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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碎语》 正文 我爱鲁迅 我写过一点和鲁迅有关的文字。比如写过《谁在讨厌鲁迅》和《看先生骂人》。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在聊天说到鲁迅时对我说：陈村你别跟我急。我不是要说鲁迅，我要说吃鲁迅饭的那些人。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他们，就打他爸他要我别跟他急，大概指我对鲁迅的态度。我倒是真没跟他急，尽管他的战术有点蹊跷，我想比他心术不正者我都没急，跟他真没什么可急的。我不能不要脸到说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和他还是可通的。我不喜欢看到的是，鲁迅现在往往成了某种事情的由头，而不是事情本身。我看到的是，那么多的人要在鲁迅的身上做出或正或反的学问以求实现社会价值。我看到的是，话都没说顺又根本不读书的一些人也敢谩骂鲁迅。无畏的岂止无知者。 就说学术吧，我从来不觉得学术是一种彻底民主人人有份的东西。那种理论上的有份是空虚的。我能和爱因斯坦讨论广义或狭义相对论吗我不配。我因为不配，于是找点Ｅ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三横一竖、等号为什么不划三条平行横线、你就不能不叫相对论我看是绝对论那样的问题去和他搅和吗当年想和莫扎特善意非善意地讨论音乐或以为比他高明的先生大概大有人在，莫扎特应该停止作曲去搭理他们吗从参与的可能来说，学术就是专制的，科学就是专制的，只有进了门槛才有论说的权利，要有本钱。它从不追求人人的参与，它在乎的是找到真理。尼采说过，世界上有伟大的人，也有鸡毛蒜皮的人。如果他指学术，讲得一点不错。 文学是那么平易近人，似乎人人有份。一个人可能什么都不懂，但是怎么可能不懂文学呢对啊对啊，但是，文学还是镜子，可以照见愚蠢或智慧，心地坦荡或心术不正。鲁迅就是镜子。他与别的镜子不同的是，这面镜子前，小丑太多了。 正文 意淫的哀伤--读《红楼梦》随想 打开，曹雪芹说：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他为何如此悲哀？ 中没有上帝，只有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 没有亚当和夏娃，有贾宝玉和林黛玉。亚当将肋骨交给了夏娃，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了绛珠仙草。男授女受，两者在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比《旧约》多了些世俗人情。 同样是女儿的“原债”。 林妹妹的泪儿，从此就流不干了。 警幻仙姑有过两件功绩。 仙姑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二字。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 仙姑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警幻仙姑所说的“蠢物”，在文学作品里有中的西门庆，蠢得过于通俗，为仙姑所不爱。仙姑想必更是意淫的高手，所以钟爱宝玉，优而待之。仙姑是“神仙姐姐”，淫得不俗，所以将宝玉推荐于其妹可卿的眠床。此景只应天上有，在人世，贾宝玉所遇所求均是“蠢物”，于是就孤掌难鸣了。这是“独得”的不幸。 读遍，果然是只可心会而神通，淫在若有若无之间，织造得绵绵密密，一段缠人的情意，说它不得。 二，仙姑“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中，将门掩上自去。” 性启蒙在刹那间完成了，也许还授以性技术。贾宝玉没有辜负仙姑的教诲，按时完成作业，完成得难解难分。 警幻仙姑有一个美妙的说法： “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世之情景呢。 从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中间，委身于经济之道。“ 为了避免教唆的嫌疑，仙姑也不免做伪，抬出孔孟经济来遮掩。她的真实心态在于前半截话，要使贾宝玉固守着意淫的意境，不当蠢物。 “临行喝妈一碗酒……千杯万盏会应酬”（《红灯记》）。以后的贾宝玉果然中了警幻仙姑的圈套，一心一意地只在“意淫”二字上行走。 中，明确写到贾宝玉的性交有两处。一是和秦可卿，带着梦遗的嫌疑。紧接着是与丫头袭人，这次才是异常真实的。 两次性交发生在书的开头处，应当是别有深意的。这两次之后，书中再也不写宝玉的儿女之事，使得这仅有的两次有着象征的意味。 这两次肉体的淫也许是要告诉看官，贾宝玉并无生理的残障，也无心理疾患。假如需要，他也是一名伟丈夫，做得不比任何人差。 书中后面将要叙述的故事，只能由一名生理心理均十分健康的主人公来承当。否则，贾宝玉由正而邪，痴情得变了味道。 贾宝玉和“世之好淫者”（即“蠢物”）的区别，在于并不“云雨无时，恨不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他同样“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同样觊觎 “天下之美女”，只不过所要的不是“片时”而是永恒。他的心理要求是按住时光的流逝，将美好的一切予以固定。 他明白固定的不可能，因而悲凉起来。大观园内，女儿们与他生分了，出嫁了，嫁给污浊的男子。因失落感，曹雪芹听从潜意识的支配，将嫁出去的女子一一赋予不美好的下场。他对婚姻的评价极低。大观园是美好的，宝玉是美好的，可惜无论大观园还是贾宝玉都不是她们的归宿。她们一个个走开了，不再是“水做的骨肉”，而被泥做的男人污染了。他痛心疾首，流下意淫者痴情的辛酸之泪。 警幻仙姑的话，点出贾宝玉既不能“云雨无时”，又不满足于“片时”的困窘。这是行淫者和意淫者的最后分界。 读罢，发现曹雪芹绝妙的手笔是将虚实含混，似真又假，似假又真。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贾宝玉。书中的其余人物都是实的，连那空空道人与警幻仙姑都很实在。唯一的例外是贾宝玉。 他的出身虚幻，携着一块说不清味道的美玉，怀着一腔不可言传的情意。既然入世，又梦中出世，又失魂落魄。他频频亲近女儿家，充满性的意识，但绝无淫言秽行。他过细地咀嚼着现在，又迟疑此望着将来，明知没有结果，仍不改初衷。希望总像没有破灭，林黛玉在证明他的爱的价值。然而她归根结底只能是高洁的另一种“蠢物”，令贾宝玉无法申诉自己的野心。 我们不能确定贾宝玉的身份。他是神，是魔？他是成人，孩子？只是用力告诉我们，他是个男人。 书中的贾宝玉被写成半大不小的男子，情窦初开，意境却全有了。 一点不谙人事，警幻仙姑则无从下嘴。开成了蠢物，又变作极普通的人欲了，无味之尤。打从上界受戒归来的贾宝玉，果然成了女儿国中的魔主——这有点像《水浒》、《西游》的故事。贾母宠惯孙儿不过老套，落笔随多，并不出奇。真正的靠山是在界外。 警幻仙姑是贾宝玉的精神领袖。 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努力。 据潘金莲揭发，西门庆的梦想是要将天下的女人都弄到自己的床上去。这很粗鄙，很要不得的，犯了众人的大忌。女子因其用情不专而恼怒，男子因其侵犯了自己的属地而愤恨。所以，西门庆无论如何装傻都糊弄不过去。 贾宝玉要雅得多。他意之所淫，于所谓“精神恋爱”并不相等。他要求可见可触及的活生生的对象，因行淫的没有出路，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欲求。 他爱慕过同性，睡过丫头，无事就往姑娘堆里凑，背下的戏文，解得薛呆子的一根什么的酒令。在有过这一切事迹之后，他仍是个冰清玉洁的公子。这里似乎大有学问。 我们将贾宝玉以上的言行，视作曹雪芹的第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使之成为一个男子，成人，身心正常。意淫的承担者只能是这样的人物，否则就没有了意义。成人化的贾宝玉，将悲剧的意义从个体推导到一般。 另有一种平行的与之相反的努力。 贾母、贾政、王夫人、元春的存在，是要使贾宝玉刹那间变作一个顽童。他被永远置于小孩的地位，丧失了“责任能力”。娇宠和毒打相反相成，甚至加上时不时发病中邪，贾宝玉就这样躲过了对女人的责任和义务。相反，女孩子们来给他抚慰，为他哭泣，将他再次降到小儿的水平，由女孩儿拍着入睡。能永远当一个小孩是多好啊。 贾宝玉就这样一会儿大，一会儿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闹得最不象话时，曹雪芹只好将凤姐陪绑，令她疯傻得更甚，举着明晃晃的刀，杀鸡杀犬杀人的，转移读者对宝玉卖痴的注意（从书中情节看，第二十五回凤姐中邪并无必要）。凤姐闹得虽凶，其实只是一个陪衬。凤姐好委屈。 由于这种极合人情的戏法，我们无法确定贾宝玉的年龄身份。我们也不能将对西门庆的嫌恶加在他的头上，因为孩子是没有性别的。闹得虽然累，贾宝玉终于因此拯救了自己。他余下的困难便是无可救药的东西，曹雪芹也救不了他。 只能是色极而空，走入玄妙。 上面说过，贾宝玉通常只是个“意”者，他对人事的领会是心照不宣的。他保持着男性成人的社交，在男人们的无聊聚会中露面，以一个爷们自居。按当时风俗，沾有一点同性恋倾向也是为了强调男性气质。 但是，必须注意，他的参与是有限的。他总以一种被动的姿态，而且决不推波助澜。曹雪芹的心中十分明白，一过了这个分寸，贾宝玉就有辜了，成了观念上的西门庆，读者决不会饶了他。 简单地说，贾宝玉不过是个听听的爷们罢了。听罢又不能说，心烦。于是和小丫头袭人说了一回，说得袭人“掩面伏身而笑”。他使出爷们的能耐，初试云雨。然而，这功课被精心安排在他的青春期的早晨，出自好奇而非淫欲。那么，谁会不谅解呢？ 初试之后有无再试，曹雪芹灵巧地回避了。他始终没告诉读者，贾宝玉是如何处理肉体骚动的。如果一试再试，贾宝玉必然成为蠢物，与西门庆无异，也不必再写下去了。有意思的是，贾宝玉只敢拿丫头来试。这与其说他有自卑情结，不如说是竭力使水做的女儿保持贞静——那才是他理想中的女儿，不能亲手毁坏。 丫头在贾宝玉的眼中，毕竟有些不同。 在忍无可忍之际，他对林黛玉也说过一回，说得如同试探。他用的是旁敲侧击之法，说给丫环紫鹃听：“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词是从里借来的，第一听众（紫鹃）也是借来的。贾宝玉斗胆一说，立即被他的林妹妹一顿风暴刮了回去。这事眼看将闹得无法收场，曹雪芹妙笔一转，抬出贾政。林黛玉的委屈立即转化为担忧，事情轻轻过去了。贾宝玉又一次陪不是，他也许是愿意陪不是的——他宁可看到林黛玉的拒绝，而不是听见她的唱和。书中的林黛玉虽说总是哭泣，但她总是以贾宝玉所欣赏的姿态在哭，所以他并不烦她。 贾宝玉传达的戏文是非常不得体的。它不光有将林黛玉弄进鸳帐的赤裸裸的要求，更坏的，竟当着林黛玉的面，对丫环做性的挑逗。难怪林黛玉立即以哭抗拒。 这似乎是贾宝玉的劣根性决定的。他只敢在丫头面前做出违反游戏规则的事。丫环是另一种女儿，哪怕在贾宝玉这个女道主义者眼中。他的隐衷，他的性欲，他的爷们的化了装的粗鄙，只能让女儿中的这些“又副册”见识。无论他对丫头做了什么，都是不重要的，曹雪芹不敢贸然打碎心中的幻影，那才是他梦魂萦绕的女儿。 在贾宝玉所钟爱的女儿身边，他的“行”是无所作为的，语言大多也很无聊，但语中有意有境。为意所驱使，一些琐屑不伦的话与事就生出魂来了。那是一些有一搭没一搭的鬼话。这里的妙处确实“可心会而不可口传”。 就动作而论，他至多不过凑上去嗅嗅什么冷香，胳肢一下黛玉，用目光摩挲一遍宝钗雪白的胳膊，为史湘云梳一回头。在现代人的眼光中，不过调情罢了，实在算不上艳遇。就语言论，他至多说到“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也不是能羞倒现代女子的绝妙情话，该听的偏偏又没听见。这位仙姑封的 “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其水平不过如此。是早先的观念落后，还是今人的感觉粗糙了？ 行不得也的贾宝玉，有一手绝活，便是对女儿们的痴意。虽说他的语言有夸张的倾向，心中有孰亲孰远之分，但“不一而足”的心态是极明显的。他以真诚的泛爱赢得了“第一淫人”的称谓。 令人注目的是，他的所爱，集中在小女儿的身上。虽然食谱宽广，但对凤姐从未有过情思。凤姐在他眼中，是个准长辈，长辈的代理人。何况她也太强，强到像个男儿的替身。所以，秦可卿一死，需要个管事的，他立即推荐了凤辣子。在现实中，曹雪芹决不让贾宝玉的淫沾上了“秽”色。 从这个思绪推想下去，发现贾宝玉思慕的如水女子，无一不是未婚的弱女。其中最弱的数林黛玉了，那个以泪洗面还他“原债”的娇娃。书中的女性美是和弱小无助联在一起的，她们不能主宰命运，相形之下，贾宝玉似乎强大起来。 女性中也有努力不弱的，如凤姐，宝蟾，金桂，或弱而不美的，如赵姨娘—— 他们都是被男人或因男人而奸坏的罢。在曹雪芹的笔下，上至皇妃，下至丫环，无一有好下场。 贾宝玉似乎常常忘却自己是男人，至少不将自己视作一般的男人。虽然他无聊时弄弄胭脂，其实无意成为女儿。他只是她们永恒的鉴赏者。 在这些弱不禁风命运无常的女儿面前，贾宝玉终于不失为男子。这不是因为他的阳刚之美，而是由于他是大观园中唯一的男子。这使我想到，西门庆也是唯一的。 作者既然要传达心中强烈的感受，就必须对环境进行抽象，排除不相干的因素。 “唯一”使得悲剧变成不可逃遁的定数。 西门庆对一大群女子的统治，是建立在“那话儿”的权威之上。封建的伦理关系，名义上的所有权，均不过是欺人之谈。西门庆无意成为“武大郎第二”，所以，他十分迷信肉体的功用，企图以此平定纷争。这办法尽管粗俗，倒也明明白白，有自然主义的根据。其中的破绽是一夫当关，精力不济，钢琴弹不下来，徒生怨恨。于是有了“胡僧药”来助战，造化出神力。西门庆的宝贝“淫器包儿”实在是非常重要的，比贾宝玉的宝玉更为实际，它成为男权的象征。它所代表的性文化，虽然完全是以男子为中心，对女性来说，仍不失去其强大的诱惑和威慑。 贾宝玉不光没有“淫器包儿”和“胡僧药”，连身上固有的那一件也成了待业青年。他意之所淫，同西门庆行之所淫一样，都是无边的，其对象不可穷尽。这白日梦，是男性成人化的心态。然而，在与具体对象的关系上，他又是儿童化的，表现为接近、依恋、被关注、不涉及肉体较高程度的亲密，不咄咄逼人。他甚至将对女性的保护职能（可视为男子占有欲的一种表现形态）也丢失了。相反，他常常是女性们垂怜的对象，无论丢了通灵宝玉还是被爹打了屁股。 在对个别女性的态度上，贾与西门二者是一样的，都多情或多欲，都十分认真。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收获是异曲同工的失败。 的读者之所以没有反叛，是因为贾宝玉的纯情，因为淫而不秽，因为全书低沉的调子，因为书中明明白白但又若即若离的爱情线索。贾宝玉不断地赞美女性（其道理和高雅的美女画略有相通之处，为男女双方所接受），不断在外部压力下逃向女性，这无意中转移了读者的视线。他们也母性化了，也在情感上遮蔽贾宝玉了。 至此，我们能够领会曹雪芹不将贾宝玉写实的用心了。贾宝玉时而爷们时而儿童，在两者之间，从来不走到极端以至无法后转。他由警幻仙姑点化，耽于灵而非耽于肉。他用现实中男子的污秽来反衬理想中女子的纯洁。他周围的适龄男子们的绝情与可憎，以及地位教养的不相称，令他脱颖而出。他既证明了自己的正常体格，又在大观园中遵守游戏规则。那前世今世的神话，那宝玉宝钗的传说……正是由于这一切，一种几乎不可能建立的平衡居然站立起来了。贾宝玉没有变作惹人厌烦的西门庆（顺便提一句，一书中，西门庆也常常显出傻态，上点小当，这多少中和了读者的恶感）。贾宝玉在他的伊甸园中到处行走，虽然如履薄冰。 曹雪芹的梦终于圆起来了。圆得费尽心思，充满危机。 书中，不光林黛玉心怀不满，连薛宝钗也时有妒意。袭人去打小报告，想要宝玉搬出园子，以便垄断他的爱。晴雯未到袭人的份上，便看不得袭人（而不是薛林）。贾宝玉每移情一处，必受到众人的奚落与阻隔。弄得他只好在人死后，写写“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的歪诗。红绡帐里，其实并无现代人设想的事，按晴雯的说法，是“担了虚名”。被逼急时，贾宝玉也耍过赖，说些孩子气的话：“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就说这些闲话。” 偶然而且就说些闲话尚且不可，又遑论其他。到头来，他依然只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 贾宝玉牺牲了肉体，为的是保全精神。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他信仰“博爱” 的。灵与肉之间的这种抉择，不光是女儿们对他的要求，也是他的必须。为了不至于沦为蠢物，他必须纯情，必须无为而治。他只能走一条与西门庆相反的路。西门庆是动到了极端，贾宝玉则静到极端。贾以动心代替动身，始终保持着一个正常男子的情欲和目光。曹雪芹是勇敢的，没让他的贾宝玉逃入见美不审的境地。这令贾宝玉非常为难。眼见而心烦，烦的不仅是女儿们的醋意，更是自己的无能为力。 贾宝玉怎么都找不到出路。 他一面欣赏女儿们的纯情，一面又抗拒着纯情。因独得意淫二字，所以他不能不是孤独的。 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贾林的爱情最深刻地写出了贾宝玉的无可作为。这样的爱，既使他肺腑有感，又是他泛爱之路的巨大障碍。书中，只能将它写成深刻而不深入的，恒常而不稳定的，充满前途的瞻望又根本没有前途的，双方相互极想靠拢又不可能合作的，心有所欲却排斥动作的——一种极端矛盾的爱。从读者来说，因为爱的不确定，也多少宽容了贾宝玉的非分之想。 所以，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始终在用太极推手般的法术，将这条爱情主线处于不进不退的尴尬境地。一千多页翻过去了，没有丝毫的进展，也可看作一绝。曹雪芹是不能和不忍，而不是无能。戏剧、电视、电影对最恶劣的歪曲，莫过于认定贾林的不结婚是全书的最大悲剧。 要真是这样，还有什么悲剧可言？还有什么“荒唐”，“辛酸”，“意淫”？还有什么不能解味的？ 书传到高鹗手中，立即快刀斩乱麻地将这条线给宰了。果然明白多了，有戏多了。他认定贾宝玉的夭亡是全部的不幸——这叫人大倒胃口。 贾林二者并非一样的人。结婚对林黛玉来说也许是一切，而对贾宝玉的意义决非如此。他就要放弃自己的好不容易维持至今的身份了，看着空荡荡的大观园，他的悲哀岂是一个林黛玉可以弥补。作为女儿美的当然鉴赏者，他已无美可审。过去岁月的缠绵更加深了空旷感。任意抛洒的爱与情，一无收获。他将自己挥霍尽了，和西门庆一样。他已彻底无能为力，色真的变作空了，也许只有一条出路——遁如空门。 林黛玉不是贾宝玉的肋骨，因此回不到他的身上。流再多的泪也是枉然，终究也担了虚名。 贾宝玉留着自己的肋骨，他的肋骨不够他的女儿们瓜分。他的女儿们是水做的，水由甘露凝成，也像甘露一样挥发升腾，剩下白茫茫大地。 作为本文的小结，我们试着说一说的“可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之处。 贾宝玉始终是个世俗中人，即“槛外人”，为逃脱世人的责难，有仙姑与美玉的神话来为之化虚，成为荒唐的天生尤物。在这虚幻的伞下，他放任自己的情思，从不拒绝女孩儿指向自己的情与爱。西门庆可以无耻，贾宝玉却要固守高洁与趣味。他领略过两性间肉体亲密的最高境界，因其不是出路，不过尔尔，便自觉地压抑着自己对肉体的向往。他将什么都看破了，却什么都不可说破。他常常想到将来，不愿苟且，但现实中只能得过且过。梦还未开始，结局已经有了，一曲的仙乐如丧钟鸣响。他明白得怎么也玩不到得意忘形。 他的爱与情需要对象，不是纯精神的把戏。他所爱者是“女儿们”，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异性，这就使他的爱充满危险。他将爱投向纯洁的心理正常的女子，这些女子必然要求他也用情专一，要求他作出抉择。他怎么能够呢？于是只好缩回到孩童，逃避责任。他与她们的关系太脆弱了，没有封建伦理的保障，没有互订终身的支持。他所能给人的只是甘露，她们中有谁愿意品尝终身？大观园空荡荡了，他想望消受却命定无福消受。 他的所有，是一段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空自损人耗己。她们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她们的无望是他的无望，彼此共一个命运。她们是他存在的前提。他是那么地爱着她们，爱得将自己的将来、自己的一生全交出去了，虽苦不悔。 他无法向人剖白自己的心迹，哪怕对林黛玉。他怀着歉意，因而理解女儿们的期待与抱怨，一再作小服低。他不想伤害她们，却只能一再伤害她们。他热情讴歌女儿，却陷于主观的无可奈何。他向往爱情，然而魂儿却常常出走。他的热情没有高潮，因此总不减退。美好的林黛玉不能有他的作为，于是只能望着他这唯一的所爱者的背影，成为可怜的“寂寞林”。她给贾宝玉女儿家的最高奉献——泪。以身相许是两相欢娱，而泪珠滚滚是以自己的愁苦对他人的欢娱，难怪她流得枯了。 面对这一切，贾宝玉只能报以感动，他动情地说到自己的心。女儿一个个完善着她们的形象，他却永远是个以孩子气为盾牌的痴男。女儿们愈美，他愈不能放弃，不放弃就愈没出路。他说不得也行不得，就越变越是个痴儿了。他的心却无比清晰。全部占有和永远占有的白日梦，怎么都圆不起来。他意识中的强烈排他性，只能下意识地去和秦钟与智能儿捣捣乱，这又何济于事？ 贾宝玉是多情的，温柔的，宣扬“女（儿）道主义”的，可是，根本上还是个男子中心论者。他合情但无理的欲求，困难地道出男子对这个世界对异性的企望。他为它的注定没有出路而哀伤——即使节制了肉欲。 整整八十回，贾林的爱情无法前进。在这条主线的掩护下，写尽了贾宝玉对女儿们的感受。无法借用爱情的名义，所以文化就出现了。一次次吃饭，做寿，听戏，赏花，制谜，放风筝，食蟹，探望，闲谈，梳头，穿衣，请安，祭祖，出殡……船未动而水在流着，贾宝玉是大观园中的石舫。远远望去，错觉之中，一样教人感叹时光的流逝。 几年前，有次和几个西方的汉学家说话，他们一致推崇而疏远。闲谈中没做什么分析，只说“好看。”当时我大惑不解，也因此在心中十分渺视洋人。现在回想一遍，也许是意淫的不得人心吧。西方大概没有这般不爽利的观念。 但是，西方的男人们，果真有路么？ 西方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似乎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楷模，这么说，有天在中国也会被压制？反正，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读一定越读越辛苦了。幸好，它所拥有的不仅是意淫。 “谁解其中味？” 信仰肉的西门庆失败了。他的肉一再盘旋，无法创造出新的意境和快感。 信仰灵的贾宝玉也失败了，他的灵最终只能走向虚无。 行淫死于肉。意淫败于灵。 古今的男女说到底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写不过兰陵笑笑生也写不过曹雪芹。他们沉重地关上了灵与肉的大门。留给我们的出路，是灵与肉携手而进。这难道是路吗？ 一个永恒的悲剧。 男人的悲剧。 在男人主导的世界中，也是人类的悲剧。 正文 养着又何妨 最近，读到王蒙先生的发言：“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办法，流弊很大。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为金钱而放弃写作。”这使我想起王蒙在三年前，就同一问题所作的另一次讲话：“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大锅饭’制度，竟然包下来一些不愁柴米油盐，不为生计奔波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可以有暇去构筑尖端透顶的理论和口号，不断升华一些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也未能升华的绝妙理论，真有些滑稽。”前后一看，王蒙的主意是一贯的，代表着社会上的一些看法。 这样看问题当然很先进，然而立论的根据不对。以我为例，工作二十多年，有幸获得副高职称，每月的标准工资是一百多元，连女儿的独生费约三百元。家有两张嘴吃饭，此外还尽一点孝道。据报导，上海居民去年月人均支出二百七十多元。可见，即便是被流弊很大地养起来了，其柴米油盐至多也不过是稀粥的水平。当然，我无意哭穷。我还是可以吃上一点干饭的，这是因为自知不是进了养老院，自己还是要养养自己的。 说起来，本人也是有读者的作家。某出版社近来的一次读者调查，我的一本待出版的书忝列受欢迎之首。然而还有五年前就交稿的书，已压成纸型的书，至今不被出版。交涉的结果，出版社说是同意退稿，退稿费千字三元。三十万字的作品须用一千张稿纸，值九百元。因预支过一千，须倒找他们一百元钱。转载我作品的书籍报刊，向来极少主动付酬。甚至本市的讲法制的报，虽去信询问连个说法都不给。如都要我去打官司，那就真的要国家养起来了。 我想，这也是中国今天的出版现实。有这样的特色，才有“养起来”的特色。 在这种情形下，把作家完全抛入市场，无疑损害中国文学。我从没听见有人对专业工人专业运动员提出过看法，唯独作家这一行常常招人物议。从历史看，当年的右派作家，虽经受挫折仍能苟延残喘，靠的就是一口大锅饭。即便像这样的公认的好小说、像马原那样公认的好作家并没有得奖，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坛上的好作品，大多数是由我们专业作家写出来的。那些好作品的印数，极少超过七千册，并且越印越少。王蒙同志几年前一再表示要带薪离职写作，并在去职后写出受人关注的作品，想必也是认识了专业作家的好处呢。 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再大的困难面前也不会动摇”，那是太乐观了。我们至少有“文革”的经验，真正的作家全都动摇了。尽管目前有些纷乱，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说一点朴素的话。如果人们不能为金钱而放弃写作的话，他们只好去为金钱而写作了。 1992.9.25 正文 开导王朔 在家好好坐着，忽然听到遥远的京城吵起来了，王朔终于也发言了。北方人吵架，我一向是很喜欢看的，很开心的。这一年的文坛未见别的热闹，吵架就是一景了。1995年初敝人曾有一文，论说《文坛旧事》，危言耸听地断言，要是某些作品当年得以发表，那些“右派作家”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一些大作也就不必再写了。谬论既出，原以为会招来声讨的檄文，谁知本人立论过于坚强，只听说颇有恨恨之声，却不见一点文字。我在寂寞中听见石头城的王彬彬挑战燕京王蒙，全不顾五百年前的缘分。老王掷下长者面具，拍起名家大马直取黑驹，倒也快人快语。眼见得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个反了，我心里真是悲喜交集。文人相轻总是免不了的，它的真实性往往不在于攻击他人，而是为自己划一个圈，生怕自己迷失。想起来，我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写过一篇杂文，提倡文人相轻于纸面而不是黑暗角落，现在终于有了回音，好生激动。 我想王朔大概是被弄烦了，所以说了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本来，王朔只要一开口，大家就明白他又要不三不四了，因此，也没什么可大吃一惊的。不过，他过去通常是虚指，即便派定一个委琐人物有名有姓地叫“王沪生”，因为沪生的小子们实在太多，因为名曰沪生的人实在都是沪上的外来户，所以也没人出头认帐。这次不一样了，王朔似乎动气了，指名道姓地，从古到今地，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说起来，每个人都在议论他人，既然我们要做一个自尊自信而快乐的人，实在没工夫动辄去崇拜什么人。长舌是人类的通病，并不分男女的。以往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事关面子，那种关于“什么东西”的议论多半都在背后进行。现在不对了，似乎已没有“费厄泼赖”的理由，那些锋芒毕露的话语也就端入光天化日。 其实，纷乱远不止于此。倘若我继续危言耸听，简直就是战国时期了。原先是大家吸进一口冷气，且看王朔那厮在上窜下跳，忙得不亦乐乎。心里想着“童言无忌”，意思是不和他一般见识，权当他是小皇帝了。等到定过神来，讨伐也就开始了。既有痛心疾首的志士仁人，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草莽英雄，也有惯于偷鸡摸狗之徒，掮出“人文精神”的大旗，说“后现代”的，说“新状态”的，说“文化关怀” 的，说“文化冒险主义的”，说“奥姆真理教”的，说“后后现代”的，说“第六代”的，大家都表演开了，真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牛仔裤，王朔就是一条后现代的新状态的牛仔裤，引出同样的热闹。 从前，王蒙先生对着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说了一句“真他妈的好”，一时间一片彩声，令人分不清是冲着小说还是冲着评论。现在，王蒙又充分地理解了王朔一道，言之成理，引来的倒是纷乱之音。我们只能说今天已没有了权威，而不能据此断言王朔是被王蒙害了。对王朔的批判早已开始，而且，我相信许多批判者的确出于义愤而不是黑驹心理，出于个人偏见而不是集团进攻。当今的文化界也实在没什么可哗众取宠的，说完了“文人下海”之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耐嚼的话头，岂可轻轻丢下。 我知道王朔是不爱他人开导的。但他不爱，人们就不开导他了吗？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虽向来欠缺人文精神，也是要对他表示文化关怀的。这叫开导你没商量。先说一则花絮，刚才用双拼双音打王朔的名字，打完四个字母，突地跳出 “妄说”二字。电脑真是一个精灵一样的东西，有神秘因素的。电脑的诽谤可是没法和它生气，我打“新民晚报”，它居然出来“邪门歪道”。我打“文艺”，它出来“瘟疫”。王朔也就成了妄说。精彩极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用王朔的语言说，王朔这苦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应该算是王朔较早的读者，但不是忠实读者。我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开始读他的作品，读完觉得有些新的意思，一些场景活灵活现的，但文章明显分为两截，并不统一。 那时的王朔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能走多远，所以脚步还是迟疑的，探头探脑，留着后脚。说真的，大家也不知道他会走多远，所以居然鼓励了他几句，还以为自己是伯乐呢。接着有人神秘地来告密，说他的简直是从我的《李庄谈心公司》那里抄去的。我找来审读，看完告诉来人，不是这样。这等聪明的人，不必去抄任何人的东西，即便真要抄一个谁，抄完之后也是他的东西了，真正的脱胎换骨。王朔的文章总是有他独特的骚味。后来，我又见过他几次，验明正身，发现他这人也有骚味，骚得比较舒服。 我曾自作聪明地写过：“我相信，真正的圣人总是极少的。高士只是人群中的一点点。问题在于求中士而不得，那就成了悲剧。正经得太长久，有人就羞于正经了。为我喜闻乐见的王朔君显然是今天的东方朔。” 早些时候，读到过一本《我是流氓我怕谁》，极尽抨击之能事，因写得过于嚣张，我简直认为这是王朔策划的一幕闹剧。本来，人是不可以随便怀疑他人的，但对于王朔，似乎有个不成文的约定，怎么做都是可以的。他不是说过要出大名，像太阳一样有名吗，想出名想到这样，必是会作秀的了。那时，没见王朔对这本小册子发过什么议论。然而，我读王朔的文字向来是当正经话来读的。我发觉，他总是把话说得明白如话，说得无耻但不阴暗，还常常说一些比较基础的话。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早已升华，所以一听就觉得比较幽默或比较痞子。我见过许多人在一起写四合院，其中他的说法是最得我心的。当然，他比较没有浪漫情调，比较没有文采，但他说得实在。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四合院的恨恨之意。他看不出拥挤、肮脏和杂乱之中有什么情调，有什么可以怀旧的。你能说他不对吗？ 你觉得幽默吗？ 我从这些文字中，从烦我的《渴望》的主题歌的歌词“好人一生平安”中，从让我开心了好几个下午的《编辑部的故事》那李冬宝的行径中，认识到王朔的温情。王朔先生也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呢，从小说里，我看出了他对青少年的拳拳之心。说真的，我还真不习惯见到这种面目的王朔。我曾说笑，说他被招安了。可是，他的“痞子”的浑名太响亮了，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人们也不想想，这个人要是温馨起来是决不会输给任何人的。他在你的根上温馨，你能耐得住那样的痒吗？ 当然，这不是王朔的全部，甚至也不是王朔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的方面。王朔能有今天，是因为他那独特的骚味，换种文明的说法，是他的文化姿态。他不以强者的面目出现，他的小说中，经常有一个或一串连另册也上不去的都市混混，既然已沦落到这一步，总是要有些劣迹打底的。奇怪的是他们活得很放松，很快乐，敢于正视任何东西，基本上也不妨碍他人，不尿你。他们自生自灭。这些文学史上从没出现过的混帐人物，加上王朔式的混帐语言，令人们难以苟同。大家看到，既然警察都不能将他们抓去，人们怎么可以自说自话地将他们给毙了呢？ 但不毙不等于放任不管，教育还是必要的，且不论其他，光凭他们说话不卫生那一条，人们就有了天赋的教育权。大家无法教育作品中那些虚构的人物，就开始教育王朔。王朔依然嘻皮笑脸的，据说业务还蒸蒸日上，最近又要导演的干活，就差没当歌星或脱星。教育无效，教育者就有些心烦了。心一烦，难免有了拉下脸来的训斥。 教训王朔的大体是两类人。一类是自己干活的，和王朔持不同文见，其评判与其说是挽救王朔，不如说是警省自己，其中据说包括张承志和张炜。另一类是不干活的，也说不上真有什么文见，每逢有热闹就要轧一把，也许能捞得些个外快的，比如我，比如比我还不济的女士先生。 我今天依然愿意王朔是东方朔。但是，这次，他真是使我太失望了。 王朔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一点正经没有》，你，普天下就是你最潇洒最牛逼最橡皮人了。今天，终于有人不把你当人了，你终于心跳了，如何就长了脾气，就要恶形恶状地做出一副的嘴脸？人一发急，本相就出来了，本相一出来，说话就语无伦次了。原来，王朔也是嫌低爱高的，原来他的哲学并不彻底。这就俗了！我们很有理由说，仅仅凭着这样的俗就不能说王朔是高的。你王朔也来争什么名分是很麻烦的。这仿佛是文坛的又一次评职称。人家不评你，你就弄出一叠流氓的帽子，人首一顶。即便你不吃皇粮，思想却入了皇粮。按你的办法，你要是不入，我们就发展你入，你要是入了，我们就清除你。你从大院搬到了大杂院，却还惦记着大院的动静。知你者，道你心忧，不知者，道是某某。老先生好心夸了你一回，你就自己不知道自己了。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不要以为一个人出了家就完事了，六根不净，当了和尚还可能想着吃荤哪。 王朔你之所以成功，领导你王朔的核心思想，不就是你的低吗？低者，贱也，你既然认了这个低，也要认下那个贱。你想想武训，那才是真正的千万别把我当人，一拳两个钱，一脚三个钱，越多的人糟蹋自己就越快活。而你，居然说什么你的文章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俏皮果然俏皮，气味却不正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王朔这小子开始变修了，你认认真真地在乎了。你一贯地嘲笑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但你既然码了字，有了文名，你也就难逃知识分子的下场。这不是抢开职称了吗？抢不到不是耍态度了吗？你竟然要去和别人比高，你看不得别人的高，你要将别人拉下来，分享你的低，这真是非常没有逻辑的糊涂观念。不必惊动先贤老子，凭着直觉就能看出，低洼之地，岂容他人酣睡。风水宝地呵，你却鄙薄起它来，非朋非类地也呼引起来。真是忘本啊！一个人偶然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王朔哟王朔，我恨不得用“三家村”教授的办法，当头一棒，使之休克，然后狗血淋头。 我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晚节。你是王朔你就必须在野。你是王朔，就只能是灰姑娘，而不要仗着几只老鼠一盘南瓜出落成公主去勾搭什么王子。你不能变成天鹅。你不能穿西装扎领带涂男人的香水字正腔圆。这是你的宿命。 就事论事地说，我看不出别人在天上踱步，碍你王朔什么事了（当然，你在地上行走，也不碍天上的事）。别人教诲学子，即便真是收徒，图的也是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你风言风语，要去说别人孔老二，这起码不厚道不平民化。人家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人之常情，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必做出很纯情的样子，不要熬不得。是人就要吃饭，吃饭就要挣钱，你偏说人家也聪明得可以，真不知这挣饭吃的事又有什么说头。我也读了张承志的文章，看到他吃辛茹苦地挣钱，为了女儿的明天而挣钱，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这里的意思和你笔下的分明异曲同工，你如何就硬是装作看不明白？别人要吃饭，只是说明别人也是人，不能证明别人就和你一样。别人即便没有为理想去殉难，至少怀有这样的一个心念，你王朔就该肃然起敬，自愧不如，侧身而退，如何还要说嘴？是不是亡国，理应由有关组织来鉴定，你王朔应该知礼识趣，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要写作就有高潮和低潮，人莫能免，何况那是你的前辈，多少人写着写着就不见了，他们写到今天还有潮也是一绝。你就永远是那种“一不小心就弄出一部”的状态么？凭什么不能说你王朔也低潮呢？和他们相比，你的高潮不就是初潮吗？能这样说话么？ 好端端一个王朔，一旦发昏，变得毫无趣味，令人看也看不懂。这也是我为之伤感的。己所不欲，必施于王。那种死不当人的情怀，我自然是做不到的，但我读过的王朔应当做到。你王朔有作品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这比任何说嘴都要强。原先我被你的语言蒙骗了，以为你很自信很看淡，现在不对了。令我奇怪的是如何就有一种小妾心理，仿佛名不正言不顺的，巴望别人来扶你的正。当然，是人总有短处，你不必沮丧抽泣甚至想不开，同志们会原谅你的弱点的。批判从严处理还是从宽的。假如你还能听进别人的一句话，那你就听我的这一句：去和死人比，不要和周围人比。假如你还能再听一句，那我告诉你，你离死远着呢，不忙为自己盖棺论定。 我曾经说过，这一部文学史，有和没很不一样。在我看来，张承志，王朔和张炜都是不可多得的。这是喜剧也是悲剧。他们并不像人们渲染的那么对立，那么各执一端，这如同张承志和张炜其实也并不一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或就可以了。（在我读来，的作者应该更谦卑一些，更少一些自己。一文还欠缺章法。）更不是说，应当将和《古船》的作者当做张海迪女士来宣传。文学问题一旦成了思想武器，从来没有好结果。比如，张承志一向直言不讳地看不惯许多人，现在居然什么人都成了他的同道，都要来一点清洁的精神，实在很可疑。如今真是泥沙俱下啊，也有人敢自吹自擂地续补了，“俺也是人文精神呀”，矫情的作状的浑水摸鱼的呼天抢地的蠢头蠢脑的无奇不有。连什么“抵抗投降书系”的名目也出笼了，说句套话，这叫“形左而实右”。这是彻头彻尾的表演。是新状态下十足的商业操作。这世道，见什么卖什么，连这也能卖钱了，叫人大开眼界啊。 文化姿态，基本上是个人的事情。信仰是个人行为。即便伟大到鲁迅，真的改变了中国的国民素质了吗？你活你的就是了。不要举旗，不要封号。假如你自认是 “比较无所谓的流氓”，你就无所谓下去吧。假如你同意自己是“比较深沉的流氓”，你就深沉下去吧。无所谓到深沉了，就很没意思了。深沉到无所谓了，就同流合污了。善恶之报，自有天谴，无须替天行道。存在主义说，“他人即地狱”。王朔你达不到这样的深刻，但陈村说的“他人即朽木”还是应该知道的。自嘲是一种优美的个人品质，能贯彻始终却是难事。更要紧的是，谁也不要被人弄到座子上去，大家来看西洋景，活人也就成了傀儡。人要是有闲心，即便低潮了，也可以弄点论争出来，让后来的评论家们有口饭吃吃。但盗亦有道，要有风度，不要酸叽叽，不要结党营私，不要小家子气。不可一口派定别人就是黑驹，是恶攻。 王朔最最可笑的是那些赌气的话，恨恨地说若干年后和人家比试一比试小说。这分明是小孩子打架，打不赢却嘟着嘴说，“明天，你敢来吗？”活活把人笑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味道？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超过，而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人们通常以为王朔之流是不惦记明天的，谁知他想得如此之遥远，简直要把活儿派到下一世纪的中叶。小弟差矣！说一句卖老的话，这种力气话老汉听得多也。当年，老作家一个个宣称长篇三部曲，年轻人则扬言哥们五年以后见，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两个五年也过去了，我没见长篇也没见骡子，甚至连我自己也看不见了。所以，下一世纪的事情不妨留到下一世纪再说。 再说再说，无论如何，不管称作码字儿还是做史诗，写小说总是一件没出息的事情。男人不去死在疆场，不去死在酒桌，不去死在绣床，不去死在拳击台，不去死在沙漠戈壁大海太空，哪里用得着五斤哼六斤的呢？ 结束文章之前，偶然读到张承志写在《钟山》上的一段话，他说道愿意对自己有一个反省和总结，要自己警惕偏激，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有意地向别人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他虽然不曾自嘲，但说得诚恳。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当今有点像大观园被抄家前的情形。轰轰烈烈之后，吵吵嚷嚷之后，剑拔弩张之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伙计们，再忍耐一回吧，时间不会太久了，那一天，文学也成了熊猫，哥们都是国宝啦。 正文 遥望西部 我站在东海之滨遥望西部--我在想，文章是不是这样开头。算了吧，西部比较苍凉，这样的文风过于太监了。 我想赶一回时髦，说一说我和西部的蜻蜓点水般的交情。我曾只身去过青海， 1985年。如果算上“立下愚公志，开发柴达木”，我记忆中的开发西部至少是第二次了。在那里看到“一川碎石大如斗”，还看了一些企业。我到过冷湖也到了花土沟前线的钻井队。 无穷无尽的没有路的路上，吉普车晃得像海中的舢板。看到成群的“磕头机” 在抽油。看到井喷后的洞口，走过去近到不能再近，那发着“嘶嘶”怪叫的黑洞令人恐惧。我看到石油工人干部的辛勤和献身，那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终年住在没有人烟的戈壁。只是，可惜，上帝不赐福，打出的油刚够自己的车跑。 今天，15年又过去了，采出的油多起来了吧？我去一个铅锌矿。还没有投产，城市的轮廓有了。我在一个白天走出矿洞，俯瞰山下。笔记本上写：“我知道，是矿山都要报废的。 矿一采完，矿山就死了。但是，当我看着山下年处理百万吨矿石的选矿厂，自备电厂，机修厂，汽修厂，废水处理厂，商场，医院，学校，招待所，公园，礼堂，几十幢工人村，几十公里输水管道，几十公里高压输变电设备，还有道路，还有34 万立方米工程量的井巷工程，这里的一切，这整整3 亿元，十余年后将全部报废，我竟小家子气地觉得十分痛心。“ 当时我的工资是七八十元，而大学生到矿上连津贴有300 元。相同的企业，建在戈壁，投资要多几倍。后来我又看了盐湖边的钾肥厂。青海多盐，造钾肥几乎有无尽的资源。那白花花的盐真是美丽啊！走了一大圈后，我无师自通地悟到 “科学家也会误国”的怪事。有人为了争投资，可以多报储量，提高矿石品位，一开始少要钱，工程上马了不怕不追加。我杞人忧天地想，这样的开发是开发不起的吧，就算热闹了一阵，矿采完了，又没动静了。那都是吃水都要一两百公里地往里拉的地方。再说，也不是什么稀缺的矿。 之后，1993年，我去了新疆。吉普车经过好些地方，吃了很多好东西。真是一块又大又好的土地啊，绿洲上的人民悠闲而富足。只要有水，就有一切。要算上这次，今天就是第三次开发西部了。我去了生产建设兵团，看见被边疆的风沙吹得憔悴的脸。他们来的时候十多岁多么水灵，他们告诉我很多故事。大多数人都走了。留下的人，孩子也回上海了。孩子你可要乖啊，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话，爸妈老了也要回上海去的。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居然还不认下这个家，叫人感伤。而这个家中也确实没几件像样的东西。我忽然想到美国的西部开发，那里的人，来了就不走了。他们是自己要去的，去了就住下，赶也不走。 我要说的话大体说完了。我是说，西部好。我说，把钱用在西部的能取得效益改善生态造福子孙的地方。我说，让来的人赶也不走。 正文 文学旧事 读《中华读书报》，读到重评当年的轰动之作。那些话并无什么新意，只是有人说出来了。读完一想，评论居然比作品落后了那么多年，稍稍觉得滑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五·四的开卷之作是。两者似乎有点相似，都要“救救孩子”。鲁迅的小说不曾那么速朽。 再想想是要悲哀的，就是、《班主任》这样的作品，成为文献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和标尺，一再被选入各种小说集，并且有根有据地载入当代文学史。今天我花了一元钱在旧书店买了本十六年前出版的《醒来吧，弟弟》，翻看着，恍如隔世。其中的包括王蒙所写的，多是不忍卒读之作。 我不清楚它们在今天有没有再版。是的，对这一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 我无意去批评今人的事后诸葛亮，问题不在于怎么看那些作品，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当时就真的没有比这些小说高明的作品吗？ 我相信，它们是存在的。 在《班主任》发表前的四年，1974年，我就读到了根子的长诗。 我和我的朋友热爱这诗热爱得无以复加，至今依然。可是，它的发表已是1985 年了，在湖南的一个极小的刊物《新创作》上。我不知北岛的那篇《波动》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也不会太晚。即便愚钝到如我，在1975年即写下十年后被评论认为背叛了现实主义的小说《囚徒》。在送出去发表时，我不知道根子是谁，我非常想为中国的作家们挽回一个声誉，希望有人出来做钩沉工作，证实即便在最黑暗的那十年，中国也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尽管职业作家们已不能写作了，那些还不是作家或永远不是作家的年轻人写下过他们的充满个性的文字。 这样的作品，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发表《班主任》的年代，都不被发表。作为一个中年老作家，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最先发表的几篇小说经过编辑部的怎样的删改。我同样记得，当年读到马原的《零公里处》和《夏娃》手稿时的兴奋。 我很想《夏娃》能发表，但说来说去的，终究是白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如今被视为一部经典之作，然而，仔细去翻查它从手稿流传到终于发表的过程，令人心灰意冷。还有顾城诗歌的走投无路和孙甘露、残雪谋求发表的辛苦。自然，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本意绝非和当事的编辑们算旧帐，相反，我对他们非常尊敬，客观地说，他们还是当年文坛的优秀编辑。但即便是编辑中的优秀者，仍然不能逃脱遗憾的命运。历史本来是让他们有过展示辉煌的幸运的，但他们放弃了，只能放弃了。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于是，只能让一些相对或绝对的劣作充作历史，只能让文革时期的文学成为《金光大道》之外的一片空白。这无论对当代文学史还是对中国的作家都是非常不公正的。 我偏激到毫不怀疑，要是当年的那些不被发表的作品能在四人帮倒台时就发表，在写出来的当时就发表，这个文学史一定会重新写过，而用不着今天由评论家们去吃力地重写。例如，那些被习惯地称作“右派作家”的中年作家和作品，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其中的一些文章将永远不会再出现。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些“右派作家”充满同情和善意，并无取而代之而后快的意思。我只是不恰当地想，他们是可能写得更自然从容的，无须讳言，对其中的极个别的人来说，可以写得更正派些。这是当代文学的幸事。但是，假设总显得有些多余，因为，作品不发表就没有社会效用，不能去影响他人的创作。这么说，他们和我们均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受影响的机会。 顺便说一句，现在，“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都快下场了，除去个别的人物，总体呈现颓势。应该有人来指出他们之间观念上和艺术上的区别。他们经常是不一样的。是划清界限的时候了。等到人影也不见了再做这样的工作，未免过于幽默了。 一位对编辑工作痴迷到近于发昏的朋友，数年前和我说过一个白日梦。他要将这一部当代文学史重新编过。他孜孜不倦地将杂志上的小说撕下来，给自己编了一本又一本的小说集。他说他的集子里将不收那些不艺术的作品。我说，你在集子的最后添一个附录：当代流行小说存目，应该将它们一一收进去。我说你编的是当代小说的写作史或艺术史，而别人编的是发表史或其他的史，两者互为参照一定很好看。但是至今没人给他出版，他的一本又一本的土造的小说集只好留给自己去读了。多少年后，也许又会有人诧异，我们怎么会没有别样的小说选本，又有人来批评当年的选家是如何地欠缺艺术感。历史就是这样的累人。 一个人，如果聪明一些的话，以上的这些话是不必说的。但我一直是很聪明的，这次就不想聪明了。当然，我并不自诩为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队伍早已走远，我也只是一只迟到的乌鸦罢了。令人难过的是，这些话说完了，没有丝毫的快感。我感到深深的无奈。我没法明白这中间究竟是谁错了。我居然荒唐地想，也许，当时的中国读者，只配看那样的小说罢。好了，不要再想了，也不要再说了，夜已很深了，明天还有勾当，我应当睡觉了。 1995.1.15 注：据《文论报》1995年1 月15日齐简《诗的往事》，《波动》写于1974年。 正文 给儿子 你总会长大的，儿子，长到高过你的父亲。你总会进入大学，把童年撇得远远的。你会和时髦青年一样，热衷于旅游。等到暑假，你的第一个暑假，儿子，你就去买票。你对同学说你去探亲，不开给半票证明也去。 火车四百三十公里，轮船四百八十八公里。去时坐火车，再慢的火车也比轮船快得多。一直坐到芜湖。你别贪玩，芜湖没什么可玩的。你只须背着包爬上江堤，看看长江。 再没有比长江更亲切的河了。它宽，它长，它黄得恰如其分，不失尊严地走向东海。它吞吐那么多的水，多得浮起整个流域。它才是河。 你走下江堤，花一毛钱去打票，坐上渡船。船上无疑会有许多人。他们挑着担子，扛着被子，或许还有板车。他们抽烟，她们奶着孩子。他们说话的声音很高，看人从来都是正视。也许会有人和你搭话，你就老老实实说话，他们没有坏意。假如你有烟，你就请他们抽一支。你得给他们点烟。 长江总是湿漉漉的，湿得并不腻人。在船上，你能觉到它的走动。对岸的二坝朦朦胧胧，没有起伏进退。岸边杨树的根淹入江中，枝条总是绿的。绿成了烟。 二坝真的有两条坝，里一道外一道地挡住江水。你从跳板走上岸，走到江边去亲手摸摸江水。然后，你把长江撇在后头。你走，顺着被鞋底和脚板踩硬踩白的大路，走半个小时。你能看到村子了。狗总是最先跳出来的。大路边的狗不爱叫，但也不会贱到朝你摇着尾巴。你要走累了，可以在任何一家的门口坐下，要口水喝。主人总是热情的，而狗却时刻警惕着。也许会引来它的朋友们，纷纷表示出对你的兴趣直到你走开。你要沉住气。 你谢过主人，再别理狗的讹诈，去河边寻找滩船。木船小，但只要沉不了，船主总愿多上几个客，有坐到六七个之多的，船帮近水。不过，从来没有沉船的事。这船是不卖票的，下船时付钱，不过两毛五分，得划二十几里水路呢。 船主也许会等等。别着急，闲了可看看河塘的荷叶荷花，比画上的比公园的美多了。我说了，船主总想多载几个，连船主都失望了，那就开船。如果你运气好，船上只有一两个客，你就能躺在舱里，将头枕着船帮，河水拍击船底的声音顿时变得很重。透过草帽看天，天是星星点点的蓝。你把脚伸到水里。水清，水凉，滑滑的叫你舒服。只是别放久了，船主会说的，你使他的船重了。 船主都用双桨，划起来前俯后仰。他并不很使劲，悠悠的。船在桨声中不紧不慢地走。双桨“吱呀吱呀”的，古人说是“矣欠乃”，也对。怎么说怎么像。 要是冬天，两岸就没啥可看的。土地微褐，麦子还小，疏疏的青，不成气候。最好是春天，油菜黄了，红花草红了，小麦或青或黄，而秧苗是嫩得像雾气的新绿。长长的柳枝，飘着舞着。太阳明晃晃的，风有点冷，河上罩着轻烟，岸边的村子淡了。好事的狗会窜出村，追着滩船小跑一阵，最后只得站下，用力大叫几声，无可奈何地看船走远。 你只能夏天去，夏天总是热的。草帽不怎么顶用，你得常常把手伸进河去，撩点水在臂上，脸上。如果你和船主谈得好，不妨跳下水，跟着船游一阵，比在什么游泳池都快活。你游到荷花边，见有莲蓬就摘个尝鲜。少摘几个没人会说你，何况你是外乡人。新鲜的莲子叫人神爽。你别落得太远，追船是很累的，双腿比不上双桨。你游不动了，就爬上船去。动作要轻。船主讨厌他的船晃。湿漉漉地上船也叫人不高兴。但只要有烟，分给大伙儿几支就行了，他们重面子，谁也不再说你。 板桥就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你盯着落日，它落向哪个村子，你就走向哪个村子。那树丛中的层层屋顶便是了。你沿着大埂走，右边是漕河，它连接着巢湖和长江。河滩如没被淹，一定有放牛的。我也在这儿放过牛。牛喜欢这里，我也喜欢。你走过窑场就不远了。可以问问人，谁都愿意回答你，也许还会领你走一段，把咄咄逼人的狗子赶开。但你别问还有几里。乡里人说不准，经常三里之后还有五里的。走到你的腿有点酸了，那就差不多到了。 走下大埂，沿着水渠边的路走。别贪近，别指望有什么近道，老老实实地走人踩得发白的路，即使方向反了也走。所有的近道都通向河，你腿再长也休想迈过去。板桥有许许多多河，七弯八绕的，你不住下就认不过来。你走过一座小桥，只有一条石板的桥就是进村了。我曾写过它。这时，你抬起头，会发觉许多眼睛在看着你。 你对他们说，你叫杨子，你是我的儿子。 当你走进村子，人人都会看你。这不是大路，凡是走来的都是特意来的。他们会议论你，你别在意，他们没有坏心。小孩会走上来，摸摸你背着的包，又赶紧逃开。他们并不逃远。 儿子，你得找比你大许多的人，找和你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他们才记得。 你就在干草上坐下，和他们一起抽烟。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辨认，虽然有点模糊，他们会认出我，认出你郭叔叔，认出那间草屋。他们会和你聊天。你别听呆了，把烟头扔在草上。 他们会记得那五个“上海佬”，记得那个戴近视眼镜的下放学生。他们会说他的好话和坏话。大概是好话居多。并不是你父亲好到哪里，乡里人心善，很少记人恶的。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听着，不许还嘴。他们会告诉你一些细节，比如插不齐秧什么的，比如一口气吃了个十二斤的西瓜的。你跟他们一起笑吧，确实值得笑上一场。我说了，你得尊敬他们，儿子，比对你的父亲更尊敬。你别夸耀上海，没人爱听你吹牛。你的上海和他们没有关系。你既然到了乡里，就该学做个乡里人。在你的这辈子，哪怕只当过几天乡里人也是好的。 你们谈到黑了，会有人请你吃饭。不必客气，谁先请就跟谁去。父亲在村里没有仇人，上哪家都一样。答应了一定要去，不然，连你父亲都会被骂扁。以后，他们会轮流请你，你轮流去吃。能喝多少喝多少，能吃多少吃多少，这才像客人。天黑了，他们会留你住宿。他们非常好客。 别忘了带点小礼物。 你别老盯着姑娘看，更别去招惹什么。我是说，除非你想好了，你别去招惹。她们会认真的。她们没有开玩笑的雅兴。你得记住了，儿子。 你看人得用正眼，说话得爽直，来几句骂人的口头禅没关系，但不能骗人。 别聪明得不是地方。你依着辈份叫人，大伯大娘，大哥大姐，不许摸长辈的头，不许摸姑娘的头。别被人撵出村才好。 下雨了，路是滑的，你光着脚走，脚趾头勾紧了。假如带着鱼钩，可以去钓钓鱼。什么鱼都有，全凭经验和运气，还要点儿耐心。说不定上钩的是鳜鱼呢（桃花流水鳜鱼肥，不记得了么？）。近岸总有几十尾小鱼，时聚时散，灵活得叫人羡慕，别去伤害它们。小鱼是看的，不是吃的。 水中有荷，能吃到鲜藕和莲子。有菱，四个角的，它有烟雨江南的味儿。你划条船出去，用桨用篙都行。吃多少采多少，别糟蹋了。你去的不是时候，桑叶都太大了。否则会吃到桑子。在桑树下张床席子，用根竿儿敲打敲打，红熟的都会掉下。最甜的是那些红得发紫的，和杨梅一样。你会把嘴都吃红的。我曾站在树下，大张着嘴，一直张到再没什么掉下来了。那时候我真馋。 儿子，你去找找那间草屋。它在村子的东头，通往晒场的路边，三面环水。 你比着照片，看它还像不像当年。无论当了仓库还是住了人，你都进去看一下。 父亲当年睡在那个西南角上，和你郭叔叔相对而眠。你看一下就出来，别在屋里过夜。这是你父亲那辈人的包袱，与你无关。也许那草屋已经不在了，当年它就晃晃的，想必支撑不到你去。也许，那里又成了一片稻田。倒了就倒了，没什么可遗憾的。 晚上，你到田间小路上走走。如果有月亮，一定别打手电。夜里朦胧的美，朦胧得并不暧昧。你边走边读“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感受会深深的。风吹来暖暖的热气，稻穗在风中作响。你顺手摘个穗头，搓去稻壳，放在嘴里细细嚼着，甜的。一路上，有萤火虫为你照着。捉一两个在手心，看它忽闪忽闪地发光。那是冷光，叫人想得多多的，绝不会灼痛你。它真是好东西。 假如你有胆量，就到村东头的大坟茔去。多半会碰上“鬼火”，也就是磷火。你别跑，你坐在坟堆上，体会一下死的庄重和沉默。地下的那些人也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殖。他们也曾埋葬过他们的祖先。你会捉摸到一点历史感的，这比任何教科书都有效。面对火葬场的烟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它太虚无。 蚊子总是有的，苍蝇也是常客。你别太在乎。它们和人类共生了许多世代，可见并没可恶到像宣传的那样。苍蝇或蚊子确实不是最不可爱的。它们像你，最大的毛病是太爱出风头，难怪惹人讨厌。手中有把扇子就行了，那种大大的蒲扇，非常管用。 爱下水你尽管下水，板桥没有钉螺，也就是说没血吸虫。记着，最好别穿游泳裤出村。不然，女人见你都得扭头，男人都得笑你。男人爱穿的是简易“西短”，上下只穿这一样，非常利索。他们玩水，脱了就下河，比城里人豁达多了。 上岸后跳上几跳，像出水的狗一样抖去水珠，套上“西短”走了，边走边甩头。 黄昏的水桥石上总有女人在洗衣裳。棰声传得很远。她们总爱边捶边说着什么，你是男人，别去听。孩子抱着更小的孩子在水边玩草玩泥巴玩蝌蚪。有孩子的地方总有狗。你得和它们友好相处，得巴结它们。狗是值得人去巴结的，巴结狗算不上品质问题。它能使你快乐，使你恨不得自己也是条狗。人对狗不总是公正的，你得公正。几千几万年来，狗是人的朋友。千万别学那些广东仔，千万别吃狗肉。和狗交个朋友吧，狗是好的。 住上几天，你就熟悉村子了。从早到晚，孩子总是不安静的。女人的头发都是黄的，几乎没人穿裙子。男人爱理干干净净的发式，两边的头发一刀推净，这样头便显得长了。顶上则是长长的头毛，能披到眼睛，时而这么一甩，甩得很有点味道。他们的裤子都是没裤线的，草草缝上。一个村总有一个人稍会裁缝，她把全村的活都包了，收费很低。他们做件新衣得是四季都能穿的，没有冬装春装的区别。他们爱穿球鞋，塑料凉鞋，布鞋，或干脆光脚。整个村子找不出一双皮鞋，当然更没鞋油之类的东西。不过，成年人总有一两件稍好的衣服，走亲串友时总是穿它。它似乎永远是新的。穿上它，他们也变得崭新，新得像商店橱窗里的假人，一个个斯文得僵硬了。 我喜欢见他们光着上身光着脚的样子。皮肤晒成了栗色，黑得发亮发光，连麦芒都刺不透它。你别弄错了，他们不是生来这样的。和他们一起下河，你就知道，他们原先比你还白。现在，他们和你的祖先一样黑了。和你父亲当年一样黑。你要是下田，就和你一样黑。 下田去吧，儿子。让太阳也把你烤透。你弯下腰，从清晨弯到天黑，你恨不得把腰扔了。你的肩膀不是生来只能背背书包的。你挑起担子，肩上的肌肉会在扁担下鼓起。也许会掉层皮，那不算什么。换肩会在颈后换出个包来。你会找到挑担时的节奏的，像书上说的，一个接一个的跌倒动作。你去拔秧，插秧，锄草，脱粒。你会知道自己并非什么都行。农民不是好当的。 干活后，吃饭才是香的。当然，也可能吃不下饭了，只想躺下。多半会这样。你要么别干，要干就得真干。你去握一握大锹，它啥时候都不会被取代。工具越原始就越扔不了，像锤子，像刀，总要的。你得认识麦子，稻子，玉米，高粱，红薯。它们比彩电、空调更有历史感。它们也是扔不了的。除非人把自己先扔了。你干累了，坐在门边，看着猪在四处漫游，狗在调情，看着鸡上房，鸭下河，鹅窜进秧田美餐一顿。你听着杵声，感觉着太阳渐渐收起它的热力。你心平气和地想想，该说大地是仁慈的。它在无止无息地输出。我们因为这输出，才能存活，才得以延续。它才是公仆。 你就这样劳动吧。别逞能也别偷懒。你干不到一小时就会累的，别躲懒，干一天也就是个累。说是不行了，其实还能干好多时候，撑一下也就过来了。人是很贱的。你挑着担，过渠过坎时悠着点儿，莫把腰闪了。肩头鼓起的肉包别去摸，不是科学不科学的，别摸它就对了。 干完活，扔下镰刀，撇下扁担，跳进河塘好好洗洗。河底的水总是凉的，别贪凉了，腿脚真会抽筋的。小心水草。人卧平了，动作轻柔，不着急。像对蛇一样，你不惹它，它也不惹你。想喝就张嘴喝上几口，河水干干净净的。水将使你安静。要是牵来条水牛，你就骑在牛背上过河。你在水里，才知道什么是江南。 江南，被水浸透的土地。水也将你浸透。 就连冬天都不例外。冬天有雪，它浮在地上，很快化去。和北方不同，它是液态的雪。液态的，懂了么？ 你是在冬天出生的，儿子。那个冬天没有雪。你不解地看着我。你知道我叫的 “杨子”是指你。你的乳牙出齐又掉落，你的恒牙很齐很白。你长出智齿和喉节。你敢顶撞我了，并以顶撞为荣为乐。你意识到自己的性别，你为此发一阵呆，盲动一阵子的，也许还倒点儿霉吃点儿亏，或者穿插几行单恋失恋的把戏。你终究也会有自己的儿子的。你终究会为我为你母亲送葬。你也会老去，发际向后退缩，颜色由黑变白，腰围加粗，皱纹加深，上楼梯脚步重重的。 只有到那时，你才会记起我，记起你小时候的那些闪闪烁烁的故事，记起父亲对儿子说过的片言只语。遥远的模糊的回忆，如同幻觉，叫你觉得不像是真的。 你会记起父亲的村庄。在你走向生命的尽头时，自然，也会有一两个你的村庄。人可能永远需要村庄。人在村中是坦然的。你的村庄不那么古旧，所以，也不那么有味。 你的爷爷放过牛，你的父亲种过稻子。我不知道你，儿子，你呢？ 那一层层茅草铺就的屋顶，那一条条小河分割的田野，那土黄色的土墙，那牛，那狗。那威力无比的太阳。 你会爱的。 你上街，走得远远的，为的是买两盒烟。根本没有汽车，你的心也平了。走吧，腿本来就是用来走路的。小店的生意很好，你得稍稍等会儿。乡里不兴站队，但也别乘机插到谁的前头。路边有些孩子，篮里放着瓜果。爱吃就买，吃完再付钱也行，但别还价，他们不是广州高第街的八流商贩。 多去几次，他们也会认识你的。那里谁都认识谁。他们和你亲亲的。他们会谈论你，和你谈论。他们承认你了，你该高兴。 你就这样住着，看着，干着。你得耐住寂寞。你去过了，你就会懂得父亲，懂得父亲笔下的漕河。当然，这实在不算什么，应当珍视的是你懂了自己。你得不让自己飘了，你得有块东西镇住自己。也许，借父亲的还不行，你得自己去找。 当你离开板桥的时候，人们会送你。你是不配的，儿子。你得在晚上告别，半夜就走。夜间的漕河微微发亮，你独自在河滩坐上一会，听听它的流动。 要是凑巧，你可以带条狗崽子回来。找条有主见的。品种都不好，没有出身证明，它们都是野合的产物。但草狗也是狗，甚至更像狗。你备个包或挎个竹篮，带点面包，水到处都有，把它好好抱回来。开始，也许它有点想家。日子长了，你们能处好。你会发觉，为它吃点辛苦是值得的。 也就是这些话了，儿子。你得去，在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就去。我不知道究竟会怎样。要是你的船走进漕河，看见的只是一排烟囱，一排厂房，儿子，你该替我痛哭一场才是。虽然我为乡亲们高兴。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 正文 女关于《少男少女》 听说《文学月报》在讨论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小说发表前后，曾听到一些批评，也收到读者的来信。现就借《文学月报》的版面，一并作复，算是加入讨论。 这个中篇的写作，前后跨三个月。查记录，从1984年9月22日写到同年的12月25日，其间因去北京、济南而一度中断。写成后读稿的感觉与写前的预期大致吻合。因想投往月刊，篇幅则不敢加长。 这篇小说，以我本人的想法，主要是想写给当父母的与当教师的人们看的。因此用了第一人称，用了一个孩子的口吻。小说中的故事由三菱来叙述，以求更贴近一位年轻人的心理。 全文实际写了八个少男少女，四男四女（稿子写成后，为它取名时将三菱的妹妹漏了，于是成了“一共七个”）。作为作者，对他们的看法和褒贬当然是有区别的。也写了几个当父母的，也有区别。我无意将这八个少男少女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少男少女，也不准备将小说写成论文或调查报告，那是社会科学的事。文学不同于科学。 我想，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愿不愿“看见”，那些孩子这样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他们不仅存在着，还在成长着，今后还将负起建设、保卫和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责任。因此，必须正视他们。 我四岁开始当舅舅，二十七年来，有了八个甥侄，他们不总是让我看得惯。我曾当过教师，教过的许多学生中很有叫我头疼的一些人。我是社会的一分子，见过许多“文学青年”或非文学青年，我要自己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们的社会，是以雷锋为楷模的社会，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雷锋的，甚至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行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明白，但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似乎不那么有光彩的形象往往得不到描写。描写并非为了鼓励不良行为，不是这样，相反，是要求人们正视它。假如我们有信心，有勇气的话，只能正视它。同时，这种描写也是为某些行为正名。社会发展到今天，旧式的父子关系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也是必然的。 在写作中，我没用我们都习惯的方法来为三菱贴金。其实，他既清楚又不清楚自己。他的话既当真又不正真。他既气壮又气馁。到第十九节的结尾他问出“我是谁？”时，悲哀已到了顶点，毫无幽默感可言。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这篇小说再不能写下去了，再写就全没了欢悦的色彩。要是仔细一些谈的话，可发现这小说不是个喜剧，三菱也并非他自称的“乐观主义者”。 顺便提一下，《文学月报》六期上华玉章同志的文章拜读了，得益匪浅。但有几处确是误会，如三菱并没骂过他父亲“下流”。更没欣赏反转片的“浪得入味了”（这时他反用出了全文中最激愤最刻薄的词句）。另外，似乎没有“三个妙龄少女都对三菱钟情”的情节。负片和三菱几乎是冤家，对申光是三菱在自作多情，唯一可以拿准的是反转片，可惜最终还是闹翻了。所以，三菱也不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至于七个少男少女“没有一个真正刻苦读书的”，说得也不确，至少有申光在读着，并被三菱讥作“书呆子”。阿克发为了读书而去课余卖瓜，三菱为了阿克发读书而去当模特儿，这样的精神，实在不应称作“阿混”。 我们以往熟悉的是高尚的语言配上高尚的举止，于是皆大欢喜。可惜生活中就是有许多例外，假如文学不斜视的话，理应去表现。 说实在的，我很有点怪罪自己的意思。文中，我在三菱身上堆积了真诚，坦率，正义感，不图名，不贪利，不盲从，乐于助人，蔑视等级观念，不逃避体力劳动，不坐吃老子，不乱交女朋友……这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真怕三菱消受不起。生活中，我确实没遇见过集这么乡优点于一身的好青年。何况，他还有决非无病作吟的痛苦感。有人曾批评我过于理想主义。不能说这种批评全然不对。 三菱是个矛盾的人物。他不爱读书，却又读着。自以为不以姑娘为然，却又终于和反转片“在鬼魂前相吻”。他有非常诗意的理想，同时又在不停地骂人。他一面腹诽父亲，一面又遵命回家，被父亲的一句话（“咱们谈谈吧，孩子，谈谈吧。”）引得心都疼了（我的心都疼了。真的。这是多大的诱惑呵！）。他一面极想独立，甚至想把妹妹也领出家门，一面又自知“我的学问也差得老远，他们犯不上要我”。所有隐蔽在他贪嘴之后的重大冲突，对于一个孩子，确实过于沉重了。 小说中提到了一些家长，提的最多的是三菱的父亲。我不想往他脸上抹黑，他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有时甚至也很有分寸。但是，他的爱终于没被儿子所接受。他与我们的许许多多家长一样，不懂自己儿女想的。正是他与阿克发的父亲，使得三菱与阿克发终于弃学。细究起来，除去坚守寨子的申光，其余的几位不再上学，多少也与其家长的态度有关。可见，仅仅当一个“没有恶德”的家长是不够的。三菱说“老子不知儿，小子好忧愁”。他并没说“小子很快活”。年轻人是希望被父辈理解的。这和父辈希望理解年轻人真正的思想一起，构成两代人沟通的心理基础。 小说中信笔提到了去年的一篇全国得奖小说，我以为将可尊敬的父辈与下一代对立的写法是极不妥的。对少男少女们，还应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善意，而不仅仅予以皮相的漫画式的描写。假如我们的父辈囿于某些原因不能理解他们，那么，作为他们的兄长的我们，更不该乱说一气。这样于事无补。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一些公认的坏事，如偷瓜，未婚先孕，“临孕脱逃”等。这些最容易叫中国人气忿的事确能在生活中找到。我无法事事让三菱来充一下英雄，因此只在文中做了些曲折的手脚。比如偷了瓜还钱，比如不将富士和负片的关系写得令人羡慕。文中还有一些更常见的坏事，如负片的等级观，言行极不一致；如富士的钱财观念等。有些我们已经麻木了，在听到那种口是心非的单口相声式的发言，我们会有“笑死我啦！”之感么？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少男少女必然也变得复杂，如果家长们、老师们、领导者们只有爱心与热情，没有与此适应的心理准备与学识准备，必然会败下阵来。看一眼如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样的担心也许不是完全多余的。 因为看多了耳提面命式的小说，想起写这样的一篇。我想试着“以不严肃表现严肃，以不正经表现正经”。做个实验。在社会生活中，以严肃来表现不严肃的事较多，大到“四人帮”的言语，小到偷儿的申辩，常常如此。这种现象，构成讽刺小说的基石。文学史上，有《唐·吉诃德》等一批名著。我所说的实验，也不是新鲜招式，文学史上有、及荒诞派戏剧等。但我没敢走得太远，基本还是用很写实的手法，只在遣词造句上掺入大量口语式的和幽默、机智、诙谐、挪揄、刻薄的话，掺入主人公的自嘲。同时，将全篇处理成内冷外热，寻求行文的流动感、跳跃感。这些不光为了给三菱造型，还想使小说好读一些，耐读一些。 我想，在纯文学和俗文学之间应当可以有路相通。目前，发表纯文学的期刊大受俗文学和纸价的冲击，度日维艰。假如能在坚持艺术方向的前提下，兼发一些好读又不媚俗的稿子，想来会扩大读者面。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是极难得的，中国也远没到涌出足以满足那么多纯文学期刊的版面的作家群。如果我们的一部分刊物和一些作家能稍稍放下点架子，不光有益于自身，也可给俗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写俗而不俗，其实是非常难的，何况又要读者愿读。我很愿做点试验，梦想有一日写出“阳春巴人”来。 前几天看报，有条消息说，在“读书热”中，在多少多少万职工上职大业大电大夜大函大的同时，上海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下降了零点六级。乐极生悲呵！ 改革中的社会是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我自幼学到的非A即B式的评判方法常常碰壁。于是，笔下的形象有时也模糊起来，不是一个“好”字或“坏”字了得。少男少女们也不复诗中的纯洁、天真。我想，大人最好从一厢情愿的境地中自拔，不要对孩子说瞎话，以免被孩子笑话，也可少教孩子们一点口是心非。 虽说我喜欢三菱，为自己作品辩解，但这篇作品确实不是上乘之作。在好作品渐多的今天，重读它也能读出小汗。但愿会出现少男少女们描写自己的佳作，到那时，我的这篇不成形的作品自然可以消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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