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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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宫1》

自序一、事情缘起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大故宫》，同时出版《大故宫》一书，这个想法，酝酿多年。直到2010年底，才与“百家讲坛”制片人聂丛丛、副制片人那尔苏，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金丽红、副社长黎波等朋友，取得共识，定了下来。从2011年初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搜集资料、实地考察、撰写文稿和电视录播之中。在落笔本篇文字时，已到2012年初，殚心竭虑，整整一年，《大故宫》第一部20集即将播出，而《大故宫》（第一册）也即将付梓。

《大故宫》的一个特点是“大”。我讲过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那是以清朝十二个皇帝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围绕清宫疑案，讲述清朝历史；我讲过的《明亡清兴六十年》，那是以袁崇焕为典型人物，仅涉及明清甲乙之际六十年的历史；我讲过的《康熙大帝》，则更为单纯，那是以康熙皇帝的生命轨迹为经线，以历史事件为纬线，讲述康熙朝六十一年的历史。上述三个系列，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这次讲《大故宫》不同，它既有历史学，还涉及建筑学、文物学、文献学、档案学、艺术学、园林学、规划学、故宫学和满学等；而且时间跨度近六百年，内容涉及历史、人物、时间、建筑、文物、宫廷、园林、艺术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太大，太杂。

我有自知之明。故宫内外，专家济济。古建，我不如古建专家；器物，我不如器物专家；书画，我不如书画专家；文献，我不如文献专家；档案，我不如档案专家；宫史，我也不如宫廷史专家等。但是，借用“百家讲坛”这个平台，全面讲述《大故宫》，传承与弘扬中华文明这一精粹华采，总得有人做吧！但为什么由我来做呢？

转念一想，事有阴阳。困难属阴，解难属阳。重要的是，我身后有一个学术团队支持，帮我解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郑欣淼先生暨学会同仁，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暨故宫博物院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谭维克先生暨院里同仁，北京满学会荣誉会长陈丽华先生暨学会同仁，以及晋宏逵（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古建专家）、陈丽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宫廷历史文物专家）、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教授）、秦国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副馆长、宫廷档案学专家）、钱晓云（原《故宫博物院院刊》编审）、左远波（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员）、金卫东（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还有冯乃恩（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主任）、黄希明（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专家）、周功鑫（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永和（著名剧作家）等诸位朋友，他们热情襄助，得以拙工玉成。

就我个人来说，曾任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考察并了解许多历史古都；曾任北京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参观、研究了北京的历史与文物；任北京满学会会长，对明清故宫有新的视角、新的研究；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满学所，研究课题也多同故宫攸关；学习明清历史，“大故宫”正是明清历史研究和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忝列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参观故宫、了解故宫、学习故宫、研究故宫。以上这些阅历和知识，不是我的资本，却给了我讲《大故宫》以责任、信心、勇气和力量。

自序二、世界瑰宝

讲《大故宫》，先看世界，再看中国。

先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的文明中断了，古印度的文明中断了，古巴比伦的文明也中断了，唯有古中华的文明没有中断。

在古埃及文明中，古埃及法老的宫殿建筑，遭到战争与自然的毁坏，没有存留下来。古埃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字塔群，而不是宫殿建筑群。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建筑宏伟，令人震撼；但不是宫殿，而令人遗憾。

在古印度文明中，古印度的宫殿建筑，也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人们说起古印度建筑，就要提泰姬陵了。泰姬陵位于距新德里195公里的阿格拉市，是莫卧儿帝国（1526—1638年）贾汗为他的爱妻泰姬建造的陵墓，所以称泰姬陵。陵墓建于1631年（明崇祯四年），用纯白色大理石修砌，总高74米，面积70万平方米，陵前水池倒影，月光之下，如临仙境，被誉为“世界完美艺术的典范”，并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印度的阿格拉古堡，城里虽然有内宫（内廷）和外宫（外朝），但宫殿建筑群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古印度帝王的宫殿建筑群，或为历史残迹，如阿格拉古堡；或被夷为平地。人们当下所能看到的如泰姬陵，不是帝王的宫殿，而是王后的陵墓。

在古巴比伦文明中，当年瑰丽的宫殿，早已不复存在。今人已几乎看不到其古代叱咤风云帝王时代的宫殿建筑。不过，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尚留存于文字记载中——相传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他的妃子建造一座特别的花园，采用立体造园手法，在高20米的平台上，栽植各种树木花卉，从远处看去，犹如悬在空中，所以叫空中花园。空中花园闻名遐迩，今人已经不能看到它的原貌，只能在文学描述中，领略它的瑰丽与风采。

古希腊，曾有壮美的殿宇，也只有从帕特农神庙的遗存，去遥想它昔日的辉煌。

古罗马，有斗兽场、万神殿（潘提翁神殿）等恢弘建筑，以及罗马帝国在各地域的宏伟瑰丽的宫殿，大多是历史残迹，人们只能赞叹罗马皇宫往昔的光辉，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古代完整的宫殿建筑群。

在美洲玛雅等古文明中，或有伟丽宫殿，今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以及神庙等历史残迹，令人惊叹，供人凭吊，却没有完整的宫殿建筑群存世。

那么，世界上现存的古老宫殿，有哪些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华丽风采呢？譬如：

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卢浮宫本来是15世纪的一座城堡，自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改建为皇宫。后经法王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等多次改建、扩建，才具有后来的规模，成为法国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尔后曾经一度成为欧洲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是，卢浮宫与明清故宫相比，仅以面积来说，卢浮宫的建筑面积不到紫禁城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一。凡尔赛宫，被称作夏宫，相当于清代北京的畅春园、颐和园和圆明园。但是，凡尔赛宫的建筑面积，尚不及颐和园建筑面积的十分之一。

俄罗斯先后有两座重要的皇宫：彼得堡的冬宫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彼得堡冬宫，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建成，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遭到水灾，后来加以重建，大体上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但是，彼得堡冬宫的建筑面积，仅相当于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九分之一。克里姆林宫，俄文原意是“卫城”，这同中国古代“城以卫君”的意思相同。因为要“卫君”，所以有城墙与护城河，且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有人称克里姆林宫为欧洲最大的皇宫。后来加以扩建。但扩建后克里姆林宫的面积，尚不及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二分之一。

英国的白金汉宫，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由白金汉公爵乔治·费尔特兴建。1825年（清道光五年），由英王乔治四世加以扩建。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维多利亚女王移居白金汉宫。但是，白金汉宫的面积约相当于北京紫禁城面积的十分之一。白金汉宫里最豪华的、英王坐朝的宫殿，功能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其面积约600平方米，而故宫太和殿的面积为2377平方米。白金汉宫的主殿面积约为北京太和殿面积的四分之一。

亚洲的日本，现存御所（皇宫）主要有两处：一是京都的御所。京都于公元794年（唐德宗贞元十年）开始为日本首都。被日本誉为“千年古都”。京都给人们留下最著名的建筑如东寺、金阁寺、御所。京都御所的面积为110400平方米，地面不像北京故宫，以墁砖铺地，而是用石子铺地。御所的围墙，仅高一米多，上面种树，围成禁垣。日本京都御所面积约为北京故宫面积的六分之一。二是东京的皇宫。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将都城从京都迁到江户，翌年改江户名为东京。日本东京的皇宫，自然比京都御所高大、宏伟，其面积约为217000多平方米，东京皇宫面积尚不及北京故宫面积的三分之一。

此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古代宫殿遗存或遗迹，如泰国、柬埔寨、尼泊尔等的皇宫（王宫），虽其建筑、装饰、历史、文物各有可赞之处，但其或为历史残迹，或则规模较小，本文不述及。

由上看出，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的北京皇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自序三、故宫特色

中国已知最早宫殿，学者认为是河南偃师的夏朝宫殿遗迹。尔后，河南安阳有殷商宫殿遗迹。《史记·殷本纪》载：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日夜纵乐，导致覆亡。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唐大明宫，还有在北京建都的辽南京宫城宫殿、金中都宫城宫殿、元大都大内宫殿，明南京宫殿，都遭到焚毁或平毁，早已不复存在。现在能看到的是“两宫三院”，就是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时间较短，天命十年（1625年）始建，曾治居清太祖、太宗、世祖三位皇帝，比明朝北京皇宫晚建218年；规模虽小却具特色，占地六万余平方米，建筑116座、500余间；院藏文物20700件。

北京明清故宫，简称故宫，又称紫禁城，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北京故宫不仅是中华文化珍宝，而且是世界文化瑰宝，因为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缘此，我要向国人、世人介绍中国北京明清故宫。

《百家讲坛》本系列电视讲座的题目，以及本书的书名，为什么叫“大故宫”呢？

故宫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面积72万多平方米（约合1078亩），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故宫内有各类殿宇房屋9000余间，金碧辉煌，宏伟壮丽。外有高10米、周长3428米的城墙，耸以四座瑰丽角楼装点，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这里是明清盛时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版图、四万万人民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集中展现。

北京故宫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决定兴建，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修建，十八年（1420年）基本建成，以后又不断重建、修建、改建、增建。先后有明朝十四位皇帝、清朝十位皇帝共二十四位皇帝和一位慈禧“女皇”在紫禁城治居，统治中国近500年。故宫从决策兴建至今已经609年。在世界现存皇宫建筑史上，连续五百年不间断地使用的皇宫，只有北京的故宫。而在中国皇朝史上，连续五百年不间断地使用的皇宫，也只有北京的故宫。

故宫现珍藏文物，包括建筑、陶瓷、书画、碑帖、青铜、玉器、家具、雕塑、珍宝、典籍、档案等，经过郑欣淼院长等故宫人七年全面认真清点，有180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传世珍宝65万件、档案约40万件，还有分藏在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南京博物院、颐和园管理处、天坛公园管理处的文物，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000万件档案、200万件满文档案等，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大故宫的范围，不仅有紫禁城，而且包括与故宫相关的坛庙寺院、皇家园林、行宫陵寝，以及沈阳故宫和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明中都和明南京相关历史遗迹等，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南迁的珍品等，凡原内务府管理的范围，大体都涵盖在“大故宫”之内。

故宫的建筑严格地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子午线即中轴线，依次排列，对称展开，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建筑形式，都显示出庄严、雄伟、壮丽、中和的气度。这条中轴线向南北延伸，就是北京城市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长约16华里。整个布局，讲究平衡，东西南北，匀和对称。东西——天坛对先农坛，文衙六部对武衙五军都督府，太庙对社稷坛，文华殿对武英殿，东华门对西华门，东六宫对西六宫；南北——前三殿对后三宫，太和殿对保和殿，乾清宫对坤宁宫；中——太和殿与保和殿之中为中和殿，乾清宫与坤宁宫之中为交泰殿，天安门与午门之中为端门，正阳门与天安门之中为大明门（大清门）等。这条子午线即中轴线的中心就是故宫；故宫主要建筑坐北朝南，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恰在中轴线上，体现着皇权至高至尊至重至威的地位，也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正安和理念的精髓。

总之，只有伟大的中华，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智慧，才会有伟大的北京故宫！在当今世界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所有现存宫殿，就其占地面积之广阔，建筑组群之雄伟，珍藏文物之丰富，连续时间之绵长，蕴涵理念之深邃，文化影响之久远，综合起来而言，北京明清故宫可谓无与伦比。

故宫是复杂的，多面的。有人用“血朝廷”来揭示帝制时代皇宫阴暗、冷酷、血腥、暴虐的一面。但是，故宫的建筑、器物、服饰、书画、典籍、档案等，早已不是皇家的财富，而都是士人、匠师、能工、夫役等，用鲜血、智慧、汗水和生命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后人对中华文化遗产，应抱以敬畏之心，赞颂之意，骄傲之情，欣赏之趣，而行守护之职，关爱之举，学习之行，弘扬之责。

自序四、六把钥匙

俗话说：学到用时方恨少。准备讲课，深感困难。困难之所在，在于八个字：亦事亦理，入耳入心。如何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出书斋，面向大众，普惠社会，为观众和读者所喜闻乐见？这就必须做到：亦事亦理，入耳入心。故事和道理，入耳和入心，事理圆融，很难做到。有故事，没有道理，不够深刻；讲道理，没有故事，未必好听。能入耳，未必能入心；既能入耳，又能入心，确实不容易。这是我在本讲座中的一个心结。

这次讲《大故宫》，应注意并把握些什么要点？力求把握六个要点：

以往讲《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都是主要沿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以时间为顺序，逐渐演绎推进。这次讲《大故宫》不同，是以空间为顺序，就是以故宫的建筑空间，作为讲述的线索。每一讲，都先设定一个空间的概念，再讲在这个空间里的时间、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就像拼图一样，先有一张总图，分拆开来，微观展示，再一块一块拼接，整合成一幅全图。

《大故宫》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不仅有人物，有事件，而且有建筑，有文物——人物可描叙、事件可叙述，建筑、文物则更适合于以影视形象展现。影像比文字，比讲述更形象、更直观、更韵美、更生动。所以，《大故宫》这个题材其文字与影像可以形成最佳拍档。

人物、事件、建筑、文物等都要有一根主线贯穿，这条主线就是文化，就是性灵。人们对人物、事件、建筑、文物、历史的了解，不仅是丰富知识、欣赏艺术、拓展视野、提高素养，而且要得到启示、增长见识、陶冶性情、净化心灵。简单地说，贯穿人物、故事、建筑、文物、历史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内涵，应是“大故宫”的精髓与灵魂。

有些历史题材，虽然具有地域性，但不具有国际性。大故宫却不同，明清故宫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具有国际性。这就需要将中国明清故宫同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现存的宫殿相比较，在比较中认识中国明清故宫建筑的伟丽、文化的辉煌。物以人存，睹物见人，从而了解中国之伟大，中华之伟大。

历史是一门科学，电视是一种艺术。历史的、学术的内容，通过影像、声音、语言、文字等手段表现出来，又使抽象的、逻辑的思维蕴涵其中，这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相互联通转化的过程——既将史实、理念转化为可视、可听的艺术，又将可视、可听的艺术转化为科学的道理；既值得探索，也值得期待。

北京、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子午线即中轴线，这就要突出“中”；中轴线上北京大城的正阳门，突出“正”；皇城正门的天安门，突出“安”；故宫的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和”。总之，“中正安和”的理念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譬如，“和”字为重，和者为尚，具体说来，如大智大慧者所说的“六和”——自己和悦，人我和敬，家庭和睦，自然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总上，以故宫建筑空间为顺序，以传统文化为脊梁，以同大故宫相关的典型历史、人物、事件、文物、古建、艺术、园林、哲理等为主要内容，全面展现大故宫，进而体现大故宫既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

自序五、团队力量

《大故宫》的电视播出与书籍出版，是众多师长、朋友共同智慧的结晶，我个人仅为一个代表符号。在这里，对为《大故宫》播出和出版给予指导和帮助的所有师友，谨致敬谢！

感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冯存礼、聂丛丛、那尔苏、王晓、高虹、吴林、杨静，以及编导孟庆吉、王珊、迮（zé）方乐；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金丽红、黎波、安波舜、郎世溟、陈亮，以及马琳（电视编导），还有出版社约请为本书审稿并配图的左远波等诸君。

爱新觉罗·启骧先生为《大故宫》题写片名和书名，至为敬谢。

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家庭，不客气地说，是一个学术型的家庭。在整个写作和录制《大故宫》的过程中，夫人和儿子阎天等帮着提供信息，查找资料，远从美国，传来资讯，核对史实，商量提纲，讨论讲稿，先行试听，反复修改，直到敲定。家人的后勤服务使我得以专心地做点事情，完成《大故宫》的播出和出版。

本书重在采信第一手历史资料，主要是“三实录”——《明实录》、《清实录》、《李朝实录》，“二史书”——《明史》、《清史稿》，“一档案”——明清大内档案，参阅万历《大明会典》、光绪《大清会典》、《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清宫述闻》、《酌中志》和《春明梦余录》等官私册籍，吸纳郑欣淼《故宫与故宫学》和《天府永藏》、单士元《史论丛编》，万依主编《故宫词典》，故宫博物院的“学刊”、“院刊”、“紫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月刊》等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一百年来各位贤达的相关论著，恕不一一列举，在此敬致谢忱！

故宫六百年，特点是在变：历史在变，建筑在变，名称在变，功能在变，主人在变，陈设在变，器物在变，记载在变，一切都在相互联系的变化之中。因时间、篇幅、资料、平台、视野和知识等所限，只能选取故宫纷繁万象中的若干个点，动中取静，静中取动，突出重点，择例讲述，因此，以偏概全，详静略动，欠缺之憾，敬请见谅。

第01讲永乐迁都一、燕王装疯

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风云突变，祸临王府。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这时皇太子朱标已先死，朱标之子朱允炆（wén）以皇太孙嗣继皇位，改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朱允炆继承皇位时22岁（时燕王朱棣39岁）。他生长在皇宫，少年聪颖，会念书，懂礼仪，很听话，是个乖孩子，但他缺少社会经验，更缺乏政治谋略。建文帝感觉到：威望不高，皇位不稳，担心叔王权势过大，威胁皇权，于是听信兵部尚书齐泰、大臣黄子澄的话，削夺藩王，强化皇权。从哪儿动手呢？俗话说：“吃柿子先拣软的捏。”他先惩治五王——以兵袭开封，将周王废为庶人；转过手来，又废岷王；湘王胆小，“阖室自焚”；齐王被削，成为平民；代王被囚，高墙圈禁。对燕王朱棣，他也有所试探。本来，燕王府邸在元朝旧宫，规模自然比别的王府大，如今建文帝却翻起老账，指责燕王府邸“越分”。朱棣上书辩解说：“《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燕王朱棣打出皇父的“祖训”，来回答皇侄建文帝的指责，算是躲过一劫，但他仍感觉到了政治风浪的险恶。为稳住朝廷，再图良策，他心生一计——装疯！

道衍话的字面意思是：国家混乱、庶民愁苦，此时“王”字的一竖若不出头（加一点），怎么能成为“主”字呢！这分明是鼓励燕王朱棣起兵“出头”，做天下之“主”。

堂堂燕王，为何装疯？事出有因，一一细讲。

对坐饮茶，经过试探，两人所想，暗自合掌。于是，秘室策划，克期起兵。燕王起兵之时，狂风暴雨，房瓦坠地。朱棣大惊，脸色骤变。道衍说：大吉祥啊！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灰瓦坠地，将换黄瓦。（《明史·姚广孝传》卷一百四十五）燕王转惊为喜，师向南京，征战四年，夺取帝位。这里插叙道衍后来的故事。论功行赏，重奖道衍：赐蓄发，道衍坚辞，是为一；赐府第，道衍坚辞，是为二；赐土地，道衍坚辞，是为三；赐美女，道衍坚辞，是为四；赐金银，道衍坚辞，是为五；赐高官，道衍坚辞，是为六；赐厚禄，道衍坚辞，是为七；赐爵位，道衍坚辞，是为八。道衍和尚八拒永乐皇帝的赏赐，只请求到大庆寿寺（在今西长安街路北，后称双塔寺）青灯一盏，念经修行。道衍上朝时穿官服，退朝后披袈裟。道衍和尚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他的确高明：夺天下时独居首功，治天下时全身而退，知进知退，知行知止，胸怀大格局，心藏大智慧！

朱棣说：“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氷！”

回过头来，还说朱棣。朱棣挑战皇位，事关江山社稷，更要争取民心。他借用汉朝“清君侧、诛晁错”的历史经验，打出“靖难”的旗号，就是宣称国家有难，奸臣齐泰、黄子澄之流当道，所以要带兵来拯救国难、靖安社稷。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时年40岁。靖难之役，血战四年，惨烈非常。最后，朱棣率军攻入南京，以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成为大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据《明实录》载，建文帝于城破后自焚而死，一说由地道出逃，出家为僧，还有说流亡海外，成为历史疑案。

道衍答：“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作主！”

北京明清故宫，是中华文明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

道衍（1335—1418年），俗名姚广孝，江苏长洲（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他14岁出家，修禅理，悟性高，通儒道，谙韬略，习兵法，工诗画，受朱元璋指派，侍随燕王朱棣。燕王同道衍共同谋划举兵大事，但事关天机，属绝对机密，需要彼此试探，以明隐秘心意。《长安客话》记载了一个故事：一天特冷，道衍陪燕王吃饭。酒席之间，二人对话——

<h3>导语</h3>

朱棣坐上皇位，要把这个特大喜讯昭告天下。但是，事物有阳，必定有阴。顺利的事情，总有不顺利的一面。永乐帝满心高兴，却惹来一场“血色诏书”风波。

大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永乐皇帝身着龙袍，端坐在奉天殿（太和殿）的宝座上，接受百官朝贺，庆祝新年的到来，也庆祝新落成的皇宫——紫禁城宫殿正式启用。从这一天开始，北京正式升格为明朝的都城，南京则成为陪都。从这一天开始，大明皇宫正式登上历史文化的舞台！

朱棣（1360—1424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4子，朱元璋称帝时朱棣才8岁。他11岁被封为燕王，17岁娶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的长女徐氏为王妃，21岁带领护卫军官兵5770人离开南京，就藩北平。燕王府在故元大都皇太子居住的隆福宫，位置在今中南海。23岁时父皇选派高僧道衍（姚广孝）和尚为燕王随侍。

永乐帝迁都北京，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是影响千秋的决策。

朝廷使臣走后，朱棣回到王府，找来道衍，共同谋划。

儒家经典《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要了解“大故宫”，先要从了解“永乐迁都”开始，而要了解“永乐迁都”，就要从“燕王装疯”说起。

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定都金陵（今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同年，改大都为北平，取意北方平定、和平。金朝建都北京，称中都，为北京正式建都的开始。元朝时北京称为元大都。明初定都南京，大都改为北平。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改北平为北京，此为北京这一地名的开始。民国时，北京曾改名为北平。1949年，北平又改称北京，并沿用至今。他为江山永固，采取了一项“强枝干、固根本”之策，就是分封子侄为王，分驻要地，加强地方，巩固中央。朱元璋有26个儿子，除长子朱标留在南京，第9子朱杞和第26子朱楠早死外，其余23个儿子都封为藩王，分驻各地。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燕王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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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先生有一出著名的京剧《宇宙锋》。这出戏说的是秦赵高已嫁女儿艳容，二世胡亥欲纳为嫔妃，赵高也献女逢迎。一边是君命，一边是父命，赵艳容急中生智，金殿装疯，逃过一劫。这出戏又叫“金殿装疯”。燕王演出的舞台不在金殿，而在王府，简直就是一出“王府装疯”的政治滑稽剧。事情是这样的：朝廷从南京派官，前来北平察看燕王朱棣的动静。一到燕王府，接待的不再是从前那位堂堂威武的燕王，而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狂人朱棣。北平三伏，挥汗如雨，可是燕王身上穿着破棉袄，围着火炉，蓬头散发，哆里哆嗦，嘴里大喊：“冷啊，冷啊！”他理智紊乱，满口胡言。使者一见，扭头就走，回南京报告说：燕王疯了，不足为患！但有的大臣不信，认为朱棣是装疯。于是朝廷派官到燕王处再探。这次，燕王干脆把戏演到了厅堂之外，在大街上呼喊乱走，抢夺酒食，狂言乱语，躺在泥地，满脸污垢。使臣回到南京报告说：燕王真的是疯了！这下朝廷不再怀疑，暂时对燕王放松了警惕。透过燕王的“王府装疯”，可以看出朱棣是一位胸藏大智慧、大谋略的政治家，可谓能屈能伸、大智若愚。相比之下，年轻气盛的建文帝却根本不是这位皇叔燕王朱棣的政治对手。

第01讲永乐迁都二、血色诏书

朱棣夺得皇位后，要写诏书，布告天下。事先道衍和尚给他介绍了方孝孺其人其事，并嘱托道：您到了金陵后，杀谁也不能杀方孝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传》卷一百四十一）永乐帝点头应允。

方孝孺（1357—1402年），浙江宁海人。幼年警敏，双眸炯炯，每天读书，数量过寸。他受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训导，“尝卧病，绝粮”。家里人很纳闷，他笑着解释说：“古人三旬九食，贫岂独我哉！”这里“三旬九食”用的是陶渊明《拟古》诗中“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的典故，意思是衣食难以自足。孝孺长大后受到了明太祖和建文帝的信用，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给皇帝讲课，并参与机要文件起草。史称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

燕王兵进南京金川门后，方孝孺被逮，带到燕王面前。朱棣命他起草继位诏书。方孝孺悲恸大哭，哭声震动殿堂。因为有道衍嘱托的话在先，朱棣不顾九五之尊，走下宝座，到方孝孺面前，君臣有了一段对话。

朱棣说：“先生，不必自找苦吃。我要效仿周公辅佐成王啊！”

孝孺说：“成王在哪里？”

朱棣说：“他自焚死了！”

孝孺说：“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呢？”

朱棣说：“他的儿子太小，国家需要年长的国君。”

孝孺说：“为何不立他的弟弟呢？”

朱棣说：“这是我们的家事！”

孝孺说：“我不能起草诏书！”

朱棣说：“这份昭告天下的文书，非先生起草不可！”说完命太监将笔墨纸砚等放在孝孺的面前。

孝孺直对朱棣，不但不写，还将御赐的笔墨掷在地上，又哭又骂，并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朱棣大怒，忘了（或抛却了）道衍的嘱托，说：“不写，你就不怕诛九族？”九族：《辞海》引《尚书·尧典》“以亲九族”，解释“九族”有两说：一是指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身、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旧时立宗法、定丧服，皆以此为准”；二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孝孺说：“就是诛十族，我也不能写！”

朱棣以杀其弟相威逼。方孝孺面对胞弟孝友即将临刑而潸然泪下，其弟吟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朱棣大怒，命人以刀抉方孝孺之口，裂至两耳，再将其寸磔于市，并诛其十族。十族，就是宗亲九族加上学生。可怜那些与方氏有牵连的读书人，无辜被杀，血染黄泉。史载孝孺口占绝命诗，慨然赴死，气节高昂。清人倪瑞璿诗曰：“碧血一区（ōu）埋十族，青山千古护孤坟。”这表达了后人对方孝孺的崇敬和怀念。

方孝孺不写诏书，还是有人写的。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金陵皇宫奉天殿即皇帝位，昭告天下。

上面故事反映了一个血腥的现实：永乐新贵族与建文旧贵族之间，进行了一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的残酷厮杀——《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方孝孺之党，坐死者870人；邹瑾之案，诛戮者440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150人；陈廸之党，杖戍者180人；司中之系，姻娅从死者80余人；胡闰之狱，全家抄提者317人；董镛之逮，姻族死戍者230人等。以上7个案子，牵连2200多人！其中许多人是前朝官员和社会名流！史家对他们称赞道：“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孝孺“血色诏书”风波刚平息，朱棣“白日噩梦”悲剧又上演。

第01讲永乐迁都三、白日噩梦

燕王朱棣登极称帝，不仅遭到建文儒生的抵制，而且遭到建文官员的反抗。这突出反映在永乐帝的一场白日噩梦里。

一天，永乐皇帝在南京皇宫迷迷糊糊地做了个白日梦，梦见一个叫景清的人手持宝剑，绕着皇帝宝座跑，想要追杀他。他赶快退避，退得愈快、追得愈快，退得越慢、追得越慢。景清，这个人是大有来头的。

从这一天开始，大明皇宫正式登上历史文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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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电视荧屏上，常能看到雄伟壮丽的紫禁城，看到巍峨壮观的故宫三大殿，看到三大殿中建筑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太和殿（奉天殿）。我们把时间往前推590年。在大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在北京，在中国，在亚洲，在世界，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永乐皇帝身着龙袍，端坐在奉天殿（太和殿）的宝座上，接受百官朝贺，庆祝新年的到来，也庆祝新落成的皇宫——紫禁城宫殿正式启用。奉天殿（太和殿）前，香烟缭绕，鞭鸣乐奏，文武百官，山呼万岁。礼毕，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文武百官及朝贡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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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北京是“龙兴之地”，根基稳固。永乐帝认为，北平风水好，成全了他的皇帝梦，而南京有鬼魂犯驾，风水对自己不利。朱棣在北平经营20多年，基础深厚，而南京则遍布前朝遗民，人心不稳，所以，还是回大本营北平为好。

第二，北京是雄险之区，位置重要。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当时的故元势力，“控弦之士，不下百万”，严重威胁明朝北方安全。都城设在北京，“天子守国门”，利于北边防务。

第三，北京是居中之地，交通便利。古代交通不便，四方入贡，道里均匀，为联通九州八方，都城位置宜居天下之中。盛明疆土，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南达曾母暗沙，北京的地理位置，约略南北居中。那时候没有汽车、飞机、高铁，交通主要靠陆运和水运——京杭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条大江河，北京则为这条大运河的起点。

然而，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仅仅是因为白天梦见景清犯驾吗？仅仅是因为在南京杀人过多，阴气太重吗？其实如此重大决策，必有更为复杂的考量：

所以，永乐帝迁都北京，从当时或从后来看，都是正确、重大的决策。

从决意迁都北平，到正式定都北京，经过了18年。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朱棣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建成。尔后，朱棣下诏：明年正月初一日，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举行庆贺大典。

定都，对于一个政权、一个君王来说，是一件头等大事。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成了气候，要建立都城，在凤阳、金陵（今南京）、开封、洛阳、西安、北平（今北京）之间犹豫不决。一天，他让群臣写诗表示自己的意见。儒士邓伯言献诗说：“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七修类稿》卷十二）这诗契合了朱元璋定都金陵的意向。朱元璋在金銮殿上拍案高声朗读这首诗，邓伯言误认为皇帝震怒，自己小命完了，当堂吓得昏死，被抬出东华门时才苏醒过来。

总之，永乐帝迁都北京，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是影响千秋的决策！

迁都，也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历来迁都，都极艰难，前朝经验，历历在目。北魏孝文帝以争战为名，胁迫贵族从大同迁都洛阳；金海陵王也是毁掉上京（今哈尔滨市阿城区），逼迫贵族迁到中都（今北京）；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八大贝勒反对，他独自行动，诸贝勒们看老爷子走了，也只好跟着走。永乐迁都，既有雄才远略的一面，也有被逼无奈的一面。直到明朝覆亡，黄宗羲等仍在议论，如果都城还在金陵，明朝就可能摆脱覆亡的命运。如果不是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恐怕早在英宗朝“土木之变”时，明朝可能已丢掉北方的半壁江山。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永乐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什么这样说？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永乐皇帝的白日噩梦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北方边境。

第二，派遣郑和下西洋，完成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

第三，编修《永乐大典》，为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事。

第四，北京是帝王之都，积淀丰厚。北京自辽南京、金中都，到元大都，作为帝都，已绵延400多年。北京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有大气象，有帝王气。

朱棣和他的皇父朱元璋一样，虽都有历史大功绩，但也有历史大罪过——他们都漠视生命，特别是漠视士人生命，对于异己者，滥施淫威，残暴屠杀。

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开始，北京继元大都之后，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在元、明、清三代，是全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今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从这一天开始，北京正式升格为明朝的都城，南京则成为陪都！

第四，营建都城北京，为人类增添了一份世界文化遗产。

永乐帝诏建的北京城和北京皇宫，先定下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及坐落在中轴线上的皇宫，居于“天下之中”，有些什么故事呢？

第02讲天下之中一、哪吒传说

上面传说，不必当真。修北京城时，刘伯温已经死去20多年，姚广孝在修行，他们都没有参与北京城的兴建工程。更何况，传说里提到的东、西便门，都开在外城上，而外城到嘉靖时才修成，晚100多年。那么，这个故事是怎样移花接木到刘、姚二位身上的呢？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学霖教授根据二十多年的研究，在《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这本专著里，作了详细的考证。刘、姚二人按照哪吒形象修建北京城的传说，滥觞于刘秉忠修建元大都城的故事。刘秉忠是元大都的总设计师，他当过和尚，同姚广孝身世经历相似，又是忽必烈的谋士，同刘伯温的身世经历也相似。这样故事的两位主角就凑齐了。那么故事的场景是怎样从元朝移到明朝的呢？这个故事移植，起到桥梁作用的是朱棣的蒙古血统。原来，据学者考证，朱棣的生母不是正史记载的朱元璋原配夫人——大脚马皇后，而是蒙古汪古部的碽（ɡōｎɡ）妃。汉文和蒙古文的文献都记载说，朱棣建北京城时曾求助于生母碽妃，母亲授予他锦囊妙计，要他请刘伯温襄助。刘伯温受命之后，得到一位黑脸、黑衣、黑骑的神人指点，依计行事，修建了北京城。这个故事有汉文本，有蒙古文本，也有从蒙古文本翻译的英文本，于是在国内与国外，在蒙古族与汉族地区，特别在北京地区，广泛流传，历久不衰。这个故事反映出在北京城规划和建设中，蒙汉、中外、元明、僧俗多元文化在北京交流和融汇。

刘伯温解释说：这（京城）正南中间的一座门，叫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瓮城东西开门，是哪吒的耳朵；正阳门里的两眼井，是哪吒的眼睛；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东便门，加上东城墙的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吒左半边身子的四臂；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西便门，加上西城墙的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右半边身子的四臂；北城墙的安定门、德胜门，是哪吒的两只脚。京城里四方形的皇城，是哪吒的五脏，皇城的正门——承天门（天安门）是五脏口，从五脏口到正阳门中间这条长长的平道，是哪吒的食道。那宫城则是哪吒的心脏。贯穿宫城从玄武门（神武门）到大明门（大清门）的御道，则是哪吒的脊梁骨。所以，老北京人说，北京城是一座八臂哪吒城。（参见金受申《北京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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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人公是刘伯温（名基）和姚广孝（道衍）。姚广孝是朱棣的军师、谋士，前面介绍过。他出家后，游嵩山寺，相面的说他是元世祖忽必烈谋士“刘秉忠流”。他是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监修官，又是编辑《永乐大典》的纂修官，无论政事，还是文事，他都颇有建树。

<h3>导语</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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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也是诸多故宫建造传说的主人公之一。

第02讲天下之中二、北京心脏

事实上，明北京城不是按照哪吒八臂，而是依照《周礼·考工记》的礼制，在元大都城基础上重新规划和建造而成的一座新的都城。

元大都宫殿布局是以太液池（今中南海、北海）为中心，大内、隆福、兴圣三组宫殿呈“品”字形，夹太液池，形成“太液为主、宫殿为客”的布局。而明北京则将宫城集中在太液池东岸，形成“宫殿为主、太液为客”的布局。为什么会有如此主客布局的转换呢？这有文化上的原因。牧民“逐水草而居”，以牛羊为衣食之源，而牛羊食草而生，草又依水而生，所以水是草原文化的生命。而武力篡夺侄子皇位后迁都北京的朱棣，在北京最缺乏的是安全感，所以把高筑紫禁城的城墙放在首位，太液池则是消闲游憩之地。因此，元大都“太液为主、宫殿为客”与明北京“宫殿为主、太液为客”的布局，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城市规划和宫殿布局上的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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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明清时期，北京四重城——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宫城为中，层层环卫，界域清晰，等级分明。历史传统，影响至今。

北京第四重城为外城。内城之外，罩着外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防御塞外骑兵骚扰，按“城必有郭，城以卫君，郭以卫民”的规制，始筑外城。原议修120里，因财力不足，只在南面修了28里，开七座城门：南面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面南为广渠门、北为东便门；西面南为广宁门（清避道光帝旻宁名讳改为广安门）、北为西便门。城墙用砖包砌，也挖了护城河。

总之，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15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宏丽的篇章。

“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这就是说，都城呈方形，每边长九里，旁各开三门。城中的道路，纵横各九条，路宽可以九辆车并行。左翼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右翼是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为皇帝治居的宫殿，后面为人们交易的市场。

北京城不仅有皇宫成为全城的心脏，城池重重环绕皇宫，层层拱卫皇宫，而且还有一条中轴线作为全城的脊梁和灵魂。

明北京城的宫殿坛庙之辉煌壮丽，超过了南京，具有天子之都的雄伟气概。北京城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城：

北京第二重城为皇城。宫城之外套着皇城，分布着朝廷办事机构监、局、司、库等，是为皇家服务的地方。皇城周围约18里，四面开7座城门：正南为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其东转为长安左门，西转为长安右门，中为承天门（天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清改称地安门）。皇城的城墙用砖包砌，涂以红色，上面盖着黄色琉璃瓦。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两侧的红墙就是皇城的南城墙。皇城同样被列为禁地，民间百姓，擅自闯入，杖责一百。（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四）

北京第三重城为内城。皇城之外又套着内城。内城，初称京城，也称大城，嘉靖修外城后便叫内城。在清朝，内城是旗人居住的地方。城周围约45里，城墙高12米，墙内外用砖包砌。城墙四隅，建有角楼。城墙的外面，环绕护城河。今北京2号线地铁是在原内城城墙和护城河的位置修建的。内城共有9座城门：南面，中为正阳门（初称丽正门，习称前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东面，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面，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面，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正统年间，九门之外，各立牌楼；内城九门楼建成之后，崇楼峻阁，固若金汤，崔嵬宏丽，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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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北京城池宫殿告成后，明朝官方评论说：

初建的北京城分为宫城、皇城、京城三重，后嘉靖年间增筑外城，而为四重城（外城因财力不足，只包南城，未能全包）。外城建成之后，京城又称内城。

第02讲天下之中三、中轴脊梁

北京作为“天下之中”，另一个关节点是“脊梁”，就是有一条城市中轴线穿过皇宫，贯穿南北，好比北京的脊梁。北京建城，先有中轴线，后有北京城，而皇宫在这条中轴线上，前有出后有靠，形成中轴线上的一个个高潮。

中轴线即子午线《辞海·子午线》条：“地球上一切通过地轴的平面同地面相割而成的圆，即所有经度圈都是地球大圆。它们在南北两极相交，并被等分成的两个半圆，这样的半圆称经线。经线的方向表示当地的南北方向，故又称‘子午线’。”子，为地支第一位，夜11—1时，也指北；午，为地支第七位，午11—13时，也指南。明北京城沿用了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是规划设计中最先确定下来的核心要素。也就是先定中轴线，后建北京城。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在明清时期，这条中轴线上，从南到北排列着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大清门）、天安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奉天门、皇极门）、乾清门、神武门（玄武门）、地安门（北安门）等10座最重要的城门，纵贯宫城、皇城、内城、外城；这条中轴线上，矗立着太和殿（奉天殿，皇极殿）、中和殿（华盖殿，中极殿）、保和殿（谨身殿，建极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即前三宫、后三殿，共6座雄伟的宫殿，全城建筑都以中轴线为基线而对称展开，皇帝的宝座，就安设在中轴线上。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制体量，平衡对称，结构疏密，壮美谐和，高低错落，井然有序，阴阳之间，不激不随，构成了一幅世间独具的隽美画卷，同时也形成北京中轴线的高潮。

打开明清北京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在皇宫之南，有三个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的建筑布局，层层递进，在中轴线上形成三个高潮，显示出向前发展的磅礴气势。

第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依托宫城向南凸出。北依午门五凤楼，经端门，南望雄伟壮丽的承天门（天安门），东西两侧，各有一道红墙或庑廊围合。两翼分别布置一组对称的建筑群：左祖——祭祀祖先的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右社——祭祀社（土地）和稷（五谷）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前者，是生命的延续。感恩祖先，因为没有祖先，就没有子孙；后者，是生活的维系。感恩土地及其生长的粮食，因为没有土地和粮食，就没有兆民生命。“左祖右社”按照明清规制，都在宫城之内。从社会伦理看，这个布局，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从建筑格局看，这个布局，既突出了宫城的雄伟气势和帝王的至尊至上，又表现出天之骄子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凸”字形的布局，依托皇城向南凸出。北依承天门（天安门），中经大明门（大清门），南望正阳门（前门），东有长安左门，西有长安右门，中间为宽阔的御道，两旁有东西向的千步廊，各110间，折而北向，廊房各34间，共288间，连檐通脊，组成巨大的宫前场院，以红墙封围。两侧红墙外面（约今正义路以西、石碑胡同以东、长安街以南、前门大街以北），对称地布列着中央政府主要官署：左文——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和翰林院等，右武——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的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等，都在千步廊东西两侧和皇城附近。这个布局，进一步突出了宫城的雄伟气势和帝王的至尊至上，又表现出中央公务区集中办公的特点。

这里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面积达4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万人集会。记得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学生、军人、干部等到广场拔草。到“十一”举行新中国成立大典时，广场上的黄土地干净平整。后来城市发展，拆除宫前广场红色围墙，又加以拓展，成为现今的天安门广场。宫前广场西拓，建了人民大会堂；东拓，建了国家博物馆；南拓，临近正阳门（前门），更增加天安门前的恢弘气势。

第三个“凸”字形的布局，依托内城向南凸出。从正阳门（前门）往南，到永定门，两侧最重要的建筑群是“左天右地”——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山川坛即先农坛。这两组建筑群，天与地、乾与坤，相互对应，彼此对称。这个布局，进一步突出了宫城的雄伟气势和帝王的至尊至上，又表现出天地对应、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

以上这三个“凸”字形空间，在皇宫以南，沿着中轴线恢弘展开，高潮迭起，既烘托出皇宫的宏伟气势，更延展了城市轴线的开阔气魄。

故宫前有“三凸”，前面已说，后有“三靠”，下面介绍：

第一“靠”是景山。在皇宫北侧堆土，形成高49米的万岁山（又称煤山，清改称景山），收住宫气，形成皇宫的第一靠。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在景山五峰上建起五亭——中为万春，左为观妙、周赏，右为辑芳、富览，增添了秀丽的景色，也为我们今天欣赏故宫提供了登高望远之处。

第二“靠”是钟鼓楼。中轴线上的通道，从南到北绵延近8公里，到此打住，收拢城气，形成皇宫的第二靠。

第三“靠”是北城墙。内城北城墙正中不开城门，再守城气，形成皇宫的第三靠。

故宫以北的这“三靠”，还是沿着中轴线恢宏展开，高潮迭起。既收住皇宫的宏伟气势，更挺起城市轴线的空间高度。

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城的脊梁，而且是北京城的灵魂。这条中轴线，从永定门到正阳门3100米，正阳门到钟楼4648米，全长7748米，过去称15里，现在称约7.8公里。在中轴线上，正阳门，突出“正”——中即是正，正即是中；天安门，突出“安”；太和门，突出“和”，所以，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与正——北京在全国居中，宫城在北京居中，三大殿在宫城又居中。北京城又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论建造的。居中与对称相呼应，北京的宫殿、坛庙等也多是对称的。在中轴线两侧，从南到北——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东西对称，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中和殿与交泰殿、天安门与地安门等，都对称布局，以求建筑平衡、理念和谐。

安与和——居中对称，讲求安和。

就“安”来说，皇城南门，明为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皇城的北门，明为北安门，清改为地安门。天和地都突出一个“安”字。皇城六门的天安、地安、东安、西安、长安左、长安右这六座门，都突出“安”。这六个“安”，反映人们的愿望和期待：个人安康，家庭安福，人我安和，自然安顺，社会安泰，世界安宁。社稷江山，讲求谐和。

就“和”来说，宫城外朝的三大殿，明初分别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突出“天”；明嘉靖重修三大殿后，依次改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突出“极”。清初重修三大殿后，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和”。这个由神权的“天”，到君权的“极”，再到社会的“和”，反映出帝制社会虽然发展缓慢，思想理念却在不断进步。还有太和殿前庭院通向东华、西华的两门，东面左顺门（后改会极门，清改名协和门）、西面右顺门（后改归极门，清改名熙和门）——总之，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与太和、协和、熙和三门，都突出“和”。这六个“和”，反映人们的愿望和期待：个人和悦，家庭和睦，人我和敬，自然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但是，“中正安和”在帝制时代只能是一种理念，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上，明永乐十八年间，兴建宫城、皇城、大城，以中轴线贯穿其南北，展现“中正安和”理念。在中轴线上：南有“三凸”，意境深邃，是起兴之笔；中有宫城，宏伟壮丽，是高潮之笔；北有“三靠”，平实厚重，是收束之笔。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的明清皇宫，既是北京的中心，也是天下的中心。

明清皇宫之前，通过承天门（天安门）、大明门（大清门）和正阳门（前门），可以看出宫城的大气象、大格局。北京确实是龙兴之地、雄险之地、居中之地和帝王之都，一条中轴线即子午线贯穿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中轴线上宫城“前有三凸、后有三靠”，贯穿“中正安和”的理念，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魂。

第03讲宫前气象一、承天之门

承天门（天安门）前发生过很多往事，我讲两个故事。

承天门（天安门）等级森严，戒备严密。承天门（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上，架起汉白玉石虹桥七座，称外金水桥（内金水桥在太和门前）。中间一座桥稍宽，栏杆的柱头雕蟠龙，桥面只许皇帝通过，俗称“御路桥”；左右两座桥，栏杆的柱头雕荷花，桥面只许王公通过，俗称“王公桥”；再两边的桥只许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通过，俗称“品级桥”；最靠边的两座普通浮雕石桥，才许四品以下官员等行走，俗称“公生桥”。

承天门（天安门）雄伟壮丽，金碧辉煌。从建筑上看，承天门（天安门）的高大壮丽，源自六重措施：一是，最下部为1.6米高的汉白玉石须弥座；二是，城楼建在高大城台之上，城台高达13米；三是，城楼用60根朱色巨柱支撑，东西面阔九间，南北进深五间，取《周易》“九五，飞龙在天”之意，象征皇权的“九五之尊”；四是，装饰鲜丽彩画；五是，屋顶重檐、黄琉璃瓦；六是，最上又有龙吻。这样，承天门（天安门）的基座、城台、巨柱、高楼、殿顶、龙吻，层层加高，叠叠耸起，通高达到33.7米，相当于12层楼那么高。还有，楼前的外金水河水，在桥下缓缓流动，低头看绿水，仰首望楼顶，在古时人看来，仿佛与天承接。作为既是皇城正门，又是宫城第一道门的承天门（天安门），绿水白桥，红墙朱柱，彩画黄瓦，蓝天白云，层层颜色，节节变化，亦动亦静，灿烂辉煌——当下人们，无论站在天安门城楼下仰望，还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都会有无尽的遐思，也都会有说不完的感慨！经过近600年的历史沧桑，天安门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颗明珠。

<h3>导语</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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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门（天安门）是明清皇帝举行金凤颁诏礼仪的场所。皇帝颁诏时，将诏书放入龙亭内，由御仗导引，从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起，抬到城楼上。礼部官员在承天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诏书，因高高在上，又很“神圣”，听起来仿佛天音一般。文武百官在外金水桥南站立聆听，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礼官将诏书用木制金漆的“金凤”衔住，从城楼上徐徐降下，落在礼官跪接的云盘上，再把诏书放入龙亭内，送到礼部，誊录印刷，布告天下。这就叫做“金凤颁诏”，显示了皇权至尊、君权至上。

承天门（天安门）既见证了明清的两度辉煌，也见证了明清的两曲悲歌。它南面的大明门（大清门）有些什么史事呢？

到了光绪年间，大清气数将尽，天安门前乱象迭生。有御史参奏说：在天安门举行金凤颁诏典礼的时候，有的官员不穿官服，有的官员还同身穿“裋（shù）褐”的仆役人等任意喧哗；在西侧值房前面，甚至有官员盘腿而坐，无视颁诏大典，简直不成事体！（《清德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光绪帝虽下诏查处值班官员，却提振不了日益松懈的朝纲。不过一代人时间之后，大清朝灰飞烟灭，天安门的金凤颁诏，从此成为前朝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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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前，装饰着石狮和华表。华表在承天门（天安门）的前后各有一对。十余米高的华表上，满刻着云朵和蟠龙，顶端各雕刻有一只石兽，名叫犼（hǒu），俗称“望天犼”。门北侧的华表，石犼面向皇宫，俗称“望君出”；门南侧的华表，石犼背向皇宫，俗称“望君归”。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当皇帝深居简出日夜淫乐时，门后的两只石犼就说：“国君呀，你不要长期呆在宫廷里，快出来察看百姓苦难吧！”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望君出”。当皇帝外出游幸日久不归时，门前的两只石犼就说：“国君呀，你不要长期在外面游逛了，快回来亲理国政吧！”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望君归”。“望君出”与“望君归”两对华表的古老传说，反映了朝廷和百姓期待明君理政的善良愿望。

第03讲宫前气象二、大明国门

承天门（天安门）作为皇城正门的时间并不长。乾隆中期以前的大约三个世纪里，皇城的正门，是承天门以南的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辽阔的明帝国中，大明门是唯一用国号命名的门，可谓“国门”，是皇朝正统所系。所以，清朝入关以后，立即将大明门的牌匾摘下，翻过来刻上“大清门”。相比之下，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就毫不急切，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才下诏。据说民国初年改大清门为中华门时，把门匾摘下，本想翻过来接着用，一看却被清朝抢了先。于是只好另找一块门额，刻上“中华门”三个大字。

大明门（大清门）的重要，还可以从其门联看出。这副门联是明代著名学者解缙写的。解缙（1369—1415年），江西吉水人，洪武进士，是个大才子、大学问家。永乐帝登极，他受到重用，参与机务，任翰林学士、大学士，主持修纂《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他的故事后面还要讲，这里特别介绍他为大明门作的一副门联——

上联是：日月光天德；

下联是：山河壮帝居。

这副对联自然是歌颂皇帝、皇宫、皇朝和皇权的，但就文学层面来说，的确是一副气势磅礴、石破天惊的对联。因为：

其一，大气磅礴。仰望乾天的太阳与月亮，俯视坤地的山峦与江河，立地顶天，气贯寰宇，宏伟博大，无以复加。

其二，语言通俗。苍天对大地，日月对江河，天德对帝居，自然对社会，上下联，五双字，语言朴实，没用典故，简明晓畅，妇孺都懂。

其三，意境高远。日月之明光，山河之壮美，都为衬托大明而存在，将“天德”与“帝居”，扩充到天日之崇高，川流之长远。

然而，《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副对联却将皇帝、皇宫、皇朝、皇权推高到极致。

大明门虽然重要，但规制不高：和承天门（天安门）相比，没有城台，没有重檐，只开三门，平时闭而不开。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考虑到大明门居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相邻两门，十分高大，中间门低，两边门高——缓和节奏，错落有致，南北平衡，总体和谐。1959年，中华门被拆除，“国门”记忆，日渐尘封。

在几百年前，国门是地位和荣耀的象征，是天朝正统所系，不仅为万民仰望，而且引发过激烈的斗争。下面我讲三个同大明门（大清门）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明嘉靖帝即位时，围绕通行大明门的礼仪，发生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明正德帝死后无子，按“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是兴献王的儿子，要从湖北安陆（今钟祥）来北京即位，年方十五。礼部按太子即位礼仪，请朱厚熜从东安门进皇城。他说：“皇兄遗诏里是说让我即位当皇帝的，礼部这么说算怎么回事！”他的车驾到城外，就是不进城。礼部没有办法，最后他由大明门中门进入，到皇宫登极，年号为嘉靖，就是嘉靖皇帝。

第二个故事。当时，嘉靖帝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蒋氏还健在。朱厚熜年纪小，又孝顺，对群臣说：“至亲莫若父母。”他的母亲也来京到了通州。礼部奏请“圣母至京，宜由东安门入”。走东安门入皇城？嘉靖帝不准；再议由大明门左侧门入，又不从；最后嘉靖皇帝断然下旨：走大明门正中的门！正僵持着，嘉靖帝的母亲很生气，闹起脾气，拒不入京。嘉靖帝听到生母这般境遇，痛哭不止，提出不想当皇帝了，要“奉母归”——母子都回湖北老家去！大臣们吓坏了，最后决定妥协一步：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办。嘉靖帝的母亲这才从通州起程，由大明门中门进入皇城，再进入宫城，同当了皇帝的儿子团聚。（《明史记事本末·大礼议》）

第三个故事。清朝在大清门也有故事。清朝后妃和明朝一样，只有皇后大婚时允许走大清门，其他妃嫔只许走紫禁城的后门——玄武门（康熙时改神武门）。相传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婆母慈禧太后斗气，曾脱口而出说：“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言外之意——您不配！这句话如果属实，一定会深深刺痛慈禧太后的心。后来慈禧太后逼死儿媳，或许这句话埋下了她的一个祸根。

第03讲宫前气象三、正阳之门

大明门以南，就是内城正门——正阳门（初称丽正门，俗称前门）。永乐建北京时，正阳门就是京城的南大门。为了防御蒙古入犯，正阳门修筑了包括城楼、瓮城和箭楼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正阳门楼和箭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遭毁坏。有文记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自西安返回北京时，在城台上扎彩牌楼以壮观瞻。尔后进行重建改建，带有西洋建筑色彩。正阳门城楼居北，城台与承天门一样高大，城楼两层，整座城楼高达42米，是北京城门之最，守城者因此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城台南北上沿各有1.2米高的女墙，用来掩护守城士兵。城台正中只开一个门，门内还有千斤闸，从外部难以攻入。城楼高两层，面宽七间，进深三间；楼顶为重檐歇山顶，灰瓦绿琉璃剪边。正阳门箭楼居南，是明朝正统年间增建的。箭楼城台比城楼略矮，同样只开一个门，而且门有两重：前为千斤闸（今仍能看到闸板遗迹），上下开闭；后为铁叶大门，左右对开。箭楼本身是一座砖砌的堡垒，上下共分四层，东、南、西三面开射窗，正面有52个，侧面各有21个，射窗共有94个。城楼和箭楼之间由瓮城连通。敌兵一旦攻破箭楼门洞，守军就可以关闭箭楼和城楼的大门，使敌兵进退不能，如同掉入瓮中；然后居高临下，从四面八方合击被围之敌，是谓“瓮中捉鳖”。

总之，正阳门的设计，处处从军事防御着眼。正阳门的命运，也总是与兵事息息相连。这里主要讲明朝崇祯年间，李建泰在正阳门出征的史事。

李建泰，山西曲沃人，官至东阁大学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军队进逼山西。崇祯帝临朝叹息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zhì）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明史·李建泰传》卷二百五十三）说完痛哭起来。李建泰见状慨然说：“臣家曲沃，愿意用家产充当军饷，不用官家发钱，请求带兵西征！”崇祯帝转悲为喜，给李建泰升官，让他兼督师，赐给尚方宝剑，准许便宜行事，还按照他的意思派去了下属。

同月二十六日，在正阳门举行遣将礼，就是出征饯行仪式。快到正午，崇祯帝登上正阳门城楼。卫士东西对列，从午门一直排到正阳门外，虽十分壮观，但虚张声势。皇帝赐宴饯行，亲贵和文武大臣都要侍坐，鸿胪寺派人赞礼，御史负责纠仪，大汉将军侍卫，可谓隆重之至。崇祯帝亲自用金酒壶给李建泰倒了三杯酒，还赐他手敕，上书“代朕亲征”。太监为他披红簪花。宴毕，出征，崇祯帝目送很久才返驾回宫。大明朝的国运，崇祯帝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建泰的一军之上。

可是，李建泰出师不利，才走了几里地，所坐的轿子忽然轿杆折断，众人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是日大风扬沙，占卜的卦辞说“不利行师”。这是怎样一支“王师”呢？虽然李建泰调来了得意的下属，甚至西洋人汤若望都随军出征，负责火攻水战，但行军到京南涿州，即逃散三千多人。不久“兵食并绌，所携止五百人”。时李建泰军惊闻老家曲沃陷落，家中资财散失一空，预期的粮饷打了水漂。他一急就病了，行动顿时慢下来，每天不过走三十里，手下士兵也纷纷逃散。走到广宗，守城知县一连三天不准李建泰入城，并问李建泰——

问：大军不向敌，为何要进城？

答：军队没粮食，进城要粮银！

问：城里没有粮银！

答：如不开门，我要攻城！

李建泰恼羞成怒，下令官兵攻城。城攻破后，杀死乡绅，鞭笞知县。堂堂宰辅重臣兼督师的李建泰，出京第一仗，竟然攻打自家县城，竟然屠杀天朝庶民，竟然鞭笞自家知县，完全违背出师初衷！

后来，李建泰率军到了保定府，残兵不过数百，请求入城。守城的同知邵宗元等不答应，李建泰就拿出颁赐的印信给他看。邵宗元说：“你获得过天子的厚恩，皇上曾经亲自登上正阳门，赐给你上方剑，还给你倒酒，跟你饯别。如今你不代皇上西征，却要叩关避贼吗？”一番话刺到了李建泰痛处，他大声斥责邵宗元，还举起尚方宝剑威胁他。堂堂尚方宝剑，出鞘头一遭，竟指忠臣良将！幸好城上有人认识李建泰，这才放他进来，否则李建泰怕重演攻打广宗的闹剧。

不久保定城破，有人说李建泰拔剑自刎未遂被俘，有人说他主动出降，总之明朝大学士兼督师，一转眼成了李闯王的人。是为李建泰第一叛——大明。后来，李自成败走，李建泰摇身一变，成了大清朝的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是为李建泰第二叛——大顺。三年后，李建泰因“受赃”罢官回家。后在故明大同总兵姜瓖降清又叛清时，李建泰在家乡曲沃与他遥相呼应。是为李建泰第三叛——大清。顺治七年（1650年）李建泰兵败被擒。这次清廷没有宽容李建泰，而下令把李建泰杀掉。（《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七）

崇祯帝生前未曾想到：他在正阳门城楼上为大学士李建泰的“三赐”——其一，赐书“代朕亲征”，寄以重托，李建泰却攻打自家城池、鞭挞自家臣民；其二，金壶赐酒，亲为饯行，李建泰却违背初衷，投降求生；其三，赐尚方宝剑，鼓励杀敌，李建泰却做了清朝的大学士！崇祯帝梦想的是，扶大厦之将倾，救江山于危殆；没有想到的是，李建泰演出了一幕幕闹剧，奏出了一曲曲哀歌。正阳门城楼上，历史烟云，已经消散。李建泰的“三叛”为后人所鉴戒。

总之，明清故宫之前，通过承天门（天安门）、大明门（大清门）和正阳门（前门），可以看出宫城的大气象、大格局。北京确实是龙兴之地、雄险之地、居中之地和帝王之都，确实有一条中轴线即子午线贯穿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中轴线上宫城“前有三凸、后有三靠”，贯穿“中正安和”的理念，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魂。

人们登上宫城正门——午门，向南瞻望，端门展端正，天安门尚安泰，大明门崇国统，正阳门扬正气；向北瞻望，太和门开太平，乾清门守清正，玄武门重武备，北安门要安定——中轴线即子午线上这九座大门，功能重要，意义非凡，格局恢弘，气贯乾坤，我称之为“天子九门”。“天子九门”，午门居中——午门发生过哪些历史故事呢？

午门是历史的见证：中国正直的士大夫有一股高尚精神，就是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就是：坚持正心，敢于直谏，不怕廷杖；坚持正言，敢说真话，不怕羞辱；坚持正义，敢做实事，不怕邪恶；坚持正气，敢犯天颜，不怕皇威——铮铮风骨，磊磊赤胆，三上奏疏，三遭廷杖，斯人虽死，正气长存，正如文天祥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第04讲午门凤翔一、午门雄姿

上面讲了午门前的欢乐故事，下面讲午门前的廷杖悲剧。

（5）防御门，本来就有防御的功能。午门除一般防御功能之外，还有防御水患的作用，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闰六月，北京大雨水，午门前水深一尺多，于是关上午门，防止积水漫入宫中。

（3）礼仪朝廷重大贺礼，官员们要在午门望阙朝拜。遇皇帝举行朝会或大祀，以及元旦（春节）、冬至、万寿（皇帝生日）、大婚等重大节日，都要在午门陈设卤簿仪仗。清代规定每年十月朔日（初一），在午门举行颁发历书仪式，称为“颁朔礼”；明清两代重大战争告捷，在午门举行“献俘礼”。

（4）外事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琉球等使臣进贡，礼品由礼部官员在午门前呈送给皇帝；皇帝给使臣的赏赐，也在午门前领受。事毕，使臣们还可以观瞻午门，以领略皇朝的天威。

<h3>导语</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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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的功能是多元的，譬如：

除鳌山灯之外，还有音乐歌舞。午门前，数百伶官奏乐，百艺群工演出，气氛热烈，喧闹异常。到二更时，永乐帝乘坐小轿，由乾清宫出来，到午门观鳌山灯，皇后、妃嫔、太监及大臣们随后，这时笙歌高奏，伎舞翩跹，灯火通明，花炮齐放，观灯活动达到高潮。尔后，皇帝回宫，市民百姓，犹如潮水，四面八方，拥向午门，观看鳌山灯火，共度元宵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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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端午节的故事。端午节在午门也有活动。明朝人陆容记载：端午日，皇帝在午门外宴请百官，御赐食物粽子等糕点，还象征性地赐两杯酒。吃完粽子、喝完酒之后，品级低的官员退出，级别较高的文武大臣要陪驾去万岁山（俗称煤山）即景山，观看武臣射柳。观完射柳，皇帝还要陪母后到西苑（今中南海、北海），游览内湖，观看龙船，燃放爆竹。（《菽园杂记》卷一）后来皇帝下令禁放花炮。正德帝开始罢百官端午宴会。嘉靖后期起，端午节的午门赐宴，就被取消了。

第一个是元宵节的故事。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午门外扎“鳌山万岁灯”，与民同乐。鳌，是传说中海里的大龟，或大鳖。李白《猛虎行》诗曰：“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鳌山灯，古代元宵节一种巨大的灯景，就是把彩灯堆叠成一座山，像传说中巨鳌的形状，所以叫鳌山灯。第三十三回：“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准备庆赏元宵。科敛钱物，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彩悬花，张挂五七百碗花灯。”这就是施耐庵对鳌山灯的形象描绘。永乐时的“鳌山万岁灯”，就是将成千上万盏彩灯，堆叠成山形，高十余层，形状像鳌山，用红、黄、蓝、白、绿、紫、青等各种彩色，结扎成灯，五彩缤纷，万众观看，眼花缭乱。

（2）政务明朝参加御门听政的官员，每日五更前在午门前集合，其他官员每月逢五日在午门前坐班；午门前、端门北的两侧朝房，有六部、六科官员在里面办公或值班。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廷杖”多在午门前进行。

（6）其他午门城楼兼做仓库，如清代用于储藏《满文大藏经》的木刻经板等。临时活动，如清初汤若望与杨光先就天文历法争持不下，诏令二人在午门前进行日影观测，由大学士、尚书等验看。午门前有时还是重要的皇家和民间的节庆娱乐场所。这里讲两个故事。

第04讲午门凤翔二、午门廷杖

在戏曲小说里，经常看到“推出午门斩首”的故事。而北京故宫，没有在午门斩首的记载，也没有在午门斩首的事实，却有朝廷官员在午门被“杖毙”，就是遭廷杖打死的记载。

什么是廷杖呢？廷，就是朝廷；杖，指用于责打朝臣的木杖；杖毙，就是用木杖打死官员。廷杖的地点，在午门前御路的东侧东庑里。怎么廷杖呢？行刑时，受杖者穿囚服，捆住两个手腕，被牵到午门外的杖所。一声令下，行杖者用麻布兜将受杖者套住，捆住两脚，受杖者被四面牵曳，只露臀部，头面触地，尘土满嘴。行刑官大喝一声——“打！”骑校挥起木棍，打受杖官员臀部，每五杖，换一人。被打官员，痛苦惨叫，皮开肉绽，声不忍闻，状不忍睹，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伤重回家后死去，也有的能捡条命。廷杖是一种残酷的侮辱性的刑罚。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廷杖呢？有人查史料，说此举从隋文帝“殿廷挞人”开始。《明史·刑法志》说：廷杖之刑，始于太祖。也就是说，古来没有廷杖，从朱元璋开始才有廷杖。在明朝，廷杖是个别现象吗？不是。有的书记载：明代先后廷杖大臣500多人次，死者甚众。最严重的是正德和嘉靖两朝。下面我讲两个真实的廷杖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正德朝。明朝第十任皇帝、正德帝朱厚照，两岁就做皇太子，十五岁继承皇位，在位十六年，三十一岁死。正德帝行为怪异，很不安分，喜欢游猎，离宫索居，堪称皇帝中的一“怪”。当时，西北有战事，他要御驾亲征，大臣们鉴于“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他执意孤行，亲自出征，得胜回朝，下诏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曾微服出巡，到居庸关，守关官员“闭关拒命”，他扫兴而回。于是，他又派亲信去守居庸关，然后深夜微服出关，终于得手。他往西北到过大同、榆林、绥德等地，往江南到过南京、镇江一带。时间少则几个月，最长达一年之久。朝廷没有了皇帝，皇帝的车驾也没有GPS定位，连内阁大学士都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

正德帝的出巡与荒唐，受到官员的谏阻。皇帝动怒，就对谏阻官员实行廷杖。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廷杖言官艾洪等二十一人于阙下。二月，又廷杖御史王良臣等于午门。（《明史·武宗本纪》卷十六）

南京御史陆崑，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进士，带领十三道御史薄彦徽、葛浩、贡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诺（讷）、姚学礼、张鸣凤、蒋钦、曹闵、黄昭道、王弘、萧乾元等，上疏抨击正德帝宠幸太监，日事宴游，说：“广殿细旃（zhān，同“毡”），岂知小民穷檐蔀（bù，意“遮蔽”）屋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頞（è，鼻梁）赴诉之无路。”意思是：居住宽广宫殿，怎能知道百姓身栖不避风雨的疾苦；穿绫罗吃美食，怎能知道百姓身处冬寒暑热的饥寒；骑马打猎享乐，怎能知道百姓困顿苦难而控诉无门。疏上，触怒，谕旨：“悉逮下诏狱，各杖三十，除名。”陆崑等被捕入狱，各杖三十，免除官职。其中黄昭道、王弘、萧乾元三人在南京，命即在南京阙下杖之。（《明史·陆崑传》卷一百八十八）

还有一位御史叫蒋钦，江苏常熟人，进士，也是南京御史，接连三次被廷杖：第一次是同陆崑等一起“逮下诏狱，廷杖为民”。第二次是三天之后，他单独上疏，痛斥奸臣。疏入，结果再杖三十，下狱。第三次是又过三天，他再上疏，斥奸臣——“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疏中望正德皇帝，将大太监刘瑾的头割下，悬挂在午门！又说：如果我被杀，那就使我同古代忠贤之人龙逄（ｐáｎɡ）、比干一起在地下游玩！史书记载：蒋钦在夜间起草第三封奏疏时，灯下听到鬼声。蒋钦说：我疏上之后，会身罹大祸，这是先祖显灵要我不写这个奏疏吗！于是，整理衣冠，站起来说：如果是我的先祖，就大声告诉我！刚说完，声音从墙壁里发出，益加凄惨。蒋钦叹道：既已做御史，就得义而忘私，如果我缄默不语，辜负了国家，也为先人羞！于是奋笔疾书，曰：“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鬼声停止。天亮，疏入，再杖三十。杖后三日，死于狱中，年四十九。（《明史·蒋钦传》卷一百八十八）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正德帝又要出外巡游，大臣们集体阻谏，导致了一场君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为了劝阻皇帝南巡，舒芬等谏议，遭到廷杖。

舒芬，江西进贤（今属南昌市）人，《明史》记载：舒芬年十二，献《驯雁赋》，是个神童；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状元，为翰林院修撰。他有骨气，敢说话，“神玉立，负气峻厉，端居竟日无倦容”。舒芬等107人，上疏谏止正德帝外出巡游。正德皇帝震怒，命舒芬等“跪阙下五日，期满复杖之三十”。（《明史·舒芬传》卷一百七十九）舒芬等列队跪在午门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连续五天跪在午门之前。堂堂大明状元，罚跪在午门前，连续五日，成何体统！皇帝对大臣们的谏言置之不理。有一名官员名叫张英，见皇帝不理不睬，便“自刃以谏”，就是以自杀的方式，使皇帝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幸亏在场的卫士眼疾手快，上前夺下了他手中的刀，张英才得以不死。正德皇帝仍然我行我素，对大臣们的谏阻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于是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帝克制忍耐，对他们“温旨慰留”；他们也给皇帝一个面子，勉强答应继续留任。后来事情闹大，正德皇帝大发淫威，他下令对罚跪的舒芬等107名官员，在午门前实行廷杖。后来又增加了锦衣卫监狱的黄巩等39人，这样共有146人受廷杖，阙下杖死者11人。那位张英虽自杀未遂，最后却被正德帝“杖杀”了。舒芬受杖后，伤势很重，被抬到翰林院的院里。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把手）怕得罪上司，“命摽（biào）出之”，就是要把他架出去！舒芬说：“吾官此，即死此耳！”随之，他被贬官福建，裹着创伤，离京上路。

舒芬在廷杖中捡了一条命，熬到了嘉靖皇帝即位。“世宗即位，召复故官。”回了北京的舒芬不改诤臣气节，他会同杨慎等，为“大礼议”谏言，跪伏左顺门哭谏，又遭到嘉靖帝的廷杖，还被罚俸三月。不久因母丧归里，病死于家，年四十四。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嘉靖朝。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争“大礼议”，又发生午门前大廷杖的悲剧。“大礼议”是怎么回事？明正德帝死后，他没有儿子，“兄终弟及”，堂弟朱厚熜（ɡ）由藩王府入继帝位。朱厚熜家在湖北安陆（今钟祥），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已故）。他千里迢迢来京继位，登极时15岁，年号嘉靖。

嘉靖帝一登皇位，就发生了争议新皇帝生父尊号的事件，史书上叫作“大礼议”之争。争议的焦点是：明孝宗朱祐樘是厚熜的过继父亲，朱祐杬则是他的生身父亲，如何上尊号？大臣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祐杬为皇考，孝宗（正德帝之父）为皇伯父。杨廷和等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这场争论，长达三年。嘉靖帝于嘉靖三年（1524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丰熙等反对的大臣200余人，在左顺门外跪伏高呼。皇帝派太监宣谕退下，从早到午，硬是不退。皇帝下令抓8人震慑一下。其他大臣，非但不退，反而大哭，声震阙庭。嘉靖帝大怒，命廷杖丰熙等五品以下官员134人，致死17人。受杖者裹疮吮血，痛苦号叫，填满牢狱，凄苦万状。嘉靖“大礼议”廷杖死的人数，《明史·刑法志》记载为16人，《明世宗实录》、《明史·王思传》、《明史·郭楠传》、《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都记载为17人，《明史·何孟春传》记载为18人。本文取17人说。

朝廷官员因谏言遭到廷杖，《明史·刑法志》说：“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后到清朝，取消了对大臣的廷杖。

本节正德朝和嘉靖朝两个廷杖的故事，表面看来，直接胜利者是正德帝和嘉靖帝，但其最后失败者也是正德帝和嘉靖帝——正德帝拒谏巡游而在游幸时舟覆落水；嘉靖帝由胜而骄，祈求长生，悲剧而终。所以，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昏君，不是荒淫，而是历史，更是正义。

午门是历史的见证：中国正直的士大夫有一股高尚精神，就是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就是坚持正心，敢于直谏，不怕廷杖；坚持正言，敢说真话，不怕羞辱；坚持正义，敢做实事，不怕邪恶；坚持正气，敢犯天颜，不怕皇威——铮铮风骨，磊磊赤胆，三上奏疏，三遭廷杖，斯人虽死，正气长存，正如文天祥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再讲“午门献俘”。

第04讲午门凤翔三、午门献俘

献俘礼仪，远古就有。战胜者举行仪式，将俘虏杀死后祭神祀祖，载歌载舞，进行庆祝。后来经演变，到明清两代，在较大规模战争取得胜利后，于午门举行献俘仪式。皇帝亲御午门城楼，举行大典，接受献俘。清朝《国朝宫史》记载：“国家有所征讨，凯旋献俘，皇帝御午门受献俘礼。”午门献俘礼是隆重的国礼。

有明一代，皇帝亲御午门参加献俘礼，《明史》记载有4次，都是在万历年间。其中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受倭俘，亲临现场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献俘》里做了记录。“倭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日本俘虏。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日本关白（首脑）丰臣秀吉谋占朝鲜，图入侵中国，先发动侵朝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朝应朝鲜求援发兵。第二年朝、明军收复平壤，逼近汉城（今首尔）。日军退据朝鲜南部，伪称议和。1597年日本再集重兵，分水、陆两路侵入朝鲜。次年朝、明军反击，连续奏捷。后丰臣秀吉死，日军被迫撤出朝鲜。明军俘获倭兵，在午门前献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二十四日，明朝万历皇帝御午门城楼，举行献俘典礼。刑部尚书奏事完毕，最后说：“合赴市曹行刑，请旨。”皇帝亲传：“拿去！”午门前，空间大，人又多，城楼下的官员听不清皇帝说什么，怎么办？有一个很有意思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皇帝左右的大臣二人，重复高喊：“拿去！”再左右四人高喊：“拿去！”这样，一增为二，二增为四，四增为八，八增为十六，最后大汉将军等三百六十人齐声高喊：“拿去！”声音之大，如轰雷矣。（见朱国桢《涌幢小品·献俘》）

有清一代，频繁用兵西北和西南，康、雍、乾三朝以至道光时期曾多次在午门举行献俘礼。午门献俘礼前一天，俘虏脖子拴上白色绳子，先祭庙、社，就是祭太庙和社稷。在献俘礼上，午门正楼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设于午门城楼下，两边排列，直到端门。其他的仪仗，排到天安门。在午门前，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隆重严肃，分班侍立。皇帝穿龙袍衮服，乘舆出内宫。起驾时，午门鸣钟；到太和门时，鸣金鼓、奏铙歌。皇帝到午门前，沿着马道，御楼升座。在午门楼下，兵部官员率领将校，引战俘下跪。兵部尚书报告：献俘！鼓乐大作，礼炮轰鸣。诸官肃立，庆贺胜利。典礼官道：行礼！于是把俘虏牵过来，让他跪伏在地。兵部官员上奏：“奉旨平定某地，所获俘囚，谨献阙下，请旨。”这时皇帝降旨，或将战俘交给刑部，或将战俘恩赦释放。献俘也不是都杀。如新疆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派军征讨，将达瓦齐擒获。同年十月十八日，乾隆帝御午门城楼受俘。乾隆帝命将达瓦齐交理藩院，而不交刑部，理藩院官员叩跪领旨，没杀达瓦齐，却加以赦免。达瓦齐从长安右门出。（《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九十九）献俘大典礼毕，皇帝乘舆回宫。乾隆帝为平准告捷在国子监刻石纪念。后封达瓦齐为亲王，赐第在西四宝禅寺街，还选郡王孙女给他为妻。达瓦齐身体极胖，面大如盘，腰腹十围，命为御前侍卫。乾隆帝赦免达瓦齐，是为争取支持力量，瓦解分裂势力。他采取征抚并用政策，先后底定准噶尔和南疆，出现了统一新疆的大局面。

午门是历史的见证：伟大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也是不会被分裂的——中华民族会更加统一、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第05讲太和之门一、常朝御门

<h3>导语</h3>

皇帝的外朝政务区，在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俗称“三大殿”，矗立在一个“土”字形高台基座上，红墙四面环绕，四角各有崇楼，占地面积约80000平方米。三大殿是宫城的核心，是皇帝、皇宫、皇权的象征。太和门左右，布设“左文右武”——东翼的文华殿和西翼的武英殿。

进入午门，就正式进入故宫。

太和门是皇帝外朝政务区的正门。本讲重点介绍太和门和太和门庭院。

从故宫平面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宫城功能的区域划分——沿着中轴线从南向北，纵向分为四个区：前导区，从午门到太和门，主要是对外朝“三殿”、内廷“三宫”起铺垫和烘托的作用；外朝区，以三大殿为主，是国家大典和皇帝政务区；内廷区，以后三宫为主，是皇帝家庭生活区；后苑区，以御花园为主，是帝后休憩游览区。当然，事情也不是绝对的。譬如，外朝的保和殿，曾名位育宫，顺治皇帝一度住在这里。又如内廷的乾清宫，既是康熙皇帝的寝宫，又是他的办公室。再如养心殿，清朝雍正帝等八位皇帝都在这里办公和生活。所以说，所谓外朝和内廷，只是一个大概的区分。

第05讲太和之门二、于谦定乱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一是火灾，南京谨身殿等火灾；二是水灾，黄河改道，淹没田地，运道梗阻；三是人祸，明英宗皇帝被俘。我们单说发生在奉天门（皇极门、太和门）到午门间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

这年八月，北方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进到今河北宣化地区。军情紧急，事态严重。大太监王振怂恿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这位英宗正统皇帝，自幼不爱诗书，喜欢骑马游猎。当时，正统帝才二十三岁，既不懂军事，又年轻好胜，迷信自己，于是决定亲征。大臣叩谏，不听；劝做准备，也不听。正统帝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周密计划，没有作战方略，也没有前敌侦察，更没有后勤保障，却亲率五十万大军，懵懵懂懂地行进到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境）。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官兵断粮，秩序混乱。大太监王振没有文化，不懂军事，骄横跋扈，训斥大臣。户部尚书王佐被罚整天跪在草地上，兵部尚书邝埜（yě）乘马坠地差点儿摔死。这场军事大游戏的结局是：明军骡马损失20余万头（匹），官兵“死者数十万”。（《明史·英宗前纪》卷十）明军大败，皇帝被俘。败报在半夜三更传到皇宫，后宫大哭，朝野大惊。

明廷在社稷危殆之际，皇太后立正统帝两岁的儿子见深为皇太子，皇弟郕王朱祁钰辅政，召集百官聚会。郕王在午门临朝视事，大臣们弹劾王振，认为皇帝被俘，是太监王振误国。郕王没有主意，让大臣们出去待命。结果大臣们都伏地痛哭，时王振已在乱军中被杀，就请求族诛王振。有个叫马顺的太监，是王振党羽，担任锦衣卫指挥。他不断地大声呵斥众臣退下，惹恼了朝廷众官。官员王竑振臂而起，揪住马顺的头发喝道：“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边骂边追，上前“啮其面”——咬他，群臣也一拥而上。有的官员脱下马顺的靴子，捶击殴打，追到奉天门庭院东侧的左顺门（协和门）一带，将马顺打死。朝班大乱，群臣聚哭，呼号之声，震动殿堂。郕王被这阵势吓住，起身想走。王竑率领群臣紧跟着郕王不放，说：“太监毛贵、王长也是王振一党，请求将他们法办！”郕王命交出二人，结果大臣们又把这两个人揍死了，并将其尸体拖到东安门。史书记载说“血渍廷陛”。朝班大乱之时，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

于谦（1398—1457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进士。他在众官混乱之际，挺身而出，排开众人，上前拉住郕王衣服，并晓之以利害。于是郕王宣谕：“马顺等人论罪该死，打人之事不再追究！”这才把群臣情绪安定下来。在这场乱局中，“谦袍袖为之尽裂”，就是朝袍和衣袖都被撕破。于谦还曾力斥侍讲徐珵（有贞）迁都南京的主张，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明史·于谦传》卷一百七十）这场斗争，王竑率先发难，于谦处置得当，都立下不朽功勋。当天退朝后，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感慨地说：“朝廷正藉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就是说，国家真是全仰仗您了！今天就算有一百个王直，又能有什么作为啊！这代表了朝廷上下的共识，而于谦也毅然肩负起江山社稷安危的重担。此后，郕王在奉天门（太和门）东侧的左顺门（协和门）御朝办事，并即皇帝位。朝廷抄王振的家，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玉上百盘，高六七尺的大珊瑚二十余株，其他珍玩，无以计数。

这里插叙于谦的故事。在正统年间，于谦任山西、河南巡抚。他在任上兴利除弊，赈贫济困，心系百姓，为民求福。但当时官场贿赂成风，特别是大太监王振公然索贿。于谦作《入京诗》道：“手帕蔴姑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拒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他刚正不屈，被王振捏造罪名，定为论死（死缓）。山西、河南民众上千人请愿，颂扬于谦的功德。王振被迫释放于谦。后来于谦调到北京，任兵部侍郎，升为兵部尚书。于谦在奉天门前定乱安邦，并统率军民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成为临危定乱的栋梁之臣，也成为驰名四方的中华英杰。

在奉天门前历史闹剧中，臭名昭著的大太监，王振是一个，刘瑾也是一个。

第05讲太和之门三、刘瑾闹剧

明代弊政之一是宦官专权。明武宗正德帝时太监刘瑾专权乱政，就是一个突出例证。听政之地的奉天门（太和门）庭院，不幸也成了刘瑾演出专擅闹剧的舞台。

刘瑾（？—1510年），陕西兴平人。此人原是钟鼓司太监，正德帝即位后颇会乖巧讨好，于是备受信用，掌司礼监，成为管太监的大头目。明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德皇帝御奉天门（太和门）早朝听政。早朝罢，群臣叩头拜起，将要退朝的时候，忽然在御道上发现一封匿名文书，就是匿名信。信的内容是揭露司礼监太监刘瑾的不法罪行。御史将这封匿名文书上呈给正德皇帝阅览。刘瑾当场发泄淫威，他宣布文武百官不许退朝，都要跪在奉天门前。刘瑾站在奉天门台基上，态度恶劣，辱骂官员，威逼群臣举报写这封匿名信的人。当时正是暑热伏天，烈日当空，热气袭人，没有荫凉，也没水喝。官员们长时间跪在金水桥南砖地上，口干舌燥，汗流浃背，饥肠辘辘，痛苦难言。由下朝跪到午后，昏倒十多人，中暑死了三人。（《明武宗实录》卷三十九）刘瑾无动于衷，命内监将昏倒者拽出去。百官在将近一天的罚跪后，并没有供出写匿名书的人来。刘瑾气怒之下，命锦衣卫将跪伏在奉天门的文武官员三百余人全部逮捕下狱，造成了正德帝即位以来的大冤狱。

日暮，三百多位朝廷官员被逮入狱，震动了整个京城，激起官民愤怒。这时，大学士李东阳挺身而出，直言诤谏。

李东阳（1447—1516年），湖南茶陵人。东阳早慧，四岁时就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明景泰帝听说后，心里很喜欢，把他抱在膝盖上，还给他糖果吃。李东阳十八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授编修。他做过侍讲学士，是东宫太子的老师，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在朝五十年，入阁十五年，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五朝，享年七十岁。相传府右街李阁老胡同因李东阳在此居住过而得名。李东阳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罢政回家，宾客盈门，许多人慕名来请写字、求文章。堂堂当年宰相，并未积下什么产业，还要仰赖文字酬金来补贴家用。一天，夫人拿着纸墨进来，李东阳表示身体疲倦不想写，夫人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明史·李东阳传》卷一百八十一）就是说今天请客，能让餐桌上没有蔬菜和鱼肉吗？东阳无奈，提笔写字。还有一个故事，大学士李东阳过生日，他的两个门生鲁铎和赵永，都先后官国子监祭酒，二人相约以“二帕为寿”，一翻柜子，里面没有。怎么办呢？想起厨房里有乡亲带来的干鱼，就带干鱼去看老师吧！但到厨房一看，“食过半矣”，可能只剩下半条干鱼，于是就提着它去给老师祝寿。李东阳见后大喜，留下二人，让夫人烹鱼上酒，吃饭饮酒，极欢乃去。（《明史·鲁铎传》卷一百六十三）东阳廉洁风操，由上可见一斑。其保全善类，正人名士，荫受其庇，而气节之士，语多非之，也需谅解。

话说回来。大学士李东阳为三百多位官员被关在监狱事，紧急上疏正德皇帝。他说：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各官朝拜，仓卒而起，岂能知见？一人之外，都成罪人。他们戴枷，互相惊疑，而且天气炎热，狱气熏蒸，若再拘禁，数日之后，人将不自保矣！特望皇上降下纶音，先行释放，而后密访，查出匿名者，再置之典刑。李东阳上了奏章，刘瑾也微闻这封匿名信是他的同类内臣太监写的，于是，正德帝下令将三百余官员从狱中放出，对匿名信事件也就不再追究。

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演出如此闹剧已不是第一次。在上年的三月，他就召集群臣到内金水桥前，命全都跪着，听他宣示所谓的“奸党”，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二人，尚书韩文等五人，还有侍郎、御史，以及王守仁（阳明）等，《明史·刘瑾传》列出五十三人的名单。还有一次，他将尚书王佐等一百三十七人一起贬官。《明史》说刘瑾“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刘瑾恶贯满盈，罪大恶极，最后得到“磔于市，枭其首”的下场。

上面说到的王守仁也有故事。王守仁（阳明），浙江余姚人，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1481年）辛丑科状元。他当时任兵部主事，上疏谏言，得罪刘瑾。刘瑾大怒，矫诏杖守仁四十，但他死而复苏，被贬官贵州。刘瑾派人在路上欲加害于他。王守仁预料途中被暗算，行到杭州，深夜佯为投江，将衣冠鞋子浮在水上，遗诗云：“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地方官员，信以为真，进行江祭。他隐名埋姓，入武夷山中。后刘瑾伏诛，王守仁再起。

这些历史事件，过去常把罪责都算在宦官刘瑾头上。不错，刘瑾是有重要责任，但主要责任人应是正德皇帝。“上梁不正下梁歪”——有正德皇帝的荒唐，才有太监刘瑾的胡闹。刘瑾只是一条恶犬而已，在堂堂奉天门前，责辱大学士、尚书等高官，罚跪朝廷三百多位官员，无非狗仗人势，皇帝怎么会不知道呢？刘瑾又怎么可以“矫诏”？所以，人们在痛恨太监刘瑾的同时，也要批判正德皇帝的荒唐！

上面讲的王振和刘瑾两个大太监做尽坏事，自己也得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于谦和李东阳，王振和刘瑾，从正面和反面说明：做人做官，重在四正——养正心，勤正学，亲正人，行正道。

第06讲太和大殿一、四大特点

第三，装饰最美。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美的宫殿建筑，“一美百美”，其整体及部件都最美。有诗云：“虽袭故而寡增，已穷妍而极态。”（《直庐集·太和殿赋》）

三是宝座最尊。这主要体现在大殿中的座台和龙椅，俗称金銮宝座——有须弥座式木基座，明代称为金台，故宫博物院为它命名为“楠木髹金漆云龙纹宝座”。基座正面和左右两侧各有丹陛三道，外有围栏。殿上满铺黄绒地毯，下衬棕荐篾席。（《青琱杂记》）基座上安设镂雕金漆宝座。宝座后设雕龙髹金屏风，宝座前设宝象、甪（lù）端、仙鹤、香亭各一对。宝座两侧，六根金柱矗立，六条巨龙盘旋而上，龙头伸向宝座。所有这些都烘托皇帝和皇权的至尊。

第一，建筑最高。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宫殿建筑，从地面到殿脊龙吻最高处达35.05米（约相当于12层楼高），其整体及部件都是最高，以显示皇权至高无上。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四，等级最尊。太和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尊的宫殿建筑，“一尊百尊”，其位置、整体及部件都显示尊贵。譬如：

二是明柱最高。整座大殿，共有72根巨柱支撑庞大的殿顶。其中殿内宝座附近的6根金柱最高最粗——高为12.70米（约相当于4层楼高），直径为1.06米。所谓“金柱”，其实就是木柱贴上金箔。明代做柱子时用的是楠木，采自川、广、云、贵等地；清代重建时，主要用的是松木，采自东北深山老林。如此粗大的木头极难寻觅，造价高昂。康熙时重建太和殿，已经有了节约意识，木料不够长就拼接加高，不够粗就包镶加粗。

三是气魄最大。殿前东侧和西侧分别陈设铜龟、铜鹤，象征龟龄鹤寿、江山万代。左前角设汉白玉日晷，右前角设铜鎏金嘉量。日晷是我国古代的计时器，根据日影的长短和方向来确定时辰；嘉量是我国古代的标准量器——成为皇权的象征。殿前庭院式广场面积约30000平方米，多么开阔，多么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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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要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特地赶制高背大椅，替换原来宝座。后来故宫博物院决定，撤下袁世凯的“龙椅”，换回原来的宝座，但原来那张宝座竟不知去向。1959年，朱家溍先生对照一张清末太和殿内景老照片，在库房里发现了这张宝座。宝座髹金漆历经数百年，仍然金光灿灿，现已恢复原位。

一是开间最大。没有采用通常最高等级的东西九个开间，进深五间，就是所谓“九五”的“吉祥”数，而是东西十一开间。

一是位置最尊。太和殿坐落在中轴线上的核心位置，是皇权的象征。它南与太和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天安门）、大明门（大清门）、正阳门、永定门相呼应，北与乾清门、后三宫、神武门、地安门、钟鼓楼，对称呼应。

二是殿顶最尊。采用古代建筑屋顶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重檐庑殿顶——“重檐”就是两层屋檐；“庑殿顶”形制特点是“五脊四坡”（四面流水）：前后两坡在最高处相交为最长的正脊，正脊两端各放射出两条垂脊，每侧两条垂脊夹出一个侧坡，这样一共是前后左右四个坡。人们常见的屋顶多是硬山顶、歇山顶、悬山顶等。硬山顶是“五脊二坡”，民间房子常用；歇山顶则是在硬山顶的基础上，四角各放射出一条斜下的短屋脊，所以一共有九条屋脊。其单檐歇山顶如东西六宫，重檐歇山顶如太和门、天安门，单檐庑殿顶如体仁阁、弘义阁，重檐庑殿顶如太和殿、乾清宫等。其他如卷棚顶（屋顶如卷棚）、盝顶等。“重檐”就是两层屋檐；“庑殿顶”就是用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组成的四面坡形的殿顶。这既体现封建等级，又增加建筑高度。故宫仅有太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奉先殿、皇极殿和宫城四门——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是重檐庑殿顶建筑。

<h3>导语</h3>

可以设想，跪在太和殿院中的大臣，要想一睹龙颜，目光要穿过约180米长的庭院，再越过8米多高的汉白玉台基，穿过宽阔的丹墀（月台），再进入太和殿，恐怕连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的影子都看不到。即使是跪在太和殿里的大臣，也不能抬起眼睛看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正好营造出皇帝的尊严和权威。

一是藻井最美。殿顶中为藻井，井口直径6米，高1.8米，上圆下方，中间雕刻盘卧巨龙，龙头下探，正中悬挂一轩辕镜，装饰在御座之上，凝重典雅，金碧辉煌。

二是面积最大。东西65米，南北35.5米，建筑面积约2377平方米。这是现存中国古代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

第二，体量最大。太和殿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宫殿建筑，“一大百大”，其整体及各个部件都大。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这样雄伟壮丽的太和殿，却四次毁于大火。

三是金砖最美。太和殿内地面共铺二尺见方的大金砖4718块。金砖并不是用黄金制成，而是在苏州一带特制的御用砖。金砖表面色泽淡黑、油润、光亮、清雅，不涩不滑，经久耐用，土质好，烧工精，“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现金砖制作工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是彩画最美。在太和殿室内外梁枋上，绘着金龙和玺彩画，图案以各种姿态的龙为主，如二龙戏珠、升降龙、行龙等，周围衬云纹、火焰图案。这种彩画是明清建筑油漆彩画中的最高等级。

总之，因台基最高、明柱最高、龙吻最高，太和殿就成为中国现存最高的宫殿建筑。

一是台基最高。中国砖木结构的宫殿，因木料高度有限，需要借助高台来增加建筑高度。太和殿及其后面的中和殿、保和殿，共同坐落在汉白玉砌成的“土”字形须弥座高台上。所谓“须弥座”，须弥就是须弥山，为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世界中心，最初用于安放佛像和菩萨像。用三层共8.13米高的须弥底座，衬托皇权的伟大与神圣。在这里插一句：在三大殿高大台基的下面，有一条暗道，俗称“老虎洞”，供太监们穿行。明天启帝曾值月夜，在洞里和太监、宫女玩“捉迷藏”。

这里说一下太和殿檐角装饰的小兽。排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骑凤仙人（俗称“仙人骑鸡”），而后排列了10个小兽，前9个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suānní）、押鱼、獬豸（xièzhì）、斗牛。本来9个已是最高规格了，这里偏偏又加了一个猴子，名叫“行（ｈáｎɡ）什”，这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是孤例。在古代神话中，龙、凤、天马、海马，都是吉祥的化身。狮子是百兽之王，勇猛威严。狻猊也是猛兽，《尔雅·释兽》中说它能“食虎豹”。押鱼是海中异兽，斗牛是一种虬（qiú）龙，传说它们都能兴云作雨、灭火防灾。獬豸也是传说中的猛兽，据《异物志》说，它生有一角，专门顶不正直的人，所以是公正的化身。明、清两代，御史的补服上，就绣獬豸。行什因在10只小兽中排行最后，所以叫做“行什”。它是一只有翅膀的猴子，手持传说能降魔的金刚宝杵，又有人说行什长得像传说中的雷公，大概是防雷的象征。可见，太和殿檐角的10只小兽寓意丰富，既有保佑大殿防雷防火的含义，又象征着吉祥、权威与公正。

第06讲太和大殿二、四遭火焚

太和殿这座雄伟的大殿，屡遭火灾，惨被焚毁，举其大端，主要有四。

第一次：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日，奉天殿（太和殿）举行盛大朝会，庆祝北京宫殿正式启用。“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这句哲理名言，百试百应。正当永乐皇帝兴高采烈、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位高人讲了一句令他半信半疑的话。

事情是这样的：永乐皇帝召见钦天监管时间的漏刻博士胡奫（yūn），让他占卜三大殿吉祥。胡奫受命占卜后，跪奏道：“某年某月某日午时，三大殿当毁！”就是说，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午时，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会遭火焚毁。这里说的午时，是指11点到13点，午正是12点。永乐帝听后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位胡博士下狱。为什么没有立刻杀他呢？永乐帝的意思是：到时候三大殿安然无恙，再杀也不迟。过了正月、二月、三月，三大殿都平安无事！到四月初八这一天，永乐帝静心地等待正午的时刻。报时官员奏报：现在是午正时刻！永乐帝既高兴又愤怒——高兴的是三大殿太平无事，愤怒的是胡奫胡言乱语，扰乱官心、军心、民心，也扰乱朕心。这时，狱卒报：以正午无火，胡奫在狱中服毒而死！但正午刚过三刻，突然接到奏报：奉天殿雷击着火了！三大殿都着火了！胡博士狱中自杀，永乐帝深为惋惜。（朱国桢《涌幢小品》）

第二次：三大殿重建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惊雷引火，三殿尽焚。这是三大殿第二次被雷火焚毁。为什么三大殿连续两次遭雷火焚毁呢？那时候古人不懂避雷针的科学知识，北京夏秋时节多雷雨，宫殿又是高大木结构，于是宫殿发生多次被雷火焚毁的悲剧。

第三次：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六月十九日，归极门（熙和门）起火，火势蔓延，三殿再毁。这次三大殿仅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使用了40年。

第四次：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火灾。（《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一）这次大火是由御膳房起火，火乘风势，金銮大殿，化为焦土。四名宫监责任人，被处以绞刑。这一年，吴三桂叛乱、北京大地震、太和殿大火。但这次太和殿大火，有个意外收获，后面再做解释。

明清北京皇宫太和殿被焚毁过四次。这是因为：其一，主要是木结构建筑易燃；其二，建筑高大易引发雷火；其三，没有避雷针的科学知识；其四，人为因素，不慎起火，延及大殿；其五，消防设备，不能配套。所以，一旦失火，延烧无遗。高大雄伟的太和殿，兴建起来费时费工、开支浩大。因为太花钱，每次烧毁之后都是过了很多年才重修，结果明代起码有3个皇帝一辈子也没见过奉天殿（皇极殿）完好的样子。

当时怎样防火救火呢？朝廷采用改殿名、祭火神、祀水神和安水缸等措施。

第一，改殿名。当时人们认为，既然雷火是从天上来，便从“天”字上找究竟——大臣们从“奉天殿”的匾额上找了原因。重修三大殿后的匾额，是悬挂竖匾还是悬挂横匾呢？这本来不是大问题，但在当时朝廷上却成为大难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悬挂横匾，理由是——原来是竖匾，匾上“奉天殿”三个字，“奉”字在上，“天”字被“奉”字盖住，“天”不出头，得罪了天，上天示警，因此两次天火，烧毁三大殿。而悬挂横匾，则“天”字居中，中为大。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天”字居中，但还是“奉”字在前，提出：“‘天’字居中、上出，‘奉’、‘殿’二字，两旁稍下、相对。”嘉靖帝听了之后，认为横匾固然突出了“天”字，但“奉”与“殿”两字靠下写，这样很不雅观。那么，怎样办呢？有人提出高见：取《尚书·洪范》篇“皇极，皇建其有极”、“惟皇作极”中的“皇极”二字，改奉天殿名为皇极殿，匾上“皇极殿”三个字竖匾直书。这样一来，“皇”字在上，皇帝为天子，则顺理成章。最后，嘉靖皇帝拍板，改“奉天殿”名为“皇极殿”，殿的匾额，“直匾顺书如故”。（《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十三）就是仍用竖匾，自上而下，竖直书写“皇极殿”。这场殿名和匾额之争虽一锤定音，但火灾依旧。

第二，祭火神。位于什刹海的火神庙，全称“火德真君庙”，历史悠久。明万历年间，为表达对“火德真君”的崇敬，将殿顶的灰瓦改成绿琉璃瓦。据说火神生日是六月二十三日，于是明天启元年（1621年）就定每年六月二十二日为祀火神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宫里就要派人来祭祀火神。每逢皇宫失了火，也要委派大臣来这里告灾，并求火神保佑平安。清乾隆时重修火神庙，又在山门及后阁顶上铺了黄琉璃瓦。慈禧太后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太和门那场大火之后，惊魂甫定，就去这座火神庙进香，乞求火神保佑。慈禧太后亲自来烧香，算是给了这座小庙最高的礼遇。这座火神庙完好保存至今。

第三，祭水神。太和殿遭火灾，既拜火神，又拜水神。宫里供奉水神——玄武神，地点在御花园钦安殿。玄武神相传为北方太极之神，在五行之中，北方属水，所以玄武神就是水神。其实太和殿檐角装饰的虬龙和行什，也有保佑大殿防雷防火的含义。

第四，安水缸。在故宫的各个地方放置了大小水缸308口，现有231口，叫作“太平缸”，用来储水防火。大缸有铁的，有铜的，也有铜质鎏金的。一般来讲，铁缸是明代铸造的，铜缸有明代的，也有清代的，鎏金铜缸都是清代的。冬天缸下加温，防缸水冻冰。大缸雕饰华美，造价不菲。据乾隆年间《奏销档》记载，鎏金铜缸每口约重1696公斤，仅铜缸制造费就要白银500多两，再加上缸外覆盖的100两黄金，共需费至少白银1500两。故宫鎏金铜缸共22口，现存18口，其中太和殿前有4口。八国联军侵华时，窜入紫禁城，侵略者竟然用刺刀刮去缸上的金子。累累刀痕，至今可见，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第06讲太和大殿三、四次重建

三大殿被焚，自然要重建。重大重建，主要有四：

第一次：三大殿重建工程是极为浩大的。明永乐朝三大殿被焚毁后，到明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才重修告成。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整20年。

第二次：嘉靖时三大殿再遭雷火后，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重修三大殿告成。嘉靖年间，“南倭北虏”，修筑外城，又“营建三殿，岁无虚日”。

第三次：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大殿又遭雷火焚毁，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三大殿再修告成。这中间隔了30年。

明末李自成占领北京，撤退前在紫禁城放火。这一烧，害得顺治帝只能在皇极门（太和门）举行登极大典。太和殿最后一次彻底修好，就要到康熙朝了。

第四次：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又遭火灾。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二月，重修太和殿告成。今人看到的太和殿大体上是康熙朝重修的面貌。

太和殿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的集大成者，也凝聚了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我以前曾介绍过“样式雷”，就是负责设计宫廷建筑的雷氏家族，他们是康熙朝重修太和殿的总工程师。这里再介绍一位工程师——梁九。明朝末年，京城宫殿由一位叫冯巧的负责监造。他到崇祯时已经老了，梁九就想在他门下拜师学艺。一晃几年，冯巧就是不传艺，而梁九服侍左右，不懈怠，更恭敬。有一天，梁九单独一人在服侍师傅，冯巧叹口气说：“你真是可教之才啊！”便把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梁九。冯巧死后，梁九到工部注册，代替了冯巧管营造工程之事。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时，梁九亲手用木头做了宫殿模型，“以寸准尺，以尺准丈”（《清史稿·梁九传》卷五百五），模型虽小，但很精确，匠人们以这个模型为根据来施工，从不会出错。

梁九的故事，只是当年兴修三大殿工程技术人员的缩影。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五年（1440年）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征发现役工匠、操练官军七万人之多。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三殿火灾，仅清理火场就用了三万名军工。不但费工，而且费钱。全国闹得“山林空竭，所在灾伤”。修好之后，又烧毁了。万历帝想要再修，结果花钱更多：“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明史·食货志》卷八十二）天启年间修成三大殿时却说“共用银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十九两余”，这点钱连买木头都不够，显然大大缩水了。

皇家兴建宫殿，全国百姓遭殃。一些诤臣，冒死谏阻。嘉靖时的工部员外郎刘魁，江西泰和人，先叫家里买好棺材，然后上奏疏：“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明史·刘魁传》卷二百零九）结果触怒了嘉靖帝，刘魁遭廷杖，又被下诏狱。同狱三位难友，不许家中送饭，“三人屡濒死，讲诵不辍”。相比之下，清朝的江皋，当官做事就有技巧得多。

江皋，安徽桐城人，康熙时在广西柳州当知府。恰逢太和殿兴工，朝廷派使者来柳州采办大木，老百姓都很惊恐。老者们说：明朝修宫殿时就来这儿找大木，为此死者不胜其数，尸体横卧山谷。江皋同情，想出计策。使者到了，他让百姓带路，自己骑马和使者一起去找大木。只见一棵大树挺立在绝壁上，下面就是深谷。江皋下马，拉着使者爬山，越走山崖越陡，连侧身都没法下脚。使者咋舌说：“这可采不了！”回去奏明皇帝，把采办的事免了。

王骘（zhì），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是我的烟台老乡。官至闽浙总督、户部尚书。康熙平三藩时，王骘为四川松威道，负责督运军粮。“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清史稿》说王骘一行“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康熙重修太和殿时，命令到四川找楠木。在四川当过父母官的王骘，觐见皇帝，恳切陈词。大意是说：“四川大多地方是崇山峻岭，只有成都一带有些平地。大木生长地方，是高山深谷、人迹罕至，砍伐很不方便，这才能留下来。民夫进山采木，要攀着藤条、贴着山崖才能走，这就够难的了，而采完了的大木还要从山里运到江边，路途有百八十里，其间深涧急滩，溪流纡折，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才能运达。运木头要掌握节令，水运必须等到夏秋水大时进行，陆运则要到春冬水小时进行，不是说沿着一条路走几天就到了，难着呢！”这就把采木的艰险讲得很实在了。王骘接着说：“四川连遭战祸，几百里地都荒无人烟。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好不容易平定了，可以休养生息，可是全省到现在也不过有一万八千多丁而已，还比不上其他省一个县的丁多。从这么点人里抽调五千人入山采木，需要的衣服、粮食、器具成百上千，民夫要从千百里外赶来，耕作之事都荒废了，国家上哪儿征税去？”一番话情真意切，康熙皇帝被说服了，下旨说：“四川屡经兵火，困苦已极，采木累民。塞外松木，取充殿材，足支数百年，何必楠木？令免采运。”（《清史稿·王骘传》卷二百七十四）

康熙帝年轻时比较开明，他不仅谕准了王骘的奏请，而且批准了湖北巡抚石琳的奏议，放宽了在湖北采木的期限。前面说过，万历时为了重修三大殿，采木的地方有湖广、四川、云贵。康熙一朝，石琳任职湖北，江皋任职广西，王骘任职四川，都能为本地老百姓说话，减轻百姓疾苦。《清史稿》一个没忘，把他们体恤民间疾苦的德政记载下来，至今值得称道。

据《明史》记载，奉天（太和）殿与建极（保和）殿的龙吻都遭过雷击，反倒是中和殿体量小，没装龙吻，也没被雷击中过。不光如此，宫里供奉祖先的奉先殿、宫外天坛的大祀（祈年）殿，都装了龙吻，在明代也都被雷击过。于是有人问：同样是三大殿，同样是木结构，为什么在清朝很少遭雷火焚毁呢？

有学者认为，清朝给三大殿顶的龙吻安装铁链，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智者为避雷想出的妙招，还是为加固龙吻而得到的“意外所获”？这是一个历史之谜，留待建筑和避雷专家去解开吧！

太和殿四经火焚，四次重建，凤凰涅槃，烈火再生。近六百年，岿然犹存，成为中国骄傲、世界文化遗产。中华象征，太和大殿，四海友朋，莫不仰赞！

第07讲太和大典一、皇家大典

次说大婚典礼。在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举行大婚，应是少年天子，因为成年天子已经在登上皇位之前结过婚了，只有少年天子才能在皇帝位上册立皇后并举行大婚礼仪。这样，明朝只有正统帝（9岁）和万历帝（10岁）两位少年天子在皇帝任上完成大婚。正统帝朱祁镇在刚修完的奉天殿举行大婚礼仪时，油漆味还没有完全散去。万历帝任上虽然发生了明代最后一次皇极殿大火，但他总算赶在这之前大婚。所以，明朝只有两位皇帝的大婚之礼用上了奉天殿。清朝有顺治（6岁）、康熙（8岁）、同治（6岁）、光绪（4岁）四位少年天子在太和殿举行大婚典礼（溥仪虽3岁登极但结婚时已经退位）。

明清在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举行的盛大典礼，应是既隆重、又庄严，但有时却是既纵情任性，又形同儿戏，留下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

再说亲征典礼。永乐定都北京后亲征，奉天殿已经被焚。正统帝亲征蒙古瓦剌时，匆忙无序，一片慌乱，哪里顾得上举行亲征大典！正德帝亲征时，怕大臣阻谏，施展小计，秘密进行，也没有举行大典。清朝只有康熙帝亲征过，倒是在太和殿举行过大典。可见，明清两代24帝的500年间，皇帝在太和殿举行亲征大典的，只有清康熙帝举行亲征噶尔丹大典的一个孤例。

《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宣统登极，礼仪失序，变成闹剧，大清覆亡，失去江山，成为必然。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宣统退位，结束帝制。冯帅相逼，溥仪出宫，回到醇亲王北府（今宋庆龄故居）——真的是大清朝完了，真的是溥仪回家了！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王公大臣们，议论纷纷，垂头丧气，认为这是大清皇朝的不祥之兆。

在太和殿册立并举行大婚典礼的皇后，她们的结局如何呢？明英宗皇后钱氏，在夫君被俘之后，史书记载：“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三）钱皇后既瘸一条腿，又瞎一只眼，还没有生儿子，真是令人悲悯。万历帝皇后王氏，因夫君专宠郑贵妃，残烛长夜，孤身悲凉。清顺治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废，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因生废太子胤礽难产，22岁就死去。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在夫君死后70余天，一说绝食而死，一说“为慈禧皇太后所扼吞金死也”。（《清皇室四谱》卷二）至于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叶赫那拉氏，不仅夫君不爱，而且签署“逊国诏书”后，46岁就死了。明清在太和殿（奉天殿、皇极殿）举行大婚的六位皇后的结局——气死的，病死的，吞金死的，熬淘死的，都是不幸的。

先说正德皇帝故事。前面讲过，正德帝从小不爱念书，喜欢打猎；堂堂帝君，想当“大将军”。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十三日，天未亮，正德帝到天坛祭祀，尔后去南苑（南海子）打猎。黎明，文武大臣们先追到天坛，这时皇帝去了南苑；大臣们又追到南苑，但苑门紧闭，不得而入。下午，传旨：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天安门）等候。半夜，皇帝车驾始到皇宫，御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受朝贺，不点蜡烛，漆黑一片，让群臣跪在奉天殿前。后半夜，又在奉天殿大宴文武群臣、朝觐官员及四夷朝贡使臣。（《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五）天寒地冻，三更半夜，把朝臣们召到大殿，又是下跪、又是磕头。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规矩森然，让正德皇帝这么一闹腾，竟成儿戏，顿失威严。

再说嘉靖皇帝故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的军队从古北口破塞入关，冲到密云，抢怀柔，围顺义，又到通州堵了白河的渡口，然后蹂躏昌平，甚至跑到明帝的陵寝（明十三陵在昌平界内），相当于把今京北郊区县横扫一遍，百姓损失无算，“杀掠不可胜纪”。于是“京师戒严，召各镇勤王”。朝臣们都很着急，嘉靖帝却很久不上朝，重大军政机务，没法当面启奏。大臣们轮番请皇帝出来议事，嘉靖帝却总也不肯。多亏礼部尚书徐阶坚持，皇帝才终于答应。一天，大臣们在天刚破晓时，就鱼贯入朝，恭恭敬敬地候着皇帝。嘉靖帝什么时候才出来呢？《明史》说是“日晡（bū）”的时候。“晡”是指申时，也就是午后3点到5点。嘉靖帝到了奉天殿，望着干等了一天的满朝文武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就给了徐阶一道敕谕，让他把大伙引到午门，“切责之”！可怜的大明臣子们，一门心思想保朱姓江山，结果先是吃了闭门羹，继是被变相罚了站、罚了跪，最后是还挨了骂，事情又没办成，心里有多沮丧！

<h3>导语</h3>

先说登极典礼。就是皇帝登极的即位大典。奉天殿（皇极殿，太和殿）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启用，有明一代先后三次遭到焚毁。因为重修工程过于浩大，明朝在北京的十四位皇帝中，有七位皇帝（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泰昌、天启）没有在这里登极。清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的皇帝有雍正帝及其以后的诸帝。

第07讲太和大典二、举荐贤能

太和殿（奉天殿、皇极殿）是明清皇家重要大典的殿堂，皇帝来的次数不多，低品秩官员更难得进殿。至于布衣百姓，整个皇城都被划作禁地——万历《大明会典》规定：违禁入皇城，杖一百，流三千里；入宫城，绞。所以，以平民之身荣登大殿、得见皇帝真容的实例，五百多年间屈指可数。《清史稿》就记下了这样一次“平民典礼”——康熙朝在太和殿进行博学鸿儒科的举荐与考试。下面先说举荐。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颁诏：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清圣祖实录》卷七十一）

为选拔人才，康熙帝决定在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之外，加设博学鸿儒科，亲自考选高官们推荐的人才。

康熙帝为什么要在正常科举考试之外特开博学鸿儒科呢？因为：

其一，清朝入主中原已有三十五年，南明几个小王朝都被扑灭，农民军余部也被逐一平息，明遗民有组织的抵抗趋于消弭，太平之世已露端倪。在以武打天下之后，应以文治天下。这就需要争取士人之心。

其二，时三藩之乱未平，海内骚然，人心不稳。一些士人，心存动摇。安定人心，首要收服士心。所以康熙帝下诏令，做出求贤若渴的开明姿态，也有收拢士心人心的目的。

其三，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多有气节，面对满洲政权，虽然硬顶不成，但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所以，一批才俊，不考功名，不走仕途，游离于体制之外，成为隐逸之士，未能为清廷所用。

其四，当时在议修《明史》，需要大批人才，康熙帝想用“特招”的办法，招揽贤能人才，充实修史队伍。

所以，时人就认为，博学鸿儒科“意在搜罗遗逸”，《清史稿·选举志》也说：“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

康熙皇帝确是求贤如渴，制定了宽松的举荐条件：“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都可以推荐。就是没有功名，也没当官的一介布衣，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都可凭借被推荐，直接到天子脚下考试，如被录取，便一步登天。康熙帝说到做到，《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才俊们纷纷揣上名片（古时叫“名刺”），骑马造访有权荐举的官员，想凭借官员的声望获得推荐。（惠周惕《红豆山庄集》）本来是推荐，却成了自荐。但是，仍有很多士人坚守节操，拒不接受推荐。至于拒绝的办法，则是各显神通：

一是隐居。比如九岁就能写文章的贺贻孙，江西永新人，名声很响，明亡之后，隐居不出。有官员想举荐他应试博学鸿儒科，写了信给他。贺贻孙见信脸色一变，说：“我逃避得了这个世道，却没逃得了功名啊，功名实在太牵累人了！我以后就消失了！”于是“剪发衣缁，结茅深山”，就是剪了头发，换上僧人袈裟，逃到深山里，用茅草搭了个房子住着，从此再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踪迹。

二是称病。思想家傅山（青主），山西阳曲人，明清易代后，就穿上了道士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赡养老母，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他被推荐应试的时候，都七十二岁了，坚决不从。地方官强迫他从命，让人抬着他的床上路进京。到了距京城二十里的地方，他誓死不进城。大学士冯溥看不下去，率先来劝告，朝中大官们也来看望，可是傅山不迎不送，就躺在从家里抬来的床上。左都御使魏象枢一看，上奏说：傅山岁数大了，身体不好。这算给了康熙帝一个台阶下。于是康熙帝下诏，不让他参加考试，封给他一个内阁中书（正七品）的职务以示荣宠。冯溥要傅山谢恩，不从就让人抬着他去。结果傅山还没进宫，刚望见大清门，就触景生情，想起了亡明，“大明门”改名“大清门”的伤心往事，他就止不住地流泪，整个身子都扑倒在地。魏象枢大概怕他乱说话，赶紧上前说：“止，止，是即谢矣！”行了，行了，这就算谢过恩了！等他总算踏上归程的时候，冯溥以下大臣都来送他。只见傅山舒口气，说：从今往后就逃脱出来，没什么牵累了！傅山虽名义上当了内阁中书，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官，无论冬夏都只穿布衣，自称为“民”，从不说自己是官，死的时候也穿着道士服入殓。傅山工书画，他曾说：“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清史稿·傅山传》说：“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人如其字，字如其人，这值得深思。

三是抗拒。比如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亡之后，誓不降清，“一年之中，半宿旅店”，先后“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心向故明。他“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以二骡二马，驮着书籍，边走边读，学问高深，影响也大。当时大臣们争相举荐他应试，他不领情，而且“以死自誓”，宁死不从，众人只得作罢。他有位好友，本来关系很紧密，就因为人家应征赴试，便从此绝交。

四是妥协。大思想家黄宗羲，浙江余姚人，当时获得了叶方蔼的推荐。叶方蔼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修《明史》总裁官，后来担任博学鸿儒科的阅卷官。有这样的人推荐，当然备极荣耀。可是黄宗羲多次辞谢，总算推掉了。博学鸿儒科试后，选出的才俊投入《明史》的编撰工作，叶方蔼受命监修。他不死心，想请黄宗羲出任顾问。当地最高级官员——总督和巡抚——备了礼物来聘任黄宗羲，又被推辞掉了。朝廷商议，黄宗羲恐怕来不了了，就请皇帝下令，让浙江巡抚抄录黄宗羲著作中有关明史的部分，送到京城，并让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参与修史。一天，大学士徐乾学在南书房值班，康熙帝问起遗民中有何贤达，徐乾学又推荐了黄宗羲，并解释说他已经老了。康熙说：“可以请先生到京城来，朕不交办他任何具体事情。等先生要回乡，一定派官员护送他。”徐乾学回说黄宗羲真的很老了，没有来京的意思，引得康熙帝连连叹息人才之难得。康熙帝确有虚怀若谷的求才之心，黄宗羲也就没有一味硬抗。虽然黄宗羲屡辞不就，但《明史》的纂修者每有大事，常会向他咨询，或请他审稿，或请他提出建议。他还把自己积累的资料给明史馆用。

第07讲太和大典三、殿试赐宴

前面说举荐，现在说考试。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下诏举荐起，一年之间，北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对于来京的名士，康熙帝想得很周到。他下令户部每月发放太仓大米，把这些人才供养起来，度过天寒日短的冬季再说。等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正是北京阳春三月的和暖季节，清代第一次，也是最为盛大的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在太和殿和体仁阁隆重举行。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考试，究竟在哪里举行？有说在太和殿，也有说在体仁阁。《清史稿·彭孙遹（ｙù）传》记载：召试太和殿，赐宴体仁阁。当时参加考试的尤侗也记作：“太和殿御试，赐饭体仁阁下。”这是一手材料，应当较为可信。清末的掌故书《瞑庵二识》里则说是先到太和殿行礼，然后去体仁阁答卷和赐宴，可资佐证。所以《清史稿》的两个说法都对：太和殿是举行礼仪地方，抬高考试地位；体仁阁则是答卷和赐宴的地方——太和殿和殿前左翼的体仁阁都是博学鸿儒科考试的场所。

康熙朝博学鸿儒科，参加考试者143人。体仁阁华丽宏敞，高大宽阔，遮挡风沙，准备充分。考场条件，有桌子可凭写，有椅子可坐着，还为考生提供笔墨等。考场氛围，特地撤去护军监场，消除考生紧张情绪，使其“吟咏自适”。考试题目有两道：一道是赋——《璇玑玉衡赋》；一道是诗，《省耕诗》，五言二十韵。考试时限，也很灵活，答完即可出考场，答卷慢的发给蜡烛，最迟可以夜里再交卷。（王应奎《柳南随笔》）可想而知，各地士子考生经历如此厚待，怕要终身感戴皇恩不尽。

考生饭食，考试时的伙食和宴会，都由康熙帝买单。

据考生施闰章回忆，到了中午，听到宣示：“馆选廷试，例不给馔。嘉尔等学行名儒，优以旷典。”（施闰章《愚山先生诗集》）就是皇帝要破格赐宴了。据另一位考生毛奇龄回忆，当时在体仁阁设宴，考生四人一桌，共五十桌，都赐座位。光禄寺负责准备饭食——先上两道茶和四道时鲜果品；再上十二道菜，都用精致的大碗盛放；主食有四种：馒首、卷子、红绫饼、粉汤（面条），都是面食。大概考虑到考生以南方人居多，又上“白米饭各一大盂”。（毛奇龄《制科杂录》）这让南方考生尤其受用，不仅浙江萧山来的毛奇龄念念不忘，安徽宣城人施闰章也特地写道：“治南馔，张椅坐，盖前所未有也！”就是说给桌子椅子，吃南方口味的饭菜，这还是头一回发生。据说这餐御赐宴会，价值四百两银子。饭吃完了，又赐茶，然后继续答题。

博学鸿儒考试结果，考取一等第一名的是彭孙遹，一等20人，二等30人，共50人。都授为翰林官，到史馆纂修《明史》。按实际参加考试者计算，考取率约为35.6%。

尤侗有诗写康熙博学弘儒科云：

圣主垂衣雅好文，征书早染御炉熏。

九天龙凤飞千尺，万国鹓鸾集几群。

彩笔拟从前席献，铏羹先向大庖分。

自怜风雨蓬茅下，白首重瞻五色云。

蒙天子特招，见达官显贵，著锦绣文章，吃珍馐御宴——就算白了头发，在风雨中蜗居茅草屋，还神往那紫禁城上的五色祥云呢！康熙帝借开博学鸿儒科笼络士心的目的，算是圆满达到了。

清代博学鸿儒科，康熙举办过一次；博学鸿词科，乾隆举办过一次。士子能赶上一回是很不容易的，但有位朱彝尊，浙江秀水（今嘉兴）人，自己考上了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他的孙子朱稻孙又考上了乾隆朝的博学鸿词科，祖孙入选，世所仅见，有清似只此一例，传为文坛佳话。

康熙帝在太和殿及殿前庭院东侧的体仁阁，亲自举办考试、披览试卷，选拔博学鸿儒，更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历史所仅见，堪称文坛盛事。

在太和殿举行的博学鸿儒科，其“和”字理念，对于消弭满汉文化冲突、协和满汉民族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列传·范文程传》卷五）康熙帝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的博学鸿儒，旨在争取士心。康熙帝之所以成为千年一帝，比较重视民心，尤其重视士心，争取名士之心，是一历史经验。

第08讲中和方殿一、殿中奇葩

第三，体小精美。中和殿虽体量较小，但小巧精美。据记载：“中和殿连廊共五间，宽六丈五尺七寸，四面俱同，高四丈八尺。”（《清世祖实录》卷二八）殿的内饰，雕刻精美、金砖铺地，富丽堂皇。中和殿的房檐，均饰金龙和玺彩画。中和殿的建筑面积为580平方米，其建筑高度、东西宽度、总的面积，相当于太和殿的近四分之一。

所以，中和殿建成“方形圆顶”小殿，既具备实际使用的功能，又体现建筑艺术的优美，还展示建筑大师的智慧，更表现儒家中和的理念。

中和殿与太和殿、保和殿形制不同，颇具特色——正方，单檐，四角攒（）尖，鎏金圆顶，“如穿堂之制”，像亭式建筑，其特点是：

一是空间因素。太和殿到保和殿的距离约84米，太和殿北阶到中和殿南阶仅有29.3米，这中间盖一座小巧方形殿宇还略显拥挤，哪里还有地方建一座巨大的中和殿呢！

二是美学因素。建筑美学，讲求变化，高低起伏，大小相间，避免雷同。在两座长方形大殿中间，建一座方形小殿，既不雷同，也不呆板，还能同后三宫的交泰殿相呼应，最适合建成一座符合建筑美学的方形圆顶殿堂。

三是哲理因素。在太和、保和两座大殿之间，建一座方形小殿，不仅使中和殿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而且在外朝三殿与内廷三宫之间也保持和谐与平衡，进而体现儒家“中和”的理念。

为什么中和殿的建筑形式特殊呢？我想原因，主要有三：

<h3>导语</h3>

在这里，讲一个中和殿的光学奇异现象。纪晓岚记载：北京东城灯市口东面有座二郎庙，庙坐东朝西，早上日出的时候，有中和殿宝顶金光射到庙里。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二郎庙的地基和坐标与中和殿东西相值，中和殿鎏金宝顶上的火珠，映日反光，回射到庙的屋子里。

第二，四面门窗。中和殿四面出廊，都不砌墙，满设门窗。各门之前，都有石阶，东西陛（台级）各一出（一道），南北陛（台级）各三出（三道），中间为浮雕云龙花纹的御路。殿四面开门，南面满装槅扇门12扇，东、北、西三面槅扇门各4扇，总共24扇。殿的正中，安设宝座。

第08讲中和方殿二、多元功能

中和殿正中设地屏宝座，宝座也设在子午线即中轴线上。中和殿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多元的使用功能，相当于多功能厅。

第一，休息厅。就是皇帝的“休息室”。明清两朝，太和殿举行各种大典之前，皇帝先在中和殿小憩，并接受执事官员的朝拜。这里也就是皇帝举行大典前的“休息室”，如同大礼堂、大会堂旁的休息室、贵宾室。凡遇正旦（过年）、万寿（皇帝生日）、冬至三大节日，皇帝先到中和殿升座，到了正点的时刻，皇帝由中和殿出来，到太和殿接受朝贺。

在文革期间，有一个方案，就是要把中和殿改为“人民休息室”，拆除殿中宝座，摆放长条桌子，安放10把椅子，桌上摆报纸、杂志等。实际上人民不可能在中和殿休息。不久风向突变，“方案”随之流产。（刘北汜《故宫沧桑》）

第二，宴会厅。据《悫（què）书》记载：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帝御中极殿（中和殿），召对大臣，赐坐宴饮。这次宴会，太监布席，与宴者十三人，每人一桌，饮酒用金莲花杯。杯高大如瓶，口圆四寸，下有三小蒂承之，旁有荷柄。每桌三十余件餐具。前各摆设两个花瓶，瓶中插莲花。光禄寺（负责宴会）官员八人行酒。又如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顺治帝御中和殿，赐蒙古杜棱郡王楮鲁木宴。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顺治帝御中和殿，接见平西王吴三桂，并赐宴。（《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九）顺治帝常在此殿举行宴会。

第三，议事厅。崇祯帝有时在中极殿（中和殿）举行重要会议。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初二日，召吏部尚书等议事，当议到兵饷、民食时，户部尚书程国祥言：“京师赁房月租及天下会馆租，岁可得五十万。”还要搜刮民脂民膏。工部右侍郎蔡国用言：“崇文、宣武街石，除中道外，可培修外城。”（《明崇祯实录》卷十一）把崇文门和宣武门马路上的铺路石，除当中一条外，全都挖出，修补外城。对于这个馊主意，有识之士，笑其无能。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二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中和殿）召集文武大臣会议时局应对的“方略”。这时，距明朝覆亡只有半个月，与会大臣三十余人，他们的态度十分悲哀：“三十余人皆漫应支吾，无他语。”（《明崇祯实录》卷十七）明朝灭亡，已成定局。

第四，典仪厅。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先农坛、太庙等，皇帝于前一日在中和殿阅视祝文（祝祷的文稿）；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要在此查验种地的种子和农具；如皇太后上徽号、册立皇太子、册立皇后等，皇帝在此阅视册文。《实录》、《玉牒》告成礼，恭进中和殿，呈皇上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宸垣识略》）

在这里我特别讲一下《玉牒》。《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明朝《玉牒》，没有存下。清朝《玉牒》，保存完整。

《玉牒》的纂修，清朝定制：皇族出生人口，按满洲八旗的组织，每年按户口登记，造黄册、红册，汇总编入《玉牒》。每隔十年，修一次《玉牒》。“存者朱书，殁者墨书”，就是活着的用红笔书写，死了的用黑笔书写，以帝系为统，以长幼为序，由宗人府（管理清皇室的机构）的宗令、宗正任总裁（总主编），汇总纂修《玉牒》。

《玉牒》里分黄册和红册，就是分宗室和觉罗：宗室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以下直系，觉罗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以下直系，二者是有区别的——宗室佩黄带子，觉罗佩红带子，就是腰上系黄色或红色带子，以示区别。宗室、觉罗的私生子女怎么办？《钦定宗人府则例》规定：也分别给带子，但要降格——宗室之子给以红带子，觉罗之子给以紫带子，他们犯罪，也要降格——犯案照旗人治罪，但不销除旗籍。

新修《玉牒》呈送皇帝御览后，于皇史宬、宗人府、盛京崇谟阁各存一份。

《玉牒》为手写本，黄绫封面，装订成册。然后装箱，再存入柜。修成的《玉牒》，送到中和殿，呈皇上御览。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十三日，康熙帝御中和殿，宗人府、内阁、礼部等官，恭进《玉牒》，总裁纂修官员行礼。

《玉牒》告成的进呈和御览礼仪，非常隆重，等级分明。先由礼部、鸿胪寺官员，按《玉牒》卷数，在中和殿设案，工部官员在“玉牒馆”设彩亭。举行典礼这一天，天刚亮，王公聚集在太和门外，文武各官齐集在午门外，都穿朝服，文东武西，序立等候。总裁、王公、大学士、尚书暨纂修官等，会集在“玉牒馆”，恭奉新《玉牒》的正本和副本，放在预设的彩亭里，并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由銮仪卫官员抬着彩亭前行。前面摆列仪仗、黄盖，吹奏乐器。总裁以下官员，骑马在后面跟从。由大清门行进，到天安门外，各官下马；至午门外，诸王公下马。在午门外齐集的百官跪着迎接《玉牒》。到太和门外，齐集的王公们跪着迎接《玉牒》。彩亭过去，才站起来。到太和殿阶下，彩亭止住。纂修官恭奉《玉牒》，由当中台阶升入太和殿中门，总裁以下官由东阶升入太和殿左门，进到中和殿，陈列《玉牒》于案上。总裁率领提调、纂修官等，在丹陛东侧，行三跪九叩礼。然后，总裁到案前，恭敬地展开《玉牒》。这时，礼部堂官奏请，皇帝穿礼服，乘舆出寝宫，到保和殿后降舆，到中和殿，在案左，面西站立。礼部尚书奏请皇上阅览《玉牒》，皇帝由左案到中案，面向北，翻阅《玉牒》。看后，礼成，还宫。总裁率提调、纂修官恭奉《玉牒》，交给内监，放在彩亭里。銮仪卫官校，抬着彩亭，前列御仗、黄盖、鼓乐，由太和门、协和门、东华门中门出紫禁城，恭送《玉牒》到皇史宬尊藏。齐集的王公在太和门外，文武各官在协和门外，跪送《玉牒》，敬送的礼仪和初迎的礼仪一样。

《玉牒》在皇史宬（ɡ）、宗人府、盛京（沈阳）崇谟阁各珍藏一部。《玉牒》的开本，有大小之分。大《玉牒》，藏在皇史宬，有一年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览过。大《玉牒》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98厘米（近1米），约重1000斤，从皇史宬由八个大汉抬上大卡车，运送到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览室。这是我看过最大、最重的一部书。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玉牒》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到1921年（内署宣统十三年），共修28次，凡2600余册。

在这里我顺便介绍储藏《玉牒》的皇史宬。皇史宬是明清皇家档案馆。位于南池子南口路东，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成，主殿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3400平方米。整座大殿为拱券式无梁石建筑，全部用石雕砌，没有一根木料。南北墙各厚6.4米，东西墙各厚3.45米。殿内大厅，无梁无柱，门窗、梁坊和斗拱等均为仿木石料，叫作“石室”；里面排列152个外包铜皮雕龙的樟木柜，叫作“金柜”。具有“四防”——防火、防潮、防虫、防霉的功能。四季昼夜，室内温度，变化不大，相对恒定。建筑精良，构思奇巧，石质建材，防火性好，是一座科学性、实用性、艺术性兼具的建筑文物。存放“圣训”、“实录”和“玉牒”等文献档案。

此外，中和殿前东西两庑和殿后东西两庑，丹楹相接，成为仓库。这些仓库也有故事。雍正帝曾在此秉烛到深夜，朱批奏折，已刊刻者仅占其总数的十分之三四，其他没批的奏折堆积如山，收藏在保和殿东西庑中。（昭梿《啸亭杂录》）又如，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时，备受雍正帝赏识，其奏折有密谕商议军机大事的，有密奏大臣人品优劣的，共6大册，120余篇，牵涉223人之多，当时并未刊发，资料珍贵，足以资治，保存在保和殿的东西两庑。雍正帝刚上台，就下令收缴回宫，密封保存。乾隆帝经过阅查后，认为有些“绝不可示人者”，怎么办呢？乾隆帝的办法是：或加以删改，或“即焚其稿”。后经粗略统计，经雍正帝、乾隆帝已批或未批的奏折保存下来的有8000余件。

宫禁也有松懈之时，如雍正时，恭亲王常宁之子对青额，在侍卫班中，饮酒沉醉，竟在中和殿石阶上溲溺（撒尿）。光绪时，礼部笔帖式定昌和军机处办事员钱朝选，违制由保和殿后右门行走，都分别受到议处。

中和殿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建筑艺术，更重要的是中和智慧。

第09讲保和宫殿一、保和规制

如果这块大石雕，是为了给皇帝看的，安放在什么位置，其效果最佳呢？皇帝居住在乾清宫，御政在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大石雕恰在皇帝御政（上班）必经的御路之上。皇帝每次从乾清宫出来，出了乾清门，这块大石雕立即映入眼帘。大石雕的宽度，恰是御轿的宽度，两旁是抬轿太监行走的小台阶。皇帝乘坐御轿，在大石雕上经过，何等气势，何等庄严！

保和殿第四个名称是位育宫，第五个名称是清宁宫，为什么？后面讲。

第三，保和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建极殿为保和殿。“保和殿”源于《易·乾·彖（tuàn）辞》：“保合大和乃利贞。”这里的“保合”，“合”与“和”通，借用其意，又与“太和”、“中和”相应，就改名为“保和殿”。意思是保持和谐，长治久安。

而太和殿前石雕，虽然在御路上，但皇帝很少走，也很难看得见。因此，从乾清宫到乾清门，到保和殿，这段御路不长，却是中轴线上最奢华的一段。乾隆帝格外重视这块大石雕，并重新雕刻这块大石雕，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乾隆重刻大石雕工程，清宫档案记载：保和殿后檐下层起垫御路石一块，长五丈三尺七寸，宽一丈，厚六尺五寸。露明长五丈一尺八寸，宽九尺五寸。上面凿去旧有花纹，厚一尺二寸，改做两边踏垛石二十八块。重做阳纹立龙、番草、海水江崖。这项工程的花费呢？清宫档案《奏销册》记载，这次工程共用了石匠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工半，搭材匠（即起重工）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五工半，壮夫三万五千六百十八名，总计至少用了六万二千四百六十四工。如按六个月工期计算，该工程每日施工的工匠达三百余人。（杨乃济《保和殿后大石雕》）

这块大石雕为什么没有用在太和殿的正面呢？有一种看法是：由于石坯在“三大殿”建成之前，已运至靠近保和殿后的位置，雕成后因难于运输，特别是难以通过门阙，只得就近安装在保和殿后正中的御路上。

保和殿的一大特点是“亦宫亦殿”。

第二，建极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重建三大殿后，改谨身殿名为建极殿。“建极”二字，来源于《尚书》。《尚书·洪范》：“皇极，皇建其有极。”取其“建”与“极”两个字，意思是帝王建立治国的准则。

在外朝三大殿中，保和殿面积，次于太和殿，大于中和殿。前面讲过，太和殿为十一开间、进深五间，保和殿则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恰合“九五之尊”的吉祥数。保和殿通高29.50米，比太和殿矮5米多，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略多于太和殿的一半。殿里地面也铺设金砖。金砖产自苏州一带。当年永乐建紫禁城时烧金砖的御窑之一，在今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御窑遗址，至今犹存，其烧造技艺世代传承，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h3>导语</h3>

第一，谨身殿。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建成时，仿照南京宫殿名称，取名谨身殿。“谨身”二字，可能来源于《孝经·庶人》：“谨身节用。”意思是谨慎心身，节用爱民。

保和殿几经大修，殿后的大石雕，却仍为明永乐建紫禁城宫殿时的原物，只是在乾隆年间凿去大约0.4米厚的旧有花纹，重新雕刻流云立龙图案。这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当中刻着九条蟠龙，四周为缠枝莲花纹，下部为海水江崖，中间为流云，气势磅礴。石长16.75米，宽3.07米，厚1.7米，重200吨，为宫中石雕之最，俗称大石雕。

保和殿后大石雕，是紫禁城游客必看的一个景观。

太和殿的屋顶为重檐庑殿顶，规制最高；保和殿则采用重檐歇山顶，规制仅次于重檐庑殿顶。在常见的庑殿顶、歇山顶、硬山顶等之中，庑殿顶前面讲过，这里介绍硬山顶和歇山顶。旧式瓦房多为硬山顶，就是两侧山墙是垂直的。歇山顶呢？歇山顶的特点是：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类似硬山顶（是垂直的），下部分是斜面的。歇山顶的屋脊上半部分中有横脊，横脊两端各辐射出两条侧脊；横脊前后为斜面，同一边的两条侧脊则夹出立面。四条侧脊下端各辐射出一条斜下的短屋脊（学名叫做“戗脊”），形成前后左右四个斜面，构成歇山顶的下半部分。这样，歇山顶一共有九条屋脊、四个斜面和两个立面；如果增加一重屋檐，就又增加四条屋脊、四个斜面。屋檐、斜面、立面和屋脊的繁复组合，既有实用目的，也有艺术风采，更彰显皇家建筑的气势和华贵。天安门、端门等也是重檐歇山殿顶。保和殿的檐角同样装饰小兽，但只有九个，比太和殿少一个——“行什”，不过已经比其他宫殿都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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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测算，大石雕毛坯重量约为300吨。石料采自今北京房山大石窝。这里距紫禁城约一百多里，既没有起重吊车，也没有运输机械，巨石是怎样运到这里的？有学者研究，这块巨石，在紫禁城三大殿建成之前运到，就地雕刻，安装到位。运输方法：在寒冷冬季，于运道路旁，每隔一里，打一眼井，汲水泼路，结成冰道；工匠民夫们，利用冰船，驱使大批骡马拉拽，使石料在冰道上滑移，缓慢行进，运到工地。《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听故明太监讲故事：保和殿初建时，采买搬运巨石到京，不能运入午门，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便命太监将石捆绑，打六十御棍。当然打御棍巨石也不能进午门，还是靠智慧才运来的。

这事可以讨论。三大殿御路上的石雕，最重要的有两块：一块在太和殿前，另一块在保和殿后。按常理说，太和殿前石雕比保和殿后石雕更重要、更显眼。但是，这块最大的石雕，为什么没有安放在太和殿前，而安放在保和殿后呢？

第09讲保和宫殿二、亦宫亦殿

保和殿在外朝三大殿中，是唯一的既是殿，又曾是宫的宫殿。保和殿作为“殿”，发挥政治和行政功能，作为“宫”，具有皇帝居住和生活的功能。

向来帝王寝居，居宫而不居殿。但清顺治帝从盛京（沈阳）进入北京后，故明宫殿或被焚，或破旧，皇帝居住的乾清宫也不例外。于是，孝庄太后和摄政王多尔衮决定先修保和殿，充当幼年顺治帝的临时住所，改名为位育宫。

说是临时，从顺治三年（1646年）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帝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年。为什么住这么久呢？清初天下未定，征战不已，生灵涂炭，财政拮据。说好听点，顺治帝“思物力之艰难，罔敢过用；轸民生之疾苦，不忍重劳”（《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暂停大兴土木；说实际点，朝廷上下，忙于征战，财政困难，无力修缮。

顺治帝在位育宫（保和殿）居住十年，从9岁成长到18岁。其间赶上大婚。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十三日，14岁（虚岁）的顺治皇帝，册立孝庄皇太后的侄女、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大婚典礼是什么样的呢？《清世祖实录》留下了详细的记载：

第一，册立。就是册立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帝穿朝服，御太和殿。大臣们奉上册立皇后的册文和皇后的玉玺，经顺治帝看过，授予册封使臣，置于两彩亭，送往皇后家。那边，卓礼克图亲王的府邸早已安放好了皇后仪仗，亲王本人穿朝服恭候使臣。使臣一到，亲王出邸迎接；皇后和母亲姐妹等也穿朝服，在院内按顺序站好。使臣读完册文，将册宝授予两名女官，再由女官献给皇后；皇后跪下接受，然后交给侍立女官放在院中黄案上。皇后起身，转向宫阙的方向，行六肃三跪三叩头礼，就可以上轿（升辇）了。

第二，进宫。皇后乘辇在仪仗簇拥下，经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入太和门庭院，再由太和门入太和殿前广场。到了太和殿阶下，皇后下轿，穿过太和殿、中和殿到位育宫。顺治皇帝在位育宫前接皇后，再步行到太和门迎接孝庄皇太后，然后进太和门，穿过太和殿、中和殿到位育宫。这时，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一品命妇以上也齐集在位育宫内。固伦公主：皇后所生之女。“固伦”满语意为尊贵、高雅；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和硕”，满语，意为一方。两种封号强调了嫡庶之别。“格格”主要指满洲王公贵胄之女。和硕福晋：亲王的正妻。亲王是清朝宗室和蒙古外藩十二级爵位的第一等爵。宗室唯皇子、皇兄弟可以获得此爵位。外藩中只有蒙古“汗”一级的首领才可以获得此爵位。“一品命妇”泛称受有封号的妇女，命妇享有各种仪节上的待遇，一般多指官员的母、妻而言，俗称为“诰命夫人”。清制，凡命妇封号一品二品称夫人。

第三，行礼。就是向孝庄皇太后行礼。首先是太后的男性家属，由皇帝率领行礼。顺治帝御中和殿，率领诸王一起入位育宫，向皇太后行三跪九叩礼。礼毕，顺治帝回到中和殿，诸王则回到太和殿外站立。然后是太后的女性家属，由皇后带领，向皇太后行六肃三跪三叩头礼。行完礼，留下来侍候太后。

第四，喜宴。顺治皇帝在太和殿，赐诸王、额驸、亲家，以及贝勒和文武群臣喜宴。宴毕，顺治帝回到位育宫，送皇太后回宫。与来时一样，皇太后坐轿，皇帝步行送到太和门。新婚典礼结束。新婚皇帝和皇后的洞房就在位育宫，也就是保和殿。在北京故宫近六百年历史中，明清24位皇帝在保和殿举行大婚典礼并作为洞房的，仅此孤例。

顺便交代一下，清朝顺治皇帝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这场盛大婚礼，对于清朝具有重大意义。顺治皇帝大婚，标志他已成年，能亲理朝政。

保和殿，不仅少年天子顺治帝住过，而且少年天子康熙帝也住过。康熙帝八岁继位以后，先住在乾清宫。因为乾清宫漏雨，便遵照孝庄太皇太后的懿旨，暂时搬到保和殿居住。这次给保和殿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位育宫之名已被顺治帝用过了，不便再用。还是太皇太后下旨，改名为清宁宫。清宁宫曾是当年皇太极在沈阳皇宫的住处，这也勾起太皇太后当年在永福宫做庄妃的记忆。世事真是多磨。这时，又在修太和殿，声音嘈杂，非常闹心。康熙帝怎么办呢？他奶奶太皇太后又想出主意，让他暂搬到武英殿居住。太和殿完工后，他从武英殿搬回清宁宫。康熙八年（1669年），乾清宫竣工，康熙帝才从清宁宫搬回乾清宫。

《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亲政后，立下决心，要解决三大问题，即三藩、河务、漕运，曾经把这三大问题“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不少学者认为，这座宫，就是清宁宫（保和殿）。

保和殿的平台，演绎出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主要是在“平台召对”时发生的。

第09讲保和宫殿三、平台召对

平台即保和殿的后左门和后右门。后左门和后右门在恢弘壮丽的三大殿庭院中居于末端，在高大庄严的保和殿两侧居于陪衬，本身不起眼，也不讲究，但因其距乾清门很近，只有约30米，明代皇帝常在此召对官员，地位反而重要。平台实际使用面积，东西长15.65米，南北宽8.5米，共约133平方米。获得召见的臣工，仅《明史》记载就有十多位。这里选明崇祯帝在平台召对的三位，介绍给大家。

金光辰，安徽全椒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后任御史。明末宦官专权，为非作歹，金光辰非常厌恶。他巡视京师西城，碰上太监周二杀了人，立即发令让司礼监将其缉捕归案。捉拿之令到，周二正在皇帝身前伺候，赶紧磕头哀告，请皇帝开恩饶命。崇祯帝说：“此国家法，朕不得私。”有了皇帝支持，周二偿命抵罪。后来边务告警，各处发兵，需要朝廷派人监军。本来崇祯帝早就不让内监去监军了，改派朝臣前去，可是事到临头，大臣们却相互推诿，谁也不去。崇祯帝无奈，只好让太监卢维宁等“总监通（州）、（天）津、临（清）、德（州）等处兵马粮饷”。如此出尔反尔，皇帝自然很忌讳臣下提起。金光辰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上疏请皇帝将宦官监军罢去。结果崇祯皇帝生气了，下旨在平台召见金光辰。此时忽然刮风，下起大雨，侍臣不得不用袖子遮雨。崇祯帝在雨中责备金光辰，金光辰却说：皇上以大臣们不踏实办事为由，任用太监。臣却觉得，越是任用太监，大臣们就越会推卸不干。一句话，把责任又推到皇帝身上。崇祯帝这下气坏了，声色俱厉。正要重责金光辰，突然惊雷炸响，震动御座，风雨声也骤然大起来。当时人们都说金光辰有天公作美，真是幸运！但崇祯帝还是将他降三级，调到外地做官。后崇祯帝在平台又召见金光辰等，咨询御边、救荒、安民之策。金光辰最后一位陈述，这时已经深夜，“光辰独对烛影中，娓娓数百言，帝为耸然听”。（《明史·金光辰传》卷二百五十四）

曾在平台受到崇祯帝召对的，还有一名女性武将秦良玉。

秦良玉，四川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人。她文武双全，不仅足智多谋，善于骑射，而且知书达理，仪度娴雅。万历时，秦良玉嫁给石砫宣抚使马千乘。赶上丈夫出征川南平乱，她就率领五百精兵，自带粮食随同出战，平乱后却不言功。丈夫死后，她代领夫职，所部号称“白杆兵”，大概是武器或仪仗的木杆都为白色的缘故。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军队打到北京，永平等四城失守。秦良玉奉诏勤王，还出家财补充军饷。崇祯皇帝对像秦良玉这样的巾帼英雄——在朝廷危难之时，忠于社稷，能征善战，公而忘私，挺身护国，非常欣赏，极为重视，在平台召见她，不仅下诏褒奖，而且赋诗四首，赞扬她的功勋。

还有一位就是明末镇守辽东的名将袁崇焕，在短短两年里，曾三次在平台受崇祯帝召见。我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已经详细讲过，不再重复。袁崇焕惨遭磔刑——被千刀万剐的悲剧，至今震撼人们的心！

上面金光辰、秦良玉、袁崇焕等都在平台受到崇祯帝的召见。但是，崇祯帝虽能召见忠臣，却不能信用忠臣、能臣，而最终信用太监、佞臣。

作为国君，宠信佞臣，疏远忠臣，害己误国。齐桓公是一例。齐桓公身边有三个佞臣——竖刁自宫，自愿伺候桓公；易牙杀三岁儿子给桓公做人肉吃；开方是卫国公子，抛弃可能在卫国继承王位的机会，来侍奉齐桓公。齐桓公有他们三人侍候，心里甜蜜，非常舒服。管仲临终前建议齐桓公罢斥他们，但他做不到。齐桓公病老时，这三人作乱，使得一代霸主连水都喝不上，死得很惨。

同样，崇祯帝在历史关键时刻，磔杀忠臣、能臣，宠信太监、奸臣，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清朝皇帝一般不在平台召见臣下，顺治帝在平台召见吴三桂算是特例。这里的东墙和西墙脚下，分别砌起地炕，供执勤的官兵冬季取暖。

保和殿后左门平台，虽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却见证了历史的风雷。今人来到这里，品味《明史·袁崇焕传》所记：“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人们企望：这种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第10讲保和殿试一、殿试进士

发榜前由礼部官员在保和殿传胪（唱名），宣布考中进士的甲第和名次，并将名单写在黄色榜上，所以称作“金榜题名”。新科状元率领进士们走出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走出午门中门的，只有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才能享受如此尊荣。黄榜贴在长安左门（在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前）附近。顺天府尹设宴招待新科进士。新科进士，“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成为朝廷执政集团的官员。

<h3>导语</h3>

首先是出题。据参与命题的清末重臣翁同龢在《翁文恭公日记》里记载，某年四月二十日寅时（寅正4时）三刻，他到西苑（中南海）听旨，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官。然后与其他读卷官一道，草拟“策问”题目八道，进呈光绪皇帝。皇帝看过，用朱笔圈出四道。读卷官把这四道考题工整书写，用封筒装好，再呈皇帝。这时已到中午时间。饭后试卷发回到读卷官处，经过密封，运到内阁大堂。监考的御史已在内阁大堂等候。除了主考官和读卷官，其他人等一律屏退，由读卷官书写正式试题。酉正（18时），刻字匠齐集大堂。护军统领把大堂前后门都封闭，戌初（19时许）发刻试卷。到子正一刻（0时15分）刻成，经过校对、印刷、装订，寅正（4时）完毕，共印370份。从出题到印卷，整整一天一夜。安排如此紧凑，为着防止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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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发榜。殿试一般在考试两天后发榜，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为三名，固定不变；二甲和三甲的名额，每科不同。二甲名额较少，三甲名额较多。明朝殿试，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最少取31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最多取472人；清朝殿试，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最少取81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最多取399人。清朝平均每科取进士236人。清代中进士年龄最小的16岁（虚岁），一位是安徽合肥人李孚青，另一位是满洲正黄旗人伊桑阿伊桑阿中进士的时间：《清史稿·伊桑阿传》作顺治九年壬辰科进士，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顺治十二年乙未科进士，是。后者官礼、吏、户、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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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讲保和殿试二、金榜题名

在殿试中，由皇帝亲自出题，提出有关时政和策略的问题，叫作“策论”。一般说来，殿试不会再有淘汰，只是根据皇帝亲自甄试，重新安排一下名次而已。例如清末会试第一名（会元）谭延闿，殿试后却成了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而刘春霖却中了状元。那么，金榜题名，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呢？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即殿试要以文才论高下。其实，会试、殿试，文章高下虽同考试结果有关，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要紧的是书法。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探花刘凤诰，殿试那天，太阳落山，他还没有完卷。这自然是违反考场纪律的，惹得监考大臣要轰他出场。幸好礼部尚书常青见他书写工整，书法秀劲，让发给蜡烛，由他写完！几天后发榜，刘凤诰名列一甲，高中探花。与其说是常青慧眼识才，不如说是一笔好字救了刘凤诰。（昭梿《啸亭杂录》）但好事多磨，相传乾隆皇帝见到刘凤诰时，发现此人其貌不扬，一眼大一眼小，不大喜欢他，就当场出对子考他，刘凤诰当即应对。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

乾隆帝以四方星宿入题，“摘星手”一语尽展帝王气象；而刘凤诰以四时名花应对，“探花郎”更是一语双关，堪称妙对，传诵至今。刘凤诰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参与纂修《清高宗实录》，道光年间过世。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徐树铭，考试时已经完卷，还没有上交，却急着上厕所。他见身旁站着一位少年，就求道：“劳驾代为关照！”随即匆匆而去。少年翻阅他的卷子，见书法工整，非常欣赏，于是默默记下了“徐树铭”这个名字。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不久，道光帝去世，咸丰帝登极，随即多次超擢徐树铭。（《凌霄一士随笔》）一笔好书法，天子知遇恩。徐树铭后考取庶吉士，又点了翰林，步入升官快车道，曾官拜工部尚书。

有清一代，科考以书法论高下，考卷多以楷体书写，因此有“楷法取士”的说法。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考生唯恐字体不合读卷官喜好，于是一味求稳，泯灭个性。日久天长，形成所谓“馆阁体”。这种字体看起来千篇一律，用在抄书的工作上（比如编修《四库全书》）或许合适，对于有才华、有见地、有个性的考生则不啻灾难。另一方面，考生为博得皇帝青睐，往往打探皇帝喜欢的字体，答卷时投其所好。如顺治帝喜欢欧阳询的字，当时的状元就多有练欧体字的；康熙帝则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字，于是写赵、董体的字又成了中状元的窍门。（王士祯《分甘余话》）偶尔遇到一个字写得不好却中第的考生，就会记在历史上。

晚清学术大家俞樾，做过章太炎的老师，又是俞平伯（红学家）的曾祖。他曾在《春在堂全集》里回忆说，自己从小就不练小楷，科考却中进士。后来才知道，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读卷官，欣赏俞樾的文章，宁可打破规矩帮助他。俞樾一直活到86岁，官运并不顺遂，却成了一代学问大家。龚自珍却没有那么幸运。龚有才华，书法不合“楷法”，虽中进士，却未取庶吉士。有学者认为，龚自珍不满之情，在过镇江时溢于诗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实，虽说是楷法取士，可读卷官却未必个个是书法家。极端的例子，比如乾隆朝的重臣兆惠，出身满洲正黄旗，汉文并不好。他率军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班师回朝。乾隆帝龙心大悦，命他参与殿试阅卷。兆惠照实说自己汉文不行，乾隆帝倒潇洒，对他讲：“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卷也！”可怜一届苦练楷书的贡生，做梦也想不到要比试“圈多圈少”！道光时，大学士托津汉文也不熟练，同样奉命阅卷。他干脆请同事代阅代评，而且把这告诉监考官，毫不避讳。（《十朝诗乘》）看来读卷官首先是一种待遇，其次才是职务吧。

殿试点甲，读卷官只有建议权。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并不需要解释理由。既然信息不透明，各种传说就多了起来。比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殿试，秦鸣雷夺魁，吴情为探花。有人说，本来状元是探花吴情的，可是此人运气不佳，名字和“无情”谐音，俗话说“无情无义”，嘉靖帝听了“无情”两个字很不舒服。加上当时大旱，嘉靖帝正在祈雨，夜里梦见打雷。于是“秦鸣雷”的名字成了吉兆，让他捡了个便宜。当时流传一句打油诗：“无情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捡便宜。”文章好，不如书法好；书法好，不如名字好。类似传说还有，清末恩科状元刘春霖，也是因那年大旱，慈禧太后盼天降甘霖，就点了刘春霖为状元。清朝末科（不算恩科）状元王寿彭，也有故事。

王寿彭，山东潍县人，家在南关新巷子。两岁时，邻居曹鸿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了状元。曹家很穷，据说高中之时，报子到他家里报喜，家里没有钱招待客人饭菜，更拿不出赏钱，还是邻居们帮忙现凑的。也许是榜样的力量无穷，27年后，王寿彭保和殿试，钦点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三米的小胡同，二十多年间，连出两状元，曹王两府，南北相对，无比荣耀。可是流言也就传开，说王寿彭之所以中第，因名字有“寿齐彭祖”的吉祥之意。读卷官为讨好即将七十大寿的慈禧太后，就故意将他的试卷放在最上。慈禧一看果然高兴，就点了王的状元。王寿彭听说，当然不服气，写首打油诗来回应：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换句话说，就算点状元有些偶然，此前科举的一路高中，难道都是偶然吗？平心而论，能呈送慈禧太后阅看的十份卷子，肯定是篇篇优秀，水平在伯仲之间。所谓靠名字取胜的说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否定王寿彭文才书法俱佳的事实。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一方铜盒装的砚，盒盖上有王寿彭的题字，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王寿彭中第后，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日本之行影响了他的后半生。1925年，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他在任上虽做了些尊孔复古之事，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能聘任留学东西洋的知识分子执掌法、工、农、医等学院，兼取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新旧结合，使山东大学颇有生机。

殿试还有故事。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8年），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异禀，聪明过人。乾隆元年（1736年），弱冠二十，被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年最小，试报罢”。四年（1739年）又参加殿试，中二甲第五名进士。他得意地说：“霓裳三百都输我，此处曾来第二回！”（袁枚《随园诗话》）就是说，四年之间，两入殿试。袁枚虽为庶吉士，但无意做官，“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清史稿·袁枚传》卷四百八十五）他出游山水，为文辞歌赋，名流造访，岁无虚日。著《随园集》等三十余种，尽享天年，寿八十二。这是读书人的另途。但大多进士还是选择——走仕途，入翰林。

第10讲保和殿试三、钦点翰林

金榜题名，标志着漫漫科考路走到尽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考取进士之后，并不能直接出将入相，显贵于世。相反，考中进士，只能获得担任县令、六部主事等七品、六品小官的资格。从七品到一品，整整十四个台阶，进士刚迈上第一个台阶。无论在地方衙署或在中央部门，升迁的机会都并不多，速度也很慢。绝多数人默默无闻，在低品秩位置上结束官场生涯。

哪里升官机会多、速度快呢？在帝制时代，答案是“三近”：近皇帝、近皇权、近皇宫，愈近皇帝、皇权、皇宫就升迁得愈快。哪里离皇帝、皇权、皇宫最近呢？明清时期，答案是内阁、南书房（康熙时设）、上书房、詹事府和军机处（雍正时设）等。怎样才能被皇帝选中，进入这些地方？答案是：进入翰林院，俗称“点翰林”。翰林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而在明代获得长足发展。翰林官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起草文书，备皇帝顾问，兼有学术和政治性质。翰林官品级很低，但在皇帝身边当差，很容易被看中，坐上升迁的火箭。明代永乐初年，内阁中不是翰林出身的有一半；从天顺二年（1458年）起，就确立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制度。“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史·选举志》卷七十）清承明制，翰林院官员，多出自翰林，据统计：清代汉大学士共119人，其出身翰林者（含庶吉士）101人，进士17人，举人仅左宗棠一人。翰林出身的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所以，《清史稿·选举志》说：“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因此，考中进士之后，士子下一个目标就是：考庶吉士（类似读研），进翰林院。

怎样才能进翰林院？正途是通过两次考试：朝考和散馆。

朝考，是翰林院庶常馆（类似研究生班）庶吉士的入门考试。已经录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免试外，其余再举行一次考试，叫作“朝考”，选拔庶吉士，到翰林院学习。于是，《明史·选举志》说：“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学业三年以后，举行毕业考试，称为“散馆”。据统计，朝考录取人数，最少一次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0人；最多一次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99人。清代26846名进士中，共考选庶吉士5742人（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平均每届约46.7人，入选率不到四分之一。

散馆，是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的毕业考试。庶吉士经过三年清贫学习生活，要举行毕业考试。考试成绩分为三等：一等者，留馆，授予翰林官；二等者，或留馆，或工作；三等者，或再读三年，或退回进士候缺分配工作。只有上等和中等者，才算是翰林。在明清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其最高层次是翰林。这样一来，朝考——庶吉士——散馆——翰林官，构成了一条通向皇帝身边的快速通道，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当然，就算成为翰林官，也还要努力争取，任侍讲、侍读、经筵讲官等，这样被皇帝注意的可能性才最大。

点翰林在仕途上如此重要，朝考和散馆当然备受瞩目。偏偏有的皇帝和权臣，拿点翰林不当回事。《明史·选举志》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当时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遇到了一件不高兴的事——他的儿子会试没有通过。孩子不争气，干他人何事？然而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偏要拿一班新科进士出气，“遂不选庶吉士”，断了这些人点翰林的通路。有不让入学的，就有不让毕业的。万历后期，言官王元翰曾上书皇帝，痛陈让他想要大哭一场的八件事，其中就有“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到期不举行毕业考试，平白积压人才，这可如何是好啊！奏章上去，皇帝怎么说？《明史·王元翰传》记了四个字：“帝皆不省。”任你如何写，他不当回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清代的皇帝，比较重视朝考和散馆。但是皇帝在乎，偏有考生不在乎。乾隆朝的一位状元钱维城，受修撰，为“清书翰林”，就是学满文的庶吉士。钱维城天资聪慧，觉得满文好学，不怎么上心，结果散馆考试时竟然落为三等。乾隆帝大怒道：钱维城难道觉得国语不值得学吗？竟然敢违抗祖制，一定要法办！军机大臣傅恒求情，说钱某汉文好，可以宽待吧。乾隆帝给傅恒个面子，把钱维城召到保和殿阶下站立，出题考他。钱维城背靠着础石，挥毫疾书，不到一刻钟就写完了。乾隆帝惊异于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南书房供奉。钱维城后来官至户部侍郎，很受宠幸。（钱沣《钱南园遗集》）这算“坏事变好事”的实例。当然，大部分考生对翰林官极其向往，甚至走个后门也要挤进翰林院。康熙年间，庶吉士张逸少散馆没考好，被发出去做知县，后来又升到知州。他的爸爸张玉书，时任大学士，专门上折子，请皇帝把儿子调回来。于是康熙帝授予张逸少翰林院编修职务，算是做了个人情。

翰林也有送人情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给参加会试考完三场的99岁山东老举人李宏道翰林院编修（正七品）衔、89岁以上彭以猷等40人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衔。（《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七十八）当然，这些老人终生学习和执著顽强的精神，着实感人，令人敬佩！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们往往记住“学而优则仕”，却常常忽略“仕而优则学”。终身学习，坚持不懈，毅力可嘉，精神可敬。

第11讲文华经筵一、殿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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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诸帝吸取明代帝王怠惰弃学的教训，对经筵比较重视。明末李自成占北京时，把文华殿焚毁。顺治帝曾下诏，让工部尽快重建文华殿，当时财政困难，工程只能暂缓，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开工，三年后修成。这就是今天看到的文华殿。

<h3>导语</h3>

虽然从建筑上看，文华殿只是三大殿的陪衬，但因为三大殿多次遭到焚毁，重修过程又极其漫长，所以从功能上讲，文华殿反而比三大殿实用得多。永乐帝正式启用三大殿后才三个月，三大殿就被雷火烧掉，文华殿便成为皇帝日常理政的便殿。之后，文华殿主要供太子使用，殿顶也铺设太子用的绿色琉璃瓦。太子起初在东宫读书，年纪大点之后，就出阁到文华殿，由专门的讲官教育。所以，“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职务，最早其实是授予太子老师的，后来才逐步演变为内阁重臣。明代天顺、成化两朝，太子践祚之前，先摄事于文华殿，也就是以文华殿当办公室。天顺朝的太子朱见深（成化帝）、成化朝的太子朱佑樘（弘治帝），即位时都18岁了。他们在即位前先实习政务，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可是此后，弘治朝的太子朱厚照（正德帝），即位时仅15岁，年龄太小，没法提前摄事，文华殿也就有些闲置了。嘉靖帝把文华殿改回皇帝的便殿，殿顶也改铺皇帝用的黄琉璃瓦。

文华殿建筑群坐落在紫禁城东南部，是一座红墙环绕的院落。向东，从东华门进出皇宫；向西，从协和门（左顺门、会极门）进出太和门前广场及三大殿庭院。在皇宫建筑布局上，文华殿和武英殿同属外朝，是三大殿的左辅右弼，又是内廷东路与西路的前卫。在建筑体制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主，文华与武英二殿为客，所以文华殿的规制比较低：殿顶形式是单檐歇山；只有配殿，没有庑廊；三大殿座高8.13米、三层，而文华殿台基仅高1.6米、一层。

文华殿的主要建筑，前为文华门，门内是文华殿庭院。院内主体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文华殿居中，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文华殿后为主敬殿，也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文华殿与主敬殿之间的走廊（穿廊），封闭起来，既像廊又像屋，所以叫廊屋。文华殿前的两厢为配殿，东为本仁殿，西为集义殿，各五间。院外东面是祭祀的殿堂——传心殿。

第11讲文华经筵二、明清经筵

什么是“经筵”？“经”指经典，主要是儒家的“五经”即、《书经》、、《周礼》、《春秋》等。“筵”的本意为竹席，引申指座位，此处是“讲席”的意思。合起来，“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给皇帝讲课的官员叫作“经筵讲官”。通过经筵，君臣之间，学习经典，相互研讨，结合朝政实际，阐发儒家思想。经筵有大小之分：通常所指的是大经筵，举行的次数不多，礼仪隆重，仪式性多于实用性；“小经筵”则是指“日讲”，也就是日常给皇帝上课，次数频繁，礼仪从简，实用性多于仪式性。明清时期，大经筵多在文华殿举行。

经筵制度汉代就已出现，宋代成形。明朝初期，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帝，都是成年即位，大多勤政好学，经筵虽未定制，但并不很紧迫。而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9岁即位。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督教很严。主掌朝政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深感教育幼主责任重大，上疏请开经筵，定下明代经筵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举行经筵。

明清经筵，怎样进行？明清经筵，礼制相同，略有差异，以清为例，综合叙述。先由礼部动议举行，翰林院选任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讲官共同拟定篇目、撰写讲义，奏请钦定。经筵当天黎明，由大学士等，到传心殿祭祀。经筵举行时，文华殿宝座前摆放南北三张桌子，北面是皇帝用的御案，南面分别是讲官用的讲案，三案相对，呈品字形。案上各置讲章（讲稿），镇以金尺（镇尺）。旁边站立展书（翻书）官两员。讲官在两张桌子上安放好讲义：左边是“书”，即“四书”；右边是“经”，即“五经”。讲官一共四位，满汉各二，两人一组，分讲书、经。参加经筵的官员很多，规格也很高：丹墀左侧站立着满人讲官，以及当班的大学士，吏、户、礼部的尚书和侍郎等；丹墀右侧站立着汉人讲官，以及兵、刑、工部的尚书和侍郎等。如果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入京朝拜，也可能获准参加经筵。此外还有负责礼仪的鸿胪寺官员、负责纠正仪表的给事中等也参加。明朝御座前有金鹤一对，东西伫立，口含熏香，喷吐青烟，气氛神秘，为外国贡品。经筵开始，皇帝御殿升座，众臣行礼，然后开讲。展书官膝行（跪着前行）御案前展开讲章，然后退回原处。先由满人讲官出列，用满语讲“四书”，然后由汉人讲官用汉语讲。讲完之后，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叫作“书义”，大臣们跪着聆听。再由满、汉讲官依次再讲“五经”，皇帝阐发些“经义”，尔后下课。皇帝给参加者赐座，或在廊屋赐茶，然后起驾回宫。讲官等人随后到太和门东廊吃饭，有时在文华殿配殿本仁殿设席。赐宴的酒食自然不错，剩下的饭菜还允许打包带走。（《水南翰记》）这在当时是皇帝的恩典，在今天看是节约、不浪费。

朝廷经筵，贵在有常。乾隆七年（1742年），经筵之日下雨，大臣依例请求改期。乾隆帝不听，讲起了战国时魏文侯的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去打猎，恰好赶上下雨，为了不失信，魏文侯不顾大臣劝阻，决定冒雨前往。乾隆帝以魏文侯自比，拒绝经筵改期，但允许大臣穿雨衣，免去了一些礼节。他定下规矩，以后遇雨照此办理。（《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九）当然，大经筵在清朝也经常被取消。乾隆帝在位60年间，大经筵也不过49次而已。

清代经筵，还有特例。这就是为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举行的经筵。其经筵地点，改为养心殿；其御经筵者，从在位皇帝改为两宫太后。自同治元年（1862年）起，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母仪天下。课本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治平宝鉴》。这是由南书房张之万、潘祖荫、许彭寿等编纂的。进讲仿照经筵仪式：正面坐着的是慈安和慈禧两宫皇太后，师傅坐在一张事先摆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钟郡王奕詥（道光帝第八子），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讲官每半个月轮一次。讲的内容除《治平宝鉴》的历史经验外，还列出宋、元、明、清四朝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讲解历史，结合现实。

经筵日讲，经常进行。明朝有两位少年天子：一位是9岁的正统帝，另一位是10岁的万历帝。我重点介绍一下万历帝。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内容多，道理也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是尽心尽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神宗刚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每个故事，配上图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如“谏鼓谤木”，说的是帝尧在位，虚己求言，门前设敢建言的鼓，敢批评的木，招引贤人，击鼓书木，批评自己的过错。“解网施仁”，说的是商汤出巡，见有人设网捕鸟，他让人把网解开三面，让鸟飞翔，百姓称赞说，汤的仁德，惠及鸟兽，何况人乎！三十六国，四方归商。“脯（fǔ）林肉池”，说的是夏桀无道，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终于亡国。“游幸江都”，说的是隋炀帝巡游江都，船只数千艘，长二百余里，背拉纤者，锦彩为袍，靡费奢侈，不久隋亡。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涵盖修身治国各个方面，便于少年天子接受。

但是，“三杨”和张居正对正统帝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都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于教学——读书过程是：一读，二讲，三写，四行，经筵日讲，有读，有讲，有写，但缺乏行，重知轻行。于教育——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调一致。于体制——“立嫡以长”、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总之，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诤谏，但是皇帝往往无动于衷。

清帝学习，每况愈下。清朝皇帝读书，早期好学，晚期稀松。康熙帝五岁便知读书，十七八岁时曾因学习过劳而咯血。他重视日讲。日讲先是隔日举行，后诏改为每日举行，在瀛台避暑时也不间断。三藩之乱时，翰林院以皇帝军务繁忙，建议改为隔日进讲，被康熙帝驳回。康熙帝学识过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经筵日讲制度。皇上听课，主要靠日讲。但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日讲也被取消。（《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九）看来和乃祖相比，乾隆帝的好学精神差多了。

清代四位幼帝中，以光绪为例。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十六日，六岁的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老师有翁同龢等。光绪帝坐北面南，前面摆着课桌，上面有笔墨纸砚。翁师傅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端庄颜体大字，后握着皇帝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尔后，用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做课本，讲修身治国故事。头两年，主要是认字、听课、背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光绪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老师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偶尔申斥几句，小皇帝就号啕大哭，声震宫外。光绪帝性格倔犟，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翁同龢只好奏报慈禧，请醇亲王奕譞来陪读。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静坐法”，就是罚“不许动”。光绪帝发火，大骂起来，摔碎杯子，太监们“一”字排开，跪地求情，小皇帝根本不听，冲出书房，逃回宫里。皇帝罢课，慈禧出面，训诫皇帝，支持师傅。但另一位师傅李鸿藻教育灵活：“一日，穆宗（同治帝）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清史稿·李鸿藻传》卷四百三十六）光绪帝胆子小，怕雷电，一次雷雨，吓得直哭，翁师傅抱起皇帝，哄在怀里。有时光绪帝因肚子痛，未吃早饭就到书房，上一半课说饿了，翁同龢就让太监送来点心。光绪帝十一岁时，上课心神不定，催师傅提前下课，前后半月，经常如此。怎么回事呢？原来宫里有钟表，怕他分心，就撤了去。光绪帝借口怕误时，要了八音钟。他经常玩弄，给玩坏了，所以上课不专心，老惦记回宫修钟。后来翁让太监给他换了钟，才安下心来。光绪帝逐渐懂得感恩，九岁时新春赐“福”字，特意将“福”字从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思是“全身福”、“全家福”。（《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慈禧命裁撤书房，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

第11讲文华经筵三、经筵之争

明清两代，围绕经筵，宫廷斗争，非常激烈。

经筵是给皇帝上课，讲官不但有“帝师”的荣耀，而且能当面向皇帝展示自己，获得皇帝垂青和提拔的机会大增。皇帝对优秀的讲官往往很好。比如明朝成化年间的讲官刘珝（xǔ），进讲时反复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被赞为讲官第一。成化帝称他为“东刘先生”，赐给他一枚印章，上书“嘉猷赞翊”四字。刘先生原来只是吏部左侍郎，很快就兼任了翰林学士，入内阁，与机务，后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明史·刘珝传》卷一百六十八）又如弘治年间的讲官张元祯，身材清瘦，个子也比常人矮。成化帝就特意下令给他准备了矮桌子。（《明史·张元祯传》卷一百八十四）嘉靖间讲官顾鼎臣，进讲《心箴》，“敷陈剀切”。嘉靖帝很高兴，亲自给讲义作注释。（《明史·顾鼎臣传》卷一百九十三）这样一来，为了谁能出任经筵讲官，翰林官之间不免有一番竞争。

经筵讲官，实属不易。明正德帝那么不争气，有位叫刘健的大臣仍苦谏不断。刘健是弘治朝首辅。弘治帝弥留之际，拉着刘健的手说：老师们多年来辅导朕，真是辛苦了！太子（后来的正德帝）天资聪明，但是年纪还小，喜欢安逸享乐。请老师们劝导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主！刘健受先帝临终托孤，对正德帝尽心辅弼。正德元年（1506年），他见小皇帝成天玩乐，荒疏学业朝政，就上书说：最近，皇上取消朝会的次数太多，上奏的事情回复越来越迟，游戏的范围倒是越来越广，经筵日讲干脆直接停止了。臣等愚昧，不知道陛下在宫里，究竟有什么事情比经筵日讲还要急！刘健严厉地教导正德帝：“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可见正德皇帝都在宫里干了些什么！一番切责，年轻的正德皇帝嘴上接受了，行动上却依旧我行我素。弘治帝的陵墓刚一修好，刘健就请正德皇帝开经筵，皇帝勉强答应，却经常找理由停课，一会儿说要看望两宫太后，一会儿又说要骑马去。皇帝大婚，刘健又抓住机会请求开讲。正德皇帝拖了一个月，到了经筵的日子，又提出来每天只讲一次。原来，明代曾有制度，日讲每天早晨和中午各讲一次。日讲明明是为了他朱姓江山好，教他怎样做皇帝，正德皇帝却如此讨价还价，视学业为畏途，视祖制为儿戏，这种人怎么能当好皇帝呢？刘健坚持要按制度办事，无奈皇帝就是不听。托孤大臣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讲官的谏言被随随便便顶回来，也就毫不奇怪了。

明代围绕经筵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朝臣与宦官、权奸与清流之间。清代则比明朝增加了满官与汉官、维新与守旧之间的政争。明代由于朝会失常，皇帝怠于理政，经筵几乎成为儒臣觐见皇帝、影响皇帝的唯一机会，因而围绕经筵的斗争，更复杂、更激烈。围绕经筵的斗争，争的正是影响皇权的机会。

这场经筵斗争暗流，讲官文震孟与阉党魏忠贤的较量是一个例证。

文震孟（1574—1636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人，先祖文征明与唐寅等齐名，被誉为“吴中四才子”。震孟弱冠中举，但科试不顺，十赴会试，到天启二年（1622年），殿试状元，授修撰，入翰林。时魏忠贤专权，斥逐忠臣，庙堂之上，乌烟瘴气。震孟气愤，上《勤政讲学疏》说：大小臣工，因循粉饰，官员上朝，长跪一诺，北面一揖，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这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又说：经筵日讲，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诵说已耳。尖锐指出：“唐、宋末季，可为前鉴。”疏入，魏忠贤不即上奏。他乘天启帝看戏，摘录疏中“傀儡登场”一句，说文震孟“比帝于偶人（傀儡），不杀无以示天下，帝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明史·文震孟传》卷二百五十一）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力争，言官上章疏救。文震孟被降级外调，又被斥为民。讲官文震孟，敢讲真话，敢犯天颜，时称“真讲官”。

讲官文震孟与奸臣温体仁的较量又是一个例证。崇祯元年（1628年），惩治阉党，启用正人，召文震孟入朝，官以侍读，充日讲官。宰辅温体仁，“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明史·温体仁传》卷三百八）是个内外不一、阴狠狡诈的小人。体仁主持礼部，礼部主管经筵，经筵影响皇帝，皇帝看重清流。所以，温体仁和清流之间，矛盾一触即发。

这时，阉党余孽谋反魏忠贤逆案，文震孟抗疏批驳：“群小合谋，欲借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举朝震恐，莫敢讼言。臣下雷同，岂国之福！”矛头直指阉党余孽和奸臣宦官。

明朝故事，经筵不讲《春秋》。崇祯帝以有益于治乱，命选人进讲《春秋》。文震孟本是《春秋》名家，温体仁惮忌他，不予推荐。次辅钱士升指出来，温体仁假装吃惊地说：“几失此人！”差点把这人给漏了！文震孟果然讲得好，受到皇帝肯定，进入内阁中枢。

一次进讲，崇祯帝“足加于膝”——跷起了二郎腿。文震孟正在讲《尚书·五子之歌》，当讲到文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句话时，眼睛直盯着皇帝跷起来的脚。皇帝不好意思，用袍袖遮住二郎腿，慢慢把腿放下。

震孟在讲筵，态度严正，不畏邪恶，耿直规讽，营救大臣。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兵攻京城，狱囚刘仲金等一百七十人破械越狱，被获。崇祯帝震怒，命将刑部尚书乔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等下狱处死，刑部郎中徐元嘏（ɡǔ，又读ｊｉǎ）于当堂廷杖，事件牵连多人。有的官员乘机落井下石。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易应昌等主张，允升虽有罪，但没有死罪，崇祯帝益怒，并将易应昌下狱。这时文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讽劝，崇祯帝才降旨把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放出监狱。乔允升端方廉直，官声很好，以诖误获罪，天下惜之。（《明史·乔允升传》卷二百五十四）朝臣对文震孟赞扬有加。

后特擢文震孟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他两次疏辞，皇帝不许。司礼太监曹化淳雅慕文震孟，让人转话，表示敬意，但他就是不相往来。文震孟再次得罪温体仁：体仁窥其上疏，对所拟不满，让他改，拒不从。温体仁径然抹去不满意的文字。震孟大怒，将奏疏掷在温体仁面前，体仁也不理睬。温体仁还是“日伺震孟短”，把文震孟赶走。文震孟做大学士仅三个月，遭小人暗算，被免官回乡。不久死，63岁。《明史》本传评论文震孟说：“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

此外，讲官罗喻义奉命日讲，与温体仁也有斗争。他撰写讲义，提及时政，说“左右之者不得其人”，暗指左右国事的温体仁之流不称职。讲义上呈，温体仁看了很不高兴，让正字官通知罗喻义加以改正。罗讲官不听招呼，他到内阁去，隔着一道门就敢嘲讽温体仁。这下温某被激怒，给皇帝上书说：照老规矩，只有经筵的时候，规劝朝政的内容才能比讲解文义的内容多；日讲时，应该多讲文义，少发规劝。罗喻义是日讲官，却错用了经筵的办法；让他删改，却被他侮辱。请圣上明察！罗讲官虽然上书抗辩，但吏部慑于温体仁的权势，上奏革去了罗的职务。《明史·罗喻义传》记载：“喻义雅负时望，为体仁所倾，士论交惜。”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明朝士子可贵可敬之处，恰恰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前仆后继，劝导皇帝。以讲官文震孟为代表的清流，与以魏忠贤、温体仁为代表的权奸，大战两个回合，以权奸小人得胜而告终。说到底，朝廷大臣的升迁起伏，在于皇帝是不是明君。不用忠臣能臣，而用奸臣佞臣，这是明朝衰败的一大征兆。

苏洵《管仲论》说：“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明清庙堂经筵的盛衰，明清经筵讲官的进退，是皇朝盛衰的一个先兆。

第12讲文渊书阁一、《永乐大典》

解缙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二十多年间，三起三落。入直文渊阁，是他飞黄腾达的开端；在文渊阁修《永乐大典》，又是他名垂史册的起始。所以，解缙的一生，与南京文渊阁紧密相连。《永乐大典》现在还存世吗？正本，到康熙时，翰林们对原书所在，“竟无人知，是可怪也”！今天完全看不到了。它的下落，一说是李自成撤离皇宫时遭焚毁；另一说是嘉靖帝太喜爱这部书，死后随葬到明十三陵中他的永陵地宫里！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只有打开地宫才能知道。副本，在修《四库全书》时，已残缺不全。咸丰时英法联军、光绪时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副本两遭劫难，或被焚，或被掠。中华文化瑰宝就这样毁于浩劫！今天所存残卷，已是凤毛麟角。1960年中华书局据历年征集所得，影印出版730卷。1986年再次影印，增加到797卷。

<h3>导语</h3>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向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下达了修书敕令：“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篇帙（zhì）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下）永乐帝修书要求就是两个字：“全”与“便”，就是汇集要齐全，使用要方便。解缙显然没有理解这个“全”字。他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编辑部，只花了一年多时间，编好了一部《文献大成》，向朱棣交差。朱棣一看，嫌该书不够完备，于是加派姚广孝等为总负责，让礼部在全国搜罗纂修和缮写人，“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在揣摩上意方面，姚广孝显然比解缙更胜一筹。他把编修队伍从100多人扩大到2169人，供事人员更达3000余人。能请到的先生尽量请，能找到的图书尽量找。到永乐五年（1407年）冬，一部收书七八千种、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多字的大书，摆在了永乐皇帝面前。永乐帝为这部新书赐名《永乐大典》，并作序说：“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就是说，只有国家大一统的盛世，才有这部鸿篇巨制问世。这部《永乐大典》，继承了历代的传统，总汇了历代所有的著作，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修成后，放在南京文渊阁珍藏。

《永乐大典》是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属于“类书”，就是将许多图书里的内容打散，按照不同内容，分类编纂，再按照字韵等重新排列起来，便于检索查阅。《四库全书》则属于“丛书”，就是将整本书直接归类，再编排起来。

《永乐大典》开馆纂修之际，总负责解缙的仕途也达到了顶峰。解缙，洪武年间生人，19岁就中进士、点翰林，明太祖对解缙“甚见爱重，常侍帝前”。朱元璋比解缙大四十多岁，一天他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意思是朕与你，虽说是君臣，却如同父子，你有话可要知无不言啊！这话笼络成分居多，可解缙太年轻，缺乏城府，竟当了真，当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万言书。这封万言书，仅《明史·解缙传》就引述了近两千字，约占本传的二分之一。大到用人、刑名等国务，小到皇帝读什么书，解缙全批评一顿，特别是严肃指出了朱元璋杀人过多等弊政。奏书后，朱元璋别的没说，仅称赞他的才华。解缙没明白朱元璋的真实内心，又上了《太平十策》。朱元璋继续不理。一次，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语多不恭，被告到朝廷。朱元璋随即让解缙改做御史。后来解缙的父亲觐见，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就这样客气地把解缙赶走，没动怒，没贬官，也没杀头。解缙在乡八年，朱元璋病死。他进京吊丧，又被劾母丧未葬离乡，贬到河州卫（今甘肃临夏）去当吏员。亏得有人说情，他才回到朝中，做了个从九品的低级官员。

第12讲文渊书阁二、《图书集成》

《永乐大典》今多不存，而《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印制最精美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主要由陈梦雷编纂，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修，到雍正四年（1726年）印出64部，历时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全书“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清世宗实录》卷二）。《古今图书集成》文字部分由铜活字排印。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但铜活字印本至今仅存二十余部，其中《古今图书集成》规模最大，质量也最好。全书配有木刻版画等6244幅，质和量均堪称古书之冠，而该书的表格也是传世古籍中最多最好的。所以，《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古今图书集成》的出版，又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大事。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34卷本）著者李约瑟说：“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凡10040卷，5020册，分装576函，约1.7亿多字，被誉为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类书，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不同，其编纂最初并非皇帝敕令，而主要是陈梦雷的个人行为。

陈梦雷（1650—约174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1670年），年仅二十岁的陈梦雷中进士，后点翰林。梦雷通满文，光明前途遥见，厄运不期而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梦雷送母亲返乡，遭遇三藩中耿精忠叛乱。他虽然躲到寺庙里，但是耿的手下一手拿令箭，一手执白刃，胁迫陈父供出了他的下落。陈梦雷坚不附逆，被下狱，释出之后，削发入寺。后来耿精忠硬要给他授官，陈梦雷摆脱不掉，托病不出。陈梦雷的不合作态度，不仅换来牢狱之灾，而且让全家陷入贫困，大儿子甚至因为没有奶水而死去了。梦雷不改其志，寻找报国机会。恰好陈梦雷同年进士、同官编修、同为闽人的李光地也回家探亲，与陈密谈。按陈梦雷的说法，他将耿逆虚实写成奏疏，封在蜡丸里，由李光地夹带回京，上呈朝廷。

可惜，李光地到了京城，呈上蜡丸，据为己功。耿逆平定，朝廷将陈梦雷打成逆党。康熙十九年（1680年），陈梦雷在刑部审讯时，母亲去世。次年，陈梦雷被下狱论斩。万念俱灰时，相传日讲起居注官徐乾学相救，才从宽免死，发往沈阳给披甲人为奴。陈梦雷和夫人被押上路，“两人耦系，起卧与俱”，备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他到戍所不久，病倒在一座僧寺，后被心月和尚关照住进沈阳龙王庙。奉天府尹高尔位聘他主持纂修《盛京通志》。他在沈阳既修书，又读书，所住的草堂，“四壁图书列，烟光一径深”。流放期间，陈梦雷先痛失爱女，又遭遇夫人逝世。后康熙帝东巡谒陵，他到抚顺迎驾，跪诉冤情。康熙帝用满语和他对话，最后赦免了他。陈梦雷结束了17年流放生活，回到京城，奉旨侍皇子胤祉读书。（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闲止堂集》）

胤祉（1677—1732年），康熙帝第三子，封诚亲王，学问渊博，是玄烨诸子中的科学家。陈梦雷为给王爷进讲，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起，整理诚亲王和自己积累的古代文献，按经、史、子、集，“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勤奋编修，请人誊写。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汇编》初稿告成。康熙帝对胤祉进呈的《汇编》极为珍重，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帝还将御书“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赐给陈梦雷。（《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一六）陈梦雷后在熙春园（今清华大学内）松鹤山房内，带领80余人，编纂、增补、修订、完善，并用铜活字印刷《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胤祉因同兄长废太子关系较好，被囚禁在景山永安亭，后来忧郁而死。陈梦雷受其牵连，《古今图书集成》受到影响。雍正元年（1723年）初，73岁的老翁陈梦雷被流放，后死于关外卜魁（今齐齐哈尔市）。雍正帝命户部左侍郎蒋廷锡（雍正四年升户部尚书）等“督承在馆诸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蒋廷锡对该书仅作极少部分校订，删去修撰人陈梦雷姓名。雍正帝亲自作序，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但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主要功劳应归于陈梦雷，而不是蒋廷锡。就连《清史稿·蒋廷锡传》对《古今图书集成》修书一事，只字未提。

《古今图书集成》后来和《四库全书》都贮藏在北京皇宫的文渊阁。

第12讲文渊书阁三、《四库全书》

如今看到的北京故宫文渊阁，是清乾隆帝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修纂。次年，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考察（我国有私家藏书传统）。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材料、书架款式等，然后做成烫样，标明尺寸后呈报。皇帝见图，随即拍板，就照天一阁式样，在皇宫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

藏书之地，最重防火。《周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疏”引“正义”曰：“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为了“生水”，阁名“天一”。天一阁为二层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楼上则将居中的三大间合一，暗合了“天一地六”的寓意。阁顶覆盖黑瓦，梁柱用青、绿两色水锦纹和水云带装饰。阁前凿了蓄水池，以备取水救火。书橱大都放在楼上的大间中，一律不靠墙；房间也前后开窗，便于通风。文渊阁全面借鉴了天一阁的上述防火措施，又根据皇家书阁的特点，做了改进：一是改名。按照乾隆帝说法阁名“从水立义”，而命名为文渊阁。二是加层。文渊阁要存放《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藏书量比天一阁大一倍还多，所以在上下两层之间加造一层，形成了“明二暗三”的格局。外观与天一阁类似，使用面积则大增。三是等级。按照皇家规制，将天一阁的硬山顶升格为歇山顶，又增加了游龙浮雕装饰，阁顶覆盖黑琉璃瓦绿剪边。四是立碑。阁旁立《文渊阁记》碑并建盔顶碑亭。

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是纪昀等人为总纂官。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间进士，点翰林，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天子近臣。纪晓岚因为跟亲家说话不谨慎，泄机密，被夺职，遣戍乌鲁木齐。重回翰林院后，被荐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又因儿子犯案，受到连累。幸亏皇帝宽免，纪晓岚才得以继续修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历时15年，才告完成。修《四库全书》成为纪晓岚一生的转折。此后他不仅官运亨通，做到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左都御史，而且因为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丛书而扬名后世。（《清史稿·纪昀传》卷三百二十）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据林天人先生统计，文渊阁本收书3471种，79018卷，装帧成36381册，汇纳为6144函（各分卷册函数不同）《四库全书》各分的卷册有差异，各种统计数字也有差异，共7亿余字。书册封面为绢制，各部采用不同颜色。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将书衣分为四种颜色——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作为全书纲领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为黄色。几册书成一函，装入香楠木的匣子，衬以夹板，束之绸带。关于木匣的来历，还有个辛酸故事。

陆费墀（？—1790年），陆费（lùbì）为复姓，名墀（chí），浙江桐乡人。他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可谓费力不讨好。乾隆帝发现书中有差错，就归罪于他，罢了他的官，又罚他出钱做文澜、文汇、文宗三阁藏书装帧、书匣的费用。陆费墀不久死去，乾隆帝不依不饶，抄了他的家，只留了一千两银子做子女抚养费，其他财产一律用来做装帧、书匣。受追责的还有陆锡熊。

陆锡熊（1734—1792年），上海人，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也没能逃脱处罚：乾隆帝让陆锡熊和纪晓岚一起出钱，承担请人补正缮写的开支，后让他去奉天（今沈阳）文溯阁校书。陆锡熊在奉天病死，既没有回京，也没有回籍，落得个悲剧结局。

《四库全书》修成，又经过两次补遗，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最后告竣，长达33年。全书没有刊印，只缮写了七部，后来命运多舛。第一批四部：大内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影印出版；圆明园文源阁本，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沈阳文溯阁本，后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现建新馆专藏；避暑山庄文津阁本，现移藏于国家图书馆，也已影印出版。以上四阁都在北方，习称“北四阁”。乾隆帝以江浙文风较盛，为便于士子就近阅读，命再抄三部：一部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正复建文汇阁；一部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又作“淙”），也在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阁已复建完工；另一部藏杭州文澜阁，还是在太平天国时部分遭毁，但知县丁丙等捐筹款补抄，基本补上。以上三阁，都在南方，习称“南三阁”。底本则存翰林院（有学者认为没有此书），供士子阅读。

还有两部书，我简要介绍。一是《四库全书荟要》，收书464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在修《四库全书》时，从中撷取精华，缮为《荟要》。按照《全书》式样，缮写二部：一部贮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毁；另一贮藏于皇宫御花园摛（chī）藻堂，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二是《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晓岚等主编，200卷。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抄写入《四库全书》的书和仅存名目的书，分别撰写内容提要，汇编成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3461种、79309卷，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这部《四库全书总目》，是读书人案头必备的书目工具书。

文才自古多磨难。明清三部大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六位总纂官和总校官，各有各的悲剧。《永乐大典》的解缙，身陷囹圄，悲惨下狱，惨被冻死。《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耦枷发配，客死塞外；才子胤祉，被囚景山，愤郁而死。《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罢官戴罪，流放西域；陆费墀，罢官忧死，抄家补赔；陆锡熊，罚钱补正，流死沈阳。分开来看，是个人的悲哀；合起来看，是社会的悲剧。然而，没有八年乡居“杜门纂述”，或没有后来的解缙；没有关外十七年为奴，或没有后来的陈梦雷；没有两年零八个月乌鲁木齐遣戍，亦或没有后来的纪晓岚。所以，事有两端，话说两面：文才自古多磨难，磨难之中出文才。《永乐大典》总纂解缙、《古今图书集成》总纂陈梦雷和《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都是明证。

在肯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汇集、整理、编纂中华文化遗产正面价值的同时，也要同西方略作对比。特别是乾隆帝组织编修国家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既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时，法国正在编修《百科全书》。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人称“百科全书派”。他们传播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批评经院哲学，形成社会进步动力，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舆情与理论的准备。而“四库全书派”集中当时知识精英，埋首故纸堆，抄写古文献，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结果，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很值得人们深思。文渊阁则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

第13讲武英修书一、武英过客

第一，祖陵被焚，责任在谁？崇祯帝在短短三百来字的诏书里，三次批评臣下：一会儿说自己“倚任非人”，一会儿说“诸臣失算”，最后还要文武百官“省察往过”。说来说去，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名为“罪己”，实为“罪臣”。

三说多尔衮（1612—1650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朝阳门，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清世祖实录》卷五）因当时宫殿被焚，顺治帝进京初期的一段时间，武英殿便成了他们叔侄二人举行朝会大典，以及处理政务的殿堂。多尔衮登临武英殿，开始七年的摄政王生活。李自成与多尔衮，都登临武英殿，一败一胜，原因何在？

武英殿的主要建筑，前为武英门，门内是武英殿庭院。院内主体建筑平面呈“工”字形——武英殿居中，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武英殿后为敬思殿，也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武英殿与敬思殿都是黄琉璃瓦歇山顶，两殿之间的走廊（穿廊），也封闭起来，叫作廊屋。武英殿前的两厢为配殿，东为凝道殿，西为焕章殿，各五间。武英殿东北为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第二，对待前朝态度不同。多尔衮下令安抚百姓，将士夜宿城上，禁止进入民宅。有兵卒杀了百姓家的狗，还射伤犬主，多尔衮下令将肇事者斩首示众。又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以帝礼安葬。宣布安定社会措施：“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国朝耆献类征·多尔衮传》）

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三位叱咤时代风云的人物，都在武英殿留下历史痕迹，也都是武英殿的匆匆过客。武英殿既有“武英”的记忆，更有“文华”的历史。方苞仕途沉浮与在武英殿修书，算是一个历史见证。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大明的军队并没有荡平农民军，皇帝自己也再没有看到“太平之日”，他的避居表演也就草草收场。直到临死，崇祯帝说“诸臣误朕”！——还在怪臣子，还是不认错。朱由检这个皇帝，不是不思进取，更不是顽劣不堪。然而，他空有中兴的雄心，却没有容人的雅量，更没有自省的精神。所以，大明朝葬送在他手里，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却有历史必然的一面。

第二，祖陵被焚，如何对策？崇祯帝受了大刺激，“痛心切齿”，下了决心：调集援兵，发给薪饷，挽救江山，在此一举。

第三，对待士人胸怀不同。李自成对故明官员、士人，缺乏宽大胸怀，实行残酷拷掠，闹得人心惶遽。多尔衮接纳大学士范文程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卷二百三十二）就是说：士心得，则天下得；士心失，则天下失。民心士心得失，关系王朝兴亡。

第三，祖陵被焚，怎样修省？崇祯帝决定避居武英殿，“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明怀宗实录》卷八）

一说朱由检（1611—1644年）。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明崇祯帝朱由检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他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非典礼，只穿青衣，直到天下太平之日为止。崇祯帝为什么有此不凡之举呢？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到这年正月，朱姓皇帝老家凤阳竟然被农民军攻破，凤阳祖陵的明楼、隆恩殿遭到焚毁，守军也被消灭。（《明史·庄烈帝本纪》卷二十三）祖宗受了惊吓，崇祯帝一心想要做中兴之主的美梦破灭，此时他该有多么羞愧，又多么焦虑！于是，崇祯帝下诏罪己。他讲了三个意思：

武英殿“尚武”，但真正上演“武事”，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从崇祯元年（1628年），到顺治七年（1650年），在这二十二年间，中国政治、军事的三股主要力量——明朝、大顺、清朝，三位主角——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衮，争逐天下，一决雌雄，而交替进行表演，他们都在三十多岁的英年离世，武英殿成为这场军事与政治较量的历史舞台。

<h3>导语</h3>

二说李自成（1606—1645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进驻紫禁城，以武英殿为处理军政要务之所。二十九日，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回京后，在武英殿匆忙登极称帝，坐上皇帝宝座，接受官员朝拜。登极仪式结束，李自成便下令将大量木材、硫黄等运入皇宫，当夜二更，放火烧宫，炮击殿宇，又烧九门城楼，但武英殿未被殃及。李自成登极后，仓皇败走，最终覆亡。

第13讲武英修书二、武英沉浮

明清两代的武英殿，大部分时间发挥着文化功能。如明曾在这里召集画师作画，而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初称造办处），占东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焕章殿等63间，人员84名，后多时达千人，武英殿成为宫廷修书印书之所，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武英殿在清朝以修书、刻书而著名，其主殿、配殿、恒寿斋、浴德堂等成为编书、刻字、印书、藏书的场所。清朝皇家修书，延续两百余年，以康雍乾三朝为盛。清朝著名学者方苞，历仕康雍乾三朝，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他的官宦沉浮与勤奋修书，见证了武英殿修书的起步和繁荣。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中举人，又会试考中，但殿试前因母病回里，没有中进士，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他和戴名世同县，就给戴氏《南山集》作序。后来清廷认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语，定为文字狱案，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把他召到身边，入直南书房，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尚未授实官，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还升他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方苞奉旨修书的地方，他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清宫述闻》）“浴德”一语出自《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就是说要洗澡洁其身，沐浴清其德。浴德堂的建筑，前为殿堂，后为浴室。殿堂不大，面阔3间，后檐墙上开有券门，内为曲尺形券洞，通往北侧的浴室。浴室底部呈方形，长宽各4米，用乳白色瓷砖饰面；上部为圆形穹顶，正中开有一个直径60厘米的通风采光口。浴室墙体厚1米多。墙外西北有一口井，是沐浴的取水源。浴室北墙外有灶屋，井水被引到灶屋内大锅加热后，通过铁管流入浴室。浴德堂的兴建和使用，史籍几乎没见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元代建筑，也有学者认为是明代建筑。关于它的功能，现有三种推测：

一说是，乾隆帝为香妃建的沐浴室。民国年间古物陈列所在此举办过香妃等画像展出，更引发人们的遐思。故宫一些专家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明朝皇宫就有浴德堂。

二说是，皇帝斋戒沐浴之处。故宫左路文华殿东侧传心殿内有大庖井，右路武英殿区又有浴德堂，正合古礼“左庖右湢（bì，浴室）”之说。

三说是，皇帝死后清洗尸体的场所。

在清代，浴德堂主要有两个用处：一是武英殿修书、制版、印刷、装裱的地方；二是清文臣修书、校书时值班的地方，如方苞曾在此校订“四书文”和“三礼”。

方苞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就是给天下读书人的钦定范文，相当于高考辅导资料汇编。这样重要的工作，派给方苞办理，可见其名望和才学之高。修“三礼”时，方苞推荐一位叫张甄陶的文人来做。对于一介布衣来说，获荐与修官书，本是终身之幸，但张甄陶坚辞不就，反而请求入方苞门下，可见方苞的学问为士林仰望。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厄运接踵而来。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晴天一声霹雳，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南书房行走、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乾隆帝命他“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方苞修书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获罪呢？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件大忌：

第一件：泄密。《周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方苞与魏廷珍友善，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对时，方苞请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达，消息传出。乾隆帝派人调查，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后来更查出，乾隆帝决定启用魏廷珍，旨意还没发，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认为，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传旨训斥。

第二件：徇私。方苞为庶吉士教习，负责散馆考试。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但吴乔龄晚到，方苞请吴补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调查，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住在吴乔龄家。乾隆帝认为，方苞受吴乔龄请托，以权谋私，断不可用，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在武英殿修书。

在乾隆帝看来，方苞“泄密”与“徇私”——“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于是天颜震怒，时年72岁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书”的往事重现。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过了数月，下旨斥责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该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又过了两年，乾隆帝批评泄露朝廷涉密，又拿方苞做靶子，可见余怒未息。

乾隆七年（1742年），方苞分纂“三礼”中的《周礼》完成。皇帝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戴，准其回籍。（《清史稿·方苞传》卷二百九十）方苞回家后七年多，讲学授徒，著文赋诗，虽少些官场热闹，却多些文化成果。桐城人方苞治学“为古文正宗”并提倡“义法”，尔后刘大櫆提出“神气”，姚鼐再力倡“义理、考据、辞章”——就是观点、材料、文章，今人仍受启发。他们开创“桐城派”，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影响广泛而深远。如今在安徽桐城，仍留下“桐城派”的遗迹和佳话。

对方苞来说，武英殿修书的经历，成就了仕途的顶峰，而对同时代的陈鹏年来说，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书，却成了仕途遇险时的避难所。

第13讲武英修书三、武英避难

陈鹏年（1663—1723年），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进士，出任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境内）知县。陈鹏年在任上，清理豪强霸占田地，平反徐氏冤死十年错案。他下令禁止溺死女婴，当地民众被感化，将本想扔掉的女婴留下抚养，都改姓陈。后陈鹏年调任山东，亲自分发赈济粮食，严控借赈肥私官员，“全活数万人”。康熙帝南巡回銮，在山东济宁船上召见他，赐予御书。不久，陈鹏年升任江宁（今南京）府知府。陈鹏年一生中，曾三次蒙受大难，三次到武英殿修书。

一蒙难一修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召集属下，商量加征地丁银，作为皇帝巡幸的接待费。陈鹏年身为下级，竭力反对，事情告吹。阿山和陈鹏年结下疙瘩，又让陈鹏年去主管建造行宫。阿山的侍从向陈鹏年索贿，都被顶了回去，于是嫉恨陈鹏年的人就开始传闲话。康熙帝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检阅水师，阿山成心刁难陈鹏年，命令他在江上垒石铺路，限期一天完工。江流湍急，施工困难。众人担心完不成任务，人心惶遽。陈鹏年亲自率百姓运输土石，到黎明时，工程告竣。阿山还不罢休，又上奏折，参劾陈鹏年贪污残暴，将他关押在江宁监狱。阿山必欲置陈鹏年于死地，又加上“大不敬”的罪名。陈鹏年在任江宁知府时，下令封闭妓院，并将其改为讲堂，悬榜曰“天语丁宁”，每月宣讲圣谕。这本是好事，但被阿山指为亵渎圣谕，论罪当斩。消息一出，江宁百姓，呼号罢市，千余士子，举幡叩阍（告御状），江宁织造曹寅也叩头为陈鹏年祈情。康熙帝经过调查，命陈鹏年罢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一次入武英殿修书。

陈鹏年逃过一劫，蒙恩免死，感激涕零，对修书事，格外用心。他曾有《初伏直武英殿》诗，其小序云：“奉命直武英殿，日在凉堂广厦之间，带星而入，昏黑而返。”起早贪黑，辛劳修书。

二蒙难二修书。陈鹏年在武英殿修书，一干就是三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陈鹏年再次被起用，出任苏州知府，后任江苏布政使。他一如从前，改革风俗，清理积案。当地发生饥荒和瘟疫，《清史稿·陈鹏年传》说他亲自“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他获得巡抚张伯行的器重：“事无钜细，倚以裁决。”不料就此卷入总督和巡抚矛盾旋涡之中，再遭厄运。清制：各省设巡抚，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和巡抚往往同城，发生很多摩擦。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不仅和巡抚张伯行矛盾很深，而且因陈鹏年“素伉直，忤噶礼”，也和陈鹏年矛盾很深。噶礼找茬弹劾陈鹏年，不仅要夺他的官，而且要将他遣戍黑龙江。翌年，危难之时，又是康熙帝下旨宽宥，让陈鹏年回京到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二次入武英殿修书。

三蒙难三修书。噶礼仍穷追不舍，又上书康熙帝，举报陈鹏年写“反诗”。康熙帝把诗发给阁臣传阅，说：“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还下谕：“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为陈鹏年主持了公道。后世有人称赞康熙帝此举“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这自然有些过誉，但康熙帝的博览群书、明察秋毫，的确让陈鹏年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武英殿的“凉堂广厦”，也再次成为陈鹏年仕途受挫时的避难所。是为陈鹏年第三次入武英殿修书。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噶礼，满洲正红旗人，其先祖为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其母为康熙帝幼年的乳母。噶礼依恃祖上的功劳和母亲的恩遇，狂贪暴虐，恶贯满盈。后噶礼的母亲向康熙帝叩阍，说噶礼在食物中下毒药图谋弑母。康熙帝命刑部调查，刑部核实，拟噶礼当极刑，谕令噶礼自尽。

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决口。康熙帝想起了当年赈灾的陈鹏年，第三次起用他，让他去治河，不久任河道总督。他忙得没时间回府，“止宿河堧（ruán），寝食俱废”（《清史稿·陈鹏年传》卷二百七十七），就是夜宿河堤旁空地，废寝忘食，日晒水浸，洁己奉公，疲病交加。雍正元年（1723年），陈鹏年病逝于治河工地，年六十。雍正帝下谕说：“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陈鹏年官到总督（正部），积劳成疾，累死之后，家贫如洗，四壁空空，就像倒悬的罄一样。陈鹏年身后谥“恪勤”，可谓恰如其分——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他的两个儿子树芝、树萱，也在武英殿校对书籍。

方苞和陈鹏年，是武英殿修书官员的代表。当时，皇帝挑选全国最有学问的大量官员参加修纂工作，选定的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清代康雍乾时期武英殿编修与刻印的图书，用欧阳询、赵孟頫字体，可谓是书写精秀，刻字精良，校勘精细，纸墨精粹，印刷精湛，装潢精美，流传四海，嘉惠士林。康雍乾时期武英殿图书刻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赞誉为“尽善尽美，跨越两宋”，版本学上称之为“殿本”。

康熙朝开始用铜活字，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乾隆朝又用木活字，称为“聚珍版”，武英殿聚珍版因此得名。“聚珍版”共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3500枚，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书”134种，2389卷，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翁连溪《清代宫廷刻书》），成为古籍中的精品。先后出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后用套色印《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圆明园四十景诗》等，有双色、三色、四色、五色套印，还有大的舆图。如《渊鉴类函》、《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以及《南巡盛典》、《皇舆全览图》等图版20余万块，都至今保存完好。尤其是《满文大藏经》，因其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龙藏》，计108函（夹），699部，2466卷，印制精良，装潢精美。其经版保存完好，现藏故宫博物院。还有《万寿盛典初集》，记录康熙六旬生日的文献。清王掞（shàn）监修，王原祁、王奕清等奉敕撰，120卷，版画插图148页。内容构图严谨，人物密致，景物繁复，是一幅长约60米的空前版画巨制。其稿本初由宋骏业所创，继由冷枚、王原祁等重加修润完成，著名刻工朱圭将其全部刻成版画，刻印极为精丽。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武英殿刊本。光绪朝引进铅活字，取代铜活字与木活字，沿用了一个世纪。

武英殿的刻书，几乎囊括了清代历朝圣训、方咯、御制诗文集及历朝奏议等，内容遍及经、史、子、集，总计633种，53221册，于文化传承，其功绩大焉。

“殿本”图书虽流芳百世，曾经储藏在武英殿的两套活字——古代最大规模的铜活字和木活字，却遭遇悲惨。康熙、雍正年间编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共刻20余万个铜活字。时间一长，监守自盗，管事者怕东窗事发，借口乾隆初年“京师钱贵”，经报准后，将这些铜字全部化为铜钱。乾隆年间，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金简，组织工匠刻出25万余木活字，主持印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批举世无双的木活字也贮藏于武英殿，其下场比铜活字更让人扼腕惊叹：晚清值班卫士把这些木活字当劈柴烧火取暖了。

宫廷武英殿印书处表明：盛世制铜活字，衰世则化铜活字为制钱；盛世制木活字，衰世则化木活字为劈柴——国盛则文盛，国衰则文衰！

武英殿和文渊阁在明清两代，特别在清代，既是中华各族传统文化之收集、整理、校勘、编辑、出版、珍藏的历史见证，也是专制君主扼杀大批知识精英之学术批判精神和思想创新精神的历史见证。

第14讲内阁大堂一、内阁变迁

明代内阁大学士，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为189人。其中父子同为宰相的只有陈以勤、陈于陛父子。

<h3>导语</h3>

内阁大堂建筑，为硬山顶，黄琉璃瓦。其建筑等级、建筑体量、建筑规模，在整个紫禁城中，同三殿和三宫比，同养心殿和皇极殿比，显得多么狭窄，多么低矮，多么简陋，又多么寒酸！堂堂宰辅，堂堂大学士，在皇帝面前，在君权之下，只不过是个臣子，也只不过是个奴才！所以，明帝对大臣恣意廷杖，清帝对大臣任情鞭挞。推翻专制，推倒君权，不仅合理，而且必然。

明朝上奏皇帝章疏，有前朝与后朝之分：“前朝所奏者，诸司章奏也；他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前朝官不与闻。”（《明史·田玉传》卷三百七）后朝上奏，可以避开朝臣或言官的摘发。上面说的是嘉靖朝，其他各朝，类似情况，后宫上奏，何朝无之！

第14讲内阁大堂二、陈氏父子

陈以勤（1511—1586年），四川南充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嘉靖帝有八子，先后有七位皇子都早死，就剩下裕王载垕（hòu），就是后来的隆庆帝。嘉靖帝的长子，生下立为太子，但两月病死。又立四岁的皇二子为太子，十岁又死。这时大臣请立第三子载垕为太子。嘉靖帝说：前两立太子，都立后而死，推一推再议。尔后，皇四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皇八子都先后死去，只有皇三子存活。皇三子载垕，被封为裕王。裕王的老师为陈以勤。后任裕王载垕的讲官。当时东宫位号未定，皇储争夺激烈。嘉靖帝父子关系，长期淡薄，裕王载垕经年不得见皇父一面。裕王的俸禄，不能按时发放，连续三年，不给发放。裕王也不敢申请，王邸生活，极为窘迫。怎么办呢？裕王身边的官员，花费千金，贿赂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世蕃见钱高兴，嘱咐户部官员，补发三年欠俸。《明史·食货志六》载亲王每年俸禄：“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陈以勤迁修撰（从六品），进洗马（从五品）。这个“洗马”，不是给御马洗澡，而是管太子事务的官员。做什么呢？《明史》说：“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明史·职官志》卷七十三）

嘉靖帝死，30岁的裕王即位，这就是明穆宗隆庆帝（万历帝之父）。陈以勤自以潜邸旧臣，条上谨始十事，诏嘉其忠愍。隆庆元年（1567年）春，陈以勤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改武英殿大学士，参与机务。隆庆帝既怠政又怠学，很少御门听政，也很少听老师讲课。太监、妃嫔、宫女、佞臣围在皇帝左右，但陈以勤坚持请皇帝励精修政，学习经典。

裕王做皇太子时的讲官如陈以勤、殷士儋、高拱、赵贞吉、张居正，后来都成为大学士，参与机务。

当时内阁高拱和徐阶不和，明争暗斗。朝中大臣，各有依附，互相攻击，但陈以勤中庸不阿，也无私人。后徐阶下野，赵贞吉入阁，高拱与赵贞吉又掐。待张居正入阁，内阁斗争更为复杂。陈以勤见事不能为，便引疾求罢。隆庆帝念老师之恩，给他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衔回乡。二年后，高拱被逐下台，感叹地说：“南充，哲人也。”就是说陈以勤有先见，高明啊！以勤乡居十年，七十大寿，皇帝颁银币祝贺，又过六年病死。陈以勤究竟是位老师，是位书生，而不是政客，不是佞臣，知进知退，晚节清誉。《明史》赞道：“陈以勤诚心辅导，献纳良多。后贤济美，继登相位。”又说：“天之报之，何其厚哉。”（《明史》卷一百九十三）他的儿子陈于陛继父为相，故事更为精彩。

陈于陛（1543—1596年），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初，参预修嘉靖帝的《明世宗实录》和隆庆帝的《明穆宗实录》，任日讲官，后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领詹事府事，教习庶吉士。奏言早立太子，又请早朝勤政，皆不报。后进礼部尚书，仍领詹事府事。陈于陛少从父以勤学习前朝历史，熟悉朝廷掌故，上《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长三千余言：“我朝史籍，只有列圣实录，但正史阙焉。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浸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疏陈亲大臣、录遗贤、奖外吏、核边饷、储将才、择边吏六事。末言：“以肃皇帝（嘉靖帝）之精明，而末年贪黜成风，封疆多事，则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职不修，不亟图更始，后将安极！”万历帝优诏答之，但不能采用。帝以军政失察，斥南北两都言官30余人。于陛与同官申救至再，又单独疏请宽宥，都不被采纳。乾清、坤宁两宫火灾，请万历帝接见大臣，也不报。请辞职，也不许。后改文渊阁大学士。时内阁四人，赵志皋、张位、沈一贯和陈于陛，都是同年生，遇事协调，不相龃龉。但万历帝拒谏更甚，上下阻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望着日影叹息。《明史·陈于陛传》记载：“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

历史巧合，无独有偶。在明朝直隶曲周县（今河北省曲周县），也有一位进士叫陈于陛，相传因与张居正政见不合，受到排挤，一度弃官，回家务农，布衣草履，下田耕作。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身后家中仅有纹银八两，受亲友资助，才草草埋葬。

陈以勤、陈于陛父子为帝师，父子为宰辅，父子都清廉，父子都善终，这在明朝官场上是罕见的。相反，首辅杨廷和与他的状元儿子杨慎，其经历与结局，与陈以勤、陈于陛父子是不同的。

第14讲内阁大堂三、宰相之子

明代宰相及其儿子的故事很多，我特别介绍宰相杨廷和与他儿子杨慎的真实故事。杨廷和在明朝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杨氏一门四代，出了“一宰相一状元六进士”：“一宰相”是杨廷和；“一状元”是他的儿子杨慎；“六进士”是杨廷和，其父杨春，其弟廷仪，其子慎与惇，其孙有仁。杨廷和的家族中，当代最为人知的是杨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小说和电视剧家喻户晓，那首脍炙人口的开篇词和主题歌《临江仙》，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五洲四海。这首《临江仙》的作者就是杨慎，要了解杨慎，先从他父亲杨廷和说起。

杨廷和（1459—1529年），四川新都（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出身读书人家，性格沉静，风姿秀美，聪明过人，年十二，中举人。十九岁时先其父成为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受修撰。参加《大明会典》、《明宪宗实录》纂修，书修成后，为皇太子老师，就是日讲官。又进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因得罪大宦官刘瑾，摘出《会典》中小的疏误，被降二级，后来恢复。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在朝廷有几件大事：

第一，特殊时刻奏定皇位。当正德帝暴死无嗣的紧急之时，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为依据，提出：“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就是立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并由太监启奏太后，他等候在左顺门（协和门）下。不久，太监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如廷和请，皇位敲定。后朱厚熜由大明门进入皇宫，告大行几筵，在大行皇帝灵前，正午时即皇帝位。

第二，总揽朝政三十八天。正德帝死，嘉靖帝立，中间皇位空缺整整38天，实际上是大学士、首辅杨廷和在主持朝政。他以太后懿旨逮捕奸佞权臣江彬，大快人心；他在草拟并公布的诏书中革除正德蠹政：“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明史·杨廷和传》卷一百九十）这引起一群失去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他们趁杨廷和入朝，携带白刃，准备行刺。事闻，命派营卒百人，护卫他上下班。

第三，“大礼”之争触犯帝意。嘉靖帝朱厚熜登帝位后，为“大礼议”事，多次召杨廷和“从容赐茶慰谕”，杨廷和不顺帝意，嘉靖帝不悦。廷和等三奏，帝留中不下。嘉靖帝亲予手敕，廷和以“臣不敢阿谀顺旨”，封还手诏。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嘉靖帝以廷和有定策之功，先后四次封赏，廷和“四辞而止”。尔后，嘉靖帝崇道教，事斋醮，杨劝阻，不听，又派太监督催织造，杨再劝阻，仍不听。嘉靖帝再派太监到内阁，督促杨廷和撰拟敕告，廷和以“民困财竭”，请毋遣。帝不听，警告曰：毋渎扰。廷和还是力争，言：“臣等与举朝大臣、言官言之不听，顾二三邪佞之言是听，陛下能独与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廷和没有办法，请求退休。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嘉靖帝免去杨廷和大学士职务，让他辞官回家。此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率群臣伏阙哭诤，被杖谪云南。

杨慎（1488—1559年），杨廷和之子，幼年机警敏锐，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大学士李东阳见而赞赏，令受业门下。年二十四，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尝奉使过镇江，到丹徒，拜见在籍的原大学士、首辅杨一清，阅览其所藏书籍。每有叩问请教，杨一清都能背诵如流。杨慎既惊讶，又敬佩，于是更加用力学问，博览群书。尝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杨慎秉承杨廷和忠耿执著的家风，不做佞臣，而做忠臣。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明武宗正德帝微行，刚出居庸关，杨慎得到信息，立即抗疏恳谏。不久，正德帝因病回到京城。正德帝病死，嘉靖帝嗣位，杨慎任经筵讲官。

嘉靖帝因“大礼议”而恨杨廷和、杨慎父子。父亲旧怨未息，儿子新怨又结。

第一，罚俸。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刚辞官回乡，时为大学士，又是杨廷和政敌的桂萼等，奏请升杨慎为翰林学士，皇帝采纳。杨慎联同三十六人上书：“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嘉靖帝大怒，加以切责，罚俸两月。

第二，廷杖。一个月后，杨慎又与学士丰熙等为“大礼议”疏谏，并偕廷臣跪在左顺门（协和门）外力谏。《午门凤翔》中写过这次廷杖，在这里要讲的是，有人奏告在左顺门（协和门）撼门大哭，声彻殿庭，为首的是杨慎。嘉靖帝闻奏更怒，命在朝廷上，再廷杖杨慎等七人。

第三，遣戍。杨慎等因聚哭案被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境）。杨慎在谪戍路上险遭杀害。先是，杨廷和为宰相时，被斥逐的锦衣卫冒滥官员，这时伺机在路，谋害杨慎，实行报复。杨慎沿途防范，抱病跋涉万里，病惫不堪，抵达戍所，卧床不起。嘉靖帝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杨慎闻知后，更放纵饮酒。（《明史·杨慎传》卷一百九十二）

第四，悲歌。嘉靖八年（1529年）杨慎父丧，奔告巡抚请于朝，获准归葬，葬完回戍所。年七十，私自还蜀，巡抚派官兵抓捕而回。两年后死，72岁。杨慎与解缙、徐渭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明朝文人中，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其影响最大的是《临江仙》。

罗贯中名著，以杨慎《临江仙》开篇，电视剧又以《临江仙》作主题歌词，大江上下，长城内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慎咏史名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悲怆地唱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词的上片，开首两句，令人想到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和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是对上两句历史现象的总结，从中可看出杨慎阅尽人间沧桑，胸怀旷达，情意超脱。“青山依旧在”是在讲地，讲空，讲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在讲天，讲时，讲在变。世间万象，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在这里是指实，相；空，在这里是指虚，无。在时与空，虚与实，人与事，喜与悲的变幻中，杨慎感悟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一切如日月升落，花木荣枯。

词的下片，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独钓江雪，任凭惊骇涛浪，不管是非成败，清酒一壶，友朋夜逢，纵论古今，谈笑而已。寂寞悲苦的杨慎，仰观日月运行，沐浴秋月春风。历史的兴替，人物的悲欢，都只不过是酒中的谈资，助兴的短信。

杨慎的这首《临江仙》，慷慨激昂，悲壮恢弘，亦虚亦实，浑然大气。时过近五百年，依然震撼人心，为什么呢？因为杨慎有惊世的才华，非凡的阅历，悲喜的家庭，起伏的人生。杨慎这个人，相门之子，大明才子，二十四岁，高中状元，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但是，大喜也杨慎，大悲也杨慎。因触犯“龙颜”，遭廷杖，被遣戍，蒙羞辱，离家乡，死戍所，达35年。天赋的才华，特殊的人生，使他的心灵拥有更加深刻的人生感悟，使他的词章展现更加淡定的纯净意境。青山不老，看尽炎凉事态；佐酒笑语，释去心头重负。宇宙永恒，人生短暂。江水不息，青山常在。

风平尔后浪静，历险才能淡定。杨慎经历家庭盛衰、个人浮沉的特殊境遇，在成败得失之间，总结人生际遇，探索人生哲理，抒历史兴衰之感，咏人生沉浮之慨，散溢高洁情操，展现悲壮胸怀。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与孤独，又有大名士落魄后对名利的淡泊与轻蔑。杨慎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成为千古绝唱。

事应为而不可为，虽力为亦不能为，则退之，是为圆通，如杨慎之父杨廷和；事应为而不可为，虽力为亦不能为，仍为之，是为风骨，如杨廷和之子杨慎。坚持理想，与命运搏斗，虽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征服，这是人们敬仰的崇高品格。做何选择，都是智慧。

第15讲父子宰相一、张氏父子

<h3>导语</h3>

张英退休回乡后，更加谦逊低调。相传晚年他在家乡西山居住，有条山间小道，他出来散步时，遇见挑柴的樵夫，总要退到路边草地上，让樵夫先行。

张英和张廷玉父子宰辅，事情在康、雍、乾三朝。

张英的贤惠妻子姚氏，也是桐城人。张英初官翰林时，薪水很低，家里很穷，有人馈送千金，不接受，并告诉妻子姚氏。姚氏说：“穷人家或得馈赠十金五金，童仆都欣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是从哪来的，能不惭愧吗？”有时家里经济拮据，典当衣物，买米做饭。后张英俸禄稍丰裕，姚氏勤俭之风不改，一件青衫，数年不换。张英做了宰相，姚氏更加谦卑。亲友派丫鬟来问起居，姚氏正在缝补旧衣，来人问她：“夫人安在？”姚氏恭敬起应，来的丫鬟大为惭愧。张英六十岁时，姚氏仍亲手缝制棉衣给宰相丈夫御寒。儿子张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有一天，康熙帝环顾左右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张廷玉母亲得到康熙皇帝的赞扬。姚氏还喜读书，工诗文，有《含章阁诗》传世。（《清史稿·列女传》卷五百八）

桐城张家为清代书香门第典范。张英四个儿子——廷瓒、廷玉、廷璐、廷彖都是进士，廷璐子若需、若需子曾敞也都是进士，廷玉子若霭、若澄也都是进士。张英之家为书香门第：“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张英、张廷玉父子为相，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代帝师，张廷玉配享太庙。张氏一门，前后六代十二位翰林，共有二十四位进士——这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史称：“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矣。”［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五］张英、张廷玉父子都享年八十四岁，算是高寿。

张英（1617—1700年），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入翰林院。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南书房，召张英入直，并在皇城西安门内赐第，清朝汉官住在皇城里的这是首例。时平定三藩之乱，战务繁忙，军报多时一天三五百封。康熙帝每日乾清门听政后，就来到懋勤殿，与张英等儒臣，讲论经史诗词。张英随侍左右：“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清史稿·张英传》卷二百六十七）官做到文华殿大学士，奉敕主编《渊鉴类函》，454卷。张英家训：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张英性格：性情和易，不务表襮（bó，表露）。不去随意讨好，做善事不张扬：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推荐他人做官或升官，始终不使别人知道——做好事，不宣扬。

张英较早在南书房，并任文华殿大学士。张英任宰相时，有一个“六尺巷”的故事。说的是：安徽桐城张家和吴家为邻，吴家要拓展院墙，影响张家，张家不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是显宦，吴家是豪富，谁也得罪不起，知县非常为难。张家写信给当朝宰相张英，希望他修书给知县关照。张英见信后，提笔写道：“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六尺巷”石碑）张家见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吴家受感动，也让出三尺。于是出现至今犹在的“六尺巷”。

张廷玉（1672—1755年）官做到军机大臣、大学士，死后配享太庙。史评：“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清史稿·张廷玉传》卷二百八十八）张廷玉也有古大臣之风。雍正十一年（1733年）殿试时，雍正帝钦点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考卷是密封的，拆卷时知一甲第三名为张若霭，是张廷玉之子，荣登探花，众臣敬贺。按例一甲可以免试庶吉士三年学习和散馆考试，即授为翰林院修撰、编修。但张廷玉没有顺水推舟，玉成其事，却叩谢皇恩，跪下坚辞：若霭是臣子，这万万不可！雍正帝说：卷子是密封的，你又回避，朕决定前并不知道是谁的试卷，此事与你无关。廷玉仍跪地不起，雍正帝说：这次科试，你已回避，是朕主意，你快起来！廷玉跪奏道：臣家两代辅臣，已经蒙恩了；天下寒士很多，应该让给别人。雍正帝稍加思索，说：好吧，让二甲第一名（第四名）升为一甲第三名，若霭降为二甲第一名。

第15讲父子宰相二、刘氏父子

刘统勋、刘墉父子，山东诸城人，其村逄戈庄今属高密市，父子为大学士。

刘统勋（1699—1773年），父亲刘棨官四川布政使，是位省部级高官。刘统勋天资聪颖，自幼苦学，中进士后，在南书房、上书房任职，进入皇权核心层。不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弹劾张廷玉，说：风闻安徽桐城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十人。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乾隆帝说：朕思张廷玉等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其没有声势能箝制诸官。寻命刘统勋将此疏宣示廷臣。（《清史稿·刘统勋传》卷三百二）刘统勋作为左都御史敢于弹劾当朝宰相，乾隆帝敢于将弹章公布，实在是政坛佳话。刘统勋还有私访的故事。

乾隆帝派刘统勋督察河流决口堵塞工程。刘到现场问为什么工程拖期，主事官员说因秸秆供应不上。刘统勋微行私访，见大小载秸秆的车辆，数以百计，排成长龙等待。刘询问哭泣等待的人，回答是主事官员索贿未得，故意拖延不收。刘统勋令将主事官员捆绑起来，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官员请求宽免，于是先杖责，再戴枷示众。结果是，一夜薪刍收完，一月工程告竣。

一日，夜漏尽，上早朝，刘统勋乘舆到东华门外，侍卫与舆夫见乘舆微侧，便掀开帷帘，见他已经断气。乾隆帝闻讯后，派尚书福隆安带药前往，已经晚矣。乾隆帝亲临其丧，见刘统勋极其俭素，为之一恸。回跸到乾清门，流涕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一会儿又说：“刘统勋乃不愧真宰相。”统勋之子刘墉也官至大学士。

刘墉（1719—1804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自编修，迁侍讲。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父亲刘统勋得罪，连带刘墉下狱。这件事的原委是：朝廷在西北用兵，派刘统勋前往负责后勤事务。时清伊犁将军班第兵败而死事，定西将军永常也后退。刘统勋奏请还守哈密。乾隆帝因兵败而生气，斥责刘统勋附和永常，命罢永常官，逮回北京，重加治罪。刘统勋子墉革职，其在京诸子，全下刑部大狱，查抄其家。不久，乾隆帝火气消解，谕：刘统勋管粮饷马驼，军行进止，责在将军。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释其诸子。

刘墉被释放后，任编修。后任江苏学政、太原知府等。刘墉又因在知府任上，对僚属贪污失察，被发往军台效力。一年后释还，命在武英殿修书处做事。后任江苏江宁知府，居官颇有清名。又后直南书房，任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刘墉在与尚书和珅同为官时，能把握分寸，不同流合污，后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

嘉庆帝登极后，惩治和珅，刘墉未受牵连。升授体仁阁大学士。嘉庆九年（1804年）卒，年八十五。刘墉工书，“用墨厚重，貌丰骨劲”，有名于时，被誉为清朝四大书法家之一。

第15讲父子宰相三、翁氏父子

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苏常熟（今常熟市）人，就是人们尽知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书香门第。翁氏一门，两朝宰相，两代帝师，两位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

耕读之家。翁家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绵世泽莫如为善，下联是振家声还是读书。上联说的是做人，下联说的是修身。

翁心存（1791—1862年），出身耕读之家。父亲翁咸封家境贫寒，节衣缩食，勤苦读书，中乾隆举人，为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教育局长）。心存用功读书，考中进士。但是，翁心存痛失状元：宰相英和主试，定江苏翁心存为一甲一名，但另一人提议定为广东人，英不同意。在关键时刻，英身体不适，请同仁完卷，竟将翁卷放在一边，于是翁心存失去状元。（英和《恩福堂笔记》）而其子同龢、孙曾源为状元。史称：“郁之愈久，发之愈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后在上书房，做皇子老师。翁心存为皇六子恭亲王奕䜣的老师，这是他后来仕途宏达的关键。他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官阶逐步高升——由顺天府尹，历官工、刑、兵、吏、户五个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在朝与肃顺（后为咸丰帝顾命大臣）同官，但二人不和。肃顺等兴起户部大狱，差点要了他的命，先议降五级，后革职留任。咸丰帝死，同治帝立，恭亲王奕？辅政，他得到起用。不久，病死。有《知止斋日记》（手稿）藏国家图书馆。他的夫人许氏“通诗、易，五经大义，尤好观史”。（翁同龢《先母事略》）不仅教子读书，还教子做人，家训是：“行好事，做好人。”

幸为帝师。翁同龢（1830—1904年），上有两个哥哥：长兄同书，进士，官安徽巡抚；次兄同爵，官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同龢出生在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常熟读书，春天虞山百花盛开，却不出书房一步；夏天酷热蚊子叮咬，他在几案下放个大瓮，把脚泡在瓮里——既消暑又防蚊；冬天，手持铜炉，诵读不辍。同龢26岁中状元。先后任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曾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刑部、工部和户部的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清史稿·翁同龢传》卷四百三十六）他在刑部任职时，处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此案先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结，但浙江官员三十多人联名上告，慈禧太后命重审。翁同龢亲自访查，查阅案卷，反复议商，奏报慈禧，此案三年，最后平反。翁同龢在中法、中日之战的主战与主和，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学界有不同声音。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禁，翁同龢被革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二）

晚年悲凉。翁同龢生命的最后10年，不是回家颐养天年，而是待罪惶恐度日。行动受到监视与限制，还要到县衙去“听训”。他随时等待慈禧太后一不高兴，或懿旨自裁，或抄家问罪。他为表现不问政治，不与友朋往来——“灯市繁华常避影，酒场热闹早抽身”。他还在家乡常熟西山祖墓旁盖一座屋宇，名“瓶庐”，寓意是“守口如瓶”，结庐隐居。院中设置正方形石板一块，重大节日在石板上遥向北京紫禁城叩头。晚上也不安宁，常“中夜惊起”，“梦闻霹雳”。过着“与鱼鸟相亲”、“寂寞似孤僧”的生活。翁同龢在家做了两件事：一是购买一口快刀，二是屋旁挖一眼井，准备随时以刀自裁或投井自尽。

《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升迁，因为他们是帝王之师——恭亲王、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翁同龢自然也跟着革职还乡。不过，翁同龢给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讲过课，所以慈禧最后给他留了一条活路，没有赐他自裁。他在江苏常熟的故居，名“綵衣堂”，保存尚好，今为翁同龢纪念馆。

给人点燃一盏善灯，为己留下一缕光明。翁同龢爱才、重才、惜才、举才。翁同龢识拔张謇，终成状元，是清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当年张謇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失去信心，经济拮据，改从实业，放弃科举。翁同龢不仅给予经济支持，而且予以精神鼓励。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赴北京应顺天乡试，翁为主考官。试前，翁亲到张住处东单牌楼关帝庙探访，考试后亲阅张的试卷，录为举人第二名。光绪二十年（1894年），42岁的张謇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第十名。殿试时，翁命收卷官等候张交卷，直送他手里。翁亲阅张謇试卷，评语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次日评定前十名次序，相传翁将张謇试卷放在最上面，又向帝力荐，光绪帝钦定，张謇中本恩科状元。后翁同龢落魄回乡，想结庐隐居，但无钱构筑。张謇仗义而为，给予资助，得以建成。另一门生是张元济，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后为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主持涵芬楼影印出版《瓶庐丛稿》和《翁文恭公日记》，今有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点校本，使翁同龢著述得以广为传播。

由上，张英和张廷玉，刘统勋和刘墉，翁心存和翁同龢三对父子，能够成为父子宰相，其原因何在，其借鉴何在？

第一，他们多处于政局稳定、崇尚文化的时代，又都有南书房、上书房的经历，既接近皇权核心，又为接班皇子的恩师。

第二，他们多生于文化发达、书香浓郁的地域。在明清时期，全国每县平均出进士30余人，其中山东诸城（现为县级市）有131位进士，安徽桐城（现为县级市）据市图书馆吴青馆长统计有236位进士、1位状元，江苏常熟（现为县级市）据市图书馆包岐峰馆长统计则有395位进士、6位状元。可见，一个书香城市，对于一个青年、一个学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

第三，他们多长于重视积善、洋溢书香的家庭。张英一门，有24位进士（桐城博物馆张泽国馆长提供数据）；翁家先后有11位进士、2位状元、1位探花（翁同龢纪念馆王忠良馆长提供数据）。他们都有一个清雅的书香家庭：“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

第四，他们多善于以史为镜、修炼官场的智慧。大学士不仅能决疑定计，而且能慎密通敏——“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他们都律己自戒，以史为镜：“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清史稿·孙嘉淦传》卷三百三）

总之，张英与张廷玉，刘统勋与刘墉，翁心存与翁同龢，其成功的一面，还是那句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所以，多积善事，勤奋读书，是他们人生成功的共因；花开必谢，富久生骄，是他们后世衰败的同果。

一般说来，高官显宦，富商大贾，不过三代。刘统勋三代，翁心存四代，张英六代——“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这算是特例。内阁大堂是大学士个人浮沉和家族兴衰的见证。

第16讲乾清宫门一、重要决策

当天，索额图等起行。但因噶尔丹叛乱，召索额图一行回京。局势稍定后，再派索额图等出使，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北部边界。

清帝御门听政，议决重大治策。

清朝御门听政时间，夏、秋为辰初（早七时），冬、春为辰正（早八时）。北京冬天很冷，早晨更冷，虽设围帐，也要取暖，御座前设两个铜火盆。乾清门是开敞的，虽有火盆，还是很冷。这种取暖同现代暖气或空调相比，可要寒冷多了！

清朝御门听政，从顺治朝开始，到康熙朝，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在乾清门的门道设“黼扆”（fǔyǐ），就是围帐；帐前设御座（宝座），座前设御案，案上放置奏疏或奏折，供大臣跪奏时用。乾隆五年（1740年）命设毡垫，这是乾清门设毡垫的开端。（《养吉斋丛录》）

议政事之外，还议决人事。

先说治河决策。据《郎潜纪闻》记载：御门听政时，皇帝与大臣商讨治河方略。巡抚张伯行熟谙水性，面奏河务。康熙帝反问，张伯行从衣袖里取出地图，一面比画，一面答辩。大臣牛钮当即斥责张伯行狂妄。康熙帝说：“毕竟是他留心，即书本亦是他看过，尔等谁留心者？”张伯行留心河务，不仅实地考察，还查阅书上记载，你们谁这样留心过？诸位大臣，闭口不言。

<h3>导语</h3>

御门听政是明清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一种重要会议形式。所谓“御门听政”，通俗地说，就是皇帝办公会议。御门听政，常在早上举行，所以又称早朝。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叫作大朝；在乾清门等处举行的日常朝会，叫作常朝。明朝皇帝御门听政，早期在奉天门（皇极门），文武官员每天拂晓到奉天门早朝，皇帝接受朝拜，处理政事。清初御门听政在乾清门。如皇帝在皇宫外活动，那就随皇帝行宫所在地而规定处理政务的场所。

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五）

次说版图大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初一，康熙帝御乾清门，派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维、马喇等一行，出使俄罗斯国。命选精骑万余人扈行，私从仆马，数字过万，旌旗绵延，三十余里。（《出塞纪略》）行前，康熙帝指示索额图等，大意是：俄罗斯侵占我边境，交战在黑龙江、松花江、呼玛尔江等处，占据我属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雅克萨（今阿尔巴津）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为反击侵入，我兵筑黑龙江城（今漠河黑龙江北岸），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这就是同俄罗斯关系的原委。黑龙江地方，最为重要。嫩江而下为松花江，松花江而下为黑龙江，还有恒滚、牛满、精奇里等江，都汇流入黑龙江，直达于海。康熙帝指出：

御门听政时参加的官员，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六部尚书加左都御使、理藩院尚书、通政使，内阁学士，翰林院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各部相关官员等，一般十多人。

乾清门外东西两侧各有一排低矮狭窄的房屋：东侧南向有房屋十二间，主要是六部九卿——吏、户、礼、兵、刑、工部和都察院、理藩院、通政司等临时办公的场所；西侧南向也有房屋十二间，主要是军机处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场所。乾清门南向两侧的机构，是随着乾清门功能变化而变化的。明初在奉天门（太和门）御门听政，那些相应的内阁机构，分布在奉天门（太和门）外两侧。清朝——特别是顺、康、雍、乾等朝，主要在乾清门御门听政，所以相应的内阁机构随之分布在乾清门的两侧。

乾清门在清代兼为处理政务的场所，特别是康熙朝的“御门听政”主要在这里。乾清门给历史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御门听政”。许多重要决策是在乾清门“御门听政”时做出的。康熙大帝的勤政，五十五年，寒暑无间，坚持不懈，一以贯之，难能可贵，值得史鉴。

乾清门坐北朝南，东西五间，三陛三出（三道、三层台级），各九级（蹬）。长八丈二尺，宽连廊共四丈三尺，山柱高三丈一尺，单层屋檐，歇山顶，黄琉璃瓦。围饰以石栏杆，前列两尊金狮。

会议文件——奏疏或奏折，一式两份，一份呈上御案，一份由内阁学士捧本在御前背诵，如果记忆不熟或满语生疏，会受到斥责或处分。每本奏完，皇帝用满语或汉语降旨。一段时间，文件批写，都在乾清门。在诸学士执笔批写中，以折尔肯的书写为最快。诸臣一二张没写完，折尔肯已写完五张。他的草书更快，时人皆称他为“文坛飞将”。散会后，文件交内阁，遵旨缮写处理。副本交内阁或军机处存档，成为军机处录副，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内阁或军机处的档案。

御门听政仪式，与会官员，先在午门外会合，传旨宣召，鱼贯而入，到乾清门，分列东西，按级序立，记注官等就位侍立。部院奏事官员，捧疏者到正中，靠近黄案前跪，奏事毕，起立，退回原班。吏部引见各部院属官毕，退下。记注官立御榻之右。每奏一事，皇帝降旨，大学士、学士承旨完毕，起立。皇帝还宫，皆退朝。（《大清会典》）设满、汉科道官各一员侍班，纠参失仪官员，迟到官员要受申斥或处分。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江、浙两省在京官员，及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官，都聚齐到乾清门外，宣谕道：朕每至一方，必取一方之土，以试验之。今岁南巡江浙，见两省农田，全资灌溉，命两省督、抚，将各地宜建闸蓄水之处，通行确察，明晰具奏。以朕度之，建闸费用，不过四五十万两，且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若发帑建闸，使贫民得资佣工，度日糊口，也是善策。（《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这说明：其一，重视水利；其二，未雨绸缪；其三，以工代赈；其四，国库出钱。

第16讲乾清宫门二、重要人才

御门听政，既议决重大军政国务，还议决重要人事安排。御门听政是发现、考察、选拔人才的重要场所。顺治帝在御门时发现徐元文，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徐元文（1634—1691年），江苏昆山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状元，时25岁。顺治帝御乾清门召见徐元文，告诉他是自己亲自选拔的，并亲赐冠带、蟒服、皮裘、靴子等。回宫，奏启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就是今年得到一名优秀的状元。明日，顺治帝又御乾清门，徐元文率领新科进士谢恩，百官陪列，鸿胪读表，前此未有。徐元文被依例授予翰林院修撰，蒙多次宣召，经常陪顺治帝到南苑打猎，乘着御赐骏马，好一派潇洒。顺治帝命内阁学士折纳库为徐元文牵马，徐元文急忙说：“不敢，折公是我翰林院的老师！”便改为内廷侍卫牵马。后来，顺治帝又经常晚上在便殿召对徐元文，夜深了，赐夜宵。顺治帝问侍从人员饿吗，又给侍卫赐饭。（《张文贞公集》）康熙初，徐元文为国子监祭酒，后改翰林院掌院学士，任《明史》监修总裁官、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徐氏兄弟三人：兄徐乾学，康熙九年（1670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正七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甲第一名（状元），为修撰（从六品）；弟徐秉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为检讨（从七品）。兄弟三人号称“昆山三徐”，史称“一门三鼎甲”，清朝仅有，学林佳话。

元文为官，颇受赞誉。

第一，严肃学规。任国子监祭酒（国家大学校长），条规严肃，纪律严明，满洲子弟不听管理、违反纪律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清史稿·徐元文传》卷二百五十），这是后人做不到的。

第二，不做颂扬。平定三藩之乱，朝臣多称颂康熙帝的功德，奏请给皇帝上尊号，独元文上书“愿皇上倍切咨儆”，不歌颂皇帝功德，还劝皇帝更加谨慎。

第三，限制特权。当时京城民人被卖到或骗到八旗下做奴仆的，生活凄惨，纷纷逃亡，称作“逃人”。清廷颁布惩治逃人法，规定：捉到逃人，逃人及其邻左邻右和十家长（甲长），连坐处死。有的大臣为此上奏，顺治帝将奏疏掷于地。徐元文还是疏奏。《清史稿·徐元文传》记载：“京师奸人，多掠平民卖旗下，官吏豫印空契给之，屡发觉，元文疏请禁止。又八旗家人投水、自经，报部者岁及千人，疏请严定处分。上俱从之。”

其兄乾学与弟秉义，以招权纳贿，结党营私，贪渎获罪，被参解职。而元文“谨守礼法，门庭肃然”，退休回家，路过临清，关吏检索，“仅图书数千卷，光禄馔金三百而已”。徐元文居家一年，患病而死，才58岁，有《含经堂集》传世。

御门听政，还有故事。御门听政时，康熙帝同大臣讨论数学的开方、圆周率，以及音律等，还表演测水流量，谕道：“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怎样计算河道闸口的河水流量呢？诸大臣既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他说：“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然后，命取观测日晷表，用御笔作画展示：“此正午日影所至之处。”就把这张画放置在乾清门正中，让诸大臣等候观看。到正午，果然日影与御笔画处恰合，分毫不差。与政大臣的反应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开始御乾清门听政。大臣奏事，君臣讨论。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谢济世为御史，因弹劾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而下狱。是时，雍正帝御门听政，允许科道御前奏事，谢济世拿出奏章。雍正帝问：“云何？”对曰：“钱法。”雍正帝说：“钱法大难，朕方筹画。”雍正帝问：“又云何？”对曰：“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黩不法状。”雍正帝环顾左右后说：“彼号能臣，朕方假任，尔无惑浮言。”就是说像田文镜这样的能臣，朕刚信任，你不要相信传言，并退回其奏疏。谢济世伏地不起，争谏益力，因而见罪。（《篷窗随录》）雍正帝在这点上，缺乏气度和雅量。

御门听政还是清朝兴衰的一个历史信号。

第16讲乾清宫门三、重要信号

清朝的御门听政，顺治发其端，康熙定其制，雍、乾、嘉、道四朝恪遵祖制，沿袭不变。但清朝后期，御门听政，走向衰落。

清帝勤政，清朝兴盛。御乾清门听政，以康熙帝为最勤。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致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此乾清门乃在朕宫中，亦有何劳？……朕仍照常，每日听政。”（《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如康熙帝所说：“亲政六十余年，夙夜励精，始终惟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朕每日听政，必于辰刻中御门，闻部院奏事大臣，每日于黎明时齐集午门外久候，方始入奏，迄奏毕，复各归署理事，无乃过劳。朕观大臣内有年及六旬者，亦有六旬以上者，此后于家中各进糜粥，按时来奏，亦不至迟误。大臣节劳养体，亦可多为朕效力数年。”（《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一）有时皇上高兴，在乾清门，赐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御书扇各一（《居易续录》），还赐大臣书画、饮食、水果等（《尊闻堂集钞》）。

一些老臣，每天上朝，实在辛苦。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当朝大学士六人，其中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出差在甘州、东阁大学士三宝兼湖广总督在任，其余四人都是高龄：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永贵76岁、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新75岁、东阁大学士兼暂管直隶总督英廉75岁、东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71岁，这时乾隆帝71岁，五人合计368岁，平均年龄73.6岁。（乾隆辛丑《御门》诗注）这是一个年龄老化的最高决策集团。

清帝懈政，清朝衰落。清朝衰落，江河日下。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元旦清晨，鄂伦岱在乾清门院内掀衣便溺。这个鄂伦岱，为康熙帝孝懿皇后之兄、康熙帝的大舅子，雍正帝连带其他罪名，将他发配到奉天（沈阳）。这虽是件小事，却是知秋的一片落叶。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大学士高晋到京入觐，已命回两江总督任上，但他从未亲临御门大典，恳请晚走一天，随班观瞻御门听政典仪后再起程，获允。（《乾隆戊戌御门》诗注）还有发生御门听政迟到的现象。如大学士傅恒，一日御门，已经迟到，踉跄而入。某侍卫笑道：“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傅恒脱帽叩首，心神不宁，数日难平。（《啸亭杂录》）这从侧面说明，乾隆朝后期，大学士、两江总督都没有参加过御门听政，有的大学士不能准时到会，可见乾隆朝的御门听政，已经远不如康熙朝时经常与整肃。

到嘉庆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民攻入紫禁城。事变平定后，嘉庆帝入宫。嘉庆帝御乾清门，王公大臣会集乾清门前，跪听皇帝宣读《罪己诏》。随后，打开内外各城门，特赐将士食品。这时的御门听政，远没有康熙时的宏大气魄，成为皇帝行施小恩小惠的场所。

咸丰以后，逐渐懈怠。咸丰因“圣躬违和，此典久辍”。及同治亲政，也没有请行御门听政之典。到清末，乾清门放置两个木箱，其中收藏当年御门听政的器物，锁锈未开，五十年矣！

这几个历史小故事，反映清朝走向衰亡。

第17讲康熙书房一、书房创立

康熙少年智擒鳌拜的故事，有的书说就发生在南书房。康熙帝召鳌拜到南书房进讲经史。鳌拜遵旨进入，内侍以折一条腿的椅子请他坐，持椅立后。命赐茶，内侍先把茶碗用开水煮，使杯极热，鳌拜一接，茶杯坠地。持椅子的内侍，乘势一退，椅子歪斜，鳌拜倒地。鳌拜在国君面前，摔杯、洒茶、歪椅、倒地，实属大大地不敬。康熙帝呼曰：“鳌拜大不敬！”布库内侍，扑而擒之。（《南亭笔记》）但《啸亭杂录》和《归田琐记》记载，是鳌拜入见时，康熙帝召羽林士卒或布库少年将他擒捕的。

南书房的官员，地位特殊，称为“内廷”。“内廷”官员有哪些人呢？一是御前大臣，二是军机大臣，三是南书房翰林，四是上书房师傅，五是内务府总管等。就连内阁大学士、内阁官员都算外廷，而不算内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阁为外廷。内阁又为什么算外廷？因为雍正朝从内阁分出军机处，军机大臣算内廷，大学士也就算外廷。南书房翰林与内廷官员进入内廷，从乾清门出入。

南书房的名称。“书房”是清入关前的旧名，“南”字是因书房在乾清宫南面，所以称南书房，又称南斋。雍正时在圆明园也设有南书房。最早正式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为张英和高士奇。南书房官员称南书房行走，但自大学士到侍郎等，都称翰林，进出南书房，可走乾清门。（英和《恩福堂笔记》）不过进出门时都由内监或侍卫陪同，不可个人单独进出，在书房门外的院里也不能随便走动。

南书房值班的翰林，文具由内务府办理，饮食由御膳房供应。早餐在家里吃。《履园丛话》记载：徐乾学饭量大，每早入朝，吃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张玉书古貌清癯（qú），早餐只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大多南书房值班翰林，伙食标准有规定：“每餐每日肉菜半桌，稻米一仓升，茶叶一钱。”（《清宫述闻》）可以喝免费的茶水。夏天，从五月初一日开始，每天赐给冰块，装在大盘里乘凉。时令鲜果，地方特产，时常供应，也受赏赐（如字画、笔砚、眼镜、鱼类、鹿肉等）。

以上所引说明，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最初动因是：其一，康熙帝身边的太监等，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不能同他研讨经史，切磋书法；其二，各大臣都有职务，也不能随时陪伴身边，日侍左右；其三，大臣住地离皇宫较远，随时咨商，很不方便，每日派员，轮流值班；其四，加强皇权，抑制旗权。所以要设南书房，这些随侍左右的大臣应是：品德高尚，学艺有长，任事专职，住近宫廷。

南书房翰林，都做些什么？

南书房翰林，挨近皇帝，参与机要，容易得宠，升迁较快。但是，南书房翰林，也蛮辛苦的——官员虽以入直南书房为荣，但不知其苦：“咫尺天颜，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有人说：“伺候时立得手痛，钞录时写得脚痛。”皇帝到南书房的时候，值班的翰林们都要到门外站着回避，“呼某人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也”。皇帝同每个人谈话内容，都是两人间的机密，外人不得闻知，更不能外传。

<h3>导语</h3>

南书房也有趣闻：状元于敏中初直南书房时，一日同僚谈锋正浓，于敏中微闻声音，疾呼其同僚说：“老头子来矣！”话音刚落，皇帝驾到。乾隆帝听到说自己是“老头子”，颇不高兴，严厉诘问。翰林们很紧张，不知如何回应。这时，于敏中机灵地对答：“万寿无疆曰老，首出庶物曰头，父天母地曰子。”乾隆帝一听，转愠为喜。于敏中节节高升，很快升为尚书，后官至大学士。

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帝的一个创造，这是应军事之需、行政之需、学问之需和情趣之需。说军事之需，是因为当时正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军报紧急而繁多，指示应迅速及时，皇帝身边需要有军政顾问和机要秘书。说行政之需，是因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三藩平定后，皇权集中，日理万机，处理政务，也需要一个贴近的咨询、秘书班子。说学问之需，是因为康熙帝酷爱读书学习，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算学音律，地方民情，随时请教和探讨，需要身边有机要的师友。说情趣之需，是因为康熙帝喜欢书法、绘画、诗词、文玩，也需要人同趣相通，同好相逑。所以，南书房建立后，没有因平定三藩之战结束而结束，而是坚持下来，并制度化、规范化。

第17讲康熙书房二、书房翰林

南书房为清要之地，书房翰林，严格荐审，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清代士人以能到南书房任职为荣。清朝皇帝与书房翰林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亦君亦臣，亦师亦友，亦主亦奴，亦恩亦仇。

南书房的翰林，有不同的专业或专长。许多进士一甲，入直南书房。有人寒暑不休，十余年如一日。特别是张英一门父、子、孙三代六人，入直南书房。彭元瑞以文学受知遇，官礼、兵、吏三部尚书、大学士，入直南书房四十年。这都是南书房翰林的佳话。下面介绍南书房几位翰林。

一是书法：康熙帝自幼酷爱书法，临摹唐太宗、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书帖，以赵、董为多。特别受书法家沈荃的指点。

沈荃（1624—1684年），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顺治朝探花。先在地方做官，书法闻名海内，康熙酷爱其书。以擅长书法，入直南书房，官至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衔。沈荃在南书房，给康熙帝讲解古今各体书法，先做示范，并做指导。御制碑文、屏风、楹联等，多由沈荃书写。他特别敢于指出康熙帝写字的毛病：“公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不但指出毛病，还分析其缘由。他的儿子沈宗敬也在南书房。一日，康熙帝感慨地说：“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清史稿·沈荃传》卷二百六十六）沈荃为人正直，康熙十八年（1679年）大旱，求直言。沈荃说：流放人到乌拉（今吉林市），地极寒冷，人多冻死，今罪不至死者，而流放到此，是更驱赶到死地！康熙帝不接纳。他又说：“此议行，三日不雨者，甘服欺罔罪。”果然，两天后下雨。康熙帝采纳这个谏议。沈荃清廉，死后，家贫，赐银下葬。康熙帝每赐御书，如福寿、嘉祉、松鹤、松寿字，多由南书房翰林代笔。得益于书房翰林的指教和勤学苦练，康熙帝本人也有深厚的书法功底。这幅康熙帝书法“书阁山云起，琴斋涧月留”行书大轴，截取唐诗人崔翘“五言排律”中句：“传家惟力学，报国在持忠。书阁山云起，琴斋涧月留。”这幅字，布局疏朗，纯熟精到，结字圆劲，秀逸流畅。

又如，雍正帝和乾隆帝喜欢张照的书法。张照在直南书房时，尝夕召入，议论古今得失，漏且四下，烛眉长，欲起自剪。雍正帝以失大臣体，止之。乾隆帝最爱张照的书法，集其所书宫廷春联字，为春朝吉语。也有人说，乾隆帝的御书有的就是由张照代笔的。

二是绘画：南书房有画家，也称翰林。举王原祁为例。

王原祁（1642—1715年），江苏太仓人，出身官宦、文学、绘画世家。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其先祖王锡爵为明万历朝大学士、首辅，王世贞为著名文学家。其祖父王时敏“为一代画苑领袖”。明亡清兴，时代变革，王门弃政从画，广收名作，结交名流，四方画家，踵接于门。祖、父、孙、曾孙等四代，都以绘画闻名。王原祁自幼习画，画山水，贴墙壁，祖父王时敏见后说：我什么时候画了这幅画？家人告诉他说：是原祁画的。王时敏说：此子已出我右——他的绘画，超过了我。康熙九年（1670年），王原祁中进士，后入南书房。常召入便殿，从容奏对，或在御前作画，康熙帝凭几观看，不觉移晷。每召诸大臣到内苑赐宴、赏花，原祁都必参与。还命鉴定内府名迹，任《书画谱》总裁、《万寿盛典》总裁等，宠信有加，恩礼特异。（《清史稿·王原祁传》卷五百四）王原祁每作画必用三样东西：

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他说：“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juàn）浑逸之趣。”有人请他评论康熙《南巡图》主要作者王翚（huī）的画，说：“太熟”；又问著名书画家查士标的画，说：“太生”。王原祁以不生不熟自居。中年之后，供奉内廷，别人求画，多出代笔，而自署名，其真迹不可多得。年终宴会，给门下宾客作画，人各一幅，为他们制裘之需，好事者携金以待。人们评论王原祁及其画：阅尽古人名画，看遍九州山水，神与天地游，意在笔墨外。王原祁是《万寿盛典图》的主要作者。王时敏、王原祁、王鉴、王翚合称“四王”。清初画家“四王”，王时敏及孙原祁，王鉴与时敏同族，王翚向时敏学画垂二十年。南书房的画家，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等为尤著。

三是诗臣。清帝的文学侍从很多，以乾隆帝的诗词侍臣钱陈群为例。

钱陈群（1686—1774年），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后患反穀疾（可能类似现在说的胃食管反流），连续上疏，乞请解职，获允。他没有南书房之名，而有南书房之实。钱陈群在乡里居住，每年乾隆帝录寄诗百余篇，陈群作诗赓和，亲书册页奏进，行草兼书，屡蒙奖许。陈群赓唱既久，诗作颇似乾隆帝的御制诗。钱陈群还先后三次到京师为太后、皇帝祝寿，四次为乾隆帝南巡迎驾。其中一次到京年已八十，南归时，乾隆帝以诗饯送。皇太后八十寿庆，陈群入京，年八十六，步健神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卒，年八十九。乾隆帝说：“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钱陈群的诗，纯悫（ｑｕè）朴厚，如其为人。（《清史稿·钱陈群传》卷三百五）

不凡男人的背后，必有不凡的母亲。钱陈群的母亲，姓陈名书。幼聪慧，性端静，喜诗书，识大体，娴淑善良，胸怀正义。刚嫁到钱家，陈氏从楼上望见侄子殴打佃客，致其口吐鲜血，几乎致死。佃客的乡族气势汹汹前来报复。陈氏派人将受伤佃客抬到屋里，请医生敷药，又给伤者母亲钱米，并呼来侄子，命用杖责打，乡众乃散。她的公公和丈夫钱纶光回到家里，赞她贤能。陈群父亲早故，寡母教子有方，二子为官，都有贤声。陈氏长于诗，又善画，自号南楼老人。她作诗三卷，不让儿子刻印。陈氏“画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清史稿·列女一》卷五百八）陈群向乾隆帝进其母陈氏画册和父亲纶光的题句，还进呈《夜纺授经图》。乾隆帝为其题诗、题词，并以赵孟頫、管道升夫妇相比。

四是科技之臣。南书房有一批通天算、明音律等科技人才，如戴梓。

戴梓（1649—1726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少年聪悟，自制火器，能射击百步以外。康熙初，三藩乱，耿精忠在福建叛应，军犯浙江。康亲王杰书率军南征，戴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平定叛乱，立有功劳。师还，康熙帝召见，知戴梓不但能武，而且能文。亲试他作诗，康熙帝看后满意，授翰林院侍讲。一次，康熙帝要选拔算学人才，参试三百余人，亲自策试，取七十二人，戴梓为首。命戴梓入直南书房。这是清朝以技艺入南书房的唯一之人。后改直养心殿。

戴梓所造的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都贮于铳脊，用机轮开关——其机有二，互相衔接，扳第一机后火药铅丸自落入筒中，扳第二机时以石激火而铳发，可以连发二十八发子弹。这种新发明的机枪，未能通用，器藏于家，到乾隆中期还存在。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戴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赏赉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炮，康熙帝率诸臣亲临阅视，赐名“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于炮后。康熙帝在实战中使用，用以破敌，效果很好。（《清史稿·戴梓传》卷五百五）

戴梓通晓天文算法，参与纂修《律吕正义》。但他与耶稣会士南怀仁等学术见解不合，受到妒忌。戴梓是个学者型、发明家型科技专家，不适应官场事务，遭人流言飞语，被夺职，戍关东。后被赦免，留在铁岭，遂隶属旗籍。像这样杰出的科技人才，而不能信用，发挥其所长，实在是可惜！

第17讲康熙书房三、书房之外

南书房的翰林，功夫既在书房内，又在书房外。他们走出南书房之后，有的做尚书、侍郎，有的做大学士、军机大臣，有的风清气正、耿介终生，也有的贪污纳贿、行为龌龊，更有的身后受辱，枭首锉尸。下举两例，略作介绍。

沈德潜（1673—1769年），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年（1739年）成进士，已六十七岁。庶吉士散馆时，已七十岁！一天傍晚，乾隆帝巡视，问谁是沈德潜？他自称为“江南老名士”，授为编修。七十一岁，命在上书房行走，官礼部侍郎。后德潜因病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再请归里，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刊《御制诗集》。让他如有著作，寄京呈览，并赐给人参，赐诗送行。德潜归乡，进所著《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称其诗与王士祯相伯仲。后几次来京，其中一次是：德潜年八十时来京，赐额“鹤性松身”，并赏赉藏佛、冠服。入朝赐杖。乾隆帝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沈德潜为致仕九老之首。命游香山，并在内府挂沈德潜的画像。

欲无止境，常有凶险。沈德潜奏进编纂的《国朝诗别裁集》，请乾隆帝作序。乾隆帝发现诗集的首篇为钱谦益的诗，还有钱名世的诗。钱谦益是明朝人，又为清朝做官。乾隆帝因谕两条：一是“谦益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但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二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但乾隆帝并未与他过不去，只命内廷翰林重新校定该诗集。后乾隆帝几次南巡，沈德潜等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又御制诗为悼挽。不久，有人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中有悖逆文字。经查集前有沈德潜为徐述夔作的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沈德潜死后被扯入“《一柱楼诗》案”之中。

“《一柱楼诗》案”是怎么回事呢？其作者徐述夔，江苏东台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事发，成为当时一大文字狱。徐述夔，举人，教书乡里。出了一本书，名《一柱楼诗》。沈德潜在书前写了《徐述夔传》。这本小书，刻板印刷，数量很少，影响不大。他死后十多年，因子孙的一场纠纷而案发。徐孙与生员蔡嘉树为争产事成讼，蔡氏将《一柱楼诗》、书版、沈德潜在书前的《徐述夔传》等一并告到县衙。江苏学政刘墉将其呈送乾隆皇帝。经过调查，主要罪名是：（1）居家授徒，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给学生取名“徐首发”，乾隆帝认为有“诋毁本朝剃发之制”；（2）诗中有“明朝期振翮（hé），一举去清都”之句，乾隆帝认为有欲“去清复明”之罪；（3）“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意。经过乾隆帝二十余道“谕旨”，最后定案：抄家，掘坟，剖棺，枭首，“将该犯徐述夔之尸，枭去首级，凌迟锉碎，撒弃旷野”，并将其首级，悬示于东台县城。（《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七十一）将徐述夔之子、孙，学生徐首发等处以死刑，作跋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结果，两人戮尸、六人处死、一人流放，一人徒刑，一人戍军台。乾隆帝命夺沈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沈德潜传》卷三百五）

乾隆帝曾说：“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但事实上，未与诗终。若一旦惹恼皇帝，就一切不管不顾。

刘纶，江苏武进人。少年俊颖，六岁能文，长于古文辞。乾隆元年（1736年），以生员举博学鸿词，考第一，授编修。后直南书房，又命在军机处行走，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刘纶，至亲至孝，亲丧三年不喝酒、不吃肉。直军机处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有“南刘东刘”之称。器度端凝，出入殿门，进止有度。早年买宅数间，后做军机大臣、大学士、工部尚书二十余年，没有增加半间房屋。衣履垢敝，不做新服，但上朝必着盛装，为什么呢？他说：“不敢亵朝章也！”一天，侍郎王昶在严冬黑夜，有急奏草稿，半夜到刘纶相府。纶起燃烛，操笔点定。天奇寒，呼家人备酒肉，但厨柜空空，仅得十几枚枣下酒。史官赞道：“其清俭类此！”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是历史上取得突出成就者的共同经验。

总之，清朝的南书房，自康熙十六年（1677年）建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存在222年。在康雍乾时期，是南书房的兴盛时期，越到后来，越加衰落。

康熙书房提供了一条经验：学习聪明者的聪明，会更聪明；吸纳智慧者的智慧，会更智慧——修养自强不息的精神，陶冶厚德载物的品格。

第18讲乾清三案一、永乐宫案

其实，这是一桩冤案。原来宫里有两位姓吕的美人。两位吕美人之间，也互相争风吃醋。后来权妃猝死，那吕美人甲便乘机诬告吕美人乙毒死了权妃，铸成了这桩惨案。

后来，吕美人甲和宫人鱼氏内行违规，与宦官私通。朱棣虽有察觉，但因宠爱吕、鱼二人，没有及时处置。当时后宫的宫人，生活寂寞，孤单寡欢，常与宦官相好，譬如一起用餐，一块喝茶，这种特殊关系，称为“对食”。这类情况，比较普遍，并不被认为是乱宫之事，但如果传播开来，毕竟是不体面的。吕、鱼二人知道隐秘泄漏后，觉得丢了脸面，竟然惧罪自缢。

就在永乐帝疯狂杀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日中午，一场大雷雨，引发了火灾，将奉天（太和）、华盖（中和）、谨身（保和）三大殿烧毁。经过十几年的兴建，举全国民力，尽国库财力，他刚在正月初一登殿庆贺，时过百天，皇宫大火，遭火焚毁。永乐帝虽对外发布诏书，表示自责，但对内的杀戮，没有停止。

“殉葬案”是残暴的血案。历史上酋长、帝王死后殉葬，事例之多，不胜枚举。但到了明朝，已经进入十五世纪，竟然还有黑暗的殉葬制。

<h3>导语</h3>

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生人殉葬的黑暗图画。30多位妃嫔、宫女等，临死之前，被集合在乾清门内庭院的案桌前，已摆好了送行宴席，被赏一顿酒饭；尔后，被引向停放大行皇帝梓宫（棺椁）的乾清宫内，立在案旁啜泣。这时大堂已安设许多小木床，殉葬的妃嫔，在床上立着，放声大哭，声震殿堂。（查继佐《罪惟录·皇后传》）她们被迫把头伸进吊好的绳套里，站在旁边的宦官将床一撤，这些宫人便“升天了”！就连最受宠爱的韩氏和崔氏也在其中。韩氏临死前，呼喊着自己的乳母说：“娘，我去了！娘，我去了！”喊声未绝，床已撤去。殉葬者家属被称为“朝天女户”，受到优恤，父兄升官，辈辈世袭。殉葬者也会得到好听的谥号，并被葬入皇陵，但这无法掩盖殉葬制度对生命的野蛮绞杀。明初宫人殉葬的制度，直到明英宗遗诏中才被废除。

永乐帝晚年，患重风湿症，常卧病不起，精力也不行，但他还要仿效乃父朱元璋那样多妃多嫔多宫女，经常向朝鲜索要贡女。按说，朱棣登极时才42周岁，岁数并不算大，正当年富力强。朱棣为了发泄积愤，惩戒后人，让画工把吕美人甲与小宦官相抱的情景画下来。这时的永乐帝，成为一个丧心病态的虐待狂、杀人魔王。每次处死宫人时，他都要“亲临剐之”。有些宫女临刑前，知自己不免一死，便痛骂朱棣道：“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你自己阳衰，我们只有找年少貌美的太监，这有什么罪！

及帝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经而死。韩氏临死，顾谓金黑（丽纪韩氏乳母）曰：“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与崔氏俱死。（《李朝世宗大王实录》甲辰六年十月戊午）

“二吕案”的缘由，要从权妃说起。永乐帝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都要朝鲜贡献美女。权妃是朝鲜进贡的美女，既“姿质秾粹”，貌美惊人，又“善吹玉箫”，能歌善舞，颇受永乐帝的宠爱，就是去沙漠北征，也带上这位美人。民谚说：“红颜薄命。”这位权妃，永乐十年（1412年），在永乐帝北征凯旋途中，死于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辖地）。事出突然，议论纷纷。一次权妃的宫女与吕美人在吵架中揭短说：吕美人因争风吃醋，串通宦官，从银匠家里买了砒霜，研成粉末，放在权妃胡桃茶里，将她毒死。永乐帝得知此情，顿时发怒，将有关宫女、宦官、银匠等处死。最惨的吕美人，朱棣命用烙铁烙她，折磨一个月，才将她杀死。这起案件，株连广泛，被杀者有数百人（时北京宫殿尚未建成）。

皇帝死后，妃嫔殉葬。明太祖朱元璋死，有妃嫔14人，俱身殉从葬。如李贤妃聪明俊秀，知书识礼。朱元璋病重，对守护在身旁的李贤妃说：“你十几年来与我朝夕相伴，我实在离不开你。你把两个哥哥唤进宫来，与他们见面，叙兄妹之情。”李贤妃明白朱元璋的意思，心里一酸，站起身来，躬身一拜，转身而去。不一会儿，太监奏报：“李娘娘悬梁归西了。”明洪熙帝仅在位一年，死后有四妃从葬。明宣德帝在位十年，死时有十妃从葬。同样，清初努尔哈赤死，有大妃阿巴亥（多尔衮母亲）等三人殉葬。明清皇帝死后妃嫔殉葬，最为残酷的是永乐帝。据朝鲜官书《李朝大王实录》记载：

永乐帝的后宫，除“二吕案”外，还有“殉葬案”。

第18讲乾清三案二、嘉靖宫案

明朝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他做了许多事情，如修三大殿，抗击倭寇等。但有一件事情，宫廷史上罕见，这就是“嘉靖宫案”，因发生在壬寅年（1542年），也叫“壬寅宫案”。这个案件发生，是事出有因的。嘉靖帝信道教，在御花园钦安殿前建天一之门，又建大高玄殿，范金为像，香烟缭绕，举行斋醮，一意修玄，炼丹制药，祈求长生。他多年不视朝政，大权旁落，严嵩父子擅权。后籍没严嵩父子家产，仅金器皿、金首饰就有3983件，合纯金共重32969两。当时讥讽嘉靖帝的民谚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就是说在嘉靖朝，民穷财尽，一贫如洗。嘉靖帝吃丹药，性情格外暴躁，残酷虐待宫女，无端打骂折磨，使她们身心受到摧残，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嘉靖帝还相信道士秘方，用宫婢的经血烧炼“丹铅”。这种惨无人道折磨，把宫女逼上了绝境。受辱宫女，串通起来，进行报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里，发生了一件让嘉靖帝险些丢掉性命的“宫变”。《明史·许绅传》：“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明世宗实录》和《明史·世宗纪》均记此事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丁酉（二十一日），二十年为误。事情是这样的——

明朝皇帝的寝宫在乾清宫，只有皇后可以与皇帝同住，其他妃嫔等仅是奉召进御，不能在此过夜。明代乾清宫后部的暖阁，共有9间，有书记载：每间有3张床，共有27张床；或记载：每张床三层，室内九床，共27个床位。皇帝夜里随意选择房间和床位就寝，让人们很难弄清他睡在哪里，确保安全，以防不测。尽管皇帝防范巧妙，但对嘉靖帝身旁侍奉的宫女来说，则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这天夜里，嘉靖帝已经熟睡，杨金英等十几个宫女便溜进他的寝宫，准备将他勒死。开始时，宫女杨玉香将丝绳递给苏川药，苏又传给杨金英，杨金英则拴好绳套，另一宫女用黄绫抹布蒙住嘉靖帝的脸；其他宫女一拥而上，掐脖子的，按前胸的，按胳膊腿的，杨金英就势把绳套在嘉靖帝的脖子上，另两个宫女姚淑翠和关梅秀用力拉紧绳套。但是，杨金英误把绳套打成死结，拉了好久也没把嘉靖帝勒死。宫女张金莲见事不成，发生动摇，跑去报告方皇后。方皇后闻讯赶来解救，见皇上气息已绝，急忙派太监去找御医许绅。经过几番折腾，太监赶来多人，将十多个宫女捉住。这时嘉靖帝己经断气，处于昏迷状态。

许绅入内，见气已绝，就死马当活马医，“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明史·许绅传》卷二百五十九）许绅用猛药，历六时，嘉靖帝才口吐紫血，多达数升，苏醒过来。不久，许绅得病，说：因宫变事，我自知不能救活必遭杀身，因受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不多久，果然死。许绅，北京人，后官太医院领院事、工部尚书。明朝医官最显赫到尚书者，只许绅一人。

嘉靖帝虽被抢救过来，但因惊吓过度，身体虚弱，不能理事，对“谋逆”宫女的处置，由方皇后主持。后将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凌迟处死。因遭方皇后妒忌，在嘉靖帝病不能言时，将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牵连进去，“磔端妃曹氏、宁嫔王氏于市”（《明史·世宗本纪》卷十七）。

第18讲乾清三案三、天启宫案

明万历帝的儿子泰昌帝在做皇太子时，被一个叫张差的人持木杖，险遭梃击，这就是明史上另一桩有名的“梃击案”。这位泰昌帝好不容易熬到38岁登极，正值盛年之时，当皇帝才一个月，宝座位子还没有坐暖，身体不适，吃下红丸，猝然薨逝，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红丸案”。紫禁城的乾清宫里，一月之间，两次停灵，悲悲戚戚，满宫丧气。这时，又发生了“移宫案”。

这桩“移宫案”的主人公是天启皇帝。天启帝名朱由校，这年才16虚岁。按说他与英宗9岁、神宗10岁登极比，也不算小了，但他缺乏帝王气概。他爸爸泰昌帝暴死之后，朝廷上下，乱成一团。作为皇长子的朱由校，不能及时正式登极，被迫逃到慈庆宫避难，五天四夜，史称“避宫”。

泰昌帝生前宠爱两位女人，都是选侍，也都姓李。为加以区别，一位叫东李选侍，另一位叫西李选侍。这次“移宫案”的主要人物是“西李选侍”，简称“西李”。这位“西李”同明泰昌帝和天启帝的“三角”关系很有意思。这里插叙一句：天启帝的生身母亲王氏，福不够，死得早，否则儿子当皇帝、自己做太后，既可以享清福，也免了“移宫案”。朱由校母亲死了，年龄小，泰昌帝就交代给“西李”照料，这是天启帝同“西李”的关系。“西李”又是泰昌帝最宠爱的妃子，这是泰昌帝同“西李”的关系。“移宫案”就发生在这“三角”关系之中。

泰昌帝吞下“红丸”死后，“西李”便抓住、依靠小朱由校，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怎么办呢？这位“西李”想了一招，自己和小皇帝同住在一起，就是天启小皇帝住乾清宫，自己也住乾清宫。要知道这是有先例的，当年万历皇帝10岁登极，他妈妈李太后就搬到乾清宫住，朝夕相处，有时母子还睡在一张床上。可李太后是万历帝的亲妈，而“西李”不是天启帝的亲妈！

泰昌帝死时，朱由校由“西李”抚视，同住在乾清宫。她规定朱由校每天必须按时向她行一拜一叩头礼，还经常“侮慢凌虐”，使他“昼夜涕泣”。有些大臣考虑到朱由校既无嫡母，又无生母，势孤可悯，打算将他继续托给“西李”照护；有些大臣则坚决反对，认为谁拥有少主朱由校，谁就控制皇权，“西李”非可托之人。只有尽快使朱由校暂时离开乾清官，摆脱“西李”的控制，才能稳定大局。而“西李”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巩固地位，也在乾清宫与心腹太监李进忠等人，加紧策划挟持朱由校，不让他离开乾清宫。这个李进忠，据刘若愚《酌中志·客魏始末纪略》和《明通鉴》记载，就是魏忠贤的原名。

泰昌帝哀悼仪式一结束，就发生“移宫案”。这个案子先后五天，包括两次“移宫”：一次是储皇“移宫”，另一次是西李“移宫”。

先说储皇“移宫”。“西李”因泰昌帝死，封为皇后的幻想破灭，封为皇贵妃的愿望也落空。她干脆将朱由校藏闭在乾清宫暖阁里，不让他出来为泰昌帝守灵。大学士刘一燝等见状，责问道：“皇长子当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原东宫伴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说：“为李选侍所匿耳！”刘一燝大声喝道：“谁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说：“请慢，公等慎勿退。”（《明史·刘一燝传》卷二百四十）说完，便入宫请见朱由校，但“西李”不同意。大学士方从哲及诸大臣赶到乾清宫门外，要见朱由校，把守宫门的太监，手持木棍，加以拦阻，不让进入。这时，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冲出人群，对着太监，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太监们自知理亏，不敢争辩，慢慢退开，诸臣直入，呼喊万岁。为摆脱储皇受“西李”的控制，就要将他移出乾清宫。王安乘其不防，冲进暖阁，把朱由校拉出来。诸臣见到朱由校，立即叩头，高呼“万岁”。拉着朱由校就往宫外走。太监从寝阁急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的太监撕扯衣服，要夺朱由校回宫里。杨涟边推搡、边斥责太监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明史·杨涟传》卷二百四十四）群臣簇拥着朱由校往外走。“西李”着急，马上派李进忠（魏忠贤）等众太监追出来，要朱由校回到乾清宫。杨涟、王安等人奋力推开众太监，保驾护行；刘一燝和英国公张惟贤分居左右，连扶带推，拥着朱由校往外跑。刚跑到乾清宫门外，宫内众太监又追了上来，紧紧拉着朱由校的衣服不放，一定要他回去，并号叫：“你们挟持皇长子到何处？”杨涟毫不畏惧，一面严厉怒斥他们，一面与诸臣一起把朱由校抱入轿内，直奔文华殿。辰时（7—9时），诸臣行礼完毕，“西李”又派人来纠缠，要朱由校回到乾清宫。诸臣见势如此，觉得不宜在文华殿久留，经过紧急商议之后，迅速把朱由校请到慈庆宫（今无存）居住。朱由校避居慈庆宫，而“西李”仍居乾清宫。朱由校必须尽快回到乾清宫，以便举行登极典礼。而要回乾清宫，“西李”必须先移出乾清宫。

次说西李“移宫”。自初二日起，诸臣目标是要“西李”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明代宫妃养老之地。时内阁首辅方从哲两边讨好，主张缓议；刘一燝等则说：“西李”既不是嫡母，也不是生母，按照本朝家法，必须搬出，不容迟缓！大多朝臣，给予支持。这时“西李”仍不搬出乾清宫。群臣激情，愤恨不已。朱由校这才派人传达他的谕旨：“先帝选侍李氏等，著于仁寿殿居住，即日搬移。”（《明熹宗实录》卷一）

初五日，杨涟等大臣，不顾一切，劝首辅方从哲，要按原定时间举行登极大典。这时，“中官往来如织”，气氛异常紧张，“西李”爪牙纷纷出来，进行威胁。杨涟怒斥道：“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大学士刘一燝等也催促，词色俱厉，声彻御前。“西李”无奈，在责骂声中，于当天午时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皇长子朱由校在同一天，由慈庆宫复回乾清宫，结束了“避居”生活。这两场“移宫”闹剧，演出五天，落下帷幕。

初六日，按照预定计划，举行新君登极大典，这位新君就是天启皇帝。

“乾清宫案”已为历史烟尘。《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是最可贵的，应当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爱惜生命，保护生命。这是“乾清宫案”给予后人的历史启示。

第19讲乾清三宴一、康熙大宴

以上参加宴会的满汉耆老多达6845人，加上人数不详的八旗老妇，还有搀扶老人的家属等，总数当近8000人。在王原祁等作画的《万寿盛典图》中描绘了这场宴会的盛况。

还须尚齿勿尊爵，且向长眉拜瑞年。

<h3>导语</h3>

百里山川积素妍，古稀白发会琼筵。

康熙帝举行的“千叟宴”，其用意在：“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居官之贤否（pǐ），而移风易俗之实政、入孝出弟（tì）之本心，未暇讲究。”（《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康熙帝借此，希望诸位老者，回到家乡，晓谕邻里：敬老尊贤，讲求孝悌，重视礼仪，移风易俗。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千叟宴”，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康熙帝在乾清宫前庭院，举行宫廷空前盛大的“千叟宴”。因人数太多，宴会分两场举行：

第二场，初五日，汉文武大臣官员，在职的、退离休的、退斥的，年六十五以上者，共340人，在乾清宫前宴会。（《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六）

万机惟我无休暇，七十衰龄未歇肩。

上诗中的“积素”，意为积雪；“须尚齿勿尊爵”，意为以年齿而不以官爵为序；“讶”，意为或迎（如迎讶）或惊（如惊讶），这里应为后者。

这次大宴群老，虽有“千叟宴”之实，却无“千叟宴”之名。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千叟宴”之名呢？

其实，康熙“千叟宴”之前，已经举办过千人以上宫廷大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是康熙帝60岁生日。在清代，当朝皇帝诞生的日子，既是万寿节，又是国庆节。人生六十年，是花甲之年。在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六十岁被认为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节日。这个节日，玄烨作为个人，是家庭的节日，作为当今皇上，则是国家的节日。为此，举办隆重的万寿庆典、盛大的千人盛宴。庆典和盛宴在畅春园（今北大西门附近）举行。自大内到西直门，再到畅春园，沿途所经，约三十里，搭建彩棚，设置经坛，举行庆典，官员士庶，男女老幼，熙来攘往。礼部规定：官员着正装（礼服）一个月（常例最多七天）。康熙帝布告天下耆老，年65岁以上者，官民不论，均可按时赶到京城参加畅春园的盛宴。宴会分作三天三场举行：

康熙帝说：“览自秦汉以下，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享祚绵长，无如朕之久者。”（《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自秦汉以来，只有康熙帝临朝六十一年。康熙帝是自秦始皇以来的2132年皇朝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中原地区四十年没有战争的中华唯一之君主。这当然值得隆重举行“千叟宴”来庆贺了。

第三场，在畅春园皇太后宫门前，宴请八旗满洲、蒙古、汉军70岁以上的妇人，其中90岁以上者就席宫门内、80岁以上者就席丹墀下，其余都在宫门外。汉人大臣妻子年老者也到宫内赐坐。皇太后亲赐茶果酒食，令皇子、皇孙等以次颁赐，还赏给彩缎金银等。（《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四）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

第一场，康熙帝在畅春园正门前首宴汉族大臣、官员及士庶年90岁以上者33人、80岁至90岁者538人、70岁至80岁者1823人、65岁至70岁者1846人，共计4240人。皇子、皇孙、宗室子孙年纪在10岁以上、20岁以下的，出来为老人们执爵敬酒、分发食品，搀扶80岁以上老人到康熙帝面前亲视饮酒，以示恩宠，并赏给外省老人银两不等。

第一场，初二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在职的、离退休的、退斥的，年六十五以上者，共680人，在乾清宫前宴会。还有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持爵劝饮，分赐食品。

《古今图书集成》纂修者陈梦雷也参与了这场“千叟宴”，并赋诗：“承恩五十有三年，旷典虞庠近御宴。万卷书成传盛世，嵩呼圣寿永同天。”

莫讶君臣同健壮，愿偕亿兆共昌延。

敬老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在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没有剩余食物养活多余人口时，养老成为家庭、部族、社会的负担。传说有“六十花甲子”的现象：在远古时候，老人到六十岁，儿子在山里挖个窑洞，把老人送到里面住，隔三差五，前去送饭。洞里油灯，油尽灯灭，停送饭食，老人饿死。我们不必考据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但反映历史上曾出现过因生产力低下而不讲尊老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尊敬老人，尊重经验，成为一种社会道德风尚。社会愈发展，就会愈敬老。尊敬长者就是尊重知识、尊重经验、尊重智慧、尊重生命。这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

以上两场共有1020人参加这次盛宴。康熙帝赋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满汉大臣官员作诗相和，以诗纪盛，题名为《千叟宴诗》。因此，这次历史盛宴就叫作“千叟宴”。这首御制《千叟宴诗》是：

第19讲乾清三宴二、乾隆大宴

乾隆帝仿照其祖父康熙帝的“千叟宴”，也先后两次举行大宴——“千叟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乾隆帝以五十年“国庆”，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有60岁以上者3000余人参加，其中包括大臣、官吏、军士、民人、匠艺等。每人还赐予寿杖、银牌等各种物品。宴会上联句作诗，共得诗3429首。第二次是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在宁寿宫举行的“千叟宴”。因前次“千叟宴”是在乾清宫举行的，而本讲的重点是在乾清宫里发生的事，但后次“千叟宴”史料载述较详，亦略加参酌。

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御乾清宫，举行“千叟宴”，设宴800席。亲王、郡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回部、番部，朝鲜国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3000人入宴。届时，乾隆帝在乾清宫升座，作乐，行礼。各入座次，行一叩礼。丹陛大乐，宫前响起。乾隆帝进茶，王公大臣等行一叩礼。亲赐王公大臣等茶，跪受，行一叩礼。乾隆帝又进酒，诸大臣行一叩礼。一品大臣以上及年九十以上者，召到乾隆帝御座前，亲赐酒，各跪受，行一叩礼。乐止，赐食。各就坐位，依次跪受，行一叩礼。每席用玉泉酒八两（今半斤），一次宴席就饮用玉泉酒四百斤。（《清内务府奏销档》）接着演戏。王公大臣以下等，吃饭毕，再行一跪三叩礼。作乐，礼成。乾隆帝启座，命以“千叟宴”联句。宴会结束，颁赏如意、鸠杖、银牌、缯绮（ｚēｎɡｑǐ，丝织品）、貂皮、文玩等物，其中：

鸠杖，是指首部雕刻成鸠鸟形状的拐杖。《周礼》记载：“中（仲）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可见以鸠鸟祝福老人颐养生气是古老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老人吃饭容易噎着，将手杖雕成鸠鸟形状，是要保佑老人平安。乾隆帝遵古礼送给参加宴会老人每人一根鸠杖。今天保存下来的一根，杖首宽10厘米，用整块犀牛角雕琢成鸠鸟形状，杖长86.5厘米，杖身用黄花梨木制成，上面用银片镶嵌不同字体的100个寿字。

银牌，全称“养老银牌”，只赏给兵丁、匠役和无职衔人员等，其重量不同：70岁以上者10两，75岁以上者15两，80岁以上者20两，85岁以上者25两，90岁以上者30两。（军机处《上谕档》）北京出土的一面银牌，呈椭圆形，长14厘米，宽8.5厘米，厚0.3厘米，实重350克。牌上端有云头纹饰，两侧有小圆孔。牌正面四周有双龙戏珠纹饰，中间横书“御赐”，直书“养老”。牌背面光滑，中间阴刻楷书“乾隆五十年千叟宴”，侧刻“重十两”。（见高桂云《北京出土清“千叟宴”银腰牌》，《文物》1983年第6期）

这次“千叟宴”，年龄最高者为105岁的国子监司业（正六品）衔的郭钟岳。郭钟岳，福建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99岁，考举人，被赏为举人。来年100岁，进京考进士，特赏进士。这次来参加“千叟宴”，得随一品大臣同趋御座附近，亲与赐觞。他又于110岁时，来京诣阙祝釐（ｘǐ），此为后话。乾隆帝《千叟宴诗》云：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策饶他莫并肩。（《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二十二）但也有不赋诗的，如天津人俞金鳌，乾隆七年（1742年）武进士，屡建奇功。金鳌有骨气，和珅秉政，欲纳交焉，辞谢不可。晚年在乾清门行走，赐紫禁城骑马，与“千叟宴”。乾隆帝赐酒，命他赋诗纪事，辞以不能作诗。乾隆帝笑道：“你为香树妻弟，又从受业，岂不能诗者？”香树，为钱陈群的字。前面讲过，钱陈群擅长作诗，以诗同乾隆帝结恩遇。俞金鳌和钱陈群为“一担挑”，又向钱学诗文，能不会作诗吗？但金鳌善于藏拙，还是没有作诗。

朝鲜派正使安春君李烿（ｒóｎɡ）等入宴，特向朝鲜国王赠送仿宋板《五经》全部和笔墨诸物。（《清史稿·朝鲜传》卷五百二十六）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四日，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摆列800张宴席：入席者有亲王、郡王，蒙古贝勒、贝子、台吉，大臣、官员等年六十以上，兵、民年七十以上，入宴席者3056人，列名邀赏者（未入座）5000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千叟宴”。席位安排：其一品大臣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太上皇帝召到御座前，亲自赐酒；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一二品大臣席在殿内，朝鲜、回部、西藏、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地区来宾在殿的廊下，三品大臣官员在丹陛甬路，四品以下有职官员在丹墀左右，其余护军、马甲、兵民、匠艺等均在宁寿门外。未入座者也各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银牌等物有差。（《清仁宗实录》卷一）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给殿内王公大臣敬酒，并承旨分赐食物。安徽老民熊国沛106岁，被称为“升平人瑞”，赏给六品顶戴。其余90岁以上者受七品顶戴。90岁以上镶黄旗满洲闲散觉罗乌库里，提督衙门步甲文保、舒昌阿，镶白旗汉军马甲王廷柱、内务府正黄旗锄草人田起龙等，俱赏给七品顶戴花翎。（《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九十四）优待：特准所有与宴官员军民年九十以上者由子孙搀扶入宴；凡文武大臣年逾七旬者，如步履稍艰，准子孙一人搀扶入宴。

宴会开始，太上皇捧起酒杯一饮而尽。其他人到皇帝宝座前跪献爵，递与进爵大臣，再入座。乾隆帝召与宴王公、一品大臣及众叟中年届九十以上者到御宴前跪，亲自赐酒、普加赏资，并各加赏缎疋、银子等；此时诸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为殿内宗室王公一二品大臣敬酒，侍卫等为殿檐下、丹墀上下及甬道左右各席群臣来叟敬酒。他们分别承旨分赐给宴席御膳食品、佳肴珍馐。8000名老叟于座旁行一叩礼后，开始进餐。

一等桌张，摆在殿内和廊下两旁。王公和一二品大臣，以及外国使臣，在一等桌张入宴。一等桌张，每席设摆膳品如下：火锅二个（银制和锡制各一），猪肉片一个、煺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煺羊肉乌□（此字原档模糊不清）一盘，荤菜四碗，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只。另备肉丝烫饭。

次等桌张，摆在丹墀甬路和丹墀以下。三品至九品官员、蒙古台吉、顶戴、领催、兵民等，在次等桌张入宴。次等桌张，每席设摆膳品如下：火锅二个（铜制），猪肉片一个、煺羊肉片一个；煺羊肉一盘，烧狍肉一盘，蒸食寿意一盘，炉食寿意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只。另备肉丝烫饭。（军机处《上谕档》）

宴会时，宫内升平署演戏。宴毕，升平署人退下，各王公以下大臣及群叟再次行一跪三叩礼，谢恩。太上皇和皇帝在中和韶乐中还宫。宴会后，按与宴群臣众叟的品级或年龄，分别颁赏诗章、如意、寿杖、文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这次“千叟宴”，六十岁以上的“京畿及各旗籍兵民，踊跃偕来，相预盛典，庞眉皓首，矍铄盈廷，实为吉祥盛事”。（《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百九十四）

第19讲乾清三宴三、嘉庆大宴

皇家宫廷宴会，虽经常举行，却重在过年。仅以嘉庆元年（1796年）清宫过年宴会为例，看看皇家的过年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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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乾隆帝退位、嘉庆帝继位的授受大典。从这一天开始，颙琰成为皇帝，乾隆帝成为太上皇。这时的皇历，分内外两种：宫内的为乾隆六十一年，社会的为嘉庆元年。乾隆帝虽然退位，却还恋权。这从过年皇家宴会，可以看到一斑。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除旧岁，迎新春，清帝的活动，从凌晨开始。以86岁耄耋老人乾隆帝为例：

丑初（1时）刚过，出吉祥门，到钦安殿祭拜，为的是祈求长寿。

丑正（2时），乘轿出乾清门，到奉先殿祭祀列祖。

寅初（3时）刚过，到御药房药王前磕头，还是祈求长生。随后回乾清宫，喝茶，吃煮饽饽（饺子）。

寅正（4时），乘大礼轿到堂子祭神祭天。这是满洲的礼仪，汉官不参加。

卯初（5时），回乾清宫后，再乘轿到中正殿、建福宫、重华宫拜佛。

卯正（6时）刚过，乘轿到慈宁宫行庆贺礼。后回养心殿，稍事休息。

辰初（7时），乘轿到中和殿，受内大臣、侍卫，及内阁、礼部等官员拜贺。

辰正（8时），到太和殿参加授受大典，并接受百官朝拜，也就是“大团拜”。

巳正（10时），在乾清宫受皇后率妃嫔行庆贺礼。后受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庆贺。再到重华宫，受贵人、常在等贺礼。更衣后，皇帝同皇后、妃嫔等共进早膳。这时的乾隆太上皇，已是五世同堂的大家庭！

午初（11时），乘暖轿，出神武门，到大高玄殿（景山西）磕头。后到西苑承光殿（今北海）码头，乘冰上拖床，到西码头，再到弘仁寺、阐福寺（北海西北岸）拜佛。然后到寿皇殿（今景山内）向先祖御容（画像）瞻拜。

午正（12时），在乾清宫设大宴。在皇帝宴桌东西两边，有亲王、郡王、皇子等多人陪宴。

未初（13时）刚过，太监传摆热宴，奏乐，演戏。戏演完了，开始传宴。传宴后，接着是酒席。开始送酒，又奏乐，皇子拿酒一杯，到皇帝宝座前，跪着进酒。皇帝尝酒后，送陪宴者酒。酒后停止奏乐，进果茶。宴会到此完毕，然后奏乐，皇帝离开宝座，出乾清宫，步行回养心殿。

酉初（17时），送酒膳。酒膳完毕，皇帝休息。（方裕谨《清帝在正月初一这一天》）

过年的皇家宴会，几乎天天都有。过了正月初一，其他各天，排列如下：

初二日，在乾清宫赐宗室王公等宴。

初四日，“千叟宴”外，还在重华宫，召大学士、内廷翰林等茶宴。

初五日，在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廓尔喀（今尼泊尔）正使等宴，并赏赉有差。

初十日，在圆明园山高水长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及外藩各国使臣等百余人宴。

十四日，在圆明园奉三无私殿，赐近支宗藩、皇子、皇孙、皇曾孙、皇玄孙等宴。同日，又在山高水长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及外藩使臣等食。

十五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来朝贺元旦的外藩使臣等宴。

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赐大学士、尚书等宴。同日，在正大光明殿，赐来朝贺元旦的外藩等宴。

皇家宫廷过年，宴会一个接着一个，乐舞一场连着一场。在歌舞升平的后面，隐藏着严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从历史眼光看，“千叟宴”有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历史作用。

“千叟宴”的积极意义与正面作用在于：

其一，倡导“养老尊贤”的社会风尚。老者是宝贵的社会财富，老年知识分子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尊敬老者，尊敬贤者，敬畏历史知识，敬畏历史经验，应是文明社会的高尚道德。“千叟宴”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两不敬”——敬官不敬老，敬钱不敬贤，是一针抑制剂。

其二，对蒙古王公、回部伯克等聚会、觐见、宴请，显示清朝皇威，有利于国家安定、民族凝聚。

其三，朝鲜、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廓尔喀（尼泊尔）等使臣与宴，赐给其国王仿宋版五经和笔、墨诸物，和谐睦邻，巩固邦交，扩大清朝在东亚诸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影响。

“千叟宴”的消极意义与负面作用在于：

康熙与乾隆两朝四次举办“千叟宴”，歌颂升平，宣扬皇威，自我陶醉，闭目塞听，排场巨大，开支浩繁（如一次置办鸠杖3000多根），盲目自夸，自娱自乐。

康熙帝和乾隆帝没有研究国内社会矛盾，没有了解西方社会发展，在八千人“千叟宴”的喜酒交觥（ɡōｎɡ）中，西方在崛起，大清在沉落——白莲教民变，烽火五省，英国大炮，叩打国门，大清皇帝，持泰保盈，不求进取，拒绝改革，江河日下，最终覆亡。

第20讲乾清三悲一、童年之悲

崇祯帝的生母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泰昌帝的后妃说起。《明史·后妃传》记载，泰昌帝生前一妃、五选侍，都是悲剧结局——太子妃郭氏未及封后即病死；天启帝生母王选侍，也早死；东李选侍因魏忠贤乱政，愤郁而死；西李选侍，因“殴崩圣母（天启帝生母）”和“移宫案”也没有好结果；赵选侍，因得罪魏忠贤和客氏，被“矫旨赐自尽”——“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还有一位就是崇祯帝的生母刘选侍。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幼年丧母对他的伤害至深。

崇祯帝登极后，很想有所作为，中兴大明皇朝。上任的第一板斧，砍向客、魏集团。客，是客氏；魏，是魏忠贤。这一举措，既得心应手，又颇得人心。当时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啊！但是，关内的农民军，关外的八旗军，两拳打击，双重困扰，导致崇祯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本来，崇祯帝有志向，还算勤政，应当在“中兴之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但是，崇祯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事与愿违，出现悲剧。

朱由检做了皇帝，问左右宫女等人，我母亲是什么样？谁也说不上来。有一位老宫女说自己曾和刘娘娘隔屋居住，知道刘娘娘长的模样。于是照这位老宫女所述，由宫廷画师画了刘娘娘的像。像画成，在隆重仪仗导引下，由正阳门经大明门，穿承天门过端门，迎往皇宫。崇祯帝在午门前，跪迎已故母亲的画像。崇祯帝见到母亲画像，往事回忆，思绪万千，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帝雨泣，六宫皆泣。”（《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四）朱由检迎进母亲画像，悬挂在宫中。后来，宫中有人说所奉刘太后像“未肖”——不太像。崇祯帝派大太监到外公家，问七十五岁的外祖母徐氏。徐氏口授，绘像以进，左右都惊道：“肖。”崇祯帝大喜，命卜吉日，跪伏归极门，迎入安奉。朝夕上食，如其生时。（《明史·刘文炳传》卷三百）

崇祯帝朱由检，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六年（1626年）搬出皇宫，到信王府。七年（1627年），天启帝死，崇祯帝立。崇祯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皇帝，因为皇兄天启帝朱由校死时才23岁！朱由检18岁当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他失去的母亲。

<h3>导语</h3>

崇祯帝生母刘氏，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海州区）人，后隶籍宛平（今北京市）。初入宫，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十二月生朱由检。不久，失宠，受到切责，惊吓病死。夫君后悔，怕皇父万历帝知道，便秘密葬于西山。这年，朱由检5岁（虚岁）。崇祯帝的母亲，宫里称作刘娘娘。稍长大后，朱由检问身边近侍：“西山有刘娘娘坟乎？”回答说：“有！”他秘密地携带纸钱前往母亲坟墓祭奠。崇祯帝童年失去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大悲。孤独、惊恐的皇子生活，“三案”、复杂的宫廷纠葛，是形成崇祯帝孤僻多疑、刚愎多变性格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幼年丧母，身处深宫，使崇祯帝幼年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性格。

第20讲乾清三悲二、刚愎之悲

崇祯帝性格的一个特点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崇祯帝认为：明朝覆亡原因，都由“诸臣误朕”！他临死还不认错，也不自省。许多人同情崇祯帝，认为他还是一个勤政之君，他的悲剧原因之一，在于“生不逢时”。时势虽不能违逆，但可以顺应。崇祯帝登极后，杀了太监魏忠贤，却启用太监高起潜等，对于宦官顽症问题，换汤不换药，改革无决心，仅做个案处理，没做制度改革。

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严峻形势面前，他重用太监：命太监高起潜监军山海关，太监杜勋镇守宣府，太监曹化淳守广宁门（今广安门），太监王承恩提督京师全城防守。太监杜勋到任宣府后，不率众坚守，却立即“降贼”。廷臣要追究责任，崇祯帝受太监假情报的蒙蔽，传旨：“杜勋骂贼殉难，予荫祠。”不仅不加惩治，还建庙祠祭祀。不久，李自成带着杜勋到广宁门外，还有原在西安的秦王，在太原的晋王，也被押在广宁门外。杜勋在城下呼喊，要进城，见皇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守城的是太监，见城下呼喊的也是太监，就把太监杜勋用吊筐提到城墙上，同入大内。杜勋见崇祯帝，“盛称贼势，劝帝自为计”。崇祯帝左右大臣，请扣留他们，杜勋说：“不可，如果不返，则二王危。”于是，将他们放出，还是用绳吊筐缒下。杜勋还在广宁门做策反：“吾曹富贵固在也！”鼓动大家都投降。不久，农民军攻打广宁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此是后话。崇祯帝用人的一大特点是：对太监是三个字：信，信，信；对忠良大臣也是三个字：杀，杀，杀！

一杀王洽。明崇祯朝六部中的兵部，第一个下狱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王洽，临邑（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人，万历进士。王洽貌美：“仪表颀（qí）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清廉：“其廉能为一方最”，既廉洁、又能干，是一方官吏中最为优秀的。王洽官工部侍郎，主持部务。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免，崇祯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即擢任之。”（《明史·王洽传》卷二百五十七）崇祯帝任命王洽为兵部尚书。王洽上任不到一年，就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八旗军由大安口攻入，过通州，到京城，北京戒严。十一月，崇祯帝深感忧虑，召集廷臣，商讨对策。这时，侍郎周延儒言：“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意思是说，当年蒙古俺达兵临北京城下，嘉靖帝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明史·丁汝夔传》卷二百四）于是，官兵震动，敌军撤退。暗示这次皇太极兵临城下，首要的是将兵部尚书王洽斩首，以振奋将士守城御敌的决心。崇祯帝点头，将王洽下狱。王洽这位兵部尚书，上任不到一年，虽有责任，却无死罪！次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死了还不算，还要“寻论罪，复坐大辟”。“大辟”是古代五刑中最严重的一种，包括枭首、腰斩、剖腹、镬烹、车裂、磔死等，崇祯帝将王洽大辟处死。

二杀袁崇焕。袁崇焕也是挂兵部尚书衔、蓟辽督师，在皇太极率领八旗军攻打北京城时，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恼羞成怒，不听大臣恳请慎重，“敌在城下，非他时比”的谏言，先将袁崇焕下狱，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三杀陈新甲。陈新甲，四川长寿（今重庆市长寿区）人，万历举人，知晓边事，以才能著。史书称他办事干练：“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为兵部尚书。明朝自弘治以后，非进士出身，不能官尚书。但形势危殆，诸大臣不愿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才获任此职。当时的局势，南北交困，内外危机。崇祯帝开始秘密同皇太极进行议和。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受命遣使关外，负责这项工作，但朝廷官员不知。崇祯帝先后手写书信数十封，交陈新甲同皇太极联系，告诫他千万不能泄露。一日，陈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回京，以机密文件报告。陈新甲深夜看完报告后，没有收起来，放在几案上。第二天早晨，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稿（“塘报”相当于现代的《内部简报》），交付出去，进行抄传。于是，朝廷上下，舆论哗然。崇祯帝下严旨，命陈新甲回奏。陈新甲不但不引罪，反而夸功——这就使君臣矛盾激化。崇祯帝览奏大怒，将陈新甲下狱。陈新甲在狱中派家人上下行贿求人营救，没有结果。有的大学士营救，说：“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奏上，不听。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将陈新甲凌迟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二百五十七）

崇祯朝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王洽、袁崇焕、陈新甲三人都惨遭磔刑，千刀万剐，不得完尸。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听谏言，专制独断，酷刑大臣，必自食其果。唐太宗说：用功不如用过。崇祯帝如有唐太宗的大度与胸怀，对王洽、袁崇焕、陈新甲等，不仅能用其功，而且能用其过，那么，大明江山会是另一番局面，至少不会由自己演出“末日疯狂”的悲剧。

第20讲乾清三悲三、末日、之悲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明亡，自大学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数十人。而宫人的命运更为悲惨。魏氏，见大军入宫，大声呼喊：“我辈必遭贼污，有志者早为计。”遂跃入御河而死，从死者一二百人。宫女费氏，年十六，自投井。被捞出，见其姿容美丽，互相夺抢。费氏欺骗说：“我是长公主！”李自成命太监来验看，证明不是。于是，李自成将她赏给将校罗某人。费氏又欺骗罗某人说：“我是天潢贵胄，将军应隆重婚娶成礼。”罗某人很高兴，置酒欢饮，喝得酩酊大醉。费氏怀揣利刃，直刺罗某人。罗某人断喉而死。费氏也自刎死。（《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四）

最后自杀。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天昧爽，内城陷。崇祯帝在万岁山（今景山），自缢而死，太监王承恩从死。崇祯帝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

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股军事、政治势力：第一股是以朱由检为代表的大明，第二股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大清，第三股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大顺（还有大西）。清朝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六十年的集聚，不仅建立八旗军队，而且建立清朝政权。特别是皇太极时期，关外军队先后六次，破墙入塞，骚扰中原，明朝政权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西北农民军揭竿而起，几乎同崇祯帝纠缠了十六年。大明、大清、大顺三股军事、政治势力，到甲申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在大明、大清、大顺三角势力决战的关键时刻，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崇祯皇帝的表演——不是智慧，而是愚昧；不是战斗，而是虚弱；不是镇定，而是焦躁；不是理智，而是疯狂。

崇祯帝演出了历史悲剧：童年之悲，刚愎之悲，末日之悲——丢了大明江山，成为亡国之君。这既是崇祯的悲剧，也是明朝的悲剧。崇祯帝临死冥顽不悟：明灭亡之因，“皆诸臣误朕”。果真是这样吗？七十岁的文渊阁大学士成基命，为了大明江山，或痛哭伏宫外，或长跪会极门，自辰至酉，达十小时，（《明史·成基命传》卷二百五十一）崇祯帝仍不听谏，一意孤行。

灭亡之前多疯狂，疯狂之后必灭亡。崇祯帝在灭亡之前，表现了末日的疯狂。

崇祯帝有七个儿子，早殇四人，另三人：明亡时长子十六岁，三子、四子都不知所终。太子的下落，一说城破后被李自成军捉住，李自成撤退时逃出，不知所终。

崇祯帝在历史关键时期，完全丧失理智，表现极端疯狂——

三杀公主。崇祯帝怎样对待公主呢？他有六个女儿，此前已经死去四位，此时还有两位公主。这两位公主，一位是长平公主，十六岁，已经与周显订婚，本来要结婚，因北京告警，就暂缓婚期。这天，崇祯帝砍死袁贵妃、砍伤妃嫔后，提着宝剑，来到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长平公主听说城已陷落，皇后上吊自杀，自己正惊恐万状、六神无主的时候，皇父来到宫里，急忙牵拉皇父的衣服，哭哭啼啼，哀求庇护。崇祯皇帝没有安慰一句女儿，反倒无情地说：“汝何故生我家！”对一个十六虚岁，不懂世事的女孩来说，是何等的无情！你崇祯皇帝是长平公主的生身父亲，没有父亲之因，焉有女儿之果？崇祯皇帝不等女儿回答，便举剑砍向长平公主的肩膀。一剑挥去，砍断左臂。可怜长平公主，连惊带吓，出血过多，昏睡五天。后清顺治帝进京，长平公主请求出家为尼，清帝不许，命周显仍娶公主，并赐给土地、府邸、车马、金钱等。公主因父母已亡，自己断臂，惊恐未定，忧惧生病，一年后病死。（《明史·公主传》卷一百二十一）另一位是昭仁公主，住在昭仁殿。崇祯帝来到殿中，又挥剑砍向这位可怜的小昭仁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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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杀皇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天蒙蒙亮，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广宁门。崇祯帝见局势危殆，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周后跪下磕头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这时，周皇后边抚慰皇太子和两个儿子，边恸哭。她派太监将儿子送出宫。这时，崇祯帝迫周皇后自裁。周后回到北屋，也就是坤宁宫，哭泣着，关上门。一会儿，宫女出来奏报：“皇后领旨！”大明崇祯帝的周皇后自杀了！

崇祯帝皇后周氏，初为信王妃。朱由检即位后，信王妃就被册立为皇后。在朝廷形势危急时，周皇后对崇祯帝悄悄地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就是说，我们南边还有一个家可以居住。崇祯帝没听明白，追问一句，皇后没说。皇后的意思是：不行，就迁都南京吧！在帝王之家，夫妻之间有话也不敢直说，还要绕着弯子说。崇祯帝与周皇后平时有纠葛，一次在交泰殿说话，因话不投机，崇祯帝将周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生气不吃饭。事后，崇祯帝后悔，派太监送皇后一件貂皮夹袄赔礼，皇后才算消了气。周皇后见皇上日渐消瘦，亲自做饭送上，帝后二人，面对饭菜，语及危难局势，相向而泣，泪洒餐桌。

崇祯帝最后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上帝要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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