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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的温柔》 正文 序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完卡夫卡的，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格里高尔以及小说作者对人类之爱的无限渴望。我认定作者是一位深怀温柔之心的人。后来，近十年前，我在《超越此岸的存在》一文中还专门谈到，虽然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一般黑暗，但人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最终还是至深的人类之爱。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卡夫卡自己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在某处写道："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 卡夫卡，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无名的骑士爱情歌手"，他的歌正是来自地狱的天使的歌，是骨子里温柔的歌。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层面需要指出：其一，要把卡夫卡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狱之歌感受为温柔的天使之歌，显然需要一种特别的"接受美学"。关于这一层面，我不打算多作讨论，因为它太复杂；或者，毋宁说，它是一个"美学"问题，无法通过讨论来解决；我只是认定卡夫卡之歌是彻骨地温柔，并名而正之。 其二，当我们感受和领悟卡夫卡天使般的温柔之歌时，不要忘记了它来自地狱的最深处。关于这第二点请允许我略作表达。 就卡夫卡而言，"地狱"及其"最深处"的含义十分复杂。那或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阴森可怖的地下室；或许是令他恐惧和颤栗的父亲(包括他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温暖的家庭)；或许是他(以及我们)身外这个充满欲望和缺憾的物质时代；或许是他自己那空虚得宛如子虚乌有、却又充足和复杂得随时可能爆炸的内心世界；……而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几者兼而有之。对于我来说，探讨卡夫卡之"地狱"及其"最深处"的含义十分重要，因为我认为，只有深知卡夫卡的"地狱"之叵测和黑暗，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和领悟他那爱与生命之歌的温柔。 林和生1996年9月5日于成都光华村 正文 第一部 永远的童年 第一章 往 事 ……那带爪子的小母亲…… ——弗兰茨·卡夫卡 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弗兰茨·卡夫卡 他在极度的病痛中辞别人世，那时，向着那"永恒的黑暗"，不知他投注了怎样的目光，也不知那弥留的目光与平日的视线有着怎样的异同。他一生都在观望和睨顾，用一种极为独特的眼光观察人群，眺望城堡，睨顾自己的世界，……本世纪20年代的某一天，他站在俯瞰布拉格旧城广场的窗口，用骨节凸显的瘦长手指指点着眼前的建筑："这是我上的中学；大学在那边，就是对面那幢大楼；左边再远一点儿是我的办公室。这个狭小的空间……"他用手指划了一道小小的圆圈，眼神疲惫而有光，就好象一个人近乎全然放弃，却仍轻松地保持了平和的定力，向身边的熟人谈及自己的人生："这个狭小的空间限定了我全部的生活。" 他永远不知道，他疲惫的目光是怎样化入了天空的形象，宛如一道一道难言的梦境。他化入了目光。目光终于挣脱了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在世纪的天空飞翔……扑进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眺望着的眼睛。准确地说，他就是眼睛。多半，他还是慧眼——如今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观察现代的文明，眺望20世纪的天空，睨顾那繁嚣的尘世或虚寂的人生，就是透过他的眼睛去观望和睨顾。透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全球大战，集中营，犹太人之死，布拉格之春，巨大的臭氧洞，艾滋病，肺结核…… 是的，肺结核。用他自己不朽的文学性隐喻说，他年纪轻轻就死在去那城堡的路上，那永远懵懂难辨、无法抵达的城堡。就事论事，他死于肺结核。今天，在以色列导弹大规模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同时，科学家们正在报告说，本世纪中叶几乎绝迹的肺结核杆菌，眼下正带着巨大的进化优势卷土重来。几十年间，人类五颜六色、不断改进的种种药物把这种细菌锻炼得无比坚强，以至现有的各种治疗已难以奏效，患者稍有疏忽就会命归黄泉。科学家们还报告说，这种进化了的结核杆菌的真正危险在于，在代表死神威胁人类生命的问题上，它与艾滋病毒有着兄弟般的协作关系…… 在他独特的眼光看来，疾病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种象征，就像中世纪一位神秘哲人所说：是世界的隐喻。他一定认同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观点：人本身就是疾病。人类精神史上，像他这样独特的心智大概不会很多，能够以梦境般的知觉方式，感知人类存在和生存的本质以及那巨大城堡般的复杂性。万事万物都繁乱纷扰，纠结相连，难以解脱……既然如此，当那天他站在俯瞰布拉格的窗口，感慨系之地议论这"带爪子的小母亲"，也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布拉格"也只是一个隐喻，它意味着很多很多…… 正文 第一节 穿过历史的迷宫 布拉格是一座悲剧性的城市。这一点从建筑上就能看出：中世纪和近代的各种形式几乎毫无过渡形式就互相交错在一起。这样，一排排房屋就具有某种浮动的、梦幻的色彩。布拉格是一座表现派城市。房屋、街道、宫殿、教堂、博物馆、剧院、桥梁、工厂、塔楼、简陋的出租楼房，这一切都是一种深沉的内部运动的石化了的痕迹。布拉格的城徽图案里有一只铁拳，一只砸烂使人窒息的城墙和铁栅栏的铁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城市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潜藏着一种强烈的生活意志，它要打碎旧的形式，不断地巩固新的生活，但是恰好在这里已经潜伏着毁灭的种子。暴力导致新的暴力。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将粉碎那只铁拳。现在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废墟味道。古斯塔夫·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赵登荣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的确，布拉格并非只是一个隐喻。它是历史上奥地利（以及后来奥－匈帝国）行省波希米亚的首府。从历史上说，奥地利可以看作"哈布斯堡王室"的同义词。作为一个国家，奥地利有着极为复杂纷繁的演变和发展史。 在中世纪，欧洲本土的版图碎裂为成百上千块细小部分，宛如"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形形色色的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各自拥有颁布法律、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力，与此同时，又另有一群自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在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永无休止地进行着繁复的政治纷扰或战争，直到铁血与火焰把它们交融锻烧成若干较大的部分，并继续铁血与火焰的角逐和较量。 13世纪，统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室侵占了奥地利。到14世纪，政治和战争的较量导致世事变迁，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变成"对奥地利的统治"，哈布斯堡王室变成"奥地利王室"，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一支举足轻重的王室。从15世纪一直到18世纪初，德意志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实际上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世袭。 17世纪，由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力大减，从而分化为一些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以此为契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逐渐强盛，领土空前扩大，到18世纪初已囊括波希米亚（即如今的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广大地区，成为一流的欧洲强国。然而，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繁复战争中，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支重要王室——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给予奥地利一系列沉重打击，并因此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由此开始了德意志内部普鲁士、奥地利两雄相争的局面。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直到1866年的"七周战争"，普鲁士最终击败奥地利，从而得以兼并德意志诸邦，将奥地利排除在外，成为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 主要由于对普鲁士战争的失败，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缔结"奥－匈二元帝国"，哈布斯堡王室以这种新的形式一直延宕到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战败，也由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哈布斯堡王室寿终正寝，奥－匈帝国的疆域碎裂为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几个国家，大致回复到几个世纪之前的版图。 对于我们来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今日捷克共和国，即由旧日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部分组成。其位于西部的波希米亚，像一把楔子挤入德意志中部，靠近普鲁士；今日捷克的首都布拉格，正是当时波希米亚行省的首府。在奥地利与德意志及普鲁士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冲突中，波希米亚和布拉格正是首当其冲的要害地区及枢纽城市。在这块"是非之地"，混居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交错着形形色色的语言：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普鲁士人、犹太人……波希米亚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息之地。而布拉格，正是那束缚他一生、使他难分难解的"带爪子的小母亲"。 用生存论哲学的话语来讲，上述的欧洲事变，正好表明了欧洲人"生活世界"中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用生存论心理学的话说，在欧洲大陆（尤其是中欧，尤其是奥地利）的历史中，隐含着一种"存在性不安"。 生存论，既存在主义。有关说明见第二章。又，关于人在破碎的中欧土地上的生存和命运，也许有必要提及一个简单的事实：卡夫卡、里尔克、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古斯塔夫·马勒、阿德勒、斯蒂芬·茨威格等人都产生于大致同一个时期的奥地利。而且，与下面的内容有关的是，他们都是犹太人。如果说历史背景是人性的深厚土壤，那么，上述存在性不安就是欧洲人性土壤中重要的成分。说一句但愿不算题外的话，也许正因为上述原因，欧洲大陆才得以成为生存论哲学的故乡。 在欧洲如此纷繁的背景上，如果一个人格外还有着犹太背景，那么，他的命运之更其复杂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了。某种意义上，犹太人，那意味着永世的流浪和漂泊，意味着不安中的不安。如果历史要挑选某个民族，让它代表所有上帝的子民去认识人的天命，那么历史多半会挑选犹太民族。如果历史出于同样的原因要挑选某个人，它多半会在犹太民族中去挑选。就正如耶稣在犹太人中挑选了拉撒路，让他从病痛、疮癞、死亡、腐朽和坟墓中复活，重新在这始知其苦难的大地上行走。 正文 第二节 永世漂泊的犹太人 犹太民族属于希伯来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一道，是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他们向西方文明贡献了《圣经·旧约全书》。在古代东方民族中，除埃及人外，没有谁比犹太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出现产生过更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复杂而神秘的命数，在两千多年前，古代犹太民族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就已经结束了。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吞并巴勒斯坦，给古代犹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乱离史划上了绝望的句号。命运留给犹太人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实际上早已在开始的"永世的流浪"。 就像沙漠中的水，犹太人消失在古罗马帝国巨大的疆域之内，并随着历史的演进流落到世界各地。这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由于深邃的宗教和悠久的历史，在永世的漂泊中表现出惊人的内聚力，显示出独特的宗教倾向和民族特性。无论在任何宗教、政治和语言环境中，他们都信守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例如，犹太男孩出生七天后便要行割礼，打上种族、宗教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标记，完成肉身的"符号化"。 "我相信割礼这个记号极其重要，我个人相信单单只这个就可以使这个民族长存。"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4页。 由于种种不可调和的差异，也由于有关的历史原因，犹太人与居住地本土居民的关系常常十分紧张，充满矛盾，在特定因素刺激下便发展为宗教和民族迫害。人们逐渐形成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犹太人遭受到形形色色的歧视，经历无数次令人发指的屠杀，其悲惨的命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登峰造极。古罗马的犹太社群，是欧洲最古老的犹太社群之一。历史上，奥地利属于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境内犹太人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自然，在他们的遭遇中也少不了来自官方、宗教和民间的种种排斥、歧视和迫害。就与卡夫卡家族有关的波希米亚情势而论，那儿是奥地利犹太人的主要栖居地之一。19世纪下半叶，在波希米亚首府布拉格，犹太人只能在政治、宗教、民族、文化冲突的复杂狭缝中忍辱偷生。为维护捉襟见肘、日益虚弱的帝国，哈布斯堡王室可谓殚精竭虑。各类矛盾日益激化。捷克民族主义者正竭力反抗帝国的统治；由于帝国此前采取了若干改善犹太人处境的政策，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打击也因而升级，暴力行为随处可见。当时，说德语的犹太人，其处境犹为艰难。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受到日耳曼反犹主义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教徒，他们受到基督教反犹倾向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尤其受到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最后，作为犹太人，他们受到一切人的排斥和打击。尤其是，当时布拉格几十万人口中，说德语的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而其中说德语的犹太人更是寥寥可数，其惶惶不安的现实和心理状况不难想见。 如果要用文学的隐喻，恐怕很难比诗人海涅（他自己就是犹太人）笔下的语句更令人震动了： 当我一面四下寻找年迈的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商人］，一面注意察看所有苍白的、痛苦的犹太面孔时，我有了一个新发现，可惜我不能将它隐瞒起来。那就是，同一天我曾访问过桑·卡洛的疯人院，现在在犹太寺院里，我突然发现，在犹太人的眼光中，闪烁着同一种悲惨的、半凝视、半游移、半狡猾、半痴呆的光彩，这就是我不久前在桑·卡洛的疯人眼中所曾看到的…… ……虽然我在威尼斯的犹太寺院向四面八方搜寻，我哪儿也瞧不见夏洛克的颜面，但我仍然仿佛觉得，他就隐藏在那里，在任何一件白色法衣下面，像他别的教友一样热忱地祷告着，祷告声莽撞、激烈甚至狂暴地冲向了冷酷的神王、耶和华的宝座！我却没有看见他。但是，临近黄昏，按照犹太人的信仰，天堂的大门将要关闭，任何祷告再也传不进去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里面有泪水潺流，仿佛已不能用眼睛来流它们了……这是一种连石头也会同情的欷嘘……这是只有从保存着全部殉教痛苦（一个受折磨的民族一千八百年来所曾忍受过的）的心胸中才发得出来的呻吟……这是一个精疲力尽而将倒毙在天堂门口的灵魂的喘息……而这个声音对我显得多么熟悉，我仿佛曾经听见它那样绝望地哀嚎："杰西卡［夏洛克所失去的女儿］，我的孩子！" 海涅：《海涅选集》，张玉书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23－524页。 正文 第三节 卡夫卡们的世界 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这一年已经31岁了。生活让他扮演父亲的角色，对他而言可说是勉为其难。似乎他刚好缺少作父亲的天分，但他禀有一些出色的素质：粗野的生命力，非理性的内驱力，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金钱和地位锲而不舍的专注和执着，等等。这些素质把他武装起来，使他有能力与贫穷搏斗，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赢得相对的富裕，跻身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然而，一般地说，这些素质却使他难以优雅、温和、细腻地与人交往。至少，作为父亲，他似乎有些先天不足。这也难怪，因为他自己刚好就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 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在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施特拉可聂茨附近一座叫做沃塞克的捷克村庄里，6个兄弟和3个姐妹跟随着贫穷的父母，挤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 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部分举措多少减轻了一些对犹太人的歧视，使其不幸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犹太人口随之增长起来。为了限制这一增长，哈布斯堡王室又于1789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凡犹太家庭的子女，唯有长子准予结婚生育，繁衍后代。根据这项强制执行的法令，雅各布·卡夫卡被剥夺了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因为他不幸刚好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并且，在他上面刚好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然而，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了普遍的革命。在奥地利，新皇帝即位。新的专制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奥地利境内40万犹太人授予了公民权，准许他们在城市定居，进入贸易或其他不同行业。客观地说，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边缘的国家，小贩、放利者、手艺人和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迫切需要的"人力资源"；然而，对于奥地利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专制政权，犹太人显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因素，可资利用，以对付各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 不管怎样，雅各布·卡夫卡终于可以结婚了。他立即着手使用自己的权利，毫不怠慢，娶了邻家的女儿——31岁的弗朗西丝卡·普娜托维斯基为妻。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位取得了犹太食规许可的屠夫。他脾气大，体格壮硕，力大无比，据说能用牙齿衔起一袋土豆。然而，终年四季拼命挣扎，仍只能维持最贫困的生活。好在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一道勉力撑持，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6个孩子，就在那间独屋窝棚里将他们全部养大成人，第二个孩子即是后来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一家八口始终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他们全都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奇迹，也许只能归因于这家人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孩子们刚刚拉得动大车，就不得不四处谋生。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为父亲的主顾们送货上门。后来，赫尔曼·卡夫卡总是喜欢怀着既骄傲又自怜的双重感情，向自己的儿子回忆当年脚上战斗勋章般的冻疮和裂口，历数童年的艰难，表达对自己儿子的不满："你知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自己未来的儿子卡夫卡与他的关系十分成问题，一年四季这种半是自夸、半是责备的数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数落归数落，事实归事实。赫尔曼·卡夫卡并非像不少父亲那样，喜欢吮舔自己幻想的伤口。事实上，遭他数落的对象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后来，卡夫卡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写下他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在这部小说中，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样，他的情感被掩盖在什么深不可及、或难以察知、或若有若无的处所，然而，他在那里显然忆及了父亲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在他的描写中，人们能恍惚看出家族和种族双重的影子： 我们［即所谓"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围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卡夫卡：《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92－293页。 历史上，奥地利波希米亚地域内分布着若干犹太飞地，周围都是捷克农民。追根溯源，至少已有一个世纪，雅各布·卡夫卡夫妇双方的先辈就居住在这样一块犹太飞地上。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由于某种特殊的天启，卡夫卡家族的先辈躲过了早先的一项法令，没有采用按规定必须采用的德文姓氏，而是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斯洛伐克姓氏"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就是"寒鸦"。 卡夫卡家族的人在自己家中讲捷克语。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孩子上犹太教会男子学校。这种学校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德语是法定授课语言。赫尔曼·卡夫卡在这种学校受完了6年教育，最终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14岁那年，赫尔曼·卡夫卡离开家庭，去闯荡世界。按犹太法规，他差不多已是成年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位年轻的小贩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形形色色的商品正涌向市场，在新兴工业的摇篮波希米亚，情况更是如此。市场经济在呼唤。在广大农村地区，零售贸易更是迫切地需要着干练的人才。精明而吃苦的犹太小贩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其中不少人为日后显赫的富裕打下了基础。就在这一时期，著名德国作家魏菲尔的父亲经营起那时波希米亚最大的手套工厂，弗洛伊德的父亲在摩拉维亚开设了一座纺织厂。许多人从借贷放利发家，向更大的金融事业发展，或者像赫尔曼·卡夫卡一样，从起早摸黑、漂泊无定的行商小贩起步，逐渐成为较为大型的零售和批发经营商。 总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迅速改进。这一事实有着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父辈创业"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以脱贫致富为目的的残酷竞争。从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犹太中产阶级内部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兴资本主义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一原则以犹太人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势为背景，决定了犹太人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并使得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整整有6年，年轻的犹太小贩赫尔曼·卡夫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乡村小道上餐风宿露，往返兼程。直到1872年，他被征入奥地利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并在那里被擢升为中士。1874年，22岁的赫尔曼退役离开军队，前往布拉格，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幸运的前程。 本来，那些年头正是淘金的好时光。1848年革命废除了对居住权的限制。对于大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尤其对于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地平线上的城市之光，似乎许诺了无比美好的前景。对犹太人来说，作为无名的小人物消失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也可使自己免于受到反犹主义的伤害。几十年间，农村的犹太居住区荒废了。在不少村庄里，例如在卡夫卡祖居的沃塞克，犹太教堂因此而关闭。 赫尔曼·卡夫卡与他的犹太同胞们一道涌入了城市。他在一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犹太人居住区安了家。在那儿，妓院和劣质的小酒馆随处都是。年轻的赫尔曼既无钱又无关系，日子并不好过。加之上一年维也纳股市的崩溃，引发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结束了20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繁荣，给他的淘金梦投下了阴影。然而，这位22岁的退役军人已经习惯了艰苦奋斗，锲而不舍。8年过去了，他终于"三十而立"。 正文 第四节 洛维家族 1882年，30岁的赫尔曼·卡夫卡娶了一位殷实的犹太酿造商之女为妻。新娘名叫尤莉·洛维，1856年3月22日生于波德布拉特。那是易北河边一座小城，主要居民为捷克人。历史上，在波希米亚地方类似波德布拉特这样的小城，有不少虔诚而乖僻的犹太世家，其中不乏离群索居的学者、受人尊敬的拉比或长老、医生、单身汉或别的什么人。在世俗社会眼里，这些人的人格常常表现为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显得行为古怪、举止反常、不谙事理、心不在焉、体质羸弱；另一方面，他们又显得性格突出、特立独行、富于宗教情怀、关心精神生活和内心价值远胜于关心世俗利益。 尤莉·洛维就来自这样一个犹太世家。后来，尤莉·洛维回忆她的家族史时，一直能追溯到她的外曾祖父，也就是她外祖父的父亲。那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有着同样的威望。据说，有一次，一场大火把他家四周的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唯独他家的房屋完好无损。人们把这一奇迹归之于他超人的虔诚。这位传奇式人物的3个儿子，也都秉承了他们父亲的虔诚。其中一位不怕别人嘲笑，坚持要在衣服上缝制标记，以表示对犹太教的忠诚。另一位改信了基督教，并成了医生。他们都死得很早，剩下他们的哥哥，有幸躲过各种灾难活下来。他就是尤莉·洛维的外祖父。这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长老，留着长长的白胡须，学识非常渊博，满屋子都是藏书。他开了一家不小的商店，买卖上马马虎虎，但对犹太教的事情却一丝不苟。这位长老终生坚持在易北河里游泳，天寒地冻也不例外。如果河面结了冰，就在冰面上砸一个窟窿，再跳进水中游泳。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是个疯疯颠颠的人物，女儿就是尤莉·洛维的母亲。比起她疯疯颠颠的兄弟来，这个女人也并不幸运，她29岁时年纪轻轻便死于伤寒，身后撇下二儿一女：阿尔弗雷德、约瑟夫、以及3岁的妹妹尤莉·洛维——即后来赫尔曼·卡夫卡的妻子，本书主人公卡夫卡的母亲。 尤莉·洛维的母亲病逝后，她的外祖母也因不堪这一打击而自杀身亡。然而有人揣测，她的自杀也许更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她女儿死后女婿的再娶。不管怎样，这其中显然反映了卡夫卡母系家族的人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和敏感。尤莉·洛维的母亲刚去世不久，她父亲就匆匆再娶卡夫卡母系家族的一位远房亲戚，并生下3个儿子：里查德、鲁道夫和西格弗里德。这样，尤莉·洛维未来的儿子卡夫卡就将有5个舅舅：大舅阿尔弗雷德，一生独身，平步青云，后来荣任西班牙铁道部总经理；二舅约瑟夫和三舅里查德都是殷实的商人。另外两个舅舅西格弗里德和鲁道夫则显得性格怪僻。西格弗里德一辈子没有结婚，外表冷冰冰，但骨子里却诙谐幽默、为人厚道、乐于助人；他修养很深，藏书丰富，并且喜爱户外活动；他后来在特里希地方当了一名乡村医生。卡夫卡最喜欢这位舅舅，日后常去特里希看望他。在卡夫卡所有的舅舅当中，鲁道夫舅舅性格最为古怪和内向，尤其是当他改信天主教以后，更显得"最难琢磨、过分自谦、十分孤寂、滑稽可笑"。 这就是卡夫卡母系家族——即后来卡夫卡所谓"洛维家族"——的简史，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线索，日后将在他们的后代卡夫卡身上现出端倪。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洛维家族的人"神经过敏，富有正义感，但时常又显得局促不安"。后来卡夫卡身上局促不安、过分腼腆、懦弱胆怯的性格，显然与洛维家族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血会诱惑我成为我的舅舅的新的体现"。 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叶廷芳、黎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然而，影响后来卡夫卡性格特征的更重要的因素，不是笼统地来自洛维家族，而是来自一个至关重要的人，那就是卡夫卡的母亲尤莉·洛维。跟她的丈夫赫尔曼·卡夫卡一样，尤莉·洛维也没有幸福的童年。 尤莉·洛维的父亲，与她母亲世系的人相比，已经被欧洲当地民族"同化"了，外表和语言都已德国化，显得结结实实，信守着帝国早期的政治态度。他在波德布拉特发了财，成为一位典型的犹太中产阶级人士。再婚后不久，便把家庭和事业一道转移到首府布拉格。 尤莉·洛维跟随父亲和继母长大了。继母就是继母，不能代替亲生母亲。作为6个子女中唯一的女性，尤莉不得不担任代理母亲的角色，像灰姑娘一样整天劳碌，应付各种困难。周围的人都信任她，唯独父母不甚满意，对此她却十分克制，从不抱怨，把感情保留在内心。长期这样的生活形成她的性格：干练，大方，奉献。这使她在人群中表现出一种凝聚力。然而，在相当程度上，这种奉献以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力，却是内心缺憾的某种反面表现，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深层心理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比通常的人们更多地处于某种"存在性不安"之中。她从奉献中得到他人之爱或赞许的回报，多多少少弥补了儿时母爱的缺失。十分有说服力的是，她的5个兄弟成人后彼此疏于来往，但都与这个唯一的姐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她的奉献和凝聚力无疑具有生命力。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奉献和凝聚力，是否她未来的儿子卡夫卡所真正需要的呢？从本质上说，她与赫尔曼·卡夫卡婚姻的基础并非是爱情，而是事业。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被剥夺了童年的、受伤的孤儿。与童年的伙伴相比，他们格外处于某种"存在性不安"之中。他们格外地"想有个家"。而家的存在依赖于苦苦的挣扎和拼搏。赫尔曼正在拼命爬向犹太中产阶级。他要成为说德语的上流人士，他要摆脱一般犹太人的不安全感，他要洗刷自己从捷克农村地区染上的自卑感……他虽然没受多少教育，但头脑敏锐，有着粗野的生命力，同时也有着致命的弱点。他希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出人头地，挣取金钱和地位。苦难而艰辛的童年让他无师自通：钱也许并非万能，但没有钱肯定万万不能。也许金钱买不来幸福，但它能带给人安全感，带给人富裕安稳的生活和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不用说，尤莉·洛维必然对此产生深深的应和。而且，她还刚好是位理想的搭挡。 1882年9月3日，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洛维在布拉格旧城广场一座饭店举行了婚礼。这年年底，卡夫卡夫妇的第一家干货店开张营业。1883年7月3日，尤莉·卡夫卡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为纪念给犹太人带来好运的、"犹太人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而取名为弗兰茨·卡夫卡。7天以后，一位医生按照犹太教规为孩子行了割礼，为他完成了犹太民族传统的肉身"符号化"，打上了既是肉体性又是文化性的种族标记。 正文 第六节 母爱的缺席 然而也许更为悲哀的是，父亲造成的创伤，未必就是他童年时代最致命的伤口！ 一般而言，与父亲相比，对一个人更大、更潜在、更长期的作用力，来自这个人的母亲。 从一开始，卡夫卡的母亲就跟父亲一道，卷入到商海沉浮中去了，并很快成为父亲不可缺少的依赖。实在地说，父亲教养不足，脾气粗暴，不好相处，在商海沉浮中这是致命的弱点，虽然他精力过人、头脑精明、锲而不舍，仍然难以弥补。有幸的是，母亲恰恰干练而机智，富于爱心，乐于奉献，刚好弥补了父亲致命的缺陷。 这位昔日继母身边的"代理母亲"，如今又重操旧业了，只是她这次要料理的，不再是五位兄弟，而是自己的丈夫。丈夫和自己的童年都有缺憾，都为某种由来深远的不安所困扰。不管怎样，无论是为谁、为什么，她需要奉献，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与丈夫彼此需要。 从一开始，除妊娠晚期和分娩等特殊情况外，卡夫卡的母亲即在商号里承担起"全日制"工作。她不仅独挡一面，还分担丈夫关于商务上的不满和抱怨，为他排忧解难。晚饭后陪丈夫娱乐，玩纸牌……这种婚姻模式持续了整个一生，而在初婚后的几年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那时商务大计才刚刚起步。本来，在那几年，最需要她的是小卡夫卡，作为幼儿，他尤其需要她母爱的本能，需要她随时随地无微不至的亲自关心和爱抚。可是，他所得到的并非是这样一种爱，而只是一群如此这般的"代理母亲"——将近30年后，他向自己当时的恋人(另一位性质不同的"代理母亲")倾吐他儿时的缺憾：我是六个子女中最年长的孩子。在我之后是两个弟弟，还在婴儿时，便由于医生的过失而病死了。于是我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直到四五年后，三个妹妹才陆续来到人世……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只能独自面对形形色色的保姆、年老的奶妈、恶言恶语的厨子、面色阴沉的家庭教师，因为，父母总是呆在商店里。关于这事，有很多话要说。 1912年12月19日至20日致菲莉斯。见Franz Kafka, Letters to Felice,translated by James Stern andElisabeth.New York: Scho Books,1973。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 这的确是辛酸的讽刺。两个被剥夺过童年的孩子一道弥补童年的缺憾，无意中又把自己的孩子推入缺憾的童年。历史常以可笑而不幸的循环重复着自身。对于卡夫卡，历史围绕着"代理母亲"的问题循环重复着自身。历史和生活的不幸甚至把生身母亲变为"代理母亲"。也许正因为如此，生活中许多人永远长不大，永远是个孩子，永远在寻找着母亲和童年。从本质上说，这并非某个人的悲剧，而是人类存在本身固有的悲剧，尤其是现代生活方式固有的悲剧。只是，在某些特定的个人身上，这悲剧更容易获得极端的表现形式。生活总是挑选某些特定的个人去体验和认识它最深刻、最普遍的内容。 卡夫卡就这样被自己的父母所"放弃"，过早地暴露在"存在性不安"面前，以本来柔弱而敏感的、十分幼小的身心独自面对巨大的生存难题。在这儿，问题还有更细腻的一面。必须注意到：卡夫卡不仅是被父母所"放弃"，也不单单是被母爱所"放弃"。其实，单就母亲而言，她并非不爱他。正如卡夫卡后来所说，"母亲对我无限宠爱，这是真的"。问题更细腻的一面在于，就其本质而言，母亲给孩子的母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然而卡夫卡的母亲却不是这样，她总是把父亲放在第一位：虽然她［母亲］总能给我们提供保护，但她也颇受您的掣肘。她太爱您了，她对您太忠贞、太顺从了，致使在孩子们的这场斗争中，她不可能成为一种经久独立的精神力量。〖ZZ(〗话说回来，这倒不失为孩子的一种正确无误的本能，因为随着岁月的移动，母亲与您日益情笃；一方面，当事情涉及到她自身时，她总是温良恭谦让地维护住她的最低限度的独立性，而并不怎么过分伤害您的感情。 可另一方面，随着岁月的增长，您对孩子们所作的判断和批判，她却愈来愈全盘接受，盲目附和。 《卡夫卡小说选》，第530页。 ［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请注意上述引文中用着重号所标出的文字，它们显然意味着，卡夫卡在童年时代就已经凭本能直觉到了事情的本质。看来，事情并非简单的"父母－孩子"、"父亲－孩子"或"母亲－孩子"双方关系，而是复杂的"父－母－孩子"三方关系。健全的母爱应该能够保证这种三方关系的和谐，让孩子生活在真正的安全和幸福之中。然而卡夫卡认为，他的母亲却做不到这点。在他看来，母亲给他的爱，与其说为他提供保护，使他免受父亲伤害，不如说是"为渊驱鱼"，使他长期暴露在父亲的粗暴、专制和野蛮面前：母亲对我无限宠爱，这是真的，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跟我与您的关系，即那并不算好的关系相关的。母亲不自觉地扮演着围猎时驱赶鸟兽以供人射击的角色。如果说您用制造执拗、厌恶或者甚至憎恨的感情来教育人在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将我培养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的话，那么，母亲用宠爱、理智的谈话……说情把这又给抵消掉了。我也就重新被逐回到您的樊笼，我采取对您我都有好处的行动，本来也许会冲破这个樊笼的。 《卡夫卡小说选》，第524－525页。 总之，在卡夫卡看来，那不是母爱，而是母爱的缺席。健全的母亲多半感觉儿子是自己血肉之躯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不仅如此，健全的母亲会感到，正因为儿子的存在，她才得以与整个生活产生和保持密切的联系。健全的母亲会因儿子的存在而觉得自己是生与死的主宰——她就像上帝或圣母，从一无所有中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一般而言，母爱是母亲身上最强烈的一种本能。母爱的伟大也许无需证明。母爱的缺席可能造成的后果，大概同样无需证明。 也许，卡夫卡就是最好的证明。大概，正是因为母爱的缺席，父亲的法庭才那么至高无上，毋庸争辩，才具有压倒一切的威权。正是因为母爱的缺席，他本来柔弱而敏感的身心未能得到应有的荫护，过早地暴露在父亲有伤害性的阳光下面。正是因为母爱的缺席，他不幸的一生才那么千回百转哀宛伤痛，他才终生睨顾和眷望，永远地寻找，永远在放弃和寻找之间犹豫不定、转侧悲徊。 至少，他的《致父亲的信》本身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试图将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呈交父亲的法庭，而这份文件与其说是指控父亲法庭的专制、粗暴和野蛮，不如说是指控父亲法庭上母爱的缺席。 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卡夫卡首先将这份文件呈递母亲，请她转交父亲，母亲似乎并未转交。而卡夫卡对此也不了了之，也许，他知道他已达到了主要的目的。 我们粗略地了解了卡夫卡的童年。后来，在诸多不幸的遭遇之后，卡夫卡悲痛地认定，正是童年时代的创伤毁了他的一生。有一种诗意的说法：越是幼年的创伤越是难以愈合，甚至会像美艳而惨痛的鲜花一样终生绽开。也许并非偶然，后来，卡夫卡终生都在谈论自己的伤口，他那美艳的伤口多半是与生俱来，那种子是为父母所种，而那土地正是他自己的家，以及其下更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土壤。 卡夫卡相信：疾病是世界的隐喻。果真如此，那么伤口就是生活的象征。伤口可以在我们腰部，它关涉我们的身家性命，关涉我们肉体的羸弱、痛苦、死亡与腐朽。伤口可以在我们肺部，它关涉超负荷思考所必须的氧气，意味着脑力的衰竭和理智的梦魇。伤口也可以在我们的眼睛，它关涉我们心灵的渴望和悲哀……卡夫卡相信这一切：他来，他看见，他相信。或者不如说，他来，他相信，于是他看见。他看见自己伤痕累累，看见自己就是伤口。腰部有可怕的伤口。肺部在咯血。而眼睛的伤口最为惨痛，走投无路的目光顾盼人生，眷望大千世界，永远地呼唤着那拥有母亲的童年。 正文 第二章 存在性不安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 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共同的是：一切。 ——弗兰茨·卡夫卡 布拉格，上千年来欧洲中部的商路要津，自中世纪崛起的中欧古城，神圣罗马帝国旧日的帝都，欧洲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源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及奥－匈帝国波希米亚行省的首府，中欧犹太人主要的聚集地，卡夫卡"带爪子的小母亲"…… 我们追溯卡夫卡的家世和童年。布拉格旧城区。那些"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我们跟卡夫卡一道，身不由己，战战兢兢，在中世纪迷宫般的"城堡"穿行…… 然而，我们不是普通的旅游者，不会仅仅满足于对卡夫卡童年的追溯。追溯他的童年，更多是为了理解他的人格。歌德说：人格这样东西，我们想扔也扔不掉。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出生之前，人格的种子就神秘地植入了我们的命运，成为我们生命的内核，随着我们呱呱坠地，跟我们一道按照命运的安排发生和发展起来。大概正因为如此，对人格的理解才那么困难，遑论理解卡夫卡的人格。 卡夫卡的人格近乎神秘的谜，这一看法几乎已为人们所公认。无数的资料和研究形成所谓"卡夫卡学"，试图理解那谜一样的"卡夫卡问题"。 正文 第二节 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 由于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阿德勒及兰克等人的奠基性工作，精神分析运动中产生出一门重要的学科：生存论心理学。它是精神分析和生存论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用生存论心理学的眼光来分析卡夫卡的情况，就会得出这样基本的结论：主要由于父母的疏离、父亲的粗暴和母爱的缺席，卡夫卡自幼陷于一种可怕的心理状态之中，那就是所谓"存在性不安"。关于这一问题，生存论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分裂的自我》一书作了专门的论述。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生存论"及"生存论心理学"，参见该书"初版序言"第一页译注①。关于"存在性不安"这一术语的含义，参见该书第三章及第28页译注①。此外，本书将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存论心理学"一词。在本书中，"生存论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上面论及的"人学综合"同义。 在一般情况下……生理的诞生以及生物学上活着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婴儿就会获得生存意义上的诞生……个体可以将自己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他的身份和意志自由都毫无问题；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真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他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要是这样，个体就获得了存在性安全感坚固的核心。莱恩：《分裂的自我》，第31页。 如果个体获得了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那么，通常的生活环境就不会构成对他自身生存的持续威胁；反之，个体就会感到持续的、致命的威胁，并形成存在性创伤，产生存在性不安。个体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不确定、不安全甚至危险的世界中，他将感觉不到自身内部稳固的一致性和内聚性，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份和自由意志，也无法相信自身的真实、美好和价值。莱恩：《分裂的自我》，第31－32页。这样的人将变得十分脆弱，变动不居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身体都会成为对自我的威胁。甚至如加缪所说，"偶尔见到一块染血的手帕就想到死"。 问题在于，存在性安全感能否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通常的生活环境"之外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即童年期生活环境。在《分裂的自我》中，作者通过一位精神病患者痊愈后惨痛的自白，对这一点作出了感人至深的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童年的回忆，……那时母亲爱他，……否则他会感到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会感到自己从未降生。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可能被摧毁。只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由于我儿时的自我从未被爱过，因而我本已破碎。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你就给了我完整的人生。 莱恩：《分裂的自我》，第172－173页。 的确，没有正常的童年，就没有存在性安全感。然而，这位患者多半尚未达到精神分析的深度，看到悲剧更深的根源，那就是上一节所说到的原始存在。也许，远在她所能回忆的时光之前，她的命运就已经被什么因素基本上决定了。就童年期环境的反常及其"临床后果"而言，我们无法在这位患者与卡夫卡之间作出直接的比较，然而，后者的情况至少同样令人震惊。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至我对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淡漠了。……不过，这倒也是防备因恐惧和自知有罪而导致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我终日忧心忡忡，为自己发愁，这种忧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为我的健康担忧；起先是小有不适，这样那样的小病，诸如消化不良、掉头发、脊椎骨弯折等等，随之，经过无数次的逐步升级，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真正的病。但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的存在的新的认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取决于我应为我独自所拥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实际上我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很自然的我便对我最亲近的东西、对自己的肉身也感到没有把握起来了；我长得身材细长，真是毫无办法，由于不堪重负，腰背逐渐伛偻；我几乎不敢动弹，锻炼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我身体一直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视为奇迹，感到十分惊诧，譬如，我的肠胃居然还不错；这一惊诧可坏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肠胃，这使得我从此对什么都感到忧郁不欢，直到后来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结婚时……我竟从肺里咯出了鲜血，对这次咯血，在舍恩博尔恩宫的那幢寓所……当然可能要负相当的责任。《卡夫卡小说选》，第542－543页。［注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样一类概括性的"自我论断"并非自《致父亲的信》开始。1913年是卡夫卡第一次"恋爱高潮年"。在这一年他经历了无比复杂的心理冲突，也写下了一系列典型的"自我论断"：我内心世界可怕的不安！卡夫卡：1913年5月3日日记。见Franz Kafka,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London:Scho Books,1948。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 对人的这种恐惧，我从来都有，并非真正恐惧他们本身，而是恐惧他们侵扰我羸弱的天性。连最亲近的朋友走进我的房间也会叫我深感恐怖，这一点，并非只是上述恐惧的象征。……［至于］办公室［的工作］？有朝一日摆脱它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然而，某一天我会因无力承受而只好放弃，这种可能性倒绝不能排除。就此而言，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十分可怕。1913年6月26日致菲莉斯。 读日记令我感动。是否因为现在我没有了丝毫的自信？对我而言一切似乎都是虚构。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会把我内心搅得方寸大乱，哪怕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哪怕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会叫我深深地不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安全感，我现在只感到生活的压力。我看不到意义，一片虚空。……1913年9月19日日记。 类似的案例表明，卡夫卡的存在性创伤十分惨痛，他的存在性不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在整个的一生中，他都将被各种形式的存在性不安所追逐，他人、自己、工作、噪声、病痛等将使他饱受折磨。而所有一切非人的创伤和不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在他的童年，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深深刻进他生存的躯体。 事实上，理解卡夫卡问题的许多重要线索埋伏在第一章中。从呱呱坠地到五岁左右那些至为关键的年龄，卡夫卡这个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孩子，本来就生存在一个"存在性不安"的背景之中。准确地说，从一开始，从婴儿期，由于母亲对父亲的"全日制"奉献，卡夫卡的"原始存在"就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原发性"创伤。在这一基础上，父亲的粗暴、专制、野蛮以及母爱的继续缺席，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背景中的中心因素，它们与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一道共同决定了卡夫卡的命运。 关于父母直接导致的创伤，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在此之外的其他存在性不安因素，有必要略加简要的讨论。在奥－匈帝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中，在波希米亚、在布拉格、在那"肮脏的犹太旧城"之内，卡夫卡的父母逆流而上，为生活而拼搏。毋庸强调，他们自己本来就处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之中。无论是作为曾被剥夺过童年的孩子，还是作为犹太人、尤其作为极其孤立的"捷克德语犹太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抑或作为商海沉浮中提心吊胆的小老板，他们必然时时受到各种不安因素的袭扰。而由此造成的冲击，很容易转嫁到他们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幼小儿子身上。 例如，在卡夫卡对童年时代的有限回忆中，总要提到父亲的商号在月底结帐时全家的"不安"，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月底的结帐将告之一个月的努力到底换来了什么，这对刚刚艰难起步的父母，无异于一次例行的判决，让他们惴惴不安，并让卡夫卡也受到感染。 又例如，父亲试图从小就向卡夫卡灌输这样的思想：在生活中，对大多数人都不要相信。据卡夫卡回忆，当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无一不被父亲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这样不信任人是毫无道理的，……于是乎，在我的心灵深处，这种对别人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卡夫卡小说选》，第536页。儿童是学习的天才。当父母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时，儿童会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出来，并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这时，如果父母再以简单粗糙的方式要求孩子来理解自己，并对孩子提出超乎其能力的行为标准，并用粗暴的手段强制执行，孩子就会陷于深深的存在性不安。做父母的主观上大都希望能够"挑起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且大都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事实有可能正好相反。 正文 第三节 死亡恐惧 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转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还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两岁左右，母亲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然而，这并非因为他的缘故。1885年9月，即卡夫卡两岁稍多一点，母亲生下了弟弟格奥尔格。不幸的是，大约一年半后，即1887年春天，小格奥尔格因患麻疹去世。同年9月，又一个弟弟亨利希来到人世，但他的命运更为不幸，仅仅半年之后，即1888年4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拥有一段相对惟我独尊的时光。随着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相对的惟我独尊被打破了，从而加重了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根据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当时，卡夫卡对幼小的弟弟一定产生了不自觉的敌意。随着弟弟的不幸去世，这种曾经存在的敌意又会使他受到内疚和罪过感的折磨。两个弟弟相继诞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特殊情况必然加深了其心理创伤的程度。 然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真正打击，在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惧，即所谓"死亡恐惧"。实际上，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隐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口。 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Ｅ·贝克尔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对死亡恐惧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他通过深刻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分析指出，死亡恐惧与生俱来，而并非所谓"文化的产物"。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各种恐惧。死亡恐惧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伪装，但无人可以幸免。 "儿童到三岁时就有了关于死的观念"。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二章。儿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明确的死亡恐惧，是因为他们"压抑"自己。这种压抑导致一种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对生活的恐惧"，把明确的死亡恐惧掩而盖之。但是，要成功地掩盖明确的死亡恐惧，单凭儿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儿童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身外之物。"儿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手段，用以利用他人的力量，利用事物提供的支撑及其文化中的观念"，把死亡恐惧排除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压抑"到潜意识之中，以此保护自己幼弱的身心，使其免于被死亡恐惧压垮的结局。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04页、第227页、第89页。也就是说，人早晚要明确面对死亡恐惧。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恐惧随时可能冲破"压抑"而"显露"出来，其过程因人而异，特别与儿童时期的经验有关：在发展中，死亡恐惧发生了嬗变。如果儿童的成长条件非常有利，所得到的好处也不过是将死亡掩盖起来。最终，儿童与父母力量的自然同化使压抑成为可能。如果儿童得到很好的关照，同化就容易和稳固，而父母对死亡的有力胜利自然就成为儿童的胜利。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3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根据贝克尔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想当时卡夫卡心理创伤的深度。两个弟弟之死刚好接连发生在卡夫卡三岁到五岁之间，这死亡事件本身像致命的伤口一样深深刻入卡夫卡天生羸弱而敏感的身心，在当时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中立即不断绽开，并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转化为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与既有的"成长条件"产生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不用说，那些"成长条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那就是卡夫卡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存在性不安因素。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她的旧城区，犹太人风雨飘摇的生活圈子，你死我活的文化冲突，"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家庭中的焦虑和不安，两个来去匆匆的弟弟所带来的内疚和恐惧，终日没有父母的身影，对爱的渴望，在父亲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父亲［以及家中一位女厨子。详见以下第六节］所施予的那种"悬而不决"的折磨、以及在这种折磨面前随时"会马上垮掉"的感觉……换句话说，他未能得到通常应有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过早地暴露在破坏性的死亡恐惧面前。而这死亡恐惧又以压倒性的份量，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中致命的因素，并反过来对其他因素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催化和修饰。 后来，除了迄今所知一次不说明问题的例外，卡夫卡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提起两个弟弟早夭的事情。那悲剧未能浮现到记忆中。也许，那噩梦般的份量，被卡夫卡"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去了。 正文 第六节 一份综合报道 1889年9月15日，在厨娘的护送下，卡夫卡前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的德语国立－公立小学报到。从这一天起，他要在这里度过4年的小学生涯。肉市附近那座小学属于当时常见的一类德语－犹太语学校，按照早先一项帝国法令由犹太人组办，德语作为法定教学语言，也用犹太语讲授传统的犹太文化内容。哈布斯堡王室的本意是要在复杂的民族冲突中争取犹太人这支社会力量。后来，随着犹太文化的相对衰落，学校的教育向德语一边倒。于是，学校内非犹太学生和教师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原来的一方"净土"最终不免成为是非之地。 肉市附近那座学校，外观阴冷森严，连同它周围的环境，正好可以作为当时卡夫卡命运的某种象征，反映出他复杂而微妙的存在性不安。32年之后，卡夫卡对此作了详细的侧面报道。有必要指出，这则报道包含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内容。 实际上，它是一则极为重要的"综合报道"，从中不仅能了解到卡夫卡小学生涯基本的阴暗色彩，还能看出更多的东西。在这段报道的开头，卡夫卡作了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论"：一遇到"大人物"，他就会糊涂起来。例如，玩笑和严肃本身并不难区分，但在那些能决定他命运的"人物"面前，他"眼睛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并因此反而"糊涂了"。结果，"即使在我强大的时刻也不强大"：比如在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女厨子每天早晨领我到学校去。她是个瘦小而干瘪的女人，尖鼻子、高颧骨、黄脸，但却有主意，有热情，有头脑。我们住的房子位于内环城路与外环城路之间。我们先要穿过环城路，走入泰恩巷，再走过一个拱门进入肉市巷，一直朝着肉市场的方向走下去。这样每天早晨重复一次，持续了足有一年之久。女厨子在走出家门时说，她要告诉老师，我在家是多么淘气。那时我也许并不很淘气，只是固执，不听话，好伤感，爱生气，但这一切综合起来在老师眼里却有某种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但对女厨子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开始我确实以为到学校去的路长得不得了，而且路上还会发生许多事（由于路并非长得不得了，这种表面性的孩子的轻率便渐渐衍成了一种畏怯和死心眼式的认真）。至少在旧环城路上行走时，我怀疑这女厨子（她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这只是在家庭范围内）在老师这种为世人所尊敬的人面前，会不会连话都不敢讲。记得我对她说过这样的话，这女厨子总启合着她那毫无怜悯心的薄嘴唇，简短地回答道，信不信由我，反正她会说的。大约在肉市巷的入口处（它对我具有一种小小的历史性的意义……），对这威胁的畏惧占了上风。 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而现在女厨子还要对我加重这种威吓。我开始央求她，她摇头。我央求得越厉害，我所求的事情便越使我感到可贵，而同时感到的危险也越大。我站着不走，求她原谅我，她拽着我走。我用父母的报复来威胁她，她大笑了。在这里她是万能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我抓住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是不走。我抓着她裙子往回拽……但她仍然拽住我往前走，嘴里还说，也要把这些说给老师听。时间晚了，雅阔布教堂的大钟敲了八点，学校的钟声也响了，其他孩子都奔跑起来，我最怕迟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跑起来。我一边跑一边想："她会去说的，她不会去说的吧"——后来呢，她什么也没有说，自始至终没说过什么，但这种可能性始终握在她的手里，而且在不断上升（昨天我没有说，今天我一定要说），而她永远不放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有时候……她发火了，在我前方的路面上跺脚。有时有个贩煤的女商人在旁边什么地方看着我们。……我和这一切——女厨子、威胁和那纠缠了三十八年之久……《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57－59页。并参见：Ernst Pamare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 Neraus·Giroux,1984,P.28。 这则报道透露出卡夫卡阴郁不安的小学生涯："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在那段经历中隐藏着噩梦般的存在性不安，给他后来的人生阶段投下沉重的阴影。对此，他在30年后作了伤感而绝望的回忆： 我以为，我永远过不了小学一年级这一关的，咦，我通过了，甚至还受到了奖励；九年制中学的入学考试，我肯定是通不过了吧，咦，我居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肯定要留级无疑了，咦，我没有留级，我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上去了。不过，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信心，相反，我始终确信……我现在愈是顺利，到头来结局必将愈是糟糕。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教授们在开会的可怕情景(九年制中学不过是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而其实我周围处处都是相似的情形)，我恍惚看见，我顺利念完了八、九年级，他们便集合在六、七年级，我顺利念完了六、七年级，他们便会集合在四、五年级，如此类推，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的是研究我这个独特的、闻所未闻的例子，研究我这个最无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最无知的人，怎么竟然能够步步高升，偷偷爬上这个年级去的。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他们自然会立即把我从那个年级里剔出来，以博得所有从这个梦魇下解放出来的正人君子们的欢呼。——生活在这样的想象之中，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我还有什么心思去上课呢。谁能在我心中点燃起一丝热情的火花来呢?《卡夫卡小说选》，第544页。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则报道揭示出卡夫卡心理上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对某种"悬而不决"的折磨十分恐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对捉摸不定的东西的一种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06页。在这种恐惧面前，他无法"挺住"，相反随时准备"垮掉"。其实，这个特点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过了解。当父亲大喊大叫、满脸通红、急急忙忙解下吊裤带威胁要揍他，却又始终"悬而不决"时，他感到几乎比真的挨打还令人难受。他用被处绞刑者的死亡体验为例，想说明"悬而不决"的死亡恐惧之折磨比干干脆脆的死亡本身更可怕。如果干干脆脆被处了绞刑，那也就一死了之，"倒也就没事了"。倘若让一个人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被处绞刑，又让他亲眼目睹为处绞刑而作的一切准备工作，只是在绞索套上脖子的最后时刻给予赦免，"那他可能就会受罪一辈子。"《卡夫卡小说选》，第525页。 后来，在快到30岁之际，在他与第一位未婚妻认识前夕，卡夫卡对自己这一心理特点作出了总结，明确认为自己是一个"在遇到看不到底的东西时会马上垮掉的人"。《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49页。对看不见底的"最后"的东西，他会产生恐惧和神经症的回避。这也意味着"放弃"。 只是，在"垮掉"之前，他多半会像克尔恺郭尔一样"永远地三心二意"；像哈姆雷特一样，在两种对立的选择之间、在"对"与"错"之间、在是与否之间、在结婚与否之间、在"美人与野兽"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活或者不活"之间无休止地痛苦和徘徊，随时可能因为垮掉而放弃。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在各种存在性不安的综合作用下，一个6岁儿童的自我感觉是何等卑微。即使在家中的女厨子面前，他都无法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信心，甚至一个卖煤小贩的旁观，也要威胁到他的存在，更不用说学校里"为世人所尊敬的老师"以及这个世界中其他的人和事了。如此发展下去，最后必然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无比脆弱的存在性不安，对这种综合性的存在性不安，卡夫卡自己作了最简明的表述：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05页。无论是什么障碍，无论有哪些因素，所有的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综合起来，"互补"起来，最终指向一个确切的结果：一个如此这般的卡夫卡。在这个过程中，每种因素似乎都必不可少：历史，国家，民族，家庭，父亲，母亲，身心素质，心理环境，生与死的恐惧，……这所有一切因素加起来就是：生活，或者说，卡夫卡的生活。与其说一个人被单一的因素所摧垮，不如说他被整个的生活所疏离。生活不会以单一的什么因素造就一个人，造就一个人的，是这个人的生活本身，是那包含着所有因素(包括这个人自己)的生活本身。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反复说：是生活选择了卡夫卡。 1910年7月19日，刚过完27岁生日的卡夫卡写下了他一生中第三篇日记："……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在这篇长得出奇的日记中，他以某种一唱三叹的节奏深入追溯、无情批判了自己"可怜的生活"：念及此事，我必须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伤害了我。这谴责所涉及的人不在少数，如我的父母，若干亲戚，家中一些不速之客，形形色色的作家，一位的确很特别、送我上学长达一年之久的厨娘，一群教师(我必须在记忆中把这些教师牢牢地绑在一道，以免在这里或那里拉掉其中某一位——不过这样一来，他们作为整体又会一点一点地散失，难以避免)，一位督学，一些慢吞吞的过路人……简言之，这谴责像一把匕首迂回曲折穿过社会。没有人，重复一遍，没有一个人能有幸成为例外，从而确切地知道这匕首的刀尖不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从他的前胸、后背或旁侧突然出现。……我常常反复思量此事，尔后我总得说，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伤害了我。这谴责指向一群人，自然，他们并肩站在这里，宛如在陈旧的集体照中的样儿……其中有我的父母，若干亲戚，一群教师，一位的确很特别的厨娘，舞蹈学校的一群姑娘，早先家中的一些客人，一些作家，一名游泳教练，一位售票员，一名督学，还有那些我只在街上邂逅过一次的人，还有那些我无法回忆的人和绝不再回忆的人，最后还有那样一些人，他们的说教我压根儿不在意，我当时就心不在焉……总之，这些人是如此之多，必得多加小心，才不至于把其中某人说上两次。…… 我常常放开思想，摒除干扰，反复虑及此事；然而，无论如何掂来量去，我始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给我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在这种认识中包含一种谴责，其锋芒所指，针对着不少的人。其中有我的父母和亲戚，一位的确很特别的厨娘，我的老师，若干作家(他们的爱伤害了我，增加了他们的罪过，因为，他们的爱在我身上造成了太好的结果)，与我家颇有交情的几家人，一名游泳教练，避暑地的当地人，市区公园中一些女士(关于她们这事儿全然不可期望)，一位理发匠，一个女乞丐，一名舵手，家庭医生，以及其他许多人；如果我能够并且希望一一例举，他们的数目会更多；总之…… 我常常放开思想…… 正文 第三章 原罪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 ——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跟着厨娘第一次走向肉市附近那所小学之后7天，他的第一个妹妹艾莉来到人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真正结束了卡夫卡自呱呱坠地以来长达6年的"独子"生涯，打破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只能独自面对生活"的局面。 可以这么说，肉市附近那所阴冷森严的小学是一道重要的里程碑，它象征着卡夫卡此前所经历的难以言喻的历程，在那段历程上，卡夫卡的人格业已基本形成，并将以"命运般的力量"影响他此后的一生。文学家以惊人的直觉洞察到儿童时代对于人生无法估量的意义。托尔斯泰写道："从那个五岁的孩子到我自己仅仅是一步。但是从那个新生婴儿到那个五岁的孩子，却是一个可怕的长途。"心理学家则以科学的表述指出了相同的结论。 与卡夫卡同时代、并同为奥地利犹太人的阿德勒，是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正是阿德勒，他率先认识到早期弗洛伊德理论的误区。阿德勒指出，真正折磨着儿童的东西，与其说是他内在的性驱力，不如说是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这世界的本性折磨着儿童。阿德勒关于"生活意义"的一段论述，似乎正好是针对卡夫卡问题而发的真知灼见。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两种最基本的规定：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个贫瘠的行星表面；我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这是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情境，是对每个人的挑战。从本质上说，我们的一切反应都是对这一情境的解答，并因而显示我们各自的"生活意义"。而生活意义的基本形成，正是在儿童期，"在生活开始和五岁末了之际"，而这生活意义一旦形成，就会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这种赋予生活的意义，其性质有如吾人事业的守护神或随身恶魔……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即在摸索着追寻此种"生活的意义"。即使是婴孩，也会设法要估计一下自己的力量。在生活开始第五年末了之际，儿童已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付问题和工作的样式。此时，他已经奠下"对这世界和对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以后，他即经由一张固定的统觉表……来观察世界：经验在被接受之前，即已被预为解释，而此种解释又是依照最先赋予生活的意义而行的。即使这种意义错得一塌糊涂，即使这种处理问题和事物的方式会不断带来不幸和痛苦，它们也不会轻易地被放弃。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正文 第一节 恐惧的化身 世人难忘卡夫卡的眼睛。那双眼睛常常像孩子般清澈，有时又格外英气和智慧。直到36岁那一年秋天，那命运般的、噩梦般的肺结核已经在他的存在中宛如伤口一般绽开，但就在那年年底，在致一位女友的信中他还这样写道："如果我的眼睛在您的记忆中明亮、清澈、年轻、文静，那么就让它们在那里如此保留着吧，它们在那里将比在我这里得到更好的珍藏。" 然而，从卡夫卡的眼睛，世人更多地看到不安和恐惧，他童年时代的一系列照片尤其如此。从卡夫卡一张5岁的照片中，人们看到怎样一个被生活过早地击溃的孩子！他站在那里，依着一头巨大的玩具山羊，背后是相馆中惯用的人造风景。从他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安全感。右眼（据说由"理智优势脑"——即左脑——所支配）透射出深深的不安、恐惧、怨恨以及由此产生的些许执拗；左眼（据说由"情感优势脑"——即右脑——所支配）则流露出挫败、驯服、忧郁和伤感的表情。5岁的卡夫卡已经陷入难以救药的不安和恐惧。 恐惧和不安将追逐卡夫卡，直到接近生命的终点，直到被生活彻底击溃之后，情况才有一种奇迹般的逆转，展现出"向死而生"的全新局面。恐惧和不安将追逐卡夫卡直到他变成——恐惧的化身。 在前面和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卡夫卡身上彻骨的恐惧。他不仅恐惧强悍的父亲，而且恐惧"所有的人"，《卡夫卡小说选》，第536页。包括他自己，尤其是他自己羸弱的身份。后面我们将看到，在今后的一生中，卡夫卡将不时卷入生活的纠葛，其卷入的程度将导致相应程度的恐惧。这种对"生活世界"的恐惧，在他生平两次最重要的恋爱中表现尤为突出。从与菲莉斯恋爱的起始（1912年）到与密伦娜恋爱的结束（约1922年），中间相隔差不多整整10年。如果把与菲莉斯的恋爱算作他成人生活的真正开始，那么，这10年时间就涵盖了他全部的成人生活。其间的恐惧则充分表明他童年时代所受到的伤害之深，如与生俱来的伤口一般与生俱长，并最终化入了他一生的形象。后面我们将看到，与菲莉斯恋爱的正常推进，很快引起卡夫卡对婚姻伦理关系和肉体关系的恐惧。在日记中进行自我分析时，他感到自己"恐惧结合，恐惧失落于对方"，恐惧婚姻，恐惧性爱。用他自己的说法，除写作能使他不恐惧、使他"无畏"之外，他几乎恐惧一切。1913年7月21日日记。 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卡夫卡留下了一部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在关于恐惧的问题上，这部情书完全是一场"全方位恐惧大展播"："您的信……一封叫人吮吸不止，一封则令人惊恐……""我的信也许有一封丢失了。犹太人的恐惧性！却不是担心信安全到达！""你应当明白，密伦娜，我的年龄、我的暮气、特别是我的恐惧……我的恐惧与日俱增……""这些以呼喊开头的信……结尾总是给我以一种莫名的惊恐，……恐惧阵阵加剧。……恐惧之蛇一条条在你的头上抖动着，而盘在我头上的一定是更加凶险的恐惧之蛇。""大约在肉市巷的入口处……对这威胁的恐惧占了上风。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而现在女厨子还要对我加重这种威吓。""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是恐惧……""此外我的本质是：恐惧。""你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仍茫无所知，它全然处于恐惧的笼罩之下。""我所担心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中的（假如我能像沉入恐惧那样入睡，我也许早就死了）仅仅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反叛的力量……""你说你将出于恐惧而写信，这也使我有点恐惧。""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恐惧，那就是你对你丈夫的爱。""你也许已发觉，我有几个夜晚不得安睡了。简单说来是恐惧在作怪。这东西真弄得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眼看它围着我抛来抛去。我不再知道上下左右……""要是你在这里多好啊！你看我什么人也没有，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恐惧，它和我死死地缠在一起，一夜又一夜地滚来滚去。围绕着这恐惧，事情在某些方面变得十分严重……这恐惧不断地告诉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密伦娜也是人。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使恐惧本身也变得易于理解了。……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当然它同时也是，而且就这点而言十分可怕），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假如没有这几天其他事的纠缠，今天早晨我又会出现向你诉苦的恐惧……""今天一早我突然害怕起来，怀着爱害怕起来，揪心地害怕起来……"［着重号为原有。］ "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远离你的地方我只能这么生活：完全承认恐惧的存在是合理的，比恐惧本身所需要的承认还要多，我这么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地将全部身心向它倾注。"由于我在维也纳的态度，你以恐惧的名义责备我是正当的，但它真正特别之处是，我不知道它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它卡着我脖子的手，这才是我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或者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结果很可能是：我们俩现在已经结了婚，你在维也纳，我怀着恐惧呆在布拉格……"［着重号为原有。］"……而我现在缺乏这个。恐惧有时也是赖此为生的。""但从这一切之中恐惧在汲取着力量……""其实，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但是，恰恰在这白昼世界和那床上的半小时……之间，对我来说是条鸿沟，我无法跨越，也许是我不愿意。……去它的吧，我对此害怕极了。""你信中所说我的话聪明得可怕……我的身体感到恐惧，宁可［像只甲虫］慢慢地爬上墙去……""但是我紧咬着牙，面对你的眼睛……便能忍受一切：遥远、惧怕、担忧、无信。""没有你的帮助，我承受不了恐惧。和它作对我太弱了，这些庞然大物我连俯瞰一下都不能，是它们夹带着我漂游而去的。"……难道我的恐惧与对自我污损的恐惧大不相同吗？""我将回答那个关于stracou;假如像你在上封信中做的那样，对stracourac;"……已经有另一个男人在那儿了，这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我本来就对整个世界都感到害怕，当然也害怕这个男人；即使他这时没有出现在那儿，我照样是怕他的。"［着重号为原有。］"……是我在布拉格也有的那种恐惧，不是独特的格蒙德的恐惧。""全天都沉浸在你的信中，怀着痛苦，怀着爱情，怀着忧虑和对捉摸不定的东西的一种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因此事情之糟在围绕着基础而产生的恐惧方面也表现出来。但那不是因你而产生的恐惧，而是指敢于这样去建立基础的恐惧。""我们不得不谈到，不得不一再重复着恐惧，它折磨着我的每一根裸露的神经……""你的信到达时，我的第一封信已经发出了。不管这里面可能会写着的一切（里面会有恐惧等等）……""这使恐惧的冷汗渗满我的额头……""我的境况可以设想［为Ｃ］……Ｃ在最苛刻的压力下行动，恐惧的冷汗直流（在别的情况下能看到这种从额头、面颊、太阳穴、头皮——一句话——从整个头骨周围一起流出来的恐惧的冷汗吗？在Ｃ那儿就是这样）。Ｃ行动着，与其说出于理解，不如说出于恐惧。""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这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到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和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当然，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而且也是对某种东西的渴望，这东西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拆解的。没有别的，唯有恐惧。"……值得指出，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卡夫卡如此坦诚地向对方全面展示自己的恐惧，这其中有着诸多原因。首先，正如在本章最后一节将看到，拥抱恐惧，拥抱其他相应的东西，是卡夫卡一大"生存策略"，其中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原因（它们既可能出于意识水平，也可能出于无意识水平，两者之间的区别对我们并不重要）。由于这场恋爱的特殊性质和纠葛，参见本书第八章。这一"生存策略"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次，在这场其形式相对特殊的恋爱中，婚姻伦理关系的规范大大减弱，对婚姻伦理关系的恐惧退到了十分次要的位置。这种表面性、"现象性"恐惧的减弱，刚好为卡夫卡提供了可能，既让他有机会相对自然地显示更基础性（更物质性、更肉体性）的恐惧，也让他有勇气向对方充分展示自己的恐惧，同时对恐惧问题作出抽象的、深刻的认识和讨论。 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正如后面将要看到，在与密伦娜恋爱时，卡夫卡正处于某种所谓"向死而生"的境地，其人生路线正在开始重大的"战略转移"。换句话说，他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面对自己，面对世界，面对人生。这的确恐怕是其中真正重要的原因，其中的涵义对最终理解卡夫卡至关重要，对此，本书后面有关部分将作全面深入的探讨。有必要指出，在与密伦娜的对话中，卡夫卡还专门讨论了所谓"渴望－恐惧"的问题。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是卡夫卡生命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刚才所谈及的两次"恋爱－恐惧"本身，正好至为深刻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本书以下的有关部分将继续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正文 第二节 再回眸：不安的存在，无边的生活 我们怀着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情，目睹了一个人的存在如何被不安和恐惧所渗透。我们不由自主又想到了这个人的父亲。只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道路去理解这个人的存在，此刻我们能够说，这个人在父亲面前之所以"不由分说"地恐惧，是因为父亲代表着生活，并因而也代表着死亡。父亲代表着这个人整个的"生活世界"。 有人正确地指出，无数的人在生活中茫然随波逐流，与其说是出于欲望，不如说是出于恐惧。他们在恐惧什么？ 在西方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始终处于无休无止的竞争之中，很少有人能例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那么欲壑难填。许多人对生活的期望值并不很高，他们只希望保证基本的安全感。然而，现代生活方式的高竞争导致了高消费。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要获得安全感（哪怕基本的安全感）并非简单的事情。不难举出现代人内心的各类具体焦虑：医疗、住房、物价……正如有人指出，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要想在其中得到基本的安全保障，以免被淘汰的命运，只能把自己投入无休无止的竞争之中，投入这种不知何时才有终结的"世界大战"。 然而，所谓"被淘汰"、成为"不适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用语的本来涵义不是别的，正是死亡，在人类社会中，它们至少意味着死亡的阴影。现代人对医疗费用的高度敏感，正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很少有人能不怀着不安全感生活在哪怕相对的贫困之中。相反，如果没有死亡阴影的威胁，恐怕许多人都将高高兴兴地退出竞争。 我们希望指出，问题又岂止局限在现代生活方式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不但贫瘠而且危机四伏的星球表面，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中。在我们这个"非理性"的、捉襟见肘的"村落"中，公元前三千年前就有一位埃及人这样教育他的儿子通过竞争摆脱不安全感：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累断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的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引用这段五千年前的文字，不过是想尽可能说明我们这个世界的本性。这个本性似乎就像人的命运一样与生俱来。更重要的是，越往现代，这个本性似乎越是充分地显露出来。进入20世纪，在这大约只占人类文明史五十分之一的世纪内，就发生了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上面那位埃及人所生活过的中东地区，战火更是此伏彼起，几乎从未间断。为消费而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理所当然，放纵的生活方式既斫丧着人性，又毁坏着大自然。南极上空巨大的臭氧洞还在不断扩大，巴西的热带雨林在迅速消失，毒品在蔓延，心脏病、癌症、艾滋病等在肆虐，瘟疫在卷土重来，而一些闻所未闻的、更为可怕的疾病源源不断产生出来……在今天，在世纪末的钟声就要敲响之际，恐怕不少人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而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上，"生就是对人必有一死这种意识的无意识的、没有明言的逃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111页。质言之：生存就是与死亡搏斗，存在本身就是不安。而所谓"存在性不安"，它原本就是人类的命数，是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恐惧和颤栗。 在表述人类这一命数方面，恐怕很少有人能比弗洛伊德更有感染力了。他说，我们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恶"既在我们身心之内，更在我们身心之外，在世界本身。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幸，是大不幸，是比诸如精神疾病之类不幸更大的不幸。弗洛伊德以一种既是隐喻又是科学的深刻表述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精神分析治愈患者的不幸，其实只是让他回到生活更大的不幸之中。参见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傅雅芳、郝冬瑾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又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93、417－418、433－434等处。或者，我们更愿意用一种相反的、明亮的眼光来看生活和世界。我们也许应该把自己看作哥伦布，而把世界看作只为勇敢者而存在的世界。我们不断勇敢地向世界索取，不断地征服，不断迈向勇敢者的新世界，以反抗既有的世界对我们的局限和否定。换句话说，我们不把自己无休无止的折腾看作对死亡和虚无的消极反应，而看作对它们的积极应战。就正如在真实的历史上，勇敢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无休无止的征服和扩张接踵而至，商业革命立即在中欧和西欧（包括布拉格！）爆发，各类商品生产和贸易雨后春笋般布满欧洲大陆，商路在原有的基础上，像巨大的蛛网延伸向四面八方（也穿过布拉格！）……换句话说，即便用明亮的眼光看生活和世界，人们多半仍然不反对这样的基本概括：生存就是对死亡的反抗，存在本身就是不安。人们说得好，生活就是"肉搏"，是铁、血与火的考验，是生与死的较量，是对意志、精力、精神和肉体的挑战……如若这果真就是世界的本性，那么，关注这一点不为别的什么，而是要指出：父亲就是生活的代表，他代表着"非理性"的、哥伦布的世界。 似乎，我们每个人的父亲都是含辛茹苦，饱经沧桑。关于这个世界的本性，恐怕很难有人比我们自己的父亲更为清楚。生活就是"不幸"，存在就是"不安"，历史就是否定，是对失败者的"阉割"…… 据说，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某个早晨醒来，常常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卷入了那个"永恒的主题"，即卷入了与父亲难以调和的冲突之中，从而成为"历史的孤儿"。果真如此，那么其中主要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正是因为：父亲是生活的代表。人们说得好，父亲代表着生存因而也代表着死亡，代表着存在和依靠，因而也代表着不安。父亲代表着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代表着世界的生存法则。父亲用世界的法则要求着我们，那么严厉，甚至是那么粗暴，常常让我们喘不过气，让我们难以"挺住"，让我们感到随时会"垮掉"、感到恐惧和不安。然而，父亲也仅仅是生活的代表。一般而言，总需要有一个人来代表生活；不是父亲，就是母亲；不是母亲，就是另外一位亲人，或者一位朋友、一位恋人、一位别的什么人。 多年以后，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尔小姐恋爱、订婚、犹豫、解除婚约、犹豫、再订婚、犹豫、再解除婚约……在此过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世界(F·［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的自身在难解难分的搏斗中，看来非撕碎我的躯体不可。"(卡夫卡：《八开本笔记》。转引自《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305页。)只是，这并非就是说：父亲真想要像暴君一样统治我们，相反，这也许刚好表明父亲对我们的爱。父亲想让我们像他一样进入生活。正因为如此，他才一丝不苟地用世界的法则要求着我们。尤其对一位犹太人父亲，事情更是如此。也许世界及法则没有理性，但父亲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他只能一丝不苟，至少主观上总是一丝不苟。只有父亲才会如此认真，才会如此严格地要求我们。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不仅他本质上也跟母亲一样无条件爱着我们，而且还格外因为他是生活的"代表"。父亲在有生之年差不多总是代表着家庭，在世界中、在恐惧和不安中拼搏，努力获取生存和存在的权利。很难有人比父亲更清楚：生活就意味着"挺"。"坚持就是胜利！"或者："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无论坚持还是挺住，本质都一样。在如此这般的世界上，除了坚持和挺住，我们还能干什么？没有人比父亲更知道生活的艰辛，至少在内心他的确是如此真诚地认定。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认真，那么严格。因为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生存和繁衍，事情的确是"生死攸关"。也许，有时候父亲的确亲手让我们"垮掉"，但那绝非他的本意；相反，在内心至深处，他会比谁都悲哀。父亲并不是神祗，父亲也是人，很可能会犯错误，很可能操之过急，欲速而不达，甚而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许，父亲（及母亲）本身已被生活耗尽了精血，无法赋予我们野蛮的体魄和壮健的精神；或许，父亲在操劳和急切之中无暇薰陶自己的修养，只顾着责骂我们，未能遵循"体、智、德、美"的"幼教原则"，帮助我们茁壮成长以便斗志昂扬地进入那个"哥伦布的世界"；常常，父亲被证明完全是错了，他老了，或者在心理上老了，僵化了，他自己已经挺不住，已经跟不上"生活和时代的步伐"，相反却用老一套的法则生硬地要求我们……然而不管怎样，不管父亲让我们感到了暴虐、疏忽还是无能，那最终并非他自己的过错，相反毋宁说是他对我们的爱使然。质言之，是生活与世界的本性使然，是"非理性"使然。 公元1930年，弗兰茨·卡夫卡已经去世6年了，他的父母还健在，分别已是76岁和74岁的高龄。这一年，两位老人回了一趟尤莉·卡夫卡的故乡波德布拉特，并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两位老人在开满鲜花的路旁相依并肩缓缓漫步，脸上带着一种不敢说是幸福但肯定可以叫做安祥的表情，几乎可以说是微笑，但隐含着某种微妙的、令人心碎的东西。背景上盛开的然而却又是朦胧的鲜花、赫尔曼·卡夫卡的满头银发、尤莉·卡夫卡有似修女打扮的黑色衣帽，更加深了那难以言述的感觉。两位老人的脸都显出相似的特征，下颚坚强，上唇坚忍地抿住。尤莉·卡夫卡微微蹇促着眉头直视镜头，他丈夫则以一种温和而略有些依恋的眼光望着妻子脚下前方的地面。他的手在身后握着手杖，高高的身材仍然透出结实的优雅。整个画面的气氛让人想到他们的一生，让人感到：他们曾经苦熬，而且，他们熬过来了。往前12年，他们和人类一道，熬过了就从他们国家境内点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往前6年，是他们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忌日。3个儿子都死在他们前头。往后3年，另一位在生下来时差点也死去的奥地利人将当上德国的总理，建立了所谓"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年，弗兰茨·卡夫卡不过6岁，正天天被厨娘送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那所小学。这个人后来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集中营里，两位老人的3个女儿将作为犹太人悲惨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儿子生前一位重要的恋人也将在那里坚强地"挺住"，并在一次肾脏手术之后死去……不过那后来的一切他们都无法知晓：赫尔曼·卡夫卡和他的妻子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去世。 正文 第四节 移情：破碎的英雄诗 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移情"问题。儿童与父母的同化，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反判决"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暴君般的父亲"，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和含糊，他还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包含着恬静、满意和嘉许："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明问题的例外：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吃罢午饭，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到乡下的避暑山庄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卡夫卡小说选》，第523页。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起点的生存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使人产生死亡恐惧。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情问题作了杰出的表述。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五、七章。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人只能竭力营造某种"生死攸关的谎言"，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这"生死攸关的谎言"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格系统。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人是"伦理的动物"，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个体"神化工程"的集中体现。 移情既体现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的冲动。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种保护性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移情中的这两种趋向被称为"神爱"和"爱欲"，它们是人身上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两大存在动机与存在悖论之间有着一种交叉对应：一方面，既然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他当然希望出类拔萃；另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一死的被造物，他当然希望融入某种保护性的力量。可以认为，两大存在动机也是生死恐惧的对应物。"神爱"和"爱欲"这两大存在动机相反相成，无法分离，但都指向自我感觉的扩张。一方面，人渴望着一种"与大千众生的亲缘感"，希望"从孤独中解放出来"，成为"某个伟大而高级之整体的一部分"，从而知道自己是谁，并感觉自己属于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人渴望着更丰富的生活，更激动人心的经验，以便去发展自身的独特性和力量，通过自我扩张为世界作出贡献。正因为如此，移情被称为人的"英雄"，它是神化工程构建中最关键的运作。 人既想突破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意味着，移情所追求的，实质上是一种不可能的悖论。人只能通过无师自通的努力，选择恰当的移情对象，"控制矛盾的程度"，在不可能之中相对地实现一种"可能的生活"，从而"绕过"这一悖论。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移情这一"生死攸关"的难题，同时，移情又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人独特的人格命运，这正是"移情英雄诗"最为动人心弦之处。对于儿童，移情问题有着相对特殊的表现形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成人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识导致了清晰的恐惧。但是，儿童尚未形成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识，因而其恐惧也就有着浑然不清的性质。成人的恐惧可以表现为明确的死亡恐惧或性恐惧，儿童却只有笼而统之的"生活的恐惧"。这正是儿童趋向于与父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就所谓"原始存在"（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的涵义而言，父母乃是孩子的"亲在"。父母完全代表着生活，从而成为孩子当然的、唯有的移情对象。只有通过与父母同化，儿童才有可能融入广大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扩张，构建神化工程。换句话说，所谓与父母的同化，正是儿童所特有的一种移情形式。 生存论心理学的移情思想，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剧。其实，在内心深处，卡夫卡在畏惧和敌视父亲的同时，也对父亲充满了仰慕之情。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父母是他的移情对象。父母，尤其是父亲这位"身影庞大的人"，代表着广大的世界，代表着生存和成功的法则，是生活的强者。融入与父母的美好关系，实现与他们的正常同化，应该是他本能的选择。 事实也是如此。进入成年后，卡夫卡表现出一些重要的行为和心理倾向，充分说明他在儿童期不仅存在着向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移情，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强度。对于这一点，他后来的终生朋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从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卡夫卡的印象来看，父亲赫尔曼对他的影响之大，实在令人吃惊。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尔曼的形象更为巨大，大得简直过分了。……卡夫卡很早就觉得自己对父亲的秉性十分陌生，但从生动性和力量这两点来看，父亲的秉性又是最值得赞赏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弗兰茨在以后的生涯中，一直把父亲的赞许当作至高无上的福音，而事实上，父亲没有给他过任何赞许。……他把自己写的一本书《乡村医生》送给了父亲，而父亲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放到床头柜上去！"这回答肯定不是恶意的，但弗兰茨后来经常引用这句话。马克斯·布洛德：《关于弗兰茨·卡夫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11页。 卡夫卡很早就意识到，父亲的世界控制着决定他能否成功的一切物质条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他在考取大学后断然放弃了以写作为职业的志愿，几经周折后选择了法律专业，最终成为一名法学博士，以律师身份走向社会。大学毕业后，卡夫卡曾在意大利里雅斯特保险公司布拉格分公司谋职。这家外国公司激发了他去国外工作的理想，甚至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调往公司总部工作。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坚持听意大利语课。后来由于诸多原因，他才离开了这家公司，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那是一家犹太人难以进入的半官方机构，卡夫卡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前两年才因病被迫离职退休。尽管卡夫卡对承担社会职业有着众所周知的抱怨情绪，但仍然不时表现出"男子汉"的雄心，显示出儿童时期移情的潜在作用。据报道，虽然自己的写作负担很重，父母身体欠佳时还要承担额外的家庭负担，但是，他在公司上班从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甚至在工作之余自愿到大学补习保险专业课，以谋取更大的发展。凡此种种深得上司好评。他的顶头上司在鉴定表中写道：卡夫卡"做各项工作都十分努力，有持久的兴趣。在上班时间之外仍积极为公司服务，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该职员作为优秀的起草人员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则格外敬重这位上司："我在办公室的上司以其无限的坚定沉着给我力量，我不能听懂他的话，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又在更大程度上无意识地模仿他。"有资料表明，为卡夫卡所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钦佩的马尔施纳尔博士升任公司总裁时，他甚至还代表公司全体职员发表了正式的祝贺演讲，对这位上司作了高度赞扬。见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302页。 卡夫卡不仅欣赏上司"经商的积极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强者。他曾深深赞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位主任"能用打字机飞快地写作"。他对衣着的合身和协调十分讲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大方，风度翩翩。他热爱健美而训练有素的体魄，为此特别注重饮食保养，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并经常不定期住进疗养院，在那里寻求纯粹以保健为目的的、非治疗性的疗养。他反对药物治疗，坚持自然疗法，提倡亲近自然，坚持素食，一般拒绝吃肉，只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与此相应，他对任何有违健康的小病小灾都极为敏感，身体上任何小小的不适，无论是长疖子、鼻塞或是脚趾上的问题，甚至是长头皮屑，都会让他饱受折磨。环境中的噪声更是令他痛苦不堪。也许正因为忧患如此，严重的神经衰弱追逐了他一生，令他失眠、头痛、消化不良……在他中学同学的回忆中，"他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幼时的卡夫卡虽然在父亲面前无地自容，但是却仰慕父亲高大的身躯，即便在游泳池中那种无地自容的时光（见第二章第五节），"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对生活中那些像父亲一样"身影庞大的人"，他常常会大加赞赏。如果这些"身影庞大的人"恰好又像父亲一样是善于经营的老板，他更是格外仰慕。他这样为一位胖子辩护："难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赖的吗？只有在这种外壳坚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这些占有空间的资本家……才不至于被忧愁和疯狂所侵扰，能安静地去干他们的事。正如有人曾经说过，只有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们可给人遮荫（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实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38页。 他不仅欣赏和仰慕，而且身体力行。1911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卡夫卡对此事极为热心，设法向父亲借到钱，作为不介入经营的隐名股东参加了该厂的投资，并自愿为之四处奔忙，有时还抽空亲自到厂里工作，甚至设想要完全摆脱保险公司的工作来办好这爿工厂。1922年，卡夫卡被诊断为肺结核已经3年了，经过长期休假，病情却未见任何好转。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反复的体格检查，最后鉴定：即便继续长期休假，也很难恢复健康，他已丧失继续在公司工作的能力。他在健康时，私下里曾无数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负重，但在"向死而生"、面临永远的告别之际，他反而犹豫了。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向公司提出了"暂时退休"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 写作，是卡夫卡内心认为最具个人性的事情，是一种"祈祷"，是他的私人宗教，与他人、与欲望等都没有关系。然而，即便在写作的问题上，卡夫卡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后来的一次恋爱中，他一面充分表现自己的自卑感，一面也不忘暗示对方自己诗人和作家的身份，以显示自己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当有新作问世，他照例都要向父亲呈献一册，而父亲的口头禅"把它放到床头柜上！"则总是令他耿耿于怀，乃至成为他写作《致父亲的信》的重要动机。然而，关于移情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婚姻问题将成为卡夫卡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症"。他一方面极其恐惧婚姻，认为一旦结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于整个儿消耗在"人类生活的血液循环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进婚姻事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综合症"，其症结刚好就在父亲身上。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对父亲的移情通过辩证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并发了在我对你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东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毋庸置疑，结婚是最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是您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卡夫卡小说选》，第552页。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问题不仅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突出的重商倾向。最初几篇小说的展开尤其以经济生活为依托。《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关于火车上见闻的那段描写，不过三千字左右，却充斥了"商品"、"做买卖"、"老板"、"货物"、"顾客"、"价格"、"商人"、"做生意"、"集市"、"制造商"、"小商贩"、"大商人"、"女商贩"等词汇，以及更多的间接描写。短短的也几乎一开篇就满眼都是"商店"、"买卖"、"生意"、"经营"、"商业"、"商行"、"鸿运高照"、"职工人数"、"营业额"、"兴隆"、"分号"等字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拥有收入不薄的、甚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职业身份，如银行高级职员、土地测量员、乡村医生、优秀猎人、参议员外甥、以及负有特殊使命和权利的旅行家等。无论这些人内在的命运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拥有明显优越的地位。 有关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时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及其强度。不难理解，在潜意识深处，他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渴望谱写出在世人眼中堂堂正正的"移情英雄诗"，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只能说，就儿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诗"是失败的英雄诗。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父母的疏离和粗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与父母的能量对比）使他难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未能正常地实现同化。另一方面，父母的强大（实际上也是能量对比）又使他难以有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之感。换句话说，他的移情过程受到阻碍，神爱和爱欲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受到重创，生死恐惧无法缓解，相反过早暴露在这压倒一切的恐惧之前。此时，父母不再表现为保护性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实现神爱和爱欲的对象和自我扩张的基础。父母真正成了"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生活无情的存在本性。在这一不幸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能量对比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书所指出：一方面，"人所拥有的自我力量越小，恐惧越多，移情就越强烈。"另一方面，对象越强大，就意味着对象越是具备着世界的自然力量，体现着生活的本来法则，因而越令人恐惧，进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强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正常的移情过程，最终导致严重的存在性不安。 我们曾经指出，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解决的悖论。只是，正常人可以设法"绕过"这一悖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过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选择适当的对象，去谱写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他们的移情对象可能是一位神祗，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帜，一场运动，一场战争，一系列性征服，一套伦理或人际关系，或者与之对应的一份存款，一辆车，一套住宅，一种游戏，一门技艺，一位可人等等。凭借这样一些移情对象，他们的神爱和爱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从而得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扩张，扩建神化工程。卡夫卡却很难"绕过"他的移情悖论，相反，这一悖论会趋向深化，表现为一种"恐惧－渴望"的恶性循环。由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在儿童期的受挫，他将比常人更渴望摆脱孤独，同时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独。他将格外地渴望融入无条件的神爱，同时也将格外渴望出类拔萃、标新立异。换句话说，他对移情对象将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象具有母亲与神的双重本性，既能给他无条件的庇护，让他舒适地融入，又能帮助他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不难理解，寻找这样的移情对象，需要相应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义的自我能量。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自我能量是那么可怜，以至一切对于他都是障碍，一切障碍都在粉碎他，使他不安和恐惧，又怎么可能完成向美好对象的移情？就像一个极度瘦弱的孩子，由于瘦弱而极度饥饿，但由于瘦弱又极度消化不良。如果把这个孩子置于一个"铁、血与火"以及"乳房和大腿"的世界上，他能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的积累、人际的经营、伦理的凭借、权势的运用、实力的展示、人格的发挥、能量的渲泄等项内容是如此地重要。如果他不能学会"肉搏"，不能学会"露出牙齿"、"横吞大嚼"或"绞尽脑汁"的生存方式和技巧，恐怕就只有陷于越来越剧烈的"恐惧－渴望"，就只有永远地流浪。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极端爱情中，或者，在某种完全作为"私人宗教"的艺术创造中，卡夫卡才有可能看到一线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此处可以稍加考察的领域，那就是宗教。但是，正像我们就要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宗教很难属于卡夫卡。 正文 第五节 上帝之爱的缺失 童年期的宗教氛围与移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之爱与移情之神爱动机的满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多半能够说，移情（尤其是移情中的神爱动机）是否正常实现，对于在儿童期和成年后接受上帝之爱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能够说，无论正常的父母之爱是否缺席，无论移情是否正常实现，宗教薰陶或上帝之爱能够提供神爱动机的某种满足，从而使移情能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到补偿性的部分实现，并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使他容易走向具有明确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至少使他不至于像卡夫卡的情况那么不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尔恺郭尔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有着诸多共同点的背景上，这一差异显得格外地鲜明。 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样，他也未能在儿童期实现与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况远为严重的是，他几乎没有母爱——母亲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至于父亲，这两个人的父亲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位父亲自己都"没有童年"，出生在贫穷的乡村人家，从小饱经忧患，备尝艰辛，自强不息，发奋经商，抓住机遇，最终奋斗成功。 如果说卡夫卡是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受害者，那么，克尔恺郭尔则是父亲忧郁症的受害者。两位父亲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了儿子的童年。然而，在两位父亲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位身心强悍、性格外向；另一位却常常愁闷而刻板、冷漠而阴郁。事实是，克尔恺郭尔的父亲患有相当严重的忧郁症，这忧郁症造成阴郁、愁闷、刻板、内向以及情绪的大幅度起落，在母爱的缺席之外，给克尔恺郭尔的童年投下沉重的阴影。然而，也正是这忧郁症使得老克尔恺郭尔对宗教和哲学沉思产生了独特的热情，以至，早在最小的儿子克尔恺郭尔出生前16年，他就以四十不惑之身退出商业竞争，并用三十年如一日所积聚的财富去换取闲暇，思考、体验人生的神秘，怀着对上帝阴郁不安的敬畏和虔诚，在宗教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和皈依。无疑，在被这样一位父亲所笼罩的家庭氛围中，克尔恺郭尔虽然感到严重的阴郁和不安，但必然也深深薰染了宗教精神和上帝之爱。的确，父亲内心深处的阴郁和不安传染了他，使他不敢相信这上帝之爱的无限性，然而，也许唯其如此，后来他才比常人更深切地认识到向上帝和宗教献身的必要，并在实际上走向了极端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可参见林和生：《孤独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上，简言之，一方面，克尔恺郭尔对父亲存在着比卡夫卡相对正常的移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克尔恺郭尔自幼得到宗教和上帝之爱的薰染，这个重要的因素，将使他日后有可能在宗教这个特殊领域中去实现自己的神爱动机。正是这一点，使他与卡夫卡在诸多共同点之外，有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 对于卡夫卡而言，首先，他未能与父亲实现正常的同化，以父亲为对象的"移情英雄诗"破碎不堪，神爱动机受到严重的挫伤；其次，与此相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儿童时代几乎完全未能受到宗教和上帝之爱的薰染。不难理解，在一个越来越趋向于"肉搏"和消费的世界上，忙于生计的父母虽然出身于犹太家庭，但已无暇虔诚地顾及传统的犹太教教育，或许，他们自己就缺乏真正的犹太教教养，从而也无法让孩子受到相应的薰陶。关于这一点，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作了精彩的分析。那时他已面临"向死而生"的绝境，开始对宗教形成新的感受和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篇幅较长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背景资料，特别有助于理解此处涉及的问题：在犹太教中我同样也无法躲避您的影响。论理，在犹太教中寻找躲避您的手段，这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还不止于此，我们本来是有可能在犹太教里找到共同语言，或者，甚至可以把犹太教当作我们和睦相处的出发点的。但是我从您那儿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呀！…… ……那的确是一种空空洞洞的东西，是一种娱乐，连娱乐都谈不上。一年里头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里不像是个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倒更像是个漫不经心的局外人，您耐心地念完祈祷文，把这当做是一种例行的仪式。……我在那里百无聊赖，忍着呵欠，打着盹儿消磨那漫长的时辰…… ……您从犹太人隔离居住区式的小村镇确实只带来了少许的犹太教精神，它不多，在城市里以及在服兵役时还又失去了一点，不过凭着青年时代的那些印象和记忆，您总算还能将就建立起一种犹太人式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您并不怎么需要犹太教方面的这类帮助，您出身在一个身心非常健康、意志非常坚强的家庭，宗教上的顾忌，只要没有带上浓重的社会色彩，是不会使您这样的人受到什么震动的。……即使在这里也尚有足够的犹太教精神，但是要将它继续传递给孩子，这点犹太教就显得太少了，在您传递的过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这［主要］……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个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犹太教的名义并用与之相应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阐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义，会有什么更崇高的意义。……《卡夫卡小说选》，第536－539页。 当然，影响卡夫卡一生宗教态度的因素并不限于儿童期的家庭氛围。在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四节，我们都谈到卡夫卡时代犹太人严重的存在性不安，身心羸弱的卡夫卡对此更有着血肉淋漓的切身之痛，并种下终生无法补赎的罪感。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人生体验，在卡夫卡总体的存在及其不安中，很容易表现为不利于犹太教信仰的消极因素。此外，卡夫卡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所谓"科学时代"，世纪之交的各种科学思想对他有着很大影响。他曾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在自然科学中，进化论恰好是对各类传统宗教的最大挑战。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7－58页。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世纪之交，在所谓"世纪末"的氛围中，无论就外在的时空范围还是内在的发展机制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完成了自己的积累阶段，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向大规模的大众消费时代迈进。与此相应，传统性的大众宗教体系从内部和外部都已经遭受致命的侵蚀，它们的衰退或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尼采所说，那是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对于这一点，时代生活中无论敏感或愚钝的心智都将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在卡夫卡对信仰的态度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深刻然而微妙的因素。从本质上讲，信仰是某种用理智无法证明的、悬而未决的事情。而卡夫卡正好无法承受悬而未决。 他不同上帝争吵，只同他自己争吵。转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王宁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49页。 总而言之，在移情之"神爱"与宗教关怀及上帝之爱的相关地带，无论由于内在还是外在原因，儿童时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对他来说，走向具有确定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将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 正文 第六节 罪感：未展开的生命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的比较，并非我们想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过，谈到这两个人的异同，却把我们的讨论引向关于罪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严重的不安和恐惧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终折磨着这两个人的一生。 仔细研究《致父亲的信》，可以发现，在控诉父亲让他恐惧和不安的同时，卡夫卡也不断谈及他对父亲的罪感，谈及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他反复谈及这样一种感受：父亲在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同时，总喜欢特别表明、暗示或强调：他一生艰苦奋斗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时候，他还原谅或饶恕了卡夫卡，所以后者应该懂得感激。卡夫卡专门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也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总的说来是要让他感到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事实还是臆测，最终结果，伴随着在父亲面前的不安和恐惧，他内心深处积累起深深的羞愧、内疚和罪感。整个《致父亲的信》中，"内疚"、"罪"、自觉"龌龊"和"污秽"、"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陈述和用语出现之频繁，超过任何其他陈述和用语，甚至超过他用以指责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陈述和用语，整封信也就在讨论"有罪"或"无罪"以及"谁之罪"的高潮中结束。 单是这封信本身就会让人感到，卡夫卡一生为罪感所压倒，直到致命的打击猝然降临，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气禀笔直书，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后的挣扎。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已经大略谈到卡夫卡写作这封信时的处境，后面我们还将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一点。 的确，与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致父亲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呈现在他自己睨顾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在《致父亲的信》不久之后，在几乎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中，在无穷无尽地讨论"恐惧"的同时，卡夫卡也反复谈到"罪"、"污秽"、"肮脏"等问题，并对罪感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213－214页。 在他眼里，人际生活和伦理生活中充满了罪过，而且都归结于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对自己关于罪的认识显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这样说："有时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确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在大约五年前，他已经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关于"有罪还是无罪"的主线贯穿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始终。一书对理解卡夫卡与罪感问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后面适当的时候作出必要的进一步考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临终前几年的一段回忆恐怕更能说明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约就在写下《致密伦娜情书》的同时，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忆起儿童时代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当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所谓的"小犹太软蛋"，他也曾拼死参加孩子们之间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脸肿、又脏又烂、哭哭啼啼回到家里，却被厨娘骂成是"罪犯"。 就这样，莫名地把我划入一群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类当中。她使我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无端恐惧。我是一个ravac;一个罪犯，杀人者。"顿时，我直直怔住了，……厨娘竟把我叫成了杀人犯，这使得我全身瘫软……卡夫卡：《卡夫卡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这双重的刺激竟让他患了一场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说法，厨娘"心肠很好"，并非有意伤害他，后来特地申明是出于玩笑，并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内心却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生理上的病虽然好了，"罪犯"一词却像荆棘一样扎在他的心理感觉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断了头的针在我体内循环"。卡夫卡退出了战斗："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孩子们的街战了。"卡夫卡总结说，从此他产生了深深的罪感，这种罪感不仅刻骨铭心，而且无法忏悔或赎取，因为它是生活强加于他的东西，是"莫名"之物。正是由于这种无法赎取或忏悔的"莫名"之物，他终生成了罪人：没有比莫名的罪恶感更容易铭烙在心田的了——因为这种罪恶感没有真正的根据——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罪犯］，即使我早就把过去与厨娘的事遗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个字的真正意思。《卡夫卡寓言与格言》，第104－105页。 在"莫名的罪恶感"这一短语中，正是"莫名"这一修饰词特别地引人注目。其实，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卡夫卡所谈论的罪感具有着双重的"莫名"。首先，那是一种强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儿时的卡夫卡还并不知道那个词的"真正意思"。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充分表明：从儿童时代开始，卡夫卡的生命的确受到某种严重的损害，其损害的形式表现为生命能量的被封闭。并非偶然的是，生存论心理学的天才人物奥托·兰克刚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卓绝的表述。正是兰克，代表精神分析对艺术创造心理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意志疗法以及真理与现实》一书中，兰克强调指出：罪感是一种束缚。当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损害和阻碍，当他被世界封闭在自身能量之内，就会感到罪感的束缚。转引自贝克尔：《反抗死亡》，第279页，并参考原书th。 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失败的残酷打击。在那样的时刻，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罪"本身，而在当事人经验和感受这"罪"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如果是后者，那么，真正的不幸就产生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那就意味着：在与这失败之"罪"相应的某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他中断了自身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正是对于这后一种情况而言，兰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产生于未被运用的生命，产生于"我们内部未展开的生命"。事实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里，在那为捍卫犹太人尊严而展开的"肉搏"中，卡夫卡，这个生来不幸而羸弱的孩子，这个"最瘦的人"，的确难免失败的悲惨命运，继而被沉重的失败之"罪"所压倒。然而，关键在于，他如何去经验和感受这种失败之"罪"。卡夫卡可以把这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样，他就有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结果，那沉重的失败之"罪"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他身上了，但那绝非他本身应得之罪，并非"邪恶、神秘"的"莫名"之罪，从而也不会"令我感到无端的恐惧"。要是那样，他就会意识到，那是生活向他强加的不公正之罪，是"莫须有"的"名教"之"罪"，是"有名"而绝非"莫名"之罪。固然，这有名之罪暂时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的肉体上了，但它绝不可能"铭烙在心田"。也许，"罪犯"二字可能表现出刻骨铭心的强度，但绝不至于到"无法以任何补赎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的程度，更不至于让一个人在即将终其悲哀的一生时，仍被"莫名"之罪所压倒，仍噩梦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个ravac;。 相反，既然是不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当然可以进行彻底的洗刷，那就是：战斗，那就是：永远不退出战斗而不是相反。也许，与生俱来的命运首先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让我们在生理上那么羸弱，在心理上那么难以"挺住"，让我们"垮掉"，让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们不向命运低下自己平凡而高贵的头颅，我们就永远不会没有机会去涤荡那失败之"罪"的耻辱，洗刷那铭烙在我们皮肉和心灵上的红字，从而反过来扼住命运的咽喉。肉体能量的弱小是事实，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和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去弥补我们肉体能量的缺憾。我们可以"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或许，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我们的身心能量暂时无法成长到能满足战斗需要的程度，但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潜心寻找一条强身健体之路。或者，我们可以展开迂回的自救运动，通过某种自强不息的努力，让生活偿还对我们不公正的剥夺。或者……要做到这些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我们坚信自己无罪，只要我们永不抱怨，只要我们永远不说"不行"或"迟了"；只要我们坚信自己生来不是要给生活打败：我们甚至可以在肉体上被消灭，但在精神上却永远不可战胜；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把努力留给自己，把结果留给上帝；……一句话，只要我们承受住"悬而未决"，只要我们始终挺住、绝不放弃。 弗洛伊德刚进大学校园时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发现，即便大学中那些高雅的知识分子，也对犹太人怀有可怕的偏见。那些人满以为他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从而自觉地与大家"划清界线"。对于这种公开的侮辱，弗洛伊德感到吃惊，但是"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相反他认为："对于一个积极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然而，我们的卡夫卡没有把那痛苦的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而是相反。无论当时是否情愿，他接受了"罪犯"的罪名，带着这失败之"罪"的象征退出了战斗，并把它内化为几乎持续终生的罪感。换句话说，他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挫折，从而在相应的方面和程度上，中断了自己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肉搏"中生理上的失败，那只是外来的挫折；同样，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人强加的"莫名"之罪，那本质上也只是外来的挫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外来的挫折经验和感受为内在的罪感。实际上，年幼而羸弱的卡夫卡是被生与死的残酷分量压倒了。他羸弱的生理无法承受"肉搏"所需要的"粗暴、专制和野蛮"，敏感而脆弱的心理也没有"挺住"的能力。在那场"肉搏"中"垮掉"，并产生内在的罪感，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此而言，厨娘只是一个契机，甚至可以说，厨娘只不过刚好提供了他内心所需要的"莫名"之罪。与其说是厨娘导致了他内在的罪感，不如说是他内在的"罪感动机"与厨娘提供的罪名产生了"匹配"，得到了某种确定的表达。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也不容忽视地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和作用。用一种近乎残酷的逻辑可以说，卡夫卡内在的罪感总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总有人会向他提供"莫名"之罪，不是厨娘，就是别的什么人。事实上，最初，"ravac;一词的意思卡夫卡并不知晓，但却让他感到自己遭到"咒语"，从而"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并让他"无端恐惧"。这一细节，刚好是对上述逻辑的有力证明。 跟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有必要指出，我们并非是在就事论事，也不是要为教育者应负的责任辩解或开脱，更不是在指责卡夫卡自己的过错。在这里，跟在其他场合一样，我们刚好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卡夫卡不幸的根源。正如刚才提到弗洛伊德，我们并非真是要在小学二三年级的卡夫卡与大学时代的弗洛伊德之间作出对比。弗洛伊德那段回忆让我们想到的，主要并非他面对残酷打击时健全、清醒而坚强的身心状态，而是这样一种身心状态得以产生的幸运根源。很显然，两种根源都存在于童年之中。关于弗洛伊德，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用我们的话说，弗洛伊德自幼享有非常美好的母爱，享有健全的父母双亲之爱，足以保障他与父母实现正常的同化，成功构建儿童期神化工程，从而谱写出动人的"移情英雄诗"。可怜的卡夫卡却未能如此幸运。相反，他是不幸的牺牲品。正如我们从不同的侧面所反复了解到，他从小就被父亲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加以程度极深的剥夺和"阉割"，以一个"最瘦的人"的羸弱身心，过早地暴露在那个世界面前。那是一个哥伦布的、雄性的世界，其中盛行着"肉搏"的法则。在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被严重"阉割"的孩子，失败是注定的命运。而失败之"罪"及其内化而成的罪感，则几乎是他得以苟活的前提。 本来，如果父亲世界对他的"阉割"不是那么彻底和令人绝望，他还有可能挽救自己，还有可能通过"肉搏"中的斗智斗勇，去运用、展开和壮大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对世界的"阉割"实施漂亮的反击战。遗憾的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父亲世界和他自身能量的对比太过悬殊了，对于他来说，打击来得既重又早。事实上，并非是通过那场"肉搏"，而是早在父亲及其世界面前，卡夫卡的罪感就已经被内化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肉搏"的背景不过是父亲世界正常的展开和延续。他一直是在父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恐惧颤栗、苟延残喘。甚至可以说，并非在晚年，而是从一开始，他就处于所谓"向死而生"的绝境——差别仅仅在于，他晚年的"向死而生"是一种自觉的认识和义无反顾的选择，而早年与生俱来的"向死而生"则是生活对他的选择，是他不自觉的运数，是不可抗拒、无法斡旋的天命。在那孤弱无助的绝境中，罪感的产生不仅必然，而且自然。因为，在父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罪感反倒提供了一小片哪怕是那么可怜又悲哀的阴凉。可以认为，正像生存论心理学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别人，而是卡夫卡自己，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自身内部的挫折，从而让自身能量遭到外部世界封闭，生命力得不到正常的运用，内部的生命力无法向外部世界充分展开，进而产生无法摆脱的罪感。 事实上，他所经验和感受的这种罪感，正是生活中各类慢性自我损害中根本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又是生存论心理学，为我们指出了问题中最为复杂、晦涩、微妙而又意味深长的关键：……［患者］利用自己的罪过感死死抓住移情对象，努力保持自身的处境。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能力对移情对象进行分析以摆脱和超越这一对象。比起自由和责任的可怕重担，罪过感要容易承受一点——特别是当那有可能让人重建生活的选择来得太迟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惩罚他人，如果你由于他人代表了你所认同的不朽观念因而甚至不敢加以批评指责，那么，你就最好选择罪过感和自我惩罚。如果你的神不可信赖，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因而你必须认定恶必在自己内部而非神的身上，这样你才能活下去。罪过感使你失去了某种生活，然而避免了死之大恶。……［患者］之所以夸张他的罪过感，是因为它以最安全和最轻易的方式解决了他的困境。他也设法让旁人对他作出反应，怜悯他，重视他和关照他……贝克尔：《反抗死亡》，第330页。 就这样，关于罪以及罪感的讨论，把我们带到对卡夫卡问题的综合性认识面前。我们看到，卡夫卡的罪感与他"移情英雄诗"的失败相关。移情对象是我们良心的焦点，是我们整个善恶世界的焦点。它不是什么轻易能摆脱的事物，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英雄主义系统。同样，卡夫卡的罪感体现了他向父亲及其世界移情的失败。 与他的恐惧一样，他的罪感也是一种悲哀而被动的防御机制。面对强悍的父亲世界，他无法安全演出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也无法成功地掩饰"移情英雄诗"的失败。父亲世界不由分说，没有他的余地。然而另一方面，"失去权威的力量和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他只好让自己还原到一种与婴儿的孤弱相应的状态，那就是罪感以及相应的抑郁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放弃了自己的勇气以及相应的防御机制，然而，"人的防御机制的丧失，刚好就是一种防御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缺失，必定产生着一种复杂、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及其机制，我们尚不十分明了，也没有条件在此处详加讨论。但是，不难理解，没有宗教的寄托和上帝之爱的慰藉，人会格外感到无路可逃，人会格外有着"死无葬身之地"之感。至少，生命的斫损和罪感的折磨会格外显得无可回旋，人会格外显得像一个孤弱无助、茫然四顾的孩子。与此对称的状态是虚无感。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些相关的生存状态，正是生存论(即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要点。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生存模式有着一种典型的意义。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在一种涵义较为模糊的意义上，与有着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孩子相比，这样的一个孩子将相对难以保持他的童贞。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始终在抱怨生活的"龌龊"、"污秽"和"肮脏"。在这个问题上，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这两个"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又一次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这不仅意指所谓"坚定的童贞"和"永远的、流浪童年"之间的对比。基督徒克尔恺郭尔内心充满坚贞的宗教感，由于这种宗教感，在他眼里，受苦意味着罪，而罪，那是得救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克尔恺郭尔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一切苦难，带着自己特有的罪，殉道一般无条件地站在上帝面前。 与此相反，无神的罪感将使卡夫卡不堪痛苦。在生活的诸多烦恼面前，他无法隐忍，相反将充满抱怨。的确，过分残酷的生活压制卡夫卡的成长，"无神"的罪感则格外地销蚀他的生命和能量。这种生命、能量和成长的被剥夺、被封闭，使他永远像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本应拥有的生活和成长，将格外地渴望。的确，卡夫卡的罪感与他在父亲世界面前的不安和恐惧相对应，也与对父亲世界的潜在渴望相对应。在他身上，渴望、罪感、不安和恐惧交相混杂、彼此依存，最终形成"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卡夫卡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左右摇摆、三心二意、反悔无常、自我分裂等性格表现的最终原因，是他人格结构中"肉体性"的实质。这种循环将使得他什么也不是，而只能永远"是一个孩子"，同时又始终"在成年人中流浪"。他将格外渴望着一份本真、美好、纯洁的生活，同时又始终感觉自己是在龌龊、污秽、肮脏中"打滚"，感觉到生活的"异化"。这种敏感又会反过来强化罪感，并加深"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当然，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正文 第四章 永远的童年 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 ——弗兰茨·卡夫卡 无论不安或恐惧、罪感或肮脏，它们都意味着生活对卡夫卡的剥夺，同时也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 关于罪感的讨论，带给我们关于卡夫卡心理结构相对深入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场心理的探险。 正文 第三节 分裂的自我 的确，卡夫卡跟克尔恺郭尔一样，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单数形式人格"。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相信世上有什么人的内心状态与我相似"。《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59页。维利·哈斯（作家，卡夫卡生前朋友，《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者）曾就卡夫卡的人格作过近乎经典的概括，他认为"卡夫卡的生命是由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组成的巨大的旋涡"，俯视这个旋涡，足以让人晕眩。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2页。 然而，只要我们还希望理解，我们就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概括。完全可以认为，维利·哈斯的概括讲出了卡夫卡身上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那就是严重的自我分裂。 卡夫卡后来的终生朋友、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和遗作编纂者马克斯·布洛德曾经这样谈到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卡夫卡的一些崇拜者，只是从书本中认识了他。他们错误地把卡夫卡想象成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们认为，卡夫卡在平时与别人交往时，都是那副悲郁的样子。事实恰恰相反，谁同他接触以后都会高兴起来。卡夫卡说话时，一般情绪都很高，他的话语富有思想，内容很深刻，在我所接触的人中，他是最健谈的人之一……" 其实，布洛德的回忆刚好指出了卡夫卡身上存在着的分裂。毕竟，我们前面所谓的"恐惧－渴望"，所谓的"全有－全无"心理模式等等，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分裂。值得指出，卡夫卡的自我不止存在着一种分裂。对于卡夫卡的自我分裂，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身－心分裂"、"内－外分裂"、"真－假自我的分裂"等，参见莱恩：《分裂的自我》。但至少可以认为，卡夫卡的自我分裂成了几个不同的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缺乏相对的统一性。关于这一点，在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众多的有关事实。 有人说过，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四分五裂，只是分裂的方式不同而已。似乎，卡夫卡也没能例外。他对父亲充满了强烈的对立情绪，但同时又保持着高度的移情。他渴望进入伦理－人际关系，但又对之恐惧不已。他把婚姻看作人生最高境界，因而深深地卷入，但同时又拼命地逃避，永远地三心二意。在他眼里，女人和性爱似乎与肮脏和污秽不可分离，为此他表现出相当的厌恶，然而，他又始终和女人和性爱纠缠不清。很难有人比他对写作更为执着。小说对于他，就像对于福楼拜一样，是赖以生存的"礁石"或"绝壁"。然而，又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写作看作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对他来说，写作既是乐趣，又是绝望，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出于天性，一方面为了写作，他渴望孤独；然而，孤独又令他深深地恐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分裂，他一生都想逃离父母，也想逃离布拉格，但最终可以说几乎都没有实现。甚至他的外表也显示出独特的分裂迹象，他的照片给一位作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早慧而又年迈，眼睛生动而又神思恍惚，脸形反映了严重的压抑而又显得满不在乎。 在朋友面前他"非常快乐，经常哈哈大笑，……健谈，而且大声说话"。然而，在一般人面前他却极度敏感和压抑，乃至懦弱羞怯、沉默寡言，总担心自己的言行不为他人所注意和接受，别人稍有分神，就会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如果主观上感受到哪怕微妙的敌意，就会产生神经过敏的反应，甚至于"微微打颤……仿佛缩成了一团，用明显的怀疑目光从下面看着他的对方，好像他片刻之间就要挨打似的"。卡夫卡后期的青年友人雅努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卡夫卡的一些生动事例。从雅努施的回忆录《卡夫卡对我说》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几乎凡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人，无论这些个人对他有着怎样紧张的关系，甚至强烈敏感到对方对他形成了怎样的威胁或伤害，他都避而不作直接的批评，但一旦离开就事论事的谈论，特别是当谈话上升到普遍认识的高度，他会毫不犹豫作出近乎"怨毒"的批评。似乎，他划清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界线，然而他又认为，"群体的水平取决于每个个体的意识。"他认为"小因素决定着小因素的命运"，然而，对个人命运是如何被人类整体状况所决定和抛掷，他又比谁都更清楚明了。与此同时，对自己的家庭和家人，卡夫卡又并不忌讳直接的、甚至是"怨毒"的批评。对母亲，应该说他暴露过可怕的怀恨心理。对父亲，他基本上一直采取对立的思想态度。"你要求得到证明，马上就有父亲的诅咒为证；希望与父亲的搏斗是夜间美丽的景象。"他的作品表现了父子冲突这一"永远的主题"，然而他又怀疑这种斗争是一种"虚假的斗争"。因为儿子总有一天也要老去，也要成为父亲。也许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劝导青年朋友雅努施要理解父母内心的痛苦，"不管他们怎么打，怎么不公"，都应该用平静、宽容、耐心和爱去唤醒父母，"像对盲人和瘸子那样引领他们，搀扶他们"。然而，这样一种境界，他自己正好完全无法做到。 在雅努施的回忆录《卡夫卡对我说》中，我们还看到卡夫卡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状态。他与同办公室同事的关系，按通常眼光看来不算不正常，然而他却感到高度的压抑和紧张。雅努施的父亲对卡夫卡有着高度的尊重，然而他也感到与卡夫卡无法交朋友，因为"他太胆怯，太内向了"。然而，在雅努施面前，卡夫卡却又显得自然而焕发，其动作表情甚至让崇拜他的雅努施也偶尔有不习惯的时候。甚至他的声音和手的力量特征，用雅努施父亲的话说："这是与胆怯的纤细弱小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对这种力量来说，一切细小的就正是最重的。"也正是雅努施的父亲，一位富于平常心的普通人，用他清醒的眼光，生动地、满怀敬意而又高度客观地指出了卡夫卡"分裂的自我"：卡夫卡博士很想自己做自己吃的面包，自己揉面自己烤。他也很想自己做衣服。他忍受不了做好的成衣。他怀疑现成的成语。传统习俗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思想制服和语言制服，被他当作侮辱人格的囚犯隔离沟而加以拒绝。卡夫卡博士是个坚定的平民，是不能与他人一起分担生活重负的人。他独自一人行进。他是自觉自愿孤独的。这是他身上特别有战斗性的地方。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177页。 卡夫卡的分裂将表现在许多方面，表现在伦理－人际关系中、工作中、爱情和性爱中、婚姻中、艺术创作中、生与死等之中。雅努施父亲的话正是一个最平凡而富于生命力的隐喻，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体会到卡夫卡自我分裂的实质：那是一个"最瘦的"犹太人，一个成年人中的"孩子"，一个不能与他人一道分担生活的重负而又不得不生活在生活中的人。这个人的生活中只有可预见的不可预见性，因而他只能以一种放弃战斗的战斗，去争取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说，卡夫卡的自我分裂反映了生活和存在的本性。它的根源在于人既非天使又非野兽；在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之间的张力；在于人的"原罪"。——正如有一次在与雅努施的谈话中，卡夫卡，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却似乎强词夺理地使用了"上帝"和"原罪"这样的用语。卡夫卡，他是一位无信仰的信者，他所感受到的，其实是此岸和彼岸的分裂。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也在此岸和彼岸之间四分五裂，只是他作为"最瘦的人"，比我们感受得更为刻骨铭心，分裂得更为彻底，表现得更为鲜明。 正文 第四节 一个比较：坚定的童贞和永远的童年 让我们回到第二节末尾处关于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的比较上来。几乎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克尔恺郭尔也曾经从"两人世界"中退出。而且，在退出之前，他也经历了峰回路转复杂变幻的思想情感斗争，也曾左右摇摆，在"结婚或不结"的问题上、在放弃与否的问题上痛苦不已。然而与卡夫卡不同，克尔恺郭尔一经通过难以想象的剧烈冲突思考成熟，便绝无反顾，以一种惊人的定力永远"弃绝"了对此岸幸福的渴望，只在精神上仅存一念，在内心至深处坚守着对尘世间唯一恋人的圣洁之爱，坚守着那苦难的童贞，真正像一位"信仰骑士"，走向他自己的彼岸和上帝，走向最后那"绝望的一跃"。 主要针对自己在"结婚或不结"问题上的犹豫徘徊，克尔恺郭尔曾批评自己身上存在着"永远的三心二意"。其实，这一批评用到卡夫卡身上更为恰当。后面我们将看到，"结婚或不结"的问题、放弃与否的问题，也将同样令卡夫卡痛苦不已。只是，他将不断地放弃而又反复，不止一次地试图放弃他与未婚妻菲莉斯的"两人世界"，尔后又放弃了这放弃。甚至，尚在这同一个"两人世界"的边缘"恐惧－渴望"之际，他又走入另一个"两人世界"，卷入了与菲莉斯女友的暧昧关系并据说暗结珠胎。在这种过程中，卡夫卡消磨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加剧了本已难以承受的痛苦，直到一个看似偶然的悲剧性打击猝然降临，逼迫他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作出最后的抉择，退出了他与菲莉斯的"两人世界"。继而又在"恐惧－渴望"的驱使下重演他的命运，一次一次卷入与不同女人的"两人世界"，同样又一次一次地放弃，并在尚未完全放弃时又走入另一个"两人世界"，直到生命的终结，完成了萨特所谓从一个女人到一个女人的"男人之旅"。 然而，对卡夫卡而言，无论"两人世界"如何令他与人与己纠缠不清，最终仍难免让位于他对"神化工程"的执着。在任何时候，当任何一种伦理－人际关系构成对他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威胁或妨碍时，他都将予以放弃，哪怕这放弃意味着巨大的痛苦甚至意味着压倒一切的死亡。事实上，这正是他患结核病后付诸实际的壮举。那时，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他以平日难以想象的勇气毅然放弃了他与未婚妻菲莉斯的"两人世界"，并在生死大计上进行了伟大而不朽的斗争。就此而言，卡夫卡巨大的放弃能力无可怀疑。 或许，伟大而不朽的神化工程，必然(或者多半)意味着放弃，而且主要意味着对伦理－人际关系的放弃，因而意味着根本上的孤独和痛苦。对于卡夫卡，无论有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唯有在与现实的伦理－人际关系几乎没有联系的思想和艺术创造领域，他才会真正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安全，感觉到永恒的意义。在那个领域中，他只需要与人类历史上的心灵对话，或者与现实世界中纯粹化了的精神对话，——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也是在与他自己对话。那个领域的对话或自我对话需要一些特殊的禀赋，除高度个性化的表现方式外，更需要一些更为内在的品性，如对自由的渴望、本质的善良、正义感、责任感、超凡的敏感、真诚和明彻的勇气等等。卡夫卡不缺乏这些禀赋和品性，"洛维家族"给了他许多许多。不仅如此，所有这些禀赋和品性在那个领域还会得到强化，因为那个领域中几乎都是些美好的精神和心灵，其中不少与卡夫卡相似，拥有各自独特的禀赋、品性和遭遇，并由于各自大同小异的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异质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之外。这些前辈或同时代的优秀精神和心灵，对卡夫卡来说既意味着教化，也意味着示范。如此，在那个领域纯粹的对话中，在某种天才式的自我锤炼中，他可能会达到"全有"的极致——他的收获可能令常人难以想象，他可能会变得格外富有。与人类历史上或现实中伟大而纯粹的精神对话，会让卡夫卡知道如何去学习，如何去获取，如何避免落入平庸，如何解决"影响的焦虑"，如何去出类拔萃，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爱欲，从而把他"全有－全无"的命运展示到一种壮丽的极致。 前进吧，饥饿的牲畜，假如道路前方有可吃的食物，有可呼吸的空气，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在生命停息之后也在所不惜。伟大的统帅，你率领民众，率领绝望的人们穿过任何别人都寻找不到的、被雪封盖的山道。是谁给了你力量？是谁使你心明眼亮？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60。 当然，这样一种壮丽本身，多半还是要被落上"全有－全无"的投影。巨大而无神的罪感、庞杂而阴郁的虚无感，意味着被动性和消极性，并始终暗示着垮掉和放弃的危险。然而，也正是无神的罪感和阴郁的虚无感，使得卡夫卡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全是为了此岸的生活。在他眼里，这生活意味着不在烟里就在火里。生活的各种形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说要不放弃，那也不过意味着避免从烟里跑到火里。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正是无神的罪感使得卡夫卡对生命本身的展开或补偿格外关注，对此岸的生活格外关注。无论这此岸之生活是烟还是火，它是卡夫卡所关注的全部世界。这种关注与宗教的关怀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就这种关注的绝对性和纯粹性而言，就关注者的执着、就关注者为之消耗的心血和生命而言，它与宗教关怀又并无二致，而且，它同时还可能具有着生活性和艺术性的"肉体性"。这种"肉体性"的实质，我们在第三章第五节末尾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具体生活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各种形式的琐碎、悖谬或荒诞：如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左右摇摆，三心二意，反悔无常，自我分裂等等。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独特之处只是他比常人表现得极端、充分而全面罢了。我们已经并将更充分地看到，事实确系如此：正是卡夫卡对此岸生活之绝对和纯粹的关注保证了他生命和创造中的"肉体性"，并内含了——无论是否罪感或肮脏、恐惧或渴望——人性的"体温"。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向我们展示了卡夫卡与克尔恺郭尔之间又一重大的差异。 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都由于童年的不幸而在此岸的生活中不安、恐惧与颤栗。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格外执着于自己的精神创造，格外执着于自己的"神化工程"。就此而言，如果把他们与常人相比，那么可以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在追求不朽，追求永生。然而，这两个人面对"两人世界"时的差异，却使人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今世和永生、此岸和彼岸的对立。 相对说来，克尔恺郭尔属于彼岸，事实上他自己生前对此即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身命运、禀赋、天才和使命极为自觉，对自己与时代各自的特质和差异明察秋毫。他明确知道自己属于彼岸。正因为如此，他生前对自己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格外在意。父亲留给他不少的遗产，除维持基本生活外，在他有生之年全部被自费的出版事宜耗尽。即便在写日记时，他也想到这些日记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后人读到。与克尔恺郭尔不同，恐惧与颤栗没有使卡夫卡走向彼岸，相反，无神的罪感却使他"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在污秽、肮脏、疾病和虚废感中打滚。在对伦理－人际关系本质上的"恐惧－渴望"中，尤其在对"两人世界"的"恐惧－渴望"中，卡夫卡似乎与时代打成了一片。他对自己的不幸了如指掌，但是却没有克尔恺郭尔式的使命感或类似的自我意识。相反，用前面引用过的维利·哈斯的话说，他的生命"是由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组成的巨大的旋涡"。所有这些意味着卡夫卡对此岸的相对执着，并使人联想到他对彼岸或所谓"永生"的基本态度。 可以认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正因为如此，卡夫卡生前很少发表作品，而且多半是在朋友的促使和帮助下才得以发表。关于作品在死后的命运，他留下遗嘱，要求尽可能付之一炬。当然，这一决定中所包含的心理因素极为复杂，我们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将作出专门讨论。但是，无论怎样，这一决定中的确包含了一种巨大的放弃能力。关于日记，卡夫卡也对自己的日记格外重视，并在知道自己不久将有一死之际把全部日记托付给恋人密伦娜。虽然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告一段落，但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仍意味着某种爱的见证，或者说，这一举措并非完全没有永生的意向，但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今世。彼岸和此岸，永生和今世，童贞和童年。克尔恺郭尔像一位坚守童贞的成年人，面对彼岸的最高力量放弃自己。克尔恺郭尔的放弃全然不含俗世间那种孩子般孤弱无助的依赖性，或者说，他彻底战胜了这样一种生而为人在所难免的依赖性，而以"信仰骑士"的身心姿态作出了绝无反顾的决断。自然而然的是，由于这种常人几乎不可企及的放弃，最高力量因此而与他同在。相比之下，卡夫卡则更像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在成年人中流浪"的孩子。他唯一的拥有，就是此岸和今世"永远的童年"。他以一种极端的孩子般的孤弱无助，把自己放弃给一种"恐惧－渴望"的命运，以至于，即便他在"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中实际放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由于这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渴望"而痛苦不堪。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克尔恺郭尔几乎完全消解掉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战胜了这个"敌人"，这使他的移情几乎纯然地指向彼岸世界；而卡夫卡则终生与俄狄浦斯情结纠缠不清，他对此岸存在着强烈的移情。 但不管怎么说，与常人相比，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都有着巨大的放弃能力，而且，总的说来，他们的放弃能力都指向与其爱欲的实现、与其"神化工程"相冲突的社会性伦理－人际关系。只是，在执着于此岸还是执着于彼岸的问题上，他们的放弃能力表现出了实质性的差异。 用克尔恺郭尔关于人生三种阶段三种境界（"美学"、"伦理"、"信仰"）的话说，他们两人都倾向于放弃"伦理"的境界（尽管如上一节所指出，卡夫卡对伦理－人际关系格外有着自己特殊的、特别强烈的"恐惧－渴望"）。克尔恺郭尔执着于"信仰"的境界，而卡夫卡则相对地沉溺于"美学"的境界——无论对婚姻、女人或写作都倾向于如此。用克尔恺郭尔的话说，"信仰"意味着受难，而"美学"则意味着感觉上纯粹的快乐。然而，在卡夫卡身上，克尔恺郭尔遇到了一个悖论，正如我们所要看到，卡夫卡在他的"美学"境界中也将像克尔恺郭尔一样历尽磨难，并通过既需要勇气也充满怀疑的历程，"把最大限度的无意义吸收到自身内部"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31－432页。，从而探索到存在深渊中和生存大地上血肉模糊的真理。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他们各自的放弃能力具有着不同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什么比卡夫卡自己的话语更能表明两个"单数形式人格"的不同，又显示他们根本上的一致：难啊……通向爱的路总是穿越泥污和贫穷。而蔑视的道路又很容易导致目标的丧失。因此，人们只能顺从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路。也许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到达目的地。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206页。 不管怎样，正是在人类精神和心灵的领域，在思想和艺术创造的领域，卡夫卡被剥夺的生命，以及他对生活的"恐惧－渴望"，以一种魔幻般的方式得到了最现实、也最深刻的补偿。在那样一些领域，他将穿过此岸的污秽到达某种意义的"彼岸"，为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作出极为独特的、难以超越的贡献。 正文 第五章 面对世界：以孩子的名义 你可以逃避这世上的痛苦，这是你的自由，也与你的天性相符。但或许，准确地说，你唯一能逃避的，只是这逃避本身。 ——弗兰茨·卡夫卡 在肮脏和疾病的世界上，卡夫卡，这个"最瘦的人"，这个没有童年的孩子，在巨大的孤弱中痛苦地"恐惧－渴望"着。不幸的根源在于他与世界之间的对比。正是在这里必须及时地指出：关于卡夫卡与世界之间的对比，我们一直强调着其中的"能量"方面。但问题恰好在于，在这对比中不仅包含能量的对比，同时也包含着至少同样重要的其他对比。我们之所以一直没有涉及其他对比，是为了使问题单纯化，以便进入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并且深刻地感受其中有关要素的分量。至为关键的是：最终，只有当我们对卡夫卡与世界之间的对比有了全面的理解，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卡夫卡，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并进而理解他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的巨大贡献。通过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对"卡夫卡问题"的理解将获得一种重要的人本主义和生存论涵义。 人们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三次伟大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革命，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革命。又有人认为，其实只有两次革命，因为弗洛伊德思想只是达尔文理论的延伸，而且两者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认识自己"。我们已经看到，生存论心理学思想是如何让我们有可能以一套经受反复锤炼的、成熟的话语系统去认识卡夫卡，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卡夫卡问题的深处，并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事实面前，那就是：对于"认识自己"这一永恒的主题，卡夫卡这样的人具有着独特的辩证条件。 正文 第一节 切肤之痛的需要 的确，在一个通行"肉搏"法则的世界上，完全一边倒的能量对比足以导致一个人不幸。并使这个人以他那"最瘦"的身躯至为真切地感受到存在与生活的本性。然而问题在于，与"最瘦的人"相比，生活中无疑还有着"更瘦的人"，而这些"更瘦的人"似乎并不必然感受到生活的不幸，更谈不上感受存在与生活的本性了。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分量是如此沉重，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再次回顾生存论心理学的有关思想。我们曾经指出，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所谓"存在性不安"，并非某些特定个体独有的不幸状态，而是生而为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存在就是不安，生活就是不幸。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的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恶既在我们身心之内，更在我们身心之外，在世界本身。弗洛伊德用一句既是隐喻又是科学的天才表述说明这一思想：与诸如精神疾病之类的不幸相比，生活本身是更大的不幸。而精神分析治愈患者的不幸，其实只是让他回到生活更大的不幸之中。 在本书最后专论卡夫卡"向死而生"问题的部分，我们将看到，生存论心理学的这一基本思想并不意味着悲观主义。相反，在这一思想中隐含着一种深厚而博大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提供了一种真诚而坚实的乐观主义基础，有助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对于我们眼下的讨论而言，只要我们不把自己局限于"幸"与"不幸"这样一些用语是悲观还是乐观的争论，就能从这一思想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我们已经说过，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生活就是不幸，存在就是不安，这是生活和存在的本性。但是，要认识这一本性，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自我认识，尤其是某种"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这实际上意味着心灵的真诚和心智的明彻，也意味着某种非凡的勇气。 两本代表性的后期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和《文明及其缺憾》，使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又成为伟大的生存论思想家。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弗洛伊德不再像早期那样执着于儿童期的性驱力，而是反复谈论所谓"儿童的孱弱无助"、"自然的恐怖"、"自然的可怕力量"以及人在它面前的"茫然和无助"、"痛苦和死亡之谜"、"我们面对生活之危险时的焦虑"、以及"命运的各种巨大的必然性，在它们面前没有回旋的余地"等等。然而，这些殚精竭虑的表述似乎比不上《文明及其缺憾》中一句脚注的分量："生命诞生于屎尿之间"。这是代表人类所作的一个"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它意味着一种非凡的真诚、明彻和勇气。 其实，弗洛伊德能够代表人类作出这样"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他有勇气面对自己作出"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事实上，在写作上述两本重要著作时，弗洛伊德正与下颚癌所代表的死亡作清醒而坚定的斗争。在下颚癌非人的折磨中，他格外感到人很容易沦为自我感觉的奴仆。正为如此，在这场为期16年的漫长斗争中，作为一位以科学性为准则的精神分析学家，他自始至终坚守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价值，那就是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要求。他为自己拟定了一套格言，如"认清形势"、"现实原则"、"自我的统治"等。他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高度自我认识和自我克制能力，已经成为后人眼中的楷模。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当大作家阿诺尔德·茨韦格要在拟写的弗洛伊德传记中表现其"英雄主义"之时，弗洛伊德当即回信："叫我去扮演一个为人类而受难的角色，我看是困难的，尽管您的设想纯粹出于友善。我的自谴已积重难返。"诸如"英雄主义的垂死"、"征服病痛"、"与死神搏斗"等一类用语，他一概视为失当并断然加以拒绝。他深知，他真正具有的，只是某种真诚和明彻的勇气、承担责任的勇气。正是这种"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使他对人类存在本性的认识达到堪称伟大的深度。事实上，真正使他成为人类思想大师的3部重要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及《摩西与一神教》）都可看作这场斗争的产物，都可看作是"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所产生的重大成果。 的确，抽象而概括地承认世界的"非理性"，承认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承认生活的不幸和存在的不安，似乎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相反，任何"切肤之痛"的认识，尤其是"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哪怕并未牵涉死亡，哪怕只是细微末节，本质上都是生死攸关，都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否则就会畏惧这样的认识。关于对认识和自我认识的畏惧，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弗洛伊德最重大的发现是，许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惧了解自己——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的知识。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 一般地说，……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藐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李文氵恬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56页。 其实，如果没有生活压倒一切的分量，也就不存在个人的羸弱、敏感、无助、恐惧等等，也就不会产生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从而也就不会有对于自我认识的畏惧。不幸在于，生活本身就是不幸，正因为如此，生活中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具有足够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从而使自己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如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所说，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像孩子一样软弱，也像孩子一样倾向于把自己融入某种保护性的力量。利用文明的积淀所提供的某些"菜单"和"路径"，尤其是各种形式的伦理－人际关系以及整体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人们得以完成虚饰的自我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建造起自己的人格系统。在成熟的精神分析眼光看来，这种人格系统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谎言和甲胄，其目的正是要回避"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回避世界的本性和生死的分量，从而达到一种自我保护，并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遮掩了真理。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认为，一般而言，"人格……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谎言"，"是隐秘的精神病"。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四章。 正文 第二节 真假自由 值得指出的是，把伦理－人际关系及其网络看作保护性的力量，以融入这种力量为前提，一般人建立起他们的人格系统。这不仅使得人们感受不到存在与生活不幸的本性，相反还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格外幸运。用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讨论移情问题的话说，他们的"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由此都得到了基本的满足。 生活中许多"瘦"、"更瘦"乃至"最瘦"的人，正是这样摆脱了他们本该艰难多舛的命运，相反把自己的人生大剧上演得轰轰烈烈。甚至，在保护性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背景上，他们原本瘦弱的形象将伟岸起来，出类拔萃，乃至成为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即克尔恺郭尔所谓的伦理英雄。他们可能流芳百世，不过通常也会让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让文明和社会为他们付出某种代价。与这些伦理英雄相反，另一些人则可能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显赫一时，并随之遗臭万年，希特勒就是后一种情况中极端的例子。 然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无论是一般的幸运，还是特别的幸运，还是成为伦理的英雄或反过来成为文明的罪人，所有这样一些把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无条件保护性力量的人，难免要为此付出一个确定的代价，那就是丧失真正的自由。在这一丧失中包含着双重的含义，它既意味着丧失自由本身，也意味着丧失认识自由、理解自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拥有真正自由的前提。 概而言之，无条件地把自己委托给伦理－人际关系网络，就意味着放弃对存在与生活不幸本性的认识，放弃对自我和世界本性的认识，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而放弃这样一些认识，就意味着放弃自由，因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对自我及世界本性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是一切真正自由的前提。 并非偶然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与青年朋友雅努施的谈话中，卡夫卡就上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精采的意见。卡夫卡明确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幸，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关于这个世界的本性，"……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摧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力量］和尊严。"对于世界的本性，人们并非完全没有意识。相反，每个人的潜意识对此都有至深的感受。 只是，对一般人来说，既然"人的生存对他们是一种负担，所以他们就以种种幻想来处理生存。"人们"想依借外在的手段而获致自由"，但是，那是错觉，"是一种谬误，一种迷惑，一片只见恐惧与绝望滋生的荒漠。"人们由此只能获得某种虚假的自由，这种虚假的自由什么都没有说明，只说明他们惧怕真正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他们混在群众之中，安全地通过城市，通过街道，去工作，去找食槽，去寻快乐；宛如那囚狱般的办公室生活一样的贫乏，不再有任何惊奇的事件发生，一切只有规则、指示和训令。人们惧怕自由和责任，所以人们宁愿藏身在自铸的樊笼中。"丢掉真正的自由和责任，投身于虚假的自由，在卡夫卡看来，无异是"从烟里跑到火里"。人们并未能因此而解决自己的存在性不安。相反，人们的存在性不安一如既往，甚至随时有可能恶化，以一种非理性的渴望、以对"肉搏"的变态嗜好、以膨胀的欲望、以各种可能的反面表现形式，在文明的机体中，在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暴露出来。"今天全世界的人整日梦寐萦心，做着再改组的梦。这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很多"。在极端的情况，也会有人混在人群中表演"英雄主义"，对此，卡夫卡显露出格外的反感："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样一些行径，必然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损害，恶化人类的存在状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6－57、32、17页等处。 试图以逃避自由达到的虚假自由，这样一种软弱性不仅在人类内部以惧怕和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中通过欲望和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卡夫卡认为："不仅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真理。"他尖锐地指出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欲望和恐惧："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想］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这是反而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75页。 显然，卡夫卡对因为逃避自由而破坏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自杀行径深恶痛绝。 的确，人们之所以逃避自由，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关键在于，所谓责任感和勇气，并不是一句空话。正如刚才指出，承担真正自由的责任感和勇气，需要以对世界本性和人类命运的认识为基础，而这一基础，又需要以"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为前提，而正是这"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需要我们具有巨大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反过来说，只有当具备了充分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才有可能通过"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认识到世界和存在的本性。 概而言之，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确定地说，认识自我是认识世界的前提，而要达到这一前提又是如此艰难，因为它需要一种对真正自由的渴望，以及与之相应的真诚、明彻、责任感和勇气。正因为如此，在人类精神史上，自我认识就成为一切伟大人格的基本特征。他们通过自我认识穿透虚饰的人格谎言和甲胄，进入自我的本性，并进而达到对世界和存在本性的正确认识。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为自己规定了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但是，对于苏格拉底自己来说，这句话只意味着一句更深刻的潜台词，那就是他那句永恒的铭言："认识你自己！"借用一位作者的话说，为了达到"切肤之痛"的自我认识和对世界及存在本性的认识，人也许需要首先（至少暂时地）粉碎他用以维持常态生活的人格谎言，超越各种形式的伦理－人际关系，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一样扔掉所有"借来的文化衣着"，赤身裸体地挺立于生活的风暴之中。正是在这里，在自我和世界面前，在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卡夫卡，一个难以进入伦理－人际关系的"最瘦的人"，一个"在成年人中流浪的孩子"，表现出那些"成年人"所难以具有的真诚、正义、善良、敏感、明彻、责任感和勇气，从而使他能够深刻地把握世界和存在的本性。换句话说，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问题上，卡夫卡具有着"客观"和"主观"双重的辩证条件。一方面，从客观上说，虽然所有的人都生存在"不幸"的存在之中，都具有认识存在之不幸的可能，但是，卡夫卡非人的不幸，却反过来赋予他独特的客观认识条件。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卡夫卡血管里还流着来自母亲的"洛维家族"的血。在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到，洛维家族的人虽然常常显得行为古怪、举止反常、不谙事理、心不在焉、体质羸弱，但同时也禀有一些优秀的气质和品性。他们性格突出、特立独行、富于终极关怀、关心精神生活和内心价值远胜于关心世俗利益。卡夫卡曾说，"我的血会诱惑我成为我的舅舅的新的体现"。从洛维家族的血液中，卡夫卡明显继承了某种孩子般的正义感、善良、敏锐、明彻、真诚等美好的品性，形成有利于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主观条件"。 正文 第四节 三位一体的牺牲者 的确，卡夫卡首先是世界和时代的牺牲者。 从某种意义说，牺牲者也就是见证人，因为他穿过了苦难和耻辱、肮脏和污秽、疾病和匮乏。 同时，卡夫卡又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牺牲者和见证人。这个不幸的孩子，几乎终生在伦理－人际关系的边缘恐惧－渴望，"在成年人中流浪"。一方面，他在这种关系中所遭受的不幸，使他对这种关系的本质有着"切肤之痛"的感受。另一方面，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与常人相比，他容易具有一份清醒的眼光。与此同时，他的敏感，他对这种关系的"恐惧－渴望"，使他格外能洞察它的本质。事实上，这种洞察渗透了他的艺术创造。在这方面，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生存论思想代表人物加缪曾对这部小说作出准确的概括，认为它是一种极端的"局外人"处境的产物，"是人在发觉自己一下子变成动物时所经验的那种骇异感的产物"，同时也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加缪：《弗兰茨 ·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104－105页。 这样一个"局外人"也就是一个明彻的见证人。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是牺牲者和见证人。关键在于，卡夫卡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自觉的牺牲者和见证人：面对自己非人的牺牲和不幸的耽迷，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丝自欺欺人，绝无半点文饰和回避，反而还以独特的气质对这牺牲的事实加以"自我折磨、自我谴责"的拥抱。卡夫卡"一点也不矫揉造作，也没有丝毫的激情"，激情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马克斯·布洛德：《关于弗兰茨·卡夫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20页。而他的敏感则使他对世界的非理性格外刻骨铭心。唯其如此，他才得以格外冷静、真切而深刻地感受到自我与世界的本性及其关系。与此同时，他的"恐惧－渴望"、他的真诚、正义感和良知又使他起而斗争。卡夫卡无法承受和容忍世界的非理性，他无法承受和容忍既是美人又是野兽的对象，无法承受和容忍本真人性的异化，更无法承受和容忍异化的加剧和人性的解体。面对非理性世界"悬而不决"、"含混不清"、"不由分说"的诸般本性，甚而至于面对"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面对这个世界所盛行的"肉搏"的法则，卡夫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揭露和反抗，要求着理性、正义、公正、良知、明确、明彻、澄明、纯真等形而上的价值。后面我们将看到，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他的作品中也充满了感人的斗争。 换句话说，卡夫卡不仅仅是牺牲者，而且是见证人，最后还是斗争者，是审判者。他是这三者的三位一体。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有些人有所感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履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看到我精神有些不集中，但不是很严重。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如同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为什么我要从这些吵吵嚷嚷、然而在这方面却是战战兢兢的寂静的人群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要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的名字上了敌人的第一份名单呢？我不知道。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书上把这样的人称为具有士兵天性的人。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并非因为它是斗争，使我快乐的唯一理由是有事可干。作为这样的斗争，它带给我的快乐显然比我实际上所能享受到的要多，比我所能赠予的要多。也许将来我不是毁灭于这种斗争，而是毁灭于这种快乐。《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0－111页。 的确，就正如他自己意识到，作为牺牲者、见证人、斗争者的"三位一体"，他与世界的对比是那么令人绝望，两者互不相容，无法协调。在这一对比中既包含着本性的对比，也包含着能量的对比。本性的对比是那么鲜明，而能量的对比却又完全一边倒。正是这两种基本对比之间的综合效果，使他的生命和创造是如此地触目惊心。在他三位一体的呼喊声里，饱含着受害和牺牲的事实、可怕而真实的见证、以及抗议和斗争的呐喊。只是，作为一个"最瘦的人"，一个来自阴森可怖的地下室的"活标本"，一个"在成年人中流浪"的孩子，一个被肮脏的结核病毁坏了呼吸和发音系统的患者，他那三位一体的呼喊声久久不能为伦理－人际关系的网络所接收，而只能成为"一个灵魂声嘶力竭的独白，一个声带坏了的人在沙漠中的呼喊声"，而得不到任何救助，令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无聊。 但是，卡夫卡会有他的知音。历史或上帝从不幸的犹太人中挑选他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当然是自有其道理。要知道，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到这样一个人并非易事。要多少因素近乎神秘地汇聚起来，并通过复杂得令人晕眩和窒息的相互作用，才会形成这样一个"单数形式的人格"。一位作者说得好：要记录最微小的震动，就要有最灵敏的仪器；要感知最高境界的要求，就要有最敏锐的灵魂；要眺望深渊，就要有敢闯深渊的人。因为壮汉、干练之士或"体魄硕大无朋的资本家"无法完成这样的事业，而这样的事业落到了卡夫卡肩上。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能说，他的呼喊不会默默无闻地消失在虚空中。而他的呼喊一旦为人们所感受到，就会令人透不过气来，令人感到彻骨的寒意，令人恐惧和颤栗，……从而也令人猛省，令人重新思考世界和生活的意义。而对于这意义，卡夫卡自己恐怕比我们更显得若有所思：深深地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人们都睡着了。认为他们正睡在房间里，睡在安全的床上，可靠的屋顶下，平躺或蜷卧在褥垫之上、睡单之中、毛毯之下，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可是无害的做作，天真的自欺了；事实上，正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都挤在了一起，挤在荒郊，挤在野外一块宿营地上，不可计数的一大群人，一大群平民百姓，挤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曾经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臂，脸朝着地，安祥地睡着。而你正在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一根从你身旁柴堆中捡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卡夫卡：《夜晚》，载《卡夫卡随笔》，冬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 一个孩子，一个守夜人。一个孩子是一个守夜人。也许，在一个患病的世界上，唯有一个孩子才可能是一个守夜人。 "永恒的童年时代，生活的又一次召唤！完全可以设想，壮丽的生活就在每个人的周围，它永远那么丰富，但是被掩盖着，深得无法看见，极其遥远。它在那儿，毫无敌意，既不抗拒也不充耳不闻。如用正确的话、用它真正的名字呼唤它，它就会来。正是在这方面有巫术的特点，它并不创造，而是召唤。"——只有一位孩子般的守夜人，才能在夜色的眺望中，看到这巫术般壮丽的生活。 我们十分理解卡夫卡这位守夜人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位守夜人不仅是一个孩子，而且也是"最瘦的人"。如果我们真正心明眼亮，如果我们对无论什么人都具有隐忍的心怀，就能看到他在无边夜色中的身影是那么地孑然、羸弱而可怜。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可是，为什么恰恰是个孩子？恰恰是个"最瘦的人"？ 真正的人道主义必须具有真正明彻而隐忍的眼光，在任何时候都能透过任何事物看到不管怎样一个真实的人，尽可能地看到真实的人，看到一个真正"单数形式的人格"，——无论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是眺望过往岁月的风中一个人朦胧的身影，或者打开一本书。哪怕为此要承受决眦的痛苦。如果我们渴望，如果我们决心要去面对或眺望一个人、一本书、或者一种生活…… 在太长的危险之旅，我们一直纠缠在危险的概念中。正是生活和渴望提醒着我们：在我们的思路围绕着"永远的童年"纠结不去的地方，卡夫卡生命的河流才刚刚展开不久。所有的河流都将归入大海。但是，每条河流都有自己不可重复的生命路线。卡夫卡的生命之河在命运的"地形"上盘桓，在生活的大地上流连，日日夜夜，以梦一般的眼神睨顾着斑驳难辨或眩目的苍穹，那的确宛如一座至高无上的法庭。从灰蒙蒙的不由分说的云层，从焦灼而酷烈的阳光，用痛遭剥夺因而永恒的童年的眸子，他试图寻找永恒的母亲的形象——其实也在呼唤着真正"最亲爱的父亲"。在父亲的天穹下，在因母爱的缺席而悲凉的大地上，他从本已疲弱的身心调集起一切本能的力量，反抗着地形的限制和阉割。毕竟，弗兰茨·卡夫卡的身上流动着洛维家族的血，其中所包含的，并非都是迟疑、胆怯、羸弱、敏感、畏惧和局促不安，更有真诚、正直、执着、勤勉、善良、温柔、慷慨、谦虚、宽容、隐忍等生而为人所不同程度地具有的美好品性和情怀。在他身上也流动着赫尔曼·卡夫卡的血，其中还格外有着一份生命的坚忍。所有这些与生俱来、或几乎与生俱来的东西，同样也是生活的赠予，它们将与卡夫卡伴随一生，参与他全部的苦乐年华和悲喜人生，并将让他有可能代表人类去作一次伟大的探险。 因为，在一个由父亲艰忍的背影所象征的世界上，就人类赋予"母亲"一词的美好涵义而言，人类注定将永远寻找那"永恒的母亲"。 正文 第二部 向死而生 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真的要死了……" ……但是为什么我只讲真正的死。在生活中它和生是同一回事。 ……然后也许我能够自愿——一切取决于自愿和欢乐——放弃写作的幸福。 ——弗兰茨·卡夫卡 在试图理解卡夫卡生命的努力中，我们艰难地写下："向死而生"这个短语。写下它并不很难，难的是真实地理解其中的涵义。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向死而生。对于每个人，文明都是生命的土壤，因而也意味着对生命的规定。生命渴望着自由，而文明只给予有规定性的自由。生命要求着意义，而文明则用它规定的意义要求着我们的要求。由于个体的生命力无法与文明的力量相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文明的规定就意味着死亡。人就是这样在文明的规定性中向死而生。正因为如此，也许我们能够说，人倾向于把文明的规定性感受为文明的缺憾。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生活在有缺憾的文明中。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文明的缺憾有着不同的表现，其性质和程度，取决于这个人与文明之间在本性与能量两方面的对比。 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作家还是农民，也无论我们是否拥有青春……我们都会受到文明之缺憾的规定和限制，就宛如我们在生活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前都有自己一份作业，虽然在宗教的意义上也许分不出什么分量的大小，实际形式却总那么千差万别。其性质与程度，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各自与文明之间在本性与能量两方面的对比。 跟所有的人一样，卡夫卡生活在他独特形式的缺憾之中。本性与能量的对比使他的童年遭受了严重的剥夺。我们似乎可以说，严重的剥夺使他处于严重的"文化休眠"状态。其实，从心理学上说，每个孩子都大同小异地处于这种境地。他们尚不具备概念的形式运算能力，他们只能作"具体运算"。在文明与文化的迷宫之中，他们只能"休眠"，在休眠中凭借着生命的直觉，根据自身与文明之间本性与能量的对比，本能地运算着他们人生的作业。与一般孩子相比，卡夫卡只是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然而，与其说他们在休眠，不如说他们在学习，在等待，在渴望。无论多么瘦弱、多么不幸，孩子都在不可阻抑地成长。直至摇曳多姿的青春以其惊人的力与美、以其全新的本性和能量，挟裹浩荡的岁月之风而来，迫使文明作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在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随处都能看到这种"形式的让步"。从古希腊文明，从现代太平洋某小岛上的萨摩亚原始文明，从北美的印第安文明或其他文明，我们都能看到随着青春期而开始的强化训练，它们与现代文明针对青春期的强化教育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那都是文明试图在"同化"我们的青春。而"青春不识文明面"，青春只顾着绽放，青春其实也在"同化"着文明，就哪怕一位注定要永远流浪的孩子那最"瘦"的青春。而在可歌可泣的青春之后，又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 第六章 青春时代 书中言语何其多！ ——弗兰茨·卡夫卡 1955年，一位年逾70岁的妇女致信马克斯·布洛德——弗兰茨·卡夫卡生前的终生朋友、遗嘱执行人、手稿编辑者。在信中，这位妇女回忆了她生活中一段美好的时光：……中间是一棵非常、非常古老的橡树。我们常常坐在那棵橡树下——弗兰茨和我，两个孩子；他给我读尼采，并不在乎我是否听懂。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们用那个时代的方式调情；我们都青春年少，我年轻漂亮，他聪敏伶俐。他家租用我家二楼度暑假。我家花园一直伸向一座小山，山顶有一条长凳。傍晚，我们常散步到那儿去，弗兰茨拿着一支燃烧的蜡烛，他试图说服我，让我注册报考大学。这事儿没结果。我父亲不会同意。那时，孩子们都听父母安排。于是我们便分手了。Ernst Pa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3. 这位妇女名叫塞尔玛·珂恩，据认为是卡夫卡当年柏拉图式的初恋情人。他们相识和分手于那个暑假，此后再未谋面。告别时，卡夫卡在少女的剪贴薄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文学和人生意味的赠言：书中言语何其多！ 它们要回忆！好像言语会回忆似的！言语其实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脚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但是有一种活的思念，它温柔地掠过一切值得回忆的事物，仿佛用手轻轻抚摸。然而如果从这片灰烬中窜起火苗，炽热而强烈，而你呆呆地凝视着，犹如为神奇的魔术所迷住，那么就……可是却不能以笨拙的手和粗糙的工具来抒写这种纯洁的思念，只能将它写在这些白色的、简朴的纸上。这就是我在1900年9月4日所做的事。《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33页。 这篇初恋的临别赠言，也是已知卡夫卡最早的文献。有关这场初恋的简短文字，似乎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把人们引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卡夫卡。 正文 第一节 文学和思想的洗礼 1893年，在以优异成绩通过各科考试之后，10岁的卡夫卡正式进入布拉格旧城区德语文科中学就读。他从此告别了肉市附近那所森严阴郁的德语小学，在那儿，他曾度过4年暗淡的时光。在这4年之间，家中先后添了3位妹妹，结束了他此前的"独子生涯"。他所考取的中学，乃是布拉格公认教学最严格、质量最过硬的学校。从各种意义上说，1893年对于卡夫卡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年头。 父母为他选择这所中学，当然自有其打算。这是一所德国人办的文科中学，是飞黄腾达的好起点。但是对于卡夫卡，这所学校紧张的德语教学却把他引入了德语文学的海洋。最初三年的德语教师特别强调童话的学习。卡夫卡陡然进入了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其中不仅有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而且还有中国民间故事。对于他这个"永远的孩子"，这其中的意义也许非同小可。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将显示出童话般丰富而怪诞的想象力，他的大量寓言，以及包括在内的若干重要作品，无论其思想性是如何复杂，将具有童话般的表现形式和结构，它们的内容让最深刻的人们思索和迷惑不已，可它们的文学形式却会让孩子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的3年，卡夫卡进入更为广阔的德语文学领域，其中包括古高地德语英雄诗中唯一残存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中古高地德语中最著名的《尼伯龙根之歌》，奥地利剧作家和诗人格里尔帕策、莱脑等人组成的奥地利作家群，以及歌德、席勒、莱辛、施莱格尔、蒂克、诺瓦利斯等德国浪漫派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临近毕业时，卡夫卡还对霍夫曼斯塔尔和尼采等人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中学时代所接触的众多作家中，歌德和格里尔帕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站在未来卡夫卡的立场上，歌德和格里尔帕策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他接受人类文化影响的方式。 歌德不仅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巨星，而且是深刻的人性大师。歌德不仅有可能让人感受文化星空的辉煌和深邃，而且有可能让人洞察命运的真谛。在艺术上，卡夫卡对歌德保持了高度的尊敬。尤其在1912年他取得第一次重大文学突破之前，卡夫卡对歌德的兴趣达到顶点。他醉心于歌德那"持久性的艺术"，甚至"一个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并在日记里单独记下歌德这样一句话："我对创作的兴趣永无止境。"另一方面，歌德对人性和命运的洞察可能让卡夫卡受到更为持续而深沉的冲击。"不做铁砧，就做铁锤。""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这样一些歌德式的智慧必然深深触动着卡夫卡不幸的内心世界。20多年后，在自知将有一死的最后时光，在生与死、爱情与污秽在他身上纠结不清的日子里，他与青年朋友雅努施谈到："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他感慨道："关系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也许，歌德这样深察和把握人性和命运的"神人"触动了卡夫卡内心深处的渴望，使他格外意识到自己挣扎着的生命之弦。 与歌德相反，格里尔帕策是与卡夫卡气质格外相近的特殊悲剧人格。格里尔帕策是奥地利几乎唯一能与德国古典作家相提并论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悲剧后来被认为可能是奥地利舞台上最伟大的作品。格里尔帕策对卡夫卡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无独有偶，这位奥地利诗人与卡夫卡在家世与气质上竟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他母系的家族遗传性中大概隐藏着某种抑郁症因子，母亲和一个弟弟先后自杀，他自己则为严重的抑郁症所苦，终生自我压抑、自我怀疑、自我局限，并对人类处境表示出深深的悲观主义。与此相关，他在生活和创作中表现出深刻而尖锐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眼光。在宗教问题上，他明显地具有一种反教士的特征。后来，卡夫卡身上也表现出一些类似的倾向。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他后来为"结婚或不结"这一问题像哈姆雷特一样痛苦不已时，他专门举出格里尔帕策、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这样一些悲剧人格支持自己否定的回答。在文学之外，卡夫卡还受到自然科学的重大影响。19世纪末叶正是"科学时代"最伟大的时期，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都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革命。卡夫卡不同程度地感受了各门现代科学长足的进展，其中，达尔文进化论对他尤其显示出特殊的吸引力。16岁时，他就已经开始阅读达尔文和更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家海克尔的著作。按照一位作者的说法，在当时，无神论的达尔文主义甚至一时掩盖了斯宾诺莎泛神论对卡夫卡的影响，并将他推向更极端的无神论，让他接触到一点德国自然主义，并发现了令他一时为之崇拜的尼采，后来还引起他对托尔斯泰和克拉普林无政府主义较为温和的兴趣。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位特殊的悲观人格，进化论表现出一种极为重要的意义。临终前几年，卡夫卡与青年朋友雅努施的一次谈话深刻地涉及到这一问题。雅努施向卡夫卡谈起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丰富多采的装饰艺术表面上具有无目的的美，使人产生自由的情感。但实际上，装饰艺术却有一个并只有一个目的，即掩盖各种不同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人用它掩盖自己身上动物的天性。卡夫卡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评价说："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因此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每个人都要死，而猴子则在整个人的族类中生存下去。"我"无非是由过去的事情构成的樊笼，四周爬满了经久不变的未来梦幻。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8页。 显然，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高度兴趣，后来发展为卡夫卡悲观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那阴郁而恐怖的"猴子的原罪"中看到了人类和自己的宿命，找到了他自己悲凉而局促的"家"。"那是我的归宿！"《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50页。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后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理解卡夫卡艺术世界中那些甲虫、鼹鼠、豺狗、猴子、耗子、兀鹰……以及理解卡夫卡自己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 在这所中学里，宗教课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主要内容是教授希伯来文，并用德语讲解圣经和犹太经典。卡夫卡不仅对宗教课无甚兴趣，而且还用无神论和泛神论思想与同学进行争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放弃犹太教信仰。 在受到无国界、反传统的科学影响的同时，卡夫卡还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在犹太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冲突中，以他特有的方式站在社会主义思想一边。 关于科学对世界观的作用，量子物理学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海森伯曾指出，在现代科学背后隐藏着哲学理论和哲学精神。人们在接触现代科学的同时，必然接触到这些哲学理论和精神，并导致对家族和种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章。并非偶然，在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对犹太教的背离等倾向之间存在着内部关联，它们一致表现出卡夫卡对家庭、犹太教和社会的某种敌意，反映出卡夫卡心理上引人注目的反传统动机。8年的中学学习结束了。1901年夏天，卡夫卡通过了中学升学考试，同年11月在布拉格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注册入学，开始为期6年的大学生活。 最初，卡夫卡与同学和好友奥斯卡·波拉克和胡果·贝尔格曼一道，选择了未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所能选择的最好专业之一：化学。然而他很快发现，实验室的工作对他并不适合，于是在两个星期之后便转入法律系，在那里一直读到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关于这些选择和变化的心理动机，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也作了堪称经典的自我分析："……就我而言，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与那件性命攸关的事相比，其他一切事，犹如那中学里的课程，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于是，学法律便是势在必行的事了。虚荣心、无谓的奢望使我作了几次方向相反的小小的尝试，例如那14天之久的学化学，那半年的学德国文学，这一切，到头来反而更加强了我的那个基本信念。于是乎，我就学法律。" 既然怀着这样一种无目的的目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必修的法律课程，卡夫卡基本上应付了事，至多临到考试才死记硬背。而在必修的课程之外，他在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校园内的各项活动，包括选修课程，则充分反映了他内在的兴趣。 从第二学期开始，卡夫卡选修了布伦塔诺的学生安东·马尔蒂所开设的哲学讲座"描写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后4年之间，他又持之如一地参加了"布伦塔诺沙龙"的活动。布伦塔诺学说的内容是对人真实存在本性的思考，这是一门专门的深层哲学，具有十分抽象的形式。卡夫卡不善抽象思维，却难得地对布伦塔诺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圈子的人个个都很高傲，令常人难以接近。"他们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弗朗兹·布伦塔诺当然不在场，但是他那强有力的影子笼罩着所有的谈话。"据报道，卡夫卡有时还到该沙龙一位主要成员家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文学－哲学晚会，并且还是颇受欢迎的宾客。 10年后，即1917年，卡夫卡的人生陷入重大的危机，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当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一压倒一切的人生思考时，在他那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又出现了有关"描写心理学"的记述。似乎可以确切地说，布伦塔诺的学说对卡夫卡的人生、思想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 正文 第二节 布伦塔诺沙龙 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的思想是当代哲学主流最重要的源头之一。187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从经验立场看心理学》一书，提出了所谓"心理对客体的指向性"。其大意是说，在我们对客体的观察中"渗进"或"投射"了我们主体的心理因素，换句话说，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客观现象"；相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中包含着我们自身的主观心理成份：如知觉和观念作用，包括感觉和想象；如判断，包括承认、否定和回忆；如爱和恨，包括欲望、意向、希望和情感；等等。在布伦塔诺看来，没有什么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分，只有一个一次形成、一次赋予的世界，一个"发生学"的世界，一个"现象世界"，一个"生活世界"，一个"自明"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存在"本身。自明性是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朴素的本性，只有一目了然的判断，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真理，从中，别人也不会走向相反的理解。从布伦塔诺的基本理论可以得出许多重大的推论，例如，从一个方向，人们探及心理现象的主观性、"投射"性、个人性和表象性，深层心理因素的潜在性等；从另一个方向，人们可以深入到存在的意向性，存在对于本质的先决性，存在的主体性、个体性、个人性，以及存在的自明性、澄明性等。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中，这些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布伦塔诺被认为是开启了精神分析和现象学（以及存在哲学）两大思想路线的伟大导师。事实上，弗洛伊德和Ｅ·胡塞尔也正是他的学生，从代代师承的关系上说，马克斯·舍勒尔、马丁·海德格尔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他的弟子。当然，布伦塔诺思想还有着其他重大影响，但是，在上述两个方向上，布伦塔诺思想表现出充分的、极为可贵的当代性。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上卷，第一章。通过胡塞尔、弗洛伊德以及舍勒尔、海德格尔等人，布伦塔诺实际上对存在哲学、生存论哲学及精神分析都有根本性的影响；而正是这两大思想主流的交汇形成了本书所涉及的生存论心理学。 并非偶然，正是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使得布伦塔诺哲学对卡夫卡的影响令人格外关注。一种广阔的视野让人看到，在卡夫卡的人生与布伦塔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血肉相关的联系。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两者都是中欧和奥地利土地上破碎不堪的存在和生存之反映。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对布伦塔诺哲学情有独钟，绝非偶然。同样，这也许说明，为什么高度抽象的布伦塔诺哲学对不善抽象思维的卡夫卡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甚至，这也许还能说明，为什么后来卡夫卡成为现代派小说公认的开创者，并反过来对生存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卡夫卡与布伦塔诺思想血肉相关的联系中，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当代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不难理解，布伦塔诺哲学首先要求人们真诚而明彻地站在"生活世界"的大地上，站在自明的存在立场，对繁复而又自以为是的心理世界进行重新检讨。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那就是"设身处地"——既针对他人，更针对自己。这一思想精髓首先是对卡夫卡心理需要的一种满足。在破碎的土地上，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和战战兢兢的生存中，面对自己悬而未决的存在和深不可测的不安，如果一个人不幸生而为"最瘦的人"，不具备足够的"物质性能量"，无法与一个哥伦布的世界展开"肉搏"，但又不愿意牺牲内心的自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真诚和明彻去换取廉价而扭曲的安全感，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存之舟在现实的大海上轻易地被倾覆，那么，他就只有不断审视和检讨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世界，实现心理平衡，"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对于卡夫卡来说，不管是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还是认识世界，主要都出于生存的需要。固然，在一个基本上以物质性能量为准则的世界上，理解别人常常意味着放弃自己，但是，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指出过，在"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一种真诚而明彻（哪怕是在潜意识的层次）的放弃，实质上往往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布伦塔诺哲学潜在地为破碎的人、为"最瘦的人"、为永远不安的犹太人准备了一种存在精神、一种生存思想、一种心理眼光。 1904年，正在定期参加"布伦塔诺沙龙"的卡夫卡在致友人信中说："我们像搜查鼹鼠一样去检查我们自己，当我们从隐蔽的、用沙土造的地窖走出来的时候，都蓬头垢面，身上沾满污垢。"在同一封信中，卡夫卡深刻的自我分析又使人感到他自己就像一只为不安的存在而终日操心操劳的鼹鼠："我们在不停地装饰自己，暗暗希望，这些装饰品能成为我们的本质特征。当别人问起我们的生活目的时，我们总是习惯地摊开双手，好像对某一事情下断言，是荒唐可笑的、是多此一举。"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45－46页。约20年后，在自知必有一死的最后时光，卡夫卡写作了小说《地洞》，在全部3万字的篇幅中，他用惊人的细腻笔触刻划了一只至为弱小但又本能地渴望活下去的鼹鼠。在危机四伏的"生活世界"，为了生存，它无休无止地对自我和他人进行不厌其烦的心理分析和检讨，并根据其结果采取相应的"装饰"和补救行动，实际上，所有这些"装饰"和补救就构成了它几乎全部的生活。在参加"布伦塔诺沙龙"期间，卡夫卡写下他第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其中两个部分后来曾经发表。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这篇小说可能正是对布伦塔诺"设身处地"哲学的一个图解。小说描写"我"与一位新相识在一段旅途上的经历。一路上两人情绪和经历都变化无常，宛如梦境。后来"我"爬到树上入睡，醒来后看到河对岸若干人往河里走来。后来其中一人讲述一个恳谈者的故事，与原来整个故事毫无关系，然而，"我"又出现在这故事中的故事中，"我"把"田野中的杨树"和似乎毫不相干的"通天塔"、"挪亚"等等联系起来，正在这时恳谈者说："我很高兴，你所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懂。"通过这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描写，卡夫卡大概是想表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体认世界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有一个全然自我的世界，一个全然自明的存在。它具有全然的主体性、个体性、个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存在，一种生活。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从根本上说没有可能，只是，对它们的"描写"却有可能。《一场斗争的描写》正是这样一个描写。也许，这种对不可描写之物的描写，正好表明了卡夫卡为了生存而"拥抱"和理解世界的心理倾向。也许，卡夫卡从布伦塔诺哲学中找到了一种健全而合理的两面性，使他得以用一种一无所是而又无所不是的世界观去认同世界，从而肯定自己的生存。 当然，一种深刻的方式往往也是一种危险的方式。至少在最初阶段，卡夫卡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容易作为一条重要的因素导致自我的困惑。有人正确地指出，在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中，许多人物具有犹豫不决的特点，对周围环境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疏隔感，行动没有目的，甚至无所适从，往往被非内在的作用力所支配。在1908年的《乡间的婚礼筹备》和1912年的中，这些特征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 然而，另一方面，理解世界，理解自我和他人，却意味着艺术创作上的自明性。关于这一点，天才的文化和艺术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尚未得到第一手资料时，便作出了精彩的评论，可见这种自明性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他说："卡夫卡不知疲倦地分析、回想一个人的仪态，他总是十分惊奇地回想那些事情；从一个人的仪态中，他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依据，那些依据是前世遗传下来的，他还从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思考对象。"据卡夫卡后来的终生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回忆，卡夫卡曾经跟他谈到"真实、简单的事情"。卡夫卡只喜欢真实、简单的事情，他认为其中充满了魅力，并为此而赞叹。相反，他对一切人为的、杜撰的东西都不屑一顾，无论其手法有多么高明、表面有多么漂亮。"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引用了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屋里面，走廊上的湿石块散发出阵阵气味。卡夫卡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好久，没有作任何解释和补充，好像这个句子中的深奥涵义是不言而喻的、用不上做任何解释。"参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43、44页等处。 与"自明性"相应，在布伦塔诺的思想特征和卡夫卡的气质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对应，那就是引人注目的真诚和明彻。布伦塔诺本身就是一位知识渊博、逻辑明彻的思想家，他的研究内容虽然高度抽象，但思想追根溯源，思路清晰明快，同时具体的语言表达又非常简洁而准确，毫无暧昧不明之处。众所周知，卡夫卡的人生和创作中都鲜明地具有着类似的特点：无论其实质是如何令人费解，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凡的清晰、简洁和准确，就像他好几张照片中那深深打动人的眼神一样。 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卡夫卡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深刻而细腻的心理穿透力，往往在梦境般的氛围中，达到惊人的逼真程度，并因此而形成震撼性的艺术力量。在这方面，卡夫卡自己认可的代表作之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深刻而细腻的艺术穿透力，使加缪这样的艺术和思想大师也为之感叹不已，并正确地评价为"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究其原因，人们自然会想到"设身处地"的布伦塔诺哲学，想到布伦塔诺心理学明察秋毫的当代性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的创作极为难能可贵地接近了存在本身。这使得他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如此令人关注的现象。到后期，卡夫卡在生活和创作中更是成熟地体现出不少引人注目的特征，令人想到布伦塔诺可能对他产生的影响。在人生问题上，他明确表达出这样一些观点："一切取决于自愿和欢乐"，"人终生奋斗，锲而不舍，所执着的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态度，……这是人自由的条件。"而他的艺术意象更是令人想到一种布伦塔诺式的精神之眼及其投射。例如，在著名的中，人们读到这样一些平易然而不朽的描写：城堡还像往常那样静静地屹立着，它的轮廓已经开始消失了；Ｋ还从未见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也许从那么远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是眼睛总希望看到点什么，它受不了这种寂静。每当Ｋ凝视城堡的时候，有时他觉得仿佛在观察一个人，此人静静地坐着，眼睛愣愣地出神，但并不是因为陷入沉思而对一切不闻不问，而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仿佛他是独自一人，并没有人在观察他。可是他肯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但他依然安静如故，纹丝不动，果然，观察者的目光无法一直盯着他，随后就移开了，不知这是安静的原因还是安静的结果。今天，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中，他的这种印象更加强了，他看得越久，就越看不出，周围的一切就更深地沉入暮色之中。卡夫卡：《城堡·变形记》，韩耀成、李文俊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93页。 正文 第四节 友谊——通向世界的窗口 在难忘的学生时代，在文学、知识和思想观念的世界中，卡夫卡迅速丰富着自己，并逐渐形成一套世界观。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一如既往地孤独和反常。一位中学同学后来回忆说："如果要我就卡夫卡的性格谈点什么的话，那么这就是：在他身上毫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拘谨而又规矩，但是穿着从不讲究……学校的学习对他来说似乎总是某种不能十分打动他内心但又必须有条理地去完成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和他变得亲密无间，他仿佛总是被一堵玻璃墙包围着……他同我们保持着距离和疏远。他以静谧、亲切的微笑向大家敞开了门户，但又将自己同大家隔离开。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娱乐。只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到一个下等酒店去。即使在那里他也一如既往：一位客人，怀着兴趣笑眯眯地观望着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环境，但同它保持着距离。" 但是，这位同学看到的不是卡夫卡的全面。也许，就像卡夫卡后来的作品一样，很难有人能够看出一个"全面"。中学时代的大多数同学都感到卡夫卡身上的孤独倾向。但是，个别人则有着相反的印象，觉得卡夫卡无话不谈。例如，卡夫卡与一位重要同学胡果·贝尔格曼的关系就是如此。据称，在同窗12年的漫长交往中，他们对文学、书籍、学校、宗教、哲学、政治等无所不谈，只除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性的问题。但是即使对性的问题，卡夫卡也并非完全不谈，正如后面将看到，在别的同学和他之间，甚至在他与父亲之间，性的讨论将会进行到十分可怕的地步。这类现象表明，跟生活中不少人相似，在卡夫卡的人格中存在着莱恩所谓的"自我分裂"，不仅存在着真假自我之间的分裂，而且在分裂中又有分裂，或者说，自我碎裂为几个部分。 无论是真假自我的分裂，还是自我不同部分的分裂，其实质还是一个生存问题。"人是伦理的动物"，人总得还要在人群中活下去。没人能够承受完全的孤独，哪怕他有心孤独，结果也会无力承受。正如卡夫卡自己在中学毕业后两年一封信中所说："人与人是用绳索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松开了，那么，他就会沉下去，沉到比谁都深的地方去，那就糟糕透了；如果某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扯断了，这个人就会一头栽下去，那太可怕了。因此，每一个人都得紧紧抓住其他人。"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2页。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奥斯卡·波拉克，卡夫卡中学后期和大学初期的朋友，卡夫卡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绳索、窗户和桥梁。波拉克在同学们中间是位领袖式的人物，性格与卡夫卡刚好相反：意志强烈，重视人际关系。对卡夫卡这位谨慎、内向的同学，他处处给以关心和爱护。卡夫卡则报之以高度的尊敬和友爱，包括呈送自己的文学手稿。这种尊敬和友爱的深度，在他致波拉克的另一封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将为你准备一堆东西，那是我至今写下的一切，……我将把它们奉献给你，只要你来信说一声"好的"，或者答应我对你的要求。……我最喜爱的和本身最坚挺的东西在太阳底下也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若有一双陌生人［旁人］的眼睛盯着它们看，或许会使一切变得温暖起来，生动起来。我说的只是温暖起来和生动起来，因为这些词更接近上帝……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我摘下一块(因为能给你的不止这些，而我还将给你——是的)，从我的心中摘取一块，用一些写满字的纸张干干净净地包好交给你。《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35-136页。 波拉克身上的精神以及他对卡夫卡的友谊给卡夫卡以力量，使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成长，甚至他迟缓的生理发育都得到很大的改进。到1930年夏天，这位20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写道："我长健康了，也长强壮了，在人们之中，我也出色了，我能跟女人交谈……也能跟某种人交谈，这样的人站在树后平静地对我说：没有别人，你什么也做不成。可我眼下用加强的语气以及华丽的修辞记录下这样一些东西：孤寂的生活令人厌恶；在每一个人面前坦诚地产下你的蛋，让太阳去孵育它们；咬生活〖BF〗一口胜于咬自己的舌头；你尽可以喜欢鼹鼠或类似的什么，只是别让它们成为你的守护神。" 然而，从卡夫卡致波拉克的信中不难看出，他那高度的尊重和友爱，虽然是他情感的自然表达和需要，但其分量似乎太沉重了一点，而且其中充满了某种"文学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恋倾向。不难想象，对于一个正常人，无论他具有怎样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个性，只要他还不是上帝，这样一种高度的尊敬和友爱就多半会让他感到难以承受。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学期间，波拉克开始逐渐疏远卡夫卡。正是在这时，卡夫卡向波拉克写了那样一封信，其中说道："……这么多的年轻人，我只跟你说过话，我同其他人说话只是应酬，这也是为了你。你对我来说，不仅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你还像一扇窗户，通过它，我才能看到胡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容易理解，这样一封信恐怕难以挽回正在消逝的友谊。不管怎样，一场对于卡夫卡如此珍贵的友谊渐渐逝去。也许并非偶然，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如果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还想到处找朋友……而且还想理所当然地找到一只可爱的手，想从中得到慰藉和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通向胡同的窗口，他的好景不会长。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3页。 波拉克的疏远使卡夫卡受到很大的打击。幸而，他与布洛德之间的友谊随着共同的大学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学兴趣而渐渐加深，尽管其过程十分缓慢，却也相当稳固。布洛德活跃而自信的性格、文学上的事业心和抱负吸引着卡夫卡。布洛德不仅在"读书与讲演之家"这一类活动中帮助卡夫卡开拓视野，而且先后将奥斯卡·鲍姆和韦尔奇引荐给卡夫卡，并组成四人小圈子，经常聚会，进行小范围的文学活动和友谊交往。这不仅缓和了卡夫卡的孤独倾向，而且对他文学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卡夫卡大学毕业后一年，布洛德自中学以来最好的朋友突然去世。这一打击使得他与卡夫卡的友谊进一步增进。那时卡夫卡已参加工作，在办公室和在家庭中一样得不到自己渴望的温暖，这使他格外珍视与布洛德的友谊，两人成为最亲近的朋友，天天会面，甚至一天两次，讨论文学、艺术和思想，谈论人生。后来，两人的友谊持续一生。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和遗著编纂者。 然而，在波拉克之后，友谊对于卡夫卡已不可能再现那种上帝般的光辉。即便在与布洛德的友谊中，卡夫卡都表现出神经质的不安和焦虑。后来，到1911年底，两人的友谊完全可说是牢不可破时，卡夫卡还就此写下这样一则日记：今晨，我对写作的感觉是如此清新，然而此刻，下午要向马克斯［布洛德］朗诵的念头却完全妨碍了我。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不适应，假定即便如此友谊对我甚至还有可能的话。无法想象不打乱日常生活的友谊，因此，虽然友谊可以从未受损害的内核得到更新，但是，所有这样的更新都需要时间，而且并非什么事情都能盼到成功，因而即便不考虑情绪的变化，一个人也绝不可能在上次友谊出问题的地方重新开始。此外，即便是具备深厚基础的友谊，每一次重新会面都必然引起不安……1911年12月31日日记。 正文 第五节 青春的沦陷 无论人间是否总是存在"可爱的手"，无论友谊能否地久天长，人的个性却倾向于始终如一。个性是人的命运，而"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抹煞我的个性"。 但是，不管怎样青春却无法抹煞，无论如何它总要崭露头角。正是在中学后期，在准备报考大学的过程中，卡夫卡经历了本章开头所述的那场柏拉图式恋爱。 与塞尔玛·珂恩的那场恋爱，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在那场精神恋爱中，卡夫卡显示出了他血液中"洛维家族"的气质，表现得纯真、温柔而敏感。20多年后他写道："作为一个男孩，我保持了纯洁，对性爱没有兴趣，不像现在……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不惹人注目的事情……例如，大街上我眼里那些最美、穿着最漂亮的女人，多半并不是好女人"。Ernst Pa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75.卡夫卡与胡果·贝尔格曼同窗12年，无话不谈，唯独不涉及性的问题，也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气质。 然而，人虽非野兽，但也并非天使。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纯真的东西，也有着相反的东西。尤其是，卡夫卡早年的不幸使他容易为"肮脏"所污染，而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上，他更是难以避免遭受污染的命运。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欧洲正蔓延着世纪末的颓废情绪，资本主义正在走入全面的大规模消费时代；人们对性与爱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消费眼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尤其在当时像熟过了头的苹果一样正在走向腐烂的中欧，尤其在布拉格这纷乱、冷漠、而又潮热的"童床"上，一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不管怎样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他自谓的纯洁也值得打上某种问号。 事实正是如此。大约就在与塞尔玛·珂恩那场精神恋爱前后，据卡夫卡回忆，在关于性欲的问题上，"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出多少"的他，与父亲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冲突。根据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晦涩的表述，后人大致可以揣想事情的经过。一天傍晚，在与父母一道散步时，他用与父亲谈话时惯常的冷淡语调，带点结巴，责备父母没有及时对他进行性欲ABC的启蒙教育，以至"一直让我懵懵懂懂，因此不得不由同学来关照我"。卡夫卡说，他当时还撒了一个谎，声称由于性启蒙的延误，他"曾濒临过莫大的危险"。而撒谎的动机，据他说一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二是为了对父母进行报复，此外也许还想诱使父亲作出某种回答。结果，曾经身为奥地利中士的父亲果真作出了某种回答，但是却粗野得可怕，"坦率得出人意表，带有某种原始时代的色彩，……又具有现代人无所顾忌的特色"。据卡夫卡称，"这是符合一个饱食终日、四体不勤、永远内省的孩子春情萌发时的心理的，然而我的外表的羞耻心却因此而大受伤害，或者说，我以为它必定大受伤害"。在总结这一事件的时候，卡夫卡"怨毒"的言词直指父母双亲(也许更多地指向母亲)，对他自己命运的逻辑作出了某种阐述：……至于您在结婚以前可能也会给自己出过类似的主意，这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就这样，您身上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尘世的污秽。而您却用几句赤裸裸的话语，将我推入了这种污秽的泥潭，仿佛我命中注定活该如此似的。倘若世界上只由您和我组成(我很容易这样想象)，那么，这个世界的纯洁便以您而告终，而由于您的劝告，污秽便随我而开始。《卡夫卡小说选》第549页。 其实，问题深刻的症结并不在父亲身上，正如我们指出过，父亲不过是生活的"代表"而已。而世界也不可能只由"您和我"组成。我们看到，就连卡夫卡自己也承认，在性欲ABC方面，在上述冲突之前，就有同学来关照他了。根据卡夫卡当年同学和朋友发表的回忆，在性发育方面，卡夫卡有自卑感，自我感觉发育不足。有分析家认为，这也许就是他没有跟同学们一道去找妓女打交道的原因之一。相反，他有意用一种冷淡的神情，用"肮脏"的玩笑和"污秽"的故事掩饰自己的尴尬处境。这种态度激怒了同学们，于是，"为了他好"，无论他自己是否愿意，他们自动承担起卡夫卡性启蒙教育的任务。在写《致父亲的信》之后两年，在一封致妹妹艾莉的信中，卡夫卡回忆了当年同学们对他的"关照"：例如，那两位挑逗我的男孩，当时无疑已是无所不知的人了；而同时，事实上他们的性格特别坚定、果断。他们一左一右，联合起来对我施行启蒙教育；右边那位性情快活、有父亲般的气度，有男子气，他那种笑声，我后来从各种年龄的男人(包括我自己)那里都听到过；……左边那位较为一般，是个说教的角色，较为没劲。两人都在很久以前就结婚了，一直呆在布拉格。右边那位，多年前就给梅毒毁了容，完全不堪辨认，如今死活不明。左边那位［胡果·海克特］，眼下是性病教授和专家，某性病防治协会主席。我不想比较他们；不管怎样，他们无疑都是我的朋友。当时，他们只是凑巧结成派对来挑逗我。 转引自Ernst Pa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77-78。 不管怎样，"人间的污秽"早晚要毁掉卡夫卡的纯洁。也许就象他自己所说，通向爱的道路总是要穿过污秽，舍此不能到达目的地。青春是一所大学校，知识、观念、文学和创作、爱情和性爱……都是这所学校的实习课程。1903年夏天，这位刚过20岁生日不久的二年级大学生经历了他生平第一次性关系，并显示了他身上复杂的气质。那正是大学阶段考试前夕，卡夫卡在家中楼上进行填鸭式的复习。楼下服装店门后总是站着一位年轻的售货小姐，炎热的气候和枯燥的复习驱使他跟那位小姐眉目传情，并终于通过手势约定了时间地点。可是当我晚上下去时，另一个男人已经等在那儿了。不过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不同。我本来就害怕每一个人，他不过是又一个让我害怕的人罢了。即便当时他没在那儿，我照样会害怕他。姑娘虽然挽着他的手，却示意让我跟在后面……那家伙离开了，姑娘跑进房子，我等她出来，便一道向……一家旅馆走去。还没到旅馆，一切就已经是那么诱人、令人激动，同时又叫人厌恶；到了旅馆还是如此。黎明时——天气还是那么热，那么美——我们走回家去，走过查尔斯大桥；我自然很愉快，但愉快仅仅在于，我那老是抱怨不停的身体终于获得了某种平静。愉快首先在于，一切经过没有更龌龊，更叫人厌恶。后来，我又同这位姑娘聚过一次，我想是在两天以后，一切都像第一次那样令人满意。然而，没多久我就度暑假去了，在那儿与一位姑娘小有纠葛；等回到布拉格，我再也不敢看服装店那姑娘的眼光了，在我看来，她变成了我不堪面对的敌人，虽然她实际上是位友好和善的姑娘……我不想说，旅馆里那姑娘全然无意识地做了一点什么令人厌恶的事情(不值一提)、有过一点什么猥亵的言行(不值一提)，并因而成为我敌意的唯一由来(当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记忆无法抹去——记忆已经铭记下了那个时刻，那个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而且，当时我就知道(或以为自己知道)，整个说来，就外部而言，那猥亵的言行并无存在的必要；就内部而言，它们却是整个那场经历不可分割的部分，正是这猥亵的言行(它仅有的标志不过是她小小的一点动作和言语)以它如此疯狂的力量把我拖进这家旅馆，要不然我会用最后一点力气努力去避免。转引自Ernst Pamare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4-85。 显然，对卡夫卡来说，性爱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人在性爱中既是美人又是野兽，用他自己的话说，性爱既让人渴望又让人恐惧，它是一种悬而不决和不由分说的"疯狂的力量"。有人相信，性爱及其对象深刻地反映出人的内在分裂。性爱和对象的魅力让人强烈感受到移情的冲动，让人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神化感。然而与此同时，性爱又以它"原始场景"式的表达方式考验着我们的身心，惊吓着我们的冲动和抱负，让人痛感生物性的陷阱、痛感移情的失败和神化感的否定。如果一般人在性爱中都难逃分裂的命运，遑论卡夫卡了。虽然，在他首次经历的这一"原始场景"中，其心理上的复杂性令人惊讶，但正如他自己的总结，这一"恐惧－渴望"的遭遇，其结果是只剩恐惧，而"没有渴望"，即便有，也令他那么痛苦不堪：当时是这样，后来一直也是这样，我的身体几年之久常常处于静止状态，可又不断被震撼。对这么一种种小小的，但确实可厌的事的渴望，对某种让人有点反感、痛苦的肮脏的事情的渴望往往把我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即使在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也有某种东西在作怪，某种淡淡的难闻的气味，某种硫磺味，某种地狱味。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179页。 两年后的夏天，卡夫卡由于精神过度疲劳而住进了疗养院，在远离布拉格的楚克曼特尔逗留了整整一个月，在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中间，他反而变得十分活跃。似乎可以说，在平日里令他无暇应付、且令他防不胜防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之外，他找到了久已憧憬的自由世界。"我到西里西亚才四个星期，就同周围的人打得火热，我经常跟一些妇女打交道"。在那里，卡夫卡遭遇到他生平第一次真正的"艳遇"：在一位已不太年轻的漂亮女人身上，他第一次享受到感情上的满足。这也是他自称真正让他感到满足的两次"艳遇"之一。两年后，他甚至写成一篇小说《乡间的婚礼筹备》，作为对这一经历的一种纪念。并非偶然，他在这篇小说中借主人公拉班的话含蓄讽刺了自己在布拉格囚禁般的生活，表达了对伦理－人际关系网络的不满，尽管我们不知道他对伦理－人际关系有无自觉的认识："在城里满可以放弃于人无益的事情。如果不放弃，那到头来只会因其不良后果而谴责自己。那时他将后悔，并由此才真正明白，今后他该怎么办。" 第一次性关系和第一次艳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我们有必要在此略作逗留。卡夫卡对第一位姑娘的厌恶心理，也许包含着他对那位姑娘身份的怀疑，也许隐含着他对纯粹肉体接触的反感和对浪漫爱情的渴望，但也很可能反映了他对伦理－人际关系的恐惧。尽管服装店那位姑娘并不具体属于他切身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但是，她无疑与这一网络有着一种独特的关联。与第一次艳遇类似的经历后来又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八年后。当时，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相识已经一年多，正在是否订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苦恼不堪；在赴大利出差途中、在常规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他与一位瑞士少女的艳遇使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并也留下一篇作品作为纪念。后来他对布洛德说："我基本上对女性没有过深厚的感情，只有两次例外。" 在这场艳遇之后两年，在大学毕业阶段，卡夫卡又经历了一场男女之间的友情，初尝了甜蜜而痛苦的单恋。那是一位19岁的犹太姑娘，维也纳大学的学生黑德维希·瓦尔勒。就像几年前的波拉克一样，这位姑娘也具有活泼、果断的外向型性格，她虽然比卡夫卡小5岁，反而常常像大姐姐一样给他重要的帮助和安慰。她代表了卡夫卡由于内心深处的缺憾而特别渴望的人格类型。卡夫卡对黑德维希表现得十分痴情，他生平第一次用书信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情，短短一个月内就达到八封信之多。为了让她毕业后能够到布拉格工作，他甚至代她在布拉格的报纸上刊出广告。这场颇有些狂热的单恋以黑德维希决定留在维也纳工作而告终。1909年，即卡夫卡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两年，两人的关系彻底断绝。 无论卡夫卡是否恐惧伦理－人际关系，他无法完全切断自己对一份情感的渴望。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在致布洛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如此急切地需要有一个人，希望他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可惜那个妓女年龄已经太大了，她再也不会有丰富细腻的感情了。我不能像对待一个偷情的女子一样去对待她。我即使没有让她吃惊，也至少让她感到遗憾了。她没有抚慰我，所以，我也没有抚慰她。"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86页。 正文 第六节 走向艺术 如果世上真有"可爱的手"，那更可能是在孤独的阅读和写作之中而不是在其他地方。从中学时代开始，卡夫卡就经常挑灯夜读，以至经常被父母粗暴地关掉煤气灯，一个人在黑暗中无比委屈地感受着心灵的创伤。从中学高年级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然而，"开始是多么痛苦（当然，无法与现在相比）！从我写下的东西里面，何等样的寒意整天追逐着我！"让卡夫卡感到痛苦的，并非作品中情节的寒意，而是家人对作品的嘲笑。"从这一家人的情感中，我洞见了我们这个世界冰冷的空间，我首先想找到一把火……" 无论是眷顾"可爱的手"，还是对温暖的向往，它们都反映着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寒意。正如我们看到，他的内心世界是一片"冰封的大海"。而当他渴望着"咬人的书"，当他说"一本书应该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时，他不仅表达了对阅读的希望，也表达了自己心中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 与波拉克的友谊在焕发他生命力的同时，也把他推向更自觉的艺术创作。这一友谊的终结，真正把青春期的卡夫卡推入了彻骨的寒意（关于"冰封的大海"正是致波拉克的一封信，其日期大概正值两人的友谊开始逐渐消失之际）。在波拉克之后，卡夫卡几乎与生俱来的孤独倾向基本上已成固结。如果相对卡夫卡内心的缺憾而言，与布洛德以及鲍姆和韦尔奇的友谊较多地属于文学性质。它一方面无法击破卡夫卡心中的冰海，另一方面也促使他越来越深地走进文学，越来越深地执着于致波拉克信中那样一种文学创作境界。 从很早的时候起，至少在那些格外地渴望着友谊和爱情的日子里，在那些令青春无比忧郁的寒意中，卡夫卡就已经形成极为独特的文学抱负。一个在童年的远方和内心的深处如此不幸的人，本能地知道如何在文学中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上，对这样一位至为孤弱而又至为真诚的孩子，文学是他最后的避难所。他所经历的童年和青春、友谊和爱情，所有灵与肉的搏击，他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和思想的洗礼，所读过的无论是否咬人的书、无论能否劈开冰海的书，都在为这位不幸王国的王子戴上荆冠，把他一步一步引入那注定久久不为世人所识的文学境界。文学也知道如何给予，尤其知道如何给予这样一个孩子，一个对文学的世俗的含义几乎一无所求的孩子。文学的给予通常所要索取的代价，这孩子早已付出了。他在文学的世界中再也不会失去什么，而他可能得到的，也许是无边的文学境界。用这个孩子自己的话说，他是逃到了无边的境界中，否则他怎么会对这种无边的境界感到高兴呢？他是在无边而一无所有的沙漠中，用一种煞有介事的哑语呼喊。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次，我坐在劳伦茨山……心里非常悲伤，我要检查一下，自己对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和要求。我最大的希望，或者说，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希望，是得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当然，我还要用笔把这个看法写出来，让别人相信我的这个看法。这两点：得到某一种看法同表达这种看法，是紧密相连的。我对人生的看法是：虽然，人的一生大起大落，有着明显的变化，但是，它又是子虚乌有，是梦幻，是游云。想真心实意地了解生活，这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这好比我要一张做工蹩脚的桌子。我在做这张桌子时非常专心，一点都不分散精力，免得人家说，桌子对我是可有可无的，是子虚乌有；我这么专心地做桌子，别人看了，只能说："他真的是在做桌子，他敲的每一下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同时，它又是一种虚无。"这样一来，我在桌子上的每一记敲打就更加有力、坚定，更加真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这么说，这每一记敲打更加疯狂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去希望得到某件事情，因为，他的希望不是希望，它只是个狡辩，是物化了的子虚乌有，所谓的希望其实是，他给子虚乌有以一点点活泼的表面现象；虽然，他本人还没有故意走进到这子虚乌有之中去，不过，他已经感到，子虚乌有是他的本质要素；这是一种告别方式，当他还年轻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的虚假现象。这个虚假的世界并没有直接欺骗他，而是通过他周围的权威人士的话欺骗了他，这样他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希望"。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43－44页。 时光流逝，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看待青年卡夫卡文学的悲哀。当人类社会文明发生剧烈变化，历史性、群体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分崩离析，文化和地理的地平线上战云密布时，个体，尤其身心敏感的个体就可能产生预感，他们过去不幸的生活史将成为一种预兆性的经验内容，与人类未来将要经历的遭遇之间有着一种前定的同构。他们遂成为时代的拉比或先知。历史上，卢梭、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卡夫卡等都是这样的先知式人物。 不管怎样，文学对于卡夫卡几乎是唯一的意义和生命之所系，于是注定只能成为一种"私人宗教"式的东西，成为与常人眼中的"文学"截然不同的"艺术"。用卡夫卡后来的话说，"祈祷和艺术是感情强烈的意志行为。人们要超越正常存在的各种表现意志的可能性，将它们升华。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自我］馈赠的手。"艺术是一种虔诚而悲哀的乞讨，"为了馈赠自己而乞讨"。而相应地，"［艺术的］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艺术的］语言必须小心谨慎。"正因为如此，"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关于卡夫卡这一思想，参见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19、44、46、54、55、56页等处。 的确，只有理解了艺术对于卡夫卡的意义，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那么讳莫如深，直到1906年都始终保持沉默，聚会时也最多朗读一下他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此后，也要在同学和朋友强烈的请求下才会朗读自己创作的小说。一生中，与历史上大多数文学人格相比较而言，他写得很少，发表得更少，而且，他很少主动发表作品。根据他后来的青年朋友雅努施的回忆，发表作品将引起他强烈的不安。在死亡面前，他将在遗嘱中请求朋友销毁他的绝大多数文字。站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他是在孵化一种世所罕见的艺术，久久地、久久地孵化。用他自己生命最后时光一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中的隐喻说，那是一种"饥饿艺术"，一种本身就是悖论的艺术。这种艺术从尘世间的身外之物中永远"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于是只能自我喂养，只能伸向黑暗，向虚空乞讨。就像他那"最瘦的人"的身躯，在一个盛行"肉搏"的世界上什么也不为，什么也无法为；就像那只"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无处藏身的"断翅寒鸦"；就像那位"饥饿艺术家"，到最后甚至无法表演；…… 我是个素食者。素食者靠自己的肉为生。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192页。素食者是一个隐喻，它象征一种命运。在一个盛行"肉搏"原则的世界上，一个"素食者"只能拥有这种命运，他只能自我啃啮、自我折磨。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只能是一个作家。 即使我不从事写作，我也同样是作家……贝克勒等编：《向死而生》，第92页。而这一作家的涵义与常人的理解相去甚远。对于他来说，写作只意味着向虚空和黑暗伸出绝望的手，只是为了不从烟里跑到火里。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69页。 只有摆平自己，也只为"摆平自己"。这是卡夫卡及其艺术与生俱来的命运。他只有拥抱这一命运。这是一个痛苦的悖论。我们的卡夫卡不能回避这个悖论。他必须面对悖论，成为悖论。否则他会成为"悖论的悖论"——那意味着疯狂，那是比悖论更糟糕的事情。 正文 第七节 生活和转折 从1906年6月18日，就要过23岁生日的卡夫卡考试合格，被授予法学博士头衔。从１０月开始，他在司法部门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实习过程，次年１０月１日，他开始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布拉格分公司上班。约半年后又因故辞职前往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工作，在那里十六年如一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 生活在召唤。对于卡夫卡，一份社会职业，在很大意义上意味着与家庭的独立，意味着摆脱父亲巨大而沉重的阴影。在那些日子里，卡夫卡虽然缺乏能力完全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但自主意识已充分体现出来。早在实习期间，他就偷偷在银行开了一个小小的户头，存入平时省下的钱。在那家意大利保险公司谋职时，他曾经满怀到意大利总部工作的理想，希望从此远走高飞，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坚持上意大利语课。在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深得上司好评，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长期职员。与此同时，当妹夫开办了石棉工厂，他竟然急切地借钱投资，成为该厂不参与经营的股东，并积极介入有关的事宜。这大概也是出于他想独立面对全新生活的渴望。 无论怎样，至少在这转折点上，走向生活不管怎样都是新鲜的事情。卡夫卡真正在生活中"实习"起来。在哪怕只是相对独立之中，他的性格也似乎变得开朗一些了。他现在渴望与人交往，甚至把很有限的时间用来结交朋友，了解社会。"……我现在突然走进了一大群人。军官，柏林人，法国人，画家，喜剧歌唱家。我十分开心，尽管让他们占去我晚上的几个小时，当然，还不仅仅是晚上的几个小时。"他有时也去看电影、舞蹈、歌剧等，参加一些娱乐，偶尔也跟女招待和妓女以及类似人等打打交道："我走过妓院就像走过所爱者的家门。"Franz Kafka，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 London: Scho Books Inc.,1948，P.11.并参见1913年11月19日日记。他也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交往，并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1年10月4日，卡夫卡在布拉格萨伏依咖啡馆观看了一个犹太意第绪语剧团的演出。这是他对犹太文化态度的转折点。3个月时间内，他连续观看了该剧团20多场演出，常常被激动得忘乎所以。结果，卡夫卡与该剧团领班洛维结下了深厚友谊，从洛维身上以及洛维举办的私人讲座中，卡夫卡对犹太精神世界、犹太神秘教义以及现代犹太文学都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他自己认为，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趣的是，他甚至对剧团一位女演员契西克夫人产生了多半是一厢情愿的爱情。 在走向生活的过程中，友谊的意义也格外显示出来。1909年，布洛德也读完大学，在邮政部人事部门谋职，与卡夫卡谋职的公司在同一方向，两人每天相互来往，继续进行友谊和文学交往。布洛德在文学上已小有成就，卡夫卡从中受到不小的激励。此后，卡夫卡每年都与布洛德一道外出度假旅游，所到之地包括意大利北部城市里瓦和布里亚、巴黎、柏林、苏黎世、卢加诺、米兰、魏玛等，一直到1912年在布洛德家中认识他后来第一位未婚妻菲莉斯·鲍尔小姐为止。对世界文化名城和文化胜地的旅游参观，尤其是对魏玛歌德故居的参观访问这样一类旅游活动，对于卡夫卡的人生和文学事业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从卡夫卡专门记叙的旅游日记中可以看出。 在旅游中，卡夫卡还找到了自己与人群关系的新感觉。尤其是好几次布洛德先行返回，他独自一人继续逗留或另往他处，其时他发现，在远离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地方，在全然陌生的人群中间，在严格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他有了与人交往的能力。他为这种新感觉而略略有些兴奋，在致布洛德的信中他写道："别说任何反对合群的话!我就是为了寻找人群而来这里的，并为我至少没有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而感到满意。我在布拉格却是如何生活的!这种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如果要使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那么只有在度假期间才会感觉舒适；我肯定是有点变形了。" 生活在召唤，卡夫卡对人生和文学艺术的向往都在进一步加深。正是在那些美好的旅途上，他产生了记日记的念头，从1910年开始直到去世前一年，他断断续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生活和内心历程。从最初一些日记可以看出，他在那些日子的心态与当年刚走向生活的克尔恺郭尔相似，有几分玩世不恭，几分与生俱来的自悲，几分对父亲所代表的那个世界的不满。然而，这些日记更多地告诉我们他那份最深的执着：文学、艺术、小说、剧本、歌德、狄更斯以及——写作，尽管这执着还不时被各种各样的内心变化和外界干扰所中断。 "这的确几乎是我今年所写的全部东西，我把它们置之不顾，把它们划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写作。它们真是一座山，是我过去全部文字的五倍，仅仅凭它们的分量，就足以把我笔下所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拉到它们那边去了。""晚１１点半，……由于我没有从办公室把自己解放出来……［写作的事情就］多么困难……：我今天未能遵守新的作息表，未能从８点到１１点坚持写作，眼下我甚至不把这看作太大的不幸，我匆匆划完这几行，以便上床睡觉。""读了点歌德的日记……""我现在更为仔细地审视我的书桌，我看出来，在这上面什么好的东西也写不出来。堆了这么多东西，造成一种缺乏平衡的混乱，相比起来，别的任何混乱还可以忍受……""我的力量连再写一个句子都不够……""整个空闲的一天没能写作，今天是星期天。——我是个不幸的家伙，对此产生的若干新认识使我渐有所悟，给我慰藉。" "关于我自己，这几天我没写很多，这部分是因为懒惰，……部分也因为害怕背离我的自我认识……""今天早晨我想起床时却又干脆放弃了。原因很简单，我完全工作过头了。倒不是办公室，而是我别的工作……""我一直在读狄更斯。这是如此困难……""……我老做梦，这比醒着更消耗人……""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现在带着这种安慰躺在床上——我这么久没有写作了，因而，写作在我目前状态中找不到位置了，然而，只要有那么一点坚韧我就会成功，至少暂时地成功。""阅读有关歌德的文字……浑身都在激动，完全无法写作。""歌德：我对创作的兴趣永无止境。""今天烧掉了许多恶心的旧文字。""刚读了福楼拜的信：我的小说是我所依附的礁石，世上正发生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类似于5月9日我关于自己而写下的东西。"…… 在孤独中，卡夫卡孕育、孵化着他饥饿的艺术，那惨淡的经营几乎摧人泪下。他在努力，也在等待着一个时刻。另一方面，无论他自认是怎样一个自我啃啮的素食者、怎样一位向虚空和黑暗乞讨的作家，他无法在客观上完全切断与世界的联系。无论他是怎样"最瘦的人"，他毕竟自有一副血肉之躯，而且还格外自有其缺憾和渴望。敏感如斯，他一定知道作为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他似乎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某一类事情。 然而，对于一位差不多30岁的单身汉，这一类事情不可能始终不出现。几乎紧接着上面的日记，他写下另外一些东西。 1911年11月5日："……我为契西克夫人买了束鲜花……我曾希望通过这束鲜花稍稍表达一点我对她的爱，可这几乎没有用。要表达这种爱，唯有通过文学或同床共枕才有可能。"11月14日："事情看来是如此可怕：做一个单身汉，变成一个老人，拼命维持自己的尊严，然而又不时想与人共度黄昏，因而渴望着一份邀请；不得不自己照管自己；……不能跟妻子一道上楼；卧病在床，偶尔坐起身子，透过窗户得到一份可怜的慰藉；…在自己家里感到陌生；只有通过婚姻，才有可能与家庭保持密切关系，首先通过父母的婚姻，然后……通过自己的婚姻；不得不夸奖人家的孩子，而且还不能说：我自己没有，……"11月16日："中午，入睡前，可我中午又并未入睡，一位蜜蜡般的女人，她上身倚躺在我头顶，她的脸扭过来，在我上方正对着我的脸，她的左臂放在我的胸口。"…… 在他身上，两种东西在斗争，在交织："在我身上不难看出对写作的全力以赴。在我身上写作是生命最有用的方向，这一点一旦清楚，一切都往那个方向蜂拥而去，别的能力……都为之一空。……这其中的必要在于，我的全部力量是那么可怜，即便全力以赴也只能满足写作的一半需要。……无论怎样，我不应该抱怨自己无法承受一位心上人……" 无论是全力以赴还是努力挣扎或是下意识地等待，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布洛德家中结识了菲莉斯·鲍尔小姐。这位女性与他迄今为止全部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碰撞。 正文 第七章 菲莉斯·鲍尔 ——弗兰茨·卡夫卡 对于卡夫卡，1912年8月13日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从那天起，菲莉斯就走进了他的生活。一个月以后，卡夫卡向菲莉斯写了第一封信。又过了一个月，他终于收到回信。从此启动了人性和文学的历史上一场峰回路转、波澜起伏的故事。又过了半年，卡夫卡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地向菲莉斯提出了求婚。此后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周折，两人于1914年5月正式订婚，可是一个半月以后便解除了婚约。三年后，两人再次订婚，可订婚刚两个月，卡夫卡经诊断患了肺结核，带着这象征性的致命伤口陷于"向死而生"的绝境。经过痛苦的情感和思想斗争，第二次婚约随之解除。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 就在第二次婚约崩溃之际，1917年9月，卡夫卡在日记中总结道：如果说肺部的伤口只是一个象征，那么菲莉斯就是这伤口的炎症。 作为局外人我们希望能够说，菲莉斯所代表的这场爱情和婚姻，是卡夫卡生命之伤口的一个症状。不过，那不只是简单的炎症，而是极为复杂和疑难的"生命综合症"。 正文 第二节 文学的突破 就在卡夫卡经过充分的考虑写下和发出第一封致菲莉斯情书后的第二天，1912年9月22日深夜，卡夫卡在父母家中那间屋子的灯光彻夜未灭。从晚上10点到凌晨6点，他一直埋首在写字台前，只是偶尔直一直酸痛的脊背。脚都发僵了，几乎无法从写字台下抽出来。然而，故事在他面前展开着，他感觉自己宛如在一片汪洋上前进，沉浸于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中。一切居然都可以表达。一切构想，甚至连最为陌生的构想，似乎都有一片大火在前方等候着它们，等候着它们在火中消逝和再生。夜里两点，他最后看了一次表，再决然运思和奋笔。窗前黑暗的夜空渐渐变蓝。他听到一辆车在下面的街道上驶过，听到两个男人在大桥上行走。当家中早起的侍女走过前厅时，他正在"一阵强烈的射精"的感觉联想中写下最后一个句子。 这篇作品就是卡夫卡的，他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并在遗嘱中加以认可的极少几篇作品的首篇。1913年，首先发表在布洛德主持的年刊《阿卡迪亚》上，并带着这样一句献辞："献给菲莉斯·Ｂ小姐"。 1913年2月，在修改校样的时候，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自己关于这篇小说的看法。"这部小说从我身上诞生出来，就像一次真正的分娩，覆盖着污秽和粘液，只有我拥有能触及那躯体的手，以及实现这欲望的力量"。这篇小说的主题是父子冲突。而冲突得以展开的基础，却正好是父子之间"最强大的共同联系"。儿子最初满以为通过这一共同联系而"拥有了父亲，并与一切的一切宁静相处，哪怕心中有点转瞬即逝的伤感。"然而事与愿违，父亲却借助这一共同联系把自己放在与儿子对立的地位，并通过其他较为次要的共同联系来加强自己的地位——"通过对母亲的爱与奉献，通过对母亲忠诚的怀念，通过最初的确是由他（父亲）为商店争取到的顾客"。这就意味着，儿子遭到了根本上的否定，连他的未婚妻，都被父亲轻而易举地排除在那"最强大的共同联系"之外。最终结果，"儿子失去了一切，只有徒然面对父亲"，而这位父亲却用一个要他"投河淹死"的判决，进一步否定了这最后的徒然之物。"正因为如此，父亲的判决才在儿子身上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效果。"1913年2月21日日记。 ——小说中的儿子应着父亲的判决浑然不知所以地冲出了家门，向河边跑去，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说完就应着正从桥上驶过的一长串车声，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了。与此同时，在真实的世界中、在父母家中那间屋子里伏案写作中的儿子则想到弗洛伊德，并产生"一阵强烈的射精"的感觉。赫伯特·克拉夫特：《卡夫卡小说论》，唐文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9页。 在这则重要的日记中，卡夫卡还谈到，小说中的儿子在形式上与他自己相应，而儿子的未婚妻在形式上与菲莉斯相应。1913年6月10日致菲莉斯。在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人们无法对一件文学作品作出理性的讨论，对它的内容作出单一的概括。当作品是"自然分娩"的产物，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人们同时也知道，任何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自然分娩"的作品，它必然以某种方式反映着作者至深的、并且相当无意识的痛苦和渴望。 一个人生下来就在父亲的法庭上遭到不由分说的判决，并带着这一压倒性判决孤弱地挣扎到三十而立的年头。不难想象，当他发现生活的黑暗和虚空中突然闪现出理解和爱的希望，朦胧地出现一位"不可摧毁"的异性撞破他甲虫般痛苦的躯壳，直截了当走进他感觉的深处，那么，他的身心会如何发出受冤屈孩子般的呼吁，宛如是委身于一个比父亲更高大、更权威、然而充满仁慈、理解和爱意的"最高法庭"。在这个更高的法庭上，在天光一样朦胧而眩目的仁慈、理解和爱意面前，哪怕只是把过去非理性的、不公正的、不由分说的判决摆到桌面上，也意味着至深的慰藉和舒展。还不用说，在反抗和否定这一判决的冲动中，不仅包含着洗刷"莫名之罪"的渴望，而且包含着重新获得"最亲爱的父亲"的更隐秘的渴望。毕竟，我们的潜意识比谁都更清楚，正是"最亲爱的父亲"，而不是任何别的人，代表着那个我们无法进入而渴望进入的世界。不能进入那个世界，乃是我们身心至深处的缺憾。爱，意味着神秘而巨大的链式反应。和小说本身一样，"献给菲莉斯·Ｂ小姐"这句题辞中当然不会狭隘地只包含着某一种含义，然而，正因为如此，它可能包含着各种可能的、哪怕是至为微妙、同时也至为刻骨铭心的含义。 1912年10月，卡夫卡向布洛德朗读了短篇小说《司炉》；《司炉》是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这部长篇小说的前七章在该年9月至次年1月间完成；1912年11月到12月，卡夫卡完成中篇小说。和一样，《司炉》和都属于卡夫卡遗嘱中被他自己认可的极少数作品。尤其属于经典的卡夫卡代表作。这三部形式完全不同的作品都包含一个相同的内容：儿子被生活或代表生活的父母和家庭不由分说地判决给了某个不幸的、甚至可怕的命运。"《司炉》是梦呓，是对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什么东西的回忆。"它让卡夫卡深灰色的大眼睛充满哀伤。《司炉》所从属的长篇小说《美国》"是对狄更斯的不加掩饰的模仿"。区别在于，狄更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那个时代先进民族（英国）的公民。如果说狄更斯"给人以野蛮的印象"和地平线上的一线希望，卡夫卡则更多地让人看到潜在的荒诞和阴暗面。那些迷宫似的神秘甬道、漫无尽头的肮脏楼梯、令人窒息作呕的公寓之夜、其控制力无所不在的庞大机构等等，让人隐隐看到后期作品和的端倪。而则是"一部明察秋毫的伦理学的惊人的画卷"，也是人突然变成动物（一只巨大而丑陋的甲虫！）后所感受的骇人而惨痛的"异化"。然而，那只甲虫无声的、非人的心事和语言，那无人理解、无法表述、无法申辩的委屈和痛苦，归根结底仍然不过是对亲情之爱、伦理之爱以及人类之爱的一种梦魂萦绕！是与菲莉斯相关的因素让这种刻骨铭心的爱之憾恨得到了升华，凝结为艺术的形式，并让小说的主人公"在十分平静的、谅解了所有的人的心情中死去"。1912年12月6日致菲莉斯。而卡夫卡，也许随之也相对缓和了对父母的敌意。恋爱的人也许总是这样富于爱的能力。 有必要指出，《司炉》和虽然也落点在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但是，与相比，它们对个人境遇背后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有着明确的表现。这表明卡夫卡艺术和思想眼光的拓展。卡夫卡在文学的汪洋上极度紧张而欢乐地向前航行，凭借被菲莉斯所触发的某种神奇的力量去"固定夜晚的幽灵"，"完成对幽灵的抵御"，超越和升华那源远流长的不幸、孤寂和痛苦。与此同时，他与菲莉斯之间的感情也在迅速发展。尤其是菲莉斯11月12日来信中把对他的称呼由"您"改为"你"时，卡夫卡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菲莉斯和她的来信，甚至写作也因思念而受到影响。只要一天不收到柏林来信，他就会坐立不安，甚至急匆匆穿过办公室的走廊托人代他查询究竟，或者亲自跑回家中，看是否寄往家中去了。他会在夜里梦见邮差一下子送来两封柏林的挂号信，甚至梦见楼梯上下都铺满了菲莉斯来信，并因而高呼"好梦"。他可以把一封信读上20来遍，而回信时自然也左思右想、疑虑万千，生怕词不达意。……不难理解卡夫卡："——在我们相遇之前，……我似乎失去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而现在我有了你，我最亲爱的……" 然而，如果以为那些日子的卡夫卡完全就像一位堕入情网的小青年，那我们就完全错了。不要忘记，跟克尔恺郭尔或克莱斯特这样的人一样，卡夫卡是复杂无比的矛盾综合体，是分裂的自我，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单数形式"人格。与其说他是文学海洋上一艘忘乎所以的航船，不如说他是生活大海中某种罕见而独特的"海洋生物"，紧紧攀附着文学这唯一赖以生存的险峻礁石。就在这"海洋生物"看似不可收拾地喷射爱情和幸福之感受的同时，一些阴暗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地夹杂而来："几天来你的小伙子又疲乏和悲伤了，成了无法打交道的人。""我的生活中有某种来自精神病院的成份。我是无辜的，当然也是有罪的，未被关入一间牢房，而是关入了这座城市，我呼喊着最亲爱的姑娘，希望平静而幸福地获得她，但事实上我呼喊的仅仅是城墙和纸，而我可怜的姑娘在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感觉到，倘若我不写作，我就会被一只坚定的手推出生活之外。明天我可能会写下比今天的格调明朗一些的信，但同样是一封真实的信，因为顾虑所带来的痛苦甚于真实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只有通过我的写作我才停留在生命中，停留在你，菲莉斯，脚踏的那艘小船上。我不能够成功地跃上小船是可悲的。但是你要理解，最亲爱的菲莉斯，一旦我失去写作，我便必然失去了你，失去了一切。""最亲爱的，如果我不能再写作了，那将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刻似乎到来了……""最近你……来信询问我的计划和前景。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惊讶，……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地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我若情况不佳，我便连当前也诅咒，更何况未来！""你说得对，菲莉斯，近来我时常强迫自己给你写信，但是我给你的信与我的生活靠得很近，而我也在强迫自己去生活；难道我不该这么做吗？""我真怕……我将永远占有不了你。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恐怕也不过像一只无意识的、忠诚的狗，去亲吻你心不在焉地伸给我的纤手——那并非爱情的标志，而只是那狗的绝望的标志，它被判决只能保持沉默和永远的距离。"而他的日记中更是越来越多地出现我们十分熟悉的、阴郁不安、甚至阴森可怕的文字：1913年5月3日："我内心世界可怕的不安！"5月4日："不停地想象着一把宽阔的熏肉切刀，它极迅速地以机械的均匀从一边切入我体内，切出很薄的片，它们在迅速的切削动作中几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6月21日："我头脑中有个广阔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致粉身碎骨呢。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葬在我心中。我就是为这个而生存在世上的，我对此完全明白。"7月1日："希望一种放弃思考的、不顾一切的孤独。只是自己面对自己。"7月2日："我永远不会与一位同在一座城市生活一年之久的姑娘结婚。"7月3日（他的30岁生日）："通过婚姻拓宽和提高人的生存。说教。不过我几乎感觉到它了。"在通信中，在恋爱中，在布拉格和柏林两地之间的来往中，他感觉到了一场婚姻的逼近。 正文 第三节 婚姻综合症 人似乎不可能永远处于恋爱之中。恋爱给人以无法言喻的幸福，但恋爱自然而然会结出同样是难以言喻的结果。 对于一般人，婚姻是恋爱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卡夫卡，它意味着难言的综合症。婚姻令卡夫卡不安。不安是卡夫卡的本色，然而此时此刻它却有着十分具体的涵义。 正像克尔恺郭尔所说，恋爱属于"美学"的范畴，而婚姻属于"伦理"的范畴。恋爱更多地意味着美好，而婚姻则更多地意味着承诺。卡夫卡不愿承诺，他是"美学"的人。卡夫卡无力承诺。他对伦理－人际关系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敌意和恐惧。更何况，他又真是个艺术家，艺术创作是他的生命，他担心这生命会在一场婚姻中惨遭阉割甚至彻底毁灭。 然而卡夫卡又渴望。毕竟，婚姻是恋爱的延续；而且，婚姻也许能帮助他走出几十年如一日无比可怕的孤独；最后，婚姻代表着他内心深处一种理想的境界，婚姻可以实现他的移情："毋庸置疑，结婚是最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正是您［父亲］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的确，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结婚问题在他身上引发了无比复杂和激烈的内在冲突，以及相应的分裂的行为。 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例举卡夫卡在婚姻问题上的迟疑不决、揣揣不安、三心二意和左右彷徨，几则日记足以表明他内在冲突和行为分裂的程度。1913年7月21日："不要绝望，即便对于你不绝望这一事实，也不要绝望。当一切似乎就要完结，新的力量便会应运而来，而正是这一点意味着，你还活着；如果它们不来，那么一切就此完结，一了百了。……总结了所有赞成和反对我自己结婚的论点： １．无力独自承受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活的能力，……但我无力独自承受：我自己生活中猝然的风雨，我自己人格的需要，时间和衰老的打击，朦胧的写作冲动，失眠，濒临疯狂的状态——我无力独自承受这一切。我自然会加上"或许"一词。与Ｆ．［菲莉斯］的结合会给我的生存更多的力量，使之坚持下去。 ２．一切事情直令我踌躇不已。幽默小报上那些笑话；我头脑中关于福楼拜和格里尔帕策的回忆；父母床上为过夜而准备的睡衣；马克斯［布洛德］的婚姻。昨天妹妹说：所有结了婚的人（就我们所知）都很幸福，这事儿我真不明白！这话也让我踌躇，我又害怕起来。 ３．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单独生活，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结果。 ４．我讨厌与文学无关的一切事情，交谈（即便与文学有关）令我厌烦，串门拜访令我厌烦，亲戚的苦乐令我厌烦得要死。交谈使我的一切思考失去重要性和严肃性，使它们不再真实。 ５．对结合的恐惧，对失落于对方的恐惧。以后，我再不能单独生活了。 ６．在妹妹们面前的我和与他人相处的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在过去尤其如此。无所畏惧，坦率直爽，强大有力，让人惊讶，富于感情，——此外只有在我写作时才是这样。要是通过我妻子能在任何人面前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人，那该多好！然而，那是否要以放弃写作为代价？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７．如果单独生活，有朝一日我真有可能摆脱我的职业［而专事写作］。要是结了婚，那绝无可能。"8月13日："也许一切都完了，我昨天的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了。这肯定会是最好的结果。……一年来我们哭泣，我们折磨自己，已经够了。"8月14日："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收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信我无法抵御。我尽我的能力爱着她，然而，在恐惧和自责中，爱被窒息了，被埋葬了。"是什么东西令他如此恐惧和自责呢？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谈到了所谓"结合恐惧"中一种重要的含义："对于两情相依的幸福，性交是一种惩罚。要让我有可能承受婚姻，那只能尽可能过禁欲生活，比单身汉还要禁欲。可是她呢？"8月15日："在床上痛苦转侧直到凌晨。看到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跳出窗外……"在这种心情中，他与关心他婚事的母亲发生了口角。他认为关心他婚事的舅舅全然不理解他，全然是一个陌生人。母亲伤心地反问他："那么谁也不理解你，我想我对于你也是陌生人，你父亲也是。我们都不是为你好。"卡夫卡回答："当然，你们对于我全是陌生人，我们不过只有血缘关系，而这血缘关系绝不说明什么问题。"虽然他承认母亲并非不为他好，但他似乎真想要"六亲不认"了："我将心如古井，与所有的人隔绝。与所有的人为敌，不同任何人讲话。" 然而，就在这同一天，他却向菲莉斯父亲寄去了一封信，正式提出向菲莉斯求婚。并急切地等待着回答。就在卡夫卡翘盼柏林回信的时候，在发出求婚信的第六天，他与一位心仪久之的文化人格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遭遇，这位文化人格就是被历史埋没了半个多世纪，而在当时正被人们重新发现的天才思想家克尔恺郭尔。今天我得到了克尔恺郭尔的《法官之书》。正如我过去的揣测，除基本的差异外，他与我的情况极为相似。至少，他和我站在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为我作了证明。1913年8月21日日记。 的确，克尔恺郭尔与卡夫卡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在"美学"、"伦理"和"信仰"三种人生境界中，前者朝向彼岸，通过"绝望的一跃"成为"信仰骑士"，后者则倾向于此岸"污秽"中一种"美学"的人生。然而，这一基本的差异却并未掩盖两者之间高度的相似，那就是，他们都剧烈地恐惧和反抗"伦理"的人生，尤其恐惧和反抗婚姻的伦理，而对作为其象征的婚礼仪式或订婚仪式，更是恐惧和反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都试图冲决或逃避那无所不在的伦理－人际关系，都是反伦理的英雄。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从那位无比坚定的"信仰骑士"身上，卡夫卡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本来就摇摆不定的天秤立即向一边倾斜。就在得到克尔恺郭尔著作的当天，他便匆匆写下第二封信，向菲莉斯的父亲说明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希望收回上一封信提出的求婚。然而，信未寄出，菲莉斯父亲的回信先已到达，同意他向菲莉斯的求婚。卡夫卡没有直接回信，而是向菲莉斯去了一信，希望她转交她父亲。菲莉斯请卡夫卡改变一下信中的若干提法，卡夫卡则援引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等人的事迹，表明他无法改变。正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中，9月，利用一次赴维也纳出差之便，他在工作结束后取道意大利旅游观光。在里瓦，他按自己的老习惯住进一所疗养院，在那里，跟8年前在楚克曼特尔疗养院一样，他与一位姑娘发生了艳遇。跟8年前一样，这次艳遇也使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并在日后以一篇重要的小说《猎人格拉胡斯》为之纪念。在伦理－人际关系之外的这两次浪漫爱情，成为卡夫卡人生的重要内容，正如后来他在致布洛德的一封信中所说："我基本上同女性没有过深厚的感情，只有两次例外。" 这场艳遇当然应该看作卡夫卡生活中的随机事件，但是，它也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必然性因素，其中包括这样一种重要的必然性因素，即卡夫卡对婚姻伦理和当前婚事强烈的反抗心理。他甚至出于大致相同的心理"有意穿过有妓女往来的街道"。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她们身边走过令我感到诱惑，与一位妓女同行，这种可能性虽然遥远，但毕竟存在。这是下流？然而，我不知道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这对我基本上是纯洁的事情，几乎不会让我后悔。我只想要硕壮丰满的、年纪较大的女子，穿着不要时髦，然而加以各种装饰，并因而表现出某种华丽。一位女子大概认出了我……除了我，没有人会从她身上发现诱人的地方。我们相互间匆匆看了几眼。天不早了，……从采尔特纳斯特劳斯大街岔出去的那条小街对面，她开始守候。我向她回望了两次，她也接过了我的目光，可我随之还是很快离她而去了。"1913年11月19日日记。 也许，只有在这种时刻，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几年前他写下的一条箴言式的日记：我经过妓院就像经过所爱者的家门。Franz Kafka, 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 London: Scho BooksInc., 1948,P.11. 就从9月中旬在意大利那场艳遇前后开始，直到10月底，卡夫卡足足有6个星期没有给菲莉斯写信。菲莉斯在焦急不安之余，委托因工作需要来往于柏林和布拉格的女友格莱特作为中间人与卡夫卡接洽。在与格莱特接触的时期，卡夫卡暗中与她发生了异常亲密的关系。据后来卡夫卡研究者们认为，格莱特甚至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Franz Kafka, Letters to Felice, translated by James Stern andElisabeth. New York: Scho Books,1973, P.323-324. 在这种不清不白、混乱不堪、并且潜伏着重大危机的状态中，1913年过去了。然而，卡夫卡对菲莉斯的感情似乎终属"剪不断，理还乱"。他多次赴柏林面见菲莉斯。他甚至在日记中设想怀揣绝别信前往菲莉斯处求婚，如果被拒绝，"我就将信放到桌上，走向阳台……Ｆ·［菲莉斯］是我例外为之表明心迹的女子，没有她我无法生活，我只有跳下去"。他承认："去年夏天我同菲莉斯决裂了，那是因为我过多地考虑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我那时一直认为，结婚会损害我的文学创作。"菲莉斯则对卡夫卡有了看法，在给格莱特的信中把他称为说话"拐弯抹角"的"可怜的家伙"。也许由于这"可怜的家伙"态度极好，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在一段时间的不满和缄默之后，她还是同意了卡夫卡的求婚。两人于1914年春天在柏林订婚，又于6月1日在菲莉斯家中举行了订婚庆祝仪式。婚礼则安排在9月举行。卡夫卡再次完成了"解救自己的一个尝试"。 然而，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当时奥－匈帝国境内的萨拉热窝点燃。7月3日，卡夫卡度过了他的31岁生日。大约在这同时，卡夫卡与格莱特的暧昧关系被曝光。7月11日，卡夫卡赴柏林，第二天，在他下榻的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由菲莉斯及其妹妹、格莱特、以及一位作家组成四人"法庭"，对卡夫卡进行了"审判"。深受打击的菲莉斯作出了强硬的反击。格莱特出示了卡夫卡给她的书信，并朗读了其中划有红线的内容。"法庭"最后判决解除菲莉斯与卡夫卡之间的婚约。卡夫卡终于为他的浪漫爱情付出了代价。看来，正如哲人所言，没有乌托邦式的"两人世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两人世界"，都不可能是伊甸园。如果说人是天使，那么人也是野兽。也许包括卡夫卡在内的每个人都是美人和野兽的混合物。也许这就是世界的本性。 然而，至少在表面上，卡夫卡似乎并没有对婚约的解除表现出太大的遗憾。无论怎样，写作的确是他视如生命的一项工程。须知，由于与菲莉斯的恋爱和婚事纠葛，除了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小说片断《村子里的诱惑》外，他生命般的文学艺术已经沉默一年半之久了。为此他一直在痛感自身的失落。现在好了，"审判"业已结束，判决已经下达，不管是否愿意，他用不着再把生命消耗于"两人世界"的苦乐年华，用不着再无休无止地写信、收信、写信……他又可以重操"单身汉艺术"，重蹈纯粹的"自我完善"之路了。他又作为单身汉外出度假，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过一种真正独立的生活，甚至着手准备更勇敢的计划，摆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希望独立于世的渴望，最终多半会由于他自己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和揣揣不安而流于破产。然而，这种自我分裂、自我困窘和实际上的自我否定，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本色。不要忘记，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自我"，一个其"逻辑结构"无比复杂、且自相矛盾的悖论。至少在眼下，如果他真迈出了勇敢的脚步独自走向生活，哪怕作为单身汉承受生活，他也许就不是他卡夫卡了。除非他的心理真能支撑他自己，除非他的写作真能养活他自己。然而至少现在这似乎尚不可能。相反，他的写作本身现在还需要养活。这一点在眼下尤其重要，因为，从实质上说，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那场"审判"与他心灵深处的感受和思考发生了重大碰撞。不能忘记，他的身心几乎与生俱来地承受着一份来自父亲和世界的"判决"，或者说，几乎自呱呱坠地以来，他一直在父亲和世界的"法庭"上接受着不由分说的"审判"。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在感受和思考着世界和人生的本性，努力要捍卫自己在世界和人生中的权利。他不仅是牺牲者，还是见证人，而且也是斗争的战士。柏林"审判"是一场灵与肉的亲历，它启动了卡夫卡第二次文学创作的高潮。 正文 第五节 伤口 一书不仅以伤筋动骨的"审判"、"判决"和罪感问题让卡夫卡深受触动，而且也以较大的工作量以及突击性的工作进度一时耗尽了卡夫卡的精力。 第二次创作高潮实际上已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菲莉斯，这"世界的代表"，又开始把卡夫卡拉向他自身命运的另一极，或者说，卡夫卡自己出于自我拯救的需要而走向这另一极。总之，从眼下到1916年年底近两年的时间内，他几乎没有写出任何作品。 1915年1月，在解除婚约半年后，卡夫卡与菲莉斯重新会面了。然而，这次会面带给卡夫卡失望的感觉。"我们都发现对方没有什么改变，我们都暗中认定对方不可动摇、无法改变，也毫无怜悯之心。我要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它专为写作而设计，对此我不会让步。可她对我这一无声的要求不予理睬，她想要的是一般的东西。她想要舒适的住房；她感兴趣的是工厂的经营，丰盛的饭菜；她想要一间有暖气的房间，晚上11点就上床睡觉……"卡夫卡认为他和菲莉斯"永远也不可能结合"，只是"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敢在关键的时刻对自己说"。菲莉斯尚能感慨："我们一起待在这里多棒呵！"而卡夫卡则置若罔闻。他认为他与菲莉斯在一起时不能自由呼吸，没有片刻的好时光。这是他把菲莉斯与他两次艳遇的女子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如他所说："对一个所爱的女人的感觉，如在楚克曼特尔和里瓦，除了在信中之外，我对Ｆ．［菲莉斯］从来没有过，有的只是无限的钦佩、恭顺、同情、绝望和自卑。"从这次会面开始，卡夫卡看菲莉斯的眼光表现出一种本质的改变。他不再仰视或者在自卑和恐惧中走向反叛，而是理性地重新审视一切。 两人的关系逐渐有所恢复，然而，现在菲莉斯对于他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一条出路，能够帮助他逃出生活的重围，甚至摆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事实上他为了逃离布拉格甚至想到过主动要求应征入伍，这一努力自然也不了了之。当然，与菲莉斯通信的频率大大降低了。当初热恋时可以达到一天三封，现在好几天、两三个星期、甚至逾月以上才有一封。那段日子，他情绪常常很低落，从来折磨着他的噪声似乎也格外不堪忍受，令他完全打消了继续写作的念头。结果，他只有通过阅读斯特林堡来解脱自己。在沮丧、病痛和神经衰弱中，32岁生日匆匆而逝。10月，他因已发表的《司炉》而得到一笔很有声誉的德国文学奖金。不易揣想卡夫卡对这一类文学奖本身的看法，然而我们知道，那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以"奖掖文学新秀"为手段的商业宣传活动，卡夫卡的自尊心反而多少受到一些挫伤。倒是在11月间，正式出版了。下一个重要的转折要在下一年、在卡夫卡33岁生日之际才姗姗来迟。 1916年7月3日，卡夫卡与菲莉斯在小城马林巴特见面了，从这一天开始在那里共度了10个昼夜。在旅馆里，第一天晚上，"门挨着门，两个人都有钥匙。"第三天他哀叹道："共同生活的艰难。为陌生、同情、肉欲、胆怯、空虚所迫，而只有在深深的底处，大约是一条细细的小溪，才值得被叫做爱……"第五天："不幸的夜。没有可能与Ｆ．［菲莉斯］生活。无法忍受与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不是为此而惋惜；惋惜那种不可能不独自生活。"再往后，形势突然急转直下："过去我只是通过信件了解菲莉斯，真正了解她本人，那只是两天前的事情。不过现在，我对她也没有完全了解，我仍然有许多疑团。她那充满了柔情蜜意的目光，她那女性深层自然开启的时候，是多么美妙。" 7月10日，卡夫卡和菲莉斯共同致信菲莉斯的母亲，告之他们已经重新订婚。两人分手后，卡夫卡立即写信给布洛德："……有了一些转机，我们之间的协议简单而扼要：战争结束不久就结婚，在柏林郊外租二至三个房间，各人经济自理。菲莉斯将像以前一样，继续搞她的工作，而我呢？这可说不准了。"10天的同居生活，一个"技术性"的协议，卡夫卡似乎由此得以"技术性"地将自己撕裂开来。他的自信心和创作能力似乎也在逐渐恢复。9月，也公开出版了。10月，卡夫卡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强硬语气给菲莉斯写了一封信，向她挑明结婚的前提，那就是坚决斩断其中的伦理－人际关系和种族生殖内容。这封信几乎一字不漏被摘录到日记中，可见卡夫卡对它重视的程度。事实上，它是卡夫卡在一个转折时刻对自己所作的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在某个意义上，它既是一个决断的宣言，也是卡夫卡身上隐蔽的伤口开始公开显露出来的象征。它那一无反顾的"怨毒"语气既让人看到他内在能量在久遭压抑之后的爆发，也让人从反面感到他内心的脆弱和恐惧，同时还让人隐隐闻到某种不祥的气息：……我总是依赖他人生活，因而在每方面，我对独立、自主、自由有着无限的渴望；我宁可对一切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哪怕落得可悲下场，也不愿让疯狂的家庭生活干扰我的视线。……任何一种不是我自己缔结的关系……都毫无意义，它妨碍我走路，我仇视它，或近乎仇视它。路正长，能力又那么薄弱，因而这仇视大有其理由。固然，我是父精母血的产物，并因而被缔结在与他们和几位妹妹的血缘关系中；平时……我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从根本上说，我对它的重视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某些时候，这也成为我仇视的目标；看着家里那张双人床，床上铺好的被单和仔细摆好的睡衣，我会恶心得作呕，五脏六腑都要呕出来；就好像我的出生始终没有完成，就好像通过那发霉的生活，我一次又一次被出生在那发霉的房间；就好像我不得不回到那儿，以便证实自己，以便跟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保持不可分离的联系——如果不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双脚努力想要迈向自由，可甚么东西仍然攀牢它们，紧紧攀牢它们，就好像那原始的粘液攀牢它们一样。当然这只是某些时候。 别的时候，我也知道，不管怎样他们总是我的父母，是给予我自身力量的基本要素，他们属于我，不仅作为阻碍、也作为人之本性为我所有。在这样一些时候我想拥有他们，就像一个人想拥有完美；这是因为，无论我有多么肮脏、粗陋、自私和怨毒，我在他们面前始终颤栗不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事实上永远不会中止；此外还因为他们——一方面是父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几乎（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摧毁了我的意志，我要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在这里我又一次想到，就此而言，奥特拉奥特拉，卡夫卡的小妹妹，大约从1916年开始与卡夫卡相互了解益深，是他与之唯一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身上有着我所需要的母亲的气质：纯洁、真实、诚挚、坚定，敏感而含蓄，献身而独立，羞怯而勇敢，几乎达到完美的均衡。我提到奥特拉是因为，我母亲不管怎样也是她身上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几乎完全难以识别。）也就是说，我要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其结果，对于我来说，他们比事实上糟糕一百倍，而我对事实如何并不关心；他们的愚蠢是一百倍，他们的荒唐是一百倍，他们的粗野是一百倍。 另一方面，他们的长处却比实际上要小成千上万倍。也就是说，他们欺骗了我，然而除非发疯，我又不能反叛自然的法则。于是又只有仇视，除了仇视几乎再没别的什么。但你属于我，我已经使你属于我；我内心世界一直为你进行着激烈而绝望的斗争——从一开始，而且不断重复，也许直到永远；我不相信任何童话中为了任何女人曾有过更甚于此的斗争。因而你属于我。因而，我与你亲戚的关系，跟我与我亲戚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哪怕这关系……由于他们身上长处或短处［与我父母相比］的不同而不那么紧张。他们也组成一张妨碍我的网（即便我与他们没说过一句话，他们仍然妨碍着我），而就前面谈到的意义而言，他们还不配。向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一样坦诚。你对此不应见怪，也不应从中寻找自大和傲慢——这话里没有，至少，有也不在你认为能找到的地方。请设想你现在已经在布拉格，坐在我父母的桌旁，那么，我与父母斗争的那块战场自然会增大面积。他们会认为，我与家庭的联系总的说来是增强了（而它没有，它绝不），他们还会让我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会认为我已经加入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其中一个岗位就是旁边那间卧室（而我并未加入）；他们会认为他们在你身上找到了反对我的同盟力量（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在我眼里，他们身上丑陋和可鄙的东西大大增加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就我们这场较为重要的事情一哄而起。……我站在这里，面对我的家庭永远挥舞着的刀子，既是伤害也是在保护他们。让我在这件事情上代表你行动，而不用你在你家庭面前代表我。最亲爱的，这样的牺牲对你是否太大了？牺牲是太大了，但对于你来说，最好让它变得简单些；因为——既然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就只好被迫从你那儿夺取。然而，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为我做了许多。我会一两天有意不给你去信，好让你不受我干扰作出考虑和回答。我对你如此信赖：只需要你说一个字就足矣。1916年10月19日致菲莉斯。 1916年11月10日，卡夫卡与布洛德应邀赴慕尼黑高尔兹书店朗读作品，他朗读了自己的。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到场听他朗读。在慕尼黑，两人发生了冲突，互相指责对方自私。卡夫卡"满怀勇气从慕尼黑归来了"。他感到自己又面临一次创作高潮。妹妹奥特拉交上一位非犹太人的男朋友，为避免家庭的反对和干扰而在"炼金小巷"悄悄租下一间小屋。她随即向哥哥无私提供了这间屋子。就在这间屋子，从1916年11月到1917年4、5月之交，卡夫卡度过了一个丰产的冬春，创作了大量短篇作品：、《猎人格拉胡斯》、《骑桶者》、《豺狗和阿拉伯人》、《新律师》、《乡村医生》、《在胡同里》、《在马戏团顶层楼座》、《视察矿区》、《邻村》、《弑亲者》、《邻人》、《中国长城建造时》、《往事一页》、《敲了庄园的大门》、、《杂种》、《致科学院的报告》、《有家眷人的心事》以及一个剧本的片断。这一些作品都没有很大的篇幅，但它们相当晦涩，有的甚至十分怪诞。事实上，它们都是卡夫卡深刻哲理思考的产物。就创作的艺术形式而言，它们无可置疑地确立了卡夫卡作为"短篇和小型题材专家"的地位。而它们的内涵则从新的艺术角度折射出卡夫卡生命复杂的本质。《猎人格拉胡斯》的主人公因为卓越的猎狼功勋而被赞誉为"黑林山中伟大的猎手"，然而却阴差阳错，于许多年前在追赶一头羚羊时从悬岩摔下而身亡。他"幸福地扔下了"生前的骄傲，"迅速穿起死者的尸衣，心情就跟新娘子穿上结婚礼服一样"。然而，去阴间的船开错了方向，使他又阴差阳错、既生又死地一直漂流在世上，似乎要为某种"莫名之罪"而永远东奔西走，不得安宁。"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豺狗和阿拉伯人》以及《往事一页》大概与战争引发的思考有关，透过战争的表象，人们往往更容易领悟历史与人的深刻本性。《致科学院的报告》则似乎是在对文明和人性作一种进化论式的探讨和反讽。 《中国长城建造时》包含一个重要的寓言《皇帝的圣旨》。这篇不足千字的小小寓言，其内涵却高度凝重而庞大，使人想到中对个人命运及人类整体生存状态之关系的思考。对一位"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的卑微之辈"，皇帝在弥留之际下了一道圣旨。然而，负责传达圣旨的使者却走不出重重复重重的满朝文武、内宫外殿、庭院台阶，"几千年也走不完"。即便假设他冲出了最后一层宫门（虽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面临的首先是帝都，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积如山，况且他携带着的是一个死人的谕旨。——而你却在暮色中凭窗企盼，为它望眼欲穿。" 就像中的《在法的门前》一样，《皇帝的圣旨》也被卡夫卡单独抽出发表，后来与《往事一页》等作品一道由他自己编入了以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命名的集子，在他生前出版，并与为数极少的作品一道，由他自己在遗嘱中加以认可。而为这个集子提供命名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则是卡夫卡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这篇最具梦幻成分的作品让"伤口"这一隐喻以惊心动魄的艺术形式绽放开来。其结局是无比地非理性和荒诞。"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 《乡村医生》的确是一个真实的隐喻。这也许是卡夫卡对它如此珍视的一个原因。正是在以《乡村医生》为代表的新一轮创作高潮尚未结束之际，1917年3月，卡夫卡为自己租下一套住房。自从他33岁生日之际与菲莉斯在马林巴特同居10日以后，他一直在为寻找较为理想的住房而努力。7月，菲莉斯来到布拉格，两人再次正式宣布订婚。据布洛德报道，在订婚仪式上，卡夫卡一副"悲怜"模样。随后，他们作为未婚夫妇拜访亲友。继而同往匈牙利看望菲莉斯另一位妹妹。这次旅行似乎并不十分愉快。两人分手后，卡夫卡路经维也纳时拜访了诗人福克斯。20年后福克斯回忆说，当时卡夫卡"十分平静地"告诉他说，他"刚刚跟他的未婚妻吵翻了"。7月19日，他回到布拉格，这座城市表面上还保持着平静。然而，奥－匈帝国的反对者、捷克的"解放者"、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之父和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教授发出了要求哈布斯堡王室退位的呼吁。布拉格城徽上那只意在粉碎事物的铁拳本身就要被粉碎了。在可以预见的战争结束之后，一场革命就要发生。 7月27日，关于《乡村医生》一书的出版事宜，卡夫卡致信他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谈到他对未来的打算并请求帮助：战后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将辞去我的职业（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使我坚持下去的最强烈的希望），我将成家并离开布拉格，或许前往柏林。即便在那时，正如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我将仍然无法完全依靠写作维持生活。而我（或者我内心深处那位公务人员；他跟我的要求相同）全然被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占据了思想，感到害怕。我真诚地希望，亲爱的沃尔夫先生，届时你将不会完全抛弃我，当然，如果届时我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你帮助的话。眼下和将来有这么多无法确定的事情，此时此刻，你一句有关的话将对我意味着很多很多。Ernst Pa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357-358. 卡夫卡这一次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他要辞去工作，建立家庭，当专业作家。沃尔夫先生也给予了完全的理解，他立即回信表示，将在战后提供"稳定可靠的物质支持"。然而，这一友好而慷慨的承诺也许来得太晚。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卡夫卡像克尔恺郭尔一样，一直试图经营一种"策略生活"。这样的人，一旦他们认定自己是天生的作家，就把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为保护自己天生作家的身份而绞尽脑汁、苦恼不堪。除思想、感受和写作之外的其他生活内容，他们基本上都以某种"策略"加以应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满怀恐惧逃避伦理－人际关系是为了写作；惨淡经营，试图与伦理－人际关系保持微妙的和平共处，也是为了写作。然而，在这个基本的共同点之外，他们俩人又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克尔恺郭尔是以一种"信仰骑士"的策略几乎完全弃绝了此岸，义无反顾地向彼岸作了"绝望的一跃"。甚至他的死，都是为内心世界上帝的事业而献身，是"在战斗中突然而幸福地倒下"，干净利落得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克尔恺郭尔在与丹麦国教会的白热化斗争中死于中风。卡夫卡则不同，因为，他对伦理－人际关系不只是存在着恐惧，同时还深怀一份刻骨铭心的"恐惧－渴望"。他无法像克尔恺郭尔一样弃绝此岸的生活。就正如在此刻，他心怀专业作家的目标，同时鼹鼠般地忙碌着，"策略"着与菲莉斯的婚事。 然而，这谈何容易。对一个内心自由高于一切的人，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一个因为对伦理－人际关系的"恐惧－渴望"越来越陷于某种被动局面的人，一个只要不写作就会"从烟里跑到火里"的人，一个因为"最瘦"而严重地缺乏处理具体事务能力的人，这种所谓的"策略生活"很难不在内心深处造成一种苦不堪言的自我分裂。在那些日子里，卡夫卡像只鼹鼠一样忙忙碌碌，为即将来临的婚事操劳。看上去，他似乎具有了某种定力，能够以一种"平静的、直视的、忍受一切的"目光和心态，让自己面对一切，"无所畏惧"。但实际上，他并不具有这种定力。一直要到将近5年后，在比过去的一切更惨烈的折磨中，在更加非人的自我锤炼下，他才有可能对这样一种"无所畏惧"进行成熟的思考，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不管怎样，在1917年躁热的夏天，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上，在为自己可笑的婚事而忙碌的时候，他的确并未真正具有。在那些日子里，他写下这样一些有着非凡艺术性和思想性、但也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我又一次竭尽全力冲着世界大叫。然后他们塞住了我的咀，捆住了我的手和脚，在我眼前蒙了一块布。我好几次被翻过来又折过去，我被拽着坐直了，又被放倒，这又折腾了好几回，他们一下一下地狠狠揪着我的腿，痛得我直起了身子，他们让我在地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用什么尖的东西深深地扎在我身上，一会儿扎这儿，一会儿扎那儿，一点精神准备都不可能有，他们想扎哪儿就扎哪儿。 多年来我一直坐在这个大十字街口，但是明天新登基的皇帝要来了，这样我就必须离开我的位置了。我对我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插手，这既是我的原则，也是出自反感。我已经很久不乞讨了；那些长期以来总是从这儿走过的人还是赐我一些钱，出自习惯、出自忠诚、出自熟人关系；那些新来乍到的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我身边放着一个小筐，每个人都随自己的美意向里面扔钱。正因为我对谁都不关心，对街上的喧嚣和胡闹都投以平静的目光并保持平静的心灵，所以我对一切同我、同我的地位、同我的合理要求有关的事比任何人都理解。对这些问题是无须争论的，在此我的意见最适用。因此，今天早晨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当然很熟悉我，而我当然从未觉察到他的存在，他在我面前站住了，说道：明天皇帝要经过这儿，你明天可不许到这里来了。"我用这句问话回答他："你多大岁数？"见叶廷芳编：《论卡夫卡》，第747－748页。 如此神经质的心态，如此勉为其难，这样一种"策略生活"恐怕很难得到真正的实现。如果说它注定要失败，那倒更容易令人相信。克尔恺郭尔的"策略生活"难度要小得多，但事实上最终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此而言，卡夫卡的"策略生活"也许更是难逃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个世界需要"参与"，需要"投入"，需要"真诚奉献"。正如人们常说，做得如何是一个水平问题，但是，是否真诚去做，却是一个态度问题。生活中没有侥幸，生活将以铁一般的逻辑，粉碎任何人发自内心的背叛和疏离倾向。和克尔恺郭尔的情况一样，卡夫卡的"策略生活"将被真实的生活粉碎，迫使他走向克尔恺郭尔式的"绝望的一跃"。 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菲莉斯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113页。 写在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的这句话，并非像字面上那样只是预言，而已经是确切的总结。在卡夫卡写下这句话时，世界已经撕碎了他真实的躯体，在他伤口般的存在中撕裂了一道真正的、生理上的伤口。 正文 第八章 向死而生 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生活过。 ——弗兰茨·卡夫卡 早在8月初，就在他写下上面那一大段神经质到了极点的日记前后，他在游泳时就吐了几口鲜血。如此神经过敏的人，不会不为之注意。只是，几十年间，与各种真实的或神经过敏的身体征兆打交道惯了，于是他保持了一种观望性的、视而不见的沉默，没有向任何人讲起，也没有去看医生。 然而，８月１０日凌晨5点左右，在他为婚事——也为梦寐以求的自由和独立——而租下的房间内，当他还在睡梦之中，大咯血开始了。3年之后，他向恋人密伦娜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站了起来——就像一切使人们激动的新鲜事那样……当然有些惊恐，我走到窗前，探出身去，然后走向盥洗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坐在床上——不停地咯血。但我没有伤心，因为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来：在长达三四年几乎连续失眠之后，我将第一次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前提是不再吐血。……早晨侍女来了……那是位好心的、几乎具有献身精神又特别实在的姑娘。她看到了血，说道："博士先生，您的日子不会长了。"可我的感觉却比以往好。我到办公室去上班，下午才去看医生。接踵而至的事情就不必多说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4－5页。 正文 第一节 死亡与新生 最初的两位医生都把卡夫卡的病误诊为一般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是，在大咯血之后的第二天夜里，他又吐了一点血。再往后，他逐渐自感呼吸急促，并伴有越来越严重的咳嗽、发烧、虚汗等症状。然而，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卡夫卡仍未向任何亲友谈及此事。他继续走他生活的老路，没有想到他那抗拒式的"自然疗法"会不起作用，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走近了生活的终点。直到8月24日，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使他终于沉不住气了。当天，他告之布洛德，后者随之采取行动。 9月4日，卡夫卡被医学权威确诊为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特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肺结核这种当时所谓的"白死病"（与黑死病相对）正在猖獗和蔓延。仅在布拉格一地，整个大战和战后数年期间，肺结核死亡人数就达全部死亡人数的３０％之多，结核菌带菌者更是不计其数。接触、情绪、遗传等都可能是致病因素。有人认为，卡夫卡因素食而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可能是他的致病因素之一。当然，他那刻骨铭心、无所不在的存在性不安，以及他内心深处潜藏的"患病情结"，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疾病"是信仰的事实"，疾病使他得以"在一块慈母般的土地上立足"。不过，如果要追查卡夫卡疾病的至深根源，我们只能说它存在于世界的本性之中。从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类欲望的产物，而战争正是这欲望的最高表现形式。正如卡夫卡所说，世上只有一种疾病，而肺结核的居所也并不就在患者个体的肺部本身。疾病是世界的隐喻，是人类文明巨大而无形的运作机制的隐喻。就此而言，卡夫卡是世界本性和人类欲望的牺牲品。似乎任何医学的诊断都比不上他的自我诊断："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1917年9月19日日记。 纯粹从医学上讲，无论结局如何，卡夫卡的病并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面对当时肆虐欧洲的"白死病"，医学界尚无特效药。然而，良好的疗养环境和乐观的情绪常常导致患者痊愈。尤其对于条件优越的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士，感染肺结核并非就意味着死亡。然而就卡夫卡而言，问题的实质就比通常情况复杂得多了。 9月9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告之自己的病情，表明自己接受这一事实，但认为诊断尚未完全确定，病情将如何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9月12日，妹妹奥特拉陪卡夫卡前往波希米亚北部小村庄楚劳养病，她在那里经营着姐夫的一个小庄园。奥特拉与卡夫卡从1916年开始逐渐有了相互的信任，她是卡夫卡唯一与之有着真正感情的亲人，她具有他心目中理想母亲的美好品质；在反对父亲的问题上，奥特拉和他也是同盟。在妹妹的精心护理下，卡夫卡开始在楚劳度过他自称一生最幸福的8个月。他把那些时光称为"美好的小小的婚姻"。我们毋宁说，那是对他不幸童年和人生的小小的补偿。 9月20日，菲莉斯到楚劳看望卡夫卡，但两人之间已无更多的话可说。以至卡夫卡私下责备自己，"我是个冷血动物，我毫无感情。我冤枉了她，让她受了酷刑，而且，我还亲自使用刑具……"9月30日，卡夫卡向菲莉斯写了这场为期5年的恋爱中最后第二封信，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明彻、冷峻、尖利、决断以及深深潜藏的悲哀，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恋爱，以及他自己这场"致死之病"（语出克尔恺郭尔）的性质。如你所知，在我内部有两个彼此斗争的对手。好的那个属于你，对于这一点，过去几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确信。五年来，不管是通过话语还是沉默，或者通过两者的结合，你始终得以了解这场斗争的历程，大多数时候，这让你遭受痛苦…… ……两个对手在我内部斗争，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我（除一点小小的、苦恼不堪的残余外）。他们一个好，一个坏。他们不时调换角色，使本已混乱的斗争更加混乱。然而，尽管受到一些挫折，直到最近仍然存在着可能，使我想象会发生最不可能的事情：……我，在这些年间变得可怜和倒霉的我，会最终获得拥有你的权利。现在事情突然显示出：失血太多了。想要赢得你的好的一方（现在看来对我们是好的一方）失血过多，反过来帮助了他的敌人。……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相信这病是肺结核，至少，在基本上说来它不是肺结核，而宁可说是我总崩溃的迹象。我原以为斗争会持续得长一些，可它不能了。血并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斗争的一方所导致的一道致命暗伤。……请别问我为何要筑起一道防线。别这样让我出丑。哪怕问一个字，我就会重新拜倒在你脚下。……我的所谓肺结核……是一件武器，与早先使用过的无数其他武器（从"生理上的无能"到我的"工作"到我的"吝啬"）相比，它似乎更方便、更根本。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秘密此刻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虽然那远方的黑暗可能会让我相信，那黑暗正降落在我身上，伴随着我想要工作和思想的每一个愿望降落在我身上），但它会变成现实：我好不了啦。原因很简单，那不是肺结核……而是一种武器，只要我还活着，它就会继续表现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必然性。但它和我都将死去。1917年9月30日日记。 "今天我对结核病的态度，就像孩子抓住妈妈的衣褶一样，紧抓不放，希望能从中得到帮助……"正如布洛德关于卡夫卡的病所写道："卡夫卡把它看作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看作他对婚姻的解脱。他把病叫做最后的一击。……解脱了？受尽折磨的灵魂"。而3年后卡夫卡自己在致密伦娜情书中讲得更为精彩："也就是说：大脑已不再受得了压在它上面的忧虑和痛苦，它说：我干不了啦。这里还有谁愿意为保持整体而出力的，它便可以从我的负担中取走一份，这样便可以再坚持一会儿。肺自告奋勇，它自己不会因此而损失过多的。大脑和肺之间的这种谈判（是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也许是很可怕的。"《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5页。"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脑说；五年之后，肺为之提供了帮助。"好一个"一揽子帮助"。这一帮助似乎为卡夫卡解决了所有令他苦恼不堪的问题：婚姻、工作、失眠、头痛以及逃离布拉格的渴望等，而他的理智、良知以及他苦心经营的素食习惯为解决这些问题奋斗了许多年，但仍然收效甚微。似乎正因为如此，卡夫卡在远离布拉格的楚劳乡下尽情享受着他"病态"的自由，"就像孩子抓住妈妈的衣褶一样"。这就是卡夫卡身上著名的"患病情结"，它通过卡夫卡自己深刻的"自我精神分析"而得到了精彩的揭示。卡夫卡在日记和书信以及小说、等文献中多次表达过自杀冲动。这些表达与"患病情结"的内在联系有待研究。 应该说，这一"自我精神分析"的确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卡夫卡的大脑也许的确承受不了啦，并由此而不得不被迫放弃自己。然而，如果我们认同他自己的这一隐喻，那么必须指出，这样一种放弃不仅是导致肺结核的原因之一，也是肺结核引出的一种后果。精神生命的难题所导致的巨大压力固然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疾病本身固然也可看作一条解脱之路，但是，把一种现实的疾病几乎完全归委于精神生命的难题，并归结于对难题的解答，那无论如何也多少有些失之片面。其实，无论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菲莉斯，卡夫卡对自身大脑的放弃所作的自我精神分析中必然地包含着某种软弱和回避——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放弃，而他的自我精神分析尚未达到这一层次，也许这一层次本来就无法达到。 不要忘记，卡夫卡是这么一个"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的人，他会因为生理上极小的不适而产生极大的恐慌。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是，小病小灾让他备受折磨，失眠、头痛、消化不良等让他终生不安，连头屑、鼻塞或脚趾的发育不全都会让他忧虑不已。我们已经说过，对于卡夫卡，疾病就像"审判"一样，既意味着不由分说，也意味着悬而未决，或者说，疾病和"审判"一样，都是"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不管怎样，这样的事情他尤其不堪承受。他要末就像中的约瑟夫·Ｋ一样起而斗争，哪怕"虽死而羞耻心犹存"；要末就干脆放弃。 然而生活不是小说，至少，在生活中采取起而斗争的态度不如在小说中那么容易；事实上，也许正是因为人在生活中倾向于放弃斗争，所以才在小说中那么锲而不舍地斗争着。不管怎样，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说，面对当时肆虐欧洲的"白死病"，他无法"挺住"而"垮掉"了。他把对疾病和死亡的公然拥抱作为对问题的超越。他那决断的执着同时也意味着某种放弃。卡夫卡患病后习惯于用一种看起来颇为深刻的、表面上满不在乎的语气谈及有关的问题，这种潇洒背后是否多少也隐藏着他那刻骨铭心的恐惧？不过，另一方面，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把压倒性的困难设想为无所不包的神，然后让自身在神爱动机的作用下完全放弃自己，让自己被一种被造物意识所支配，婴儿般地融入这一无所不包的、母亲一样的神，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比精深的自我疗救。大概可以认为，相对卡夫卡的特殊气质而言，这样一种自我疗救似乎尤具深刻意义，并有着明显的可操作性。就此而言，卡夫卡也许无师自通地找到了最适合他具体情况的治疗途径。我们更倾向于说，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个"分裂的自我"，在他身上既有着魔鬼般的执着，也有着魔鬼般的放弃。而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种分裂实际上产生于一种无比复杂而精微的生命意志。 不管怎样，通过紧紧抓住一场"致死之病"，卡夫卡勇敢而偏执地赋予自己一种全新的人生意义。肺结核这道血一般鲜红的伤口，也让他得以完成了某种"绝望的一跃"，进入"向死而生"的境地，这一境地虽然与克尔恺郭尔"信仰骑士"的境地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同样令常人无可企及。 圣诞节，他回到布拉格，菲莉斯也从柏林赶来。两人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十分不幸"的日子，菲莉斯明确表示她要与卡夫卡站在一起，卡夫卡同样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牺牲，不想再增加对她的罪责。他声称将再也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当天下午他向布洛德说："我只能承受我自己。把基本的事情弄清楚。西方犹太人不清楚这些基本的事情；而这就是他无权结婚的原因。当然，除非他是那种人，例如商人，用不着为这些事情操心，否则他就没有结婚的可能。"两人第二次解除了婚约，一场为期5年的爱情关系终于彻底了结。从车站送走菲莉斯后，卡夫卡直奔布洛德办公室。"他脸色煞白，神情变得十分严酷、冷峻。突然，他失声痛哭起来，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怖的景象。……在那张沙发上，卡夫卡伤心的啜泣着，呜呜咽咽地说：非要有这样的事不成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泪水沿着他的脸往下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卡夫卡这样张惶失措。"第二天，卡夫卡在写给奥特拉的信中说："昨天下午我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这么多。" 15个月后，菲莉斯与柏林一位富裕的商人结婚。据布洛德称，卡夫卡得知后为之高兴。菲莉斯婚后生了一子一女，卡夫卡也知悉此事。1931年，菲莉斯举家迁往瑞士，1936年移居美国，直到1960年去世。在楚劳，最初，除阅读大量自传和书信集外，卡夫卡完全放弃了写作。其原因除养病的需要外，还有他自己对作品的态度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一时的满足我还能从《乡村医生》那样的作品中获得，前提是，这样的作品要能够写成功（机会飘忽不定）。至于幸福，却只有在我能够将世界升华到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能获得。"正是在楚劳，他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克尔恺郭尔。早在10月底他就在给朋友奥斯卡·鲍姆的信中写道："克尔恺郭尔是一颗明星，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是够不着的。"随着菲莉斯的离去，1918年开始了。卡夫卡利用在布拉格的时间争取提前退休未果后，于1月6日返回楚劳。在那里，他继续阅读不同的作家，包括圣奥古斯丁、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人，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克尔恺郭尔。随着他与菲莉斯关系的彻底结束，他似乎更懂了克尔恺郭尔。将近80年前，这位天才的丹麦思想家也在无比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斗争之后，痛苦地放弃了他与恋人蕾琪娜的美好爱情。" 结婚你将后悔，不结婚你也将后悔。"不难想象卡夫卡对这样一些"克尔恺郭尔悖论"的感应，也不难想象他是如何深切地共鸣着克尔恺郭尔的"恐惧和颤栗"。正如他所说："我大概是在克尔恺郭尔那里迷了路，……婚姻是他的主要问题，……这是我在《非此即彼》、《恐惧和颤栗》中读到的。……在性情上，我同他有些相似，……克尔恺郭尔是和我同住一屋的邻居，他变成了一颗闪亮的明星。对此，我不仅有赞叹之意，而且也有一丝淡淡的同情。……他不算一个消极悲观的人，在《恐惧和颤栗》那本书里，不知有多少积极的东西，……他积极的一面实在是太多了，但愿人们对此不会有什么疑义。""克尔恺郭尔是难于理解的，与我联系起来看就容易理解了。"但他也强调克尔恺郭尔与他的区别，含蓄而尖锐地批评克尔恺郭尔的书"在云雾中写成"，而蕾琪娜则有点像牺牲品。《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57－158页。 非此即彼，活着或死去，恐惧和颤栗……正是在这种"向死而生"的绝境中，作为一位最具内在意义的基督教作家，克尔恺郭尔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唤起了卡夫卡身上潜在的宗教意识。早在1917年10月中旬，他开始在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上写系列箴言，后来被布洛德冠以《对罪衍、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加以发表。这些箴言产生于他对自身处境及其背景的沉思，这是他首次以超越性而非文学性的术语探讨人生问题。从这些箴言中隐隐透出犹太神秘教派的气息。这表明他对犹太教经文逐渐有了了解，并表明他对这种思辨方式的亲近感，从这之中产生了卡夫卡一种特殊的文体。卡夫卡自己非常重视这些箴言，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极为细心地把它们誊清在专门的单页纸片上，并加以编号。有人认为，这些箴言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对理解卡夫卡的两部长篇小说和有着重要意义。后者虽然写成于4年之后，但在楚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在楚劳，卡夫卡不仅抽象地反思人生，而且也在考虑更具体的问题。2月，在第四个八开笔记本中，他力图自觉地以健全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过失，审视"家庭生活，友谊，婚姻，文学"等人生大事。他认为自己的生活缺乏土壤、空气和法度，而他的任务就是创造它们，不仅应努力弥补过去人生的疏忽，而且也应努力把握好将来。他认为自己与克尔恺郭尔一样，"虽然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基督教之手，但仍然未被这只手引入生活"，未能抓住犹太祈祷者应该抓住的东西。因而，"我是结束或者开始。"Ernst Pa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368. 自从1911年底接触意第绪语犹太剧团以来，卡夫卡就逐渐开始关注犹太民族和犹太教命运，并一直注视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但正是在楚劳，卡夫卡的关注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来。他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他甚至开始"寻根"，满怀热情地计划移居巴勒斯坦，哪怕在那里当书籍装订工或者饭店侍者都行。他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乡村医生》加上了扉页献词："献给我的父亲"，其心理动机中大约也有这种"寻根意识"的参与。受犹太复国主义神秘主义者戈登的影响，也许还受当时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感染，他甚至为"无产工人联盟"起草了一份纲领，并在其中提倡"在自己同胞中作为良心和信仰的劳动生活"。楚劳地方的农民使卡夫卡对"劳动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感受："我对农民总的印象是，他们与农业融为一体，他们是高尚的人。在农业这项工作中，他们是如此聪慧、任劳任怨，这样，他们互相联结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他们不怕晃荡、颠簸，不怕晕船，直至安然地去世。他们是这个地球上真正的公民。"当然，即便在健康时，卡夫卡都不具有把愿望变为现实的能力；在楚劳养病期间，除为有益身体而参加力所能及的一些轻微劳作外，他的各种热情更只能表现为"文学性的"事情。从本质上讲，他在楚劳提出的"劳动生活"跟他后来提出的"写作作为一种祈祷"一样，反映出他深刻的内在需要，那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寻根意识"。在"向死而生"的境地中，这种内在需要或"寻根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反映出卡夫卡对生命的执着，对新生活的渴望。 然而，人的命运似乎的确与人的性格一样，是"想扔也扔不掉"的东西。即便一场"致死之病"，也未能改变卡夫卡的命运。梦魇般的生活永远在追逐着卡夫卡，或者，即便在"致死之病"中，他也比拥有死亡更多地拥有梦魇？又或，生活就只能是梦魇？总之，到四月份，假期结束了，公司又不同意续假。4月30日，卡夫卡离开楚劳，又回到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身边。 正文 第二节 尤丽叶：第三次订婚 卡夫卡又在父母家中开始了那老一套的生活。重新适应这一生活花了他半个多月的时间。然而，不管怎样，楚劳8个月的全新生活，让他大大恢复了元气。今天回顾起来，人们似乎能够说，无论卡夫卡自己对待疾病的心理状态如何，也无论他自己是否希望治愈自己，楚劳的调整使本来并非十分严重的病情已有缓解和转化的趋势，生命有可能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当然完全的康复还是另一回事。现在，他有能力逐渐协调好自己和生活的关系，上午上班，下午学习希伯来文，或前往布拉格郊外的果园参加"劳动生活"。布洛德与他见面的时候大大减少了，但也偶尔找他一道去散步或游泳。这样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也让卡夫卡产生了某种充实的感觉。对肺结核，他仍然不上疗养院治疗，而采取他传统的自然疗法。 一切似乎都好。随着夏天走向尾声，世界大战的恶梦也快结束了。然而，战场上的屠杀却悄悄地被另一种无形的屠杀取而代之。被称为当代黑死病的西班牙流感从战争的狼籍中森然涌现，并迅速蔓延开来。它不像炮弹和子弹或别的什么武器，它没有确定的攻击目标，但唯其如此，它才像人类文明中某种巨大而无形的运作机制，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到它的运作和传播之内。无论属于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或者中立国，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都有可能成为这场现代瘟疫的牺牲品。 "当代黑死病"横扫全球，在短短的时间内夺去两千万人的生命。仅在布拉格一地，感染人数就高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与战场上的屠杀相反，现在是年老体弱的人首当其冲，自然包括本身就格外脆弱、而且本已身患"白死病"的卡夫卡。10月14日，他突感呼吸阻塞，并伴随剧烈不断的干咳，高烧达４０°C以上。流感不仅摧毁了他正在逐渐恢复的机体平衡，而且引发了可怕的急性双侧肺炎，使生命受到威胁，有三个星期之久不得不躺在床上。11月19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公司上班，发现公司的名字、主办人和经理都已更替。原来，战争结束了，哈布斯堡王室退出了历史舞台，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5天前，原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王国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平时期又重新开始了。"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对卡夫卡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回公司上班不到一个星期，他再次病倒了，高烧、盗汗、呼吸困难，不一而足。"母亲整日哭泣，我尽力安慰她。"父亲一直被隐瞒着关于儿子肺病的病情，现在看到他双病缠身，一反平日的严厉，蹑手蹑脚走进房间，在门口站住，伸长脖子看儿子躺在床上，关心地举手打招呼。以至卡夫卡"止不住幸福地哭起来"，甚至以后回忆起来"不禁又潸然泪下"。当时，奥特拉正在农校学习，只好由母亲陪伴他前往布拉格以东的小城镇什累申休养。他在什累申一住就是4个月；正是在什累申的膳宿公寓中，他认识了因故在那里逗留的布拉格人尤丽叶·沃里泽克小姐。 年方28岁的尤丽叶·沃里泽克系捷克犹太人，父亲是位鞋匠，并在布拉格一座犹太教堂内担任打杂工作，未婚夫在第一次大战中丧生。卡夫卡后来向布洛德描述说："她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不是德意志人，也不是非德意志人，喜欢看电影，听轻歌剧和喜剧，喜欢涂脂抹粉和戴面纱，掌握有非常丰富的、大量的、粗野的俚语行话，从整体来说，很无知，乐而不悲……她在心灵上是勇敢的，诚实、忘我……身材漂亮，但是无声无息……"在冷冷清清的膳宿公寓里，与这位布拉格姑娘相识使卡夫卡性情变得极为复杂。"我们每次相会，就要不停地笑上好几天。在吃饭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要笑一通。总起来说，我们的笑声是不舒畅的，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这样纵情欢笑，这莫名其妙的笑声是折磨人的、令人羞惭的；这笑声使我们更加疏远……我像一个遍体鳞伤的人，……我和尤丽叶刚认识时，我一到夜里就辗转反侧，彻夜不眠……"由于"遍体鳞伤"，卡夫卡最初高度约束自己，尽量与尤丽叶保持距离，减少见面的机会。 卡夫卡所谓的遍体鳞伤当然主要是指菲莉斯事件。然而，是否那场事件所留下的可怕记忆就足以让他那么一个人永远对婚姻敬而远之呢？要知道，与正常生活相对而言，单身汉状态也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卡夫卡是否真正能够承受这种状态？我们知道，当年的克尔恺郭尔勇敢地承受了这种状态。他痛苦地斩断情丝，义无反顾地了却红尘之念，作为"永远的单身汉"弃绝此岸的伦理－人际关系，用"绝望的一跃"献身内心的上帝，从而成为亚伯拉罕式的、绝无仅有的"信仰骑士"。当年，为了让蕾琪娜对他不存幻想，他甚至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残酷话语，对蕾琪娜说什么"在未来的十年里，我将播种我所有的野麦，我需要一位青春常驻的小姐，使我保持活力。"其实他并不需要什么活力，他的活力在内心世界，在大山一般沉重的、亚伯拉罕式的信仰境界。与之相比，卡夫卡似乎缺少内心的信仰。因而，他需要疾病这样一种"信仰的事实"来支持自己与菲莉斯断绝关系。似乎，他对菲莉斯也做出了"必要的残酷之举"，也表示将"终生不娶"。但不难想象，这位随时可能"垮掉"的人恐怕难以实现他自己的戒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他将第三次订婚，更将不止一次地考虑婚姻问题，直到去世前一月，在最为痛苦的弥留时光，他将再次向另一位姑娘求婚。 也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才表示他"够不着"克尔恺郭尔这颗"明星"。自然，在他的话语中也不无某种婉转笔法，巧妙地表达了他惯有的"抱怨"，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这"抱怨"中也含蓄而尖锐地包含着对克尔恺郭尔的批评。卡夫卡认为克尔恺郭尔的有关文献是"在云雾中写成"，他"对普通的人视而不见，而是在云彩上画起了一幅亚伯拉罕的像"，用彼岸的力量、用神的力量简单地否定了此岸的道路、泥泞和污秽。"克尔恺郭尔一句话都不必说，仅他的立场本身似乎就已经反驳你了。"《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58-159页。寒冷的冬天到了，在什累申那家膳宿公寓里，其他客人渐渐离去，到最后就只剩下卡夫卡和尤丽叶两人。他们的来往似乎也多了一些。但是，卡夫卡在内心为自己确立的原则并没有改变。 1919年3月，尤丽叶和卡夫卡先后返回布拉格。一回布拉格，卡夫卡就无法再保持对自己的约束。按捺不住的想念促使他立即给尤丽叶写信，然后两人就"像被谁驱赶着似的飞到一块儿去了"。陶醉在爱情中的卡夫卡很快萌发了结婚的念头；于是，在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之后，在与尤丽叶相识半年之后，在他的又一个生日之际，卡夫卡再次订婚了。36岁的卡夫卡很快为结婚作了诸多准备。然而，据他称，当他告之父母他准备结婚时，父亲却断然反对，并用刻薄的言词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多半她穿了一件什么迷人的衬衫，布拉格的犹太女人就会来这一套，你当然就一见钟情，立刻决心要和她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一个星期以内就要结婚，甚至明天，最好是今天。我不明白你，你是个成年人了，你是在都市里，可你却什么能耐也没有，只会随便找个女人马上同她结婚。难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要是害怕，我亲自陪你去好了。"经商奋斗成功的父亲显然是在说，婚姻必须慎重，不能轻率和着急，必要时可以采用特殊的方式暂时解决生理上的问题。这番话的确很刻薄，而且也未必切中卡夫卡内心深处的症结。然而至少，以一种"现象学"的眼光来看，它们不无某些中肯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们似乎深深刺痛了卡夫卡的某些难言之隐。至少，它们让卡夫卡回忆起16岁那年从父亲那里所受到的类似伤害。 然而，如果说父亲的粗暴和刻薄使他茫然，那么母亲的反应则令他格外刻骨铭心。"母亲的举止反倒几乎更引起了我的兴趣，她虽然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她毕竟还是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借故离开了房间。"这又跟16岁那年他受到父亲伤害时的情况相似，当时，母亲也在场，却同样在父与子之间保持了缄默。 这一次，卡夫卡以前所未有的独立精神顶着逆风，继续为结婚而努力。他和尤丽叶终于找到一套房子，并发表了结婚预告。然而，就在临结婚之前两天，他们发现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于是，第三次婚约又一次宿命般地流产了。然而，如果真有宿命，那只能是卡夫卡自己四分五裂的宿命。他后来的自我分析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这次婚事虽然源于爱情，但根本的基础还是理智。正是理智告诉他，他没有结婚的条件和权利。"你的情况是：紧张过度，完完全全地为文学所吸引了，肺功能已经虚弱不堪，整天在办公室搞那些抄抄写写的事，累得喘不过气来。你还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而且，你还大言不惭地承认，自己必须结婚。你心怀这个目的，却还有胆量，要求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梦乡。第二天，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疼得要命，但你还惝恍迷离地到处乱跑。难道，你还想凭着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连累一个完全依赖你、献身于你、对你忠心耿耿的姑娘，让她伤心？" 然而，不管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作的却在事实上让尤丽叶大伤其心。对此他作了一番自我解释，承认"与尤丽叶的订婚完全是我的精神状态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对订婚极为有利"。说到底，这场婚事"是外界的客观现实和我虚弱的内心思想之间的竞赛"。毫不奇怪，这样一场竞赛当然注定要失败。对此卡夫卡总结说，他作为一无所有的人孤注一掷想要结婚并非谎话，但结不了婚却也并非不幸。"如果我们真的结了婚，那么我们关系的破裂也许会更加使人恼怒，以至新婚夫妻双双都被埋葬。"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122页。 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就这样不了了之地拖延下去了。10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和出版了。照卡夫卡的说法，每当他有作品问世，总要呈献父亲一册，可不知怎么，其时父亲多半是在打牌，而且总是那句口头禅："把它放在床头柜上！"这句口头禅从来令卡夫卡耿耿于怀，这次就更是火上加油。父亲对他婚姻大事的粗暴干涉，以及对他写作的轻视，使卡夫卡积聚几十年的压抑变得难以忍受了。而肺结核所带来的新生力量似乎也赋予他必要的勇气。11月初，卡夫卡与布洛德结伴再次前往什累申，在那里写下了历史性的《致父亲的信》。11月下旬，卡夫卡回到布拉格，但该信却一直没有发出去，而是交给了母亲。母亲却没有转交父亲。卡夫卡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事就跟卡夫卡的许多事一样不了了之。也许，他还没有与父亲公开斗争的足够勇气。也许，正像有人认为，卡夫卡非常清楚自己已经达到目的，因为该信的锋芒所向，与其说是直指父亲，不如说是含蓄地针对着母亲。通过这封信，他把父亲对自己的伤害（尤其是那两次刻骨铭心的羞辱）巧妙地转移到母亲身上，从而报复了这位从小没给他应有母爱的女性。参见Ernst Pa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1。也许，以上两者兼而有之。 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继续不了了之地保持着，然而似乎命中注定没有生命力。这一次在什累申，他又结识了一位19岁的犹太姑娘，并同她保持了3年多的通信。更早一些时候，在10月底，他收到一位非犹太捷克女子密伦娜·耶申斯卡的来信，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25岁，已婚。过去什么时候，卡夫卡曾与她和她丈夫在布拉格见过面，但已记不起她确切的模样了。这次，密伦娜在来信中希望能得到允许，由她把卡夫卡的一些作品从德文译成捷克文。卡夫卡当即回了一封短信，可不知为什么差不多半年之久没有收到回音。 正文 第三节 密伦娜 1919年底，卡夫卡第二次从什累申返回布拉格后不久，即被公司提升为"公司书记员"，成为公司运转中较为重要的中层职员。这一位置使他更多地卷入了公司日常工作，而他的人格也在此中展示出丰富的侧面。后来，他与公司一位颇有气质和教养的中上层职员之子古斯塔夫·雅努施交上了忘年朋友。卡夫卡去世后，雅努施写成重要的回忆录《卡夫卡对我说》，在其中记叙了卡夫卡生活、工作、思想中种种鲜为人知的事迹。 由于公司批准了病假，卡夫卡于1920年4月初去米兰，在那里休养了3个月。一到米兰，他就又给密伦娜写了一封短信，并在其中暗示，他希望密伦娜从维也纳赶到米兰来。不久又再去一信，并终于收到对方的回信。两人的通信渐渐频繁起来。而且，卡夫卡的署名很快也就像在与菲莉斯的通信中一样，变得越来越简单，"现在我连名字都丢了，它越来越短，只成了：你的"。但是，这一次却与那一次完全不同了。 密伦娜·耶申斯卡，老布拉格人，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捷克爱国者家庭。17世纪，家族中一位祖先因反对哈布斯堡王室对捷克民族的统治和奴役而被处极刑。由于这位祖先，密伦娜家族的祖姓用拉丁文镌刻在布拉格旧市政大楼巨大的青铜牌上。而密伦娜自己有时也很像16、17世纪的中欧贵族妇女，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炽热的情感要求"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青春时期"；"在需要她作出决断时，她充满了激情，敢作敢为，冷酷，聪颖；在需要激情时，她会不加思索，采取一切手段献出激情。……作为朋友，她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友情，有着无穷无尽的帮助人的办法，……她对朋友也有没完没了的要求……作为情人，她也是如此。"青年时代的密伦娜挥霍无度，"她挥霍的范围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她自己的生活、钱财和情感都包括在内。在她看来，她自己的情感和别人的情感是一种必要的资本，这些必要的资本是供她自由支配的。"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位女性，爱情是唯一真正伟大的生活。"她从不害臊、从不腼腆；她从来认为，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慕，这决不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她认为，爱情是一件清白无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密伦娜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成为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活跃的战士，特别是用她出色的文笔参加战斗。她的众多男朋友中包括著名的捷克共产主义爱国者、作者伏契克这样的人物。1940年，密伦娜被捕并被关进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即便在那里，她的魅力也是难友们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1944年5月17日，密伦娜在距集中营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因病死去。 然而，这样一位热烈而奔放的女性，其生活却也另有复杂的一面。她13岁就失去母亲。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布拉格捷克大学的教授，激进的捷克民族主义者。跟卡夫卡的父亲类似，他在家庭中也是一位专制粗暴的暴君。他对密伦娜极少关心，而密伦娜也像卡夫卡对他父亲一样，充满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祖先的热血和父母之爱的缺失，使得密伦娜中学毕业后便成为新潮的自由解放女性，跟女友一道在坟场散步，身着外衣泅渡，阅读汉姆生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混迹于画家、文学家、歌唱家之间，并从中尝到初恋的甜头；继而又学习医学、音乐等，浪漫不羁，不一而足。在此过程中，她结识了杰出的笔杆子和情场得意的犹太作家埃伦斯特·波拉克。当密伦娜准备同这位犹太人结婚时，却遭到身为激进捷克民族主义者的父亲断然反对，并把她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医疗监护。密伦娜于1918年重获自由后，仍然选择了波拉克，并一道私奔到维也纳，父亲则与她断绝了一切关系。可密伦娜婚后却并不幸福，波拉克对她公开不忠，而且把她排斥在他的社交和精神生活之外。在孤独而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那些动乱的年头里，密伦娜成了维也纳咖啡文学沙龙的座上客，那是一个色情和才学混杂的场所，密伦娜并不适应，因而十分痛苦，甚至用可卡因来麻醉自己，而对布拉格青年时代热烈奔放的生活尤为眷恋。在苦闷和压抑中，她的肺部似乎也出现了什么颇为严重的问题。正在这时，她认识了比她大12岁的卡夫卡，并逐渐开始了通信。两人通过通信而进行的交流很快就白热化为爱情。密伦娜发动了猛烈而狡黠的进攻，卡夫卡则相应地逐渐暴露出自己特有的"恐惧－渴望"。按照一位著名的卡夫卡研究者的说法，卡夫卡"显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功夫加以注意：她施行的打击，她琢磨出的诡计，她作为爱的一方想要达到、而且总是能够达到的目的。卡夫卡在米兰的最后一周里，她阻止了已经迷恋上她的卡夫卡仓惶逃避的企图，并迫使他踏上有决定性的维也纳之行，这七天活像在演出一幕充满无可比拟的、显然是鬼使神差的机智所导演的喜剧——只可惜那个对白的女角当时不在场。 当然，她不是庸俗意义上的那种勾引者，想诱骗男人，或由于她尊敬作为作家的他，并比他周围的大多数人更早发现了他的天才而一心想要诱惑这个男人。她这么干是因为爱情；即使她的对象是个毫无价值可言的笨蛋，她肯定也会这么干的。她备受心灵的痛苦，她肯定痛苦得可怕——首先是他在痛苦；其次是因为她也许察觉到，这是有可能与他进行一种心灵对话的唯一方式，好像在维也纳近郊幽静的马路上，在旅馆里，在令人陶醉的夏天的草地上，在维也纳和格明德四周的森林里，虽然彼此的灵魂也有可能接触，但真正谈得上对话的却只有在地狱之中。"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2－273页。而卡夫卡一方呢？他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是一团烈焰，勇敢、聪颖，愿意奉献出一切，或者可以这样说，她用献身精神获得了一切。"他显然没有认识到，她不会无条件地"奉献出一切"。 1920年6月27日，卡夫卡动身离开米兰返回布拉格，中途，从6月30日到7月4日，即他37岁生日之际，他在维也纳逗留了4天。后来密伦娜写信告诉布洛德："我还没有认识到他的为人，就已经认识了他的恐惧……在他和我在一起的那4天里，他摆脱了那种恐惧，我们俩对它一笑了之，这不费什么劲，……一切都很简单、明白。在这4天里，他的疾病就好像是一次轻微的感冒。"7月5日，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当天就见到尤丽叶并告之密伦娜之事。由于尤丽叶反应激烈，卡夫卡只好暂时作出一些敷衍。稍后还是彻底解除了与尤丽叶的婚约。在性爱与婚姻的事情上，卡夫卡似乎总是这样身不由己，"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不过同时他也坦诚——抑或"怨毒"？——得可爱，后来他告诉密伦娜，即便在米兰通信期间，在他们俩用纸和笔谈情说爱的时候，甚至在爱情发展到白热化的时候，他也曾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分昼夜地构思着如何去征服那清扫姑娘的计划——还有更为恶劣的——米兰的日子快结束时，一个非常愿意和我相好的姑娘自愿跑到了我的手中"。当然，这也许能帮助说明为什么卡夫卡老觉得自己肮脏，"在污秽中打滚"。 回到布拉格后，卡夫卡开始恐惧和嫉妒密伦娜与她丈夫的关系。"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恐惧，那就是你对你丈夫的爱。""嫉妒，真的是嫉妒，但我……永远不用它来折磨你，只折磨我，只折磨我。"事实上，早在离开米兰之前，卡夫卡就已想到与密伦娜结婚的问题，并要密伦娜立即作出决断。维也纳4天，也许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渴望。相比之下，如果说密伦娜所作所为带着热烈而狡黠的女性特色，有点像一场真实的游戏，那么，卡夫卡的所作所为的确像一个孤弱、饥饿而偏执的孩子。 然而，健康问题却似乎令人担心。劳累、咳嗽、疲乏……7月13日，卡夫卡的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比去米兰之前更差。看来，事情并非像密伦娜所说只是一场七日之灾的"感冒"。事情不会这么轻松。要知道，疾病是卡夫卡的隐喻，是他"信仰的事实"，是他作为受害受难者得以立足的"慈母般的土地"。疾病是卡夫卡在劫难逃的宿命。而病情的发展是一种预兆，表明密伦娜和他自己最终无法向婚姻靠拢。 7月15日，卡夫卡唯一与之有着真正感情的亲人奥特拉结婚了。对于卡夫卡，这无异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再次向密伦娜提问：是否愿意冲破她名存实亡的婚姻，离开维也纳来布拉格。密伦娜一方面担心他做出什么偏执的事情会进一步损害他的健康，另一方面也指出他身上刻骨铭心的恐惧。卡夫卡则以对这一指责的公开拥抱作为对密伦娜的反击。密伦娜转而承认卡夫卡恐惧的合法地位，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他的恐惧心理。而卡夫卡干脆声称"我就是恐惧组成的。它也许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否则，在我身上找得到什么值得你爱的东西呢？"而对于维也纳的4天之行，他解释为令他唯一幸福而自豪的浪漫爱情，也是他渴望与她结合的原因。但是，他说他恐惧那道从白天到夜晚的鸿沟，恐惧那"床上的半小时"。他还专门近乎"怨毒"地指出，密伦娜自己有一次也轻蔑地把那称为"男人的事情"。密伦娜进一步尖锐地指出他心理上存在着"恐惧－渴望"。卡夫卡则通过讲述自己的第一次性爱经历以及在米兰的两次偷情反驳说，他没有渴望，只有恐惧；他对"肮脏"没有欲望；他恐惧的是一切，而不单单是与她的性爱…… 恐怕正是在如此可怕的通信中，密伦娜才真正刻骨铭心地了解了卡夫卡刻骨铭心的恐惧。不管怎样，多半也作为一种真实的游戏，她在8月初郑重声明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因为她太爱他，而他也太需要她。8月中旬，似乎为了用真实的行动更真实地讨论"恐惧"问题，他们在捷克和奥地利的边境小城格明德共度了一个周末。密伦娜一方，给人的印象更多是真实的游戏，而卡夫卡则更充分地表现出既是孩子气又十分老成的偏执。两人似乎都试图想要证明自己的什么东西。在格明德，卡夫卡再次认识到自己"对占有的疲倦"。在这次会面后，他们整整有一年多再没有见面。深秋，卡夫卡请求停止通信，但事实上他和密伦娜都未能办到。年底他再次请求密伦娜不要再给他写信，两人之间的通信终于基本结束。只是，他们都没有忘记对方。1921年秋天，密伦娜数次赴布拉格看望卡夫卡，次年5月又再次前往。1923年，卡夫卡还给密伦娜去了几封短信。最重要的是，就在1921年秋天他们见面时，卡夫卡把自己的所有日记全部交予密伦娜；在此之前，他还交给她《美国》和《致父亲的信》的手稿；卡夫卡对密伦娜表现了高度的信任，只有他对布洛德的信任才能与之相比。 事实上，这场恋爱出现如此的结局，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比密伦娜更了解卡夫卡了。即便布洛德，似乎也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最初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旦了解到卡夫卡的真实情况，她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感到事情的可怕，并因而率先发出惨痛的呼喊："弗兰克［她总是把卡夫卡叫做弗兰克而不是弗兰茨，其中包含着她自己独特的情感］无力生活了。弗兰克永远也不会康复了。弗兰克要死了。千真万确！"她甚至可能比卡夫卡自己都更清楚那"致死之病"的悲哀性质。她痛心疾首地指出："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是有生活能力的，因为，我们总有过这么一次，或撒谎，或冒险，或悲观地分析问题，或者用其他的方法躲避了灾难。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哪一家庇护所里得到过庇护。他没有一点说谎的本领，就像他不会喝酒一样；他既没有插锥之地的庇护所，也没有一寸安身之地。在我们大家得到庇护的时候，他独自一人裸露在危险之中，他好像是唯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中间。他的言论，他的身份，他的存在都不是事实，他本身就是一个预先规定好的存在，这个存在失去了一切生活所必需的条件，……他的苦行僧没有英雄主义的色彩，……其实，每种所谓的英雄主义都是谎言，都是胆怯的表现。卡夫卡从来不把苦行僧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他是由于目光极为尖锐，品行十分高尚，毫无妥协能力，而被迫修苦行僧的，……我知道，他并不是在抵御生活，而是在抵御［目前人类］这种生活方式。"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135、136页。密伦娜旗帜鲜明地为卡夫卡辩护。她说，卡夫卡身上所谓的"反常"，其实正是常人无法具有的宝贵品质。她说，事实与人们的看法恰好相反。全世界的人都有病，唯独卡夫卡保持了纯洁，具备健全的人格、正常的感觉和理智。从捍卫自身纯洁、完美和生存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谁比卡夫卡拥有更大的能量。贝克勒等编：《向死而生》，第96－97页。她的话大概是关于卡夫卡所能作出的最经典、最深刻的论断。卡夫卡也知道自己这次遇到了一位什么样的女性，至少在相互理解的问题上，他对密伦娜坚信不移。这不仅是一位罕见地兼有贵族和革命家气质的女性，不仅是他内心极为需要的"一团烈焰"，而且还与他有着相似的个人遭遇和共同的作家身份。正是她准确地把握住他的人格结构，极为敏感地指出他刻骨铭心的"恐惧－渴望"。她完全就是一位知己。在她面前，他不再感到人性和身份上的自卑和压抑；在她面前，他再也不用像在其他女性（包括菲莉斯）面前那样，以"假自我"的身份出现。在很大意义和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在密伦娜面前，卡夫卡的自我不再显示出常规上的分裂。也许，跟密伦娜在一起就好像跟他自己在一起。"我在你身边最平静，也最不安；最窘迫，也最自在。这正是我放弃了其他一切生活方式的原因。" 同样，这也是他把她叫做"密伦娜妈妈"的原因，这也是他对她无比信赖的原因，这也是他敢于在她面前全面暴露自己的恐惧、渴望、肮脏、污秽等的原因，这也是两人爱情的重要原因，是其中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激情和嫉妒、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等现象的原因，这也是卡夫卡又一次想要结婚的原因。然而，爱情或别的什么也许都可以，唯独结婚恐怕绝无可能。密伦娜也像卡夫卡，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旋涡。在浪漫不羁的同时，她又格外地现实。她几乎最早认识到卡夫卡的价值，她崇拜他的天才，并以他对她的爱情为骄傲，但她又知道必须放弃。这不仅是因为她和"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一个有性冲动的小妇人"，并因而使卡夫卡产生了恐惧心理，更是由于："作为一个女人，我是太典型了，因此不可能去忍受我所知道的那样一种生活，那是最艰苦的苦行僧所过的日子。我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强烈愿望，那就是要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现在所过的日子，……即希望过一种有一个孩子的世俗生活。"卡夫卡显然不具备实现这种生活的能力。1927年，32岁的密伦娜终于实现了这样一种生活。那时，她原来的婚姻如她自己和卡夫卡早就预见的一样破裂了，她重新嫁给了一位富有才华的捷克建筑师，并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卡夫卡告别人世已经3年了。 正文 第四节 饥饿艺术家 走向生活！走向生活！……在这世上没有谁不愿意走向生活。然而，命运总是在捉弄我们。抑或，我们总是在自我折磨、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而生活则永远向我们显露出斯芬克斯的微笑，要我们作出生与死的选择，要我们作出进入还是退出的决断，并准备承受总是与我们的努力不相符合的后果。 无论卡夫卡从与密伦娜的爱情中得到了何种幸福，他最终收获的仍然是打击。生活对于他，确乎像一座遥远而巨大的、谜一般的城堡。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永远的谜。它无声地屹立在远方的暮色和年光中，连轮廓都难以辨别了。可我们的眼睛承受不了寂静和含混，我们的眼睛不由自主总要眺望，总要睨顾或者察看。我们的眼睛总想要尽可能从那里看出点什么。而城堡则宛如我们自身的某种投射，它仿佛是某种人格出神地独自存在着，并没有陷入与世隔绝的沉思，只是出神而已。它不会注意到我们，但它肯定知道我们在眺望、睨顾或察看。于是，我们的目光无法始终坚定地关注着它的存在，我们的目光会疲倦——在越来越浓厚的暮色中更是如此。当然，路就在我们脚下，但是，路并不属于我们。城堡的统辖沿着所有谜一般的道路延伸，并暗示着城堡内部那更为复杂神秘的永恒之谜。无论我们是渴望还是恐惧，无论我们是否"恐惧－渴望"，无论我们是想进入还是离去，我们都命中注定永远是在城堡的统辖之下。我们至多只能退往它的边缘，而边缘的边缘还有道路。当我们想要进入，我们会发现自己永远只是在它的边缘徘徊。 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所有谜一样的生活中，暮色的确越来越浑然。暮色在逼近卡夫卡。病情在恶化，它象征着卡夫卡的退却。从尤丽叶到密伦娜，他再一次从需要全方位"肉搏"的、血肉模糊的生活退回来，退进疾病的避难所，退进这块让受害受难者得以立足的慈母般的土地，在他文学的想象中远远地眺望、睨顾和察看着。从1920年8月底开始，他着手构思和写作他最后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并陆续写出《城徽》、《海神波塞冬》、《我们的法律》、《兀鹰》、《陀螺》等短篇。12月，他因肺病恶化而赴马特利阿里肺病疗养院，终于同意接受他一直抗拒的治疗性疗养。在那里，在形形色色的患者中间，他经历了更多刻骨铭心的恐惧。不过，他在那里结识了医科大学生克洛普施托克，这位犹太青年的友谊成为他最后时光中的一束温暖。由于肺部疾病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卡夫卡在那里一直疗养到1921年8月，才回布拉格上班。 但即便回布拉格以后，他也经常发烧在３７°C以上。父亲私下里一直认为，卡夫卡的病完全是他自己所造成，而且，正是在家庭最需要他支持的时候，他却倒下了。然而现在，甚至父亲也对这位身患"致死之病"的儿子表示了更多的关注，并试图以亲情和娱乐"放松"一下不安和紧张了一辈子的卡夫卡，以有益于他的身体，晚饭后打牌时，父亲要求儿子参加进来。可卡夫卡总是拒绝，以至他自问为什么老是拒绝。偶然一次他参加了，可是却不仅没有被亲情和娱乐所"放松"，反而引出一些惯有的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没有产生亲近，即使有亲近的一丝痕迹，那也被疲劳、无聊和对逝去的时间的悲伤掩盖住了。似乎总是这样。我很少越过孤独和集体之间的这条分界线。我与其说是在自身的孤独中生活，不如说是在这条分界线中定居。"母亲自然对儿子更为关注。也许因为读过了《致父亲的信》，从而深深察知了儿子孤独而痛苦的内心世界，母亲现在完全有意识地暗中施加努力。敏感的卡夫卡感受到了这点并为之感谢和触动。"她这般年纪还竭尽全力改变我离群索居的性格。"在绝望中，他甚至认为自己也许仅仅是为了母亲而还活在世上。由于病情不断加重，父亲敦促他接受医生检查，发现在肺结核基础上又感染了双侧肺炎，于是从11月起又开始3个月的休假。想不到这次休假竟一再延期，直到第二年7月被迫退休为止。其间他曾随他的医生前往靠近波兰的斯平德勒米尔山区疗养胜地度了4周假，在那里的高山积雪和新鲜空气中，他感觉很好，对肺炎的恐惧也没有了。用他的话说，"关于疾病本身的恐惧不如关于母亲、父亲、上级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恐惧"。"弗兰克要死了。千真万确！"不知什么时候（大概就在1921年）他已经拟好了遗嘱，希望布洛德在他死后将 "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一点不剩地予以焚毁"。马克斯·布洛德：《诉讼》(即)第一版"后记"，见《卡夫卡小说选》，第500页。密伦娜因为与她父亲重归于好而暂回布拉格，数次见面之余，卡夫卡于10月中旬把自己的全部日记交予密伦娜。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几乎一切之后，他写下这样一系列绝望而鞭辟入里的日记。他在绝望中努力镇定着自己。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生平第一次显示出某种试图超越的心态。文学是他的执着和凭借，而古老的犹太教也开始逐渐成为他重要的精神支撑：1921年10月17日："我没有学到半点有用的东西，与此相关，身体我也任其垮下去，在这后头有一种打算。……好像疾病和绝望同样丝毫改变不了我什么！" 10月19日："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地对付生活的那种人需要用一只手把他的绝望稍稍挡在命运之上——这将是远远不够的——，但他用另一只手可以将他在废墟下之所见记录下来，因为他之所见异于并多于其他人，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已是死了的啊，而同时又是幸存者。"12月6日："只有写作是无助的，不存在于自身之中，它是乐趣和绝望。"1922年1月16日："最近这个星期就像遭遇一场崩溃……第一，谓之崩溃，即不可能睡，不可能醒，不可能忍受生活，更正确地说，生活的连续性。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内心进行的狂野可能有各种理由，最明显的理由是自我观察。它不让产生安静下来的想法，每一种想法都奋起追赶，以便尔后自己又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想法继续让人追赶。第二，这种追赶是脱离人类方向的。孤独现在是完全明确无误了，并且在走向极端。……然后我向哪里去呢？追赶只是一个图像，我也可以说朝最后的尘世边界冲击…… 这整个文学就是向边界冲击，若不是这期间来了犹太复国主义，它可以很容易地发展成一种新的神秘学说、一种犹太神秘教义。这方面的根苗是存在的。当然，这里需要一种像不可思议似的天才，它把它的根重新扎进古老的时代，或者重新创造古老的时代，为此不是还在竭尽全力，而是才开始竭尽全力。"1月18日："但求满足，学会（学习，四十岁的人了）安于瞬间（你总会掌握这个本领的）。瞬间并不可怕，而是对未来的畏惧使它变得可怕。回顾也有这种作用……Ｍ［密伦娜］说得对：畏惧即不幸；但并不等于勇气即幸福。幸福只是无所畏惧，而不是勇气，……所以不是勇气，而是无所畏惧，平静的、直视的、忍受一切的……当然，事情从来不是这么清楚的，或者说，总是这么清楚的，比如，性逼迫着我，折磨着我，日夜不休，……要避免它也得用上强迫手段，在此我是干不到底的。" 1月17日："写作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的慰藉：从杀人犯的行列中跳出，观察事实。观察事实，在这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更高，而不是更尖锐，它越高，便越为行列之不可及，越无依赖性，越遵循自己的运动法则，它的道路便越是无法估量地、更加快乐地向上伸展。"2月12日："……我今天读过的一个小故事又引起那个长期未予重视、却时时在我近旁的念头：我过去没落的原因是否仅仅确系极端的自私自利，确系那围绕着我的恐惧，诚非围绕着更高的我的恐惧，而是围绕着我那平庸的舒适感的恐惧。……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还在盘算着，仿佛我的生活明天才开始，这期间我正处于终点。" …… 大概就在1922年2月，卡夫卡已经写出四个重要的短篇：《最初的悲伤》、《突然出走》、《律师》和《饥饿艺术家》。它们大概是斯平德勒米尔之行的产物。其中的《饥饿艺术家》被卡夫卡看作是与、《司炉》、、和《乡村医生》同样重要的作品，而在遗嘱中加以认可。《最初的悲伤》大抵也是如此。后来，在1923年底，卡夫卡像自编《乡村医生》那个集子一样自编了《饥饿艺术家》，其中除《饥饿艺术家》外，还包括《最初的悲伤》、《小女人》和他的绝笔之作《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 从某种意义上说，《饥饿艺术家》和《最初的悲伤》都是对艺术与艺术家关系的深刻剖析。饥饿艺术家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一方面，饥饿就是他唯一的艺术，是他生存的凭借，生命之所系；另一方面，又正是饥饿威胁着他的生存，否定着他的生命，并因而否定着他用生命热爱的艺术。用卡夫卡的话说，饥饿既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绝望，是"乐趣和绝望"。当然，只要饥饿还是一门不仅为他自己、也为人们所热爱的艺术，那么饥饿艺术家就始终能从献身的激情中得到强大的支撑，何况他偶尔也还要"稍稍啜一点儿水"，并且"有一套使饥饿轻松好受的秘诀"。这使得他不管怎样总能坚持下去。 可是，时代在变迁，人们抛弃了饥饿艺术家，潮水般地涌向别的演出场所。"而饥饿艺术家却仍像他先前一度所梦想过的那样继续饿下去，而且像他当年预言过的那样，他长期进行饥饿表演毫不费劲。但是，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自己都一点不知道他的成绩已经有多大，于是他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在弥留之际，饥饿艺术家指出，虽然他一直希望人们能赞赏他的饥饿表演，但人们却并不应该赞赏。"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别人问这又是为什么，他则唯恐对方漏掉一个字，用最后一丝力气回答说："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在说这最后几句话时，他的瞳孔已经扩散，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仍然是坚定(或偏执?)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这多像卡夫卡自己：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或者说，呼吸不到自己所渴望呼吸的空气。在这欲望和缺憾的时代，空气中充满有毒成分，那正是卡夫卡肺结核最根本的病因。 就求生的本能而言，谁也不愿意始终挨饿，至死方休。但既然生而为饥饿艺术家，那就无论如何都要继续饥饿下去，似乎只有这样才合乎逻辑。这很像作为作家的卡夫卡自己。本来，他未必就想无休止地写下去，以至让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但既然生而为作家，那就只有硬着头皮写下去。因为，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写作的作家只能意味着疯狂，那恐怕是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事情。为了能够在信念和逻辑上摆平自己，饥饿艺术家不得不以"摆平"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或者说，与许多人的做法相反，他用肉体的死亡代替了信念和逻辑的死亡。他死了。很快，他的位置被一只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凶猛小豹所代替。"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在《饥饿艺术家》中，卡夫卡的叙事艺术益发显得炉火纯青。另一方面，卡夫卡是悖论大师，他作品的涵义总是那么复杂，很难加以单一的概括；甚至可以说，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一样，根本就无法加以概括；《饥饿艺术家》似乎也是如此。不过，从某个角度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卡夫卡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丝毫的媚俗和自恋，他对自我和世界的分析及刻划是那么深刻而恐怖，宛如"理智的梦魇"。作为"最瘦的人"和"唯一的裸体者"，作为自身就如其所是的"饥饿艺术家"，卡夫卡似乎在说，世界的本性和法则就是"肉搏"。只要能"肉搏"，那么好歹怎么都有自由。而对于没有能力"肉搏"的人，唯一的自由，唯一的选择，恐怕就只能是自由地做一位"饥饿艺术家"。 正文 第五节 暮色中的城堡 然而，无论有多么瘦、多么饥饿，卡夫卡坚定而执着地继续饿下去。暮色越来越森然，城堡似乎渐渐消失在自己出神的存在中。目光不再仅仅是疲倦，不再仅仅要承受寂静；目光现在还要承受虚无和黑暗的恐惧。然而，尽管被命运判决永远只能在城堡的边缘徘徊，饥饿的艺术家始终在向着城堡进发，穿过永无尽头的道路，一次又一次地抵达它的边缘。"仿佛我的生活明天才开始，这期间我正处于终点。" Ｋ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Ｋ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 就以这样的描写开了头。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向布洛德朗诵了第一章。在二月份从斯平德勒米尔回到布拉格后，他重新开始了的写作。现在，他的健康比任何时候都令人担忧，病假也一再延期。在重新投入"饥饿艺术"的同时，他请求密伦娜别再给他写信，"这样说吧，我一生所有的痛苦都源于书信。"但密伦娜到布拉格时仍然来看望了他，5月，他们见了生平最后一次面。医生鉴定卡夫卡业已丧失工作能力。6月7日，作为高级秘书的卡夫卡正式向公司提出暂时退休的申请。6月底，他与奥特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道去波希米亚森林中的普拉纳，在那里一直待到9月，在奥特拉的精心照料下专心写作，找到了很好的自我感觉。他的退休申请在7月1日被公司批准。从这一天起，他只能领取远不足过去薪金一半的退休金。生日又到了。在远离布拉格的普拉纳，在构思和继续写作的过程中，这位已是四十不惑之年的"饥饿艺术家"一定是思考了许多许多。7月5日，在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之后，卡夫卡向布洛德发出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封信。在这封将近四千字的长信中，深知自己已不久人世的卡夫卡提前对自己作出了冷峻、深刻、阴森而又悲凉的自我分析和盖棺论定。在这封信里，他作为被迫天生成为作家的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提出了根本的怀疑和否定，并进而指出了自己恐惧的根源。任何人，只要他了解和理解了卡夫卡悲哀而不幸的一生，在这封信面前就不可能没有潸然泪下的感觉。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如果某人几乎要自行撤去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是说，如果他揭示出所有他人都敦促他去做、而他在一定意义上也视其为最高使命的东西却属可疑，这是何等无情的自我提问啊！这简直超出了人之所能。" 今天夜间失眠，当我在痛苦的睡眠中对一切进行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又意识到那在最近十分平静的时间里几乎被我忘掉的念头，即我生活在一片多么虚弱的、或者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土地上，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从这黑暗之中，那神秘的暴力任其意志产生出来并摧残着我的生命，而不顾我的结结巴巴。写作维持着我，……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发疯告终。……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自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狂想妄为。但是，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像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报偿这种不惜屈尊与黑暗势力为伍的行为，报偿这种给被缚精灵松绑以还其本性的举动，报偿这种很成问题的与魔鬼拥抱和一切在底下可能还正在发生、而如果你在上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写小说时对此一无所知的事情。也许还有另一种写作，但我只知道这一种。每逢夜深人静，恐惧袭来，使我不能入睡时，我经历的就是这一种。而在这场合，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着："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活）……于是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能以惧怕变化……的面貌出现。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我在这样的不眠之夜得出的结论始终是：我能活而不活。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但我自己却不能继续生活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活过，我始终是粘土，我没有把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是利用它来照亮我的尸首。"那将是一种独特的殡仪，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在彻底的忘我（不是清醒，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情况下用所有感觉器官来享受这种殡仪，或者说想要叙述这种殡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不过这事不会再发生了。《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67页。 "弗兰克要死了。千真万确！"这的确是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事情。这位为不安、恐惧和罪感追逐了一生的人，这位"最瘦的人"、穿衣服的人中"唯一的裸体者"、永远只能挨饿的"饥饿艺术家"，在身不由己地穿过人间的污秽、肮脏、疾病……之后，似乎终未能爱其所爱，终未能走穿那通向城堡的道路，终未能在暮色降临和笼罩之前抵达，相反仍被恐惧和绝望所压倒，并进入某种恶性循环。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写到："作家不能占有他的房屋，不能占有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兑现的个性，作家只能叙述，他只能这样享受一下生活。作家在写作时，就离开了自己的房屋，那房屋因为他的写作而变得摇摇欲坠，变得不真实了。作家就是这样，不停地排斥生活，而且，他还认为，唯有写作才能使他免于一死，他这样做、这样想的结果是，他更加害怕死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11页。"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活过。"这是坚定而绝望的断言。然而应该说，它同时也多少反映了卡夫卡自身的脆弱。更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并非作家害怕死亡，而是他卡夫卡害怕死亡。作家的确害怕死亡。但是，卡夫卡尤其害怕。 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他因为与生俱来的惨痛缺失，而比常人更强烈地渴望着此岸的生活。可是，写作不就是一种生活吗？的确，正如有人指出，作家的生命转移到作品中去了。然而，那些不写作的人，他们的生命不也转移到生儿育女、银行存款、住房、汽车、足球、卡拉ＯＫ、或者金字塔等别的东西中去了吗？转移到作品中的生命难道就那么没有意义吗？他不是曾经声称：写作是一种祈祷、一种救赎吗?"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其实，他写过的事早就发生了，而且一直在发生，而且——正如我们就要看到——还将更其可怕地发生。写作本来可以是一种祈祷和救赎，尤其在帕斯卡关于人性尊严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人是宇宙间一棵最脆弱的芦苇，但精神和思想却足以保证人性的尊严。只是，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爱我所爱；那就是要坚守这样的信念：人(大写的人)可以被消灭，但无法被战胜。只要拥有这样的前提，人的脆弱就会意味着人的尊严，甚至越是脆弱就越是如此。可是卡夫卡却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他被魔鬼所驱使；或者说，他习惯于向魔鬼妥协，在魔鬼面前放弃自己。他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魔鬼，趁着夜色咬人害人。他不无正确地指出，这本身无所谓善恶，这就是生命；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如果没有魔鬼附体，人也许就活不下去。这些认识都没有错，甚至可说颇为深刻。但是，当他强调："据说人也可以利用魔鬼来搞点什么名堂"，这就不能不引人注意。这使人敏感到污秽、肮脏、疾病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未能通过写作赎回他自己。用前面第三章的话说，无神的罪感压倒了卡夫卡，阻碍着他生命的展开。 "我本来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在回首一生的时候，他的自我否定格外冷峻，但也惨痛得令人难以承受。40岁，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最富有的年华。然而，在40岁这一年，卡夫卡却更加坚信了自己悲哀的命运，从而着手忘我而又清醒的彻底放弃。但是，卡夫卡之所以是卡夫卡，不仅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放弃，也因为他能魔鬼般地执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卡夫卡，才是绝无仅有的"单数人格"，才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在试图忘我而又清醒地放弃一切之时，有一件事情他反而显得格外地执着——至少在这封信中，那就是这彻底的放弃本身。他知道他的房屋已经被写作弄得摇摇欲坠了，但是他说他不搬家。因为搬家意味着疯狂，那也许是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 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72页。 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卡夫卡，以生命拥抱着饥饿的卡夫卡，或者说，毫无妥协能力、没有丝毫自恋和媚俗的卡夫卡，他不会用"殉道"或者类似的词，而是用"替罪羊"。然而，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替罪羊"般的存在和行动，使得那夜色如晦的城堡上空始终存在着某种无可觉察的毫光，那并非通常所谓的希望，而是某种更为复杂难言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东西。或者说，是某种铤而走险的倔强、顽固、执着、执拗、偏执、固执……也许这很像卡夫卡自己从中删掉的一句话所想要表述的部分意思："假如人们眼力好，可以不停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可以看见许多许多；但是一旦人们放松注意，合上了眼睛，眼前立刻便变成漆黑一团。" 只有一个代号般姓氏的Ｋ被委派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而荒诞和悖谬的是，城堡似乎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因为，在城堡和它所统辖的世界里，一切有关事宜早已按照某种法则作了准确无误的登记。事实上，完全就像在一书中一样，这法则来自某种巨大而无形、同时又无所不在的运作机构，来自某种非理性的权威。城堡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精确的世界中，任何移动界石的企图，都会被视为破坏行为而引起怀疑和愤怒。繁复而严密的组织部门，办事认真的官僚和下属、成柜成捆的卷宗和文件……但荒诞和悖谬就在于，那份关于聘用土地测量员的卷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像、或卡夫卡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Ｋ发现自己罹受了来自非理性权威的"莫名之罪"，陷入了"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者"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于是，斗争开始了。 然而，这并非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至少在主观上，Ｋ并非代表着普遍的正义、公正、理性、良知等，而只是代表他自己而要求着进入城堡的权利。他是一个几乎无名的人，就像他的姓氏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善意的人，"头脑单纯"；他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可他并不追求孤独，也不以孤独为荣；他希望安身立命，结婚，建立家庭…… 在城堡边上的那座村子里，Ｋ执拗地坚持寻找通往城堡的道路，从没有生过气，也始终不放弃。他几乎尝试了一切办法，也像中的约瑟夫·Ｋ那样通过女人，因为她们"跟城堡有联系"。他甚至跟女人在"污秽"中打滚，以至象征般地感觉到没有了"故乡的空气"，感觉到令人窒息的诱惑，并因而身不由己，只好一任迷失下去（据说这些女人中有密伦娜的形象）。参见维利·哈斯："《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编后记"，见该书第276页。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城堡永远在远处的山冈上，在暮色、夜色、阳光或晨曦下出神地存在着，永远令他可望而不可及。"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蹰也。"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拥有，只有存在，只有一种追求最后的呼吸、追求窒息的存在。"《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17、118页。Ｋ终因心力衰竭而在斗争中死去。然而，也许由于他至死都在斗争、寻找、眺望，这就产生了某种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结果：在Ｋ弥留之际，从城堡终于下达了一个决定，它虽然没有确立Ｋ在村子里定居的法律权利，但——"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那里暂时居住和工作。从本质上讲，这仍然是一种"不由分说地悬而未决"的存在，然而，它与斗争开始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某种全新的含义。悲剧在于：当他尚能坚持，他眼前毫无希望；而当希望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系未竟之作，其结尾据卡夫卡向布洛德所述。见布洛德："简论"，载《城堡·变形记》。如果把与联系起来看，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此中的悲剧意义。在中，约瑟夫·Ｋ看到，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生活本身是最大的不幸，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这不幸具体说来，就是那巨大而无形、无所不在、不由分说的人类文明运作机制。约瑟夫·Ｋ无法承受这种机制的非理性权威，他让自己作为反常人格从中游离出来，并坚信由上述机制所决定的生活本身是比人格反常更大的不幸，从而执着地进行绝望的反抗。 而现在，中的Ｋ具有了另一种成熟，以及相应的勇气和承受力。如果把Ｋ看作约瑟夫·K的延续，那么，他现在愿意放弃人格反常的不幸，而渴望重返生活这更大的、但却是正常的不幸。这表明他现在有勇气承受不由分说或悬而未决，表明一种超越，表明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新生。悲剧在于：当就要或已经新生时，他却因心力衰竭而不得不死去。 正如我们多次谈到，卡夫卡每部作品都具有绝非单纯的复杂涵义，一书更是如此。每一种理解，即便正确，也可能只涉及到其中某一侧面。事实上，从卡夫卡留下来的某些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再加上健康原因，1922年8月底，卡夫卡中断了的写作。 正文 第六节 多拉与歌手之死 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蛰居在老城广场属于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时，奥特拉一家也住在这幢建筑里面，这多少缓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觉。最初两个月内，他继续写出、《算了吧》、《论寓言》（又译《关于譬喻》或《短评》）等若干短篇，并大大修改了《一条狗的研究》。直到一场持续数月的严重肠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断了这又一次创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尔恺郭尔和希伯来语法为伴。他给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遗嘱，与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动，表示、《司炉》、、、《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以及几篇《观察》勉强可以留下，"假如它们完全失传的话，那倒是符合我本来的愿望的。不过，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乐意保存它们，我只是不加阻止罢。"至于其余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东西，包括信件在内，则希望尽快加以搜集，并"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马克斯·布洛德：《诉讼》第一版"后记"，见《卡夫卡小说选》，第501－502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寻找和回归犹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愿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作为作家，语言始终是他存在的象征。但现在，犹太民族的希伯来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他努力想要弥补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经是那么破碎的中欧土地上，作为布拉格这座悲剧性城市中的德语犹太人，作为始终无法逃脱那"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孩子，他从未在语言中感受到过"故乡"和"母亲"的真意。特别参见1911年10月24日日记。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向着自己的民族和语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顽强地绵延不息的民族和语言，向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惧中因年幼无知而冷落和抛弃过的民族和语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双手。他的努力和执着是那么地催人泪下。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位杰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忆了当年她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的情景。 他满腔热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课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单词。可他的肺总是出卖他。他拼读时如此频繁地伴随着痛苦的咳嗽，以至我总想把课暂停下来。而那时他会看着我，无法说话，但用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个单词，然后再一个，然后又再一个。仿佛他认为那些课程正是某种神话般的疗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他母亲会不时轻轻地打开门，示意我让他休息了。但他始终不满足，并取得很好的成绩……"ErnstPaman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29. 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维姆，当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气勃勃，充满吸引力，同时又具有惊人的自制力。两年前，卡夫卡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胡果·贝尔格曼正在为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筹建图书馆，他委派普阿·本托维姆常驻布拉格募集资金，并照顾他父母，同时到布拉格大学注册学习，业余时间则教授希伯来语。从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两天为卡夫卡教授希伯来语。据说，卡夫卡对这位来自希望之乡的同根少女之间逐渐产生了某种感情。多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很快颇有所感地认识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边不管什么可供支撑的东西。我还有自己的生活。我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保护这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对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会是这样。"Ernst Pamare of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30. 1923年春天，卡夫卡从肠道感染中逐渐恢复过来，身体更其虚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失眠又来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弃了拒不服药的自然疗法原则而开始服用安眠药，可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效果。失眠带给他一生的梦魇，滋养着他的创作，也销蚀着他的生命。4月，胡果·贝尔格曼回布拉格进行有关活动，他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卡夫卡撑着病体参加了一次报告会，听取了贝尔格曼关于巴勒斯坦文化的讲演，感到十分高兴。贝尔格曼邀请老同学在身体条件允许的任何时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则兴奋地憧憬着。然而，那多半永远是一场梦了！ 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写下他这年唯一一篇，而且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日记：最近这些日子真是可怕，时间无法计算，几乎是连续不断。散步，白天，夜晚，白天，什么能力也没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确实呢。没有什么"确实呢"……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多变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征），变成矛，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这情况将永远这样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事情正在发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胜于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他还有什么武器呢？也许，那就是"替罪羊"的执着，抑或中Ｋ的执着，那不似希望、胜似希望的什么东西？ 夏天，卡夫卡随大妹妹艾莉和她的两个孩子去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米里茨休养。卡夫卡此行原来有意要往柏林拜访他的希伯来语老师，即正在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学的普阿·本托维姆。但还在米里茨的时候，他和妹妹及孩子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来自柏林的犹太人度假村，并结识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师。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厨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着洗鱼，于是颇有教养地发表了表示不满的评价："多么纤细的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姑娘闻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换个活儿干。这位能流利地讲述自己民族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犹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后一位女伴，当时年方19岁的多拉·笛雅梦特。像当时许多年轻而果敢的犹太姑娘，多拉离开了犹太居住区来闯世界。她不愿意成为正统犹太教严厉家长制的牺牲品，不愿意让父亲来安排她的婚姻，让她在与之并无爱情的什么男人身边可怜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险，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她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然而在被战争和欲望所败坏的大地上，在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生活中，却处处感到冷酷和敌意；正在这时她遇见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发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养、有头脑、有风度的西欧人，而且跟她一样有一颗犹太人的心；温和而多情，深深地关心她；这位男人的智慧让她仰慕和崇拜，能帮助和指导她走上人生和知识的道路；这位男人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态触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感觉；最重要的是，这位男人如此饥渴地需要着她，而正是这需要，最终成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爱卡夫卡。真是一首绝唱的悲歌！谁也想不到，穿过所有的泥泞、污秽、肮脏、疾病…… 在几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时，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盖一切之时，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却嫣然盛开。由于妹妹奥特拉热心的鼓励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视死亡的勇气拥抱了这场爱情。在米里茨，在3周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开始周密考虑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虽然，炽热的爱情和波罗的海的空气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现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躯却只有不足55公斤的体重，几乎是一副骨头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却完全解放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卡夫卡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搬到柏林去了。他终于摆脱了父母，终于挣脱了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另一方面，过去迫使他进行痛苦写作的魔鬼也终于离开了他，让他自由了。"我逃脱了魔鬼，搬到柏林来是一个壮举。"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写作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在他即便写作，也不是出于魔鬼的驱使。他终于开始了生活。现在，他活过了，因而，他用不着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后她断然反对出版一切遗稿时所说：她恐惧任何人与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图。任何出版计划，任何有关的谈话，都是对她与卡夫卡私人领域的粗暴侵犯。"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并不懂得弗兰茨。他与谁都没有关系，因为谁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对面了解他这个人。……除非通过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触。可这，他当然再也无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过这种目光和接触。她身上似乎有着东方犹太教美丽的、不竭的源泉，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最为需要的支撑之一。用布洛德的话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很大程度上由于多拉的影响，卡夫卡甚至开始阅读正统犹太祈祷书，并念诵其中的咒语，用以驱除让他感到害怕的各种魔鬼或幽灵。如果不是从理性的把握、而是从人性的体温上讲，多拉比密伦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卡夫卡死后多拉悲恸欲绝的景象，那也是他们爱情的一种大证明。几乎就从他悲哀人生的最后一个生日开始，卡夫卡终于获得了新生。后来布洛德回忆说：他到了柏林以后给我写了许多信，……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很快乐，睡眠也很好（这句话我已经几年没听他说了）……我每次到柏林，都要去看弗兰茨，……我发现，他在柏林郊区过着一种宁静安逸的田园生活。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高涨起来了。……卡夫卡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他不再是某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家长了。……我发现，卡夫卡和他的女伴在一起，正过着真正愉快的生活。他充满乐趣地写作，……他计划和多拉一起租一家小小的餐馆营业，因为多拉的烹调技术相当不错，让她掌勺，而他自己准备当招待。后来我从多拉那里得知，卡夫卡要开餐馆的计划，同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想法有关，他们俩要去"那边"自谋生计……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42－243页。 贫病交加的卡夫卡与多拉共度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柏林，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休息。另一位朋友去看望他，发现他"有些不安，神经质，几乎劳累过度，但很坚强，极其思念亲友"。在柏林时期，卡夫卡又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创作高潮，写出了《一个小妇人》、《地洞》以及最后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地洞》以不厌其详的笔触，描写一只敏感而焦虑的鼹鼠是如何殚精竭虑，惨淡经营，试图摆脱无处不在的存在性不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然也包括它强烈的主观投射和感受）中谋取生存。《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则描写一个不幸族类与其中一位不幸艺术家及其艺术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包含着卡夫卡有关艺术和艺术家及其与种族和民族关系的深刻见解，其涵义比《饥饿艺术家》更为复杂深广。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作品包含着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命运的关怀，这其中，多拉这位具有东方犹太精神和魅力的女性，一定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绝唱也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涉及到卡夫卡的自形象。 约瑟芬可不得不走下坡路了。离她吹出最后一声口哨，然后变得无声无阒的日子已经相去不远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永恒的历史中，她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民族终将弥补这个损失……我们也许根本不会失去很多东西，约瑟芬倒是会幸运地消失在我们这个民族无数英雄的行列里，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而按照她的看法，凡是出类拔萃者都得经受这种尘世的烦恼；由于我们并不推动历史，因此她不久就将像她所有的兄弟一样，升华解脱，并被遗忘。《卡夫卡小说选》，第300－301页。 卡夫卡就要升华解脱了。本来，他已经新生了。只是，这却是一场过于悲剧性的、令人不忍正视的新生。问题在于，卡夫卡的病情在恶化，正是这条线索的发展与他的新生形成强烈反差，并导致可歌可泣的悲剧。1924年3月17日，卡夫卡在布洛德的陪同下回到布拉格。4月初，他被送进维也纳森林疗养院。4月10日，他被该疗养院退回：结核病已经蔓延到喉头，形成可怕的喉头结核，嗓子红肿、发烧、不断咳嗽。他被转入维也纳大学医院。现在，他几乎无法说话和进食，只能整日整夜挨饿挨痛，靠麻醉药缓和痛苦，靠一些液体维持生命。他成了真正的"饥饿艺术家"。他写过的事情又一次以令人恐惧的形式发生了，而且，在这最后一次，事情的恐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凡是我写过的事情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然而，在城堡的暮色中，卡夫卡一反常态，像新生的孩子一样固恋着他新获得的生命。他现在如此地渴望着赎回他自己，无论是通过写作还是通过爱情或是通过其他事情。悲剧在于，一切都像他为安排的逻辑和结局：当他尚能坚持，眼前毫无希望；而当爱与希望随着夏日里最后玫瑰的开放而降临，他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放弃。他渴望活下去。他希望冲破笼罩他一生的悲剧命运。他生平第一次停止了对医学文明的任何反抗，绝对服从医生的治疗和处理。多拉唤起了他被压抑和扭曲了一生的生活意志。憾恨就在于，眼下这无比强烈的生活意志没能来得更早、更及时。 5月初，医生认为他喉头的症状有好转趋势。卡夫卡高兴得哭起来，他一再地拥抱多拉，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生活，企盼康复。他向多拉求婚了，并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一个"悔过的犹太人"，一个"回头的浪子"，一个希望赎回自己的人。多拉的父亲则本着自己的反感和犹太教的正统精神予以否定。5月11日，卡夫卡得知了多拉父亲的回音，他在病痛中苦笑了一下。那是绝望的苦笑。结果虽然并非完全没有预料过，但仍给他最后的打击。那天，布洛德最后一次前往看望卡夫卡，多拉悄悄地告诉他说，好像，夜夜都有只猫头鹰停驻在卡夫卡的窗前。 我们宁可相信多拉所讲述的不是幻觉。就在第二天，卡夫卡着手校对自选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其中包括《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清样。不难想象，他内心受到何等样的震撼。这次，他所描写的事情彻底发生，而且绝对无法赎回。尽管事情尚未最后了结，但他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真正永远无法赎回自己了。从求婚失败以及相应打击的意义上讲，他最终未能找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喉头的结核让他无法吞咽，肺部的结核则让他难于呼吸；面对迟到的爱情，他无法爱我所爱，也享受不到可能具有救赎意义的婚礼，因而只能作为毕生的单身汉凄然死去。现在，从身到心，从内到外，他走投无路的绝境与那位弥留之际的"饥饿艺术家"完全没有区别。当他支撑着万般痛苦的身心看完全部清样后，命运般惨痛的交响终于冲决了他一直保持着的控制力，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一直不满意此事的父母准备来看望这位一生苦难的儿子。卡夫卡给他们回信说，他很想跟他们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过上几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说，护照可能不易办理，母亲见到他也可能会太伤心，加之他又无法说话，因而请父母暂缓此行。也许，他是想避免父母与多拉肯定不会愉快的见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征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许多次爱情、艳遇、情感的嬗变和突破，刚好都在生日前后得以发生和展开。然而，这一次生日却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阴影。卡夫卡病房中摆满了他终身热爱的鲜花和水果。他似乎在抓紧时间享受鲜花和水果的美丽与芳香。他拼命嗅着鲜花和水果的香味，并希望别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饮料，以便让他共享欢乐。他关注着鲜花、果实、生命、以及永恒……他不能说话，于是以笔代言谈论自己的各种感受和愿望。我特别想要芍药，因为它们是那么脆弱。把丁香花放到阳光下去。永恒的春天在哪里?黄金雨得不到吗?……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下卷，第321－323页。 1924年6月3日，距42岁生日之前刚好一个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克，这位卡夫卡4年前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认识的犹太青年朋友，按照他们4年前的约定为卡夫卡注射吗啡。弥留之际的卡夫卡仍然能说出他终生都习惯表述的悖论："杀死我，否则你就是凶手。"又注射了一针安眠药。他在一阵昏睡后醒来，用尽全身力气扯掉身上的各种管子："别再折磨我了，干吗还要延长？"克洛普施托克想去捡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对他说："别走开！""好，我不走开。""可我却要走了。"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月11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他似乎终未逃脱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不仅如此，他似乎也终未能离开父母——1931年和1934年，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卡夫卡先后去世，大概出于他们的遗愿，或者出于其他亲人的安排，他们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的绿荫下和鲜花丛中，三位骨肉之亲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着什么。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然而，3位妹妹与其他许多亲人都悲惨地死在纳粹集中营。密伦娜也死在那里。多拉在20年代末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著名领导人，生下一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在那里，丈夫被捕、受审、被判决继而销声匿迹，她几经磨难，终于在大战爆发之前，于1938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在那里，她自己也因肾病不治而于1952年死去。菲莉斯与家人从纳粹的阴影下于1935年迁往美国，1960年在那里去世。 正文 后 记 写完本书第八章，我已下定决心，取消原计划的第九章，放弃了所谓"清理卡夫卡的遗产"。面对我所看到的卡夫卡，尤其面对他的最后时光，人不忍心再说什么。这位自称"最瘦的人"，这位"穿衣服的人中唯一的裸体者"，这位"饥饿艺术家"，他能有什么遗产？即便确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遗产，谁又忍心去作理性十足、一本正经的清点？至少，在写完本书之后，我认定那是某种残酷之举。伴随卡夫卡走过由生到死那悲哀的旅程，我未能避免对他的残酷分析和揭露。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抵达归宿之后，我强烈地渴望着隐忍的情怀。随着写作的展开，随着对卡夫卡命运越来越深的了解，我经历了对他由爱、到不爱、而最终仍爱的变化，尤其在最后一章，我为他掉下了悲哀的眼泪。遗产不是没有，相反十分丰厚。卡夫卡的不幸与牺牲不会没有意义。我们其实跟他一道生活在欲望、缺憾和希望的世纪，所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世纪末。在我看来，南极上空巨大的臭氧洞，正是欲望和缺憾大暴露的绝妙隐喻；艾滋病则准确地象征着我们的"恐惧－渴望"；而希望则在我们自己和新的世纪。在21世纪的门槛旁，骨瘦如柴而又赤身露体的卡夫卡让我们警醒。这警醒中格外有一份特殊的涵义，那就是如一位诗人所说："所有生生世世的痛苦／都由我们承担。"而这涵义之中复又包含着一份珍贵的默契：以爱我所爱的勇气和尊严，尽可能祛除任何一种怨尤。既承受欲望也承受缺憾；既承受理智的梦魇，也承受理智的砥砺；既承受不由分说的天命，也承受悬而未决的希望和信念。如此，卡夫卡的一切遗产俱在无言之中。 本书引文尽可能直接译自英文资料。由于各种原因，仍有不少引文引自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中文资料。对后一种引文，出于对全书规范性的考虑而对人名、书名、地名等作了统一处理。特此说明并谨致歉意。 最后，感谢所有以不同形式帮助或支持我写作和完成此书的朋友。尤其是，北京的唐燕女士义重如山，于数千里外，设法为我在遍布京城的各大图书馆查找、复制和寄赠重要资料，予我以精神与物质的支持，在此特表谢忱。 林和生 1996年8月10日于成都光华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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