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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弈：中国的“太极”与美国的“拳击”》 第一篇 共享的战略利好期 第一章 世纪之交的天下大势 世纪之交的国际局势可谓是纷纭复杂、变化多端。从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给人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9·11”事件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又使人觉得当今世界是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许多现象让人感到，当今世界是漆黑一片，未来也不光明。 就发展问题来看，二战后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由于过于将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军事竞争上，从而放松了对国内发展的关注，终而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西欧、日本趁机崛起。尼克松政府对此已有所认识。在1971年7月6日堪萨斯城讲话中，尼克松说：二战结束时，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过去25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世界头号国家，超群的世界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当我们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尼克松才提出“从那些我们摊子铺得太大的地区削减我们承担的义务”，“将侧重点放在优先地区”，并“开始较多地注意欧洲”。为此，美国必须缓和同中国的关系，结束同中国的对抗状态。美国要削减它所“承担的义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要改变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客观上也是与求发展这个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发展是当今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是美国人民的要求。冷战后的美国第一次大选，选民抛弃刚刚打赢海湾战争的大英雄（老）布什，选择承诺将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首位的克林顿，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些所谓的“失败国家”好像已经绝望，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在快速发展，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赛场上奋进，其速度和气势让发达国家惊叹，甚至生畏。 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通过，宣告了美国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制造“两个中国”图谋的彻底破产。这一结局完全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正如尼克松后来回忆的：“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以为最大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呆在联合国里。”更为重要的是，275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历史，由此开辟了新的篇章。此后，美国不得不以平等的伙伴关系来对待联合国。美国可以用拖欠会费等办法来刁难联合国，也可以避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但是却不能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老）乔治·布什在2758号决议表决结束后虽然“感到悲伤”，认为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在“大多数”面前，美国霸权失能了。 全球化使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不平衡促进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而多元化正是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基础。全球化是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那些善于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国力迅速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增大了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甚至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受某些方面的严重损失，但却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义在给殖民地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殖民压迫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当20世纪初殖民地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时，民族解放运动也具有了国际性和世界性。特别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所以几乎与二战结束相伴随，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在亚洲，1945年8月，朝鲜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接着老挝和柬埔寨宣告独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国相继获得独立。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被称为“亚洲风暴”，它直接带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1956-1958年，突尼斯、摩洛哥、加纳、几内亚和马里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沉重打击了殖民主义，成为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到60年代，非洲共有32个国家获得独立，仅1960年一年，就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被称为“非洲觉醒”。与亚洲、非洲的民族独立高潮相呼应，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独裁统治的斗争，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然而，美国出于反共主义冷战的需要，利用其对联合国的控制力，阻止新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不仅如此，美国还一再操纵联合国通过攻击中国的决议，压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组织了以它为首的包括16个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随后，5月18日，联大又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美国还利用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20世纪国际秩序的变迁，从表象上看是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世界若干潮流或大趋势的发展，世界潮流是国际秩序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对推动国际秩序变迁作用较大的潮流有四个，即民族解决运动、多极化、和平与发展、全球化。 冷战的结束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是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首次未经过战争手段而结束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状态。这一结局本身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化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时代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虽然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种“冷战”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和激烈军备竞赛那种冷战相比，其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尖锐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尽管“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诚然，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失去另一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制衡后而恶性膨胀，从而导致干涉它国内政，甚至武力推翻它国政权的事情增多，但这种干涉与动武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对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有过非常精辟的评价：“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毛泽东所言不过。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有78个国家获得独立。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状况和政治格局。实际上，在二战后的历史中，除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外，还有一个重要进程，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兴起。这从联合国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在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而到了1971年第26届联大时，则有129个成员国。后增加的成员都是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没有这一变化，中国是很难取得打破美国阻挠、重返联合国的胜利的。在表决2758号决议时，76张赞成票中有62票来自亚、非、拉国家，其中亚洲19个，非洲26个，拉丁美洲17个。联合国成员国构成的变化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的能力趋于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国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样利用联合国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了。这是时代变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结果。 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美国一方面再一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另一方面又炮制了“双重代表权”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又“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双重代表权”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自然遭到中国政府和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坚决反对。不过，美国的举动已经表明，在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美国已处于守势。9月22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讨论第26届联大议程时，决定把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之前审议。如果前面的提案被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成了废案。美国遭到关键性的失败。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2758号决议）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美国遭受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又得到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冷战后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主要的方面，在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使得美国的比较实力大增。就如同长跑比赛，当第二名紧跟第一名并总是跃跃欲试要超过他时，人们并不觉着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而当第二名被第一名远远甩开的时候，人们才会惊叹第一名的出色表现。其实，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第一名提高了速度造成的，很可能是第二名减速或跌倒引起的。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就与这种情况相似。美国的实力虽然有大幅度提升，但与二战后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之时，欧盟、中国的实力也都有引人注目的提升，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此外，印度、巴西等“准力量中心”的实力也有明显增强。所以，当今世界并不是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 第二阶段从1961年至1971年，斗争焦点是美国利用“重要问题”案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61年，第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代表权的议题，第一次突破了美国所设置的障碍。但是美国又采用新的招术继续阻挠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美国设法使此届联大通过了一项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的决议，而“重要问题”决议须由联大2/3多数同意才能做出决定，如果是“程序性问题”决议，则只须过半数即可通过。很显然，美国的阻挠继续延迟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然而，到了70年代初，美国认识到，即使利用“重要问题”案也难以继续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在1970年的第25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首次获得了简单多数（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虽然因被作为“重要问题”案，不足2/3多数票而未获通过，但却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重返联合国已为时不远了，这是不依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 20世纪初的国际秩序有两大特征：一是欧美列强占绝对统治地位；二是没有维护国际秩序的保障运行机制。关于第一个特征，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那时，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领土面积共计89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3；人口约93000万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56%。“整个世界划分为进行压迫、掠夺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状态的多数被压迫国家和地区。”日本虽然已经跻于列强行列，但地位与作用十分有限。一些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只适用于欧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曾放言，只有欧洲才有权批准独立。这是当时国际秩序的真实写照。到20世纪初时，美国加入了“有权批准独立”的行列。关于第二个特征，当时的世界处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来调节国家间的关系，列强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霸权的第三个挑战者来自西方集团内部。从5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后，西方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欧和日本的地位上升，美国则相对衰落，到60年代末形成了美、欧、日三大经济中心鼎立的局面。与之相应，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1958年，欧洲共同体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使西欧国家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60年代，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邦德国提出并实施“新东方政策”，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缓和与关系正常化”。日本虽然没有法德那样大的政治性动作，但也开始寻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走向自主外交。特别是日美贸易磨擦，到70年代初已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促使尼克松政府“考虑用共产主义中国作为平衡越战后日本在亚洲的影响的砝码”，“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 如下两个事实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从总体上长期高于发达国家；二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比如，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已由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大约1：20缩小为大约1：8，而且中国的经济仍然在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也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它们极有可能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这是美国所阻拦不了的。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一方面要推行霸权战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多极化是个大趋势。一些国际战略家对未来世界格局也做出了富有见地的分析。著名英国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Brian Beedham）在《新的地缘政治》一文中预测了2050年时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认为届时可能出现6个巨大的权力中心，即：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这种状况是与多极化趋势相吻合的。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实事是：虽然美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50年代曾占世界的一半还多，而现在只占1/3。 对民族解决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美国是所有了解的。1960年，美国发表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探讨了二战后三种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表明美国智库已经认识到民族主义（主要指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到1971年，在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尼克松、基辛格心里也很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明知要“失败”，却无可奈何，只能等待着失败的到来。在世界潮流面前，霸权的力量是有限的。 在20世纪，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政治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审视21世纪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任重而道远，但与20世纪初比较起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出现，特别是霸权主义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威胁。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得到解决。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在南巡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还认为，这两大问题没有解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60年，斗争的焦点是美国阻挠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按常规，恢复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也就是代表的全权证书问题。然而，在美国操纵下，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复杂化，并被搁置、拖延长达10年之久。1950年9月，在五届联大上，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遭否决。此届联大还决定：由大会组成7人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得出结论之前，仍由“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这等于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又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之类的借口，阻挠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些会员国迎合美国的意志，对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了回避或拖延解决的态度，使得联大以“时机不成熟”、“情势不利”等理由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结构逐渐变化。在联大通过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时，美国得到的多数票逐年减少。在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以42票对34票通过，美国提案仅得到8票的微弱多数。美国已经认识到，用拖延、推迟讨论的办法来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很难奏效了。 与冷战期间相比，冷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除了表现为没有军事集团对峙外，还表现在另外几个方面。其一，局部热战，如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地区，虽然未能避免，但其规模和烈度及对世界和平局面的影响，要比冷战期间某些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小得多。其二，虽然美、日等国在增加军费预算，并进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与开发，美国甚至还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要比冷战期间缓和得多。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就会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图景：中东是个民族、宗教冲突之地，和平遥遥无期；非洲到处是部族冲突、种族仇杀；南亚也充满着冲突的种子；东亚虽然尚无战事，但却处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下；朝鲜半岛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仍然处在因冷战而发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机还不时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从中亚经中东、南亚，到东南亚，则是恐怖主义多发的、不稳定的“动荡弧”……这些图景似乎在告诉人们，当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问题并未解决，而且新的矛盾却不断涌现，世界不安定因素增多。难怪布热津斯基曾预言，在21世纪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但是，在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的部分地区，却很少见到战火硝烟，这里的人民享受着和平，而且有些地区，比如欧洲，正在向一体化迈进，民族仇、国家恨已逐渐被遗忘，各国都在分享着民族和解的“红利”。 但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未解决并不能否定它们是时代主题。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还是相对缓和，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冷战期间更小。 <h3>导言</h3>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使人类遭受空前惨重劫难的同时，也使世界主要国家认识到了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联合国应运而生，其主要宗旨就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与国际联盟相比，联合国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即国家无论大小，均可加入联合国，一切会员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对保障中小国家权益、约束联合国的行动有着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大进步。 中国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出席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宪章的制宪会议，1946年2-6月举行）的中国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在旧金山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表明了支持创建联合国的态度，毛泽东发表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际法主体，本是1949年前的中国的延续，理应享有中国在联合国固有的合法地位及其他一切权利，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肯定的国际法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中国政府也一再表达要求：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各机构工作，把所谓“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中国政府还任命了出席联合国会议、参加联合国工作的代表团。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已得到公认。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带来深刻的影响。单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角度讲，虽然全球化为美国推进霸权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是同时又在制约着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其霸权地位得到提升，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率领一些盟友不经联合国授权就对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动武，凸显了美国的霸气和对联合国的不尊。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不可能包打天下，它需要大国的合作，更需要联合国的合作。2003年伊拉克战争虽然使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联合国已经名存实亡或无所作为的结论。在伊战爆发前，美国还是尽其最大努力争取联合国的授权，并把在联合国授权下解决伊拉克问题作为优先的选择。从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的通过到2003年3月这4个月间，美国施放出了空前的耐心，等待着对伊武器核查的结果并努力争取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美国争取联合国授权失败后，它仍是打着执行联合国决议、维护联合国权威的旗号发动对伊战争。美国的表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把联合国的授权作为其发动对伊战争的全法性来源。后来美国在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辩护时，仍是从联合国寻找国际法依据，在它看来，发动对伊战争在本质上是符合联合国决议精神的，只不过是在授权程序上有点问题而已。其实，还有一个事实，可能美国没有考虑到，这就是：在当今世界，联合国还是国际道义的主要来源和载体。美国因为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所以仅有30几个国家在伊战中支持它，其他不支持美国的国家，并不是没看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劣迹，更不是同情、支持萨达姆，而是因为联合国未支持美国。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虽然顺利取得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胜利，但是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它仍然需要联合国的合作。2004年6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对0票通过了第1546号决议，结束美英对伊战领，认可伊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寻求联合国合作的结果，也是美国霸权失能的又一次体现。 联合国能逐渐摆脱美国的操控，发挥自己独立的作用，还直接得益于世界多极化进程。而多极化进程的孕育则始于美国霸权的止盛转衰。二战结束初期，美国的综合实力达到巅峰。然而，好景不长。苏联首先挑战美国的霸权。经过柏林危机，苏联守住了雅尔塔协议赋予它的利益；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h3>一、国际秩序的百年嬗变</h3> 纵观百年国际秩序的演变，可以发现，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西方国家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与20世纪初相比，到21世纪初，国际秩序有两个突出的变化。第一，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增大，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西方世界的一统天下，西方大国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主宰一切，特别是主宰弱小国家的命运。这不仅体现在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等世界性国际组织内的发言权上，而且还反映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上。第二，联合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主要保障运行机制，其地位正逐渐确立并巩固，作用日益增大，尽管它经常遭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虽然有很多局限性，需要改革、完善，但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上也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就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过程体现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此消彼长的态势，也体现了美国与联合国之间操纵与反操纵的斗争历程。这场斗争历时22年，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 在世界各种“非美”力量崛起的同时，美国自己的力量却不断衰落。继1960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后，从1968年3月到1971年5月，又先后发生了6次美元危机，导致美元正式贬值，信用急剧下降。1968年对美国来说可谓是厄运之年：遭受了两次美元危机；两位名人（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政治动乱和街头骚乱不断。有的学者将这一年的政治动乱称为“1968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整个社会几乎已经处在文化上和社会上爆发内战的边缘”，“几乎所有一切都要崩溃了”。这些国内危机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遥相呼应，而越南战争客观上成了美国国内危机的重要根源。在1968年的新春攻势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力量歼敌25万多人，其中包括8万美军，击落击伤敌机3000多架，击毁敌坦克3000多辆。越南战争是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并且成为促使美国在美苏较量中转为守势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殖民体系开始瓦解。欧美列强为了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护国际秩序，建立了国际联盟。尽管国际联盟是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有益尝试，并为后来建立联合国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大国的局限性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它在维护国际秩序上是不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联合国都受美国的操纵。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建者。联合国诞生之时，正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日，那时，美国的综合实力达到巅峰：经济总量占世界50%强；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时的美国，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拿着原子弹，横行天下，不可一世。美国推动创建联合国的目的，就是要把联合国变成维护美国霸权，实现美国意志的工具。而新生的联合国自然无力挑战美国，只能是受美国操纵。这集中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尼克松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并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对外政策。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国会发表了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国情咨文，公开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号施令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处境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遇到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随后，他承认，当今“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苏、中、日、西欧。多极化的轮廓已经初步显现。 此外，全球化还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多样化，等等，这些因素都促使包括超级大国美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寻求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有利于多极化的推进以及国际秩序的进一步改善。 就拿和平问题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战争之苦的欧洲、亚洲以及美国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战争。多数国家的当权者和政治家也不愿发生战争，而且还为避免战争努力寻找办法。有“战争领袖”之称的丘吉尔在行将退出政治舞台前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新旧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二战后，各种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和平组织层出不穷，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和平潮流下，谁敢像希特勒那样发动战争，谁就会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谁就会灭亡。美苏两国当权者当然了解这一事实，不敢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种状况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进入50年代后，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开始展开积极的和平外交；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绝大多数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像二战前那样普遍遭到宗主国的残酷镇压，相当多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独立后又同原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了世界各国求和平的愿望，也表明了大国正努力寻求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趋向。以后，国际局势缓和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最后发展到就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就是美国人民也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中，有25万人赴华盛顿参加示威。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给美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促使其调整对越政策。在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中，布什政府一再将武力“倒萨”的时间拖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顾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反战浪潮。 总之，在存在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冷战期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命题尚能够成立，那么在冷战结束后，这一命题就更有生命力了。 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兴起后，在世界的地位逐渐提高。第三世界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是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源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5，领土占世界总面积的2/3。在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占160多。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都致力于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整体，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高于发达国家，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仅占28%，到80年代已达到33%。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像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大国，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在经济、政治力量增长的同时，许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还实现了区域联合，建立起来了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里约集团等。第三世界的壮大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这个进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仍然引人注目。亚欧首脑会议、八国集团峰会南北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出现，表明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想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如果静止地看这些不同的图景，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是混沌的、无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将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较，特别是同一个世纪前相比较，我们就会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出：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进步、生产力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进步，特别是国际秩序也在进步。 第二个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尽管美国在二战后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到处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的墙角，抢占它们的势力范围，以图建立自己的新殖民帝国，但是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并未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而是成为超越美苏两大集团的第三种力量，即第三世界。从“亚非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兴起，再到“七十七国集团”形成，第三世界发展成为一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更宽广的范围看，冷战时期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对战争，要求维护和平；第二，东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第三，多极化趋势仍客观存在；第四，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全球化趋势加强；第五，科技进步的势头不仅未减缓，反而更加迅猛。科技进步的趋势使国际竞争的主战场逐渐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这无疑有利于减缓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有助于削弱战争因素；第六，核军备竞赛虽然比冷战期间减弱，但美、俄等国庞大的核武库仍然存在，仍然能够毁灭整个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战甚至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极有可能引发核大战，这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 虽然国际社会直到70年代以后才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重要课题或主题，比如社会党国际在1978年11月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就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之看成是“两个具有广泛意义和彼此相关的议题”，但是“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主题这一进程在二战结束不久便已开始了。 <h3>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h3> 第一篇 共享的战略利好期 第二章 美国打造单极世界 <h3>一、“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h3>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力量平衡。美国陡然成了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实现了“独霸”世界的愿望。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实力与原来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倒向了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更难以挑战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对美国来说，这是天大的幸事。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安全形势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瓦尔特这样评价冷战结束对美国的意义：“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的经济比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大40%，并且它的防卫开支等于紧排其后的6个国家的总和。这6个国家中的4个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所以美国的优势比上述数字所显示出来的还要大。美国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将使其它国家尽快赶上美国更为困难。” 针对两极格局的结束，美国调整了它的全球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有一个过程。先是用“超越遏制战略”取代“遏制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开始“质变”后，美国一方面认为遏制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苏联这个核心目标，只不过是战略方针有所变化而已。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老）布什政府认为，“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战略重点，因为苏联仍然是唯一的另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不过，鉴于第一，“苏联试图破坏国际体系70年以后，采取重大步骤与国际体系和睦相处；第二，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军事优势理论及批评战后政策的主要宗旨”；第三，特别是“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化”，于是，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这个“超越遏制战略”的宗旨是，“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 然而，“超越遏制战略”没有实行多久，苏联便宣告解体，两极格局结束。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度处于模糊状态，甚至没有明确的名称。直到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尼·雷克才提出了“扩展战略”，以后几经修改，又定名为“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在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的三大目标： ——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 ——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 这三大目标被看成是美国冷战后外交战略的三大支柱，其基本精神沿用至今，只是有时表述方式不同以及三大目标的顺序有所差异罢了。这三大支柱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维持、巩固、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 与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相比，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没有明确的对象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以及苏联解体前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明确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维护国家安全或同苏联争霸，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核心内容。有一段时间，“遏制战略”也针对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将这些国家看成了苏联的同盟者。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再有明确的对象国。从“参与和扩展战略”及其三大目标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被当成美国全球战略的对象国，三大目标都是面向全球的。冷战后美国公开发表的官方政策文件，都不是将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对象。 第二，维护国家安全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冷战时期，由于存在着苏联威胁，维护国家安全被当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它经济和人权等问题虽然也经常被列入美国外交的日程，但基本上都服务于国家安全，一旦它们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便被暂时搁在一边，甚至成为牺牲品。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这是因为苏联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力量的领袖。这里反共与反苏是合为一体的；安全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完全交织在一起。苏联解体使美国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于是安全因素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与之相应，经济、人权等问题的地位被提升，与安全并列为美国安全战略三大目标。特别是经济因素，甚至有时被置于安全因素之上，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内容。 第三，根本国家利益多样化。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美国战略家们对美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发生很大变化，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所做出的判定差异甚大。根本国家利益多样化使得美国与它国的关系复杂化，对同一个国家，在此问题上与之有共同利益，而在彼问题上则可能有利益冲突。这使得美国很难与某一个国家处于绝对对立和亲善的状态，从而促使美国全球战略更难以有明确的对象国。 第四，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多样化。与根本国家利益多样化相适应，美国战略家们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比如，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美国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来源是那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国家”或“无赖国家”，其次才是那些正在崛起的大国和美国的邻国，特别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非盟国。 问：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能长久保持下去吗？ 答：我看不到任何国家将取代美国的实力。在东亚，中国的力量正上升，但我不能说美国与中国正在竞争。我不认为中国在长期内将取代美国。我不认为中国能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甚至在地区。它有潜在的成为东亚领导的能力。 <h3>二、抓住“战略间歇期”</h3> 在“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框架内，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存在着一种充满冷战思维的动向，这就是，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在为美国寻找战略对手。这一方面是要解除美国所面临的没有对手的“新困境”，另一方面也是未雨绸缪，为美国长期保持一超独霸地位出谋划策。 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本来是好事，美国举国上下也曾为之欢呼。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没有了国际舞台上斗争的对手，使美国陷入了新的困境。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这样比喻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安全的新困境：“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形形色色惑人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倒更容易摸透。”美国的新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没有明确的敌人，确实会给维护国家安全带来问题，因为不知危险来自何方。其次，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如果没有了“敌人”或“对手”，政府拿什么去统一国民的意志，靠什么去调动国民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如果没有“外敌”为纽带来维系美国民族的团结，美国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就会突显出来。甚至美国要面临解体的危险，出现“大失控与大混乱”的局面。最后，没有“敌人”，美国与西方盟友的联盟关系也将面临瓦解的危险。冷战期间，正是苏联威胁成了维系北约美欧同盟和亚洲美日同盟的纽带。如果不找出新的“敌人”，这些同盟关系难以为继，甚至美国的盟友会转而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敌人。 于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寻找“对手”。日本、德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俄罗斯、中国都曾被考虑过。在美国甚至出现了“日本威胁论”，《下一次日美战争》这样的书成了畅销货。有些战略家则将问题看得更为复杂一些。他们认为，从苏联解体到2015年，是一个“战略间歇期”，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但此后则有可能出现对美国地位构成严峻挑战的全球性对手。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天美国是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并被期望在1997-2015年间维持现状。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美国应当对此早做准备，阻止这样的国家崛起。在这些战略家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1996年战略评估》就提出，美国要担当全球的领导，为此一方面必须巩固和加强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发达国家民主同盟，形成民主的和平区；另一方面“制止俄罗斯重新帝国化和中国的扩张主义”。1997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提到，“俄罗斯和中国被某些人看作有潜力成为这样的竞争对手，尽管她们各自的前途还不确定。”当然也有人主张，俄、中、日、德都应当成为美国防范的对象。不过从美国外交的实践看，前一种主张已为美国政府所接受。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明显地是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美日同盟的加强实质上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问：您怎样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我想这是有趣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要同时处理很多问题的国家。目前它集中精力于恐怖主义，要击败恐怖主义的一些组织。但是我认为，恐怖主义不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始终如一的敌人。某此恐怖主义现在影响了我们的政策制定。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安全都受恐怖主义威胁。我们之所以能集中精力于此，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威胁。中国并未把威胁指向美国，日本对美国没威胁。有人会争辩说，北朝鲜是个威胁。其实，它对美国没多大威胁，反倒是威胁着日本和中国。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是稳定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改善，双边关系变得更紧密。不像亨廷顿教授所说的，冲突不可避免。我不相信这点。我认为，文明也在变化。我认为，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恐怖主义，相反是大国关系，是如何管理目前的国际关系。虽然美国比任何其他单一的国家都强大，但是美国必须用友好合作而不是敌对的方式来管理国际关系。我担心目前美国的态度会把许多人转化为反美，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言辞上。我认为，对下届政府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改变国际关系的气氛，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更舒适。合作可使大国避免对抗，以便为未来的关系奠定基础，因为美国力量发展的势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h3>三、“新帝国”梦</h3> “9·11”事件使美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打击。自美国通过一场血战从大英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后，本土从未遭受过像“9·11”这样的重创。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期间，虽然英国人登上美国本土、占领首都并火烧白宫和国会大厦，但那是发生在美国尚弱小的时期，而且后来美国毕竟还是赶走了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取得了“第二次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损失数千军民，但那毕竟不是在“本土”。而“9·11”则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而且，发达的传媒工具更使得民众对“9·11”的惨烈有更直观、深刻的感受。 “9·11”事件后，有人认为，“9·11”是美国开始走向衰落的标志，但是更多的美国战略家却将“9·11”看成是美国推进霸权战略的绝好机遇。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帝国论”在美国霍然兴起，对美国的对外战略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在国际政治词语中，“帝国”与“帝国主义”本是贬义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帝国”往往与封建王朝联系起来，“帝国”是“民主共和”的对立面，是革命的对象。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有了特有的含义。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说法，“帝国主义”几乎就是战争、侵略、掠夺的代名词。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眼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一路货色。就是在美国人的词语中，“帝国”也不是什么褒义词。美国人赞美自己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而为人类进步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促进了几个“帝国”（俄罗斯、德意志、奥匈、奥斯曼）的瓦解。 可是，斗转星移，到了21世纪，“新帝国论”、“新帝国主义论”却成了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们所喜爱的一个字眼，并被大张旗鼓的宣扬。可谓是历史轮回，“否定之否定”。不过，毕竟“帝国”与“帝国主义”前面加上了个“新”字，表明今日他们所要打造的“帝国”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以军事手段扩张领土、疆域并统治异族为基本特征的“帝国”，甚至也不同于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大英帝国”，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也不是列宁所定义的“垄断、腐朽、寄生的资本主义”，或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新帝国”之“新”就在于它并不象“老帝国”那样谋求靠武力征服、夺取、占领、吞并领土，也不想对它国、它族人民实行殖民统治，也就是说，“新帝国”与殖民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对外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由它领导的国际秩序，使得它自己及整个世界都享受安全与和平，同时还促进自由、民主、人权和繁荣；它虽然也会对外使用武力，但那不只是为了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而是为它国人民“谋幸福”；它的治理方式不是殖民统治，而是民主，“新帝国”不是君主国，没有皇帝，而是共和国，只有民选的总统。简言之，“新帝国”就是美国单极霸权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这个帝国中，美国处于核心地位，它既是世界警察，又是领导者，同时也是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者，换言之，在“新帝国”中，美国将集世界总统、世界宪兵、世界银行家和世界“民主教皇”于一身。 问：您曾主编过关于“新帝国”的书，您怎样看“新帝国论”？ 答：问题是美利坚帝国将来如何变化。它依赖于美利坚帝国今天和明天怎样做。美利坚帝国目前在中东正面临很多挑战。没人知道它会怎样变化。 你知道布什总统今天发表了一个演说，我认为那非常反映了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帝国。我们不称它为帝国，因为帝国是个肮脏的词。总统和国务卿从未承认我们是个帝国或有那种野心。总统的演说是关于中东的。它再次确认美国现行政策的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实现民主化。演说声称，在中东接受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同像埃及、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非民主国家结盟是错误的。总统说我们不能再那样干了。我们将致力于在该地区完全实现民主，伊拉克是第一个地方。 从这篇演说来看，全部中东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每个国家都像我们一样。布什总统的观念回到了威尔逊那里。其他总统也有这种观点，有的可能比布什更相信这种观点，只不过某些总统用不同的词语，某些总统要在这里应用它，而不是在那里应用它。 我的观点是，理解这个帝国的切入点是意识到，美国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的国家。我相信，民主资本主义将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从事对外政策工作的人认为，其他每一个国家也应当实行民主资本主义。所以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日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尽管所有人都相信民主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但普通美国人并不太考虑对外政策。但我还是基本上同意我们的价值观应当被世界应用。然而，这些价值观将由它们自己扩展。所有的美国人会说它们应该自己扩展，千真万确。但是事实是，它们没有那样扩展。今天在中东，为了扩展这些价值观，我们从事了一场可预防的反对伊拉克的战争。或者它是一场新战争或什么东西。在这场战争中，已花了大笔的钱。总统刚刚签署了引人注目的870亿美元预算案。也许最糟的情况是，美国士兵每天都被杀死。现在绝大多数从事对外政策的人都说，钱不得不花，牺牲不得不有。但他们不能使美国人民相信这一点。美国人说：870亿美元去了伊拉克，同时我们却有数千亿的财政赤字，我们还没有普及的健康保险，我们的士兵每天都有人被杀死。所以，很难说从现在起的20年会发生什么，其原因是，很难说美国人愿意为政策制定者实现其野心付款能维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对你强调，请记住，那不是妙法。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认为，在“9·11”后，美国政策中的一切都变了，但美国政策却是有连续性的。这届政府的野心并不是它所独有的。我记得，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时，克林顿总统就向听众表达了这种意思。在今天布什的演讲中，他说我们知道历史的方向，这个历史的方向是，整个人类都同意我们所宣称的美国价值观。所以，所谓的像美国的这样的帝国是什么？在帝国中，你们将是幸福的，你们将是自由的，并且我们将是幸福和自由的，我们将是安全的。因为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我们的价值观，世界其他地方将变得没有威胁。但是再一次，我们美国人要为这种美好世界买单。 我认为，那是牧师的语言。他们对任何人都宣称他们知道历史往哪里走。我喜欢美国人的关于我的国家的价值观和制度的说法。并且我期望你的国家如此。但是，坦率地说，我不能认为你们的国家将是富裕的和民主的。但是说实话，你描绘出了。因为你们将实现的民主可能是与美国的不同的，你们的价值观可能同我们的是相当不同的。但美国人惯常做的，是在世界扩展美国的价值观。我认为，那是关于帝国问题的核心。 “新帝国论”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美国的综合实力经过90年代的发展有了大幅度提升，美国不仅未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反倒是更加强盛，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就连保罗·肯尼迪也开始修正其过去的观点，感叹美国目前的实力确实“无人可敌”。特别是“9·11”后展开的反恐战争，更显示了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们开始思考，如何充分运用美国的超强实力来为美国的霸权战略服务。 另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新保守主义者是“新帝国论”的主要鼓吹者。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是：第一，信奉武力，主张用军事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第二，极力主张在世界推进民主，将世界简单分成善良和邪恶两部分，并将民主作为衡量善良与邪恶势力的主要标准。新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体。在崇尚武力上，新保守主义者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而在强调推进民主上，他们又与威尔逊主义如出一辙，实际上，新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极端派。在外交上，新保守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奉行单边主义。尽管新保守主义者有时也搞一点“菜单式”的多边主义，但相比之下，他们更青睐单边主义。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沃尔福威茨的话说就是：不管扮演何种角色，美国都应是单边主义国家。“我们的朋友将受到保护，敌人将受到惩罚。那些拒绝支持我们的人将为他们的做法而后悔。”在战略上，新保守主义将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作为美国当前的战略重心，并将之与反恐和防扩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实现反恐和防扩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在伊拉克，进而在中东实现民主化，是新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倒萨”的主要理由。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所信奉的传统保守主义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在基本价值观上有相同之处，但前者更加激进。新保守主义者在2000年大选时普遍支持布什的党内竞争对手约翰·麦凯恩，在麦凯恩初选失利后投向布什阵营。布什政府上台后，他们不少人在布什政府内谋到职位，不过起初并未受器重。那时他们就提出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中东传播美国民主理想的主张，但未被采纳。“9·11”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本领的机遇，他们的一些激进主张逐渐被布什政府内决定政策的老保守主义者采纳。在“倒萨”问题上，新老保守主义达成了共识。“倒萨”的成功也提高了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和地位。 新保守主义兴起与布什政府上台有直接的关系。布什政府本来就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它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保守主义革命的产物。布什内阁是有史以来最具保守主义色彩的内阁。布什本人是保守主义的信徒，分享着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理念。比如在民主问题上，布什就说过：“推广民主的价值观明显符合世界利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培养出谋杀的意识形态。他们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总统和政府自然为新保守主义的成长创造了非常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布什所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阵营中的两支部队，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所以在“新帝国”问题上，新老保守主义同流合污。 “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兴起创造了绝好的契机。一方面，“9·11”使美国的国内安全问题凸显出来，从而使主张赎武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9·11”展示出了国际社会存在着的“反美主义”（所谓反美主义是对美国政府、人民或者其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甚至仇恨，它可以是对美国人的不满以及不认可，就像很多欧洲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也可以是针对美国的暴力活动，例如“9·11”恐怖袭击）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新保守主义就是对“9·11”式反美主义的一种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极端美国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现，他们将美国的利益绝对化，看成是高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以及世界整体利益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山巅之城”，民主楷模，伟大国家，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美国也有义务来禀承上帝的旨意来发挥领导作用。而“9·11”所展示出来的反美主义，表明世界上的那些失败国家和人群，不仅不愿接受美国的领导，而且还妒忌、仇视美国，试图采用恐怖袭击这样的卑鄙手段来打击美国。对这些反美主义分子（包括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美国必须以牙还牙，给与痛击、剿灭。他们认为，在世界推进民主是消除反美主义的最好方式。如果世界都实现民主制度了，世界各国自然都会亲近而不是反对、仇视美国这个民主楷模，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自然容易得到保证。新保守主义者还将美国的实力神化，以为美国拥有空前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凭借实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所以，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度里滋生出“新帝国论”这样看似有悖民主思想和时代观念的思潮，是不足为奇的。不过，毕竟“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字眼在当今世界是让人“反感”的，而且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也确实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建立“新帝国”恐怕到头来只是一场梦。 问：新保守主义在国际事物中为什么强调民主？ 答：他们大概相信民主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他们倾向于强调“亲美国主义”。他们假定，美国在反恐中能够拥有盟友。我意指，帮助美国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的。美国在阿富汗依靠中亚国家的合作，它们像巴基斯坦一样，不是民主国家。沙特阿拉伯在反恐战争中是美国的盟友，但它不是民主国家。所以，我认为，新保守主义，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些国家是否亲美。我想，他们相信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亲美。我想，对他们来说，基本的是确立是否亲美。他们是否成为民主国家是第二位的。他们谈论很多扩展民主的重要性，谈论人权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建立和维持亲美政权。 问：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很大吗？ 答：是的。他们是鹰派，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他们是自由帝国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在基本政策上做出决定，而是要用意识形态来整治世界。他们将美国的力量看成是实现那个目标的重要工具。新保守主义不是经典的保守主义。推动美国打伊拉克的人是新保守主义者。现在他们在伊拉克遇到麻烦，使得很多人怀疑他们的理论。如果在拿下巴格达后他们没有遇到麻烦，如果一切都顺利，他们现在也许在北朝鲜呢。 第一篇 共享的战略利好期 第三章 中国要和平崛起 <h3>一、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h3>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变成了任列强宰割的羔羊。然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华民族开始了民族复兴的斗争，一批批仁人志士坚持不懈地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而献出宝贵的生命。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斗争在20世纪取得了伟大胜利。 20世纪中国的命运是与世界几大潮流发展及国际秩序变迁紧密相关的。今日的中国与20世纪初已不可同日而语。1900年，中国正遭受着“八国联军”的入侵，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受到空前的损害。那时，中国的命运是由西方列强主宰着的。但是百年之后，中国已走在复兴、崛起之路上，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让世界刮目相看。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潮流作用的结果，而中国的复兴又使诸多世界潮流更加壮大。 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到1949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美国试图阻止这一进程，所以它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中国采取遏制、封锁、孤立政策，但最终是徒劳的。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国内建设上出现过许多失误，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却不断提高，与中国建交并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国家日益增多。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时间还会提前。即便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有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到1971年6月，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超过了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这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态，它表明中国重返联合国不仅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已经为时不远了。 其次是多极化。中国既是多极化的受益者，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并在外交上“一边倒”向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极大地促进了两极格局的强化，使美国所能称霸的范围大大缩小。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较量等于是打了个平手，但其象征意义尤为重要：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中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逐渐拉开了同苏联集团的距离，在国际事务中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使第三世界的力量更加壮大。两极格局的根基开始动摇。中国成功地掌握“两弹一星”不仅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而且标志着超级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核武器时代的终结。中国重返联合国既是中国外交的巨大胜利，也是第三世界的胜利，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了第三世界的一个席位，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地位同步提升。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的说法表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和地位已经得到美国的认可。基辛格认为，尼克松当初寻求“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实美国并没有减弱其控制一个正转向多极化的国际环境的能力。”可见，中国与多极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是和平与发展。二战以后的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和求发展趋势为中国独立地位的巩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到了80年代，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并将之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凸显中国要顺应和平与发展这个历史潮流，要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是全球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非中心”地位，并且必须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风险。但是中国认识到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因此要融入全球化大潮，并充分利用其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也正是由于中国顺应了全球化这个历史潮流，所以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会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才会使自己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中国的复兴与崛起是必然的，是诸多世界潮流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潮流的发展是不依哪个国家、民族和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了的。 问：你怎样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强大吗？ 答：有潜在能力，但有许多障碍。中国会面临很困难的变迁，主要源于很脆弱的政治体制改革。此外，还有经济增长，虽然它能吸收农村居民迁移到大城市来。你们在几年内能够有健康的增长率。去年经济增长率为8.5%，但你们不得不维持接近这个增长率，所以你们没有失业上升，没有社会不满。但有些问题是中国要面临的，它们可能延迟中国崛起为大国的进程。但是我认为，早晚中国很有可能变成经济上的大国，然而最终成为军事大国。我意指那需要时间。美国在成为军事大国前，已经有几十年经济大国的历史了。日本今天是个经济大国，但不是军事大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2020年的形势，当中国成为一流经济力量的时候，仍然不是真正美国军事竞争对手。那可能需要再有15-20年。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前景？ 答：我同意美中关系一直起伏不定的说法。在上世纪70年代，关系改善。那一阶段过去，关系变坏。从美国的观点看有两个问题。一个台湾问题；另一个是中国崛起问题。后者不必然成为一个问题，但历史地看，当其他国家开始崛起时，现存大国都感到不舒服。所以焦点是控制那种倾向。 问：您怎样看现实主义的大国崛起引起国际冲突的理论？ 答：我不认为这样。不过，过去20年中国确实成长很快。虽然很多事情可能会影响它的发展，但是如果中国的成长继续下去，即使以90年代增长率的一半的速度，中国变成一个重要的大国也不会需要很长时间。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可能性却是危险的。如果中国出现动荡，如果出现经济混乱，政治动荡，就是很危险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坏事情可能发生。 问：您认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会对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答：我只想谈一下，中国崛起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很显然，那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首先是人的变化。你们这一代人完全不同于你们受教育之前的那一代。你们曾出国旅行，你们有独立性。你们虽然没干什么，但读书并写书，你们将要求成为真正的公民。那是个巨大挑战。我认为，中国具备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的所有东西。如果中国不断变化，中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之一。当然，早在晚清时期，中国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努力了。那时你们对洋务运动持有极大的乐观态度。实际上你们有许多变化，巨大的变化。选举改革，经济改革，甚至有了政治改革的计划。但是它们都失败了。在共和国时期，你们有快速的经济增长，你们的军事力量有巨大增加。 问题是过去的改革为什么失败。我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权力只由一个很小的、封闭的、自我授权的集团掌控着。你们有满族朝廷，是由满族家族掌控着，其他中国人不能加入满族家族。在国民党统治下，你们有家族集团。后来有了共产党，谁统治，如何统治，是不清楚的。所有这三者都是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民来说，他们不是党的成员，共产党是与他们相分离的物体。 <h3>二、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h3> 经过100多年的拚搏、奋斗，中华民族不仅争取到了民族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繁荣富强、和平崛起的道路。新世纪之初，中国已经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地方。“世界工厂”、“新兴大市场”、“世界经济的引擎”等等桂冠被戴在中国头上。然而，中国并没有被这些桂冠盖住双眼，也没有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中国在按既定的道路前进，要在本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问：有些美国学者，如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崛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要看中国走什么样的崛起道路。 在近现代历史上，有几个崛起失败的例子，它们是18世纪末大革命后的法国、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苏联。法、德、日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导致它们的崛起失败并改变了它们后来的发展道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说避免了这种错误，它只是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从未允许这种竞争转变成公开的战争。不过，如果苏联不是因为它有广阔的地域，它也难免犯这种错误。而且苏联也没有强大到进行上述那种竞争的地步。 如果中国遵循这种崛起模式，即变得强大后便不满足于现有的条件，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资源、领土及其他任何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开始同它的邻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冲突，它就会重蹈历史覆辙。 历史上也有崛起成功的例子，有两个较为典型。首先是美国。当美国在19世纪崛起时，大国都聚集在欧洲，但是那时，这些大国却资助了美国的崛起，它们向美国提供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参与了美国的崛起。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直接同欧洲大国发生冲突，但是它却同较小的力量——西班牙发生了冲突，有过一场美西战争。美国为了扩张还同墨西哥打过仗。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美国没有破坏世界秩序。后来美国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那不是因为美国的崛起，不是因为“新大国”的崛起，而是因为“旧大国”成为对手，先打了起来。这是美国崛起与法、德、日崛起的根本不同。美国崛起基本上没有破坏国际秩序，也没有同大国发生冲突。 第二个例子是二战后的欧洲。我把欧洲看成一个“大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再是由许多势不两立的国家组成的“旧欧洲”，而是形成了欧洲联盟，并且逐渐形成了寻求普遍身份认同的欧洲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欧盟创造了一个与大国等价的新力量。人们现在正讨论美国是否有意愿卷入同欧洲的根本性对抗？我自己的看法是，某些方面的对抗正在出现。当然，美欧间也有广泛的合作。虽然你可以说二战后欧洲崛起了或日本崛起了，但是二者对美国是有益的，而且没有导致同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对抗。所以那种“新大国”崛起必定破坏国际秩序的假定是错误的。大国崛起是否会破坏国际秩序，部分取决于它们所推行的政策，部分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现行国际秩序，多大程度上要对国际秩序进行革命。比如1789革命后的法国，基本上不接受欧洲秩序。美国则没有那样做，二战后欧洲和日本也没那样做。它们没有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 问：问题是，如果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美国能接受吗？ 答：中国崛起是否必然会导致同美国的冲突问题，简单回答是，如果冲突发生，那是不必要的。这取决于双方的智慧。如果中国采取正确的政策，并且美国对中国正变得强大这一事实做出正确的反应，就不会冲突。历史上已有先例。目前的美中反恐合作正起着意义深远的作用，因为中国崛起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期间其他一些问题正变得更加重要。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将各种问题综合起来考察。比如，就日本和德国的例子来说，伴随着扩张，它们要控制原材料和能源。很明显，中国正开始产生巨大的能源需求。可以预见，中国将向外部世界寻求能源供应。但是如果中国采取向印度尼西亚和海湾能源投资的方式，并改善同中东国家的关系，努力做好长期的、深谋远虑的安排，同时与俄国共建通往远东的输油管道，以及其他此类的事情，那么中国在解决了能源问题的同时，并不会对国际秩序带来革命性挑战。所以，中国崛起带来同别国的冲突不是必然的。特别是，既然现今国际秩序是开放的、有弹性的，不能由个别国家控制，那么它的游戏规则就得由那些有意愿遵守规则的玩家来制定。新成员，如果它遵守规则，就不会被排斥在体系之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崛起不能为国际秩序所容纳。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领导人规划了战略步骤，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字面上看，这个“机遇期”非同小可。首先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战术性”的或其他什么机遇期。既然是战略性的，就是涉及全局的、影响长远发展的。其次是“重要”的，而不是一般的、可有可无的。再次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不是“无所作为”或“小有作为”的。最后是“必须紧紧抓住”的，而不是“可抓可不抓”或“抓而不紧”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在困难的时候能看到光明，看到成绩，以鼓舞士气。当然，像“文革”时期那样整天喊“敌人一天天乱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确实有点极端了。自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之路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在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正酣，军备竞赛激烈之际，邓小平就看到，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上升，并且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能够推迟甚至避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课题，中国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在苏联东欧剧变，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却认为，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有利于中国的因素还很多，中国应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但是，像十六大这样明确提出有一个“战略机遇期”，恐怕是首次。 很显然，提出“战略机遇期”是通过对“全局”进行科学判断后得出的结论。那么中国在未来近20年时间内的“战略机遇”都在哪里呢？ 首先是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从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是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战略起点。目前，中国就站在这个起点上。从市场需求看，巨大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战略优势。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运行的优劣，对于能否实现经济长期繁荣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有近13亿人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不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从人力资源看，潜力巨大的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按照新的发展理论，影响增长和福利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从1982年到2000年，中国的总人力资本存量已经由28.82亿人年提高到63.14亿人年，增长了1.19倍，占世界总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也由17.5％提高到25％。本世纪头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被抚养人口比重最低，人均受教育年数提高最快，乡村向城镇转移人口最多，这些都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源优势。从科技发展看，新科技时代将为中国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中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正在酝酿新的重大突破。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中国完全可以在若干关键科技领域和科技发展前沿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新的强劲的经济增长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经济结构看，制造业全球大转移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把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无论从投资环境还是从市场潜力看，中国既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也有大规模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抓住这一契机，加快信息化进程，用信息化改造制造业，有助于中国扩大经济规模，调整经济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从对外开放看，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稳定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中国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同时，加入世贸组织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遵守国际经贸规则，这可以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其次是国际环境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仍将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形式的对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是“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重要支点。由于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影响重大，在中国的整个对外战略中是带有全局性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中国一直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如果这个“重中之重”在20内出现大的倒退，甚至逆转，那么“战略机遇期”也就难以为继。 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变化。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将继续贯彻以反恐防扩为首要任务的国家安全战略，为此要继续寻求包括中国的在内的世界大国的合作，美国会继续把中国作为“建设性合作者”，而不是“战略竞争对手”。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展现出来的美国新安全战略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虽然与俄罗斯相比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不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提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在2001年9月30日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中国仍被不点名地视为可能出现的“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而新安全战略则认为，美中在经贸、反恐、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面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战略还强调，目前美中的年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并且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新安全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种以合作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政策”相比，有更多的积极因素。“接触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中国，改变中国，或者说是要“演变”、“西化”中国，同时获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合作政策”则淡化了“演变”或“西化”中国的色彩，其主要内涵是同中国进行反恐防扩以及经济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美国将反恐防扩作为核心任务，从而暂停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这就减轻了中国的战略压力。其次，美国在反恐防扩上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从而使中美关系发展又增加了一块基石，而且这块基石有可能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三，美国将维护国内安全放在安全战略的突出位置上，从而相应降低了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地位，这有利于缓和中美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减少磨擦。第四，美国的对华“合作政策”有助于抑制“台独”势力的发展。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与对华政策挂钩的，布什政府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就必须在发展对台关系上有所节制，这无疑不利于“台独”，从而为维护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而台海局势的稳定又有助于减少“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中美关系的机会。 当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只是阶段性的。待反恐防扩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后，美国可能还会捡起“9·11”之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到那时，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只能是一个时段，而不会是无限期或长期的。此外，现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消极方面，如“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更加明显的赎武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借反恐之机加紧军事扩张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扩张等，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一定的挑战。如何化解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利用机遇期发展中美关系，使之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战略机遇期”之内以及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中美关系本身是制约美国对华战略向“敌化”中国方向滑动的重要因素。 总之，中美关系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支点，而“战略机遇期”又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极好的机遇；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又会为“战略机遇期”之内和之后中国外部环境的营造和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创造条件。 问：您认为战略机遇期之后中，中美关系能否继续稳定发展？ 答：我想我们可能希望那样。但是我倾向于现实主义地看这个问题。我不是梦想家。我们需要清楚，在美中之间存在着很多严重分歧。所以，我们有机会并且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改善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在我们两国间的一些重要分歧仍然存在。我记得仅仅三、四年前，1999年，一位很著名的中国学者批评美国的“霸权梦”。也是这一年，中国的《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将美国比成希特勒德国。将美国比作希特勒德国是极其无礼的，是相当冒犯的。那是不久前的事情。当然，这之后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比如“9·11”，它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它们相互的看法。但是，从本质上看，两国间的很多重要分歧并未改变。我们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你知道，在美中关系历史上，特别是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间，美国和中国曾经非常友好，当存在被双方都认定为敌人的第三者时，美中有很强壮的关系，比如在30和40年代，明显地有日本，在70和80年代，我们将苏联认定为共同面对的问题。目前，我们双方都指向恐怖主义。也许还有其他跨国威胁作为共同的敌人。所以目前，我能够互相看成是潜在的伙伴。可是，当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可认定的共同敌人时，我们就遇到麻烦。50年代，我们有一场严重的流血战争。60年代，中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支持越南。苏联在90年代早期瓦解后，两国关系不好，在90年代有一个困难时期。所以，历史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机会，但却是脆弱的机会。历史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不小心，美国与中国很快就会争斗起来。所以，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我只是谨慎地乐观。在到来的机遇期间，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工作，让它远离那些继续存在的严重问题。 <h3>三、顺世界潮流者昌</h3> 在世界历史上，因一些国家崛起而冲击现行的国际秩序和格局，进而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似乎已成了一种规律。然而，这种规律不能适用于当今世界，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不同了，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求和平、谋发展是世界潮流。中华民族因顺应世界潮流，才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民族也只有继续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纵观世界历史，崛起的国家在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之前。那时世界有许多所谓无主的土地，一些古老的国家尚处在前现代阶段。崛起的强国主要是向这些无主土地和落后国家扩张，通过发动一系列殖民战争来扩展本国的利益。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那样，到了20世纪初，“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新崛起的强国如果向外扩张，就意味着要从原有强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如此，必然会引起原有强国的抵制。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所在。第三阶段是二战结束至今。一些国家通过和平竞争而实现崛起。 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教训。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都渴望世界和平，痛恨战争。求和平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和平逐渐成为一大时代主题。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都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特别是在核时代，世界大战就意味着核大战，而核大战就意味着世界的毁灭，因此，世界大国必须进行合作，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联合国的诞生，法德实现和解，西欧开始一体化进程，都与求和平有着密切联系。在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上，世界各国拥有共同的利益，也都负有一份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新崛起的国家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向外进行军事扩张来扩展自己的利益。 新崛起的国家要想获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资源，唯一的方法就是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在合作中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现双赢。战后的西欧、日本及其他新兴现代化国家走得就是这条道路。中国改革开放20年，走得也是这条道路。今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也只能继续走这条路。这既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中国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时代要求，从中国和本地区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必然选择。”他虽然讲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但也完全适合于同世界所有国家的合作。 中华民族崛起之路所面对另一个大趋势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多个层面，正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不过，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全球化通常就是指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对其精神实质是有共识的。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全球化进程应该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算起。地理大发现不仅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即它本来的样子，而且使“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第一次明确无误地认识到，自己同那些与本族不同的人群是居住在同一个圆球上。从此，人类间的交往和心态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异国他乡亦是地球的一部分，此地彼地是不可割裂脱开的；凡地球人皆有理由相识沟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而国际贸易又直接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此，人类社会步入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 此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经历了两次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二个高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仍在进行中。 从第一个高潮结束到第二个高潮出现，有三个循环现象。 第一个循环是在经济层面上，世界市场由统一到分裂又到统一（统一——分裂——统一）。到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已经形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消失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到19世纪末20世纪，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展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随着殖民地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势力渗透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市场已经包容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市场形成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全球化进程的低潮，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都是这种低潮的表现，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从市场的角度看，世界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一方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是苏联、经互会的计划经济，双方基本是互相独立的；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直到70年代之前，世界的科技水平与生产能力并不比20世纪初高出多少。 始于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次经济全球化高潮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表现，并且各个方面互相促进、影响。第一，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80年代以来，跨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几乎成倍增长，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1993年为17％，而1950年只占7％，1973年占12％。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长鲁杰罗说过：“在过去6年里，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经济全球化是被贸易发展推着走的一列高速火车。”第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实力越来越大，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到1994年，世界已有4万家跨国公司，其中25万家子公司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和部门。它们控制着40％的世界生产和60％的世界贸易。这些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和经营，实施全球范围内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产品很难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而只能说是“某某公司生产”。“国际性产品”日益增多。第三，资本金融市场急剧膨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据统计，1993年全球流动的私人资本达3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3倍。全球外汇市场平均日交易额从1989年的6200亿美元扩大到1997年的1.5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的资金以极快的速度运动着，这一方面有助于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本配置，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在这次全球化大潮中，适者生存。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于不能适应全球化浪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需要，结果在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失败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全球化。以苏联东欧剧变为标志，冷战结束，世界市场又归统一，虽然中国等国家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也都在融入统一的世界市场，而不是游离于其外，更不是自成一体。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在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世界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个循环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由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到多种意识形态并立，又到自由主义占主导（自由主义——多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1848年革命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完全占居统治地位，与之相应，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也在欧美占居统治地位，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又传播到其它地区。原来代表封建主义残余的意识形态如英国的保守主义逐渐革心换面，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要素，向自由主义靠拢。虽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欧洲兴起，但还不足以挑战自由主义的地位。到了20世纪，自由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科学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曾一度成为十几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曾猖獗一时，扫荡了大半个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在二战后曾一度相当发达，成为西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然而经过近百年的较量，还是自由主义独领风骚。法西斯主义随着反西斯战争的结束而衰亡，现在仍处在如过街老鼠的境地；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脱胎换骨，不仅实现了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而且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向自由主义靠拢；科学社会主义处于明显的低潮。难怪弗朗西斯·福山放言“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看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自由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第三个循环是政治格局层面上，由英国霸权到多强并立到两极争霸再到美国霸权（霸权——多强和两极——霸权）。直到本世纪初，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局面，英、德、美、苏、日几强并立，英国霸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美苏争霸的局面，美国霸权只是在西方世界能够成立。冷战结束，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才真正出现，虽然存在着多强制衡，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都无力也不愿挑战美国的霸权，这与20世纪前的情形非常相似，虽然有德、法、俄、美等强国，但都构不成对英国霸权的挑战。 以上三个循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三个层面，这个过程就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基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而霸权国家则是全球化进程中居最优势地位的国家。非常有趣的是，两个霸权国家都是英语国家，都是基督教新教占优势地位的国家，都是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都是自由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全球化的这种发展态势决定，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对于处在全球化进程非核心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融入全球化大潮，同全球化的要求相适应而不是相脱离，才能够实现崛起，才能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游离于全球化大潮之外，只能是丧失发展机遇，进而拉大同发达国家的距离，最后重新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甚至被开除球籍。要想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和崛起道路，长期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舍此别无它途。如果走向外进行军事扩张之路，必然会遭到处于全球化进程核心地带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会阻止、干扰中国融入全球化，使中国不能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全球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这就决定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崛起。 第二篇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第四章 “一超”将名存实亡？ 除了上述来自美国自身的制约因素即“内因”外，还有许多“外因”也制约着美国霸权战略的实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大国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德、俄、中、印（这五个国家恰好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到的五个“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这些有影响的国家都没有追随美国，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原则坚持自己的立场。虽然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就拿俄罗斯来说，虽然“9·11”后普京政府在拉近俄美关系上下了很大功夫，在消减战略武器等问题上同美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但是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俄却不惜向美国说“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印度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美国战略家看好印度未来的发展前景，认为印度将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所以必须拉住印度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印度在伊拉克危机中的立场表明，印度并不想在外交上依附于美国，而是要走自己的路。这些大国同美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美国霸权战略的实施。美国要想真正实现单边霸权，要么遏止这些国家的发展，使其将来无力挑战自己，要么使它们顺从自己，变成自己的盟友或准盟友。但是这两点美国都难做到。 问：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最高利益是维持霸权地位，为此要遏制崛起的大国，您怎样看？ 联盟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所以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发展同盟友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北约和美日同盟是美国走向单极霸权之路的两个车轮子。通过这两个联盟，美国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力量体系内。冷战后，美国为加强这两个联盟可谓是煞费苦心，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的盟友们都给予美国力所能及的支持。然而，在这次伊拉克危机中，法、德的表现却令美国大为失望和恼火，北约发生分裂，就连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也没有与美国站在一边，使用着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土耳其在关键时刻竟然开出了高价买路费。如果放眼全球可以看到，坚决支持美国的主要是一些海洋国家如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就连美国后院的智利和墨西哥也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迎合美国的要求。美国的联盟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萨达姆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有这么大的神通使西方世界分裂，哪怕是暂时的分裂。 答：人们可以那么说。但是你是否注意到，近十年来，美国变得更弱了，而不是更强了，因为美国已经不能继续支持那么庞大的军事力量。为什么？原因之一是美国的经济做不到，我们的国债已达2万亿美元。原因之二是我们需要盟友，即使是布什政府也认识到需要别的国家帮它。但是这届政府在对待盟友上做的不好，太傲慢，单边主义。原因之三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越来越重，外国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美国人看得很清楚。现在美国的舆论都聚焦在11月的选举上。那将是一场斗争异常激烈的选举。许多人讨厌布什政府。还有半年多时间，情况很难预料，许多事情可能变得更糟糕。美国经济形势有点好转，人们的信心有些增强。但仍有大问题。美国国内的问题很复杂。再过10年，很多人要退休，会带来很多问题。 <h3>二、单极时代，还是老鹰坠地？</h3> 对目前美国实力地位的认识，美国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就是以沃勒斯坦的《老鹰坠地》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不过这种观点在美国不占主流，对决策层的影响也不大。另一种是“新帝国论”的鼓吹者，认为“9·11”后美国的实力进一步提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乐观派。《时代》杂志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的文章《单极时代》较为系统、全面地阐释了新帝国论的观点。克氏认为，“9·11”事件并没有根本损伤美国的实力，反倒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这种强化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也是最明显的，“9·11”使“迄今为止仍隐伏着的美国军事实力得以展示”。科索沃战争虽然展示了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以及美国与欧洲在军事能力上的巨大差距，但是阿富汗战争使美国的军事能力更充分地释放出来。而拿下阿富汗是当年英国和苏联想干而未干成的事情。“如果没有‘9·11’，这个庞然大物或许要沉睡更长的时间。世界或许已经知道美国的幅员和潜力，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凶猛和强壮。”其次，“9·11”展示了美国还拥有一种新的力量形式，这就是美国力量的复原能力。“9·11”打破了美国不易受攻击的神话，但是也展现了美国的复原能力。美国人民的生活仅在“9·11”后几天内就恢复正常，体现了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有深厚的根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美国是坚不可摧的。最后，“9·11”加速了现存大国的重新组合，而这种组合的一大趋向就是追随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主要盟友是北约。十年后，它的联盟基础已包括前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但仍有一些主要力量同美国保持着距离，如俄罗斯、中国、印度。“9·11”后，这些力量都向美国靠拢。这种实力不对称性的强化，使美国成了一个“超超级大国”（hyperpower），而不只是个“超级大国”(superpower)。 美国的综合实力并未因“倒萨”而明显增强。“倒萨”固然使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地缘战略优势有所增强，但是作为综合实力中最基本要素的经济实力并没有什么改变。美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1/3，这种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恐怕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如果有变化，恐怕是美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在政治层面上，更不是美国的单极世界，而且其发展趋势越来越远离美国所希望的目标。在伊拉克战争前，联合国最终没有顺从美国的意愿，使得美国想借联合国名义出兵的目的破产，表明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力下降。那些反对美国单边动武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敢于同美国“顶牛”，表明美国的影响力减弱，而这种影响力是美国维护霸权所不可缺少的“软实力”的重要方面。就是美国最为依重和引以自豪的军事实力，也并非像某些人所夸耀的那样“天下无敌”。单就战略核武器来说，俄罗斯就可以和美国比比高低；其他核国家的核力量虽然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是作为威慑手段已经足够，如果真的爆发核战争，100枚核弹头与1000枚的功能可以说是相等的。在信息时代，战争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像布什所称的那样，“9·11”事件是一场战争，那么在这种战争中，美国的先进武器并不能发挥多大优势，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就因此大打折扣。 答：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在伊拉克、在防扩散上，情况却越来越复杂。现在我们不能离开伊拉克，但每天都要花掉很多钱，还要死人。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用七项指标来衡量美国在20世纪末的实力，这七项指标是：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学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人才流向，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及美国的形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自我调节能力。七项指标中，除了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影响力及形象外，美国都处于强势。而“9·11”事件后，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又得以恢复。当然，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形象更遭。 当今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美因素”就是国际组织。且不说像联合国这样的美国积极促成创建的国际组织最后都不听美国的摆布，那些独立于美国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并在地区事务及全球事务中越来越有发言权。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不结盟首脑会议、七十七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非洲国家联盟、亚欧首脑会议、“亚信”等组织都美国难以操控的。它们已成为联结成员国的重要纽带，并且形成一种组织合力。它们都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协调对外政策，不听命于来自外部的，哪怕是超级大国的指令。 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美国学者瓦尔特·克莱门斯用九项参数来对比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的综合实力，这九项参数是：基本资源、经济力量、政治凝聚力、军事力量、智力、文化、影响国际制度的能力、国内和谐度、外部和谐度。他用高、中、底三个尺度来衡量各国在每个参数上的情况。根据他的研究结果，2000年时美国除了在政治影响力和国内和谐度上是中等外，其余七项全是高。而其他四强，欧盟有五项高，四项中等；日本有四项高，五项中等；俄罗斯有一项高，五项中等，三项底；中国七项中等，二项底。 在美国单极霸权之路上，最让美国头痛的是那些“压不垮、感不化”的反美“钉子户”，即所谓的“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国家。美国要领导世界，充当世界警察，必须先把它们解决掉，否则何以能在盟友中树立威信，又何以能让世界认可它的“领导地位”。然而“消灭”这些“无赖国家”又谈何容易。这些国家中的多数都是伊斯兰国家，它们的反美倾向有着深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的根源。美国这次“打伊倒萨”就抱有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意图，希图仿效日本、德国模式来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在伊斯兰世界树起一个“民主样板”。但伊朗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强行移植西方民主可能会欲速则不达，甚至适得其反。如果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又有可能刺激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机用以暴易暴的方式袭击美国。而且，这次“倒萨”已经表明，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打击也需要有国际法的依据，否则，不仅国际社会反对，就是美国的盟友也不全赞成。 问：不管怎样，布什政府的头号任务是维护国土安全，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不是吗？ <h3>一、还是全能冠军</h3> 问：您写过《老鹰坠地》，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您还坚持您的观点吗？ 现在“一超多强”格局中的“一超”与“多强”之间综合实力对比，就好像体育比赛中“五项全能”，美国在每一项上都是冠军。如果仅看军事实力，美国则是遥遥领先的超级冠军。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繁荣，其军事力量也相应有了明显的增强，更加无人匹敌，其军费开支已超过其后15-20个防务开支最多国家的总和。而冷战刚结束时，美国的军费开支是排列其后6个国家的总和。 问：有人说，二战后，美国的霸主地位维持了世界和平。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现在的“一超多强”格局会如何变化，首先要看美国这个“一超”的发展前景。就目前各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条件来看，到2020年时，美国仍然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实力的各方面还会保持领先地位。但是，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不会扩大，而是缩小。美国“一超”的含金量会减少，相对衰落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总的来看，美国“一超”地位的形成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也不是一日之功，所以它也不会轻易衰落。促使美国实力增强的主要因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10-20年内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可能性很小。所以，2020年的美国还会顶着“一超”的桂冠，在综合实力对比上，还是全能冠军。 上述诸多因素严重制约着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其中有些因素如世界大趋势和美国国内因素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美国的单极霸权努力很可能是徒劳的，至少美国可能走“盛极而衰”之路。从这个角度看，沃勒斯坦的“老鹰坠地”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为美国霸权做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几乎没有疑问，美国未来十年在世界事务中作为决定性力量将继续衰落。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弱，而是美国是否能设计出一种办法，使之跌降得有点绅士风度，给世界和它自己造成的损害减到最小限度。”美国的“一超”地位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单极霸权却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追求单极霸权反而有可能使美国的实力地位衰落得更快。正因为这样，有些战略家出于爱国之心，向自己的祖国发出了怎样减缓美国霸权衰落进程的忠告。亨廷顿呼吁美国不要成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约瑟夫·奈告诫道：“美国被比作罗马帝国，但是即使罗马帝国最终也衰落了”。“美国的权势不是永恒的。如果我们既高傲又冷漠，就会挥霍掉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将使自己变得更加脆弱，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快我们优势的腐蚀。” 美国霸权战略遭受着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美国霸权战略虽然是国家的对外战略，但每一届政府所确立的具体目标和实现方式却打上了党派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烙印。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明显地带有军工复合体和共和党保守主义色彩。偏好赎武主义不能不使人将之与布什内阁的军方背景联系起来，当初竞选总统时，布什得到了军方的鼎力支持，当然他要给与回报。布什上台后的AByt ton，逢“克”必反）政策明显是为了党派利益，自然会遭到民主党的抵制，达斯勒、李普曼等民主党要员反对布什政府的单边“倒萨”政策，就是明显的迹象。国内缺乏统一的意志，必然造成政府行为能力的弱化，因为“团结就是力量”，不团结，许多力量就被自耗掉了。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的制约美国霸权战略的因素外，一些世界大趋势也不利于美国单极霸权的建立。全球化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大趋势。全球化强化了原有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有可能实现快速崛起。全球化还使全球性问题增多，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它们危害全世界的安全，更危害美国的安全。而解决这些问题单凭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通力合作。如此，美国就必须加强同各大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有利于大国综合实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答：问题是伊拉克问题何时能解决，还有多少人支持白宫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布什政府的政策。美国人能忍受年复一年地这样下去吗？我完全不同意新保守主义的政策。我们正面对一个日益复杂、不断变化、令人迷惑的世界秩序。我们必须重建联盟体系，重新选定一个领导人。但是下次大选很难测。美国有很强的保守势力，宗教组织趋于保守。美国变得更鹰派主义，更具宗教色彩，更信奉极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我很讨厌他们。我是自由派。在苏联解体前，胡佛研究所，包括我本人是非常反共的。但是到了90年代，我开始改变我的观点，我看到中国在变化。但是新保守主义仍然将中国看成个独裁国家。我不属于那个集团。 如果按王缉思教授的分析框架来预测美国未来10-20年内的实力变化，可以得出几点初步判断。第一，就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学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人才流向这四项指标来看，美国仍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就拿经济实力来讲，现在美国的GDP是名列第二的日本的两倍，名列第三的德国的5倍，可以预计，到2020年，没有哪个国家的GDP可以赶上美国，美国仍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经济在布什政府上台后虽然不景气，但不会出现象1929-1933年时的大萧条或20世纪70-80年代的长期滞胀。就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即使美国经济出现较长时期（比如说10年）的低迷状态，也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2020年赶上美国。第二，就美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自我调节能力这两项指标来看，美国的能力不会有大幅度的下降。从美国与联合国、北约、八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系来看，只要美国有意愿同它们合作，美国就能够保持其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力，它对国际秩序的支配力也就不会丧失。从美国应对“9·11”事件的表现来看，美国仍然拥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第三，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在冷战后一度有所下降，种族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倾向加重，但是“9·11”事件为美国重振社会凝聚力创造了契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增。预计，在反恐这个背景下，美国的社会凝聚力不会明显减弱。第四，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及美国的形象因伊拉克战争而严重受损，但尚未达到不可恢复的程度。历史上美国有过这种经验。越南战争曾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形象大损，但仅过了十几年，到了里根时期，就得以恢复。 <h3>导言</h3> 可以说，袁鹏博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9·11”后的美国实力地位，与此前相比，并没有根本性变化。问题是未来的变化趋势如何？到2020年，美国能否失去“一超”地位？ 这两位专家对美国实力的评估都是在“9·11”事件前做出的。那么，“9·11”后，美国的实力有无根本性的变化呢？是否像沃勒斯坦所认为的开始走向衰落呢？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袁鹏博士深入分析了“9·11”后美国的实力地位，认为影响美国国力的主要因素，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独特的地理位置、不断的变革传统、周期性的战争、扩张意志及精神、连绵不绝的优秀移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有些因素出现了某些变化，但不一定是消极的，也不一定越出既定的轨道。 答：我的看法是，目前美国的作用是可怕的。布什夸大单边主义，正使美国变弱，这对美国和世界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正玩保守主义的游戏。它威吓世界，威吓欧洲，威吓东亚，威吓第三世界。我认为这种做法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表示出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军队离开伊拉克，我们不能在任何其他方使用军队。我们不能在北朝鲜使用军队，因为它会给美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实际上，我们有惊人的强大军事力量，但那是不可用的，因为在政治上，那会在被使用国和美国国内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在外交事务上，它是个泥土制成的巨人。用中国的话说是纸老虎。但是现在，这样的观点既说服不了布什政府内的人们，也说服不了普通美国人。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超强军事实力又得到一次展示，似乎又为“新帝国论”增添了论据。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可以看出，单极世界离人类越来越遥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美国全球战略含有自我制约的因素。美国全球战略总目标是实现单极霸权，为此它要遏制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和崛起，但是“9·11”后，美国又将“反恐防扩”作为第一要务，为此它必须同其他大国合作。此外，美国全球战略还有扩展经济、推进民主、维护地区安全等要务，这些也需要同其他大国合作或接触。遏制与合作及接触这对矛盾一直纠缠着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制约其发展。这一矛盾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不同目标之间的矛盾。美国要反恐防扩、振兴经济、推进民主、维护地区安全，就必须同别国合作，而这又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从而不利于美国全球战略总目标的实现；如果不同别国合作，美国又不可能实现反恐防扩等目标，全球战略总目标也不能实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大趋势。此次伊拉克危机所引发的全球范围的、规模空前的反战浪潮就突显出，求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单边动武，也是在顺从、迎合这种愿望。美、英、澳等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抵制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比如英国前外交大臣库克辞职，也体现了这种和平愿望的作用，而这种抵制无疑会使美国及盟友付出沉重的代价，“倒萨”的收益也会因之而大打折扣。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各国的发展战略都很难实现。这恐怕是世界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反对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能发战争财的只是极个别的国家和利益集团。 问：在伊战前，美有民意测验称，美国公众可承受数千人的死亡？ 答：只看这一点，那是对的。美国很好地控制了世界形势。但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美国维持世界秩序，首先是中国，其次是越南，尼日利亚，古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不可控制的，秩序在被破坏。但无论如何，美国足够强大，能确保不发生核战争。我认为，对美国造成最大削弱的事情是苏联垮台。从美国的观点看，苏联垮台不是积极的事情，而是消极的事情。苏联和它的盟友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秩序。没有这个秩序，美国的状况不会改善。首先，美国不能再用苏联作为一张牌来让西欧追随美国的政策。其次，萨达姆能够对科威特发动战争，只是因为苏联的垮台，周围没有了战争威胁。所以，那时美国能够安享和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秩序。但它不再是足够强大的。所以我们现在有萨达姆，有本·拉丹，等等。就像我在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所说的，在世界形势中，美国不再具有控制世界的能力。他们叫嚷的声音越大，工作起来就越难。 当然，对美国的实力地位，还有第三种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约瑟夫·奈的“三维棋盘说”，即“军事一极（美国）、经济多极（美欧日中）、政治多元（大国、国家集团、非国家力量等）”。这种看法承认美国的超强地位，特别是军事上的超强，但是又不否认其他力量中心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地位，特别是美国的“软实力”已大不如从前。另一位著名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也提出了与约瑟夫·奈相近的观点，即“单极加多极”说。他认为，“现在只有一个超级。但那并不意味着世界是单极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是“单极加多极”，即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主要力量并存。凭心而论，这种看法更为客观一些。 答：我的意思是不能夸大美国的强大，也不能夸大其衰落。美国极其富有，极其强大。但是，尽管如此，它的相对力量在下降，因为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在上升。美国人并不完全了解并接受这一点。那也是个心理问题。我认为，美国将变得更弱。它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它的政治地位将要下降，因此，它的文化地位也要下降。当美国处在顶峰大约25年（从1945至1975年）时，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往下走。当你处在山顶时，唯一的前进方向就是下山。你不可能再往上走，也不可能往前走。我认为，西欧和东亚在经济上已经强大，将继续变得更强。它们二者都在同美国拉开距离。世界正变得更加无序，更加多边。我不相信美国单极世界的概念，而是认为美国已不处在顶峰。 第二篇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第五章 “多强”有多强？ “一超多强”的未来走势，一方面取决于“一超”的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多强”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衰落，同时其他几强又不够强大造成的。如果到2020年，即使美国的实力地位没有多大变化，而其他几强趋于衰落，那么美国的一超地位不仅能够维持，而且还会加强，单极霸权有可能真的成为现实；或者，美国的实力地位有所下降，但多强的实力地位下降的幅度更大，上述情况也会出现。所以，要了解世界格局的发展态势，除了考察“一超”的实力地位外，还要考察：第一，目前“多强”中的主要成员，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各自的实力是趋于增长还是下降？第二，有没有新的力量能够加入“多强”的行列，从而使“多强”的总体实力增强。俄、欧、日、中四强中，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如期实现，其综合国力会有大幅度提升，与美国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问：我已经采访了几十位美国战略专家，他们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答：让我先告诉你，我不是战略思想家，我是你们称之为实际工作者的人。我曾在CIA作过情报员和分析员，后来成为外交官。在做外交官期间，处理过运动危机，如天安门事件，韩国民主运动，还有对台武器出售。我不是战略思想家，我不用那种方式思考问题。 问：但是您了解中国？ 答：我了解中国的一些事情。我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出生在那里，生长在那里，学习过中文，学过中国历史、中国诗词。但是我总是认为，自己对中国还不够了解。所以我警告你，我也许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不像芝加哥大学那位教授那样。我关注的事情是与美国现实国家安全有关的事情，如在北朝鲜发生了什么，中国经济、军事力量增长情况，中国在中亚的战略。也许你对我没有长远的战略概念感到失望。 问：作为一位十分了解中国的人，您怎样看中国的未来？现在许多美国人正讨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您怎么看，您相信中国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吗？ 答：这也许是所有问题中最难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有13亿人口，巨大的国土、资源和海岸线。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中国能成为一个大国。如果你回顾一下中国发生过的事，比如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戏剧性变化。头10年同苏联站在一起，然后同苏联分裂，再后有文化大革命，再后是邓小平的改革，然后有天安门事件……在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开始了美中战略关系，这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基础上。后来又加上中国改革后美中贸易关系。邓小平改变了中国。 中国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世界的一个主要力量，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还有待观察。 问：也许不会成为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但却是有影响力的大国，是地区大国。也许美国是头号，中国是第二号，中国是两个超强之一？ 答：我想是这样。我知道，这已经发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总是比俄罗斯和法国更重要。俄罗斯无所谓，法国除了制造麻烦什么都不是。但是中国是主要力量，在联合国安理会，在其他地区，你们在亚洲发挥作用，在越南、泰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台湾，它们总要考虑中国因素，中国说什么，中国的建议是什么。我想，中国的影响还会继续增长，在东南亚、韩国、台湾，中国的影响在迅速增长。 <h3>一、俄罗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h3>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衰落期，综合实力大减。但是俄罗斯毕竟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俄罗斯具备大国的先天素质。问题是俄能否将自己的潜力发掘出来。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俄罗斯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看看俄罗斯是趋于继续衰落，还是走向复兴。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经过8年改革，俄罗斯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基本确立，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1999年底，俄GDP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左右，经济实力由世界第二位跌至第15位。1999年12月31日，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代总统，开始执掌俄罗斯最高权力。俄罗斯政治进入了普京时代。普京上任后，在全面总结过去8年改革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俄罗斯面向新世纪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和富民强国战略，其目标是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市场经济，力争保持7%-10%的经济增长率，到2010年时，使俄成为欧洲第二或第三经济强国。为实现普京提出的富民强国战略，俄政府战略研究中心颁布了《2000-2001年俄联邦政府在社会政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的行动计划》和《俄联邦政府长期社会经济政策基本方针》，以及到2004年的中期计划。从这些文件来看，俄富民强国战略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在2000年完成经济改革的关键任务，即为创造经营的新条件建立基本的法律基础，使国家的义务同其所拥有的资源相适应；第二阶段是利用4年时间即到2004年，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基本精神是保护产权和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由国家投资对生产和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国家保障财政稳定并降低经济的债务负担，在放开经营的基础上发展新兴部门；第三阶段是再用6年时间即到2010年，进行大规模经济结构改革，主要精神是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如新投资的积累，并建立更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就目前的情况来年，第一、二阶段的目标已经顺利实现，俄罗斯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基于此，普京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了10年内GDP至少翻一番的目标。 如果这个目标如期实现，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呢？俄官方公布的2002年俄GDP为3467亿。但是考虑到影子经济的因素，俄实际GDP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因为俄罗斯的影子经济无处不在。奥地利学者施耐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影子经济成分一般在10%左右，比如美国约为8%，日本为11%，但是俄影子经济却高达41%。也有俄学者指出，俄影子经济成分至少占50%。这样算来，俄罗斯的真实GDP就应该为近7000亿美元。如果翻一番，到2010年可以达到14000亿美元。如果参照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用10年时间再翻一番，可达到38000亿美元。 从普京执政以来的施政情况以及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构想来看，俄实现上述发展战略目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经济方面来看，俄将进一步实施以私有化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建立良好的经营和投资环境；推行积极的新工业政策，以高科技带动经济增长；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建立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实施发展科学技术潜力高度密集地区计划。在政治方面，普京已着手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体系，比如建立七个联邦区，加强联邦总统的权力，规范政党体制。此外，普京还积极倡导民族精神，以增强社会凝聚力。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将人类普遍价值观与本国价值观有机结合，在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的同时，恢复东正教的思想凝聚作用。普京还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实施富民强国战略相适应，俄罗斯调整了对外战略。俄独立初期，一度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战略，在军事安全上寻求同西方的全面合作，将美国与北约视为合作伙伴。以后，随着北约东扩，西方的抑制俄罗斯发展的战略意图逐渐明显，俄开始调整对外战略。1996年的《总统国家安全咨文》就提出，北约东扩使欧洲军事力量对比向不利于俄的方向发展。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北约要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谋求对俄的绝对战略优势的意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面对外部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和挑战，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对外战略。在任俄罗斯代总统时期，普京多次公开发表讲话，主张俄罗斯奉行“务实外交”，为复兴经济、“强国富民”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此相继出台了“新国家安全构想”和“俄罗斯外交新构想”，推出了以国家经济利益为中心，以对西方外交和欧洲事务为重点，但不放弃东方外交、积极向东方和亚太地区发展，东西方均衡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框架。2000年1月，普京签署了新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4月批准了新的《俄联邦军事学说》，9月批准了《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这些文件全面分析了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形势，强调俄面临的外部威胁大于内部威胁，在特定环境和特定领域，国际威胁增大，甚至面临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和大规模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在威胁主要来源上，美国和北约被认为是俄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不过，“9·11”事件以及2002年莫斯科人质事件又促使俄罗斯的安全观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威胁被看成是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俄开始积极与美国进行反恐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合作。然而，美国退出反导条件、加速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将俄列为核打击对象、推进北约进一步东扩、单边发动伊拉克战争等举动，又迫使俄修改其国家安全战略，普京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仍然面临严重的内外安全威胁，尤其是在地缘政治上受到挤压。 为了应对严重的内外威胁，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俄调整了军事战略，开始实施新的“威慑与遏制”战略。这一战略强调军事安全和加强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确认强大军事实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为此，俄一方面突出核威慑力，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优先发展核遏制力量，提高战略核力量的水平；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常规力量建设，宣布不再单方面削减常规武器，以确保俄在世界大国中拥有相称的地位。 在调整军事战略的同时，俄罗斯也调整了外交战略。俄独立初期，曾一度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但很快就进行了调整，转向兼顾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普京上台后，基本延续了这个外交战略，并使之更加完善。目前俄罗斯外交战略有四个支点： （1）努力维持和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虽然俄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利益矛盾，而且美国一直在推行弱化俄罗斯、挤压俄战略空间的政策，但是俄无意也无力与美国对抗。相反，俄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发展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双方在安全、经济、能源、防扩散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9·11”后，俄在同美进行反恐合作上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姿态，使俄美关系迅速升温。不过，伊拉克战争又使俄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显现出来，俄美关系又有所降温。 （2）加强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俄主体部分虽然地处欧洲，但是却长期游离于欧洲大家庭之外，被国际社会看成是“非欧洲”力量。但是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就致力于融入欧洲，努力使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可能只有苏联时期是例外。在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苏联重归欧洲，建立“欧洲大厦”。冷战结束后，俄更重视同欧盟国家的关系，这既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有牵制美国的战略意图，更有融入欧洲的长远打算。伊拉克战争中，法、德、俄结成反战阵线，与美国唱对台戏，凸显俄重视同欧盟的关系胜过同美国的关系。 （3）积极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顺序中，独联体也是极为重要的对象，因为独联体成员国基本上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俄罗斯稳定周边地区、建构安全空间、形成战略均势、抗衡北约、重新确立大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是向亚洲东部和南部发展的桥头堡，是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向北扩张的前哨，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资源供应地和商品市场，所以俄罗斯一向极为重视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普京指出：21世纪的前10年将是建立独联体现代形象的关键，独联体必将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并促进整个前苏联领域内的繁荣与合作。因此，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绝对优先的方针。 （4）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开拓东方外交，不仅是俄罗斯国际战略平衡的必需，也是其拓展外交回旋空间，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恢复国内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必须。因此，面向亚洲的外交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之一。普京把中国视为亚洲外交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在亚洲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把“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对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全面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俄也重视同日本、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关系。 展望未来，虽然俄罗斯经济发展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而且还面临着北约继续东扩、独联体离心倾向加剧、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严重等诸多挑战，但是可以预见，俄的经济、军事实力将会有大幅度增长，而不是下降，它的国际影响力将会扩大，而不是缩小，俄罗斯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对比差距趋于减小而不是拉大。 <h3>二、欧盟：团结就是力量</h3> 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欧洲加快了一体化进程。1993年欧洲联盟诞生后，不断扩大，到2004年5月1日，已有25个成员国和4.5亿人口。在当今世界，欧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欧盟成员国多为发达国家，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实力最大的地区经济组织。1999年欧元启用后，已经成为同美元分庭抗礼的国际性货币。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两个为欧盟国家；号称富国/强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中，有四个是欧盟国家；按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世界前八名中，有四个是欧盟国家。论军事实力，英国和法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军事强国，而且是有核国家，特别是近些年来，欧盟还加强了自己独立的防务力量，在军事上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可是，在世人的眼中，欧盟的综合实力却比美国弱得多，不仅发生在家门口的事，要经常靠美国帮忙解决，如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而且在许多国际事务中，欧盟虽然不满美国的霸道作法，但却无可奈何，如伊拉克战争。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欧盟的前景如何？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欧盟只是个松散的联盟，是一盘散沙，其行为能力非常有限，在伊拉克战争中欧盟国家分成两派就凸显了这一点。作为民族国家，欧盟许多成员国，如英法德，都是仅次于或美俄日的重要角色，但是欧盟却不能使它们形成合力，成为一个与美俄日平起平坐的重量级角色。换句话说，如果将欧盟国家的经济、军事等可直接对比的力量简单相加，欧盟的综合实力肯定超过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差距不是太大，但是欧盟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欧盟并未使欧洲现有的力量有效地整合起来。 欧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成为未来世界能与美国抗衡的一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提高欧盟的行为能力。团结就是力量。欧盟虽然使成员国在经济上团结起来了，但政治上的团结却大打折扣。这是欧盟在国际事务中不得不经常充当美国“小伙伴”的根本原因。团结是提升欧盟行为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指出的：“政治上统一的成功，将在欧洲创造出一个生活在民主屋顶之下，享有与美国相当的生活水准，且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单一实体。这样的欧洲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那么，欧洲政治上统一的前景如何呢？悲观论者认为：欧洲政治统一的道路将是非常漫长的，甚至欧盟永远都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合众国（Uates），至多是一个欧洲国家联合体(United Nations)。欧洲虽然有一致的文明、价值观和宗教，但是却难以逾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更何况欧洲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核心国家，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与法德等国还存在着全球战略利益上的深刻矛盾。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欧洲煤钢联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欧洲在一体化道路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欧盟的成立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始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从世界发展大趋势来看，欧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实现欧洲政治上的统一符合欧洲各国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欧盟政治统一的前景是乐观的，丘吉尔所设想的“欧洲合众国”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如此，欧盟的综合实力将大大增强。 <h3>三、日本：走向政治大国</h3> 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0年GDP达4.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一半。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但是并未动摇其“老二”的地位。近些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其“老二”地位有望保持更长的时间。除经济总量外，日本经济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日本外汇储备长期居世界第一，截止到2004年3月已达到8265亿美元；日本是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是世界上提供政府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这些表明，日本经济的质量较高，有巨大潜力。 日本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日本的军费开支总数目前居世界第二，2000年度达484亿美元，高于英、法、德、俄和中国。与其他几强相比，日本军事力量的主要缺欠是没有核武器，但是日本具有发展核武器的巨大潜力，有资料显示，日本具有制造1000-2000枚原子弹的核材料和核技术，并且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再说，在核技术不断扩散的今天，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核武器不再是衡量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 与其他几强相比，日本综合实力的主要不足恐怕是在政治方面。首先，与美国结盟，并信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降低了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担当独立角色的能力。在世人的心目中，日本只不过是美国的小伙伴，还不是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个允许别国军队驻在本国的国家，总是有点“世界二等公民”的味道。其次，历史包袱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从而大大降低了它的软实力。日本一直没有像德国那样清算其侵略历史，使其与许多亚洲国家的关系受损。日本一直致力于成为政治大国，甚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怎么能担负起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呢？国际社会又怎敢将这样的重任交给它呢？就像一个曾经违反交通规则并因此而给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肇事司机，事后不承认他有责任，还要继续开车，并且要当交通警察来维持交通秩序，人们怎么能赞成他呢？从发展趋势来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会有所增长，但由于受软实力的制约，日本综合实力的增长幅度将相当有限，它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有所扩大。从更长远的态势来看，由于日本受国土、地理位置、资源、人口以及文化的限制，日本经济力量的增长将趋于缓慢，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会相应减弱。当然，如果日本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其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毕竟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之置换成软实力。 <h3>四、印度：南亚巨象走向世界</h3> 世纪之交，当人们审视世界大舞台，看看谁将成为未来世界的“极”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向了印度。印度是南亚地区大国，经济、军事实力都在较快地发展，极有可能在21世纪成为继美、欧、俄、中、日之后的一个世界力量中心，而且在许多战略家的心目中，印度的前景要好于日本。 印度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自然条件。印度领土面积为2952400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七位。印度两面临洋，北靠喜马拉雅山，居南亚次大陆的中央，具有良好的安全条件；大部分地域是亚热带气候，适于人口和植物生长。印度是人口大国，到2001年1月26日建国51周年时，印度人口突破了10亿大关，占世界人口的1/6；而且印度仍保持着较高的出生率，平均每分钟有30个婴儿出生，每年新出生人口1570万，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据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印度经济实力增长较快。在农业方面，独立51年来，印度最大的成就是从60年代开始进行“绿色革命”，迅速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小麦和大米生产国。在工业方面，印度已经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方面，印度已在和平利用原子能、航空航天、卫星的制造和发射等领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自1991年开始，印度政府实施以自由主义为理念、以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进行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向外国产品和投资开放印度国内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印度经济的稳步发展，9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6-7%，进入21世纪后则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为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13位。 印度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成就是计算机软件业的发展。1986年，印度软件产业的销售额还只有1000万美元。自1991年进行经济改革、确定了扶植信息产业的政策大纲以来，印度的软件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印度建立了自己的“硅谷——软件技术园区”，全国共有17个软件园区，其中7个在被称作“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现在，印度已拥有5800家软件公司，软件开发人才28万人。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的104家，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的203家使用印度开发的软件。1994-1999年，印度的软件业每年以令人吃惊的56.7%的高速度增长，1999年的软件产品销售额为59亿美元，其中出口39亿美元；2000年软件产品销售额又增加到86亿美元，增长率仍然高达51%。印度是世界最大的英语国家，在发展软件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国内经济的同时，印度还不遗余力地发展军事力量，包括常规军事力量与核威慑力量。印度自1998年5月连续进行核爆炸以后，继续进行各种型号和射程的导弹实验，并加速进行核弹头的小型化、实战化，加速迈向核大国。1999年8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制定了“核政策草案”，提出国家核战略方针，主张有条件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但必须具有使敌方认识到对印度发动核攻击是得不偿失的核能力；坚持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和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战略。印度核力量三大支柱中最主要的是陆基导弹，有射程为2500公里的烈火—2型和射程为3700公里的烈火—3型地对地弹道导弹。空中力量有能携带和发射导弹的战斗机，其中有英法联合研制的“美洲虎”，俄罗斯生产的米格—27和苏—30MK。在海基力量方面，正在开发射程为300公里的“大洋”潜射弹道导弹，并获得了俄罗斯提供的水下导弹发射技术。目前印度已成为拥有137艘军舰、其中17艘潜艇、2艘航空母舰的亚洲第三大海上强国。 印度陆军的兵员数量、坦克和大炮的数量都位居世界第四。空军的作战飞机数量和装备技术水平也位居世界第四。海军则在世界十强之列。因此“印度已牢固地占据了南亚地区军事大国的地位”，同时“增强了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印度的国防开支增长较快。1989年为77.56亿美元，1998年增到98.42亿美元；1998-1999年度国防开支比上年度增加18%，其中航天开发经费增加44%；1999-2000年度国防开支递增9%，航天经费则递增16%；1999年印度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0%，高于英国（2.60%）、法国（2.15%）和中国（1.31）。印度的国防科技水平较高。2000年，印度成功地发射了“一弹三星”，掌握了多弹头分导式导弹技术。较高的军费开支和较先进的军工技术决定了印度的军事实力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 正因为印度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冷战后，亚太各大国在调整外交战略时，都特别重视印度，与印度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印美关系迅速升温；印俄关系不断巩固；印日关系更加密切。许多国际战略专家在考察未来世界战略格局时，都把印度放在重要位置上，比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将印度与俄、中、法、德并列，称之为欧亚大陆上的五大地缘战略棋手。 第二篇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第六章 关于“极”的神话 <h3>关于“极”的神话</h3> 谈到世界格局，人们喜欢用“极”来表达。“极”实际上就是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强国”或“大国”。 就20世纪的情况来看，冷战期间是“两极格局”；二战前则是“多极格局”；一战前也可以算作“两极格局”，因为是两大军事集团对峙。 冷战结束后的格局，至今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一超多强”只是一个过渡形态。不过，“一超多强”已经存在了10几年，而且在未来10-20内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其存在时间很可能接近或超过人们已经认可的“格局”，所以还是将之看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格局”更为恰当。 亨廷顿就认为目前的格局是“单极加多极”，即一个超级大国与多个主要力量并存。这实际上就是“一超多强”另一种说法。 未来的格局将是什么样子？在“单极”与“多极”较量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而“多强”中的哪些“强”会成为未来格局中的“极”？对此，战略家们众说纷纭，各持一端。 美国新保守派的“单极时代”就是一种说法，不过，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更多的人认为未来世界是非单极的世界。但是，至于是几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预测。目前较有影响的有如下几种说法： “两极”说。早在1999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宾尼恩迪克就提出了国际体系有回到两极的可能性。宾氏首先通过考察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得出两极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国际体系的结论。 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种国际体系，即1776-1815年的两极体系、1815-1856年的多极体系、1856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极体系、一战至二战的多极体系和二战至冷战结束期间的两极体系。 宾氏认为，国际体系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它既是由大规模冲突催生的，也是由大规模冲突毁灭的；国际体系一般会持续20-30年，而且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历史上的国际体系起初都是多极，但一旦成型，就具有了两极性，一战和二战前所形成的各种对立的同盟以及冷战时的两极结构都是突出的例证。宾氏接着分析了现存国际体系的演变方向。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基本上重复了历史上其他国际体系早期的状况，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变动较大，具有不稳定性。现存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主要取决于五类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变化。 这五类行为体是：市场民主国家，这是最主要的行为体，它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全球的样板；转型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它们的最终走向将是决定未来国际体系结构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不过它们有望转向市场民主国家；无赖国家或排外国家，主要有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苏丹、阿富汗、古巴、塞尔维亚等；失败国家，包括波斯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柬埔寨、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和海地等；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恐怖主义组织、国际犯罪集团等。 这五类行为体的关系如何演变取决于当今世界的四大趋势：全球化、民主化、民族分裂主义和武器扩散。四大趋势对不同的行为体会带来极为不同的影响。全球化给大多数市场民主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财富，也吸引了转型国家，但却有利于跨国犯罪及武器扩散。 此外，由于无赖国家趋于拒绝全球化，失败国家根本没有获得全球化的收益并进一步落在后面，这两类国家与市场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民主化所产生的效应与全球化相似。民族分裂在市场民主国家带来普遍的积极效果，但却在转型国家导致了武装冲突。分裂也是失败国家走向“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分裂还为跨国犯罪组织及恐怖主义组织提供了新的机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使无赖国家以及某些非政府行为体有潜力威胁美国并破坏美国的政策。 此外，武器扩散对转型国家有双重影响，它们可能会从武器扩散中得到好处，但也受到其威胁。宾氏最后得出结论：世界四大趋势的作用和影响会使五类行为体进行重新组合，将一些行为体拉到一起，而把另一些行为体分开，最后促进国际政治的极化，导向一种两极体系。这种两极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市场民主国家为一方，而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其他各种行为体联合成一方。 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肯尼斯·华尔兹也认为未来世界将走到“两极”。不过他的“两极”说与宾尼恩迪克有所不同。华尔兹认为，未来的两极将是美国和中国两极，其他各种力量都将聚集在这两极周围。 问：您曾提出过中美两极说，两极形成的根据是什么？ 答：中国经济正迅速扩展，任何重返中国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快速的经济进步，会带来军事力量的增长。中美之间实力差距虽然很大，但是，如果中国保持高速发展，就像6-8%这样，两国的实力差距会逐渐缩小。国际政治是基于实力对比的，中国和美国将成为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 问：照此下去，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吗？ 答：肯定。不仅是军事实力，而且还有综合实力，包括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问：依您看，中国需要多长时间能赶上美国？ 答：大约20-40年。 问：为什么欧洲不会成为一级？ 答：欧洲有发达的经济和技术，但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问题是欧洲能否变成一个政治单位。欧盟从15国增加到25国，这意味着它变成一个政治单位的进程减慢。将许多国家改造成一个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当欧洲是一个“非国家”时，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能力就非常有限。每一个欧洲内外的人都知道，欧盟不能制定军事政策，这是它们自己争论的事情。如果欧洲变成一个政治单位，它肯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综合实力上赶上美国。但由于它自身的难题，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三极”说。“两极”说法主要是依据国际关系史的经验，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轨迹看，确实有走向两极的趋向。不过，当今的国际环境与以往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国际体系不会简单重复过去的演变模式。一些战略家提出“三极”说，认为国际力量经过分化组合，此消彼长，最后会形成三个主要力量中心。不过，具体讲都是哪三个，说法不一。米尔斯海默认为未来世界会形成美、中、欧三个主要力量中心。中国的崛起和欧洲一体化都是大势所趋，而美国的相对实力趋于下降，最后退回美洲，但仍保持强大的实力。罗伯特·罗斯（陆伯斌）则认为，未来世界将形成美、中、俄三极格局，只有这三个国家具备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条件，而欧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国家，如此，就不会改变“政治侏儒”的局面。 “多极”说。尼克松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就是一种典型的“多极”说。随着印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战略家看好印度的发展前景。著名英国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在《新地缘政治学》一文中预测了2050年时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认为届时可能出现六个巨大的权力中心，即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有人则更看好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 <h3>“非极化”：国际政治大趋势</h3> 用“极”这个概念来描述国际格局，虽然直观明了，但有一定缺陷。“极”有点大国政治的味道，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从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变迁来看，“极”虽然一直挥之不去，但“极”外的力量却呈上升趋势，与“多极化”相伴随的，还有“非极化”趋势。在冷战期间的两极时代，第三世界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股独立于两极之外的力量。冷战后，非“极”力量发展得更快。如果按照约瑟夫·奈的三维空间棋盘作为分析框架，暂且将美欧中俄日印作为“极”，可心看出，“极”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 军事上，在“极”之外，仍然有巴基斯坦等国家掌握着核武器，伊朗、朝鲜、以色列都拥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极”外国家的军费开支仍占世界的1/3左右。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极”外国家所掌握的军费会越来越多，军事实力相应趋于增大。 经济上，在“极”之外，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南非、以色列等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又有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有海湾地区、中亚地区等拥有丰富能源的国家。东南亚、拉美都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将趋于上升。 政治上，诚如约瑟夫·奈所说的，除了非“极”的国家行为体之外，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特别是没有“极”参加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各种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以及个人。金融大亨绍罗什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甚至超过某些国家。“在这个层面上，力量非常分散，根本无法用单极、多极或霸权加以描述”。 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些体育大国多数都是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全世界的盛会，奥运会奖牌获取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体育大国的总体相对实力趋于下降。如果把历次奥运会获金牌数排前五名者看成是“极”的话，那么它们所获金牌总数无论从绝对数量上还是所占比例上都趋于下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五名（美国、罗马尼亚、西德、中国、意大利）获金牌总数为149枚，占全部金牌225枚的66%强；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五名（苏联、东德、美国、韩国、西德）获金牌总数为151枚，占全部金牌250枚的60%；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五名（独联体、美国、德国、中国、古巴）获金牌总数为145枚，占全部金牌257枚的56%强；1996年亚特兰大奥动会前五名（美国、俄罗斯、德国、中国、法国）共获金牌121枚，占全部金牌269枚的45%；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五名（美国、俄罗斯、中国、澳大利亚、德国）共获金牌129枚，占全部金牌285枚的45.4%；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五名（美、中、俄、澳、日）共获金牌127枚，占全部金牌302枚的42%。 总的来看，国际力量分散化、非极化是个大趁势。当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极”虽然还会存在，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将趋于下降。 第三篇 对手还是伙伴：美国对华战略变化态势 第七章 何时打赢“反恐战争”？ 答：我知道一些中国人有这种担忧。我认为这没有必要。首先，美国的反恐战争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其次，即使恐怖主义威胁消除了，还有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等问题困扰着美国，这些问题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都是排在优先位置上的。 问：有人认为，如果美国真的要解决MD问题，应该攻击朝鲜，而不是伊拉克。你怎样看？ 问：您怎样评价美国的反恐战争？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吗？美国能否最终赢得这场战争？ 问：那么您是不是认为，“9·11”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大？ 答：可能有一些美国人有大视野，要建立美利坚帝国，并相信通过扩张、实行全球反恐战争，我们也能扩展美国的政治影响，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一些国家，使其转为亲美。那是可能的。但我不认为所有美国人都这样想。再者，那是个历史现象。美国人能很快赞成在国外动武，但重要的是快。当美国在国外的军事介入时间拖长，美军的伤亡会增大，当美国人看不到国外军事介入的结局时，他们就失去了支持。所以，也有制约帝国说的力量。美国是个全球性力量，历史地说，这不是正常状态。历史地说，美国曾是孤立主义的。对美国来说，存在着不确定的东西。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不支持它成为全球帝国，那会以很多钱、生命、财产为代价。所以，我认为，你将看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功后，我们控制、削弱甚至于摧毁了在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我想你将看到，美国人会撤回来。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取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变化。“9·11”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反恐防扩和整治伊斯兰世界上，为此，不仅不再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还寻求中国在反恐防扩上的合作，中国成了“建设性合作者”，中美关系又有了反恐这个战略支点。然而，反恐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究竟占居什么位置？美国何时能够打赢所谓的“反恐战争”？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会如何调整全球战略？对华战略又会相应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问：反恐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吗？ 就在“9·11”后国际反恐联盟刚刚形成不久，美国就试图将之改造成由美国主导的“志愿者联盟”，使联合国的作用边缘化。2001年9月21日，布什宣称：美国要“凭借其建设伙伴关系和投射力量的独一无二的能力”，负起“领导打击全球性恐怖主义组织的斗争”的责任。摆出了当然不让地要充当国际反恐联盟盟主的架式。而按常理，联合国安理会应当是国际反恐联盟的核心。不仅如此，布什还要求世界各国做出选择，“要么站在美国这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这完全是强迫世界各国接受美国的领导，因为鉴于恐怖主义的反人类、反文明性质，世界上凡是追求进步的国家都不可能“站在恐怖分子一边”。很明显，美国是在利用反恐之机来扩大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加强它的“领导权”。到了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在取得联合国对伊动武授权无望的情况下，便撇开联合国，在仅有30几个国家表示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战争。美国以“志愿者联盟”取代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反恐联盟。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看这个问题。 在美国战略家心目中，无论是两极、三极还是多极，都少不了中国。 对国际反恐事业影响更大的还是美国的全球战略。“9·11”事件虽然促使美国调整了全球战略，将重点转移到反恐，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维护霸权这个最高目标，而是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在反恐的同时，美国趋机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利益。美国加紧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退出《反导条约》、大幅度增加军费，进一步拉大了同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差距。美国还借阿富汗战争之机，实现了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不过，毕竟“9·11”后初期，恐怖袭击给美国造成的伤痛仍剧，美国举国上下对恐怖主义是同仇敌忾，恐怖主义是美国的“首要威胁”还是比较广泛的共识，所以这时美国的对外行为还是以反恐为主，维护霸权则是处于辅助地位，即“搂草打兔子——带捎的”，如果扩展战略利益与反恐目标不悖，就乘机行事，如果与反恐目标相悖，就从反恐大局出发，暂时搁置推进霸权战略的举措。 答：我相信伊有MD。民主党政府也认为萨达姆有发展MD的计划，不只是共和党。只是可能被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比如叙利亚，或者被秘密销毁了。我认为，找不找到MD并不是太重要的。问题是威胁到了什么程度，伊拉克的威胁并不是迫在眉捷的。有人认为，这并不是应该选择的战争。 答：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中美关系趋于越来越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美在朝鲜打了一仗，随后是近20年的对抗。从尼克松访华开始，中美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成熟。虽然苏联解体后，中美之间出现了许多麻烦，但总体上还是向前发展的。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的反恐斗争还是成效甚微。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特性仍缺少足够的认识，其反恐政策与以往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防御状态。美国将敏感地区和国家的“硬目标”严密保护起来，恐怖分子便将目标指向防范措施薄弱的非洲使领馆，于是，美国关闭了一些使领馆，同时拨款加强所有使领馆的防范措施；当恐怖分子把目标转向毫无防范能力的民间“软目标”时，美国就显得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美国在反恐上一直采取双重标准。美国只把威胁本国利益的暴力活动界定为恐怖主义，而对他国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则另眼看待，比如不承认中国新疆地区存在的“东突”为恐怖组织，谴责俄罗斯打击本国的恐怖分子“不人道”。美国甚至还出于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纵容、支持、扶植别国的恐怖组织，比如北约武装干涉南斯拉夫内政时，就姑息偏袒它曾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科索沃民族解放军”，美国40多年来“一直在保护和支持右翼古巴恐怖分子”。美国的这种双重标准政策，严重制约了国际反恐合作。 “9·11”事件震惊了世界，也着实打痛了美国。痛定思痛，美国开始认真反思恐怖主义问题和全球战略。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美国大大提升打击恐怖主义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将国际恐怖主义列为“首要威胁”，宣布恐怖组织及包庇、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和政府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展开全方位的反恐。同时，美国改变了对付恐怖主义的方式。过去，美国将恐怖主义看成是犯罪行为，主要是用法律手段反恐。“9·11”后，布什很快宣布美国要打一场反恐战争，即要用战争的方式来对付恐怖主义。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的来从事反恐斗争。 答：是真正的战争。美国公众仍然关注反恐。美政府重视公众舆论。皮尤中心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仍然看重反恐。 从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来看，推进霸权战略在反恐战争中居什么位置，或者反过来，反恐战争在推进霸权战略中居什么位置，完全依美国对形势的判断和对不同方面利益的取舍而定。如果美国认为传统安全威胁在上升，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可以随时宣布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也可以找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反恐战争胜利的象征，如抓住本·拉丹。 答：那种主张是错误的。民主不能被移植，而是产生于本民族内部的诸求。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是错误的。 恐怖活动自古就有，“恐怖主义”一词也早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就已出现。不过，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却出现于1968年。在这一年，可确认的恐怖集团有11个，暗杀、爆炸、绑架、劫机、炸机等恐怖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此后，类似的国际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在1968至1980这12年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事件6714起，共有3668人无辜丧生。在国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的同时，美国逐渐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这里面的缘由是非常复杂的，既与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有关，树大招风，也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关，美国经常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双重标准，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当然，在诸多国际恐怖组织中，以伊斯兰极端势力为背景的恐怖组织发展迅速，西方国家成了它们的主要攻击目标，而美国这个西方世界的领袖自然是首当其冲。 在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形成之初，对美国的威胁与影响尚小，所以美国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70年代初，美国基本上还没有较为成型的反恐政策。1972年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正视恐怖主义问题。这一年，日本“赤军”在以色列洛德机场枪击旅客，“黑九月”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奥运会袭击以色列运动员。慕尼黑事件的次日，即9月6日，尼克松总统呼吁采取措施制止国际恐怖主义。9月22日，尼克松批准组建一个“反恐内阁委员会”研究反恐策略，协调美国的反恐行动。该委员会委托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现象及其可能对美国安全利益造的影响。反恐内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反恐走向机制化，美国的反恐政策初步形成。此后的福特和卡特政府，基本继承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卡特虽然解散了反恐内阁委员会，但将其职责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协调委员会。 问：您怎样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哪些因素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h3>一、美国反恐30年</h3> 问：反恐战争何时结束？其最终结果是什么？如果结束了，对中美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反恐战争何时结束？它会对我们两国未来20年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现在不好说。可以明确的是，即使基地组织被消灭了，在世界很多地方仍然有恐怖主义。我们要设法对跨国恐怖分子施加真正的压力，切断对他们的可能的支持。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控制的。面对相当严重的非国家威胁，大国间的冲突趋于减弱。 答：美国不可能消灭所有的恐怖分子和组织。反恐战争胜利的标志很可能是消灭那些重要的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 当然，毕竟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国土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美国还是要反恐的。问题是，美国借反恐之机推行霸权战略，损害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合作基础，而没有国际合作，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特罗夫特批评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认为照这样打下去，反恐战争要打200年。 答：我们只关注与我们相关的国家。当布什刚当选时，他提升中国问题。当克林顿1992年任总统是，他也说中国是个问题。对克林顿和布什来说，很容易在“9·11”前漠视中东国家不是民主的。因为中东的石油对全球经济是重要的。我们不在意它们是不民主的。但是，“9·11”的劫机者来自于这些中东不民主的国家。突然，中东成了我们的价值观问题优先关注的对象。中国威胁突然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恐怖主义威胁是真实的。所以，从很多角度看，只要全球反恐战争继续进行，而反恐战争又需要在中东地区政治变化上付出努力，我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第二对象。我们有一条大鱼要煎，我们现在有一个比中国还大的问题。我自己不相信人们在上世纪90年代所谈论的中国威胁，那大大夸张了。但是你知道，曾经存在着将中国看作下一个超级大国并将之选为正在出现的竞争者的建议。如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美中之间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大竞争。但是我认为，现在只要反恐战争在进行，我们就不会听到那种论调。那不意味着对外政策建议中的那种观念完全消失了，那只意味它是第二位重要的事情。 然而，尽管里根政府如此运用“军事打击”以及“制裁”手段，但是国际恐怖主义并未受到有效的遏制，美国的全球利益仍然不断遭受恐怖主义的打击，经过防护加强的海外设施仍难避免恐怖炸弹袭击。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美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有时并没有充分的依据，这不仅不能震慑住恐怖分子，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际上的反美势力更加痛恨美国；制裁措施常常是有名无实，而且经常得不到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认可；特别是里根政府时常将反恐纳入到对苏冷战的框架内，试图将恐怖主义当作对抗和攻击苏联的工具。这样的反恐战略策略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合作。 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是决定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最关键因素。 问：您认为反恐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吗？ 问：有人说，反恐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种进行战略扩张的工具，您怎样看？ 答：美国现在处于顾不了非常担心其他大国对手的境地。现在也没有这样的对手。美国的军事实力是其他大国的总和。美国还在研发先进武器。这使得美国能够将注意力放在其他全球性问题上，比如恐怖主义。“9·11”后，我们更加认真对待恐怖主义。对美国来讲，可能有更糟的事情发生，这并不仅仅在于有可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而是基地组织有可能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11”可能算是一场小灾难。美国要尽其所能减弱或消除那样的问题。从美国的角度说，一个好事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美国的这种政策。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喜欢跨国的恐怖分子。它们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其他部分的问题。尽管我们可能同巴基斯坦在某些问题上、同日本在某些问题上、同德国在某些问题上、同中国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北京不喜欢基地组织同中国的分离主义运动合作，俄罗斯也不喜欢车臣同基地组织的合作。美国肯定会得到世界其他部分的合作，因为这是利益并行的领域。 <h3>导言</h3> <h3>二、搂草打兔子</h3> 问：您如何评价有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后不可避免地要同美国发生冲突的观点？ 问：美国是否希望所有国家都仿效美国的价值观？ 答：这种理论与现实不符，那是旧现实主义的看法。真正的现实主义（尼克松是典型）是从现实出发，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美国要维持其已有的繁荣和强大，就不应寻求同任何大国冲突，而是同它们合作，借助它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中国崛起后能否同美国冲突，主要看中国怎样崛起，崛起后怎样处理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按邓小平设计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不会同美国发生冲突。 问：您认为，反恐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当然，中国还成功地改善了同周边许多国家的关系，同澳大利亚的关系，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同亚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中国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改善。 答：我想布什将对付恐怖主义的战争定义为战争是正确的。如果你看1991-2001期间，“基地”作为一个组织用了10年时间将自己的力量扩散到世界，包括美国。所以美国已经同它对抗。能否赢得那场战争是另一个问题。恐怖主义是一种罪行，是绝不会终止的，极端伊斯兰势力是绝不会被完全控制的。我想经常有人恨西方，但都没有像极端伊斯兰势力这样。 答：我想“9·11”对推动中美关系起了重要作用。问题是，它是暂时的作用。换句话说，其他方式将取代它。我同意，“9·11”、反恐战争把两国拉到了一起。但我还是认为，中美关系好转是某种在“9·11”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9·11”不是唯一的原因，也许它是最重要的。 答：有两种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问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投入到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吗？如果每个人都走开，那它不可能结束。所以那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当美国在反恐战争上足可以放松的时候，它将把注意力转到中国，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美国以反恐为名推进霸权战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幅度扩充军事实力。按说，美国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用来对付恐怖组织是绰绰有余，甚至有“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而且“9·11”事件的制造者根本没有使用任何先进的武器。然而，美国军方却以“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用之袭击美国，所造成的损失会比‘9·11’大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为由，积极扩充军备。美国不仅加快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而且还在200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要发展新型低当量小型化核武器。在这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不仅将所谓“邪恶轴心”、“无赖国家”，而且还将俄罗斯、中国列为核打击对象。美国高官还表示，美国将不再遵守1978年做出的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多极化趋势与美国的霸权战略是相背的，而在未来的多极格局中，中国占有重要位置。 问：您怎样看美国反恐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新保守主义者目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很大，他们主张采用一切手段在世界推进民主，您怎样评价他们的政策主张？ 世界格局的发展进程注定了中国要成为美国以维护一超独霸地位为目标的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 然而，反恐战争虽名曰战争，而且美国确实也采用了战争的手段，但是它毕竟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不同。恐怖组织是跨国界的，没有固定的疆域，而且活动都是隐蔽的。美国很难通过几个大规模的战役就把恐怖组织消灭掉，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在对付恐怖组织上作为有限。再者，反恐战争最终胜利的标志是什么？美国不可能将所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消灭干净。而恐怖组织不除，美国就不会真正有安全感，反恐这个第一要务就不算完成。由此看来，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是长期的。 问：您认为美国在结束反恐战争后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中国吗？ 答：“9·11”后对此有许多讨论。我想，美国总统决定称之为战争，是作为一种取得公众支持的办法，或许是想取得他们对反恐行动所涉及的困难以及可能引起的牺牲的理解。不应给基地组织太多的尊重。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勇士、战士，而是要把他们看成罪犯。那是一场反对国际违法者、恐怖分子的运动。你不要尊重他们。需要从事的活动绝大多数都不是军事的，而是情报工作和警务工作。在少数情况下，动用美国军事力量去对付恐怖主义是必要的，特别是当你在国外活动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它不是需要采用军事行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描述反恐行动的错误词语，特别是用战争的称谓来召集支持力量时。 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与苏联这个冷战对手的消失促使美国更加重视反恐，将反恐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克林顿政府提出，“恐怖主义是我们在这个全球新时代需要面对的最大威胁之一。”在1994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用大量篇幅论述恐怖主义的威胁及反恐措施。在这样的思路下，美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除了坚持反恐三原则（不同恐怖分子做交易，不向恐怖分子的敲诈屈服；将把恐怖分子按罪犯对待；美国将与其他友好国家一道通过制裁、政治和外交压力、建立强大的反恐能力等措施来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施以最大的压力，以阻止恐怖主义的发生）外，美国还采取许多新的措施，包括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反恐防扩，全面调整反恐体制，加强军队的反恐职能，颁布一系列反恐防扩的法律、条例及相关的制裁措施，对“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从1993年起，美国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利比亚、古巴和朝鲜七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对之进行制裁。 答：美国将要把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上。我想它对中国应当是好事，因为美国现在不再关注中国。那些问题都是大问题，它们的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同中国对抗的意愿会是低的。他们可能会同中国讨价还价，会对中国做出反应，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盯着中国。这是现实主义的看法。有好处也有坏处。挑战中有机遇。 问：直到目前，美国在伊拉克仍未找到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您怎样看这个事情？ 问：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那战争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美国能把恐怖分子全杀光吗？ 答：目前的两国关系确实不错。最主要因素是“9·11”。它促使中美接近，在许多领域合作。我想人们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反恐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此外，在反核扩散上，中美在朝鲜也有合作。这个问题在未来2-3年内都会是个热点。 到了里时期，国际恐怖主义针对美国的袭击日趋严重，特别是1983年10月23日美军驻贝鲁特营地遭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后，美国在反恐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首先是加强机构设置，1982年4月10日，美国重新明确反恐机构的责任，国务院负责国外恐怖事件，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联邦航空局负责在美特殊司法权限内的航空事件。其次是加强立法。1984年4月26日，里根向国会提出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四项法案，即《挟持人质罪的防止和惩治法案》、《反破坏飞机法案》、《提供恐怖主义活动情报奖励法案》和《禁止训练或支持恐怖组织法案》。最后是提升反恐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里根于1983年颁布《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总统特别指令》，将立法、军事手段和制裁（即对支持和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实施制裁，包括武器禁运、限制该国公职人员进入美国、限制美国的技术设备出口以及金融往来等）作为反恐政策的三大支柱。到了这时，美国已经逐渐把反恐与相关的对外政策结合起来，将反恐政策纳入对外政策中。因此，在里根时期，一些与反恐相关的对外政策相继出笼。1986年1月20日颁布的美国总统第207号“国家安全令”提出：美国政府认为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它将会运用一切合法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为达此目的，美国将同世界各国合作，当形势需要时，美国不惜采取单边行动。可以看出，此时美国已将恐怖主义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1986年西柏林夜总会发生爆炸事件，造成美军两人死亡、79人受伤。4月14日，美国指控利比亚应该对事件负责，对利比亚进行了轰炸。这是有史以来因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最强烈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拨款数十亿美元加强对驻在“高危地区”国家的使领馆及军事基地设施的防护。 对华战略在美国全球战略大棋盘中的位置如何？ 总之，反恐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和胜利的标志是弹性的，完全可以由美国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美国可以将反恐战争长期地打下去，也可以随时宣布取得了战争胜利，何去何从，全凭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 问题是，美国将怎样调整对华战略？ 答：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态度在“9·11”后确实有非常重大的转变。其结果是美中关系受益。当然，中国军事力量正变强大，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已发现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事实。只要台湾不实际上采取独立步骤，中国政府应当感到满意。美中关系在20年内应该没问题。但是美中关系是一个很困难的双边关系。一方面，所有的美国政府都要同中国共处。但是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确实又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个是台湾，第二个对双方来讲都重要的问题是西藏。西藏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同美国的反恐政策有关。遭受“9·11”重创后，美国朝野虽然对美国的反恐政策和全球战略进行了反思，但是美国却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明显不同的认识。美国认为，恐怖主义之所以把美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国际恐怖主义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教极端主义仇视“世界先进文明”和自由民主价值观，而美国是这种文明和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自然就成了它们的仇敌。美国还认为，产生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而不是许多有识之士所说的贫困。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分析道：如果论贫困，黑非洲地区要比中东伊斯兰国家贫困得多，但恐怖主义却主要出自伊斯兰国家，而不是黑非洲。美国还认为，“制度衰败和腐败”也是促使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会使弱小国家很容易被境内的恐怖主义网络和贩毒团伙所利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将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首先锁定为阿富汗。当然，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确实与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是基地组织的庇护者，所以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的藏身之地，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恐怖主义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9·11”之后有人提出，不公正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就在“9·11”当天，全世界死于饥饿的儿童就超过3.5万。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此后每天发展中国家都会有同样数量的孩子死于饥饿。虽然处于绝境的贫困者不一定必然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本身也不一定是穷人，他们也不代表全世界穷人的利益，但是国际贫富鸿沟的存在却使得恐怖分子找到了从事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怖暴力活动的动力和借口，以为这种行为会得到众多穷人的共鸣、赞成和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篇讲话中说：“‘9·11’事件使这样一个幻想破灭：西方可以过自己美好的生活，无需顾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状况。”这话很有见地。试想，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怎么能够在严重的贫富鸿沟面前过安稳的富裕生活呢？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来看，美国的反恐政策仍然带有治标不治本的性质。 我关于美国的另一观点是他们走向战争的动机。历史地看，美国人赞成针对问题征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针对问题根源的。对引起问题的根源，如贫穷、征服、愤怒这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认识这些问题、快速而有效地处理它们的能力是弱的。相比之下，运用武力的能力较强。 其次，加强反恐立法。2001年10月，美国会迅速通过新的《反恐法》，确立情报机构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理顺各情报机构的相互协作关系，扩大情报机构的权力。《反恐法》确定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对各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工作上的主导地位；中情局重新获得许多特权，比如，在境外进行“暗杀活动”，可从恐怖组织内部招募、收买线人，有权进入相关的通讯系统和数据库。联邦调查局也获得了不少特权，比如，可以使用监视、侦察、渗透、潜伏、诱骗、暗杀等手段打击恐怖活动，可在事先不提供潜在犯罪活动证据的情况下，监视宗教机构和政治团体。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走向？反恐战争结束后，或者中国变得强大后，中美关系是否会出现麻烦？ 问：您怎样看反恐战争？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吗？ 首先是加强反恐机构建设。“9·11”后，美国为适应反恐的需要，进行了重大体制调整，在加强原有反恐机构职能的同时，组建新的机构，全面协调领导本土反恐防卫工作。2001年10月8日，布什签署《建立本土安全办公室和本土安全理事会》行政命令，建立本土安全办公室。次年6月6日，美国政府提出成立“国土安全部”的提案，由该部负责情报搜集和综合分析，阻止恐怖分子袭击，对抗核、生、化及放射性武器，保卫美国本土安全。该提案不久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2002年11月25日，布什在白宫东厅签署了成立国土安全部的《国土安全法》。2003年1月25日，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成立。随后，1月28日，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成立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等部门组成的恐怖主义威胁协调中心。 与这种战略调整相适应，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 如果说阿富汗战争前后，美国借反恐之机推进霸权战略是“搂草打兔子”的话，那么美国后来的表现，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在处理反恐与维护霸权的关系上，已经将维护霸权放在了主要方面，反恐虽然还是第一要务，但完全服从于霸权战略的目标。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和美国国内安全形势的好转，以及“9·11”伤痛的减缓，美国国内不仅出现了反对继续进行反恐战争的声音，而且美国政府的政策也越来越明显地带有推进霸权战略的味道，而反恐的成份相对减少。 也许，美国并不期望真正打赢反恐战争，如果反恐战争结束了，美国推进霸权战略就失去了反恐这张挡箭牌。布什在2004年总统竞选中的一次“失言”可能道出了他的心声。在8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布什宣称他认为反恐战争将是一场长期而持久的战争，当被主持人问及“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吗？”时，布什竟然回答“我想你赢不了”。 另一个是，如果你观察一下何时美中关系实际上开始好转的，你会发现，它实际上不是在9·11之后，而是之前。基本上，EP—3事件是个十字路口，当两国开始将他们看成是战略竞争关系时，会发生什么。还有，转到台湾问题上。在1995、1996年之后，中国开始建立针对台湾的武装力量，美国要看看接下去会怎样。它的飞机越来越接近中国的领空，试图将他们向后推。那是一种竞争，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发生。那就是2001年4月发生的事。布什政府和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些表明了战略竞争的危险。然后有一个从战略竞争到战略合作的政策变化。所以，我认为，即使没有反恐战争，你也看到了两国要避免冲突，推进合作愿望。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中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反恐战争。 问：您是现实主义者。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您怎样解释“9·11”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问：您怎样看反恐战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h3>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h3> 答：很多人认为，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使恐怖主义问题更严重，而不是好转。比如中东以巴冲突就更严重了。所以，反恐战争将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或许，美国应该学习更好的反恐方法。我的看法，反恐战争不会只是一场战役。赢得战争的标志是美国不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或者使威胁减弱到可控的程度。我们可能会长期遭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这取决于美国同其他国家在反恐上的合作，在金融领域、治安和安全措施上。也许各国会达成某种协议，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去摧毁恐怖主义的根据地。许多国家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比如，巴基斯坦就受其害，中国也受其害。 答：有这方面的因素。有证据表明，在“9·11”之前，布什政府内就有人提出要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我个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 在确定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上，美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根本不顾反恐联盟其他成员的立场和利益。2001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是“邪恶轴心”，随后便把打击的目标锁定为伊拉克。从反恐战争的角度看，布什政府所提出的几项理由都有些牵强。说萨达姆政权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并未拿出有力的证据，而且美国不愿再等待联合国武器核查委员会的进一步核查结果。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推翻独裁的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实现民主。从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来看，这是符合逻辑的。新保守主义认为，以反西方为主要目标的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最主要根源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所以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途径是在中东推进民主，对伊斯兰国家实施民主改造。然而，中东的许多伊斯兰国家都不民主，而且有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在民主上比伊拉克、伊朗要差得多，但是美国却执意要攻击伊拉克。如果联系美国的霸权战略，就不难理解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真实动机，那就是：拨掉伊拉克这个中东反美钉子户，进而使美国更有效地控制中东这个战略要地。 我们有遏制政策。我们正在遏制朝鲜发展它的核计划。 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许多民族、宗教矛盾激化等因素的作用，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恐怖主义出现，即恐怖组织追求规模和杀伤率更大、更血腥、更惨烈、更恐怖的效果。比如：1993年2月的印度孟买汽车爆炸事件，几乎同时发生13起小汽车和卡车炸弹爆炸，炸死400人，炸伤超过1000人；1995年的日本东京地铁毒气事件，使十余人丧生，3796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国与独联体不再是恐怖活动的“真空”地带，独联体地区恐怖活动不断，美国本土及海外目标也不断遭受恐怖袭击，如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和1995年俄克拉何马办公楼爆炸事件。 第三篇 对手还是伙伴：美国对华战略变化态势 第八章 “皮疥之疾”与“心腹大患” 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战略家对“威胁”的判断，即谁对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最主要威胁。国家利益虽然有多个层面，包括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但是对任何国家来讲，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在存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所有其他利益都要让位于维护安全的需要，而在没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地位就会上升。就安全来讲，又分成生存性安全和非生存性安全。生存性安全就是指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如大规模侵略战争、能毁灭国家的军事打击；非生存性安全是指那些对国家的人员、设施、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不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冷战期间，美国认为苏联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安全。苏联虽然不一定会对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但是苏联所拥有的核力量会毁灭美国，而且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苏联具有扩张性，早晚要对美国的生存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遏制苏联。为此，它不惜同过去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结盟，并扶植它们，以至于将它们“培养”成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还包庇、扶植许多专制独裁政权，牺牲“推进民主”这个政治利益。冷战结束，苏联瓦解、俄罗斯改旗易帜，美国算是松了一口气。当美国战略家们环顾世界的时候，发现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的生存性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于是才会有克林顿政府将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与安全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从大战略的角度说，美国要想获得永久性的安全保障，就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是维护霸权地位的两个重要方面。美苏争霸的历史表明，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美国要想长久维持一超独霸地位，必须发展经济。美国认为自己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如果世界各国都实现民主化了，其民主世界领袖的地位自然就会更加稳固。而且美国还从“民主和平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然，冷战后美国仍然关注安全。一方面，美国在寻找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非生存性安全上，要保护海外美国人和财产的安全，此外，美国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还要保护盟友的安全。从美国的外交实践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防止核及生化武器扩散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美国人非常担心那些反美的“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用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攻击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经对美国的国土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于是反恐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然而，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特别是信奉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人则认为，恐怖主义虽然能够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它们毕竟力量有限，不可能威胁美国的生存，即使它们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能够真正威胁美国的生存的还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目前这样的国家虽然尚未出现，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那些正在崛起的大国，即战略竞争对手才是心腹大患。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当今世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一方面，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竞争性。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金牌只有一个，有赢家必定有输家。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安全困境”，即一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便努力提高军备水平，从而增强别的国家的不安全感。而意识形态、宗教、民族、领土等方面的分歧、对抗与争端则是这种竞争性的催化剂。20世纪大国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多源于这种竞争性。冷战后，大国关系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竞争性和安全困境并未消除。从这种理念出发，这些人反对美国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主张美国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付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上。 问：您怎样评估美国未来10至20年的对外政策与对华政策？我感觉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即反恐战争进程和中国综合国力增长。您同意这种观察吗？ 答：你的两点观察是对的。美国目前在反恐战争上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恐怖主义威胁使布什政府的意向突然转向。特别是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声音较大，他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正在崛起的美国安全威胁。“9·11”后，主要威胁变成了伊斯兰激进主义。中国是反恐的骨干，也是潜在的问题。这个战略将继续一段时间。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发生变化。当中国实力上升，特别是如果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减弱，你会发现促使美国再次将中国看成主要问题的因素又出现了。那正是我担心在10至20年内要发生的事情。 上述美国的战略也是中美能够在北朝鲜核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原因。那有助于粘合双边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合作与美国要保持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大目标不符。但是中国需要足够的力量才能实现那种主导地位。如果那一天到来，中美之间的麻烦就会出现。如果某些消极因素如台湾问题当下产生干扰，那可能会使竞争或对抗很快发生，那会在短期内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在未来10年内，那会引发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 问：我知道您有一个观点，即现在的中美关系不如您当驻华大使的时期好。那么您怎样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 答：现在的中美关系虽然不错，双方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但是就总体而言，没有中美建交至1989年前这段时间好。那时，双方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有一个要共同对付的目标。现在不同，虽然双方在反恐上有合作，但与当年在对付苏联上的合作是大不相同的。 问：有人认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这是维系中美关系的纽带，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我同意这种观点。 问：有人认为，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可能会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大国上来，包括中国。您怎样看？ 答：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反恐战争将是长期的。 问：怎样看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 答：那只是少数人。我不相信那是多数人的看法。 问：如何看新保守主义？他们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不仅是他们这样看，自由主义者也这样看。 问：怎样看美国的两岸政策？ 答：美国采用的是模糊政策。我认为，美国应当采用模糊政策。 问：您怎样估价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答：我认为在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它们相当好，很大程度上是“9·11”的缘故。美国因此将注意力完全转到了一个事情，即恐怖主义、萨达姆·候赛因、本·拉登上。而不是聚焦在中国。中国利用这个时期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以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上。但我不认为那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想，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就会出现大问题。当它的经济增长变成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同美国的冲突，其方式同以前霸权变迁相似。我想给出答案还为时太早。你知道在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辩论，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方说中国是一个新的威胁，另一方说中国实际上是个保守的国家，它将不以危险的方式强大起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 问：中美可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吗？ 答：我想，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变迁通常是困难的和危险的。它还依赖于美国是否有意志步英国的后尘。在这一点上，美国对任何对它的权威的挑战的反应都是很快的，无论是来自于欧洲的挑战还是来自其他任何地方的挑战。如果中国从现在起的15年内一直面对布什这样的总统和政府，就不一定有友好关系。我想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到中国崛起为世界五个顶级力量之一时，美国仍然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而日本仍然躲在美国背后。不过，也有别的变数。如日本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贬意）。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不像老一代日本人那样总是愿意充当华盛顿的小伙伴。 问：假设中国会挑战美国，那么日本和俄罗斯会做何选择呢？ 答：我猜俄罗斯会崛起成欧洲的一部分，会尽力接近欧盟。对日本来说，大问题是它同中国的关系。是否能有一个地区一体化进程，并建立能在东北亚营造更稳定形势的协调机制。很多日本人在中国投资，那可变成经济一体化的开端。然后再移到政治领域。在我的脑海中，东北亚战略图景的大问题是中日关系。那将明显改变这体系。 问：请您谈谈对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在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是不是会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就像布什政府刚上台时那样？ 答：你我之间有许多看法一致。唯一的不同是，我不认为反恐战争将结束。中美两国将共处相当长时间。依我的预计，中国的实力在增长，但也直接面对着恐怖主义问题。现在，中国经常把美国看成是问题，但我认为，中国问题也在增长。在短期内，人们是乐观的。就中美关系来说，我们总是说，一切都很好，一切又都很糟。今天，我认为，一切都比过去好。这并不夸张。但是我有很多理由说，要提出预警。良好状态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比如说15-20年。主要是因为台湾问题，此外还有贸易问题。中美双方现在都有努力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但是不能夸大现实。否则会失望。 问：您如何评估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有人认为，真正能威胁美国安全和世界地位的是大国，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只能威胁美国国土安全。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想，未来的中美冲突是可能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看不到那种结局的任何征兆，走向超出和平共处的征兆。因为我看不到，什么关键问题会促使美国和中国走向超级大国的冲突。在苏联时期，存在着共产主义扩张并反对民主的威胁，那导致冲突。在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之间，冲突是什么？ 问：也许当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时，又不是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美国会感到它更危险？ 答：就目前来看，如果中国那样变，那种观点是对的。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军事力量，而且中国的经济力量仍继续上升。假设中国经济没有崩溃，没有泡沫，没有爆发危机，中国要用这个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实现什么。即使中国看上去会走像今天所走的那样的路，也许会成为一种合作型的政权，但是大国竞争的因素仍然能引起我们走向冲突。美国是个大国，中国要做的可能正是美国已经做的。 问：您怎样看“中国威胁论”？ 答：那个命题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中仍然存在。在中国，你也可以看到美国威胁论。比如，在中国的媒体中，有不少关于美国霸道、单边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不尊重它国主权的报道。美国在中东的行动，使这种报道更甚。不过，我认为，在领导层，是在努力保持关系的平衡。我还认为，今天在这个国家，大多数美国人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不要同中国关系高度紧张。他们不要另一场冲突。 问：中国威胁论的消失是因为反恐，待反恐战争结束后，“中国威胁论”是否会再度出现？ 答：我的看法是，那是复杂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的关注总会存在。一些是在经济领域。但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将主导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关注将会继续。但是在亚洲，美国会更多地实行多边主义，就像六方会谈那样。当然，“中国威胁论”会再起，如果台湾问题变成核心问题。 第三篇 对手还是伙伴：美国对华战略变化态势 第九章 中国是老几？ 中国在美国心腹大患名单上的位置对美国对华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布什政府在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就曾把中国排在第一位，而此前克林顿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把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未来10-20年内，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如何，是对手还是伙伴？是头号对手还是次要对手？不同思想倾向的战略家有不同的看法。 从总体来看，美国战略专家对美国对华战略走势的看法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以米尔斯海默、华尔兹为代表。他们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延缓这一进程。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问：您怎样看米尔斯海默的理论？ 答：那是欧洲人的思维。我们称之为旧思维。如果你致力于控制领土，控制市场，控制财富，它是有道理的。但那是旧思维。今天控制领土已经不是国际力量的基础。比如，如果美国想控制伊拉克，它将是一个大负担。那不会使美国更强大。所以我认为，中国将不会成为对占有领土着迷的大国，台湾问题除外，还有南中国海。中国努力发展它的经济，努力限制它的人口压力。中国不可能通过占有它国来解决能源问题。它必须从市场上买它所需要的能源。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能成立的思维方式来看未来的事情。 问：如何看现实主义的冲突不可避免观点？ 答：我一点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关于将来的中美关系，我认为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我想说，关键是中国未来崛起的方向，它的政府怎样发展。我想中国能够按它自己的日程行事，那将直接驱动对外政策。 问：怎样看中国崛起？ 答：我不迷恋现实主义。我认为，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成为崛起的力量，但却保持异类政府，就很可能发生冲突。 问：中国怎样崛起才能得到美国的认同？ 答：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变成自由、民主的国家。历史表明，非民主国家在崛起的时候趋向于有野心，那将引起同该地区其他大国的冲突。所以，如果中国保留一党制，我认为，实际上很有可能会出现争斗。 问：怎样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答：很多是完全的新保守主义，一些人只是贴着新保守主义的标签，实际上不是，他们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关键的事情是怎样看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起源。新保守主义兴起于70年代，基本上在共和党圈子内。基辛格试图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处理苏联问题。新保守主义基于这样的观点：苏联的性质决定了冲突。任何忽视了这一点的政策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因为苏联要像一个巨大力量那样行事。辩论出现在70年代，一些人反对基辛格同苏联接近。在里根政府内，他们明显发挥了作用。所以核心的事情是，你是怎样的一个政权，是否推进民主。 问：民主党也讲推进民主，这与新保守主义有何不同？ 答：有两个区别。比如，民主党过于抽象地讨论人权，从人权的性质，从一个特殊的政府。新保守主义更关心人权在那个国家取得合法性，通过宪法的形式取得。所以更强调国家的性质，所以新保守主义对力量的认识更具体。他们倾向于在世界舞台上工作。手段是更现实主义的。所以，我们不同意现实主义。我们不同意什么工具应当被用。新保守主义非常积极地创造某种民主在国家居主导地位的东西，使用武力和专家队伍。 问：根据新保守主义思想，美国应采用什么政策在中国推进民主？ 答：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政策是接触。我们不反对接触。你可能听到各种说法。实事上，接触政策本身，是对付中国的简单药方。接触是个艰难的问题。 问：如何定义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是遏制吗？ 答：我们赞成遏制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行动的野心。其次，我们要看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正常作用。通过某种对中国地区野心的遏制，会迫使中国退回，并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转到经济和政治改革上来。那在对外政策日程中是很模糊的。 问：根据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如果中国不实现民主，中美会出现冲突吗？ 答：不民主和非共和将认可对别国的军事威胁。 问：根据新保守主义思想，美国在结束反恐之后是否会把目标指向中国？ 答：实际上，美国没有将中国看成是失败国家。那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问：美国会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吗？ 答：我个人渴望如此。实际上正在进行。布什政府实际上在做。他发表演讲，要到需要推进民主的地方去。我不认为中国能自己走到成熟的民主去。我不赞成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将最终导致政治民主这种观点。这方面的例子是，一些国家采取了资本主义，但没有必要的自由。 问：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区别在哪里？ 答：很难描述新保守主义。但做出区分并不难。在许多内政方面，新保守主义同保守主义是很难区分的。在对外政策上甚至也有重迭。新保守主义经常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问：能否谈谈你们正在做的“新美国世纪项目”？ 答：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的目的，首先是不得不参与保守主义圈子内的辩论。在90年代中期，两个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流派是现实主义和新孤立主义，后者实际上是属于自由主义。我们认为，这两种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流派都是错误的。它们以不同的理由促使将美国从世界事务中拉开。所以我们正努力做的是，将美国拉回到像里根时期那样介入对外事务。从要推进民主这个目标的意义上说，这不是现实主义。但是在运用美国的力量这个意义上说，它意味着更具有进攻性。 问：您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观点？ 答：我不赞成那种观点。如果我们那样行事，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应找到某种方式帮助中国，同时要鼓励中国，使之清楚，它的将来是依赖美国的。同时，双方应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进行平等合作。这有点理想主义，但不是没有基础。纵观两国关系历史，友好交往是主流。如果比较中国同欧洲、日本、俄国、印度的关系历史，中美关系更好一些。中美只有在朝鲜直接打过一仗。 第二类是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以克里斯托尔和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实际上，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保守主义者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现在这种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根据这种观点，中国极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问：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否很大？ 答：很难说。新保守主义是有影响，但总统是决策人，他要从全局出发来制定政策。比如说，国务院倾向于发展对华关系，国防部倾向于遏制中国，总统的对华政策还是以发展关系为主。 问：民主党也主张推进民主，许多民主党人是否支持新保守主义的“推进民主”政策？ 答：很难说是支持。民主、自由是美国人的普遍价值观，他们不能说自己反对自由、民主，但这不表明他们支持新保守主义的政策。 问：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主张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您怎样评价这种政策？ 答：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价值观是一样的。区别在于采取什么政策实现目标。一个有趣的区别是，如果你观察布什政府初期新保守主义的日程，它与布什政府中期的日程是不同的。在中期，民主理念的重要性小于布什政府初期。每个人担心恐怖主义，他们也真的担心恐怖主义。整个伊拉克的形势也促使他们有那种理念。布什政府也理解国际环境，根本的问题不是萨达姆，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些基本问题与伊斯兰有关。那很困难。美国作为领导，那是很敏感的。他们需要伊斯兰政府有根本的改变。新保守主义认识到，他们的民主目标对维持美国国际盟友的合作和维持美国国内的支持都是必要的。那可能比现实主义更实用主义。 问：这种政策会有效吗？ 答：那需要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变得更现实。他们要发展同别国的关系，要理解处理日常的具体工作。新保守主义将趋于衰落。 <strong>米尔斯海默谈美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strong>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 答：新保守主义政策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布什接受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将推进民主作为对伊拉克动武的重要动机，这是错误的。民主不可能移植，推进民主不会成功。德国、日本走向民主，主要不是因为美国的推进，而是因为两国内部已经有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 新保守主义是极端自由主义和犹太势力的结盟。 问：您依据现实主义理论，对大国政治的未来做出了悲观的估计，但是在美国，也有很多理论对大国政治未来持乐观态度，难道它们都是错误的吗？ 答：现在流行的国际制度主义、经济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思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体上说，还是现实主义更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它也是大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 问：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 答：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比不够强大的中国给美国造成更大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个面临真正的内部问题的虚弱的中国比一个强壮的中国更危险。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软弱的中国，即政治或经济或两者同时虚弱，可能会寻找外部的敌人，以便创造国内政治基础。问题是强壮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个富裕的中国？肯定，它的军事力量不会增加到能与美国匹敌的程度。如果这个富裕而强壮的中国是更民主的，同美国的关系更密切，在反恐、防扩散等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那么它是受欢迎的。两强相争，两败俱伤。所以双方应尽量避免冒险，而是寻求合作。最坏的情况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政策被贯彻下去。按照这种政策，我们必须保持中国处于虚弱状态，中国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看到美国人的这种立场，你是否想到了19世纪？我要对新保守主义者提的问题是，你们怎样阻止中国崛起？你们不能。你们的政策只能导致灾难。 问：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但可以减缓中国的发展？ 答：代价可能非常高。从200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看，美国不想那样做。布什总统开始称中国是战略对手（注意，不是敌人），然后又回到了现实中。现在布什的政策与克林顿的非常相近。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答：那些人在布什政府的第一年内有一些影响。在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坏。但现实是，双方领导人都要避免危机。我们享有共同利益。“9·11”后，中美的领导人在反恐上有更强的共同利益，用合作的方式来对付穆斯林国家的不稳定。那些在布什政府第一年有影响的人严重失去了他们影响。 问：新保守主义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吗？ 答：首先，我想在中国政策上，他们输了。我的意思是，他们对美国的中国政策没有多大影响。甚至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对布什来说是可接受的，但他们没产生多大影响。 其次，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是很重要的。布什本人就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然而，布什并未真正采用这个战略，而是与中国接触。我认为，如果促使接触中国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新保守主义就不可能推动布什将中国转变成敌人。世界有个战略逻辑。所以我认为，即使新保守主义保持其影响力，他们肯定将力量保留在伊拉克，而不会影响中国政策。从更宽广的范围，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对其他工业国的政策。你会看到美国和布什政府正努力改善同欧洲国家的关系。甚至是新保守派和其他集团也在做这种努力。就是在联合国，布什、鲍威尔正将政策拉回到多边主义，以使同欧洲的关系更密切。新保守主义虽然要推进单边主义日程，但其他国家不喜欢新保守派的所作所为。所以布什不得不回转。 问：您认为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对美国政策制定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两者都有某种影响，但却是很不同的影响。现实主义者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既是知识分子，也是政治人物。新保守主义有政治基础。它是一场政治运动。所以它能影响决策，因为他们能动员政治力量并让之支持他们的观点。现实主义者，我认为是学术层面的，他们都是学者。他们没有政治基础。有些人2001年进入了布什政府，并说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中国不是伙伴，而是即刻的威胁，等等。但是其影响在萎缩。他们认为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这使得决策者对他们的理论提出疑问。 所以两种人都影响着白宫。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 答：我想他们的影响目前比较低。他们总体上不喜欢中国，为了某一个或另一个理由，人权、经济问题、台湾的安全问题、贸易关系。所以你看到，从新保守主义、强硬派那里，他们有一系列的理由不喜欢中国。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集团。但是关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却不太看重。那些人要美国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他们推动对华强硬政策。他们批评中国。那可能招致同中国的战争。我们将会花许多钱并做很多事反对中国吗？不。他们针对中国的意见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想从事同中国的战争。他们不想要美国遭受更大的灾难，但他们并不准备去做它。所以我不太担心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比如，他们不喜欢中国的人权状况。可是，中国如此大，做这件事要考虑到安全问题、经济问题。 第三类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以基欧汉、布热津斯基、布莱尔、李侃如、谢淑丽为代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磨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美国人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根据这种观点，中国虽然是美国推进民主的对象，但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要推进民主的理念？ 答：你可以想象那种情景，但那需要很长时间。国为中东对美国来说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是的，美国正受新保守主义驱使，在世界到处插手。这将会带来许多问题。 问：那您怎样评价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答：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他们非常不喜欢中国，他们非常不喜欢中国社会，但是他们更讨厌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是他们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基本上采纳了自由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认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为它反对整个国际秩序。但是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中国加入tO。在这方面，中国是受益的。我们应该有某种接触。在短期内，我们强调中国。在长期内，新保守主义有可能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更强大，他们可能看到冲突不可避免。 新保守主义可能说，在我们利用了中国之后，会迫使中国走向民主，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确保中国不会变成我们的敌人。 问：那么新保守主义不是与自由主义很相近吗？ 答：双方在基本理念上是一致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克林顿政府一直在推进民主，这涉及到中国。它采取措施保护人权，说服或压制中国，增加用在人权上的花费。第二件事是与tO接触。这种政策后面的理论是，当中国更多地融进世界经济时，就会更个性化，中国社会就不得不接受法治，因为人民将要求它。而法治会导致民主。你们有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控制地方行政机构和政党。人权的理论就是如此。 问：那么怎样评价民主和平论？ 答：我基本上，不是完全，相信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很少互相打仗。它们之间建立起了互信。社会越开放，就更不易控制信息。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与台湾之间建立互信非常重要。 我想，任何美国政府都至少会讲民主。乔治··布什是经典的民主捍卫者。虽然他不太相信民主和平论。新保守主义相信民主和平论，并将据此办事。 第四类是理性现实主义的观点。以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兰普顿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拦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它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而遏制中国只能是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也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问：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挑战美国的战争利益？ 答：当然它们之间会有矛盾。首先，中国变得在亚洲更重要。那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支配能力结束或下降，所以有矛盾。它可能会引起冲突。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和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崛起，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那是真的。但是美国却未同英国打仗。英国曾经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不算1812的战争，我们同英国没有打过仗，美国把英国看成是世界力量。所以我认为，一个崛起的力量会引起国际秩序的问题，但不必然引起战争。 另一个问题是现实主义。如果你接受他们的逻辑，就会认为，中国现在弱，相对弱，但正在变强。当中国变强后，它将同美国冲突。照此逻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帮助中国变强呢？还是试图使他变弱？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与其让中国在20年后变成我们不能对付的强国，不如现在努力使之变弱。如果那样，美国能成功吗？ 问：也许他们认为美国在阻止苏联强大上是成功的？ 答：苏联垮台是因为它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美国的作用。只有中国人能够阻止中国现代化，而不是美国人。亚洲、欧洲、美国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所以，美国、欧洲不会希望中国变弱。亚洲、日本也不会。澳大利亚也不会。所有我们的盟友将同你们一起工作。 所以我的观点是，首先你们正变强大，也许我们能够迟缓这个进程20甚至25年，然后会怎样？中国人将同美国更合作吗？如果我们帮助你们25年，又会怎样？如果我们试图将你们拉下来，中国人会高兴吗？我们不能阻止你们强大，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他们的使中国变弱的政策，到头来，我们会面对一个强大、对美国充满仇恨的中国。那是最坏的结局。所以我认为，现实主义地看，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努力合作，帮助中国发展。 问：现实主义认为，现在美国没有办法迟缓中国的发展，是因为许多国际事务给美国带来麻烦，比如安全问题。您怎样看？ 答：那是与现实主义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他们要采取一种政策，使你们生气。我们没有能力阻止你们发展，不仅因为其他因素会帮助你们，而且还因为我们面临更大的问题。我们有麻烦在阿富汗、北朝鲜、伊拉克、基地组织。我的观点是，现实主义实际上没有政策，只有态度。 问：也许他们对美国政府有影响，比如他们拒绝向中国出售高技术，向台湾出售武器。 答：我并不是指美国的所有政策都是中国喜欢的。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政策不是阻碍你们的发展。美国在中国有投资450亿美元，吸收中国30%-40%的出口，你们有1120亿的贸易出超。那些东西正大大地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出口控制是麻烦的事，但不是很大事情。我们不卖给你们，德国会卖，法国会卖，英国会卖。 问：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与对像印度这样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答：关于武器出口，我认为美国不卖是合理的，但那是个小事情。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放松出口控制。 问：中国希望与美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担忧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会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 答：很幸运，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在那方面的影响没有上升。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间，它们衰落了。两个理由。国际体系的性质在变化。对国际体系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在于美国。中国能够同美国一道工作，而不是同美国较劲。中国通过它自己的行动，能证明它不是新保守主义者所感觉的那样。新保守主义对中国有成见，它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中国通过它自己的行动，正挑战新保守主义的现有的假说。那是好的。所以很难使新保守主义对总统说，那太可怕了，中国早晚要挑战我们，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很多事情可能发生。目前，中国一点也未挑战美国，反而在帮助美国。所以，这新的争论目前声音并不大。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在美国的辩论。新保守主义聚焦中国的理由是他们关注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太软，它本来应该更强硬。如果我们继续太软，中国可能误判美国的意图。中国的行为将帮助决定新保守主义是否有市场。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答：中美在一些小问题上总是有分歧的，但是基本上从现在起30年内会有相当好的关系。我并不十分担心。西方国际政治专家可分为两派。乐观派认为现行机制将工作得很好。悲观派认为冲突不可避免。当然，所有这些争论都建立在对中国实力地位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的推测上。双方都假定中国经济在未来15年内，即使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增长率，但至少是很健康的。它们还假定，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 当然，精确的预测是很难的。我不认为，有人在30年前会预见到中国地位的变化。15年前，我们推测日本将超过美国，但那没有变成现实。 问：您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哪个更理性？ 答：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想，很难想象美国和中国不互相看作潜在威胁。你们有巨大的人口。虽然在人均收入上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要很长时间。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形，30或40年后，美中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两个大国。也可以想象有三个政治集团：美国、中国和更加统一的欧洲。美国和中国将小心地注视对方，并担心对方所采取的步骤会危害自己。不过，我认为，国家不仅关注别国是否强大，它们还关注每一方倾向于采取的政策是否直接挑战另一方的地位。所以，比如说，也许未来30年共产党仍然控制着中国，美国会采取努力使共产党下台的政策，以建立像美国这样的多党民主政体，我想那肯定会在美中之间引起问题。如果中国采取在西半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政策，并同与美国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你能想象，美国会认为那直接影响了它的利益。 问：您如何评价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这种观点？ 答：有些人这样看。我不这样看。试想一下，我们遏制中国能够使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发展慢下来，但是却不能阻止它发展。所以那是个愚蠢的政策。因为到头来，你所做的不能真正停止它发展，而是创造了一个敌人，因为他们将怨恨你。与此同时，中国会与其他国家形成良好的关系，这是美国的努力左右不了的。所以我不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仅是学界，还有政府，正在用很右的方式观察问题。他们把中国看成一个潜在的问题。一旦中国更强大，中国会有不同的对世界的看法。 我要说，中国应变成G9的一部分。G7是工业民主国家的组织，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俄罗斯也不是工业民主国家。中国可发挥作用的舞台不仅仅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国还有别的机会。中国参加的国际机制越来越多，不扩散、tO，等等。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有争议，但是由于存在着法规、程序框架，用它们做指导、原则，争议会较容易解决。任何分歧不一定简单地在双边谈判中解决。 问：按新保守主义的观点，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民主，目前重点是在中东，中东解决了之后，可能会把目标转向中国。您怎样评价他们的观点？ 答：首先，我认为新保守主义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东政策。但他们在北朝鲜政策上的影响不成功。我认为，美国政府今天没有北朝鲜政策。这是个问题。你所了解到的，今天推进民主的目标是中东，明天可能是中国。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看。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努力将中国拉进国际社会，国为他们相信，当中国参加进来，它会看到对它的好处。我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有一股非常强的力量正推着中国往民主的方向走，这股力量比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大。总的来看，无论是学者、思想库的人，还是政府中的人，都理解他们要更多的民主。虽然了解历史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大乱，但中国需要越来越走向民主。我认为，在中国，这种倾向强烈地存在着。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73年，那时至今的差别，甚至1989年以后，是戏剧性的。我希望，变化能在没有大乱的前提下快一些。但我认为，变化的动力来自于中国内部，而不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阴谋。 问：有人认为，中国强大后，中美是否会成为对手，走向冲突。您怎样看？ 答：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告诉我，两国关系依赖于如何制定政策，怎样落实政策。我认识到，两国关系有局限。我也发现，许多现实主义者被现实所困扰。他们对发现与他们的理论相适合的事实非常感兴趣，而不是观察国际形势或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那个意义上，我发现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贝茨做得很好，因为他逐渐认识到那个理论的局限性。大国兴衰的概念与19世纪的政治现实有关。那时，国家的行为方式基本上是忽视其他国家所做与所想。这种行为方式间接地相互作用，最后导致冲突。现代世界已不同，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再承受大国冲突。我们所拥有的武器太具毁灭性。在很多方面，美中之间的战争不再会出现。我们有过几次冲突，在越南、朝鲜。但是当我们讨论美国用军事力量反对中国，或者中国用军事力量反对美国时，双方都有很高比例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战争不是每个单一的人将做出的选择。在19世纪，人们能够做出战争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观察美国和中国目前的形势，战争不是能做出的决定。它将摧毁中国如此努力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也会摧毁美国拥有的很多东西。所以，一旦你把那种选择拿到桌面上，会看到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现实主义必须考虑如何避免战争。所以相互作用的目标就会变成如何控制形式，尽可能避免战争。美国策划一个以摧毁中国为结局的战略是不可理解的，非理性的。没有人会接受它。在道德方面，在现实的世界（而不是在现实主义的世界）的中，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去那里没有意义。我认为，如果人们用现实主义处理问题，双方会使它们的关系不走向冲突，而是走向更加合作。那很难。就像在美国有些用现实主义观察世界的人，可能遵循共产主义是坏的逻辑，认为中国就是坏的。许多人这样说，只是胡说而已。实际上，中国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它将对外更开放，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那对世界将是挑战。 问：那您怎样看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能成为像美国那样的世界大国吗？ 答：中国已经是个大国。中国已经是美国需要面对的力量。政治上面对它，在国际事务中面对它。甚至退回到50年代，美国不得不面对中国，那是你不得不面对的最重要国家之一。我们几乎不担心秘鲁，不担心巴西。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已发现需要避免冲突，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出现大衰退，中国凭什么做大国？我们深深关切这一点。作为一个大国，它力求暗中损害美国吗？它将力求在主导东亚，并惩罚日本吗？或者它将开始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进攻性成员来行事吗？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能愿意同美国一道工作，发展一个更适当的国际架构，我想存在很大可能性。我们应当把19世纪大国怎样干放在一边，我们能够合作，而不是互相破坏。 第四篇 与鹰为伴：中国的对美战略 第十章 崛起之路：中国的大战略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主要决定于其发展战略。外交服务于内政，并受内政制约。中国的发展战略规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原则。中国目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核心任务就是发展自己。除非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危机，发展将是中国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 <h3>五、维护世界和平：利益与道义的汇合</h3> 中国要想实现发展战略目标，保持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必须有如下几方面的保证： 中国要想实现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79-2004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4%。在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必须实现接近这样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十五”计划已经提出这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为7%左右。为了实现长期发展目标，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能搞“泡沫经济”。 就亚太地区范围来看，仍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第一，历史遗留的传统安全问题尚未消失并出现新的情况。第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一些国家日趋突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对地区安全的危害短期内难以根除。第三，一些地区热点并未消除：南亚紧张局势没有根本改变；阿富汗局势尚未完全稳定；朝鲜半岛和解进程依然曲折。第四，某些国家在亚太地区继续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有的国家还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的职能和活动范围。 就台湾海峡来看，虽然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但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没有消除。第一，台湾当局领导人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顽固坚持“台湾独立”立场，甚至抛出海峡两岸“一边一国”的分裂主张，并以渐进的手法进行各种分裂活动。第二，台湾分裂势力是对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第三，极少数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售台武器装备，提升与台关系，助长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损害了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奋斗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个“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十三大的提法一样。只不过十三大提得更具体一些，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什么样子呢？按照邓小平1987年时的一个说法，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如果那时中国的人口有15亿，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朱镕基总理2001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到，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89404亿元（人民币），按现汇率折算超过1万亿美元。由于GDP与GNP这两个数字相差不大，十三大制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按照十五大提出的目标，2010年GNP翻一番，达两万亿美元；2010-2050年，再翻1.5番，就可达6万亿。届时，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可以接近或超过一些主要发达国家。 而且，从建构主义角度讲，中国的对美战略还会对美国的对华战略起到“建构”作用。 所以要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还有必要考察中国对美战略的发展趋势。 第三，台湾问题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如“疆独”、“藏独”。如果台湾走向独立而没有被有效地扼止，客观上会刺激这些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动荡。此外，台独不能被有效阻止，还会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和执政能力受到挑战，这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首先要确保国家的基本安全或生存性安全，如果安全不保，国将不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所谓基本安全，就是要保证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不遭受别国的入侵和欺压。在近代，中国曾经屡次遭受列强的入侵，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等条约，领土遭分割，许多方面的主权被剥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正是因为有这样悲惨的经历，所以中国人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多年的发展，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根本的改观，但是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仍然是任重道远。 对中国安全的消极因素存在于三个层次：全球范围，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 对中国来讲，在崛起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极特殊的任务，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台湾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来说，有着多重战略意义。 中国正在崛起，这是中外战略家都承认的现实。但是，中国的崛起之路仍然漫长而艰难，甚至还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例子远多于成功的例子。为了顺利实现崛起，中国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大战略，而对美战略在这个大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 总之，维护世界和平，既是一面中国需要高举的道义大旗，也是中国现实利益的需要。 早在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就是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一方面，只有尽快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不会再受列强的欺负，才不会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另一方面，只有尽快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够被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才能对人民群众有感召力和吸引力，社会主义才有生命力。正是因为这样，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1978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会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况，在经济层面上：一方面，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基于此，十三大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中国“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在政治体制问题上，中国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进行改革，走民主化道路。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正是由于世界及亚太地区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中国积极倡导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在平等基础上对话、协商与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在新安全观下，中国与周边及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中国的发展与稳定，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维护地区安全新秩序，是中国根本利益之所在。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有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办事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情关系，国民都讲道德，中国不仅能救自己，而且还能救世界。 就全球范围来看，国际安全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主要表现是：第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增强，经济安全更加受到重视；第三，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发展经济和科技，增强综合国力，是各国的主要战略趋向；第四，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合作，又相互制约、竞争。“9·11事件”之后，大国关系协调与合作的一面上升；第五，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作为一个实力还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和平环境最有利于维护安全。在战争中，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地区战争，小国弱国往往成为大国强国的牺牲品，大国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小国弱国的利益。小国弱国的安全在战争条件下难以有保障。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陆地主战场竟然在中国境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虽然得到了战胜国的名义，但日本却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受新的损失，安全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了亚洲主战场，遭受空前的浩劫，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美苏竟然背着中国，拿中国的利益做交易，外蒙古脱离中国变成了难以挽回的现实。当今的中国，经过25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虽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世界主要强国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安全，但那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从维护安全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世界和平。 答：中国发展很快，但是有很多严重问题，美国人认识不到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这条路线被人为地中断，再度出现类似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局面，那么上述的发展战略就不可能实现。 首先，中国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个国家，在战争条件下不可能安心搞建设。在存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按正常轨道发展：一方面，备战型经济造成很多弊端；另一方面，在“打了仗再建设”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领导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和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发生，甚至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有时还觉得是迫在眉睫，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打后再建”的想法，因此在经济建设上搞备战型经济，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中国能够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设。进而，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并相应地调整了对外政策，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主要目标。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21世纪，中国要实现发展战略，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和平崛起，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三，要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源泉。而改革又必须以发展和稳定为目的和前提。只有发展、稳定、改革三者保持协调平衡，社会才能稳步向前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实现。 <h3>二、安全第一</h3> 第二，台湾问题影响中国大陆的安全。台湾岛东临大平洋，是中国出入太平洋的门户；与大陆隔台湾海峡相望，台湾海峡最窄处仅为130公里。如果台湾独立，“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如果这个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走向了对抗，那么台湾就会成为该国封锁中国和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当年日本就曾有过进攻中国的“南线”战略，即通过台湾向中国的福建沿海地区发动进攻。只是后来形势发展，日本采用了“北线”战略，即通过朝鲜半岛进攻中国的东北。 其次，要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如果中国社会出现动乱，或者政局动荡，基本路线即使不改变，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要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就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此就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但是作为双边关系的一方，中国对美战略的变化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而要考察对美战略，必须首先考察中国的大战略，即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看看中国在未来都想干什么，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战略目标。 就亚太地区来看，安全形势总体保持和平稳定。主要表现是：第一，亚太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第二，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亚洲各国政府的主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向更加紧密的合作迈进；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更加务实；中国与东盟就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启动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即将全面展开；东盟地区论坛从建立信任措施向预防性外交阶段过渡取得实质性成果；上海合作组织在建立互信、发展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关系和反恐怖主义合作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南海地区形势基本稳定，有关各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一个国家的安全经常遭受两方面的威胁，即外患与内忧。外患就是外敌入侵；内忧就是国家内部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发生内乱或内战。内忧不仅使国家发展战略难以实现，而且还常常使自己丧失抵御能力，给外敌入侵提供可乘之机。所以，稳定对走在崛起之路上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所以邓小平才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发誓，“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中国共产党才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作为自己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从大战略的角度讲，台湾问题既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也关系到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现。 最后，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国策，在和平的环境下，最便于实现这样的国策。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中国已经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和国策。虽然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要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阻止台独。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分裂势力能够得逞，往往是乘战乱之机。所以，防止台湾独立，实现和平统一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四，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大潮中去。在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过去20年发展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将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没有对外开放相配合也是不行的。 第一，台湾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就是不是现在的中国，中国的版图就要改变，中国的领土也就不再是96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澎金马的台湾地区，总面积为36006平方公里，台湾独立，就意味着中国的领土要减去这36006平方公里。从领土主权这个角度说，台湾独立与一场对华侵略战争效果是一样的。当年日本就是通过甲午战争将台湾从中国夺走的。 <h3>三、稳定压倒一切</h3> 《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做出的总体判断是：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有许多消极因素。就好的方面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 <h3>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h3> <h3>导言</h3> 从中国所处的安全形势可以看出，由于国际与周边的大环境比较好，遭受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在21世纪相当长时间内，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为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中国安全利益的重心已不再是生存安全，而是经济安全。在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上，主要是防止台湾独立，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在上述几项保证中，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两项都直接要求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并且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他几项都不同程度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也间接地要求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问：您怎样看中国的发展前景？ 就全球范围来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第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较少，有的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第二，国际关系民主化远未实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第三，一些地区因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时起时伏，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第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尤其是恐怖主义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第五，世界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军事力量对比出现新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斗争面临严峻挑战。 最后，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这为取得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但是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需要去不断营造。 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提出这样的任务和目标，不仅是要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有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而且也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来说，维护世界和平与实现发展战略、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统一是密切相关的。 <h3>四、实现国家统一：多重战略意义</h3> 美国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并在亚太地区增强军事部署，从而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相当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中国维护安全的重要合作对象，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台海局势的稳定都少不了美国的合作。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就需要同美国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加强合作，避免对抗。 第四篇 与鹰为伴：中国的对美战略 第十一章 以美为师，双重角色 中国的大战略塑造了对美战略，而对美战略要服从于大战略。中国对美战略的制定与调整，首先受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对美战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没有对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这一点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共产党人做作出这个决策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新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国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因此中国要向苏联而不是美国学习，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的经验；为此，就必须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和中国要向之学习的老师——保持良好的、甚至是亲密的关系。此外，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需要尽快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这就需要国外的援助。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是指望不上的，只有苏联有提供援助的可能性，而且苏联的经济、技术又是世界最先进的。上述因素决定了新中国要走“亲苏”的外交路线，而当时苏美之间已经开始了冷战，所以中国“亲苏”就必然要“反美”。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对中国来说，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动机就是要“联美抗苏”，缓解苏联威胁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权易之计，是策略上的考虑，是在利用美苏矛盾。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仍然要打倒“美帝”，只不过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集中力量并“联合”第二号敌人来同第一号敌人做斗争。这也符合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两天，2月19日，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说：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作是潜在敌人。既然美国将中国当作“敌人”，那么中国也绝不会将美国当作朋友。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构成后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美建交的实现延迟了七年，与国内政治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由于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缺少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力。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契机。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早于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发表。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联系此前不久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签字）这件事，就更能看出中国内政转变与外交之间的关系。 从对美政策来讲，中国国内政治变化大大增强了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动力。这种动力除了寻求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外，还在于美国是最主要的开放对象之一。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这个词语，但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早已有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争取外援，需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此就必须对外开放。他在1978年10月对联邦德国客人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里有一个对“谁是世界先进国家”的认识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世界先进国家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苏联不仅在社会制度上先进，而且在经济、科技上也先进，而美国则是“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是凭借发战争财而一时强大而已，是一只“纸老虎”。到了70年代，至少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看法已经改变。在1975年他主持工作期间，多次谈到要向西方国家学习。1975年6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要“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接下去他又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所谓发达国家就是西方国家，而不是苏联；先进水平就是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不是苏联的水平。1977年9月29日，他在会见英籍科学家时说得更明确：“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在中美建交之后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对美国人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的条件”。 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美国在经济、科技上是先进的；（2）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水平的现代化，而不是苏联的水平；（3）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就必须向美国而不是苏联学习，向美国而不是苏联开放，为此就必须同美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 从“以苏为师”到“以美为师”，是基于大战略需要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预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进程中，这种“以美为师”的战略姿态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中国的大战略决定中国要“以美为师”，并积极发展对美关系，寻求同美国的合作，但是中美之间毕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利益矛盾，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中存在着的遏制成份，这决定了美国在中国对外战略中扮演着双重角色。美国既是中国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 <h3>一、多领域的合作伙伴</h3> 当今世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关系犬牙交错，特别是大国之间，往往是在一些领域有合作，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存在着竞争，即使在同一领域，也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如果从安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同时又把安全分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而传统安全又分成军事安全与地区安全等多个层面，来考察中美关系的话，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多个领域和层面都存在着深厚的共同利益，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首先，两国都希望国际局势最起码在近中期内相对稳定。中国要专心搞建设，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不希望看到一个动荡的世界，它想实现霸权控制下的和平。 其次，两国都不想走向直接对抗。在多极化大趋势下，美国不愿与“多强”中的任何一强走向对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欧等大国关系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处于对抗状态，都会使第三者从中渔利，乘势崛起。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日本和德国的复兴。中国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不愿同美国这个“一超”搞对抗。50-60年代同美国对抗，曾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单从军事安全上讲，美国曾四次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如果这种打算成为现实，那么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的历史恐怕得重写。 第三，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区安全形势直接影响本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极竞争中的处境。欧洲曾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相对地位下降，北美和东亚乘势崛起。亚太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亚太各国都从中分享到了极大的利益，如果亚太动荡，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为亚太地区大国，都将亚太的安全、稳定、和平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比如，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都非常关切，在有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三方和六方会谈中，中美就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就目前来讲，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两国都有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作用的愿望，更不愿看到因两国之间发生冲突而将亚太带入动荡的深渊。尽管美国与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比较起来，后者所牵涉到的利益更为根本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美国是不会冒与中国一战而毁掉地区安全的风险的。 问：您怎样看中美日关系？现在东北亚出现中美日三强并存的局面。但是历史上，当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甚至全面入侵中国时，美国仍然保持沉默，将来美国还会采取类似的政策吗？ 答：那是个大错误，美国没有发挥强有力的领导，没有抵制住孤立主义。将来最危险的事情是，日本和中国相互冲突。20世纪最后1/4世纪这段时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是美国同时与中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时期。一个世纪中，从没有这种情况。但在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在东亚有一个隐形的安全体系，它依赖于美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好事。如果美国退回，丧失利益，中国将同日本和美国有许多麻烦。人们不理解在东亚的安全体系，因为它没有像北约那样的清楚的多边组织的框架，东亚的体系是由一些双边关系组成的，主要是美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双边联盟，由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联盟组成的。中国对这个体系的接受也是其组成部分。 第四，中美两国在反恐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9·11”后，中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对美国遭受的损失表示同情，对美国随后进行的反恐战争表示理解和支持。虽然在伊拉克战争中，中国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但中国只是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以及借反恐之机进行战略扩张的图谋，并不是反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对中国打击“东突”分裂势力，美国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宣布“东突”为恐怖组织。反恐合作成了“9·11”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问：您认为中国崛起后，中美是否会像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讲的那样走向冲突？ 答：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但我倾向于认为，有许多事情可能在未来10-20年间发生。即使反恐合作结束了，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就是现在，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比反恐合作更重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考验：两国是否能在将来进行安全上的合作。 当然，目前的反恐合作也很重要。 第五，在全球化趋势下，两国经济层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90年代，在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稳步发展；美国国会一再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行政当局让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几乎采取了一致的立场，赞成中国入世。就是在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将中国定位“战略竞争对手”时，也仍然宣称中国是美国的“经济伙伴”。这些说明，美国在经济上已对中国有很强依赖性，美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相应地，中国对美国也有依赖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美的依赖程度更大。在两国的经贸交往中，中国从美国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东西，而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则是其他国家可替代的。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美国，恐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 第六，在军事关系上，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是这也有利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也有抑制作用。如果美军离开亚洲，任凭日本的军事力量自由发展，那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的消极影响会更大。 第七，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在统一目标和方式问题上有矛盾，美国有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点。50-70年代，美国在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反对台湾拥有核武器、一个中国等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以后，在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交流与对话方面，中美也有共同点；现在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美国都表示反对。美国的这种立场，与支持、纵容台湾独立比较起来，还是应该值得中国欢迎的。尤其是在台湾拥有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第八，在文化交流和社会人士交流上，中国25年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对中国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需求大于西方对中国的需求。文化交流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也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说过：“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段话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说的。足见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与外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九，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虽然反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其施加压力，而且认为中国对人权的看法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但是中国也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同美国对话。应该说，对话是有基础的。中美人权观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发展及其他重要权利，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对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持反对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本主义人权观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相容性。马克思称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南北战争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向林肯发去了贺信。信中写道：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第十，在民主问题上，虽然美国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国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其意图是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西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民主，但中国承认那是进步的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搞村镇领导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选举，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选举的条件。 以上诸多共同利益表明，美国是中国实现大战略的合作伙伴，没有美国的合作，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问：您怎样评估未来中美关系？如果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中美关系是否会出现麻烦？ 答：我想除了反恐战争，中美还有其他理由进行合作。在本地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美关系还依赖于双方的国内政治。我认为，台湾问题会稳定下来，中美能够有很多合作。还有一些像北朝鲜这样的问题，在那里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最近有许多合作。我真的看到了战略机遇，不是20年后，而是现在，这将有助于建立某种框架，以致于当这些即刻的问题消失时，我们能有更稳定合作的框架。 问：你认为，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会改变吗？或者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会改变吗？ 答：反恐只是美中之间共同安全利益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共同利益，如地区安全。不过，就是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拿恐怖主义来说，中美在反恐上有共同点，但是用战争方式反恐、增加美国在中东和中亚及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上，中国同美国就没有共同利益。所以，共同利益下面有利益分歧。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和平解决、无核化上有共同利益，但在采用什么方式方法上，双方有一些分歧。双方在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增长上有共同利益。双方在维持中东稳定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是在美国在中东应当发挥多大影响上，双方又有一些分歧。即使反恐战争在20年后胜利，中美间仍然有很多共同利益，有合作的机遇。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势 答：预测长远发展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又是个巨变时期。从变化程度的角度看，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谈到中美关系，人们会考虑到很多因素。一个因素是中美经济关系。我们共同关注恐怖主义是很重要的。还有，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十分关注并努力解决国内事务。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是第四代。他们大部分是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他们都接受了工程及相近领域的技术训练。他们大力强调经济条件，特别是各地区的农村。所有这些国内问题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对领导人来说，都是处在优先地位的。 除此之外，应该认识到，中美是当今两个在亚太地区最有动力的力量，如果它们有平衡的、积极的关系，将使整个亚太地区受益。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高度紧张，会给其邻国带来困难。 我认为，中美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美国承受着来自中国的高额贸易赤字。美国目前的倾向是试图对像纺织品、钢铁之类的产品征税。而中国不愿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并与美元挂钩。这些经济问题尚未解决。 但是，不管怎样，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正加强使我们自己介入多边关系，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北朝鲜问题上的六方会谈就是很好的例子，各国一起工作，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在那里，我们有相近的国家利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愿在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我们还都关注北朝鲜垮台的代价，经济的、政治的，其他方面的，对南朝鲜、中国，甚至对我们，将是难测的。所以我们努力工作，试图就核武器问题达成和平解决的结局。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没人能预估出最终结局。我们正在那个问题上一起工作。 我想，在经济领域，要增强妥协，在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问题上。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立场。 <h3>二、亦是战略对手</h3> 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崛起大国和现存的惟一超级大国，肯定会存在许多利益矛盾。总的来看，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全球战略上的矛盾；二是地缘战略上的矛盾；三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矛盾；四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前两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美国把中国看成是能在未来挑战其霸权地位和在东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最主要国家，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美之间在人权、贸易、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冲突主要是由这些矛盾决定的。 问：有人认为，当中国强大后，会挑战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会将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届时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就会减小，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同中国走向冲突。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国家间的竞争总是有的，但是竞争与冲突是不同的。美国在判定敌友时时常是自相矛盾的。二战前，在日本通过突袭珍珠港将美国拉入战争前，美国在判定日本是敌是友上用了很长时间。在30年代，我们更关注日本的经济表现，而不是军事上的行为。至于如何对待中国，你可能会争辩：日前美国是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中国成长起来后，美国会感到不满，因此我们要做出反应。我不这样看。那要看中国怎样行事。如何中国是通过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赢得市场份额来扩展自己的经济实力，我们美国会接受的，不会对中国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如果中国通过军事手段来扩展自己的利益，我相信美国会像过去那样采取行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走和平的独立发展之路，没有挑战美国的力量，美国说OK。所以，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个大问题。 问：如果中国军事力量也随着经济力量发展而壮大，美国会认为是威胁吗？ 答：是这样。美国会担心，中国用那个力量干什么。 在我看来，关键是中国如何使用其军事力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同美国军队和平共处，一起演练，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会觉得那很好。他们会想，中国是一个我们能与之一道工作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除了美、中、俄、法、英外，还有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不担心英国有核武器，我们对法国的核能力也不敏感。为什么？因为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是某种有可预见性的关系。如果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怀疑中国，中国也不会怀疑美国。我认为，中国不会效仿苏联的榜样，不会犯苏联犯过的错误。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 问：您认为未来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消极因素是什么？ 答：除了台湾问题外，未来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的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变化虽然给人们一种中国正越来越淡化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象，但是美国人仍对中国的未来存有疑虑。除非中国共产党改名，否则美国人心底里不会对中国有像对欧洲和日本那样的信任感和好感。 二是经济领域的问题。首先是贸易逆差。虽然经济专家们知道中美贸易逆差产生的真正原因。但是贸易逆差问题很容易被反华的政客们利用来进行炒作。实际上，这也与意识形态有关。美日也有贸易纠纷，但政客们却很少将之政治化。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紧迫而敏感的问题。中国的盗版汽车、计算机软件、文化产品为中国的商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却损害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盗版美国的汽车竟然打进美国的市场，这极易引起美国人的反华情绪，并被反华政客们利用。 1、在全球战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上的矛盾 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眼下正主导世界的大国之间，竞争更为激烈。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要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因此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推进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矛盾的。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美国要建立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而中国要建立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双方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2、在地缘战略上的矛盾 中美都是亚太地区大国。维持在亚太的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之一。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而中国则是能够影响美国保持这种地位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大国。它还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很显然，中国的这种“雄心”与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矛盾的。正如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孔多莉扎·赖斯所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对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它的军事力量日前尚不能与美国相匹敌，但这一状况并不必然地永久保持下去。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有一系列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的大国，特别是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因此，中国不满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希望亚洲的力量平衡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的力量。仅这一点就使中国成为我们的战略对手，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称呼的‘战略伙伴’”。赖斯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决策层中强硬派的对华政策思想。 西方媒体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中国的国防费用自从10前的海湾战争后一直稳定增长。”特别是，“就像许多国家那样，中国在正式公布的预算中所披露的军费只是实际数字的一部分，实际费用要高于所披露数字的2倍至5倍。”这种认识增加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并且为美国加强军备特别是发展NMD和tMD制造了借口。 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东亚安全的两极结构。他认为：“东亚因中、美分享地区主导权而成为两极。”在东亚，“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内部不稳定，目前只剩下了中国和美国仍然保持着大国地位。”“只有美国和中国拥有追求地区霸权所需的地理资产。”中国的优势与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优势及其利益在海上。“美国把中国作为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予以关注是恰当的。因为在21世纪的头1/4的时间里，中国是惟一有可能挑战美国海上势力的国家。除了美国，它也是惟一可能把地缘政治与‘上升中的大国’的经济先决条件结合在一起而挑战东亚两极结构的国家。”同样，“中国对美国表示战略怀疑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像美国也怀疑中国的那样。美国是东亚惟一一个对中国领土统一构成挑战的国家。”虽然罗斯认为，由于“受地理影响，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去挑战对方的势力范围”，但这种东亚安全的两极结构就已经使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问：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听不见了，您认为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 答：关于中国威胁论，目前美国只是暂时降低了调门。中国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只是暂时被淡化。在目前进行的美国国内总统竞选中，谈论最多的是经济问题。我不相信“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永久消失了。那是结构性的。 在中国方面，你认为中国的长期野心是什么？如果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东亚的大国或主导国家，你认为中国对长达20年之久美国仍然存在于东亚感到满意吗？这是真正关键性的，是中美间的利益冲突的焦点。中国自90年代初开始，正改变其国际地位；而且公众舆论和外交层面也表达出要将美国势力赶出东亚的意图。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对美国至关重要。我想我们可以在亚太共存。 问：您认为中国崛起后，中美关系会出现麻烦吗？ 答：当然，因为中国经济力量继续增长，在北京就会导致中国会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预期，这会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会将山姆大叔推开，让自己在亚洲当老大。美国人不会接受。他们现在还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长远眼光。中国人却有。举一个例子。当江泽民在哈佛时，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没什么改变，中国领导人没有谈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让我来解读，什么是真正目的，他要华盛顿把中国作为与美国平等的国家来对待。我读了所有人民日报的评论，这一点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即中国应被在与美国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次，中国领导人要美国人民看到，美国需要中国。他们需要中国不亚于中国需要美国。第三，中国必须获得在亚洲老大的地位。这是三个中国发展同美国关系的真正目的。在“十六大”上，它未被提及，只说和平与发展。 问：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答：我想这些问题比台湾大，但又构成台湾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影响范围。两国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相处，或者不幸地两国走向对抗，成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在其之下，有许多问题，比如联盟问题，军事力量在此地区或另一地区的作用问题。台湾明显地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中国坚持那是国内事务，但明显地，美国不同意。美国相信问题和平解决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想，中国的邻居也同意，无论来自台湾还是大陆方面的武力的、挑衅性的解决方式都会影响地区利益和稳定。 谈到中国将来的大问题，台湾问题是一个，美国在这方面发挥着作用。经济问题也是。将来美中作为地区超级大国的关系也是困难的问题。 问：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冲突在哪里？是在东北亚吗？ 答：冷战后，美国向日本和韩国承担了一些义务。美国的一些利益是保持影响。许多美国政治人物相信，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要美国在亚洲发挥影响力，以使地区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我不相信它就像某些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正确。如果中国变得更强大，那种观点就更少正确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在于哪个力量将在东北亚国际秩序和战略关系建立中发挥主要作用。它可能是美国，也可能是中国。20年后，可能是俄罗斯。目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力量仍然起着有限的作用。中国尚未宣称它自己是强国，俄罗斯仍然虚弱并且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未面对那种形势。 3、 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矛盾 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影响着决策者对本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正如基辛格所认为的：“共同的价值观”“减低诉诸武力的愿望”。由此推理，相对立的价值观则会增强国家间冲突的“愿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是一对天敌。社会主义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目标就是要在地球上铲除资本主义，并取而代之。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当成了洪水猛兽，极力孤立、限制、遏制、扼杀之。从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起，在美国就形成了一股反共主义思潮，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参加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后来长期不承认苏联；30年代，在欧洲支持英法对纳粹德国搞绥靖，在亚洲绥靖日本，纵容其侵略中国，用意主要都是想将祸水引向苏联；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是反共主义的影响达到高峰的表现。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明确宣布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1949年，刚诞生的新中国决然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外交上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以后中苏分裂、中美关系缓和并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都没有动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目标。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目标被写进了宪法。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这样表述这个大目标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招致了美国的敌视和遏制。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需要，与中国保持较密切的战略关系，暂时把意识形态利益放在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联华抗苏”策略仍然服从于“反共”这一总目标，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为了击败苏联这个最主要的共产主义堡垒，美国可以同中国这个次要的共产主义堡垒结成战略同盟。冷战结束使这种同盟失去基础。同时，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许多行为也使中国担心，“美国正在发动一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冷战”，尤其是像“考克斯报告”这样的事件，大有无中生有、蓄意制造事端的味道，容易使人认为“这是美国发起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信号”。 问：您认为中美可以在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上进行合作吗？ 答：现在做得并不很好。最根本的是两国的政治制度的差异。这是个大问题。存在于中美双方。在美国方面，威胁感使得美国人热心将中国看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限制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两国之间本来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在中国方面并不这样严重。但并不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中共领导人认为美国在鼓励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演变”。 问：如果中国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中美关系是否会改变？ 答：如果中国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中美合作就没有限制了。 两件事是关键的：一是中国允许、容忍美国军事力量继续存在于东亚；二是中美之间不再存在政治制度差异。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就只剩下经济竞争了。经济竞争是可控制的。那样，中美关系就会像美欧或美日关系一样。 问：传统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强国必然会与现存强国发生冲突。据此，只要中国成为一个实力与美国相当的强国，中美就必然走向冲突。您怎样看？ 答：这种观点不正确。如果中美是这样的两个国家，政治制度差异会使形势严重恶化。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制度因素，形势会得到控制，就像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关系那样，实现权力和平转移。所以，政治制度是个关键问题。 问：您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吗？ 答：我想，意识形态对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影响美国和中国的相互接受。我认为，如果意识形态改变了，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了，关系就完全改变了。它将显著改善美中在各领域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不认为它会消除一些担忧，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增长实力并将之转化成军事实力，如果中国继续其对台政策，如果中国相信当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上升时美国就应让位。所以，从长期来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即使一个民主的中国，也会寻求在亚洲的更大影响。或者它愿意接受美国继续在这一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能否继续接受美国，比如，美国同日本的双边安全同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说，对此我们没有问题，或者说这是个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实际上没有说它不是问题，而是说那是个问题。 我想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最简单事情是，如果中国政府在大陆推进政治改革，如果中国政府变得更开放，允许不同的政党存在，这将有巨大的影响，美国政府将倾向于更少地支持台湾政府，中国政府在美国公众中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对中国政府来说，那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说那需要很多时间，它是个长期的过程。但问题是，你未看到中国政府的认真努力，也许除了十三大至1989年这段时间。 问：您认为，政治制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一党制国家在俄罗斯、东欧已消失。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一党制国家。美国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有良好关系的原因是，美国的每个人都认为你们正走向某种民主制度。后来关系出现倒退。在这个制度改变前，两国关系不会好到一定程度，基本的友谊不会存在。 问：如果中国实现民主，中美关系肯定会改善吗？ 答：绝对如此。一夜之间就可改善。但是目前没人看到这种机会。 问：按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使中国实现了民主，中国崛起后也不能避免会与美国冲突。您怎样看？ 答：我认为那是不对的。美国传统上对中国非常友好。美国人要同中国人做朋友。但是当存在一党制政府时，友好就不会出现。当然，在民主国家之间，也有严重分歧，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就有严重分歧，但那不是根本性的。 除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外，中美两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受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是宗教意识。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无神论，甚至把宗教斥为精神鸦片。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基督教在欧美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道教虽然曾一度在中国兴盛，但其影响与基督教在欧美的影响不可比拟。虽然有人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它与宗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信教的人有所增加，但仍占总人口的少数。 相比之下，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是“宗教色彩最浓的发达国家”。据1979-1980年《政治家年鉴》统计，美国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33.3万多处，神职人员216550名；信徒13100多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22000万）的近60%。这是能够统计出来的数字。美国记者艾伦·埃尔斯纳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美国有近50万个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每10个美国人有7个说他们是教会会员，宗教似乎无所不在。还有一种说法，在每10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64个是基督教会或其它宗教团体的教友，其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也大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占有绝对优势，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领先地位，分别有7200万人和4983万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信教的人数多，而且教徒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宗教活动较为活跃。 宗教意识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社会精英的潜意识中，信神的人的德行高于不信神的人；换句话说，信神的人同无神论者在精神上并不平等。”虽然美国从立国之时起就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是无孔不入的，“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即是”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及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有重要影响，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时常打上宗教的烙印。美国政治生活处处都带着宗教的印记。“我们信奉上帝”就是美国人的一条格言，并刻印在了硬币、纸币上；国会的参、众两院都设有牧师的办公室；陆、海、空军里有常驻牧师，他们拿军队的工资，佩带军衔。许多官方仪式都带有宗教色彩。比如，每届国会开会之时首先必须祷告；领导人去世以后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安葬；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时要高颂“上帝麾下的一个国家”；圣诞节是全国性假日，届时白宫里要安放圣诞树，总统要参加固定的仪式。此外，教会本身就是个势力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可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压力。比如，教会人士时常违法收容非法移民，对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权威挑战。宗教领袖一般都要在诸如外交、国防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态度，以影响政府决策。1988年，两位牧师——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逊还竞选美国总统。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希罗认为：“宗教机构在思想和行为上对美国外交事务，最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由宗教机构资助或与宗教机构有关的书籍、刊物、报纸以及其它著述可以抵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家里。” 4、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是未来世界国家与地区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根源，并特别强调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的儒教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论虽然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亨氏并不是孤立的。英国著名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预测2050年时，世界将形成六大力量中心——美国、欧洲联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形成这六个中心的主要基础就是文明或文化，世界和平形势就取决于这六个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也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乌特金教授认为：“‘历史退潮’后显露出的不是缤纷的世界，而是几种主要文明的对立：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东欧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它们似乎忘记了过去的历史和经济曾使世界经济和文化融合。固执地保持着各种文明之间的距离，在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起不可跨越的界线。21世纪的主要冲突就将在它们之间发生。” “文明冲突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纵观人类历史，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虽然主要是“权力政治”运行的结果，但文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与战争不胜枚举。就是最近几十年，以宗教为背景的战争和暴力冲突也是时常发生：中东的阿以战争、两伊战争、波黑战争、印尼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徒的流血冲突……。让英国历任首相头痛的北爱尔兰问题，主要就起因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仅方圆一公里的耶路撒冷东区圣殿山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此地没有什么经济和战略价值，但却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涉及世界数十亿人口的宗教和民族感情。 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它们之间的差异甚大，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和评判标准相距甚远。就连同一文明体系中的不同支系之间尚且时常发生冲突，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体系间就更容易发生冲突了。更为重要的是，文明影响着中美两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甚至官方意识形态。当然，“冲突”并不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深入，文明的融合趋势将更加明显。 <strong>亨廷顿谈文明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strong> 问：您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影响很大，现在您是否对您的理论所有修正呢？ 答：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主要观点。 文明、文化差异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与国家实力（power）相比居次要地位。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对抗减弱之后，文明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明显增大。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影响着双方人民的互相认知和认同，客观上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不一定必然会发生冲突，只是与相同文明国家、民族比较起来，更易发生冲突。 “9.11”事件虽然不完全是文明的冲突，但与文明冲突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反美、反西方的恐怖组织大都出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极端势力将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主要敌人。 问：您曾预言儒教文明将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这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儒教文明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中国外，它在东南亚、朝鲜半岛都有影响力。还有海外的华人，他们也都信奉儒家思想。 当然，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clas战斗、冲突）。有许多因素在影响中美关系，促使两国接近、交流、相互理解。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有利于减小冲突的机会。 5、 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上述几方面的利益矛盾是最深层次的矛盾，构成了中美关系具有对抗性的主要根源，而这些利益矛盾是通过双方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出来的。 中美两国间的问题特别复杂，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三类：一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诸如台湾、香港、西藏、南沙群岛等问题均属此类；二是由意识形态差异而出现的人权问题；三是国家之间“正常的问题”，诸如贸易争端、军控问题上的争议、环保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等等。很显然，一、二类问题是一般的国家间关系中不会出现的问题，但在中美关系中却居突出位置。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被美国用作维护其全球和地缘战略利益的牌。 在第一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中，台湾问题最敏感、最具爆炸性。另外，美国舆论1997年比较关注香港回归后可能出现的问题，1998年炒作的热点则是西藏，以至于在6月27日的中美首脑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西藏问题在两国领导人的公开讨论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二类问题，即人权问题，其影响不像台湾问题那么剧烈，但是非常广泛而深刻，它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两国公众对于对方的长期态度。第三类问题完全依两国关系的状况而定，两国关系好时，完全可以不成为问题，而两国关系不好时，则就会被随时拿出来敲打对方。 从中国的大战略角度看，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一是在传统军事安全上，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潜在竞争对手。作为世界最强军事实力的国家，美国的这种战略动向，无疑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二是在政治上，美国一直在奉行“反共主义”的政策，试图“西化”、“和平演变”中国。美国支持“民运”、“藏独”、法轮功等中国的反政府势力，更给美国奉行“反共反华”政策提供了注脚。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这种政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三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大外部干扰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和插手，台湾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杂、敏感、棘手，甚至可能早就解决了。在这三个方面，美国实际上是中国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实现战略目标起着的重大的消极作用。 问：您曾撰文论证中国是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你现在还坚持你的观点吗？ 答：我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说中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我是在相对意义上，是同过去比较。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在80年代，中国倾向于更维持现状。说是在相对意义上，是因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一是南海，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并不希望维持现状，至少从长远来讲。 我并不认为，说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就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将不会走向敌对，因为我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即使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即使中国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即使美国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维持现状国家，如果存在着安全困境，你仍然能看到敌对因素。因为，双方都不理解、认识对方越来越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每一方对假定对方是修正主义国家，假定对方对维持现状不感兴趣。那是个社会的进程，双方的社会进程与安全困境交织在一起，引导各方关注对方的消极方面。所以，对两国领导人来说，都可能得出对方是修正主义者并要破坏你的利益的结论，然后，你就会得出结论，冲突利益比你过去想象的大。所以，如果你相信冲突利益变得尖锐，那么破坏对方遏制、制约你的选择能力就会变成你的利益。所以，即使中国在目前有更多的政策是趋向于比过去还维持现状的，对美国存有敌意或与美国存有安全困境是相当可能的，以致于过一段时间中国相信美国是中国利益的基本威胁。因此，对付美国的最好方式是努力破坏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努力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努力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亚洲挤出去。所以，两个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的影响可能导致中国退回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所以，我的结论并不是乐观的。 与我的文章相对应，有一篇专门讨论中美关系的文章。作者持悲观态度，有六个不同的理由。他相信，美中之间有六个不同的根本利益。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据此，他对未来长时段的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认为悲观的理由是，安全困境是非常难解除的。对双方领导人来说，认识到他们正处在安全困境中是很难的。那基本上要求你认识对方实际上可能是维持现状国家。可能你是错的，你的判断是错的。那需要向对方送出信号：你相信它是维持现状国家。所以那意味着你不得不送出重新保证的信号，你相信它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求很大的象征性的让步。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那是很难做到的。那难做到，还因为，你也许不确定对方可能试图利用你的让步。比如，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冷战结束的关键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思维”的关键是承认苏联被安全困境所左右。美国和苏联双方本质上都有维持现状倾向。因此，苏联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使美国确信，苏联不是进攻性的修正主义国家。戈氏采取了非常危险的单边措施。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他是错的。他对美国太软。所以，打破安全困境对双方政府的领导人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即使中国比过去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如果中美被紧紧地被束缚在安全困境上，对中美关系来说，也不会有好的消息。那是基本的问题。 第五篇 龙鹰比宝：中美实力对比 第十二章 硬碰硬 90年代美国重振经济实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技发展潜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经费的投入，而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为明显。1998年中国的科研经费只占GDP的0.7%，约为60亿美元，仅与国外一些大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相当。相比之下，1995年，美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2.5%，达1830亿美元，是中国的30倍。再看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的比例，美国为19.2%，居第一；日本为11.9%，居第二；中国仅为1.8%，位居英、德、法之后。 再看自然条件。美国拥有得天独厚、其他大国无法相比的自然条件。东西有两洋天堑，南北是“弱邻”，这为美国保证国家安全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辽阔的疆域，适度的人口，丰富的资源，以及适合居住、开发的气候，使美国具有发展经济的绝好条件和环境。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却被过多的人口所抵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中国的邻国众多，而且许多国家与中国有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使得地缘战略环境充满险象。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后，出现了短期的低迷。但是，促使美国经济在90年代高增长的因素并未消失。整个90年代，美国依靠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保持“一枝独秀”和“一超”地位。美国是“新经济”的龙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居核心地位。 总的来看，在2020年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可能赶上美国，虽然差距会缩小，但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按照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到2050年，GDP达6万亿美元，这只是美国1993年的水平。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中美现代化差100年，要到2080年，中国才有望成为发达国家。 1.宏观政策因素。克林顿政府采取减少政府开支等措施，使联邦预算赤字转为盈余，摆脱了80年代长期困扰美国的头号经济问题，有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与实力振兴。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在低通胀率条件下持续增长。美国在此期间还实施自由和公平贸易政策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等。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科技部在《2003年技术预测报告》中，从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能源等方面对中国高新技术今后发展状况做出了相关预测，展示出中国的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比如，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报告总共对75项信息通信技术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这75项技术中，落后世界先进水平6-10年的技术有3项；落后5年的有66项；处于先进国家同等水平的技术只有5项；而领先世界水平的只有一项，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 4.信息化因素。美国在90年代对信息技术投资不遗余力，1999年高达5100亿美元，对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的投资占设备和软件总投资的比重从1987年的29%提高到1999年的52%，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30%。美国在因特网使用和电子商务发展方面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1999年9月，美国因特网用户为欧盟的7倍，是日本的8倍以上。 5.全球化因素。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开拓全球市场，美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利润。90年代末，美国许多大企业的1/2甚至2/3的经营收入来自海外。美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14%提高到目前的24%。 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虽然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但首先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其他实力都是难以形成的，即使有，也是十分脆弱的。 我看到，中国将成为一个大经济体，但不一定是健康的经济体。中国可能在10-20年内使GDP赶上美国，但在保护财富、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能力方面，中国不会赶上美国。 <h3>导言</h3> <h3>一、谁更财大气粗</h3> 2.微观调整因素。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企业因科技革命的需要，普遍进行结构性调整，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大力改造传统产业，改革企业组织和管理机构，使企业恢复了活力并增强了竞争力。 2.根据瑞士洛桑国际发展管理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年鉴》的排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居首位；1992-2000年，美国重新恢复并保持世界竞争力第一的地位，而日本则降到第17位。 <h3>二、谁更船坚炮利</h3> 如果将中美的科技实力加以对比，仅举载人航天一个例子。2003年10月，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牌，也是中国科技实力有了大跃进的标志。但是，美国和苏联在40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苏联在1961年，美国在1962年。虽然这不能说明，在这一领域美国要比中国领先40年，因为存在着经济基础的问题，中国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没有将载人航天纳入日程。但毕竟中国要比美国落后一大截。而且，在科技发展上，创新的难度要比模仿大得多。 就发展态势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军事实力仍将保持绝对优势的地位。美国军事力量已有的优势已经让绝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而美国却还在不断加强其优势。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积极发展导弹防御计划，试图使它与“多强”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是保护美国本土免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预计到2006年基本建成；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是保护美国本土之外某一个地区免遭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用以保护美国的海外驻军和盟国，预计在2008年前后基本建成。香港《亚洲周刊》的文章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评论道：如果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得以实现并且在技术上真的无懈可击，全球的远程导弹及核武器都将对美国无用武之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全球秩序的新上帝，随时可用任何理由干预别国或其他地区的事务，而无虑报复。”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加紧发展核武器。1994年9月，克林顿总统批准了《核态势评估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美国要保持核力量的重组能力；此后，美国进行了多次亚临界核试验，大力研发新一代核武器系统；1999年10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美国恢复完全的核试验制造法律依据。日本月刊2001年1月号的一篇题为《世界进入美国“一超独霸”的新世纪》的文章指出：在21世纪前期，美军在核动力航空母舰、机载空对空导弹、武器系统数字化、卫星通信、卫星定位系统和计算机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军事力量仍将独占鳌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中美经济实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2003年，美国的GDP为1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实力雄厚，结构完善，在几乎每个重要领域都居世界首位；美国具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和较为完善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在劳动生产率、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均居世界首位。此外，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和主要的储备货币。 在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上，美国的优势更加明显。就拿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相对较有优势的欧洲来与美国对比：到90年代末，美国拥有64颗侦察卫星，欧洲只有5颗；美国有80架大型战略轰炸机，欧洲一架也没有；在巡航导弹、海军力量方面，美国的优势更明显；美国每年的军事科研开支超过300亿美元，欧洲则仅为120亿美元。此外，美国在全球军事战略上也拥有其它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美国在世界各地重要的战略地区都驻扎着军队，其中欧洲10万，东亚10万，伊拉克和阿富汗15万。虽然布什总统于2004年宣布，要在10年内裁减海外驻军6-7万，但实际上是量减质不减。总之，正如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亚当斯所认为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费、军队、武器装备能与美国相比。 90年代美国经济实力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90年代未经合组织发表一份题为《新经济：创新和信息技术在增长中的变化作用》的报告指出，在过去20年中，美国有17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欧盟；过去10年中，美国有7年的增长率高于日本。结果，美国人均收入增幅超过经合组织其他国家。此外，持久的扩张伴随着低失业、低通胀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加快，如此强劲的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正常的，而对一个已经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家来说是不寻常的。经合组织认为这与新经济有关。而新经济的出现又是由以下一些因素促成的： 1.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1998年的28.6%；同期，日本则从约占15%降到13%；法国从5.3%降到不足5%。 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科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科技攻关、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解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大批关键技术问题，使中国整体科技实力不断增强。1981年以来，中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52.2万项，其中有近20%的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技顺应国际潮流，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方面成效显著。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从1999年的1.09万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7万亿元，高技术产品出口从247亿美元增长到1100亿美元。2004年1至5月，中等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2394亿元，同比增长了24.7%。中国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2001年已跃居世界第六位。被国际颇具影响的三个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收录的国际论文比上年增长29.9%，比世界论文总数的增长高24.7个百分点；占世界论文总数的4.4%，所占份额比上一年提高0.8个百分点。随着一项项科技突破的产生，专利申请量也逐年增加。截至2002年底，全国专利受理量累计166万件。2002年国内专利申请总量达到25.3万件，比上年增长24.1%。 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外，国家“硬实力”中要属科技和自然条件最为重要了。首先是科技，因为在当今世界，决定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科技实力。美国是个科技大国。当今对经济发展、国防和人们生活最有影响的技术领域，如微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空间等，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1995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写道：“美国在那些被认为对国家经济繁荣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尽管我们并非在每个专项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中，我们的技术能力优于或相当于世界最高水平”。 答：我们赞赏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肯定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但是我也认为中国有巨大的不足，比如在环境方面，在银行系统方面，在失业方面，在它的两种社会方面，即西部和东部。实际上，它的政治制度仍然在变迁中。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会在20年内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你们比我们有更多的国内问题。 <h3>三、继续“比宝”</h3> 3.1991-1999年美国经济年均增幅达3.6%，特别是1995-1999年的增幅达4.1%。1995-199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8%，相当于1973-1995年（1.4%）的2倍。以每个职工产量为例，1995-1998年美国年均增长率为2.1%，而日本为0.9%，德国为1.9%。1991-1999年年均增幅达3.6%，特别是1995-1999年的增幅达4.1%。 中国是个经济大国。2003年中国的GDP为1.3万亿美元。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1996年，中国的钢、煤、粮、棉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总的来看，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美国，GDP仅美国的11.8%。 美国是当今世界超级军事强国。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说法，“美国当今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名列第二的是哪个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冷战后，美国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军，（老）布什总统批准裁军50万人，克林顿总统又批准裁军25万人，这使美军人数减少到145万人；裁军计划在两届政府中都得到了逐步实施。与此同时，国防部的文职部门也做了相应的削减，裁去了大约40万人。此外，从1988年开始，根据《基地重新调整和关闭法案》，有100多个基地被关闭。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第一流的军事实力。与大幅度裁军相适应，美国对军费开支也进行了削减。冷战期间，美国的军费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冷战后，美国对军费曾一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削减，从1990年的3000亿美元左右（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4%）减到1995年的2706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美国还计划将这个比例降到3%以下。不过，到了90年代后半期，由于美国经济总量在扩大，再加美国又有意识地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军费的总量又出现上升的势头。2000年的美国国防开支计划就达3100亿美元，超过1990年的数量。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的说法，“尽管美国每年的国防支出（按目前的美元比价看）比冷战时期的水平大约减少了1000亿美元，但仍高于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法国的预算总和。”“9·11”后，美国军费增长幅度明显加大：2001年为3430亿美元；2002年为3790亿美元；2004年达到4005亿美元。但是这样高额的军费却只占美国GDP的3.3%。 5.在《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上，美国从1989年占167家增加到1998年占185家；而同期日本从111家减少到100家。在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世界30家声誉最高公司排行榜上，有17家在美国，其中排前10名的公司中，美国就占了8家，而且排第一、二位的都是美国的公司。 有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做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测。如美国对外政策权威机构“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早在90年代初就估计，中国的GNP到2010将达到3.8万亿美元，超过当时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类似于这样的预测很多。甚至还有人预测，到2020年代，中国的GNP将达10万亿美元，赶上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再比如，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预测，到2015年，各大国和地区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美国18%，西欧16%，中国16.5%，日本5.5%，俄罗斯3%，独联体4.5%-4.8%。这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估计未免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当然也有为“中国威胁论”制造根据的因素。按照这种估计，除非美国等国保持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中国则以近10%的速度增长。而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看到，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起点低、基数小的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基数大的经济，越难有高速度。90年代以来美国保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高速度了。据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基数不断增大，起点越来越来高，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更何况中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等等。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京文研究员的研究结果，如果从2001~2010年，中国经济能以7.5%的速度增长，2011-2020年以6.5%的速度增长，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NP将达到38000亿美元，而美国即使是零增长也为13亿美元。这种估计比较接近现实，不过也有些过于乐观。按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2000年中国GDP为1万亿美元；按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到2010年翻一番，可达2万亿美元；但是到2020年达到38000亿美元，则需10内再翻一番左右，是相当困难的。 问：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能在20年内赶上美国吗？ 就军费来讲，未来10-20年内，中国的军费会有一定的增加，但相当有限。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而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较大幅度地减少了国防投入。从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军费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6.22%，与同期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7.3%相比，实际负增长1.08%。1995-1999年，中国军费占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由1995年的9.33%降到1999年的8.20%。2000年，这个比例才略有回升，为8.29%。中国军费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还低于韩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军费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3.经济机制因素。首先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强，员工平均两年换一次工作，因而能适应条件的变化；其次是政府对企业活动干预相对少，有利于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第三是美国在文化、移民等方面的开放性比日、欧大得多，为美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各类高素质人才和廉价劳动力；第四是风险资本机制对支持新经济公司启动至关重要，如微软、网景、康柏、太阳微系统、英特尔、苹果、数字设备公司等都得益于风险资本投资，过去25年通过风险资本筹资的3000家公司已上市，1999年就有271家接受风险资本资助的公司上市，占当年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此外，共同基金的发展使许多普通人通过共同基金机制进入股市。这些因素对9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武装力量现役部队有250万，由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第二炮兵一个独立兵种组成。其中陆军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陆军航空兵等兵种和专业部队组成；海军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岸防兵、陆战队等兵种和专业部队组成；空军由航空兵、地空导弹与高射炮兵、雷达兵、空降兵等兵种和专业部队组成；第二炮兵由战略导弹部队、常规导弹部队以及专业部队组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陆军及通用武器装备基本实现制式化、系列化，提高了火力压制、地面突击、战场机动、战场情报侦察、作战指挥和防护能力，满足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要求；海军在导弹化、立体化、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已具备了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空军具备了相当水平的全天候、全天时、全空域作战能力，一批高技术武器正在陆续装备部队；第二炮兵已拥有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武器系统，并具备快速反应和机动作战能力。在战略核打击方面，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五个核大国之一。此外，中国还拥有制造中子弹的能力。不过，中国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是比较低的。2000年中国的国防费为1212.9亿元人民币，合146亿美元（按2000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1美元约等于8.28元人民币）。2001年3月，中国宣布2001年的军费开支增加17.7%，这样可使军费增长到172亿美元，不过，这也只是美国的1/20，而且，新增加的部分将主要用于增加官兵的工资和待遇。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并且掌握了一些尖端技术。随着中国科技的现代化，国防科技水平也会不断提高。但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受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总体水平的制约。当然，中国在发展科技上已经取得了惊人成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上，已经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据专家预测，到2004年，中国的因特网使用者将达到1.2亿人；手机使用者将达到2.36亿人。虽然与人口总数的比例数值并不高，但绝对数是相当可观的。难怪美国的一份题为《2015年的世界》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是世界上的新军事强国。不过，在20年之内，中国的军事实力要赶上美国是不可能的，而且两者之间差距缩小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对比国家的综合实力，首先要看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以及自然条件。这些是可以用数字加以对比的。在综合国力中，硬实力就像是的人的身体，国家强大与否，主要是通过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表现出来。 据专家预测，上述这些因素中的多数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会发挥作用。特别是高科技因素的作用。据专家估计，在未来10年内，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目前的32%上升到50%；生物技术将继信息技术之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发展的主导产业，美国在这方面也占有很大优势。据此，预计在今后5-10年甚至20年间，世界经济格局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仍将保持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地位。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02-2008年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7%，欧盟为2.7%，日本为1.9%，俄罗斯为2%-3%。经合组织估计，2002-2006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5%。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以“两高两低”（高劳动生产率、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新经济现象”的出现，改变着传统的经济扩张特征，较少受传统消极因素的制约。不过，超潜力增长仍很难长期维持，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起伏。而且，随着意多极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会有所改变。 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防建设也会相应发展。决定未来中国军事实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军费的增加情况；二是军事科技的发展情况，因为科技强军是未来世界军事的发展方向。 4.美国在高技术产业方面保持优势。其信息技术产业，特别是电脑硬件核心部件和软件、网络技术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均居世界主导地位，同时，一些传统制造业（如汽车、半导体等）也东山再起。 目前两国的GDP增长率存在着较大差距，中国为8-9%，美国为3%左右。照这个速度差距，中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敢上美国。问题是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能否长期保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美国经济的表现会更好，还是会更差？ 在当今世界，军事实力仍然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终还是要靠国家的国防力量。中美两国军事实力差距要远远大于经济实力差距。 第五篇 龙鹰比宝：中美实力对比 第十三章 国力之魂：软实力 在综合国力中，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硬实力是人体，那么软实力就是大脑；如果说硬实力是计算机的硬件系统，那么软实力就是软件系统。软实力在综合实力中的地位，并不是作为简单的因子，使综合实力发生算术级数式的增大；软实力就像一个算式中的系数，与硬实力是相乘的关系，可以使硬实力发生几何级数式的增大，也可以使硬实力变成零。一个国家，即使有再强大的硬实力，如果软实力为零，那么综合实力也为零；有时，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并不很强大，但软实力很强，可以同一个硬实力比它大许多的国家相抗衡。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只派了区区3000多印度雇佣兵就打败了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北洋水师是亚洲第一强海军，但却败给了日本。这两次中国的失败，并不是硬实力不够，而是软实力太弱。 软实力主要包括政府的能力、民族士气、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及与世界大国的关系等。就晚清政府来说，它几次在同列强的较量中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腐败无能，不能把中国所拥有硬实力调动、发挥出来，虽然中华民族是勇敢、智慧、自强的民族，民族士气却被腐败无能的政府压抑着。此外，由于晚清政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对已经进入近代的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同主要国家也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每遇同外部的冲突，列强总是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即使是那些未直接参与冲突的国家，也是实际上站在中国的对手一边。 <h3>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h3> 比较硬实力，软实力难以对比。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在软实力上都有各自的优势。中国改革开放25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中国政府是有很强能力的。改革开放政策、现代化建设的前景，焕发出了中华民族的士气。中华民族是个蓬勃向上、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民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同世界大国的关系都稳定发展。美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产生出来的政府是有能力的，这从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可以得到印证。“9·11”后美国的表现，反映出了美利坚民族是有很强凝聚力和自信心的。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当今国际社会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不仅有美国参加，而且美国还在其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 中美在软实力上也都有各自的不足，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更多一些。中国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艰巨任务，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维持社会政治稳定，是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这本身就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还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社会矛盾。贫富差别、地区差距、腐败现象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此外，“疆独”、“藏独”等问题的存在，表明民族矛盾也是需要始终高度重视的。特别是，中国还存在“台独”这个极有可能将中国拖入战争的隐患。在国际上，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的影响还相当有限。有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才刚刚加入进去；有些组织，如八国集团，中国尚未加入。中国的周边环境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日本还存在着领土争端，中日关系发展仍然受到历史问题的制约，中国同印度、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也都有薄弱的一面。 当今美国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种族矛盾及各种社会问题，以至于一些战略家对美国的未来表示了担忧，比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就发出美国潜存着分裂解体乃至战争的危险。但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是局部性的，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尚不能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在国际舞台上，美国虽然不得不面对各种“反美主义”的挑战，甚至于像“9·11”这样的恐怖主义袭击，而且，伊拉克战争还使美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境地。但是，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仍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特别是美国具有再造国际影响力的能力。越南战争曾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影响力跌至谷底，但是，仅用了10几年的时间，美国就恢复了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美国与世界其他大国都存在着一些矛盾，特别是美欧关系和美俄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后，渐行渐远，但是如果把美国、中国与第三者构成三角关系，如美中日、美中俄、美中印、美中欧，可以发现，在所有这些三角关系中，美国都比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都比中国更容易发展同第三方的关系。 总的来看，美国在软实力上也比中国拥有较多的优势。当然，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推进，对外开放的扩大，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软实力会有大幅度提升。 问：您认为中国能强大起来，那么中国能发展得同美国一样强大吗？ 答：共产主义中国对世界没有发出任何信息。如果你们成为世界第一并试图发出信息，那是什么，会是世界共产主义吗？美国的信息是自由和民主。中国曾经有过信息，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让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在国内也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的军队进驻中国城市。这是对所有第三世界发出的信息。在1978年之后，中国向外发出的信息下降，中国成了观念、信息的输入国，而不是输出者。所以已经没有什么独特的中国信息。中国向世界输出的观念、信息是什么？ 问：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信息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发展的地区，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等等。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答：这些并不完全是中国的信息。 谈到中国的发展，我们在很多方面有合作。美国购买很多中国的产品，而中国的很多技术都来自于美国。在这个时期内，中国需要美国，这正是所谓的和平与发展。我相信江泽民、胡锦涛都了解这一点。 我相信，中国正在发展它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并变成一个主导力量，而1949年后，中国在半岛的影响力下降。相反，现在美国开始从半岛撤出其影响。所以，中国变成半岛的霸权力量会使它变得更稳定，中国可利用它的力量维持半岛的稳定与和平。最终，南北朝鲜日益成为中国影响下的一部分，而不是北朝鲜在一边，南朝鲜和美国在对立的另一边。对立局面已是旧的历史，新的历史则不同。 问：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中国和平崛起问题。您怎样看中国和平崛起？ 答：那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想有一些中国和平崛起的因素。中国意欲与美国合作，但看起来也有竞争，尽管我相信其中责任主要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基本上看，中国和平崛起正在发生，这是因为中国宣布并加强自由的对外政策，比如，它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安全合作，尊重国际组织，致力于自由贸易等等。如果中国更倾向于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就可能向自由的对外政策变迁。问题是它发生在这样的时间：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发生变化，它不太重视国际组织，不谈论联合国，不采取它过去惯用的方式。所以问题是，在对外政策上，如果中国向这个方向走，而美国却向那个方向走，哪一种政策会对亚洲国家更有吸引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当布什总统和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互相看到了。许多报道说，胡锦涛被更好地接受，并更好地展示了他自己。我认为，那似乎是因为他正展示一个使世界变得更自由的立场，并且中国正在崛起。布什则展示了一个更阴暗的现实主义的世界图景。所以，事实上，不管你是否要这样，我们是在一个竞争关系中。如果那不是战略竞争，也是政治竞争。但那是一场中国能赢的竞争。 <h3>二、民主与国力</h3> 在考察中美软实力时，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这就是民主问题。民主问题不仅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会影响国家的外部环境。对中美关系来说，民主还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即对双边关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外部因素。就目前来看，受民主问题影响的重要外部因素主要有世界政治发展态势和大国关系。 首先是世界政治发展态势。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态势就是民主化进程加快。不仅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到1990年时“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而且民主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并为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所公认。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的一份报告中所写的：“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主义。而且对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进入21世纪后，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新特点：民主国家开始进行国际联合和区域联合。 亨廷顿在1990年时就断言：“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Demintern)的时候了。”10年后，他的断言变成了现实。其突出表现就是《华沙宣言》与《美洲民主宪章》的产生。《华沙宣言》标志着世界“民主共同体”（ty of Democracies）的诞生。而《汉城行动计划》则意味着“民主共同体”正不断发展和完善。 2002年11月12日，“民主共同体”的110个成员国（共有118个）和11个观察员（共21个）在韩国汉城举行了“民主共同体”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了《汉城行动计划》（Seoul Plan of A），全称为《民主：为和平与繁荣投资》(Democravesting for Pead Prosperity)。该行动计划重新确认了《华沙宣言》的精神，声称它所认定的目标和原则包含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行动计划特别强调，代议制民主的所有形式都构成了它的基本要素，这些形式和要素是：尊重人权，这些人权存在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五个方面，包括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及意识自由；依法掌握并自由行使权力；在独立的选举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在秘密投票和拥有普选权的基础上，举行定期的、公正的选举；结社自由，包括形成独立政党的权利；分权制，特别是有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及确立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对依法建立的平民权威机关的宪法从属地位。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并捍卫民主，行动计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措施。这六个方面是：地区行动；应对民主的威胁；民主教育；通过良好治理来加强民主；面向更强大公民社会的乐善好施主义；协调对民主的援助。《华沙宣言》和《汉城行动计划》表明，民主不仅已经成了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而且是联系这些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将是极为深远的。美国在这个“民主共同体”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主共同体”的存在为美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创造了便利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就只能依赖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纽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公众普遍认可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最近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盟国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当前的反恐战争，欣赏美国的文化，认为如果有另一个超级大国挑战美国，他们就会感到更不安全。”这种状况大大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 再看大国关系。当今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和国家集团（主要是欧盟、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都把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放在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上。但是纵观由这些国家分别同美、中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各国同美国的关系都近于或重于同中国的关系。这除了美、中实力差距所产生的作用外，还受意识形态和民主问题的影响。中国在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都比美国少了一根纽带。就拿美印关系来讲，尽管美印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但美国极为重视对印关系，并强调双方在民主上的共性。2000年春克林顿访问印度时，就大谈“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布什政府于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大幅度提升了印度的战略地位，首次把印度视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认为，“印度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出于对一个牢固的美印关系将促进美国利益的深信不疑，美国已采取行动使美印关系实现了变革。”该报告指出，美、印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双方在促进自由贸易、维护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安全、反恐、保持亚洲的战略稳定等方面都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美国要全面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而在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仅把印度视为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之一，对如何发展双边关系根本就没有论及。 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动向是，美国之外的“民主大国”，比如印度和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也开始重视民主问题。印度一些政要提出建立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联盟”，企图孤立中国。日本《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和印度是亚洲的两头巨象”，“日印间正在产生基于战略考虑建立关系的亲和力”，“但是在两国间本来应该有比这更强大的亲和力。比如两国都有牢固的民主以及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深厚底蕴。它不是势力或威力，而是一种引力和魅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超多强”中，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都是“民主共同体”的成员。 问：中国如果不完全实现“民主”，中美之间会出现大问题吗？ 答：那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说法，即中国例外，即美国没有真正在中国推进民主。布什先生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当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最终中国人民会要求民主的。实际上，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一百年前就来到了中国。清朝时期中国人已经谈论民主。毛泽东曾同路透社记者有一个著名谈话，他谈到秘密投票，多党选举。绝大多数支持他的人都想过，他将比蒋介石在推进中国民主上更有作为。他们认为他是更民主的。 我认为，中国将进行渐进的政治改革。不过，我认为，布什先生说的意味着有许多在美国的人实际上反对中国民主化。很多做生意的人，很多在国务院工作的人反对中国民主化。他们说，那将使得中国不稳定，那将损害经济，等等。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不民主化，同美国的关系不会出问题，但是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将出问题。你们将有真正的国内混乱。我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当蒋经国决定搞民主化时，国民党内很多人不要民主化。他们也许能再拖延10年。他们把陈水扁关起来，把党外政治活动家关起来。但是到头来，这个岛内的政治还是变了。所以我相信，对中国来说核心问题是政治。那是政治问题，不是战略问题，不是对外政策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让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共产党掌控着权力，中国继续发展武器，甚至变成可与苏联相比。苏联看起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数千枚导弹。但是，苏联用导弹真正换得了什么？他们买到了什么？他们买到了友谊吗？没有。它实际得到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联盟。所以最后，政权垮台了。不过他们很幸运，没人被杀死。因为政权垮台是奇迹般地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所有的导弹，所有用于此的钱都浪费了。现在，俄罗斯不再占领波兰、捷克。他们不再对这些国家着迷，他们不再花大笔钱用于武器上。所以我的看法是，我担心许多中国领导人仍然不清楚，不理解苏联的经验。在早期共产主义，苏联是个榜样，但是苏联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可怜的榜样。我想，中国人民理解这一点。 我想与中国有着相同问题的最重要国家是印度。对中国和印度来说，没有必要走向敌对。事实是，印度是主要核国家，印度有成为非常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的潜力，印度还是个民主国家。他们是稳定的。他们没必要担心动乱。 第六篇 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 第十四章 台湾问题：一枚定时炸弹 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也涉及内政。美国领导人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如果大陆武力攻台而美国坐视不管，美国会丧失其在盟友中的信誉，将来没有哪个国家会相信美国的承诺并愿意作美国的盟友；第二，在美国眼中，台湾是个民主的实体，而中国大陆不是。如果美国政府容忍“非民主”的大陆用武力来征服民主的台湾，是不会为美国公众接受的。 问：您提到台湾问题。您认为台湾问题会将中美拖入冲突甚至战争吗？ 问：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台湾问题呢？ 答：前任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相当敏感，说我们要和平解决，依赖于台湾人民。北京和我们都接受“一中”原则。布什政府有点变化，在一个方向上动作太大。当他入主白宫时，鼓励台湾的一些人采取会引起更大关注、前任政府不希望的措施。 问：陈水扁如此大胆地搞台独活动，是不是与美国的对台政策有关呢？他是不是觉得美国会为台独保驾护航呢？ 答：也许中国不得不更灵活。比如，去年我们有“非典”问题，中国很僵硬，不允许世界卫生组织的人访问台湾。那使很多台湾人确信中国是不友好的，使他们更远离中国。所以中国必须更灵活。 但是对日本来说，按“一国两制”框架解决台湾问题的含义就不同了。那样的话，台湾变成了大陆力量构造的内容，这就对日本带来了战略问题，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这个岛屿横在了日本通往南部的要道和能源供应线上。 答：不会直接干涉。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利益。美国关心关于台湾独立的合法性。台湾正追求独立可能会危害美国的利益。不幸的是我们在台湾有很大的利益。 问：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美国是否反对台独？ 答：我不同意这点。我的理解是，我不认为首要的利益是在统一上。我认为首要的利益是在判定独立上。如果真正的目标是统一，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中国将运用武力迫使台湾与大陆同统一，即使它没有走向独立。这会促使你们拒绝谈判。如果中国进攻台湾，我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台湾不要同大陆统一。大陆的学者、政府官员需要理解，台湾公众不要同大陆统一。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多数台湾人不要同大陆统一。他们要维持现状。大陆若不愿维持现状，则会被美国和该地区看成是进攻性的行为。那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是非常糟的，对中美关系是非常糟的。我不认为统一是置于其他之上的最重要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中遏制的一面上升，导致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与此相应，美国不仅提升了美台政治关系，如允许李登辉访美，而且使美台军事关系更加密切。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接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所以美台关系的发展还是受到制约，美国不愿为了美台关系而使中美关系破裂，所以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三不”政策。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一度趋于强硬，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因此而拉近了美台关系，提升售台武器规格，明确承诺“保卫台湾”。但是“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出于反恐战争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又拉近了对华关系，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同时，明确表明“反对台湾独立”。布什政府的两岸政策虽然由侧重“一个中国”到侧重“不武”，并在“不武”上由“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但是并未突破“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在“不独”上也较以前更为清晰。 问：中美两国应该怎样防止陈水扁宣布台独？ 答：那很难预测。我们反对使用武力。那是无条件的声明。与此同时，我们反对台湾独立。哪一个声明更重要？只有总统知道。我认为，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大陆应该非常谨慎，应该避免使用武力。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谁将承认台湾。他们宣布独立意味着什么。如果没人承认它的独立，那是一个在现有条件下保持和平的方式。 答：我不确定宣布独立是正确的。对美国来说，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不要从事战争。如果那种事情发生了，在台湾会产生冲突。我们不要在台湾海峡出现不稳定。那是对美国整个日程的威胁。 <h3>导言</h3> 然而，90年代台湾政治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并对中美台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个变化是台湾政治体制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化”。这一变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扩大了台湾与大陆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一些反对统一的势力开始打“民主统一论”这张牌，以阻挠统一。李登辉就持这种主张，他在1999年发表的《理解台湾：在了解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这篇文章中宣称：“实际上，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主义性质是使台湾人民同中国大陆疏远的关键因素。”“民主统一论”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分析道：对很多台湾人来说，“直到中国拥抱民主之前，他们的疑虑是不会消失的，即：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统一是反常的行为”。另一方面，台湾实现“民主化”促使美国对台政策增加了支持、保卫民主的因素，这是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相符合的。在美国的心目中，台湾成了中华文化圈的民主楷模，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台湾的成功，为以下主张提供了极其出色的、令人鼓舞的证据，即民主与中华文化是相融的；也为大陆中国未来的演进提供了有着重要而长远意义的榜样。”由此推论，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大陆通过武力来实现对台湾这个“民主榜样”的统治的。 答：如果台湾挑战现状，宣布独立，美国不会承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不会承认，所以它宣布独立没有意义。中国没必要担心，也不应该动武去阻止独立。 二战后，台湾变成了美国的力量构造内容，在那里，美国支持蒋介石反对大陆的敌对共产主义政权。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台安全协定废除，美国的军事力量撤出台湾，于是台湾在力量构造内容中被中立化。所以，美国不再利用台湾来构造它的军事力量，同样中国大陆也不得利用台湾来构造它的军事力量。这对任何一方来讲都是可接受的，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中国来说，用中国自己的说法，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这意味着保持台湾的中立化，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台湾保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呆在台湾，这是与香港及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 答：我的观点是，对我们实际上怎样做持模糊立场，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个好政策，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做什么。政府做什么要受国会、公众舆论的制约。 就朝鲜问题来说了，中国领导人做得很好，表现出中国是负责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显得很聪明。比如，中国政府考虑到了俄罗斯在北朝鲜的影响；再比如切断石油供应时，他们不提安全因素，而是说运送石油上有技术困难。那是很聪明的，美国可以从中学习一些东西。现在中国政府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布什政府能否在朝鲜问题上同中国做某种交易。我们不能主观地决定他们真正要什么，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标志着他们核计划的完全终结。我们将开始一个谈判。那是美国政府的最初立场。 问：目前人们都很关注台海局势，有人认为，美国实际上是支持“台独”的，想用台湾这张牌来牵制中国，您怎样这个问题？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北朝鲜事务。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和支持。 答：如果没有台湾的和平解决，就不会有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中美为台湾而发生冲突，会使中国倒退20年、30年甚至50年。明智的是，中国军队不同美国打仗。如果中国发动对台战争，会失败的。中国不具备占领台湾的能力。如果那样了，中国就会像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一样。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为了清除一个可恨的独裁者，以给人民更多的民主。可是10多个月后，美国遭到怨恨，还有战斗发生，还在死人。伊拉克人民表示出不欢迎美国军队。武力攻台是很危险的。你可以知道怎样开始，但不知道怎样结束。 问：为什么中美在朝鲜问题上有好的合作，而台湾问题上却不能？ “民主”因素使美国为了台湾而同中国走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倾向的角度分析，如果仅从地缘战略出发，为了台湾而同中国冲突，仅能得到现实主义者的支持；如果加上维护“民主”这个原因，还可以得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支持。这样，持不同理念的美国战略家、政要、利益集团、选民，会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反对中国大陆武力阻独，进而支持美国政府为了台湾而同中国发生冲突。 问：可是中美双方都明白，走向冲突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台湾。 问：那么，台湾问题有导致中美冲突的可能吗？ <h3>二、美国要为“台独”保驾护航？</h3> 答：我不知道。问题是美国人认为它将是个问题，因为台湾政府对不用宣布独立来刺激中国将足够敏感。如果那种情况发生了我们做什么？那不清楚。对美国政府来说，那将是非常难的。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就个人意见来说，我不认为在台海会发生战争。但我的看法是不是主流，我不能不确定。我认为他们过高估计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一些人相信如果在台湾发生冲突，台湾人不必担心，因为美国海军会支持他们。美军会阻止中国大陆夺取台湾。 台湾领导人在维护台独立场、应付来自中美两国的压力上，做得很巧妙。当布什在温总理访美时宣布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挑战现状时，陈水扁声称他正在努力维护现状，即维护“台湾已是独立国家”这个现状。 问：您提到台湾问题，那么您怎样看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第二个变化是台湾分裂势力发展迅速。这是与“民主化”相伴随的一个过程。1986年成立的民主进步党的两项主要纲领就是“民主”和“台独”。此外，国民党内积极推进宪政改革的李登辉派也具有很强的“台独”倾向。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台独”势力的影响越来越大。2000年大选，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为“总统”。尽管他在就职演说中发誓在任职期间不搞公开的“台独”，但实践表明，陈水扁政府一直在搞渐进式的隐形“台独”。2001年台湾立法院选举，民进党又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这为民进党实现其台独纲领提供了更便利条件。2004年大选，陈水扁实现连任，这表明，民进党有长期执政的可能。台湾分裂势力的发展一方面使两岸关系更为复杂，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使美国的台湾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既要利用台湾分裂势力来牵制中国，又要避免分裂活动失控，使美国被迫卷入同中国的战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分裂势力一个重要图谋就是破坏中美关系甚至挑起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问：你认为，台湾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答：中美关系确实有台湾问题做背景。最近它成了一个高度紧张的问题。将来的发展仍不明朗。中国现在仍感到时间在它这一边，台湾的大批投资流向大陆；台湾经济的未来越来越依赖于它同大陆的关系，使得台湾独立越来越行不通。可是，与此同时，最近陈水扁强调民族主义，因为它将目光放到下次大选上。他面临着一些问题，台湾经济状况不好，两大反对党实现联合。于是陈水扁向台湾人民灌民族主义的药，不断鼓吹主权、公投之类的东西，这些使得北京方面很紧张。所以未来台湾问题前景仍不明朗。美国政府声称支持“一个中国”，但却从未定义“一个中国”。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公开宣布独立，但我们又不支持使用武力，如果使用武力，我们保留帮助台湾保卫它自己的权利，逐渐增加售台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在沿海布置核导弹，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台湾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时美国的实用主义将盖过美国的意识形态。有时他们能很实用主义，有时他们能很意识形态。 有一些美国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对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日益强大的中国耿耿于怀，总是希望美国能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来对付中国，而且把台湾作为一张王牌。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公开支持台湾独立，如果大陆对台湾动武，美国正好趁此机会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并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从而使中国的崛起大大延迟，甚至化为泡影；或者美国可以通过支持台独来刺激中国同美国搞军备竞赛，最终像拖垮苏联那样拖垮中国。否则，如果待中国真正崛起了，美国就只能接受现实，承认中国的地位，同中国分享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甚至美国将不得不退出亚洲。 答：我从目前困难中得出一个教训：当美中关系好的时候，出点问题我们都能够接受。但那并不是说美中关系就好得足以允许台湾有任何挑衅。想象一下，如果目前有关台湾的一些问题出现在美中关系很糟的情况下，我想形势将会更糟。现在明显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美中需要确保相互间在这些社会和战略方面理解，并努力避免冲突、不稳定。 美国的台湾政策明显具有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目前虽然没有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但它的所作所为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台独势力的作用。布什声称如果大陆武力攻台，美国要协防台湾，而不明确是在什么背景下，即是否是台湾先挑战现状而引起大陆动武阻独。这实际上给了台独势力一种暗示，即不论什么情况下，只要大陆武力攻台，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协防。如此，台独势力可以大胆地推进台独。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后，在选举结果尚有争议的情况下，美国就向陈水扁发去贺电，而且在售台武器上有增无减，更给台独势力一种美国“实质上支持台独”的印象。而在“阻独”上，美国的作为则非常有限。美国总是以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为托词，不愿在“阻独”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局势很有可能失控，从而使中美走向军事冲突。一些美国战略专家担心，如果海峡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是因台湾独立而发的），尽管美国政府从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出发不愿直接卷入同中国的战争，但很可能顶不住来自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和民众的压力，不得不再次同“错误的对手”打仗。 问：假设台湾要搞独立，因为台湾是民主的，所以美国不会干涉台湾的决定。是这样吗？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关系有理由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良好状态。 问：您怎样估价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台湾如果加快台独步伐，美国应做何反应？ 答：如果大陆对台湾动武，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必然引起中美两国的冲突。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尽管很不愿意。美国的公众舆论是易变的。上世纪50年初，美国民意调查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介入朝鲜事务；可是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美国民意又赞成政府介入。 <h3>三、捍卫“台湾民主”</h3> 与中国的长远发展、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比起来，甚至同中美战略关系相比，台湾问题不算大问题，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会演化成大问题。无论是否台湾先挑战现状，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肯定会介入。如果是台湾先挑战现状，美国会利用宣传机器为台湾辩护，为自己的干涉行为辩护、造势，以得到国内公众的谅解和支持。 问：您提到，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主要消极因素，那么中美能否合作找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 汉斯·摩根索写道：一个大国绝不应当允许它自己陷入这样的形势：一个小的力量控制了大国的对外政策。 答：我认为美国应该承诺捍卫台湾民主。理由之一是，台湾的民主是不同于大陆的，大陆是一党制。我认为台湾存在着在适当条件下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性。那是一种改变大陆的力量。反过来想，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大陆就会中断它同世界民主的交往。我认为，美国捍卫台湾民主，使之免受中国的强制压力，是出于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台湾的主权。 答：我想，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要是处理得好，双方会得到很多共同利益；要是处理不好，恐怕是相当可怕的。如果发生战争，其规模不可预知。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处理危机问题的能力。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很明显是有限的。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机事件，都没处理好，双方都犯了许多错误。而且，虽然双方都发出了一些信号，但是对方都没有很好理解。因为台湾问题是严重的问题，应该寻找新办法，增强我们处理危机的能力。 要是能统一的话，中国的未来会更好。两岸不对抗的话，军事上的费用可以控制得比较好。 问：您怎样解读美国对台政策？ 问：您认为，针对台独势力的挑衅，中国大陆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答：台湾问题存在着危险性，有可能将中美引向冲突。 如果陈水扁执意搞公投，如不涉及统独问题，中国不应该采取刺激性的行动。 答：确实，许多人谈论台湾，称这是美中之间最困难的问题。我实际上不同意这一点。我想美中之间最困难的问题大概是中国的领土主权观。因为它包括许多南中国海，排它性的经济区。想一想EP-3事件。我们有可能为之走向战争。 答：布什总统从未公开说过“我们将反对台湾独立”。他只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采取单边步骤改变现状。据说，布什总统私下里对中国领导人说过什么，但没有公开说过“我们反对台湾独立”。 台湾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问题。目前台湾政府似乎是往台独方向走。但是，只要看看东亚的经济结构。中国正在把台湾的生意吸走，因为她更有竞争力。台湾在为中国提供资金支持。很多台湾人住在中国，非常大的数量。就是那些仍住在台湾的人也不要同中国打仗。我想台湾政府理解这一点。他们能够玩的牌就是利用美国的保守势力，这些保守势力仍然关心台湾。 答：台湾大选在即，尽管北京和华盛顿在努力控制陈水扁，但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我们做不到，二是美国不想做。布什政府大概不想做。对美国来说，干涉民主选举是很难的事。我认为，这届政府的成员对台湾是很支持的。他们不愿对台湾做出大的伤害。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亲陈水扁，而是亲台湾。他们曾指责前政府这样做，反过来他们也如此。但我不认为，他们亲台就意味着要台湾独立。 美国的模糊政策使美国获得在解读事态时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从美国的角度说，这种灵活战略是有益的。可是，如果中国和台湾，要利用模糊或灵活性，并试验美国的重大利益，那是危险的。 问：我理解，布什曾压陈水扁不要挑衅，只是因为布什需要中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合作，如北朝鲜问题。您怎样看？ 答：中国将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因素。总的来说，我赞成尼克松总统关于中国的看法，中美之间一定存在战略冲突。当然，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北京和华盛顿都不能完全控制事态，因为台湾正变得更强烈地走自己的路，而且是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人民都很坦率。虽然我们觉着民主是好事，但也给管理这个问题造成困难，它极有可能引起美中之间关系的尖锐恶化。所以，那是我们的重大挑战，将是我们在未来一两年需要应对的问题。 答：首先，我认为，陈及民进党不大可能宣布独立。他们将创造一种形势，看上去更像是搞独立，但不会宣布独立。我感到，他们没必要那样做。当然，民进党内有一部分人想要搞台独，并且不管美国是否卖武器给台湾，都要推动台独。他们将之奉为目标，即使美国告诉他们不要那样做。所以，答案是什么？我推测，如果美国停止售武器，那可能是一种答案。但是我们不能。依照法律，美国政府承担着帮助台湾，向之提供防卫的义务。所以，停止售武器，不可能。我也认为那是关键所在。关键是陈水扁打算买，而中国则打算推他走向他的党内更激进那一伙，更不愿合作，进一步走向极端。很多美国人认为他是实用主义者，他不会冒风险。 台湾与大陆虽然同属一种文化，但历史不同。台湾人有这样的观念，从大陆去台湾的人对台湾人不好。真正的问题是，蒋介石在1947年杀了很多台湾人。所以台湾人民非常害怕有更多的人从大陆来，并不善待他们。 答：对台湾问题，我不抱乐观态度。首先，如果中国用武力进攻台湾，美国会干预。我认为，美国肯定会用军事力量做出反应。理由之一是这涉及美国对盟友的信誉。这里有个恶性循环。美国用于台湾的军力越大，美国在台湾的利害关系就越大，因为这对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信誉的影响很大。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失误越大，美国就越不能向后撤。这向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首先威慑美国介入冲突。所以，中国政府用更大的力量威慑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就更相信它的信誉与台湾冲突有紧密联系，它就不得不确信通过使用武力做出反应。所以，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打破这个循环？怎样减弱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涉及对盟友信誉的利益关系，并且如何让中国确信美国并未决定鼓励台湾独立。目前，从政治上说，中美双方在维持现状上享有共同利益。“战略机遇期”意味着中国愿意接受“不统不独”概念，即维持现状。美国也愿意接受“不统不独”，因为那是一个美国想要的结局。问题是，台湾领导人要改变现状。所以问题变成了，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如何合作使“不统不独”固定下来，阻止陈水扁和台独活动干扰中美关系。 问：若台独势力正式宣布台湾独立，大陆动武阻独，美国做何反应？ 问：有人说，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您怎样看？ 答：台湾是中国的大问题，但只是美国的小问题。你可能注意到了，刚刚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即2004年国情咨文――笔者注）根本未提到台湾问题。 答：台湾问题也许将不会变成严肃的问题，但却既不在华盛顿也不在北京的控制下。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台湾内部政治会发生什么。也许形势最终能和平解决，但目前不明显。很多美国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高兴与一个无限期维持现状的台湾共处。因为中国是很有耐心的，中国说我们不马上做出决定。我不认为中国要认真地将台湾作为中国真正的一部分并入进来。不只是法律上，而是在实际上。所以美国不把它看成一个问题。因此，许多人不要去想一想如果因台湾发生对抗会出现什么局面。在过去几年，美国变得比以往更愿意保卫台湾。从长期来看，有许多模糊的地方。现在布什总统说，我们要防卫台湾。在一定意义上，那是好事，因为会减少误判。麻烦的问题之一是，它容易使中国在一个预期的危机中相信美国会袖手旁观。 陈在2000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提出“四不一没有”，但是他现在辩解说“四不一没有”有个前提，就是台湾没有遭受大陆的武力威胁。这样，他随时可以用遭到大陆武力威胁作为借口来宣布“四不一没有”无效。 以往，中美台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一直是三边关系的主轴，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受中美关系制约，台湾问题基本上是在中美两国的掌控之中。但是近些年，这种格局正发生变化。“台独”势力的发展使得中美两国对台湾的影响力趋于下降，台湾还试图以它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中美台三边关系中的主轴地位正越来越受到削弱，美台关系，特别是两岸关系的发展越来越由自身的动力所决定。 笔者不是算命先生，难以做出精确的回答。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与中国拉近了关系，中美关系于1972年实现了缓和，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台关系明显受制于中美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断绝了同台湾的正式官方外交关系。当然，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美国的对华政策仍有遏制的一面。所以，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承诺有保卫台湾的义务。尽管如此，70-80年代，中美关系远比美台关系密切。 答：台湾问题首先影响到中日关系，它影响到中日之间的力量构造。如果你不是从政治立场看台湾，而是从力量构造的立场来看，并且考虑到过去120年的历史，你会看到，日本在战略上决定在1895年中日战争后夺取台湾，是因为台湾是岛链的一部分，而这个岛链是日本开始构造其力量的基础。只是后来，日本开始将野心扩大到满洲和辽宁半岛。日本把台湾作为一个力量构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东南亚。而且，在太平洋战争中，台湾是日本的战争支撑机制的关键部分。 答：对美国来说，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这届政府与其他政府相比，是最不愿那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很难让一个民主的美国告诉另一个民主政权不要做什么，或应该做什么。我想，对美国公众来说，在不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是不清楚的。我认为，模糊仍是华盛顿的目标。我还希望，北京将这个问题看成是在长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即使台湾宣布独立，我们继续坚持。 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应有新的思路。可以考虑中美台三方制订一个框架协定。 答：保持台海地区局势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会尽可能阻止台独势力挑战现状。现在布什政府就很不喜欢陈水扁，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我认为，对台海局势的发展不要太悲观，即使陈水扁再次当选，也不可能走“急独”路线。 问：台湾对于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于美国来说，并不一定。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问：您如何评价台湾问题？中美在台湾的利益冲突在哪里？ 台湾分裂势力深深感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台湾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甚至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民主”这个影响台湾民众认同统一的最大障碍也将不复存在，“台独”会越来越难，甚至永远成为泡影，所以他们制定了“台独”时间表，想要在中国“战略机遇期”结束前，也就是中国实现崛起之前，实现台湾的法理上的独立。特别是，台独势力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搞冒险行动。他们的逻辑是，在“战略机遇期”内，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政府不会打仗，所以，“台独”冒险行动容易成功。 问：如果台湾挑战现状，中美应该怎样应对？ 问：您提到台湾问题可能是打破中美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您怎样看台湾问题的发展态势？ 中美之间双方存在共同利益，除了台湾问题外，美中关系正变得极好。我们可以在这一地区有许多合作。 但是导致中美对抗的因素却存在着，有些可能在这期间进一步发酵，进而驱使两国同“错误的对手”、在“错误的时间”发生对抗。 问：您怎样评估台湾问题的发展态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美国能否接受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 答：我不确定这届政府或任何一届政府怎样处理，但我认为我们的中国同事们认为我们能控制台湾。事实是，美国不能控制台湾，台湾当局不是傀儡。台湾民主有其自己的政治运作。我们不能简单地指示台湾做什么。比如，对目前的形势，我不确定。在目前形势下，美国不断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是否总统在后室里说“反对”台湾独立。但中国的媒体不断报道此事。有人说，也许他说的是“AGAINSt”。重要的事情是美国不断地说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不简单意味着他们能阻止陈水扁从事他的政策。那意味着他们表达了美国的意愿是什么。这不意味中国能够使用武力。和平仍然是主要目标。所以，不支持独立不意味美国收回安全关注。美国不反对和平统一。它将支持和平，要求和平。 <strong>白瑞·罗森谈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发展前景</strong> 答：台湾问题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涉及内政问题。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内政，不仅是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也不仅是国家统一问题，它还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问题。 总的来看，我认为中美分享着共同利益，很强的国际利益。在良好的关系下，我们将一同工作管理一些大的问题。但是在需要中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处理的问题上，很难说就不是零和游戏。那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反之亦然。台湾问题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分享共同利益。我们看不到存在着你赢我输或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 答：对中美来说，问题在于两岸关系是否将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即台湾最终再军事化。如果事态朝那个方向发展，那么就会创造美中之间军事冲突的严重危险。我认为，将台湾问题拉回到可控制的状态是两国政府最优先的任务之一。但是就目前来看，台湾问题并未朝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每年美国政府都向国会送报告，说中国军事动员的首要目的是准备在台湾海峡打仗。但是美国人却会解读成，那是在准备同美国打仗。或许每年两国都有军事权威在对另一方做坏的评估。如果这样，两国怎么能不趋向于变成竞争对手呢？这是近些年出现的新情况，而在1995年之前并不存在。 <h3>一、“台独”战车加足马力</h3> 答：在这个问题上的对抗和紧张仍继续着。中美虽然有积极合作，但这种合作会产生负面效应。这就是，它会刺激像陈水扁这样的台湾领导人认为，给他们的机会更有限，因为中国的影响可能变得更大，台湾走更独立的机会下降。那是促动陈水扁进一步采取台独步骤的因素。那是危险的。我们能看到，这种效应在陈的竞选中正起作用。如果他被重选，他在第二任期内会进一步向前走，以新宪法的形式，或其他方式。目前，中美趋向于在台湾问题上合作，以控制局势。但是如果某一方反应过度，或双方反应不一致，两国间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中国认为美国没有给与足够的合作，一定使用自己的高压手段，某种军事的手段，美国将做出反应，坚持下去。然后双方共同努力做的事情，就会转化成两国的对抗。那仍然是危险的。 2020年，中美能否走向对抗？ 问：现在台湾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您怎样看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答：在美国的一些人喜欢认为将中国看成威胁，中国目前的增长率容易让人产生那种感觉。我不相信在新的时期，中国能够如此强大，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力量会有更大的增长。自然地，美国会更关注之。即使欧盟是一种竞争性力量，我们肯定关注中国。我想那是不可避免的。 答：我认为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它可能使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变坏。不是在20年，而在一年内。我想需要关注选举后会发生什么。陈是个好政客，非常聪明。他有赢得选举的好机会。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也是最有可能导致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乃至战争的问题。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中美因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危险性越来越大。 答：如果是那样，我认为那是个错误。 答：就眼前来看，有两个问题正在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一个是朝鲜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 问：您怎样评价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怎样看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答：我个人认为，台独势力的发展受到中美两国政策的影响。现在台独势力相信两点：第一，大陆不敢打台湾，大陆没有打台湾的实力，是纸老虎；第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美国都会协防台湾。 问：您认为目前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答：那要依情况而定。和平统一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在台湾全民公投，赞成同大陆统一。我不认为美国会反对。另一种可能发生的方式是北京考虑的，可能台湾不这样考虑。双方的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我认为要依情况而定。美国的政策很清楚，我们在结局上没有利益。我们不说是赞成统一还是赞成分裂。我们只说我们要和平解决。我们不要被拉进冲突。我们不要陷入台湾海峡的冲突。所以，如果什么人找到一种民主的、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不认为美国官方会反对，也不会有美国的利益集团反对。台湾的某些集团会反对，即使是民主产生的结果，他们也要反对，因为他们坚持台湾应该是一个国家。他们有很强烈的信念，也发出很强烈声音。但我认为，这种声音现在还不是最强的时候，但会变化。将来，特别是美中关系严重恶化时，赞成台湾成为一个国家的声音就会变得更强烈。就长期来看，明显地，答案在于大陆要创造条件，找出某种统一的形式，某种两岸联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更能被台湾接受。 答：在美国的有关台湾问题争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对美国来说很难接受民主的台湾被“不民主”的中国大陆征服。有时，中国人可能称中国需要台湾，因为它是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不认为五角大楼的人会这么看。我不认为它是那种意义上的战略资产。我认为，对双方或三方来说，目前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维持稳定，台湾不宣布独立。我能预言，20年后，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如果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搞军事冒险，指望美国容忍中国的行为，那是很危险的。虽然说美国不愿意为了台湾而同中国打仗，但到时也没有别的选择。历史上，类似的悲剧经常发生。 问：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行为会促使陈水扁加快台独步伐。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问：您怎样评价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 答：那要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想，如果它被华盛顿解读成是台湾走得太远，或者不必要地引起不稳定，或反对美国的有关利益，那么美国支持台湾就更加困难。你我双方今天都不可能判断出事态怎么发展。 答：我自己的意见是（也许我是唯一有这种思想的美国人），只要江八点能够实行的话，对谁都好。台湾不受威胁，台湾现状维持不变，台湾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可以在大陆自由交流，做贡献，赚钱，上大学，还可以当官。美国、日本也不必担心战略上的不利变化。美中之间的台湾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台湾问题是唯一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坏的问题，稳定下来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按美国人的标准，台湾政权是集权独裁的，美国的对台政策完全是从遏制“共产主义的大陆中国”出发。进入90年代后，随着台湾走向“民主”，支持台湾的“民主”也逐渐成了美国政治家们制定对华政策时考虑的因素。1992年9月2日，（老）布什总统在关于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充足的防御能力，以维持台北所需要的信心，借以缓和上述紧张关系。而且正是基于同样的安全感，台湾才朝着民主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演变。”1995年4月7日，美国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了第63号“众议院共同决议案”，列举了14条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的“理由”，其中第4条是：“台湾的人权记录有明显改善，在多党制度下定期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这种主张与美国外交战略完全相符。与国会内的这种增加台湾问题中的民主因素倾向相呼应，美国舆论界和战略思想家们也开始强调台湾的民主问题。比如，在1996年5月24日（此时台湾“大选”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社论《台湾的民主选举》中，作者一方面指出：“经过大选，地位稳固之后，李先生应努力把与中国的关系引导到平稳的状态上”；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也应该停止军事威胁和恫吓言词。台湾人民已经习惯了的政治、经济自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恐怕难以立足，因此台湾最终独立的理由越来越充分。”这种说法与近些年台湾岛内出现的“民主统一论”如出一辙，都鼓吹将民主作为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础，如大陆不实现“民主”，台湾就不能与大陆统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主统一论”很能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起同情和支持。美国的一位老外交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在1997年发表的长文《中国：我们能有一项对华政策吗？》中，就宣称台湾的“民主发展赢得了广泛称赞”。而这篇长文的基调是属于接触派的。作者还认为：“改善美中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是中国领导体制的集权性质”。这种说法与对台湾“民主”的称赞形成鲜明对比。 问：有人认为，美国用台湾作为一张牌，遏制中国。您怎样看？ 问：美国对台政策的模糊性是否促进了台独，而台独又有可能将美国拉入冲突？ 答：如果台湾愿意接受这种模式，很好，没问题。我想，人们反对它，只是因为中国军力在增长。我想那对中国是政治上的意义。现实主义在某些圈子里有影响，但他们在对外政策上并没那么大影响。在冷战期间，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它们有相同的目标。自由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危险的，现实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强大的，有威胁的。所以，双方趋于相同的目标。现在形势有所不同。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美国人眼中，威权主义的中国比民主的中国更危险。有人认为民主的中国是危险的，因为中国强大，但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十分小的少数。 答：台湾问题的解决主要靠发展两岸关系。中美台之间实际上是个三角关系，目前中美、美台关系都不错，只是两岸关系处于僵持状态。这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新情况，将来两岸采取什么模式实现和平统一，不能不考虑这一情况。 问：那么，美国如何应对因台湾宣布独立而引起的大陆动武？ 问：如果中国采取军事措施制止台独，美国是否介入？ 台湾分裂势力的逻辑实际是引发战争的逻辑。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绝不会吞下“台独”这个苦果。 中国政府一再申明，“台独”就意味着战争。然而，台湾分裂势力似乎并未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仍然在大搞渐进式“台独”，并为最终实现法理“台独”做准备。 当然，台湾问题正烦扰着美中双方。但是，我不认为台湾能做成它要做的事。其实，台湾问题是产生于中国内部的问题，并且它能在中国内部解决。当然，台湾问题涉及到美国。你们应该看看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两年前的《新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人民是支持这两个法的。这两个法承诺我们将帮助防卫台湾。那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为台湾而战。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攻击台湾，那将是一个悲剧。我不认为你们能占领这个岛屿。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损失很多人。 答：一些人说美国要遏制中国。我问一个简单问题：哪个国家在使中国更强大上比美国贡献大？美国是第一号使中国力量提升的国家。所有争辩美国正遏制中国的人都没有观察现实，完全与现实背离。当美国遏制一个国家时，它不会同它搞贸易，不会向它投资，不会向它出售技术，也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向它出售技术。所以，关于遏制的抱怨不符合现实。遏制是我们对苏联的政策。台湾问题更为复杂，不是简单的遏制问题。它涉及到美国在地区盟友中的声誉。台湾是个民主体制，美国不会放弃民主；美国也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盟友。 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增强了“民主”的因素，维护“民主”成了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新动力。 问：您怎样看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那么，中美两国可否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携手阻止台独呢？ 问：若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 同时，需要努力维护你们的民主和台湾的民主的稳定。在台湾的民主是活的事实，我们不能漠视它。我们不能打算它不存在，不能打算它能被简单地终止。所以在某些方面，我们需要更灵活，更个性化，更包容。台湾的民主进程、选举进程是事实。在美国，我们不能干预那个进程，也不能反对那个进程。只要那个进程没有导致独立，美国就不能干预或声称反对。民主进程将对形势形成新的压力。我想我们惟一需要的是做好准备，努力工作，更加灵活。 问：您认为美国会真的为了台湾而不惜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吗？ 答：理论讲，应该这样做。但是台湾问题趋于复杂化。台湾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正在越来越超出中美两国控制。台湾领导人多次声称台湾是独立国家，享有主权。这也是台湾民众的看法。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弱。现在无论“泛绿”还是“泛篮”，都不接受“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strong>芮效俭谈台湾问题与中美、中日关系</strong> 答：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布什总统采取了前任的立场，即任何美国总统都反对台湾独立。布什以早先的声明和后来的行动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将坚持那样做。我认为，我们已经恢复了1995年后所失去的东西，尽管我们尚未使军事动态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不良的军事动态虽然不必然导致冲突，但是却使人产生冲突迟早要到来的感觉。 答：我不能不同意，对这届特殊的政府来说，那是必要的。但在克林顿政府内，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交易，我们不需要中国做任何事情。你怎么解释，克林顿也压台湾方面不要挑衅？ 问：您怎样看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答：如果台独势力采取刺激中国大陆的行为，但并没有越过大陆的底线，大陆方面应该克制，不应采取过激的反应。如果大陆方面轻易动武，反应过当，美国可能转变对大陆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个麻烦制造者。 自从1998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美中双方都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利益不完全一样，但是它们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就是双方至少相信维持现状是双方的最好妥协。我不认为在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之间在维持台湾海峡稳定上有多大差别。也许自从1996年，当中国发射导弹时，美国就已认识到了维持台海稳定的重要性。但是我同意，当中国军事力量变得更强大时，台湾可能变成一个问题。 问：如果中国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美国会不会反对？ 如果中国用武力实现统一，必遭美国干涉。如此，中国经济会严重受损，要倒退20年，中国崛起会成为空话。 问：如果大陆用武力阻止台独，美国怎么办？ 问：美国能够同中国合作阻止台独吗？ 问：很多人都担心台湾问题会失控并破坏中美关系。您怎样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是维持现状。当然这对美国最有利，但是也符合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利益。 第六篇 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 第十五章 反共主义：美国的冷战思维 反共主义曾主导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美国对苏遏制战略就是在反共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冷战后，反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并未消失。反共主义就渗透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h3>一、谁是敌人，谁是朋友？</h3>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情况来看，美国非常重视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判定。在美国战略家看来，战略竞争对手是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各种危险和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只能对美国霸权战略的实施起到干扰作用，而不能起颠覆性的作用。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上，现实主义强调对手的能力，即只要对手强大，就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理想主义则强调对手的“敌意”，即对手对美国是友好还是敌视更为重要。就后者来讲，判定敌意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即遵奉与自由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更倾向于对美国有敌意。共产主义是与自由民主主义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美国的敌人。 当然，对美国来说，意识形态只是一面旗帜，更重要的是旗帜下面的内容。按照美国的逻辑，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肯定是威胁；如果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实现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造，对美国的敌意就会减弱甚至取消，就有可能不是威胁。所以，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当然是西方标准的）就成了美国判定“敌”“友”的重要标准，而在世界推进民主则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推进民主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将反恐防扩提升为超越其他任务的“第一要务”，与之相应没有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将推进民主作为“三大支柱”之一，但是推进民主仍受到高度重视并贯穿于整个国家安全战略。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多种族民主体”，赞扬“民主进程”在台湾、韩国、拉丁美洲立足，称印度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正在争取民主的未来”。在阐述化解地区冲突时，将推进民主作为最根本的途径。在谈扩大全球发展问题时，强调要通过“建立民主基础设施”来达到目的。在谈到中国时提出，“中国的民主进程对其未来至关重要”，并对中国在民主进程上的步伐表示疑虑。 可见，民主问题将继续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根据以往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和变化规律看，当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好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美国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差时，趋向于弱化意识形态的作用。“9·11”后，美国弱化了意识形态外交，但并不是放弃。2005年1月第二任布什政府就职后，对外政策明显加强了意识形态色彩，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将推进自由、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新任国务卿赖斯还提出了“暴政据点”说，列出了伊朗、朝鲜、古巴、白俄罗斯、缅甸、津巴布韦六国为“暴政据点”国家。布什政府如此表达其对外政策，即有策略的考虑，也有战略的考虑。从策略上讲，这有利于争取欧洲盟友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并消弥已经出现的美欧裂隙；从战略上讲，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当然，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推进民主是否将取代反恐防扩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还有待于观察。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势？ 答：总的前景看好。促使美国采取现行对华政策的两大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消失。这两大因素一是反恐战争，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 首先，反恐战争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其次，中国的综合国力要赶上美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中国不实现民主化就很难有长期的高速发展。 问：您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化对发展中美关系很重要吗？ 答：中国如果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就有了更好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 问：根据您提到的两大因素，是否可以对未来中美关系抱乐观态度呢？ 答：可以这样说，但也不能太乐观。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两国如何解决双方所面临的短程问题和中程问题。短程问题是朝核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后果严重，首先会刺激日本发展核武器。中程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问：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非常强调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您怎样看？ 答：我想他们的观点的对的。只要中国是由一个非民主形式的政府来管理着，中美关系就将受限制。我认为美中关系可能有理由保持良好，但正像那种思想所揭示的。比如科威特，肯定存在限制，使之同美国的关系不能太密切，因为它不民主。只要中国由共产党统治，中国就不会变成美国的盟友，虽然双方会比较友好。过去，我们同许多不民主国家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只要中国有积极改进关系的愿望，只要人权问题不太糟，只要存在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可能性，你们就能够同我们有良好的关系，即使不会像同日本、韩国、英国的关系那样密切。在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前，我们不会同中国有盟友关系，但仍然能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吗？ 答：从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来看，很多美国人曾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当他们看到，中国没有变成这样，他们就做了非常负面的反应。对中美关系来说，更加民主肯定意味着更好的关系。 问：很多因素了限制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应该怎么应对？ 答：美国人是很有耐心的人民，他们是想要中国走得比已经走得更快。我担心的是，美国人相信民主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那也不完全正确。民主的中国将有很多变化。如果美国假定，中国民主了，一切都将变好，他们将再次失望。我肯定中国会变，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并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是，我认为，要现实主义地理解民主，中国将仍然要有中国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美国的政策。 问：中国的民主进程与美国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否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答：美国是急切的。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批评中国是自然的。我也不认为，中国批评美国就是坏事。它们互相和平地批评。我不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加了主要的压力，像很多人所批评的那样，在中国推进民主。很多人认为，接触是不成功的，说中国仍然是军事化的，现在更强了。那种分析太简单了。我认为，接触是政策的一部分。我对长期态势并不悲观。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不认为这个政权是足够稳定的，民主更稳定。 问：怎样看民主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您怎样评价“民主和平论”？ 答：越靠近现在，“民主和平论”越遭到批评。因为它依赖于你如何定义民主。 我想，中国民主中的真正问题是，就像你经常看到的来自于美国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批评那样，它涉及到一些像人权、法治、民主价值观的引进。赞成这些观点的美国的这些集团，有很强的影响对外政策的能力，但并不太强大。他们有时发出很重要的声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问题上能够影响对外政策。比如天安门事件时，关于中国民主、人权的观点变得很强烈。所以民主、人权能够对美中关系产生很强的影响的争论是能够发生的。它不会消失。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越是在民主上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在政治进程公开化上迈出步子，允许多种声音存在，允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表达他们的观点，就越能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首先，我知道那不会很快发生，但是越进步越好。如果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能真正展示出进步，我想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益处。 <h3>二、“民主和平论”</h3> 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民主和平论”，反共主义被纳入到了“民主和平”的框架内。 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此言极是。冷战后，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就是“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突出地体现了民主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民主和平”的思想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现。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马纽尔·康德在其1795年撰写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这被看成是“民主和平”思想的发端。在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民主和平”的思想。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和平”思想才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共和政体的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这一命题，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兴趣陡然大增，纷纷著书立说，对迈克尔·多伊尔的观点进行大力阐发，从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是：从200多年国际关系史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指欧美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或不易彼此开战；当它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它们很少威胁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互相进行战争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即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机制和公共舆论对政府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作用，进而制约政府的外交决策；二是民主理念和传统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民主国家不打仗“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论”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也很有市场。比如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马约尔在谈论民主问题时就说：“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这里他也将民主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 这里不想对“民主和平论”内容本身进行评价，只想说明这一理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民主和平论”早已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宫前，克林顿就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专门谈论民主问题，声称由公民选择领导人的国家，比用其他形式组成政府的国家更倾向于成为可信赖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更不易威胁和平。克林顿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阐述道：“民主国家不大可能给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更可能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给安全造成的威胁并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基础上的”。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声称：从未有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事情发生，这对为什么在海外推进民主会成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释。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能发生战争或者滥用其人民的权利。这些国家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在与各种可憎而偏狭的势力作斗争时，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潜在的盟友。”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彼此之间更易于进行合作，鼓励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它们发动战争和侵占人民权利的可能性较小。”正如基辛格所说：“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 “民主和平论”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和平”已经成了西方国家决策层和战略家特别是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者（包括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理念。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世界被截然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两部分，民主成了划分国际阵线的标尺，正像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是划分国际阵线的标尺一样。不仅如此，照此逻辑，“民主国家”在世界推进民主还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既然民主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民主国家”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的民主则是非常正义的事业了，为了正义的事业，“民主国家”完全可以对它国的事务进行干涉；那些非“民主国家”，从世界和平大局出发，应当实行“民主化”，向“民主国家”学习，甚至接受“民主国家”的“帮助”和“指导”，最后被纳入民主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坚持共产党领导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大并且正迅速崛起的“不民主”国家。 问：从您的著作看，您是赞成“民主和平论”的，是吗？ 答：“民主和平论”有道理的。民主确实是一种和平，它包括自由民主、有限政府制度、法治，以及其他所有自由的因素。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将不会冒犯其他少数种族。所以，我想，如果中国的法治有了真正的进步，一种宪政主义会约束权力，中国的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问：那么您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对未来中美关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答：将有影响，只要中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已发生变化。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同世界经济结合，等等。但是原有意识形态的地位未变，即使我怀疑在一个长过程中对中国更有影响的是民族主义的东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将有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去追求，那不一定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支配。但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将消失。不过我认为，它会得到控制。 问：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反倒使共产党的地位更加稳固了。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那是对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有许多理由怀疑中国政治的变化在继续。为了与世界经济结合，你们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法律。我想那些法规对投资，对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必要的。这会导致更多政治参与的压力。不过，也有积极的方面。中国的人民有了更好的教育。 问：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论？ 答：冲突与否，完全依赖于中国政治制度怎么变化。我不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没有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尽管它们相当强大。 问：布什政府要在世界推进民主，中国会成为其最终目标吗？ 答：首先，在这届政府，推进民主的目标不是被普遍分享的。我不认为鲍威尔太关注它。他们用推进民主为干涉伊拉克做辩护。我不认为他们会像卡特政府那样将民主、人权作为中心议题。所以，我不能确认他们在推进民主时有多坚定。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批评前任的政策。克林顿批评老布什的，布什批评克林顿的。当他们当政后，他们没有真正选择维持强硬的政策。在长期内，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变化会更广泛地引起各种经济、政治改革，但多数并不一定按美国施压的方向走。 美国想使民主更广泛，但美国所能做的却有限。 问：民主因素对解决台湾问题有影响吗？ 答：如果中国政治体制变得更民主，我想会对两岸统一产生积极影响。 问：有人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化后，台湾问题会更难解决，因为民族主义情绪会增强，更倾向于动武？ 答：那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政治体制有了真正的变化，将会改变很多事情。那将会改变美国人对中国及台湾问题的认识。 问：现在许多美国学者正谈论中国和平崛起问题，您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如何看中国的未来？ 答：首先，世界在变。我看到，中国正变得更加民主，当然同西方的民主不同。中国将重新获得台湾，但使用武力是很困难的。大国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潜在合作，但也有潜在的冲突。 问：中美之间也是如此吗？ 答：我不敢确定存在多少真正的合作，但我们的关系现在不错。不过也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使中美关系变坏，比如，中国是否真心发挥作用促使北朝鲜停止核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将很失望。 问：您提到民主。如果中国变得更民主了，中美关系能变得非常好吗？ 答：我想它将变得更好。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与我们的关系都好于非民主国家与我们的关系。 问：你们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很大，也许这种政策会针对中国。如果中国将来不能成为你们心目中的完全的民主国家，中美关系是否会遇到麻烦？ 答：要依情况而定。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国家更能同别的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将来一切都朝最好的方向发展，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得不往最坏处着想。最坏的情况是，中国没有走向民主，并侵略亚洲国家。 问：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要实现民主，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模式，您怎么看？ 答：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走向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正确方向。 问：您认为美国政府应该PUSh（推动、施压）中国的民主化吗？ 答：当然。 问：您认为，民主这个大问题对台湾问题也会产生大的影响吗？ 答：台湾向民主的变迁对美国同台湾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实现民主是个重要的进步。 问：美国的政策对台湾非常重要，美国的目的是要保卫台湾的民主吗？ 答：是的。我们努力使台湾人民自己做出选择。 问：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能是采纳了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根据我的理解，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在世界推进民主。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答：我想，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美国避免恐怖袭击。但是很显然，要赢得反恐战争，就需要改变中东，特别是使之走向民主。所以，我不说推进民主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保卫美国，但我认为，推进民主是保卫美国的一部分。布什需要改变中东，使之不接受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很关键的。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 问：在改变了中东之后，美国的目标是否会转向中国？ 答：那是很长的路。我不是对中国吹毛求疵。我是指，中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变迁。如果我们能够明显地推动人权和民主，我们就应该去做。我想你们能够实行明确的全民公投和全民普选。我认为，不能把中国与中东等量齐观。但在未来3年间，中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与中东一样。 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施奈德写了本书，名为《民主与战争》，认为向民主转型中的国家更倾向于战争。您怎样评价这种“民主战争论”？ 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问：如果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用武力攻击台湾，美国会怎么应对？ 答：50年后，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湾可能接受统一，台湾可能决定选择加入中国，就像东德加入西德，但前提是中国实现民主。我认为现在中国没有能力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干预。 问：有人认为，中国强大后会成为美国的威胁？ 答：不一定。如果中国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就不是威胁。美国不担心一个强大但民主的中国。我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势？您认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答：“民主和平论”与此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分长期和短期。长期看乐观，短期看悲观。这从文献中可以看出。 长期乐观的意思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相互打仗，即使曾经打过。如果中国未来20年的民主改革使中国变迁到不仅实现经济增长，而且还有民主的进步，就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这在长期来看，是很有希望的。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是否真心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行政治改革。但是不管怎样，形势会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在向民主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即由较少民主向较多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危险。这样的国家往往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困境的注意力，在本地区采取冒险行动，挑起战争。这就是所谓“注意力转移”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你利用外国人作为替罪羊。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在长期内不改革，一些危险会从天而降；但是即使改革，在对美关系中也存在紧张。 问：您怎样看美国推进民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答：那确实是新保守主义预测中美关系的说法。但现实中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将中国放到敌对位置，那是否能直接推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或者是否是防卫台湾就能推进中国走民主的决心。 问：那么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呢？ 答：有两种自由主义版本：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更强有力一些。它基本上主张，两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有广泛的接触，有广泛的相互关系，并且如果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关系稳定中有共同利益，他们将开始发展它。 问：民主和平论对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很大影响吗？ 答：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它开始面临挑战。基础的问题在于有多少案例能作为论据。通过澳大利亚与美国从未发生战争这样的事实，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民主是分散的，差异的。有学者提出，这个理论适用于真正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民主转型期，你可能有民族主义的上升。所以，伴随着民主化，实际上战争的机会增加。如果观察海峡两岸关系，可以发现，台湾实现了民主化，中国已经开放。台湾问题是更容易处理了呢，还是更难处理了。答案是更难了。你看，民族主义在台湾的兴起，部分是由于政府的鼓动，部分是由于政府不再能控制那种进程。 问：民主问题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不会也影响台湾的大陆政策？ 答：我的意思是，民主会导致很多不同的方式。它肯定是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从中国的角度说，民主创造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实现民主，不仅会吸引台湾，还会吸引其他国家。所以，民主化将使中国更有力量，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更有效。 问：民主对美国对华、对台政策有什么影响？它是个重要因素吗？ 答：它是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确实是一个因素。如果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阻碍美国同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美国把民主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要在全球推进民主。不过，驱使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动力是国家利益。所以，推进民主只是我们日程的一部分。美国需要保持同中国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民主与国家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我想我们会选择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民主。同中国的关系就是证明。 问：新保守主义宣称，美国保卫台湾是为了民主。你怎样看？ 答：人们可以这样说。维护民主可能是一个较充足的保卫台湾的理由。但是，台湾直到1996年才直选总统，在1987年前台湾没有任何民主。但那时美国也要保卫台湾。当然，保卫台湾的民主，使美国多了一个理由。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能得到明显改善吗？ 答：那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但那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中国变成一个纯正的民主国家，那么美国人将较少地谈论台湾问题，即使中国决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个民主的中国征服台湾，很多美国人将接受它。如果一个独裁的中国征服民主的台湾，就会被看成是一场灾难。此外，很多人相信民主国家将不会互相打仗。我不认为在历史上它是个绝对规律。也许它是受欢迎的象征。中国可能正处在向民主社会的变迁过程中，那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变迁期可能很不稳定。所以，民主和平论的观点是，稳定的牢固的民主国家不互相打仗。正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是躁动的。比如巴尔干，当南斯拉夫被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很稳定；当他们开始民主化时，就变得躁动了。所以，民主化过程也是个危险的过程。 我不敢担保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是美国的问题。我不认为“民主和平”的理论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但我认为它是有帮助的。但是，确实没有两个都拥有民主制度的主要大国冲突的先例。它们之间有一些共同利益，也有一些冲突利益。在过去100年间，美国曾是个世界力量，没有同样规模的大国，欧洲国家都相对较小。 问：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中美仍会有冲突吗？ 答：是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中国开始在东亚发挥作用，就像美国在北美洲的作用那样，对待东北亚像美国对待墨西哥那样，我们将非常担忧。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认识到，对西半球其他人而言，美国有时是个威胁力量。美国看中国，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 <h3>三、鸿沟依旧在</h3> 中国实力迅速发展和“不民主”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形成的两个基本原因，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是制约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虽然中美在经济、地区安全、反恐防扩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与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比较来起来，其在维系、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的作用是相对脆弱的。上述经济等因素所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远远不能克服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二战前的美日关系就是典型例证。正如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对国家间关系来说，“更重要的是需要它们有足够广泛和深厚的共同利益感和价值观念”，“否则，国家间敌意和冲突的滋生、加剧完全可以同它们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了解的增进相并行，相交错。”世界政治的现实表明，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增多，并不能自然带来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还不仅如此，如果国家间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差距甚大，甚至根本对立，相互了解的增进反而会强化双方的敌意，反倒不如在双方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互相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中美“蜜月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甚少，甚至相互都有一种神秘感，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那时两国的民众都很天真，只看到对方好的一面。” 在制约中美关系的两大结构性因素中，实力差距缩小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中美在这方面的矛盾是无解的。 有解的是意识形态和民主建设方面。在美国看来，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即对内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对外向西方国家开放，就有可能发生“演变”，成为西方可以容纳的国家或者是类似于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会明显减弱。正如美国学者唐耐心教授所分析：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即使是民主的，也会“影响华盛顿的外交与安全运筹，影响到它的地位和东亚盟友”；但是“一个强大而对美国不友好的中国则带来更为严峻而长远的难题”。这里的“不友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民主”的替换词。“不民主”而强大的中国远比“民主”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威胁，“严峻而长远的难题”比“外交与安全运筹”要严重得多。正因为这样，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问：您认为民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吗？ 答：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中国是威权体制的时候，如果我们面临一系列跨国界的威胁，威权的中国与民主的美国仍可以有紧密的关系。我们有大量的理论，它们阐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因为恐惧而走向战争。如果中国变成民主的国家，这种恐惧就会减少。 问：中国怎样做才能避免同美国冲突？实现民主化会有帮助吗？ 答：我想民主化将会带来不同的结局。但是你知道，那不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它将是渐进的，要培育民主的种子。但民主化实际上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中国也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中国的特色，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必须是与世界潮流相吻合的。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可实现双赢结果。但是，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首先，中国要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而美国则期望中国迅速实现民主化，最好能像苏联东欧那样来个“剧变”；其次，中国要依据自己的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美国则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是最好的，中国应当仿效，最好能照搬；最后，中国在实行民主化的过程中，仍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要进行民主制度的创新，而美国认为，“一党专制”与民主是对立的，二者不能共存。上述分歧尤如一条鸿沟，横在中美之间，使得美国一些战略家对中国是否真心走民主化道路心存疑虑。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 答：新保守主义将世界民主作为理想。他们就像当年苏联要输出革命一样，要输出民主。实际上，世界上的民主都是不同的。世界上的每一种民主都有其特性，因为民主必须扎根在产生它的人群中。既然不同的人反映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因此他们总是培育出不同的治理他们代议制政府制度的方式。所以，当你谈论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英国的制度不同于加拿大的制度，也不同于美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的制度，而澳大利亚的制度又不同于新西兰的制度。所以在英语世界，每一种制度是不同的。当你看欧洲的时候，每一种政府的结构都是不同的。所以，首先是没有共同的模式。其次，伊拉克是个好例子。美国在伊拉克及其他地方推进民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另一个例子是海地。我们完全不能给海地带来一个稳定的民主，因为我们没有给海地带来经济发展。所以你必须创造中产阶级，否则你就不能得到民主政府。 问：美国向日本和德国输出民主不是很成功吗？ 答：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本和德国在战前就发展了它的中产阶级，所以美国有了在日本和德国推行民主的资源。但这种经验很难在海地推广，因为这里没有中产阶级，没有经济发展，没有教育水平，等等。依据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发展中产阶级需要40年。在这两个国家，代议制政府的基础已经存在。在日本，30年代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政府的真正潜力，只是军方用暗杀手段杀掉了绝大多数有能力的政治领袖，从而使军队巩固了它在日本的政治权力。 问：民主问题是不是正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答：有些美国人强调美国要推进民主，包括对中国。这些人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认为民主可以输出，不管当地的环境如何；二是输出民主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美国人用这种错误观念看中国，老是说看不到中国在进行政治改革，这是荒谬的。任何1978年前在中国住过的人如果现在再住在中国，都会看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这表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迁移，出国学习，干他们愿意干的工作。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尚未有宪政性变化，但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已发生适当的变化。问题是你们如何发展宪政？建立地方分权的政府模式需要发展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这是个挑战。但是美国对此很不了解。所以美国要求迅速的政治改革。这完全是不现实的。 问：您作为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虽然不专攻政治、外交问题，但会有独到的视野和见解。很多美国学者都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将之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虽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却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制度。北美、欧洲经济发达、社会政治稳定，不能说与民主制度没有关系。 民主有很多模式。欧洲各国与美国就有很大差别，欧洲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中国应该创造自己的模式。中国人有智慧，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曾在很多方面对世界有贡献，也可以在政治制度创新上有贡献。实际上，中国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就是一例。 目前中国民主建设的首要问题是给媒体更自由的空间。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已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可保。你限制了报刊，但限制不了网络。媒体自由，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行为，抑制腐败。共产党要想实现更长时期的执政，必须走民主化道路。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比如媒体自由）。宪政民主也可以逐步推开，比如可以搞县一级政府直选。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也可以直选。 中国在民主化上的进步，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就中美关系来说，虽然经济层面的问题会继续存在，但民主的中国，会使美国人增加对中国的好感，弱化“中国威胁论”。那时，中美关系会类似于美俄关系和美印关系。 将来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印度，特别是在经济上。 问：您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吗？ 答：它将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不认为它会发生，它只是个梦。它是个非常有政治权威的政府，目前政府的领导人努力维持一党制。布什政府将之当成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与克林顿政府有基本的不同。克林顿政府努力观察中国的制度，用接触的方式理智地改变这个制度。布什政府对这个制度持怀疑态度，采用攻击性行动。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问：您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化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吗？ 答：我想应该如此。不过它不是唯一的问题。当我在政府中任职时，克林顿政府倾向于采取一些学者的民主国家不互相打仗的观点。我认为，历史地看，这虽然不完全属实，但是，二战后的美日欧之间确实未发生战争，不像过去的欧洲那样。如果中国真的变得民主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会有大的改变。美国人头脑中仍然有天安门事件的阴影。那象征着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政治制度性质的认识。此外，中国仍然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有镇压宗教的行为。很多人担心中国的野心的性质。我们虽然与欧洲、日本之间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控制的。我相信，如果中国变成真正的民主体制，上述的担心就会消除。现在我要说，即使中国还没有很快变成民主体制，但是首先，它已变了许多。依我的判断，它会在许多有意义的方面走向越来越民主，尽管共产党仍然是占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问：您认为，中国加快民主化，是否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 答：深层次理由是价值观的根本差异。美国人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民主、开放。战略关系重迭是好事，但它不能改变核心价值观的差异。退回到2002年，那时两国的战略关系很好，但布什仍然说中国政府应该更关注它的人民，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民主。这种事情总会发生。那是个困境。我看来，中国不应当为了美国的缘故或同美国有良好关系的缘故而搞民主化。中国应当为了自己而搞民主化。我对中国人高度尊重，他们极其有天赋、有智慧。我有两个核心政治观点。第一个是权力腐败。不论制度是什么，即使你不遭到失去权力的危险，这也是在腐蚀你自己。第二个是民主的效力。每隔几年，你就会得到机会选择腐败的人离开政府。你知道，那是民主的效力。它允许你将滥用权力、滥用特权、变得腐败的领导人拿掉。那是重要的。 第六篇 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 第十六章 极端民族主义：危险的潜流 在信息、传媒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公众的意愿和情绪。而在中美两国，都存在着一股盲目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极端民族主义无疑是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问：您认为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答：困难有很多。除台湾问题外，我认为比较长远起作用的是国内政治。在美国这一边，有非常复杂的图景。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与大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不同的。精英比大众对北京更有好感。对精英来说，劝说大众，让他们相信美国需要中国，是困难的。在大众看来，在美中交往中，中国是获益者。精英知道，美国同样是获益者。比如，当华盛顿与北京处于敌对关系，就像朝鲜战争（那是50年代的最大事件），其次还有越南战争（那是60年代的最大事件），美国付出了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华盛顿与北京不处于敌对状态，这些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大众不考虑这些。在他们看来，中国就意味着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意味着取消宗教，将联合国资助用于堕胎。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对安全没有任何影响。在毛泽东——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只是涉及安全政策，非常容易搞。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政策已破碎成100片。你不可能确保美国公众将对中国保持友好态度。从1972年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人对中国很有好感，这种好感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从那以后，对中国持好感者的比例从未增高，从未达到50%。同精英相比，美国公众是更值得关注的。 问：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很有好感。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完全是因为天安门事件吗？ 答：主要是这样。或者说对中国的认识尚未从天安门事件的阴影中完全恢复。不过，并不只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有三个原因。首先，此前，苏联对美中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此前也有合理的妥协；第三，（这一点不太被讨论，但非常重要）此前中美双方都不关注对方的国内政治。我曾与基辛格有多次谈话。他对人权、经济不感兴趣，只对安全感兴趣。但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有历史性的重要性。它结束了不关注对方国内事务的共识。所以基辛格也开始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现在每一个对东亚事务感兴趣的国会议员，都关注中国政府怎样对待中国人民。这是天安门事件所造成的历史性结果。 <h3>一、人类的囊虫</h3> 在民族国家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根据美国学者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要求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整体，使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主张。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主权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民族整体和民族利益，而国家也正是为此而产生的。”还有一种定义是：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它政治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这种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爱国主义。 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则不同了。被人们用来攻击它国的民族主义通常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Ri）在《上校的女儿》（1931）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爱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h3>二、美国至上主义</h3> 美国民族主义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是客观存在着的。也许正是由于美国的战略家知道民族主义不是个褒义词，所以他们几乎不提及美利坚民族主义，而是经常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戴到别人头上。其实，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后来，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白人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 美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强权政治色彩浓厚。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也与本民族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色彩，当然更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的文明精神。但是，与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乃至动用武力。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在冷战期间的集中体现是反共主义，那么，冷战后则是霸权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常打着反对别国民族主义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民族主义，并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披上诸如维护民主、人权等外衣。 第二，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麦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曾这样概括美国1945年以后外交政策的目标：“创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能在世界繁荣的环境，而美国在这个世界中仍然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角色”。考克斯的概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美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度统一。 第三，具有极端倾向。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美国至上主义”（Ameriism）。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17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至上主义意味着勇敢、自尊、公正、真实、诚恳和耐劳这些美德——使美国得以缔造起来的美德。”一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至上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和领土，不是对法国人来说的法兰西，对英国人来说的英格兰那种含义，而是一种学说，就像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的社会主义所含有的意义一样。”可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人的影响之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极端倾向。“美国人民对日本如同他们对纳粹德国一样，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击沉他们的舰只，轰炸他们的城市，杀死日本鬼子——这就是指挥员们的情绪，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绪，美国国会的情绪。”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促使美国用核武器来惩罚袭击了珍珠港的日本。 极端民族主义对美国外交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学者爱尔顿·弗莱（Alton Frye）分析了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惊异”（October surprise）现象，即一些国际事件在大选投票前的一个月，即十月，被抄得火热，然后使在任总统在选举中受益。1948年的柏林危机，曾使杜鲁门的支持率由36%猛增到69%。后来的黎巴嫩危机、猪湾事件、伊朗危机都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卡特起过类似的作用。弗莱进而指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I.Kutler）指出：“种族上的美国人和他们对他们的‘根’的忠诚，不管他们离此多远，肯定是考虑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曾任过美国政府高级顾问、核与太空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麦克斯·凯姆皮尔曼(Max M.Kampelman)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经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可见，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h3>三、“义和团情结”</h3> 在中国，冷战后滋生了一股反美情绪，这股情绪在1999年炸馆事件后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固然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民众中存在着的“义和团情结”。美国的一些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亨廷顿却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 <strong>亨廷顿谈民主与民族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strong> 问：您认为意识形态和民主因素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吗？ 答：民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民主是个大趋势。世界民主化进程正处在第三个高潮之中。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有些是儒教文明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中国目前正在向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尚未实现民主化。是否实现了民主化有一定的标准，虽然各国的模式不同，但基本标准是相同的。中国当然不会，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要建立自己特有的模式。其实，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个模式。英国就与美国有很大差别，法国、德国、北欧国家，都有自己的模式。 从长远来讲，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会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减小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但是就目前来讲，影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意识形态因素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民主化，会带来许多麻烦。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现在让中国大陆的人进行公投，恐怕肯定会赞成用武力解决。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加危险。 问：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您怎样看？ 答：这要具体讲是什么内容的民族主义。拿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说，如果是以反美为内容，当然对发展中美关系不利。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消退，而以反日为内容的民族主义却明显上升。 国际关系很复杂。中国青年人中的反日民族主义上涨，客观上讲对美国有利，对中美关系有利。我亲眼目睹了1999年炸馆后中国青年人的反美抗议活动，触目惊心。现在这股风转向了别的方向。 中国的“义和团情结”实际上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有其深刻的根源。首先是对西方的种族优越论和殖民主义的反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近代，中国人民却遭受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对种族优越论和殖民主义极为反感甚至痛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被看成是“百年雪耻”，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则勾起了许多人对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等历史事件的回忆。 其次是民族伟大和自豪感。中国辉煌的历史、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使中国人都有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的观念。中国人是勤劳、智慧的，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应该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至少不能由别国来指手划脚，告诉中国应该怎样做。中国的命运要由自己来主宰。 最后是对激进革命的认同。虽然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一百多年受欺负、压迫的苦难经历使得中国形成了产生激进主义的土壤。中国革命的成功使激进主义更具有了正统性。这正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等信条曾一度为人们所接受。当今的美国大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道，欺负弱小国家，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集中体现。中国应当同情、支持、帮助这些受美国欺负的弱小国家，同它们一道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斗争。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会更具有危险性吗？ 答：是的。我同意。因为人民能变得更兴奋。但是，你必须明确是哪一种民族主义。它是否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历史将表明，民主比专制倾向于有更少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其次，它依赖于领导人（无论是否是民主产生的）是否刺激民族主义。我们看到，在现今的台湾，（台湾）民族主义虽然还不能被自由地运用，但至少陈水扁正利用它来搞公投。我强调，一个独裁者利用民族主义去维护权力比民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连任而诉诸于民族主义更危险。 <strong>斯乐伯谈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中美关系</strong> 问：中美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差异对双边关系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伴随着经济演进，中国正在进行一个长期的政治演进。政治演进曾是一个从强硬的独裁主义到更温和时期的运动。在我们的词语中，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按我们定义的民主，中国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政治竞争、公开出版和言论。但是却有显著的趋向，向有弹性的政治发展，人们有更多发表言论和出版的权利，在村镇层次，有一些政治竞争。所以封闭趋于被打破，变得更公开。那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主导地位的结束。仍然是一党。但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选举圈。当我1981年第一次在北大演讲时，限制非常严。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我在演讲快结束时启动讨论，但回应者很少。但是最近一次，2000年在北大演讲，就非常开放。学生愿意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是批评领导人，只是批评政策。讨论也相对坦率。所以，我不认为意识形态差异还是重要的。但在20或25年前，我也不认为它是强有力的。我还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敌对性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在中国，当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逝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上升。并且，民族主义成了帮助统一、支持国家的武器。在美国也一样。“9·11”后，民族主义增长，并且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在美国出现，保护美国意识变得很强，这帮助了布什政府。所以我认为，敌对的民族主义比意识形态差异更重要。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变好吗？ 答：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个问题是保持民主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它要充分民主，但能否保持稳定。你们的社会是个庞大的社会，非常多样，努力使经济爬坡，还有很多内部差异。完全的民主会使这些问题更复杂。 第六篇 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 第十七章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国虽然在国内政治中崇尚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主义是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对外关系上却奉行现实主义。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相抗衡，但现实主义却长期居主导地位。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大国间的实力较量，中美实力较量的最终结局是走向冲突，其中以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所阐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最有代表性。米氏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通常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虽然其领导者的公开表态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想法。”“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美国人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米氏的理论虽然有缺欠，在美国也遭遇不少批评，但是对美国外交决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特别是国防部和军事部门，比较欣赏这个理论。 <h3>一、一山不容二虎</h3>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先是批判了自由主义者以及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冷战后大国间的“永久和平”就要降临的乐观看法，用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论证了大国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 大国间的竞争仍然存在，而且竞争的性质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改变。他为世界描述了一幅悲观的图景：国际政治过去是、可能将来永远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有时会减弱，但它们总是互相提防并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而且这个过程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大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安全，不仅要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而且其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的惟一大国；如此，国际体系中除了霸主外，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满意，因而总是拥有修正主义的意图；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米氏认为，这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尽管“大国的这种思维和行为令人沮丧”。换句话说，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大国竞争是铁打的定律。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大国总是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这一论点，米氏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五个基本命题，认为当这五个基本命题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这五个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 为了论证自己的理论，米氏考察了1792年至1990年的大国关系。他认为，这200多年的大国关系史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提供了充分的论据。针对自由主义者和部分现实主义者提出的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的观点，米氏用事实对之加以批驳。虽然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但是美国仍然在欧洲和东北亚驻有20万大军。美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意识到，一旦美军撤出这些地区，该地区的大国很可能突然变成美国的危险的竞争对手。这种思维方式并非美国独有。英国和法国实际上存在着这样的忧虑：一个不受美国权力约束的德国可能重新染上侵略的恶习。东北亚地区对日本也存在着深刻的畏惧感。米氏还指出，在没有大国的地区，如南亚次大陆、波斯湾和非洲，武装冲突并未消失，而这些武装冲突有可能使大国卷入进去，从而演变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只是欧洲和东北亚的大国间安全竞争缓和了下来，但这并不等于这种缓和状态永远保持下去。欧洲大国也有无公开冲突的历史。实际上，欧洲和东北亚大国仍然在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它们仍然相互提防，仍然担心竞争对手会控制更大的权力。总之，权力政治并没有从欧洲和东北亚消失，在21世纪，大国间仍有可能发生严重纷争、冲突，乃至战争。 问：您怎样看20年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答：它将与过去那些年的冷战关系相似。将有竞争、紧张、冲突。我们将不是朋友，不是盟友。我们可能是大国竞争者。我们可能没有军备竞赛，没有危机，没有战争——战争都发生在第三世界。所以我们将有大国竞争。历史上有过很多大国竞争，但它们同冷战不同，特别紧张，是糟糕的大国竞争。我相信中美大国竞争会更温和，不会那样危险、充满冲突。将来，可能有另一场台湾海峡危机，可能有经济冲突，有在各方面的紧张，但它不会是充满战争恐惧的危机。我们可能有核对抗，但我们不会有像在越南、朝鲜那样的战争，它将是十分稳定的大国竞争。 问：这是基于现实主义理论还是其他理论？ 答：我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者。我相信，所有的大国都必然有竞争，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还相信，崛起的大国会引发冲突。但是我认为，美中大国竞争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促使关系缓和的因素。两国之间不存在关键利益的冲突。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关键利益，在台湾海峡也没有关键利益。在这两处的其他利益涉及声誉和信誉，而不是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地缘利益。所以这使得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关系。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关键利益在欧洲，苏联也是。那种冲突是很难控制的冲突。相反，美中冲突更容易控制，因为美国并不专注于此。 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中美不会在东亚，如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答：在朝鲜半岛，双方都致力于维持现状。实际上，这里没有领导。南北朝鲜、中国和美国，都不要挑战而是维持现状。它们都相信，战争的费用、代价是高昂的。中美双方都了解这一点。这很重要。如果中国失去了美国的市场，如果中国失去了同美国公开交流的信息，中国经济发展就不会好。当然，危险存在着。 问：您认为，中国崛起会导致中美冲突吗？ 答：肯定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变弱，没有国家要减弱影响。美国要保持实力的意图，肯定是想保持作为一个世界的主要国家，但美国理解其他大国可能发展。美国对世界的态度并不总是消极的。特别是布什政府，对一些国际制度的作用有认识。但是目前，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工作对世界稳定不是特别有益的。那不得不改革。 在2020年，中国的经济将与美国在1972年时的相等。在某些领域，中美有竞争的利益。中国要挑战美国的地位还需要时间。而且挑战不必然用武装力量，那可能通过外交、经济手段。 问：那您怎样评价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 答：大国不一定要进行战争。可能通过外交，通过经济扩展，通过贸易来获取利益。虽然权力平衡政治仍然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不认为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搞军事扩张。实际上，你看美国的军事学说，它在减少军队数量，减少国外军事基地数量。但它加强在紧要关头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的崛起，是不是和平的，首先依赖于中国的核政策，要看中国的核武器是不是瞄着美国的。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在今天是个大国。美中将总是有冲突的利益。中国在中美有不同利益的情况下崛起为一个国际力量是可能的。那能和平解决。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 答：美国对中国崛起如何反映取决于中国如何发展。我相信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内都有许多人担心未来走势，这不是因为一些人的恶意，而是因为面对一个更强大国家的自然增长的态度。如果中国变得不仅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更强大，并且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就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潜在的战略对手。甚至有些人相信中国会变成美国的敌人。 我不认为中国威胁的概念主导着今天美国人的思维。只是一些人相信它。但是我认为，中国力量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将造成战略竞争形势，不仅是东亚，而是在全球。中国如此大，会变得很强大。无人能阻止。即使美国保持主导地位，一些事情也可以估计出。首先，中美关系会比其他双边关系更麻烦。虽然中美在反恐、北朝鲜问题上有合作，这是好事，但我不认为它们是牢不可破的基础，将来仍然存在着脆弱性。明显地，台湾是最困难的问题。但它不是唯一的问题。不过台湾是惟一能引起中美战争的问题。其次，中美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世界应该怎样工作有不同的看法。中美需要互相理解，但是实际上做的不好。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并不持悲观态度，但是我认为需要相互理解。我认为，今天的美国比中国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现今的政府用伟大或邪恶，好家伙或坏家伙来区分世界。美国是个宗教色彩很强的国家，许多人认同布什的风格，用好或坏来衡量世界。不让美中关系朝那种关系的方向走很重要。我认为，布什尚未确定、找到并开始一个保持同中国良好关系的政策。 <h3>二、必将到来的龙鹰之争</h3> 按照米氏的理论，至今没有全球霸主，只有地区霸主，即体系中的惟一大国。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达到的另一地区。美国一直是西半球的霸主，而且是现代历史上惟一的地区霸主。取得地区霸主的国家，会极力阻止其他地区大国成为那一地区的霸主，因为地区霸主担心，一个控制本地区的大国对手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它能够在自己的后院自行其是地制造麻烦。美国就曾极力阻止日本、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纳粹德国和苏联成为地区霸主。如果一个地区霸主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而两个地区霸主都会受到这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米氏还认为，地区霸主宁愿其他地区至少出现两个大国，因为两个以上大国接近的地理位置迫使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而不会关注远处的霸主。如果两个大国中冒出了个霸主，那么那一地区的其他大国本身可能牵制它，使远处的霸主安然无恙。如果本地区的大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远方的霸主可能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国。这样，现存地区霸主与新兴霸主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米氏认为，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而东北亚的其他大国无法完成牵制中国的重任，这是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届时，中美冲突难以避免，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悲剧。 依据米氏的理论，一国的实际权力主要体现在它的陆军和直接支持它的空军及海军力量上，而一国潜在的权力建立在它的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上。根据这种观点，米氏分析了未来20年内东北亚力量结构的变化。目前，东北亚还没有潜在的霸权国，但是有三个国家拥有成为大国所需要的足够的人口和财富，这三个国家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三个国家中，日本和俄罗斯都存在着先天的缺欠，难以成为潜在的霸权国，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 日本虽然是这一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但是日本没有能力将大量的财富转变成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而且，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比，日本人口相对少。中国人口几乎是日本的10倍，而且未来50年内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因此，日本几乎不可能建立一支比中国更强大的军队，尽管日本可能建立一支质量上胜过中国的军队，但仍不足以抵消数量上的差距。再者，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地理上被大片海域与亚洲大陆隔开，使得日本难以向东北亚投送力量。 俄罗斯在2020年前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潜在霸主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很难想象俄罗斯在近期内能在经济上赶上日本。即使俄出现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本质上还是面临着日本那样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是俄罗斯的8倍，而且将来差距可能扩大。所以，一个富强的俄罗斯也不可能比中国投入更强大的军队。如果考虑到俄罗斯对欧洲和南部边界的严重安全关注限制了能投入东北亚的军事资源，俄罗斯成为东北亚潜在霸主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只有中国具备成为东北亚潜在霸主的条件。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继续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速度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有能力比日本更富，甚至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它不仅能成为尖端科技的最主要发明者，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届时，中国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米氏甚至还认为，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主都更强大、更危险。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香港式的大国，它的潜力很可能是美国的4倍。这样在东北亚，中国对美国就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比美国还强大的超级大国。如此，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 针对这种前景和现实主义的逻辑，米氏断定，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大大放慢将对美国很有利。于是他批评自由主义者和部分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对华接触政策，主张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趁中国尚“离有足够能力成为地区霸主的那一刻还很遥远”之机，“扭转这一进程，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而同样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会尽力抗衡美国的遏制，如此，中美势必成为对手。 问：您认为中国崛起是否必然会导致中美冲突？ 答：假设中国肯定能崛起，那么从现实主义出发，中国肯定会扩张自己的利益。单从安全角度讲，大国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肯定要寻求使自己更加安全，从而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其他大国的利益，进而引起冲突。 问：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向外扩张的传统，现在中国一再强调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这些是否表明中国能成为“大国崛起即扩张”的例外呢？ 答：大国扩张的意愿是与其实力增长相伴随的。美国在实力较弱的时候，也没有挑战欧洲大国的利益，而是奉行孤立主义的政策，把自己势力范围限定在西半球。随着实力的增长，美国产生了向世界扩张的意识。除了霸权国家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安于现状的，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就一定会向外扩张或在本地区称霸。只有成为霸权国家，它才会感到安全有了彻底的保障。所有大国都未逃出这种逻辑。中国也不会。现在中国的实力尚弱，还是“纸老虎”，所以在韬光养晦。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变成真老虎的。 问：这是否就意味着中美迟早要有一战了？ 答：当然，中美冲突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战争。美苏冷战只是军事对峙，没有发生美苏之间的战争。将来中美也是这样，战略上处于竞争状态，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双方都知道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意味着什么。而且，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也不排除在某些方面还会有合作。当年美苏就在防止核扩散上进行了合作。 问：像全球化这样的大趋势是否会改变大国政治的悲剧呢？ 答：现今的全球化虽然促使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增多，但也增大了国家间利益磨擦和冲突的机会。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一事实，也未改变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困境，即每个国家都想使自己更加安全，从而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但同时却使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 问：按照您的逻辑，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了？ 答：一个大国要实现崛起，不可能走纯粹的和平道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虽未同欧洲大国发生冲突，但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战争――同墨西哥的战争、同西班牙的战争等。二战后德国复兴未引起同法国、英国的冲突，是因为有苏联、美国这些外部因素的制约。即便如此，在两德统一的时候，法国和英国仍然表现出忧虑。 问：假使出现您说的两极格局，那么，那时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答：与美苏关系有相似性。当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大国时，每一个都对另一个心存怀疑和担忧。现在有些美国人开始担心中国，在中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问：您如何看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美国崛起时，英国并未担心美国，而是同美国合作？ 答：它们并非仅存的两个大国，还有其他大国。退回到1964年，那是个两极世界。如果只有两个大国，不管它们是谁，不一定非得是苏联和美国那样的国家，它们都将互相担心对方的能力。如果中美变成世界仅存的两个大国，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国际政治文化会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 问：根据您的思想，美国应当阻止中国的发展，是吗？ 答：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无论中国是否成长，都不会重复历史的过程。 问：为什么不，美国遏制苏联不是很成功吗？ 答：如果中国变得更强大，它会向外扩张并引起美国来遏制中国。但是，一个外部国家要想引起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衰退是很困难的。它只能起到边缘的效果，苏联衰落主要还是苏联自己的原因。 问：全球化可否促使中美和平相处？ 答：不会。当然，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遏制中国更加困难。一个国家担心与它能力相当的别的国家。国家利益至上。 问：如果中国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大国，中美关系是否会好于美苏关系？ 答：很有可能。但也可能更遭。两国有可能吸取冷战的教训。我认为，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相互喜欢的程度超过它们喜欢俄国人。现今的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很大不同。美苏之间没有经济利益，贸易额很小。中美则不同。 问：中国民主化会影响美对华政策吗？ 对的。还会影响台湾问题。台湾方面会软化其“台独”立场。 第七篇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十八章 智者之虑：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再重演 答：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基于历史。大国通常是互相竞争的。我认为，在现代世界，在某些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在现代世界，首先我们承受不起战争。战争已变得太具有毁灭性，甚至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战争已极具毁灭性，难以置信的毁灭性。所以我认为，大国现在已学会，军事竞争以它们之间的冲突而结束，是它们极不愿意的选择。 答：这是不同的问题。90年代不是常态，因为苏联垮台。但是克林顿政府没有利用好这一点，他对世界范围的形势不太感兴趣，所以中国是幸运的，中国在90年代做得很好。如果没有“9·11”，这种状态可能还会继续。“9·11”使美国政府更加准备好了居于世界顶部，保持强大，使用武力。它提高了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意识。而在90年代，他们对外交政策不太关注。 问：您认为中美将来能走向对抗吗？ 问：您认为是反恐战争使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了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美国人，但在韩国长大，研究东亚问题；他最近多次去朝鲜访问、考察。这位朋友讲，朝鲜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就像是朝鲜的老大哥。 问：21世纪新型国家关系应是什么样？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政策？ 答：有很多书谈论这种理论。他们谈论当中国崛起时，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不相信这些东西。直到一个事情爆发之前，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坚定地相信这一点。美国和中国将应对它们之间的分歧。当然会有分歧。有人称中美之间将有根本性质的对抗，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引起冲突。我也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在历史上，美中关系是友好的，即使存在着像冷战仇恨那样的敌对。除了朝鲜战争外，我们都是间接地打仗，而不是直接打仗。所以，对美中关系，我是很乐观的，尽管有分歧。不使中美走向战争，而是使之尽可能地和平合作，是政治家的工作。 答：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中美关系发展有很大的空间，双方都有发展双边关系的需求。这是因为两国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两国都存在着旧的思维。在美国，有些人把中国看成威胁，在中国，也有人把美国看成是威胁。 问：您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论？ 答：在中国，有人倡议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伊朗结成反美联盟。这没有意义。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种联盟也不可能形成。那不是中国真正的战略选择。如果那样，就会给世界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并不说那绝不会发生。 <h3>二、核毁灭：大国冲突没有赢家</h3> 对中国来说，“和平崛起”是惟一的选择。中国已经明确表示要走和平崛起之路。针对这样的中国，如果美国还是极尽遏制、牵制、捣乱之能事，恐怕它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会大大受损，其霸主地位也很难维持下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及崛起后不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而美国则容忍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恐怕是两国战略家的最佳选择。 答：我读过他那本书。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不是说大国间不会有冲突，冲突是可能的，我只是认为冲突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我不认为冲突是我们所寻求的事情。 问：中国领导人认为，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有一个战略机遇期。不过，有人认为，这个机遇期有可能消失，因为中美关系很可能走向对抗。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问：那么您怎样看米尔斯海默的理论？ 问：那么您如何评价“大国政治的悲剧”理论？ <h3>导言</h3> 问：哪些因素会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 就中美关系来说，要建立这样建设性的关系，依赖于许多事情。第一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中国能否有一个能适应经济成长的稳定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还能确保国家不把进攻性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础。如果这些政治变化能在中国发生，我想同美国保持一种战略关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答：注意这个理论中的说法，崛起的大国与现存大国走向冲突，是依据恐惧因素，即互相担心对方会威胁自己的安全。实际上，大国关系并不仅仅依据恐惧，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大国关系。而且，正在崛起的大国并不只是中国。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 问：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您怎样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有可能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吗？ 冷战后，美国和俄罗斯都对核武器进行了削减，但是它们所剩下的核武器仍然具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威力。依据2002年5月签署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美俄两国仍然分别保有1700枚和2000枚核弹头。 问：可是有人认为，“只有大国才能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和世界地位”。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中美两国的地理位置为减小两国冲突的系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而中国是陆地强国，美国是海上强国。这种状况减少了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系数。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陆伯斌认为，浩瀚的太平洋“为美国的海军力量提供了重要的防卫‘壕’”，而“中国的陆上力量缺少离岸进攻能力”。不仅如此，“陆上强国面临着严峻而长期的由许多潜在敌人带来的边境安全的挑战，如果中国要在发展海上力量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将会面临严重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较少存在“关键利益上冲突”，从而使“安全困境的影响大为减轻”，进而两国之间发生“高度紧张、危机不断和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也就减小”。 问：您怎样看中国崛起、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 答：新兴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同现存大国的对抗和冲突。美英关系就是一例。美国为了独立并巩固独立曾同英国进行了两场战争，从感情上讲，两国有民族仇恨。但是当美国的实力赶上并超过英国时，两国并未打仗。特别是两国都是海上强国，竞争性更强，更容易发生冲突。二战后的法德关系也是一例。德国复兴、强大，并未导致同法国的冲突。 从世界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确实经常伴随着向外的扩张，进而发生同霸权国家的冲突，最终结果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泡影，霸权国家也走向衰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是崛起失败的典型，英国则是霸权国家衰落的例子。但是，新兴大国崛起导致同霸权国家的冲突并不是铁的定律。美国就成功地在英国霸权下崛起，而没有同英国发生冲突。虽然美国崛起的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战争，但它一直没有同霸权国家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往往是站在霸权国家一边。美国虽然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大战并不是因美国挑战霸权国家而起，美国甚至开始不是参战国。美国恰恰是抓住了两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遇，趁其他大国相互厮杀之机，加快了崛起的进程，进而夺取了世界霸权。 所以，中国在参与东亚的事务、扩大自己的影响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别的国家的感受，特别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韩国的驻军）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如果中国发展同韩国的关系导致寻求使美军离开朝鲜半岛，就会引美国的反对。当然，如果是美军自己要撤离朝鲜半岛，又另当别论。 答：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变化。看看你提到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环境问题，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它们不同于上个世纪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到处存在，是全球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它。环境问题也一样，没有哪个国家能自己解决。还有能源问题。我们看到，这些21世纪的问题的性质是不同于20世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合作。 答：我把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解读成是一场灾难。 问：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吗？ 答：我认为，那种思维已经有些不合时宜。它现在是错的，将来更是错的。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总是引起国家的竞争。回顾过去，国家间竞争似乎是很持久，特别是由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类似的因素所引起国际竞争。这些因素将一些国家拉到一起，将另一些国家推到对立面。这种国际竞争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奉行扩张理论的法西斯主义引起的，另一次是奉行带有扩张倾向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引起的。其实它们的背后都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曾经是很危险的。但是我认为，过去那种意义上的纯粹的民族主义在将来不会那么强烈了。所以，美中关系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这种关系是更为复杂的，与简单的你输我赢或你赢我输的敌对关系不同。此外，美中双方将在能源、环境、水资源方面对外部的依赖性很大，这些问题都不是民族主义所关注的。我看不出中美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会将双方引向敌对。我们相距遥远。美国虽然在亚洲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美国没有领土要求；中国的传统也是没有领土扩张。所以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将来美中能有很好的合作。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枚核弹被用于战争目地，即在二战结束前美国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投在广岛的“男孩”几乎立即夺去了66000人的生命，使16万人伤残，市区81%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和残垣断壁。后来又有数万人丧生。投在长崎的“胖子”使40000余人丧生，60000人伤残，68.3%的建筑被毁。然而，这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只分别相当于1.5万吨和2万吨梯恩梯炸药。后来的开发出的核武器，威力要远远超过这两颗原子弹。在各国的核武库中，许多核弹头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0万吨以上的梯恩梯炸药。如果一颗当量为100万吨的核弹头在产生最大威力所需要的高度爆炸，将会即刻摧毁半径5.6公里范围内的全部砖房；爆炸引起的气浪能以毁灭性的速度将物体甚至人抛到10.5公里以外；在半径9.7公里左右以内的地区，绝大部分织物和纸张将会着火燃烧；爆炸能在17.7公里以外的地方造成二度烧伤，引燃草木；爆炸后数周乃至数月，将有更多的人由于患放射线病而死去；母体内的胎儿受到辐射，可能生下来就畸形……。到冷战结束前，仅美苏两国的核武库就拥有各类核弹头50000余枚，爆炸总威力超过130亿吨梯恩梯当量，是投在广岛原子弹的80万倍，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头上悬有2.5吨多梯恩梯炸药，足可以毁灭人类若干次。 如果爆发核大战，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可以摧毁对方，但是自己也要被毁灭。这无疑制约了大国的冲突，因为大国的冲突很容易引发核大战。著名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钱认为：“核毁灭的前景可能足以阻止现居统治地位的霸权同正崛起的挑战者为争当老大而走向大规模争斗，而这种争斗通常伴随着一个大国的衰落和另一个大国的崛起。” 就是米尔斯海默也承认，“毫无疑问，核武器极大地降低了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在欧洲，“俄罗斯和美国装备有核武器，这是一个和平因素”，在东北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有核武库，它们之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答：不少人有这种看法，而且还以美国的对台政策为论据。我认为，美国的对台政策不是出于现实主义战略，即不是出于牵制中国。将中国制造成敌人是愚蠢的。在某种程度上，军方鼓动亲台是在为出售武器制造借口。 中国的核力量虽然与美俄有很大的差距，据估计仅有400枚核弹头，但是足可以构成有效的威慑力量。对任何国家来说，毁灭一次与毁灭数次意义是一样的。 有人相信，崛起大国引起战争，一些人相信美中关系必然走向冲突，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米尔斯海默，其他人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没有考虑到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影响大国的政策。具体一点讲就是水的因素。我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使得双方都不易对对方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h3>三、太平洋之“壕”</h3> 答：我想这种观点有一点道理。恐怖主义能够威胁我们人民的安全，但它不能威胁我们的制度。恐怖主义的威胁与当年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们不能走到极端，过高地估计大国的威胁，而忽视恐怖主义的威胁。“9·11”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是深刻的，但那与大国无关。许多美国的人说，中国是一个自然崛起的威胁，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国，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这与事实不符。我看不出中国有这样的野心。我们不必老去想20世纪，那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个世纪的总体概念是国家的竞争、力量平衡，我想这些不会是21世纪的特征。 核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它巨大的杀伤力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使得战争失去了其传统的意义。传统的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主要为了保证安全、获取财富、传播价值观，而核战争则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些目的。 其次，中国实现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消息是好坏参半。是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应当集中精力于贸易及其他经济问题，以及人民的生活。那可以减少军事竞争的可能性。但又是坏消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将肯定有复杂的利益。它可能与美国竞争，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重迭。现在我们需要石油，自然资源及其他资源，我们都对海洋进行调查以获取食物。为了保护环境，我们都在努力使经济增长保持平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可能有冲突。所以我们的视野要超越20年。中国会有很多同美国合作的需要，但在某些领域我们也会有分歧。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最终会结束，可能在反恐战争完成后，甚至更晚一些。我不认为，存在着美国同中国竞争的基本战略因素。因此，两国仍然需要一起工作，互相帮助以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所以我非常乐观，觉着这个战略机遇期会存在较长时间。 问：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但是根据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时，必定要同现有大国发生冲突。您怎样看这种理论？ 答：我认为，有很多事例能说明，美中之间建立起积极的长期战略关系是有可能性的。现今的国际体系与以往相比已有性质的不同。现在已不像19世纪，那时现实主义的国际竞争模式能够描述国际形势。全球化与相互依赖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状况：国家不能通过占有领土来获得安全。因此它们不必然走向相互冲突。像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那样进行扩张已经行不通。因此，不搞扩张的大国是能够出现的，大国也知道相互之间必须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所以，长期来讲，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创造这样一个战略环境：所有的大国都能寻求它们的基本国家利益，即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如此，它们不需要搞扩张。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答：我想21世纪不会像20世纪那样发展，会有不同的大国兴起，它们相互竞争、制衡。我想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它只是个地区强国。我看不到将来中美冲突有什么必然性，因为我看不到我们相互之间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比较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以及过去的苏联，你能看到那样的冲突吗？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相互信任，并努力相互理解，在中美之间就不会产生对抗。 在核时代，核大国的冲突很可能毁灭包括当事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这是负责任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我想可以被称作“大国协调”。和谐是一组人一起工作。这个观念曾被用于1815至1848年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当大国都要吸取拿破仑战争的教训时，它们都同意一起努力来维护和平与稳定。它们不让它们之间的互相敌对爆发成冲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压制来自内部的挑战。这是很困难的。但它运作了30年。它提供了一种大国如何在21世纪一起工作以维持稳定，避免敌对的理念。大国协调都涉及什么？我想在当今世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正威胁着和平与稳定。恐怖主义是其中之一。失败国家是另一个。我的希望是，大国，世界主要力量——美国、中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也许还有印度——决定走到一起，进行合作，至少控制这些问题，或许解决它们。前提是这些问题正威胁我们所有的国家。我们在维持和平与稳定上都有这样的利益，为了经济及其他理由。我们有共同和责任把这些大国聚到一起。如果我们使它们分裂，使它们走向冲突，我们就会面临麻烦。 问：美国是否有可能尽早结束反恐战争，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就像布什政府刚上台时那样呢？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美国战略家们的言论，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战略家都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的看法，持悲观看法者仅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而这些人仍然在用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来考察大国关系。如果跳出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特别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和新保守主义的冷战思维，人们也许会遵循这样的逻辑：既然以往大国政治都以悲剧告终，那么在经历了数次的悲剧后，大国应该努力寻找跳出现实主义铁律的出路，人类应该拥有找出这种出路的智慧。实际上，在核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已经陷入死胡同：大国冲突的结局是冲突双方乃至整个世界同归于尽，大国政治的悲剧只能上演最后一次，谁愿意充当这个最后悲剧的主角呢？严酷的现实迫使大国的战略家们必须摈弃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 答：未来10到20年内，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除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有可能变化、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变化和台湾问题外，还有中国自己的对外政策。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之后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即倾向于反对中国、遏制中国。我的回答是“不”。从战略上考虑，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政策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对中美两国来说，都不存在着根本改变政策的逻辑。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并不是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主要原因。在2001年9月恐怖袭击之前，在6-7月份，中美关系就已好转。这非常重要。我看不出20年后，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会突然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决心要把美国赶出亚洲。我认为，中国参加国际秩序会使它更强大，而毁坏这个秩序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好处。当我们的经济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是时，美国为什么要突然决定实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呢？我认为，现实主义的战略逻辑是简单的，只是能被历史证实，而不符合现实情况。我想，回顾一下现实主义者在10-20前对中国做出的预测是很有意义的。那时他们认为，中国将变成一个更具进攻性和革命性的力量，它要改变国际秩序。事实是这样吗？不是，即使中国变得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事实是，中国正努力交朋友，不强调外交政策中的军事方面，比美国还积极参加国际秩序。 答：在某种意义上，布什政府相当戏剧性地改变了其政策，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如果你认为这种跨国界的威胁不会很快消失，那么它就不是暂时的，美国也就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个人认为，这种跨国界的威胁不会轻易消失。因此同中国的合作就不是暂时的，而是会继续下去。但这并意味着双边关系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告诉人们，通过武力扩张并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霸权国家的方式，是不可能实现崛起的，而霸权国家通过武力来阻止新兴大国崛起，最终也会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霸权不保。冷战的经验教训则告诉人们，虽然崛起的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但挑战霸权国家的大国也是不能最终实现崛起的，而阻止大国崛起的霸权国家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以往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应该庆幸的是，在美苏较量的过程中，日本和德国虽然趁势兴起，但实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挑战美国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咎于这两国的自然条件，特别是人口。如果按这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有同美国相近的人口，那么它们的经济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军事实力也极有可能相应增长。美国还应庆幸的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并没有充分利用冷战所提供的机遇来发展自己，或者是原来的基础太差，不可能很快实现发展跃进，到冷战结束时，它们的实力仍然很弱，与美国相距甚远。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我能想出几个国际政治中的概念，它们也许在考虑大国敌对不可避免时可被选用。第一个是基于经济相互依赖，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根据它，美国和中国会变得互相依赖。从经济的观点看，那使冲突变得不可想象。中国依赖美国的市场、技术、资本，还依赖日本和欧洲。这种依赖对中国的国内稳定关系重大。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所以，挑战美国是个坏主意。那不意味着美国将要控制中国。那可被看成是一种基于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和平共处。 我听了这话有些吃惊。朝鲜称中国是老大哥，其中的含义包括惧怕、不喜欢中国。这就像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看苏联那样。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但并不受中国人喜爱。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与法国、德国南辕北辙，那是坏事，是坏结局。但是如果在伊拉克，我们能找出一个办法，使美、欧、中、俄达成共识，就会有好得多的结局。我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做的就是基于地区基础的大国协调的例子，我对之很感兴趣。东亚负责任的力量——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在中国的领导下，正努力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这也许不成功，但却是一个大国协调能否工作的试验。那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就找到了一个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方法，一个实际上改善朝鲜人民生活的方法，那将是个巨大的成就。 答：首先要看到，国家间力量变化正变得更加重要。然后，想一想美国和中国将会在变化的国际力量中有更多的可选择的合作领域。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传染病扩散，或全球基金变化，这些问题在20年后会比现在严重。所以，我认为它们将为美中合作创造压力。特别是，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较大部分时。而经济将是中美关系的重点。当布什刚上台时，我们都似乎有点对之担忧，他正寻求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词语。但是，突然间他回到了20年前的美国的立场——寻求中国作为一个战略伙伴。 到2020年，确实有许多因素会促使中美走向冲突，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中美就一定会走向冲突的结论。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宽、放远，我们会发现，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有许多因素在促使中美走向合作。 答：我相信地理方面的事情。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紧靠着。我们参与欧洲事务的决策。这使得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相当危险。因为双方都担心在欧洲发生突然袭击。在亚洲情况就不同。能引发战争的突然袭击，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后可能是美国赢得战争；如果我们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可能毁灭不了中国，但却导致美中间的大规模冲突。 答：首先，我认为我们要超越大国政治理论，那种理论认为，拥有巨大实力的国家会互相视为敌人。我看不到大国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一定成为敌人。一些人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将要在五角大楼任职。他们是少数。美国两党的绝大多数相信，我们能够塑造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至少我们必须试一试。现在有个很好的时机。这意味着美国今天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即使没有了同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不要同中国打仗。当然，关于中国应该掌控其对外政策的方式，我们有一定的信心。我们不认为中国应当入侵台湾。我们希望中国、韩国、日本不要为了海床资源和领土争端而打仗。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在它所在的地区以危险的方式使用它的肌肉。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将肯定保卫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不寻求使用军事力量反对中国。反恐战争再次使中美关系变得重要并更积极。但是我认为，即使没有反恐战争，也没有中美间的战争。可能有某种一般意义上的竞争，但不必然有某种潜在的军事上的竞争。所以，即使反恐战争成功了，我看不到任何美国需要将中国作为敌人的迹象。所以，我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定是短暂的或很有限的。 答：我想是有可能性的。这样想，有许多地理的、历史的理由。中国作为一个陆地大国，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能够找到共同利益的空间。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台湾。台湾或者是海洋力量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陆力量的一部分。那是不确定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冷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原因是民主文化。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先是希特勒德国，后是苏联。它们帮助我们两个大国走到一起。 答：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21世纪已不适用。全球化正在对大国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大国趋于合作，而不是冲突。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一直没有直接单独同世界大国相对抗。美国参加一战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美国轻而易举地就成为战胜国。只是在二战后期，美国才在太平洋战场上成为抗击日本的主要海上力量，算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直接对抗。用米尔斯海默的说法，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这是美国能成功崛起并维持霸主地位的关键。而在冷战中，由于除了美国再无其他大国能够抗衡苏联，美国不得不扮演抗苏的主要角色。充当“离岸平衡手”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在美国关注的地区，比如欧洲和东亚，存在着不平衡的多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一个大国将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而其他大国由于畏惧这个潜在霸主，试图遏止其崛起，并有联合地区外大国的意愿。按照米尔斯海默的分析，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地区霸主，而俄罗斯和日本则会自然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谋求区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如此，美国可以再次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将来中国伴随着崛起，成功地处理好了同东亚大国的关系，东亚大国都没有意愿同中国对抗，那么美国也就没有条件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了，那时，美国要么容忍中国的崛起，要么同中国直接对抗。而后者的结果肯定是中美“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有可能在同中国的对抗中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是失去霸权地位。 第二个是我们能否发展一个稳定的全球制度。这个制度有助于管理贸易、金融、各种组织的基金的流动。在这个制度下，每个国家都不愿意破坏现状。 问：您非常强调地理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吗？ 问：您作为外交官，曾参与了许多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事情，对中美关系有更直接的感受。您怎样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答：我对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长期意向有点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你听到这个概念，会说中国人是含蓄的。它正在趁美国忙于别的事情的时机建设自己的力量。早晚，当机遇期结束的时候，20或30年，中国将挑战美国。有些人会说，这个概念中的一个值得强调的假说是，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这是很现实主义的概念。所以一些美国人将从这个概念以及它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学说得出结论，美国目前就应当关注这个问题。让中国变得更强大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认为，这恰好有点改变了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我希望我们将来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如果结局是两国互相挑战，那意味着我们两国的失败。那是糟糕的结局。如果人们相信这样一个概念，即国际政治只是允许大国敌对，那么我猜想，我们不得不接受它，接受对未来悲观的看法。在美国的人要把中国看成敌人。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行为辩护。然后，中国就会变成敌人，只是因为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 问：您怎样看现实主义的中美必然冲突的观点？ 答：我认为，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对此了解得不够充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特别是90年代中期美国战略界有关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可以说，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基本清楚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所在，也基本确立了美国对华战略，所以才有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出。布什政府上台后，试图否定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事实证明那是错的。实际上，布什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布什上台没几个月，就开始恢复同中国的交往。后来发生了“9·11”，中美关系迅速升温。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在中美关系这样好不是常态。比较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时期。 答：如果中国能等待，你就不必担心。因为反恐战争可能要花200年时间。 问：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认为未来中美会走向冲突。您怎样评价他们的观点？ 答：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完全归因于反恐战争。我认为，这届政府在很多方面曾是很意识形态的，但已变得更实际。比如，他们认识到美国在很多战线上需要中国，在反恐上，在北朝鲜问题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巨大动力。我相信这个国家的和平发展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益处。它将提高亚洲的生活标准。它帮助这些国家，因为它平稳地保持这个进程。很多中国人来美国学习是两国利益的组成部分，那也极大地帮助了美国。即使我们使他们中的一些回国，它也是真正的机遇。因政治上的差异而失去他们是愚蠢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会有政治差异。但是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理由。我认为，布什政府要比刚上台时有更成熟得多的对华政策。在国务院，我想我们有合理的好政策。白宫的安全委员会也是这样。但是我认为，五角大楼起初对所有国家都有一个非常进攻性的政策，并不只是对中国的。所以他们讨论很多关于为日本、台湾等提供导弹盾牌的事情。导弹对使所有国家更安全没有帮助。 中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与政策。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时不为人们注意。 第七篇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十九章 没有“零和”：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 现今的中美关系已经与冷战前大不相同，也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质的区别。现今的中美关系已经是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这样的双边关系本身就为两国避免冲突、寻求合作创造了强大的动力。中美之间的利益已经相互交织，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之间已经没有零和游戏，要么是双赢的正和游戏，要么是双输的负和游戏。此外，双边关系的成熟，也使得两国交往、接触、沟通、了解的程度加深，双方更容易了解相互的战略意图和利益，从而尽可能避免互相伤害。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答：就中近期来看，美国集中精力打反恐战争，那对美中关系来说是很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布什政府任内，美中关系是最好的。很多人得出结论，中国将不是我们的问题。中国实力上升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所以对中国来说，有巨大的机会。这段时间内，中国不是我们的威胁。中国是解决问题的力量。中国正以某种方式采取合作政策。所以有共同利益。在北朝鲜问题上，共同利益戏剧性地出现。我看，如果北朝鲜掌握核武器，中国比美国的损失还要大。所以我说，美国、韩国、中国有很密切的共同利益。各有不同的风格，它们能够解决北朝鲜问题。中国是个好伙伴，因为我们有共同利益。 另一件事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中国正成长得如此庞大，如此之快，对感受到这一点的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领导人要考虑到这种因素的作用。比如，美国许多人正因为中国而失去工作。需要非常小心，不要推动这种刺激如此快地发展。虽然这里面有共同利益，但是普通人却受到中国商品的伤害。 就长期来说，我认为美中关系极大依赖于中国国内政治如何发展。我确信中国将来在实现内部统一上没有问题。我确信中国会变成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不过，我不认为那就是民主。民主还会影响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对居住在台湾的人吸引力越大，就会有更多的台湾人愿意回归中国。我认为，那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变得更民主，两岸关系就变得更密切。美国将对中国领导人有更多的信心，将愿意同中国合作。那将是个很好的进程。 <h3>一、三脚凳：多维棋盘上的双边关系</h3> 要给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进行定位，不能再沿用冷战时期以及此前的单线或平面思维方式，将国家间的关系看成是“非敌即友”的关系。冷战后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发生了质（至少是部分质）的变化，国家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简单地用敌人或朋友已不能准确描述它们。美国著名战略家约瑟夫·奈用三维棋盘来描述现今的国际力量结构，对人们认识国际政治的真实面貌很有启发。考察中美关系，也应当设计一个多维棋盘。就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最起码应该有安全、经济、政治和文化四个领域，而安全又应该包括军事安全、地区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三个方面。从这四个领域、六个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出，当今的中美关系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有很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反恐防扩、文化、地区安全等方面，两国的合作日益深入。如果中美走向对抗，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不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在三个方面同时深入发展，即经济、安全、文化。他把这称之为“三脚凳”，三只脚的长度差不多。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中美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包括20世纪70-80年代，都要成熟、稳定。而在70-80年代，三只脚是长短不一的，安全这只比较长，而经济这只则很短，文化这只略长一点。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华尔兹认为，尽管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美中两极，两国关系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由于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两国之间的合作领域远比当年的美苏之间宽广得多，所以，中美关系不会恶化到美苏关系那样。 问：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两国关系能否保持良好的势头？ 答：首先，我认为，两个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发展双边关系时会经常遭遇困难。不时地，经济摩擦、在对第三国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的政策上，两国存在分歧，使得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动荡不定。但是，美国同欧盟、日本的关系也有波动，这是自然状态。至于在反恐战争结束，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有了大幅度提升后，美国是否会把中国看成威胁，当然，没人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即回答有关20之后的事情的问题。正像20年前，没人会梦想中国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一样。你还记得30前，即在邓小平1978年实行改革之前，没人想到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第二或第三大经济体，吸收了美国的大量直接投资，还有6万学生在美国。中国没人想到，这里也没人想到。我的意思是，未来是很不确定的。没人能确切地说出，在20年内，我们会有和平的关系，还是敌对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将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美国领导人将是什么样。 不过，如果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认为，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美国有可能看到这是更大的威胁，但我同样也认为，当中国更强大时，有两个事情更有可能发生。一个是中国更有能力去帮助别国，更有建设性。比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向泰国、印尼、IMF捐款，一个贫穷的中国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一个强大的中国能这样做。中国在“9·11”后向阿富汗赠款。一个强大的中国鼓励巴基斯坦同美国合作，鼓励北朝鲜采取更灵活的政策。所以我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更有帮助。一个软弱的中国在某种情况下远离这一点。所以，一个变得更强大的中国，会变得更有能力去帮助别国，会更有建设性。 另一个事情是中国更需要国际稳定。现在不稳定的原因越来越大。不稳定是市场的敌人，是投资的敌人。中国现在石油进口成本达到30%，20年后会达到60%。因此，在产油的中东地区，你们需要稳定。你们可能通过合作并维护世界秩序来保持稳定。 我看不到任何理由，美国将选择把中国变成敌人。当然，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有一些人相信中国现在是个敌人，可能越来越坏。但他们基本上是少数，而不是多数。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新保守主义。我认为他们已名誉扫地。 所以我认为，我们基本的政策可能是假定中国将变得更强大，并更有合作性。那是我们的基本假定。当然那只是一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变得更强大，如果它变成我们的敌人，将是更强大的敌人，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对付中国。我们的基本政策是把中国变成朋友，但是中国有可能转变成敌人。因此我们将小心地确保：如果中国不是一个朋友，我们将保护我们自己。 <h3>二、压载舱：经贸关系的战略价值</h3> 冷战结束后，中美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丧失，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然而，中美关系并未因此而止步不前或完全倒退。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贸逐渐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90年代以来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在中美政治关系龃龉不断的情况下，双边经贸关系却稳步快速发展。而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反过来又构成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克林顿政府决定让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人权问题脱钩、与中国达成tO问题协议，到布什政府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国待遇，都体现出经贸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稳定中美关系上的作用。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卜励德先生称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这是很有道理的。正是有了这个“压载舱”，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才能稳步前进，而不被突然袭来的狂风巨浪掀翻。 目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按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744.7亿美元，较1999年增长21.2%，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增24.5%，为521亿美元，从美国进口上升14.8%，达到223.6亿美元，中国顺差300亿美元。按美国商务部统计，2000年中美贸易总额为1163.1亿美元，较1999年增长22.5%，其中美对华出口增23.9%，达162.5亿美元，从华进口上升22.3%，达1000.6亿美元，美逆差80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按中方统计为20.9%，按美方统计高达40.2%。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美对华贸易赤字为1241亿美元，占美对外贸易总额4894亿美元的25%；2004年的赤字为1300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对美进出口总额为169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4.3%；其中出口1249亿美元，比上年增35.1%；进口447亿美元，比上年增31.9%；中国出超802亿美元。在投资方面，截至2000年11月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到31003个，投资总额为292.41亿美元，协议金额超过599亿美元。除香港、台湾地区之外，美国居各国对华投资的第一位。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已有一半以上在华投资。现在，新经济已经兴起，预计新经济在21世纪的地位和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则是新经济的龙头。 经贸关系除了满足双边的直接经济利益并由此构成发展双边关系的直接动力外，客观上还间接地为发展中美关系构筑基础。就拿美国来说，政府决策是受到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的制约的，影响这两种力量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工程。首先，密切的经贸关系促使美国的企业界重视并支持政府发展中美关系，现在企业界已经成为美对华实行接触政策的最主要支持力量；其次，经贸关系会带动人员的交往以及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这有利于促进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进而破除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同时也有助于减轻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时所受到的国内压力。对中国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效应。总之，中美经贸关系越密切，中美关系的基础就越坚实，总体的中美关系就越稳定。 问：您是中国人熟知的中国问题专家。您能否谈谈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如果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吗？ 答：我不认为反恐是导致目前中美关系比较好的主要因素，我也不认为未来20年内将是主要因素。两国之间在反恐上有一些合作。在过去的2年间，中国在“9·11”后头几个月是很有帮助的。在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中国继续站在美国一边，同时中国在新疆也有自己的恐怖主义问题。但是，那不是今天美国与中国相处得好的主要理由。在“9·11”之前，双边关系已开始转好。不是“9·11”将中国和美国拉到一起。早在2001年夏，关系就开始改善，实际上开始于2001年春，在钱其琛2001年3月访美时，我们看到关系开始在4月份改善。不幸地，4月份有了撞机事件，对中美关系起了很消极的作用。但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个月后，两国立即开始互相接触，非常迅速。所以，从初夏开始，即从6月初到9月，两国政府间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步骤，以稳定双边关系。更大的改进是2001年7月鲍威尔访问北京，但那只是在夏季采取的若干步骤之一。到了“9·11”，双边关系已经改善。“9·11”发生后，中国表达了同情之心，中国领导人第一个同布什通电话。还有合作。中国对反塔利班的战争给予了实际的支持。中国打算赞成联合国通过对阿富汗使用武力的决议。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如情报分享，对香港银行的核查，战后对阿富汗的援助。中国在反恐上的合作，推进了已经改善的关系。布什在10月份去上海参加APEC会议，与江泽民会见，这是个很好的会见。他于2002年2月又回到北京，基本上是很好的会见。当然在台湾问题上有困难。不过，中美关系继续改善。首先一点是反恐，但那只是促使中美关系稳定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经济因素是另一个。 我同意你的看法，恐怖主义问题可能会逐渐消失，比如4-5年，不过，它已不像开始时那么重要。所以问题是中美关系那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经济肯定是一个主要基础。虽然中美间存在许多经济摩擦，而且在很多年内不会解决，但基本的问题是，两国现在有1600亿美元的相互贸易，而且还在以20%的速度上升。那将持续5-10年甚至15年。那将变成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那是双边关系基础的最牢固部分。 双方社会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联系。它们也是基础的一部分。现在不光是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社会之间的关系。今天你在这里并已在美国呆了几个月这个事实，就是例证。你只是上千个杰出的每年来美国的学者之一。每年有6万个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许多中国人不回到中国，而是留在这里。环顾一下，两国之间有许多飞机、电子邮件、股票交易，等等。我们必须理解，双方社会关系特别密切，双方政府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所以现在，两国政府的每一个部门接触都比较多，如贸易部、国防部、外交部。他们都有对应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他们定期互相见面。部长们之间的接触非常密切，很有合作性。两国元首之间的接触也很频繁。胡锦涛与布什见了4次，布什与江泽民见了4次。3年中，两国最高领导人见了8次。至于通电话，就更多了。双方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关系基础是复杂而深刻的。在我看来，那不是技术性的，不是暂时的，而是真实的，是战略性的，会长久持续下去。所以经济是一个领域。战略合作在几个领域进行。两国在反恐、北朝鲜、亚洲稳定安全上有一致性。双方都同意，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虽然它们有不同的政策，但在和平解决这一点上有共识。所以有许多理由维持双边关系。目前的关系很稳定。我相信在许多年间它将继续朝那个方向走。 另一个好的理由是，美国人自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争论对华政策，现在结束了，因为共和党总统布什决定他的政府要同中国接触，而不是对抗。所以，那些要同中国对抗的共和党人，在布什政府治下，已输了这场辩论。所以布什的政策非常像民主党的政策，像前6届政府的政策。因此，少数派的观点是，中国是个问题，中国是个威胁，中国需要反对。我相信，基本上，他们输了辩论。那不意味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是个问题，是个威胁。他们总是这样想。他们是特别少数的，不是多数的。我这样想，中国是不幸的，中国的分析家夸大了这小部分人的能量，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大。但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反华派家伙们制造许多噪音，但他们绝对会输。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那是对未来双边关系乐观的另一个理由。 展望10到15年，只要两个条件具备，美中关系就会稳固。第一个条件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第二个是中国不寻求将美国逐出东亚，如果中国这样做，就会遇到麻烦。 第七篇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二十章 大环境：推动中美合作的无形之手 考察未来的中美关系还需要考虑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外部大环境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推动大国关系朝一定的方向发展，而大国很难抗拒这种推力。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列强争霸的大环境决定了大国要走向冲突。而在和平与发展、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大国关系趋向于合作。 <h3>一、多极世界：鹬蚌相争，渔人得利</h3> 多极化是大趋势。就连一些持传统现实主义观点的战略专家如米尔斯海默也认为未来世界会出现三极格局，即美国、中国和欧洲。陆伯斌也认为未来世界会出现三极格局，只不过这三极将是美、中、俄。更多的学者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以美、中、俄、欧、日、印为主要力量中心的多极格局。不管是几极，在多极世界中，任何两个大国冲突的结果都是使其他大国获渔人之利，而冲突的双方则两败俱伤。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 答：在经济上，有三个力量中心，美国、西欧和东亚。东亚是个有点复杂的概念，包括日本、中国甚至韩国。经济上，有三个区域。它们将相互竞争。在地理上，欧洲将统一起来。我认为，通过扩大，欧洲将更加强大。一个强大的欧洲是一个更加自主的单位。至于东亚，我的观点是，在未来20至25年，它们有可能走到一起，甚至更早一点。很难说用什么模式，毕竟历史上它们的关系那样紧张。 我认为，俄罗斯将靠向西欧，它已经同西欧更贴近。世界其他部分即所谓的南方，正试图创建一个所谓的21国集团。这是个良好开端。但是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正缓步走向某种政治联盟，那可能会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还有原教旨主义，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是个复杂的图景，将发生什么事情，是很不确定的。它是个很危险的世界，因为人们将干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在干很多事情。我还认为，核扩散是个确定无疑的事情。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北朝鲜将不会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如果他们不放弃，南朝鲜、日本将变成核国家。我认为，巴西将变成核国家，南非曾是核国家，它也可能恢复为核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所以核武器将扩散到世界各地。不过，那不是令人绝望的形势，那不是世界的末日。我经常说我们离核战争越来越远。一切都依赖某种自我约束，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自我约束。 <h3>二、全球化：“地球村民”同舟共济</h3>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共同利益增多。这有利于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与冲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班宁·盖瑞特认为：“不像苏联及其盟国，当今所有主要强国为了它们的繁荣与安全，都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同它们的关系（特别是同像中国这样庞大且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的关系），以帮助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国政要，如鲍威尔和赖斯，也有这样的看法和言论。 问：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不管中国是否实现民主，中国强大肯定会成为美国的对手。你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答：这些人曾声称，当德国和日本变得更强大时，它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敌人，但二战后那没有发生。我的意思是，日本拥有世界第三大军队或武装力量，按现实主义者的理论，美国应该把日本看成是对手。 我认为，现实主义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官员比世界任何其他人都更现实主义。但是现实世界已发生很大变化，比如全球化使人们更关注经济利益，一些欧洲国家之间已无边境。当我们观察变动中的世界时，我们看到，我们至少在同时玩两场不同的球。一个是经典现实主义的球，大国用怀疑的目标互相审视。人们的意愿和人类的本性不会改变。但那要受两件事的影响。一是国家间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性质，这并不只是一场球的游戏，不一定要有输赢。第二件事就发生在另一场球赛中。这场球赛就是全球化。它增大了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性。全球化创造了更密切的国家关系，使财富增加，双方在贸易关系中互惠。问题的关键是理解两场球赛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确信中国的学者和美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曾经为俄罗斯转向西方的方式而震惊，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它应当转向中国。但是它没有。原因恐怕在于另一场球（全球化）。所以你必须看到两场球之间的关系。只玩一场球将会犯错误。 问：您认为全球化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目前，美国的世界经济政策是依靠日本和中国，因为没有它们购买美国的债券，美元就会崩溃。现在中国和日本正寻求自己的利益。中国担心它的经济激增会崩溃，尽力扩大出口能力。你们还有内部压力。20%的人口，即精英，干得相当好。他们肯定不要经济结构崩溃。所以，我不认为中美关系紧张是世界的最大问题，那不是我们的政策。 <h3>三、宇宙空间论：龙鹰可以相安无事</h3> 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大国关系持悲观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国际空间有限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大国发展起来，就会占据更多的国际空间，其结果是使得其他大国可占据的国际空间减少；于是，大国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不过，对大国关系持乐观态度者有完全不同的视野，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提出的“宇宙空间论”。沃尔夫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为沃尔夫的观点提供了大量论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发达国家主要是互为市场和投资场所。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倒是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 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是大国政治悲观论的一个重要根据。悲观论者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各国的发展及其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大国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有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大国会为了争夺石油而战。但是，如果看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供人类使用的新能源不断被发现，人们不仅正在利用核能，而且还在开发生物燃料、氢燃料等新型能源。此外，科技的进步还会提高现有能源的使用效率。世界各国完全可能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而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武力争夺或扩张。 依据“宇宙空间论”，沃尔夫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美国提供更多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同样，美国保持经济繁荣也为中国提供了更多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 问：您认为，未来20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 答：这涉及到许多问题。 我想第一个问题是从现在起20年内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我发现世界变化不大。我年轻的时候读过《1994》这本书，它是关于90年代年的世界与50年代相比有多大差别的。我记得2001年看过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是世界变化不大。所以我认为，从现在起的20年，世界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小。美国会有所不同，中国也会有所不同。到那时，在中国，巨大的经济变迁会发生，还有，非常困难的改革也会发生，政治体制会有变化。 第二个问题是，从现在起20年内什么东西会影响台海地区的关系。如果中国变得更民主，（我相信会如此，当然会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将会缓解同台湾的关系，民主化会使双方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也许台湾会更顽固地搞独立，甚至采取冒险行动。那样会对两岸和中美关系带来很大影响。但我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在20年内发生。 第三个问题是中美两国间实力对比。从某种角度看，美国将继续开发它的技术，使得中国更难以从总体上赶上它，虽然在某些领域可以，如军事领域。如此，我们仍然会看到某种单极世界，尽管它比现在弱。实际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欢迎那样，因为任何其他力量变得相对强大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 第四个问题是两国的国内政治。现在我们考察国家间关系，都需要关注各方的国内政治。而国内问题又存在着系统性问题。比如，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的惊人增长，但这还不够，还要关注中国政府怎样去创造社会稳定的网络，关注银行制度的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发现，随着改革的推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淡化。中国领导人在未来10-20年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维持对地方的统治权和维持稳定。当然，稳定问题会贯穿整个世纪。我认为，解决社会稳定问题需要两个东西：一是允许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更多的地方民主；另一个是用国际主义来替代纯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相信有一个稳定的同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两国也许不是伙伴（克林顿总统从未用过这个词），也不是盟友。怎样称呼两国关系要依据你所讨论的问题。我们有许多分歧，但也有各种共同利益。民主、共和两党创造了中间路线，比如，一个中国政策就很好。但是它受到来自左右两面的挑战。左面是人权组织，右面是保守派。所以，对未来10至20年来说，核心的挑战是如何坚持两党共识。 问：如果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步，中美关系会改善吗？ 答：我认为它会加强美国人的共识。并且它会使得处理台湾问题更容易。当然，它会发生。我想历史的力量会起作用。但是我认为它会是非常中国化的道路，许多美国人可能不承认它。 第七篇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二十一章 内忧外患：难以走出山坳的中国 除了上述促使中美避免冲突、增强合作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间接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有两个，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h3>一、遥远的崛起之路</h3> 有些美国战略专家认为，中国离真正实现崛起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面对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政治社会稳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能否最终实现崛起，还是不确定的。就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在未来20年内，继续保持同样的高速增长将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如果中国的发展遇到困难，国力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美国也就可以减缓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调整进程。 问：现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很关注中国和平崛起这个话题，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答：我正教授一门关于当代世界事务的课程。我们考察像环境发展、人口发展、国际贸易这样的全球事务。现在我们正看不同的地区，也关注崛起的中国。10天前，在《金融时报》有一篇很长的关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文章。有一组关于中国外交事务的文章。学生们将阅读并讨论它们。 大概学生们首先会提出“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迅速发展是否会伴随大起大落？”、“都有哪些不确定性？”等问题。其次，中国迅速发展能否不以毁坏环境为代价？第三，社会主要阶层是否会同等受益？或者说，是否会出现一些亿万富翁，同时却有大量的贫困的农民。第四，中国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是否最终导致政治体制的变迁？如果你改变了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也将改变。这种情况会在中国发生吗？第五，中国财富的增长、富人的增加是否会转化成军事能力的增长和防务扩张？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与其邻国及美国的关系会如何？这些关系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变化吗？ 没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对我来说，它们似乎是人们正发问的问题，是最经常被问及的带预见性的问题。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它是否会伤害环境？是否改变国内政治，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它是否会影响同邻国的关系？中国会成为军事上更强大的国家吗？ 问：您认为20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吗？ 答：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内部会发生什么。如果中国继续在民主方面有进步，继续发展庞大的中间阶级，我想，中国大概将变得更民主。因为我认为，当有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的时候，是很难再维持威权体制的。我认为，宪政文化对实现民主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已经具备了文化载体。在威权体制下，中国经济一旦表现不好，就会引发大麻烦。 问：您认为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吗？ 答：我不知道怎样能预测中国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强大国家的潜力。这依赖于它维持稳定和政权合法性的能力。保持经济在很长时间内高速发展是很难的。在90年代，日本是主导力量，但在后来10年它遇到很多问题。所以，预测是很难的。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能成在某一天成为像美国这样强的国家。 问：您提到，有许多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就国内政治来说，主要是什么？ 答：中国国内政治不仅影响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到对外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政治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权力结构。中央层次存在着实际上的二元结构。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集权很必要，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但是中央应当适当地与地方分权，发挥地方政权的积极性。 二是道德问题。现在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国人很不讲道德，只认钱。“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发展并不是一切。不讲道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三是宗教问题。中国过去将宗教看成是社会的消极力量，其实不是这样。在美国，宗教对稳定社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人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不是怪政府，而是怨上帝。宗教是缓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缓冲器。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充分重视宗教的作用。人们有了问题，就将责任推到政府和共产党的头上。这不利于社会长期稳定，也不利于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问：您知道，很多美国学者在关注中国和平崛起这个话题，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这要看崛起是什么含义。如果说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要成为像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那我的看法是，中国必然崛起仍是不明晰的。如果说崛起意味着这个国家影响力的大幅度增强，那么我认为，中国从1949至1989就是崛起的大国。这就是为什么美中间发生了许多冲突和战争。中国不得不用其更强的力量迫使法国、美国、俄国离开中国，迫使美国离开北朝鲜。但是现在我认为中国已经成功。现在我们是非常稳定的力量。中国进一步崛起，需要在东亚发展力量。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或50年间挑战美国。我认为东亚的力量是十分稳定的，不存在崛起大国引发战争的威胁。 问：您对目前人们关注的中国和平崛起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在未来10-20年内，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来自于国际，而是中国国内。目前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大约25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大约750美元。而在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这个数字都在5位数。所以中国比较之下是个很穷的国家。还有，所有世界领先国家都是宪政民主体制。他们都享有言论自由。他们都有选举。他们都有多党制度。唯一有点例外的是俄罗斯。但俄罗斯已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失业。失业在中国现在大概是每10个人就有1至2人，在10%至20%之间。失业率非常高。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她必须继续推进政治改革。我还认为，政治改革意味着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它的权力。还有个问题是，共产党将与改革相伴而生。我的意思是，某些东西将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一样，他们让苏联的变迁和平地进行。或者他们试图阻止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将出现大混乱。 问：有人说中国不实现民主化就不能真正崛起，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涉及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是中国能否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取得持续的经济发展？另一个是改变政体是否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从以往的历史来看，答案很不确定。首先，我们从未见到过这种情况发生在处于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在韩国，军事政变和动乱伴随着国家由军事独裁政府向现在的民主制度变迁的过程。泰国也有相似的情况，出现过军事干涉和军事独裁，然后让位给平民的、相对稳定的民主政府。台湾是惟一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由一党威权体制向多党民主体制过渡的地方。这主要归因于蒋经国的非凡智慧。他做了两件几乎不可做成的事。他让台湾人在政治制度中得到真正的权力；他使一党制转变成了多党制。两件事都未引起动乱。这确实是非凡的成就，尽管它也带来一些现在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没有认识到变化必然要发生，并且没有为之做好准备。结果印尼的民主化伴随着动乱。尽管这个痛苦变迁不是绝对必然的，但苏哈托的愚蠢使之不可避免。我要强调的是，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没有伴随着民主化。就中国来说，某些进程已经发生。中国实际上在向这个方向迈进。不过，希望出现人们所看到在韩国和泰国那样的秩序变迁还为时太早，因为刚刚发展了20年，它们用了40年。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需要政治体制变革的足够的压力。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将能否掌控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的政治体制变革的命运。那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中国不能稳定发展并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将会增加同邻国和美国及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危险，并且增加国内不稳定问题。 <h3>二、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h3> 有些战略专家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同周边大国如日本、印度、俄罗斯的关系将越来越复杂。这些国家比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更担心中国的“威胁”，美国完全没有必要自己亲自出马“遏制中国”，反倒可以坐山观虎斗，或者通过支持中国的周边战略竞争对手来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而自己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描绘了这种地缘战略图景。如此，美国根本没有必要过早地改变现行的以接触和合作为主的对华战略。 问：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和平崛起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一个关键因素是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您怎样看中国和平崛起与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对中美关系做长期展望很难，不过近5年的发展态势将决定未来10-20年的发展前景。我认为，近5年内，唯一可使中美走向冲突的因素是台湾问题。 问：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起中美冲突，所以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您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答：那些现实主义者关于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预测都是以中国崛起为前提条件的，而在我看来，中国崛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崛起既受到中国自身发展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 问：您说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中美关系，对吗？ 答：不完全对。从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的真正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印度。印度与中国有很相似的国情，但是印度有许多优势，比如民主制度、良好的教育、高科技产业、英语等等。单从经济角度说，中印之间的竞争性远大于中美，而互补性却不如中美。 问：许多美国学者争论，目前中美关系相当好，只是因为“9·11”，美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反恐上，较少关注大国或战略竞争对手，像中国和俄罗斯。也许在将来，从长期来看，中美会走向冲突。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用“冲突”这个词重了点。实际上，中国的战略环境很脆弱，同德国大不一样。中国的东面有日本，北面是半死不活的虚弱的俄罗斯。我认为，中国必须非常小心行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冲突将给中国和美国带来什么利益。 问：您怎样看中美两国在东亚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答：东亚正面对的更广泛的问题是复杂的。我想，今天绝大多数主要国家间的双边关系都好于50年代。中俄关系改善了，我们同俄罗斯的关系改善了。普京既同西方交好，也同亚洲亲热。他要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全球力量。我们同日本在安全方面的关系很牢固。我们关心日本在从事认真的改革上所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督促小泉沿着改革方向继续走下去。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好的。 东亚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多边组织，正式的组织，正取得一些进步，但只是处于论坛状态，没有行动。我想，维护和平，这些多边组织还不具备能力。它们把领导人聚到一起，谈论问题，评估经济领域的进步。但是在战略意义上，它们还远谈不上有效。与此同时，美国的亚洲政策依赖于两个基础。一个是国家协作。即国家联合起来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朝鲜问题、经济问题、人身安全问题、资源问题、人口统计学的问题、污染问题。所有这样的问题，美国都不需要建立联盟，而是大国协作。同时，另一个基础将是继续维持力量平衡，继续保持同韩国、日本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联盟。因为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相当坦率地说，中国在该地区的未来尚不确定。中国宣称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当中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崛起时，中国还能保持那种立场吗，或者是民族主义兴起，在地区造成一些令人担忧的局面。那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该地区的国家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原因。它们要平衡，它们要某种平衡。在我看来，只要中国受人关注，中国就必须努力改进其同所有邻国的关系。努力同周边国家建立积极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那是建立一个防范美国力量的“缓冲国家体系”的努力。通过与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你们得到了一个缓冲地带。我认为，目前的态势那将继续下去，造成不平衡。不过，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是相当充满希望的，相当乐观的。我想，为了每个国家的利益，领导人都愿意积极维护双边关系。现在有问题，将来也会有问题。令人称赞的美中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是重要的。我们两国都要那样。 第七篇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二十二章 活务实灵活：中美共享的政治文化 国家的对外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受本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具体讲就是，政策制定者、战略家、政治家以及公众的基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和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倾向。中美政治文化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并非绝对冲突、对立，二者也有许多相近和一致之处，有很强的相融性，即可以互相调和或融合。这种相融性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交流和相互了解，进而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政治文化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的开放性、趋同的基本价值观和相近的思维方式。 （一）文化的开放性。 中美政治文化都是开放的体系，都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合理成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应，中美两国社会也都是开放的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闭关锁国的时期，但多数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就拿近现代来说，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时起，中国就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中国人是从来不拒绝的。当然，美国也是高度开放的。能将世界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这本身就是美国开放性的体现。正是因为开放，中美两国才能都成为民族的大熔炉，并使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也是这样。不管是欧洲文化，还是亚洲、非洲文化，进入美国后，都被融入了美国文化中。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两国公众都有与对方交往、沟通的意愿，而不是盲目排斥对方。中美两国人员往来之频繁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交往和沟通大大有助于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知，并较客观地审视双方利益分歧客观审视。 （二）趋同的基本价值观。 中美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支撑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却是非常接近甚至是趋同的。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崇尚科学等，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法上两国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已。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80多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边区政府”就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其民主程度远高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抗战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发展前景的构想，里面充满了民主的思想。他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很有“多党制”的味道。只可惜，国民党容纳不下共产党，一心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使得毛泽东的设想未能实现。 如果进行横向对比，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差距，要比中美同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体系之间的差距小得多。比如拿中国和美国分别同伊斯兰国家相比，可以发现，这两国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两国之间的差距。 （三）相近的思维方式。 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近。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虽然源于不同的哲学体系，但都体现了务实精神，而不是固守教条。实用主义是惟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事先定好的原则。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在他的代表作《实用主义》一书中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依据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办，而不搞纯推理。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对实用主义在外交上的运用效果做过这样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这话虽然是针对英国外交说的，但也完全适用于美国。美国人正是运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思想，才使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一个新建的国家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中国在遭受各种内忧外患后仍保持统一并重新崛起，如果没有务实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学者霍尔和埃姆斯曾对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务实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中美两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者和公众客观认识对方在当今国际政治及本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意义。 问：除了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外，还什么重要因素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就美国方面来说，对华政策部分地依赖美国政治的变化，谁来执政。举个例子，新保守主义对非民主的中国会更严厉。不过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趋向于占优势：到头来，实用主义将胜过理想主义。在中国一方也是如此。有人说中美两国都很意识形态化，但我的感觉是，中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将在双方获胜。 问：您对中国的战略文化很有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会有很大影响吗？ 答：这里有几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是否实际上崛起了。按常规，中国正在崛起。从理论上说，崛起并不是个好定义。那是个科学词语。崛起意味着坏事情，意味着威胁。但我想，一般人认为充满活力的崛起的中国，是指同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通过缩小美中之间的力量差距，中国正成为另一个大国。如果你只看军事实力，差距并未缩小，而是拉大。美国军事力量，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组织、学说、活动空间、电子化来看，中美之间的力量差距在增大。如果你看GDP，在百分率上，相对差距在缩小。中国的GDP与美国的GDP差距在缩小。但是绝对GDP差距在增大，因为美国的GDP遥遥领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软实力？中国正努力向世界输出或推进什么样的全球规范的前景，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正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在上升。在东南亚，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中国的影响在上升。所以，取决于你用什么指标。人们可以从现实主义的看法得出结论，中国并未真正崛起。如果你认为中国正崛起，也可以这样说。我认为，中国尚未崛起。对崛起的含义，美国人的看法与中国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美国，崛起有两个含义。就学术词汇来说，崛起意味着中国是否加入了国际社会。就权力词汇来说，它被简单化为中国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正在增长威胁美国利益的能力。就国内来说，美国人同意中国是一个增长的大国。有些人在谈崛起时，其含义与“复兴”相近，即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变得更富有。 关于战略文化，它不是指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那种文化。它是很窄的概念。首先它涉及安全中的领导权理论，即怎样取得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安全是依靠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还是多边主义，是依靠军队，还是盟友，还是依靠核威胁。只要某种安全理论是不被疑问的，是被高层领导人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确信的，它就可被称作战略文化。也可称作战略意识形态。 目前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意识形态正在变化。我是指有一个有趣的变迁过程，从19世纪的传统中走出来。那是简单的安全理论，可称为，通过增加你的军事实力，减弱潜在威胁的军事实力来最大化你的国家的安全。这样的安全理论和战略文化在中国仍然存在。但是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全理论或意识形态，强调多边主义。这种理论认识到，崛起的中国将面对安全困境。换句话说，认识到中国自己的安全政策中可能有相反效应，可能对中国的安全产生消极影响。所谓“新思维”目前在中国出现。它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战略文化。这些人主张，向美国送出明确的信息，中国实力的上升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如果这些人掌了权，你会期望中国发送信号：它接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不反对美国的双边联盟，支持在这一地区的热点问题上，在朝鲜、南中国海，可能还有台湾，采用多边方式解决问题。这种信号将使美国确信，崛起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将减弱对之的担忧。 问：怎样看大国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美英未发生冲突，是因为有共同的对手。也许将来只乘下中美两个大国，没有其他可促使双方合作的第三力量了？ 答：为什么国际政治的规则不能调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过去从未有过。我们有全球化问题、国际人权问题、联合国问题、第三波民主化问题。国际社会有很多新的条件。有人说，国家将不那么重要，它们更加相互依赖。 问：有些人认为，美国与英国有很多共同点，相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但是中美之间差异很大。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中美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有很密切的关系，共同的战略现实主义观念，共同的战略文化。感谢全球化，中国同美国有高密度的交流，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有许多交流渠道。你在用英语同我谈话，我们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旅游者，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我有一个学生目前正在中国教书。在18和19世纪时，英国和美国有同样的语言和文化，但在21世纪，中国和美国在分享全球化。那是相同文化的新版本。 问：但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和德国也有许多共同点，相同的宗教、相近的文化，但是它们却打了两场仗。 答：我认为，中国同美国发生冲突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对美国来说，出现一位美国总统，决定对中国采取敌对立场，这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布什不这样做——他是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就不会有哪位总统比布什更倾向于选择转向反对中国。民主党将不会比布什更反华。对共和党来说，布什是党的右翼。 问：您怎样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答：我希望我们能够使双边关系顺利发展，但是你知道我是现实主义者。我发现中国国内政策很有趣，很复杂，极其重要。很多时间来，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在理论与国内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堵大墙。中国外交政策总是很有连续性，很稳定，很有可预见性。战略方向是明确的。在毛泽东时期，那是对的。但是在过去20年，我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就像美国的国内政策一样，对其对外政策有重要影响。我的结论是，除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进展，否则美中的合作肯定受限制。这个制度自己在改进和变化。在开放和稳定上，它与美国的制度有点一致性。所以那是某种关键性问题。我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乐观态度。它已有很多变化。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很保守的，你知道，它不仅深深扎根于共产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扎根于中国政治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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