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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之路》 第一篇 中国经济增长 第一章 叩问历史：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 当前西方世界正在经历数十年不遇的严重经济危机，许多人眼巴巴地瞧着东方寻找未来。不仅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要过好几年苦日子，也有人相信，这场危机标志着西方退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再度回到世界舞台中央。在距今并不久远的时候，中国失去了那个位子。 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无人比肩的地位仿佛当今之美国。如果中国经济延续当前的增长势头，一两代人之后中国将再度实现荣耀。今天，中国经济产出仅占世界总产出的6%。深刻理解那些造就中国经济的富庶，而后又将之摧毁的力量，对于每位严谨的中国经济观察者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不妨将本书的第一章视为“中国经济史入门”——历史的脉络将引领我们了解这个国家曾如何登上全球经济的巅峰，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又怎样从这个位子上摔了下来。担任本章向导的是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教授，他不仅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卓越的研究，也是世界经济史学的权威，他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追寻久远的历史和数据。麦迪逊个人主页p:///Maddison。他近期的著作有tours of the LongRun，960-2030（OECD，2007年）堪称杰作。譬如，或许正是通过他的估算，我们才得以知道10世纪至15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均GDP要高于欧洲，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3%（2003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为这个数字的一半）。麦迪逊阅读了大量史料，其中大多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记载。中国人对待自身历史的严谨态度很少有别的民族能够相比，也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不过并不令人意外的一点是，伴随着一个个王朝的迎来送往，宫廷幕帏深处的密谋、王侯将相的沉浮占据了史籍的主题，这个国家的经济史相对被忽略。或许，应该作出改变了。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迥异于宋、明、清等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以工业为主导，不再是农业社会；北方大平原早已不见了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全球贸易的重要程度前所未有（即便与丝绸之路时期相比）；同样未曾有过的还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然而徜徉历史，我们仍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时而跃于历史画卷之上。譬如，官僚机构与商业精英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有时候是健康的（如宋朝），有时候很糟糕（如明朝后期）。再如，当今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如以前显著，但政府仍将农业问题视为国家政策的重心。 <h3>宋朝：第一次经济转型</h3> 华夏大地经历的第一次重要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宋朝（960～1280年），之前各个王朝，尽管总的说来经济凋敝困顿，但为宋朝时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打下了基础。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残暴，秦始皇因实现中国统一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一笔，但鉴于这位帝王焚书坑儒的暴行，以及他治下民生困苦的情形，我实在没法把自己算作他的粉丝。汉朝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但仍然未能实现经济转型，并且最终陷入国家分裂。隋朝时期，中国重获统一，在全国推行均田法（将土地耕种自由还给农民）。但隋朝将有限的赋税收入用于开凿大运河和军事远征，因而这一增长模式未能持续。唐朝迎来经济繁荣的盛世景象，对外贸易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商业（包括盐业）仍然在国家专卖制度下鲜有发展，土地国有制度最终崩溃，相应的税基消失。宋朝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在跌跌撞撞中行走了千年。 历史走进宋朝。以1127年金人攻占开封，宋王朝被迫南迁为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段时期。不论迁都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经济均达到了繁荣的程度。鉴于迁都的不菲代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宋朝时期，人均收入增长了30%，人口增长了1倍至接近1亿，与之前的一千年相比堪称革命性的变化。1127年，宋朝都城由开封迁至临安（今杭州），那时临安还只是个东部沿海的村庄。当时，大量人口为躲避金人统治而南迁。移民在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活动，官府兴修了灌溉设施，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占城稻，使得南宋经济持续繁荣。耕地不足迫使农民不断想办法开垦新的耕地，发明了著名的梯田。都城南迁后粮食运输可以借助大运河漕运，从而降低了粮食运输成本，这在此前各个朝代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可以说，这是经济繁荣的第一个理由，即农业生产力的繁荣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由于当时中国是农业经济体，这一点很关键，但还不是全部。 宋朝也是技术创新的繁荣时期。活字印刷技术带来了造纸业的兴旺，加速了教育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因而也提高了社会流动性。我们将在第六章详细谈到，时至今日，教育仍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关键。四川的商人中间开始流通起有金银铸币支撑的“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后来才知道，从易物贸易到借助货币大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敞开门户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作用。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作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术都大量涌入临安。临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罗马、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伦敦，都在它之后。 宋朝富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的生产和贸易，但民间工商业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欧洲城市中的行业公会组织被认为对创建欧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会在中国的形成，比欧洲早了500年。 但是，这些行会没有像欧洲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国自上而下成一统的官僚体系，是资本主义萌芽未获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有志于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登朝入仕。对很多人而言，这是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步入拥有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径。有学者认为，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下面还将谈到）。 <h3>长期的土地斗争</h3> 宋朝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9%和28%。请看表1.4，1993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73公顷，印度人均耕地面积为0.19公顷。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极度匮乏。随着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于耕地不足，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禁止抛荒的做法在中国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18世纪的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公共”的地块用于放牧。时至今日，土地都被用于农业耕种。 耕地的缺乏不仅深深影响经济发展，也给中国文化和饮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国饮食结构中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因而更为经济。此外还有豆类和淡水鱼类。阿根廷人喜食牛肉，仅仅是因为天赐的巨大草场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奢侈。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一般都对农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兴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用于军事征伐），印发农事指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予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并不总是将商人阶层看成朋友，这一点在明朝尤为明显。 <h3>明朝：浩大的工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向锁国政策的巨大转变</h3>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会恢复了稳定，但经济没有出现较大勃兴，科技创新也比宋朝时少了很多。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间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苛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设立这种多余的规则是官僚体系提高商业成本的惯用手法），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并对其与官僚阶层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为国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参与盐的垄断经营。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文官的机会。 15世纪初叶，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开始动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大运河在宋朝都城南迁之后被弃置，而明朝将都城迁往北京显然是出于对北方蒙古人侵扰的担忧（换成别人可能迁往相反的方向，明王朝的选择至少显示了它应对威胁的极大自信）。这一时期，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规模。约2000余艘江南制造的大船载着郑和及他的船队七下西洋，航海足迹踏遍非洲海岸、南亚和中东等地。这些探险活动花费巨大，在郑和于第七次航海途中病逝之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以抵挡蒙古人的侵扰。然而，修筑长城从未能真正将敌人挡在关外——对于对华夏虎视眈眈又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而言，不足一人高的城墙绝非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尽管今天很多人将万里长城视为华夏民族的伟大象征，但在古代，似乎很少有人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点，修建长城其实意味着中央政权将自己圈围起来撤退。明朝无疑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王朝愈加关闭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15世纪中叶，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使自己绝世而居。 外临蒙古人实力渐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联合，构成明朝的外围威胁，国内政治经济乌烟瘴气，明朝的气数最终在一场经济危机中走到尽头。17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全球白银（白银被当作货币尤其是纳税之用）贸易枯竭。白银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朝廷赋税面临绝收，雪上加霜的是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成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h3>清朝：第二次经济转型，深重的民族灾难</h3> 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清朝早期的国家治理也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清朝最初的150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从很多方面说，当时的中国好比当今之美国。满族征服者跃下马背学习农桑，他们意识到，庞大的官僚体系可以帮助巨大的帝国正常运行，当满族人骑着马匹在北方草原游牧时，还鲜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官僚制度。清朝时期他们不仅融入了华夏传统文化，还逐步自视为华夏艺术和文化的守护者。 明朝期间止步不前的粮食产量在1650～1750年间获得了极大提高，为1700～1820年迎来人口生育高峰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中国人口膨胀了一倍多，人口增长速度几乎是同时期欧洲的两倍，而人均收入增速仍保持了原有水平。这一时期还引进了很多新的粮食作物（如高粱、玉米、花生和马铃薯），丰富了食品营养。同时，农民的赋税却低于以往任何时候（直到1770年清政府开始提高农业税率）。 同时，中国的国土面积也得到很大扩张，从1680年的60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1820年的1200万平方公里——1697年征服蒙古，1683年征服台湾，1720年西藏进入清帝国版图，1757年将新疆纳入版图。福建的茶叶、景德镇的“官窑”和很多地方数不清的“私窑”烧制的瓷器远销海外，创造出巨额贸易顺差，白银滚滚而入。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整整三分之一，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体现了管理经济的高超技艺。 然而，“康乾盛世”不会永远持续。清朝中后期，腐败日益严重，农业税率一再提高，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尽管1820年之前农业生产率获得较大提高，但此后一直到20世纪末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大运河淤塞，黄河堤坝年久失修，粮食和其他货物在国内难以运转流通，乡村越来越频繁地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政府失去了民心。 正如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很多朝代曾经所为，一旦国家变得虚弱，中央政府就会进一步关闭门户——当经济下滑的时候，闭关政策也会加速。到19世纪40年代，清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没有沿海防御工事，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并非由中国挑起的与外国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生成并加剧。这些西方国家日渐强大，而中国的衰落日甚一日。19世纪中叶，英国每年买入中国茶叶，英国商人开始对只买不卖的贸易局面感到沮丧。出于扭转贸易失衡等目的，一艘艘装满鸦片的船只驶入中国。1839年两万箱鸦片被查获并在虎门销毁后，英国商人怂恿英国政府发动战争，并且，他们达到了目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海军控制了香港岛。其他外国势力纷纷效尤，在中国多个“通商口岸”划分地盘，设立租界。到1917年，19个国家控制或实际影响着中国92处港口（只有48处保持了海关关卡，其余均为外国船只的“停靠港”）。 整个国家内部也四分五裂。185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首领洪秀全揭竿广西，在农民中享有巨大威望，一时应者云集。太平天国后定都天京（今南京），一度占领了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提出打倒清王朝统治，驱逐外国侵略的口号。洪秀全不仅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在土地政策方面，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明确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实行共有财产制和平均分配。洪秀全实行清教徒式的管理方式，规定禁赌、禁鸦片、禁酒（或许他相信赌博、鸦片、酒精会削弱这个国家及其百姓）。有学者将洪秀全视为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但是，洪秀全的政权很快暴露出纪律松散、腐败、权力争斗激烈、治理能力差等问题，未能获得国内精英的支持。186年，太平天国最终被清政府和外国势力联手残酷绞杀。 然而，清王朝的命数未能延续多久，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生活，华丽浩大的皇家工程进一步削弱了清帝国的财政实力。1912年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朝统治以及封建帝制的终结。 历史的车轮迈入20世纪，但在探讨国民党失势大陆和新中国经济建设得失之前，值得追问这样一个多年来困扰中外学者的问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曾经辉煌富庶无人比肩的强国为什么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包括麦迪逊在内的一些学者，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归结为官僚体系。对于经济而言，官僚体系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着消极的制约影响——维持其利弊之间的微妙平衡，时至今日仍是大多数经济体必须面对的难题（我们将在第八章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h3>中国官僚体制的利与弊</h3> 一个专业的、受到尊敬并掌握着很大权力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的特色之一。这一制度优势明显。在欧洲，拿破仑是提倡“为有才能者开路”的第一人，比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晚了好几百年。科举制度始自唐朝，在宋朝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考试更加公平，在选拔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方面更有效率。成为朝廷官员将带来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科举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确保选拔最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入仕。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共计10000～15000人被选拔为朝廷官员，考试难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据估算，考生至少需将43万字的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 他们是社会的精英群体，而且没有反对者（党）。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后者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力量，共同参与权力的角逐。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朝代中从未出现过拥有税收权力和兵权的封地贵族。在欧洲国家，国王和王后经常需要与贵族协商谈判，通过提供贷款，提供军队，或为贵族征兵提供资金来取悦贵族。中国的帝王无须为此伤脑筋——他控制着军队，也通过官僚机构直接控制着帝国的其他资源。 中国也未像欧洲那样，形成拥有土地和权力的强大的宗教势力。这一点也是中国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极大不同。在欧洲，教会通过下辖教区收取多种赋税，手握生杀大权，能让你上天堂，也能让你下地狱。宗教势力对欧洲政坛的深入染指和控制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们资助侵略，打压政府，折腾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教会还与国王争夺民心。同样，中国的帝王无须为这些事烦忧。事实上，中国帝王扶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人生的思考方式。如果有人胆敢违反应该遵从的社会秩序，他将不能获得来世。汉代，提倡服从世俗政权的儒家在政治上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意识形态中长盛不衰的指导思想。对来世的承诺使得人们容易被有政治意图的另一群人操纵，也是不能控制来世的政府的短板。 最后一点不同在于，中国城市中兴起的各种行会坚定地服从于官僚阶层，而欧洲的行会在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发展起自己的行业规则，随着财富的增长，行会对所在城市乃至地区政坛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这一点可能是因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不是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城邦、小公国、教会、贵族都控制着部分土地。在这种分割治理的环境里，城市中的商人有足够的空间积聚财富，因而资本主义能够成气候，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金钱营造影响力，雇佣军队来保护自己。而中国在此之前很久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商人从未获得机会赢得立足之地，如果他们过于强大，就经常面临着要么被收拾掉，要么服从官僚与之合作的局面。 因而，总体说来，帝王和官僚机构自汉代以来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与这种统一的权力体系不同，欧洲的历史也是各种力量，包括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上的力量之间的角逐史。 中国的官僚体制运行了好几百年，对于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业一直在经济中占据基础地位）来说，一般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官员需要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保障军队给养，保障朝廷和自身的优渥生活。以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著称的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在治理温和的宋朝时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官员选拔制度使得有贤能的人能够进入权力体系。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有益的，意味着国王、教会以及封地贵族精英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得以避免。纵观中国各朝代的战争，莫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在欧洲，军事征服只是意味着与所有相关势力的谈判的开始。罗马衰落之后，欧洲一直等到欧盟成立，才在同一个旗帜下统一起来。当然，欧盟绝对不是民族和单个国家政府的终结。 但是，官僚体系诞生的那一天也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官僚体系是自身权力和地位的保护手段，它通过严格的管控、课以重税和垄断所有重要领域，阻止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某些朝代管控较松，如宋朝和明朝初年。但即使是在这些时期，也没能够像欧洲那样，发展起独立的富人阶层和强大的资本家阶层。 官僚体系如常运转，直到15世纪世界发生改变，欧洲步入现代社会。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不再仅仅是农业，还包括工业。这也意味着一些因素开始变得非常重要，比如教育，因为创造财富需要的是精明的头脑，而不仅仅是手把锄头掘地；比如技术创新，因为工业不仅创造出生产手段，还对科技进步产生了激励。创新精神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创新精神提出问题，然后去寻求答案，在这一过程中寻求进取，因此势必与既有权威及旧的生产方式发生冲突。 李约瑟认为，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体系碰到了障碍，它不能够使自己服从于新的权威和科学方法，不愿意工商业继续推动创新。此前通过旧有方式取得的成功，富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地位日渐巩固的儒家思想（主张稳定压倒一切），都意味着旧的体系依然存续。同一时期，西方在工业、技术和企业的合力之下日渐强大，继而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价值创造，进而带来财富。 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Lord Mc ey）精心筹划后来到中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这个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场景是清帝国断然拒绝了英国的贸易请求，也因而带有几分这个古老帝国对西方世界的睥睨韵味。事实上，当时英国真心希望开展对华贸易，以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600个箱子里，装满了行星仪、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各式各样最新式的数学仪器。至少在麦迪逊等学者看来，乾隆皇帝和他的朝廷未能，并且也不愿意认识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进步，已经显露出几分清帝国疲弱和无知的迹象。 扯远了，还是回到1912年，继续我们的故事。 <h3>民国时期：经济遭遇更多灾难</h3> 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均GDP已降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随后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状况极其糟糕。1890～1952年间，人均GDP年增长率为零（经历了好几次经济衰退），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整体GDP年均增长仅为0.6%。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基本上陷于停滞。1928年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宣布了部分减税措施，如裁撤厘金税（清咸丰时期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饷而对国内土货交易征收的一种税），并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进口关税（外国势力继续通过协定关税获得关税收入，直到1943年条约港口被废除）。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中央银行，引进纸币发行，当时央行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断印钞，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主要是军费开支。纸币的泛滥导致1937～1941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间经济的积极方面表现为外国对华投资较为繁荣，截至1933年，中国GDP的2.5%是外国企业创造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将近一半投向上海，其余主要投入东部沿海铁路建设。铺设铁轨长度从1890年的10公里，增加到1950年的22238公里。当然，这些外国投资并非纯粹的商业投资，尤其是在许多领域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华北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国共内战，经济政策或国内经济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均GDP已降至1890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又输掉了60年。 <h3>中华人民共和国</h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完全由政府接管，强有力的官僚体系制定所有政策。这是非常有20世纪特色的官僚体系，以发展工业为重心，彻底摒弃旧的经济管理方法。但是显然，这一官僚体系与古老的传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经济政策沿袭苏联模式，核心的计划经济指挥中心坐镇北京，分配拨付全国的资金和主要资源，组织交通，制定价格，将国民经济与外部世界分离。权威部门寻求科学的方法组织经济，进行大量复杂的数学运算，以实现供需平衡。 中共执政的前30年，国民经济和人均GDP均有所增长。根据麦迪逊的估算（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1950～1977年间，中国人均GDP翻番，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了34倍。我们分别看看农业和工业领域发生的变化。 麦迪逊提醒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中国农业并非真得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封建”的，至少不是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没有贵族治下的大片封地，虽然有富裕者和相当普遍的贫困；也没有形成封建庄园，大多数农民靠耕种自己的土地生活，或为他人耕种获得相应酬劳（而在真正的封建制度下，农民或农奴仅能糊口而已）。革命之前的一项调研显示，只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土地，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到1.7亩，可以养活6口人。然而，中共对于农村土地改革有更宏大的规划。农业改革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实现农业对工业的哺育。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借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但并非照搬，中国农业集体化（公社）的规模较苏联扩大很多。 20世纪50年代初，将近半数的耕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4%的人口失去了土地，60%的人口获得了土地。土地重新分配后，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层政府组织成立互助组，按生产需要统一调配劳力、耕牛和农具。1956～1957年，平均每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了160户农户的土地和劳力，只有5%的集体土地由个人耕种蔬菜和其他作物。到1958年夏，1.23亿农户并入260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4600户（是苏联集体农庄规模的30倍）。由此开始了红红火火的“大跃进”，那一时期，几乎所有土地都由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被寄予自给自足的厚望。但是，由于农业管理不当，农民种粮意愿低落，造成粮食收成崩溃。灾荒发生后，一些灾情严重的省份没有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救灾，因为请求调粮就等于表明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58～1962年间，至少600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 1962年以后，农业集体化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约由30户农户组成的生产大队是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保留和扩大，农贸市场悄然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有勇有谋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安徽和四川的农户开始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事实上的自主权。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知道，是载入史册的。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30年农业增长率是第一个30年的两倍多，人均GDP约为第一个30年的三倍。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政策，包括“大跃进”，或多或少旨在尽可能多地从农业中获取资源投入工业。没有人真正关心服务业——事实上，教育、医疗、食品和娱乐，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供应的。与以前相比，第二个30年获得最大发展的是服务业。 大量的工业投资最后被证明是浪费，但根据麦迪逊的估算，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情况还差强人意，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3.1%。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生产率增长加速到4.8%。考虑到工业起步阶段面临的巨大困难，取得这样的进步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苏联停止对华工业援助，意味着中国失去了资金、设计规划和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导弹袭击的担忧，中国将重要工业向内陆和西部搬迁。搬迁过程花费了巨大成本，造成了工业发展的断裂——就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运输而言，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到6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经济陷入停顿。到7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和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巨量的数学运算过于复杂，不能总是正确地解答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办法收集并处理计划者需要的所有信息，还缺乏对工作、科技创新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激励机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欧洲和大部分亚洲经济体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明显更有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最高领导层中的开明者意识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的局限性。 <h3>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h3> 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意识到，需要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帮助宋朝实现了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他们看到，中国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与否。他们也意识到了开放所具有的极大优势，不再试图自给自足。开放是伴随着国内改革而生的。似乎可以断定，邓小平和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于党的机关及各机构盘根错节的关系能否独立于外部世界，保障中国经济的成功运行心存疑虑。开放带来的竞争自有其优势。今天，最初的改革步伐迈出3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哪些重大问题？本书的其余章节将一一道来。 第一篇 中国经济增长 第二章 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 作为一名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我经常满世界飞来飞去见基金经理和企业人士。我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报告里那么多中国经济数据你信多少？”有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但提得更尖锐更直接。我在中国有时也听到人们质疑官方数据似乎与实际有些出入。中国人管这叫数据“有水分”，就是里面掺了水的意思。比如说，2008年以前的通胀率真有那么低？怎么城里人觉得生活成本嗖嗖地涨？2007～2008年房价涨幅果真只有官方数据揭示得那么小？很多人的体会要深刻得多。最近五年城镇失业率果真不足5%？全球经济陷入几十年不遇的严重衰退，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十分疑惑，在这种环境下，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怎么还能保持6%以上的同比增长率？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年初，我还经常被追问“中国经济真的在增长吗——还是已陷入衰退？”一些批评者对经济数据的质量提出过激的批评。但是也有一些严谨的学者，通过严谨的分析，对一些数据的真伪提出了有依据的深刻思考。 因此，本章我们将谈论统计数据——希望我能够站在一个公正无倚的立场上。本章的第一部分将分析最重要的经济数据GDP。简单地说，GDP是某一经济体在一定期间内，通常为一年，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值。面对中国GDP数据的质量，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部分学者认为某些时候的GDP数据是“有水分”的，尤其是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比如现在。持此观点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en holz），他对中国经济数据研究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超出你的想象。 当经济学家怀疑官方数据可能含有“水分”时，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找出尽可能多的经济增长率的“代理”指标，包括国内货运量、用电量，这些指标能够代表整体经济活动状况。但是，正如我曾解释过的，由于这些指标自身往往存在问题或倾向性，对待这些指标也要十分谨慎。但我仍然认为，有理由相信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不会超过6%。 <h3>经济增长数据存在的问题</h3>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显著意义，很多人迫切想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认为数据统计有误，或者更糟，是伪造的，那就会有问题。不但中国的形象可能受损，也会干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层需要作出为经济降温还是加油的重要决策，他们需要得到正确的数据，否则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麻烦。 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是，地方政府层面有时出于某些动机和考虑，可能高报或低报数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往往看他们吸引了多少投资（尤其是外资），实现了多少税收，最重要的是看上报了怎样的经济增长数据。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些激励因素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一般会上报好看一点的数据。但这还不是数据出现问题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普遍存在的客观原因，需要得到足够的认识： 1.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伴随这一事实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仍然缺乏发达国家通常具备的成熟的数据报告体系。事实上，中国在拓宽数据涵盖范围方面远远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还不能做到及时核算GDP。比如，我在中东的同事几年来一直在没有官方通胀数据的情况下做研究，他往往要等到一年过去了大半年之后，才能看到上一年的GDP数据，更有甚者，两个政府部门发布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度GDP，他简直要晕菜！ 2.同时，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飞速变化的经济体。昨天向你提供数据的企业今天可能就消失了；昨天接受你调研的农民工，明天可能不知去向了。发布数据的部门不断改进统计方式——当然这是好事，你可以得到更好的数据；同时也有不好的方面，因为你没法拿新数据与旧数据比较，也就得不出一个清晰的趋势。在一个经济增长稳定、没有处于结构性变化中的成熟经济体做数据统计相对简单，在类似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做统计可不容易。 3.中国的统计体系还不得不面对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事实上，1968～1972年间，政府统计部门被关闭，特别遗憾的是这期间数据收集也中断了。更可惜的是，大量统计人才连同他们的统计知识一起被扫地出门。当统计机关重新恢复的时候，很难找到合格的统计专业人才。重新培养统计经验和统计人才花费了很长时间。 4.另一个问题也与历史遗留因素有关——当前的统计体系在掌握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生产数据方面非常有优势，但在服务业统计方面较差。服务业是以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为主构成的，比如餐饮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服务业统计薄弱的原因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业生产在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服务业则无足轻重。统计的基本核算原则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aterial Product System，简称MPS），从未真正进行服务业核算。20世纪80年代，核算原则转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ts，简称SNA），这一原则对服务业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历史遗留问题仍以多种方式存在。例如，仍然没有针对服务业活动的每月估算数据，零售额数据仅体现部分消费者的行为——其中包含大量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公款购买，因而不能称其为可信赖的私人消费指标。 5.中国地域辽阔，因而也非常多元，这种多元化的简单平均（很多官方数据通常是这样处理的）往往会掩盖很多内容。生活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意味着你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与四川乡下或东北的哈尔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意味着某些时候统计数据对你来说意义不大，似乎并不符合你的实际体验。这也许是数据出了问题，也许说明你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一点在2009年体现得尤为明显，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明显感到阵阵凉意，而天津却贴出了令人大为惊异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 所有这些问题也为全国上下统计部门的人士所充分了解，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进统计工作，这是很积极可喜的一面。例如，他们通过亲自进行大量调研，以验证各地上报数据的精确性。下面我们会一一提到统计部门在改进数据统计方面取得的进展。 但是首先，我们来重温一下几年前那场关于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经济数据真实性的国际大辩论。 <h3>1998/1999年GDP数据争议</h3> 十余年之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国际国内因素的猛烈冲击之下，中国香港、泰国、韩国和印尼经济剧烈收缩。这场危机的震中在亚洲，并波及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对发达国家造成影响。中国的出口市场，包括美国和欧洲，均出现了经济减速，外国投资流入也减慢了速度。对中国而言尤其要紧的是，国内经济尚处于1994年为经济过热降温的宏观调控影响之中，面临很大挑战。与此同时，国企改革留下的摊子需要花大力气收拾。90年代中后期，数百万人因国企改革而下岗，私人部门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内外因素夹击之下，1998～1999年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到1999～2000年前后，世界贸易回暖，国企改革高潮已过，私营企业受到更多政策扶持。住房制度自1998年起发生重大改革，取消福利分配住房制度，商品房市场逐步建立起来，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巨大提振，也为未来几十年消费加快增长打下了基础。 然而在经济学家眼中，1998年显得非常神秘。从官方数据看，1998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7.8%。在部分学者眼中，与当时人们实际感受到的痛苦相比，这一数字显得奇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认为，1998/1999年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数据“完全与现实背离”。据他估算，这两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多只有2%，1998～2001年间的累计经济增长在0.4%～11.4%之间，而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前的数据）为34.5%。“'s o Catistics？”，2001，and“Ced Catistics”，Cives，No.33，June2001为证明其观点，罗斯基列举了农村收入停滞、下岗工人骤增、存货积压、钢铁生产下滑等报道，指出家庭支出增速远远低于官方零售额增速，进而提出地方政府在追赶中央增长目标（8%）的压力之下上报了高出实际水平的经济数据。罗斯基的所有上述观点均为公开发表，并提交中国国家统计局。 为佐证其观点，罗斯基还比较了其他一些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我们称其为“增长代理指标”。 罗斯基首先分析了能源产量。1998年发电量平均增速从上一年的4.5%降至仅增长2.5%（但1999年下半年又有所反弹，使1999年全年发电量平均增长达到6.8%）。罗斯基还考察了航空旅客数量，1998年航空旅客数量仅增长3.4%；而据他估算，如果当年实际经济增长真正接近8%的话，航空旅客增速应接近19%。罗斯基使用的另一个指标是进口。如果一国进口需求较大，该国货币币值稳定（当时人民币稳定），进口贸易壁垒没有发生改变（当时中国进口关税壁垒没有变化），则进口应该是体现国内需求增长的一个良好指标。我们可将进口分为加工贸易进口（用于组装后再出口的零部件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能够更好地追踪和体现国内经济活动状况。一般贸易进口1997年同比下降5%，1998年几乎为零增长，1999年又快速回升至31%。同样，进口指标也表明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不佳。 <h3>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后，争辩升温</h3> 不久前，香港理工大学的伍晓鹰（ ry Groicism about tatistics”，Revieh，June2002，他主要计算了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而官方数据记录的是产出的价值（因此随着价格的变化后者的意义会减弱）。伍晓鹰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方数据高估了工业产出，80年代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他的论文是重建更为精确的中国工业数据的首次系统性尝试。 伍晓鹰还潜心研究了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通过这次普查，验证统计样本和使用数据的准确性。此次经济普查的一大发现是，服务业的规模远大于预想。并且，普查似乎还发现以前的数据明显忽视了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国家统计局以平均每年0.5个百分点的幅度上调了1994～2004年间的实际GDP。此1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具有很大的影响，意味着统计部门必须将2004年经济总量提高约17%，从13.7万亿元调高到16.1万亿元。这就好比发现印度尼西亚藏在新疆戈壁滩的沙漠里。 伍晓鹰对这一修正提出了疑问。国家统计局在1994～2004年间并未进行价格统计。但修正实际GDP的方法应该建立在具备新的、准确的价格数据的基础之上。伍晓鹰因而推断，国家统计局勾勒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GDP增长趋势，然后相应调整了物价平减指数（即每年价格的整体变化）。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对这10年的价格变化作某种假设。当然，统计部门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得出大致价格走势，但具体如何得出物价平减指数并不为外界所知。 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如上文所及，国家统计局上调了1994～2004年间历年的GDP数据，除1998年GDP增长率仍为7.8%未变。与罗斯基一样，伍晓鹰也认为，这一显示经济微弱放缓的数据与当时中国经济中实际发生的其他情况相比显得有些蹊跷，因此，他再次用自建的工业增长数据系统进行了测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伍晓鹰的数据关心的是产出的数量，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式关注于产出的价值。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关注数量可以避免每年价格变动（价格趋势很难掌握）造成的影响，也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夸大产出价值。由于检验产出的数量比价值要容易一些，伍晓鹰的方法有其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他不得不对价格作出估计。这是很困难的。经伍晓鹰估算，1978～2002年工业产出的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6.2%，低于官方的20.4%。他认为，1998年中国工业收缩（负增长）近7%，在此前的1996/1997年，基本没有增长。换而言之，伍晓鹰的数据支持了罗斯基的观点，即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大大低于官方数据显示的增长率。 伍晓鹰还与麦迪逊一道，重现了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GDP增长率。他们使用伍晓鹰测算的工业产出数据，以及来自其他渠道的农业和服务业数据，得到整体经济数据。经他们估算，1978～2003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9%，较9.6%的官方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修正前）为低。他们二人对1998年经济增长的观点是，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并不大。他们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0.3%，1999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6%。“Measuring a's Eic Performance”，orld Eics，April2009. <h3>官方数据的支持者</h3> 大多数有争议的问题总会至少形成两派观点。罗斯基和伍晓鹰的观点自然也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驳。一些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学者认为，1998年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不像罗斯基等人所宣称的那么剧烈。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g Eidicatorsin Post tO a”，1997～1999年间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5%、10.7%和19.4%。由于税收主要由工业增值活动贡献，GDP也是一个增值概念，税收数据能够成为体现经济增长的良好指标。税收数据显示，自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走出一个V字型的快速恢复态势。这说明1998年的情况不像罗斯基说的那么悲观。拉迪还研究了进口数据，进口自1999年开始回升，拉迪据此驳斥了罗斯基宣称的中国经济在整个1998～2001年间持续低迷的观点，他认为1998年的实际增长速度与官方数据相比存在一定距离，但绝对没有罗斯基说的那么大。 罗斯基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学者，他对批评声予以认真的回应：官方税收数据或许不是一个可靠的体现增值活动的指标，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是因为创收能力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地方每年需要完成一定的税收指标。我们知道过去（有人猜测甚至包括现在），地方政府在预算之外保留着一部分收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部分收入被称为“预算外”收入。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国家预算制度进行了系列改革，以规范地方收支核算。而1998/1999年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地方政府通过将预算外收入转入预算内，提高税收收入以完成年度指标。将预算外收入转移至预算内是虚增财政收入、平滑财政收入波动的巧妙手法。罗斯基断言，1998/1999年，这种做法可能更加频繁。 至于进口数据，罗斯基认为，在90年代末的缉私措施打击下，通过官方口岸进来的进口增多，这意味着进口数据也不是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可靠指标。 此外，发电量数据的统计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当时很多独立的发电企业并未纳入官方样本中，同时很多企业自行发电以弥补电网供电的不足。因此，发电量和电力消费数据失去了衡量整体经济走势的能力。 总之，罗斯基坚持己见，拉迪疑虑未消。 <h3>经济指标的局限性</h3> 香港科技大学的穆嘉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Fast，Clearand Accurate：put and Eic Groistics？”，2003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了中国统计体系，并写下很多令人惊异的发现。他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为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 他指出，国家统计局已采取让大型企业直接上网填报数据的方式来改进数据收集。另外，统计局还通过城调队和农调队对城乡家庭收支进行调查，并进行工业调查。这两种方式可以有效避免上报体系造成的地方政府虚报动机问题（地方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其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大队实行垂直管理，人员工资和晋升不受官方政府管辖。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近年来全国官方GDP显著低于各省上报的数据。原因就在于除地方上报数据之外，国家统计局还用自身调研数据验证实际情况。这在若干年前还是不太可能的。 上述一番话之后，穆嘉接着表达了他的忧虑。他研究了2004年经济普查后对历年经济增长数据的修正，“Catistics：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并尝试以国家统计局采用的运算方式重新计算这些年的GDP数据，结果发现了几点矛盾之处。他认为这是由数据修正引起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当经济增长放慢时，官方GDP数据有包含“水分”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与罗斯基类似，穆嘉同样指出了一些经济增长指标存在的问题。这一教训需要铭记。2008年底，一些分析家质疑第四季度6.8%的GDP增速，原因是该季度发电量降至零增长。他们认为，从发电量看，中国经济已陷入停滞。但实际上，近年来的发电量数据也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倾向问题。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是用电大户，如果这些行业生产停顿，发电量数据将迅速随之剧烈下跌。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停顿。 还有其他一些指标能够较好地反应经济运行状况，货运量是其中之一。交通部和国家统计局直接向铁路、港口和大型运输公司收集数据，同时自己也进行一些调研。一个明显的积极意义是，很多私营企业的货物运输应该也被纳入货运统计。尚显不足的方面是，与铁路运输相比，由于河运和公路运输的经营者多为私人，未被纳入官方统计，很可能存在低报。 他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很多经济指标本身。拿能源消耗量来说，穆嘉认为其调查覆盖范围极窄，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经济增长指标。其他研究也指出，小煤矿的关闭、小型发电厂的扩张以及企业自身发电量的增加，都没有进入统计体系，都对数据产生着影响。某公路运输公司开展的关于汽油消费的独立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汽油消费量的增长比官方货运数据揭示的快得多，意味着后者低于实际。穆嘉经过仔细比较数据还发现，90年代货运数据的变动与工业产出之间的确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80年代没有）。 我们创建的渣打中国货运指数，涵盖了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数据。在我们看来，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工业活动态势。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最早始于1999年，没有之前的历史数据。从货运指数可明显看出，2001年中国经济放缓，之后开始了新一轮增长周期。2003年初SARS疫情暴发使得这一轮增长受到短暂的干扰，货运量大约在一个季度内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收缩。但在2004年又表现出强有力的反弹。出于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中央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措施为经济降温。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货运经济增长既快又稳。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工业经济的黄金岁月。但到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2008年底货运量增速再度跌入负增长区间。自2009年春节前后开始，中国经济呈现强劲的V字型复苏态势。 先回到对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些指标的话题上来，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指标只能告诉我们一部分故事。这些指标大多反映工业经济——目前还未发现能够很好地跟踪服务业状况的指标。而且，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发现，服务业的发展十分迅猛，大量服务业活动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体系。服务业成为非正规经济（不纳税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将各经济指标运用于整体经济时需要十分谨慎。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1998年GDP数据引发的学界争议？以下是我的几点总结： 1.争论的焦点是1998年的官方GDP。无论各种经济指标分别存在怎样的问题和局限性，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所有这些经济指标都表明，当时经济放缓的程度要比官方数据显示的严重。 2.财政收入和进口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经济并未停止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率为3%～4%显得较为合理，尽管伍晓鹰和麦迪逊的研究显示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 3.从大多数经济指标的反弹看，1999～2001年的官方GDP数据是比较健康和符合实际的。罗斯基认为的经济持续疲软证据不足。 4.统计部门在样本搜集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仍需对一些数据保持谨慎，尤其是GDP等宏观数据。 5.反映经济态势的经济指标是有用的，但需要仔细运用，多项指标综合比较、互相印证好于单独运用。 <h3>当前经济实际状况</h3>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步伐已从始于2002年的黄金岁月减慢下来，现在又恢复了增长势头，而且势头强劲——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 同比数据告诉我们的是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多少。同比方式可以消除季节性影响。很多国家在一年之中存在着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变化。中国是在春节前后或年末会计年度结束时，表现出较大的季节性效应。银行一般愿意在年初几个月放贷，政府好像喜欢年底突击花钱。但如果我们一直将某一期间的数据与历史同期相比，则不必担心这些因素造成的干扰。通常我们将1月和2月的数据放在一起平均以剔除春节因素的影响。 但是，同比数据不能过多地告诉我们短期内经济增长的情况和动能。所以，我们还需看季环比GDP，如果要想得到更新的信息，还可以看月环比数据。但环比数据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季节效应。季节性因素，尤其是春节，会给数据带来很大的干扰，导致数据失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研究长期的季节性影响，并据此对数据进行调整，即进行季节性调整。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季节性效应非常大，因而进行调整时产生的误差幅度也很大。GDP数据就是这样——潜在误差很大。因此，对于季环比GDP数据，例如2009年前三个季度季环比增长率分别达到1.3%、3%和2%，仍需谨慎对待。 中央政府明确将“保八”作为200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或许也是2010年的目标。现在看来，2009年的增长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只是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统计上的8%，更重要的是看到实实在在的增长和就业。弄清实际经济状况非常重要。 <h3>谨慎看待各类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h3> 为了验证整体经济增长数据是否准确，我们还需将各类经济指标加以比较印证。在比较的过程中需要十分细心。不能看到发电量持续下滑就据此断定中国经济陷入了衰退，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本节的下半部分，我们分别观察各类可用的经济指标，一一分析这些指标反映宏观经济态势的局限性。但在开始之前，先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这里讨论的各类经济指标都是同步指标，它们有望告诉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而不会预言明天将发生什么。事实上，我们希望找到若干可靠的经济领先指标，能够告诉我们明天将要发生什么。新增银行信贷是最佳备选之一，但并不总靠得住。 第二，这一点上面也提到过。这类指标大多告诉我们工业活动如何如何，而很少涉及消费和服务业，因此忽略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中国经济。 第三，这些指标大多描述工业活动，而不是增值数据。而GDP是一个增量概念。一般情况下，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但意识到这一点是有必要的。企业或许总是一派繁忙景象，但不见得一定在创造新的价值，因而实际创造的GDP增长率是有限的。 市场较为重视的指标是采购经理指数（PMI），这一指标由对企业采购经理就企业订单、投资计划、用工计划、库存等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生成。指标位于50以上表明大多数企业经理报告本月情况好于上月，位于50以下表明形势恶化。官方制造业PMI从2008年7月开始降至50以下，之后持续恶化，从2009年2月开始又重新回到50以上。2009年10月。非制造业PMI指数2008年的下滑幅度要弱一些，在2009年春节后也出现了改善迹象。可以看出，市场对PMI数据好转反应非常强烈，相信这预示着V型反弹。市场一般认为PMI数据不存在人为因素。唯一的问题是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据的比重过大，不知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状况。国有行业当然是经济刺激方案的极大受益者。另一个非官方的PMI（汇丰银行与数据提供商Markit共同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自2009年4月开始也出现好转，暗示私人部门制造业活动也在恢复之中——尽管出口行业的日子大多还不好过。 接下来，我们来看财政收入数据。我们知道，税收建立在增加价值的活动基础之上，因此税收应该是一个能够较好反映经济增长状况的指标。2008年第四季度全国税收增长率降为零，2009年第一季度再次下滑，同比下降8%，第二季度同比增长3%。2009年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大降27%，第二季度企业税收继续下滑。个人所得税第一季度增幅平缓，第二季度略有上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停止了增长？当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仍需对财政收入数据保持谨慎，这是因为： 1.政府收入来源发生改变。2007年一直到2008年初，红火的房地产和股市交易创造了大量的相关税收收入。这些收入应该体现在官方财政收入数据中，并驱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可能仍未进入财政收入数据，而进入“预算外收入”，但规模很难确定）。随着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急剧萎缩，相关财政收入拖累整体财政收入滑坡。而且，2008年企业利润发生巨大变化，亏损企业对整体企业利润增速产生了较大冲击。 2.部分财政收入可能被列入预算外账户。地方在完成了全年财政收入任务之后，希望将超额完成的收入尽可能多地悄悄留在地方，放在预算外账户内。当2009年“雨天”真正来临时，为刺激本地经济留下余地。 3.由于现金流原因，企业缴纳所得税的时间可能推迟——税务机关2008年度的征税指标已于9月完成，因此年末对企业会宽松一些。税务机关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实现2009年的征税任务，人人都知道2009年是非常难熬的一年。 4.税率发生变化。2008年1月，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自33%降至25%（外商投资企业在五年过渡期执行25%的税率）。税率降低导致2008年全年财政收入降低，而不仅仅是第四季度。2009年1月1日起在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企业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由此导致的增值税降低可能影响2009年税收增长趋势。由于增值税在政府各类税收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2009年1月以后在观察税收数据时要考虑这一因素。 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税收增速的降低可能夸大了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经济放缓的程度。与此类似，当2009年经济复苏时，税收数据也是滞后的。同时，我们在看待整体财政收入数据时也要特别小心，因为其中包含了非税收入。2009年6月，整体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反弹势头十分令人惊讶，但同期税收增长只有12%，一方面可能是地方政府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的结果；另一部分收入来自非税收入，可能是2007～2008年间地方政府获得的卖地收入，2009年年中交给中央，以满足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但到了第三季度末，整体经济的复苏或许已从税收收入的好转中有所体现。 下面来看发电量数据。在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之后，发电量自2008年夏天以来陡然跌落。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滑坡？是的。我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多多少少减慢了，尽管是短暂的。前面提到，工业用电占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二，因此发电量数据只向我们展示了整体经济的一部分。而在各工业部门中，重工业又是用电大户，绝大部分用电量集中于铝、钢铁、铜等生产企业。这些行业受建筑原料需求大幅下降和2008年第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突然调整的冲击，存货大量积压，很多企业不得不减产或停产。因此，这些行业的发电量需求大幅下降。但同时如果看非能源密集型工业，我们会发现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它们的产量出现剧烈下滑。换而言之，整个工业部门的增长大范围放缓，同期农业和服务业没有受到冲击。这些数据暗示2008年第四季度工业部门进入负增长，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出现微弱的恢复。2009年6月，发电量开始上升，同比增长5.5%，表明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开始恢复。进入第三季度后恢复势头继续得以巩固。 货运量的变化可以较好地体现工业增长。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水路运输出现明显回落。水路运输具有成本低、安全性高等优势，非常适合煤炭、钢材等货物的运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需求受到巨大影响，煤炭和铁矿石库存居高，这两个行业下滑幅度尤甚于其他行业。直到进入第三季度，水路运输似乎仍未表现出复苏迹象。 铁路运输方面，2008年第四季度也出现下滑。铁路运输数据可能是质量最有保证的货运指标（铁路全部为公有，数据集中上报），但铁路运力不足影响着数据质量。以2004年上半年为例，当时经济活动十分活跃，水路、公路运能利用率急剧扩张，但铁路运输没有扩张。原因是运力不足——车厢和铁轨不够用，到现在也一样不够用。2008年初我在新疆调研时发现，令很多企业头痛的是找不到车皮运出产品，运回化肥和饲料。一位挺有能耐的老总以不无得意又疲惫不堪的口吻说，他一路拜佛拜到地方最高党政领导那里，才求来几节车皮把生产的棉花运出去。这意味着铁路货运增速从来赶不上公路和水路货运增速，但在2008年11月，铁路货运增速也陷入负增长，到2009年第二季度末，才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公路运输数据保持强劲增势，未受太大影响，但这一指标存在的问题是，可能没有反映只拥有一两台车的“作坊式”私人运输，以及制造企业自行组织货物运输的情况（数据样本只包含特定的运输企业）。全球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以来，小运输企业的经营受到很大影响。公路运输数据表现出的弹性值得关注。 2008年第四季度，航空客运业进入寒冬，航空旅客周转量出现负增长。随着各航线票价全面降低，每客位收入直线下降。航空业首当其冲，受到企业、政府大幅削减开支的冲击，因而对于经济放缓十分敏感。铁路仍是最为大众化的出行方式。然而有意思的是，2009年第二和第三季度，铁路客运量没有回升，而是基本与上年持平。 接下来看进口数据。这里需要将两类进口加以区分。2008年第四季度加工贸易进口名义增长率大幅滑坡，这一类进口主要反映了全球经济活动状况，而不是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状况。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仍处于收缩之中，因此加工贸易进口继续受到影响。而同期一般贸易进口滑坡出现得并不像加工贸易进口那么早，但也在2008年第四季度进入了负增长。这是否暗示工业经济走入衰退？ 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是名义进口增长率。2008年下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平均从高点跌落40%～50%。因此，即便进口数量未变，进口金额也会减少。我们没有好的办法得出一般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但可以看到进口，包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的实际增长率。我将结果显示在图22和图214中，同样可以看出2008年第四季度进口明显收缩，其原因不仅仅是加工贸易滑坡，也是因为第四季度工业经济遭遇严重收缩。到2009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实际进口明显回升，进口增长率基本回到零的位置，换句话说，接近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主要进口商品的数量来观察，2008年第四季度进口量增长急剧放缓，到2009年第一季度，随着钢铁生产企业抓住原材料价格低廉的时机，并在经济刺激方案将大力提振钢材需求的预期之下大量补进原材料，铁矿石进口大幅增加。2008年第四季度，随着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原油进口同比增长也变为负值，2009年第一季度恢复了一些，第二季度大幅增加。再次体现了工业部门以放缓的状态进入2009年，然后开始较为强劲的反弹。 如上所述，这些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服务业和私人消费的情况，因此也就漏掉了农业和服务业（占整体经济活动的55%）。那么，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消费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里也有点让人困惑。这一期间零售额保持旺盛态势，尤其是进行物价调整之后（物价自2008年开始回落），似乎中国消费者并未受到乱成一团的全球经济的影响。消费者信心数据却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似乎很多中国家庭的信心被发生的事实所撼动，直到2009年2月仍未恢复。从快餐业到服装业到移动通讯行业，很多商家在2008年第三季度左右就感觉到生意难做了。而销售额数据未能体现出家庭支出的放缓，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零售额数据中包含了政府和企业的团体采购，而且也未捕捉到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很多消费行为。消费者信心的低潮似乎出现在2009年第一季度，从第二和第三季度开始，央行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逐步攀升。 其他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消费受到冲击。商品房交易量和汽车销量下降。快餐、批发零售等消费行业也出现了生意转淡的情形。换而言之，2008年第四季度不仅工业部门出现剧烈收缩（出口跌落是部分原因），而且整体消费也趋缓。 2009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似乎恢复了活力。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3月商品房成交额重回增长态势（同比增长15%）。第二季度已售房屋面积大幅飙升。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是很多原因促成的，包括税收优惠、按揭利率降低以及房价走低。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振兴房地产市场的因素，但人们对于刺激措施作出的反应释放出令人深思的信息。 到2009年10月，多个城市商品房销量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房价冲高，挑战着很多人的支付能力。很多城市的房价在2009年的涨幅达到30%～40%。但是对于开发商而言，时机大好：它们已清空了库存，现金流充裕，有能力再度增加土地储备。我预计2010年随着新房供应上市以及信贷收紧，房价将出现一些波动，但我并不认为房地产整体处于泡沫区间，房价跌幅也不会超过20%。 2009年第一季度汽车销售额继一段时期的低迷之后出现反弹。购置汽车属于大额消费，因此汽车市场回暖是积极的迹象。有观点将汽车销售回升视为车辆购置税下调的短期刺激作用。自2009年1月20日起至当年年底，1.6升排量以下车辆购置税由10%降至5%。税收优惠的效应应该已经消失了（得要承认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截至2009年9月汽车销量一路攀升，2009年前9个月共售出了约720万辆小汽车。 零售额持续走强显示，背后起作用的不仅是减税——人们拿出积蓄和增加的收入购车。 2009年初，当美欧消费者为行将不保或已经失去的饭碗、所剩无几的存款上街游行时，中国消费者似乎还在为有工作而庆幸（尽管这一年加薪无望，甚至荷包还会缩水），为无债压身而备感轻松。并且，中国人似乎还愿意花掉一部分储蓄，尽管中国人不如美国人那么富裕，还不能在规模上取而代之，但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仍不失为重要的积极因素。 <h3>观察经济活动的新方法：渣打中国工业活动指数</h3>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类指标绘出了一幅喜忧掺杂的晦涩图景，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为将多种经济指标放在一张图中加以综合比较，我和同事李炜尝试将多项指标糅合成中国工业活动指数（Crial Activity Index，CIAI）。我们认为，这一指标是衡量工业活动的良好指标（但还没有发现衡量消费者活动的理想指标）。中国工业活动指数是由以下四项指标构成的： 1.工业产出。该指标追踪矿业、制造业以及公用事业（电力、水、燃气）等行业的工业产品生产总量。覆盖产品范围广泛，从原油加工品、电力产品，到盐、服装等。工业产出以实际数量单位来衡量。2007年工业部门对GDP的贡献率高达43%，因此工业产出是体现整体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2.渣打中国货运指数。我们的这一指标包括铁路、航空、公路和水路货运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这一指标的走势与整体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很强。 3.银行信贷增速。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贷扩张，经济反弹的任何迹象极有可能从这一指标中显现出来。但只有银行信贷的实际购买力才具有价值，因此我们以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作为通胀指标对银行贷款的名义增长率进行了调整。2009年上半年银行信贷的迅猛增长显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刺激，这一时期中国货币供应增速在全世界最为可观。 4.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该指标衡量中国对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数量，我们视其为体现整体国内需求增长的良好指标。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购买力相对稳定，并且关税壁垒未发生变化，该国进口增多则表明国内需求增加。但该指标会受到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影响。 我们分三个步骤测算工业活动指数。首先计算各构成指标的同比变化率。对那些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指标（如景气指数），以当期（t）与前期（t-12）数据间的算术差作为近似同比变化率；其次，将各构成指标的同比变化率除以其标准差，这样可以使各构成指标对综合指标变化的贡献率平均化；第三步，对调整后的综合指标同比变化率取平均值。它的波动性大于GDP数据。近些年工业活动指数表现出的特点包括： 1.1997年下半年，工业活动指数急剧下滑，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经济减速，1998年指数反弹，表明1998年经济并非近乎零增长。 2.2000～2001年，工业活动指数增长缓慢，之后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前出现反弹。 3.SARS疫情过后，2003年下半年开始，工业活动指数显著加速。2004年上半年开始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突然走低。 4.2005～2006年，中国经济开始重拾升势，到2007年增长加速。2008年经济活动减速，原因主要是信贷控制和美国经济危机造成的出口滑坡。 5.2008年最后两个月，工业活动指数进一步恶化，降至负增长，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低工业增速。 6.2009年前两个月，工业活动指数开始回升，银行信贷迅猛增长可能是原因之一。 7.2009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工业活动指数出现清晰的V字型反弹。反弹之强劲，反弹时间之早超乎我（和大多数人）的预期。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从各种指标和迹象看，我很难相信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能达到6.8%，2009年第一季度能达6.1%。 我猜想实际数字要低很多，因为此次经济放缓的程度超过了1998年。估计GDP同比增幅在3%以内。但从2009年3月开始，工业部门开始稳固，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活动似乎也恢复了元气。采购经理指数、货运量、发电量和其他经济指标都显示，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非常强劲，继上季度之后出现V字型反弹。无疑，年初以来银行信贷爆炸式增长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工业领域很多行业出现了V字型复苏，同样出现强劲复苏的还有主要消费领域，尤其是汽车和房地产市场。增长动能有望延续到2009年底，还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客户反映，2010年订单形势不错。 从很多行业的增长动力，以及从企业客户反馈的信息看，到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关于GDP数据的风险不是高报，而是低估。而在2009年初的时候，很少有人，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能够预想到还有这种可能。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信贷增长，2009年上半年新增人民币信贷超过7万亿元，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新增信贷是2009年经济复苏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与信贷井喷相关的两个问题当然是，第一，信贷流向了哪里？用于生产，还是流进股市和存款账户？诚实的答案是无从知晓——货币周转过于容易，一旦资金离开了客户的账户，我们这些银行宏观分析师很难有更多的渠道去跟踪资金流向。或许你听说过一些猜测，例如新增信贷的30%进入了房市和股市。中长期贷款中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基建项目（或至少被分配进基建项目），其中大多数项目应该有益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部分短期贷款可能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或只是作为存款仍然存放在银行体系中。这种状况自然非常不健康，并且令人担心正在形成资产泡沫。还有部分资金可能在经济强劲反弹的预期之下，用于增加原材料库存。这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但是当然，企业也可能判断失误。 关于信贷猛增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贷款被浪费掉了？一些信贷资金伴随着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进入一些基建项目。一些项目的背后，影绰着地方政府的身影。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将背负巨大的税收压力。信贷扩张过快可能导致不良贷款增多。但更重要的是，这暗示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出现倒退。这不是商业性放贷，而是政策性放贷。尽管好处显而易见——可以非常快地刺激经济复苏；但是，从长期看存在着消极后果，本书的第九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几年以后，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又会跑来困扰我们，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GDP增长率的问题上来。 第一篇 中国经济增长 第三章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那么快？ 制度应该是关乎久远的一类事情——制定游戏规则。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应该经常变化。1978年以后的政策选择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进口关税降低，人口可以流动，国有房屋出售，选择“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或者以大手笔财政刺激措施为冷清的经济升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政策”。因此，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准确描述过去30年来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和更大个人自由的这些政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非常具有独创性，因此认同以“北京共识”一词来对中国政策选择加以概括。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词“华盛顿共识”，是近年来广受质疑的一套经济政策。 “北京共识”问世以来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很多人希望，华盛顿所有的一切，北京也应该有——并且事实上能做得更好。尤其当下，全世界被西方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失败及其后果搞得惊魂未定，“北京共识”更是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们走近了细看，就会发现北京这几年来选择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正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做法，再加上运气也不错。 所以，本章中，我将试图评估中国所选用的经济政策，认真找出中国在哪些领域运用了不属于正统经济学范畴的政策。但我并不认同“北京共识”只是搞好公共关系，而经济一团糟的说法。为了真正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借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他对“华盛顿共识”形成了一整套精辟独到的批评，支持政策干预经济，也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极力鼓吹者。有关罗德里克这方面观点的介绍，可参见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编者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保护本国成长中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他认为，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径。我将在后文中指出罗德里克的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h3>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h3> 当前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主要政策就那么几条，包括政府运行合理的（即小规模的）财政赤字（或者出现盈余更好）、降低进口壁垒、保持低通胀、鼓励外国投资、消除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等。这些政策在过去30年来是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荐的药方。这些机构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经济学家眼中的最佳政策。当然原因还有，开放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换而言之，这也是华盛顿的政客们有兴趣支持的政策。但是，并不像一些左派所批评的，这些想法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商业利益；从核心上说，它们也是不错的经济政策。 数年前，驻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tp://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486。 严格财政纪律；政府不应运行大额财政赤字。 加大对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 开展税制改革，拓宽税基，确保边际税率适中。 允许市场设定利率水平，并且力争实际利率（通常）为正，以鼓励储蓄。 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指不过分估值以便有利于进口和境外融资），但不是为了得到大额贸易顺差的竞争性汇率。 实施贸易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量化限制（取消许可和配额）；普遍建议实施低进口关税，但威廉姆森认为10%～20%的进口关税水平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可以给予国内工业一定的保护。 放开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境外资本组合放开不作为政策首选。 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此举可以增加财政资金并使得高效率的私人部门得到更多扩张机会。 取消约束新企业进入新市场或竞争的所有限制。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以及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法规，但不应被滥用。 保护私人财产权。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内容至今仍然十分有道理。不觉得吗？它不是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但是“华盛顿共识”的含义被迅速放大，被视为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代言人。在阴谋论者眼中，这个词十分可疑，背后似乎潜伏着总想主宰世界的华盛顿的身影，阴谋论理论家对此深信不疑。批评者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接受了IMF救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遭遇为据，以此词指代所有他们不赞成的政策。此外，过快放开资本账户，允许投机资金自由出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正如你在上文中所看到的，这些政策从未成为“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一些国家之所以被迫接受IMF救助，是因为自身宏观经济管理一塌糊涂，政府预算必须大砍，意味着公共服务也不得不削减。批评者将这样的结果归结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身上，指责这些政策忽视民众。确切地说，我觉得是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们将他们国家的经济拖入深渊，无视民众的诉求。很多情况下，IMF通过削减支出等方式试图应对破产政府留下的窘迫状况。IMF在一些国家的做法确实称得上过了头，也犯下了错误。但我认为很多针对他们的批评言过其实，不论如何，“华盛顿共识”一词变了味，成了毒苹果。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左翼批评者转而寻求另一种“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没有发生任何危机，没靠IMF给一分钱的中国好似横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显然远离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有毒”建议。因此，国际上的左翼批评家抚掌盛赞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并不十分清楚后者到底采用了怎样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究竟在哪里。他们只不过假定中国模式是一种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华盛顿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别的道路来。 当然，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非凡经济成就感到十分骄傲。但很多人清楚，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而不是远离市场。由此我们触及以中国的成就来抨击“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忘记了，尽管没有IMF的参与，中国也采取了或者说转向实施了大量务实、理性、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当然，中国并未实施这类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让我们来逐项列出这些年来中国走出的脚印： 严格财政纪律，运行温和的财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规模。 20世纪90年代将教育和基础医疗方面的支出压缩到很低的水平，但从2000年以后又开始增加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得以扩大，边际税率适中。 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确定，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灵活性。储蓄受到鼓励，尽管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数。 避免了犯下货币过度估值的错误。实际上，鉴于巨额贸易顺差，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政策或许可以称得上过于“竞争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 中国开放贸易。相对较高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到90年代，在朱镕基任内下调，2001年加入tO后再度下调。关税下调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迫使国内企业与进口竞争。 大力吸引制造业外商投资。服务业和农业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有较多限制。限制资本组合流入（指那类不投资于实物资产或所有权，因而也能迅速撤离的资金），但这从来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倒闭或重组改革。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腐败行为。但是，国家保留了对大型国企的掌控，现在这些企业已经成为行业巨头。 取消部分商业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仍严格限制。 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动作。 简单地说，尽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私有化政策），中国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当然，某些时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国压缩公共医疗和教育支出，显然不是好的政策。还有，使大型国企做大做强为行业巨头，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汇率政策方面，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候人民币汇率政策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只是在近几年出现差异。总的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可能超过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感觉适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国确实干得不坏。从多种意义上说，中国甚至堪称稳健经济政策的典范。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在一些人眼中，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es）。2003年，他撰写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以崭新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报告一经面世就热议如潮。“北京共识”一词不胫而走。这个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共识”背后的三条定理是： 中国显示出了“对创新和持续试验的承诺”。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过于生硬，走向经济成功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试验。 GDP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雷默认为，可持续性、财富的分配与GDP一道才构成衡量经济发展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 自主理论。中国在没有IMF干预的情况下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保留“金融主权”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有进行试验的必要的自由。 在我看来，每一条“定理”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定理。从第一条“试验”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每推出一项较大的经济政策之前，通常会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20世纪80年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或许称得上最大的试验了。将理论上的想法在小范围内变成看得见的结果，从中较快地找出政策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在决定是否全国推广之前加以改进。但“试点”一词有着重要的含义，并非科学概念上的真正试验，而是中央最高决策层想要出台某项政策，然后他们用这些经过精心设计、获得广泛支持的“试验”来抵挡全国范围内推行可能遇到的问题或阻力。“试验”战胜了包括党内批评在内的反对者，并创造出有兴趣支持和扩大改革本身的集团，比如深圳特区的领导机关在改革之初突然看到了他们所在土地上的美妙的致富机会。谁能指出有哪一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策“试点”以失败告终，而未能在全国铺开？我找不出。这不是真正的试验，而是高超的政治艺术。 “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在于，它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真实的试验，或者说无数经验提炼出来的精华。通过对多项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结果，经济学家得以知道哪些政策好于其他政策。从实际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提炼出可以进入政策，并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做法。让实际利率处于低水平，设置过高的关税壁垒，将外国投资拒之门外的做法通常导致经济增长低迷。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别国获得的经验教训。当前我们需要试验的内容在性质是基本属于微观层面。假如你是国家总理，问你的高级顾问如何制定贸易政策，他回答：“总理啊，我想我们应该先试试。”“好。”你回答，“我们应该试什么？”你的顾问无话可说了。遗憾的是，“北京共识”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作出回答。只有“试验”本身不是一项政策，而是政策的缺失。作为一个“定理”，它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第二条关于GDP。在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中国经济及其政治体系运转方式的人眼中，显而易见，地方官员普遍看重GDP增长率。环保之类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大多数地方官员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的。如果去农村转转，很快你就会发现，90年代中国在城乡公共服务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关心的不应该只是GDP，环境、发展失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同意）。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来实现了恰当的平衡，说明你在中国的时间还不够多。再看看“华盛顿共识”的第二条内容，你会发现它支持扩大教育和基本医疗支出。中国现在才开始这样做，90年代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北京共识”未能通过最基本的考验：它没有准确地描述事实。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复制吗？“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独到意义在于，它制定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效仿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其中的很多原则十分经得起考验。“北京共识”能同样做到吗？它可以被其他国家效仿吗？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IMF的资金救助来稳定本国经济，那它就可以自己决定政策选择。这是第一点。“北京共识”说，这之后该国就应该进行试验，并且还应该关注环境。似乎这就是全部了。“北京共识”没有提到实质性内容，而谈论政策必须要有实质，否则就只能是空话和公关。 我对“北京共识”提法的另一点质疑是，中国的成功有多大的可复制性。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核心建立在基本成功的经济政策之上，同样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甚至别的亚洲国家没有也无法创造的其他因素之上。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群体，意味着能够在出口制造业方面具备超级强大的竞争力。中国易于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获得投资、技术转移、人员培训和贸易往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将许多亚洲投资者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能够轻松进入亚洲区内已经形成的生产网络。中国也受益于非常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受益于非常强势的政府，得到保障的社会稳定和秩序，特别受益于真正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同时，中国在危机迭出的20世纪80年代末站稳了脚跟，部分原因是整个权力机关保持了铁板一块（这是中国与苏联的最显著差别之一，80年代末苏联的权力机关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不再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中国具备控制至少一部分腐败行为的机制，这一点是非洲或拉美的国家，甚至亚洲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国家很难复制的。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应慎提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实践不值得研究，或者在其他地方不可复制。在这里，我们对“北京共识”的看法暂且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将了解一些严谨的主张，更值得严谨的探讨。 <h3>“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批评者，中国的铁杆粉丝</h3>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是“华盛顿共识”最有力度的批评者。参见罗德里克教授的博客，p://rodrik.typepa./。同时，他也是中国的铁杆粉丝。但是，他的批评不同于传统左翼。他认为，得当的制度——确保法治（ruleoflaitutions Rule”，rebbi，October 2002，他还认为（不同于很多左派），企业和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但他同时也认为，政府应该干预以帮助企业家获得长足发展。这是他与非正统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罗德里克的思想值得研究，他是最受尊敬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及对未来的意义有着直接的帮助。 我们从罗德里克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的观点开始分析。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不太可能提出全新的发明，包括产品和服务，他们更有可能复制发达国家企业的成功样本。这不是坏事，实际上通常是好事。想想百度和谷歌，三一和卡特彼勒。但是当然，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已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适合新的发展中市场。发展中市场中有着不一样的资源和特殊的问题，会限制发达市场已有产品和服务的运用。因此，需要一个重要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甄别。一旦他们发现某个产品行得通，马上就有一大群企业家跳进来，组成这一产品各配套环节的生产链，资本也随之而来。简单地说，一个新的（或者说已有的）产业由此在发展中市场建立起来，比如哥伦比亚的切花业、韩国的造船业、中国台湾的计算机芯片行业和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业。在中国，则可以看看温州周边的任何一个成功的行业。没有人指责温州企业家没有什么原创（尽管他们进行了改进），但他们成功地尝试了不同行业，一旦有所发现，就将身家性命全部砸入其中。这些年来，很多温州企业的成功名闻天下。 要想理解罗德里克观点的独创价值，首先需要了解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发展。基本的一点，他们建议贫困国家“尽可能发挥天然优势”，也就是集中开发自然赋予它们的财富，比如肥沃的土壤、巨大的劳动力、长长的海岸线等。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自然禀赋。传统经济学家说，集中于“比较优势”，然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最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罗德里克却说，成功的工业化与这种专业化没什么关系，恰恰相反，与其反面大有关系——制造业的多元化。他是亚洲创建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基地战略的积极鼓吹者，即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做法，60～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做法，80年代中国的做法。在罗德里克看来，亚洲的成功是政府计划和市场竞争独特结合的结果，是理想的模式。 罗德里克十分重视出口。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You Exports Matters”，October 2006，他断定“生产什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什么”。为什么？原因似乎在于出口企业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它们必须将质量和技术提升到与富国竞争者相当的水平。当企业努力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正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世界的先进技术、操作技巧、经验等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企业也不会原地踏步，它们会跻身于更大的经济环境中。这些经验技术又会传至邻近的其他企业。罗德里克认为，由此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没有这样做的经济体。 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罗德里克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这一理论十分吻合。中国出口的规模已经十分壮观：目前相当于人均GDP三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人均GDP六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这对于中国中期的经济增长应该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原因是随着企业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在外资与中资企业间的流动，知识、科技和管理技术将会渗入中国企业。未来中国出口企业仍有价值链提升空间。2003年中国和另外两个亚洲国家的主要电子类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相比，中国产品的价值普遍较低，表明中国在这些领域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未来几年中国出口企业的价值链仍有提升空间。罗德里克认为，政府能够帮助加快这一进程。 <h3>政府伸出能给企业以帮助的看得见的手</h3> 罗德里克赞成积极的产业政策，或者说，他赞成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支持特定行业。他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或者至少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好恶。他说，他不喜欢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模式，当时拉美国家政府设置了过高的进口壁垒以激励国内生产。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政策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缺乏竞争，拉美企业产品质量极其低劣，而且不能进口机械设备甚至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器材，拉美国家国内企业无从改进生产。 罗德里克大加赞赏的是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在罗德里克看来，他们成功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进口壁垒仍然设置较高，但企业受到出口激励。这一方面保护了惧怕国际竞争的国内企业，同时确保企业的高效率，因为它们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二件事是，东亚的政府官员被“嵌入”了私人部门，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理想状态下，政府官员支持而不是指导私人部门，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给企业制造障碍。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罗德里克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科技信息溢出效应的环境里，对非传统产品的投资供应不足”。换个通俗的说法，在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光有“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你需要头脑敏锐、正直诚实，甚至由企业家组成的政府官员，伸出一只能给予企业界帮助的手，为私营企业指点迷津，创建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拓展成长。这是能够超越自然禀赋的方式。 罗德里克认为，中国跟随了一条与亚洲四小龙相仿的路径，各地官员积极投身于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兴建工业园区，为“好”企业发放补贴，给予税收优惠，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外商投资等等，不一而足。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的政绩及仕途与他们呵护地方经济增长的表现挂钩。中央政府也一样热切支持某些行业，定期制定汽车、钢铁、化工和It产业的五年发展规划。“没有国家支持和政府融资，像联想这类企业永远不会出现”，罗德里克断定。他也赞成迫使外商设立合资企业，而不准他们设立独资企业的措施，因为这意味着先进科技更有可能流入国内市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赞成实施零配件国产化率。这一政策要求某一产品生产行业使用的零配件中的国产部分必须至少达到50%、70%或者90%，而不能全部进口。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类似政策。2009年初，我在北京与一位铁路行业外企高层聊天，他承认，认可相当多的技术转移是“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所在企业保持在中国的竞争力的窍门，是永远比他们在中国的“伙伴”超前一步。事实上，这类技术转移中也包括外资企业的技术经常被重新贴上中国本土技术的标签，让每个人对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印象深刻。罗德里克认为，一般说来，即使这些政府干预在短期内看一部分打了水漂，但在长期内整体看仍不失积极意义。 <h3>去深圳看一看</h3> 我们不妨到地方去看一看，以更深刻地体会地方政府花了多大力气扶持企业。2007年10月我在深圳进行了短期调研，走访了一些企业客户。业界人士对地方政府在扶持本地企业方面的政策无疑了然于胸，但为了让更多其他读者了解，我还是把我的所见叙述一下吧。一言以蔽之，深圳的企业幸福地游弋在地方政府的臂弯里。 2008年以前，中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但在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实际执行的税率要比这个低得多，深圳的所得税税率是15%。此外，为了扶持企业，地方税务部门给予许多制造企业“两免三减半”优惠，即在获利年度的前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之后三年按照当地企业所得税税率标准减半纳税，具体到深圳则是7.5%。这是非常大的照顾，对企业前来落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然深圳并不孤单，各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都有类似的招商引资政策。事实上，不少企业每隔几年便摇身变成一家新公司，这样就又可以重新享受五年税收优惠了。地方税务机关对此也不以为意（或者默许）。2007年，上海一家服装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注册过5回了。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取消这些税收优惠，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沿海与内陆企业的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初生效，地方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降至25%，类似“几免几减半”的措施被取消，正处在优惠期间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将自然终止（2006年很多企业成立新的实体以尽可能延长享受低税优惠的时间）。总的看来，中央政府流露出降低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税率的权限的意志。 地方政府用尽最大的智慧游走在新税法的边缘。在新税法实施数月之前，任何一家获得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重新享受“两免三减半”。深圳市还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期限延长为“两免五减半”。任何梦想有朝一日制造高科技产品的企业，甚至使用别人的高科技产品的企业，都可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身份。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出台多条办法堵住地方政府想钻的漏洞。2008年下半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只能颁发给真正自有高新技术的企业。目前尚不清楚地方政府遵守这条限令的情况如何，估计仍会有很多地方尽全力保护当地企业。 此外，深圳市还出台了其他一些补贴措施。主要对象是高科技类企业，或希望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以下是一些实例： 某小型沙发制造企业的经理告诉我，有一项新政策，只要企业证明自己缴纳所有购进货品的增值税，且所有产品都走外贸，就可以得到市政府发放的金额达其销售收入5%的现金补贴。这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降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退税率制定的对策。 我们多次听到的一类补贴，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市场开拓和销售。据说允许任何企业一年内报销此类费用达20次，报销总额最高可达30万元，这一举措始于2005年。 还有一项2006年推出的政策，为企业申请产品许可证书提供支持。 此外，具备条件的企业每年还有价值200万元的研发补助。据某企业的经理介绍：“你必须建立独立的研发办公室，提供研发人员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证明，提供开展科研活动的财务票据等。”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银行贷款享受一定优惠，市财政将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 生产发光二极管的客户介绍了另一种补贴。如果某企业本年度缴纳的增值税比上年高出50%，企业可申请获得50%的增值税退税（不知非高新技术企业是否享受这一照顾，但可能性是有的）。 想必除以上我们亲耳听到的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归纳一下，深圳市尽力做了以下几类事情：（1）支持本地产业；（2）支持本地高新技术企业；（3）支持企业海外扩张，开发新产品。其他地方的做法还包括，为企业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用地，给新企业水电费用方面的照顾，或者由于不能违背中央规定给予企业税收优惠而以低调的现金补贴作为补偿。总之，中国这些年来在产业政策方面进行的改革，一方面充分挖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同时，给予资本大量的补贴和支持。这当然是非常有力的组合拳，弥补了中国经济中很多固有的制度性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加大风险，提高交易成本。 很多读者会觉得，地方政府提供这些补贴未尝不可。事实上，部分学者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是有益的。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罗兰（Gerald Roland）和钱颖一（现执教于清华大学）提出，中国采用的是一种“联邦制”的经济体系，支撑经济增长。“Federalism and t Budget straint”，Qian Yingyi，Gerald Roland，1998，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制定管辖区内的游戏规则，类似于美国各州。这些权限包括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提供各类补贴，以对本地企业有利的方式解读上面下达的命令。以广东省为例，当地企业在不严格遵守员工社保缴费、不控制私营企业加班方面远近闻名。上海周边地区在这方面执行得比较严格（至少听说是这样）。地方政府这么做，是为了争夺能为地方带来税收、就业和投资的企业。地方政府都在这么做，这一竞争意味着随着地方之间竞争的展开，税负（以及其他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行政费用）应该被拖低。换句话说，钱颖一认为，中国地方之间的这种竞争对市场发展是有好处的。 <h3>汇率的帮助之手</h3> 除产业干预政策外，另外一个政府或许可以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方式是汇率政策。罗德里克对汇率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贫困国家低估的实际汇率与较强劲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teand Eic Growt 2007，汇率低估使得本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进而激励外向型行业的投资，并给出口企业带来丰厚回报。你或许纳闷，为什么有人还叫嚣低估的汇率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呢。你或许认为，低汇率带动出口增长，进而加快整体经济发展，这不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吗？然而，经济学家们在担心未能准确定价的汇率带来的看不见的成本，这些成本不明显，但十分紧要。例如，低估汇率意味着进口机械设备的成本增加。还可能带来非贸易领域的投资匮乏，比如国内服务业，因为人人都想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出口行业。这反过来就会拖累经济增长和就业，并引发经济失衡。换而言之，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低估汇率造成的伤害会抵消给出口行业带来的优势。 不过，罗德里克认为，低估汇率对经济有促进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意味着总体说来，低估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他认为，由于低估汇率弥补了经济体中存在的其他严重问题，尤其是制度方面的不足，这一政策还是有用的。他举例说，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水平一般较低，这给任何一个制造企业都带来了特定的问题。这类企业通常供应链很长，因此契约对它们而言非常重要。而且，当它们开展出口业务时，经常要面对海关等行政机构的官僚做派。罗德里克认为，在这种环境中，低估的汇率能够实际发挥补贴的作用。也就是，汇率能够带来一些额外的竞争力，来补偿低效率的制度（贿赂、行政审批时间等）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一发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尽量维持低估的汇率水平以提振经济增长。具体的方式可能通过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防止本币名义汇率上升，即央行可以买入美元，以保持本币低汇率。 当然，对中国汇率政策也有很多讨论——在全球范围内也形成了很多研究。在这里，我将不再展开论述。但一个不容掩饰的事实是，最近几年的大多数时候，中国央行都会入市干预，买入美元和其他币种。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不断飙升即为例证。市场干预达到这种规模，很难说（实际上是不可能）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围绕人民币是有管理的货币，还是被操纵的货币，打了很多口水仗（通常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得要承认，政府仍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出口的担心，尤其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急剧收缩的环境下。当然，决策者必定不会认为，对汇率的“管理”是对制度缺陷的弥补，就像罗德里克所说的（事实上，要说中国经济中哪一领域的制度最有效率，恐怕当属出口行业。想想那些低税率，更有效率的行政机构，更高水平的物流，等等）。但是，这一策略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人们担心出口行业失业，但没有对这一汇率政策使服务业需要背负的成本予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投资少，服务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就这一情形而言，2008年末外需大幅下滑对中国其实祸兮福倚，将会造成出口行业投资回落，激励中国企业家投资服务业——至少假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医疗、教育行业有足够的机会的话，他们会这么做。目前，这些领域大都将民间资本挡在门外。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竞争被扼杀，创新受到抑制，无法创造就业，财富的创造受到破坏。换而言之，尽管大多数普通人认为控制汇率对中国是好事（罗德里克也同意），但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对由此带来的很大的、负面的而且通常是潜藏的影响担忧不已。 <h3>罗德里克世界观的另一问题：政府参与的弊端</h3> 罗德里克的政策主张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比如中国）而言，也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干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干预具有隐蔽成本，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会如何改变游戏规则，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变规则，更无从知晓是否会不利于你的生意。某些时候，市长对于你的生意是有帮助的，但有时候，或许他打算扶持你的竞争对手，你的日子恐怕要开始不好过了；或者有时候他要为某一项目找钱，你被暗示或明示要意思意思。因此，成本和收益，得到与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无法预测。 一些中国具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最终惊异于研究所发现的情况。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最初愿意相信中国工业化政策的好处。他和他的学生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领先行业的多级大型国企，它们分布于钢铁、汽车、航空和银行业。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政府干预大多对企业是有损害的，即便是对国有企业。Che Global Ey，2001，Palgrave，为了维持就业，企业被迫并购亏损的竞争对手。企业资产扩大，拓展新的行业，忽略了对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效率的改进，结果造成企业发展定位模糊。这些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文化，往往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领导。受重视行业的企业可以轻松获得银行贷款，因而在资金使用和企业扩张上往往奔腾豪放，无所谓效率。我们在深圳调研的几家私营企业高管公然地谈论他们每周都要做的上层工作——至少一个企业设有专职经理，其工作就是“经营”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主要内容是吃饭、喝酒、打高尔夫或其他活动。 在我看来，天真地信任政府总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推动，与自由市场狂热者深信政府干预往往是坏事一样有害。政府对企业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成本与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为止一直在中国起着作用，但并不确保它会永远起作用。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资金减少，政府需要税收，地方政府能给予的支持力度减弱。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政部门可能知道怎样做，基本的工业布局比较简单。但随着经济发展趋于复杂，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从钢铁转向高科技、教育，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理方式开始变得效率不足。更好的制度、明确稳定的规则的必要性变得尤为重要。需要政府下放权力以鼓励效率，需要绩效考核制，需要拼实力而不是拼关系的竞争。到了这样的时候，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专心投身于监管是关键。在中国，制度会有这样的飞跃吗？还有待观察。 关于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正如罗德里克所说，并不是一定需要政府来组织产业升级，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如果条件成熟，这一过程能够自然地发生，因此也能够更为持久。 人们今天的挫折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中资企业做袜子或其他低附加值产品，这让很多人感到气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公平，二来一个老是忙着做袜子、做塑料玩具的经济体是不健康的，而人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尽生产电脑、激光一类的产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谈产业升级的必要性。我不敢说他们的这番壮志不对，但我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不做袜子，成千上万的人只好去做繁重而收益又无保障的农业劳动，做袜子也不是特别不好。这一行业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印度的大多数人口仍然守着地里那点庄稼，基本靠天吃饭。我敢说，他们巴不得在工厂里做袜子，辛苦归辛苦，但能带来稳定的高一些的收入。 第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理可循——做袜子能够极大地创造就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数百万没有接受太多教育的人口创造就业，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新兴市场，人们百无聊赖地闲待着，没有机会工作，眼巴巴瞅着中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因此，我们在随意批评中国创造数百万低端就业时要三思。 第三，我认为，只要构建正确的平台，产业升级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绝对不是低估中国企业的抱负。而且，鉴于近些年民营企业和出口的大量积累，似乎也并不缺资本。同样也不缺技术，技术会自然地从最早拥有的企业传播开来（往往是被偷去的）。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的科技水平远高于很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并且，今天外国企业越来越将真正核心的研发拿到中国来做，这只会加快技术的传播速度。 在我眼中，这一过程每天都在发生。我所在的渣打银行的中国员工学会了如何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学会了怎样在全球市场中经营客户关系及做交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转投中资银行，所有这些专业技术就会注入中资企业。再如，尽管几款中国制造汽车未能通过欧洲和俄罗斯的安全标准测试的消息吸引了很多眼球，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一家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中国区总裁曾经告诉我，他相信中国本土汽车的品质将在10～15年内赶上他们。最近我拜访的一家中资汽车企业计划2010年将汽车销往美国市场。这些车将走低端路线，以价格低廉取胜，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日本、韩国汽车在西方市场独步天下的事实，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着怎样的追赶潜力。 所以，我们有雄心，有资本，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技术。我们卡在哪里呢？卡在制度障碍。第一，缺乏真正有效的保护并促进创新的一整套法律法规，而代之以政府官员设定部分行业、产品的专利申请目标。结果，近年来专利权申请数量膨胀，但大部分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多大价值（从首次专利保护期限失效后，重新申请的比率很低可见一斑）。你的发明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你将被获准靠此发明赚钱，你自然不会培养出创新文化。当然，某些政府部门试图推动创新，但问题在于它们所运用的不是最好的机制。举个例子，对于出售盗版者，要依靠警方和相关刑事犯罪法规条例去制裁责任人，但是，除了逮售假包假表的小商贩外，警察还有更重要的事做。办案经费少，而犯罪取证所需的成本很高。更好的办法或许可以是允许认为自身专利权受到侵害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这种改变正在发生。存在的问题是组织难度仍然很大，而且裁决结果很难实际执行。但是，如果这一体系真正发挥作用，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将遭到重罚，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其次，在于教育。这一领域范围广大，政策复杂，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农村地区100所小学的26%的学生患有贫血或肠道寄生虫病，这意味着他们的学习能力低、注意力弱。研究人员发现寄宿学校营养水平普遍较低，这也是影响学习能力的一个问题。提高小学生的伙食质量必须引起重视。目前只有30%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20%进入各类技术学校。原因在于，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国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位于全世界之首。请看数字：每学年160美元，目前为止全世界最高。这一事实，对于一个数度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举办了史上最为昂贵的奥运会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令人感慨。相比之下，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高中入学率是100%。教育关乎未来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因此教育薄弱将拖累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但由于成本原因一直为财政部门所反对。 总之，我认为中资企业不会一直拘泥于当前的低科技环境。但能给予它们帮助的不是中小企业扶持资金，不是税收优惠，而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制度性改变。 <h3>最后，你的伙伴可能怒了</h3> 实行干预性产业政策、进行积极的汇率管理以及给予企业补贴带来的另一个较大问题是，容易招致贸易伙伴的不满。现在，或许你可以觉得“我不在乎——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国内企业和经济发展”。这一反应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本国企业和本国经济的关心呵护上，每个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为什么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者中国的其他贸易竞争对手不去管理本国汇率，不向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企业发放补贴？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对别国的出口设置障碍？如果各国都开始“管理”本国的汇率，向它们想要扶持的企业发放补贴，贸易争端将不可避免地扩大蔓延。 出于这一原因，1995年，tO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就如何降低贸易关税，就哪些国家制定监管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共同规则等议题开始谈判磋商。贸易战的萌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当时由于各国立法保护本国企业，提高进口关税等原因，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tO的成员国同意开放贸易和投资，禁止补贴，限制其他类型的国家干预。这与罗德里克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政策建议相左，也与中国政府实行的一些产业政策相左。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扶持企业的一些措施与tO框架存在着真正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通常认为自己有权利采用积极的产业政策、管理汇率等。在很多人眼中，包括罗德里克和很多读者在内，这是未尝不可的，但其中一些政策的确与tO的精神和规则相背离。 这是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将中国诉诸tO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谨慎地分析这些案例。有时候美国政客们对中国的攻击确实很蠢，完全没有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也使得人们容易将其投诉视为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而且，美国国内的一些工业团体的确夸大了中国产业政策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并游说美国政府给予保护。但是，由于游戏就是这么玩的，我们也不能认为美国向tO提交的所有申诉都是贸易保护或不公平竞争。国际贸易律师认同，其中的一些案例美国是占理的，中国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抱怨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够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从独立的立场走进很多案例的是与非。 例如2008年tO的某一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进口汽车零配件征收过重关税，违反了tO的相应规则。中国试图以此保护国内汽车配件产业，还能用别的办法提升自身竞争力吗？另一个案例是，美国向tO申诉中国向出口企业提供多种出口补贴，给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优势，且补贴种类在不断增加。在以上两个案例中，中国的做法很可能偏离了tO的框架和最初的承诺，美国只能借助这一机制激励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尽管在思想上接受起来有难度，我们仍有必要意识到，如果这些规则得不到得当的实施，中国企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这一点将我们带到罗德里克思想以及中国当前发展战略的矛盾之处。罗德里克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但他并没有特别认真地考虑这些政策给其他国家企业带来的成本。tO的谈判微妙又复杂——富国开放市场，但前提是所有企业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打败美国对手。一般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整体成本被拉低，整体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第十一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应该也不会对美国工资造成多大影响。但是，一旦某一国政府为某一类企业降低税率，免费提供土地，对汇率进行管理以促进出口，就使得竞技场失去了平衡。受到影响的美国和欧洲企业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向中国施压使之改变政策。某些情况下这听上去像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时候确实是，但有时候是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可以理解的反应。 为了平衡自己对发达国家“温和型保护主义”的支持，罗德里克也相信，发达国家应有更多政策腾挪空间。他希望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因开放贸易导致的失业者提供较多社会保障和再培训。他还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用童工或生产中不考虑环境成本，发达国家应该能够寻求对本国相关企业的保护。而且，他质问，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将贸易伙伴采用低估汇率的行为诉诸tO呢？ 换而言之，罗德里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应该获得目前tO所赋予以外的更多自由，而这是罗德里克政策建议的核心问题。如果按照罗德里克的逻辑走下去，我们或许应该解散tO，回到没有贸易规则的世界。允许发展中国家补贴国内企业，允许发达国家给从不严格实行劳动保护和环保标准的国家进口的产品设置关税。很快这将导致一片混乱。20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发明之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崩塌。而且，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没有合理的制度作保障，经济增长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更加困难重重。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将使全球贸易框架面临生死考验。只有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我们才能安然通过考验。 第一篇 中国经济增长 第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吗？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渐进的、独特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事业。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却坚定地挥别计划经济（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决定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转而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到今天，我们已或多或少地到达了彼岸。GDP飞速增长，意味着百姓收入持续提高，贫困程度大大降低，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然而，实现这一切，中国政府并非依靠经济学教科书里学来的大道理。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价格双轨制，国家主导下的规模非凡的基础设施建设，其间伴随着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被证明是已进入经济学教科书的中国人的创造。与此同时，私有产权保护的相对缺乏并未造成大的问题，民营企业在难以获得正规融资的情况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民间融资为它们补充了血液。联想、海尔、娃哈哈、格兰仕这些响当当的牌子的崛起印证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验足以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样本。 如果你在读到以上文字时不断颔首深感赞同，那么，请你读一读黄亚生的最新力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书中，这位麻省理工斯隆学院终身教授以数字和实例为据，发出响亮且颇具说服力的声音——你被误导了。此书深刻而全面地质疑了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值得认真阅读和探讨。本章中，我将顺着黄亚生的思路回顾近30年来中国经济走过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思索他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我相信，他对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的很多积极方面没有充分的认识——但他的很多批评十分中肯。 <h3>生机勃勃的80年代</h3> 黄亚生的观点大意为，30年前的改革始于乡村，并以乡村为中心。突然之间，农民获得了自主耕种土地、在城镇农贸市场出售农副产品获得收益的自由，从而迅速引发了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包括正规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荣。1984～1986年间，33%的乡镇企业在创立的第一年获得了银行贷款（90年代这一比率下降）。这是企业家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数以万计的农户争相拿出毕生的积蓄或从金融机构贷来的资金，办起了自己的小企业。8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群体受到关注，社会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黄亚生举了年广久的例子，1983年，这位安徽农民凭借一把炒勺将“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时积聚起巨大的财富。黄亚生评论道，这是好的模式，因为这是真正的企业家模式。 不过，西方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中国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为公有性质。换而言之，这些企业并非家庭经营的企业，而是村和乡镇政府办的企业。但是，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功，使通常认为政府办不好企业的经济学家中产生了一个疑问。经济学家们常有的这一判断并非全无道理——尽管可能最终走向意识形态的争执。大量实例证明，多数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办的企业，通常不会产生好的效益。原因很简单，官僚机构倾向于将企业的利润用于别的用途，企业管理模式非常行政化，创新受到压抑，而且往往会冗员壅塞。因此，这些西方学者面对中国乡镇企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百思不得其解。这一矛盾促使部分西方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大意为，80年代中国的整体氛围对私营企业是不友善的，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猜疑，市场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产权得不到保护，意味着私营企业的财产可能说没就没了。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保护了这些企业，它们才得以生存，扩大投资并壮大。 黄亚生没有过多地回应这种理论，他的反驳很简单，“乡镇”是地域范畴，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他说，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包括所有80年代设立的新的乡镇企业）并非国家所有，实际上是私有的，80年代后期所有的新增就业都来自私有的乡镇企业。1996年，乡镇企业就业达到顶峰，13510万人在乡镇企业就业，其中，7560万人在私人乡镇企业就业，集体乡镇企业的就业增长要慢得多。黄亚生估算，到1985年，私人乡镇企业平均产出比集体乡镇企业高出50%～70%，利润和工资也较后者为高。 因此，黄亚生相信，乡镇企业没有什么特别“中国的”特色，也不需要什么理论去解释乡镇企业的成功。它们成功的理由很简单——创业致富的口子一开，人们就这么做了。这个国家最富活力的地区挤满了乡镇企业，他举例说，1987年，温州的4000家集体乡镇企业通过明晰产权改制为股份公司，从而转变为私营企业。黄亚生认为当时这种产权改制现象的普遍程度要高于此前很多人的推测。不仅浙江，从东北到华中，涌现出大量的私营企业。黄亚生还抨击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他说，广受赞誉的“苏南模式”建立在政府所有制基础之上，从未真正取得成功。 但是，私营企业究竟是如何在那种制度欠友善的环境中兴盛起来的呢？私营企业在法制薄弱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应该非常困难，而这却是20世纪80年代的实际情况。对此，黄亚生怎样作出解释？ 黄亚生的回答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站在企业家一边。最高领导层公开承诺将采取措施促进经济自主权改革，公开谈论致富道路，接见商业人士，释放搞活经济的政策不会动摇的信息。最高层态度转变本身，即为乡镇企业的诞生创造了足够空间。突然之间，各级官员热衷于支持这类企业，而不是把它们关掉，这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要促使市场经济成熟并发展，需要明确大量详尽的法律条文和监管规则。但就那个时代来说，私营经济生命的最初爆发只需一两句话就足矣。一旦机遇之门打开，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憧憬的人们不需任何理由，即一头扎进商海里。自然，风险是很大的。我们知道在改革初期，保守势力和改革力量的交锋从未停歇，尤其是在1989～1992年间，数万家私营企业被关闭。换而言之，制度并不是牢不可动的。但最重要的是，80年代私营企业的风险比以前小很多，这就够了。 <h3>不一样的90年代</h3> 时间步入20世纪90年代，也带我们了解黄亚生世界观的几个关键点。很多分析家认为，改革在1989～1992年间经历了短暂痛苦的徘徊之后继续前行，而在黄亚生眼里，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剧烈的停顿，90年代的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上一个10年的“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他称之为“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料数据非常有限，但黄亚生仍竭力去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的经营被压缩到哪些领域，就业人数有什么变化，它们的融资渠道有哪些。1993～2001年间，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1981～1989年间，这一比率为21.4%。在1984～1986年间，33%的私营企业在建立的第一年申请到银行贷款，而在1990～2001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26%。90年代初期温州等地的民间金融遭到严厉的清理整顿，曾经对农村私营企业作出重要支持的农村信用合作金融机构，处于更为严厉的管控之下。黄亚生指出，整个9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机构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反之，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经过了重组，以服务农业而不是乡村企业为宗旨。私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时大多数产业仍为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生估算，1993～2001年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中国社会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也发生了转变，8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更快，90年代被城镇家庭反超。90年代，私营企业突然之间求贷无门，这意味着它们只能求助于地下融资市场。地下融资为私营企业带来了成长机会，但与正规银行体系信贷相比，融资成本高昂，而且融资规模减小。很多有潜力成长为农民企业家的私营业主万般无奈，不得不背起行囊，离乡背井涌向城市，涌向建筑工地等各个角落，成为了农民工。 黄亚生指出，90年代社会资源流向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出局。吸引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很多本土企业的际遇形成鲜明对比——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税收减免，更完善的法律保护，以及多项其他优惠。很多中国企业转而积极寻求外国投资，也有人想出了曲线救国的主意：把资金弄出去，在香港、开曼等地溜达一圈，然后以外资的身份衣锦还乡（即所谓的“返程投资”），以享受身为外资的种种好处。在此期间，政府队伍迅速膨胀，公务员人数从90年代的2000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4600万人。税基在持续扩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其积极意义，因为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已经下滑到了危险的境地。这一状况在1994年得以改观，随着当年分税制改革的进行，国家税收开始增加；而且，地方通过卖地实现了政府财力的不断充实。涌进政府财库的新财富潇洒地撒了出去。其结果是，首都人民看到了外形特别、造价高达8亿美元的国家大剧院；上海人从机场出来，可以乘坐耗资12亿美元修建的磁悬浮列车，抵达市郊的地铁站；如果到乡镇去，你会发现，曾经的农田之上政府大楼气宇轩昂。一句话，国家牢牢地掌控着经济，资源被集中于城市，而对乡村来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源泉（私营企业），也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黄亚生对比了90年代家庭收入发生的明显变化，80年代收入增长更快的农村家庭，90年代为城镇家庭所反超。这是为什么？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获得的收入大大低于乡镇企业支付的工资。黄亚生认为，90年代的问题出在乡镇企业受到严格管束，就业增长受到抑制，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识字率出现下降。 一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改善之后，又于90年代重新浮现。黄亚生举例，20世纪80年代识字率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却发生逆转。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15岁以上人口中11%为文盲（1.14亿人），而2000年文盲率为6.7%。2000年10～14岁的青少年中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黄亚生认为，官方入学率看上去虽然不错，但没有考虑辍学儿童数量。在学杂费飞涨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辍学失学现象非常普遍。2000年，官方数据显示，农村地区初级中学入学率只有50%～64%，大大低于城镇地区72%～80%的入学率。 90年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工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国有部门高歌猛进，私人部门节节撤退。2000～2001年所做的一项调研显示，80%的中国私营企业反映遇到融资障碍，而同期在印度这一比率是52%。很多行业仍然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一统天下。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几家成功的中国企业吗？好吧，黄亚生告诉你，它们中没有一家真正是“内资”企业，均为外商投资企业。它们受益于（并由此得以存活）香港或其他属地的法律和融资环境。当然，它们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但苦于在国内得不到很好的所有权保护和融资渠道，它们不得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注册成立。 这一发现完全不同于近30年中国的工业经济已基本私有化的观点。OECD（经合组织）经济学家肖恩·多尔蒂（Sean Dougy）和理查德·荷德（Ric Falling Barriers and Groration：te Ey in Clystate）企业，将国有持股不足50%的企业划归为“间接国有”（ilystate）企业，将其余企业均归为“私营”（private）企业。据他们估算，2005年中资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当年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工业附加值的50.5%，外资企业创造的工业附加值占20.7%。他们的研究认为，私营企业在中国工业化版图中占主导地位。 但是，黄亚生指出，这种划分企业所有权性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他指出，从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层面，并不能找出所有事实上的国有企业。许多经过公司化改制的企业由同样经过改制的国有控股公司控股。因此，尽管这些公司可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但顺着产权链向上搜索两级后，你就会发现所有者是国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黄亚生重新分析了这些样本，对私人所有权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界定。他将私人持有的股权超过50%的企业定义为私企，他发现2005年中资私企对工业附加值所作的贡献仅为22%，与外资企业加在一起对工业附加值的贡献为50.8%。也就是说，尽管私人部门得到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在2001～2005年间，中国经济仍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这一发现与很多外部的眼光和印象颇有差异，后者看到灯火璀璨的夜上海，看到身价上亿的成功企业家，还以为这个经济体和他们的一样，以私人经济为主，并受同样因素的驱动。 我们继续看多尔蒂和荷德的分析中有价值的内容。他们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比较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尽管对于他们的研究结果有不同的声音，但其研究仍然不失重要性，而且得到了有趣的发现。他们发现，企业越“私人”，生产率越高，普遍的盈利能力越强。这一发现或多或少与按所有权对企业分类的问题有关。例如，国有间接控股企业的生产率是国有直接控股企业的两倍，真正的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国有企业高出5%。这些发现冲击了国有企业的业绩表现可以与私营企业一样好的观点。当然，经过公司化改制的国有企业的确比未经公司化改制的国有企业业绩表现好——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明显看出，但仍落在私营企业后面。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是完美的资本主义模式，显然不是——这类企业的处境也可以非常糟糕，甚至生存都存在问题，经常出现窃取他人技术、侵犯投资者权益的事情。但总的来说，驱动私营企业发展的动力——获取利润——似乎在推动私营企业在价值创造方面略好于国有企业，后者是受其他动机推动的。 好，继续回到黄亚生关于90年代中国经济模式调整的观点。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90年代发生巨大转变？黄亚生承认，他也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他提到了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化。80年代的领导人，对农村改革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基层生活经历，对农村经济受到的严重破坏有切肤之痛。相形之下，90年代的领导人更熟悉也更青睐社会主义的上海模式，与农村有些距离。 <h3>中国经济的背阴面</h3> 我们该如何看待黄亚生讲述的这一段故事呢？首先，我们要向他致以敬意，他在实证的悉心研究基础之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讲述以数字和实例为据，连贯、清晰、有力，非常难能可贵。他的观点与很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以一句含糊的“渐进式”，即一步一推进来评价中国的改革。不过，我对黄亚生的部分视角及结论有着不同的看法。 黄亚生的观点存在漏洞。有时候他似乎相信，整个世界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忽悠了，他们口中耀眼的GDP和上海瑰丽的天际线遮蔽了完整的实际。他引用了一些专家的观点，但这些专家显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他所列出的很多问题已经有人做了研究，而且也不是新问题。下面我想简单地列出多位中外经济学者对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发展不够完善的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 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发现，90年代私营企业被正规融资拒之门外。如今他和很多学者一起关注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1998，世界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分析了在不当政策激励下，大量储蓄怎样涌向基建项目和重工业。我们将在第七章介绍他的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蔡晓莉（Lily tsai），以及其他研究者，列举了90年代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止步不前的状况。她的研究详见第六章。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对90年代农村经济衰败的研究而声名鹊起。卡尔·李思勤（Carl Riskin）与王小鲁等经济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探索。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谈到这一题目。Inequalityand Povertyin ，2001，美国卡内基学会的政治学者裴敏欣分析总结了中国原有体制中固有的巨大的改革阻力。Crapped transition，2008，两名中国记者陈贵棣、吴春桃所著的描述了90年代农村底层令人震撼的贫困生活。亚历山德拉·哈尼（Alex harney）所著的《中国价格》对深圳和东莞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调查。 曾对中国80年代涌现的小企业赞赏有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90年代初重游中国时，在新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前摇头叹息。弗里德曼教授显然极为欣赏邓小平。 黄亚生的贡献同样不可不提，他在上一本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a）中提出，外国直接投资成为趋势是国内私营企业融资受到约束的结果。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卖给境外投资者以求生存，获得扩张资金，或受益于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的政策优惠之门。黄亚生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巨大存量是经济失败的征兆，而非实力增强的迹象。 <h3>90年代真有那么糟糕吗？</h3> 黄亚生的这部著作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他对90年代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的批判似有过火之嫌。他没有提及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取得的积极发展。尽管增速慢于城镇家庭，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仍然在增长，足以令很多新兴经济体羡慕。当然这并不表明90年代中国农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显然没有。如果数据可信的话，农村问题更多出在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各种非税收费和摊派过重，以及农村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残缺不全上。 该书也完全忽略了90年代的国企改革。在这10年中，数以万计的小型国企倒闭，有些直接破产，有些由管理层收购。到90年代行将结束时，大型国企经历重组，数百万人失去了饭碗，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而又必需的过程。很多亏损企业关闭，补贴减少，终止了巨大的财富破坏和浪费。这些都是有益的发展，有助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腐败。同时，具有盈利能力的大型国企得以保留，并在之后专门归属某一部门管辖。但这些国企经过了改组，其中很多改组为公司，商业化程度得以提高。这些改革当然并不完美，而且这些国企仍然是很多行业的主导。但认识到取得的进步也很重要，作为国企改革的结果，90年代国企劳动生产率增长十分强劲。 同样未在黄亚生的书中被提及的还有中国加入tO。入世带来贸易壁垒的降低，同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一些新的领域。现在，这些变化给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带来了一些好处——在黄亚生看来，这种偏袒已经成为问题。但同时，加入tO也为中国出口企业——这一领域以私人部门为主导——开放了全球经济这一永久的平台。加入tO引进的新规则总体说来也有利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这是积极的发展——很奇怪这一点也被黄亚生遗忘了。 90年代另一项成功的重大改革是禁止军队经商。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军队深度参与经济活动而削弱了经济。通常，军队渗入经济将阻碍良好的制度形成，导致不公平竞争，并且也会削弱军队自身——忙于赚钱的军队哪里有时间为国防操心。这项改革是积极的。 90年代还进行了大量国家建设。从很多方面说，国家建设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朱镕基总理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拯救国家财政于破产边缘，设立了中央银行，将其作为金融市场监管者之一；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规。由此终结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漠视，这种现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比较常见。当然，地方仍对中央命令有着不同的解读，有时也会对它们不喜欢的税收等政策执行不力（尤其是关于房地产的）。但与20年前相比，地方的力量大不如前。 在农村政策方面，如今很多人将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归因于90年代的政策，并且将农村经济取得的进展归功于2002年以后政策纠偏的结果。但是，关于农村的积极改革始自90年代末，当时朱镕基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从医疗卫生数据看，在90年代农村并非长期持续地滑向贫困。这10年中新生儿死亡率下降，1991年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50.2例死亡，到2007年新生儿死亡率降低到1.53%，不过1996～2002年间，死亡率降幅减慢。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1990年每1000名产妇中，死亡数达94.7例，2007年降低到36.6例。肺结核感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年新增的130万肺结核感染病例中有80%在农村。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于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识字率的数据好于黄亚生引用的数据——15～24岁人口识字率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总之，90年代确实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革。黄亚生没有接受“渐进”版本的故事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继续向前走，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90年代经济建设的成就，也要认识到犯下的错误。 <h3>未来30年</h3> 黄亚生所述故事的第三部分，始自2003年新一届领导人执政。新一届领导层中有多人具有贫困地区工作经验。黄亚生写道：“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颁布的政策蓝图或许是中国自13世纪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例如，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领域；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政策转向关注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黄亚生认为，这一新方向是受欢迎的转变。 但由此我们想提出几个问题，第一是政策的实施。作为新的政策重心的环保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实？医保方面确有进展，对农村基础设施也有大量投入，但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方面，我们到底取得了多大改善呢？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企业说，环保官员执法严格，有权让你关门。但是，不必向内陆走多远，那里的企业就会告诉你，环保规定仍然宽松，违反规定的企业也不会被关掉，交点罚款就没事了。节能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一些效率低下、污染环境的火电厂被关闭，但全国各地方仍然十分希望保留本地的钢铁、铜和铝生产企业，这些行业耗电量十分巨大。实际上，中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二由工业消费；而发达国家家庭用电超过三分之二。转变企业用电和民用电占比将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有裨益，但是我们仍然并未真正走下高耗能的老路。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模式。经济改革将以怎样的模式进行？80年代的做法是放开口子提供空间，让农民企业家自由闯荡。这也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如果相信黄亚生的说法，90年代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大，伴随着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大量受到抑制。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变化吗？我不确定有明显的转变，至少现在还没有。在我看来，高层似乎始终存在一种心态上的挣扎，既想开放又担心开放带来不好收拾的后果。以中国经济的顽疾之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例。中央政府大声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有时甚至下达放贷命令，但商业银行不为所动。为什么？部分原因在于，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大银行通常做不好小额贷款。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解决途径是由小银行来做。我们将在第六章谈到，中国政府已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试验，允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很多人真切地期盼改善农村和中小企业融资的窘迫状况。但目前这些改革的成效非常有限，原因是监管仍然十分严格。利率受到控制，股东人数以及所持股份受到控制，筹资方式也受到控制，法规依然禁止农民以土地作为抵押，而土地是大多数小农户的唯一资产。因此，当今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匮乏的原因之一是监管。监管之所以紧，是因为监管者担心一旦放开这一领域，将导致利率飙升和资金滥用。并且，政府在扶持经济中某一行业时，首选的办法往往是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而不是减免税费、消除行政障碍或建立恰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试图通过多作为以帮助经济活动主体，但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从政府已做的事情判断，或许政府少做一点帮助会更大。 第三个问题是，当今中国切实推进亲市场的改革日程将有多大难度。举世皆知，官僚主义是改革的阻力。庞大的官僚体系更是增加了赚钱的难度。铁路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目前铁路建设、经营和管理分离方面仍无进展。如果铁路改革不能顺利推进，意味着国内货物运输尤其是煤炭铁路运输仍面临很大困难，每年春运时一票难求的局面也难有改观。再如，国有企业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只占其净利润的5%或10%，但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理所应当将全部红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以改善民生支出。但是推动央企上缴红利改革非常困难，原因很清楚，央企愿意把钱拿在手里用于扩大投资等，央企的管理者对于这种现状也十分满意。 黄亚生认为，“治理改革”是真正打破这一怪圈的唯一途径。国内一些严谨的学者也发出过类似呼声，如著名经济学家、政府经济政策智囊吴敬琏。我同意他们的看法——同意这一观点的还有这几年来与我有过交流的许多政府官员、工商业人士和媒体人士。治理改革将在某一时点发生似乎已成为很多人的信念。这一概念也时常出现在学术论文、演讲或报刊文章的结尾，但通常是寥寥数语，很少有人深入地提出治理改革的细致设想。当然，想明白并付诸实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治理改革，不论以何种形式，不会轻轻松松地发生。 第二篇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 收入差距：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在我生活的上海，经常能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讨；年少的小贩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趁着红绿灯的间隙，向车主兜售商品，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就以桥洞为家；很多百姓居住条件恶劣，20世纪30年代的狭窄里弄里挤满破旧的房屋，人们还使用公共厕所和公用自来水。这些景象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首都司空见惯，而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车流中小商小贩们的顾客正开着宝马、奥迪或保时捷，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别墅。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当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出口时，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正在承受打击。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但据估算，2008年底沿海地区约有2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失业，其中大多数人返乡务农以维持生计，但难以赚取更多收入。那些幸运的保住工作的人，实际工资也大幅减少，在取消了加班费和其他福利后，一些人的实际工资甚至减少了一半多。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就有约8000万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由于缺乏统计数据，很难估算目前金融危机造成了多大冲击，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可能将呈上升趋势。 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为代价的，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一个用于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的指标，系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从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更高，接近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一般为0.6～0.7）。本届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将城乡收入差距视为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并在过去五年间一直致力于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扭转这种失衡局面。 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以及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显然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经济学家运用各种世界一流的研究方法对这一重要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本章中我们将看到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反而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大。 在开始前，先作一点说明。2009年4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文章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在此谢过。大多数网友关心中国的实际收入失衡程度究竟比官方数据严重多少。一些人认为“灰色收入”（包括受贿等非法收入以及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的合法收入）是一大问题，有权有钱者的收入因此增长得更多。还有个别发表评论的读者表达了自己下岗、无力负担医疗和子女教育的痛苦。也有读者质疑我所探讨的贫富差距这一问题本身，认为这些装模作样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调查数据基础上的，谁会相信官方数据呢？借用另一位读者的描述，这简直是“沙滩上盖楼房”。 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那篇文章没有考虑“灰色收入”。因此本章中，我们将借鉴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来修正这一问题，王教授尝试用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来衡量实际收入水平，但他的研究只涉及2005年一年的情况，我们仍缺乏历年的实际收入数据。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至于如何解决腐败问题，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你削减行政机构、高薪养廉。这种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效抑制了腐败。但中国的腐败问题更难解决，因为中国的司法机构缺乏对政府行政部门的独立监管，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不过，这不是《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或者本章将要关注的重点。 本章我们将关注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更广泛的议题。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像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大？当然，说到“灰色收入”，从媒体报道中不难看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官员受贿问题，城乡普通居民也可能有大量“灰色收入”，但考虑到在城市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我们猜想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数额也更大。因此，所有非法的和合法但未上报的资金都会影响实际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不过，这一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结论。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安排基于官方收入统计数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证据来，证明这些反映收入不平等没有恶化的统计数据有很大问题，那也仍然不失为我们做研究的意义。 另外，还请记住，我们在这里谈到的都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人们体验到的普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当然，作为经济研究者，我们也需要考虑生活质量，因此我们也关注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农村地区的失衡问题显然比城市更严重。我会在本书的其他章节讨论这一问题。本章中，我们先来关注收入水平。 因此，准确地说，我并没有否认收入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的一大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中国城乡地区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并未像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大。另外，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内部也一样存在。 如果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0年来农村收入水平确实没有大幅落后于城市收入水平，则将对中央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相对于“撒胡椒面”式的向农村投入资金，我们更需要在财富分配上动动脑筋，瞄准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建立了低保制度，贫困家庭可从地方政府获得补助；但坏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标不够准确，也就是说，许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却与低保无缘。另外，对低保的发放标准也存在争议，一个永远不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低保？如果给他补助，会不会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积极性？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将失业救助制度限定在两年之内。但如果不发放失业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你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动态，就会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励人们去工作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仍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 <h3>没有“过去的好日子”</h3> 让我们从新中国的历史开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神话。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自此之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这样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家庭根据各自的需求（或对集体化农业劳动的贡献大小）分配得到集体产出的一部分。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政府鼓励各地区间独立划分，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过如果你是党的干部，可能能够利用权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私营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困。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倍或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h3>巨变</h3>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那些拥有资本、技能、创意或者“寻租能力”的人可以迅速利用手中的资源增加个人收入；而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在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日子则相对难过些。在这种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某些行业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增加，而那些未能及时适应新形势的国企的职工工资降低，福利减少。因此，城市内部整体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擅长农耕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也得以改善其经济状况。90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使所有农民受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但同时，农民工的迁徙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 但抛开收入差距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富裕了。世界银行的学者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占比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Cy Redu”，Journal of Development Eics，82（1），2004这期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在这之后，不幸的事发生了：脱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90年代中期至后期一直保持平缓态势。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中等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率降至7%。2001年农村家庭收入不足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占比又上升到11%。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这支持了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黄亚生的观点。 同时，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改革之初就比城市内部更严重，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一问题虽有恶化，但程度十分有限。根据本杰明等人的数据，1987年中国农村地区基尼系数（衡量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为0.32，到2001上升到0.37。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和收入不平等并不是农村地区的头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增长停滞。 在此期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收入差距有所扩大。987～2001年，整体基尼系数由0.37上升到0.44，目前这一系数为0.45。基尼系数的上升显示收入差距扩大，也令政策制定者十分头疼。许多中国学者甚至认为收入差距水平仍存在低估。 <h3>灰色收入</h3> 这里我们借鉴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教授的研究。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三十一辑，2007年7月。2006年，王小鲁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收入调查，调查方法是请访问者去了解他们的亲朋好友的收入情况。因为他认为这比陌生人入户调查更能反映出真实的收入水平，并向每个受访者保证调查资料的保密性。他的调查结果既令人吃惊又在预料之中，调查结果显示居民收入水平要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他发现，2005年全国人均可支配年收入达19730元，是官方统计数据的1.9倍。各收入阶层均存在低报现象，尤以高收入阶层为甚。王小鲁估算，高收入阶层该年的平均收入达到97127元，是官方统计数据的3.4倍，这一类人包括商人以及其他一些收受贿赂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比官方统计数据更高，而富裕人群高出更多。王小鲁估计，2005年约有1900万户家庭属于高收入阶层，但这已经是四年前的数据。在收入差距方面，王小鲁发现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55倍，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差距仅为21倍。也就是说，王小鲁的样本数据体现出的收入差距水平约是官方数据的两倍。 正如我在本章的介绍中提到的，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很难解释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更多数据支撑，几乎无法给出答案。正如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这里显然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导致“灰色收入”产生的原因很多，“灰色收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城市中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多，可能会加剧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非规范性收入可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在本章的下文中我们还将看到，非规范性收入同时也会加大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这是我们一致认同的。 <h3>如何准确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h3>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更具技术性的问题，质疑官方收入数据和计算基尼系数的统计数据的质量。争议较大的地方包括收入数据中应包含哪些内容——仅包括工资性收入，还是同时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标准的做法是将全部收入、福利以及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都纳入居民收入统计口径中。但中国的统计方法通常不是这样。如果加入全部收入项的话，城镇家庭收入可能高于官方统计数据。不过随着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推广和改进，这种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官方收入统计数据也没有包括城镇家庭获得的住房补贴，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价值。按照国际惯例，这一项是应该包括的，因为农村地区很少有类似补贴，加上住房类补贴的话，城镇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们的现金收入水平。但相关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需要考虑生活成本的不同？月入3000元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可称得上高收入，但在任何一个大城市，这样的收入水平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研究发现，城市物价水平较农村高出35%～40%（但对这一说法有争议）。城镇地区较高的生活成本，无疑会侵蚀一部分城镇职工的收入；而农村地区的收入相对偏低，生活质量却可能更高。因此，国外学者通常用相关地区的价格水平对收入数据进行调整，能更清晰地看到城乡居民收入购买力的差距。这也是中国统计数据的不足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数据本身的可得性。由于数据敏感性等原因，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所有采集到的家庭收入数据，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官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的能力。这与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相去甚远。世界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通常将它们的统计数据公布在网站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对数据进行验算，这种方式易于发现数据统计中的数学计算和建模问题，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质量。 当然，所有的收入统计数据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人们会撒谎。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虽然王教授研究认为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收入水平高的人倾向于低报收入，以免惹来税务官的注意。这在墨西哥、肯尼亚、英国等国都普遍存在。不过，低报收入的并不仅仅是高收入人群，中产阶级家庭也会这么做，甚至低收入家庭也可能低报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补贴。欧洲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人们为获得失业保险而隐瞒收入。在中国，由于缺乏一个对收入数据进行多重验证的统一体系，低报收入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在其他国家，税务检查人员可以向你的雇主询问你的工资情况，可以从银行获得你的账户信息，还可以从土地登记处调查你的房产。而在中国，至少目前税务人员对上报的收入情况几乎无从查证。我还听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员曾被上海某高档公寓住户拒之门外，可见国家统计局并不能准确地掌握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情况，因此其统计数据难免有失偏颇。 官方收入统计数据可能还存在一个问题。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张，大量农村地区被划归城市或城镇。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自然表现。在这一过程中，距离城镇较近的农民（他们相对富裕）被“农转非”为城镇人口。原农村人口样本中的较富裕群体被转出，远离城镇的更贫困的农民被留在农村居民统计样本中，这必然造成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下降，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实际上，本杰明与其合著者将城乡家庭分类保持不变，重新估算了城乡收入比，结果发现，1987～2001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统计农民工的收入。农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调查官方样本之外，这意味着城镇家庭收入有所夸大，农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国家统计局城镇收入调查的样本设计包含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在实际数据采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后者可能也从未做过城镇暂住人口登记。某调研显示，当今中国的城市人口中，13%～20%为农民工，而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镇职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农村居民高出40%）。统计数据中忽略农民工意味着估算出的城镇家庭平均收入可能高于实际。同时，农调队在进行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时，可能再次将不在家的农民工排除在外，并且，农民工家庭可能不会如实报告全部汇回收入。因此，农村家庭收入统计可能低报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由于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众多，官方统计的收入数据可能夸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再来看看西澳大学特丽·西库勒教授与其合作者所做的研究。“erry Sicular，Yue Ximing，Bjustafsson，Li Shi，2007，他们试图对以上四项主要统计问题中的三项进行调整。他们找到价格数据，计算出收入的真实购买力，又用各城市农民工数量及其收入的数据解决了农民工收入的统计问题，并估算了城镇地区的住房类收入。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未能就城市公共服务和养老金进行调整。 有趣的是，在数据调整后，他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大。他们发现，1995～2002年间，城乡收入之比稳定在2.24～2.27倍之间，而官方数据显示城乡收入比超过3倍。他们还发现，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仅占25%，与本杰明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便如此，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仍较大幅度地高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后者的城乡收入之比在1.3～1.8倍之间，但也好于官方数据，表明至少贫富差距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迅速恶化。不过需要再次提出，这些分析都是基于官方调查统计数据，其中没有统计所有的“灰色收入”，这是城乡地区数据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 <h3>当今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城乡之间，而在城市和乡村内部</h3> 本杰明与其合著者指出，当今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出现在城市人口之间和农村人口之间，而不在城乡之间。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如果他们的结论成立，意味着我们将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扶贫战略。 收入不平等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东部沿海农村与内陆农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农民相对富裕，农业经营繁荣（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家庭通过较早进城务工积累了一定资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情况则要差很多，部分地区非常贫困。 第二个更为严重而棘手的问题是城市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城市地区，由于各自掌握的资源不同，居住在同一条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据本杰明对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现阶段，城镇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占收入差距的72%。换句话说，工资决定着你是贫穷还是富裕，而工资又取决于学历、社会关系、机会等因素。农村地区也体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的42%，占农村收入差距的44%。一个家庭是否从事一些经营性活动对其收入的影响也很大——经营性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29%。另一方面，粮食种植收入占农村平均收入的21%，但仅占收入差距的6%。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的社会中，所以，如果我们要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就需要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当然，如上文指出的，我们无法调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养老金价值对收入的影响。西库勒等人也承认存在该问题，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他们未能找到解决办法。据牛津大学的艾伯特·帕克（Albert Park）估算，城镇居民享受的这类福利相当于增加了30%的工资，比重很大。同时，农村家庭的医疗保障负担更大，教育质量也不能与城镇相比。这意味着，如果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大。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点： 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收入水平显然存在失衡。官方数据显示，二者间的差距近年来有所拉大。 但如果考虑生活成本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收入数据进行调整，会发现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的那么大。 过去几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这是由于工资占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各地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别，这显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受到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但其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较城镇地区仍落后很多。 另外，在城镇和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城镇地区的“灰色收入”可能更多，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各方在收入差距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达成了共识。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 <h3>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h3> 当前，真正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如果假设农村地区普遍收入偏低（这是承认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简单推论），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增加所有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事实上，近几年政府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气。加大农村投入的措施分几个领域进行。这里我们看看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所作的总结。“Mi-term Evaluation of Ch Five Year Plan”，March 2009 1.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已在全国农村大面积铺开，但资金投入仍显不足。有数据显示，目前平均住院费用可报销比率在15%～30%之间，其余花费仍需农民自己承担。 2.增加农业补贴。中央政府增加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标准，扩大农作物种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同时，国家粮食收购规模自2004年以来增长了5倍。 3.逐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最近四五年来，农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200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耕地准予出租后，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为受租人所有（主要进行商业化耕种），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农民获得（农民自己通常进城务工进一步提高收入）。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府似乎着手准备简化相关手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增强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但不清楚会后是否发生了较大转变。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根据官方统计，半数农村家庭用上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和道路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数据显示，当前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15%将安排用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和农村地区总投入从2005年的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亿元，接近翻番。但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仍为9%。 目前，政府扶持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对改善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局面起到了帮助。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导致财力的浪费。如果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的观点成立，则需要精心策划资金投入的领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真正的贫困人群，需要深入调研每一个家庭，找准目标给予补助。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这项工作，但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中国扶贫项目的具体落实程度有所改善。1999年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所有城镇地区，并从2007年开始覆盖农村地区。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低保制度通过一定程序确定低收入家庭（不同地区的标准不同），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生活补助。截至2007年底，农村地区共有3450万人获得低保补助，每月获得70元现金补贴，另有30万超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特困家庭补贴，且补助金额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几年前进行了一项调研，他发现，目前享受低保补助的家庭中有42%其实不具备资格，而所有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中有49%未获得补助。世界银行的学者拉瓦雷也发现了低保目标偏差的问题。“ is targeting to tipoverty Program？”，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他从2003～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中发现，仅有29%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过，低保制度对接受低保的家庭来说十分重要——若不接受低保，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低收入家庭的57%，而低保制度的实施使这一比率降至45%。 其他国家的类似保障机制也存在类似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另一个问题是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低收入者不会收到任何补助，而获得低保者不论其贫困程度，均获得相等金额的补助。此外，还有人担心，低保机制缺乏激励受助者重新就业的机制，担心“福利养懒汉”的现象（靠低保费生活的人放弃再找工作）在中国发展，提醒中国吸取美英等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教训，以防出现这种现象。但是，鉴于目前大多数情况下低保补助只针对收入很少的家庭，而且金额也不高，对中国来说，目前担忧“福利养懒汉”问题尚且过早。不过，到未来某一时点，需要留意这个问题。 低保及类似社会救济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消除贫困的根本办法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里，教育是关键。世界银行骆许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朱农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Rising Ine Inequalityin Co top”，2008，他们发现，中国拥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而全国平均贫困线以下人口比率为10%。这与世界各地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研究普遍发现，受教育年限越长，收入越高。 中国政府计划于201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尚未看到关于该项目进展的独立研究报告。官方报告显示，免费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一些来自民间渠道的消息喜忧参半：部分地区免费义务教育普及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家庭仍需承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5%，但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保证农村地区入学的孩子完成学业——目前辍学情况仍很普遍，学生要么辍学回家帮农，要么随外出务工的父母迁至其他城市。北京已设立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学校，但其他许多城市仍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重重障碍，包括提高入学标准、增加收费等。此外，农村地区的家庭往往无法承担学校加收的其他费用（除那些法定禁止乱收费项目外的费用）。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儿童的健康问题。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营养不良引发贫血和其他疾病的问题十分严重。这会导致儿童上课注意力分散，并限制儿童的学习能力。研究还显示，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四分之一的学生存在营养不良问题，一些餐费预算有限的寄宿制学校尤为严重。家长通常察觉不出这类问题，但加大教育投入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 我认为，下一步需要将免费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覆盖至19～20岁年龄阶段。这就需要财政部多负担三年的义务教育开支。目前中国高中的收费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费用约1100元，大大高于收费水平排名第二的国家（约340元）。因此，只有30%的农村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另外20%的学生选择职高或技校。而中国台湾地区的高中入学率在20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100%。目前，财政部表示实行这项改革的资金不足。但归根结底，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选择问题。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应把教育投资摆在首要位置。少修几条公路，将更多支出投资于高等教育将对中国长期的人力资本财富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strong>最后，可以重新设定贫困线标准</strong> 根据官方数据，2007年中国共有43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48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但我们需要对官方数据持谨慎态度，我认为官方数据或许低估了贫困问题。中国政府曾几次下调贫困线，低于贫困线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小。目前中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过低，如果以国际贫困线为准，中国贫困人口将达到8000万人。 据报道，国务院正在考虑将贫困线标准调整为国际通行的日收入低于1美元（以1993年美元汇率为基准计算美元的“购买力”），按年收入计算的话，贫困线将由1067元上调到1300元。虽然贫困人口翻番难免有些令人尴尬，但此举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将正视贫困问题，而且也会使扶贫减困工作的目标更为明确。综上所述，降低收入不平等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欢迎来到新疆。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这里有全世界最优良的棉花，最明媚的阳光，最甘甜的西瓜，还有我所在的渣打银行支持的农户小额信贷项目。银行经济学家难得有机会来到农村，我十分有幸，于2008年夏天在新疆农村度过了一周时间，在棉花地头流连，和淳朴的棉农聊天。 我们的农户小额信贷项目规模不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县开展。该项目在第一年为100个农户提供金额为10000元的小额信贷。原本我们计划的规模更大一些，可是等到所有手续齐备，项目终于可以启动时，已经错过了播种季节。这笔贷款的用途多种多样。棉花种植周期初始阶段需要现金购买种子和化肥等。还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一次性支出，最常见的是犁田和播种使用的犁具和拖拉机。我访问的一位农民阿育普，用贷款买了一头牛，计划2009年继续贷款，换台拖拉机。另一位农民正计划送小女儿去乌鲁木齐念大学，边远乡村的孩子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大概是7000元。这位父亲用贷款的大部分支付女儿上学的费用，秋天用农业收成来还贷。未来几年女儿上学的花销将占到他年收入的约70%，负担很重。 第二篇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 中国乡村：一道难解的题 中国的678589个村庄仍然让这个国家心忧不已。这里居住着一个巨大的群体，（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的话）也是数百万返乡农民工的归巢。我们已经知道，90年代农村整体状况后退了一大步。本届政府执政伊始即将农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极大增加农业投入。近几年农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汇回的收入。对仍然留在农村的人来说，能够显著改变他们生活质量的主要是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包括乡村学校、诊所、农业基础设施（灌溉、电力、电话线路等），以及这些服务的收费水平。持续改进这些服务的质量，确保收费合理，对于提高农村地区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农村实现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才能得以妥善解决。 本章我将从四个角度观察中国农村的生活质量。 第一，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蔡晓莉的帮助下，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各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几年前她到中国农村考察时取得了一些令人吃惊的发现。寺庙堂观和宗族在乡村的复兴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有着怎样的关系，稍后我们将详细阐释。 第二，我们来看看政府如何筹划农村投入。90年代农村问题凸显的一个原因在于提供社会服务的财政体系失去了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农村投入。这里将着重介绍牛津大学黄佩华（e ong）和世界银行学者傅安恒（Achim Fock）的专门研究。 第三，我们将随同美国柯尔比学院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一道探访农村医疗保险取得的进展。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扩大新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的参与人数，并多次扩大财政投入，但这一领域的挑战依然艰巨。 第四，我们再回到新疆，看看中国政府正在大力鼓励发展的使农民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情况。培育地方金融服务，使人们自己帮助自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可持续的模式。目前为止农村金融建设效果尚不明显，在本章的最后，我将列出专家提出的三点建议。 <h3>饥渴的村庄，谁来慰藉？</h3> 生活在村庄里的人需要村干部去张罗很多日常事务，从村里污水排放到村民的医疗保险。但是，尽管承担着繁重的职责，村一级行政部门没有任何正式权力收取税收或制定政策。这是中国行政机构的构成决定的——地方官员不得不提供所有重要的公共服务，而收取税收、分配资金和制定政策的却是他们的上级机关。中国行政机构的构成类似金字塔形，这并不代表村干部没有权力——他们的确有，只是他们手中的职权大部分不是法律赋予的（有时也会被滥用）。 改革初始阶段，甚至在改革以前，乡村的所有公共服务都由自己负责，上一级机关不管。村里自己修路架桥，修建并维护灌溉和饮用水系统，本村小学和卫生所也由村里自筹资金解决。这些工事基本上依靠村民的义务劳动和捐献的材料完成。基础教育和卫生所也依靠非税收入、村民捐赠的材料和劳动维持。乡镇所做的事情与村类似，自行修建更大一些的学校，连接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等。再上一级的县在其辖区内也承担着相似的职责。每一级政府完成这些事情的资金依靠其在本地收取的各项资金。问题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投资办厂，公共服务的资金被挤占，也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予以补充。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乡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搞清楚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中的资金流转可谓终身的挑战，极其复杂，除了财政部外似乎鲜有人能弄明白。用很浅显粗略的方式来说大致如此：中央政府获得税收和其他收入，然后在各省之间进行分配。2008年，转移支付总额为8690亿元，此外还有9970亿元中央下拨给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大部分为规定用途的）。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所有资金来源中接近一半直接来自中央政府。然后，省一级政府再根据支出类型将资金（扣除一定的金额后）分配到地市，再由地市分配到县里，以此类推。在行政金字塔中位置越靠下，分到的资金越少。 因此，尽管大部分税收收入进入中央财政，地方（包括从省到村的各级政府）却要承担所有支出的70%（包括60%的教育支出和40%的医疗支出）。从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职责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分权化的国家。其他国家大多是中央政府承担大部分支出负担。如果转移支付体系能够顺畅有效地将资金发配到全国各个地方，那么中国的这套体系仍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但问题就在于，现有转移支付体系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至少说在过去的10年中的大多时候没有做到。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只解决了一半。1994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对国家税收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同时开征增值税。这一被称为“分税制”的新财税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获得大部分税收收入，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中央财政体系。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1%，改革之后开始恢复上升。目前中央政府收入GDP占比的官方数据为20%，如果将所有其他各种收入也包括在内，这一比率还会更高。接近美国政府收入占GDP的超过30%的比重（欧洲国家的这一比率一般是40%～50%。当然美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不如欧洲国家高）。然而不幸的是，分税制改革使得县、乡镇和村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这三级基层政府的收入在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30%下降到2004/2005年的17%～18%，而同期它们所要承担的支出却仍然占到总支出的28%～29%。也就是说，它们不得不以更少的资源做同样多的事。 其中一个问题是农村地区基层政府没有分享到多少增值税。更高级层的政府将增值税牢牢攥在手里。村受到的影响最大，仅剩的几种税收被更上级政府拿走。村和乡享受的几点不多的好处可能是县和中央财政增加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稍稍减轻了它们的负担，但总的来看，农村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国税总局200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估计，乡级政府获得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仅1850亿元，仅为它们筹措资金的一半。为弥补资金缺口，农村各级政府合法征收各项费用860亿元，乱收费400亿元，强迫性村民义务劳动、实际为变相征税达到约560亿元。由此，你可以绘出这样一幅画面，2000年以前，地方政府不得不自谋出路找资金，当地的百姓由此必须生活在乱收费、乱摊派带来的沉重负担之下。 1994年财政制度改革给本已紧张的农村财政制造了巨大压力。为应对这种局面，村、乡和县出售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并以土地为抵押从地方性银行申请贷款（这其实是非法的）。经济学家于建嵘2000年初所做的调研显示，乡级政府平均债务规模达1100万元，主要是对本地工业的投资（通常是缺乏统筹考虑和规划，大部分都不幸以亏损倒闭告终）、拖欠的事业单位工资和维持当地社会服务运转欠下的债务。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总支出的80%～90%可能都由银行贷款来筹措资金。它们估算，2004年每个村民要承担的贷款额上升到250元，意味着当年全国村级债务的规模达到2400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5%。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梅使用57个县的数据估算出，2004年县级政府的债务总额为GDP的14%。今天这些数据很可能更高。没有人真正了解地方债务问题有多严重，但地方政府债务占到GDP的10%～20%是完全有可能的。 地方政府没有更多选择，只能同时依靠自身收取的各类提留和统筹。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一项条例规定，农民承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这一规定经常被置之脑后（或者上报的人均收入数据被虚报，以提高收取的税费）。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乡村笼罩着令人心酸的沉重氛围，许多农民被各种合法或非法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哪些是有法可依的，哪些是无理无据的，也没有上级政府的监督）。2003年，两名中国记者陈桂棣、吴春桃在一本广为传看的纪实报告文学中讲述了发生在安徽的一些沉甸甸的悲惨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此书英文版为ill t Sis，2006，Public Affairs。到1997年底，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经费的46%由政府预算以外的资金来源承担，主要是乡统筹费。据蔡晓莉的数据，2000年村收入的59%来自非税收入。总之，农村深受财政枯竭之苦。90年代东部沿海经济繁荣创造的财富没有被最需要财力的地方分享。 <h3>乡村基础设施参差不齐的原因</h3> 蔡晓莉十分困惑。Lily Ltsai，Atability it Democracy：Solidary Groups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in Rural Cy Press，在90年代末到访的部分村子里，她看到了宽阔平坦的道路、一应俱全的灌溉设施和刚刚整修一新的校舍；而在另一些村子里她却看到泥泞的道路、干旱的农田和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学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她思考着谜底。如果所有村庄都必须自筹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为什么有的村做得好，提供了体面的公共服务，而有的村却做得差呢？是因为收入差距，村委会选举，抑或是村干部能力的差异？ 经过仔细研究300多个村子的数据，她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一个村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其富裕程度没有关系，人均收入水平接近的村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很大，也不能以1988年开始、1998年在全国铺开的村民选举来解释，也无法以官僚制度的质量来解释。蔡晓莉发现，反而是一些古老的东西造成了今日乡村发展水平的差异。 一个拥有较好的道路和教育设施的村庄背后，最显著的因素是活跃的寺庙活动，或者全村性的宗族组织。最近30年，这两类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在很多村庄复兴。根据蔡晓莉的数据，2000年44%的村子具有某种形式的宗族组织。这类组织定期举行仪式和庆祝活动，同时深深“嵌入”当地社会生活，组织捐赠活动，进行小规模的项目建设，如修路等。蔡晓莉认为，这样的组织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十分活跃，如果寺庙住持扬颂地方政府工作出色，后者就得到了道德上的表彰，因而在村民中享有威望。此外，公共精神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果农户知道村干部也受到当地一些NGO（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控制），他们在捐钱出力方面会更为积极。蔡晓莉发现，拥有一座寺庙的村庄人均公共服务支出为109元，而没有寺庙的村庄人均公共服务支出只有60元。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发现，显示农村的生活不只是经济和政治，远比金钱和权力更为丰富。社会也起着作用。 但乡村教堂没有同样的影响力。蔡晓莉的研究发现，村干部一般是（模范）党员，通常不会参与基督教的活动，这意味着教堂与当地公共社会和地方党政机关的联系比较弱。同时，教堂也经常因为与外国机构的联系而受到怀疑，因此从未真正在地方官员心目中成为能做很多善事的机构。 蔡晓莉还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发现，村民选举并未使村庄的生活质量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尽管在她做研究的村里，平均有74%的村干部是选举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做村干部的动力有限。她访问的一些村干部认为，当村干部特别累，需要不停地巴结乡政府找钱要钱，处理村民间的土地纷争，抓计划生育。这样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怎么能特别吸引有能力的人？落选了通常也不会带来多大损失，前任村干部可以凭借过去积累的人脉资源（或者财力）轻松转向别的营生。并且，村民无法获知村财务账目的审计结果，他们很难精确地评估他们选出来的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也看不到对村干部财政绩效的独立评估。因此，尽管村里的选民对于村干部干得怎么样、人品如何有一个大体的评判，但他们从来不能作出一个建立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的选择。并且，正如蔡晓莉指出的，还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当地精英控制选举箱的风险，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的确听到村干部遭遇暴力抵抗的一些实例。 另外一个似乎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是官僚制度本身。每一级官员都从上一级官员那里获得年度要完成的工作目标。这些细分为很多类别的十分具体的目标的完成情况决定着他们的政绩和前途。有一些是强制性任务（诸如计划生育、群体性暴力事件等实行“一票否决”），有一些是很重要的目标，如税收收入、引进投资。这类工作做得漂亮与否，决定着官员能否很快升迁。还有一些如修路、医疗服务等不那么硬性的目标，在每年的考核中没有太多实质性意义。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管理着村干部的乡干部也不是很重视其辖区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官员们不在这类事情上操太多心，上报的相关数据或许也是随意写出来的。情况在好转吗？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村庄，这是好消息。蔡晓莉近期参与了另一项大型调研，尽管数据的最终分析尚未完成，但初步的结论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已经知道的是，村里有了更多道路，更好的灌溉设施，更低的税费负担。有证据表明，通过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机制，更多来自上一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流向村庄，尽管目前只有参与试点的一些村庄受益。随着“三提五统”各项收费和农业税的取消，加上种粮补贴和其他补贴，2000年以来农民实际收入显著提高。但是或许，最重大的改革和改善农村生活质量的希望将落在健康卫生以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上。 <h3>农村医保：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推进</h3> 新农合始于2003年，310个县参与试点。参保个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筹措医保资金，补贴个人医疗费用。实行之初，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10元，地方财政承担20～40元，中央财政另为贫困地区资助20元。2007年底，共有6.85亿人参保。门诊诊疗费用大多不在赔付之列，大额住院费用部分赔付。目前新农合已在全国铺开，覆盖了所有的县。近年来，令卫生部门高兴的是，参保比率较高。但高参保率不能确保这一制度的成功——地方政府或许接到了人人参保的任务，但村民的选择余地很小。 菲利普·布朗调研了新农合在安徽和江苏的运行情况。布朗想对新农合的成效进行一个精确的评估，但他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各县通常都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资源状况来制订合作医疗计划，在他调查的多个县中，没有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模式。各地报销比率差距也很大：一些地方非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也被纳入当地农合计划，有的县则只纳入本地人口；需要到上一级医疗机构就诊时，有些县要求开具转诊转院证明，而有些县不需此类证明；较富裕的县级政府在合作医疗计划中投入资金所占比率较大；中央政府对各地的补贴差额也很大。第二，对试点地区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根据布朗的调查，早期参与试点的县多是人口偏少、比较富裕、医疗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地区，而后期参与的地区状况相对差些，这就对样本的有效性带来一些影响，正如经济学家所言，要评估一个差距如此之大的非随机样本是有挑战的。但由于样本量巨大，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 布朗和其他机构的研究力量对30个县进行了调查，访问了1500个农户，询问他们是否认为报销程序过于烦琐，是否有其他类型的保险，实际报销比率如何，以及今后是否还准备参保等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新农合模式包括以下几个因素：覆盖外来人口，不需要医院出具转诊转院证明，报销比率较高。 一些地方新农合的报销比率很低。在一些低收入贫困地区（由于税收缺乏，一般来说地方财政也很困难），最高补偿金额只有3000元，不足以支付平均住院花费5000元。还有一些地方只报销住院费用的10%～20%，不到卫生部公布的30%的平均报销比率。也就是说，在目前阶段，新农合尚未达到设计者的初衷：不再让贫困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由于报销比率不够高，一些困难群众在不幸发生疾病时，因无力求医问药，仍然只能守在家里任病情发展。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医药学家出身的美国杜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施李正在山东省威海的几个县开展了新农合实施状况调研，他指出了该制度的一些不足。他认为，“中央请客，基层出钱”是该制度缺乏资金支持的一大原因。中央要求地方推行合作医疗制度而不管资金投入，只出部分资金。2007年中央财政为新农合投入了114亿元，仅占筹资总额的27%。施李正认为，医保资金应该由中央政府出，地方政府可以分担一些，也许根本不应该让农民个人出钱。在威海，人均门诊花费13.6元，几乎等同于个人缴费标准。他担心，缴费没有价值，可能导致高退保率。我猜测大多数人会将此视为购买大病保险，而不指望其覆盖日常医疗开支。施李正担心，如果健康人群不参与进来，合作医疗制度将最终筹资不足。施李正因而质疑，强制农民参保，至少对部分人群的强制参保是否有必要。目前看来参保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强制因素，因此在我看来当前筹资还不是主要问题。 尽管如此，新农合仍然是很有前景的，中央政府的投入进一步加大，并要求地方财政加大投入，到2008年末，很多地区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为每名参保农民的补助有望分别达到40元。像我们之前分析的那样，医疗卫生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已上升到0.8%，并且随着新农合在更大范围的铺开，将呈进一步上升之势。另外一个积极的进展是，中央政府迅速铺开了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援助项目。截至2007年底，3600万人受益于这一项目，价值达48亿元的资金将给贫困群体以医疗援助。 为什么健康问题如此重要？原因很简单，健康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未来，特别是对年轻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着重研究了健康冲击问题，他将健康冲击定义为需要住院治疗，或者医疗支出大于5000元的疾病。而许多农民的年收入通常只有几千元。姚洋创建了一个数据库，详细记录了样本中每个人从小学阶段到二十几岁这20年来接受的教育和发生疾病的情况。他发现，样本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曾遭遇健康冲击。而且，数据显示，健康冲击发生的年龄越小，其影响越大。如果在小学阶段受到健康冲击，则这个孩子有10%～16%的概率无法进入中学学习，而这恰恰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在中学阶段受到健康冲击，其影响会小一些。姚洋预计，造成这种负面影响的原因，就在于金钱因素。一次健康冲击就可能耗尽家庭的全部积蓄，也就意味着父母再也没有能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而停止学业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姚洋认为，只有不断推进免费义务教育（正在逐步推进），确保新农合的完全资金保障，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为这决定着下一代人的生活质量，也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唯有教育才能增加人力资本。当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硬件设施时，就不得不依靠软件设施——人本身。若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够，中国将面临很大的麻烦。 <h3>改善农村公共财政</h3> 农村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甚至养老状况如何，取决于资金是否到位。前面提到，90年代乡村凋敝的原因是乡村资金的极度缺乏。现在情况怎么样？牛津大学学者黄佩华、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傅安恒指引我们了解近年来这一方面的进展。“Finang Rural Development for a y in C Reforms in Publiand ts”，orld Bank Policy Researc 2008，我们将要看到情况基本上不错，但仍有不足。1999年开始在安徽试点的农村税费改革给亿万农民以直接实惠。农业税的取消惠及千万农户，并且政府的农业投入有所增加。但是，某些支出效率不高造成了浪费，同时臃肿的官僚机构仍在不停损耗地方财政的血液。 近年来，中央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取消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的各项非税收入。改革成功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却也加剧了其他的潜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是在江朱执政时期最早提出并小范围试点，大范围铺开是在胡温执政期间）。1999年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开始试点，最初旨在规范农业税收制度，将农业税及附加并入官方收入预算，取消村提留、乡统筹和其他各项收费。这样，农民只需缴纳一两种税，以利于抵制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各项乱收费。乡镇通过四处张贴的通知来宣传这一信息，通知上标明了农民只需缴纳何种税费。这对农民是好事，却也导致了村财政收入的下滑。中央财政发放的补贴（估算）只占失去的税费收入的35%。因此，中央政府要求政府机构精简以降低成本。但是，就我们所知，精简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结果是财政收入降低，整体行政成本却未见减少。 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该项改革自2003年开始，2006年结束。2003年全国仅完成农业税收330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7%，因此取消农业税对中央财政来说并不意味着很大的损失。但对于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仅从土地上收获几千元的农民来说，减免的意义却是巨大的。很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因此提高5%～10%。但此次改革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据傅安恒和黄佩华的估算，乡村两级财政剩余的财政资源又减少了30%～50%，使得它们更加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但是，当时这一转移支付尚且不存在，村政府仍然需要自己去想办法弥补资金缺口。乡镇一级行政机构被进一步弱化。1995年中国共有47136个乡镇，今天只剩下34400个。这是中央政府将权力下放的结果，减少对乡的财政拨付，扩大县的权责和实力，使县承担医疗教育职责（自2002年以来），乡干部基本上只抓计划生育和农业。很多人希望不久的将来乡镇一级机构将不复存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相当多的好消息。继2005年投入3000亿元之后，2008年中央财政在农村地区和农业的投入很可能达到5620亿元。绝对金额增幅很大，但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份额没有发生变化。2005～2008年，中央财政在农村地区的总支出比率始终为9%。 过去几年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有实质性增长，现已成为村级政府的主要支出。世界银行的一项调研显示，2004年，村人均基建支出为43元，人均经常开支为40元。但这一估算忽略了来自各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如果计算在内，村人均基建支出从2000年的48元上升为2004年的191元（而且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村民义务劳动折资）。正如蔡晓莉所指出的，村和乡的基础设施投资有了明显增加，但没有恰当地反映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这意味着本已十分壮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或许还是被显著低估了。上级政府提供超过50%的资金。这对数百万农户来说是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们可以喝到清洁的饮用水，通上煤气，通上电，享受更好的道路和清晰的移动电话信号。 <h3>农村财政悬而未决的问题</h3> 下拨到农村的资金增加了，但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一是资金的用途特别多，超过50%的转移支付是“专项”资金，也就是中央政府要求该笔资金必须用于特定用途。当然，指定用途的目的是确保资金不被地方政府随意挪用。但不利之处在于地方在资金使用上没有灵活性，无法用于地方和当地群众特别需要的方面。此外，还存在着专项转移下拨迟缓或规划欠妥、不同筹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等问题。并且，缺乏对项目完成结果的独立评估。我们读到的各级政府报告中充满着花了多少钱之类的信息，很少有具体实现的目标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数据。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或许其中存在着很大的浪费，似乎钟摆太快超出了中央政府的驾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下一阶段可能不得不包括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以及对它们行为的有效监管，以确保不发生权力的滥用。 还有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行政机构人员过于臃肿的问题。2000年，省级及省级以下公务员达到4000万人，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46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县、乡镇级公务员。每一个政府部门基本上最低拥有部、厅、局、处4级行政级别，导致大量的重复劳动以及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图66列出了村一级政府的人均支出。村干部工资占总预算的21%，总运行成本的三分之一。部分地区基层政府财政负担非常重，农民养猪养牛还要养干部。傅安恒和黄佩华认为，县、乡政府机构膨胀的部分原因在于全国统一的公务员薪酬结构。一个县内公务员基本工资差别不大。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县、乡公务员工资还能获得来自市级或工业园区的“奖金”；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公务员工资与当地平均水平相比相当不错而且十分稳定。所以公务员岗位非常热门，官员们想方设法将亲戚朋友安插进来。世界银行调研人员发现，2003年某县的经常性开支预算中，农业局99.5%为工资性支出，林业局为99.5%，畜牧局为98.8%。直至目前，能够证明这一问题得到控制的证据十分有限。如果经济状况好，还不算大的问题，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如果整体经济形势欠佳，地方财政收入吃紧，意味着地方政府预算更有可能用于为公务员发工资，社会紧张可能浮现。 <h3>现有农村金融机构</h3> 让我们担心的不只是农村的财政状况。农民需要资金买种子、器具、化肥等农资。由于农业的高度季节性，贷款要在农季开始时拿到手，但只有秋后收获了才能有钱偿还贷款。还有，农民需要小额贷款扩大农业投入。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观察当前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状况。在简要回顾重要的政策趋势之后，我们看实际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将列出专家眼中政策的应该走向。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新疆，回顾2008年我在那里调研时的一些发现。阿克苏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自2001年起开展小额信贷，据我拜访的一位银行界人士称，农信社小额信贷开展得非常成功。播种季节农户存款满足不了巨大的信贷需求，农信社得到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支持。我访问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借入一笔贷款购置灌溉设备，另一家私人加工企业也借了一笔贷款。农信社对农户的贷款每笔通常在2万～5万元之间，贷款利率不超过央行在阿克苏地区的基准利率上浮40%。他们告诉我，信用良好的农户可以获得基准上浮20%的利率（相当于月利率1%，年利率10%）。我见到的当地银行高管很有把握地说，农民这个群体非常诚实，还贷率达99.8%，意味着农户扔下贷款突然跑掉的风险很低。一个很显然的还款动机是，按时还贷是农民接下来几年能继续得到贷款的唯一办法。即便如此，我仍然惊诧于还贷率之高。据估计，阿克苏地区约有160万农户参与小额信贷。阿克苏是个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律。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农村金融未能很好地为农民服务。 近年来，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迈出了几个重要的步骤。新世纪之初，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拉开帷幕。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小额贷款公司启动，2006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开启新的农村信贷机制——村镇银行。近期的举措是，2008年5月开始，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手推动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化经营和扩展。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活跃在农村小额信贷领域的机构还有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金融公司（IFC，世界银行集团旗下）、沛丰中国（Pla Finance）、美信集团（Micro Cred）、美国行动国际（A），以及政府扶贫机构等。 在这些进展背后，一些重大的政策起着推动作用。首先，政府高层推动农村发展的不懈努力。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是这些政策背后的智囊之一，他也是小额信贷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其次，甚至在很早以前，央行就已深刻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制造的混乱，以及商业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撤离农村导致农民享受的金融服务极其有限所潜在的危险。在前任和现任领导吴晓灵、易纲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央行希望能为拓展农村金融服务做些工作。近期中央关注的一个重点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始于2008年的此次经济放缓中，中小企业受到很大冲击。预计未来的发展会清楚地表明，农村金融领域、中小企业融资领域会不断地取得新的发展，一些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一些则由草根力量推动。 今天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有农村信用合作社、NGO、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以及村民互助资金。下面分别给以介绍。 农村信用合作社堪称农村金融教父，以多种形式经营了数十年。在很多地方，农信社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经常是乡镇一级唯一的金融机构。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农信社往往向中小企业贷款；在更为农业化的地区，则主要面向农民发放贷款。全国范围内农信社经营状况参差不齐，有些经营得很好，有些经营不善。与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相比，农信社的贷款上限受央行的监督（商业银行可在基准利率之上自由浮动）。目前，农信社贷款利率是央行基准利率的2.3倍，这是因为在很多农村地区农信社垄断了贷款。因此，央行担心它们利用这种优势提高利率。 农信社究竟向多少农户发放了贷款仍有争议。官方数据显示，农户覆盖率是33%。据央行数据，截至2008年6月底，农业贷款总计达1.76万亿元，占所有银行贷款的6%，面向农户的贷款约为1.2万亿元。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整体农村金融形势要好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但是，一些我在2008年有过交流的国内外农村金融专家却认为，这些数据过于夸大实际情况。其中一位专家引用一项调研数据称，很多地区面向农户的贷款比率较低。他认为，农信社出于政治原因夸大了数字。很多“农业”贷款可能实际上贷给了开办企业的富裕农户（他们仍然可以被称为“农户”），或者贷给了商业性农场。另一位专家认为，官方数字中包括了以前的未偿贷款，因此夸大了今天的信贷规模。另一位分析家认为，全国性农村贷款覆盖率没有多大意义。例如，在吉林省，农信社可能向60%～70%的农户提供贷款，而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这一比率不足10%。离乡镇越远的农户，得到农信社贷款的可能性越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广文于2005年在浙江做的一项调研显示，29%的中小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一般来自当地农信社（有时候是农行分行）。何教授发现，尽管部分银行/农信社开始以信用为基础发放贷款，但依法成立的公司可用资产作为抵押申请贷款，在中国这是获得贷款的一个关键条件。此外，农信社的放贷还不得不常常受制于行政压力。 面向农户的贷款中，抵押是个难点。近年来，农信社对农户的贷款采取了一些新的担保方式，如农户联保贷款（例如5户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相互提供贷款担保），“公司+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企业为农户提供担保等。在部分地区，第二套住房、拖拉机甚至耕牛也可以作为抵押。但留给农信社（以及其他从事农户信贷的机构）的麻烦在于，一旦贷款难以收回，如何变现抵押物（想象假如你第一时间被派去抓住这些抵押物），这经常是一个难题。如果还不上款的村民一怒之下将牛被牵走、拖拉机被开走的消息诉诸媒体，贷款机构或许会受偏向弱势群体的舆论的谴责，想想假如一个外国慈善机构想收回抵押物，该引起多少怒火。当前时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担忧可能会制约贷款的发放，如果农信社或其他机构没有足够的信心拿回抵押物，那么信贷经理可能决定没必要冒风险。2008年初，部分试点地区允许农民以土地作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按照现行制度，农民的土地不归个人所有，而是集体所有。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贷款收不回来，当地农信社应该能够得到土地使用权，并有权将其出售。但实际上，这一行为并没有受到法律保护。其次，即便法律允许，事实上真的可以这么做吗？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只有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大部分金融机构才敢没有顾虑地为农民提供贷款服务。 过去几年的农信社改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央行注入数十亿资金填补农信社在20世纪90年代的巨额亏损。2002年，农信社开始对农户信用进行评估，向贷款农户发放农户贷款证（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003年以来，在银监会的支持下，农信社向农村商业银行改制。希望此举能集中资金资源、分散风险并改进信用评估。地方政府也希望农村信用架构具有更大规模，以支持当地的项目建设。但令人担心的一点是，农信社改制将使其远离农民，尤其是如果改制后的农信社出于成本考虑关闭位于农村地区的网点。出于这一原因，监管部门中有一种意见是放慢农信社重组速度。 不论土NGO，还是洋NGO，只要不打算吸储，通常无须银监会批准即可搭建台子（基金会等）投入经营。监管部门之所以允许这种做法，是因为不存在储户存款损失的风险。它们的资金来自慈善机构、国际性组织或者政府。 这一类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该机构直属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小额信贷以及健康保健、教育等项目。小额信贷项目自1996年成立以来，为13万农户发放小额贷款累计达3亿元。2007年，发放贷款38000笔，贷款金额达1.18亿元，平均每笔贷款金额为3100元。总贷款中90%贷给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户，包括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该基金会的小额信贷可以说非常成功。 但对很多NGO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问题。把钱散出去并不是小额信贷可持续性挑战的解决办法。过去几年中，国际慈善似乎已经不再以小额信贷为重点。熟悉商业运作的人士有时会被以慈善为基础的机制抗拒，因为他们希望投资能够持续，甚至希望获得报酬。此外，还有一些NGO所从事的项目，包括国外和国内的慈善机构，往往经营不善并且缺乏透明度。 另一个问题是基层如何看待慈善扶贫。一位供职于官方小额信贷机构的相熟的朋友说：“在北京我们谈扶贫，在下面，从来不提这两个字。如果这样说，那简直干不下去。”它们自视为商业化运作的基金会；否则，贷款是收不回来的。其他从事小额信贷的国际慈善机构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也是银行面临的危险，尤其是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外资银行。客户有可能将他们的贷款视为慈善性质的捐赠，你们那么有钱，这点贷款可以不还了。这样一来，贷款机构很快就没法经营下去。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持续经营的小额信贷模式，它能够自我维持，一旦找到了这种模式，就可以扩展到全国。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此年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公司发放小额贷款，但不吸收存款，资金来自投资者。2008年，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非正规融资（如温州地下钱庄）合法经营。5个省份参与首批试点，数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登记成立。随后，随着试点向全国推广，更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例如，据何广文教授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成立了21家小额贷款公司。据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白澄宇估算，2007年初登记的7家小额贷款公司共有资金1.32亿元，经营表现差异较大。这一数字现在看来是低估了。 很多接近决策圈的人士希望，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成为民间资本和农民之间的渠道。但是，实际情况是小额贷款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这是由于中小企业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所以小额贷款公司更愿意贷款给那些现金流稳定、资本收益率良好、行业有增长前景的中小企业。而农户一般满足不了这些条件中的任意一条。央行和银监会2008年发布的指导意见更多地指出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向。如果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开，这一改革会迅速形成规模。这是当前面临的挑战。问题在于，央行不希望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导致的金融秩序混乱那一幕重演。当时，各地数千家合作基金会允诺高息从农民手中吸收了大量存款，然后以稍高的利率贷出。最终导致巨额亏损和资金的滥用，农民存款收不回来，造成农村金融秩序的极大混乱。央行不得不偿还储户存款，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或转入农信社。基金会的教训十分深刻，并给央行和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它们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收拾烂摊子。有鉴于此，央行对于过快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条件十分谨慎。目前不允许其吸储，至少在经营的第一年，只能使用自有资金。如果某个经营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家亏损了，那么，人们可以说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小额贷款公司在健康运营一定期限后（有的是一年），可以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融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我不敢肯定银行是否有兴趣，或有多大兴趣为小额贷款公司放贷。但对于温州等地的金融企业家来说，他们早已在当地央行分支机构和银监会的眼皮子底下，自由地经营并实现了相当的规模，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模式对他们没多大吸引力。很多人仍然乐意游弋在金融灰市里等待政策进一步放开。2008年中，我同部分温州地下钱庄老板有过交流。他们抱怨小额贷款公司不适合他们，因为他们的模式是吸储放贷。也有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规则会进一步放开，最终能够转制为银行，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会把主要业务放在上面。据媒体报道，截至2008年底，温州活跃着16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他民间融资机构开始转战全国其他地方，但大部分不够活跃。一位长期从事民间融资的温州老板对我说，如果不进一步放开政策，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将遭遇彻底的失败。 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也为慈善机构获得法律身份提供了一条路径。首家外资小额贷款公司南充美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Micro Cred Nang）在四川南充挂牌成立，2007年10月开始投入经营，注册资本为5500万港元。南充美信主要面向当地微型及小型企业提供有担保和无担保小额贷款，贷款规模在5000～75000元之间。截至2007年底，南充美信发放有效贷款169笔，计划在2008年突破1000笔，平均每笔贷款规模为24000元。但南充美信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资金只能来源于慈善，这限制了它在当前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扩大规模。如果不能吸储，只能依靠资本金，小额贷款公司是无法实现规模的。 央行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之后，银监会也积极参与到农村金融领域中来，于2005年底启动村镇银行改革。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要求较低，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100万元；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元。作为基本上已对中国银行业实现了全面监管、深刻了解农村金融潜在问题的监管机构，银监会认识到它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因此，银监会只允许已经处于它监管之下的银行设立村镇银行，规定单一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持股比率不得低于20%，希望商业银行能够方便地将自身已有体系和有经验的人手移入它们的小型村镇银行。但问题在于，大部分商业银行都不太具有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经验，而且村镇银行实际开展业务时，目光更有可能瞄准中小企业，世界银行的林毅夫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2008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林毅夫认为村镇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会“侵蚀掉为农村的农户放贷的任何动机”。而且，这一规则也会阻止很多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因为它们担心失去对银行的控制权。 村镇银行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可以吸收存款，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一家村镇银行都可以实现一定的规模（不像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只能依靠自有资金，因此扩张空间有限）。央行或银监会对村镇银行的贷款利率也没有限制。唯一的限制是《民法通则》，明确要求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一个很大的劣势在于，目前村镇银行只能在其所在的村或乡镇开展金融服务。鉴于大多数村镇银行在这样一个小规模客户基础上很难盈利的事实，很多人希望这一地域限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放宽。赚钱是重要的，忽视这一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外，未来在银监会确认村镇银行运行足够好之后，控股比率或许也应该放松，这样有利于私人资本进来。当然，这是长期的目标。 银监会2006年底到2007年所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创建农村资金互助社，将它置于法律架构之下，使之具备法人资格。在资金互助社模式下，一定数量以上、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以自有资金入股，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当然，在此次获得合法身份之前，这种社员间的私下借贷活动是比较普遍的。当前，大多数省份展开了试点工作，部分规模较大，已经正常运行的资金互助社正式注册为法人。据何广文的调研，大多数资金数额较小，但正在形成一定规模。一家位于吉林省的资金互助社规模已经达到850万元，入股社员人数达数百。其他互助社主要在村际扩大规模。 <h3>改进农村金融的几点建议</h3> 以下是我们在向很多专家请教后总结出的对农村金融政策下一步骤的三点建议。 第一，培养监管能力。目前，银行业监管机构，尤其是地方及其监管机构，在政策监管小额信贷机构方面的能力和经验都很欠缺。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否则会阻碍小额贷款公司转变成可以吸储的金融机构或者扩张。省、市和县一级监管干部需要接受培训，可以借鉴世界范围内一些机构多年来开展小额信贷的经验。关键是要确保社区“拥有”资金（并且不将其看作其他人的慈善资金），确保监管者和小额信贷从业者掌握信贷流程（不同于中国的传统银行业较为依赖贷款抵押的做法，小额信贷必须评估现金流），认识到贷款机构自由确定贷款利率的重要性（外面看来很高的利率或许只是反映了小额信贷的高风险，而且，如果小额信贷是农民获得融资的唯一方式，他们也愿意接受15%甚至20%的利率）。 第二，实行灵活监管。在一个新领域的开始阶段，进行试验（试点）是必要的，以找出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同时，也要充分借鉴90年代农村小额信贷混乱的经验教训。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这一领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因此，要想农村小额信贷欣欣向荣，就要允许百花齐放，允许有差别。这也意味着地域限制、所有权限制、较高的资本金比率以及不得吸储的规定等，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放宽。监管者（经过足够培训）将乐于见到对各地遇到难题的有针对性、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也愿意放手让一些地区的小额信贷机构去尝试哪种模式最有效果。当前存在的问题是，诸多限制制约着实质性进展的取得。很多参与小额信贷领域的慈善机构并不认为过去几年的监管动作事实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很多拥有在其他国家开展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经验的慈善机构认为进展不够显著，那或许我们的政策确实存在问题。“这不是某个机构的失败，”一位小额信贷专家告诉我，“让各种小额信贷机构在一个监管框架内做它们想做的事，然后让更多小额信贷机构获得成长机会。”增加竞争意味着新的客户必须被发掘出来，他们可能就是很小的企业和更多农户。 第三，允许私人资本进来——要理解贷款机构能够盈利是这一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贷款。前面提到过，我在温州见到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制造业赚得大把资金，希望能有机会进入银行业。但是，我见到的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对当前的小额信贷监管环境感到满意。要开设村镇银行，必须找到一个银行做股东，但大多数在中国经营的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不太情愿找合作伙伴。那些开立的村镇银行更希望找到具有中小企业贷款和小额信贷经验的合作者，而不是温州商人。开设小额贷款公司倒不必需要银行，但需要多个股东，且单个股东持股比率不超过20%，这意味着没有人能获得控股权——这是大多数温州商人最看重的目标。而且，小额贷款公司也不能吸储。 由央行起草并于2008年底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的《放贷人条例》，看来也没有令温州地下钱庄感受到更多兴奋。根据该条例，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央行这一规定显然是旨在防止形成高利贷。但是，当前地下融资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短期借贷，本身就是很有风险的，现在的实际市场利率突破了4倍基准利率的上限。而且，该条例禁止放贷人吸收存款，也就是说他们仍要依靠自有资金。在监管者的眼中，这可以阻止穷人的血汗钱被无德放贷人窃取。但这一条例的不利之处在于，那些活跃在金融灰市中的放贷者没有很大的动力从阴影中走向明处。 总之，到目前为止，小额信贷领域的改革已显露出希望的曙光，但在规范地下融资以及为中小企业和农民提供融资帮助方面做得还不够。在2009年即将走过的时候，中国仍在寻求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领域的艰难突破。 第二篇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七章 中国的储蓄过剩问题 在很多人眼里经济学家真是一群怪人。过去几年来，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实在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减少储蓄？疯了吧？人们会想，你们这些人倒是不用为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给儿子买房这类很花钱的事儿操心。实际上，辛辛苦苦挣钱，尽可能多存点钱是当今许多中国人的主要生存策略。 我很理解并同意人们的这种想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像下面我将谈到的，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亚洲处于非常正常的水平。中国人并没有比他们的邻居印尼人，或者巴西人、俄罗斯人储蓄得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低于印度家庭。因此，政策关注点不应落在鼓励家庭支出、降低家庭储蓄率上。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目前中国家庭支出占其收入的比率已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否则，过去五年来官方公布的消费年增长率也不会达到8%～10%，甚至在2008年达到12%。因此，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得以完善，人们自然将增加支出。因此，提高收入应成为政策关注点。 另外还需要看到，中国整体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储蓄率高，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率。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设法减少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也将有助于降低整体储蓄率。但这需要跳出固有的政策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个债券市场，以及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能够支付红利。如果措施得当，我们会发现，家庭也将受益于这类政策调整。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的高储蓄率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本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在不损害中国家庭利益的同时降低中国的储蓄率。这里，我们将借鉴中美两国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家庭的收入应该得到提高。 <h3>对储蓄的理解</h3>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二者均快速增长，但储蓄增速更快。储蓄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末下降之后，从2000年的37.7%跃升至2004年的45.7%。但需要注意的是，储蓄总额的数据并不仅是家庭储蓄，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从根本上说，储蓄就是收入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这些钱被存入银行，即成为储蓄。但你也可能选择将这些钱投资购置机器设备或厂房。投资来源于储蓄。当你完成了消费和投资后，可能还余下一些储蓄，我们称之为“过剩”储蓄，因为它们没有被用掉，或至少没有在中国国内用掉。如我们在第十二章将看到的，部分剩余储蓄可能不得不被输出中国，投资于国外市场。 因此，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整体储蓄水平（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在上升；同时，投资规模一直稳定在GDP的40%左右。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增长停滞，而是投资增速与整体经济增速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中国的“过剩”储蓄也有所增长。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对中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国不用从外国借钱来满足投资需求。实际上，中国根本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中国国内的储蓄已足够支持所有投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部市场和管理等“软”件。今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靠大量累积资本投入大型基建项目来拉动，因此中国将更迫切地需要这些“软”件，这样，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它带来的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对于中国将更加重要。 但“过剩”储蓄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过剩”储蓄的出现显示出中国企业和家庭的产出超过其消费和投资，部分地体现为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那么，“过剩”储蓄怎么会带来贸易顺差呢？ 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会反映在其对外贸易账户中。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国内经济失衡，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失衡。例如，如果一国表现为大额贸易逆差（如美国），那么它消费和投资多，储蓄少；如果一国表现为贸易顺差（如中国），则情况正好相反：该国的家庭和企业拥有大量储蓄，储蓄增速超过投资增速。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反映出储蓄过剩且投资占支配地位，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储蓄不足。经济学中的变量总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关联。 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占同期GDP的11.3%，2008年降至GDP的9.5%。从2005年开始，贸易顺差和“过剩”储蓄同时快速增长。 <h3>谁在储蓄？</h3>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时，通常会联想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和政府都有大量收入，并可决定将收入用于支出（消费）或储蓄。 2008年储蓄总额约相当于GDP的50%。储蓄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构成。近年来，企业储蓄增幅最大。2005年家庭储蓄约占GDP的21.2%，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GDP占比分别为6.3%和20%（2005年数据是迄今最近的公开数据）。 同时，三个储蓄主体都至少会将部分储蓄用于投资，而“过剩”储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其与贸易顺差相当）。家庭“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1.7%；政府“过剩”储蓄仅为GDP的1.1%；而企业储蓄呈现“赤字”（即企业的投资超过储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来为投资活动筹资），规模达GDP的8.7%。 中国的高额“过剩”储蓄主要由大规模的家庭“过剩”储蓄所致。不过，虽然家庭“过剩”储蓄规模较大，但近年来未见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变化的话，就是家庭“过剩”储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所下滑。政府“过剩”储蓄在2004～2005年降至仅为GDP的1.1%。企业储蓄“赤字”在2004～2005年显著缩减。这显然是近年来整体“过剩”储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业储蓄“赤字”的缩减可能是由于企业储蓄水平猛增，我们猜测，导致企业储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收入迅速增长以及企业红利分配制度的缺失（国有企业留存收益，不分配红利）。这显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体“过剩”储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应将这种新的经济失衡归咎于家庭。 <h3>为何储蓄？</h3> 这里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按经济学原理，一国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费将越多，储蓄水平则越低。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应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应逐步减少。但为什么中国的“过剩”储蓄反而有所增加？ 为了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分别来分析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行为。它们更倾向于消费还是储蓄？其行为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随着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人们自然将减少储蓄吗？如今，各地消费增长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们买车买房，信用卡（在年轻人中代表负储蓄率的标志）使用量激增，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电视等商品也极为普及。那么，为什么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仍维持高位，并存在大量“过剩”储蓄呢？ 有人试图以儒家文化鼓励储蓄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确实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释近五年来中国储蓄显著增长的原因，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尔默（Calla iemer）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威尔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了中国的储蓄数据，她认为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tory berade Imbalance”， Paper，p://.spp.nus.edu.sg/wp/wp08_08.pdf其一，中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高速增长。根据威尔默的模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上升0.45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增长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许影响，大量额外收入被储蓄而没有支出。这在中国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那里的社会保障体系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特别是资产所有者，不论这种资产是商业、房地产还是股票），并没有提高各层次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些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四套房子、两辆汽车，不会再热衷于多购买几瓶昂贵的洋酒。 其二，威尔默认为，赡养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储蓄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相较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经济学家将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称为赡养比率，因为儿童和老年人需要靠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来供养。老年人赡养比率等于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之比。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规观点是，劳动力人口的储蓄一般来说比非劳动力人口的储蓄多。在我们的一生中，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消费，成年后随着收入增长储蓄增加，退休后将用掉一辈子的储蓄。这种个人的生命周期意味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储蓄率水平随之改变。例如，一个社会中退休人口越来越多将使整体储蓄率降低，而如果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将上升（赡养比率下降）。未来数年内，中国将明显步入老龄化社会，则赡养比率将上升，而储蓄率将下降。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考虑到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赡养比率在2015年左右开始上升，威尔默预计，2020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不会低于GDP的40%。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科斯·查门（Marcos Ces of Urban house holds in a Rising？”，IMF Paper，June 2008，他们发现，1995～2005年间，家庭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不仅家庭储蓄的绝对额有所增加（由于家庭收入增加所致），家庭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也比10年前提高。也就是说，家庭储蓄行为改变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文曾提到，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收入的30%，家庭储蓄率并不算高（但整体储蓄率达到GDP的50%则是世界最高纪录）。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在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更高，约占收入的30%～35%。 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各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均有提高。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假设和威尔默的模型，一般来说老年人储蓄不多，他们会将工作时积攒的储蓄逐渐用于年老时的消费支出。但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中国的老年人更愿意储蓄。他们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问题。许多读者可能都会认同这一点。过去10年，随着政府投入减少，居民的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很大漏洞，还需较长时间完善医保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减少储蓄。在所有调查中，医疗都位列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之一。 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购房需求也是刺激储蓄增长的一个原因。他们发现，1995年，只有17%的城镇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86%。20世纪90年代末，公有住房以很低的价格被私有化，房屋出售价格仅约为市场价的20%，其中包含了公共财富向私人部门的潜在转移。而现在，年轻人需要按市场价购买私有住房，许多人还希望换置更大的房子。经济学家将其视为刺激储蓄的一大原因。简言之，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过去10年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关键性变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 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到一些对高储蓄率的合理解释，包括经济增长、为医疗和住房存款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收入。收入是否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的，理由是中国家庭增加储蓄是由于他们得到的收入较总收入水平减少了。也就是说，家庭储蓄率提高是因为家庭总收入较整体经济规模有所减少。 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在发达经济体，年收入中劳动力收入所占比重较稳定（约为总收入的56%），不过近期美国劳动力收入水平受到一定冲击（见第十一章）。劳动力收入包括每个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农民耕作获得的收入。与此相比，如图77所示，中国经济中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从1996年的69%降至2004年的58%，2005年略有回升。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家庭收入越来越少。一些经济学家从2005年后的其他数据中还发现这一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家庭储蓄率无疑会有所增加。 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数据的片面性。因此，我认为图77可能夸大了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比率的下滑程度。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统计范畴界定的问题。对家庭收入的界定曾发生很大改变，影响了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将单个法人所有的小型企业收入界定为个人收入。2004年开始，统计局将这类收入重新界定为企业收入。这一变化使得近几年家庭收入占比有所下滑。 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巨大转变。总体来说，这导致家庭收入上升，因为人们通常在农业以外的产业生产力更高。不过，虽然人们到工厂之后收入得到提高，但工业活动产生的新收入中劳动力收入的占比却比农业生产中要低。细想一下就能明白。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程度仍不高，主要靠劳动力耕作。这意味着，劳动力应得到大部分收入。而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置设备和经营场所等，也就是说，企业的总投入中劳动力投入占比减少，因此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降低。因此，在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大部分新增收入将流向资本家。这是众多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经历的自然现象。 第三，统计数据可能没有体现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大规模增长，以及自2003年以来私营部门劳动力实际工资的提高。这是由于官方劳动力收入调查仅包含政府和国有企业员工，忽略了过去10年来受雇于私营制造业的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调查中没有体现2004～2008年间这部分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提高。这使得统计数据出现偏差，拉低了家庭收入，推高了家庭储蓄率（因为家庭在银行的存款金额很容易衡量），也导致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被严重低估，家庭收入的占比下滑。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有所下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自然结果（加之对劳动力数据的一些统计问题）。阻止这一趋势的最好方法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在服务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家庭来提高家庭收入）并向私人投资开放服务业。减少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政策鼓励也会起到一定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结果可能使家庭收入中更大一部分用于消费，减少储蓄。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还将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由家庭储蓄拉动，企业和政府储蓄也起到很大作用。具体这个作用有多大？近年来企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利润一般体现出上升趋势，其增速可能超过工资增速。面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企业与家庭一样，选择增加储蓄。 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仍很难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所以需要借助自身的储蓄用于投资。同时，过去几年来，人人都在追求高增长模式，因此企业也有储蓄、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此外，与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同，国有企业几乎很少向其所有者——国家支付红利（下文将详述）。如果国有企业支付红利，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再分配至需要资金的家庭。但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通常为垄断利润）留存为自有储蓄。 2005年，企业储蓄约占GDP的20%，但其投资更多。企业的投资额怎么能够大于其储蓄呢？这是因为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借入家庭存入银行的储蓄。另外，企业还可以吸收股权投资（有时还吸收国外储蓄），一些幸运的大型国企还能从中央财政获得转移资金（政府自有储蓄外的资金，下文将详述）。 世界银行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中国的高储蓄之谜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减少企业储蓄的好办法。“Iment and Saving in a”，orld Bank Paper，June 2005，高路易认为，由于缺乏红利分配制度且股权集中度较高，集中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得以留存很大一部分利润。2007年，中国政府针对大型国企试行了新的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规定国有企业按其税后收入的10%～15%向财政部上缴企业红利，财政部再将这些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支出。 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变化，否则，国有企业会用这些资金继续投资，其中一些投资项目可能会白白浪费资金，而社会公众作为资金的最终拥有者（至少从理论上说）却得不到任何益处。将更多利润从企业的掌控中抽走，将对企业产生更多约束。但目前新的国企分红计划试行范围还很小，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我的一位朋友还提出一个好建议——可对分红比率最高的国有企业给予奖励，以鼓励国有企业的分红行为。鉴于每年的企业利润有波动性，可建立一个企业红利分配基金来熨平这种波动性。该基金可用高利润年份的收入抵补低利润年份的支出。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保证这些资金不再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建项目已经够多了。这些资金可直接投入医疗（增大对医保体系的投入，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教育（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确保教师收入水平）以及低收入群体扶助计划（提高农民的基本失业补助）。当前，中央财政面临财政预算压力——2009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因此政府在增加公共支出方面十分谨慎。找到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将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将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效应。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国企抽取更多收入转移给家庭。这才是真正关注普通家庭的政策措施。 政府也在储蓄，但储蓄规模较家庭和企业要小得多。政府“过剩”储蓄很少。也就是说，政府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储蓄全部用于投资。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自2000年以来，政府获得的可支配收入约占GDP的20%，其中包括家庭和企业上交政府部门的税收。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统计数据存在低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和殷剑峰认为，自2001年以来，政府收入数据存在低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上报其全部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自2004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土地销售收入一路飙升，但数据并不透明，当地政府并不将此纳入预算，因此也不受地方人大的监督。这些资金被放置在预算外账户中。地方政府通常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保存其表外收入。我们估计这类银行账户在官方统计中均被归类为企业存款。这些资金如何处理也是个谜——看似大部分资金被注入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2008年，土地收入已被建议列入地方预算中，但这方面进展似乎并不大。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进行估算。 这还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表外收入。铁道部和建设部等部门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账户（专项资金账户），这些账户是非公开的。地方政府销售汽车牌照的收入也趋向于进入预算外账户。尽管近年来各项收费已有所减少，但可能仍存在其他收入渠道。由于我们无法一一估算，这里仅将土地收入分列出来。 政府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付工资、购买商品，剩下的部分被储蓄起来。政府可通过两种方式“投资”其储蓄。首先是资本转移，主要方式为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但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国家支持逐渐消除，这类投资有所减少。其次是政府投资，该部分投资一直平稳增长，2005年达到9500亿元，占GDP的5%（不包括土地销售）。政府投资（至少是体现在财政预算中的投资额）占2005年投资总额的13%，加上补贴（我们猜测这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投资）所占的3%，总计占比为16%。 在大多数年份，政府的消费、投资和补贴支出超过其收入，因此中央财政需要借入更多资金维持赤字运行。其筹资方式即发行国债。商业银行代表其储户（家庭和企业），成为国债的大买家，我们估计，政府筹得资金被放置在财政部在央行的账户中。中央财政每年的债券发行规模一般都超过其预算赤字。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官方预算赤字累计达1.6万亿元，而同期政府通过净债券发行增加借款3.5万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在大量囤积家庭储蓄，并将其存入财政部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每年前11个月，资金都会持续流入国库账户，而12月份，该账户中的部分资金会转移至地方政府，因此最好选取每年11月的统计金额进行比较。2005年11月，财政存款余额为1.1万亿元，占GDP的5.9%；2007年11月增至2.3万亿元，GDP占比为9.2%；2008年11月为2.7万亿元，GDP占比略降至8.8%。从表面上看，财政存款规模十分可观。 如果说财政部一直在为未来的困难时期储备资金，那么现在看来，非常困难的时期已经到来。2009年初，我们预计全年的赤字规模将达9600亿元，占GDP的2.7%。为了筹集财政赤字所需资金，中央财政需要大幅扩张债券发行规模并（或者）降低财政部储蓄规模。至少根据我们的测算，理论上说，财政部将能够从财政存款账户中筹集2009年全年预算赤字所需资金。不过我们猜测，财政部将倾向于发行新债来维持其现金借款池，以便为经济形势可能更加紧张的2010年留出空间。不论运用哪种筹资方法，都将降低（借来的）政府储蓄，并带动整体“过剩”储蓄水平下降。 这引发出本章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h3>如何降低储蓄率？应该降低储蓄率吗？</h3> 降低中国整体储蓄率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些是有益的，另一些则存在弊端，并将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 例如，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减少储蓄。因为收入增长放缓意味着政府、家庭和企业可能将动用储蓄来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但这对于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同时，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投资将放缓，因此“过剩”储蓄如何变动并不确定。2009年第一季度贸易盈余的扩大显示，随着经济陷入衰退，投资降幅超过储蓄降幅，使得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失衡变得更为严重。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09年大部分时间内持续。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赡养比率将从2015年开始上升）也会拖慢中国储蓄率的增速。储蓄率偏低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更多老年人也决定将更多储蓄用于消费。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根本上说，如果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医保和养老金体系没有完善，鼓励家庭消费就无从谈起。因此，与降低家庭储蓄率或刺激投资相比，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段历史。在1998～1999年间，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改变了家庭消费的游戏规则。当时取消了城镇福利分房，原来分配的住房以低廉的价格向租房人出售。有人估算，当时家庭购买房屋的价格约为市场价的20%左右。通过此举，众多租房户取得了房屋产权成为房主，提升了家庭收入（他们不再需要支付房租），这是削减家庭储蓄的一大原因。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此后的10年间对私人消费提供了重大支撑。 10年之后的今天，消费者或许需要从另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中获益。目前旨在刺激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规模仍然有限。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可选方案，但每一样实施起来都有一定困难，具体包括： 1.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当然，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目前医保投入已较过去增加很多，但仍然不够。新医改方案确定了一些框架原则，但技术细节和筹资方案仍未敲定。医保体系改革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控制医疗机构成本以及药品合理定价等。 2.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当前，许多学者呼吁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不仅仅惠及高收入人群。目前，许多家庭需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应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此外，需要改善税收体系，保证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一定进展。改进税收体系包括开征物业税以及股票市场印花税等措施，这些在欧洲已十分普遍，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3.另一个选择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额，由国家承担更多社保费用。目前，中国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成本的42%，实属负担过重。这种过重的负担使许多企业和员工开始设法逃避缴费。降低社保缴费，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进而增强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家庭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4.改革利率机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家庭储蓄得到的利息很低，银行却高息向企业放贷以赚取利润。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鉴于企业的储蓄水平也很高，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水平的政策。 1.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将大部分国企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上文曾提到，我们认为，仅小规模试行的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应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如果我们能推进该计划，引入奖励机制，并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并可抑制部分企业出现的过度投资的冲动。 2.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可拉低储蓄率。如果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能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他们将更乐于将收入用于消费，待需要资金时再从市场上筹资。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还将吸引家庭将存款从银行系统搬出，进而提高家庭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增加家庭收入。 当然，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效。在此期间，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仍将维持高位。假定投资水平不超过储蓄水平，则中国的“过剩”储蓄水平仍较高。这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消费增速仍较慢；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继续“出口”其“过剩”储蓄。 一些人士认为，正是中国的储蓄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将在第十二章深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全球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中国的错吗？ 第二篇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八章 制度有多重要？ 经济学家常受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为什么有的经济体茁壮成长，有的经济体却踯躅不前？有的经济学家说这主要是天气惹的祸——如果天气又热又潮，难免常受疾病侵扰；如果又热又干，干旱贫瘠的土地则会制约经济发展。这两种天气全让非洲赶上了，因此，有观点认为，非洲几乎没什么机会发展经济。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博茨瓦纳这样的经济体会与众不同——那里的经济发展得实在是不错。而它的邻居津巴布韦，却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地方，至少近些年如此。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首先应压缩政府规模，控制政府权力，简化企业经营的行政审批程序，降低税率，允许私人企业持续经营赚钱并创造就业。但是，当然我们也明白，如果这些规则走得太远，国家将会过于贫穷，不能保护弱势群体，也不能阻止势力强大的企业力量的渗透。这样的话，这个经济体就会走向不好的方向。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将重点放在“制度”，以及制度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方面。 本章中，我们专门来谈谈制度——法治，包括各种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潜规则。制度为商业制定游戏规则。制度究竟是什么呢？这些制度好不好？有什么弱点？中国制度建设情况能有多大改变？得当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它们能够支持投资、创新和消费，制约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滥用是破坏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正如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得到的经验，制度可以带来天壤之别。制度在前30年击倒了这个国家，在第二个30年成就了这个国家。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帮助下，我们将探讨制度在影响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全世界商业经营中面临的坏制度的挑战），看看其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能否适用于中国。阿西莫格鲁发现几百年前确立的法治给不同国家带来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今日中国人的生活中可能留下了帝制的烙印，同时受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的共同影响。历史的制度能够持久，是阿西莫格鲁透露出的信息。此外他的主要观点是，某一制度中的重大改变很难实现。我相信这是十分艰巨的挑战。 现在发生了什么？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表明，某些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同时也告诉我们，某些制度很难被改变。“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只要河里的石头足够多，你也够勇敢，敢于不断地从一块石头跳到下一块。我的感觉，当前我们的制度改革正走在河中央，而且，不十分确定下一块石头在哪。在本章中我想说的是，冷眼旁观今天我们所处的制度，似乎对于支持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而言还不够完善。事实证明，中国的制度对于汇聚资源，投向重工业方面是有效的。但当前的制度不能普遍适于私人企业、创新和服务业，也不十分适于自然环境保护。我们不妨借助世界银行所得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排名，来比较各种经济制度的优劣。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仅建成了一半。改革还会向前走，但动力显得不是很足，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h3>制度是什么，制度如何打造？</h3> 经济学家都认同制度的重要性。但什么是制度呢？经济学界就这一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但归根到底，制度基本上关乎法治。制度包括议会、国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立法，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所有帮助法律实施的事情，如公共治安、诉讼体系，也包括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纠纷调解仲裁的所有规则。例如，在国际上，tO这样一个机构制定并监督着一整套国际贸易的规则及实施，还有一整套国家之间发生贸易冲突时的仲裁协调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你每天都在和制度发生着关系：制度确定你交多少电费，如果超速驾驶会领到罚单，也决定你为什么能轻易地在路边买到盗版光盘。简言之，制度就是游戏规则。而且这个游戏贯穿你的一生，或者至少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关系到你的金钱、时间、娱乐等等，占据你生活的一大部分。在一个国家里，只要规则在，违反游戏规则的人就要付出代价，受到经济处罚或其他惩罚。当然，在全球层面上，每个国家保留违反规则的权利——但意味着它们将面对不得不出局的潜在危险，并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一整套综合的制度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其中部分制度是正式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但也有很多是非正式、不成文的（只意会身教不言传的）。对于老外（包括我们这些研究经济的老外）来说，中国很神秘的一点是，正式的规则和实际行事遵行的法则之间经常存在不小的距离。某日我见到北方某港口城市的前任副市长，他笑言“不做官员你永远不会懂中国”，满脸的成就感。如今他早已卸任，拿着某港资房地产公司开出的高薪，帮助拓展内地业务，显然做得十分成功。他自豪地夸耀说，通过他的关系他们公司在上海以便宜的价格屯了很多地。他很懂潜规则。 经济学家尤其感兴趣的是捍卫财产权的制度，也就是保护普通人的金钱、房屋、土地等财产不被拥有财富和权力者窃取、占有的法律。经济学家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制度健全的地方，经济更有可能繁荣。其中缘由不难理解。如果你担心为修建厂房而购置的土地和设备有一天能赚钱的时候会被偷走或夺走，那你怎么还敢买呢？买房子也是一样，如果你认为有人会借助法律体系，从你手中夺走你的房子，那你在买房的时候会再三思量。或者假如你乃一介农夫，如果担心某一天你的土地由于开发商的贿赂而被夺走，你还会在地里投入很多吗？或者，假如你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如果你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发明，也没法阻止别人复制，你会花费数年时间来研究和开发吗？因此，能够保护财产权的好的制度非常重要。没有保障财产权利的制度，就没人敢开工厂、买房，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资，工程师也不能数年如一日地钻研新发明。 但制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制度有力或者薄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懂得如何构建有力的制度，就可以走上帮助穷国走向经济成功的漫漫长路。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丹尼·罗德里克，我们已在第三章提到过他）认为，重大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他认为多党制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治制度，原因是这种政治制度通常意味着重要政策的波动较小，一般来说经济危机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也意味着增长带来的好处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ic Outes？”，h Romain acziarg，December 2004，也有人（包括很多我认识的在华经商的外国人）亲眼看到了中国的政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在资源配置、设施建设、制定长期规划、为公众利益制定决策方面非常有效。他们对政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修条路盖座大楼的能力大为惊叹，这在具有详尽的财产权利保护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交口称赞中国，取笑印度乱哄哄的民主连路也修不了，工厂只好从一个邦搬到另一个邦，直到哪个邦工会允许企业经营。这些生意场上的朋友说得不错。但是，他们没有被赶出城里，他们的房子没有被强行拆除，他们自己没有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25公里以外的地方居住。飞快的城市改扩建的拥护者往往是从中受益的人，而不是作出牺牲的人。 对于什么是形成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学家作出了一定的回答。阿西莫格鲁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这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2005年克拉克奖得主，该奖项只颁给40岁以下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是当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是经济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为找到问题的根本，阿西莫格鲁深入历史，对非洲、拉美和其他“新世界”的欧洲早期移民进行了研究。“Unbundling Institutions”，ober 2004，这一角度的确非常巧妙。为什么呢？因为很少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样的尝试。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做研究，原料是什么，用量多少，实验条件都尽在掌握，可以反复实验，改变用量，改变实验条件，记录下每次实验的结果。通过这种行为，人类获得了对世界的精确认识。相形之下，经济学家要研究的是真实生活，而且往往是乱如麻的真实生活。更不能把活人拿来反复做实验——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千人千面，禀赋各异，观点、经历和关系也林林总总、错综复杂。因此，经济学家很难声称X导致了Y，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因素M、I、t没有起作用。从历史中找答案是很巧妙的方法。从某些方面看，过去发生的事实最接近于经济学家希望看到的自然的实验。当时现代社会尚未出现，欧洲早期移民到达的大多数地方没有制度。因此，看这些地方制度的演进就像在皮氏培养皿里观察制度的生长。阿西莫格鲁认为我们可以找出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制度的演进，以及这些制度起什么作用。阿西莫格鲁最令人惊异的一点发现是，一地在殖民地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仍对该地发挥影响力。 他观察了欧洲早期移民到达71个地方（后来均成为独立国家）后发生的事情。他的第一个发现是，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与今天的“坏”制度，即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着很强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阿西莫格鲁的解释很有趣，大致是这样：几百年前，早期移民的死亡率高，导致前往那个国家的新移民减少。留在该国的为数不多的新移民希望确保他们仍然掌握领导地位，比当地人生活得更富裕，因此他们要确保法律和法庭一直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换言之，他们要确保社会的运行建立在人所控制的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法治。因此，真实的财产权利并未得到恰当的保护。阿西莫格鲁还发现，新移民抵达时当地人口密度也很重要。当地人口越多，越集中，那里的制度就会越坏。同样，这也是由于人数较少的欧洲早期移民希望确保将所有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操纵法律是保存自己的财富及窃取他人财富的最有保障的手段。 相反，在那些早期移民身体状况良好，大批移民随后跟至的地方，比较好的制度建立起来。当地人口少并且分散的情况，更有利于较好的制度的建立，原因是能够被剥削的人口数量少。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发展起了相当好的制度，并延续至今。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令人惊讶的是，阿西莫格鲁的模型同样适用于非洲和拉美。在秘鲁，因黄热病减少了人口的西班牙早期移民遇到的是富裕的城市化的印加人，他们开始了对后者的持续掠夺，这意味着好的制度永远不会建立起来。社会动荡、收入失衡、经济低增长，这些问题直至今日依旧存在。非洲也有很多同样的故事，但也有显著的例外。比如，博茨瓦纳的情况就远远好于很多非洲国家。来到博茨瓦纳的大量早期移民保持了健康的身体状况，建立起与故乡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走向了富裕。事实上，这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不错，它是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和中国经济增速媲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又比如刚果，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遭到人数不多的比利时人和其他欧洲移民的开发，甚至始终未能成立一个政府，至今仍灾害连绵。 有趣的是，阿西莫格鲁没有发现移民来自哪个国家跟制度好坏有关系的证据（所以英国人要抛开英国人是“好”殖民者，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是“坏”殖民者的观念。这些观念几乎伴随着每个英国人长大。当然由于火烧圆明园、鸦片战争等惨痛史实，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很难认同英国殖民者有什么高明之处）。他也没有发现宗教、地理或自然资源起到了任何作用。这就是关于制度的全部，几百年前的制度似乎全部关乎疾病和人口。 这不是白白流逝的历史，彼时发生的事情关系到今天。阿西莫格鲁发现，今天的人均GDP与16世纪和17世纪时新移民的死亡率和人口密度有着显著的相关性。这暗示当今第三世界的很多问题可以“归咎于”殖民统治，但不同于我们平常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并不是殖民统治本身造成了今天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仍然这样认为），问题是由早期移民到来之后发生的事情造成的。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发现，“Institutional Causes，Macro-eic Symptoms：Volatility，Crises and Growth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July 2002，拥有坏制度的国家更易发生高通胀、汇率高估和长时期的缓慢增长。对于这些问题，与制度的作用相比较，今天的经济政策（除汇率政策外）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实际原因是软弱的制度意味着精英集团能够也需要控制资源，这往往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通常还会伴随政治危机。那些不占有资源、不受法治保护的群体有时候会发怒。想到今天那些失败的经济体是由于可怕的制度而导致经济失败，真是让人悲观。如果殖民的历史处处限囿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新政府、一套新政策或者很多外国援助又能给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带来多少好处呢？ 但是，民主就一定管用吗？很多人相信，随着一个国家逐渐富裕，就会自然转变为民主政治，这里所说的民主就是多党制民主竞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理论”，由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 对于这一理论的分歧很大。有人发现，人均GDP达到特定水平后（5000美元是常见标准），向多党制民主转型的社会更有可能保持这种状态。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标准，往往会滑向独裁统治，或被军队接管。近年，这一理论又被赋予新的含义。《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华盛顿外交政策评论家认为，试图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够理想、民主制度（新闻舆论自由，公民结社自由等）不够普及的国家创造出民主，往往会以失败告终。ture of Freedom，2004 Norton and pany，2003，扎卡里亚相信“不自由的”民主的结果会是这样：有选举制，但铁腕统治者似乎从不会输掉选举；媒体受到审查；NGO数量很少。因此他建议，推进民主的更佳时机是等到经济成熟、社会繁荣之时。他的著作是对布什政府试图在阿拉伯世界推动自由民主的做法作出的回应。现在对伊拉克脆弱的民主制度能否坚持下去下定论仍显太早——从最初的情况看并不怎么样。但是很难说扎卡里亚的观点是否正确，或者布什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是否就意味着某些事情只在理论上可行——推翻专制政权、以武力建立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具体到伊拉克这个特例却行不通。 阿西莫格鲁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一般来说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出现的确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但是，当他观察到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了。“Revaluating tion 2007换句话说，他相信这一时期的历史非常有说服力。在制度糟糕的国家，精英阶层能够控制整个社会，阻止社会向民主方向的任何迈进，同时也制约着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使得掌握权力的阶层能够阻止好的制度的形成。相形之下，在那些能够保护财产权利的社会里，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制度更适于培育民主。简单地说，要么是个良性循环，要么是个恶性循环，二者之中必居其一。对很多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让人郁闷的诊断。 因此，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有可能演变为民主制。更容易成为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收入不平等程度低；社会精英持有的财产不容易被剥夺；整个社会城市化。Eic ins of Dictatorsh James Robinson，2005，这是因为：（1）收入失衡程度越低，转向民主政治后精英从财富再分配中不得不失去的财富越少；（2）如果精英能够保护自身的财富，将更愿意实行民主政治；（3）如果民众集中在城市，比较容易被组织起来。以沙特阿拉伯为例，财富的分配不均衡，人口基本城市化，财富是石油，如果将几家石油企业国有化，很容易控制财富。因此，富有的精英阶层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这些因素，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入政权的威胁，沙特阿拉伯转向多党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被降低。相比之下，譬如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里从一党制或军队统治下的国家转变为正常运转的民主社会。韩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相当均衡，社会比较富裕，财富来自工商业，不易被剥夺。这意味着精英不会誓死顽抗民主力量，尽管韩国的城市化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完成。 <h3>制度演进的中国样本</h3> 现在我们再回到中国，看看与这一宏大的历史理论怎样切合？中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但与一般的殖民地不同。19世纪，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国土被日本殖民统治，东部沿海被很多西方国家借助所谓的通商口岸实行殖民统治。当然，殖民者进入的这个国家并非像他们在非洲和拉美进入的很多国家那样，是没有任何制度的国家。相反，中国早已有统治阶层，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执行这些制度的规则共同组成了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已有千百年历史，远比那些殖民国家久远和古老。因此，殖民者只对他们所控制的港口等地域内的制度施加了影响，或者制定了一些制度，如优惠税收制度以及他们所控制地域的司法制度等（香港是个最大的例子）。但范围有限，而且在这些地方，地方性制度与全国性制度并存，包括皇帝—官僚政治制度、一整套土地所有权契约、全国性的税收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19世纪伴随清王朝的衰落，这些本土的制度也疲弱不堪，但仍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殖民者到中国后，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们的制度也从未在中国生根发芽。 20世纪初，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摔成了碎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随后陷入了意识形态和制度方案相互冲突的两派力量之间的内战，中国的20世纪可被视为重建制度的漫长斗争史——驱逐殖民者，取代清王朝的僵化统治。其间经历了很多挫折，也多次走进死胡同。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国，随后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及后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多和平，腐败丛生，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就。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殖民者被彻底驱逐出去，一个新的群体控制了中央政府并着手建立全国性的新制度。这是对过去的根本性转变。事实上，革命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 当然，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与欧洲早期移民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但他们之间的确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确带来了一整套新制度。这些新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是欧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产物，与以前的皇权专制制度、殖民地制度截然对立。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土地、工商业、房屋收归国有，取消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国家占有和分配资源。因此，唯一要紧的制度是那些决定价格制定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商业契约不再真正重要。 一整套庞大复杂的规则被官僚机构开发出来，掌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从权力中央管理国家，需要很大很大的规则成本。同时，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也需要非常强势的最高领导层，他们具备随时改变游戏规则的权力。也就是说，法治服从于党和党的领导人，这意味着某些时候游戏规则的稳定性很低，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整体。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这一特点——没有规则的治理——对经济增长是无益的，也不能增进社会福祉。 立法和执法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法院，陷入沉寂。游戏规则年年变，月月变。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计划经济，计划官员制定价格、分配资源。这种模式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在工业领域，但是同时，制度的缺失——尤其是约束权力的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一些糟糕的政策的出台，而其后果则要由广大人民来承受。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部分内容关系到制度的重建，制定了长远的国家治理制度，逐步引进财产权利。制度逐渐成长起来，私人财产权利悄悄重现。70年代末，农民获得了对“他们的”土地的部分权利。80年代，私营企业主开始拥有生产资料，尽管法律的支撑还很脆弱。中央领导人开始公开会见私营企业家中的佼佼者，释放出私营经济再一次在政治上被接受的清晰信号。城镇居民开始从国家手中长期承租住房，直到90年代末。2003年，农民在理论上获得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护。各个行业的立法纷纷出台，包括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等。私营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成长空间。法院再次活跃起来调解各类纠纷。与六七十年代相比，一切仿佛梦幻。 众所周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取得巨大发展。但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制度仍有相当大的缺口，一些不当的制度仍然存在。在很多地方，农民对农田拥有的权利未受到正式的法律保护。每周都会爆出官员受贿改变游戏规则的消息。法院等执法机构有时候会屈从于一些因素。全国上下对于同样的法律和规定也时常会有不一样的解读。看到这里，人们会问今天中国的制度到底怎么样？ <h3>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处于何种水平？</h3> 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而且制度的弹性很大，全国人大是否应对通过的法律尽到监督的职责，法院能否独立公正地作出裁决，政府部门的监管能否做到公平。如果亲身卷入一场诉讼中，或许你对于中国的法治达到了何种程度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参差不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 对于那些没有诉讼经历的读者，还可以有一个参考指标，即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这一调查覆盖全世界181个国家（地区），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不发达经济体，围绕企业经营的多个方面提出问题，根据工商业人士的打分对各国营商环境做出排名。最近一次调查在2007～2008年完成。《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详情参见p://.doingbusiness./，2009年度报告涵盖2007～2008年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数据。问题涉及财产权，同时也涉及与工商业有关的其他制度问题。这一调查的目的是获得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感受，而不仅仅是看正式规则如何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制度是我们与现实发生的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或不具强制性的规定）。有一类问题专门问修建一个仓库需要几道程序；还有一类问题涉及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某些方面中国的得分高于平均值。中国在合同执行方面排名世界第18位，物权登记方面的手续也非常容易。在获得建筑许可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手续最为繁冗的地方之一。开办企业也不是很容易，税负也相对较高（此次调研是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后进行的）。 中国营商环境的总排名为第83位，稍高于平均数。看看左右，是一些不太熟悉的邻居。肯尼亚的整体营商环境排在中国前面，同样排在中国前面的还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亚洲经济体中，中国内地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高品质的营商环境远远甩在后面（这两个经济体都位居前五），韩国居第25位。这几个经济体的排名没有带来多大意外。但是，还有一些亚洲国家也排在中国前面。泰国（第13位）、马来西亚（第20位）的营商环境较为稳定。越南（第94位）排在中国之后。亚洲的另外两个巨人，印度（第124位）和印尼（第129位），落在中国后面，这算得上些许安慰。 我们可以再深入地看看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物权登记手续简便、费用低廉是构成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关键要素之一，原因很简单，财产登记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在一些非洲国家，物权转移的登记手续需要90天时间，需要的费用大约为物权价值的10%，尽管如此，所有权登记还总是混乱不堪，无法给所有者以保护。在这样的环境下，富人和有政治背景的人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但普通企业主和中等收入家庭则不能。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做得不错。平均花费29天登记物权转移，费用为物权价值的3.2%。这给予中国在物权登记方面全世界第30位的排名。 当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企业，他们的财产权需要得到保护。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世界银行课题组的调研人员跟踪了一家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受控股股东欺骗后申请保护的程序。该控股股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该上市公司卖给其所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换句话说，他在窃取财产）。发现结果并不令人乐观。中国的商业制度在要求提交交易所需的完整文件方面做得非常周到，却不能很好地确保这类实质上有问题的交易被认定为无效，也不能确保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为该非法交易承担责任。在这一方面中国基本上没有得分。世界银行调研人员还了解了对有罪一方提起民事诉讼，以使其他股东获得赔偿的难易程度。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好。不管怎么说，2007～2008年中国在全球181个经济体的投资者保护指数排名中名列第88位，不太理想。投资中国股市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冒风险的企业经营。显然，这是正式规则与实际照以行事的不成文规定之间存在距离的一个实例。遗憾的是，在中国股市中，这两者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美无缺——美国安然的造假、意大利帕玛拉特的财务欺诈、英国皇家苏格兰银行“不负责任”的收购，表明美国和欧洲的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事实上，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未来几年必须经过显著的制度改革。但是美欧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的不同。世界银行的调研暗示美欧的营商环境平均说来能够更好地避免和处理一般的想钻空子的交易。 <h3>更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h3> 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平均水平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还能增长这么快呢？我想答案在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尤其在产权保护方面。过去30年来，厂房、房屋甚至土地的所有权更加清晰，也更加有保障，尽管离完美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拥有数量巨大且吃苦耐劳的劳动力群体，与中国的香港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地缘的接近（带来技术和投资），加上全球经济的开放，都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作用。重组的制度改进使得这些根本性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得以释放。 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显露出消极的一面。制度建设仍在途中，被释放的强劲有力的增长动力或许胜过了所有仍然存在的制度问题。但是，现在仍然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吗？假如今天的增长动力只是最初的改革步骤产生的结果，那么，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相信，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特殊利益集团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否则将难免发生严重的危机，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经济发展逐步老化僵化。随着2008年底中国经济减速，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仿佛一夜之间，几个咆哮的增长引擎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开始追问，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基点在哪里。 由此将我们引向本专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中国的制度能有多大的改变空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阿西莫格鲁看来，制度环境基本上不会改变——社会建立的时候制度就被创立。但我认为，有理由怀疑阿西莫格鲁的悲观是否适用于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没有了皇室家族滥用权力的担忧，而且，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沧桑巨变。尽管很显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继承了很多历史遗产的环境里，但现在怎么样，制度在不断发生变化，还是陷在了哪一步？如果在哪儿被卡壳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仍然借助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调查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下面列出从2004～2008年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结果有喜有忧： 开办企业所需的日期从48天下降到40天，相关行政费用减少了一半，最低注册资本也明显降低。这是很大的进步。 申请建筑许可的成本有所降低，但审批仍需336天。时间仍然很长，但比俄罗斯快，那里需要704天。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难度加大。劳动法律历来十分复杂。我们完全赞同有必要保护工人利益，但新《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款似乎走得有点远。 物权登记的成本也略有降低，从物权价值的3.6%降低到3.2%。便宜了当然更好。 银行潜在客户的信用信息更容易查找，理论上应该使得银行可以多向小企业放贷，但实际发生得并不多，银行仍然需要抵押，或者更愿意向大型国企放贷。 企业缴纳税款的种类和程序也有所简化。目前，大部分企业只需缴纳5种税，大大低于2004年该调查开始时的35种。计算应纳税额所需的时间也有所下降，但一年中有504个小时用于清算税款，仍然十分繁重。与2007年所需的972个小时相比进步不是很大。 货物进出口所需的行政费用略有提高，在港口发生的费用也有所上升。 企业破产时，股东本金回收率略有上升，从1美元本金收回32美分上升到35美分。但还是不够高，股东本金回收率最高的经济体在90美元以上。 世界银行未列出调查开展初期的整体排名，在有综合排名的最近两年中，中国的营商环境获得了改善，世界综合排名从第90位上升到第83位。不错但还不够理想，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仍然十分普通，这也预示着仍需很多努力。 那么需要做什么？理论上说，需要简化已有商业规则，增加规则的透明度，加强对既有规则的日常强制执行。说来容易，难在落实。 以下提出三点想法，希望对于改进中国营商环境具有操作性： 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改善营商环境”委员会，并纳入部分成功的私营企业。委员会要有明确的任命以协调监管工商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行为，简化所有影响企业的规则。这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如果认真去做，将给商业和整体经济以巨大的供应面提振。降低营商成本意味着更多就业。这样一个委员会能够顺滑多头审批程序，简化与投资有关的复杂监管程序，简化资金出入境手续，顺畅管理工作。委员会的管理者和企业之间可以坦率地谈论遇到的问题。委员会的目标应该是减少或简化成千上万条法律法规。 在全国推广之前，对政府推出的所有重要的政策建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意味着由某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对所有需要使用公共资金的新政策作出评估，这一评估可在政策实施之前进行，或者在地方试点后进行。这一机构不同于国家审计署，它应该是独立的，它的任务是评估任何政府项目的资金价值。评估可以采用现代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可以评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对城镇消费者发放补贴、农村医疗保险以及新社保制度等。委员会的作用应该十分明确——像审计工作者一样，应该被赋予查弊纠错、制止浪费的权力。同样，重心在于确保，当政府进行市场干预时，产出要大于投入。这样的改革应能有助于降低无效甚至浪费的政府干预。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改进，包括司法仲裁程序制度的改进，以确保将地方对商业监管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程度。可以开通全国性热线通报弊案的查处情况，扩大中央反腐部门的规模，明确其职责，等等。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本章，那就是制度很难被改革，如果你不用上全部的气力，它们就不会被改变。 第二篇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九章 拯救中国？2009-2010年财政刺激计划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真有意思。全球经济刚刚经受了记忆中最为猛烈的一次冲击。2008年下半年，G3经济体工业活动的下滑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更为急剧。全球股市暴跌，截至2009年11月本书完稿时，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美国和欧盟经济体也出现复苏的“绿芽”，但全球经济能否尽快恢复正常仍不明朗。无疑市场情绪开始转好，金融市场承受的重压（和市场恐慌）也大大缓解，但仍有许多问题令人担心。美国的银行体系仍面临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巨额信用卡债务的风险。面对东欧和部分西欧经济体遭受的猛烈冲击，欧洲银行业仍然非常脆弱，但与美国银行业不同的是，它们不必一定确认坏账或注入资本金。在亚洲，部分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担心，即便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2010年到2011年能否看到G3经济体消费显著回暖。我也有几分怀疑。如果看不到G3经济体的好转迹象，数以万计的亚洲出口企业无疑将处境艰难。就算企业可以苦撑数月没有订单的日子，但半年之后呢？恐怕有难以为继之虞。 面对海外需求史无前例的暴跌，2008年10月北京决定启动一项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 本章中，我将谈谈与此次财政刺激计划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现预算赤字的情况下，我们想知道中国的财政状况是否健康。数据表明，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不错，不过仍存在较大规模的非正式债务。 中国财政刺激计划的基本构成。经济刺激几乎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已有项目追加投资的计划可以迅速展开，2009年下半年新开工项目启动。不过，由于许多项目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所以很难准确把握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和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地方政府如何为刺激计划筹资。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由国有基建公司使用土地和银行贷款融资运作。只有少部分资金（约20%）来自财政预算。我在下文中也提到地方政府如何为手中的投资项目筹集资金。 最后我们来分析经济刺激计划在中期内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些是积极的，包括更加完善的铁路系统、城市地铁系统以及其他有助于未来经济发展的公共项目。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财政刺激计划也是有代价的。由于融资压力大都落在银行而非财政身上，所以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面临恶化风险，银行不良贷款可能出现新一轮高潮，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会扩大。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都表明，债务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再与其他问题搅和在一起，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中国的债务问题或许尚在可控范围内，当然我希望如此，但目前扩大的债务多为隐性债务，这一点不容乐观。 本章不太涉及国际上经济学家的研究，着重探讨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的具体操作，尤其是融资方式，其中也提及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些问题。 <h3>财政状况是否健康？</h3>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中国的财政状况看起来十分健康。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税收征管方式的改进，以及20世纪90年代税收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2003～2008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强劲增长。2008年，财政预算收入总额达5.9万亿元，约占同期GDP的19%。加上社保收入，财政总收入占到GDP的24%，已接近发达国家税收水平。OECD经济体平均税收收入约占GDP的36%，美国约为27%。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税基相对较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2008～2009年之前，财政支出也保持强劲增长，但其增速一直低于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多年的财政赤字局面被打破，2007年中央财政首现盈余，占GDP的0.7%。不过据我估算，2007年的实际财政盈余接近GDP的1.5%，其中包括社保账户的收支余额。按照国际惯例，计算财政收支时应包含社保账户的收支情况，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预算收支数据，区别于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从近年的数据可见，非官方的预算收支数据要显著高于官方的财政收支数据。 2008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开始下滑，财政支出仍保持高位，导致出现财政赤字。2008年官方财政赤字占GDP的0.4%，但我认为如果加上社保账户的收入，应为小幅盈余，约占GDP的0.2%。 2009年财政收入大幅滑坡，不过从年中开始税收表现出好转迹象。媒体报道了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的消息，也有传闻称有企业被鼓励提前缴纳2010年度税款，以配合当地税务部门完成任务。但不管怎样，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多个税种税收反弹是不争的事实，表明宏观经济再次逐渐复苏。相反，公共支出仍快速攀升，尽管进入第三季度以后支出增速略有放缓。2009年前5个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提高28%。当然，这是很好的逆周期操作——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应增加支出以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并提振需求。2009年前5个月，社保支出同比增长32%，医疗和教育支出分别增长40%和16%，而基建项目相关支出涨幅更大，交通建设类支出增加80%，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支出增加94%。1月到5月的公共投资支出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25%。 财政部将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定为8%——2009年将近尾声的时候看来，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此，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很可能约为3%。2009年财政部安排预算赤字9500亿元，占同期GDP的2.5%。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2000亿元。假定不出意外，2010年财政赤字占比也差不多，可能还会略低。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控制在3%之内为安全水平。不过，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只要有恰当的财政收支计划（以及经济繁荣期积累的财政盈余），可适当放宽。但近几个月来，这些安全警戒线已被许多国家抛诸脑后。如美国2009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将达GDP的12%，大大超过安全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赤字规模要小得多。因此，我们不应过分苛求，财政赤字是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而中国的一个优势在于经济增长仍很强劲——一旦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带来大量财政收入，在未来几年内弥补赤字缺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政府的债务状况。乍一看似乎很健康，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h3>官方政府债务规模不大，但隐性债务规模可观</h3> 官方政府债务总额很低，截至2008年底约占GDP的18%。除去财政部向中投公司（成立不久的主权财富基金）转移外汇储备而发行的债券，2008年政府债务规模仅约为GDP的14%，处于极低的水平。 近年来受财政盈余的影响，官方政府债务水平有所下降。这是非常健康的，经济学界通常认为政府债务规模的安全线为GDP的50%～60%。在外债方面，截至2007年底，中国外债余额达3740亿美元，至2008年6月升至472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企业外债，多为短期贸易信贷，而政府外债（政府对国外机构的债务）仅占GDP的1%，规模很小。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外债总规模的4倍多。因此，很难想象中国会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事实上，假设中国的财政收支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国际市场将欢迎中国发行更多政府债务。 中国的财政状况并非完美无瑕，仍潜藏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分析财政数据时，我们需要把以下因素考虑进去： 政策性银行债，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大量金融债。截至2007年底，国开行发行的政策性银行债余额达2.3万亿元，占GDP的8.8%。政策性银行债背后的债务人是政府，而国开行一直以来扮演的角色，而且很可能是今后还将继续扮演的角色，就是财政刺激相关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人。将财政部和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加总起来，则政府债务总规模约占GDP的30%。 地方政府债务。尽管《预算法》第28条明令禁止地方政府举债，但许多省、市、县、乡甚至村级政府都在向银行、当地企业或当地居民借款。当然，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很难估算。一项调查认为，仅村一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就达到GDP的14%。财政部下属的研究机构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估算，2004年，市一级政府债务总额达1.1万亿～1.2万亿元。而据财政部官员估计，2008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升至4万亿元，占GDP的16.5%。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观——相当于地方政府收入的175%。尽管这只是估算，但很可能大大低于实际规模。 这项调查显示，政府债务分为三类。最大的一部分是直接债务，其中大多为国有企业基建项目得到的银行贷款，不产生商业利润（因此这类企业基本上依靠地方财政生存）。另一类为“非直接”的债务，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担保的项目贷款，这也是现阶段的一大特色（下文还将详述）。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各有高低。贫困地区政府债务水平稍高，或许是因为贫困地区没有那么多税收收入和土地销售收入。据财政部估计，截至2007年底，山西省债务规模达1270亿元，约占省GDP的23%；河南省债务规模达2170亿元，约占省GDP的14.5%；经济活跃、资金充裕的浙江省债务规模仅为省GDP的11%。中央银行近年来致力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农村教育带来的地方债务，大部分教育支出归入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负债表中。财政部目前也鼓励地方政府对这些隐性债务进行识别和预算安排，并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对此进行监管。河南省焦作市在2004年就开始编制政府债务预算。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截至2007年底，在这个拥有360万人口的城市，政府的银行债务余额达4.5万亿元，占其GDP的5%～6%。最令人担忧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07年，市级政府从当地银行借款总额又提高了约22%。因此，我们估计地方政府债务约占当地GDP的20%。不过由于缺乏信息，这一数据还存在很多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再来看银行不良贷款问题。20世纪90年代，银行不良贷款就在整体债务数据中占据很大比重，不久之后可能又将成为一大问题。截至2009年6月，银行不良贷款规模仅为518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8%，占GDP的1.5%，比重很低。2001年之前，许多分析师估算不良贷款可能占到贷款总额的20%～40%。不过在这之后，大量不良贷款被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或被银行利润冲销。但银行能否准确识别问题贷款，还值得怀疑。经济危机袭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几个月，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但银行系统似乎丝毫未受影响。众所周知，每家银行都承受着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这便创造了掩盖问题贷款的动机。另外，近期银行投放了大量信贷，在未来贷款到期时能否顺利回收也令人担忧，下文我们还将继续这个话题。 20世纪90年代末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接管了最后一批不良贷款。鉴于不良贷款回收率低于30%，财政部还必须承担这部分政府债务，约占GDP的10%。 另外，养老金账户也存在巨大缺口，债务规模约为GDP的7%～10%。 这样算来，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接近正常安全线，约占GDP的60%～70%。由于近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都有所提高，中国的政府债务规模并不算突出。日本的政府债务规模占其GDP的170%，美国的政府债务规模接近其GDP的70%。 此外，在分析负债的同时需要考虑一国的资产规模，而中国的资产规模相当可观，但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中国的资产包括对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世界大国的债权——可通过出售部分债权来为政府债务融资。另外，地方政府仍拥有大量土地，可赚取土地销售收入。 不过，由于缺乏透明度，我们仍不能对政府债务掉以轻心，以防财政刺激计划带来新增的、隐蔽的债务，下文中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h3>财政刺激计划：宏观</h3> 这一部分，我们来关注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其规模究竟有多大？我想，除了政策制定者谁也不清楚。众所周知，2008年底中央宣布未来两年内实施规模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听上去像是拟新增的投资支出——不含已进入2009年预算的财政支出，而是在2008年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增加的投资。同时，中央财政承诺将在2009、2010两年内，承担1.18万亿元资金。这些资金将投入国家级大型战略项目以及地方政府不感兴趣的国家重点项目，如农村教育及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等。 不过，许多其他类型的项目也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和当地政府的核准批复，但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如果地方政府能为这些项目提供融资，则项目可以开工。这些项目包括高速公路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重建。这意味着财政刺激计划的投资总规模将远远超出4万亿元。2009年春节时有政府官员曾透露，未来两年内政府支持的投资项目规模将达8万亿～10万亿元。据我所知，截至本书完稿时，还没有公布明确的投资项目清单，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投资活动的真实规模。我不禁猜想是否真有这样一份清单存在。 那么，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究竟是什么样的？总的来看很简单，财政刺激计划主要以基建项目为主，因此新开工项目数量在2009年初猛增。财政资金都投向了哪里？全部投资支出中只有4%用于社会公共服务。我们曾在第四章讨论过，财政刺激计划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就业，但无助于中国改变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事实上，失衡状况加剧了——尽管有人会说，失衡的增长总比没有增长好，尤其是在中国发展的当前阶段。 尽管投资规模大幅提高，但财政刺激计划仍主要依靠银行信贷融资。2009年银行信贷激增。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约达10万亿元。2009年上半年的7万亿新增银行贷款中有约2.5万亿元投资于与财政刺激计划相关的基建项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政府投资额仅有5600亿元（包括地方政府投资750亿元）。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中投放于基建项目的将达到3万亿～4万亿元。 全球银行业（以及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外资银行）都在收紧信贷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放出如此大规模的贷款？ 截至2008年底，四大国有银行资产构成中，只有41%为企业贷款债权，另有10%为个人抵押贷款债权，其余大部分资产为存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还有10%的资产为央行票据。2008年底到2009年初，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大量赎回央行票据。这相当于央行向商业银行释放了大量流动性，银行可利用这些流动性发放贷款。这与西方经济体银行业堆满了眼看要变成坏账的按揭贷款，衍生金融产品乏人问津的冷清场面截然不同。西方银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出现流动性紧张，不愿向高风险的经济主体放贷。中国的银行业虽然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但不缺乏流动性，而且放贷意愿非常强烈。 <h3>财政刺激计划：微观</h3> 我们再来花一些时间研究一下这些投资项目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我们来看项目的审批程序。 在现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下，根据投资项目的规模和性质，某些性质重要（如政府投资或限制类投资）或规模巨大的投资项目实施之前需要上报地方发改委或国家发改委甚至国务院核准。其他项目按照属地原则报相应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无须核准。核准类项目的相关程序较备案类项目复杂。甚至在提出核准申请前，待批准项目还需要获得许多相关部门的许可文件，包括环境评价报告、土地预审审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某些项目还需获得投资项目对当地水系统的影响等方面的许可文件。 当然，办齐这些手续和文件需要时间。一旦这些手续准备就绪，就可以正式向国家发改委提出项目申请。通常在项目上报前，需要征询发改委的意见，获得其支持，做到心中有数。否则，很难顺利通过所有审批。一些中型项目由地方发改委负责进行核准，而大型项目仍需国家发改委把关。 国家发改委承诺将政府投资审批时间在材料齐备的基础上缩短到15天。但如果需要补充新的材料，或由于某种原因，拟投资项目需要搁置时，审批速度会放慢很多。此外，准予立项后，还需要获得土地使用审批和规划许可，才能向银行申请贷款（一般情况下，总投资额的60%～70%依靠银行贷款融资），之后才能破土动工。 在中国，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改委的项目审批。当投资主管部门希望降低投资增速时，就放慢审批速度。这正是2004年初引入“宏观调控”时发生的情况。但当需要加快经济增速时，相关机构就会按下“快进”键，相关手续的办理速度就会大大加快。而这正是2008年第三季度公布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以来的状况。除“快车道”项目外，自2008年底开始，国家发改委将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发改委（那个初冬，进京跑项目的人挤满了发改委的大门）。此外，也有人猜测，某些项目未经严格的审核便获得了批准，有些项目边干边申请。另外还可能存在一种情况，即在投资项目走完审批手续之前银行先以短期贷款留住客户，获批之后，就可以比较顺利地申请长期贷款。 <h3>城市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h3> 一旦项目获批，就该落实融资了。中央财政只提供部分融资（约为4万亿的25%），主要采取直接投资和贷款贴息等方式。中央财政只对重大的国家投资项目承担全部所需资本金。对于大部分投资项目，中央财政只投入很小一部分资金。商业化程度越高的项目，越有可能仅获贴息，或非常少的财政资金注入。因此，大多数“财政”项目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根据项目类型的不同，约为项目总投资的30%～40%），以及银行贷款（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私人资本）来解决项目所需其余资金。因此，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巨大。 在市一级政府中，这类基建项目通常由城市投资公司（简称城投公司）运作，城投公司一般隶属于某个市级政府部门（例如财政局、地方发改委或当地国有管理部门）。城投公司可以自行承担项目建设工作，设立一系列分支机构负责工程建设（如某市轻轨建设公司、某市水处理厂、某市高速公路建设公司），或组建临时性的项目公司。各地采用的模式不同。如上海等大城市过去10年来已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城投公司，而其他一些城市近期才建立起这样的平台，目前只有三四家城投公司。 前几年，地方政府一般将所拥有的土地资产注入城投公司。这些土地可能来自农业用地被重新划归为工业、住宅或商业用地，或为城市重新规划用地。这种做法使土地价值大增，但政府投入的成本很少。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土地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作为城投公司的资本金注入项目。只有达到一定的资本金比率，项目贷款才能启动，而资本金占投资总额的比率由国家发改委根据项目类型决定。以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为例，2009年初所需资本金比率要达到40%，其余资金可通过贷款筹集，形成债务。2009年第二季度，国家下调了多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率，以缓解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满足资本金比率后，城投公司可将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城投公司更倾向于将土地出售换回资金，这样可从土地销售中获得更多收入）。这一步完成后，政府可将建设项目出售或转让给经营公司。按照常规模式，项目贷款将通过项目出售收入、土地销售收入或当地政府的其他资源偿还。换句话说，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土地扮演了核心角色。如果没有新的土地可出售，就无法为项目提供融资。因此在2008年，土地销售骤然降温使项目融资放缓，到2008年底有必要采取刺激措施拉动经济增长时，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土地市场的复苏。中央政府出台了大量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包括调低房贷利率、首付比率以及相关税费——房地产市场在今年春节后开始复苏，回暖的速度和幅度令我以及众多分析人士大跌眼镜。到2009年第二季度，许多地区的土地市场已复苏，这意味着基建项目融资又可以再次启动。 为更好地理解地方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我们以X市地铁建设项目为例。过去几年来，地方上报的地铁建设项目获批的难度很大，但2009年5月我访问X市时，（据说）该项目马上将从国务院获得批复。平均来看，东部沿海城市修建地铁的成本为每公里4亿元，因此一条单线式地铁工程需耗资100亿～150亿元，耗时4年完成。其中约五分之二为建设成本，五分之二为设备成本（一列地铁车头和车厢的成本约为5亿元），另外五分之一为土地和安置成本。由于车票价格低，资本投入巨大，地铁项目在全世界都属于典型的无盈利工程（香港地铁是个例外，这主要得益于地铁站周围房价的飙升）。因此，如何为这类项目融资成为一大问题。我们首先来解决资本金的问题，然后再来解决贷款（债务）问题。 <h3>投资项目资本金从哪来？</h3> 2009年各地财政收入普遍出现明显下滑，但地方政府为减缓经济放缓的冲击仍需保持支出。市级政府还要为补贴亏损企业和失业人员再培训计划预留资金。因此，这些基建项目无法靠税收提供资金。另外，在2008年至2009年初，全国土地价格从此前的峰值下跌30%～50%（粗略数据），尤以城郊土地价格下跌为甚。这意味着，在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间，市政府掌管的从耕地转为项目资本金的土地资源也贬值了。 2007～2008年间，开发商并没有大量购买土地，因此各地预算外收入不如从前那么充裕，更重要的是，城投公司通过土地出售资金增加融资比率的难度增加了。以北京市为例，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8年北京市政府土地拍卖筹资500亿元，约占当年市财政总收入的27%（但不包括以议价方式出售的土地收入金额，因此土地收入总额还要更高）。但2009年第一季度，开发商购地量同比下滑86%，政府土地拍卖收入降至仅为47亿元。北京计划在第二季度加大土地出售力度以筹集更多资金。对市级政府来说，第二季度出现的一个好消息是，土地市场突然出现流动性复苏。土地价格大幅上扬，一些大城市尤甚，一些地区的预算外收入再次变得充裕。二线城市似乎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市场突然转好的一个原因是，自2009年春节后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放贷意愿有所增强。此外，原来对房地产不感兴趣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发现通过房贷投资可获得更多银行信贷，也纷纷投身于房地产开发领域。这与2007年底至2008年时相比是一个巨大转变，当时对房地产业的信贷管控严厉，只有一级开发商能顺利获得银行信贷和贷款展期。2009年第一季度，新增中长期贷款中约11%投入房地产企业，这一比率将可能在2009年后几个季度继续上升。 由于中央财政不愿充当出资人，土地市场的复苏对地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城市地铁这类基建项目，中央财政不会拨款。中央政府认为，这类项目将带动当地城市经济发展，因此不应由中央财政出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中央财政拿出的1.18万亿元主要集中于城际公路、国家电网、学校、医务室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类经济效益低或者由于涉及范围广（如城际公路）而单个城市不愿投资的项目。控制地方项目的融资似乎是中央抑制地方政府投资过热的办法之一。 那么，在2009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不足、土地市场形势不明的情况下，急于振兴当地经济的市长们还能有哪些融资选择呢？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说，他们需要构建一个“融资平台”。可以考虑以下几种筹资方式。 1.资本金贷款。最近出现了关于允许银行开展“资本金贷款”的讨论。这种融资办法允许银行同时向重要项目提供资本金贷款和债务贷款，同时地方政府承诺未来为项目注入资本金。据称，监管当局对此并不支持，因此这一提议似被搁置。不过，也有人猜测资本金贷款可能已悄然展开，银行可能认为资本金稍候会到位从而提前放贷启动项目。这显然将增大银行面临的风险。 2.发行地方债。财政部已为几个省份代发了三年期地方债券。2009年全年计划发行地方债2000亿元，再将地方债筹集的资金下分到项目相关的各省市，大部分资金将被分配到中西部地区。按照目前的安排，地方政府将需要在未来3年内偿还债务。大部分资金将被用于项目资本金注入，以此获得更多银行贷款（也就是说，以债务作为资本金）。一些人希望放开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另一些人认为这将导致过度借款的巨大风险，而地方债的发行无疑是一种折中的方法。财政部可能希望在放开地方债发行之前，识别并清理地方政府存在的所有非正式债务。 3.信托股权投资。信托融资持续升温，将越来越多的储户资金注入基建项目。《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而相关信托法规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吸储。但是，二者可以合作。例如，A银行向其高端客户销售一款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随后客户资金由信托公司托管，这些资金将作为项目资本金注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注入后，通过设定还款条款在理论上保障银行在信托产品到期后得到偿付，期限约一年左右（几年前这种信托工具也颇为流行，但筹资目的不同。当时是通过一种叫“阳光私募基金”的工具将个人资金转入股市。信托公司将这些资金分配给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用这笔资金连同其自有资金共同投资，并保证一定的收益）。 在低利率的环境下，银行发现高端客户很热衷于投资这类产品，特别是在许多产品还保证一定收益的情况下。但这其中也存在风险，比如一年期理财产品和所投资的长期建设项目之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问题。解决办法似乎是在信托产品到期后，再发行一期产品对融资进行展期，或者出售项目股权撤回资金并返还给投资者，但两种方法均没有完全的保障。另外，由于银行有时既是投资者（对信托公司）又是贷款人，就会导致信贷集中风险。大多数这类产品的细节不对外公布。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例如我们曾听说，某地方银行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动用客户存款，托管至信托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理论上说，这是合法的，因为银行有权用储户存款进行投资，但这有可能导致资金滥用。 4.企业债。城投公司也可以发行企业债。这种票据的发行需要保荐人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自2008年4月起，企业债发行不再需要银行担保。这种3～7年的票据大多由银行和保险公司购买。虽然这属于一种负债，但所筹资金也可以像地方债那样作为投资项目的资本金。2009年1月到4月，共发行企业债2820亿元，而2008年全年发行量才仅有1740亿元。但到2009年年中，有迹象表明中央已开始关注企业债的发行问题。一些区县和二级城市都开始大量发行企业债，而投资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偿付风险。至2009年6月底，企业债的发行步伐已明显放缓。 5.借助银行贷款。对于已正式确定实施的基建项目，即使资本金筹集存在难度，银行通常也愿意为其提供短期融资，使项目可以先行展开。等部分资本金到位后，再为其提供过桥贷款。理论上，过桥贷款的规模取决于到位的资本金的规模。其风险在于，一项过桥贷款往往会悄悄地变身为标准贷款。 6.“虚假”资本金。最后，如果实在找不到资本金，可以利用“虚假”资本金。你可以先借用一些资金（或只需将资金从另一个政府账户中转出一至两天），将这些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一个公司，再向银行提供相关文件申请贷款，并以银行贷款偿还最初的借款，形成了百分百的债务融资项目。不清楚这种做法是否常见，但我接触到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方式比较普遍，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此外，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小型金融机构迫于压力，更容易采纳这种方式。 <h3>银行为何愿意放贷？</h3> 假设我们的市长已解决了X市地铁项目的资本金问题，又该如何筹措其余资金呢？这很简单，他会去银行申请贷款，而X市的所有银行都将慷慨解囊。像全国各地的银行一样，X市的银行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动机，向这些几乎一定会亏损的项目放贷。如果三个动机同时得到满足，资金即可投放。 1.银行的盈利动机 从2009年初开始，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资金充裕。这要部分归因于央行将2005～2008年间对冲操作锁定的资金部分释放回商业银行。具体做法是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8月的17.5%下调至2009年初的15%。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减少，所以银行有更多资金贷给企业。此外，2005～2008年央行发行的部分央行票据到期，商业银行可通过票据出售得到资金，从而扩大放贷规模。央行还在2008年底调低了基准利率，我们可称之为“刺激性”货币政策。 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银行净息差受到挤压。渣打银行研究团队估算，2008年下半年四大银行的净息差约为2.7～3.2个百分点，200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受到挤压。净息差对中国银行业非常重要，决定着银行的利润。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约2%，而贷款利率约5%，这意味着银行可从每笔贷款中赚取3个百分点的利润。对于银行来说，这是一种无成本收益，占到银行利润来源的80%以上。但当利率降低时，息差就会收窄——因为银行的资金成本仍部分取决于活期存款，而活期存款的利率水平一直接近于零。但不管怎样，关键的一点是，降息后，银行净息差受到挤压。这时银行只能通过进一步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来弥补利息损失。因此，银行出于经济利益动机，需要通过放贷赚取收入。 2.银行的业绩及行政动机 银行的放贷行为还考虑到业绩表现及行政方面的因素。四大银行各分支行的业绩表现一般都以信贷、存款、信用卡和利润增速是否超过同城（地区）其他银行或分支行为衡量标准。我问X市的一位国有银行行长其业绩怎么衡量，他指着马路对面另一家银行说道：“我只要比他们放贷多就行。”看起来，资产回报率（即资金的使用效率）仍然不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如果一家银行想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扩大贷款规模，就需要尽力从大型市政基建项目的银团贷款中分得一杯羹。因此，X市的所有大型银行不顾这类项目的偿还风险，都愿意向其贷款，而且银行喜欢联合放贷以降低风险。各分行的放贷行为受到一定控制，大规模贷款需要总行批准。但就2009年上半年的情形来看，贷款控制有所放松。我们最近拜访的一家大型银行的省级分行的自主放贷规模高达6亿元，如果情况紧急的话可在一周内发放完毕，而更大规模的贷款需报总行批准。还听说目前有些银行为增加资产，已将对大额存款的现金返还（通常做法）延伸至贷款项目。由于央行控制着利率，商业银行需要找到其他可竞争的领域。2009年初，上海的朋友们十分热衷于申请按揭贷款——一旦贷款协议签订，银行就可以返还2万元现金。而外资银行根本无法参与这种“规则之外”的竞争。 另外，银行还会考虑行政方面的因素。如果地方行政部门号召商业银行支持某个重点项目，银行比较难以拒绝。城市商业银行比国有大行更易受行政力量的影响。一位大型国有银行负责人就对由当地某城商行牵头的银团贷款的质量表示担忧。 3.银行的风险控制动机 为什么银行如此热衷于向城市地铁这类很可能遭受损失的项目放贷？当然，城市地铁项目可以提升周边房价，如果设计和运营得当，也将支持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大部分地铁项目都是出名的亏损项目。 银行放贷的理由就在于，X市的地铁项目背后存在事实上的政府担保。不过，政府担保的效力是有差别的。那些获得地方人大批准的项目的政府担保效力最大，受到当地财政部门的重点扶持，对银行来说最为保险。对于这类项目，地方财政部会出具“承诺书”，承诺偿还贷款。但严格从法律意义上说，这类承诺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却得到大多数银行的认同和响应。由于中央政府取消了除一级公路外所有公路的收费，据称2009年上半年银行拒绝向取消收费的公路建设项目放贷，除非当地财政部门出面担保。另外，一些银行也会向那些在政府工作会议，甚至餐桌上得到官方支持的项目放贷（虽然有些不放心），但这遭到一些人的否定。 不过，我们走访的几家当地银行已明显意识到地方政府过度涉入信贷的潜在风险。一位二线城市大型国有银行领导告诉我们，了解三四线城市的财政状况相对容易。各行高层之间互有交流，并可从央行贷款信息数据库中进行核查。据称，他所在的银行坚持只接受由政府财政部门正式担保的基建贷款项目。另一位在北京负责国家级贷款监控的领导说，他所在的银行只向有省级政府担保的项目放贷，仅有市政府担保是不够的。他认为，省政府担保的项目大部分信贷风险非常低，因为这些等级更高的政府债务情况也较好。在许多城市，由于财政部门需要限制担保范围，由政府下属机构或国有企业经营的商业项目均无法得到政府担保。我们见到的一位当地政府官员正在努力为一个准商业性项目筹资，但当地财政部拒绝为其提供正式担保。因此，他正试图在本部门下设独立的商业融资平台。 以上三个动机中单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解释2009年上半年的信贷高速增长，但如果将商业动机、业绩和行政动机以及事实上存在的政府担保三者结合起来，就为信贷激增创造了完全的条件。 那么，财政刺激计划的效果如何呢？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但需要指出几点。首先，所有的财政支出似乎都旨在稳定就业市场，但效果有多大无人知晓，甚至国家统计局都不十分清楚。铁路建设项目大批上马，但许多铁路建设公司人员编制已满，相关专家认为这些公司将不会再雇用更多工人，但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可以确认。不过，其他建设项目肯定会提供许多就业岗位，但这能否吸纳年初出口行业失业的2000万工人（如果年度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可信的话），我们不得而知。政府还向企业施压，要求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不得裁员，但允许企业降低员工工资、加班费以及其他福利。站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好事。许多国家（包括工会组织强大、法制更加灵活的国家）都无法像中国这样保障就业。而在中国，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至少还能保住工作并拿到最低工资（约为其2008年工资的一半）。 这轮投资热潮带来的另一大好处就是，许多国家急需的基础设施得以建设，其中包括多条铁路干线。该领域在过去几年一直缺乏投资。其中一个原因是，铁路建设项目本应由地方出资并获取收入，但目前所有客货运收入都要直接上缴国家铁道部，因此地方政府不愿出资修建铁路。这对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全国范围内的货物运输（包括煤炭运输）出现严重瓶颈，春节期间铁路客运“一票难求”（不过这可能不是基础设施缺乏的问题，而更多是车票的出售和分配环节的问题）。铁路运力的匮乏同时还意味着能源的浪费，因为等量的公路货运要比铁路货运消耗更多能源。加快客货运铁路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将使铁路运输变得更加高效、廉价和环保。因此，这是财政刺激政策带来的一大好处。 <h3>不良贷款风险会有多大？</h3> 银行将基建项目贷款视为低风险贷款。在我们近期访问的当地银行中，没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会破产或无力还款。典型的回答是：“政府拥有一切！怎么可能还不上贷款？只要卖些东西就够了。”可见，银行对政府担保颇为信赖，但我表示怀疑。 首先，地方政府已积累了大量表外负债，其中大多为银行贷款（如上文所述）。2009年，这部分负债额大幅攀升。仅2009年上半年投入基建类“刺激”项目的银行贷款就约达2.1万亿～2.8万亿元。相比之下，2009年1月到5月，中央财政资本支出为4880亿元，同期地方政府支出750亿元，规模要小得多。假设2009年全年新增银行信贷10万亿元，投入基建项目的资金规模将达到3万亿～4万亿元。这可能被当成地方政府的表外负债。到2010年，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可能达到GDP的45%。 西方银行体系几近崩溃的情景增添了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的信心。然而，尽管国务院支持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但北京的官学界已经明显表现出担忧。一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经历对过去五年来商业银行改革成果的巨大破坏。仿佛刹那之间，商业银行纷纷摒弃了商业化运作模式，转而为经济刺激方案大量注资。这意味着，如果几年后这些贷款变成不良贷款，全国各地的银行经理都没有责任。任何贷款，包括那些没有投入财政刺激项目的贷款，都有可能变成不良贷款，而这些银行经理们可辩解称这些贷款都是在帮助经济复苏。换句话说，我怀疑目前投入非财政刺激项目的贷款质量在降低。这是很危险的。 过去几年来，各类城建公司累积的直接和间接债务问题十分复杂。来自中投公司和投行的分析师统计了各地城投公司的债券发行量，并进行排行，北京名列榜首，近几个月共发行债券350亿元。但除了这些债券之外，由于缺乏贷款、资产和担保的信息，银行编外人员、审计者和监管者几乎不可能掌握其全部负债情况。我着实担心那些背负着放贷压力，又没有北京总行保护的三四线城市的银行。随着大型国有银行信贷增速开始放缓，2009年下半年，这些三四线城市银行的放贷压力将加大。 我怀疑许多基建项目在筹备阶段就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偿还贷款的问题。虽然银行为公共项目融资的行为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但在业务执行上通常会有明确的规范，并部分基于项目本身产生的利润，制定贷款细节及合理的还款计划。如果项目是非商业性的，则通常采用发行带有政府正式担保的市级政府债券进行融资更合适。债券发行书上也会写明该项目的还款计划。而且作为债务人，政府的信用状况和负债情况都是透明的。而在中国，似乎许多基建项目没有这样的还款保障体系。 对于不良贷款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无从知晓，甚至也很难推测。既没有先例，也不知道2009年后半年以及2010年还将发生什么。但需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短期内不良贷款不会显现。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目前项目贷款类型多为一次性还清贷款。也就是说，在贷款期间内仅支付利息，期末一次性偿还本金。因此，借款人还款能力的恶化并不一定导致该贷款分类被收缩。平均贷款期限越长，不良贷款就越难以被及时发现。 第二，部分贷款到期后可选择展期，推迟了不良贷款的发现时间。 第三，大部分贷款都有抵押，可回收率因行业和具体贷款企业的不同而有差异；另一些贷款有担保。不过，目前不良贷款的收回率显示，抵押物和担保的真实价值往往与其账面价值不符。目前不良贷款的收回率仅约20%～30%，大大低于抵押贷款所要求的50%～80%的回收率。 第四，衡量减值贷款的标准过于宽泛，这意味着分行一级仍有可能掩饰不良贷款。 第五，如果地方政府是贷款担保人，问题将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更不愿把这笔贷款划为不良贷款，当地政府也会出面干涉，并寻找私下的解决办法。 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地方政府担保范围扩大，银行业的信贷问题最终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在未来某一时点，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偿还贷款——这意味着不得不增加税收、土地销售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来为这些项目埋单。如果这一希望落空，再靠中央政府救助。 整体来看，政府期望依靠增加当前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未来税收收入以补偿开支。这种方法虽然听上去合理，但也意味着中国家庭和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可能加重。政府不太可能采取减税措施，意味着企业税负过重以及家庭税收负担和社会福利负担过重的状况仍难以得到改观。如果能公开所有项目的融资安排，并制订好还款计划，这可能是一场更为安全的赌博。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人们庆幸于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健康状况，但对于可能将进行资产重组（可能在未来五年内）或在2010年重启改革，并致力于成为真正的市场化经济主体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豪赌。 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规模居世界之首，截至2009年11月本书完稿时，财政刺激计划似乎已将中国经济拉出相对短暂的深度衰退。不过，这也意味着目前所下的赌注很大。希望这一刺激计划对经济的利大于弊。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10年，我们将有机会更深刻地检讨此番财政刺激的得与失。 第三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 第十章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有多大？ 贸易对中国来说有多重要？在当前全球经济收缩，2010年才能缓慢复苏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国内一些政学界人士表达了中国易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的担忧，但在一些银行经济学家眼中，全球经济放缓不会冲击中国——尽管中国出口规模大，但中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脱钩”。对于后一种说法，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也知道，从传统经济学的立场看，经济增长依靠出口拉动的中国应该受到剧烈冲击。类似表述多次出现在官员的讲话和文章中，建立在经济前景转暗的预期之上。我认为，真实情况位于“依赖”和“脱钩”之间。具体位于二者之间的什么程度，正是本章想要找到的答案。 因此，本章中，借助部分经济学家在贸易领域的潜心研究，我们将尝试找出度量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的正确方法。 <h3>看待贸易重要性的最佳方式</h3> 评估贸易对一个经济体的重要程度最简单（也是最有问题）的方式，是看它的出口额。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达1.4万亿美元，占中国GDP的31%。这一规模十分巨大，一般情况下，像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的出口占比要远低于这个数字。这种方式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出口数据中包含着大量进口，这些进口材料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很快成为出口，留在中国的附加值非常低，这就是所谓的“加工贸易”经济。简单地说，加工贸易就是进口原材料和配件，组装之后再出口。其中的关键是附加值。以标价300美元的Ipod为例，它由上海附近的工厂用进口原料组装而成，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不如其300美元的价签所隐含的那么大，在上海创造的附加值可能不足30美元。所有真正有价值的配件都是日本、韩国或者美国等地制造的。这意味着出口Ipod对中国来说不那么重要——连就业带利润创造的价值仅有30美元（更多的就业和利润被配件生产国获得）。在2008年中国的1.4万亿美元出口中，近半为“加工贸易”出口，规模达6750亿美元。因此，整体贸易数据可能夸大了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更好的评估贸易的方式是看非加工贸易（即一般贸易）出口。2008年，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达7520亿美元。这类出口是中国企业使用国内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出口，几乎全部价值都是在中国创造的，在就业和利润方面对中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占GDP比重为16%的一般贸易出口，是观察贸易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更好指标。但这种方式也存在问题，因为它同样也忽略了一般贸易在中国增加的价值。出口原油和汽车是有区别的——后者对中国而言更有价值，因为这一出口建立在更长的供应链基础之上，能够创造更多就业。 处理这一问题的传统方式是从全部出口中刨去全部进口，得到净出口数字，理论上说，我们可以由此得出全部国内附加值。要更好地理解出口对中国经济整体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看GDP数据，即按支出法核算的GDP。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多少钱被花出去了——多少钱被用于投资，多少钱被家庭和政府消费，多少钱用于净出口（也就是出口金额减去进口金额）。将以上支出加总，就是核算GDP的一种方式。2008年，名义GDP的6.5%为净出口，这一比例仅比上一年的7.6%略低。以这种方式看，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程度似乎弱了很多。 整体GDP的增长是由4个增长引擎共同贡献的，净出口的贡献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从实际增长看（即经过价格变动调整之后），2007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1.9%，净出口为整体经济增长贡献了2.6个百分点。换而言之，净出口占当年整体经济增长的22%。2008年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长约10%，但净出口只贡献了0.7个百分点，仅占整体经济增长的7%。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某些年份净出口的增长比另外一些年份更重要。 <h3>从净出口看贸易重要性存在的问题</h3> 以净出口为指标度量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估算中笼统地假定所有进口都进入了出口，因此从出口中扣除进口以得到一个净额。但是显然，这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的进口中也有一部分用于投资和自身消费。 要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需要掘地三尺，深入中国经济内部，按各种产品，一道道生产工序，分步骤跟踪附加值。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知晓中国的工业产能中，有多少是生产出口产品的。我们才可能知道，某些行业只有10%的附加值在中国产生，90%被其他国家得到。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计算出平均的整体国内附加值。只看出口达到多少美元，或只看贸易顺差有多大不能告诉你这些。 但这一方式的难度在于，计算创造的附加值极其复杂，耗时费力——远非我们这些银行分析师的力量所及，我们中的大多数既没那样的头脑，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复杂的运算。幸亏，一些头脑聪明、功底深厚的做学问的经济学家做了这一工作，他们的研究给予我们很大的借鉴和启迪。 <h3>亚洲：国内63%，国外37%</h3> 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投入产出表。巨大的投入产出表中的数字，经过一定的假设和运算，可以追踪货物的原料投入、生产和流出某经济体的整个环节。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跟踪货物的流动，就可以知道，哪些环节真正实现了价值增加。欧洲中央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加博尔·善拉（Gabor Pula）和图奥马斯·佩尔托宁（tuomas Peltonen），采用了独特的亚洲投入产出表来分析亚洲范围内创造的附加值。“ Peltonen，June 2008，他们特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所有这些附加值的需求来自哪里，国内还是国外？ 他们的研究发现，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尼等大规模经济体）的绝大多数需求仍然来自国内。中国和印尼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70%来自国内。但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新加坡生产产品的需求来自国内的不足30%，其余需求均来自国外。平均下来，2006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附加值需求中有37%来自外部世界。 同样显著的一个发现是，这一比率比10年前高出许多。也就是说，尽管近些年这些经济体国内消费有较大增长，亚洲经济与外部世界却更加“挂钩”（而不是“脱钩”）。亚洲全部最终需求中，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占16%，亚洲占7%，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占了14%。印尼、中国和韩国是亚洲内需驱动最显著的经济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易受到全球需求降低的冲击。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总体上弱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根据普拉和佩尔托宁的估算，2006年仍有30%的附加值需求是由海外消费者和投资者拉动的。2000年时，这一比率是25.5%。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加深了，而不是相反。鉴于2001年中国成为tO成员以后出口的大幅增长，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成立的。 <h3>国内附加值</h3> 几名位于华盛顿和纽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王直和魏尚进，从另外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sis Really Madein Cic Value added when Processing is Persuasive”，NBER Paper #14109，June 2008，普拉和佩尔托宁着眼于最终需求的来源。库普曼等人则从出口出发，去发现其中含有多少国内附加值。他们的答案是：很多。世界平均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比率是75%。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出口价值100美元的货物中，75美元是国内创造的价值。这一点很有意思，表明全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即便发达如美国，仍然在进口需要加工的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此前的很多研究认为，中国出口中75%的附加值是在国内创造的。但根据库普曼等人的反复计算，中国出口价值中的国内创造部分应该在50%左右。 他们也借助了投入产出表，但有一些不同。大部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假定，所有国家对制造出口产品的进口材料的使用方式和强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同。这种假定简化了数学运算，却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一半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继而出口的经济体，很多行业创造的国内附加值非常有限。库普曼等人通过复杂的运算解决了这一问题。 简言之，他们估算认为，2006年中国出口中平均约50%的附加值是在国内产生的。当然，对于加工贸易出口来说，国内附加值比率要低得多，大约是20%。一般贸易国内附加值比率接近90%。将两类贸易综合在一起，得出总出口的附加值中有50%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这一比率显著低于之前很多学者所使用的75%。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的研究也得出了与库普曼近似的结论，他们的相关论文中使用的方法也相类似。“Estimates of US Crade Balances in terms of Domestic Valueadded”， Paper #295，Stanford tre for Iional Development，November 2006，刘遵义等人发现，在2002年的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国内的附加值比例为37%。 <h3>行业不同，附加值不同</h3> 自然，不同的行业在中国国内创造的附加值是有差异的。表面看起来很高科技的产品（如Ipod）的国内附加值最低。这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出于各种原因，仍然将真正高科技的制造环节放在国外。有时候是因为生产所需的高端设备中国尚不具备，企业一般与母国高校或研发设计中心合作。其他的原因还包括，企业希望将核心的高科技留在本国，以免被中国竞争者偷学到手。 当前中国做得很好的不是高科技出口，而是“中等科技”出口，基础化工、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出口的国内附加值都很高。换句话说，这些出口对中国更为重要——它们的供应链深入国内经济，而不是国外，因此给国内创造了更多就业（通常收入较高），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和它们的股东创造了更多利润。 在研究的最后，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否真的想升级为“高科技”，既然高科技为国内经济创造的附加值并不多。我猜想，中国政府真正希望见到的，是计算机、通讯设备等行业在国内经济中衍生出更多更长的产业链条，以产生更多国内附加值。从库普曼等人的表述中，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致匡算出，出口对中国经济具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已知，中国出口中50%的附加值是在国内创造的。2007年中国出口总值达12180亿美元，约有6090亿美元来自国内工业。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还知道，当年工业生产总值（除建筑业外）为14901亿美元，约占GDP的43%。由此得出，工业附加值中的41%进入出口（6090亿美元除以14910亿美元）。这个比例很大。也意味着2007年工业出口相当于GDP总规模的18%，相当于2008年GDP总规模的17%。这一比例当然要小一些，因为GDP中还包括农业和服务业，中国这两大类产业的贸易额普遍不多。 话题说到这里并未结束，我们还需要估算每一年的投资中有多少进入外向型企业厂房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以及工人宿舍等。这个数据很难估算，简单地说，没有十分的信心，是不可能估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做些（尽可能合理的）猜测。我们已知，在2007年官方投资中工业投资占43%，出口在工业活动占所占比重约为41%，假定出口行业的投资与出口活动保持一致，那么我们可以估计2007年投资中18%（41%中的43%）属于出口行业的投资。 这些估算对于2009/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含义。研究美国经济的同事预期，2009年美国经济将收缩2.6%，欧洲经济将收缩3.8%。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经济仍在增长（我们预计2009年印度经济增长6.4%，巴西经济增长0.6%）。整个全球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或者非常接近零增长。2009年11月，本书即将付梓之时，全球市场大有起色，但仍对2010年的前景惴惴不安。很多人担心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出现二次探底。我们认为，至少美欧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到2010年底美欧经济刺激政策的效力将会减弱。 对中国经济具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是，全球经济减速对中国工业的冲击力度要大于2007年末/2008年初大多数分析家的预测。本次全球危机爆发之前我掌握的数据显示，2006～2007年，中国制造业中的40%最终成为出口。因为我们是沿着供应链追踪附加值，所以附加值数据中包括最终进入出口的加工贸易进口零部件和基本加工产品的价值。这意味着，每10个制造业岗位中的4个岗位与出口有关，也就意味着每10元企业销售收入中的4元依赖于出口市场。一旦出口出现下滑，将会带来大面积的失业压力，并给企业利润造成极大冲击。并且，由于我们估价每5个投资项目中有1个是外向型的，对投资增速也会产生影响。 那么，中国对外需放缓有多敏感？根据IMF经济学家阿齐兹（Jarade Elasticities”，Che orld Ey，Vol16，No3，2008，近年来表现出的一条基本规律是，外部需求每上升1%，中国出口将上升4.5%。1995～1999年间这一比率为3.6%，当时美欧经济收缩幅度达到约3%。预计中国面向美欧市场的出口缩减约15%是合理的。 说到出口，就不能不提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人民币汇率的敏感性大致为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的一半。也就是说，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受到人民币价值的影响，但幅度不像经常听到的那么大。人民币每升值1%，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约2%。尽管如此，2008年第四季度，以贸易加权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创下20年来的高点，在同期美元走强的形势下，2009年第一季度一直停留在这一高位。2009年初与2005年相比，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升值约20%，与2008年初相比也贵了约10%。也就是说，即使人民币仍可能存在低估（毕竟中国对外贸易仍为巨额顺差），但与此前相比，它相对于其他货币升值的幅度也是很显著的。而同期，多种亚洲货币兑美元和欧元呈疲软态势。这也将给中国出口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h3>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多大冲击？</h3> 那么，以上分析给我们带来什么结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需求减小应将导致中国出口下降约15%。不过，其他市场需求收缩的幅度应该会弱一些，因此总的来说，2009年中国出口下滑的幅度在10%～15%之间。但还必须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效应。这样一来，出口需求收缩的幅度应该在15%～20%之间。表103中列出了我们对2009年和2010年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的预测，最后更新时间为2009年11月。我们对2009年出口的预测与实际基本一致，即出口收缩18%。当然由此导致的贸易顺差下降是受欢迎的，但此次出口收缩将对工业部门造成冲击。 出口下降18%相当于工业直接损失七个百分点，意味着对整体GDP造成的影响达到三个百分点。 出口市场低迷，外向型投资会怎样？我们假定2007年总投资中18%是外向型的。由于2008年很多外向型企业在全球经济放缓的预期之下减慢了扩张步伐，所以我们假定2008年总投资中，只有10%是与出口相关的。我们预计2009年出口相关投资没有增长，由此造成GDP少增长四个百分点。换而言之，假如2009年中国国内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话，估计名义GDP将下滑七个百分点，假定价格水平略有上升，意味着实际GDP下降四到五个百分点，这是很明显的衰退。而且，这一判断没有考虑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失业对消费造成的所有可能的负面冲击。在这些估算中，我们忽略了2009年国内经济仍在增长的事实。不过正是在出口遭遇重创的背景之下，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横空出世，力撑中国经济安然挺过2009年。关于这项庞大的投资方案的分析详见第九章。 第三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 第十一章 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 中国经济崛起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没落？这正是西方很多人所担心的。他们眼看着家乡的工厂关闭或者搬到中国。他们身上的衣服、看球赛的电视、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孩子手中的玩具、屁股底下的沙发，通通来自中国。很快将有一天，他们开的车也会是中国制造。不用太费力的联想即可相信，几年之后，他们干活的公司也会是中国人开的，甚至住的房子也可能是中国人盖的。改变总让人心烦意乱，尤其这改变来自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那里人们说的话比很多美国学生挂科的法语还难。这些人使劲琢磨，中国挤进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种忧虑并不是出于希望中国不要强大的愿望，也并非来自西方的种族主义，而是更多地出于人们经常听说的那些担心：担心丢掉手中的饭碗，没了养家糊口的门路。如果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那么美国和欧洲那些一直在工厂里上班的人去哪儿呢？难道都去钓鱼？ 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向全球经济释放着一道道冲击波。随着制造业向亚洲和中国的迁移，数以万计的人要么怀揣换个行业找份新工作的愿望接受再培训，要么早早退休。对于美英那些依靠某一行业或某个企业而形成并存在的小城镇来说，一旦工厂不复存在，小城镇遭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果这个工厂搬到了中国，很多人会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美欧的政治人物屡屡表达他们的担忧，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靠抨击这个名噪一时。甚至连所在工厂没有倒闭的人们都受到了影响。随着数百万低端中国劳动力加入全球供应链，他们直接与西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低端劳动力形成竞争。这也就意味着保住了饭碗的西方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被中国工人的竞争拉低了。看起来西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是中国崛起的结果。 本章专门研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就业、工资以及收入失衡的冲击。这一议题的最终结果将部分地决定未来几十年美国和欧洲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果中国果真是西方失业、收入失衡的原因，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低迷之中，未来几年，很难说这一争辩将如何演进。但是随着本章的深入，你将会看到，近年来美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它与科学技术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美国发生的制度改变。本章的结尾，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制度改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想，其中的两条经验教训是，一是通过制度改变来解决失衡问题是有可能的，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将受到利益集团的阻力；二是过犹不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是危险的。 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的帮助，来辨明时常听到的关于中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的言论的真伪。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因对贸易问题的卓越研究而获得了克拉克奖，2008年他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出版了数本大受欢迎的宏观经济学著作，同时也转向包括经济地理在内的其他研究领域。近些年，他以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笔锋犀利的专栏而著称，在那里，他很早以来就对前任布什政府发出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批评。另一位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他是贸易政策和经济学的专家。 <h3>对华贸易让美国工人受伤？</h3> 美国工人失业是美国对华贸易的结果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是一个政治味道很浓的问题。试想一下，假如你50出头，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汽车小镇，可最近不幸失业了。你的企业在大力节约成本以便同一家中国企业竞争，你听说中国生产的汽车马上就要卖到美国来了。 你在镇上的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干了大半辈子，是汽车制造流水线某一段上的好手，而且这辈子只会干这个。可你的这套技术在附近用不上，你也不可能搬到中国去。中国的汽车业正蓬勃发展，你原来公司的一些高级经理现在去了上海附近的一家汽车企业任职。他们和你一样不会说中国话，但好像中国企业想多学学管理汽车企业的经验。那里的工人有你的技术，但比你便宜得多。你现在懵了，不知道该干点啥。可能最后只好在当地的超市里干份兼职，工资和福利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份工作简直连凑合都算不上。而且，你又听说，参加当地的再就业培训简直是浪费时间。或许你会不可避免地认为，和中国的贸易伤害了美国。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有很多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想法。不仅美国，欧洲也有。 数据似乎验证着美国正在丢失制造业岗位的说法。从总数看，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1730万降低到1410万。与此同时，制造业在中国蓬勃兴起，创造了数百万就业岗位。 经济学家们老是说，贸易对任何一个参与国来说都是有利有弊。那么，对上面的美国汽车工人来说，损失是明显的。得到的利是什么呢？是美国卖产品给中国的企业可能创造了新的就业。过去几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很猛——增长势头甚至盖过了美国对华进口。创造出了谁的就业？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的工程师，精密工程仪器、农业风力涡轮发电机和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企业。美中贸易甚至还创造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工作，他们经手了中国企业在纽约证交所的IPO（首次公开发行）。 这些岗位的共同特点是，大多为高技术岗位，因此工资水平也很高。但同时，岗位数量也相对较少，大大少于工作要求简单、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岗位，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美国正在失去的轻工业就业岗位。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与中国开展的贸易对美国和欧洲造成了损害。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观念，也无关希望中国永远贫穷落后的阴暗想法，却与对未来几年自己饭碗的担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的政客只有获得所在地区选民的支持，才有可能赢得权力，因此，以民众饭碗的全力以赴的保护者现身，是有效的竞选策略。如果抨击中国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那他们一定愿意这么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媒体人物，也抓住机会对中国左扑右咬，并且因此名噪一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懂得一些经济学的，明白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而更富有责任感，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是，他们一样需要选票。而且，因为对华贸易给美国创造出来的高薪岗位毕竟较少，这帮家伙不敢大声站出来，当然也不希望被别人看见在替中国说话。这就是政治——我们要特别小心，别对某个国会议员或的嘉宾前两天说的什么反应太过强烈。相信我吧，他们明火执仗、唾沫横飞，骂同性恋，骂支持全民医疗者和拥护堕胎者，骂奥巴马。很多炮轰中国的人让炮轰他人成了有“钱”途的职业。我们可别跟他们嘴中喷出的垃圾较劲，万不可自行对号入座。 除对华贸易创造的高薪岗位外，美国还以其他方式受益。每个人都享受了进口商品的便宜价格。今天美国人买的电视、衣服和玩具比美国货要便宜得多，而且可以有很多选择。这跟汽车的情形是一样的。人人皆知日本车比底特律的车安全性能好，价格更便宜，因此进口日本车明显会令美国消费者受益，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节能、样式风格和质量方面更胜一筹。有一天中国车也会达到这样的层次——尽管现在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对美国较低收入群体而言尤其重要，他们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花在吃、穿和家用电器上。由于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价格便宜，这些家庭的购买力得以提高。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但不幸的是，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帮助。从未听到有人说“感谢你，中国！让我们的电视便宜八成！”。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为什么？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国会议员站在无形的消费者一边的动机要大大弱于站在他所在选区那几千名企业面临倒闭威胁的企业主的动机。这就是政治。 <h3>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贸易？</h3> 让这场争论继续深入之前，有必要花几分钟时间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国际贸易。因为经济学家精通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不像大多数人往往以本能思考问题。 从最基本的内容开始。一国开展国际贸易，需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至少在贸易之初是如此。这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合乎别人的利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具备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的天然条件。这不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口多，而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多于资本。资本是资金、技术和其他能够产生收入的原材料的总和。在当今的中国，与劳动力比起来，资本仍然稀缺，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增加了很多。对一国贸易起着重要作用的，不是人口、资本或其他资源的绝对数量，而是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其他资产的相对数量。这其中的关键不是绝对数量，而是相对数量。 这一点会产生几个后果。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向世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收益，是因为产品比别人便宜。其实不然，中国之所以受益于对外贸易，是因为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中国来说，雇用1万人制作成衣，要优于购置昂贵的能够节省人力的高级设备、雇用1千人生产同样的成衣，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相对多于资本，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也就意味着使用大量低端劳动力生产成衣，会比使用大量资本（机器或高端劳动力）获得更高收益。也就是能够获得更多利润，在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分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相对数量超过了劳动力。因此，对它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用好这些资本和技术，而非设立工厂雇用很多劳动力。 这就是18世纪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时至今日，该理论仍为最重要，但并非显而易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说其非显而易见，是因为大多数人误解了这一理论。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出口多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多，那他就没有读懂李嘉图的理论。 这一理论还有一个精辟的结论。即任何一个与别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只要它的贸易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它就能从贸易中受益。之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贸易可以使得一个国家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因此，当一国开展贸易时，它所生产的产品收益超过所需成本的差额应该总在扩大。换而言之，贸易可以促使资源的更有效利用。 出口多的国家通常进口也多——仔细想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假设你出口具备生产优势的产品，将资源（有效率地）洒向这些出口企业，你就需要进口自己不生产的产品。进口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买比自己生产更有效率。由此也引出了另一条经济学真理，这一条也是有时候人们很难相信的，即进口比出口要好得多。 这一观点颠覆了大多数人脑海中的一贯印象。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不论是英国的、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似乎都相信，出口行业越红火，这个国家干得越好。这个观点貌似正确，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出口创造的就业。很多政治人物也几乎将进口视为某种失败。事实上，他们从不高调地宣布我们的进口增长多少多少。“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生产？”他们似乎总在这么想，这样我们不就能赚钱了吗。 所以，经济学家吃错了药？竟然说进口很重要？嗯，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进口很多，说明你更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假设你的国家资本相对稀缺，你从其他擅长生产某一设备的国家进口一台设备需要5美元，自己建厂生产这种设备则每一台需要花费10美元。如果选择进口，那么可将省下来的5美元用于投资你做起来更有效率的行业。然后，通过出口所生产的产品，赚回利润，再投资于你比贸易伙伴更擅长的行业。这就是比较优势的魔力所在，也是出口并不总是像你预想的那么好的原因。 这一认识抨击了树立贸易壁垒阻碍进口的做法。我们的经济学家朗声断言，进口是个好东西。对进口征税只会令自身经济的成本上升。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大师说贸易战争从来都没有任何意义，等同于向自己的港口投掷石头，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通常的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当然，这一观点也有批评者，我们在第三章见到的批评者之一丹尼·罗德里克，传统贸易理论的最聪明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发挥比较优势对于国家的发展是不够的——应该做的是创造比较优势。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即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开展贸易。他们相信，从中国进口东西对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需要对将过分地鼓励出口当作一项经济政策的做法保持谨慎。一些政治人物也宣称，贸易能够创造更多就业。这一说法并没有很多证据。大多数研究似乎表明，贸易能够为经济中某些领域创造就业，同时也毁掉了另一些行业的就业。比如在上述美国对华贸易的例子中，可能创造出了航空业的就业，但减少了汽车制造业的就业。大多数经济数据认为，最终的净效益可能接近于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贸易的另外一个冲击体现在工资方面。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也有分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中国等国家开展贸易对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的拉低幅度大于对高端劳动力的拉低幅度。部分经济学家不同意这一结论，认为其他因素，如教育背景、技术、税收政策在决定工资趋势方面比贸易因素重要得多。现在，我们进入这一争辩中，看看谁对谁错。 <h3>贸易是否拖累了部分工人的工资？</h3> 问题是，贸易如何对工资产生影响？由于搬迁到中国，原本在美国本土的企业关门，企业集体失业的新闻夺人眼球，但毕竟很久才可能发生一回。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就业者的工资是否具有更普遍、更不易被察觉的影响呢？ 简单地说，中国一加入全球制造业经济，就使得全球劳动力市场上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低端劳动力。生产线上的男男女女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在流水线上粘粘贴贴、涂涂拧拧。由于新增了大量低端劳动力，从理论上说，应该拉低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这类劳动力的价格。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更加富裕，他们从美国进口飞机、精密仪器和软件。因此，在美国和其他制造业发达的地方，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种对高技术人才的新增需求推高了高端劳动力的价格。 因此，简单地说，当美国与中国开展贸易，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美国高端劳动力来说应该是下降的。而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可能恰恰相反：低端劳动力（他们的产出突然之间得到了大量有钱的消费者）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高端劳动力上升。记住，这里我们说的是相对工资，而不是绝对工资。随着经济大势起起落落，工资水平自然有涨有跌。从长期来看，假定劳动生产率按照一定的速度提高，工资水平应该普遍提高。理论上说，只要劳动生产率有增长，不论贸易状况怎么样，包括低端劳动力在内所有工资水平都将提高。当一个国家同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不一定会带来低端劳动力实际工资的降低。这里我们考虑的是低端和高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自然也直接关系到收入差距。与中国的贸易会拉大美国的收入差距吗？ 这种由贸易导致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大大慢于高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的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Samuelson Effect)。我们需要解释这一理论成立的一个假设，即何谓高端劳动力？一个高端劳动力等于一个低端劳动力加上资本吗？实际上，低端劳动力提高技术的唯一手段是通过教育和技术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而教育需要资源。一般说来，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有机会使更多人接受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这就是美国和英国高端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多的原因。人力资本是资本，当这些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发挥比较优势是明智的。 最初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时，中国只能生产非常简单的服装和塑料玩具。这类制造业需要大量低端劳动力，只需少量资本购买非常简单的工具即可，出口这类商品显然十分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企业主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工人的薪酬得以增加，尽管工作十分辛苦，很多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状况依然堪忧。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商人们开始有机会用更多资本购置更多机器设备，他们开始有了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想法。大量人手是仍然需要的（想想电脑装配线），但也需要大量资本。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资本获得了很多补贴。换句话说，便宜的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相对成本在下降。 最终，丰厚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成本开始上升。这种情况发生在2003/2004年，广东和国内其他出口地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政府提高劳动者社保待遇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社保缴费等也推高了实际工资。所有这些导致一些地方劳动力成本几乎上升到与资金成本相等的水平。这是深圳等地一些企业宁愿花大价钱投资昂贵的设备，节省上千甚至更多劳动力的原因。2007年我在深圳出口企业调研时，那里的企业主不无得意地向我展示新买的能干几百个人的活儿的设备。他们觉得，由于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不止薪酬，还有2003年以来工人跳槽增多导致的管理成本上升，还是投资资本密集型的设备更划算。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它提醒人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但是，也许中国仍然处于这一转变的最初阶段。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中国仍然有大量人口，今天，劳动力的相对数量仍然超过资本。很多遵循这一事实发展的企业仍会成功，即使它们不高调，不着意吸引媒体眼球。2008年在温州，一个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老总骄傲地告诉我，他以生产打火机为荣，压根儿没想过什么“升级”。为什么要改变呢——他的厂子里那么多人为他干活，放眼世界，谁与争锋？他对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税费等政策工具推动产业升级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增加更多资本积累。实际工资的绝对额将会上升，原因是人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在不断增加，因此生产能力也相应提高。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的企业数目会增多，中国将出口更多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总的来说，这是好事。我们不应对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或者非洲感到担心。或者说，我们不应担心适当的时候制造业发生的地域转移。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那一天，意味着中国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生产活动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说存在什么危险的话，或者说在全球经济爆发危机之前存在危险的话，那就是决策者鼓励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的愿望和行动太过迫切。这种激励可通过减税等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看起来很美，人们都喜欢“高科技”，但一个大问题是，过快追求产业升级会抑制就业岗位的产生。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的重要资源——劳动力的浪费，而且冒着造成结构性失业的风险。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产业升级推进过快呢？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对促进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一部分激励措施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放回到创造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疑，成功把握这一过程的节奏是非常困难的。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美国和欧洲，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对这些万里之外地方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h3>一个贸易难题</h3> 现在想来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在20年前，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的工资水平没有受到二战以后贸易大幅扩张的影响。克鲁格曼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他以优雅清新的笔触阐释了为什么一般贸易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当时发生的事。他解释说，“产业内”贸易是关键，也就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贸易。 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业内贸易在美国贸易中占据主流，因为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大多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企业间的贸易基本在产业内进行，彼此相互买卖配件和原材料，这就是产业内贸易。当某美国企业与某欧洲企业开展贸易时，它们贸易的产品通常出自同一行业。这一贸易并不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为欧洲和美国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出于其他原因。 它们之间仍然进行大量贸易的原因在于，两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同——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文化结构。背后的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一旦某一对外贸易活跃的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它将比其他地域的条件与其相当但缺乏经济规模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位于其他地域的类似企业可能不仅输在国外市场上，同时也输在国内，意味着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倒闭。也就是说，二战以后，贸易不再由比较贸易理论驱动。 克鲁格曼创建了一个模型，显示当产业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占据主导时，收入再分配受限。“Iional tradeand Ine Distribution：A Resideration”，1979，换言之，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相对高端劳动力不再下降。事实上，克鲁格曼发现，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贸易双方的劳动力都能获得较高工资，没有哪一方的工资相对哪一方下降。大家都从贸易中受益。 克鲁格曼相信，近30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极大增加——2006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自1989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尽管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不可忽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给其他国家制造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同样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 所以，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同时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额扩大，传统贸易理论就应该能发挥作用了，美国低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相应下降。 然而，这样简单的推论是有问题的。看看美国从中国手中实际买了什么，你会惊奇地见到高科技产品，大部分是电脑、Ipod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在这里请记住丹尼·罗德里克的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相类似。当然，中国出口中还有大量的服装、玩具和简单的塑料制品，但是，外部世界对华进口的平均附加值相对提高了。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未曾预言的。中国本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当中国显然不再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始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时候，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怎么还在下降？ 克鲁格曼透过对相关产业内部的透视，解决了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处。他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认为中国可能在这一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供应链中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小环境中。这一行业的企业在最后的装配中使用中国劳动力，将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工作留给上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或美国。他指出，例如半导体行业中，晶圆（指硅半导体积体电路制作所用的硅晶片）生产厂家基本上仍然位于发达国家，而更为劳动密集型的、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芯片生产则在中国等地完成。电视、Ipod等行业也莫不如此。其结果是，鉴于中国在很多行业的产业链中所做的只是提供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便宜的装配地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对于美欧劳动力的工资应该没有产生大的冲击。 但是，由于中国同时也在开发中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如汽车配件），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工资吗？ <h3>细看美国工资</h3> 这里我们请出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他对美国工资数据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观察。Blue Collar Blues，Peterson Institute of Iional Eics，download able from .iie.，他发现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指经过物价因素调整之后的工资水平）自2000年以来根本没有增长。2000～2006年间，美国私人部门实际工资增速只有2.1%。对蓝领工人来说，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缓慢的工资增速的延续。相形之下，对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个新现象——1980～200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获得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部分劳动力，即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也更快。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根据同样的数据判断，几乎所有劳动力的生产率都在提高。理论上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力应得到更多的工资。因此，有一些事情不是简单相加那么简单。生产率普遍提升，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工资增长？该谴责中国吗？ 劳伦斯没看出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但在此期间，美中贸易增长非常缓慢，双边贸易规模仍然很小。劳伦斯等人反复咀嚼数据，发现这10年美国收入差距拉大另有原因：技术创新。换而言之，那些懂得操作机器设备，尤其是会操作电脑，以及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或者经济学家），其收入高过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这是It革命发生以来美国的结构性变化驱动的。劳伦斯等人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收入失衡扩大中仅有10%～20%是由贸易引起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中贸易开始兴盛，劳伦斯发现美国收入失衡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放慢了很多。20世纪90年代，零售行业工资水平非常低，但零售业是服务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工资增速降低不是贸易引起的，进一步说就不是由中国直接造成的。事实上，在这10年间，很多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大幅下降（如贸易理论预测），但没有同时发生与进口竞争行业工资水平的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体工资增速迅速放缓。劳伦斯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这一时期，工资减速也不应谴责中国。这一时期的数据显示，一般说来，工资收入差异中仅有10%～20%是由贸易引起的。 理解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观察进口类型。如果某种进口商品在美国制造，会产生高收入的岗位，还是低收入的岗位？理论上说，美国应该进口低端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如果这样做的话，意味着美国的低端劳动力将失去工作，进而拉大收入差距。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他们的（人力）资本不高。但是，劳伦斯发现，总体看来，美国进口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工资高于美国国内同行。 乍一听来有点费解。但如果你还记得克鲁格曼早期所做的工作，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一贸易是由专业化而不是比较优势推动的。企业从相似国家的同类企业买入配件。这意味着美国贸易扩张整体上不太可能对相对工资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对华贸易当然是不同的，劳伦斯发现，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包含的工资水平很低，因而意味着可以替代美国低收入劳动力。这又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更有可能影响的是美国的低收入行业，这些行业在价值链中恰好位于它们上方。但劳伦斯还发现，工资含量迅速上升，就是说进口变得更加复杂了。同样，原因可能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复杂产品的最终装配站。 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劳伦斯认为，贸易也不是工资趋势背后的主要因素。其他经济学家也发现，对华贸易对美国工资水平产生的效应是有限的。简言之，结论是，即使从模型上看贸易影响工资的理论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这一影响非常小。 因此，如果美国收入分化加大不能归罪于不断扩大的对华及其他国家贸易，那原因是什么呢？劳伦斯希望对三个不同的理论加以验证。第一个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因为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他猜测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获得的收入水平或许会较高，只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可能不会挣到高工资。经济学家普遍认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具备的生产率越高，因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家长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但在很多其他文化中，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在内，似乎还不十分理解这一点）。第二个理论是，劳伦斯假定，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劳动力赚走所有的钱，普通劳动力成为输家。第三个理论是，大多数利润进入了资本家（企业主）的腰包，工人成为输家（信奉马克思的朋友应该认为这是问题所在）。 经过对数据的多重分析和比较，劳伦斯发现，主要的原因是第三个理论。资本家分得了收入蛋糕中最大的一块。我们不妨花一丁点儿时间解释其背后的理论。当一个经济体扩大时，它会创造出收入。GDP规模可以通过核算该经济体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来衡量。但是当然，个人和企业因为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报酬，因此，GDP也是个人和企业（以及政府）得到的收入总额。收入对工人来说是工资，对企业来说是利润，对政府而言当然是税收。 1970～1999年间，在美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收入中，美国工人获得了其中的66%。并且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非常稳定，即便美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2000～2006年间，该比率降至63.9%，比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降1.6个百分点。听上去降幅不大，但这一比率几乎未曾变动过，因此，任何一点的变动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是巨大的。2006～2008年间，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为自1929年以来最高。也就是说，伴随强劲的增长而来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企业主，而分给在工厂里、办公桌旁干活的人的部分少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企业主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多于工人所得。但对于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稍候我们将解释原因；而对于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并不一定要如此）。 <h3>美国工资步履蹒跚的真正原因：国内政策</h3> 因此，如果说资本所有者从美国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润高于工人的劳动报酬，原因是什么呢？一个解释可能在于金融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见证了迅猛的增长并创造了巨大利润。今天，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个高收入行业。但是即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资水平高，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金融行业劳动力薪酬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银行利润呈爆炸式增长。这可能会影响整体经济和所有数据。讽刺的是，近几个月一些金融机构创造的“利润”被证明是镜中花水中月，部分金融机构接近破产（消灭股东的财富），有的必须由政府出手相救（消灭纳税人的财富）。 或许，像劳伦斯所指出的，这些是周期性的循环。在经济周期的初级，资本分得的收入比率通常位于很高水平。之后，随着经济周期趋向成熟（在放缓之前）工资开始上升，劳动力得到的收入比率上升。2001～2006年，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因此这一因素产生了影响。低利率（是资本的利好）也帮助企业获得利润。 但克鲁格曼的眼睛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他采用历史的长视角，着眼于税收和其他社会政策。他讲述的故事非常值得在这里复述，因为他向我们描绘了两百年来美国走过的大部分道路——或许也遥望到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稍后我还会再提到，美国走过的道路，对于中国今天重塑社会和经济秩序，并在2010年代建立“大同时代”，不失借鉴意义。 还是先回到美国。一战的疮痍过后，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时期。随着经济繁荣，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资本家的财富开始形成。工资水平上升，但资本家利润的增长速度更快，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浮现。不足为奇，人们常常拿这个时代的美国与近些年来的中国相对照。那是一个不平等的时代。繁荣随着30年代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高失业戛然而止。大萧条也将富兰克林·罗斯福送上总统的宝座。罗斯福随后颁布新政，政府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经济中去。他被很多商业界人士视为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有点像今天很多人看待奥巴马）。但事实上，他为资本主义建立了比他的任何前任的梦想都走得更远、更为持续的资本主义模式。引进医疗失业保险制度，确保劳动者在面对不幸时处于适宜的庇护之下。罗斯福还引进了大量的工商业规则——兼并、资本市场和环保。以现在的眼光回望，这些正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东西。记住，很多美国人曾经强烈抵制创建联邦政府和美联储，认为它们会干预最基本的自由。时至今日，很多美国右翼人士仍将罗斯福新政视为对美国自由市场模式的违背，他们认为后一种模式才是美国应该坚持的，荣枯兴衰是自然规律，政府不应该干预。 罗斯福当政期间，工会队伍壮大。1930年，美国非农就业者中10%加入了工会，到1945年上升至33%。随后二战爆发，政府实施长期的工资管制——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增幅超过他们的老板。这些情况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一个高中学历的男性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工资与今天的一样。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延续并巩固了新政纲领。这些政策强化了社会保障和福利，使政府加大对贫困群体的关爱和对商业的监管力度，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上述目的。这是20世纪美国的黄金年代。经过20年代和30年代痛楚的两极分化时代，美国的大同时代出现了。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税收的再分配作用以及新政的其他方面都达成了共识。然而，到了80年代，新政保护之下的法律和政策架构开始动摇甚至破碎。70年代，由财政保守主义者、福音派基督徒、外交社会政策的新保守派、商业精英和南方白人组成的一群人掌控了共和党，进而掌控了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共和党还是相当的自由派，或者说非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期1969～1974年）竞选时像个保守主义者，上任后却宣布增税，引进环保法规，尝试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所有这些作为都会被今天保守派政治人物视为“自由派”而不屑一顾。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终于发现了其价值观的推行者——颇有人缘的里根（任期1981～1989年）。里根政府宣布减税，尤其是为高收入者减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削弱工会的力量。这是真正的保守派纲领。经过老布什（他提高了税率）和克林顿（他终归未能纠正多少里根的作为）时期的短暂调整停顿后，小布什上台，继续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无视环境问题，彻头彻尾地像一个激进保护主义者那样行事，尤其是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方面。 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策所赐，今日美国的收入平等状况要逊色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克鲁格曼认为，保守主义所实现的，是收入分配方式的相对永久的改变。收入差距因而拉大。大公司的CEO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70年代美国CEO的平均年薪为12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现在，前者为900万美元，与后者的差距扩大到370倍。 而且，由于税收规则的变化，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也加大了。小布什时期以来，富人得以将更多财富留在手中，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1%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当然还有州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小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税。这也是当今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此举造成财富于几代人间聚集在富裕阶层，从而维持着不平等局面。这意味着富爸爸的孩子比穷爸爸的孩子更有可能干得好，相当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大。 里根减税，老布什和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再减税，收入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税率水平上，也渗透进文化中。以上我们了解到的资本家得到更多收入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以多种方式衡量，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你的孩子强过你的可能性）低于欧洲。在美国，孩子能否进一所好学校更多地取决于家长的财力和教育背景。孩子未来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社会流动性——让一个贫困家庭里出来的黑人成为总统的魔力，也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动机之一——正面临威胁。 <h3>克鲁格曼教授和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想实现全民医保？</h3>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大不是由技术革新、移民或者与中国或随便哪个国家的贸易造成的，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成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欧洲也一样和中国开展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技术革新，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迅速拉大的收入失衡。 克鲁格曼的对策是恢复罗斯福新政的一些重要元素。在他的规划中，医疗是中心，因为他相信医疗保障能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直接和重要的改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 构建医疗体系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想必中国的领导人在这几年重建医疗体系的辛碌中对此深有体会。这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医疗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克鲁格曼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改进建议。想必这是中国感兴趣的，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之有着惊人相似。比如，看病都很贵，低收入者求医都很难，体系改革均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美国纳税人只有到65岁以后，才能进入医疗补助（Medicaid）项目，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及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其他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或参加雇主医保计划，那些没工作或没钱购买保险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因此，那些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很可能过着不够健康的生活（健康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要向私人医保机构缴纳较高的保费。 紧急情况下，医院有义务对每一个人实施救护和治疗，但仅限于紧急情况，在美国一些城市，流传着医院付钱给救护车，让他们不要把没钱治病的病人拉到医院的骇人传闻。一旦不幸发生疾病，无医保者必须支付一大笔钱。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失业是巨大的麻烦的原因——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医保，而且可能丢掉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并且，由于相关费用上升，雇主也在不断压缩雇员的医疗保险支出。1950年医疗保健支出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2%，到2005年上升为16%。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工作，也未必能享受医疗保障。 缺乏普遍覆盖的医保，使得美国在富裕国家中显得十分另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政府以税收或保险承担大部分的医保费用。具体提供医疗服务的既有公立医疗机构也有私人机构。也有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做法，即政府既以税收支付医保，也提供医疗服务。采用后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是英国，被称为“全国健康服务”（National h Service，以下简称NhS）。身为一名英国人，我可以走进任何一家诊所或者医院享受免费诊疗。全国范围内NhS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差距很大，存在多种不同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就医（住院）等候时间过长广受诟病。自1997年以来，工党政府加大了对NhS的资金投入，大幅提高医护人员薪酬，但很多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明显改善。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在医疗保险税之外仍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这样在发生疾病的时候，通常可以得到比NhS系统快得多的治疗。 尽管也存在很多弊端（NhS作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出现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在于，任何人，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够得到一定质量的医疗服务。再者，这一保障不与是否就业挂钩，也无关你所在的公司是否是医疗服务机构的会员，也不在乎你是否为英国居民。这是英国社会倡导并培育机会均等理念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无论你生在何种家庭，都有机会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这一体系的很多批评者认为，由政府来运作医疗体系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某些美国右翼势力以“社会主义化的医疗”来抨击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确，英国和其他政府参与的医疗体系显然存在官僚化的弊端。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全世界最高——2004年达到人均6100美元，远高于欧洲。各类医疗服务机构在利益驱动下的竞争意味着医疗费用会被降低。但美国医疗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行政成本。医疗服务机构要向会员提出上百个问题，尤其是会员不得不接受治疗时，通过无比复杂的审核程序确认哪些费用可以赔付，哪些药品、哪些医院不在赔付之列。审核的烦琐程度足以让每个人在这一大堆表格前崩溃，也给上千名审查这些表格的人带来了巨量的案头工作。此外还有广告、销售成本，这些都加大了成本。 如果这些还不算什么，那么还有更糟的，美国医疗服务体系在质量方面的很多衡量指标都不佳。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该体系不鼓励数百万无医保者在身体不适时就医。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病了不敢上医院，因为太贵了。一直拖到实在扛不住才去医院，花的钱也更多。如果得的是传染病，病人又扛着不去医院，那就会产生公共卫生问题。 以上只是一些很笼统宽泛的描述。美国的医疗制度十分复杂，涉及很多难题。政府出钱的话，如何制定药品价格？当然应该定低些。但是，医药公司怎么赚取足够的利润支持新的研发？医生的薪酬怎么支付？是否与业绩挂钩，他们的业绩又该怎样衡量？如果靠国家财政给医院拨款，没有市场竞争，又怎么保障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予以回答的，确实非常棘手。 具体到美国。克鲁格曼认为理想的模式可以是拓展医疗补助，使其覆盖每一个人。当然，这需要税收收入大幅增加，他认为很难实现。因此，他提出了如下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第一，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使他们能够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第二，通过将保费与投保人所居住的社区相挂钩，而不是与个人挂钩，阻止保险公司设定过高的医疗保险费用。 第三，迫使人人购买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杜绝搭便车者。 第四，在自愿的基础上，向所有人开放医疗保险项目。因为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更有效率，这样的话私人的医疗保险机构将逐渐边缘化。 奥巴马政府自然正在忙着做这些事。就在本章写作的2009年5月，美国政府里的一部分人正在忙着制订一个计划，帮助每一个人得到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祝他们好运！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知道这将是脱胎换骨的成就。未来的中国也会这样。 在克鲁格曼眼中，医保是美国民主党的重要的战略性议题。如果自由派能够证明，政府能够给出务实、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个比私人部门更高明的办法，他们就可以对私人部门才能够最好地满足生命的各种需求的说法予以有力地回击。换而言之，在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医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奥巴马能够实现全民医保，将为他迎来巨大的胜利，可以弥补其他很多方面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的失败。“社会化”这个字眼将不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h3>对中国意味着什么？</h3> 本章的开头，我们提出中国是否是造成美国收入失衡拉大的原因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证据表明，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和技术获得的溢价、税收法规的改变以及企业为员工负担的医保缴费的逐步下降，才是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这几年来的经验一无是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到了以下四点教训。 第一点，成功的制度改革，能够重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也能够重新对制度进行改革。不要以为今天的美国经济与它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甚至80年代时一样。资本主义也能发生变化。无疑，今天你在美国看到的资本主义与你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资本主义也不一样。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形式，这与制度有关。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了解到的——制度也可以被改变。但这种改革并非易事，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努力，需要不同政府部门间大量的协调，需要公众的支持，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关乎政治的全部。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拉大，但这不太可能是因为同中国的贸易造成的。而且，今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面临的收入不平等也不一样（这一问题我们已在第五章讨论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今天，中国那样的经济体会像20世纪初的美国那般增长，经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农业中富余的大量劳动力被工业吸收后自然发生的。由此，劳动力的大量供应保持了工资水平的稳定。但与此同时，稀缺资本的占有者的投资利润在上升。这样的动态预计将出现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就不能有所作为，降低负面效应。政府可以做到。 但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今天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制度是起作用的。简单地说，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具体到本章的话题，就是税收、社保福利、工会以及金融市场等行业监管的游戏规则。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是制度改革帮助加速扭转不平等状况。那时创立起来的制度一直沿用到70年代末。从80年代开始，这套制度中的一些关键部分发生了改变：对富人征收的税收降低，社会福利裹步不前，企业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支付日益有限。导致这种情况的是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少的政府支持，而付出的代价似乎是收入差距的拉大。 当然不幸的是，不平等会一直伴随我们。包括宣扬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没有一个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真正实现了平等——精英们总是更有权势，过着好于大众的生活。缺乏任何一种民主的方式除去精英阶层，意味着没有办法改善这一体系。 但是，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来说，问题是哪里才是分界线，来明确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可以划线的一个不错的地方，是保卫机会的平等。每个人在生命起航之初能够得到同样的机会吗？孩子们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吗？每个人的健康是否都受到社会保健网的呵护？出生地点是否决定着生命的发展机会？我相信在一个公平健全的社会里，大多数人享受着平等的机会。一旦这一点有了保障，再来谈竞争：祝愿那些最勤奋、有天分、有创意、有雄心、有筹划的人，得到回报。但是，竞争得是公平的。 就今天的美国而言，大量证据表明，机会的平等已经失去。如上所言，你的出生地点和你父母的收入越来越多地决定着你可以上哪所学校，可以享受那种水准的医疗，成年后可以赚到怎样的薪酬。 如果美国现任政府能够做到全民医保，恢复对金融服务行业更高水平的监管，将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提高到克林顿时期的水平，过去20年来所造成的创伤中的一部分就能够被抚平。这是奥巴马总统的使命——他对什么处于危险之中有着敏锐的了解。在2009年5月，他显然没有失去雄心，但需要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危机。挑战是巨大的。保守派指责他插手太多，他们说他应该干的只是修补经济，但他什么都想做。保守派当然会这么做，他们惧怕奥巴马对美国的制度进行再平衡改造。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经验中可以汲取的第二点，我想在于，在美国能起作用的力量，也有望在中国发挥作用。随着中国的逐步强大，需要作出大量的至关重要的抉择，它们将定义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的类型。显然，今天的中国在机会平等方面仍存在巨大的不足。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教育和收入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点不是绝对的，但仍相当普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普通人得到的机会增加。但同时，制度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意味着很多人掉进了制度的洞里。 中国政府在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规划中，将医疗置于重中之重。承诺实现全民医保，政府提供免费基本医保。同时，近几年中央政府推进全面义务教育和劳动者权利保护。这些无疑是重要的措施，但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还要做很多工作，并且这一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全国范围内教育质量仍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城乡之间差别很大。税收体系仍然不能识别富人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资本升值、房地产还是股票或公司资产，这些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不收税的。目前也不开征房地产税，未来某一时点也许会有。资源税税率仍然很低——相当于公共财富的私有化。恰恰相反，税收负担落在挣工资的大多数人身上。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税收约占GDP的20%，而非税收入所占比率达GDP的5%～10%。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笔财富相对很大，政府用这笔钱所能提供的收益仍不清楚。太多情况下，经济或社会政策出现问题的对策是扩张政府，而不是压缩其规模。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好，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政府运作的补贴基金。突然之间，中小企业不得不走门路跑关系乞求获得补贴。允许真正的小型私人银行开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可以是更好的对策，但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做法。 税收收入中很少的比率投入医保，结果社保负担基本上落在企业和员工身上。农民工仍然缺乏动力参加社保，因为当他们像候鸟般迁徙时，带不走缴纳的保费。简短地说，这几年中国民生领域发生的变化不像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彻底。但中国也未曾面临真正的危机，这意味推动真正的变革的难度更大。如果这些改革的努力能够持续地稳步推进，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得以重塑。中国发生的变化像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一样，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这一结果并不十分确定——进展过于缓慢，并且走走停停。 第三点教训是，自由派纲领可能走得过远。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加深时，有可能产生很大浪费。税收滚滚时政府容易掠夺成性，商业可能面临过多监管。理论上说，如果政府从努力保证机会的平等转变为努力保证结果的平等，问题就来了。 这一点在近几十年的欧洲表现出来。工会势力过分强大时，经济会降至冰点。如果工会能够迫使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就业，企业就会被折腾得够呛，进而连累经济。20世纪70年代工会运动闹腾得英国经济几近停顿：电力企业、煤矿闹罢工，其他行业工人加入罢工队伍以示声援，英国经济瘫痪。今天的法国经济亦受类似原因困扰，工人罢工抗议慷慨的福利国家发生改变。这样的福利国家要求你付出一生收入的80%，以便你在万一被老板炒鱿鱼的一两年里得到保障。这无疑是非常慷慨的福利，企业也因此不太敢雇人。万一请来一位不干活的大爷，或者发现他不能胜任工作，你还不得不承担这些成本，那谁还敢轻易雇人？如果对高收入者征税过高（部分国家曾出现过的90%的边际税率，实在是高到离谱），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一个健康的经济必须存在成功者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长非常辉煌。另外，克鲁格曼忽视了政府干预过多、工会势力过强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对美国经济过去30年表现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给予应有的肯定。 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走出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寻求将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适宜的解决机制，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适当的契合点。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机会的平等和健康的竞争。当然，说来容易，魔鬼在细节里。要想真正理解如何保持适当的平衡，需要成为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的专家。要知道哪些政策起作用哪些不管用，以及如何在市场和监管之间拿捏好分寸，你需要的答案得是技术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大画面。这是当前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做的——得到各种公共政策问题的技术性答案。在美国，他们还在为一些“大”问题掐架。美国的左派（很多人心目中以奥巴马为代表）在欧洲人看来是理性的。一些美国右翼人物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基本是疯子。但即使在美国，很多出色的政策作业也是由分析家们完成的，他们在政治的中心研究如何进行社保改革、教育改革，怎样最大程度地改善失业救助体系。 在中国也一样，公共政策具有越来越强的技术性，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小而具体。这是好事。似乎中间偏左的路线是最佳经济发展的道路的共识已逐步达成。这里面也包含了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竞争的元素。多数城里人看来赞成实施农村免费教育和全面医保，以及提高工作场所安全和社保的努力措施。这些领域的真正分歧在于何为实施这些政策的最佳方式。《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力权利方面是不是有一丁点儿过头？也许吧——但我们需要谈论劳动赔偿的细节，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员工可以被解雇，才得以接近辩论的要点。真正的左派在当今的中国是很边缘的一股力量，与真正的右派一样，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大多数人意识到回到过去那样由国家掌管一切，或官僚体系膨胀失控是危险的。切实履行中左路线是更重要的，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尤此也引出第四点教训。 留给中国的第四点教训是，进步的中左政策会招致争议和批评，尤其是这些政策要面对从现行制度中享受财富和影响力的势力稳固的商业阶层。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当时美国正经历改变世界的大萧条。在此之前，企业界很多人支持胡佛总统对待危机的不作为、不干预政策。他们对罗斯福所做的一切胆战心惊，予以猛烈的抵制，称罗斯福为共产主义者。甚至时至今日，很多右翼人物仍然认为，新政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延长了美国陷于衰退的时间。这一段历史与今日的相似显而易见。今天美国的一些右翼憎恨奥巴马，诅咒他失败。 在今日之中国，存在一股很多人深感兴趣，但很少有人完全明白的影响政策的力量，即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人谈论利益集团，但对于它们具有的影响力，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掌控巨大财富的房地产行业有能力影响政策决策。但从2007年中央政府实施为经济降温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来，这一行业经历的痛苦挣扎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无限的。但是，在地方一级，房地产企业的力量往往十分强大。另一类利益集团由一部分官员构成，他们依托职务建立起了庞大的能量和财富。中央政府数次试图压缩地方政府规模以节省行政开支，但由于地方对失业等的担忧，这一努力并不总能奏效。 未来10年中国版新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府能否制订出具体详尽、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及能否穿越特殊利益集团布下的重重迷雾。只有那样，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也只有在那时，世人将看到，中国改革制度的能力可以和美国媲美。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 第三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 第十二章 全球金融危机该赖中国吗？ 当你听到一些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时，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在寻找替罪羊，而中国通常是他们的目标。从某些方面来看，你的想法没有错，中国经常为本不相干的事情无端遭受指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所有重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会对世界经济起到巨大影响。同样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影响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则不尽然，这就是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有时候，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抱怨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某些时候它们只是以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问题作为政治施压的有力手段，而并不了解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因此，当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而非咄咄逼人的政客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够积极的影响时，我们不妨想想他们说的是否有道理，并从自身实际出发，细心寻找问题所在，作出一个尽可能客观的判断。身为经济学家，我们有责任抛开政治因素，抛开人种民族差异，尽可能客观地看问题。 这一章，我们来分析中国是否是导致此次全球金融体系混乱继而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因素之一。许多批评最终落在储蓄问题上。批评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而储蓄过多。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述，这使得国内经济失衡——投资受到鼓励而消费能力不足。这种经济失衡不只是国内问题。中国不可能在国内消耗所有的“过剩”储蓄，因此必须将其输出国门。而世界上只有几大市场有能力吸收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美国和欧洲的债券市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市场。 因此，中国将不断增加的过剩储蓄（表现为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市场。但中国和大部分中东地区经济体购入了过多美欧债券，因而推升了市场价格，并压低了收益率。中国向美欧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融资。收益率的降低对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造成了影响。本该拥有高收益的风险资产收益率降低。于是人们纷纷追求更高的收益率——这意味着人们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高风险产品，推升风险偏好节节攀高。在家庭层面，超低的按揭贷款利率刺激人们购房；在银行层面，银行将按揭贷款打包放进风险很高的金融工具中，收益率却很低。没过太久，事态就失去了控制。2006年美国房价开始下滑后不久，巨大的房产泡沫开始破灭，按揭贷款证券化市场上的泡沫也随之破灭，最终导致了不久前我们亲眼见到的华尔街的终结，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几近崩盘。 当然，批评者也未将矛头全然指向中国。其他一些导致危机发生的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2008年底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他强调了美国金融市场监管失误和美国家庭储蓄水平偏低，并明确提出美国需要为修复其金融体系所采取的措施。他在讲话中提道：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核心的基本问题。过去几年来，持续并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大量游资流动、利率偏低、风险偏好过高以及对收益率的狂热追求。这些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国家。毫无疑问，美国的低储蓄率是一个大问题，但亚洲和石油出口国消费不足和储备的积累，以及欧洲的结构性问题也加剧了经济失衡。如果我们仅强调金融市场监管问题，而回避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全球经济失衡，那么我们将错失一个彻底改善全球市场并恢复经济活力的机会。除非找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否则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还将持续增加。 此番表态事实上是指责中国的高额贸易顺差和阻止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为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引发当前金融市场的混乱。 这一番讲话当然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也掀起一轮抨击保尔森言论的高潮。新华社起而驳之，称任何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的言论都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很多中国官员都对此作出回应，并将危机归咎于金融市场监管失职。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没能管好自己的房地产市场还将危机之火燃遍全球十分不满。中国也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出口受到重创（对此，许多美国人却觉得，这些年中国出口商赚得盆满钵满，就是因为美国消费者买得多。听上去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问题就在于：这场危机究竟错在谁？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乱局？ <h3>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形成</h3> 我们先来分析保尔森的观点，只有了解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才能理解中国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作为人们所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一部分，中国和中东地区出口规模巨大，拥有大额贸易顺差，经济增长部分地依赖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在货币低估、税收优惠以及自身比较优势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空前繁荣，同样火爆的还有中东的石油出口。这两个地区的货币均钉住（或爬行钉住）美元，因此不存在抑制贸易顺差的自动调节机制（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和中东地区货币将升值，从而抑制出口鼓励进口，平衡贸易账户并阻止外汇储备进一步累积。不管人民币汇率机制是“有管理的浮动”还是“操纵汇率”，都会与完全浮动汇制略有不同——汇率将保持稳定，不受市场力量的左右）。巨额出口收入（以及对人民币的投机收益）在中国国内创造了大量人民币流动性，并积累了高额外汇储备。 美元是如何进入中国外汇储备的？很简单。在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预期下，中国出口商显然不愿意持有美元，因此他们将出口收到的美元卖给银行。银行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愿持有美元，因此银行又向唯一也是最后的购买者——中国人民银行卖出美元，这样美元就进入了国家外汇储备。手握大笔美元的中国和中东地区没有更多选择，只得将大量外汇收入再投资于美国国债、机构债及其他国外证券。一些批评者提出，中国应增加石油、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的购买量，但这种观点没有考虑规模带来的问题。在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2008年，中国每月新增外汇储备规模达400亿～500亿美元，如果中国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石油、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将给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幅推高市场价格。因此，这些外汇资金最终再循环回流至美国，弥补了美国的储蓄缺口。美国金融市场也因此获得大量流动性。 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国债收益率被压低，从而降低了资金成本，使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变得更便宜。美国人开始习惯于轻易获得廉价贷款的生活。人们开始贷款买房，银行坐拥大量廉价资金也乐于为其提供大量融资。随着房价一路飙升，银行还为低收入群体发放了大量贷款。 银行将这些抵押贷款打包重组为付息的金融产品（被称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再出售给大型投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在低利率环境下，人人追求高收益。因此，在较安全的抵押贷款中混入一些存在违约风险的抵押贷款，可将债券收益抬高一些，而债务评级不受影响，因为大部分贷款仍是优质的（看起来评级机构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高风险的抵押贷款可能会成为坏账的想法被人们抛至脑后，尤其是在很多大公司，包括保险公司等也投资于这些抵押贷款证券之后。这就是风险管理。多年来这样相安无事。由此带来的一点好处，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就是银行通过这种操作，将抵押贷款转手给其他金融机构，自己又去发放更多抵押贷款。即使今天所有这些贷款都成了坏账，实际上仍然意味着很多人借此圆了住房梦。 但正如我们目前看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在房价持续上涨，人们有能力持续还款的条件下，问题还不会显现；而一旦房价涨势终止，风险就开始暴露。但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核心特征尚未支离破碎，也就是说来自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廉价融资仍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却破灭了。在2006年美国房价达到极端高位后，房价开始回落。一些人开始停止偿付按揭贷款，直到这时，银行家才猛然意识到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大怪物。 问题是，人们认为会在金融体系内消散于无形的风险并没有消散，反而像滴入一盆清水的一滴墨，迅速蔓延开来，拖累了所有贷款。由于每个住房抵押证券产品结构方式都十分不透明，又在市场上频繁转手，没人知道其中到底包含着什么。尽职调查的缺失令人咋舌，但投资者仍信任资产评级结果（这个故事留给我们一个教训是，不要轻信资产评级）。 一旦投资者发现他们持有的住房抵押证券中存在具有违约风险的贷款，他们就希望尽快抛售这些产品，而显然，这时市场上已经没有买家了。当今世界上，没有买家的商品价值接近于零。因此，银行突然发现它们手中曾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抵押证券产品一下子变成分文不值的垃圾。金融危机的悲鸣骤然响起。 <h3>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无辜的旁观者、助推者还是始作俑者？</h3>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是无辜的旁观者，与这场危机无关。他们认为美国只是出于政治原因向中国施压。国外也有人认为，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融资，从根本上导致了本次危机，如果中国没有购买那些美国国债并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本次危机将不会发生。这一观点在美国和欧洲颇有市场，甚至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表示赞同。在深入分析之前，先列出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在这里，我尽量做到公正而客观。简言之，我认为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扮演了助推者的角色，既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也并非始作俑者。过去几年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意味着中国确实助长了危机的发生。在深入分析之前，先来看以下几点结论： 1.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外汇干预是造成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一个原因，并在2002～2008年间向美元市场再出口流动性。 2.相对于自身经济规模来说，中国经济的失衡程度小于中东地区——但如果以实际美元金额计，中国的经济失衡状况要严重一些。2002～2008年间，中国“贷出”的本国储蓄约相当于美国借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3.整体来看，欧洲并没有大量借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资金（个别欧洲国家例外）。一些欧洲国家的国内政策意味着它们并未进口中国和中东地区的“过剩”储蓄。 4.我们需要明确问题的根源，而问题的根源不在中国。美联储长期推行过低的短期利率政策，是2002～2008年间房地产泡沫以及流动性激增的根本原因。毕竟，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通过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将大量美元注入中国及其他国家，此后，才会发生各国向美国债务市场再输入美元的一幕。 5.2004年后，美元长期利率低于历史水平，中国和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可能是一个原因，同时，市场对未来低通胀水平的普遍预期也是原因之一。 6.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房地产及信贷泡沫越积越大，但各国央行普遍不予理会。如果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胀目标中可能会及时发现问题。当然，这是后话，但这一点被许多人忽视了。 7.布雷顿森林体系II并未崩溃，但正在发生变形。 8.亚洲地区出现“过剩”储蓄有其重要的结构性原因，而这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来加以改变。同时，中国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加剧了经济失衡状况。 9.大量被误导的消费、银行业和监管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共同作用，将借来的储蓄最终演变为今日的危机。 下面让我们来对以上观点进行深入分析。 <strong>中国和中东地区确为美国提供了大量融资</strong> 首先，我们来考察全球资金的流动状况。全球储蓄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2年20.6%的低点升至2006年的23.9%，并维持在这一高位。但我们不应只关注全球储蓄。如果一国的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相当，则不会产生“过剩”储蓄输向国外。中国（以及中东地区）的问题是“过剩”储蓄，即储蓄减去投资（S-I）的余额越来越大。美国的情况则相反。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以中国为主）和中东地区积累了大量“过剩”储蓄，同时美国靠借款为其储蓄缺口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从图中显示的“过剩”储蓄占GDP的比重来看，中东地区比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失衡更严重，中国“过剩”储蓄的GDP占比最高“仅为”11%，而中东“过剩”储蓄的GDP占比超过20%。 从实际规模看，由于亚洲经济规模较大，亚洲和中东地区向美国提供的融资额大致相当。2002～2008年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占91%）和中东地区各自输出1.4万亿美元“过剩”储蓄，而美国借款规模则高达4.2万亿美元。美国主要通过发行国债和机构债融资，不过近年来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投资于美国公司债和股票市场。整体来看，欧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中并没有大量借入资金（其中部分欧洲国家借款规模很大，中欧和西欧等国也是赤字运行）。 <strong>中国和中东地区并不决定美元短期利率</strong> 首先，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发源地，长期以来美元利率水平过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Joaylor）指出，2002～2006年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银行用于确定存贷款利率的短期基准利率）明显低于按“泰勒规则”估算的正常的短期利率水平。“ary Policy”，September 2007 and “t ent rong”，November 2008，如果利率水平高一些，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将有很大的不同。泰勒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他只看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没有大幅上涨，据此制定了较低的短期利率。但房价从2001年到2006年一路攀升，在许多地区已经翻倍甚至三倍于原价格水平。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将房价考虑在内。格林斯潘的逻辑是，资产泡沫不是央行应该关心的问题。如果资产泡沫破裂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美联储即可采取降息政策应对。但该逻辑忽略了一条基本规则，那就是资产价格应由市场决定。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格林斯潘提高短期利率（由美联储掌控），长期利率（由债券市场决定）也不会大幅上扬，意味着抵押贷款利率（银行根据长期收益率曲线对贷款定价）亦不会大幅走高。格林斯潘主席将其称为“谜题”——他对此并不理解（但我们想他对结果应十分清楚）。较低的抵押贷款利率意味着抵押贷款成本仍很低，则人们仍将继续贷款买房。许多人将关键原因归咎于中国和中东地区，认为它们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推高了债券价格，从而使债券收益率下降。 不过，还有人给出其他解释。泰勒和约瑟芬·史密斯（Josep End of term Structure of Policy Rules”，Josepaylor，Stanford Uy，November 2007，他们认为，这是导致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后，长期利率仍未上涨的最重要原因。 那么，中国在此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很明显，如果是市场预期拖低了长期债券收益率预期，就不该怪罪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的行为。而要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不妨从美国的情况入手，美国房地产泡沫始于2001年，2006年7月房价见顶。次级贷款发放量在2005～2007年间达到顶峰。而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以及随后对美元证券的大规模购买行为仅在2007～2008年间迅猛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可能进一步吹大了早已膨胀起来的美国资产泡沫，而不是引起泡沫的始作俑者。 整场危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对有坏账风险的信贷需求获得信贷的正常约束失去了作用，美国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地处理好流入的资金。无论是形同虚设的抵押贷款标准，粗制滥造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失职的信贷评级机构，还是内部风险管理的失败，都造成了风险缺乏适当的监管并成倍地堆积。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低利率拉低了融资成本，所以美国企业没有融资压力，而当企业真正去进行融资时，也没人要求它们以应有的方式去使用资金。 <h3>亚洲经济失衡的原因部分在于无可厚非的经济政策</h3> 我们不应忽视，亚洲经济也存在失衡。亚洲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存在问题，中国的增长模式明显失衡。不过，经济失衡的产生也存在一些情有可原的结构性原因： 1.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经济体追求经常账户顺差的动机明显增强，以便积累大量外汇储备抵御可能再度出现的金融危机。 2.亚洲经济体中高储蓄率并不少见，这部分归因于地区文化因素，部分归因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收入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内，世界仍需学会习惯中国经济中的部分失衡。 3.中国国内的投资水平很少受到抑制。如果政府抑制投资，“过剩”储蓄规模将更大（目前的财政刺激计划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大幅增加政府拉动的国内投资，此举有助于减轻中国的外部失衡）。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部分亚洲经济体以及中国的经济失衡。对于这些存在问题的地方，我们应该积极正视，而不是视而不见。汇率政策即是其中之一。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批评者有时过分地强调汇率的影响，但人民币走强并不能平衡美中贸易逆差。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提到的，美国消费者乐于购买廉价的制造业产品，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反，除了高科技产品、一些高端食品以及其他少数产品外，中国不会大量进口美国商品。 不过，人民币汇率始终是一个问题。中央政府明白出口行业能够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一直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控。我们不想使用“汇率操纵”这种政治上使用的名词，但很明显每月央行都会入市购买美元以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一定水平。如果央行不入市干预，日复一日，人民币汇率将发生变动，也不会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尽管目前我们可以说，央行的外汇干预是一种正当的政策操作，但不能否认政府干预这一事实的存在。虽然人民币升值不能阻止危机发生，但可能会促使失衡的调整早一点发生。 <h3>未来：布雷顿森林体系II正在变形</h3> 各地区“过剩”储蓄间的借贷情况确实存在摇摇欲坠的可能。实际上，近年来许多人警告称布雷顿森林体系II注定将崩溃，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痛苦。但我们认为，这些批评者预言的前景并未成为今天我们要面对的难题，举例如下： 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批评者相信，（某一日）美国的赤字缺口将得不到外部资金的弥补。但不要相信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仍在大量购进美元资产，从而压低美元长期利率。 批评者还担心美元会对全球各有管理的货币大幅贬值。但这一幕还没有发生——即使美元再度下滑，中东地区货币和人民币也不太可能被允许对美元大幅升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批评者还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会使全球贸易体系分崩瓦解。同样，这一点也没有发生。 我们不排除这些担忧在未来成为现实的可能，但在我看来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贸易战打响，甚至在美元贬值的压力下，仍未见中国停止对美国债券的购买。此外，中国政府也没有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即使这些担忧今后会发生，目前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II正在变形，而没有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II框架的最早提出者认为该体系基本未有改变，参见Mics Landau和Peter Garber的“ill Subprimebea ted States？”。他们相信该体系仍能基本持续。 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的消费正在萎缩，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和中东石油的需求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在缓慢缩减，但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也就是说，美国的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其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但中国的经济失衡并没有解决，中国出口所得仍在增加；2009年前4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第十章已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因此，中国仍是美国债券的大买家，但与之前购买美国机构债的投资策略不同，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只购入短期政府债券。目前，只有少数国家仍对长期美国国债感兴趣，其中就包括中国。 或许你会问，这怎么可能？如果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就随之下降了吗？嗯，如果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的话，的确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的影响也很大。如图12-7所示，中东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在2008年已趋于平衡，甚至在2009年将出现贸易逆差，可谓变化显著。这主要是由于，中东地区以石油为主要出口商品，受到国际油价暴跌的巨大影响，致使其贸易顺差大幅下滑。因此，中东地区不再有大量“过剩”储蓄需要投资于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国则不存在这类问题。事实上，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所受到的影响正好与中东相反——进口商品突然便宜了，意味着近几个月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再度攀升。截至2009年4月，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比2008年同期高出30%，造成中国有更多“过剩”储蓄可投资于美国和其他地区。但同时，中国的资本账户流入额减少，更多中国家庭和企业乐于持有美元而不愿将外币直接兑换为人民币。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新增幅度不及2008年大。 2008～2009年各地区经常账户余额显示出“过剩”储蓄和借款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状况。中东地区的贸易顺差基本消失，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欧盟没有多大变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主要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略有上升。这是否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Ⅲ？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新型的全球经济失衡——完全可以给它取个新名称。这种新的失衡天然地表现出强烈的双边性，中国继续向美国提供融资，而中东地区不再承担这一任务。此外，美国经济失衡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不再是负的家庭储蓄率导致美国储蓄赤字，而是出现了大量政府财政赤字，到2009年末，美国财政赤字可能会轻松超越GDP的10%。中国的投资行为也从2008年第三季度雷曼兄弟倒闭后开始转变，逐步抛售持有的美国机构债（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券）。虽然中国仍在购入美国债券，但购买种类主要集中于短期债券，同时抛售长期债券。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是抑制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的因素。美联储自身也在积极行动，以保持抵押贷款利率低于不采取行动可能的利率水平。 因此，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的雏形已有所体现。但在其他方面，旧的体系仍然保持不变。中国仍在购买美国债券，并没有将投资多元化。一些人称中国应积极将投资对象向多元化发展，而不局限于美元。但这并不可行，因为很少有其他市场具备足够的容量和流动性来吸收如此巨大的资金。一些人主张中国应购买石油或其他大宗商品——但只需几十亿美元的购买量就会推升油价大幅走高。而且，至少美元债券支付利息，而石油和黄金则不然。另外，不论中国投资于哪个对象，都存在投资风险。目前中国持有大量美元债券，只要投资组合或美元出现贬值，就会直接导致中国持有的资产减值。这就好比跳出油锅又跳入火坑。此外，美国一直靠其他经济体的“过剩”储蓄为其“过量”消费融资。而同样，中国也在靠美国的“过量”消费来消耗其“过剩”储蓄（2010年这一特色将再次帮助中国的出口行业，为它们提供大量需求）。因此，中美之间仍存在互惠关系。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能够继续存在。中国仍将为美国和欧洲的赤字提供大量融资，但很显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第三篇 中国与世界经济 第十三章在 人民币、美元的未来与中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角色 在2009年4月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上，中国提出若干新设想，规划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并促进形成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合作。中国展现出不同于人们以往印象的崭新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有自己的主张，并且明确地表达出来。此次会议对中国来说是个里程碑，但还只是个开始。 峰会召开前数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财政部长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发表的系列讲话涉及国际金融经济领域的广泛议题。例如，周小川行长在峰会前夕发表的文章，在国内外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大讨论。文中大部分想法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已被普遍提及，却是第一次在国际上公开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体现了中国对自身经济的信心，同时对长期的国际规则事务领袖美国能否胜任工作失去了信心。中国举国上下对外汇储备因美元持续走弱而遭受损失心忧不已。 本章我们将聚焦G20伦敦峰会以及中国在会议中提出的主张，由此了解中国希望建立怎样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国提出的建议包括建立一套新的监管体系，采取新的方法监控各国经济政策动态，以及对国际储备货币的新设想，同时还包括希望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不过，以上提议中没有哪一条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有些甚至在我们有生之年都很渺茫。因此，找出哪些计划切实可行很重要。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两点：其一，国际金融体系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会在一天内就改变。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很多国家、地区和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多重承诺，并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必然意味着变革的到来，但这种变革还必须经过与其他国家的协商，顺应其他成员的利益，并得到市场的认可，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其二，尽管美国当前的经济政策以及美联储的印钞行为招来诸多非议和不满，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已历经数十年的考验。最重要的是，中国也从中受益匪浅。过去几年来，IMF向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援助，稳定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和原材料进口市场。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可以投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市场，那就是美国债券市场。如果美国债券市场规模没有那么大，中国就只得投资于黄金或其他实物资产，不仅将承受更大的市场风险，还得不到利息收入。最重要的是，中国受益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而这正是在美国支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所支持的。在开放的世界贸易环境下，中国出口行业才得以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大量商品，获得财富。 因此，在对当前危机带来的问题感到沮丧之前，我们需要认识到开放的全球经济对中国有利的一面，一味求变也是有风险的。 <h3>中国在G20峰会上的目标</h3> 2009年3月，中国政府带着若干目标踏上G20伦敦峰会之行。这里，我简要地列出中国希望在峰会上达成的各项目标，然后给出我对这些目标的理解。中国政府的目标包括： 1.寻求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提供更多刺激。在G20峰会前，财政部长谢旭人表态称主要发达经济体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全球需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则应更多关注提振内部需求及就业，并致力于发展自身金融市场。换句话说，中国希望确保全世界不要单指望中国来拯救全球经济。 2.提高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水平，推进IMF和其他国际机构间的协调配合。谢部长也呼吁加强对场外交易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等“类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似乎认为，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产品和市场都需要纳入监管范围，这一点也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看法一致。谢部长还赞成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纳入监管，后者的失职也是导致此次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 3.加强对全球各经济体，尤其是欧美等国宏观经济的监督力度，包括设立一个“全球宏观经济预警系统”，以提早发现一些经济体出现的可能蔓延至全球的经济问题。许多中国官员对IMF和其他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问题上的监管失败颇感失望。令中国政府更为不满的是，IMF一直关注人民币低估问题（迫于华盛顿的压力），却对美国经济中更大的问题视而不见（如我在第十二章提到的，这种看法不完全公平，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美国的负储蓄率又是另一个问题，只不过美国没有兴趣解决自身的问题）。谢部长还呼吁IMF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 4.确保G7成员国不屈从于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来保护出口。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提高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的情况是否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重演令许多人担忧。 5.随着峰会临近，似乎只要中国一直关心的投票权和IMF改革问题得到回应，中国就愿意向IMF提供融资。中国还有志于在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提高包括自身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6.寻求美国对维持美元强势和借款信用的保证。提议各国联合协调汇率水平，维持世界主要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中国对美元走势的关注源于两个原因。其一，美元贬值会使中国价值15万亿美元的以美元证券资产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缩水。其二，美元走弱将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而美国财政部在峰会召开之际实施的一项新的宽松货币政策，即经济学家所说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加剧了中国的担心。通俗地说，“量化宽松政策”就是通过印制钞票来刺激美国经济。这可能将在中长期内拖累美元走弱（假设其他国家不采取相同的措施）。尽管如此，仍不清楚中国到底希望美国怎么做。希望美国政府加强还是减弱经济刺激力度？在美国政府已对其国债的主权信用安全作出官方保证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希望寻求怎样的进一步保障？中国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实行怎样的美元政策？是否真心希望美国政府入市干预推升美元？很难相信上述可能预期中的任何一条能够被满足。即便无法实现，中国政府希望借此提醒美国政府双边关系中的要害所在，向美国政府强调其关注的问题，摆明自己的立场。 7.开启对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讨论。对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争论源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峰会前数周连续发表的引起广泛关注的署名文章。世界上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开始公开谈论终结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安排，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周行长并不是唯一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在此之前，财政部长谢旭人也提出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设想，得到俄罗斯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力挺。当然，这是一个长期问题，而且本次峰会上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并没有对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进行过多正式讨论。但人们显然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有人认为周行长提出的将“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s，英文简称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完全不现实；有人认为这完全是政治；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一提议值得认真考虑，因为美元以某种形式逐步退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不可避免。 8.谢部长还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承诺目标。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援助机构长期的呼声（尽管众多迹象表明国际援助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谢部长没有提及过去30年来，中国从世界银行、日本和其他国际机构获得了规模可观的援助。 以上我们总结了中国政府参加G20伦敦峰会的目标。下面我们将更具体地看各项目标，还要看看实际取得了哪些成果。 <h3>新一轮全球经济刺激计划？</h3> 中国希望G7成员国能够进一步刺激需求。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期冀欧洲（尤其是德语国家）加大经济刺激力度。美国对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采取的保守的刺激政策深感不满。而德国政府则认为，用鼓励消费者支出和加大政府预算支出的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德国更愿意等待首轮刺激措施的效果显现后再作打算。因此，在伦敦峰会上，单个国家的财政刺激方案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根据IMF估计，截至2009年2月，G20成员国已落实（或正处于规划中）的经济刺激计划金额占成员国近三年GDP的平均比重分别为：2008年0.5%、2009年1.5%和2010年1.25%（不过2010年刺激计划尚未制订完毕）。 尽管没有增加经济刺激计划，但中国仍取得了三项重大的间接成果，这将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近年来，中国GDP增长中30%来自外部需求拉动，这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国来说，能够帮助发展中大国争取利益，并平息国际金融市场对新兴市场爆发危机的担忧，就是一次胜利。 中国取得的第一个间接成果是，IMF决定将援助资金规模扩大3倍至7500亿美元，此举将使中国间接受益，因为这意味着将有更多资金用于帮助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墨西哥、韩国、东欧等）经济回稳。 当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向IMF借款，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一般宁愿找其他渠道融资（包括向阿拉伯国家或中国借款）。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解释。 第一，政府碍于情面不愿承认本国经济需要接受外部援助。 第二，（像任何一家优质的银行一样）IMF发放贷款时要考察借款国的经济计划，通常要看该国政府是否采取措施来减少公共支出，否则财政预算无法平衡，更无力偿还IMF的借款。这一过程是很折磨人的，而且在政治上很不受欢迎。但很多时候就像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一样，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向IMF借款的国家会担心其他国家的看法。如果国际金融市场怀疑一国向IMF借款，则市场参与者会将其看作该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一个强烈信号，进而大规模抛售该国货币和其他资产。显然，这会使该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更急需得到IMF的帮助。借款国的这种担忧使IMF贷款更加不受欢迎。 虽然没有国家愿意向IMF借钱，但有时又别无选择。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外汇储备枯竭。由于投资者以及本国家庭将大量本币兑换为美元，中央银行陷入无美元可售的境地，引起了市场恐慌，并使本币大幅贬值。试想，如果一国货币突然贬值50%，当地任何一家企业对外币贷款的偿付能力就将下降50%，可能将导致企业倒闭，经济进一步放缓，致使更多人抛售本币，形成恶性循环。而IMF贷款不仅可以提供所需融资，也可以让市场（以及当地民众）看到政府实施改革、着力稳定和恢复经济的决心。这是IMF贷款的优势之一。但有时，从申请IMF贷款的消息引发市场恐慌到一切准备就绪、贷款顺利发放之间常常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而2008～2009年我们面临的情况是，IMF的弹药已不足以抵御当前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危机。IMF原有2500亿美元资金可用于帮助出现支付困难的国家，但这远远不够。至2009年，新兴市场经济体从跨国银行及国际信贷市场借款的规模达2.8万亿美元。同时，它们拥有4.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用于偿还借款。这看似无碍，但其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潜在问题，那就是这些外汇储备中有一半为中国所有，而中国的外币债务规模并不大。也就是说，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不具备足够的外汇储备以偿还债务，面临着出现流动性紧缩和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2009年初，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和东欧等国的流动性状况已经岌岌可危。另外，发放贷款的跨国银行也开始面临国内的流动性问题，纷纷收回贷款，并不再允许贷款展期。这顿时又加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性压力。一个缺乏足够资金的IMF将意味着一国的偿付危机将被迅速传染至另一国。 面对这种形势，自2008年底，IMF就开始从一些表示支持其运作的发达国家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日本和欧盟分别注资1000亿美元，美国似乎也要参与进来。至G20峰会召开时，在承诺增加的5000亿美元中，一半资金将很快到位。这是中国的一次胜利，鉴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出口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此举将有利于中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越早解决，对中国越有利。 具体的注资方式尚在讨论之中，大部分注资应会采取“双边贷款协议”的方式。但中国的400亿美元注资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鉴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将其中的2%用于向IMF注资对中国而言负担并不算重。不过，中国似乎希望采取另一种有别于传统“双边贷款协议”的方式——用出资额购买IMF发行的SDR债券（下面还将详细探讨SDR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创举。我们一下子还搞不懂为何中国如此青睐债券。一个可能的原因是，IMF债券支付的利率高于美国国债，这是因为IMF债券的利息取决于SDR货币篮子中的4种组成货币的债券加权利率。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SDR债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目前SDR未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储备货币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很多原因）就在于，以SDR计价的可投资资产十分缺乏。SDR债券也许能够成为创建这一市场的第一步（尽管在此之后还会有艰难而漫长的路要走。而且，还不很清楚IMF是否特别适合长期担当债券发行人）。理论上说，你能够将它藏在床底下——这是成为储备资产的重要特征。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注资方式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外汇储备的投资者）将代替财政部（负责中国在IMF的事务）来控制中国向IMF提供的注资。鉴于中国人民银行掌管外汇储备，这样可能更加方便。第四点，这或许可以为中国的储备资产多元化开辟一条路经，虽然这种做法过于迂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尚未宣布任何具体承诺（截至2009年11月本书完稿），尽管普遍相信中国将根据现有基金份额为IMF提供400亿美元资金。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在承诺注资之前，仍在寻求IMF对增加中国投票权的进一步承诺。印度似乎也持相似立场。 第二个显著的成果是，IMF决定向成员国增发2500亿美元SDR。一些人认为此举相当于向全球市场注入巨大的流动性，无异于印制钞票。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斯塔克（Juergen Stark）抨击此举考虑欠周，可能引发通胀。同时亦有观点认为，增发SDR并不涉及真正的资金，因此不会产生实际意义。为分析这一问题，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SDR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周小川提出将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SDR是IMF于1969年创造的一种特别储备资产。最初IMF是根据各成员国的出资额来分配SDR份额的。SDR创立之初的本意是作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下，其他国家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与黄金挂钩）的补充。当时，美元和黄金的供应都非常有限。因此，SDR的创建可以使全球储备资产随着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和外汇储备需求增加而扩充。如果继续采用金本位制，将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支持国际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当时，SDR以黄金定值，1SDR等于0.888671克纯金，并等于1美元。到了1971年，随着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以及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这种需求消失。由此，SDR被重新定义，与黄金脱钩，并转而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目前，一篮子货币由美元（占比44%）、欧元（占比34%）、日元（占比11%）和英镑（占比11%）组成。货币篮子的构成每5年复审一次，以确保篮子中的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上一次对SDR货币篮的复审是在2005年11月，2010年底将进行下一次复审。 从那时起，SDR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只是被用作成员国在IMF中的账面资产，以及IMF向成员国提供贷款的记账单位。实际上，不存在SDR资产，SDR也不能用于交易，也没有人将SDR用作某种实物资产的计价单位，当然，也没有人把SDR当成值钱的宝贝藏在床底下。IMF成员国的央行将SDR记为资产，因此也就成为各央行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但是，SDR既不是IMF的资产，也不是IMF的负债。IMF只简单地履行管理职能。如果某一成员国在某一时点需要动用这类外汇储备以满足市场硬通货需求，可以将它的SDR出售给其他成员国以换取硬通货。同理，如果某一成员国存在偿付困难——该负债以SDR计价，也可以出售其所持有的SDR给其他成员国，将其转换为硬通货以用于还债。正如IMF所说，理解SDR的关键在于它是“IMF成员国自由地获得可用货币的潜在权利”。仅此而已。 G20伦敦峰会宣布，将为IMF成员国增发2500亿美元SDR。具体做法是创造出“新的”SDR，并将其分配到各成员国央行在IMF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SDR不是负债，所以此举不同于央行印制货币。也就是说，增发行为不能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量化宽松（即印发货币）。新增SDR将按照现有基金份额进行分配，即美国分得新增SDR总额的16.8%，欧盟国家分得约30%。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分配给了发达国家，而理论上说，发达国家对SDR的需求是最低的。 但是，对于最需要SDR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举措也会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其一，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名义外汇储备规模。在市场十分关注各经济体的外债，并热衷于比较各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外债比率的环境下，这一点有积极意义。其二，陷入收支困境的经济体可以用新增的SDR从其他成员国手中换取硬通货。 后一种情况可以采取两种方式。首先，SDR可以在成员国内部自愿转手。其次，理论上，IMF可以指定外部收支稳健的经济体（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大），买入外部收支虚弱的成员国（贸易逆差、外汇储备规模小）手中的SDR。因此，陷入收支危机的经济体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美国（或中国）手中换取美元。 这样，新的美元（或人民币）将被创造出来。因此，与其说扩大SDR规模增加了全球流动性，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全球流动性工具。在它的使用过程中，新的货币被创造出来。在当前环境下，这种方式不会产生严重的通胀威胁。有人会问，如果所有成员国拒绝买入需要硬通货的经济体手中的SDR，增加SDR总规模的措施不就失效了吗？我们感觉SDR在成员国内部的流通应该不会面临太大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新增SDR的分配不会影响到成员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因为新增SDR的分配仍在原分配额的基础上进行。下文我们还将谈到IMF的改革。 中国取得的第三个间接成果是，G20领导人同意提供2500亿美元用于贸易融资。具体融资行动将通过世界银行、国际性商业银行、出口信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这一措施应能有助于缓解当前流动性紧张格局下贸易融资断裂的状况。这笔资金应能在2009年3月之后的两年内到位，但在G20峰会闭幕几周后仍缺乏更详细的信息。 总而言之，这三项措施将有助于中国出口的外部需求快速趋稳，并会对2010年及此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起到刺激作用。大多数类似国际峰会都不曾获得给全球金融市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就，但这次峰会却做到了——在那个时刻，全球市场最急需的是重塑信心的行动。这次峰会也帮助了中国。而具体的刺激效果将取决于这些措施的细节和实行的质量，但鉴于近年来中国GDP增长中30%来自外部需求拉动，中国定会从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中受益匪浅。本次峰会的成果证明，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对中国是有益的，但也显示出，中国还需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h3>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架构</h3> 尽管很多细节尚未公布，但G20峰会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提议符合中国的目标。其中一些是中国急需的改革，另一些是对其他IMF成员国很重要的改革建议，而中国政府也乐于支持。峰会决定，创建一个新的金融委员会取代现有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与IMF一道进行以下努力： 设立全球宏观经济的预警体系； 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对冲基金设立常规的监管制度； 在2009年底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审核； 设立对企业高管的薪酬和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管。 什么是金融稳定论坛？该论坛最初是由G7财长及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代表组成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向G7汇报，成立于1999年，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大经济体间的金融监管。峰会同意金融稳定论坛应在2008年建立一种全球宏观经济的预警体系。我们还需要等待金融稳定论坛出台具体的计划，才能评估这项改革。由于近期金融稳定论坛和IMF之间出现职责重叠和竞争现象，所以需要明确划分二者的职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似乎也将参与金融稳定论坛计划的拟定。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监管机构的影响力究竟能有多大。如果金融稳定论坛警告华盛顿的政策缺乏可持续性，华盛顿是否会接受？换作北京的话会接受么？可能不会。这是国际组织存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们可以提出建议，但很少能持中立立场，亦不能强制推行其建议。因此，还需要经过大量复杂艰苦的协商谈判才能创建一个新的监管框架。例如，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监管对冲基金的全球性框架，既满足美国对自由市场的偏好，又满足法国和中国政府对抑制投机行为的需求。如果不能，是不是所有超出框架性原则的协议都缺乏实际用途？我们只能等等看了，但你可别抱太大希望。直到2009年11月本书付梓前夕，这一问题仍未进一步明朗。 那么，谈到全球金融监管，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IMF改革。 <h3>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3>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坐了多年冷板凳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将IMF重新推到聚光灯下。2007年前，由于没有国家借钱，IMF没有利息收入来维持运行开支，甚至不得不裁员。IMF还需要重新思考它真正的角色定位，它作为国际“消防员”的角色似乎日益淡化，在“无火可灭”的尴尬境况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批评者甚至建议开掉这个无所事事的“消防员”。这种状况在2008年发生了明显转变。随着世界各地危机险情频传，IMF开始忙碌起来。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本次金融危机对IMF资金状况的影响。IMF需要扩大规模。但同时，IMF该如何运作也是热议话题。中国等国家认为自己在IMF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因此，期望变革。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投票权比重以及高层职位。但还有一些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搞清。下面我们就从细节问题入手来分析IMF的改革。 IMF的投票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少有人能搞清其中的细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过“世上有两物，爱好者不应去观察其制作过程。一为香肠，一为法律”。这也同样适用于IMF投票权问题。 大致来说，投票权是这样决定的。在二战后成立之初，IMF按照各国GDP、贸易总量及其他一些因素分配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将这些因素放入IMF投票权计算公式求出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份额。但此后，世界格局显然发生了变化。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法国、德国等邻国扩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经济增速较美国和欧洲要快得多，希望得到更多话语权。但同时，尽管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但美国仍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30%，不过其投票权份额仅约为17%。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控制着32%的投票权，是目前为止投票权比重最大的经济体，所占份额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过大。但任何经济规模相对缩小的国家（如比利时、卢森堡）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投票权。而如果一些国家要得到更多的投票权，必须有另一些国家削减自身的投票权。因此，重新协商投票权份额将是一个极富政治性的进程。 同时，除经济规模因素之外，许多国家对于美国享有的否决权颇有微词。美国拥有16.77%的投票权比重——这听起来很高，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总产出的30%，就会发现美国的投票权比重已少于其本该拥有的比重。为了弥补美国较低的投票权比重，美国在IMF享有否决权。按照IMF规则，任何重要提案或改革都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在IMF重大议题决策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像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希望的那样，让美国放弃其否决权，就需要分配给美国更大、更公平的投票权比重。而更多的投票权从何而来？ 历经多年的谈判协商，2006年IMF成员国通过了一项投票权改革提案。这是自IMF成立以来首次对投票权进行改革，但影响甚微。发达国家仅放弃了2.6个百分点的投票权，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投票权比重从2.98%提升至3.72%。许多国家抱怨欧盟阻碍了投票权改革的进程。由于这项改革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所以在2009年G20峰会前仍未通过。不过奥巴马政府应会继续致力于推动此项改革。 IMF投票权份额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还需再次审议。2010年1月，IMF将再次对投票权分配进行正式评审。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均希望通过此次评审获得更多投票权。但这将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熟悉前几轮谈判的人都不愿重新启动对话，因为这将引发更多棘手的问题。许多欧洲小国仍会顽守本国的份额。美国的否决权问题依旧会引发众多分歧。尽管美国经济目前面临困境，但仍处于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国会也不会同意放弃否决权。 G20峰会的另一个突破是决定改变IMF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董事会成员的选拔机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成果，打破了IMF和世界银行只由欧美国家执掌管理的惯例。今后IMF董事会成员的任命将根据个人能力和经历决定。这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胜利，也是美国的胜利。此前，IMF是欧盟主导的机构，由欧洲人担任执行主席，目前执行董事会24位执行董事中有7～10位来自欧洲。因此，这一改革让美国有机会加大话语权，同时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一个胜利，从此它们有机会任命IMF的执行董事，对其他董事的任命也可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不过，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IMF究竟应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当然，向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资金是IMF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同时IMF也应该致力于帮助各国（以及世界经济）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意味着IMF和改革后的金融稳定论坛需要监测各国经济政策，并在发现问题时发出有力的警告，甚至能对各国的行为和政策产生一定影响，但这绝非易事。 例如，很多中国人对过去几年来IMF频频向人民币施压感到不满。2007年，IMF引入新的监督机制监控各国的货币偏离和贸易失衡。鉴于中国的外部盈余（经常账户顺差）已达到GDP10%的历史高位，此举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显然存在失衡。大多数严谨的经济学研究指出，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被低估。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的，许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美国过度负债的一个原因。但同时，中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借IMF之手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变相施压，将其视为干涉内政。中国国内将IMF视为美国的工具（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误解，IMF一直由欧洲控制，因此IMF一直不愿按美国的意愿干涉人民币问题）。但中国似乎从此已对IMF失去了信任。另一方面，美国对IMF没能完成防止外部经济出现失衡，或抑制成员国调控汇率以支持本国出口的任务也不满意，因此也对IMF失去了信任。 当然，IMF也没有对美国经济出现的严重的内部失衡提出警告。在中国抵制IMF对人民币汇率施压的同时，美国也在抵制IMF对美国的储蓄赤字、房地产泡沫或布什政府危险的财政赤字提出异议。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曾表示赤字无碍，以维护布什政府的利益。而IMF认为自己已尽到责任——它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它确实无法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施加任何影响。 那么，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IMF？又能拥有一个怎样的IMF？理想状态下，我们希望IMF能直言不讳地向制造危险的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国家提出警告，能够向强权大国说实话，并监控世界各国的情况，预警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这将对世界各国有所帮助。但我们又该如何创造出这样一个机构？当前金融危机显露出对大国经济缺乏外部监管的危险性，但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接受IMF的改变，接受一个有真枪实弹、直言不讳（既对美国也对中国）、更有力量影响单个经济体行为的IMF？我有点怀疑。我们至多希望IMF能够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就连这点都很难保证。对于中国或美国来说，如果某些有利于国内经济的政策对外部世界产生了负面影响，它们会接受IMF的警告么？我不抱什么希望。 <h3>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不会那么快</h3> 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周小川行长于2008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基于几个月前他在马来西亚所作的一次演讲）在这一问题上开创了新的里程碑。 英文参见：p://.pbc.gov.glisail.asp?col=6500&id=178； 中文参见：p://ail.asp?col=4200&id=279。 这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央行行长首次公开提出维持现有货币体系的成本超过其收益，并且成本还在不断上升。也许有人会质疑，有哪种货币能够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周小川给出了回答，并重提最早由凯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但与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的设想不同，周行长的建议集中于一个既有的选项：特别提款权（SDR）。还有一些国内民众希望有朝一日人民币能取得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但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部分，我们来看国际储备货币应具备哪些条件，如果放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还有哪些选择，以及人民币如何向国际储备货币的目标迈进。 美元是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贸易、投资到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以美元计价，且全球外汇储备中三分之二为美元。简单地说，人们可以将美元藏在床底下储备起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元可以保持其购买力，这也是储备货币的特质：无论任何情况下，储备货币都可以保持其购买力。还有人储备欧元，欧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不过没有美元那么普及。近几个月，还有一些人开始青睐黄金这一储备资产，并开始购入黄金。因此，虽然美元显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已开始出现其他选择。 显而易见，当前很多人开始担心美元的保值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经历了借债消费的狂欢之后，美国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因此，美国政府开始动用量化宽松工具。从操作层面讲，这主要是指美联储从美国财政部和市场上购入债券。为此，美联储需要印发美元来支付购买债券所需资金。美联储希望通过增加货币流通量来刺激需求，因为人们最终会发现持有或储蓄美元的成本越来越高。换句话说，由于增发货币，货币购买力降低，所以用手中的钱去买房或投资生意或用于任何储蓄以外的用途都是更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意在制造通胀。只有当人们相信通胀即将来临，他们才会消费，从而重新启动经济。 但不断印发美元将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要制造通胀，则美元将不得不贬值。若果真如此，人们将纷纷抛售美元，致使美元的名义价值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没有人愿意继续持有美元。这种美国的美元需求与世界的美元需求间的矛盾被称为“特里芬难题”。美国政府可能并不是故意的（并非像一些中国的阴谋论者认为的那样），但它的行为事实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这对中国来说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2009年，中国仍在借钱给美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继续增长。尽管2009年贸易顺差降幅较大，外汇储备仍在刷新。我们测算，2009年前三个季度，共有约750亿美元的外汇流入不属于贸易顺差流入、外国直接投资或海外投资收益。很多人将其称为“热钱”，但我们往往怀疑这一说法。我更愿意称其为“不能解释原因的”流入，因为里面包含着很多不是热钱的流入，例如内地企业香港上市募集的资金回流、贸易融资、中国居民购换汇流入等。不管什么吧，2009年一到三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约2750亿美元。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好事，意味着中国抵御未来危机的能力有了更大的保障，但是，挑战也扑面而来——如何保护这些资产的价值呢？ 关于这一点，也正是关于中国投资美国国债市场的争论的焦点所在。中国对美国政府债务的绝对融资规模仍在增加。2009年8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约为1.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库券9300亿美元。美国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达到10.9万亿美元，其中6.6万亿美元由公众持有（其余为美国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持有的联邦各州政府间债务）。公众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中约一半由外国投资者持有。根据渣打银行的估算，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占外国投资者持有总量的三分之一。规模十分可观。 因此，最近几个月人们看到中国明显停下了对美国证券的买入步伐时，自然会有挺大的反响。实际上，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tICS）月度数据，2009年以来，中国各个月份对美国国债的买卖表现为净买入和净卖出交替。这种让人眼晕的交易模式似乎成为2009年4月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的既定政策。2008年中国大量买入美国国债，但2009年以后，横轴下方的柱形表明中国在减持美国国债。以2009年8月为例，该月中国净卖出美国国债，因此在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中，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在上月扩大到8005亿美元之后，降低到7971亿美元。鉴于美国令人担忧的财政状况以及美元暗淡的前景，这一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中国的卖出量比起其总持有量来说规模很小，因此估计中国会继续卖出）。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 当然我们也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猜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从伦敦市场买入美国国债。这一交易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月度数据中体现为英国的买入量，而不是中国的。这一月度“误差”在该数据系统年度调查数据发布之后凸显，调查之后进行的数据修正将以前年度英国项下的大笔买入量重新归到中国项下。英国自2009年以来成为美国证券的较大买家，中国净卖出美国国债的月份，英国市场的买入量看起来比较大，表明中国似乎通过伦敦市场进行美国国债交易。 估计要就2009年中国通过伦敦等地的买入量，对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进行多大调整是比较困难的。2008年6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和票据规模的上修幅度仅为311.26亿美元，相当于英国持有量的下修幅度2234.4亿美元的14%（似乎还有其他国家的央行也通过伦敦市场购买美国证券）。但同时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系统年度调查将中国持有的美国机构债、公司债和有价证券的规模分别上修了800亿美元和200亿美元。 我们因此假定，2009年英国对美国国债的买入量中有25%事实上是中国所为。如果这一假定成立，那么截至2009年8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量应达到9300亿美元之多，高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月度数据公布的8950亿美元。我们还假定同年中国通过伦敦市场买入的美国机构债规模不大。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绝对额仍在上升，占外资购买总额的比重也有所提高。 考虑到中国持有的美元债务规模，周小川等人对美元币值的特别关注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周小川在文中表达的主张，选择一种超主权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放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甚至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诱惑使发行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而言之，如果美元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就不能像近些年那样大规模借款，从而也不会引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泡沫。如果美元不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就没有人愿意购买所有的美元债务，则美国人就很难超前消费。而从华盛顿的立场看，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显然是有好处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任何持有美元债务的国家征收“通胀税”。通常经济学家称之为“铸币税”，即当通胀侵蚀了货币的名义价值后，债权方名义值的损失。 一些阴谋论者认为“铸币税”给美国带来了很大收益，其实不然。许多研究表明，“铸币税”所得规模非常小。当然，对于美国政府及美国的企业和家庭来说还有其他好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但其他国家也可享有铸币税。由于以美元计价，美国企业在交易中不用支付兑换费用也不用担心外汇风险，获得了很大便利。发行债券的美国企业亦是如此。但其他国家的企业借助外汇远期或期权工具也可以实现对外汇风险的规避。美国拥有的深层次的债券市场与美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互为因果。一个深层次高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可刺激市场参与者增持美元计价资产，以获取更多利息，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反过来又加深了美元债券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两者相互依存。并且，其他国家也可以发展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南非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另外，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储备货币通常代表着国家的强权地位。在这里需注意不要混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美国政府自命的，而是其经济规模带来的自然结果。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很多人以为拥有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只用享受好处，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并非如此。亚洲央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原因在于美国出口美元。美国通过运行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实现美元的输出，美国的进口超过了出口，并以美元支付。这对其余经济体意义深远，意味着美国一直在买它们的东西。金融危机告诉世界，尤其是亚洲出口国，美国消费者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埋怨美国凭什么独霸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地位隐含着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出口商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也对中国上亿农民工和企业管理层具有重要意义。问题的两个方面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尽管美元走势堪忧，但美元仍保持着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2009年下半年美元趋于疲软，但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逆市而上，显示出它仍然享有避风港的地位。各国央行并没有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元。原因何在？这是由于美元仍保有作为储备货币的许多重要特征。在北京工作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葛艺豪（Arthur Kroeber）提出国际储备货币应具备的6个特征： 1.储备货币应具有流动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被接受。 2.储备货币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发行，该央行能够在稳定币值和治理通胀方面为市场所信任。例如，在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如当前金融危机）时，美联储不能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央行那样被迫购买政府债券以增加货币供给及平息通胀。 3.储备货币具有价值贮藏功能。黄金具有价值贮藏功能是因为没人能制造它，而美元的价值贮藏功能在于中央银行承诺货币不贬值。 4.储备货币有可能带来收益。这是黄金和美元的关键区别之一。你购买的黄金就是一块金子，你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但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收益。相反，由于美元拥有大规模的具有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持有美元可以获得一定收益，这些美元可以投资于长期内能够创造投资回报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发展证明它是一个有能力进行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经济体，因此其生产力能够得到持续提升。而生产力提高是创造财富的关键，也是创造投资收益的关键。 5.储备货币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换句话说，如果你用美元购买了美国资产，法律会保护你的资产所有权。 6.储备货币的规模能够扩张。黄金的不可制造性既是一个优点又是一个缺点。随着世界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增加，这就需要储备货币的规模能够随之扩张以满足这种需求。而美联储可以印制更多美元满足这一需求。 任何欲成为储备货币的其他货币都需要满足以上全部或至少大部分特征，而这并不容易。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至今的38年中，美元充分地满足了这些条件。金本位制只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持了一段时间（此前许多地方采取金银复本位制）。一些国家（像我的祖国英国）在一战后希望重返金本位制，但这绝对是个错误。换句话说，金本位制只持续了24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时间更长，而且现在看起来仍然强劲。 强劲？！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截至本章的写作时间2009年11月，世界外汇储备中约65%～70%为美元。而且正如我们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全世界所有资金仍选择逃往唯一的一个避风港——美元。欧元也符合储备货币的所有特征（正如原来的德国马克一样），因此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不过，欧元的前景受到欧洲经济增长放缓（这限制了投资回报率）、债券市场规模较小以及市场对欧元区稳定性的担心的制约。其中，最后一点很重要。加利福尼亚州正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但它不会脱离美国，或选择离开“美元区”。而同样出现财政问题的意大利或西欧的一些国家，则有可能在它们认为必要时退出欧元区。虽然这不太可能发生，但这种可能性仍影响着市场对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看法。欧元会一直存在么？这是欧元作为储备货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有人辩称，由于中央银行经常滥用权力，法定货币将永远无法保值。这些人支持重返金本位制。他们认为，黄金无法生产且存量有限，因此可以保值。他们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央行将外汇储备更多投资于黄金。中国已将部分外汇储备转为黄金。其中一些人还主张各国货币重新与黄金挂钩。他们认为，只有这样货币才能保值。 对此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难以认同。因为黄金在许多方面不具备作为储备资产的关键特征。它不能用来在世界各角落购买商品，也不能用于生产方面的投资，因此无法带来收益。它只是一块可以藏在床底下或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金子。相比之下，如果你持有美元，可以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把钱借给美国政府，相当于投资于美国经济，然后政府通过征税取得收入，再用它来向你支付利息。换句话说，黄金没有生产力，这点很重要。此外，黄金的存量不能随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增加。黄金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价值贮藏手段的角色，但对黄金的需求随全球珠宝市场的走势而起伏。另外，各国央行频繁买卖实物黄金更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 如果还想再进一步尝试用黄金作为货币锚，就需要将各国货币汇率与黄金挂钩，像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又将带来另一个问题，这会限制各国在经济不景气时通过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的能力。如果将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则不能在需要时创造更多货币，从而也就无法刺激经济。同时，钉住汇率制非常难以操作。在什么价位钉住？鉴于经济有兴衰周期，多久调整一次为宜（如果一国经济走弱，较低的汇率水平将有利于提振出口，刺激经济复苏；但如果该国汇率固定，则出口会受到冲击）？调整幅度多大？没有了浮动汇率制下的自动调节机制，就可能给经济带来新的问题。一战后的英国就曾有过这种经历。当时英镑重新钉住黄金，而过高的汇价和缺乏灵活性的汇率调节机制使英国经济受到拖累。 周小川提出另一个选择，主张将SDR作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理论上，这一提议有很多优势： 其一，它可以分散单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风险。SDR的货币篮子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未来可能还将纳入人民币等其他货币。显然，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可以选择通过增发货币使本币贬值，但由此带来的风险比储备一种货币要分散许多。因此，尽管SDR仍是一种法定货币，但以SDR作为储备货币可降低中央银行滥用职权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可以分散美元风险。 其二，如果再将大宗商品和黄金纳入SDR的定值基础，将能进一步支撑SDR，避免各央行滥用权力使法定货币贬值。这将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在二战后提出的一个设想。凯恩斯也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种名为“班克”（Bancor）的国际货币单位，采用包括黄金在内的30种商品作为定值基础。不过最后，凯恩斯的方案由于太过复杂而流产。美国对美元与黄金挂钩、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十分满意。 但是，周行长提出的方案若要真正实施也面临一些困难。 如上文所述，SDR并不是一种货币，而只是法定通货的集合，一个并不独立存在的货币篮子。上文曾提到从单一美元向多元化转变可能提高储备货币的稳定性。但同时，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像现在）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欧盟和英国央行）均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因此有可能使所有主要货币的购买力降低。 另外，用包括黄金在内的一篮子商品作为SDR的定值基础将带来上文提到的金本位制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作为储备货币，需要有相应的资产（如债券）供中央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购买，而目前还不存在SDR资产。因此，有人建议IMF发行债券，但很难想象IMF的债券发行规模能足够大。IMF（或其他发行这些债券的机构）如何运用筹得资金也是一个问题。为支付债券利息，需要把债券发行筹得资金用于投资以赚取收益，而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投资首选。 当前，贸易或对外投资的计价货币均不是SDR，这很难改变。投资者和贸易公司一般都愿意使用本国货币结算。 IMF的性质不同于中央银行，因此无法决定将SDR定为一种储备货币。 IMF投票权系统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又高度政治化的过程。SDR货币篮的重构也牵扯到诸多政治因素，可能会事与愿违增加更多不稳定因素。 目前，设立超级储备货币仍存在明显的障碍。同时，还不清楚央行持有SDR究竟能带来什么益处。这与持有SDR的组成货币（按同比例持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有何不同？如果一国决定将持有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并买入更多欧元，实际上可达到与SDR货币篮相同的比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是可能发生的，除非它们认为有一天美元会独揽大局，在各方面都优于欧元或其他货币。 在G20峰会上，俄罗斯向IMF和G20峰会工作组提出审议设立“全球储备货币”的提议。预计中国将会对此表示支持。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终结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容易，而将SDR改造成满足所有条件的国际储备货币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巨大的挑战。 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也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有实力的候选者。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速非常快，且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因此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探讨人民币迈向亚洲区主要贸易货币的第一步。 <h3>人民币区域化进程</h3> 2009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4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意味着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将以人民币定价，并用人民币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下面，我们来探讨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操作方式，以及随着试点逐步展开，银行和企业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从离岸市场看，该项试点的首要目标似乎是鼓励香港境内的贸易公司加大与内地企业的经贸往来。凭借粗具雏形的人民币市场，香港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首选地。目前香港的部分企业和个人在当地拥有人民币账户，此次试点之前，香港在2008年建起了一套基本的人民币结算系统，允许部分银行进行人民币清算。目前，香港银行间清算系统可处理人民币个人支票清算及多余人民币存款，但不允许办理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实际上，目前的做法就是所有香港银行将不愿持有的“多余的”人民币以中国银行设定的比价出售给中银香港，中银香港再将这些人民币转移至北京。也就是说，香港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只由中银香港控制人民币在香港内外的流通。新试点允许在内地通过两家内地银行开展这类交易，也向在内地开展贸易的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香港的外贸企业需要获得更多的人民币流动性，包括获得人民币贷款。许多企业借入资金用于进口支付，然后再用销售收入偿还贷款。） 另外，企业还需要能够将其多余的人民币收入兑换为港元及其他货币。两地支付互通安排（以及其他地区的银行支付结算系统）需要开放此类交易。目前，一些香港企业已在当地开立人民币账户（特别是那些从本地零售业务中收取人民币的企业），但这类账户目前仅限于特定类型的企业和交易。此外，虽然人民币可一次性兑换为港元，但反向兑换仍受到限制。在零售交易中，可将港元兑换为人民币，但有每日兑换额限制。如果企业更青睐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则需要放松以上限制。如果兑换操作过于麻烦，企业会敬而远之。 香港银行业也需要获得更多人民币流动性。它们需要从内地或其他地区获得人民币，成为香港市场上人民币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在初步阶段，可由两家结算银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就长远来看，则需要在香港建立一个人民币市场来发展人民币在香港的交易。如果可以在香港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将大大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 在香港，人民币市场已粗具雏形；而在其他市场，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创造人民币流动性。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至200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其他国家（地区）签署了6项人民币互换协议，其中大多位于亚洲，包括韩国（1800亿元）、中国香港（2000亿元）、马来西亚（800亿元）、白俄罗斯（200亿元）和印度尼西亚（1000亿元），并与阿根廷央行签署了货币互换框架协议（700亿元）。一些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央行似乎是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另一种渠道，这与“清迈协议”中最初的美元互换协议类似，不失为危机时期的一种应对措施。不同的是，在遇到真正的国际收支危机时，人民币仍然只是一种非自由兑换的货币。因此，还不清楚人民币的互换协议能带来多大帮助——如果债权人无法兑换人民币，互换协议就不能解决偿付问题。我们不知道在必要的时候，中国是否提供美元兑换，或放松兑换交易。 目前，上述人民币互换协议无一执行，至少目前时点还不清楚这些协议是否旨在支持人民币区域化。如果是的话，具体可能怎样操作？一旦人民币互换协议执行，当地央行将向本地市场注入人民币（或使市场有途径得到人民币），然后像香港那样，指定一两家中资银行作为主要清算银行（指定为清算银行的中资银行代替当地央行成为人民币做市商）。与当地贸易企业进行人民币交易的本地银行通过与中资银行建立联系获得人民币，企业再从本地银行借入人民币支付从中国的进口（估计在试点阶段，只有获得相应资格的银行可参与人民币结算系统）。但无论怎样，本地企业需要能够将本地货币兑换为人民币，以此来支付从中国的进口。希望试点计划启动之后，亚洲区内的人民币市场可以自我持续，中国出口企业收取人民币，并在进口时支付人民币。但由于各经济体与中国间的贸易规模不同，保证各境内市场人民币充足的流动性可能将存在一定的挑战。 从内地企业角度看，一些大企业被选中参与试点。当然，对于被选中的企业来说，使用人民币结算应该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能够免去外币应收款项的兑换环节，也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将结算货币改为人民币的过程中，具有定价能力的企业（如那些在市场中有很强竞争力的中资大型建筑设备公司）将比以大型跨国公司为销售对象的小企业占据更有力的地位。大型跨国公司为简化收支倾向于采用美元结算，甚至许多欧洲大公司都用美元结算。在每笔交易均用美元结算后，公司就可以将所有收付款项加总起来（该公司未来的美元债务和收益），计算出风险敞口净头寸。之后，就可以对外汇头寸进行对冲，这比分别对冲每笔交易的外汇头寸要简单划算得多。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普遍不愿引入新的结算货币。它们没有可以兑换人民币的货币——正如那些欧洲企业也没有可兑换欧元的货币，而且它们一直以来都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结算。说到底，企业总是倾向于使用更便捷的方式。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汇率风险对冲。从事外贸的企业因为外汇汇率的上下波动而具有风险敞口，它们通常通过购买外汇远期或期权来对冲外汇风险，锁定汇价。例如，一家中国企业A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到100万美元，它要面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该企业选择卖出美元远期或购买远期卖出期权，则银行将锁定这笔美元的兑换价格。在未来6个月，美元可能走高或走低，因此该公司有可能损失部分收益，但对于公司财务总监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一做法将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类简单的对冲操作在国际外汇市场上非常流行，也很常见。目前，中国国内建立了人民币远期境内市场，并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和纽约建立了人民币远期境外市场，形成一个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NDF）。境内外市场存在差异，形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市场。NDF市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该市场同时也是对冲基金等资金投机人民币的市场——市场价格随北京的各种新闻和传言大幅波动。因此，NDF市场是一个波动性较大的市场，而这种波动性不太适合企业在此对冲外汇风险。 如果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内主要贸易货币，更多亚洲企业将需要承担人民币汇兑风险。尽管一些企业已利用NDF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但NDF市场并不是一个可以有效对冲风险头寸的地方。因此，政府需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允许境外企业进入境内远期市场，或将境内外两个市场合并，从而减少市场波动性的影响。不管采取怎样的措施，我们需要着力解决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问题，否则人民币结算仍将迟迟无法推广。 但是，很多客户仍然十分热衷于探索对部分对华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一些从中国大量采购原材料的大型跨国公司对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持开放态度。2009年底，香港业界对使用（新建）“再计价中心”兴趣浓厚，具体做法是，港资贸易企业与位于内地的分支机构和（或）客户进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再计价中心对商品进行再计价，然后进行贸易。这意味着外贸企业自身可以积累一定的人民币流动性，并能自然规避外汇风险。不过也有部分企业出于价格的考虑希望采用人民币计价。某些时候采购经理认为，内地制造企业在美元价格中会包含一小部分利润，用于覆盖自身从接受订单（美元计价）到购置原材料投入生产的三到六个月时间里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因此，如果人民币计价被接受，跨国公司的采购经理希望这一部分假定存在的利润能够消失。 而且，其他外资企业对人民币跨境结算机制有着另外的兴趣。假如你的企业有大量人民币“陷”在中国不好出来，像一些成功的跨国零售企业那样，那么自然而然，你会想到用这些人民币去支付进口，将资金弄到香港，兑换成美元汇回母国去。或者，假如你的企业面向中国销售产品，如果人民币将要升值，那么从自然而然地受益于人民币升值并且不必非得调整美元价格的角度看，作为使用美元的销售方，改为人民币结算是有利可图的。 但最后一个障碍是人民币资产。为了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我们需要创造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目前，在香港市场上只有少数人民币债券。如果能在此基础上扩大市场规模，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或者，我们可以考虑将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向境外投资者开放。目前，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框架，部分境外投资者被引入中国股票市场，这种做法也可以扩展至债券市场。不过，我们还需要看到，虽然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较大，但仍缺乏流动性并由政府主导。大部分债券由财政部发行，由商业银行购买——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定式。因此，债券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投资者需要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市场，以便顺利地交易获利。一个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市场是成为储备货币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我们要么在香港努力发展一个大规模、活跃的人民币债券市场，要么在中国大陆发展这样一个市场，或者更好的情况是，两者同时发展。 2009年9月，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国债，规模不大——而且香港似乎比中央还积极——但不失为一个好的开端。未来几年，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财政部以及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市场上发行更多债券。 一旦这些市场到位，人民币将具备起价值储存功能，也能够担当支付手段，因此作为储备货币的设想将变得更加可行。未来，人民币将走向世界，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内，人民币将在香港和其他亚洲市场迈出几小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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