事，但年青皇帝甫即位就敲山震虎，不仅铲除遗患，又大大树了一把威。同时，他又以此为理由，严禁藩王干政，并严禁他们自行来京朝觐，严禁藩王与朝内勋贵联姻，严禁诸王之间往来沟通，严禁他们随意出城。

明宣宗仍保留他父皇时的文渊阁。此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是“内阁”，以示有别于外廷。阁臣之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明成祖时代，文渊阁还几乎是个政治摆设，乃皇帝顾问班子，最大的任务是教习太子读书。到了明仁宗、明宣宗时代，阁臣不仅充任皇帝侍讲，又主持草拟制诰，帮助皇帝处置军政要事，并有纠弹、决狱、军务等一系列话事权。老朱皇帝在世时，废除丞相制度，自己亲掌六部，依靠四处分封的骨肉诸王当作凭倚。朱棣以诸王起事篡夺皇位，自然是以削夺诸王实权为当务之急，怕他们有样学样。因此，彼时的藩王们在军事上已无太多本钱。到明宣宗时代，自然要依靠文臣理国。为了加强地方的治理，明宣宗下诏把“巡抚”作为一个固定官职，使其可以有权处理地方诉讼和审理案状。朱元璋当年挖尽心思废地方行省削弱地方权力。而明宣宗时代开始，从实际情况出发，使地方大员重新拥有了处置一方的权力。

对外关系方面，明宣宗时期，蒙古最强的两大部落是瓦剌和鞑靼，这两家连年遣使入贡打秋风，与明朝贸易往来，赚了不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所以与明朝就无从再发生重大战事。但兀良哈三卫蒙古人逐渐为鞑靼阿鲁台裹挟，这些人仗恃有人撑腰，常常越境至滦河一带游牧。明宣宗也气愤， 1428 年御驾亲征，以“巡边”为名，在宽河一带摆上当时非常先进的火器，朝兀良哈人一阵猛轰。

强权即真理。兀良哈部哪里见过这么威力巨大的火器，被杀甚众，余辈抱头鼠窜。

大炮就是管用，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本人亲自入朝谢罪。大明天朝，自然要显示仁德，封官赐物，把这帮满身羊膻的土包子好吃好喝后打发回老家，他们很长时间不敢兴风作浪。

北元方面，自大将蓝玉击溃元顺帝之孙（又有说是其子）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这位倒霉的汗王不久被叛臣杀掉，北元内部分崩离析，自然再成不了大气候。

明成祖中后期，北元太师阿鲁台掌权，竟敢杀掉明朝使臣，惹得明成祖大怒，率五十万人亲征，打得阿鲁台狼狈逃窜，他所拥立的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战乱中狼狈相失，投靠了蒙古的部落一支瓦剌部的首领马哈木。阿鲁台怒恼，只得捡出一个成吉思汗弟弟的后代阿岱为可汗。头领们的关系如同冬天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刺猬，瓦剌首领马哈木与本雅失里日久生隙，深觉这么一个落难“大汗”

碍手碍脚，便派人把他杀掉，立其弟答里巴为完全听自己话的“大汗”。阿鲁台听说本雅失里被杀，假装忠勇，向明朝借兵，声称要为故君“复仇”。明成祖本人人精一个，表示非常“赞赏”，封阿鲁台“和宁王”空衔一个，鼓励他去打瓦剌。

至于借兵吗，就算了。瓦剌的马哈木原本就是明朝的“顺宁王”，听明成祖与阿鲁台联系，非常惊恐，忙派人表示要上献从本雅失里尸体上找到的“传国玉玺”

（即所谓秦朝那块，实际上是元成宗登基时所用的那块，为当时的皇太后派人伪造）。明成祖不受。马哈木觉得大丢面子，恼羞成怒，不仅扣留明朝使臣，还在饮马河一带凯觎边境。这一来，惹得明成祖大怒，二次亲征，终靠大炮又教训了瓦剌人一顿，但此战明军也死伤不少。经此一役，瓦剌深知明朝这大老虎的屁股不好摸，忙向北京贡马贡羊贡牛肉干。双方都有台阶下，讲和。由此，明朝与瓦剌的“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了三十多年，到明英宗“亲征”才打破这种势态。

瓦剌部头领马哈木与明朝讲和，但与“鞑靼”的阿鲁台却下死命攻击，双方打得不亦乐乎。阿鲁台于永乐十三年出奇兵，一举干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答里巴“大汗”。马哈木便又推立额森虎为牵线木偶般的“大汗”。由于阿鲁台总是攻击自己，马哈木怒极之下，转年率军深入至斡难河以北，准备以牙还牙，不料正好中了阿鲁台埋伏，兵败身亡，其子脱欢也被生俘。额森虎捡了大便宜，“监护人”马哈木死了，他倒成了真正的“大汗”。庆幸的是，马哈木之子脱欢未被阿鲁台杀掉，两年后被放归，回去后作了额森虎的“太师”。额森虎在明仁宗洪熙元年病死，脱欢就拥立本雅失里一位侄孙脱脱不花为“大汗”（此人曾在明成祖时在甘肃向明朝投降，此时叛明西逃，投奔瓦剌）。由于后来明成祖几次亲征桀骜不驯的阿鲁台，脱欢乘其弊弱之机，在明宣宗宣德九年终于杀掉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为父报了仇。至于阿鲁台原来在鞑靼部拥立的阿岱汗，只能率为数不多的人马逃到亦集乃路（宁夏居延）躲起来。

瓦剌部本是蒙古偏支一部，但自马哈木起，经儿子脱欢经营，又到孙子也先，虽皆以“人臣”面目出现，实际上是北元的真“可汗”，蒙古皇室博尔济锦氏不过是他们手中傀儡而已。所以，到了明英宗时代的“北元”，其实是瓦剌部的“北元”。

明宣宗在位十年间，对蒙古诸部一直以“抚”为主，其实是处于防御状态，总希望能挑拨蒙古诸部打仗，自己当仲裁人以获平安。不巧的是，平衡手腕没有完全施展后，瓦剌击溃鞑靼，一支独大，为日后的明朝种下大患。

在南方，明宣宗最大的一个失着，是复封安南，即重新承认了它的半独立状态。明成祖时代，兵威四至，安南已经成为“交趾布政使司”与“交趾按察使司”

辖下之地，与内地建置一样。安南人本性好乱，连年起兵反明。由于地处南方崇山峻岭，当年“大元”都束手无策，搞得明政府也头痛不已。明宣宗继位后，面对清化府的黎利叛乱，耗兵废时，就想委曲求全，复封安南为藩国，让他们“岁奉常贡”。当时，大臣夏元吉等人力谏，认为明成祖至今二十多年苦心经营，如此则一朝弃去，安南又从郡县变为“国家”，前功尽弃。可惜的是，杨荣、杨士奇这两个文臣无远谋，附和明宣宗，并在老挝找到安南王室后裔陈嵩，派人护送他返国当“安南国王”，以图立傀儡来控制安南不反。黎利这种边陲野货胆子很大，陈嵩一到，就被他弄死，然后“上表”，称陈嵩病死，要明朝立自己为王。

明朝不干，要黎利再访陈氏后裔。黎利上表，称找不到（找到也杀干净了），退后一步，他请求明朝允许他“暂摄国政”。1430年，明宣宗只得封他为代理国王（权署安南国事）。如此，便承认了安南立国，这位黎利便建立了黎氏安南，年号为“顺天”。由此开始，一直隶属中华一千多年的南方蕞尔小邦，永久走上脱离之路。

总的来讲，明仁宗、明宣宗父子二人继明太祖、明成祖之后为帝，尤显“仁德”慈善，特别是仁宗，“用人行政，善不胜书”，让时人怀念不已。宣宗时代，“吏称其职，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所以，对于仁宣父子十年多的治绩，史称“仁宣政治”。其实，正是朱元璋、朱棣父子过于暴虐，才显衬得明仁宗、明宣宗父子这么“仁德贤明”。相较宋代真正的仁君宋仁宗、宋真宗、宋孝宗等人，这两位明朝皇帝其实还差得好远。

宣德十年（1435年）春，明宣宗因在床上用力过度，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八岁。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此即明英宗。

英宗皇帝即位后，尊祖母张氏为太皇太后，嫡母孙氏为皇太后，“罢诸司冗费，放都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役夫（一）万七千人”。新皇帝出炉，施政之始，一般都有惯行的“振作”。

半年后，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

王振的“开创”：

明代宦官之祸很烈，但没有烈到象汉末以及中晚唐那样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汪直如此，刘谨如此，冯保如此，魏忠贤也如此。这种情况，均同朱元璋当年废丞相制度有关，由于军权、政权分由六部分担，皇帝一人提纲契领。这些举措，听着好听，皇权独握，其实真正遇到事情，天子本人也因结构的复杂无从完全对一切大事加以掌控。皇帝如此，“准皇帝”的九千岁大太监也是如此。弄权一时好办，狐假虎威，有皇帝招牌，但当这块招牌不管用或不挡风时，太监只有挨剐的份儿了。

明太祖朱元璋丝毫不掩饰他本人对宦官的印象：“此曹（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便为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宦官）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老朱规定，内臣官阶不能高过四品，月给食米一石，衣食用品皆为“官给”，并在宫内设立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也正是在老朱皇帝当政期间，内监二十四衙门已经搭建完毕，即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最有威权的乃司礼监，其长官官称为“提督太监”。现代人一般把宫内的宦者统称为“太监”，年青的叫“小太监”，其实，宦官等级森然，最高的一级才能叫“太监”，往下是“少监”、“监丞”，中级的有“奉御”、“听事”等，最低级就是杂役类，有“手巾”、“火者”之称。至于各个监局当中，除掌印太监、提督太监外，也有“经理”、“管理”、“监工”等职衔。那位看官不要笑，“经理”确实是宦官的一种称呼，单位哪位主管得罪你，多亲热地喊他几声“经理”就好了。

司礼监原本的职责是管理皇城内大小宦官以及关防关禁、长随当差等事务，逐渐地，由于明朝皇帝的惰于政事，司礼监太监反倒成了有实无名的“真宰相”

了，监内一般有八、九个宦官分别帮皇帝“御笔”批朱。对于自己想搞猫腻的宦官来说，他可以把内阁奉呈入内的阁票打返，令阁臣重拟内容。刘谨气焰最嚣张时，就把这些公文带回自己家中，与门客商量官员任命和处理意见，更改好以后也不交回内阁，直接以御旨名义发出，可谓做到登堂入室，随心所欲。有人观此可能产生疑惑，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学文化吗，怎么又有这些文人“宦者”

呢。

这种教宦官学文化的事情，首先始自明宣宗，他设置“内书堂”，专门派文官教宦者学习，内容为、《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孟子》等，可惜的是，公公们忠孝节义入脑的少，奸诈使坏的心计反而因知识凭添了“力量”。入司礼监的宦者，一般必为“内书堂”毕业，入“文书房”办过事（“文书房”乃司礼监的“秘书处”），这样的公公，才能成为司礼监太监。但也有例外，比如魏忠贤几乎就是大字不识的老粗。

司礼太监有“议政”权，并非是关键，他们还掌管东厂、西厂等事，设想，一个衙门又管政事，又管监察，天下大事，皆入一司。东厂始设于明成祖朱棣时，一直至明朝灭亡达二百二十多年。这一“特务”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东厂的办事太监有时由司礼监主管太监兼任，有时由司礼监二把手兼任，全名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属下人尊称其为“厂公”或“督主”。东厂手下的“刑侦”人员和打手，均来自锦衣卫。有人可能以为锦衣卫也是宦官机构。错！

锦衣卫始于朱元璋朝代的“拱卫司”。洪武十五年，正式成立“锦衣卫”，乃“上十二卫”中的一卫。“服飞鱼服，佩绣春刀”，是皇帝私人卫队，兼秘密特务工作。锦衣卫逮人，可以不经任何国家司法程序，他们不仅有逮捕权，还有审问权，不幸被逮的，即入“诏狱”或“锦衣狱”，十人入狱八九死，令人闻之生畏。锦衣卫下有十七个所，专门负责外出侦探的人员称为“缇骑”。人数最盛时，锦衣卫特务有十万人左右，加上各地流氓充当的“眼钱”，达二十万人。锦衣卫与“厂”并称，左称“厂卫”，但“厂”对锦衣卫有伺察之权。因为，太监多日夜在皇帝身边，一般来讲自然厂权要大过卫权。当然，厂卫权势此消彼长之际，相互勾结的时候为多，刘瑾、魏忠贤等大奸太监，均以自己的心腹亲信任锦衣卫使，完全把这些有鸡鸡的军棍当成大狼狗来使。刘瑾当政时，开设“内行厂”

，把独裁发展到极致。他本人对厂卫“走狗”仍不放心，以“内行厂”的宦官来监督东厂和锦衣卫，但这一机构存在时间短，只有四五年而已。至于“西厂”

，乃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设置，乃太监汪直用事期间的事情，约五年多。

其后，明武宗在刘瑾窜掇下又重设过一次，也有四年多时间，以后就未再设置过。

还有一事可供大家叹喟的是，明人笔记《酌中志》记载，东厂大厅左室供岳飞画像一轴，厅后又有砖砌影壁，雕有狻猊以及狄青杀虎的塑像。厅西祠堂内还有一座牌坊，上面有朱棣御书“百世流芳”四字。大英雄岳飞与狄青，竟被这些阉人宦竖供奉，真匪夷所思。不过，百世流芒是绝然不可能的，这些没老二的特务们只能“遗臭万年”。

说明了司礼监、东厂、西厂、锦衣卫后，正式转入本文的主人公——王振大公公。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入内书堂”；又有笔记中说他年青时一直读书，久考不中，才毅然发愤“自阉”，落榜男儿不落泪，仰头走入太监会。这种说法，是明朝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提到的，根据他讲，明成祖永乐末年，诏许国内学官考满无功绩者，如果有子嗣，就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净身，入宫训导女官。当时有十余位这样的“学官”净身入宫，但日后混出头的只有王振一人。不管怎么讲，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明英宗为太子时，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小皇帝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宦官最亲，并一直称王振为“先生”。

甭看王振没学过“儿童心理学”，他很能拿捏儿童爱玩爱看大排场表演的天性。英宗小皇帝刚刚继位，王公公就带着小孩去朝阳门外的武将台观看盛大的阅兵式，让诸卫和京中禁军的兵将们操弄刀枪，演习马术，射箭飞刀，把小皇帝乐得小手拍红。高兴之下，小孩子马上让王振管理司礼监，成为太监中的第一人。

王振手中有权后，立刻矫旨，提拔自己的心腹纪广（原为隆庆右卫佥事）为都督佥事，对外声称说他在比武中获第一。这样一来，就让自己人掌握了禁卫军权。

纪广的超级擢升，标志着以王振为启始的明朝宦官专政的历史起点。

明仁的皇后张氏，时为太皇太后，得知孙子皇帝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她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

太皇太后奶奶坐着，皇帝孙子只能站着，众臣也立于西侧屏息侍立。张太后指着五个大臣，对孙子说：“这五个人，是汝父汝祖留给你当辅佐的，言听必行。

国家政事，如果他们五位不赞成，绝不可行！“小皇帝忙表示听命。

停顿一下，张太后派人宣王振入觐。

王公公很怕这位皇奶奶，入殿后俯伏跪听，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良久，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

女官闻言，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公公身子一软，裤裆一热，尿了。

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

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此情状，觉得威赫目的已经达到，缓缓言道：“皇帝年少，岂知此辈常祸人家国。这次我看在皇帝及大臣面上，饶王振一命，此后不可令他再干扰国政！”

这位张太后，乃一贤德明慧妇人。明仁宗作太子时，由于贪吃贪睡变成巨胖，加上他弟弟汉王朱高煦等人挑拨，明成祖非常厌恶这个不会上马击剑的胖太子，数次想废掉他。但儿媳太子妃张氏“操妇道甚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喜“，朱棣当年看在儿媳贤德的份上，才没有废掉胖儿子的太子之位（当然还有大臣的保举）。明仁宗继统后，张氏为皇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其子明宣宗在位，”军国大议多听（张太后）裁决“。但是，张氏并不干政，对自己母家非常严厉，严禁外戚预政。明宣宗崩后，英宗皇帝年幼，众臣请”垂帘听政“，张太后表示：“不要坏祖宗成法！”坚决不允。

但是，张太后仍旧是有妇人之仁，见孙子皇帝下跪为王振求情，心一软就后退一步，没有杀掉这个日后引出无数祸端的害人精。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死。

王振虽遭此大惊吓，并未收敛，反正有小皇帝撑腰，先让小主子高兴再说。

他“老实”将近一年有余，胆子渐长，在正统元年（1436年）冬又在将台召开“比武大会”，“命诸将骑射，以三矢为率”。明朝京军万人受试，只有驸马都尉井源弯弓跃马，三发三中。十岁的英宗皇帝看得高兴，把自己手中酒杯赐与井源当“奖品”。一旁聚观者，均私下纷言道：“去年王太监阅武，纪广骤升大官；今日皇帝亲自主持，怎么只赐一杯酒喝？”

井源忙乎半天，只赚得御赐一盏银杯。通过这一幕，明显向朝内外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要想升官发财，非王振大公公不可，皇上赏识也没实惠！

如此，又过了三年多，王振开始琢磨起几位顾命大臣来。

一日，王振赶上朝时，忽然问杨士奇和杨荣：“朝廷之事，全赖三位老先生。

然而您三位年高倦勤，日后怎么办呢？“乍受此问，杨士奇老头子一惊，矍然曰：“老臣我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不料，杨荣却讲：“吾辈年老，当推荐新进之人以侍君王。”

王振闻言大喜。转天，他就把侍讲学士马愉、曹鼐等人推荐入阁，参与朝政。

杨士奇很不高兴，埋怨杨荣与自己口风不一。杨荣劝说道：“王振讨厌我们，纵使我们苦苦坚持，他又能相容吗？一旦他以皇上名义出手敕任命某人入阁，我们也不得不听命。现在入阁的几个人，反正皆是我们的手下，也无大碍。”

杨士奇听此言，觉得有理。二位官场老政客，其实还是玩不过王公公。王振这种慢火煎鱼、由浅入深的功夫，是一步步卸掉“三杨”老臣的权力，让新入阁的人感念自己对他们的提拔。

品尝到当隐身“组织部长”的甜头，王振很快就算矫旨提拔工部郎中王佑为工部右侍郎。这位王佑没什么本事，专会溜须拍马说第甜话，很会伺察颜色。王侍郎长的不错，小白脸一个，身上雄性激素少，面皮光滑无胡须。王振也觉搞笑，一日忽然问王佑：“王侍郎，你怎么不长胡子啊？”王佑一脸笑开花，诌媚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看见这么一个皮光水滑的“儿子”，王振开心，仰头大笑。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死后，王振终于长舒最后一口气，京城内再无让他心中生怯的人物了，从此益发无所忌惮。

老太后崩后，王振立刻派人盗走洪武年间竖立在宫内“宦者不得干政”的铁牌，秘密销毁，从意识形态方面开始大力消除一切不利自己专政的东西。同时，王公公又大兴土木，在皇宫范围内大起殿宇和寺观，在讨好皇帝的同时，也想为自己祈福。

皇宫内新殿落成，依礼要皇帝亲自参加，大会公卿大臣摆宴庆祝。根据制度，宦官权再大，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集会。真宗皇帝少年人，一刻不见“王先生”就心里发慌，马上让人看看王公公在干什么。结果，内使一进门，正瞅见王振发怒，大言道：“周公辅成王，我难道在宴会上一坐的资格也没有吗？”

小皇帝一听，马上让人开东华殿中门，迎侯王振。众臣屏息观望，王公公迈着鸭步慢踱而来。这一来，王公公面子大了去了。

权势熏炎之际，不少谄谀小人纷纷倚附王振得以升官。继王佑后，徐睎也被王振矫旨擢升为兵部尚书。“于是府、部、院、诸大臣及百执事，在外方面（大员），俱攫金进见（王振）。每当朝觐日，进见者以百金为恒，千金者始得醉饱出，”连都御史王文等主管监察的大官，见了王振都跪拜迎侯。

当时，“三杨”中的杨荣病死，杨士奇退休，（其子在家乡杀人，有口实在王振手中，他不得不退休）。朝中只有杨溥，“年老势孤”，仅是个政治摆设罢了。

众人惟惟，也有正直不屈的大臣。薛瑄因为是王振老乡，被从山东地方上荐入中央，任大理寺左少卿。王振屡次派人致意，薛瑄一直不去拜谢，说：“我受皇恩得官入京，不能入私室谢恩。”王振知悉后，也无可奈何。一日，众臣在东阁议事，王振后至，公卿见大公公即跪拜，惟薛瑄一人傲然独立，倒使王振不得不先向对方作揖。由此，王公公杀心顿起。不久，他派人诬陷薛瑄，逮之入锦衣狱，准备处决。一日，王振见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仆人暗自流泪，便问缘故。老仆人说：“薛少卿要处死罪，所以我哭。”王振奇怪：“你怎么知道薛瑄其人其事？”

老仆答道：“都是咱们蔚州老乡讲的。”然后他盛赞一通薛瑄的为人。得知“乡誉”如此，王振意少解，怕做事太绝日后不好回老家，息除杀心，把薛瑄除名遣返。

薛瑄走运，侍讲刘球就没这样的运气。这位帝师上书言事，得罪王振，被逮入狱。未经审讯，王振便派锦衣卫刽子手在牢中砍断其头；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入京，王振知其名大，派人示意他来见。陈敬宗表示：“为人师表而拜谒中官（太监），我不为也。”王振怒，使陈敬宗数年不得升迁；御史李俨见王振不下跪，立马被逮抄家，流放铁岭卫当苦力；锦衣卫兵卒王永在大街张贴揭发王振罪状的匿名大字报，很快被押上闹市凌迟；时任兵部侍郎兼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也倒霉。他每次入京均未登王振门行贿。中国的官场，一直如此。你送礼，长官可能记不住。如果你不送礼，长官一定记得住。恰巧，朝中御史有一个人与于谦姓名相类，常上疏与王振之议不合，大公公便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误为一人，一日性起，矫诏降于谦官职，把他贬为大理寺左少卿。后来，由于河南、陕西两省的藩主与民众争相请留，于谦的巡抚之职才未被削夺。

为了惩罚不与自己一条线的大臣，王振又“创造”出一种“荷校”的刑罚，即强迫大臣在长安门戴重枷以使这些“斯文”们“扫地”。大枷板很重，从二十斤往上加，最重达百斤，往往立枷数日，犯事的大臣当时不死，回去也要缓上几年才能恢复。

王振用事期间，在北方对鞑靼用兵前，在云南也连年用兵，史称“麓川之役”。

朱元璋定云南后，在元朝麓川路与平缅路的行政区域，重新设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以当地傣族头领思伦发为宣慰使，其实是一种变相“自制”。

明英宗继位时，思伦发的后人思任发跋扈，夜郎自大，自称为王，并大肆侵掠周围的缅地、腾冲等地，武装反明。

王振得知此事后，很想立功，于1439年（正统四年）下令沐晟、方政等人提兵攻击。方政为将无量无识，提兵深入，被叛军伏击身死。沐晟作为主帅，虽为大英雄沐英之子，但并不知兵，闻败，惭惧发病，病死于楚雄。

明廷又任沐晟之弟沐昂为征南将军，接其兄任。这位爷也无将略，到了金齿一带就畏惧不前，部下遇败又不救，被明廷招回京城贬官两级。

屡战屡胜的思任发更加嚣张，在孟罗等地大掠杀戮，闹得云南人心惶惶。王振专政，欲示威于荒远之地，当然不肯罢休。正统元年（1441年），他又派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总兵征讨思任发。同时，派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

甭说，这拔明军能干，接连大败思任发，又破其象阵，杀掉土蛮兵十多万人，“麓川大震”，思任发逃往缅旬。明军暂时班师。

转年底，蒋贵等人再发大军出征，直捣缅旬，索要思任发。缅人刁滑，表示说还人可以，但明朝要割麓川一些地方给自己。明军先礼后兵，见缅旬敢和天朝“讲价”，兴军进攻，并把思任发儿子思机发打得大败。

缅人知道明军不好惹，连忙把思任发妻儿家属及属从三十二人捆上，献与明朝派去当使臣的千户王政。

途中，思任发绝食，王政派人强灌米粥，把这位叛夷养“精神”了，在道中捡块平坦地，明正典型，砍下思任发脑袋，函送京城。

明军还师后，当地部落又拥思任发另外一个儿子思禄发为主，攻占孟养，喧扰一时。

明军师老兵疲，只得与思禄发讲和，相约以金沙江为界。思禄发见好就收，表示不再过江侵袭。明军“乃班师，以捷闻”，其实，劳民伤财许多日，只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实际上放弃了麓川。明宣宗弃交趾，明英宗废麓川，这对父子，开始糟蹋太祖、成祖的基业，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土木堡”之变明朝在北边与蒙古人干仗，老实说，还真不是王振挑的头。

蒙古瓦剌部本来有三大力量，其一马哈木，其二太平，其三把秃孛罗。永乐年间，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前文中提到，马哈木进攻鞑靼部阿鲁台被杀，其子脱欢被俘。日后，脱欢被放回，反戈一击，终于杀掉阿鲁台，为父报仇。他被明朝允许袭父爵，也称“顺宁王”。英宗正统初年，脱欢杀掉“贤义王”和“安乐王”，兼瓦剌各部，成一方强主。他本想自称可汗，但诸部多有不允，无奈之余，只得又捡出元朝皇族的一个后代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欢自己当“丞相”。正统四年，脱欢病死，其子也先袭位，称“太师淮王”，实际上他才是北元真正的主人，脱脱不花挂名傀儡而已。每次向明朝入贡，也先和脱脱不花都各派使节，明朝也平等对待来使，没把“顺宁王”

使臣置于脱脱不花使臣之下。脱欢、也先父子好玩，对内一个“公司”，对外两块“招牌”，不嫌麻烦。

也先地盘越来越大，不仅收服了“三万水女真”，向东挨近明朝辖下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

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集结沙州、罕东和赤斤蒙古诸部进攻哈密卫。

明廷不仅不救，还敕令修好，怂恿了也先的野心。哈密重地，落入也先掌握之中。

此后，他不断凯觎明朝西北边地。当时，巡抚宣府大同的明臣罗亨信上奏，提醒明廷在直隶以北战略要地增设土城防御工事，任兵部尚书的邝埜畏惧王振威权，不敢对此事拍板定夺。参将石亨性急，想要在大同四州七县范围内三丁籍一人为兵。罗亨信表示反对，认为边民疲于防守耕战，土地粮食不足，如按石亨之议行之，肯定民众会一时逃亡大半。

也先与明朝撒破脸皮的导火索，乃朝贡事件。

瓦剌蒙古最早入明朝贡的使臣只有三、五十人，在北京等地总是受到明朝政府级别很高的接待，住高级宾馆，按人头赐银颇丰。一来二去，瓦剌觉得这种“打秋风”方式回报多且快，就不停增派“贡使”的人数。到了也先时代，每次均有一、两千人之多。明朝负责接待的礼部对此早有发觉，屡次告诫瓦剌贡使不能越来越多，但也先我行我素，不断增派。正统十四年（1447）年春，也先遣“贡使”二千人入京，这还不算，他又诈称人数是三千人，以冒取明朝的回赐。

同时，他们带来向明朝“进贡”的马匹，也多疲劣不堪，以次充好。蹬着老二上肚脐，也先确实无赖。

王振得知此事后，脑门子上火，大骂蒙古人不识抬举，胆子越来越大，敢敲诈大明天朝。他告知礼部：“只按实来人数赐银，一个子儿也不多出。至于马价，以质论价，绝不能花买人参的钱买回萝卜。”

有大太监王振发话，礼部自然胆壮，依教行事，使得蒙古人大失所望。也先觉得十分没面子。

此外，在数次通贡过程中，明朝的各级“通事”（外交接待人员）收受了也先大笔贿赂，向蒙古人尽告国内虚实。也先曾要求明朝嫁公主于自己，明廷不知道，高级通事却已经拍胸脯答应下来。所以，这次“贡马”，也先让使者向明廷表示是“聘礼”，朝廷才知道下边有人“许婚”。

王振遣礼部以皇帝名义答诏，明白告诉对方，朝廷没有许婚之意。“也先益愧愤，谋寇大同。”

八月，也先联集塞外蒙古及诸番部落，分三路入寇。也先本人统中路军，率军直攻大同：“可汗”脱脱不花自兀良哈率军，侵入辽东；阿剌知院率军，进逼宣府（今河北宣化）。

数十年过去，明太祖、明成祖那一茬兵将老的老，死的死，明军战斗力远远不如从前。当也先瓦剌军进至猫儿庄（今内蒙察哈尔右翼前旗）时，明将吴浩迎战，交手即败，他本人也战死。四天之后，大同总督军务宋瑛率数万明军迎堵也先于阳和口（今山西阳高），本来兵势不弱，但监军的太监郭敬无勇无谋，胡乱指挥，使得明军大败，一军尽没。西宁侯朱瑛等人战死，只有“政委”太监郭敬躲在草从中才捡得一命。

这样一来，瓦剌军势如破竹，连陷塞外诸军事堡垒。而瓦剌的阿剌知院所率军队又从独石口南下，占据了马营堡（今河北赤城）。心惊之下，马营堡守将弃堡逃遁。阿剌知院乘胜，又攻下永宁城（今河北延庆）。

三路瓦剌军中，只有“可汗”脱脱不花一路表现最差劲，他率东路军进围镇静堡（今辽宁黑山），被镇守的明将赵忠迎头痛击，一点便宜未捞到，狼狈回返，途中只得攻屠明朝一些驿站、屯庄以泄愤。

诸路败报频传，北京的王振不忧反喜，觉得自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再立大功以示威，使自己在朝中威望更上一层楼。他先派出井源（驸马都尉，演武比赛中那位获奖者）等四个将领率四万多人先行去大同，然后，王公公走入大内，劝明英宗“亲征”。

明英宗此时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王先生”这么一窜掇，英宗皇帝十分高兴，觉得应该效仿“祖宗”那样跨马出征。这小伙子黄毛未褪，也想横枪跃马，就如同现在毛头小孩打电子游戏玩攻略成专家，就以为自己可以带兵打仗一样。明太祖、明成祖一生戎马，屡经战阵，而明英宗仅仅是金笼贵鸟，哪里见过真战场。

消息传出，以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大臣纷纷怠谏，苦劝英宗皇帝千万不要“御驾亲征”。确实，也先几万人的敌寇，犯不着大明皇帝亲自出马。

王振不听，他私下合计，也先诸路加一块撑死超不过十万人，挟皇帝出兵，拥兵数十万，大不了用人海战术硬拼，比消耗，比人命，也能把瓦剌人打败。于是，他下令兵部两天内一定要调集五十万人马。“事出苍猝，举朝震骇。”

1447年阴历七月十七日，王振、明英宗率五十万胡乱集合的人马从京城出发，留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由太监金英“辅佐”）在北京留守。至于阁臣曹鼐、张益，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等六部尚书，全部随驾从军。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政府要员，全部随皇帝而行。

当日，军行至龙虎台驻营，“方一鼓，众军讹相惊乱，皆以为不祥。”值此军国大事，王振自以为诸葛亮，忽悠两条小细腿跨匹大战马，很想“指挥若定”。

但出军需要极其严密的布置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及时到位。五十万大军，随行役夫就应该有数十万之多，王振对这些“杂事”不屑一顾，加之催征太急，补给不足，光五十万人的吃喝拉撒，就已经使明军内部乱成一团。

秋雨时至。几十万大明军，冒着凄风苦雨，出居庸关，沉重前行，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鸾。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见大公公天威震怒，成国公朱勇等人禀事时，“咸膝行进”。王振淫威，可见一斑。

阁臣曹鼐跪言：“臣子固不是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

王振回答：“如有不测，也是天命！”

王振恨这些人阻止他立不世之功，就下令群臣分编入各军，“悉令掠阵”，想让这些大臣当炮灰战死。

大同还未抵达，由于军中乏粮，明军冻死、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同为太监的彭德清也以天象不利为由，劝王振还军，不从。

阴历八月初一，数十万明军终于得抵大同。瓦剌部也先见状，佯装避去，实际是想诱敌深入。大同附近战场还未收拾，遍地是明军缺胳膊断腿无脑袋的尸首以及马尸、弃甲、辎重。王振大太监哪见过这些东西，阵阵尸臭入鼻，残尸蔽野，他内心骇惧。英宗皇帝也觉不妙，真战场活脱脱一幅地狱图，一点不好玩，哪能同京城内号角嘹亮、旌旗蔽天的演武场相比。于是，他同“王先生”商量，想先在大同城停驻一段时间再说。但是，王振听说也先“退军”的消息，登时来了精神，力劝皇帝立刻北向出击。恰恰此时，先行派出的井源等部明军，其实已经大败亏输。

王振已成偏执狂，任谁劝也不行，一意孤行，非坚持进军。确实，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无功而返，不仅狼狈，且脸面无光。

关键时刻，王振的心腹，老同事郭敬入见。这位郭敬在阳和口见识过瓦剌军的厉害，千辛万苦捡得小命，真正知道了轻重。他哭劝王振，为持重保身之计，千万不要冒进。他还告诉王振，也先绝非是害怕才后撤，而是诈术，就在不远处埋伏等待明军。

听此言，王振心凉。郭敬又劝：“趁也先退兵，正好以此为借口，我们现在退军，不算败绩。如果前行无功，那时候就不好收场。”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郭敬公公自己人，句句打动王公公的心。他显示出“果决”的一面，立即下令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真是“兵贵神速”。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中途，王振想衣锦还乡，拉着英宗还蔚州老家要显摆一下，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河北涞源）入京。结果，大军惊惶退走，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又变成“人道主义者”，怕老家的乡邻田地也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时，他老娘们儿一样又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蹑上来，又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

就这样，拖了八天之久，明军才退至宣府。同时，也先骑兵也不慢，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王振心慌。他接连派出成国公朱勇等四员大将率两路兵返头阻击也先，皆被打败，将死兵亡，损失惨重。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说来狼狈，五十万明军，被几万瓦剌军追撵。其实，如果明英宗等主要人马进入怀来县城，凭城暂避，还不至于败得太惨。但王公公要等他一千多辆大车的黄白财物，迟迟不走。

犹豫之间，兵部尚书邝埜又苦求英宗捡精锐部队拼杀突围，皇帝被说动，大太监王振偏执脾气又上来，坚决反对。

邝埜见不到英宗皇帝，想闯行殿亲自进行说服工作。王振大怒：“腐儒岂知兵事，再妄言，必杀汝！”

邝埜此时倒不怕王公公了，回言道：“我为社稷百年着想，干吗以死惧我！”

王振命卫士把这位尚书赶哄出去。

明朝窝里争执期间，也先的瓦剌兵马源源赶到，把明军包围在土木堡。

土木堡并非是一个军事据点，其地原名“统幕”，讹称为“土墓”、“土幕”

、“土木”，不仅未有城墙护池，荒地无水草，明军掘地两丈多深也挖不出水来。

士兵缺粮还可以忍受，没水才是最要命的事情。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已经被也先派人首先占据。明军水源被断，军心大乱。

八月十五这天，中秋月圆，数十万明军被围，又饥又渴，精神几乎崩溃。也先很有军事才能，他分出一支军马，从土木堡帝的麻谷口向明军发动进攻。坚守谷口的明军都指挥郭懋还算条汉子，死战一夜，瓦剌军未能攻破。但瓦剌后续兵马源源不断，给守口明军造成巨大压力。其实，当时人在宣府的明朝将领杨洪如果领兵向也先发起进攻，可以给瓦剌军来个反包围，内外夹击，说不定把也先军马尽数消灭掉，毕竟明军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再不济，宣府明军进攻，明英宗也可以趁势突围逃走。杨洪过于“持重”，龟缩于宣府坚城之内，闭门不出。

也先这个人，不仅会用兵，还十分阴险，懂得“心理战”。为了麻痹明军，他派人进入土木堡，表示要与明朝讲和。明英宗、王振听到这个消息，久旱逢甘雨一样，喜不自胜。忙不迭立刻让阁臣曹鼐拟写敕书，并派两个“通事”与瓦剌使臣一起前去也先处商谈和议。

明军士兵被围两三天，渴得要死，听闻双方终于讲和，一下子从精神上松懈下来，纷纷四出找水找草料，脱离了各个关键防御地点。

王振觉得大势不好，急忙传令移营，“逾堑而行，延徊之间，行伍已乱。”

试想一下，五十万大明军，外有强敌，内部自己乱成一窝蜂，不倒霉才怪。

明军南行才三、四里地，瓦剌军队蜂涌而上，四面围攻。蒙古人打猎一样，用箭射死不少明军。然后，马军步兵一起上，刀砍斧剁，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他们已经饥渴了两三天，浑身无力，再让这些人冒死打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混战之间，也先关键时刻派出后备队，皆精甲铁骑，冲入明军蹂阵。这些骑兵高举长刀，逢人就砍，并大呼“解甲者不杀”。明兵在心理上早已崩溃，纷纷解甲。瓦剌军高喊不杀人，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甲胄防护的明军个个都成了白切鸡，任由手持大刀的瓦剌军人屠戮，“（明军）众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

人到一万，彻地连天；人上十万，无边无沿。五十万人，战场上估计就死了四十万。文武大臣，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阁臣曹鼐以及张益等数百人，皆在乱中被杀。特别是张辅，自年青时代随父亲张玉为明成祖东闯西杀，战功卓越着，历事四朝，尽心尽力。英宗出征，张辅已是七十五岁老翁，“默默不敢言”

，只能从行，但王振不让他插手军政。至此，老头子竟不能善终于家。

至于众所周知的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王振之事，可能不是事实，乃时人为泄愤编说此事以求“大快人心”。《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

，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

明朝随臣中，只有萧惟祯等少数几个人命大，连同数千军卒拼死逃得入关。

王振老同事郭敬命真大，这次又侥幸逃回北京，但很快就因王振的被清算而遭杀头之报。如此，他还不如死在阵上，怎么也称得上是“为国尽忠”。这郭敬公公也该死，他奉王振之命镇守大同时，为讨好也先，把数十大瓮箭头送与瓦剌，并大肆收受不良战马作为“回报”。阳和口大战，也因他挠兵沮将，使得明军大败亏输。

明英宗恐惧至极，在数百禁卫骑兵的扈卫下想突围，几次均未成功，身边人被杀的越来越多，无奈何，发昏当作死，他下马放剑，坐在地上发呆，周围仅有十余个剩下的禁卫军和太监喜宁陪同。

瓦剌军打扫战场，一个下级军官见明英宗身上那副黄金甲值钱，叱令其脱掉。

明英宗吓呆了，又不知对方那一口蒙古语是什么意思，没有立即解甲，惹得对方提剑过来要砍英宗的脑袋。危急时刻，这个蒙古人的哥哥见明英宗装束不凡，忙制止兄弟动手，率数名兵士押着明英宗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

这时，明英宗缓过神，问：“您是也先？伯颜帖木儿？赛刊王？还是大同王？”

塞刊王见来人出语不同凡响，立刻飞奔驰见也先，报告说：“我部下俘获一人，举止言表甚异，莫非就是大明天子吗？”

也先立刻派曾出使过明朝的两位使臣去辩认。不久，二人猪颠疯一样跑回禀告：“正是大明天子！”

以几万人打败五十万明军，已经出乎也先本人预料。现在，竟然能活捉大明天子，也先的心情几乎就不能“喜出望外”四个字来表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此次三路出军，也先不过是想趁秋高草壮马肥之余杀掠一番，一为寻些小便宜，二为出出气，哪料想一举就干掉五十万明军，连大明天子也擒于手中。于是，他仰天高呼：“我常常向天祈祷，求大元重新天下一统，真是上天保佑！”这时候，也先的野心，忽然被放大了无数倍，他想再造“大元”了。但是，对于怎么处理手中的这个大明天子，也先感到非常棘手。他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这么一个边陲酋长能逮个活皇帝。

他向左右部落头领们问计。有一个头领名叫乃公，大声嚷嚷道：“上天以仇人赐我们，杀掉算了！”

瓦剌部落的一个头领伯颜帖木儿大怒，上去就给了乃公一个大嘴巴，对也先说：“大人您身边怎么有这种东西！两军交战，人马必中刀箭，或践伤身死，今大明皇帝独全然无伤，对我等又态度平和，更无失态失仪之处。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赏赐，虽天有怒，推而弃其于地，但未尝置之死地。我等何能违天而行！

如果大人您（也先）遣使告知中国，使其迎返天子，您岂不能博得万世好男子之名！“也先沉吟，终于点头。他倒不是想博什么“万世好男子之名”，而是觉得明英宗奇货可居。于是，他就委派伯颜帖木儿负责软禁明英宗，命被俘的明军校尉袁彬“陪侍”，照顾这位落难大明天子的起居。同时，也先派人去怀来城，告诉守将明朝皇帝被俘的消息，并索求金帛。

怀来守将不敢开门，以绳子把也先的信使吊上城，马上转送北京。八月十七日，百官在宫内集合，虽然都听闻大败的消息，一时不敢确实，也不知明英宗下落。也先使者来，大家才知道皇帝被人活捉，惊惧异常。

明英宗的皇后钱氏急眼，尽括宫中宝物，派人送至也先营中，想赎回老公。

对方不报。

见赚不开怀来城，也先又拥明英宗去宣抚，以皇帝名义传谕守军开城。当时，宣大巡抚罗亨信在城内，派人向下喊话：“我们所守者，乃皇帝陛下城池，日暮不辩真伪，不敢开城。”

见此计又不成，八月二十三日，也先率部众就拥明英宗返头回大同索求金币，表示说只要金银送得多，大明天子即可归还。

负责大同城守的都督郭登坚闭城门，令人传达信息：“臣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闭城门。”

明英宗惶急，说：“朕与郭登有姻亲关系，他怎能拒朕与门外呢？”（郭登乃明朝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孙子，与明皇室有姻亲）侍从明英宗的校尉袁彬见守将不开门，深恐也先拿不到金银会因怒杀人，就用头触门，大哭号叫。

明朝的广宁伯刘安、都督佥事郭登等数人见状，出谒皇帝，伏地恸哭，奉上黄金二万两以及宋瑛、郭敬等人的家财“孝敬”英宗。英宗把金银“转赐”也先以及救自己一命的伯颜贴木儿。

诸臣出迎，大同城却紧关大门，做足防御措施。也先见无机可乘，就挟持明英宗北行，回老巢休整。

于谦的北京守卫战英宗皇帝被俘消息传出，孙太后不得不亲自出面，召百官定计。她表示：

“皇帝（英宗）率六军亲征时，已下令郕王在京监临百官。政务不能久旷，现在宣布，郕王正式代理皇帝之任，朝臣皆向郕王受命。”隔了几日，孙太后又下诏立明英宗年仅二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子，命郕王辅佐，基本上想维持住自己嫡子英宗皇帝一系的帝位。

郕王朱祁钰是宣宗妃子吴氏所生，本来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和皇位如此贴近。

英宗亲征，他留守北京，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因为大半政府要员均随皇帝外出，他自己在北京只是充当一个象征意义的摆设，一切事务均由各部留守官员处理。

谁曾料，英宗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了，一切压力目光，均集中在郕王身上。

郕王理政事，他不是皇帝，当然不能御正殿，只能在午门会百官。第一次主持会议，郕王就看见百官接二连三出班，异口同声，共同声讨王振倾危宗社，要郕王下令族灭王振。由于皇帝因王振被俘，群臣声泪俱下，现场气氛十分哀沉悲壮，哭声连片。

郕王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没见过这种阵势，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起身离座，想入内殿找嫡母孙太后商议办法。结果，未等宦官关上大门，众臣一齐涌入，非要当天讨个说法。郕王没办法，下令抄王振的家，并派指挥使马顺负责此事。

众人喧哗，高喊“马顺乃王振一党，应派都御史陈镒去主持籍没事宜。”传旨太监金英有点烦，叱令众臣退朝。百官此时再也忍耐不住，争相上前想扭住金英。金太监见势不妙，脱身逃入大内。

指挥使马顺狗仗人势，以为自己刚刚得了令旨，有话语权，便厉声喝斥群臣。

众人正愁找不着主凶泄愤，给事中王立右忽然扑上前，以拳猛击马顺的脑袋：“你这贼人往日一直依仗王振，今天怎么还这么胆大！”百多号人纷涌上去，你一拳我一脚，没多久楞把马顺这么一个大汉殴毙于当地。

这不算完，群臣又索求王振平素最信任的毛姓、王姓两位太监，金英公公怕牵扯到自己，立刻命人把内殿内开条缝，把王、毛二人踹出去顶缸。众人上前，拳打脚踏，立毙二人，并陈尸于东安门，“军士犹争击（尸体）不已。”

接着，王振的侄子锦衣卫王山也被人押来，五花大绑跪在中廷，众人争相上前击打唾骂。“班行杂乱，无复朝仪。”

由于当着郕王面未得令指殴杀三个人，百官“益忧惧不自安”。郕王也局促不安，不知事情发展下去要乱成怎样，屡坐屡起，很想返回内宫。

兵部侍郎于谦忙上前揽住郕王的袍服，进谏道：“殿下不要离开，王振乃罪魁祸首，不抄家不足以平民愤。众臣行为过当，皆一心为国，没有他意。”

郕王听劝，马上派人宣旨，表示马顺罪应处死，百官各归位司其职，不会追究责任。众人跪听旨意后，拜谢行礼有秩序退出，终未酿成大乱。

当日之事，全赖于谦挺身而出，临危不乱，关键时刻留住郕王，处置得当。

所以，事定后，吏部尚书王直王老头拉着于谦的手叹息道：“朝廷正赖您才得定安！今日之事，虽有一百个我王直，也不知能干什么！”

由于表现出色，孙太后下诏任于谦为兵部尚书（原来的尚书邝埜已死于土木堡战事）。

明廷清算王振，对老王家及王振徒党均行抄家，“（王）振第宅数处，壮丽拟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盘径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银十余库，马万余匹，皆没（于）官。”

王振之侄王山被押入闹市凌迟，“族属无少长皆斩。”王振光祖耀祖未成，三族皆成鬼魂。

延至八月二十九日，由于文武大臣纷纷上章劝郕王即位，边事紧急，国赖长君，孙太后不得多降诏，以郕王继位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这位朱祁钰便是明景帝。

孙太后心里虽然不舒服，仔细一想毕竟嫡孙还是皇太子，只能放眼长远了。

其实，史书《英宗本纪》中讲英宗乃孙氏所生，其实并非是她亲生，“（孙氏）亦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已子，即英宗也。“皇宫内殿气象森严，却总能发生些千古不能破解的离奇案子，明英宗至也也不知道自己生母是谁。知道这一天大秘密的，只有孙氏本人，她至死也未讲出真相。与她相比，宋朝的刘太后真贤惠善良好多。

有英宗皇帝捏在手里，也先胆大气壮，在给明朝的书信中言辞悖慢，索金索物。明景帝召大臣议事，兵部尚书于谦泣言：

“瓦剌贼人无道，必将长驱深入侵掠，宜早为之备。先前京中各营精锐，基本皆随太上皇出征，京中军资器械，十不存一。当急之计，应召集民夫义勇，更替治河漕运官军，让他们一起前往神机营报到，操练听用。工部方面，也要马上日夜赶工，督造防守器械。京师九门，应遣都督孙镗、卫颖等人亲率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文臣方面，应派给事中官员等人分头出巡，以免疏漏。

同时，还应把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内，以防遭瓦剌劫掠。“于谦还救出因坐不救乘舆（英宗皇帝）之罪的宣府守将杨洪和万全守将石亨出诏狱，命杨洪回守宣府，石亨统管京营兵马。日后，石亨对于谦恩将仇报，那是后话。

明景帝对于谦言听计从，分派兵部要官守卫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派出数位文臣巡抚各地，抚安军民，招募兵马。由此，北京城内外，又有近三十万可用的人马。

也先修整部伍后，在同年十一月以送明英宗回京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合兵，入寇紫荆关，北京戒严。

此次入侵，也先仍旧是三道分出，他自己率主力由中路进发。首先，一行人到达大同，也先首先派被俘的明朝太监喜宁和指挥岳谦往城下叫门，说是瓦剌部队送明朝皇帝回家。

守将郭登上城大声回话：“赖祖宗神灵保佑，国家现在有皇帝了！”也就是说，他明白无误告知城下的也先：我大明已有新君，不要再用英宗要挟我们。

也先知道明军防备甚严，得不到便宜，便不攻而去，向紫荆关杀来。

明朝被俘的宦者喜宁本人就是鞑靼人，被俘后马上投降也先，尽告明朝国内虚实。也先挟英宗皇帝入寇，也是这小子出的坏主意。

由于众寡不敌，紫荆关被也先部队攻破，明军指挥韩清等人战死。消息传来，“朝野汹汹，人无固志。”

大敌当前，明廷又放出先前在交趾大败被判死罪的成山侯王通为都督，帮助守城。结果，有人问王通有何好办法守城，这位败将只能想出在北京城外再筑一墙的馊主意，跟没说一样。

正文 [ 太监公公要回家]-2

侍讲徐珵很有时名，太监金英召他问计。徐珵说：“我观星象历数，天命已去，皇帝当幸南京。”金英乃明宣宗时司礼太监，闻言大怒，厉声叱责，让人把徐珵轰出大殿。也正是这位徐爷，很有预见的“特异功能”，早在也先七、八月间入寇之初，他已经先让老婆孩子携带一切值钱的东西，除他以外，全家南迁。

转天，于谦得知朝臣中有人提议南迁，立刻上疏抗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帑藏、仓储咸集此地，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朝南渡之事，可为前鉴。徐珵妄言，其罪当斩！”

关键时刻，太监金英也在众前附和于谦，高声道：“死则君臣同死，有谁再敢言迁都之事，奉皇帝之命，立刻诛杀！”

这样，明廷就形成了“决议”，北京内君臣一心，坚决固守。

于谦很有远见，为了免使京城外各处粮食为也先所袭用，他立刻下令当地官员烧毁粮仓，免得资敌。

也先大军来逼，群臣有言守，有言战，意见不一。防御主将石亨建议紧闭九门，坚壁高垒以避瓦剌兵锋。

于谦大不以为然：“强贼势盛，如今我们再示之以弱，贼势愈张！”

于是，于谦命诸将四处，皆背门而阵，紧紧关闭各个城门，使兵士有必死之心。他本人身穿甲胄，在德胜门外建指挥中心，以示自己也有必死之心。同时，于谦下死命令：临阵将领不顾士兵率先后退者，杀主将；军士不听指挥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四处入营流泪激劝，以忠义鼓励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

大敌当前，明廷内部终于总体上一致对外，抱成一团。

尚宝司丞夏瑄又陈说四策：第一，瓦剌军多骑兵，擅长野战，不擅攻城，开始时应坚壁高垒，以沮其气；第二，如果敌军深入，应该敢死队夜袭敌营，并在纵深地带埋伏兵马，以逸待劳，纵出杀掉追击的敌人；第三，瓦剌举国而来，退无所御，应命令防边士兵内外夹攻，敌人会因担心退路被截而惊溃；第四，明军本身依城为营，应保证退有有归，把军队分为三队，如果前队战退，严命中队斩前队退兵以警效尤，不斩退兵者，与退兵者同罪，后队突前斩之，此举在于使士兵生畏怯之心，反正都是死，不如死敌。……如此种种，明景帝皆“诏趋行之”。

内奸，是最凶恶的敌人。太监喜宁为也先出谋划策，窜掇也先开始假装不要进攻，以议和为名，索求北京城内诸大臣出来“迎驾”。如果主事大臣出城，一举擒获，城中群龙无首，自然就更容易攻打。

见也先有使臣来，明廷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便把通政参议王夏马上升为礼部侍郎，把中书舍人赵荣升为鸿胪寺卿，在城外的土城庙拜见英宗皇帝。

也先、伯颜帖木儿还算知礼数，英宗坐着，他们两个人站着，“擐甲持弓矢侍（太）上皇（英宗）”。虽然不失礼数，架式一看就知道是“挟持”。

王复等人入拜英宗皇帝，呈上两种文本的书敕。英宗读汉文版，也先等人读蒙古文版。

太监喜宁凑在也先耳边说了几句，也先明白过味来，厉声道：“尔等皆小官，应立遣王直、胡滢、于谦、石亨等人来见！”

明英宗此时还算有些心机，小声对王复说：“他们没有善意，你们赶紧走。”

王复、赵荣辞拜。

眼看赚不出明廷大臣出城，瓦剌军四出剽掠，杀人放火，并焚毁了昌平的皇陵寝殿。在逼近宣武门的同时，瓦剌军南逾卢沟构，在北京周围四处掠杀。

明廷当然有动作。一方面下令辽东总兵曹义和宣府总兵杨洪各选精骑从外面夹击瓦剌，一方面又派人行离间计，伪造北京内大太监兴安太监喜宁的书信，内容是讲喜宁告知明廷他已经完成诱也先深入的任务，明军可乘其孤军深入一举歼灭之。

果然，此信被瓦剌巡逻队截获，也先对喜宁颇产生怀疑。恰巧的是，明朝宣府、辽东振兵皆及时赶到，明军军威大振，也反证了先前对喜宁太监的反间计。

也先列阵于西直门外，把明英宗囚禁在德胜门外一间空房子里以当要挟之用。

当时，明军共二十二万人，绕城列阵，旗甲鲜明，严威赫赫，瓦剌军胆怯，不敢轻犯。

毕竟先前在土木堡得过奇胜，也先派出小股部队骑兵来搔扰。于谦在空屋中设伏，派出骑兵诱敌。双方交手，明军佯装不支，扭掉马头往回跑。也先来了精神，麾万余铁骑追击。埋伏于空屋中的明军突出，箭弩开发，瓦剌军死伤数千人，大败而走。这一仗，时任瓦剌平章的也先弟弟孛罗毛耶孩也被打死。

安定门方面，石亨与其侄石彪率敢死队，手持巨斧，主动出击，直杀入迎面瓦剌军中坚部分，逢人就砍，所向披靡，瓦剌军不得不后撤。石亨得胜不饶人，率军追战城西，一直把敌军追杀得向南逃窜。与此同时，石彪率精兵千余人，佯装不支，向彰义门方向后退。瓦剌军见这只明军人数较少，集中兵力合力来攻，半截正好遇上刚刚击溃瓦剌中坚的石亨，斜刺里扑上前，石彪又率佯败明军忽然止步，也掉头闯上厮杀，瓦剌军不敌，败走。

由于西直门是也先主力，都督孙镗有些支撑不住，其他诸门守御的明军各自忙于厮杀，无人派兵来振。幸亏都督范广率神机营在西直门，他们手中持有火炮火铳，火器厉害，杀得瓦剌军一倒就是一片，勉强抵抗住了敌军的进攻。

虽如此，瓦剌军狂攻，渐渐孙镗支撑不住，忙叩西直门城门让守军开城门，想率军队退入城中。负责监军的给事中程信文人无武略，忙打开城门让明军入城。

结果，明军见身后城门大开，顿失斗心，纷纷往回跑。瓦剌军见状，突来精神，喊杀进逼，向城门处集结而来。城内的程信幸亏脑子还算活，见此情状，知道不能再开城门，如果瓦剌军趁势闯入，一切全完蛋。于是，程信急忙下令兵士把西直门大门重新关上，下死命令让孙镗回兵力战。

明军退路已决，复陷死地，反而激发出潜在的能量，转身扑向瓦剌军，殊死拼杀。程信又与王通、杨善等人率军士大喊鼓噪，架起火器朝瓦剌兵群中猛轰。

未几，石亨也引援兵赶到，瓦剌军终于不敌，狼狈退去。

经此一天的激烈战斗，也先郁闷至极，知道北京城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攻克的。他趁夜移营，准备不声不响地撤围。

于谦从派出间谍的嘴里得知明英宗已被也先转移走，不在德胜门外。他马上令石亨等人高燃火把，以巨炮猛轰城门外悄悄卷帐拔木的瓦剌军，一时间血肉模糊，鬼哭狼嚎，万余瓦剌军人变成肉块。

也先大骇，北遁出居庸关；伯颜帖木儿挟明英宗出紫荆关；脱脱不花本来是来驰援，得闻也先败讯，连关也未敢入，率众掉头跑了回去。

在于谦指挥下，诸将追杀瓦剌军队，石亨、石彪在清风店破敌；孙镗、杨洪等人追击瓦剌于固安，大败对手，并夺回被掠民众一万多人。虽如此，瓦剌军先前在北京城四周郡县散掠，往往百余骑兵士驱万余百姓当前，“望之若万众”，明军不知底细，被迫分兵，由此被杀的也有数百人。

无论如何，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北京城解严。论功，杨洪被封为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固辞，表示：“京城四郊多垒，受围数日，士大夫之耻也，我怎敢邀功！”明廷不允。

总结这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无外乎两个字：民心。民为邦之本，明朝立国，虽对功臣多加屠戮，对士大夫多加陵蔑，但对老百姓来讲可谓深仁厚泽，使得在皇帝被敌生俘的情况下，民心军心均无离叛之意。敌国外患，反而激发起明朝军民旺盛的斗志，齐心协力，赶走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北京保卫战中，彰义门明军副总兵武兴战死，瓦剌军大举杀入，至土城，当地人民虽手无寸铁，但皆跑上屋顶，大声喊杀，乱投砖石瓦片击敌，终于等到明军来援，敌寇未逞。民心如此，安得不胜！

当然，于谦的重要作用也功不可没。正是在他指挥下，“傲如石亨，怯如孙镗，懦如王通，无不斩将搴旗，缘城血战，追奔逐北，所向披靡。”史称于谦“当军马倥偬，变在俄倾，（于）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和机宜。僚吏受戒，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

明朝后来至万历末年，明廷榨取民脂民膏，不遗余力，民不聊生，内忧外乱，才终至国亡。

明英宗方面，被瓦剌军裹胁出紫荆关，“连日雨雪，乘马踏雪而行，上下艰难。”幸亏有袁彬忠心耿耿护卫，还有蒙古人通事哈铭尽心维护，才保明英宗未冻饿而死或被摔死。

中间驻营，也先战败后第一次来见明英宗。他命人宰杀马匹，拨刀割肉，燔熟一块上好马肉，亲自送给明英宗，说：“不必忧虑，终当送你归国。”食毕，也先辞去。

一行此北行，至小黄河苏武庙，伯颜帖木儿正妻阿达阿剌哈剌“令侍女设帐迎驾，宰羊递杯进膳。”不几日，恰值明英宗生日，“也先上寿，进蜞衣貂裘，筵宴。”最让人感动的，是袁彬、哈铭二人，事无巨细，二人竭忠竭力，侍奉落难的明英宗。由于天寒地冻，夜间营帐内酷寒，袁彬和哈铭天天要明英宗把双脚放入他们怀中，轮流为皇帝暖足。一日，早晨醒来，明英宗对哈铭说：“知道吗，昨夜你睡得死，一只手正压我胸口，我几乎透不过气，直到你睡醒我才拿开你的手。”并向哈铭讲述汉兴武与严子陵共卧的故事。哈铭蒙古人，本性质朴，闻皇帝此言，感动得一塌糊涂，顿首谢恩。由于他本人就是蒙古人，也能时时与伯颜帖木儿妻子等人说上话，让这些人劝伯颜帖木儿和也先放还明英宗。

袁彬、哈铭忠义君子，太监喜宁乃奸恶至极的小人。他见袁、哈二人竭力护持明英宗，怀恨在心，数次劝也先杀掉英宗身边这两个人，天天为也先出主意怎样与明朝讨价还价。一日，也先被喜宁的谗言激怒，派人拖出袁彬、哈铭二人要斩首，明英宗这时也急了，真的奋不顾身，扑到二人身上要与他们同死，这才救下二人性命。此外，喜宁还向也先出坏主意，让瓦剌军西攻宁夏，直捣江南，在南京立明宗为傀儡，与北京明景帝兄弟对峙，以兄制弟，夺取明朝江山。此招甚毒，但也先非志向远大之人，觉得此计可行性太差，施行起来困难，最终没有采纳。所以，明英宗对喜宁这个小人，恨之入骨。

于是，他与袁彬定计，派喜宁入京当使节，并派遣同样被俘的明军士兵高磐随行。事先，明英宗暗中叮嘱高磐如何行事，并亲写书信，缝在高磐的裤子里。

喜宁挺洋洋自得，以瓦剌和明英宗双料使臣自居，入宣府与明军谈判。

明将出城，与喜宁在城下宴饮，高磐突然大声呼喊，抱住喜宁不放，声称太上皇有旨。招待来使的明将不敢怠慢，挥兵扑上，把瓦剌使团全部活捉，缚送喜宁入北京。

读了明英宗的亲笔信，听了高磐一番指控，明景帝君臣大怒，把太监喜宁送入闹市，三千多刀，碎剐凌迟而死，终于为明英宗除去一块心头大患。

听闻喜宁被杀，也先也很恼怒，与其弟赛刊王等人分道入寇。打了数次，均遭败绩。与此同时，瓦剌内部开始分化。阿剌知院首先暗中与明朝讲和。瓦剌“君臣鼎立，外亲内忌。”他们合兵攻打明朝，“利得则多归也先，弊害则众人均受”，伤人损物不说，昔日每年都能从明朝得到大批金银绸帛的赏赐，如今一丝全无。后来，也先也知道了阿剌知院和脱脱不花相继暗中与明朝议和之事，他不甘人后，也马上派人同明朝讲和。

但是，这一次，明景帝回复漠然。原因很简单，双方讲和，肯定要送回明英宗这个“太上皇”，明景帝不知拿这个皇帝哥哥怎么办。

于谦方面，他针对群臣各持议和的局面，力拂众议，表示“社稷为重，君为轻”，派人持书申诫边将，不要擅自与瓦剌讲和，不要擅自接受瓦剌人送来的来信，甚至明英宗本人的亲笔信也不能收。如此，也为他本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景泰元年（1450年）秋，也先正式遣使议和。礼部尚书胡滢等人奏请迎太上皇，景帝不答。但是，面对群臣上疏的压力，明景帝不能不有所表示。他在文华殿大会群臣，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贼寇断绝来往，而卿等近日又屡屡上言议和，更欲何为？”

吏部尚书王直出班对奏：“太上皇蒙尘，理应迎回。希望陛下务必遣使交涉此事，勿使他日生悔。”

景帝闻言不悦：“我本人根本没有贪恋过帝位，卿等日前把我强推到这个位子上，现在又三心二意！”

听景帝此言，众臣心中惶恐，还真没人能接下这个话茬。

又是于谦出班，从容言道：“天位已定，孰敢他议！派遗使者入瓦剌，可以舒边患，又能侦察敌情。”

这句话让景帝开释，觉得自己帝位无忧，忙说：“从汝！从汝！”

于是，明廷派出李实为主使，携明景帝给脱脱不花（名义上的“可汗”）亲笔信，往见瓦剌君臣。

到了位于失八秃儿的也先大营，致礼通书已毕，瓦剌人带李实一行人去伯颜帖木儿营中拜见明英宗。

“（明英宗）所居毡毳帐服，食饮皆膻酪，牛车一乘，为移营之具”，见皇帝落魄到这个份上，连穿戴打扮都像北京城外赶骆驼的蒙古人，李实等人哭泣不止，明英宗也哭。

良久，明英宗叹息一声：“陷我于此，乃王振也。”问及太后，皇帝（景帝）等人后，明英宗又问李实等人是否带来中土的衣服饮食。李实一行人来得匆忙，根本未及准备这些东西，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衣食给明英宗服用，并表示道歉。

明英宗摆摆手，苦笑道：“这不算什么，卿等为我办大事。也先想把我送回，卿等归报朝廷。如果我能得归，愿为黔首百姓，得守祖宗陵庙就知足了。”

明英宗肯定读过史书，知道宋高宗赵构拼死命拒绝“回收”其父兄的“事迹”

，深知自己的归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弄不好现在的皇帝弟弟与也先做交易，把自己就地“喀嚓”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由于明英宗是落难皇帝，李实胆子也大，问了几个平素万万不敢发问的问题。

李实：“皇上居此，还思念从前所享用的锦衣玉食吗？”

明英宗：“当然”。

李实：“为何陛下您恩宠王振至此，而致身俘国失？”

明英宗：“朕确实不能明察奸臣。但王振当权时，群臣无一肯言者，今日却皆归罪于我。”这句话，十足说明明英宗仍无悔悟之心。

日暮时分，李实等人拜别明英宗，归于也先大营，受到对方设宴款待。蒙古人好客，“也先、伯颜帖木儿貂袭胡帽，其妻珠绯覆面垂肩。盘酪盂肉，更互弹瑟琶，吹笛儿，按拍歌劝酒。”

酒酣之余，也先开口：“南朝（明朝）乃我世仇（指明朝驱元朝入沙漠），今上天发威，使皇帝为我所得，我一直不敢怠慢，倘使南朝获俘我，不知如何对待？……皇帝在此，吾辈无所用之，欲奉之南还，南朝又不派人来迎，为什么？”

李实等人回辩，但均辞不达意，言说不通，被也先一句话顶了回去：“南朝遣汝等此行来通问，非为奉迎。若想皇帝回国，当遣重臣来迎。”

李实还未回京。趁脱脱不花遣使议合的机会，明景帝忽然又派出右都御史杨善出使瓦剌。

中途，杨善遇见回途的李实，具知他出使的详情，使得杨善成竹在胸，表示可以见机行事，奉明英宗返北京。

其实，明景帝派杨善出使完完全全是敷衍，总想迁延岁月，双方使来使往，把此事一直拖下去。而且，使节出行前，明景帝没有授意礼部给他们准备任何礼品，只让这些人带着嘴去。瓦剌人对收受银帛习以为常，如果见杨善一行人空手而至，没准大怒就更把明英宗留住不放——这可能是明景帝心内的小算盘。

杨善一出境，也先就派出汉人田民为“馆伴使”迎接，密伺虚实。田民招待杨善，屏去旁人，说：“我也是中国人，被迫留于瓦剌效力。我很好奇，前日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杨善心中有根，侃侃而言：“那时候，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讨安南等地），太监王振想邀太上皇幸其老家，扈从不及，军内指挥不一，所以一战即溃。

虽如此，瓦剌侥幸得胜，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如今，南征劲卒悉归，有二十万众，朝廷又特别在国内招募有搏击技能的新兵，得三十万人，全都进行神枪、火炮、药弩等军事技巧的专门训练。同时，我们大明在边境地带要害处加强防御，遍植铁椎，马蹄踏上立刻会被贯穿。为了防瓦剌再来，朝廷还招募数千飞檐走壁的刺客，这些人穿营度幕，敏捷似人猿，专为与敌相持时乘夜潜入敌营取上将人头……当然，依现在形势看，所有这些都将无所施用了。“田民奇怪，问：“为何无所施用？”

杨善：“和议马上就达成，大明和瓦剌一定欢如兄弟，当然就用不着这些士兵和防御再动干戈了。”

杨善这张嘴真能说，既吓唬了对方，又留一个大台阶给对方下。

田民回也先大营，具实以告。也先不断点头，和议之意益坚，便决定在大营接见杨善一行使臣。

也先见杨善，咄咄逼人，立刻责问：“为何南朝减我马价？”

杨善：“昔日瓦剌使臣，不过三、五十人，近来多至三千余人，归时皆金帛器服络绎于道，满载而归，大明待瓦剌不薄。”

也先：“为什么拘留我数名使者？赐我布帛中，又常有裂幅不足数的情况呢？”

杨善：“布帛中有裂幅不足数的情况，乃奸诈通事所为，事情暴露后，已被大明明正典刑诛杀。不过，瓦剌所贡马匹矮劣，貂皮鄙旧，估计应该不是太师您的本意吧？至于瓦剌使臣有失踪者，或中途为人劫持，或被强盗所害，大明拘留这些人又有何用！”……你一言，我一语，杨善反反复复，“历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纵兵杀掠，上天大怒”，把也先说得心服口服。

最后，也先出于好奇，问了两个问题。

也先：“太上皇回国，还临御天下吗？”

杨善：“天位已定，不得再易。”

也先：“古代尧舜禅让之事如何？”

杨善：“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皆为善事。”

也先悦服。

气氛融洽之时，瓦剌平章昂克冷不丁断喝问杨善：“你们来迎上皇，带什么重礼来？”

杨善答：“如果我带重宝来迎上皇，后人会认定你们是贪图宝货才放人。此次我空手而来，归朝后书之史册，后世人皆会称赞瓦剌深明大义，不是贪图财礼的小人。”

也先闻言不停点头，赞道：“好，好，让史家好好记述此事。”

转天，也先在大营设宴，引杨善见明英宗。也先本人与妻妾依次起立向被俘的明帝敬酒为寿。喝了好半天，也先忽见杨善一直站立，忙让他入座。明英宗见状，也让杨善入座。

杨善施礼进言：“虽在草野，不敢失君臣之礼！”

也先闻言顾羡，叹赏道：“中国真乃礼义之邦！”

酒宴结束，也先亲自送明英宗出营。四、五天之内，明英宗、杨善等人被也先、伯颜帖木儿等人轮流宴请，大吃送行酒。

临别时，“也先与渠帅送车驾可半日许，下马，解弓箭战裙以进，诸渠帅罗拜哭而去。”伯颜帖木儿更是依依不舍，一直送到野狐岭口才满含热泪依依惜别。

明英宗也感动，大家相处日久，还真生出感情来。

明英宗被俘，乃大不光彩之事，即使落魄到这份儿上，明朝史臣仍旧渲染明英宗为“真命天子”，敌不敢害：“（英宗）初入敌营，也先有异志（想杀人），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帝（明英宗）寝帷复有异彩，（也先）乃止。及上皇（英宗）至老营，每夜有赤光绕其（帐）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给英宗当妃子），上皇却之，（也先）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心（一）进宴，稽首行君臣礼。“这种记述，三岁娃娃也骗不了。当然，也先献妹想和明英宗攀亲可能有其事，但身为敌俘，大冷天住简陋帐蓬，肥妹一身羊肉膻味，明英宗肯定没有色欲，顺水推舟当个柳下惠，这倒是人之常理。

“太上皇”被放回的消息传入京师，中外上下皆高兴，惟独明景帝一人郁郁不乐。

杨善先于明英宗回京，立下如此“奇功”，并未获升迁，平级调动，仍旧鸿胪寺任礼官。群臣从此安排中，已经感觉到明景帝的不快。

明景帝与朝中群臣你来我往，胳膊终于拗不动大腿，迎驾之事“一律从简”。

明英宗也知趣，行至唐家岭时，就遣使入京“诏谕避位，免群臣迎。”

于是，明英宗先从安定门入城。明清两代，此门非常冷清，门外都是一望无际的大粪场和乱坟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定门本来还是大将出兵得胜的回师收兵之门。明英宗灰溜溜入宫，在东安门，景帝迎拜，英宗答拜，“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哥俩虽各自心怀鬼胎，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给群臣看。

于是，明英宗被迁入南宫“居住”，实则是软禁。群臣入见，一概被阻止，只允许孙太后前去探望。

说实话，明景帝这样对待大哥明英宗，虽不近人情，但现在的人也不应太苛求于他。天家骨肉相残之事，历史上数不胜数，景帝没把英宗一杯毒酒或一根长帛弄死，其实还是蛮厚道。

但景帝这个厚道人，在景泰三年（1452年）却做了一件不厚道的事情。他把立为皇太子的侄子朱见深废掉，改封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储，在朝臣中引起很大争议。天命无常，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太子，小孩子朱见济病死，明景帝又无别的儿子，皇储之位重新虚空在那里。群臣纷纷入奏，要求明景帝复立侄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不少人章疏之中理直气壮，大讲朱见济的早夭，乃“天命有在”，即本应明英宗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明景帝巨怒，廷仗数位朝臣，御史钟同由于在朱见济死后首上疏章，竟然被当廷杖毙。

但明景帝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诸事烦死，内火疾攻，很快他就身染重病。

景泰八年年初（1457年），明景帝连到南郊行郊祀之礼也不能亲去，就派石亨代他本人去行祭礼。群臣见皇帝病成这个样子，不少人又出来劝景帝立太子。

景帝闻言，连忧带气，离鬼门关又近了数步。

当时，主掌京营诸军军权的石亨见明景帝已至弥留状态，心内忽起异念，企图趁此机会拥明英宗复辟，以得泼天富贵。于是，他找到掌管营兵的都督张軏、内监吉祥以及太常寺卿许彬商议此事，许彬向石亨推荐徐有贞。这徐有贞不是别人，正是瓦剌入侵北京时首倡南逃迁都的徐珵，为掩羞，他才改名徐有贞，当时官为左副都御史。听石亨之言，这位投机文人立刻答应，并成为这一伙人出谋划策的“文胆”。

景泰七年（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春正月十六日，傍晚，众人毕集于徐有贞家。这老哥们撅着屁股爬上屋顶，假装去观星象，很快就急么扯眼下房，说：

“事在今夕可成，机不可失！”

当时，正好有瓦剌扰边的警报传来，徐有贞对石亨说：“正好借边报名目，对外宣布受皇帝诏命，提兵入大内以备非常，无人敢挡。”于是，四鼓时分，石亨开长安门，身后率兵千人。宿卫士兵见是京营首长，皆惊愕不知所为，没有一个人出来喝问阻挡。徐有贞有心机，入门后，他把大门紧锁，把钥匙也扔入水中，说：“万一内外夹功，大事去矣。”于是众人皆听徐有贞处分。

夜色昏黑之间，石亨这样的武将也心惧，低声问徐有贞：“事情能成吗？”

徐有贞大言：“正是天赐良机，千万勿生退心！”

众人赶到英宗被软禁的南宫，宫门紧闭，扣门无应。徐有贞有胆识，马上派兵士取一巨木抬上，数十人持之，一齐猛撞宫门，同时，又派身体敏捷的兵士爬墙而上，入南宫收缴里面卫兵的兵械。

门坏墙塌，诸人终于进入南宫。明英宗吓一大跳，以为弟弟派人来杀自己，颤抖问：“尔等来此欲何为？”

众人俯伏跪言：“请陛下登位。”

明英宗这才定下一颗心。众人拥抬着这位本被闲置的“太上皇”，直入奉天殿。

入大内时，门卒喝问，明英宗回答：“我乃太上皇也！”

诸兵惊惧，见来人还真是“太上皇”，没有人敢出来阻拦。

于是，明英宗升座，大鸣钟鼓，开启诸门。

诸大臣早朝，本想拜见明景帝。入大内后，听见南宫方向人声喧沸，奉天殿上也人来人往。正惊疑问，徐有贞出现，大喝“太上皇复辟矣！”百官震骇之余，不得不下意识地挪步入贺。

明景帝昏迷中，也被钟鼓声惊醒，忙唤左右喊于谦来。左右宦官告知，“上皇复辟了。”良久，明景帝口中只说出“好，好”两字，又昏迷过去。

明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变”。徐有贞功最大，被授翰林学士，成为阁臣。石亨、张軏、曹吉祥，自然皆加官晋爵，封伯封侯封公，连太监曹吉祥的干儿子曹钦也被授与都督同知这样的高级军官。

帅出不能无名。明英宗与徐有贞等人商量后，立刻把兵部尚书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诬称二人在明景帝病重期间想拥立帝系藩王入京为帝。

明英宗恨于谦，是因为于谦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样的话，差点使自己不得返国。但是，他起先也不想杀于谦，并说“于谦实有功（指他主持坚守北京）”。但徐有贞马上接碴：“不杀于谦，此事为无名！”也就是说，只有定性于谦有拥立“外藩”之心，夺门复辟才有合理借口。明英宗终于答应。

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于谦与王文被诬称谋立襄王之子为帝，杀于西市，并抄其家，家属全被流放苦寒边地劳改。至于明景帝，无人再管他，被活活饿了多日，含恨而死（一说是被明英宗拜宦官勒死），反正不是善终，年仅三十岁。

明英宗心量偏狭，杀于谦饿死弟弟景帝不说，还要把弟媳景帝皇后汪氏生殉，最终为大臣劝止。值得深思的是，日后明英宗临崩，遗诏废除嫔妃生殉制度，成为他一生中寥寥可数的“善举”之一（明朝自朱元璋起，帝王一直有殉葬制度。

老朱皇帝死有46个妃子陪死；明成祖朱棣死后有16妃和数百宫女生殉；连明仁宗也有5 妃生殉；明宣宗有10妃殉葬）。另一个“善举”是他下令放出被幽禁深宫五十多年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但那时这个“建庶人”已是一个傻子，出来后对现政权无任何威胁了。明景帝死后被以王礼草草埋葬，直到明英宗儿子朱见深即位，才下诏为叔父“平反”，恢复帝号：

“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

为此，史臣叹息道：

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

明英宗对弟弟明景帝不厚道，对弟媳汪氏怀恨在心。在大臣劝姐下，英宗想让汪氏生殉明景帝不成，就废其皇后之号，让她搬出皇宫到外面居住。由于时为皇太子的朱见深（日后的明宪宗）知道这位婶母当时力劝叔父明景帝不要废自己王储的位号，对她很是敬重，在父亲明英宗面前一直说好话，使得汪氏出宫时能够带走许多宝物。而且，汪氏与宪宗生母周氏妯娌之间关系一直很融洽，“相得甚欢，岁时入宫，叙家人礼”，见此，明英宗也就不想再怎么样这位弟媳。一天，明英宗忽然想起宫内有一条祖传的“玉玲珑玉带”，问及宦官。宦官回称，玉带由汪氏出宫时带出去。明英宗派宦官追索。汪氏性刚，见来人要玉带，她从匣中拿出这个宝物，走出屋门，扬手扔入井中，愤怒回声：“没有！”索物太监悻悻而去。汪氏对侍侯她的宫人愤愤不平言道：“我当了七年天子妇（景帝在位七年多），还消受不了这数片玉石吗！”明英宗闻之气恼，遣锦衣卫到汪氏住处进行软抄家，把所有珍宝搜个底掉。汪氏寿数长，正德初年才病死。

于谦与王文被判极刑时，王文不停申辩自己无罪，于谦坦然，笑着说：“此必石亨等人主意，争辩又有何用！”怡然受刑。于谦的死刑处决方式极其惨酷，先被剁去手脚，再被处死，几乎介于腰斩和凌迟之间。后世之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于谦死状，是因为明英宗的儿子明孝宗替老子修实录时，为掩遮父过，让人删除了处死于谦的有关记述。当时，有兵将感于于谦的忠义，收取其遗骸殓之。一年后，其尸身才得以归葬杭州。

“惟有于（谦）岳（飞）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孙太后起初不知于谦死讯，数日后方闻，老娘们儿嗟悼累日，叹息良久。

确实，当时无于谦，这位妇人可能在北京城被攻陷后，像从前北宋的妃主皇后一样，被瓦剌人带至北边，天天供数十上百蒙古精壮汉子轮奸淫乐了。

于谦死后，石亨推荐党羽陈汝言代为兵部尚书，未一年即因收贿被抓，赃累巨万。明英宗闻之，愀然不悦，对大臣们讲：“于谦被遇于景泰朝，死时家无余资。陈汝言一样官职，所贪何其多也！”石亨等人惭愧，皆俯首不能对。不久，瓦剌复侵边，明英宗忧形于色。侍卫一帝的恭顺侯吴谨进言：“倘使于谦活着，当不令寇猖獗如此！”明英宗默然。

直到成化年间，于谦才被平反，赐谥“肃愍”。万历年间，明廷又改谥为“忠肃”。

于谦为人，太过正直，所以才触怒了徐有贞、石亨这两个小人，非要置其死地不可。对徐有贞来讲，当初他首议南逃迁都，于谦带头叱责，已经让他对于谦恨之入骨。后来，于谦为人善良，徐有贞求于谦在景帝面前说好话给自己迁官，于谦果真一口答应。但是，明景帝对徐有贞这个人“记忆”犹深，知道这个小人从前曾出馊主意迁都，坚持不答应升迁他。为此，徐有贞认定于谦不仅没有出力，肯定还在景帝前说自己坏话，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石亨，北京保卫战之前，他从大同战场逃归，本来被夺职，正是于谦保荐，他才得重新启用，且一战成功，暴得大名。当时，石亨为了“报答”于谦，就面禀景帝，说于谦之子于冕非常有才略，应该陛下亲自接见，破格提拔。于谦正派人，不允其子入京陛见皇帝，并责斥石亨不以公行事。这样一来，石亨大恨，与于谦结下梁子。人世间事，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徐有贞、石亨均是小人，怨毒满腹，所以他们才非要陷于谦于死地而后快。

可叹的是，明英宗复辟后，对导致一系列灾祸的大太监王振却念念不忘，下诏公祭王公公，招魂厚葬，并把王振从前主持修建的宏壮伟丽的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亲题巨匾，以“精忠”二字对王公公“盖棺论定”。

“曹石之变”及诸人结局明英宗复辟后，非常倚重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三个人。特别是徐有贞，很快又被升为兵部尚书，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并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食禄一千一百石，世袭锦衣指挥使。大权在手，徐有贞肆无忌惮，中外倾目，但有皇帝信任，谁也奈何不了他。

得志之后，徐有贞有意与石亨这么一个武将与曹吉祥这么一个太监拉开距离。

他还常在明英宗面前诉说二人在外的贪横之事。“帝（英宗）亦为之动。”

石亨、曹吉祥知道风声，大加怨恨，日夜聚议，密谋构陷徐有贞。

明英宗常与徐友贞二人君臣密议政事，屏除旁人。但身为司礼太监的曹吉祥有眼线，偷听了不少这君臣二人的“悄悄话”。一日，曹吉祥问明英宗某事因由，英宗大惊，急问你从何得知，曹公公答言，乃徐尚书讲给我听。自此，英宗皇帝开始疏远徐有贞。

不久，石亨、曹吉祥二人向明英宗泣诉，说徐有贞以内阁的力量想倾陷他们两个“忠臣”。英宗皇帝很讨厌徐有贞“泄密”，把他外放为广东参政。石亨等人恨极徐有贞，派人投匿名信，诬称老徐“指斥乘舆”，流放途中说皇帝坏话。

明英宗恼怒，下诏把徐有贞发配到云南一带为民。一直到石亨等人事败，老徐才获召还，但未获重新使用，释归老家无锡。这位“短小精悍”的老头儿天天手持铁鞭起舞，想效廉颇复用，终不能重新被召入朝。灰心之余，老徐放浪山水之间，又活了十几年才病死，算是善终。

除去了共同的“敌人”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又开始狗咬狗，相互争权倾轧。

石亨美男子，生有异状，方面伟躯，美髯及膝，如果脸色再红些，活脱脱一个关羽再生。其侄石彪也美须髯，与石亨一样形状魁梧，当时算卦人说这叔侄俩皆有封侯之相。石亨袭其父职，为宽河卫中下级军校，特善骑射，能用大刀，每战辄摧破奋前，实为一刀一枪挣得的功名。

自从拥立英宗皇帝复辟后，石亨得首功，进爵“忠国公”，其家族男性成员冒功入锦衣卫为官者多达五十多人，四千多与他有旧的部曲和熟人皆冒领“夺门”

之功而得官，势振中外。英宗皇帝对他眷顾特异，言无不从。一时之间，冒进小人咸投其门，势焰熏天。

石亨讨厌文人外放为巡抚监督武将，尽撤巡抚回京，由此大权悉归石亨。同时，凡是有言官上章弹奏他，均被他倒打一耙，数起大狱，把不少御史弄得家破人亡。

石亨武人一个，不知盈满，成日干预政事，有时向皇帝为手下人要官遭拒，悻悻然见于颜色。特别让明英宗动疑的是，石亨常常不待宣召而入宫，出来进去前呼后拥，耀武扬威。

时间一久，明英宗当然不能容忍，便问阁臣李贤如何应付。李贤答：“圣上应该独断！”

明英宗顿悟。他马上下诏给各门，武臣非宣诏不得入见。从此，石亨很少再有面见明英宗的机会。

如果此时石亨知趣，急流涌退，知道收敛，交出兵权，兴许还能善终于家。

但他与侄子石彪各自蓄养军官猛士数万，中外将帅半出其门，国人为之侧目。

石亨更不知自敛，在京城内大建华丽的府第，连明英宗在大内登翔凤楼都看得见这座耀人眼目的大宅，以为是哪位王爷的王府。

明英宗忍耐未发。天顺三年，石彪本人又想当大同总兵，窜掇人上书“保奏”

他。英宗大怒，派锦衣卫把石彪等人逮入诏狱拷问，并在他家里搜出一些绣蟒龙衣及御床一样模式的“违制”之物。于是，明廷对石彪抄家，勒令石亨“退休”。

其间，明英宗还不太忍心对石亨下手，就问阁臣李贤，“石亨有夺门之功，我怎么处理他呢？”

李贤回禀：“天位本来就是陛下您的，称‘迎驾’则可，如何称‘夺门’，‘夺’则不顺，何‘夺’之有？彼时，万一石亨等人谋泄，不知陛下有多么危险！

如果当时石亨等人不为贪功行仓猝之事，郕王（景帝）死后，大臣们仍会奉您平安复位。“一席话，说得明英宗边连点头，石亨的命运，也就注定要挨刀了。

于是，受英守谕指，锦衣卫指挥捕逯杲上奏石亨阴谋不轨，下诏狱拷问。石亨身板再结实，也禁不得锦衣卫内狱卒的大板子和各种刑讯，很快就被活活打死在监狱中，其侄石彪也很快被人以谋反罪处决。

当然，这叔侄二人，虽与徐有贞、曹吉祥倾害于谦，说他们谋反确实冤枉，所以清人编《明史》，并未把他们放入《逆臣传》中，实为公允。尤其是石彪，史臣评价说：“（石彪）本以战功起家，不藉父兄恩荫，然一门二公侯，势盛而骄，各行不义，为帝所疑，遂及于祸。”

石亨一死，“夺门”三功臣只剩曹吉祥一个人了，这位公公不喜反忧，很有岌岌可危之感。

这位曹公公乃滦州人，一直是王振的亲信，在英宗初年数次出外当监军，畜养了不少壮士在家。明景帝时，他又负责监京营军，故而与石亨友善，并配合石亨迎英宗复辟。为了感谢这位公公，明英宗把他升为“司礼太监”，即太监第一人，总督三大营，权大势大，宫内无人可比。其义子曹钦还被进封为伯爵，侄子曹铉等人皆受封都督官衔，其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一时间权势与石亨相并列，时称曹、石二大家。

由于明廷已经定了调子，下令自今起章奏不可用“夺门”二字，从大原则上就否定了“夺门之功”。石亨被逮治，曹吉祥越来越如坐针毡。于是，他渐蓄异谋，想弑掉明英宗。

干这种惊天“大事”，没有军人帮助万万不行。曹吉祥开始天天在自己大宅院张宴，请在京军营及锦衣卫等各级中高级军官饮酒作乐，大散金钱谷帛，任由这些人取用。这些因曹公公保荐而飞黄腾达的军官们也怕老曹势败自己也受牵累，皆愿尽力效死。

曹公公的干儿子曹钦问门客冯益：“自古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吗？”

冯益答：“您老曹家魏武帝曹操就是啊！”

冯益没说谎话，曹操他爸就是认太监为干爹才改姓曹，这位魏武帝原姓“夏侯”。

曹钦闻言大喜，更坚决了谋反的决心。

天顺五年秋，曹吉祥因对家人施私刑致死，被言官弹劾。明英宗正愁抓不住曹公公把柄，命令锦衣卫指挥逯杲去按察，降敕遍谕群臣。

曹钦闻讯大惊：“先前降敕，石亨将军被捕，今天又来这一套，是想灭我们曹家啊！”

于是，诸人谋议，准备在七月庚子日动手。曹钦提外兵入大内，曹吉祥本人以禁兵接应。

定谋后，曹钦召诸位参加起事将校在晚间饮宴。半道，入伙的一个军官马亮害怕事败被诛三族，悄悄溜出，向值宿朝房的怀定侯孙镗与恭顺侯吴谨告发此事。

吴谨赶紧让孙镗从长安右门的门缝内塞进急报帖子，报告曹家谋反一事。

明英宗大惊，立刻派人在大内逮捕了大太监曹吉祥，并下敕皇城及京城九门皆严闭不开。

曹钦发觉马觉逃走，知道消息泄露，连夜带人驰往锦衣卫指挥逯杲家，杀掉逯杲，并把阁臣李贤砍伤于东朝房，拎着逯杲鲜血淋漓的首级对李贤说：“就是这个逯杲要惹我啊！”

逯杲这个人，确实不是好人，他本来是石亨和曹吉祥推荐才当上锦衣为卫大官。但是，逯杲奉命按察曹家不法之事，曹钦绕道杀这个人，其实在当时完全是浪费时间。

由于事情败露，曹钦索性公开造反，率数千精兵强将猛攻东、西长安门。皇宫大门特结实，根本冲不进去。里面守门士兵又搬出准备修御河河堤用的厚砖砌在门后，更使宫门难以攻破。

曹钦等贼人乘乱纵火烧门，并在宫门外往来驰骋呼叫。

怀宁侯孙镗宿于朝房，本来是为了转天一大早他要带数千军马西征边境，特意来趁明天早朝向皇帝辞行。见事情危急，他忙派两个儿子召已经集结待命的西征军，进攻在东长安门烧门欲闯皇宫的曹钦。

曹钦从西长安门杀至东长安门，中途正遇向外跑的恭顺侯吴谨，一刀就削掉对方的脑袋，奔驰至东长安门。

由于贼兵纵火烧门，东长安门塌毁。门内守卫禁卫军忙搬取一大堆柴薪放在门口，风借火势，大火使得贼兵反而仍旧闯不进来。

天快亮时，孙镗手下的西征军杀至，曹钦手下贼兵渐渐不支，又多心虚，渐渐奔散。孙镗勒兵追击，杀掉曹吉祥侄子曹铉等人。

曹钦勇猛，率十余人杀出一条血路想从安定门逸出，但大门紧闭，门卒众多，他只得掉转马头逃奔家中。

孙镗等人率军追杀，曹钦指挥数百家丁仆从关门拒战，终于不敌。诸军大呼杀入。

曹钦见大势已去，投井自杀，终未当成“曹操”。

明廷下令，族灭曹家及其姻家，尽屠参与政变的党羽，并把大太监曹吉祥当众碎剐。只有出首告变的马亮好命，得授都督一职。至此，“夺门之变”三大“功臣”，一贬二死。

又过三年，明英宗在1464年正月病死，时年三十八。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次年改年号为“成化元年”。

后世历史学家不少人不辩史实，以土木堡之役为口实，大讲此役乃“明朝由盛到衰之始”，其实全然是无稽之谈。“英宗承仁（宗）、（宣）宗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前后在位二十四年，除土木堡被俘之事以王振擅权外，大局面并未坏掉，所以才有后来明宪宗、明孝宗的成化、弘治之治。这父子相承的四十年间，政局基本稳定，是明朝民力财力积累的承平治世。所以，称“土木堡之役”为明朝由盛到哀转折点，实为一叶障目之辞。

最后，提一下“土木堡之变”的另一位主角瓦剌首领也先。

也先放归明英宗后，当年仍旧来贡，忽喇喇还是三千多人，明廷盛陈大宴接待，同时也在席间幕后耀兵亮甲，给对方以心理威慑。当时处于幽禁状态的“太上皇”明英宗，也派人以自己名义赐也先大笔赏物。明景帝闻之不悦，便决定与瓦剌断绝关系，不再遣使回报。

尚书王直等人相继进言，谏说如果断绝关系，也先会重新挑起边衅。明景帝回言：“正是使来使往，才有磨擦生过节。昔日瓦剌入寇前后，不都是礼尚往来吗，还不是照样开战。”于是，明景帝亲笔写敕书给也先：“先前使节往来，难免因小人言语短长而使双方生隙。朕今不再遣使，太师（指也先）也不必再请，以免日后生事！”

这样一来，瓦剌人再不能从明朝政府方面得到好处。此后，也先数次犯边，但没有什么特别大规模的行动，小劫小抢，骚扰而已。

瓦剌对外无大战事，开始内哄。名义上的“可汗”脱脱不花之妻，是也先的姐姐，所以，也先就想让脱脱不花立自己亲外甥为太子，脱脱不花不答应。也先生气，本来以前他就恨脱脱不花与阿剌知院先于自己和明朝讲和，又怕这位汗爷日后势大于已不利，就先下手为强，突然出击，在1451年杀掉了脱脱不花，把他的部众分给瓦剌诸酋长。脱脱不花的弟弟阿噶巴尔济本来事先依附也先，想也先杀掉哥哥后立自己为汗，结果，哥哥刚被杀，也先就找上门。阿噶巴尔济狂喜，以为是拥自己为可汗，但刚出帐门就被也先当头一刀砍死，其子哈尔固楚克想逃，也被抓住砍头。

“可汗”兄弟子侄皆被弄死，也先便在1452年自立为可汗，以其次子为“太师”，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改元“添元”。“田盛”，即“天圣”之意。明廷当然不会称他为“天圣”可汗，回报书中只称他为“瓦剌可汗”。

也先当了可汗后感觉特别好，常常强迫蒙古诸部徙迁，日益骄横，荒于酒色。

自元顺帝逃出大都以来，蒙古虽然一直处于内乱之中，但蒙古大汗向来是由“黄金家族”后裔继承，正基于此，瓦剌部的也先势如中天之时，仍旧推脱脱不花为“幌子”可汗，这样才能以理服众，挟可汗而令诸部。如今，他自立为可汗，以非“黄金家族”成员身份登汗位，又依汉法建“年号”，自然引起蒙古诸部的公愤。

于是，与也先一直鼎足而立的蒙古头领阿剌知院率先发难，在1454年进攻也先。不可一世的也先，外战内行，内战却是大外行，加之内部离心离德，一战即溃，本人也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死得非常不堪。

阿剌知院没高兴多久，他自己又被鞑靼部的索来杀掉。

从此以后，瓦剌部群龙无首，东蒙古诸部（即鞑靼）死灰复燃，登上草原大舞台开始唱主角。“自也先死，瓦剌衰，部属分散，其承袭代次不可考”。

索来杀阿剌知院后，立王子马可古儿吉思为可汗。另一位鞑靼首领毛里孩也不示弱，立脱脱不花的幼子脱古思为可汗（即摩伦汗）。这两部在向明朝进贡的同时，也相互在宁夏与兀良哈一带相互攻杀。明廷乐得其成，封索来为“太师淮王”（与也先一样），称他拥立的马可古儿吉思为“迤北可汗”。明宪宗成化年间，索来数次来明朝入贡，趁送骏马貂皮之机，大打秋风，获赐甚多。与也先一样，索来与马可古儿吉思相处一久生出矛盾，便杀掉后者，自立为汗（又有说是多郭朗台吉杀马可古儿吉思）。如此，自然失道寡助，毛里孩乘机攻击索来，杀掉了这位汗位未坐稳的老乡亲。

毛里孩杀索来后，一时称尊，便又与他所拥立的摩伦汗发生磨擦，双方大打出手，摩伦汗被杀，其部将斡罗出逃走。而后，鞑靼诸部相继攻略仇杀，你死我活，恰因如此，明宪宗边境才稍得休息，除因争夺哈密频发战事外，没有特别大规模耗财损兵的对外战争。明朝大将王越和余文俊二人都是非常有才干之人，鞑靼虽然有时能够进入河套地区骚扰，但很快就被逐出。

正文 [ 人生一场戏性情皇帝明武宗]-1

性情皇帝明武宗公元1518年，明朝皇廷内的的操场上，有一个为半透明丝织品围拢起来的帐幕，奇怪的是，帐幕的上面没有穹顶。猎猎罡风，把丝幕吹得抖摆做响。一群锦绣罗衫的宫人和披挂金银甲胄的御林军，正屏住呼吸，观看帐幕内部的“马戏”

表演：只见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面容俊秀白皙，体格健壮。他头结网巾，赤裸上身，下身只着红罗蔽膝和一双乌色软皮靴。旁边的空地上面，散放着织绣着金龙图案的盘领窄袖袍和翼善冠。此人身手敏捷，跳来荡去，正在和一只吊睛大老虎周旋。那只百兽之王咆哮甩尾，冲来扑去，眼中凶光横露，嗷然有吞噬之意。但大虫剪翻舞爪，皆被青年人闪躲而过。擦身之时，这位细腰身乍背膀的体型优美的小爷，整个身体飞旋，侧飞一脚，正踢老虎咽喉，把大家伙踹得跌出丈外，哀嚎不已。旁观者齐呼“万岁”。

这位爷，不是什么皇宫内演杂耍的艺人，更不是类似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的逗兽人，乃是堂堂大明天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

过渡性帝王明宪宗、明孝宗明英宗死后，其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朱见深原名朱见浚，其父被俘时，他还很年幼，被大臣们和太后推上皇太子之位。明景帝坐稳帝位，想立已子为皇储，就把这位侄子废为沂王。明英宗复辟，朱见深又被立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小多灾多难。

从心理学角度讲，儿童时期精神受创伤的男孩，心理依赖感很强，所以朱见深一直宠信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明宪宗继位时，年方十八岁，万氏已经三十五。这个妇人心计很深，她能一直把比自己几乎年纪小一半的夫君皇帝紧紧拿捏于手中。得寸进尺之余，她进谗言，迫使明宪宗废掉皇后吴氏。有此妇人干政，可想而知，明宪宗时代的政治好不到哪里去。这位万贵妃不仅大用太监汪直，又奢侈无度，崇佛建庙，在宫中称魁，暗中害死不少明宪宗别的嫔妃生下的孩子。

宫内如狼穴。万贵妃是个阴险的母狼头。只有宫女纪氏稍稍幸运（此人乃广西贺州土司之女），她所生之子朱佑樘被宦官张敏藏起，终于能在宫内活到六岁。

后来，这小孩子浮出水面，为明宪宗所知。万贵妃恼怒，很快派人毒死纪氏，但纸里包不住火，小孩子不能再放手弄死，她索性撒手不再管束宪宗皇帝的小鸡鸡，任他和妃子们生孩子。活一个是活，活二十个也是活，反正老娘肚子生不出，任这些宫女妃子们生子。这样，日后立皇储争储君的混乱节骨眼，再看老娘本事。

纪氏之子被立为皇太子后，宪宗生母孙太后亲自养育这个孙子。老奶奶把孩子天天关在自己宫里，怕遭万贵妃毒手。一次，万贵妃召太子到自己宫里“玩”

，奶奶嘱咐孙子说：“到那里去，什么东西也不要吃！”孩子很聪明，蹦蹦跳跳入万贵妃宫，老娘们立即端出一大堆吃食儿。孩子摇头，说自己不饿。其实，万贵妃是想巴结这位“准皇帝”，此时她已经不敢明下毒。见孩子说不饿，她便又派人做碗鱼羹，让小孩子喝。这位皇太子眨巴着大眼睛，索性直说：“不吃，我怕有毒！”万贵妃闻言，又气又急，抚掌大哭：“这十岁不到的小孩子，竟然如此怀疑我，日后他当上皇帝，肯定要我命啊！”由此，万贵妃愤郁成疾。成化二十三年，恶妇病重而死。明宪宗震悼不已，辍朝七日，谥之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一直有恋母情结的明宪宗遭受不了打击，半年后也病死，其子朱佑樘继位，是为明孝宗，改元弘治。

一朝天子一朝臣。明孝宗继位，有朝臣上书要追究明孝宗生母被万贵妃毒死之事，并要兴起大案，逮治万贵妃宗族家属。明孝宗厚道人，怕此事牵涉到后人对父皇的评价，下诏不问。

明宪宗时期，已经恢复了叔父明景帝帝号，并平反于谦冤狱，早期颇有善政。

但是，由于他宠信万贵妃，太监汪直又开“西厂”特务机关，妇人奄祸，为害不少。可幸的是，宪宗一朝多有正直大臣，如李贤、彭时、商辂、韩雍、项臣、王越、余子俊、马文升等人，或文或武，俊才贤彦，终使成化年间的政局大体维持不坏。

明宪宗庸君一个，其子明孝宗正真是个贤德明君。这位皇帝“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在贤相徐溥、李东阳、谢迁等人辅佐下，罢黜佞幸，治理河患，编修会典，阻遏鞑靼，文功武绩，良可称道。可惜的是，明孝宗寿命不永，三十六岁病死。其长子朱厚照即位，时年十五岁，这位小爷，即大名鼎鼎的明武宗，改元正德。

明孝宗大好人一个，不幸的是，上有庸父明宪宗，下有狂儿明武宗，他本人反而在明史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几乎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色。

明武宗在位的十五年，才真正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刘瑾公公的时代明孝宗临崩前，弥留之际，勉力支持，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嘱托道：“朕遇病不起，也是天命。朕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爱卿诸人费心！”

他又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

“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有德明君”。

继位的明武宗朱厚照，他的“出身”方面讲，正的不能再正。其生母乃明孝宗正宫皇后张氏。而且，孝宗与张氏夫妇二人，乃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恩爱夫妻，“帝（孝宗）与张后情好甚笃，终身鲜近嫔御”。明孝宗由于不好色，儿子很少，除朱厚照以外，还有一个儿子朱厚炜，三岁时就病死。所以，明孝宗只有儿子朱厚照一个“根红苗正”的接班人。知已莫若父，对这个儿子的心性，明孝宗临崩前一语道明，可见他对少年儿子心中一直怀有忧虑。稍感欣慰的是，正臣在朝，天下不乱，明孝宗觉得儿子继位后，有大臣们匡正，应该能学好。

但在皇权极其专制的明朝，在根本制度上就只有皇帝大如天的弊病。如果赶上明君或者庸君，一般都不会闹出太多乱子；但如果赶上明武宗这种青春期继位的骚动帝王，异想天开，想啥干啥，国家可就倒了大霉。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初，太监刘瑾被委任为掌管“五千营”的重任。

刘瑾，陕西兴平人，原姓谈，他与王振一样，属于成人后自阉入宫。这种人深知世事，坏起来就比一般自幼阉割的宦官坏得多。他在明景帝时代入宫后，认一刘姓太监为义父，故而改姓刘。明武宗当太子时，刘瑾在东宫伏侍，把少爷哄得团团转，斗鸡玩狗，须臾不得离开这位善解人意的刘公公。所以，明武宗当皇帝后，很快就对刘瑾加以提拔。

明武宗从太子东宫带入皇宫中的近侍宦官，除刘瑾外，还有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等七人，合称“八虎”。这八位太监都是人精，专门会逗十来岁的小皇帝开心，尤以刘瑾最为狡黠，此人颇通古今，心中常慕王振的为人，人生理想就是学习前辈王公公好榜样。多么荒谬，导致明英宗土木堡之败的王公公，竟然是后来的刘公公称羡效仿的目标。

刘瑾为了邀宠，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艺给小皇帝，又常常引诱明武宗“微服”出宫游玩，可以说是把皇帝教坏的罪魁祸首。

明武宗朱厚照，当时只是个十五、六岁一个少年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喜欢身边这些日夕与自己欢歌玩耍的公公，讨厌那几个终日向自己灌输仁义道德的大学士。明孝宗遗诏中，有要求罢免宦官出监各城门外任的内容，刘瑾均沮之不行。他还劝明武宗下诏，要那些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交“万金”的“承包费”，导引皇帝大兴敛财之念。同时，刘瑾又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

外廷方面，大臣们开始对明武宗从东宫带至大内的几个宦官们并未多在意，只以为是几个人逗皇帝开心在宫内乐乐而已。但是，这些人窜掇皇帝广置“皇庄”

，四处捞钱，扰民侵利，大臣就不能坐观，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一时进谏，“不报”。

阁臣们累谏不听，尚书张升、御史王涣以及南京给事御史李光翰等人纷纷上章论谏，亦不听。直到负责星象观察的杨源拿“星变”来说事，表示这几个太监作害已经上干天谴，明武宗才有所心动。

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与户尚书韩文等人接二连三上章，劾奏刘瑾等人，说这些人“置造伪巧，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伏俳杂剧错列于前，或导乘万乘之尊（皇帝）与人交易，狎呢惵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前古阉宦误国，汉（朝）十常侍，唐（朝）甘露之变，是其明理”。

大臣们希望皇帝把汉朝、唐朝的宦官乱政引以为戒，恳请明武宗下诏，把几位太监下狱，严加鞠问。

见大臣们如此来势汹汹，大有不杀自己的玩伴不罢手的气势，明武宗毕竟是个刚登帝位的少年人，为此惊泣不食，几个太监也“大惧”，一起抱头痛哭，觉得好日子到头了。时任太监“总司令”的司礼太监王岳也是明武宗东宫旧臣，可这位王公公是个好太监，本性刚直，对刘瑾等人诱引武宗皇帝偷鸡摸狗胡玩海乐的事情非常反感，支持大臣们法办刘瑾等人的疏议。

明武宗无奈，派太监李荣向上朝的太监们传话，表示说：

“这些宦官奴才们伏侍自己日久，不忍马上处置他们。希望诸臣宽延，朕慢慢自会处理这些人。”

大臣们喧嚷不已，非要皇帝立刻下旨裁处。此时的刘瑾、张永等人，惊骇异常，自求发配南京安置，表示只要能饶自己的狗命即可。大学士刘健等人固执异常，表示“流放”不可以接受，强逼明武宗武下旨杀死这几个太监。司礼监太监王岳附和阁臣意见，希望武宗皇帝下诏立逮诸人入狱，严加惩治。武宗皇帝不得已，只能应允，只待转日发旨，逮捕刘瑾等人下狱治罪，给大臣们一个交待。

其实，朝中大臣此时大可给明武宗“情面”，先流放了入众太监，只要这些人离开皇帝左右，到时候想杀想剐，容易得很。但阁臣刘健等人，得理不饶人，非逼明武宗表态，立马要收拾刘瑾等得宠的公公，已经让明武宗很不舒服。惶急之中，刘瑾等人忧泣不知所为。其实，大臣当中，当时的兵部尚书许进就是个明白人，他说：“这些宦官被流放在外就足够了，如果逼急了他们，没准会有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众人不听。恰巧，吏部尚书焦芳是个坏人，他一直与刘瑾交好，便把朝臣动向马上通知刘瑾，并暗中为刘公公等人出主意。于是，当天深夜，明武宗正在宴饮听戏之际，刘瑾、张永、谷大用等八个人忽然出现，向小主子跪头叩头不已，大声哭泣喊冤。

见此“惨”状，明武宗也起悯然之情。

刘瑾哭诉：“陷害我们的，主凶是王岳！”

武宗皇帝不解：“为什么说是他？”

刘瑾：“王岳提领东厂，与外臣相勾结，里应外合，想陷害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朝臣们所说奴辈等买鹰进犬供陛下玩乐，难道只有我们几个，王岳没份儿吗？”

听闻王岳与朝臣里外交通，明武宗怒从心头起：“应该马上先逮捕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岳！”

刘瑾察言观色，深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进言：“狗马鹰兔这类玩艺儿，何损万岁您盛德！如今左班大臣敢于大言无忌的原因，是司礼监没有我们自己人啊。如果陛下您让自己人掌握司礼监，谁还敢嚷嚷！”

明武宗大悟，他立即传旨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并“提督团营”。这样一来，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不仅掌握于刘瑾手中，他还有了京城禁卫军的指挥权。

（刘瑾为“总指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人掌管禁卫军营务，分据要地。）刘瑾连夜处分，太监可比朝臣们果断得多，他立刻逮捕王岳等不与自己一心的原上司，流放南京。大事忙了一宿，外廷大臣什么都不知道，皆被蒙在鼓里。

转天早朝，众官正要上奏逮治刘瑾等人，未等开口，有中官宣旨，宣布了皇帝对刘瑾等人的新任命以及对王岳等人的处治。

朝臣一时愕然。谁能料想，一夜之间，情况大变。

刘健等阁臣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只得上章求去。明武宗自然乐得清闲，交与刘瑾处理。刘瑾自然“批准”，勒令刘健、谢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一人看守内阁。

李东阳能留下，是因为日前阁议时，刘健拍案痛哭，谢迁大骂宦官不止，惟独李东阳一人反应不是很激烈，沉默无言。刘瑾耳目多，侦知此情后，才决定留下李东阳一人当障眼牌。

消息传出，山西道御史刘玉等人上书恳谏，要求武宗皇帝不要弃逐顾命大臣，武宗览奏大怒，把几人逮捕入狱，削职为民。看到皇帝如此表态，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他们）同揣帝意，在外日以深文（峻法）诛求诸臣，使（大臣们）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

眼看刘谨主事后大臣们的奏章少了很多，明武宗感觉耳目清静许多，欢喜之余，他觉得刘公公办事有能力，深可信赖，大加倚用。

刘瑾当然不会放过老上级王岳公公，派人于半路追杀之。

刘瑾非常有心机，素善矫饰，对老同事谷大用等人办事也非常“挑剔”，以显示他的“公心”。这样做，既威慑了同辈，又在明武宗面前买了好，直称赞他执法公允。同时，刘瑾又擢升首先向自己告密的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入阁办公，表里为奸。“凡变紊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皆（焦）芳导之。”

外廷有了焦芳这么一个同谋，刘瑾羽翼顿丰，为事更加顺手。依据明代制度，吏部首长不能兼任内阁之事，因为内阁负责看详拟票，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如果二者由一人兼而有之，就相当于总理兼组织部长，把宰相的职责都拿到手里。

明朝立国以来，一直禁行这种任命。刘瑾打破成法，由自己人“焦芳一人兼两任”

，主要是为了他们办事方便。

由于先前户部尚书韩文也是率导众臣劾奏太监的带头人，刘瑾自然不放过他，日伺其过，找碴把韩文贬官，逐回老家为民。改任吏部尚书的许进与刘瑾意见相左，也被刘瑾逐出。只要有大臣上章疏提意见不符刘瑾心意的，轻则免官，重则入狱被杀。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谏明武宗惩罚言臣太过，刘瑾览之大怒，矫诏逮王守仁入狱，狠杖五十大板，几乎把王主事活活打死，然后罚他为贵州龙场驿丞。

流放途中，刘瑾派人在途中伺伏，想置王守仁于死地。行到杭州，王守仁怕自己被害死，连夜把衣服抛入水中，又写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

，想造成投水自杀的假象骗过杀手的追杀。这一招做得很到位，连其家人都以为他真死了，服丧告殡。王守仁隐姓埋名，窜入武夷山中，终于逃脱刘瑾的毒手。

但不久，他又怕自己连累其父王华，只得重返“人间”，赴贵州龙场充当驿丞。

王华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强逼他退休。王守仁终得不死，否则，中国思想史就少了一颗巨星。他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以“阳明”学派着称后世。

刘公公有东厂、西厂在手，大搞特务活动，“悉遣党阉分镇各地，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名……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瞻。”

刘公公爱搞创新，他开创“枷法”，有事没事就以皇帝名义把大臣们囚枷于长安门，战错队的大臣被枷死者甚众。对于关键部门，他要插自己人，超拜官秩，以刘宇为兵部尚书，以曹元为陕西巡抚……宁王朱家濠有不轨之心，派人送大批金宝给刘瑾，希望朝廷还回他的旧有护卫军，刘瑾立许。顺已者昌，逆已者亡。

兵部尚书刘宇原先只是宣大总督这样一个地方官，入京后为左都御史，马上向刘瑾送万两白银为“见面礼”。彼时刘瑾刚刚当权，期望值不高，不过数百白银的盼头，忽见这么多白花花银两，惊喜莫名，大叫：“刘先生待我太好了！”

因此，刘公公投桃报李，手中有“组织”权后，立马就任刘宇为“兵部尚书”。

所以，刘宇确实捡个彩头，押宝得当，识人的时机非常关键，在刘公公欲显未显之时，果断送大礼。当初这一万两白银对刘瑾的影响，日后几十万白银也换不来。

司空见惯后，刘谨对银子这种见面礼的印象就不再深刻。这位刘宇是个人精，几年后，刘谨败前两月，见刘公公一直排斥正人，树敌无数，预感到公公要倒台，便激流勇退，告老还乡。当然，刘宇依然名列奄党，可他毕竟身家性命得以保全。

且老刘当政几年来，收受白银成十上百万两，相比当初送刘瑾那区区一万两银子，绝对是个大好的买卖。值了！

刘瑾之所以能把天下大事一把抓，招术并不新奇，但此招于太监们来讲屡试不爽：趁明武宗聚精会神看杂耍、歌舞表演或戎服骑射玩打仗游戏时，刘瑾总会捧着一大堆章奏要皇帝“省决”。一来二去，明武宗兴头被扫，叱骂道：“我要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拿这种屁事烦朕！”刘瑾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自己全权负责处理这些军国大事。

刚开始时，刘瑾还象征性地把章奏批复意见进内阁“拟旨”。内阁的办事官员不傻，纷纷逆探刘瑾公公的真实意图，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拟旨。其事大不能决者，内阁官员先让堂侯官到刘瑾处请明，然后方敢下笔。到了后来，刘瑾索性这道程序也省略，全部把章奏文件带回自己私宅，由师爷张文冕一手操办。这张师爷松江胥吏出身，因犯法被通缉，逃入刘瑾府中，大受信用。由此，这么个“副股级”胥吏变成了真正有权操掌天下万机的“真宰相”。

由于权势熏天，大小官员奉命出外及还京的，朝见皇帝后，肯定会赴刘瑾私宅辞拜。公侯勋戚，谒见刘瑾均行跪拜礼。

刘瑾办事，“当仁不让”，他自建“白本”，然后把大意写好后送内阁拟者，李东阳等人自顾不暇，皆惟惟诺诺，极口称美。诏旨中有言及刘瑾的，皆称“刘太监”而不敢写其“名讳”。在都察院的奏章中，有一次官员误写“刘瑾”

名于其上，惹得刘公公拍案大怒，最后都御史（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屠滽率全体僚属向他下跪求饶。

为了进一步加强太监权力，刘谨矫诏“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并革除天下巡抚的称谓，让地方大权也被公公们牢牢掌握。

宦官不男不女，半阴不阳，非常记仇，果真是嫌隙之怨，易构难消。于是，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刘瑾命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奸党”人员及他们罪名，为首的“奸党”，就是最早想要“八虎”太监性命的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户部尚书韩文，共五十三人之多。名在“奸党录”中的人，在官者全被开除。

至于李东阳方面，刘瑾不忘旧恨，把这位阁臣构陷下狱准备弄死。但由于老李善于乱世浮沉，依违其间，加上刘瑾一直敬佩的大名士翰林康海到刘瑾家中说情，最终老李才捡得一命。此后，老李更加小心翼翼，委蛇避祸。他之所以一直未被刘瑾拔除，也是当时刘瑾阉党不想尽逐旧日阁员，怕行事太过会引起朝野更大的反弹，加之老李为人做事不是特别冲动冒失，平日又能为公公们写碑文进赞语什么的，所以他才被刘太监最终“包容”。

日后，刘瑾身败，李东阳被不少人誉为能识大体，夸奖他能在虎狼公公们当道时保全“善类”，这其实也是言之过当，老李不过是“恋栈”而已，没有什么对恶势利做斗争的勇气和实际举动。但李东阳为人廉谨宽厚，小心谨慎，又为明朝一代文学宗师，从本质上讲绝对不是什么坏人。上有昏君，下有阉党，他沉浮其间，殊为不易。

除焦芳以外，刘瑾在正德二年冬又任命张彩为文选司郎中。这位张彩虽也是佞幸小人，但他有真本事，乃进士出身，曾为吏部主事，因与焦芳关系好，自然为刘瑾所用。

张彩是个美男子，面貌白皙，身材修伟。见刘瑾时，张彩高冠鲜衣，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很是招人喜欢。刘瑾看见如此人才投奔门下，又敬又爱，执手移时，相见恨晚。他赞叹道：“张先生，真神人也，我怎么能得到您这种人才呀！”

这位张彩一路高升，不久入阁，并加太子少保。张彩很会来事。每次刘瑾公公休假期间，满朝文武公卿皆在其宅前等候，有时等了大半天也不见刘公公露面。

但惟独张彩总是故意徐徐而来，缓步摇身，直入刘瑾小阁，与公公欢饮好久，才怡然而出。由此，大家更加畏惧敬惮张彩，拜见张彩的规格和拜见刘瑾一样恭谨。

张彩人精美男子，人品却真是极差。在官任上，他变乱旧格，贿赂肆行。此人生性好色，无所不为。抚州知府刘介是他安定老乡，张彩知道他有一个美妾，便升任刘介入京当了太常少卿这样的京官。然后，张彩入刘介府贺升迁之喜：

“老刘你怎样报答我？”刘介惶恐：“我一身之外，皆是您张公之物！”张彩不客气，径入刘介后房，手牵其妾，洋洋自得载之而去。不久，他听说平阳知府张恕有美妾，便向对方求索。张恕不与。张彩恼怒，准备派御史诬称张恕有罪，准备加以逮治。张恕闻讯害怕，只得献出美妾，方才免祸。

张彩虽好色爱财，但为主子刘瑾尽心尽力，出过不少主意收买人心。见外官纷纷向刘瑾行巨贿，他私下对公公说：“这些人在地方上搜刮小民，然后献给您的不过十分之一，但天下之怨都归于您，应重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以昭示天下！”

刘瑾大声称善，一时间搞运动一样“反贪”，“反行贿”，使得行贿的地方官员因贿得罪入狱的有不少人。时人为此有段时间大受蒙弊，以为张彩能引导刘瑾为善。

正德三年（1508年）七月，明武宗上朝时，发现有人趁众臣朝拜时朝堂投匿名信。武宗皇帝眼尖，命人拾取，仔细一读，全是上告刘瑾不法说情的内容。青春期的武宗皇帝逆反心理很严重，他当着百官的面恶狠狠拿着匿名信说：“你们所说的好人，朕就是不用！你们所说的坏人，我一定要用！”

刘瑾更怒。他把当天上朝的三百多大臣皆驱至奉天门外，让他们集体东向罚跪。众臣跪了一天，因干渴当场就死了四个人。见酷署天众臣罚跪，太监李荣也看不过去，趁刘瑾不在时派内侍们向人群中扔冰冻西瓜以救渴，刘瑾见而恨之。

太监黄伟也很义愤，话里有话地高声叫道：“匿名信中所书，皆是利国利民之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奈何枉累他人！”事后，刘瑾把李、黄二太监逐出宫并予以免职。最后，刘瑾准备把所有当天在场的大臣们皆打入诏狱拷问，大有不审出投匿名信的人绝不罢休之势。后李东阳苦劝，又有他亲信告称匿名信乃宦官内部有人投放，刘瑾才“饶过”众官一回。

除老同事管理的东厂、西厂、神机营之外，刘瑾又设“内行厂”，他自己亲自督理。这“内行厂”权利最大，是特务“王中王”，往往中人以微法，被“惦记”上的人本人及家族基本上是活不了几天。不仅仅常人能监察，连厂卫的特务和特务头子也在侦察之列。也就是说，刘谨对“老同事”们也不放心，对这些同类不断加强监视，惟恐他们不与自己同心同气。

正德四年，刘瑾得力心腹焦芳退休。刘瑾便升任心腹刘宇由吏部尚书为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迁吏部左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所以，当时的吏部、户部、兵部尚书，都是刘谨党羽。焦芳此人，居内阁数年，帮助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是一个大恶之人。他每次拜谒刘瑾，必称刘公公为“千岁”，自称“门下”。在阁中裁阅奏章，焦芳皆对刘公公言听计从，是真正的太监奴才。众臣向刘瑾行贿，首先都先向焦芳送大礼。他的儿子焦黄中，傲狠无学术，参加廷试，以为必得第一。李东阳等人持平，把他列为二甲头名，焦氏父子恨恨不平，径自找到刘瑾，焦黄中凭空立得“翰林检讨”的美官。但刘瑾也有“公正”时，见焦芳天天口中骂李东阳不停，便对他说：“你儿子有天在我家作诗，非常拙劣，干吗总恨人家李东阳不取他第一！”从此，焦芳不敢再言。

日后，老焦与张彩有隙，惹起刘瑾愤怒，数次当众斥责焦芳父子，他这才不得不退休避祸。也幸亏焦芳出局早，刘瑾败后未被牵涉加以重罪，竟得良死。

刘瑾除在京城抓权外，又广在地方生事。他多次矫诏遣人查盘天下军民府库，凡地方有存留的财物，皆强令解送京城。郡县积储，为之一空置；同时，他又对各外地入京朝觐官员下死命令，每布政司入朝，一定要献纳白银二万两；他还吃饱撑的慌，把京城客佣之人全部逐出（当时没有“暂住证”）；又下令全国寡妇必须出嫁，家里有人死亡不及时埋葬的立刻焚烧……等等。不一而足，天下怨恨。

盈满必亏。刘瑾身败，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宦官集团之间的内哄，外因是安化王朱宸濠之叛。

正德五年（1510年）五月，安化王朱寊磻造反。王爷造反，当然要有名义，他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檄文中列举十七条刘瑾的“大罪”。这位安化王当然“清君侧”是假，他要当皇上才是本意，但檄文中写明的刘瑾罪状件件是真。

刘瑾大惧，立刻安排手下绝对不许明武宗看见这份檄文，同时，他调兵去镇压这位王爷的造反。

思来想去，刘瑾对于这种军国大事自己拿不定主意，最终在阁臣等人的建议下，起用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为总督，提数万劲旅前去征讨。

刘瑾百密一疏，杨一清和张永均与他自己有大过节，虽然事后刘瑾忙派自己心腹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身份赶往前线，想“总制其事”，但安化王寊磻的造反十八天即完蛋，功劳自然算不到刘瑾和陈震身上，倒被张永和杨一清得了头彩。

在此，交待一下刘瑾与张永、杨一清之间的过节。

张永，保定人，本来是与刘瑾铁哥们，均是“八虎”中的干将。明武宗继位后，张永总掌神机营。他与刘瑾通力合作，把司礼太监王岳、太学士刘健等人挤出朝廷。

利益永恒，友谊不恒。刘瑾当权后，作恶多端，却总爱拿捏自己昔日最铁的老哥们以示“公平”，时不时驳回张永等人的“建议”，并找茬抓张永手下宦官刑讯拷问。张永气恼，溢于言表。刘瑾就向明武宗进言，准备把张永打发到南京降级使用。如果是别人，哪怕他是大学士，也只得听天由命，自认倒霉，但张永可不。他本人即是内廷大太监，可以想见皇帝就见。听说此事后，张永直接跑到明武宗面前，哭诉刘瑾陷害自己。明武宗招来刘瑾对质。未及开言，张永扑前当面就给刘瑾一开花老拳，把气焰熏天的刘公公打坐在地。对明武宗来讲，刘公公、张公公都是自己东宫当太子时的老玩伴，手心手背都是肉，处理谁都于心不忍。

于是皇帝当和事佬，让另外一个宠信太监谷大用做东家，宴请二人讲和。

太监心性，林黛玉一样，表面举杯互相致意，心中积怨日深。

至于杨一清，在正德三年他任总制三边都御史时，曾被刘瑾逮捕下诏狱。其实，他并未直接得罪过刘瑾，只是因为刘公公恼怒他不向自己送礼、不向自己表忠心站队，就诬称杨一清“冒破边费”（杨一清曾建议在延绥至横城一带三百里筑“长城”，明廷同意，拨银十万两修筑），逮下锦衣狱。幸亏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紧劝，言杨一清有“高才重望”，治罪会“影响不好”，刘瑾才放他一马，但仍然勒令杨一清致仕，打发回家。此次老杨重被起用，主要因为他晓悉边事战事。

张永、杨一清临行，明武宗一身戎服，骑马送二人至东华门，亲赐关防、金瓜、钢斧，给足了面子，可以说宠遇甚盛。一旁的刘瑾又眼红又恼怒，却也无可奈何。

刘瑾本想趁张永外出期间陷害于他，但明武宗正依赖他平叛，再怎样也说不进话去。

至于安化王朱寊磻乃庆靖王曾孙，弘治五年嗣王位。他身在西北，天高皇帝远，身边又多佞妄之人，一直怀有不臣之心。但究其身边谋事之人，水平确实不高，只有宁夏的两个生员，一个叫孙景文，一个叫孟彬，其实是两个自不量力的穷酸，喝酒吃肉后就劝安化王应该雄踞西北造反，然后一统江山。更可笑的，这两人还未使安定王下安决心造反，有一个巫婆，名叫王九儿，是玩鹦鹉骗人的，她教鹦鹉说话，每见朱寊磻，鹦鹉就大叫“老天子”。朱寊磻见这五彩斑斓的大鸟都知道自己是“天子”，益怀不轨之心。

当时朱寊磻造反，在宁夏当地还真有“客观”环境。刘瑾派人在宁夏重新丈量田亩，征马益租，敲榨日酷，当地诸戌将卫卒皆怨恨满心。于是，安化王在王府中大摆酒宴，宴请诸边将，以言激怒众武夫，决定尽杀诸文臣，劫众起事。武将们头脑简单，又恨刘瑾手下人欺侮太甚，纷纷表示：“即使大事不就，死且无恨！”于是，都指挥何锦、周昂、丁庆等人皆参与谋反。

一日，朱寊磻摆下鸿门宴，杀掉了巡抚安惟学、总兵姜汉、少卿周东等人，放狱囚，焚官府，劫库藏，夺河舟，把庆府诸王、将军等宗室都抓了起来，勒索金币数以万计。接着，他又招平卤城千户徐钦引兵入城，伪造印章旗牌，四发檄文，以讨刘瑾为名，开始造反。

安化王造反时，派人去招时为宁夏游击将军的仇钺来与自己会军。仇钺很老炼，当时他正外出在玉泉营防边，根本不清楚情况发展。领兵还镇后，仇钺单骑归于私第不出。安化王以为这个人好欺负，没有再派人杀仇钺，只是把他手下军马全部劫走为已用。当时，京城人纷纷传言仇钺已经附贼造反，而时为兴武营守备的保勋与仇钺是姻亲，时人讹传保勋也是安化王的外应。

明廷毕竟还有不少明白人，不仅没有听信传言，还传令任仇钺为副总兵，以保勋为参将，让二率兵讨贼。保勋忠义之人，上疏朝廷，表示自己“恨不飞渡黄河、食贼肉以谢朝廷！”

仇钺处于被软禁状态，他假装得重病不起，暗中招纳游兵壮士于府，准备与保勋等人里应外合。同时，仇钺假装积极，派人为安化王出主意：“应急守渡口，防止敌人决江灌城，并阻遏东岸之兵，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河。”叛将何锦等人信以为真，率数千叛军主力出城把守渡口，只留周昂等带领少数兵士守于城内。

安化王死催。他出城出拜神，又让叛将周昂来请仇钺前来给自己当陪同。仇钺装出一病不起的样子，连唤数次都不出。安化王便派周昂本人亲自来催。这下被仇钺侯个正着。周昂刚到床前施礼问候，仇家的两个仆人就突出其身后，用大铁骨朵把周昂灌顶砸死，并立马割掉首级。

于是，仇钺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他身后有一百多壮士、家丁跟从，一行人直奔安化府杀去。由于叛军大多在外，王府根本没多少人守卫。仇钺来得急，手下又多神勇百战之士，一下子就冲进去，生擒了安化王父子，并杀掉为他出谋划策的孙景文等人。干完这些，仇钺又假传安化王命令，让守渡口的叛将何锦返城。

何锦等人行至半路，便遭迎头痛击，狂逃至贺兰山中，不久皆被擒斩。

所以，这倒霉的安化王造反，自起兵到失败，总共十八天。

安化王父子被擒，是正德五月阴历四月二十三日，路遥水远，明廷并不知道这一消息。所以，张永、杨一清出师北京，是五月份的事情。也就是说，二人受诏提大军出发的时候，安化王造反已经失败了十几天，只是明廷没得到消息。

事定后，张永和杨一清仍旧驰往宁夏，抚定地方。当时宁夏盛传京营士兵将屠宁夏，人心不宁。二人入宁夏后，晓谕地方，镇抚民众，派人认真分别首谋、共谋、随从等罪犯，遣押安化王入京受审，保全了百多余被胁从的边将。由于恩威并行，宁夏大定。

安化王父子自不待言，入京伏诛；仇钺功高，得封咸宁伯。

恰恰是张永、杨一清在宁夏灵州共事期间，二人相得甚欢，定下了除掉刘瑾的谋略。

杨一清知道张永与刘谨有嫌怨。一日，二人饮酒，杨一清叹言道：“张公您神武明达，定宁夏易如反掌，但国家大患在京城！”

张永知道杨一清话中有话，反问：“杨公您指是谁？”

杨一清移至张永身边，在他掌上用指划定一个“瑾”字。

张永不停点头，但又很为难的表示：“此贼朝夕侍于帝侧，朋党遍朝野，根深叶茂，耳目众多。”

杨一清慷慨激昂地说：“张公您也是皇上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圣意可知，对您极其信重。如今，功成奏捷，张公您如乘机以论军事为名，陈言帝前，揭发刘瑾罪恶，皇上必听您之言而诛刘瑾。刘瑾一诛，张公您可悉矫前弊，收天下人心，千古功业，在此一举！”

一席话，张永深为之动。但张公公仍旧有所顾虑：“万一事不成，奈何？”

杨一清激励道：“只要张公您肯在皇上面前进言，大事必成。万一皇上不信，您一定要顿首泣谏，做出剖心明志的姿态，力以死请，皇上必为您所打动。如获应允，立刻逮捕刘瑾，切毋迟疑！”

张永闻言，拍案勃然而起：“杨公此言是也，老奴何惜余年，定揭发巨奸，以报主上！”

由此，二人议定，也决定了刘瑾的命运。

阴历八月，张永回京叙功，杨一清仍留守，总制三边军务。

杨一清也真够受，成日提心吊胆，盼望张永事成，害怕失败。

刘瑾不知死。他获悉安化王造反被平定，竟侈然自以为功，矫旨给自己增加俸禄，又超拨哥哥刘景祥为都督。这位刘大哥福薄，刚接任命就病死，无福消受都督一职。

也可能出于某种不祥的预感，听术士说自己的侄孙刘二汉有天子命，刘瑾一时间竟起谋逆之念，在宅中广置甲杖，准备伺机起事。查其原意，本想借其兄刘景祥发丧时，百官送葬，他准备兴兵把众人一网打尽，然后率徒党弑明武宗，推侄孙刘二汉称帝。

其实，这位刘公公也是脑子一热发疯，侄孙当了皇帝，再怎样也不会让他这个没老二的太监爷爷当“太上皇”。

张永有心机，他先报称要在八月十五日入京献俘贺捷。刘瑾一边在京中加紧谋逆准备，一面让人告诉张永不必这么着急就入京。

张永闻此，公公们心意相通，更觉老刘要干大事，他就比预定日期更早一步，急急赶入北京献俘。

明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在东华门参加献俘礼，大摆宴席，犒劳张永等人。

君臣多日不见，倍感亲切，明武宗、张永两个边喝边唠，渐至深夜。

刘瑾一旁陪的厌烦，起身告退，殿中只留下张永与皇帝二人在席。事实证明，历史上，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忍住不睡觉，不该上厕所的一定要忍住不去厕所，否则，重则家族性命，轻则右派帽子，肯定没好果子吃。

见刘瑾退席还家，张永立刻从怀中取出安化王的檄文，指控刘瑾激变边塞，结怨天下，阴谋不轨。

对此，明武宗起初还敷衍，说：“算了，说这个干吗，喝酒吧。”

张永连忙跪地叩诉：“离此一步，老奴再无机会生见陛下！”

武宗闻此瞿然，问：“刘瑾想干什么？”

张永答：“他想取天下。”

武宗当时喝得很高，摇头一笑：“天下任他取罢了。”

张永大声疾呼：“刘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

听此言，明武宗稍稍酒醒，可允其奏。张永完全依据杨一清教诲，马上派禁兵连夜逮捕刘瑾。

刘瑾正在熟睡，宫廷禁卫军撞门而入，刘瑾惊起。军将也不多说，命令刘瑾立刻受逮入狱。

刘瑾倒不是特别惊惶，问：“皇上在哪里？”

军将回答：“在豹房。”（其实是和张永在一起）。

刘瑾对家人说：“这事真是可疑！”但有诏逮人，他不得不从。

转日，众臣上朝，不见了大太监刘瑾，交头结耳，似乎知道了他已经“出事”

，但没什么人敢声张。京城内情势也很紧张，巡逻士兵大批大批骑马上街，交驰于道，严防刘瑾党羽生变。

起初，明武宗并没想杀刘瑾，毕竟多年老伴当，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

听说要把自己发配凤阳，刘瑾写信向明武宗哀乞，说自己被捕时没穿什么衣服，想让家人回家捎两件衣服给自己，以此试探皇上意思。

明武宗见帖，顿起怜意，命人交还刘谨故衣百件。刘瑾得意，对看望的家人说：“我仍不失为一富太监矣。”

张永知道这件事，心内大惧，知道不马上重办刘瑾，哪天皇上“回心转意”

，刘公公又会卷土重来要自己的命。

于是，张永下令有司以最快速度对刘瑾家宅进行抄搜。结果，“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白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二百六十二束，金汤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清单送上，这些骇人听闻的财物，并未让明武宗感到愤怒。

让他勃然大怒的，是看到下列抄家搜得的东西：盔甲三千，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最终要刘谨性命的，是搜得平日刘瑾在宫中陪侍皇帝时的一把扇子，让明武宗惊怒异常：扇骨内藏锋利匕首二枚！

“这王八蛋果真要造反啊！”武宗皇帝拍案顿喝。于是，他下令锦衣卫、法司把刘瑾押至午门，命朝臣廷讯。

刘瑾仍大大咧咧不在乎。在午门跪定，听闻给事中李宪也弹劾自己，他笑了，大声说：“李宪出自我门下，他也来弹劾我！”

刑部尚书刘璟素怕刘公公得紧，此时也噤口不敢开言。

见百官呆呆沉默，泥塑木偶一般，刘瑾更来了精神，大言道：“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审我？”众人闻言屏息。

此时，驸马都尉蔡震上前，扬手给了刘瑾一个嘴巴，怒喝道：“我乃国戚，不出汝门，待我审汝！”

此时，内廷又有武宗旨意传出，“打四十”。于是，五棍一换打，八名大汉轮打，一顿杀威棒，终于打消了刘瑾的嚣张气焰。

蔡震问：“为何家中藏甲？”

刘瑾：“用来保卫皇上。”

蔡震大喝：“藏甲于自己家中，如何保卫皇上！”

刘瑾语塞。这时，又有官员上前宣读抄家所得禁物，刘瑾知道事已毕露，只得承招。

由于又挨打又挨夹棍，最后画押时，刘公公连笔也拿不住，揉手半天，才颤巍巍画成一个十字，算是画招认罪。

“既上狱，（皇）上命毋覆奏，凌迟之，三日枭其首，榜狱辞、处决图于天下。”

至于刘瑾受刑挨剐的详情，正史皆略，但当时监斩官张文麟为刑部河南主事。

此人文人出身，退休后写书，详详细细记录了刘公公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经过：

（刘瑾）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不知是怎样“科学”计算出的如此刀数），每十刀，一歇一吆喝（类似卖肉表演），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先剐零头，后来好计数）。（所剐之肉）如大指甲片（大小），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刀少，血易凝结）。（旁）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不知是否合医理）。

至晚，押（刘）瑾至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刘）瑾尚能食粥两碗（保留元气，留待慢慢剐），反贼乃如此。次日，则押至东角头（第一日在西角头）。

先日，（刘）瑾受刑，颇言内事（泄露国家机密，骂领导人），（现）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奉圣旨，刘瑾凌迟数日剉尸免枭首……，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

张文麟目见耳闻，当可足信。但就是凌迟数与天数含混，他笔记中只记录凌迟当日和次日，依理应凌迟三天。第一天剐了三百五十七刀，而他描写次日时，“数十刀气绝”，不知是如何凑算成律定的“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可能是漏记，也可能行刑记数另有讲究，但有一点非常可信：刘公公以近六十之年受剐，死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想想他从前害死那么多人，四位朝中御史犯小过也被他凌迟，就觉得这也真是上天有眼，罪有应得。

行刑之时，昔日受害家属“争买其肉啖之，有以一钱易一脔者。”生吃仇人肉，也算替亲人报仇了。刘公公日日山珍海味，身上之肉味道应该不算质量太差。

况且他又是阉人，定无膻气。

刘瑾不仅是一人被杀，其亲属，包括有“天子之相”的刘二汉，一共二十五人，皆被斩首示众。好在他哥哥刘景祥死的是时候，否则也被从家中拖入闹市砍头。至于刘瑾党羽，前大学士焦芳、刘宇以及现任户部尚书刘玑等人，皆被削籍为民。只有张彩最倒霉，他在刘谨败后被逮入狱，严刑拷打。

张彩大呼冤枉，狱中上疏，指斥阁臣李东阳等人也阿附刘瑾。

此时，张永大公公非常有定力，对众臣讲：“刘瑾用事时，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言声，甭说两班官员了！”言外之意，是保护李东阳。

锦衣狱内吏卒希旨，对张彩夹棍、脑箍、灌鼻、钉指、“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一齐用上，老美男子没几天就被折磨死，仍被“剉尸市中”。

诛杀刘瑾后，根据廷臣所奏，把刘瑾变易的“成宪”尽数更回，共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禁令各地镇守太监干预地方刑名政事，并罢内行厂与西厂。日后，特务机构之一的西厂未再重设。

这时候，明武宗已经是二十岁小伙子，不再是事事依赖太监玩伴的少年人。

此后十年，他沉浸在“豹房”的天地一家春淫乐与四处巡游的玩乐中，诱导他失德的不再是内廷公公，而是外镇军官江彬一类人。

“阁臣自（刘）瑾党败后，所用亦非甚不肖，时士大夫风气未坏，特资擢用，所得亦多正人，而帝（武宗）之不可与为善，则童昏其本质也。”（孟森语）刘瑾乱政，确实引起社会动乱。他被杀两个月后，河北地区就有刘六、刘七起事；四川保宁刘烈率众造反进攻陕西，不久廖麻子等人也自称“扫地王”，众达十余万，肆掠陕西、湖广等地；江西方面，也陆续有王钰五、汪澄仁、何积钦等人造反。可幸的是，明朝刘晖、王守仁、彭泽等人善战善抚，几年内陆续平乱，没对明朝政府造成伤筋动骨之患。

现在，该交待一下诛杀刘瑾的主策划杨一清和张永。

在张永援引下，杨一清在刘瑾败后入朝，拜户部尚书，不久改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明朝六部中，吏部权最重，连巡抚等官皆由吏部任用，吏部长官自可以“高下在心，予夺任意”。为报谢老杨，张永不遗余力。

正文 [ 人生一场戏性情皇帝明武宗]-2

杨一清为人精敏时政，爱惜士大夫，“朝有所知，夕即登荐，门生遍天下。

（他）尝再帅关中，起偏裨至大将封侯者，累累然不绝。“他不喜金钱，馈谢之资，缘手即散，因此广得人心。明武宗后期，钱宁、江彬乱政，杨一清辞官回乡。

明世宗继位，特别敬重杨一清，诏其以少傅之衔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宰相行边，实由杨一清而始。明世宗还下诏褒美，把老杨比之为郭子仪。再后，杨一清遭张瑰排挤，落职闲住，郁郁而死。

杨一清天阉之人，无胡须，容貌寝陋，但为人博学善权变，特别晓畅边事，可以说是明武宗一朝最有才干的臣子，不少人把他比为唐玄宗时的贤相姚崇。

张永呢，当时号称是“辑宁中外，两建奇勋”（把平安化王之乱和擒诛刘瑾头功都弄在他身上），其兄弟二人皆被封为伯爵。张永本来想自己受封为侯爵，因阁臣不同意作罢。正德九年，他督兵宣大，击败入侵的蒙古人。

明世宗即位后，御史弹劾张永与谷大用等人“蛊惑先帝（武宗），党恶为奸”。

张永被诏令退职，“永不复用”。嘉靖八年，还是杨一清上疏直言，奏言张永有诛刘瑾大功，他得以重被起用，提督京城团营。由于年纪已大，张永不久即病死于任上，实为善终。

这个公公早期为太监“八虎”之一，作恶想必不少，但有主谋诛除刘瑾大功，其余就不算什么了。

明武宗的后十年明武宗剐杀刘瑾后，政局并未有起色。当时他已经二十岁，血气充盈，精力充沛，又天性好动，所以，武臣江彬，就宿命般进入了他的视野。

江彬是宣府人，军将出身，最早以蔚州卫指挥佥事这样的下级职务得以显身。

正德六年（1511年）河北等地刘六、刘七等人起事，蔓延迅猛，北京城内明军懦弱不能制敌，明武宗就派太监谷大用与阁臣李东阳等人商议，想调边兵入京畿灭贼。

李东阳切谏，首先，他认为宣府等地乃防守漠北蒙古部落的重要防卫大镇，抽调劲军离岗，会对国防产生巨大威胁；其二，边军入调，京军出防，本末倒置。

京军在内怯懦，出外又恃势淫占，让他们守边，肯定缺乏战斗力，大肆扰民带来祸害。而且，胡乱调换京军、边军，容易使军士思乱，很有可能造成变起中途的后果……说了半天，啥用没有，明武宗我行我素，转天降内旨调守边军队入京。

当时，江彬官任大同游击，随大同总兵张俊入调。“过蓟州，杀一家二十余人，诬为贼，得赏。”《明史》此说或存可疑，但悍将狡狠，已初露端倪。

江彬不是太监那样阴柔便佞之人，他作战勇猛，生死置之度外。在与农民军淮上交战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从面颊射入，镞出于耳，江彬手拔而出，拍马继续作战，确实是一员神勇猛将。

正德七年（1513年），各地农民军造反渐息，入调各部边兵还镇大同、宣府（这也说明明武宗当年决定是正确的），经过北京时，明武宗犒赏诸军，宴饮众将。由于江彬事先送大笔金银予明武宗宠臣钱宁，他有机会受到皇帝在“豹房”

的近距离接见。

江彬美男子一个，还是那种魁硕阳刚型，身高臂长，相貌堂堂。特别是脸上那一道显疤，更让明武宗知悉了他“拔镞”击敌的勇猛，叹赏道：“江彬真是勇健之士！”由此，立蒙皇帝赏遇，他与宣府守将许泰等人皆被留在京师皇帝边身，不再回去当边防军。

江彬确实是个人才，不仅马上腾转如飞，骑射一流，又会谈兵，常常在明武宗面前讲述战事，眉飞色舞，把武宗皇帝说得身如亲临，又想往又叹服。数日之际，明武宗就擢升江彬为“都指挥佥事”，这位“中校”一下子就成为了“上将”

，成为皇帝的贴身亲信，出入豹房，与皇帝同卧起。

江彬大大咧咧之人，与武宗下棋，竟敢与皇帝争子，不许悔棋，语出不逊。

禁卫军将周骐没见过这么胆大的人，在一旁叱责江彬。

江彬怀恨，暗地谕指锦衣卫中与自己亲近的官员，诬周骐以罪，下狱拷掠而死。经此事之后，明武宗左右之人皆知道了皇帝“大红人”的份量，皆畏服江彬。

江彬得宠，最早荐他面君的钱宁心中渐渐不悦。钱宁本云南穷苦家子弟。太监钱能在云南任监军时，少年钱宁被卖给钱太监当家奴，故而姓“钱”（其本姓史传不载）。入了太监寓，自然干叔干伯都是大公公。钱能死后，推恩其家人，钱宁得封“百官”。他特会巴结刘瑾，所以多年被推荐到武宗身边当差。由于有“开左右弓”射箭的绝技，钱宁大受宠幸，武宗皇帝干啥荒唐事都带钱宁当随身。

明武宗遇宴饮喝醉，往往枕钱宁肚腹大睡。百官侯朝时，往往站了半天不知皇帝所在，大家只得伺察钱宁的行踪和出动迹象，以此推知皇帝所在。所以，他一个小小侍卫，竟然成了皇帝起居的风向标。为此，诸大臣也争先造谒送礼给钱宁。

群臣有谁小拂其意的，这位小人马上中伤害之。

正德八年底，明武宗下诏钱宁掌管锦衣卫，赐姓国姓（朱姓）。当时，太监张锐掌东厂，钱宁掌锦衣卫，合称“厂卫”，权倾一时。钱宁自制的名片上自称“皇庶子”，俨然以皇帝儿子自居。当初武宗在大内建“豹房”大淫乐之地，正是钱宁的主意。由于他出身下层阶级，世事皆晓，陆续引荐戏子臧贤唱曲、回回人于永进春药、西藏密宗淫僧献“双修”秘戏，恣进声伎为乐，又时时诱引武宗皇帝微行出外瞎胡闹。可以说，最早让明武宗知道皇宫以外的世界“很精彩”，就是钱宁。特别是他主管锦衣卫后，更是恃势横行，贪污受贿，掠人妻妾、诬人致死的坏事干过无数件。

江彬得宠之日，也正是钱宁登峰造极之时。

本来，江彬根本不能与钱宁相抗衡。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钱宁与江彬在武宗皇帝心目中的位置，突然调了位置：

明武宗体格棒，常常在内宫纵虎豹等猛兽入笼，他亲自擒捉为戏。这种“极限”高级运动，自古至今，除了古罗马被逼上场的角斗士，还真没有几个人敢玩。

大概那天送来的老虎体型巨大又生猛了些，几个回合搏斗下来，明武宗体力不支，身上多处被猛虎抓伤。小伙子气喘吁吁，急唤钱宁入笼帮忙。人，只要有官有钱有大宅子，胆子就会变小。钱能一时间踌蹰不前，没能在最关键时刻一表“忠心”。眼看大老虎嗷的一声跃起，大爪子扑向明武宗，一旁侍卫的江彬当仁不让，飞身跃入笼槛中，一个飞脚踢在猛虎脑袋上。明武宗趁势扑上，双手狠扼猛虎咽喉，制服了猛兽。当时，他脸上还挂笑，对钱宁说：“这事我一人足能对付，还用得着你吗！”

内心深处，这位帝王对生死危急关头钱宁不救，已经大起嫌憎之心，自然觉得江彬是耿耿忠臣，又给足自己面子。所以，日后钱宁在全面前讲江彬坏话，根本入不得他的双耳。

江彬察觉到钱宁不能容自己，京中又都是这位锦衣卫头子的党徒，势单力孤。

于是，江彬想借边兵自固，就对明武宗盛赞边军骁悍英勇，应该与内地军队互相换防操练。

明武宗爱玩，更喜武事，马上下诏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兵入京，号称“外四家”。从此，武宗皇帝多了一件大乐之事，即上万人在大内操演，旌旗招展，铳炮齐鸣，兵士们花团锦簇，摔跤搏斗，射箭击打演习，喊杀阵阵。

明武宗本人常常身着黄金软甲，跨高头大马，与江彬并骑巡视，“铠甲相错，几不可辩”。玩得高兴，明武宗命江彬领神威营，许泰领敢勇营，赐二人国姓，并在北京不远处把原先的太平仓改为镇国府，凭空新设了一个军事单位，专供这些供他玩乐的边兵居住。

不久，明武宗下诏让江彬兼统四镇大军。皇帝玩耍，规模很大。明武宗常常自率会射箭的数千小太监为一营，号为中军，“晨歹驰逐，甲光照宫苑，呼躁声达九门。”他几乎天天阅操，诸边军全副黄罩甲披挂，江彬等人皆冠遮阳帽，帽植天鹅翎，威风凛凛。万人万马，锦锈灿烂，因此明武宗把阅兵称为“过锦”。

这种感觉，当然要比站在小吉普上挥手低叫“同志们好”过瘾得多。

由于军将充斥京师，大内地方不够用，明武宗下令强拆积庆坊、鸣玉坊的民房，推平后在原地建立“义子府”和专供他们一行人嬉玩的“皇店酒肆”，时时游乐其中。他还常常与江彬等人一起微服出京，在京郊等地游逛。群臣进谏，皆不听。

明武宗虽然稍稍疏远钱宁，但江彬知道老钱的势力盘根错节。为了使皇帝在相当长时间内远离钱宁，江彬便又想出劝皇帝出外巡幸的办法。于是，他不时在武宗耳边讲，宣府的乐工技艺高，当地美貌妇人多，又可以四处巡边，瞬息之间奔驰千里，干吗皇上非要整日郁郁居于大内之中为廷臣所烦扰呢。明武宗不住点头，游兴大发。

正德十二年秋（1517年）的某一天，明武宗在江彬引导下，神秘兮兮地仅带几百人，“急装微服”飞驰至昌平，准备出居庸关而去。不料，巡关御史张钦坐镇城楼，任凭江彬等人威胁恐吓，坚称来人无关文，就是不让守卒开关门。明武宗一行只得悻悻而归。

数日之后，明武宗先下旨让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之职，一大帮人连夜出京，“顺利”过关，飞抵至宣府。

江彬早已派人在宣府兴建了奢华骇人的“镇国府”，并把豹房内的珍玩奇物与美姬乐工运到这里“伺侯”。不仅如此，君臣兴起，多次大半夜到官民之家“临幸”，只要发现有漂亮女人的，不管未嫁已嫁，皆一把搂住，屏去其家人，马上开干。此种入民家频频淫污妇女的帝王，中国历史上这位正德皇帝系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诚为“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但从旧时代的“理论”上讲，“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妇女，莫非王妾”，臣民妻女让天子“幸”了，还不好说什么，跪送谢恩高呼“好再来”而已。

武宗皇帝大乐之，乐而忘归，称宣府为“家里”。试想，明武宗居北京二十多年，从未这样爽快过。且民间妇女百态奇花，也非宫中木讷嫔妃能比。

十月间，江彬陪同武宗自宣府驰奔大同，在阳和附近游猎。恰巧有蒙古诸部数万骑寇边，大掠应州。边将王勋等人知皇帝在附近，拼死力战，蒙古人败退而去。至于明武宗本人，率一哨人马，江彬陪驾，正好在途中遭遇一股蒙古兵，双方拼杀。大战近一个时辰，蒙古骑兵挡不住明军扈卫精骑，留下十六具尸首遁走。

明武宗马上功夫了得，竟然以九五之尊，交战中手斩蒙古兵一人。从前的打仗作戏，今天果然得以实用。观诸史籍，多言此战失多获少，声称明朝官军死数百人，笔者觉得是史官（嘉靖朝写实录的人）撒谎，实际是想抑压明武宗战绩。

有明一代，皇帝亲征不少，明英宗大草包不说，明太祖、明成祖多次出征，但皆是亲自指挥而已，能以皇帝身份置生死于不顾纵马挥戈杀敌的，仅明武宗小伙儿一人而已！

此次实战，可把明武宗乐坏了，比王石花几百万登上珠穆郎玛峰还要有成就感。自此，他改换身份，自称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所驻跸称军门”

，实实在在融入真实游戏的角色中，并派人把“朱寿”大将军的胜捷喜报送达京城。凡国内军国大事，武宗皇帝一概交予江彬。江彬不是权臣，又不是喜欢弄权的太监，所有奏章报入后，这位爷一概不处置，“或壅格至二三岁（年）”。

朝廷大臣前后切谏不已，皆不听。典膳官李恭上疏，严劾江彬诱帝出行之罪，被江彬派人逮捕，拷死狱中。

过了二个多月，明武宗回京过春节，主持了一些礼仪祭祀之事，但他一颗玩心常在宣府塞外。正月间，借郊祀机会，他又与江彬出关游玩，在密云、黄花一带游逛。江彬知道皇帝精力旺盛又喜欢民女，沿途强征良家妇女数十车跟随，其间有数位出“车祸”摔死，扰民良多。

得闻奶奶辈的太皇太后王氏病死，明武宗才不得不回京主持丧仪。回到大内，他首先下诏，命大将军朱寿（就是他自己）统率六军，以江彬为副将军，封为平虏伯，并荫其三子为锦衣卫指挥，还升赏许泰等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赏赐亿万计。只要皇帝高兴，万事不惜血本。

到了夏四月，明武宗借送太皇太后灵柩之机，又一次出关巡幸。听闻宁夏有边警，明武宗高兴，急忙回京，召大臣议“北征之事”，准备派“大将军朱寿”

与江彬一起率军“御敌”。众臣明知皇帝给自己下诏，自己任命自己为将出征极其荒唐，又不好说破，只能群跪谏止。明武宗不悦，集大臣于左顺门，召大学士梁储当面令他草制。

梁储倔将，高声道：“其余事皆可顺从，此制我绝不起草！”

武宗皇帝闻言大怒，仗剑而起，“如不草拟制书，当吃此剑！”

梁储伏地，叩头泣谏：“臣逆君命，实有罪，愿受死！倘若为臣草制，则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

僵持久之，明武宗虽荒淫，但非残暴之君，骂骂咧咧掷剑于地而去。自己让人撰写诏命，不再走行政部门的过场。

制令虽未下达，但阻止不了皇帝自己出关。明武宗由江彬陪同，自大同渡黄河，在榆林游玩数日，扎营于绥德，纳总兵官戴钦之女为妃。

回程中，一行人经西安过偏头关，抵达太原，在城内大征美女及乐工。也正是在这里，明武宗看上了乐工杨腾的老婆刘氏，一见倾心，爱极了这位有夫之妇，携之而归。江彬近诸近侍皆“母事之”，称为刘娘娘。估计后世戏剧《游龙戏凤》，正是据此情事所改编，只不过女主角由刘氏变为“李凤姐”，地点由太原变为大同。

明武宗确实荒唐。延绥总兵马昂因罪被免官，但他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妹妹，能歌善舞，骑射之余，又解诸蕃“外语”，已经嫁给军官毕春为妻，且有两个月身孕。为保官职，马昂在江彬“协助”下从妹夫毕春家抱走了妹妹，献给明武宗使用。甭说，武宗皇帝小伙儿性趣多多，喜欢pregant sex ，马小妹也喜皇上年青风流英俊功夫好，二人如漆似胶，不顾蚌珠在腹，日日巫山。高兴之余，明武宗马上升马昂为右都督，赐其二弟蟒衣，下令盖大宅子让马昂兄弟居住。一日，闲极无聊，武宗皇帝亲自去马昂家，看见敬酒的马昂一妾甚美，命马昂献出。马昂犹豫，武宗怒起离去。这可吓坏了马昂，忙通过太监张忠把美妾里外打扮一新送入宫内。转天，有旨传出，马昂二弟皆升都指挥一类的大官。欣喜过望，马昂“又进美女四人谢恩”。朝臣有知此事，骇恐异常，生怕小军官的骨血成为日后“储君”，狂上奏章。

武宗也烦，不久又玩腻了肚子日大的马小妹，便遣之出宫，终未酿成狗儿变龙子的大事。

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自太原还归宣府。“帝（开宗）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体格真棒。小伙儿又渔色又长途奔波，竟丝毫不觉劳累。

回京后，歇了一个月，明武宗又下诏“命令”，“镇国公朱寿（他本人）南巡”。由于江西的宁王朱宸濠久蓄逆志，天下皆知，群臣死谏，一百多人伏阙痛哭拦阻，惹得武宗皇帝怒起，当廷杖责大臣。锦衣卫兵士手下不留情，竟然杖死十多名大臣。金吾卫指挥张英为义气所激，光膀子挟两大袋土拦路哭谏，不从，即拔刀自刎，血流一地。侍卫见张英未死，叱问他挟土袋想干什么，张英道：

“恐血污帝廷，以土掩血”。言毕气绝。

如此折腾，明武宗没了兴致，江彬等人，“亦知朝廷有人，稍畏惮之”。

七月，江西的宁王朱宸濠造反。消息传至北京，江彬欣喜，意图劝明武宗亲征，并下令说，敢有进谏者，处极刑。

于是，九月间，明武宗率江彬、张锐、钱宁从北京出发。行至半路，太监张锐与江彬皆禀告武宗皇帝说，钱宁一直与宁王暗中勾结，武宗点头，以留钱宁监察皇店为名，阻止他随驾。不久，钱宁事露，明武宗遣人立刻逮捕他，并查抄其家，“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两。”但钱宁此人在明武宗时代未被处决。明世宗继位，钱宁被凌迟于市，其养子十一人皆被斩杀，幼子下蚕室割去小鸡鸡。以太监之奴起家，儿子复为阉人，钱宁这个云南苦孩子折腾半世，终于获此结局。

明武宗一行人“亲征”，行至半路，江西的王守仁已经活捉了造反的宁王朱宸濠，但明武宗不让他献俘，继续自己的南行旅程。年底，大部队抵至扬州，强征民居为都督府，遍刷妇女、寡妇，猎色不已。可幸的是，陪同武宗出游的“刘娘娘”很贤惠，常哭谏武宗不要过份扰民，他才稍稍收敛。

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武宗到达南京，终于坐在南京的龙庭上找了一把昔日明太祖的感觉。

江彬所率数万北方边兵，跋扈特甚，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把南京城整得个乌七八糟，人心惶惶。不久，明武宗还想幸苏州，下浙江，遍游湖、湘，南京众臣苦谏，随行北方诸将又不乐南行，所以才未成行。

七月间，明武宗在牛首山一南游玩。期间，军中夜惊炸营，使得众臣惊骇了好一阵。当时宁王朱宸濠一直被逮系于江上的船中，民间纷纷讹传宁王将为人劫持生变，武宗皇帝也觉不踏实，在阴历闰入月时从南京启程，回返北京。

至此，再掉头详细交待一下宁王朱宸濠叛乱以及王守仁率兵平叛的详细过程。

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早在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大太监刘瑾就在收受宁王朱宸濠重宝之后，矫诏恢复这位王爷在江西一带的屯田护卫，使之拥有了自己的一支武装。

宁王一系是皇室近亲，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太祖诸子中，“燕王善谋（朱棣），宁王善战（朱权）”，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宁王本来的封地在喜封口以外的大宁，朱棣起兵篡夺时，设计挟制了这位十七弟。称帝后，朱棣便把这位善战的弟弟改封于江西，让他远离边陲，无法再发展。同时，朱棣对藩王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特别严禁他们拥有武装力量，以免他们有样学样，仿效自己昔日之举重新上演“靖难”篡夺大戏。天顺年间，当时的宁王多有不法之事，连护卫亲军也被削夺，改为南昌左卫。

由于刘瑾收贿后“通融”，宁王朱宸濠得以把南昌左卫军又变回为自己王府的护卫军，终于得到一只象样的武装。高兴没多久，三年后，刘瑾倒台使他所有昔日作为皆被逆转，兵部又把宁王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如此倒腾，宁王朱宸濠异心更炽。转年，他就把其生母葬于西山的青岚，这是一块所谓的“龙兴”风水宝地，明廷曾严令禁止在此建坟。

古人迷信，宁王自不例外。有算卦先生李日芳常讲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宁王在当地建“阳春书院”，实际是把这地方当“离宫”，以应“天子气”。

又有术士李自然为骗钱，三番五次说天降神谕，宁王有“天子”命。这些“鼓励”

和“上天”转达的暗示，都使得宁王朱宸濠摩拳擦掌，非要整出个名堂来不可。

大臣陆完任江西按察司时，巡抚地方，宁王日夜延其至王宫，好吃好喝大元宝，奉承说：“陆先生他日必为京中公卿大臣！”陆完心中暗喜。宣德九年，陆完果然被召回北京任兵部尚书，投桃报李，替宁王找关系打通关节，通过钱宁的努力，终于又重新拥有了“护卫屯田”的权力，为日后起事奠定丰厚的人员组织基础。

不过，宁王非是那种城府极深的巨滑之人，离“天子”之位还一万八千里，他就开始自称“国主”，以护卫为“侍卫”，把王爷令旨改称“圣旨”，给时人留下诸多把柄。同时，他派手下人在江西招募大盗杨清等百余人入王府为自己效力，号称“把势”。鄱阳湖上打家劫舍为生的贼头杨子乔听闻此事，也立刻积极投靠宁王，在水面陆地肆行劫掠，帮助宁王训练手下。打仗干活的人有了，举人刘养正这种“文胆”也被招入王府。刘举人通晓古今，见宁王当日，就大讲特讲昔日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宁王朱宸濠大喜，自认为刘举人很懂事，以宋太祖喻已，将在世间“拔乱反正”。

宣德十年（1515年），感觉超好的宁王一日因江西都指挥戴宣因事惹怒他，他竟然擅自命手下人用大棍把戴宣当场击死。这事可闹大了，明朝的王爷再牛逼，也不能擅自杀掉朝廷委派的地方官员，时任江西按察司副使的胡世宁马上奏了他一本，“（朱）宸濠颇惧，委过近属以自解”。毕竟朝中有钱宁等人帮衬，宁王本人不仅没事，他还反诬胡世宁“离间皇亲”，使得当时已升任福建按察使的胡世宁被逮入锦衣狱，拷掠几死。

由于明武宗荒淫，一直没有儿子，宁王闻之心动，便准备无数银金财宝送与北京的钱宁等人，希望自己的长子能入京到太庙进香，实际上是想劝使武宗皇帝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廷议上，大臣多有反对，明武宗自己也没拿这事当事，不了了之。

朱宸濠诸多异常，一般人不敢明说，但巡抚江西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与巡抚南赣等地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守仁早就心中有数。特别是孙燧，由于他本人就驻派南昌，深知大变将作，就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渐次削除不利于朝廷的赋税，侦逮奸党送狱，以削剪宁王的羽翼。虽如此，有胡世宁前车之鉴，孙燧只能暗中行事，不敢明奏朝廷宁王要造反。

到了宣德十二年（1517年），宁王府中的官员都有几个人上奏朱宸濠不法之事。又是通过京中的钱宁，宁王把这些人发配的发配，下狱的下狱，并因怀疑属官周仪告密，指使贼人屠灭周仪家，杀六十多人。

朱宸濠加紧了造反前的物质准备工作，招募巨盗数百人，四处劫掠军民财货物资，收买皮帐，制作皮甲，私制刀枪，赶制佛郎机（火铳）等火器，“日夜造作不息”。为了能有广泛支撑，他派人秘密联络漳州、汀州以及南赣一带的少数民族，约好起事时群起响应。这年年底，太监毕贞被朝廷派来监抚，此人乃钱宁一伙，到江西后与宁王臭味相投，附之为逆。宁王以进贡方物为名，派出多人驰往京城，沿途设置健步快马，限十二日把京中之事报知自己，侦伺京城动静。

江西巡抚孙燧日夜忧心宁王突然造反，便以防盗为名在进贤、南康、瑞州等地修建新城，并在九江兵家重地增设防备，各设通判官，以备苍猝。为避免宁王起兵时抢劫南昌武库，孙燧又以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库内的武器皆调派到外地，他笑对手下人讲：“宁王造反，即使我灭不了他，他也会因为我现在的安排而最终为朝廷所灭。”由于孙燧率兵捕盗甚急，宁王手下的巨盗不少人被杀或落网，急得这位王爷忙找到“老关系”陆完，让他串通钱宁等人想办法，把孙燧调走。

孙燧见情况紧急，数次上奏朝廷，大概有七次之多，均急报宁王逆行加速，但送书人皆于中途被害。由于宁王本人是明廷皇亲近宗，孙燧不敢先下手为强。

宁王一伙人本来还有耐心，准备等明武宗哪天出游时摔死或在豹房玩乐时被虎豹咬死后再趁机举事。但是，北京方面，太监张忠、江彬等人与钱宁争权，又都知道宁王与钱宁私下不法勾结的事情，就想趁揭露宁王逆谋之事把钱宁搞下去。

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先前曾收受宁王大笔金宝，但得知这位王爷实有反心，怕日后事发牵连自己，也落井下石，一起进奏朱宸濠“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形已具”。

明武宗见这么多人如此说，立刻派太监赖义及驸马崔元等人携带敕书往南昌，警告朱宸濠，并削其护卫。

由此，宁王朱宸濠只得提前造反。

宣德十四年阴历六月十三日，朱宸濠生日。他正在王府大摆酒宴，款待来贺生日的镇抚三司官员。席间，宁王预设的京中密探飞报，朝廷已经派人来责罪，并要削除护卫。宁王大惊，忙招刘养正等人密议。

刘养正首先建议：“明早镇抚三司官员必定依礼节来入谢，可趁此机会尽擒众官，杀掉不与我们同心的人，然后发兵起事！”

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否则只能坐以待擒。于是，宁王等人连夜布置，召集平素豢养的贼盗吴十三等人，让他们在厅堂左右设下伏兵。

转天一大早，众官来拜谢昨日的生日宴请。刚刚起身，突然从外闯进数百带刀兵士，把官员们团团包围。

众人愕然间，宁王起身高声宣布：“正德（指武宗）乃孝宗皇帝从民间捡来的孩子，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

辽抚孙燧未料到事起如此苍猝，但事至此时，他知道这位王爷是真要造反了，他独前喝斥：“太后密旨安在？”

宁王一楞，他没想到孙燧会这样质问他。呆了片刻，他扬脖高喝：“不必多言，我今欲往南京，你保驾否？”

孙燧嗔目大骂：“天无二日，臣无二君，有太祖法制在，你是什么东西！”

宁王朱宸濠大怒，立叱卫士把孙巡抚捆绑。

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呼：“孙都御史，乃国家大臣，汝等反贼，真敢擅杀大臣吗！”同时，他扭头顿足对孙燧说：“我早就劝君先下手，你不听，今受制于人，后悔无及！”

宁王派兵士拥上，把许逵也绑了，问他是否跟从自己起事。许逵大骂：“狗贼，我惟有赤心报国，怎肯从尔等为逆！”并大喝：“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尔等逆贼！”

于是，孙燧、许逵二人，皆被宁王遣人押往南昌惠民门外斩首。二人临刑不屈，破口大骂。城中人民闻之，无不流泪叹息。

一不作，二不休。宁王命人把众官中与自己素不相偕的十多人关入大狱。

在刘养正策划下，宁王挟持了南昌当地退休的前侍郎李士宝，劫持镇抚三司一些官员，“称咨府部，传檄远近，革正德年号，指斥乘舆（皇帝）。”从当时理论上讲，宁王造反的口实还真不少，可以称是“清君侧”，可以称是“逐昏君”

，但他本人就是大恶之人，所以号召力就不强。

啥事未成，宁王就委任李士宝为左丞相，刘养正为右丞相，派几个贼头顺流夺船，四处收兵。开始时候，叛军还挺顺利，南康、九江俱被攻陷，当地守官守将逃走。

最早声讨宁王罪恶的，是当时正提督南赣军务的王守仁。而他这次所以能幸免于南昌之难未与孙燧、许逵等人一起被杀，还是因为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有远见。王琼知道宁王早晚要反，恰值福州有三卫军人小规模叛乱，他就把王守仁暂时派往福州处置此事。王琼对手下讲：“福州军人乱，本是小事，不足烦王守仁如此大才之人去平定。但他可以借此掌握一军，又有敕书在手，以待他变（指宁王随时可能的造反）。”

结果，王守仁果然因外出，未被宁王在南昌宴会时逮住。

宁王六月二十四日正式造反，六月十五日王守仁在丰城知道消息，立即往江西回赶。临江知府欢喜无限，忙把他迎入城中商议对敌之策。

王守仁虽为文臣，极晓兵法大略，他说：“宸濠若出上策，会直捣京师，出其不意，则社稷可危；若出中策，直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一时会尽为其所据；如只据守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可一举擒灭之！”

于是，他立即派人令在通往北京、南京的要害处设置疑兵，又伪造朝廷早就派兵严备的假公文，故意让宁王的手下人拾到，造成各处皆有准备的假象。宁王朱宸濠中计，没敢立即出兵击袭。由此，就给了王守仁非常多的调动和喘息时间。

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会兵后，商议道：“兵家之道，急冲其锋，攻其有备，皆非上计。我们现在假装在各个城府自守不出，宁王不久就会集大兵自南昌出发，到那时，我们再尾随蹑追。依我之计，宁王兵出，我等应该立刻发兵收复省城南昌。他闻老巢被收，肯定回救，我们恰好集结兵力在他回军途中邀击，此乃全胜之道。”

时在北京的兵部尚书王琼接到王守仁飞奏宁王造反的消息，对众宣言道：

“有王守仁在，大家不用担忧，不久当有捷报。”

明廷得知宁王朱宸濠反讯后，根据江彬等人的建议，很快就逮捕了钱宁、陆完等人，下狱抄家。

侦知江西王守仁等人据城不出，宁王朱宸濠胆子愈大，仅留数千人守南昌，他自己与刘养正、李士宝等人率领六万人，号称十万人，出江西，“声言直取南京，载其妃媵、世子（朱）从，总一百四十余队，分五哨出鄱阳（湖），舟田舻蔽江而下。”

造反大军，先攻安庆。安庆城里，守臣守将勇武，宁王朱宸濠数日不能攻克。

王守仁得知宁王出南昌的消息，知道一切皆在预料之中，便与伍文定在临江樟树镇会兵。“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徐琏引兵自袁州，邢洵引兵自赣州，通判胡尧元引兵自瑞州，通判谈储等人，各以其兵至。”六月十八日，大家齐集丰城，商议如何出兵事宜。

听说王守仁欲攻南昌，不少人有疑意：“宁王一直谋划造反，南昌留备必严，恐怕难以一日攻拨。今宁王攻安庆，日久不克，兵疲意沮，不如以大兵逼之于江中，与安庆守军夹攻之，必败敌人。宁王一败，南昌不攻自破……”

王守仁摇头，说出自己的意见：“不然。我军如舍南昌不攻，与宁王必定相持于江上。安庆守军仅能自保，不可能抽兵增援我们。此时，宁王南昌守军可以乘间断绝我们的粮道，而南康、九江贼军又可合势出击，我们腹背受敌，肯定要吃大亏。宁王集所有精锐之兵齐攻安庆，南昌防御必薄。加上我军新集气锐，南昌定可一攻而克。宁王闻我军攻南昌，必会自安庆解围，还兵救其老巢。待其回军，我方已克南昌，宁王闻之必然夺气，首尾牵制，必为我擒！”

果然，七月二十一日，大军齐集南昌城下，王守仁下达死命令：“一鼓附城，二鼓登城，三鼓不登者诛，四鼓不登者斩其队将！”于是，号令一下，士兵蚁附秉城。城上虽设守御，皆闻风倒戈，城门多有不闭者，打兵遂入。

南昌如此坚城，由于宁王暴虐，人民不附，守将怯懦，几乎没怎么招集，就被王守仁大军攻陷。入城后，王守仁安抚士民，籍封府库，城中遂安。

当时的朱宸濠正因安庆久攻不下而着急上火，亲自督兵填濠堑，竖云梯，期在必克。听闻王守仁帅兵攻南昌，宁王大恐。李士宝等人多谋，劝宁王舍安庆不攻，径攻南京。如果登帝位，自然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可使江西等地自服。宁王短视小人，惦记老窝的金银财宝，没有听从李士宝建议，马上要回援南昌。他从安庆撤围，立刻派二万精兵先发，他自率四万军随后继之。

听闻宁王朱宸濠大军还攻江西，明军内部有人建议：“宁王兵盛，凭其愤怒，乘众而来。我方援军未集，势不能支，不如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

王守仁自有其独特见解。“宁王兵力虽强，但以威劫众，所至焚掠，不得民心。虽兵马势众，但宁王部伍从未遇旗鼓相当之军与之相战。其部将本来想待其称帝以取富贵，今其进取不能，巢穴又失，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军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

果不其然，七月二十三日，王守仁率诸将在樵舍迎击宁王朱宸濠叛军，败其前锋。转天，黄家渡一战，又大败叛军，“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十余级，溺水死者万计。贼气大沮，退保八字脑。”

至此，宁王的先遣军，已经完全被消灭。

宁王本人乘舟夜泊，泊地名为“黄石矶”。他问从人当地何名，南人“黄”

、“王”二音不分，对曰“黄石矶”，宁王听成“王失机”，大怒，立身挥剑，把答话人脑袋砍掉。叛军见兵败，军心已经溃散，逃兵日多。

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要死撑到底。宁王朱宸濠大赏将士，奖当先者千金，受伤者五百金，并招南康、九江贼兵前来江合，并力合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叛军拼死前冲，杀掉官军数百人，战阵不稳。吉安知府伍文定虽是文臣，提剑监军，急斩先退者数人以徇。他身先士卒，站立炮铳之间，大火焚其须髯，伍文定坚守不动。见伍知府如此，众军勇气倍增，殊死抵拒，兵势复振。

明军铳炮齐发，宁王朱宸濠所乘指挥大舟也挨炮着火，贼众大溃。不得已，宁王率残兵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准备做垂死挣扎。

正当贼王贼将为如何处理败将争执不下之时，官军已经发动火攻，大军四集，争相进击，贼军终于四散而逃，大势去矣。

时至此刻，宁王朱宸濠万念俱灰，与嫔妃泣别，成百绝色佳人知道造反被抓没什么好结果，皆赴水自杀。至于宁王本人、其世子，以及李士宝、刘养正等数百贼头，皆被生俘。此战，叛军溺水淹死的就有三万多，“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水上战场真是“壮观”得很。

官军把朱宸濠一行人押上囚车返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

入城后，王守仁阅视俘虏，宁王老着脸还哀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还能当个庶民老百姓吗？”

王守仁心中冷笑，脸上不动声色，回答道：“自有国法处置你。”

这边宁王已被活捉，京城内的明武宗高兴得心急火燎，借“亲征”之名南巡，以尽游玩之乐。

大军刚行至良乡，王守仁捷报已至，并表示要献俘阙下。明武宗连发数檄止之，如果宁王被送来北京，他就不能“南巡”游乐了。

阴历九月间，明武宗至南京，王守仁又欲到南京献俘，仍不被允。江彬、张忠等人深知皇上爱玩的心性，想让王守仁把宁王一行人放归鄱阳湖，以使明武宗能亲自率军与其“交战”，而后再奏凯论功。

王守仁不得已，连夜过玉山，押解宁王一行叛将取道浙江以进。这时候，大太监张永在杭州正等着王守仁，准备让他纵俘鄱阳湖，以使皇帝能亲自“打猎”。

王守仁见张永，苦求道：“江西之民，久受宁王荼毒，今经大乱，又继以旱灾，加之供京军粮饷，困苦已极。如再有苦压，一定会啸聚山谷为乱。如果此时放宁王入湖，兵连祸结，何时有个结局啊！”

张永即是昔日诛除刘瑾的首谋太监。听王守仁一席话，也深以为然，缓言道：“我此行杭州，因为群小（指江彬等军人）在君侧，不得已侯你于此，非为掩功而来。但皇上之意可顺不可逆，群小若乘其怒激之，大事不好。”

王守仁听此言，稍稍心定，便把宁王一行贼人转交张永，连夜返回江西。老王学乖，再上奏疏，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

张永回南京后，见武宗皇帝，极言王守仁忠臣，良可信赖。本来，江彬等人事先已经在武宗皇帝前进谗言，讲王守仁本来依附宁王朱宸濠，后来见其不能成功，才反手一击击擒宁王。经张永大公公一番释疑解惑，武宗皇帝终于相信王守仁是“好人”。于是，他下诏命王守仁巡抚江西，并擢升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司使。

年底，宁王一行俘囚槛车至南京。武宗皇帝想自以为功，就与江彬等诸近侍戎服骑马，大列队伍，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

宁王朱宸濠被囚一年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底才被赐死，并被焚尸扬灰。宁王之乱，终于尘埃落定。

王守仁方面，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勋，但终武宗之世一直未叙功。明世宗入统，很想招王守仁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守仁与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好，阁臣杨廷和与王琼不睦，不少大臣嫉妒王守仁功劳，皆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名，阻止他入京。虽然稍后任命他“南京兵部尚书”这样一个虚衔，“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未几，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

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玩够了猫捉耗子游戏的明武宗终于率军往北京回返。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不会闲着，自瓜洲过长江，登金山，游镇江。在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鳞潜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

结果，提网见鱼多，明武宗大乐，尽力挽提，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跌落水中。

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掉入水中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回，但水呛入肺，加之惊悸惶怖，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此身体就不行了。

导致他大病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武宗皇帝呛水后引致肺部高压，使血液中的水渗透入组织间隙，造成肺部换气障碍，进而引致肺部积水。另一个可能，是受惊加秋日着凉，引发肺炎，才击跨了身体特棒的皇帝。今天，肺炎乃一般病症，大剂量消炎药加上保养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途中耽搁几个月，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正月，明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正阳桥南接驾。武宗皇帝身体困疲，仍强自支撑，入城时大耀军容，把俘虏的贼将贼臣以及从逆者家属数千人皆五花大绑，皆令他们在辇道跪于两边，“生者标其姓命，死者悬首于竿”，特别不吉利的是，路两旁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一派发大丧的排场，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祥。

明武宗仍旧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入宫中歇息。老小伙子又发烧又咳又胸闷，还有心气和精气神玩阅俘的把戏，真正是荒唐到底。

正月十四日，明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大礼不得不终止。

拖了近两个月，正德十六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武宗皇帝处于弥留状态，对司礼太监讲：“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崩于豹房，时年三十一。

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十足坏人一个，但相比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他并没有坏到哪里去。只是继位为帝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出于私愤，明世宗在实录编撰中下令史臣皆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使得武宗皇帝荒唐之行天下人皆知，且“万古流芳”。

明武宗为帝，北征南巡以外，不是没有干过好事。史不绝书的，是正德一朝多次赈灾免赋，而且，刘瑾之诛，宁王、安化王乱平，北边御蒙古，皆是正德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代的臣子有不少能干贤才，皆从侧面反应出这位帝王治下的总体治略的可称道之处。再举数个小事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苍猝，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的地方官未得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现在某些官员还不知明朝这位爷，专替开发商强拆老百姓房屋）。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帝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

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惟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人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

字上。

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喧，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明武宗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

“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涌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拨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记。

凭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已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已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

最后，再表一个与本文离题不是很远的真实历史“花絮”。刘瑾大公公，千古坏人，铁案一件，一万年后也翻不了案。但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吗？一件好事也没干过吗？回答是否定的。

京剧折子戏（全戏为《法门戏》），刘大公公就是最终扭转冤案的正面人物。

故事发生在今天宝鸡市的眉县（戏文中改为“眉坞”），线索大致如下：正德初年，眉县金梁乡有位世家公子傅朋，其母给他玉镯一对，让他择中意之人成婚。傅公子心高气傲，总想娶个卫慧才，嫦娥貌的女子，日久未成。一日，有友自京城来，二人至西村游玩，巧遇村姑美女孙玉姣。这位姑娘乃村内孙寡妇的独生女。二人一见倾心，互传爱慕之意。公子临别，假装把一支玉镯遗落于地，孙玉姣会心拾起，含羞入户。此情此景，被邻居刘媒婆看个满眼。

傅公子刚走，刘媒婆就走入孙玉姣家，自告奋勇当媒人，想趁机赚几两银子花。孙玉姣羞涩之余，拿出一只绣鞋作为信物，应允刘媒婆为自己做媒。不料，刘媒婆之子刘彪乃流氓大恶之人，以为傅公子与孙姑娘有奸情，自己想趁机尝尝鲜。于是，他先持绣鞋去傅公子处，想敲诈几个钱花，被公子的家人们乱揍一顿赶出。

怒从心来，色从中起，第二天夜里，刘彪手持绣花鞋，想偷入孙玉姣绣房实行奸淫。赶巧的是，孙玉姣的舅父屈环生和舅母贾氏在孙家借宿，住在孙玉姣房间内。刘彪摸黑，色胆包天，潜入房间后，趁黑往床上瞎摸。屈环生夫妇惊醒，与之扭打一团。刘彪又惊又急，掏出尖刀，杀掉屈环生，并把其妻贾氏人头割落，提之于手，夺门而逃。

花分两朵，各表一枝。眉县县城内，有个穷生员宋国士，中年丧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名宋兴儿，女名宋巧姣。由于借高利贷商人刘公道的钱不能及时偿还，宋国士就让儿子宋兴儿在债主刘公道的粽子房当伙计还债。一大早，刘公道搅锅煮粽子，忽然发现大锅中有个人头，登时大惊，引得一旁帮忙的宋兴儿也来瞧。这少年不经事，大叫“杀人了！”刘公道大怒，怕宋兴儿高声引差人抓自己打官司，抽了少年一个大嘴巴让他收声。其实，这个人头，正是流氓刘彪慌忙逃跑途中扔入锅内的。左思右想，刘公道怕宋兴儿把此事说出去给自己惹祸，竟然用斧头劈死少年，抛尸于枯井。

早晨时分，孙寡妇发现弟妇夫妇二人被杀，忙入眉县县衙报案。知县赵廉不是贪官，但是个固执的自以为是的人。他实地勘察后，发现了刘彪丢弃当地的孙玉姣绣鞋一只，便认定谋杀案与奸情有关。于是，他先严审孙玉姣。孙姑娘见此“信物”，也以为是傅公子夜入自己房间，就把拾玉镯定情之事和盘托出。

不必讲，赵知县立刻派人抓来傅公子。大刑伺侯之下，傅公子屈打成招。问他人头何在，傅公子只得说自己抛入渭水之中。至此，案情虽“大白”，但“尸首无对”。

刘公道方面，怕宋国士日后找自己要儿子，就恶人先告状，声称宋兴儿昨夜盗物而逃。赵知县一听，联想丰富，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

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

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

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

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

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

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

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

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

“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

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

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

正文 [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1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贴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然而，正像电影中刘德华的那名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其实，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璁继承皇帝位子。这位小爷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佑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璁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璁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璁坚执不可。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璁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样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吗！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仪”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微末节”，傻呵。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四项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着（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想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

（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

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内阁，传谕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这种想法！”

杨廷和见疏大怒：“书生焉知国体！”这阁臣马上持张璁之疏复入宫内，想给皇帝摆事实讲道理。嘉靖帝趁机，把张璁论疏重头到尾细读一遍，欢言道：

“此论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于是，他不理会杨廷和的反对，降手敕给阁臣：“卿等所言，俱有见识，但至亲莫过于父母，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身为首辅，很是坚持原则，封还皇帝的手敕，上言道：“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岂不知《礼》中所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顺旨。”接着，几位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也交谏张璁议疏的偏狭，希望嘉靖皇帝“戒谕”张璁这等躁进之人。

由于刚登大宝，少年皇帝不敢太与大臣们较劲，只得让礼部继续商议此事。

延至十月，嘉靖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行至通州，由于名号位号未定，自己儿子又当上了皇帝，老娘们再无当初小心谨慎之情。她听说廷臣们想让儿子尊明孝宗为“皇考”，大怒道：“怎么这些人竟敢把我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泼妇本色顿现，就赌气呆在通州不往前走了。

嘉靖皇帝闻此，涕泣不止，忙入内宫对明武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张后表示“愿避位奉母归养”，以撂皇帝挑子来软威胁，众臣为些惶惧不安。

见施压起到了作用，少年皇帝独断：“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生母宜称兴献后”，并诏示大臣开大明中门奉迎他的生母蒋氏。当然，嘉靖帝也做稍许退让，没敢再坚持让生母谒太庙。本来明廷有祖制：妇人无谒太庙之礼。

朝臣之中，如兵部主事霍韬等人，见张璁这么一个新科进士因巧言得达帝听，也思奉谀升官，开始上疏附和张璁疏奏。嘉靖皇帝观此，追尊本生父母的决心日益坚固。

首辅杨廷和很讨厌张璁这样的幸进小人，便外放他为南京刑部主事。张璁怏怏而去。

嘉靖帝得寸进尺，追生父为“兴献帝”后，又下御札，批示礼部在兴献帝、兴献后的称呼中再加上“皇”字。杨廷和等人力争，嘉靖帝抬出明孝宗皇帝张氏，说是这位太后指示自己这样做。杨廷和见争之不得，自请罢归，不报。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官员上章进谏，表示不宜对皇帝的本生父母加“皇”字，不听。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清宁宫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人上言，认为这是“天意示警”，小皇帝心动，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一时间他不敢再有进一步举动，便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明孝宗皇帝张氏为“圣母”，并称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朝廷消停了几日，巡抚湖广的都御史席书上疏劝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际把兴献帝定为“皇考兴献帝”，在大内别立一庙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礼。至于嘉靖帝生母蒋氏，也不应再以“兴献”二字加之，应称“皇母某后”；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表，力劝嘉靖帝“当继统而不继嗣”，改称明孝宗为“皇伯”，称生父兴献帝为“皇考”。

二人疏上，杨廷人等人沮之不报，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见，不顾群臣反对，在安陆的兴献帝庙祭祀时行用太庙一样的“八滫”大礼。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二人经过谋划，又上疏再言“大礼”，同时，他们附送先前未达嘉靖皇帝御览的席书和方献夫二人疏奏作为“声援”。

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称皇）考（于）兴献帝，母兴国太后（以生母为本生母），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

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原疏以闻。

一番“忠勇忘身”丑表功，句句打动嘉靖帝心扉。他览之大喜，大言：“此事关系天理纲常，文武大臣集议之！”

为了展示追崇本生父母的决心，且坐帝位已稳，嘉靖帝罢免了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大学士杨廷和。在此种情势下，仍有礼部尚书汪俊等朝中大小臣工二百五十多人独署或联署八十多篇奏章，请求嘉靖帝依部议行事。反观张璁、桂萼一方，只有寥寥四个人声气相同。嘉靖帝很恼怒，忍了数日。不久，楚王朱荣诚等人及锦衣卫千户聂能迁等人想讨赏讨官，上书附和张璁。嘉靖帝感觉到了这股“支持”力量，下诏调桂萼、张璁二人由南京来北京。

时值嘉靖帝生母蒋氏生日，嘉靖帝大摆宫宴，命妇们纷纷上笺祝贺。只过了几天，又遇明武宗生母张氏生日，嘉靖帝偏心，下旨免命妇入宫朝贺。此举引起在朝官员不平，纷纷上疏进谏，均被嘉靖帝下旨逮入诏狱拷讯。张太后为人其实很贤德厚道，在嘉靖帝入宫初期，她完全有能力与阁臣一起下诏废掉这个侄子。

此外，她为人又不会来事，对待以外藩王妃入宫的嘉靖帝生母不是特别客气，引起当今皇帝小爷的怀恨。日后，张太后弟弟张延龄被人告发不法之事，坐法当死，张太后敝襦席藁作姿态向侄子皇帝请求饶弟弟一命，遭到严辞拒绝。不仅如此，嘉靖帝还把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张鹤龄也逮入诏狱刑讯致死。张太后惊恐过多，不久暴崩。嘉靖帝复下旨杀她活着的弟弟张延龄。由此，可以见出嘉靖帝此人本性极差。向使当初张太后反对他入统，皇帝这位位子绝非他能坐上。

四月间，嘉靖帝下令，称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生母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为此，礼部尚书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让他平白“致仕”

，切责后罢其官职。

由南京而来的张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见到诏书后，又起新点子，认为诏书内有“本生”的字眼是礼部官员阴谋，佯为亲尊，实则疏远，应该直接称嘉靖帝生父为“皇考”，前面不宜带“本生”二字的帽子。嘉靖帝认为他们说的很对，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廷中众臣闻言，深恶桂、张两人小人多事，纷纷扬言说二人入北京后要杀掉他们。这两个书生闻言，入北京后就装病，不敢出门，怕被群臣当众殴打。

吏部尚书乔宇、杨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等人纷纷上言，劝嘉靖帝罢免张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说”，结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张、桂二人为翰林学士，切责乔宇、杨慎等人。

张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职后，益加肆无忌惮，忙不迭上疏言“大礼”，有十三条之多，均为嘉靖帝采纳，并命礼部官员施行。

激于义愤，杨慎在下朝后对群臣讲：“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家纷纷响应，几百人一齐跪在左顺门，还有不少人边大哭边高叫“高皇帝”、“孝宗皇帝”，声达内殿。这一来，惹得嘉靖帝暴怒，命司礼监宦官把哭宫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记上，然后命锦衣卫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狱，其余八十六人待罪。拷讯之后，下令杖罚五品以下官员，编修王相等十七个人被活活打死，并把杨慎等人谪贬远荒之地。十月，嘉靖帝下诏改称明孝宗为“皇伯考”，布诏天下，还准备把他生父兴献帝的灵寝迁入北京，有官员劝说“帝魄不可轻动”，这才没有搬动死人入京。

可叹的是，杨慎当时三十出头正当年，此人浊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状元郎，中举时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带领群臣哭宫，他被杖打后，又由嘉靖帝下旨贬往云南永昌卫。偏偏倒霉的是，杨公子赶上这位嘉靖皇帝寿数长，在位四十年，瘴山雾水凄凉地，三十六年弃置身。杨爷这一流就是几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于贬所。这位十一岁即能诗的大才子，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并着有诗歌评论名着《升庵诗话》。古稀之年，本来回家探亲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时日，杨爷竟被“劳改局”官员派人强押回云南，凄沧之余，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郁恨之余，病死异乡。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宫内为其生父“兴献帝”立“世庙”，迎其神位于观德殿。此时，群臣因高压反对意见日稀，纷纷表贺，并献《世庙乐章》。又过了三年，《明伦大典》撰成。始作俑者张璁被封为谨身殿大学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平时奋斗几十年才能当上首辅，由于他首议“大礼”，六、七年功夫就窜至权力的顶端。

“大礼仪”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新学”之间的较量。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道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

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已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仪”明确表态）。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仪”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老哥们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是个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第。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璁”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那个人就是张璁。

交待了“大礼仪”，就该讲严嵩了。

严嵩的政治际遇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1480年（威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乡间好学的风气，才使得这个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学而优则仕”

，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纵观严嵩的发迹，其实他属于“为霞尚满天”类型，六十岁后才飞黄腾达。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举，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小严当时考试还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说是乙丑科那一批进士中的第五名，成绩优异，一丁点儿不掺水。正当他作为朝廷青年官员后备梯队准备大干一场时，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为先，不以我们现在宣扬的优秀干部父母临咽气根本见不到甩膀子干革命的子女，严嵩从当时的礼制和道义上必须回家守丧三年。所以，小严许多晋升机会就凭白错过了。福兮祸兮，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政治，笔者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前五年有刘谨大公公干政，后十年江彬乱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几被排除殆尽。严嵩正好没赶上趟浑水，实际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所以，严嵩借守丧之机，在老家钤山读书，一隐就是八、九年，整日埋头写诗着述，颇着清誉。

彼时的严嵩，可以说是极富政治智慧。特别是刘谨在朝期间，如果他迁延不去，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抗衡被杀，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种结果都是一个“惨”

字。而且，刘谨陕西人，其心腹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焦芳河南人，极其排挤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学浅遭受江西籍大臣彭华的讥讽，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极恨江西人），所以，身为江西人的严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敏锐地保持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古代为官为吏都要有真本事，不似今天什么司机、保健医生出身只要伺侯好大领导就能当总经理、董事长一样。科举取士，决定了一个人想在官场混，必须是经过十年（或数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针扎腿，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没有真才实料，只凭捶腿揉腰送东西，还真不能弄来乌纱帽带，更不能与名流递上话。

严嵩何许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详今，自然是名誉日隆，又博清誉赞诩，广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刘谨、焦芳一帮人倒台几年后，他才重入朝廷。

此时的严嵩，已经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静待机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这样清闲之地居“闲职”，想急于出头也没太多机会。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很快，就是“大礼仪”而引致的纷争，杨廷和父子等旧臣纷纷被贬斥，朝臣面临全新洗牌的局面。经过数年争斗，嘉靖帝与张璁一派大获全胜。由此，还要表一下张璁、夏言等人，然后才能把严嵩接上。

张璁、桂萼二人得手后，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以阶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马上擢拔二人入阁。他们岁数虽不小，资历太轻，声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阁臣封驳和言官疏论。当时的首辅费宏是官场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杨廷和那样锋芒毕现，内心却极鄙张、桂二人，常暗中使绊。张、桂二人挟恨，便劝嘉靖帝招前朝重臣杨一清入阁替代费宏任首辅。杨一清就是当年和太监张永设计干掉刘谨大公公的主谋，为人名声好，又曾经入过阁，嘉靖皇帝在当王子时就对这位杨爷仰慕已久，自然御笔照准，由此老杨重入内阁。但依明朝政府内不成文的律例，首辅一般都要是中举时三甲的中选人士，费宏是壮元出身，又是现任首辅，杨一清把他即时顶下去，从情从理说不过去。正好，费宏儿子在老家犯法被关，张璁等人抓住这个“软肋”，联合几个言官劾奏费宏。费宏只得自己上章求辞，嘉靖皇帝反正不待见他，很快御批准辞，费宏只好灰溜溜走人。

杨一清任首辅，虽然感激张璁、桂萼推举，但他和嘉靖帝都知道，依照“廷推”的办法使张、桂二人一同入阁是不可能的事，这两位名声确实很差。但此时首辅是“自己人”，事就好办多了。嘉靖帝先后以“中旨”自任二人入阁，命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内阁机务，命桂萼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这样一来，二位“大礼仪”功臣终于成为核心“阁臣”。

凡是入了官场的人们，皆似冬天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会相互刺痛对方。杨一清与张、桂二人相处日久，因处理锦衣卫指挥聂能迁一事意见不同结下梁子，最终发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击。相比之下，杨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

形象的份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诏把张、桂二人削职。但毕竟是自己“心头肉”，没过多久，嘉靖帝把二人先后召还入朝。郁郁之下，杨老头愤然退休，老姜终于不敌新葱。

经过一次忽然打击，张璁“乖”了许多，对嘉靖皇帝更加谨慎小心，并取代杨一清当上了“首辅”。屁股决定脑袋。“国务总理”的位子坐好，先前属于“激进派”的张璁，一改昔时面目，凡事以因循为准则，不想也不必要再搞什么哗众取宠之事。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张璁不愿多事，非常“持重”地劝皇帝没必要弄“分祀”。

殊不料，长江后浪推前浪，在朝内任给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赞同进行“天地分祀”。张璁闻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换，他变成了昔日杨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韬等人拟文肆意辱骂、驳斥夏言。一伙人渲泄畅意，很是痛快。可他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与夏言二人意见相同，骂夏言，实际上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果然，嘉靖帝览文震怒，在把霍韬投入大狱的同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那种人。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仪”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已，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老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宦官到其家中送医送药，并赐皇帝自己平时服用的“仙丹”。又过三、四年，张璁终于病死于老家。嘉靖帝闻之震悼，认为这位臣子当初能“危（已）身奉上”，定其谥号为“文忠”，追赐太师。

张璁一去，按顺序阁臣翟銮升居首辅。夏言于转年入阁，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虽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崔銮和李时，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銮又是一个像皮图章加橡皮泥一样的官场“老好人”，因此，实际主持政务的非夏言莫属。

经过“大礼仪”、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和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量变、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人（贵溪），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的老乡“政治”，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具体而微者。此时的严嵩，经过官场多年历练，读书人的散淡早已凝结成趋炎附势的势利和“臣妾意态间”的柔和。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这样一个从中下级官员直窜入阁的性格执拗之人一见倾心，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

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老夏提拔小严，而是小夏提拔老严。严嵩从进士入科方面讲是夏方的“前辈”，比夏言早四科，入仕当然早得多。而且，从“成绩”

方面讲，严嵩是那一届进士第五名，夏方的排名在他那一科一百多以后，如在“学历”

方面比，夏言要差严嵩好多。但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严嵩入仕正值正德年间，一下子就耽误近十年。夏言出头就打“纸老虎”张璁，一下子深得帝眷，后浪新人，反居其上。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皇帝生父“兴献帝”在安陆的显陵，回奏时大称在当地看到的数项“吉瑞”之兆。好吉兆的嘉靖帝大喜，升其为南京礼部尚书。严嵩本人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他在新帝心目中的印象一直特别好。

由于欣赏严嵩对自己诚惶诚恐，恭顺有加，夏言便把这位老乡搞到北京荐拔为礼部尚书。听上去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其实当时也可有可无的角色，替夏言这个“国务总理”打杂而已。但“打杂”弄不好也出事。嘉靖十七年，严嵩差点惹火上身，激起皇帝的恼怒。这年夏天，嘉靖帝心血来潮，又想让自己生父兴献帝像正式皇帝一样称“宗”，把神位迁入太庙供奉。当然，过场还要做，他就把此事下礼部集议。此时的严嵩精神上还残留些书生正气，知道张璁先前“大礼仪”

之举在朝野留下“媚君要宠”的骂名，但如果明白反对，肯定官帽不保。好歹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严嵩想打马虎眼，上疏言事时模棱两可，与礼部官员议事时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诀把事情搁置下来。

嘉靖帝眼里不揉沙子，大恼之余，勤奋创作，亲写《明堂或问》一文，遍示群臣，气急败坏地书面质询大臣们“为何朕爹不能入太庙？”

严嵩吓坏了。惶恐揪心地节骨眼，毕竟转舵快，他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庙的立场，并详细考订古制，撰写入庙礼仪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从优从崇，使得“入庙礼”盛大而隆重，终于博取了嘉靖帝的欢心。

礼成后，严嵩获赐金币，深得皇帝眷宠。一不做，二不休，严嵩又上疏，建议“尊文皇帝称祖（朱棣），献皇帝（嘉靖生父）称宗”，皇帝采纳，朝廷下诏，尊太宗文皇帝朱棣为“成祖”，嘉靖生父献皇帝为“睿宗”，这个王爷生前只是王爷，沾了儿子与严嵩的光，死后得以进入太庙与明朝诸帝一起大吃冷猪肉。

此次以后，严嵩铁定心要以皇帝为指南针，知道所谓的“正直”是不能升官的累赘，“清议”如同凉风吹过后就无用处，惟有皇帝的眷念和呵护才是脚跟立稳朝堂的最佳保险。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庙大礼后不久，严嵩上奏说天上出现“庆云”，认定是皇帝孝德感动上天。他奋笔疾书，呈上两篇马屁文章《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嘉靖览之甚悦，命人把两篇文章珍藏于史馆之中，并加严嵩太子少保。不久，严嵩从幸做陪臣参加各种礼仪，获得的赏赐数目已经与几个阁臣一模一样。所以，迎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也成为严嵩政治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凡人，皆有酸葡萄心理。夏言见严嵩如此受宠，心中很不是滋味，开始对这位老乡疏忌起来。严嵩深知现在还不能与夏言闹翻，事之愈谨，每每置酒，邀夏言宴饮。夏言常不理不睬，有时答应去，严嵩宾客请柬都发齐了，众僚满堂，老夏又忽然推拖有事爽约；好不容易夏大爷亲临一次，“薄暮姑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让严嵩丢尽了面子。严嵩恨得牙根痒痒，仍旧一脸诚敬，大事小事皆拿给夏方参决。一次，有紧急公文需待夏言批复，恰值这位夏爷有小病在家休养，严嵩屁颠颠亲自把文件送上门去。夏言心情不好，推辞不见。老严颤巍巍派随从在夏言内宅的院子里铺上席子，高捧公文，“跪而读之”。隔窗望见年近花甲的半老头子直腰跪在那为自己朗读文件，弄得夏言心中好不落忍，也觉自己过份了些。同时，他心中踏实下来，觉得自己荐擢的老乡确实一直把自己当恩人，从此不再特别存心刁难、整治他。

严嵩方面，上有帝宠，下有群僚请他办事，连宗藩王爷请恤乞封也要送大笔金宝予他，自然腰杆日硬。同时，他还有个极会走通关节、联络关系的儿子严世藩。小严一时间在府上收钱办事，捞得不亦乐乎。御史、言官们当然不会闲着，纷纷交章弹劾严氏父子纳贿等事。严嵩很会来事，每次为人办某事他都会事先在嘉靖帝前有意无意的透露，所以，皇帝认定诸事严嵩皆关白过，言臣捕风捉影而已，反而更信任老严办事得体，没有事情瞒着自己。实际上，当时的严嵩收钱胃口并不多，几千两银子而已。最“危险”的一次，是共和王死后，其庶子与嫡孙二人争袭王位。共和王庶子乃小老婆所生，暗中送严嵩三千两银子，老严就答应他袭爵。结果，共和王王妃认定嫡系的孙子当承袭，派人入北京大理寺击鼓喊冤。

事情败露后，严嵩忙入见嘉靖帝，“坦白”了自己收受银两的事情。由于严嵩先前干事一直卖力，嘉靖帝很可怜这位能臣一脸惶恐的样子，对他说，“你安心做事好了，不要介意这件事”，明白表示原之不问。

当然，嘉靖皇帝对严嵩的眷宠，绝非仅仅是好印象或者严嵩能依顺已意办事麻利，最最关键之处在于：严嵩擅长撰写嘉靖帝醮祀时必用的“青词”，他是好道的皇帝须臾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现在的人，如果把“青词”是什么讲给他听，肯定不屑一顾甚至可笑：所谓青词，就是嘉靖帝在拜礼道教“上帝”时表达自己敬崇“心声”的表章，一般用朱笔恭写于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皇帝本人恭读后，礼拜，然后把“青词”

焚烧，以使这些谀谄道教天帝们的表忠心辞语上达天听。虽然“青词”纯属诞妄无聊的东西，但撰写这玩艺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那种类似汉赋骈体长文的功夫，不是一般只读经学文章的文人所能写出的。再者，嘉靖帝本人文化修养极高，又五迷三道地迷信道教，对“青词”要求非常高，绝对是既要有华丽的词藻做形式，也要有深刻的实在语言表达他自己的“心声”。每次醮祀，“青词”均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拜礼时念出，可称是“字字珠玑”，所以，对大臣们来说，撰写几万字的军国大事建议书，反而不如绞尽脑汗写千把字“青词”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后世人一说严嵩多坏多谄媚，往往拿“青词”说事，讽刺他是“青词”宰相。

殊不知，就连好称“清正”的夏言本人，起先也是因赞同“天地分祀”、以撰写青词才深得皇帝青睐，当初夏言没这一手，也没有日后入阁的可能。

说起嘉靖帝沉溺道教，还有好大一段可讲。入宫的第二年，嘉靖元年夏天开始，年方十六岁的小皇帝已经开始对寺观佛道等事感兴趣，但他当时的宗教观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定型。转年，有暖殿太监崔文，他本人信道教，便引诱嘉靖帝参观各种道教仪式，声称信道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嘉靖帝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尊崇道教的路程。他先以乾清宫为“大本营”，不时在宫中建醮，日夜跪拜祈祷，并下令道士训练十数个小太监尽习道教诸仪式，赏赐无算。当时，首辅杨廷和就上疏规谏，不报。“大礼仪”稍稍告一段落后，自嘉靖五年（1526年）起，嘉靖招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入宫，封为“真人”，日夜大兴醮礼。当时的大学士杨一清，曾进言说皇帝不宜在宫内祀天，嘉靖帝稍稍收敛。杨一清致仕后，张璁依承上命，在钦安殿为皇帝建醮，祈祷早生皇子。夏言得进，也正是因为他受任为“醮坛监礼使”，大写“青词”，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嘉靖十五年，宫内大兴隆寺发生火灾，御史以“天变”为由谏劝。为此，嘉靖帝竟然把火灾原因“嫁祸”于佛教僧人，令大兴隆寺僧人还俗，并把明成祖朱棣军师和尚姚广孝的神位从太庙配享中撤出。同时，他又加邵元节道号为“致一真人”，官为二品，岁给高俸，赐田三千亩，并派锦衣卫四十人供其差遣。这位邵元节其实是个气象学家，会观天气，常常假装祈祷得“雨”得“雪”，故为嘉靖帝所重。可巧的是，这一年年底皇帝真有儿子生出，一切又都归功于众人的“醮祀”，邵元节首当其功，官至一品，加授“礼部尚书”衔。崇道的同时，嘉靖帝大肆打击佛教，在皇宫禁城尽撤佛殿，并把宫内数代收藏的金银铜像尽数拆除熔毁，共重一万三千多斤。同时，又下令把“佛首佛牙”之类的“灵物”“舍利”一类的东西尽数从宫内撤毁。本来夏言建议把这些东西在京郊野外找地方一埋了事，嘉靖帝倒有“远见”，表示说：“朕观此类邪秽之物，有智者必避之不及，但小民愚昧，肯定会内心以此为奇异，偷挖出后找地方供奉以招诱百姓献财，不如在京内大道上烧毁，使百姓尽知！”可悲的是，毁佛方面嘉靖帝“唯物主义”得非常到位，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对道教沉迷得不行，以一害易另一害，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有人奇怪，怎么大凡皇帝崇道，必毁佛；皇帝崇佛，必毁道。道理很简单，尊道的皇帝身边一群道士“真人”，自然对自己的“传统”竞争对手大肆抨击；尊佛的皇帝，宫内必罗致不少“高僧”“大德”，肯定要“揭发”道教的荒妄。所以，佛道两家，多年来一直没有“和平共处”过。

嘉靖十八年，“真人”邵元节“升天”了，正在裕州巡幸的嘉靖帝闻之“大恸”，敕以官葬，丧仪如伯爵。这位能“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大家，怎么也逃不了一个“死”字。老邵死后，嘉靖帝又招方士陶仲文（又名陶典真）入宫，一心迷崇道教。

严嵩在一心一意讨好嘉靖帝的同时，时刻准备倾陷夏言。夏言有所察觉，就嘱托自己当言官的党羽上章弹劾严嵩。但是，当时的严嵩深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们越弹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认定老严正是因为他不遗余力站在自己身边，这才惹来言官的攻击。

在喜欢严嵩的同时，夏言越来越让嘉靖帝不待见。这位帝君常在宫内西苑斋居，入值官员进见，皆像道士一样乘马而入，惟独夏言摆谱，每次皆让人抬肩舆把他抬入苑内。嘉靖帝不悦，隐忍未发。同时，嘉靖帝爱戴道士们所戴的香叶巾，就让尚衣局仿制五顶沉水香质地的小冠，赐给夏言和严嵩几位尊显近臣。夏言不识抬举，上密疏表示：“此冠非人臣法服，我不敢当”。这下可把嘉靖帝惹得怒火中烧。反观严嵩，老哥们每每于召对之日，头顶香叶冠，并在上面罩轻纱以示自己对皇帝赐冠的诚敬，使得皇帝龙心大悦。严老头也是老美男子一个，长身挺拔，眉目疏朗，香叶冠那么一带，轻纱那么一飘，举止潇洒，仙风道骨，嘉靖帝看着就舒服。另一方面，夏言身居道辅之位，政事繁多，自然对皇帝交予的“青词”任务就难免有怠慢，不仅词采失色，有时竟然图省事把几年前写过的内容杂揉一下又献上去哄弄皇帝。偏偏这嘉靖帝记性特别好，每篇青词他都亲自朗诵过，见夏言如此敷衍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同时，严嵩又与皇帝身边老道陶仲文关系搞得又密又近，陶老道常在皇帝面前说严嵩的长处以及夏言的短处。为了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二人同时入对时，严嵩常故意惹夏言不高兴，老夏每每勃然，当着嘉靖帝训孙子一样叱责老严。见此状，嘉靖帝心中更是不平。结果，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六月的一天，君臣二人交流融洽之机，嘉靖帝向严嵩询问他对夏言的看法。老严早就等着这一天，卟咚一声跪地，泪如雨下，老脸哆嗦，尽诉夏言种种跋扈欺凌之事（夏言先前与外戚郭勋不和，互相倾轧，也引起嘉靖恼怒），大怒之下，嘉靖帝立刻手写敕令，历数夏言“罪状”，指斥他把持言路，轻慢君上，诏令夏言“落职闲信”，连个“巡视员”差事也不给。一朝首辅，直落为民，夏言可谓丧尽脸面。

夏言一去，严嵩得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时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阴历秋八月。花甲老头，终于实现了他人生的“理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现在的人，读书浮躁，总爱望文生义，以为“大学士”就是当朝“一品”大员了。非也！明代自始至终，大学士秩止“正五官”，其官仍以本人所兼的“尚书”一职为重，他们挂牌署衔也是本衔在下，兼衔的尚书官名在上：“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明初废相后，设内阁大学士，其实当时只是给皇帝当高级笔墨顾问和秘书。由于这些人得在大内授餐，侍天子于殿阁之内，故称“内阁”。

而“内阁”一词真正定型的，出于明成祖之后明仁宗始，“内阁”权力逐渐加重。

最初明朝大学士共“四殿”、“两阁”。四殿者，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严嵩即以此名。

西阁者，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严嵩入阁后，引起很大争议，给事中沈良才和御史童汉臣等人文章劾奏这位新相爷奸险贪污，不堪大任。严嵩以退为进，自己上章求去。嘉靖帝当然不允，手诏百余言慰留，并亲书“忠勤敏达”四个大字赐于严嵩。为示殊宠，嘉靖帝又为严嵩家中藏书楼赐匾曰“琼翰流辉”，道教祈祀阁匾曰“延恩堂”，并加严嵩“太子太傅”，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位青词老臣。为了安慰严嵩，嘉靖帝不久又把上章弹劾的童汉臣等人外贬。

花甲翁入阁后，精神亢奋，天天朝夕在内宫西苑简陋的报房值班伺侯皇帝，“未尝一归洗沐”，风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老严不停奋笔疾书代替皇帝“创作”妄天的青词，达宵不寐。当时的名义首辅是翟銮，但嘉靖帝总是把严嵩当首辅对待，崔銮惟惟而已。很快，严嵩又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组织”大权落于严老头手中，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翟銮虽是个木偶，严嵩仍不能容他，嘱心腹言官以其二子有罪弹劾他，老崔竟被削籍而去。这一点，严嵩确实不厚道，刚拗如张璁，激越如夏言，都容得老翟当摆设，轮到严嵩，竟对这个“老实人”也不相容，显然过分。

严嵩入相的这年冬天，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夜，皇宫中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谋弑事件，以宫女杨金英为首的十多名小姑娘，竟然在深夜准备把皇帝勒死，幸亏几个人慌乱之间把绳子结成死节，踏进阴曹半只腿的嘉靖帝才最终得活。对于此事的经过，《明史》中的《后妃传》中简单记叙了几句，《明实录》中也是草草叙述，大概是为尊者讳，不想多说。记载此事最详细的，当属当时任刑部主事的张合。张合文人，退休后着书《宙记》，记载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方皇后的命令）：“好生打着问！”

得（逮捕）杨金英，系常在、答应（低级宫婢）供说：“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长（指王嫔、曹妃即端妃，这是方皇后冤枉她，此人因貌美被嘉靖帝宠幸，对谋弑之事根本不知情）在东稍间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下了手罢，强如死在（皇帝）手里！‘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在旁听说，杨玉香就往东稍间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总搓一条。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将绳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与杨金花拴套儿，一齐下手。姚淑翠掐着（嘉靖帝）脖子。

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淑翠，蒙在（嘉靖帝）面上。邢翠莲按着（嘉靖帝）胸前，王槐香按着（嘉靖帝）身上，苏川药拿着（嘉靖帝）左手，关梅秀拿着（嘉靖帝）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嘉靖帝）两腿，姚淑翠、关梅秀扯绳套儿。张金莲见事不好，去请娘娘（方皇后）来。

姚淑翠打了娘娘一拳。王秀兰打听（当作发）陈菊花吹灯。总牌（宫女官名）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来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

‘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了。“嘉靖帝被数个宫女这么一勒，当时处于休克状态，方皇后唤来数位御医，没一个人敢用药，都怕担责任被诛九族。最后，太医院使许绅颤巍巍调了一副“峻药”，给已成死人的皇帝灌下。就这样，数个小时后，嘉靖帝吐淤血数升，缓过命来，静养多日，才能视朝。其间，方皇后自作主张，认定曹妃和王嫔二人率宫女作逆，把数人凌迟辟割处死。嘉靖帝病好后，听闻自己美貌的曹妃被片片割肉而死，心中对方皇后产生极大怨恨。五年后，皇宫内发生火灾，宦官们请示皇帝要去救方皇后，嘉靖帝不吱声，任由方皇后被烧成一截人肉炭。这位方皇后，是嘉靖帝第三个皇后。他第一个皇后是张氏，因妒忌失礼遭夫君足踹，流产血崩而死。他第二个皇后也姓张，以色得幸，嘉靖十三年，色衰而废，两年后郁郁而死。

正文 [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2

这样，方后得以立为皇后。想当初第一个张后被废，正是因为方皇后和第二个张皇后（二人当时为妃）伺侯嘉靖帝喝茶，淫帝起淫心，抚摸二妃玉手玩弄，惹得坐在一帝的张后投杯而起，结果嘉靖帝暴怒下猛踹一脚。方妃成为方皇后，小老婆变大老婆，比从前大老婆更狠，竟能趁乱令人把美貌情敌绑付法场刀刀碎剐，真是天下最毒妒妇心！

对于几个宫女想谋弑嘉靖帝一事，后世学者或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其因由，一般人读到此处，也总觉是事起苍猝的“忽发”变故。其实，细细钩沉当时人的笔记，才发现真实原因：嘉靖帝希求长生，身边聚集了不少道士为他炼丹药，这些丹药中有不少属于春药。中国古代春药配方很奇怪，其中一味名叫“天葵”，即少女处女初潮经血，此物可提炼出一种名为“红铅”的粉剂。嘉靖帝后宫“饲养”了不少这种产“药”的少女，为了大量采集她们的经血，御医、道士们又强迫她们吃药，使她们经血过频过量，以供皇帝“炼丹”。最有可能的是，宫中已经为此祸害死许多少女性命，杨金英等人觉得反正是死，不如先弄死这魔头皇帝再说，情急之下，才想出用绳勒帝的下策。只可惜，死节不能收勒至紧，又有人临阵逃脱告密，数位奇女子终于未得成功。试想一下，十几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姑娘，齐心合力在大龙床上想勒死一个三十六、七岁正当壮年的皇帝，此情此景只能用“壮烈”二字来表示，但是如果上镜头上文学剧本的话，就稍显暧昧。所以，即使在极左年代，也很少有人渲染此事。现在的年青编剧们又不懂古汉语，连号称要PK易中天的天涯网写明史的一个“点击率之贼”到处抄白话八手资料挖戏肉，也没能挖出宫女弑帝的所以然来。最终，此事由笔者“钩沉”而出，也算是还历史真象于现实吧。

严嵩当政三年多，同为阁臣的有礼部尚书张壁、吏部尚书许讃，张壁病死，许讃又被严嵩排挤，削籍而去。嘉靖帝是昏君，绝非庸君，他逐渐觉察到严嵩在朝内遍植党羽，行事蛮横，便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底重新启用夏言。夏言自回老家后，当地小官待他也傲凌不礼。老夏悒悒不乐，每逢元旦、皇帝生辰之日，他肯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嘉靖帝“惭怜之”，便又召回了这位昔日宠臣。

夏言卷土重来，不仅尽复原官，又加太子少师，位在严嵩之上，重新成为首辅。经过一次大起大落，夏言根本不吸收教训，以为大权重掌，对严嵩的态度变本加利。

朝上，凡是军国大事草章拟旨，根本不和身为次辅的严嵩商议。同时，他大兴报复，逐个搜捡严嵩安插在政府内的心腹，尽数逐去，且声言要追查深究。慑于夏言声威，严嵩不敢出面相救，内心衔恨至极。特别让严嵩感到可怕的是，严嵩之子严世藩当时任管理财赋的“尚窦司少卿”，招财纳贿，克扣贪污，被夏言侦知得一清二楚，凑足证据后准备自己直接上奏给皇帝。严嵩闻之大惧，领着儿子亲自到夏言府上乞求首辅放自己父子一马。夏言称病，不见。多亏严嵩以大笔金银买通夏言门人，父子二人直入夏言榻下，长跪泣谢，一把鼻涕一把泪哀求首辅手下留情。夏言妇人之仁，见老乡这么低三下四的孙子样，心一软，又想把此把柄捏住日后更好调度严嵩，便把案件置之不报。“严嵩父子愈恨之”。

另一方面，锦衣卫都督陆炳因触猛法禁，夏言准备严办，吓得这位特务头子也不得不亲自入宅跪求夏言法外开恩。大学士无长虑，挥挥手斥出，表示这次就算了。鹰犬小人当然得罪不得，陆炳由此深恶夏言，并渐渐和严嵩父子搭上线，时刻准备着搬倒夏言。

夏首辅为人自视甚高，嘉靖帝常遣小宦官们来递送文件，他对这些人爱搭不理，视如奴仆。反观严嵩，每次有小公公到来，无论官阶高低，他一定亲迎出门，执手延坐，并信手把几大锭黄金塞入公公们袖中，让诸人感觉如沐春风。这样一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们平日家长里短，没一个人讲夏言好坏，但皆齐口赞颂严嵩“仁德”。

嘉靖帝小人心态，时时遣小宦者们偷偷去看阁臣们在干什么。严嵩自然事先知悉，每每大半夜还正坐于值房，挥笔凝神，白头发丝乱动，为皇帝撰写“青词”。

至于夏言，小宦者们便回报说，夏大人总是早早回家，与宾客饮酒欢宴。长久已往，嘉靖帝日益对夏言不满。

严嵩本人的“处世为人”，并不属于嚣张狂妄类型。特别是对于内廷宦官，老严竭尽“礼貌”。一宦者曾对朝臣讲：“我辈在大内日久，见时事凡有几变：

昔日张璁先生进朝，我们要向他打恭；后来夏言先生入宫，我们只平眼看他。今日严嵩先生来，都要先向我们拱手拜礼才入宫。”这一记述，一直被各种史书转载，以证明明朝太监的日益跋扈。其实，转载者大多不明就里，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如下事实：嘉靖朝是除朱元璋时代以外，宦官最“老实”的时代！那位宦者所说，不过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严嵩为人的阴柔罢了。

过了两年多，严嵩看准时机，以“河套之议”的机会，终于扳倒夏言，并把这位比自己年岁小的“老”上司送入鬼门关。

当时，都御史曾铣总督山西，此人很有军事才能，数次领兵打败侵入河套地区抢掠的蒙古部落，便上疏提出恢复整个河套地区的计划，永逐“套寇”。疏上，夏言觉得自己二次入阁，怎么也要在任上弄出点真格的大动静，以彰显自己能耐，便立即推举曾铣，向嘉靖帝进言恢复河套。帝王自然都有扩疆拓土的虚荣心，嘉靖帝心动，就多次让夏言拟旨褒赞曾铣，准备给他增兵增饷，立下不世之勋。

但是，开边动武，后果难测，一直沉迷于道教的嘉靖帝行事后心中又后悔。

严嵩揣摩到嘉靖帝心意，极力陈言不可兴开边衅，并搬出明英宗时代的陈年老事，连蒙带吓唬，弄得嘉靖帝十分后悔，便生气夏言当初出这种馊主意。

夏言不知道嘉靖帝心理上已经发生了九十度大转弯，不停上言，催促皇帝下旨出兵，并要求赐与曾铣誓书御剑，给他以专戮节帅的职权，以保障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览奏，嘉靖帝心甚恶之。

可巧，北京忽刮大风，澄城山地震山崩，迷信的嘉靖帝觉得这是上天示警，更绝了兴兵的念头。其实，当年夏天，陕西已经发生过山崩和地震，这种大灾大难在旧时代皆被看作是“上天示警”，地方官立即上报，皆被严嵩扣住不发，他要等到最佳时机上报。所以，趁着北京大风的当口（大风这种灾异，古人认为是边地开战的预兆），看准了嘉靖帝正欲静下来做祈祷长生的斋醮仪式，严嵩马上连同陕西地震山崩当“天警”一同奏上。见到天警报告，吓得迷信的嘉靖帝心慌意乱，忙问严嵩有何办法可以“转祸为福”。

严嵩老人精一个，下跪自劾道：“复河套之议，实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行穷兵黩武之举，上干天怒，为臣不敢反对夏言，一直没有依实上奏，请皇上您先处理我的失职。”嘉靖帝不仅没处理严嵩，还挺感动，觉得严嵩是铮铮直臣，同时他更恨夏言和曾铣没事找事。

很快，言官们纷纷上言，极陈不可开边衅。由于先前已经连下数诏褒扬曾铣，嘉靖帝一时找不到台阶下，便手诏示问廷臣：“今逐套贼，师（出）果有名否？

兵食果有余否？成功可必否？一（曾）铣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手诏一出，群臣立刻嗅出味来，从前依违夏言的官员们也”力言“不能挑起战事。

夏言这时才感到害怕，上疏谢罪，并指称：“严嵩在阁中一直与我意见一致，现在他却把一切过错推于臣身。”嘉靖帝见疏，更怒夏言推诿责任，并斥他“强君胁众”，命令锦衣卫把陕西的曾铣逮入京师。这时候，先前夏言得罪过的锦衣卫都督陆炳终于找到时机，与严嵩在刑部的心腹一起捏造罪名，以边臣向辅臣行贿和“结交近侍”的罪名，杀掉了曾铣。隆庆初年，曾铣得以平反，赠“兵部尚书”，谥“襄愍”。

此时，嘉靖帝对夏言还未动杀心，只是尽夺其官阶，下令他以尚书身份退休回家。行至通州的夏言听说曾铣在京师问斩的消息，惊吓得从马车上掉下来，大叫道：“唉，我这番死定了！”情急智生，他忙上书给嘉靖帝辩冤，声称一切皆是严嵩倾陷他。此时，写这些东西，对嘉靖皇帝不啻火上浇油，他马上严命众臣集议夏言之罪。刑部尚书喻茂坚不忍置夏言于死，便奏称夏言应该论死，但身为辅臣，可以援引明律“八议”中“议贵”的条目免于一死。嘉靖帝大怒，斥责喻尚书党附夏言。更倒霉的是，恰巧有蒙古人部落入侵居庸关，严嵩抓住这个碴子，坚称夏言兴挑边衅，导致国家不宁。这样一来，夏言自然逃不出被杀的命运。

他被锦衣卫从老家抓回京师，弃斩西市，时年六十七。堂堂大明首辅，竟在闹市被切。此后，朝中大权，悉归严嵩一人。

夏言被杀，其实当时还有不少人拍手称快，因为此人的个性过于张扬。身为官场老人儿，此种霸道张扬的为人处事之道，肯定会得罪许多人。严嵩与夏言之争，绝非是日后严嵩败后说成的“正邪之争”，仅仅是“正常”的官场恶斗，谈不上“正义”站在哪一方上面。

所以说，官场是个大梁缸，在极权制度的圈子里面，即便上本性是正人君子，如侥幸不败，也只能大多浮沉取容。否则，轻的是贬官，重的则是脑袋搬家。

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八日为相，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去位，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心腹赵文华，使东南倭患愈演愈烈；其二，清除异已，继杀曾铣、夏言之后，又在嘉靖三十四年杀杨继盛，使明朝首先开杀谏臣之恶侧，随后又杀沈链和王忬，命令虽然皆出皇帝“圣载”，主谋皆是严氏父子；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

丁尚书傻不拉叽，惟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指丁汝夔畏怯无能，明廷下令逮捕他。严嵩怕老丁说出自己事先为他出主意，假意安慰道：“你别怕，我自会保你无事。”丁汝夔大傻一个，有严相爷给自己打保票，刑部鞠审时他很“配合”，没有多作辩驳。他就等相爷向皇帝说好话直接把他赦免了。

结果，不久，一帮狱卒就从狱中把他提出，老丁还以为是走个过场后就把他释放。一行人直接把他押至西市，刽子手持大刀正等着他来。直到自己被踹跪于地，丁汝夔才恍悟被相爷所卖，大叫“王八蛋严嵩误我！”话音刚落，头也随之落地。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链因严嵩御寇无方，抗疏历数这位当朝阁臣“十大罪”：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奋扬神武，欲乘时北伐，此文武群臣所愿戮力者也。

然制胜必先庙算，庙算必先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严）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严嵩）曰：“由我赏之‘；罚一人，（严嵩）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疏上，严嵩没怎么反应，嘉靖帝先倒恼了，认定沈链诋诬重臣，立即派人逮之于廷，当众杖责，然后罚他去保安为民。沈链进士出身，为人嫉恶如仇，与锦衣卫都督陆炳关系不错。陆炳是严嵩同党，常常带沈链参加严氏父子召集的宴饮。

沈链心中憎恶严氏父子，更恨严世藩纵酒虐客强灌别人，每每箕踞坐骂，小严惟独惮惧他，从不敢对他强灌于酒。按理讲，凭借上司陆炳的关系，沈链巴结严氏父子升官很容易，但此人正直出于天性，不吐不快，最终却落个被谪为民的下场。

沈链在保安“劳改”期间，当地父老知其清名，纷纷派子弟向这位先生求学。

他以忠义伦常教导学生，又时时缚三个草人，分别写上严嵩、李林甫、秦桧姓名，手持弓箭射之泄恨。几年后，当地守官是严嵩心腹杨顺，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他向严世藩报称说：“沈链在保安当地阴结死士，击剑骑射，准备伺机刺杀大人父子。”严世藩大怒，立遣党羽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抓沈链，把他的名字窜入该杀的白莲教匪首名单，乘间上报。兵部下文，沈链被处死。这还不算，严氏党徒为了更使严世藩高兴，又杀沈链二子，籍此获得升迁。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草疏了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言辞激烈：

高皇帝（朱元璋）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严）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他）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严嵩）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严）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

陛下用一人，（严）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故罢之”。

陛下宥一人，（严）嵩曰“我救也”；罚一人，（严嵩）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严）嵩甚于感陛下，畏（严）嵩甚于畏陛下。是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也。主陛下陛下有善政，（严）嵩必令（严）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又以所进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议》，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严）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令（严）嵩司票拟，盖其职也。（严）嵩何取而令子（严）世蕃代拟？

又何取而约诸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代拟？题疏方上，天语已传。是（严）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严）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谣。

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也。

严效忠、严鹄（严嵩二孙），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严）嵩先令效忠冒两广功，授锦衣所镇抚矣。效忠以病告，（严）鹄袭兄职。又冒琼州功，擢千户。既藉私党以官其子孙，又因子孙以拔其私党。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也。

逆鸾（仇鸾）先已下狱论罪，贿（严）世蕃三千金，荐为大将。（严）鸾冒擒哈舟丹儿功，（严）世蕃亦得增秩。（严）嵩父子自夸能荐鸾矣，及知陛下有疑（严）鸾心，复互相排诋，以泯前迹。（严）鸾勾贼（蒙古俺答汗），而（严）嵩、（严）世蕃复勾鸾。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

前俺答深入，击其惰归，此一大机也。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严）嵩，（严）嵩戒无战。及汝夔逮治，（严）嵩复以论救绐之。汝夔临死大呼曰：嵩误我。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也。

郎中徐学诗劾嵩革任矣，复欲斥其兄中书舍人应丰。给事厉汝进劾嵩谪典史矣，复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柄。

大罪八也。

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严）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严）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

自（严）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疏，巧弥缝者为才能。励节介者为矫激，善奔者为练事。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盖（严）嵩好利，天下皆尚贪。（严）嵩好谀，天下皆尚谄。

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

（严）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

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严）嵩之间谍也。

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严）嵩阅竟，然后入御。

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严）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严）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严）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推官、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馈饣尽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严嵩）。是陛下之耳目皆贼（严）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笼络，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严嵩）子（严）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

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

百密一疏，见杨继盛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人证，严嵩大喜，以为可以因此为罪，就在嘉靖帝前构称杨细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帝果然大怒，立刻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刑部不敢得罪严嵩，断成死罪，系之于狱，但拘押三年。嘉靖帝一时也不想杀掉这个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

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众怨，严爷心动。无奈，其子严世藩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于是，在第四年秋决时，严嵩揣知皇帝深恨的所谓“抗倭不力”的都御史张经和巡抚李天宠肯定要被处决，便阴附杨继盛之名于二人案卷之后递呈上去。嘉靖帝不细省，御笔勾决。杨继盛终于被杀，时年四十。他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天下知与不知，皆涕泣传颂之。

杀杨继盛，严嵩可谓是把天下人都得罪。其实，早先时候，杨继盛在皇帝前敢抗言疏指丧权辱国的咸宁侯仇鸾，而严嵩一直恨仇鸾不附于已，就非常欣赏杨继盛这位耿直才子，亲自提名，把他连升数级，直接提拔为主管兵部武选司的主管。孰料，杨继盛只思君恩，嫉恶如仇，讨厌严嵩更甚于讨厌仇鸾，不仅不到严府“谢恩”，而且马上就上疏曝其罪恶，可以说是耿直至极的一个正人君子。但以实论之，杨继盛弹文中第一条，其实站不住脚。朱元璋废相权，是政治上的一种倒退。明仁宗时代开始逐渐加重大学士权位，渐成祖制，所以拿严嵩握宰相权违背“祖制”说事，应属是这位杨爷时代和意识的局限。

严富父子仗恃皇帝的信赖和手中的权势打击正人，排斥异已。如果大家熟谙中国的官场政治，这些其实算不上什么大奸巨恶。那些在官场子里面混的，谁的手也不干净。但是，严嵩滥用只会诌媚滑顺的小人主持方面大政，于国于民是真正做了大坏事。比如，任用赵文华，使东南倭乱愈演愈炽，诚乃严嵩的大恶之一。

赵文华此人，乃嘉靖八年进士，本性狡险，得官后考拨不及格被外贬。举进士前，幸亏他在国学读书时结识了当时担任祭酒的严嵩，二人很是投缘。由于严嵩知道自己树敌太多，父子多有过失，便想安插自己心腹在关键部门，以便日后出事好有照应。于是，他就与赵文华相结为义父义子，把他擢为刑部主事。进步了还行更进步。不久，赵文华知道嘉靖帝好道爱神仙，就自己私下进媚皇帝，上献“百华仙酒”，表示说：“臣下师父严嵩正因饮此酒而长寿体健！”嘉靖帝试饮，醇香浓厚，味道好极了。估计美酒里面有植物兴奋剂，陆然间让嘉靖帝神清气爽。他非常高兴，立下手敕，向严嵩询问此酒制作工艺。

严嵩接敕大惊，咬牙道：“赵文华安敢这样做！”确实，这狗儿子瞒着自己向皇帝献好酒，让皇帝感觉自己有好东西舍不得奉献。如此，赵文华自己做好人，倒让老严巴结皇帝落于人后，这真让人窝心。恼怒归恼怒，严嵩也不敢发作，婉转上奏道：“臣生平不食药饵之物，臣活这么久，自己也不知所以然，绝非饮药酒而及。”

回阁房后，严嵩盛怒，立刻召来赵文华大骂责斥。小赵跪泣久之，老严怒不可解。不久后，严嵩休假归朝，群僚进见，严嵩仍怀恨赵文华，让从吏把他推出门外。

这一来，赵文华真怕了，携大笔金宝跪献自己干妈（严嵩老婆）。一日，严嵩夫妇家宴，严世藩以及众义子侍立两侧，一家人其乐融融。赵文华事先跪伏于窗外，观察动静。良久，严嵩老妻佯装不知这对义父子二人不和事，问老严：

“今日全家欢会，怎么独不见我儿文华？”严嵩轻蔑一笑：“阿奴负我，怎能在此！”严嵩妻忙温语相劝，诉说赵文华诸多“孝敬恭顺”事情。严嵩听着，面色转和。

赵文华见时机已到，立刻急趋入房，长跪涕泣不已，连声叫爹，于是父子二人和好如初。

东南倭患昌炽后，严嵩禀报嘉靖帝，派赵文华在祭海神的同时，前往那里主剿倭寇。赵文华无略小人，胡乱指挥，冤杀总督张经等人，向朝廷妄报成功，得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幸亏有胡宗宪、俞大猷等人能干，平徐海，俘陈东，使东南倭患大有收敛。当然，这些成绩，赵文华皆据为己功。为此，明廷加其太子少保，荫其一子为锦衣千户。

赵文华在东南倭患中的种种劣行，笔者将在后面平倭的文章中详述。

赵文华自恃立功而得宠遇，日渐骄横，连严世藩也不放在眼里，拿宫中大小太监也不当回事。特别让严世藩生恨的是，赵文华曾向他进献一顶金丝编织的幕帘，小严稀罕当作宝贝。后来他才得知，赵文华有美妾二十七人，人人有这样的金幕帘，这让小严深以为恨。宦官方面，由于赵文华手紧，不再出金银，大小太监根本从他那里再也打不到秋风。于是，这些人回宫后，就总是向嘉靖帝汇报赵文华接受皇帝赐物时倨傲不礼。特别让皇帝生气的是，赵文华进献西域春药，嘉靖帝饮服后效果特好，一夜连御数女。药丸食尽，他又向赵文华索要这种西域“伟哥”，但老赵皆自己享用，回称没有。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嘉靖皇帝大恨。一日，他上宫城远眺，见西长安街新起一高楼，耸入云天，就问左右：

“谁家宅第，如此豪华？”左右称：“赵尚书新宅”。其中有一人被赵文华得罪过，阴不拉叽来一句：“工部贮存修宫殿的巨木，大半都被赵文华盖新宅了。”

嘉靖帝闻之脸色大变。稍后，嘉靖帝就找茬让他“回原籍”修养。又过些日子，嘉靖帝怒发其罪，黜赵文华为民，并贬其子为小兵戌边。赵文华当时真得了病，遭此大谴，病势转沉，腹溃而死。

严嵩晚年，思维迟滞，再不像初时那样对一直在西苑“玄修”的皇帝所发诏旨做出敏捷反应。嘉靖帝大道家，大文学家，手敕往往辞旨玄奥。这时候，只有严世藩能刻意揣摩，并达无不中。一方面是由于严世藩智商高，二方面因为他“情商”也高，总拿大把银子贿赂皇帝左右宦官侍女。所以，嘉靖皇帝喜怒哀乐，宫内的耳目们纤悉驰报，他们每次均能从小严处得到大笔“情报费”，故而严世藩成竹在胸，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

严嵩最后当政时期，诸司上报事情要他裁决，他均说“与东楼议之”。“东楼”，严世藩别号也。早年，由于有妻子欧阳氏规劝，严嵩对儿子管教甚严。欧阳氏病死后，小严再也无人管束。而且，由于缺儿子不行，严嵩上表皇帝，请皇上允许儿子留京伏侍自己，让孙子代之扶老妻之丧归老家。

严世藩服丧期间，大行淫乐之余，在家中代老父处理诸司事务。由于他身有丧服，不能入值朝房，这让老严嵩就作了难。有时嘉靖皇帝派宦官急扯白咧，狂催老严拟旨草文什么的。可怜严嵩老眼昏花，老脑袋已经转不动，奏对多不中旨，使得嘉靖帝大为恼火。

此外，道士蓝道行以扶乩为名，用沙盘代替“神”言，极陈严氏父子弄权跋扈之状。嘉靖帝问：“如果此事为实，上天何不殛杀二人？”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帝默然心动。

老严还有另外得罪嘉靖帝的地方。嘉靖帝自居的西苑万寿宫因火灾不能住，暂居狭窄的玉熙宫，因此郁郁不乐。他招问严嵩，老严劝皇上还大内居住。这可触动了嘉靖帝的忌讳。正是由于嘉靖二十一年皇帝本人在大内宫中差点被宫女们勒死，这位一向信邪迷信的皇帝再未回去居住。严嵩此议，正触霉头。不久，严嵩又请皇帝还居南内，那地方又是从前明英宗被软禁的地方，此议让嘉靖帝更怒。

这时候，关键的时候，好好先生徐阶出场了。

徐阶，江苏华亭人，嘉靖初年进士出身，乃当科探花郎。史书上称他“短小白皙，善容止。性明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入翰林后，他本来远大前程一片光明，却得罪了当时的皇上大红人张璁，徐阶被贬出京外。过了好几年，昔日春风得意又秋风失意的小徐才得以重返翰林，并受夏言授引，一步一个坑，最终当上了礼部尚书。从“站队”方面看官场，严嵩整掉夏言，肯定要“惦记”徐阶。

可这徐尚书经过从前的蹉跌，深知当朝一把手惹不得。他从不当面顶撞严嵩，把老严奉乘伺候好得不行，所以严嵩除掉他的意思就不那么迫切。更庆幸的是，夏言虽倒，徐阶因一手漂亮“青词”，哄得嘉靖帝对他大加青睐，须臾不可或离。

如此，严氏父子想搬除他，倒是非常非常之难。当然，此前有一事，差点老严要了小徐的性命：一日，嘉靖单独召严嵩问话，征询他对徐阶的看法。严嵩想了想，说：“徐阶缺的，不是才能，只是心眼太多些！”这句话要命，老严是讲先前徐阶力争嘉靖帝早立太子之事。嘉靖脸色险沉，幸亏后来未对此事深究。正是由那时起，徐阶对严嵩益加恭敬，并弹精竭虑撰写青词给嘉靖帝，以图保身。

嘉靖帝想造新宫，问严嵩，没结果。他就召时为次辅的徐阶。徐阶一口应承，表示先前建殿，余留建筑材料很多，如果下令营建，几个月即可造成新的宫殿。

嘉靖帝大悦，立即下诏任除阶儿子尚宝丞徐墦兼工部主事一职，主持建新宫。

结果，仅仅三个月多一点，宏伟雄壮的新宫建成，嘉靖帝当天就迫不急得搬入“新家”，名之曰：“万寿宫”。追过经事，皇帝对徐阶另眼看待，深以为忠，进其为太子少帅，兼支尚书俸禄，并超擢其子徐墦为“太常少卿”。

严嵩知悉帝宠已移，又开始装孙子，率儿子严世藩一群子孙家人到徐阶家中，表示说：“老夫活的也差不多了，我死后，徐大人善待这些人！”徐阶装得更象，立即还拜，表示自己受严相爷提拨，对他绝无二心。

严嵩一行人刚走，徐阶儿子徐墦进屋，对父亲说：“大人您这些年一直受严氏父子欺压，该出手时侯一定要出手！”岂料，徐阶拍案大骂：“没有严相爷，我们徐氏父子哪里有今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死了狗都不吃你！”原来，严氏父子耳目众多，徐阶家人中就有几个严世藩重金豢养的“间谍”。徐阶的“表现”，立刻传到严氏父子耳中，从此老严对徐阶完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身为御史的邹应龙忽上奏章，弹劾严世藩贪污受贿等不法之事。但奏章当时未敢即连严嵩，只讲他“植党蔽贤，溺爱恶子”。历史上有些事，发端有时离奇近乎荒诞，邹御史之所以敢于忽然间挺身而出，并非直接受徐阶指使，而是缘于他所做的一梦：他梦见自己骑马出猎，看见东边有一高楼，土基宏壮，顶覆秸杆。邹应龙拉弓而射，大楼轰然坍倒。醒后，邹御史鼓励自己，这是我搬倒“东楼”（严世藩）的吉兆啊，于是他奋笔疾书，立写弹文。

嘉靖帝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又有道士们一旁窜掇，便下诏逮严世藩入大理狱，命严嵩致仕，“仍给岁禄”。

发现皇帝对老父严嵩没有一棒子打死，严世藩深知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他通过早先交结的内保太监，奏称道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色结，陷害大臣。嘉靖帝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士送入牢房审讯。严嵩嘱托刑部的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最终目的让他诬攀徐阶为幕后指使。谁料，蓝道士挺“英勇”

，坚决不承认受徐阶嘱指。由于严氏父子势力根深固结，最终蓝道行获罪被处死。

朝中独相十余年，严嵩党羽力量确实大。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藩，又无法向皇帝交待，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藩受贿八百两白银，上案于御前。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藩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戌边地。

嘉靖帝念严嵩旧情，特宥严世藩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侯严嵩起居。

严嵩离朝后，没人再与自己谈玄论道，加之蓝道行又被处决，年已半花的嘉靖帝追念老严过去二十多年的赞玄之功，悒悒不乐。于是，他把已经升任首辅的徐阶叫来，表示自己要退居二线，当太上皇，准备在西内一心拜道。徐阶极陈不可，谏劝皇帝不要搁挑子。“好，既然如此，你们一定要与朕同辅玄修，努力崇道，日后再有谁敢上疏劾奏追论严嵩、严世藩父子，朕一定下令把他们与邹应龙一同送斩！”

远在江西南昌的严嵩闻此，知道帝意仍有念旧之情，就趁嘉靖帝生日，在铁柱宫使道士建醮为皇帝祈祷，亲自撰写《祈鹤文》献上。皇帝优诏答之。见有回信，严嵩登老二上肚脐，上疏乞求皇帝准许自己被流放的子孙回南昌能给自己养老。对此，嘉靖帝没有答应。

事已至此，严世藩也不消停，惹事不断。他被明廷下令流放雷州，但是，刚刚行至半道，他便擅自回返，在南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别墅。更危险的是，他常常酒后宣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的人头，邹应龙也跑不掉！”

徐阶得闻，忽起斩草除根之心。严嵩听见儿子如此放话，叹息对左右讲：

“此儿误我太多。圣恩隆厚，我得善归。此儿虽被遣戍，遇赦也可得归。今忽忽大言，惹怒圣上与徐阶，我严氏家族，横尸都门那天，想必不远矣！”

合该有事。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公事路过严嵩府宅，看见一千多工匠正大修府邸。严府仆人作监工，望见郭推官根本不起身见礼。郭谏臣大怒，上状于御史林润。这位巡察御史先前劾奏过严嵩党徒，很怕日后严嵩父子重起遭到报复，见此状大喜，立刻添汕加醋，上奏严世藩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同时，他还奏称小严聚数千人（一下把数目扩大几倍）以修宅为名，阴谋造反。

疏上，嘉靖帝大怒，命林润诏逮严世藩等人入主京审讯。

林润得令即行，一面下令捕人，一面又上奏疏，半真半假，把严世藩一案渲染得活灵活现：

（严）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严）嵩与（严）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喻指严氏父子僭越制度自以为王爷）。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严）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楧，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朱）宸濠（喻指严氏父子想效仿朱宸濠造反），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严）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严）嵩。（严）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严）嵩不能无罪也。现已将（严）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严世藩落到这地步，仍旧嚣张，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严世藩说：“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圣上对此并不会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可以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相好的言官，在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增填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链、杨继盛下狱的‘罪恶’，如此，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结果，这招真灵，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受传言欺弄，又有言官做手脚，他们撰写罪状辞中果真把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事情写入，且大肆渲染。

待他们持状入见首辅徐阶，这位徐大人早已成竹在胸，随便看了诉状一眼，置于案上，问：“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齐声曰：“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链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皆当今圣上亲下诏旨。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圣上忌讳。如果奏疏上达，圣上览之，必定认为法司是借严氏父子这案子影射皇上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且日后说不定又重新能得以大用！”

几个人一听，如雷轰顶，均惊立当堂。良久，他们才讲：“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怡然，他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立即按此抄一遍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别生枝节，大事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

发稿示之，见徐阶所草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藩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和蒙古人。见小严和这些人勾结，那还了得，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严世藩等人，很快得知徐阶所拟的“罪状”，相聚抱头大哭：“这回死定了！”

狱成，严世藩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被拔。

至于严嵩老爷子，白发苍苍八十老翁，一身破衣烂衫，满脸污脏，日日持一破碗，在田野间的坟间转来荡去，捡那些上坟的供品充腹活命。捱了一年多，老头子苍凉死去。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宰相，落得如此下场，想来也令人鼻酸。中国的政治生态，永远如此，风光时可以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只要谁政治上倒台，身败名裂，无论你是堂堂相爷还是“国家主席”，总逃不出空腹惨死的结局。

从实而言，严世藩死有余辜，但徐阶玩的这种政治手腕，也过于阴狠，非要编造莫须有的通倭谋逆大罪来搞严家，其目的就是一定要牵连上严嵩。谋逆大罪，株连抄家发泄绝对难免，徐相爷非要置政治对手老严和小严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这一点，明朝当时及日后多有人不平，认为徐阶的手段，使严世藩的罪名不能服天下人心，刑非所犯，于理不称。

天道好还。日后徐阶下台，又被“后浪”高拱怨恨算计，以其二子乡间怙势犯法为由，把徐老头二个儿子罚往边地“劳改”，老徐自己差点与老严前辈殊途同归，在风烛残年孤独而终。幸亏不久张居正把高拱又拱下去，老徐才得保令终。

作为徐阶弟子的张居正还算厚道，他当政后，派江西地方官员收拾严嵩枯骨，修坟安葬。严爷再怎样也是堂堂大明一代宰相，总不能和要饭花子一样的死法、葬法。

嘉靖一朝，正因为无大奸太监，方显严嵩柄政的“罪恶”。其实，许多军国大事方面，嘉靖帝乾纲独断，最大的坏事都就是皇帝拍板，严嵩依惟而已。

嘉靖年代的最后岁月严嵩身死前后，荒淫的嘉靖帝也“崩”了。这位君王的末年，沉溺道教尤甚。

宫中宦官为了“安慰”他，常常趁他呆坐时从旁边扔落一个大桃，报称“天赐神桃”。为此，嘉靖帝会大喜连日，又兴“报恩”醮礼数日，耗费金银无数。

即使是兔子生下两只崽，或者殿庭阴凉处生出几枝大个狗尿苔（灵芝），在宫中也令被当作“祥瑞”来庆贺一大番。

嘉靖四十五年初，户部主事海瑞的上疏，道出了这位皇帝崇道废财的真实情况：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指嘉靖帝听从道士劝言，不与自己两个儿子见面），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老道士），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

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嘉靖帝览疏狂怒，非要马上杀海瑞。幸亏一名名叫黄锦的太监谏劝：“此人素有刚直痴名，上疏前已经与妻子相诀，购买棺材待死。如皇上你现在杀了他，适成其名。”

因此，海瑞只被收监论死。

可巧，这年底，嘉靖帝就崩了。其子明穆宗继位第二天，海瑞即得释，且被视为忠耿直臣。

嘉靖帝死因，也是死在“道”上。道士王金献“仙丹”，药方诡秘不可识。

药性燥烈，估计都是矿物质剧毒物和大麻等麻醉药的混合品，吃下去一会儿很舒服，连服就会肾衰竭。“大力丸”吃了一个月，这位荒淫帝王就“升天”了。

嘉靖一朝，内有权臣，外有海患边患，他本人又媚道崇道，奢侈无度，倾竭天下人民膏血以供一人迷信之用，国内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真正把大明帝国带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特别是财政方面，嘉靖帝屡建宫殿、道宇。“中年（嘉靖中期）以后，营建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宝石，吏民奔命不暇给，黄白蜡至三十余万斤……沉香、海漆诸香至十余万斤……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晴、祖母绿石、绿撒索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钢铬、朱蓝石、紫英石、黄甘石，无所不购。”除此以外，军费开支巨大，沿海和近蒙古部落的境都有战事，督抚大臣趁机贪污，军费达至天文数字。举嘉靖三十一年为例，当年户部所奏岁入只有二百万银，而军费开支一项却高达一千多万，严重超支。

由于国内矛盾激化，各处起事不断，农民、矿工、盐徒、各种民间宗教团体纷纷揭竿而起，按倒葫芦又起瓢，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大明帝国，已经成为“大暗”

帝国。

此篇写至此，笔者感严嵩大学士之死，念其青壮年时代诗歌的清丽，真让人心中感慨无限：

闲客请宵抚玉琴，露凉新月在高林。凭君洗净松风耳，无限人间郑卫音。

（）山泉野饭聊今夕，金谷铜驼非故时。随缘自有数椽竹，题俭真成一字师。

（《师歛堂》）山塘深且广，逦迤抱山麓。隔浦见人家，依依桑柘绿。日落烟水寒，绕塘飞属玉「山塘」石磴盘秋萝，危亭出峰树行人上山道，望望云飞处。洞口晓钟声，林僧独归去。「仰山」「扬州」观忆琼花色，桥怜万柳阴芜城今夜月，怀古一悲吟。胜迹那堪问，长江独至今。波间饰龙舰，早晚翠华临。

殊俗聊相值，空堂谁与同。灯明深雪里，岁尽漏声中。野暗孤城柝，庭高古树风频年远为客，此夕意何穷。「全州岁夜」我还喜其与诗友亲切赠和之作，雅人深意，情意涓涓：

天南岁晚更依依，朔雪寒云绕树飞。投馆惊看风土异，临觞怅忆故人违情同漓水仍西注，身似春鸿向北归想见邮亭频驻马，独吟千嶂已斜晖。

「暮次灵川怀寄师舜天益二乡丈」溪上梅花玉作林，溪边茅屋苦寒侵孤山倚棹逢诗兴，颍水移家见客心。

日暖渔歌来浦溆，雪晴花色上衣襟。风尘拥传劳为郡，时向沧洲寄一吟。

「萧子卜居梅林赋赠」累朝望重经纶地，五亩怡情水竹间。天下正须安石起，雒中犹放涑翁闲。

诗寻丁卯桥边宅，舟放金焦寺里球马烨如尊俎胜，隐园高会渺难攀。「寄寿少傅邃翁先生」文酒高怀强自宽，风烟异域若为欢。哀歌漫引冯驩铗，感遇空弹贡禹冠。梁月渐低回远梦，塞鸿初至得新翰。春愁只恐销容鬓，莫向天涯重倚栏。《见用修赠张生诗和以寄之》

即使与老恩人、老仇人夏言，严嵩当年也有真诚的诗作相赠：

灯烛通宵晃禁庐，雾窗云阁近宸居瑞烟入座香浮苑，寒影窥帘月到除。

缑岭乍闻丹凤吹，谷城先访赤松书。归来未向人间说，天语亲承燕对余。

「无逸殿直舍和少师夏公韵」经营一生，操劳一生，费尽心机一生，终是一场空忙。严嵩最终死于荒丘，恶名播于万古，正应了他早年《铃阁秋集》中一句诗：万事浮生空役役！

正文 [ 倭刀狂徒们的覆灭]-1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2006年初，各媒体均从不同角度报道了这样一个算不上热点的非娱乐消息：

安徽歙县，有日本人出资，为明朝倭寇头子王直修建墓园。坟墓建好后，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大两名青年教师愤然砸碑。据当地政府称，他们本来要以“历史”

搭台，“经济”唱戏，想把王直墓园搞成个旅游点，故而与“日本友人”协商，邀请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汉奸王直后裔来歙县立碑修墓。

消息付出，舆论为之小“哗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从民族大义出发，他们忿忿不平认为：如果王直这样的卖国贼都都允许修墓的话，汪精卫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坟莹（按他的“级别”，都可以建“陵”了）；反对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诩为“爱仇人”的假世界主义者，认定砸碑义举是“愤青”的“作秀”。

无论如何，日本人为中国明朝的一个民族败类修碑，并得到当地干部的大力“支持”，这在我们不少人历史观本来就混淆争执的时候，尤显刺激国人的神经。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个律师和所谓民间历史协会的会长，皆从“法律”和“历史”角度指责二位中国义士砸碑的行为。律师口辨犀利，认为砸碑二人的举动“行动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历史协会“会长”

认为，“倭寇”为中国带来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应该肯定。由此推之，八国联军侵华和日本侵华，大概也会被这种“历史学家”肯定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和独裁政治的积极力量”吧。

其实，对今人来讲，王直这个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词又太宽泛。而且，称王直是“倭寇”头子，更会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头脑中，日本人应该叫“犬养裕仁”、“尻后直养”、“山本五十六”之类的，怎么会出来一个“王直”？

这名字如此中国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国人，依据今天的惯性思维，他最多也就是个伪军头目或维持会长，怎么会成为倭寇头子呢？

说来，还真是话长。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为是中后期的事情，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经数次攻掠苏州、崇明等地，杀人劫物，猖狂一时。

明代倭寇之祸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间；第二个阶段是嘉靖年间，也是最猖獗期；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年间。

至于对明朝倭寇之患性质的定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学者们言之凿凿，定性为“日本武装侵略集团对中国沿海的破坏性掠夺战争”。随着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成层面的宽松，八十年代后至今，不少中国学者忽然增长了“国际视野”，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者作为准绳，语不惊人死不休，大讲明朝倭寇的性质是“明朝东南沿海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义斗争”，是“明朝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

其实，上述二类观点均矫枉过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说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后者耸人听闻地美化海盗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机）为诱因的，以中国沿海商业海盗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团为辅的盗贼集团，对明朝中国人民烧杀劫掠的非正义战争。

早在元朝时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经有日本商盗禁掠庆元（今宁波）的记载。但那时的“倭寇”应该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国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据的地方大名势力，谁都不服谁，你杀我伐，使得战乱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流民等等，潮涌至中国沿海。同时，他们又与被朱元璋击败的张长诚、方周珍等部相勾结，在大明朝沿海地区不时杀烧劫掠。

虽然海寇猖獗，但当时朱元璋认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残元势力，对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御而已。他下诏加强海防力量，禁止军民人等“私通海外”，还未完全实施海禁，允许贡舶贸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时，他对日本的情况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东，朱元璋仍旧“天朝”思维，遣使至日本，诏谕其奉表来朝，语气充满恫赫。日本南朝的怀良亲王乃后醍醐天皇的儿子，见明朝来诏语气强硬，不吃这套，竟敢杀掉几个明使并拘押了正使杨载等人。转年，明使又来，怀良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厚待来使，上贡马匹及衣物，并向明朝放还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抢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为明朝天威所至，终于使小倭臣服。其实，怀良当时的“服软”，恰恰是因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树一大敌，再招惹明朝的进攻。

过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谓的“日本国王”怀良不过是个亲王，日本还有一大半地方归于“北朝”统治，于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与日本北朝联系。在怀良阻挠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过了近两年，明使才与实际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源道义）联系上，进入日本王京商议两国“友好”之事。足利义满为人还很有长远思虑，他派使臣携贡物而来，但老朱皇帝认定日本来使没有正式称臣称藩的官方表疏，拒绝接受贡品。他厚赏日本使者，诏遣归国。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这样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后醍醐天皇即位，他属于大觉寺皇帝系统。借将军幕府内部发生内讧之机，他想推动“倒幕”来使自己的虚位变实。结果，幕府将军一派先下手，把后醍醐天皇流放到隐歧（今岛根县）转而拥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后代光严天皇即位。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怀良亲王与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发起倒幕战争。开始时，怀良亲王一派非常顺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从隐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将足利尊本来是奉命镇压，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后醍醐天皇，回军灭掉了镰仓幕府的北条氏。如此一来，光严天皇退位，后醍醐天皇复辟，实行天皇亲政。

君臣相处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干掉，可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后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统的光明天皇继位。

后醍醐天皇跑到吉野，与光明天皇并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

后醍醐天皇一派转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称为“北朝”。这种对峙，一直延续五十多年。当然，大明不知道日本还有什么“天皇”，暮尔小邦，不过是募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称谓，自娱自乐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数，多数来自日本列岛的萨摩、长门、博多、鹿八岛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贡道路一样，由高丽趋山东，在四、五月间趁东南风沿海扬帆而至。所以，山东、辽东半岛的倭患在明初最严重，其次是浙江。当时受倭患困扰最大的，还有明朝的藩属国高丽（朝鲜）。但李氏王朝建立后，朝鲜国内政治局势好转，倭寇连连受挫，就把入侵重点转向中国沿海。

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因为此案涉及日本人参而面龙颜大怒，对日本深恶痛绝，遣使痛责。不料，南朝的怀良亲王觉得山高皇帝远，派人送来表文，语意傲诞无礼：

臣闻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

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老朱皇帝阅毕，气得哇哇大叫。但最终还是以元朝征倭失败为前鉴，没有发兵征讨这个海外狂妄小国。朱元璋本身就是个偏狭之人，由些对倭人满心痛恨。

洪武二十七年之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已经统一了日本，并以太政大臣的身份当上了日本实际的主人。他派人主动来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绝。当然，朱元璋不敢轻视海防，他下诏“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倭（为）名。”

陆陆续续下来，几十年间，洪武一朝共在辽东、山东、南直肃、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五十八卫及八十九所，置兵数十万，有兵舰千余艘，严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义满忙趁机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国王臣源（道义）”的自称，也就是以藩国身份向大明称臣。建文帝厚报使者，热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节再来明朝时，大明皇帝已经变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虽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对日本的态度却没有变化。他非常热情，特别是足利义满的“称臣纳贡”，让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为此，明、倭两国友好关系建立，约定日本十年一入贡，人数每次不超过二百人，并给予日本人“永乐勘合”。

现代人听见中国古代四周的小国纷纷入贡，觉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国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满足。其实，这些蛮夷小国的所谓“入贡”，变相打秋风捞便宜而已，真正的称谓应该是“贡舶贸易”或者“勘合贸易”。以倭国为例，其使臣所携“贡品”，中国肯定要依其价值“回赐”金银，往往是一根萝卜换回人参钱。只要你小国承认我大明为天朝，我们就厚赏金钱买脸面；使臣们除“贡品”外，又搭载不少官方货物在当地贩卖，为体现“天朝”宽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关税”

对待，即不对货物“抽分”，以此来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最后，来使们个个夹带私货，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佣，都揣私货来贩，天朝当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货殖取利。所以，各个蛮夷小国特别喜欢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声爷爷能换那么多好处，傻瓜才不干。所以，虽然规定“十年一贡”，每次二百人为限，但日本贡舶船一年就来几次“入贡”。

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义满也在国内搜捕倭寇，并派兵到对马诸岛，全歼了数百劫掠中国沿海的贼人，获贼头二十人。而后，趁永乐三年入贡时，把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处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兴，对足利义满予以重赐，但他拒绝收倭虏，让日本使节自己处置。

日本使节很“懂事”，回行至宁波时，他指挥手下，把二十个倭寇头子全部入放立于海边的大铁锅内，统统小火蒸熟，然后抛入海中喂鱼。自然，此举又获明廷赏赐大笔金银。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断绝了两国的正常关系，倭寇来犯加频。但后来随着足利义教的继任，日本恢复了与明朝的友好关系。所以，自永乐至正德的近一个世纪内，中日官方关系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时有发生，日本各地大名诸侯或武士、浪人集团常常冒充贡使贡船，在中国沿海一带骚扰抢掠。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埚一战大败倭寇，斩首千余，活抓数百，一时间倭寇的活动大有收敛。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军不备，忽然发动袭击，在浙东杀掠官兵平民数万人，登陆后焚屋掘坟，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一伙真倭把婴儿挑挂于竿头，用滚水浇烫，以听小儿惨嚎为笑乐。

每当他们抓到孕妇，鬼子们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赌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然后用刀剖开视看以为戏耍。当是时也，浙江许多地区“流血成川，积尸如陵”。种种恶行，在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中，这些倭寇的后代们变本加厉，又在中国重新上演。

对此，明朝政府极其重视，派重分守要地，增置堡垒，添置大船，在沿海严备，使得“寇盗稍息”。

明朝与日本政府官方之间，仍旧保持贸易往来，但也都是薄来厚往的不平等贸易，日本人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以日本刀一项为便，这种刀器，品质好的在日本国内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万文卖出。由于刀剑这种东西不占地方好携带，日本的“贡使”们纷纷爱带这种货物进入中国。事实上，刀剑等武器本来是严禁作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还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明朝官员偶尔因日本使臣携带刀剑太多表示拒绝购买，日本人就会威胁说：“如果大明嫌弃我们的货物，我们国王肯定大大的不高兴，到时候海寇闻风而至，不知谁能担此罪责？”由此，明廷在与日本的贸易中，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加上对这些罗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费”，明廷确实有苦难言。日本人是那种欺软怕硬的典型，这些持有勘合的商队在中国各驿站被好吃好喝伺侯着，仍旧不知足，时常凌侮驿官驿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殴死中国人。过分到这种地步，明政府总是息事宁人，谕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带回自己国家审讯，以示“朝廷宽宥怀柔之意”。中国人一向有此传统，即对外国人无比“宽大”

、“宽容”、“博爱”。二十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后，我们仍旧把双手沾满国人鲜血的战犯锦衣玉食地供养，而我们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杀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们都对日本人表现出超出人性范畴的“宽仁”。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让日本战犯流泪忏悔。结果，这些矮子们被放回国后，马上着书立说，基本最后都变成最凶狠的右翼势力。

从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见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结果。明廷当时并非断绝了市舶贸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并非是“闭关锁国”。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自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无论是规模、数量以及入侵次数，宛若狂潮来袭。这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从“外部”来讲，即日本方面，明朝进入嘉靖时代，日本是步入其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君弱臣强，各地大小诸侯狗咬狗乱杀一团。在如此分崩离折的国度中，上自将军，下到浪人，各个都成为海上冒险家，争相涌入中国沿海抢劫杀掠。当然，其间还有葡萄牙（佛朗机）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他们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个，垂诞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质财富。从“内因”方面看，浙闽一带沿海的官宦豪强势力靠走私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又凭金钱买通朝官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经济能量巨大。这些人一直庇护海盗组织。同时，以大汉奸汪直为首的海盗头子与日本人及佛朗机人勾打连环，里应外合，攻打起中国来熟门熟路。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为暴利纷纷从倭，以致于“倭寇”

来势汹汹。当然，内因方面最关键的，还应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败与官员的贪黩，他们一级一级地烂下去，文官要钱，武官惜死，每次他们都借“平倭”为名大捞好处，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终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时代的平倭过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数位：王忬、朱纨、张经、赵文华、胡宗宪、余大猷、戚继光。可叹的是，今人谈起明朝倭寇的平灭，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继光，其实当时比他抗倭早、名声大的武将还有不少。以俞大猷为例，当时就人称“俞龙戚虎”，无论资历功劳，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纨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

大内氏、细川氏。双方皆垂诞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贡物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窜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素卿等人。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其间，明朝却指挥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事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那样的话，好处就损失大了。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陈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入贡。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入贡往来。

为了便于约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们拥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换发新勘合。由于权不一出，日本方面无能为力。嘉靖三十年，大内氏头子大内义隆被手下人刺杀，勘合俱失，延续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贸易正式终结。

也恰恰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贼人们方兴未艾，金子老、李光头等中国人勾结佛朗机（葡萄牙），王直、许栋勾结倭人，他们四处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设立“根据地”，准备大干一场。

从嘉靖十八年起，倭寇们干得热火朝天，每次均以华人贼寇为向导，或冒夜窃发，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样突然冒出于富邑大城，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属浙江）入台州（今浙江临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数十艘倭寇战舰泊于晋江（今福建泉州），四处抢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带海域专抢收过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抢宁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迁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战舰十不存一，兵额严重不足。漳州、泉州那么大一片海防，从前旧额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仅剩一个兵不到，且多为老弱残兵。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朱纨，正德十六年进士出身，久历地方，很有远略。他到任后“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同时，由于他布置有方，明朝将领卢镗率福清兵奋勇杀敌，很快就讨平了盘踞于覆鼎已一带的倭寇，并在九山洋水战中打败王直。接着，明军在双屿筑置堡垒，擒斩真假倭寇不少，连大盗李光头也落网被杀。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们看见朱纨严行海禁，搜杀内贼，极其骇怕，纷纷托人上告，诬称朱纨捕获的许多海盗是“良民”。

朝中与沿海豪民有关系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纨“举措乘方，专杀启衅”

，说他阻止了正常的对外贸易。

朱纨闻之激愤，上书争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指地方豪强）尤难。”

明廷不辩是非，罢朱纨官职，派人到军中审问。朱纨慷慨流涕，表示：“我贫且病，又负气，肯定不能忍受审讯之辱。纵使皇上不想杀我，闽浙奸豪势力也要置我于死地。如此，我自决之，毋须他人！”于是，在兵部审讯官到来之前，朱纨仰药而死。朝廷不罢休，逮捕先前打仗卖力的卢镗等人，均送入死牢严加看管。

自朱纨死后，朝廷又罢地方巡视大臣，于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们弹冠相庆，迎来了他们走私贩掠的大好时光。

远见卓识的王忬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进犯台州，破黄岩，在象山、定海一带大掠。这时的“倭寇”，主角其实皆是中国人，其中以王直最为“着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雇佣兵”，甚受日本浪人爱信。而且，王直几大帮倭寇的中级指挥官也多为浙江、福建一带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盗。反观他们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挥而前，无能扞者。”这些发型丑怪、奇形异状的壮矮汉子，确实对明朝军民有一种心理威慑。所有这些“倭寇”集团中，大的数千人，小的有数百人，王直最强，徐海居次，其余还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个海上匪帮。他们往来近海，为害日烈。这些人不仅具有超强的战斗力，还善设伏兵，常常以少击众，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当时王忬正在山东巡视，闻命即赴浙江。由于浙江本地军人“脆柔不任战”，王忬便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心腹，征调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垒，严阵以待。

由于知人善任，指挥得当，转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军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仅使用俞大猷、汤克宽这样的智谋勇略心腹，他还上奏朝廷释放出因受朱纨案牵累下狱的卢镗。同时，他发银犒兵，激以忠义，所以将士用命，皆愿效死。

这样，官军合力，夜袭倭寇巢穴，首战就斩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毙的也有两、三千人。本来此役可以一举擒获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风，官军水营大乱，王直趁机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虽然获胜，却也打草惊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团活动改为分散袭扰。此后，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地均不时受到啸然忽至的倭寇杀掠，大为当地之患。

由于汤克宽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苏州等地。这些地区一直以富庶喜称，倭寇们饱掠八方，满载而归。其中以华人萧显为头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组织为害尤烈。他们攻破南江、川沙两地后，尽屠当地居民，并在松江城下扎营，气势十分嚣张。不久，此部倭寇包围嘉定、太仓，四处杀人放火，残虐无极。最终，还是明将卢镗能战，率部掩击，阵中斩杀萧显，其残余倭众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军完全歼灭。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陈璋率兵在独山破倭寇，斩首千余人，余众乘船而遁。

年底，倭寇啸集两、三千人，齐攻太仓州。攻城不克，他们便分掠四境，当地居民惨遭荼毒。明朝官军围追堵裁，效果不明显，而沿海走私成习惯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势化装成倭寇模样，四处抢劫杀人，“真倭不过十之二三”。转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从太仓州溃围而出，抢夺民船入海。他们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门等州县，又把明朝在当地的盐场焚掠一空。

其中，有数艘贼船上数百倭寇因海上大风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带，这些人上岸后，逢人就杀，见屋就烧。山东大震。

倭势看上去似乎很盛，实际上在王忬的打击下只剩下虚火。王忬严格监察沿海通倭的华人土豪，建筑堡垒，广发间谍，使得倭寇头子们很难摸清岸上明兵布置的虚实，往往乘船漫无目的漂于海上，粮食吃光后，他们只能遁返日本诸岛或窜至荒岛。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劳苦，对王忬常常让他们持兵登城守卫的轮流值班很恼火，抱怨他扰民，上奏朝廷，说他数举烽火吓唬人。明廷不深究，从表面上看到倭寇四处窜扰，认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调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改派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为右金都御史，暂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带倭患复炽。

庆幸的是，王忬离开之前，留下了两位重要的抗倭大将，即浙直总兵俞大猷和参将卢镗。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进士。户科都给事中出身，作言官时多有论劾。后来，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两广军务，大败藤峡贼；继而抚定安南，进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忧回籍。复起后，被明廷任为三边总督。还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宫劾其在两广任上克扣饷银，明廷为调查此事，追回对他的任命。调查一阵，查无实据，但对张经仕途已产生不利影响。他被改任南京户部尚书，不久改为南京兵部尚书。

鉴于沿海倭寇猖獗，张经有深厚的作战指挥经验，明廷便在把王忬调走后，派张经为总督大臣。当时，给他的权力很大，“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张经到任后，首先征调两广一带少数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凭借这些人的战斗力一举剿灭倭寇。

明朝征兵未至，倭寇却先一步大举入侵。五月间，大批倭寇自海盐出发，直趋嘉兴。幸好当地有猛将卢镗守侯，贼寇稍却。第二天，倭寇与明军在孟宗堰大战，中途佯装不胜败走；明军追击，正中埋伏，官军被杀四百多，溺死几千人。

倭寇乘胜，入据石墩山为大本营，然后分兵四掠。不久，寇众聚集，合攻嘉兴府城，明将陈宗夔率兵抵御，把倭寇击退，烧掉敌方不少船只。

倭寇遁入乍浦，几股人马合集，在海宁诸县游走杀掠。数日之内，贼寇们东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袭得手，攻破城池，杀崇明知县。接着，倭寇乘以锐势，进逼苏州，在四郊大掠大杀。

七月间，另一批倭寇从吴江出发，直抵嘉兴。王江泾一战，明朝官军大败，都指挥使夏光阵中被杀。而包围苏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转掠松江，然后扬帆出海，准备把“胜利品”运回海中的岛屿分肥。他们行至吴淞，被总兵俞大猷截击，明军小胜。

九月间，参加李逢时、许国在嘉定附件的新泾桥与倭寇相遇，明军初战时取胜，但二将争功，冲锋时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击败。此战，明军被杀、淹死数千人。

明廷闻报，不思筹画御敌击敌的方略，反而跑出一个严嵩党羽赵文华。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请派臣去祷祀东海以镇之！”如此荒唐之举，竟然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诏让赵文华到东南沿海一带请道士做法事。如果仅派老赵跳大神、烧神纸，也不会出大乱子，嘉靖帝还让他“督察沿海军务”，这样一来他成了口含天宪的钦差大臣。

这位老小子到浙江后，凌辱官吏，胡乱指挥，公私受扰，益无宁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达。土兵兵锋正锐，皆欲速战。张经持重不可。不久，东兰土兵等少数民族兵相继到达。张经皆把这些人分来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属下掌管，分别屯军于金山卫、闵港、乍浦三地，分军抗倭，互成犄角，并想等永顺军、保靖军二军汇合后一同戮力进伐倭寇，争取以打大仗的方式尽快、更多地对倭寇实施灭顶式打击。由于张经谋略远大，加之他以前的战功卓着，当时“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都认为他的成功指日可徒。

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带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带，蹂躏诸村镇，使得杭州城外数十里流血成川。先张经来浙江的巡抚李天宠手中兵少，无可奈何，只得坚壁清野，烧掉城外民居建筑，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赵文华新至，很想立功。他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友善，二人商议后，赵文华就死催身在嘉兴的张张经立刻出兵进击倭寇。张经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顺军、保靖军到来后一起合击倭寇。

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皆不听，他自以为资历比赵文华老，但他忘了赵文华在朝中有严嵩撑腰。

赵文华恼怒，马上写密疏送予嘉靖帝，诬称张经如下罪名：“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机剿余寇报功”，竭力请求朝廷立刻逮治张经。

朝中，由于赵文华是自己干儿子，严嵩立刻进言于皇帝，指称张经在苏州等地劳师费饷，扰民乱政。嘉靖帝大怒，下诏逮捕张经以及当时守卫杭州的李天宠。

当赵文华密奏张经“不作为”时，永顺军、保靖军皆已抵达嘉兴。见时机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来犯，张经指挥卢镗、俞大猷等人，先于石塘湾大败倭寇，又在王江泾复大败倭寇，斩首数千，贼寇淹死数千。剩余倭寇见势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纵火尽焚所掠财物，然后驾船二百余艘往海上逃窜。“自而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

捷报上闻。但逮捕张经、李天宠的诏书已发下。兵科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让张经将功赎罪，留任于当地继续抗倭。嘉靖帝先前听严嵩之言，此时怒气未消，骂道：“张经欺诞不忠，听说赵文华上章劾奏，他才勉强一战，此人不可轻饶！”

过了几天，皇帝又觉不对味，唤严嵩入朝究问实情。严嵩自然全力为赵文华回护，表示说：“大臣徐阶等人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也说张经养寇不战。至于近日大功，乃赵文华、胡宗宪二人合谋之力，张经只不过是冒功罢了。”有了老严这句话，实际上是判了张经死刑。

张经被逮入朝后，备言进兵始末，并称自己任总督半年，前后俘斩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执，认定张经欺君，并于当年秋决之时处斩了张经以及巡抚李天宠。

“天下冤之。”

张经死后，都御史周珫接任。他上任仅三十四天，就为赵文华所劾，杨宜代其任。由于赵文华督察军务，杨宜知道自己两个前任一死一贬，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赵文华。虽如此，赵文华还朝后，仍觉杨宜不是自己人，推荐胡宗宪代杨宜为剿倭的总指挥。杨宜由于伺侯小心，只遭“夺职闲住”的处分，没有遭遇大祸。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倭寇入侵，明朝苏松地区的巡抚共有十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安福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贼，不俟代去，下狱除名。黄冈方任、上虞陈洙皆未抵任。任丁忧，（陈）洙以才不足任别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军务。苏、松巡抚之兼督军务，自（屠）大山始。阅半岁，以疾免。寻坐失事下诏狱，为民。继之者（周）珫。继珫者曹邦辅。以文华谮，下诏狱，谪戍。次眉州张景贤，以考察夺职。次盩厔赵忻，坐金山军变，下狱贬官。次江陵陈锭，数月罢去。次翁大立。当大立时，倭患已息，而坐恶少年鼓噪为乱，竟罢职。无一不得罪去者。

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其实给予了倭寇沉重打击。正是由于严嵩、赵文华一伙人的背后拆合，加上张经死后入江、浙一带的狼兵、土兵不听调遣，倭患逐渐转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间，百余倭寇自上虞登岸，在当地造成巨大惊扰。同时，又有一伙倭寇百十号人突现杭州，西掠于潜、合化，直至严州。在明军围捕下，这伙人突入歙县，沿路剽掠，径直太平。很快，他们忽然东向，直犯江宁，杀明指挥朱襄等数百人。特别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拔倭寇到江宁时人数不过八、九十人，竟然冲破千余名明军防守的秣陵关，流劫溧水、溧阳等地，趋宜兴、无锡，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杀抵浒墅关。明军拦截，死伤数百人，只杀掉倭寇十九人。接着，这伙狂贼又往太湖方面奔，准备在水上夺船逃跑。幸亏明军数千人大集，在杨家桥一带包围了这几十号人马，终于尽歼其人。可叹的是，这百十号倭寇，自绍兴开始流劫各地，经行数千里，杀伤明军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彻底消灭，可见明军的指挥和战斗力何等糟糕。

由于从各地征召的少数民族狼兵、土兵扰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这些人回乡。

虽然俞大猷等部明军小有斩获，倭势并不减弱。

赵文华回朝复命，为了彰显已功，便上奏“水陆成功”，谎报军情，最终使倭患更加严重。

迁延数日，嘉靖帝渐知赵文华没有据实上报，屡次质问严嵩。严嵩曲为回护，赵文华顺势把过错皆推诿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宪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各地兵民抗倭。

不得其死的胡宗宪后世言及平倭，总是讲戚继光、俞大猷、张经等人，其实，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宪莫属。可惜的是，他为人油滑，在朝中交结赵文华、严嵩，致使后人对他的品行大打折扣，影响了他平倭的勋劳。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此人为官，一步一个脚印，由知县、御史、巡按，这样，他不仅在地方历练，军队中也久经“锻炼”

（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巡按浙江。当时，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巡抚，这两个人对朝廷派来祭海兼督察军务的赵文华皆不买帐。惟独胡宗宪深晓官场三味，一心奉迎赵文华。赵文华大喜，与胡宗宪暗中谋划，齐力倾陷张、李二人，并最终把他们送上法场。但实话来讲，明军王江泾大捷，虽然总体上讲是张经指挥有方，胡宗宪本人出力不少。当然，报功时，最终在赵文华的陈说下，大功皆归于胡宗宪一人，他被超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后来，也是在赵文华努力下，胡宗宪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总督一职，取代杨宜。

胡宗宪任上一直很卖力，绞尽脑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蒋洲、陈可愿到日本活动。这两位爷乃胡府门客，皆能讲一口流利倭语，是纯熟的外交人才。

二人入日本，首先见到王直的养子王滶. 由于大家是大同乡，自然一见意气相投，并由王滶引见，蒋陈二人得与王直会面。

王直并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占据日本沿海五个岛屿，拥众自保。他手下财物山积，人员上万，俨然一方国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吃得很开，岛民们纷纷在他率领下侵入中国沿海杀掠，获利颇丰。后来，由于明兵征剿，死人多多，甚至出现过一个小岛上几百男性倭人出海无一人生还的事情，倭人逐渐对王直产生了怨恨情绪。为此，王直心里不踏实，所以他近年一直居于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岛屿上。

凭借与王直同乡的关系，胡宗宪首先把关在金华监狱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释放出狱，好吃好喝养起来，供奉甚厚。如今，蒋洲、陈可愿又来致意，王直心动，对二人讲：“正是俞大猷对我下手太重，想赶尽杀绝，我才跑到这里。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复通市，我肯定会归国效力。”

于是，蒋洲自己做人质留在岛上，王直派养子王滶与陈可愿一起回国。

王滶并不是单身与陈可愿回到沿海，而是率一只千余人的船队回去。胡宗宪面见王滶，激以忠义，厚赏财宝，让王滶“杀贼立功”。

结果，深晓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败倭寇（王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无论是华人或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对方）。

胡宗宪把捷闻送达于朝廷，以“中央”名义赏赐王滶等人财物，并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态，听任王滶等人受赏后扬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后积极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给胡宗宪，告诉说另三个倭寇头子徐海、陈东、麻叶三人要来攻袭沿海。

正文 [ 倭刀狂徒们的覆灭]-2

果然，徐海不久就率大隈、萨摩西岛的真倭万余人分掠瓜洲、上海、慈溪等地，并集兵猛攻乍浦。

胡宗宪在塘栖立营，与巡抚阮鹗，互为犄角。慑于倭势，他们也出迎击敌。

阮鄂手下游击将军宗礼敢战，率兵进攻徐海部倭寇，三战三捷，可最后不幸中伏而死。倭寇乘胜机，包围了身在桐乡的阮鄂。

胡宗宪见情势紧急，忙抽兵回撤杭州。同时，他派指挥夏正持王滶的书信劝降徐海。徐海见王滶手书，大惊：“怎么，老船主（王直）也要归降吗？”

王直在倭寇和海盗中名气巨大，加上徐海本人在阵中受伤，他心中颇动降意。

由于不知事情深浅，他也不敢立刻答应，推托说：“我们这批人三路进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还有陈东、麻叶两位。”

夏正依胡宗宪嘱咐，骗徐海说：“陈东已经和我们有密约，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

徐海闻此言，立刻怀疑陈东与明军早有秘密协议。

陈东方面，也听说有明使入徐海大营密谈，吃惊不小。由此，二人嫌猜日深。

在夏正劝说下，徐海遣使向胡宗宪谢罪，但索要大笔金银“犒军”。胡宗宪即刻施行，派人送银送酒送肉，这可让徐海喜出望外。于是，他马上释放二百多明军俘虏，并从桐乡撤围。由此，明朝巡抚阮鄂才捡得一命。

徐海解围后，回到大本营乍浦休养。

胡宗宪派人送信，劝说徐海：“徐大人已经内附大明，吴淞江倭寇贼盛，何不击之立功！而且，那伙贼人财物有数百船，您可以率兵掠之以为军资。”徐海缺心眼一样，信以为然，很快就率军逆击昔日的“战友”，斩首三十余级。

而恰恰趁他出军时，胡宗宪遣俞大猷乘间带兵出发，放火烧毁了他的老巢乍浦附近停靠的许多大船。

徐海心惊，忙派其子徐洪为人质，向胡宗宪“孝敬”飞鱼冠、坚甲、名剑以及金宝无数。胡宗宪投桃报李，回赠徐洪更多的金宝，还让他捎话给徐海，争取徐海能把陈东和麻叶两个贼头缚送明军。

徐海见胡大人如此“仗义”，非常感激。他很快就把麻叶抓住，五花大绑送至胡宗宪门下。

胡宗宪非常有心计，他对麻叶亲解其缚，许以大官，诱使他写信给陈东，要对方下手除掉徐海。胡宗宪得麻叶亲笔信后，送与陈东，赚得对方回信，却又派人转送徐海。

徐海见信大怒。同时，徐海的两个美妾翠翘、绿珠也受胡大人派人收买，日夜不停对徐海讲陈东要害他。枕边风不得了，徐海立刻派人携重宝送给陈东的主子、萨摩岛主的弟弟。倭人见利忘义，看见金宝无数大喜，立刻让人绑了陈东送与胡宗宪。

由此，陈东、麻叶二人在明军监室中得以相会。

陈东、麻叶被逮，吃亏最大的其实是徐海。如果他真正事实上降附了明朝，自可无忧。但他并未得到赦令和官封，此时羽翼已失，势单力难，很是尴尬。

徐海傻不拉叽，自忖绑献陈东、麻叶有功，对胡宗宪无丝毫防备。于是，双方约定日期，徐海准备正式投降。

谁料，徐海投降心急，提前一日赶至杭州，把大部队留在城外，他自己率日本海岛酋长百余人贯甲仗剑而入。当时赵文华和阮鹗都在，闻之心惊，怕徐海以降附为名赚城杀人，急劝胡宗宪拒绝对方。

这位胡大人临危不惧，安慰赵文华勿惧，立刻派人开帐接见徐海。其实，徐海是真降。他入帐之后，率众贼首叩首谢罪。胡宗宪离座，亲自扶起除海，表示朝廷一定会“宽大处理”，希望他日后“戴罪立功”。

胡宗宪话这样说，心里很为难。徐海这种在沿海杀掠多年的巨寇，朝廷一直要他项上人头，胡宗宪本人并无给予特赦的权力。

于是，胡总督先安排徐海手下近万名降附的倭寇住下，在沈庄扎营。沈庄有河，把庄子分为东西两部分。徐海手下降倭居西，胡宗宪的明军居东，隔水相望。

晚间，安排妥当，胡宗宪唤来被软禁的陈东，让他写密信给住在西庄徐海营中的老部下们，称徐海与官军合谋，晚上要尽杀倭寇以立功。

消息传出，倭党大惧，乘夜向徐海营帐喊杀而来。徐海当时正搂着两个美妾做美梦，忽然惊醒，忙令其手下卫士拼命抵拒。贼人们互相残杀，徐海本人大腿中槊，勉强支撑。

混战间，明军已把倭寇团团包围。

凌晨，见自己营盘众倭弟兄们死伤殆尽，明军在周遭合围喊杀，徐海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绝望中投水自杀。

明军此次不费功夫，大获全胜，连日本大隅岛主的弟弟辛五郎也被活捉，只有少数残敌奔遁舟山。胡宗宪即刻命俞大猷追击，雪夜焚其栅垒，倭寇尽被烧死。

“两浙倭渐平。

嘉靖帝大悦，行告庙礼，凌迟麻叶、陈东、徐洪、辛五郎等贼头，诏命加胡宗宪右都御史，赐金币奖赏。

说句实在话，胡宗宪计谋虽好，却不太厚道了些。怎么说徐海也是降附，杀降不祥，不知胡总督是否知道此说。

徐海、陈东等人解决掉，下一个目标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听说“老战友”徐海等人皆死，王直顿起兔死狐悲之感，携手下三千多百战倭寇乘船至宁波岑港，大掠四境，然后撤回海上观望。

虽如此，由于先前蒋洲等人做“工作”，王直杀人不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增加与明朝谈判砝码。

胡宗宪派人通知蒋洲，蒋洲转告王直，说：“如果王公您降附，朝廷会委任您都督一职”。蒋洲不知胡总督这是一计，与王直歃血为盟。

老王异常激动，奋言道：“我当为朝廷肃清海波，赎家庭性命！”他先派手下贼头毛海峰、叶碧川随蒋洲出发，自己随后率大部队跟进。

但是，蒋洲几个人到杭州后，王直迟迟不来。明朝官员纷纷称疑，觉得王直使诈，很可能是乘间再发攻袭。于是，明廷巡按御史王本固下令把蒋洲抓入监狱，严审他是否通倭卖国。

蒋洲又冤又气，辩称：“王直肯定要投降，他违期不至，很可能因海上风大。”

蒋洲说的不错。王直所乘大舟刚行一天，正遇海上飓风，一行人几乎丧命。

他只得派人折回重发一船新船，故而迟来。

王直此来，又在宁港岑港靠停。浙江一带居民听闻倭寇船只上百艘数千人靠泊岑港，大惊大骇，传言纷纷。

朝廷诸臣闻之，也都私下认为胡宗宪引狼入室，必酿东南大祸。

王直远来，忽然发现明军在岸上不远处盛陈军容，森然壁垒。对此，他非常不高兴，派义子王滶上岸质问胡宗宪：“我等奉诏而来，专为息兵安境，不料您胡大人严禁舟船出海，又摆大军严加戒备，不是要哄骗我吧！”

胡宗宪心中焦急如焚，但有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一旁伺察，他不敢行事太过，只得派人回复王直，表示朝廷“万分欢迎”他归顺。同时，他让被软禁的王直亲儿子写信给他爹，劝王直马上上岸投诚。

王直接信苦笑，复信只几个字：“吾儿何其愚也！汝父在，朝廷厚汝；父来，阖门死矣！”但是，事已至此，王直毕竟要和明廷谈判，就要求蒋洲登船或明军派一有身份的人来已军中当人质。蒋洲本人来不了，他被巡按御史关在牢里，正大刑伺侯拷问着。于是，胡宗宪就派一直与倭寇打交道周旋的指挥夏正手持伪造的朝廷赦免王直的批奏去见王滶（其实他确实写了奏疏，只是还未获批准）。

王滶不知是假，回去兴冲冲转告王直。老王很高兴，庆幸自己劫掠杀伐大半生，终于在“祖国”有正当身份了。兴奋之情，无异于赖昌星回国当地委书记。

王直深信不疑之余，把部伍安排妥当，便大大咧咧上岸，身边仅带数名随从。

聚观百姓很好奇，见老王半大老头子气宇轩昂，一身华丽的明服，而他身边侍从，个个是脑袋秃几块的倭寇发型（其中有华人有倭人），非常惹眼。

胡宗宪热情得不得了，待王直以宾礼，在杭州挑一处豪宅安置老王住下，又派卫兵又派轿夫，和接待外国领导差不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胡宗宪本意确实是想朝廷赦免王直，以倭寇击倭寇，自可肃清沿海大患。疏上，明廷的言官王国祯等人力持不可，称王直是倭寇元凶，绝不可赦。

本来，胡宗宪还要上疏抗辩，但当他听说朝内不少人声称他本人接受王直大笔贿赂，故而力争赦免这个海盗头子的大罪。宦海沉浮多年，胡宗宪惊出一身冷汗，忙撤回原先的疏奏，改称王直罪大恶极，应立即正法。

王直锦衣玉食多日，在杭州大宅子翘首期待朝廷的任命。平时，他还细细研究海图，准备随时以“都督”身份出海杀捕“倭寇”。一日，忽听门首喧哗，王直以为有任职诏命，忙衣冠一新，出门迎接。岂料，来人并非老乡胡宗宪，而是巡接御史王本固带着许多衙役凶巴巴到来。未及开口，王直被差人们一顿乱揍打翻在地。转眼之间，他已从座下客变成五花大绑的阶下囚。

王直不傻，很快明白过来，冷笑一声，叹道：“胡公误我！”

王直的案子毋庸细审，他先前的罪恶够他死一万次了。不几日，王直和他老母、妻子等宗族数十口均被押至杭州刑场处决。干了这么多年海上杀人劫掠的勾当，王直是经历过大世面的人，临刑神色不惊。

王直惟一感怀的，是自己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竟然最终被看似忠厚义气的老乡胡宗宪骗到。大刀砍下之时，王直一声怒吼。

王直被杀，岑港停泊的三千多倭寇悲愤异常。这些人皆百战死士，跟随王直浴血奋战多年。老东家一死，他们自觉无所归依，个个按剑而起，憋足了劲要与明军大战。

最倒霉的是，当属明军派去做人质的指挥夏正。王滶听闻义父被明廷诱杀，气得双眼通红，立刻把刚刚还在一起欢饮的夏正绑在船头，破口大骂明军无信。

然后，众倭寇冲上前，碎刀割剐了夏正。

夏正是条汉子，至死一声不吭。可这位也憋曲，骂不出声，只能沉默就死。

因为他知道，朝廷诳杀王直的招术，太过于理亏。

王直之死，造成了倭寇新一轮疯狂的报复。他手下三千多狂倭杀红眼，一路在海上漂，一路狂杀。嘉靖三十七年初，这些人先攻潮洲，杀伤不少明军后，又扬帆直犯福州。刚刚从浙江被调至福建任巡抚的阮鄂不能敌，竟出下计，从库银中调出数万两白银，连同明军新造的六船大船一起，送与倭寇，以“买”自己一方的“安定”。

这帮贼寇收银收船后，掉头进攻福海，连当地县令也杀掉，大肆抢掠。

不久，数股倭寇忽来忽往，在台州、惠安、长乐、漳州、泉州等地登陡，极尽淫毒。

由于新倭大至，海患复起，明朝严旨切责胡宗宪，并把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人的军职一概消夺，限令他们一个月内先荡平岑港的倭寇。

王直残部在舟山严设防守，阻岑港而战。明军虽勇，但倭寇们恃凭有利地形，对明军杀伤甚众。

另一方面，各路倭寇源源而至，不少打着为“老船主”王直报仇的旗号，气势异常。

从前，明军还有剿和抚两种手段，如今骗杀了王直，任你说破大天，各路倭寇也不会向明朝官军投降。

胡宗宪急得如热锅蚂蚁一样。由于不少倭寇侵掠福建，许多福建人就声称是胡宗宪故意纵倭南遁，想把倭患引出他自己所在的浙江一带。在朝中，福建籍的言官李瑚上书劾奏吴宗宪。

气急败坏之余，老胡怀疑手下的总兵俞大猷（也是福建人）与上面通气，就首先出招，上奏说俞大猷治军不力，纵倭南逃。这位俞总兵倒霉，数年来出生入死与倭寇血战，结果却落得个被逮入京城拷讯的下场。好在他从前立功多，朝中不少官员搭救，才没被处死，发往塞上守边。当然，俞大猷免于一死的最关键处，在于他朝中的一些福建老乡凑钱，送三千两黄金于严嵩之子严世藩。小严一高兴，片纸一张，就保下了俞总兵的项上人头。

以后几年，福建、广东、江北等地倭患频频，但就实来讲，“（胡）宗宪虽尽督东南数十府，道远，但遥领而已，不能遍经画。”因此不能就此就讲胡宗宪指挥无能。毕竟沿海防线太长，倭寇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让明军防不胜防。

为了保官保位，胡宗宪很善于走上层路线。由于他通过赵文华得与严嵩父子相结，平日里不停孝敬这二位无数金银异宝。有了严氏父子在朝中帮他讲话，老胡“威权震东南”。同时，胡宗宪又喜欢养士，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故而誉言四起，人人称善。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位胡大人额外加赋，竭力搜刮，民间怨声载道。

不久，有言官奏称老胡侵占国帑三万多银子，还销毁帐册，其罪彰明。胡宗宪上疏自辩，表示自己挪用公款是为国除贼之用。这话有一半倒是真的。他派人离间，收买倭寇，确实要花大笔“公关费”。嘉靖帝对他本人印象也好，倒不是因为他平倭有功，而是他常常进献白龟、五彩灵芝等“吉祥物”，使得崇信道教的嘉靖帝龙心大悦，不仅不罪，反而晋升他为兵部尚书。

严嵩失势后，朝中言官弹劾胡宗宪结交严嵩以及“奸欺贪淫”十大罪，嘉靖帝本人仍然替他回护：“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朕拨用他八九年，都没什么人拿他说事。正因他多次上献祥瑞之物，引起邪人憎恨。如果加罪于他，日后谁还为朝廷卖命！”

毕竟不少罪证确凿，但胡宗宪因为嘉靖帝“保护”，得以从轻处罚，夺职闲住。

老胡不耐寂寞，在老家赋闲也不闲着，趁嘉靖帝生日上献十四种“健身延年”

的房中术。皇帝大悦，准备重新起用他。可巧，御史查抄严世藩贼党罗龙文家，发现了数篇胡宗宪的亲笔信，是他在嘉靖三十八年左右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的。

信中，他乞求罗龙文替自己在严世藩面前说好话，大讲自己对严氏父子的感激与孝敬。由于严世藩等人当时的罪名是“通倭不轨”，嘉靖帝恨之入骨。这样一来，他对胡宗宪的好感忽然消失，下诏逮治胡宗宪。

万念俱灰之下，入京后，胡宗宪在狱中横刀自杀。这位胡大人，有勇有谋，有胆略，有见识，在抗倭前线，常常一身戎服立于矢石之间亲自督战，怡然自若，诚为大勇之人。特别是他智擒徐海、陈东、王直等倭寇巨头，功莫大焉。可惜的是，胡宗宪为人过于精明，最后反被精明所误。还好，他在万历初被“平反”

，追谥“襄懋”。

清朝历史学家谷应秦说得好：胡宗宪虽引刃自杀，却应该无颜见徐海、王直二巨贼于地下！言而无信，欺诈立功，终不得好报。当然，胡大人之功绝不可没，倘若二贼不死，“贻患更未可知矣。”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论抗倭名将，戚继光其实应该排第二，只不过由于最露脸的平海灭倭大战，戚继光居首功，俞大猷反而居于次功。再后，戚继光又于北地守边，劳苦功高，多兵书着作，又深为张居正委用，故而在后世反而以他的破倭之名最高。

其实，从明朝嘉靖年间的平倭战争以及个人“奋斗”进程中仔细观察，无论资历、战功、声名，俞大猷都在戚继光之上。

老成持重俞大猷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史载，他自幼喜读书，但并非传统儒学典籍，而是沉迷于。当然他读不是现在“教授”们目的是为富人或者妇人算命挣挣银子摸摸玉手啥的。俞大猷读，在于“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深得兵家阴阳道数之后，他又投入当时剑术名字李良钦门下习武。

“家贫屡空，意尝豁如”，他确实是个坦荡奇男子。

其父病死后，俞大猷并未按照老爹遗愿报考功名，而是承袭“百户”的世职。

可见，他父祖辈也是明朝中下级军官出身。

明朝时期有武举。俞大猷在嘉靖十四年代应试成功，得授“千户”一职，守御金门。当时，沿海一带已经不断有小股倭寇骚扰不断，俞大猷向巡按御史上书献计。

明朝有与宋朝相仿佛的风气，重文轻武，巡按御史大怒：“小校安得上书言事！”派人找到俞大猷，打一了顿板子后削职。

但小俞年轻气盛，百折不挠。不久，兵部尚书毛伯温正拟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言事，并自请从军效力。毛尚书大以为奇，可惜不久罢兵，俞大猷未派上用场。

嘉靖二十一年，蒙古的俺答汗大举入寇山西，朝廷下诏在全国荐选勇士。俞大猷憋足一肚子气，诣巡按御史处自荐。还好，这任御史没打他，并把他的名字上报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的名字很熟悉，立即荐他入宣大总督翟鹏帐下听用。

帅帐之中，众将满座，翟鹏召见俞大猷，与他议论兵事，探视其才艺。血气方刚的俞大猷侃侃而谈，有理有据，数次驳倒翟鹏。结果，翟总督起身离座，上前亲执俞大猷之手叹道：“我真不该对待武人一样对待您呵。”为此，一军皆惊。

虽如此，翟鹏可能心中仍觉小俞纸上谈兵，真打仗时根本不敢用他。

久住无聊，俞大猷辞归。毛伯温闻之，把他用为汀漳守备（城防司令）。有了一个舞台，俞大猷得以施展，他在与诸生文会赋诗的同时，天天教习武士剑术，并出手不凡，首战就打败着名的海贼康老，俘斩三百多人，由此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一战成名。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建，提拔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当时，恰逢安南的贼臣范子仪多次派人入侵明朝钦州、廉州等地，明廷便先派俞大猷去击安南。

钦州一战，俞大奠追敌数日，斩安南兵一千余级，生擒范子仪亲弟范子流，最终逼使安南一方杀掉范子仪，函首来献。

如此大功，皆为当朝的严嵩所掩，仅仅赐银五十两了事。俞大猷并未气馁，仍旧一心为国，继续率军镇压了琼州五指山的黎族反叛，并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当局在海南建筑城市，派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感化土人。结果，海南大定。

他的举措，比起设置什么民族自治地区来，理念要先进许多。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明廷调俞大猷为参将，协助清剿。几年下来，他参加多次海战，屡建功勋。特别是张经指挥的王江泾大捷，俞大猷立功颇着。可惜，功劳皆为赵文华、胡宗宪所掩，不他仅未得领功，还因“不服从指挥”被贬官。

俞大猷毕竟是饱读诗书的武将，他仍旧尽心竭力为朝廷卖命打击倭寇，在陆泾坝、三板沙、莺脸湖等战役中数败倭贼。大名鼎鼎的柘林（广东饶平）倭寇，被俞大猷等人连打连击，几近灭顶。由此，嘉靖三十五年，俞大猷被明廷任命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数郡，成为一方军区司令。

他不负所托，冒寒顶雪，率明军死战，一举扫平舟山倭寇。而后，胡宗宪以计擒斩王直，致使新倭大至，大扰福建一带。为了推御责任，胡宗宪嫁祸于俞大猷。朝廷震怒，把俞大猷逮捕入京，几乎杀掉他。幸亏朝臣相救，俞大猷得以出狱，以白衣身份发往大同效力。

这位干将，放哪哪行，大同巡抚李文进非常重用他，使得他有机会多次立功塞上，并在战场首创独轮车、拒敌马等新型战器械。李文进把这些新器械介绍到北京一带的京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

嘉靖四十年，广东饶平贼人张琏造反，攻陷数郡。朝廷重新起用俞大猷到南赣，总汇福建、广东的明朝部队前去征剿。于俞大猷而言，镇压这些反贼易如反掌。他很快就平灭了张琏等贼人的造反，并被提拔为福建总兵。此后，他又与戚继光（此时戚继光是俞大猷副手，为福建副总兵）等将领一起光复兴化城，大破倭贼（详情见后面的戚继光事迹）。这次大捷乃戚继光部先登，故而受上赏，俞大猷只获赐银币等物“表扬”。

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徙镇广东。当时，潮州倭患极烈，有真假倭两万多人，与沿海的峒蛮诸部相互勾结，大掠惠州、潮州。福建方面，又有峒蛮酋长程绍录和梁道辉在延平、汀州一带色结倭寇大掠。

俞大猷虎胆雄威，以堂堂总兵的身份，单骑入贼酋程绍录营中，晓以利害，说服对方率土蛮兵回原籍。惠州贼酋伍端连败当地官军，气势正盛，听说俞家军至，吓得他忙掉头回撤。双方较量，伍端被擒七次，均被俞大猷放掉，让他不服再来。中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事是小说，俞大猷七擒伍端见于正史。

最后，土酋伍端心服口服，自缚入军门请罪，请求杀倭自效。

俞大猷用人不疑，以伍端所率少数民族军为先锋，向倭寇发动进攻，围敌于邹塘，一日一夜连克倭寇三个巢穴，斩杀四百多真倭，进而大破倭寇于海丰。倭寇虽百战之士，心中也惊，遭遇如此勇武之土蛮与官军相混合的部队，只能逃字为上。

于是，潮州倭遁向崎沙、甲子诸澳，夺渔船入海。也该他们倒霉，海上大风，淹死倭寇数千，剩余的二千多人还保海丰的金锡都。

俞大猷不急，挥兵包围两个月有余，倭寇食尽，冒死突围，基本被明军歼杀殆尽。潮州倭寇，至此几息。

后来，降而复叛的吴平所率一部倭寇在广东、福建沿海四处骚扰，俞大猷统水军，戚继光统陆军，在平南澳夹击吴平，大败对方，吴平仅以身免。可惜的是，由于贼头吴平夺舟出海，闽广巡按御史上章劾奏俞大猷失职，老俞竟因此被夺职。

很快，河源等地有贼人造反，俞大猷又被起用。他率十万大兵，直捣贼人老巢穴，俘斩一万多土贼，夺回被抢的良民近十万人，因功复职，得授广西总兵官。

隆庆初年，俞大猷在广东、广西等地立功多多，分别平灭海贼曾一本、古田壮蛮韦银豹等，“百年积寇尽除”，威震南服。

万历元年，俞大猷病死，明廷赠左都督，谥“武襄”，褒誉甚隆。

俞大猷为将，廉而不贪，驭下有恩，先谋后战，珍惜士兵生命，忠诚为国，老而弥笃，确实是明朝难得良将。当时名将谭纶曾经写信给俞大猷，对他的评价非常中肯：

“节制精明，公（指俞大猷）不如纶（谭纶自称）；信罚必赏，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刘显，当时另一抗倭明将）。然此皆小知，而公则大受！”

也就是说，俞大猷身上，汇集了诸人全部的优点，不愧古名将风范。

飚发电举戚继光戚继光，字元敬，山东登州人。其父戚景通，做过都指挥一类的明朝中级军言，后入京城神机营为官。十七当时，父亲戚景通病死，戚继光得以嗣职，后被擢升为都指挥佥事，在山东沿海备倭。后来，他又改任浙江沿海，抵御御寇。史载，戚继光自幼“倜傥负奇气”，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可称是武将世家不多见的文武双全好苗子。

嘉靖三十六年，他合同俞大猷一起在岑港包围王直属下倭兵，久攻不克，倭贼多有遁走，与俞大猷一起被免官，“戴罪办贼”。不久后，毕竟王直寇平，戚继光得以复官，改守台州、金州、严州三郡边务。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初入浙江时，他深觉卫所的职业明军战斗力太弱，而浙江金华、义务两地民风剽悍，于是就在两地招募士兵三千人，精挑细选，教以击刺格斗以及使用长短兵器的技巧，日日操练，精习他自创的“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终于把这三千人炼成抗倭的“王牌军”。

根据沿海地带多水洼崎岖地形，戚继光因地制宜，不求快马驰驱，专门训练兵士熟悉当地形编制战斗策略，演习阵法，务求进退有方。而且，在他操练下，这数千军人的战舰、火器、兵械等物皆精益求精，旗号鲜明，时人称之为“戚家军”。但是，在嘉靖四十年以前，“戚家军”皆配合俞大猷等部作战，不是十分出名。

嘉靖四十年，大批倭寇集团出击，杀掠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闻讯，提军直趋宁海，控扼桃渚，在龙山一带大败倭寇，一直追至雁门岭。

倭寇的情报系统很灵，得知戚继光出军后台州空虚，一大股真假倭混杂的倭寇直扑台州。戚继光即刻回军，与入围台州的倭寇展升殊死战，临阵手刃贼首一名，倭寇大败，不少人堕入瓜陵江淹死。刚刚料理完这一拔，坼头的倭寇又随后进攻占州。不料想，戚继光先发制人，迎头邀击于仙居，使这群自送上门的倭寇无一人逃脱。

一月之间，戚继光九战皆捷，俘斩倭寇千余人，淹死的倭寇成千上万，由此他声名大噪，浙江倭患渐息。

倭寇们见渐江立不住脚，纷纷窜入福建，北自福州、宁州，南至漳州、泉州，千里沿海，骚扰不绝。于是，胡宗宪命令戚继光率6000多人自浙入闽，在福建杀倭。

自温州赴闽的倭寇联合福宁、连江一带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赴闽的倭寇与福清、长乐诸倭合陷玄钟卫，大田、古田、蒲田等地岌岌可危，形势非常严峻。

宁德城外十里处有一横屿岛，四面皆水路险隘，倭寇千余精兵，裹挟数千良民，在岛上结营，气焰嚣张。明朝当地官军一直不敢进攻，相持逾年。而且，陆续而至的新倭又在营田、兴化一带结营，与横屿倭寇互为倚援，一方大震。

戚继光到达后，下决心先啃下横屿这块硬骨头。

横屿与陆地之间可涉地面退潮后皆是淤泥。戚继光观察地形后，果断下令，命手下兵士人人持草一束，边进攻边投草，稳扎稳打，逼近岛上倭寇大营。

倭寇没有心理准备，拼死顽抗，被戚家军打得大败，二千六百多人被杀不说，横屿老巢也连锅被端。

戚继光一鼓作气，乘胜至福清，击败牛田倭寇，倾覆其巢穴，余贼遁走兴化。

戚家军死追不放，乘夜拨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依理，戚家军可以乘间作大休整。但戚继光善出奇兵，旋帅回福清，在东南澳正好迎击刚刚登陆的一支倭寇，击斩二百多人。此时，明军刘显一部在福建也屡屡破倭，众倭散逃，“福建宿寇几尽”。

大胜之下，戚糨光在平远台勒石细功。

年底，戚继光率浙军离闽返浙。

好景不长，听闻戚家军还渐，散逃于海上的倭寇们汇聚，重新反攻福建各地。

嘉靖四十一年底，近万人的倭寇精锐部队包围了兴化城，围城一月之久。兴华由于是府城，墙高砖厚，倭寇很难攻入。不幸的是，明军刘佥一部有个八人小分队到兴华送情报，途中被倭寇截杀。倭寇派队伍中的华人穿上号衣，化装成刘显手下入城。半夜，八名贼人乘黑斩杀城门明军守将，大开城门。城外倭寇一哄而入，攻陷了兴华府城。入城后，倭寇杀伤不少明朝守军，明军只有一两名守将逃脱。

倭寇占据兴化城后，日夜杀人奸掠，荼毒两个月后，放一把大火把兴化城烧成白地，突出合兵，攻陷平海卫。如此凶狂，八闽皆震。

嘉靖帝大惊，立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让他们汇合福建当地的刘显一部明军合力灭倭，并派右佥都御史谭纶巡抚福建。

刘显所部明军数量不多，在平海卫只得坚壁不出。俞大猷率兵抵达后，出于持重，只指挥手下部队与刘显部合围倭寇，仍旧没敢进攻。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戚继光率生力军浙军抵达。于是，巡抚谭纶自领中军，俞大猷将右军，戚继光将左军，并力齐攻平海卫的倭寇。毕竟训练有方，戚继光率部先登，诸军继之，一举破敌。此战下来，斩倭寇两千多人，夺还被掳民众三千多。更可称的是，如此大捷，明军本身仅阵亡16人。

谭纶上功，以戚继光为首，他得以接任俞大猷为总兵官。

转年，戚继光率明军在仙游城下击溃万余倭寇，斩首数百，倭寇堕山崖下摔死几千人。幸存的倭寇，苍惶之余奔据漳浦县的蔡王岭。戚继光把手下士兵分为五哨人马，皆身持短刀缘崖攀上，突现于狼狈不堪的残倭面前，大战一场，俘斩数百人，余贼奔溃，入海掠渔舟逃去。

至此，入闽倭贼基本被肃清。

再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作，在广东南澳攻败倭寇贼头吴平，广东倭寇几无遗类。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故）士无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俞），而果毅过之。（俞）大猷老将，务持重，（戚）继光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其）名更出（俞）大猷（之）上。“当然，戚继光后世之所以大名越于前辈俞大猷，还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人名字真怪）两大寇，并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此人在抗倭早期立功）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军事专着《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实为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军事专着，当时日后，广受尊崇。

可叹的是，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死打穷追，认定戚继光乃张居正死党，把他调换广东。郁郁不得志之下，戚继光不久谢病离职。但张居正政敌仍不放过他，纷纷上奏弹劾，戚继光被罢官遣返老家。

三年后，既贫且病的戚继光由于没钱抓药，病势转沉，郁郁而亡。一代大英雄，竟落得如此不堪结局。

值得一讲的是，张居正所犯的痔疮，实为吃了戚继光所献的海狗鞭壮阳药所至。张相国割痔感染，竟至要命。他这一死，戚继光在朝中倒了后台，自己也开始了倒霉的历程。人性就如此复杂，一般人可能会大惊小叫：戚大英雄这样人，也会做出给长官送壮阳药的事情吗？当然，人情所在，英雄不免。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般的玩笑！

嘉靖后期近十年的倭寇之害，自浙江开始，继而流窜淮扬吴越。闽中两广，无不惨遭荼毒，“（倭寇）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

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所以讲，倭寇之害，流蔓甚广，绝不是一些浅识陋见所讲什么倭寇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奸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烈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遇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

正文 [ 关键的“下半身” ]-1

阉人也疯狂的“九千岁”魏忠贤天启五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

逆旅无聊，五个天南地北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数杯热酒下肚，酒力泛窜，胸胆开张，高声说：“魏忠贤这个鸟公公，作恶多端，久当自败！”说别的倒无妨，直斥当朝“九千岁”魏大公公，哪能不叫人着慌。

其余四人虽然腹内皆灌入不少老酒，或沉默或惊骇，没有一人敢顺这位大嘴巴客人话头往下说。胆小的两位还劝他别瞎说招祸。热酒入空肚，自然让人胆壮，醉酒大言的客商不仅不缄口，反而拍胸脯又说：“怎么的！魏忠贤虽然号称暴横，就凭我几句话，他还能剥我皮不成！”余人默然。过了半个时辰，皆悄然散去，各自回房安息。

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涌进数十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依次对住客进行照面辩认。很快，寻得醉酒骂魏忠贤的那位爷，立刻打翻在地绑个严实，拖之而去。惶骇间，与他一起喝酒的四位随后也被辩认出，随后押起，一直被押送入禁城之内的某庭院落。

月黑风高，灯火明燎。四位客商被掼于地。抬头偷看，见早先与他们一起喝酒的那位爷口中塞布，呜咽不止。其手足四肢，皆被铁钉贯入，钉于一块门板之上。如狼似虎锦衣卫士兵和几个华衣小宦者，皆站立恭谨，惟独一位半老头子居中坐于太师椅上，拈腮微笑（无髯可拈），对下面跪趴的四个人讲：“此人说我魏忠贤不能剥他的皮？姑且一试，各位看仔细了！”

与一般公公不同，魏大公公嗓音不是特别尖细，沙哑苍劲，透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杀气。“来人啊，伺侯着！”魏大公公断喝。

几个锦衣卫闻命，立即从庭院中间一口大铁锅中用小瓷筒取出煮成液体的滚烫的沥青，均匀、细致地从头到脚浇到被钉在门板上那位爷的全身，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湖味、肉香味腾散于空气之中，一种耸人的发自被害人胸腔深处的低声惨嚎从被堵的喉咙中发出。

四位跪伏在地的客商中有三个登时扩约肌一松，拉了一裤子。另外一个更好，直接就吓昏过去。

魏大公公用小金盅饮着热腾腾的热酒，欣赏着手下人的活计，不时出言指点一二。

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为了让地上四位看得真切，魏公公派人一桶凉水泼过来，把四人浇个一大激灵，昏死那位老哥也睁开双眼。

“你们看仔细了！”魏忠贤说。几个小太监狞笑着，有拿小刀切剐的，有拿木锤敲击的，几乎都是一级厨师一级裁缝的手艺，完完整整把喝酒醉骂那位爷们的整张人皮活剥下来。

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当地，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看见自己的“皮外衣”立在自己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

此刻，趴在地上的四个人全部吓昏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肯定与门板上那位客官一样。

魏忠贤笑了，他捂着鼻子（几个人被吓得拉了好几裤子），令人又用冷水泼醒地上四个人，“好言”抚慰道：“这事与你们无关，我只剥这位的皮，他不是说我不能剥他皮吗！天网恢恢，我就是天！你们老实，不瞎说话，每人五两银子的压惊。”

言毕，他挥挥手。锦衣卫上来，两人架一个，把四位吓瘫的客商架在轿子里，全须全尾抬回他们所住的客栈……这段“故事”，不是笔者凭想像编造的，也不是佚名作者在明朝瞎写的，乃是明末大文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其《幸存录》中记载的一则真事，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徐术士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亲历。

魏公公的新式沥青剥皮法，是活剥人皮，技术程度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朱元璋、朱棣父子也有“灰蠡水”剥皮法，不过是先把人杀死，然后再剥皮。魏忠贤发扬光大，手段更残忍，受刑人苦痛更大。

魏忠贤最早的发迹读者看见这个题目，看到“下半身”，“魏忠贤”，“发迹”，肯定有人笑，有人鄙夷，有人不屑。诗人可以“下半身”写作，历史女人物，如武后，慈嬉等人，可以“下半身”发迹，历史男人物，如吕不韦、醪毐，如意君（不定有这个人）可以“下半身”发迹，没听说太监能依靠“下半身”飞黄腾达。正直读者甚至有可能怒从心头起，指斥笔者：

“你这个鸟赫连勃勃大王想吸引读者注意力吧。明朝那些事儿，好呀，有本事你学人家另外一个写手在天涯安装点击率造假软件点出五百万来去折腾，有本事你学人家自称草根可怜人！有本事你学人家自己往自己帖子里面放尸体然后喊冤博同情！赫连大王怎么这么软弱形而下，编弄离奇题目诱骗我们读者？”

众位看客不要怒，魏忠贤大太监的发迹，真的和他“下半身”有关，待我为各位慢慢道来。

明光宗死后，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与诸大臣斗法，她身边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太监，名字叫“李进忠”。这位李进忠不是别人，正是日后的魏忠贤，只不过那时候化名“李进忠”而已。宦者入宫后，常常投靠大太监，“老板”姓什么，他一般就姓什么。当时的“李进忠”，已经显露出其阴狠超人的本色，一直劝李选侍把带头闹事的杨涟、左光斗骗入宫杀掉，然后挟持朱由校（明熹宗）效仿武则天垂帘听政。李选侍一庸常妇人，没有听取李进忠之言。但是，李进忠（魏忠贤）并非只是李选侍身边侍侯的一般太监。他入宫很早，万历十七年前后已经进入宫禁内，隶属于当时的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

魏忠贤，原名魏进忠，河间肃宁人。他不是那种幼年被割小鸡鸡的终身职业宦者。青少年时代，他是当地流氓地痞，脑子活，模样俏，天天吃酒赌博，嫖娼寻花，斗鸡走马，典型的浮浪子弟。不仅如此，魏忠贤武艺也不错，能右手执弓，左手勾弦，射无不中，几乎就是个神箭手。他稍为欠缺的，在于文化方面，几乎是目不识丁。但此人博闻强记，敢为敢断，所以又比一般识字之人多出了黠狡智慧。

魏忠贤之所以入宫当宦官，也全属一时的意气所激。一次，他与众恶少赌博，间中使老千，赢了数千银两。结果，恶少们发现小魏使诈，汹汹不止，不仅把赌输的银子抢回，还结众追打魏忠贤，不依不饶，弄得他困窘异常。愤恨之下，魏忠贤显露出他本性中斗狠的一面。他大叫一声，喝止了追打他的诸恶少，从腰中抽出刀来，掏出自己久经温柔乡的老二，一刀就把家伙切下，血淋淋抛向众人。

见此情状，诸人一哄而散。然后，赌神提裤不流泪，昂首走入公公会。青年魏忠贤志向远大，因祸得福，转行入宫发展。

万历年间，明光宗身为明神宗长子，地位一直很不稳定，一直提心吊胆过活。

所以，他自己的儿子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基本上处于缺教少管的状态，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亲密的人只有奶妈客氏以及天天和他一起玩耍的公公魏忠贤。

魏忠贤对人狠，对朱由校却是发自内心的慈爱，几乎是自小看着这位皇孙长大，日夜调护，陪伴玩耍。依实而言，当时魏公公并非有多大的私心，因为在当时连朱由校他爹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很有可能是郑贵妃之子福王日后当皇帝），更甭提朱由校小孩子本人了。

明朝宫中宦者皆有门派。魏忠贤得以入侍皇孙朱由校，是由宫内一名叫魏朝的太监引进。而魏朝又属太监王安门下。王安侍奉明光宗近四十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老太监，自然很看重自己门徒魏朝的徒弟魏忠贤。当时，魏朝的宫内性伙伴（对食）是朱由校乳母客氏。所谓“对食”，宫内又称“菜户”，即宫内许多有地位的太监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官女为其“菜户”，平时在暗地里手嘴并用过一过“性生活”，满足一下精神需求。魏朝职位较高，多在老师王安门下奔走，杂事又多，自然与客氏“弄那事”的时间很少。客氏久旷，欲望很强，于是样貌堂堂、身强力壮的魏忠贤就自荐枕席，二人背着魏朝日日偷欢。

老魏虽是阉人，但他从前做过正常人，又是寻花问柳的高手，对女人G 点点等高潮区特别有研究，绝非魏朝那种自幼阉割的老公公能比。所以，经他手探花心、舌游蕊口，客氏一颗心完全为老魏俘获，须臾离他不得。

明光宗当上皇帝后，封自己儿子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就窜到自己老师魏朝上面，得为“东宫典膳”这样的有职有权太监，这都是客氏从中出力。后来，由于为李选侍出过坏主意，大臣杨涟劾奏，连及魏忠贤，这可把当时的他吓坏了，忙泣求师父魏朝与师爷王安。两位公公很仗义，力保了魏忠贤。

明光宗即位甫一月即病死，小爷朱由校成为皇帝。这样一来，魏忠贤与魏朝就平起平坐，同为新皇帝的旧宫老功臣。一天傍晚，这两人喝多了酒，不约而同来到乾清宫暖阁客氏所居的小屋子里，争着要搂皇上奶妈睡觉。客氏不好说什么，两个昔日同一战壕的公公却大打出手，飞拳走脚，大骂大打。客氏见势不妙，忙走入明熹宗宫内，大讲魏朝的坏话，极誉魏忠贤之好。在十六七年的成长岁月中，明熹宗从情感和肉体均对客氏有严重的依赖感，类似“恋母情结”那种感情，基本上拿客氏当性启蒙的亲妈来看待。

于是，他立招正厮打不可开交的二魏入内。魏朝自恃侍侯皇帝多年，品级一向高过魏忠贤，觉得皇帝一定叱骂对方向着自己。殊不断，小皇帝默然半晌，大声叱责魏朝。众宦者见状，立刻把魏朝斥出。

魏忠贤不依不饶，转天矫旨，把从前的恩公加老“情敌”魏朝贬往凤阳为净军。半路，派人用绳子勒死了他。由此，一步一步，魏忠贤终成尾不掉之势。

弄死了魏朝，魏忠贤开始把目光转向师爷王安。明熹宗之所以能顺利登基，全赖其父明光宗身边忠心耿耿的太监王安与众大臣鼎力扶持。王安发觉徒孙魏忠贤不是东西，就与大臣商议，很想对他予以重惩。魏忠贤能装，跪在王安面前声泪俱下，边说边抽自己大嘴巴，王老太监心一软，只责令其改过自新，未能立刻斥责出宫。

由于在大臣压力下被迫搬出宫外居住，客氏非常痛恨王安。毕竟是与明熹宗有血乳之亲的奶妈，小皇帝不久就又把客氏召回宫内。

明熹宗得立后，依据当时宫内的功劳和辈份，他父亲明光宗手下的老太监王安绝对应该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最佳人选，而且，诏旨已经发出。但明廷的高级官员和太监任命下达后，受任者一般都要走一种形式，上表辞让再三，过场走毕，才正式上任。恰恰是这个过场的空隙，给予了魏忠贤、客氏可乘之机。此时，司礼监内还有一名叫王体乾的太监，他一直想坐首席太监之位，就和魏忠贤一起窜掇客氏在明熹宗面前讲王安的坏话，同时，他们鼓捣朝内阉党给事中霍维华上表弹劾王安。明熹宗憨愚少年，他本人对父皇的老仆王安印象又不深，自然一切听客氏的，就扣压下对王安的任命。这样一来，司礼监的掌印提督太监一职就成为空缺。

客氏与王体乾私下商量，表示说可以把这职位让他做，但交换条件是魏忠贤必须做司礼监秉笔太监，而且内外大事，皆要王体乾惟魏忠贤马首是瞻。依理，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太监“政委”，而秉笔太监必须是博学能文的太监充任。魏忠贤不识字，充当此职极不合适。政治权力就是交易。王体乾一口答应，并保证自己这个太监“政委”凡事听从魏忠贤这个太监“司令”。几个谈妥后，由客氏进言皇帝，自然马上搞掂。

魏忠贤当上司礼秉笔太监后，第一步就是把师爷王安贬为南海净军，让老公公扫而所。没几天，他就派人勒死了王安，以畏罪自杀上闻。从此之后，魏公公终于开始了他赫赫扬扬的不归之路。

从上述“事迹”证明，倘无客氏相助，魏忠贤是万万不能爬到太监的最高领导层。而客氏之所以竭心尽力帮助老插杆魏忠贤，正是由于老魏“下半身”的功能所致。当然，魏忠贤下半身空空荡荡，只是他昔日余勇，凭借口舌手指加“下半身”残存于大脑皮层的记忆，舍身忘命，一力奉承皇帝奶妈，最终修成“正果”。

所以，说他“下半身”为关键所在，应不为过。

魏忠贤对朝政的把持明熹宗青春期荒唐少年，对自己奶妈客氏真的是知恩报德，不仅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又任命客氏儿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指挥使。一个定兴庄稼汉，登时从白丁匹夫变成特务军的“少将”。不久，明熹宗降旨，命户部择良田二十顷专门拨给客氏作护坟香火费用，又命工部叙录魏忠贤的“侍卫”之功。

御史王心一规劝：“梓宫未殡，先规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强用（魏）忠贤之勤劳，于礼为不顺，于事为失宜。”明熹宗览奏大怒，下诏责斥王心一。吏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御史等科道官皆有好几个人谏劝皇帝汲取昔日刘瑾、江彬乱政的前鉴，但大多招致削籍贬官的报复。

此段时间，魏忠贤等人未有大开杀戒，一是力量不够，二是在朝内阉党势力还未成气候。

魏忠贤杀掉师爷王安后，宫内由他一人说了算，骄横无比。太监都知道少年人爱习武弄兵为乐，老魏同昔日的王振等人一样，常常在禁宫内操兵演练，以供明熹宗笑乐。由于钲鼓之声不绝，明熹宗一个妃子刚刚诞下的皇子，竟然被巨大震耳欲聋的声音震吓而死。此外，宦官王进在明熹宗面前把弄铳枪，忽然炸膛，王公公一只手没了不说，差点把小皇帝炸个正着。

御史刘之凤上言：“假使当年权阉刘瑾身边有甲士三千，他能束手就擒吗？”

疏上，魏忠贤大怒，因为他本人所领甲士过万，特别恨别人说这事，于是矫旨切责刘之凤。

在外廷有所顾忌，魏忠贤和客氏在宫内可以说是“太上皇”加“皇太后”的角色，想办谁就办谁，想杀谁就杀谁。明光宗的美人赵氏，由于先前不待见客氏，被魏忠贤矫诏赐死；明熹宗所宠裕妃张氏有孕在身，无意中得罪客氏，她把便派老插杆老魏整治裕妃。魏公公断绝张妃的饮食，把她关押在宫内僻静处通堂窄道中，连水也不给一口。连饥带饿近十天，恰遇天降小雨，张妃挣扎爬到瓦檐下，以手掬数滴雨水啜饮，然后，闭声而绝，其腹中七、八个月的“龙子”，也一并殒毙。如此饿毙的，还有冯贵人、胡贵人等几个妃子。听说成妃李氏在承幸时劝皇帝不要在宫内习武演操，魏忠贤、客氏怒极，立刻派内监把成妃关押起来。

李成妃先前知道张裕妃饿死的惨状，早就有所准备，在过道墙壁间暗地储备了一些吃食，得以数日不死。后值客、魏二人怒稍解，李成妃被贬为宫女，幸留一命。

对明熹宗嫔妃如此，对皇后张氏，客氏也敢下手。得知张皇后怀孕的消息，客氏买通宫女，在张皇后饮食中下麝香等物，造成皇后流产。

正因客氏阴毒，明熹宗诸妃嫔有娠，却一个皇子也没能活下来。百家讲坛中一个老教授口口声声讲他的历史“新发现”，认定客氏和魏忠贤谋害这些有孕的嫔妃是想把他们自己亲戚的骨血弄进去，并举客氏倒台时家中查抄出好几个怀孕妇女为支持“证据”。但他忘了，客氏、老魏干这些事儿时是在天启初年。远在五六年前就能想着此事，这一对“菜户”奸夫淫妇还真没如此远见。他们当时之意，只是怕这些女人哪个如有皇子生出，地位骤高，会危急他们自身利益而已。

至于魏忠贤乱政，其实并非有什么特别新的好方法，都是他太监公公前辈屡试不爽的旧戏法：明熹宗喜欢当木匠，整日刀锯斧凿不离手，亲自制造家俱。当然，比起具有天才设计才能的元顺帝，这位汉族皇帝只是小技，工匠而已，太师椅大板凳做的不赖，没有什么奇巧高明之作。每当皇帝引绳削墨在木头上打线画圈要下钻孔的当口，魏忠贤就会拿一堆奏折来“请示”。

见此，明熹宗不耐烦，斥言道“朕知道了，汝辈自己去处理！”皇上开此金口，魏忠贤自然威福自恣，想提谁就提谁，想灭谁就灭谁。

在大臣之中，魏忠贤在天启三年首引其心腹魏广微为大学士，先在内阁中安插了自己人选。后来，他又相继塞进了冯铨、施凤来等人。这些“魏家阁老”，一直为魏公公卖力。同年，魏忠贤本人又兼掌东厂，控制了禁卫军和情报大权。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廷洒扫，违者法无赦。圣明在御，乃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敢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魏）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大罪一。

刘一燝、周嘉谟，顾命大臣也，（魏）忠贤令孙杰论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

先帝宾天，实有隐恨（指“红丸案”），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魏）忠贤悉排去之。顾于党护选侍之沈纮，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纪为司寇，执法如山；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魏）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魏）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时名贤不安其位。

（魏忠贤）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

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魏）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然犹曰外廷臣子也。去岁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胡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魏）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

犹曰无名封也。裕妃（张氏）以有妊传封，中外方为庆幸。（魏）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

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张皇后怀孕），已经成男，乃忽焉告殒，传闻（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先帝（明光宗）青宫四十年，所与护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仓卒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魏）忠贤以私忿，矫旨杀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它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几千百也，大罪十一。

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魏忠贤）近又于河间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茔地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

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皆魏忠贤的侄子族亲等）及其甥傅应星等，滥袭恩荫，亵越朝常，大罪十三。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魏忠贤）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

良乡生员章士魁，坐争煤窑，托言开矿而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魏）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

王思敬等牧地细事，责在有司。（魏）忠贤乃幽置槛阱，恣意搒掠，视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

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魏）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

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魏）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魏）忠贤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给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传旨诘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

毋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大罪十九。

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魏）忠贤受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匦设阱。片语稍违，驾帖立下，势必兴同文馆狱而后已，大罪二十。

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奸细韩宗功潜入长安，实主（魏）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魏）忠贤与奸相沈纮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为敌国窥伺者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

（魏）忠贤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大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效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魏）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

夫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魏）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魏）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魏）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客氏）为之弥缝。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魏）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魏）忠贤，不知有陛下。……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客氏）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魏忠贤耳目甚众，很快得悉杨涟章奏内容。他非常恐骇，面临着掌柄以来最大的挑战。司礼提督太监王体乾压疏不发，并只挑其中能激怒明熹宗的几条念出，先让皇帝对杨涟生出成见，同时，客氏天天入宫活动，在皇帝耳边大讲魏忠贤忠诚。

明熹宗不怎么在意这种劾疏。听得太多，逆反心理已经养成，他立刻让阁臣魏广微拟旨，切责杨涟。

各种史书上讲，杨涟本来写好奏疏立刻呈上，恰值转天免朝，他怕奏疏内容泄露，便迫不急待把劾疏从会极门投入，以便早达圣听。如果真是这样，杨涟智商就显得太低：会极门的“受理窗口”，值班站岗的不是宦者就是锦衣卫，他们得到奏疏，第一反应就是禀呈魏公公，怎么可能直达皇帝御览呢？

得知魏忠贤正抓紧商量对付自己，杨涟更加愤怒，准备上朝时公开参劾。魏公公绞尽可能心机，上献药性极大的催情春酒，使得明熹宗弄那事一夜脱力，三天没能上朝。三天后，待帝出朝，数百小宦者衣内裹甲夹陛而立，严禁左班御史不得言事，杨涟没有机会当面劾奏魏公公。

其实，杨涟所有这些努力，基本上白搭。即使疏奏得达，即使他当着皇帝面历数魏忠贤罪恶，对于心中把魏公公、客氏当成自己养育父母的明熹宗，也不可能听得进去。

从杨涟奏疏开始，魏忠贤杀心大起。科道诸臣以及朝中大臣，激于意气，文章纷上，一时间不下百余疏，给事中魏大中、陈良训、兵部尚书赵彦、吏部郎中邹维涟、抚宁侯朱同弼等人，先后申奏，或专章，或合奏，无不激切愤慨，指斥魏公公之奸恶。

首辅叶向高三朝老臣，德量充盈，扶植善类。但多年官场沉浮，老叶凡事优柔寡断。假使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叶向高以宰辅身份率群臣出头，应有制阉党于死地的力量。但他转念魏忠贤不易除，凡朝中大事内阁众人应有力挽之回正，外廷之力大于阉党，所以一直不肯出手一击。

见百多大臣纷纷上疏激言，叶向高不得不出来表态，表示说，如此众多大臣指斥魏公公，我叶向高也受谤连，说不定日后与焦芳同列史传（焦芳乃刘瑾大公公死党）。但叶向高在奏疏中，仍称赞魏忠贤勤劳有功，希望皇帝解其事权，听归私第，以善保始终。

此时的魏忠贤，羽翼已丰，当然不会自动辞职回家休养，皇帝也不会舍得没老二的“干爹”。

得知首辅叶向高如此公开表态，魏公公恼怒，让枪手徐大化拟旨，矫诏叙述他本人的“功劳”，洋洋数百言，反驳叶向高。上有皇帝表态，下有身边阁内魏忠贤塞进来的党羽，平时又有众多小宦官包围宅邸大声叫骂，老叶知道北京再不可留，连忙上疏二十余件，力请求去。

明熹宗很尊敬老叶，魏忠贤不敢杀这位三朝元老，就给叶向高一个太傅虚衔，派人护归叶向归致仕回家。

魏公公同党太监王体乾提议恢复廷杖，威胁大臣。公公们说到做到，工部郎中万燝上书，劾奏魏忠贤，立刻在朝上被廷杖至死。

叶向高即罢，继任的首辅韩旷、朱国祯没干多久皆罢，“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阁臣魏广微更是自编一册名录，共六十多人，以叶向高、杨涟、左光斗等人为首，目为“邪党”，密呈魏忠贤，使得阉党可以按册逐步铲除。

同时，他又把附和自己的霍维华、阮大铖等五十多人制成名录，目为“正人”，呈献魏忠贤以便相次擢用。其实，魏广微眼中的“邪党”，是真正的“正人”；他眼中的“正人”才是真正的附阉“邪党”。

在阉党寻求聚合“同志”的过程中，崔呈秀出场了，并一跃成为魏忠贤最得力的爪牙干将。

崔呈秀，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初年，他作为御史巡按淮扬一带，即类似今天的中央纪检特派员。由于顾宪成家居讲学生徒众多，当时形成了代表士林清流的“东林党”。崔呈秀投机小人，很想“入党”，但他名声太差，被东林党拒纳。说起东林党，还需要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明朝后期的重要政治团体。

张居正柄政时，封闭地方言论自由，压制学生，为此，顾宪成等人为此形成了一股反对内阁集权的势力。万历中期，随着“争国本”事件的展开，以号召“开通言路”的朝臣和在野诸人逐渐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由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以“东林书院”为大本营大讲其学，东林党完全成形。这些人声名显赫，逐渐具有影响明政府朝中官员任命的势力，东林党日益兴盛。而叶向高为首辅的天启初年内阁，其实可以说是东林党一系人马掌权。正是由于杨涟首疏揭发魏忠贤罪恶，一下子把东林党推到与阉党对决的前线。恨和尚憎及袈裟，魏公公自然视东林党人为眼中钉，肉中剌。

崔呈秀本身是个喜财爱贿的小人，他在淮杨巡按时大肆收受赃银。举例来讲，霍丘知县郑延祚贪污事发，崔呈秀持举报信给郑知县看，表示说自己正写奏章准备揭发弹劾他。郑知县“懂事”，立刻抬出千两白银表示“谢罪”。崔御史眼前一亮，立刻表示“下不为例”。郑知县一看这位御史大人这么平易近人，马上又令从人再抬进一千两银子。崔御史笑逐颜开，当着郑知县的面，立刻写奏章向中央保荐他。诸如此类，崔呈秀几年内在淮扬转一圈，基本成了大富翁，洋洋还朝。

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崔呈秀甫回朝，都御史高攀龙就把他所有贪污罪状搜集起来，详细写明上奏。吏部尚书赵南星很重视此案，认为崔呈秀这种“纪检人员”犯贪污罪不可轻饶，下令把他革职，“双规”待查。情急之下，崔吴物连夜跑入魏忠贤私宅，叩头求哀，哭诉高攀龙、赵南星皆是东林党人，挟私排除异已，求魏公公保护自己。

为了得到魏忠贤信任，崔呈秀抱着公公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表示说自己要认魏忠贤为干爹。魏忠贤大喜。经历杨涟等百余号大臣弹劾自己一事件后，他正想在朝臣中拉拢一帮心向自己的人，准备在外廷增加势力。崔呈秀的投靠，正是绝妙时机，故而与魏忠贤一拍即合，当即成为公公不二心腹。

于是，魏公公以皇帝中旨的名义，重新起用崔呈秀为御史，销除对他的贪污指控。

从此开始，魏公公对朝中异已力量大规模的消除屠杀，正始进入了执行阶段。

魏忠贤的果于诛戮杀人，即使是手握天下大柄的魏公公杀人，也是要有借口的。所以，打造某个案件，铸成大案，可以把诸人皆牵涉进去，以图一网打尽。如何下手呢，正好朝中有熊廷弼案，虽然牵连很勉强，但套子是现成的，于是阉党们经过细心谋划，开始了行动。

熊廷弼案当时又称“辽案”。天启初年，熊廷弼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经略辽东，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造成明军在与后金（满清）军队作战中惨败，二人先后被逮，问成死罪。毕竟为官多年，辽东大败的主要责任不在已身，熊廷弼设法找到时为内阁中书的汪文言，让他帮忙暗地疏通关节，救自己一命。

汪文言此人在《明史》中无单传，在列传一百三十二中合于杨涟等人传中，附于魏大中传后。汪文言非进士出身，由县吏起家，为人侠气有智，有纵横之才，早先以监生身份入京，曾用计破朝中齐、楚、浙三党，是个老于政治谋划并能在朝中救人捞人的资深政治掮客。由于知道汪文言与帅爷王安关系特好，魏忠贤杀掉王安后就剥夺其当时监生的身份，并一度把他收监。汪文言大能人，未几通过关节出狱，凭借昔日名声广游于朝官之间，终日车马盈门。首辅叶向高很欣赏汪文言才智，起用他为内阁中书。有了这种身份，他得以与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派正人交游密切。

汪文言为搭救熊廷弼，四处打通关节，最后七拐八绕，竟与魏忠贤搭上桥，让大公公出手相救。魏公公本人与熊廷弼没有直接的过节和深仇大恨，派人捎口信，说只要拿出四万两白银，熊廷弼会马上得以释放。经过好几个“中间人”，可能银子数目最后到达熊家时成了十万两，家里凑不齐这么多银子，熊家只能哭穷表示拿不起。

这事，如果放在别的贪官身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不见银子不出手，也就罢了。老魏公公心狭，听说熊尚书这么一个大官连这点银子都舍不得出，非常生气。不久，他又打听到自己老对头汪文言替熊廷弼四处活动，灵感突现，决定以熊案为突破口，把朝中与自己作对的诸位带头人一网打尽。

先行一步，阉党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率先劾奏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魏忠贤矫诏，先把二人抓起来。很快，汪文言被逮入狱。

主审此案的阉党许显纯、田尔耕等人捏造罪名，把御史周宗建、黄尊素等四人削籍。

正文 [ 关键的“下半身” ]-2

阉党工部主事曹钦程出面，劾奏赵南星、高攀龙、黄尊素、魏大中等人收受贿赂。

崔呈秀急不可耐，向魏公公呈献《天鉴》、《同志》两部名单录，把叶向高列为东林党之首，《同志》列陈宗器等词林部院卿寺等大臣，登名造册，以供阉党抓人有依有据。阉党王绍微又献《点将录》，这个目录更是鲜活形象，以水浒一百单八将为蓝本，其“首领”为“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又有“地煞星”七十二人，包括神机军帅顾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等。魏公公听人念这个，高兴得手舞足蹈。昔日在市井为无赖时，魏忠贤最爱听水浒、三国，如今有这么一个“点将录”，他不能不为之开颜。

可笑的是，魏忠贤拿王绍徽《点将录》给明熹宗看，这小伙子看见“托塔天王”四字，不知何解，他没听过《水浒》说书，自然不知这些绰号由来。魏公公来了精神，给皇帝大讲特讲起中“托塔天王”晁盖等人智劫“生辰钢”

的故事。皇帝越听越入神，大叫“托塔天王真是神勇有智！”这一来，论事离题，怕皇帝对现实名录中的“托塔天王”东林党人等大臣产生联想的好感，魏忠贤此后再也不给天启帝《点将录》看。（史家研究，《点将录》很可能是阉党阮大铖代作，这位戏曲大家擅长此种东西，他自己上献魏公公《百官图》，更形象地以画图方式来教魏忠贤按部就班杀人。）汪文言为人是条刚烈汉子，在狱中两个多月受尽常人想象不到的刑讯，至死不攀诬诸大臣。主审阉党许显纯力逼他指称杨涟受熊廷弼之贿，汪文言仰天大呼：“哎！世上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天下人谁信！”大洪，乃杨涟别号。

汪文言不承认也不要紧，许显纯自己撰写“供词”，然后抓住已经被打死的汪文言手指往案卷上“按手印”。

天启五月（1625年）秋，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顾大章等先前劾奏魏忠贤最力的言官即被逮捕入北镇抚司。阉党许显纯备极楚毒，严刑拷掠诸人。

杨涟等人坚持不认罪。其间，左光斗对同牢的人说：“阉党杀我辈有两法，乘我等不服罪，严刑致我们死地；其二，在狱中暗害我们，慢慢报称我们是病死。

不如我们现在先行认罪，执送法司，或可免于立死。”诸人觉得有理，就暂时承认受贿的罪名。

坏人的卑鄙和阴险，超出一般君子人的想象力。阉党早有心理准备，左光斗等人承认“受贿”，正好给了他们“追比”的机会。所谓“追比”，又称“杖比”

，即犯人每次受杖刑，均定出下一次交出贿银的日期，到时候交不出，又会再以大杖伺侯。一般是每五日一比，犯人只能被迫说出下一次交银日期。只要吐不出所承的受贿银两数目，就会五日一刑，无休止折磨下去。

身为朝臣武夫，阉学锦衣卫帮凶许显纯阴毒如蝎，他叱命昔日的这些同僚叠跪阶前，剥去衣服，裸体反接，戴枷受刑。杖打之后，又处以夹刑，日夜拷掠，惨毒无比。打了十多天，诸人已经连跪都跪不住。均身荷百余斤大木枷葡伏于地受杖。

于是，二十多天后，先前首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杨涟先被拷掠死。死时土囊压身，两只大铁钉贯耳，惨状让人不忍卒睹；紧接着，魏大中被打死，尸体溃烂，筋骨皆碎；接着，左光斗、周朝瑞等人相继被残杀。“辽案”主犯熊廷弼也被押入闹市，公开问斩。熊廷弼被杀前肯定纳闷，怎么有这么多东林“同志”陪绑被杀？前些年熊廷弼在朝中当御史时，性刚好骂，专门与姚宗文等人排斥东林党人，他与这些东林党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其后，阉党当廷杖死熊廷弼姻亲、御史吴裕中。对于被害诸臣家属，魏阉党人仍不放过，继续严刑求比。

根据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统计，死于魏忠贤阉党之手的，最早是被杖死的万燝；汪文言一案左光斗、杨涟等六人惨死；阉党李实诬奏致死的有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等七人；以逆党罪逮入狱中拷掠至死的有王元相等十六人；刘铎之因作诗嘲讽魏忠贤被杀于市；苏继欧等七人得罪阉党被缢死；赵南星在戌所被折磨死。每弄死一个大臣，阉党许显纯就会剔取死者喉骨装入一小盒内，在封识上写清死者姓名，送交魏忠贤为验信。

紧接着，阉党疯狂在朝廷进行“大清除”，把不附于已的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以及侍郎公鼐等五十多正、副部级官员削逐出廷，朝暑一空。吏部尚书赵南星被遣送振武卫劳改，并累死在戌所。赵南星与阉党魏广微父亲还是好友，他再入朝后待小魏以子侄辈之礼，激起魏广微私恨，竟致父亲老友于死地。

在窜逐异已的同时，魏忠贤遍植私人党羽于要津，所以，当时的朝廷，实为魏忠贤朝廷，他本人获得明熹宗赐印，文曰“顾命元臣”。客氏也有赐印，文曰“钦赐奉圣夫人”。大家甭以为这两块印最大不过是玉玺大小。不对，每块印用黄金铸成，重三百两。巨大金印，以老魏魁梧的体格，他自己都拿不起这块大金印。

明熹宗根本不知外朝之事，终日家人欢会一般与客氏、魏忠贤游玩。一次，皇帝本人在西苑湖面与两个小宦官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敞坐饮酒的魏、客二人笑乐招呼。忽然一阵风起，小船翻覆，明熹宗摔入水中。魏忠贤、客氏相顾错愕，不知如何是好。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宦者旱鸭子，沉入水底淹死。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

气焰熏张，热火烹油，魏忠贤借助东厂特务机关，横行肆意，破家败户，凡是被他们盯上的，三族九宗，均顿成齑粉。一般官员百姓自不必讲，连宁安大长公主儿子李承恩这样的皇亲，由于魏公公贪图他家中御赐器物，便诬其偷盗宫中御物，逮起来弄死，然后把财物抄收后全部运入自己宅中。

同时，魏公公拔苗助长，竭力培植自己家族势力，以其侄魏良卿为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以其侄魏希孟为锦衣同知，控制锦衣卫；以其族叔魏志德其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为都督佥事，掌御林军；内廷太监方面，王体乾、李朝钦等三十余人对他“热烈拥护”；外廷方面，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云出坏主意，外号“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等负责杀人清除异已，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等人管“组织人事”，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魏忠贤皆遍布死党，内外大权，一归于魏忠贤一人之手。

其间好笑的是，阉党太仆少卿曹钦程与诸人关系不睦，被削籍为民，排挤出朝。老曹辞行，到魏忠贤面前哭辞：“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魏公公心中厌恶此人，迎头一口大浓痰，老曹狼狈踉跄而去。魏忠贤败后，曹钦程被下狱论死，关在牢中好多年，其家人不送饭给他。老曹天天抢夺其他同牢囚犯的伙食，终日醉饱。李自成攻破北京，曹钦程破狱投降，最后随闯贼败走，不知所终。

为了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魏忠贤又让阉党阁臣顾秉谦总裁，会修《三朝要典》，详细记述“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想把“三案”颠倒黑白，铸成铁案。

天启六年，锦衣卫去苏州逮捕吏部主事周顺昌时，由于缇骑霸横，周顺昌民望又好，市民颜佩韦等人率众勇为，打死缇骑特务三人，几乎酿成一次大的民变。

当然，最后周顺昌以及要救他的颜佩韦等五烈人皆被杀。中学课本中的《五人墓碑记》，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其实，此类民变也是一个苗头，说明明王朝的统治，确有日薄西山之感。基层百姓心中的怨恨，皆入火山内的融浆一样，蓄势待发。

一改以前太监上疏自称“奴婢”的称呼，魏忠贤自称“臣”；一改以前宦者称皇帝为“万岁爷”，魏忠贤改称“皇上”、“陛下”，把自己这种没老二的公公等同于外廷大臣。而且，此时的魏忠贤，已经被宫内宦官们称为“九千岁”，只要是逢他生日，“千岁、千岁、千千岁”之声，轰响若雷，在禁宫中经久回荡。

外廷大臣更有无耻者，拜见魏公公时称谀他为“九千九百岁”，比皇帝只差“一百岁”。

为了宣示威仪，每次外出，魏忠贤均乘坐华丽异常的羽幢青盖文轩车，四匹如龙骏马拉引，周遭握刀骑卫锦衣卫列侍，加上优伶、百戏、厨传，下人等杂役人等，随从万人左右。魏公公喜爱大戏一样的排场，途中饶鼓雷鸣，敲敲打打，吹吹奏奏，烟尘避天，旗帜匝地，道旁行人总误会是天子驾到。

魏公公老姘头客氏当仁不让。每次出行，盛服靓妆，几十岁的老娘们描眉涂眼，打粉打腮，有太监王朝忠等数十人皆腰缠红玉带作前驱，随从甚盛。她还常常在禁宫内坐乘马车四处游逛，到乾清宫圣驾休息处也从不下车，太上奶奶一样。

客氏很喜在晚夜出宫回私宅，灯炬彻地，照如白昼。其马车四周，数百宫女着穿华美宫衣，各提灯笼，远望俨然似仙女下凡，簇拥客氏马车。私宅大门中开之后，自管事到家仆，上千人挨次叩头，齐叫“老祖太太千岁、千岁、千千岁”，喧声震天。

为了进一步尊崇魏忠贤，满朝文武和内廷太监，皆不敢直呼其名，只称其为“厂臣”。阁臣以皇帝名义拟票，开口闭口是“朕与厂臣”，即在官方正式文件中，魏公公与当今天子肩挨肩呆着。

天启六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以机户感恩的名义，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即活人纪念馆，地点位于关羽庙和岳飞庙之间。他上疏谀赞魏公公“心勤体国，念切恤民”。疏上，圣旨称道，赐名“普德”。由此一来，天下阿谀官员群起效仿，魏公公生祠遍天下，祠坊均属“奉旨”而建，额题都是“广恩”

、“永恩”、“崇德”、“崇仁”、“报恩”一类的上嘉好名。而一祠所费，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上百万，均从公库支出，外加刮剑民财。

生祠建筑，各地林木也大遭殃，多被砍供以作修祠木料。吴淳夫等人所建生祠规模巨大，九进殿庭，肃穆如太庙，壮丽如帝居。仅占地一项，就拆毁民房数万间。大同、湖广、蓟州等地的生祠中，魏忠贤座像皆系纯金制成，头戴冲天寇，手执玉笏，俨如上天尊帝一个派头。由于巧匠众多，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座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晴能顾盼，口欲发声，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大油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

魏忠贤的雕像外饰以华丽彩仪，髻上留一孔，以供每日一换时令鲜花插上。

一次，由于一间祠内坐像的头部雕凿稍大，朝廷派来赐冠的小宦官手拿真珍黄金宝冠往头上按了半天按不下去。工匠惶恐，见尺寸稍稍差一点，便抡起斧子剔削像头两下，把宝冠放稳。小宦者亲见“亲爹”脑袋挨削，痛在心头，抱像头大哭，责骂工匠不止。……宦者如此，官员们更甚。山东巡抚李精白上建祠疏时有“尧天之巍荡”之语奉承魏公公，特意把“巍”字上的山字头放在下面，并派人转告魏公公：“我怕山字压了魏大人的‘魏’”；天津巡抚黄运泰率地方官员群迎魏公公雕像，行五拜三叩首之礼，乘马前导，有如迎圣旨；蓟辽总督阁鸣泰谄词，有“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魏公公完全成了人民的大救星；不少官员群跪于魏公公雕像前，依次“宣誓”：“某年某月某日，蒙九千岁升拨！”而后，叩头致谢，拜舞连连。

魏公公个人尊拜发展最甚时，国子监生员陆万龄上疏，提出要以魏忠贤与孔圣人并誉，理由是魏公公“芟除奸党，保全善类”。他还一一比拟：孔子作《春秋》，魏公公作《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魏公公诛除东林邪党。

生员朱之俊更绝，他免去上书走衙门的麻烦，直接在大路上张贴大字报，声称魏忠贤的功劳，“在大禹之下，孟子之上”，应该把魏忠贤像搬入孔庙与孔子并座。

京城读书人都无耻到这个地步，可见阉党对士气的摧残有多剧烈。

骄蛮到这种地步，魏忠贤与客氏接着打起明熹宗皇后张氏主意，准备先拿张皇后的爸爸张国纪开刀。张皇后贤淑严正妇人，非常讨厌魏忠贤与客氏，有一次她见客氏在宫中太招摇，以皇太后自居，就把半老婆子召来训斥一顿。就宫廷礼仪讲，皇后至尊，客氏当时不敢吭气，但心中恨死这位女主子。

张皇后对熹宗也有所讽谏。一日，年青皇帝入皇后宫闲聊，看见张后正在读书，便笑嘻嘻问“皇后读何书？”张氏严肃回答：“《赵高传》。”熹宗皇帝不傻，知道皇后话中有话，为之默然。

客氏安插的亲信宫婢很快把此事禀告。和老插杆密议后，客氏与魏忠贤就散布张皇后不是张国纪亲生女，准备先拿张皇后之父太康伯张国纪为锲入点来施行打击。于是，魏公公暗遣壮士数人于便殿，让他们身怀利刃。锦衣卫军早就安排好，一举把这些壮汉拿下。当时明熹宗正做家俱，闻听庭院汹汹，吵嚷声一片，忙自己走出问个究竟。

结果，看见数位大汉和一地的明晃晃凶器，这位皇帝爷又惊又怒，立刻唤魏公公把他们送入厂卫严加刑求。

大汉们入狱后，按照魏公公事先的交待，都承认自己是为张皇后父亲张国纪指派，准备入宫弑帝后谋立帝弟信王朱由检。几天之内，魏忠贤已经派人把口供整理成册，准备兴起大狱，把张皇后一家和熹宗之弟信王一起网罗其中做掉。

正准备往皇帝处呈送，大太监王体乾读书很多，深知熹宗皇帝本人性格，劝魏忠贤说：“主人对朝内外一切大事皆糊里糊涂，惟独对待夫妇、兄弟之间情谊不薄。如果万一事不成，皇上大怒，吾辈全都玩完！”

魏忠贤一寻思，越想越怕，万一皇上因讯案而召对其弟信王与皇后张氏，那些人逼急眼说出自己许多阴事，没准会使皇上一改对自己的信任。

大惧之下，老魏杀人灭口，派人把事先他自己派去当“刺客”的几个壮汉皆乱刀砍死，抛尸野外。

在此之后，魏忠贤还想尽收天下兵权，便派心腹太监外出镇守山海关，命司礼监手下总督太仓、切慎两大库，在抓兵权的同时抓后勤保障。但明代军制太复杂，魏公公在朝内把持朝政容易，各地大员向他效忠也容易，如果真要一揽子总领天下兵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亲戚方面，魏忠贤以皇帝名义加自己是宁国公的侄子魏良卿为太子太保，魏明望进轶少帅，侄孙魏良栋安侯，魏鹏翼安平伯（这两人一个两岁，一个三岁）。魏家姻亲董芳名、王选、杨六奇等人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等军中要职。

魏忠贤大力擢升自己的心腹首谋之士崔呈秀，以之为兵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崔呈秀刚死了妈，依礼应该回家守丧，老魏自然不能离他，让他“夺情”视事。明朝“夺情”二字最乍人眼目的时代，是张居正父亲死后皇帝让这位首辅“夺情”。本来，“夺情”一般指军队将帅出征抵御之际，如果危急时刻弃军奔丧，肯定要贻误军情，所以一般军人会守忠退孝，带哀视事，以孝情次于忠国之情，故称为“夺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可免于丁忧。张居正恋权，他当时本该回老家奔丧然后居家服教守制二十七个月。在心腹李幼孜劝说下，想出“夺情”一招，其实已经是离经叛道，当时就被不少正臣攻击不已。

后人有样学样，到了崔呈秀这里，又玩“夺情”把戏，甚至平时朝上朝下他连孝服也不穿。

一切顺利之时，魏忠贤富贵荣华的根子出大问题：明熹宗因多年痛饮纵欲加上狂吃春药，身子骨不行了。

魏忠贤的灭亡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二十二日，多年狂吃春药的明熹宗“崩”了。时年仅二十三岁。史书记载，阉党霍维华有个内弟是守午门的小宦官，向熹宗皇帝进献一种“仙方灵露”，制法是取粇糯等杂米淘净，放入木甑慢蒸，甑底安放长颈银瓶，杂米随时一点一点添加，锅中水也一点一点倾加，蒸馏出来的甜汗，号称米谷之精，据说饮后可以延年益寿。明熹宗很喜欢喝这种饮料，平时还喜欢把饮剩的“仙露”遍赐近侍。

明熹宗病重，魏忠贤心慌之余老大不高兴，认定是霍维华的内弟宦官上献的饮料有问题，加重了皇上病情，就把霍维华叫来一顿臭骂。从“配方”上看，这种饮品绝对纯天然，没有任何有毒矿物质，如果熹宗皇帝饮此真加剧病情，只能说明他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否则，甜甜的纯米饮料，对一般人根本无害。

霍维华见魏公公把责任推给自己，又侦知皇上处于弥留状态，恨惧之下，已携贰心。

明熹宗死前，曾召异母弟弟朱由校入宫，嘱托后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荒淫君王衷心希望弟弟能为“尧舜”一样的明君，并要他好好照顾自己的张皇后，最后切嘱皇弟一定信用魏忠贤。

当时，信王朱由检泪下如雨，连连点头不止。

熹宗崩后，信王朱由检得召入宫。魏公公亲自门前迎接。当时正是黎明时分，百官一闻讣诏，皆赴宫门，被宦者拦住，告知他们要穿丧服入宫。众人连忙改服，再入，又被告知还应该穿常服。群臣奔走不暇，气喘吁吁，纷纷哀求守门宦者开恩，希望能先入宫哭灵。最终，把门宦官见忽喇喇跪了一大片朝臣恸哭，只得挥手让他们进去。

大家入宫，“大行皇帝”尸身已摆在灵堂，众臣大哭。除信王以外，在丧所的重要人物，只有太监魏忠贤和王体乾。王体乾司礼监提督太监，识文知礼，在一旁不停指挥礼部安排丧事细节。魏大公公如丧考妣，哭得双目烂桃一样，呆呆坐在灵前发楞。

群臣出宫后，魏忠贤独召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内，屏人秘语移时，后人不知二人商议何事。史臣推测：“魏忠贤欲自篡，崔呈秀以时机未可，事遂中止。”这完全是妄自揣测，近乎造谣。魏公公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但“篡位”的念头，他绝对没有！他再没有文化，再目不识丁，也应该知道，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公公当皇帝这一说。况且，明熹宗是他一身带大，爷俩感情之深，俨若父子。所以，他才会哭得二目皆肿，神昏意迷，连坏念头也暂时停转。

不仅老魏悲伤欲绝，熹宗皇帝奶妈客氏也哭得死去活来，她在灵前跪哭，从小金盒子里面拿出黄绫包裹的熹宗儿时“胎发痘痂”以及累年积存的剃发、落齿、指甲等物，边哭边烧，几近昏厥。

这两位大恶之人此时的悲痛，全无一丝做戏成份。一是因为多年的亲情，二是因为他们内心中产生的那种黑色不祥的预感：作为“寄主”的皇帝死了，他们这些“虫子”再大再硬朗，还能支持几天？

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是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即明思宗崇祯皇帝。

为试探新帝的意思，魏忠贤上表乞辞官职。新帝老成谨慎之人，佯装不许，先稳住魏公公。但是，“奉圣夫人”客氏已经没有在宫中呆下去的理由，她灰溜溜搬出皇宫。

崇祯皇帝继位时仅十七岁，处事非常冷静、机敏。登基后，他不仅没动魏忠贤，还很快颁旨，授魏忠贤的侄子和侄孙以“铁券”，似乎是给老魏家上保险一样。外臣不知就里，江西巡抚杨邦宪等人仍旧上疏申请为魏忠贤建生祠，诏报不许。这似乎是魏忠贤要倒霉的信号。

隔了几天，登莱巡抚上奏宣川大捷，行功论赏，魏忠贤、崔呈秀等人皆有份儿。这一切，均使观望的众臣摸不住头脑，阉党心里也拿捏不准新皇的意图。

原本是魏阉党羽的御史杨维垣由于阉党首领之一魏广微不提拔重用他，心怀怨恨。嗅闻政治空气后，他与表叔徐大化详商后，决定先行参劾崔呈秀，准备以之押宝。如此，阉党倒台，他就会成为首批倒阉党的“功臣”。世事确实可笑，天熹帝死后，第一个跳出来与阉党对着干的人，竟然是最早替魏忠贤把忠臣顾大章牵入熊廷弼案中的阉党骨干分子。

崇祯帝随波就势，按奏章办事，先罢崔呈秀之官。不久，下诏给予首先上奏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以削籍处分。

接着，工部主事陆澄源上疏，指出魏忠贤所受恩爵过厚，但未敢显斥。紧跟而至的兵部主事钱元悫不客气，上劾魏忠贤不法：

厂臣魏忠贤以枭獐之姿，供缀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权，群小蚁附，势渐难返。称功颂德，布满天下，几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几如梁冀之一门五候；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几如王衍之狡兔三窟；舆珍辇宝，藏积肃宁，几如董卓之郿坞自固；动辄传旨，钳制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诛锄士类，伤残元气，几如节甫之钩党侏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几如桓温之壁后置人；广开告讦，道路以目，几如（武）则天之罗钳吉网。先帝念忠贤有驱使之微劳，闻誉言之日至，岂料其威权趋附之至此。使先帝而早知其横祸，亦必有以处忠贤矣。……魏良卿辈，原非开国之勋，又非从龙之宠，安得玷兹茅士，污此彝章。速令解组褫绅，长农没世。至告讦获赏之张体干，锻炼骤贵之杨寰，夫头乘轿之张凌云，委官开棍之陈大同，号称长儿之田尔耕，宁国契友之白太始、龚翼明等，凡为爪牙，俱明暴其罪，或殛或放，奸党肃清，九流澄沏。

文章写得好，文学气十足，铺陈恣肆，只是没说到点子上。正在这时，又有浙江贡生钱嘉征上书，详详细细列明魏忠贤十大罪恶：

曰“并帝”：封章必先关白，至颂功德，上配先帝；及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从来有此奏体乎？曰“蔑后”：皇亲张国纪未罹“不赦”之条，先帝令忠贤宣皇后灭旨不传，致皇后御前面折逆奸；遂罗织皇亲，欲致之死。赖先帝神明，只膺薄愆。不然，中宫几危！曰“弄兵”：祖宗朝不闻内操，忠贤外胁臣工、内偪宫闱，操刀厉刃，炮石雷击。曰“无二祖列宗”：高皇帝垂训“中涓不许干预朝政”，乃忠贤一手障天，仗马辄斥，虿毒搢绅，蔓连士类；凡钱榖衙门、边腹重地、漕运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为？曰“克剥藩封”：三王之国，庄田赐赉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贤封公侯伯之土田，拣选膏腴，不下万顷。曰“无圣”

：先师为万世名教主，忠贤何人，敢祠太学之侧！曰“滥爵”：古制非军功不侯，忠贤竭天下之物力佐成三殿，居然袭尚公之爵，腼不知省！曰“邀边功”：建贼（满洲人）犯顺以来，堕名城、歼士女、杀大帅，神人共愤；今未恢复尺寸地、广宁稍捷，袁崇焕功未克终、席未及暖，忠贤冒封侯伯。假辽阳、广宁复归版籍，又何以酬之乎？曰“朘民脂膏”：郡县请词不下百余，计祠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膏血！曰“通同关节”：顺天乡榜二十六日拆卷，而二十四日崔铎贴出，复上忠贤书；其夤缘要结，不可胜数。

魏忠贤得知几个人弹劾他的消息，并不知详情，急扯火眼跑入宫中，跪哭自诉于崇祯皇帝。

见昔日威风八面的魏公公如此松样，崇祯帝心内暗笑，就让他的同党太监王体乾大声朗读钱嘉征奏疏。

魏忠贤跪听，惶骇至极，汗下如雨。

面如死灰的魏忠贤出宫回家，绞尽脑汗，想起崇祯帝当王爷时有个宠信太监徐应元是自已昔年乡间的老赌友，便攀住这根“救命稻草”，连夜送无数珍宝于徐公公，表示自己要把东厂太监的职位让与老徐，让他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说几句好话。

崇祯帝不是天熹帝，立刻叱责徐应元受贿为魏忠贤进言，下诏把他谪戌于远地。这样一来，魏公公只有在家中等宰的份儿。

到了十一月，崇祯帝下诏免去魏忠贤东厂太监等要职。由于害怕他的亲戚党羽急红眼生变，对那些人仅采取降职处理，剥夺手中握兵的实权，没有立刻下狠手诛除。

呆了数日，见魏党根本没有任何丘弹迹象，崇祯帝胆气上来，下诏贬魏忠贤凤阳安置，将客氏交浣衣局收押，同时对他们进行抄家。对于魏忠贤与客氏的罪恶名，一一列出：

朕闻去恶务尽，御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憝，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魏）忠贤不思尽忠报国，以酬恩遇，乃逞私植党怙恶肆奸，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将皇兄怀宁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夺，至今含冤未雪；威逼裕妃张氏，立致弃生；借旨将敢谏忠直之臣，罗列削夺，又同心腹酷刑严栲，诬扞脏私，立毙多命。他若謇谔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极人臣未有之荣。通同客氏，表里为奸，先帝弥留之时，犹叼恩晋秩，亡有纪极。赖祖宗在天之灵，天厌巨恶，神夺其魄，罪状毕露。朕思忠贤等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奇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

从前的“九千九百岁”，现在连一条狗都不如！魏忠贤只得乖乖上路。走了三天，一行人晚间在阜城一家尤姓店主家所开小旅舍歇脚，魏公公接到京中党徒的密报：朝廷新下诏旨，要逮捕他回京重新收审。

大公公昔日虐畜一样杀人无数，想到自己很快要回到锦衣卫诏狱中的那个活地狱，亲身感受昔日他以为笑乐的残酷刑罚，老魏浑身上下连指甲盖都冰凉。绝望之下，思前想后，明白脱不开一个“死”字。于是，延至半夜，魏公公与他的同党宦官双双对缢于房梁。

作恶多端的魏忠贤，竟得“良死”。

客氏方面，锦衣卫抄家时搜出八个怀孕的年青妇女，据称可能是想趁明熹宗临崩前混入宫冒充“皇子”之用。

崇祯帝大怒，马上命令卫士赴浣衣局，大棒交下，把老娘们打成一堆肉泥。

崔呈秀当时在苏州家中被“双规”待勘。得知魏忠贤败讯，他自知不免。于是，一夜之间，他大开筵宴，令数十妓妾白肉相陈陪酒，遍摆几年来收受的奇珍奇宝，开启数坛美味御酒，敞怀畅饮。每满饮一杯，他均捡起一件宝物，熟视后猛摔于地毁碎。一连畅饮十杯，摔得无数价值连城的珍稀之宝。大笑之余，复又痛哭。崔呈秀的众多姬妾皆心中茫然，不知主人为何得了失心痛。

大醉酩酊之下，这位阉党主谋往房梁上甩了一根白绳，悬梁自尽。

至于魏忠贤族人，如其侄魏良卿等人，凡是姓魏的有亲戚关系的，一个不剩，皆押入闹市问斩。数百颗大小男女人头，放满了几萝筐。其中有不少还是婴儿，小身子摆在大刀之下时，还静静在睡梦之中。“天下以为惨毒之报，无不快之。”

杀掉这头一批“首恶”后，崇祯帝召回从前被阉学排挤的首辅韩旷，要他组织人力清查魏忠贤党羽。韩阁老厚道人，对老仇人们网开一面，细查慢究，数日也没有上报人名数字。

崇祯帝这时沉不住气，力催吏部、刑部官员协查办案，终于在崇祯二年公布“逆案”名单，颁示天下：

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魏忠贤已死，只能戮尸）。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呜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

魏忠贤亲属（可能是姻亲疏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名单中应该注意的是，首先弹劾阉党的原阉党杨维坦也被惩治，受到削籍处理，罪名是“逆阉亲信，占气最先，转身最捷，贪无为功，沽名反复”。小人枉为小人。此外，名单中还有最早与阉党分手的兵部尚书霍维华。

魏忠贤逆党定案后，漏网的党羽多次蠢蠢欲动。更可笑的是，崇祯帝派去整理逆党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本人就与阉党是“同志”。他后来与奸臣温体仁多次谋划翻案，均因崇祯帝的坚定态度而未遂。

这位新君对魏忠贤及其同伙极端厌恶，日后有人上章举荐阉党人物霍维华等人重新为官，崇祯帝怒下诏旨，把举荐人谪戌重罚。此后，其党待偃旗息鼓，不敢再言。明朝灭亡后，福王朱由崧跑到南京建立小朝廷，漏网阉党阮大铖冒定策之功，援引杨维坦、徐得阳等阉党复起，大肆残害东林党人等异已，勾心斗角，直至南明覆亡乃止。

观明天熹帝一朝，给我们后人留下最难忘印象的，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耿耿忠贞。为了清除奸阉邪党，为了尽忠报国，他们不惜身死族灭，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手握东厂、锦衣卫实权的魏忠贤抗争，忠直肝肠，苌弘碧血，不惧酷刑，不悲残死，不悔直节，正如杨涟被杀前所表白的那样：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至今读之，凛然生气，沛然诗文之间。

特别可贵又可悲的是，这些骨鲠忠臣，皆为血肉之身，皆有家人宗族，他们绝对不似简单宣传中的董存瑞，刘胡兰那样的“英雄符号”式人物。在天高不可呼、阉党猛于虎的暴虐政权下，在与妻儿父母痛别后，在被逮入地狱般的锦衣卫诏狱前，这些道德文章气节均达至“完人”层次的烈士，也有凄怆，也有迷茫，也有对生命深沉的眷恋：

世事浮云变古今，等闲回首尽伤心。愁霾镇日迷荒草，不觉郊原夜色侵。——《顾大章被逮道经故人里门》

正文 [ 白山黑水飙狼烟]-1

明朝与“后金”的战争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这一年，大明朝除东南沿海倭寇因王直被明廷诱杀而猖狂报复兴起一轮新的劫扰以外，帝国其它地方还算安静。蒙古一部的图门可汗于嘉靖三十七年起开始在辽河一带折腾，但明朝当时有名将李成梁和戚继光，他们对蒙古人狠打的同时又玩怀柔那一套，所以东北边疆并无大的纰漏。当然，也恰恰在嘉靖三十八年这一年，明朝建州左卫（今辽宁新宾）的女真奴隶主贵族他失（清人称塔克世）生下一个儿子，肉头瘪脸，典型的女真孩子。这孩子生时无异状，哭声不响亮，屋子里面无红光，小崽子撅小屁股就尿坑，再普通不过。而恰恰这个肉包子一样的女真孩子，实为大明王朝掘墓人之一。

这孩子不是旁人，正是努尔哈赤，即日后在中国史上赫赫与刘邦、李渊、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比肩而立的“清太祖”。

满清立国后编了一堆“神话”，附会帝系一族祖先的“天禀奇异”，其实百分百都是瞎话。有据可考的，是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此人乃元末一个万户（所以他名字很蒙古化）。大明初建立，他被明廷授与建州卫都指挥使，可以说一家人数代受大明的深恩厚泽。由于从这位蒙古名的女真爷们开始，努尔哈赤一族才得发迹，日后满清就把他追尊为“兴祖直皇帝”。明朝成化年间，建州三卫势力日益强大，明廷派军在诱杀努尔哈赤五世祖董山后纵骑蹂躏，建州女真死掉近一千二百人，数百堡垒被摧毁，诸部衰落。至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这辈，由于家世凋零，他只得与当时女真最强的王杲结姻，为四子塔克世娶王杲长女额穆齐（这两人生下努尔哈赤），又把孙女（其长子礼敦之女）嫁给王杲的长子阿台。

额穆齐病死，塔克世娶女真另一大酋王台的女儿为妻（努尔哈赤继母）。但是，王杲与王台有子不共戴天的血仇，而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与王台走得很近，常常一起充当明朝军队鹰犬，清剿对大明三心二意的女真人。

万历六年（1578年），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大军平灭不断进攻明朝边地的女真大酋王杲，把他抓起送北京凌迟处死。王杲死后，其子阿台据守古垺城。建州女真另外一个酋长尼堪外兰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一起，站在明军一边，骗古垺城内的女真同胞投降。城门打开后，明军纵兵大杀，目的在于彻底诛除这些桀骜不驯的女真蛮子。觉昌安带儿子塔克世入城找寻自家嫁与阿台的亲孙女，结果明军看见大辫子脑袋就杀，父子二人混乱中双双被宰。另外一个可能是，高丽血统的明将李成梁心思阴狠，故意纵兵杀掉觉昌安父子。所以，高丽棒子算计女真棒槌，第一回合取胜。

明朝对此次“误杀”表示歉意，慰问努尔哈赤，让他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赔偿他三十匹马，又赠三十道敕书（专卖凭据）。狼子野心的努尔哈赤当时翅膀不硬，压抑悲愤与怒火，接受了封职与赔偿。而“复仇的怒火”，肯定一直在胸膛里熊熊燃烧。

万历十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其父祖所遗十三副铠甲起兵，率先灭掉了引明兵围攻阿台的女真酋长尼堪外兰，因为此人一直被认为是杀害努尔哈赤父祖的“真凶”之一。尼堪外兰被杀，努尔哈赤攻取图伦城。由此，努尔哈赤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统一女真诸部的战争。

从大系方面分，女真有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野人女真三大部。当时皆辖属于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建州女真主体聚合于抚顺关以东、鸭绿江以北及长白山南麓，海西女真主要居于东辽河流域及松花江长游乌拉河、辉发河一带，野人女真（东海女真）主要散居在长白山北坡，乌苏里江靠海处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头十年，努尔哈赤吃掉了建州女真所有部落。接下来，古垺山大战，他打败海西女真与蒙古科尔沁部的九部联军，然后乘胜击灭海西女真四部以及东海女真大部，把海西女真最强盛的叶赫部打得失魂落魄。再后，野人女真的瓦尔喀、库尔哈、萨哈连等部相继降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自东海至辽边，皆在努尔哈赤掌握之下。

有人会问，努尔哈赤扫荡过程中，明朝干什么去了，怎么听凭他一方独大。

这是因为，明廷乐得其成，希望这些女真蛮夷们相互厮杀，并一直坚信努尔哈赤是对大明忠心耿耿大“狼狗”，不时对其加官晋爵。正是手中握有不少明廷的封赦和赐物，努尔哈赤常常炫耀明朝和他的“关系”，威慑女真同胞部落。其间，他本人与兄弟等人多次入北京“进贡”，大打秋风。获赐金银不说，又赚取了朝廷对他的信任。1595年，明廷更授其“正二品龙虎将军”的职衔。如此高官，努尔哈赤面子不小，与同胞打仗时常常让人扛着这些官称招摇炫耀。同时，由于万历年间太监到辽地开矿征税，明朝边民不少人逃亡到努尔哈赤辖地，无形中又增强了他的实力。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他本人被“拥推”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定年号为“天命”。努尔哈赤的“都城”随着他胜利脚步逐步推移，由赫图阿拉至界凡城，由界凡城至萨尔浒城，由萨尔浒城至辽阳城，由辽阳城至沈阳城。在“牛录制”基础上，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各旗旗主互不辖属，完全听命于努尔哈赤一人。

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阴历四月十三日，羽翼已丰的努尔哈赤终于向老主子大明朝宣战，揭开了抚顺、清河之战的序幕。此后，相继有萨尔浒大战、开原、铁岭大战、辽沈大战、辽西大战、宁远大战，努尔哈赤步步紧逼，最终在宁远城下止步。后金对明朝的战略进攻，发展到双方战略相持的地步。

女真旗开得胜的欣喜开战之前，努尔哈赤不念大明王朝对他列祖列宗的恩德，反而公布“七大恨”

，作为发动进攻的借口。“七大恨”最原始的原文不可考，内容絮絮叨叨，基本上是一个看家护院的奴才因为主子怠慢自己加上拉偏手而大发“祥林嫂”式怨叹，由于原文过于卑陋欠理，满清立国后有可能把原始档案篡改或销毁，历史学者孟森先生多方钩沉，研判，寻找出“七大恨”最接近真实、原始的版本：

金国（后金）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指明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其势之最大最惨者，计有七件：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觉昌安与塔克世父子），无罪加诛。其恨一也。癸巳年，南关（女真哈达部）、北关（女真叶赫部）、灰扒、兀喇、蒙古等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我努尔哈赤）仗庇皇天，大败诸部。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迁入内地，赘南关吾儿忽答为婿。南朝责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上依命，复置故地。后北关攻南关，大肆掳掠，南朝不加罪。然我国与北关，同是外番，事一处异，何以怀服？所谓恼恨二也。先汗忠于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见疑，故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夷人私入境内者杀。”后沿边汉人，私出境外，挖参采取。念山泽之利，系我过活，屡屡申禀上司，竟若罔闻，虽有冤怨，无门控诉。不得已遵循碑约，始取动手伤毁，实欲信盟誓，杜将来，初非有意欺背也。会值新巡抚下马，例应叩贺，遂遣干骨里，方巾纳等行礼，时上司不究出原招衅之非，反执送礼行贺之人，勒要十夷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所谓恼恨者三也。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我两家构衅，南朝公直解纷可也，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轻畸重，良可伤心！所谓恼恨者四也。北关老女（即叶赫部首领布斋之女东哥，她因貌美，被当作工具多次许配给女真各部首领，一直未能出嫁，33岁时才嫁予蒙古首领蟒古儿泰，又称“叶赫老女”）系先汗礼聘之婚，后竟渝盟，不与亲迎。

彼时虽是如此，犹不敢轻许他人，南朝护助，改嫁西虏（蒙古部）。似此耻辱，谁能甘心？所谓恼恨者五也。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前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稼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我国素顺，并不曾稍倪不轨，忽遣备御萧伯芝、蟒衣玉带，大作威福，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文牍之间，毒不堪受。所谓恼恨者七也。怀此七恨，莫可告诉。辽东上司，既已遵若神明；万历皇帝，复如隔于天渊。踌躇徘徊，无计可施。于是告天兴师，收聚抚顺，欲使万历皇帝因事询情，得申冤怀，遂详写七恨，多放各省商人，颙望伫侯，不见回音。

迨至七月，始克清河，彼时南朝，恃大矜众，其势直欲踏平我地。……今反覆告谕，不惮谆谆者，叙我起兵之由，明我奉天之意。恐天下人不知颠末，怪我狂逞，因此布告，咸宜知闻。……大致归拢，主要内容如下：明朝无故挑衅，杀我父祖二人；明朝违背盟约，在边境驻戌；威胁我女真交出十人在边境砍杀；明朝支援叶赫部，使已聘我之女转嫁蒙古人；明朝派兵驱赶我部众在边境开地税粮；袒护叶赫，遣使来书凌蔑我；明朝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帮助偏向天谴之叶赫部。

誓师后，努尔哈赤率族人拜天焚表，兵分多路，直杀抚顺城下。然后，努尔哈赤让一个在城外被捉的汉人往城里送信，逼守朝的明朝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信中软硬兼施，充满恫哧：

“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如果你今日投降，我大兵可即日深入；如果你不降，即是深入。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

李永芳惶恐，仍旧凭本能立在南方城墙之上，指挥明兵进行守卫。但后金兵有数万之众，来的又忽然，很快就大竖云梯攻城。守城明军金怯懦不识兵，登时惊溃。

见此情状，李永芳真个“识时务”，纵马迎降。抚顺守备王命印不降，格斗而死。努尔哈赤立刻命令李永芳收降城中顽强抵抗的军民，杀掉不少人后，终于完全占据了抚顺。

后金兵有备而来，不仅攻克抚顺大城，一日内又袭破周围堡垒四千多，破小城十多个，俘虏人畜三十多万，立刻当作“战利品”分给部众做奴隶。

努尔哈赤不食言，授李永芳总兵，并把自己七儿子阿巴泰的女儿嫁与他为妻。

所以，李永芳就成为明朝官员中第一个向后金投降的“名人”。此外，抚顺城内一位名叫范文程的明朝生员也前来投附，此人号称是宋朝名臣范仲淹之后，努尔哈赤特别高兴。而这位范文程，也成为后金日后最重要的汉人谋士之一。

明朝辽东总兵张承胤听说抚顺失陷，大惊之下，即刻率一万余明兵来救。气势正锐的努尔哈赤八旗兵严阵以待，双方交战中后金旗开得胜，他们这些人有着多年真刀真枪的实战经验，把明朝基本没有作战经验的正规军打得大败。总兵张承胤及副参将蒲世芳皆于战中阵亡，明军基本被全歼，近万匹战马和无数辎重皆为后金所得。

修整八月个，努尔哈赤一鼓作气，又扑向位于抚顺东南的清河城（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地势险要，位于四山夹峙之中，是后金进入辽东腹地的必经之路。清河城不仅地势险，城墙厚，又有万余名明军严阵以待。本来，如果明军在城外小路或山间狭地层层设伏，大可以诱敌深入，步步歼之。但守城的明朝辽东副将邹储贤没有军事头脑，拥兵固结，死守孤城，结果遭至后金兵奋不顾死的包围和强攻。最终，在付出了死伤数千兵的代价后，后金兵蚁附登城，几乎杀尽了守城的明军和城内居民。明将邹储贤先把全家老小阖门关进衙署焚死。然后，他跃马持枪，冲阵而死。此人虽无谋，确实是条汉子。

继折毁抚顺城后，努尔哈赤又下令平毁清河城，遍毁周围几十里范围内的明军防御设施，尽迁其民，抢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

抚顺、清河两城的丢失，对明廷不啻是晴天响雷。

萨尔浒大战大明朝痛彻心肺的失败辽东二城丧于努尔哈赤之手，明廷大惊。这不仅仅是丧师陨将的问题，而是失去京师屏障的大问题。于是，一直惰政的明神宗不得不强撑起精神，亲自过问辽东政事。

明廷上下也都忙碌不听，调兵遣将，为此战特意在全国按亩加派“辽饷”，同时向朝鲜发出敕谕，让对方派出人员马匹支援明朝对后金的战争。

忙乎大半天，在挑选辽东战争最高指挥官时，明廷却犯下大错，千不该万不该，挑中了多年前在朝鲜指挥乖方的杨镐为辽东经略。此人的上任，其实就已经预示明朝在辽东战场的失败。

杨镐在蔚山战役失败后落职，在家闷了十几年。至万历三十五年，他被明廷重起，巡抚辽东，马上主动开衅击袭蒙古炒花部。接着，由于他与李成梁家族的亲密关系，力荐李如梅为大将，为此受到朝中言官弹劾，复遭落职。闲了几年，赶上努尔哈赤崛起，明廷集议，有人认为杨镐“熟谙辽事”，起用他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

明神宗十分信重杨镐，特赐其尚方宝剑，他有权不经上报立斩总兵以下官员。

同时，明廷任周永春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周永春驻广宁，杨镐驻沈阳。朝鲜国王深感明朝之前帮他抗倭的“救命”之恩，派元帅姜弘立率一万多人涉过鸭绿江，来帮助明朝攻打后金。

杨镐挺会用权。他到辽东后，用皇上所赐尚方宝剑，立刻就杀了清河城逃将陈大道和高炫，徇首军中，以警效尤。

杨镐，文人弄兵，实无大略，不过是一个官场沉浮多年的“官油子”。朝廷方面，大学士方从哲等人从“政治家”角度出发，惟恐战争拖延久会劳帅费饷，鬼催一样日发红旗催促杨镐出战。

于是，万历四十七年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明军诸道誓师。二十一日，大举出塞。兵分四道：总兵马林出开原为北路，山海关总兵杜松出抚顺为西路，辽东总兵李如柏出鸦鹘关趋清河城方向为南路，总兵刘綎出宽甸为东路，朝鲜兵协助东路进攻。此次出兵动静大，号称大兵四十七万（真实数目可能是十二万人），约定于阴历三月二日会兵共击后金。

由于天降大雪，明军诸路兵早晚不一，由集中主力的战略临时变更为“各个击破”（结果是被“各个击破”）。

后金努尔哈赤初闻明军大举，也很心慌，派人送信说，只要朝廷“赐”我们白银三千两、黄金三百两、绸缎三千匹，后金就不与明军交锋。说实话，由于心急，女真人开价真的不高。同时，后金派一万多兵丁赶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搬运大石，在界藩山上筑城防守。

明军当然不会与后金谈判，诸路继进。

稳定心神后，努尔哈赤制定了最为简捷的战略方针：“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种战法，即本朝太祖的“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结果，铁背山前，明军杜松轻敌，他不待李如柏部明军来会，孤军深入，率明军突入后金军严备的萨尔浒谷口，自愿钻入口袋阵。此次大战，后金兵有四万五，明军只有两万出头，虽然明军上下英勇死战，终于寡不敌众，杜松于激战中中箭而死，部将相继阵亡，明军近两万士兵被杀。如此，诸路明军中，西路军至此报销。这一路明军在接战开始时其实还占上风，打得后金军几不能当。但明军士兵贪功，只要有一名后金兵堕马，会有十来个明军下马争割首级，以至于部伍混乱，越打越不行，最终反胜为败。

北路军总指挥马林是个懦夫。听闻杜松一部战没消息，他吓得再也不敢前进，在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掘嵌自守，扎三营为犄角。努尔哈赤本人与皇太子诸子皆亲自投入战斗，先破明军车营大阵，猛冲猛杀，明军不敌。除马林本人逃命以外，其手下兵将基本被后金全歼。行至中固城（今辽宁开原县）的明朝“友军”女真叶赫部首领金台石闻马林败讯，急忙撒丫子回逃，根本没有给明军帮忙。

击败马林后，努尔哈赤闻知刘綎与李如柏二路明军朝自己逼近。审时度势后，他们决定仅以极少数兵马牵制袭扰李如柏部，集中主力攻打刘綎的明军。

刘綎一军因道路崎岖加大雪，三月初四才行进到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而且他根本不知道刘松、马林二部明军事家败亡的消息，仍旧按原计划行军，且士气高昂，大有“来此朝食”的意气。其实，出发前，刘綎曾以不熟地形建议缓师，但由于他与杨镐在朝鲜共事时不和，立刻受到对方的尚方宝剑吓唬，只能硬头皮出军。

军行至清风山，刘綎遇到后金派来的间谍，谎称杜松手下，要刘与他会军进攻。刘綎为抢头功，更死命往前赶路，行至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榆树乡，踞后金首府赫图阿拉很近），明军正遇后金埋伏的士兵。刘綎慌忙布阵，阵未成，后金军一部已从高冈驰下，奋击明军。刘綎所部明军殊死搏战，其手下数千亲兵皆百战勇士，战斗力极强，与后金厮杀在一处。不久，后金军倾翼迂回冲上，人马越来越多，明军逐渐不支，忽然大溃。刘綎纵马力战，最终于后金兵乱刀之下，其属下两万多明军，仅仅逃出几个人。

后金兵乘胜而前，杀至富察甸，正遇本来充当接应的康应乾部明军以及一万多朝鲜援军。后金兵高呼上前，很快杀尽了数千明军。卑鄙的朝鲜元帅姜弘立见势不妙，在如此关键时刻竟然勒兵不战，向后金投降。念二十余年前朝鲜即将亡国时大明伸手相援，看今日朝鲜军见危不救反而向后金投降，棒子们的人格卑下，由此可见一斑。朝鲜军队投降后金后，还把战败后与大部队失散的数百明将明兵尽数交与后金军队。明军游击将军乔一琦血战三天三夜，刚刚在朝鲜军营吃碗冷面，就被棒子兵以刀相逼，喝令他出营向后金军投降。乔一琦双眼冒血，大叫一声，跃身投崖而死，为国尽忠。不过，投降的棒子们也没有好下场，姜弘立等军将等一直被扣压，属下士兵皆被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

至此，杨镐所统四路大军，三路皆丧。他立即下令李如柏回军。李氏家族一直与后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对刘綎又见死不救，不少人怀疑李如柏与后金之间其实是有某种私下交易。

此次萨尔浒大战，明军文武将吏战死三百一十多人，军士死亡五万多（明官方数字是四万五千八百多人），丢失驼马甲仗军资无算。杨镐以十二万之众，败于六万后金军，罪过不可谓不大。这次杨镐再无人替他在朝中开脱，被逮论死。

不久，为了全取辽沈，后金以界藩为临时都城，在万历四十七年夏天，攻取了开原、铁岭。

开原位于辽河中游左岸，是明朝军防重镇。由于警备松懈，四万多后金兵一鼓作气缘城而上，总兵马林以及大将于化龙等人皆阵中被杀。破城后，后金兵在开原屠杀三天，杀掉居民近十万人，然后焚毁城市，饱掠而去。

又过一个多月，后金兵攻击铁岭，守城明军全部战死。

在攻取开原、铁岭的同时，后金又击败前赤援明的喀尔喀部蒙古与叶赫女真。

“夷虏”联合，终成明朝东北巨患。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拥有二十万左右的精兵，而杀掠而得的衣甲骡马又充实了他们的后勤保障。努尔哈赤手中握有了真正开国立朝的大本钱。

据实而讲，明军诸路中，杜松、刘綎等部明军战斗力很高，可惜的是单部兵员占下风，战法又死板，最后被后金各个击破。明军与后金产阵，基本都是先结营，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没有心理准备的明军往往发慌，只要他们掉头，必定逃不脱被大辫子金兵砍杀的命运。事易时移，十九世纪中晚期清军名将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交战，仍旧使用这种不要命的“奋勇直前”战法，但僧格林沁不抵“马克泌”，两、三万清兵骑兵在西洋连发机关枪下落叶般堕地而亡。所以，如果明军热兵器在当年有“马克泌”机枪一半的威力，“后金”可能早就成为历史名词。

萨尔浒大战，后金仅仅以伤亡五千的微弱代价，打败了十二万明朝的精锐部队，并杀掉了其中的一半人。

在明朝“九边”中，辽东称为“九边之首”。由于辽东位于京师左翼，故又称“辽左”。辽东疆域极阔，其东隔鸭绿江与朝鲜相邻，西至山海关接引京师，南至旅顺口与登、莱二州隔海相望，北辖开原、铁岭控挖白山墨水，东西一千余里，南北一千六百里，一面阻海，只有山海关一线与内地相通。如此东西雄藩，明朝在这么山川肥美的地方竟然未设州县，只有于开原、辽阳两处设立州治，其余皆归卫所管辖。当初明朝的考虑，是因为辽东华夷杂糅，主要注意力在于“北虏”的残元势力，对于“东夷”女真人主要以“抚”为策，想使“二虏”互攻，坐收渔利。特别疏忽的是，明政府对于辽东地区一直没有积极开发，没有执行大规模移民实边的工作，致使此地防御体系脆弱。如果早早安插些“兵团”在其中，控制险隘要地，日后也不会如此狼狈。

辽沈大战多事之秋的沮丧萨尔浒大战后，经略杨镐被免职，明廷擢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至此，熊廷弼开唱他的悲剧主戏。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今湖北武汉），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第一，二十六年进士及第。此人身长七尺，有胆知兵，能在飞驰中纵马左右开弓，绝对是文武奇才。但此人又是百分百武汉人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他在万历三十六年时，曾经巡按辽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督民屯田，缮建城堡，核军实，绝贿赂，整肃军纪，大得军民之心。

杨镐丧师败绩，明廷因熊廷弼有辽东工作经验，派他代替杨镐为辽东经略。

他本人还未出京，开原亡陷的消息已经传来。闻此讯，熊廷弼忧心忡忡，上奏表言：“辽左乃京师肩背，河东乃辽镇腹心，而开原又为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奴酋（指努尔哈赤）未破开原时，北关（叶赫）、朝鲜犹足为其腹背之患，今其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朝鲜不敢不从。建奴既无腹背之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朝廷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帝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如引激动冒上之语，明神宗均报允，并赐其尚方宝剑。

可叹的是，熊廷弼刚一出关，铁岭失守消息传来，沈阳及附近各城堡军民一时逃窜，辽阳汹汹，人心极乱。

熊廷弼临危制乱，星夜兼程往辽东急赴，祭奠死节将士，斩杀懦怯逃将，并劾罢总兵李如桢，然后，他督促兵士制造战车、修复城堡防御设施，请求朝廷调十八万大军，分布于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等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并挑选精骑尖兵，乘间杀入后金部落，更番袭击，以使对方疲于奔命。

在他一系列计划得施之后，辽东守御已经形成体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秋，努尔哈赤部队完全平灭叶赫女真。审时度势之后，熊廷弼只得退守过阳坚城，准备以坚守为大计，先保证城池不失，然后渐谋进取。本来朝廷已经批准其计划，但熊廷弼在朝中招来小人，使他不能安位。户科给事中姚宗文昔日是熊廷弼好友，丁忧回朝后想补官，但一直未补上。于是，他就想假称自己有招徕蒙古部落的功劳，屡屡上疏，均不得报。计穷之余，他就给老友熊廷弼写信，让他这位势振一时的辽东经略代为已请。熊廷弼当时正忙于辽事，没顾上此事，结果使姚宗文大为怨恨。不久，他在吏部重新得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赴辽东阅视军情，自然与熊廷弼意见多左，二人嫌隙日深。此外，辽东当地人出身的御史刘国缙以兵部主事身份协助熊廷弼在辽东募兵，他主张招募兵士以辽人为主，结果，招兵一万七千人，未几大半逃散。熊廷弼把此事奏闻朝廷，刘国缙深恨。而这位刘国缙，与姚宗文一样，昔日在朝中和熊廷弼同为言官，三人意气相得，终日以排挤东林党人、攻击道学为能事。日久相失，姚、刘二人结伴，对从前老友熊廷弼怨毒满心。所以，二人表里相结，在朝中倾陷熊廷弼。

姚宗文从辽东阅视军情回朝，马上写奏疏，陈说熊廷弼刚腹自用，致使国土沦丧，最要命的有几句：“军马不训练，将领不布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然后，他又暗联与自己声气相通的御史言官，一同劾奏，必欲把熊廷弼从辽东经略位子上弄掉。

当时，恰值明光宗病死，明熹宗初立，朝中多事，各党各派大打出手，互相攻讦。在受到众多攻击的情况下，愤怒至极的熊廷弼只能上书求去，朝议以袁应泰代领其职。幸亏被派往辽东勘验熊廷弼工作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是个君子，他回朝后直陈熊廷弼在辽东的功勋：“臣入辽（东）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熊）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熊）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功沈阳，（其）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因此，赖君子回护，熊廷弼此次未遭牢囚之灾。

袁应泰是忠臣大好人，但其谋略相比于熊廷弼，远远不如。在其任上，沈阳、辽阳，相继失陷，他本人也最终自杀殉国。

袁应泰，陕西凤翔人，也是进士出身。他入辽东主掌军务后，一反熊廷弼从严治军，治军以宽，并把一直与女真勾打连环的不少蒙古饥民安置于辽阳、沈阳城中。本来袁应泰想先收复抚顺，未待其出发，天启元年（1612年）春，后金先发制人，八路大军出攻沈阳东南四十里的奉集堡，挑起辽沈大战序幕。

天启元年阴历三月初十，努尔哈赤率数万后金精兵，对沈阳发动猛烈进攻。

守将贺世贤陕北人，勇猛过人。他城外设置数道防御，后金兵一时不能靠近坚城。

于是，在知悉贺世贤有勇少谋的情况下，努尔哈赤施用诱敌出战的计谋，以老弱之兵引诱明军出城来战。贺世贤中计，率数千亲兵追击“溃逃”的后金兵，结果正中其计，被埋伏的后金兵打处正着，明军完全被打散，后金军乘胜势正杀入辽阳城门。激战之中，贺世贤身中数箭，血战而死。

攻入沈阳后，后金兵大开杀戒，屠杀兵民近十万人，全取沈阳坚城。

接着，后金军队在浑河南岸的野战中充分发挥本身的优势，大败明军川浙籍兵将组成的精锐部队。在付出死伤数千人代价后，歼灭近四万明军，直逼辽东最重要的堡垒城市辽阳。

明朝在辽阳经营二百余年，墙厚城坚，城防特别严密。

袁应泰闻报沈阳失陷，惊骇异常，忙把辽阳周围各大军事据点的明军调撤回来，齐守辽阳大城。这样一来，后金军一路无阻，辽阳实际上成为一座孤城。

正文 [ 白山黑水飙狼烟]-2

阴历三月十九日，后金军队逼近辽阳。

袁应泰派出五万明军出城对阵。结果，交战不久，明军即不支，掉头往城内逃溃，被杀的不说，自己人踩死自己人，就有一万多人，城门外积尸数层。

转天一大早，最后的三万明军又被派出东门外列营，仍旧是老战法，阵前排列三层火器，对后金兵猛轰。毕竟是原始状态的热兵器，抵抗不住兵金兵奋不顾死的杀气。明军大溃，逃窜过程中掉入护城河淹死的就有上万人。

恶战持续一天多，早先混入城内的后金军细作间谍们四处放火，烧毁明军几乎所有军备和物资，辽阳陷落。

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哀叹之后，跑上城上的镇远楼自缢殉国。

沈阳、辽阳相继沦陷，明朝在整个辽东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各部军队纷纷后撤。

危难之时，王化贞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人，注定也是一个悲剧角色。

河西大战窝里斗的败局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年进士。熊廷弼经略辽东时，他以户部主事身份分守广守。由于抚慰有方，蒙古炒花诸部皆不敢乘机轻举妄动。朱童蒙验勘熊廷弼一案，回朝后也大讲王化贞好话。辽阳、沈阳失陷后，明廷重新起用熊廷弼，同时进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今辽宁北镇）。当时，升任兵部尚书的熊廷弼未到任，辽阳初失，远近震惊，皆以为河西之地肯定不保。王化贞手下最初只有千余名孱卒。他顿守孤城，联络蒙古，激励士民，以至于朝廷倚信他为奇才。所以，熊廷弼经略辽东，只是在山海关驻军。辽西之事，皆由王化贞指画。

但熊、王二人，一开始就不相协，意见相左。熊廷弼主张守战，深垒高栅以俟后金精兵；王化贞主张进取，并把各处援辽部队改称“平辽军”。熊廷弼以为：“辽人未叛，应改军名为‘平东军’或‘征东军’，以慰其心。”王化贞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同处辽东，经略、巡抚不和，已经广为人知。

后金，明朝相持之际，王化贞手下都司毛文龙率数百精兵，突然袭取了镇江（今辽宁丹东附近），明廷举朝大喜。王化贞自以为奇功。熊廷弼大不以为然：

“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之太早，致使虏泄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蒙古）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

名为奇功，实为奇祸！”疏上，明廷不悟。

王化贞闻之，认定熊廷弼嫉妒他属下首功，心中更恨。

王化贞为人，素不习兵，轻视大敌，文人轻狂、目空一切的习气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获镇江小胜后，他感觉好得要飞天，奏称可以联络蒙古炒花等部合击后金。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信之，全依王化贞的话行事。所以，当时王化贞在广宁城拥重兵十四万，而他名义上的上级熊廷弼徒拥“经略”之名，身边只有几千弱兵。两人事事龃龉，加上老熊为人量浅，盛气凌人，更与王化贞火水不容。

与此同时，熊廷弼上奏，明白直斥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与自己商量，擅自调派部队。

由此，熊、张二人矛盾日深。

王化贞一直嚷嚷蒙古会派精兵四十万来援，熊廷弼不信。结果，蒙古始终未发兵，王化贞不敢进兵。

天启元年（1621年）底，河水冻合，广宁的百姓认定鞑子兵肯定要渡河来攻，纷纷逃亡。王化贞分兵镇守镇武、西平等堡塞，集大军守广宁。

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要熊廷弼出关相援。不得已，熊廷弼出关在右屯（今辽宁锦县东南）驻兵，仍旧坚持守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准备清兵行至中间时夹击。布署既定，王化贞轻信后金间谍之言，忽然主动发兵攻袭海州，结果半途而返，劳师丧气。

回广宁后，王化贞仍不减斗志，再上疏请兵六万，表示要一举荡平后金。当时，王化贞的座师叶向高重回内阁不久，非常偏向自己的学生，熊廷弼之议自然不受重视。朝中官员察知辽东经、抚不和，多上章弹劾二人，乱成一锅粥。彼时的魏忠贤还未成大气候，与客氏一心一意在内宫谋杀怀孕嫔妃，外廷之事皆是几个阁臣主持。互斗了多日，明廷不明确表态支持熊廷弼或王化贞，仍旧兼任二人，只是警告二人加强合作，功罪一体。

努尔哈赤方面，秣马厉兵，准备充分，于天启二年（1622年），初春时分调发五万精兵，兵分三路，直向广宁杀来。

后金军在三岔河渡口修整后，首先猛攻西平、镇武诸堡垒。王化贞轻信早已与后金军有约的内奸孙得功之言，尽发广宁守军，让孙得功与祖大寿率领这批主力明军出城与祁秉忠等人一起寻找后金兵交战。

此时的努尔哈赤最怕攻城，最擅长就是旷野运动战。平阳桥上（今辽宁台安），两军相遇。刚刚交锋，孙得功率本部兵先行自溃，镇武、闾阳兵登时惶骇，四处奔逃，明将刘渠、祁秉忠等人皆战死，六万明军基本被后金军杀个精光。

此时，有人建议熊廷弼急驰广宁救援，但最终为人所阻，未能成行。

孙得功逃回广宁后，王化贞仍不知他已经暗中降金，对这个叛将仍旧言听计从。城内明军人数不多，不少人趁乱缒城逃走。孙得功本想把王化贞本人与广宁一道送与努尔哈赤当见面礼，幸亏参将江朝栋救护，拥王化贞千辛万苦逃出城去。

广宁遂为后金所有。

狼狈踉跄之余，王化贞在逃到大凌河时（今辽宁锦县境内）时与熊廷弼相遇，失声痛哭。此时，熊廷弼心中又急又恨又幸灾乐祸，微笑地问：“六万大军想一举荡平建奴，现在何如！”

王化贞再无昔日的精神头，俯首怀惭不能回答。

喘定后，他与熊廷弼商议，想遣军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军兵交予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徐徐掩护难民撤退。

此时此刻，再也不见从前那个雄才大略的熊廷弼。本来，明军在西平等地战败时，如果熊廷弼出军，或许能与广宁守军固守城池。即使王化贞弃广宁，如果安排得当，明军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由于同僚间互相倾轧，熊廷弼心灰意冷，故而根本不想再做抵抗，一直回撤入关。

努尔哈赤方面，派人把广宁城抢个精光后，一把大火焚毁城市，金军撤回辽阳。至此，后金军基本在辽西掌握了军事主动权，明朝再也无望恢复辽东，步步后撤，最终只能以山海关为依托了。

熊、王二人入关不久，双双被逮。当时魏忠贤已渐握朝柄，索银四万不成，索性以熊廷弼为名目大兴“辽案”。以受贿罪把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牵涉入内，一一残杀，熊廷弼本人也难逃闹市被诛的结局（天启五年）。不仅他自己家，与其有姻亲的家族也受牵连，财产尽被罚没。其长子熊兆珪不堪地方官凌辱，自刎而死。其女熊瑚悲愤，呕血而死。直到崇祯二年，朝廷才下诏允许其家人持其首级归葬。王化贞与熊廷弼一起下狱论死，但多活了几年，直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斩首，以平公论。

熊廷弼被杀，当时御敌的袁崇焕闻讯，悲愤交加，作《哭熊经略二首》：

哭熊经略之一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

哭熊经略之二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罄尽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

这位熊爷一死，其实是明朝自己砍去支撑明王朝的一根巨柱。

宁远大战后金不败神话的破灭广宁大败消息传至京城，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吓得差点拉裤子，为减轻罪责，他立刻“自告奋勇”去山海关“督师”。明熹宗做木匠活儿之余，闻言大喜，马上赐其尚方宝剑，让他立刻赴山海关。

躲过追查责任这一关，张鹤鸣擦下一头冷汗，一路磨逼蹭痒痒，行了二十天才抵达山海关。然后，他立即以自己身染重病为由，递上辞呈，溜回老家。

明廷只得另觅人选，决定让兵部右侍郎解经邦经略辽东。这位文人胆子奇小，连连辞任，即使被朝廷革职也再所不惜。丢官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丢命可就吃啥不香了。最后，明廷只得进行“民主”集议，谁得票多，谁就得去。选了半天，王在晋被大家选中，任其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如此职高权大的位置，王在晋力辞。最后，明熹宗发愤翻脸，表示如果再敢推辞，“国法不容”。

勉强之下，王在晋只能受命。他集中近十二万精兵于山海关，本人坐镇关上。

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八窗虚敞堪延月，重槛高寒可摘星。风鼓怒涛惊海怪，雷轰幽鼓泣山灵。几回浩啸掀髯笑，羌笛一声天外听。

此诗名为《镇东楼》，乃明朝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作。镇东楼，今人可能茫然不知此楼为何物，其实就是我们游客所理解的“山海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今天的山海关建关设卫，而“山海关”之名，也是由彼时而起。此雄关倚雄伟的燕山，襟带辽阔渤海，是一道坚固的防守关垒。而“镇东楼”仅仅是山海关城四座门楼中的一座，其余三楼为望洋楼、迎恩楼、威远楼，每座门楼外都有瓮城环而卫之，但如今保存完整的只有镇东楼瓮城，其余三楼的瓮城均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大字，相传为萧显所书，又有一说为明朝大学士严嵩所书。笔者个人认为，如此气势恢宏、典雅大气的书法，应该是当过相爷的人才能写得出，所以，严嵩应该是五个大字的书写者。萧显的官职，最高不过是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这样的“司局”级，书法也不是特别闻名。但恰如“苏黄李蔡”四大家后人认为“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一样，皆为“忠奸”心理所致，人们感情上倾向于本身老家是山海关的萧显，而不是身为相爷的声名不好的严嵩。

搜索史志，可以发现山海关历史悠久，商朝时其地属孤竹，周朝时属燕地，秦汉属辽西郡，至隋文帝时代，在这里设置榆关，唐朝又属临渝县，宋朝时此地属于辽国，设迁民县，元朝时称迁民镇。延至明代，始称山海关，归隶永平府管辖。清朝、民国属临榆县辖下。1948年底，山海关解放，辖于秦榆市。1949年春，秦榆市改称秦皇岛市。

山海关在辽西走廊西端，又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极目北眺，燕山长城如带，雉堞从立，周绕青山，雄瞰一方；挥手南指，渤海碧波万顷，石城入海，拱卫海疆；西边的石河，是阻敌入侵的天然深壕（解放后修水库，即现在的“燕塞湖”）；东有观喜岭，又是御敌的天然屏障。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北齐在556 年（天保七年）就开始在燕山山脉修筑长城三千里，西起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东到大海（山海关），至今在抚宁石门寨，仍可发现北齐长城遗址。隋朝时，隋文帝时代汉王杨谅以及日后的隋炀帝数十万大军东征高丽，均从临榆关（山海关）出大军。唐太宗御驾征高丽，仍是由此出击。“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畿辅通志》），明清时此关更是为京师安全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并“筑山海卫城”

，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

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山海关）”，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由于是咽喉要地，“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正在于“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

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由此，“（清军）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弃）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260 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战，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7 座卫城、37座敌台、14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26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兴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关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所以，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份，皆是书生空谈。

别的大臣视辽东如畏途，大忠臣孙承宗却以大学士之尊，自己主动要求去山海关担任辽东经略。他到任后，推荐副总兵赵率教、满桂二人为助手，与袁崇焕一道，坚持力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在宁远、锦州一线布防，依托山海关，使之成为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均不能逾越的坚实防御体系。

孙承宗派出将领至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各处筑缮城守，如此，自宁远城向前又推进二百多里，其间至山海关共四百里，加固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大防线。

孙大学士卖命卖力如此，由于京城内大太监魏忠贤等人的迫害，他们以柳河之战明军损失几百人为口实（柳河之役是明将马世龙的冒失进攻，其实只是小规模战败，无碍大局），竭力攻击孙承宗，最后逼使他不得不请辞回家。

孙承宗走后，阉党成员高第接手山海关防御。

这位高第甫上任，出于胆怯，他就下令撤除宁锦防线，命外出明军回缩到山海关布防。为此，身在宁远的袁崇焕毅然抗命不从，表示宁可死于城中，决不回撤。袁崇焕坚决，别的明将不得不听命，纷纷从锦州、右屯等地狼狈回撤，丢失粮储无数。数十万辽民，也哭天喊地地被逼，只得重回关内。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为人慷慨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扼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他由邵武知县任上入京述职，为御史侯恂推荐，破格拨用，升为兵部职方主事。广宁溃师，无数明军明将败撤于关内，惟独袁崇焕一人单骑出关，随行随观，精心记忆山川形式，并详细记录防御要点。回京后，他上疏奏言：“给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山海关外！”明廷当时为之一振，立擢其为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给袁崇焕，让他招兵买马。

行前，他去看望了被“双规”软禁在京城的熊廷弼。两人唔谈整整一天，相见恨晚。特别是老熊得知这位袁爷自己持同样的“先守后战”的战略方针，大喜之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袁崇焕传授了自己宝贵的战争经验，并画详细地图与对方。

到山海关后，袁崇焕抚定哈剌慎诸部，深夜进驻中左所（距山海关约四十里）。

在孙承宗支持下，他在天启四年（1624年）重筑宁远城，使这个原本的堡垒小城，俨然成为关外重镇，防守设施极其完备。

果不其然，天启六年（1626年）开春，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后金精兵，矛戈一新，直向宁远杀来。此城位于辽西走廊中段，西距山海关一百公里左右，东距沈阳三百公里，北依高山，南濒大海，实为通往山海雄关的咽喉所在。

此次出兵，后金号称二十万。努尔哈赤抵达宁远后，先招降袁崇焕。

袁崇焕笑谓使者：“二十万大军，没那么多吧，听说只有十三万，我大明将士，又有何惧！”然后，他率大将满桂、祖大寿等人集体招集将士，誓以死守。

为激唤忠义之气，袁崇焕热血为书，亲执牛酒，遍拜将士。明军上下思愤，踊跃效死。

于是，在袁崇焕精密布置下，明军尽撤城周百姓入城，坚壁清野，并在城上安罩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西洋“红夷大炮”十余门。值得一提的是，宁远城内，明军只有兵力不到二万人。

见劝降不成，努尔哈赤下令后金军进攻。一时之间，后金大辫子兵蔽野而来。

他们群涌向前，先推楯车，依次弓箭手、车兵、重铠铁骑，坚实而又杀气腾腾往城墙方向移动。

袁崇焕镇静淡定，手挥令旗，明军发炮。震耳欲聋之间，炮弹在后金队伍中开花，坚厚高大的楯车以及周遭的推车后金士兵顿时间被炸成木肉混合的屑沫，红雾狂飞。

即使如此，后金兵仍奋不顾死，蚂蚁一样踊至城下，玩命挖凿城墙。幸亏天寒地冻，宁远城多处城墙砖石虽然穿，但冻土坚实，没有垮塌下来。

由于攻至城下的后金士兵不在大炮射程内，明军想出新招，把火药塞入棉被中，投入墙下正挖墙角的后金士兵群中。然后，守城明军用弓箭射火，登时棉被四处开花，大火烧死不少后金兵，他们攻城的楯车、云梯也被纷纷点燃。

这样，激战二天有多，由于宁远城上红夷大炮太厉害，努尔哈赤只得望城兴叹。惟一让他略感安慰的是，后金一部攻杀觉华岛守卫粮仓的明军数千人，总算挣回一点面子。恼急之余，后金军把岛上数千居民均屠杀殆尽。

二十七日，努尔哈赤骑着高头大马，撤围前想亲自再看一眼宁远城。结果，大炮又响，一枚铁丸透入坚甲，直插入他的背中。虽然当时不要命，也使得这个老女真贼酋立马吐血。受伤加上兵员重挫，他只能下令解围回军。

后金军撤退途中，袁崇焕命令祖大寿、满桂等人率领明军追击，突出奇兵，把代善一军杀得大败亏输，金鸡岭下，留下两三前大辫子的尸体。后金军狼狈而去。

由于高丽参一天几根吃着，受伤的努尔哈赤在病榻上残喘了半年多，最后还是抱恨而死。

当然，清朝的官方文件讳口不言努尔哈赤真实死因，只说他是病死。明朝人讲这位奴酋是宁远失败后“疽发于背”而死，即气闷而死。其实，大炮的铁丸子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胜讯传来，明廷上下，一片欢呼。八年以来，第一次生挫后金兵锋。由此，袁崇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加辽东巡抚，诸将各有升赏。当然，“厂臣”魏忠贤功劳最大，“宁运大捷”被说成是他本人“指挥帏幄”的结果，其宗族子弟，为此均得荫赏。一直驻守山海关畏缩不出兵求援的高第，由于他是阉党人员，只落得去职闲住的小小处分。

宁远之战后，坚城大炮，成为明军战略指导思想。为此，明熹宗还下诏封十几门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这比起秦始皇封避雨的五棵大松树为“大夫”，确实有“进步”意义。此后，明与后金之间的形势，从原先后金单方面的进攻，变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

宁锦大战坚城利炮的正确体现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袁崇焕有勇有谋，派手下都司等人携礼物吊丧。皇太极热情接待，双方心照不宣，互相很有礼貌。袁崇焕此举是想试探后金虚实，皇太极的礼敬是想缓解后金汗位交替之际不稳的政局。由于朝鲜和蒙古部落于旁边伺窥，皇太极心中也不踏实。双方开始讲和。

皇太极想以山海关为界，要求明朝每年赐金赐物予后金。这几乎就是从前北宋对辽、金关系的翻版，明朝当然不可能同意。皇太极不惜“委曲求全”，答应削去自己的“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每年回贡人参、貂皮为回报。

其实，明朝从上至下，包括袁崇焕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与女真人真的实行和谈，互相派人，只是迁延观望的试探手段而已。于是，天启七年（1627年）初，皇太极首先发动对朝鲜的进攻，十余天已尽占大朝鲜半岛，朝鲜国王兔子一样逃往江华岛，只得与后金订立“盟誓”，互为“兄弟之国”。

强迫对方签订“江都和议”，让对方讲明后金与明交战时朝鲜要保持中立。

初夏时分，皇太极从朝鲜回来稍作休整，即率七万左右大军向锦州方向进发。

袁崇焕一直坚持他自己的一套原则：“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计，战为奇计，和为旁计。”一年多时间内，他指挥明军修筑坚城，大兴屯田，分选官将守卫险隘要地，一直没有放松备战。当然，稍后袁崇焕与满桂等人之间也有矛盾，但经过多方调和，大家皆能以大局为重，同仇敌忾，共抗后金。

天启七年夏五月，皇太极自率三万左右前哨精兵渡过辽河，直扑锦州，把锦州城包围的水泄不通。明朝守城总兵赵率数、左辅、朱梅甚至监军太监纪用等人劲往一处使，各自分头到四面城上率军抵御，丝毫不敢松懈。同时，明军各部事先打招呼，绝不能中后金诱兵出战之计，各自坚守城池不出，只派出祖大寿率数千精骑以做依袭扰包抄之用，绝对避免与后金兵在野外混战。

攻打锦州十多天，后金军伤之严重，没有丝毫进展。无奈，皇太极只得又率数万精兵，扑向宁远，只留少数军队在锦州外围留围。

五月二十八日，后金兵对宁远开始了第二次攻城大战。袁崇焕、满桂（蒙古籍明将）二人亲自督战。满桂领明军出城击迎后金兵。皇太极见状大喜，以为终于可以与明军野战。他不知道，袁崇焕在努尔哈赤撤退后，抓紧训练明军野战，特别组织了车营和骑兵营，专门天天针对性训练对后金的旷野作战。同时，袁崇焕凭城指挥发大炮，杀得后金军队人仰马翻，死伤众多。

皇太极气恼，死命士兵冲锋，一时间把明军逼退。明朝大将满桂身先士卒，带伤奋战，明军感奋，踊跃向前，凭借二百多辆厢车，从车中发射火器，杀得后金兵将死伤一片，终于击退皇太极的进攻。

打了一天，死伤四、五千人，宁远城毫发无损。见攻宁远无望，皇太极只得率大军复围锦州。

此时的皇太极，又气又急，萌发赌徒心理，命令后金士兵拼死也要把锦州攻下来。可幸的是明军深壕坚墙，外加大炮，打得后金兵尸横遍野，又折数千人马。

由于天气越来越热，尸气弥腾，眼看军中就要流行疫病，皇太极不得不灰溜溜撤兵。

此战，明朝方面称之为“宁锦大捷”。此次大捷意义重大，正如袁崇焕本人所讲：“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后金）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后金兵）之凶狠、剽悍！”明军畏敌之心，一扫而空。

同仇敌忾，众智成城，明军终于取得了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

大捷喜讯至京，自然魏忠贤一伙又得“大功”，阉党数百人因“指挥若定”

加官晋爵，而宁锦大捷最大的功臣袁崇焕仅被“加衔一级”。

不久，阉党言官攻击袁崇焕私下与后金议和，导致朝鲜受攻。攻高不赏暗箭来，袁崇焕只好称自己有疾，乞休归家。

还好，明廷未“追究”于他，袁崇焕得以全身而退。

不久，明熹宗病死，其异母弟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崇祯帝捕杀魏忠贤阉党后，袁崇焕得以重新起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身份，督师蓟辽军务（兼督天津登莱）。

可惜的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年）舍山海关不攻，绕道内蒙突逼北京，施反间计，诱使崇祯帝杀掉了袁崇焕。

杀了自家的顶梁柱袁崇焕，明朝不亡，天理难容！

正文 [ 北京皇气黯然收 ]-1

内忧外困下崇祯帝的自杀选择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

在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堂广场尤显平阔。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俱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连阴毛都被剃光的“猪油糕”样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被剥光剃毛干净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么“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锅中的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崇祯帝大错之一枉杀袁崇焕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的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执，固折的性格。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要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登基之初，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帅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闻言大悦。

陛见后，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你为什么说五年可以恢复辽土？”袁崇焕：“圣心焦劳，我作臣子如此说，聊慰圣心。”许誉卿责斥道：“皇上英明聪颖之君，到期后问你成效，你如何应付？”听此语，袁崇焕自知失言，怃然不乐。

为了亡羊补牢，免蹈熊廷弼、孙承宗受人掣肘之老路，袁崇焕辞行时向崇祯皇帝表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指无力约束朝中科道官员对自己诬蔑）。臣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肯定难免，希望陛下为臣作主。”

崇祯帝满口答应，并赐其尚方宝剑。还应袁崇焕所请，将宁远、锦州合为一镇，命祖大寿、赵率教、何可刚等人专受节制，以期克复全辽。

崇祯二年五月，明廷叙功，加袁崇焕太子少保。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毛文龙此人，本为明军中级都司一类的官员，因援朝鲜而逗留辽东。王化贞巡抚辽东时，毛文龙冒进出兵，袭取后金的镇江（今丹东），报功于王化贞，造成王化贞与熊廷弼相互猜嫌。由于王化贞竭力推举，毛文龙得授总兵，累官至左都督，设军镇于皮岛。皮岛亦称东江岛（朝鲜称椴岛），其北岸八十里开外即后金境地，东北方则是朝鲜本土。明朝之所以重视毛文龙，实则想依恃他牵制后金，保卫朝鲜“友邦”不受后金吞灭。

但毛文龙本人在皮岛，完全是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他手中号称几十万的“兵员”，其实绝大多数是明朝辽东难民。为了套取兵饷自肥，毛文龙一直向朝廷虚报兵数。所以，册报十五万的精兵，真正能成军的仅有两万人。由于后金势大，明朝与朝鲜陆上往来断绝，只能由海上往来。为此，毛文龙海上设卡，对来往船只索要“税金”，利润丰厚，使得毛文龙及其部下将校一下子发家致富，生活奢靡，俨如帝王。毛文龙本人拥金银财宝无数，美妾九人，侍女如云。有巨财在手，他一日摆宴五、六次，每宴精馔百余品，奢侈无度。

这还不算，毛文龙不断与后金密谋，想要袭取朝鲜，并为后金攻下山东。由于努尔哈赤突然病死，联系中断，而毛文龙在皮岛的兵民数十万皆靠内地及朝鲜供给，他害怕自己被切断供应，所以暂时未叛。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毛文龙积极派人与后金读判，试图与后金联手，他自己独霸山东、朝鲜，让后金占取山海关。

由于后金使者到皮岛被明朝中央派去的户部官员发现，毛文龙被迫执送后金使者入京，此举使得皇太极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双方的谈判进程停止下来。

毛文龙还是吹牛大王。天启五年的镇江之役，虽然只生俘六十多人，杀七十多后金兵，他上报说：“斩虏首五千余颗”；后金派兵追杀毛文龙，他丧兵五百多人，狼狈逃至朝鲜，却上报说自己“一日七战，胜败相当”；天启二年，手中只有四千老弱残兵，毛文龙吹嘘自己有“精兵三十万”；天启三年，他谎报自己提兵由朝鲜深入后金腹地，以一千兵杀后金兵二万人，夺马三千匹。同时，他夸海口，表示说，如果朝廷给自己每岁一百五十万兵饷，他两年即可平灭后金；天启五年，明廷太监王敏阅视皮岛，毛文龙册报兵员十七万，得到饷额六十万；崇祯元年，朝廷派员实地调查兵数，查证能战为兵者仅二万八千人。而且，毛文龙为了虚报战功领赏，往往将被后金人强迫剃发的辽民杀掉，上献首级冒功。所以，连朝鲜人在忍无可忍之际都数落他：“都督（指毛文龙）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后金）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后金人）而谓之六万（首）级，其所奏闻天朝（明廷），无非皆欺惘之言也。”

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为了加强山海关的正面防守，将旅顺以西划归宁远，旅顺以东划归东江，实际上压缩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辖治范围。同时，袁崇焕把东江饷道从原来的登莱而出改为从宁远而出，这就堵住了毛文龙冒饷的漏洞，同时严打了他在海上的走私贸易。

袁崇焕对毛文龙冒饷以及潜通后金一事一清二楚，便以阅兵为名，泛海与其相会。当时，袁崇焕并不想杀毛文龙。他与毛文龙欢饮数日，商谈军事，并提出设监司、更营制、杜绝海上走私等主张。毛文龙坚拒不从。于是，袁崇焕暗示他可以“光荣”退休。这位毛大帅大大咧咧回答：“我先前倒想回家退养，但现在朝中大将熟谙辽事的，惟我一人，灭奴（后金）之后，趁朝鲜衰弱，我准备发兵灭其国家。”见毛文龙有割据朝鲜自谋的意思，袁崇焕下定决心要杀他。

于是，袁崇焕以邀毛文龙在山上观将士射箭为名，把他请到自己帐中，事先设下了埋伏。由于在自己地盘内，毛文龙不疑，率将官兵卒上山。入帐前，其手下士兵均被袁崇焕卫士拒于外面。

坐定后，袁崇焕首先说道：“毛公海外重寄，为国辛苦，当受我一拜！”宾主交拜；他又向跟随毛文龙入帐的数十亲信将领表示：“君等积劳海外，请也受我一拜，望诸君为国尽力！”众人皆顿首还礼。

袁崇焕落座，忽然变色，诘问毛文龙为何不服从朝命。毛文龙也气，心想这位袁爷脸变得这么快，不给自己面子，马上高声抗辩。

袁崇焕起身，厉声责叱，命卫士剥去毛文龙冠带，把他当众缚起。

毛文龙手下将官人数虽然不少，事出仓猝，皆不敢有所动作。

毛文龙本人仍旧怒气勃勃，跳脚高叫。袁崇焕站定，手执尚方宝剑，一一历数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数毕其罪状，毛文龙丧魂落魄，哑口无言，只得叩头乞免。

袁崇焕厉声询其部将：“毛文龙罪状当斩否？”这些人皆被震住，皆惶怖惟惟。

于是，袁崇焕命人把毛文龙推出帐外，以御赐尚方宝剑立斩其首，宣示其罪。

“（毛）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袁）崇焕威，无一敢动者。”

转日，袁崇焕命人取棺厚葬毛文龙，具牲醴拜奠，哭言道：“昨日斩尔，朝廷大法；今日祭尔，僚友私情。”然后，他分毛文龙手下二万八千兵为四协，分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掌管。接着，袁崇焕犒劳军士，尽除毛文龙虐政。

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至。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百分百可能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附于袁崇焕传后，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的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寇，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人们可能奇怪，山海关是后金（清军）入寇的必经之路，他们又怎能绕到蒙古人的地界到达内地的呢。这，还要简述一下蒙古诸部的情况。

瓦剌的也先被杀后，鞑靼部复起。孛来拥立脱脱不花之子的不麻儿可儿为“可汗”，由于此人当时年少，称之为“小王子”。此后，相沿成习，明人把蒙古部可汗均称为“小王子”。明成化年间（1474年），作为元世祖七世孙的达延汗（《明史》中仍称之为“小王子”）一跃成为蒙古诸部共主，重新统一了蒙古。

他死后，蒙古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以及漠西的瓦剌蒙古三大部分。

漠北喀尔喀蒙古由达延汗幼子承继，其有子七人，多受分封，称为外喀尔喀七部。

漠南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由于东部的察哈尔汗是达延汗长孙博迪之后，所以名义上他是全蒙古的大汗。西部是达延汗第三子的后裔，据有鄂尔多斯。期间，又有土默特的俺答黑马冒出。这些人相互攻杀，最终俺答汗脱颖而出。他西取青海，东并朵颜卫，势盛一时。由于想从经济上得到好处，俺答在隆庆年间（1570年）对明朝称臣，受封为“顺义王”。这样一来，除了每年得到明朝巨额赏赐外，他又可以从互市中得利。俺答还建筑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以吸引汉人定居者。

察哈尔汗受俺答势力压迫，被逼东迁至辽东西拉木伦河以北，不时骚扰明朝边境。

传至林丹汗（明人称为“虎墩兔憨”）时，部众强盛一时，相继征服喀剌沁等诸部，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林丹汗自号“四十万蒙古”的主人。

明末时，蒙古沿边强部有三：察哈尔、喀尔喀（内喀尔喀）以及科尔沁，他们名义上的共主自然是有“黄金家族”血统的察哈尔汗。本来科尔沁诸部一直与女真叶赫部联合攻击努尔哈赤，皆大败不果。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后，科尔沁蒙古首先来附。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击败喀尔喀最强的宰塞，迫使喀尔喀五部听命于已。但这些人“时好时坏”，由于贪图明朝赏金，喀尔喀常常掉头攻袭后金。他们对后金无信，对明朝也无信。王世贞广宁大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诸部违约不至，没有夹攻后金所致。

西征蒙古诸部的林丹汗日益强大，但对诸部无恩，最终使科尔沁部完全投入后金怀抱，并连兵一处，在龙安塔（今吉林农安）大败林丹汗。林丹汗乃“黄金家族”嫡派子孙，不搀假的元室帝胄。他有勇有智，经地数年经营，雄踞漠南蒙古。可惜的是，既生瑜，何生亮，林丹汗活的不是时候，他准备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时候，后金方兴未艾，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龙父虎子，使得林丹汗在东北遭遇到极大阻力。林丹汗此人智商高，情商低下，血液中流淌的满是铁木真的残暴和自以为是，向蒙古诸部巧取豪夺，咄咄逼人，使得其主领的察哈尔一部不仅没有向诸部催生“大蒙古”的凝聚力，反而形成离心力，使得科尔沁、阿禄等部蒙古纷纷投向后金。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居，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英主”，威胁对方不要攻取广宁，否则将兴兵斗抗。其实，“四十万众蒙古”是个传统的概念性数字，泛指漠南漠北大蒙古，如同中国皇帝自称“华夏之主”、“九州之主”

一样。努尔哈赤较真，回信中狠狠嘲笑林丹汗一顿，历数他们元朝当初从北京逃窜时的惨状，“揭发”蒙古的“四十万众”早已丧失天几，并讥笑林丹汗不过是个贪图明朝钱财赏银的“无赖”。发信后，努尔哈赤果断出击，一举攻克广宁，林丹汗也未敢报复，远避后金兵锋。皇太极继汗位后，三征林丹汗，万里追击，终于在天聪六年（1632年）秋天把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完全击溃，倒霉的汗王本人则远遁至藏地，失去了大本营老窝。一年多后，穷途末路，众叛亲离的林丹汗因发痘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妻囊囊太后与其子额哲穷蹙来降，并携传国玉玺来献（此玉玺号称是传自汉代，不一定是真），漠南蒙古全部臣服于皇太极。

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宁远锦州等地两次遭受挫败，本来蒙古诸部均有机会翻盘击走女真人，均因为内部分裂，丧失大好机会。喀喇沁三十六部蒙古人受察哈尔蒙古人挤逼，向明朝求助未果，便全体投附了后金。如此，察哈尔部不仅被孤立，明朝蓟镇边外千余里也顿失屏障。正是在蒙古人引导下，皇太极才能深入明朝腹地，他边收降残余的蒙古部落，边扑至北京城下。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骇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国难，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艰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的皇太极施用“反间计”。恰好营中有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个人趁黑坐在这两个先前在城效牧马厂抓获的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

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才没有当时叛变。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在狱中，袁崇焕做《狱中对月》一诗：

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

囹圄中，大英雄更忆亲人，作有思念老母的《忆母诗》：

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厚可乐，读书今日反成空。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

最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剐于北京闹市，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大学士钱龙锡减死戌边，劳改十多年。（同为大学士的温体仁受过毛文龙不少好处，他也落井下石非要置袁崇焕以死）。

袁崇焕一案，天下冤之。但无知的北京市民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位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出钱买肉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多少年后被一个女真鞑酋当“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是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临刑口占》：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凌迟袁崇焕——即使蒙冤，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崇祯帝大错之二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明朝“副处级”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采白石以弃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请悉为皇上言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上面讲述人民苦状）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天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讲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惨状）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讲人吃人的惨景）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弭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讲陕西一地的盗贼集中原因）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正规官军如果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杀人魔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青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刑侦干警），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只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基本上与时下乘坐公家豪华小轿车之余占用司机为自己开车同时拿交通补贴的行为差不多。过份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

（由于“闯将”的名号，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转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

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

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窜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与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贼头，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们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

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杀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

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叛乱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应该交待一下的是，当崇祯朝臣尽力剿杀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崇祯四年（1631年），得知明军在大凌河中左千户所（距锦州四十里，今为大凌河镇）加紧筑城的消息，为防止明朝藉此步步推进，皇太极亲自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

当时，城内仅有一万四千多官兵及一万多平民，守城明将是祖大寿和何可纲等人。由于经过数次攻城挫败，后金已经在战法上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急于以人肉作为代价拼死攻城，十分耐心地坚持“围城打援”战略方针，在把大凌河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同时，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止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内明军奔逸逃出。更为重要的是，后金军队也拥有了自己的“红衣大将军炮”。用于此战的，有这种大炮四十门，威力相当大。如此一来，先前明军在热火器一面倒的优势已经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占据上风。

明朝派出四万大军来援，结果在锦州东南的长山山口遭受后金截击，恶战之下，明军不支，三十三员将领以及四万精兵被后金全歼。

即使如此，祖大寿仍旧坚守孤城。几个月后，大凌城内开始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最惨，他们首先被军士当作“军粮”吃掉。

皇太极也不着急，十拿九稳之下，他派人劝降。由于先前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在攻打北京撤退时尽杀永平、迁安的明朝降官，祖大寿等人不敢投降，深恐降后仍不免于一死。

皇太极展开攻心战，“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妄杀一人”，并告诉祖大寿乱杀人的阿敏已受幽禁处分（这倒是真的，此人乃“四大贝勒”之一，因其威胁到皇太极地位，故借此故被幽囚）。

思前想后好一阵子，祖大寿暂时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可怪的是，守城诸将，除何可纲以外，这些与后金血战多年的汉子们都愿意随祖大寿投降（明帝杀袁崇焕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冷了这些人的心）。

为了取信后金，祖大寿等人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双方军将的面，把这位英雄砍头。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

当晚，祖大寿亲自出城，入皇太极“御营”谒见。诸贝勒一里外相迎，待之非常恭谨。行至帐前，皇太极本人出帐迎接。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在民国初的北京、天津市面上还可见到――两大老爷们见面，拱手打揖后，趁前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相抱交头，难看至极，简直在今天人的眼里就是大滑稽。但在当时的女真人眼里，此礼乃见客的最高礼仪。二人入帐后，皇太极亲自斟酒递与祖大寿。

对方饮毕，也酌酒跪献，表示降服。

转天，皇太极听信祖大寿建议，命八旗诸将率四千多人着明军服色，跟同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作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自己相互失散，不果而还。为此，祖大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清人自己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表明这位“太宗”事前诸葛亮的英明）。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带二十名明军前往锦州。

祖大寿回锦州后，派人至后金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希望皇太极善待其留在后金营中当人质的子侄。皇太极无奈，反正破大凌河城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率兵回返。十年之后，祖大寿才真正归降皇太极。但他的儿子（一说是其养子）祖可法对后金百分二百的真心孝顺，为皇太极出了无数上好的“坏主意”，他在《贰臣传》中“名位”也远远在洪承畴和祖大寿之前。

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邱巡抚上奏崇祯帝。由于边地需要祖大寿这样的勇将，崇祯帝没有下令杀他，下敕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一直不敢入京，皆借故推辞。但观其日后所为，他确实断绝了与后金方面的联系，一心守土，直到锦州大战时才真正降附满清。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初，因愤恨巡抚孙元化征兵渡海，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原先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三人均为辽东人）在登州叛变，乘船率万余兵士及家属在镇江向后金投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待以厚礼，立封孔有德为都元师，耿仲明为总兵官，让二人在朝中与八和硕贝勒共列一队朝见，以示殊宠。同时，明令二人自领所统汉军，具有类似旗主的权利。日后，皇太极称帝，封二人为王爵，专为他们所统汉军设汉军二旗，成为日后汉军八旗的前身。皇太极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一是用汉将统汉兵，这些人熟谙水战，深晓地利，成为满清的鹰犬前驱，二是汉军人旗（以及蒙古八旗）的建立，可以削弱满州八旗旗主这些人的独尊地位，对他们予以牵制，更增加了皇太极一人独大的不二地位。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洋洋而去。

崇祯帝大错之三轻信农民军投降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贼。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军中“政委”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一半象上面的，一半象《智取威虎山》里面的：

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引者）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修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平贼经验，四战之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河南全境遭受劫害，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

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

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贼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瓦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

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颖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轰哄而至，杀掉当时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

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已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让兵士把小宦者们轮奸（鸡奸）后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看见小宦者们个个捂着屁股双眼哭成鲜桃，非常恼怒。再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在当地，以泄胸中愤恨。

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几十万人忽来忽去，似蝗虫一般，到哪里就把哪里吃个干净，抢个干净。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出生天，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二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如此大贼头被擒，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

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杀掠。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只农民军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军击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糜。吃足抢足之后，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击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皇帝在阴间估计也找不到木头做家俱了）。

身任总指挥的明廷兵部张凤翼要谋无谋，要胆无胆，虽然手中有尚方宝剑，也调动不了胆战心惊的明军将领，眼巴巴看着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由于皇陵被毁，诸近京县城遭受严重劫掠，兵部尚书张凤翼和总督梁廷栋深知罪责难逃，在崇祯帝派太监要他们项上人头前双双服毒自杀，总算死得舒服些，免去砍颈之痛。

同年秋，皇太极说话算话，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军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这位绝望的朝鲜爷们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由此，清朝再不用耽心朝鲜反复，又可从这个“大仓库”

征调无数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崇祯帝大错之四误用杨嗣昌按倒葫芦又起瓢。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满清虎视眈眈的危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点不错，内部不安，何谈对付外来异族入侵。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银），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大平闽地的海贼。

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仅恃郑芝龙，平灭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想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公公到后，身为“中央特派员”，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托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

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自己大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有个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二千多携“高科技”火器赴任。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桀傲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正文 [ 北京皇气黯然收 ]-2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当土匪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冠，可谓千载一时。

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痒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

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并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

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大贼头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卖，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

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为狡猾，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

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秘奏，希望朝廷下令这些贼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

对此建议，明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满洲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及不过来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扯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讬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讬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政委”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满清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这位白晰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望风丧胆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满清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满清军正面交战。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好玩，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

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钜鹿附近屯兵。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为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请求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末（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箭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高起潜公公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卢象升诗词均做得很不错，其《前调》一词，壮怀激烈，有岳武穆遗风：“搔首问天摩巨阙。平生有恨何时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来独洒忧时血。画角一声天地裂。熊狐蠢动惊魂掣。绝影骄骢看并逐。真捷足。将军应取燕然勒。”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这还不算，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

人虽众，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清军此次入口，还围攻高阳，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前阁臣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年逾古稀，仍旧奋髯而起，率全城人民抵抗。血战两天后，老夫子被清军抓住。他望北京方向叩头，乘守兵不备，投缳自杀。其子侄孙子辈近二十家族男性，皆与清兵格斗而死。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

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满清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穷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个银子真正用于“练兵”。更坏的后果时，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大跃进”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贼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滑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扇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当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哄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

“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

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

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买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的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县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

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张献忠大贼头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苍惶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左良玉悍将，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大贼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连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贼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其死敌。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详情见本书《徒持金戈挽落晖》）。

四川处处陷没，贼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贼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妆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贼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苍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丽壮伟的襄阳王宫倨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瘫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

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一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同时，他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日夜供弟兄们奸淫，开拔前皆杀而食之。

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朱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朱金星是犯法被贬戌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在当时几乎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

，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

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于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

别人逃的了，福王没有这福份。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

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贼不屈，英勇就死。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

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农民军中各行各业能手应有尽有，几个昔日大厨子出身的兵卒闻言踊跃，持刀上前，轻刮细剃，先把福王身上毛发尽数刮干净，然后拨去指甲，以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干净后，送大闸蟹一样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肥肉与鹿肉齐飞，汤水共花椒一色，终成一顿美餐。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明史》中记载他“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碎，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

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清初，其子杨山松不是省油灯，又作《孤儿吁天录》，极力掩辩，谓其父乃正常病亡，不是畏罪自杀，想左右写《明史》的清朝史官看法。可幸“馆臣未受其误（导）”，并未把杨嗣昌描写成“有劳无过”的忠臣。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

老张真是黑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势如破竹之下，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昌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青妇女挑出送入军营轮奸，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由于人太多，贼兵杀得胳膊都肿，于是想出一计，开汉阳门假装放人。百姓以为可逃性命，纷纷从此门奔出，张献忠贼兵以铁骑蹙逼，把数万人挤入江中淹死，“自鹦鹉洲达于道土洑，浮尸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数十万武昌人民，被贼军尽皆杀死。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伪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崇祯帝大错之五松锦大战错误指挥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满清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统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汉奸卖国贼”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满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已，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

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为此，祖可法、张存仁这几个汉奸立刻忙乎起来，先在义州修城，以此为前哨，屯田练兵，为将来的大战保障稳固的后勤支援。义州在广宁与锦州之间（距锦州仅九十里）。

于是，1640年夏，皇太极本人亲自到义州一带观察地形，并率军杀至锦州，用红夷大炮猛轰城内明军。趁明军闭门严守不敢出之际，清军把城周的粮食尽行割光，运回义州作为军粮储备。

义州这个重要战略要地，明辽东巡抚方一藻三年前就上书朝廷建议重修，无人过问。至此，反而成为清军的攻击落脚处。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流贼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满清军。

洪承畴确实是明朝少有的真正有将略的文臣。他到山海关巡视后，立刻抽练兵卒，置精兵于山海关之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以能将吴三桂为总兵官，信用辽东本土将官祖大寿等人，在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卫、中后所、中前所等八城屯精兵近八万人，大大加强了宁锦防线的实力。

面对汹汹而来的皇太极满清军，洪承畴审时度势，在得知吴三桂等一万明军分赴松山、杏山驰援消息后，他又下令总兵曹变蛟、马科等人率二万人出关，于五月十六日抵达宁远。

先行抵达杏山的吴三桂非常勇敢，率军与清军交战，可惜先胜后败，几乎陷没于阵，数千明兵被杀。

清军此次攻围宁锦非常有耐心，已经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并定期三个月轮换士兵，保证士气和进攻能力。同时，清军按部就班，逐步清除锦州城外的明军堡垒。

锦州城内明军并不示弱，屡屡出城与清军交手，双方杀伤相当，谁也不占大便宜。

清军、明军双方源源不断运粮运攻具于宁锦，大打消耗战。

在环围锦州的情况下，清军仍多疏漏，近两万石粮食在交战期间被明军运入城内，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

七月间，洪承畴本人自率曹变蛟、马科、吴三桂、刘肇基四位总兵官带兵四万至杏山，与清军大战，吴三桂一部独胜，清军退却。由此，清军全部集中围打锦州的企图受挫，明清两军在松山、杏山与锦州之间形成战略相持。

洪承畴在杏山首战后非常有信心，急忙上奏朝廷，请求派十五万大军以及运送能供一年的粮草到位，才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同时，他调动灵活，为节约粮食，只留吴三桂一部万余人马于松、杏一带，拖住清军，其余兵马即刻回关内休整养锐。他还下令宣府、大同、密云三总兵出关，准备转年待诸军集结完成后毕其功于一役，与清军决战。

汉奸张存仁对满洲主子可谓用心良苦。他发现清军包围锦州有多处缺口，即刻苦口婆心劝说皇太极从严从重惩罚松懈的清将，加强围困，在锦州城外深挖嵌壕，多筑战台，并先取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

皇太极“知罪就改”，下死命令严防明军从锦州以外运粮草等物入内，把城围得水池不通。

由于诱降了明军镇守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头领那木气，两营蒙古兵连家属六七千人向清兵投降，锦州城外一度为清军攻占。多亏祖大寿率兵死战，最终夺回外城。但是，外城不少城垣遭受破坏，锦州防御能力大大降低，基本上明军只能凭内城守御。

胶着之间，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从宣府、大同等地抽调出关的明兵哗变逃亡，乱了好大一阵才抚平。

得知锦州已经完全被清军隔绝，北京的崇祯皇帝十分焦急，怕丢掉这座战略要地，死催洪承畴即刻进兵。无奈之下，洪承畴只能力催各道兵加紧出关，最终于四月中旬齐集于宁远城，共计为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马科、东协总兵曹变蛟、中协总兵白广恩、阳和总兵杨国柱以及王廷臣和吴三桂七个总兵官，共十二万多人。

四月二十五日，明军与清军在锦州以南十五里开外开战，虽然是在地势上以低攻高，明军英勇，清军虽顽强，仍然伤亡惨重。

六月间，洪承畴挥兵六万攻清军于松山，夺其三营，杀伤清兵甚众。从当时情况讲，明军已经取得战争主动权，围困锦州的清军开始动摇。

关键时刻，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将领石延柱献上“妙策”，竭力劝说主子皇太极不要为小败而产生沮丧情绪，把“围城打援”当成作战原则，坚持下去肯定胜利。

洪承畴此时很清醒，他上奏朝廷，决定应该在保持战场优势的情况下，在松、杏一带与清军相持。多年与女真人交手的祖大寿在锦州城内也向京城送信，嘱诫明军切勿轻易与清军野战，即使交战，也应用车阵逼之，使其骑兵不得驰击。

同时，他还表示锦州城内粮食充足，大可支持半年。

战地统帅洪承畴与锦州守卫主将祖大寿如此表示，朝内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坚持速战。这个吏选入朝当尚书的无谋浅视之人被小胜冲昏头脑，力劝崇祯帝下诏催诸将速战速决。崇祯帝偏听偏信，经不住陈新甲激劝，立刻下旨让洪承畴马上进兵解锦州之围。陈新甲为了大张其事，还派出亲信往军中监视，死催出兵。

松山之地，位于锦州与杏山之间，实是宁锦防线的咽喉要地。洪承畴得到御旨，不敢不遵，只得下决心在松山与清军展开决战。

由于清兵在锦州南的乳峰山东结营，洪承畴就下令曹变蛟率军屯于乳峰山西，以斗其势。明军数万大军，在松山与乳峰之间连扎七座大营，遍掘长壕，密排火器，列马布阵，旗甲鲜明。

进围锦州的清军见明军如此势盛，不少人内心十分惶恐。

锦州城内祖大寿敢战，他于八月二日首先开城自城内杀出，与围外入内的明军联手，予以包围锦州的清兵严重杀伤，但宣府总兵杨国柱也在战中阵亡，明军损失不小。

双方大战七、八天，各自损兵折将，基本持平。

身在沈阳的多尔衮坐不住，他不顾自己严重的鼻出血，用大棉花团子塞住鼻子，自率三千精骑，“御驾亲征”，飞驰六天六夜赶到松山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清军不惜血本，后备军预备队一齐上，总共十二、三万人马。与之相较，连同守城明军算在内，松山一带的明军大概也是这个数，双方军力差不多，都无明显优势。

双军相较，就看精神头了。

皇太极在松山结阵。他登高察望，仔细观察许久，与左右满汉将领切磋半天，终于找出明军漏洞：洪承畴明军过于集中，前锋兵甚锐，后守薄弱。于是，皇太极立刻布署，决定断绝明军粮道，下令清军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多处立营，挖壕筑台，围困明军。

如此一来，清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整盘皆活。

如果此时撤兵，洪承畴可能不会损失太大。但崇祯帝不表态，洪承畴只能死扛。当时，大同监军张斗看出些清军端倪，建议分出一只兵马在长岭山驻守，以防止清军包抄明军后路。洪承畴没有采纳。即使如此，他此时趁清军新来援兵立足未稳赌一把大的，果断命令明军即刻出击，兴许还能出奇制胜。但他没有，呆等“战机”。“战机”不来，清军却把杏山、松山切割开来，明军后路被堵。由此，自宁远经塔山运抵杏山的粮道也就塞掉。

明军上下得知此事，军心立刻动摇。

洪承畴不愧是谋划老帅，他本来安排诸将在城内稍事休整后，转天白天倾锐一战。由于马上要绝粮，这就等于“背水一战”，士兵只要有必死之心，在兵力相当情况下，兴许能杀败清兵。

恰恰就在这时，朝廷兵部尚书陈新甲派出的心腹监军张若麒在宁远发来一封急信，让洪承畴率诸将先回宁远就食，吃饱后整兵回战。先前他一直死催洪承畴出战，这节骨眼他又要洪承畴撤军回宁远，完全是瞎指挥。最要命的是，他这一封信，大大动摇了松山城内的各位明军将领，不少人不想冒险，要求率部先回宁远休整持粮，再回来解锦州之围。

洪寿畴坚持已见，诸将议论纷纷。洪承畴无奈，只得自己守松山，听任诸将分道突围。

大同总兵王朴先逃，各总兵趁黑胡乱出城遁走。结果，严阵以待的清军在半路迎头截杀，杀死全无斗志的明军无数。由于夜深看不见道路，不少明军在海边逃走时正遇涨潮，淹死许多。明将曹变蛟英勇，转天深夜，他率所部自乳峰山而下，荡清营数次，有一次还奔入皇太极御营，几乎要了这位清帝性命。可惜夜见昏黑，曹变蛟本人中箭，只得带伤逃回松山城中。

松山、杏山一带，到处都是明军的尸体。明军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大胜之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明廷虽下令范志完代洪承畴为蓟辽总督，逃出的吴三桂又在宁远一带招集败亡残兵，但一直没能再有力量组织一只有力援军，明廷听凭松山、锦州被围。

松山城内，此时还有万余精兵。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以及辽东巡抚丘民仰一共守城。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并无任何明朝援军到来的消息。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别人不讲，曹变蛟乃明朝大将曹文诏的侄子，骁勇绝人，在陕西等地曾经大破贼军上百次，农民军对之闻名丧胆。特别是南原一战，曹变蛟率军攻杀，农民军尸骸相叠，李自成仅与七骑走免，余众皆降。正是由于他的英勇，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时特意带他出关。至此，竟然被奸贼所执，遭满人杀害，明廷又失一栋梁。

曹变蛟、王廷臣两人乃明朝总兵，其实还有求生机会，清将要二人剃头易服，归降清朝。二人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剃！”于是相继被杀。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姓精兵，可称是最厚的老底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松山一失，锦州再也无望。三月八日，祖大寿率守城兵将七千人出降。这一次，他是真降，即刻被送入沈阳。皇太极善待之，并未翻脸杀他。但是，锦州守兵没那么好运，除祖大寿亲信部将数十人以外，几千明军士卒皆被处决。同时被杀的，还有一直忠于明朝的两千多蒙古士兵。这些蒙古人力大，满清兵骗去他们的兵器，以招宴为名，在城外以铁骑逼之，箭射刀砍。蒙古兵再勇武，赤手空拳，打不过刀枪箭矢，皆格斗而死。

继锦州后，塔山、杏山两城，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山海关以外的八座坚城，如今已失其半。

祖大寿入沈阳后，在大清门外下跪请罪，向皇太极表示罪该万死。有汉人降将进言，说祖大寿反复，应该杀掉。皇太极认为可以用祖大寿在日后招降他的外甥吴三桂，不听，仍然待之以礼，让他日后“竭力事大清”。日后，祖大寿一系兄弟子侄皆成为满清鹰犬，为之前驱效力，立功不少。直至顺治十三年，祖大寿才病死，清朝葬以一品官员礼。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他作为人质留在清营的儿子祖可法（有称为其义子），翻蹄亮掌为满清忙乎多年，也在祖大寿病死的同一年病死，当时的爵位是子爵。这两父子，也是明清之间的一个奇观。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降了，剃发后穿满服跪于崇祯殿外向皇太极乞罪：“臣将兵由松山援锦州，曾与天兵数战，大犯天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松山，粮绝兵疲，城破被擒，分当受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臣知罪大，不敢入殿。”

皇太极谕之曰：“彼时尔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之大胜，实乃天意。朕恩养于你，上合天道，望你尽心图报即可。”

洪承畴叩头不止。他随即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与祖大寿均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当时，由于皇太极最宠爱的关睢宫宸妃病死，使这位女真爷们如丧考妣。先前他在松山大胜后匆匆回沈阳，也是为见她最后一面。所以，接见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一批降臣降将时，皇太极还沉浸于悲痛中不能自拔。这位宸妃为皇太极生过一个儿子（皇八子），可惜二岁而殇。崇德六年九月十二日，皇太极在松锦前线正加紧指挥对明军的战斗。宸妃病重消息传来，这位皇帝转天即上路，催马挥鞭往沈阳赶。十七日，刚刚驻马喘口气，听闻宸妃病危，皇太极夜间赶路，纵马奔驰。入沈阳后，得知宸妃已经咽气。大刺激之下，皇太极数日水米不进，神经病一样，二十三日痛哭，一口气喘不上来，竟然昏死过去，差点“殉情”。此后，皇太极每每触景生情，大哭不止。这位宸妃，她的妹妹是电视剧《康熙皇帝》中的“孝庄”孝庄文皇后（即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死后谥“孝庄”），当时，这位“孝庄”是皇太极的“庄妃”。这姐俩与姑姑博尔济吉特氏均为科尔沁蒙古人，皆为皇太极的“夫人”。不过，姑姑是皇太极“大福晋”，即日后的“孝端文皇后”。科尔沁蒙古与后金结姻，原本目的是为了一起抗击察哈尔蒙古（此部曾与明朝结盟）。

皇太极还真是个情种，这么野蛮的一个满清皇帝，因思成病，竟然病入膏肓，转年11月撒手西归，死了。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

的内容。直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皇太极病死前数月，还有件重要事情可表：崇德七年阴历十月，西藏的达赖五世派使者迢迢赶至，奉满清为“正朔”。这件事让皇太极又意外又惊喜，本来他不信佛教，如今他一反常态，一个一口阿弥陀佛，向达赖五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并遣使奉大批珍宝回访藏地，向达赖及班禅示好。

崇祯帝的大错之六犹豫不决的和议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满清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一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犬羊”的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满清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国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

，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清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窜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汉奸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满清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满清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满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

，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责任声称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根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按在他头下。

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力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正文 [ 杀人如草不闻声 ]-1

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

皇帝寝殿。

一位一米八三左右的精瘦汉子，皮肤黝黑，头发细黄，正浑身赤裸地站在御殿寝室的巨大黄金浴盆旁。十余个身着明宫官服的年青貌美宫女，手忙脚乱地帮他揩拭身体，水珠不停地从汉子那细软如鼠毛的发间滚落下来。黑大汉侧身之际，一人多高的西洋穿衣镜中，登时出现一个影像，凸颧凹腮，睁一目渺一目，未瞎的一只眼里面凶斜之光糁人，遍体黑毛，臂膊间青筋毕现——大汉一惊，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警觉令他大喝一声，肩摇腿踢，几个正为他揩身的宫女重重摔翻在一旁。

殿门处卫士闻声飞速赶入宫殿，见大汉余悸未消，一脸惊惶地怒视穿衣镜，卫士长忙下跪禀报：“闯王，那是西洋穿衣镜”。

“知道了！”大汉挥挥手，扈卫立刻消失于殿下。这位北京紫禁城的新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自成。

读过姚雪垠先生小说的人，见笔者的描述肯定大吃一惊——姚先生笔下的李自成，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毡笠，身披红氅，完全是农民起义英雄“高大全”的形象——那种描写，完全是文学的臆想和政治的演绎。甚至连李自成最明显的相貌表征“独眼龙”都不着笔墨，姚老先生太过“美化”这位明王朝的掘墓人。

一位姓窦的掌书宫女卖力地跪伏在巨大的、遍处绣锦飞龙的龙床上，不停吸吮抚摩侍侯这位皇宫的新主人。令人奇怪的是，黑大汉如同先前的崇祯皇帝一样，生理反应极其不明显，一则因为多年的“流贼”生活使这位“闯王”的器官用进废退，二则是因为他当时心中还存有最大的挥之不去的隐忧：崇祯皇帝到底在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京城虽克，明朝的象征人物不落不明，仍旧不算是最终胜利。

两天后，宫里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的“御马”。

农民军士兵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大明皇帝。

在这位三十六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发现有数行潦草凌乱的字体，显然是崇祯皇帝上吊前仓卒所书。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双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上崇祯帝“英明神武”外，崇祯帝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狡黠驿卒成王业李自成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朱常洵烹杀，大军吃过“福禄宴”，休整数日，就提兵进袭开封。

由于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当时正在怀庆地区攻打“流贼”，开封守将也因洛阳告急领兵外出，致使开封城内城守力量薄弱。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自领三万精兵，急行军三天三夜，准备以突袭方式攻克开封。

开封的周王倒不财迷吝啬，他在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犒军赈民的同时，提高赏赐，发榜表示说，“民众有能出城斩贼一首的，赏银五十两”。重赏之下出勇夫，兵民踊跃击贼，争相出城奋击。李自成军大惧，退避数舍。此时，出援洛阳的官军及时赶回，开封终于免于被攻陷。

李自成不死心，亲自骑马到城下观察地形。城上官军发箭，有一箭正射入李自成左眼，镞深入骨，差点把这位农民军头子射死。从此，李自成就成了独眼龙。

开封围解。

此后，李自成与弃张献忠来归的罗汝才合军，自河南西部入湖广，在孟家庄抓住了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前兵部尚书）。贼军押傅宗龙去项城，想让他去赚开城门，岂料傅总督大声叫骂，立刻被杀。项城虽然未下，经此一战，李自成部下又多添了昔日的陕西能战“官军”，势力更大，便开始自称“闯王”。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横扫豫中地区。李自成破叶县，杀守将刘国能；克襄城，杀守将李万庆。被杀的这二人，刘国能绰号“闯塌天”，李万庆绰号“射塌天”

，皆是李自成从前的“革命”老战友。他们几年前投降官府后，耿耿忠心，一直忠于明朝，誓死击贼，终成大明忠义之士。

南阳一战，明朝猛将猛如虎、刘光祚也在与农民军作战中阵亡。李自成名震一方。

在此情况下，李自成开始了对开封的第二次攻击。

农民军围攻了三个月，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年，开封仍攻不下。情急之下，李自成指挥士兵逼迫城外平民在城墙中掏大洞十余个，置火药数万斤。

然后，农民军士兵百炬齐投，就等着城崩杀入城去。

岂料，火药威力太大，天崩地裂一声响后，正纵马擐甲准备杀入城的农民军数千人全被崩成碎肉沫。

崩城未成，自己人大损。这样，李自成二破开封仍旧失败。

傅宗龙死后，明廷任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位汪爷笃信怪力乱神，调兵遣将他不急，先派人把米脂县内李自成的祖坟刨开，并从中捉到一条小蛇，四处张扬，然后千刀剁碎，宣扬说已把大贼头家的风水全部搞坏。

依理来讲，老李家好日子应该到头。可笑的是，李自成没咋的，全须全尾活的好好的。由于左良玉率部逃走，农民军攻克襄城，活捉了挖李自成祖坟的汪乔年，喀嚓一刀，汪总督好日子立刻就到头了。

于是，几个月之内，李自成在豫东地区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战连捷，把开封外围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势在必得。

明廷十分重视开封的安全，马上派丁启睿督帅，总左良玉等部近二十万众，号称四十万，连营黄河岸边，准备与农民军开打。

李自成有谋，为防止出现腹背受敌情况，他先派人化装成官军向开封送信，要城内军队严防死守不可轻出。然后，他集中力量迎前，在朱仙镇与明军开战。

此时的明军，各怀鬼胎，督统丁启睿又无能，面对强敌，未战心乱。大将左良玉率先不战而退，其余诸将一窝蜂四溃，总兵姜名武被俘杀，明军大败。

李自成挟得胜之气，复率兵围开封。

李自成此次围开封很有耐心，他不着急攻城，先拨人四处拨堡陷城，最终把开封完完全全变成一座孤城。

被围四个多月，开封城内断食，人民大量饿死，数目达数十万之多。在吃光牛皮、鼠雀、水草、马松、胶泥之后，守军只得吃死人尸体为食。可称的是，守军就是不开城投降。

无奈之下，明军采取决河灌敌之法，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以冲农民军。李自成当然不示弱，他反决马家口黄河大堤。但双方决堤都没见成效，河水只在城外漫浸，深三、四尺而已。

最后，围久生技，农民军趁阴雨连绵河水暴涨之际，先塞堵东西南三面堤口，然后数万人一起挥锄猛挖，掘开北面黄河的上流堤坝。

如此一来，黄河水洪涛横流，开封城顿时成为水中泽国，居民死伤无数。老弱妇孺不必讲，很快被淹死。开封城中，只有钟鼓二楼、周王王城、以及延庆观几处地势高的地方没有被淹，这几个地方保存了一些居民的性命。不久，这些人中很快又有大部分人冻饿而死或被饥饿的人吃掉。满城尸骸，惨不忍闻。

农民军掘堤时，也有一、两万人躲闪不及，喂了鱼吓。

趁乱，明朝的宗室周王有幸在明军保护下乘船逃走。

开封虽成为废城，但已非朝廷所有。

此后，自潼关入河南的陕西孙传庭部官军复为李自成、罗汝才部联军击败。

河南大地几乎尽属李自成。

一直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流窜的“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北上河南，与李自成会师，农民军势焰张天。

合军后，农民军齐攻汝宁。克城后，杀掉藩王崇王与他一家人后，把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起，用大炮轰碎泄恨。

河南大定。李自成、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联手，杀向湖广。这种行动，“红色年代”的历史学家纷纷夸之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久经旱蝗水灾，千里萧条，几十万农民军只搞杀掠不事生产，吃饭成为当务之急。湖广乃鱼米之乡，粮草才是“领袖”们所想。所以，乍看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般人根本记不住这些人的行军路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如此飘忽的行走飞奔，都以为是农民军出于策略往来奔波致胜，实际上他们是流动抢劫队，哪里有吃食哪里官军弱就杀向哪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称为“流贼”。

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有二十多万，面对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他不战而逃，把襄阳留给了李自成。

农民军乘胜，攻克荆州，杀湘阴王全家人；下承天，击杀总兵钱中选，并刨开嘉靖帝生父的陵墓。（承天就是钟祥）。

夺取汉川、汉阳后，李自成休军，自回襄阳，开始算计起“革命”老战友们。

李自成出手很快，迅速杀掉了罗汝才和贺一龙。他此举真够阴狠。郏县大战，他所率一军已被孙承宗大败，如无罗汝才义无返顾自香山驰下出手相救，反败为胜，他当时就会被官军杀掉。“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为保证自己第一把金交椅的稳固，李自成率先下手，亲手杀掉毫无防备的、当时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做春梦的大恩人罗汝才。罗汝才当时以其绰号“曹操”闻名于世。先前河南一带有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他为应谶言，故以为号。

杀人后，李自成立刻控制罗汝才全部。除少数人投降孙传庭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军队并入李自成属下。

“革左五营”几位头头们闻讯，为之心寒。特别是“老回回”马守应，远远躲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军。“老回回”当时在湖南躲得开，剩下几个头头无奈何，只得听任李自成兼并已军，乖乖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窜掇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伪政权“倡义府”，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但当时并未建国号，也未改元。之所以如此，不是李自成当时不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他铸钱、营殿皆不成。迷信之下，他未敢遽称国号为帝。

当时的李自成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由于农民军四处杀掠，江淮“数千里内，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保定巡抚徐标向崇祯帝说他的“见闻”）。

可见，农民军与官军之间的大规模交战，受害最深的当属地方人民百姓。

陕西“老家”的回归襄阳、荆州、德安、承天陷落，湖广自然不保。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忧心如焚。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他严命身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寻找李自成决战。

当时，明王朝仅剩三大部主要军事力量，其一是辽东部队，但陷在那里堵防满清；其二左良玉部队，但此军军头跋扈，形同军阀，很难指挥；其三就是孙传庭部。其实，如果孙传庭部在西安养锐不动，李自成无论是进攻北京或者南京皆有后顾之忧，可称是对贼军最的大的威慑和牵制。

君命难违，加上陕兵能战，抱存侥幸心理的孙传庭在八月率军出关，其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个总兵，共十几万精兵。由于孙传庭的身份是“督师”

，他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檄调左良玉提军西上，以便夹击李自成。

孙传庭出关后很顺利，很快收复洛阳。如果明军步步为营，胜算还是很大。

但是，北京朝中的崇祯帝死催。由于害怕自己因“逗留观望”被杀，孙传庭硬着头皮向南进发。

李自成自然重视河南军事。他听闻官军出潼关，立刻把湖广一带农民军调往河南。他本人离开襄阳，进入河南。由于在河南当“流贼”日久，他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一清二楚。仔细考虑后，他决定诱敌深入，在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同时，派弱旅诱敌，吸引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连连得胜，交手即克，一连打到了宝丰。此时，他思想麻痹，自以为可以解民倒悬之苦，清君父苦思之忧，天天惟一的念头就是“旦夕灭贼”。

九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宝丰县后，向郏县挺进。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并擒杀贼中名将“果毅将军”。此役中，李自成命悬一线，他本人几乎被明军擒获。农民军奔集襄城。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

李自成智谋过人，笑言道：“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

时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保障困难，运输速度又慢，明军粮草很快匮乏。如果此时他回师洛阳什么地方就粮修整，还不至于失去主动。但胜心益炽，孙传庭觉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命令军队攻破郏县就食。

郏县确实不难攻，很快就落入官军手中。但此处县小地穷，根本没有什么吃食。幸好有农民军丢弃的几百匹运物骡马，被官军宰杀当粮，几天就吃个干净。

明廷闻报，立命山西、河北就近传饷输粮。

孙传庭另一个失着，在于他率军攻克唐县时，把集中在那里的贼军家属几万人杀个精尽，致使“贼满营痛哭，誓杀官兵。”农民军哀兵必胜之气，已经点燃。

李自成严令部下搜掠四境，一粒粮食也不留下，致使官军不可能就地筹粮。

特别有心机的是，他派大将刘宗敏领一军万余人，间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被给线。由此，明军大惊，军心动摇。打仗打的就是给养，如果无粮，大败可期。

孙传庭此时清醒过来。他留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留守，自己准备率陕军回军，想先打通粮道再说。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急眼了，大声叫骂：“你们陕西兵回军，准备先打让俺们河南人在这里饿肚子等着贼来杀，不中！”他们跟着陕西兵也跑。

混乱时刻，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变成了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大溃逃。由于明将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士兵为逃命解开拉军车的马匹逃跑，笨重的军车四散于路，把路堵住，逃跑的官军更乱成一团。

农民军恨官兵在唐县杀自己家属，士气百倍，一路追杀。血光飞溅下，明军有四万多被杀。他们飞遁四百多里，丢失甲仗骡马无数。

孙传庭本人与总兵高杰率数千残兵有幸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逃回潼关。经此一战，陕西王牌军基本报销。

崇祯帝闻败大怒，责斥孙传庭“轻进寡谋”（其实是他自己的决断使然），削去督帅之职，让他戴罪收拾残兵，图功赎罪。同时，崇祯帝升任败入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持“荡寇将军”印，协助孙传庭，以望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对潼关展开进攻。高杰一部先溃（他手下军皆从前的“贼军”），白广恩随之逃跑，潼关失陷。

孙传庭无奈，只得退军渭南。

李自成得势不饶人，合众数十万齐攻渭南。孙传庭知不可免，在预备队打光后，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双双持马跃马，高呼冲入无边无沿的贼军之中，陷阵而死。

人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实为节烈妇人。

可悲的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帝怀疑他未死降贼，竟不予赠谥。

潼关一破，西安自不必说。秦王朱存枢也是那种明朝皇室遗传的抠门精，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愤。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掌握中。

李自成气魄很大，下令诸部四出，稳取三边。明朝总兵白广恩、陈永福一大批高级将领相继投降，宁夏、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皆被农民军攻克。这样一来，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已经是李自成的天下。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他在这里封侯拜将，更定官制，开科取士，真得有那么一股帝王创业开基的气息。当时，李自成已经称帝，并改名为“李自晟”，追尊西夏的李继迁为“太祖”（这招不伦不类很失算，历史上姓李的“皇帝”不少，不知李自成为何攀上鲜卑拓拔部人为“祖宗”）。

历史上真实的李自成，绝不是姚雪垠先生笔下那位爱民如子、胸怀宽广、英俊挺拔的“革命领袖”形象：

李自成每屯（兵），以骑兵一营外围巡徼，书夜更番，除营以次休息。警侯严密，人不得逃逸，逸者追获必磔之。营兵不许多携辎重。士兵各携妻孥，生子弃之，不令举。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咸掠为养子，为奴隶。故（李自成）每破一邑，众辄增数万。每一精兵则蓄役人二十余，其驮戴马骡不与焉。众实五六万，且百万也。

虽拔城邑，不听屋居，寝处布幕，弥望若穹庐。其甲（胄）缝棉帛数十重，有至百者，轻而韧，矢镞铅丸不能入。每战，一骑兵必二三马，数易骑，终日驰骤而马不疲。严寒（时分）则掠茵荐布地，以藉马足。或刳人腹为马槽，实以刍椒饲之（杀人喂马，确实残忍）。饮马则牵人贯耳，流血杂水中。马习见之，遇人则嘶鸣思饮噬焉。

行兵倏忽，虽左右不知所住。鸡再鸣，立起蓐食，备马以俟。百万之众，惟（李）自成马首是瞻，席卷而趋。遇大川，则囊土拥上流，虽淮、泗诸水，乱流而渡。百万合营，不携粮，随掠而食，饱则弃余，有断食断盐数月者。临阵，铁骑三重，反顾则杀之。战不胜，马兵阳（佯）北，官军乘之，（农民军）步兵拒战，马兵绕而合围，无不胜矣。以牛金星为谋主，日讲经一章、史一通。每有谋划，集众计之，（李）自成不言可否，阴用其长者，人多不测也。

其攻城，分昼夜为三番，以铁骑布围，步兵肉薄向城。人戴铁胄，蒙铁衣，携椎斧凿城，得一砖壁即还，易人以进。穴城可容一人，则一人匿之，畚土以出，以次相继，遂穿空旁侧。迤四五步留一主柱，巨絙系之。去城十百丈，牵絙倒柱，而城崩矣。（其攻城方法很独特）望风降者不焚杀，守一二日杀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则必屠矣。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名曰“打亮”。城将陷，以兵周布濠外，缒城者杀之，故城陷必无唯类。掠马骡为上功，次军仗，次币帛衣服，次珍宝。其金银恒散弃之，或以代铅置礮中。屠城则夷其城垣。令后莫兴为守。（李自成屠城成习惯）（李自成军队）立投顺牌四，凡破城，四向负牌至村落。降者既负牌过别村，否则加兵。牌所至，日蹙千里。

（李自成）性惨酷，断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锯体，日以为常，谈笑对之。其兄从秦军来，（李）自成获则杀之。（他）性又澹泊，食无兼味。一妻一妾，皆老妪，不蓄奴仆。无子，以李双喜为养子，（此人）嗜杀更酷于（李）自成。

势如破竹的“东征”

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自统大军从西安出发，杀向北京。除主力军外，他仍派刘芳亮等人率一军为偏帅，进取黄河以南，与主力部队相夹成钳，堵住了崇祯皇帝可能由运河一线南逃的道路，同时又可有效阻止南直隶、山东明军的北援路线。

渡河之后，平阳府不战而降。这样，李自成大军从容向太原进发，并于二月六日包围了太原城。

可笑的是，太原城内的宗室桂王拿出三千两银子募人杀贼，却被山西提学黎志升换成“记功纸票”。都什么时候了，这位贪官还想省银贪扣。

仅仅过了一天多，明军守太原新南门的军将开城投降，太原陷落。太原府众文官一大批人被杀，而那个克扣士兵赏银的黎志升却买通李自成手下，称誉其为“天下文章能手”。此人活命之余，还成为“大顺”朝的考试主审官。

得到太原重镇坚城，李自成自信心爆棚。他此处告布“诏书”，展示平定天下的大志：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阊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恃为腹心；宦官悉噬粮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求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梫 .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

克弹厥猷，臣谊靡颓。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这份诏书，文采确实不错，洋洋洒洒，立意鲜明，言辞赫赫。至于诏书作者，可能是牛金星，也可能是黎志升，还有可能是善写文章的明朝降官张璘然。

二月二十六日，稍事休整，李自成继续北上。

途经宁武时，明朝宁将周遇吉顽强抵抗，给予农民军很大杀伤。克城后，李自成下令尽屠宁武城内人民，以儆效尤。

三月一日，农民军大军抵达大同城下，明朝总兵姜环未作任何抵抗，马上开门投降。他顺便捉住明朝的文官大同巡抚卫景瑗和宗藩代王交给李自成。

李自成久闻卫景瑗巡抚清廉之名，并不杀他，还要用他为官。卫巡抚忠臣，自己在寺庙上吊殉国。李自成想饶卫巡抚，却不饶代王，下令把这位明朝宗室全家杀个精光。

见大同守将向农民军投降，各地震动，明朝将领大多心怀贰心。驻守阳和的宣大总督王继谟本想率亲兵护送库银逃回京师，但他手下的明军士兵忽然奋起哗变，把王总督的银子和好马抢夺一空，挟取后去投农民军。阳和军将投降后，明朝宣府总兵王承胤更殷勤。李自成还未到宣化，他已经派人送来降书。在当地的宣抚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总兵王承胤早已暗派人把城下大炮引信除掉，塞住炮口，使这些守具成为一堆废物。朱之冯哭骂之后，自缢殉国。

自从李自成占领西安，崇祯帝几乎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自知来日无多。

不祥的预感，终日笼罩不去。

从朝臣中挑了半天，崇祯帝只得派大学士李建泰替自己出京督师，以图能抵御住农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李建泰文人一个，无兵略，无将才，因为他家是山西曲沃的豪富，崇祯帝挑他，也是希望他能用家财饷军。当时，大内的官帑，基本山穷水尽。

为大张其事，崇祯帝在北京正阳门（现在的前门）亲自为他饯行，金杯赐酒，手递敕书，赐其尚方宝剑，表示李建泰可斩罚一切级别的文武官员。这种礼遇，比当年对杨嗣昌高出了许多。李建泰自然泣下叩恩，誓死以报。

出北京后，李建泰刚到保定，就被李自成偏师刘芳亮部堵在那里。凭城四望，见农民军旌旗铁甲，连绵百里，马嘶人喊，势大得让李大学士拉了一裤子，马上就决定了——投降。

保定知府不投降，率军抵抗。李建泰为农民军军做内应，终于使得保定被农民军占领。

李自成本来要屠城，宋献策劝说他收买人心，认为如果不大肆杀人，可以更快拿下北京。气愤良久，李自成才收回屠城之命。

后来，满清打跑李自成，李建泰又投降了大辫子军，并被委任为弘文院“大学士”，主修《明史》。由于拉关节受贿，他不久被免官。家居时，大同姜环叛清复反。心怀怨恨的李建泰据太平县响应，最终被清军擒杀灭族。这个反复小人，官虽然大，在《明史》找不到他，《清史列传》等书的《贰臣传》中也找不到他，原来他被编入了《逆臣传》。

垂死挣扎之际，崇祯帝还有两招可想，一是南迁，二是调山海关外的吴三桂辽军入京。

风雨欲来贼逼城之际，崇祯帝确实动过南逃的主意，即以亲征的名义“南下”。

可是，明朝朋党斗争在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也一点儿没有消停的意思。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他们惟恐皇帝跑走后自己会与太子一同留下死守北京，所以没一个人正式出来明确表态。

傻不拉叽的书呆子直臣、时任左都御史的李邦华开口就很冲：“皇上应该留守社稷！”他建议让太子朱慈烺去南京“监国”，分封定王和永王两个王子于外。

这样举措，完全是南宋国亡前的翻版。崇祯皇帝很气，怕大臣们拥太子去南京搞出“另立中央”的事情，就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孩子家（指太子、二王）又能做得什么事！”

廷臣们争吵商议，终日不绝，崇祯帝南逃就逃不成。

这样一来，只有调吴三桂一路可走。但吴三桂部路远，短时间内不能赶到，崇祯帝只得下令先调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入援。刘泽清人品很坏，先是谎称自己有病，得到朝廷赏银后，率部在临清一带抢掠一番撤回原地。唐通还行，率八千士兵很快抵至京城。但是，崇祯帝对将领不放心，派出太监做监军。

此举惹得唐通大怒，拉起队伍回到居庸关。崇祯帝无可奈何。放在早先，他一纸诏书，早就要了唐通项上人头。崇祯帝朱由检确实是一位沉猜之君，任期内曾诛总督七人，杀巡抚十一人。而他手下的十四任兵部尚书，不是自杀（张凤翼、杨嗣昌），就是被杀（陈新甲），或遭削籍，罕有善终者。兵临城下之际，崇祯帝人主的威严顿失。

情急抱佛脚，兵来要花钱。没钱怎么办，崇祯帝只得让勋臣、太监们出钱助饷。这些腐败到根儿的贪官财迷疯们纷纷搪塞，身为皇帝岳父的周奎仅捐出一万两，就表示自己家中再无银两。日后刘宗敏“追赃”，从周奎家抄出现银和金宝一百多万两。内廷太监们心怀怨恨，让他们出银子比割内还痛，有人还在宫墙上写“反标”：“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所以，求来求去，明廷也从官员、太监手里没抠出多少银子，最终只得二十万两的银子，完全是杯水车薪。李自成入京后，大板子大夹子“伺侯”，一下子从这些蛀虫家里弄出七千万两还要多的银子，皆在逃离北京时搬运出走。

明将唐通赌气离京抵至居庸关，对李自成大军可不敢有气。三月十五日，他开关迫降。天险一失，北京城大敞四开地摆了农民军面前。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晚上，农民军前哨已经出现在城下。明朝襄城伯李国桢统三大营京兵在城外迎敌，结果，迎敌变成迎宾和迫降，他带着大批火器投入李自成“怀抱”。

如此关键时候，更为奇怪的是，北京全城所有军队，皆由太监指挥。为了讨好公公们，国家即亡的崇祯帝竟然下令礼葬魏忠贤——他亲手除去的逆阉！原因只为司礼太监曹化淳一句话：“（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如此！”这哪挨哪儿呢？可能崇祯真的相信当初辽东胜仗确有魏公公“指挥若定”的因素吧。

李自成至城下后，派先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谈判。

这位大贼头开始要价根本不高，提出割西北一带予自己，立自己为王，犒军白银百万。如果崇祯帝答应条件，他就退军河南，并表示还可以为明朝内灭群贼，外遏清兵。

崇祯帝召大学士魏藻德计议，老魏深恐自己蹈陈新甲后尘，一直鞠躬俯首，始终不发一言，气得崇祯帝挥袖把他斥出。

忧懑无计之余，宦官张殷屁颠颠跑过来，说：“皇帝陛下不要愁，奴才有一妙计。”

崇祯抓住根稻草，忙问何计。

张殷说：“贼军果真入城，自可投降，肯定就没事了！”

闻言，崇祯帝差点气死，从案上抽出一剑，把张殷公公捅死在当地。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亲手杀人。

可叹的是，北京守城士兵，仅有七、八千疲卒，健锐士兵均在先前被那些派出京城到四地监军的太监们当护卫军调走。北京的宦者们人数不少，城上城下走窜着的有上万人，他们颐指气使，个个都一副“政委”模样。

北京守城开始之际，还有人送饭。小宦者派人胡乱到城上送去几大桶粗饭，听凭士卒以手攒食。十六日以后，送饭的人也不见了，守城士兵竟有不少饿死者。

农民军开始大规模攻城。

崇祯帝手持三眼枪，率数十名宦官在城内转悠了大半圈，均不得出城门，失望而归。

农民军攻彰义门时，监军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引大军入城，齐攻内城。

回宫后，崇祯帝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存一丝幻想。于是，他唤来皇亲新乐侯刘文炳以及驸马巩永固，想让他们带家丁护送太子及二王出城。二人跪地哭诉：“国法素严，我们哪敢在家里私蓄武装家丁。即使把所有仆人带齐，也就几百个人，这些人平素皆不习武，何能出城逃跑时与贼军相抗？”

崇祯帝彻底失望。

无奈之下，他又召首辅魏藻德议事。老魏仍旧一语不发。

绝望的绝望之余，崇祯帝命官人上酒。痛饮数杯后，他先让皇后周氏自缢。

同座的袁妃不想死，遽起离座想逃，被崇祯帝追上，数剑砍死。接着，他手提利剑在宫内自己动手杀掉嫔妃数人后，行至寿宁宫，正遇自己十五岁的长女乐安公主。

三十六岁的朱由检含泪叹息道：“汝为何生于帝王之家！”掩面朝爱女挥剑。

乐安公主一声惨叫，右臂被断，昏死于地。

接着，朱由检咬牙下手，把自己的幼女、时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也亲手杀掉，以免她日后遭人玷污。

然后，崇祯帝拉住已经吓得发傻的太子朱慈烺的手，恸哭言道：“你们今日是太子、王子（二王也在场），北京城破，你们就是百姓小民……各自逃生吧，不要恋我。朕必死社稷，也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你们出宫后千万谨慎小心，见到做官的人，长者呼为老爷，年青的呼为相公。如遇平民，长者呼为老爹，少者呼为老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兵士为长官……”，父子情深，崇祯帝泪下如雨，至嘱切切。

三月十八日夜，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逃上煤山（景山），四望之下，北京城内杀声一片，农民军已经入城。

叹息良久，崇祯帝写下遗言。然后，他与王承恩相对缢死于树间。大明王朝，至此落下帷幕。（崇祯自缢处说法很多，有说是衣帽局，有说是树上，皆无定论。）王承恩大公公陪皇帝同死，其余的大小宦者皆希翼富贵，导引李自成等人入宫，并以极高效率为宫内嫔妃按像貌为标准分出三等，详写姓名于一册，呈与李自成、刘宗敏，以供二位贼头淫乐。

献门的大太监曹化淳文化高，为博“新帝”一笑，他口诵谀文：“万姓归心，独夫授首，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李自成并不买帐，对这些公公们叱责道：“汝曹背主献城，罪应当斩！”公公们跪倒一片，好多人当时就拉尿满裆。

太监杜之秩（居庸关投降）还算脑子快，乞哀道：“奴才们承天顺命，故来孝顺。”李自成当时心情好，没下令杀他们，叱令他们立即滚出城去。

于是，数千大小宦官，狼狈出逃。农民军的孩子兵争相上去拳打脚踏以为戏乐，群呼“打老公”。

昔日的大太监们没那么好运，不少人在随后的“追赃”中基本都被折磨死，算是报应。

至于锦衣卫方面，这些昔日滴水不漏的特务机关，皆作鸟兽散，一个不见。

李自成用于宫内守卫的，是他自己的“龙衣卫”，皆是他老营将士，自己的绝对心腹。对于原先锦衣卫和东厂的中高级头目在京未逃者，李自成下手果断，整家整家予以诛杀，根除殆尽。此举，对京城百姓来讲倒是大快人心。

十九日黎明时分，得意洋洋的李自成从西长安门入紫禁城，手发三箭射承天门匾，矢失其二，仅有一箭中于“天”字下端。

牛金星一旁言道，“真乃天意，此即定鼎天下之意！”

李自成大笑。

入宫后，望见遍地鲜血，袁妃、公主狼籍于地，李自成也叹息：“皇上太忍！”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与王承恩的尸体被发现，李自成等人终于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兵卒们用两块门板把两具尸体抬至东华门荫凉处，买了两具柳木棺（仅值二十串铜钱），把帝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装了进去（一为帝王，一为首席太监）。

两位爷头下皆枕以土块，尸体上蒙以草苇。不久，自杀的周皇后尸身也被放置于侧，可能有宫女细心，尸下垫以锦褥，上覆锦被。

崇祯帝尸体暴露一天后，倒是李自成兵士中有人看不过眼，撤周皇后尸身上的锦被，蒙于崇祯帝尸身之上。

二十三日上午，农民军终于从市集找来两个卖丧敛之物的商贩，有一个稍有良心的小宦者在旁，指挥他们为崇祯帝和周后的尸体穿戴靴帽。

农民军看守士兵在一旁见到崇祯帝空脚穿靴，周皇后脸上无蒙布，就问小宦者为什么这样做。

小宦者熟悉内廷典故，躬身答道：“凤不裹头，龙不裹脚。”可叹的是，这一龙一凤，在九天之上昂首舞爪飞扬，只是一种奢侈、离奇的梦想。

明朝所有群臣中，临“梓宫”而痛哭者，惟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

三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听见东华门方向哭声大震，惊问是什么人。兵卒禀报，乃北京城内老百姓聚集，请求新朝礼葬先帝。李自成很“顺从”民意，加上心情又好，下令可以用帝礼葬崇祯，祭祀以王礼。

有大贼头“口谕”，明廷的光禄寺才敢以祭礼追奠“大行皇帝”。至于昔日满朝文武，敢来祭拜者廖廖，仅有数人来观，也是远远瞻望而已。他们大多惟恐表现不佳，耽误自己在新朝的任用。

四月初三，“大顺”政权派出挑夫三十多人，轮流换肩，把崇祯帝和周皇后的尸身挑到昌平州的田贵妃墓地埋葬。由于新朝态度简慢，极其“节约”，重挖田贵妃墓的工钱都不够，当地十名士绅思恋旧主崇祯帝，凑钱“三百四十千”，勉强雇人挖开了田贵妃墓。

由于崇祯帝的薄皮棺材太过寒酸，当地的农民军监葬小官自作主张，把田贵妃外棺套于崇祯帝薄棺之外，总算凑齐一套“棺椁”。至于坊间传说李自成亲自率众将士哭祭崇祯帝说什么“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等等传闻并以皇帝尊礼下葬崇祯的事情，皆属讹传。首先，李自成没那种“好心肠”，其次，他缺少真正开国帝王的那种修养。

敲骨榨油的“追赃”

李自成入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很快就被抓住。这三个孩子皆着民间破烂衣服，帽子上与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贴“顺民”二字。

李自成本人没儿子，看见这三个眉清目秀的玉孩儿，心中不由自主生出怜爱，安慰他们说：“你们今日即同我儿一般，不失富贵！”他立刻唤人为他们换上新衣。

这几个孩子智商很高，但自他们幼长于深宫，没有经历过世事，说话口无遮拦，回答李闯问话时，言及农民军，还一个一个“贼”字。对此，李自成也不怪。

李自成问太子朱慈烺：“知道你父亲的事情吗？”

太子：“知道，父皇崩于寿宁宫。”

李自成：“你们老朱家为什么失去天下？”

太子：“父皇误用庸臣。”

李自成闻言也笑：“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太子可能是平日听左右儒士教诲，恨恨地说：“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来向您朝贺求官。”

李自成闻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对于明朝官员的贪腐，他本人感触自然不浅。崇祯帝太子之言，无形之中又加深了他对明朝官吏的憎恶。有了这种恶意，加上刘宗敏等诸将的贪婪，才最有可能是导致紧接而至的对明朝北京大官们的“追赃”拷掠的起因。

相比朱棣纂位后建文帝诸臣的殉难，崇祯一朝不是太多，仅仅三十多位臣子，且多为文人士大夫。但这些人的殉节之烈，不愧前人。

世臣戚臣方面，宣武伯卫时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或阖门自焚，或全家跳井；文臣方面，首推大学士范景文，他在壁上大书“谁言信国（文天祥）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后，毅然投井自杀。户部尚书倪元璐，自缢殉国。状元刘理顺，闻贼入城，书绝命辞云：“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山践之，吾何不然！”一家十八口阖门自缢。左都御史李邦华（劝阻崇祯帝南逃那位爷），在阁门上大书：“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仰药自尽。太常寺少卿吴麟征，一直在城上指挥守卫，城陷后上吊自杀。农民军兵士久闻其名，过其门而不敢入内抢劫，叹赞：“好男子，真忠臣也！”户部给事中吴甘来，题诗堂上：“到底谁遗四海忧，朱旗烈烈凤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晓，狐鼠干戈风雨秋。

极目山河空泪血，伤心萍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引佩带自缢于室。兵部主事金铉，投河自尽。其母、妻闻之，泣言曰：“我等为命妇，焉能辱于贼手！”相继投井而亡。其弟殡敛母兄嫂尸之后，亦投井而死……；可称的是，城破国亡之际，紫禁城内宫女自杀者数百人，赫赫烈烈，直让成千上万降臣羞死！

李自成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骇异之下，失望至极。本来，他“建国”之后当大赏将士，如今金银缺少，如何是好！

李自成回想崇祯太子一番话，又有刘宗敏等人窜掇，李自成下令“追赃”。

至于明末清初士人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所记说明宫中有银三千七百万两，完全是臆测和道听途说。崇祯帝再财迷，也知道金银在国亡时只徒为贼军当赏金，他的“觉悟”不会低到那份上。可就这份类似“小说”的记载，被后世无数学者当“口实”，攻讦明廷国亡之际仍吝啬守财。

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乃大太监曹化淳，他一出手就是五万两白银，很让李自成高兴了一把。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文告：“各官俱有次日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抗违逆令者，斩！”一时间，明官纷纷报名晋见。

转天，李自成等人坐于朝堂，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嬉笑怒骂，恩威不测”。李自成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与刘宗敏起身离去。

忽然之间，明朝各官皆被二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众人愕然之余，以为是将要遭受集体屠杀，不少人吓昏过去。大顺兵押送途中，棍棒交下，如驱牛羊。

忽然间，农民军中有传令：“前朝犯官俱送刘宗敏将军处听侯发落”。

于是，这大批人转向，被驱赶至刘宗敏处。当时，这位将爷正拥妓欢笑，饮酒为乐，叱命兵士把朝官押回军营待审。于是，百官皆换上监狱号服，被捆系于军营的马棚待处理。他们饿了一天多，转天才复被带至刘宗敏处听审。

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只让人传令：“以官第献银，一品必须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侯。”

由于官员太多，刘宗敏自己所住的大王府容纳不下，便把其余诸人转送至贼将田虎和李遇的府中。

一时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当作“反革命份子”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

李自成闻报，也觉有些过份，趁集会时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作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说废话！”

李自成默然。

正文 [ 杀人如草不闻声 ]-2

甭看刘宗敏的官衔只是“制将军”，不是“太尉”、“大司马”什么的，其实他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座，根本不买这位哥们“皇帝”的帐。

追赃之际，官员中首遭掠死的，竟然是率京营三大营兵士在北京城外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这个贼臣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平日别的大臣跪禀事议，惟他一人洋洋站在皇帝身边，殊无人臣礼仪。所以，从崇祯帝一直以来信用的诸人名单，就可以看出明朝不可救药：温体仁、周延儒、陈演、魏藻德、李建泰、李国桢。

李自成在北京城外初见李国侦，对他就没一丝好印象，呵斥他说：“汝受天子重任，信宠逾于白宫，依理应该死国，厚脸来降，汝欲何为？”马上就令人把他绑个严实。李国桢痛哭乞哀。李自成骂道：“误国贼，你还想活！”有了这句话，李国桢想活太难。

刘宗敏首先刑拷于他，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终于让这位李爷极痛而死。这还不算完，农民军士兵闯入其家，几百人轮奸了李国桢的老婆和宅子中所有的妇女，然后把李国桢老婆赤条条抱于马上，在大街上边走边喊：“都来瞧都来看，这就是襄城伯李国桢的夫人！”士兵们边呼边大笑，掐乳捅阴，“无辱甚于此者。”

至于陈演和魏藻德两个“大学士”，也该表一下。

陈演是“前大学士”，三月初因谎报战功罢相。他本来想逃离北京，家产太多未果行。听说大顺军索银，他主动先向刘宗敏送去白银四万两。老刘喜其“慷慨”，没有立即对他加刑。稍后，其家仆告发，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农民军掘之，果然遍院子土下全是白银。

刘宗敏大怒，开始大刑伺侯，刑求得黄金数百两，珠珍成斛。即使如此，李自成从北京临走前，仍把陈演与一帮勋戚大臣皆斩首。

大学士魏藻德，明朝状元出身。他以谈兵见拔，但入相后对崇祯帝没有出过任何好主意，只知依从沉默。本来因为他官大，单独囚于一黑屋中。这魏大人死催，隔门缝乞求：“新朝如欲用我为官，就把我放出来吧，别把我锁在这里。”

这一来，反而提醒了刘宗敏。

丧门星刘宗敏把魏藻德提入厅堂亲自审问，首用夹刑，边夹边问：“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魏藻德边嚎边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刘宗敏大老粗，闻言也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崇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于是，刘将军亲自下堂，用力扇了魏藻德数十大嘴巴。士兵见状，夹棍猛扯，老魏十指皆断。

惶急疼痛之下，魏藻德大呼：“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

刘宗敏听了高兴，唤人立取其女，奸污后送入军营，听凭军士轮奸。

但是，对于献女的老魏，刘宗敏更加不屑，严命兵士加紧拷掠。一共“伺侯”

了六天六夜，最后魏藻德脑袋被刑板夹裂，脑浆流出而死。

魏藻德死了，农民军又把他儿子抓来索银。小魏叩头说：“我家里确实没有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银，现在他死了，哪里去找银子？”

农民军小头目听他这样说，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袋。

明朝的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官员最倒霉，他们家中油水实在拿不出，多被刑掠而死。

刘宗敏在大门口立数十剐人柱，杀人无虚日，无论官员、富民、居民，只要看上去家中有钱，肯定会被请至此处挨刑。

可笑的是，刘宗敏等武将府署日夜夹掠刑求，牛金星那里大兴“文治”，他出题定格，举行大考，为新朝“求贤纳士”，考题有三：《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一时间，顺天府儒生纷纷乞考，填拥于市。有少少倒霉的，由于衣冠鲜亮，被兵士捉去拷掠求银。

经过数天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

七千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十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两千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七千万，酷烈可知，不亡才怪。而且，这笔巨大的数字，绝非仅仅从明朝官员身上榨出，也出于北京每户细民之家。

李自成进入京城后，马上传点大群戏子和裁缝入宫，天天换新衣，日日听小曲，很是暴露了这位“伟大农民领袖”的低俗趣味。他在吃饭方面极不讲究，惟吃少许米饭拌干辣椒，佐以烈酒送饭，不设盛馔。器物方面，李自成皆用昔日营中的粗陋军器，对于宫中龙凤诸精致器皿，他眼神不好，总觉“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龙腾凤跃，很感不祥，所以从来不用。

农民军士兵自然对待“文物”也不爱惜，他们以皇宫中精美巨大的宫窑花缸做马槽，拆精木门窗烧火为炊。看见内库中有珍稀巧雕的犀牛角杯，士兵们把大点儿的用于捣蒜，小点儿的注入豆油当灯用，一无所惜。

见刘宗敏等诸营皆富，李自成的“老营”只得粗米马豆当粮食，这些“长征”

老干部们怨声载道，觉得“闯王”不够意思，于是私下相率出宫淫掠，遍入民间房舍抢财奸淫。仅安福胡同一地，一夜间被轮奸致死的妇女就有三百多人。可称的是，李自成本人不是很好色，一直不喜欢“弄那事”。他在皇宫中仅幸掌书宫女窦氏一人，卫兵们称之为“窦妃”。

客观上讲，如果讲李自成入京后啥正事没干，也是胡说八道。当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所有地区以及湖北、江苏大部地区，皆是“大顺”政权辖地。

在不停选派对地方实现真正管辖的同时，李自成派出部分军队南下，准备彻底消灭残明军队，一统天下。而且，大顺军初入城的前十天左右纪律特别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后来，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何，李自成只得“亲征”。同时，他下令在平则门处决了以大学士陈演为首的明朝大臣一百多人，并派兵把北京城内拷掠而来的银两整车整车运往“西京”（西安）。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他戴绒帽，一身蓝布箭衣，打扮朴素。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二十万），还有吴三桂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三个儿子，均派人严加看守。

山海关前的惨败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国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

，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对此没有做出反应。三月初，农民军兵临城下，吴三桂接诏弃宁远，往山海关方向移动，清国上下大为兴奋，准备借机南取中原。清国汉人“大学士”范文程连忙献策：其一，可入边直取北京；其二，昔日以明朝为敌，此次入关后的敌人是农民军；其三，明朝积弱，必定灭亡，一定要趁此百年不遇的机会占领中原，特别是河北地区。

多尔衮大为赞同。他下令在国内征兵，男丁七十以下，十二岁以上，必须从军，可以说是倾国全力而来。同时，多尔衮还听从范文程建议，严肃纪律，力诫兵将进入明朝国境后勿再象以前那样只顾杀掠，要以安抚为主。

松山败后，由于极需人才，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使用，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吴三桂很知报恩，整日训练士卒，加强城防，把数千士兵扩展为数万人，器械一新。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很想做明朝耿耿忠臣（当时他也不可能因舅而降，因为其父吴襄在北京，且受崇祯帝信用）。吴三桂离开宁远前，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中前所（今绥中前所）以及前屯卫。山海关之外，只有吴三桂孤军奋战，死守宁远孤城。

明廷下诏，指示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当时确实闻命即上路。临行前，吴三桂下令把宁远城中的所有建筑皆烧毁，以免资敌。但由于宁远城内兵民相加共五十万人，人多物多，全部迁徙入关非常费事。沓沓而行，一天只能走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吴三桂此时真很“仁义”，大有刘玄德当年之风。话说回来，他此举也是“妇人之仁”，君父在京，岌岌可危，最要紧的是回援回京。但话又说回来，他几万人马赶到北京，面对一百万农民军，也不一定是对手。

吴三桂安顿居民后，率部队急驰入卫，三月二十日到抵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这时候，吴三桂平生第一次真正处于两难地步：孤军穷途，要不投降农民军，要不投降满清。思想斗争并不久，吴三桂就作出了抉择：投降李自成。一来自己老父陷于北京，为李自成扣押；二来大明已亡，新朝甫建，不失为开国功臣。而且，与他同级的有兵有将有城的唐通、姜环等人都已经降附，他吴三桂投附，也算不甘人后，知天顺命。

李自成当然注重山海关方面的吴三桂，入京后即派人持檄招抚，表示他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

于是，吴三桂一路走向北京，一路大贴告示安民：“本镇率所部朝见新王（李自成），所过当秋毫无犯，士民不必惊恐。”

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全家性命打算，也“语重心长”亲笔写信来劝（也可能被农民军所逼）：

汝以皇恩特简，得专阃任，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计，而汉高一见韩、彭，即予重任，盖类此也。今尔徒饬军容，选蠕观望，使李兵长驱直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乏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吾君已逝，尔文须臾。……我今为尔计，不若反手衔璧，负锧舆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戮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而尔殆有疑于（赵）括也，故为尔升。至嘱，至嘱！

（还有一说是李自成先派明朝降将唐通带兵持金帛迎降吴三桂并接管山海关）。

行至半途，吴三桂得知了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脏之事，不少暗中逃出的官员遮道哭诉，吴三桂大失所望。当他得知自己父亲也被夹拷的消息，愤怒至极，决定不再入京，怕自入罗网后父子遭杀戮。后人总是渲染吴三桂爱妾陈圆圆（陈沅）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之事是他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前明遗老和满清文人日后为了加重吴三桂“罪行”，故意拿他“冲冠一怒为红颜”说事，以此反衬他对明朝的不忠与对父亲的不孝。

吴三桂与李自成撕破脸，自然要靠近背后咄咄逼人的满清。但当时吴三桂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满清“借兵复仇”。

吴三桂请清军从喜峰口、密云等处入边，自己试图仍旧掌握山海关险隘来牵制清军。

当时，多尔衮所领大部清军的的确确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他听从洪承畴建议，怕李自成农民军烧空抢光北京后西遁西安，正急行军想从蓟州、密云等处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密信，多尔衮大喜过望，立刻改变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吴三桂听说农民军大部来攻，心里发慌，立刻回信要清兵速来助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前军抵达山海关外，在欢喜岭上结营，并与吴三桂进行了过程艰难的“谈判”工作。不久，大军接踵而至，清军共十四万人集结于关外。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将领均心有疑惑，第一是怕吴三桂骗人，第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儿。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和的部队。一片石战役，清军虽胜，但无关山海关大局。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掏心窝子”话：“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白祭天杀马牛祭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二人均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急上墙的生死危急关头，为得清军助力，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作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几十年梦想，一朝成为现实，而且是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这百万雄军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自为前锋，英王阿济格居左，豫王多铎居右，多尔衮自己率主力殿后。

大战开始。

身经百战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他对吴三桂军力估计也不足，以为他只有数千精兵而已。所以，李自成在精神上很松懈，与崇祯帝的太子并骑于高岗之上，悠闲观战。

吴三桂哀兵，呐喊冲杀。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汉人们厮杀在一起，打得你死我活，不分胜负。

斗至中午时分，毕竟农民军一方实力占上锋，吴三桂有些不支，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骇然，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当时的反应不是加紧指挥部队战斗，而是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

身经百战的农民军得胜在即，忽然看见装束奇特的清军纵马而来，嗷嗷乱叫，登时胆裂。又见“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

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三年后都收拾不净。

望着巍巍雄关和遍地的农民军尸体，高兴之余，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杆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即使在此大胜之际，吴三桂仍存复明之心，令人急速入京，告知北京官员士民准备迎接崇祯帝太子复位。多尔衮当然不干，事情不了了之。

北京官民对满清入关之事根本不知道，皆兴奋而忐忑地等待京城重回大明天下。

四十二天的“帝王梦”

四月二十三日，已有李自成败讯传回北京。刘宗敏等人慌忙令士兵搬运兵器上城墙，并拆毁所有靠城的民房以及佛寺。农民军兵士纷纷相聚，不少人放声大哭。确实，温柔乡太短暂了，大祸即将临头。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此时，大军只剩只千骑兵，步兵全部在山海关及沿途被杀。这次败兵入城后，城内大顺兵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特别是北京西城一带，受害最深，被奸污后投井自杀的妇女不可胜数。

吴三桂一家不必讲，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他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

转天一大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礼”，追尊自己老李家七代皆为帝后（估计他只记得上两代）。然后他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李自成先前在西安已经称帝，在进京路上一直称“朕”）。

为了便于逃跑，他草草结束典礼，然后派人在城外加紧准备，当夜把北京城内宫殿及九门城楼尽数焚毁。

然后，他以效天为名，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逃之前，农民军军把皇宫宫内金器和金锭皆融铸成大饼，每饼重千金，骡载数万饼，随军而走。

混乱逃亡途中，崇祯三个儿子均于乱中走散，但李自成始终未加害他们。

北京居民见农民军败走，个个振奋，在城内搜出脚慢未走的农民军或伤兵数千，尽数杀死。

李自成闻之，大怒，立遣数千铁骑往回奔，准备入城内遍屠居民后再把城内烧成白地。恰巧，一家被杀三十四口的吴三桂率部报仇心切，率军已经杀至已至城南，农民军士兵不敢撄锋，即刻掉转马头奔逃，北京由此躲过大劫。

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四十二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士民大喜，以为是吴三桂拥太子而至，纷纷出城摆香案迎接。结果，看见一大群清军，大家惊愕异常，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至于京内昔日的明官们，看见清兵反而大都松下一口气。何者，如果是吴三桂率明军回来，肯定会清算他们“降贼”的罪名。“大清”来了，就无此忧。所以，日后劝多尔衮南下消灭残明，出谋划策的数这帮人居多，纯属民族败类。

多尔衮当然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李自成自北京败逃。消息传出后，各地官民知道他大势已去，纷纷起来杀掉、赶走“大顺”在当地任命的官员，靠近北京的就归顺清朝，南方地区则大多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号。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西安途中，李自成由败生恨，狰狞面目顿显，大肆杀人，只要遇士民凭城拒守，攻克后立刻屠城，鸡犬不留。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没见出他有什么宏图大略，半年时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清军步步逼近。他们先在山西招降了大同的姜环，然后用大炮轰毁太原坚城。

先前降李自成的这位明朝总兵再降清朝，山西差不多皆为清军所有。但在河南方面，清军在怀庆被农民军打败，使得本来正要进取南京的主力清军不得不掉头回河南。此时，如果南明小朝廷趁机攻取山东、河北，日后会大有作为。

南明诸将和朝臣短视，想坐视“贼”“虏”互攻消耗，丧失了拓地发展的大好机会。

由于主力清军杀至河南，农民军很快在灵宝被打败，急忙回撤到潼关。

年底隆冬时分，清军源源不断向潼关外增兵。双方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激战，打了十几天，互有胜负，在喊杀和血拼中渡过了1645年的春节。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转天，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均被集体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呆不住了，南逃有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堵着，只能再去河南、湖广。只要能消灭南明政权，自可拥有半壁河山。

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

李自成撤退途中回望西安城中烟火冲天（两个城楼着火），以为田见秀完成任务，这才满意地放心而去。从此可见，这位“起义领袖”，本性是多么不仁道。

李自成逃离西安，原先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将纷纷降清。白广恩、马科、郑嘉栋等前明总兵纷纷成为满服辫发的“大清”将领。整个西北，只有榆林的高一功是李自成旧部，坚守不降。

从西安逃离时，李自成手下仍有十三万之多。依理，如果他急速行军，抢在清军之前杀往南京，最起码可以把东南一带富庶地区占为已有。但不知为什么，李自成走到河南内却耽误了不少时间，估计是临行前士兵们拖家带口拉金银，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

不久，清军阿济格部逼近，农民军在三月中旬往湖北方向逃窜。清军边追边打，共交手八次，每次均以“大顺”军告输为结果。

李自成部队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吓得这个一直“养寇自重”的军阀率部移向南京。他借“北来太子案”为由，要找弘光小朝廷算帐。大敌当前，他不思同仇敌忾，反而与自己人“窝里反”，左良玉的人品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大顺”回光返照，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集军二十万，准备攻取南京。

清军没有给李自成机会，未等农民军喘息，已经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活神仙”宋献策也投降了清军。

此前，“大顺”的“宰相”牛金星见势不妙，悄悄溜走，跑回儿子牛佺处躲蔽。

由于牛佺降附清军并被任命为黄州知府，没人追究牛金星过去“助贼”的事情，牛老爷子善终于家。满清朝廷中也有汉官惦记他，先后有两名给事中上疏多尔衮，要求清廷逮捕牛金星这个流贼宰相，把他父子处斩。多尔衮不同意，斥训道：

“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此奏殊不合理！”如果不是牛金星在李自成“朝中”官阶太高，如果不是怕惹起前明官员反感，说不定满清还会给他大官作。

湖北、江西等地大败，农民军消耗极大，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这时候，清军多铎部已经自河南商丘和安徽泗州分头行军直扑南京，东下水路因无船也走不了，李自成只好掉回头往西南方向跑，想穿越江西西北部转战湖南。反正流贼当惯了，逃跑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辛苦事儿。

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命令手下军人就地扎营造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就率二十八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而且人数不多，只有数十骑，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农民，后来被极左御用文人们描绘成“地主团练武装”，完全是瞎掰，他们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一直怒气满胸。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几十人的流窜贼军，故而有胆上来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数千“贼军”，吓死他们也不敢出头。

结果，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青山绿水的风景，山上的村民突然出现，纷纷抛举大石往下砸。李自成从骑受惊，人马立刻惊散。

苍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与手下二十多人完全失散。逃到牛背岭，慌不择路，又遇山间小气候的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又有匹好马，勇心百倍，嗷得一声窜出来。李自成毕竟百战大将，反应自然灵敏，就徒手与手持锄头来杀的程九伯格斗起来。

两个人一打，程九伯当然不是李自成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刀来。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忽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

至此，舅甥二人欢欢喜喜，不顾李自成血乎流烂白红脑浆泛滥的尸体，牵马而去。

后来，李自成余部被活捉，地方官府知道了山间的尸体乃李自成，就多次到山中晓谕，表示说杀李自成者受大赏。

程九伯起初不敢自认，后来听说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与自己当天所遇一模一样，才大着胆子出山“认功”。由此，他不仅获赏银千两，还得到清朝总督的“亲切接见”。这时候，程九伯才由山民变为“地主阶级”。

一下岗驿卒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残部刚刚吃饱饭，跑回的一个卫兵哭诉“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一时间农民军满营痛哭。然后，他们化悲愤为力量，这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州县毁庐杀人无数，以泄痛愤。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之说，均是野史逸闻。清初以来无数考家考证推断，确系无稽之谈，把简单之事弄复杂而已。

吃人“黄虎”天煞星张献忠一讲“变态”，现在的人都会联想到性方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也是“变态”的一种，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留存的暴露。这些变态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会认定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贼头，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

此人长就一副堂堂相貌。一日不杀人，这位爷就悒悒不乐。在意识形态影响下，“极左”时代文人们均为农民起义“翻案”，指称说那些记载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而他最能抓住把柄的，是《明史》中《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确实，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只能说是文人的“文科”脑子使然。《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摇黄贼”杀掉和吃掉七八十万，其余皆为满清屠戮。后来，满清把自己所杀的近百万人算在张献忠头上，这是惟一的“诬蔑不实”之辞。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崇祯十六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老张觉得自己搞他不过，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四川方面，有一支曾经参加过“荥阳大会”的“摇黄十三家”组织，是一种极其邪恶的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匪盗，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抱负，只知淫杀抢掠，并对明朝的四川官兵造成极大的消耗。张献忠有这些人在川地内部捣腾，他从容二次入川，越下牢，渡三峡，如入无人之境，克涪州后，直捣重庆。

本来，重庆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张献忠在城墙根下埋炸药，轰隆一声，坚硬石墙坍塌，贼军一涌而入。

张献忠入城后，先剐杀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人，然后又把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洛绑至法场。当时，天色晴朗，空中忽响炸雷。瑞王本人是宗室中人品很好的王爷，本性好佛，属于少有民愤那种。张献忠大笑，大叫：“天若再雷，我当释瑞王不杀。”等了稍许，天竟无雷，张献忠亲自上前砍下瑞王头颅，并杀其家属及重庆官吏一万多人。

下午时分，山城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张献忠根本不怕，令士兵架炮射天，不久即转晦为明。此时的张献忠，杀心不算太重，对被俘的三万七千名明军作如下处理：每人砍掉一只胳膊，尽数放走。于是，操武场上，堆满了三万多血淋淋手臂。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逃出重庆四窜，成为张献忠的“活广告”。诸城士民骇走，望风狂逃。

重庆被陷，张献忠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成都乃二百七十年大明富藩，可惜蜀王也是个财迷（其为人不错，知书达理，崇祯帝呼为“蜀秀才”），不肯拿出王府金银犒军。

经过四天对成都的攻城，张献忠入城。蜀王夫妇、当地巡抚、总兵皆投井自杀。巡抚刘之勃被捉住。张献忠把他绑在校场上，由于刘巡抚是陕西人，贼军劝他投降。刘巡抚大骂。张献忠怒，令人慢慢剐他。刘巡按大声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贼军放箭，把刘巡按剐后射死。

成都失陷后，四川大部分州、府、县应声而溃，很快皆为张献忠所占。当时，四川只有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秦良玉部）以及黎州未下，其余皆非明地。

当时，李自成已败归陕西，他试图派兵来攻，被张献忠打回陕西。至此，两只农民军不仅未再联手，反而公开而坚定地决裂。张献忠小胜后，得寸进尺，又猛攻李自成所据的汉中府，反被“大顺”军击败。但仅仅几十天过后，李自成便弃西安而逃，这样，张献忠的北面就暴露给清军。

张献忠在成都立稳后，建立“大西”国，称帝。他首先娶大学陈演之女（陈演本人在李自成离京时被处决）为皇后，自南门五里外架桥高十数丈，逾城直达蜀王府，遍植彩灯，夜望如长虹亘天，引着宫女彩娥及陈“皇后”入宫。仅仅玩了姑娘十天，张献忠生厌，一刀砍下陈“皇后”脑袋，派人杀尽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算是与“地主阶级”完全划清了界限。

好玩一样，张献忠还“开科取士”，共收取“进士”一百三十人。一夕之间，忽然变脸，把进士们尽杀之不留。其中，“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弓马娴熟。张献忠见此人仪表丰伟，气宇轩昂，服饰华美，一见大爱，以为奇才，立赐刀马金币十余种。数日之内，张大受每日入宫作陪，有时献诗，有时作文，有时丹青图画，张献忠不停赏赐他，共赐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美女十名。到了第五天早上，张献忠坐朝，传奏官禀报：“新状元入朝谢圣恩”。张献忠忽然变脸，自言自语道：“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的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马上把他收拾了！”张献忠最常说的两个词，一个是“打发”，即杀本人：“收拾”

，即杀净全家。其手下听命，马上把张大受绑起杀了，先前所赐美女家丁，一个不剩，皆立刻杀头。

当时，川中各地赴试生员还皆未离开，张献忠假称再试，尽诱其人于青羊宫，进一个杀一个，共杀约万人，士子们所携应试用的笔砚，一时间委积如丘。

杀尽文生后，老张佯称开武科。数千武举齐集校场，皆配发一匹劣马乘骑。

忽然间，巨炮一响，金鼓齐鸣，贼军乘壁射箭，把武举们当成猎物，一一射死。

侥幸未死的，堕于地上，被践踏成泥。

当“大西皇帝”的朝臣更惨。早晨上朝，张献忠打了喷嚏，感觉不爽，立即让兵士把三百多人牵出去杀了。有人劝说，他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有时朝会，老张又会牵出数十巨硕的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大西”建国，全无制度，数十万大军衣食所需，只靠抢劫和搜掠，没有任何赋税政策。但张献忠会铸钱，他下令把从王府和大户抢来的所有精钢及佛像熔毁，铸为“大顺通宝”。其钱肉色鲜亮，光润精致，颜色不减赤金。

对四川人凶，张献忠对川地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却好得不得了。耶酥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由于上献红铜制作的地球仪和日冕等物，张献忠看着新奇，大喜之下，下令把二人尊养起来，日日带在身边当顾问。这二人有幸活着，日后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张献忠残酷杀人的真实“客观”记载（国人一般总是不信自己人的记载，对外国人很相信）。

由于统治残暴，川地郡县人民纷纷反抗。当然，这与大环境很有关系，李自成败亡，南明正权建立，人心所向，皆痛恨张献忠贼寇，各地人民相继而起袭击伪官和贼兵。

大怒之下，张献忠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贼军无不搜及，得男人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官，得女手足四百双者也授“把总”，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贼兵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贼军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贼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言不为后人留畜种。

在蜀王府，张献忠发现端礼门城楼上供祀一个人像，公侯品服，真人皮，内实金玉。他询问蜀宫宦者，才知这是明初大将蓝玉的人皮。当时，朱元璋剥其皮后，全国巡回展示，自云南过蜀，由于当时的蜀王是蓝玉女婿，就把老丈人的人皮留下，暗中供奉起来。

张献忠闻此，灵感大发，顿发剥皮之兴。他平日指令士兵剥人皮无数，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犹如送葬纸人。其手人阻劝，说此种景象不吉利。张献忠很“虚心”接受意见，自己就新创“小剥皮”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自背沟处分剥，揭至双肩，反披于肩头，手法细腻，鲜血淋漓，但不会伤筋动骨。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效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躲入古墓荒坟中苟延残喘，慢慢饿痛而死。此外，张献忠凌迟之刑，必割尽五百刀才能死，数不尽人死，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巧杀之余，群杀之余，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贼军的报功信物，势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贼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自己注记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由此推之，其他可知。

张献忠粗中有细，心思极其缜密。贼军每剿一城，皆大兵合围四方，至次日早晨方如墙四进，边进边杀，务必一人不留。剿毕，扒草寻穴，细搜数日才能回去复命。如有此城漏网逃脱者在别的州城发现，搜剿此城的领兵官就会遭剥皮之刑。

杀人之外，贼军必尽焚庐舍。未尽残木，也要归拢成堆后烧成灰烬，士兵以矛挑清后盾清楚才敢离开。实在有巨大的石雕殿柱烧不了，就用丝绸等物浸满油裹之数层，举火烧之，最终崩坏才放心。

由于百姓中的小儿幼女不能计功，贼军听弃道帝，或衬马蹄，或抛空后以白刃接之以为笑乐。

张献忠之灭绝人性，无论亲疏。其本性好朋友欢宴，常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伏壮士于路，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朋友”们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老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张贼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一日，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仔细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嚎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其爱妾数十，依次被斩杀，或肢解为乐，或烹之为食，或脔之喂狗。他本人还有一数岁小儿，一晚忽怒，亲手毙之，虎狼之性如此。

转至早晨，见小儿尸体横于席间，他又怒左右手下不劝解，立杀数百人。这大贼头最大的特点，是“醉柔而醒暴”，喝醉时常常饶人，一旦清醒就要见血才乐。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这一点，连“极左”时代的文献也不得不承认是实情，只是声称他“面对地主阶级疯狂反扑”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哪里扩大化，是绝杀化！成都居民数十万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发疯一样遍杀遍喊：“杀！杀！杀！”贼军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下令，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由于从各地及蜀中所掠金银太多带不走，张献忠发数千人为工匠，先掘锦江使之改道，然后在河床上凿洞，垫青石成穴，尽埋金宝银块于其中，大概有数千万两之巨。然后，他尽杀工人，让兵士再使锦江回流，财宝就埋在水流之下，名之为“锢金”。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本人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他一声“你！”挑中的人马上被集中。

父母被挑者，子女不敢回顾；妻子被挑者，丈夫不敢回顾。最后，共挑出近四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毙死大半，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驱入江中淹死。自己杀自己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杀了几轮过后，张献忠派人点数，回报说四路军还有六七万人。老张大怒：

“老子哪里用这么多人，只需劲旅三千，即可横行天下！”于是他严督手下将领再杀。“凡领人头目，每日必开报十数人赴死，先疏后亲，亲尽及已，人不自保，莫可如何”（《蜀警录》）。

至西充时，贼军中的昔日投降官兵、被掠平民以及新兵均已被杀殆尽，几十万军兵及家属都被“自己人”杀了，惟余归兵宿将而已。

一日天将大雨，电闪雷鸣，杀人为乐的张献忠忽发狂态，仰天大呼：“天爷爷，你是要我把人杀光啊！”余众闻之悸然。

除张献忠外，蜀中“摇黄十三家”作事与其相类。这些摇黄贼更坏的是，他们杀人以戏乐为主，常常抓小孩数人飞抛空中，军士们个个以长矛接剌，然后看着刀尖上那些小孩手足抓跑似飞状，皆哄然笑乐。还有人专捡儿童头大者，手捉双脚，不停撞钟，看他们钟鸣之间脑髓迸出，乐此不疲。摇黄贼如抓住成年人，便会把人逼靠于树，腹中掏洞，伸手生拽其肠出，用那个受害者自己的肠子把他绑在树上，活活折磨而死。他们有时遍置汤锅，煮人为乐……所以，论惨虐程度，摇黄贼甚于张献忠。张献忠军法酷严，其部下是因畏生惧，不得不执行命令，并发生过其手下几个将领不忍尽杀人民而自尽的情况。摇黄贼人数不多，上下同心，耳濡目染，以杀人为至乐。

张献忠带着几万兵，攻克顺庆（今南充）城，屠杀居民十余万。自此后，由于缺粮，贼军皆以人肉为食，营中腌人肉贮存。自从杀自己人以来，张献忠手下多有逃亡者，有时候整营数千人一轰而散，他也不是特在意。

一夜，张献忠宿于营中，有一鼠窜入其被窝内，惹得他大怒，满帐篷举剑剁鼠，竟不得中。暴怒之下，他下令士兵转天每人必须上交一只老鼠，逮不着的就杀头抵数。结果，贼兵连夜毁屋穿壁，敲仓熏房，转天一大早，辕门处鼠尸堆积成山。张贼号令之严，可见一斑。

此时的张大贼头，想全弃四川，准备回老家陕西发展。他对孙可望等人讲：

“朕得蜀两年，蜀民不附。如回陕得长安，雄视中原，自可图大事。”但他到达顺庆、西充等地后，又命兵士四处伐木造船，声言要攻南京。此举，或许是声东击西，或许是凶狂发狠，或者是穷途绝路无目的瞎折腾，反正张献忠最后的几个月躁狂至极，只有杀人时他才稍感平静。

1647年年初，先前投降清军的川将刘进忠熟门熟路，带着清军在川地追踪张献忠。清军主帅是豪格，得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扎营，他即刻派鳌拜和准塔两位满将为前锋，在刘进忠带领下，急行三百里，直扑张献忠。

当时，大贼头手下还有近十万人，根本不知道清军在附近。有小校苍惶来报，说“鞑子来了”，张献忠很气，上前一刀就砍死了报信人，怒言道：“胡说八道，什么鞑子，不过是摇黄贼罢了。”不久，又有哨探来报，张献忠复杀之。

他不披甲，手持短刀，带着十几个亲兵亲自出大营四处张望。张献忠走了几十米，来到太阳溪边，大摇大摆。刘进忠瞧见大贼头，对满将说：“这就是张献忠！”清军中闪出一神箭手，顺手就给了张献忠一箭，正中其左乳。

张献忠大叫一声，倒地翻滚，痛极而亡。如此惨绝人寰大贼头，死得如此爽利。

其手下见状，立刻跑回大营，高叫“大王死了！”贼营大崩。清军进攻，贼军数万人被杀，仅官校被斩首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马匹辎重尽为清军所得。

张献忠手下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将等人率残兵奔逃，经重庆、遵义入云南，后来多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名义下的将领。孙可望最后降清，李定国却成为南明耿耿忠臣，与满清一直奋战到死。历史的出奇不意，使得后人充满遐思与猜想。

李定国之所最后能“尽忠报国”，正因为他从蜀地掠入军中的说书人金公趾常为他说，此人常把孙可望比喻为董单、曹操，以李定国比为诸葛亮，激发他忠义报国之心。李定国感动：“诸葛亮不敢自比，能学关、张、姜维三人报国，已经足够！”最终他百折不回，直至最终病死，仍忠于大明王朝。而张献忠本人也爱听书，目的在于从《三国》、《水浒》中学兵法、学战略。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力量确实巨大。

正文 [ 徒持金戈挽落晖 ]-1

妇人、孺子的杀身救国明之将亡，不得不亡。世风浇薄，道德沦丧。上层士大夫们寡廉鲜耻，朝中文人爱钱，武人怕死，风尚相袭，华靡承蹈，以至于亡。帝国大厦倾覆之际，"潇洒西园出声妓，豪华金谷集文人" ，虽然满清铁骑的蹄声以及势如燎原火的贼人喊杀声渐行渐近，明王朝的" 中坚" 们仍怡然观望，文恬武嬉，不少人已经暗中与大辫子们和逆贼们暗中通款，随时随地准备献城投附，准备好做异族或" 新朝" 的臣妾。朝代的更迭，于这些人来讲，不仅仅不是身家性命与国家民族创伤的剧烈阵痛，反而是他们益加飞黄腾达的最佳契机。世态炎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忠奸泯渝，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伪季世，大汉民族勃勃不屈的精神，仍旧在不息地脉动。而秦良玉、夏完淳，正是这种精神承继者的典范，一妇人，一孺子，忘身忘家，殒宗赴国，其大义凛然与坚定不屈的事迹，数百载之后思之，仍旧能使人拍案叫奇，目眦皆裂。

巴山蜀水巾帼雄秦良玉秦良玉，乍观此名字，如果是对明朝史不大清楚的人，可能会把这个秦良玉与那个左良玉搞混。左良玉乃男儿汉，官至总兵，携" 平贼将军" 印，堂堂大老爷们，却一直养贼自重，最终还与南明的弘光朝君臣大施拳脚，在进攻南京的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猪狗之才，携数十万明军向满清投降，甘为异族鹰犬。而我们所要讲的主人公秦良玉，红妆妇人，巾帼英雄，多年来为大明朝出生入死，赴边击后金，川地杀逆贼，至死不降，诚为女中丈夫，直可愧杀左良玉之辈。

秦良玉，忠州人（今重庆忠县），生于万历初年。由于其父秦葵乃明朝贡生出身，秦良玉自幼一直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熏陶。忠臣烈士之义，感身报国之情，秦葵一直向子女传授不懈。身为知识分子，秦葵已经有预感大乱将至，常研习兵书，舞剑论兵。他对儿女一视同仁，让秦良玉与其兄秦邦屏与弟弟秦民屏一起读典籍，学骑射。可喜的是，比起兄弟来，秦良玉秉赋超群，文翰得风流，兵剑谙神韵，使得秦葵怃然叹息道：" 可惜孩儿你是女流，否则，日后定能封侯夺冠。

" 秦良玉慷慨朗言：" 倘使女儿得掌兵柄，应不输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和冼夫人（隋明岭南的少数民族首领）".

急赴国难女丈夫定川援辽的功勋天作良缘。秦良玉成人后，嫁与石柱土司马千乘。这位马土司虽是一方土酋，但其祖宗大有名，乃汉朝" 马革裹尸" 的伏波将军马援。郎才女貌，神仙伴侣，二人伉俪情深，夫唱妇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地区（今贵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造反。由于事起苍猝，贼寇连陷重庆、泸州等战略要地，进围成都。

蜀中大震。

作为地方土司，马千乘以三千石柱兵从征，跟随明朝四川总督李化龙讨伐叛军。石柱兵皆持一种特制长矛，矛端呈勾状，矛尾有圆环，攀援山地险峻地形时，前后接应搭接，敏捷如猿。由于他们的矛杆皆以无漆的白杆制作，时人称之为" 白杆兵".依理，马千乘率兵三千从官军，已经尽到了土司对中央朝廷的义务，但秦良玉为解国难，又统精卒五百人，自备军粮马匹，与副将周国柱一起在邓坎（今贵州凤岗）扼守险地，持弓援剑杀贼。为此，明朝总督李化龙大为叹异，命人打造一面银牌赠与时年26岁的秦姑娘，上镌" 女中丈夫" 四个大字，以示表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初二，明军由于连连克捷，上下松懈，置酒高会，庆祝新春佳节。洞晓古今兵法的秦良玉多智，她预料贼军会乘夜偷营，诫嘱丈夫马千乘命令" 白杆军" 严禁饮酒，持矛裹甲，连夜分守险隘。半夜时分，明军官兵大部分醉醺醺的沉入梦乡，贼军果然突然发动袭击。醉梦中的官军一时间四一奔逃。所幸的是，早有准备的秦良玉夫妇所领" 白杆兵" 发起反突袭，叛军先胜后败，惶骇间被长矛捅倒无数，皆转身奔逃。

秦良玉夫妇紧追不舍，追入贼境，连破金筑寨、明月关寨等七寨，直抵杨应龙叛军老巢的天险桑木关下。

明军诸军喘息后集结，齐攻桑木关。由于山险关峻，甲胄衰身的明朝官兵一时束手无策。" 白杆兵" 此时顿显神威，这些士兵的攀援能力本来就高超，又有特别矛钩拥搭连，使得他们在短时间内演杂技一样互相搭持攀挂，与酋阳土司等地方兵配合，一举荡破险关。关口拿下，明朝官军夺门而入。

于是，众人合兵，直捣海龙囤，杀得贼兵血流成河。贼首杨应龙骇然无奈，慌乱中自缢身死，插州之乱平息。

此次平乱，秦良玉、马千乘夫妇" 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为诸司之先，并又获朝廷银牌及色缎等物作为奖励。

大功如此，秦良玉并未沾沾自喜，从不言功，夫妇二人仍回石柱本份过活。

十多年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秦良玉丈夫马千乘死于政府狱中。《明史》记载说，石柱部民状告马千乘，明廷把他逮入云阳狱，不久马千乘病死其中。但他真正的死因，其实是北京万历帝派来的监税太监丘乘云向石柱索取贿赂，马千乘自恃于朝廷有功，不予。这下可羞恼了丘公公，他指使手下捏造罪名，把马土司逮捕入狱，活活折磨而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一下子变成孤儿寡母，秦良玉含泪忍痛。她大义为重，殡敛丈夫后，未有生出任何反叛不臣之心，反而代替丈夫任石柱土司，忠于职守。《明史》中这样赞诩秦良玉：" （其）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双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立" 大金" （后金），开始连连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两年后，萨尔浒一役（战场在今辽宁抚顺以东），明军惨败，诸营皆溃。自此之后，驻辽明军几乎是闻警即逃。

东北告急，在此大背景下，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征精兵援辽。秦良玉闻调，立派其兄秦邦屏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先行，她自己筹马集粮，保障后勤供应。

为此，明廷授秦良玉三品官服。

沈阳之战中，秦氏兄弟率" 白杆兵" 率先渡过浑河，血战满洲兵，大战中杀辫子兵数千人，终于让一直战无不胜的八旗军知晓明军中还有这样勇悍的士兵，并长久为之胆寒。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但也正是由此开始，秦良玉手下的石柱" 白杆兵" 名闻天下。

得知兄长牺牲消息后，秦良玉制一千多件冬衣，配送给远在辽地的石柱兵。

然后，她自统三千精兵，直抵榆关布防（今山海关），控扼满州兵入关咽喉。明廷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此专门上奏天启帝，追赠死难的秦邦屏都督佥事，立祠祭祀。

不久，明廷又诏加秦良玉二品官服，封诰褒奖。

由于" 白杆兵" 战斗力强，明廷再下令征兵两千。秦良玉闻诏即行，与弟弟秦民屏驰还石柱，征调士兵准备援辽。

抵家仅一日，重庆内乱。永宁土司奢崇明借奉诏援辽的名义，率数万人马与其女婿樊龙里应外合占据了重庆，并发兵围攻成都，大有关门关皇帝的意思。由于同为" 土司" 乡亲，奢崇明派人携大笔珍宝来石柱与秦良玉" 通好".秦良玉二话不说，立斩贼使。她派遣秦邦屏及其二子溯流西上，度渝城后，忽然抵至重庆南坪关，扼制贼兵归路。趁天黑敌军无备，" 白杆兵" 突袭贼军驻于长江和嘉陵江上的水军，尽焚其舟。同时，秦良玉分兵守忠州，驰报夔州官军密防瞿塘天险，阻遇叛军沿江东下。

正是由于这位女中丈夫的调度有方，奢崇明叛军终于难成气候，出战即败。

但当时川地有一带诸土司" 自治" 部落皆收受叛军贿赂，大多数逗留观望，惟独秦良玉率石柱兵奋勇直前，连获红崖墩大捷、观音寺大捷以及青山墩大捷。如此一来，不仅成都围解，重庆也很快得以收复，叛乱得平。

明廷叙功，秦良玉得授总兵一职，成为方面大将，她的兄弟和子侄皆获擢升。

川地底定之后，鉴于作战中明朝官军的" 熊包" 表现，秦良玉上书奏称："臣率（秦）翼明、（秦）拱明（她的两个侄子）提兵裹粮，累奏红崖礅诸捷。而（明朝官军）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别）人之胜；怯于贼者，惟恐（别）人之强。如总兵李惟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见）臣（秦良玉自称），不容一见。（李惟新）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自称），（其）静夜思之，亦当愧死！" 疏上，由于明廷正需石柱这样的地方力量，天启帝" 优诏报之" ，并下令文武大吏对待秦良玉皆要以礼相待，不得疑忌。

感动之下，秦良玉更加为明廷卖命，其弟秦邦屏不久即在陆广做战中战死沙场。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攻榆关不入，便率十万辫子军绕道长城喜峰口入侵，攻陷遵化后，进抵北京城外，连克永平四城，明廷大震。

秦良玉得到十万火急的勤王诏书之后，即刻提兵赴难，星夜兼程，直抵宣武门外屯兵。当时，闻诏而至的各路勤王官军共二十万有余，但都畏惧满洲兵的狠武，无人带头出战。秦良玉" 白杆兵" 人数虽然仅有数千，但一直为满洲兵所忌惮。昔日浑河血战，让大辫子们再也忘不了这些身体矮小手持超长锐矛的士兵。

因此，" 白杆兵" 呐喊冲杀之际，满洲兵心自发怯，加上明军中又有孙承宗这样的老将作配合，最终迫使皇太极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撤围而去（山海关未能攻下，也是满洲军撤兵原因，他们怕日后遭首尾截击）。

北京围解之后，崇祯帝大加感慨，特意在北京平台召见秦良玉，优诏褒美，赏赐彩币羊酒，并赋诗四首以彰其功：

其一：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其二：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其三：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其四：凭将箕帚" 作蝥弧" （后三字原文为" 扫虏胡" ，其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违祸，把原文三个字挖去）。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观崇祯皇帝有生之年，享国日浅，遭逢多难，很少有闲情逸志吟诗作赋，除赠秦良玉诗外，仅有赠杨嗣昌的五绝诗传世。迢迢西南边陲一位女土司，竟能得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

抗贼御寇保家乡与张献忠贼军的血战满洲军出塞后，秦良玉率石柱兵回家乡。由于当时流贼张献忠、罗汝才（绰号" 曹操" ）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专办蜀贼" ，负责守御川地。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贼军破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贼寇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 白杆兵" 威名，苍惶逃走，川东大定。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贼部进入巫山，为秦良玉阻遏。于是，这位绰号" 曹操" 的黠贼突然进攻夔州，又被秦良玉率兵击走。不久，秦良玉率兵在马家寨邀击贼军，杀其骁将" 东山虎" ，斩首六百余级。然后，秦良玉乘胜，与明军在谭家坪、仙寺岭连败贼寇，夺得罗汝才主师大纛，并生擒其副手" 塌天".

数役下来，秦良玉部斩贼兵近万，获甲仗马骡无算，贼尸横陈遍山谷。罗汝才率残部遁走大宁（今重庆巫溪），与张献忠在巫巴山区合军后，贼势复炽，逾过巴雳河（今重庆巫山县双龙镇大宁河），拼死攻击秦良玉侄子等人统领的石柱兵。接着，贼兵四处扎营，严重威胁到川地大部分地区。

明朝湖广襄阳督帅杨嗣昌本人乃湖广人（今湖南常德），他的初始战略就是想尽驱张献忠等部贼军入川。这位杨督帅的如意算盘是：以蜀地险远，极边之地乃松潘蛮部，贼兵入蜀后，蜀地官军守则守之，不能守自可弃涪州、万州、雅州、松州大部分地区，诱敌深入。然后，陕西官军断栈道，临白水制敌；云南官军屯曲靖，扼守白石江。而他杨督帅本人则可率明军主力掩击贼军，把他们驰至松潘诸蛮部落的地盘，听任当地土人剿杀。杨嗣昌此计，即愚昧又阴险。愚昧的是，他纸上谈兵，以为川地崎岖险峻，必能困住贼军；阴险的是，他驱张献忠等贼部入四川，自己没有丧地的责任，四川巡抚是邵捷春，丢地丧兵，责任皆由他负。

杨嗣昌本人自可坐观成败，时刻准备去摘熟落的" 桃子".由于耽心四川当地官军扼守险隘会导致张献忠急红眼反扑湖广，杨嗣昌又使阴招，依仗自己的威权，把大批蜀地精兵调出，只留二万弱疲士卒给川抚邵捷春守重庆。

秦良玉一心为国，率三万石柱精兵抵至夔州。邵捷春令她把部分士兵移近重庆，与附近守将张令相倚为声援。不久，劭捷春又抽调一万五千石柱兵，进入重庆与官军共同把守坚城。秦良玉深知邵捷春之策甚愚，但她又不敢违背命令，就对路过自己军营的绵州知州陆逊之表示：" 邵公不知兵，其移我部兵自近，而派张令守黄泥洼一带，甚失地利。贼军盘踞归、巫众山之巅，俯瞰吾军营垒。倘若他们自上而下，乘势使气攻击官军，张令部必败。张令一败，次必及我部军。我部军一败，谁又能救重庆之急？" 陆逊之大惊，问策之所出，秦良玉言：" 邵公此时，绝不能坐防坚城，应先发制人，与贼军争山夺险。"陆逊之立即把消息转告给邵捷春。邵巡抚倒是知错就改。可惜晚了一步。张献忠贼军于十月五日在土地岭（今重庆奉节草堂镇）率先向窝里斗的明朝官军发动进攻，一天内即杀明军五千多人。次日，张献忠手下白袍小将张玉儿当阵射杀号称" 神弩将" 的明军老将张令，乘胜把明军杀得一败涂地。不仅张令一军尽覆，秦良玉手下三万多" 白杆兵" 也全军覆没，致使最后秦良玉仅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其平生未有之惨败。

此役过后，杨嗣昌围来贼军于川地的" 圆盘战略" 完全破产，川鄂交界地带三十二隘口尽陷于贼，蜀中大乱。

损失如此惨重，秦良玉并未灰心丧气，她对川抚邵捷春说：" 事态危急，可以尽发溪峒兵卒，人数可达三万，我本人出资出粮可供饷其中的一万人，朝廷供饷另外一万人。如果布置妥当，应该还能与贼寇周旋。"邵捷春低头，良久不言。时势至此，这位文人守抚已全然死心。从他自己角度考虑问题，丧兵失地不说，官仓中已无粮养兵，而溪峒兵卒又属土蛮，反复不测，如果这些人再趁乱闹兵变，他邵捷春三族不保。饱读史书的他，自然知道元末" 官军" 中纪律最坏的就是杨完者所带领的" 苗兵" ，他们那些蛮兵不仅剿贼无力，平时对百姓比寇贼还要凶恶淫毒。所以，溪峒兵卒，难保他们不象" 苗兵" 那样。读书多，顾虑就多。顾虑多，定议就少。

劭捷春最终婉言拒绝秦良玉提出的计划。

秦良玉叹息而归。其计不用，自然全川溃烂不可收拾。张献忠贼人蹂躏各外，杀人无算，四川广大地区人民陷入了地狱般的苦难。而邵捷春本人，自然难逃罪责，不久被逮入诏狱，仰药自杀（与陷害他的杨嗣昌一个死法）。

三年多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消息传来，深受明恩的秦良玉服孝痛哭，几次昏绝，哀动左右。张献忠流贼此时尽陷楚地，又向四川杀来。秦良玉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呈献《全蜀形势图》，希望官军能增兵坚守蜀地十三处险隘。陈士奇不予采纳。秦良玉不死心，又推心泣血地向四川巡按刘之勃建议，刘巡按倒是同意她的计策，但他本人手中无兵可发。

张献忠巨贼数十万长驱直犯夔州。秦良玉驰援，由于众寡太悬殊，兵败而去。

她的失败，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相继攻克万县、重庆、成都，并在当年年底称帝，建立" 大西" 伪政权。

张献忠占领蜀地，只有遵义、黎州及秦良玉的石柱地区未归于" 大西".慑于秦良玉威名，张献忠部无一兵一将敢于入犯石柱。投降张献忠的明朝官员屁颠颠向各地土司送去伪政权印信，各地土司大多畏惧接受。秦良玉接到印信，马上当众毁之，慷慨言道：" 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地步，怎能以残余之年以事逆贼！石柱一地有敢从贼者，族诛之！"不久，又有噩耗传来，秦良玉独子马祥麟先前被明廷征调到湖广御敌，战死于襄阳。死前，他给母亲写信：" 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

" 见儿子绝笔血书，秦良玉泪下如雨，心如刀割，但她乃大义妇人，提笔在信纸上写道：" 好！好！真吾儿！" 秦氏、马氏二族，可称上是二门忠烈，数年之间，死于国事者甚众。

满清占据北京后，残余的南明政权相继有弘光、隆武、永历数帝，秦良玉皆与之保持联系。但山长水远，秦良玉本人年逾古稀，不可能再有较大作为。

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 四川招讨使".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闻之瞿然而起，拜伏受诏，感泣道：" 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皇帝（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可惜的是，几日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恨而终。其孙马万年把奶奶葬于回龙山，墓碑题文可彰示这位女中丈夫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赫赫功勋：

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可叹的是，如此忠贞女豪杰，文革中墓地也不能幸免，被" 红卫兵" 砸墓挖棺，干出连满清都没能做出的令人发指之事。而这些革命小将的毁墓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秦良玉是" 土司婆娘" ，出身" 反动" ；其二，她胆敢抵抗张献忠" 农民起义军" ，十恶不赦。

" 土司" 婆娘自不必说，生活时代无法选择。而张献忠狂贼的军队，绝非"人民" 的队伍，他几乎把川人杀绝、吃绝。对于他的种种暴行，" 文革" 中的"御用" 史家也不敢隐讳，指称他在" 反击地主阶级疯狂反扑" 之余，" 枉杀" 了一些普通民众。其实，张献忠所杀的人绝对不止是" 一些" ，他也不是" 枉杀"，而是故意屠杀了上百万的四川人民，这位巨寇，才真是"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道德标准，因时代嬗变总会有所不同。但忠孝义三个字，亘久长新。我们绝不能以偏狭立场在贼言贼，盲目认定" 农民起义" 都是正义行为，并由此认定镇压贼乱和保家卫国的王朝官军都是镇压刽子手。秦良玉一汉族妇女，数十年在地区自治间安乡护土，心向中央政府，忠贞不贰，破家为国，数赴国难，最终为大明铮铮直臣，至死不叛国，不降清，大太凛然。这样的奇女子，连封建文人也叹息称绝，题咏连连。谁能料，世易时移，" 革命" 年代砸毁一切" 旧阶级" ，这位女豪杰入土之灵竟不得安。

清代词人钱枚又有《金缕曲》一首，他因见这位女英雄小像而发慨叹，持笔濡墨，写词褒赞，高度艺术性概括了秦良玉卓尔不凡的传奇人生：

明季西川祸，自秦中飞来天狗，毒流兵火。石柱天生奇女子，贼胆闻风先堕，早料埋夔巫平妥。应念军门无将略，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妄男耳，妾之可。

蛮中遗像谁传播。想沙场弓刀列队，指挥高座。一领锦袍殷战血，衬得云鬟婀娜。更飞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飒爽，论题名愧杀宁南左。军国恨，尚眉锁。

而歌颂秦良玉最让人感动的诗篇，当出自清末女英雄秋瑾。二人同为巾帼女儿身，惺惺相惜，自然别有一番真味在诗中：

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

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

四海狼烟美少年夏完淳明靖交迭之际，壮烈殉国牺牲的仁人志士和儒生士大夫数以十万计，但均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时至今日，国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知道" 我大清" 的雍正、康熙、乾隆、多尔衮以及" 刘罗锅" 、纪晓岚等满州帝王及驯奴臣仆，绝对不会有超过百分之五的人知道夏完淳——这位明末殉国的翩翩美少年。他牺牲时年仅17岁（虚岁），是集文才、人才、志气于一身，千年才可一见的卓然英豪。

香兰生雅庭：夏完淳的家学渊源及忠孝承袭满清奴才文人所修的《明史》，并无夏完淳传。其父夏允彝附于《陈子龙传》后，传中在交待了夏允彝自杀后，只有这样二十三个字交待了夏允彝之兄夏之旭以及夏完淳的结局：" （陈）允彝死后二年，子（夏）完淳、兄（夏）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亦死。" 这帮奴才文人，吝于笔墨描述抗清英雄，竟把《明史稿》中本来已经描述得非常简略只有一百多字介绍夏完淳性格、才能的字眼尽数削除，以此来取悦满州主子。

言及夏完淳，一定要先讲他的父亲夏允彝与他的老师陈子龙。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出身。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在吴江把南北许多知名文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其中包括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结成新的" 复社".与" 东林党" 相比，复社并不是一个卓然标格的政党类型，它强调的是" 以学救时，以学卫教" ，而东林党人在末期鱼龙混杂，不少人" 急功名、多议论、恶逆耳、收附会" ，严重违背了孔子有关君子" 群而不党" 的圣训。后来，复社因其精神领袖张溥的去世而渐趋衰落。夏允彝自开炉灶，成立了新的师生相传的" 几社" ，诗文酬和，社友们互相以文章道德激励。

夏允彝的仕途很短暂，" 真官" 只作过福建长乐县令，时间约五年左右。在官期间，他治绩优秀，成为当年由吏部点名表扬的全国政绩突出的七位" 优秀"知县之一，并受崇祯皇帝亲自接见。可惜，由于母亲病逝，他只能丁母忧回老家守丧。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夏允彝急忙拜谒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由于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崩溃，夏允彝才不获展，在林野乡间仍旧想有所作为。

正文 [金徒持金戈挽落晖 ]-2

当时满清在江南的统治还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量准备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河山。也就是在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匆匆完婚后，马上和父亲一道加入戒旅军中。可惜，吴志葵无长远谋略，军将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大败四溃。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夏允彝反而变得愈加平静，他决定要自杀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恢复。夏允彝考虑再三，没有同意，怕举事再败以至于蒙羞万世。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有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清将还表示，即使夏先生不愿新朝为官，出来见一面也行。夏允彝以" 贞妇" 自比，明白无误表达了自己不事二朝的决心。

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言辊，并特意把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予独子夏完淳手中，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然后，夏学士投松江塘自杀。《明史》上讲他" 自投深渊以死" ，实乃误记。夏允彝自杀是形同日本人仪礼性的剖腹自杀，其兄、子、妻妾家人，皆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松塘水浅，只达夏允彝腰身以上，这位大才子生生埋头于水中，呛肺而死，他背部的衣衫都未沾湿，生殉了他的大明朝。

彼情彼景，身为儿子的夏完淳肝胆欲裂，目睹父亲刚烈死状，他也更加坚定了必死报国之心。

至于陈子龙，他与夏允彝乃同年进士，也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文学家。本来，陈子龙想与夏允彝同死，但夏允彝以母妻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龙子暗中接受鲁王的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天不祚明，兵变失败，不仅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

生父尊师，这两位忠烈楷模，在少年夏完淳泪水模糊的目光中，逐渐幻化为千古仁人志士的终极典型。

黄花白草英雄路夏完淳的不屈殉国夏完淳，字存古，号小隐。是夏允彝的妾生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这位英雄天份极高，小时就是个神童，五岁即熟谙儒家典籍，七岁能文，八岁能诗，九岁即印刻文集《代乳集》行世。

观夏完淳十三岁之前的作品，柔媚秀丽，清婉韵致，仍不脱晚明文人流俗：

秋色到空闰，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

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儿行，一片鸦啼月。

——《卜算子o 断肠》

几阵杜鹃啼，却在那，杏花深处。小禽儿，唤得人归去，唤不得愁归去。

离别又春深，最恨也，多情飞絮。恨柳丝，系得离愁信，系不得离人住。

——《寻芳草o 别恨》

明朝灭亡后，亲历戎旅，又目睹父亲的自杀殉国，忠恸欲绝的夏完淳上书鲁王政权，要求予父亲以赠谥。鲁王爱惜夏完淳如此年轻又如此对大明忠心，立授他" 中书舍人" 一职，赠夏允彝" 右春坊右中允" ，谥" 文忠".这一切，均极大鼓舞了身在江南的夏完淳抗清复明的勃勃斗志。

不久，听闻太湖一带活跃着吴易领导的" 白头军" （这支队伍的兵士皆以白布缠头作标志，以此为明朝" 戴孝" ），夏完淳喜出望外，连忙与老师陈子龙一起携家中所有金银奔赴军中，并充任吴易的参军。

吴易，字日生，进士出身，吴江人，曾为复社的活跃分子，能诗善文，又喜读兵。北京陷于李自成的时候，他正作为侯补官员在京内，幸亏有大德知一禅师相助，吴易有幸从东便门逃出。后来，由史可法推荐，吴易在福王政权中有了一个" 职方主事" （类似军政委）的官职。他离开扬州外出酬集粮饷时，扬州陷于清军之手。满清铁蹄迅疾，很快占领了吴易的老家吴江。县丞朱国佐降清，并斩杀了痛骂他卖国的学生吴鉴。吴易闻之大怒，率数人突入县衙，活捉朱国佐，在吴鉴灵前杀掉了这个叛国败类后，宣布反清。兴兵之初，吴易的" 白头军" 发展迅速，不少昔日当地的水贼头目如" 赤脚张三" 等人纷纷入伙，在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关头，这些人由" 贼" 而变成" 官军" ，在辽阔的太湖水面上给予清军沉重打击。白头军最漂亮的一仗是" 分湖大捷" ，杀敌三千多，斩清中下级军官二十多名，获战船五百余艘。当然，这种暂时的胜利，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清军没有有效组织起过硬的水军，水战外行，故而使得" 白头军" 大逞神威。

胜讯传出，南明的隆武政权和鲁王朝廷均派人携带" 诏书" 而来，对吴易加官晋爵，视为中兴大将。飘飘然之余，吴易与" 白头军" 将领们开始轻敌。许多水贼出身的将卒本性毕露，四处剽掠。清军方面，却加紧准备。海盐一战，" 白头军" 大败，夏完淳也因军败与吴易等人走散。至于陈子龙，他在海盐之战前已经看出吴易手下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便以筹饷为名离开了" 白头军" ，想另行发展。

吴易军败后，其父、其妻、其女均投湖自杀，以免被清军俘虏受辱。吴易本人逃入湖中，仍旧坚持抗清斗争。

1646年夏，吴易听人风传满清任命的嘉善知县刘肃之想" 反正" ，便派人与之联络。孰料，这刘知县是个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汉奸，他之所以散布自己想"反正" ，无非是想诱执吴易。见吴易自己送上门，刘肃之立刻派人持信来复，邀请吴易来县衙赴宴。吴易不疑有诈，只带随从数人来会。" 鸿门宴" 入易出难，刘肃之早就通知大批清兵埋伏，待吴易一入门，立即逮捕了这位" 白头军" 领袖，很快送往杭州处死。

吴易为人虽属轻率无远略之人，大节不亏，慷慨归刑，并作《绝命辞》：

落魄少年场，说霸论王，金鞭玉辔拂垂杨。

剑客屠沽连骑去，唤取红妆。

歌笑酒炉旁，筑击高阳，弯弓醉里射天狼。

瞥眼神州何处在，半枕黄粱。

成败论英雄，史笔朦胧，与吴霸越事匆匆。

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

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

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

夏完淳闻讯，立即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与文人同道哭吊，赋《吴江野哭》、《鱼服》二首诗歌，祭奠吴易，表达了复仇雪恨的决心：

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

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

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

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

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

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

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吴江野哭》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鱼服》

1647年早春时分，得悉满清任命的苏松提督吴胜兆要反正的消息，少年夏完淳马上萌发了巨大的恢复希望，急忙为吴胜兆与浙东义师牵线搭桥，积极准备待事发时本人亲自参加战斗，做绝死之战。吴胜兆（这名字就不好，" 无胜兆" 也）谋泄，其手下将领抢先一步把他的计划上告满清。吴胜兆一卒未出，身已成擒。

而浙东方面，屋漏偏遭连夜雨，义师水军刚离岸，飓风忽至，大部分人被淹呛而死，溃不成军。清廷对吴胜兆一案十分重视，四处抓人，陈子龙等人首先遭到逮捕。押送途中，陈子龙投水殉国。

夏完淳喉中咸泪和血吞。由于他本人也在清政府通辑名单中，便一度曾匿藏于其兵父在嘉善的家中。1647年夏七月，他决定渡海加入鲁王政权军队。夏完淳至孝之人，临行前，他回乡间老家探望嫡母和生母，准备与二老告别之后再出发。

清廷眼线多多，夏完淳甫一回家，即为人侦知。清廷人马俱至，逮捕了这位少年英雄。由于他是朝廷重犯，被立刻押赴南京受讯。

在南京受押的八十天，是十六岁英雄夏完淳人生旅途的最后八十天。其间，他不仅智斗大汉奸洪承畴，巧妙羞辱了这位满清鹰犬，并且自激自盛，赋诗写词多篇，表达了他" 今生已矣来世为期" 的冲天豪情和" 家国之仇未报" 的遗恨。

被羁之初，夏完淳作一词，从内心深处抒发了他的亡国之愁：

片风丝雨笼烟絮，玉点香球。

玉点香球，今日东风不满楼。

暗将亡国伤心事，诉与东流。

诉与东流，万里长江一带愁。

满清朝廷主持江南一带招抚的第一把手，乃大汉奸洪承畴。他听说夏完淳与其岳父钱（木丹）被抓，很是得意，便想亲自劝降这翁婿二人，此举不仅能为满清主子招纳" 人才" ，又能给自己脸上贴" 慈德" 金粉。

南京旧朝堂上，洪承畴高坐，喝问下面被提审的夏完淳：" 汝童子有何大见识，岂能称兵犯逆。想必是被人蒙骗，误入军中。如归顺大清，当不失美官。"夏完淳不为所动，反问洪承畴：" 尔何人也？"旁边虎狼衙役叱喝：" 此乃洪大人！" 又有狱吏在其旁低声告之：" 此乃洪亨九（洪承畴）先生。"夏完淳佯作不知，历声抗喝：" 哼，堂上定是伪类假冒。本朝洪亨九先生，皇明人杰，他在嵩山、杏山与北虏（满清）勇战，血溅章渠，先皇帝（崇祯帝）闻之震悼，亲自作诗褒念。我正是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才欲杀身殉国，以效仿先烈英举。"狱吏们此时很窘迫。洪承畴在上座面如土灰。上来一人，厉声叱喝夏完淳：

" 上面审你的，正是洪经略！"夏完淳朗声一笑：" 不要骗我！洪亨九先生死于大明国事已久，天子曾临祠亲祭，泪洒龙颜，群臣呜咽。汝等何样逆贼丑类，敢托忠烈先生大名，穿虏服虏帽冒允堂堂洪先生，真狗贼耳！"洪承畴汗下如雨，老狗嘴唇哆嗦，小英雄字字戮到他灵魂痛处，使得这个变节之人如万箭攒心般难堪、难受。食禄数代之大明重臣，反而不如江南一身世卑微的十六岁少年，真让人愧死！（类似故事也发生在同吴易一起被抓的" 白头军" 领导人孙兆奎身上，他被押南京后，也是洪承畴主审。面对拖着条" 猪尾巴"的清朝" 总督" ，孙兆奎轻蔑地笑问堂上洪大人：" 我们大明朝也有一个牺牲的先烈叫洪承畴，您不会与那位大人同名吧？" 狠狠羞辱了这位大汉奸。）忽然，一旁因久受严刑而涌支撑的夏完淳岳父钱（木丹）忽然一声倒地，葡伏不起。夏完淳见状，忙上前扶起岳丈，历声激励道：" 大人您当初与陈子龙先生及我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为盟，决心在江南举义抗敌。今天我二人能一同身死，可以慷慨在地下与陈子龙先生相会，真真奇大丈夫平生之豪事，何必如此气沮！

" 听女婿如此说，钱先生咬牙挺起，忍耐奇痛。

洪承畴默然久之，只得挥挥手，今士卒把二人押回牢狱。然后，上报清廷，拟判处夏、钱二人死刑。

上述种种历史的细节，不见于满清御用奴才文人" 官修" 的史书。而是出于被乾帝" 御封" 为" 贰臣" 的明末大才子屈大均着作《皇明四朝成仁录》中。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投机文人，自身道德深玷大污，但他内心中对全忠全义的英雄，也不由自主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

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夏完淳在狱中写下了他那篇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

，派人转送老家的嫡母盛氏与生母陆氏：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

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严君：对父亲的敬称。见背：去世）。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明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指自己于前一年入吴易军抗清。他兵败后，只身流亡，历尽艰危），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指对父母的供养。《札记。檀弓下》：" 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 ），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九泉），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意思说家门衰落，福泽浅薄，又无同胞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

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推干就湿：是指母亲把干燥处让给幼儿，自己睡在幼儿便溺后的湿处。

形容为人母者养育子女的辛劳。语出《孝经援神契》：" 母之于子也，鞠养殷勤，推燥居湿，绝少分甘。" ），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

大恩未酬，令人痛绝。

……。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倘若）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享受庙祭），岂止麦饭豚蹄（指祭祀一般死者的食品。）、不为馁鬼而已哉！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出师北伐，驱逐满清。这句话意思是讲自己死后再度转世为人，仍要与其父在北方起兵反清。）……。语无伦次，将死言善（语出《论语。泰伯》："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言善，指说话真诚不欺。）。痛哉，痛哉！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1647年，九月秋决，夏完淳等三十多名抗清义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手提鬼头大刀、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面对自己面前昂然站立的这位面容白皙、姣好的十六岁美少年，他那杀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颤发抖，最终只能闭眼咬牙才敢砍下那一刀……历史有时真是有些荒谬的意味。一百多年后，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总爱烂耀卖弄文采和进行历史" 翻案" 的乾隆帝下诏，承认明末抗清诸臣" 茹苦相随，舍生取义" 的辛劳，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夏完淳、夏允彝、陈子龙以及一大批明朝的忠臣义士予以" 一体旌谥".由此，昔日满清王朝的危险敌人，一变为全忠全孝的大节无亏之人，而洪承畴们、祖大寿们等曾" 事两朝" 的"元戎" 们，统统进了《贰臣传》。当然，道德标准在百年内波谲云诡，也只有在伟大奇幻的今天，东北官员们才会开大会隆重纪念" 满清入关" ，才会有尚可喜等人的后代大肆张扬为他们的汉奸祖宗" 平反".升平乐舞中，千古罪人变成了"适应时代潮流" 的有功之人。而且，还有居心叵测的台独文人在台湾借" 研究"之名，诬蔑夏氏父子之所以能从" 乡贤" 变为" 国殇" ，是由于他们老家松江地区的文人们借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 发达" ，编造故事，强树" 典型".此论真是阴险至极，暴露了" 台独" 分子割裂大陆母体文化的丑恶嘴脸。

自乾隆四十年起，夏完淳的生前诗文得以公开刊印、流传，《夏节愍全集》

等书纷纷面世，其上千首诗、文、信函，均得以辑成发表。可笑又可叹的是，与夏完淳同时代投附满清的明末大文豪、大名士们，包括撰写夏完淳第一手资料的屈大均，都被乾隆帝加以痛诋和讥讽：

" 至于钱谦益之自诩清流，忝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生，而犹假（借）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魂！"清朝学者庄师洛所作诗，最能为夏完淳这位少年英雄盖棺定论：

天荒地老出奇人，报国能捐幼稚身。黄口文章惊老宿，绿衣韬略走谋臣。湖中介义悲猿鹤，海上输忠啳凤麟。至竟雨华埋骨地，方家弱弟可同伦。

无论是秦良玉，还是夏完淳，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动荡年代，他们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 与" 侠" 的最完美结合。所谓儒，即是全力体现舍身成仁、杀身取义的价值观；所谓侠，并非是金庸大师笔下飞檐走壁喷云吐雾能打掌心雷的" 侠客" ，而是那种能够牺牲自己生命并明知不可为之事而一定要去行动的仪义。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对于现在的" 世界主义者" 和笃信基督" 泛爱" 论的信徒们来讲，肯定会被讥笑为迂阔和不认时务。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精神价值内核，正是这些妇人孺子的抵抗和不屈所由在。这才是真的道德，真的英雄！

世事多变，有时让人瞠目结舌。在对微渺传说和神话进行" 宏大解构" 的同时，不少人纷纷为历史负面人物翻案，不仅慈禧变成了忧国忧民的老太太，秦桧和洪承畴都成为" 顺应历史潮流" 的远见卓识者，吴三桂更在电视剧中变成了有情有义的铮铮汉子，而一直在海外保存汉文明衣冠礼乐的郑氏家族成员，却沦为阻挡" 历史车轮" 的小丑——何其荒唐也！这种大是大非的混淆，如此黑白忠奸的颠倒，" 先进性" 方面远远不如" 我大清" 的乾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 我大清" 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 崇奖忠贞" ，" 风励臣节" ：

"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铁，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在痛诋" 贰臣" 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 遭际时艰，临危受命" ，均可称为" 一代完人" ，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 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 忠于所事" ，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乾隆皇帝，本一阴险帝君，但其对忠奸的区分，确有大可称道之处。相较之下，抗日名将张灵甫将军，死后寂寂，真为今人所叹息。

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属，虽是老粗" 夷狄" ，道德观一点也不低。当然，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对汉文化的吸收，更多来自、这样的话本子小说，所以对关云长这样义薄云天的人物极为崇敬。关羽成为" 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正是清朝顺治帝所封。同时，这些大辫子爷们儿对于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也耳熟能详，礼敬有加。当然，满清全力使用洪承畴一类降臣是当时大势所趋，这些鹰犬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内心深处，满洲皇帝和上层对这些人充满鄙夷和不屑，特别是对告以南明永历帝一朝虚实的孙可望，清朝当时虽给了他个" 义王" 的称号，但没过几个月就在打猎途中把他当作猎物一箭射死，简直就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相反，对于数位在满洲兴起的阶段被俘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巡按御史张铨、太仆寺少卿张春等人的大义凛然，清朝汗王、帝君们油然起敬，叹息道：" 我从史传中得知文天祥事迹，以为是天降神人，今见张春，乃知文天祥确有其人啊！" （皇太极）。当然，皇太极也疑惑过，问汉人谋士范文程：" 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保原因？" 范文程答：" 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皇太极深以为然，并开始督促诸王贝勒宗室子弟及旗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代代相承，至于乾隆。所以，这位清帝所展现出的" 先进" 历史观，恰恰是汉文化陶养所致。

"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 堂堂中华，数千年礼义廉耻之邦，长久来支撑我们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真髓，正是无数仁人义士胸中那一股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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