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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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1、进京之初

全国解放之初的那几年，是丁玲一生中“官运亨通”的几年，如果把职务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称为“事业”的话，那么，那几年是她一生中事业的巅峰。

她是1949年6月初，从居住地沈阳来到北平的。

1936年初夏，她从南京独自悄悄来到北平，寻找党的关系，从那时算起，阔别这座城市已有十多年了。旧地重游，引起她许多遥远的回忆。她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那是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她的邻居有萧三甘露夫妇、柯仲平、沙可夫等，都是老朋友，长久不见，十分亲热，彼此述说些这几年的情况，他们都问到陈明，沙可夫是文代大会筹委会的秘书长，他说，陈明可以作为特邀代表来参加文代大会！林伯渠也来看丁玲，他们有一点远房的亲戚关系，丁玲十分喜爱这位老人，多次在书信和日记里称他“可爱”。她也抽空去看了老友沈从文，二十年代在北平时，沈从文是她和胡也频非常亲近的朋友，那时他们三人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前途无着，生活窘迫，一起共过患难的，一篇小稿，两块钱稿费，都能带来极大的惊喜。她还去香山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依然是渊博睿智，疲倦的眼睛里虽然充满血丝，但踌躇满志之心溢于言表。他忙得很，马上就要领导整个国家了，没有时间长谈，他劝丁玲去读书学习，可是丁玲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走出双清别墅，从香山下来，丁玲看到一道道严密的安全警卫，不由惆怅地想：百废待兴，政务繁忙，以后再想见他，怕是越来越难了！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她，两年后的夏天，在游览颐和园时，又专门顺道去看望她。

丁玲喜欢北平，但她并没有打算在此久居。来之前她就和东北局宣传部的李卓然部长、刘芝明副部长说好了，开完文代会就回东北去，到鞍钢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因此这次来北平，连党的组织关系都没有带。她已经有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她还要再写一部工业题材的大作品，因为党的工作重心正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一年前在西柏坡毛主席就对她说过：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她一直牢记着这些话。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开幕，9日，丁玲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书面发言。大会闭幕时，她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联常委。7月23日，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简称“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她又和柯仲平一起，当选为文协的副主席。主席是茅盾。

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崭新的国家政权，迫切需要一大批精兵强将，各个部门都在物色人才挑选干部，筹组机构搭建班子。文学战线同样如此。丁玲进了京城便身不由己，她是来得去不得了。

党选择了丁玲。于是，一心想要回东北去搞创作的丁玲，就变成了留居京城管行政的丁玲，文学作家丁玲就变成了文化官员丁玲。陈明随后也来到北平，他们的家就安在了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机关院内，1951年春天又搬至多福巷16号的四合院。党中央委以重任，两三年间，丁玲可谓“官运亨通”，头衔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1950年春，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文协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文协党组组长，相当于后来的作协党组书记。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春天，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1月，参加领导全国文艺界整风学习。1952年4月，接替艾青任《人民文学》副主编。那时，《文艺报》是全国最权威的文学批评刊物，《人民文学》是最权威的文学创作刊物，文学研究所是多少青年引颈向往的“作家摇篮”，中宣部文艺处则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局。诸多要职集于一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丁玲可以称得上文学界最红的人，是极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级别领导人。

她的影响和声望，甚至超过了周扬。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2、意外之喜

1952年2月末，丁玲与曹禺受中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委派，去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这已经是她第四次访问苏联。

他们两人2月27日早七时乘飞机离京，途中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两地停留过夜，29日下午二时抵达莫斯科，住进萨伏依饭店。3月2日下午，他们参加了果戈理铜像揭幕典礼，3日上午拜谒了果戈理墓，4日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丁玲代表中国文艺界作了《果戈里——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的发言。这些，就是纪念活动的主要议程。其余时间，他们白天去参观博物馆，徜徉于高尔基、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名人的珍贵手稿和照片之间，晚上则是丰富的文艺活动，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蝴蝶夫人》、《浮士德》、《泪泉》等歌剧、话剧和芭蕾舞，还看了一场莫斯科讽刺剧院根据王实甫原作改编的。闲暇时，丁玲常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张闻天大使聊天，他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胡也频在上海遇难后，丁玲向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潘汉年提出要求去江西中央苏区。过了几天，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宣部长张闻天在兆丰公园约见她，叫她等候消息。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要丁玲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这次来苏联，丁玲还从国内给张闻天带了些橘子。他们一起谈些往事，谈些共同认识的熟人，谈些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四十年代的延安，谈些丁玲前几次访苏的故事，大使称赞了丁玲写的那些访苏散文，说里面表现了国际主义的精神。

3月13日晚上，电台广播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斯大林文艺奖金授予1951年度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决定，中国共有三部作品获奖：丁玲的长篇小说获二等奖，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三等奖。这既是苏联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界的极大鼓励，也是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友好表示。这是新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获奖，因而意义非凡。

第二天清晨，我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戈宝权就打来电话向丁玲表示祝贺，接着曹禺、兰斯科依、蒙古作家丹京司龙也来祝贺。丁玲又一次被邀请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做了两分钟的广播讲话。她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说：“在苏联被译出后，印了50万普及本，陆续得到各方面来的鼓励，现在更承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和作家的鼓励。”

4月，丁玲回到北京。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丁玲、贺敬之、丁毅、周立波颁发了斯大林文艺奖金。第二天，全国文联举行庆祝会，丁玲在会上宣布，将所获的全部奖金五万卢布捐赠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丁玲更加“红”起来了，报告会聚餐会各种社会活动的请柬不断，有时一天通讯员就送来两三份，丁玲无暇参加，大部分都推辞掉了。公务员夏更起看着那些烫了金字的请柬实在漂亮，就收藏起来，攒了厚厚一摞。

获奖，是丁玲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也是她作为一个文学家获得的最高荣誉，它给丁玲带来了证书、奖金和巨大的声望，她成了真正的文化名人，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阵营在当时有12个国家之多。这一个荣誉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所及，超过了丁玲头上所有那些个官衔的总和。

很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她下了决心：从官场上脱身，下到生活中去，回到书房里去，摆脱仕途，重走文学创作之路。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获奖，就决定了丁玲此后的生活道路，决定了她的后半生。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3、辞官不做

当年在《人民文学》工作的老编辑涂光群回忆说，1953年某天，丁玲到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和大家聊天时，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

张凤珠也说过：“五十年代我看过丁玲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就性情而言，丁玲是一个不愿当官只想写作，不爱管人管事，只爱自由自在的人。更何况丁玲的官当得并不十分如意。1979年11月，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回忆起当年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时的情形说：“我到文艺处去是乔木同志跟我谈了三次话。我说，我不是这个材料，还是让我搞创作吧，乔木同志也讲，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办法，你要来做一个时期。我去了，在那里‘混’了二年多，没有做什么工作。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严文井同志可以证明嘛！乔木同志说，给丁玲一个办公桌，弄间房子，让她每天来办公。但没有人给我弄桌子，也没有人给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办公桌边坐一会儿，就是在严文井的房子坐一会儿，就这么混了一年多。”

当时的中宣部在中南海里办公，文艺处只有丁玲、林默涵和严文井三个人。她感觉很累。后来她回忆那时的情况说：“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

官不好当，创作却受到影响，1951年6月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欧行散记》，共收入18篇文章，前八篇，她在沈阳只用了三个月，后十篇，她在北京断断续续写了一年。

1956年8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检讨自己那一段的工作说：“我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一方面又由于有创作的矛盾，常却于负责，自居于领导之外。特别当工作遇到复杂、困难，不顺利的时候（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懂得依靠领导，依靠组织，不善于取得组织的帮助，也不追求去懂得这些；又不能任劳任怨，坚持工作，而是怕麻烦，怕复杂，怕斗争，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反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有委屈，而产生退缩情绪，逃避现实，有专搞创作去的想法。我对自己这个弱点和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总以‘我是专搞创作的，工作太不适宜，只要能离开工作岗位，或不至有大影响的’这些看法来原谅自己”。

丁玲写文章可以，讲话做报告可以，管人管事管行政却未必那么“可以”。她不大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她缺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去学习掌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那些个素质。穷其一生，丁玲始终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作家，她是写文章的好手，却始终不是当官的好材料。她的兴趣在写作上，特长也在写作上，她很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她有自知之明。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之后，她对自己的创作实力更加自信，再写出一部成功作品的心情也更加急切。1952年8月4日，她给正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的徐光耀写信说：“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这也是她自己的心声。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的“一本书主义”，即由此滥觞。

丁玲看重的不是高官，而是作品，她认为作品更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只要有了作品，就谁也打不倒。

但是要专心写作，必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她身兼多项要职，隐身而退实非易事。恰在此时，她有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退下来的理由：她的腰疼病加重，坐着站不起来，站着坐不下去，医生经过检查，诊断为三节腰椎增生，9月，丁玲住进北京医院治疗。

1985年9月4日，陈明与丁玲在协和医院谈话时回忆起往事，陈明说：你那时候腰疼，坐汽车要么进不去，进去了就爬不出来，站不起来。丁玲说：冯牧那天还说，我50年代开会的时候是“坐立不安”。

腰疼是老毛病了，1946年冬天，她在河北阜平县抬头湾村写，腰就疼得厉害，去区党委走二里来地都困难，白天把腰贴在火炉壁上烫着，夜晚要靠热水袋敷着才能入睡。她是忍着病痛完成长篇创作的。这一次犯病更加厉害。10月，她写了一纸报告，请求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等几个职务。把报告递交上去，她就去了旅大疗养。在疗养期间，她接到胡乔木副部长的通知，同意她的意见，免去她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全国文协党组书记职务。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4、疗养

1952年10月22日，丁玲由陈明陪同，住入旅大市岭前桃源台卧龙街22号，开始了在旅大的疗养生活。此前，陈明一直在大连创作电影剧本《海港生涯》。

疗养的日子是轻松而悠闲的，有几位老熟人也在旅大疗养，所以她不感觉孤单。她去看望徐海东将军，他们1936年就在陕北认识了，不巧他们夫妇出去了。过了两日，徐海东的夫人过来看她。她去看了袁牧之，他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曾经在延安组织电影团，编导拍摄记录片。袁牧之请他们吃西餐。延安时期的老朋友草明也来过两次，这些年她一直在东北，写工业，写工人，写出了中篇《原动力》和长篇《火车头》，成为第一个描写新中国工业题材的作家，丁玲因此而钦佩她。这一次久别相逢，有了尽兴长谈的机会。旅大文联的同志怕她寂寞，还送来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丁玲读完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接着又读描写日俄战争的历史小说《旅顺口》，这本书还是1948年6月，丁玲从西柏坡去东北途经山东临朐时，一个朋友送给她的。

月底，按照欧阳钦书记的安排，丁玲住进了小平岛上的苏军疗养院。主人很热情，苏军政委尼柯洛夫亲自迎接，房间里铺了地毯，桌子上有桌布，有美丽的台灯和好看的鲜花，布置得典雅舒适，洋溢着异国情调，这让她不由想起了在苏联访问的那些日子。医生采用敷泥疗法，每天一次。在这亲切友好的气氛中，1952年走了，1953年来了。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5、周扬的两封信

1953年的春节来得晚，阳历的2月14日才是正月初一。

春节前，丁玲收到周扬的一封来信。

“丁玲同志：去年接了你的信，以为你不久即可回来，就没有立刻回你的信，后来又听说你的病仍未痊愈，一时还不能回来，天天想着给你写信，因循至今，也许这封信到时你已离开大连了。日子过的多快呵！”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工作，他来了可以负主要行政责任，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些研究作品的工作，希望你快好，快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协工作搞出一点明（名）堂来。其他协会也需要跟着加强，我们正在考虑干部的重新调配，没有干部什么也谈不到的。《六号门》第一次和你们一起看部分样片时觉得很满意，第二次看完成片，我感觉缺点很多，几乎有些感觉失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第三次看修改了的完成片，仍然满意了，我很高兴。这片子比《葡萄熟了》要好得多。听说陈明同志最近身体亦不好，甚念。电影局计划会同文协在本月内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希望你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主持。

“前信提及祖慧学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和巍峙同志也谈过，希望他注意。这自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的艺术教育（特别像舞蹈这类部门）可以说还没有上轨道。我本来想找祖慧谈谈，详细问问她学习情况的，但她已下去学习和考察民间舞蹈去了（各地正进行民间艺术会演，听说很有些好的节目）。”

写信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信写得很亲切。不光问候了丁玲的身体，介绍了家里的工作，还谈到陈明改编创作的电影《六号门》，谈到丁玲女儿蒋祖慧想要去苏联留学的事情，既有公务，也谈家事，像是两个十分熟识的老朋友之间的谈话。但是丁玲没有给周扬回信，而是给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写信，汇报了治疗情况，并提出想转去鞍山附近的汤岗子疗养院，那里的温泉，据说治疗腰痛效果很好。

胡乔木的回信还没有到，周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这封信写于2月16日，正月初三。

“丁玲同志：前寄一信，想已收到。昨见你给乔木同志的信，知你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你想到汤岗温泉去治疗一下，我完全赞成。此间工作，虽急待你回来，但还是先把身体搞好了再说，这是急不得的，你安心地休养吧。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脱出被动的、忙乱的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信依然写得亲切，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调邵荃麟到文协工作，他原来是中宣部教育处长，既然是中央安排的干部，肯定是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填补了丁玲离去的空缺。从这两封信看，周扬仍然对丁玲寄以希望，希望能尽快回来帮他开创局面。

平心而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扬是很看重丁玲的。1949年把丁玲留在北京领导中国文协的工作，是周扬的坚持，一年前，1948年初夏，周扬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时，就曾极力劝说丁玲来华北局领导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拟定的萧三、沙可夫、陈荒煤、赵树理等几名文工委领导成员中，要丁玲负主责。丁玲自己也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1948年6月14日日记）周扬在1951年12月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而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蒋祖林回忆说，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丁玲下班回来满面春风，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同时，周扬也一直念念不忘丁玲“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那么，丁玲为什么绕开周而致信胡呢？

那时的中宣部，周扬是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胡乔木是常务副部长，部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兼任。本来解放以后中宣部部长一直是陆定一，但是在1952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内，陆定一降为副部长，内中原由不得而知。习仲勋对中宣部工作中途接手，不愿多管，所以很多事情是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说了算。曾有文章说，胡乔木和周扬有矛盾，郭小川说过：“在胡乔木掌管宣传部的时代，周扬根本吃不开。”林默涵说：“乔木和周扬的关系是客客气气，不是特别亲切。”（1994年3月12日同李辉谈话）黎之说：“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当然，他们两人在性格、气质、作风，以至文艺观点，欣赏趣味上颇不相同。同时，又各自带有他们所处地位、职务所给予他们的特点和局限。如胡乔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非常有分寸感，显得谨言慎行，不像周扬那样锋芒直露。”

就丁玲当时与周、胡二人的关系言，她与周扬更熟悉，但可能在感情上与胡更贴近。几年前在的出版问题上，周扬消极，乔木积极，如果没有乔木很可能书就一时出不来，而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也是乔木的主意，他用丁玲接替了周扬。陈明2000年2月同邢小群的谈话说：胡乔木找丁玲谈话，说周扬不行，要她来当处长，丁玲回家和我商量，当不当？我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说：“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

讲到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审视1951年，那是很微妙的一年。那一年的春天，丁玲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而周扬却在那一年连续遭遇两件“倒霉”的事情：一件是年初的批判《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这两件事都是通天的，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扬在这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场大斗争。1951年2月，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的《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周恩来安排在中南海放映，朱德等老同志看后都说好。毛泽东后来和江青单独调看，对影片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为《人民日报》重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最早批评《武训传》的，是丁玲主编的《文艺报》，4月份就登载了批评文章，其中的一篇，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

周扬作为主管文艺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武训传》的审查通过，因而对这部影片的隆重公映负有责任。5月15日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武训传》和另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说：“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他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他还称赞了《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6月下旬，夏衍出国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就急忙去找他，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还说他已经作了检讨，要夏衍也赶快写检讨，周扬显然很紧张了。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是一句自我检讨，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检讨。后来在1957年9月，周扬在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总结大会上做报告时，一开头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有看出《武训传》的问题嘛！

调丁玲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做文艺处长，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武训传》：一个有功，一个有过。

也是在1951年，年末，由胡乔木主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这是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这次整风对于后来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构成一种威胁，她和胡乔木站在一起，成为他的有力对手，甚至危及到了他的地位。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6、无官一身轻

丁玲转到辽宁鞍山的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每天洗温泉，按摩，医生说，一个疗程是一个月，整个治疗需要两个疗程，中间休息半个月。温泉果然比旅大效果好。要不是5月4日母亲逝世，丁玲还会在汤岗子继续治下去。75岁的蒋慕唐老太太死得很突然，她说腰疼，公务员夏更起就陪她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完了，说脑血管有毛病，当即收留住院。住院没几天，一天夜里就过去了，没受什么痛苦。后来丁玲回到北京，一再问夏更起老太太死前说了什么？老太太什么话也没留，她一点没有死的预感。

秘书陈淼从北京打电话来，只说老太太病了，住院了，没敢说明实情。丁玲对母亲感情极深，她立刻要陈明买车票。

5月6日，火车驶进前门火车站，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接，祖林祖慧也都来接。丁玲见到两个孩子有些意外，问：“你们怎么也来了？”往常丁玲外出回京，家人不到车站机场。丁玲回过头来对陈明说：“我明白了，妈妈不在了！”一边说，一边眼泪就掉了下来。汽车没有回家，径直开到金鱼胡同的贤良寺，母亲的灵柩停放在那里。楠木棺材还没有上盖，看到母亲的面容，丁玲泪如雨下，为母亲病危时自己不在身边，后悔不已。她在西郊香山的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安葬母亲，好友江丰设计了墓碑，美术家刘开渠做了雕像。

许多朋友都来看她，安慰她，他们爱她，也爱她的妈妈，爱这位热情、开朗、豪爽的老太太。2002年9月，夏更起告诉笔者说，丁玲的朋友很多，家里来人也多，最常来的有罗烽、白朗夫妇，严辰、逯斐夫妇，诗人艾青等，他们私交甚好，丁玲总要留下吃饭。甘露也常带着两个孩子来，那时她已经同萧三离婚，每次都要呆很久，吃了饭才走。田间、康濯也来得勤，都是谈文研所的公事，谈完就走。文研所的学员里，丁玲喜欢徐光耀、陈登科、玛拉沁夫、李纳等，他们也来得多一些。杨朔、马烽、刘白羽这些人，是半私交，半公事。周扬也常来，那时他和丁玲的关系看上去很好。江青也来过两三次，夏更起记得，江青坐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警卫员，初次来，穿一套灰色制服，衣服很得体，人也很出众，有风度，给她倒茶，她还表示谢谢。第二次来是秋天，穿了一件大衣。那大概是她和丁玲都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每次呆的时间不长。

丁玲专心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已定，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她担负的领导职务一个一个卸下。在1953年8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丁玲不再担任副主编一职，茅盾也不再担任主编，新的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是严文井，何其芳、沙汀、胡风、袁水拍、张天翼、葛洛等则做了编委。

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有了变化。1952年早春，由于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中宣部决定，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胡乔木的意见是，文学讲习所应该压缩编制，抽出一些干部去搞创作和普及工作。丁玲服从了这个决定，起草了改组方案。夏天，文讲所第一期学员结业。9月第二期开学时，文讲所改由田间、康濯负责，丁玲不再担任所长，只负责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羽扬等几个学员，当个“客座教授”。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丁玲以《到群众中去落户》为题，做了大会发言。她说她只想讲一个在目前创作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对于深入生活这一最主要的原则发生动摇。”她举了杨朔新写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作例子，说许多人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结构问题，“我以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还是由于生活不够”，书中所表现的生活，很多是表面的东西。丁玲发言末尾的一句话是：“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我以鞭策。”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9月25日，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10月，中央任命了中国作协第二届党组，周扬为书记，邵荃麟为副书记。

至此，丁玲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两个职务，除了在北京时偶尔参加一些会议外，她一般不负责具体工作，真个是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了。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7、《在严寒的日子里》

是周扬把丁玲留在北京的，她却不想照周扬的路子走；周扬一再把她往前推，她却拼命往后退，她与周扬的想法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她要写出一本好书来，这本书的分量应该超过。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因为她已经站在了很高的台阶之上。题材对于一本书的成功至关重要，写什么呢？丁玲在考虑。来北京之前，她曾经打算深入工厂，去写工业，但工业对于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且包含着较多的科学技术因素，要真正深入进去是很困难的。恰在此时，一团火花一闪，就像冥冥之中灵光一现，让丁玲一下子就捕捉到了灵感。

她收到一本1953年10月号《人民画报》，上面刊登了记者宋学广拍摄的反映温泉屯变化的一组照片，那些照片一下子就激发起她对当年土改工作的回忆，对一些乡亲和战友的回忆，温泉屯的变化使她异常兴奋、惊喜！她立刻和宋学广联系，约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并拿起笔，给温泉屯的屯主任、当年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曹裕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把许多照片看了又看，那不是七年前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桑干河边温泉屯一带的风景、生活、人物吗？这些照片引起我许多说也说不清的感情。……多么依旧的景物呵！那河流急湍地流着，那胶皮毂辘车，那河滩地，那高粱地，那羊群，那果树园，那丰收的葫芦冰和葡萄呵……而且，还有了熟人哪！我一看照片，我就笑了起来。那不就是曹裕明？他还没有变样子，还是那个样，更使人快乐的是，他竟有了那么大的孩子了！你记得么，我们曾经向你说着玩，希望你请我们吃了结婚酒才走。后来到底也没有吃上。”

丁玲心中怦然一动：何不就续写，写写护地队的故事！这也是她心中的一个夙愿，一笔旧账，是一本早就列在计划之中的小说。

1946年底她开始写的时候，最初的计划是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土地，第三段是参军。但最后的成书，她只写了第一阶段，即闹斗争这一部分。她在1948年6月为此书写的前言中说：“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沦陷后桑干河一带护地队斗争的材料，是很生动的材料。……我幻想再回到那里去，接着写小说的第二部，因此在写的当中，常常便想留些伏笔。”

丁玲手头积累了许多护地队斗争的生动材料，一直觉得如果弃置不用实在可惜，所以一直想为写续篇。

从宋学广拍摄的一组照片，从写给曹裕明的一封信，丁玲回忆起温泉屯那一段难忘的生活，回忆起当年让她牵肠挂肚的护地队，她决定了：就写一部反映护地队斗争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寻访更多的素材，于是，她重回温泉屯，重访桑干河，看望当年结下深厚情谊的乡亲们。此外，她还到热火朝天的京郊官厅水库工地上去体验生活，那里正是去涿鹿县的必经之地，而且水库的重要水源之一便是桑干河。

195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上，登载了丁玲的新作《粮秣主任——官厅水库散记之一》，作品后来又发表于12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2月号上。这篇不到九千字的小文，对于丁玲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解放以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此之前，丁玲虽然也不断有新作面世，但那些文章要么是序跋，要么是报告或讲话，要么是应景之作，也有一些访苏散文，但那只是公务活动的副产品，而非深入生活的结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因此可以说，《粮秣主任》是官员丁玲回归到作家丁玲的第一个标志。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8、故乡行

转过年来的3月，在北京城里依然春寒料峭，而江南却已是莺飞草长的季节里，丁玲和陈明一起，怀着一种“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心情，去湖北湖南参观访问。这是她自1931年3月，在胡也频遇难后把幼子祖林送回老家以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间跨度是23年。

第一站是武汉。中南文联负责人于黑丁、俞林陪同他们游览了珞珈山和东湖，并在东湖吃午饭。丁玲对东湖的风景印象颇佳，心中暗想：“转来时如能写点什么，当在此小息几天。”她还见到了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李达，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王会悟，始终都是丁玲要好的朋友，1931年胡也频遇难后，丁玲曾经在他们家里住过一个时期，1936年丁玲从南京到北平去寻找党的关系时，也住在他们家里。而今李达已经离婚再娶，不大愿意丁玲到他家里去，丁玲在日记中戏称“因为他金屋藏得有娇，他不能不对我有些顾忌呢”。好吧，那就不去，那就去延安时期的老熟人、中南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家里坐坐，那就去洞庭路上有名的“靠墙泰”吃西餐。3月5日上午，丁玲还给武汉的文艺工作者作了一次讲演，足讲了三个小时，结果中午感觉疲乏，饭后倒床便睡，一直睡到四时。起来后就赶去车站，乘火车去长沙。

到长沙的时间是6日凌晨两点钟，安排住在省交际处。上午坐汽车逛街，下午游火神宫。晚上省交际处有晚会，招待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丁玲和陈明也去了，遇见省委书记周小舟。丁玲与周小舟是老熟人，1937年在延安，丁玲常到毛主席的窑洞里去谈天，那时周小舟是毛主席的秘书，他也常常跑过来参加谈话。周小舟并没有忘记旧情，第二天上午就请丁玲夫妇去他家里做客、吃午饭。饭后，宣传部的两个部长一起来商量行程，一致的意见是去常德和湘西，并且给他们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第二天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便乘坐那辆吉普车回常德老家去了。他们从常德又去了吉首，那里是湘西地区的首府，地区主席石邦智，是丁玲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十分热情。湘西的剿匪故事十分精彩，丁玲搜集了许多。

回到北京之后，她又到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等几个村子去采访，继续搜集解放战争时期护地队斗争的材料。6月29日上午，丁玲去文学讲习所讲课，她选的题目是：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这正是她在那些日子里充分准备的一个总结。丁玲感到她心中的那部作品已经雏形渐现，她准备动笔了。于是，她与陈明开始做再一次出门的准备。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9、动笔于黄山

初夏，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写信来，邀请他们去黄山。陈登科是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又是丁玲所器重的“高徒”，陈登科对恩师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寻找报答之机。那年夏天北京极热，丁玲正想找个凉快地方躲出去，黄山风景秀美、气候宜人，正是极佳选地，就到那里去，写作那篇酝酿已久的长篇吧！

7月5日早晨，丁玲与陈明带着公务员夏更起，登上了开往蚌埠的火车。

6日清晨四时，火车抵达蚌埠，陈登科接站，安排住在交际处。一进房间，陈登科就告诉他们，行程有变化，去合肥的道路堵塞不通，所以去佛子岭的计划告吹。三个人一商量，决定改变路线，先去杭州，再从那里转赴黄山，当晚就走！

抵达黄山管理处，住到紫云别墅，几人独住一座小楼。丁玲分外喜欢这里的凉爽，她给祖林、祖慧和康濯各写了一封信，告知离京这几日的行程和自己的住址，然后静下心来，开始她的写作。那年夏天黄山雨水极多，几乎日日有雨，丁玲在哗哗雨声中，以每日两三千字的速度，开始了《在严寒的日子里》。

他们被大雨隔在山下，整整一个星期，直到25日早晨，才在黄山管理处的沙处长陪同下，乘坐轿子上山，丁玲独坐一顶，二陈共一顶。他们的宿处是后海狮子岭，丁玲十分喜爱那里的景色。画家刘海粟夫妇，也住在那里写生。丁玲看他们每天只带一点罐头，早出晚归，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心生敬意，便把刘开渠寄来的火腿送给他们一些。刘海粟收下火腿，又回赠罐头，投桃报李。彼此过去并不熟悉，这几日相处甚洽，分别时刘海粟留下家里电话，要丁玲回京途经上海时一定住几天，他要找位大夫为她医治腰疼。在那个夏天，丁玲一共写出开头的五万字。

第一章 1949—1954：最精彩的一段时光 10、不祥的先声

8月19日，在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出山东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中有茅盾和丁玲。9月15日至29日，丁玲回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她就宪法草案发表的意见，登载在9月19日《人民日报》上。

也是在9月，还发生了一件小事，这件事在当时并没引起她多大重视，但日后却成为她的一大罪状。民主德国一个作家代表团到文学讲习所访问，秘书长田间提出挂一些中国作家的照片，其中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丁玲从秘书张凤珠那里得知此事后，立刻要她通知田间把自己的照片取下来，并且说，只能挂鲁、郭、茅的照片。第二天，她又让张凤珠追问了落实的情况。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1、走避无锡

丁玲在晚年多次讲过，作协五七年的问题是从五五年开始的，五五年的问题是从胡风那里引起来的，是从五四年批评《文艺报》引起来的。

我们必须战斗！批评完研究之后，紧接着就转向了批判胡风。1955年1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目的是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2月5日、7日两天，丁玲出席了中国作协主席团第13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展开彻底全面的批判。

但丁玲对批判胡风毫无兴趣，她更不会预见到事态后来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开完会，她就同陈明一起去了无锡，躲到那里去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临行前夜，她给正在住医院的女儿蒋祖慧写信说，本来想等祖慧出院再走，可是如果不走，结果“是只能参加开会，把文章又耽误下去了，所以只好决定走。”

到了无锡，他们先是住在交际处，两天后搬到太湖边上的鼋头渚，住进江苏省疗养院一幢独立的小楼万方楼，她和陈明住楼上，夏更起住楼下。刚去时屋子有点冷，有点潮，他们生了火烤一烤。3月9日，丁玲给祖慧写信说：“我的工作开始还顺利，修改旧稿，又重抄，到现在已整理出二万字，还差得远，而且也还有困难的。但总之，我要克服它，我希望到夏天能搞出十五万字来。”

这时的北京，却是风雨欲来，天低云暗，空气中涌动着大斗争来临之前的兴奋与激动。四月，极富战斗精神的刘白羽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调来中国作家协会，被增补为作协党组副书记。

到了五月，斗争就更加紧张。

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说：“5月16日下午，正在晚饭时，门铃响了。刘白羽领来了好几个从未见过的干部，还有几个在院内徘徊。刘白羽向胡风介绍说，这是公安部的**。那人拿出了一张盖有公安部红印的拘捕证，胡风一切都明白了。来人只问了几句，就开始搜查所有的东西。刘白羽完成了领人来的任务就先走了。第二天凌晨，胡风夫妇先后被带离了他们的家。”这时已是17日。

四天前，5月13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到6月10日发表第三批材料时，题目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改为“反革命集团”，性质更严重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丁玲在无锡期间发生的。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一系列明显的迹象，但是事情发展如此之快，定性如此之重，还是让她深感震惊。无锡书斋里的丁玲再也不能置身于桃花源中、是非之外了，她赶紧拿起笔来做刀枪。5月23日，她写的批判胡风的文章《敌人在哪里》，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这不仅因为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对于这样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必须明确表态，还因为她与胡风是有着二十多年友谊的老朋友，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划清界限。可惜，这篇文章既未收入八十年代湖南出版的《丁玲文集》，也未收入本世纪初河北出版的《丁玲全集》，成为难得一见的“奇文”。

丁玲晚年，对于这件事情常感到歉意，特别是1985年得知胡风患了晚期癌症之后。她想写一篇文章，为此要秘书王增如去查找《敌人在哪里》。6月17日，王增如在北京图书馆里找到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陈明要她将全文抄回来。但此后丁玲因身体状况不佳两次住院，文章终未写成。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2、丁玲与胡风

丁玲和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32年底，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1936年夏天，他们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重逢。那时丁玲被国民党拘禁南京已有三年，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委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接头，经张天翼细心安排，丁玲悄悄乘火车到达上海，来车站接她的就是胡风。胡风租了一辆汽车，把丁玲接到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两人见面都很高兴，胡风告诉她，饭已经订好，有人会送来，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雪峰会来看她。胡风怕丁玲寂寞，还带来几份新出版的左翼刊物。第二天下午，胡风又来看她，知道雪峰因为忙还没有来过，就和她谈了一些雪峰的情况，希望她理解。当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激战正酣，冯雪峰、胡风都在鲁迅的大旗下，而周扬等人则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

那一年的秋天丁玲就去了陕北，她与国统区的胡风没有了见面机会，只有鱼雁相传。丁玲有很多需要在国统区办的事情，都委托给了胡风，把他看作一个可靠的朋友。那年年底，毛泽东写了赠丁玲的《临江仙》词，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丁玲惟恐遗失，把它寄给在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深感责任重大，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书“毛笔”二字，放在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去躲防空警报。1982年，胡风在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文稿后，竟然神奇地将这一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完璧归赵，交还给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跨过了45年。

再度相逢，已经是十几年后的1949年，他们相继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筹备工作，丁玲是筹委会委员，胡风被选入报告起草委员会。在文代大会期间和其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那是他们两人之间，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解放以后胡风保持高傲的孤立，不肯接受对他的批评，成为一个招风的“靶子”。作为文艺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丁玲很小心地同他保持距离，她在1956年的《辩正书》中说：“我对胡风是有警惕的。胡风向我发牢骚，说他被压下去了，我说我们决不会有宗派。我们现在都在中央领导之下，谁也不敢有宗派。”陈明2000年4月与邢小群谈话时说，“丁玲和胡风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很注意和胡风的关系，她知道党内与胡风的矛盾，所以很注意分寸，不让人家抓住把柄。”

丁玲和胡风两个人之间便渐渐出现了缝痕，缝痕源自差异，观点的差异，地位的差距，这种差异和差距与日俱增，渐渐拉大。很可能从第一次文代会就开始了，那次大会，丁玲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参加，胡风却是心有怨气，冷眼旁观，他这个“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茅盾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并且在报告中文艺思想理论那一部分，不点名地批判了胡风和他所代表的“七月”派。林默涵晚年讲过一段往事：“1945年，胡风办的刊物《希望》出版，发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批判客观主义。他们认为，茅盾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开过一次会批评胡风的刊物。会议由冯乃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冯雪峰、茅盾、刘白羽、胡风等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茅盾，他很生气地说：什么论主观，我看是卖野人头！他讲完就走了。”

可以认为，从那次文代会开始，胡风就表示出与新中国文化界当权者不好合作的态度，此后一直“走背”，而丁玲却进入文化界当权者的圈子，在文代大会之后一路“走红”。他们的分道扬镳已成定局。

依胡风那严苛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对丁玲产生看法。1954年11月，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批评《文艺报》联席扩大会议期间，胡风写给方然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三次会上，……子周（按指周扬）为主，凤姐（按指丁玲）双木（按指林默涵）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后来有一些文章说，胡风曾在密信中称丁玲为“凤姐”，大概就源自此处。显然，这里的“凤姐”含有贬义，因为她与周扬林默涵一干人“同谋”。

但胡风又懂得，丁玲毕竟和周扬林默涵不一样，一则丁玲与他有私交，比较知心，是朋友；二则她对周扬也有意见；三则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所以，胡风对丁玲既有微词，也有好言，区别对待，把她划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风被拘捕以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抽调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审读胡风的信件和日记，刘白羽发现，胡风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特别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这个“可以合作的”，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实”。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3、来得去不得

1955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陈明把丁玲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她回京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那次会议7月5日开幕。陈明继续留在无锡，去一个水产供销社体验生活，等待丁玲开完会再回无锡来。

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丁玲在讨论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在我心中聚满了一个声音，我不得不喊出：我要劳动啊！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在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新的生活更加展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里面也有一点滴的力量是属于我的，当我这样感到的时候，我就会更觉得幸福了！”她满怀激情，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都充满美好的希望。

但是她的这种幸福心情，很快就被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心情所取代。

7月16日，丁玲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那个报告说，“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使她再一次震惊，准确地说是更加震惊。潘汉年与胡风不同，他是老资格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与上层关系很深很熟，丁玲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他，1930年5月在上海，他来动员丁玲和胡也频加入左联，并成为他们的介绍人，后来丁玲说：“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1936年10月，丁玲逃离上海到达西安，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受党组织委派来同她接头的也是潘汉年。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重要职务，这样受党培养多年、久经考验深得重用的人，也会是“反革命”吗？她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啊！震惊之余，她深深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感到惋惜。太复杂了，她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有点跟不上了。

7月19日，丁玲给留在无锡的陈明写信说：“周到我家吃了晚饭，谈甚洽，多知道了很多事。在刘处又听了一些惊人消息。回家这几天真是有些感到脑子中事物太多了，简直容纳不下之感。十八日、昨天参加了家里（按指作家协会）的中心组会，唉！许多事都是想不到的，听说你们家中（按指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也很不安静，事很多。的确这里已经掀起一个热潮，比四三年（按指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审干）更紧张，但有了经验，是不会急躁的。我大约不会太忙。打算读三次批语（最近印了小册，要人手一篇）写文章。否则日子会滑走的。宣教刊物要收，你到底拿了几份去无锡，这里缺九份，请你回家查查告诉我。已经是五日来的信了。要赶急回信的，缴回。你进城后可去看看包、方（按均为无锡市委领导同志），请他们讲点能讲的情况给你听听。周说曾动摇叫我回来，不过大会总是要参加的，大会后大约可以不参加了。不过那时不知怎样？”

信中的“周”是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是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件，里面蕴藏着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丁玲震惊、茫然、没有城府、不知所措的心态，还可以揣摩到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主要领导人对付丁玲的策略计谋。

至少在周扬到丁玲家里吃晚饭之前半个月，也就是在七月初，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开始调查整理丁玲的材料了。

天真的丁玲，刚刚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完“一五”计划草案的丁玲，浑然不觉暗处正有一枝枪口对着她，准星早已将她死死锁定。她还梦想着要快点回无锡去，去写她那部并不顺利、注定夭折的长篇呢。她哪里知道，她是来得就去不得，厄运从此就开始了。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4、一步狠棋

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对丁玲下手，究竟始于何时？原中宣部的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一九五七年纪事》一文中写道：“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个‘揭发’报告和附件，又提出关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事。”这里说的“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党总支书记”是阮章竞。

2002年2月14日，笔者在北京协和医院看望正在那里住院的原中国作协老秘书长张僖时，他谈到这样一件事：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刘白羽约他到黄寺总政大院里的住所，同他谈起1955年的一些情况，刘白羽说，当时康濯给作协党组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刘随即根据康濯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宣部长陆定一，报告写好后，他找党总支书记阮章竞一起签名后上报。陆定一看到这个报告后，又上报给中央。这次谈话后，张僖又找了阮章竞核对，阮章竞说，当时刘白羽只说要给陆定一报一份材料，必须要有党总支书记的签字，阮章竞连材料上边写的什么内容都没看，就签了名。后来，张僖又把阮章竞讲的这个意思告诉给刘白羽，刘未置可否。

按组织原则，给上级写报告，反映党组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一位老资格革命者的问题，刘白羽一个人决作不了这个主，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何况丁玲也不好惹，她是“实力派”，是“凤姐”，连胡风都要惧怕三分。黎辛说：“那时在文艺界的党员专职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要批判这位在延安被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作家是不容易的。”当时无论从行政系统还是党的系统，周扬都是刘白羽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如果没有党组书记的同意和支持，刘白羽恐怕不敢有此举措，这是常规常理。但是党组书记为什么要有意回避，还要拉来个党总支书记壮声势？

康濯后来说，他写那个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团结，他决不会想“整”丁玲，他更没有想到他反映的意见，后来会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所以康濯感到委屈。“他后来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并解释说：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30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受害之谜考辨》）

不管怎么说，问题是反映到了中宣部长陆定一那里。他该如何处理？找丁玲谈话，指出问题，劝其改正，这是“与人为善”，不失为一种既稳妥又简便的处理方式，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嘛，又先后都在《解放日报》工作过。但陆定一走了一步狠棋。

大约在七月下旬，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报告中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办法，请中央审阅批准。报告后面还附有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的报告及有关丁玲等人的材料。

丁玲的“罪名”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极为严重，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对检查《文艺报》错误极为不满；材料的来源有二：一是一些同志揭发，一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口供中发现的材料。报告提出，要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

请注意陆定一报告的标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对“批判”“丁玲等人”作好了“准备”！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他在这个决策中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陆定一怎么处理丁玲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和周扬商量。一位原中宣部的老同志说，陆定一“就听周扬的，对他言听计从。”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揪出丁玲、陈企霞不是肃反的直接结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但却是肃反的意外收获。

紧接着，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按照陆定一报告的基调，中国作协停止了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协机关。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5、且看党组扩大会

据当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回忆，会议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甚至也不是查匿名信，而是追查胡风分子。

2002年6月5日，徐刚向笔者回忆说：一开始，会议的规模不大，内容是批判胡风，地点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楼上最东边的一间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不小，有十来张办公桌，参加人员有二十多位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有严辰、白朗、韦君宜、康濯、李又然等人。那个会议主要追查两个人，一个严辰，一个李又然，追查他们和胡风分子的关系。追问严辰和王亚平的关系，严辰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喝茶，再问，他还是说我们在一起喝茶。白朗还跟严辰拍了桌子。后来让李又然讲他和胡风分子鲁藜的关系，李说，我爱鲁藜，现在还很爱他。鲁藜是“七月”派诗人，诗作清新而有哲理，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协主席，当时已经被点名批判。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的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徐刚那时年轻，坐在靠门的地方，丁玲坐得比他还要靠门，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人数增加，会场改在作协楼上中间的长条形会议室，那里可以容纳三十多人，仍然由刘白羽主持会，中宣部文艺处由林默涵处长带领，全部来参加。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每人发了一份，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内容是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会议内容对外保密，从参加者中间找人，成立了几个小组，整理会议记录。徐刚和袁静一个组，袁静比徐刚年长十岁，那时还是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1957年才调去天津作协。他们白天开会做记录，连夜整理、打印成册，常常是吃完晚饭就开始干，到凌晨一两点才能搞完。徐刚对历史不了解，会上有人提出姚蓬子，徐刚写成“姚碰子”，幸亏有袁静把关。后来，就换成专门的工作人员记录了。再后来会议扩大到七十人，会址改在全国妇联礼堂，那个礼堂可以容纳百十人。9月6日最后一次会周扬讲话后，大家起立热烈鼓掌。

当时中国作协机关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里没有礼堂，作协开大会，一般借用同在一条胡同，位置靠东边的出版总署礼堂，或是位于宝珠子胡同的全国妇联礼堂。

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党组在9月30日将会议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报给“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报告》就不难发现，这次会议的开法，十分讲究策略。

会议本来是冲着丁玲去的，但一开始却没有直奔主题。《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那封匿名信认为，去年年底党对于《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匿名信又诬蔑作协的党组织，诬蔑作协坚持原则批评过《文艺报》和陈企霞的党员同志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它为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同志叫屈、辩护。”

顺藤摸瓜，很快，会议的矛头一转就进入了主题：“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有极大的可能是陈企霞自己写的，因为匿名信中的思想观点完全与陈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说到的事实情节也只有陈企霞才全部知道。而这封信是由别人抄写寄发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谋。会议从对匿名信的讨论和对陈企霞反党活动的揭发与批判中，进一步揭露了陈企霞与丁玲的不正常的关系，和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的小集团。”

先是追查匿名信，由匿名信追到陈企霞，再从陈企霞追到丁玲，追到他们两人的关系，这时，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便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了。起承转合，顺理成章，一点“预谋”也没有，绝对不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群众揭发。如此一来，会议主持人便天衣无缝地把自己包了个严严实实，洗刷得干干净净。

《报告》接着说，从8月6日的第四次会议开始，便“集中地对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对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正而尖锐的批评。”前三次会只是虚晃一枪，只是一个铺垫，到了第四次会议才亮出真实意图，与会者方才恍然大悟。陈企霞退居次席，女主角丁玲登场，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靶子，照妖镜把她死死锁定，满会场举座皆惊！最吃惊的是丁玲本人：怎么查到我头上来了，而且是“反党”，还有个“集团”！

正是在第四次会上，提出了“反党暗流”和“小集团”问题。

紧接着，从8月8日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开始，参加人数和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持人刘白羽说：“我们的会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样进行思想批判、整顿文艺界队伍，很有必要。因此中宣部决定扩大会议，请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他几个协会党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规模的扩大，表示着问题性质的升级，斗争火力的升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丁玲。

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列举大量材料，说明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之前和会议初期，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她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最早是田间，因恐慌而至于自杀，后被处分。马烽第八次会上发言，遭到严厉批评，指为对党不坚定分子，以后，就有了十一次会上的再次发言。康濯在领导者的口中（周扬同志）说成是脱离反党联盟较早的，会上便一再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

那次党组扩大会开完以后，马烽下决心离开北京回山西去搞创作。很受丁玲喜爱的李纳，曾经是文研所的学员，她是因为崇拜丁玲才从云南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这个善良文静的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徐刚回忆，她不安地用手在腿上来回搓裙子，她告诉徐刚说：“我怕呀！”

而曾经住在文研所里写文章的杭州女作家陈学昭，揭发了丁玲大量材料，批判的火力非常猛烈。这个外表文静、又不常居北京的女子，手里竟掌握着这许多杀伤力极强的重磅炮弹，让丁玲和会议参加者们都大出意外，不能不对她重新认识，另眼相看。

本来，康濯也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会上有人揭发说，康濯和陈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将”，是丁玲反党的“左右手”，一个把持文讲所，一个控制《文艺报》，成为丁玲的两个“独立王国”。但是由于康濯先是积极揭发，继而又猛烈批判，将功折罪，所以他就成了揭批丁陈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他：“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康濯先是被提拔参加了中国作协的肃反五人小组（刘白羽、严文井、张僖、阮章竞、康濯），后来又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在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中，康濯又曾两次反戈一击，并且因此落得一个“汤裱褙”的绰号。政治斗争，把许多善良人的魂灵都扭曲了。

丁玲哪里见过这个架势，突如其来，乱棍齐下，她不知所措。她怎么会“反党”！但她有口难辩。她一下子从天上掉进地狱，被愤怒的火焰灼烤着。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6、要命的“历史问题”

丁玲在第七次会上，做了第一次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又在8月31日第12次会上做了第二次检讨，被斥为“虚伪”。她实在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才好，于是向党组请求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等人同她谈了两次话。

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是周扬引出的话头，他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 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2001年1月25日，刘白羽同志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1955年的情况：周扬有一天跟我讲，要谈丁玲的历史问题，你不懂，历史问题很重要。周扬召集邵荃麟、阮章竞、林默涵和我，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谈“历史问题”，这样一来，就转向了。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怀疑的，遭攻击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当时，她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过一个纸条，内容是“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周扬十分清楚，这是丁玲浑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环。在批判丁玲“反党”的时候，他出其不意，朝着丁玲的要害处猛刺了一枪。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

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2003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当时，陈云同志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陈明说，现在看，陈云同志这个做法真是有远见，好像就是要预防以后搞运动时会有反复，有人会揪辫子。

9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帷幕辉煌落下，会议大获全胜，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从8月6日开始揭批丁玲“反党”，整整一个月，搞出一个“反党集团”！

周扬最后发言说：“丁玲、陈企霞是反党的联盟，不是为实现党的方针，而是为个人野心，权力欲望。”反党联盟“是反党情绪的结合”。“丁玲反党联盟同胡风不一样，丁玲是党内的，其中是否有反革命，值得追查”。

大概因为黎辛一直为大会写简报，会议结束后，刘白羽来找他，要他代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黎辛想：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其他那些事情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他想不通，便推辞说：“会上说了那么多事，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我都不清楚，怎么写？”刘白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总不能把会上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写报告吧。你还是先写，你举例说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查对核实。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在整个丁、陈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作协党组9月3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二十几个“罪证”，这些“罪证”绝大部分未经过查对核实。他们依据这些未经查证核实的所谓“证据”，就给“反党小集团”定了案，并上报中央！因此在1957年6月整风开始后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有人批评这个报告是“欺骗中央”！

不能否认，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揭发”出来的“罪行”，必定有道听途说的，有添油加醋的，甚至也有望风捕影无中生有的，“利害大于是非”，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揭发者或由于品质，或由于觉悟（相信党相信领导），或由于胆怯等等，何况有一些“揭发”还是“动员”或“引导”出来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主要领导，都是参加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也曾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政治运动，如何定性，怎样结案，他们应该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一个同志的前程，甚至致人死境。这样的教训，这样的例证，他们不仅听过见过，有人也曾亲身经历过，深受其害，切肤之痛。可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手下，对于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级、老部下，竟然能够狠得了心，下得去手，必欲置之死地呢？于理于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7、写给中央的报告

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

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还说：“会议上还揭发出其他一些党员作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或对党不满等思想情绪，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一种特殊势力，吸引了一些党性不纯、对党不满的分子奔走于其门下。

《报告》最后提出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说：“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10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后来她在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说，当时之所以承认了“反党联盟”，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觉得以当时的情况，自己的精力，都难于长期纠缠，实在不知要怎么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承认了，可以脱身完事，好早早从事工作”；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8、陈企霞被隔离审查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16日第11次会议之后，有整整半个月没有开会，直到月底31日才开第12次会议。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陈企霞在8月19日被隔离审查。

陈企霞直到1956年5月22日释放，一共被“隔离”了九个月零三天。

丁玲认识陈企霞，是1941年在延安办《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时候。这是丁玲与陈企霞的第一次合作，始于1941年5月，时间不到一年，第二年的二月，丁玲就搬到“文抗”所在地蓝家坪去写作了。

1949年9月，他们又在一起创办《文艺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次合作到1952年的1月，也不过两年多一点。其间丁玲还兼任文协副主席、文研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多项领导职务，因此放在《文艺报》上的精力并不多。丁玲的长处不在编辑业务与行政管理，而陈企霞却擅长于此，所以丁玲愿意同他一起共事，她可以很省心，她像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时一样，放心地把《文艺报》交给陈企霞去干去管。

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间写的《辩正材料的补充》里面，也承认“与陈企霞在《文艺报》共同工作期间，关系较密”。

但他们始终只是同事，不是朋友。尽管丁玲很喜欢交朋友。肯定，陈企霞身上有她所不喜欢的东西。

陈企霞被隔离以后，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偷偷跑到办公室给爱人郑重打电话，让她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自己被隔离有什么态度？一个星期天，郑重到多福巷去找丁玲。陈恭怀写道：“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郑重只好匆匆告辞。她把见丁玲的情况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混在一斤水果糖里，带给了陈企霞。

那个时候丁玲是自身难保，她与陈企霞的关系辩都辩不清，哪里还敢再来往。对郑重的来访，她是避之惟恐不及呀！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9、陈学昭反目

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陈学昭从杭州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

许多熟识陈学昭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处世简单，不会阿谀逢迎，不会保护自己。她在法国留学多年，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后来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政治斗争中浮沉，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她创作态度严谨，为了写作小说《春茶》，长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区体验生活，与茶农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党组扩大会上却变成一个斗士，揭发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惊讶，也令人不解。

本来她与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们的交往有了很久的历史。

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8年8月的延安。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抗日宣传任务，刚刚从西安回到延安，而陈学昭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刚刚从重庆来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写了一本《延安访问记》。

丁玲与陈学昭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迅艺术学院，写她的访苏散文，陈学昭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参加由蔡畅召集的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鲁艺来休养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丁玲和她来往较多，经常有尽兴的长谈，丁玲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感觉有些失落。从那时起，她们彼此有了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七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还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忆。

老朋友的亲密友谊，却在一场暴风雨中几近夭折。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事过28年之后，云散天晴，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都按时进了会场。我进场时，前面都已坐满，我坐在最后几排里。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第一个发言人是Y。接着，Y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第二年夏天，调查组的丁宁去杭州找她，核对她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的那些材料。她几次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但是，陈学昭也难逃厄运。1957年春天，邵荃麟、葛琴夫妇来到杭州，动员大鸣大放，在省文联主席宋文彬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再三鼓励陈学昭发言，陈学昭发言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她的发言被报道后，台湾的电台说，一向拥护共产党的陈学昭女士，也对共产党有意见了。陈学昭因此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

丁玲与陈学昭再次相见，已经是24年之后， 1979年11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那天的晚餐会上。渡尽劫波，她们笑着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什么，那种场合不是说话的机会，两个人的心里也还存有芥蒂。

直到1983年5月底，丁玲和陈明去浙江义乌县参加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路过杭州，他们特意去龙游路寓所看望了陈学昭。陈学昭说，他们“痛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就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陈学昭在7月10日写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10、陆定一的一封信

11月，中宣部长陆定一就丁玲的历史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揭发和批评了以丁玲为首的小集团活动后，丁在书面检讨中，重新交代了她过去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一段的历史材料，有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与国民党中统的关系问题：丁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被捕，次日即解往南京，直至1936年6月始离开南京。在整整三年中，除开始很短一个时间外，一直受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优待。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张道藩，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据说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中统每月津贴她一百元，并曾一次送她二百元做大衣。国民党并把丁的母亲从湖南接到南京来住了一个时候。她在南京一直与她的丈夫叛徒冯达同居，并和他生了一个小孩。1934年4月起丁和冯又与叛徒姚蓬子（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自首反共宣言）住在一起，而姚一直和徐恩曾等中统特务头子保持联系，直到上海解放前夕为止。在这段历史中，丁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

第二个是自首问题：据丁交代，她于1933年7月，即被捕后的一个多月，她曾一度企图自杀未遂，不久她就经由冯达向国民党写了自首书，内容是表示以后回家养母，不问政治。三天后又经由冯达给顾顺章抄写过顾所写的东西（内容未交代清楚，据我们所获材料，顾在南京曾为国民党写了一本情报业务，不知是否此书？）丁到陕北后隐瞒了自首这件事，她说怕党知道了要不信任她，因而得到恢复党籍。（她是在1932年在上海入党的）。1943年在延安审干时曾交代了自首问题，但她说是冯达模仿她的笔迹代她写的，这次交代则说是她模仿冯达的笔迹写的，为的是将来如果国民党公布，她可以否认。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但自首的内容是否就是这些，以及是否还作了其他不利于革命的事，尚需进一步调查。

第三个是离开南京的问题：丁玲1936年5月到北京一次，6月又去了一次上海，见到了冯雪峰、潘汉年。秋天第二次去上海，即由聂绀弩护送到西安，11月到达陕北保安。据丁说她离开南京是秘密走的，连冯达、姚蓬子也没有告诉，但实际上她到北京、上海，报上都有消息披露，同时据姚蓬子交代，她走前是告诉了他的。她走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来问过姚两次。她的出走，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信中认为，应在此次党内思想批判的基础上，结合整个审干工作，提前审查丁玲的历史，丁玲本人也有此要求。并决定：由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陈钟（公安部六局局长，主要帮助研究有关材料，不出面参加对丁的审查）五同志组成一个专案小组，担任审查工作；专案小组继续进行调查材料的工作，同时采取党内审查方式和丁玲本人进行谈话，要她作进一步的交代。交代问题经研究查对基本弄清后即做出结论，弄不清楚的问题予以保留。

11月24日，陆定一在文件上批示：“际春、磐石同志阅后送中央。”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都圈阅了这份文件。周恩来则写了批示：“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日期是12月3日。

这封信煞是厉害！“丁向国民党自首是可以肯定的”；她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张道藩曾有密切来往，“丁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值得研究”；她离开南京来到陕北，“是否国民党有意放她走的，以及有否给她任务，均可怀疑”。

这封信的厉害，还在于它那好几个“据说”：“据说陈立夫和她见过面”；“据说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全都是要命的问题，全都未经核实，但全都可能是事实。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主持人心里明白，光凭会上揭发出来的那些问题（而且是未经核实的问题），丁玲是打不倒的，《报告》在中央那里也未必通得过。李之琏在最初听了这个报告后的印象就是：报告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黎辛也认为：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如果这个报告在中央那里批不下来，中国作协党组将非常被动甚至非常狼狈，整个党组扩大会将被全部推翻。但是，抓历史问题就不同了，潘汉年曾经是毛泽东那么信任器重的人，不就是因为向党隐瞒了12年前被挟持去见过一次汪精卫，就招致了囹圄之祸吗？历史问题，通敌问题，是要命的问题啊！

这封信绝对比作协党组的那一份长篇报告厉害，这样一个丁玲，谁还敢沾她？谁还敢保她？谁还敢出来替她说话？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封信，讨论作协党组的《报告》时，保不准就会有某位中央领导出来说一句公平话；但此信一出，就封了同情者的嘴，潘汉年案，余悸未消啊！

陆定一并没有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也没有听丁玲讲述她的历史，他信中的材料和观点，是听汇报听来的。历史问题加上现行问题，这一回，丁玲真的在劫难逃了！

陆定一信中提出的成立以周扬为首的审查专案小组，并未能实现。2000年8月3日，在一次由丁玲研究会召开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未能到会的刘白羽，特意委托到会的丁宁，向与会者说明了1955年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派人去南京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弄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冯达的名字。关于冯达及丁玲与他的关系，丁玲已向党作过交代。”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11、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

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作为［55］266号中央文件发出。中共中央的批语说： “中央认为，存在于文艺界党员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骄傲自满的情绪，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小集团的活动等现象，是严重地妨碍党的文艺方针的实行和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并且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因此，在进行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进行批评和斗争。作家协会党组对此所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各地应本此方针，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有领导地展开批评和斗争，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使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共同奋斗。”这一批语，是由中宣部代为起草的。

接着，12月27日至30日，中宣部在东总布胡同的出版总署礼堂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会议规模很大，参加者有全国各地作协分会负责人、文艺工作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共一千一百多人。丁玲没有参加会议，她甚至不知道中央已经批发了作协党组报告。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就连参加了会议的陈明，也没有向她走漏一点风声。

12月27日开会，陆定一首先讲话，接着，刘白羽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

12月29日，进行大会发言，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30日是会议最后一天，白天开大会，晚上周扬做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大会的意义；二、党性；三、团结。

周扬一直讲到深夜12点，郭小川日记中说这个报告“精彩之至”，并说：“林默涵说他是口若悬河，一点也不假。”

直到此时，陈明才真正了解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整个情况。他一边听传达一边想，给丁玲定下的这四条“罪状”，完全是颠倒是非、恶意中伤！把一些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的事情，随意地篡改捏造，并上纲到“反党”的高度，怎么能让人接受？他很气愤，但同时心里也有底了：单凭报告里那些“罪状”，够不上“反党集团”，打不倒丁玲！

晚上他回到家里，丁玲还坐在电灯下写小说，她兴冲冲翻开一个本子说，我把今天写的念给你听听！浑然不知的丁玲，还沉浸在她的小说里头。那个年代党员的纪律性真强，不叫说不叫传的事情，即便对妻子儿女也紧闭其口。那时候的“密”真是保得好。看到她那高兴的样子，陈明心里泛起一阵悲哀，他强忍着眼泪，婉转地说：“你是不是把小说暂时先停一下，我听说，中央最近发了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是不是向党委要求看看这个文件。”

陈明的想法是：如果给丁玲看了文件，她自然会自己提出申诉；如果不给她看，我就住到西单的花园饭店去，找间房子替丁玲写辩正材料。那里是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宿舍，海默、孙谦、关露等都住在那里。

但是这份文件一直对丁玲封锁，直到第二年年底她才看到。

第二章 1955：风云突变 12、秘书张凤珠

张凤珠，女，1929年生于沈阳，小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抗战时期到了四川绵阳，在那里念中学，然后考上了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1947年肄业于东北大学历史系。1948年年底，进入了在热河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学院，不久到了东北文联《文学战线》（后来改为《东北文艺》）文学杂志当编辑，一直工作到1952年。在此期间，曾经编发了刘真的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就因为这篇小说，丁玲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录取了刘真。后来，刘真在文坛取得了一定成绩，与茹志鹃齐名。

1953年到北京，进入了中央文学讲习所。9月被调到丁玲身边当秘书。那个时候丁玲没太多的事情做，她把一些行政职务辞掉了，在专心写东西。张凤珠主要是帮她处理一些杂务。

1954年，张从文学讲习所结业了，才正式给她做了一年的秘书。

1958年，由于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影响，被划为右派，但没有被劳动改造。

1959年，被分到宁夏《宁夏文艺》做编辑。

1964年回北京，在丈夫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做图书管理员。

1967年“文革”开始，举家迁到了陕西临潼。在那里做了七年工人。

1978年年底，调回了作协。

1979年文代会开完后，回原来供职的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

1983年创办《中国作家》杂志并担任副总编辑，直至1991年离休。在她主持《中国作家》期间，曾发表过一系列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告文学如《中国小皇帝》、中篇小说、、等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著有散文集《他是天边一颗遥远的星》等。

第三章 1956：申辩 1、上夏更起家过年去

1956年春节快要到了，还在这个冷清的家里过吗？陈明提了个主意：到公务员夏更起的老家、河北曲阳县的农村去过春节。去农村，丁玲是高兴的，她那部就是在河北农村里写成的，《在严寒的日子里》也是写的河北农民，说不定还能再搜集些材料呢。

火车是慢车，站站停，坐车的人很杂，很多是农民，有的还带着鸡鸭，车厢里乱哄哄的，空气也不好，晚上八点才到定县。那天是阴历腊月廿九。他们在定县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坐了五个多小时胶轮大车，中午到了曲阳县夏赵邱村夏更起家里。这一天是年三十。

夏更起先给家里写了信，说有客人要来，把屋子收拾得干净点，地炕烧得热乎点。家里人只当是更起的朋友要来。看到来的是丁玲两口子，一家人又惊又喜。三十晚上，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本家的十几口亲戚都来了，每家带一个菜，聚到一起吃饭喝酒叙谈，其中有几个打过仗的，唠起了当年打日本打“老蒋”的故事，越唠越高兴，丁玲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插嘴问几句，她在考虑，哪个故事可以写进《在严寒的日子里》去。有时聊到村里的干部，丁玲就说，我们不聊是非！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吃饺子，嗑瓜子，唠家常，面对着一张张朴实真挚的笑脸，丁玲的心情好多了，头也不疼了。

正月初四风很大，天很冷，陈明先走了，他要赶回去写检查。他下午一点赶到定县，到火车站一打听，有软席的车全部满员。临时加了一班从定县到北京的车，买票的队伍排到了汽车站，都是假满回北京去上班的人。陈明站了两个多小时队买了票，又站了一个多钟头排队进站。晚上七点开车，一站一站停，次日凌晨四点回到了北京。

陈明的离去，让丁玲一下子又想起冷冰冰的北京。夏赵邱村只是一个虚幻，北京才是她的现实；夏赵邱村的人再好，笑脸再多，她也只是匆匆过客，北京城里那一张张冷漠的脸，一道道难过的关还在等着她呢！陈明带走了丁玲短暂的欢乐，她的好心情一下子没有了，一天没出门，闷闷地在炕上坐着。第二天，正月初五，仍然很冷，屋里只有八九度，除了和夏更起一家人吃“破五”的饺子，丁玲一整天在炕上拥被而坐，看书，给陈明写信说：“窗子外面风很大，我坐在炕上手冷，心里想着你，想着你昨天一天不知怎么过的，今天怎么样了，你来信吧！我日子过得也就是这样，不能说好，也不会坏，我是一个没有了心的人，有时很痛苦，有时也很麻木，没有了你，心就更空了。托尔斯泰写了《活尸》，我就是一具活尸。也许我将来可以写点作品。唉，好好的写你的‘长篇巨著’吧。我不愿意叫你失望，可是我也不能叫你满意。我多么痛苦呵！”她说的“长篇巨著”，是指陈明要写的检查材料。

三天后陈明接到丁玲的信，当即回信说：“你的心情，我是可以体会的。但我觉得应该克服下去，用党性来克服，而且是可以克服下去的。……回来后，我的确在认真思考，检查自己，晚上偶然也失眠，不过不要紧，不厉害。我很平静。我准备思索成熟，下周动笔。”陈明还鼓励她说：“我常常想，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应该有勇气、有能力在一切环境中工作下去。工作中有错误是免不了的，但可以依靠党的帮助，再大的错误，也可以改正的。我对于你在这方面的意志和毅力是相信的。”正好夏更起的哥哥在北京，陈明买了十斤木炭，托他带给丁玲取暖。

接下来的几天，夏赵邱村风小了一些，丁玲在邻近的几个村子走了走，和乡、村干部谈了谈，了解当地的农业规划和经济核算情况，她还把大赵邱村去年的整个账目看了一下，替几家算了细账。有了陈明的“雪中送炭”，她住的屋子里也暖和了许多。

26日又下起小雪，丁玲坐在冰冷的屋子里给陈明写信：“收到你23号寄来的信，你一下要我住下去，一下又要我回来，使我忐忑不定。我怎么能住下去呢？……可是回来我知道也是白等着，只有心焦，但总得在北京等着呀！只有回来！若是能够不回来，我自然是不愿回来的。若是能离开你，我是愿意离开你的，你没有看见我是很愿意不见祖慧的么？天气如不好，我已不耐烦再住下去了，我也许后天回来咧！我想回来后住在颐和园休养，因为我脑病未好，有事他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我。或许我可以写点文章。（我对写文章已失去全部信心，我写不出来，我没有一点情绪了！）”让丁玲痛苦的，不光是她自己的冤屈，还有因此给爱人和子女带来的伤害，她连累了他们。

第三章 1956：申辩 2、关注作协理事会

丁玲在夏赵邱村住了大约三周。

2月20日给陈明的信里她还问了一句：“理事会开了没有？”指的是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2月27日开幕，规模很大，党中央也很重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长篇报告，巴金、艾青、曹禺等老作家和谷峪、李准等刚刚冒尖的新人，都在大会上发言。3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如此高规格，在作协理事会是唯一的一次。

丁玲是理事，她也很想到会上去，见见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冤情，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在西柏坡时曾经和她竟夜长谈。但是思来想去，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一是她不愿意戴着“反党分子”帽子，以有罪之身去见老朋友；二是她觉得在这个时候去找中央领导申诉有些不妥，他们能怎么说呢？现在不同于进城前了，不同于战争时期了，一切都有规矩和程序，还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解决吧！

丁玲听说，周扬在报告里批评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谷峪”，“从他去年发表的几个短篇《爱情篇》、《草料账》、《傻子》，可以看出这个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

谷峪，是文学研究所里丁玲喜欢的学员之一，他朴实，勤奋，也能写，敢于探索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三篇小说，正是他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作品之后的一种探索。丁玲担心，周扬这样讲，会不会把谷峪的锐气打掉，伤害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她跟陈明说：“谷峪不过是学了一下契诃夫的手法！”但是这些意见她不敢随便去讲，她深知周扬的厉害了。

此时周扬正在走红，他不仅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报告，还在随后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的报告登在报纸上，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里。周扬作为党在文学界最高领导的地位牢牢地确立了，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但是在三月里，还是有一件能够让丁玲高兴一下的事情：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一本小书《一个小红军的故事》，这是丁玲唯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根据1937年的一篇小说改写而成。

春季的一天，“组织上”终于通知她，中国作协党组<u>?99lｉｂ?</u>《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已经中央批发，向全国文艺界传达了，《报告》中对于她的处理意见是：“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距中央批发这份报告，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月，几乎全党都知道的事情，当事人却刚刚知晓。而“组织上”之所以通知她这个消息，只是为了要她按《报告》的要求继续检讨，至于这份《报告》，仍旧不给她看。真是怪事！按照党的惯例，给一个同志作结论，要经过本人过目签字方才生效，更何况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文件。毛泽东讲过：哪有共产党害怕老百姓的道理？同理，哪有共产党的文件害怕共产党员阅读的道理，而且是文件所针对的共产党员！

丁玲十分气恼。但气恼是没有用的，只能面对现实。她一面考虑写检讨，一面开始考虑写申诉，同时向“组织上”提出，尽快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她的头疼病又厉害了，医生诊断为脑神经痛，服用了很多药物也不见好转，丁玲搬进颐和园内的云松巢，在那里写她的检讨书和申诉材料。

第三章 1956：申辩 3、转折性的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

1956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坛，和一年前大不相同，没有了那么多事件、运动和批判，代之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紧张气氛渐渐消散。或许正是因为上一年的肃反，才有了这一年的宽松和谐，太平安宁。

这是斗争之后的短暂安宁，这安宁与下半年将要召开的党的“八大”有关。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这些话，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圣明君主的胸怀。

几年来连续经历了几场思想批判斗争的中国文化人，终于感到一阵轻松。经历了一个最严寒冬天的丁玲，感觉尤为敏锐，她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

但是最先提出申诉的，是陈企霞。

在这段时间里，陈企霞的问题有了转机。

5月11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经查清陈企霞和李又然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对他们的隔离审查。5月22日，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通知陈企霞，结束停职反省，恢复他的自由。陈企霞当即要求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5月24日，李之琏、崔毅等人听取了陈企霞长达三个小时的申诉，陈企霞说，他有些话可能是牢骚，崔毅说，即使是牢骚也要听。陈企霞很感动，认为中宣部党委会是认真公正的。谈话结束，李之琏要陈企霞把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5月30日，陈企霞写出一万八千字的《陈述书》。

今天面世的这一篇《陈述书》，是1988年陈企霞去世以后，他的长子陈恭怀在整理遗物时，从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的底稿。陈企霞提出八点请求，其中包括：“我的被逮捕是公安部正式有逮捕状的，虽然始终没有宣布过我究竟犯什么罪。因此现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续撤销我的逮捕状，并说明误捕的理由和原因。”“我请求党委让我知道究竟我为什么被捕，谁做的决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个月另三天的长时间，问题是怎么在被处理的全部情形。”“我请求党委责成作协把这次对我的历史审查做出具体的结论来。”“我请求党委彻底检查从康濯担任支书以后的作协的党支部处理我的问题中有无偏向，如何产生？谁应负责？”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和小环境下，6月28日星期四，上午九时，陆定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一些回忆丁陈事件的文章，都谈到那次会议，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会议在中南海喜福堂召开，那里是中宣部的小会议室。出席人员有张际春、张磐石、李之琏、中宣部各处处长、范长江、刘白羽、阮章竞、杨雨民、严文井。会议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听取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意见。

首先由李之琏、崔毅汇报，陆定一听完以后问，作协党组关于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里面，有没有不确实的地方？刘白羽说，当时我们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陆定一不大高兴，说这一次要查对清楚，不能再被动了。

上一年九月未经查证核实就匆忙做出的结论，在九个月之后暴露出脆弱的根基，不得不补上“调查核实”这一重要环节。当初操之过急的会议主持者们，现在被动了。

部长办公会议纪要上写着：“五、研究了本部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意见。对今后的作法，确定由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继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一做法，由际春同志先向小平同志口头汇报一次，等事实调查清楚，再书面报告中央。”张际春是常务副部长，是仅次于陆定一的中宣部二把手。

这就意味着，对已经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提出了质疑，要重新验证它的准确性，从而重新判断它的公正性。由于事情关系到中央的文件和决定，因此在会后，张际春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并得到了他的同意。张际春原来是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西南局工作，同邓小平关系十分熟悉。

那次会议主要议论的是陈企霞，因为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提出了申诉，而丁玲一直到6月10日，还在准备着“向党检讨我自己”。丁玲是在8月初接到杨雨民的通知，并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之后，才写出辩正书的。但是，陈企霞和丁玲本是一案，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所以问题必须同时审，性质须要一样定。

中宣部机关党委按照部长办公会议的精神，立即草拟了《关于如何进行处理陈企霞问题的几点具体意见》，经张际春同意后，七月二日又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刘白羽、阮章竞、黎辛、张僖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七月七日，中宣部机关党委将这一《意见》下发各党总支、党支部。其中提出：“调查事实的工作，提议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并可吸收一些同志协助进行），由阮章竞、康濯二同志协助杨雨民同志负责组织安排这一工作的具体进行。这一工作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最后应写出系统的调查报告。在调查过程中看需要组织几次汇报来进行研究。汇报会由际春同志主持，除以上作调查工作的同志外，并吸收以下同志参加：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家时由苏一萍同志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但是中宣部最后的决定，并非成立一个组，而是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15人之多的“研究组”，一个是“七人小组”。研究组和七人小组从七月成立之后，就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及给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事实，以及丁玲、陈企霞的申辩，进行调查。中国作协七人小组的调查工作从7月进行到10月，在发出的调查信中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有根据、准确”。其间，他们只向研究组做过一次汇报。到10月底，七人小组又改为三人小组（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继续调查到12月。

但是小组一成立，在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上，内部争论就很大。一种意见认为，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做出组织处理。李之琏和张海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双方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确定认可《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反党”事实，是否需要对那些“事实”重新进行调查和确认。

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支持了李之琏，认为把事实核对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容易接受。于是工作组就对中国作协报告中揭发的丁陈反党问题，逐项作了调查，李之琏、张海也直接找人谈话，在此基础上掌握了大量调查材料。

6月28日的会议对于丁、陈来说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希望，是命运的转折点。其关键之处有二：一，决定对丁、陈问题重新查对事实，根据查对结果重新做出结论；二，确定此项工作由张际春主持，这是重要的人事保证。

张际春比周扬资格老得多，他是1926年的党员，跟随朱德、陈毅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他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同丁玲没有私怨，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作用，才保证了复查工作得以公正顺利进行。郭小川曾经谈过他的一种感觉：刘白羽、林默涵对中宣部机关党委不满，觉得李之琏、张海等人偏袒丁陈，压他们，但是周扬也无可奈何，因为有张际春坐在上面，他的根子很硬。但是熊复在1978年9月一次谈话中说：“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一直是在周扬同志参加，周扬同志的意见受到尊重的情况下作出处理的。……在涉及丁玲、陈企霞这些人的问题上，张际春同志总是要问周扬同志有什么意见，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丁陈问题时，周扬同志一般在场，没有周扬同志的同意是任何问题也处理不下去的，际春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熊复的说法应该更为准确，张际春对于此事十分的慎重。

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上，张际春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扬为候补委员，而陆定一则进了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

第三章 1956：申辩 4、微弱的多数—3：2

重新查对，查什么？从哪里查起？

对丁玲，是先查历史问题，后查“反党小集团”问题。

1957年6月6日，在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发言说：查实处理丁、陈问题的做法是：先审查历史，后理清思想问题。时间安排是，1955年8月至1956年10月，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1956年11月中旬以后，查对“反党小集团”的事实，1957年1月整理出事实。审查丁玲历史花了14个月，结论反复修改了五次。

李之琏说：“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2001年5月9日，笔者曾经就周恩来的“指示”一事专访李之琏同志，询问这一指示是在什么情形下做出的。李之琏说，一次，他单独向周总理汇报审查丁玲的工作，周总理说：你们处理丁玲的会议，不要让周扬参加，以免他们一见面就争论。李之琏还说：这给了我很大提醒，回来后未向陆定一说，陆部长在有些问题上听不进别人意见。

1955年12月3日，周恩来就曾在陆定一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信上批示说：“审查丁玲的专案小组和谈话，提议周扬不要参加，改由定一直接掌握。”二者可以互相印证。

李之琏继续写道：“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这就排除了丁玲是受国民党派遣来陕北的疑问。后来在1978年秋天，蒋祖慧和罗兰为丁玲平反问题去找周扬，周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即是此意。

张际春对丁玲本来并不了解，在审查中，听她讲述了被捕后的情况。丁玲讲起那段悲愤痛苦的日子，常常语音哽咽，泪流不止，讲不下去。谈话结束后，张际春感慨地对李之琏等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丁玲的际遇得到了张际春的理解，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张际春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1956年7月，中宣部做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说丁玲逃脱敌人掌握回到革命队伍，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她被捕后与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同居和向敌人写了声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丁玲“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的行为”。7月20日，中宣部开会进行了讨论修改。此后又修改过多次，但是一直到第六稿，这个定性意见都没有改变。

李之琏说，“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李之琏说小组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争论不休”。那么，是谁和谁不一致？小组成员共有五人，周扬和刘白羽意见肯定是一致的，张际春、李之琏与他们意见相左，关键在第五人。这第五个人是谁？李之琏显然记不大清楚了，他先列出的小组成员名单是“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即是说，第五个人是“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后面又说“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即是说，第五个人是张海，他是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兼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如果第五人是“作协党总支的同志”，肯定站在周、刘一边，那样周、刘就占了上风，所以此种可能性应排除。这样，张际春、李之琏、张海就以3：2在小组里面占了微弱的多数。

小组内部的分歧意见之一，是有人提出，要扣除丁玲被捕后那三年的党龄。李之琏不同意，解释说，中央曾经规定，不采取扣除党龄的办法，而是或者全部恢复，或者不恢复过去党籍而重新入党。他的这个解释，符合中央1949年11月《关于脱党分子的党籍、工作与党龄问题的指示》精神。后来在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把李之琏定为极右分子，这也成了他包庇丁玲的罪状之一。

对于丁玲历史的这一审查结论，最终在1956年10月，经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讨论通过，12月同本人见面，丁玲表示“基本同意”，并提出几点意见。年底，中宣部把这个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送中央组织部。

第三章 1956：申辩 5、李之琏与林默涵

从这时开始，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作为中宣部审查丁玲历史五人小组的成员，正式介入了“丁、陈反党集团”一案的审查工作，他渐渐成为这场悲壮大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介入越深，他对内中原委是非看得越清楚，对丁玲便产生了越多的同情，与周扬等人便产生了越大的分歧。在1958年丁玲被划为右派之后，他同黎辛、张海、崔毅一起，也因“偏袒”丁玲，被打为“反党集团”，成为“丁、陈”悲剧的尾声。

本来，李之琏只负责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但是他和张海找丁玲谈话时，丁玲却提出，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说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李之琏多年在组织部门工作，办事认真谨慎，他表示，1955年的会议我没有参加，情况不了解，我们只是和你谈历史问题，没有和你谈“反党集团”错误的任务，你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部长去谈。丁玲表示，他们很不容易找，想不到向上级部门反映意见也这么难，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李之琏说：“如果你觉得找领导同志谈话有困难，就把意见写出来，我们可以替你转交。”

投诉无门的丁玲，见到认真公正、对她表示同情和帮助的李之琏，自然产生了好感。他是机关党委书记，又是15人“研究组”的主要成员，介入此事名正言顺。所以，从1956年6月开始，丁玲的许多信件和申诉材料，便都直接寄给了李之琏。在接触中，她逐渐加深了对李之琏的信任，认为他是值得信赖、可以真心相托的同志，到了12月看到自己的历史结论以后，在要不要提出保留意见问题上，丁玲甚至要李之琏来帮她拿主意。

李之琏同丁玲原本不熟悉，在延安，他们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40年李之琏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他写了一首诗《打扫战场》，投到《解放日报》，被刊登出来。后来文艺版主编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开座谈会时，还对这首诗给以鼓励。

1954年12月，李之琏由中组部调来中宣部，先是做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升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以后，李之琏、张海、崔毅随着对丁、陈一案越来越深的介入，与中国作协党组的分歧越来越大。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检讨书中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刘、林谈及丁陈问题，刘、林在私下一再表示不满意中宣部党委，认为李之琏态度‘暧昧’，经常与丁陈谈话，实际上是支持偏袒丁陈。

“刘”是刘白羽，“林”是林默涵。

“6，28”会议之后，除了李之琏，中宣部另一个介入丁陈案的重要人物是林默涵，他是站在周扬、刘白羽一边的。

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长，是周扬所器重的干部。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文抗”时，刘白羽是支部书记，林默涵是支部委员。刘白羽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那时的林默涵说，“林默涵是一个英俊的典型的福建人，他当时叫林槟，这名字就带有一点热带风味。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较深，作为艾思奇的助手，编辑《中国文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创刊号上，为此，《中国文化》在延安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威望。林摈是一个精心入微、认真负责的人，他仔细地校阅《新民主主义论》三遍之多，这种作风，几十年间成为他的风格。”全国解放后，大约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林默涵与丁玲脚前脚后，由胡乔木调入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后来又接替丁玲做了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

从这时起，直到1957年5月，林默涵一直参加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审理工作。九十年代末，他写了《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对批判《武训传》、批判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批判胡风等，都单立一题，有较多说明，但讲到丁、陈事件，却只有短短几句，并且是放在《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一节的末尾：“在批判胡风的时候，提出了丁玲的问题，因为丁玲同胡风关系密切。解放后丁玲、陈企霞两个人在一起活动较多。作协党组开会对丁、陈进行批判和审查。1955年对丁、陈批判后，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称他们是反党小集团，没有给处分。现在看来，丁、陈当时虽有错误，但定为反党小集团是不对的。1956年底，1957年初，人们对丁、陈问题的看法有所转变，认为1955年的批判过重，便着手复查，并打算摘掉反党集团的帽子。1957年初以来，丁、陈自己也多次申诉。这种申诉后来被看作是翻案活动。记得1957年7月初，我从南宁回到北京时，丁、陈已被定为右派分子，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1956年九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李之琏是代表，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他给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周扬提了意见，其中说到周扬在处理丁陈问题上可能错了。

后来在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罪恶活动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李之琏自己说，他的“两大罪状”是：“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叛徒’；又由于在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同丁玲‘合谋翻案’。”

第三章 1956：申辩 6、又见云松巢

在最炎热的八月，丁玲住在颐和园里，奋笔疾书，但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几万字的材料，有申诉，有检讨，有给组织和领导的信件。陈明也住在那里，帮助她一起写。

解放初期，颐和园里的空房子很多，公园管理不过来，便将一部分分配给文化部门，供文人骚客们休息、写作、疗养之用。中国作协分得两处，一处是云松巢，一处是邵窝殿，都在佛香阁的西面，距昆明湖不远。如今这两处都被围墙隔在佛香阁外面，云松巢则被用作了公园保安人员的居所。

云松巢是个很大的院子，依山而建，正门开在山脚，房子建在山坡上，院子里有许多山石、翠竹和松树。进了正门，左右两侧各有一条狭窄的回廊，沿着院墙顺山势而上，通往正房。正房有五间，依山面湖，地势较高，站在房前廊下就看得见波光粼粼的昆明湖，视野极开阔。出云松巢的正门一直往南，几米远处就是长廊，过了长廊就到了昆明湖边。云松巢还有一座侧门，开在东墙上，出门便是一条迂回曲折的廊子，这廊子经过绿畦亭，通往邵窝殿。邵窝殿比云松巢小得多，只有三间正房，没有院子，1950年夏天，马烽与段树绵结婚，经丁玲安排，在邵窝殿住了一周，算作度蜜月。那时这对新婚夫妇，每天就经过曲折的回廊，到云松巢丁玲母亲蒋老太太那里去搭伙吃饭。

丁玲几乎每年夏天都要来云松巢住些日子，读书，写作，休息，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赏风景，云松巢留给她的美好记忆，实在太多了！这一次，却是物是人非，她再没有了看风景的闲情雅致，也极少有朋友来看望她。她在廊前惆怅徘徊，在房内长吁短叹，她忆起一桩桩故人旧事，禁不住心绪翻涌。

此时她格外思念两个人。

一个是她的母亲。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太太，是个刚强、豪爽的人，一生追求光明上进，自强自立，孜孜不息。丁玲性格中的许多闪光点，都得自蒋老太太的熏染与教诲，完全可以说，没有蒋老太太，就没有丁玲。丁玲四岁丧父，十四岁亡弟，此后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母亲既是她的生活依靠，也是她的精神依托。后来，她闯上海，去北平，依靠着母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和积蓄，东搏西杀，寻求着自己的出路，甚至她和胡也频一起住在香山脚下的时候，两人的生活还要靠母亲每月寄来的二十元钱维持。再后来，胡也频遇难，她被囚南京，母亲默默代她担负起抚育子女的重担。每在磨难之中，只要想起母亲，她就感到心里踏实，就感受到温暖和力量。此时，她又遇到磨难了，但她再到哪里去寻找那温暖的臂膀和博大的胸怀呢？丁玲不禁黯然神伤，悲从中来。

她思念的另一人是个伟人，是全国的领袖毛泽东。丁玲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在保安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彼此间便有了良好的印象和频繁的交往。在保安和延安，她可以很随便地进出毛泽东的窑洞，去听他谈历史，谈文学，一起谈忆共同认识的好友，如李达、王会悟、陈启明、杨开慧、许文煊、易礼容等。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和高屋建瓴的见解，让她崇拜、景仰，毛泽东给予她的关怀和指点，又让她终生怀有感激之情。

她经常带着一种甜蜜，想起一件往事，那一次，她最思念的这两个人都来到颐和园，都来到了云松巢。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

那是1951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丁玲正住在云松巢，写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章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提出了批评。她和萧也牧很熟，1947年6月她在阜平县写的时候，当时在《时代青年》工作的萧也牧还帮她抄写过一部分稿子。1951年，萧也牧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引来一片叫好声，上海还拍成了电影。丁玲读后却不以为然，但又感到《文艺报》上发表的冯雪峰（署名李定中）的文章，言辞激烈，有点过分了，便想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

2002年9月6日，笔者采访夏更起，他回忆当年的情景说：我陪同丁玲、陈明在颐和园里住了一些日子，那天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城。忽然来了两个穿便衣的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请不要出去。来人是谁呢？不知道。当时行李已经打好，连茶杯都收起来了，客人来了怎么喝水呢？陈明说，更起，你去买个西瓜！我抬腿就走。买西瓜要出了东宫门，到园子外边去买，那段路不近，有好几里呢。我匆匆忙忙低头往前走，忽然迎面碰上个人，个子很高，猛一抬头，原来是毛主席！他右手拉着李讷，离我就一米多远，李讷那时大概只有十来岁。我要躲避也来不及了。毛主席看我走得很急，就把拉着李讷的手松开了，我就从他们父女两人中间穿了过去，当时心里十分激动，知道来的客人是毛主席，就撒腿跑起来，到东宫门外，花一块多钱买了一个大西瓜。等我跑回来时，云松巢外边站满了便衣警卫，拦着不让我进去，我说我是住在这里边的。我把西瓜洗干净，切好端上去，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话。毛主席指着罗瑞卿，对丁玲说：现在不比在延安了，我没有自由了，你看，我现在出来一次有多难，还得经过他批准！不一会儿，有人来说游船准备好了，毛主席就走了。他们坐的是一条大船，往湖中心的龙王庙去了。

陈明说，那天丁玲向毛主席汇报她正在写一篇评《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并简要说明了文章的观点，毛主席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在云松巢待了不到半个小时。那天蒋老太太恰好也在，她听得懂毛主席的湖南话。事后她多次感叹地说：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待人那么和蔼。

依旧是颐和园，依旧是炎热的夏天，依旧是迷人的湖光山色，依旧是一阵紧似一阵的蝉鸣。但完全是两种身份，两种处境，两种心情。

此时，毛主席是能够解救她的，只要他说一句话。但是，丁玲要想见毛主席也很难了，中间有许多环节和关卡，要经过烦琐的请示和批准，远不像在延安的窑洞、在河北的西柏坡那样随便简单了；再者，毛主席愿不愿意见她，会不会倾听她的申诉，同不同意她的看法，也未可知。这是政治，不是私人交往。周扬、刘白羽都在党组扩大会上一再强调：会议对丁玲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是得到中央支持的！

后来在1957年夏天，丁玲曾感慨地对蒋祖林说过：“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

第三章 1956：申辩 7、《重大事实的辩正》

2002年2月18日，陈明对笔者回忆说：那时我们都住在颐和园里，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要揭露周扬的宗派主义。那年夏天颐和园很热，他们在酷暑和蝉鸣中奋笔疾书，很快就写完了。材料写好以后，逯斐到颐和园去看他们，陈明拍拍纸口袋说：打官司的材料都在这里面了。

短短一句话，带着一种轻松、必胜的心态，还有一点诙谐。2002年8月陈明回忆说，当时我们很自信，认为稳操胜券，因为第一，作协党组的报告站不住脚；第二，结论一直不和本人见面，这种作法不合法！另外我们感觉整个形势很有利，中央提倡看《十五贯》，我们看了，觉得这个戏很好，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主人公况钟，是澄清冤案错案的。

丁玲加快了写作进度。八月九日，她向中宣部党委会交上《重大事实的辩正》及《辩正材料的补充》这两份重要材料，同时，还给中宣部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去年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少同志发言，提出了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其中有些事实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不合乎真实情况的。过去不容我就这部分事实做任何更正，有的即使及时更正了，还不为当时会议的领导人所理睬。现在，我必须珍惜党给我的机会，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就某些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辩正，请组织审查对证，同时我声明：

“一、至今我只能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正式记录，就重要事实进行辩正。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一次，即第十五次会议上，党组正副书记，周扬同志、刘白羽同志的总结发言，是很重要的，可是发言记录据说在送请他们校正时都被他们遗失了。因此对于他们发言中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我保留声辩的权利。

“二、去年刘白羽同志曾通知我说关于我的事，作协党组有报告给中央，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即将召开传达会议。这个报告和传达，至今我都没有看到，听到。现在，我尊重中宣部党委会的意见，不急于要知道它们的内容，但是，如果作协党组的负责同志继续认为这个向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下边的传达，内容事实是有科学根据，合乎实际情况的话，那我就要求看到它们，并且要求党委会继续给我辩诉的机会和条件。

“三、关于我与周扬同志的关系，除检讨外，我准备写一份材料，包括过去我对他工作上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两人见面，都谈过）和我对他个人的看法（没有向组织上谈过的）。本来在党组扩大会上，我想谈的。周扬同志不同意。所以不能以此为例，说我是两面派，有意见不谈。

“我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只为帮助党在某些重要方面，实事求是的弄清是非，使大家和我自己都能更好的为党工作，我丝毫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我还需要党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自己也还在检讨。”

《重大事实的辩正》一万三千多字，丁玲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记录，逐条加以说明和驳斥。写完后，她感到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于是又写了一份五千字的《辩正材料的补充》，对“与陈企霞的关系”、“涉及周扬的两件事”等三个问题做了说明。

8月16日，写完辩正书后正好一周，丁玲再次致信中宣部党委会。

这封信很长，有六千多字，核心意思有两个，第一，否定了去年10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承认她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说明了“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第二，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去年党组扩大会“会议的主持人和领导人早在8月间党组会议之前”，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整个会议只是要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反党集团”不是在会上揭发出来的，而是预先策划好的，整个会议是一个预谋。这封信的份量比辩正书厉害得多，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一周前的辩正书写的比较零散，这一封信经过了较多的理性思考；一周前的辩正书，针对的是会议上个别发言个别说法，这一封信是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总体评价；一周前的辩正书讲的是“目”，这一封信讲的是“纲”。按陈明“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这个说法，这一封信应该是陈明操刀。

这封信在8月17日寄给李之琏，同时还附有写给李之琏的一封信。

“随信附上材料两份，一份是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并附外传我对《桑干河上》出版问题的意见说明。另一份是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明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给我的某些印象和作用。这封信我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理由是：一、我是从一个被斗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可能很片面；二、说明不是对当时会议主持人的批评，并不要求他们答复；三、党委会审查全部情况后，认为我的说明有部分真实性的话，提醒当时会议的主持人进行一个必要的检讨或说明就是了。如果我说明的内容和理解有错误，请党委会给我批评、教育。”

实际上这封信只有一个意思，“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说“包括周扬同志”，实际主要是周扬同志。此时的丁玲，对于周扬真是十分警惕，她尝到了厉害，而周扬是得到“上头”信任与支持的，根子很硬。

李之琏回忆：丁玲写了一批申辩材料，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周扬对于把丁玲写的材料里有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部长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部长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对周扬这种指责，部长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作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郭小川1968年写的一份材料中说：1957年初丁玲写的材料中，就用“检查”的形式，揭露了周扬在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作为给丁陈写结论的负责人，就把丁玲这个材料印发给少数负责人（我记得，只发给旧中宣部党委和旧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和陆定一、张际春、周扬、林默涵们），因为，当时丁玲的所有材料都要印发的，目的是让有关负责人了解她的动态。但是，周扬看了，大为恼火，他给我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这以后他又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的“对党忠诚”。

第三章 1956：申辩 8、《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

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这份意见，全名叫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

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但是条理很清楚，有水平，有时讲话爱动感情，容易激动。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并非一直剑拔弩张，他们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而且在个人经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丁玲和周扬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很近的同乡。丁玲的家乡在洞庭湖西的常德，周扬的家乡在洞庭湖南的益阳。丁玲比周扬大四岁。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他们先后来到上海求学，并且都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联时期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周扬家里开会。周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在写《给孩子们》时，把这两个名字都写到她的小说里边了，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后来丁玲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北斗》被国民党停刊后，左联创办了新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来主编。1932年下半年，丁玲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5月她被捕后，周扬接替她担任这一职务。周扬是紧步丁玲后尘的。再后来，两个口号的争论，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等等，丁玲那时已经被国民党押去了南京。而正是这些矛盾，逐渐发展为左翼文化运动内部的宗派斗争。所以，纷争初起时，丁玲并没有介入。

在延安时，丁玲在文抗，周扬在鲁艺，延安文艺界内部也有矛盾，主要是从上海左联时期带来的。丁玲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对周扬都有意见，他们的看法影响了丁玲。以后丁玲从直接的切身感受中，也逐渐对周扬有了一些意见。

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华北以后，晋察冀宣传部在阜平城南庄召开文艺座谈会，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由萧三主编。周扬提出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自己正在写小说。萧三着手工作之后，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后，周扬同丁玲谈起，觉得在根据地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听了想，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该做办的决定。既然决定办，却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这算什么领导？叫下边干部如何工作？她想：“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全国解放后，周扬是领导，丁玲是下级，周扬挑选干部时很器重丁玲。周扬表扬过丁玲，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回到家里很高兴地讲给家人听。其实他们的文艺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坚定地信奉、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的私交也不错，周扬常到丁玲家里来谈工作，有时还留饭。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一九四九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

丁玲对于周扬有什么意见，都能直率地提出，甚至对于周扬私生活方面的意见，也同他当面谈，有时在党的会议上，有时是私下。总之，他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正常。

但是在共事中间，丁玲也逐渐发现了周扬的另外一些毛病。

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时，会前周扬到丁玲家来，丁玲对他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丁玲自己，也对周扬产生了一些顾虑。她说：“在我负责《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周扬同志对我很宽容，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没有多大意见，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当时觉得他不太热心领导这些工作，又觉得他太忙，只能关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总以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每当《文艺报》有了一点差错，周扬同志不是雷厉风行开会讨论，便是四处宣扬，如《文艺报》对《红旗歌》的讨论，其实刚刚发表了三篇文章。萧殷的文章，虽不够全面，有缺点，但不至反动，也决不是打《红旗歌》。（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还说：“打《红旗歌》就是打我们”，此话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扬同志赶快开会讨论。对《金锁》的批评，也只涉及了赵树理同志，周扬同志也即立刻开会，决定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实际稿子都是经过他审查的。在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也说这是“打了赵树理，打赵树理，就是打我们。”这话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如对李定中文章也是这样，经过这几次，我就常常怕犯错误，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错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我有了这种想法，便很想脱出文艺界的领导圈子，专搞创作，（当然，想专搞创作，不是只为此原因）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也常在心里批评自己。而这种顾虑，怕犯错误，和专搞创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间有此流露。”

周扬很有城府，丁玲比较透明，周扬是藏而不露，丁玲是口无遮拦。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出击，猛刺一枪，正中要害——这就是周扬的厉害！丁玲防不胜防，自知不是对手，也就逐渐产生了躲避的心理。

最让丁玲气恼的，是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表现出来的态度，那次会议是在周扬的领导下进行的。丁玲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扬在会议上表现得那么凶，把她整得那么狠，简直是必欲置之死地。多年在一起共过事的，他怎么能下得了手呢！丁玲写道：“去年党组扩大会，给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对周扬同志产生意见。我也愿意趁这个机会全部向党披露。去年党组扩大会对我进行斗争，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我以为只要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没有很多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我觉得很不应该。会议是由他直接领导与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领导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时期，他没有意见，说我正确，识大体，党性加强。在我离开工作两年多之后，（这两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写作）怎么对我工作的意见突然多起来了，而且严重到什么反党，反中央，反政策，两面派，破坏团结，文艺界的高饶等罪名，统统都掼在我头上。而且当做法宝，急于传达下去，甚至党外国外都知道了。与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不完全清楚真相，难道周扬同志，接受党中央委托，长时期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同志，竟一点也不清楚吗？那么过去他称赞我的话是怎样说出口的呢？我始终相信他这些话是诚恳的，既然那样说，去年却又为什么随便改口，带头把这些严重的罪状加在我头上呢？真正对党负责、爱护同志的人（即使这个同志有缺点，有错误）是这样做事，这样对待下层同志的吗？”

第三章 1956：申辩 9、围绕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在这份《意见》的后面，还附有《关于〈桑干河上〉的情况说明》。她说：

“周扬同志对于《桑干河上》稿子某些作法，我曾有过意见，但决不是因为他曾经不同意出版，所以仇视他，像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件事，本不值一说（因为书早已出版了），但这次引起议论很多，迫使我不得不说这个毫无趣味的事情。”

1947年8月间，丁玲住在河北阜平县的抬头湾村，写完了的前54章。全书一共58章，这项大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陈明抓紧时间帮助誊抄复写了几份，《时代青年》的萧也牧和银行的秋晴姑娘也来帮忙。当时周扬是华北局宣传部的负责人，住在阜平县的城南庄，为了听听他的意见，丁玲便送了一份复写稿给他。周扬看后，提了一条意见，说书中地主的女儿黑妮写得不好。

丁玲写黑妮这个人物时，有一个考虑，就是在土改工作中如何看待地主子女的问题。她觉得，应该把地主与他们的子女区别看待，所以就在书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人物。但是她又不大放心，怕政策掌握不准，三月间地委书记赵振中来阜平开会时，丁玲曾经把一部分原稿请他看过，他说可以这样写，丁玲才继续写下去。现在听了周扬的意见，丁玲很重视，她立刻对书中的人物关系做了调整，把黑妮由地主的女儿改写成地主的侄女，而且是一个孤女，也是一个被压迫的人物。

10月，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文件，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大约开了一个月。彭真做报告的时候批评说，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到处是苍蝇。彭真的话引起丁玲的警惕，她想，这话会不会是冲着自己说的？但是她马上又否定了，因为彭真同志没有看过自己的小说。那就引以为戒吧。

后来萧三又告诉她一件事，说蔡树藩同志曾经问过他，说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却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丁玲听完这话，心里颇不愉快，因为这个意见周扬并未同自己说过，她想，虽然写了黑妮，但是从已经完成的部分，看不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何况这书还未写完。周扬同志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是向许多负责同志去说？都是同志嘛，何必这样呢？自己是出于信任才把没有写完的稿子拿给他看，既然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接跟自己说呢？丁玲心里感到别扭。

丁玲在正定的华北联大写完了，派人到周扬那里去取回复写稿，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把黑妮改写了。她期待着周扬在退回她的稿子时，能有一些详细的意见。6月1日，周扬给丁玲写信，动员她到华北局来负责文艺工作委员会，信的末尾捎带说了一句：“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任何评价，没有一点意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丁玲满腔热情找到的这个读者，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回报了她的小说。

不久，丁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6月14日，丁玲离开华北联合大学，去党中央所在地建屏县西柏坡村报到。那天太阳很毒，大车走得很慢，晚饭以后才抵达华北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丁玲先到组织部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周扬听到消息就过来了，要丁玲去宣传部坐。丁玲在他那里吃了晚饭。饭后周扬说出去走走，他们便到村边去散步。丁玲知道周扬找她有话谈。月初周扬给她写信说，为了加强文化工作，华北局决定设立文工委，人选有萧三、沙可夫、荒煤、赵树理等，周扬信中希望丁玲来主持。丁玲想，周扬很可能要和她谈这件事，但内心里，还是希望周扬能谈谈她的小说。

果然，周扬希望丁玲不要出国，留在华北局搞文艺工作委员会，他说，这个工作很适合你，萧三、李伯钊都不合适，除了你，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搞。丁玲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是中央已经决定要我出国，请你问问邓颖超同志的意见。后来周扬打电报问过邓颖超同志，邓颖超同志不同意。他们一直谈到很晚，但是周扬没有一个字问到，对她的作品继续表示着冷淡。当丁玲主动把话题引到这上边，兴冲冲地告诉他说，自己的小说已经突击完成了，周扬的反映却是“不置一词”，不搭这个话茬。

第二天，丁玲又坐着大车颠簸了一天，晚上抵达建屏县西柏坡村。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在路上遇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出村来散步，江青也在，热情地跟她打招呼。毛主席一见面就说：“啊，丁玲，好得很，几年没有见面了！”他要丁玲和他们坐汽车一道散步去。路上他问丁玲在写什么？丁玲告诉他说写了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并且希望他能够读一读。毛主席答应读她的稿子，并且很赞许地说：你已经到了农村，找到了“母亲”，又在写“母亲”！到了野外，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又谈开了。毛主席两次重复着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是好，是坏。”丁玲明白，毛主席的意思是在鼓励自己，犯过一点错误没什么了不起，要把以后的路走好。毛主席对丁玲这几年的工作表示满意，说：你是同人民有结合的，你是以作家身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是代表中国人民。陈学昭也去，却只能做随员，不能做代表，因为她没有做工作，不懂得中国人民。你已经在农村十二年，以后要转向城市，要转向工业，要学习工业，要写工业，写城市建设。

天快黑了，他们又坐汽车到了毛主席的家里，丁玲在那里吃了晚饭。毛主席说，你的名字是列在鲁、茅、郭一等的。丁玲说：我没有成绩，比不上那些大家！吃过了饭，江青陪着丁玲去看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说话说到很晚，并把丁玲送回住处。丁玲谈到周扬挽留她去华北局负责文工委的事情，周恩来笑了，说：人那么长时间都不用，现在要出国了，又要用了。

第二天，丁玲把的稿子交给了胡乔木，他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乔木问丁玲有什么希望？丁玲说，组织上派我出国，我的身份是作家，旁人要问我写了什么，我怎么好说什么也没有写呢？因此很想这本书请中央审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问题，有可取之处，希望能够出版。胡乔木说他没有时间看，决定要艾思奇看。艾思奇看得很快，两天就把稿子看完了，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认为可以出版。丁玲临行前，乔木把艾思奇的意见告诉她，并说，要在华北出版，总得要同周扬同志商量，你先走，有了决定就打电报给你。你能在东北先出版也可以。丁玲想，看来周扬这一关是非得过了，出版不出版，听天由命吧！

丁玲走后，一天下午，毛主席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带了孩子和家人，去野外散步。毛主席问起他们对丁玲小说的意见，胡乔木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毛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就更好了。” 7月中旬，丁玲到了大连，接到胡乔木打来的电报，对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并表示同意这本书出版。乔木就出版事还给东北局打了电报，加以关照。光华书店加紧印制，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出版了这本书。

1948年9月，丁玲在哈尔滨拿到了刚刚印出的新书，给乔木、周扬写信时说：“《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丁玲并且说：“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1949年年初，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艺写访欧文章，林伯渠到了沈阳，丁玲去看他。林伯渠要丁玲送给他一本，说江青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7月，丁玲一到北平，就有人向她打听周扬阻挠出版这回事？有人还说，这里面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却大度地解释说：“我不这样看，也不是这个问题。只是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在文代会期间，丁玲也直爽地把这个意见同周扬讲了，周扬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他自己也这样解释这件事。

第三章 1956：申辩 10、西南行

全部材料写完，丁玲如释重负，对纠正错案充满信心。9月上旬，她在颐和园里又开始恢复写作，同时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要求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张凤珠在2002年5月对笔者说：1956年夏天，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整个气氛比较宽松，作协开完肃反总结大会之后，按照作协领导的意见，《新观察》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打算去颐和园看丁玲，约我一起去，我没有去。不久，我收到丁玲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知道你为我的事情也受了一些惊吓，事情慢慢总会搞清楚的。我收到这封信，立刻就去颐和园看她，丁玲的情绪还好，她告诉我说正在写一个长篇。

徐刚说，听到丁、陈反党问题要甄别的消息后，康濯也带了河北特产红枣去看过丁玲。徐刚对康濯的看法是：组织能力很强，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实际上是具体领导的第一把手，当1953年胡乔木提出停办文研所时，康濯意见最大，他以丁玲名义给刘少奇写信，要求继续办下去。

整个局面已经出现了变化，舆论开始倾向丁玲，同情丁玲。哀兵必胜啊！

这时，四川有一个川剧《望娘滩》来北京演出，陈明看过以后认为很好，向北京电影制片厂建议，要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此时陈明已经从文化部电影局下属的电影剧本创作所，调到北影厂工作。陈明的意见得到批准，为了改编《望娘滩》，他要去四川出差。丁玲希望能够与他同行，以散发一年来的沉重郁闷心情。她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了要求。

发表作品和去四川这两个要求，中宣部与中国作协商量后都表示同意。

在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十月号上，登载了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八节，约五万字。文前题后加的编者按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是一部小说，尚未定稿，这里发表的是开头的八节。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侵入解放区以后，在桑干河地区的农村中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小说的作者丁玲同志希望读者们将读后的意见提供给她，使她能够参照这些意见对小说进行修改和续写。”

这是一次在全国读者面前的亮相：丁玲仍然是“同志”。小说发表后收到很多来信，其中包括一些作家，如云南的李乔和洛汀，他们为丁玲重新“露面”感到高兴。

丁玲下去之前，中宣部给湖北、四川、云南等省委宣传部打电话，通知安排接待，并告诉他们：丁玲的“反党”问题正在重新审查，现在她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刘白羽则告诉黎辛：你是丁玲的联系人，丁玲走到哪里要向你报告，随时掌握她的行踪，查对结论做出以后，立刻叫她回来。

9月15日，丁玲随陈明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同行者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林艺、导演李恩杰、编辑赵慧深。丁玲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车中无事可做，无话可谈，窗外也无景可看。记得1954年春天同伯夏去湖南，心情格外晴朗，好像飞鸟归山那样的欢跃；如今一切都失去了！如今同在一条路上，同样的车，同样的风景，同样的人，而一切都是这样的不自然。上午读《云使》。下午读。”，是四川老作家李劼人在三十年代创作的三部连续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另两部为《暴风雨前》和《大波》，描写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四川的广阔生活画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李劼人解放后曾担任过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第二天，丁玲在火车上读完了，印象颇佳：“这本书叫人读得下去，想读下去，不能放手。”“《云使》也是好诗，诗人想象之美，之丰富，之温柔，真使人忘忧。”下午四时多，他们一行人抵达汉口，湖北省作协韩秘书长来接，安排住进德明饭店，他向丁玲解释说，于黑丁学习去了。省作协主席于黑丁，在1955年12月中宣部传达会议上发言批判过丁玲，可能怀有歉意。晚饭在“春明楼”吃，丁玲的印象是“地方很坏，菜很坏”。第二天上午他们去逛街，午饭后，作家骆文的爱人王淑耘等人来了，骆文也是延安干部，1949年来到武汉，主编过《长江文艺》。他们陪丁玲去参观长江大桥，谈话中，丁玲向他们推荐，赞不绝口。下午于黑丁打来电话，说明后天过江来看他们。晚饭在洞庭路的“靠墙泰”吃，两年前她和陈明来武汉时曾在这里吃过西餐，印象不错，此次重访，依然吃得很舒服。饭后，他们又去长江大桥看了夜景。第二天上午去游览动物园，并到中苏友好展览馆参观了武汉日用品展览会。晚上看了楚剧《香茶计》。

19日是中秋节，他们一起去“中南春”吃晚饭，丁玲吃了一个螃蟹，又多喝了一点酒，从餐馆里出来感觉不大舒服，后来又发起烧来，去医院看了急诊，医生说是肠炎。次日，她在饭店里昏昏沉沉睡了一整天，又服用消炎药，到了晚上才感觉好一些。

第二天早六时，一行人登上“江明”号轮船，溯江而上去重庆。“民众”轮航行了整整三天，26日下午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在重庆住了两个晚上，便坐车去成都。

省文联副主席常苏民和省作协主席沙汀来看她，她与沙汀是老相识，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左联时期就认识，后来又在延安见过，沙汀在鲁艺任教，做过文学系代主任。时任《四川日报》总编辑的表弟伍陵也来看她，请她吃鱼，约了沙汀夫妇作陪。丁玲还去看望了王勃山老先生，他是丁玲学生时期最要好的女友王剑虹的父亲，已经有二十七八年未见面了。王剑虹1922年把丁玲从常德老家带到上海，一起进上海大学，后来成为瞿秋白的爱人，1924年因患肺病早逝。王老先生已经八十岁，须发皆白，但身体还很健康，每天出门诊，见到丁玲很高兴，回忆起1925年春天在兵荒马乱中，带着丁玲搭吴佩孚的军车回湖南的事情，还说要请丁玲吃饭。

后来，丁玲和陈明又去重庆，参观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等革命纪念地。重庆作协负责人曾克，也是丁玲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热情地陪他们去南、北温泉玩了几天。曾克后来回忆说：“一路上，她依然心情开阔，从不谈起那个所谓反党集团的事，更没有流露不满情绪，她还是那么热情关心地方上的文艺创作。”曾克的爱人、部队作家柯岗去康藏公路采访，随施工部队越过二郎山，到达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雀儿山，写出长篇小说《金桥》，丁玲听说了，立即把稿子要来看完，提出了一些十分内行的意见。

他们从重庆又去了云南，受到张冲副省长的接待，从云南又去了广西。11月，在南宁，丁玲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迅速赶回北京，黎辛在电话里告诉她：你的复查结论很快就要做出来了！

第三章 1956：申辩 11、历史问题审查结论

丁玲盼望着复查结论，又害怕复查结论。她盼望着复查结论还她一个清白，又害怕复查结论“维持原判”。她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来的。

她看到的，不是“反党”问题复查结论，而是历史问题审查结论。

1956年10月24日，中宣部拿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第六稿。结论说：

“丁玲同志所交代的被捕后和逃离南京的情况，与现在已查明的当时的情况，基本上是相符合的。据此对丁玲同志这一段历史问题，特作如下结论：

“一、丁玲同志在被捕后三年多的时间内，虽然在最初一个时期对敌曾有过斗争，以后在思想上也抱有逃脱敌人掌握回到革命队伍的想法，最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也实现了这个愿望；但丁玲同志被捕后在政治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首先，是对待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与他决裂反而与他继续同居，这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立场的表现，并给自己政治上造成极不利的影响和困难；同时，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

“二、丁玲同志在一九三六年回到陕北直到一九四三年整风这一较长时期内，对自己被捕后的错误是不敢正视的。因而并没有向党交代；一九四0年由于有些同志怀疑她这一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作过专门调查，但由于丁玲同志把自己的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因此，当时的审查仍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党校整风时，才把自己的问题作了交代，这种向党隐瞒自己政治错误的行为，说明当时丁玲同志对党还是不够忠诚老实，这也是错误的。（当时限于条件，组织上对这一问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后虽然犯了上述的错误，但除了已查明的上述情况外，没有查出有其他不利于党的言行。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在这次审查中，她对这一错误又作了检讨，这次审查的结果，也没有发现她在历史上有什么新的问题，因此，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

陈明记得，这份结论是黎辛送到他家里来的。丁玲和陈明反复读后，12月1日，由陈明执笔，写出了对这个结论的意见：

“（一）中宣部关于我的历史审查情况，我基本上同意。我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现在都查证清了，即（1）我被捕后逃离南京，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2）我写声明书，是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二）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特扼要补充如下：（1）‘被捕后最初一个时期，曾对敌进行斗争（如骂国民党杀害作家，准备牺牲、自杀等），并拒绝为敌人工作’，实际上对敌人进行斗争，不是限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后来我几次拒绝敌人的骗诱为敌人工作（如拒绝为张道藩写和修改剧本，拒绝姚蓬子要我写稿子等）寻找党的关系等也是斗争，而最后得以在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也与自己的争取有关。（2）我写申明书，有由于叛徒冯达的欺骗劝诱和自己的软弱（立场不坚定），缺乏斗争经验（当时我以为冯达没有其他的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罪行；我相信了他在我面前忏悔，相信他是真正希望我回到革命队伍来。）我不知道特务顾顺章、汪盛棣、徐恩曾等曾直接参与对我的欺骗与劝诱。（3）一九三四年四月至十一月的半年时间，叛徒冯达曾在一伪机关作文字翻译，我不知道这个机关便是中统特务机关。”

陈明在2002年8月告诉笔者说：我们不敢把这些意见称为“保留意见”，只说是“补充”意见，甚至这些意见提不提，也有顾虑，担心又带来新的麻烦。因此丁玲给李之琏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拿主意：

“之琏同志：首先我应该谢谢你和其他的同志，在对我的结论上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了解我的缺点，也了解不是我的缺点的地方。一年多以来，我是处在一种如何困苦的境地，你也是了解的……

“关于结论，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就是有一二点我认为不十分恰当也没有什么。……本想不写了。后来思之再四，觉得只要我有一点点意见，我也还是要说出来，特别是要告诉负责处理这事的你知道。因此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点点声明。但我仍希望你看看之后替我考虑，是否我可以不必写的。或者我写的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在对党内许多问题上你比我有经验。而且你也一定能比我更客观。因此仍请你看看，如不妥则不必给中央。如还对头，则请你考虑：还是你们接受这些意见好呢，还是原封不动的作为附件送上去。或者你觉得我还应该有什么再考虑的地方。均请复示。”

李之琏的处理办法是，把丁玲的意见交给张际春签署，然后同中宣部的结论一起报送中组部审批。

至此，对丁玲历史问题的审查告一段落。

第三章 1956：申辩 12、徐光耀提供的材料

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审查结束后，复查工作重点转向查对“反党小集团”问题。

11月17日下午，中宣部在中南海喜福堂召开会议，决定由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组成三人小组，根据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和丁、陈的申诉，写出调查提纲，发出调查函，继续向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原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以及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三人小组的下面还有一个具体办事小组，组长是作协行政办公室主任丁宁，成员有《文艺报》的唐达成、作协党总支秘书林绍纲，以及中宣部的几位同志。陈企霞的问题共向63人作了调查，丁玲的问题共向70余人作了调查，一共取得了57人写的调查材料。丁宁说过：“那次复查，从领导到我们小组，都没有带什么框框，并不是先认为搞错了，因此必须给予翻案。当时非常强调不带框框，实事求是，经过调查，该定什么就定什么。”

12月8日晚上，当时在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工作的徐光耀，收到了一个奇特的大信封，信封上盖着十分显眼的“绝密”红色印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拆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一封信，还附有三份打印好的文件，分别是丁玲写的《我的检讨》、《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辩正材料的补充》。

中国作协党组的信中写着：“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信里提出六个问题，要求徐光耀“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信的落款日期是11月30日。

徐光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入学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入学后又踏实勤奋，所以丁玲对他很器重，在学习、生活和创作上都关怀有加，并找他到家里，陪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吃过饭。1955年12月，在中宣部传达丁、陈问题大会上，徐光耀被迫作过违心的发言，但内心里一直同情丁玲的处境，关注着丁玲的命运。看过信，他得出的印象是：中国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有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工作认真仔细。他暗自高兴，用两天时间作了充分准备，然后在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咐他也要拿收条回来。

对中国作协党组提出的几个问题，徐光耀在回信中这样回答：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说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高威望。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是造成我曾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印象之一。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3、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学习计划，丁玲讲过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在我自己。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没有。康濯、田间等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

（五）丁玲给我的不好的影响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但在我心中更多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徐光耀又谈了自丁、陈事件以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氛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这很可能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估价。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徐光耀难逃厄运，罪状之一，便是这一封“性质很严重”的信。

李之琏说：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协党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个别1955年在会议上发言批斗丁、陈的人，把领导人指示他发言的条子拿出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说：“不管领导怎么样，我承认我说错了。”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1、两篇轻松的短文

1957年的中国政坛文坛，真可谓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春天是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到了初夏，便狂风大作，摧枯拉朽，及至秋冬，则是万木凋零，一派肃杀的景象了。

对于丁玲，1957年是她遭遇重大转折的一年，是她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这一年，她一直在希望和失望中浮沉，她以满怀希望开始，以彻底绝望告终。

1957年开始的时候，丁玲心中满怀着期待。她在期待着什么？

她的历史问题已经由中宣部做出了审查结论，这一结论和她的意见一起，已经报送中组部，她期待着中组部能够对她的意见给以重视并加以采纳。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经过中宣部研究组调查，也基本上被否定了，她期待着早日看到查对结论，早日平反这件错案，还她一个政治清白。

她又获得了创作与发表作品的权利。1956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那五万字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对于她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之举，那是在党内党外种种斥责与非议、猜测与议论中，给了她一个肯定。文章前面那一段编者的话，分明是告诉读者，丁玲还在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写作，正常地发表作品。那段话决不仅仅代表了杂志社的意见，或者说它决非杂志社所能做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时候，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敏感人物及其作品的评价，至少要经过了中国作协党组甚至中宣部的首肯。所以，在广大读者从那一期《人民文学》中增加了对于丁玲的信任度时，丁玲自己也从那些话里看到了“上头”对于她的态度。她期待着能够早日完成这一长篇，实现许久的夙愿。

她的心情好起来，身体也就随之好起来。头不那么经常剧烈地疼了，她又有了写作的兴趣和欲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她还不能完全安下心来续写她的长篇，那就写点短的吧，既为了促进问题早日解决，也为了那些关心她关注她的读者。

写作需要生活，可是这一年多里她没有生活，她的生活只是交代问题，写申诉写检查，她的生活天地只是多福巷的四合院和颐和园的云松巢。她的整个生活笼罩在铅灰色的气氛中，每天感受着巨大的压抑。但她终于又有了一点生活，她去了一趟西南，在那里会见了旧友，又结识了新鲜的人，看到了新鲜的事情，触发了一些新鲜的感觉。就写这个吧，写作可以驱散心中的烦恼，可以带给她乐趣。

1957年2月，她写了《看川剧〈打红台〉》，这是上一年9月30日晚上她在成都看戏的观感。文章写得活泼流畅，思绪连贯，一气呵成，对剧情和老艺人彭海清的表演，描述得绘声绘色，字里行间带有轻松喜悦的情调。文章登载于3月1日的《文汇报》上。4月5日，书信体的《重庆一瞥》又在第四期《文艺月报》上刊出，这一篇的感情更加丰富浓烈，风格恣肆豪放，恢复了以往丁玲文章惯有的特点。她写她乘坐的“民众”轮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靠岸之前的那一种感受说：“扬着白帆的木船在波浪之间上下纵横，我陡地觉得好似掉入在一片海涛中，它淹没了我，我没有了自己，但又尽量想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能有一点点主宰。我又觉得猛地在身上产生了一种力量，我想到：‘人们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一切都是千钧一发的啊！’”她写参观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时的感受：“我老在这几间房子中徘徊，流连，不愿走开，我说不清楚我的感情，我的思绪的确太纷乱，爱，感动，尊敬，许多崇高的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起，可是卑鄙，龌龊，可恶，一切愤怒的敌忾也交织在一起，如同长江与嘉陵江似的，两股洪流在我胸中冲激在一道。但是生活的现实是大大地讽刺了那一起老鼠似的人物。我们的同志，那些在这几间小屋里坚持战斗的人们，正如皓月当空，明澈万里，他们的聪慧，机智，勇敢，坚毅，绝不是一般人，经历过普通斗争生活的人所能想象的。”她把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也写了进去。从这两篇文章看，丁玲逐渐恢复了创作状态。

她不再担心会连累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于是开始去看几个朋友，逐渐恢复了交往。她同陈明去看了冯雪峰，感到他的生活很寂寞，没有娱乐，只有工作，于是买了四张戏票，给他们两张，自己留两张，一起去看了一次戏。雪峰夫妇坐在楼下前排，丁玲和陈明坐在楼上，他们还是有一点顾虑，怕被人看见误会。他们还去看了萧三。她的四合院里又出现了朋友们的身影，3月20日左右，从上海来京参加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的巴金、靳以和孔罗荪，一起来看望她，约她给即将于7月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写稿子。

她给康濯写了一封信，信中“颇有怀旧的情绪”，这是康濯向郭小川汇报时用的语言。康濯依然心有余悸，在和丁玲的关系中保持着警惕。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2、以“蜗牛速度”写结论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刚刚担任了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却领受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他要为陈企霞、丁玲写一份查对结论。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我的思想检查》中说，对丁陈的查对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发生了写丁陈问题结论的人选问题。唐达成写了初稿，不行；要丁宁同志写，她坚决不肯；要林默涵同志写，他为了避免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也不肯写（李之琏等人攻击的正是他）。于是，就叫我写，我慨然答应下来了。”

元旦过后第二天，郭小川在家里看了一整天陈企霞的材料，他刚介入情况，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第二天他去找刘白羽，刘白羽谈话大意是：丁、陈还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全部推翻，但这决不是说要保留“反党小集团”的结论。9日，郭小川说，“这个东西真把我难住了”，没有想到会如此棘手。此后，他时常头疼，失眠，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10日下午四时，他开始动笔，终于写出第一段。12日，写了一天也写不下去，临睡前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面写了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郭小川感到“他很像陈企霞”，忽然从契诃夫那里找到了感觉。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感觉头脑清楚了一点，断断续续写到晚上十点半，一共写了两千字，把最困难的一段完成了。他自嘲地说“这是蜗牛的速度”。

1月31日是阴历正月初一，郭小川写结论已经写了整整一个月，他这个才气洋溢的诗人，正当壮年的汉子，让一份难产的结论搞得痛苦不堪。他在一种烦躁却又无奈的心绪中，迎来了农历的丁酉年。

春节放假三天，加上一个星期日，一共休息四天，郭小川几乎一点也没有玩，每天都在家里写，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们，但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个初稿可不是陈企霞的结论，而是四百行的长诗《深深的山谷》。

郭小川终于在2月5日写出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一稿，又用了两天时间修改，2月10日晚上10时半终于改完，他很高兴，立刻拿去给林默涵看。郭小川调来作协前，同林默涵同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关系处得很好，他佩服林默涵的水平，遇事愿意找他商量。14日上午，陈企霞的结论打印出清样。

但是这个结论初稿没有通过。

丁、陈结论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扬主持下进行，固定的参加人员有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

2月15日下午二时半，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在中宣部新楼内周扬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陈企霞结论稿。这时，中宣部刚刚由中南海里，迁至沙滩新建的办公大楼。郭小川后来回忆：“草稿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第一，为丁、陈摘掉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把他们的‘错误’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第二，承认1955年的斗争是过火的，要向丁、陈‘赔礼道歉’”“他们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扬似乎对‘赔礼道歉’的说法表示不满，邵荃麟也‘对其中的措词有些意见’，他们的中心意思是：仅仅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而必须把问题提得严重一些。当时我做了一点解释，意思是：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这时，谁想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也表示同意。”郭小川说，这一提法也可能是周扬想出来的。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修改。

郭小川从2月17日（星期天）开始了这项苦差事，他感到“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

郭小川的难处在于，在对丁、陈问题的事实认定与性质划定上存在着分歧，如何措辞，如何掌握分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而这相互矛盾的想法都要体现在“结论”中。郭小川是夹在中间难做人。

2月28日晚七时半，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又到周扬那里，讨论修改过的陈企霞结论。这一次，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郭小川提出，他没有参加1955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不了解情况，希望刘白羽、林默涵能参加核对材料与修改结论工作，这个意见得到通过。郭小川很高兴，这副艰难的重担子，终于有人和他一起担了。会议一直开到11时半。

3月3日是星期天，林默涵把陈企霞结论稿改了一遍，有些地方改动较大。郭小川把它与自己改的稿子对了一遍，高兴地去向刘白羽汇报。上午他们在周扬那里碰头，几个人又一起改了一遍，形成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二稿，在提法上，把“反党小集团”改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从周扬那里出来，郭小川就急匆匆送到打字室，第二天早晨发给中宣部和作协有关领导，征求意见。

3月30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召开党组会讨论陈企霞结论。雪峰提出，应该先搞一个对“丁陈反党集团”总的结论，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是非有一个明确说法，然后才能谈陈企霞的结论。郭小川感觉：这实际上是要周扬、刘白羽先认错。党组会开到12点多，没有开完。会后郭小川把意见汇报给刘白羽，刘白羽马上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张际春，用他来封冯雪峰他们的嘴。晚五时，他们一起到张际春那里，张际春的意见，还是先搞陈企霞的结论，修改好以后跟他谈话，再拿到研究组讨论。张际春并表示：“以后具体工作全由党组来做。”这意味着，以张际春为组长的研究组要抽身退出了。张际春本来就不大愿意管这件事，他虽然是组长，但在整个查对过程中并没有更多参与，他懂得这里边的复杂。

4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继续召开，意见比较一致，原则上同意这个结论，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郭小川很高兴，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去改，然后提交党总支讨论。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半，党总支会议讨论陈企霞结论，意见分歧，一直开到六点也没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点，邵、刘、林、郭又到周扬那里开会，郭小川抱怨没完没了，该尽快结束了。周扬表示，不能这么长久拖下去了，按照总支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然后就与陈企霞本人见面。会上还讨论了丁玲的结论，谈了一个轮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里勉强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这个结论终于定稿，它耗费了郭小川三个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点，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与陈企霞谈话，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意见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

不管陈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结论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转向丁玲了。

陈企霞的结论定稿后，丁玲结论写起来就顺当多了。郭小川后来回忆说，“因为陈企霞的结论已经定了调子，丁玲的结论就可如法炮制了。4月11日，把陈企霞的结论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时间，我就把丁玲的结论写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征求了张海和崔毅对丁玲结论稿的意见，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觉得材料比较琐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条驻京记者姚芳藻的报道：《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文中说：丁玲“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显然，丁玲此行是为了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她没能成行，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结论即将定稿，作协党组不同意她走，或许是她自己十分惦念这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不放心走。

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丁玲却在家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有《中国青年》、《文艺报》，这些记者都发了稿子。她还接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谈话中强调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天气暖起来，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来临，丁玲感到阳光越来越足，天空越来越亮，晒得她家的小院子里暖融融的，那两株西府海棠已经绽放出粉红色的花瓣。

郭小川却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了。4月10日刘白羽离京外出视察，10天之后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讲“双百”方针，动员大鸣大放。邵荃麟离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项工作，其中第三项是“丁、陈问题”。党组三个正副书记，只剩下他这个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还身兼作协秘书长，诸多繁杂事务集于一身。4月21日邵荃麟离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心中郁郁，邵、刘均离开北京，工作又压得很多，如何在这期间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动脑筋的。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结论，晚六时改完，丁玲的查对结论至此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首先承认：“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结论》肯定了丁玲的成绩：“丁玲同志长期以来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是我党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她的作品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她本人也博得了国内外的更大的声誉；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她又担负文学界的负责工作，成为文协（和以后的作协）的党内外的领导人之一、《文艺报》的主编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内，她也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党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由于她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结论》接着用了一个“但是”，指出丁玲的错误，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和宗派主义态度。说丁玲的骄傲自满情绪，首先表现在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轻蔑态度”上面；丁玲的宗派主义态度，主要表现在排斥周扬与袒护陈企霞上面。

《结论》讲述了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的《报告》中“不符合事实的举例和判断”，主要有七点：

“一、根据上述查对出来的事实看来，丁玲同志虽有宗派主义的错误，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原则性的，但她的这种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又，《报告》中认为丁玲同志的‘反党行为是有一贯性的’，这也不合事实。

“二、《报告》中说到：还有一些党员作家，‘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据此次查证，当时有一部分党员作家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比较严重的，而丁玲同志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情绪，对于这些同志、对于党内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但把这些说成是反党的‘细流’或‘巨流’是夸大事实的。说‘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也没有事实根据。

“三、《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在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据查证，丁玲同志并没有在学员中散布过这样的话。

“四、《报告》认为，丁玲同志等‘对于经过中央批准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完全加以抹煞，他们主持的《文艺报》没有组织任何文章宣传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和文件’。据查证，丁玲同志对中宣部的会议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的批评曾表示不满，但那时她已离开《文艺报》，在她离开《文艺报》以后，她并没有直接干预《文艺报》的工作。

“五、《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据此次查证，这是传闻的失误，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又，《报告》中说到，‘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据查证，这件事实是有的，但并非丁玲同志的意思，丁玲同志知道后，并立即予以制止。

“六、《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她又曾‘向学员提倡骄傲：年轻人要骄傲，骄傲才有个性，才有出息！’经此次查证，丁玲同志确常常劝青年写作者好好写一本书，其中有时也夹杂着看重名位的思想；同时，丁玲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在与文学研究所学员的接触中，对他们不无影响，但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上述的话。

“七、《报告》认为，‘丁玲同志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据查证，丁玲同志在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的，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后她曾在报上写了一篇反胡风的文章，不能完全认为她是‘消极旁观’。

“除以上各点以外，《报告》和传达这个《报告》时的补充发言中，还有一些举例不完全符合事实；还有一些判断是过火的，不恰当的；均应根据前述查对结果予以更正。另外则有一些举例和判断，在查对中未获得充分的证明，不能做出准确的辩正。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冷静分析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丁玲和陈企霞的查对结论，并没有在中宣部讨论通过，也没有同本人见面。对此，李之琏的解释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郭小川则说：“4月15日以后，丁玲、陈企霞的问题没有马上公之于众。原因为何？看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刘白羽、邵荃麟相继离开北京，刘白羽大约是4月10日后走的，4月底5月初回来；邵荃麟大约是4月22日后走的，5月12日回来。他们外出期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他们回来后，又忙于‘整风’，动员‘鸣放’。”查郭小川1957年日记，刘白羽是10日走的，邵荃麟是21日离京，那天是星期天。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3、诗人郭小川和党组副书记郭小川

郭小川万没有想到，他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充分听取了各种意见写出来的查对结论，在两年以后，在周扬、刘白羽等人眼里，却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郭小川就性格言是性情中人，就气质言是个文人，就命运言是个悲剧人物。作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在反右中他积极参与了批判丁、陈的斗争。

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心情常常是苦闷的，不舒畅的。后来“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郭小川对诗人牛汉多次说过：“我不懂政治，我政治上很幼稚，真的。”

只有沉湎于诗歌创作里，他才感到舒心快乐。

1957年12月，郭小川完成了他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交给《人民文学》负责人陈白尘。陈白尘看后感觉为难，迟迟未登。郭小川又寄给上海的靳以，靳以回信说，一些编委认为这首诗有严重的问题。郭小川自己也吃不准了。1958年2月16日，周扬要去湖南，郭小川便把这首长诗交给他审查。周扬从湖南回来后，说只看了个头。过了一个月郭小川又去催问，周扬说：苏灵扬看了，她不赞成这个题材。但周扬未把稿子退还给他。一直到1959年6月，周扬把诗稿拿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这件事让郭小川寒透了心。

还有更让他寒心的事。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对郭小川作为重点帮助对象进行批判，他的错误之一，就是“丁、陈结论”。郭小川在第一天会议上做检查说：“我写的陈企霞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文件，在那上面，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由组织上向他们道歉。——当时我纠缠在一个奇怪的逻辑上，觉得把肃反对象搞错了，要道歉；既然把宗派主义的错误当作反党集团，也要道歉……”刘白羽批判郭小川时说：“小川说他写丁、陈结论，是‘慨然应诺’。这不是一个党员的话，我听了这四个字非常难过。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没有写，委屈了小川。要说清楚这点，不能把写丁陈结论看作委屈。那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觉得小川写比较合适的……”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4、春风拂面的五月

1957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的心态异乎寻常地好。

一月，他应《诗刊》请求，把过去写的十八首诗词交由他们发表。二三月间，又在两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的讲话，一次是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给文化思想界带来春天的气息，令广大知识分子欢呼雀跃。

在这美好的春天里还有一件大事：共产党决定开展整风。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政治空气对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的甄别，十分有利。

五月，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心工作就是整风。

三号一上班，郭小川听说刘白羽回来了，便急忙给他挂电话，汇报工作。第二天中午11点多，刘白羽、郭小川一同去见周扬，谈了两个小时，决定要邵荃麟立刻回京，领导开展中国作协的整风。当时邵荃麟已经从浙江到了上海，下午郭小川就给他打了长途电话。邵荃麟直到12日才回到北京，13日一上班，立刻要郭小川起草一份整风计划。

5月17日下午，中国作协机关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先由邵荃麟做动员报告，接着刘白羽讲了整风计划。邵荃麟在会上宣布，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由党组成员、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组成。会后召开了整风领导小组会议，邵荃麟又宣布，由他和刘白羽、郭小川、严文井、黎辛组成整风领导小组的核心组，负责日常工作。

本来，由于开展整风，在中国作协党组五月份工作计划中，丁、陈的查对结案工作已经被往后推了。但是由于在整风中间，大家给中宣部和作协领导提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肃反和“丁、陈反党集团”两个问题上，在中宣部整风中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丁、陈问题又被作为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重新走到前台。中宣部和作协党组必须面对，不能回避。

在这方面，秦兆阳5月31日写给邵荃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当时秦兆阳在北戴河搞创作，一个中篇小说已经写了三分之一，他是党组成员，通知他回来参加整风。他不愿中断写作，同时对于作协内部的明争暗斗感到厌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抱希望，因此给党组书记写信，不想回来。他说：“至于整风，我不是不参加，如果轮到我检查自己，我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回去一趟。对于作协整个整风运动的进行，我也可以提出以下一些参考性意见，即或我回去，也不过就是这些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的态度。我认为周扬、默涵、甚至乔木和陆定一等同志应该参加作协的一定的党内外的会议，该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该听的听，该检查的检查。我认为刘白羽同志应该改变过去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切实地虚心地正视问题，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些同志能够抱这样态度，不仅作协的整风容易进行，即或丁、陈的问题，“也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如果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即或党组全体成员在家，开一百次会议，也是不济事的。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因此也不能由党组在整风运动中承担一切。”他认为，丁、陈问题，是几年来作协主要矛盾的一部分，“如果领导同志们能够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把作协工作中应负的责任承担起来，在适当的场合作一些诚恳的表示和检查，然后再针对丁、陈问题作一次发言，整个作协的整风运动是好开展的。”

秦兆阳的观点是，丁、陈的问题不是本届党组造成的，“党组当中个别人的责任，也不能由全体组员去承担”，整风能不能搞得好，关键在领导的态度，否则党组全体成员开一百次会也不解决问题。秦兆阳的一些话，如“一些领导同志只是站在幕后”，“目前的党组是不能完全对过去的工作负责的”，很明显是指向中宣部副部长、上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的。

秦兆阳还是按照党组的决定，回京参加了整风。

郭小川日记中，也出现了对周扬有意见的记录，最早一次出现在4月21日的党组会。那天是星期天，因为下午邵荃麟要出差，上午九时开了一次党组会，会上提出不少意见，“许多都是对着周扬、文艺处来的。”“文艺处”是林默涵。5月14日下午，郭小川又听刘白羽说，“秦兆阳认为这次揭露《人民文学》的事件，是周扬同志为了过关，所以首先拿《人民文学》做牺牲品”。5月21日下午给中宣部部长提意见的会上，戈扬也因为《文艺报》的一篇文章，对周扬提出批评。5月的最后一天下午，在机关召开的非党同志会议上，杜黎均“大胆地批评了周扬同志，会上的意见非常尖锐”。

在5月17日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邵荃麟做报告时突然宣布，“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过火了，要重新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丁、陈反党集团这顶帽子应当去掉”，“这个问题要在整风中解决”。党组书记的突然表态，在会场中引起很大震动，使人大感意外。会后黎辛去问邵荃麟：丁、陈重新结论的问题还没有向中央请示，这么说合适吗？邵荃麟告诉他，这是在周扬家里研究过的，他自己没有参加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议，不很了解情况，周扬让他这么说不好不说。

不要说黎辛，就连刘白羽、郭小川也感到突然，事后他们两人给邵荃麟提了意见。后来在反右中间8月13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检查自己在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说：虽然这是经党组通过，但是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宣布，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温情妥协。

周扬急于要邵荃麟在大会上表态，既为的是作协党组争得主动，也为了他自己能掌握主动。因为群众对丁、陈事件提出的尖锐意见，已经引起陆定一的重视。陆部长要亲自出面，解决丁、陈的甄别问题了。

5月25日是星期六，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具体内容不详。但就在前一天，中宣部主要负责人找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很仔细地研究了丁、陈的问题，郭小川日记中这样写着，24日上午，“周扬处来电话，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时到陆部长处，我们先在白羽处谈了一下昨天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一直谈到12点多。下午郭小川“又与周扬、荃麟商量了一下明天会议的内容和讨论丁、陈问题的步骤。”

5月24日中宣部的会一定很重要，因为是陆定一亲自出面召开的。中宣部先后召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大小不下几十次，陆定一只出席过寥寥三五次，但凡有他出席，必定讨论重要问题，决定重要事情。会议时间不短，开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陆、张两位部长讲话，谈的又都是丁、陈问题。会后周扬找作协党组负责人，一定是研究如何贯彻陆定一的指示。陆定一究竟做出什么指示？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次会上做出决定，要作协党组公开承认在丁、陈问题上的错误，并且主要由周扬出面来承认这个错误。因此，这是一次决定丁、陈命运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关系着周扬命运的会议，是关系丁、陈和周扬之间较量的会议。这场较量从远了看，在延安时期就初见端倪，从近了说，1955年秋天的党组扩大会上激烈爆发。但从那时以来，周扬的心里一直不踏实，时时地打鼓，犯嘀咕。因为，第一，定案的那些事实未经认真核对，许多都经不住查证，所以“反党集团”这个帽子是顶纸帽子，大风一吹就摇晃，就要掉下来，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但对谁也不能说；第二，以他和丁玲的关系，以他对丁玲的印象，他未必愿意看到丁玲被搞得那么惨，毕竟有多年共事的感情，他们也曾很好地合作过。由于这两条原因，这一年多来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有时有一点得意，有时有一点歉疚，有时有一点自责，有时甚至有一点害怕。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丁、陈甄别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他多次考虑过，但是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这也有两个原因：其一，丁陈一案木已成舟，事实既成，是他周扬的功绩，翻了丁陈的案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给他抹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大失身份，大丢面子；其二，他深知丁玲的脾气丁玲的厉害，她受了那样大的冤屈陷害，一旦翻过身来不会轻易作罢，一定要追究责任弄清是非，而他自己也的确有些“小辫子”。此外，此案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中央又发了文件，甄别平反决非他的能力所为。因此他没有退路，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往前走。

陆定一的决定让周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时他要考虑：怎么样面对丁陈面对群众，怎么样比较体面地来收这个场。所以陆定一开会的当天下午，他就召集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商量明天作协党组会上如何传达，商讨为丁、陈甄别的步骤如何走法。他十分地紧张和焦虑。

5月25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传达了陆定一的重要决定，此后便开始筹备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

整风开始以后，一次，丁玲给李之琏打电话，提出现在集中力量整风，个人问题（指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我想暂时不提，整风以后再议。李之琏在电话中答复说：在整风中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上边有了这个态度，丁玲和陈明心里有底了。他们认为，作协党组搞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就是要解决作协党组的这些问题。于是，在大好形势下，他们也开始行动了，要发动那些同情他们的群众起来说话。5月28日丁玲在支部大会上发言说，自己是贫雇农，“我要警惕一些，有些人是很会搞人的”，“运动不能只有上级领导，没群众监督”，“党内有墙，党外有沟，平均人人有份吗？我看应整领导，还没整呢，就表示最喜欢和风细雨。”她还讲到：“周扬对文艺界统治了二十年。”丁玲开始向周扬反击了！

徐刚讲过一件事。五月的一天晚上，丁玲和陈明来到文学讲习所，当时徐刚已经是文学讲习所的主任，他又意外又惊喜，立刻去找来了张松如。张松如曾经是文学讲习所副所长，这时仍然住在文讲所院子里。丁玲对他们说：“现在鸣放比发动贫雇农还难。”张松如婉转地说：“我们希望你们团结。”徐刚问丁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丁玲说52岁。徐刚说：“我们希望看到您新的作品，您可千万别跟陈企霞、李又然联系。”徐刚说这话的想法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历史等问题搞清楚，但结论还没有作，如果这时再跟陈、李联系，那是惹麻烦。艾青的夫人高瑛也回忆说，五七年整风时丁玲给艾青打电话，说现在贫下中农很难发动，你出来讲讲话吧！

原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宣传部内外、作协内外、文艺界，好多人对五五年把丁陈定反党集团有意见，认为斗争过火。” 陈明说，在纷纷传言要给丁玲平反时，一天中午，张光年还到颐和园云松巢去看过丁玲，他带着一点歉疚说：我这个人，常常是被人推到浪尖上的。

五月过去了，五月使丁玲感动，在整风中间，那么多人对她表示同情，站出来为她鸣不平，有熟悉的、不太熟悉的，有党内的、党外的。哀兵必胜，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向来是同情弱者，她身居高位时，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温暖。群众心中自有公论，群众真是太好了。

但是最后胜利的决定权，并不在群众手里。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5、决定命运的六月

6月来了，1957年的6月，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月，这个月以丁玲的微笑开始，以周扬的笑声结束。这个月决定了此后十年他们两人的地位与命运。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改变了丁、周之间力量的对比。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真是成事在天！

周扬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眼中获得了极佳印象，他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空前加强，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丁玲则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翻案”表现，被定为极右分子，成为全国文艺界头号大右派！

六月的第一周，是重要的一周。这一周里，中国作协要开两次党组扩大会议，根据中宣部研究组的复查结论，纠正“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错案。

六月五日星期三。一早就下起雨来，九点多，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冒雨去中宣部周扬处，一起商量将于次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丁、陈反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错案，作协党组对这个错误负有主要责任，明天的会上肯定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责难、诘问，火力可能会很猛烈，因此几个人心情都有些沉重，有些情绪，讲了不少话。会议一直开到一点多。从周扬那里出来，刘白羽约郭小川到他家里去坐坐，他们一起吃了饺子。两个人来到作协时间都不长，在一起共事不过一年半多一点，但他们一到作协，就卷到了丁、陈的案子里去，忙活半天的结果，又是一个错案，瞎忙！岂止瞎忙，还犯了错误，要承担责任，做出检查。他们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可以潇洒地写自己的诗文作品，何苦要到这个是非之地来，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虚度了光阴，伤害了同志，又耽误了自己？想到这里，他们都感到委屈，刘白羽很感慨地对郭小川说，你还好，笔没有停，一直在写，一直有新作品，我可是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牺牲了自己的创作，还得罪了老朋友，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我想离开作协，下去深入生活。刘白羽很动感情，郭小川完全能理解他，从心里同情他，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想离开作协呢？

刘白羽之所以发出感慨，是因为他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中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现在他才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有中宣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充分暴露了文艺界斗争的复杂性。他既为自己的“过失”而自责，又为自己的“被利用”而不平，更为自己不得不披挂上阵搏斗厮杀而无奈。

在1955年和1957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揭发、批判、复查、处理中，刘白羽始终是一个重要人物，是仅次于周扬的二号人物。他参加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说是自始至终，一步不漏。由于他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又做具体工作，所以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刘白羽是周扬最信任、最倚重的力量，在整个事件中代表着周扬发挥作用，而由于“表现出色”，就更加受到周扬的信任和重用。郭小川说过：“旧中宣部的人也知道，刘白羽这个人比较‘厉害’，他不点头，事情不好办，周扬对刘白羽更是言听计从。”刘白羽不在，有些事情就定不下来。

刘白羽1955年4月来到中国作家协会，此前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据说他与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将军相处不融洽。一到作协，他就是增补的党组副书记，排在邵荃麟之后，当时的书记是周扬。在两个月后的肃反运动中，作协成立五人小组，刘白羽出任组长。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成立由11人组成的作协书记处，刘白羽出任第一书记。他提得很快。

刘白羽比丁玲小一轮，都属龙。他与丁玲在延安曾有过很亲密的友谊。他对郭小川说得罪了老朋友，指的就是丁玲。

他初见丁玲，是在1937年末的山西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刘村。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正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开展抗日宣传。一心要上前线找八路军的文人刘白羽，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崔嵬，从西安经风陵渡过了黄河，也来到刘村。刘白羽在他1992年写成的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说：“首先出来和我们见面的是丁玲和李伯钊，大家在一阵爽亮的笑语声中，互相亲切地握手，……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

丁玲调《解放日报》之前，曾向刘白羽征求意见，问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刘白羽支持她去，认为到那里可以时刻接触大局，眼光会放得更远。丁玲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

丁玲走后，“文抗”支部书记师田手到南泥湾去参加开荒生产，经艾思奇建议，刘白羽接替了支部书记工作。他说：“正是从这时起，我不得不卷入了文学界的旋涡恶浪，不得不踏入苦艾的人生。”“苦艾决不是来自别人，更多是来自自己。”

1942年丁玲写了，引起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事情发生后，丁玲跟刘白羽说：“你是劝我去编报的，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考验，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自己写东西合适。”不久她辞去《解放日报》的工作，又回到文抗，依然当她的副主任，这时刘白羽已经是支部书记，他们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些，刘白羽说：“尽管我们不一定对一切都有共同语言，却始终保持着亲切友谊。”

1982年10月丁玲游览张家界时，对陪同的湖南作家任光椿等人说：在延安时，刘白羽夫妇和我们两人关系很好，别人去跳舞，我们四个人在窑洞里打扑克，聊天。我说，作家最好不当官，又影响工作，又影响创作。刘白羽说，还是像周扬那样好，又写作，又有权。

陈明也曾对笔者说过，在延安时，刘白羽、他的爱人汪琦、丁玲和陈明四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在晚饭以后，在延河边上散步，谈天。想一想看：夕阳照着亮晶晶的河水，也照着他们年轻的身影，悠闲的漫步，风趣的谈话，风华正茂，才气逼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多么难忘的友情！刘白羽在丁玲逝世以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现在想起延安那时候真是‘自由的王国’，人人相见以诚，生活中充满愉快、自由、幸福、温暖。”

在处理丁、陈事件中，刘白羽心里也是有矛盾的。郭小川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林默涵、刘白羽谈及丁陈问题，刘、林既对李之琏、张海偏袒丁陈不满意，但也不反对丁陈翻案，他们的观点是：丁陈仍然有错误，不应否定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后来作协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刘白羽在大会上批判丁玲时是上纲上线，慷慨激昂，但是会下同丁玲单独谈话时，又常常表现得温文和蔼，甚至流露关切之情。笔者也曾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求教于陈明，陈明说，刘白羽毕竟和周扬不一样，他和丁玲在延安有过那么一段真诚的友谊，他不可能一点也不顾旧情。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回顾一生，总结性地写道：“当现在老成凋谢、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告诉读者，我绝非一贯正确，而且走过一段充斥着荒诞与谬误的邪路。如果说我不得不涉及别人，但我更主要的是解剖我自己。”“我再说这一句，我决不想责备任何人，我更多地责备自己。让那些至死不悔的人，保留下对人民的罪责吧！”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6、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

六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时半，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者有53人。会议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

和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意见一边倒的情形相似，这次也是一边倒，那一次是众口一词批判丁、陈，这一次几乎全都是同情丁、陈，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周扬和刘白羽身上。

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1978年11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中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作协党组召开了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周扬、刘白羽同志在会上说一九五五年对丁陈斗争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调查核实就向中央作了报告，是不慎重的，并表示承担责任。这个党组扩大会议举行了三次，因为丁陈不接受查对结论，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而告休会。反右开展后，会议复会又对丁陈等人进行批判，并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

关于六月六日这一次会议，几位参加者有过一些描述。

李之琏写道：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郭小川的日记中写着：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进攻声。陈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这一次，陈明也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他是给邵荃麟写信，经他批准来到会议的。陈明清楚记得，那次会议是邵荃麟先讲，刘白羽次之，第三个是周扬。

当年在文化系统工作的那位老同志保存的小记录本子上面，也记有1957年六七月间作协党组扩大会前五次会议的记录。虽然他的记录十分简要，但毕竟是第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可信性，因而也极具史料价值。根据他的记录和有关材料，我们将会议发言整理如下。

邵荃麟首先发言：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刘白羽先介绍了为什么要召开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背景情况，他说，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感到党内团结有问题，表现是：1、出现了反革命匿名信；2、丁玲领导下的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3、胡风与阿垅的密信中说，丁玲是实力派，胡想争取丁、冯合作。于是向上汇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决定召开党组扩大会。当时，会议并不想解决丁玲的历史问题，肃反开始后，确有不少同志在小会上提出，对丁被捕在南京一段应审查。扩大会议结束时，接触到这一问题。12月正式传达时，陆定一谈了这个问题。

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的斗争，这是最沉重的教训。从一开始提出匿名信，便形成追逼匿名信的问题，对陈企霞的隔离是错误的，党组会议两次提出陈是否会自杀，为了防止出事，雪峰提出隔离，党组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

周扬发言：我的意见与邵、刘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五五年，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的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肃反我参加得少，但也有责任。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白羽也有责任。前年的会议对的应肯定，错的应批评，有缺点、错误、偏差、过火，没有团结，只有斗争。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杨朔发言：我对会议仍有信心，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前年的会不是批判，是斗争，是肃反斗争的性质，不是过火的问题，程度不同地错搞了好多同志、文艺骨干，应吸取教训。那次会，我是左的，跟着党走，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康濯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康濯发言，我是警醒的。

丁玲在会上发了言，但没有过激的语言。

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后议论时，都对周扬承认错误表示支持，朱寨联系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说：党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长期斗争，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特别谨慎。我们靠近中央，可以少犯错误。

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进行，陈企霞、唐达成、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等人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唐达成提出党组扩大会有四个错误：一、根本违反党的政策。我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个方式，这么领导？二、根本不核对情况，匆忙用骇人听闻的字眼报告中央。为什么对同志、对中央这么不负责？三、传达时的报告，特别是康濯的，极尽诬蔑之能事，居心何在？我不理解。歪曲能证明康濯的纯洁么？核对事实时，康根本没有内疚，说材料有人提。到底是谁提的？四、核对材料时，没有交代丁、陈的政治问题。因此核对有困难。张海、崔毅写了一个结论，又被推翻了。我以为他们是公正的。丁、陈事件不是偶然的，有深刻教训，文艺界很多人对此有疑问。虚伪，即使生长在权力里，也不能成为真实。（1999年5月唐达成回忆道：我引用了泰戈尔一句话“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据说我这句话引得周扬十分生气，说：“这个唐达成，用资产阶级语言向党进攻！”）

韦君宜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追查匿名信本身便是错误，信的内容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能说此信是反党、反革命。信未公布，便先说是反党、反革命的。追查过程也是错误的，牵涉很广，公安部对笔迹。二、会议开得对不对？对“反党集团”的斗争错了，怎么党组扩大会议会对呢？丁、陈也不能全无错误，但问题在于搞“反党集团”，不是搞错误问题。三、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很多会议上的人，很多人心情沉重，不能自保。不把这种错误改正，整风难。逮捕陈企霞很轻率。四、感想：在会上跟着发言，很不安，没有独立的思索判断，对不起党员的称号。

唐因发言：一、前年的会既然是思想批判，为何引到追查历史政治问题？为何不允许陈企霞参加会，而且逮捕，在《文艺报》宣布“明令逮捕”？会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召开？因此会议根本错误。二、不同意会议只是“过火”的说法，不是过火，是根本上错了，不能混淆是非。这样说是掩盖错误，不能服天下人之心。三、一棍子打死的领导作法。如对陈企霞，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中央提出检查《文艺报》，很有必要，也有好处，但对编辑部的具体作法是一棍子打死，杀气腾腾，先有结论，后来搜集罪状，林默涵先说了“独立王国”。肃反，《文艺报》斗争面百分之五十，十二个人。对《文艺报》传统中好的东西的破坏是无形的，如研究空气、新老团结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家整风都不敢畅所欲言。（据唐达成回忆，唐因还说：我看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文艺报》好像是一个强盗窝了！）

黄秋耘发言：1955年8月5日，阮章竞来找我说：尽一切努力找出匿名信的线索，查对了四五十人之多的笔迹，挑了十一二份送公安局。错误的原因何在？我是局外人，我的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五人小组对匿名信的主观主义。二、领导对丁、陈、李三同志有成见，宗派可考虑。三、当时很多同志，利害重于是非，在压力下提供了材料，助长错觉。四、本人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要的。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7、反右派斗争正式展开

六月八日是星期六，上午陈明给罗烽打电话，约他到家里来吃午饭。过了一会儿，《文汇报》驻京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采访丁玲，后来这件事成为丁玲的一条重要反党罪状。

丁玲在9月3日党组扩大会上做检讨时谈到这件事说：六月八日前几天，浦熙修打电话说要来，陈明接的电话，拒绝了她。六月八日那天上午，陈明打电话给罗烽，说你吃饭不方便，因为没有保姆，来我们家里吃午饭吧。罗烽电话中说不一定来，但过了一阵他来了。我们没有谈多久，浦熙修同姚芳藻两人就一直闯到我们的小房间来了，因为家里在修理房子，大门没有关。我们在东边小屋内，事先没有料到她们来。浦熙修先问文艺界的谜在哪里？我说，荃麟同志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僵持了一阵，她直接提出我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谈到最后，我说我是一个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的，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又问我今天党组开不开会，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我们找党组去，我说那你们去吧。这天的谈话，我当时认为我是有警惕的。他们走后，陈明问罗烽我有无失言之处，罗烽说拒绝是对的，又说对这些人应该小心谨慎。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荃麟同志、李之琏同志，后来又告诉了逯斐他们。

就因为丁玲说了一句“你们去问党组吧”，后来竟成为她勾结党外右派向党进攻的罪状。

八日这一天作协没有开会，但这一天却有比开会更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陆定一对中国作协正在召开的党组扩大会，明确表示了否定态度。郭小川日记中说：上午十时半，他到刘白羽处，刘白羽告诉他，陆部长找他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陆定一断然否定了会议的倾向，他偏袒周扬，坚持要继续对丁陈进行斗争，而且态度强硬。5月24日提出要纠正错案的部长，刚刚开了两次会就坐不住了，1955年斗争丁陈的大会可是开了十五六次之多。想必周扬、刘白羽搀杂个人情绪的汇报影响了陆定一。何况陆定一从一开始对丁玲态度就是严苛无情的。

陆定一出尔反尔的表态是有来头的，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上头”的精神，知道整风鸣放很快就要转为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

另一件是，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也是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毛泽东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正式展开。

也是在六月八日，《周恩来年谱》中写着：“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者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主要议题肯定是反右派斗争。

对于丁、陈来说，这一天的意义，在于决定了他们的颓势，他们的失败。尽管整风还在大张旗鼓地搞，意见还在七嘴八舌地说，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愤愤地鸣不平，但是他们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相隔不到二十天。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到《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这是为什么》，相隔二十多天。四月末还决心整风的毛泽东，到了五月中旬就已经决心反右了。不仅“右派分子”们猝不及防，就是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大惊失色。

当时在中国作协下属《文艺学习》任副主编的黄秋耘，讲了这样一件事：“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那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风雨年华》）

倒霉的黄秋耘，刚刚按照整风精神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刺在哪里》，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此时刊物已经付印，他想撤回也来不及了。不久，中宣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言论集，黄秋耘名列其中。

显然，周扬在电话里告诉邵荃麟的，就是毛泽东决定要反击右派，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是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圈子很小，依丁玲当时的处境，她绝对没有阅读的资格，即使看到了，她也不会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她决不会把自己同“右派”联系在一起。

就连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也没有听传达的资格。周扬给邵荃麟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很闲在，写了几行诗，读了一会报纸，十时半睡下。一个月之后，郭小川才在陆定一那里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传达范围如此小，保密程度如此高？《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中宣部主要领导读到这里，会意地笑了，或许会想，让丁陈再猖狂一个时期吧，让他们自己去走到顶点吧！

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丁陈问题的讨论处理也随之升级了，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李之琏说：“从此，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这一段话透露了上层对丁、陈的态度。

陆定一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的汇报是有倾向性的，彭真的问话也是有倾向性的，他们的倾向是：中央批准的报告不能改，否则便是“翻案”。在反右派斗争中，翻案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清楚。

当时，反击右派还只在党的最高层悄悄地酝酿部署，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整风。6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休会五天之后，召开第三次会。

邵荃麟首先发言，增加了“反击右派”的内容。他说：最近整风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反击右派言论，因此整风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下面，党内团结更有着重要意义，讨论团结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党组的领导问题。由于六月下旬要开人代会，因此我建议，检讨党组工作的会放在人代会以后去开。

丁玲也发了言，她说：林默涵在五五年扩大会上说，“检查《文艺报》是中宣部早想进行的”，“《文艺报》的独立王国是我们早就感觉到的，并不是胡风说了，我们才这样想的。”这话就是说，独立王国不是检查出来的，是老早就感觉到的。我是党组成员之一，冯雪峰是《文艺报》负责人，也是党组成员，我很想知道那时究竟是几个人和什么人，对这些感觉进行过分析，进行过调查？为什么不拿到党组会上来讨论？我同雪峰都是老同志了，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刘白羽说是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我要问，哪些党员？什么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我提议把康濯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会上公布。康濯提供的材料，你们调查没有？刘白羽说斗争我，经过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部长办公会议的性质？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这一行动，你们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

反右开始后，刘白羽在7月31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说，丁玲的这个发言“达到了反党的高潮”。

《文艺报》杨犁发言：前年的会开的很不好，是失败。康濯却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周、刘、阮都是好的，主要缺点在于丁玲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陈企霞是抗拒。像这些问题就应该摊开来谈，这不是康濯一个人的意见。前年会议的错误在于：一、党内思想批判，变成了敌我斗争；二、斗争方法违反党章，违反民主，不允许有相反的意见，一有便打回去，这种偏向从党内带到党外，先有结论，再找事实；三、会议的结果，是向中央的假报告。检查《文艺报》的错误，领导上吸收了什么经验教训？明明是错的，故意要坚持，不知为什么，说《文艺报》通讯员中三分之二是坏分子。

康濯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他说：有决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前年的会，党组没有好好研究，很多问题我不能回答，不理解。现在的会也是如此。党组前年给中央写的报告，当时我没有看，看了也不会提意见。

因为批判丁玲最初是由刘白羽、阮章竞给陆定一的报告引起，而报告的很多材料是康濯反映的，康濯对此事做了说明。他说，批判胡风时，我发现胡风消息很灵通，他不是党员，哪里来的消息，一定是有党员透露给他，因此我感到党内自由主义严重。另外我感觉，作协党内领导团结也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刘、阮署名给中宣部长的报告里边，有我反映的问题，但我没有写书面材料，是我记在小本子上，同刘白羽谈的，我反映问题的意思，是要求丁玲回来，大家坐在一起谈谈，也谈历史，包括左联，但是周扬说，现在不谈，将来可以谈。我声明：第一、我决不感到丁、陈无错误；第二、我决不认为自己无错误。我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反映问题的，我怎么知道事情会搞成那么大，后来开那么大的会呢？但是，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文学讲习所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同丁玲谈过，但是她不听。丁玲说会上揭发的材料有些不是事实，我也为此写过材料，但没有用，有些揭发的问题，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现在好像我成了挑拨者，我是罪人，我也要求搞清楚。是否周扬、刘白羽、林默涵事先搞了个“反党小集团”框子，我没有感觉，但他们的宗派情绪，特别是林默涵，我有感觉，是逐渐明确起来的。

当时坐在康濯对面的徐刚回忆：康濯跃跃欲言，坐在他旁边的刘白羽有劝阻之意，但康濯还是发言了，推倒了他过去对丁玲的批判。九十年代初康濯逝世前，把徐刚邀到他家，谈话的中心就是，1955年在批判丁陈之前，他写的材料被某些同志断章取义地摘录使用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愧疚的事情了！

“文革”结束以后，丁玲仍然与康濯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1982年秋天访问湖南，康濯以吁喘瘦弱之身全程陪同，游了衡山，还登览了当时刚刚开发尚未正式开放的张家界风景区，他们有说有笑，叙旧议新，还是好朋友。有人谈到康濯五十年代对她的伤害时，丁玲的回答是：“他就是想要做个好党员嘛！”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康濯去世后，在晋察冀边区就与康濯一起共事，对他十分了解熟悉的孙犁，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写到他：“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康濯的夫人王勉思，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大家发言之后，党组书记邵荃麟宣布，党组扩大会“暂时休会”。会后，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一起到郭小川的办公室里，讨论了会议的情况，郭小川日记说：“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摊”出来的是张什么“牌”呢？

这三个下午的会议，周扬是硬着头皮挺过来的。五四年批判胡风，五五年批判丁陈，他都是坐在台上主持会议，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宣部，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声色俱厉，调兵遣将纵横捭阖，而这一回，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且不能解释，不能还击，如坐针毡。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8、“丁陈是歪风代表，要展开斗争”

丁玲在1957年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气候，六月份的三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整风运动的产物，后来会议方针的逆转也是反右派斗争的必然结果。李之琏说：就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评领导的意见太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这真是在关键时刻，扶了岌岌可危的周扬一把。

党组扩大会议休会，就是一个转折的信号。这很可能是陆定一的意见，因为他对会议的倾向极其反感，不能够容许这种情绪再发展蔓延，他已经在考虑，丁陈问题是不是属于“反右派斗争”的题中之义呢！

6月14日上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次日，邵荃麟、刘白羽冒着大雨，应约去见陆定一。下午三点，郭小川去见刘白羽，刘白羽告诉他，“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郭小川听后很兴奋，认为“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的右派。我一定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

问题越来越明朗了。“丁陈是歪风的代表”，还要“展开一个斗争”。6月8日和6月14日陆定一的两次讲话，实际上已经定下了调子。接下来的几天，中宣部紧锣密鼓地开会，统一对丁、陈问题的看法。周扬们开始反击了。

6月16日是星期天，下午四时，中宣部领导找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开会，讨论丁、陈问题，参加人有陆定一、张际春、李之琏、张海、崔毅、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人到的很全。周扬首先发言，他很激动，讲了作协召开的三次党组扩大会的情况，认为会议的气氛很不对头，是一股歪风。接着陆定一讲话，他说，看人要看关键，现在党内外有股右的潮流，显得十分猖獗，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出来，然后给以还击。他认为，丁玲、陈企霞对党是不忠诚的，陈企霞如果还要坚持错误，就应当坚决把他开除。接着其他同志发言，郭小川很激动地说，中宣部应当考虑一下，如果是右了，就应当下决心纠正。陆定一、周扬、刘白羽发言时都批评了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认为他们那里有一股右的潮流，影响了很多人。会议一直开了三个多小时。

大概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扬向陆定一提出，他对去年年底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组织部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有不同意见。于是陆定一指示李之琏同中组部联系，要求把那份结论报告退回来。6月20日，中组部致函中宣部：“中央宣传部：兹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退回，请重议。”

第二天晚上，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又去中南海陆定一家里，继续研究反丁陈的斗争部署。郭小川提出：“丁、陈是右派，应当当作右派来打。”陆定一说：“先不要定，斗斗再看。”邵、刘也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时对于如何划定右派，中央尚无明确的意见。郭小川在陆定一家里，第一次读到那篇著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作协的事情，也在起变化了。

整整过了一周，6月24日上午九时，中宣部又开会讨论丁、陈问题，参加人员与上一次大体相同，但这一次是部长办公会议，更加郑重其事。这次会议实际是冲着张际春、李之琏等人去的，是周扬、刘白羽们长期对于中宣部党委会耿耿于怀的一次反击，但他们不敢碰张际春，只敢批李之琏。他们在16日的会上，已经表示出对李之琏等人的不满，但还没有那么锋芒毕露，这一次会上则火力十足，全面出击，矛盾公开化。

会议的气氛有些紧张，李之琏、崔毅首先发言，谈了在丁、陈问题上与中国作协党组领导的分歧意见。接着，刘白羽、周扬谈了对李之琏的意见，主要是：一、对丁玲历史结论的不同看法；二、对丁、陈两个人的看法；三、对在处理丁、陈过程中，机关党委的肃反总结有意见。肃反总结的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12月李之琏作的中宣部肃反总结中曾经提到，“在肃反斗争中，不应当搞什么党内斗争、思想斗争。”这意思是说，1955年的反丁、陈斗争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招致一些人反对。张际春是中宣部肃反小组组长，他支持这个总结。

周扬提出：丁玲陈企霞在作协党组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的干部对1955年批判丁玲不满，就是替丁玲翻案，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鼓动起来的，他还说，对于中宣部1956年10月作出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他一直有意见。周扬的发言，引起张际春的激动，他站起来，指着周扬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讨论丁玲历史结论时，你们都同意的，没有反对意见才上报中央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有什么根据？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为什么你们现在又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当时在会上你们有话不讲，难道这是搞儿戏吗！周扬、刘白羽也激动起来，双方争辩了好一会儿，场面一时很紧张。最后，陆定一出来打圆场说，对丁玲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有些问题可能当时没有看清楚，现在看得清楚了，李之琏、崔毅等机关党委的同志过去对丁玲了解不多，不是有意袒护她，等等。会议开了将近五个小时，直到下午两点才散会。

周扬们爆发了，反击了，因为他们得到了陆定一的支持，而陆定一有“上面”的支持。

三天后，6月27日，张际春对中组部退回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进行修改后，致函李之琏、张海、崔毅说：“丁玲的历史结论，我又改了一下，请你们再注意看看，并提出重新修改的意见。然后再找若干份用红墨水将修改字句写在旁边，分送周扬、荃麟、白羽、默涵、小川、定一及你们和我。也还可送子意、磐石同志征求意见。应考虑给不给处分。”

李之琏回忆说：丁玲的历史结论从中组部退回以后，在一次部务会上又进行了讨论，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他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审查小组字斟句酌修改了多次、一致通过的结论，就这样被推翻了。陆定一的意见，肯定了他在1955年11月写给中央那封信中提出来的疑问。

1958年5月，在整风反右补课中，中宣部召开批判李之琏、张海、崔毅会议。6月，又将已调湖北工作的黎辛召回，接受批判。7月14日，中宣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7月25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李之琏定为极右分子，黎辛定为右派分子，他们两人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张海、崔毅两人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李之琏由7级降为13级；黎辛由11级降为16级；张海由9级降为14级；崔毅由11级降为14级。

在这期间，许多人企盼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发表了，6月18日晚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又在《人民日报》登载全文。这是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从5月7日到6月17日又作了十几次修改，加写了著名的“六条标准”，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这篇讲话本来是许多人在整风中敢于大胆讲话的思想武器，但是，“当人们6月19日早晨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些听过录音、听过传达、或者风闻过原来讲话某些内容的人，都对着报纸目瞪口呆了。一些在这篇讲话鼓励之下鸣放了好一阵子的人，看到赫然在目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第四章 1957之一：决战 9、蒋祖林探亲

6月20日是个让丁玲高兴的日子，这一天中午，在苏联留学的儿子蒋祖林回国探亲，乘坐国际列车抵达北京。丁玲亲自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祖林1953年8月去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潜艇设计制造，离家已经四年。

蒋祖林向笔者介绍说，当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两三千人之多，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个城市。莫斯科至北京间的国际列车，每周只有两班，为了缓解运输压力，开始领导不提倡留学生回国休假，后来感到留学生也需要了解国内的情况，又规定，学满三年以上的可以回国度假探亲，路费自理。

丁玲与祖林这一对母子的感情非常深厚。上一次母子相见还是1954年12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完会，她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祖林陪伴她四天，这一别又是两年半了。为了能在国内多住几日，祖林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用平日积攒的1200卢布，买了列宁格勒到北京的往返火车票，6月9日他从列宁格勒启程，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回国之前，他已经从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那里，听到一点妈妈“犯错误”的消息，但是妈妈来信中却从未谈过这件事，他心存疑惑，很不放心，这也是他急于回国的原因之一。回到家里，家还是那么温暖，妈妈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当天晚上，丁玲向祖林谈起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情况，并告诉儿子：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作家协会已经开了三次党组扩大会，会上的发言都认为1955年斗争我是不应该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党组扩大会现在暂时休会。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遗留问题，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丁玲还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诗人艾青是丁玲一家人的好朋友，听说祖林回国探亲，在北京饭店搞了一次小型的聚餐。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蒋祖林回忆：“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离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那是一次好友的相聚、文化人的相聚，席间必是谐语叠出，笑声不断，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这些天真的才子们，浑然不觉滚滚乌云正向他们压过来，还在尽情地享受这一次“最后的晚餐”。此后不久，丁玲、艾青、江丰、朱丹等就遭到批判斗争，相继被打为右派。

祖林到家第二天，妈妈同他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说可以去青岛住些日子，参观海军基地，看看潜水艇，萧劲光司令员曾表示欢迎丁玲去海军看看，当然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一家人都放心不下“反党集团”问题的最后处理。丁玲说：“那我们就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景色也好。”

1957年的夏天北京热得早，六月下旬的气温就达到了摄氏30度，但颐和园要比城里凉快许多。丁玲与祖林在云松巢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充分享受这难得的重逢。云松巢在万寿山下，是一个白墙花瓦相围、松柏掩映的小院落，其名取自李白的诗句“吾将此地巢云松”。院子里有好几棵很大的松树。久别的母子，有多少话要说啊。白天他们很少出院子，傍晚，当游人渐稀，飞鸟归巢的时候，他们才踱步于湖光山色之间。那些天，丁玲的心绪很好，同儿子在一起，她什么话都可以谈，他们忆起许多往事，忆起丁玲的母亲，忆起1951年夏天毛主席来云松巢看望她的情景。

这一年，祖林27岁了，作为母亲，丁玲自然十分关心儿子的婚姻大事。她已经看好了一个姑娘，是作家李纳的妹妹李灵源。这姑娘漂亮，聪明，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事业上很有发展。李纳在延安时，曾经是祖林的中学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时又是丁玲的学生，与他们母子都很熟识。为了促成这桩婚事，丁玲邀请李纳姐妹来到颐和园，一起度过了三天。

祖林与灵源相处得很好，第一次见面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的感情发展很快，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分手时候总是难舍难分。7月中旬，灵源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要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丁玲在萃华楼饭庄设家宴为她饯行。就在这天晚上，祖林同灵源确定了爱情关系。这件事让丁玲十分欣慰，她亲自领着儿子，在东安市场的首饰店，为未来的儿媳挑选了一个浅紫色的宝石领花。

那些天还有一件让丁玲高兴的事情，智利诗人聂鲁达夫妇来中国访问，丁玲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出面宴请。他们是老朋友了，1951年9月，聂鲁达和苏联作家爱伦堡代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来华，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宋庆龄授以奖金，丁玲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她又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陪同爱伦堡夫妇、聂鲁达夫妇去上海、杭州参观游览，回到北京，又设家宴款待，并找来贺敬之、徐光耀等青年作家作陪。

尽是一些好兆头，丁玲和喜欢丁玲的人，都沉浸在乐观之中，深信不疑地等待着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一种不知内情底细的乐观，一种不懂政治的文化人的乐观。一场空前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战斗在七月打响

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从七月份正式开始。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6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并非纪念文章，而是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6月14日在相同位置也是一篇毛泽东撰写、署名“本报编辑部”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两篇文章题目相近，内容相连，前一篇是亮出靶子，这一篇是开枪射击！全面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刻来到了。

这时，反击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初战告捷。在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批判了“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在会议上受到了批判，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出现了“章罗同盟”的提法。

但是直到7月1日，中国作协的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动静，整个文艺界也还没有动静。

7月3日下午，周扬召集作协党组领导开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郭小川日记中记载：“周扬传达了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要各单位排排队，做出计划来。”

7月5日下午，郭小川写出作协机关反右派斗争计划。6日上午，邵荃麟召集党组成员讨论了这个计划。8日是星期一，一早起来雷声滚滚，大雨倾盆，积水阻碍了交通。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动员大会在雷雨声中召开，邵荃麟作动员报告，讲了两个半小时。刘白羽宣读了反右派斗争计划。臧克家、艾芜等也在会上发言。会议开到一时。中国作协的反右派斗争从此开始。

7月16日晚上，艾青在康乐饭店设宴，招待聂鲁达夫妇和西马多夫妇，请了郭小川、徐迟、沙鸥等几位诗人作陪。郭小川本不想去，他晚上八点还要去周扬那里开会。艾青说，那我们就八点钟散席。艾青的夫人高瑛把时间掌握得很好，八点之前果然结束。郭小川匆忙赶到周扬那里，邵荃麟、刘白羽已经到了。他们一起商谈了作协下一步反右斗争的目标，确定丁、陈问题在下周集中搞。他们一直研究到11点半。

7月21日是星期天，下午三点，作协党组邵、刘、郭三位又到周扬处开会，进一步研究对丁、陈斗争问题。他们商量说，现在丁、陈自恃有理，又有群众支持，要想搞倒他们，非得有新材料、重型炮弹不可。到哪里去找呢？有人提到了柳溪，柳溪原来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刚刚调去天津作协，她与陈企霞关系十分密切，在肃反中和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时，都揭发过陈企霞大量材料，是一个重要知情人。周扬当即决定，要刘白羽第二天就去天津，拿下柳溪，打开突破口。会上还决定，批判丁、陈的党组扩大会，在下一周的星期四、五、六几天连续召开，一鼓作气！

真正的主角就要登场，真正的战斗就要打响。

从郭小川日记的片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在7月里，党中央确实加强了对文化战线反右派斗争的领导：7月3日，周扬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对右派勇气不够，方法不够。时间要延长，斗争要坚决展开。要各单位排排队，做出计划来。7月4日上午，邵荃麟、刘白羽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听了邓小平反右派斗争的报告。7月12日晚，邵荃麟、刘白羽参加了邓小平召集的会议，小平“非常强调说理，驳倒右派，斗争要狠”。7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2、丁玲在紫光阁见到周恩来

这时丁玲在干什么？

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反右派，丁玲没有参加，她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身份没有确定，不宜参加。后来批判她时，说她是“无故不出席”，“拒绝参加”。虽然没有到会，但她在密切注视，阅读每天的《人民日报》，对反右派的消息读得尤其仔细。7月12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陆定一《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的发言，丁玲很仔细地读了一遍，放心地想：他讲的问题跟我不沾边。经过这两年斗争风雨的洗礼，她在政治上“成熟”了许多，表现之一，就是瞻前顾后，谨言慎行。

7月15日，人大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紧接着，7月17日至21日，党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八月一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文章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理论基础：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战线包含在“思想战线”范畴之内，还得要深入挖掘。

就在青岛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两次找文化界领导人谈话，他既谈反右，又谈整风，强调反右不能忘记整风。

一次是人大会议闭幕前一天，7月14日，星期天，《周恩来年谱》中载有 “约陆定一、康生、周扬、张际春、钱俊瑞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当日下午两点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周恩来两次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他说，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斗争，“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要忘记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文艺界还没有很好展开，要积极行动起来。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整风还要仔细地搞”。

另一次是青岛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7月22日，周恩来约了康生、周扬、钱俊瑞、张际春、徐冰等，谈文艺界整风问题。他说：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能忘记整风，各单位对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有了错误就要改正。

整风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是敌我矛盾，在声势日益浩大的反右斗争全面展开的时候，周恩来找文艺界领导人大谈不要忘记整风，是不是想要冲淡一下浓烈的火药味，求得对艺术家的适当保护呢？他真是用心良苦！

7月14日下午，丁玲也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那天到会的有巴金、老舍、言慧珠、陈伯华、常香玉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共二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恰好在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可谓反右派斗争中的一次“明星荟萃”。郭沫若主持会议，周恩来讲话后，陆定一、康生、周扬也讲了话，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八点。丁玲心情很好，回到家里告诉家人，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

丁玲自我感觉良好，但她的感觉并不准确。二十年后，当她吃尽了苦头，被安置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时，对那一天的情景才有了深刻准确的理解。她向祖林回忆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思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1984年4月末，一个星期天，丁玲与秘书聊天时又谈到周总理，她很有感触地说：“周总理重视作家呀，在张家口时，会见马歇尔，队伍里那么多人，周总理单独把我拉出来，介绍给马歇尔，说，这是我们的作家丁玲。欢迎尼赫鲁、吴奈温等一些国家元首时，队伍里有那么多部长他不介绍，唯独把我拉出来单独介绍。四九年建国后组织的第一个访苏代表团，有各行各业的代表，包括许广平，他却要我这个作家当团长，可不好当了。为什么文艺界那么多人怀念周总理，总理对他们可关心了，管的可细了。50年代一些有争议的电影剧本，总理都参加讨论会，也请我们参加会，他重视我们的意见。”

但是，慈心的总理左右不了政治形势，也保护不了丁玲——他可能很想要“保”她一下的。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3、邵荃麟心有余悸

在反右派斗争中，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是邵荃麟，但斗争的真正领导人却是副书记刘白羽，他才是周扬所信任倚重的力量。

与邵荃麟私交甚好的黄秋耘说，在反右派运动中，邵荃麟起的作用极小，他当时自身难保，因为在整风中间他和夫人葛琴去浙江鼓励大鸣大放，鼓励文艺界给党提意见。

张僖说，邵荃麟到杭州，不光发动大家鸣放，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鸣放的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有一天，林默涵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他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大概邵荃麟比较缺少党内政治斗争的经验，他身上更多的是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指示。

邵荃麟是1953年初，从中宣部教育处处长的岗位来到中国文协的。当时丁玲正在汤岗子温泉疗养，这个消息是周扬写信告诉她的。同年《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邵荃麟接替茅盾出任主编，10月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邵荃麟任副主席，并担任新一届党组的副书记。1956年12月，他接替周扬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这个职务一直持续到1965年8月，接替他的是刘白羽。

邵荃麟比丁玲小两岁，比周扬大两岁，但入党比他们两人都早，他是1926年，周扬是1927年，丁玲则是1932年。他长期在国统区领导党的文化工作，写过文艺理论文章，翻译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黎之谈到反右斗争之前对邵荃麟的印象：“他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非常诚恳执著的人。除了工作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生活要求简单，据说上班时他的夫人葛琴得把香烟和手绢装到他口袋里。他烟瘾很大，但一讲起话来烟也忘了抽，点上火吸一口就丢到烟缸里，我很为那一支支浪费的‘中华牌’而可惜。面对着作协工作中的复杂情况他不时也流露出忧虑，但他相信以他的正直无私，对党的忠诚，是会把工作作好的。每一次党组会他都作有准备的系统的发言，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件经手的工作。他的身体那么瘦弱，体不胜衣，我为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也为他的健康担心。”

邵荃麟身体不好，1928年就患过肺病，又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多次发言，针对着文艺创作中题材单调、人物概念化的倾向，提出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因此被诬为鼓吹写中间人物，先是受到批评，又在“文革”中受到批斗，1971年含冤而死，时年只有65岁。他女儿邵小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文革”期间他被关押，夜里肺气肿加重，不停地咳嗽，他抓住同居一室的黄秋耘的手，以微弱的声音说：“你替我想想，这些年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党？”

邵荃麟是一个悲剧人物，正直，诚实，忠实于党，却不为“组织”所器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而“十七年”间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就是要敢斗善斗。黄秋耘评价他说：“邵荃麟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也有很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但同时呢，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也摆脱不了。”“邵荃麟待人处事主张通情达理，要与人为善，不要苛求于别人。”“他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列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时中国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几个领导里头，郭小川对林默涵、刘白羽很佩服，觉得他们“是周扬的左右手，是文艺界的干才”，对邵荃麟却“不那么佩服”，觉得他讲话罗嗦，“林默涵也常常说他‘好表现’、‘一讲就是几小时’，但对他的大的方面，仍然是相信的。”（《检讨书》）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4、党组扩大会转向

7月25日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在休会四十多天之后复会。从6月的那三次会顺序排下来，这是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但是会议内容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由纠正“丁、陈反党集团”的错案，变为批判丁、陈右派反党集团。

有人这样形容：从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到1957年6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是180度的转弯；从1957年6月6日党组扩大会到7月25日的党组扩大会，又是180度的转弯，两个180度，恰好是360度，转了一圈，又回到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初始点。

会议地点改在文联大楼礼堂。徐光耀说：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它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个风暴中心，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把它忘怀。

全部会议结束之后，中国作协党组在1957年9月出了一本批判发言集，白色封面上的题目是《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以下本文所引，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本发言集中的材料。

邵荃麟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开门见山，一下子就点明了“要害”说：右派进攻的办法就是“要翻案”！根据老同志的记录本，邵荃麟说：主要问题还在党内的右派，右派的进攻很恶毒，主要一条是要打倒领导，打倒作协、中宣部的领导，办法是要翻案。如浦熙修交代，他们的计划是要攻《文艺报》、《人民文学》两个堡垒，要公开丁、陈问题。浦熙修亲自出马，到我家，也到其他同志家，要求公开此事，要求参加党组扩大会，企图以此攻领导。奇怪的是，党员同意了她，响应他们，配合他们，我们会上的事，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并不是不能对外讲，只是未逢其时。现在规定纪律：禁止泄密！开会是为了辩明是非，加强团结。中央再三说，有大是大非，有小是小非，首先是大是大非，然后是小是小非，你有九十九条小是，一条大非，便全非了。为了保证把会开好，现在宣布：1、宣传部指定周扬同志代表宣传部参加这个会；2、丁玲要求公布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写的报告，宣传部不同意，他们报告的内容与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基本相同；3、丁、陈的两个历史材料，陈的是报告，不是结论，丁的历史结论，中央组织部退回，要求重新审查。

周扬接着讲话，口气比6月份强硬得多，讲了两个小时。依《发言集》的稿子，他说：前年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同志的会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向全国的主要文艺干部作了传达。中宣部为了妥当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又成立了以张际春为首的专案小组，作了很多材料查对工作。整风中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于是丁陈问题不单成了作协整风的中心问题，也成了中宣部整风的中心问题之一了。上次我说明我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现在我是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希望不因此影响同志们的发言，不要因为反右派斗争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胆地讲。上次萧三同志说怕给部长们提意见，这不是一个老党员应说的话，后来他说是开玩笑，这个玩笑开得也不好。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质问。好像前年的会有阴谋，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

周扬讲了三点：一、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究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二、前年的斗争会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负主要负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个结论是否下得重了一点，同志们还可以讨论，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三、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

《发言集》中的稿子，是经过了本人修改整理过的。老同志的记录稿与此有所不同：

周扬发言：一、对前年会的估计。前年的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传达会，三个环节是否错了？有人要追查，仿佛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说是违法乱纪，违反党章，我看，基本上是对的。肃反和思想斗争混在一起，是一个经验。斗争会、给中央的报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党还看不出来么？能允许么？同志们对党、对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绪，好像党搞阴谋。有人提出，中宣部办公会议是否代表中央？这一态度不能接受，这是挑战，是无理的要求，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人说前年的会是欺上瞒下、违法乱纪、违反党章。究竟自己看过党章没有？这些意见不能接受。前年的会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确。为什么？因为它反对危害党的统一、团结的行为，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尚未结束，仍在进行。1、斗争的确有缺点、错误，要认真检查，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认，要弥补；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艺界不经过斗争不能团结。2、还有一部分人，和错误思想有共鸣。文艺界右倾思想有滋长，是极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普通党员，一度掌握大权，但一贯骄傲自满。丁对前年的会，开始态度是好的，说党挽救了她，当然是被迫讲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按党的原则把文艺队伍团结起来。发动这个斗争，是邵荃麟、刘白羽的功劳。

二、斗争的优缺点。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如全错，我负全责。把有些同志搞错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不是工作关系。《文艺报》是独立王国，丁起了支持作用，没有丁，陈搞不起来。当时认为是小集团，后来有反复，现在仍未做结论。反正他们搞了一些人，不听党的招呼，只听个人的。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对丁玲，没有在会上提出历史问题，也是对她的保护。给中央的报告，基本情况是对的，某些事有出入，有夸大，判断不当。文讲所不是独立王国，也有成绩，也和丁、陈有关，但不能因此便说没有错误。过去我和丁玲不融洽，这和作风上的毛病也有关。我和丁玲在上海时是一般同志关系，到延安，关系不好，一个在鲁艺、一个在文抗，或者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责任谁重，可以研究。解放后，丁玲有进步，顾大局，接近人，对丁玲的工作（文学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传部分工是乔木。丁玲的缺点错误当时我也看到，如她为文讲所的事很激动，后来感到她的态度不对。二次文代会，有些意见争论，我不愿展开，怕伤害团结，这是对党不负责。刘白羽批评我，我记得很深。那时只求团结，不讲批评。反胡风斗争，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对我不是同志式的态度。斗争会后，没有继续做团结、善后工作。丁玲对我的情绪也有抵触。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要冷静分析、全面判断，如对文讲所，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我对同志关系，政治上要求不严，对自己也不严。我对党是忠实的。主席也批评我不尖锐，在原则问题上不尖锐，实际是政治上的软弱。我的教训，一个是尖锐，一个是实事求是，对人平日的关怀没有，帮助没有。丁玲平日对人关怀，但在政治上腐蚀了别人。但我没有小圈子，就是没有。

三、关于丁玲的错误。丁、陈的错误，主要在对党的关系上，丁玲对党不忠诚，或不够忠诚。为了帮助丁玲，我讲点材料，她在三个时期没有很好经受考验：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这是最严重的考验，丁没有经得起，最后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给敌人写了东西，这不是变节是什么？冯达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务。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务。为什么敌人那么好，她离开南京很自由，敌特不追究。（给敌人写条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后隐瞒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讲了，这是对党忠实吗？丁对党大不忠。1942年边区革命处于困难时，王实味的文章是丁、陈登出的。丁还写了，跟萧军搞得那么好，不能解释。丁玲什么时候检讨过？特务机关登，当做材料，这能说“忠诚的问题解决了”么？全国解放后，丁玲到北京，身负重责，得奖，但骄傲自满，凌驾于党之上，培养个人势力。文艺整风动员会上丁的讲话，当时感到气焰不对头。《文艺报》办起来，是丁玲的功劳，反《武训传》，她是积极的。丁玲说“《文艺报》是我们几个人办的……”这种气氛就是个人中心。批评丁玲之前康生问我：为什么丁玲的杂文老是“我”字？就是个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陈企霞，表面要陈检讨，内心的声音是另一套：《文艺报》倒霉，整了陈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满情绪。陈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从整风到检查《文艺报》，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协领导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一本书主义”是有的，不在于讲过话，而在于思想。说自己是“靠苏联吃饭”，对吗？国际主义是这样么？这不是“一本书主义”是什么？说“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么地方特殊照顾了周立波、赵树理？自以为是大作家，有本钱。根本问题就是个人主义。丁玲在这三个阶段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

四、团结问题。要团结不能没有斗争，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温情，不能无是非。什么良心、公正，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先搞大是非，后搞小是非。

张光年发言，讲到6月份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说：丁、陈没有自我检讨，反倒追查，把前年的会描写为一塌糊涂。前年反胡风，是有反党暗流，自由主义严重得很，匿名信是向党挑战。前年的会是党内的批评、斗争会，批判了反党暗流、宗派活动。后来调查的结果，很多材料确有其事。丁玲长期的反党情绪，一有机会便流露。为什么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再不要不老实了。

田间发言：我同意周扬的发言。文艺界不团结，丁玲、陈企霞、李又然这些人要负责。很早以前丁玲对我说过，周扬不好团结，不止一次。批判胡风开始，她的态度也不好，写文章也无力。辩正材料中，对历史，对胡风问题，推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丁与胡的关系暧昧，应该检查。历史上，丁是经过胡风从上海出来的，应该说清楚。检查《文艺报》丁玲不满意，在我和康濯面前说过，是对党不满。文讲所停办的事，她纠缠了很长时间，也是不满。谁同党接近些，她就认为不好。

会场的情绪激奋慷慨，甚于六月。丁玲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对于会议的转向和气氛，十分震惊。李之琏描述说：一些人愤怒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并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

当晚，郭小川坐在灯下，高兴地写下自己的感觉：“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

但是，也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黎之说，“苏一萍多次向我提到6月6日会议周扬等人的态度。有一次他还拿着笔记本给我看，他一再说：‘周扬同志说过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朱寨也觉得批判过火。在我们一起去参加会时，他对他的一位延安同学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发言颇有微词。”苏一萍和朱寨当时都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黎之说，至今也弄不清为什么那样严厉地批判“一本书主义”，难道这就叫反党？秦川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

7月26日，中国作协机关组织听周总理7月14日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录音，党组扩大会停开一天。27日上午八时半，会议继续举行。

杨犁首先发言，检讨自己说：整风以来犯了大错误，在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和右派分子一个调子，没有党员气味。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文艺报》部分人有抗拒情绪，对“独立王国”的说法很反感。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部分失实与“捏造”是有原则的区别。周扬对丁玲的批评很切实，反党思想、宗派主义。前年的批判很有必要，但不彻底。

周立波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丁陈问题，没有过火的地方，材料不能全推翻。支部会上丁玲说，周扬统治几十年，这是右派立场。

张松如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

钟惦棐发言：没有丁玲的支持、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树不起来，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最后康濯做了长篇发言：前三次会，有些意见是好的，更多是不能同意的，我在会上的发言，几句话很不好，第三次会上那次发言，立场动摇。那时正是党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我愿意在同志们帮助下改正。前年的会我有缺点、错误，谈不上委屈，我是领导人之一、党组成员、当事人。正因为犯过错误，所以这一次力求站稳立场，实事求是。

康濯谈到他对前年党组扩大会的看法：是党内思想斗争会，后来包含政治性质，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做法上有偏差，是次要问题。那次会是党组领导，阮章竞是以总支书记身份参加，与肃反五人小组无关。1、当时研究问题，是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参与研究，肃反五人小组未参加，我和严文井未参加。2、做法，只揭露思想，批判，并未在会上追查历史问题。3、大多数发言都是思想斗争，不接触政治。后期接触政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发生了问题，提出来完全必要。丁、陈在党内团结上有错误。反胡风斗争暴露了我们不团结，胡风就看出了，胡风反革命面目暴露后，发现敌人消息灵通，我们内部有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丁玲直接供给，但丁玲的自由主义有作用，自由主义是反动分子的好朋友。丁玲是主要负责干部。那次党组扩大会以后，自由主义确实减少了，作协工作有发展。前年会的错误、缺点是：1、当时追查匿名信是必要的，追查中有粗暴的地方，产生过火的作法。2、整个斗争，实事求是精神不够，没有允许反面意见讲话，没有做全面调查。3、未作结论前，就在全国传达，有消极的后果。消极的方面是：丁陈的错误未很好解决，党内整个团结也没有根本解决，近一年来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问题，原因在于某些同志没有从前年的会接受教训，形势变化就迷失方向，如戈扬同志，忘了前年会议的教训。只怪自己党性太弱，经不起风吹雨打。

康濯说，当年我的情况是，看到党内团结有问题，为此感到焦虑。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团结问题未揭开。检查《文艺报》时，感到丁玲对周扬态度不对，有宗派情绪。此前我也有过感觉，很苦恼，对丁玲谈过，丁玲说，这些都谈过，解决不了。1953年以后我很少去丁玲那里，她说为何不来，怕人说小圈子？向组织提供材料，进行批评，完全对，如有捏造，党审查处分我。我提的材料前年会上都讲了，个别材料丁玲不承认，或看法不一，但我认为全部属实。是否由于我提材料而挑起的斗争？完全错误，那是我靠近党、对党忠诚的表现，只恨提得晚了。我提的是党内团结的问题，但内容有偏差，当初以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开展批评，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开那样的会。开始感到那样的会气氛不好，火力集中对丁、陈，后来想通了，因为，1、看到丁、陈问题的严重；2、揭露了许多材料，让我吃惊，丁玲的问题超过我原来的认识；3、开始了解了丁玲的历史问题。会后我的情绪不稳定，产生错误和缺点。我的发言是有影响的，戈扬发言提出反党暗流，我同意了，但发展了，说暗流有好多细流，汇集到丁玲。

康濯谈到他对丁、陈的看法：丁是有错误，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团结有很不好的影响，在我们面前谈周扬，往往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冷眼旁观，以欣赏、嘲笑的态度。也谈过周的生活，但很少。以她的地位，有意见为何不当面谈？谈了，解决了，为什么还要谈？还要散布？丁玲那份检讨比较接近实际，不深刻，但她发言又否定了。犯错误的原因是，丁玲在顺利环境中，滋长了自满，对党的信任泰然自若，经不起批评。丁玲傲得很，提意见很难提。1953年丁玲给文讲所学员写信，提出修改，她没写信之前，我不敢提，我庸俗，考虑上下级关系。

康濯发言之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不顾会场上的强大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不少人都以钦佩的语调回忆说，在中国作协整风和反右斗争中，韦君宜是个仗义执言、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她的正直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又力保受到批判的《文艺学习》副主编黄秋耘，为此险些被划为右派，多亏蒋南翔、胡乔木、彭真等“一二九”老战友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但还是免不了挨批斗。

按照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会议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拿下丁玲、陈企霞，为此，刘白羽从7月22日起就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力克知情人柳溪，他连25日的大会都没有参加。

7月26日晚上，邵荃麟告诉林默涵和郭小川：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这个批评分量不轻。中宣部的“宝”押在中国作协身上，押在丁、陈身上，他们要尽快拿下这个大案报功。当天夜里，刘白羽从天津得胜而归，第二天中午他向党组汇报：柳溪终于在25日早晨交代了陈企霞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丁玲，都是一些杀伤力很强的“重型炸弹”。这个消息令人兴奋，党组决定，把会议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柳溪在会上当众揭发。

7月28日是星期日，晚八时，周扬又找作协党组领导开会，一直开到深夜11点半。他们对柳溪的揭发虽然很感兴趣，但柳溪毕竟是有问题的人，不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经过研究，决定改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方纪作重点发言，由他来公布柳溪揭发的材料。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极少数党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将右派的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丁玲离“右派”的标准，或者说是“右派”离丁玲的标准，越来越近了。

7月29日，新的一周。上午作协没有开党组扩大会，开了另外一个会，坐在会场里的，是将从明天起新参加党组扩大会的人和原来参加会议的骨干。周扬讲话，介绍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批判斗争丁、陈的情况。实际上，这是一个党组扩大会进一步升级的动员会。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5、众生相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说，“在第七次会议上，天津市委宣传部同志宣布了长期被陈企霞利用、欺骗的柳溪所揭露的材料，从此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从第七次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达三百多人”。

第七次会议的时间是7月30日。

这天上午，周扬给林默涵打电话，了解对会议的反映，又问了下午发言的准备，特别是方纪发言的准备情况。下午二时开会，会场里多了许多新面孔，表情严肃，气氛庄重，即便是老朋友在这里相逢，也只是矜持地打个招呼。主持会议的邵荃麟对扩大会议范围的原因作了说明：第一，丁、陈的问题不仅是党内的问题，也是文艺界的一个大问题；第二，右派分子浦熙修等曾经利用丁、陈问题进行歪曲宣传，许多同志不明真相。因此邀请更多同志到会，公开讨论。

在新扩大的人员中，包括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全体党员干部。这是创作室主任虞棘专门找郭小川要求来的“特殊照顾”。当年的总政创作室，集中了全军文化创作的顶尖人物，其中有魏巍（副主任）、杜烽（党支部书记）、胡可（党小组长）、徐光耀、白桦、黄宗江、公刘、黎白等。后来魏巍代表到会的十七位部队作家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他们乘坐的卡车来到文联大楼门口时，徐光耀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他听见有人说丁玲来了，就急忙跳下汽车，高兴地跑过去要跟她握手，但丁玲戴着一副墨镜，步履蹒跚，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再看旁边的陈明，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这时徐光耀才感觉有些不对劲。

走进文联大楼，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一层半的地方，是一个大厅，正面是一座舞台，大厅里有几根支撑屋顶的粗大圆柱，因此有人称之为圆柱大厅。扩大了的党组扩大会，就在这个大厅里召开，但是舞台上不设主席台。徐光耀回忆：大厅里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主持人中最活跃的，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郭小川等，周扬自己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偶然插话，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徐光耀描述丁玲说：“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大会开始，方纪首先发言，揭发出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愤怒。方纪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60年代初写过散文名篇《挥手之间》。徐光耀说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

方纪说：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来发言。最近柳溪同志在天津分会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揭露了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天津作协分会的同志们听到这些事实是震惊的，愤怒的，因此委派我到这里来发言，根据柳溪同志交代的材料进行揭发。方纪发言中涉及到丁玲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件是，六月份作协党组扩大会开始后，陈企霞约柳溪到天坛公园见面，告诉她说“这下可好了，局面打开了！”要柳溪去告诉《文汇报》，派人采访作协的会，采访丁玲。柳溪便去找了姚芳藻，告诉她丁、陈事件的内幕，要他们去采访丁玲。浦熙修带姚芳藻去访问丁玲，丁玲却要他们去问邵荃麟。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丁陈“勾结党外右派来向党进攻”！另一件是，陈企霞曾准备办一个油印刊物，由丁玲出钱，他说：“这就可以顶垮《文艺报》！”第三件是：陈企霞告诉柳溪：“这回丁玲下了决心，要在今年十月文代大会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后来就把这个事说成是丁玲准备公开分裂文艺界！

只许往丁玲身上泼污水，不允许她讲一句怨气话，讲了，就是新的“反党”事实！即便丁玲真的退出作家协会，就能够分裂得了文艺界吗？实在高估了她的作用和能量。真是无限上纲，夸大其词，暴露出某些人霸道的嘴脸！

1978年4月，丁玲在写给胡耀邦的申述材料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我带着气愤对葛文说过一次：‘这次问题（指为1955年作协党组结论平反）如不解决，我要退出文艺界。’这以后，陈企霞来我家，我对他说过：‘这次问题不解决，文艺界我是不呆了。’这两次都是在感情冲动时，没有经过思考的气话。”

接着，会议安排《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发言揭发柳溪。

丁玲也在会上做了较长发言，既检讨，也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和澄清。她不得不承认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开得对，不得不承认她利用了6月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向党进攻，表示接受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意见，特别是周扬同志的意见，决心改正。

第二天，丁玲的发言就遭到了批判，被认为太空洞，谈的都是生活琐事，未谈如何串联和煽动旁人反党的问题。张天翼、艾青、沙汀的联合发言说：“丁玲同志，我们把你当作老同志，我们对你是关心爱护的，党也是一再保护你。……希望丁玲同志能真正克服自己的错误。”

接着陈企霞发言，态度明显转变，说他已到生死关头，再不抵赖了。田间的夫人葛文发言证实说，曾经听丁玲讲过要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

每次大会，都安排一个重点发言，这一天的重点发言是刘白羽，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从五时讲到七时半，郭小川称之为“很好的发言”。

刘白羽沿用了周扬7月25日的讲话思路，说丁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党不忠诚，三十年代在南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全国胜利后在北京，几个重大关键时期都是不忠诚老实。刘白羽引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本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中的几段话，以证明她写的受到敌人的欢迎和利用。刘白羽说，全国解放后，丁玲的骄傲自满达到相当的高度，对她说一点不顺耳的话也十分困难，丁玲问我对《记游桃花坪》的意见，我婉转地说不如《粮秣主任》，可是她马上说谁谁说比那篇还好。她对茅盾、老舍、巴金等党外作家常常不尊重，对党内作家也不尊重。

刘白羽也做了一些检讨，他说：作为五人小组、党组负责人，“我的缺点主要是‘左’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期间我有偏激过火的地方，斗错了、斗重了一些同志，我个人都负有责任，应当向他们赔礼道歉，特别对李又然同志的隔离，我曾经在肃反总结会议上道过歉，也曾两次到他家去道过歉，今天我还向李又然道歉。另外，也有一些善后处理不完善的，比如对厂民（严辰）同志的斗争就是这样，没有把审查结果在同样规模的会议上加以宣布。今天我就代表五人小组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厂民同志政治历史上，经我们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由于我个人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我在现在以至将来，对这些同志都是永怀着歉意的。”他还特别提到，“在党内对丁、陈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对匿名信的追查。……还有，就是当时对有些材料的查对复审不够，材料中有夸大的地方，这都表明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刘白羽为1955年和1957年两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自己对于丁玲等人造成的伤害，同样“永怀着歉意”。1984年8月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下发之后，8月21日下午，刘白羽专程来到木樨地丁玲家中，想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表示道歉。他刚说了一句：“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大度地截住他的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接着便转了话题，亲热友好地交谈起来。从此，丁玲与刘白羽恢复了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与刘白羽相识多年、90年代初期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 2001年底在一次谈话中称，刘白羽在50年代的一些表现都是“奉命整人”。

8月1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举行第九次会议。曹禺第一个发言，他讲得很实在，说：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党员，这次会上揭发的事情叫我震动、愤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党的会议，被批评的是我认识的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蜕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使我痛切感到，高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彻底改造，入了党更要继续改造。我对丁玲、陈企霞两同志真是感到非常失望。丁玲有才能，能写作，办事也很能干，这是我的印象。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的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喜欢有一堆人捧着她，围着她转。我和她在莫斯科时，她得了斯大林奖金，她很高兴。我也为她高兴。她对我说：“以后要写几本好书了，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多写几部。”一个作家想写出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书当然好，但是我觉得她的口气里有一种过于自负的味道。我诚诚恳恳地希望丁玲、陈企霞两同志转过心来，下一次大决心，再做新人。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6、陈企霞“缴械”

一定是柳溪的揭发深深触动了他，陈企霞那天晚上回到家里，神态忧郁，精神萎靡。

他的长子陈恭怀回忆说：父亲开会回来，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有二百多人，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辨。说我们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匿名信实际上是周*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有很大责任。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母亲劝他打消顾虑，相信党，相信组织。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父亲睡下后，母亲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她穿着拖鞋，从贡院西街家中，走到相距不远的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住处，把父亲说的情况全都告诉他，并说父亲已经认识到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刘不大相信，说企霞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把这一情况向周扬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8月2日上午九点多，郭小川来到机关大楼，刘白羽告诉他说：陈企霞昨晚跟他爱人郑重谈了一夜，已经交代了，今早五点钟郑重就来找我，约定好陈企霞上午十点钟来谈话。郭小川日记中说“十时，陈来，情绪紧张，首先就交出两把钥匙，而且说：这是罪证！然后又滔滔不绝地交代了他与丁玲、冯雪峰的关系。讲到一时，不断使我毛骨悚然。”送走陈企霞，刘白羽和郭小川立即去向陆定一汇报，并在他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周扬派了车，刘白羽到家里接陈企霞，一起去周扬处。从周扬那里回来，陈企霞情绪很好，告诉郑重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多了。

“党是要你的”，这话多温暖！

8月3日下午的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安排陈企霞第一个发言，他检讨自己，揭发丁玲，戴罪立功。陈企霞说，我的罪很大很大。这几天，我可以说已经死过一次。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遗书。柳溪发言之后，遗书改了，打算写我是执行自己的死刑。但是同时，会议又使我看到一点阳光，我原来估计柳溪发言后，我会被绑上台，由大家来骂，但我估计错了，会议进行得很平静。我昨天和周扬、荃麟说了，我是要求文明一点。会后回家，我已不行了。郑重问我怎样，我说要坦白。郑重这次对我有很大帮助。我即打电话给邵荃麟要交待问题。

接着是丁玲和陈明交代问题，他们的交代被认为是“明显的抵赖”，引起大家不满，都是未讲完就被打断。李之琏也在大会上发言，他的发言不长，也没有多作批判，他说他“以一个机关党组织工作人员的身份讲一点意见”，他谈到，“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党员同志由于一时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或者识破而没有料到有这样的严重，曾经在一个时候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低估了他们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特别是机关党委有几个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过去一个时候没有看到他们错误的一贯性，没有看穿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曾经考虑过把他们叫做‘反党小集团’是否合适，是否重了一些。但根据现在揭发的事实看来，这种看法是落后于事实的发展的，是对他们的错误估计不足，这是右倾的表现，这应作为一个教训。”这显然是检讨了自己。

郭小川作了简短发言，说明丁玲、陈明的不老实。他的话不长，但林默涵认为很有分析能力。接着茅盾发言，他是临时有些话要讲，就写了封信给邵荃麟要求即席发言。他说，今天陈企霞的态度有了转变，而丁玲的态度却依然如故，这出乎我的意料。我同丁玲同志是老朋友了，我向来很尊敬她，同她认识很早，后来读了她的，给了我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想这是否就是丁玲自己的性格？后来一起在左联工作，我觉得她很进步，她的新作品和完全不同了。我看到在新中国的今天，丁玲同志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莎菲女士在！茅盾说，我以三十年的老朋友的资格恳切地忠告丁玲同志，赶快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磨洋工，不交代，是过不了关的。

4日下午两点，作协党组扩大会举行第11次会议，丁玲再次检查交代问题。冯雪峰、许广平、郭小川等人接着发言。许广平说，丁玲同志使我们感到失望。从见面认识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我原是爱好她的作品的。比较接近多些是在她领导下出国到苏联去，她劝我写东西，这原是好意，但接着她说出心里话来了：“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凭这两句话，我开始体会了丁玲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原来她的写作是为自己的。

几乎每次会议之后，周扬都要召集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几个人开个会，听反映，作部署，确定下次会议的发言人。当晚九点，又在周扬那里开碰头会。就在他们会议开始的时候，丁玲到了前门火车站，迎接自上海回京的蒋祖林。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7、母子别

蒋祖林是7月20日离京，经一机部黄敬部长特别安排，去上海参观潜艇建造厂、护卫舰建造厂及设计室等机要单位。这半个月里他过得狠愉快，除了参观，还去祭扫了父亲胡也频的墓地，和延安时期的好友贺毅一起去杭州作了两日游。启程回京之前，他给妈妈打了一个电报，火车驶入北京站台的时候，他看到了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

一坐上小轿车，祖林就兴致勃勃地打开话匣子，他急于把满肚子的感受讲给妈妈听。但是妈妈话语很少，兴致不高，像是有心事。祖林担心地想：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变故？

回到家，蒋祖林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妈妈开口了：“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丁玲介绍了这些天来党组扩大会的情况，然后告诉祖林：“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即李灵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她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告诫儿子：“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停了一下又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

祖林心里很痛苦，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作协党组会这样对待妈妈。他不想在妈妈最痛苦的时候离开她，他也不放心妈妈，便说：“学校9月1日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但是，妈妈的事情，他想躲也躲不开，他无法置身局外。

8月5日，党组扩大会休会一天，丁玲在家里准备检查交代的发言材料。下午，作协党总支找蒋祖林去谈话。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嘱咐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祖林点了点头。他走进文联大楼，看见门厅周围的墙壁上、右边走廊上、楼梯两侧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大都是批判“反党分子”丁玲的，他顿时感到一股寒气袭来，真正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同他谈话的，是作协党总支书记黎辛和副书记胡海珠。他们要他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丁玲的反党言行。他们问祖林：六月下旬艾青邀请丁玲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时，有人说了“我们这里是裴多菲俱乐部”，这话是谁说的？蒋祖林仔细回忆了那天的场景说，他在场的时候，没有听见有谁讲过这样的话。

祖林回到家里，丁玲问了谈话的情况，然后说，你还是提前回学校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被牵进作协机关运动中，也帮不了我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祖林同意了。他在苏联买票时，订好的返程火车票是8月21日离京，第二天上午，他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把启程日期改为8月11日。

8月6日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2次会议。开完会回到家里，丁玲身心疲惫，说头疼，要休息一下，便躺在床上。她告诉祖林：刘白羽约他明天上午10点去谈话。

8月7日上午，蒋祖林如约来到刘白羽的办公室。一起谈话的还有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祖林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一见面，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他握了握手，然后向祖林谈了丁玲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说丁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希望祖林在这个问题上同党保持一致。这些内容祖林是头一次听到，他既感震惊，又有疑惑。他不能不相信党，但也不能不相信他挚爱的妈妈，这个27岁的青年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复杂的问题，他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回到家里，他看到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醒目的大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吃午饭的时候，他在餐桌上流泪了，这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流眼泪。

丁玲有些慌乱，自己的痛苦她忍受得了，但给儿子造成的痛苦让她深深自责。她询问了刘白羽谈话的内容，也源源本本把自己在南京那段历史对儿子讲了一遍，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晚上，丁玲又同祖林谈起早日回苏联的事情，她要祖林乘飞机回去，她说，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的转正。祖林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夏更起按丁玲的安排，去储蓄所取了款，给祖林买了一张11号的飞机票，这张机票的价钱是八百元。

8月9日下午，作协党总支副书记胡海珠，又打电话找蒋祖林去谈话，要祖林返回苏联以后继续回想思考，把揭发材料寄给作协，或者通过大使馆转给作协。胡海珠因为还要去大会上发言，所以这一次谈话只有十分钟左右。

10日晚上，祖林开始整理行装。丁玲坐在他的床上，长叹了一声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了！”她嘱咐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

作为母亲，丁玲希望儿子相信自己，爱自己；作为党的干部，她希望儿子相信党，相信组织。她害怕失去儿子，她更害怕儿子因“丧失立场”在政治上犯错误。这两年，丁玲已经是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几经折腾，不大在乎了，可是儿女无辜，他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呀！

第二天是星期天，清晨，丁玲听见祖林的动静，就穿衣起来了，她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祖林去吃早餐，丁玲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忽然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儿子。她从来没有在告别时如此强烈地悲哀过。祖林来向她告别了，她看着祖林坐上小汽车，看着汽车消失在胡同口。丁玲泣不成声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8、《人民日报》头题：攻破丁陈反党集团

有些日子是平常的日子，有些日子是难忘的日子。8月7日这一天，就发生了好几件难忘的事情。

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3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白朗、李纳，郭小川对她们的发言不满意。然后是康濯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郭小川认为“说服性很差，我们几个人都很不满。”会间休息过后，是何其芳和老舍发言。

徐光耀说，“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

老舍的发言与众不同，绵里藏针。他没有什么上纲上线，净是些大实话。他说，今天的会是为了作家的团结，我既无可揭发，就谈谈心吧。我爱党，因而也爱党员和党员作家。举个例子说，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事后，荃麟、默涵二同志为此事来看我，他们可以证明我毫未介意，因为雪峰是我所尊敬的有学问的党员。况且，他与我都是作协的副主席，我若为此小事闹意见，便不利于作协的工作。我钦佩丁玲、赵树理等党员作家的成就。但是，我对配合卫生运动，写打苍蝇的快板等通俗作品的作家也不轻视。我在工人曲艺汇演大会上曾说过，写打苍蝇的作品也是好的，没有理由遭到轻视。真的，要是任凭苍蝇猖狂，连莎士比亚也会得传染病，一命身亡。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是没向任何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只设几个部长，掌管会务，实际负责的是我，应付张道藩的是我，团结大家的是我。因此，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营救骆宾基、魏猛克的是我。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须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作家最大的资本应该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我爱打哈哈，常说错话，做事也有许多缺点，可是我也有好处，不吹牛。今天可以算是汇报性的吹牛吧。当了副主席之后，我为作协作了许多事，特别是招待外宾，外宾在我家里吃饭，我送给外宾小礼物，我都没向作协要过钱。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要写作哪里都是一样，写不出就是到瑞士去也还写不出。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这二年收入好转了，我一再向周扬同志表示停止给薪。我既拿薪水，就不该再向作协要求什么。我看，对作协的庶务科说，我是最省事的副主席。来参加这个会，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老实话吧，别顾面子，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你能改过，我还会向你伸出手去。你不改，我们连看也不看你！

那天下午，有一个人发完言下场时，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半是自语，半是说给人听，他说：丁玲是最坏的女人！当时陈明就坐在他经过的地方，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猛地一怔，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平素关系不错的老作家，能说出这样伤人的话来！

8月7日这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消息，题目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肩题）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主题）》。

整个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结束后，《人民日报》都发表一篇（或一组）稿件，报道斗争的进展和成果。第一次是“攻破”丁玲、陈企霞，第二次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第三次是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这第一次的稿件，是在斗争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整个阶段尚未结束就提前见报，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宣部急于向党中央报功。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都十分重视这篇稿件。

这篇报道主要出自郭小川之手，它的写作经过大体是这样的：8月2日郭小川听说：据说陆定一请示小平同志，主张后天就登报，于是加紧炮制。3日，郭小川约来《人民日报》记者叶遥研究会议报道。5日，郭小川和《人民日报》记者田钟洛、叶遥，三个人一直搞到晚上九点多，拿出初稿，夜里11点半送交周扬审阅，周扬亲自修改了后半部分，凌晨一点半搞完。6日中午，周扬、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几个人又进行了推敲修改，然后送到《人民日报》。7日见报。

这篇报道，全面详细介绍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斗争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它的意义在于，把丁、陈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把批判从中国作协扩大到全国。从此丁玲、陈企霞便成了过街老鼠，妇孺皆知，人人喊打。

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从6月6日到8月6日陆续举行了十二次扩大会议。从7月25日起，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的作家及文艺工作者二百多人。会上揭发了以丁玲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下分五个小标题：1955年作协党组织为什么批评丁玲陈企霞；利用国际反共浪潮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勾结《文汇报》狼狈为奸；丁陈曾准备退出作协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反党小集团开始崩溃，丁玲陈明继续顽抗。

《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击破了陈企霞的幻想。

陈企霞在8月3日的大会上发言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坦然地“在家等候”。和1955年9月陈企霞被“隔离审查”那一次相比，“作协组织”的态度真是大不一样了。那次，一连三四个月不许家属见面，甚至写信都被扣留，这一次，作协出面为郑重请了一个月假，在家里照顾陈企霞。郑重乐观地以为：“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郑重太天真了，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作协组织”其实是一种斗争策略，先分化陈企霞，孤立丁玲，再各个击破，最后把丁、陈一网打尽！陈企霞很快就明白过来。

陈恭怀写道：“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

1958年4月，陈企霞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行政十级待遇，每月发给26元生活费，去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

8月8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4次会议，发言的人有张光年、曹禺、阮章竞等。丁玲再次检讨交代问题，仍被认为是“没有进展”。9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5次会议，经作协党组再三动员，冯至、吴组缃、卞之琳三位教授终于做了一个联合发言，第一句话是：“我们入党不过一年多。我们感谢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不放掉任何一个机会，给我们以党的教育。”接着发言的，是当天上午被郭小川临时从电影剧本创作所找来的海默，然后是陈白尘、胡海珠、严文井、菡子、周立波。

8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16次会议，从两点半一直开到近八点。钱俊瑞发言说：丁玲出身于封建大地主家庭，她的父亲阔绰到这般程度，他看见人家骑马姿态好看，就派人重金买回许多匹白马，每匹都给配上白缎绣花马鞍，然后要人们骑着在他面前奔驰取乐。她母亲在自己的花园里专门架起一座秋千，来打着消遣。就在这样的家庭里，再加上颓废享乐文学的影响，使丁玲的思想深深打上这个没落阶级的自私、骄傲和绝望的烙印，她在1922年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党，热中于资产阶级的妇女平权观点。丁玲一边听一边觉得好笑：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编造出来的？

党组书记邵荃麟，作了两个小时的长篇发言，这是党组扩大会第一阶段的总结。他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把他们划为右派定下调子。

综观从7月25日复会之后的党组扩大会，揭发丁玲的“罪行”基本上都是两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新增加的只有三条，一条是浦熙修、姚芳藻到家里来询问“反党集团”问题时，丁玲不耐烦地说你们去问党组、荃麟同志好了，这被斥为丁玲勾结党外右派向党进攻；一条是丁玲说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要在文代会上退出作家协会，这是制造分裂。还有最厉害的一条，就是丁玲要翻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案。

尽管邵荃麟很卖力气，但是周扬、刘白羽对他的长篇发言并不满意，对臧克家、钱俊瑞几人的发言也不大满意，认为那天的会开得不好。

8月7日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感到满意，9日晚，中南海里，中央开了一次专门研究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指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都参加了会议。郭小川在第二天日记中说：“昨天晚上，总理和小平同志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中央领导在那次会上的指示，陈徒手在《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记录，他们指出：“文艺界反右已展开，但火力还不够，应该更彻底。不要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顽抗的只好毁掉，淘汰一部分，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办法。这些人就是文艺界的败类，如不淘汰就起腐蚀作用。如这些人不整，则搞出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不要姑息名演员、名导演，给他再次登报，扬扬臭名。”

中央领导肯定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鼓励他们“不要有温情主义”，“应该更彻底”。有些严厉的措辞，可能就是针对丁玲的。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9、老前辈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举行的第17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一次转折，其转折之突然会场效果之强烈，令广大与会者始料不及，甚至超出了会议主持人的预料。在这次会上，冯雪峰由陪斗变为主斗，成为会议的主攻对象。

冯雪峰的资格很老，1927年入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参加过长征，人品又好，可谓“德高望重”。许多五十年代的老同志谈到他时，语气中都有一种敬重之情，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1954年批评《文艺报》的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受到批判后发言时心情沉重，流下了眼泪，觉得有负于党。

在1957年8月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第一个批判冯雪峰的是许广平，时间是8月4日。许广平发言说，昨天丁玲同志的话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同志和周扬同志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这仿佛是个人问题了。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雪峰同志是老干部老党员了，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去年鲁迅墓迁葬时，周扬同志和我都在上海，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

接着在8月6日第12次党组扩大会上，林默涵作长篇发言，在批完丁玲之后，又说了对冯雪峰的“一点意见”，讲了三个问题：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很重的包袱；同党的文艺思想、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违背，重要的是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上看法不对；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先生很不尊重，对郭老也不够尊重。

比较集中揭发批判冯雪峰，是8月9日第15次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任叔的发言。王任叔笔名巴人，解放初曾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4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总编辑，1955年冯雪峰调来做社长，他们在一起共事。王任叔揭发了冯雪峰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属于他与雪峰两人在业务思想方面的分歧。他认为雪峰在整风中“有点到处点火，向党进攻”。

按郭小川的说法，8月9日晚上在中南海的会上，中央领导决定，作协党组扩大会下一步要展开对雪峰的斗争，扫清外围，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他说，这个决定，显然是根据周扬们的汇报做出的。8月10日上午，作协党组开会，传达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斗争部署，决定转入批判冯雪峰。

11日下午四时，周扬找冯雪峰谈了一次话，其中很多都是“老账”。参加谈话的郭小川记得，周扬问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冯雪峰说：“洛甫同志。”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周扬说：我们孤军奋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人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扬似乎还谈到，冯雪峰来上海之前，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冯雪峰来上海之后，就和胡风等人一起包围了鲁迅，欺骗了鲁迅，鲁迅是把冯雪峰看成党的代表，当然对周扬他们就更有恶感了。鲁迅那时病很重，冯雪峰和胡风利用鲁迅生病，抛出了几篇文章，以鲁迅的名义来反对周扬们的“左联的党组织”，使他们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处境十分困难。说到这里，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被搞成“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周扬表示，着重批判思想，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要冯雪峰在会上做检查。那次谈话从下午四点到七点，谈了三个钟头。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也参加了，他们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冯雪峰也很少讲话，主要是周扬一个人讲。

8月13日邵荃麟“小结”性质的长篇发言，在全面批判了丁玲陈企霞之后，也讲到了“雪峰同志的反党错误”，说像他这样一个在党内有30年历史、担任过重要工作、参加过长征、住过上饶集中营的党员，和党的关系却一直不正确，说抗战开始后雪峰在上海和领导吵了一架，后来脱离党组织，跑回浙江老家去了。邵荃麟说：1953年二次文代会，就存在一种党内分裂的危机，我那时工作确实困难得很，一个《文艺报》是插手不进，要调陈企霞，就说是“调虎离山”，一个文研所是碰不得，一碰就大闹情绪，一个《人民文学》，文井去编了，丁玲、雪峰一篇稿不给。邵荃麟还批判了雪峰的文艺思想，说他同情胡风的思想，对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是不同意的。

邵荃麟稿子里本来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内容，是9日中南海会议之后，周扬要他加进去的。邵荃麟没有谈比较敏感的左联那一段，只说“1927到1937十年中，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在领导左联工作闹得不好，形成党内分裂的情况。这可以由其他同志来讲。”设了一个悬念，埋下一个伏笔。

真正对冯雪峰形成合围之势的，是8月14日大会，是夏衍的“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下午两点开会，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第三个出场，手里拿着稿子，是有备而来。他的发言内容多半是谈历史，先谈到丁玲：“我认识丁玲大概有二十八九年了，但是我大概是和丁玲接触最少、谈话最少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多谈过去，但是为着了解这个人，不能不讲到二十年前的历史。”接着讲了一段“历史”：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冯达被捕之后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把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场政治事件，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一场风月恩怨，此种“解释”颇为新鲜！

接着就转向雪峰：“既然拉上了雪峰同志，我就想对雪峰同志讲几句话。”

夏衍说，1936年雪峰从瓦窑堡到了上海，不找我们，不找渴望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先找了鲁迅先生，又去找了胡风，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介绍和批准胡风入党。解放后上海有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即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等。夏衍说：“我不能不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二十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这里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然后，夏衍就有关“四条汉子”一段内容做了说明。

夏衍发言之后，会场气氛十分强烈，许多人很激动，许广平、沙汀、楼适夷发了言。2002年2月6日，李纳对笔者说，我挨着周立波的爱人林兰坐着，看见冯雪峰头发都白了，觉得他很可怜，我们本来对他印象都很好，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黎辛回忆说：8月14日会议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与事实不符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冯雪峰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周扬也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后来许广平正式发言时，态度比较冷静，说：“不能把一切不符事实的情况完全归到鲁迅头上。”又说：“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按指冯雪峰）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许广平说了公道话，答徐懋庸信应由鲁迅负责，这便减轻了冯雪峰的压力。

但是，许广平的第二次重要发言，在郭小川编选《发言集》时却被抽掉了。真是奇怪得很！大概就是因为它说明了事实真相，开脱了冯雪峰。

一周之后，8月21日，周扬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史索、万家骥在《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一文中说：“原稿十五页中有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林默涵在《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中说：“批判丁玲时，把冯雪峰的‘问题’端了出来，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冯雪峰同志解放后工作是勤恳的，严谨的，虽然有时有点偏激。开始对他的批判只是与丁玲的关系和一些言论问题；后来，急转直下，变得那样严重，是因为夏衍提出了30年代的问题。夏衍在对冯雪峰的批判会上的发言，简直是一个‘爆炸新闻’。夏的发言提了两大问题，一是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而去找鲁迅、胡风，还同章乃器接上头。章乃器同冯雪峰接上关系后曾对党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假如来找你，可以把他们扭送捕房。对此，不了解情况的人是无从判断的。二是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是冯雪峰写的，是冯的笔迹。夏衍说原件存在文化部，他看过。这就是说，冯雪峰是冒充鲁迅写文章骂‘四条汉子’。周扬曾表示同意夏衍的发言。当时，本来应当把原件拿来看一下，但是没有这样做。后来，我看了原稿，大部分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说周扬等人是‘四条汉子’那些地方，有四页多都是鲁迅亲笔加写的。”又说：“前几年，在为冯雪峰同志平反时发生了一段插曲。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冯雪峰写了悼词，其中提到：对于鲁迅靠拢党，冯雪峰作了大量工作，冯是最早沟通鲁迅同党的关系的，比瞿秋白还要早，在这方面，冯雪峰是有功的。冯由陕北去上海时，中央张闻天和周恩来有指示，要冯到上海后首先找鲁迅，因为鲁迅是最可靠的。中央向冯作这样的交代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搞地下工作，同志间多年不见面，都要考察一下。然而，夏衍同志不同意悼词的上述提法，仍说冯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作用，坚持他1957年对冯的批判发言。由于夏衍反对悼词的提法，追悼会拖了很久才开成。后来，夏衍又把他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件事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应。对30年代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宗派情绪还是有的。”

8月16日第18次会，8月20日第19次会，主要批判冯雪峰。发言的有周立波、郑振铎、李伯钊、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何其芳、艾青、王蒙、陈涌等。20日最后发言的是郭小川，他从六点到七点，讲了一个小时，其中讲了许多30年代的问题，为了准备这个发言，他去找了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王学文了解情况。但是对他的发言，只有林默涵认为“还好”，周扬始终不评价，不表态。

冯雪峰也在8月16日下午的大会上发言，但没有讲完便被打断。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肩题）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主题）》，这是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阶段斗争成果的总结。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会上还揭露了冯雪峰二十多年来一系列严重的反党言行。”以下五个小标题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

报道最后说：“会议从6月6日起，到8月20日止，已先后举行了十九次，在会上发言的共百余人。第十二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许广平、老舍、钱俊瑞、夏衍、郑振铎、蔡楚生、邵荃麟、张天翼、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王任叔、袁水拍、葛琴（十七人联合发言）、冯至（和吴组缃、卞之琳联合发言）、陈白尘、张光年、孙维世、臧克家、严文井、蒋天佐、沙汀、楼适夷、阮章竞、李伯钊、菡子、王士菁、王蒙等。丁玲在会上先后共作了五次发言，态度极不老实。会上，大家一致对她的这种态度感到愤慨。大家对冯雪峰在第十八次会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的交代也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郭小川后来发现，在发言者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勾掉了。他看过8月17日排出的清样，那上面还有他的名字。他断定，是周扬把他“勾掉”的。周扬为什么要“勾掉”他？

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人民日报》记者叶遥和新华社记者李蕴辉写的，郭小川参与了修改。8月15日，他和叶遥听取了林默涵、邵荃麟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左联的问题应该写上一段，8月17日的清样上就有这样一段，主要引用了夏衍和许广平各一段话，23日郭小川又补写了一段。24日在周扬家里讨论这个稿子时，周扬却主张把左联这一段删掉。郭小川记得他似乎还说了“两个口号的问题，还是等中央讲话，我们自己不要讲”。

周扬在与鲁迅关系问题上已经犯过错误，这一次他要谨慎了。他知道，毛泽东十分欣赏鲁迅，冯雪峰当年来上海又是党中央委派，30年代的问题敏感得很，特别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更要多加小心。8月14日晚上郭小川在林默涵家吃晚饭时，谈到夏衍当天的发言，林默涵就说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我们不要肯定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因为中央还没有下结论。

周扬对郭小川批判冯雪峰的发言一直不表态，原因也正在于此，为安全起见，他甚至索性一笔抹掉郭小川的名字——他的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党组讲话。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0、金色的九月：鸣金收兵

九月来了，这是收获的季节，对于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九月具有同样的意义。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文学艺术界揭发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钟惦棐等人的反党活动。这是一场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斗争，是党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

从八月中旬以后，各地作协分会纷纷致信致电中国作家协会，表示坚决拥护反对丁、陈、冯反党集团的斗争，有一些电函刊登在《文艺报》上。全国文学界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攻势。

9月4日下午，第25次党组扩大会议，也是最后一次群众揭发批判大会。至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揭发批判阶段胜利结束。

同一天《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三阶段的总结报道，共计三篇，题目分别是：《效忠丁陈集团鼓励右派进攻宣扬托派理论（肩题）李又然是反党丑类的帮凶（主题）》、《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肩题）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主题）》、《罗烽白朗串通丁陈向党进攻（主题）罗烽早在延安时就同丁玲一唱一和诽谤革命（副题）》。

报道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揭露出丁陈集团的走卒李又然一系列的反党言行，并对艾青、罗烽、白朗等的反党言行也作了揭露和批判。”“会议到8月31日为止，已举行了二十三次。第十九次会议后，在会上继续发言的有：华君武、草明、李季、徐迟、公木、毛星、韦君宜（七人联合发言）、戈扬（和胡考联合发言）、沙鸥、秦兆阳、田间（和康濯、邢野联合发言）、古立高、崔毅、井岩盾、贾克、厂民、杨朔、萧三等四十八人。萧三在他的发言中对自己在和丁玲的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大家对李又然、罗烽、艾青等的检讨缺乏起码的诚意，表示极为不满。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从六月六日开始，历时三个半月，加上16、17日两天的总结大会，一共开了27次，发言者达138人。

庄重严肃的会议，应该有一个庄重严肃的收尾。从9月5日开始，作协党组开始忙两件事情，一件是把批判会上的精彩发言编选成集，一件是准备9月16日召开的总结大会。此外，中宣部还要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些工作都为了同一个目的：将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辉煌战果昭示天下。

编印发言集是周扬的意见，由郭小川牵头，因为整个大会的发言工作由他主抓，何路、杨犁辅之，做具体工作。郭小川确定的编辑原则是：只选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发言；每人只选一次发言；批判每个反党成员的发言要各占一定比例。全书的目录和清样，郭小川都亲自看过、改过。为了赶在总结大会之前，编选出版速度很快，9月11日就出了校样。这本白色封面十六开本的发言集，名为《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收入了从7月25日第四次会议到9月4日第25次会议上39人的35次发言。在收入集子时，这些发言又经过发言者的加工，郭小川在修改自己8月20日的发言时，就增加了几十行。

周扬则在紧张地准备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他找来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人，详细讨论了他的稿子。

各省宣传部和作协分会负责人陆续来到北京，陕西的柳青、杜鹏程、胡采，上海的巴金、靳以、周而复、孔罗荪、峻青、以群、刘知侠，内蒙的纳？赛音朝克图，四川的李亚群，湖北的于黑丁，广东的欧阳山等。下榻处是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那里离中宣部、文联大楼和首都剧场都不远。久不谋面的朋友熟人，见了面也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他们都出言谨慎，谁知道谁是哪个“圈子”里的人，谁又晓得谁不会把谁“揭发”出去呢！

9月16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党组扩大会议举行总结大会，地点在首都剧场。会议开了两天。出席大会的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人，包括各省、市委宣传部长或文教部长，作家协会各分会负责人，外地和北京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以《斗争必须更深入》为题作总结发言，分四个部分：一、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二、丁、陈反党集团的历史及其反党活动，三、丁、陈集团反党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四、斗争的经验教训。周扬做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长篇报告。

9月17日，八时四十分开会。郭小川日记：“周扬先讲。陆部长说又不讲了，钱俊瑞、白羽和我一起到了中南海，要求他下午一定来讲，跟他谈了很多情况，他终于答应了。回到剧场已十时多，周扬即讲完。郭老讲了一小时多，整个上午用尽了。郭老的话，语重心长，很有革命热情。”郭沫若发言的题目是《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他说，“我在这样想，我们今天在批判丁玲冯雪峰，如果我们不经常鞭策自己，不经常接受党的监督，我们明天难道不会成为丁玲冯雪峰吗？”他还讲了一件事：1946年8月在上海，陆定一给了他一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他读完12个短篇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他的11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丁玲的一篇是。郭沫若说，“我那篇读后感，丁玲一定是看见过的。她给陈企霞的信上说‘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也许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领受到她的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还是令箭。”

下午，“二时半开会，茅盾讲了很久，约1.5小时，巴金只十多分钟。陆部长近四时到。老舍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语言新鲜，意见尖锐，只多少有些油滑之处。……六时会议结束。”（郭小川日记）茅盾的发言题目是《明辩大是大非》，巴金、靳以联合发言的题目是《永远跟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老舍发言的题目是《树立新风气》，他说，“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您的优越感使您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要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您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您有些才华，但是若把才华用在开脱自己，掩饰罪行上，那就只能落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陆定一讲话强调了作家的思想改造，说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他说，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即使经过了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也不能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像曾彦修、钟惦棐、陈涌、刘绍棠、郭维等。

周扬的长篇讲话是16日和17日分两次讲完。黎辛回忆：周扬做报告时说，对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要敢斗，会斗，只有敢斗会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外国有句俗语，说笑要笑到最后，取得最后胜利才笑得最好。周扬这几句话在文稿发表时没有收入，但当时讲得大声而潇洒，到会的一千二百多人都听到了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到周扬的那次讲话：“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龚育之也说过：“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几番风雨忆周扬》）

9月24日下午，陆定一要刘白羽、郭小川把自己的讲话编成一个稿子，供《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发表。后经记者整理，陆、周两人的讲话消息发表在9月27日《人民日报》。

后来，周扬又把自己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十分赞赏，11月24日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此后周扬反复征求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进行了较大修改，由他定稿，题目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24日，周扬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处改动，给林默涵写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报纸排出清样后又送毛泽东，他于2月27日在清样上用铅笔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1日《文艺报》第五期。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些话，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介绍两篇文章，一篇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另一篇是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这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大丰收的秋天，却是丁玲家里最为暗淡阴冷的秋天。中国作协的批判大会开完了，但对丁玲的揭发批判远未结束。国庆节前，她去政协礼堂，接受全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判，那天和她一起挨批判的还有她的老友、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以及彭子冈、浦熙修等“女中豪杰”。国庆节之后，文学讲习所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肃清丁玲流毒，她到会接受批判。参加会议的有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学员、青年作者，曾经在所里工作过的田间、康濯、马烽，以及文讲所主任徐刚等，八九十人坐满了一屋子，邵荃麟、刘白羽也来出席，以示重视。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分别由周立波、黄其云、田间、公木、沙鸥等人主持。《文艺报》以《深刻的一课——青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导》为题，在10月13日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会上揭发批判丁玲散布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当作个人的地盘。如作协理事会上表扬了刘真的小说，丁玲就不高兴，因为她把刘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来评论才行。羽扬、李涌和谷峪，同是所内指定由丁玲辅导的学员，她对谷峪特别热情，积极给他看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3、宣扬脱离政治的反动文艺观点。对李纳说：“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认为“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一次读了谷峪一篇小说后，给他写信说：“你写的政治性太强了，我没有受感动。”对逯斐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反对“赶任务”，对谷峪说：“不必去赶那些任务，写那么多（指赶任务）有什么用，要写出一本。”有一次讲课中讲到萧洛霍夫的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认为后者次于前者，因为后者“赶”了任务。说她在桑干河只住了18天，就写出了，就是因为有技巧。对徐光耀等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

同一期《文艺报》上，还刊登了陈登科、玛拉沁夫和刘真的批判文章。

陈登科在《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一文中说：1953年春天，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快结束了，丁玲从疗养院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劝我不要回安徽，留在文学研究所。我在思想感情上种下一颗对她敬爱的种子，同时感到自豪，因为几十个学员中，能接到她亲笔信的只有我和徐光耀两人。丁玲说：“人家都说我喜欢徐光耀、李纳啊，玛拉沁夫哪，我对陈登科不也是一样吗？”她有时说我不聪明，写东西就凭一股劲，有时又夸我是老实人，对人真诚。在黄山对我说：“徐光耀写出一本《平原烈火》，比一个师长的威望还高，名气还大。你在军队里，随便提出一个师长的名字，能有几个人知道呢？提到徐光耀的名字，谁不知道啊！”

玛拉沁夫文章的题目是《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他说：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时，一位老作家反映我有骄傲情绪，我去找康濯谈话时他告诉我：“对你这种反映，我们早就听到了。当时我问丁玲同志是不是把这意见告诉你，丁玲同志说，先别告诉他，一个青年人刚写点东西，有点主观，就批评骄傲了，自满了，那样会束缚了青年。”后来1954年春天丁玲来讲课时，又说到这件事：“前年有人反映玛拉沁夫有些骄傲，看不起某大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就对康濯说，不必告诉他，青年人有主见，敢于发表自己意见有什么不好？最近我听说玛拉沁夫不骄傲了，我就说，这就完了，他变得世故了。我们为什么非叫一个单纯的青年变成世故佬呢？”过了两天学校放寒假，我到她家去辞行，她又说：“你们写出作品来了骄傲，可我还没写出作品来时就骄傲。”1954年左右，丁玲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作品来，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议论说，丁玲做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做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做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这些揭发材料，今天的读者去嗅一嗅，闻到的是“毒”呢，还是“爱”呢？

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

家里的情况也不妙。祖林的对象李灵源，因为坚决不同祖林断绝恋爱关系，被调去安徽芜湖的师范学院工作了！郭小川得知这个消息还很惋惜，请李纳和灵源姐妹吃了一顿饭。后来李纳受到批判，不可能与她和丁玲的姻亲无关。郭小川本来与朱丹、李纳夫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也很喜欢活泼开朗的“小灵子”，经常一起聚会，吃饭，谈天。但是反右斗争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郭小川对老朋友的态度一下子变了。李纳说，郭小川后来找我谈话都很严肃，板着脸，说我没有斗争性。

陈徒手写道：丁陈被整肃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不断委以重任，整个中国作协机关再也听不到任何表示异议的声音，周扬、刘白羽在作协系统的领导权威得到最终、无可争议的确立。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1、毛泽东这样说到丁玲

丁玲在全国出了名了。丁玲出名有两次，头一次是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那一次是红了，一次是1957年反右，这一次是臭了。连她最崇敬的毛泽东，都以一种不屑的口气说到她。

九月底，毛泽东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谈到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陈晋《文人毛泽东》）金口玉言，铁板钉钉。

毛泽东讲这话的时候，党中央正在开会，中共八届三中全会，9月20日开幕，10月9日闭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9月23日，总书记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提出：“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他从反右派斗争中获得的新的认识。

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其中，第一部分规定了哪些应划为右派分子，第二部分规定了哪些应划为极右分子，第三部分规定了哪些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这些，成为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时的政策依据。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四天之后，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的讲话中，又两次点到丁玲。他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毛选五卷488页）江丰原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在反右斗争中也被划为反党集团。

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毛泽东又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里，三次谈到丁玲，说明他还记着丁玲，还在关注着丁玲。但他已经不再欣赏器重丁玲。而处在丁玲的角度，只要毛泽东能提到她，不论怎样评价，是褒是贬，实在都是她的一种荣幸！

她与毛泽东长达二十年的友谊，至此也画上了句号。

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36年的初冬，她逃离南京，跋山涉水来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一到保安，她就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她和毛泽东本是同乡，他们又有几个共同的熟人朋友（丁玲在周南女校的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曾经与杨开慧同学），于是就有了谈话的题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是文学，在偏远的陕北高原，文化底蕴深厚的毛泽东，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谈谈中国古典文学的知音，丁玲恰在此时来到，便弥补了这个缺憾。她那时可以自由随便地去看望毛泽东，而毛泽东也乐得有这样一个谈话对手，可以与之畅谈李白李贺李商隐，作为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息和消遣。丁玲虽然不能与毛泽东相“匹敌”，但悟性极好，又阅读过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那时的毛泽东对她印象颇佳，因而才有了那首《临江仙》：“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中回忆说：那时毛泽东每次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填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那时我听他谈话，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我听，他讲，我以能作为他的听众而感到高兴。

丁玲后来寄交胡风为她保存的毛泽东手书，除了《临江仙》外，还有《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四篇。八十年代初胡风回到北京后，都交还给丁玲。

毛泽东对丁玲一直很关照，把她看作一个私人朋友，1938年和江青结婚时，还请她和徐海东、谭余宝一起去吃饭。而丁玲每有困难，也常常向毛泽东求助。她听说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丁玲在南京自首过，便去找毛泽东，要求组织上对她在南京被囚禁的一段历史予以审查和澄清。1940年元旦，陈云部长把中组部的审查结论通知丁玲，并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关键问题上给予丁玲帮助。

第二次，是1942年丁玲写了，受到一些高级干部的激烈批评，这时毛泽东又出来为她说话，他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时大家照相，毛主席还特意站起来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

1943年延安审干，丁玲补充交代了在南京曾经写过一个“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的条子，因此被列入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进入了她在延安最低沉的一段时期。又是毛泽东给了她转机，1944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信，对他们写的模范人物报道给以表扬，并邀请他们来枣园畅谈、吃晚饭。四十年后丁玲深情地回忆：“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受到毛泽东表扬的那篇报告文学《田保霖》，无论素材还是文采，都属平常之作，毛泽东意在鼓励丁玲，肯定丁玲，意在为丁玲“正名”。此后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表扬丁玲，陈赓就告诉过丁玲：毛主席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最高领导人讲了话，背着两个大包袱、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丁玲果然处境大变，重又恢复了以往的活跃和风光，写出了大量工农兵题材的新作。

毛泽东都是在关键时刻出面相助。丁玲牢记在心，能不感激领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去了晋察冀，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就十分稀少了。有可靠记载的只有三次。一次是1948年6月15日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毛泽东给了她鼓励和很高的评价。第二次是1949年6月丁玲从沈阳到北京，11日给陈明写信说“见了老板一次，谈了些不重要的问题，也无特殊之事，他又在劝我读书，可是我实在不想进学校了。”“老板”即毛泽东。第三次是1951年夏天，在颐和园云松巢，毛泽东游园时顺便来看了她。此后，丁玲几乎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了。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任何时候，待人处事的第一原则都是政治原则，个人喜好随之而改变。他从来不会陷于温情失去理智。1955年他圈阅过陆定一说丁玲历史可疑的那封信，不会不受到影响（他在1958年写的《再批判》按语中就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反右派的严肃斗争中，丁玲的“反党”罪行又痛遭批判，他自然要把过去的友情一笔抹掉。他的这一个性，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2、组织处理

一场大战结束，又要给中央写报告了。

9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会上，刘白羽提出，要郭小川来起草。26日上午，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严文井等作协五人核心小组成员开会，就报告内容谈了一个提纲。郭小川27日动笔，30日写好《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初稿，下午打印出来，征求意见。10月10日党组会上，大家对报告基本满意，又提了修改意见。

10月16日上午，作协党组的三位书记到周扬处开会，讨论对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处理。郭小川日记中说，“周扬同志走了半小时（到小平同志处），回来后由他主持讨论到十二时。决定开除几个人，把他们分配到下层去生活。最近就分别进行谈话，处理他们的党籍问题。”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到小平同志处”那半个小时，显然，对丁陈的处理要经过中央。

11月4日上午，周扬在中宣部主持会议，讨论作协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和《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说：“关于丁玲、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的职务，拟由作协向主席团建议，采用通讯方式征求作协理事的同意，解除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丁玲等人的其他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等应一律解除。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等名义，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协会员的会籍，可不变动。拟让丁玲等人深入基层生活，改造思想，继续写作。”

11月26日下午，郭小川又起草了撤销丁玲、冯雪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报告。

12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报告很长，将近六千字。

《报告》中说：“这次会议是一九五五年八九月间党组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的继续。前年会议以后，丁玲、陈企霞实际上不但没有接受党对于他们的批判，痛改前非，反而从去年下半年起，暗中结合力量，继续反党活动。党组为了和他们进行斗争，于今年六月间再度召开扩大会议，展开辩论。最初的三次党组扩大会议是在六月初大鸣大放阶段召开的，在这些会议上，丁玲、陈企霞、李又然等公开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从七月二十五日第四次会议起，开始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击。”

《报告》说，“新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一、勾结党外右派，和文艺界其它反党集团，利用整风初期大放大鸣机会，进行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篡夺文艺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不仅勾结了《文汇报》的右派分子，企图在报刊上为一九五四年检查《文艺报》翻案，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而且与美术界的江丰反党集团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等处的右派分子们互通声息，相互支持，企图把这许多反党的潮流，汇合成一支巨流，推翻党的领导，由他们这一派人物取而代之。二、分裂文艺界，破坏党内团结和文艺界党与非党的联盟。丁玲、陈企霞不仅进行反党的小集团活动，而且还曾准备在他们进攻不遂的情况下，退出文艺界，与党公开决裂。丁玲、陈企霞都准备在原拟于今年十月召开的文联全国代表大会上，采用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的办法来向党要挟。冯雪峰身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却背着党组和《文艺报》的几个忠实于他的反党分子密谋筹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他们内定的‘同人’中，就有丁玲、陈企霞、王若望、刘宾雁、陈涌等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这次会议还从历史上揭发了他们反党思想和活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丁玲、冯雪峰多年以来对党不忠和破坏党的利益的行为，使大家更加深刻认识到这个反党集团的危害性。”

《报告》谈到对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组织处理的初步意见时说：“一、丁玲、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根据会议上所揭露的材料，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因此，我们认为，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审查。二、关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李又然、艾青、陈明、罗烽、白朗的党内处分问题，亦应予以及时处理。最近，作协各个支部在大会结束后，采取了大放大鸣的方法，普遍地在会议中提出对丁、陈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组织处理的意见，绝大多数都主张开除上述八人的党籍，只是白朗比其他七人罪恶较轻，如转变得好，可以考虑是否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直到目前为止，白朗检讨的不好），党组已建议作家协会总支和文化部党组织（冯雪峰、陈明在文化部过党的生活）考虑这些意见，最近即召集总支大会或支部大会作出决议，然后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三、关于丁玲等八人的工作问题，我们也准备进行处理。我们初步意见是：撤销丁玲的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人民代表；冯雪峰的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代表；艾青的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和美协理事、《诗刊》和编委；白朗的作协理事、人民代表；陈企霞、罗烽的作协理事；李又然的文学讲习所教员；陈明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保留冯雪峰的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丁玲的作协理事。然后根据各人不同情况，分别让他们下去锻炼改造继续写作或监督生产，或另行分配工作。”

《报告》中提到，“作家协会的党内外右派分子占参加斗争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六点八，其中党内右派分子又占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第二年的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认为“报告中所述各点是正确的”。

12月6日下午，中国作协党总支召开大会，一致通过开除丁玲的党籍。12月20日下午召开党总支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陈企霞、李又然、艾青的党籍。至于作协党组报告中提到的“罪恶较轻，如转变得好，可以考虑是否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的白朗，仍然没能逃脱厄运，12月25日郭小川日记中记载：“白羽、默涵又来谈白朗的处理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开除党籍，撤消代表。”谁也别想逃掉。

丁玲的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已经有话，肯定当不成了。1958年2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有38人“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出席本次会议”，其中就有丁玲。在“会前由原选举单位正式撤消代表资格”的16人中，有冯雪峰、江丰。

在12月里，中国作协开了三次大会批判康濯，党总支大会宣布了对逯斐、李纳等人的处分决定。2002年2月5日，笔者看望李纳时，谈起1957年作协的反右斗争，李纳说：刘白羽厉害得很，找我谈话说，你还像个战士吗？你和萧三一样，党龄越长，思想越落后！我在作家支部会上的检讨本来大家都通过了，刘白羽说不行，还要加温，不要以为仅仅是思想落后就不能开除你的党籍！在反右斗争接近尾声时，刘白羽又找我谈话说，邓小平同志讲了，丁陈反党集团只划七个人，不能再扩大了，要不然，你们几个人（指李纳、逯斐、厂民等同丁玲关系较密切的人）都得划为右派。

张僖说：当时作家协会划定右派，不光考虑现行问题，也考虑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基本上是老账新账一起算，还有个和领导关系好坏问题、在群众中人缘问题。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党支部提出某人的材料，报到作协党组讨论，只要支部报上来，基本都划，除非某个党组领导人坚持不划。张僖还说，有些事情周扬可以说了算，有些时候说了也不太管用。比如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但艾青还是划了右派。周扬说：“白朗还是写了许多好东西，在妇女界做了很多事情。”会后刘白羽找她谈话，要她和罗烽划清界限，白朗说：“我和罗烽是一致的！”于是也划了右派。舒群本来是要划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结果舒群躲过了这一劫难。丁玲因为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没有起作用。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3、《再批判》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再批判》特辑，批判了王实味的，丁玲的、《在医院中》，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再批判》特辑和编者按的主要内容。

黎之在《文坛风云录》中，讲到“再批判”的由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期，印发了一份材料：《“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其中有、等“反党”文章，并且将1942年统一出版社编印的“统一丛书”《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作为附录。编者按语中特别提到：“统一出版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出版机构，这个小册子得自胡风家中，扉页上写有‘陈守梅’（按即阿垅）字样。”毛泽东看到材料后，提出重新发表和批判这些文章。

《文艺报》编委会便抓紧组织了一个特辑，用了一个很长的总标题：《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1月16日，他们给正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文章和编者按，请毛泽东审阅。19日，毛泽东给《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写。

毛泽东对《文艺报》的编者按很不满意，他在批语中写道：“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几乎把编者按重新写了一遍：“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丁玲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丁玲一口气读完编者按，一下就猜出这是毛泽东的文笔。别人写不出、也不敢写这样生动泼辣的文字。她想，完了，最高领袖说话了，再申辩什么也没有用了。她认了。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4、茫茫世界何处去？

1958年的春节是2月18日，多福巷家里自然是冷冷清清。年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就通知陈明，对他的处理是：撤销级别，保留厂籍，随国务院系统的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他利用休假这几天，抓紧收拾行装。丁玲老是问：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是离不开你的！陈明说，我们在家里照一张合影吧，作为离别的纪念。照片上，他们并肩坐在一起，一脸的肃然。过完年第三天，陈明就去东郊双桥农场参加集训了。

集训管理很严，星期天也不许回家，陈明只在3月8日回来过一次，当天晚上就返回农场。他不放心丁玲一个人留在北京，说，我要不要和作协打个招呼，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人在家里。丁玲说，不要，我们不要人家怜悯，这几天我想过了，随后我也去北大荒！

2002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反右斗争后期，我们就想，我过去的革命历史都不要了，重新干革命总可以吧？我们开始考虑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第一个选的是伊春，东北林区，我们从《人民画报》上看到过一组照片，很有特色。但是担心作协会说那里太冷，丁玲腰不好，去了不合适，于是我们又从南方选了个地方，第二个选了贵阳，也是搞林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要改变我们在社会上的存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再以作家的身份，而是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我们家里一直坚持吃粗粮，每周吃两三次，小米、玉米饼子、白薯等等，阿姨王姐是扬州人，她吃不惯，我和丁玲两个人吃。这也是为了将来下去吃苦做准备。

1957年12月16日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找丁玲谈话时，她就提出过想去伊春搞林业，说那里是小兴安岭，伊春是个新城市，房子里都有暖气。刘白羽的答复是，伊春是否可去，现在都还没有考虑，迟一下再考虑。丁玲说，陈明提出，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们有精神准备。刘白羽说，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还要考虑周到一些。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根本问题是彻底改变。后来，丁玲去北大荒之前要把全部存款交给组织，刘白羽劝阻说，你们到东北去，还是要花钱的。

3月15日，陈明他们乘坐火车开拔了。那是一列专列，全都是国务院系统的右派，每人发了面包和肉制品，三个人有一个卧铺，轮流睡。带队的转业军人很和气。车到鸡西车站，站台上还有大锅熬的高粱米粥，热乎乎的。火车把他们一直拉到黑龙江的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就设在那里。人员再往下分，陈明被分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一个新建生产队，那时大批转业官兵还没去，条件苦得很，住的是地窨子，陈明和吴祖光等五六个人睡一铺炕，一个挤着一个。陈明写信告诉丁玲说，他们那个队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右派分子，每人每个月有28元工资，外面飞着小雪，室内温度是零上二度。陈明还要丁玲去人民市场，给他买一个抬东西用的垫肩、一副裹腿，连同雨衣一起寄来。陈明还在信里说：“关于你历史上如何离开南京，最好还是请组织上作一结论，我越想越觉得必要。否则你到哪里，也会有不便之处的。处理意见如何？”陈明期盼着“我们愉快的见面”。

陈明走后不久，公务员夏更起也被调回作协机关去了，家里只剩下丁玲和保姆王姐，更加冷清了。夏更起从1951年春天起，就给丁玲做公务员，在她家里呆了整整七年，他勤快朴实，聪明机灵，丁玲一家人都喜欢他，待他像自家人一样，丁玲自然舍不得他走。但想想走了也好，免得让他受自己牵连，小伙子今后的路还长着呢。丁玲无话可说，无事可干，无人可看，也没有人来看她。她只好每天读书，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春来了，天暖了，院子里那两株西府海棠开了，开得很旺。那还是刚搬来多福巷时夏更起栽的，有五六年了。以往每年开花时，都有一些朋友来家里观赏，满院子都是笑声，今年却出奇的冷清寂静。娇嫩的花瓣，刚开时是粉红色，慢慢变成粉色，再变成白色，花期很长。清明节那天，她去了一趟西郊万安公墓，一个人在母亲的墓旁坐了很久。她望着江丰设计、刘开渠制作的雕像，心里在想，幸亏母亲去的早，如果她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心里该多痛苦！

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邵荃麟表示，他个人意见，丁玲可以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周扬同她谈话时，也劝她不要下去，说年龄太大了。但是丁玲并不想留在北京。她觉得北京很冷，而陈明去的地方却很温暖，她还是向往着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她正式向作家协会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但答复说，她的结论还没有作出来，等等再说。

作协这边无消息，陈明那边却传来消息。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农垦部长王震到八五三农场视察工作，来到陈明所在的生产队。陈明向他汇报说，丁玲也想到农场来，希望王震部长能给予帮助。王震当即爽快地回答：“好嘛，她来，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就写信将此事告诉给丁玲，随后又写信告诉她来时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及生活用品。丁玲接到信，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作协党组，并开始做去北大荒的准备。她的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作协党组批准。

5月末，中国作协整风领导小组终于作出《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处理意见为：“开除党籍，撤销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职务，撤销人民代表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七级）级别，保留作协理事。”结论末尾有“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郭小川”的印章、“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委员会”的印章。落款日期是5月27日。丁玲在“本人意见”一栏里，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这份结论还有一个附件《丁玲的主要反党事实材料》，落款时间为1958年2月。

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时，不知丁玲是什么心情。这是对她的宣判，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对她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评价，一个总结！这就是她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应得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当初投身革命，参加党，奔向陕北，强忍腰痛写出，所有这一切的下场吗？她内心里一定酸楚，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笔，流利地写下“丁玲同意”这四个字。走出文联大楼时，她甚至感觉到一阵轻松：毕竟结论有了，很快就可以离开北京，去找陈明了。回到家里，她就开始按照陈明信中的嘱咐，收拾自己的行装。

6月1日，她给邵荃麟写信说：“我明天将去农垦部接头，可能最近就能走。我决心好好的去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我必须谨慎的、谦虚的、无我的去从事劳动和改造，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在我走之前，我很想去看看你，你觉得你的身体能让我去么？”邵荃麟出于好心，建议丁玲下去后改一个名字，丁玲表示：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真名真姓，便于群众监督。她不怕群众。

第二天，她去西四的砖塔胡同，从农垦部拿来介绍信，上面写着：“由王震部长指示去汤原农场，具体工作到后再定。”中宣部也给她开具了介绍信，上面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看了感到可笑：她是反动右派，下去劳动改造的，哪里还有“创作”的资格？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以后，丁玲响应作协党组提出的作家自给的号召，一直没有领过工资，以稿费为生，连公务员的工资她都是自己付。在北大荒的12年里，她和陈明两人只靠陈明的一点工资，和他们原来的积蓄过活，下去时，大约有三万元存款。

她辞退了王姐，把家里的物品送人一些，卖掉一些，剩下的，全部运到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三号一所院子里，那是两年前花了三千元从马烽手里买来的，有北房五六间，东房两间。当时马烽执意要卖掉房子回山西去搞创作，听说是丁玲要买，当即把买房的契约找出来给陈明看，说：“契约上写的多少，你就给多少好了。”连装修的五百多元钱都没算，平价进平价出，一个子儿都没多要。多福巷是作协的房子，要交还给作协。她暗自庆幸：幸亏当初买了大翔凤的房子。

东西运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有生命的东西，只剩下那两株海棠和一架葡萄，它们在微风中摇晃着叶子，是向主人告别，还是舍不得她走？丁玲坐在葡萄架下，还想一个人再多呆一会儿，1951年春天她从东总布胡同22号搬到这里，整整住了七年，这里有太多的笑声、欢乐、亲情、友情，也有太多的烦恼、痛苦和哭声。此时她忆起许多往事，想起远在北大荒的陈明、远在苏联的祖林祖慧，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和妈妈度过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个院子今后她再也不会来了。她要和北京告别了，她要和欢乐告别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保留在记忆中了！

6月12日，丁玲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她自己花钱买的软卧。作协派一名转业军人“护送”，他的软卧车票也要丁玲付钱。

她在哈尔滨停了几天，见到省文联主席延泽民，他很热情，很关照，主动自我介绍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和陈明是同学。丁玲还遇见了陈沂，原总政文化部部长，现在也是右派分子，下放到齐齐哈尔去监督劳动。齐齐哈尔在哈尔滨的西北，密山在哈尔滨的东南，他们不在一处。两个人没有多少话好说，此情此景，丁玲蓦然想起白居易那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6月末，丁玲到达密山。王震在铁道兵农垦局接见她，热情爽朗地大笑着，鼓励她说：“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几天后陈明也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经王震安排，他们在汤原农场安家，那里的条件比陈明所在的新建队好得多。

那时的北大荒，刚刚开发，还是一片沉睡的亘古荒原。黎辛在一次谈话时说，当时听到丁玲去北大荒，心想：那个地方冰天雪地，荒凉得可怜，能活命吗？

到汤原农场一周之后，丁玲给中国作协党组写了第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情况，她说：“我个人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都感到很愉快。”“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她以戴罪之身，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住就是十二年。

第五章 1957之二：狂风大作 15、王震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丁玲被分配到汤原农场畜牧队养鸡。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目标是重新做人，做一个清白的普通劳动者。她不敢有更高的奢想。

1959年，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7月，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的情况，8月20日给作协党组写报告说：“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最后一名。

郭小川说：“那几年，每年国庆节前夕，都要摘掉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事先，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去了解了丁玲的情况，回来反映她的表现并不算好，但汤原农场党委又来了文件，主张摘掉丁玲的右派帽子。因此，作协党组进行了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摘掉。于是我们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几天后，刘白羽传达了据说是张子意的‘指示’，要作协党组重新讨论，认为不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是不对的。这样，作协党组才又同意了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后又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被中央批回，不同意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

汤原农场提出给丁玲摘帽，是执行王震的指示。从1960年到1962年，王震连续三年指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要他们写报告，申请给丁玲、陈明摘帽。当年起草报告的汤原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大多数职工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1960年12月，王震又将丁玲陈明召回北京。他在协和医院住院，带着丁玲陈明去看也在那里住院的邵荃麟。邵荃麟明白王震的意思，当着丁玲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

但王震的努力未能如愿。

1961年冬天，冯雪峰摘掉了右派帽子，陈明也摘了帽子。1962年3月3日，丁玲给刘白羽写信表示要经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有过一些难过，但一想到个人的进步，离党对我的希望还很远，成绩与罪过也不可能相比。如果因为许多人都解决了问题，脱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弃，这是违反党和同志们的希望的。”

丁玲摘帽没有消息，但腰病却发展了，在北京时她只有三节脊椎骨质增生，1961年在佳木斯照X光，已经发展到整个脊椎骨质增生，腰和臂膀常常疼得厉害，夜里不能入睡。这是参加超量的劳动所致，她毕竟是一个老太太了。1963年9月，丁玲在写给周扬、邵荃麟的思想汇报中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了。10月，丁玲、陈明回到北京，严文井对陈明谈到丁玲的摘帽问题说，丁玲的右派帽子，农场、农垦部党组、作协党组都同意摘，中宣部也点了头，只是到了上面——什么上面你就不要问了——全国平衡，就把丁玲搁下来了。他们又去看望王震，王震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1964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扬、邵荃麟，希望摘掉右派帽子。12月29日，又给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写信，“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请求党根据我几年来的决心、态度、思想和工作表现，考虑给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从1959年到1964年，中央先后五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是都没有丁玲。

对于1932年入党的丁玲，做一个普通公民、清白的劳动者，怎么就那么难！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1、转机：祖林带来的消息

1970年4月初，丁玲被造反派看管，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21队劳动改造。一天深夜，她从熟睡中惊醒过来，屋里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穿好衣服下地，两个女兵过来给她扣上手铐，让她在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了名，那上面写着“逮捕归案”。然后她被押上一辆汽车。

那天深夜，在另一个生产队劳动的陈明也同时被捕。从此，他们就音信隔绝，断了联系。

其实，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0日，丁玲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时，还有些留恋地回过头去深深望了一眼。她的确有些留恋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那里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小洗脸池，她留恋那里每天的一份报纸、每月的一本《红旗》杂志。这里的条件确实比宝泉岭农场21队好许多，她不必再干繁重的劳动，不必再受造反派的侮辱呵斥，她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全集。

前一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作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

除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之外，她又多了一顶头衔：“叛徒”！大概，此生翻身无望了。

同一天，陈明也被告知：决定释放；不定问题，也不提什么问题；恢复原级别、原工资，分配工作；脱职期间的工资补发；新的工作地区在山西长治，具体工作到后再定。

随后，丁玲早一天，陈明迟一天，他们一先一后，来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在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安家落户。

两人分别整整六年，劫后重逢，自然悲喜交集，感慨万分。可是他们没有哭，也没有大笑，丁玲见到陈明，第一句话是：“哎呀，这个地方好！”陈明紧紧握着她的手往屋子里面走，说：“两个人在一块就好！”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又有了一个“家”了。那一年，丁玲71岁，陈明58岁。他们要在太行山下的小山村里度余生了。

丁玲和陈明过的是两个老人的日子，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院子，与农民为邻，相处得很好。生活是平静的，就像缓缓坠落的夕阳。与儿女又恢复了书信联系，知道他们过得还好，也就略觉宽心。陈明写了一首诗，描述丁玲的生活和心态：“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处境没有什么根本性改变，短瞬的欢喜很快就沉寂下去。“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丁玲有时候不无凄楚地想。

但是整个政治形势还是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即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6月初，老顶山公社党委向丁玲传达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7月16日，公社党委书记来通知丁玲：奉中共山西省委指示，决定由当地党组织给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7月18日，老顶山公社党委召开了为丁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会议。丁玲在会上发言，表示“完全拥护，衷心感谢”，同时，她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

这时的丁玲，已经不满足于摘帽了，她想要把“反党集团”，特别是所谓的“历史问题”，彻底查清楚，重新做结论，她要重获一个清白。因为她已经得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消息。

早在3月下旬，11号文件发布之前，祖林来到了嶂头村。他1960年回国，分配到上海工作，这一次是从北京开完会，特意转道而来，给妈妈传递消息的。在北京期间，祖林走访了几位延安时代的同学，听到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他还听说，平反工作归中央组织部管，部长是胡耀邦。

丁玲和陈明有些兴奋了，胡耀邦，他们在延安就熟悉，那是个热情、公正的好同志！解放战争时期，陈明在胡耀邦任政委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体验过生活，耀邦对他很关照，还请他帮助修改过和谷岩同志编写的战士识字读本。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一次他们在王府大街散步时偶遇耀邦，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跟他们握了手，什么话也没有说，眼神中掠过一丝惋惜和同情。丁玲和陈明对那眼神记得很清楚。他们心里一下子燃起解决问题的希望，决定立即向党中央提出申诉。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有些都记不大清了，他们翻箱倒柜，从北大荒农场返还的物品中，找到一张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是载有“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消息的那一张，还有一本陈明的笔记本、一份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批判丁玲的总结发言。依据这些材料，丁玲在陈明帮助下，给胡耀邦写信，陈诉冤情。

“胡耀邦同志：从报纸上看到你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极为欣慰，谨祝工作顺利和身体健康！最近，我就与个人政治生命问题有关的事实，写了一份材料，现呈上，请你们查阅审处。考虑到您和同志们的任务重，时间紧，而类似的问题或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的材料尽可能简短扼要，需要时当另作补充。

“这次写材料，目的只在向党说明事实，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澄清政治问题，从而能解脱四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自己在垂暮之年能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学习改造，更好地为党工作，努力弥补由于过去的错误而曾给党带来的损失。我决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责任在自己首先犯了错误，向党隐瞒了历史问题的重要情节，以后在重大的政治运动中，有时又不能正视历史，顾虑重重，说了一些过头话。”

丁玲在随信所附的材料中，“就有关我个人政治生命的几个关键问题的事实方面，向党申述：（一）关于叛徒问题；（二）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三）1957年划为右派问题。”

4月20日，陈明携带丁玲的这份申述材料去了北京。祖林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的同学苏绿野，时任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副局长，给予协助，提了一些建议。陈明找到乃兹府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中，但是耀邦同志不在家，陈明留下了申述材料。那天是4月29日，北京城里洋溢着五一节的气氛。过完节，陈明就接到通知，中组部约他去。5月6日，他在中组部见到了柯里同志，柯里告诉他，这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耀邦同志看了丁玲的申述材料，很关心，事情正在解决中，还要耐心等待。在京期间，陈明还去看了王震，王震对丁玲的事情也表示关心。5月8日，陈明返回山西。

胡耀邦对丁玲的事情的确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以“中组字94号”文，给汪东兴副主席打报告称：“丁玲给耀邦同志写信，提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她为叛徒的问题，1955年中央宣传部定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她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请求重新审议，核查事实，作出正确结论。另外丁玲还提出，她1975年经中央批准安置在山西长治市老顶山公社，现在年老得病无人照顾，希望能允许她回到北京居住。我们研究，丁玲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负责复查。鉴于丁玲年老得病可让她和她丈夫陈明到太原市居住，不必回京。如同意，由我们告山西省委。妥否，请批示。”报告并附上丁玲写给胡耀邦的信及申述材料。这份报告的落款日期是4月29日，就是陈明把材料送到胡耀邦家里那一天。胡耀邦当天看了，当天批了，当天就办了，真是雷厉风行。

一个月之后，5月30日，汪东兴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中央组织部意见办理。”

6月5日，中央组织部致函中央宣传部：“现将汪副主席关于复查丁玲问题的批示复制件和本人申诉一并转去，请收。丁玲和她丈夫到太原居住问题，我们已通知山西省委。”

一周之后，长治市革委会人事局的几位同志来到嶂头村丁玲家，一位负责同志告诉丁玲：省委组织部转来了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说按照中央指示，把丁玲陈明安排到太原居住，现在正在准备房子，搬家日期另作通知，如果感觉身体不好，可以先到太原的晋祠休养所疗养，那里是山西最好的地方。

但是丁玲不愿意定居太原。她和陈明考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从长远想，还是想要和儿女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第二天，6月13日，丁玲给“山西省委组织部并请转中央组织部”写信说：“我衷心期望、殷切请求党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首先实事求是地，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地核查历史事实，审理当时给我所作的政治结论，从而允许我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给以具体的任务。至于迁居问题，希望能根据我的年龄和身体，按照政策规定，允许我和儿子或女儿住在一起，以便生活上经常有所照顾，精神上也有所慰籍。”同一天，丁玲又给祖林写信说：“自然太原生活条件、政治条件要比这里好。或许是先解决一下生活问题，改善一点，然后再谈其它。或许有把我放在太原的意思。”“去太原，我们认为，在我们来说，这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同儿女在一起。”

7月6日，中组部办公室给丁玲复信说：“丁玲同志：来信收悉。你所申诉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请等候处理。关于你提出和儿子住在一起的问题，我们意见，可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暂住太原。”这封信由山西省委组织部转给她。那就服从组织的安排吧，何况又是“暂住”，她和陈明同意了。

就在丁玲努力要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她从第五期《人民文学》上看到林默涵的一篇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这是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林默涵的一个发言。文章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这不还是在重弹1957年的老调么？弹调子的又是1957年参加过整她的人！丁玲读后非常气愤，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是什么意思？还要继续压着我不让翻身吗？她在写给祖林的一封长信中说：“林副部长的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这次读了林副部长的发言全文，觉得他很有气魄，很有权威，帽子比二十年前更大了，可是很空，缺乏具体事实。我亦拟写点读后感。”

丁玲十分担心，这一篇文章，会给自己落实政策昭雪冤案带来新的阻力。压了我二十年，还不让我伸腰见天日吗！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2、去太原？

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申诉材料中央组织部也受理了，丁玲终于看到了希望，十分兴奋，她要向给予她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同时要继续申诉，争取彻底解决问题。

7月24日这一天，丁玲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胡耀邦，一封给中央组织部，一封给王震。

给胡耀邦信中说：“胡耀邦同志，您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七月十八日，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宣布了给我摘帽子的决定，并把摘帽通知书给我。我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我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无限感激，感激党的政策英明伟大，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二）七月十八日下午，收到中组部办公室六日写给我的复信。我遵照你们的指示，听候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到太原暂住。（三）最近，在《人民文学》第五期，看到林默涵同志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我的地方，使我十分惊异。为了说明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我写了‘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两段材料，请组织备查。同时，我写了‘在东北垦区十二年’，扼要汇报我五八年接受处分以后十二年的主要情况，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

致中央组织部的信中说：“一九六八年冬天，林彪、‘四人帮’为害猖獗时，曾遣专人到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对我通宵审讯，夜以达旦，白天要我写材料，如是整一个月，逼我供认当年‘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并企图陷害胡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等。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学习毛选五卷辅导材料而写的名词解释中仍说我‘隐瞒历史，混入延安’。今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人民文学》第五期《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中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等等。林副部长这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遵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教导，我把当年奔向延安的经过和在解放区前后十三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入北平）等情况，扼要地向党申述。”

随信附有三份材料：“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在解放区十三年”，“在东北垦区十二年”。

致王震的信充满感晴色彩，丁玲感谢他这些年来对自己多方面的关照：“王震副总理：上次陈明从北京回来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我感到无限安慰。最近我在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在宝泉岭写的初稿已散失），十二年垦区生活，如在眼前。……我曾在几个农场从许多转业干部口里听到过您的故事。可惜，我那时没有条件搜集这些，仅有的一些摘录、日记，也都在运动中失散。最近这里公社党委开了一个会，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同时我收到中组部的来信，说我的申述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要我等待处理。并嘱我按照山西省委的安排到太原市暂住。我现在正遵照他们的指示，等候省委的安排。当我看到那信封上写着同志两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夺目而出，多少往事一起涌向心头。首先我不能不想到长期以来您始终对我的关怀、照顾。您最早同意我去东北垦区；是您要农垦局领导同志安排我们生活，政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以便于我的改造；是您嘱咐我埋头在下边，做到默默无闻。您关心我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您每次到垦区视察，总是鼓励我不要失望，要相信党，要朝前看。而现在，根据十一号文件的规定，摘掉了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重担减轻了。我感谢党，也感谢您。我告诉您：十二年的垦区生活，对我大有好处。虽然有时觉得从创作上来看，的确是流逝了一些大好年月，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但我决心认真、努力做好个人的五年计划，多多写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但对个人的政治前途，还不免感到有一些阴云、梗阻。因此最近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材料。我特抄一份给您，使您知道一些情况。请指示。”

8月26日，王震在丁玲的信上批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力群同志：此件请抽空一阅。当时一大批年轻演员、其他艺人大部分都是周总理亲自和我谈话，接到农垦区锻炼。其中头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经过长期工作，现在年迈，应从政治上、生活上给礼遇，要落实政策。动员下去，周扬同志也与商量过。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亲笔信件。这些也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丁玲信中提到的“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指的是以邓婉荣为模特写的散文《杜晚香》，她曾经在宝泉岭农场写过初稿，但在“文革”中散失。她在七、八两个月里重又写出两万字的初稿，准备拿它作为重返文坛时与读者的见面礼。

9月和11月，丁玲又两次给中组部写申诉材料，对于历史问题，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丁玲在信中，还提出去北京看病的要求。

9月17日是中秋节，晚上，陈明让队里的领导找去吃饭，丁玲不愿凑那份热闹，一个人静静留在家里。月色皎洁，夜凉如水，丁玲默默忆诵起苏东坡的《怀子由》，不由感慨万千，返身进屋，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心情：“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但是从9月到11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去太原的事也搁了下来。11月9日，丁玲给原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罗兰写信说：“山西省委没有信来，长治市革委会也只说，什么时候房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们搬家。中组部对我们去北京看病一事也没有信来。你要我收拾东西，我的确很早就收拾了一部分，现在又把收拾好了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天气变了，过冬的衣服等，又都翻了出来；而且又要订明年的报纸了。又要买过冬的菜，过冬的煤了。好在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多等一年半年也不在乎。反正我们相信党总会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落实政策的。”

一切消息杳然。可能还得在嶂头村过一个冬天了。丁玲有些黯然。

好消息没有，却有一条不好的消息。

10月中旬，女婿周良鹏从北京来看他们，临走时陈明送他去火车站。路上，他告诉陈明一件事情：祖慧和罗兰去找过周扬啦，打听丁玲落实政策的事。陈明急忙问：他怎么说？良鹏说：“周扬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以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我怕妈妈听了气恼，没敢告诉她。”但这样重要的消息哪能瞒着丁玲，第二天陈明就讲给她听。丁玲自然很生气，她明白，周扬所说的污点，还是指她在南京的历史问题，想不到，他自己也挨过整，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周扬还是这个态度。她在日记里说：“可见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都是洛兰（按即罗兰）一片好心。”“洛兰太简单，把事情想得容易，把人想得太好。”她又联想起林默涵那篇文章：还是这些人在台上，还是这些人在管事，他们还是坚持五五年和五七年的观点，那么想要解决问题就很困难了。过了几天，罗兰又来信告诉她，祖慧去找了中组部，问中组部对丁玲要求进京看病的意见，答复说，丁玲去京可以住在祖慧家。丁玲说：“洛兰、祖慧都是极简单的好人，她们哪里会想到，如我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我是无法住在祖慧那间小屋子的。我将愁死。”

看来，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路还长着哪！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3、回北京！

10月下旬的一天，老顶山公社党委秘书来，向丁玲和陈明传达中央（1978）5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的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文件中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摘帽”与“改正”，完全是两种性质，前者的右派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摘掉帽子；后者的“右派”属于错划，应予平反改正。他们两人分析了形势，认为，陈明划右派，完全是受丁玲的株连，因此应该属于“错划”；此外，丁玲的问题光坐在家里等是不行的，现在阻力还很大，应该到北京去活动，找人做疏通的工作。陈明说：我去一趟北京！11月30日，陈明动身进京。

陈明刚走，家里就来了客人。12月1日，丁玲吃过早饭，正在服药时，一个陌生人推门走了进来，见丁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赶紧自报家门说：“我是马烽！”丁玲一下子想起了旧时熟悉的音容相貌。啊，可不是马烽嘛！马烽说：“老了，老了，你都认不得我了。可是我还是认得你，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认得出来。”他们有二十多年不见了，两个人都很激动，丁玲急切地问到这个人，那个人。马烽告诉她，文研所的老人里，五七年没有打成右派的就是他和陈登科，主要因为他们是在地方上。马烽现在是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参加社教组来长治的，他说今天是路过，过几天还会来。他记得丁玲能喝一点酒，带了四小瓶山西名酒，还捎来几斤湖南桔子，说是康濯托他捎来的。他说，桔子好不好不管它，这可是湖南你家乡的。丁玲听到康濯的名字，立刻想起一些往事，便说，过去的事不管它，千里送鸿毛嘛，人的了解、人的感情是不能夺走的。丁玲又提到《人民文学》上林默涵的文章，马烽说那篇文章很坏。丁玲听了很高兴，觉得有了个知音。

过了两天，家里又有人来，是当年文研所丁玲所喜欢的学员刘真。刘真找了个借口，说《诗刊》约她写彭德怀，她要找丁玲了解材料，长治革委会宣传部就派汽车把她送来了。她在丁玲家里几乎整整呆了一天，告诉丁玲：“许多人都问到你，想知道你的情况。”她谈到五五年和五七年的事情，说他们最恨康濯，大家在一起时就骂康濯，有人找她调查材料，别的作家她都说好话，只有对康濯例外。她还谈了许多文研所熟人的情况，说到谷峪、李涌都被划为右派，在黄泛区劳改，孩子又多，生活狼狈凄惨。丁玲听了心里很难受。

整个12月，丁玲是一个人独自过的。她和陈明频繁地鱼雁相传，沟通情况，商量对策，这是又一场战斗。10日，丁玲致陈明信，要他在北京“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气壮些，但少说多听，沉着老练。我们二十来年都在底下，我们带有泥土气，就是人民群众的感情。我们长时期受压迫，但要有一种抗压的味儿，我们是直的、硬的，不是曲的、软的。” 14日晚上丁玲给王震写信，提出想再去北大荒。又给陈明写信说，“先寄上给王的一信，明天寄给邓、胡的信。我对这事考虑了两天，决定这么办，自然还得先同你商量。这样办有几点好：一、实际也是催胡。二、我们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八九月回来，将有收获，可以写五六篇短文。”过了两天，又给陈明写信说到为什么想去东北，因为可以写王震，而“这些文章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艾诗人（按指艾青）这点是对的，鸭蛋爸爸（按指罗烽）就相反，白（按指罗烽夫人白朗）则自找苦吃，我们要向前看。你我的身体也不是那样坏嘛，还得打江山，不能吃老本，何况现在还无本可吃，本还不知在哪里？我若从东北回来，就不会再回这里老家了，我们找一间房子就行。不安家也很好嘛。那时我人在北京，就好说话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上次你在北京不是也听到：‘先做工作再说。’我们还要有这股劲）。”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丁玲，现在也懂得斗争的策略了。

对周扬，开始丁玲信里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这些人还是阻力。” 21日信里又说：“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荒煤那里也要去一次。你的问题也应同他谈谈，过去是他负责的。谈话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态度。对老熟人，我认为除少数几个人外，都可以谅解，其实这些人都是迫不得已，对我们也还是怀念的。”

12月22日丁玲致陈明信中还说：“我现在的思想准备是你明年回来。”但是27日下午接到陈明来信，报告一个好消息：中组部柯里同志告诉他，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接待。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

终于可以回北京了，好消息来得这么突然！当天夜里，丁玲失眠了。

1978年的最后一天，陈明回到嶂头村，他们要搬家了。

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走下火车，踏上北京的站台。

1958年离开北京时，还是从前门火车站上的车，20年后回来，却是新建的北京站，富丽而气派。世事沧桑，物也非，人也非。走时是54岁，如今是75岁，20年时光在农场、监狱和农村流走了。当年才情横溢的女作家，如今已是鬓发苍苍的老妇，感慨良多。

祖慧良鹏夫妇来接，文化部的人来接。老两口住进地处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兰、甘露、陈登科、李纳、丁宁、张凤珠、徐光耀、王玉清、夏革非等一批老朋友来看望，他们大都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在友谊宾馆吃饭时还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文联、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人魏伯、张僖，都到招待所来看望，并谈到正在准备给丁玲做复查结论，听取她的意见。江丰也来了，他去看过陆定一，陆定一说，五七年整江丰整错了，他有责任。听了这消息，丁玲也想去看望陆定一，但又听说，一位好友的儿媳向陆问到“丁玲阿姨的问题”时，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丁玲便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后来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忆秋白》一书，由陆定一主编，他坚决不同意选入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篇，使得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感到很为难。1986年3月丁玲去世后，中国作协草拟、中组部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中，拟请出席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有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八宝山未见他的身影。三年后周扬逝世，陆定一给周密写信说：“周扬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有功绩的，看来如今还难有人选可以比得上他。”

1月20日下午，蒋祖林一家三口也从上海来了，当晚，全家三代八口人第一次团聚。除夕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人民春节联欢会，汇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春节期间，全家八口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照片。

春节过后，丁玲开始催促复查结论。这项工作由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复查办公室负责人是张僖。在前一年的7月，中国作协成立了临时党组，张光年为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由于张光年患肠癌，2月5日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3月，陈荒煤代理作协临时党组书记，张僖升任副书记。

2月17日，丁玲给魏伯、张僖写信说：“上月中旬，你们来谈到我的问题时，说争取二月中旬解决。现在不知进行得怎么样了。”过了三天，去八宝山参加崔嵬追悼会时遇见黎辛，他告诉丁玲：中组部已经把你的历史档案转到作协，要作协来复查处理你的问题。丁玲也告诉他，决不同意1956年中宣部的历史问题结论。当时黎辛在文联复查办公室工作，他的冤案，已经在前一年12月得到改正，中央批准了中组部和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结论说这是“一起完全搞错了的案件，应予彻底改正。”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4、《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二月下旬，丁玲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在那里住院的熟人有萧三、陈沂、张磐石等，他们有了充裕的说话时间，忆忆旧事，问问身体，但彼此更关心的是平反政治上的冤案，小部分人的问题解决了，大部分还正在进行中。3月15日，山西的文学刊物《汾水》第三期发表了丁玲的《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这是自1957年反右之后以“丁玲”署名的作品头一次公开发表。那本是一封普通私人信件，不是供发表的，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它的作者。后来丁玲说：“当时他们发表这封短信，不能不说是冒了一点小的风险，冲了一下禁区的。我对他们是怀着异常的感谢之情的。”

丁玲4月6日出院，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安排，暂时住进友谊宾馆东北区二单元7217套房，那里的条件要比文化部招待所好得多。

5月3日，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个结论的第一稿是2月3日写出，4月4日改写出第四稿（送审稿），4月27日，张僖和李季在刘白羽处研究了这个稿子，并根据刘白羽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然后送给周扬、林默涵审阅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说：

“一、关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经复查，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作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作了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一九五六年作结论时的根据。因此，我们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撤销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丁玲提出申诉。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对丁玲问题进行复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

“三、关于右派问题。关于一九五七年春天丁玲与江丰反党集团、《文汇报》右派秘密勾结的问题，经复查，丁玲与江丰并无往来（‘江丰反党集团’是一起错案，业经文化部复查改正）。至于《文汇报》记者访问丁玲，要求她谈丁、陈问题，当时被丁玲拒绝。因此，这个问题应予否定。关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作协党组召开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期间，丁玲曾对个别同志说过：‘这次问题如不解决，我要退出作协。’这只是丁出于一时意气的话，不能看作是阴谋公开分裂文艺界。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时，发表过王实味的反党文章，自己也写过等错误文章，对此丁玲同志早已作过多次检查。综上所述，丁玲同志的言行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她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一、撤销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销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级别（行政七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

6月5日，张僖把这个复查结论带给丁玲。

这个结论中，历史问题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的审查结论，即“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写申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1955年‘反党集团’问题早已在1957年摘去帽子；剩下的只有一个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显然这个结论不公正。历史问题自不必说，“反党集团”问题，说是1957年6月“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就摘去了帽子，可是，这些“领导同志”到了7月的党组扩大会上不是就反口了吗，说丁陈要翻案，并且据此把他们打为右派。

丁玲自然对这个结论不满意，她只把主要意见对准了“历史问题”，“反党集团”不管你们怎样讲，不总是承认定错了嘛！

6月8日，丁玲写出自己的意见：

“（一）对于这个结论，除第一项历史部分外，我都同意。希望在‘恢复丁玲同志党籍’后面，加写‘恢复其政治名誉’七个字。（二）对于第一项历史部分说‘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我不能同意。因为：（1）对于1956年的这个结论，当时迫于形势，我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但同时声明，‘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作了三项带根本性的保留。在1957年夏天，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当众宣布而为众所周知：这一结论，中央组织部不予接受，退回。这就是说，这一结论没有最后成立。（2）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作了书面结论，认为没有问题，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三）因此，现在我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考虑1978年11月我呈交中央组织部历史材料中的申诉和最近（今年六月）我呈交宋任穷同志信中提出的请求，实事求是地、明确决定：（1）撤销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2）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3）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3月23日和25日，她还在友谊医院住院时，有两位老同志都给她带过同一个消息：胡耀邦说，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5月份，丁玲又找过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廖井丹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中组部没有批。他还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丁玲放心。6月，丁玲又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改任中宣部长，宋任穷任中组部长。

但是，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仍然坚持己见，很快又作出《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结论是：“经复查，我们认为，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报告的落款日期是6月9日，即丁玲提出意见的第二天，反应极其迅速。

此后，丁玲与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分歧，就集中在历史结论上——是以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为准，还是以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为准。

中国作协的结论是中国作协和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抹掉。生杀大权在这些人手里，丁玲仍然处于弱势。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5、又见周扬

1979年6月9下午，丁玲偕陈明、甘露去北京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扬，大约坐了半个小时。他们约了甘露，是因为甘露跟双方都很熟，谈话方便。

这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面见周扬。此时，他们都经历了“文革”的洗礼，整人的周扬，也有了被整的体验，在这方面他们有了相似的经历；而丁玲的复查结论已经明确地说，1955年的反党集团“不能成立”，1957年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那两个问题都是周扬主持定性的。陈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在此时去看周扬，因为周扬要出访日本，“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

甘露这样写道：“三点钟，我们准时到达医院，直上二楼周扬同志的病室，病房的门是开着的。我们三人走近房门，周扬和苏灵扬看到了我们，就走过来招呼我们进房落座。病室椅子少，苏灵扬便坐在床上。丁玲对周扬说，前几天听说他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东渡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问了一下他的病情，表示慰问等等。周扬同志精神很好，说他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已定好了时间，不能不去等等。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听到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沉痛，脸上流露着惋惜和悲愤的神情。接着周扬同志说，夏衍同志的腿也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的；还告诉丁玲，夏衍也住医院，就在楼下；还说夏衍住院也闲不住，电影界几乎天天有人来找他，听台词录音，讨论剧本等等。他建议丁玲顺路去看看夏衍。谈话大约有半个小时，丁玲等便起身告辞，周扬一直送出走廊。”“我们来到楼下夏衍的病房，他正坐在椅子上，左右有几个同志围着他，大概正在谈论一个剧本。丁玲走进病房叫了一声‘夏衍同志’。夏衍回过头来看到丁玲，赶忙站起来，拐了几步迎着丁玲，互相握手问候。丁玲看见他正有工作，还有两三个同志围在身边，不便打扰，就要告辞，主人也不再挽留，我们三人便乘车回到友谊宾馆。”（《一次难忘的探视——忆丁玲探望周扬》）

丁玲自己这样写道：“一九七九年夏天，从乡下回到北京不久，我从理智上认为我应该去看看一个老熟人，我们邀了另一位朋友同去。这位老熟人虽正住在医院，但比我想象的好，红颜白发，行动也矫健，稳重如往昔。从前说话中常常带一点的‘嗯，啊’的神气也依旧存在，只是声音比较小，好像只在喉咙眼里打转。我有点耳背，听他的话很吃力，但又不便重问，只好装作听见了似地点点头，眨眨眼，但话的大意是清楚的。他很有感触地讲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的遭遇，他妻子的遭遇。这些事自然是很悲哀的，文艺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那种磨难，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我听了之后自然很同情。不过这些事我听得太多了，见得太多了，受得太多了，也许我不应该，我真的有些麻木了，但我是去看望病人的，只好耐着性子听完（可能仍是没有完），才告辞回来。”（《我读〈洗礼〉》）

显然，丁玲对周扬的表现不满意，她不是来听周扬诉说他自己遭遇的。她的遭遇远甚于他，而且他负有责任。

陈明听到周扬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说了一句：“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去后他把这话告诉丁玲，两人一起猜周扬是指谁，是指他自己，指林默涵、刘白羽，还是指毛主席？陈明说，周扬对过去错整了丁玲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丁玲这些年的情况，却在那里诉自己的苦，说他的耳朵被打聋了。

丁玲就是想听周扬当面向她承认错误，但是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五个月后，11月6日，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突然到木樨地丁玲家里造访。不巧，丁玲因为那几日咳嗽厉害，去友谊医院看病了，两人未能见面。如果丁玲在家，周扬会不会说一句认错道歉的话呢？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善呢？既然周扬对那么多被他整过的人都认了错，为什么不能对遭受迫害最深的丁玲认个错呢！丁玲不是抓住小辫子不撒手的人。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6、争一个“党员身份”

5月1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写了《重印前言》。这篇文章发表在7月18日《人民日报》上。这是丁玲第一次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亮相。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满怀激情地抒发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她回想起当年在阜平写时的情景，那时她腰痛很厉害，行走困难，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写作。但她就像火线上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冲锋的战士，想着这本书是为毛主席写的，有一天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她忍着剧痛把这本书写完。她说：“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这些话，是丁玲在毛泽东写了《再批判》、自己遭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后说的。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这句话意味深长。

6月20日，戈扬和张凤珠来看丁玲，并向她转达了中国作协的通知：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要她准备在会上作一发言。第二天，丁玲致函“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要求根据党的政策，根据改正的结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以党员作家身份参加即将召开的四次文代会。信中说：“至于我个人出席这次文代会，我认为应该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分参与会议。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丁陈反党集团’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属于错划，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恢复我的政治名誉，那末便应该如此。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对此，我已在今年六月八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采纳和及时处理，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6月24日，丁玲再次致函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要求确认自己参加文代会的党员身份。但是，作协党组迟迟没有答复。

在这期间，丁玲却频频地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6月6日，她出现在《人民日报》登出的补选的五届政协委员名单里；6月15日到7月2日，她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印入会议简报，邓颖超还和她拍了合影。《人民日报》刊登了丁玲的照片，新华社发表了将要再版的消息。七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杜晚香》。

“七一”前夕，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丁玲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出席政协第33组党员会议。因为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因此她走进会场时有些犹豫，问召集人周而复：“我没有走错地方吧？”周而复热情地回答：“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这是二十多年来，丁玲第一次参加党员会，会后，她激动地写出散文《“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这篇文章登在七月一日《北京日报》上，中国作协党组对此很不满意。

现在，丁玲又要为恢复自己的党籍和组织生活而奋力力争了。

9月20日，丁玲第三次写信给张僖并转作协党组，要求早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信中说：对于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复查结论，“除历史部分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外，其余部分虽然还有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在结论上签了字。今年六月，感谢党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五届二次政协会议，而且能够发表文章。但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至今没有恢复；我的生活费，至今仍按一九七五年‘四人帮’掌权、释放出狱时的规定，每月八十元，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而且，按照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和政策规定——全错全纠，在多大范围内搞错的，在多大范围内平反，这里确实还有许多应做的事而没有做。因此，我不能不考虑，即使我有幸得到了参加这届文代会的资格，但过去强加于我，而且连篇累牍公开散布的错误结论没有公开撤销，一些不实之词没有推倒，没有恢复历史的真正面目，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恢复政治名誉，我只是由‘大右派’进而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以这样的身份，以类似得到宽大处理的战俘身份去参与文代会，除了证明落实党的政策受到了阻碍，纠正历史的错误不彻底，不及时，不得力外，对党，对文代会议，对工作能有什么益处，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呢？为此我曾在六月下旬写信给你们，希望早日落实政策，及时恢复组织生活，使我能像五十年代的两次文代会那样，以正常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会议，但可惜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再一次向你们汇报并提出，请予指示。”

仍然是毫无反应，没有回音。中国作协以冷漠和沉默，回应满怀热望急于回到党的怀抱的丁玲。

无奈之下，丁玲不得不求助于中宣部。9月23日，她致信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胡耀邦部长：“我认为应该明确我参加会议的政治身份。既然作协的复查结论确认一九五五年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五七年的右派是错划，并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行政级别，那么我便应该像最早的两次文代会时那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这次文代会，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间，我便向作协党组书面陈述了这一意见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请参阅附信），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

9月，丁玲参加了两个老熟人的追悼会，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周立波，都在1957年的大会上严厉地批判过她。还有一个当年的重要角色登门拜访，康濯来表示歉意。丁玲和陈明像对老朋友一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国庆节到了，这是丁玲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过国庆。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国庆节过后不久，10月22日，她迁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高干部长楼，她住在九层，戏曰“九重天”。从此，她居有定所，终于在北京城里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就在她搬家的同一天，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22号文：“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丁玲同志的复查结论正在审批。鉴于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同志已当选为代表，请先自即日起恢复其党籍，恢复其组织生活，并请转告第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

两天之后，张僖来到丁玲的新居，通知她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的消息。此事丁玲在6月提出，至此已有四个月。

为何最终出面解决的，是中央组织部？黎辛在《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中说：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局郝逸民副局长转达了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两个意见。“他说丁玲的复查结论写出来了，丁玲对结论还有些意见，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但右派肯定是划错了，要改正的，中组部提出来让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并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丁玲是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参加过政协党员会议了。丁玲现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一个月八十块钱生活费有困难。作协复查办的负责人说，右派没有改正，不好这么做。副部长说，对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这么做的，至于中组部有什么意见，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十月中组部来公函，先恢复丁玲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此处的“副部长”即周扬。当时黎辛是文联副秘书长，参加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所以了解内情。

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幕，丁玲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同时套开的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理事，她的票数仅次于巴金，与茅盾并列第二。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她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劫后重逢，十分高兴，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纷纷来看她，簇拥在她身旁合影，有田间、康濯、马烽、徐刚、徐光耀、邢野、陈淼、吴伯箫、公木、刘真、张凤珠、李纳、逯斐等，他们依然敬重爱戴他们的老师。

11月8日下午，作代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室举行大会发言，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主持。丁玲来得晚，她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丁玲复出以后，首次在文艺界大型会议上讲话，听众屏气敛声，精彩处掌声持久不息，场内气氛十分热烈。她说，要是没有我们正确的英明的党，我丁玲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来北京，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啦！现在我有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很多报社、杂志都来找我，约我写文章，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敢梦想的事情，我没想到我还能有这一天。她还讲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说要是不把这个东西反掉，就很危险。接着她讲了一件事情：“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其实，谁有派、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面转载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一篇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作者是赵浩生，采访时间大约在1978年夏天。文中引用周扬的话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丁玲的文章。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

丁玲读了，立刻想起周扬1957年7月25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中，批判她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三个时期对党不忠诚。后来刘白羽等许多人的发言，都以此为基调，批判丁玲对党不忠诚。现在，周扬不仅抓住南京的问题不放手，又翻腾出延安时期的老账，这不还是重复1957年批判的调子吗！丁玲自然有气生。

丁玲讲完，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几个曾经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错批错划的同志纷纷讲话，并不断赢得掌声。这时，会议主持人李季请周扬讲几句。周扬讲到自己受迫害，被打聋了耳朵，讲到被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讲到“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萧军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文代会之后，丁玲于12月21日再次给中组部写材料，要求坚持中组部1940年所做的历史结论。中组部把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和她的申述材料一起，报送中央。

1980年1月25日，中央发出机发［1980］30号文：“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

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顶天了。

1980年3月5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8号文：“中国作家协会：二月九日关于丁玲同志享受副部长待遇问题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副部长待遇。”

第六章艰难的平反 7、“我可以死了！我”

丁玲的党籍恢复了，工资级别恢复了，政治待遇恢复了。但是，她的“历史问题”仍然留下一条尾巴。这个不屈不挠的老太太并不善罢甘休。

1980年12月，她在填写干部履历表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时写到：“（一）1979年中央组织部审干局负责复查我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遵守党章规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我曾几次书写材料，详述历史事实和理由，要求维持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并且表示，不能同意作协复查办公室的意见：维持1956年中宣部党委会的结论。我还向审干局提出，在个人和组织上意见发生不一致时，按照党章规定，要求把我的书面申诉同时呈报上级审批。至今我不知道中组部审干局是否这样办过。我的申诉是合理或是错误，至今也未见到批复。（二）中组部审干局报送中央维持1956年结论的意见，既经中央审批过了，党员自然应当组织服从，当如果中组部审干局报送中央审批时，并未把我的申诉材料同时上报中央，则我保留向中央继续申诉的权利。”

对此，中组部审干局答复：“丁玲79，12，21申述材料已上报中央。”

1981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王中忱、尚侠，写了一本《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第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他们的老师蒋锡金，在抗战时期曾经同楼适夷、老舍一起编辑过《抗战文艺》，通过这个关系，他们找到了楼适夷，请他写一篇序言。楼适夷爽快答应了，1981年12月写了《美丽的心灵——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文。文章写就，楼适夷很想能够在报刊上发表一下，就在1982年1月12日给《文艺报》的老友孔罗荪写信说：“罗荪兄：刚写了一篇短文，想在《文艺报》发表，可用与否，请提前一阅，于一二周内示复，以便不用时我可以投寄他刊。”1月16日，孔罗荪在信上批道：“文章我已看过，请送冯牧同志阅处。”1月21日，《文艺报》的唐达成给张光年写信请示说：“送上楼适夷同志写的一篇关于丁玲同志的文章。此文是他交给罗荪同志要求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我请冯牧同志看过，他指示送上请您审阅。此文我们觉得有不少溢美之词，而且涉及到一些历史事实，不知他所述是否妥当，所以需要审慎对待。但他本人要求《文艺报》发表，我们应如何回复他，也很费斟酌，请您审阅后，给我们以指示。”

同日，张光年批复：“冯牧、罗荪、二唐同志：楼文涉及某一段历史事实，与中央对她的结论直接抵触，不宜发表。此点是否通过罗荪同志告诉作者？请冯牧同志考虑。”

这个批复，代表了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普遍观点。

历史结论的彻底解决，是在四年之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起了关键性作用。

丁玲和李锐同是湖南老乡，先后在长沙岳云中学读过书，又一起在延安《解放日报》共过事，关系比较熟。1933年丁玲被捕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丁玲的、沈从文的《记丁玲》，李锐都仔细读过。1941年在《解放日报》，李锐是国内版编辑，丁玲是文艺栏主编，同在一个窑洞里办公，天天见面，闲谈的机会很多。有一天，他们谈得很晚，丁玲详细谈了在南京被软禁和出逃的经过。后来两人同被打为右派，都去过北大荒，1979年以后又同住一幢宿舍楼，来往也比较多。有一次，李锐到丁玲家里，看到一幅丁玲的半身油画像，当即吟诗一首：“北大荒人十二冬，惯听雪夜白毛风。三千白发何须问，掏出心肝依样红。”

1983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陈明同丁玲一起，到李锐家里串门，被大雨隔在那里，便多坐了一会儿。李锐过去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不大清楚，这时便详细询问。他认真听完了，说既然对于过去的历史结论不同意，可以写一份详细材料给中组部，再次申诉嘛。李锐是支持丁玲申诉的。但是中组部在讨论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时，分歧很大。为了慎重，9月28日，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人两位同志来到丁玲家里，详细向她了解在南京的情况，并请丁玲补充这方面的材料。此后，陈明查阅了大量资料，并亲自执笔，帮助丁玲写了补充说明材料，10月24日送交何载同志。

为丁玲彻底平反，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84年1月21日下午三时，胡耀邦约见李锐，前一天，李锐在拟定第二日谈话提纲时，最后一个问题是“谈丁玲事（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胡耀邦早在1979年春天就说过：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那时他是中宣部长，现在他是党中央总书记，他的意见举足轻重，甚至可以拍板定夺。

中组部在认真听取了丁玲的陈述，查阅了档案材料，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于1984年3月作出《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上报中央书记处。报告说：“一九八三年八月丁玲提出申诉，要求撤销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补发平反改正这个问题的通知，以消除影响；对历史上被捕问题，希望仍维持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做的结论。我们查阅了一九八0年一月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被捕问题和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以及有关档案材料，听取了她的意见，并征求了五十年代处理丁案的负责人李之琏同志的意见。现将丁玲同志两个问题的主要情况和我们复议意见报告如下……”

报告认为，对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至一九三六年九月逃离南京的这段历史，经过多年的审查，应当肯定审查清楚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审查结论都是依据以下三点认定其问题的性质：（1）与叛变的爱人冯达同居；（2）国民党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3）写了一个‘申明书’。前两点，丁玲同志到陕北后就向组织上交代了，且已写入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为她作的结论里，结论时考虑到丁玲的实际状况，即：（1）丁玲当时是有名的女作家，她被捕后，中外各界知名人士发动营救，国民党没有敢杀害她，反而给她‘优待’。这种情况是特殊存在的。（2）丁玲自述，她那时身陷困境，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与冯原来就是夫妻，因而与冯同居。但最后她还是断然抛弃了冯，回到革命队伍，因此，在结论中没有看做是她被捕中的错误。我们意见，对这两个问题仍维持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关于丁玲同志写‘申明书’的问题，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只有她本人的交代，没有直接证据。‘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均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设法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

报告说，“我们意见，对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以此结论意见为准。”

中组部还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说这一文件“拟经中央批准后，以中组部名义转发各地和中央各部门。”

中组部的这一文件曾交由中宣部的部务会议讨论。1984年3月22日，中宣部长邓力群签署意见：“野苹同志：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一次，一致同意这个报告，只对一句做了修改，建议中组部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张光年、刘白羽等同志，听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做些解释。”这几位，都在50年代参加或参与处理过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

3月24日，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批示：“复印分送，如有意见，请告郑伯克同志。此件已经乔木同志同意。”

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4月1日的日记中有：“与刘白羽通电话，他已接到中组部、中宣部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的通知，还没有去征求他的意见。”

陈明说，在征求几位重要当事人的意见时，林默涵、刘白羽同意中组部的报告；周扬不同意；张光年压了一个月，没有表示态度，但在退回文件时，附上了国民党特务徐恩曾的回忆录。徐在回忆录中说，当年在南京对丁玲多有优待。

张僖曾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向笔者讲过，张光年把中组部的征求意见稿和徐恩曾回忆录拿给他看，他看后认为，徐只写了给丁玲一百块大洋养着，和他们一起打麻将，并未写她自首叛变，因此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徐恩曾回忆录是作协×××从香港带回来两本，一本给了张光年。

在某些人眼里，这个“历史问题”就是丁玲脑袋上的一道“紧箍咒”，他们实在不愿意除掉它，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在中宣部讨论中组部文件的部务会议之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给另一位副部长贺敬之打电话，要他在会上讲讲。周扬知道，贺敬之对于丁玲历史问题的认识，受到他的影响，有些他自己不好讲的话，可以借贺敬之之口说出。次日开会，周扬发言说：过去的结论也是经过多次审查才做出的，现在这个稿子里举出的根据是否充分呢，恐怕不要太急吧，贺敬之同志也可以谈一谈嘛！

但是贺敬之在看了中组部的文件后，认为事实充分，讲得有理有据，实在提不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对于丁玲的历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就引起周扬极大的不满，甚至对贺敬之说：你今后还想不想在文艺界工作呀？你是否认为“叛徒哲学”还有理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

果然，从此贺敬之就受到一批人的疏远和冷遇，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说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贺敬之怎么也不会想到，以人划线这么厉害，周扬的势力这样大！这不是搞宗派嘛！

从三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延安，从五十年代的北京到八十年代的北京，从丁玲的冤案到丁玲的平反，曲折复杂的历程中透视出多少丰富、深刻、令人深思不已的内涵！

给丁玲彻底平反，阻力就是这样大，甚至在中组部的文件下发之后，一些相关单位也拒不按照文件规定，向全体党员群众传达。

中组部的这个文件正式下发之后，刘白羽来到丁玲家中，表示：“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截住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丁玲逝世后，刘白羽又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我作为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而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林默涵在“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见到丁玲，说：“中组部的文件好，平反了你的问题，也纠正了我的错误。”丁玲回答：“俱往矣！”

1984年7月25日晚上10点，李锐给丁玲家里打来电话：《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发。电话是陈明接的，丁玲正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她的糖尿病。第二天上午，陈明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医院。

丁玲的第一句话是：“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并当即拿过录音机，录下她的声音：“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我总觉得对我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还是有人不肯改口，背地里算计，说我这样那样，千方百计阻挠组织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我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业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现发给你们，以消除影响。”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

“一九七九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一九八0年一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批准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消。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冯达叛变后把她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一九三六年四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曾想找党的关系。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一九四0年以来，党组织进行过多次审查，同她本人的交代基本相符。关于说她在南京拘禁期间，曾与叛变的爱人冯达继续同居和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过国民党每月给的一百元生活费的问题，她一九三六年到陕北后即向组织上交代了。因此，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一九四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同志补充交代了她一九三三年十月给敌人写过一个申明书，其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文件重申：“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1940年中组部审查结论里的话，是毛主席加上去的。

这个文件不仅消除了丁玲历史问题的所谓“污点”和“疑点”，而且提出，中央1955年12月和1958年1月批发、转发中国作协党组的两个报告，也应予撤消。所以说，它是为丁玲彻底平反的文件。

丁玲看到这份文件后，立刻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并请转亲爱的党中央”，抒发心中的感谢与激动之情：“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

至此，当代中国文坛上最为复杂曲折的冤案之一，划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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