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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旋律》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博鳌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非常感谢您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向您当面请教中国“和平崛起”及其相关问题。您那么忙，刚从欧洲回来，不是谁想见都能见得上的。 我们是熟人了，随便谈，自由些。 您是在上一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不知您利用那样一个场合来讲中国“和平崛起”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考虑？ 博鳌是一个很好的场合。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在这样一个非官方、定期、定址、开放性的国际论坛上，以“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这样一个命题来加入“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的讨论，向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向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代表，介绍中国已经走了25年并将在21世纪继续走下去的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从而以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坚持和平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又以中国在和平条件下定能崛起来回答“中国崩溃论”，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一个乘法一个除法 记得20世纪70年代，美国三大专栏作者之一艾尔索普就曾预言： 无论中国取得何等辉煌的经济成就，只要它无法控制自己的出生率，它就不能避免所有成就全都被一笔勾销的风险。现在，您在阐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同时也都强调了中国的人口压力，也都讲到了一个乘法一个除法。您为什么要那样说呢？为什么要以两道简单的数学题来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点？ 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GDP平均年增长9.4％。197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去年已达到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所以，过去1／4世纪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一面，显然还不足以看清中国的真实情况。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还能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这就是邓小平常说的“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这个基本国情。事情就是这样：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算得上是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是有影响的。当然，即便从总量来说，中国在2003年的经济总量也只等于美国的1／7，日本的1／3。至于人均，中国排在世界第110位之后，仍属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总之，我在这里说的中心意思，就是中国的发展艰难得很，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超大规模的难题。我不是说中国如何了不起，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崛起，而是一上来就说问题、说困难，说问题多得很，发展艰难得很。 当然，在说了问题和困难这一方面之后，我又强调了我们尽管面对这么多这么大的难题，面对一系列超大规模的难题，中国人还是有信心。而中国人之所以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用自己的成功实践，开创了一条道路。 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用海内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都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当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为了继续走好这条道路，为了真正摆脱不发达状态，为了让最广大人民都能过上比较富裕和比较文明的好日子，为了这样一件天大的事，实在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很忙很忙的了。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这件事足够我们若干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 为什么要说“两到三代人”？邓小平说的不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吗？ 您注意到这一点，很好。邓小平关于“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提法，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里讲的。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但是请您注意，邓小平在那里指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不是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请看他这样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由此才得出了“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重要结论。而这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从建国起，用—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或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那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21世纪中叶有多少年呢？70年。这70年，我们已经走过了25年，还要走多久呢？45年。这样我们就可以算一笔账：如果30年为一代人，两代人就是60年。这也就是说，即便再过60年中国方能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也只再需要两代人。如果再放长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21世纪中叶的70年时间，那也只是需要三代人还不到！所以我不止一次强调说，为了使我们13亿以至15亿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件事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中国特色的内涵就是两个超越 您刚才说到，跟“两到三代人很忙很忙”有联系的一个时间概念，是70年。请问您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能更往前推算？1964年开三届人大，周恩来不是已经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毛泽东不是已经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加上了“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75年开四届人大，周恩来不是已经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周恩来） 1964年、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您注意到这一点，也很好。我刚才也已经说过，如果从建国起，即从1949年到21世纪中叶，大体100年，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是那样宽泛，而是专指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开创的新道路。关键是在于有了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中国特色”，而这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充分展开的。 现在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个“特色”的内涵，就是“两个超越”。一是超越那种旧式工业化道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所必然带来的资源争夺大拼杀，而要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向和平崛起。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二是超越那种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一股劲儿地争霸、称霸的冷战思维，勇敢地实行改革开放，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通过学习、借鉴乃至引进人类文明的各种有益成果，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走向和平崛起。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您看，“两个超越”，两个“前所未有”，决定了我们所开创的道路是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已经走了25年，还要再走45年，一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试问我们中国这样一个13亿到15亿人口的、原来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大国，用70年来完成这件事，时间算不算长？我认为不算长，即便是从建国算起的100年也并不长！请看世界经济史上，产业革命以来用了250年时间，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量也才刚刚15亿呀！所以我曾经说过，中国人用100年时间，在15亿人口的大国里实现工业化、信息化这样双重使命的现代化，实在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深刻的，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社会大变革。<bdo>?９9liｂ?</bdo>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超越老式工业化道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是中共十六大。中共十六大把“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有机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您所说的超越老式工业化道路，是不是就是相对这样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言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共十六大提出来的。中共十六大讲了发展，讲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怎么发展？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我以为这是中国今后走向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块头很大，那么大一个块头。特别是中共十六大前的那几年，我们的外贸、资源需求、引进外资的数量以及环境的污染都发生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我以为愈演愈烈的国际能源危机，已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屡屡报警。 由于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中国产品愈来愈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国内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于国外的资源。然而，我们的国际战略似乎还没能跟上步伐，以至于国内发展所亟需的外部资源往往受制于人，一旦不测，极易被掐断。 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解决，接下去怎么走？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走向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走老式工业化的老路。 您看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好几个后起大国都是走那条老路，结果给全人类带来奇灾大祸，并且害人终害己，以失败告终。什么叫旧式工业化道路呢？简而言之，就是无节制地消耗资源，本国资源不够就到世界上去抢。依靠掠夺殖民地，依靠侵略扩张，以至发动世界大战，去抢夺资源。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都与此有关。这种旧式工业化道路还能再走吗？绝对不能！作为21世纪的后兴大国，中国要超越这种道路，而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好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立足国内，开源节流并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依靠双赢和共赢原则，就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推进国际间合作，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叫不叫“和平崛起”？实际上，过去25年中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实现持久的迅猛发展，就已经初步证明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能够走得通，已经开创出来了。到了中共十六大，到了21世纪，我们是更加自觉和更加明确了。 请再进一步说明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取得那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资源呢？ 中国之所以能够用和平方式取得国外资源，除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我们只能这样做之外，一个极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也就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应当看到，我们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人类历史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引进所需要的国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结果是，500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来了，10多万亿人民币的民间资本形成了，庞大的国有资产盘活了。这就叫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超越冷战思维 说到“冷战思维”，我的直觉反应就是以传统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对待新的安全威胁，这当然是不对头的。但是我们也有些人担心，当今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我们想要超越它，岂不是会吃亏上当？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一股劲儿地争霸、称霸，这就叫“冷战思维”。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同时，确实存在着“冷战思维”和其他种种安全威胁。正因为这样，我们始终以高度自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包括国防实力。但是，难道因为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冷战思维”，我们就也要跟着人家去搞冷战思维，走那条害人终害己的道路？当然不能！我认为倒是应当相反，越是世界上还有“冷战思维”，我们就越是应当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10月明确指出的，国与国之间，应当“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就是要按照这样的方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此来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达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如果要讲得更完全一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70年，叫做“中国的和平崛起”，那么，在此之后，中国仍然要坚持和平发展，仍然要坚持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至于说，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同时又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这是天经地义！如果“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或者外国势力插手支持“台独”，我们绝不排除使用武力，这也是天经地义！万一发生外敌入侵，我们正当自卫，这更加是天经地义！应当说，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题中应有之义！ 再请看，同样的道理，当着我们明确指出并坚持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时候，丝毫也不意味着就要忽视世界并不太平，还存在种种安全威胁的情况。但是，难道能够因为世界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部动乱和突发事件，就可以轻易动摇关于时代主题的根本科学估量吗？当然不行！还是要看大局嘛！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为什么说“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都是一回事”？作为提法，“崛起”是不是比“发展”更有表现力？ 不同情况，不同场合，可以有不一样的表述。这不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无碍大局。怎样得体怎样用，怎样方便怎样用，都可以。 您是否觉得我们应当着眼于更加本质的东西？ 这个问题提得好。问题正是在于，我们对事情的本质有没有深入的理解和自觉。我认为，按照邓小平的深刻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战略布局，是包含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相统一，而绝不单纯是对外政策或单纯是内部发展而已。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大局，就是对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的观察和思考相统一。 什么是国内大局呢？从根本上说，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谋发展。 那么国际大局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战略性问题，或者叫做时代主题。 而国内大局、国际大局这两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相统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整套理论和战略形成了。 对这一点，邓小平有一个最集中的概括，这就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是他在1989年讲的。我以为这段话极重要，是以最精练的语言，最集中地表达了他怎样把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观察和思考统一起来，连贯起来，并且提到了我们搞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高度。 你看，一条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那就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不断发展，理所当然是要迅猛发展。另一条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那就是要把主张和平同我们国家的迅猛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而这两条，实际上正是明确指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方面。 所以，从本质上看，我以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正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和综合把握；同时又是一种更有利于那些存在种种意识形态障碍的国际舆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因而是更有力度也更有效果的表述。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以和平回答威胁，以崛起回答崩溃 请问根据什么说，“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考虑到国际舆论的一种更有力度也更有效果的表述？ 实际的情况是：某些国际舆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已有10年之久了。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刚开过不久，我率改革开放论坛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同美国朝野人士接触中，直接观察到“两论”有一定市场，一个叫“中国威胁论”，一个叫“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是说中国再往前走，更强大了，不是要去争夺资源了吗？不是要去扩张了吗？而“中国崩溃论”，也有人提，说中国的发展是持久不了的，要崩溃的。当时我就感到需要回答，应该回答，而且只要根据中国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经验就是完全可以回答得了的。所以我就向他们介绍中共十六大，由此破题。 我说中共十六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的经验。什么经验呢？ 就是要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要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我们开创出来的一条道路，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就绝不能像过去某些后起大国那样，为了争夺资源就挑起世界范围的大拼杀；也绝不能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与合作；更不能一股劲儿地争霸、称霸。 我还说，中国这条道路已经走了25年，证明我们既坚持了和平（不是“威胁”），又迅猛发展（不是“崩溃”）。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这样走下去，而且要走得更好一些。对此许多美国人士可以听懂，总体反应是好的。 回来后我就建议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个专题研究已经成功地开展起来了，做了一些工作，有了一些成果。我想，中国的事情和世界上的事情还在不断地发展，我们也还会不断地有新的研究成果。 总之，中国用7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13亿到15亿人口过上好日子，这不是一般的发展，也不是一般的复兴，我们把这叫做“伟大复兴”。难道这样迅猛发展的“伟大复兴”，还不是“崛起”啊？ 还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从政治大国到经济大国啊？历史将证明，“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只要真正坚持做下去，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理解者会越来越多，我们的路会越走越宽广。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赢得话语权 您先是去了美国，后来在博鳌做了两次演讲，今年9月3日又在欧洲的“第三十届世界高峰年会”上讲了《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十点说明》，在国际上引起很好反响，是不是能够具体介绍一些情况？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好反响，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易于理解。这样讲，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障碍，而且是从中国面临多方面发展难题的实际出发的。本来你有你的意识形态，他有他的意识形态，好像难以沟通，而这个“和平崛起”，一说就明白，大家都觉得可以沟通，合乎情理。许多外国人士包括许多政要和诺贝尔奖得主听了之后，还都觉得中国这么一个迅猛发展的大国，却又能够这么冷静、这么理性地来思考自己的问题，节制自己，不仅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想到别人的处境，所以总的反响比较好。通过这一年多来的一系列实际接触，我本人也愈益深刻地感到，这样来做工作有好处，对于我们争取更多的理解、同情、支持，对于我们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赢得话语权，在国际范围内赢得话语权，对于我们用事实来回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都极为有益，而绝非有害。 有报道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与您在博鳌有一个交流，他说：“中国正在致力于和平崛起事业，这对亚洲的整个面貌都非常重要。”这是原话，还是大意？ 我跟乔治·布什先生见面是在第二次博鳌论坛上，我们交谈了一下。 紧接着他在午餐会上发表演说，就说中国“和平崛起”是件很重要的好事，使亚洲国家放心。 不知我们是否可以更多知道您在欧洲“第三十届世界高峰年会”的演讲内容？ 当然可以，我会把那个稿子送给您。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双重挑战，双重机遇 虽说“和平崛起”的提出，跟您2002年底的访美有关；可我总觉得，这跟您过去几年里在中央党校高度重视并且一再加强“战略思维”课程的建设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还注意到，您在更前些年就强调指出：在21世纪前期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实现信息化这样双重的使命，这既是双重的挑战，又是双重的机遇。您把这称之为“三个双重”。后来，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把问题提得更高了！ 这个问题提得好。重视抓住机遇，这正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条。他说，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还说，我就担心丧失机遇啊！ 我还注意到，您在党校讲到抓住机遇时，同时强调注意风险：“诸如经济全球化会否再次失控甚至更加严重的失控，南北差距严重扩大还会造成何等严重恶果，还有冷战思维和其他种种安全威胁，以及我们国内发展的种种难题，不可测因素甚多，都要精心观察，注意风险。” 这个问题也提得好。在邓小平战略思维里，抓住机遇，正是同清醒估量形势和自觉增强抵御和承受风险的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请注意，“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这个重要战略观念，就是邓小平在1988年5月强调提出的，尔后又不止一次地强调过。 当然，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的重点，始终放在“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上面，比如他同上海同志的谈话，他同江苏、浙江同志的谈话，都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都是着重强调抓住机遇，说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们上海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搞了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与上海》，其中有个细节就是说1994年，邓小平连续七次在上海过春节的最后一年，临走那天，都上专列了，连那块为他上车方便临时铺的踏板都已经收掉了，他又让吴邦国和黄菊上车去谈了十分钟，重点就是谈上海不能错过机遇，不能错过最后一次机遇，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您说的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是“抓住机遇”，这确实很重要！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 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夕，您不仅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同时还发表了《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第三卷的一点回忆》，全都谈到了邓小平的战略思维，那就是两个大局。现在想要请教您的是：为什么说邓小平正是在关于两个大局的分析的基础上，大大深化了关于抓住机遇的战略思维，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 我刚才说过，邓小平战略思维的一个最重大特点，就是立足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1993年夏天，邓小平没去北戴河，亲自主持编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编订过程中，他这样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从大局讲的”。这个话很朴实又很深刻，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作者本人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个集中评价。同时也可以说，这正是像他这样一位代表了时代的伟大革命家的毕生经验之谈。 我们领会他老人家毕生立身行事，历来就是从大局而不是小角度来看问题的。也正因为这样，尽管历尽风险，几落几起，怎么样呢？不仅没有顿挫，没有萎缩，也没有停顿，而相反地是愈加奋发，愈加精进。这才是了不起的大革命家！这就是邓小平精神境界的一个提炼和概括，一个极朴实极深刻极富有教育意义的提炼和概括。 所以，我还有这样的体会，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都是与此相关的。只有真正把握大局，才谈得到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反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局限于“小角度”，那么当然也就谈不到把握大局，谈不到抓住机遇，谈不到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坚定”这两个字是邓小平特别强调加上的 您在前面说，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就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您现在又进一步说到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能否请您再就这两个方面重要论断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同“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以说明？ “两个大局”是立论的基础，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和“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相统一，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根本的结论。按照这样的精神来领会，我们就一定要把对内和对外相统一，和平与发展相统一。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取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又用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和平，这也就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有一句话：“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记得很清楚，这句话当中的“坚定”二字，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整理定稿时，以特别强调的语气加上去的。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中央操心这个事 中国的“和平崛起”，面对哪些挑战呢？ 我认为，进入21世纪，我们面对三大挑战。一个是资源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我们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这三大挑战，意味着中国正面临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现期。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关节，要求我们十分清醒地加以善处。从中共十六大到现在，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是在操心这个事。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没有这个国家主权和安全就没有和平崛起 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推崇者们却是竭力主张人权具有普遍性，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进行的干涉具有正当的道德理由，从而直接导致冷战后的国际事务中接踵出现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干预”，不知您对此又做何评价？ 我们讲“和平崛起”，有前提，有保障，根本的前提和保障就是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没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一切无从谈起。我认为现在以至今后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世界还只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组织形式。虽然有种种国际组织，虽然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可以有这样那样的联合，甚至部分的主权让渡，但民族国家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会变。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那就更加不会变。 所以，我们一定要毫不含糊地，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只能在这个根本的前提和保障之下，再加上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才有可能放手发展，并从而保证我们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日子越过越好。这当然又将大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一篇 “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我们应当欢迎它 最后我还要说一下，当今世界，正在走向“和平崛起”的并非中国一家。已经有一批国家，正在以不同途径、模式和进度走向“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继续方兴未艾，日新月异；发达国家也在谋求再发展。这是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大新趋势。 我们在清醒看到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太平的同时，也必须实际地和充分地估计到这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新趋势，并且热烈地欢迎它。 〇谢谢郑先生，非常高兴同您做了一次如此丰富生动的交谈。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正义事业 因为，13亿人口的中国和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崛起”将是全人类现代化进程和彻底解放的根本转折。 2005年4月，您在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发言，呼应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您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第二，中国“崛起”有理。道理很简单，争取持续高速的发展或“崛起”是各国、各民族和全人类摆脱贫困落后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这是维护和发展人权的头等重要大事。抓住历史机遇持续高速发展即“崛起”，这是多少代中国人前仆后继的梦想，这是当代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体现。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中国都应该成为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火车头。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仅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发展的利益，而且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要求。同时，我们也可以断言，中国的发展是人类一项正义的事业。 第三，中国必须“和平崛起”。迄今历史显示，经济发达国家当年经济“崛起”都是仰仗军事武力和政治霸权取得的。中国“崛起”不能走也不可能走这条路。中国必须是“和平崛起”。换言之，中国的“崛起”只能依靠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之途，无须赘言，也是亚洲振兴和繁荣的唯一之途。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近100多年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使整个民族、几代人深深感受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对剥削和压迫深恶痛绝。即使在今日，中国仍不得不忍辱负重，承受一些国际霸权主义的压力。因此，中国人民绝不答应重走帝国主义的经济“崛起”的老路，也绝不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别国、别的民族的痛苦和贫穷之上。还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建立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我们在国内都要消灭剥削，又怎么能允许利用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去剥削欺压别国呢？时代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005年4月，我去海南，出席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亚洲的新角色”国际圆桌会议，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就叫《论中国“和平崛起”》。我说“和平崛起”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总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总结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总结了中国的成功经验，总结了中国的战略目标。我的理由有这么几条： 对话人：刘吉，1935年10月生，安徽安庆人。北京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毕业。历任机电工业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和研究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名誉院长、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等。主要著作有：《科学学基础》、《领导科学基础》、《现代智囊团》、《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科业革命论》和《刘吉文集》等。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1）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2）中国的“和平发展”绝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恰恰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保障。（3）中国“和平发展”必将是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中，中国与世界“共赢”。（4）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与亚洲是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是大家共同的道路。中国与亚洲理所当然应互相支持，全面友好合作，争取亚洲的持久和平，推进富强的新亚洲的“崛起”。 第一，“中国崛起”不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而是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提出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的。在那之前，有东亚几小龙、几小虎的“崛起”。后来，“印度象崛起”又成为世界媒体的流行语。一句话，一个新亚洲在崛起。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宏观调控”千万不要走到新一轮低谷 为什么《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说中国将在五年内土崩瓦解，成为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重新陷入类似清朝被推翻后的军阀混战局面；而您却是信心十足，大胆预言：“经过几十年，中国会发展得很强大”？ 1936年12月，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开门见山，上来就说：“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按规律办事，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以这样的方法论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内在的规律，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以至形成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共识。这共识就是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内忧外患的屈辱岁月之后，我们终于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看到了中华民族渴望已久的伟大复兴。这标志就是邓小平开拓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9.5％以上，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振聋发聩的名言，响彻神州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风景这边独好”。中国人恢复了自强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建设、发展感到自豪。而今，我们正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下，抓住新世纪前20年这个“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全国人民感到无限鼓舞，高歌猛进。全世界看好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带动着世界经济从低迷走向复苏。除了极少数人在那里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全世界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企业家和政治家都相信、赞誉中国的和平崛起，都讲出各自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中国将要沿着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继续长期高速发展下去。当然一切事物一分为二，在前进道路上也不断涌现许多新问题，这也没有什么可怕。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 看来悲观论者在您这里没有市场，但您却又不是盲目乐观。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出口外贸顺差过大，也都引起了您的注意。您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批评也很严厉。 所谓“经济过热”，无非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如果投入1块钱可以收回2块钱或更多钱，那么投资增长应该越多越好，经济就更可持续高速发展了，这有什么不好？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专家学者计算过了，说中国的投资是投入5元钱才能收回1元钱。这就麻烦了。投资有去无回，这只是“过热”吗？“过热”只是现象，没有效益才是要害。怎么会投资无效益呢？至少有三种情况： 一是投下去不产生效益。例如，全国共建设了6015个开发区，总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这恐怕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惊人的记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一下子冒出了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科学园等等，不仅市、县有，许多乡镇也干起来了。征用了大量农田，几通几平又耗费大量投资，可是谁到你那个穷乡僻壤又没有市场规范的地方来投资呢？一荒废就是几年，何来效益？现在整顿了，关掉了一半，这一半肯定是投资有去无回了。还有3000个呢？再如，西部大开发，投资几千亿，但是办法还是计划经济老办法：中央戴帽下达。中央投资一半，另一半地方自筹。结果，用中央资金建设了一半，地方自筹资金跟不上，就等中央再给钱了，成了半拉子工程、“胡子工程”，出效益还不知猴年马月呢！有的也就拖黄了。 二是投资低效益，例如一些市县乡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据统计，全国2万多城镇，1／5在搞这两大工程。要政绩，要形象，这并不一定错，问题在于好大喜功，不计效益，有的甚至达到邪乎的程度。报载有小城市人口5万多，建一个大广场可站立6万人，不知算什么形象？还有一个西部地区的市，要建号称“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左右两个5车道不说，在车道两旁和中间还各建造一个五车道宽的绿化带，全长仅其市辖范围20多公里，真堪称世界一大奇观。可是没有几辆汽车在上面跑，1万年也收不回成本。 再如，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是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投资东北几千亿元，不能说少，不能说没有取得一些效益，但如果不彻底改变观念、改革体制，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按市场经济机制办事，就是再投入几千亿，又怎能保证过几年不又要再次“重振”呢！ 三是生产项目大量重复性建设。市场就那么大，先投入的可能有较大效益，后投资者大量盲目涌来，必然大家无效益。现在，我们要问：谁会做这种有去无回的亏本买卖？市场经济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有限公司的民企是绝不会做这个亏本买卖的。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是平行的。头一个企业有暴利，第二个、第三个企业一定赶快跟上，到了八个、十个企业后只有平均利润了，再干的企业如无自己的“绝招”、“新招”，是轻易不肯干的了，因为无法与成熟的企业竞争，去分享利润。到了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了，企业是绝计不再重复建设的了。民企更是如此，因为它亏本不起。当然，市场也有盲目性，民企决策也有失误，结果亏损破产。这种情况小企业较多，大企业是个别的。除非在中国市场经济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有的民企是在政府政治鼓励、许诺额外的效益乃至行政压力下投资，那就另说。总之，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下，重复建设一般是有限重复。这种重复甚至是必要的，既可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又有利于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同时，如果出现无利可图征兆时，市场和企业会有及时自动调整的内在机制。即使亏损破产，那也只是民企自己负责，不足影响国家大局。 然而，计划经济和政府行为就完全不同了。各级政府的竞争是三角形的，会逐级放大的。政府是政权机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发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巩固政治权力相关的。花的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得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所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必然难免。只要有政绩，升官了，有无效益是后任的事。后任对前任政绩工程产生不产生效益是不大关心的，他关心的是自己如何建立新政绩。好在国家是一个无限公司，只要国家不垮，有钱就尽量花吧。只要在国家计划中争得一块，不花白不花。有时，计划完不成，还催着你花哩。这是计划经济和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必然的内在机制。虽然，中央一再三令五申要“执政为民”，要有“全局观念”，但是理念的精神力量是断乎抵不过机制的物质力量的。所以，谁干了投资有去无回的蠢事？只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政府即使没钱，但它有权让国有银行贷款，而又不对有可能造成的坏账负责。银行怎么会干这种有去无回的买卖？因为，现阶段中国国有银行的行长也是官，政治利益也是首位的。所以，中国经济过热是一些地方政府行为过热，是计划经济体制过热，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阴影深厚的地区和部门过热。或曰，地方大项目不是要经过中央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吗？首先限额小的不经审议，积少也成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政府把大项目分成二三个限额小的项目上报审批；更重要的全国成千上万的项目到中央审批，中央部门要多少人管此事？ 一个处长就管几十上百项目，他能保证个个项目审批科学合理吗？更何况下面走领导后门，送处长“礼”，各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自然不可避免，甚至成了机制，所谓“跑步（部）进钱”。中央部门审批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和制约，不但会造成审批的盲目和制度腐败，而且根本控制不了此类“过热”。 有位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历年经济发展和投资曲线，发现了一个“三八规律”，即每逢尾数为3、为8的年份，经济和投资必过热。因为正好头一年各级政府换届，新政府急于要有新政绩，猛投资，猛上项目，怎么不过热？既然如此，中国经济怎么办？“宏观调控”要总体调节与行政干预并举。对于市场经济部分，应运用总体经济杠杆调控，利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等调控；对于计划经济部分应用行政干预，两者不可错位、越位。凡是计划经济和政府行为过热的项目，应由中央采取“铁腕”的行政措施，使之冷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之冷下来。而使用这个办法，由于三角形放大机制也一定会最有效地取得效果。但是，行政措施不得越位，干预到市场经济部分，干预到民企的市场行为，也不能干预中央银行的总体调控。中央银行的整体调控应该是及时的微调。还有政府也不应干预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商业银行应永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支持效益高的企业及其投资项目。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做也是必须做的是监督和制止在调控行为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总之，我们衷心希望，“宏观调控”千万不要走到新一轮低谷，而应是使中国经济获得进一步健康快速持续发展。这是对“宏观调控”正确与否的实践检验。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中国再也经不起“付学费”的折腾了 在您看来，中国经济要想走出“过犹不及”的怪圈，是否还得补课，还得补上“现代经济发展规律”这一课？ 不补这一课，中国经济发展就不能彻底摆脱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羁绊，摆脱封建主义传统文化道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经济建设有失败，有成功，关键就在于此。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过去计划经济下全能政府，统筹计划，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导致普遍贫穷、长期贫穷的惨痛教训，应成为全党全民的思想财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能不正视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不能不正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传统文化道德的根深蒂固。同时，这20多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巨大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应该成为全党全民的共同财富。总结成功的经验，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按照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具体说来，可以举出如下几条： 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中心，必须按照邓小平的教诲，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治国的第一要务”，一切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必须也只有依靠新的发展去解决。 如果经济滑坡，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拉大，靠什么解决？必须也只有依靠新的发展去解决。 二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必须排除万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改革旧的体制，才能产生高效益，才会消除投5元收益1元还要过热增长的畸形投资。现在投资增长43％要压，如果仍是投5收1，就是4.3％，甚至0.43％也不应该有。归根到底，问题的症结不是压投资，而是改革产生这种畸形投资的旧体制。 三是以城市为主导。现代经济以城市为主导，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必须把农业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性轨道，让农民受现代教育，提高农民市场竞争能力；让农民进城变成工人，实行农民工人化。进一步，伴随人类社会信息化、知识化的历史进程，实现工农大众知识化即知识分子化。 四是以沿海为先锋。资本和资源只有投到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有效率的地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资源有限，更应首先投入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有效率的地区。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走过的共同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更应如此。中国沿海是中国历史形成的生产力先进的地区，必须承担经济发展先锋的历史重任。随着沿海的发展，按市场经济规律向中西部梯度推进，逐步实现共同发展。中部和西部也不是平衡的，也必须把更有限的资本和资金投入到自己最能产生效益的地区。只有形成了这样的地区才能吸引东部沿海和外国的投资。 五是科教兴国。发展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引领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坚持和发扬以上五条基本经验，再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和积累新的成功经验，中国一定会在今后20年战略机遇期内保持持续高速发展，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忽视乃至放弃这五条基本经验，我们就必然重蹈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覆辙，不时在经济过热和过冷之间振荡，我们就可能错过历史机遇。时不我待，机不可失。中国再也经不起“付学费”的折腾了，历史不会再给我们更多进行新实验的机会了。只要我们跟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毫不偏离地沿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开拓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任何力量、任何暂时困难都阻挡不了中国的前进，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三方面问题 您的肺腑之言让我感动。当您在说“中国再也经不起‘付学费’的折腾了，历史不会再给我们更多进行新实验的机会了”的时候，我能听得出您的焦灼之心、忧患之情。 我这人很直，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要我把我真实想法隐瞒起来很难。这么大年纪了，要改也难，也不想改了。要是你说：“东西部差别不得了，城乡差别不得了，贫富悬殊不得了；弱势群体太苦了，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过了危险的警戒线。还有农民太苦了，现在只差一个陈胜吴广了”等等，我当然不能接受。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怎么就变得一团漆黑了？但是，要是你说天下太平无事，到处莺歌燕舞，我也不能同意。现在中国社会，在我看来，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的掩盖： 第一是国家的财政高收入掩盖了人民群众的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以30％的速度增长，人民群众收入增长的速度是多少？ 第二是城市的繁荣掩盖了广大农村的落后。不用说北京、上海，就是看广州、大连，也比发达国家一点儿都不差。也不用去大西北，只要离开北京、大连的中心城区，出城100公里走一走，看一看，又是什么样子？我去山西一些地方，就是拍电视剧的地方，情况就不能比了。我还到过一些当年红军长征的地方，人民生活，看了催人泪下。 第三是一些人的富裕掩盖另外一些人的贫困。说“农民太苦了，现在只差一个陈胜吴广了”，不是事实，是危言耸听；说中国今天的农村还是很穷很落后，这是事实，不是危言耸听。农民的素质提不高，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太穷。越到困难地区越不行。所以，中国农民的贫穷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还算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差别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甚至是亿万年大自然形成的。到西北山沟里面既没有资源甚至也没有水。所以中国农民问题和收入问题要逐步得到解决，我看也至少需要30年到50年时间。欲速则不达，不能用道德愿望代替客观规律。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代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要想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您看什么办法最好？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发展极不平衡，小农经济影响十分广泛深厚，封建文化传统悠久，再加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长期的巨大影响，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极其严重的精神的、物质的和制度的种种困难和阻碍。有人说腐败问题、“三农”问题、环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我说不是。这些问题不是推进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还未完全到位造成的。具体说来，是在旧意识支持下旧的体制顽强地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造成的，是新的体制还未建成、还不完善的结果。在我国还残留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权力，而企业和许多社会活动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权钱交易”的腐败情况。这种体制性腐败是根本性腐败，解决它必须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于“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即工业化的要求了，必须实行农业生产方式的体制改革。所以，要想根本解决国家的财政高收入掩盖了人民群众的低收入问题、城市的繁荣掩盖了广大农村的落后问题和一些人的富裕掩盖了另外一些人的贫困问题，只有依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只有加速改革，深化改革，从而加速发展，全面发展，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您真的相信改革开放能够解决问题？您确信那些问题“不是推进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还未完全到位造成的”？您确信“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和巨大动力”？为什么您那样执著地相信：“体制改一改，经济升一升，不竭地推进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依据的。我们至多可以批评斯大林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是过早地结束过渡时期，超越阶段地实行了计划经济，而不能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三大基本事实： 一、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和封锁下，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迅速恢复，特别是30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被当时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并且其国力增强，使原来落后的资本主义沙俄，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 二、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考验，社会主义苏联成为埋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对人类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和发展也是最有效的。在一片战争废墟上自力更生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第一个新五年计划到1950年提前完成，工业总产值比战前的1940年增长73％，农业生产也恢复到战前水平。 2亿人民迅速得以温饱，并向小康水平前进。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我国，革命胜利后唯一可借鉴的范例是苏联，很自然地向苏联学习，并在其帮助下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也证明了计划经济是十分有效的。在我国，计划经济在上一世纪60年代以前曾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分析问题。 计划经济走向自我否定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成就，使得“斯大林模式”变成不可改变、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 稍越雷池一步，就会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轻则批判，重则政治迫害。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仍然坚持“斯大林模式”，那就不再是当年生机勃勃的“斯大林模式”了，而是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了。许多问题，许多矛盾，早在经济发展初期，也就是温饱型阶段，已经存在，有所暴露，但还不突出。当时的计划经济还是利大于弊。但是在通向小康型、富裕型阶段，在新的科技革命大潮中，计划经济的那些矛盾及其造成的弊病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了。计划经济的这些矛盾是内在的，是与它的基本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不可克服的。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达到小康、富裕阶段，最后超越资本主义，必须扬弃计划经济体制。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和理论研究的结论。 问题是，扬弃计划经济是不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在我看来有两条，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实事求是。既然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实践越来越证明计划经济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再也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再也不能为人民从温饱走向小康、富裕提供足够的保证；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不能及时果断地扬弃它呢？ 为什么“及时果断地扬弃”计划经济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 其实，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大，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一直就有争论。问题是明摆着的，计划经济在战争时期可以，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可以，那时人们要求很低，只要吃饱穿暖。计划经济能把有限的资源进行集中分配，以满足人民起码生存要求，是有效的。刚解放时，当时人均才1美元，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人均2000美元。人们的需求千变万化，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快速增长，越来越难以满足，你怎么可能再搞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才1亿美元投入，投什么项目都是需要的，计划很容易做，现在是上万亿美元投入，成千上万项目，谁有本事能正确地计划？ 规律性的东西往往要通过现象的不断往复才能更明确地被人们认知。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当我们发觉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实践越来越证明计划经济已经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为人民从温饱走向小康、富裕提供足够的保证，我们就不得不及时果断地扬弃它。邓小平讲“不改革死路一条”是科学的结论，是充分反映党心民意的结论。 有人问，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建立充分反映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吗？姑不论这在技术上是无法做到的，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这个计划经济不就等同于市场经济了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运用市场经济机制而多此一举呢？！还有人问，难道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能够万古长存吗？到了共产主义还不会消灭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吗？我想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我们十几代、几十代以后的子孙们去回答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得出更好的结论来。用不着我们现在越俎代庖，瞎操心。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无论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代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所主张的就是：“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苏俄曾经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企图一步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实践给予了无情的回答。列宁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及时地从实际出发，改行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拯救了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列宁当时搞教条主义，僵化地坚持按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建设“共产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也许早已夭折在摇篮里了。但是，我们也不要神化列宁。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列宁的理论观点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显然“新经济政策”只是策略的转变，而不是对计划经济理论的修正或突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观点是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首先明确提出“商品经济”、“产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等概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甚至具体设想整个社会生产像一个托拉斯一样运作。就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列宁也没有放弃计划经济。列宁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不仅一以贯之，而且具体组织实施。实施计划经济的计委、经委、专业管理局等，都是于列宁在世时创建起来的。 但是，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文中又特别说到“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生存型阶段达到了温饱型阶段之后，必须及时地用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来代替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理论结论。马克思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因此很自然得出了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必然也必须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论。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和交换的实践，自然也不能苛求他在100年前就给我们把什么结论都准备得无一遗漏。如果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自己的实践，得出自己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结论，那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呢？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前途？耐人寻味的是，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论进行修正的恰是“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创始人——斯大林。他在逝世前写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已经部分承认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必要性。他曾这样写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在这里，斯大林不愧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开的头却没有继续探索下去。 所以，我们说，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也会说计划经济不符合历史规律，他也会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带来无穷的生产力。因为从实践到理论都已证明了，发展到高水平的生产力，当然是市场经济了。要搞现代化，就要搞市场经济，你就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是农业、矿业，第二产业是加工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当第三产业成为主业的时候，当然是“白领”占多数了，脑力劳动者占多数了。市场经济要求科教兴国，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不断发展。第一产业一少，农民也就越来越少了。第二产业，也跟农民有关。以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地主剥削农民，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民起来造反、反抗、起义，改朝换代，但它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封建社会之所以那么长，就是因为旧的地主打倒了，又产生新的地主。资产阶级推翻了地主阶级政权，同时，通过野蛮的“圈地运动”和战争“解放黑奴”等，把农民赶出家园，使他们又变成了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当时一个企业廉价的劳动力多，生产力成本就低，企业就有竞争力，就发展。当时工业发展就靠廉价的自由劳动力。早期资本主义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推翻封建王朝，消灭地主阶级；第二就是很残酷地消灭了农民阶级，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许多地主转变为资本家，而全部农民变成了工人。3％～5％的原农民留下从事农业，但农业也是分工协作的社会大生产，他们本质上已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我们现在如果不深化改革，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把农民变成工人，怎么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恐怕连资本主义也搞不了，工业化都完成不了。<bdo>?9９ｌiｂ?</bdo>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农民进城务工是了不起的成就 您不反对农民进城？ 如果不让农民进城，农民只能过封建时代的苦日子。一家一户几亩地的小农经济怎么能富起来？过去搞集体化，已被实践检验失败了。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农民自主权，于是农民游离土地了，进城了，2亿农民进城务工了，生活就改善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有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说农民进城是什么悲剧，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现在是几亿农民，离乡背井，到城里打工，这是多么悲惨的事。”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本质上是站在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立场上的反动。2亿农民工代表着历史前进的伟大方向！深化改革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进城，然后把他们改变成为城市工人，这个不是历史发展的伟大潮流吗？难道世代守在自己的土地上贫困，这才是农民的愿望和利益所在？现在倒过来，说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民回家，小生产一家一户几亩地，这种情况能富起来么？小农经济小生产是富不起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对整个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革，用先进的生产力的方式即农艺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社会大生产农业，去代替那种传统小生产方式的深耕细作的农业。谁搞种子，开种子公司去。谁搞肥料，开肥料公司去，等等。总之，中国农村要发展的第一条还是大力发展教育，把农民直接变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企业家。第二条应该是农民进城打工，让农民逐渐变成工人。当然第二种方式，还包括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民自己变成工人。 有个农业问题专家，给我详细说过农业生产中的产前、产中、产后。 他说产前搞种子，产后搞农产品的深加工，搞“哈立克”，搞膨化食品，都有盈利，都赚钱，唯独产中是要赔钱的。现在的农民就是因为在产中忙乎，所以不行。 这话有道理。所以，现在农民变工人，有的种草药，可以做加工，养兔子，可以搞纺织业。这不叫消灭农民，是农民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叫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和平消亡。共产党不把小生产农民阶级和平消亡的话，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资本主义做不到的。 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大讲台上就说小农意识就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后来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一个村子，搞几幢塔楼，造一个小天安门，以为是致富了。自己老了，将村长的位子传给儿子，这就是农民。这样的农民，说是共产党员，其实跟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领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顶真起来，一个村支部，自己是老书记，侄子是宣传委员，表弟是组织委员……这是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吗？能产生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吗？但，这就是中国实际，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基本上还是家族群居的封建宗法社会，共产党只能从这个实际出发。只要他们听共产党的话，带头致富，带动他们周围的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保一方平安，就好嘛！但是我们自己的头脑要清醒，我们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所以真正要搞社会主义，第一就要把农民变成工人，第二就要把工人变成知识分子，进一步把“蓝领”都“白领”化，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人类曾经长期以农业为主导产业。近代以来，农业逐渐让位于工业，首先是从质的方面，即对社会的控制力方面，让工业成为主导。20世纪以后，又在量的方面，农业退到次要的地位。例如美国，现在农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农业人口也降至2％。工业是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农民也成了农业工人。没有农民并不等于不要农业。农业还是要发展的。农业是第一产业，只是机械化、技术化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使得体力劳动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 同样，在大城市里，完全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也越来越少了。机械化代替了体力劳动者。知识化就是白领为主，知识分子为主。所以共产党必须搞现代化，不然你就垮台，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会重新选择的。共产党能完成中国现代化这个历史使命，就了不起，尽快完成，就太了不起了！在工人阶级中有两部分，或包含两个阶层：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工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但是内部组成起变化了，知识分子阶层越来越强了，待全部知识化了，那就叫“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化”，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理想。当然，也没有什么工农联盟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在21世纪完成这两个使命，就是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就是“三个代表”，就是“三个代表”的精髓。要是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还不懂，那才是悲剧。又可悲，又可怜。 我赞成你的说法。 过去农民即使吃不饱穿不暖，我们也仍然宣传“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困难是暂时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结果没出什么大事；他们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而且是真正大有希望了，还会有什么大问题？农民进城，不要只看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比城市工人、知识分子条件差，但已经很了不起了，过去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吃不饱，养几只鸡去换一点儿盐巴的日子那才叫苦呢。现在进城里打工，他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了，变成了工人，比在农村的生活改善很多。要是不改善，争先恐后跑到城里来干什么？当然工农有差距，城乡有差距，而且还比较显著。我们要关心，要逐步解决，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某些报刊宣传农民苦，民工苦，贫富两极分化，新三座大山等，有些过头，缺乏科学态度。要知道今日中国人均GDP才刚过2000美元，想彻底消除工农、城乡、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这是忘了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忘了锦涛同志的重温“两个务必”！事实上，杞国无事忧天倾，没有那么多尖锐矛盾。天是塌不下来的，地也不会陷下去。这话是毛泽东说的。 这话还管用。 毛泽东还有两句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当然我们现在有贫富差距，差距也比较大，而且有拉大趋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是事实。但“两极分化”的说法值得商榷。 贫富差距拉大不等于“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从平均主义、共同贫穷，到共同提高，只是一部分提高慢些，一部分提高快些，是共同提高基础上的差距嘛！这是历史性进步，怎么是某些人宣传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所谓“绝对贫困化”，中国不是这种情况嘛！我们的贫富差距绝不是“两极分化”。共同提高基础上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是有质的差别的。问题还在于怎么看贫富差距，怎么正确认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要看两类，一类是通过劳动获利造成的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差距，是我们赞成的。第二种差距是非法的、不合理的差距，我们是反对的。 现在的贫富差距是不是都是好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善的，旧的体制还在起作用，包括“均贫富”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还有广泛的市场。各种因素交织，造成很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我认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腐败。腐败造就了一批暴富的贪官，也造就一些发财的不法企业家。腐败怎么形成的？主要是体制腐败，因为企业进入市场经济了，而政府还延续着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既然时间就是金钱，你早批下来我就赚钱，你迟批下来我就没了赚钱机会，而迟批一天、早批一天的权力在政府官员这里，自由度很大，因此权钱就可以交换，权钱一交易，这就腐败了。这叫体制性腐败。政府不应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位置上去。因为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当然是不合理的。第二种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就是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健全，因此有很多“寻租”的机会。某些官员亲属以此“发财”就属此类。第三种就是垄断，垄断造成贫富差距。一些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把用全民的资源赚的暴利，给自己发高工资。把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剥削过去了，这像话吗？某些外企收购国企、民企形成行业垄断，也属此类。第四种就是一些“血汗工厂”剥削。比如报载，在深圳、东莞等地，女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在剥削工人，获取超额利润。由此造成的差距也是不合理的。这个差距也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造成的。我认为这四种差距都是不合理的，因此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合理的差距，而不是笼统地讲贫富差距扩大。夸大贫富差距问题，就会搞乱社会思想，加之煽情，就会走到“均贫富”并导致“共同贫穷”的老路上去。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如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该反腐败的反腐败，健全法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进行到底。该有差距的有差距，没有差距，社会怎么有动力呢？毛泽东说差距就是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人的能力有大小，拉开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规律，如果大家还是平均主义的话，那谁还去干，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农村变城市的过程。浦东新区的城市化，就是以短短的17年，走过了近现代历史的上百年。 上海浦东的发展就是传统农民不断消亡的历史，就是快速城市化的伟大进程。现在只说工业反哺农业，不说把农业变成现代先进生产力，走历史必由之路，那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必须将小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彻底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农业。虽然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但不是一家一户几亩地全都务农，而是在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规模经济的专业化生产。首先是粮食、经济作物、家禽家畜等等实行“大农业”的专业化生产，进一步是从种子、施肥、耕作、灌溉、植保一直到仓储等农艺的专业化分工。 其中许多专业化可以用地区、跨地区、全国乃至跨国的企业公司组织来实施。在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行社会化协作，从而才能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吸纳现代科学技术，创造现代农业的巨大生产力。专业化分工和有机协作正是全新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同时，还要消化农民阶级，让农民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逐步消亡。农民是劳动者，农民阶级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巨大贡献，因此绝不可像对地主阶级那样用强制和剥夺的办法消灭它。农民仍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也不可能简单地消灭它。但是不能不消化农民阶级，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历史性任务。消化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大量的农民积极而有序地进城，转移到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去，或随着农村“大农业”专业化分工特别是农艺分工，转移到各种专业生产和服务体系的企业中去。一句话，让农民转化为现代工人。当然，还有现代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农民培养成知识分子。这是农民历史性的战略大转移。剩下5％～10％乃至更少的农村人口，专门从事农业，成为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成为农业工人了。于是，小生产的农民阶级完全消亡了，农村的宗法社会也随之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根子挖掉了，城乡差距问题也自然最终解决了。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共产党不搞现代化，执政基础就会动摇 刚才您说：“真正要搞社会主义，第一就要把农民变成工人，第二就要把工人变成知识分子，把‘蓝领’变成‘白领’，这是历史发展规律。”这就又让我想起您以前经常宣传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整个20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1956年美国第一个进入‘白领’劳动者超过‘蓝领’劳动者的伟大转折”。 “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叫先进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就是新的先进生产力的生长点和开拓者。 直到19世纪以前，新的先进生产力，无论是劳动者的素质，还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管理，都是依赖于工匠的技艺经验积累及在其基础上的改进。没有科学理论指导，就没有真正意义上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 即使是瓦特发明的掀起惊天动地的“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也是如此。 自从19世纪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等诞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生产，科学技术才与生产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20世纪以后情况更发生根本的变化。邓小平说：“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科学如此，技术也是同样要进行复杂的研究和开发，在实验室中获得成果，然后应用于生产，创造出新的先进生产力。 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等都更加越来越显现出现代科学技术这一重大特性。尤其是微电子技术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使一系列产业发生革命性飞跃。现在哪一个大企业没有庞大的科研机构，没有高额的科研经费？而同时，也正是这一技术创新机制，反过来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发展到今天，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过程，企业越来越多地具有科研性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也就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 结果，1956年，美国第一个进入“白领”劳动者超过“蓝领”劳动者的伟大转折。1956年，美国脑力劳动者所占比例达到50.2％，揭开了脑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劳动主力军的新纪元。1996年，我到美国考察，美国的“蓝领”还有10％，这就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了广泛条件。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称之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恩格斯曾应人要求用一句话来概括共产主义，他说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现在，在少数发达国家体力劳动已经减少到了相当小程度，脑力劳动成为人类的主要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和对立的消灭，不是通过既要体力劳动又要脑力劳动两者结合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此消彼长的过程来完成的，通过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效率的巨大提高来完成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还能不与时俱进，考虑自己现实和未来的阶级基础？要是我们既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又不代表人口成为社会大多数的先进技术阶层，我们怎么去埋葬资本主义？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要是我们党在未来消灭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对立，并成功地使体力劳动者和“蓝领”在人口中的比例大大下降成社会少数之后，还坚持自己只是代表工人的先锋队，还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就会进入两难角色：一个就是你要不要搞现代化，如果你不搞，历史就淘汰你；一个就是如果你搞现代化，你就不能只代表少数人的眼前利益。 各个执政党，开始时都是以“富国强民”为口号，上台之后不能解决这问题，只能垮台，包括国民党，也是一样。即使解决了温饱，还得解决小康；即使达到了小康，还要解决富裕。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管你哪个领导上台，他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人民的欲望是不往回看的，人民的既得利益是不能侵犯的。所以共产党必须搞现代化，不搞现代化，执政基础就会动摇，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领导就不能巩固，就不能长久。 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人类共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老百姓要求安居乐业，我们就要按规律办事。我无意说电脑、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等最新科技成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人类将依靠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我必须说这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是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必须说邓小平的论断实在是太精彩了：“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邓小平理所当然是光辉的第二代 那天在市委宣传部开会，听您讲话，我能感觉到您对邓小平的感情。您说我们的电视政论片相当好，好就好在理直气壮地宣传了邓小平理论，宣传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三次大争论以后特别需要这样鼓舞人心的东西，很及时。 我是1988年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那个时候，上海有很明确的规定：“不请不去，一请即到。”所有干部一律不得私下找邓小平，包括当时市里的一、二把手，也恪守这一规定，即使春节拜年，市里也就去几个人。 邓小平为什么愿意在上海过春节，就是因为在上海可以安静地休息，可以冷静深入地思考问题。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皇甫平文章，就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内容写的。先是邓小平单独找朱镕基谈，朱镕基回来在车子上很高兴地说起。随行人员听了很兴奋，就对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说了。 当年上海市委的一位领导说，皇甫平的三篇文章涉及到上海，涉及到中央，包括分管宣传口的陈至立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就是三个人，周瑞金、凌河、施芝鸿搞出来的。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反应很强烈，打电话问上海市委，是不是邓小平说的。上海答复：“不清楚。”这样就开始批判了。后来邓小平说要看皇甫平的文章，我将皇甫平的文章连同批判材料都给了邓楠，邓楠给了她父亲，老人家明确支持皇甫平的文章，这场风波才结束。 您能对邓小平做一个整体评价吗？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了新水平新阶段。邓小平时代彪炳史册。我们这里说的是“政治代”，不是“自然代”。“自然代”指的是作为自然的、新旧更替的一代一代，譬如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向忠发取代瞿秋白，博古取代向忠发，张闻天取代博古，毛泽东取代张闻天，那是“自然代”。从“自然代”讲，毛泽东是第六代，邓小平是第八代。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还有华国锋领导的一个时期。然而，只有充分代表那一代人民利益要求、实现国家和民族历史使命的才是彪炳史册的“政治代”。作为“政治代”，毛泽东无愧是光辉的第一代，邓小平理所当然是光辉的第二代。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可以解决我们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只是一句口号，我们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反复学习邓小平的著作，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指导我们正在做的事，把邓小平开拓的事业进行到底，并推上新高潮、新水平、新阶段。具体来说，有四方面的任务： 第一，邓小平提出的并在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毫不动摇。例如，“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变”，为此，“要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再如，除了发生战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始终不渝地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以及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 第二，邓小平提出的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尚未最后完成的，必须继续努力，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譬如，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果，但是，尚未最后完成，更未达到完善水平。产品市场改革做得相当好，但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有的还刚起步，政府改革还远未到位。还有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还没有搞活搞好，在许多方面还远远没有与国际接轨。在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事要做。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死路一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而艰巨的改革进行到底，不进行到底没有出路，不进行到底仍然是死路一条。 第三，邓小平提出的，已经进行但尚未见大效，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应该认真研究，总结经验，大力推进。例如政治体制改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已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必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会丧失。”“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之所以敏感，除了问题比较复杂外，关键是严重地受到右的和“左”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第四，邓小平未曾提出，或者虽有说法，但在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按照邓小平的教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习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实事求是地面对新情况，分析新情况，敢于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办法以及新语言来解决新问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譬如，邓小平生前没有碰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可能预先给我们留下直接的答案。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金融战。不用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就可以使一个国家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屈服于国际资本财团的淫威之下。这是一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前哨战。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将如何应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还有“非典”，也一样。“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遵循邓小平的教导，从政治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分析社会问题，得出自己新的战略结论。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我们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但是有些人就是从“左”出发，渲染“仇富”心理，破坏人民大众的心态，造成一些民营企业家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风雨满楼”，担心党和国家的政策有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带着我们开创、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多年的和平发展，20多年的和平崛起，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少有的。2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这在中共执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前隔三差五就要斗一次，折腾一次，搞一次政治运动。毛泽东本人给江青写信，也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是国泰民安，长治久安。中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人民的生活都上了几个台阶。正因为这样的发展，所以外国人才说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豪。说什么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就是“矛盾多发期”，就要遭遇“拉美现象”，就要出问题，毫无根据。从理论上说，从实际上看，都毫无根据。恰恰相反，发展经济学的经典发展曲线开始是一条很平缓的直线，一个相当长的低速发展期。人均1000美元是个拐点。超过拐点就是按指数曲线发展的高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继续高速发展。远的不说，日本的发展，韩国的发展，包括台湾地区的发展，都是过了1000美元就直奔10000美元，没有什么矛盾多发期。所以说“拉美现象”也要具体分析，“拉美”各国人均GDP平均4500美元，中国还没沾边呢！中国情况是：改革之初，1978年，世界银行的数字，中国6.4亿人处于绝对贫困，当时中国人口10个亿，即64％人口贫困。当时中央数字是中国2.5亿人不得温饱，也就是说10亿人中有1／4不得温饱，这就是普遍贫穷！“文革”期间，上海供应算是最好的，小户三口之家，只供应半只鸡过年，这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所以邓小平说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1982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邓小平一连提出六个问题。一问：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二问：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问：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四问：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五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六问：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六个问号，一个命题，结论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得多么好！这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和历史责任感！他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使得中国发展起来。到了2003年，世界银行再来中国调查，按照他们日收入1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是2.2亿，这时中国的总人口是13亿，贫困人口降到17％。而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央公布数字贫困人口是3000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90％的人脱贫，解决了这么大的贫困问题，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联合国决定在上海举行脱贫大会，让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脱贫经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贫富差距拉大趋势也不能改变这个人民生活共同提高的历史！这个共同提高怎么不是共建共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有人说基尼系数是大多数人变穷和一部分人太富的试金石。也有人说基尼系数是中国到底是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衡量指标。他们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是在提醒中国“资本主义”占了上风，“社会主义”滑落到了谷底。 这个所谓的基尼系数，只是上世纪初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学术创造，并没有成为国际公认和采用的统计指标。如果是，当年苏联和中国阶级斗争尖锐年代，为什么不用基尼系数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是历史亲历者，基尼系数连听也没听过！怎么这两年一下子铺天盖地地全民普及？基尼系数在一元工业结构社会里面，在一个小国里也许可以做衡量贫富的系数，在中国并不适合这个。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二元结构社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多元结构，怎么适用？至于超过0.45就要社会动乱，更没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证。有人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已经四五年了，但中国经济这些年来仍是持续高涨！实践已经给予了最响亮的回答！竭力渲染基尼系数的那些人不是竭力反对西方经济学吗？怎么又在这里积极照搬西方理论了呢？一个基尼系数搞乱了干部群众思想，否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那才真要出大事呢！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没有共建，也就没有共享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他还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但是，有些人却说：“25年的改革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富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拼命渲染两极分化，这不就等于说中国的改革失败了？ 我们的社会里是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毕竟是极少数的。这个差距可能是大的，但这差距是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有人富得快一点儿，有人慢一点儿，这不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劳动者绝对贫困化，这才是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现在不是这个情况。现在是中等收入的占主体，真正富可敌国的是少数，真正入不敷出的也占少数。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应该是最稳定的。本来人的能力、贡献有大有小。天才是少数，智障也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取中间的，这叫常态分布曲线。中间大，两头小，根据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实行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达到效率和公平的高度统一，这就是真正的按劳分配。只有按劳分配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真正的按照劳动的价值，即社会贡献分配，结果一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形（橄榄形）分配结构，即中等收入阶级占主体，而不是无差距的平均主义结构。计划经济时代也讲按劳分配，实际上计划经济是吃“大锅饭”，多干少干一个样，是按照小农经济“均贫富”道德要求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人人开动脑筋想办法劳动致富，提倡个人领先，提高个人的生活质量，把自己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然后取得相应的报酬。归根到底，只有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大了，才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报、很好的福利待遇。改革成果共享是对的。但是共享的前提是共建，把“蛋糕”做大。没有共建，也没有共享。没有共建，却要共享，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共享不是“均贫富”，不是平均主义共享。你贡献小，怎么能平均共享呢？你贡献小，当然也要温饱，社会主义要保证温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只能是人道主义水平，也就是吃得饱、穿得暖，而不是享受一样的富裕。随着经济发展，“蛋糕”更大了，水涨船高，社会保障逐步“共同富裕”，但也不能“均贫富”、养懒汉，否则就会像有些高福利的欧洲国家一样，陷入新的困境。 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100％，半年为90％，而且在第18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90％的带薪休假。所以，有人就钻空子，以生育为业，每月还能从政府那里多得至少1000多克朗的补贴，还免交所得税。 那样的高福利社会只是高水平的“大锅饭”，是难以持续发展的，肯定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瑞典也在采取改革措施，何况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什么“全民医保”、“全民就业”，口号很动听，但怎么做得到？在当今中国绝不可能。要是真搞“全民医保”，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都贴进去也不够。不要忘了，我们有13亿人呢。不要忘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是持续健康发展之途。哗众取宠，只会吊高人民胃口，造成人民不满，最后破坏经济发展，搞乱社会稳定。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诞生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我还读过您两篇文章，一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篇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全都发在《文汇报》上，我的感觉是姊妹篇。 你的感觉是对的。前面一篇，说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后一篇说的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问题，究其实质，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是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必须是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如果连自己超越的对象都不十分清楚，又如何建设当代社会主义呢？所以，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问题。” 您在具体分析之前，先把“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做了一个严格的区分。您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它必须有严格的质的规定性，以区别其他的社会制度。而作为一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也不是绝对纯的，包含各种因素和成分。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占有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了，各种成分和因素此长彼消地发展，特别是近100多年来变化更加剧烈和深刻。到了今天，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已经诞生大量社会主义因素。 正是如此。这点很重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哪些社会主义因素呢？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譬如我六次去德国访问，德国人很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很高。我经常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德国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们多数回答说，他们既反对美国那样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反对希特勒和前苏联的集权经济，德国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进行社会调控。他们常常反问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我就把邓小平理论简要介绍一番。最后他们很友善地握着我的手说： “那么，我们很相似，我们目标一致。”我去英国调查的时候，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起先的回答总是：“我们从来是资本主义。”我问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一位经济学家理直气壮地说英国是私有制。我说：“那请你介绍一个私有企业，让我访问访问。”他说有个英国最大的企业壳牌石油公司就是。我恰恰访问过这家企业，它的总经理接待我，我问他，你们企业的总资产有多少？ 他说有80亿英镑。我又问他，这80亿英镑资产是属于谁的？是你的？他回答不是，“我是被雇用的高级打工仔”。是不是属于董事长的？不是，董事长连股份也没有，最后他说是全体股民的。30万股民的共有财产怎么能说是私有制呢？这位经济学家不好回答了。说这个问题过去没想过，要重新思考一下。我四次到瑞典访问，每次我见到有影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都要问瑞典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直接的回答都是“当然是资本主义”，接着总要补充一句：“当然我们是人道的资本主义，与美国不同。”他们也总问我对瑞典的印象。我概括了几条：第一，富有，人均GDP上3万；第二，政府的作用很大；第三，公有经济影响大，公有成分占25％，影响力达60％～70％；第四，“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第五，社会福利保障太好了，人民生老病死，全部享受社会保障；第六，社会精神文明相当好。他们总赞许我概括得准确。于是我反问他们，请问这几条，哪一条是资本主义？条条都是社会主义嘛！他们有的耸耸肩，有的说：“对，从经济上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我们政治民主。”所以，依我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特别是西欧、北欧，存在着大量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不是学习资本主义，而是学习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社会主义因素。这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既然欧美国家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得这么快，就一定要产生新的生产关系。那个新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股份制就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当年就说过：“股份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马克思还说过，我们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股票可以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这就是个人所有制，正是马克思的理想预见。无产阶级不是永远无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人人过富裕日子，就是人人有富裕的财产嘛！马克思、恩格斯讲要废除人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我们过去就把它简化了，简化成为五个字：消灭私有制。你们去查一下原文，看看《共产党宣言》上到底是怎么写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 这意思很清楚，指的是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产占有。 我们要消灭剥削，共享社会财富，这样的社会主义观，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所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说：“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目前，“解放思想”还有很大空间，除了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要解放思想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解放的空间同样很大。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按照邓小平的观点，一切符合这个本质的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论它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反之，一切实践证明不符合这个本质的，都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也不论它是公有私有，哪怕是国有。一些国有企业年年亏损，不是赤裸裸剥夺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吗？不是剥削吗？难道还是社会主义？具体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实现“三个有利于”的都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剥削的，但私有制本身并不见得全是剥削。比如个体劳动者、家庭劳动所有制，以及按国家法律和社会控制的“私人所有制”，就不是剥削。所以后来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没有讲所有制，只讲条件，只要符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又无剥削这两个条件的所有制，公有制也罢，私有制也罢，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需要思想再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子再大一些。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搞平均主义，发展就上不去 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里还有一段话也很发人深省：“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生产传统深厚基础广阔的国家，用小生产观念对社会主义做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危险，而且也确实有广泛的市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从某种角度看，也正是小生产者‘安贫乐道’观念的反映。小生产者几千年的要求就是‘均贫富’，成为历次农民起义共同的旗帜，因此，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无知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解释成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恰恰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 毛泽东讲过要听群众的意见，不要做群众的尾巴。在当今中国，62％人口是小生产的农民，城市工人大多数是第一二代刚从农民转过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很多也是出身农民。更不要说几千年小生产者的传统文化了。因此，绝不能忽视小生产意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能群众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做群众尾巴。做群众尾巴不是真正的群众路线。对于小生产者“均贫富”的要求，党要旗帜鲜明地进行长期教育，不可用平均主义分配去满足它。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搞平均主义分配，吃了大亏。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再搞平均主义。 搞平均主义，中国发展就上不去。平均主义会使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人受到压抑，对发展不利。当然，有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之所以弱势，根本原因是他们处于落后生产力地位。因此，社会主义首先要保证他们的温饱，提供基本生活条件，至少是保持一个人道主义的生活水平。同时更重要的还是按照科教兴国的战略，努力培育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技能，从弱势转为强势。只有这样地发展先进生产力，才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高速发展之不竭源泉。 社会问题总是存在的，有些问题在某个时期在某些地区可能还相当尖锐。没有问题中央也不会提科学发展观，也不会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其实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会产生新的阶层，一定会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产生新矛盾，形成新的不和谐，这是不可避免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解决那些新的矛盾，新的不和谐，包括教育问题，包括医疗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和谐社会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导致普遍贫穷，是最大的不和谐。和谐社会也不是无差别、无矛盾社会，它只是消灭对抗性矛盾（如阶级斗争），防止非对抗性矛盾（如人民内部矛盾）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怎么防止？怎么解决？ 靠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靠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有人说教育改革的成本是由穷人负担。事实胜于雄辩！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有多少大学生？20万～30万人。现在又有多少大学生？每年招生500万以上，在校大学生数就可想而知了。短短20多年，增长几十倍，还是上百倍！这些大学生，这些新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工农子弟，普通老百姓的子女。这样活生生的事实明摆着，怎么还说穷人负担了教育改革的成本？再说现在贫困学生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来完成学业，工作以后再还。还有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等支持贫困学生入学。难道这也是让穷人负担教育改革的成本？ 当然教育的发展还跟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农村教育，这是对的，政府应该也正在不断采取新的措施。但不能掩盖事实，也不应煽动不切实际的要求。同样是改革开放20多年，为什么还有穷人呢？这个问题也要辩证地看，从平均主义的普遍贫穷，到共同提高的贫富差距，这是历史性进步，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最后目标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菱形（橄榄形）的贫富差距。既有差距就有相对贫困的穷人嘛！还要历史地看，我国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完全消灭贫困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应对全社会讲明白，进行教育，对那些贫困的人来讲，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对另外一些富裕的人来讲，应该饮水思源，增加社会责任感，多做点善事。有许多企业家这样做了，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做法。现在有许多人需要心理疏导，他们就是心理不平衡，导致许多不应该激化的矛盾被激化了，破坏了社会和谐。所以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了不起的，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值得深入持久地研究、阐发和创新，让社会主义增加更多的感召力。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归根到底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我们是不是能顺着弱势群体再说一说“下岗”的事？毕竟它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也已成为能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改革的变数之一。 有人说：“资本主义老老实实，失业就是失业，共产党想出个‘下岗’新名词。”我们说不对。下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新名词，并不等同于失业。下岗的职工，仍是企业职工，享有原企业的下岗工资和某些福利及劳动保障，譬如住房、医疗保障等，尽管有的无法兑现，至少在法律上保有了这些权益。至于下岗是不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否应该一直保持下去，我不敢断语。但我以为，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就业本质是“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吃“大锅饭”。如果现在也这样做，那现在1200万～1300万下岗职工也自然无问题。但是吃“大锅饭”就必然牺牲效率，经济上不去，其结果是普遍贫穷。换言之，普遍就业是以普遍贫穷为代价的。所以，从现象看，出现1300万人下岗是不好的，但是站在历史高度看，它表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的转轨，它表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活力正在形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当然，也应该看到问题另外一面，国家必须致力于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要用法制确保公平竞争。只要竞争之后确实“劣汰”，社会就是高效而稳定的，1300万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出现某些领导者以权谋私，借下岗排斥异己，或者官僚主义，无所用心，结果不是“劣汰”而是“优汰”，社会就会不稳定了。要是有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下岗，那就会有号召力，闹出大乱子的。当然，这绝不是说对下岗工人不要关心。下岗工人也是弱势群体，如何关心他们，我前面已经讲了。 我想两极分化的问题，也要辩证地看。为了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讲过不少话。甚至还曾对外宾说过，如果产生了百万富翁，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但真正收入文选时，这句话被删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也有了。 其实，两者并没有本质矛盾。他讲不要百万富翁是指资本主义剥削致富，中国要防止。但劳动者也不可能同步富起来，他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这也可以说明邓小平修正了自己观点，只要不是剥削，是劳动致富，是合法致富，百万富翁不是越多越好吗？这就更完整全面了。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首先涉及到什么是共同富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要认真研究，反正不能平均主义。至于什么时间达到，反正短不了，是个历史时期。邓小平讲的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事。他充分估计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艰难性，也说明他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实话实说。 当时有整理讲话的同志想把“几十代人”圈掉，结果他亲笔加上去“几十代人”。同时，这也表明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性，哪怕“几十代”也要奋斗到底。 这段话是在南方谈话里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原话是：“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还是要牢记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重温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中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把“两个务必”化为行动，戒骄戒躁。不要人均GDP刚过2000美元就骄傲了，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贫富差别等等，所有社会矛盾都想马上解决，动不动提“全民”，吊高了全民胃口，又一下子做不到，只能激化矛盾，破坏社会和谐。 幸福经济学有个结论：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下时，人的幸福感是随着物质收入的增长而成正比的。到了1万美元以上，人的幸福感就变了。有车有房了，人就想做好事了。更多的好人就想做更多的好事了，道德观念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鼓作气冲向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 那么，您是否觉得现实的做法还是扩大中等收入？ 是的，扩大中等收入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不要期望没有贫富差距，没有贫富差距就不会有奋斗。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只要这矛盾不要成为对抗性矛盾。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共建共享是必需的，共建就是“各尽所能”，共享就是“各取所值”。我们的任务是把彼此的距离在必要的范围内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缩小一点。但是归根到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对农民要扶贫，对弱势群体要有政策倾斜，但是过犹不及，不能走极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称为“脑力无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得到了全世界，不再是无产了，代之“工人阶级”更普遍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人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下一代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化，他们终究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将会占80％乃至90％的。我们一定要事先看到这一点，高度重视这一点，重视知识分子，重视中等收入阶层。我们的一切决策，无论是教育、金融、分配乃至房地产业的决策，都要考虑一点：是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还是损害他们的利益？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还有就是速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生前特别关心的问题之一。1990年3月2日，他找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谈的就是速度问题。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第二个是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说到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有人就说“和平演变”，认为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但是，邓小平说的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事实上，苏东剧变，不是因为少数阴谋家政变夺权，而是因为千百万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和平表达愿望，通过全民“自由投票”，而使共产党丢失政权的。尽管这是一个悲剧，尽管从本质上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做了严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错误选择，但这是严酷的事实。所以，只有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有改善，走向小康，人民才会感受到希望。只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速度，超过资本主义，人民才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全面超过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达到红色江山万年长。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还能看轻速度问题？一旦慢了，你怎么去赶超资本主义国家？速度低于8％不仅不能赶超发达国家，而且很难解决一系列民生就业问题，政治就会出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受“苏东波”影响？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复辟后，经济一直低迷，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就巨大，“风景这边独好”。可是近几年有变化，现在俄罗斯的发展速度超过9％，一旦俄罗斯的发展速度超过我们，他们的资源比我们丰富，人民生活改善将超过我们，那中国人民要问我们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学习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天下也会出乱子的。 还有印度也已经起来了，如果印度发展速度比我们快，那就麻烦了。它是有10亿人口的大国，它也是发展中国家，两国情况相仿，但它是资本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中国搞不过资本主义印度，那中国人民就会质问共产党，给你历史机遇你干不好，那就只能让资本主义干了。总之，要是我们搞不过俄罗斯，搞不过印度，我们的老百姓就会做新的历史选择。我们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长期持续快速发展，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 我们要想搞得快一些，是不是会碰到资源问题？ 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什么叫资源？什么叫生产能力过剩？都必须从全球化范围内考虑。人类正在掀起新科技革命、“科业革命”的高潮，必须从这里找资源，不断发展新的生产能力。日本首先就生产能力过剩了，它自然资源最少，怎么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战后先是贸易立国，后是技术立国。也就是说，你只用国内资源，当然就有瓶颈了。但你调动全世界的资源，利用全球市场的话，就是另一种境况。你仍是发展高耗资源的劳动密集产业，生产方式落后，当然就陷入瓶颈。但如果你努力，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就会是另外一个境况。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许多资源没有被发现被开发呢！ 有人说全球的资源也有限。 我说你想那么多干嘛？我们13亿人民还没有富起来呢，你首先张罗60亿、70亿人的事，不是自寻烦恼吗？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们先把自己这一代人的事搞好。当然，这并不就等于我们不重视这个问题，不重视资源保护。恰恰相反，我们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不以牺牲下一代人利益为代价，强调转变增长方式，就都是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也包括环境保护。 说到环保，不知您是否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为了纠偏，就是为了纠正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有人把科学发展观说成为新发展观，把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说成是旧发展观，那是不对的。邓小平讲环境保护讲得还少吗？据我所知，他至少三次讲过环境问题。但你首先要消除贫穷，只能是先发展同时注意治理污染。随着经济能力提高，更加注意环境保护，这才是唯物辩证法。今后，我们能更重视和强调环保，有钱去治理环保，不要忘了花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20多年发展挣来的钱！今天中国有1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我们可以进口先进环保设备，可1978年中国才几十亿美元外汇，你进口什么？人要有良心。不能花着邓小平的钱还骂邓小平！ 邓小平特别爱讲辩证法。1978年9月，他“三落三起”，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在胡耀邦等人的辅助下，发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并尖锐指出：“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992年初，在深圳，听到有人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他又批评他们“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全世界8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通过《环境与发展宣言》，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当时邓楠也去了。 她是邓小平的女儿，科技部副部长。回来以后，她就牵头搞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所以邓小平是非常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知道只讲经济增长是不够的，用发展代替增长是历史性转变。所以他提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讲增长才是硬道理，发展本身是科学的理念。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直接传承 您说：“有人把科学发展观说成为新发展观，把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说成是旧发展观，那是不对的。”为什么？除了环保，是否还有别的理由？是否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 这两年，各种奇怪的论调很多。好在去年“两会”，胡锦涛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我们要加速改革，抓住机遇改革。温家宝答记者问的时候也重申了改革。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方向，我想我们的改革会有推进的。当然靠几个领导人还是不够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创新，已经取得划时代的成功，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使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新的台阶，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共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且，改革开放也使中国与世界走向融合，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仅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精神境界有了历史性的进步，而且中国的参与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这个共识还应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远远还没有完成。我们在产品市场上，改革基本上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特别是金融市场、资金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方面恐怕改革还刚刚开始。国企改革始终还是一个难题。不仅如此，而且政治体制，科技、教育、文化体制以及社会体制改革都要不断推进，法制建设也要加强。所以，我们要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半点科学也没有。用科学发展观统帅一切，就是强调和提高发展内在的科学性。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首先，是要有科学态度。没有科学态度，不是科学发展观。比如人均收入、贫困问题、两极分化都是属于需要用科学态度去解决和思考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一切按科学规律办事。我们要按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按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这三重规律办事。搞现代化，就要按现代化的规律办事，就要按和平崛起的规律办事，就要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规律办事。“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定要抓住不放的。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的动力，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深化科技、文化体制的改革，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扩大开放，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等等。再次，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辩证地看问题，而不是偏激、僵化、形而上学。马克思让我们全面地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事要抓住主要矛盾。我们绝对不能被枝节迷失方向，绝对不能再犯右的或“左”的倾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全球化是“双刃剑” 我们已多次谈到全球化问题，很想知道您对全球化的看法。可以的话，也请展开谈谈好吗？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据我所知，目前流行的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所谓的“自由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是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第二种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或“左”派观点，他们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美国化，因此本质上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坚决批判与反对。第三种是怀疑派，认为历史并没有显现所谓全球化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互动而已，经济全球化是某些理论家的神话。第四种是“变革派”，认为全球化是21世纪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当代世界，但未来如何，还得静观事变，看进一步变革。而我则认为，要想准确揭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必须首先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现象。现象是认识本质的入门。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当事实不存在或者尚未充分展现的时候，概念是无法产生的。 1999年2月3日，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演讲中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但是，不能维持下去，不能长期存在，只能持续几十年。其“过渡”形式，不大可能“通过广泛的暴力革命或大规模的战争”，却很可能“通过深刻的、灾难性的危机”。在他看来，“这是最可能的，几乎最不可避免的，将会通过非常不同的道路和斗争方式发生”。2000年4月12日，南方首脑会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幕，卡斯特罗在开幕式上以更加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全球化。他说：“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它显示了在这个大家居住的星球上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然而，乘客们旅行的条件是极其不平等的。一小撮乘客住在豪华的客舱，内有互联网、移动电话和可进入全球通讯网的设备；他们有丰盛而营养均衡的食品，饮用干净水，享受先进的医疗，并能受教育。受苦的绝大多数乘客旅行的条件类似殖民时期横渡大军把非洲奴隶运往美洲时那骇人听闻的旅行条件。这艘船上85％的乘客拥挤在不卫生的船舱里，他们挨饿、患病，绝望了。很显然，这艘船上不公正的事太多了，它很难浮在水面上。它的航程是如此不合理和荒唐，以致它不可能抵达安全的港口。好像命运注定这艘船要撞上浮动的冰山，到那时大家都要淹死。今天与会的各国政府首脑代表着那受苦的绝大多数人。我们有权利更有义务去掌舵，去校正走向灾难的航向。我们有义务在这艘船的指挥台占有属于我们的位置，有义务使全体乘客在团结、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一起航行。”当然，反全球化的不只是卡斯特罗一个人。据统计，仅1999一年，在世界各地，就有2000万人走上街头，以各种不同形式宣泄他们对于全球化的愤怒。 卡斯特罗的观点根本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而把它解释为大家在全球这条船上，那人类自诞生开始就是在一条船上，而且自古就有各种船舱嘛！他本质上是第二种观点。我的观点是第五种观点。第一，全球化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第二，全球化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必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一个全球大市场，一个全球公司，一个信息网络全球化，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标志性事实”。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还有世界性经济组织，譬如世界货币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的作用等等，这些也都是经济全球化令人瞩目的特征。正是这些“标志性事实”，这些令人瞩目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全新事物与概念。以那一时间为肇端，经济全球化开始了自己发展的进程，成为了现在全球经济的热点话题。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全球公司（全球企业）诞生的划时代意义。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经济的细胞，它的活力决定了社会生命力和经济竞争力。现代企业总是从地区企业开始，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地区企业发展到全国企业、国际企业，进而发展到跨国企业。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企业大并购浪潮中，一些跨国企业发展为全球企业，一些企业虽然没有并购但也在激烈竞争中发展为全球企业。全球企业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包括资金、管理、技术、生产、劳动力、市场销售网及其服务等等，哪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就在哪里进行，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力，具有最大的竞争力。 （2）企业所有权通过股市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即企业所有者是全球高度分散的，没有控股的集团和个人，而且通过股市交易朝夕变化，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所有者。可以说全球企业所有制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全球化社会所有制。 （3）企业的经营层和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在全球化配置，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限制，从而领导集团得以最佳组合。 （4）全球企业与现代科技发展相适应，从而使企业全面科技化改造，成为科技型产业，具有最大的第一生产力容量。网络和电子小屋传递各种企业信息，也全面改革了员工劳动和管理方式。 由此可见，全球企业成为人类新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生产方式是不可抗拒的，开拓着新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广阔前程。 所以，我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全球公司散布全球，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王国”要求持久和平，反对一切地区壁垒和冲突，所以它也是通向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它对于发展中国家抑或对于发达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回应经济全球化最好的对策就是全球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共赢共享，共同进步。这也是唯一的出路，必然的出路。 应该强调指出，社会化大生产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虽然曾经与资本主义伴行，但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新高度、新阶段，各种资源和社会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代表了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最先进的生产力，将成为世界和平、世界大同和人类未来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新社会就是代替工业社会的科业社会，这个与之相对应的新社会就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经济规律，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伟大历史潮流。马克思主义已经论证了社会主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经济规律，是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伟大历史潮流。现在，这两大历史潮流，在21世纪不可抗拒地汇流了！多么伟大的21世纪！因此经济全球化这一伟大历史潮流，对一切国家都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都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 某些发达国家高唱经济全球化，想的尽是有利于他们通向更加富裕的机遇。他们心中的经济全球化只是能表现他们优势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而没有看到对他们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近在眼前的，有些是严峻地潜在着的。姑且不说经济全球化还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技术自由化”、“劳动力自由化”、“管理自由化”等等生产要素全面自由化，就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对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 首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无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使全球市场萎缩，“贸易自由化”还有什么实质意义？贫穷的国家总是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从而投资环境恶化，“金融自由化”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占人口2／3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参与，还有什么经济全球化？这样，反过来必将制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幸免，而且即使不首当其冲也必然损失巨大。 其次，“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历史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对立将以新的形式再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贫穷国家的动乱将引起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性动乱。更严重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铁的规律。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浪潮必将一浪高过一浪，阶级斗争也将从国内走向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将结束，代之以新一轮的全球范围的革命与战争。即使在血与火中诞生一个新世界，也将是人类一次空前的灾难。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是向人类的挑战，全人类应该在这一挑战面前深思。 那么，出路何在？ 作为本质，只有唯一的解，那就是不管你是自愿还是反对，是自觉还是盲目，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迟还是早，你都必然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是自觉主动积极尽早参与，共建和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你就可能被边缘化，就会落后，淹没在全球化巨浪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是锋利的“一面刃”。但是，如何认识和运用这一规律，人们必然从各自实际出发，趋利避害，各显神通。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又是十分锋利的“双刃剑”。认识正确、运用得当，即使是负面的压力也可转化为正面的动力。反之，认识错误、运用不当，即使正面的效应也会弄得一塌糊涂。 您不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己历史形成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产品等各方面的优势，片面强调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把经济全球化解释为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公开的或事实上的不平等交易与控制，企图把全球化变成资本主义化，甚至美国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确实被异化成了经济殖民主义。 作为自卫对抗，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反对和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态度，从而自我边缘化。这样就导致了当今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这样看来，“双刃剑”似乎只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而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是“一面刃”，一次难得的发财的机遇。其实不然。“双刃剑”具有普适性，对于经济发达国家同样是“双刃剑”。 第一，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着民族－国家“主权”的传统概念，这不论对发展中国家或经济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就意味着民族－国家传统的“主权”在削弱。如参加tO，最后全世界零关税，大家的海关主权都结束了。 第二，跨国公司正在向全球公司发展，这是对传统的“民族工业”的挑战。这种挑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没有竞争力的“民族工业”破产；对经济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呢？请问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这两个著名的跨国公司合并，各占50％股权，成为全球公司，它还是美国或德国的“民族工业”吗？全球公司实际上已是超越国家主权的独立经济王国。 第三，由于经济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错误地认识和运用，富国与穷国的差距拉大，已经达到越来越难以容忍的地步了。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将是什么样子呢？轻则发展中国家更加贫穷，从而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发达国家也就失去了广大的有潜力的市场，反过来必将制约发达国家自己的经济发展，乃至生产过剩而出现经济危机。更严重的情况是，听任这一趋势发展，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而发展到此起彼伏的动乱和战争，直至世界革命而告终。 第四，经济全球化是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等相伴而生的。经济发达国家将有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而无论生产部门还是服务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则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于是经济发达国家内部诸如种族、文化以及贫富等矛盾将越来越激化。 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发达国家不仅也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潜在的“双刃剑”，而且“另一面刃”的问题更严峻。所以，发展中国家要转变观念，经济发达国家也要转变观念。世界各国都要按照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来建立21世纪世界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因此要说自由化，应该是生产要素全面双向自由化。不仅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而且应该技术自由化、劳动力自由化等等。 现在发达国家谈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这至少是对经济全球化十分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自私的主张。 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中的强者集团，从道义上，理应更多关心帮助世界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从长远看，这也是为发达国家自己进一步发展培育更有活力和更大容量的世界市场。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自强不息，独立自主。 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决定了它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代人类的唯一出路，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从而全球共赢共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人类正在进行科业革命 您在前面许多地方谈到科业革命和科业社会，究竟是什么含义？您能不能稍为详细谈谈。 我提出科业革命和科业社会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 （1）1776年瓦特完成蒸汽机发明，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从此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让位于工业社会。20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敲响了工业社会的丧钟。第一个发现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走到尽头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他预感到一个崭新的社会已在工业社会母体上诞生，但他对这个新社会做不出准确概括，就提出人类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来未来学家托夫勒说人类在农业浪潮、工业浪潮之后，现在正是“第三个浪潮”，起了巨大的科学普及作用，但并没有添加什么新的科学内容。接着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十大新动向，提出这是一种“信息革命”，未来将是“信息社会”，一时几乎成了定论。 20世纪80年代，以上观点曾经在中国学界和社会风靡一时。当时我在上海工作，曾研究过这个问题，提出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文章《人类究竟面临什么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业革命”和“科业社会”。显然在西方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定论，后来有“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等各种提法，在中国学界又引起了一阵波澜，我也一直关注这一问题，思考这一问题。中国人不能老跟着外国人跑。 （2）后来我到北京工作。中央提出要研究现代化规律，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我又进一步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人类究竟面临什么革命？代替工业社会的将是什么样社会？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战略指导意义。我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长篇论文（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小册子），即《科业革命论》，后来收到我的文集中。 确实，时代问题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们学习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发展史有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条条道路通罗马走向社会主义时代。这讲的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着重生产关系。您现在讲的新科技革命是自然科学，反映了生产力的巨变。当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引起整个生产力的质的飞跃，从科技革命引起产业革命乃至整个生产方式的深刻革命。可当时人并不知道发生了根本性革命。100多年后人们回溯历史，才把它确定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人类引入工业社会。现在究竟是什么革命？将把人类引入什么社会？可能现在实践还不充分，要到许多年后才能准确判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做出判断，就可以更自觉地推进这场革命，更好地建设人类未来的新社会。从美国开始的“后工业社会”到联合国提出“知识经济时代”，都做了可贵的探索。中国学界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指导下取得比他们更正确的成果来。信息、知识都是产品，正成为人类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产品和战略资源，然而根本问题是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不是产品而是生产产品的生产方式。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发电机和电动机都是产品，我们不能因此把1776年那场产业革命，叫做蒸汽机革命，或动力机革命。生产蒸汽机和其他动力机，以及以它们为动力生产工业产品的生产方式——大机器工厂，即工业，才是那场革命最准确的命名，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被人类公认了。 所以，现在这场革命不应用产品来命名信息革命、知识革命；未来社会也不应命名为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而应该以生产信息和知识的生产方式，即产出信息和知识的产业来命名。信息和知识是科学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20世纪科学研究日益产业化，“科学研究业”诞生了，但这个名字太复杂了，我创造了一个简化的名词把它叫做科业。那么，人类现在正在进行的革命是一场比当年工业革命更深刻更波澜壮阔的科业革命，科业革命揭开了人类科业社会的历史大帷幕，代替已经走到历史尽头的工业社会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科业社会。 有道理，有说服力。那么科业社会全新在哪里？它有哪些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科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下： （1）科业，即科学研究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科业劳动是人类空前先进的复杂劳动，生产的主导产品是知识与信息，构成新社会的战略资源和主导财富。 （2）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劳动者，成为新社会财富的主体创造者。 （3）科业劳动的主要方式将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指明的：自由人联合劳动。在每个人充分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一切人充分自由的发展。全人类彻底解放，人成为真正的人，“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从而效率与公平得到空前的统一，创造出空前的生产力、社会财富和文明。 （4）全球网络信息化和信息移动化，大大缩小人类交流的时间，扩大人类交流的空间。它既是科业的伟大成果，又不断促进科业和科业社会进一步全面发展。 （5）以全球大市场、全球企业和全球信息化为标志性要素的经济全球化。经济是基础，经济全球化会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实现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 （6）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也将是全新的。信息网络化和移动化的终身学习将代替工业社会青少年学校化教育；传统婚姻的动因（生产和生存互助，家族延续和扩展，性需求等）消失，从而马克思预言的传统家庭消亡；信息全面对称和公共化的电子网络民主将实现马克思预言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民主消亡；以体力劳动作为物质支柱的父系社会消亡，不仅在脑力劳动方面男女无优劣，而且女性在直觉决策能力、感情凝聚力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迎来一个女性管理社会的新时代，等等，等等。 （7）正如农业社会相应是封建主义时代，工业社会相应是资本主义时代，科业社会将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您提出科业社会太有趣了。那时，我也许不会到您办公室来拜访您，也许您正在巴黎参加人类未来研讨会，而我躺在夏威夷海滩上与您对话了。 人类未来探讨会为什么要在巴黎开？完全可以在网络中全球讨论嘛！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无穷的，现在还难以一一预料和估量，但最重要还是生产方式。必须大大发展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培育能从事科业劳动的劳动者；必须大大发展科学研究，并努力使之产业化。从而才能为科业生产方式创造基本条件，现在我们就能体会到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意义了。“科教兴国”本质上就是自觉地推进科业革命。 人类已经进入科业革命时代，可是在当今中国，工业革命还未完成。62％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大体上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工业化还差得很远呢！ 要说中国是工业社会恐怕还不合格。在21世纪，中国人民要同时完成工业革命和科业革命，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也太难为共产党了！全国人民一定要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争气，要不断与时俱进，锐意改革，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的党。 在您看来，共产党应该如何自我改革，才能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的党呢？这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要想以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创新党的运作机制，我们就要努力做到： （1）建立新的科学和民主机制，吐故纳新，保证共产党员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中华民族的精英。严防坏人、不良小人和平庸分子混入党内。 （2）建立新的科学和民主机制，选拔各级党委和推荐各级政府的领导集体，都是相应水平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严防腐败分子和溜须拍马的小人混入领导集体。 （3）建立新的科学和民主机制，确保各级领导集体的决策基本正确，最重要的是要符合建设工业社会和科业社会的历史大方向。 每项机制，都需要大量操作性设计。要组织专家研究，要集合党的智慧，还要逐步在实践中完善。 您在前面谈了电子网络民主，现在又强调了党的科学和民主建设，您可不可以谈谈中国民主建设问题。 我已应允您了，今天是朋友间不拘形式的自由谈。您可以问任何问题，我保证回答任何问题。至于对不对，您满意不满意，就请原谅了，水平有限。 第二篇 促进21世纪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火车头 明确民主目标，给出历史承诺 民主是个老问题。现在又有人主张变“一党制”为“多党制”，以“知识阶级”为“官僚队伍”的主要成员，“通过市场机制和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法治建立资本自治”，以此实行“权力制衡机制”和“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 您对此有何评论？ 首先，我在前面讲了，在21世纪，随着科业革命的推进，电子网络民主将会冲击政党及其民主政治。所以，现在还在中国主张照搬西方多党制民主已是落伍的思想。中国要搞多党制民主也只是赶上旧的政党政治民主的一个尾巴，不说可能不可能，假设可能，建立它，完善它，起码要花去一两代人时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可能就失去了。至少事倍功半，太不值得了。这个问题就不详谈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应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谈谈共产党内民主建设更实际些。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还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在中国人一方面享有历史上空前的自由民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还很不完善，主要就表现在制度化、法律化不够。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上，应该首先是进行党内民主建设。一个充分民主的党，才能带动社会民主。当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创办主持了“双月理论座谈会”，邀请上海知识界资深人士、代表人物就改革开放等问题与市委主要领导对话，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让领导人兼听则明，就是民主的第一步。 邓小平讲得很清楚，第一我们必须实现民主，第二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就是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当然比照搬西方民主难，但这也是唯一正确道路，可行的道路。照搬当然容易，但中国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时代“一面倒”向苏联，吃的亏还小吗？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照搬必然把社会搞乱，反而达不到目的。我历来主张，目标是坚定的，但一代人只能从实际出发做一代人的事。超越是非理性的。 我认为当前选拔优秀干部最重要最紧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科学民主机制。要通过党委会选举，应该推选几个人作为书记的候选人，党委也可以推荐，党员也可以推荐，然后候选人要发表施政纲要，当前面临什么主要问题，许诺本届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 我说的这个改革，也就是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广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有一些事，在党的高层一时还做不到，但在基层党组织是完全可以做的。确实有人担心搞起来会不会出现派别，怎么收场，但是我说，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不能立党为公，不能为了党和国家利益来投这一票的话，那党还有希望吗？ 基层党委和党支部选举，推行民主选举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相互了解，信息是对称的，通过充分保障党员自由权利的民主选举，可以把德才兼备的好人选出来，把小人、坏人选掉。如果从基层就把小人、坏人统统拦住了，我们的党就更纯洁更有战斗力了。 这需耍一个过程，您觉得目前来看，哪些做法更有可操作性？ 我觉得有两条，一条是明确愿景目标，给出历史承诺，告诉大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子，不画一个轮廓，大家心中没数，就不好朝着目标奋斗；另一条，最可行的是党内民主先完善，中国许多优秀人才都在党内，有先天的可操作性。 目前也确实是先在党内民主上试点，先在基层民主上试点。 但动作还可加快，第一件事情，党代表的素质要提高，保证代表具有相当的水平和理性判断能力。如果你把文盲也选做代表，就因为他是劳动模范或是好农民，这是不行的。没有足够政治选择能力的人当代表，就是给搞个人崇拜的领导人投票的生存空间，就是给溜须拍马的小人“忽悠”领导人的空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我们这代人如果能把这一点改革好，做好了，就很了不起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优秀的，国家就大有希望。在这个基础上，下一代继续把民主再推进一步，一代代不停顿，量变会产生质的飞跃。一个中国特色的民主机制将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您耐心听我高谈阔论一下午。不严密，但主要观点都谈了。给您整理添麻烦了。好在，我不久前出了一本《刘吉文集》，可供参考。 应该多谢的是我，您给了我很多启示，只是时间有限，好多观点还未能充分展开，希望能有时间再听您进一步阐述。 这没问题，欢迎您来！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的振兴经过了三个28年 难与不难，一难还是两难，不是谁说了算，而是要看事实，看实践。我们已经好多年不打仗了，我们不再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这还不是“和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总体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还不是“发展”？当年，我们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7亿美元；而今，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这还不是“发展”？再从消费来看，虽然今天美国高居世界总消费的32％，中国仅占3％，但是8年以后，美国将下滑4个百分点，中国将上升8个百分点。预计2014年至2015年度的全球订单中，将有22％来自中国，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倍，以至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都说：“世界舞台上的下一个巨人将是中国。”这还不是“发展”？而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就是三个28年的历史：没有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也就没有28年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没有这28年的探索，也就没有28年的改革开放。 第二个28年，就是1950年至197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当然，这一时期的探索，既有成果，也有问题、失误和教训。小平同志就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中国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如果别人不允许我们发展怎么办？“和平”维持了，就能“发展”吗？怎样做到又“发展”又“和平”，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对话人：周瑞金，1939年10月生，浙江平阳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和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新闻改革新论》等。 第三个28年，就是1978年至2006年。这个28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汲取沉痛的历史教训、重新寻找一条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28年，于是这28年里就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第一个28年，就是1921年至1949年，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阶段。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起点就是邓小平理论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就是特指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这个世纪中叶，中国从政治大国到经济大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成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全方位和平发展的战略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第三个28年里，前11年，邓小平为我们掌舵，站在第一线。中13年，江泽民接班，第三代领导集体浮出水面。后4年，胡锦涛继任总书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其实“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跟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深知强权之可恶，和平之可贵，所以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要用和平的方式、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这两大历史性追求就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 虽然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都为中国的发展画过蓝图，作过探索，包括林则徐的禁烟，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左宗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宋教仁的“民主政治”，但最后都没能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中国仍然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而中国真正走上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思想路线的大转变，即从教条主义、个人崇拜，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政治路线的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从墨守成规、闭关自守，转向改革开放。三是组织路线的大转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300多万干部恢复名誉。这样才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重新振作起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同心同德，积极探索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崛起之路。 邓小平最为振奋人心的名言之一就是：“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他说这话的前提就是“三个有利于”，就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所以，1992年1、2月间，他发表南方谈话，又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邓小平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条路线明确叫做发展路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当然是人民所高兴、所期盼、所拥护的。 28年的发展路线，28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蜕变成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GDP连续20多年以9％以上速度增长。 除了经济上有突破性的发展，有快速、平稳的增长，人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 最新数据表明，今年实际薪酬增长水平最高的5个国家或地区全在亚洲，其中中国位列第三，这也是中国出境游快速增长、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客源输出国的原因之一。 几年前，您写过一篇《呼唤创新型人才》，通篇讲的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革命的洪流，势必不断冲垮人才成长的形形色色人为障碍”。您还热情洋溢地写道：“万马奔腾的人才成长的蓬勃生机，必定化成推动我国乃至世界生产力新飞跃的磅礴力量。” 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革命使得人的眼界更加开阔，知识大大增加，视野大大扩展，为人的创造力的激发，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在主客观方面都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更多兼备科技内涵、艺术气质、经贸才干、外语天赋的复合型人才，更多善于在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科学与人文、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断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戮力同心应对各种严峻挑战的协作型人才，也就可能打起背包走天下，在世界经济生活中自由自在、自如自得地发挥作用。 这都是改革开放的实绩。 是的，这几个方面，都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都是党的领导所带来的，都是发展路线所带来的，都是第三个28年所带来的。饮水思源，我们心存感激。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他是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第一位的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没有他的理论，没有第三个28年，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不可能获得物质、精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10周年那天，我在深圳见到了他的大弟弟邓垦。我问邓垦，您怎么评价您大哥的南方谈话。邓垦说，同样的问题，10年之前，我大哥已经问过一回了。原来1992年7月12日上午，邓垦和他夫人一同前去探望他大哥，两人从过去谈到眼前。邓小平特意问起他对他的南方谈话的看法。邓垦的回答是，我不想以你弟弟的身份，而想以一个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的身份，对你说一句话，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这句话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没有你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说，我说那一些，都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之后，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教育后代，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 为了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路线能够坚持得住，能管100年，邓小平又以89岁高龄，亲自指导编辑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就是邓小平留下的政治交代，这个交代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个交代就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交代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正因为邓小平为我们党、我们民族贡献了一个发展的理论，一条发展的路线，解决了一个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试论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概括了“八论”，也就是发展机遇论、发展战略论、发展阶段论、发展动力论、发展模式论、发展加速论、发展条件论和发展协调论。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展自己。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关于中国的发展思想，上下一心，艰苦创业，排除万难，开拓创新，那么，一个和平、安定、繁荣、民主、文明、发展、和谐的中国，一定能在世界的东方豪迈崛起，岿然屹立。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说到了科学发展观的由来。他将科学发展观的“明确提出”有机结合了“抗击非典的重要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在抗击“非典”以后正式提出的。2003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按既定部署和当时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顺利进入“黄金发展期”，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就是所谓的“拉美现象”。另一个是我国经济在多年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有拉大趋势，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服务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所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形成了普遍共识，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凡事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还是发展。不能说我们要搞科学发展观了，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了，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了，要跟以物为本、以金钱为本的发展观划清界线了，要跟单纯的经济增长、单纯的GDP崇拜划清界线了，就再也不要经济增长了，不要GDP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但离开了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发展。全面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包括GDP，也包括民主政治，包括教育程度，包括生活质量，包括财富分配，还有生态环境等。只有全面的发展，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一个GDP的百分点。只有全面的发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与经济的协调。 “非典”就很典型。“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国那么大的经济实力，结果暴露出社会事业的严重滞后，暴露出我们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社会事业的同步发展不够，也就是公共服务提供不够，公共品提供不够。 所以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中，必须特别注意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再有就是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发展，社会要发展，文化也要发展，生态也要搞好。这样就是五个文明，第一物质文明，第二精神文明，第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文明，第五生态文明，一个不能少。 说到“拉美现象”，我想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的就是：那样一个政治上的危险过渡期，并不是由于富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追求富裕过程所致。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开始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团体。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诉求。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体制僵化，拒绝民意，排斥民主，不能容纳多元利益的客观存在，不能使那些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正常表达，那么社会与政治的冲突就会因为那些急于伸张自身利益却又苦于匮缺适当途径的阶层剑走偏锋，断然采取体制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而变得频繁起来，激烈起来。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所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时，就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告诫全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不断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前进。”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就有一个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一个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循自然规律；既要讲究经济社会效益，又要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人类对于资源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有一个认识过程。从联合国来看，从整个世界来看，也是在1972年6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才提出了环保问题，用“只有一个地球”的基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那之前，纵观已经或者大体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欧美，还是俄国、日本，都是靠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资料高消费来支撑和刺激其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初步形成也是属于粗放型发展，并没有太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但是周恩来还是指示中国组团参加了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中国政府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宣布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一样，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使得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式走上轨道。这与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上呼声越来越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在参加以“可持续发展”为基调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显得胸有成竹，满怀信心。比较其他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表现得极为开明和积极。环发大会之后，中国很快参照《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我们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在1995年9月提出了“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在这方面，我们跟得还是比较紧的。 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是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当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更大贡献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这具体表现在党的十五大上。 党的十五大率先提出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了我们基本经济所有制的层面，作为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补充，这个贡献就很大了。这一个贡献，加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加上股份制也是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就使得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在正增长上面。它没有负增长。除了最初的治理整顿，都是快速、平稳的发展。即使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也在7％以上，好几个年份是在9％、10％以上。 这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有容乃大的社会。这个社会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利益格局的正确配置，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用我的话说，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讲话”。你看，一个“和”字，禾字旁加一个口，不就是“人人要吃饭”、“人人有饭吃”吗？再看和谐的“谐”字，言字旁加一个皆，“皆”就是“都”，这不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要说话”吗？“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最能体现不一样的人的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你只要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一，你就张嘴有饭吃，开口能说话。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民主是好东西，只是政府在面临社会民主化压力时又不能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实行民主化。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宪政民主，两者都强调人民的主权地位。但在具体运作中，民粹主义政治的基本倾向是赋予“人民”至高无上、毋庸置疑的地位，在政治行为中唯民意为依归。结果，不仅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且往往会迫使政府追求福利主义经济政策，从而使经济丧失竞中国改革的第三次争论中就有这个问题。这一次争论，先是有人发难，叫板MBO（ma buy out，即管理层收购），点燃导火索，随后，论战蔓延，延伸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趋势，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前景，围绕国企产权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腐败泛滥、贫富差距拉大、人民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展开，重新有了分清“两种改革观”、“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的说词。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 第三次大争论暴露了一些问题，让人看到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差距过大。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之路不能再走。第二，那种直接涉及到民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诸如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就业难，治安差，都是集中反映了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第三，我们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再加上司法不公，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社会失去了公平，到处都是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损害老百姓利益，老百姓维权遇到种种困难。第四，权力与市场结合形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发生了大量有涉腐败的大案、要案、窝案。一窝一窝的，自然引起老百姓的很大不满。第五，民风、社风不正，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社会风气不好，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现象比较普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商品化，日益显现出金钱第一、享乐主义、损人利己的负面效应。所以，第三次争论的导火索是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引起大家共鸣的就是这五点，就是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有人在争论中，就拿这五点做文章，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搞错了。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我们讲市场化讲多了，讲社会主义讲少了，市场经济搞砸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我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对，而是在于市场化改革进行得不彻底，不全面，没有进行得深入。这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不该市场化的市场化了，应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这又是什么问题呢？归根结底，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待深化。这就是我的看法。恰恰是在经济体制改革里面没有能够确保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才引起这么多的矛盾，造成这么多的问题。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正确看待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贫富差距是不是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夸大了？ 我觉得，目前，贫富差距是在拉大当中，地区差距也在拉大当中，但是这一个拉大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现状，还是能够容纳的。因为我们整个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是初步的，还没有出现完全工业化。在这个当中，这样一种差距，是客观存在，不要把它看成很大的问题来煽动，夸大这种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当中的问题是不对的。譬如说基尼系数，我也分析过了，基尼系数是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它是综合一些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的社情的比较，按照城市来比较的，这怎么能拿来套中国呢？中国广大的是农民，是农村，何况还有地区的差距，所以基尼系数只能是参考。我们国家有30多个省市，按照各个省市来统计，基尼系数最多也只有0.4，但是按照全国的平均值来测的话，就到了0.47，那就偏高了。这是怎么引起的呢？主要是地区之间的差距引起的，你拿青藏高原跟上海放到一起来测，怎么能不高呢？ 世界银行的官员来中国考察，从浦东机场下来进市区，正好是周末晚上，到处灯火辉煌，都惊呼起来，这哪里是发展中国家，简直比曼哈顿还繁华。但是，当他们来到黄土高坡，方才知道，真正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按照城市化、工业化的标准来测试，而不能简单地照搬基尼系数。我们应当防止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两极分化当然是我们要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主张片面夸大贫富差距，煽动弱势群体的不满，来阻碍我们改革、阻碍我们发展。政府当然要关心困难群体，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也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不能过分吊高人们的胃口。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不搞什么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不能通过牺牲发展来搞平均主义，那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我们要纠正这样一种倾向，打着公平正义的口号，来吊高一部分群众的胃口。这是发展中的一个偏向。 第三次争论中却又把这个问题强化了。这个道理要讲得大家都接受，很不容易。譬如大学生就业困难，到底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还是你期望值过高，挑肥拣瘦，提出这样那样不切实际的要求？上海的住房问题，也要辩证地看，科学地看。哪一个国家，大学生毕业就能买产权房的？我们要教育青年学生，不要急于买产权房，先住廉租房，过渡一下。当然作为公共品，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廉租房，很便宜，保证人人有房子住，而不是保证人人有产权房。这是两个概念。我们不能提，你有产权房，我也要有产权房，这是不对的。这要教育，对群众要教育，对青年学生要教育，讲清这样一个道理。看病也一样，看病贵有几个原因。计划经济时代，看病是不贵的，你本身收入就低，得了感冒，拿几片阿司匹林，是那个时代水平。今天你行不行啊？你的收入已经提高了许多倍，你要吃更好的药，你要做各种检查，要用先进设备，进口设备，当然就会产生各种费用。要是还像赤脚医生那样，你就满足那样一种水平，那样一种要求，应该不会很贵。问题是你满足不了啦。农民也要进城来看病，也要到大医院看病。再穷，生命要紧，这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因素嘛。 当然市场化也带来一些问题。还是公共品的问题。不该市场化的也市场化了。 说到看病难，其实计划经济时代比今天更难。我清楚记得市六医院那时还在北京西路上，门口都是担架，都是晚期癌症病人，没有省革委会的证明，根本就不让看，你还想选医院，选大夫？你就是想要一针胎盘球蛋白，要一些云南白药，不知要托多少人，根本搞不到，有钱也没有。要说不正之风，其实还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开后门”这个词，就是“文革”后期才流行起来的。 你讲得很对，跟那时候比，简直就是两重天。现在的关键，就是有些文章，似是而非，任其发展将会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关键还是在公共品上面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要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您说我们应该如何准确理解这段话中的两个词：“统筹”和“协调”？ 毛泽东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然而，毛泽东又说“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因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毛泽东的论述很辩证。我们要是能以这种辩证的论述作为我们共产党人“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这个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同时，改革又必须是全面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以此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我们说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化，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的。譬如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一个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或者是叫私人品的问题，也就是吃什么样的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问题，是私人品。在那个时候，“住”和“行”，也大都属私人品范围内。就说“行”吧，靠的是两条腿，“11号公交车”，最多搞一辆自行车，全都解决了。 还有好多农民工，到城里来打工，“住”的问题要求不高，随便搭一个棚，在绿化带里面，在高架桥底下，在桥堍下面，只要你不去干涉他，他就很满足了。 谁也不会在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时候挑肥拣瘦，有太多奢望。只有在私人品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才会想到奔小康，要求公共品的有效公平的供给，也就开始“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进入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变化了，从私人品供给不足转变为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因此，老百姓骂的不是私人品，不是一般的衣食住行问题，那个已经解决了，不够的是公共品。他们骂的是公共品供给不足不公平。因为生活提高以后，对公共品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了。他们的“住”和“行”也都跟公共品有关了。他们的“行”已经不满足于自行车。他们要有私家车了。私家车要有停的地方吧？要有通畅的马路吧？这就跟公共品有关了。这就要搞外环、内环、越江隧道了。“住”也一样。原来很简单，一家人，两居室，做梦都能笑出声来。现在不行了。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小区的设施，周边的环境，人性化的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其他也一样。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充分就业，都是行情看涨。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我说不是就业难，不是没工作，是要求高，又想高薪，又想舒适、安逸。还有医疗问题，政府财政负担少了，个人掏腰包多了，老百姓就有反映。教育问题同样如此。有的地方，他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怎么还能承担小学老师的工资啊？这就影响到了我们普及义务教育。所以呼吁公共品的声音越来越高，集中了最多的意见。老百姓的最大担忧也都是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这就是我们的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普通民众越来越要求公共产品方面的公平分配、合理分配。 这就是说，我们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了。由原来私人品供给不足转变为公共品供给不足了。再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也走过这样一条路。特别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过“镀金时代”，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开始沦丧，崇尚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社会生活一派混乱，贫富差距拉得很大，工人生活没有保障，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就业条件，都得不到保障，腐败严重，官商勾结，妓女满街走，也是坑蒙拐骗很普遍，进入所谓“黑暗的时代”。美国的新闻界就有了一个“扒粪”运动，专门揭露阴暗面，专门揭发垄断企业怎么剥削工人。这在《大国崛起》里也有了。有几个记者很出名，如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就很出名。他们是《麦克卢尔》杂志的记者，连续发表了长篇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耻辱》、《美孚石油公司史》等，详细揭露了城市官员腐败，描述了石油大亨怎样依靠残酷的手段积累财富，建立起垄断帝国。这些报道后来被编订成书，在美国畅销一时，成为社会正义的呼声，推动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改革。 “扒粪”者遍及各行各业，除了记者，还有大学教授、改革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牧师和政府官员，人称“自由斗士”，专门揭露黑幕，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从政府腐败、托拉斯非法垄断、假药和食品不卫生状况、使用童工到种族歧视等等。他们尽情“扒粪”，却深爱自己的国家，并不想推翻美国制度，只是希望通过揭发唤醒民心，推动改革，实现正义。 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一代，非常感谢国家的培养、党的培养，那个时候，大学毕业，拿60元一个月，拿了10多年，从来没有抱怨过。单从生活来讲，是很穷的，很清贫，但是感到很公平。什么道理？你上学有助学金，从中学开始一直享受到大学毕业，否则你一个偏僻山区的孩子怎么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生病有公费医疗。工作以后，我要结婚了，有房子分配给我。不是很大，但是有，不露宿街头。市内交通，又有月票，统一发的。 这样子，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有了保障，心里就很安心，也就觉得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尽管许多还不尽人意，但是觉得舒畅，没有那么多的牢骚，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不平。现在生活好了，反而有那么多的不平。后来我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关键还是在提供公共品服务上面。收入是不可能缩小差距的，收入上的差距永远是存在的，但是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是可以体现公平的。只有在公共品的提供上，更多体现公平原则，人人都能享受，人们才会真正感觉到满足。现在说贫富差距大，你说能够压缩贫富差距，我说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对于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收入的差距自然就存在。你说西方发达国家，它收入的差距比我们还大，比尔·盖茨跟他员工的收入怎么能比？ 但是他们提供的公共品还是比较公平的。穷人也好，富人也好，同样可以享受，这就造成社会比较安定。所以，我提出政府应该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否则就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那么，这个公共产品，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说到底，还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我们政府的社会管理，还是经济主导型的，没有回归到公共服务型上来，没有很好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这个公共品的问题。有些地方，从乡镇一级到县市一级、地市一级，热衷于造很宽很宽的马路，造高楼大厦，给政府机关造很漂亮的办公楼。他们的政绩，就是招商引资，一味追求GDP的增长，和一些企业主打得火热，再加上一些体制上的缺失，制度上的不完善，特别是土地批租上的漏洞，官商勾结很容易，全国各地，凡是一把手落马的，没有不是跟房地产开发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阶段，只要政府在行政管理改革上面不到位，权力干预市场的现象，权钱交易的现象，就很难避免。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很快就要30年了，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到底怎样发展，我们不能不定下心来，冷静思考。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您一直在呼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说邓小平伟大，就是在于他的基本理论是改革创新。他确认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模式不行以后，就搞中国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开创、建设、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成功，还是要看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很有道理。因此，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先易后难，分四步走。这是我在第三次争论中鲜明提出的。第一步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这个大家已有共识，在“十一五”规划里面，将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防止审批成为行政腐败的温床。完善公共服务，增强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第二步就是要搞党内民主，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健全干部任免选拔制度，建立民主决策的科学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关于差额选举，可以扩大各级党的领导人的提名，上下结合，可以有一部分候选人由代表提名，不要都是组织提名，这样民主就扩大了，选出的人不仅要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第三步民意机关的改革，要让人民代表能够代表选民意愿。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权力机关、立法机关、监督政府的机关。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允许人家向你叫板。这样才能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第四步稳步推进社会民主，向宪政民主方向努力。先在村一级直选，逐步扩大到乡镇一级，县人民代表可以由全县公民来推选嘛。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着手，带动整个社会民主的建设，在我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邓小平从来不反对民主，只是认为365天天天有人上街不行。民主要有一个过程。 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恰恰可以有效防止天天上街的现象。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急，所以我提先易后难。四步走，就是什么容易什么先做起来。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辩证分析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您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否也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改革开放28年，中间经历过三次大争论，从大争论当中提出的问题来看，涉及到客观评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老实说，我们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借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能借鉴什么？所以，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设定，就是假设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人关注个人利益的论述，我认为是有理论价值的。我们改革的起步，其理论的起点就是这个。我们28年的改革开放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我们应当记得，在新中国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探索中，我们几乎就是将全国人民培养成为“政治人”。改革开放了，人人都去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努力，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呢，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和他的积极性，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并从中得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投入到创造社会财富中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不就证明了这点吗？ 又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完全的信息化。主张信息完全公开，完全竞争。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完全应该达到的目标。我们今天信息垄断性太强，不对称性太大了。还有大的企业垄断，各种公共资源垄断。 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鼓励自由的竞争，给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信息要公开，不能暗箱操作，黑箱操作。信息公开，对于推动公平竞争是有好处的。 再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政府作用的最小化。这是西方人文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它涉及到对个人能力的尊重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例如，人的创造力啊，创新能力啊，个性的发展啊，个人的独立思考啊，包括维护个人的财产权，这是发展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尽一切可能将人的作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而且，对政府的职能进行批评、监督。这样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这一点也是改革所需要的，也是市场化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不是要政府绝对的最小化。因为我们幅员太大，人口太多，千差万别，一定的建制还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我们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所用。这样对我们的改革还是有利的嘛。 不过，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有它可借鉴的一面，但是也有负面的东西，那些东西跟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重建我们的人文精神。我说了“经济人”比“政治人”进步，但是“经济人”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我们追求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我提出一个“和谐人”的概念。我们要的是“和谐人”，跟和谐社会所要求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适应的人。“经济人”以我为本，以金钱为本，追求的是物质至上，消费至上，金钱万能，这是不足取的。我们所说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应该是不但创造物质财富，还要创造精神财富。他是有信念的、诚实的、有理性的、热心于公益的、有爱心的人。他能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乃至于自我身心的和谐。为什么现在精神病越来越多？就是自我不和谐，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浮躁，牢骚满腹，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容易得抑郁症。所以我觉得要由“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我们中国人需要一个人文精神的重建。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要进行一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用来传播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义、平等、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等观念，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呼唤人的良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一味地追求个人物质享受，不然，地球的资源有限，20个地球都不够我们挥霍的。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邓小平的精神遗产和科学预见 10年前，邓小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10年后，重温他的谆谆教诲，您说他到底留下一些什么样的精神遗产给了当代中国？ 邓小平离开我们10年了，他的南方谈话已经发表15年了，我觉得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思想，在他的南方谈话里都有。南方谈话里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精神遗产。 请您再概括一下这些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我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概括了这么几条：第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和坚韧性，邓小平在15年前就明确提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变，谁要是反对，谁就会被人民打倒，人民就不同意。提出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死路一条。第二条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发展，中国发展慢了不行，一定要发展得更快一些。他讲的这个发展是要讲质量的，是要讲效益的。他说得很清楚啊，只有发展得更快，我们国家才能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第三条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第四条，他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要搞好。在这方面，他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把反腐败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反腐败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始终，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都要反腐败，要把廉政建设当成大事来抓。反腐败要依靠法制，依靠法制反腐败比较靠得住。第五条他提出主要是反“左”，反“左”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对右的东西要警惕要反，但主要的是反“左”，“左”有革命色彩，危害大。第六条是解决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个也是很有预见性的。所以我们重温这些教导，感到他是伟大的政治家，确实具有惊人的科学的预见性。一个是我刚才讲到的反腐败，一个是怎么调节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他讲到了两极分化，但是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发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共富，一起走向共同富裕。在1992年的时候，他还不能具体着手解决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是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了，解决开发中西部的问题。还有贫富差距的调节。怎么调节？增加税收，通过财政转移、技术转移、人才支持以及慈善事业等，帮助后富的地方富起来。邓小平为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就应该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弥合贫富的差距。邓小平没有提出一个“均贫富”。他没有提劫富济贫。我们也绝对不能搞什么绝对平均主义，通过把快的地方有意压得慢下来的办法来解决区域之间的差距。 第三篇 努力构建“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和谐社会 三大创新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看来中央的方针已定，也就是去年以来中央召开的若干次重要会议上相继提出，并由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更为完整地表述出来的那些战略思想，这就是：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党中央提出的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服务的。 我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要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来主导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科学的发展道路，那还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要关注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党成为执政党，推行全能主义政治，完全把社会看做政府管的一个部分，所谓全能政府。政府一直管到社会的每一细节，包括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一件也不落下。这样整个社会就变成单元的，政府高度管制的，社会也就缺乏活力，缺乏生气。许多问题也就非常扰人，严重干扰政府履行它的正常职责。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成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主要理论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先后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完全可以和前面那两个理论相媲美。这三个理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概念。正是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首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不能按照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框架来做。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是党的十四大所通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这个理论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第三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就是通过这三个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现在有人质疑和谐社会。他们说中国的公民社会都是脆弱的，不健全的，根本谈不上和谐社会。 我们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要产生这么一个公民社会。这个社会是在政府管理之外的，它是通过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许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的组织，学会、协会、行业组织，各种维权的组织，包括环保的组织，包括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慈善事业，保障就业的机构，等等，这样一批社会组织的出现，恰恰是弥补了政府管理的不足，依靠政府管理不过来那么许多具体的社会事务。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大国崛起，中国崛起，就是要有这样的民主政治，就是要有这样的公民社会。一个崛起的大国，一定要保证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有这样一个格局跟没有这样一个格局是不一样的。 有了这样一个格局，既有科学发展观，又有和谐社会，那我们的发展道路就更宽广了，我们就有了一条更好地发展自己的道路。这对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很有利的。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创新会有风险，创新才有成果 再过三个多星期，中共十七大就将在北京召开。上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说中共十七大将“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战略部署”。前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在重申大会将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做出战略部署”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大会将要“制定出适应党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及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需要的党章修正案”。并且还说，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的直觉就是这些话会与中共十七大的主体文件相关联，因为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所强调的也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亮点很多，亮点中的亮点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高举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高举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25讲话非常重要，非常有新意。譬如说四个“坚定不移”，就是一个最新提法。四个“坚定不移”，首先就是：“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有人说，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讲解放思想。改革开放29年，我们党说了29年的解放思想，没有多少新东西。我说不对。6·25讲话中的“解放思想”绝对不是老话、套话，泛泛而谈，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将“解放思想”说成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说成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一个“本质要求”，一个“一大法宝”，什么意思？就是要用解放思想统领全局，开拓创新；就是要用更多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中国作风，更有中国气派的创新理论来“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前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是也说要把“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写入党章”吗？“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到底有哪一些呢？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等，应该都是包括在内的，还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应该也是。作为创新理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一个世界体系之外的革命性角色变为世界体系之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角色是相适应的；与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最不发达状态进入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中国家是相适应的；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基础——世界市场的过程不可逆转是相适应的；与中国更加主动地加入地区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逐步成为构筑东亚甚至亚太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是相适应的。任何大国的兴起都会对国际现状产生冲击，地区邻国和世界大国都关注中国。近年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仍很普遍，除了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大多数人因为不了解而心生疑虑。中国确实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中，处于从起飞到中等现代化的转型之中，矛盾集中，困难重重，挑战严峻。但是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条件在改善，经验在增长，如果说在过去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都没有“崩溃”，那么未来只要应对得当，中国就不会“崩溃”。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所以能在不断发展中消化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当然，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独特的方式发展；对此，中国的学者责无旁贷，应当做出新的解释。 应当有思想解放的胆识，理论创新的勇气。创新会有风险，创新会有代价，可是，创新是值得的。再大风险，再高代价，也不能与创新理论本身将会产生的巨大能量、巨大影响相提并论。没有义无反顾的理论创新，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我们就不能如锦涛同志所说，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真正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还是改革开放 现在鼓吹“中国崩溃论”的人相对少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却还有一些，这是为什么？ 就像一个病毒有各种变异一样，一个“中国威胁论”也已派生出各种各样的“威胁”，譬如，廉价中国商品的“威胁”，争夺大量能源资源的“威胁”，军事现代化“威胁”，台海可能开战的“威胁”，中国走向远洋的“威胁”，破坏环境的“威胁”，对外移民的“威胁”，等等，等等。 现在还有人说中国间谍“威胁”的。 所有这些威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未来将以什么姿态站立于国际舞台，以什么途径实现“崛起”，“崛起”之后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如何处理与既有的秩序和体制的关系。从欧洲地理大发现以来列强的兴替的历史显示，大国多以武力征服和战争铺平其上升之路。中国虽然不会走这样的道路，但如何“崛起”？中国人应当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说到“崛起”，我就会想到张令澳老先生。老先生早年供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又在蒋介石的侍从室里专责分析战略情报，现已92岁高龄，却仍机智、敏锐。他跟我一谈现代化，二谈中国崛起，三谈经济全球化。他说他不怕问题，不怕磨难，只怕找到了一条和平、民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不能坚持走到底。 老人的担忧可以理解。要想消除老人的担忧，大家的担忧，就要如锦涛同志在6·25讲话里所指出的那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锦涛同志的6·25讲话不是既讲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又讲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后面那三个性不容忽视，跟我们“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有很大关系。 您说我们“前进道路上”又有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这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也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后面两个“前所未有”，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也说了，他说：“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怎样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呢？这就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锦涛同志说：“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我们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给全世界一个巨大的信心，表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有人解读锦涛同志的6·25讲话，说高调论述四个“坚定不移”，特别是突出宣传“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就是因为近期社会上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思想干扰：一是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认为现在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二是认为改革开放没有到位，没有解决问题，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变，改用“民主社会主义”、“全盘西化”等来取代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 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对这样两种思潮的最好回答。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从改革开放以来做得非常好的那些事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继续崛起，使我们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更加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新期待。 有一些人很真诚，希望我们发展得更好更快，也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老是在那儿说我们的坏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搞糟了，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富了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造成当前社会是“人吃人”，“是五千年之最坏”，“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今日中国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锦涛同志为什么要在6·25讲话中说“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为“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不说别的，就拿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吧，有一些人是有一些误解。他们非常怀念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以为那样一种“一大二公”、“同工同酬”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那样一种短缺经济下面的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和谐社会。要是那样一种社会供应水平很低的社会也能说是和谐社会，那么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的原始社会不是更和谐吗？ 有些人衡量社会和谐的唯一标准就是基尼系数。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凡是有农民起义的年份，总是基尼系数最高。 计划经济时代，基尼系数很低，只有0.18，0.2都不到。但是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还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八级工资制。 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二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所以说，光看基尼系数不行。短缺经济的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一定是没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物质成果、没有生活质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能持久吗？不能持久。真正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还是改革开放，还是邓小平时代。没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也就没有全体人民的分享、共享。 一个共建，一个共享，这是锦涛同志所特别强调的，6·25讲话上也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现在65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已经覆盖了社会保障，将来还会覆盖更多农村居民，包括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共享。也就是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所说的“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这样一种共享，这样一种改善，当然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物力、财力的支撑，当然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和谐。但是，这样一种更高层面上的和谐又不能超越我们的发展阶段。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充分地利用，以此保证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得更好，使得我们的经济总量能如预期的那样，接近日本的经济总量。至于到了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更向前发展了，那是另一回事。 那时我们的人均GDP应该是在3000～4000美元之间了吧？ 也许汇率到那时会有一些变化，人民币会升值，去掉这些因素，我们的人均GDP应该是在3000～4000美元之间，就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等程度。有着10多亿人口的中国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水平，那是非常好的。我们全体人民分享、共享的资源也就更多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将使我们在世界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了。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一定要讲文化现代化 现在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什么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所谓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第一就是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问题解决了，那就是对世界的负责任。中国搞不好，对世界就会有负面的冲击。第二就是我们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签订了很多国际条约，加入了很多国际组织，我们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还有地区组织中，我们也要承担很多责任。第三就是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我们自己也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越发展，我们越是要提供公共产品。这就包括许多方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新世纪以来，我们的对外援助项目更多地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关系到一些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建设。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搞标志性建筑，一些楼堂馆所，一些体育馆什么的，这也很重要。那些发展中国家，开国际会议，没有一个场所，中国援助，中国提供，当然是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分享、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我们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通过一个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让更多的人民感受实实在在的好处。在这一点上，这些年来，已经做得很多了，这是很让人欣慰的。还有，安全上的，包括非传统安全，艾滋病的疫苗，疟疾的疫苗，大家分享，低价提供，甚至无偿提供，包括援助。还有一些非物质的，精神的，也一样，譬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干部和专业人才。反正最重要、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是相互的。取经也是相互的。中国可以学习他们。他们也可以学习中国，学习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开放。只要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有启发，他们就可以学，就可以吸收他们想要吸收的东西，想吸收哪一点就吸收哪一点，哪一点有用就把哪一点拿过来用，结合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国情，融化在自己的发展里面，以此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也取同样态度。邓小平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认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最后一点，我们要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这是全世界对中国都有的期待。谁都知道中国有古老的文明，那么今天，你除了那一些历史上的东西，能不能贡献新的智慧？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我觉得我们还在努力之中，创造之中。我们要有一个大的中华文化的复兴，通过当代的中华文化的建设，才能够提供更多的智慧。有些人一说到这个就说有传统，有儒家文化，有孔子，这理解是不够全面的。锦涛同志6·25讲话中专门讲到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我非常赞同锦涛同志关于“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论述。因为当代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里面，包含着儒家文化，包含着56个民族的文化，包含着经典文化，也包含着民俗民间文化，还包括了台湾文化、海岛文化，当然港澳文化也包括在内。我们对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狭隘，狭隘是不对的。我们要讲现代化，也要讲传承，讲推陈出新。 还有西方文化，外来文化，我们也要把它融合起来。我们的学术、医疗、科技中都有西方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为中国人所接受，所应用。数学公式是不变的，但是中国人做这个数学，就会做出许多不一样的东西来。 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毛泽东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还有共产党成立以来，新中国建立以来，这个革命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中间也有许多需要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所以，传承扬弃，好的继承，不好的抛弃，吐故纳新，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的同志不赞成讲文化现代化，我认为一定要讲文化现代化。没有文化现代化，就变成文化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点新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都要创新。只有创新以后，才能变成当代中华文化，才是能够到世界上去传播的东西，才能“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当然，现在还是在建设的过程中，还是不足的。主要的不足是核心价值体系还在建设中。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重建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务之急 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也说到了核心价值体系。他说：“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这么两点必须明确。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二，由于采纳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人已经在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竞争意识、个人自立自强意识、法治意识等核心价值观，但与此同时，也与中国文化中的“君子自强不息”等价值观结合起来，又以中国文化中的“和合”、“仁义”等价值观去调适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本位。这就把个人与集体、自由与责任、利益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加以协调，寻求到较佳的平衡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如重视个体在群体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个人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重视道德的约束作用，等等，也得到了现代化的提升。传统中国文化抹杀个性，过于强调责任而忽视相应的权利，以及用封建道德扼杀人的利益等消极方面，得到了扬弃。尽管还不能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应当承认，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相信，在新的条件下，我们一定会有一种自觉的、主动的文化建设，有了这样一种东西，我们才能给世界更多的东西，给予当代中华文化的智慧。 现在的问题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很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 是的。我们面临双重转型，有些时候有些失范，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调整，特别是“文革”在文化上所造成的断裂，里面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克服，市场经济的冲击又使得许多人失去了文化的追求，追求纯粹物质利益。 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了一种论调，似乎中国所倡导的价值观不必内外一致，也不可能内外一致。请问您的观点如何？你是否觉得这样一种论调似是而非，很荒谬？ 中国提倡的价值观应当在对内和对外是一致的。中国没有专门的对外价值观。如果国民都不认同的价值观，国家政府就无法在对外战略中实施，也无法给外界一个统一的形象。当然，中国共产党对党员提出的价值观要求与对国民的肯定是不同的。根据历史所形成的复杂情况，中国在价值观的提倡上应考虑以下原则。首先，要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精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是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可以学习共享，但不应认为只有一种模式，更不应强加于人。当今的国际体系最初建立在西方文化理念和制度之上，二战结束后也吸收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文化理念。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互不侵犯、国际法、联合国，这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共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时间不长，改善形象必须将中国价值观与世界公认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不断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精华十分必要。 其次，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必须先经过现代化的提炼，然后才能进行世界化的传播。正如德国的海因里希·贝克教授所指出的，现代世界各种文化都已超出了其地域边界，而欧洲文化从中取得了“世界性的支配”地位，深刻地改变了其他文化传统（例如在东亚）。当今人类普遍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局限和缺点，因此有必要再借助其他文化传统来完善人类的价值。中华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应当对于世界有更大的贡献。近年来中国不少学者将“天人合一”、“仁爱”、“忠恕”、“和合”等传统价值观介绍到海外，但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简单的介绍至多只能引起少数专家的兴趣，只有经过现代化的提炼，文化价值观才能与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产生国际影响。简单的介绍有时还会令外界产生误解。如把“天人合一”说成“可持续发展”，无以解释为何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西方价值观所以能传播世界，主要是因为它在全球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然后又有意识地进行全球性推广，这一经验值得记取。 最后，继承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价值观，把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在延续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之中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与印度和缅甸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又发展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展示了东方文化价值观的魅力。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近来学术界正在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探索未来20年甚至50年的发展前景。这些都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创新。 总之，无论从中国政府的提倡中，还是社会公众的认同上，都可以列出中国文化的几十个价值观，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价值观基础。目前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建立一个价值观体系，把它们写到对外战略的旗帜上。 中国对外战略的旗帜上，在您看来，哪一些价值观是可以往上写的？ 第一可以写上的是“和平”。和平是发展的保证。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和平不仅是一切积极创造的条件，也是人类憧憬的目标。它包括稳定、安全、主权、平等、理解、信任等内容。为了维护和平有时不得不使用武力，但它必须是最后的选择。动武要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二可以写上的是“发展”。发展包括对于全球化的辩证态度，对于市场经济的肯定。科学发展观应当被接受。发展，必须是全面的社会进步，包括政治方面的民主与法治，社会方面的自主和自治等。发展也意味着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第三可以写上的是“合作”。合作来自于和谐共处、互相帮助和互惠互利，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即使在最敏感的安全领域，人们也开始抛弃冷战思维，讨论和实践安全合作。现实世界必然存在竞争，但应将其引向健康积极的竞争，其结果应达到双赢、多赢、共赢。 第四可以写上的是“公正”。公正是人类良心良知的体现。现存国际体系已经比以前更加公正，但仍有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提倡公正可以号召各国共同努力，纠正各种歧视和双重标准，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也意味着法律和制度的保证。 第五可以写上的是“民主”和“人权”。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要求。中国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参加了国际人权条约，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与中国宣示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也在不断地扩大民主，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六可以写上的是“和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下面我们还可以详细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将在北京召开奥运会之前批准中国已经签署8年之久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之所以迟迟没有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正式生效，主要是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要着眼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国内相关的人权保障立法还和国际标准有差距，过早批准容易导致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不相适应的局面。譬如政治性结社。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是这种政治权利并没有具体的法律相对应。我们还没有一部《结社法》。还有政治性社团的法律地位，现有的登记程序和活动规则也没有涉及。还有死刑。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非暴力犯罪一般都不处以死刑。中国刑法典死刑种类繁多，达到69种，其中很多死刑种类涉及到非暴力犯罪。如果中国批准这个公约，中国的刑法典就要大幅修改。 中国如果在未来一年内正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否会对这一公约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保留或发表解释性声明？ 不少国家在签署或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都曾根据《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人权法》所承认的缔约国的主权权利，提出了保留或发表了解释性声明。这些“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在为有关国家批准国际人权公约提供灵活性的同时，削弱了公约所具有的约束力和保障人权的效果。据有关方面统计，共有35个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出了158项保留。其中，美国在1992年加入这项公约时，也附加了保留和声明，并且没有接受这项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因为《任择议定书》允许个人就公约规定的权利所受到的侵犯，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针对美国政府的申诉。美国政府认为，其建立在个人自由和民主理念上的国家和社会为人类树立了榜样，任何外国人或国外机构都没有资格对美国的人权记录进行评判。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同时注重硬实力和软实力 我们是否可以深入讨论一下文化问题，讨论一下经济崛起与文化崛起的关系，讨论一下文化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经济崛起与文化崛起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崛起就没有文化崛起。有了经济崛起，就不能没有文化崛起。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外战略必须同时注重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资源，以确保战略机遇期目标的实现。重视对外战略中文化的作用，能使中国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增强中国对外政策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使其他国家对我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收事半功倍之效。 那么，我们国家的文化立场是怎样的？ 中国的文化立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并不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就是支持文化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来自于世界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提倡多样性有什么意义？ 提倡文化多样性具有很大意义。首先，它符合世界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势。人类的历史从彼此隔绝走向交往融通，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在未来可能遇到各种难以预测的挑战时，多样文化可能提供不同的应对方案，保护人类免于灾难。其次，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各种文化应当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坚决反对任何种类的文化中心主义在今天应是毫无疑问的。当前特别要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美国文化中心主义。自从西方列强对全球实行殖民主义以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便成为征服和扩张的文化武器。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变得更加隐蔽了，经常以“普世价值论”的面貌出现，其实质未变，仍要保持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主导性。其中美国文化中心论最为咄咄逼人，更应引起警惕。发展中国家鼓吹文化中心主义的也大有人在，尽管其中某些人的目的是抵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但文化中心主义仍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相对于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多样性的立场显然是一种重大的进步。 提倡文化多样性的立场是否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只有充分而深刻地认识它，才能够弥补其缺陷。首先，承认文化多样性与目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充满信心地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尽管冷战造成两大阵营的对峙，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概念却是相似的。在民族－国家内部，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但是，一个民族跨国分布和一个国家内具有多种民族却是普遍的现象。 那时，各国政府提倡一种相对简化的“一个民族主义”，文化多样性受到忽视。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在许多地方，民族因文化而分裂，国家则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倾向于地区化和全球化，民族－国家受到了普遍质疑。与此同时，片面强调、利用和动员文化多样性却具有破坏性，不仅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冲突和内战，也溢出到地区，导致更大范围的不稳和动荡。正如美国学者克劳福德·杨所指出的，文化多样性重新获得重视，是为了发现民族主义和民族整合的障碍，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维度去理解种族冲突。 后冷战时代的文化多样性是否会严重影响民族－国家的存在？ 虽然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文化多样性的新情况，民族－国家仍然是现代国际体系中最重要和基本的因素，并且将在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部族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还很强大，甚至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和安全。发达国家的体制已经相当成熟，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文化多样性的挑战，实施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发展中国家则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必须处理民族整合与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一方面，必须教育人民效忠国家，分享国家的崇高目标，以自己的公民权而自豪；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宗教文化和思想流派的丰富多彩。应当看到，中华文化包容了以上所有的多样性，鼓励和扶植多样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整体中充分发展，都是整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中华文化仅看做汉族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是片面的、狭隘的、错误的。遗忘台湾的地方文化也是不对的。更值得我国对外战略注意的是跨国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敏感性。民族－国家的界定是晚近之事，而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形成却历史悠久，两者并不吻合。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激起感情上的恶感，甚至影响国家间关系。其次，文化多样性强调各种文化一律平等，但仅有这点是不够的，还不能使人们对各种事物做出判断。中国的外交原则之一是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政策，如何判断是非曲折，显然要使用价值观判断，文化多样性并未提供给人判断的标准。众所周知，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文化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今天现代化的差异中也包括文化现代化的差异。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差异，就是判断文化的先进和落后的时代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文化的先进和落后。对发展中国家中的文化落后性也应当正视，尤其对中国存在的丑陋现象的文化根源，更应严肃反思和批判。只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文化落后的历史性原因才会消退。 我去河北沧州吴桥“江湖文化城”参观杂技博物馆时发现，某省委前领导署名的前言中竟将“杂技”与“先进文化”相提并论，画上等号。 看来这位领导对什么是“先进文化”，还不甚了解。事实上，每一种文化内部都有精华和糟粕，有时甚至会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忠孝价值观，忠于国家，孝顺父母，自然是文化精华，但是愚忠误国，愚孝扼杀人性，也是不争的事实。每种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如何区分呢？主张文化多样性是否就对精华和糟粕都照单全收呢？显然不是。文化多样性没有提供判断和区分的标准，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准，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准，判断哪些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精华，哪些是必须批判抛弃的糟粕。判断的标准不是西方还是东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是文化的先进性还是落后性。一般来说，人们容易对本国文化给予积极评价，而对缺陷认识不到或估计不足甚至反以为美，因此持有文化开放的态度，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中认识自身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在讲多样性的同时是否也还需要讲统一性？毕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是既讲矛盾的特殊性，又讲矛盾的普遍性。 这是自然的。人类需要多样性，也需要统一性。赋予某种文化普遍性是不能被各国所接受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每个国家只须照此办理才能成功。反之，如果把特殊性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也会造成不同文化思想交流的巨大障碍。彻底的多样性坚持每种文化的独特性，最多只能承认各国文化的不同，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至多只是把各种文化等量齐观，而这又将在复杂的事实前碰壁，因为事实上它们无法等同。更重要的是，对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强调过头，只能导致文化冲突一触即发的危险局面。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小组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多样化的极限，缺乏整合实际上会任意把某种一致性强加于人，从而损害多样性。没有整合就没有最深远意义上的生长、进化和发展。统一性不是同一性，而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飞跃。它给每种文化以历史的机遇。正如日本宇野重昭教授所指出的，每种文化在保持自我的同时要向着全人类的方向，使自己的特殊性更加普遍化。普遍化不能像西方列强所做的，以实力把自己的特殊性作为人类的普遍性，也不能强加于人，似乎承担什么天定使命。各种文化一定会在解决人类共同课题中不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形成普遍性。各国都应确立追求普遍性的共同意识，抓住文化自我更新的机遇。目前中国对外战略中还比较缺乏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的意识，在中国和平崛起、日益发挥更大的地区和世界作用时，有无这种意识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目前只有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实际上，每种文化都具有普遍化的潜力。如果中国、印度、埃及、南非、巴西等国家都在文化现代化后贡献出自己的优秀价值观，变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世界文化的统一性就会大大上升一步。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正确认识中国处于弱势文化的现实 美国学者雷默在他的《中国形象》中花了大量篇幅详尽表述了他对于“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形象问题”的思考。不知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综合国力的评价是对外形象的基础。综合国力中既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因素。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简单关联。一般来说，实力雄厚一定能促进文化的传播，但是如果文化价值观不当，则效果未必是正面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现在实力独步天下，但伊拉克战争后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却每况愈下，因为它要以武力输出民主，表现出强烈的霸权主义优越感。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归根结底取决于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将“世界革命”作为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中以“造反者”的形象出现。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将“和平”、“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参与者”、“合作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形象是对外战略的表象，文化价值观是其内涵。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内外冲击和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在文化价值观的提倡上出现了相当的混乱，不仅影响国内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损害了对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至少我在美国社会学奠基人罗斯的《病痛时代》里面就曾读到过如下断言：“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接受创新思想。这个民族固执地认为古代圣贤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要他们不拘一格降人才简直就是指望铁树开花。新派思想家刚想提出新观点，就已经被保守派思想的沉重压力胁迫得丧失勇气了。总而言之，社会气氛变得异常沉闷压抑，缺乏激励人们创新的氧气。而很久以前，这个国家还发明了火药、活字印刷、纸币、瓷器、指南针、防水船舱和黄包车。” 自从西方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就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化争论和救亡图存的斗争扭结在一起，使得中国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和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接近，为中国的文化认识涂上了新的底色。十年浩劫中“反对封资修”，大革文化命，造成了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愚昧主义，它所造成的破坏难以估价，至今遗毒未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蜂拥而至，人们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文化潮流变化如此之多，如此之快，波及面如此之广，举世罕见。在价值观还有缺失、争议甚至混乱的情况下，研究应当倡导什么价值观已经刻不容缓。 目前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文化源远流长，资源丰厚，完全可以文化之强弥补实力之短。您对此有何评论？ 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强大的文化优势。现在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不是一个文化强国。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 现实状况是中国处于文化弱势，对外战略只能建立在现实的客观分析之上。 文化强势需要实力支撑，今天已经不言而喻了。全球化增强了文化互动，商品、娱乐、旅游都是传播文化的手段，更不用提各种媒体和文化产业，时时刻刻传播着文化价值观。从信息和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来看，美国独占鳌头，英国、日本和德国也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它的最大影响是，在西方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较富裕阶层中。当然，这种现象也激起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尽管还比较微弱。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影响远胜中国，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有关。 您在您与人合著的《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中强调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西方文化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已经向全世界传播的文化价值观，再加上强大的制度支撑，确实处于强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处于弱势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相当时期内不会根本改变。”刚才您又说：“从信息和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来看，美国独占鰲头，英国、日本和德国也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它的最大影响是，在西方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较富裕阶层中。”那么，我们的弱势是否已经直接导致我们的文化失去安全，现实面临巨大威胁？ 处于文化弱势并非意味着无所作为，更不能说我国已面临“文化安全”的威胁。近来讨论“文化安全”的论文很多，我认为其中有几个概念混淆，值得澄清。一是把殖民地时期与国家独立后混淆。许多人在讲“文化同化”甚至“文化灭绝”时，引用的都是殖民地时期的事例。实际上，在反殖民主义取得胜利后，所有的主权国家都会保护其文化，“文化同化”或“文化灭绝”基本已无可能。中华文化历史深厚，13亿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文化生生不息，是不可能被“全盘西化”的。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50年，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印度文化都未被同化，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是把“信息安全”等同于“文化安全”。信息社会已经在经济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越是参与到全球化中的国家，所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越严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破坏军用或者民用指挥系统或要害部门，已经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现实。信息不对称就已经对许多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信息背后有文化支撑，或者说信息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文化的含义要比信息大得多，“信息安全”并不等于“文化安全”。 那么，中国文化如何才能摆脱弱势地位呢？ 中国文化摆脱弱势地位的必由之路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之一是现代价值观的认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在价值观的继承、发展和传播上出现了混乱和断裂，是世界上十分少见的现象。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和知识界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建立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近年来更强调社会诚信体系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未取得根本改观。 就在昨日，锦涛同志在京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还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始终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 从深层原因看，中国目前现代化的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刚刚跨进小康门槛，还不能完成东西古今的文化价值观的整合提炼。随着20年建成小康社会，50年达到中等现代化，人民的伦理道德水准将会大幅提高，对于价值观的认同也会达到新的高度。 您不觉得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对话能力也很弱吗？ 现代中国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体系的时日尚短，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能力确实较弱，还未找到把本国文化特点与世界主流文化结合的有效途径。当代国际体系基本上是从欧洲体系和价值观脱胎而来，美国后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要对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必须既考虑到已有的基础，又提出自己独特的建议。例如伊朗近年来提出“文明对话”，被联合国采纳，是一大贡献。但是伊朗本身在把伊斯兰文化现代化上做得不够，因此说服力不大，影响不明显。中国对外战略近年来提出了很多新思想，但是能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的还很少。这应是今后着力研究的问题。 现在有人把强势文化描绘得无孔不入，无所不能，认为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殖民主义，但存在着文化帝国主义，用更隐蔽的方式来维护文化霸权。 这种论点并不全面。以美国电视在全球市场的统治地位为例，它确实反映了强势文化，但它也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巴西和墨西哥的电视公司不仅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向其他拉美国家、欧洲国家和美国输出电视节目。另外可以观察到，虽然美国电视节目在很多国家存在，但很多国家的国产节目仍居收视率之首。可见只要各国更注意经营，文化竞争力会逐步提高，民族文化并非如有人预言的走向没落，民族文化本体也不会受到根本威胁，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如果在其他领域竞争不是零和游戏，那么在文化领域内就更不是零和游戏。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创造了赶超的机会，也提供了弱势文化强身的机遇。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才更有保障。我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地方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和效益压力，这个方向基本上由全球行为体预先设定。西方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历史优势，但目前已不占垄断地位。灵活性、改革愿望和变革速度成为国际竞争能力的社会文化条件。但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当地的文化传统还不能与时代发展潮流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开放的具有学习能力的文化和社会，就有更大的成功可能。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很多，文化上的开放和学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中国在解放后先是部分开放，只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后来又在极左思潮下完全自我封闭，结果是保护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推动了文化的更新。从实践上看，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一般开放性越强，其文化传统也保存和发扬得越好。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变担忧“西化”为积极“化西” 您的视角很独特。现在谈论“文化全球化”的学者不少，像您这么说的不多。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对于全球化的担忧，中国也不例外。已经有不少文章谈论“文化全球化”，争议很大。迈克·费瑟斯通的观点可能比较中肯，统一全球文化的前景渺茫，更确切地说全球文化是多元的文化。这里有两种平行但相反的趋势，一种是工业文化、通俗文化的全球化，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部分地被非西方接受；另一种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人们在全球压力下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不会消亡，而是在变革中传承。中、日、韩三国学者曾对青年价值观做过调查，结果显示，三国青年的价值观有明显的现代化取向，同时80％以上的人主张继承传统民族文化，但不与西方为敌。青年的取向表现了文化传承的力量，预示了未来的方向。因此，与其忧心忡忡地坐而议论“西化”危险，莫如扎扎实实地行而增强“化西”能力。 要“化西”，不要“西化”，这很有意思。 任何一种文化要被异文化所理解，必须通过异文化的过滤和筛选，文化误解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还有有意曲解，即对别的文化进行“妖魔化”宣传，更加容易对国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说，有太多的美国人研究中国龙，却只看到了尖利的牙齿和鳞片，也有太多的中国人研究美国鹰，却只看到了凶猛的眼睛和坚硬的鹰爪。 有人在反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又反“文化全球化”，还说“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殖民化，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化，您对此又有什么相似或相反的见解？ 第一，所谓“文化全球化”，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我们看到两个趋势，它是相反而平行的。一个是通俗文化和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这个是全球化。譬如全世界的男孩女孩都穿牛仔裤，这个就是通俗文化的全球化。 还有选秀。真人秀。“超级女声”就是这么来的。“舞林大会”就是这么来的。“加油，好男儿”就是这么来的。给广电总局紧急叫停的“第一次心动”也是这么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的。还有听流行音乐，猫王、列农、迈克·杰克逊，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即使到了非洲，大沙漠里，还是有那么一块，都是高楼大厦，现代化建筑，工业文明的东西。这是一个趋势。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把这一趋势视同战争予以诅咒。她在她的小说《战争》中愤怒声讨了那些大楼、隧道、铁路、工地、电视台的发射塔、高速公路的岔道口，她还愤怒声讨了滚烫的瓦斯从排气管出来，一氧化碳侵入人的五脏六腑。她还愤怒声讨了巴黎的地下铁，达喀尔的码头，哈巴罗夫斯克的砖墙，亚的斯亚贝巴的单极泵，达累斯萨拉姆的混凝土搅拌机。也许，工业文明不是发展到了今天才被质疑的。也许瓦特发明第一台蒸汽机的时候，人类就已注定要在自己预设的陷阱里受困。不然，狄更斯为什么要在的开头如此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在直下地狱。” 你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正因为全球化，跟工业文明有关的一切都在全球化，人们就更加担忧失去自我，所以又有了一个平行的但相反的趋势，即更加重视民族文化。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的民族化，或叫文化的本土化，这也在加强。所以，赞同提“文化全球化”的人，只讲了一个方面；反对提“文化全球化”的人，也只是看到一个方面。 据我所知，你是不同意提“文化全球化”的。 总体来说，我是不同意提“文化全球化”的。因为“文化全球化”，会让人以为全世界的文化都一样，同质化、趋同化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一方面，那样一个通俗化和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在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要在自己的文化建设中思考发展的前景。这样一个趋势，一个更加注重文化多样性的趋势也是不会消失的。不管我们怎样的工业化、现代化，注重文化多样性的趋势都不会消失。你看欧洲发达国家，工业化那么发展了，现代化那么发展了，它还是没有消失它的文化。 上一世纪末，时任法国总理的若斯潘来华访问，在上海逗留期间，曾邀请中方各界人士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席间，一位中国学者起立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若斯潘没有正面回答提问，而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他说，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还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 弱势文化的强身健体需要很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应不断地培养和增强对于本地区和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尽管在总体上处于弱势，但可以在某个议题上有首倡权，在某个议题上有主导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结合，中国的主张就一定能得到更多的响应。 弱势文化变强不仅是现代化提高实力支撑的结果，而且是有意识地积累经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智慧有待深入挖掘，提炼运用。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也不能没有日本 文化十分重要。但是让文化进入行动的层次，却十分艰难。 这是因为人们很容易陷入思维定式，难以改变观念和心态。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决策者和思想者，有意无意地受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一般来说忽视文化的作用。这种现象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人人都能理解，增加吸引力，让其他人主动追随，或造成势在必然，效果远胜于以武力胁迫，但是如何寻找途径还不明确。所以，研究和形成中国亟待提倡的价值观，不只是要写在纸上，更重要的是记在心里，成为中国人的认同。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张扬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更要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增加共识。例如，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瓶颈，中日两国人民的情感和认识落差很大。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当然应该清算，以史为鉴是必要的。但在二战结束近60年之后，面对完全不知战争为何物的新一代，怎样才能缩小认识差异？ 可能从蹂躏人权、种族灭绝的高度去批判和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要比单纯批判军国主义更能为年轻人所接受。 前不久读了东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津上俊哉的《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感触颇深。津上俊哉就说：“二战对于日本人而言有两个层面，即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等白种人的战争。虽然二者具有关联性，但日本人却认为各自是独立的。这种战争的双重性使得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趋于复杂化。为什么战后数千万日本国民参加了要求赦免战犯的签名活动？为什么那么多日本国民无法认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尤其是对于‘战犯’的界定）？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原因就在于此，对于失去亲人的大多数日本人而言，二战意味着与英美的战争。” 总体来说，我的感觉，中日关系还是比较艰难、复杂。实际上还是两个大国同时崛起，互相如何看待，如何相处。 麻生说他是第一个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崛起”的日本外相。 其实日本早就崛起了，现在它是世界经济第二强。它的经济强大了，就想要成为政治大国，就想要成为军事大国。当然军事大国，并不就等于要发动战争。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日本又特别担心，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它构成威胁？本来中国就是一个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政治上比较强，要是经济上也强大起来了，要崛起了，成为经济大国了，国际地位更加提高了，是不是要跟它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 安倍下台之前有不少动作，那些动作的指向还是很明确的。 其实中国并不想跟它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也不可能跟它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我们的实力有限，达不到。但我们怎么解释也没用。 还是安倍的“破冰之旅”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安倍访华，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政治经济不可分开。这很重要，因为原来政经分离，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参拜靖国神社，造成政治冷经济热，那不行。第二，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点，也很重要。以前日本不肯跟我们谈。它跟美国有军事同盟，才肯谈战略伙伴。而且它说中日之间没有共同价值观，它也不肯跟咱们谈战略互惠。现在它主动提出来了，说是要跟我们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了。第三，开始FtA的谈判。本来是想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谈完了再跟我们谈。现在不一样了。说是要开始谈了，开始谈并不就等于谈成。这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谈成了也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好事。总之，中国越发展，日本就越是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反过来，中国也不能没有日本。温总理的“融冰之旅”，也有五大共识。第一，互相支持对方和平崛起，不能把对方的和平发展看成是威胁。这话讲得真好，双方都要有正确看法，不光是我们，他们也一样。第二，经济上互利共赢。第三，加强军事合作。这一点最敏感，日本尤其敏感，因为中日两国挨得太近，是邻国。第四，中日应合力促进东亚合作。 一衣带水。 对，一衣带水的邻国，不像美国那么远。第五，加强民间交往。过去有一段时间，恶感那么多、那么强，民间交往也处于涣散。越不交往就越是恶感。 现在交往明显增加了。 但中日关系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得了的。现在出现非常好的迹象，两国领导人和两国精英都有一种想法，一种愿望，主张合作，主张友好，这就好。 安倍下台，我们还是肯定他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安倍跟小泉不一样。小泉于2001年春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在所有参选者中是唯一鲜明地提出要发展中日关系的。他上任以后多次表示要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强调中国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会。然而，小泉有关中日关系十分重要的表态言犹在耳，他本人却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两国首脑中止相互访问达3年之久。这不仅在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交往史上没有先例，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日本政府一再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却又公开支持台湾以观察员名义加入世卫组织，为日台间提升实质性关系“松绑”。日本政府一面呼吁中国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一面却游说俄罗斯改变西伯利亚至远东的输油管走向，毫不掩饰地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还有就是在东海海域日方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以东的争议地区进行海底资源调查，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 小泉不按常规出牌，日本舆论也说他的外交“忘记了中国”。 我们也要有政策调整。从战略高度看，未来20年两国如何相互定位，如何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将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和谐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给世界的馈赠 “和则两利，斗则两败”是不是就是和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是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就是和谐价值观的具体体现。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正在扩大，和谐世界的提出，和谐价值观的倡导，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欢迎，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热烈讨论“北京共识”。 雷默在“北京共识”中也说到了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但是他对于我们在和谐等问题上的认识还是更多停留在浅表层面上，所以他又提出了“淡色中国”的命题，甚至将这一命题等同于品牌。 这只能证明人们愈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即思想、制度和政策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种误解，即把软力量仅仅视为一种对外策略和手段，这就会舍本逐末。软力量是对内对外一致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凝聚的共识，不是为了改善形象而附加的外包装。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现代化层次，提高中国人的现代文明观念。只有全体国民认同这些思想，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才能真正地自然地增强中国的软力量。“和谐世界”是我们的长远目标，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去争取这一前景。 要想真正地自然地增强中国的软力量，是不是还得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定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应当是对内和对外文明建设的统一，是学习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与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统一，是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统一。尽管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复兴观点，但是中国政府、领导却在以自己的思想和战略指引人民，凝聚共识，减轻了各种极端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一定也是克服各种错误的复兴观和复兴运动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一定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过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一定也就是我们以“和谐社会”、“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过程。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亚洲”，再到“和谐世界”，是否贯穿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价值观？ 是的。2005年2月，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即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005年9月，锦涛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又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思想，受到了国内国外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和谐这一充满中国特色和东方色彩的价值观，也借助于此而推向了国际社会。整个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华文明中的和谐价值观。 和谐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早已有之，孔子的里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矣”。 和谐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和合”文化。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有“天人合一”、天地仁和等等思想都是古代哲学的精粹。它们不仅在经典和精英的“大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影响了广大民众的“小传统”，例如民众把寒山、拾得两位高僧奉为和合二仙，顶礼膜拜。 和谐的思想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顶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随后，中国与印度、緬甸又共同倡导这一原则，使其成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印度和缅甸在提倡和平共处原则时，依据于其古老的宗教文化，而中国则源于古代的哲学和伦理思想。当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时，许多亚非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有疑虑，周总理说，我不是来吵架的，然后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思想，认为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差异搁置一旁，结果促成了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可以说这是以和谐价值观化解矛盾的绝佳案例。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顶原则，指出，考虑国际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论国家大小，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在冷战尚未结束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察觉世界的新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他也对党际关系提出了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仅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政党，而且扩大到同各种类型的外国政党的关系上。 邓小平早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在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国际体系、秩序和机制处于迅速的转型之中，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威胁和挑战，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也遇到了新的课题和难题。锦涛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把和平、发展与合作写到我们的旗帜上。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较侧重于互相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那么今天则更加主动地以合作来减少矛盾，增加共识。对内建设和谐社会与对外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和谐的要求是否比和平的要求更高？ 那是一定的。和平还只是不以武力相向，而且不威胁使用武力，但是和谐却要求在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彼此理解，互相帮助，彼此协调，互相扶持，共同前进。这是植根于中国和东方哲学思想的理念。众所周知，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分为三种文化，第一种是霍布斯文化，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第二种是洛克文化，各国之间不是敌人，但也还不是朋友，主要的关系是竞争。第三种是康德文化，其核心是友谊，各国再也不会发生战争，遇到威胁还要共同抵御，互相帮助。康德的著作题名为《永久和平论》，也是以和平为最高目标的。但是，在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不仅有和平，而且有和谐这样更高的境界。在东亚各国的政治文化中，和谐都是重要的目标。虽然东亚国家也采用了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但与西方强调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不同，东亚各国在表决之前往往花费很多时间去协调沟通，以便达到更大的共识。所以，和谐的理念至少包含这样一些重要内容，譬如包容性，以开放的心态求同存异，兼容并蓄；譬如自律性，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自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利他性，只讲利己，就难以达到和谐；再譬如非强制性，礼不往教，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显然，在和谐的理念下，国际关系就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取得更大的进步。 和谐的理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和谐的理念具有深刻的意义。在当前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发生重大而急剧的变化时，它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传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都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互相之间的利益必然碰撞，因此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这种理论预示的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但是，人类社会正在进步，并且必然最终会脱离丛林动物界，和谐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光明前景。应当承认，目前的世界中还有许多破坏和谐的现象，尤其是人们的观念中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影响根深蒂固，成为争取世界和谐的最大障碍。正因为世界还不和谐，所以才更需要大讲和谐，才更需要和谐理念的指引。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指出，20世纪思想的主流是对抗，21世纪思想的主流则应当是和谐。目前，法国的许多学者都主张多元化思维，认为政治中应当纳入反对、对立和冲突的观点，归结起来，可以称做“超越”或“和谐”的思维，而中国的古老文明恰恰可以为这种思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您是否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说当今世界很不和谐，我们提和谐世界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乌托邦？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当今世界还很不和谐，为了创造和谐，必须化不和谐为和谐。和谐世界的建立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将以自己的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首先实践它，推动它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经济上必然与别的国家产生竞争，例如争夺外资，争夺出口市场，争夺能源资源的进口，等等。许多竞争是良性的，会促进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也有一些竞争会损害一些国家的根本利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的经济非常薄弱，还难以经受看来是公平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合作互利、合作双赢的途径尤为重要。即使是比中国经济先进的经济体，中国应该而且也可能寻求共同利益，减少摩擦和矛盾。中国是世界少有的邻国众多的大国，领土、边界的争端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致命的影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地与绝大多数邻国以互谅互让的精神划定了陆地边界，与印度也达成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在更为复杂的海界划分中，中国已经与越南划定了北部湾海界，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了《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公司也开始对海洋资源进行共同勘探和开发。至于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各国之间更有可能合作。因此，面对利益之争，也并非只有零和游戏的原则，追求合作共赢就会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贡献。 寻求共同利益已经开始被中国和其他国家所接受，但是一说到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很多人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似乎无法达到和谐的境界。 其实这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温家宝在今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已经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也与世界各国人民有着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例如都追求和平、发展，都重视家庭、教育，等等。尤其在民主、人权和自由这些东西方差异较大的价值观上，全球化和现代化也缩小了人们的思想差距。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实施使得个人享有了更大的自由，人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中国已经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了宪法，中国参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权公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中国一贯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重要的目标，并且开始在民主制度建设上做出新的试验，如农村基层直选、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等等。当中国参与全球反恐合作时，也意味着承认，无论人的性别、国籍、种族、阶级，其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是国际公认的最基本的人权。因此美国前亚洲协会会长尼古拉斯·普拉特说，中美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在反恐斗争中是实际上的盟友，并且也分享了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把社会制度的不同视为价值观的截然不同，是僵化的冷战思维。 无疑，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价值，其中比较突出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特别是美国文化价值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集中表现在重视个体还是集体、侧重主权还是人权、认为世界应当是一元还是多元等问题上。然而，即使是西方文化也非铁板一块，欧洲较好地进行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反思，很多精英赞同多元文化和多元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更是极其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在承认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各国就能尊重和理解别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求同存异，协调合作，为和谐世界铺就新的道路。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共同利益，更要强调共享价值观。在利益的驱动下，在机制、法制和组织的约束下，国际合作也能够实行；但是，如果有了共享价值观的指导和粘合，则合作会更加顺畅有效。中国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一贯强调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今后中国不仅要讲文化多样性，而且要讲文化统一性。 统一性不是抹杀个性的同一性，更不是统一到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观”上，而是在吸收所有多样文化的优秀价值观的基础上的统一性，是发展和积累更多的人类共享价值观。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中率先完成了文化的现代化，随后又将其文化价值观进行了世界性的传播。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具有这样的潜力，只要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就能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现代政治体制、现代社会结构，但在如何实现现代化方面却还要经历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的选择、过滤和指引。 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到底有何影响？ 在冷战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中，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如果说，过去中国担心的是，外部世界可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那么今天已经不仅要考虑外来影响，而且要研究中国的发展可能对外界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由于冲击的速度、力度和不可预测性，也会使外界感到措手不及，造成困惑和痛苦。从中长期思考，国际体系的变化仍会加速，中国的巨变仍将持续，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将随之而大变，这确实将是中国面对的新挑战。为了应对挑战，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和平崛起。和平崛起也是代价最小、成效最大的途径。换而言之，中国的崛起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邻国的支持，世界各国的支持，这样才能达到多赢互利的局面。 要想达到多赢互利的局面，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首先必须改变错误的认识，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花费了很大精力，才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天，更应当认识到，以冷战思维不能战胜冷战思维，以零和游戏规则不能克服“中国威胁论”，以极端民族主义无法达到民族的复兴。只有以和谐的新理念，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您认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吗？ 尽管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但是和谐世界的理念还是能够被世界所接受，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也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因为时代条件已经改变，国际条件已经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承认了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一个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外国都无法以武力去征服或消灭它。虽然冷战时和冷战后仍有强权干预别国包括以武力干预的例子，但是，往往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如果不是其内部的瓦解，外力是不可能消灭它的。这是全世界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伟大成绩，也是国际关系的重大进步。2003年美国出兵干预伊拉克，虽然体现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但也反映出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反对，结果美国赢得了战争，却不能赢得和平，显示了独步天下的硬实力，却丧失了天下归心的软实力。 现在，大国之间已经不再是争夺霸权的你死我活的关系，也不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生死搏斗，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了。各个大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友好合作关系，以便又合作又竞争。当然，现在还存在着军事联盟，但是其目标已经与冷战时期不尽相同，往往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是维护地区安全的特定问题。美国的盟友如欧洲、韩国、澳大利亚等，在涉及本国安全与利益的问题上，与美国的观点也出现了分歧，特别在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有的专家甚至预测，军事联盟将在20年内消亡。这种预测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检验，但是关注军事联盟的变化却十分必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它毕竟与成千上百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不能相提并论。只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人类就能找到对付挑战的途径。 国际体系进步的另一现象是中小国家地位上升。过去，中小国家的生存堪忧，它们不得不追随某一大国，加入某一集团。只有大国之间才能实行“均势”政策（平衡政策），中小国家则要么沦为附庸，要么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今天，中小国家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已经得到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保护。因此，它们就可以单独或集体地实行对大国的平衡政策。它们欢迎所有的大国进入地区，以便获得最大的利益，它们在大国的竞争中折冲樽俎，沟通协调，作用日益增强。东盟在亚太地区、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好的实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大国都难以排除其他大国在一个地区的存在，任何大国都很难达到过去那种垄断性的主导地位，这将对霸权和强权造成更大的牵制作用，也将使和谐世界的理念更容易被接受。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当今世界出现文化融合新趋势 您在谈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时候说到了文化与文明层面上的许多情况。您是否认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被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同样可以从文化与文明层面上找到依据？ 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被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当然可以从文化与文明层面上找到依据。因为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的思想，正在当今世上愈益深入人心。尽管美国对中东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输出民主的行动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文化的冲突，但是它与亨廷顿所预言的总体的“文明的冲突”不同。伊朗提出的“文明的对话”被联合国所采纳。2005年10月，联合国又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阶段。2006年，西班牙政府又提出了“文明的联盟”的理念，不仅针对“文明的冲突”论，也针对了传统的军事联盟的观念。这就为和谐世界的理念的接受铺平了道路。 当今世界上出现了文化融合的新趋势，一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区域化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被动走向主动融入世界体系；二是更多的发达国家从单向的输出文化到双向的学习和输入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国家的精英开始呼吁向亚洲学习，向中国学习，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近年来撰文著书和发表演讲，指出，西方人对于印度、中国等文化和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却在教训其他国家的人民应当如何做，而这些国家的文化存续的时间远早于西方文明，这是荒唐的，不合逻辑的。 他建议，欧洲人应当学习东亚人民勇于改革的精神，不要安于现状；还要学习中国人的乐观精神。美国著名学者兰普顿也指出，美国应当学习和采纳中国重视科技、教育、家庭、储蓄等政策，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需要向发展中的中国学习，是意味深长的。 虽然以上的进步为各国接受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和谐这一东方理念要被西方思想占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同，仍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的思想，形成完整的学说。更要以和谐世界的理念指导，制定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实行具体的措施。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仅仅提出理念、思想和原则还是不够的，必须使其制度化，即建立相应的机制、体制和法制，才能落实新的理念。这就要求中国在对外战略中更加注重文化的制度化能力的提升。中国必须既顾及原有的国际机制、体制和法制，吸收其长处，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推进国际制度的创新。国家主权的平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并不意味国际的绝对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其能力大小，承担不同的责任。大国和强国应当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财产，也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责、权、利的统一。知识要与权力结合，思想要与实力同行，软力量要与硬力量配套，才能收到实效。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智慧有许多阐述和实例，例如儒法兼济，值得借鉴。在制度创新上，除了硬制度的规定外，还有软约束，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中，就出现了协商共识，宽容差异，使大多数国家感到舒适等做法，对国际制度创新做出了贡献，还应深入探索和发展。制度的创新与时机的选择密切相关，非殖民主义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突现以“9·11事件”为标志。因此，中国应当积极地做好准备，在时机合适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临界点上，去推进制度建设。 第四篇 理论创新与中华民族复兴 附录：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编者按：2004年8月30日，新天同志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我以“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主要话题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新天同志的谈话虽然过去了几年，但对理解前文是有帮助的，对未来中国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有启示意义。为此，在征得新天同志同意后，我将新天同志的这次谈话概括整理成文，作为附录供大家参考。 <h3>美国的两面性将长期存在</h3>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是一致的，是有机的整体。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已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于世界的重大意义。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正在摆脱贫困和落后，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同时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又给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促进了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为亚太地区的各种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当然，也有极少数不了解或根本不愿意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散布了各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他们的最好回应。譬如1990年5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他说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将成为霸主和统治世界，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中国正计划同美苏一样，建立一支专业化和机械化军队”，对正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构成潜在的大威胁。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也说日本要想“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日本的经济要想“得到复苏”，就得前门驱虎，后门拒狼。所谓“前门虎”就是美国，所谓“后门狼”就是中国。还有美国的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也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及其会变为一个富国的潜力，将来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走上好几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可能促使它朝着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无视国际舆论的方向前进。中国十分可能成为某种社团主义的、军事化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一个与墨索里尼或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国家。中国确实是在朝着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方向前进。”在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还有约翰·米尔斯海默。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不仅是对乐观的自由主义的回应，更是作者在“十年磨一剑”基础上系统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部书说到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因此米尔斯海默反对接触而主张及早遏制中国。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是美国例外论的现实主义阐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是美国精英意识的一种流露，值得关注。 其实，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从而促使各国更多地在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 这使得国际社会有可能接受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和平崛起。例如，二战结束后，欧盟国家、日本等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走出了一条同世界近代史上所有后发大国在崛起进程中所走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冲突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处于超强状态的美国，一方面迅速变化以应付新威胁，另一方面其冷战思维又根深蒂固，最难克服。美国的两面性将会长期存在，无论在亚太安全还是台湾问题上，都会不断表现出来。中国要想与各大国处理好关系，尤其是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处理好关系，就要更好地运用国际多边机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寻求合作，又进行积极的竞争。中国应当支持和鼓励美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防止和缩小其破坏性的作用。对于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中国应当采取接触和对话的政策。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更应积极合作，以便最大程度地化解美国存在的误解、猜疑和反感，缩减冷战思维的市场，对于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必须警惕与防范。 <h3>取信于人，在于自己</h3> 相对“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崩溃论”是另外一个极端。从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到斯图威尔的《中国梦——追寻地球上最后一个巨大未开发市场》，都是一种说法，那就是以大量公共和外来投资推动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中国经济陷入危机之日，便是西方“中国梦”幻灭之时。事实胜于雄辩。 这些论调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我们还是要做出回答。我们要有一个相应的说法，让更多的人接受，让周边的国家接受，让大国接受，让世界各国接受，一听就明白。所以我赞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提法。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它说明，中国将“通过和平方式崛起”和“为了和平而崛起”，以及“崛起后为和平做更大贡献”。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要在新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总体背景下展开，从预防冲突和应对冲突来看，和平发展就是要构建更广阔的合作平台，化解可能产生冲突的矛盾。中国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 任何大国的兴起都会对国际现状产生冲击。当今世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我们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将信将疑、似信非信，都很正常。要想取信于人，首先在于自己，从最高决策层到平民百姓都要有变化。 因此，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对外界怀疑的回应，而且是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肯定。我们国家发展了，强大了，很多人增强了爱国心、自信心，这很好。 是好事。但是也要防止错误想法，错误观点。我们不能有狭隘民族主义，不能有复仇思想。我们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看不起穷兄弟。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都很危险。我们既要弘扬爱国主义，又要倡导新型的国际主义。 事实上，我们的实力还是有限的，我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的经验仍是不足的，还是要向所有的国家学习。我们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哪怕别国只有一点儿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过来。我们现在学得很不够，不能因为有一点儿成就就骄傲起来。我们要抱有虚心的态度，友好的态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我们要将中国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同时，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我们要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我们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我们要继续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 总之，我们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让全世界产生“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不搞强权政治。我们要同世界各国合作来谋求共同和平发展。 参与和贡献越多，发言权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过去邻国担心中国介入地区事务，当中国选择和平发展，“中国威胁论”随之下降时，邻国也会因中国的不介入或介入不够而不满。例如，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政府在解决朝核问题时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政府为此主持了一次三方会谈、几轮六方会谈，受到了外界高度赞扬。现今中国已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地区组织中去。中国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建设，上海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等等，全都标志着相互依存的深化。应当承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地区邻国的利益在安全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重叠，应当共同维护。现在合作的程度离各国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也正是各国批评和期待之处。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有可以借鉴的东西，但它的强权政治与零和游戏的思维是很大的缺陷，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周边政策已经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我们还应当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缩小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破坏。总之，国际体系、制度和机制正在不断变化之中，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影响其走向，关键在于参与和贡献。参与和贡献越多，发言权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h3>世界大战不会爆发，但人们仍感不安全</h3>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要结束了”？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在新帝国时代，只有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感召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说这么两点。第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因为大国之间既无对抗能力也无对抗意愿，而真正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仍然是大国。虽然现在也有人认为，反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似乎并未达成共识。目前存在的冲突，基本上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绝大多数国家总体仍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与发展时代将是很长的历史时代，不会因为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来改变。事实上，美国内部也在争论伊拉克战争的得失利弊。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人们仍普遍地感到不安全，或者说对于安全的要求已经提高了。其原因是全球化使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今天的威胁也确实全球化和分散化了。第二点，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对于当今世界的变化做出了清醒而敏锐的反应。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比起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有了战略性的调整。两者都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点上具有延续性。但是，在下述方面却很不相同。十五大报告认为，世界局势总体走向缓和，而十六大报告却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十五大报告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十六大报告却第一次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并把它放在霸权主义的前面。十六大报告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上，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将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和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列入了世界不安宁的清单。并且，报告再次重申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将对外政策的对象按大国关系、邻国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行排序，体现了新的思考。目前的问题倒是学术研究相对滞后，学术界需要回应时代变化的挑战，积极创新，对于威胁、冲突和挑战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撑。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今天的民族主义一般表现为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更深刻、更基本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完全胜过任何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东亚包括中国，民族主义总体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提高了各民族的自信心，但是极端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有害的，它的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由于一些原来孤立的问题不再孤立，很多地区性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也都有了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也都有了竞相表现自己的机会。恐怖主义也仿照经济全球化实行了恐怖全球化。所以说全球化对于安全来说也有消极因素，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和防止的。 <h3>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h3> 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其次，冲突与战争的高发区域在欧亚大陆的“柔软下腹部”，即从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直至东亚的弧形带，非洲和某些拉美国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困难，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错等复杂因素，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再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战争，有些则不然。最后，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同时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 第一个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应当如何判定性质，如何应对。围绕着反恐、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认识分歧，在欧美之间、“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甚至在一国之内的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中的不同派别之间，观点之大相径庭，前所未有。对此的分析和评论，已经汗牛充栋，不必赘言。我要强调的是，这反映了人类处于剧变世界中的迷惘和探索。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互动，对其他行为主体相当忽视；基本上侧重于政治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视为低级，由此产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区别。它很难解释今天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提出了“国际政治”和“全球化”两条主线并存的想法，有的人区分了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等概念的内涵，确实有启发作用。事实上，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综合理论，来解释人类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国际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其他主体；既关注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也包括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同合作应对的全球治理。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非国家政府主体的作用在增强，迫使国家政府这一最有力的主体重视它们的存在和力量。当然，这完全不是贬低国家的作用。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一定会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来应对，而目前最强大的组织仍然是国家及国家组织。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威胁与挑战。显然，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而且，必须传承更新，最终除旧布新，不至在转变过程中弄得无效失范，天下大乱。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基本思想，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基础，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解决国内、国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的冲击时，暴露出缺陷、软弱和无奈，连唯一的超级大国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时刻，选择去干预或被干预，与传统的主权原则是抵触的。一旦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原则进行调整，就会使整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根基动摇，必然随之进行重大变更，然而今天所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国家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主角地位，正如英国著名理论家、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国际关系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主权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承认为平等主体的强大压力，不管实际情形中权力差别如何之大，主权国家在有限的领土内有控制能力。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的作为仍然处于国际舞台的中心。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目标要求各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并且也将非国家主体吸纳进来，进而针对新的威胁而采取新的方式。 <h3>以为和平发展就不必加强军事现代化，是一种误解</h3> 目前在安全问题上主要的思想障碍是，以传统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对待新的威胁，结果将会贻误时机，冒失去未来的风险。虽然冷战后的冲突与战争已出现了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但许多人仍墨守成规，以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还会回复到冷战对抗的老格局中。许多人怀疑，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我们坚持新思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岂不是会吃亏上当？ 历史已经证明，正确把握新趋势的思想能指引我们洞幽察微，占尽先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冷战尚未结束，中国内有濒临破产的经济，外有十年浩劫破坏的国际关系，邓小平却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开始全方位地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改革与开放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20余年来，中国虽然经历了“六四风波”、台海危机、炸大使馆、中美撞机等危机，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都化解了矛盾和冲突，走向新的发展目标。反之，当时如果继续冷战思维，就可能使中国陷入冲突，打断现代化的进程。 环顾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庆幸中国由于思维前瞻，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确定战略机遇期乃至更长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思想。变化了的情况呼唤新的思想和战略。冷战已经结束，主要威胁变化了，世情在变。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从最不发达状态进入了发展中国家行列，综合国力有了相当的提高，国情在变。各国对中国的要求和期待在提高，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在增强，两者的互动在变。和平崛起就要研究怎样应对不同于以往的威胁，来保证中国的、地区的和世界的和平，怎样使新安全观变为全球共识。 我们还要加强研究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使中国与世界同战威胁，共享安全。中国已经加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正在考虑加入第三个。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中国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珍视主权，以主权维护人权，这毋庸置疑，不能改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应对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和政策。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55届联大讨论联合国秘书长的年度报告时重申，联合国应当为制止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大批无辜平民惨遭杀戮的悲剧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但它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国际干预行动的复杂性和干预失当的危险性。要确保任何干预行动须经安理会授权。大国和国家集团应当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利用人道主义干预干涉其内政或引发新的冲突。而这正表明我们对于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已在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 事实上，“非典”肆虐时，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和帮助，实际上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当然也同时享有了其他国家主动让渡的部分主权。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南中国海共同行动宣言》，带有共享主权的色彩。当中国愈益深入参与地区和世界的多边合作时，“主权让渡”和“主权共享”的问题会愈益频繁和突出。经济上的合作尽管也有分歧，似乎较易统一，安全上的合作则更难一些，因为要改变许多思维定式。中国已经积极地参与了世界维和行动。我个人认为，将来还不得不逐渐考虑，对于已经获知可能的威胁，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在地区组织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可能进行共同的干预行动，包括事后的干预和事前的干预。干预的方式可以从低强制的对话、广播，减少经援直至高强制的军事行动。 非洲国家已经对人道主义干预形成了共识，当然在实行时仍有一定的敏感性。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在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中国也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也将由低至高，中国对此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免措手不及，反受其害。以为和平崛起就不需加强军事实力，或者不能动用武力，是一种误解。面对新的威胁、冲突和战争，中国应以一切手段应对，包括武力。只要动用武力能够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并且具有合法合理性，就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这也是和平发展的重要内容。 正如邓小平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所以，只有深刻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完整贯彻他的战略意图，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挑动，不被迷惑，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以足够强大的国防力量，作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后盾。当然，完成三大任务的手段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包括在内，并非只用军事手段。 <h3>美国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h3> 冷战时的冲突和战争与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是有很大不同的。冷战时期的战争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前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胜利，第一类战争已基本结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向，第二类战争也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两类战争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因此，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于第四类的争议很大，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将恐怖主义归入犯罪，另一种则认为应归入冲突和战争。我的观点相对折中，只是把大规模的危害严重的恐怖主义列入战争。其实在传统冲突与战争中，规模太小的也往往不进入统计。我将恐怖主义归入战争，还出于更前瞻的观点，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冲突和战争，也不应忽视。 在冷战结束后的头10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所有冲突和战争的90％以上。从数量上看，这并非新现象，因为在冷战时期，绝大部分的战争就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引起战争的动因不同。在冷战时期，新兴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主要为了争夺资源要地和战略重镇。而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因却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当然也仍有经济和战略的争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为民族平等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民族主义的高涨铺平了道路。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在封闭的小型社会中，往往不被察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突出为人们安全的保障，认同的核心。世界上极少有单一民族－国家，一国之内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十分普遍，跨界民族和跨界宗教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复杂的交织使得国内纷争容易溢出为国际冲突。 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容易酿成冲突和战争，因为它们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富国之内、富国与穷国之间和穷国之内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加上现在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尚未找到应对全球化的适合本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这就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一些群体和组织可能采取暴力行动，造成如正规战争那样巨大的破坏和伤亡，甚至更严重。 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组织、海盗组织和贩毒组织更容易获得武器，包括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更容易建立国际网络。它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毫无顾忌地针对平民，以便获得最大的震慑作用。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将使许多国家失去领土，环境破坏导致争夺水资源和其他重要资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 于是产生了外来的干预。外来干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区组织内达成共识的干预，包括以武力解决足以影响地区稳定的争端、动荡和冲突，例如非盟对大湖区的干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似乎仍有争议，欧洲国家也在反思。另一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强化，倾向动武解决问题，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各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明证。时至今日美国仍未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其开战的合法性更令人怀疑。美国干预他国的战争一贯存在，但这次却具备了新的特点。它以反恐、反扩散为理由，绕过联合国决议，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抛弃北约，建立“志愿者联盟”，反映了“9·11”事件后的新战略。由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力量都处于巅峰状态，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存在的。 <h3>美国是否干预中国，与美国是否战略东移并无直接关系</h3> 在美国的战略中，军事力量始终是基本的力量，经过近年来新军事革命，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质和量上都独步天下。其战略目标除了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外，还要用一切手段，保证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对霸主地位。但是，美国把它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并不等于它就要遏制中国。美国是否干预中国，与美国是否战略东移并无直接关系。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欧，但却与中国两度兵戎相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现在东亚逐渐成长为可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经济区域，美国的战略不向东亚倾斜反倒是不正常的。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积极作用表现在美国与亚洲的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往来，消极的作用表现于美国总是企图以自己的利益来主导东亚的事务。显然，我们应当坚持两点论，鼓励其积极方面，缩减其消极方面。美国围绕着中国的军事存在，既是中美之间相互竞争的场所，也可能是相互合作的平台。美国是否干预中国，取决于中美双方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和双边关系的互动。 <h3>刻舟求剑，必将导致决策错误</h3> 最近，有些观点相当流行。一说安全威胁从哪里来，不少人立即会指认某一大国，譬如现实的美国或者潜在的印度等等，作为我们的主要威胁。还说美国通过反恐战争，对中国实现了战略包围。中美由于台湾问题难免一战。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在反恐战争结束之后，又将以遏制战略对付中国。这些观点并未注意到世界局势和美国战略的变化，无法得出更前瞻的思考。 众所周知，按照冷战思维和新的强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中各方互动的模式基本上是“零和”模式，也就是一方得益意味着另一方受损，或两方关系的接近意味着第三方利益的受损。按照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霍布斯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洛克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帮助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康德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如果A国希望与B国建立朋友关系，而B国把A国当做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看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可能性之一是双方成为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创造霍布斯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可能性之二是双方成为朋友，创造康德文化居于主导的世界。可能性之三是双方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即洛克文化为主导。从现实情况看，大国之间由于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许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关系的可能性最大。这就是更前瞻的思考。今天，大国不互相为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实现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以此考量美国，我们就不难看到，美国的安全战略已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冷战后的新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其反应也相当迅速。“9·11”事件后美国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把国土安全列为首要任务，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作为主要威胁，并将主要关注目标从“崛起”的国家转向“失败”国家。在2002年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界定了以上美国的主要威胁，而把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列为其合作伙伴。不仅在反恐方面，而且在亚太安全的其他方面，中美都发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这一趋势并不是临时的、短暂的，将是长期的、根本性的。不仅在美国仍陷身于中东时有效，而且当美国从中东脱身后仍然有效。因为形势比人强，回复到冷战格局几无可能。 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是“暂时的”、“非常态的”，似乎还要回到大国对抗的“常态”去，是套用冷战时期的经验，犹如刻舟求剑，必将导致决策错误。 我们重视美国，但是，这不等于美国的作用可以取代其他国家的作用。 我们与其他大国有许多更为接近的理念，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的安全弥足珍贵。中国与俄罗斯、日本、欧洲大国也有差异和分歧，必须求同存异。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多边外交，无论在地区组织还是在世界组织里。尤其在亚太地区，多种安全机制并存，有的由大国主导，有的要求无主导或者各国皆可在某个问题上主导，是非常独特的现象，更需要中国外交去探索创新。目前中国可以从具体的安全问题入手，增强首创性，加强合作性，积累经验，将各种主要类型的安全威胁降到最低限度。 <h3>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h3> 就当前情况而言，中国面临的冲突可能性由高至低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内不稳、外国干预，主要是美国，主要因台湾问题，再者与邻国的冲突。 我们几乎可以排除中国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尽管中国有众多邻国，容易受到影响，但是大部分邻国的综合国力低于我国，加之我国实行了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不以武力来解决互相之间的争端已经成为共识。邻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比较复杂的问题是邻国有无可能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几个军事同盟，冷战后又与一些国家发展了军事合作。其中可能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针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甚至也有美国专家预言，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将在未来10年内终结美国的军事同盟。拉詹·梅农在《同盟的终结》中就说到了北约、美韩与美日军事同盟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他的预测，但注意军事同盟的变化还是必要的。如果因为“台独”引起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美国的盟友并不一定追随美国。韩国就公开表示过。美国的亲密盟友澳大利亚不会赞同美国出兵，更不用谈其他东亚国家。即使美国能拼凑“志愿者同盟”也无济于事，这只要看看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就可以了。 从目前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非传统安全可能是最大威胁。中国曾经受到过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侵害，将来也很有可能再次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侵害。尽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屡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冲击，已经有了相当的体验，但是现在中国的抵御能力和综合准备还很薄弱，将会有较大的风险。譬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既有组织也有个人，已经对中国安全造成了相当的危害，其危险性只会升高而不会降低。还有一种就是经济上的威胁，譬如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积累的财富一夜间一半去掉，对此我们要有高度警惕。现在我们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就能有效防止这方面出问题。还有卫生安全威胁，譬如“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等，都会蔓延到国内外。还有环境安全威胁，譬如气候变暖、洪水、沙尘暴、干旱等，也是全球性的。疾病、环境等问题在共和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但在全球化开放时代其危险性空前提高，它们具有的国际影响和国际联动也空前巨大，其震撼力和破坏力将大大加剧。还有能源安全威胁。所有这些非传统安全，将是我们的主要威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专门成立安全小组来应对，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许多危机和冲突是尚未预见的，而最难应付的就是未知的灾难。 非传统安全跟经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有促进经济相互依存的正面效应，也有扩大差异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很多弱势群体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就采取绝望的方式，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以致非传统安全越来越严重，威胁到当今世界的安宁。这种威胁，这些问题，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另外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在国家安全领域，以前都是冤有头，债有主，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概念与“国家”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谈论安全时，一般说的就是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有效应对内外各种损害性、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和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益的状态和能力。现在不是了。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可能是一个组织，譬如恐怖组织；也可能是一种疾病，譬如“非典”；也可能是一种环保问题，譬如沙尘暴，譬如赤潮；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指的是近些年来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与其他国家相互作用，并对存在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安全问题。因为非传统安全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敌人，出没无常，难以捉摸，所以特别令人害怕。 除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还得重视国内的稳定问题。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国内的稳定千万不容忽视。毕竟发生内部不稳、动荡甚至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中国处于两个转型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即现代化的起飞时期，以及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两者都是矛盾集中的冲突高发时期。两个转型扭结使得原有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和民族差别更加扩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动荡。中国的动荡哪怕是局部的，都会在东亚甚至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具有15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绝大部分邻国的发展程度较低，有些甚至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其内在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较大。它们与中国又有边界争端，跨界民族、跨界宗教等密切而复杂的联系纠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势力容易乘虚而入，贩毒贩武、跨国犯罪也容易内外勾结。安全威胁所具有的国内国外的关联性在中国可能表现最为突出。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观察，中国内部的矛盾虽然很多，但是各阶层各地区和各行业的不满并不一致，也很难同时爆发，除非有特殊的国内外因素，或者严重的举措不当。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中国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因国内外联动所引起的局部不稳仍是必须高度警惕的。 外来干预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这个问题始终集中在台湾问题、美国作用及美国“战略东移”上。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尚未统一的国家。陈水扁以“台独”为目标执政，不断搞“渐进台独”、“法理台独”，不仅影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威胁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而且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安全，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为了防止台湾“独立”和外部势力插手，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尽管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却有长期而复杂的国际因素，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台湾当局以支持，甚至一直考虑“协防”台湾，事实上已将台湾纳入其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美国会不会干预台湾问题，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对于美国，我们要做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就是美国必然会干预台湾问题的。没有美国的干预，台湾问题也就不成其为台湾问题了。但是干预的时机、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方式，究竟怎么样，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里面有很多复杂问题。我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要有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我以为，美国现政府跟我们还是有基本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反对“台独”。如果台湾当局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公投，宣布“独立”，那美国不会给予无限的支持的。要美国来为台湾人卖命那是更不可能的。美国的干预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干预。当然美国对于台湾问题也是有两面性的，利用台湾来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也是不会改变的。 为了利用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局面，防止失控，防止误判，防止台海局势的逆转造成国际形势的恶化。当然，世界上的事情互相关联，非常复杂，并非截然分割。例如，因为国内不稳同时引发“台独”趁机动作，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理不当引发与邻国的冲突，也都必须进入视野，预先防止。还要强调的是，防止战争和冲突，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决策的正确和寻求与外界的良性互动。因此，我将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概括为：由非传统威胁引发的与传统威胁的结合，由国内不稳引发的国内外敌对力量的联动。 <h3>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h3> 国家安全确实重要。没有安全，国家就不能进行正常有序的经济活动，经济社会也就不能加快发展，全面进步，如期达到更高更好的现代化水平。 “9·11”事件以来，全世界都在思考安全问题。对我们来说，说到国家安全，以前主要是指防范和抵御外敌入侵，保密、维护社会稳定、警惕间谍活动等等，那还是传统的，狭义的。这样一些内容仍然是重要的，但是今天来说又远远不够了。我们要把非传统安全威胁放进去。我们还要有新的考虑，新的对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就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国家安全工作，我们就要调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安全威胁不一样了，应对的手段也不一样了，决策思路、领导方法、组织机构各方面也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对公民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了，全体公民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也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共十六大有很多新的提法，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非常敏锐、非常及时、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于形势的判断，动作很快，但是还需要用法的形式加以细化，加以确立。只有法制化、制度化才能保证全体公民认真考虑，身体力行。巨大的挑战孕育着巨大的机会，当代中国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高屋建瓴，进退自如，从容应对严峻挑战，紧紧把握难得机遇，自觉汇入整个世界不断前进的历史洪流。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引言 编者按：2007年1月至10月，我们邀请宪生同志参加选题的研究撰写后，就有关问题进行了3次交谈。交谈内容包括： 如何应对那些正在危及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威胁或者可能危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潜在威胁？在人类直至今天仍没找出理想的稳定的和平方式的情况下，中国和平崛起需要哪些“条件”？又必备哪些“条件”？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 如何认识西方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美国是否要以人民币汇率为突破口，搞垮中国的经济？ 尼克松在其著作《真正的战争》中说：“有效应付苏联的挑战，美国必须将长远规划和短期措施结合起来，必须采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外交等各种方式。”尼克松的这些言论讲的是国家间角逐对抗的手段是暴力与非暴力的结合，军事与非军事的结合，战与不战的结合。尼克松的这些言论，能否用来衡量认识今天美国霸权主义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攻击和打击手段的运用？ 在美国有不同声音的情况下，中美如何相处？美国有学者认为，没有美国，天下就会大乱，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持相似的议论，这个问题如何认识？ 有人竟这样说，人民战争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与此相反，一位美国学者却说：中国军队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越远，打赢现代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样两个事例，不知是否可以互为印证——印证正在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高歌猛进的当代中国，仍然要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既然赞同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此推动建设和谐世界，那么，中国在面临多种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寻求何种战略指导？下面就是宪生同志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思考。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整体战略思维提出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已处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构建真正的和平面临两个客观事实的挑战。一是国家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客观存在的。由于政治的核心是取得权力和权益，无论强权的扩张，还是主权的维护，均离不开手段的运用。二是人类的自私本性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和平，由于人类对权力和利益的贪欲不会消失，所以还会继续有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存在。因此，国家间的角逐、对抗、冲突，包括战争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在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情况下，中国要和平发展就必须要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竞争方式。这就必须要突破由战争研究战略、由战争研究和平的思维模式，转变为由和平研究战略、由和平研究构建真正和平的思维方式。因为当今时代已不是“革命与战争”年代，而是“和平与发展”年代，研究战争战略是“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要产物，不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年代的现实，至此，战略研究和国家角逐方式的研究必须转变为由和平研究战略、由和平研究构建真正和平的思维方式。这一转变不仅是战略研究方法的转变，而且是为了寻求新时代战略理性的新思维，主要目的是探求“和平与发展”年代国家间角逐竞争方式和中国如何应对国际上的各种挑战，避免发生战争，进而通过和平角逐竞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崛起。 人类智慧的核心是思维。今日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军事力的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竞争，说到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战略思维能力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给予充分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其前提则是科学思维。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如果没有科学的战略思维和掌握科学的战略思维方法，科学决策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受两种战略思维所支配。一种是以日益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为基础，逐步实现政治管理的一体化。突出的事例是，持续冲突了几千年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共同体，实现了统一。它引发了世界许多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强烈呼声，人们看到了世界由地区大同走向全球大同的曙光，这是通往世界持久和平的途径。另一种是，大国霸权战略思维的存在，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传统战略思维。这种传统战略思维在20世纪下半叶曾以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思维为表现形式。历史证明：这种传统战略思维在不断地破坏人类和平，引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只是愿望，要靠斗争来赢得。这种斗争可能是和平的角逐，也可能是暴力的。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说：“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今天，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前途，即：维持强权霸权的统治，阻挠和破坏国际政治秩序的民主化，维护霸权的“冷和平”状态。这是一种可能性和前途。另一种前途和另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 2006年5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作家理查德·科克和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合写的文章，题为《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文末说：“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这句话充分说明，前一条路已经证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最好选择和唯一选择，这条道路恰恰是人类文明应该逐渐摒弃的。而后一条路，则是人类文明应该逐渐完善和追求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正在探索实施的和平发展之路、和谐世界之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将中国的发展之路，定位于“和平”，并与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相结合，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理解和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脉搏的把握。全球化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如果读错了时代，争当“沽名的霸王”，必将成为世界人人喊打的“穷寇”。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之路、和谐世界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但是，和平并不是廉价的商品，维护和平、和平发展也不是一件易事，至此，我们必须以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对发展过程中的形势实时地做出准确的判断，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争得主动，赢得胜利，实现国家崛起和复兴的战略目的。 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战略竞争乃至角逐对抗，它不仅是行动上的竞争，也是其战略决策集团及智囊参谋机构之间战略思维能力的竞争。战略指导层是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者，其战略思维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能指导一个国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作为系统而存在，系统就是由事物内部相互联系着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整体不等于各个孤立部分总和，作为整体它产生了新的功能。”要发挥整体功能就要重视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所以必须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关系。整体由部分组成，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同样，部分依赖于整体，没有整体也没有部分。整体上有所得，局部上可以有所失；整体上有所进，局部上可以有所退。以和平发展为显著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局部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在想什么？干什么？要求局部不能脱离全局、脱离整体。同时全局、整体也要关心局部，使这些局部充满活力。至此，我们在探索未来中国生存与发展道路时，必须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整体、这个全局进行思维。 同时，也要有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局部和具体进行思维，使多个局部和具体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形成新的整体强大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整体服务。至此，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我们应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以整体战略思维，在复杂纷纭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事物的本质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确判断科学决策，实施有利的战略预置，寻求国家发展的主动地位。 整体战略思维就是从最高层次上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及社会一切领域的生存和发展做出判断和决策的科学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要求把各种事物放在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系统思考和运筹，使事物在整体上协调一致，达到最佳效应。这种思维活动还要求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资源、手段和力量紧密配合，相互支撑，更为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这种思维活动也是一种现实性、对策性的思维活动，是适应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所提出的对策。形象地说，是一种鸟瞰式的思维，是从大战略视角为了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提出的对策。这正是战略思维的宏观性、系统性的体现。 当今世界，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这是个大崛起、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也是个大竞争的时代。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审视全球的安全环境？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审视国家、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上的角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安全形势的发展前景如何？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们将如何应对？这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当今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使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使中国的发展，面临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方面占据整体优势的压力，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的威胁与挑战，还面临“台独”分裂势力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大战略的视野，以整体战略思维应对挑战，在角逐竞争中，寻求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我们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全面现代化。从这一视角讲，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包括经济崛起、政治（外交）发展、文化复兴及军事现代化。 目前，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崛起”，是从经济上的“崛起”。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通过加入各种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积极推动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越亚洲地区，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4年平均增长9.6％，从2001年到2005年平均增长超过9.5％。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已超过英国跃升为世界第四位。中国外汇储备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虽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刚刚起步。 从政治（外交）上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奠定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历经多次大的风险，中国都走过来了，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能及时、准确地分析、判断国内和国际环境，并及时采取了有效策略化解危机和风险，维护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振兴，进一步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外交上，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略周边、经略世界，同谁都往来，同谁都交朋友，互利互惠，互利共赢，确保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分量，并为中国从经济上崛起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可见的未来，政治上的改革与发展对中国也同样重要。 在这方面，特别要注意避开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所设下的陷阱；注意防止内部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由于短视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羁绊。相信我们的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以崭新的政治文明，实现中国在政治上的发展。 从军事上讲，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我军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几十年来，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在“军队要忍耐”时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一定发展的，并坚定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军队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军事现代化建设”和“军事崛起”区分开来，“军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根据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而对军事的一种正常投入，而“军事崛起”则是一个国家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不成比例地向军事倾斜。德国、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都存在这种军事崛起的表现。从事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更是军事崛起的特征。在军事上，中国要的是军事现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军事崛起”。未来就是要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安全环境，能面对各种新的威胁和挑战，能快速进行各种军事行动，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新型人民军队，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有力保证。 从文化上讲，文化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文化、经济、政治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文化建设上，不仅在思想上重视，而且在行动上更有实际的措施和步骤。如：加大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大文化产业的改革力度、加大对文化安全的宣传力度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文化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想、道德、人生观、价值观是凝聚人心、建立共识、组织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基本前提。所以，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必须要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文化的特殊力量，引导人们的思想，指导文化工作，把国家的文化实力做大做强，实现中国在文化上的复兴。 伟大的革命导师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从外部环境面临的战略压力讲，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对战略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 当前虽然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导方面，但军事手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国际政治依然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强权和霸权主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中国和平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困境。如：西方强权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打压中国；在经济上，持续不断对中国发动不同程度的贸易战、金融战、能源战和知识产权战（高技术领域）；在文化上，利用舆论工具和文化产品不断地进行价值观渗透；在外交上，不失时机地挤压中国；在军事上，出台《日美安保条约》，矛头暗指中国；对台军售，给“台独”壮胆；在中国周边举行军演，不时地进行军事威慑；阻止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迟滞中国国防能力的增强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用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整体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不断地拓展发展的战略空间和掌握发展的战略回旋余地。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对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评析与“整体安全”概念的提出 在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气候变暖、全球性流行疾病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西方国家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并且认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已经大于传统安全的威胁。置身于后冷战时代，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正在危及中国发展的现实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从自身“建构主义”的视角首先提出来的，尔后在20世纪80年代由一名英国学者正式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这一概念立即被美国广泛使用，进入了国家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传统敌人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运用传统的战略思维和手段，已不能服务于霸权主义继续实现扩张和领导世界的企图，急需构建寻求一个“虚拟”的敌人，找到一个对内对外基本上都能接受的、继续干涉它国内政的、堂而皇之的“借口”。2001年的“9·11”事件又推进了西方国家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热潮，并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空前高度，并极大促进了非传统安全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一些学者近几年也撰写过大量的文章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我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今天就有的，非传统安全概念提出的一些依据和内容，如大规模疾病流行、各种大规模灾难、恐怖主义暴行等等，古已有之，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曾发生过。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有关非传统安全的构想，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和国家功利思想，是建立在国家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国家间是否存在威胁。美国这一非传统安全的构想，是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是为强权国家谋求利益和世界霸权服务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着国际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的旗号，削弱各国主权，谋求使用传统安全手段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名忽视其他国家主权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方式，是霸权主义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遮羞布”，是用来约束别人、限制别人而不约束自己的一种扩张战略行为。 第二，促使各国将注意力由传统安全威胁转移到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弱化各国对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注和准备。“建构主义”所提出的非传统安全构想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 第三，强权霸权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依然使用传统的暴力手段。 美国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开战引起国际社会的矛盾与纷争就是例证。这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4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指出的，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 第四，强权霸权突出强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胁迫世界各国与其合作，这在一定层面上是其谋求领导世界的一种途径。 第五，某些大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则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实施军事干预、加强隐形经济掠夺和强行推行其自身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于西方的安全理论，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安全理论，在引用借鉴时，要注意分析其客观上形成的政治目的或背后隐藏着的政治企图。在没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 我们在研究和探讨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始终要关注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安全威胁方面，我们必须要根据轻重缓急对不同安全威胁进行排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究竟孰轻孰重，哪些威胁更直接更紧迫，必须要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国家安全目标的主次区分和资源分配，而且直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取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霸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扩张、经济上的扩张、文化上的扩张和军事上的扩张。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提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安全威胁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障碍，非传统安全威胁地位上升，作用凸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对国际战略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以及对国际战略安全大趋势的把握。但就中国来讲，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线已被打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趋势更加明显。我们不否认西方提出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对推动国际安全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也不能因为是美国提出的理论就横加指责，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战略目的，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策略，美国人认为是正确的理论、适合美国人的理论，不一定就适合中国，外国人的战略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关键是在借鉴中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为我们的发展服务。因此，使用西方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应该提出适合我们自己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概念。 我们有必要探讨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包括在内的整体安全问题。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的挑战，应对整体安全的挑战也必须是整体的运作。对这一“整体安全”概念的提出，主要着眼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时，必须进行整体性思维，既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和研究部分，然后又回到整体，把部分放到整体中加以观察和分析。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割裂开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事物是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二是在整体安全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安全问题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交叉的有机整体。说它相互联系，并不是说这几种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整体产生了新的功能。我们的价值追求，就应该是充分发挥整体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各个领域强弱不均的安全功能，形成新的强大功能，发挥最佳整体威力。应对整体安全威胁时，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影响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因此不能只关注一两个领域的安全问题，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如中国作为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石油直接关系中国的经济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国防安全和社会发展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各个领域的划分不可能十分明确、十分清楚，有交叉和相互融合的情况。例如科技信息安全，既是其自身的安全，又是其他所有安全的支撑和保障，如果按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就无法表述国家安全的完整之意。这是提出国家“整体安全”概念的一个因素之一。 三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威胁具有整体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冲突色彩确实在相对减缓，这是个事实。但是，国际格局严重失衡，霸权主义继续推行扩张政策，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存在传统安全问题）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传统安全的威胁。同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持续不公正，南北差距拉大，又导致了恐怖主义猖獗、金融风险加大、资源逐渐匮乏、有害信息泛滥等大量安全问题凸显，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环境下广泛扩散和蔓延，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突出问题。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威胁，具有整体性特点。 四是在应对整体安全威胁时，需要有对现实安全威胁的整体判断。俗语说：“不知道水塘的深浅不要往里跳”、“不要砍断自己坐的树枝”、“三思而后行”、“小心无大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整体安全的指导思想和缜密的整体应对方案。 五是应对安全问题需要整体运作。维护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牵扯国家多个部门，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系统，直接考验国家整体抗风险能力，需要调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力量资源进行运作和应对，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必须发挥国家的整体效能。然而，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将不利于国家在维护安全利益方面整体效能的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威胁内容不同，其威胁程度和成因也不同。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总体看是局部的、潜在的威胁。就我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来自传统安全的威胁仍是主要威胁。我们面临的军事斗争的压力依然存在。超强霸权主义对我国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有的地区强国推进军事扩张步伐对我构成重大潜在威胁；有的热点危机直接影响我周边安全稳定。特别是当前，极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上的干预势力是国家主权最紧迫、最现实的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干涉，制止分裂和保持社会稳定，是目前中国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任务。 我国已进入多种威胁整体并存的时代，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威胁是多种威胁。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策划动乱、骚乱、暴乱；三股恶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制造各类恐怖事件；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特大事故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等。上述威胁处理不好都有可能会形成灾难，转化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甚至引发动摇我国国家政权的综合性、整体性危机，从而严重影响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有整体安全的战略思维。否则就会出现，搞军事的就会强调国防安全的重要，搞经济的就会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搞环境的就会强调环境安全的重要，搞信息的就会强调信息安全的重要，这样肯定不利于国家整体安全的维护。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更新安全观念，调整安全战略，逐步实现由重视传统安全威胁向兼顾非传统安全威胁甚至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变的趋势，我们可借助西方发达国家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时机，搭建合作“平台”，以此来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谋求战略利益。在利用“平台”合作的同时，必须要保证国家的主权和生存权不受损害。这才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关注的。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中国在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反对西方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多年来，在政治领域，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采用的具体手段有：利用民主进行扩张、利用人权干涉主权，肢解与控制其他国家主权，培养政治代理人等等。其攻击的具体战术行动有：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以经济援助做诱饵，迫使有关国家允许美国支持的反对派能够合法地开展活动；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达到动摇其政体的目的；培养政治代理人和反对派领导人，操纵他们发动“革命”，达到推翻现政权的目的；拉拢地方利益集团和部族势力，向当局发难；通过各种“交流”项目进行宗教渗透，为民主扩张建立价值观和培育社会心理基础；利用所掌握的强大舆论机器，收买大众媒体为“颜色革命”造舆论，在国际上丑化该国形象，为其“改造”这些国家扫清舆论障碍。以上这些政治的具体的战术攻击行动构成了完整的民主扩张战略行动，为霸权主义在全球扩张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政治领域，尤其要警惕的是，西方大国很善于利用战略误导和制造“妖魔”的办法来控制有一定实力的对手，通过让其不断出错和扩大其错误，来弱化其在国际国内的影响，缩小其在国际上的“软实力”，达到对其版图的软肢解、软分化。20世纪末，西方大国就是利用战略误导和民族分化的方法促成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鉴于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裂多民族大国或颠覆中等国家的首选，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另外，要防止新的国家主权被控制、被占领。当今世界，国家主权已经超出了原有边界主权的范畴，已经扩大到电磁领域、空间领域、对外投资领域、文化领域等等，这就形成了新的国家主权的范畴，如“信息主权”、“太空主权”、“文化主权”、“利益主权”等。这些新的主权领域正在被西方强权所占领、所控制。如果我们的这些新的主权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安全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和维护，因此这是事关民族尊严和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这些手段的杀伤力绝不亚于军事手段，因为它们与军事手段一样，也能直接推翻或改变对手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后实行民主的国家若不能以崭新的社会政治文明，应对西方利用民主进行扩张及人权干涉主权的图谋，必将在西方民主、人权的打压冲击下，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甚至因被肢解与控制退出历史舞台。同样，中国的政治安全如果得不到有效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无从谈起。因此，对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及应对挑战的思维方法。 当前，西方各色人等都在叫卖“民主”，推销“民主”，我们务必保持高度的清醒和充分的自信。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清那些环绕在“民主”和“民主化”问题上的迷雾，破除“民主”神话，走出“民主化”的误区。西方民主的蛋糕，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不顾国情，生搬硬套，非常危险。我们要充分认识西方民主制度的片面性和民主制度的缺陷。就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曾经说过：“文明程度相对发达的西欧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演变到今天的民主体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还几次滑入专制的统治中。美国式的民主对许多国家并不合适，如果让这些国家拿去试验，肯定不能奏效。”“民主是容易上头的酒，有些人能喝，有些人则不能喝，起码不可能马上就喝。”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领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军事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一场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丝毫不亚于一场较大规模局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一些经济大国通过操纵经济危机所得到的丰厚利益，也远远超过武力征服所得。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强权国家将更加注重贸易战、金融战、能源战、知识产权战，经济安全更加为世界各国集中关注。因此，如何防范强权国家发动经济战，必须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时刻留意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以经济为主导崛起的大国，必须更加关注经济安全问题。 从整体战略角度看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经济安全当然也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实现和确保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和科技等安全的物质前提。中国是在面对既定的西方资本主义规则，以及没有主导资源、市场定价权力和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发展本国经济。从经济战略态势上讲，中国同西方大国进行经济竞争，在总体上处于弱势，是以弱对强的较量，是经济上的战略防御。所以，维护经济安全就要像指挥作战那样需要有完整的指导思想和缜密方案。经济上战略防御的指导就是要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包括一国经济在整体上主权独立、基础稳固、运行健康、稳定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力和竞争力；不至于因为某些问题的演化而使整个经济受到过大的打击和遭受过多的损失；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局性的危机。例如，要增强国民经济体系中薄弱环节的抗外部轰击能力；要有对付经济制裁的战略预置；要能在犬牙交错的经济战场，在相互利益的牵制中，求得安全保障；要在做好经济上自我保护的基础上，扩展经济安全的边界，面向全球国际市场主动出击，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获取重要战略资源市场的相应定价权力，等等。 更广泛意义的经济安全还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基因安全等等。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项新内容，它比环境保护高一个层次，不仅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支持，而且关乎民族生存的长远问题。粮食安全对于我们这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稳定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石油安全直接关系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是中国国防和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一个重要方面。科技、信息安全，既是其自身的安全，又是其他所有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的支撑和保障，为此，维护科技安全就是提高竞争力，维护信息安全就是防止被控制。 经济领域是中美两国摩擦与矛盾最多的领域。从双方日益增多的贸易战，到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以及金融改革问题的压力等，都表明美国在经济及金融领域给中国出的难题已实在不少。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美两国在对方经济发展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两国在经济及金融领域出现矛盾、发生摩擦的几率会越来越高，而且政治化的倾向会越来越强。其实，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争，早就已经开场了，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等，又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利用不同程度的贸易手段、金融手段、能源手段和知识产权手段对中国的攻击等。然而，如今的情况就不同了，中美两国由于经济互相渗透，如果发生经济战将会引发世界性的经济灾难，因此中美两国都要冷静地对待竞争，避免发生经济战。这正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薛瑞福所说：“现在美国已经几乎无法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中现在的经济关系可以比喻成冷战时期美苏间的‘确保相互摧毁’的程度。”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文化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建国强国的永恒主题。重视文化安全不仅要思想上重视，而且行动上更要有实际的措施和步骤。最重要的是如何增强全民文化安全意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免疫力。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一些强势文化持续扩张，正在利用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包围、战略心理攻击，发动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文化战争”，以期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削弱其民族凝聚力。强势文化所发动的“文化战争”，就是想在对方国家获得更大程度上的文化认同，使该国的民众特别是精英层接受、偏好、向往西方的价值观念、思想理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所以，对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要想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既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又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利益，我们一定要认识并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西方把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文化征服先于武力征服，文化摧毁重于武力摧毁，“看不见的战争”比看得见的战争更有杀伤力。第二，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略手段使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达成一定战略目的的重要手段。第三，一个人价值观念的改变，意味着其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一个国家主体价值观的变化，必将影响其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变化。因此，价值观的竞争和较量，历来都是国内、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战线。第四，信息时代的战争，已由过去对敌方土地、资源和财富的掠夺，扩展为强迫对方服从自己的制度，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对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控制，对一个民族信仰、精神、意志与心理的征服。第五，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间，特别容易因为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尤其是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而出现价值观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偏移。这样有可能造成道德失落、法纪观念淡薄，进而会引发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会对民族的复兴和崛起造成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新闻传媒已经成为国家间角逐的重要手段和战略武器，是和平时期国家的一支“新军”。今天，一个简单的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杀伤力。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传媒的作用被大大提升，社会舆论越来越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传媒不断制造舆论，塑造形象，正确的舆论能对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及国内的稳定起到助推作用，不正确的舆论却也会乱及整个地球。西方对“中国威胁论”的放大宣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将不真实的事情，利用媒体反复宣传，把对自己有利的认知传达给别人，来创造一个让世人都相信的“真实”。我们过去常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则是摄像头里面出政权了。譬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干涉其他国家选举时，大量地利用舆论手段向该国国民传达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虚假信息，对现政权进行舆论攻击，支持反对派领导人夺取政权。在和平发展的年代里，媒体已成为文化领域真正的战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例如，西方超级大国在国际法的约束下，对外行使武力或者对外实施经济制裁，常常会受到种种制约。但是，在舆论和宣传方面，攻击其他国家不存在任何约束。所以，决策者必须从战略层面上来认识传媒战，把传媒战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来谋划，对新闻报道进行周密部署，全面策划。这不仅仅是一个宣传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整个社会安全稳定乃至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国家角逐中，文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形战争。文化战略和策略是一种特殊的安全战略，其目的是防止强权文化对本国人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评判标准的冲击和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文化领域的竞争将会更剧烈。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采取有力的对策。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文化力的应用已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选择。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强化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有增强谋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我们应加以弘扬，使文化成为交流的纽带，避免异化为攻击的手段。 当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当中虽然存在对抗的因素，但是，文化传播的手段与方式日益多样化、世俗化，不同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为此中国要在文化方面实现崛起，就必须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推进中华走向世界，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与任何机遇都会失之交臂。 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就不能没有开放的、健康的、国际化的大国抱负、大国气概、大国意识、大国风范。具有大国抱负、大国气概、大国意识、大国风范，才能让我们虚怀若谷、有容乃大，从容直面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让我们处变不惊、举重若轻，以平常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向前看的心态，去逐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国际纠纷。即使是对干扰中国发展的杂音、噪音，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凡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都应该认真思考、从谏如流；凡是心存疑虑或者有所误解的，我们也应该深入浅出、解惑释疑；凡是无事生非、恶意攻击的，我们也不必在意，太往心里去。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何况我们也还可以利用杂音、噪音来磨炼自己，砥砺自己，强壮自己。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提纯，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尤其是我们不能否定自己的先进文化和光荣的过去。2007年2月10日一位著名将军学者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对某些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表示批评，并提出要振兴国魂、军魂。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将军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国家安全的特殊警醒和对民族未来的深重忧虑。历史教科书决定下一代对历史的记忆，这正如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每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儿女，都应该有这种忧患意识。我们今天还不是很强大，需要记住历史，以先烈为榜样，以昂扬的战斗精神迎击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爱国主义教育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国家都是必修课；国魂、军魂、民族魂、爱国志都是国民教育的永恒主题，更何况一个饱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和蹂躏的民族。世界虽然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战争一直也未停止过。对我们民族来讲，要大力加强国魂、军魂教育，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军人高昂的战斗精神，这本身就是国家和军队的重要软实力。因此，在实现中国崛起和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强调中华民族永远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的思维方法 屈服敌人不需要战争，夺取敌人的城池不需要进攻，军队不受挫折或以小的代价就能夺取全面胜利，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梦寐以求的最佳境界和最高目标。新军事革命以来，世界的一些军事思想家显得非常活跃，他们针对新的形势和环境，吸取战争的经验教训，结合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在信息时代和新军事革命的条件下，军事理论家们正在突破旧观念，把目光转向利用信息化战争的新机制和新原则来完成新的战略任务。特别是战争的具体动因决定着战争的目的，战争的目的正在由以前的彻底歼灭和消耗打击敌人向威慑或有限打击及瘫痪和控制敌人转变。这一转变使以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体系中，导致采用军事暴力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和其他目的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如动辄对外动武仍然是霸权主义的特征。由于冷战后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在国际冲突中，使用军事暴力手段确实有减少的趋势，采取军事的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逐渐增多。如：战争准备、军事威慑、维和行动、军备控制、军事外交、军事联盟、军事演习、武器禁运等。在这方面强权国家正把这些谋取和平的军事非暴力方式，作为谋求军事绝对优势的主要手段。如：以实战化等多元的威慑行动夺取战略威慑优势；利用军备控制保持军事优势；利用军事交往的透明度，了解对手的战争能力和战争潜力；用“虚拟战争工程”的方法准备和实验战争以夺取未来战争主动；采取“先发制人”军事战略震慑对手；依靠瘫痪作战行动、惩罚性攻击行动、间接使用武力等暴力手段实现战略目的等等。在战略层面上，这些军事的非暴力和暴力手段运用的方式方法都具有极强的进攻性。世界的主流是和平发展，但一些国家仍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和国家被分裂的危险。特别是在国家的主权安全上，我们面对着内部分裂势力突破底线的图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更不能忘战，忘战必危。 “兵者，国之大事”。军事是国家的核心支柱之一，它涉及的是国家的生死存亡，盛衰荣辱。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和平与发展也是实力的较量。在国家的角逐中既不要低估战争和军事力量的作用，也不要高估战争和军事力量的作用。有力量而没有正义必然走向邪恶，有正义而没有力量则无法生存。 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军事因素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这一角度说军事仍然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核心支柱。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早已成为一门艺术深入人心。研究战争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了解战争的真谛以求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研究和平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了解和平的真谛以求构建实现真正的和平。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这是千古警训。面对强权的威胁我们必须研究战争、准备战争、遏制战争。当今世界，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现代战争的根源已经由战争的事实说明，即冲突与战争主要是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造成的。那么中国还有无必要准备战争，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现在和将来世界上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会不会消失，如果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不会消失，那么它会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一点谁也不敢保证。目前，西方有些人大谈“中国威胁论”，叫嚣遏制中国、分化中国，这是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些人竟然提出强调存在战争同和平发展大环境是不相称的，这是非常幼稚的。 可以这样讲，中国今天取得的和平环境，是在时时刻刻同强权、霸权不懈的斗争中取得的，也是不断固强国防，积极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结果。所以，要获得和平，必须准备战争。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遏制战争。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驳斥“强权和平论”及现存和平方式的维护利用 2007年2月5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后美国世界的前瞻》的文章，作者是该刊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安。她说：“对于美国而言，我们无疑正处于低潮，布什的任期只剩下最后一年了，美国陷入伊拉克的泥潭之中，全球任何地方都对美国抱有很大敌意。如果正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或许能够瞥见没有美国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这将是一个美国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或许还将是一个群龙无首的世界，一个问题不断恶化、彼此无休止地推诿责任直至问题大爆发的世界。”她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美国，世界就会天下大乱。这个观点与多年以来西方盛行的当今世界是“一霸独尊，超级大国监护下的和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哲学家”，他们渲染罗马式的和平，渲染某超级大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罗马的思想”。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曾说过：“美国霸权主义的终结不大可能促进世界有序地朝着多极体系发展，世界可能沦落为一个大国四分五裂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全球领导角色。世界会变成‘无极世界’。‘无极世界’最终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新的黑暗时代。这将是一个帝国衰落和宗教狂热的时代，一个世界被遗忘地区遭到经济掠夺的时代，一个经济停滞不前的世界，一个文明被禁锢的时代。”这实际上是强权国家在为自己谋求世界霸权，寻求理论上的一种借口，一种说辞。在这方面国内确实有一些学者有相同的议论，这实质是说只有承认霸权主义领导世界才会有和平。这种议论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对强权霸权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中国的和平环境，不是靠强权霸权恩赐得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同强权霸权针锋相对斗争得来的。 如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金门炮战，也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还包括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等多种利益的维护，都是靠斗争取得的。各国的战略受社会制度、政治路线的制约，又有所不同。有些国家同中国一样是真心实意要遏制战争；有些国家则只是遏制对己不利的战争，同时准备进行对自己有利的战争。特别是强权只是防止对自己不利的战争，当战争有利可图时是不需要防止的，甚至可以拿防止战争的口号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限制战争也常常不是出于维护和平的目的，而是出于某种政治上或战略上的需要。超级大国的有限战争战略就是这种需要的产物，是以对它有利的方式进行战争的战略，而根本不是维护和平的战略。所以说强权监护下的和平，实质是霸权主义国家监护其在全世界的利益，当某一国家或地区触犯了霸权主义国家的利益时，霸权主义国家就会破坏和平发动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超级大国的原教旨主义势力争夺和维护霸权，只能是战争的动因，而绝非和平的保证。伊拉克战争再次证明，人类和平太重要了，但不能完全交给强权霸权。 因此中国要和平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现存的战争与和平存在方式，也就是要读懂今天的战争与和平。只有对现存的战争与和平存在方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国才能有效地避免战争，更好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现存的战争与和平方式主要表现是： 第一，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然而局部冲突与战争并没有停息。世界上的矛盾依然很多，既不是没有战争的和平，也不是没有和平的战争，和平是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生活方式，人类正在学会适应这种和平的存在方式。 第二，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确实还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和平模式，但是，当今世界已经出现了控制国家间相互角逐以避免冲突和危机的机制。在这方面，一大批国际政治的发明家开出无数药方，一些机制已经建立或正在实验之中。如定期的首脑会晤，各种贸易协定，频繁的外交谈判，裁军和军备控制，联合国的安全保障机制，新出现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以及大量进行的官方或民间的各种往来等等。 第三，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待和平的现实主义态度，主要是防止战争、遏制战争，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后就要限制战争。尽管它不是治本的办法，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毕竟有维护和平的作用。这种防止战争、限制战争的蔓延、规模和手段，可以算是出现了一种脆弱的和平存在方式。 第四，当代的和平不仅是准备战争的时期，而且是遏制战争的时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遏制战争成为更重要的方面，这是当代和平形态的主要特点之一。 第五，核威慑条件下的和平稳定促使大国不互相为敌。当今世界讲战争准备不能不讲核武器，讲构建和平也不能不讲核威慑。因为，核武器的存在是个客观事实。不管人类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只有学会与竞争对手和平共处，才能学会与核武器共处，才能有效构建核威慑条件下的和平稳定方式。 核威慑战略思维有个特点：有核国家一旦感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立刻就会想到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但在想到运用核武器进行威慑时，也会考虑到核武器“擦枪走火”的问题：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哪一种利益值得付出发动核战争，伤亡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代价？正是这个问题会促使有核国家有可能转而寻求和平解决途径，这也就是有核国家之间反而比无核国家之间更愿意选择和平解决矛盾冲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核武器的威慑运用是当代和平最现实的安全保障。中国核战略的指导思想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是中国重要的核战略防御思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核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总之，不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时代直至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和平存在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国倡导和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国际信义和历史潮流的真正体现，并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认同。这才是人类构建的真正和平之路。中国要和平发展就是要积极维护和充分利用这些现存的和平方式，这一点对中国实现伟大复兴非常重要。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建立适应未来安全需要和未来战争要求的人民军队 伊拉克战争作为一场准信息化战争给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军事强国都造成了强烈的震撼。现在全世界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进攻性、实战经验最多的美国军队，这使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安全危机感和军事变革的紧迫感。所以，伊拉克战争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军事强国都开始着手谋划本国军队的未来发展，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洪流，纷纷进行军事转型，以建立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新型军队。其步伐之快，力度之大，很值得关注。鉴于此，和平发展就更不能淡化“战”的意图，为了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并打赢未来的高技术和信息化战争，营造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并在未来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着眼并超越于时代的发展，寻求优化的军队结构，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创建先进的军事理论，以建设一支适应未来安全需要的和未来战争要求的人民军队。至此，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威胁的性质以及军事政策、军事战略、军事建设和军事学说的发展方向。 在军事理论创新上，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敌情、我情都已发生重大变化，战场环境也时移势移，迫切需要创新与之相联系相适应的作战理论。至此，在军事理论创新上，要实现三个搞透。即：一是要把作战需求研究透。就是说我们准备打什么样的战争、完成什么样的使命、规定什么样的国防任务，它决定着武装力量的建设和训练。在这方面，既要从宏观上研究把握作战的总体需求，又要从微观上分析论证作战的具体问题，着力把具体打什么样的仗、能够打什么样的仗和怎么样打仗等问题搞清楚，使作战理论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二是要切实把作战对手研究透。建立健全研究制度，充分发挥情报信息的作用，按照求真、求实、求细的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防止浅尝辄止和大而化之，真正达到深化、细化、精确化、实战化的要求。三是要把重点难点研究透。认真研究各种作战样式、作战行动和各个作战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和综合梳理，切实找准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和关节点，组织攻关，使作战理论研究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在军队结构建设上，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时代，要消除危机、制止冲突和取得各种战争的胜利，既要靠先进的武器装备，更要靠结构合理的军队。在这方面，要实现三种需求。即：一是军队的结构建设必须更加便于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实现构想、作战、训练、物资装备与技术的一体化和网络化。在这方面主要是压缩基本作战编成，推动军队由传统合成化向联合多能化转变。 主要是提高技术含量高的军兵种比例，以生成新的多维作战实力。要打破传统的军兵种界限，组建多种作战力量混合编成的“一体化”部队。为综合运用各种作战力量、作战方式和打击手段，一些国家正按作战实际需要，编组内部结构更紧密、合成方式更灵活、作战能力更强大的“一体化”部队。主要措施包括诸军种一体化、诸军种内部兵种一体化以及预备役部队与现役部队的一体化。发展的方向是组建便于灵活组合、行动快速的“模块化”部队。“模块化”，是指军队编组根据“多维作战”的原则，逐步废除按条块划分、功能过于专一的编组方式，按任务、能力和需要进行编组，实施战时部队组成的多样化、多能化和弹性化。这种编组形式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作战规模、威胁等级等的不同，实施快速而又灵活的作战要素组合，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强度、不同规模的作战任务需要。二是军队的结构建设必须坚定而有效地利用技术上的变革成果。就是要以技术为手段，以战术为基础，真正实现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行动。实现情报信息获取、处理、传输的快速、实时、准确，为联合作战一体化指挥提供物理平台。三是真正形成战略、战役、战术纵向衔接，诸军兵种横向配套的军队结构建设体系。总之，就是要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安全环境、能面对各种新的威胁和挑战、能快速进行各种军事行动、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对未来战争的指导上，必须坚持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就是指我军的现有武器装备。能动地争取胜利，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指挥艺术和战斗精神，把现有武器装备发挥到最佳效能。因此，战争准备上是具备一定能力的维护和平环境与完成国家统一，是使敌人遭到难以承受的损失迫其就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在武器装备的发展上要坚持“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方针。 在军队的能力建设上，中国必须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就是要使军队形成拥有持续不断地适应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就是要对新的国家安全需要从军事上能及时做出反应的能力。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世界各国的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的国防政策指导方针都要求军队必须具备六种能力，即：一体化指挥能力、一体化情报获取与侦察能力、快速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支援与持续作战能力、可靠防护能力。对我军来讲，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并能进行科学的战略筹划，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军队才能在出现重大危机时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在作战方式上，未来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敌优我劣的情况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要赢得未来军事斗争的主动地位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就是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正像一位军事理论学者所说：“不管新武器、旧武器，能杀伤敌人就是好武器。不管洋办法、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法。”“实行陆、海、空、天、电一体化联合作战，实行联合作战与单军种（兵种）突击相结合，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相结合，近距离作战与远距离作战相结合，常规作战与特种作战相结合，火力打击与信息战、心理战相结合，歼灭有生力量与摧毁要害目标和瘫痪网络、瓦解其抵抗意志相结合等。总之，只有慎战才可言战，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真正达到‘不战’、‘止战’或战而胜之的最高目的，实现遏制战争及争取、维护和平环境或较长和平时间的目的。” 加强军事人才培养是军队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特别是加强联合作战人才培养，是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必然要求。当科学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军队最需要的是创新的头脑、科技的头脑、信息的头脑。为了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必须注重培养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人才群体。在注重培养和打造雄厚的人才群体的同时，要培养选拔富有想象力和敢于创新及具有求实精神的领导者，这才是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主体。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以整体战略的思维创新人民战争思想 近几年来，人民战争思想“过时论”充斥着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战争思想确实面临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思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叶剑英元帅曾经指出：“我们是靠人民战争起家的、取胜的。这个法宝，我们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仍然靠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当代的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 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敌对双方单纯的武装斗争。进行战争的任何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在有关自身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都将尽一切可能调动起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去与敌人作拼死搏斗。正是在对这一战争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武装斗争为主，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的人民战争斗争形式，使各种斗争形式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以军事为主导，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进行的所谓“总力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提出用人民战争回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体战争，从而把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种进步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为自己祖国的生存而战。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变单纯政府抗战为全民族的整体抗战；变单纯正面战场为正面与敌后整体战场；变单纯军事斗争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斗争。从这一视角讲，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用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战”，对抗帝国主义的“总力战或总体战”。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亦符合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三大特点之一的“整体性”特点。 提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这一理论命题和理论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力量上形成整体威力。为了把人民群众组织到革命战争中去，需要有效的组织形式。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三结合”的战争力量组织形式。这里的“三结合”，一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二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三是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斗争组织体制。这个“三结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一个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巨大组织形式。实践证明，它能充分发挥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威力，从而使敌人陷入我全民的整体包围之中。 第二，在形式上进行广泛的整体动员。在寻求到战争力量的根源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之后。怎样把他们动员起来，使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是对战争力量进行运筹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思想动员等等。例如：政治动员上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党我军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多种动员形式，造成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形成人民战争强大的整体洪流。 第三，各种斗争形式上相互协调、整体配合。就是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间接地配合起来。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多种配合所形成的整体斗争体系，在政治上，将人民的武装斗争与政权的斗争紧密联系，既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又要通过运用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支援武装斗争，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军事上，使敌人处处遇到抵抗，处处遭到打击；在经济上，运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奸商及其他犯罪分子对我方经济的破坏，保护我方经济的发展，以支援革命战争，并用一切手段破坏敌方经济，以削弱敌人的战争承受能力，使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力量枯竭；在文化上，毛泽东重视把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文化战线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暴露敌人、仇恨敌人、团结人民，使敌反动面目充分暴露，激励人民奋起抗敌。在外交上，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使敌陷入我全面整体的打击之中，处处被动，最终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战略遗产，其精髓是不朽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事理论，它必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寻求创新发展。为此，提出“当代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的学术命题，主要着眼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方式的认识。是采取暴力的方式制胜，还是和平的方式制胜，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逐中面临的两大选择。人类已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战争形态也在发生变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角逐的空间已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延伸，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种领域、多种手段去谋取和维护自身更大的利益，这种角逐呈现出一种整体性。例如，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霸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扩张、经济上的扩张、文化上的扩张、军事上的扩张。西方强权在谋求实现世界霸主地位时，主要是以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和人权打压战略，经济上的资本扩张战略，文化上的渗透战略及战争手段开辟通道。 二是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的范围更具有整体性。战争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实力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整体较量。战争整体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展。信息化时代是真正的整体战争时代，没有平时、战时之分。核威慑下的和平、军备竞赛、局部冲突，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众传媒、舆论、心理、法律等，都在全时空进行。进行这样一场极其复杂的整体战争，没有人民的总动员，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决然不能取胜的。 三是战争与和平、平时与战时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信息化作战更是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体现在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理论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训练诸要素的整体结合。 四是信息化战争必将是人民战争的整体战。我们所面临的战争将涉及我国领土和领海的广大空间，战争一开始就可能遭到敌从陆地、海上、空中多方向、多样式的猛烈袭击。敌我双方不仅在广阔的陆地上进行交战，而且空中和海上以至于外层空间、包括心理、信息、传媒、网络等都会成为激烈的战场，信息化战争将改变人们“前方”“后方”的观念，是名副其实的整体战。这种整体空间作战不仅是指诸军兵种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而且还包括各种武装力量之间及非武装力量的相互协同。信息网络战、大众传媒战都将成为人民战争的新形式。这就要求，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途径和方法应该改变仅限于陆海空战场所形成的固定模式，尤其是不能被陆战场上取得的经验所束缚，而应按照新的战争空间、战场需要去设计和探索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管敌人从哪个空间来，也不管敌人在哪个时间来，都有对付它的一套打法。只要我们围绕传统优势，不断地探索创新，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必会大放光彩。 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当代的人民战争也必须是整体战”这一学术命题的立意，在未来的国家角逐中，必须要坚持人民战争整体战的正确指导。当代的人民战争整体战的建设，关键在平时，即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社会治理上，必须要反映和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以自觉的行动参与到人民战争整体战中来。如：在政治领域应对强权的所谓民主扩张、应对利用人权干涉主权、应对主权被肢解，需要“人民战争”；在经济领域应对强权发动金融战、贸易战、知识产权战，需要“人民战争”；在文化领域面对强权的价值观征服、舆论打击、传媒欺骗、文化渗透，需要“人民战争”；在军事领域更需要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抗击、遏制强权发动的战争。在这方面，特别是要认真研究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整体战的新理论，根据当代人民战争整体战形态、作战样式的新变化，深入探讨人民群众参与战争的方式，人民战争武装力量的构成，以及多种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等问题。充分发挥我国社会物质资源丰富、人才群体辈出、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等优势，形成在信息化战争背景下人民战争整体战的巨大优势。进行信息化时代人民战争整体战不仅需要本国人民的支持，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道义上的支持。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有利于我们在全世界建立最广泛的“道义”统一战线，用全世界人民正义的整体战遏控强权、霸权发动的非正义的整体战、争取和平，从而构建人类的永久和平。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外交上纵横捭阖及中美两国寻求和平竞争的思维方法 西方一些学者和政要认为，在外交上实力并不代表公正，并不代表正义；但是公正本身，正义本身，也不能转变成实力。国与国的交往，需要公正，需要正义，但不能仅靠公正，仅靠正义，更重要的是实力和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某些强国为谋求自身最大优势，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使尽了各种招术和手段。诸如联盟外交、秘密外交、条约外交、人权外交和民主外交等等，这些外交手段都有极强的进攻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策略，纵横捭阖，或刚或柔。 目前各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是寻求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损失，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能。 评价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特别在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使国家在面子上不丢分，得失上不失利。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外交上的宏大与远见，是多栽花、少种刺，多铺路、少拆桥。纵横捭阖的思维方法主要是修补裂缝，加密针线，广交朋友，不树敌。 同时，我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事事妥协，我们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我们也不必怕谁。我们所做的只是要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国际上一位西方政要最近指出：冷战结束后一度形成的“单极世界”局面已经结束。21世纪的大国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机构，对这些国家而言，“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已经过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如何建立“更符合实际的21世纪国际新秩序”，更有效地迎接全球化挑战。他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这个主张得到了西方许多学者及政要的认同。 但是，这个主张忽略了谁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的过程中，转化的成败与否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如果矛盾的主要方面拒绝转化，那么这种转化在人们眼里就会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在现阶段，这种转化的主导方面是强权国家，如果强权国家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始终不放弃“敌人”和“对手”的概念，那么是无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的。不过我们不能说小国和弱国对此只能无所作为，单个的小国和弱国可能确实对此无能为力，但如果小国和弱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却有可能促使强权国家产生有限度的转变。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有限度”三个字，因为强权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一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自发地彻底完成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 就目前而言，这种转化的成败与否决定于美国的态度。美国究竟是继续追求他的世纪帝国之梦，将他不喜欢的国家都当作“敌人”和“对手”进行“竞争”和“角逐”，还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参与促成和拥抱多极合作的世界新秩序？这将是美国在21世纪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这一选择将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和世界各国在整个21世纪的命运。 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35年来，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证明角逐竞争可以是和平的。35年前的中美关系仅仅限于对抗苏联威胁而结成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却远远超越了对付共同敌人的范围，即从单纯的战略安全与政治外交合作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合作的区域也从亚洲地区扩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于整个世界。上世纪90年代中美长期纠缠不清的人权、劳改产品、言论与宗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已被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经济全球化以及反恐合作、朝核危机、中东局势等问题所取代。中美关系涉及的地域和范畴，超越了双边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中美关系在经济上进入了利益交织、相互依赖的阶段。近年来，中美关系愈趋成熟，双方建立起战略对话的有效机制，保持高层频繁接触与往来，就双边关系与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坦诚交谈。 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有竞争，有利益冲突，但中美两国之间不是非要有战争。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报道：“乐观地讲，中国有可能崛起为强国。这并不是一定和德国及日本当年那样，会成为一件恐怖的事情。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那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 但是，美国既有“鸽派”也有“鹰派”。而美国的“鸽派”和“鹰派”并不是战线分明并一成不变的两大派，他们之间经常在互相转化，这就是对手的不确定性在起作用。如尼克松就是美国“鸽派”的代表，但是，他过去也曾经充当过对华“鹰派”的代表。这正如有的学者撰文指出：“鸽派”上台并不意味着波澜不惊，“鹰派”上台也不意味着事情已经不可收拾。 为了中美两国的长期和平相处，美国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中国从来就没有想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中美两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不一样，美国想领导世界，而中国想和平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在这种战略目标下，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不可能也不现实更没必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做威胁的对手；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是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中国的和平发展恰恰给美国创造了巨大的、长期稳定的市场和利益空间；美国想遏制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要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沉重的，而且肯定会极大影响美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议会和学者中，有关中国的言论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强硬的声音，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另一种是温和的声音，主张对中国进行接触和交往。无论是强硬者还是温和者，都是在“两面下注”唱双簧戏，强硬者是逼迫中国让步，温和者则是劝说或巧妙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暗示中国让步。这是美国在对外交往中一贯的行为方式，值得我们深思、警惕和借鉴。在这方面，中国的学者也应有两种声音，这样才能以两手对两手。否则，将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总之，在中美两国的交往中，中国必须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国家利益从来不会完全重合，特别是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矛盾，因而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无法避免，所以中美两国“斗”是正常的，不“斗”是不正常的，关键是要把握斗争的尺度，“斗破”了对双方都不利。这当中最主要的是中美要保持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或斗争关系，避免让这种竞争关系或斗争关系转为敌对关系或战争关系。中美同处一个星球，我们必须学会有理、有利、有节、有法地寻求利益的共同点。任何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别国，也伤害本国。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对本国根本利益负责的政治家，都要积极寻求以合作代替无序对抗，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理性地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今天中美两国都应该重温尼克松曾经撰文指出的：“我最近访问中国是在1979年，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安全，不是扩张。他们对国内的发展感兴趣，而不是对向外的活动感兴趣。他们表现出非常精深的全球观念，那不是帝国缔造者征服世界的观点，而是世界政治家的观点，即寻求全球势力的均衡，以使每一个国家包括他们自身得到安全。如果这种观念确能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下一个世纪，中国可能会真正成为一个‘伟大而进步的民族’，一个在世界上强有力的、讲和平的国家。如果我们能表现出力量，显示出我们是可靠的伙伴，中国的政治家们持有上述观点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五篇 以整体战略思维寻求未来发展的主动地位 以整体战略指导赢得未来指和平发展 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盛衰。对中国来讲，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必须放弃“冷战思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积极的主动竞争意识、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我国崛起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战略指导将更加复杂，战略主动权的争夺将更加困难，这对战略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战略指导的核心是主动权的争夺。为此，在战略指导上要准确把握天下大势，准确地判断“谁在威胁谁”、受谁的威胁、国家的威胁来自何方。对国家面临的威胁，及时地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使国家角逐竞争处于有利的地位。为此，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战略指导的哲学思维。 首先是竞争的思维、斗争的思维。和平并不是廉价的商品，维护和平也不是一件易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讲，和平的全部史，就是获得和平与维护和平的斗争史。至此，我认为“和平、和谐”不是要取消斗争。因为提倡“和平”正是由于存在“不和平”的现象，提倡“和谐”正是因为存在“不和谐”的现象，所以我们才提出追求和平、倡导和谐的理念。“和平、和谐”并不是不要斗争的“和平、和谐”，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发展中有合作也有竞争，和平中有友好也有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会达到妥协及和解。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曾说：相持、和平、和气是相对的，分裂、斗争、冲突是绝对的。不明此理，就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当矛盾处于非对抗状态，没有上升到对抗状态时，只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不能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然而，用和平的手段来化解矛盾达到新的统一，其结果最终离不开和解、妥协、调和，但这种妥协是在相应斗争基础上的相互妥协，不是单方面无原则的妥协。任何国家、任何人民对于侵犯本国利益者，都必须以斗争对待之。放弃斗争必将任人宰割，前途不堪设想。斗争才是胜利之路。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和平、和谐”是通过斗争来达到的，或者是通过斗争来维持的。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斗争的精神，不受制于人的大国气魄和抓住机遇、勇于开拓、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和胆识，就说明了这一点。从“一边倒”、“一条线”的外交政策到“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理论”，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与驾驭能力，表现着他带领新中国冲破封锁与束缚的斗争精神。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将不畏强权的反霸精神贯穿于国际战略始终时，却始终没有放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争在公平合理、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解决中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和解的时机到来，毛泽东在晚年又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他毕生事业中留下的最后一座丰碑，体现了高超的“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胆识和谋略。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大洋彼岸走上中国红地毯的时候，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昂首阔步踏上联合国主席台的时候，标志着毛泽东的反霸战略大获全胜。 其次是“争取和平，寻求实现不战而胜、和平制胜”的思维。这是因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生存和发展，而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争取和平”，就是要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没有较长时间的和平，什么生存和发展，就都吹了。这里讲的“寻求实现不战而胜”，是指不用军事上的暴力手段取得胜利，但不是绝对不战，而是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外交上的“战”，也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军事上的“战”，这个一定条件下的军事上的“战”就是指运用非军事手段和非暴力的军事手段，最大限度地制止暴力战争的发生和发展。“和平制胜”就是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取得胜利。因为，暴力制胜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胜利，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是不战而胜、和平制胜。 再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维。以往的战略只为谋军事，随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新的政治格局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和确立，战略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它的外延已经扩展到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谋求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比谋求如何打胜仗更加重要。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今天和未来都显得更加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也正是和平崛起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传承创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性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战争是残酷的，交战双方都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失败一方的损失自不必言，不仅会死伤大量军民，也会使国家基础设施惨遭破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就是胜利的一方，或因劳师远征，或经强攻硬夺，近战拼杀，也会损失惨重。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共同利益更加突出。破坏对方，往往会使己方受损。所以，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性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特别在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实践中，更要创新、发展、提倡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哲学思想，来为我们的和平发展提供一种思维方法的保障。至此，我们要把孙子的这一军事哲学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紧紧把握住当前时代的特点，即：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联成一个整体，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毁灭性的战争不仅会严重损害对方的利益，也同样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还会严重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运用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军事哲学思想。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一是着眼于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变军事斗争的“战”为“少战”或“不战”，再变军事斗争的“不战”为非军事斗争的“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孙子所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思想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丰富和完善了孙子的这一军事哲学思想。二是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优秀军事思想遗产，扩充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超越军事领域、超越国界、超越时代，是对孙子战争理性的延续和发扬。三是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哲学思想，来防止人类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倒退，避免把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明智地选择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这是继承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文化遗产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一种不会异化为武力的对抗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才能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进程最大限度地规避热战。这既体现了战略指导的上上之策，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更体现了进步的人道主义和文明思想。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在解决争端时，不诉诸武力，而是用非暴力的和平与对话方式进行角逐，求得解决，就会使各方少受损失，不结冤仇。国家与民众就会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就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从而使人民获得较大利益。 2.用整体战略的思维把握、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 把握、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用科学发展观把握、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哲学基础是：战略思维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延长机遇期？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需要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整体的运作。在寻求国家生存与发展角逐的斗争中，任何一个主要强国都有五张牌：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当然，各方控牌的实力是不一样的。对此，需要进行整体协调、综合筹划。我认为，建立“以政治的和平兴国为航向，以经济的振兴为基础，以文化的融合为吸引，以外交的广结善缘为纽带，以有限的军事手段为辅助”是我国保持和延长机遇期的根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为和平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因为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了战略机遇期的把握与利用具有不确定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整体性竞争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整体性竞争的不确定性，就是让对方摸不着出手与不出手，何时出手，在什么领域、什么方向出手和怎样出手。总之，在战略机遇期内对不确定性的利用，就是运用整体的行动进行先期部署、先期预置来坚持战略底线与保持弹性，掌握回旋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稳定机遇期与随机性的机遇期都牢牢地抓在手里。当然，我们不能被战略机遇期捆住手脚，不能被动防守、被动应付，而要以积极的心态和整体战略的积极行动维护战略机遇期，把握战略机遇期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当面临重大挑战时，该出手时一定要出手，以主动的行动，包括经济上的行动和外交上的行动，也包括军事上的震慑行动等，来打破对战略机遇期的威胁和困扰。 3.用整体战略的思维把握国家战略指导的预见性。 战略必然具有前瞻性即预见性。至此，战略决策必须对全局未来的发展走势进行预测和超前性研究。在战略预见中，要强调看到大的方面。这是基于对所掌握的各方面情况做出的战略判断，就包含着对事物发展趋向或结果的预测。在战略指导预见性方面，特别要强调领导与预见的关系，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和领导就没有一切。1949年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命令解放军打到深圳河岸停止进攻香港，为中国留下了通往世界的通道。这堪称是战略指导预见性的经典之作。 国家战略指导要讲究实效性，但国家角逐竞争本身具有持久性。为了使中国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崛起，所以必须要增强国家战略指导上的预见性。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际风云更是变幻莫测，国家间的角逐更是变化无穷，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因素交叉互动，必须以整体战略思维把握国家战略指导的预见性，要求战略指导必须预见可能出现的情况来调整现实的行动，以争取在角逐和竞争中立于主动。 4.用整体战略的思维统筹运用各种手段、力量和资源。 为了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战略指导的视野应该更宽广，战略选择的空间范围应该更大、可运用的手段应该更多。2005年底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公布了经过5年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充分运用非军事和军事手段，并合理地结合使用，是保障国家安全比较经济有效的途径之一。为此还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一是在深入分析俄罗斯国家利益所面临的潜在威胁的基础上，精心计划并在政治、外交、经济、信息、技术和心理等领域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二是在安全会议和联邦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总局等部门在应对非军事安全方面拟采取一致的行动和措施。三是安全会议秘书及机关的主要工作应集中于协调各部门利用非军事手段保证国家安全的活动。四是为提高政府在解决最重要的国防问题上的作用，国防部长应同时担任政府副总理。五是为运用非军事手段捍卫国家利益，需培养专业领域宽的干部，为此应在总参军事学院或国家公务学院建立专门系，国家机关、国防部及其他强力部门的主管人员应在此进行相关学习。六是有必要在总统办公厅或政府机关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其任务是对国家级的信息活动实施协调，不仅包括保证精神安全、确立民族思想、树立俄罗斯良好的外部形象等问题，还包括应对颜色革命。俄罗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值得我们借鉴。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中国从来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应对世界的。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到底如何，也只能决定于中国自己。这当中很重要的方面取决于整体战略的筹划与运用。未来与强权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全面较量。因此，必须根据对手变化，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指导原则，以变应变，因机制变，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法”的高超战略指导艺术，斗而有理、斗而有利、斗而不破。就是要坚持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及军事手段、力量、资源的综合运用，通过各种手段的密切配合和各种力量及资源的合理运用，达成国家崛起和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的。 5.锻造国家战略指导层的魄力和能力。 在国家战略中，战略指导层的魄力和决策能力直接影响着心理威慑的效应。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抗，不仅是行动上的对抗，也是其战略决策集团及智囊——参谋机构之间高超指导艺术的对抗。战略指导层是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指导能力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国家具备相当综合实力后，一个果敢、善谋、善断、有信誉、有魄力的战略指导层的威慑作用将是深刻的、持久的，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释放出强大的威慑能量，给对方以无形的压力。全球化、信息化、不对称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生存智慧上的竞争更加激烈。正处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我们面对的是更严峻、更广阔、更富挑战性的未来。世界在前进，中国要发展、要崛起，就必须要有发展和崛起的理性认识，同时锻造国家战略指导层战略决策的能力和魄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略判断、战略制定、运筹与把握等方面讲究进退有节，伸缩自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保持灵活与弹性，把战略置于股掌之间，在“谈笑间灰飞烟灭”，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演出了很多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活剧。未来国家间的角逐竞争可以说是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要求国家的战略指导层必须快速反应、实时应对、高效运转、迅速果决，这是战略指导层的战略指导能力的重大体现。为了达到这样一种高效的战略指导能力，要特别注重研究和掌握对方策略和企图，采用可以使己方获取最大利益的谋略与策略，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事实上，任何一次新的角逐竞争手段运用都不可能是以往战略实践活动的翻版，没有战略指导的不断创新，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和胜利。战略指导本身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创造性是战略指导的灵魂。 6.建立强有力的整体战略统筹机制。 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面临整体威胁的挑战，特别是国家战略随时面临着各种危机，这种危机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威胁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无论平时的战略指导还是紧急情况下的危机处理，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统筹机制。这种战略统筹机制的建立对我们化解各种威胁，管控各种危机，确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从我们国家来讲，为适应国家角逐整体竞争的需求，急需建立能够协调指导应对国家整体安全威胁的战略统筹机制。 所谓战略统筹机制，就是国家为保证整体安全状态而建立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统称。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急需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建立一个能够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整体力量的常设机构。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日本的内阁综合安全委员会。笔者认为这个常设机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方面进行长期安全战略规划；二是指导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领域进行合理的战略资源分配；三是制定完善应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各种安全威胁的战略行动预案；四是协调运用各种非军事手段和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和处置应急突发事件；五是制定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应该指出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不能照搬别国的战略领导体系。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在战争中，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后果，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尔后建立的和平也是极不稳定的，甚至还可能播下新战争的种子。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越野蛮残酷，敌方的复仇之心就会越强烈，抵抗意志也会越坚定。历史上几乎所有希望靠战争来征服其他国家的强权国家，最终都难逃失败的下场。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日本、德国都尝试过，但都失败了。今天的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又是一个实例。人类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国家大战略目标所寻求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大国争锋，群雄逐鹿，纵观天下，中华文明已经走过了5000年的历程而不中断。这当中成功的战略奥秘是中华儒学“和为贵”的伟大人文精神与中华兵学“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知兵非好战、战则必胜”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性哲学。这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中积淀出的一种具有崇高境界的一种大战略思维。未来中国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更需要传承创新这种大战略思维，并以整体战略的思维方法和行动，去积极赢得国家角逐竞争中的主动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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