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智商社会·如何从智商衰退中跳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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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智商社会·如何从智商衰退中跳脱出来》

前言头脑就是武器

本书是我通过“集体智商”这一角度，对这几年来日本发生的各种现象的个人见解，并加以论述。换言之，这是大前式的“21世纪的日本人论”。

日本真的就像前任财政大臣所说的那样正在走向衰退吗？这恐怕是每个日本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前任财政大臣大田弘子曾在议会演讲中说道：“现在的日本经济已经不是世界一流的了。”这样的言论使日本国内“日本衰退论”盛行，人人都在为国家的衰落唉声叹气。

那么，日本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感觉特别是这些年，在日本，放弃使用大脑的人，也就是“不进行思考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我很高兴人们能够热心地去阅读、倾听我的分析和看法，但是我希望不管在什么时候，人们都不要对思考产生倦怠，要充分利用好我们的“武器”——头脑。

时下，虽然人们越来越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日本经济的衰退，但是很少有人去讨论“不思考的人”正在增多这样的问题，而这恰恰正是问题的根本。

这是我在2005年写的《全球新舞台》中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资源、领土、军队更重要的是“头脑”这个武器。

现在的日本到底怎么了？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从泡沬经济崩溃开始算起，日本这种安于现状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十七八年，以至于现在日本没有任何紧迫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是如此，甚至国民们也是极其麻木、懈怠。

在我看来，如果全球经济的原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话，那么思考能力就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举个例子来说，印度的崛起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众多的理学博士。正在发展的新兴国家依靠教育的普及和完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时下能否在全球经济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决定因素，已经不再是丰富的矿产资源、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强大的军队。

我正在努力分析目前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认真思考关于未来我们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同时我通过书籍、杂志和网络等方式，将我的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供参考。

近些年来，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日本人正在变得不善于思考。虽然说出来不好听，但我不得不说日本人的整体智商正在显著下降。证据就是近些年来在日本社会中不断发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当金融风暴滚滚袭来时，很多人受到了影响，再加上原有的原油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问题……毫无疑问，现在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紊乱时期。

美国“失去的十年”是一切的开端——我是这样描述由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

然而，曾经在资源匮乏和地少人多的情况下，凭借着自身头脑和勤奋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在经历了泡沬经济之后，瞬间在国际社会销声匿迹，成了一个“影子国家”。换言之，就是日本现在变得安于现状，阿Q精神十足。

想想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前，日本社会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日本人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勤于思考，勤奋工作。

前言孩子和大人都不会思考

“日本人变成笨蛋了吗？”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中，有太多的怪现象让你不自觉地会这样想。

比如说，不合格的大学生数量的增加，以及小学生和中学生学习能力的下降。这些都是所谓的“素质教育”带来的后遗症，但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使享有世界最高水准美誉的日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名誉扫地。这样导致的结果成是，时下流行语中对社会问题所定义的“中低阶层”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所谓的“中低阶层”，就是指身处其中的年轻人对工作和学习都缺乏兴趣，而这种兴趣的缺乏加剧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崩溃。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的思考能力和交流能力面临日趋下降的危险。甚至有种说法称，当代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周围3米以内的事情。

肩负着日本未来的年轻人身上正在发生着显著的“智商衰退”，这一点还有谁能否认呢？

当然，“智商衰退”并不仅仅发生在孩子和年轻人身上，连大人们也在做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比如说，电视节目里一说到“纳豆对减肥有帮助”，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立刻去买。第二天日本超市的纳豆竟然被抢购一空。继纳豆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香蕉的抢购潮。

还有，自从中国的冷冻饺子被检测出有农药后，所有人都没有进行仔细的检验和辨别，但超市和饭桌上再也看不到中国生产的食品了。

这种现象基本上是媒体，特别是电视进行恶意炒作造成的，媒体误导了民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人们对事情缺乏主见造成的。

现在的电视上尽是一些猜谜和笑话之类的节目，观众整天沉浸在这种环境中，想不失去思考的能力都很难。

前言象征日本人集体智商的历代首相

然后说说政治。

民主国家的政治是集社会全体成员智慧之大成的表现，所以政治的停滞很明显地反映了“（集体）智商的衰退”。

2007年7月，在参议院选举中，对于政府在养老金问题上的隐瞒，民众极为不满，致使自民党大败，一时形成了“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在2005年9月的大选中，国民在“是否应该将邮政民营化”这样不应该产生争论的事情上却产生了争论，导致最后以小泉为代表的自民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大选。

在这次邮政选举中，有一种被称为“B层”的人。用自民党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也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随大流和意气用事”。

非但不思考“B层”这种不进行思考的人增加的危害性，而且还对日本人的“集体智商”进行了莫大的嘲讽。

此后上任的安倍内阁被斥责为“小泉改革的继承者”，而之后福田改革的内阁，虽然构成人员基本上是在小泉内阁的邮政选举时选出的，但他们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否定“小泉改革”、否定“官员和全民”、否定“小政府”。对这种毫不负责的内容篡改，媒体也不进行批判，选民也不表示愤怒，都表现得很麻木，总之就是任由政府肆意妄为。

之后福田让出了首相的位置，号称“政治是家事”的麻生太郎上任。这时，小泉迅速宣布退出政界，把职位传给了次子，以此堵住麻生的嘴。

另一方面，四次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麻生太郎在当上首相之后，延迟了大选的日程。在这期间，据说他向每个国民分发了12000日元。在我看来，与其这样给国民发放红利，还不如给每个人减税，也只有这种智商低下的政治家才会认为那样做与众不同。

换言之，收取的钱叫做“税”，而在选举前分发给大家的钱则可以称为“经济刺激政策”，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民党和公明党的选举资金是由国民来负担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充分了解其智商水平。

还有“读错汉字的总理大臣”，等等，这些事情虽说符合日本的现状，但我实在是无法接受。

前言情况比写《思考的技术》时还要糟糕

近些年来，我一直提倡为了刺激日本经济，日本国民应该拿出1500万亿日元的存款投放到市场。纵观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筹措到这么多的资金，而且此时财政吃紧，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以刺激经济。然而这时候，日本人却另有想法，他们都热衷于把自己的钱存到银行，可以说这又是“集体智商”低下的表现之一。

他们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的这种提议是不可能的，那简直就是自杀性行为。但他们不知道这些年来日本一直处在投资的热潮中，而日本国民个人的全部资产中，最起码有1/3以上以低利息存在银行中而被闲置。

我说的办法是可行的。为什么？因为在与危机相伴的时候，只有加大投资才能扭转经济颓势，改善经济环境。然而大部分日本国民却没有意识到，在危机面前只知道存钱实际上是最危险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即战力》中阐述过。

如果国民都存有这种意识，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富裕的可能。

感到不解总比已经麻木要好。

“智商的衰退”要比“停止思考”好些，而现在的日本国民真是已经停止思考了。

关于“日本国民智商的衰退”和“不进行思考的日本人”这些问题，我曾经反复叙述过很多次。

但我从未想过要就此写一本书。

为什么呢？其一，平时外界对我的看法就是“大前很烦人，尽说些不好听的话”，如果我再写出这么一本书，他们肯定更加忍受不了我。其二，不管我提多少意见，现状也不会发生丝毫改变，那我就尽量不说这些不中听的话，对我自己岂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些年来，我主要是通过直接教学的方式来传授“思考能力”，即“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著作方面主要涉及一些关注世界经济动向和管理者的意识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当然，在这期间我也写过像《思考的技术》这样基于统一认识的书。

遇到不懂的问题时，日本人总会不自觉地问“为什么”，但很少去寻求本质性的答案。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当他们清楚地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和政治家们犯了明显的错误时，却不发出任何声音，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质疑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思考的技术》的结束语里这样写道：

在现今这种政府置民众于不顾的情况下，日本人必须通过思考来保护自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日本才会发生一些改变。

然而，6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管是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日本民众，都没有发生丝毫积极的变化。别说是积极的变化了，恐怕连“应该质疑什么”都不知道了。

前言现代社会没有进行思考的空间了？

当今社会确实是瞬息万变，让人眼花缭乱。

比如说，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社会变得越来越便利”。现代人的生活变得如此便利，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轻松地使用电脑，一切只要点一下鼠标就0K了。

另外，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网上获取资讯变得异常容易，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网络是万能的，只要能上网一切都能得到满足。连原本需要通过自身感受来获取的“感动”，现在也能通过精致的商业动画片和电视节目而轻松地从别人那里获得。

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人认为“现代的人类已经不需要思考了”也是很正常的。

但事实上，人不能因此而停止思考。相反，“正因为是在这样的时代，就更需要去思考”。

人类是有好奇心的，人类总会对不解的问题提出疑问，这是上天给予人类的特权，只有人类才有这种特殊能力。

帕斯卡留给世人一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棵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

“思考始于怀疑”。

但是近些年来，有多少日本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持怀疑态度呢？这样想来，日本人智商衰退的情况似乎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

前言 “集体智商”高的国家是21世纪的主宰

我以前也经常使用“集体智商”（Group IQ）这个词，它不同于个人智商。用心理学中极其严密的“智商指数”是不能衡量它的，它是“集体智慧”水平的一个评判指标。

在日本，个人智商确实是很高的，有很多享誉世界的精英可以为证。

但是，为什么一成为集体后，智商就显著地下降了呢？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的拙劣表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国家是由“集体智商”所决定的，那么21世纪的“主宰”恐怕就是“集体智商”高的国家了。

2008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世界各国，连“集体智商”高的国家也未能幸免，为了渡过这场危机，各国纷纷行动起来。虽然平复这场危机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正因如此，那些拥有高“集体智商”的国家才会笑到最后。因此，这些“高集体智商”国家的力量在近几年就有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日本的特点是日本企业的“集体智商”在世界上是很高的。

但是一变成地方政府或者上至中央这样的集体时，日本人思考能力之低下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曾经备受世界瞩目的日本，现在正渐渐被邻邦漠视。

更严重的是，日本“集体智商”低下的状况并不是在这一时刻定格，而是在持续恶化，并且没有人想努力去挽回。不过在我之前，甚至都没有人出来对此进行一下讨论。

金融危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为什么？因为在金融危机面前，那些“集体智商”高的国家优势也已丧失殆尽，这时像日本这种“集体智商”低下的国家，就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挽回以前的损失。这样说来，日本现在还是有救的。

在当今的网络eb 2.0社会里，必须对“集体智商”这个概念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正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集体智慧，在英语里被称为“Collective Intelligence”（CI），简单来说，就是把个人的智慧集合成集体的智慧。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沃顿商学院的1400人已经证明过《众包》这本书中提到的“集体智慧”的力量。

这种集体智慧所拥有的智慧比优秀个人所拥有的智慧更强大。如果一个国家能拥有集体智慧，那么也一定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保持繁荣。

但是，在现在的日本社会中，个人或者一部分企业的能力都被定格在了某一水准，集体智商明显低下。我想一旦个人或企业陷入这种境况，是很难形成集体智商的。

我本想在本书的开头以提问的形式，把日本的现状呈现给大家。但在光文社编辑部坂口贞雄先生热心而认真的劝说下，改为以对我们自身的警告来开篇。

前言改变现状，不沦为低智商社会

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样的小富即安不是更好吗？即便日本不会再成为经济大国，只要我们能保住这样的生活也是挺好的”。

如果真变成了那样，日本人会感到幸福吗？

我把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称为“葡萄牙现象”。

曾经在大航海时代与西班牙平分天下的葡萄牙帝国，在17世纪以后的400年间一直是抱着“小富即安”的态度走过来的。现在看来可以将其称为“败北主义”了，不管怎样，如果日本也抱有类似想法的话，势必会重蹈葡萄牙的覆辙。

类似的事例还发生在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身上。在20世纪初，英国被美国夺取了世界霸权之后，它自身的发展就一直停滞不前。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英国的这种症状“病入膏肓”，迅速被德国赶超。当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它彻底陷入了“败北主义”的泥沼。

最终有一个人改变了英国。

那就是撒切尔夫人。她当时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现在看来可以说集合了当时世界上的智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她当时没有只依赖“集体智商”低下的英国人，而是集合了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富有智慧的人的智慧后逐步进行改革的。经过改革，英国经济开始复苏，自1990年以来保持了持续增长。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会晤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近些年来，有一点让我感触颇深，那就是这些领导人都开始有共同的想法和内涵。

我想这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趋于一体化，面临的很多问题几乎都是相通的。你也可以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人们之间的来往已经超越了国界，可以在商品、资本、信息等方面实现互换。在网络盛行的21世纪，可以说集体智慧是异常重要的。

因此，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国家必定会在集体智慧所形成的“新规则”下共同发展。

由此可知，如果日本人不加入其中的话，那么国家的前途就不容乐观。“小富即安”的想法不能说不可以存在，但是如果选择它，就等于选择了衰退，也绝对不会拥有睿智的头脑和富裕的生活。

智商的衰退，始于狭隘的视野。现在的日本社会，不仅是年轻人，所有人都只关心自己周围的事情，我想这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让人停止思考。

因此，本书的宗旨在于验证这一类日本人的真实情况，和读者们一起讨论、思考如何才能从狭小的视野中走出来，对于现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考虑，怎样去解决等。

读完本书后，我相信你一定能重新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也一定会意识到思考的意义所在。

当全体社会成员处在正陷入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状态时，我们的智商也正在衰退。当没有人为唤醒社会群体而呼喊时，意识到“危机就是机遇”的你一定要行动起来，即使只有你一个人！

在如今这个谁都不愿意敢为天下先的日本社会，你将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害怕做与众不同的事情。牢记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扔掉了所有的思想，那么他是无法活下去的。

“我是独一无二的！”

希望你能用这句话透视自己的内心、周围以及世界的每个角落。

你一定能看到不曾见过的景色。

世界正在发生剧变，那么从质疑这些变化开始，一切将会变得与众不同。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满是“笨蛋现象”的现代日本社会

有一次，本书的编辑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您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日本人个人或者组成小集体时都很厉害，但是只要组成大集体，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差劲的。’虽然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从近些年来在这个国家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来看，我对‘个人和小集体’的能力也开始持怀疑态度。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现象让这位编辑产生了这种疑问呢？在我们的交流中，他举出了如下例子：

●在电视上看到“纳豆对减肥有帮助”、“早上吃香蕉有好处”等这样的介绍后，便不假思索地就加入抢购的人，算不算是笨蛋？

●电视中尽是一些智力竞赛和笑话节目，是不是因为观众的欣赏水平和需求降低了？

●以“大家看后都说感人”为由去看电影，满足于被同种东西感动的人算不算是笨蛋？

●不学习，只打算通过锻炼大脑来提高智商的人算不算是笨蛋？

●需要调查研究的事情只要在Google上一搜索就有答案了，这样会导致思考能力下降吗？

●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给小泉的自民党，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时又投票给民主党的人，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必要的思考？

●经常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名不副实”这样的耳闻，是不是在我们“富裕教育”和“少子化·全民大学时代”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真的变成了笨蛋？

●根据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公布的《国际竞争力排名》（2008年版），日本排在第22位。除此之外，在其他类似的各种排名中，日本的名次都在下降，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出日本的衰退？

确实，从这些现象来看，三言两语就能让人感觉到“笨蛋现象”和“日本人智商的衰退”。

这位编辑一边让我看这些从历年的报纸上剪下来的资料和各种做过记号的资料，一边说：“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理解有些事情显然是很荒谬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对此都毫不质疑。难道对于日本人来说，真的就‘没有什么是值得思考的吗’？”最后，他说对于日本人在选举中不加思考的投票行为，以及日本在各种国际排名中的下降，自己很是担心。

对于他列举的事实，我的回答是：“有些确实是这样的，但有些肯定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因此，在本书的开头，我就从这种所谓的“笨蛋现象”和“日本人智商衰退现象”入手，对现代日本社会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世界上“集体智商”最低的国家

正如那位编辑所说，我以前确实经常使用“集体智商”这个词。

需要说明一下，集体智商和个人智商是不同的，它和大家熟知的网络用语“集体智慧”有些相近，但是还有一点细微差别。在这里要讲的是“集体智商”，所以先说明一下。

还有，如果说起智商指数，很多读者一定都知道“弗林效应”这个词。

这是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表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平均智商指数在上升”的研究成果。但是，我觉得不能因此盲目地认为人类的智商在逐年增长。

关于智商指数增长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假说，但在现实中都没有得到确证。比如说，有一种假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电视、游戏、网络等新媒介的出现，人类大脑接收到的信息量在飞速增长，由于接受了更多的刺激，大脑会变得更加灵活。但事实上，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证明信息量的增长和智商指数的上升存在什么必然联系。

所以说，仅凭这样的智商指数，是不能准确判定人类正在变聪明或变迟钝的。

然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走向衰退，可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姑且不论其智商指数如何，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日本人的思考能力正在下降。

因此，经过这数十年，我对日本人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理论分析，才有了“日本人的集体智商降低了”这样的结论。

比如说，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日本在国家政策等方面都很失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这正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人整体智商衰退的最直观表现。我不得不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21世纪的主宰必定是“集体智商”高的国家。

一定会有人问“哪个国家的‘集体智商’高？”这个问题，这样的国家是一定存在的，比如说新加坡。可能我的说法欠妥，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个人能力是没什么值得称赞的，然而这个国家的“集体智商”却是非常超群的。

新加坡民众坚定不移地跟着本国少数精英的步伐前进，使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日本（图1-1）。除去特殊国家文莱，它是居亚洲首位的。在1996年，它还被经合组织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现在已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经济贸易中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商、人才以及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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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世界和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美元）

资料来源：2007年资料·排名，◎BBt综合研究所

总之，在外界看来，新加坡已经成了“魅力之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的高“集体智商”。

关于新加坡，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作相关介绍，在这里首先是想让人们认识到“集体智商”对于日本未来的重要性。

对于我的观点，一定会有人反驳道：“难道衡量集体智商的标准仅仅是经济的繁荣程度吗？”

“如果说经济繁荣就意味着集体智商高的话，那么一味地追求发展经济不就行了？”

对于这些反驳，我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这些都只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拥有与此完全相反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衡量标准的不同，日本的幸福指数虽然很高，但日本的中老年人自杀率在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所以说，日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幸福指数而有所改变。

我做了35年的企业顾问，对世界上公司的商业运作司空见惯，现在为了实现“生活大国”的愿望，我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向政府提建议。这并不只是为了繁荣经济，而是在追求使人人都过上富有且有品质的生活。

这本书以日本经济今后的繁荣为尺度，来与大家共同探讨“集体智商”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有必要去追求经济的繁荣呢？

这个嘛……简单说来，目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经济、文化等全球化时代，“强者”源源不断地从“弱者”那里掠夺着财富，而且恐怕这种模式已经固定下来了。

当今时代，谁都知道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那种“我不侵扰别人，别人也不要侵扰我”的想法早已经落伍。

在现今的网络社会中，只存在“能者”和“无能者”，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以你意想不到的速度扩大。这就是说，能者聚集财富，而无能者则不断地失去财富。

看到这里，我想首先你会感到一丝恐惧。

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也许会希望每个日本人都能下意识地去提高自己的智商，以使日本在今后也能够保持经济的繁荣。

我认为，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那么那些宗教、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现代人的阅读理解能力真的在下降吗？

首先从身边非常常见的现象开始考虑。

大部分日本人是不怎么读书的，要读也只是读一些很简单的书，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下降，也就是说从此可能要变成“笨蛋”了。

事实上，看看这些年的畅销书，普遍都是宣传一些“内容简单”、“即刻见效”的励志书。你或许又要问，仅仅因为这些书就能判断出日本人的“智商”水平正在下降吗？

这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

举个例子，当你让现在的大学生去读和的作品时，即使是日文版的，他们也会叫苦不迭，说“太难了，理解不了”。这些书的难度对于过去的大学生也是一样的，但是过去的大学生却可以如饥似渴地去读。但是，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现在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下降了吗？

事实上，对于以前的大学生来说不可或缺的那些读物，已经被现今的大学生渐渐淘汰了。然而，却可以说，现今的大学生拥有和以前不同的阅读理解能力。

现在的大学生或许没有读懂丸山真男的能力，但是他们却可以读懂以前的大学生不曾接触过的电脑用语、网络用语等。

因此并不能由此断言，现在的大学生比起过去的大学生，其阅读理解能力正在下降。

因此，即便是对于那些看上去“很奇怪、很愚蠢”的现象或人，也不能妄下定论。

即使是对于已经认定的事，在下结论之前也还是不要懈怠，好好思量一番才好。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日本人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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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畅销书刻画出现代日本人的精神面貌

我看了近些年的畅销书后感觉到，与其说是日本人的阅读理解能力下降了，还不如说人们只关注像前面提到的那类“内容简单”和“即刻见效”的书。

这几年“内容简单”、“即刻见效”之类的书层出不穷。“不用多考虑就能得到答案”……这些书清楚地刻画出了日本人寻求安逸的形象。

所以，当一本书成为畅销书后，它的销量就会直线上升，最后很可能形成“垄断”。

经过对垄断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我在1999年出了一本名叫《无形的大陆》的书，在书中对日本人“选择能力”和“质疑能力”的日趋低下敲响了警钟。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在日本往往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有些日本人偶尔会跟风似的去选择。对于这些现象，我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自身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所以就寄希望于大众的选择。“垄断”经济学的另一个侧面反映的就是大家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果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日本人的国民性有非常危险的一面。

姑且不论这种推测是否完全正确。但是这种趋势，也就是日本人盲目跟风的行为，我认为比以前更厉害了。

再举一个关于畅销书热潮的例子。

前一阵大家对“脑科学”的兴趣大增，书店里和“脑科学”有关的书琳琅满目，买的人也很多。当然，对于现在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的“大脑”抱有好奇心无可厚非，但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会由此衍生出那么多像《让大脑变聪明的科学方法》之类的书呢？这不是正迎合了大众“想走捷径让头脑变聪明”的愿望吗？

关于图书，最后还有一个趋势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现在出现了很多以“日本人变笨了”、“智商衰退”为题目的书，我写的这本书也是这个主题，都是出于对日本人“停止思考”和“智商衰退”的恐惧，对各种事情和现象经过分析和考察之后才写的。

关于这类书，编辑之前给我列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图书，大致如下：

●像《考不出高分的大学生：21世纪的日本处在危机中》（西村和雄等著，东洋经济新报社，1999年）、《东京大学的学生变成笨蛋了吗：知识的亡国论+现代教养论》（立花隆著，文艺春秋，2001年），批判“富裕教育”导致了“学习能力的低下”。

●像《拿手机的猴子：“人性”的崩溃》（正高信男著，中公社，2003年）、《失败的日本人：告别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柳田邦男著，新潮社，2005年），指责手机和网络导致了“思考能力下降”和“道德水平低下”。

●像《下流社会》（三浦展著，光文社，2005年）、《下流志向：不学习的孩子，不工作的年轻人》（内田树著，讲谈社，2007年），指出“全球经济委靡”和“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导致了年轻人对学习和工作“没有欲望”。

虽然这些书就“网络社会”、“教育、学习能力低下”、“年轻人的意志”等问题进行了一些详细的探讨，但是我感觉2005年小泉在“邮政选举”中获得大胜而引发的图书热潮，要比之前的这些探讨更加受人关注。比如，当时的文艺评论家斋藤美奈子这样描述道：

对于小泉的自民党将取得大胜的事，出版界好像是很早就知道了似的，短时间内便针对此出版了很多书，然而这种盲目跟风的行为所传递给大众的，只不过是一些只言片语。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过于依赖书了，所以不能了解真相；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却是助长了执政者的肆意妄为，因为我们只能从畅销书里了解国家的形势。也许该是停止这种做法、通过对话来修复我们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了。

（《朝日新闻》，2005年10月27日）

我想她说的恐怕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要做一点补充的话，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对政治压根儿就不关心。

我以前出版的两本书《新国富论》和《平成维新》都曾达到了百万册以上的销量。但是，在今天，我想这样的书是不会再有这么好的销量了。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

在当时，日本虽然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国民并不富裕，所以那两本是我基于“为了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足生活”的信念而写成的。我固然认为这两本书对于现在的日本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当下日本民众的价值取向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了。

当时有100多万不同年龄段的日本民众抱着“改变日本”的想法在读我的书，一时间引起了巨大反响，媒体采访和演讲邀请也蜂拥而至。在这期间，有人问我“要实现国家真正的富足，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然而现在，别说是我的书，就连真正事关政策的“权威书”都卖不动。也难怪编辑曾对我说：“大前先生，现在即便写出深奥的政策书也不会有人买，还不如写一些内容最简单的书。”

现在接受采访和演讲时，被问到的不是诸如“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尽是一些类似于“怎样能变成强者”、“怎样能赚钱”这样肤浅的问题。

那些问“怎样能变成强者”的人，至少说明他们是有上进心的，这是值得鼓励的，然而以自己身边半径3米的范围为着眼点，又怎么能“变强”呢？

与其说是“变强”，还不如说是“贪婪”。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造成的就是视野狭窄，做事情只注重速度而不讲究效率。说得更露骨一点，这种想法是那些既想享受又想成功的、擅长异想天开的人常有的。

在这样的社会价值取向下，似乎谁都可以写出畅销书，但是造成的结果却是读者们的阅读需求和水平整体下降。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国家的品格》让大家停止了思考？

说起日本近年的畅销书，有《傻瓜的围墙》、《卖竹竿的小贩为什么不会倒》等，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国家的品格》。

这本书凭借“你必须有自尊”、“日本该拥有的国家的品格”之类的话，在先前一直存在的“品格热”中引领了一股热潮，销量达200多万册。

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国家的品格》这本书。

这本书中写道：“一直追求国际化、已经将自己美国化的日本人，忘记了我们原本应该引以为豪的‘国家的品格’。依仗着‘理论’和‘合理性’的‘改革’，是不能阻止社会的荒漠化的。现在日本需要的是激情、日语、武士道精神这些比理论、英语、民主更有用的‘国家的品格’，我们要把这些品格重新找回来……”

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日本需要的是“品格”。

然而，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让人们停止思考”。

放弃理论性的思考，把“弘扬国家的品格、停止美国化”当成宣言很容易。而且这个说法简单，容易让人感到震撼。对于常常感到自卑的日本人来说，这样的“国家的品格”不亚于一碗前所未有的心灵鸡汤。

作者藤原正彦在书中写道：“日本有必要和那些信奉金钱至上主义的国家划清界限，一定要保持住我们国家固有的品格。即便经济低迷一个世纪，我们也要保持高傲。相比之下，经济是次要的。”

经济真的是次要的吗？

如果在经济低迷一个世纪后，全体日本国民还都对此感到无所谓的话，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认为谁都不会那么想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最关注的，正是像前面所说过的“怎样能变强”、“怎样能赚钱”这样的讲座。

我想还有一些好胜心理的日本人，至少还不会觉得经济持续衰退下去是件无所谓的事情。

我想只要经济持续低迷上几个月，举国上下就会集体商讨制定应对危机的修正预算。到那时读过《国家的品格》的200万民众，就会集体来反对这本书了。

《国家的品格》这本书岂止是“让人停止思考”，简直是在宣扬“小富即安”和“闭关锁国”的思想。它是在对拥有好胜心的日本人耳语：“不要考虑那么多，一切都无所谓。”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日本是绝对经不起长达100年的经济衰退的。

还有，在21世纪，如果一个国家离开了世界，闭关自守，那么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现在日本也已经有了一些闭关锁国的做法，正因为如此，日本正在慢慢衰落。如果在此基础上更加故步自封，那么马上就会走向消亡。这些我在后面的章节还会有陈述。

我认为，《国家的品格》这本书所主张的，只不过是“用武士道精神来迎接21世纪”的精神论而已。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向政府写意见书

对于藤原正彦的这本书，其中有些观点我还是赞成的。但是他通篇基本上是在宣扬“停止思考”、“小富即安”、“锁国自封”的思想，而对于日本如何走出眼下的困境，他又搬出了“武士道精神”。

对于这些，我是绝对不能苟同的，这就和安倍晋三鼓吹的“美丽国家”的主张是一样的，根本提不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法，尽是些没用的空话。

另外，对于这本书前面提到的“以国际化的名义美国化”的说法我也觉得很荒唐。

当今这个时代，国际化的表现都是“脱美”，也就是说“国际化=美国化”这个说法自身就是和时局相悖的。现在，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甚至连南美洲都不再依附于美国，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自行摸索着通往21世纪的经济之路。虽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脱美”的趋势已是定局，但在他写这本书的2005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萌芽。

这样看来，《国家的品格》这本书热卖的时候，日本国内的状况应该是让我们忧心忡忡的。但当时的日本民众根本没考虑这么多，而这本书正好把这种停止思考的状态合法化了，所以有那么多人去读这本书。

这也许正是作者藤原正彦的真正意图吧，但是“独自行走”的日本却正在陷入危机之中。

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给予全体日本人以自信和骄傲的划时代理论！”，拥有骄傲和自信固然重要，但如果毫无依据就不好了。还有非常遗憾的是，书中并没有就恢复自信的方法作任何说明。

如果硬要让我列举出这本书的优点，我认为本书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要“拥有自信”这一点，虽说这一点毫无根据但却反复被提倡。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过于内向、消沉、守旧，而改变这种状况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只是，《国家的品格》本身就是一本“真守旧、假积极”的书。

以前，我总是尽最大努力反复把自己对于政府的看法和意见认真写成书，哪怕是一些不中听的话我也会大胆地说出来，我想以后我还是会向政府多提意见的。

如果日本人能够理解、接受我所说的意见，并积极采取行动，向好的方向改变的话，日本还是有希望的，否则就没办法了。如果他们理解了，但是没有接受，他们可以反馈给我问题，即便他们的提议和我的观点不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探讨。

然而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和我出版《新国富论》和《平成维新》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大不不同。特别是近15年来，我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总的说来，就是读者已经不会思考了，虽然说自己的同胞智商低下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事实上，我在出版《即战力》之前，本来想以10年间向政府的提议为基础写一本书，但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觉得“说了也白说”。所以这期间，我一直致力于写关于意识改革和创业方面的书，还有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和东欧经济的一些书。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不思考的人其实是有见解的

从现在开始不再说有关书的事情，而是从舆论形成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集体智商”低下的情况。

关乎政策提议的书卖不出去，固然是因为它没能造成足够的舆论影响。但是在大选时，每个选民都会参加，并且对于政治家宣扬的政治理念也是有反应的，由此就可以断定，民众是有自己的见解的。

但是，民众个人的见解似乎没有明确的目的，就像在“邮政选举”中大获全胜的自民党，以及其后“优秀”的安倍内阁、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他们都宣扬着不同的政治思想，但结果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对小泉的改革表示了全面否定。

民众为什么没有愤怒？民众自己该选择什么？恐怕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也不要想”。

除了图书，媒体的数量现在也在飞速增长，所以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提议铺天盖地。

“现在社会有了网络，过去不能表达意见的人现在也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了，报纸、电视、书籍等宣传媒介独占言论之鳌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络上有很多诽谤、中伤的话和一些污言秽语，但偶尔也会有一些让我不禁拍手叫好的观点和一些与我想法一致的观点。另外，这也是在网络时代反映集体智慧的一个平台。

那为什么还要说日本人的“集体智商”低下，人人都不会思考呢？

对此，我的见解如下：

“不思考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不思考并不说明他们没有见解，事实上不思考的人也是有自己见解的。”

“不思考”却又有“见解”——这似乎是个矛盾的说法，看了下面的例子，我想你就会明白了。

2005年，日本岛根县议会宣布订立“日”叫对此，韩国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连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铉也对此进行了批判。

请试想一下，在这个时候，日本国内的舆论会是什么？民众都会持怎样的观点呢？

首先就竹岛问题，我想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从现实来看，竹岛是韩国行使主权的范围。如果外界承认其主权地位，那么不管怎么说都是韩国的领土。但如果没有得到外界承认，似乎只有通过武力来解决。除此之外，很难解决。

举个例子，阿根廷攻占了其附近的福克兰群岛（又名“马尔维纳斯群岛”）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立刻用武力夺回了该群岛的管辖权。此后阿根廷和英国言归于好，阿根廷再也没有就此事挑起争端。这就是人类在领土方面纠结的教训。

从地图上来看，说竹岛是日本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此时日本摆出一副要将其占领的姿态的话，那么管辖权最终还是会落到韩国的手里。韩国也是一样的，只要不主动和日本交战，管辖权就仍然是韩国的。所以说从日本方面来看，该做的就是保持对韩国的压力。

这是我从理论的角度就进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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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思考”的人成就了小泉的人气

虽然日本政府每年都要向韩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宣称竹岛为日本领土，但根据上面我所说的，用这种方法永远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日本国内不能冷静地就此进行讨论，大部分人只是指责韩国“太傲慢”；而韩国方面则通过烧日本国旗的方式来进行反日运动。当日本国民看到这些后，一半的日本人只会说“韩国非常傲慢”、“为什么非要向他们提交备忘录呢？”

诚然，这不是什么观点，只是简单的情绪发泄而已。为什么？因为它完全没有理论性。但是对此，很多人认为这种情绪就代表着“观点”。

这种趋势在街头的电视采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媒体在播放时只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言论，所以观众看到后，就会认为这种情绪化的反应代表的就是大众的观点，时间一久这种大众舆论就形成了。

但是，这并不是人人都经过了思考的国民舆论。

这就要从小泉的人气角度来说了，可能是因为日本民众认为他在中国和韩国面前表现出的我行我素很有魅力吧，所以就跟着他慢慢形成了类似于“中国太傲慢”、“中国无权指责日本”这样的舆论。

日本人就是这样不经过思考，对任何事情都是“感情用事”。所以，他们的大脑中形成的结论就是“日本人的‘集体智商’绝对不能让中国和韩国给小看了”。不管是媒体也好，政治家或者民众也好，都是这样想的。

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不经过思考，但人人都持有“观点”的原因。

坦白地说，小泉首相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思考的人。他经常向周围的人声称“考虑的太多太烦琐，灵感就会消失了”，比如说当官员向他提交文件时，他会要求“总结在一张A4纸上就行了”；而当官员将报告都总结在一张A4纸上拿来时，他又会要求“直接告诉我就行”。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任期内一直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因为他熟知这种将各种意见集约化的方法。

现在的日本形成了一种更加不好的舆论氛围，那就是当一种舆论导向形成后，民众不会对此有丝毫的质疑，即使有反对意见也很难受到重视。虽然日本人原本好像就有这种习惯，但是在小泉执政期间这种趋势变得更加严重了。

最糟糕的是，应该从国民感情的角度来表达的东西，也都正在被这种舆论导向所左右，变成了迎合政治家的行为。一旦真正成为这样，那就无异于愚民政策了，一直宣扬的“民主政治”（Democracy）也就变成了“愚蠢政治”（idiocracy）或者“暴民统治”（mobocracy），真正的“低智商社会”就快形成了。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咒语“失去的十年”的共识

这不是舆论，把它称为一种“群体共识”也许更合适，即大家都这么想。这种现象正在日本社会蔓延，可以说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舆论”更大。

在东京，我最喜欢从盛虹桥上眺望整个东京城的景色。这座桥是我最喜欢的地方，15年来我经常来这里看景色，可总是觉得看不够。

看看这15年间我在这里拍的照片就会知道，每一年的景色都有变化。现在的东京和15年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15年间，每到星期天我就会骑车或开车来到这里，看看东京的景色。仔细想想，东京被“曼哈顿化”，也就是这15年间的事儿，这期间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失去的十年”这个词，正好可以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我感到自从全球经济走向低谷以后，在这期间不管是谁都在失去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是真的吗？

或许不是这样的，从盛虹桥上看到的景色可以断定“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失去的十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间，东京的地价是持续下跌的，这是因为东京一直在进行都市的再开发。也可以说在日本，东京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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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人人都觉得自己失去了这儿，失去了那儿，我想那是因为人们整天把“失去”一词挂在嘴上。

那些没有被“失去”诅咒所影响的企业，依然发展得很好。

从品川到秋叶原正在被“曼哈顿化”，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正拔地而起，可以说东京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

陷入“群体共识”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剧变。

但是这些并不能清楚地反映出我们的认识和现实就是有差距的。对于东京的剧变，别说是日本人，就是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低智商社会给予“善于思考的人”和“善于行动的企业”恩惠

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不停地报道“日本正在走向衰落”，以至于在这期间来东京的外国人在看到东京的景象后都感觉很惊讶。

很多人郑重其事地问我：“大前先生，这里有这么多正在进行的建设项目，你为什么还会说日本正在衰落呢？”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是难以置信：“来日本后，我看到的景象和预想中的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自己在暗示自己：失去了这个失去了那个，日本正在衰落等，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这样认为了。

当然在过去的几年间，日本没有太大的发展，很多企业倒闭了，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见涨，还发生大规模的裁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企业的业绩也在不断上涨，在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东京再开发，就是基于这些企业从1995年到2000年大量买进土地和房产而进行的。

对市中心的地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就像20世纪90年代在《文艺春秋》中数次提到的那样），我自己也在1996年以最低价买了一块地，并在1998年建成了一幢进行教学兼办公的大楼。

这一切都像是参照教科书一样按步骤完成的。

2008年，东京的地价又有了下跌的迹象。不管怎么说，东京在这10年间的变化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东京原慎太郎眼里的东京和我看到的东京却是不同的。他因为重组地方财政而被看做是解决了财政问题的人，因而被选举为知事，但在我看来，这一切并不是他的功劳。

他的投资将近9万亿日元的“副都心计划”在当时已经实施不下去了，最后是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才得以恢复的。事实上，从他之前用纳税人的税金来接济已经穷途末路的“新东京银行”的愚蠢行为来看，就可以断定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先见之明的。

说到新东京银行，我认为市民们从情感上对它的排斥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家银行只会利用大银行的不良债权来维持经营，最后导致了大量呆账的产生。

在其他金融机构看来，石原慎太郎就是坐享其成。总之，他从一开始制定经济政策就存在失误，只是在政治人气上花了大力气。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受到了“失去的十年”的影响。在这10年中，完全没有注意到东京剧变的那一类人和看到了东京剧变认为这是机遇的这一类人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就是低集体智商会给“善于思考的人”和“善于行动的企业”带来恩惠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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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制造业精英和权威报纸带来了什么

这是关于东京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它说明在这“失去的十年”中，不思考的人和善于思考的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近年来，虽说出现了很多暴发户，但他们至少也是用大脑来思考怎样规避风险的。然而，大多数日本人的智商却在衰退，变得没有思想。

助长这种趋势的仍然是媒体，特别是一些权威报纸和电视媒体，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媒体在犯罪。

在日本，从事媒体工作的人被看做是业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因为现在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经过重重考试后，最后都会去从事媒体工作。所以根据这个现象可以断定一点，那就是从事媒体工作的人仅次于东京大学毕业后要从政的那些人。

他们的职责在于用他们优秀的头脑去披露社会的不良现象、监督政府的行为、从普通人不曾关注的角度来进行报道，特别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更在于此。

但是，现在新闻记者80%的新闻素材都是来自记者倶乐部，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原有的题目作一下改动，据说权威报纸67%的素材都是以前发表过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记者的工作就和作宣传没什么两样了。试想如果这种状况持续20年，恐怕连作为记者的基本技能都没有了。

不仅如此，在日本，如果哪家报社影响力大，就会被政府拉拢过去当各种审议委员会的委员。以前记者总是和政府、权力这些东西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是现在记者已经没有这样的气节了，有些大报社的评论委员甚至兼着两三个审议委员会的工作。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是对政府也提不出尖锐的问题。在作为信息来源的机关单位不正之风的影响下，媒体压根儿就不会指出任何问题。

如果由这样的人来做社长，那么下面的记者就算拥有再好的素材或资料，最终也不会被采用，当然也有记者自身不努力、懒惰的可能性。但是相比之下，组织结构上的问题要深刻得多。比如说，如果被称为“养老金先生”的民主党议员长妻昭不揭发有关“丢失的养老金”和“酒吧出租车”的问题，我们压根儿就不会知道这件事。当然，权威报社的记者们是会对此有所了解的。

读一读《日经报》，你就会发现，甚至有连全球经济衰退都不知道这样的笑话。

我曾经在《文艺春秋》上写过一篇名为《全球经济危机即将来临，日本的银行将要破产100家》的文章，但同时《日经报》上却刊登过类似于“日经指数将达到30000点”、“日经指数将超过26000点”这样极度混淆视听的报道。

当日经指数跌到18000点时，我写了文章说“有可能跌至8000点”，但是《日经报》却报道称“会涨到23000点”。更有甚者，请来乔治·索罗斯作演讲称日经指数会涨到23000点。

然而，在2003年4月28日，当日经指数以创历史新低的7603点收盘时，《日经报》对此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

所以说“读《日经报》会误导你对日本经济的理解”这句话并非笑谈，相信《日经报》自身对此也不会有异议。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某个记者的过错，而是日经作为一家企业，它的体制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么说是有据可依的。比如说，他们企业中的优秀人才对业界的情况是极其精通的，而且还握有政府的一些内情。另外，还有些人一旦辞职变成自由身，就会写出一些足以让人称道的报道或文章。

因此，权威报社“集体智商”低下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其自身组织和体制上的不足。

总之，现在日本的权威报纸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以前的作用了。所以，那些只能通过媒体得到信息的普通民众，会慢慢变得什么都不知道，只能生活在“咒语”的阴影之下。

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初，并没有现在如此多样的传媒手段，因而对于权威报纸的报道也只能盲目听信。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网络遍布全球，全世界的信息几乎都可以共享，尽管如此，但在每天的生活中，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把电视和报纸当做主要的新闻来源，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些权威报纸为了迎合政府，一直大放类似“现在的形式比还要好”这样的厥词，因为这类报纸不会传递危机感，所以看这些报纸的民众也就没有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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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以“笑话”和“智力竞赛”推动低智商化的电视

继权威报纸之后紧接着是电视。

不论社会如何网络化、信息化，电视作为宣传媒介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比报纸更没有远见，所有电视节目都只是为了提高收视率，所以我想观众并没有比以前有所增加。

不用说，现在的电视节目也没有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

小泉内阁值得炫耀的高支持率得益于“政治报道秀”，而最近“笑话”和“智力竞赛”之类的电视节目泛滥，电视成了低智商化的助推器。

现在的电视节目，不管你看哪个频道，都是那些笑星在表演，甚至请一些政治家过来让其和扮成首相的笑星来讨论，真是低俗至极。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笑话热潮了，反正据说是始于2003年，至于什么时候结束更是无从知晓。如此说来，笑话热潮和宣扬“一句话政治”的小泉政权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产物，所以可以说日本人的智商是在小泉执政时期开始急剧衰退的。

最近电视节目的低智商化可谓更加严重了，那些笨蛋演员有着超乎寻常的人气，大有掀起一股笨蛋热潮的趋势。

助长这种趋势的还有那些智力竞赛节目。在这些节目中，演员们如果总是一本正经地给出正确答案，是不会吊起观众的胃口的，也不会有什么收视率，所以就采取了故意将答案弄错这种本末倒置的方法来提高收视率。

人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这种纯粹以搞笑为目的的幼稚节目，绝对不是知识竞赛。

2008年经过节目调整，电视上的智力竞赛节目大量增加。

据统计，新增了7档这样的节目，到目前共28档，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档这样的节目被播出。

然而，参与这些节目的人并不是笨蛋。

和报纸一样，电视台只请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去参加节目，这些学生答题的偏差值是很高的。正因如此，当这些人上了这些笨蛋节目之后，才能迎合大众的好奇心理，从而提高收视率。代理商和制作方极力追求的这种热潮，无异于是在推行愚民政策。

现在他们甚至认为可以随便确定观众的智商，以此来制作节目。我们可以推测，在今后，当这种节目的收视率提高时就意味着日本人的集体智商在不断下降。

如果这种风潮再继续下去，观众再也不会觉得无知是可耻的。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再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那该怎么办？

“即便知道了也不会有人赞扬我，那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这么想的话……那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可怕！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新东京塔成了象征智商衰退的“巴别塔”

和电视节目有关的这种“智商衰退”，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解释。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等新的媒体发展迅速，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已经取代了电视。比如，我太太现在已经不看电视了，新闻都是从网上看的，对于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从网上看BBC等视频。再比如说，如果在Youtube上发现了有趣的动画片，就可以把相关链接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朋友，自己也可以从朋友那里接收到邮件来共同分享。

关于网络社会的具体内容，将在第五章详细介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由于网络的普及，电视媒体正在渐渐退出主流媒体的舞台。

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发展，比如说在Youtube上视频的点击次数已经达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规模。Youtube上的一部动画一般只有5分钟，和普通电视相比，它具有快捷、方便的特点。所以即便是5分钟，也会有上百万、上千万的观众，而电视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美国，有线电视节目多达上百种，但是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关注时间平均只有13秒钟。虽然Youtube只是作为一个商业公告媒体而存在，但是却凭借着5分钟的视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致Google花巨资将其收购。

当下，如果你想做生意，那么Youtube是不可或缺的宣传媒介。

举这样一个例子，外国人是看不到日本的电视节目的，所以日本商人在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可能有共同话题。但是现在，在国际性的商业饭桌上，很多人会把Youtube当做共同话题来讨论。所以，如果日本商人不经常看Youtube上点击量在前10名的新闻和消息的话，那么他和对方是很难有共同话题的。

对于媒体的这种剧变，日本电视界的人们虽然已经察觉到了，但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那些白痴节目能取得高收视率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在电波信号的垄断下，电视台的地位一直很稳固，它们可以随意播放节目。它们认定大众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所以也就不会去考虑怎样提高节目的水平。

如果非让我说，掌管电波信号事务的总务省（以前的邮政省）在这件事情上也难辞其咎。它们对电波的国际传输不懂，却一直致力于“将放送和通信相融合”，意在让放送去代替通信。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放送只是通信的一部分。

2001年，所有的电视都实现了数字化，这意味着电视节目的Youtube化。之前的模式或许还没有受到网络太大的影响，但是一旦数字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人们可以随意地将电视节目上传到网络上去。而且，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手机比电视更重要，一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就有两个小时以上。

这么说来，电视的确正在渐渐落伍，而建设作为数字时代象征的新东京塔这一行为更是让人费解。现存的电视台消失后，新东京塔恐怕会成为留给后世的唯一象征，成为象征着日本集体智商衰退的“巴别塔”。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日本企业家的心态

在现在的日本，如果说什么“大”，那肯定都是不好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大报纸”，还有像电视这样的“大媒体”。这次要说一说和“大”字沾边的大企业。

我时常在想，在日本这些企业家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经历经济危机而心怀危机感的呢？

这段时间，经常能听到“日本是产业大国、技术大国”这样的话，可是在5年前，人们还在说“日本可以成为技术先进国”。但事实上，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尤其是在DRAM领域，日本企业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输给韩国三星。

在日本企业席卷全球的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研究日本企业的书，人们纷纷买来阅读。当时美国惠普公司的CEO普莱特组织启动了一个名叫“竞争力委员会”的协会，这个协会就是为美国政府和产业界专门研究日本而设的。

今天，美国有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

对于韩国三星，如果以前是因为疏忽而小觑了它，那么现在就对三星做一个彻底的研究，或者成立一个研究协会，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但日本的企业家似乎都没有要这样做的意思。

可能从心理上来说，日本人认为“三星只不过是抄袭了日本的技术，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习什么”。对于理直气壮地这样说的企业家，我只能感到吃惊。

关于半导体，日本企业常有的一种说法是：“三星自己没有负担开发费用，所以它肯定会赢利”；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经营模式是在李健熙会长的独裁下形成的，民主的日本企业不能学习他们”。特别是第二种“李健熙独裁说”，我经常能够听到。

对于李健熙会长在经营上极富侵略性的一面（在我看来是对通用的模仿），比如他是怎样成为MBA纪录保持者的，他将经理们派往世界各地进行为期一年的旅游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日本的企业家别说是写书了，甚至根本就不感兴趣。

不仅如此，有些企业家还说“再也不想听到有关韩国三星的任何事情”之类的话。但是当听到李健熙因为向长子不正当转让股份而被检举时，他们则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停止了思考，内心没有任何危机感。

李健熙对于三星的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他呼吁全体员工“为了应对难以预测的危机，必须抱有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的形成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没有这种远见的话，就不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韩国的经济正在陷入困境，三星正在努力寻找对策。

即便是这样，在5年后，三星也有可能会被中国台湾或者印度的企业所取代。所谓经营，向来都是这么残酷。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都忌讳向亚洲国家学习

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忘记了要时刻学习，特别是传统大企业的高层更是如此，企业管理者尚且如此，员工就更不会考虑什么了。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日本人感觉从欧美那里学什么都是正确的，而极端讨厌向亚洲各国学习。

我如果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中国或者印度，对方立刻就会反击“关于这些已经听得够多了”。

关于中国，我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出租中》的书，后来又写了《力用中国》和《中华联邦》，总共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论著。

要特别说一下《中国，出租中》这本书，因为当时正处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热潮中，我以“中国客人论”展开话题写了这本书，销量很好。如果中国不进口日本的物资和技术就不会有发展，所以说中国是日本的“顾客”。总之，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只有中国才是日本发展的源泉，所以日本应当深入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然而我想，如果是现在，这本书肯定卖不出去，肯定会有更多的“已经听够了”之类的话不绝于耳。

关注一下2008年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由于毒饺子事件、奥运会演出浪费等问题而否定中国的言论居多，而且造成的影响很大。

没有人质疑过为什么日本不能借鉴中国好的东西（比如说向民众转让更多的权利等），没能充分利用和中国毗邻的地理优势。即使是关乎中国国情和中国未来的发展等问题，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倒是和美国保持一个调，批判中国侵犯人权和国家独裁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来势汹汹。如果没有北京奥运会，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了解，将会逐渐变得一无所知。

在铺天盖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有毒论”中，向中国学习的想法只能落个被掩埋的下场。

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对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上，现在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投资在逐渐减少。

举个例子，2007年，越南直接吸收的海外投资比2006年增长了69%，达到203亿美元，其中日本在越南的投资少于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除去位居榜首的欧盟，日本在新加坡的投资已经连续两年都在减少。

新加坡交易所（SGX）开设了面向亚洲快速增长企业的“凯利板”（Catalist），2008年2月发布了进驻“凯利板”的金融机构名单，这其中没有一家是来自日本的。

这些无非只是证明了，现在的日本在国际上已经逐渐变得“足不出户”了。

在这一点上要进行冷静思考，我所希望的是在这数十年间，日本能够诞生国际化的大企业，并且越做越强，积极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印度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甚至是欧洲。如果一直是闭门造车，那么国内企业将会越来越衰弱。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率先展开的工作就是进行裁员，虽然这样会饱受非议，但像近年来拉动日本经济的丰田和佳能那样进行全球扩张是没有错的。所以就要像日本邮政公司（虽然招致了混乱）和中部国际航空公司（成功削减了1000亿日元以上的经费）那样套用丰田模式，陷入困境时要用丰田模式，经济团体联合会也要……面临困境的企业从此都用丰田模式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日本并不是只有丰田和佳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优秀企业。比如说阿尔卑斯电气、矢崎总业、高田等，它们都在国外拥有50多家工厂，和世界各国都有贸易往来。这些企业的销售额的国内部分仅占20%，但海外的份额要高得多，所以这些企业在国内人们是不熟悉的，但正是这样的企业在拉动着日本的经济增长。

正是那些不停止思考、意识到“闭关自守没有出路”从而走向世界的日本企业，把握着日本的经济命脉。

但同时遗憾的是，很多传统的大企业，还有目光只盯在国内市场的部分企业已经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如果没有上述这两种企业的存在，那么日本经济肯定会发生更大的倒退，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窘迫。

虽说引发日本国民智商衰退，并最终导致日本集体智商衰退的，是那些政治家、官僚和媒体，但这其中似乎还可以加上那些企业的高层或者说是管理者。

日本以“产业强国”和“技术强国”为目标固然是好事，但当下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怎样解决企业管理者的低智商化问题。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日本缺乏国际型的经济人才

以前，日本是有国际型企业人才的。这种人，精力充沛地奔走于世界各地，提高了日本国家和日本人在世界上的声誉。一部分政治家、官僚以及学者的狭隘视野造成了世人对日本人的评价很差，而这些人可以说是在极力地挽回局面。

我认为，幸亏有这些人，才使得日本人的智商看起来要比亚洲其他国家高出一筹。但是，恐怕现在这些智商遗产已经被我们的低智商社会吞噬殆尽了。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期间，我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所到之处，见过几个日本人。有盛田昭夫（索尼）、服部一郎（爱普生）、小林阳太郎（富士-施乐），还有小笠原敏晶（利富高）等。

每次都是去这儿的时候碰见盛田和小笠原，去那儿的时候又碰见服部和小林。“呀，又见面了”，不管在哪儿，大家都会相互寒暄几句。

每次见面，我们都会极其兴奋地讨论类似“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营”、“关于日美对立，我们应该有的立场”等这样的问题。

当时这些人还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里，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及经济学家进行一些讨论。我还清楚记得，他们曾经在NhK（日本放送协会）一期节目中就“日美贸易战”的问题进行了辩论。还有在黄金周时连续三个晚上播放时长一小时的《日本经济剖析》，作为对加尔布雷思教授的回赠。当时经济企划厅的领导近藤铁雄以“政府企划厅在做什么”为题就日美的立场进行了彻底剖析，当时是我做的主持。

因为现在没人来做这种节目的企划，而且也没有很高的收视率，所以导致现在的日本研究这一类问题的人才很少。

当然，政治家的蛮横干涉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些节目带有强烈的反政府色彩，应该禁止播放”。

虽然像NhK的BS等节目时常会播放一些小型的有关经济和世界局势的讨论，但讨论者都不够权威，他们做的讨论让人丝毫感觉不到紧迫感。还有，一些很好的关于国际问题和全球经济的节目，都是从国外买进来的，比如说BBC的纪录片等。现在连NhK也不会做关乎日本未来的讨论节目了。

总之，现在的日本缺乏国际型的人才。遗憾的是，在经济上也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盛田昭夫的继承者，尽是一些既没内涵也没气节的人……

这样的人虽然自己可以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但一旦问他“你是怎样考虑的”，他就会哑口无言。如果是盛田先生，肯定当时就能够回答“我是这么考虑的……”。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在国际会议上很少见到日本人

现在我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作演讲，这是我一贯的日常工作，不管是在以前的麦肯锡公司，还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我发现，在世界上做这种管理咨询演讲的日本人，除了我还没有其他的日本人。这么说似乎让你觉得我有点傲慢，但事实确实如此。日本没有能在国际上作演讲的人才，这种局面目前已经很严峻了。盛田先生在的时候就不说了，但到现在每次还是由我来挑大梁，如果再不扭转这种局面的话，恐怕以后日本的声音就要在世界舞台上消失了。

我在海外的演讲薪酬是每次5万美元（含机票和住宿费用），之所以会“明码标价”，是因为这是由所作演讲的市场价值决定的。我的愿望是，日本能出来那么一个人，即便作一次演讲能挣5000美元，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从日本的经济规模来说，说有100多个人能作相关的经济演讲也不为过。

之前也我曾经说过，还有一种只会英语的人才。他们只会英语，脑子中没有话题的内容，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所谓的“输入学者”。

日本的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容易陷入一个怪圈，那就是盲目追随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见解。比如说当听到“迈克尔·波特说……”时，他们就会特地赶到国外听迈克尔·波特的讲座，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都是毫无意义的。要是迈克尔·波特的见解果真如此重要的话，我想主办方差不多也会叫我去听的。

我的一贯主张是，以“地域国家论”和“无国界经济论”为基础，时常提醒自己要更新观念。为此，在2007年，我游历了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罗马尼亚、希腊、巴西，唯独美国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以说，这再次让我感到美国的实力正在下降，日本则更是如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为我的理论是可行的。很多国家都在根据我所构建的基本框架寻求未来。“大前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怎样考虑的？今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总之，所有国家都在摸索通往经济繁荣的道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小泉上台以后逐渐形成的低智商社会的状态无能为力，想不出任何对策。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远东国家，我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汇集世界精英，每年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有很多日本人，从商人、官僚，到学者、政治家，数量庞大。在200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福田所作的演讲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亚洲代表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现在的日本精英们，把参加达沃斯论坛完全当成了自己的目的。虽说是“去了”，但就和观光旅游一样，只是对会议参观学习而已。当然，也就没有能在会议上作真正有影响力的演讲的人了。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回国之后逢人便吹“比尔·盖茨的演讲真不错”，这无异于只是去当了一回听众罢了。

以上就是“笨蛋现象”肆意蔓延的日本的现状，我草草地将其展现给了读者。在这里，我要回答在这一章最前面提到的问题，答案是：“低智商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缺乏思考。”

这个问题，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

但是仅此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远远得不到解决的。

读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和我一样感到了危机，那么在后面的章节里，请和我一起披露生活中的“低智商现象”，并且仔细地从“什么”、“怎么样”、“不进行思考”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一起探寻对策。

第一章 “低智商社会”的出现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不进行深入思考，盲目地赶时髦。

□在书店里，只会拿起“简单、有效、马上能用上”的书。

□对于韩国和中国的问题，本能地持有情绪化的“观点。”

□在失去的15年间，形势并没有好转，却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傲慢。

□也许那些经济报纸的记者都是专家吧，所以他们写的消息也都是正确的。

□电视节目里清一色的“综艺节目”和“笑话”，有助于日本文化的提升。

□对于中国、韩国、印度经济飞跃发展的话题，已经感到厌烦。

□盛田昭夫后继无人并不是什么大事，相比之下，和那些金钱至上的“野蛮国家”划清界限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金融危机下的怪事：“一人之下”

在第一章中，我对低智商社会表现出的种种迹象作了简略的阐述。

在这里，我想在对“智商衰退”进行个别验证之前，阐述一下日本到底是如何与世界脱轨的，还有日本政府以及官僚阶层、司法、媒体到底是怎样背离国际常识的。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对于这一点，如果你把自己当成迷路的孩子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当你迷路时，首先要做的是——确认你所在的位置。因为你只有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才能以此为基础来寻找出路，并最终找到正确的路。

但是，如果“集体智商”过于低下，连自己所在的位置都会搞不清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个世界经济都陷入了萧条状态。特别是危机源头的美国，其股票狂跌不止，经济明显萧条。受此影响，包括此前发展势头一直良好的中国和印度在内，世界各国的股票价格都在下跌。而日本股票价格的下跌程度比美国更厉害，处在所谓的“一人之下”的状态。

其实，这种状态在2007年就已经全面开始了。

2008年3月进行的年度决算中，日经平均股指是12525.54点，而2007年同期日经平均股指是17287.65点，这表明下跌了将近5000点，跌幅达27.5%。

当时，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在一年间以1%的增长速度止住了下跌，而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更是达到了9.1%的高增长率。从这些来看，日本当时已经出现了反常。

2008年10月以后，这种状况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扩大而加速发展。形象地说，如果美国的股指下跌20%，那么日本的肯定要下跌30%。

关于这种“一人之下”的状况，也就是股指下跌的状态，经常会有人这么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政府之前不是一再强调说日本经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吗？经济学家不是也说次贷危机不会影响日本吗？”

对此我的回答是：“事实上即便没有发生次贷危机，全球的投资家也都会从日本股市撤资。”

在这里，我想问广大读者一个问题：

Q：日本股市有什么理由能保持上涨？

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思考一下，就想看后面的内容，我奉劝你还是先稍微停一下，哪怕是经过一点点的思考之后再继续往下看，因为“思考”是贯穿本书的主旨。

好了，现在我就来解释一下。

根据2008年1月16日财务省公布的《对内、对外证券投资报告》显示，外国人在日投资持股额是4.1419万亿日元，比2006年减少了48.9%（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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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国外投资方在日的股票买进、卖出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对外、对内证券买卖等情况》

总之，因为证券买进减少了一半，所以日本股票下跌是必然的。特别是2007年后期，次贷危机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国外投资人的卖出倾向就更加明显了。

尤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受这场波及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的投资者都采取了卖出股票的措施，特别是在日本市场上近乎达到了抛售的程度，这样最终形成了金融危机后的股票最小市值。纵观2008年全年的形势，可以预测国外的投资人出售股票的行为还会持续8年。这就意味着，暴跌后的日本股市在短期内是不会有所上涨了。

日本股市的上涨全仰仗着外来投资者的买进，否则下跌是必然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起了加速作用。

也就是说，次贷危机并不是股市下跌的根本原因，而是导火索。

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外的投资者而只有日本人的话，那么日经指数顶多也就达到12000点的水平。所以，在金融危机过后，即便是想恢复到10000点都很困难。

换言之，造成“一人之下”，也就是日经平均指数下跌的真正原因，是之前一直买进日本股票的国外投资者把资金都投向了其他海外市场。

以这样的角度来考虑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恐怕比较准确。

最初，当日经平均股指处在8000点的颓势时，起挽救作用的确实是国外的投资者。当日本在经济结构上发生危机时，又得仰仗中国的帮助得以改善。在我的书里，我将其命名为“万艾可现象”。

日本股市的控制权没有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本的商业发展同国外的贸易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和国外的贸易往来，日本的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

可是尽管如此，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员们却错误地估计了日本自身的实力，认为股价会上涨。所以只要GDP上涨了一点，他们就据此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形势一片大好”、“超过了战后的黄金时代”，更有甚者将其称为是小泉改革的成果，对此我实在是难以理解。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用“投资”的方式提高“智商”

首先应该明确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定位。

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每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这是但凡进行哪怕一丁点的思考，从普通民众到国家元首都应该做的。

关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股票的世界性下跌，我还曾被问到“怎样调整管理投入的资金”。对此，我的回答是：“这要由世界的总体形势而定。”

放眼望去，并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的股票都在下跌，还有像巴西和加拿大这样的股票价格比较坚挺的市场。这些国家在2008年10月金融风暴来袭时，股票价格也同样大幅下跌，但经济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又开始反弹，再度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

你也许会不自觉地想到为什么不把钱投在低风险的生活必需品上，但是必须要思考的是“仅仅经营生活必需品就足够了吗”？比如像铝制品这样制造简单但价值不高的东西，不管过多长时间，它的价值也不会提高。

再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备受关注的“生物燃料”，它的原材料是玉米，不难预测到时候价格会上涨的不是玉米，而是种植玉米的土地。

土地之于玉米，就像油田之于石油。不同的是开采石油不需要开垦，而是需要精准的探测。总之，由于自身拥有的高价值，所以农田价高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经过调查不难看出，那些国家特别是巴西的农田价格现在正在急剧上涨。现在，有些日本企业也参与了巴西的农田开发，但是他们也应该思考一下，除了巴西，比如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有没有更好的土地？还有，除了玉米，有没有其他更高效的生物原料？只要在网上一查，就会发现诸如“干草、象草有望成为新能源”之类的信息。

有了这样的投资智慧，对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将来，岂止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都会拥有广阔的视野。只有这样，日本依靠自身强大的实力对世界作出贡献或者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才会实现。

这就是所谓的“智商”。

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最高领导人和官僚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认真分析现状，而后坚定不移地将其付诸行动。如果能将这种“智商”渗透进每个国民的大脑中的话，那么日本人的“集体智商”也就能够得到提高了。

这从舆论形成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媒介作用。

然而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媒体，别说是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就连对在自己身边的本国股市正在发生什么都一无所知。倒是有政治家提出不再对股市买卖征税的对策，但那只是本末倒置。那些认为企业业绩上升股价就会上涨、股价上涨形势就会变好的人，把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股票价格形成原因的无知。

如果他们理解了外国投资对于日本市场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像美国对冲基金钢铁伙伴公司（Steel Partners）收购牛头犬调味品公司（Bull-Dog Smice）之类的事情也就不会横加干涉了。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对经济一无所知的法官和媒体

200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就美国对冲基金Steel Partners收购日本企业一案下达了最后判决。

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Steel Partners对于牛头犬调味品公司的“毒丸计划”行为实行禁令的临时申请。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批准了牛头犬调味品公司的“毒丸计划”策略，驳回了Steel Partners的诉讼请求。

接到最高法院判决后，Steel Partners对于牛头犬调味品公司的股票公开买卖价格从之前公布的1700日元跌至425日元。

当我读到这份判决书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下达这份判决的法官对经济简直一窍不通。法官们对于Steel Partners追求自身利益的投资行为明确地表达了否定的态度，而对于寻求利益的股票买卖行为，他们也肯定认为是不好的。

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充分参考了牛头犬调味品公司董事会的决定后的产物。对于“毒丸计划”可以理解为，如果它符合牛头犬调味品公司股东们的意愿，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当就Steel Partners以外的人获得4倍的股权是否合法产生争执时，法官的态度是“只要获得4倍股份的人愿意，那就没什么问题”。

这份判决下达后，我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就因为这一份判决书，从此国外的投资者就会把日本看成是“用令人匪夷所思的逻辑办事的国家”。他们认为一旦发生问题，不论是法院还是政府都只知道保护自己国家的毫不称职的经营者。对他们来说，日本市场业已成了高风险的投资地，没有任何市场规律可循。

这样一来，最终的结果会怎样呢？

我的担心不言而喻。

很多外国投资者看到日本将Steel Partners赶出来的情形后断定：“这个国家没有投资的价值。”最后，他们转而卖出了手里持有的日本股票。

即便没有类似于Steel Partners这样的事件发生，日本的股票也会下跌。

当时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大受媒体欢迎的。因为他们所期望的这场收购风波的结局是一致的，即在他们眼里，日本公司代表着“善”、代表着“被害者”，最后当“善”战胜“恶”时，这对于媒体来说就是一件喜事。但是，这些都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价值观，秉持着这样的价值观去报道这场收购风波本身就是个错误。

追究责任时，大家首先想到的常常是政府机关和政治家，当然对此媒体也要负很大责任。

这就是日本媒体的可恶之处，它们的一贯立场总是把自己当做“受害者”。比如在因抗震造假问题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媒体只会喊叫诸如“姊齿可恶”、“认可设计的家伙难辞其咎”、“住户是受害者”、“拆了重建，修修补补无济于事”之类的言论。

但是请冷静思考一下，姊齿秀次事件中所涉及的房子可比平常要便宜三成啊。无论怎么说，购买者都是要负有一定责任的。买这些公寓的人，即使从常识的角度思考一下也会知道这么便宜的东西肯定附带着某些风险，所以说还是他们自己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当然，如果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我的这些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所以，买了这些劣质公寓的人才会认为：“我是以为价廉质优才买的，所以应该给我重新修。”

在日本，有些公司是凭借着发牢骚赚钱的。在NhK的节目里，经常会请上几个看似悲惨至极的人，请他们讲自己的遭遇有多么坎坷和不幸，实际上很多人只是在那里得了便宜卖乖，作秀而已。

令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现在的日本人对于这种强加灌输给他们的东西没有一点甄别能力呢？等到出现问题了，要么就是“不小心”，要么就是“太大意了”。

越是这样，政治家就越会为所欲为，政府也就越会制定一些强化其权力的法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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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领导者拼命保护民间企业

又要回到Steel Partners和牛头犬调味品公司的话题上了。

虽然我对最高法院做的判决难以理解，但是当时经济产业省的事务次官北畑隆生可并不这么认为。

2007年9月3日的财经杂志《President》登载了对他的采访纪实。在这篇名为《对于外资，日本政府拼命奉行自己的主张》中，北畑隆生表示对于发生在Steel Partners和牛头犬调味品公司之间的案件的判决结果深表理解，他的孤陋寡闻真让我感到震惊！

身为事务次官的北畑隆生可是号称“恪守行政”和“NO.2大臣”的人物。他竟然使用“拼命”这样个人化的语言来描述日本政府的态度，这恐怕首先就是个问题吧。事实上他是不可能说“拼命”之类的话的，因为缺乏理论性，而且本来他也没有这么大权力。

姑且不论别的，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代表，用这种口吻表明对外资的排斥，这样做好吗？在这里，我又要向大家提问了。

在看到我的答案之前，请先认真思考一下。

Q：“引进外资有害，所以要维护日本本土企业的利益。”我想这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日本的常识”，那么请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

以下是我的回答：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国民，抑或哪个国家的资本，企业的经营权都应交给最合适的人，这是对包括股东、投资者、员工在内的所有利益关系方的要求，这不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吗？日本企业不也在收购其他国家有潜力的企业吗？“只想买，而不想卖出去”的想法是小孩子才有的。日本的板硝子公司不是成功地收购了板玻璃鼻祖（首次使用浮法玻璃工艺）——英国的皮尔金顿吗？还有Jt（日本烟草产业公司）在收购了雷诺公司的海外业务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这么说，在当今时代，相较于产品竞争，经营力的竞争更重要。

在此基础上，国家要有明确的判断，应该保守的地方一定要保守。比如说在像通信、交通、电力、国防等方面，限制外资控股是无可厚非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些都是常识性问题。如果一味地宣扬民族主义，那只能说是投错了胎、生错了时代。

在市场集约化的全球经济浪潮下，企业的经营范围应该遍及全世界；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内，将无法生存。所以，如果日本这么做的话，那么占日本股市将近四成的国外投资者将会全部撤走，而他们撤走后发表的言论又会进一步浇灭人们投资日本市场的愿望，对日本整个国家的价值评估都会大打折扣。

可是这个北畑先生却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2008年2月，当股市正下跌时，他又抛出了“都是笨蛋”的言论，此言论一出，日经平均指数就下跌了760点。

有这样一个尽做一些让投资人讨厌的事情的领导人，谁还会愿意买日本的股票呢？

在经济产业省的防止被收购方针的庇护下，处于被Steel Partners收购危险中的牛头犬调味品公司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被救了下来，真是可喜可贺啊！可是别忘了，在这家公司得以存活的背后是众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这真是应了那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古话啊！当作为“民族派”的经济产业省，有一天好不容易将民营企业日本电源开发公司（J-Pcmer）10%的股份转给外商时，招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者，却招致了日本舆论的大肆批判。

在空前的闭塞感中，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这种政策都不能称为合理的。真是想早一点对内外都施行“通行规则”，正是因为没有“规则”，才在这种“政策指导下”逼走了投资商。

这样下去，不仅普通民众，就连那些本来很优秀的官员也会产生“智商衰退”现象。对于那种简单地把外资等同于危害的想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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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智商衰退”导致的“政府无能”

当下，日本股市下跌的颓势并没有停止，毕竟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日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2008年3月，经济产业省在月例经济报告中宣布“经济恢复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经济不再恢复，这就意味着今后的经济状况还会倒退。

但是让我说的话，应该叫它“政府萧条”，也就是说这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萧条。

“政府萧条”这个词语，是我15年前在《数字化商业模式》中首次使用的，当时是为了指出“造成金融市场不景气的原因是大藏省的官员们”。

时隔15年之后，我还要再一次对“政府萧条”进行解释，真是让人感到可悲。我为什么会这样想，下面就来说明一下。

一方面，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日本对外资的态度很冷淡。

关于这一点，并不仅仅只有Steel Partners—个例子，比如在英国投资基金儿童投资基金（tment Fund，tCI）买进J-Power股份的案例中，以及澳大利亚金融企业Macquarie Group买进日本机场空港大厦股份的案例中，日本政府的表现都是同样的差劲。他们把投资当成“掠夺”，时刻保持着警惕。对于股东的提案抱着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样下去就别指望日本经济能依靠外资投入的扩大而加快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往往说的要比做的好，经济产业省说“要加强引进外资的力度”，福田首相在2008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也说：“日本正在进行投资、贸易程序、金融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改革，日本要实现与世界同步发展。”但之后的行为却与这些言辞背道而驰。

这让其他国家看来日本政府是非常不诚实的，我也只能说日本政府“纯粹不会思考问题”。

其实指出这些征兆的报道早已经在《新闻周刊》上登载过了。在《国家是一个岛》（tion Is an Island）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日本现在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岛国，而且在全球经济中也已经成了一个孤立的岛国；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锁国时代。对此我深表遗憾，我不得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

我提倡“无国界经济”已经很久了，但是现在日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日本现在缺少最基本的全球意识。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食品造假为何如此猖獗

现在，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正在加强。除此之外，消费者、经营者、市场、规则制定者等各个方面的监管力度都在加强。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在网络上被大写特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中国生产的冷冻饺子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

资料来源：综合各种报道获得，◎BBt综合研究所

日本政府根据最近几年发现的造假问题强化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这导致了社会混乱，并最终形成了萧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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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官僚主义的强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萧条的局面都是政府制造出来的（图2-2）。

这种强化制度的措施不仅表现在《建筑基准法》上，还表现在风俗产业法（即日本的色情产业）、贷款法等方面。

如果他们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会意识到“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结局也就不致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绝大多数国民什么都不思考，只知道和媒体一起制造混乱，最后只是按政府的意愿来行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次次被揭发的“食品造假问题”，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你之前是否意识到这样下去我们是在自杀？肃清食品造假是好事，但你是否意识到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所以，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食品造假”，“责任全在从事制造业的人吗”？

说到与政府萧条有关的因素，其实民众自身也负有责任。

如果根据此规定不再使用中国生产的商品，那么整个食品业就会陷入危机中。像街头的那些小餐馆、酒馆、料理店，它们的成本将增加到原来的两倍。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许多企业的破产。另外，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国民自己的腰包也会瘪下去。

最终政府还是承认了我说的这一点，福田在国会上低头承认“由于行政上的预见不足，造成了产业界的迷茫和混乱”。但是，这难道不是事先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预见到的事情吗？

总之，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把“生产者”摆在比“消费者”更高的位置上。

这些年来，种种“食品造假问题”层出不穷，多得让人厌烦。

有些糟糕的新闻记者就专门在网络上寻找素材，在这里如果发现了关于某家企业的一些负面问题，他们就会立马进行取材，写出相关报道。由此一来，政治家和官员马上就会站出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因此，针对企业的监管就一步步地被加强了。我想那些食品造假问题也就是这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吧。

在这里，以之前说的“抗震造假事件”为例。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政府便对建筑法进行了修改，建筑审查比以前更繁杂，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没有承包商来修住宅褛了，原本依托住宅楼经营的公司也维持不下去了。2007年12月，开工建设的住宅褛同比下降了14%，由此出现了大批失业者。

近年来发现的食品造假案中，大部分是和产地造假有关，农林水产省不仅知情，甚至还参与其中。官员们经常站在产业界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误解了出台什么样的法规才能对产业界的发展有益。如果对此理解不了的话，也就无法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如果政府真正实施了福田首相所说的“生产第一”的方针政策，那么我想对此提出一点质疑：“是生产第一呢，还是生产者第一？”

“政府萧条”的第二元凶，是由于“造假问题”而被强化的规章制度。

之前一直说要加强对消费者保护立法的福田政权以这件事为契机，立刻设立了“消费者厅”（之后又对消费者厅设置法案进行了审议）。

相对于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影响，人们更关注造假行为。在这一点上，不仅是官员，所有人都变成了笨蛋。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产地造假很常见

不用说，食品造假特别是产地造假的原因不止一个，因此一味地把责任推给经营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是，我们消费者比如说家庭主妇的集体智商低下是否也是造假的原因之一呢？

这么说可能没道理，因为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日本家庭主妇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国产的比较好”，但事实上，很多商品都隐瞒了产地，能识别出产地的消费者更是凤毛麟角。比如，把关溢青花鱼这种高级货和普通的青花鱼放在一起，你能凭味觉辨别出来吗？

所以说有时候过分地将问题拘泥于产地上，实在是没有必要。

关于产地，现在法律上有诸多漏洞。在以前的原产地证明中，对原产地的定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导致上市的新泻县鱼沼稻米是实际产量的20倍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这里，以浜名湖的鳗鱼和国产的玄蛤为例说明一下。

把从马来西亚抓到的鳗鱼放到浜名湖里游上一周，它就成了浜名湖产的鳗鱼，把朝鲜的玄蛤放到日本的砂浜睡上一个月，它就成了日本产的玄蛤。

这样做，难道它们就可以被称为浜名湖产的鳗鱼和国产的玄蛤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产的鳗鱼幼仔还是从马里亚纳海沟游向日本海域的呢！仅仅是产地不同的话，即便是分析染色体也看不出什么差别。所以，我只能认为那些说“味道不一样，还是国产好”的人一定是具有某种特异功能的。大部分高丽参是在日本培育好幼苗后，再拿到韩国种植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在最合适的地方进行生产。

马、牛的产地就更难说了，肯定不能说饲养地就是它们的产地；当把它们运到松阪和近江进行肉食加工时，这里就是它的产地了。但严格说来，这里也不是它的产地，只是进行肉食加工的场所罢了。

这样的事情，政府机关成天也在做。

关于商品的名称，各个经营者常常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命名，而政府部门对这种命名的判定也是一拖再拖，找不到好的区分方法。比如说静冈茶和鹿儿岛的茶，到底应该制定何种标准来区分。像这样的问题，不论是产业界还是政府部门都不知道如何决定，用高尔夫的术语来讲，就是四周都是

这些问题，不管是从我的感觉还是从普通消费者的感觉来说，似乎都能称为“产地造假”，事实上也就是那么回事。

就像前面所说的，因为消费者是不能根据味道的不同来判断产地的，消费者之所以有那种“国产信仰”，完全是因为政府和商家的相互配合，随意制定相关规则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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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讲真话会招人嫌

这些年，我指出了很多存在名不副实的东西。

就拿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一个例子来说吧，大约在10年前，盛放的酒桶来自保加利亚，所以我们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十胜葡萄酒；另外，还有淡路岛的洋葱，其实来自中国；北海道的芦笋、马铃薯、花茎甘蓝，其实都是产自澳大利亚昆士兰……

每次我写这些东西，都会招致非议。

但是，这些我并不是瞎说的，而是有据可依的，所以当我拿出证据时，这些人就都闭嘴了。

就是这样，每次当我要揭开被隐瞒的事实的真相时，总是会受到各种威胁。

现如今，世界发展到了全球一体化的阶段，再去讨论商品的原产地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是食品亦如此。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是截然相反的，比如有的企业把丰冈作为世界上的最佳产地统一生产，就是适应全球化的一种经营方式，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物价降低后，受益的是消费者。

问题是如果价格低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国外产的，因此就通过抬高价格来牟取暴利，但是这样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就和高级餐厅船厂吉兆一样了，它们使用其他产地的肉来做“但马牛料理”，对外却声称是九州产的牛肉，对这种行为有关部门必须严厉惩处。

但是对于这种行为，农林水产省的官员们却是默许的。为了欺骗tO，进口有毒大米这件事情农林水产省是脱不了干系的。倒卖毒大米的行为曝光后，农林水产省一时陷入了丑闻的泥淖。在那些官吏们看来，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抱着欺瞒国民和其他国家的目的而做的，至于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们连想都没想，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即使当有人开始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也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制止。

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本来应该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业合作社也难辞其咎。

农业合作社表面上是以一副友善的面孔在帮助农民，实际上却直接从国外进口大米，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以前农业合作社只是进口肥料，而现在则开始直接进口成品，这无疑是变相给农民施加压力。

现在农业合作社、日本农民协会和日本畜牧业协会等政府组织，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也许更合适。但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做，我觉得倒也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明智的做法。我希望它们不要再一边这样做，一边又在标榜它们是在“维护农民利益”。与其这样，还不如喊一些诸如“保护国民的胃”、“进口世界上最好、最便宜的产品”之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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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转嫁风险会提高成本

现在日本的食品界可谓是连一点真实性也没有，所以每当事情的真相被曝光之后，最高兴的莫过于报纸和电视，它们会对此进行大肆报道、大写特写。

“不二家使用过期原料、‘比内鸡’造假、‘鹿儿岛黑毛和牛’炸肉饼里掺有来路不明的牛肉、石屋制果的‘白色恋人’在保质期上欺瞒消费者、‘鹿儿岛产的萝卜’实际上是中国产的、名古屋交趾支那鸡中掺有两成的鹅肉、‘赤福糕点’将卖剩的产品冷冻后进行二次出售……”在像这样的报道不胜枚举，而现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一谈到食品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食品是否安全”、“对人体是否有害”。

撇开产地造假的问题不说，我们先谈谈保质期的问题。保质期是生产厂家可以随便决定的东西，而且食品并不是刚一过保质期就不能吃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食用过期食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所谓的“保质期”也不过如此。因此，被报纸和电视当做新闻大肆报道的“保质期造假”的问题究竟算不算是新闻，是很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在秉持“风险自己承担”原则的国家，比如说在美国就没有保质期这一说。商品上只注明产品的生产日期或者出售日期，至于买的人在什么时候食用，那是消费者自己的事情，和生产商毫无关系。所以美国人在购买肉蛋类产品时，都是在自己作出了“这个可以”、“那个不行”的判断之后来决定是否要购买。仔细想想，其实日本人以前也是这么做的。

另外，美国人认为食物冷冻之后是可以永久保存的，没有保质期之类的东西反而更方便。这样说也许略显夸张，因为冷冻的东西也会吃坏肚子。但也正因为如此，风险才是由自己来承担的，所以这也使消费者积累了很多关于食品和其他商品的知识。

在日本，人们过分拘泥于保质期的问题，因此消费者不能自主判断风险。所以，如果到餐厅吃饭，对于剩下的食物也没有要打包的意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食物能保存多长时间，所以打包带走的食物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承担不起责任。而在美国，把吃剩下的美味带回去都是常事，他们称之为“doggybag”。即便是吃坏了肚子，那也是自己的事情。

综合起来考虑，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样一点，那就是日本的消费者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而把全部权利都委托给了别人。换言之，就是日本的消费者对政府没有任何要求，而政府只是负责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设立一个消费者厅。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哄消费者和律师高兴的机构。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做会导致成本的提高呢？

在日本，保健站对食品的保质期问题非常敏感，我认为保健站的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经常查看食品的保质期。然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存在着连一条烂鱼都吃不上的现象。

过度需要保护、处于神经质状态下的日本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在饮食方面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弱的民族。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数不尽的“政府萧条”现象

好，现在再让我们把话题转到产地造假上。在过去，许多日本消费者都只认可纯国产的商品，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了。

我现在穿的衬衫，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制造的，但是细细看来就会发现做衬衫的布料是土耳其生产的，纽扣是菲律宾生产的，线是埃及生产的，中国只是进行了缝制加工而已。这个例子明确地说明，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不可能有纯国产的商品了。

在食品方面也如此，“纯国产的食品好吃、健康、安全”的想法是消费者的一大误解。如果不解决食品产地的问题，就无法改变消费者的这一误区。在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接近60岁的今天，政府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方法。比如向美国和澳大利亚派驻疯牛病病毒检测员，向中国等粮食供给国义务提供与日本使用的相同的农药和生产方式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以后再也没有进口的概念，而是要在世界各个生产点进行监督管理，也就是说，有关粮食和水产品的问题不再是设立一个“消费者厅”，而是设立一个“全球粮食调配厅”。

如果首先民众们的偏见不消除，食品问题是得不到丝毫改善的。也就是说，国民的“智商衰退”助长和袒护了“政府萧条”。

有时候想想，真觉得过去的消费者要比现在的消费者明智多了。比如说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让人们认识到了自行车制造商对于安全性的重视不够，从而引发了人们的热论。还有日本在70年代，成立了消费者协会，家庭主妇们联合起来告发商家的不法行为等。

当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消费者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商品的专业知识，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却做不到通过了解商品的相关知识来警示生产者。和70年代相比，收集情报和线索的工作要容易得多，更何况现在是网络时代。

消费者只是在“买”商品的时候才和商家发生关系，而一旦得知哪个商家“有问题”，消费者能做的只是“不买”。现在的消费者，眼睛只盯着商品上的标识，所以只要商家一涨价，消费者就得掏更多的钱，而不会作出其他选择。

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继食品造假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再生纸造假。大型造纸公司多年来销售的所谓的环保再生纸，其实也是假的。再生纸因为对环境无害而被贴上了“环保标签”，而这个环保标签却是徒有其名。环保标签现在也已经没有意义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得到这个环保标签的门槛太高，才导致了造假行为的产生。

然而这和食品是不同的。即使不能称为再生纸，但它仍然还是纸，并不会对谁造成直接的伤害，不管是不是再生纸，使用它的人都不会有什么损失。但由于“不能造假”的规定，在各大商店和超市出售的这种纸全部被回收，这可真是浪费啊！虽然说商家欺骗消费者是违法的，但这一事件的揭发却是以资源浪费为代价的。

虽然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在能给人们带来悬念的“政府萧条”事件中，最受关注的恐怕还是2009年制造业的问题。因为在这一年，政府修订了相关法规，规定“给予与正式员工相同的待遇”。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这使企业的人事费用大约上涨了三成，这对寻求削减经费的企业来说，无疑又增加了负担。企业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和派遣员工全部解约，只留下少数正式员工，要么把派遣员工转为正式员工。然而，时下的金融危机已经剥夺了企业进行选择的权利。当派遣员工被扫地出门时，政府慌了，急忙对制造业派遣办法进行了改革。

当优衣库宣布要把全部派遣员工都转为正式员工后，赢得了众人的高声喝彩，但这仅仅是像优衣库这样效益好的企业才能做到的事情。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的话，人事费用就会大幅上涨，届时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显著下降。

我认为日本的商业习惯很不好，但是如果突然否定这么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商业习惯和人们的相互依存感，企业和员工恐怕都会感到困惑，一时难以适应。

优衣库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为了生存，也为了不至于变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局面，要尽量把工作转移到人事费用低廉的国家去进行，而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日本产业的空洞化。

如果一味地按照劳动者的意愿去做，结果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雇佣这种形式将从日本彻底消失。

在日本，不论是官员、政治家还是媒体工作者，对这种问题能够进行全方位思考的人非常少，这样一来，“政府萧条”、“政府失业”的状况将加剧。

在“智商衰退”的情况下，如果任由“政府萧条”发展下去，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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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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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用“智商”的力量把“原油问题”转变成千载难逢的机遇

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引起“政府萧条”的事情在日本还有很多。但是，现在之所以有这种闭塞感，是因为很多人都被“我可想不出解决办法”之类的观念左右着。

让我说这并非“智商的衰退”，而是“智商的懒惰”。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复强调“只要思考，事情就能有所改善”，并且也提出过很多类似的建议。如果去读读我的书，就会发现我论述了打破日本当下的闭塞感的提议有很多，而主张运用思考能力把“政府萧条”变成“政府景气”的提议只有一个。那就是，今后要把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变成日本发展的一个机遇。

2008年7月，在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了“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宣言，并把这一宣言作为世界共同发展的长期目标。

我从中只能捕捉到这样的信息：“日本高兴地承认自己是一个能源大国。”也许有很多人会反驳：“怎么可能？！”所以，不管怎样，都请大家在这里稍稍思考一下。

Q：资源匮乏的日本怎样才能变成能源大国？请给个建议。

我的答案是：“发展核能，利用核能发电。”

下面就让我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

在这次峰会上，由于德国的犹豫不决，“向核能发电转变”这个提议未能被提上议程，也未能成为首脑宣言，但是在应对原油涨价和削减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的问题上，这些发达国家达成了一致意见。

假如含有相同能量的核能和石油的成本对比一下，如果都是40美元的话，那么它们的成本是相同的；如果一桶原油价格是60美元的话，虽然处理放射性废弃物会增加成本，但最终还是核能划算；如果每桶原油超过100美元的话，那核能则具有压倒性优势。

而且核能排放出的二氧化碳量也非常少，属于环保能源。20年前，我在京都举行的核能产业会议上担任过主席，当时世界各国的学者都下了这样的结论：核能发电是最环保的发电方式。

核能发电所需要的燃料——铀，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

据估测，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加拿大、南非、美国、纳米比亚、巴西、尼日尔、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约旦等国是铀储藏量丰富的国家。

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核武器。冷战结束后，在这两国没有废弃的核武器中还存有大量的铀。虽然冷战结束后两国之间的“共享和平”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但两国真正要共享的则是这种高纯度的铀。

而日本将从核电站的废料中提取出来的钚和铀混合之后制成了新的燃料——MOX（混合氧化物），这种方法叫做钚的热利用。

如果将核武器中的铀和钚都算在内，那么在21世纪，核能发电的燃料是不会枯竭的。即便是被称做原子炉的高速增殖炉不能应用于实践，与石油相比，这些能源的储藏量也是占优势的。

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核能了。目前，世界上有120座待建的核电站。现在，中国为了弥补电力不足而需要30座1000万千瓦级的核电站，印度也正在拟建30座核电站。由于俄罗斯不得不废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以据说也需要再建30座核电站。此外，美国也计划在2010年建设30座核电站。

值得一提的是，在建造原子炉的项目上，日本在世界上是握有主导权的。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能够胜任核电站修建任务的公司只有4家，而其中有3家都是日本的公司。这4家公司分别是日本的日立、东芝、三菱重工和核电业务总量占到全世界近80%的法国阿海珐（Areva）集团。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都拥有核能产业，只是由于后来事故频发和国民对核能开发的反对（德国绿党等），以及原油一直处于20~30美元的低廉价格，所以这些国家对核能的需求很低，最终放弃了核能的开发。

比如2001年，德国西门子就把核能部门卖给了法国的法马通公司（阿海珐集团子公司）。

还有，致力于开发BR（沸水型轻水炉）的美国通用公司和致力于开发PR（加压水冷却型原子炉广的美国h工业公司，自1979年三英里岛核泄漏事故之后，近30年来，它们都没有再进行商业核电的开发，因此也就丧失了面向民生的制造基础。原子炉的设计者和工程师现在都已经销声匿迹了，h业已被东芝收购，美国通用在日立等公司的援助下才能进行核能开发。

反观日本，现在仅东芝一家公司就有33座核电站的建设订单，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因为每建一座核电站，除了土地购买费和向周围住户提供的保障金以外，还需要耗资近5000亿~6000亿日元。

日本也将近10年没有进行核电站的建设了，这种状态如果再发展10年的话，恐怕就会变得和美国一样要面临工程师资源的枯竭了。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政府有把握机遇的战略眼光吗？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在当今人人都在为原油价格而苦恼的情况下日本的机遇所在。

战后的日本在原油方面遭受了两次重大打击，因为这些残存的记忆，很多人都认为当下的原油风波会让日本经济再度陷入窘境。但是悲观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依靠“思考”，我们未来的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原油价格的上涨确实对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日本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也只有美国等国家的1/2，而且日本汽车还有耗油量小的优点。当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还在用煤炭发电继续对空气造成污染时，日本早已在35年前就摆脱了这种状况。

总而言之，原油价格越是上涨，全世界在日本的带领下开发新能源的活动就会越频繁，而日本也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能源大国”。光是凭借核电站的订单，日本大概就能获得几十万亿日元的利润。

再加上低耗油汽车和让日本引以为自豪的太阳能发电，日本的股票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在太阳能发电方面，如果日本能像德国那样实行让电力企业高价收购“家庭电厂”的制度，那么就有希望夺回太阳能发电世界第一的宝座。日本在太阳能发电方面曾经是世界第一，但是由于“集体智商”的不足而把这一桂冠让给了德国和中国。

所以，日本应该以这次原油价格问题为契机，大力吸引全世界的投资，积极开发新能源。

一桶原油的价格最低为60美元，如果低于这个线，那么还是石油划算一些；如果是高于这个线或者是上下浮动得比较厉害，核能就会抑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这时核能会崭露头角。而一旦“清洁环保”的旋风刮起来，即便是经济上的优势很小，核能也会大显身手的。

在核能的安全性、使用后的废物处理以及钚的提取等技术正在深入化的同时，各大企业为了不失去在光电转化领域的优势地位，也在不断地积极钻研，政府应该给它们提供强有力的后援。

虽然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遇，但能否立即将其付诸行动，就要看现在的政府和那些官员们了。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当时的通商产业省曾颇具远见地试图展开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那么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引导民间诞生优秀的发明，集中民间资本，将环境保护和新能源的开发作为国家最优先的课题，并且让全民都参与进来。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日本的领导人从江户时代以后就进步迟缓

然而，就像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样，政府公开宣称要“抑制外资”，实行“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弱者保护”等政策，这些都是为了规范制度而采取的措施。

虽然这可能是由日本国家自身的体制造成的，但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在制定这些政策的人中没有一个提出关于“发扬日本经济优势”的建议，他们对关乎产业发展的技术开发和资金流动总是漠不关心。

福田内阁和麻生内阁就不用说了，甚至在政府机关和有识之士中也没有这样的人。这样一来，他们讨论研究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怎样发展产业”，而是“怎样使产业更规范”。现在，连发展中国家都开始竞相追逐各自的目标，我想这一定会让徘徊不定的日本感到大为吃惊。

似乎在政治家和官员们看来，“虽然限制了外资，但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还是会带来不良后果的，所以必须要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这让我想起了在日本历史课本上读到的和（这两次改革都不成功），而能想到此的恐怕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吧。

在我看来，日本的领导人从以后就再也没有进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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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ote2">②宽政改革：日本江户幕府老中松平定信于天明七年（1787年）至宽政五年（1793年）间实行的幕政改革。改革要点包括重建幕府老中协议体制，实行抑商重农政策，振兴武家纲纪，整顿财政等。松平定信的改革，未能重振农村经济，也阻挡不住商品经济的发展，招致商人、上层武士和广大农民的不满。1793年7月，松平定信辞职，改革以失败告终。——编者注</a>

第二章经济萧条的根源是“智商衰退” 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把之前的日本股票价格上涨看做是“超过了黄金时代”、认为形势会长久地好下去。

□仇视外资对日本企业的收购行为和外资购进日本股票的行为。

□日本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一致认为，“要竭尽所能抑制外资、保护日本企业”。

□发现造假问题后，认为强化法制的方法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混乱和经济不景气的后果却没办法解决。

□在食品方面，认为纯国产的食品更“好吃”、“健康”、“安全”。

□没有考虑强化法制带来的高成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像过去的石油危机一样，如果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的话，会使日本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并且没有办法解决。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即便没有利息也要把钱继续存进银行

说白了，零利率政策的作用就是把储户手中的钱转移到金融机构以及企业那里，它们用这些钱去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证券和企业的过剩债务。

我希望每个人在平时就能经常多想想世界的经济形势，对其有正确的把握，当在这样的大事发生的时候，才能够理解它的来龙去脉。要知道即使把钱存在了安全的地方，这些钱也不一定能被安全地使用。等就是因为过于信任美国的金融机构，才损失了超过1000亿日元的资金。

假设以“一直实行的是1991年的利率政策”为基础，三菱综合研究所做了一个估算：14年间，由于零利息政策的实施，普通储户损失的利息所得总计283万亿日元。反过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利息所得上涨了，它们自身会减少264万亿日元的利息负担。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回答的简单问题：

对于那些只是进行定期存款和储蓄的普通民众来说，次贷危机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什么直接影响。

首先来说一件极具讽刺性的事情。

首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日本之前的“零利率政策”。

来说说零利率政策的创始国——日本的利息制度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银行的利息的90%是返还给存款储户的。此后利率也大体在法定利率的范围内波动，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利率开始上升，曾一度达到7%~8%的水平。

注释：

总之，次贷危机影响金融领域的众多方面，但是对那些只知道定期存款和储蓄的普通（经济文盲型的）民众没有造成直接伤害。

我想当时政府应该是这样考虑的：通过零利率政策向金融机构大量融资，最终把资金投到市场，以使经济形势得以好转，从而摆脱通货紧缩的厄运。

2006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发表声明，废除了许多金融缓和政策。此后，由于判断经济形势会持续好转，最终零利率政策被废除，利率开始阶段性地慢慢提高。然而好景不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利率再次下降，到了2008年12月，利率下降到了接近于零的0.1%，可谓是超低利率。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金融战略家比特·塔斯卡曾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讥讽日本不顾市场规律、在政府主导下推行的零利率政策是“从古代巴比伦时代开始的头一遭”。

然而，众所周知，从全球经济进入低迷状态时起，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总之，存钱的储户完全被忽视了，他们能得到的仅仅是银行的零利息。

日本中央银行为了避免存款解约等流动性危机，向各金融机构的活期存款注人了大量资金，使短期利率变成了零。这，就是所谓的“零利率政策”。

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甚至连发怒的权利都没有。

但是陷入“停止思考”状态的人们，都在被前首相小泉的花言巧语哄骗着，深信这是推进改革的措施。这项政策确实减少了不少不良债权，但却是以国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也就是你的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关于这个矛盾，我不知道已经说了多少次，然而却是白费口舌，一直都没有改善的迹象，我只能说日本人在关于钱的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不思考的状态。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如此平静地作出与常理相悖的选择呢？

我相信本书的许多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可即便如此，还是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在此基础之上，如果重新进行思考的话，大家就会认识到“政府萧条”和“金融危机”的局面很难有所改善，日本正在日趋衰落。最终，不管是日本这个国家还是个人都将变得一贫如洗。

但是这样的金融政策对经济的恢复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些融资仅仅是稍微改善了那些被不良债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金融机构的效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

1992年以后，利率骤然下降；最终在1999年，政府实行了零利率政策；2001年又实行了一定的金融缓和政策，直到今天。

Q：你愿意把钱存进利率为0.1%的银行，还是利率为5%的银行？

这些年，我列举了“不思考”的日本人的很多特性，其中一个就是令人吃惊的“经济文盲”。

在日本，如果把钱存进银行，你的钱非但不会增加，还有可能因为银行的高利贷等政策而被银行所霸占。可是尽管如此，日本个人存款的1/3以上还都存放在银行里。

说到零利率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异常现象，也只有日本出现过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能称为宝贵的经验吧。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瑞士和美国好像也要实行这样的政策。

一开始的次级抵押贷款是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贷款，即将投资银行的贷款变成MBS（抵押贷款证券化）形式的金融商品。MBS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并不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将其和现金流动的证券结合在一起进行证券化，就形成了复杂的CDO（债务担保证券），随后事态也变得复杂起来。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还是不知情为好”、“不要轻举妄动，伤得轻一点”。

其实，纯粹的次级贷款部分只有30万亿日元，但一旦变成新的楼盘就成了价值300万亿元的巨额金融商品，这就是问题所在。典型的像美林、摩根士丹利、高盛、雷曼兄弟等，连这些“金融专家”都相继感染了次贷危机的病毒。

负责开发含有次级抵押贷款的MBS项目的是贝尔斯登证券，这种证券的出售也是在几年前才开始的。到了2007年夏天，由于住房价格不再上涨，次级贷款的延迟率急剧上升，人们开始意识到将会有危机爆发，这之后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大家都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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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严重畸形的日本金融结构

0.1%的利率和4%的利率有着10倍以上的差距，即便是从汇率变动的角度考虑，差距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么由此看来，把钱存在日本的银行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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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主要的家庭资产融资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BBt综合研究所

因此，如果澳大利亚也像日本一样实行零利率政策，那么国民的钱马上就会大量流向海外，届时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就会相继倒闭。所以，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都把利率设定在一个能保证不发生资本外流的水平上。

最典型的就是发生在美国加州的例子。在2008年，虽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挪用资产和经济衰退问题，但美国加州的普通职员和教师的退休基金利率在1~7月都保持在11%。

另外，澳大利亚的银行对于普通存款的利率也维持在近4%的水平。虽然汇率大幅下跌，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过去的25年中澳元对日元的汇率一直保持在55~105的范围内，所以一定会有人在澳元便宜的时候，买进澳元以获得较高的收益。

现实还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大家真的都是仅仅因为喜欢存钱而把钱存在银行吗？利息几乎是零，而且每次提取的时候还要收取额外的手续费，这不明摆着是赔本的买卖吗？然而就是这样，人们还是想把钱存进银行。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能作出这么愚蠢的选择的，恐怕也只有日本国民了。

对金融比较敏感的澳大利亚国民，会根据市场形势在适当的时候把目光投向国外，把自己的钱转换成有利可图的金融商品。不仅是澳大利亚国民，欧洲民众、美国国民也都是这样做的。当自己国家的利率走低时，就选择国外利率高的金融机构，把钱投在回报率高的金融商品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行给储户的利息都比日本的银行的高很多。

所到之处我总是不停地说，世界上有10%以上的基金是发挥着实效的。尽管如此，其中也没有日本人参与。在日本，只有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通过投资信托的方式在向这些基金进行投资，但是作为一个日本国民是没有这样做的。

据说，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爱存钱的民族（图3-1）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日本的金融机构发展出了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出现的畸形结构。也就是说，日本的金融机构将国民的利益置之度外，用国民的钱一边发放贷款、进行投资信托和购买基金，一边买进日本国债。而且它们不允许拥有这种运作能力的外国机构来操作，因为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真实想法有点类似于“宁可让外国人来执教棒球队，也不让国民从中受益”。他们认为，出售国债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发生问题的恰恰是国债。从日本现在的财政状况来考虑，日本的国债已经成了最危险的金融商品。2007年底，包括国债佘额和地方债务余额在内，日本的外债“轻松”超过了1000万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年均GDP两倍多的欠款，这么大一笔钱，谁能还得起啊？

对于这种负债累累的国家发行的国债，相信谁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安全商品”。但竟然有些日本人相信这种国债是“最安全的商品”，不仅是金融机构，就连普通的个人都在买进，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本国民的钱都通过金融机构流向了国家，而金融机构的钱又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被政府随便利用，而且这些钱的利息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如此就造成了日本国民的疲劳，国家负债累累也因此疲惫不堪。所以，个人和国家都不可能富裕。但我不明白的是，明明知道是这样的后果，为什么还要去这样做呢？而那些工薪阶层们，却甘愿生活在这样病态的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我们这个被称为经济大国的国家及其国民的真实状态。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集体智商的衰退”，但一定是有原因的。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泡沬经济的后遗症还没有治愈？

说了这么多，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会形成这种罕见的国民性呢？

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给日本人造成了远比预想的更深刻的影响”。我不得不承认，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到现在都还没有根本治愈，依然在影响着相当一部分日本人。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形成了泡沫经济，失控的经济状态波及海外。当时的日本可谓是积极顺应“国际化”的趋势，变成了全世界的“洼地”，买下了美国本土的一部分土地以及夏威夷、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在当时的纽约，确实每六栋大楼中就有一栋是日本的，很多日本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买了别墅以养老。然而，当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人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高价买进的东西最终只能以最低的价格出售，这个记忆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一个多么惨痛的经历。

我经常拿夏威夷的酒店来举例子，发生泡沫经济时，怀基基海滩上1/3以上的酒店是属于日本人的，而这也被说成是“日本在珍珠港没有达成的愿望，在这里得以实现”。但这只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梦，泡沫经济一旦破灭，这样的美梦恐怕也就难以为继了，一切都将化为泡影，买进来的东西被以原价的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卖了出去。

当时，在股市投资方面也是如此。精明的海外投资家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不得不含泪以最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经历是痛彻心扉的，泡沫经济留下的后遗症在短时间内也是难以消除的。全体日本人陷入了“惩羹吹齑”的境地。

然而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掌控社会的那一代人也已经都卸任了。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发生在上一代人身上的事情，其后遗症有没有可能一直残留在后辈身上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

经历了泡沫经济的那一辈人，在这15年间确实已经从社会的第一线上退下来了，现在的日本社会是以他们的下一代为核心的。所以，认定这一代不会像上一代那样受到泡沫经济影响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一代由于经常听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悲惨情形，也有可能会因此变得胆小怕事，容易恐慌，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当时的那一代人，可以说是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才变得富裕的一代。有钱之后，他们就疯狂地购买美国的公司和土地、购买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在消费，一种最后有可能把全世界都买下的消费行为。也就是说，这不是投资，而是消费。

因此，他们那一代人是这样的：一项投资即便只有5%的成功率，他们也会毫无顾忌地把钱投进去，而投进去的钱有可能变成原来的5%，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满不在乎。

而接下来的这一代，已经变得没有想法了，甚至连基本的投资智商都丢失了。

现在的这一代既是“偏差值的一代”，又是“少年jump—代”。由于接受的是“填鸭式教育”，缺乏灵活性，所以这一代人非常讨厌冒风险。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经历了泡沫经济之后，这个国家的下一代就会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以便将来能够获得成功。然而，日本却不是这样的国家。

相反，日本的下一代只能从上一代那里学到“规避风险”。因为泡沫经济崩溃后，从经济学家到评论家再到政府，所有人都在强调风险的危害。所以，时至今日，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依然这么顽固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思想为什么不能转化为行动？

总之，现在的日本人就是缺乏实际行动，“惩羹吹齑”的状态依然持续着。

有时候，头脑中会产生很好的想法，但为什么一旦要实践的时候，就什么也没有了呢？像的孙正义那样能够迅速把想法转化为行动的人真是太少了。孙正义秉持着“即便失败也只不过是又回到原点”的理念，总是能将想法迅速付诸实践。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这样的，只因为我们经历过战后的困难时期。比如，在日本的银行利率低的时候，我借了钱然后在利率高的澳大利亚盖了房子。盖好之后又把它卖了出去，以此把借的钱都还清了。所以说就像在没钱的时候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投资。

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日本现在低利率的形势运转你手中的钱，可以说不费力就能买到任何东西。

金融危机爆发后，虽说各国都下调了利率，但到2008年12月，英国（英镑GBP）的利率是2%、澳大利亚（澳元AUD）的是4%、新西兰（新西兰元NZD）的是5%、土耳其（土耳其里拉tRY）的更是高达15%。这样看来，唯独日本的利率非常低。

当然，不管它们的利率多么高，对于日本来说这些都是外国货币，所以在兑换的时候要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以及国家风险。但是，现在处于异常状态下的日本是可以忽略这些因素的。

如果狮子长期处于驯养的状态，就很有可能会变得和猫一样温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现在的日本人谁都比不上。银行说“把钱借给我吧”，民众立马就会去买银行的不动产。此后发生的事就是，东京等都市圈的不动产好不容易有了价格上涨的迹象，随后而来的“政府萧条”和“金融危机”又使其价格迅速下降。金融厅为了不向不动产融资，2007年夏天实施了窗口指导。到了2008年被称做KAtAKANA不动产的Suruga公司、Urban都相继因为现金流问题而破产，究其原因就是银行的融资太过保守。

现在这种状况下，即便钱真的是从民众手里借来的，那么将其用于投资也会更好，欧美的财团基金都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所谓的“利差交易”。

现在在日本，那些向金融机构贷款的个人，实际上是把自己送进了地狱。日本现在大约有700万这样的多重债务人，剩下的人即便是有担保能力也不会去向银行借钱。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这十几年间，日本人的行动指向发生了180°的大转变，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失败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世代继承了下来，但我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人一直奉行的偏差值教育，让学生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致使日本人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做能够解决问题？怎样做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没有思考的意识，就只知道回答问题，当被告知这样回答是错的，学生也丝毫不会质疑。这种情况虽然让人略感悲哀，但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人没有行动志向的基因。

我在写了《想做就去做》之后，猛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鼓励日本人要把想法付诸行动，销量很好。事实上，有很多读者都向我反映：“大前先生，那本书真不错。”然而当我问道“是吗？那你读过这本书之后行动上有什么变化吗？”的时候，对方必定回答：“还没有，我想以后会有的。”

这就是问题的遗憾之处，大家虽然读懂了、理解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把读懂的内容付诸实践。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在学校和各种演讲中都对学生或听众们进行言传身教。而且到现在为止，在教育方面我参与创办了创业家学校、政策学校一新塾、Bussiness Breakt）研究生院大学以及在邦德大学（澳大利亚）任MBA课程的客座教授。我想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理论思考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我在2007年写了《即战力》，其中说到“1500万亿日元的个人资产是使日本经济实现繁荣的一张王牌”。打个比方，这1500万亿日元的个人资产就好比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要是把存在里面的水全放出来，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但在放水之前，关键是要消除日本国民固有的不安心理，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总之，我反复说的话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让日本国民首先医治好心灵创伤，自己学会独立思考，而后付诸行动。如此一来，日本的前途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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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只会忧虑，却没人能想出对策

以下内容在《即战力》一书中也有介绍，是关于日本人的不安心理的。

我的讲座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听，所有的人听过之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感受，那就是“对未来很担心”。

在这里就像在讲座中一样，我想对读者提出以下问题：

Q：对于未来，你有不安和担心吗？如果回答“有”，那么你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吗？

恐怕你首先会回答“有”，而后又会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具体对策”。如果真对未来有所担优（以之前说到的事情为例），那么就应该努力寻找利率为5%的金融机构，然后把钱存进这样的金融机构里。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忧虑是不会消除的。当然，这里说的是指恰当的行动。

然而在讲座上，大部分人的回答也是“还没有付诸任何行动”。除了知道去银行存钱，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了。

在进行讲座之前，我向会场2000名听众问道：“你们之中一定有人选择的是邮政储蓄和定期存款，如果你有七成以上的资产采取的都是这两种储蓄形式，那么请举手。”结果超过一半的人都把手举了起来。

接下来，我又说道：“把1/3以上的资产兑换成欧元或美元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

之后我变换了提问方式，比如说像下面这样的问题。

“面对衰老这个问题，大家都做了什么？”

这次所有的人都回答道：“上了人寿保险，有退休金，有存款。”

我在讲座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日本人在死的时候是最富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人总是不知疲倦地甚至把三成的退休金都存进银行，死的时候平均每人还留下了3500万日元的存款，正是基于这样的统计我才会那么说的（根据总务省的《全国消费实际调查报告·家庭收支编》的统计）。去另一个世界的时候，钱是带不走的，人在死之前没有把钱花了真是可惜。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日本人才会这么做。

顺便提一句，在瑞典，国民一旦发生什么情况，都由政府出面解决，所以在瑞典就没有保险和储蓄这么一说。

如果日本政府也能给国民承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由政府出面”，那么国民也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所以，你能看到意大利人到死的时候，存款肯定还是零，这或许是他们活了比预期更长的岁数造成的吧。不仅是意大利人，所有发达国家的国民都是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钱全部花光了。

认真思考一下，你就会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人生不过就是如此，所以一定要尽量让自己活得有意义。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怎样才能得到“快乐的人生”

接下来我还会问一些问题。“为什么你会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所有的人都回答说：“因为害怕突发事件”。

接下来我又问，“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情况？”他们却又回答不上来。

因为对于“突发情况”是没办法定义的，所以最后我又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能否仔细解释一下‘突发情况’？”

“嗯……大概意思就是死亡吧！”

“那你死的时候为什么手里还有钱呢？”

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

然而当我问道“那么你需要多少丧葬费？”时，又是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因为谁都没有计算过这笔费用具体是多少，导致最后日本人临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大笔资产。这真的能叫做幸福吗？

所以当我说“丧葬费留350万日元的话就可以了”时，立马就会有人说：“就这么点儿？那人寿保险就买不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看来收益最差的资产形式人寿保险，在很多人眼里却是那么不可或缺。

而且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会知道，所谓丧葬费，如果在活着的时候自己规定好标准，那么至少可以节约1/3，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死之后都是由家人请来丧葬公司，然后按照人家的标准举行丧葬仪式。所以还是在生前就计划好后事比较好，这样就可以省下1/3的钱。这也算是一种智慧，可是就是没人这么做。

接下来我又问道：“现在就决定准备自己的丧葬程序和丧葬费的人请举手。”

2000人中，举手的只有一两个。

为了将来的“突发情况”，人们知道在能存钱的时候尽量存钱，然而却不知道该对“突发情况”如何定义，只是用“自己出丧葬费”来解释“突发情况”。所以，现在就知道干坐着，也不预算一下具体的丧葬费是多少。总之，任何事情都不付诸实践——这就是现在的日本人。

不仅是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也应该以此为戒。从现在开始，对于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好想想“自己在临终时应该说些什么”。

“哎，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用这笔钱干这多好、干那多好……”，如果你临终时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么你的人生一定只剩下后悔了。

把存的钱留在了这个世上，然后带着后悔死去，也许真有这么一种属于笨蛋的生活方式。

我真想知道，日本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在临死的时候会充满自信地说一句：“啊，我的人生多么快乐。”

“要是有3500万日元的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实现了！”

对于日本人的这种想法，我现在真是没法解释。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虽恍然大悟，但就是不行动

为了能够在今后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现在的日本人正在忙着学习金融知识和资产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也认为推广经济和金融教育是有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日本人所投资的只是形式化的教育。

日本现在的大学教育在人们眼中还是有价值的，所以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本人都殷切期望能够进入一流的大学。但是，一流大学、利息变动、股市动荡这些因素真的会对我们的生活甚至是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吗？我们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实施教育制度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对此我在BBt研究生院做了一次《股票和资产形成》的讲座。这次的讲座以初学者为对象，介绍最基础的股票投资和资产管理知识。从介绍怎样买股票以及为什么有必要进行分散投资开始，我讲了企业如何实现从5%的收益率到10%的长远目标。

讲座结束后，很多听众都表示“恍然大悟”。即使我只是简略谈了一下关于如何利用利率差的资产使用问题，很多人也表示“以前不懂，现在恍然大悟了”。

最后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个“顿悟集锦”，把能让听众“恍然大悟”的事情都放在上面，然后对这些“恍然大悟”的听众继续指导。在半年后打开这个“顿悟集锦”时，如果有人能这么想：“为什么当时我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惊讶呢？”那就说明他已经取得进步了。

通过这种方法，确实有很多听众都取得了进步，然而在这其中也有抱着日本人独特的思考方式的那种人。

这种人在听了我的讲座后立马就说：“大前说得对，这下我全都懂了。应该把钱全部交给大前管理，然后就能像大前所说的那样使自己受益了。”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我事先没有说明：“任何事情都有失败的可能性，一切都要靠自己把握。”

对此我解释道：“我当然没有管理你们财产的权利，而且一旦你们把财产托付于我，金融厅就会盯上我的。”但对方还是坚持：“没关系，总之，拜托了。”这就是自己不愿承担风险，想把自己的事情全部交付给别人的表现。这虽然可以称为“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但到了这种程度也只能说这样的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总之，日本人已经逐渐意识不到自己“不思考”了，对自己的事情不想负责任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了。

把资产管理的责任完全交给专业人士，把孩子的教育责任完全扔给学校，把政治责任完全交给政治家，把食品安全的责任完全交给企业和政府部门。现在的日本人还能做什么呢？无非是考虑要把事情交给谁做。这就是现在的日本人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因里具有冒险的精神

导致日本人变成“经济文盲”的这种“撂挑子精神”，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

在泡沫经济发生之前，经济十分景气，普通家庭都不必为资产管理的问题而苦恼。即便不说什么，工资自然就会涨，土地资产和股票价格也都在上涨。

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彻底变了。在零利率的经济形势下，土地资产和股票价格都不再上涨，除此之外，今后还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最后是国民的退休金和医疗费负担在加重。存在银行的钱有可能贬值，所以是“风险资产”。

关于资产问题，日本人如果不好好从零开始学起，那以后的生活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非得这样呢？”如果硬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日本民众和欧美民众相比，在经济和金融知识上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比如海外的投资商总能寻找到赚钱的投资方向，但日本的投资商却总是看中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似乎已经成了日本的独特传统）。

这里我想问个问题。

Q：海外的投资家是通过何种特殊的渠道买到商业情报的呢？

答案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在这个高度信息化、高度网络化的时代，不可能仅仅只有海外投资家掌握着有利的情报，日本人完全拥有相同的外部条件，这就是全球化带给每个人的最大恩惠。因为在21世纪，人类是在一个大的“集体智慧”中生活着的。因此，彼此的差别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认真学习形成自己的判断后，能否真正地付诸实践。欧美人、俄罗斯人以及中国人，在这20年间一直在不断地学习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知识。

美国自从实行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1980年初里根总统颁布的经济政策）以来，国民们对于经济的学习热情也大为增长。

说到里根，他可是一位为了寻求自立而不顾国民的总统，他的经济政策以“小国寡民”为目标，主张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经济。

到布什执政的时候，里根的经济政策开始失去合理性，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人们开始对里根主义进行反思。虽然里根主义确实有点过火，但并不能说它就是完全失败的。而且现在的美国人，为了不被这次经济危机所连累，都在为退休后的生活作打算，并且切实地付诸行动。

总之，美国民众在事关经济和金融的问题上都是自己来拿主意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将来在退休金和存款问题上受损失的将是自己。

里根执政以后，很多美国人每天下班后在晚上9~10点聚在一起，认真学习401（K）计划（美国退休金计划）的运用，以及股票投资、投资信托方面的知识。那真是连晚饭的时间都省了，只买点面包和咖啡，然后就聚在一起开展学习会。

这种学习会我也参加过几次，当时人人都有很高的热情。

直到经济形势开始衰退之前，这种热情一直都在延续着。

日本人对于经济与金融的无知和漠不关心，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英国，从孩子小时候父母就开始教他们一些关于资产管理方面的知识。说到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更是厉害了，甚至说他们天生就有资产管理这方面的知识也不为过。在他们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们自己去支配和管理金钱，父母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这种教育，而不是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再教育。在他们的普通家庭中，甚至是饭桌上都经常有这样的对话：怎样投资更好一点呢，现在哪种农作物的回报率最高等。

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等长大后真正参与到现实的金融世界后，他们就会如鱼得水。这样的优秀人才现在都集中在伦敦、苏格兰以及爱丁堡的SOhO环境中参与着资产管理工作。正因为如此，英国的经济发展才能维持比较好的形势。

现在的英国已经从以前的“败北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就像过去构建殖民地帝国一样，正在接受风险的洗礼。

盎格鲁-撒克逊人世代传承着金融的基因。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日本没有学习的氛围

举个例子，就像前面说过的，日本人在去世的时候还有大量财产，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在意大利人身上的。至于美国人，他们个人财产最多的时候是在48岁，从这之后个人财产会逐渐减少，这和日本人直到死个人财产还在不断增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另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里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也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后代，也就是说资产具有连续性。所以父母会尽可能地给孩子灌输资产管理的知识，而这种传承的习惯也被继承了下来。

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是没有遗产税的，还有加拿大、瑞士、瑞典也没有遗产税，连日本群岛附近的帕劳共和国和马来西亚也没有遗产税。美国提出要在2010年停止征收遗产税一年。英国、法国、德国也正在讨论废除遗产税制度的问题。英国首相曾在其竞选活动中对民众承诺要废除遗产税（图3-2）。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用资产课税来代替遗产税，这种取消遗产税的同时用资产课税来继续保证国家税收的做法是合乎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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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没有遗产税和正在讨论废除遗产税的国家

资料来源：综合各种报道资料，◎BBt综合研究所

我所见过的财务策划顾问，没有几个是非常富裕的。这些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财务策划顾问的话真的值得倾听吗？简单地说，真正又有多少财务策划顾问能在客户提出“把我去年的资产使用情况给我看一下”的时候，回答得有理有据呢？

从小就进行这种学习、实践的人和直到涉足社会前还都没接触过的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是必然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具体表现在1990年以后日本的金融与世界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对此必须要尽早想出对策。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税收制度是带有惩罚性的，所以它又成了使日本人变成“经济文盲”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日本人不学习的习惯实在是让人生气，但是想想即便他们会学习、爱学习，能用学到的知识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可到了最后自己的财富却被国家拿走，也真是够惨的。

日本有没有能够正确学习资产管理的大环境，这值得怀疑。

虽然我也有几个持有财务策划顾问资格证的朋友，但说到这个财务策划顾问资格到底能有什么作用时，我觉得只剩下招摇撞骗了。所以我很想问问他们：“你们拿着这个资格证到底在做些什么？”

不知道学习的财务策划顾问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判断利率是0.3%。”因为银行的利息一般是保持在0.1%~0.5%，所以这样的建议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有了财务策划顾问资格，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专业和外行没有太大差别的世界。若是这样，那么金融专业人士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种意义其实就存在于拿出实际成绩和不断学习以及亲自实践的过程中。

那么，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日本人“经济文盲”的状态呢？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通过税制改革救治“经济文盲”

在很早以前，我就苦口婆心地劝政府进行税制改革。现任政府只知道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填补财政赤字，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只能使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如果日本政府只知道增税的话，那么日本必定是要走向衰落的。现任政府和财务省推行的增税路线，也正是它们走向“智商衰退”的路线。

在我看来，只有“减税”才是可行的。

只有“减税”才是建设性的提议，它可以治愈日本人的“经济文盲”状态，实际上也是变更税收制度的最好方法。详细内容见《即战力》一书，在这里就概括地说一下。

首先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资产的课税制度应该先进行根本性的大转变。参考前面提到的盡格鲁-撒克逊诸国的税收制度，都是在制定了“资产税”的基础上废除了“遗产税”。如果日本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样？

简单地讲，如果对1500万亿日元的国民个人财产征收1%的资产课税的话，将会有15万亿日元的税金进入国库。接下来还有价值2000万亿日元的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将这些征收课税的话就又有20万亿日元的税收，这两项加起来就有了35万亿日元的税收，已经是现在国家预算的一半以上了。

就这样对资产课税，而不征收流通税。比如个人所得和法人利益，都不在被征税之列。

在此之后，再将遗产税取消。在孩子继承父母遗产之后，再像对其父母一样征收资产课税比较好。总之，虽然遗产税一下子被取消了，但从继承者那里征收的赋税并没有减少。现行的征收遗产税的做法，是在破坏社会的连续性，应该将其废除。

父母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为了防止他们坐吃山空，就一定要从小对他们进行资产管理方面的教育。如果孩子长大后，不能很好地进行财产管理，父母就会感到担心，而这个时候再进行学习的话，恐怕学习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还有一项征收制度是要必须尽快取消的，那就是在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过的针对工薪阶层的。经过2008年底的调整，这种源泉征收制度变得更加烦琐，以至于很多日本人连自己的税金总额都不了解。个体经营者当然要另当别论，但工薪阶层的税确实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手缴上去的。

总之，这项源泉征收制度堪称是天下第一号的愚民政策，它的实施迫使日本国民对税收变得毫不关心，使国民变得不会思考问题，他们对税金的组成分配毫不关心，一旦要增税就只会立马说“No”。

源泉征收制度一旦废除，纳税的事情就只能自己去办。由此就会引发国民对于税收制度的思考，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储蓄、投资、资产管理方面一无所知时，就会开始认真地学习金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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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日本人的“小气”从何而来

除此之外，我认为所得税也是不合理的，我认为只有资产税就足够了。顺便说一句，美国加州的修正条款中明确规定了资产课税的税率，记得好像是1%（现在已经变成了1.3%）。

废除源泉征收制度后，工资就可以直接到达员工手里，然后再从中收取资产税岂不是很好？那种扣除了个人所得税、居民税以及其他税后再将工资发给员工的做法，是对人的独立性和尊严的莫大忽视。

最后是对法人利益不应该征税（操作很简单），而对其产出附加值征税则是合理的，也就是所谓的“附加价值税”（VAt）。

现行的日本消费税虽称是附加价值税的一种，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附加价值税。有人说如果将其加重的话，就会引发低收入人群负担过重的逆反性，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变大，市场就会失去活力。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要知道国民的总附加值就是GDP啊，不管多少，比如说在这上面收取5%的税也是公平的。因为如果附加价值税收能达到25万亿日元，那就不需要征收法人税了。

历史上没有通过增加税收来改善财政的例子，经济发展当然也不应该寄希望于此。

总之，我认为税收应该大体由两部分组成，那就是资产税和附加价值税。

当然，像洗澡税、高尔夫税、烟草税这样的荒唐税种也应该取消，还有所得税、法人税、遗产税、地方税等也应该废除，然后对所有公民和法人的资产征收现有价值1%的资产税，另外征收5%的附加价值税就可以了。只有这样，日本人的“经济文盲”状态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而且整个国家也才能避免继续衰退。

因为我是提倡道州制的，所以认为附加价值税应该用在道州的产业基础建设上，而资产税则应该用来保证区域内的安定和繁荣。

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首先在道州之中，如果依赖产业形势的附加价值不增加的话，那么税收也就增加不了。所以说道州的职责就在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新产业，这样它就有了极其明确的定位。另一方面，在地方自治团体也就是在市、镇、村一级的地方实行资产税，这样就会有金融资产和不动资产两方面的税收，整个地区的基础服务就会得到大发展。

如果统计一下这两种税收，就像前面提到过的资产税收可达到35万亿日元，而附加价值税方面，如果按照5%收取的话，则能达到25万亿日元，这两项合起来就能保证60万亿日元的税收，比现行的税收制度征收所得（约50万亿日元）的更多。这不是空谈，只要实行这样的税收制度，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这种极其简单而又光明正大的税收制度，可以提高日本人的智商水平。说句不好听的，现行的税收制度把日本人变成了“小气鬼”。避税、偷税漏税的恶习在这个国家肆意蔓延，如果启用新税制，这些恶习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就拿现在来说，有钱人通过隐瞒资产或者创办公司时谎报经费来逃税的行为非常猖獗，即便是那些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大公司也会绞尽脑汁地谋求避税，近几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说国土计画和西武铁道均被曝光以前从未纳过税。相比于它们庞大的业务，大的贸易公司的纳税额度是非常小的。这种数不清的“小气”案例，就是从现行的税收制度中滋生出来的。

最后，扭曲国家政治的也是现行的税收制度，连政治家都能随便篡改收据，所以说现行的税制给国民生活带来的必定是利益的损害。政治家一边瞒报着办公经费、篡改着消费收据，一边说“如果不提高消费税，财政就要亏空了”。这难道不是在漫画里才有的情形吗？

如果按照我提议的那样，把附加价值税和资产税以那两种方式去使用，至少日本人的“小气”是会消除的。不仅如此，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如果废除了遗产税）甚至是家族内部的关系都有可能得到改善。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和“智商衰退”密切相关的源泉征收制度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下源泉征收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税收制度剥夺了以工薪阶层为代表的人们的“思考能力”。

从金钱层面上来说，政府让人们变得一无所有，然后又强加给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工作。如果你属于工薪阶层的话，试问你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公司的勤务处有权利掌握你所有的个人信息。”

在公司上班无非是为了挣钱养家，而公司对你的个性信息，比如妻子的情况、孩子的升学情况或者是有无离婚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原本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但是在源泉征收制度下，这种行为却被合法化了。

实际上所谓的源泉征收制度，并不是以前就有的。这是在二战时，政府为了能够更容易地调拨军费而制定的，根据这项制度，政府很容易就可以把国民的个人所得据为己有。国民被政府变成了只知道工作、纳税的“纳税机器”。

另外，外国人了解了日本人的生活后，最感到惊奇的就是日本的工薪阶层把工资全数交给妻子，而丈夫只从中获得零花钱的生活方式。当然，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有所减少，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根源就在于日本现行的税收制度。

虽然不能说税制改革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充当为日本人治愈“智商衰退”的药引子。

税收制度一旦改变，日本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都将改变，家族关系也会得到改变。

现在的日本，从国家到地方自治团体，都苦苦挣扎在财政赤字的问题上。而财政赤字的问题，只有通过税制改革才能解决。

近年来有一句流行语是“自己的责任”，它的意思是要自己担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们自己从思考所有的事情开始生活吧。

在钱的问题上，不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是无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的。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因撂挑子而向没有集体智商的国民转变

很遗憾，看看现在日本的政治水平，就知道我的税制改革的提议是不会得到理解的。仅仅一个“汽油税”就能使整个国会陷入瘫痪状态，反正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国家。

然而直到现在，日本政府也没有一点要改革税制的打算。在仅仅引入消费税或者提高税率就会导致内阁瓦解的国家中，没有谁能鼓足勇气站出来主张改革，甚至连改革的趋势都不会有。最后导致的结果，与其说是日本人形成了与世界隔绝的精神状态，还不如说是这种精神状态在这10年间又被强化了。集体智商的低下，形成的原因就在于此。

尽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日本的金融市场也在渐渐开放。政府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大爆炸为由开始修订了外汇法，所以之后开始出现“日本人要把钱花到世界上去”的说法。然而真正能这样做的人却非常少，只有少数富裕阶层和那些对全球化和资本的实质有着很深理解的人能够做到。

从2007年9月到现在，虽然约有40万亿日元的个人资产转化成了外币投资，但要知道这仅仅是1500万亿日元个人金融资产中的4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还不到总资产的3%。除此之外，所有的金融资产到现在还作为存款放在连支付都保证不了的金融机构里。

一般来说，金融投资应该遵循“1/3原则”，即用欧元投1/3、用美元投1/3，而后用日元再投1/3，但现实是这些金融资产都只投在国内，完全得不到活用。日本有着全世界最自由的外汇法，但日本人却不知道怎样去利用它，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说了。事实上，在金融危机面前自己应该想办法把风险分散化，而最大的风险就是把钱全部存在日本国内。

最严重的是，由于日本国债是由这笔金融资产来支撑的，所以如果这些资产一旦消失，那么日本的国家财政就有崩溃的危险。但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会想到把国内闲置的金融资产投资到国外去，然后用所得的利润来返还贷款，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避免国家财政的崩溃。

我还提议过设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SF），这也是出于对日本国家财政的考虑。

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是为了让国民的金融资产（比如说退休金）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国外投资。像海湾产油国、俄罗斯、中国等这些国家都在用自己国家的钱广泛地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面前，有些人哆哆嗦嗦不敢前行，更有些人对这样的提议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的话，全世界的资产现在正处于廉价大甩卖的状况中，而在这时如果不采取海外投资的方法，那么日本的财政赤字问题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决。日元行情不会长期处于走高的状态中，没有洞察机遇的能力是不行的。

另外，个人的金融资产也应该慢慢地投资到海外。

假设年投资回报率是10%的话，那么将1500万亿日元中的1000万亿日元投资出去的话，一年后就会有100万亿日元的收益。仅仅用这笔收入，在10年以内就能把约800万亿日元的公共债务（国债、财投债、地方债）还清。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11%的年收益率，政府性的投资公司淡马锡也同样保持了18%的年收益率，而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却丝毫没有觉悟。

虽说把个人金融资产和政府债务关联起来是不合适的，但如果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那么日本的财政赤字只能是越积越高。况且日本又是一个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如果不进行海外投资，要想还清那么多的债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投资的策略当做基本国策确立下来。但是，政府却只是着眼于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取得财政的基本均衡。

基本均衡是指国家财政年度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如果是这样，那些借款是永远都还不完的。这就是所谓的“小气”造成的。

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会想到偿还贷款的办法，遗憾的是整个国家，包括国民、官员们，甚至政府都不愿意思考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日本今后也将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中。

“但就这样任其沉沦吗？”

如果没有一个日本人能思考的话，那么日本也就没有未来了。

第三章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把自己大部分的资产以普通和定期的储蓄方式存在日本的银行。

□认为海外投资风险很大，不投资的风险是最低的。

□认为日本在全球经济萧条中吃了大苦头，所以在投资的时候必须要慎之又慎。

□为了预防“突发情况”而存钱，但对于“突发情况”却没有明确的界定。

□在饭桌上谈论有关钱的话题是不好的，所以要尽量避开这些话题。

□阅读日本的经济杂志，作为投资参考。

□认为工薪阶层对于源泉征收制度不会厌烦，反而会很喜欢。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认为进行海外投资是很荒唐的行为。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两次选举结果完全相反

我认为日本进入“智商衰退”期，是从小泉内阁上台开始的。有两次选举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次是2005年9月自民党取得历史性大胜的“邮政选举”；另一次是2007年的“养老金选举”，这一次胜利的一方是民主党。

2007年7月，在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而归。

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料到自民党的失败，但仅仅获得37席（改选前为64席）的结果还是让人大为吃惊的；而民主党却大有长进，赢得了60席。自民党多年来保持的参议院第一大党的位置终于被动摇了，国会因此成了“扭曲的国会”，到了2008年这种状况的危害性开始显现出来，日本政治进入了停滞状态。

在这里，我想无论如何都要认真思考一下，在这两次选举中，“民意”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在野党的立场是否也有变化呢？

首先，2005年9月11日那场被称为“邮政选举”的参议院选举，与其说是为了选出候补者，还不如说是一次旨在调查小泉民意的选举。当时的小泉纯一郎首相以“政治生命”为口号提出的邮政民营化的提案在众议院得到了认可，而在参议院却未被认可。于是，这场不可思议的选举变成了调查是否支持邮政民营化和是否支持小泉的选举。

但是，关于邮政民营化，最终也没有人搞清楚它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因为与之相比，媒体更愿意刊登的是“刺客”、“Kundti”、、“对改革说Yes还是No”这一类简单而煽情的报道。

其实，邮政民营化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课题，日本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多如牛毛，将其当做焦点来争论恐怕不是媒体应该干的事吧。然而媒体对于小泉的关注却是在“反对改革的人全是抵抗势力”这样的话题上，还有像对“刺客候补”这样的问题简直达到了趋之若鹜的程度。

媒体的报道使国民误以为邮政民营化是国家的重大事情，而小泉不得不施苦肉计解散众议院，却得到了国民的好评，认为他“富有决断力”、“像个男人”，自民党因此赢得了远超半数的296席。此后，承接邮政民营化经营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很糟糕，最后连这些公司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为谁经营，又是在经营些什么。

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国民就完全抛弃了自民党。当时引起争论的是养老金的问题，因此2007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又有很强的“民意调查”的倾向，这一次选举民主党获得了大胜。

在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两次“民意调查”为什么都是围绕掌权者进行的呢？由此又会产生下面这个问题。

Q：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给自民党的人，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又投票给民主党，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会考虑吗？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对其进行分析的出发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过了。而说到日本人的“智商衰退”，特别是“集体智商衰退”，在这样的投票行为和政治行为上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

所以在本章我主要是想以“日本人的政治行为”为主线，说说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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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身处“B层”、支持小泉的“低智商人群”

不用我说出来，“邮政选举”之后连媒体都开始说“其实日本人什么都不会考虑”。但是，当他们贬低大众的时候却忘了当初在选举前自己是怎样煽动大众的。

在进行“邮政选举”之前，我见到了民主党的代表冈田克也先生，他在肯定了自民党通过支持“堀江贵文”而取得超高人气的做法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说“国民都是笨蛋”。

总之要想解读这次选举，就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那就是“B层”。

“B层”一词首次出现，是在竹中平藏任经济财政大臣时启用的被称为“有限公司three do”的广告代理商所做的资料中。在这家公司所做的资料中，他们根据智商高低，把国民分为“A层”（企业家、大学教授、媒体、都市白领）、“C层”（反对改革的守旧派），还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B层”。对于“B层”的定义是：

“支持小泉内阁”、“以家庭主妇和孩子为主”、“灰色阶层”、“虽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无条件地支持小泉”。

而且，在这份资料中还提到“聚焦‘B层’、有必要彻底地学习一下推销”。总之，“邮政选举”从一开始就是针对B层的，也就是所谓的“什么都不考虑”、“智商低下”的那一群人。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它暴露了民主党中存在竹中这样的异己，但并没有因此产生话题，也没有引发对竹中或者民主党的批判。

然而事实上，当民主党赢得大选以后，这个“B层”就不再受人关注了，只有智商低的人们会蜂拥着给民主党投票，这已经成了定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那次选举中给民主党投票的人，特别是原来并不支持自民党而只是支持小泉的那些人，正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完全被自民党的“以低智商的人为目标”的战略所利用了。

这些被称属于“B层”的人，难道真的就是容易被人操控的笨蛋吗？“B层”的人是确实存在的吗？

有点遗憾，从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来看，不得不说“B层”的人是一定存在的。

在这次选举中，焦点问题变成了“养老金遗漏问题”。本来都已经快要被遗忘的“B层”，这时又是他们和某些核心人物在表达对养老金问题的愤怒。

那次选举和之前的众议院选举相比，虽然本来支持小泉的人倒向了民主党，但是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现在看来民主党当时所说的话就跟没说一样。自民党之所以会垮台，只是在养老金的问题栽了一个大跟头。

话题又回到“邮政选举”上来了，那时候对于“不会思考”的日本人来说，小泉可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所以他一说“邮政选举”，所有的人就都跟着行动起来了。就是说，选举已经被绝对化，争论点也被单一化了，选举就是在这种任何事情都还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

还有，参议院选举也是在“是否应该把养老金交给自民党”的犹豫状态下进行的。

所以拿这两次选举来说，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能将争论点简单化就能夺取选举的胜利。说得更深入一点就是，“因为国民是笨蛋，他们不会考虑复杂的事情，所以必须将问题简单化”。

这一点在这两次选举中都反复被证明过了。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简单化”和“二选一化”的危害

从理论上来说，一件事情所面临的选择越多，越会引发人们深入的思考。因为要从很多选项中选出一个来，需要综合考虑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判断。但是，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却恰恰相反，心理学上认为面临的选择越多，就越容易引发简单的判断。

这是因为选项太多，人就会变得不知所措，精神压力就会增加，所以最终导致人急于去作出简单的决断。这叫做效用理论，既然是效用理论，就应该是事物的选择项越多越好，但为什么选择项越多，效用反而会下降呢？对此我在《专业主义》中，以对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的分析为基础进行了讲解。

但是，在关乎我们的生活乃至国家前途的选举中，仅仅用“Yes”和“No”来作判断是否合理呢？要知道在众议院选举中胜出的政治家是要成为整个日本的掌舵人的，所以我们应该慎重选择，而不是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投票。说到底，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假如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当发生出兵或撤兵的问题时，我们还在争论点上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

然而，在当时，邮政是否民营化并不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坦白地说，就是一直按照以前的方式经营也是没问题的，是否将其民营化都是无所谓的。我个人认为邮政民营化的措施是错误的，但很多人也持和我不同的观点，他们对我的观点说“No”。

无论如何，邮政民营化并不是事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因此也不能成为左右国家选举的一件大事。可是尽管如此，由于国民们模棱两可的态度最后还是造成了极端的结果，难道这不应该是国民在经过认真思考后才能作出决定的吗？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邮政储蓄和国营保险了，那种认为离开邮政储蓄就不行的想法是很荒谬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邮政储蓄，而像国营保险这种东西，如果在民营保险多如牛毛的状况下被废除的话也是很正常的，不足为奇。

总之，邮政储蓄和国营保险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在战后行政服务不能有效实行的情况下，邮政储蓄和国营保险发挥了它们的作用，但是现在那个时代所赋予它们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并不是将其民营化，而是直接将其废除。现如今，民间已经有很多公司承担起这个任务了，如果再将其民营化，就会对市场形成压力，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如果民众都能这样考虑问题的话，那就不会出现“Yes或No”的争论，而且不管有多少个选择项自己都会心知肚明。

正因为这种选择变成了二选一的状况，所以国民才会变得什么都不思考，所以才会认可以前的政治家，比如竹下登首相认为“没有邮政局是不行的”的说法，反对将其民营化，反对将其废除。在这个时候应对摒弃这种观点的筒单做法是，让反对邮政民营化的人落选，让赞成邮政民营化的“民意”取得胜利。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邮政局和道路公团都是不必要的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地，邮政服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问题即便是现在来考虑也不晚，国民们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冷静思考一下就会知道，当今社会使用邮政的人已经大幅度减少了。现在邮政已经被电子邮件和传真等信息传输工具所取代了，社会上目前还需要邮政的就只有贺年卡和DM（直接邮寄广告）了。NhK公司的薪水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通知的，这是为了履行法律义务，所以说这是一种邮寄明信片的形式，其实传达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么，现在是不是又真的离不开邮政呢？是因为有宅急便这样的业务，所以保留邮政是有必要的吗？

就像这样，首先要从疑问出发，考虑“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现在的邮政业务中哪些是能够被取代的，哪些是应该被整顿缩小的，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处理。在面对这种情形时，应该尽量地去讨论，进而作出合理的决定（又回到了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做法）。

最后，对邮政局作为金融机构的职能也应该进行讨论。现在，不管到哪里都能见到银行的分支机构，农业协同组合、AtM网络已经基本覆盖了全国。在人寿保险业务方面，也有从人寿保险公司分支衍生出来的共济合作社。这样一来，即便是内容很少，也应该废除国营保险中的人寿保险了。

“邮政业务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政治家们明白这一点后，向国民询问“该怎么办？”以此来造成政治争论，这样似乎也就为政党的存在找到了理由。

同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进行半途而废的“改革”，而是对道路公团进行“整顿和废除”的话，国会也就不会一直围绕汽油税问题议而不决了。

现在很少有国家还在实行公路收费的政策，为什么日本单单要维持高额的通行费？也许是因为还有继续修建道路的原因吧！关于这件事，如果不进行认真讨论的话，又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遗留下来，而且以后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会面临旧事重提的烦恼。总之，如果把应该解决掉的问题遗留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问题更加恶化。

没错，高速公路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但如果在路上收取高额的通行费，那么也就不能叫做基础设施了。

所谓基础设施，说白了就是一些公用的东西，它的意义就在于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日本高速公路甚至连社会基础设施的机能都没有发挥出来。总之，现在日本由于没有那种超高速公路（免费、无信号等），所以在这方面还面临诸多问题。

说到这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高速公路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修下去？”此外，更尖锐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由糟糕的民营企业来承包国家的基础设施？”基于此，就会对道路行政问题产生更多的疑问，只要国民有一点点觉悟，就会对此进行大讨论的。在此基础上，对道路延长问题进行讨论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得不再次回到汽油暂定税率的废止问题上，最后整个问题又会推迟解决，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在日本，没有这种为解决问题而引发的讨论，都是冷不防提出一个“道路公团民营化”、“邮政民营化”、“暂定税率废止”的提议，然后就问：“反对？赞成？”国民也就不进行思考、单纯地回答道：“Yes或No。”而且由于没有中间的解决方案（即政策议论），不管是赞成的人还是反对的人，他们的声音大小、神色以及对形势有利与否都变成了最后的判断基准，结果就和没有经过思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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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为什么“邮政”变成了“〇X”的二选一

就这样，他们对事情不会进行必要的讨论，只是通过简单的思考来作定夺。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〇X式教育”，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我估计要占日本总人口的大部分。

现行的教育体制从不问“为什么”，只会问“〇是正确的还是X是正确的”。不管怎样都是在“〇”和“X”中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不知道小泉首相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行事的，反正他是很巧妙地利用了这样行事的日本人。他叫嚣着“我要惩罚反对我的人”，出人意料地导演了一部派遣刺客的“电视剧”。

小泉的做法可谓是吊足了国民的胃口，国民都反映：“很有意思。”又反过来影响到了政局，媒体竞相追逐，如此一来，本来不是电视剧也变成了电视剧，之后再煽动那些喜欢宣扬惩恶扬善的媒体，最终促成了“〇X”的投票方式，这就是那场所谓的“邮政选举”。

在这场选举中，反对邮政民营化的人自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而且不思考的国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将他们一一排除了。然而3年之后，很多原本“不受欢迎”的议员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政党，有的甚至当上了大臣。国民们对此没有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解，新闻媒体对此也没有带领大家进行讨论。

小泉纯一郎，这个人的水平真是不怎么样。且不说别的，仅是他把国民当做笨蛋来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资格。但可悲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自己是被小泉戏耍了，对此，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日本人的“集体智商”真是低到了极点。

为什么要支持戏耍自己的人呢？如果要追究日本人这种精神状态的根源，仍然只能下一个结论，那就是“〇X式教育”夺走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如果问问现在的日本人“是〇，还是X”，他也许只会这样想：“小泉还是正确的，选〇”。

但是在这里请稍等一下，我还是想继续多说两句。

小泉首相的所作所为，既没有为国民着想，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他打着改革的旗号，把一切政策的实施全部交给了手下的官员，把应该废止的机构比如道路公团和邮政局都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这些政策都是在招摇撞骗。

现在的媒体和政府官员即使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也不会说出来。与此相比，他们更关注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所以导致之后的安倍内阁和福田内阁好像都已经忘了道路公团和邮政局的问题。

国民都深信“小泉是改革派”，“安倍是在延续小泉的改革路线”，但他们同样都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另一方面，福田改革内阁时，虽然明确地否定了“小泉路线”，但是却没有人提出“再次调查民意”的建议。麻生首相更是宣扬“如果不改善民生就引退并解散内阁，而后给国民分发现金”。麻生以此来笼络人心获得选举的胜利，在我看来，这简直是胡作非为。

所谓改革，就是要创造出“新的未来”。而所谓政治，至少是能够对未来有预见，认识到“这样做会有隐患”。所以在这里我又想把话题扯到“邮政选举”上。对大家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Q：反对小泉将邮政民营化的人（反对势力）就是正确的吗？

如果小泉首相是个骗子，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反对他的人应该就是正确的。但是，反对邮政民营化的人都是正确的吗？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为，“事实上，反对派是最坏的”。他们之所以反对邮政民营化，只是想获得几家特定邮政局的支持而已，因为这几家邮政局被他们看做是征集选票的机器。这些人反对邮政民营化并不是想提出更好的意见，而只是为了维持现状。

日本人的智商衰退现象是最大的问题。

被称做抵抗势力的他们，因为只是想着维持以前固有的状态，所以没有进行过任何思考。虽然在2005年的“邮政选举”中，他们坚决持反对意见，并大肆声称邮政民营化是不可行的，但这只是没有经过思考的无意识行为，这绝对创造不出新的未来。

停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下，抱着疑问，问一个“为什么”。现在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从一开始就被设定成低智商的咨询委员会

这里，请再次和我一起考虑一下道路公团的问题。

我觉得本来应该进行一次讨论的，道路公团这个组织现在应该是被废除的，对于高速公路我们应该有新的认识。

高速公路是属于国家的，因此不需要再设立专门的机构征收公路费用。无论再怎么讨论，这一点都是毋庸置疑的。

当今的发达国家，比如说德国，几乎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是不收费的。只要去欧洲这些国家的路上走一趟，谁都能看到这样的现实，所以也就会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最后要说的是，道路作为社会的基础设施，本来就是用税金修建的，所以它不应该收费。因此，除非是在极其特殊的场合下，比如说某一座桥应该实行收费，这种情况下收费才是合理的。特别是在受益者承担大部分、使用者承担少部分的原则下，实行收费制也是可以的。

如果建设费用很高，根据一般会计原则在账目中增加一些预算就可以了。总之，没有必要像道路特定财源制度中规定的：那样，超出一般会计原则从其他地方敛财。即使是原有的收费，也应该逐步减少。

但是，在道路公团民营化推进委员会中，由猪濑直树等委员组成的“改革委员会”是一定不会赞成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因为他们之前是基于把小泉首相提出的“民营化”作为前提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当然，不仅是在道路公团化的问题上，政府把很多学者和专家都召集进咨询委员会，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寘正认真地去讨论这个问题。

小泉首相还给民营化推进委员会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们考虑怎样将道路公团也实行民营化。

这是首次提到道路公团民营化的问题，从“是否应该实行民营化”的讨论来看，小泉事先并没有征询过有关部门的意见。而且委员会的成员，估计也没有去找首相垂询一下事情的可行性。也就是说，结论从一开始就被定了下来，审议等程序只不过是摆设罢了。

因此可以说召集来的委员是否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已经不重要了，从一开始委员会就被设定在了一个最低的智商水平上。

虽然如此，但假定其中的委员真的都是专家学者，他们还是会进行甄别，最后提出真正为国民着想的意见的，这样他们给首相反馈的建议肯定是带有为国民着想的目的的。

“应该减少道路建设的浪费，应该想办法减少除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建设预算，这样即便不再向纳税人收取费用也可以建起高速公路了。”这样的建议就是好的。

“累积赤字达到了28万亿日元，该怎么办？”

“消除这些赤字的方法就是，对现役的汽车每年每辆征税1万日元，这样10年内就可以消除这笔赤字。”

当被问到上述问题时，我曾这样提议过，但基本上是被忽视了。只有民主党的一少部分议员表示应该采纳这条提议。

不管是公路还是铁路，不管是由于发行国债而造成的财政赤字还是养老金登记遗漏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做法总是：先回避赤字的问题，而没有一个人提出建议来说明最先需要解决的正是赤字问题呢？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把这些赤字负担一直留给了还没有出生的后代。这种情况是多么糟糕啊！为什么现在的这一代就不考虑一下呢？

关于道路公团民营化的问题，按照咨询委员会的说法，如果进行民营化，那么28万亿日元的赤字就会变成一个大麻烦，所以“可以用以后的赢利来填补赤字”，但那是50年以后的事了。学者专家的“见识”竟然是这种水平，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确不会进行任何的思考。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养老金问题的责任不在安倍首相而在朝日新闻

那么，让民主党大获全胜的养老金问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从安倍首相上台之后，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他所宣扬的“美丽国家”的口号很抽象，所以国民也搞不明白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只是首相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也不知道到底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养老金记录不全的问题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了。这个事件激怒了国民，所以在参议院选举中选民们都倒戈向自民党说“No”，使民主党获得大胜。

所以，并不是民主党应该获得胜利，也不是国民抱着明确态度让民主党取得胜利，而是这又是一次二选一的投票活动。

当养老金记录不全的问题被发现后，国民们立刻就去追究安倍首相的责任，要求他向国民道歉，这时当初导致自民党下台的媒体也是这样要求安倍的。但是，我认为养老金问题的责任并不在安倍首相身上。

然而，这次的养老金记录丢失问题，对于现在的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来说，成了最重要的政治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日本的所有问题全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想谈一谈目前非但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正在变得扑朔迷离的养老金问题。

首先，养老金问题究竟为何这般重要呢？

由于养老金问题使生活在日本的我们，也就是我们每个国民，举例来说，就是大前研一失去了识别自己的能力。简单说来，就是约有5000万人的养老金记录变得不能识别。这个问题的实质已经超越了能否领取到养老金，而是证明了日本是一个存在明显缺陷的国家。更深入地说，这个问题在养老金制度设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以前纠正这个缺陷的机会是很多的。

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被搁置到现在呢？这当然和社会保险厅的怠慢不无关系，但在我看来，更主要的是由于旧社会党等“左”派势力以及朝日新闻等大媒体的原因。就是这两家曾一度反对“国民总编号制度”，这对现在的养老金记录不全的冋题是有很大影响的。

它们为什么会反对编号制度？关于这一点，从理智的角度来分析，是找不出任何理由的。

“想从战前入伍通知单的噩梦中醒过来”，他们只是以这样非常感情化和情绪化的理由来反对的。它们的反对理由具体是：“如果将国民进行编号的话，国民就会有一种被国家监视的感觉，所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入伍通知单的无情时代。再也不想重复失去儿子的悲剧了。”

因此它们采取的措施是，用“国民总编号制度”这个认证体系的名称，听上去总有一种被国家监视的感觉，使国民没有安全感。

最后，他们的措施终于起到了效果，“国民总编号制度”的认证体系就这样被埋葬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和商家也反对总编号制度，因为一旦确立了这种制度它们就没有逃税的机会了。之所以它们反对的呼声较小，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动机不纯。

但是，这个体系真有那么糟糕吗？

我想如果当初实施了这项制度，也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么严重的养老金漏登问题了。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国民总编号制度”是必须的

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个人是否应该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怎样，我们是否应该首先保障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叫铃木一郎的人，在全国范围内和这个铃木一郎同名同姓的有1万人。这样，就有必要将这些叫铃木一郎的人加以区分。

说到这儿，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住所可以作为区别这些铃木一郎的方法，可是住所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还有像电话号码、工作单位等这些都可作为识别的依据，但它们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而且如果同名同姓者是女性的话，一般在结婚后姓氏都会发生变化，不会发生变化的只有出生年月日了。

所以说，不管哪一个都不能成为区别个人的决定性因素。

在日本，一直以来国家对国民没有周密的身份跟踪，而且也没有任何措施来保障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状态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持续着。

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实行国民总编号制度。

比如在美国，人人都有“社会保险号码”，只要缴税，国家就可以通过编号来识别国民。还有所谓的养老金编号，和日本的养老金基础编号是一样的。

美国人所有的身份基础就是“社会保险号码”，凭借着这个号才能领取养老金，也只有凭借这个号才能合法纳税。在获取执照和银行开户的时候，都要用到这个号码。

所谓社会保险，说白了也就是指“社会福利、养老金”。因此，这个号码既是将来领取养老金的凭证，也是政府用以掌握国民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

以前我就主张过，日本政府必须给每个国民设立这样一个号码。现在各个国家已经将其做成了IC卡，以后会更进一步发展成非接触的IC卡。在当今的网络化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民都有这样的号码。

一旦要开始构建这种国民结构，那就要用电脑给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下一个永恒的定义，不管结婚与否、不管住所是否变化，不管发生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确实和左翼分子以及朝日新闻所主张的“国家对国民的管理体系”如出一徹。

但是在现在的信息化社会，没有这样的国民结构是不行的。如果没有认证体系，全部信息都会失效，社会体系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总而言之，养老金问题的爆发是这种弊端开始显现的表现。

用前面举的例子来说，当铃木一郎的住所发生变化时，没人会知道哪一个铃木一郎是原来的那个铃木一郎；或者，当电话号码变更后就再也联系不到他了；或者他更换了公司，那么此人的相关记录也就消失了。这种以前经常发生的问题在现在的日本还时有发生，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出台针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所以，不得不质疑日本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实现了高度信息化。只要实行国民总编号的制度就可以解决现在所发生的问题，这不难理解。所以，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稍微有一点远见，就不难懂得实行这项制度是有必要的。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一年彻查”只不过是信口开河

养老金漏登问题被发现已经将近一年了，至于重新核对工作则完全没有进展。2008年3月，社会保险厅对基础养老金编号进行整合后，将登记在册的名单公布在网上，公布的人名有3070万个，这个数字仅仅是全部的六成而已。也就是说，在5000万的总数中约有2000万份保险金是无法确定其拥有者的。最后为了尽快确认好养老金的登记记录而出台了“年金特别便”的办法，即便是这样还是存在登记错误的问题。在养老金问题上，已经连解决办法都找不到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局面从一开始就是能预见到的，当时安倍首相说“在一年之内要完成养老金的数据整理工作”，到福田内阁时，厚生劳动大臣舛添要一也说要“全力采取措施”，现在看来这些全都是在信口雌黄。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我在中国大连有一家日语的数据输入公司。根据经验，整合工作比如说工作量的估计、经费的估算，要想得到满意的结果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数据存放的现状如何？为什么从40年前开始就有内部数据遗漏的问题发生？为什么认识到这点后还是继续放任不管？——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那么作业估计就无从谈起。所以我可以断言，把5000万人的数据在一年之内整合完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无稽之谈。

当然，即便是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但只要稍微想象一下也能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事这样的确认、整合工作，除了给当事人打电话或者约其面谈以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不管是谁，稍微想一下都会知道，5000万人的数据按照政府的说法是绝对完不成的。

即便是去和当事人见面，他也不可能记住所有的数据。“那就详细调查吧”，比方说3周或4周后可以得到答复，那就意味着在一个人身上就要花3~4周的时间。但这可是5000万人的工作量啊。一年只有区区52周，怎么可能完成呢？就算是有1万人投入这项工作，但在面对每个当事人时，还是要整；合5000万份的数据。一天核对的22份数据当中，通过电话和当事人对话、然后再确认，这些工作都能够顺利完成的顶多：7~8个，而且现在通过打电话能够得到确认的概率只有20%。

总之，对于这项工作，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永远都完不成了”。

还有，社会保险厅自身本不应该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即便是被政府承包下来的Ntt数据也不应该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因为那样的话总会让人觉得政府是在撂挑子。

政府一会儿说这项工作的费用是10亿日元，一会儿又说除去利润是7亿日元，这种毫无信用可言的言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即便算少一点，如果雇用一个人需支付的年薪是400万日元，那雇用1万人的话就是400亿日元，怎么就算成10亿日元了呢，对此全然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恐怕和之前在通信费和体系构筑费（1万亿元）的问题上理不清头绪的情况是一样的，就像政治家说的那样只是在“估计”之后得出结果。

但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项工作的估计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仅算出工作量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之，在养老金这项工作上，不管是从谁的口中得到允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然而2007年7月在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时，参议院选举就开始了。自民党之所以会大败而归，就是因为在养老金问题上的荒唐行为激怒了民众。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数字化商业模式》中提到的解决方案

参议院选举的结果表明，国民们把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怨气都撒在了自民党身上。其实现在回顾一下就会知道，民主党并没有取胜的理由，自民党只不过是自取灭亡罢了。所以当民主党现在以一种“顺应民意”的姿态和在野党针锋相对时，不免觉得他们只是一相情愿地相信民众是支持他们的。

国民表达愤怒是好事情，但为什么又戛然而止了呢？在这里我想说说这个问题。当初若不是被称为“养老金先生”的民主党议员告发了自民党，恐怕民众们也不会愤怒到如此程度。

就像前面所说，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过。

不仅如此，对于反对实行国民总编号制度的社会党和朝日新闻，我曾在1993年出的《数字化商业模式》中提议道：“即便不实行国民总编号制度，也应该建立一个国民顾问数据库，在这个顾问数据库的基础之上进行行政服务。”在这本书中我总共提出了83项方案，其中我写道：“如果不建立国民顾问数据库的话，国家和人民之间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契约关系。”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道：“日本不是在实行户籍制度吗？”然而，户籍并没有被登记到网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日本人的户籍证明使用的是活版印刷，所以是无法将其变成数据库的。

但是迄今为止，到底有没有将户籍进行数据库化的先例呢？据我所知，有两三个村这样做过。茨城县的某个村还曾经委托我去做这项工作，但不管怎么说，归根结底这只是他们村自发的提案。

总之，现在的日本还没有把国民的数据库当做国家建设项目提上日程。而且即使现在就开始采取这方面的行动，最后还是会因为政府机关狭隘的职责范围而被搁置。

警察署要管理驾照，税务署要管理纳税编号，厚生劳动省要管理养老金编号，外务省要管理护照——所有的政府机构都有属于自己的零碎工作要处理。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在1993年就提议要尽早建立国民信息数据库，然后所有的行政机构都在此基础上提供行政服务，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日本版的社会保险编号。

数据库如果能建立起来的话，行政浪费恐怕能够降低到现在的1/10，数据库会优化国家的管理和国民的生活。

15年前，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比如说号码泄露或账号被盗等情况，我也提议过要给国民建立身份验证系统。

时代是逐渐变化发展着的，所以如果当下不高瞻远瞩作出判断的话，以后将会给国家和国民带来麻烦。

在日本，只能说时代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国民智商提高的速度。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暂时保障国民的财产和生活质量

在养老金问题上，需要我们积极地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面对养老金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拿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事到如今，也只能在某些地方互相妥协了。

以现在的人力，要想重新调查到底谁交过养老金或者谁没交过养老金，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为了恢复数据库中丢失的记录，是多少需要编一些“符号”的。

如果国民自己能记住自己的编号那最好不过了，比如说，“我的编号进入数据库后应该是……”、“我的养老金应该是这样……”。

而且，“丢失的养老金登记记录”虽然有5000万个，但还有8亿份的数据记录没有丢失，那就需要像蜜蜂采蜜一样认真研究这一部分数据，另外再对登记记录进行抽样调查，这样就能辨明发现的很多问题，正所谓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这样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认为应该效仿瑞典的做法，即“对全体国民实行同一制度，其中有明确登记的人就按照登记的情况发放养老金，而没有登记的人只好请他们作出妥协”，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做了。

这里所说的“妥协”，是指必须做一个二选一的抉择。

一是，每个月领取生活保障金，因为每个月都会发放一定数额的保障金，所以也能将其理解为生活补助。生活保障金制度的实行，首先针对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

“实在对不起，您的养老金登记记录无论如何也恢复不了了。”国家向当事人郑重道歉。当事人拿不出任何证据，国家也调查不清楚时，就只能采取一次性支付养老金的方式。比如说，一次性支付给当事人300万日元，之后再每月付给生活保障金。也只能这么做了，把这叫做养老金也可以，其实和生活保障金是一个概念。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日本宪法第25条第1款规定了日本国民的生存权，具体是“全体国民都有维持健康和文明的最低生活的权利”。而且基于此规定日本政府还在1950年颁布了《生活保障法》。所以，根据宪法，将其直接称为“养老金”也是可以的，国家只是以这样的方式给养老金漏登的受害者一个交代。

我所能想到的也就只有这两个解决方法。

但是，这样具体的提议并没有被政府讨论过，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全额支付”的舆论下，政府的做法竟然还是继续向民众承诺要十分清楚地把所有丢失的记录找回来。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随意偷换讨论的本质

只要能够分析清楚问题的本质，多少就可以想出一些解决办法。因此，如果政府一开始就能够条理清楚地进行分析，养老金的问题也就不会演变成政策争论的问题了。仔细想想，关于这个问题，真的有必要和在野党站在对立面上进行面红耳赤的争论吗？

总之，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民主党和自民党之间的斗争，也不能仅仅用赞成和反对的观点来对其进行讨论。简单地讲，这只是一个制度改革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要顾全所有国民的利益，最好是能够集思广益，然后再作定夺。

要说真正能引起政策争论的，前面所提到的国民总编号和国民顾问数据库等问题才算是值得讨论的。

恐怕真正应该成为焦点问题的，是能否将国民的编号做成母和数字的组合。

国民们是不是该拥有这样的ID，首先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果要实施的话，必须想办法得到国民的支持。当然，最好能在这种ID系统里加入身份验证功能，然后所有的行政服务都可以以此为基础。

反对这种国民ID系统的人恐怕大多数都是想逃税的人，比如拥有多个邮政储蓄账户的人，或者是通过违法行为洗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光明和黑暗并存，国民的ID就是要把黑暗的一面变成光明的一面。

实际上，当时在朝日新闻的煽动下，反对国民总编号制度的人以中小企业的社长和持有蓝色捐税申报表的人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从事非法买卖的暴力集团也对国民总编号制度深恶痛绝。如果对他们进行细致的逐一调查的话，那么“隐语”将会有土崩瓦解的危险。

但在当时，政府对于国民管理方面的工作只是情绪化地进行排斥，而议题讨论的本质也就发生了变化。最后，政府大肆宣扬“征兵制会复活”，用这样的办法骗了国民。所以现在不管是邮政民营化的问题还是养老金的问题，政府都用以前的办法偷换了问题的本质。

如果我们能够看透这一点，就能区分日本宣称拥有户籍的人和主张把户籍数字化的人了。也就是说，谁是守旧派，谁是真正的改革派将一目了然。

现在，日本整个国家毫无志向可言，尽管所有人整天都在宣扬改革，但是否真的想要完成小政府的目标就不得而知了。本应该积极地在行政服务方面减少浪费、提高质量，但只要这样的意见一出台，立马就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尽管如此，要想长久地维持日本现行的行政服务制度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应该以此为前提，制定出更加光明正大的制度。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以前就存在“B层”

如果要对小泉政府上台以来进行的两次国政选举进行一个概括的话，我这样说恐怕不会有不同意见：“这两次选举确实是体现了‘民意’，但这是只会说‘Yes’或‘No’的民意。”

小泉所谓的改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邮政民营化和养老金等问题的处理也都脱离了本质。2008年制定暂定汽油税率时，政府的理由是“国民生活很混乱”，这完全是脱离本质、偷换概念的做法，最后导致国民对一切的判断标准成了“汽油价格”。

总之，就是延续了丝毫不变的“〇X”游戏做法。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最后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近30多年的日本选举，一直是由自民党执政。只有在1989年，由于消费税的增加使自民党在1993年的大选中大败。但这只不过是自己栽了一个跟头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即使不是政策选举的结果，也只能说是自民党自己把自己给害了。

当时实行消费税政策，那次选举被称为“圣母玛利亚选举”，以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党在当时大出风头，可是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的政策呢？

还有，在新党热潮下诞生的细川内阁，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呢？

归根结底，在日本掌权者的意识中，他们要做的就是惩罚自民党，他们也只有这个水平了。虽说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的“智商衰退”被加速化了，可话又说回来，在“邮政选举”中被称为“B层”的人，在以前就是存在的。坦白地说，在日本政界，实际上只有“A自民党”和“B民主党”。

虽然近年来实行过两大政党制度，但是迄今为止，民主党和自民党还是处在对立面上。民主党议员中有很多是原来的自民党议员，因为也包括以自治劳动团体为背景的旧社会党的“左”派议员，所以说所谓的政党无论何时都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因为民主党是由自民党而来，并且是由劳动团体的议员组成的，这两个党在政治思想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把民主党称为“自民党B”也许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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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国民没有吃苦的决心

一个政党的政策思想即使是产生了一点点纠葛，也会产生政策的对立轴。但是，当遇上养老金问题时却没有产生对立轴，或者也可以说原本就没有对立轴。也许等到提出了具体的养老金改革对策，并且废止现有的制度，并从根本上改变制定制度的方法后，才会产生对立轴吧。但这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还有增加消费税的问题，为了重建财政削减支出的问题，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问题以及关乎外交政策的问题，说现在的日本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对立轴未免有些绝对，可为什么这些问题还一个个悬而未决呢？

尽管如此，毫无意义、浪费时间的政治争论仍然在上演着。

我认为，现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对立轴上是不会产生任何好结果的。为什么呢？其实日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摆在我们面前的无非只有两条路。

一是要认清眼下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日本离极其危机的局势还有一段距离，但要未雨绸缪，也就是说要采取英明的政策让日本更加开放，摆脱长期衰退的厄运。

另一条路则是什么也不做，渐渐地走向衰落。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然在作这个选择的时候，除了要有政策上逐渐开放的进步以外，还需要国民在这漫长的道路中逐渐觉悟起来。

日本人要是有了吃苦的决心，不仅能克服第三章讲到的“经济文盲”的病症，而且还能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活动中。自主判断参与投资活动，自己担负起人生的责任。国家要思索怎样去重建财政、抑制国债、重视市场的调控、尽可能地把资源有效地配置在有前途的产业上，在此基础上构建“小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公务员和议员的数量，选举中的投票也才能是经过思考之后的行为。

虽然在小泉看来采取这些措施会无比痛苦，但实际上这和他的假冒改革相比，完全是两回事。

然而现在的日本人并没有这样的觉悟，日本人自上而下已经习惯了“不思考”，所以现在已经变得不知“思考”为何物了。

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这个国家就会走向衰退。如果国民一直这样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一味地被政府和媒体的甜言蜜语所蒙骗，那么选举永远只是一场“〇X游戏”。

所有在“〇X游戏”选举中产生的领导人都缺乏领导能力，而且也都没有能力去制定方案，而国民就只会跟着这些政治家选择“〇”或者“X”。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谁也无法解释首相突然辞职的原因

“〇X游戏”有很大的危害。

现在的新闻媒体也都变成了这样，比如说像连田原总一郎这样的记者、播音员在电视中也只会向观众提一些“〇还是X”的问题。

退一万步来讲，只要能解释清楚“〇”和“X”是什么也还不错。当选择“〇”时，你要说明“〇是最好的选择，选择它的理由是……”或者说“是经过了长时间思考才作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国民负担，扭转局面”。

我也曾参加过竞选。在那时我对选民们说：“我会努力出台政策，如果你们觉得我的政策有效果的话，再给我投票也不迟。”但是新闻记者却要求我说：“大前先生，您的政策很难理解，请给我们‘〇’和‘X’的选择就可以了。”所以说在这个“〇”和“X”的世界里，讲真正的政策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最后，只奉行“〇X”原则的政治家、只喜欢“〇X”的新闻媒体、还有只听取“〇X”的国民，他们共同造就了日本的衰退。最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体国民已经逐渐忘记了“〇”和“X”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安倍首相为什么会突然辞职，福田内阁为什么会上台，对于这些事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没有出台任何政策的福田内阁在竞选时赢得了最高的支持率，但之后的支持率却一落千丈。这只能说明日本正在渐渐走向衰退，因为最终还是用“〇X”的方式做了一个“福田或麻生”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政权更迭频率不超过半年，事后一个月就被所有人遗忘了。

这样来看，现在的日本最高层是否都是称职的呢？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在“〇”和“X”之间徘徊的国民

福田在2008年9月突然宣布辞去首相一职，把位子让给了麻生太郎。全世界都对日本这种逃跑式政治的狼狈模样感到惊叹。

政治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看看现在日本的社会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逃跑的总理大臣。

刚刚任职一年就交出政权的安倍和福田，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如果福田首相真是个“能够客观认识自己的人”（本人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话，那么当初在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就应该说“自己不能胜任”。然而当时宣扬家庭事业的世袭议员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首相的职位。但是，当真正到了直面困难的艰难时刻，就很简单地说了一声“再见”后便离开了，和之前的安倍如出一撤。

如果安倍和福田接受过“领导力的教育”的话，那么在当上“日本丸”这艘巨轮的船长之后，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轮船触礁而率先逃离轮船。可以说这两个人“领导力教育”的缺失是日本战后教育集大成的体现。

假如是民主党因为什么突发事件而取得了政权，过上三个月后，国民们就会开始嘀咕：“民主党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本身也没有自己的具体政策，它也没什么执行能力。也只有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势力在要求国民寻求变化。

现在的日本国民只不过是在“〇”和“X”之间徘徊。在徘徊的同时，日本国民不知道，也不会去寻求正确答案。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甚至都失去了提出问题的能力。

而且，即使有人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也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说明，现在的日本国民的态度也是“不愿意听”。

我希望每一位日本国民，在下次的选举中，能经过哪怕是一点点的思考然后再投票。

第四章政局和“集体智商” 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将票投给自民党，在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又将票投给民主党。自己把票投给哪个政党，哪个政党就获胜，认为自己的那一票是无所谓的。

□把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的争论点——邮政民营化看成是左右日本未来的重大政治课题。

□认为政府的咨询委员会中集结的都是专家和学者，能够提出正确的方针。

□用“〇X”方式判断一切事情，认为任何事情都要分出个青红皂白。

□认为养老金的问题完全是安倍政权一手造成的，所以安倍政权垮台是很正常的。

□安倍、福田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执政一年就交出政权是因为他们缺乏“领导力教育”，而这个国家从来都是缺乏“领导力教育”的，所以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新事物的诞生必定会引起争论

本章的题目旨在说明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手机的普及，日本人的集体智商是否真的在走向衰退。

“网络给大脑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人们现在也经常这么说。当下，在日本人的谈话内容中，必定会出现的话题就是“网络带来的害处”。

1995年，我出了一本名叫《网络革命》的书，现在已经过去有十多年了。

当时我在那本书里对现在的情形作了一些预测：“对于核心企业和商业人士来说，网络的出现相当于一次技术革新”、“网络的诞生第一次使不同地域的人有了共同的新文化”。当时，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对我说：“大前先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你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形是不会出现了。”

然而，网络却以比预想的更快的速度普及开来，在1995年还被经营者看做是痴人说梦，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已经成了现实。

当然，网络也给现实世界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东西，那就是它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也给一些人带来了进步。当然，人们对于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其中有一种言论就是“网络带来了害处”。

由此我想到的是，当一种新事物诞生时，必定会引起一些争议，人们产生一些排斥心理。

比如说，在电视诞生时就引发了“白痴化”的争论；还有，随着电子游戏的普及，导致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或者导致了许多问题少年。

但是，这些批判未必就有充分的根据，还不如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未知的事物快速进入了社会”，而给一部分无法接受的人造成了心理恐慌。

在我看来，不管是网络还是手机，“虚拟世界破坏了人类生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觉得这样考虑可能会更贴切：网络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它的优点要比缺点大得多。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网络是有害的，但我想对这些人说的是：“与其这样认为，还不如从宗教的角度考虑，是人类的大脑变得越发懶惰了。”

宗教，是在遵从神的旨意的基础上形成的，即神怎么要求，人就必须按照要求去做。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相信神的人是可以获救的”，所以只要一切听从神的，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类的大脑因此就变得极度懒惰了。因为不管人们做什么，提问“为什么”都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宗教剥夺了人的思考能力。

但网络又是怎样的呢？它有没有像宗教一样剥夺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呢？

介于此，我整理了以下一些关于“网络危害论”的论点。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网络是否破坏了人性？

人们所说的所谓网络带来的危害，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说网络和手机“破坏了人性”。“由于人们陷入了过分依赖网络和邮件的状态中，人的交流能力因此显著退化，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特点”、“2频道的广告牌上时常有恶意诽谤和中伤别人的言论出现、自杀网站造成了很多人轻生，甚至有些人对自杀网站产生了依赖感，人类心理的阴暗面被大幅度激活了”，等等，这一系列的观点都说明网络是有害的。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作家柳田邦男。柳田在他的两本著作《失败的日本人》和《感受人类痛楚的国家》中，仔细分析了网络的危害问题，具体主旨如下：

从现在起，让我们对手机、对网络说“不”！杀气腾腾的少年犯罪频频发生、为寻求高效率而引发的重大事故、指南化的工作、失去多样性的语言这一切都已验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急速发展的It革命已经夺走了这个国家太多的东西。我们要让丰富的传统文化渐渐起死回生，这本书就是对世人发出警示的现代日本论。

还有另一种网络危害论的观点是网络“导致了智商的衰退”。比如说随着Google这种搜索引擎的诞生，本来要花费脑力完成的作业——写论文，现在就可以通过网络复制粘贴完成，而不用绞尽脑汁地进行思考，这就导致了人们在做事时变得不会思考，知识变成了片段性的东西。

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到，有位编辑曾就“智商衰退的日本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的也是网络的危害，问题具体如下：

Q：需要调査的问题，如果全部能用Google搜索到答案，那么人们的思考能力会不会因此而衰退，从而变成笨蛋呢？

我把持有这种危机感的人的意见以及这位编辑给我的提示做了整理，在下面介绍两个。

……是不是人人都认为“想要得到的知识只要从网上搜索就能轻松得到了”。……过去，我们要想得到信息，就必须通过亲自行动才能得到。而现在，光是处理手机和网上的信息就已经够烦的了，这一切不由得让人觉得，人的自我意识正在变弱。

（小沼纯一：《朝日新闻》，早大助教、音乐评论家，2006年1月5日）

其实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谁都会回答“那是不可能的”。

在读第一本书的时候，首先应该思考一下作者的写作意图，而现在的人首先想到是上网检索这些本来需要思考的内容，他们认为“上网查可以早一点得到答案”，殊不知这样的方便和快捷却泯灭了人的好奇心，让人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只想走捷径。……

我们生活的21世纪本来就是一个任何事情都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在我看来，网络才是诱导这个世界变成没有答案的世界的“元凶”。

对于以上观点，我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为了使读者能够彻底理解，在这里我首先要提一个问题。

（户塚亀登：《日本经济新闻》，早大儿童媒体研究所网络与文明（第6部）2006年8月17日）

所以，现在无论怎么批判这个事实都无济于事，即使你罗列出再多的网络危害也是没用的。与其考虑这个问题，还不如好好思考一下怎样更好地去驾驭这个全新的世界。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为了我们后代的“智商”，我们必须要克服网络带来的这些危害。

现在，网络世界被称为“eb 2.0”，正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之中，至于它到底能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要看我们自己怎样处理与网络的关系了。

然而，这个网络社会，好像问题的本身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类怎样去利用它。

Q：在今后的社会中，网络有没有可能彻底消失呢？

有人指出因为网络具有匿名性，所以人类就有了释放阴暗面的机会。但话又说回来了，网络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关键是要看人类怎样利用它。就像网络可能产生无穷的危害那样，它也可能为人类带来无数的好处，所以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单纯地把使用网络的人看做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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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网上没有的话就是不存在的？

——出自石渡岭司《最高学府里尽是些笨蛋》（光文社）（◎山田玲司）

而对网络能够应用自如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以缺乏知识、思考能力欠缺、不懂礼节、公共规则意识淡薄的居多。

然而这些人并不是只存在于网络世界，他们还存在于现实世界，所以由此就引发了一个网络特有的问题，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是很准确。也就是说，在网络世界中，没有人制定规则，也没有人会给别人指明方向。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就会频繁地发生像网络上那样的欺诈等违法犯罪事件，如果我们任由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集体智商就会走向衰退。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一定要考虑怎样使用网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络给我们带来危害。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应该把网络用于学习知识

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无用信息输入，无用信息输出”（GIGe in、garbage out）这样的术语。它的意思是说“假如你输入的是垃圾，那么输出的也只能是垃圾”。也就是说，如果输入电脑中的资料是垃圾（指错误的资料），则输出来的必定是没有用的资料，这在电脑资料处理方面是一个著名的理论。

总之，不管在电脑上查找什么东西，如果你的查找方法错了，那么你得到的答案肯定也是错误的，仅仅从这一点就能认定，那些认为Google夺走了人的思考能力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我创办的BBt研究生院也好，还是经营的学校也好，我最初教授的课程便是怎样使用Google，结果，将这个方法运用得好的学生，有时候会找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答案，我有时候都不得不夸他们真是将学到的知识活用到极致了。

在网络世界里，类似“按照1、2、3的顺序走下去，就能得到答案”之类的方法是不存在的。所以可以说，网络检索是一种在瞬间定胜负的工具。

如果一旦判断错误而被网络误导的话那就惨了，因为你要从多如牛毛的信息中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答案，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这就成了“网络道场”的戒律，所谓的“Cyber之路”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即便如此，和现实世界的检索相比，网络检索还是具有速度和效率的绝对优势的。当今世界人类把大量的信息和知识都存在了网络上，网络所拥有的信息量是图书馆望尘莫及的。坐在家里就可以检索到想要的信息，再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

因此，现在就有人认为“网络具有超强的检索能力，人类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去记忆一些东西了，人类现在的知识也因此变得贫瘠”。

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把用于上网搜索信息的时间全部用于思考。这样一来，人类就会渐渐变得聪明起来，上面的结论也就完全被颠覆了。然而持有那种观点的人，他们谁都不会真正那样做，最多是把自己知识贫乏的原因归咎于人类自身的惰性。

但是，关于现在的日本人是否正在变成那样的问题却是和网络无关的。

我每个月会去Cyber研究生学院做一次轮讲会。在会上我向同学们介绍一些在当今网络时代非常值得一看的书，比如《新概念》、《新营销》、《eb进化论》、《众包》等。

但我在轮讲会上并不只是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就算了。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将一本书读过一遍后就完事了。多数情况下即便是花了很长时间读的书，一旦把书合上，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其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读一本书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就应该花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来认真思考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它对于我自身有什么意义？它对于我们公司有什么意义？”

相对于读书，思考更加重要；相对于阅读下一本，认真思考上一本书的内容更加重要。同理，相对于检索，对检索对象的思考以及怎样活用检索内容的思考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我都会让学生读完一本书后，大家一起来作讨论。这样，学生们也会将读后感全部吐露出来。

当然，在这里补充一点我的看法，经常回顾自己看过的书是必要的，而且这种做法正是网络时代所需要的。如果没有读懂书或者想进一步了解书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就可以去网上慢慢搜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学到比一本书多数倍的知识和观点，如果实在搞不明白，就去向教授请教，这都是网络时代所需要的。

但是，如果不会使用网络，那就麻烦了。毫不夸张地说，不会利用网络，就会失去很多机遇。

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在网络上学到的知识，以及通过讨论得到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就能使我们的“集体智商”得到提高。

总之，网络时代需要我们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得到了灵感，萌生出了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想法和主意。

现在是一个各种信息相互交换共享、人的智商正在显著提高的时代，而只有复合型人才才能推动时代向前发展。

总之，网络是提高集体智商不可或缺的工具。网络社会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只有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彼此相互提高，这个社会才能正常发展。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网络给了我们现代的“古希腊城市广场”

“eb 2.0”的世界是建立在“集体智商”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集体智商，就是“把1000个人的胡言乱语总结起来，诞生出一条智慧”。

以前，民主奉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们的行动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进行的，所以如果集体智商不能让人信服的话是不行的。只有在“大多数是正确的”前提下，民主才能成立。

回顾一下过去的选举，可以说是犯了不少错误，不过我认为犯错也是学习民主的过程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反复进行讨论，集体智商就能得到历练。

然而，现在的日本并不是这样做的。在韩国和美国的选举中，网络一再被证明是有力的工具；可是在日本，网络却完全被忽视了。在日本，没主见的国民最爱在网上看有关介绍首相和首相官邸的电子杂志。

在古希腊时代，如果国家有事，公民们就会聚集到“城市广场”（市民生活所在地的中心广场）进行商议，然后再作决定，整个国家的政治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古希腊的市民，通过讨论来找到正确的答案。

如果你知道，你就会感叹2000多年以前的人们是多么的睿智、聪颖，也会被他们那些优秀的对话所折服。

另外，将讨论上升为理论的亚里士多德也向世人展示了他缜密的思维和思想。

对于“真理是什么”这一类不容易回答的问题，2000多年前的人们竟然能够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实在让人佩服。因此，我相信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了解。

其实古希腊的智慧就体现在民主上，这是因为讨论首先建立在大多数人都参与的基础上，在讨论的过程中集体的才智就被彰显出来了，而不好的意见则被淘汰。这就是人类的智慧。

当然，在细节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通过讨论来磨炼智商是非常好的。

在许多历史时期，人类的智商都得到过这样的历练，而现在更是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建立一个“城市广场”，这岂不也是历练智商的好时代吗？

SNS（Social w Service，社交网络服务），我把它命名为“Agoria”，这是建立在“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讨论”的基础上的。

当有问题发生时，“Agoria”上的人们会进行讨论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进行交换整合，然后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保存下来，集体智商就会渐渐地被历练出来，所以说提高智商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团体的行为。

1980年后期，美国也进行过这样的活动。

当时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团体组织，知识、经验的交换很频繁，由此诞生了“BC”和“彭博社”，还设立了专门服务于有知识的投资家的经济频道。

我之所以认为开发SNS是一件好事，是因为在这里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很聪明的人，但他们一定都是实事求是的人。事实上，我自己也从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网络对于我们是十分必要的，它是扩充人们知识面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其实网络本身就是机械性的东西，就像先前提到的它的本质只是“输入输出”，至于怎样去使用它，那就完全取决于用户自身了。

网络会根据你的使用方法，或是帮助你提高自身，抑或给你带来损害。

利用网络交换的信息，如果只是单纯地讨论“什么有趣”、“最近在做什么”的话，智商很快就会衰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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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日后的经营也要依靠维基百科

前面讲了Google，要提高智商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工具——维基百科（ikipedia），在这里也必须作一下介绍。

借用别人的话说，维基百科是一个真正“容纳集体智商的世界”。维基百科的出发点就是“大家一起写辞典”，所以说在维基百科里汇聚了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人的智慧。

类似的还有日本的阿鲁克出版社做的网站“英辞郎”，也是这样一个汇聚集体智商的世界，这个网站能够提供日译英和英译日两种翻译服务。

总之，在当今时代，即便是一本小小的辞典，也不是靠一人之力就能做出来的，一两个专家穷其一生写一本辞典的时代已经过去广。

网络还有一个独特的优点，那就是一旦有错误，立马就可以得到更正。因为一旦出现了错误，一定会有人在网上指出来。因此，网上辞典每天都在被修订，每天都在发展。由于这种辞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对里面的内容并不能盲目地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因为里面的内容很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过，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到更正，我想这就是集体智慧的力量。

如果说是网络成就了维基百科，那么就可因此推断公司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成就自己，所以我想在今后的公司经营中也要渐渐引入维基百科的模式。

在传统的公司经营中，从来都是老板向下级传达指令，“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而现在这种自上而下的经营体系已经过时了。而反对自上而下模式的理论基础其实也已经过时了。我认为集合所有人的智慧，对经营方针进行修正的模式必定会成为未来企业经营的趋势。像宝洁公司已经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经营模式，那就是雇用公司外部的人来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这就是所谓维基式经营，换句话说就是“集体智商经营”，它和以前的协商制经营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维基式经营是以推出Linux操作系统为开端的。北欧芬兰人李纳斯·托沃兹（Lirmx torvalds）开发出的Linux操作系统对虚拟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样，Google也是全世界的Google用户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什么它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长足的进步，就是因为它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经营模式，那就是“让所有的Google用户都参与到开发当中”。

Google可以从世界各地整合自己所需要的经营资源，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建设性意见，并运用到自己的产品开发上，而他们不一定要亲自从事研发。就像微软那样，高薪聘请员工所做的开发工作，并不一定要在西雅图进行，这样就保证了效率，公司可以迅速地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当产品开发出现失误的时候，Google也会利用网络资源迅速解决，无疑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

要说Google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会产生“半途而废”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我和梅田望夫在杂志的对话中有所涉及，内容如下：

大前：Google的市价总额将近20万亿日元，完全可以收购那些发生危机的公司（或者将来会在技术层面与Google形成竞争的公司）。而事实上，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Youtube的收购。

但是现在，Google在很多事情上都只是半途而废。而就在同时，新近出现了很多不同领域的黏性很高的网络公司。面对这种形势，Google一定要在经营上多下力气，多做努力。眼下数字化和本土化的计划都还未成形，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打好基础，如果想一下子做完所有的事情，到头来肯定是两头落空。虽然说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是好事，可想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Google公司涉及的领域太广了，这种一家公司摆出的经营阵容就和美国当年的西部开发相当，正所谓“逮着哪个算哪个”。

梅田：现在Google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基本上只有两个部分。仅凭借Adords和AdSense的广告，它的交易额就能达到两万亿日元。如果能进一步优化检索功能的质量，一定会创造出更高的交易额，而Google其他的服务都是不值得进行商业核算的。

不管怎样，今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应该以维基模式为标杆，必须依靠“集体智商”来发展自己，这是全世界今后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一家公司的“集体智商”如果得不到提高，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称之为“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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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能否把网络世界的领导转移到现实中来？

长期以来，我也在做网络系统管理员（SysOp，即System Operator）的工作。因为一般在网络公司，系统管理员的工作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还是亲自当管理员比较好。

所谓系统管理员，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网络世界中的各个团体组织的会长，或者叫做镇长也可以。在网络中，如果这个会长稍有疏忽，立即就有可能引起无聊的争论，或是遭受黑客的入侵，总之他管辖的这一片区域立刻就会陷入混乱。

作为系统管理员，一旦发现有谁在网络上进行违法操作，我就会立刻剥夺他的登录资格，就是要通过采取这样的行动来杜绝网络黑客的入侵。

当然，即便是这样，黑客还是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袭击网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采取亲自和他见面的方式，问问他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约在10年前，我在网络上创办过一个“维新论坛”。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和大部分网络黑客直接会面了解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很老实的人。

可能会有人这样质问我，“为什么要对这样的好人采取强硬措施呢？”很多人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你的目的其实不在于此，要是这样的话，你为何不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式呢？”对我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是出自工薪阶层，而是以高中老师这个知识层面的人居多。

对于他们的大多数反驳，我是很难苟同的。所以每次在做这样的寸论时，我感觉不到新意。因为是没有新意的讨论，所以只要和我的观点有一点点相悖之处，我也会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击，在网络这种虚拟世界里是看不到彼此的，因而这种攻击也是肆无忌惮的。

这样就能形成网络上的“集体智商”，也能发现更多的问题。另一方面，网络中也存在着一些反对集体智商，也就是奉行愚民政治这类有害的东西。总之，在网络世界里，经常会产生这种抱有愚民目的的狂徒。

我只是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

在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日本人的集体智商又是怎样的呢？

很遗憾，就像之前说到的那样，日本人的集体智商正在显著下降。因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像虚拟网络中的系统管理员那样的人，而这一点也反映在虚拟世界中，不得不说日本人在网络世界中的集体智商也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社会是很容易选出网络管理员或者领导的，这是一片容易诞生“网络领导权”的土壤。

我作为日本最有资历的网络管理员，不仅和“网络违法者”会面，也和一些很有名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通过谈话我发现，有很多人虽然在现实中是很老实木讷的人，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却是备受尊敬的。

在网络世界中，他们收集很好的意见，具有很高的集体智商。但是这样的智慧却不能运用到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去，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网络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乐于改变自己。活跃于由我开设的论坛上的会员中，有很多人说“通过参加论坛，得到了成长和锻炼”，而事实也是如此。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奥伏赫变”

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现实社会中领导权的确立就这么难呢？

我想首先是媒体的原因，媒体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在我看来，那些从事媒体工作的人是非常迟钝的，他们既没有时间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又没有调查研究的精神，他们只会忙于报道所谓的新闻。现在记者的水平及其信息来源，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吃惊，他们的报道只不过是在对一些垃圾进行再加工。

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日本的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现在已经丧失了作为媒体的功能。可是尽管如此，从事媒体工作的人还是认为他们发挥着正确引导大众舆论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自身不知道学习提高，进行一切报道的基准就是“大众只喜欢简单的报道”，所以他们也就只能提供大众能理解的那个水平的报道了。

这样自上而下的信息传达方式，导致交流只是单向的，而在网络世界里交流却是双向的，这是两种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

报纸和杂志上虽然有读者栏和投稿栏，但大多数都是形同虚设，乍一看提供了双向沟通交流的平台，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总之，在现实世界中，压根儿就不会有。

政府打着“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旗号，采取“召开市民大会”等一系列措施，但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都是事先设计好的，都是为政府服务的。

这些事情都很明显地证明了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很多假象，这都是单向交流造成的。总而言之，现实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奥伏赫变”的可能，如此一来，也就不可能孕育出集大众智慧的领导，这是极其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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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寻求成立网络公社的可能性

关于运营一个网络公社，我的想法是，既然在网络世界里有那么多优秀的人，通过这些人就能在网络上形成很高的集体智商。而通过这个网络公社，尝试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更有可能以此来改善这个现实社会。

双向交流和单向交流在密度和时间上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创办的论坛，每天大约有1万人的访问量，而这1万人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虽说1万数字不是很大，但最为可贵的是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而不单单是日本人。这些人通过网络达到了彼此交流的目的，他们不但因此扩充了自己的知识领域，而且因此明确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当然，虽然我自己还没有真正找到从虚拟世界里探寻改变日本现状的方法，但我感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我来说，眼下最重要的莫过于好好地利用网络来修正自己的提议。

网络公社是可以跨国界的。

不管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欧美人，只要懂日语，都可以加入这个论坛。但如果在论坛里尽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在论坛里，有些日本人是居住在国外的，可以说这个论坛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日本人，在这里他们可以就日本现实社会中感到疑惑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所以可以这么说，在21世纪，如果想寻求“答案”，相较于现实世界，虚拟的网络世界也许是更快捷、更有效的选择。eb 2.0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改变世界的阵营中去，关键在于能不能将每个人的智慧集中起来。

我认为，在将来这是必须要做的。

关于对媒体的展望，我在日经BP社的网站“safety japan”中连载的专栏《产业猝死时代的人生论》中有所介绍。在这个专栏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网友也在发表文章，其中不乏一些趣闻逸事，而对此我是不反对的。

因为这样的趣闻逸事会获得不错的反响，即便我反对也是徒劳的。

我每周在这个专栏里发表大约8000字的文章。不仅是我，大家都在这里发表大量的帖子。如果是在日经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不允许在文章后面加上自己的署名的，可是如果在网络论坛中，我一定会在文章后面加上自己的署名。

不仅如此，而且我的原稿也不会通过日经领导层的审核，日经只是负责提供专栏的位置。

迄今为止，虽然我的文章已经在这里连载了150周以上，但现在说它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还为时过早，要修正其中的错误也还不到时候，因为正在有不计其数的人阅读着它。说得直白一点，当同样的东西刊登在日经报纸上时，就会有无数的斥责声蜂拥而来。可是变成电子版后就不会了，而是感觉事物能变得更多样性。

美国的报纸《华尔街日报》就断然采取了缩小版面的措施（将报纸的宽幅由15英寸缩小到12英寸），把报纸上减少的信息量补充到网络版中去。总之，就是只将报纸作为一个窗口，把重要的信息都转移到网络版上，而且还在网络版中添加了广告等，以此来弥补由报纸的发行量减少而造成的损失。

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媒体势必要遵循这样的模式，如果不采取这种脱离传统模式的做法，媒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今后的记者也将以目光犀利、嗅觉机敏的执笔者为主。记者通过自己取材，自己权衡轻重来写报道的时代逐渐会成为过去，到那时就再也没有必要像现在那样对政府的信息垂涎欲滴了。因为读者想从媒体方面了解的不再是这些资讯，谁也没有必要再去花钱买这些信息了。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 “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什么”

我在这里主要陈述了网络的优点和好处，但就像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样，网络也是有不少危害的。

网络这个虚拟世界还在不断地发展，而许多初次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很容易被“生活在这个世界很久”的人欺骗。另外，欺诈和赌博也在网络世界里肆意横行。

如果你现在认为网络媒体比现实中的媒体更可靠，这是不准确的。现在的网络博客也是鱼龙混杂，虽然时常会有高人气的博客被人们提及，但最终谁也不能确定它是否值得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听信网络上的宣传和鼓吹，就会使自己陷入感染网络病毒的境地。与其说是网络把人变成了笨蛋，还不如说是网络作为洗脑工具被人所利用了。

然而事实上，要想很好地运用“集体智商”，没有比网络更好的媒介了。

当今社会中有很多头脑灵活、善于思考的人，而为了使日本的明天更美好，将这些人的意见进行整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媒体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他们提供发表意见的场所。

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人们可以超越性别、家庭、宗教等所谓的限制畅所欲言；而在现实世界中，即便是对着近在咫尺的人，交流起来也要花费很多心思。

举个例子，在我的论坛备受尊敬的人中，就有一个是女性。因为她在网上与其他网友进行交流时，使用的是男性网名，所以我们都认为她是男性，应该说她运用网络消除了人们之间的性别差异。

在网络虚拟世界中，你不需要进行过多的思量和揣摩，说话只需要从纯粹的知识和理论角度出发。当然，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比如说匿名的诽谤或匿名的网络袭击事件等。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网络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人们在网络中的状态就应该是人本来应该有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网络世界里“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什么”。是的，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言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等都是无关紧要的。

而在现实世界，比如说在公司里，“部长这样说”、“社长这样说”就成了判断的重要标准。不管多么无聊的意见，只要是社长说的就一定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在网络世界，不用区分你是不是社长、你是男是女，或者你年长还是年幼。

事实上，本来就应该这样，“讨论和交流”对每个有想法的人都是公平的，是没有职业、年龄和性别之分的。我在演讲中也多次说过“最重要的是说什么”，但是日本人有一种拘泥于发言者身份的倾向，而且还很严重。如果万事都根据社长的意见来作决定的话，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思考了，也没有必要再学什么知识了。

从这个意义出发，可以说，参与我的论坛的人没有年龄的差別，完全属于同一级的，他们是网络上的同学或者网友，这是大家的共识。这样，大家就能够做到彼此尊重，自然也就能产生出大家所公认的领导。

更进一步说，我们用这些在虚拟世界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的智慧，难道还不足以改变世界的现状吗？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如果没有游戏和小孩，世界会怎样

当你考虑虚拟的网络世界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的好处时，不得不考虑为什么日本的游戏产业能够席卷全世界。

1995年，索尼公司推出“Play Station 2”后，又针对日本本土的一些孩子们进行了新项目的开发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相关人员发现网络为游戏软件的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从此网络游戏就开始慢慢占据了游戏市场，成为新的主导。

当然，开发这些游戏软件的并不只有索尼一家公司，还有像任天堂等公司也在做。得益于此，当时许多孩子从10岁就开始学习C++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编程；上了大学之后，他们就开始去软件开发公司或者游戏公司做兼职，有的最后成了这些公司的正式员工。

我在Square Enix担任董事的时候，公司不招收大学毕业生，员工大多是从在公司打工的人中挑选出来的。

日本的游戏产业被称为“两万亿日元产业”。不言而喻，它在世界上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竞争力，也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产业支柱之一，而促进这项产业发展的就是时下的这些孩子们。

实际上，孩子们通过网络达到了相互了解的目的，他们也逐渐通过网络开始相互交换信息，对某一款游戏进行集体讨论，以此提高自己在游戏方面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总之，有了这些孩子，虚拟网络才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日本的游戏产业也才能风靡全世界。我的两个孩子也参与其中。

在游戏和孩子的世界里，当然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除了对那些游戏开发者的尊敬，在这个网络游戏的世界里没有年龄、上下级关系以及学历的差别。而对于这些，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说“网络的力量真是太大了”。

就像在足球领域，巴西少年是全世界的佼佼者一样；在游戏领域，日本少年绝对是全世界的领头羊。然而，那些只看到网络消极影响的大人和媒体记者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这些孩子的作为是荒唐而不可理喻的，他们把整个舆论都引向了反面。

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些孩子，现在的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遗憾的是，现在的It市场已经几乎被印度和美国所占领了，韩国和以色列也正在这方面崛起，而日本在这方面的动作却是越来越迟缓。日本只有改变对网络游戏产业的看法，才能继续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地位。

虽然不知道Play Station和任天堂到底还能在游戏市场上称霸多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现在的游戏产业是带动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份重要力量。

全世界只有日本拥有一两个自主研发的控制台（sole），即便是只有这一两个也没有很高的专业水准，至少在计算机领域日本还没有自主研发的控制台，这和在移动通信领域遇到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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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 “Web 2.0”时代的“信息活用技术”

网络世界中存在着至今还没有存在过的集体智商的源泉，但是这种集体智商还没有被运用到现实世界中。对此，虽然我也还处在摸索阶段，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如果能够利用好网络，就能及时制止我们现实世界中智商衰退的趋势。在“eb 2.0”时代，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资源就会变成笨蛋。

我个人也经常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整理。充分利用网络来提高自己的智慧，从这一点来说，网络并不会使人的大脑变懶，然而问题就在于很多人不会正确地去利用网络。

那么接下来，就简略地谈一下我自己的信息活用技术。

日本人绝对不是收集和活用信息的低能儿。曾几何时，美国人也怀着敬畏的心情这样评价日本人：“日本是一个吸收外界信息如同海绵吸水的国家。”

然而现在，从年轻人到四五十岁的日本人都变得不会对外来信息进行收集、管理和活用了，而这些都是“〇X式教育”

所带来的弊端。因为这种教育只重视最后的答案，似乎用“〇”和“X”这两个符号就能将全世界解释清楚了，所以现代人在遇到问题时已经不会独立思考了，人们再也没有从反复的失败中去寻求正确答案的习惯了，即使偶尔得到了解答，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验证它。所以，当“报纸和电视的信息都是正确的”这种观念先人为主后，人们就只能想到通过这两种渠道去获得信息和情报了。

这种方法首先就是错误的。这样做导致的最终结果是自己根本无法掌握这些信息，就像昨晚吃过什么饭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

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信息记在自已的脑子里呢？一是因为这些信息和情报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二是因为自己没有对收集到的信息和情报加以加工整理。任何信息和情报如果不进行加工整理的话，就不会有丝毫的价值。即使你收集了再多信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些信息也会成为垃圾，你什么也不会得到。

因此，必须遵循这样一种方法，那就是在得到一些信息后，首先要进行思考并提出疑问，其次再和自己所拥有的信息进行对比，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能有效地进行这个过程，那么就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一个信息框架。再强调一遍，最重要的是能够将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

现在在我的脑海之中就有五六十个这样的信息框架，当新的信息进来的时候，大脑就会把它和原来的信息进行整合，最后我就会扪心自问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这样，自己加工的信息就促成了新的思考。不仅如此，我们还能从中得到大量的新知识并储存到自己的大脑中。

如此便能将得到的信息记下来，再也不会忘记，因为你已经将它的精髓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信息整理方法。

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到哪里去找这种加工好的信息和情报呢？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其变为己有呢？

这时，网络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从电脑中提取信息

事实上，我从10年前就不再购买报纸了，这是因为报纸会采取排版的方式使报道的级别一目了然，从而迫使读者减少自己的思考。试问，如果一篇大标题的报道和一篇小标题的报道放在一起，有谁还会去思考它们之间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毋庸置疑，谁都会认为头版的大标题报道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对你的生活和今后的人生来说，那些大标题的报道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不但是报纸，我现在连电视新闻也不看了，特别是NhK的那些无聊透顶的新闻，我是绝对不看的。要说新闻报道节目，我只看BS制作的世界各国新闻以及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

说到杂志，我只读其中那些敢于不遵循政府的出版方针的杂志，读这些杂志不单单是为了获得信息和知识，因为即便是偏离主流思想它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这一点来说，那些综合类的像便当一样的杂志是比不上这一类杂志的。

当然，说到这种杂志的购买渠道，那就是网络了。

网络上的新闻报道没有版面的大小。对于我来说，头条新闻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决定，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有意义。

接受信息的方式不再是被动的，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对信息情报进行筛选，这样也就开辟了一条活用信息的道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新闻，我无须再通过《世界经济》、《日本经济》、《地方自治的走向》、《主要国家地缘政治学的变化》去了解，而是通过使用RSS（刊登网络新闻的系统）就能轻易获得。

具体说来，要遵循以下的步骤：

⑴使用RSS系统每天阅读500条新闻，一周就能读到3500条新闻报道。

⑵每周将对自己的“信息库”有帮助的或者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进行整理，然后全部发送到自己的邮箱。

⑶把收集到的信息和资料运用到演讲稿里并加以整理，然后我再通读一遍，进行删减和添加，如有需要我会对其中的资料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解说。

⑷把我的演讲稿在星期天晚上播放的“大前现场直播”（bbt757.）中呈现给听众。

⑸最后是在下一周，我会将这些资料带到网络学校“AirCampus”，让大家进行讨论。

像这样将自己整理加工的资料进行4遍回顾和复习的做法，从1998年10月算起我已经坚持了12年。所以，到现在很多信息在我的脑海中还有记忆。

我之所以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不管遇到什么题目的演讲都能应付自如，能够针对演讲题目进行最新形势的分析，就得益于我长期实践信息活用技术。

我在前面说过“通往网络的道路是非常艰险的”，事实的确如此。但只要你能够运用自如，网络就是充满无限乐趣的地方。

我是这样指导学生的：

●每个星期六花3个小时的时间，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在Google上进行搜索、查询。

●这3个小时不能全部浪费在搜索上，最后达到的效果应该是自己能思考，比如说要意识到“最重要的是哪一部分”、“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把这些内容都添加到自己的报告中去。如果发现有趣的图片或者数据，也可以添加进去（这样有助于学生形成基本的知识框架）。

如果在自己的脑海中连一个知识框架都没有，想一口气构建10个知识框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如果按照我的方法，每周都坚持这么做的话，一年之内你就可以为自己构建50个知识框架。即便你不怎么勤奋，也能在一年的时间里构建10个这样的知识框架，这总比一个都没有要好得多。等到花上几年的时间，你有30个这样的知识框架的时候，你的情报信息技术就会取得巨大进步了。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应该提升到新层次

在这里，让我们再冋到网络有危害的话题上来。

对此我的观点是：与其敲响警惕网络的警钟，还不如更好地利用它。

网络威胁论者没有能力对沉迷于网络的孩子进行有效的救助，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孩子尽量少接触网络”。

我的想法与此相反，我们现在已经没法回到那个既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的江户时代了，而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教育孩子的方法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落伍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专栏，当中提到了“网络社会是一个具有等级差別的社会”。具体说就是在网络的影响下，富人和穷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说白了就是信息量的差别。但这里的意思不是富人对穷人进行掠夺，而是说在虚拟的世界里，富人从穷人、弱者那里获取了很大的好处，这种好处和性别、年龄没有任何关系。

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从事其他工作时或者退休后也能利用网络来获取信息和情报，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立即通过双向交流的方式将其解决的话，那网络一定是你的首选。在网络中，你可以结识更多的人，然后用互通有无的方式，让自己得到提高。

总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社会等级差别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可是，现在网络上发展最庞大的却是色情产业，你在网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和色情相关的内容了。虽然我们经常说“一切技术开发都是以军事和色情为目的的”，但好像我们对此又毫无办法。

然而事实是，网络深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所谓更高的层次，具体说就是指每个人都要学会有效地利用网络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媒体的误导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拥有识破政治家谎言的能力，能够独立判断是非，唯有如此才能够为自己构建出健康而又富有文化气息的生活。

为了能够早日摆脱沦为低智商社会的厄运，请有效合理地利用网络吧！

第五章网络社会和大脑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认为网络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认为网络起到了破坏人性的消极作用。

□在进行网络检索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能收集到多少情报和信息，而忽视对信息、情报的分析和思考。

□因为网络对人们有消极的一面，所以认为还是不要染指比较好。

□因为不知道维基百科到底是谁编撰的，所以认为它是完全不可信的。

□现在是网络世界，所以认为现实世界中不会存在“奥伏赫变”。

□认为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是通过网络选出来的。

□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是通过网络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轿车和电脑都没有打动日本年轻人的心

看看现在的日本人，特别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我感觉“日本人已经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没有任何志向。

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曾在小时候经历过“泡沫经济崩溃”（1989年泡沫经济开始崩溃，那时他们正处在十多岁的年龄）。总之，他们这些人太懂得人情世故，所以内心也不曾对日本的未来有过美好的憧憬。

这一代人首先对未来是不抱有什么希望的，然而即便没有什么希望，生活还得继续下去，所以他们只能接爱现实，寻求平淡的生活。

现在生活在日本的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感觉生活十分不自由，在物质生活方面也都能够得到满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个时代才出现了无欲无求的人。年轻人已经变得没有物欲，也没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0年前，年轻男子工作后的首要目标就是买一辆车，而且他们从小就期盼能够驾车和女孩子去约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汽车都失去了兴趣。

不仅是汽车，甚至有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对电脑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如果在工作上遇到问题，他们没有像我那样在网络上与人进行交流，而是打电话。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专门买一台电脑。这种倾向在高中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却没有自己专用的电脑。

日本青少年研究所2008年4月发表的《日美中韩局中生消费比较调查》显示，虽然96.5%的日本高中生都有手机（其他国家是60%~80%），但日本高中生中拥有自己电脑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21%，和美国的60.7%相比，只有美国的1/3。对他们来说，手机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

有句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只对自己身边半径3米以内的事情感兴趣”，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要说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远大的志向，那就是到国外旅行了。事实上，现在出国的人中，大多数人都不是抱着长见识的目的，在各国徒步旅行者的队伍中，很少见到日本年轻人的身影。

此外，日本在国外的留学生数量也在减少，现在欧美的大学里一说起亚洲留学生，指的就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而不是我们日本人。

现在，刚刚进入日本贸易公司的新员工，大多数都不愿意到海外工作，而这种情况不仅是在日本，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员工们喜欢国外出差，但不喜欢到国外工作。

我们不得不感慨：“同样是年轻人，怎么换了个年代，差距就这么大呢？”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年轻人真是天壤之别，想想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那些有志青年们，哪一个不是意气风发，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甚至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以及怀基基海滩的酒店。而看看现在的这些年轻人，真是今非昔比啊！

那么，为什么现在日本的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会如此不成熟呢？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是因为日本整个国家还在受着泡沫经济崩溃后遗症的影响。不过，如果这种令人吃惊的无志向状态任其发展下去，那么最终导致的必然是日本渐渐走向衰落。克拉克博士曾留下了“好男儿志在四方”（Boys be ambitious）这样的名言警句，雄伟的志向在任何时代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所以，请认真思考本章提到的年轻人缺乏志向的问题，以及近年来热议的孩子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没钱，物欲也能得到满足的社会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变得如此没志向呢？要探寻其深层的心理原因并非易事，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泡沫经济崩溃后“外界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新闻和舆论”，所以对这个问题就能找到两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我想这其中的原因还是日本的社会环境，因为即使没有钱也能够生活下去，这是导致日本年轻人没有志向的第二个原因。

最后，年轻人还不能轻易从老人那里继承这些财产。就像之前说过的，日本人在去世的时候是最有钱的。据统计，平均每个日本人在死的时候都拥有3500万日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在一些发达国家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后代却很难顺利地得到这笔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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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主要年龄阶层的家庭储蓄·负债金额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家庭收支调查表（储蓄·负债篇）》，2006年4~6月

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遗产税实在是太高了，可以说都被政府无偿没收了，这是妨碍年轻人消费的原因之一。虽然现在有通过生前办理继承手续的方式来继承遗产的制度，但是却极少有人会这么做，因为老人都“为了以防万一”而把钱紧紧攥在自己手里。

对此，年轻人应该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愤怒才是，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反应，一直听不到任何不满的声音，为什么要这样忍气吞声地生活下去呢？

首先，分析一下日本人的个人资产状况不难看出，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中老年人的手中（表6-1）。也就是说，现在的日本社会呈现出这么一种状况，大多数资产都闲置在中老年人的手里，而作为消费主体的年轻人却在经济方面捉襟见肘，由此导致年轻人不会主动想到要消费、买东西。

此外，由于日本的养老金实施的是征收制而非零存整取的方式，对20岁的国民也要征收养老金，以此来支付老年人的生活费。这种制度的不公平性在日本极端地体现了出来。

据说，在麦当劳打工一个月能挣大约46000日元，这只比工薪阶层从妻子那里得到的零花钱多1万日元。所以住在父母家的这些年轻人，一边打工的同时还节省自己的开支，生活过得很一般，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就这样在家当个打工的寄生虫倒也过得安逸。

在这种没有必要拼命赚钱的环境下，不会有人抱有远大志向，也不会有人积极地寻求成功，哪怕是在消费方面的“成功”。也许是看到了父母贷款买房的辛苦，所以他们甚至没有想过要去为自己构建一个家。

非但如此，很多男性已经放弃了结婚的念头。因为当他们拿自己的年收入和女方父亲的资产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如果和她结婚的话，她以后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拮据”。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全体日本人都被“不安心理”所笼罩

汽车和房子都不重要，有手机就行了，不需要拼命赚钱——这，就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

当然，也有例外，但放眼望去世界上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只有在日本才能找得到。在我看来，如果这种“无欲”的精神状态再持续下去，日本的年轻人都会变成啃老族，而他们也将会在各种世界性的竞争中丧失竞争力，最终败下阵来。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集体智商的衰退，日本人自己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眼下日本社会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少子化、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如果年轻人的志向再这么堕落下去，那么日本以后的经济必定会遭受意想不到的严重打击。

基于上面这些话，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

Q：无志向年轻人的增多会对日本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以下是我的答案。

举个例子，生产厂商开发出了一种新产品，可是年轻人对这种新产品就是没有兴趣，这样一来，开发厂商就不得不将研发的对象转向老年人。如此一来，消费者的核心力量就渐渐呈现出高龄化，而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就会越来越淡化，最终导致消费市场将被完全贴上高龄化的标签。

然而，高龄人群即便真的成了消费的核心力量，也不会对整个日本的消费和投资有多大帮助，因为老年人只知道往银行存钱来应对养老以及增税等问题。

这样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逐渐变得闭塞，死气沉沉。

我看到现在很多日本人都陷入了一种“不安”的状态中。日本人的集体智商正在衰退，而谁也提不出从这种不安之中解脱出来的方法。政治家虽然都口口声声说要给予国民“安全感”，但其实只是借此来麻痹日本人的思想。

所以，近些年来，也许是这种不安的状态更加严重吧，大人们经常会对年轻人横加指责。

由此，也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关于年轻人的争论。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时下引发讨论年轻人的热潮的根源

最近经常听到人们对现在的年轻人议论纷纷，也经常看到相关的言论，虽然说的都很对，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思进取。这种关于年轻人的讨论并不是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而是人们不曾遇到过的问题，所以大人们才会这么着急。

但是，造就这些年轻人的不正是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大人们吗？

在这里，我想郑重说明一点，我在说“近些年来，日本一直处在低智商的状态中”这句话时，并不仅仅是指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当我说“现在的日本人都陷入了停止思考的状态中”的时候，有些人会极度表示赞同，而且他们必定会说：“真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真够呛……”他们会认为“停止思考 = 现在的人 = 年轻人”。

确实，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有什么志向可言，而且他们的学习能力正如人们议论的那样变得很差，他们对政治也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

但是，造成这些局面的责任并不完全都在年轻人身上，包括我在内的大人们也脱不了干系。

你在亚马逊网站上以“年轻人”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有很多关于年轻人的书。

●《让日本退出比赛的年轻人》

●《为什么年轻人生活在自己半径一米的范围内？》

●《低级志向：不学习的孩子、不工作的年轻人》

●《年轻人为何工作三年就辞职？年功序列号夺走了日本的未来》

●《年轻人为何“决定不了”》

除了书之外，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也有了发挥的空间，它们反复地抨击时下年轻人“学习能力低下”、“志向短浅”。话说学习能力低下是“富裕教育”造成的，而“志向短浅”的原因则在于“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为什么要重新审视“素质教育”

关于青少年学习能力低下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这种热烈的争论一直持续着。2008年，有人提出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素质教育”，原因就是“近10年来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日趋下降”。于是把一切问题的矛头都指向了我们一直奉行的“素质教育”，改变这种教育体制才是当务之急。

但是，改变“素质教育”就能遏制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下降吗？就能提高学生们的知识水平吗？就能改善日本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吗？

在我看来，对“素质教育”的改变如果仅仅采取还原以前的教学内容和增加课时的措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前的经验教训。

学习能力低下成为讨论广泛的话题，是由几本书引发的，1999年出版的《不及格的大学生》、2001年出版的《东京大学的学生变成了笨蛋？》。这些书都指出：“素质教育”实行的少数科目入学考试制度，造成了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显著下降。

所谓“素质教育”，简单说来就是“不进行填鸭式教育的教育模式”。日本在这方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1999年在小学、初中、高中制定了新的教学指导大纲，新的大纲对以前的教学内容做了大幅删减，并于2002年在各个小学和初中开始正式实行，而高中则从2003年开始正式实行。至此，一直实行一周五天制的小学和中学的授课时间被大幅缩减，可以说填鸭式教育已经成了历史。

更重要的是，过去学生为了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奉行的“死记硬背”和“分数至上主义”，现在至少也已经由地上转为地下状态了。

最终，孩子们的学习能力确实是下降了。

但是这里所说的“学习能力”，并非指现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质疑能力”和“思考能力”，而是指单纯的“写复杂日语的能力”和“计算的能力”。

当然，如果连最高学府里面都充斥着笨蛋学生的话，让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理解不了大学的课程，只能从中学水平开始补习”、“写不出论文就去维基百科复制粘贴”、“堂而皇之地对教授说网上找不到，所以我也搞不清楚”、“被公司辞退后还需要母亲继续照顾”——这些就是媒体对现在大学生的有点夸张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对于“素质教育”批判的声音正在日益高涨。

最后在2004年发表的由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参与的“学生学习效率调查”（PISA2003）的报告中，各国更是一致认为“素质教育是行不通的”。

这项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其他国家的孩子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比如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应用方面的听说能力，由过去的第一位下降到了第六位；阅读理解能力，由过去的第八位下降到了现在的第14位（顺便提一下，在PISA2006的报告中，日本孩子的学习能力已经是最后一位了）。

所以，应该对“素质教育”进行改革。

但是改革的措施如果只是把教学内容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或者说把公立学校的授课时间延长10%的话，那在我看来这种改革只是一种回归政策而已。

让我倍感奇怪的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对教育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呢？为什么都这么急功近利，却不去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世界以后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如果进行了那种改革，似乎可以抑制孩子们学习能力下降的状况，但这样一来，岂不是又回到了过去的“填鸭式教育”？大学生只注重自己的考试成绩，甚至只在乎自己学会了几个日语，这和21世纪所需要的知识水平相差甚远，因为这些能力是和早已过去的20世纪的工业时代相适应的。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身在危机中却没有危机感

要讨论学习能力的下降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这里所说的“学习能力”到底是指什么。另外，还要搞清楚在今后孩子们应该具备怎样的“学习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孩子们学习欲望的减退。

我认为相比学习能力低下这个问题，学习欲望减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从事学习能力调查的组织，除了前面说过的OECD范围内的PISA之外，还有IEA（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国际数学·理科教育动向调查”（tIMSS）。这些调查和评估结果都显示，日本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的“快乐”和对于学习的积极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相当低的。

现在日本的孩子们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对一切事物都在失去“欲望”。

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变成这样？”“战后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身上所具有的勤奋和斗志为什么消失殆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年轻人重新拥有那种勤奋和斗志。

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靠的就是大家所公认的日本人特有的勤奋和超强的学习能力。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年轻一代早已经失去了上一辈所具有的那种勤奋和斗志。确实，现在的日本人在物质方面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日子过得还凑合。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现在的年轻人才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

可是，为什么其他国家却没有产生这种状况呢？

比如，看看丹麦、芬兰、瑞典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丧失学习的欲望。通过和这些国家的人对话，我发现他们对于未来有着很强的危机意识，对于孩子的教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特別是在最近备受世人关注的教育大国芬兰，国民的危机意识是异常强烈的。而在日本，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就把“危机感”拋到九霄云外了。

一般来说，在富裕的环境下，应该更加注意不要过分宠爱甚至溺爱孩子。然而在现在的日本，虽说正处在十足的危机当中，但孩子们却没有丝毫的危机意识，这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本身就没有危机意识。

在我看来，身处危机之中却没有危机意识完全是智商衰退的结果，如果从教育方面找原因的话，那就是“偏差值教育”。

我认为现在日本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偏差值教育”的消极影响“功不可没”。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偏差值制度 = 愚民政策

从1960年以来，日本一直实行的就是“应试教育”、“偏差值教育”、“填鸭式教育”。现在看来，那时候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分水岭。

通过“安保斗争”，日本政府认识到，如果对过激的学生运动放任不管的话，就会导致政府下台，所以政府就从此开始实行“愚民政策”。这其中的代表性举措就是推行“偏差值教育制度”。

虽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我还是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对首相说了些什么：

“政府现在的行为就是在欺骗国民，这样下去恐怕会引起国民的愤怒！”

但是首相却对我说：

“在日本，即使实行愚民政策也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你也许会怀疑你听错了，但事实就是如此。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和官员们也承认他们在无视学生抗议的情况下推行的是愚民政策。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为了防止年轻人再抗议美国的政策，为了防止颠覆政权的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大张旗鼓地推行愚民政策。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举措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的。

这一政策达到了政府意想不到的效果，正是由于长期的愚民政策，日本人现在已经变得不会思考了。

也许会有人质疑，仅仅是一项“偏差值教育制度”，就能够彻底地改变日本国民吗？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

Q：你认为“偏差值教育”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当遇到问题时，首先应该自己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最起码的能力。

然而，日本孩子在形成自我判断的重要时期大脑却被“偏差值”控制着，因此他们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所有的问题不是由自己来解决而是由“偏差值”来决定。

由于偏差值制度的实行，人的能力被数字化了，所以日本的学生经常会被问到“你的偏差值是多少”这样的问题。

这样，当学生知道自己的偏差值后，就会在心里形成一种暗示，即“我就是这个水平了”。如果有一天他被告知“以你的偏差值是考不上那所学校的”，他就会因此放弃报考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校。父母也会受偏差值观念的影响，劝他去报考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学校。

这，就是“偏差值教育”带来的最大危害。

这项政策对于工业化时代的政府来说是相当有好处的。因为在工业化社会，需要的就是全社会团结一致，大家齐心协力听从政府的部署大搞建设。在工业化时代，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机器人式的国民。在这一时期，偏差值教育的作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这种教育制度却夺走了人们的志向和抱负。

我通过和现在社会的核心人群，特别是40多岁从小接受“偏差值教育”的这些人谈话后发现，他们大多数像没有志向和抱负的小市民一样。

当我希望他们能够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谈一点时下社会存在的问题时，他们立刻会这样拒绝我：“大前先生，如果您想知道这些问题的话，最好还是去问政府部门吧，因为那里的人脑子都比较好使（偏差值较高），他们应该会知道这些问题。”

可当我问到“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就这些问题和政府部门的人讨论过”时，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肯定回答。

总之，经历了偏差值教育的这一代人都陷入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偏差值高=智商高”，他们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代是不会有危机意识的，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个社会将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将由那些“偏差值高”的人来解决，而自己用不着去浪费脑细胞，到时候只要按照别人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他们习惯于在同一班级或者是同一年级组中作比较，然后认为那些偏差值比自己高的人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去政府部门工作。同样，能进入媒体工作的人也被认为是偏差值很高的人。所以，他们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决策都是对的，媒体所说的话也全都是可信的。

日本社会的现状就是这样的，人人都把信奉政府和媒体当做自己生活的“前提”，因此日本社会压根儿就不会产生所谓的“集体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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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偏差值教育中的序列化不是“教育”而是“训练”

现在的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习惯了被序列化——偏差值教育中的一项措施。人这种动物，一旦习惯了某种事物，就不会再产生反抗。所以说，偏差值教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填鸭式的，或者说是一种强迫记忆法。到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能把记忆的东西正确地反映在试卷上，那就说明你的偏差值很高。

如果这种“填鸭式”教育形成的能力也能称为学习能力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论了。遗憾的是，不管那种“死记硬背”的能力有多高，都不足以让人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斗志和抱负。

现在的日本人，需要的不是这种学习能力，而是比这更重要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冒险的勇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以及“坚持到底的信念”。

因此，现在的教育应该是引导学生去思考诸如“我这一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我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教育还应该起到鼓励的作用，要告诉莘莘学子“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要充满干劲，目标就在不远处”。

可是，在文部省对“富裕教育”进行改革的措施中，却看不到有这样的内容。

“偏差值”，这真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人的价值从小就被数字方式赋予了一个永久的定位，而且这种观念深深扎根于人的思想中。等到经过这种教育熏陶了10年、20年、30年之后，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偏差值教育，并非教育而只是“训练”，和自行车运动、飞机操作的“训练”是一个概念。在这种训练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那就是学习是为了应付考试。

在这种以训练为目的的教育中，一切都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孩子们学习的目的是得到正确答案，正确解答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至于思考能力都是次要的。

在这种应试教育中，即便那些取得优异成绩的人，也是没有思考能力的。他们和技术熟练的工人一样，只会机械地处理问题而不会思考。

最后，这种人虽然不会思考，但因为具有熟练的“技能”，还是能被知名大学、一流政府部门和大企业选中。就这样，偏差值高的人最终成了社会的“精英”。

可是，这种“精英”在面临新问题和未知的世界时就没有什么能力了，因为他们不会思考，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在考试中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对于前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他们没有研究的能力。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拖延，因为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依，所以最终就只能照着前人的葫芦画现在的瓢——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现状。

对于现在来说，“偏差值教育”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它曾经在20世纪大放光彩，因为它培养出了工业化最需要的人才。在工业领域，美国都曾经在日本面前甘拜下风，这导致在美国国会甚至有人提议“引入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不过是一种愚民政策，它的作用只是生产出大量不会思考的人，根本就和教育没有关系。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满足于小幸福的“少年jump一代”

我对不同年龄段的日本人有一些看法。

首先是对读着长大的“少年jump一代”，他们是经历偏差值教育的第二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没有思考能力。

他们成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正是《少年jump》畅销的时候，一时间连媒体都大肆吹捧，到90年代已经售出了600多万册。

《少年jump》全书是本着描写“努力、友情、胜利”三个要素的原则来编著的，其中的故事也都是以这三个原则展开的。但是，书中的故事宣扬的一些观点目光短浅，比如说“如果能和附近拉面馆的漂亮女店员成为朋友该有多好”，这本书所描述的胜利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胜利，而是身边一些小事情的胜利。微小的梦想和狭小范围内的朋友，就能让他们感到幸福，我并不否认这种世界观，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本书是在宣扬“封闭”，想让人们学会知足。如果每个人都仅仅满足于这些小幸福，那么还能有谁推动日本的发展呢？

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忧虑。

《少年jump》的编写原则，如果从商业杂志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是很成功的，但是如果从它对当时孩子们（现在的社会核心力量）思想的影响来说，我觉得它是糟糕透顶的。因为它里面没有宣扬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是在宣扬“小富即安”的思想，事实证明它最终造就了大量目光短浅的人。

相反，如果让孩子们去读《三国志》这样的书，也许就能锻炼出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优秀的儿童读物和文学作品能培养孩子的丰富感情。此外，冒险类和历史类的书，可以为孩子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少年jump》里面的故事，情节通常十分简单，故事的“结局”都是以胜利告终的，所以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思考空间。

到了2000年以后，《少年jump》的销量开始明显下滑。虽然少子化是造成小孩数量减少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如果是因为现在的孩子连这么简单的故事都看不懂而造成销量下降的话，近些年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的孩子在读漫画的时候，竟然抱怨漫画中人物的名字读起来很费劲儿。对此，有很多分析指出：“读连载的漫画很麻烦”、“看励志漫画没有什么意思（宣扬友情和胜利的漫画比较有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少年漫画是不会培养人的思考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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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 “玩游戏的一代”还是有希望的

“少年jump一代”之后是“玩游戏的一代”，或者把他们叫做“任天堂一代”或“Play Station一代”也可以。

但是，玩游戏并不是这一代人的主流活动，“玩游戏的一代”只是相较于“少年jump一代”的一个称呼而已，这一代人中最年长的，恐怕也只有30多岁。

在我看来，“玩游戏的一代”要强于“少年jump一代”。

“玩游戏的一代”从小就是在RPG（角色扮演游戏）的影响下成长的，所以他们身上还保留着一种挑战自我的精神。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能鼓励玩家去开拓新的领域，探寻未知世界。因为在这些游戏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游戏是无法进行了的。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玩游戏的一代”也没有什么韧性。看看他们玩游戏的态度就知道，如果游戏一开始不顺利的话，他们就会产生放弃的想法，想清零之后从头再来。

“玩游戏的一代”同时又是一群容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的孩子，比如说在最终幻想系列发行日当天，他们曾在秋叶原（地名）排起了长长的队。

我们之所以在信息产业方面输给了美国和印度，是因为我们缺少It人才。而看看这一代人，正如第五章所说的，他们支撑着日本的游戏产业，在“eb 2.0”时代，他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应该说是最强的。他们是首次通过网络世界来确立世界观的一代人，因此他们对现在这个网络社会的把握能力可以说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

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在这里我拿30岁和45岁的人做一下对比。

现在30岁的人大约从12岁时就开始接触电脑，已经有了15年以上的电脑使用经验。也就是说，迄今他们一半以上的人生是在电脑的陪伴下度过的。

而45岁的人，大约在30岁时才开始接触电脑，像电子邮件这样的东西他们也才使用了七八年；用ord写文章、用搜索引擎进行检索、使用Excel、Po等软件，他们是在最近4~5年内才学会的，我想话说到这里，到底谁更能适应现在的社会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已经成了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年长者的“前辈”。

随着整个世界信息化的深入，原有的技术已经渐渐落伍，现在需要的是全新的技术。当然，谁能够熟练掌握新技术，谁就是“前辈”。

在这样的时代，人才已经没有年龄、性别和国籍上的差别了。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活动已经不再受年龄、性别、国籍甚至住所的限制，一切竞争都是光明正大的。

随着世界逐渐向网络时代发展，日本的企业必须要重视“玩游戏的一代”的作用。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全然不同的“手机一代”

“玩游戏的一代”之后，紧接着出现的便是“手机一代”。

“手机一代”，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似乎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代人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空想出我们不曾见过或者无法想象的事物，同时也是没有斗志、没有志向的一代。

比如他们对手机社区和手机网站都青睐有加，并在这样的平台上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和他人交流。这在他们的前辈看来恐怕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对网络事物全盘接受的行为恐怕也是我们无法苟同的。

10年前，手机刚刚开始兴起；时至今日，有谁能料到手机竟然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手机的功能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收发邮件、网页浏览、MP3、收节目视听、游戏、拍摄以及彩信传送、动画、个人时间管理、购物、票务预订和购买、账目结算……可以说现在没有手机干不了的事情。

前面说到的“手机社区”，是DeNA在2004年推出的一款拍卖系统，你可以以它为平台将自己的东西进行网络拍卖。据说这个网站现在一天有1600万的浏览量，而其中60%以上的用户是女性，而这家公司之后推出的手机游戏和SNS平台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两亿的日浏览人次。

在这种情况下，称他们是“手机一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请不要忘了这种手机文化却是日本特有的。手机在其他国家虽然也很时兴，但很少有像日本现在的手机那样，具有如此多的特殊功能。

要说这一代人最大的特点，首先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电脑。在日本拥有电脑的人大多是30多岁的人，而“手机一代”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的电脑拥有率竟然和50多岁的人一样低。

这一代人从不使用固定电话，而且也不看电视。总之，他们的一切事情都是用手机来解决。但即便他们没有电脑，他们也还是会使用电脑的。

国立情报研究所的小林哲郎助教在2002年的调查中指出，“在只用手机上网和收发邮件的人群中，低学历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在逐步上升”，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使用电脑的机会很多，但只要能用手机，“手机一代”是绝对不会用电脑的，即使他们对电脑并不陌生。

本章开头曾说过，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缺乏志向和斗志。他们对汽车和最新技术的电子产品没有丝毫的兴趣，手机所能提供的内容就是他们的全部兴趣所在。

在这里必须要讲一下手机和电脑之间的差别。

日本手机采用的是GMS信号传输方式，这与其他国家的手机不同，这是日本独有的高智能化手段。日本手机使用的不是世界通用的网络系统，而日本的许多年轻人却把手机当做自己唯一的必需品。整个世界的网络是非常大的，可以说这种手机有许多极不合理之处，最后导致“手机一代”形成了比任何一代人都狭隘的世界观。

中国和韩国现在正致力于电脑的普及。因为在当今世界网络是主战场，所以电脑的普及意义很重大，这一点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一样。

以上就是我对日本各个年代的人的分析。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日本的每一代人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鸿沟，他们之间是彼此隔离的。

现在整个日本社会到处充斥着对年轻人的批判，大人们都把问题的矛头指向时下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媒体的鼓动下信奉着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事物，首先要展开批判”。

特别是在“偏差值一代”和“少年jump一代”看来，“玩游戏的一代”和“手机一代”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所以就要对他们进行批判。在年轻人啃老和不工作的社会问题上，他们也一致认为完全是年轻人自己的责任。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最优秀的企业也会出错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某优秀企业在看待年轻人问题时所犯的错误。

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以及在那“失去的十年”里媒体的负面报道造成的。但是，对于“年轻人为什么会在10年间变成这样”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的话，连我们的企业也会迷失在这样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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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东京圈年轻人消费倾向调查

看到这个结果，我的评语是“20多岁的年轻人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缺乏生活欲望。

这项调查结果证明了“现在的年轻人是多么的无欲无求”。从调查来看，他们大体上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不想买车”、“也不怎么喝酒”，另外还有“节假日喜欢在家里度过”、“害怕浪费性的支出”、“想把钱存起来”——他们在生活上的谨慎令人吃惊。

调查结果还显示，和2000年相比，20多岁的年轻人中拥有汽车（23.6%下降到13.0%）和想购买汽车的人（48.2%下降到25.3%）的比例都下降到了原来的一半；另外，一个月只喝一次酒或者根本不喝酒的人的比例变成了34.4%。

4个人中只有1个人表示“想要有自己的车”，而1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想拥有自己的汽车，这种现象真是让人感到吃惊。

但是，现在这种物欲却正在减退，或许可能是因为人们的物质需求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只有日本才有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现象和“集体智商的衰退”、“学习能力的下降”、“学习兴趣的减退”、“大都市的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等问题都是有联系的。

同样，《少年jump》的低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用以前的编著方针不可能赢得现在年轻人的青睐，即便拋开少子化这个因素。<dfn>.９９liｂ?</dfn>

下面就通过几个例子来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基本上每个日本人都梦想拥有三件东西（汽车、电冰箱、彩色电视），当时的人们都在为了这几件东西而拼命工作，把这种物欲说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一点都不过分。

2007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与富士重工业公司宣布将联合开发一款面向年轻人的低价跑车，此举措出自丰田公司“一定要挽留住年轻人的市场”的战略。这款跑车将由丰田研制出售，搭载由富士重工开发的卧式对置发动机，预计在2010年上市。

注：调查从6月下旬持续到7月上旬，采访对象是居住在东京站周围30公里内的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男女。其中20多岁的人有1207名，30多岁的有530人。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报》2007/08/22

虽然说金融危机以后汽车企业都应该调整战略，但对于丰田公司的做法，我还是认为“真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之前的调查来看，跑车这种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根本就不需要。如果认为只要价格便宜就能勾起年轻人对汽车的购买欲望的话，那就不得不说丰田公司“真是很傻很天真”了。

在这种年轻人物质欲望减退的现状中，男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不管我们怎样批判这些年轻人，这些批判的消极影响最终又会反馈给我们的企业和社会。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 “不想为了将来而努力”

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2007年3月，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发表的“日中韩小学生对比调查”显示，日本孩子和中国以及韩国的孩子相比，做事情没有一点干劲（图6-2）。

调查日中韩三国的小学生时，当被问及“为了将来，是否想过现在要好好努力？”时，北京和首尔的学生中，回答“是”的孩子超过70%，而东京只有不到50%的学生是这样回答的。最后，日本的孩子对于“是否想过要变成会学习的孩子？”这个问题，回答“是”的也只有半数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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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关于日中韩三国小学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调査

注：此项调查以东京、北京、首尔各1500~2000名4~6年级的学生为对象。

资料来源：《关于小学生生活习惯的调查（东京、北京、首尔三大城市间的比较〉》（日本青少年研究所，2006年10~11月调查所得）

莫非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清楚到底为了什么去努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一定是受了全体国民自闭心理的影响。

当然这项调查是在不同国情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对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也不能完全认为它就是权威的。但是，我认为对中国和韩国来说，这个调查结果基本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中国和韩国的孩子与日本的孩子相比，的确是在更加努力地学习。说得极端一点，现在中国和韩国的孩子就像多年前处在“应试教育”时代的日本孩子一样，为了将来在拼命地努力，他们为了上更好的学校、为了找到好工作，或者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能取得成功在不断地努力着。

另一方面，日本的孩子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梦想和目标为何物，他们既不打算为了自己的将来而努力，更不会去想怎样才能变得会学习、爱学习。

还有一个调查是针对公司职员的，当他们被问到“你想不想当公司的社长？”结果可能你已经想到了，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由此看来，不仅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心理，就连日本社会的核心力量都处在这种不思进取的状态中。

虽然研究所正在对“日本的孩子为什么对学习的热情很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日本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有学习的意识。

前面提到的日本经济报的调查中，仅仅说了年轻人“物质欲望”的问题，看完接下来的数据，你就会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最新一代的日本孩子连最起码的“干劲”都没有了。

对于日本今后应该实行怎样的教育制度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阐述我的观点。

第六章无志向的年轻人和学习能力低下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把社会责任交给那些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偏差值高的人，整个国家就不会犯大的错误。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报道称“最高学府里的很多学生都是笨蛋”，但媒体一向都只会夸大其词，所以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虽然现在“偏差值教育”饱受批评，但它为日本工业化的发展培养了很多人才，所以应该继续实行这种教育制度。

□近年来，各种媒体对年轻人横加指责，不仅如此，大人们也有义务指出年轻人的种种“劣行”。

□勤奋的日本人现在在世界上仍然拥有最强的学习能力。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教育的“新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不管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必须抓住根本，然后再采取措施。但是，安倍标榜的“新生”政策只不过是成就了他的首相而已，他号召要“让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重获新生”，但其实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但是，2008年1月召开的教育新生会议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意见，虽然会议标榜的口号是“要动用所有的社会力量来使教育获得新生……要保证教育新生的实质”。

会议罗列了一大堆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校园凌辱现象”、“素质教育的弊端”、“平均主义”、“形式主义”、“封闭性”、“隐蔽保护主义”、“消极主义”……而最终提到的解决办法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003年在41个国家（3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11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进行调查

纵观过去三次教育新生会议的提议，以及与之相应的改革制度和预算提案，全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比如说，教师资格方面的改革。虽然说这是10年来首次对教师资格证制度进行的改革，但是它并没有促成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这和驾校废除实地操作是一样的道理，认为只要老师讲的东西学生能听懂，就说明老师的水平合格。总之，这种只知道将讲课水平差的老师排除在外的做法，无法提升教师的整体水平。

教育新生会议没有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现行日本教育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2006年在57个国家（3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27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进行调查

其实所谓教育的“新生”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废除“素质教育”、加强德育教育、消除校园凌辱现象和啃老现象以及自由职业现象，仅仅这样就能改变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吗？

最后再说一点，假使改革“素质教育”的提议通过了，教育制度完全恢复到了以前的模式，日本就会涌现出足以与相匹敌的大量人才吗？

一直以来，日本教育制度的前提就是“不管什么问题一定有标准答案”。就像我在第四章的“〇X式教育”和第六章的“偏差值教育”中详细描述的那样，这种教育体制就是导致日本人智商衰退的罪魁祸首（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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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在逐年下降

事实上，日本的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为数不少。要彻底消除这种现象，或许不是一个好主张。

■2000年在32个国家（2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4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进行调查

在工业化时代，在为了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前提下，这种教育体制可以说是有好处的，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网络时代，遇到问题只需要在网上输入几个关键字，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还需要那样的教育模式吗？

所谓“新生”，意思就是要比以前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好，那只能说明是倒退，“回到了过去”。如果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上发生倒退，教育制度很有可能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而在第六章中提到的孩子们学习兴趣减退的问题，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省，◎BBt综合研究所

教师按照文部省制定的指导方针去实施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把答案告诉学生，然后通过考试和测验来检查学生是否将这些答案都记住了。这种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人就是“不会进行思考”的人。

还有提议称应该将大学的开学时间由4月改为9月，它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让学生有一个时间充足的暑假，而且也是合乎国际标准的。但与其这样做，还不如采取延长春假的措施。

因此，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去研究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事物才是最有价值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21世纪的教育将无从谈起，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官员、老师以及父母恰恰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

日本教育的所谓指导方针，指的就是文部省规定的“任何事物都有标准答案”的前提。现在，人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吗？”

然而，在教育新生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而且不论是在以前的报告中，还是在新形成的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认真思考一下“21世纪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日本会长期处在衰退中”这样的问题，进而再反过来思索一下“将来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为了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学校应该做些什么”之类的问题，我想政府的教育报告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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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在日本，自从“素质教育的弊端被指出后让教育获得新生！”的口号就没有停止过。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废除“素质教育”。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日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1世纪，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大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追赶着我们。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认为日本的教育应该培养出能够保护日本的人才。换言之，未来能称为人才的必定是那些勇于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挑战自我的人，或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有所作为的人”。

日本是否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看日本的教育能否培养出这种人才。没有这样的人才，整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就无从谈。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退回到以前的教育体制，而是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

在日本，一发生校园凌辱事件，人们就会认为是学生学习能力下降所致，然后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督促政府“应该采取一点措施”。

但是，仅仅这样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我们必须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首先就要分析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最后上升为讨论日本今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当然在这之前，全体日本国民还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将来的日本在世界上生存的砝码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帮我们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家长也就会明白应该教给孩子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

然而遗憾的是，不管是文部省、教育新生会议，还是批判素质教育的人，甚至包括学生家长，都缺乏这种看清问题本质的能力。

如果把今后的教育机构比作生产“人才”的工厂，那么它应该秉持着什么样的原则进行生产呢？是生产金融领域的精英，It界的精英，语言学界的精英，抑或我所说的具有思考能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请大家无论如何都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Q：日本的现在和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的回答是“奇才”。

这种人才一定是有思考能力、努力探寻世界的人，是独一无二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本章的最后详细地展开介绍，但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日本都缺乏能在这个“没有答案的世界里”有主见和想象力的另类人才。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印度和中国逐渐涌现出了优秀人才

如果日本的教育继续按照文部省制定的方针运行的话，将会引发比学习能力下降更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毫无疑问；而如果让教育制度回到以前的模式，也将会变得十分糟糕。

纵观现在世界上的人才，我可以这么说：现在日本的大学毕业生，特别是日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理工类人才，已经逐渐落后于世界水平，所以导致现在日本的制造商都开始从中国和印度以及越南引进理工类人才。比如说NEC公司就在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设立了研究所，以此来确保自己的人才输入。还有，朗讯科技也已经开始在越南河内工科大学招募人才。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原因是现在报考理工科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它更说明日本企业现在需要的不再仅仅是日本本土的毕业生了。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感到惊奇，因为这些世界性的大企业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这样做了。它们参与的是世界性的竞争，所以如果只采用本国的人才也是行不通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日本再不对教育制度进行切实的改革，恐怕连本国企业人才的供给也要出问题了。

注：2004年之前的GDP数字由印度财务部提供。2005年以后的数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每年度最后时刻的汇率估算出。2006年的数字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汇率为标准算出。

我曾和纳拉亚纳·穆尔蒂一起参与过海外软件的开发工作，他独立的哲学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说过：“我虽然相信尼赫鲁所说的‘国家财富平均分配’，但分配不存在的财富是永远做不到的。”因此，不管他的Infosys公司经营有多么闲难，他都没有想过要把公司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Infosys必须要成为为印度人民谋求富裕生活的企业”。

我听到这些后，只有一种感叹：“他真是一位改革者啊！”

同样，从中国的顶级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那里，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世界通用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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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印度It相关产业产值及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我们企业的主导权也许就会落入能够培养出真正人才的中国和印度那一边。

资料来源：《通商白皮书2006年版（印度It相关产收的营业额）》（经济产产业）、《世界经济统计数据库》（2007年4月IMF）、《经济观察2005~2006》（印度财务部）

当然，现在人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仍然是美国。

美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水平虽然不怎么高，但是美国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水平却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现在，世界上很多优秀人才都有美国教育的背景。

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就有很多“奇才”，他们推动着世界发展，创造着世界的“价值”。

制定日本教育体系的那些人肯定有很高的平均值，但他们却无法创造出“价值”。

在之前的工业化社会中，“平均值人才”固然很重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人才遍地都是，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

现在中国和印度，甚至泰国和越南，为了提高教育水平，都在努力培养平均值人才。这些新兴国家拥有的这种人才数量是日本的10倍以上，可是它们培养这种人才的成本却只有日本的1/10~1/5。

印度基于“头脑是最重要的竞争力”的思考，提出了“头脑立国”的口号，制定了科技兴国的策略，它的象征就是印度理工学院（ht）。印度政府每年给予印度理工学院75亿日元的庞大经费预算，以此来鼓励其实行自主的教育制度，让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成了世界许多优秀企业追逐的对象。非但如此，印度理工学院还逐渐涌现出了许多创业家（图7-2），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世界知名软件公司Infosys的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在劳动力的竞争上战胜不了中国的理由

现在日本人仍然认为，在教育方面自己的孩子优于中国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我们在奥运会金牌的数量上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却疏忽了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成就。

他们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依我看来，在今后，日本的劳动力在与中国的劳动力的竞争中将逐渐失去优势，并最终败下阵来。

每次去中国我都很有感触，我看到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很有上进心。司马辽太郎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现在的中国就处在这种状态中。简单地说，就是现在每个中国人都盼望着能够“出人头地”。

在中国，家长和学校从初等教育开始就给孩子们灌输强烈的竞争思想。从前日本的“考试战争”、“考试地狱”的景象在中国重演，或者说比日本当时的情况还要严重。比如在英语的学习上，中国的教育制度奉行的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法。我曾在一所中国的小学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孩子们面对着墙，花数小时的时间在读英语。还有，电脑教育在中国也开始普及开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会盲打是非常必要的，而那种关于盲打的教学方法也着实让我感到吃惊。学习盲打时，学生的眼睛是被蒙住的，而老师就站在学生的后面，如果学生出错或是偷看下面的键盘，老师就会敲打学生的后背以示警告。可以说，这完全就是斯巴达式的教育方法，可是却能让所有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盲打。

现在我在中国大连经营着一家信息服务公司，公司里有260~270名中国员工，这些员工都用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他们的数据处理速度快得惊人。比如说在将战后的法令和案例集进行数据化的工作中，我本来认为这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因为这些资料的存在形式都是活版印刷物。但是，他们仅动用了200人的人力，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而且，错别字的发生率仅仅是日本公司的几分之一。日本的员工工作3个小时后，工作积极性就降下来了，要求休息；而中国的员工连续工作8个小时后，工作积极性依然高昂。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这么想：既然中国的教育体制能培养出这样高效的劳动力，那何不让日本也回到工业化时代的教育体制中呢？实际上，安倍政权在处理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新生政策”，正是想让日本的教育也退回到过去的模式中去。当然，通过此法为那些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指出自立的必要性固然很重要，但是就在整个日本国内实行这种教育体制的时候，殊不知人家已经有了更高效的劳动力，同时已经抱着将来要做世界主宰的念头在改良高等教育了。

这不仅是指中国，印度、韩国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如此。即便日本通过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了过去那样的人，可是在数量上也和其他国家没有可比性。所以说，日本即便培养出和它们一样水平的“国民”，在和它们的竞争中也不会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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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年轻人“不努力”和“无志向”的原因

我经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是不是在用本能来感知现实世界呢？

即便什么也不懂，他们也会本能地认为“现在的学校很糟糕”、“现在没有必要听父母的话”，从而放弃努力。

本书的第六章曾经阐述过他们令人吃惊的无志向状态，难道这也是出自本能吗？

他们似乎是这样的一代人：自我感知能力很强，所以会本能地不遵循大人的教导，也本能地不求上进。先不论他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认为出现这种不适应社会的状况，他们也有自己的原因。

这么说的话，现在的教育制度必须要进行彻底改革了。对现在的孩子实行过去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方法是没有用的，同样如果只对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进行职业教育也是行不通的。他们对这些举措都是不感兴趣的，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

他们认为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很重要，而这正是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所不能容忍的。虽然现在人们都说“素质教育”使孩子们变得不正常，其实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偏差值教育制度下形成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的。

这么说来，过去的“偏差值教育”和“〇X式教育”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大，因为它抹杀了孩子们的个性和才能。特别是“〇X式教育”，它几乎剥夺了孩子们的思考能力，最后致使孩子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究竟有什么才能。

如果能让现在的孩子们认清经济全球化的形势，让他们对此形成自己的思考，也许他们就会立刻认识到，将来的竞争对手不单单是美国人，还有中国人和印度人。

这样一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他们就能搞清楚应该怎样去努力，怎样灵活运用自己的个性和才能。而且，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应该让他们在初中和高中时代去国外生活一年。现在日本的每个学生一年就有70万日元的教育补助，用这些钱足以在中国或者泰国生活一年，去这些国家生活成本很低，而且还能得到精神和身体上的锻炼。

总之，教育应该赋予孩子们学习知识的环境和深入思考的能力。而孩子们一旦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能在社会上立足。相反，如果仅仅是让孩子们寻求“〇”和“X”，即便探寻再多问题，孩子们也不会成长。

在这里，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

Q：能够在21世纪立足的是“拥有思考能力但专业知识不足的人”，还是“没有思考能力但拥有很多专业知识的人”？

答案很简单，肯定是前者。

如果你有孩子，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使人平庸的教育制度吗？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老师教给学生的东西不是时代所需要的

要想提高日本人的集体智商，必须从现在的孩子入手，也就是说，要沿着我在前面说过的思路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改革所有的教学内容，这自然不用再多说；除此之外，教师也要接受相应的改变。

教育新生会议模糊地规定教师资格证要每10年更新一次，它规定了教师资格证的时效性，声称在21世纪要让优秀的“教师”来代替跟不上时代的“先生”。这项工作其实是很难开展的，然而教育新生会议对这项工作的开展却毫无条理性。

其实，作为一名老师，他是没有权力给学生的能力打分的。教育指导大纲中也没有告诉老师要做这样的工作，老师真正应该做的是开发学生的潜能，并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但遗憾的是，一切以指导大纲为教学标准的老师们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只是在抹杀学生的个性和能力。

其实在21世纪，老师仅仅提供给学生初级课程的初级和中级教育就可以了。

在网络已经普及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老师教授给学生知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一切都没有标准答案”的当今世界，过去那种只知道传授答案的教育，你觉得还有意义吗？

追赶和超越比自己先进的国家，就是当今时代每个国家的“正确答案”。但是要得到这个“正确答案”，必须具备人们所说的“才能”。所以说，当今时代是要求人人都有“才能”的时代。这里的“才能”，指的就是每个人潜在的能力，它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在当今社会，所谓的老师只是先于孩子们出生的人而已，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给孩子们传授这个时代的知识呢？

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先出生的人是有资格当后来人的老师的，因为他积攒了比后来人更多的经验；但是现在不同了，这种情形马上就成为历史了。

在当今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人们需要有尝试新鲜事物并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的能力。要一边思考一边进行尝试，所谓敢于冒风险，正是寻求正确答案的道路。可是敢问现在日本的教师队伍中，有几个是愿意承受风险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大学时代就抱着“考取了教师资格证，这一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想法取得教师资格证的。

然而就拿经济学这个例子来说，在这种剧烈的时代变迁中，过去的经济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经济形势了。所以说，即便你出生在我之前，你也没有资格教授我经济方面的知识。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 “teach”不等于教育

在以“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为前提的教育理论中，“教”和“teaceaceach”了。

然而近年来，特别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有了这种认识上的改变：把“teach”的概念理解为“教育”是错误的，与其说是教育，还不如说老师的职责是帮助学生能够更好地“learn”（学习）。

这种被称为“能力开发”（empo）的教育概念现在正在成为欧美教育理论的主流思想。虽然能力开发的思想也正在被引入到日本的福利制度中，但在教育方面还没有这样的举措。

在能力开发的思想理论中，“教”的一方不是“老师”或“先生”，顶多只能称为“教师”，而教师的唯一职责便是“协助学生进行学习和思考”。

由此，教师的工作就是在学生感到困惑的时候，从侧面给予学生帮助，并且最后和学生一起分享解决问题带来的心理上的兴奋和成就感。这样，老师的工作就变成了给学生以勇气和鼓舞，让他们在未知的、待验证的道路上自己探究。

我虽然没有见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教育方法，但就以丹麦为例，它所秉持的教育方针是不让学生拘泥于单一的结论，以培养他们全方位思考问题的能力。当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教师便会协助他们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思考。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秉持着这样一个信念：他们相信，能够鼓足勇气进行多方位尝试的人，最终会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

相比之下，日本的那种思考之前就被告知答案的教育方法，在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看起来是多么荒谬可笑。它让人们停止了思考，而且也失去了挑战的勇气。

另外，在日本的教育目标中缺少一种“领导权”的概念。

“发达国家的人通过参与产生附加价值的工作，也就是通过做其他国家的人的领导来赢取高额报酬”，可是很遗憾，现在的日本人根本没有这样想过。

别人说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整个亚洲只有日本人不会说英语

在这里，有必要谈一下日本的英语教育。

几经周折，文部省最后规定，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对学生进行每周一次的早期英语教育。现在看来，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日本的大部分政治家都不知道英语为何物，所以文部省对英语教育也无法拿捏，他们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实施英语教育。

安倍上台后，试图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普及英语教育，将英语设置为一门必修课程，时任文部省大臣的伊吹文明是这样说的：“没有必要将英语必修化，如果说不了一口漂亮的日语，学什么外语都没有用！”

这样的人做教育行政部门的一把手，只能说这是日本孩子们的不幸。

谁都知道，现在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更是全世界的标准语言。如果不会说英语，就没办法开展商业、学术、政治以及外交方面的活动，日语就不用说了。而如果不让孩子们学习英语的话，这就等同于他们的人生从一开始就缺少双手。

1999年媒体曾大肆报道过“日本人的托福考试平均分是亚洲最低的”，当时日本以托福平均498分（当时还不是电脑阅卷〉的成绩与朝鲜并列亚洲倒数第一。时至今日，已经过去10个年头了，日本的托福考试成绩依然不见提高。

日本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和全球经济息息相关。所以说，伊吹文明的言论其实就是锁国论，他所谓的在漂亮的日语和实用的英语之间二选一的做法本来就是很荒唐的。如果我们的人才都不会说英语，那么我们的经济就无法增长，整个国家也无法在世界上立足。

举个例子，德国并非英语国家，但是在这10年间整个国家的英语水平已经很高了。

这都源于赫斯特（）、拜耳、西门子、戴姆勒等公司在美国进行大型收购时，德国人意识到“不会英语，将无法经营公司”，而这种意识的觉醒迅速在企业里扩大。他们总有一种危机感，那就是“如果美国的分公司经营不好，将会危及本国的母公司”。

之后，这种意识迅速在德国的各个大学产生影响，然后学生又将其告诉父母，没过多长时间，整个德国从小学开始都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10年以后，德国在英语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英语是整个欧洲世界的通用语言，也是商业上的标准语言，亚洲也是同样的情形，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日本。

我们来举个例子，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就要求韩国企业的员工都必须要懂英语，在三星公司的入职考试中，员工的托业考试必须要达到900分以上。

同样在大学里也是这样。我担任着延世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的客座教授，在讲课的时候都是用英语，而学生们也都能够理解。

梨花女子大学和高丽大学为了培养与世界接轨的人才，很早以前就规定老师在讲课时必须使用英语，所以老师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韩国传统意义上的“SKY大学”指的是首尔大学（S，原汉城大学）、高丽大学（K）以及延世大学（Y）。除此之外，女子大学中最有名的是梨花女子大学。其中，高丽大学首先实行英语授课，接着其他学校开始纷纷效仿。

当然，在这样的英语学习热潮下，小学肯定也已经开展了英语方面的早期教育。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中国在英语教育上也花了很大的力气，2001年国家明文规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要实施英语教育。

Youtube上甚至有一段视频称，“到2015年，中国讲英语的人数将会超过美国”。

到现在，日本的英语教育还停留在“动词第三人称要加‘s’，冠词‘the’和‘a’怎样区别”这样的水平上，这都是我们独有的“〇X式教育”造成的。

近10年来，日本和这些国家的距离开始拉大，我担心下一个10年，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会更大。中国和韩国的许多年轻人逐渐变得会说两种语言，而日本的年轻人却只会说日语，再这样下去日本的年轻人就会变成“井底之蛙”，日本人为这些国家的人所用的日子就不远了。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让外国人做我们的英语老师

关于英语，有这样一个笑话：

冷战结束后，因为日本和美国一直是同盟关系，人们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英语了，所以日本人一直处在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日本属于英语圈的国家”。

而当日本人看到现在的中国和韩国的年轻人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的时候，日本人又开始迷惑，这真是在亚洲吗？还是在梦里？

据统计，冷战结束后，“属于英语圈的国家”的GDP平均都有5%~6%的增长。在亚洲，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处在增长之中，之后的中国大陆和韩国的经济也开始持续增长。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日本。

反观日本，由于“失去的十年”的影响，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以发展一直都很迅速的中国台湾为例，从日本购进机器和物品时，他们使用的是日语；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汉语（母语）；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商业行为时，他们使用的又是英语。所以说，现在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要想成为亚洲最强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原始设计制造商/电子制造服务商（即OEM/ODM/EMS），秘诀就在于要拥有交流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思考怎样才能提高日本下一代人的英语水平。

关于这一点，我提过很多次意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是借鉴德国和韩国的经验，让日本有影响力的10家或更多家公司实行这种制度：部长职位以上的人，今后必须要参与海外市场的经营，这一措施要让丰田公司起带头作用。日本所有的优秀企业，都应该要求员工拥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并将其体现在入职考试中。如果公司里尽是一些英语很糟糕的人，那么年轻人也就不会把这放在心上了。所以应该像韩国的公司那样，把英语作为进公司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学教育开始重视英语教育。

二是换掉我们的英语老师。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改变日本人英语学习的现状。

英语是一种交流工具，所以不会使用这项工具的人是没有资格教授别人英语的。不能流利地说英语的人，是无法给别人传授日常会话能力的，但在日本大部分英语老师就是这样的水平。虽然文部省在2008年12月公布的高中教学指导大纲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英语老师在上课时使用英语是应该必备的基本素质”可是，当高中老师们看到这样的规定后都说“这很困难”，所以这项规定最终就成了笑谈。

其实文部省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应该做的是让日常使用英语的人来替代现在的英语老师。可是，如果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当英语老师的话，也得让他们先学习大学的课程，取得教师资格证后才可以。

然而现在的日本法律明文规定外国人不能成为日本的公务员，所以说美国人和英国人即使持有教师资格证，也只能给不会说英语的日本教师充当“辅助教员”的角色。

因此，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这些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外国老师成为真正的教师。

然后招聘更多的外国人，让讲英语的老师成为我们的英语老师。比如说让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来当我们的理科和数学老师，像这样用英语教授其他科目的课程，效果也一定不错。

在欧洲，教师资格证是通用的，比如说在德国，教西班牙语的老师肯定是西班牙人，并且他们的教师身份是得到认可的。在美国，对于非英语母语的人，确立了tESOL（teac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即英语教学）的教育原则。

如果日本不采取承认外籍教师资格的措施，那么英语教学水平永远也得不到提高。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将社会现实和学校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改革

只有采取将社会现实和学校问题相结合的改革措施，才能明确日本今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关于英语老师的问题就先告一段落，现在来说说替换教师的问题。

虽然说教师资格证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又有谁知道“到底应该让什么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呢”？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日本一直都没有对教育进行改革。

其实一直以来，文部省所出台的政策都只是换汤不换药，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因为正当日本的老师在寻求一些改变的时候，文部省和教育委员会以及对事情本质不甚了解的家长们就会横加干涉。在这种干涉下，只有像和田中学这样的学校可以进行改革，因为它们的校长都是从民间招聘的，而其他学校则都是死气沉沉。

教育新生会议上提出了一项计划，那就是要求公立学校以后要大力从社会上招聘相关职业的教师，计划在5年后这类教师的人数要达到现在的10倍，也就是说，政府每年会从社会上招聘500名教师。这个计划本身很好，可是这种做法还不是我所期望的那种改革。而且，如果这种措施仅仅是为了填补退休教师的空缺的话，那改革就更没希望了。

那么，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夸张一点说，就是要让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学校发生如此程度的剧烈变化。因此，只把一部分人纳为教师是不够的，应该尽量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学校教育。比如，让八百屋的老板到学校来给学生们讲讲进货的事情，或者讲讲如果萝卜在出售之前变质了会造成多大的亏损。比起学校的教师，做买卖的人在这方面更具有说服力。另外，让消防员讲讲烟头引起火灾的可能性，让律师讲讲如果欠债不还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像这样，让不同职业的人用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方式讲解知识的方法是最理想的。

社会和学校相结合，这才是现在所需要的，才是学校应该面向的方向。

期待现在的职业教师发生改变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在有地位保障的“学校”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不会切身体会到学校以外的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经济萧条、面临破产危机等艰辛。大部分地区的教育委员会所发生的事情大同小异，这是已经被制度弄得很疲惫的组织沦陷的典型病症。

让得了这种病的人“拿出对策”的做法，是教育改革之所以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的原因。也就是说，陷入这种病态的人是无法教育学生的。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逃避教育孩子责任的父母增多了

确实有人对家长们说过“父母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养老金、财政赤字等方面不能信任这个国家的时代，父母们把孩子的教育完全托付给文部省的做法也是很不负责任的。只让孩子们接受学校教育，他们是不会获得健康成长的。

国家给国民提供教育，促进国民成长，这明明是近代国家刚刚成立时的事情，可是现在的父母们仅仅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感到非常安心了，这样的做法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

另外，主张“让孩子成为演出的主角”、“因为和其他孩子合不来，所以希望换个班主任”的荒诞父母也在不断增加，我对此感到非常吃惊。

现在教育上的最大问题就是父母放弃了对孩子的教育，想要把教育“外包”给学校。结果，家里一个参与教育的人也没有了。

即使我这样说，也很少会有父母承诺“我知道了，以后即使每周向公司请一天假，也要拿出一些时间专心教育孩子”，或者“以后减少打高尔夫球的次数，把时间留给孩子”。大部分父母都会毫不例外地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他们绝对不会说“我自己来教育孩子”。

可是，如果父母的这种意识不改变的话，即使学校和老师再努力，教育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为日本人总是很单纯地认为“学校和老师一定会教育好孩子”，然而教育和商业不同，绝对不能外包。

所以，归根结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对父母们进行再教育。

事实上，除了经营管理和演讲外，我也开始着手做教育父母的工作，可是几乎没有父母回应我的提议，掐指一算，回应我的父母可能还不到所有父母的1%。

全日本的大学毕业生有3700万人，如果积极回应我的人占1%的话，那么就是37万人。一想到剩下的那99%完全没有回应的父母，我就感到很绝望。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作为课题解决父母和孩子的交谈问题

2007年春天，我的经营范围扩大到了高中。千叶县船桥市东叶高等学校的广域通信课程就是我的经营项目，这是一种利用网络进行的远程教育。有了这个系统，学生在自己家里就能为高考作准备，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学完整套课程。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怎样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这个课题，并发展与“〇X式教育”相对立的、摸索“怎样在未知的世界里找到答案”的教育。

另外，有关“思考能力”的问题，大家还可以去听一听由我担任大学校长的BBt研究生院大学面向高中生所做的特别讲座。

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一种通信教育系统，所以没有必要这样一来，时间就不那么紧张了，所以就有足够的时间用来运动、学习弹钢琴、玩电脑等。而且，学生如果因为父母外派等原因不能留在日本国内的话，在国外学习也是一样的。

这种系统不仅能实现对高中生的教育，同时也是“父母教育”的开始。

要想进入我的班级学习的话，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父母必须和孩子一起学习。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使父母和孩子同时形成思考的能力。

为此，我会给申请者提出“请父母和孩子进行这样的对话”之类的课题。父母和孩子决定好谈话题目之后再交给我，虽然很多想要入学的人到这一步都会逃走，可是也有克服困难认真完成课题的父母和孩子。

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引导的话，如今在日本家庭父母和孩子根本就没办法交谈。

“学习怎么样？作业做完了没？”“还没有”——这只是对话，但不是交谈。针对一个问题，交换各自的意见才是交谈，才能形成思考。

想想日本家庭的现状，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在不断减少。即使在一起吃饭，大多时候也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

于是，父母和孩子根本没有交谈，即使有的话也是有关电视节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交谈。

所以，如果能从现在开始关掉电视，和孩子好好交谈的话，我相信智商就会停止衰退。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父母和老师应该扮演“球童”的角色

父母和孩子，或者老师和学生通过不断地交谈、辩论和探究，最终“找到答案”的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现在来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很有必要的。很可惜，在日本的教育方面还没有什么有特效功能的处方，只能不断地积累一些保守的东西。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只有小学学历，可他在提问方面却是个天才。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他至少会向3个人征询意见，然后选出一个给出最好答案的人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可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父母和老师都不能“给出答案”。所以，父母和老师应该成为孩子们“寻找答案”过程中的助跑者，让孩子们不断提问，和孩子们一起思考。

拿高尔夫来说就是这样的。

首先能够确定的只有发球区和草坪远处的球洞。用几号杆、朝什么方向打、怎么打都由选手决定。根据能力的不同，有的人打一杆就进洞，有的人则要打5杆。有人有着越过水障碍区的远大目标，也有人只希望球落在池子跟前。只要遵守规则，剩下的就看选手如何发挥了。

孩子则是对高尔夫很陌生的选手，这样一来父母和老师的责任就全变了，像以前一样老师直接下命令“用几号杆、朝哪儿打”是不行的。最好的老师会说“我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想一想吧”，然后用和孩子们一样的视线看一看风向和球位，帮助他们选择球杆和站姿。这种老师就像最好的球童一样，因为他不能“教”，只能“指导”、“建议”，而父母也是一样的。

孩子们掌握了方法后，哪怕下一步有风险也要鼓励他们勇敢前进，把孩子们培养成具有这种勇气的人，这才是在这个“没有答案的时代”父母和老师应尽的责任。

我再重复一遍，谁也不知道正确答案。

美联储（FRB）理事伯南克和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解决办法。不知道并不丟脸，也没有必要害怕。用充分的论据去理论性地论证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方法对证券化商品这种新事物引起的“大事件”根本没有效果。我们始终都应该看清事态，确立多个假设，一边进行实际论证一边寻找解决办法。

即便这样，也有很多父母会说：“我什么都想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相关知识。”

“思考”的能力其实很容易形成。

总之就是要即时地、彻底地想。

比如，去附近的一家鱼店，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思考鱼店老板一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卖不出去的鱼会变质，变质的鱼自己也不能吃。可是如果把变质的鱼扔掉的话，又挣不到钱。那么，怎么办呢？通过思考和询问，就能知道其实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比如批发鱼的时候，要少量批发；如果不新鲜了，就烤熟或者煮熟了再卖，等等。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养成思考身边事物的习惯。然后，在初中到大学这一阶段，再培养学生面对像金融危机这种问题时应该拥有的思考能力，比如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来说，就是从网络等媒体上收集相关资料，然后试着确立自己的假设。这不是要你像评论家那样作评论，而是要求你思考如果自己是伯南克的话会怎么做，自己是奥巴马总统的话会怎么做，自己是日本企业的管理者的话会怎么做。

就像这样，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站在相应的立场上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才能适应这个时代，长大之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吃得开。

就像本章一开始论述的那样，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怎样培养能快速适应社会的人才”。

因此，首先应该使孩子们形成“社会性”，然后至少要让他们“掌握吃得开的方法”。前者是义务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职责，后者主要是大学（高等教育）的职责。

然而，这两者恰恰是战后日本教育最欠缺的。大学本来应该是“高等职业培训学校”，可是文部省却把大学变成了一个学术性场所。战前的产学合作建立了军事工业复合体，把国家弄得很奇怪，所以战后废除了产学合作，把大学学术化了。结果，大学变成了大人们的“象牙塔”，学生们的“游乐场”。

所以，现在的日本大学生即使毕业了也没有掌握“吃得开的方法”。最近，实习、上大学再上专科的做法很受欢迎，看来日本是在就职后才开始职业培训的。

这在世界上很罕见。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地方国立大学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日本的大学教育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这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排在了世界前30位，而被认为是名牌大学的早稻田和庆应私立大学连前100名都没排上。

虽然大学教育有进行改革的必要，可是对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产生质疑的是国立大学。确切地说，地方国立大学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培养人才是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日本早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日本的地方国立大学原本就是在明治时代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下，以培养国际型人才为目的而设立的，当时的地方国立大学是通过产学合作向社会开放的。

可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战后废除了产学合作，所以地方国立大学和社会隔绝了。

而且，曾经很优秀的人才都留在了母校，经过几年、几十年的忍耐从助教升为副教授，再从副教授升为教授，这种很荒唐的制度一直维持到现在。在这种封闭性的“象牙塔”里能培养出世界性的人才吗？

事实上，现在的地方国立大学不断地输给了私立大学。

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同时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国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如果是在过去，一定会选择国立大学，可是现在，那个孩子却选择了早稻田大学。虽然学费和生活费的负担都会加重，但是该校的就业率很高，因此父母们也都赞同他的选择。

就在那时候，毕业于那所国立大学（帝国大学之一）的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向我征求有关少子化趋势下母校的前途问题的意见，原来帝国大学也很冷清啊！

地方国立大学落魄的最大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每一所地方国立大学都是东京大学的迷你版，教授和副教授也大部分都是留校毕业生，所以学校渐渐变得闭塞了。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新知识可言的，所以东京的私立大学反而更让人看好。现在，地方的优秀学生对当地的国立大学也敬而远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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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应该教授的是“三种神器”和领导能力

这种已经失去了基本作用的国立大学本应该被改革或者废除，可是由于官僚们的抵抗，地方国立大学挂上了“独立行政法人”的牌子，换汤不换药地继续存留着。

虽说是独立法人，可是国立大学在经济上却不能自立。事实上，由于少子化和学生的离开，每所国立学校的经营都很艰难，照这样下去早晚都会崩溃的。到了快崩溃的时候，这些大学就有可能以“私立学校都有助学金，我们独立法人也要助学金”为由向国家要补助金。

可是，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废除已经没有存在意义的地方国立大学，对它们说“想作为私立大学留下来的学校请继续努力，如果没有学生就别干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日本的大学保留下来呢？怎样才能招到学生呢？

关键在于刚才所说的，要认真地交给学生“谋生的方法”。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能够教授相应知识的人才，就要进行世界最高端的教育。

我以前就说过，这种“谋生的方法”里有“三种神器”，那就是“英语”、“金融”和“It”（包括其中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在大学时代必须把这三种神器打磨得闪闪发光。

所以，一所大学如果不同时具备培养学生的这三种能力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如果再附加一点的话，那就是“领导力”。

在国家、民族、语言都融合为一体的欧盟，只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是得不到聘用的，就职面试是从“你还有什么简历上未写的特殊经历吗？”这个问题开始的。

这时候要评价的就是你的领导力，比如说加入童子军的第二年变成了头领、担任棒球部的部长并筹集经费、做了NPO（非营利性组织）的提案和实践之类的领导力。除了资格证书等东西以外，你还需要讲出5个能够体现你领导能力的故事（发生在你22岁之前），否则你就不会被欧洲有名的企业录用。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领导资质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在各方面做出一些“出格”的事，这些事情往往脱离了父母和学校事先为他们设计好的轨道。

在很多全球性的企业中，领导能力是很受重视的。

可是除了一部分企业外，日本的大多数企业对应届毕业生的录用都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且规模也很大，然后在公司内部对录用的毕业生进行培训。所以，毕业于一流大学的新职员会沉着地对大家说“我是个没有特点的人，可是我有信心和每个人都友好相处”，企业对此也很欢迎。然后，企业通过内部的培训，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的人。

这种“预定的和谐”是日本教育最大的缺陷，应该毫不迟疑地确立培养具有“三种神器”和领导能力的人才的教育制度。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谁都有“地头力”，而且越锻炼越强

最近，这个词（可能是高桥俊介造的词）变成了流行语，各种有关“地头力”学习方法的书也很畅销。

在这里，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所认为的“地头力”是什么。

地头的意思是“与生倶来的头脑”，所以遇到什么难题的时候有人会想“地头不好，没办法”然后选择放弃。可是，这个地头经过锻炼就能变好。

按我一直提倡的方法——如果从小时候开始，就不断进行“思考”训练的话，地头力就会不断增强。通过“〇X式教育”，思考能力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可是如果能经常思考一些事情的话，自然而然就能形成这个程序，地头力就会变好。人类聪慧的大脑也就是这样形成的。

地头力其实就是“操控思考程序的能力”。

在麦肯锡的时候，我面试过很多求职者，那时我一定会问的一个冋题是：“你高中的时候，除了学习还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要问高中时候的事呢？因为大学里的时间很充裕，花时间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高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把时间花在了学习上，大部分学生为了升入一流大学而一味地学习。所以我才问高中时代的事情。

如果有人回答“我骑自行车走遍了日本”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家伙真不错”，然后把他列入候选者名单。因为如果面临着考试的巨大压力还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计划、环绕日本一圈的话，这就证明他有地头力。

我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坦桑尼亚的铁路公司要委托你做一项工作，如果只让你带一个背包明天就妈程的话，你会往包里装些什么？”

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人会想“坦桑尼亚在哪里来着”。因为平时很依赖书本上的知识，所以不知道的话就回答不上来。然后就搪塞地说“想带游戏去，也想带书去”。

可是，将来能够派上用场的人会这样说：“虽然我不记得坦桑尼亚的具体位置，但是请允许我把它当做非洲内陆的一个国家为前提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背包能装20公斤的东西的话……”

这个问题我不是考面试考生的知识，而是考察他们的思考方式。这一点很重要，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人才，首先会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条件为前提和面试官沟通，确认双方条件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这样的考生想要通过列举出一个个“背包的容量为20公斤”之类的前提条件来缩小答案的范围，最终得到答案。这样的回答对于听者来说也是清晰的、容易接受的。

虽然实际工作中的条件会和假设的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这种人都能很好地适应变化。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有“独一无二”的想法的人才。

地头力好的人就是指那些即使没有相应的知识，也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找到解决问题的步骤、向正确答案靠近的人。

可是在日本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变得不会思考，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了。孩子们解题的时候就像做猜谜游戏一样，或者选择“〇”或者“X”，或者想要一下就把问题解决。这种状态是不会给社会创造什么成果的，因为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胡乱瞎猜，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请不要指望迟迟没有进步性可言的教育改革，我希望你用自己的智慧锻炼孩子的地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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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七章提高“集体智商”的教育改革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孩子学习能力的低下、学习欲望的降低和改善都是国家、学校的责任，父母们没有责任。

□为了使日本经济得到发展，应该对啃老族、自由职业者进行再教育。

□即使中国很关注教育，也比不上日本的教育。

□日本和美国是同盟关系，而且孩子们从中学时就开始学习英语，所以其实日本是一个英语圈的国家。

□遇到难题的时候，就会想“地头不好”，然后放弃。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日本人的意识有问题吗？

我们前面所讲的都是关于日本当下的“集体智商”衰退的问题，下面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为什么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智商衰退这个现实，却没有作出任何改变呢？有人认为不改变这个现实更好——如果这样想的话会怎样呢？

坦白地说，现在的日本人都是笨蛋。一个集体不应该连这点智慧都没有，这样说来，一定有人在其中使坏。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

Q：是不是有人从日本变成“低智商社会”的过程中获益呢？

如果用“Yes”或者“No”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答案当然是“Yes”。没有比“低智商社会”更让当政者感到高兴的了，对于高智商的人来说，低智商的人的存在是再好不过的了。也就是说，一旦“低智商社会”形成了，只要没有人意识到“我是傻瓜，总是被利用”，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这就如同疾病一样，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生病了，那就不会去治疗。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先从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讲起——先不说集体智商，首先扪心自问日本人这个集体的“意识”是不是有冋题呢？

在外人看来，大和这个民族的行为是很极端的，简直就像摆针一样不停地左右摇摆。

我想，这种行为意识为什么一直存在呢？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是不是这种意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呢？

回顾一下1945年战败的时候，这种假设便成了事实，现在和当时一点都没改变。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喊着“一亿玉碎，打倒鬼畜美英”的口号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所以，无论战局多么不利，日本甚至采取了特攻也没有停止世界上最悲惨、最激烈的战斗。可是，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几乎是在战争结束的那一瞬间，日本人对美国就开始笑脸相迎。

我曾认真地想过，如果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美军就登陆了日本的话，美国还会不会受到日本国民的抵抗吗？我想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定会陷入像伊拉克战争一样的内乱状态中，也会出现成千上万个牺牲者吧。

可是，美国人刚登陆，日本人就挥着美国国旗笑脸相迎，欢迎昨天还在杀害自己同胞的敌人，看到这样的情形，美军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啊！

这就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意识。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打那么悲惨的仗”的问题时，日本人只能回答“是一场误会”。

如果战争真的像当时的军部所说的那样，是堂堂正正的事，战败后的日本政府也应该采取抗拒美国的态度，至少不应该欢迎美军。可是，日军完全没有采取这种行动，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想法。

日本人没有原则、没有理念，但是比这些更严重的应该是意识问题。日本人的意识和其他民族的意识有很大差异。

后来日本政府对美国表现出了绝对的忠诚，这和同是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有着天壤之别。为了证明对美国的忠诚，日本甚至摆出了在印度洋供油的滑稽姿态。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不仅“集体智商”低，“集体记忆力”也低

如果大和民族真的是一个讲原则和理念的民族，那么就应该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一样，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而不惜一切代价（我并不是肯定战争）。可是，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就说出了“给我巧克力”这样的话。在其他民族看来，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却觉得很正常。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相当于“清除内存”、“清空”。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东西在一瞬间全部清除，这本应该是一件需要消耗很大能量的难事，而日本人则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把昨天刚发生的事情眨眼间全都忘掉了。我不得不说日本人不仅“集体智商”低，而且“集体记忆力”也低。

现在回到正题。第四章讲“邮政选举”时，以小泉为核心的自民党获胜和之后参议院民主党的获胜，这种有截然相反的差异的行为也同时被国民们遗忘了。另外，泡沫经济时期，股市坚如磐石；泡沫经济崩溃后，整个行情一落千丈，而这也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提起来，这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然而却早已被人们请出了记忆系统。而“忘掉”这种行为本身是应该作为一种内存积攒下来的，可是就连这样的内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有人说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和智商的衰退没有关系，而是意识的问题，所以政府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努力都是徒劳的。确实如此，赞同这种看法的人也很多。

赞同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就这么接受了。

因为一旦接受了“日本特殊论”这个理念，恐怕所有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如果“日本特殊”的话，那么“美国也特殊”，“中国也特殊”。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都是特殊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本人的意识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集体智商没有提高，无论什么时候集体智商都提高不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希望大家带着本章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日本国民不思考的话，那么最终获益的是谁呢？）去思考，那么至少集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可以改变的。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只是被卡拉OK资本主义玩弄了而已

我曾经在研究生院的教室里读过一本书叫《成功的原理改变了！》。

这本书是由瑞典的两个研究者写的，原题是“Karaoke Capitalism”（卡拉OK资本主义），下面我大致概括一下他们所论述的内容。

首先，在阐述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时，他们写道：“我们置身于一个市场经济很疯狂的时代，我们生存在拜金主义、自由不等于幸福、新技术的开发不一定和利益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我们希望大家认清这个现实。”他们还写道：“本书的第一个目的不是提示读者应该思考什么，而是提倡思考本身。第二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用这个时代最有效的武器，也就是知识来武装自己。”

通俗地说，就是过去的常识已经完全不适应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要想活下去，就要学会思考。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所谓的“卡拉0K资本主义”。也就是说，那些“什么都不想”、愉快地K歌的人通常是被夺走财富的人，而那些不断地思考、为提供卡拉0K而奔波的人就是夺走财富的那一方面。

当然，现在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唱卡拉0K的那一方。如果卡拉0K突然没有了伴奏，自己连唱都唱不出来。虽然这是件很遗憾的事，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是我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部分内容：

大部分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卡拉0K资本主义的影响，我们只不过是在那些技术的支持下唱唱跳跳而已，而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为我们提供这些技术的人。当然，世界的财富都会青睐这些人。

那么，提供卡拉0K的人到底是谁？真正获益的人又是谁呢？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在低智商社会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日本政府（官僚机构）

虽说有点夸大其词，但事实就是这样。

日本政府债台高筑，明明知道自己欠着一屁股债，现在还在继续发行赤字国债，借款的数目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思考一下下面的问题：

Q：日本政府最终会怎样处理巨额的借款呢？

日本政府现在还在不断地借款，对此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日本政府觉得这笔借款不还也无所谓。

那么……能作为借款抵押的唯一资产是什么呢？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15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

日本国民能够接受“零利率”，在官僚们看来国民都是愚民；退一步讲，如果官僚们不认为他们是愚民，那么“零利率”的政策也就不会出台了。再来说说养老金，为什么政府进行了粗略的数据管理之后就置之不理了呢？很简单，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支付，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哄国民开心而已。

日本政府有支付国民养老金的义务，每年800万亿日元，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每年的养老金债务为800万亿日元。另外，公共债务（国债、地方债等的总和）为800万亿日元，两种债务合计为1600万亿日元。这就已经超过了国民金融资产的1500万亿日元了，所以这些债务是不可能还的。这些数字稍微计算一下就能算出来了。

根据财务省总结的2007年后的财政状况预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增税本应该得到改善的国家基础财政收支再次恶化。假设以3%的增长率来计算的话，2009年的赤字将达到6.9万亿~7.8万亿日元。发达国家确实都因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呈现负增长，可是赤字也因此变得更大了。也就是说，昨天还在说的“经济有复苏的兆头，到2011年国家的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也是骗人的。

这几年，财政官僚们将国家基础财政收支的黑字化当做一个至高无上的命题提倡着。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基础财政收支到底是什么呢？是不再增加借款，而不是返还本金。没有返还本金的打算，也就意味着一旦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情，他们就打算用个人资产来填补现在的债务。

回到养老金的话题，之所以这个问题被置之不理，是因为即使他们想要返还800万亿日元的养老金债务，他们也还不起。幸亏没有具体的数据证明，国民们也没有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置之不理的做法就会获益。

这样说来，日本现在的体系构造是只有政府的官僚机构获益，而国民则是一味地亏损。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欺骗国民的伎俩

很明显，现在的政府和官僚对国民一点都不诚实，可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和不会进行思考的国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国民自己没有认识到政府这种行为，无异于集体催眠。政治家、知识分子、媒体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看穿他们玩弄的一些小把戏。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人这么做，更没有人去追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低智商的社会更加有利，比起站在国民的这边，站在政府和官僚的那边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下面我想总结一下“国家欺骗国民的伎俩”。

<h3>1.“挂羊头卖狗肉”</h3>

“挂羊头卖狗肉”，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更换招牌”。普通的商店如果换了招牌，就会让人觉得是个新商店，可是进去一看才知道，其实还是和以前一样。

2001年，“社会保险厅”变成了“日本养老金机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养老金去向不明的事情败露后，照理政府应该解散这个组织，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然而除了换了一块牌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道路公团”民营化的时候也是一样。借款被推迟、谁也不承担责任、组织一分为四，并改头换面变成了株式会社。与其说他们工作的大部分是“为了人民”，还不如说是“为了官僚”更容易理解。

还有就是“借换债”。国债的返还期限到期的时候，国家根本就没有返还的打算，所以继续发行相同金额的新借条。本来应该是“无力返还”的，可是因为谁都没有怨言，所以就偷换了借条，就是这么回事。

“财投债”也一样。财投债是由于各机关管理的特殊法人出现赤字，所以财务省在没有获得国会（也就是国民）批准的情况下偷偷借的钱。可是，因为财务省有国家作担保，所以一旦要返还的时候，当然就从国民的税金中支取。

<h3>2.“不通知”</h3>

“不通知”是让人们觉得没问题的、最高明的欺骗手段。

公务员的养老金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2007年开始，公务员普遍开始退休，可是付不起养老金的自治体却层出不穷，这些自治体都是居民们所不知道的。

和民间企业不一样，公务员的养老金都是根据工龄和最终的工资水平事先确定好的。工作了几年、工资能达到多少，这些数字明明很容易计算，可是直到退休之前这些数据都被隐瞒着。因为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不用“支付”了吧。为此，他们所做的是发行“退休补贴债”。也就是用借款支付养老金，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今后将会用借款来支付，而借款的账单将转给国民。

2007年，有115个市决定发行退休补贴债。2006年，债务的金额为120亿日元，2007年底是852亿日元，很明显呈上升趋势，今后还会不断增加。

<h3>3.“装傻”</h3>

虽然这件事有点过时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典型的例子——日本政府极力提倡的“非核三原则”，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谎言。

1980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任时说“装载核武器的美国海军的船舰有可能通过日本领海”，这引起了媒体很大的骚动，因为这打破了“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的三项原则。

可是，这种事是很明显的，而且我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因为我希望政府的这种“装傻”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可政府的说明是——如果美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水艇从关岛前往长崎、佐世保的话，从关岛出港的时候应该装载着核武器。可是到达日本佐世保的时候，核武器却不见了，那么这不是“装傻、欺瞒”，又是什么呢？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时学的是原子核工学，几乎一半的同学都是核动力潜水艇的船员，他们退役后想要靠奖学金取得博士学位，所以来学校学习。当时他们听到这件事时都感到很奇怪，然后就互相问“你们每次去日本的时候都听说要往海里投核武器了吗？”这明显指出了日本政府的谎言。

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最近才开始欺骗国民的，而是一直都在欺骗。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在低智商社会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外籍投资家

回到受益者这个话题。

国家把国民当做“没有智慧的团体”欺骗，这下又出现了欺骗国家的人。与其说这也是欺骗，不如说是日本最高层的智商也很低。

事实上，日本国民生活在一个二重欺骗的社会里。

最近，在外国人的眼里，日本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呈现出一种“没有比这更好的食物了”的状态。其中零利率、超低利率政策引起了“借日元交易”，也就是把所借的日元兑换成美元、欧元等高利息货币的交易行为。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虽然这种趋势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停止了，可是这次又引起了日本股票反而能大量售出的现象。总之，因为日本经济运营者的智商很低，所以日本被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玩弄着。

事实上，就连次贷危机发生的源头也和日本有关。

无家可归的世界性投资资金当时正在为寻找投资地而发愁。当时的投资方向有土地、股票、石油、黄金、稀有金属，这几年投资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以这种趋势来看，因为次贷也是通过房价上涨而获益的投资商品，所以在日本筹措的资金不断地被投到了房贷上。这是很明显的。

次贷债券的利率很高，与此相比，日元的利率几乎为零。这种利润差怎么会逃过投资商敏锐的眼睛呢？这样，对于无处投资的投资商来说，日本可能是个好地方，剩下的工作就是鼓励日本国民快点存钱了。

这么“满是油水”的国家，在哪里都找不到。也就是说，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最高层都是些无能的人。可是，为他们埋单的却总是老实的国民。

所以，对于国家的高层来说，与其多管“闲事”，还不如“装傻”。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在低智商社会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投资基金

关于外国投资商和投资基金，我们不应该将其分开来看。

勉强分开来看，投资基金则是获益的第三方。

虽说是投资基金，但运营这些资金的是日本人，而且其做法正好钻了日本市场的空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村上世彰和他的同伙堀江贵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所有软弱的日本人中，他们所做的事都显得很了不起。因为一般只有外资才有这样的投资头脑，所以他们很显眼。

就像前面所说的，有人认为日本市场出现了“淘金热”的局面。也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横冲直撞的一方是胜者。村上基金和堀江贵文只不过是因为撞得太过火、太尽情了而已。

实际上外资基金，比如美国对冲基金Steel Partner等的实际业务都是由日本人操作的。他们只是模仿美国，一方面和美国组合起来，一方面从日本的银行和商社获得资金。

通过政府资金和零利率政策转移储户的储蓄——靠这种办法处理不良债权的银行必须把钱借出去，因为国债的低利率不能获得高收益。所以，如果基金能带来高利率的话就贷款。

而且，有过处理不良债权历史的金融厅，虽然对银行摆出一副“检查不良债权，让借款人交预付金”的强硬姿态，可是对基金却放得很宽。如果规定偿还期限为5年的话，5年之内就真的不会调查（2008年11月金融危机之后召开的金融首脑会议，也没有制定出管理对冲基金的具体办法）。

如果是这样，日本普通国民所存的钱就会在基金中受益。

可是，普通国民怎么看待这种动向呢？他们想“堀江贵文也服刑了，村上世彰也服刑了”、“还好我没干傻事啊”，所以即使零利率也要把钱存在银行。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单纯的“观众”。

“用汗水赚来的钱是干净的，不劳而获得来的钱是肮脏的。”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所“信仰”的一种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可是这样真的好吗？

“每天辛勤劳动赚来的钱才是真正的钱，通过基金赚来的钱是肮脏的。基金投资是犯罪，还是我的做法对。”——这种想法支配着大多数人，这真的是件好事吗？

很多投资基金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损失惨重。德国的财长施泰因布吕克批评美国的投资银行和政治家们说：“金融危机的元凶是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也就是‘不劳而获’的拜金主义。”

也有人觉得“所有的基金都败落了，基金的时代也结束了”。

可是，除了、雷曼等一部分基金以外，其他基金在日本还是赢利的。即使在美国损失很大，可是在日本还是能获利。所以，他们急着加速“日本销售”以获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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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成为“觉醒的个人”、“承担风险的人”！

以上是对“谁是获益的人”这个问题的论述。在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日本人的生存方式——在低智商政府的带领下老实地看着外国投资商、投资基金在自己的国家为所欲为的方式，这会使日本变得越来越贫穷。

如果用前面介绍的“卡拉0K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日本人现在只是在练歌房里唱唱歌跳跳舞而已。

如果日本的集体智商一直保持在这种水平的话，日本就会不断衰退，日本国民自身也会遭受很大损失。到时候，我们只能说是进了自己一手设计的“低智商社会的圈套”。

所以，大家必须赶快考虑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Q：我们怎样才能摆脫“低智商社会的圈套”？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那就是自立，也就是说“不依赖国家，自己站起来”。

我在接受采访或者演讲的时候，都会呼吁大家成为一个“觉醒的个人”。这种做法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

我在BBt研究生院大学开办过一个“株式和资产形成的讲座”。看着听讲座的学生们，我就想“在这里拼命学习一年的话，人就会改变”。

一开始连股市的基本知识都不懂的人，听了我的讲座一年后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他们能摆脱大部分日本人的观念——养老金委托给国家、存款委托给银行投资只能吃亏，所以放弃企业养老金就足够了，剩下的就是等退休金了。

“仅靠那点微薄的养老金无法生存，也没有好的晚年，所以我要想办法使晚年过得更舒服。为此，我要努力学习。”从这样想的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就能从低智商社会中脱离出来。

可是这种学习不是“〇X式”的，这种学习不仅很艰难，而且你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这期间受伤肯定是难免的，这简直就是个“自负责任”的世界。

现在每年有600名学生听我的讲座，我觉得他们都能改变。也就是说，那些看似无法改变的日本人其实通过不同的方法都能改变。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美国人从1980年的里根时代开始发生了同样的事。德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也从1990年开始，这一点以后会讲到。

总之，世界上的人都意识到“要理解‘新经济’，银行、政府提供的服务已经靠不住了”，并开始拼命学习。

把投资的机会国际分散化，然后自己承担风险的做法，按标准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日本却把这种做法贴上了封条。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但我经常说现在还不晚。因为日本人具有能够挽回这种局面的能力，不管集体智商多低，只要每个人的个人智商提高，努力学习就一定能赶上。所以，要想改变低智商社会，就只能多增加一些“觉醒的个人”。

绝对不能靠别人，不能靠国家，不能靠自治体，不能靠企业。自己承担风险独自前进——这是自己能够决断的事情。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大有改观的德国人和英国人

现在日本国民最不明白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风险，这一点只要看看日本的国际型企业的举动就明白了。它们为了追求更有利的生产地、劳动力和市场而超越国界。因为在经济无国界的时代，拘泥于自己国家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着风险。

事实上，国际型企业对母国并没有任何期待。母国当然希望这些企业再强大一点，可是在它们的意识里，“即使母国不行了，我们在世界上也能生存”。

国民个人也应该形成这样的意识，并以这种意识为基准釆取行动。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封闭的、限制颇多的国家，越拘泥于国内，损失就会越大。

以德国为例，过去的德国人也和日本人一样，他们为把钱存在德国银行这种国际化很强的银行感到很安心。可是，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后，国民们开始拼命地学习，现在形成了复杂的证券组合。

英国人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他们曾一度陷入了被称为“英国病”的败北主义，可是撒切尔的上台使英国人的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恢复到了原状。

1993年的人均GDP排行中，日本排在了第一名，英国排在了第18名。到了2005年，日本排第14名，英国则排第10名。最近几年日本后退到了20名左右。

英国大规模地调整了金融市场，每个国民都能够直面风险，努力学习。结果，英国的经济连续17年不断增长，不仅出现了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伦敦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复活了。

英国虽然和日本一样在养老金和保险上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在英国的年利率为7%~9%，这个数字足以表明英国的基金管理人是多么优秀。

事实上，世界上最顶尖的基金管理人几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优秀的经理人往往是犹太人，可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基金世界的NO.1。

总之，现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识相吻合。

现在，很多优秀的英国管理人都住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爱丁堡离卡诺斯蒂、格伦伊格尔斯、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场很近。高尔夫、钓鱼虽然都是生活悠闲的象征，可是爱丁堡也是运营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城市。当然，他们在纽约、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地也很活跃。

盎格鲁-撒克逊人本来在经济、金融方面就很强，现在仍然在不断加强。在英国，外资企业占所有上市企业的50%，可是英国却对这种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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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杰出的领袖能改变世界

只要每个人用心努力，我们就能摆脱低智商社会。可是，增加“觉醒的个人”的方法是有限制的。日本国民能否像德国和英国的大部分国民那样觉醒，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不能的话，这个低智商社会就很难改变。

可是，即使很多国民都不觉醒，只要有一个杰出的领袖，也是可以引领国民改变国家的。

我在《即战力》的最后一部分写过这样一句话——要想改变日本，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

回顾历史，在很多情况下，改变历史的都是一个人。英国的撒切尔、新加坡的李光耀、俄罗斯的普京等，都是以一个人的领导力改变了整个国家和国民。

所以，无论智商多么低的社会都应该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如果能让国民们选出一个这样的领袖，日本就能改变。

可是，就像我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说过的那样，日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无法培养出杰出领袖的。而且，因为集体智商太低，国民们也没有能力判断谁是杰出的领袖，什么样的领袖能够引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小泉纯一郎。

如果他是真正的领袖、真正的改革者的话，日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他掌握了操纵舆论的方法和笼络人心的技巧，具备了把愚蠢的政治家们当成玩偶的胆量，也拥有攻击竹下派和桥本派的武力，他获得了70%~80%的支持率。他是有能力改变日本的，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小泉首相几乎没有“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理想。他是一个破坏型的人，在破坏方面他绝对是个天才。可是，他在创造方面什么都没有。他不断地重复着“改革”这个词，可是到最后我们也没看到他是“如何改革”的。

说到国民绝对的支持率，细川护熙首相也是如此。他当时获得了92%的支持率，如果他想改变日本的话，绝对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他最终也没有找到改革的方向。

在他建立日本新党之前，我建立了“平成维新会”，那时我们经常交流意见。

我一直提倡的是“国民方面的改革”、“国民的视点”。可是，当我提出具体的方案后，事情却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很混乱，光调整这些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谁都不愿意这样做”。

这样看来，日本至今都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领袖。虽然提倡改革的人很多，可他们都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

我在想“是不是日本国民根本就不期望真正的改革”。国民们是不是在想“维持现状最好，如果出现了真正的改革者，社会就会不断改变。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如果真正期望改革，国民们就不会选择这些只说不做的人来领导国家了。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不具备任何领袖资质的日本政治家

这么说，现在的日本就没有能胜任领袖的人才吗？无论国民的意识如何，如果没有真正的领袖，国家迟早会衰亡。

那么，到底什么是领袖呢？具备什么样的资质才算是领袖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很明确。直截了当地说，就是那些能够了解这个时代，能够预见未来的人。另外，最起码还要掌握之前说过的“三种神器”。

再重复一遍，“三种神器”就是“英语”、“It”、“金融”。这三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就和过去的“读”、“写”、“打算盘”一样重要。学生在大学时代如果能好好地磨炼这“三种神器”，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型的人才，国际型人才是成为领袖的基本要求。

可是，至今日本的领袖都不具备这三方面的任何一个。英语不行、It也不行、金融也不行，这怎么能胜任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呢？

英语其实已经不仅是英语，早就成为“国际标准语”了，所以，如果不会讲英语，就只能被国际社会孤立起来，也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

关于It，政治家们之所以没能理解第四章讲的“国民总编号制度”，就是因为怠慢It的学习造成的。养老金去向不明之事也是一样，如果懂数据处理的话就不会编出“用半年时间完成”这样的谎言了。

很多自称“It很牛”的政治家都向我谋求过一些It政策方面的建议。当时我问“It学到了什么程度”后，一个政治家说“会用邮箱”、“我的博客人气很旺”。而且，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挺认真，所以我也就没再说什么。

It本来是一种解决商业问题的基本手段。所以，说It的时候，必须从“怎样解决顾客的数据库”、“怎样利用电子商务提高营业额”等ERP（企业资源计划）的观点来说。另外，还必须要认识到“没有It，这个时代的公共服务就无法维持下去”。

It是现代商业中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如果不能掌握这一能力，做起事来就会举步维艰；如果掌握了这种能力，就应该能够找到It政策的方向。比如，运用It使市区、町村的公共服务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10以下，这个计划能简单地立案，作为共享服务一起实施就行。

可是，现在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的职业生涯规划中却没有这部分的学习。所以，绝大多数二世和三世的政治家、官僚都不具备领袖的资质。

最后是金融。如果不理解这个包含经济在内的大世界的情况，就只能成为这个经济无国界时代的牺牲品。

总之，这“三种神器”是开启这个世界的钥匙，依靠它们才能形成“全球感觉”。没有这种感觉的话，就看不到未来的世界，就会把国民（和自己）引入歧途。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有能力的人也不会当政治家

可惜的是，日本现在的政治家中没有人能够成为真正的领袖。在国内受教育、只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世界动向、不懂英语和It的人即使到了国外，也只能做一些表示敬意的访问。而且，他们还无知地认为邮箱和网上搜索就是It。

这种像化石一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民也被认为和他们一样愚蠢。

但是，这只是现在的政治领域的状况。在其他领域，日本也在培养着未来的领袖。在日本的国际化企业里，或者在日本不为人知但是活跃在国外的人中，一定存在这样的领袖。

问题是，这些领袖们已经对日本的政治现状置之不理了。

正因为他们很优秀，所以才不会加入日本现在这个没有逻辑、不合理的政界。因为在这个国家，其政治领导力不能预见未来国家的形态，更不能引导、鼓励国民们一起创造一个美好的国家。

我有过加入那个世界的体验，我个人认为没有比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成为政治家更傻的事了。如果成为政治家，好不容易掌握的知识、技能、经验和经历会全都作废。而且，搞政治不需要动脑子，越动脑子越做不好。

总之，在日本，如果达不到低智商的水平，就成不了政治家，也进行不了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符合选民的标准，你就不会在选举中获胜。

在选举的时候，如果你说“要培养不亚于中国和印度的人才”、“运用It技术使政府形成ERP体系”的话，你绝对不会当选。想要当选就必须使用和选民们相同水平的言语，不停地发表即使不可能实现但听起来顺耳的宣言。

宣言是政策的包装。如何制造这个包装，可以说是政治家们最重要的工作，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向电通等代理店订购。而且，即使你想向选民说一些虽然还不太完善但已经想出来的政策，记者们也不会理解，选民们也只会听电视上的评论家们讲“对”或者“不对”，根本不研究其中的内容，因为他们觉得太麻烦。

1995年，参加东京都知事选举的时候，我发表了很长的演说词后宣誓说“我会这样做”。可是，报社记者们根本就没有读我的宣言，而是在报纸上写道“没有政策的无用宣言”。

我带着绝对不让别人说“没有政策”之类的话的干劲，根据在麦肯锡花了半年时间分析出来的数据，拟定了东京都的财政改革的策略。这是我用麦肯锡赠给我的退休纪念品——“半年时间的项目组”创作的东西。可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政策却成了完全没用的东西。

如果媒体能多为选民们考虑，仔细审核候选人的政策和宣言，选民们至少也会自己动脑子思考一下。可是，比起政策和宣言，对于媒体来说，候选人的身份和性格等更为重要。所以我变成了一个“爱死抠道理的人”。在日本，“爱死抠道理”难道不是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吗？因为媒体和选民们喜欢的只是“他的话应该能行”的印象而已。拿出政策、说出具体怎么做就变成了“爱死抠道理”，而那些单纯地说“做”的人反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我当时虽然想通过选举改变日本，可是现在我意识到那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所以，落选后我写了《战败记》，决定再也不涉足政界。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培养未来的领袖和人才是我的工作

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日本改变。如果在这种低智商的社会看世界的话，我会感到很羞愧。

如果日本人的意识能够改变，日本总有一天会改变。可是，如果只是等待的话，这个国家真的就会完蛋。所以，我决定把我的后半生都奉献给教育。

我之所以选择人才的教育，是因为有这样的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觉醒”，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够不依赖国家、能够自立，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够形成在世界上制胜的力量，让更多的日本人能够在此基础上过一个丰富而幸福的人生。

现在我通过创立研究生院、学习班、包括Attackers商业学校，每天向1万多人传达我的思想。

在那里我反复强调着一句话：“先改变自己。”

“先让自己的生活变丰富，或者使自己的公司变强大。随着这种人的不断增多，世界也会改变。”我还开办了英语课程，因为我想把英语体系化。

事实上，我觉得日本要真的想变好，没有10万名“大前的学生”是实现不了的。虽然我教出了很多学生，可惜还没有达到10万名。

我早已年过花甲，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拋弃希望，今后我仍然会坚持这样做。

现在很多政党都请我参加选举，他们用“你一定能胜出”来诱惑我，但是“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不会参加的”。

在本章的最后我想说，在未来如果有想成为政治家改变日本的人的话，请一定要尽快掌握我所说的“三种神器”。

如果不这样做，在这个集体智商衰退的社会，就只能被掌握它们的人所利用。

如果你是“为了国民”而选择政治的话，就一定要从这“三种神器”开始做起。

第八章 “低智商社会”中谁获益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勤奋的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很好。

□一次也没想过“有人什么都不想就能获益”。

□一次也没想过政府会如何处理无法返还的日本国债。

□一次也没想过“国家会欺骗国民”。

□对“低智商社会”不知如何是好。

□比起“爱死抠道理”的领导，更喜欢说“我要这样做！”的领导。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金融危机使“胜者”和“败将”之差缩小了

这一章我想说的是，我们日本人必须更加坦率、更加谦虚地面对世界的变化。

第八章我说过“不要依赖国家，要自立！”为此，我们就必须对迄今为止我们还认为是常识的东西提出质疑，坦率地、谦虚地向世界学习。

明治时期，建立国家的人都很年轻。政府害怕被西欧列强吞并，谦虚地向世界学习，最终鼓起勇气实施了改革。

态度决定一切。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清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趋势，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改革。在此之前，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一下下面的问题。

Q：集体智商不高的国家，今后将怎样？

答案很简单——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败将。如果日本继续放任这种“低智商社会”的话，成为“败将”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集体智商高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全世界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当中，集体智商高的国家的优越性也几乎都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胜者”和“败将”的位置被改变的可能性很大。我想我们有必要看清今后几年能够发挥集体智商，成为新的“胜者”的国家有哪些。

到此为止，本书提到的国家有新加坡、德国、英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在我看来，阿联酋的迪拜、爱尔兰、斯洛文尼亚、芬兰、丹麦等的集体智商都很高，是“胜者”的候选人。其中新加坡和迪拜是执政者勉强创造的结果，可能会有些争议，去掉也无所谓，而剩下的国家都是值得日本学习的。

在21世纪的胜者中，中小型国家很突出。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家的规模小，所以便于管理，行动敏捷，对世界的急剧变化能够作出迅速反应。而且，这样的国家一般都有智商很高的，领袖在引领国民。反过来说，这些国家的国民和领袖都意识到小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所以如果不及时找出应对措施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2007年人均GDP占世界第四位、应该完全有把握成为“胜者”的小国——冰岛，由于金融危机一度陷入困境，经济迅速破产，这是一个从“胜者”变成“败将”的典型例子。

败将中还有哪些国家呢？

我想最先举出的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虽然都曾是东欧各国中的优等生，可是现在它们却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冷战结束之后，虽然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可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却一直未见好转。

罗马尼亚是一个每个国民智商都很高的国家，乌克兰的国民智商也很高。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说到能用最低的成本进行金属研发的国家，那当然就是罗马尼亚，而钢铁方面则是乌克兰。日本也有公司在罗马尼亚设置了研究所。

可是，现在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很凄惨，甚至输给了邻国保加利亚。这么多年来，从罗马尼亚移民到国外求职的人大约有200万。精英们不断地离开国家，国内持续通货膨胀，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下降。这种状态从1989年后一直持续到现在，经济虽然增长了，可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上升10%以上，人民的生活一点都不富裕。虽然在2007年1月成了欧盟中的一员，可是从海外蜂拥而至的投资商使土地的价格急剧上涨，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乌克兰也是如此。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它虽然采取了自由化和民营化的政策，可是由于受到保守派的顽强抵抗，改革因此中断，GDP不断下降，独立后的10年间，其下降幅度高达40%，期间还发生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2000年前后，乌克兰的经济终于开始增长起来，可是失业率仍然很高，到2006年，矿业生产才达到1990年的生产水准。

过去的乌克兰是核武器保有国，也是矿业很发达的国家，钢铁生产更是排在了世界生产国的前十位。另外，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很高，在苏联联邦中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国内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土地带区，这个地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所以乌克兰还以丰富的谷物著称。

可是，冷战结束之后，乌克兰完全没有适应国际变化，国内受库奇马政权的统治。每次选举，一般都是和俄罗斯走得很近的亚努科维奇获胜，或者是欧盟方面的尤先科（还有季莫申科），或者大家试着言归于好，这种动荡的局面一点都没有平息的迹象。之后大家都觉得尤先科可能会做出点什么大事来，可是他完全没有领导力，动荡仍旧没有平息。

200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乌克兰考察，第二年又去了一次，我本想在黑土地带买一块土地。可是，由于那里的政局动荡，买地的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

我之所以把这两个国家作为“败将”首先列举出来，是因为它们和日本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在1990年以前，日本也是优等生，虽然和以上两个国家所处的阵营不一样。全球化开始之后，日本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在逐渐衰退，直到现在国内还是一片混乱。而且，这种衰退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国家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展望。怎么样？这副“败象”是不是和日本很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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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领袖辈出的国家不是好国家

冷战时期，日本是西边的优等生，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是东边的优等生。然而在冷战这个对立轴消失的那一瞬间，三个国家都被时代远远地拋在了后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其实就是日本的“影子”。

那么，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为什么衰退了？日本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了呢？我想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没有杰出的领袖，没有能引领大家前进的领袖。作为本书的重要主题，这一点我已经重复论述过很多次了，可我还是想继续说下去。

无论个人的智商有多高（过去的高智商），如果全球经济这种与以前的经济成功完全不同的新型经济成立的话，以前的智商就行不通了。

没有出现能够及时认清这个形势，带领全体国民重新定位的领袖，这是最致命的。

所以，能够指引新方向的领袖，能够明确地指出具体的方向、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是很必要的。领袖的作用是什么呢？不是激励所有人比现在更努力地工作，而是要为全民指明努力的方向。能够为全民指明发展方向的人才称得上是领袖。

我在第八章已经说过了，日本没有出现这样的领袖。因为谁也不具备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英语”、“It”、“金融”这“三种神器”。

现在世界上的领先人物，有的在俄罗斯，有的在欧洲。美国是世界人才的集中地，总是涌现出很多最高水平的人才。韩国也出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这种国际型人才。我们必须对这一点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现在国际会议也说韩国出现了比日本更优秀的人才。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在国际会议上，韩国人才的品质比日本的好。仅仅是大学生的水平就有很大的差别，就更不用说和中国台湾相比了。

身处中国台湾的国民们常常抱有危机感，大学生的水平也很高。中国台湾的领导者，汉语就不用说了，还会说英语和日语。2008年3月上任的马英九是哈佛的毕业生，我最近和他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他的智商水平很高；1998年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的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他被认为是“百年一遇的政治家”，如果没有他的话，亚洲危机的时候中国很有可能就败下阵来。

那么，这个时代的领袖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和能力呢？我总结了以下四点：

<h3>1.明确方向</h3>

明确方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有了正确的方向，向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就能设定一个“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的具体目标。能够明确方向的人才是真正的领袖。

作为一个领袖，就必须要具备看清现状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以前面高尔夫那个例子来说，就是要有“旗子在那里，风向是这样的，所以要这样打”这种明确击球方向的能力。

<h3>2.明确方法</h3>

方向确定后，就是确定程度和方法。

继续拿高尔夫来说，应该提出“这是一个4杆洞，所以应该选择这样的球杆，这样打”的建议。

以马拉松来说，就是要给出“到42.195千米的终点为止，这样跑前10千米这样，接下来的10千米那样，过了35千米以后……”的建议。

明确到这种程度，并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h3>3.试行</h3>

即使明确了方向和方法，但实施起来也并不是那么简单。一定会有人觉得“告诉了我那么多，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时，说不出“那么，我来做给你看”的领袖是失职的。自己先试行的话，属下就会跟上你。

可是问题在于，领袖有时候也做不到。那么这该如何是好呢？

<h3>4.找到会做的人</h3>

以上三个条件都有了，就差具体实施这一步了，但是有时候领袖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很简单，那就是找到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也是领袖应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发现人才。之所以公司的社长、政治家等高层有人事的权力，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

这四个“领袖论”中，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找到会做的人”。因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从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人才是胜者的常识，能够找到人才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取得成功。

对于人才匮乏的日本来说，这一点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

很多国家、企业之所以失败，往往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拘泥于国内、公司内。说得极端一点，甚至连国家领袖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现在欧盟成员国的企业领袖就不是本国人，对此谁也没有感到吃惊。欧洲最大的公司是荷兰的皇家壳牌石油，其公司主席是芬兰的约玛·奥利拉，他也是诺基亚的CEO。

明治时期的日本集中了世界各地的人才，那时的日本人总是很谦逊地向这些人才学习。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李光耀的“向别人学习”的姿态

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的时候，就向国民们明确表示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他发言说“想让新加坡成为这样的国家”。因为他所指明的方向顺应了全球化的浪潮，所以现在的新加坡很繁荣。

他首先定位说“我们国家是城市国家”，然后想出了作为城市国家应该怎样实现繁荣的方法。于是，他请了一个荷兰人。

因为荷兰是典型的城市国家，虽然国家很小，但是已经持续繁荣了400多年，直到现在，阿姆斯特丹还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新加坡也想变成那样，虽然国家小，但是能创造出适用于这个世界的经济。李光耀就是想向荷兰学习通往这条路的方法，他本人接受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育，对荷兰也有很大的憧憬。

新加坡人不讨厌向别人学习，李光耀被这种学习的热情感动了。

就这样，领袖从世界上找到“这个人”，然后就把他带了回来。

这十几年来，日本领袖身上虽然都缺乏之前说的那些能力，可是只要能做到最后一点——“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那就找一个能做到的人”，日本至少也不会成为全球化经济的败将。

之所以没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领袖和国民都变得太傲慢，都已经忘乎所以了。

我们的祖先在明治时期也热衷于向别人学习，为什么现代的日本人就做不到呢？找到学习近代农业技术，找到修建铁路，不都是明治时代发生的事吗？

可是，自从日本成为优等生以后，日本人就得意忘形了，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连学习的心都没有了。而且，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就变得闭塞起来，现在连学习什么都不清楚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因为集体智商很低，所以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没在学”。人本来就应该不断地学习，不论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如果不坚持学习的话就没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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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开放

我这样说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问：“大前，我们从哪里学起好呢？”

我也想给本书的读者提这个问题。在看我的回答之前，请大家一定要先自己考虑一下。

Q：现在的日本向哪个国家学习为好呢？

我的回答是：“现在的日本人必须重新设定自己的意识，从三处开始学习。”

“三处”就是指美国这样的“大国”，德国这样的“中等规模的国家”，新加坡和芬兰这样的“小国”。我想我们应该学习这三类国家的优点，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我再重复一遍，现在全世界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中，集体智商高的国家的优越性不复存在。可是，要想登上“胜者”的位置，就要分析集体智商高的国家是如何取得领先的，如果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虚心学习。

首先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

向美国学习什么呢？

如果先说结论的话，日本首先应该向美国学习其移民政策，也就是说，要让日本成为“向世界开放的国家”，聚集优秀的人才。

次贷问题、伊拉克战争、日元贬值掀起了强烈的美国衰退论。可是，如果单凭这些，就认为美国没有可学之处未免有点太武断了。

现在的美国仍然支配着40%的世界经济。今后，即使美国的力量衰弱下去，到21世纪中期也会一直保持在“世界中心”这个位置上。而且，美国的经济主要依靠信息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等比较新的产业支撑着，这些领域也会不断地涌现出优秀的人才。

现在的美国仍然聚集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也就是说，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管是不是本国人，只要是人才，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接纳。Google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就是俄罗斯人，Youtube的共同创始人陈士骏是中国人。

总之，在吸引世界上最合适、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为新产业创造附加价值方面，美国是做得最好的。好莱坞也是通过澳大利亚的、等繁荣起来的，知名的传媒界之王鲁伯特·默多克，虽然现在是美国国籍，可他原本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出来的“打工仔”。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所以有实力的人都想在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

关于这一点的意义，其实很简单。

像现在的日本这种“什么都是日本人自己做”，或者“把日本人重新塑造一下”的想法是赶不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的。

既然世界是一个大市场，那么只靠一个民族的头脑和技术来发展就是一个错误。

日本大约有1.27亿人口，作为一个民族拥有这么多的人口，在世界上算是多的了。可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都在不断聚敛着人才，人口只有400万的新加坡也在拼命地从世界各地广揽人才。

说到底，结论是什么呢？——向世界开放，积极地接纳移民。

把移民拒之门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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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美国为何在运输、金融、通信这三个领域很强？

这恰好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优秀人才的辈出、新兴产业的振兴都离不开教育。

接纳移民的话，优秀的人会来，不优秀的人也会来。而且，如果移民不能被日本文化同化的话，社会就会很难治理。

看看联邦快递（FedEx）和UPS的新系统就知道了，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即使是大和运输和佐川快递合起来也敌不过，而创造这个系统的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可是，想想21世纪，日本只要学习美国这一点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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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美国风险投资地的企业数量和创业家的诞生地排行榜

资料来源：国际风险基金组织（NVCA）：移民创业家的影响。

在It领域，我们在前面提到的Google、Youtube、eBay这些It领域的领军企业，其实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美国发起的，起初美国人觉得这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领域，所以就让一些人自由发挥并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企业。

引领21世纪的产业是“服务业”、“附加价值产业”、“信息产业”。信息产业包括金融业、通信业和运输业。美国在这三个领域的实力非常强，这三个产业都属于无国界经济。也就是说，如果不从世界聚集优秀人才的话，这些产业就无法形成。

这下应该明白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不如日本，但整体经济却没有输给日本的原因了吧。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而移民可以不断地创造出新产业（图9-1）。

可是，如果只是担心这些不利因素的话，优秀的人也不会来了。再说，历史上还没有因为接受外国劳动者而衰落的国家，日本人也为巴西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

虽然美国的制造业不是很发达，可是在“服务业”、“附加价值产业”、“信息产业”这三个无国界产业方面却是非常发达的。随着这三个产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废除了一些规章制度，让企业自由发展，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可以自主创业了。人来了，财富也就来了。

首先，美国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积极接纳移民、机会均等的国家，这些都有利于吸引人才。可是，最大的原因是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才是最受外来人才所青睐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会聚集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呢？

可是日本，既没有人来，也没有财富来。财富没来的理由是因为“日本的前途不容乐观”、“没有人才”、“没有感兴趣的企业”这三点。

美国的一流大学和研究生院都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凡是有进取心的人都想在这里学习，成为世界一流的人才，美国因此聚集了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不管移民如何，确保大量在智商水平和世界水平方面一流的留学生是美国强大的根本。

注：在美国风险投资地的所有上市企业中，包含外国创业人员的144家企业的诞生地排行。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应该向“小国”学习“适应全球化的教育”

日本第二个要学习的是“小国”，学习它们如何专心致力于本国的国民教育。

前面所讲的新加坡也从世界各地聘请优秀的教师，编制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一流的教育内容，新加坡的国民因此至少会说两种语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成了世界名校。

欧洲的爱尔兰、丹麦、芬兰、瑞典等国家也积极实施教育改革，最终实现了经济繁荣。

新加坡大约有400万人、爱尔兰大约有350万人，丹麦大约有600万人、芬兰大约有500万人、瑞典大约有900万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都没有超过1000万，还不及东京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这样的人口小国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应该怎样做呢？

如果真的看清了国家的未来，期待一个能够代代传承的社会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化开始的时候，它们首先考虑的是以后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当然，这不仅是在教育方面。它们一边摸索国家体系、社会体系以及国民的使命，一边实施改革和改造。最终，它们获得了优秀的人才，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也都成了国际化企业。

它们在教育改革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重新审视了过去偏重知识的教育，实施了“思考教育”。其次就是实行“英语教育”。也就是说，它们快速地实施了顺应全球化的教育。

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教育改革是从幼儿园开始的。站在“在没有答案的世界里怎样生存”、“要想在本国以外的国家发展，需要什么能力”的角度，改革了教育。

这是前面所说的培养领导力的教育。在芬兰和丹麦的国民教育中，“在全球化、多样化的世界里怎样发挥领导力”这一点成了必备的素质之一。

最近，日本的小学老师终于组团去芬兰考察了。

可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在10年前就应该进行了，而且我们应该一边摸索一边进行改革。

日本的教育所教出的孩子已经被世界拋弃了，但是日本的老师们却对此置之不理。现在才“向芬兰学习”未免有点本末倒置，应该学习的是老师，而不是孩子。

安于“〇X式教育”、“填鸭式教育”的老师们把账单转给了孩子们，把日本的年轻人变成了不能适应全球化的“低智商集体”。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向“中等规模的国家”学习适应全球化的教育改革

日本第三个应该学习的是中等规模的国家（人口在1000万到1亿之间）。这些国家也为适应全球化经济而不断地摸索着方法，现在它们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国民教育。

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德国和韩国这两个适应全球化经济的中等国家。虽然有人会问“不让大家学习德国而学习韩国，你的自尊心哪里去了”，可是我不想追究这一点，而且追究这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韩国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韩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种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脆弱性，并再度陷人危机。可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实施了“全球化战略”，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因为韩国人民由此萌发了危机意识，他们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韩国和德国并没有发生其他国家那么大的变化，因为它们不像丹麦和芬兰那么小，所以有时候不那么灵活。而且，韩国和德国的历史习惯和传统文化作用也很强。

可是，这两个国家对全球化的适应仍然取得了进展。

韩国的变化使人吃惊的首先是大学教育，其次是三星等大企业的变化。韩国把教育的焦点集中在怎样在大学和企业中培养全球型人才，然后让他们在世界上发挥作用，这一点我在有关教育的那一章也说过。

韩国的大企业有三星、LG、现代汽车、浦项制铁集团（Posco）等，这些企业招纳了大学里涌现出的国际型人才，积极地在全球开展业务。

三星用半导体控制了世界，现代汽车就不用说了，在造船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一，而这些都是上述改革的结果。LG也依推日本企业的弱项家用电器闯入了世界前三名。韩国企业已经忘了自己是韩国企业，正在向能够称霸世界的形态转变。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说过，在韩国的一流大学，一般课程都是用英语授课的，这种教育的本质就是领导力的教育。总之，韩国改革了教育体制，告别了过去“韩国通用型人才如果在世界上不通用的话也没办法”的观点，开始积极地实施英语教育。

我在梨花女子大学和高丽大学担任教授，在那里上过课。以前学校都要求我“用日语”上课，可是现在变成了“用英语”。有时候我感到很受打击，因为韩国学生对英语的反应简直就和美国学生一样快。韩国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就是这么高。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梨花女子大学和高丽大学的目标

韩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国际型人才，这和日本不一样，从这个目标的确立开始，韩国就已经开始和国际接轨了。

我任教的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学院不仅是用英语授课，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学生很多都把毕业后的目标定位为成为国际机构的领导。大学的参考手册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成为国际机构的领导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世界上的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的各个机构、IMF、tO等。也就是说，他们要继承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职位。潘基文成了联合国秘书长，所以这次该轮到韩国的女性们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大显身手了。为此，梨花女子大学和世界很多大学都结成了联谊学校。

高丽大学也是如此。高丽大学的教育目标是，在商业技能方面培养出能成为跨国企业亚洲总部部长的人才，这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可是，不仅韩国人想实现这样的目标，每个毕业生都想实现这样的目标。高丽大学不仅积极地接纳留学生，还把本校的学生不断地送往国外留学。也就是说，高丽大学和美国的大学一样，实行多民族、多文化的教育，把顺应全球化的要求放在第一位。

以多民族为目标虽然很好，可是建立这样的目标后，如果不懂对方的语言是不行的。而且，如果对异族文化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这样的教育也是不成立的。

为了了解日本、中国、美国等国家，韩国把消除现有的人种歧视当成了前提。

为此，高丽大学实行了韩国大学生要有半年的时间接受国外教育的计划。这种形式在美国是很常见的，用英语说就是“study aboard”（海外学习）。

2007年，高丽大学建校100周年。一般说来，这个时候，学校都会投资建立新的校舍、纪念馆等作为纪念。可是，高丽大学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这些联谊学校，为本校送去的韩国留学生修建了学生宿舍。

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承担，没有政府补助。这些资金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毕业生的捐赠和LG、浦项等大企业的援助。其实，韩国有名的私立大学有很多“浦项纪念馆”这样的以大企业的名称冠名的设施，这一点和美国很相似。

我是高丽大学的名#客座教授、梨花女子大学的名誉教授，每次看到韩国大学的这种改变，我都会感到很吃惊。

从政府和媒体来看，韩国人危机意识的根源很深，我有时候会想他们会不会倒退到19世纪。可是，看看韩国的学生和国际型企业，我就会感叹：“好样的！”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受人期待的庆应湘南校区

韩国的大学设定了培养成为国际化企业亚洲总部的部长、在国际机构工作的领导等明确的目标。可是，日本的大学呢？

最近有一则这样的新闻，说是由于东京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很强，因此丰田、三菱、东京UFJ银行等15家大企业决定把收益的一部分捐赠给东京大学，把这一部分基金作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留学生的奖学金。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就想“现在终于开始这样做了”。奖学金本身是不错，可是我想说的是，在此之前，日本准备好吸引留学生的教育课程和毕业后的职业规划了吗？

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大学教育绝对培养不出国际型的人才。更何况，日本现在的大学没有实施领导力教育，偏重于理论，也没有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的意识。

最近，终于有觉醒的了，早稻田大学设立了国际素质学院，开始英语授课；立命馆大学积极地接收亚洲来的留学生，并设立了国际学院。可是，其实际情况还是不及中国和韩国的大学。

向世界学习，然后走向世界，要以这个目标培养人才——具有这种明确方向的人是。

读了福泽的《文明论概略》后，就知道他是多么有全球化的眼光了。再读读《劝学篇》就知道福泽每次出国都会有所成长，也有过很急躁的时候。

不仅是福泽，明治时代的领导者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的不足。为了弥补这样的不足，他们从国外招聘了大量的人才，模仿西方创建了大学。

可是，没过多久，日本就想自己做所有的事，建立了一个“内向的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一无所有。所以，战后的日本不得不回到原点，招聘国外的人才，引进国外的技术，和国外友好合作。

一直以来，日本就是一边学习外国一边进步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就不这样做了呢？真的让人很不理解，为什么把历史的教训忘了呢？

庆应大学建立湘南藤泽校区，设立综合政策学院和环境信息学院的时候，历史的教训就起了作用，至少当时他们有了一个“培养日本的比尔·盖茨”的明确目标。

设定这样明确的目标很正确，可是最近看来这所学校好像成了一个单纯的“尖子学校”，完全没有诸如从世界聘请优秀的教授、彻底实行英语教育，或者制定一年左右的国外学习计划等这种大胆的行动。虽然在It领域好像有一些颇具权威性的教授阵容，可是能够在商业方面引领It这个领域的日本人至今也没有出现。

即便如此，企业给藤泽校区毕业生的特殊优待，对于庆应的“事业”来说可能也算是一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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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改变德国人的是美国的企业并购

日本应该学习的另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是德国。

德国虽然是中等规模的国家，可是德国的经济却能和大国相匹敌。不管怎么说，GDP在没被日本超过之前，德国也是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可是冷战结束后，东西两德的统一使东德成了德国的负担，从此德国便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

可后来德国却脱离这个低迷的长隧道，实现了顺应全球化的大业。现在的德国不仅是欧盟经济的“领头羊”，还养活了原东德2000万人口，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一员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般的国家、一般的国民是无法做到这些的。东西两德统一后，东德的失业率曾一度高达40%，西德用国民每年多缴的5%的税金支撑了东德5年。

这可能逐渐改变了国民的意识，国民们认真地考虑了该怎样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生存下来。

可是，德国的国民意识之所以产生如此急剧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德国的大企业在美国实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并购（M&A），迫使国民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素质。

被称为三大化工企业的赫斯特、巴斯夫、拜耳一个接一个地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收购。收购方如果能使被收购的公司翻身，但不对其进行重新整顿的话，整个公司就有陷人危机的危险。

戴姆勒收购克莱斯勒的时候就陷入了危机，西门子收购美国h工业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危机，德国人开始认真地考虑全球化经营。

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在美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都吃了很大的苦头。可是，相对于日本企业采取的有机增长，德国企业采取了大胆的并购成长战略。这样做不仅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由于企业文化的差异，还有可能导致企业的生产力一时间呈现下降的趋势。

因此，在德国想要取得部门主管以上的职位，德国式经营是行不通的，不仅要拥有能够经营美国公司的能力，还需要重新整顿财务，而且必须会使用英语。就这样，德国开始了真正的全球化经营。

比如，戴姆勒在本国的斯图加特生产的奔驰车，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工艺上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美国生产的却不行，成品车的性能降低了，成品合格率也下降了。戴姆勒被收购来的克莱斯勒拖住了。

所以，如何整顿收购来的公司，如何让美国人活用德国的技术，怎样才能鼓舞美国的员工士气——能够做到这些的人才成了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成为德国本部的员工。到此，考验德国商人的时刻到了。

“只拘泥于国内的话，是无法在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如果不能在世界上通用，也就不能在本国通用。”这就是全球化经营，德国企业和德国人萌发了这种意识。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学习德国接受移民谋求共生的做法

中等规模的国家中没有像德国这样取得全球化成功的国家了。在我看来，这15年来，德国国民的英语是最好的。在托福等考试中常常排名第一的北欧国家、荷兰等也受到了威胁。全球化中的武器之一就是英语，所以德国人也开始拼命地学习英语。

让我再对德国的全球化做一些说明吧。

德国有一个“Abitur”考试，这是一个大学入学的资格考试，只要这个考试及格了，什么时候都可以上大学，所以德国的学生随时都可以参加考试。也就是说，他们取得Abitur资格后，就可以飞向世界，环游全球了。这就是无论你去哪个国家都能看到很多背着背包的德国年轻人的原因。

另外，德国还是一个移民大国。迄今为止，德国接受了大量的土耳其人作为外来劳动者。现在，德国的主要城市都有清真寺和土耳其人街。德国教给这些土耳其移民正宗的德语和德国文化，并采取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热情的移民政策，现在还出现了土耳其籍的国会议员。

事实上，德国人不想在工厂工作，取而代之的正是土耳其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在刺激着德国国内的消费，同样也给德国缴税。正因为这样，德国国内的经济被激活了，德国人也学会了和他们共生。

以上两点说明德国本来就具有应对全球化的基础。

有关移民问题我想再补充一点，其实现在欧盟经济最基层的支撑者正是旧欧盟圈以外的移民。比如，以产业振兴为目的，西班牙积极接受了来自北非等地的移民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增长。而且，2005年还把大约80%的非法居留的外国公民合法化了。即使这是一招黔驴之技，它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不接受移民，只让本国国民来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会如何呢？欧盟成员国中的人力成本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企业就有可能不断地把工厂转移到罗马尼亚这种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去。

所以，在经济无国界的形势下，只有采取温和的移民政策振兴产业、刺激消费、增加人口，国家才能生存下去。如果这样的移民政策和文化共存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国民意识，那么这个国家的繁荣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我们必须向德国学习这一点，接受异族文化、接受移民，创造一个共生的社会。至于怎么做，美国、德国和西班牙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些国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如果日本去这些国家考察移民实情的话，一定会罗列出一堆毛病来。可是，这些国家正在积极地学习和发展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接受不同的东西，互利共生——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学习课题。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必须学习欧盟的“财政纪律”

虽说如此，我也不否认现在的德国过于全球化，过于美国化。德国的大企业虽然在全球化经济中很有竞争力，可是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迹象。戴姆勒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2007年，戴姆勒宣布已经支撑不了克莱斯勒，选择了放手。

德国的代表性大企业西门子每一个季度都会严格审查经济增加值（EVA），实施着以前想都没想过的管理方式。我很了解西门子的经营方式，最近听了有关西门子的事，我感到很遗憾，因为它们受美国经营方式的影响很大。

美国式拘泥于季度的经营方式、拘泥于市场价值的方法、重视股东的倾向、成果主义……这些美国式管理的弊端都被植入了进去。

可是，在这里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德国的企业有“德国是欧盟成员国”这个特殊因素。如果德国不是欧盟成员国的话，那会怎么样呢？还能像现在一样被世人尊敬吗？

为什么“欧盟成员国”这个因素会如此重要呢？

日本和美国在财政方面都没有严格的管理，对资金运营方式根本不当回事，即便是国家负债累累，也毫不担忧。可是，因为欧盟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reaty），所以欧盟的成员国在财政方面是有纪律的。

这是加入欧盟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必须遵守的准则——抑制通货膨胀，利率低，减少财政赤字（占GDP的3%以下），削减政府债务额（占GDP的60%以下），稳定本国货币与欧元的兑换率等。在这些特殊因素的作用下，欧元的影响力就变强了。

如果日本想加入欧盟，就会立刻遭到拒绝，这下你就知道这些特殊因素有多好了吧。有的成员国达到了这些基准，有的则在为达到这些基准而努力着，所以欧元在市场上获得的评价很高。

我曾经在《新资本论》上提到过欧元，我觉得今后会发生欧洲和美国、欧元和美元的战争，也就是“大西洋之战”。这个大胆设想的根据就是欧盟财政纪律的严格性。

如果欧盟各国都共同遵守这个纪律的话，欧元的影响力就会变得很强。到那时，美国的国民也会把手上的美元换成欧元。也就是说，我认为国际分散化会从美国人开始，只是次贷问题可能使那一天来得更快。

欧元刚超过世界储备货币的25%，美元还保持着60%以上。可是，很快欧元就会超过30%，美元就会下降到50%。虽然日元过去占世界储备货币的10%，可是现在只有3%。日元是不会成为国际货币的。

欧洲中央银行（ECB）作为投资方，保护汇兑的手段不够完善，这个机制上的缺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了出来。我觉得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到2020年，欧盟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

有了财政纪律，货币就会得到信赖，这和国家的信用也是相关联的。可是，日本没有。所以，从长远来看，日元的影响力不会变强。

美国的财政和日本的一样，所以美元的影响力以后也应该不会太强。像这样，有了财政纪律，国家就会被信任，货币的价值就会提升。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国分别出台了不同的对策。等金融危机告一段落之后，有必要总结一下这些对策，重新恢复欧盟这个整体阵容。如果各国的领导者都有欧盟的领导（雅克·德洛尔、吉斯卡尔·德斯坦、赫尔穆特·施密特）那样的智慧的话……

当然，最应该学习的一点还是财政纪律。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向中国学习“引进外资”和“地方分权”

一听到“向中国学习”这句话，很多人会摆出一副不屑的表情，可是如果是本书的读者，就应该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中国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从汇率来看，可能在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的GDP就会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我们就会变成世界第三。而且，中国在购买力评价（PPP）方面也超过了日本。

我们需要更加冷静、更加客观地观察一下他们有而我们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中国为什么能适应全球化，实现速度惊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引进外资。也就是说，中国是继美国、英国之后第三大引进外资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接受了各个国家的投资，靠这些投资获得了发展，中国并不是独立发展到这一步的。这十几年来，中国的银行虽然也持有很多不良债权，可是外国银行资本的投入使它们克服了危机。现在，世界前20名的银行中，中国的就有4家。

而且，这些外资的引进不仅仅靠银行，中国还大胆地进行着地方分权，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中国在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后，经济便飞速发展，势如破竹，这些改革主要表现在“地方分权”，也就是让地方“自由地做”，提出这一改革的人就是朱镕基。他原来曾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从1998年开始担任国务院总理。在任期间，他进行了大胆的经济改革。

朱镕基的基本政策是地方分权。由于这个改革，中央部委的公务员骤减了一半。那时候他主要做的事是“改革国有企业”。他给国有企业关门的自由，也给它们收购的权利和被收购的自由，国有企业可以从中选择任何一个。他放开了国有企业，对它们说“你们自己考虑存亡吧”。

结果怎样了呢？地方政府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因为如果国有企业转型成民营企业的话，其经营就和地方上的重要领导们密切相关，企业的业绩就会影响到城市的经济增长。比如，如果某市的经济连续两年没有7%以上的增长的话，政府就会给予黄牌警示；如果连续3年低于7%的话，就会给予红牌警示，然后市长就会下台。

这其实是一种纯粹的成果主义，由于这种改革措施的实施，城市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如此一来，要想提高城市的收入，就只有提高企业的业绩。可是，国有企业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业绩，因为它们没有经营能力和经营方式，那就只有对外资开放，引进外资，接受技术合作，接受资本合作。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是从地方上开始的，而中国正是通过这一点获得了发展。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中国大城市的“孔雀原理”

中国取得大发展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事情。虽然他推进改革开放的目的地是“经济特区”，但1998年以后这个政策拓展到了全国。全中国的经济特区达到了200多个，结果全中国好像都成了经济特区。

这就是地方分权。虽然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可是经济上却属于地方分权。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带着资本和技术涌向中国这些前途光明、有优秀领导的城市。

日本的地方分权政策——“三位一体的改革”是无法和这种改革相比的。

虽然政治上是中央集权，但是经济上却实现了100%的地方分权。只要和地方上的书记和市长商量一下，只要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在遵守国家法律的情况下想做什么都可以——地方上获得了这种自由。

比如，土地方面的自由。从社会主义体系（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来看，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中国却做到了。50年、75年、99年的租赁合同使中国政府不停地转让土地，而且直到现在，中国还赞同将土地承包给农民。

可是，即使土地变得自由了也没有资本。中央不给拨资金，这样一来就只能依靠外资了，于是外资的引进变得活跃起来。为此，大片大片的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每个工业区至少有一个主要承租方，然后大家友好相处。

日本打着地方分权的旗号，通过“三位一体”的改革拨给地方资金，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在道路、河川、海岸、耕地、山林等土地的使用方面，中央省厅仍然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和“地方上独自发展经济”完全不统一，地方上被弄得很疲惫。

可是中国把部分权力转让给了地方，因此在1990年中国只有30个100万人口的城市，而10年后的2000年却达到了166个，现在已经超过了200个。

现在，中国的部分城市开始合并，这样就会形成拥有众多1500万人口的大城市。那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财、物都会涌向这样的“都市国家”，因为只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对外资来说已经失去了魅力。

我是辽宁省的顾问，又获选大连市的名誉市民，也是天津市的经济顾问，它们现在不断地通过合并、吸收、整合来使城市变得越来越有魅力。

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孔雀原理”。也就是说，孔雀虽小，但是张开翅膀后却变得很大很美，这样就会吸引很多东西。也就是说人、财、物就会如潮水般涌进来。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繁荣的，而是以城市为单位繁荣的，这是我写的书《中国，出租中》的主题。

我听说中国人看完这本书后，很多人都吃惊地说道：“原来中国是这样繁荣的啊！”对他们的这种反应，我同样感到很吃惊。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他们是在无意识地实施着“孔雀原理”。

朱镕基是个天才，他能够直观地洞察市场原理，不愧是百年一遇的政治家。

遗憾的是，日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有这种想法，政府官僚们也不会舍得下放地方权力。所以，地方只能期望被中央指定为政令指定城市。“三位一体”改革使地方衰退了，地方也开始向中央要钱了。

所以，福田政权从财政收支黑字的东京都拿出3000亿日元拨给了地方，这笔钱只能来自国民上缴的税金。日本1990年的时候已经用过几次这种凯恩斯式的经济对策了，都没有奏效，可是政治家们却还是没有收手的意思。我只能说他们这种“低智商”已经无可救药了。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学习“自己所需要的”

优秀的国家、企业、个人都善于向别人学习。应该学习的只是自己所需要的，如果学习所有的，那就是完全照搬，把自己变得和别人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否定全球化的人不明白这一点，排斥所有和全球化相关的东西，想要把明天过得和昨天一样。不相信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拒绝学习的也是全球化的反对派和一部分国家。

可是，人、财、物（企业、信息）一瞬间跨越了国界的全球化已经回不去了，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从中学点什么”。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对“学点什么”的选择才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真的想学习的话，就不要一味地模仿，挑一些自己必须学习的东西学习，然后掌握。比如我向松下幸之助和飞利浦学习，但是没有模仿。松下电器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嘲笑：为“模仿来的电器”，可是它们只是学了事业部制等飞利浦的优点。

松下选出了对自己公司来说必要的地方学习，然后把公司发展成了一个能够超过其他公司的好公司。也就是说，松下的事业部制是通过松下幸之助这个“过滤器”过滤的事业部制。

所以，在松下幸之助的葬礼上，作为友人代表出席的是飞利浦的德克，松下和德克是莫逆之交。虽然这已经是1989年的事了，可是，当腿脚不便的德克拄着拐杖出现在葬礼上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现在我还能很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

回到中国的话题。我一说“中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会说“大前，你是不是把中国夸得太好了”、“中国有那么好吗”、“中国是个很过分的国家”。

如果要谈中国存在的问题的话，我能说上几个小时。可是谈论这些，或者把这些问题写成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所有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所有企业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所有人也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日本不仅轻视中国，对包括韩国在内的整个亚洲都有轻视的倾向，特别是坚信“不可能输给中国”的日本人真的很多。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应该认清亚洲的21世纪

从国家论的观点来看，现在的日本必须尽快决定如何应对“亚洲的未来”。

我们的国家处在亚洲，不在欧美。如果继续轻视亚洲的话，日本就会彻底崩溃。

可是，日本现在仍然有很多小肚鸡肠的人，他们尤其蔑视中国和韩国。而且，政治家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作为亚洲的一员，也很少认真考虑亚洲未来的动向。

看看亚洲的其他地方，我对日本的未来深感忧虑。如果日本还不觉悟，还不改变意识的话，危机来的时候日本会怎样呢？

放眼望去，日本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制造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金融中心正在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转移，It产业的中心正在向印度转移。那么，日本又是什么产业的中心呢？

日本明治时期的“坂上之云”的状况，现在在印度就可以看到，每个印度人都以饱满的热情奋斗在开拓未来的道路上。

以前我每次到印度演讲的时候都会说，“你们的问题在于政府”。我的意思是说，“印度人自身是没有问题的，有能力也有干劲。你们之中涌现出了很多国际型人才，这就是证据。可是，你们有10亿多人口，国家却没有进步。这就是政府的错”。

但是现在，这样的演讲已经不再成立了。因为印度出现了很多有梦想的人，他们没有闲工夫听你讲政府的不是。也就是说，印度人已经不再依靠政府，而是自己专心致志地开拓自己的道路。

我的书《企业参谋》的英文版（trategist）在印度卖了10多万册。这本书创作于日本高速成长时期，虽然已经时隔多年，可是其中的内容却吸引了现在的印度人。

印度人不抱怨“政府在干什么”，他们只说自己的想法，他们会一个劲儿地说“这个想法怎么样”、“那个想法怎么样”。而且，比起日本，他们谈论更多的是有关中国的话题，有时还会显露出一种要超过中国的欲望。也就是说，他们有向上追赶云朵的目标（“坂上之云”）。

可是，日本现在有没有“坂上之云”呢？

如果仰视，当然能看见一些，可是现在的日本是俯视着的，所以看不见。如果能抬头看看现在的世界，一定会发现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可是，如果日本一直这样俯视下去，一定会被全球化经济所淘汰。

第九章向强者学习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一员吗？

□在21世纪，世界上的“低智商国家”和“集体智商高的国家”有很大差别，日本当然是“集体智商高的国家”。

□想要让日本复兴，只需要日本人团结一致，无须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

□美国已经没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了。

□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没必要向小国家学习。

□日本更没有必要向中国学习。

□虽然觉得英语能力很重要，可是只要在日本国内生活，不会英语也没关系，能认识到英语的重要性就足够了。

□即使日本被认为是全球化经济的败将，现在看来也不碍事，所以不用理会。

□日本不可能输给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人多势众，日本输了也正常。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何谓“没有素质”？

有一个词叫“素质”。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有素质”、“那个人没素质”，那么“素质”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素质的人”一般是指“没有常识的人”，或者指“没有品位的人”，总之就是指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有问题的人。

这样说来，现在生活在低智商社会的日本人几乎都成了“没有素质的人”。

“没有素质”用英语来说就是“uncultivated”、“uneducated”、“uncivilized”，意思就是“没文化”、“没受过教育”、“没品位”。

在欧美，这种素质是在大学时应该掌握的一门人文艺术（liberalarts）。日本的大学里也有“基础素质”的课程，这也是因为考虑到大学生走出校门后应该具备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比如说文化知识、理解力、创造力、品位等。

可是，在全球化的21世纪，日本的大学里能培养出那种素质吗？很遗憾，答案是“No”。何止是“No”，我觉得日本教育体系所传授的素质已经过时了，甚至对学生们是有害的。

旧时代的老人们常常以“现在的年轻人啊”的腔调批评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素质。

所以，本章我想就“现在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一问题来谈谈我的想法。

还是先回答下面的问题。

Q：听到“素质”这个词，你会联想到什么？

你的回答是什么呢？可能你会立刻联想到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哲学家，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以古典文学为代表的文豪；或者联想到贝多芬、莫扎特等乐圣，文艺复兴时期和印象派的绘画等；也有可能是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或者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另外还有可能是、等日本的文豪，或者丸山真男、岩波新书等。可是，这些真的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的全部吗？

只要了解或者理解了上面所说的这些素质，就能在21世纪生存下去吗？

你能联想到的以及你现在所掌握的东西确实是一种素质。可是，我想知道你最近把它们运用到实践中去了吗？

我对古典音乐很感兴趣，还会吹竖笛，可是我觉得把这些当成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素质有点不妥。因为过去被我们认为“有素质”的“爱好”已经被现在这个世界拋弃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素质已经不再是某种兴趣爱好，而是一种常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常识）。

看看现在年轻人的“文字脱离”和“古典脱离”，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现代人已经无暇顾及过去被称为是“素质”的东西了，时代已经变了，社会所需要的素质的内容也改变了。

那么，未来的时代到底需要我们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我感觉现代有一些必要的“新素质”，这些新素质比过去的素质更重要。如果把这些新素质称为“21世纪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话，就需要我们积极地去培养这些素质，否则就不能成为有素质的人，就不能成为优秀的商人。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很多世界级人物频繁接触，最近我们谈话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年轻的时候，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社交性谈话中必然会出现的是有关“文学”、“音乐”的话题。所以，如果很熟悉文豪、乐圣的作品，谈话的时候就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从这一点看来，日本大学的基础素质课程还是很有用的。不过，近几年来，“文学”和“音乐”已经不再是话题了。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喜欢古典音乐，而且还会吹竖笛，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每当我说到自己的竖笛、会演奏的曲目时，很多人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比如，如果我的合作伙伴的夫人要弹钢琴的话，我就会说“那我来吹竖笛”。这样，即使没有权威人士的介绍，我也能很好地融人对方的家庭，使生意进展得更顺利。所以，我很感谢自己的兴趣。

说得夸张一点，那个时代的素质在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上起到了“护照”、“介绍信”的作用。所以，欧美人喜欢的古典音乐、古典文学、古典美术等素养在过去是很重要的。在国外，能和外国人谈半小时以上的日本文化，也是一种很有必要的素质，那时确实也有这种传统的素质。

可是，对于现在来说，那种素质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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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作为地球村的村民，你在干什么？

最近世界经理人对传统素质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很少把我们所谓的古典文化当话题。为此，我也不得不跟进。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他们几乎从不谈论。所以，有关音乐的话题我最近也不说了。

美国创办商业学校的人几乎不读古典文学，至多读一读的书，对文学一点也不了解。

日本人也不读古典文学，看来不只是日本人这样。

那么，现代的哪个词能置换过去的“素质”呢？和那些世界职业经理人共通的话题又是什么呢？

“你对这几年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有什么看法吗？”

“你最近为非洲的艾滋病病人做了些什么？”

这些都是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在商谈后的交流和聚会上，他们一定会提这样的问题。

素质的重要机能之一是“知识基础的共享”。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必须有能够确切回答这些问题的“知识”和“见解”或者“经验”。也就是说，现在人们共享的东西不再是过去的古典文化，而是“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应该怎么思考、怎么行动”的意识。

全球化就这样改变着大家的意识和取舍。

当然，对本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知识的理解也是很有必要的。常识性的知识就不用说了，古典文化的素质自然也很重要。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意识。

这就是“21世纪需要人们具备的素质”。

这种新的“素质”也是奥巴马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首相布朗受到尊敬的原因。奥巴马没有把中心目标放在小布什所坚持的“和恐怖分子斗争”上，而是宣称“要和破坏地球环境的势力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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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现在的领袖被要求的“高尚责任”

今后，就算是金融专家，不会谈环境方面或者绿化方面的有关问题也是不行的。比如，如果被问到“你怎么看待生物材料”时，如果你没立刻回答“我是这样想的……”的话就会偏离话题。

一些欧洲的商业领袖也常常和我谈到“我和比尔·盖茨一样，把自己收入的10%捐给慈善团体”、“我每年休一个月左右的假，和夫人一起去非洲国家帮助解决那里的贫困问题”等话题。他们本来都是很忙的生意人，可是却很轻松地说这些话。

“你把地球作为买卖的平台，你给地球什么回报了吗？”——就是这个意思。

这原本是过去对贵族所要求的“高贵人物在道德或慈善上应有的义务”（noblesse oblige），现在被认为是领袖、有素质的人的一种义务。就像比尔·盖茨首先向少数人捐赠了10亿美元的奖学金，然后又用33.5亿美元创建了史上金额最高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样。世界上第二有钱的富豪沃伦·巴菲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这个基金会的做法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现在要求的是为解决现在地球上的问题贡献一份力量，并下意识地去谈论这些问题。

另外，2005年，比尔·盖茨宣布要捐献自己85%的资产（大概440亿美元）。

当然这些都是富人、商业领袖的事迹，可是如果只是他们这样做，而其他人没有同样的意识的话，那么在这个全球化世界里的生意以及其他活动也将无法继续。比如，欧美的学生毕业工作后，会把自己工资的1%~10%捐献给母校，在他们眼里，这种捐献行为是理所应当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基督教“十一献金”（tithes）的精神是基础。

“十一献金”就是指“人类必须把所得的全部贡献出来，然后神从中拿出9/10给人类”，也就是说得到财富后必须贡献1/10给神。在基督教世界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称不上是有素质的人，无论你是什么领袖，无论你多么有钱都会受到蔑视。

这种思想在全球化进程中扩散开来，并贯穿到了环境、贫困等问题中。

全球化同时也助长了拜金主义，所以今后对这种高尚责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强。这种倾向正好和日本人蔑视拜金主义，认为“钱是上天的恩赐”的想法一致。

所以，我们也应该形成这种“21世纪的素质”。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在“21世纪的素质”方面，德国是最为出色的国家

现在，最热心追求“如何报答地球”的国家是德国。从这个世界所要求的“21世纪的素质”来看，德国是个发达国家。

通过和德国企业家的谈话你会发现，他们对“地球村村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很敏感，如果他们没有对此进行宣传的话，就会遭到股东和媒体的抗议。为此，德国企业的经营者突然开始用“你在为土耳其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做问候语。因为土耳其人的问题是德国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而且移民问题在欧盟也成为很普遍的话题。所以，如果不能立即回答“我对土耳其的见解是……”的话，那么谈话就很难继续下去。

我参加过几次德国银行主办的国际会议，会议上已经不再单纯地谈论企业战略方面的问题了，现在会议的氛围给人一种“把企业的战略问题交给员工就行”的感觉。而企业的社会责任（CSR）、社会贡献、环境政策、社会性高尚责任的具体事例等话题更热门。

也就是说，如果不常常关注这些问题，不了解这些话题的话，在社交场合就会陷人一种很尴尬的境地。我去大学等地方演讲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很清楚那里的年轻人是在“更重视价值观的地球人”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他们不想被别人认为是“只追求利益”的人。

过去有素质的人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尊敬，是因为他们精通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事或者拥有很崇高的兴趣，文学和音乐就具有这种性质。可是，对于现在来说，比它们更重要的是社会贡献和环境问题。

音乐和文学素养都很高的德国人认为，应该向世界宣传、让人们都有这种意识。北欧各国和荷兰等国家的这种思想更激进，法国、英国等也在宣传同样的事，美国也会如此。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等还通过电影、书等宣传了自己的人生观。

也就是说，现在有素质的企业家必须对全球化经济的负面影响有所认识。因为他们会被追问——在享受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是否会对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负责。

比尔·盖茨之所以从“被世人讨厌的人”变成“被尊敬的人”，无非是那一大笔捐款的功劳，虽然这完全是靠夫人梅琳达的协助，可是这种行为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从受尊敬的企业家到受尊敬的政治家、歌手、电影演员等都被收敛在了“受尊敬”这个印象里。

这些“受尊敬”的人，在面对“你对地球、对还没有受到地球恩惠的人做了什么”这个问题时，能够立即回答出自己的行动、想法，或者自己的亲身体验。“发达国家的、富裕的你，为不富裕的人做了些什么？”——这成了权威人士和名流们的口号。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你知道网络社会的最新动向吗？

下一个关于“21世纪的素质”的例子不是有关“哲学”、“希腊神话”的知识，而是“网络社会的最新动向”。

通过和世界的领袖们聚餐我发现，他们在坐席上已经不再谈论文学和音乐方面的话题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下这些有关网络社会最新动向的问题：

“Google后来怎么样了？能变成银行吗？”

“你觉得Youtube今后会怎么样？”

“假如微软、雅虎被收购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Skype今后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Facebook支配总统选举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Skype虽然是由卢森堡的一家小公司开发的IP网络电话，可是现在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用这个免费的软件进行交流。对于这个软件今后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的话，就无法参与这个话题。

当然只局限于特定的话题也是不行的，应该把握住这个不断变化的网络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当别人提出了一个你不了解的话题时，如果你问“那是什么”的话，别人就会产生“真是个跟不上时代的人”、“这样怎么能经营好公司”、“和他的公司合作肯定没好结果”的反应。

这也是一种最新的素质（至少对于商业人士来说），对于网络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不能说出自己的解释或者能让对方赞同的意见的话，你就会被认为是“原始人类”。

这5年来，网络社会的这种动向也变得尤为明显。

因为It、网络社会、网络空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拓展。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能迅速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所以，经营前线的人、商业场上的人，当然还包括普通人，如果不知道这些信息的话，就会被这个时代拋弃。“知识阶层看朝日新闻，商业人士看日经新闻”，这种新闻媒体的区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那些新闻里根本就没有提到真正重要的信息。

令我吃惊的是，无论去韩国、中国还是新加坡，有关这个领域的话题都是一样的。成为话题的公司，成为话题的动向都是一样的。

如果自己没有置身于网络空间，只靠一些理论知识是开不了口的。只通过听或者读，也就是说像日本人那样只看新闻、读报纸的话，也培养不出素质。

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置身于网络时代的现代人，另一种是满足于报纸的旧时代的人。

梅田望夫的《网络巨变元年》中有一个“这边和那边”的概念，就像其中说的“eb 2.0”时代的人都是“站在那边”的，不能成为领导现代商业的现代人，这和国籍没有关系。

我所论述的这些都是超越国籍、超越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共通的世界性的现象。而且，网络时代最大的特征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国界。比如，我们是听着爷爷奶奶讲的《竹取物语》长大的，“竹取物语”这个传统的日本故事作为一种知识被我们所共有。可是，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在游戏中长大的，所以中的角色应该是他们这一代所共有的知识。

因此，面对这一代，说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素质”之类的话是没有用的。与其这样做，还不如去思考一下“什么是网络社会的共有知识”更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网络社会国界和文化的隔阂几乎已经消失了。

连被认为是旧时代经营者的杰克·韦尔奇，都知道网络社会在不断变化着。

我和韦尔奇相处了20多年，前一段时间我和他们夫妇俩一起在纽约吃饭的时候，他问我“Ken，w's new？”之后他每次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只想知道“从上次见面到现在，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意思就是“你只要把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动向是什么”。他这是在问我“了解多少网络世界的动向”。如果在我的回答中有一点他不知道的内容的话，他就会立刻询问。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如果我所说的内容和以前一样的话，那么不管我多么卖命地说，他只会告诉我“你没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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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商业上需要的是世界当前的信息

不仅是韦尔奇，世界上大多数的行政人员都很了解以上论述的这些变化。

韦尔奇现在担任好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即外部人担任公司董事），所以会不断地获得很多新信息。正因为这样，他才接手了一些独立董事的职位，虽然其中有些领域他不是很擅长（韦尔奇说）。他经常说“当前……”、“动向是……”之类的话，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最新信息和最新话题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最新信息都是有关网络社会的，我希望这一点大家不要误解。

比如“企业并购的世界”，金融危机前那些世界知名银行的高管会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企业并购案件。当然，作为一种知识的积累，虽然我也尽量追踪相关的信息，可是我得到的信息和他们得到的信息无法相提并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名人叫约瑟夫·佩雷拉。他曾经在第一波士顿工作，后来创办了沃瑟斯坦-佩雷拉公司，之后又担任了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的副董事长。

他每年来一次日本，我们会一起吃个饭。当了解到他已经掌握的所有案件后，我感到很吃惊。按理说，身在美国所以能掌握美国方面的信息，不在日本一般不能掌握日本方面的信息，但他并不是这样，他掌握着全世界所有案件的信息。

可是，我也因为和他知道的差不多而感到自满，我们互相都觉得对方“你可真行”。我们常常比赛看谁知道得更多，直到两人都筋疲力尽。

这是戴姆勒放弃克莱斯勒时的事了。我说“日产应该买克莱斯勒”后，他立刻说“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把这样做的利弊以及所有的可能性都说了出来。

他对日本的案子，比如豪雅和宾得案了解得很详细，对日本人不擅长的欧洲企业的合纵连横也掌握得很好。

2008年以来，企业并购案逐渐减少了，全世界一周大概有10件，如果用心了解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其实，只要知道企业的行为方式，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把握。

虽说如此，在世界范围的金融体系下进行着的商业活动会不断地产生新的信息。过去只要知道本国内的企业并购就足够了，可是现在，因为跨国企业并购会带来更大的利润，所以这样的案件也随之增多。

欧美的金融行家之所以也向我征求意见是因为我不仅能把握整个案件，还能从传统文化的背景、商业条款的不同、网络世界的动向等不同角度来作出分析。

因为虽然他们能把握整个案件，可是对于日本、中国、韩国等国的概况还不是很了解。

他们问：“大前先生，对于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即便如此，和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也会对他们产生“做得不错啊”的感觉。

了解世界当前的信息虽然称不上是素质，但是对于现代的商人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信息武装，说简单一点就像是“新衣服”之类的东西。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为什么有人想恢复“古典素养”？

下面我想再谈谈古典素养。

我在媒体上论述日本人“智商衰退”的时候，一定会谈到“失去素质的现代人”这样的内容。

就像我前面论述的一样，如果这里的素质是指古典素养，那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即使不读过去的古典名著，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我的立场是“时代变了，素质也应该重新定义”。

可是现在日本有很多素质复古主义的理论，对此我感到很吃惊。报纸、《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上还编排了“所谓日本人的素质”、“失去素质的现代人”之类的专栏。

当然，我并不是不理解这种心情，可是专栏里所论述的正是那些过去的素质。对此，我感到很疑惑，因为他们自始至终的观点都是“现在人不读古典是不行的”。

他们说，“在江户时代，日本是世界上少数素质水平较高的国家。可是，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国民们越来越偏重于实学而忽视了古典。战后，这种趋势更加严重，致使日本才变得如此颓废。”

他们所谓的“素质主义”是通过读书培养自己的优秀人格，并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思想。这是大正时期旧制高中所奉行的思潮，直到战后的1970年，这一直是大学生的一种规范文化。

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洋写的《素质主义的没落》一书中，他用各种文献资料和统计资料论证了素质主义的盛衰。就像他所证明的那样，素质主义在1970年左右就消亡了，现在为什么又要恢复它呢？

以前能讲历史的人被认为是有素质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可是现在只懂历史什么都做不了。

在这个Google时代，几乎所有的历史知识都能被瞬间查出来。如果想找和历史有关的事例，到网上检索一下就能出现很多资料。所以，更重视思维训练的人只需要了解在网上查阅历史事件的方法就行。现在，就连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都能通过检索的方式来阅读，所以没必要把历史作为知识记在脑子里。

我在前面章节也说过，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能够提出“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类似于现在所发生的事件”这种疑问，并以此进行思考的人比“只了解历史的人”更优秀。这样的人才是21世纪有素质的人。

只要你给Google三个小时的时间，它就能让你对所要查找的题目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未来的胜负取决于思考的深度而不是知识的多少。

有些人知识渊博，就像一部百科全书。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司马辽太郎式或者立花隆式的有素质的人，这种人在21世纪虽然会受到尊敬，可是却不能创造出任何价值。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是“不会思考的人类”。

司马辽太郎的优点在于他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编出新的故事。我们无法经历过去的世界，可是他却能把这种没有经历的故事写得像亲身经历过似的，让人感觉像是看见了看不见的东西，这种能力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是，现在这种知识称不上是素质。

世界的领袖们之所以远离了古典式素质，是因为作为知识的素质已经没有意义了。从这层意思上来说，日本偏重知识的教育，也就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的竞争已经毫无用武之地了。我再三强调的是，应该立刻停止“〇X式教育”。

另外，比起用短时间内能在Google上检索到的古典知识，面向现代世界的知识更重要。比起有素质的人，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否把这种能力应用于实际行动，这才是衡量一个人能否在世界通用的尺度。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引领世界的史蒂夫·乔布斯的话

2006年6月，苹果的CEO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典礼上为毕业生们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讲，名为《给毕业生们的话》。这个演讲很有名，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网上看到这段演讲后都备受感动。

他在这段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观是如何形成的，并把自己想传达的信息传达给了世界上的年轻人。

他从自己私生子身世以及年幼时遇到的一些障碍开始讲起，谈了为什么自己会进入电脑世界，然后还向大家坦白了自己被自己创立的公司驱逐、克服胰腺癌得到新生的事情。

最后他告诉毕业生们，自己能走到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失去挑战的心”。

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stay ay foolish”。

做此演讲的史蒂夫·乔布斯真的很了不起，在他演讲的第二天，世界各地都知道了他的演讲内容。

那时候我在欧洲，我遇见的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演讲，我感到很震惊。

他的演讲也被翻译成日语刊登在了佐藤俊之的邮件杂志上，随后通过转发、转载等各种途径被广泛传颂，其反响越来越大。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写了《大前研一·新闻视点》发送了出去。

网络社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信息能在一瞬间传遍整个世界。“乔布斯变了”瞬时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事”。

另外，普京用英语为2014年冬季奥运会能在俄罗斯索契举办所作的拉票演讲的视频，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兰迪·鲍什教授的等引起世界性话题的视频以及Youtube上的视频，不胜枚举。

此时，如果你问“那是怎么回事？”的话，就意味着你不具备“21世纪的素质”。

这样说来，如果你不经常看“Youtube点击排行榜前10名”的视频，那么你就落伍了。

把这个称为“素质”合适吗？

我虽然不敢断言，可是我觉得日本人欠缺的是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我认为现在的日本人感受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和新动向的能力降低了很多。

精彩的演讲一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说“不知道那件事”是不行的。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我被泰国前总理他信的读书量惊呆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代素质的体现，那就是读书量。现在逃亡在英国（据说后来连签证都得不到了）的泰国前任总理他信·西那瓦的读书量之多，简直让我惊叹不已。

他信下台后，用大约2000亿日元买下了英超的曼城，这震惊了整个世界。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时期。

其实，2006年9月19日，他信下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一起吃饭（当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那天再也回不到祖国了）。

之前他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在泰国的国策方面帮帮我”、“我希望你能帮我让泰国的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然后我就去了泰国。

和他谈话的过程中，令我吃惊的是，我举出的一些关于现代商业的好书，他全都读过。比如，丹尼尔·平克的《全新思维》（u ttom of the Pyramid）、乔纳斯·瑞德斯卓的《成功的原理改变了！》等，他都很熟悉。

当然，他也读过我的书。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写的《无国界的世界》，所以才请我来的。

他这样说：“我想问问你怎样才能把泰国的经济推上世界的大舞台。”

虽然他信是个读书很多的人，可他并不属于古典素养派。因为他把走在世界最前端的人，应该说是21世纪的思想家们写的书统统熟读过了。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了不起，恐怕日本政治家们读过的书还没他读过的1/10多吧。

说到日本的政治家，加藤纮一把《制高点》编成了教科书，这是一本描写撒切尔革命的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关于撒切尔的小政府的教科书，共分上、下两册，用日语出版。

加藤说这本书也是他以前的教科书。可是，在我看来，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制高点》就是常识。虽然加藤有这种常识，可是却很少有政治家读过这本书。这应该不是日本政治家应该有的素质水平吧！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领袖太优秀反而会遭国民背弃

稍微炫耀一下，2006年，我的书在中国获了奖。中国有一个“众望所归奖”，获这个奖的图书都是从每年的最佳畅销书中投票选出来的。我的书《专业主义》获得了这个奖。

2006年，中国台湾最畅销的商业书是我写的《M型社会》，据说卖了20万册。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写的《新国富论》、《平成维新》曾经在日本创下了100万册的销量，但是现在看来，这种书在日本绝对不会达到这个销量了，而中国人却越来越喜欢看我写的书了。

以前，在中国，商业类的书除了美国的以外都卖不出去，管理类的书也仅限于杰克·韦尔奇的书。可是，有一次，一个中国的商界人士这样对我说：“你的书成为本年度最佳畅销书，我们为此感到很高兴。因为只学习美国的话，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他信也是这样，原来在亚洲地区，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我所关心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在日本推荐的书，就像前面所说的丹尼尔·平克和普拉哈拉德的书，不仅他信读过，亚洲的领袖们几乎都读过。虽然他们的书也都被翻译成日语了，可是销量却少得可怜。<bdo></bdo>

回到他信的话题，他和我谈话的时候，不断地说“这本书里写了这件事”、“那本书里写了那件事”，这倒是节省了我陈述这些事情的时间，谈话可以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他信毕业于泰国的警察士官学校，他曾是学生会主席，还去美国留过学，后来又获得了萨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当然会说英语。

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会被军方驱逐呢？因为国民们不拥护他。虽然他有超群的能力和精明的头脑，可是没有得到国民们的认可。

马来西亚的前任总理马哈蒂尔也是这样，即使高层领导很优秀，政局也不一定稳定。

我写的《企业参谋》的英文版在纽约的书店被马哈蒂尔发现后，他立刻买了50本，回国后发给国家的领导者们，告诉他们一定要读。

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做我的顾问吧”。因为当时有人对我说“麦肯锡不能给政治家们出谋划策”，所以我给他提出了一些个人建议。后来我和马来西亚政府签订了正式的合同，代表公司给他做了18年的顾问。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读书很多的人，是国内素质最高的人。那时候我的感想是“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人，这样优秀的领袖只要有一个就足够了”。他信也是这种类型的人。

但是，能力和政治上的人气不是对等的。所以，有时候领袖太突出了反而有可能偏离国民的意识。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的国民还是很拥护马哈蒂尔的，可是泰国的国民却背离了他信。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亚洲的领袖和日本政治家的差别

亚洲各个领域的领袖中，有很多人都曾在欧美留过学。也就是说，具有“全球化素质”的人有很多。

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菲律宾的阿罗约总统在乔治敦大学留学时和克林顿是同学，印度尼西亚的尤多约诺获得了美国韦伯斯特大学的MBA学位。

亚洲的领袖中很多是留过学的，其中中国、韩国和日本例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今后韩国也会出现更多留学欧美的领导人。

可是，只有日本政治舞台上没有这种具有“全球化素质”的人。我觉得这是因为日本人集体智商都很低。看看近些年几位首相的履历就会发现，小泉曾是伦敦大学的留学生，安倍曾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留学生，麻生太郎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和伦敦大学留过学。他们都有过留学欧美的经验，可是我想知道他们在留学时都学到了什么。

总之，日本的政治家们几乎都只有“地盘、看板、包”这“三种神器”，没有我所说的大学生应该具备的“It、英语、金融”这真正的“三种神器”。

从国际素质这方面来考虑的话，如果领导人的素质不同，那么国民们就会不同，国家自然也会不同。

只是如果这种素质发展得过快，也就是说如果只有领袖一个人和世界同步前进的话，那么国民就会背离他。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李光耀那种“独裁体制”的办法。可是，独裁已经是过时的体制了，在当今这个集体智商能够提高的网络时代，这种做法很不现实。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国民的集体智商，并在此基础上引领国民一同前进的做法才是最理想的。

总之，日本的政治家们非常欠缺现在世界共同的知识和素质。日本战后的政治至今都是由土生土长的日本领袖控制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领袖明明已经不适用了，可是他们自己和国民都没有意识到。

日本政治家的素质和亚洲其他国家领袖的素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他们说这是为了和国民保持同一个水平的话，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 “素质”过时了，“求知欲”也没了

我曾经想成为政治家，改变这个国家。那时候我大胆地启发国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可是，现在我已经不想再考虑这件事了。

可是，日本的集体智商降低到这种地步，这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我经常想“这样下去会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找到能使日本的集体智商获得飞跃性提高的方法。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很难产生能够引导国民，能够使国民们觉醒的优秀领袖。

可是有一点我能确定，那就在全球化、泡沫经济之前，日本国民的集体智商是很高的。

我们曾经思考、瞄准制造现场，创造了QC循环方法（品质管理）。日本企业也因此开始融合个人的智慧和努力，一边摸索一边制造产品。结果，日本产品的品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生产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是1970~1980年的事了，那时候日本人知道思考，懂得创新，总是能产生很多奇思妙想。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国民具有很高的智商，靠这种智商甚至能够引领世界的发展。日本人还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和20多年来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并且创造了1美元兑换80日元的汇率纪录。所以，产生“我们国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好”这种自负心理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种自负心理，泡沫经济崩溃后，我们变得不再思考，不再出主意了，还带着过去的成功体验以及过去的素质生活着。就像前面说的那样，素质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日本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我再重复一遍，现在所需求的“21世纪的素质”是对包括网络社会在内的最新信息的“思考力”，以及通过这种思考而产生的、作为地球村村民应该如何与社会联为一体的意识。

这些素质所引导的想法和主意是今后发展的源泉，也是今后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力的源泉。

我经常通过网络和写书表达自己的想法，而第一个回应我的一定是海外人士，国内虽然也有一些，可是很少。

能听我说的、读我写的人已经够不错了，因为至少我们能够共同面对一些问题。可是，既不听也不读、更不想知道那些麻烦事的人，可能也根本没有时间顾及什么素质。

我经常感觉日本人连那种想要知道什么或者思考什么的“求知欲”和“兴趣”都没有了。他们不仅不在乎我出的主意，对新信息、新话题也丝毫不关心。总之，就是完全没有饥渴感。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基于某种“欲望”的，这样说来，日本现在的事态难道不是很严重吗？

现在的日本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个国家也没有危机感。因为危机感不是国民所共有的，所以无论是谁说什么都没用。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无论遇到什么危机都“照样安于现状”

下面作为本书的总结，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现在的这种危机感缺乏，在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会怎样。

现在的年轻一代满足于“小幸福”的倾向很严重，他们不需要车也不需要电脑，“只要有手机一切就0K”的生活正是一种没有欲望的“小幸福”。他们生活在无法获得世界信息、闭塞的、半径小于3米的世界里。

大人们虽然叹息他们没有古典式素质，可大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缺少现代素质。

在这种状态下，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恐怕大家都只会“安于现状”，别的什么都不做。

本应该成为日本中心力量的“少年jump一代”也完全不把全球化放在眼里，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状况——有朋友、有友情、有差不多的东西就足够了。他们不管别人怎么想，在他们：看来那都是事不关己的事情。这样的一代人完全不能应付危机。也就是说，他们面对危机，只会把危机当做危机接受。因为没有战斗的准备和战斗的欲望，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只是说着“没办法”、“应该没那么糟糕吧”，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整个地球的问题、亚洲和非洲的贫闲问题也无动于衷。

在他们看来，即使日本衰退、被世界抛弃、被玩弄也没有关系。他们认为使日本重新成为以前那种经济大国的做法很傻，与其回到以前，不如安于现状，好好在东亚的一端待着更好。

前面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葡萄牙现象”。

葡萄牙曾经是大航海时代的主角，可是国家开始衰弱后就抱着“没办法”的想法迅速退出了世界的主要舞台。从那以后，葡萄牙人就一边回忆着以前的光荣，一边过着清贫的生活。

葡萄牙和日本很有渊源。

1543年，漂到种子岛将火枪传人日本的是葡萄牙人，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入日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也来自葡萄牙。

在日本闭关锁国之前的100年左右时间，葡萄牙是日本和西方交流的窗口。

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葡萄牙人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人。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瓦斯科·达·伽马等人就走向了海外。葡萄牙人在遥远的俄罗斯、南美等地设置了据点，建立了大殖民地帝国。

可是，殖民活动被荷兰、法国、英国取代后，葡萄牙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迅速地避开了世界的变化，之后便靠剩下的殖民地勉强过活，直到20世纪后半期几乎毫无建树。

可是，1975年的时候，葡萄牙一下子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于是，经济混乱不堪，以石油为中心的物资也不能廉价购入，还引来了大量的移民，国力进一步衰落。不过，自从1986年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现在的欧盟）后，葡萄牙政府终于开始了改革。

可是在欧盟成员国中，葡萄牙的GDP增长率是最低的，贸易赤字在不断扩大，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海外打工人员获得的外汇维持；农业也很萧条，一半的粮食蔬菜都要靠进口；人均寿命、识字率在欧盟中也是最低的。

葡萄牙衰退到这种地步的部分原因是沉浸在控制殖民地的梦想中，没有及时完成向近代国家的转型，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完全没有危机感日本正在向成为第二个葡萄牙转变。

虽然日本的说法是“经济长期停滞”，可是这样下去的话只能衰退。不久，如果现在的“少年jump一代”成为管理层的话，这种倾向就会更加明显。因为日本人的意识已经变成——虽有话想对美国说，但还是算了吧。如果让我们出动自卫队的话……虽然原则上不能出动，算了，还是出动吧。中国和韩国真是不讨人喜欢，所以经济以外的领域尽量少和它们来往……

继续写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就到这儿吧。这种意识一点都不理性，都是些感性的东西，持有这种意识的人根本就不思考。

如果能客观地、理智地分析一下当下的形势，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就不会有当今的日本。因为日本粮食、物资短缺，资源匮乏，所以只能顺应全球化经济的潮流，不断地创造新兴产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连生存都成问题。

这些观点虽然是理性的，可是这个国家一旦被感性所控制，所有的理性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因为感性是不需要发挥想象力的，在感性的控制下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连“小幸福”都无法实现的未来。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能像英国一样克服“败北主义”吗？

葡萄牙现象是一种“败北主义”的表现。这种表现在长期衰退的英国也有所体现，20世纪初，被美国夺取了世界霸权地位的英国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

这种“英国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严重。尤其是在日本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英国完全陷入了败北主义，披头士和出现的1960年，失业率甚至高达20%。

1970年的英国人身上流露着浓厚的败北主义。当时，我在麦肯锡一年一次的联席会议上演讲后，很多人都说“日本确实好，可惜我们赶不上啊”。

“日本太具有侵略性了，不应该和这样的国家竞争，我们为什么要和这个国家竞争呢？”

“日本和美国一样强大，和这种国家竞争不是办法啊！”

这样说的人很多。因为当时已经发现了北海油田，所以很多人都很认真地说还是加入欧佩克（OPEC），在那里发展更好。

“现在我们发现了石油，我们走别的路，走和日本、美国不一样的路！”

那时，他们的集体智商真的很低，只能说英国人当时已经变得很情绪化了。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铁娘子改变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现在想想，她是全球化的领军人物。因为她没有只依靠集体智商低下的英国人，还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和企业不断地实施改革。

正如这样，领袖的一个很大职责是用自己的知性和素质改变国民的意识，可是现在的日本没有这样的领袖，到处都是满足于“小幸福”的人。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日中逆转”发生的时候（大概2010~2011年），日本人就会完全陷入败北主义。被中国打败后再输给印度，日本最终会完全放弃全球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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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给你提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知道只要稍微有一点集体智商，只要理性地思考，日本就不会沉浸在“小幸福”之中。人均GDP输给了新加坡，所以应该制订反击计划。在世界竞争中，日本的企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人均GDP快被中国超过的时候，大家就应该一起制订冲刺计划，这才是日本的传统做法。

本书提示了几个“摆脱危机的方法”，至于了解这些方法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这个时代有不随着国家的衰退而衰退的方法，那就是不依赖国家，寻求自立。

“智商衰退”是由视野狭隘引起的。现在的日本人不关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于是也就停止了思考。

总之，如果这种集体智商低下的社会持续下去的话，日本就避免不了长期的衰退。

下面，我给本书的读者们提最后一个问题。

Q：读了这本书，你今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要想和胜者为伍，就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对集体智商下降到如此地步的日本政府和社会的期待都是徒劳的。

我希望意识到这一点的你能够摆脱“智商的衰退”，开始一种令自己满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对于我的提问，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快速制订出自己的行动计划。

第十章 21世纪必备的素质你甘愿做“低智商社会”中的中一员吗？

□现在的日本之所以被认为智商很低，是因为年轻人没有素质。

□“素质”指的是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等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豪，丸山真南、岩波新书、古典音乐和绘画之类的东西。

□最近，欧美的高层领导们也不学习古典知识了，也就是说“素质”消失了。

□现在是网络万能的时代，所以没必要读书。

□环境问题和直接利益没关系，所以和自己也没关系。

□无论别人说什么都没觉得日本在衰退，而且也不觉得日本会变得像葡萄牙一样。

□过不了多久全日本人都会觉醒的。

□美国和欧洲都跌倒了，托“失去的15年”的福，日本还是会成为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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